总目录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

拜占庭的巅峰：从光复时代到曼齐刻尔特

拜占庭的衰亡：从希腊君主到苏丹附庸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

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

根部之血：美国的一次种族清洗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全2册）

青年井上靖：诗与战争

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与神作战：古代世界的无神论

BABYLON：MESOPOTAMIA AND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By Paul Kriwaczek

Copyright：© 2010 BY PAUL KRIWACZEK，ALL MAPS AND LINE DRAWINGS BY JEEF EDWARD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摩羯座亦称“海羊”，是最早被命名的星座之一。在古代，它与文明之神恩基（又名埃阿）关系紧密。该星座在北半球的秋夜，即它位于南面地平线上方时最为闪耀

文字的出现：在古代乌鲁克的伊安那神庙所在地，出土了一块公元前3100年前后的泥板。左图为该泥板上辅助记忆用的图案，右图为其译文

阿卡德印章上的骑马者图案，基什，公元前2352～2200年

滚章上的骑马者图案，公元前2100～1800年

印刻在现已残缺的石碑上的巴别塔（巴比伦大金字形神塔）平面图与立面图

巴比伦大金字形神塔的复原图

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城地图

新巴比伦的世界地图

早期楔形符号

在文字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们以简单的图画为文字符号：

符号组合

表示“头”的符号组合

随着文字进一步发展，尖头画图工具被有三角截面的芦苇秆替代，文字符号也变得更简单：

文字符号进一步简化，最后人们已无法直接辨认出符号表示的含义：

“月神变为壮硕的公牛，为美丽的母牛送去疗愈的膏油”：一首献给伊什塔尔的亚述赞美诗表达了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大女神的神圣牧群的赞美，这种赞美也呈现在埃尔-欧贝德城神庙的雕带上，该城建于公元前4000年以前（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游戏的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苏美尔拖拉玩具，出土于埃什努那古城，即今阿什玛尔的废丘（图片来源：Oriental institute，University of Chicago）

最早的印刷品：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印章及其印出来的图案（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神明出现在山水风景中：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苏美尔滚章上的恩基、伊南娜及其他神明（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对非精英阶级的审美剥夺：美索不达米亚随处可见的十分粗糙的斜沿碗，可追溯至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对个人身份的认同：已知最早的个人签名属于一位名为GAR.AMA的书吏，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000年（图片来源：Schøyen Collection，Oslo and London）

“双唇不用开启，我们便能听她的话语”：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安德烈·帕罗如此描述这尊制作于公元前3100年前后的雪花膏雕像，它很可能是伊南娜女神的雕像，因此也被称为“乌鲁克女神像”（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瓦尔卡石瓶上展示的公元前3100年前后人们向乌鲁克大女神献祭的场景（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已逝统治者的大臣、士兵和男女仆人”：这座王陵又称“乌尔大死亡坑”，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前后，由伦纳德·沃利于1928年发现。该人祭场景为《伦敦新闻画报》制作的复原图（图片来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他们躺下身子，静静地等待死亡”：《伦敦新闻画报》的配图展示了乌尔大死亡坑中，服下毒药的国王奴仆尚未被掩埋时的场景（图片来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四方统治者：这个与真人人头等大的铜铸头像在1931年出土于尼尼微的亚述城，很可能以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公元前2300年前后在位）为原型（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庄重、正式、平静：公元前2120年前后，拉格什恩西（即统治者）古地亚的多尊圣像之一，出土于拉格什国主城吉尔苏的所在地铁罗（Telloh）（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王权从天而降，落在了埃利都”：“韦尔德-布伦德尔立柱”上刻有“苏美尔王表”，公元前1800年前后，巴比伦拉尔萨城中一位不知名的书吏撰写了该王表（图片来源：The Ashmolean Museum）

“在同一年的九场战争中保持不败”：纳拉姆辛的胜利石碑，以纪念其于公元前2200年前后击败了来自山区的卢卢比人（图片来源：Musée du Louvre）

“他们的尸骨四处散落”：鹫碑残片，该石碑因其一侧刻有食腐鸟而得名，纪念的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拉格什国王埃阿那图姆战胜乌玛国王埃纳卡里（Enakalle）（图片来源：Musée du Louvre）

“让受压迫的、需要诉诸法律的人来到正义之王朕的面前”：《汉谟拉比法典》的序文。石柱顶部刻有太阳神和正义使者沙玛什，以及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王（公元前1700年前后在位）。该石柱原立于西帕尔城，后被掠劫至埃兰的苏萨，1901年被法国考古学家发现（图片来源：Musée du Louvre）

花园中的宴会：19世纪中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发掘的尼尼微北宫中的浮雕，它展现的是公元前645年前后，亚述王亚述巴尼拔及王后亚述莎拉特（Ashur-sharrat）在花园中设宴的场景，园中的树上还挂着埃兰国王的头颅（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越过步兵头顶投射箭弹：公元前701年，亚述弓箭手和投石手对受围困的犹大国城市拉吉（Lachish）发动攻击。该场景出自尼尼微的辛那赫里布王宫中的壁画，国王辛那赫里布称此殿为“无敌之殿”（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猎狮场景：在公元前7世纪辛那赫里布王宫中的浮雕上，亚述骑兵坐在铺有毛毯的马背上狩猎，毛毯仅用胸带、肚带和马尾带固定（图片来源：British Museum）

“既无马鞍也无马镫”：上图的细节图

致谢

感谢我的兄弟弗兰克·克里瓦切克（Frank Kriwaczek），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无法获得这些文献资料。同样，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曼迪·利特（Mandy Little），她既是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感谢她的宝贵支持和睿智指点。

第一章 前车之鉴：导言

第二章 天赋王权：城市变革

第三章 吉尔伽美什之城：神庙法则

第四章 大洪水：历史的休止

第五章 伟人与君王：城邦

第六章 统治四方：青铜英雄时代

第七章 苏美尔复兴：统制之邦

第八章 古巴比伦：如日中天

第九章 亚述帝国：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巨人

第十章 薪火相传：终结与启程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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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以古往鉴今朝之历史，无异于自我放纵的嗜古癖好。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

1997年就职演说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第一章 前车之鉴：导言

2006年12月30日是宰牲节，也就是“古尔邦节” [1] 的第一天，萨达姆·侯赛因在这一天被处以绞刑。这场处决并不体面。这一骇人又拙劣的野蛮行径显然是打击报复的成分多过伸张正义。读过、看罢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视频影像，我竟发觉在概括这类荒诞不经的传奇事件时，日常的新闻言辞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此番感受应非我独有。

残酷暴君的军队被粉碎瓦解；暴君本人亦逃之夭夭，一时杳无踪迹，但最终还是被发现——当时的他褴褛肮脏、络腮满面，如困兽般畏缩于地洞之中。在沦为阶下囚后，他受到公开羞辱，被单独监禁千日，后又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然而判决早有定论。行刑之时，那得意的刽子手几乎扯断了他的脖子。

如同《圣经》中记载的那样，上帝通过与人类对话来教导历史的缔造者们。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高级军官们在科威特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萨达姆在会上说他侵袭科威特是遵照天意：“愿真主做我的见证，是真主想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我们收到的旨意便是真主的决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2005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播出一部纪录片。片中，巴勒斯坦外交部前部长纳比勒·沙阿斯（Nabil Sha’ath）回忆道：“布什总统对我们所有人说，‘上帝托我执行这一使命，他对我说，“乔治，去吧，去和阿富汗的那些恐怖分子战斗吧”。所以我去了。然后上帝又对我说，“乔治，去吧，去终结伊拉克的暴政吧……”所以我去了。现在，我又听到了上帝的话语’。”

倘若其言为真，那么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必有振聩之声从天而降。先是一声“萨达姆总统啊”，继而是《但以理书》4∶31的内容：“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还可以用《列王记》式的语言，来描述与萨达姆·侯赛因生命最后时刻有关的各种细节：

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把他带到城中，押上刑场。

他们按照处决惯例，捆住了他的双手和双脚。然后对着他辱骂道：那有权能的怎会落到如此下场，愿你受到主的诅咒。

他们将绳子绕在他的脖子上，继续辱骂他，然后一边赞美他敌人的名字和头衔，一边说：愿神诅咒你，愿你下地狱。

然后他回答道：你们还算人吗？一帮无耻之徒！

他们又对他说道：准备见神吧。于是他向真主祷告，说：除了真主，没有别神。

接着，他们给他上了绞刑，而后刑场、街道和集市上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阳照耀着巴比伦的城墙。

套用《圣经》的时代背景来阐述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不只是作家的幻想，对和我一样从小就通过《圣经》了解中东历史的人而言尤其如此。萨达姆本人也把自己视作古代统治者的继承人。他特意模仿的对象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曾攻占和摧毁耶路撒冷及其神庙。萨达姆称尼布甲尼撒为“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抗击波斯人和犹太人，但这个表述有一些时间线上的错误。［尼布甲尼撒并非阿拉伯人，而是迦勒底人（Chaldean）；伊拉克要再过两千五百年才会出现；我们所知的犹太教那时也还没有出现。］在1988年国际巴比伦节的徽章上，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的头像被叠放在一起。《纽约时报》的记者称，徽章上的头像拉长了萨达姆鼻子的轮廓，使其与那位美索不达米亚的君王更加相似。萨达姆还推崇凭“以牙还牙”的法典而著称的古巴比伦王朝统治者汉谟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5～前1750年）。萨达姆将伊拉克军队中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命名为“共和国卫队汉谟拉比装甲师”，还有一支部队被命名为“尼布甲尼撒步兵师”。

英国广播公司的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说，这位伊拉克领导人“沉湎于为自己树碑立传”，通过兴修宏大的建筑，来有意识地模仿杰出的前辈。在他的巨幅画像上，萨达姆就如同古代苏美尔的君王一般，将建筑工的篮筐放在肩上，尽管古代国王背的可能是一担制砖用的黏土，而萨达姆则背着一筐水泥。萨达姆开始大兴土木，重建古巴比伦遗址，但一名建筑历史学家称，萨达姆的重建是“劣质的拼凑，而且常常在规模和细节上出错……”萨达姆还效仿古代的君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砖块上。于是，成千上万块砖上都刻着红色的字样：“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重建于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领导时期。”然而，萨达姆使用的雕刻文字是现代阿拉伯文而非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因为除非有必要，否则他是从来不会展现高品位的。

萨达姆·侯赛因极力让自己的国家与受伊斯兰教影响之前的久远历史产生关联，这样做的政治意图简单明了。1971年，伊拉克的邻邦伊朗的国王宣布，他与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波斯第一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Creat）存在血缘关系，引得举世瞩目，此事和萨达姆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任何试图称霸中东地区的人，都要先推翻一种说法，即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先知之城——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是该地区领导权的唯一正统性来源。

极为讽刺的是，英美的中东政策，从1953年罢免民主选举产生的伊朗总理、社会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q）的“阿贾克斯行动”，到2003年推翻世俗民族主义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自由行动” [2] ，都在无意之中巩固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政权。这无疑宣扬了萨拉菲主义所奉行的政治模式，即建立合法政治制度的唯一有效原则是依靠先知的直系继承者们。

也许，萨达姆——不管在其他方面表现如何，他实际上既不愚蠢也不缺乏洞察力——也看到了中东权力政治中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相。自古代以来，我们的生活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但倘若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的举止行为有了任何的不同，或是人性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们就太自欺欺人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个因处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之间”而被希腊人称作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Parthians）、拜占庭人和萨珊人（Sassanians）、穆斯林和祆教徒（Magians） [3] 都曾为之而战，直到来自中亚甚至更远之地的外来者——蒙古人和突厥人占领该地，摧毁一切，该地才归于所谓的和平。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伊拉克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后，该地区风云再起，还是控制了前奥斯曼帝国三大省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裂后，该地区陷入乱局，每一个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形势感到惊讶。这里的各国相互敌对，似乎只有在国际联盟 [4] 允许列强前来攫取石油时，它们才稍显团结。

然而，这种想要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丰沃平原的企图，早在罗马时代之前便已存在，甚至还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虽然在此争夺统治权的古代帝国早已化为尘埃，但它们相互碰撞的余音仍在空中回响。

***

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的山麓绵延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此处有一个现在名为舒什（Shush）的城市，它熙熙攘攘，兴旺繁华，距离伊拉克边境不到55千米，距离底格里斯河70千米。舒什的街道在卡尔黑河（Karkheh River）缓缓流动的支流两侧延展开来，疏于保养的汽车在大街上与人群、自行车和装载着重物的人力推车争抢地盘，空气中弥漫着灰蓝色的汽车尾气。舒什古时称苏萨（Susa），曾是《圣经》书卷《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中故事的发生地。《但以理书》8∶2陈述了但以理见到的异象：“我以为在以拦省书珊城（即苏萨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莱河边。”今天站在这与河流平行的主街道上，你总能想起这个地方的古代辉煌历史。

在你们面前的道路与河岸之间，据说屹立着但以理本人的古冢，那是一座毫无希伯来风格的平凡伊斯兰建筑，建筑顶部矗立着一个用白色石膏筑成的螺旋状锥形尖顶。（但以理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然而这座陵墓只能追溯至1871年。）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尊这座陵墓为圣地；进入这座建筑的访客络绎不绝，他们双膝跪下，诵读祷文并亲吻为保护石棺而精心制作的格状镀金金属栅栏。

穿过街道，有一处隆起的巨型高地，那里便是古城的遗址，上面还留有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冬日都城的碎石残片。走在废墟之上时，脚下会传来砖石和陶器碎片的吱吱嘎嘎声，这些碎片都有近五千年的历史。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这里曾是埃兰王国（Elam）的都城，早在波斯人到来之前，埃兰人就统治着现属于伊朗的该地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建立埃兰王国的民族可能与使用达罗毗荼（Dravidian）语系的民族有关联，他们的语言包括坎纳达语（Kannada）、马拉雅拉姆语（Malayam）、泰米尔语（Tamil）和泰卢固语（Telugu）。如今差不多只有在印度南部地区才能听到这些语言。

如果你像我2001年时那样拜访此地，就会在身旁看到屹立在遗址下方道路旁的一座单层临时建筑。里面有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展览，它详尽地展示了这座城市在两伊战争期间所遭受的苦难。这场持久的战争因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伊朗的袭击而开启，而后以1988年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勉强接受停火而告终。霍梅尼认为接受停火就像在“服毒”。据《纽约时报》报道，2003年3月17日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战俘交换，但仅过了六天，又一场灾难降临了：“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5] 对萨达姆·侯赛因发起了攻击。试想一下那些前战俘的处境，他们在历经多年的痛苦监禁后刚刚恢复自由，旋即又不得不承受美国的震慑与威胁。

舒什虽然从未被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控制，但距离残酷的战争前线仅3000多千米，那里正在重新上演1914～1918年欧洲的战场上最糟糕、最残忍的一幕：壕沟战、刺刀冲锋、自杀式袭击，同时其中一方还任意使用化学武器。由此产生的便是伊朗的人海战术以及用年轻志愿者的身体进行排雷的荒唐对策。此次战争导致超过100万军队人员伤亡，数万平民亦非死即伤。

伊朗文化向来崇尚神圣殉道。舒什的主街上依然保留着一条防御壕沟，最初修筑这条壕沟的原因是担心这座城市可能会受到萨达姆的武力攻击。到了2001年，壕沟中还散落着可显示它曾遭到一枚炮弹袭击的残留物：一顶凹陷的钢盔、一只血迹斑斑的破靴子，还有一把破碎变形的冲锋枪。而那些被展出的舒什伤亡人员照片则带给人无以名状的惊恐，同时提醒着西方参观者：在向公众展示恐怖事物时，该国与西方国家间存在着可接受度方面的文化差异。尽管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里旨在还原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实场景的展品足以令人惊骇，但无法与这个临时展览所展现的恐怖镜头相比，后者重现了就在十多年前发生于此的那场可怕的流血冲突。在展览的出口处还贴有一段关于该冲突的文学，其中说明了萨达姆企图占领胡泽斯坦省（Khuzestan）、伊拉姆省（Ilam）和克尔曼沙汗省（Kermanshah）以将其并入伊拉克复兴党的帝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在此期间，伊朗如何英勇抵抗，而后扭转局势，大举攻入伊拉克，直至最终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以高姿态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如果你同我那时一样，刚刚走出那片伟大高地上的古城，那么你也许会不禁回想起入口售票处那块涂层正在剥落的大型标识牌。在这块牌子上也有一段长度差不多的文字，具体讲述了埃兰王国苏萨王朝的国王们试图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邦和帝国的历史，甚至有一份被埃兰王国掠夺的艺术品的清单，这些物件中有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最终被现代欧洲考古学家在苏萨挖掘出土；到了公元前7世纪，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摧毁了苏萨城，这场权力的斗争最终以一种最具戏剧性的方式落下帷幕。

***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Austen Henry Layard）在尼尼微（Nineveh）的废墟中挖掘出了一块泥板，上面记载着苏萨征服者对其行动的自述。在探访舒什许久之后，为了更加细致地探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我拜读了这份自述：

朕征服了苏萨，伟大的圣城，众神之地，神秘之所。朕进入他们的宫殿，开启聚满金银财宝的宝库……朕摧毁苏萨的金字形神塔，朕碾碎那闪闪发亮的铜角。朕将埃兰的神庙夷为平地，将其诸神驱散于风中。朕捣毁他们祖先和近代诸王的陵墓，将其尸骨曝于日光之下，并带往亚述之地。朕毁灭了埃兰的国度，在他们的土地上撒下诅咒之盐。

此外，我还在大英博物馆仔细观察了描绘攻占场景的雪花石膏浅浮雕：亚述的工兵用铁锹和镐摧毁城墙，闪烁的火光飞越主城门和高耸的城楼，一批批俘虏和带着丰厚战利品的士兵穿行于周边的树林。

这些都表明两伊战争不只是一场由一名邪恶的现代独裁者发动的杀戮，或是一个由地域因素、人员因素和临时性因素触发的偶然事件。它不是一场孤立的冲突；相反，有一场长达千年之久的暴力争端，而两伊战争只是这场争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最近一次演绎。而且毫无疑问，未来这场美索不达米亚控制权争夺战将持续下去，两河流域若非被其西部的势力控制，就是被其东部的力量统治。

这片土地被夹在沙漠与山丘、闪米特人（Semites）和伊朗人之间。它继承了闪米特人和伊朗人的文明，也曾被双方于不同时期统治。这使得该地区的命运在其历史的最初阶段就被定形了。

***

事实证明，想要深入探究远古历史的细节并非易事。我很快发现，任何人若想通过阅读古代文献来提升自己对于当代地缘政治的理解，那么他/她即刻就会发现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术研究浩如烟海。自从1815年旅居巴格达的英国年轻学者克劳迪斯·里奇（Claudius Rich）的《巴比伦遗址实录》（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 ）一举成为畅销书以来，整个欧洲对于那个失落文明的遗迹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学术界的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专题著作，还是大众读物、宣传小册、报刊文章，都乐此不疲地书写该内容，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作品出版。尽管我们对两河平原的古代生活已有所了解，但事实上已知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人们仅仅探寻了许多早已被认定的考古遗址中的一小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中，得到挖掘的又仅仅是十分有限的区域；从这有限区域中出土的上百万件文物目前散落于世界各个博物馆和私人藏馆，人们仅对它们中很少的一部分进行了全面研究、破解和翻译。与此同时，仍有数倍于此的文物有待重见天日。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藏有一个刻有文字的泥锥，自20世纪70年代起它就被遗忘在该校一个置物架上的鞋盒中，直到2008年才被人们发现，上面记载着先前不为人所知的一位古代乌鲁克（Uruk）王的统治历史。

对于该领域的认知在不断变化。不久前我们还认为几乎所有文化变革都是入侵和征服造成的，然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如此确信。四十年前，我们认为阿卡德（Akkad）帝国的萨尔贡（Sargon，活跃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是最早尝试建立帝国的君王，且是闪米特人征服本地苏美尔人的典型代表。现如今，大部分证据表明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在该地区和平共处。同一个人名在不同的文献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公元前2000年前后有一位著名的苏美尔王，最初他的名字为同基（Dungi），近期他被称为舒尔吉（Shulgi）；另一个今天广为人知的苏美尔人名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最早出现于1891年，在此之前它一直被误写为艾泽迪巴（Izdubar）。翻译的文本也可能存在差异，有的甚至意义完全相反。公元前20世纪，尼普尔（Nippur）大会前曾有一场关于谋杀案的宣判。一位学者将其解读为其中一名被告被判死刑，而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名被告被判无罪。

历史年代也在不断被修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拥有自己的纪年体系（他们的记录未必可信，例如一些国王的在位时间长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按照我们的历法换算相应的时间仍十分困难。令人庆幸的是，古代最早的科学研究之一便是准确的天体观察；而且古人对预兆和异象的迷信，也确保了特殊的天体现象都会被细致地记录下来。既然我们能够依靠牛顿天文学来确定诸如日食和月食等可预测的天文现象发生的日期，那么确定古代记录的具体日期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那些记录文本又是如此高深莫测，我们即使已经研究了一个半世纪，也无法完全理解其语言，因此难以准确理解文本中的内容。1948年，在叙利亚的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出土了一块泥板，上面详细记录了一次日食的情况：“黑牙（Hiyaru）之月的那一日是羞耻的一天。太阳与其守门人拉夏普（Rashap）一同下山了。”（拉夏普可能是火星的名称。）有两位学者将这一记载与发生在公元前1375年3月3日的一次日食联系在一起；而后另两位学者将其发生的时间重新判定为前1223年3月5日；近期，这一记录又被认为与前1192年1月21日和前1012年5月9日发生的日食有关。还有一些同样知名的研究者对这块泥板上的内容是否真的是指日食怀有疑问。

由于这些争议，立法鼻祖、著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统治时期也存在不同的版本：公元前1848～前1806年（根据长纪年确定）、公元前1792～前1750年（根据中纪年确定）、公元前1728～前1686年（根据短纪年确定）和公元前1696～前1654年（根据超短纪年确定）。

这类事情并非最近才出现。早在1923年，《笨拙》（Punch ）杂志的编辑欧文·希曼爵士（Sir Owen Seaman）就曾作诗抗议，声讨大英博物馆楔形文字专家西里尔·加德（Cyril Gadd）修改亚述古都尼尼微陷落的最终日期——加德只将其前移了六年！希曼爵士称加德的这种行为令自己心神不宁。

但我仍坚信过去，

信其稳固如磐石；

我曾言历史不渝；

尼尼微的消息，

竟这般耸人听闻，

令我痛苦不已。

他们告诉我们（公元前）六〇六年

无神之城被夷平；

而今又有新记录加以纠正，

更改其为更早的年份；

尼尼微城亡于前六一二年，

故他们所言并不属实。

算出时间之人，

从泥板上知晓；

眼见古老真理就此消失，

我的心神困惑难安；

（加德）带来此等幻灭，

足以使人心乱意狂。

我们大可以跟欧文爵士一起嘲笑西里尔·加德，嘲笑那些像加德一样认为有必要在两千五百多年的跨度中区别出六年时间差的人，嘲笑那些花费毕生精力将消失已久的世界的准确信息、玄妙细节拼接在一起的研究人员——他们凭着如苏联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运动 [6] 中的那种为提高生产定额而拼命的精神，努力从事一项在许多人看来无益于现代社会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没有关于过去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就无从了解历史。任何有关过去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认知，都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现在和未来。

众所周知，要想全面地掌握历史，就要平衡好树木和森林间的关系。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而言，虽然个中细节可能有所差别，甚至发生较大变化，虽然相关知识可能还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但我们依旧可以辨认出某种规律。尽管树木可能在不断更替，但我们已经能辨识出整片森林。因为有无数学者和学生孜孜不倦的智力劳动和对该学科无法扑灭的热情，一百五十多年来，亚述学（Assyriology）经久不衰。尽管最初呈现的只是模糊的影子，但就是这样的大致轮廓，已然勾勒出一段独立、完整的中东古代史——只可惜“亚述学”这一命名有误，因为亚述只是这段叙事中的主角之一。

我发现，这段历史的形态是如此出人意料、卓尔不凡、非比寻常而又令人难以置信。

说它出人意料，是由于它持续时间很长。如果根据对“历史”最普遍的定义，那么它应始于有文字记载之时。如此一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从诞生、繁荣再到衰亡，足足跨越了人类历史的一半之久。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一种由芦苇笔在泥板上书写而成的楔形符号首次出现，楔形文字就是从这些楔形符号演变而来的。这是起点，是历史的发端。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攻占了巴比伦，独立的美索不达米亚自此从记载中消失。这是终点，是一段历史的完结。以整数计算，这段历史持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从公元前500年到现在，正好也是两千五百年。今天我们回首波斯皇帝的胜利，就如同居鲁士回望那被他征服和继承的古文明的源头。

说它卓尔不凡，是因为它具备延续性。纵贯古今，我们从希腊古典时期出发，历经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帝国、文艺复兴和各个欧洲帝国的兴衰浮沉，直至今日；而在相同跨度的进程之中，美索不达米亚一直保持着单一文明，从始至终使用着独一无二的书写体系——楔形文字，也持续发展着其特有的文学、艺术、符号图像、数学和宗教传统。诚然，不同的地区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若是一个生活在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人“移居”到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帝国，他定会经历无尽的困惑和巨大的文化冲击。苏美尔人主要使用两种语言，其中的苏美尔语（Sumerian）很早就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而另一种语言阿卡德语（Akkadian）先是分化为多种不同的方言，最终被阿拉姆人（Arameans）的语言替代。但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将这两种语言用作书面文字，沿用至该文明的尾声。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85～前627年）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帝王。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能够阅读“艰深的苏美尔泥板和晦涩的阿卡德语，要想正确使用阿卡德语是很困难的；阅读这些大洪水之前的石刻铭文让朕十分享受”。

说它非比寻常，是出于它拥有的创造性。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这一以楔形文字为基础的古老文明所发明或发现的事物，几乎涵盖了当代人眼中代表文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到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再到一个拥有城市、帝国、技术、科学、法律和文学的世界。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一张联结各个国家的网络，即所谓的世界体系。这张网触及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体系中的各国相互沟通、贸易、交战。所有这一切辉煌成就都是楔形文字的书写者们造就的。

说它令人难以置信，是鉴于它的非种族性。这个古老文明的开拓者并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起初，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群体至少有两个——闪米特人和非闪米特人。他们一个来自西部沙漠，另一个则可能来自北部山区。后来在这些种族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许多入侵者和征服者的基因。其中古提人（Gutians）、加喜特人（Kassites）、阿摩利人（Amorites）和阿拉姆人几乎都被苏美尔-阿卡德的语言和文化同化，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乐于进一步推广他们所接纳的生活方式；而那些不愿意被同化的种族便成为人们记忆中受到鄙夷的对象。萨达姆·侯赛因崇拜的两位英雄——阿摩利人汉谟拉比和迦勒底人尼布甲尼撒，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众多人物，均来自外来家族，拥有移民血统。

因此，在两河流域诞生、繁荣和衰亡的文明，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成就，而是各种思想、风格、信仰和行为经过岁月沉淀而产生的独特融合。虽然在不同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主宰者和传播者，但它依旧是一种独立且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统。

此外，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特点也给我带来了强烈冲击。因为这段历史早已结束，我们能够保持足够远的距离来观察它，所以我们能够很自然地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犹如一个受到自然规律支配的生命有机体。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视上的自然频道播放的延时影片中看到的场景：一粒种子开始萌芽，接着破土而出长成幼苗，而后植物不断生长、变得茂盛、开花、结籽、繁衍、枯萎，最后死亡——整个过程仅持续半分钟左右。

但是人类建立的社会、帝国以及文明，难道不应该是主观性的偶发产物，本质上取决于有思想的个体做出的不可预知的决定，而非根据某些数学模型就可以推导出的结果吗？事实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如果有人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绘制一张图，不难想象被呈现的将是一条长长的钟形曲线：先从基线处缓缓上升，接着迅速升至最高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生机与活力，尽管其中会有一些波动，而后毫无预兆地快速下滑，直到最终极其缓慢地趋向零基线。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诞生、发展、成熟、式微、衰弱和最终消亡。

公元前10000年前后，大陆冰川即将完全消融。自那时起，人类便开始采用具有更强定居取向的生活方式，尽管初期的进展相当缓慢，但群体聚居的村落还是形成了。人们不再只是依赖自然的恩赐，而是开始支配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人们种植庄稼，饲养牲畜，通过选择性育种改变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动植物的基因，培育出可供人类使用的优良品种。

就在这样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村落组成的相对统一、差异甚微的世界中，在某个地方的某个时间点，文明的概念孕育而生。自那时起，文明的概念就从那个地方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然而，并非所有的族群都抓住了这一机遇。抗拒者之所以却步，可能是因为人们在现有的乡村生活中，既建立了良好的日常规范，也掌握了必备的生存技能，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而富有成效。如同人类在诸多其他领域奋斗时遇到的情况，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们也只有直面尴尬现实的挑战，应对周边地区不友善的抵触，以及在动荡之地上解决生存难题，才能使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些困难好比牡蛎中的沙砾，最终会结成珍珠。

由于年降水量极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具有肥力的土地往往会显得贫瘠荒芜，这就需要人们团结起来建造灌溉系统。最早提出“水利文明”这一说法的是德裔美国作家和思想家魏复光（Karl Wittfogel）。他认为水利控制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这可以促进组织性机构的形成，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典型的东方专制统治。虽然这一说法在20世纪早期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学术界已不再认同此观点，学者们指责魏复光为了塑造一个诱人的理论而忽视历史事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环境的确需要人们在灌溉工程上共同协作，以保障居民的生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生活的形成。

此后的历史人尽皆知，无须赘述。从神秘朦胧的起源到史料盈积的结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像一座文明的实验室，其中的实验往往以失败告终。它试了各类宗教，从早期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到宗庙神职制度的全面发展，再到一神教的萌芽；它检验了一系列经济和生产体制，从（美索不达米亚人自创的）国家规划和集中管理，到（他们自成一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制；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体制，从原始民主制和协商君主制，到残酷的暴政专制和扩张性的帝国主义。所有这些宗教、制度和政体，几乎都可以在近代历史中找到类似的参照物。有时，整个古代史看起来就像是为下一个文明进行的带妆彩排。公元前6世纪，最后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灭亡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雅典便是今天我们的文明的滥觞。

尽管古代的实验者们早已离我们而去，他们的名字大多被忘记，他们的家园被埋葬，他们的财产散落天涯，田地荒芜，庙宇坍塌，他们的城邦被厚土掩埋，世人也只记得他们的帝国之名；但他们的故事仍指引着我们，告诉我们历史的车轮是如何将我们带到今日的。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

[1] 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的盛大节日。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即2003年由美国发起，多国参与的伊拉克战争。

[3] 祆教起源于古代波斯的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

[4]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通常被视作联合国的前身。

[5] 即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前组建的非约束性反伊拉克联盟。

[6] 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兴起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第二章 天赋王权：城市变革

公元前4000年之前

埃利都

在牛津的圣吉尔斯街（St Giles’）和博蒙特街（Beaumont Street）上，自行车、轿车和货运卡车来来往往。避开这繁忙的现代交通，穿过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浮夸的新古典主义外立面，你会在馆中某个展厅的玻璃橱内看到一个黏土烧制的物品。它的横截面呈方形，颜色灰暗，局部残损，一眼看去表面还有鸟爪般的印迹。要想找到这件物品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它只有20厘米高、9厘米宽。

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细细观察，它会带你穿越时光，回到文明的起点。1921年，它的捐赠者在探访美索不达米亚时将它买下，后来这件物品就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韦尔德-布伦德尔立柱”（Weld-Blundell Prism）。1841年，C.R.科克雷尔（C.R.Cockerell）仿照巴塞（Bassae）的阿波罗神庙建造了阿什莫林博物馆，因为像他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认为那就是文明的根基。然而，这块立柱把我们带回比古希腊人、所罗门王、摩西、先祖亚伯拉罕，乃至诺亚和他所在的大洪水时期更加久远的过去。那时候，人们刚刚萌生对城市的设想。

立柱上鸟爪般的印迹其实是字迹：立柱的四个侧面均有两栏紧凑的文字，记载着“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的一个早期版本，详细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城市所经历的王朝，以及其统治者的在位年限。其中也包含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如阿卢利姆（Alulim）在位两万八千八百年，阿拉尔加（Alalgar）在位三万六千年。该表记录了从埃利都（Eridu）到巴德-提比拉（Bad-tibira），再到拉尔萨（Larsa）、西帕尔（Sippar）、苏鲁巴克（Shuruppak）的历代王权，“而后便是大洪水泛滥的时期”。立柱上的这些符号便是楔形文字，约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的拉尔萨城中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书吏将它们印在了这根立柱上。

楔形文字的文本看起来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事实上它们也包含着一些个人化的东西。这些记号让我不禁想象，制作它们的人很可能有家庭，有妻儿（学者们认为大多数书吏是男性）。即便是在一个如此不同的时代、如此不同的社会，他的生活经历也应与我们并无二致，他同样会遇到蛮不讲理的青少年，也会与上司发生争执。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些古代书吏一样熟悉楔形文字，那么我们肯定能够分辨出每个人的字迹笔锋。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一窍不通。楔形文字极难阅读，但至少学者们已经琢磨出这根石柱所讲述的内容，它的开头是这样的：“王权从天而降，落在了埃利都。”

新月沃地

“苏美尔王表”并非由这位拉尔萨书吏首创。可以断定，其已知的最老版本在很早以前就被编写好了。乌鲁克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最南端的苏美尔地区，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乌鲁克国王乌图赫加尔（Utu-hegal）自诩为“天下四方之王”。在稍早于公元前2100年的时候，他宫廷中的一位资深大臣根据口头传统编制了最早的“苏美尔王表”。这想必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此前，乌鲁克国王乌图赫加尔曾率军驱赶古提人。这些古提人占领了伊朗山区至东部地区，冥顽不灵且对文明一无所知，使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陷入黑暗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事成之后，乌图赫加尔便急于确立埃利都在整个苏美尔地区的地位，使其成为唯一合法的统治城市，同时也让他自己和乌鲁克成为该地区名正言顺的王权继承者。诚然，这是虚构的故事，但其中也不乏真相。因为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都知道，最南端的埃利都就是文明的起源。埃利都位于南海（即我们所说的波斯湾或阿拉伯湾）沿岸一个现在被称为阿布沙林（Abu Shahrein）的地方，距海边约190千米。

两千年以后，乌图赫加尔时代的文明销声匿迹。埃利都被世人遗忘，古城遗址也杳无踪迹，直到1854年东印度公司代理和英国驻巴士拉（Basra）副领事约翰·泰勒（John Taylor）代表大英博物馆来到此处主持发掘工作。就在这个被他称作迦勒底沼泽的地方，泰勒发现了一批土丘和一座“被高墙围绕的荒废堡垒，墙的一端还有一座城楼或塔楼”，它们就在一个干涸湖泊中央的山丘之上。这个地方实际上隐藏于一个约25千米宽的山谷中，山谷南端的开口朝向幼发拉底河。泰勒写道，大部分地方“覆盖着一层含氮的沉淀物，但偶尔也有几处冲积土层，上面零星点缀着沙漠特有的灌木植物”。泰勒还在附近发现了一条古代运河的痕迹，该运河宽5.5米，流向西北方向。他知道他发现的是一处重要的遗迹，正如后来的一位发掘者所描述的，“沙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土丘外围的扇形碎石，它们夹带着无数来自土丘下层的物质，一直延伸到沙漠……每年冬天，这些沙质松散的土丘都会经历大量雨水的冲刷……古往今来的所有痕迹都会被带走”。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泰勒没有接受过考古专业培训，他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在一些考古坑中挖掘过，希望能给老家的博物馆运回一些像样的物件，但总是很遗憾自己未能发现那种所谓的重大文物。而他难得的发现——一尊“漂亮的黑色花岗岩狮雕”，却因无法运输而只好作罢。其实，泰勒曾发掘出几块上有楔形文字的泥砖。就在几年之前，人们刚刚能够解读楔形文字中的某些符号，但这已足以让人们了解到，泰勒发现的是著名的古代圣城埃利都，它是所有美索不达米亚人（包括乌图赫加尔的王表编制者）都知道的文明发祥地。

***

阿布沙林（意为“双月之父”，可能人们在那里的古代泥砖上发现了印有象征月神的新月图案）看起来极其不像是曾经见证人类迈出重要一步的圣地。这里天干物燥、尘土飞扬、荒凉一片，黄褐色的土丘凌乱得如同一张有人在上面睡过懒觉的床。在这些土丘的四周，赤裸的大地无边无际，寂寥坦荡的沙漠绵延不绝。一眼望去，四处都了无生机，荒无人烟，没有任何文明的痕迹。就连那曾经孕育了埃利都的河流，如今也远离此地，从视线中消失了。

若想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你就得想象一个特殊的场景。首先让时光倒流，回到约七千年前，直至看见海湾南边的盐堆，看到从（今天的）巴林岛（Bahrain）、卡塔尔（Qatar）和阿曼（Oman）驶来的海轮，还有经过海水冲积而成的大片海岸湿地，那里的游鱼、飞禽、走兽足以供养规模不断壮大的人口。回到现代伊拉克穆萨纳省（al-Muthanna）的荒沙大漠仍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大草原的时候，那时部落的牧民赶着羊群，迁徙于波光粼粼的湖泊之间，而今天这些湖泊都已化作沙特阿拉伯著名的大内夫得沙漠（an-Nafud）。接着再回到那条早在七千年前便已车水马龙的通商大道，这条商道从东伊朗高原贯穿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时的人们背着沉重的物品，耐心地用脚步丈量着道路；他们成群结队地走着，时刻提防着野兽和劫掠者的袭击。（当时，驮兽还未被驯化，连驴都没有，更不用说骆驼和马了。）下一站是一处6米深的湖泊洼地，洼地中央有一座山丘，看上去就像是从一个陨石坑中升起的水上高地，四周环绕着水流造成的冲积泥层。我们要回到它还是一片巨大的沼泽湖的时候，那时湖水甘甜，湖中满是淡水鱼贝，引得周围的人类和动物纷纷前来。苏美尔人把这座山丘称为“阿卜苏”（Apsu），并且认为这里是“淡水之洋”的涌升之地，而整个大地就漂浮在这个“淡水之洋”上。让我们回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还在这片土地附近流淌之时。几千年来它不断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变换着蜿蜒的河道，将大量的淤泥沉积在这片每千米落差不到6厘米的平缓坡地。那时，河上可能还有乘舟而至的北方开拓者，他们在建造用于控制河水的堤坝和运河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里十分需要他们的技术，因为幼发拉底河不像温和友善的尼罗河——每年夏季季末，尼罗河如期带来洪水，为冬季的小麦种植备好丰沃的土壤。苏美尔人将幼发拉底河称作“布拉努”（Buranun，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用语，未经证实，可能是从苏美尔语中意为“迅猛大洪水”的词演变而来的）。春天，肆虐的洪水恣意地破坏着河流沿岸已经播种的土地。而这些种子就算逃过了被洪水浸泡的命运，之后在烈日暴晒下也可能干萎，因为炙热的太阳会使一半以上的河水在流入大海之前便蒸发殆尽。

因此，最早在此定居的人并没有选择那条最容易的道路。他们在水边修筑芦苇屋，开垦田地以种植小麦和大麦，开辟园地以种植蔬菜和枣椰树，并将他们的牲畜赶到大草原上牧养；而不是定居在年降水量大、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带，选择一种轻松的方式生活。在该地区，有一条隐形的分界曲线，曲线外侧的年降水量超过200毫米，这条线即地理学家所说的2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东起扎格罗斯山脉山脚，穿过北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一直延伸至西部的地中海海岸，围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受这一形状的启发，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把该地带命名为“新月沃地”。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即曲线的内侧，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有任何降水。因此，当地的新居民只能用河水浇灌农作物，但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对土地本身进行改造，如修洪堤、挖沟渠、建蓄水池和开凿运河。

几千年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直幸福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它才开始从本质上有所变化，当然在许多地方，同样的生活方式至今仍存在。然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开拓者们并不满足于此。虽然他们拥有充足的适宜传统农业生产的土地，且这里地广人稀，有大量空间可作为新的农业定居点，但来到这里的人显然无意追随先人的脚步，不愿像前人那样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迎合大自然；相反，他们决定让周围的环境去适应他们的生活。

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具变革性的转折点。这批开拓者就是冲着改变世界而来的。他们坚信，改造和改善自然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是人类的权利、使命和命运。他们是世上最早秉持这一信念的人，该信念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大部分人前行的动力。

从公元前4000年以前，到之后的十到十五个世纪，埃利都人及他们的邻邦为几乎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与文明有关的事物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被称为“城市革命”，尽管城市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其中最微小的一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中央集权、社会等级制度、劳动分工、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纪念性建筑物、土木工程、写作、文学、雕塑、美术、音乐、教育、数学和法律应运而生；另有一系列广泛的发明和发现，从最基本的带轮载具和帆船，到陶窑、冶金术和合成材料出现。最为重要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思想和概念诞生，它们都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独立于实际物体而存在的数字或重量概念（数字10或1公斤）。我们早已忘记它们原本也是通过发现或发明才产生的。这一切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同国王乌图赫加尔的宫廷大臣一样，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立柱上留下文字的书吏也认为这一伟大跨越是因为天降王权才产生的。疯狂任性的现代评论家埃里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和撒加利亚·西琴（Zechariah Sitchin）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提出这一切都是拜外太空的外星人所赐。受到所处时代中的偏见影响的另一些人认为，每个种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本领，当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便会产生剧变。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毫不意外地强调，这类变革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苏联最伟大的亚述学家之一I.M.狄雅可诺夫（I.M.Diakonoff）就将其著作的副标题命名为“最古老的阶级社会与首个奴隶制文明中心的诞生”。而在当下时兴的环境理论看来，气候变化，即干热气候与湿冷期的交替，才是促使人类不断改变生存方式的原因。当然，还有人认为，文明的产生是始于上一个冰川时代末期的人类智力进化的必然结果。

不过，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即将人类视为被动的对象、外部影响的接受者、外部力量作用的目标，顺从于外部行动的工具。但其实人类并非如此，我们的举动也不会如此盲目。

事实上，冲突才是历史的永恒旋律，其中包括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前瞻者与后顾者之间的碰撞，提倡“革旧鼎新”之人和提倡“发扬传统”之人之间的摩擦，以及“追求不断进步”者和“不愿没事找事”者之间的抵触。没有冲突，就没有文化的巨变。

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

新石器革命让我们祖先的聚居方式从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小型血缘族群，向开展自给农业的固定集体村落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技能、文化和语言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经上万年积淀下来的知识和苦心建立的传统，就这样被抛之身后。近期，有关人类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所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已有的知识，在进入定居农耕社会之前，他们必然要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

狩猎和采集是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乍看之下，新的生存方式似乎要比人类先前长久以来一直适应良好的模式更加艰苦和低效。

对于《创世记》的作者而言，新石器革命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科普作家科林·塔奇（Colin Tudge）近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新石器时期的农耕作业显然十分艰苦。第一批从事农耕的民族不如之前的狩猎和采集的民族那般强健，同时还承受着营养不良、创伤和传染性疾病的痛苦，这些是他们的先辈所不曾经历的。”从这一角度看，农耕业成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这种重大改变，应该是受到了一种强大且传播广泛的新型意识形态的推动。在那个时候，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必然是一种全新的宗教，正如著名史前史学家雅克·考文（Jacques Cauvin）在其著作《诸神的诞生与农业的起源》（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中所说，这种新宗教宣扬的是一种“救世主式的自信”。

在这之后的价值观和理想上的巨大转变，便是最终导致农耕村落走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变了。虽然城市革命造成的破坏不像从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农耕社会时那般严重，但是选择这条路的人还是得做出巨大牺牲，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自治、自由和自力更生的独立身份。在这份牺牲背后，一定有某种强有力的信仰，来说服人们追随这样一个既不可预见又遥不可及的梦想，它要让男男女女们相信，为了此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城市有可能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也必能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总而言之，这是一次意识形态的选择。

埃利都的沙土早已将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源头掩埋，我们只能在这里探寻古代城市从无到有的过程。

进步之神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英国也准备终止对伊拉克的控制。对于该地区来说这意义重大。在历经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人、罗马人、哈里发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统治之后，美索不达米亚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从公元前539年波斯居鲁士大帝攻占巴比伦算起，这条独立自由之路一共走了约两千五百个年头。

四千多年前，乌鲁克国王乌图赫加尔在驱赶古提人之后，为了巩固苏美尔的独立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下令编制了“苏美尔王表”并以天降王权的埃利都作为王表的开篇。在20世纪，伊拉克文物局为迎接伊拉克的独立，下令对阿布沙林进行科考挖掘，以此来展示“伊拉克历史的伟大延续性”。

于是，考古学家们开始对约翰·泰勒口中的巨型“荒废堡垒”进行挖掘，他们已经能够断定这处遗址的建造年代是公元前21世纪。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他们在遗址的一个角落底部发现了一个年代更早的小型建筑，可再往前追溯近两千年。而后在这座小型建筑之下，他们又发现了堆叠了16层的居住区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五千纪之初。考古学家们最后挖到的是“一堆纯沙”，上面原本屹立着“一座简陋的神庙”。该神庙由日晒砖建造而成，面积略大于10平方英尺，入口处的对面还有一座祭祀台和一个嵌入式壁龛，那里或许曾供奉了一座雕像。

这些堆叠的土层让考古学家们无比欣喜，因为现在他们可以沿着时间的脉络细细追溯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它们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有关遗迹建造者的重要信息。用于建造神庙的日晒砖需要经常性的养护，否则它们就会分解还原成灰土。所以，苏美尔大部分的古代城市之所以化为土丘，不是因为它们遭到破坏，而是由于年久失修。然而，古代埃利都的建筑师从不满足于建筑的修复或翻新。他们会虔诚地保留旧建筑的残迹，并在其上方重新建造更加宏大、精美的建筑。从那座仅4.5米长、3.5米宽的简陋“神庙”出发，一千年之后，他们建造了一座雄伟的神庙，其最里层的空间（即内殿）的长就有15米。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这些建筑师从来不受传统的束缚，也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们追求的是不断进步。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对这些建筑进行了十一次拆除和重建，平均约九十年一次。由此可见，他们迫不及待地破旧立新，在程度上几乎可以与现代美国人相媲美。

对于一个相信或者说发明了进步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而言，埃利都神庙是最好的见证。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人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且有意愿不断地改进过往的事物，未来能够而且应该变得比过去更好（和更大）。在神庙中受到赞美和敬拜的神力，就像是一位文明之神，成为这种进步思想的代表、化身和拟人化象征。

***

那么，在如今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人们最初是如何想象出这样一位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础的进步之神的呢？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发明书写之前，进步之神就已存在，因为书写本身便是进步思想的后期产物。就这一问题，我们所能借鉴的只有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那些无声的证物。

但他们发现的证物实在少得可怜。这些文物中包含一些陶器，它们都优雅、薄壁、装饰精美，但有的破损，有的完好。这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遗址中大都出土过这类陶器。日常使用的器皿不会如此脆弱而昂贵，据推测它们应该是上层人士的器物。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琐碎之物，如珠子、小饰品、护身符和陶俑。但不断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多数还是大量的鱼骨和灰烬，不论是在地板之下、墙壁之后、祭坛之上，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中。对鱼骨的检验结果表明，鱼骨是鱼肉被食用后留下的。这说明在当地举行的宗教仪式中，“圣鱼餐”似乎发挥着某种重要作用。

也许，最早的崇拜者是从遥远之地来到埃利都的潟湖阿卜苏周围的。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一定受到了某种召唤，那可能是某种精神力量，某种超自然的影响，希腊人称之为努秘（numen ），意为神灵的应允。埃及古物学者安东尼·多诺霍（Anthony Donohue）表示，古埃及重要宗教中心的所在地，大多拥有某种被古埃及人认为能跟诸神的形象联系起来的自然景观。可在埃利都，有的只是沙、泥和盐，连一块岩石都找不到。或许这里出现过某种现象，可能是一场夹杂着巨型闪电的大风暴，划破幼发拉底河河谷的整个上空，抑或是一颗陨星撞击地表，带来雷鸣嘶吼。深厚的地壳就这样被冲破，奇迹般地释放出不含盐分的地下水。这种撞击说是一群南非学者的推测。否则，难道是上苍为了消除无情烈日下的盐沼，降下神迹，而让凉爽甘甜的淡水喷涌而出吗？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造访者或许偶然来到此地，恰好碰上湖水高涨的短暂时节，这片沼泽当时变成了一个相对较大的湖泊，同类变化现在仍时有发生。这些造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除了结伴出访，他们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彼此疏离，有着不同的文化，甚至说不同的语言，自然也过着不同的生活。直到今天，像西非马里这样的国家仍保留着这种传统的生存方式。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一个遥远村落传出的面具舞的鼓声，会在短时间内将周边地区的上千人吸引到尼日尔河畔：农民说班巴拉语（Bambara），渔民说博若语（Bozo），牧民说富拉尼语（Fulani），商人说桑海语（Songhay）。

不难猜到，这些来到圣地阿卜苏的人会聚集到一起举行仪式并尽情享用这片湖沼的丰厚馈赠；考古学家也在该遗址最古老的考古层中发现了大量淡水蚌的贝壳。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食物在仪式中总是承载着重大意义（对于今天的宗教人士而言依旧如此）。在埃利都，圣餐尽管并不十分庄重，但仍是一个严肃的仪式。于是，在这种于海滨神圣湖沼之畔每年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活动中，一种全新的群体认同逐渐衍生出来——“那些来到阿卜苏的人”。与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南端的先辈们一脉相承，这些人的存在与生存方式反映了他们坚定的决心，他们要改变这片大地的风貌，要获得与众不同而又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们在水边举行的宗教仪式会永远将阿卜苏的神灵与他们的这种信仰联系在一起。

又过了不知多久，或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人们决定为赋予他们进取精神的水灵建造永久的神龛，于是就有了那座小型神庙。然而，这座神庙能够在此地留存至今，着实令人惊讶。同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人以及现在当地的“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 [1] 一样，“那些来到阿卜苏的人”也住在用芦苇编织和捆扎而成的苇草屋中，但他们的纪念建筑是用砖石建造而成的。这一决定象征着一个全新历史时期的到来。

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文化不一定只反映社会现实，也可能体现现实形成的过程。伦福儒在其著作《史前时代：人类思维的形成》（Prehistory，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中，探讨了人们首次将永久性纪念建筑视为一项工程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为了落实该工程，这块领土上为数不多的居民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他们也需要求助于相邻领土的居民，而在美食款待和当地庆典的驱使之下，其他人也一定会伸出援手。可以想见，当该纪念建筑竣工后，它就可能成为日后年度庆典和宴会的举办地。因此，该建筑除了是埋葬逝者之地，更是当地的社交中心。

于是，在这些活动的影响下，这座纪念建筑成了不久之后出现的生活社区的中心。

此外，该地区长期肆虐的风沙总是将人们熟悉的一切事物掩埋；河道不断改换的河流和灾难性的洪水时常毁灭人类尝试在大地上留下的各种印迹。因此，这样一座永久性纪念建筑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在经历变化无常的生活之后突然迎来这样的建筑时，人们会获得一种延续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和时间感。人们可以凝望这座建筑，想着“我的祖先曾帮忙建造了这座建筑”，并且感受到血脉的联系与传承。而在此之前，这一切总是随着时间逝去。在反复扩建的同时，老建筑的残骸也被仔细地埋存在新建筑下方或内部，作为崇尚进步与发展之信念的象征。成就了这座人们在远处便能一眼望见的建筑的，正是这一信念。

这种信念也在埃利都的近邻间传播。苏美尔大地上首次出现的纪念建筑，将给其他族群以启发，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岁月流转，新的崇拜者群体会在周边地区形成，继而是其他神灵的庙宇，它们将如同种子一般被撒遍从底格里斯河河谷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一直到南方的大海边的整片区域。

我们还依稀记得，苏美尔人及其后代在后来的神话中编织了有关他们的起源和神明的故事，故事中不乏对这个早期时代的记忆。尽管这些故事极富虚构、浪漫和政治色彩，但只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直延续，人们就会永远铭记一点：每一座城市都是某位神明在人间建造的家园。这些城市的名字中包括一个表示“神明”的符号，一个表示神之名的符号，以及一个表示“居所”的符号：尼普尔（Nippur）的写法是“神明恩利尔之所”（GOD.ENLIL.PLACE），乌鲁克则是“神明伊南娜之所”（GOD.INANNA.PLACE）。（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符号或语素通常用大写罗马字母表示。）

从此以后，埃利都所纪念的神明便作为文明的艺术灵感启迪者而为人们所铭记，且凭借着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他时至今日仍被铭记着。

与地形有关的名称，也就是我们对河流、山川和峡谷等自然景观的称呼，是人类保存时间最长、最古老的文物。在英格兰，亨伯河（Humbe）和乌兹河（Ouse）是以一种未知的语言命名的，它们的名字从新石器时代被一直沿用至今；在法国，巴黎这个地名起源于铁器时代的凯尔特部落巴黎西（Parisii）。

除了地名，天文学名称亦是如此，且后者鲜有变更。我们现在所知的星象和星座的名称，基本上是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其中一些星座，如狮子座和金牛座，则继承了巴比伦人的叫法。当然，还有更为古老的事物，那便是经过古人口口相传，仍在发出遥远、微弱却又持久的回响的故事，即人们在埃利都这个地方为之建造庙宇的神的故事。

如果你生活在北半球，并在9月的某个无云之夜，于九十点钟来到户外，手执星图，举目望向天际之南，你就会看到一组呈三角形排列的微亮星群。它们组成的就是摩羯座。尽管轮廓不是很明显，但只要稍加想象，你便能看到上为山羊头、下为鱼身的摩羯座。据说该星座是最早被人们注意到的星座，这也许是因为在古时候，太阳在一年中白昼最短的冬至时节正好处在摩羯座；抑或是因为从一开始，人们便将由群星勾勒出的星座形状视为埃利都进步之神的化身。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探索塑造了我们当下世界的各种事物的起源，宗教神话便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最初发源于这片位于海湾顶部的冲积平原。宗教的发端显然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甚至可以追溯至人类祖先开始为去世的同伴举行葬礼的远古时代。然而，在这片新土地上，拥有全新生活方式的定居者几乎摈弃过去，开始创立新的宗教。正因为如此，我们至少还能了解到一些有关神明诞生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还能看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是如何在人类的想象中变为自然之力的人形化身的。

T.S.艾略特在诗中写道：“我不太了解神明；但我以为这条河/准是个威武的棕色大神——阴沉、粗野而又倔强。” [2] 神明宁吉尔苏（Ningirsu）亦被称为“吉尔苏之神”，是拉格什城邦主要城市吉尔苏（Girsu）的保护神，也被视为战争和毁灭之神。20世纪最杰出的苏美尔学家之一陶克尔德·雅克布森（Thorkild Jacobsen）就以该神为例说：

人们必须意识到，宁吉尔苏是底格里斯河洪水的人格化身。每年，伊朗高山上的冬雪开始融化后，雪水便会顺着山间无数的溪流流入水量暴涨的底格里斯河。在神学层面，这被认为是远处大山之神库尔加勒（Kur-gal）夺去山之神母宁胡尔萨格（Nin-hursag）贞操的情景，那洪水便是他的精液。因此，库尔加勒［又名恩利尔（Enlil）］就是宁吉尔苏的父亲，而山之神母宁胡尔萨格就是他的母亲。从山间流过、夹带着泥土的棕红色洪流，则被视为宁呼尔萨格的贞操被夺走时的落红。

战神宁吉尔苏化身而成的洪水着实令人惊叹。我曾在巴格达目睹底格里斯河淹没开阔的山谷的情形，上涨的河水有四层楼之高。这样的景观让人毕生难忘。

再来看看被称为祖（Zu）、安祖（Anzu）或伊姆杜吉德（Imdugud）的神鸟。强烈的阳光常年直射在苏美尔的平原之上，但这里偶尔也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暴降临。南部天际首先出现如墨一般乌黑的云团，接着黑云迅速蔓延开来，遮天蔽日，而后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但顷刻间，黑压压的云团就又在另一个方向消散了。不难理解，苏美尔人为何会将此风暴云想象成一只拥有狮头和鹰翅的巨型恐怖雷鸟。

这些形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拟人化的象征。将自然现象细腻地解读为神祇的活动，这种做法展现出苏美尔人强大的想象力和对最高秩序的诗意联想，同时还强调了一种概念，即宗教是全人类集体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品。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象征均褪下鲜亮的外衣，众神鲜活的形象也都化作象征性图案。埃利都所赞颂的神明象征着丰美水域中蕴含的建构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如陶克尔德·雅各布森所述：“这个水中的尚未成型的超自然意志，化身为一只巨型的山羊（ibex），它浮出水面的羊角就是人们看到的芦苇。”就这样，摩羯凭着羊角浮于水上、鱼身隐于水下（我觉得这也折射了其创造者的渔民和牧民身份）的形象，被人铭记，流传后世。同样被人们记住的还有作为其诞生地的圣湖——阿卜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后来的每座神庙中，都能见到一个盛满淡水的水盆；这样的水盆，以及如今伊斯兰教清真寺中用于“渥都”（Wudu）或小净的水池，乃至基督教堂中进行洗礼的圣池，可能都源于阿卜苏。

再后来，埃利都神灵的形象被印刻在图章之上，他身着荷叶边羊毛长袍，头顶羊角圣冠，肩旁流动着两道充满游鱼的水流，它们可能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象征。直到神庙创建约两千年之后，苏美尔的书吏才记录下这些神话，这位神灵的名字才得以揭晓。根据这些记载，在埃利都诞生的这位神灵被称作恩基（Enki），亦作“大地之主”“埃利都之王”“阿卜苏之王”。之后在《创世记》4∶17～18中，他被记为该隐（Cain）之子：“以诺［恩基］生以拿［埃利都］。”

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恩基是为人类带来文明的神灵。是他赋予了统治者智慧和知识；是他“开启了了解世界的大门”；是他教会人类如何修筑运河和设计神庙，“如何将桩基打在准确的位置”；是他“为粼粼的江河带去丰盛的物产”；他不是宇宙的统治者，却是辅佐众神的贤士和兄长；他是“万众之主”；他是努迪穆德（Nudimmud），即精于设计的“塑造者”，是工匠和手艺人的庇护神。此外，他还让人类开始说不同的语言——这不仅是对其信众最初使用多种语言的解释，也是“巴别塔” [3] 故事的前身。

恩基，丰盛之主，值得信赖，

智慧之主，天下之事无所不知，

埃利都之主，

引领众神，睿智慧聪，

改众人言语，［使］交流不通，

此前众人，言语相同。

最重要的是，恩基还掌管着“密”（Me）。这个词应当念作“Meh”，是苏美尔语中无法翻译的一个词语。伟大的亚述学家萨缪尔·诺亚·克雷默（Samuel Noah Kramer）将其解释为“文明生活……中权力与职责、规范与标准、规则与条例的全面且不可改变的根本集合”。（其他人可能会更精练地将其定义为文明的基本原则。它反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文明不同于其他生活方式，而是具有某种优越性，因此他们使用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概念对其进行描述，然而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已无法对这一概念进行对等的解读。）此后，巴比伦神话的作者们又对“密”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扩展，其中涉及的统治与管理元素包括高层祭司、神学、贵族和世袭、君主王权和至高权杖、法杖、神圣的量杆和圈绳与至高宝座；涉及的战争元素包括武器、英雄主义、城市的毁灭和胜利与和平。“密”也包含人的能力和品质，如智慧、判断、决策、权力和敌意，还描述了强烈的情感，如恐惧、争执、疲倦和内心的不安。此外，“密”还包含书吏、乐师、金属工匠、铁匠、皮革匠、建筑工和编篮工的技艺，以及不同的神职人员、各类宦官的技艺。

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未忘记埃利都之神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尽管有关这位神灵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在第一座神庙于阿卜苏旁建造起来的约四千年后，近东地区处于雅典人的统治之下，当时一位名叫贝罗索斯（Berosos）的巴比伦祭司记下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根据他的记述，一个生物从水中出现，该生物是神灵及其信众的中间人，向人们传授文明：“他教人们建设城市、修建神庙、编制法律，向人们解释几何学原理。他教会人们区分大地上的种子，向他们展示如何采集果子。总之，他向人们教授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加通情达理，过上更加富有人性的生活。从那以后，人们就完全遵照他的教导生活。”

城市与性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早期定居者尽管在他们的新家园发现了新的神明，但并没有完全抛弃之前的宗教传统。在变化无常的布拉努河的另一侧，也就是太阳升起的那一侧，距离埃利都65千米处，也有一群定居者在另一座神庙周围繁衍生息。这里最早被称为乌努克（Unug），后来成为苏美尔大地上的乌鲁克，再往后它又成了希纳尔（Shinar）大地上希伯来人口中的以力（Erech）。他们在乌努克的神龛中敬奉的是一位起源于古老的石器时代的“大女神”，她象征着女性的三重神圣身份：处女、母亲和妓女。

作为母亲，她是哺乳的奶牛。有一首赞美诗唱道：“月神变为壮硕的公牛，为美丽的母牛送去疗愈的膏油。”她神圣的牛奶是王室的滋养品。亚述的文字记载中曾有这样的赞美：“当我将你送到尼尼微女王（即大女神）那里时，亚述巴尼拔啊，你是多么的幼小；当你坐在她的膝上，她将四个乳头送入你口中时，你是多么的虚弱。”她是牧场的保护神，守护着神圣的畜群。今天，我们仍可在大英博物馆中陈列的雕刻图章和早期神庙的壁雕上看到这样的景象。神圣的牛舍大门和牛栏出入口就是她的象征。牛舍的入口由两束芦苇搭建而成，顶部有一些圈结，用来固定一根竹竿，竹竿上曾悬挂着一扇用芦苇席做成的门。这两束芦苇也就此成为女神的象征，日后出现在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中。很久很久以后，人们用意为“牛舍”的Bucolium一词纪念这个神圣的畜栏。据亚里士多德称，就是在这个牛舍之中，每年都会举行雅典统治者之妻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象征性婚礼。在后来的某一天，基督教的圣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诞下了她的救世主婴孩，而这个地方也是直接从神母的牛舍演变而来的。

在乌努克，人们以伊南娜（Inanna）之名纪念这位伟大的女神，但她在该地最为突出的身份是妓女。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各个城市的死亡率总是居高不下。人们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密集聚居，高墙窄巷中的人群挤在各种家禽和牲畜间，大量流行病在其中传播，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久。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古代苏美尔的记录，但从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os）地区的记录看来，在这个与乌鲁克规模大致相同的城市中，“1/3的婴儿在1岁前死去，半数儿童在年满5岁前死亡，不到1/10的人口年龄超过55岁……有1/3的儿童在进入青春期之前便失去了父亲，超过半数人在25岁前失去了父亲，年满10岁的儿童平均只有一半的概率有在世的祖父母相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沼泽、运河和沟渠中缓慢流动或几乎停滞的水，使得蚊媒疾病和疟疾广泛传播。

历史学家并未将传染病作为影响古代历史发展的一项决定性因素。据考古学家称，苏美尔地区的城市时常会被遗弃数年或数十年，甚至偶尔长达几个世纪，而后才又重新发展。除了战争因素，这种情况通常被归因于当地环境的改变：河流改道、地下水位上涨或下降、沙漠侵蚀，以及总体的气候变化。但我们是否也应当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疾病和瘟疫夺走了大量居民的生命，从而导致城市生活无法继续，因为每一位城市居民对这台城市机器的正常运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齿轮。

不论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当时如此高的死亡率必然给男性和女性都带来了巨大的生育压力。力比多（Libido），即性冲动，对于人口的维系无比重要。控制着交配冲动的伊南娜，也就是文明社会中的所谓的爱神，其神力直接关乎生死存亡。要么生孩子，要么消亡。一旦伊南娜离开了这个世界，灾难就会降临：

公牛不再与母牛交配，公驴也不再使母驴受精，

年轻男子不再让街上的女孩怀孕；

年轻男子睡在自己的房中；

女孩也跟她的朋友们睡在一起。

伊南娜的魅力令人无法抗拒。她在梳妆打扮后“来到牧羊人的羊圈……她的生殖器无与伦比。她赞美自己，为自己的生殖器感到无比欢喜”。包括神明在内，所有人都无法抗拒她的魅力。苏美尔的神话创作者写下了关于伊南娜与恩基的故事，对这些创作者而言，性魅力是恩基的进步思想以及文明本身的重要基石。

苏美尔神话，或者至少那些用楔形文字记载的神话，与大部分其他的古代故事相比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圣经》中的故事。这些神话通俗接地气，且引人入胜；其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及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的肥皂剧，与古代希伯来诗人的高深见解大不相同。伊南娜和恩基的故事也不例外。

在神话中，伊南娜决定离开她在乌努克的住所。“我应当让我的脚步走向恩基，”她自语道，“走向阿卜苏，走向埃利都，我要在阿卜苏和埃利都哄骗他。”由于该文本缺失了开头的几行，我们无法知晓她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但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她想要从恩基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她说：“我要向神灵恩基诉说我的请求。”反观恩基“这位知识渊博的神明，他对天地间的各种神力了如指掌，在自己的住所内便可知晓诸神的所思所想……早在神圣的伊南娜距他6英里之遥时，他便知道了她的所有企图”。他叫来他的侍从，谨慎地指示道：“来人哪，听我说……当女神伊南娜进入阿卜苏和埃利都时……向她敬奉黄油蛋糕，让她饮用清凉的水。在狮子门前为她倒上啤酒，让她感到仿佛到了朋友家，让她受到同僚式的欢迎。你要在圣桌上欢迎女神伊南娜。”这名侍从按照恩基的吩咐安排好一切。不久之后，恩基就与伊南娜一起在阿卜苏对饮啤酒，享受枣酒的甘醇之味。“铜杯斟满美酒”后，两人便开始比拼酒量。

故事的下一节也是缺失的，但从随后的情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们渐渐喝醉之后，伊南娜果不其然地施展了她的性感魅力，并成功地从恩基那里骗走一百种“密”，也就是翻译该史诗的第一人克雷默所描述的“作为建立苏美尔文明的文化之基的圣令”。当恩基最终从宿醉中醒来，环顾四周时，他发现伊南娜早已离去。他叫来大臣伊斯穆德（Isimud）。

“伊斯穆德，我的大臣，我美丽的天神之名！”

“恩基，我的主人，随时为您效劳！您有何吩咐？”

“因为她说她还不会离开这里……我还能追上她吗？”

但此时女神伊南娜已带走神力并登上天船，天船也已驶离。随着醉意散去……恩基把注意力转向了埃利都。

他环顾四周，惊愕地发现他的“密”不见了。这些“密”似乎是实体的物件，可能类似于刻了字的泥板。

“高阶祭司、拉格祭司、神威、巨冠、王座都到哪里去了？”

“我的主人已经把它们交给了他的女儿。”

“至高权杖、法杖和曲柄权杖，至高华服、牧养之道和君主王权都到哪里去了？”

“我的主人已经把它们交给了他的女儿。”

恩基按照清单一一核对“密”的所有物件，惊恐地发现他已将它们全数送出。因此，他命令他的大臣以及若干头骇人的怪兽前去追赶天船上的伊南娜，并劝说她归还“密”：“即刻启程！恩库姆（enkum ）怪兽要拦下她的天船！”

然后我们跳到了追逐的一幕。

大臣伊斯穆德对女神伊南娜说：“我的女神！您的父神派我前来……恩基所言甚为严肃。他的重要指令不得违抗。”

女神伊南娜回答道：“我的父神对你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为什么他的重要指令不得违抗？”

“我的主人恩基对我说，‘伊南娜可能会前往乌努克，但你要把她的天船带回来。’”

女神伊南娜对大臣伊斯穆德说：

“我的父神怎能改变他曾对我说的话？他怎能改变他对我的承诺？他怎能收回他对我说的重要指令？我的父神跟我说的话难道是谎言吗？他对我说谎了吗？难道他以他的权力和阿卜苏之名立下的誓言是假的吗？难道他如此奸诈地派你来传信吗？”

伊南娜话音未落，伊斯穆德便指使恩库姆怪兽扣下天船。

但是伊南娜仍然逃脱了。恩基又六次派遣伊斯穆德和怪兽追击天船拦截伊南娜，其中包括“埃利都五十巨人”和“所有的大鱼兽”，但每一次“伊南娜都守住了她获得的神力和天船”。

当天船靠近乌鲁克时，

女神伊南娜的大臣宁舒布尔（Ninshubur）告诉她：

“我的女神，今天您将天船带到欢乐门，带到乌努克。现在全城一派欢腾。”

女神伊南娜回答道：

“今天我将天船带到欢乐门，带到乌努克。它将庄严地驶过街道。站在街道上的人应该充满敬意……国王应当祭杀牛羊。他应当从碗中倒出啤酒……外邦也应当称颂我的圣名。我的人民应当对我敬拜赞美。”

遗憾的是，泥板边缘，尤其是其顶部和底部，总是最易破碎剥落。正当我们还在猜想这两位强大神灵之间的争端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时，故事的文本却已碎落一地，无法完全还原。但我们知道恩基和另一位神明设法进行和解。而伊南娜则宣布了庆祝活动的举行，还给一些地方起了相应的名字，以示纪念：“她将天船停靠的码头命名为‘白色码头’。”但是，除非人们能够发现该神话的另一份更加完整的文本，或至少是与目前缺失的部分相关的文本，否则它的结局将成为永恒的不解之谜。

***

那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了解些什么呢？乍看之下，它似乎只是简单地叙述了乌鲁克如何在女神伊南娜的永恒荣耀下，从埃利都那里学会了什么是文明。但同时，这个故事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例如恩基为何如此不愿将“密”拱手让人。

我们还应当记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神话并非上天启示的神圣经文，而是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创作者必然是出于某种目的才写下这些文字的，极有可能是为了赞美这位伟大的女神，以显示她超凡的机智。鉴于此故事中出现了大篇幅的文字重复，就像歌曲的副歌部分一般，所以这些文字也可能是人们在她的神庙中，用来伴着乐器的弹奏吟唱的歌词。

然而，这也可能是为了强调文明的实现必然要依靠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解放，并以此来解释或证明城市生活中性放纵的合理性。纵观历史，这种性放纵的思想总为乡村居民所批判，其中自然也包括古代的乡村居民，当时的城市中不乏交际花和妓女，同性恋者和异装癖者，以及“热衷社交的年轻男子和为了获得伊什塔尔（Ishtar，女神伊南娜后来的另一个名字）的民众的膜拜而男扮女装的人”。著名的《吉尔伽美什》（Epic of Gilgamesh）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史诗中记载了一个厚颜无耻的娼妓引诱野蛮人恩奇都（Enkidu）的故事。恩奇都“出生于大山，习惯同瞪羚一起吃草，同牛一道饮水”。娼妓引诱他是为了让他脱离原先的生活，使其开化，教他进步的方式。恩奇都尽管后悔受到诱惑，但仍然学到了很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或许我们仍然是这么认为的），性与城市生活相辅相成；性压抑和道德保守的乡下人只会扼杀创造、想象和进步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恰恰能够改善人类的境况。

每一个美索不达米亚人都知道，文明诞生于埃利都，但埃利都的神灵恩基把神力隐藏在阿卜苏，仅供神明使用，人类无法获得。后来，性之女王——女神伊南娜将这些神力释放，让她的人民获得了进步与发展的意识，也使得位于大洪流东侧的乌鲁克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城市。

[1] 沼泽阿拉伯人指生活在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交汇处沼泽地带的人。

[2] 诗句来自T.S.艾略特的《干燥的萨尔维吉斯》（“The Dry Salvages”），译者为裘小龙。

[3] “巴别塔”故事记载于《圣经》中《创世记》11∶1～9，讲述了人类使用不同语言的原因。

第三章 吉尔伽美什之城：神庙法则

约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

乌鲁克

瞧那外壁吧，铜一般光亮； [1]

瞧那内壁吧，任啥也比它不上。

察一察那基石，验一验那些砖；

登上乌鲁克城墙步行向前；

看一看它是如何建成；

在城墙上看到种植的和荒闲的田地，

池塘和果园。

一里格 [2] 是都城，

一里格是果园；

一里格是四郊和伊西塔的神庙区域。

三里格和伊西塔的神庙区域

把乌鲁克围在了里边！

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的传奇统治者，也是出了名的嗜酒之人、好色之徒，同时他还是抗击怪兽的勇士。他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亚述国的国王，为追求永生而启程寻找圣杯。他的形象很可能以一个历史人物为基础：考古发掘者已经发现相关铭文，可证明基什城的恩美巴拉格西（Enmebaragesi）等之前被视为纯粹神话人物的君王，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根据《吉尔伽美什》的记载，在吉尔伽美什去世时，城中的居民先改变了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将他埋葬在河床之下，而后又恢复河道，让河水重新流过他的下葬地。同样夸张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许多人身上，比如先知但以理、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哥特王阿拉里克（Alaric）和成吉思汗。2003年，德国的一队考古学家曾在该地进行了一次地磁测量，测量报告称：“我们在幼发拉底河原河道的中部探测到了一处建筑遗迹，它有可能是一座陵墓。”

我之所以以吉尔伽美什开篇，是因为它可能是现在唯一一个仍为人们所熟知的苏美尔人物，这要归功于1853年从尼尼微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废墟中出土的泥板，因为从这块泥板上，人们重新了解了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但这些文字也只是后期复制版本，最早的文本是由一个名叫辛-莱克-乌尼尼（Sin-Leqi-Unninni）的书吏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根据另一份距当时八百多年的材料编写而成的。但是，如果吉尔伽美什真的存在并统治过乌鲁克，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即便是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在他的这座城市经历兴起、繁荣和衰弱的几个世纪之后了。乌鲁克既是苏美尔世界的文化之源，又开创了所谓的神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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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四千纪末，人类刚刚发明了书面文字，但这种文字还无法传递太多信息。在那时，乌鲁克已占地400多公顷，其面积和人口远超三千年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或罗马共和国。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定居方式的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农村居民人数急剧减少，而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环境历史学家猜测，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可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气候较为干燥，导致自给农业难以为继。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也可能夸大了气候的影响而低估了城市的吸引力。乌鲁克的魅力不容小觑。我们都知道现代城市就好比一块强力磁铁，对于远近各地的居民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虽然前来的每一位新移民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目的，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改善生活方式。或许那些来到乌鲁克的人亦是如此，因为城市才是他们最想定居的地方。

根据后来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判定，乌鲁克是一个活动丰富、公共生活充满活力的城市。在城中作为主要通道的运河上，满载货物的小圆舟和平底船来来往往，如同一个史前威尼斯；背负沉重物品的搬运工在街巷中用胳膊肘为自己开道，经过其身旁的有祭司、官僚、学生、工人和奴隶；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的人还要和妓女以及街头帮派争夺地盘。根据用防水窑烧砖制成的水道和水箱的遗迹，一些学者认为这里也有过绿树成荫的公共花园。神庙、公共建筑、神殿和集会场所都汇集在一个被称作“伊安那”（Eanna，意为“天之屋”）的圣区周边，后来这里也被视为女神伊南娜最早的居所。在这个圣区附近还有另一个宗教区，那里侍奉的是天神安努（Anu）。这些圣区并非只对祭司和信众开放，这点与后期其他地区的许多神庙不同，后者多是秘密且不对外开放的场所。格温多林·莱克（Gwendolyn Leick）在她的著作《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创立》（Mesopotamia，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中写道：“乌鲁克的纪念性建筑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公共空间得到了良好的规划……设计上确保了最大程度的开放性，并且在保障流动性方面下足了功夫。”

想必乌鲁克有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城内回荡着各类器物的撞击声和人们的喊叫声，这些工人包括木匠和脚手架工人，砖匠和砌砖工，泥水匠和马赛克手艺人，以及正在对从城市以西80千米外运回的石料进行处理的石匠。大量石料被用来建造乌鲁克的纪念性建筑，而乌鲁克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开发的建造工艺，在几个世纪后依然无可匹敌。施工几乎一刻不停，因为乌鲁克人同样热衷于新兴事物，不断废旧立新，这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生活的鲜明特色。

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有一座部分或完全使用外地石灰岩建造的巨型建筑屹立在伊安那圣区的中央，其规模超过了雅典的帕特农神殿。它是一座神殿，它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其布局同早期的基督教堂几乎一模一样，但在时间上比后者早了整整三千年。神殿内有中殿、十字形横厅、前廊或前厅，殿内的另一端是一个半圆形后殿，两侧各有一个房间，这两个房间在基督教堂中分别被称为“圣器室”和“圣餐台”。精美的走廊两侧是宽敞的公共区域。柱廊间的巨型暗柱直径2米，内部由日晒砖建成，再由捆扎紧实的芦苇束加固。为防止损坏，其外部还使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特殊发明——泥锥。泥锥的形状类似于尺寸过大的高尔夫球钉，有红、白、黑三种颜色。它们被敲入柱体表面，紧密排列，最终形成的图案类似芦苇席的纹路。神殿附近的另一座建筑被称作“石锥神庙”，其墙体表面的泥膏层上装饰着彩色石锥。它除了部分使用石灰岩以外，还用了一种特别的新型合成材料——砖粉与石膏灰泥混合而成的混凝土。这一发明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智慧的典型代表。

反复重建这些建筑的劳动量极大，需要数百万个小时。让乌鲁克人心甘情愿地投身于城市建设的，必然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思想动力。这一动力成为这些惊人创新的基础，进而使吉尔伽美什之城成为第一座世界工厂。可是，尽管后来的许多文本描述了乌鲁克及其著名的君王，却丝毫没有关于该动力的记载。

乌鲁克全城范围的建设热潮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与稍晚些时候的古埃及没有可比性。在古埃及，纪念性建筑的建造是为了让残暴的统治者得到荣耀和永生。此外，埃及建造的陵墓和神庙必须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而在乌鲁克，类似的建筑是出于人们开展反复重建的热情，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早期社会中都有所体现。此外，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会不时出现强大的统治者，但没有迹象表明该时期的某个社会曾聚集了巨大的财富或权力。

对此，我们还需继续探索。因为目前的考古挖掘主要集中在神庙周围，而乌鲁克［今天的瓦尔卡（Warka）］的大部分地区还沉睡在沙土之下。迄今为止，人们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的两个不同寻常的形象，均创作于乌鲁克是世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那个时期。其中一个形象展现的是某个族群平等地共同膜拜他们的至高女神及其所代表的伟大思想。这位女神以浅浮雕的形式被雕刻在一个约1米高的雪花石膏容器上。这一容器后来被称为“瓦尔卡石瓶”（Warka Vase），石瓶共有五层雕刻，描绘了将祭品呈送至女神神庙门口的队列。另一个形象则很可能是女神的头像：瓦尔卡面具（Warka Mask），亦被称为“乌鲁克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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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五千年前的乌鲁克女神像尺寸如真人大小，但文物本身已遭到损坏。其眼部只留下黑色的空洞，额头上原本镶嵌着眉毛的鸟翼式深槽已空无一物，曾覆盖她光滑头顶的假发早已丢失，鼻尖也已损毁。尽管如此，这副历经五千年沧桑的面容依旧光彩夺目。法国顶尖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André Parrot）极富诗意地说：“我们似乎从那空洞的眼窝之中感受到了充满灵性的目光；从那展现了卷发之曲线的额头，察觉到了那背后清晰敏锐的头脑。双唇不用开启，我们便能倾听她的话语；起伏的唇形和双颊上的纹路，是其无声的表达。”即便乌鲁克女神像有所残损，但它仍旧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瓦尔卡石瓶上的多层雕刻使这位伟大女神的形象更加完整。该石瓶属于宗教器物，展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女神神庙伊安那圣区中进行的活动。瓶上精心雕饰的人物散发出一股灵性，他们显得庄重肃穆、平静高贵、自信沉着。远处，也就是石瓶的底座上环绕着的波形水纹，可能象征着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宽广的幼发拉底河。在这之上是田野和果园，以及相间种植的大麦秸秆和枣椰树，它们是乌鲁克财富和福祉的最重要来源。同时，神圣的畜群穿行其间，包括毛茸茸的绵羊和须长角宽的公羊，这些都是献给女神的祭品。然后就是有人类参与的部分：十名剃光毛发的裸体男子正徐徐向前，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篮子、罐子或陶制容器，其中盛满从土地里、树枝上和藤蔓上收获的果实；此外还有一些可能是祭司或者神庙侍者的人。在石瓶的顶部，这支行进的队伍抵达了圣区，他们来到装饰着芦苇束圈的仪式入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女性，她是代表女神的最高女祭司。只见她身着长及脚踝的长袍，站在入口处，伸出右手，拇指朝上，以示问候或祝福。她从裸体男子头领的手中接过盛满祭品的容器；该头领身后还有一个人，但其形象已被毁坏，只能看到他的一双赤脚、带有边饰的衣服下摆，以及由一位身着正装的女性侍从手持的精美流苏腰带。我们猜想，他也许是一位大祭司或是某个尊贵的人物，也很可能是一些历史学家想象中的“祭司王”。在这些人物的周围，有一对装满祭品的容器和两大盘食物。除此之外，还有对瓶、牛头、公羊、狮崽和两名手持不明物件的女性。就这些神秘的祭品，格温多林·莱克表示，其中一件物品的图形后来可能演变成了表示高阶祭司的书面符号。诚然，参加敬拜仪式的人一下子就能领会这些物品的含义，就像在基督教中，我们知道狮子代表圣马可，飞鹰代表圣约翰，牛犊代表圣路加；但如果我们无法对瓦尔卡石瓶上的象征符号进行解密，那么就无法了解它们的含义。

有人认为，石瓶上描绘的是城市统治者向创造该城的女神供奉祭品的场景；也有人觉得它表现的是人们庆祝季节性收获的场面；还有人猜测它展示的是神秘的“神婚”（hieros gamos ），即大祭司和地位最高的女祭司在众人面前结为夫妇，以模仿伟大女神与其伴侣的结合。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晓这个石瓶描绘的是何种活动，但透过它展现的画面，我们还是对乌鲁克人及其思维方式有了一定了解。

游戏的人

瓦卡尔石瓶展现的是一个正式的仪式场景，这一仪式不同于早些时候流传下来的自发、即兴的面具舞和萨满仪式，但后两者也都延续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石瓶上那些行进中的裸体男子尽管没有被阉割，但毛发尽除，且被除去了任何能够体现个体、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他们的表情极其严肃。他们同该时期许多男性雕像一样脸上毫无须发，这表明他们并不因回归孩童时期的纯真而感到羞耻。在行进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角色，这让我们联想到宗教仪式其实和所有仪式一样都是一出剧，剧里的演员们认真地遵照既定的剧本演出，同时也通过主动抑制自我意识与怀疑，来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孩童的角色。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马雷特（Robert Marett）提出，所有的早期宗教都含有“表演”和“假扮”的元素。

公元前360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撰写的《法律篇》（The Laws ）中进一步提出，宗教仪式是整体人生的模型：“一个人应该在游玩中度过他的一生——游戏、献祭、唱歌、跳舞。这样他才能赢得众神的恩宠，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侵犯。” [3]

1938年，荷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出版了《游戏的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研究》（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拉丁语中的Homo ludens可大致译作“游戏的人”）。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秩序，遵照自愿接受的规则，不受需求和功利的约束”。他还指出，从“游戏”一词最广泛的意义来看，游戏在文明的多数领域中都是基本的要素。他认为法律就是一种游戏，宗教、艺术和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如此，就连战争也包含游戏的要素。对此，赫伊津哈引用了《撒母耳记下》2∶14中两支军队的元帅押尼珥（Abner）和约押（Joab）在基遍池旁相遇的场景：

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他们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仆倒。

（希伯来语中“游戏”一词源于sachaq ，意为玩耍、游戏、大笑、庆祝、尽情欢乐。）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前线交战双方的军队也彼此以礼相待，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之间。

20世纪60年代，赫伊津哈的这本书再版，并被那个时期的寻欢作乐的嬉皮士们奉为教科书。1970年，当时还是伦敦地下出版社元老的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出版了一本名为《玩权力》（Play Power ）的书。内维尔认为，西方社会对游戏精神的重新认识，可能会改变保守价值观下的社会面貌和体制。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这种对游戏的认识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吉尔伽美什之城的兴起，它提示了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在相似的时间跨度内也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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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赫伊津哈生于1872年，他目睹了自己的家园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他认为由于游戏的缺失，那时的西方文明在逐渐被毁灭。他写道：“19世纪似乎没有游戏的容身之所。与游戏的概念背道而驰的趋势正在渐渐成为主流……工业革命及其在科技领域的成功正使这些趋势愈演愈烈。”但我认为，赫伊津哈的观点并不正确。凡是见过儿童自娱自乐的人都能意识到，文明中的科学和技术恰恰是最纯粹的游戏成果。就像孩子们在不断地探索、试验、测试和尝试新事物时，他们的行为不带有目的性，只是为了体验游戏带来的巨大快乐，纯粹的科学和应用技术也在玩一种思想的游戏，将世界的规则和物质当作玩具，并不断地思考“假设……”或发问“如果……会怎么样呢”。

事实上，除了被诋毁为狭隘的唯物主义思想（赫伊津哈的态度），科学还常常因其明显的无关性或缺乏实用性而受到批评。这一点让英国数学家G.H.哈代（G.H.Hardy）引以为豪，他曾提出大多数科学学科是无用的：“就我个人而言，除了纯粹的数学，我从不觉得我拥有的这些科学知识给我带来了任何优势。”

纵观历史，全世界的主流社会总是具备严肃性、传统性、一致性，且固守设立已久——通常是依照神的旨意——的行为方式，并将它们尊为需要严格遵守的规则。这些社会中的人不苟言笑，也缺乏幽默感和轻松感。对于他们而言，变化总是值得质疑且通常应该受到谴责的。这些人对于人类的发展几乎没有贡献。相较之下，在社会、艺术和科学显著发展、技术显著进步的地方，统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准许人们开展各类游戏，不论游戏的对象是思想、信仰、规则还是物质。此外，如果游戏性质的科学改变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那么政治上的变化乃至革命也将接踵而至。

因此，尽管这个对比可能显得有些突兀，甚至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所经历的爆发式创新与发展，与公元18世纪末发生的那场全球性变革极为相似。二者均颠覆了设立已久且备受推崇的生活方式，人们从乡村拥入城市，新发明、新材料应接不暇，社会结构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被重新塑造。正如著名的历史学者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所写：“通过比较时间间隔久远的两个事件，可对二者都有更深入的理解——了解城市变革可以增进对新石器革命的认识，反之亦然……那么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是否同样能够从对这些早期变革的了解中受益呢？”

也许反向的了解会对我们更有帮助，因为我们对现代世界的形成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对乌鲁克女神崇拜的细节却知之甚少。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眼中代表的是何种思想，但我们看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人凭借他们的信仰，迎来了社会、物质和技术的空前进步。这也是当代工业革命之前最伟大的一次进步，而且与工业革命相比，其变革速度之快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当今最为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之一彼得·米哈沃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i）教授的话说：“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的乌鲁克时代晚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不是历史演变中的渐进式发展，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突破。”

它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正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游戏”作为一种与世界进行合理互动的结果吗？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应该是一片欢声笑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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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Chicago University’s Oriental Institute）的博物馆，或是登录其网站，便可确认游戏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世界中的重要性。看看从阿什玛尔（Tell al-Asmar），即古代埃什南纳（Eshnunna）的废丘中挖掘出的可爱的拖拉玩具。这个玩具长约13厘米，用黏土烧制而成，主体是一个大型圆柱体，外加一个小巧的公羊头，底部还有四个小轮。圆柱体前端有一个小洞，拖拉绳可从中穿过。这样的外形并非刻意模拟任何真实的动物，这个公羊头也只是稍做象征。（那些跟我一样一直以为拖拉玩具的造型是模仿火车头的人，会发现这个空心圆柱体还挺像托马斯小火车的。）这个简单纯粹的玩具是为3～5岁的儿童准备的。

虽然这个玩具发现于神庙的废墟中，而且可能蕴含某些宗教意义，但它的造型不禁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场景：五千年前，一个小男孩将其拖在身后，穿过尘土飞扬的院子或是经过繁忙的城市街道。在他玩耍的同时，周围的大人也在玩他们自己的游戏，想着许许多多的新创造和新发明。如今，这些创造和发明的成果都作为乌鲁克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文物而首次被载入考古史册。

仅仅在两个世纪前，工业产品开始掌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之前，支撑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基本技术是由这一时期的乌鲁克首创的，如家庭作坊中酿酒师的啤酒桶、陶工的烧窑以及织布机，田地里的犁、播种机和农车，河流和运河上的风向标和帆船，演奏音乐使用的竖琴、七弦琴和鲁特琴，建筑中的烧砖、拱顶和真拱。

还有轮子。不论在街上、田里或是河岸，包括芝加哥博物馆里的拖拉玩具上，那些随处可见的轮子都代表并给了人类移动的能力。

有些发明似乎确实需要乍现的灵感，即“头脑游戏”（jeu d’ésprit ）才能诞生，轮子的发明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轮子的起源，学者们争论已久，说法不一。有人断言，人类曾长期使用木质滚轴在短距离内移动重物，因此轮子是从这些木质滚轴演变而来的。其他人提出，完整的旋转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新理念。而另一些历史学家令人信服地指出，滚轴和轮子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滚轴实际上是物体在被移动时，承载物体重量的表面的可移动延伸；轮子则是移动中的物体本身的一部分。他们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念：在轮子出现之前，考古记录中就已出现过转台这种围绕中心点旋转的事物，它被应用于圆形壶罐的制作。如果第三类学者所言为真，这就意味着在某一天，某个人捡起了这个可转动的圆形物体并碰巧使用了该物体的边缘进行滚动。然后，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他发现从这个旋转物的中心点到地面的距离一直是相等的。受此启发，人们开始将一组旋转物加装到类似雪橇板的结构上，从而将这种绕中心点旋转的装置从制陶领域延伸到了运输业。

不过，渐进式的发展也可能产生许多新事物。例如，陶器在平炉内的烧制过程中，有时会受热不均，而且燃烧的木料会在陶器上留下斑点、污迹和烟熏痕迹，这无疑会令那些精益求精的制陶工匠十分沮丧。对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器皿与火焰分离。在他们的不断尝试和调整后，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蜂窝形陶窑，其顶部为通气口，并使用多孔底板隔离烧炉中的燃料。

有时，这种渐进式的发展还会带来惊喜。上述蜂窝形陶窑除了能够防止陶器受损，还具有一项意料之外的功能，即它能够承受更高的烧制温度，这使得简朴的陶窑成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实验设备。正如现代化学工业的形成并非人们的有意之举，而是人们对合成染料的无意识发现的结果，乌鲁克的实验家取得的成就同样不是功利性行为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他们忠实于游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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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蓝绿色的青金石是一种珍贵的宝石，被用于制作印章、珠宝、珠子、镯子，以及雕塑上的镶嵌物和装饰品。苏美尔文学作品也提到了用青金石装饰的城墙：“现在，阿拉塔（Aratta）的城垛上满是绿色的青金石，它的城墙和高耸的砖塔呈现出鲜亮的红色。”神庙也是如此：“他用珍贵的金属建造神庙，用青金石加以装饰，并在外部覆上大量黄金。”还有某个女神指示拉格什（Lagash）国王古地亚（Gudea）：“打开你的仓库并取出木材；为你的主人建造一辆战车，然后套上一匹驴子；用纯银和青金石来装饰这辆战车。”

可是，青金石非常稀有，仅出产于中亚的几个地方，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山区，距离美索不达米亚南部2500千米。距离如此遥远的两地竟可能有过频繁的贸易往来，这着实令人震惊，因为在当时，为运送这些珍贵的石头，从而满足美索不达米亚诸神和君王的虚荣之心，人们只能依靠双脚穿越茫茫的荒山野岭和有致命风险的沙漠。但整个中东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金石足以证明两地间的确曾存在蓬勃的贸易往来。

鉴于青金石不菲的价格以及运输的不便，充满智慧的人类很快就开始探寻人工仿制这种亮蓝色颜料的方法，而且获得了成功，并由此创造出第一种完全人造的材料——这既不是一个偶然结果，也不是意外所得，而是思考和实验的成果。

先驱们在五千年前发明的这种合成化学工艺，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被使用，我亲眼见过这件事：在阿富汗赫拉特（Herat）一座清真寺的后面，有一座生产人造青金石（现在被误称为“埃及彩陶”）的作坊。这个肮脏的大作坊中充斥着呛人的化学烟雾，稀稀落落的阳光透过破洞的屋顶射入室内，却抵不过角落里的炽热火炉发出的刺眼火光。一个戴着大大的头巾帽的小男孩正迷迷糊糊地用一个硕大的风箱给火炉送气。作坊的主人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产品：釉面有些粗糙的深蓝绿色的珠子和饰品。

我们大致可以猜到这种工艺是如何产生的。早在旧石器时代，属于碳酸铜矿石的孔雀石和石青就被用于制作装饰手工器具的颜料。同时，人们也将这些颜料涂在脸上：先把矿石研成粉末，再跟油脂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制成了眼影。如果把孔雀石或石青放入火中，火焰就会呈现明显的蓝色或绿色。但因为不了解光谱学或高温化学，古人很可能觉得是高温促使矿物将颜色释放到火焰中。因此，他们也很自然地认为可以先采集这些颜色，然后用它们给另一件物品上色。但是，如何才能防止这些颜色因随着烟雾扩散到空气中而被浪费呢？解决办法就是将要上色的物品连同经研磨的矿物一起放入密闭的容器中，然后把该容器放入窑中加热。实验者很快发现，这种方法要耗费很长时间，通常需要一整天不低于1000℃的高温烧制。尽管如此，这种工艺确实有效，就和我在赫拉特看到的场景一样。从火炉中取出的物品，其表面坚硬、有光泽，呈深蓝绿色，虽然可能不及真正的青金石那般精致，但也算不错了。

将不同的矿物混合后置于高温之下，就可完全改变其性质，产生全新的材料。这一发现为人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游戏的人”一定用过各种岩石和其他材料来不断试验这一方法。或许这些实验结果还带来了更多新发现，尽管它们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但足以激励人们不断尝试。这些新发现中就包括盐釉砖的制作方法，之后的亚述文明对此方法进行了记载：“沙子、从‘带角’植物中获取的碱、白花草，研成粉末并混合；放入带有四个通风孔的冷窑中并堆积于各通风孔处；点无烟小火；取出、冷却，再次磨成粉末，加入纯盐；放入窑中；点无烟小火；一旦呈黄色，立即将其涂抹于砖石表面，名为玻砂（frit）。”

其他的新生事物还包括玻璃和水泥，还有铜的熔炼方法。后来，人们又发现在铜矿石中加入锡石可产生质地更好的金属。这种合金更坚硬、更牢固，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其锋利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它的熔点低，便于铸形。最终，这种金属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人从石器时代带入了青铜时代，同时也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革。

诸神的工匠

《吉尔伽美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乌鲁克收到基什（Kish）国王阿伽（Aga）发来的恐吓信息，后者扬言要攻打乌鲁克：

吉尔伽美什将此事告知城中长者，询问解决之道：“……我们不要向基什屈服，让我们向他们宣战！”

集结而至的城中长者答复吉尔伽美什：“……我们向基什屈服吧，我们不要向他们宣战！”

吉尔伽美什……不顾城中长者所言，转而寄希望于女神伊南娜。他将此事告知城中的年轻人，询问解决之道：“……我们不要向基什屈服，让我们向他们宣战！”

集结而至的年轻人答复吉尔伽美什：“恪尽职守，坚定不移，护卫王储——就像人们所说的要擒住驴的后腿——舍我其谁？我们不要向基什屈服，让我们向他们宣战！”

“乌鲁克，诸神的工匠；伊安那，从天而降的圣所，诸神赋予他们以形制……你是他们的君王，他们的斗士！神明安（An）就要降临，他至爱的王子啊，碾碎敌人头颅者，何必恐惧？敌人的军队人数寥寥，其后方一派乌合之众，我们终将所向披靡！”

吉尔伽美什率领他的年轻人出征，擒获基什国王阿伽，而后又出人意料地释放其返回故土，宽宏无量。

虽然这是文学史诗而非历史，但仍可反映出乌鲁克与距其西北部约150千米的基什之间存在真实的冲突。从时间上看，这些作品距离冲突发生的时间，大约等同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距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当然，同亚瑟王传奇一样，《吉尔伽美什》的创作意图不仅在于记述古时候的故事，更多在于借古鉴今，反映其所处年代的世事。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故事对乌鲁克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论是从石器时代逐渐走向金属时代（“诸神的铁匠”）；还是从陶克尔德·雅各布森所说的原始民主，即统治者仍会与其民众进行商议（“城中长者”的集会），逐渐走向王权和专制，即统治者独断专行，不听取民众意见；抑或是从和平共处逐渐走向激进好战的常态（“让我们向他们宣战”）。这些变化不论好坏，都是人类从村落生活向高度成熟的文明迈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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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依靠自然发展来适应环境和政治形势，而文明则是一种人为计划的结果。在乌鲁克，适用于物质世界的实验方法，同样被用来指导在城市中共同生活的人们。城市就像一台机器，市民就是机器运转所需的零部件。

在乡村，大部分家庭相对平等；在城市，不同身份等级分明。在乡村，“你是做什么的？”这一问题从来不为人所关心；在城市，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乡村，生存有赖于成为某个家庭的一员，即便只是作为一个奴隶；在城市，众多全新的谋生方式突然涌现。不同于帮助大家族维持生计这种自古以来的唯一选择，现在你可以在神庙或王宫中就职，你获得的回报也不再是火炉旁的落脚之地，而是一份工钱。从留存下来的遗迹判断，吉尔伽美什之城的许多居民正是这样谋生的。

乌鲁克遗址出土的最具特色的物件为斜沿碗。这些粗糙丑陋的陶碗有的完好，有的破损，数量占所有出土陶器的一半以上。它们与前一时期雅致的彩陶相比简直存在天壤之别。它们既没有采用盘筑的方法，也没有使用轮盘制胚，只显示出创作时使用了简单模具的迹象。（为验证这一分析，近期已有实验者制作了类似器皿。）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运用大批量生产的方式来制造消费品。在农耕村落，农家制作的陶罐往往基于极高的审美标准，并使用传统且对使用者本人来说有寓意的设计风格与形式，十分美观。相较之下，商业作坊中批量生产的斜沿碗就仅有实用价值。

这种改变可被称作“简化发展”（Evolution of Simplicity）。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于专业工人人数有限，制造业受到制约，因此便产生了某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对非精英阶级的审美剥夺”。现在，陶器的制作效率和经济性被摆在第一位：标准化容器虽然丑陋，但只要它们质量够好且够便宜，就能满足这一新社会的需求。维多利亚时期的从手工艺品到工业产品的转变与此极为相似，尽管遭到了浪漫主义流派和工艺美术运动的抵制和反对，但那无济于事。或许，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也曾有人提出类似的抗议。

斜沿碗的制作工艺比回答其为何产生容易多了。在瓦尔卡石瓶上，我们看到前往女神神庙的裸体男子手举盛满物品的容器，斜沿碗就与这些容器的形状十分相似。但是，石瓶上的容器看起来精细雅致，这些斜沿碗却十分粗糙简陋，很难想象有人会用它们进食，更别说用它们向女神敬献祭品。这些碗上多半有气孔，无法被用来喝水或喝酒。它们很可能是供一次性使用的器皿，因为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完整斜沿碗与破碎了的几乎一样多。（它们就好比今天我们丢在大街或沙滩上的一次性发泡汉堡盒。）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送到神庙里的祭品是被装在斜沿碗里的，但大多数人觉得这些碗被用于分发定量的面包或谷物，作为人们的工钱或配给。当文字出现时，书写中代表食物、配给或面包的标记就酷似斜沿碗。

工钱和配给意味着独立劳工不再需要自给自足，在现代欧洲，乡村的农民阶级向城市的工人阶级过渡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乌鲁克也发生过类似现象，那么这些新兴工人阶级是从事何种劳动，又为什么人工作的呢？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建筑工程一类的工作。建造神庙虽与修筑住宅十分相似，但其工程规模要大得多。神庙有自己的田地、花园和果园，这些都需要季节工来打理，还要有水利工专门负责灌溉并对防洪灌溉系统进行维护。此外，也有负责牧养绵羊、山羊和牛的牧人，生产手工艺品、纺织品、篮筐和陶器（包括那些斜沿碗）的工人，当然还有那些雕刻师、宝石匠、实验者、铜矿熔炼工、冶金家和金属工，他们都是诸神的工匠。

与现代城市革命不同的是，那时候没有相互竞争的独立商人。世界上的首座城市是以神庙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宫殿到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于是，该城市的世界观也同所有古代社会一样，受到极权宗教信仰的影响。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以神权为主导的经济体，它等级分明，受中央指挥，实施管控的是祭司们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五千年后，祭司所扮演的角色被一些人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便是神庙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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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以祭司制度为支撑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大获成功。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期，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乌鲁克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城市空前繁荣，不断扩张。此外，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乃至以外的地区，人们开始在主要的通商道路沿线定居，并同时向外展示他们故土特有的文化。例如，他们在那里建造乌鲁克式的神庙，不仅使用与乌鲁克神庙规格一致的砖石，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堆砌，还用类似的泥锥进行装饰。他们对食物也有类似的偏好，运用了相同的管理技术，并生产了同样的斜沿碗。这些都反映了他们所遵循的社会制度和采用的工作方式。这些乌鲁克特有的发明的广泛传播说明，乌鲁克式的政治体制被积极地向外输出，从南部平原输出到整个地区，甚至到了今天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所在的地区。伴随着这种传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雅克·考文提出的推动新石器革命的那种“救世主式的自信”。

在这些偏远的居民点中，有些是全新开辟的处女地，人们仿照他们故乡的城市建立起微型城市。其他居民点建立在存在已久的大型村落或小型城镇的基础上，它们此前一直遵循的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被乌鲁克文化取代。还有些居民点更像是一块飞地，城镇某些区域中的乌鲁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周边区域的居民仍然保留古老的传统。

在某些学者眼里，“乌鲁克的扩张”只能说明一点：乌鲁克是一个依靠军事称霸的殖民帝国，旨在夺取其所处地区缺乏的自然资源。但我们要知道，以下情况早在乌鲁克的许多技术被发明之前就已出现，即使现在看来这类技术似乎是凭借武力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先决条件：快速高效的通信方式（直到乌鲁克统治后期文字才出现）和依靠家养役畜提供有效的交通运输（先说驴，当它从北非抵达美索不达米亚时，乌鲁克已日渐衰弱；而当地的马科动物——亚野驴，其驯化难度众人皆知）。

另一些考古学家通过对某项证据的解读，提出这些定居点只是商贸站，或是难民的逃亡地。这些分析都基于一点，即定居点的新居民就是那些离开乌鲁克本城的外迁者。但我们也不可低估思想的力量，它足以吸引人们自愿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近代历史清晰地见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广泛而狂热的追捧。除此之外，一种“现代性”信仰——西方技术、西式建筑、西式服装、西方食品——已在世界各地快速地传播开来，甚至包括那些从未被欧洲帝国影响或只是曾被短暂影响的地方。今天，几乎在全球各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西方的品牌，而类似的场景似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曾上演。后者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都要深远，因为文字便产生于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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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发表的一篇文章震荡了学术界和商界。他在文中宣称乌鲁克文明才是品牌概念的首创者。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消费者希望确保他们使用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陶瓷、饮品和加工食品，都能有可靠的货源和良好的品质。于是，这些商品被印上了独特标记以供人识别其产地和来源。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商标是从烧制在物品上以显示产地的标记发展而来的，而美索不达米亚人则使用标记了简易识别符号的泥块来封上篮筐、匣盒、壶罐及其他容器。

这一切可能就是从很多人佩戴的描绘有宗教或神话主题的护身符发展而来的。护身符作为一种手工艺品，样式各不相同，且与佩戴者或委托制作之人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印在泥块上的护身符图纹，即可识别出该物品的主人。

很显然，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制作一块凹雕印模，专门用来印在泥块上。“印章”也是印刷的雏形。但是，雕刻一个大小合适的图案需要一枚尺寸较大的章，这样的章不便于携带。人们很快发现，如果围绕圆柱体的曲面进行雕刻，那么印在泥上的图纹长度将是圆柱体底面直径的三倍以上，所以“滚章”由此诞生。这种外形美观的印章也是乌鲁克最具特色的发明之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晚期，它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滚章高度不到一英寸，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有石灰岩、大理石、赤铁矿石；有半宝石，如青金石、红玉髓、石榴石和玛瑙石；甚至还有耐火泥和彩陶。由于它们质地坚硬，考古学家在当地挖掘时总能发现大量滚章。

后来，滚章的雕刻越来越精细，历史学家们猜测雕刻师一定使用了光学辅助设备，或许是使用了针孔照相机的原理——在美索不达米亚炙热的阳光下，即便是最小的孔眼也足以让光线射入。更有人提出人们在发明透明玻璃后，便开始对某种形式的透镜加以利用，虽然于1850年从亚述古城尼姆鲁德（Nimrud）出土的椭圆形水晶已不再被研究古代技术的学者们认作透镜了。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滚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章上雕刻的图像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活场景。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图像呈现的是宗教场景，如朝拜者乘船前往神庙。更常见的是一些不知名的神祇出现在山水风景、宫殿庙宇，以及聚集在大女神芦苇牛舍周围的神圣畜群之中——图中的牛舍同今天的沼泽阿拉伯人建造的芦苇屋惊人的相似。有的图像展现的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相互格斗或与动物搏斗的重要场景。其余的滚章则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景象：田地中的动物、牛奶房的工人、织工、陶匠和冶金匠；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战斗和破坏的场景。

虽然这些印章最初被用作品牌标识，但它们很快就成为类似于个人签名的身份识别标识，因为在当时尽管书面文字已经出现，但仅为极少数人所掌握，所以滚章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书，还被用来鉴别个人财产。事实上，古人使用这些印章的范围之广，让人不禁联想到刚刚学会写字的孩童，他们会在所有物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包括墙壁和家具。这也说明乌鲁克及其周边的居民非常重视培养个人的身份意识，在程度上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我们。不同于古往今来的诸多文明，这里的人不甘于默默无闻，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这种情况在文字书写广泛普及后更为明显。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相比，我们知道更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个体的姓名。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上看到人们的名字：收据、送货单和提货单，商业合同和法律判决，结婚证书和离婚协议等。目前已知最早的个人签名出现于公元前3100年，那时乌鲁克的一名抄写员在他的抄写练习背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GAR.AMA。

或许正是这种希望永久为个人存在保留记录的渴望，促使乌鲁克的某些居民将一种简单的记录方式发展为一套成熟的泥板标记系统，这套系统先是被用于拟写协议与合同，而后又记录了思想和信仰、歌曲和故事、诗歌和散文。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个人身份的重视就是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因素。文字书写的理念无疑是吉尔伽美什之城赠予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楔形文字之谜

传说“七十士译本”（即《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德米特里（Demetrius）敦促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 Philadelphus）获取犹太教的律法书“摩西五经” [4] 。为了向国王复命，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从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各派出六人，因此共有七十二名学者前往亚历山大。这些学者住在法洛斯岛（Pharos）上，每天早晨在海中例行沐浴，之后便各自进行独立的翻译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奇迹般地给出了相同的译文。（尽管“七十士译本”说的是七十而非七十二，但就像古老的犹太笑话中提到的：谁又会真的去数呢？）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故事，1857年，伦敦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将一份新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交给四位当时的顶尖学者：爱德华·辛克斯（Edward Hincks）、朱尔斯·奥佩尔（Jules Oppert）、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后被封为爵士）和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此人在摄影方面享有盛名）。他们被要求在不互相商讨的前提下尝试对该文本进行翻译，并且他们所完成的译文在提交之前都是保密的。然而奇迹发生了，他们的译文竟十分相似，学会也因此得以宣布楔形文字之谜终于破解：“审查人员从总体意义和字面翻译两方面验证了这些译文之间惊人的一致性。大部分译文表达的意思都高度相似，偶尔对于某些词他们使用了相同的表述。”

如果我们把书面文本作为历史的开端，那么这四位解码学者的成就足以让这一开端的年代提早上千年。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最早的书面文本出现于古希伯来人的年代，现在确定的这一年代完全早于人们以往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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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尝试破译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二十岁出头的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Georg Grotefend）是德国的拉丁语教师。他在酒吧里跟朋友们打赌说，他可以解读古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一些楔形文字文本。在向哥廷根的威廉皇家学会提交的一篇报告中，他提出有三种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楔形文字，其中一种就是现在所知的古波斯语，它在本质上由字母组成，每个字母表示一个音，阅读顺序由左至右。他无疑很有天分，还有极好的运气和不懈的努力，凭借这些，他终于解读出一些人名——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希斯塔斯普（Hystaspes），以及一些王室头衔。

第二个推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解密的人同样是一个年轻人，他叫亨利·罗林森，是一名英勇无畏的英国军官。亨利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波斯西北部贝希斯敦（Behistun）的悬崖峭壁，为的是拓印波斯皇帝大流士在约公元前500年于该崖壁上留下的长篇铭文。这篇铭文也使用了三种语言。

在格罗特芬德的解读成果的基础上，古波斯语版的大流士铭文很快就被翻译出来，也为破译刻在岩石上的其他语言带来了可能性。被破译的第二种语言使用的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字母都对应一组音节，如“a”、“ba”、“ab”或是“bab”等。当借助波斯语文本对其进行翻译时，人们发现这是一种未知的语言。后来在波斯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使用这种文字的文书，那个地方古时被称为埃兰（Elam），于是人们把这一语言称为埃兰语（Elamite）。

与前两种楔形文字相比，在贝希斯敦发现的第三种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要困难许多。这种文字使用了大量符号，字符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文字。它既非字母，也不完全是音节。相同的符号经过与楔形标记的组合，有时就形成了意符文字，即它们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现代汉语中；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组合又是一种标音符号，用来表示发音。某些符号可以表示几种不同的事物，也有几种不同的发音；与此同时，几种不同的符号又可以表示某些相同的发音。此外，还有一些符号本身看似毫无意义，却能指明跟在其后或在其之前的符号的基本含义，这也就是现今的语言学家所说的限定词或量词。于是，竖状楔形符号总是与人名一起出现，神明的名字总是带有星形，但地名旁边跟着的符号时有时无。难怪伟大的法国亚述专家让·博泰罗（Jean Bottéro）把楔形文字形容为“鬼画符”了。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最终还是证实了这种文字是一种闪米特语，它与古腓尼基语、古希伯来语和现代阿拉伯语都有所关联。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辛克斯等专家才能在1857年接受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挑战并提供相似的翻译文本。（他们曾经以《圣经》中记载的嗜血之国亚述把这种文字命名为“亚述语”。如今人们称其为“阿卡德语”，其中包含作为南部方言的巴比伦语和作为北部方言的亚述语。）

然而，故事还在继续。随着文本解读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渐渐意识到在阿卡德语文字体系之下，还暗藏着另外一种人们未曾发现的更加古老的语言。学者们之所以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有许多符号被用作表意文字或音节。有时，表示“牛”的符号被用来表示“gud”这个音；“分开”被用来表示“tar”；“嘴”有时被用来表示音节“ka”。但这些音在闪米特语中都不曾出现，因为“牛”念作“alp”，“分开”念作“paras”，“嘴”念作“pu”。由此可见，对于这一文字体系的创造者而言，在他们使用的语言中，“牛”是“gud”，“分开”是“tar”，“嘴”是“ka”。

用这种语言取代中东地区原来的第一语言闪米特语的尝试最初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带头抵制的是来自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的法国犹太裔东方学学者约瑟夫·阿莱维（Joseph Halévy）。他曾扮成来自耶路撒冷的拉比，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一边游历，一边为穷人筹集救济品，并由此成名。

在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刚刚因为与闪米特文明起源沾上关系而赢得各方的尊重。阿莱维听闻其闪米特祖先的地位将因被某种新发现的苏美尔民族取代而变得岌岌可危，感到惊愕万分。他拒绝相信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民族，还坚称这种苏美尔文字只不过是闪米特祭司发明的一种秘密符号，为的是不让普通老百姓知晓某些内容。1900年，他出版的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历史》（Le Sumérisme et l’Histoire Babylonienne ）还引得两位著名院士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走廊里用雨伞相互攻击，上演了一出人尽皆知的闹剧。

随着一批苏美尔语铭文译文的出版，这个争议终于在1905年解决了。通过这些明确可靠的翻译，苏美尔语的语法结构得以重现。事实证明，苏美尔语确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语言，它不属于任何已知语系，它不仅句法特殊，其词汇中还包含大量单音节词。因此，苏美尔语中存在许多同音异义词，在有些情况下，发音相同的不同单词可能多达十个。于是，“A”可指水、运河、洪水、眼泪、精液、后代或父亲，“E”可指房子、神庙或地块，“U”可被译为植物、蔬菜、草、粮食、面包、草原、负载、强壮、有力、滋养或供养。将这些音节组合在一起，就可产生新的单词：“e”（房屋）加上“an”（天空或天堂）就是伊安那，意为“天之屋”，即乌鲁克大女神的神庙；“lu”（人）加上“gal”（大）就变成“lugal”，意为大人物、主人或君王。

可是，学者们仍对此有所疑虑。有些人认为，这些看似相同的音节是有区别的，就像汉字用不同声调或语调来区分。20世纪80年代末期，让·博泰罗指出，单音节词可能是一种假象，而造成该假象的原因是文字的发明者仅标记了每个单词的首个音节，他将此现象称作“截头表音法”。后来又有一位丹麦学者提出，苏美尔语可能是一种克里奥尔语（Creole），即其使用者儿时作为母语习得的语言是混杂语言，这种拼凑而成的语言可以使说不同语言的人相互交流。那些建立了埃利都、乌鲁克及其周边居民点的各个族群，就是通过苏美尔语来实现基本交流的。因此，苏美尔语后来也被尊为文明开创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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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美尔文字的起源，各界尚未达成一致看法。目前，有两大观点冲突最为激烈。一方认为，苏美尔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后才逐渐形成。它的雏形是古人用卵石记录动物和商品数量的体系，后来人们开始使用泥制标记（clay token）记录，它们被完好地保存在泥制容器里。人们先是把泥制标记印在容器外部，以说明容器内是什么，后来又用有尖头的棍状物把标记刻在泥制容器上。最后，他们抛弃了泥制标记，只留下容器，相关记录就以泥板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

其他人认为，苏美尔文字是为富有创新精神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所特有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成果。它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突然出现，并在短短几个世纪中从一种初级的简略记录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可用于记载诗歌和散文，乃至合同和账务。

然而，人们对于约瑟夫·阿莱维提出的理论还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尽管这有些讽刺，但从原则上看他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最早的苏美尔文本其实并不是书面文字，而是一些代码；这些初期的符号被用于指代物品，而算不上语言。人们通过简易的图画符号，记下物品被送出或收到的交易信息，它们包括动物、人员和商品。例如，一个牛头的图案就表示一头牛，一个斜沿碗的图案则指粮食。有时图案也不一定指物品本身：星星代表神明，一幅平面图表示的可能是一座神庙。

在该文字体系的早期阶段，文本仅是一种辅助记忆的简易个人备忘录，含义并不明确，如“二|羊|神庙|神|伊南娜”。此外，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进行记录的官员或行政人员会选择用自己偏好的符号和绘画方式。因此，要想让看到记录的人都能够识别这些符号的真正用意，就需要制定一套全员认同的标准。于是，一份登记有一长串职务、工作、动物和商品的“词汇表”应运而生。当时的人用这样一份类似于词典的词汇表来进行基础学习，以确保每个人都用完全相同的图案来表示牛、粮食、羊、神庙和女神。

以简单的词汇表为基础，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一个包含数千个符号的词库最终形成了。但是，这种符号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从原则上讲，需要用符号表示的物品数量是无限的，且几乎没有人能够记下表示世上物体的所有符号。为解决这一困难，当时的人采用了一种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图像表示法。

以飞机的图标为例，在机场航站楼中，它可以用来指示航班抵达或出发的区域；在公路标识上，它可以指示“前往机场”的道路或是警告附近有低空飞行的飞机；在广告里，它可以指旅行团出游或泛指出国旅行。换言之，图标的含义可以从“飞机”引申到“飞行”“度假”“旅行”。毋庸置疑，它还可以表示许许多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同样的，在乌鲁克早期的符号体系中，小腿的图像不仅可以指下肢本身，还可以表示“脚”“行走”“出发”“站立”“踢腿”等，具体含义为何由语境来决定。如果引申含义仍不够用，就将符号组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式图像。例如，一个饭碗旁边加上一个人头就可表示“吃”，“女人”加上“山”（三座小山丘）最早表示的是“外来女人”，后来指“外来女奴”。

有些图像组合是为了区分某一图像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一把犁加上一个人，这样的图像组合表示“犁田者”；而一把犁配上“木头”的标志，则指犁本身（犁是用木头制作的）。神明的姓名之前就会缀上表示神的星星符号，这样的符号被称为限定性符号。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发展后期，这些符号被大量运用。

显而易见，“游戏的人”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许多符号的创作方式很是有趣。举个例子，在含有人头的图像组合中，最有意思的要数表示“葬礼”的符号：一个脑袋且头顶全是竖立的头发。“女人”这一概念本可用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但有人偏偏选择了女性阴部的三角区；与此同时，代表“男人”的是一根射精的阴茎。

但是，采用尖头工具徒手绘画确实需要一定的绘图能力，不是所有书吏都有望成为技艺精湛的绘图员的。于是，这些符号越来越不像图像，而是渐渐接近格式化的标志。最终，它们在视觉上完全脱离了最初描绘的与其相关联的物体。人们也不再使用尖头工具来绘制，而是使用带有三角形或方形截面的“笔”在泥板上进行刻印，形成楔形标记，楔形文字由此得名。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符号也丧失了其原本可能包含的趣味。

然而，楔形文字接下来的发展，不仅弥补了之前丢失的趣味，更成了一场真正的变革。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最初必定是由人们的玩笑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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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创造出的这些符号多么实用，它们也只是记录事件和物品的工具，而非一个文字体系。“二|羊|神庙|神|伊南娜”这样的记录，无法告诉我们那些羊是要献给神庙的，还是从神庙那里得来的；它们是已被宰杀的，还是有待屠宰的，抑或是另有他用的。但这显然能满足行政记录的需求。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是一个口述社会，记忆力深受重视。人们需要的只是简单的提醒，比如我们可以用各种语言解读指向左边的手指这类中性符号：英语“go left”、法语“à gauche”、德语“links gehen”、意大利语“a sinistra”、俄语“влево”或波斯语“ ”（均意为“去左边”）。要想使意思表达更加准确，则需要使用真正的语言，但是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想到要用泥板上的记号来准备一场真正的演讲。

在我看来，从记录物品到记录语音，这种文字用途上的“质”的飞越或启发了这一飞越的思想，极有可能源于某种逗趣的游戏。苏美尔语中含有大量同音异义词，这为那些喜欢双关语的人提供了有利条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箭”和“生活”这两个词的发音均为“ti”，再如“芦苇”和“复原”都念作“gi”，所以可以利用它们组成一些滑稽的表述。不难想象，苏美尔神庙官员中某些头脑灵光的人会从刻在泥板上的符号中提炼出一些蕴含双关或富有趣味的内容。当时的这种“游戏”，就好比20世纪70年代电视上播放的喜剧小品，当顾客拿着购物单在五金店里询问“叉子柄”时，售货员却听成了“四根蜡烛”。 [5]

玩笑归玩笑，但有一个问题，即一些事物确实无法通过图画或符号来记录（例如“生活”），或人们尚未发明出表示相应对象的符号。为了表示苏美尔地区一种叫“提吉”（tigi）的鼓，人民就用发音为ti的“箭”加上发音为gi的“芦苇”来表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知晓这种提吉鼓的样子，这着实令人遗憾。）

一旦形成了这种思路，很快就有人想到可使用文字符号来表示词语乃至语音，而不是物品。然而，这种新思路似乎需要经历好几个世纪才能得到普及。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用符号表示语音而非物品的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尽管在楔形文字的使用历程中，表音文字从未在书面文本中完全取代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充分证明，它们不仅可以被用来表达那些无法用图画表示的词语，如“生活”或“提吉鼓”，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表示语言中那些最为基本但其本身毫无意义的词，例如英文中的介词“to”“with”“by”，以及语言学家所说的黏着语素——前缀、后缀和虚词。这些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存在，被用于语句的塑造，如区分单数与复数、现在与过去、主动与被动，还包括表示衍生的含义，如在形容词“happy”（快乐的）之后添加“ness”，就产生了名词“happiness”（快乐）。鉴于苏美尔语一直都包含大量的单音节词，所以很容易为虚词找一个现存的且发音相近的符号。

久而久之，人们制定了一套既实用又优雅的苏美尔文字体系。但是，这套文字体系学习起来可不那么简单。当时的书吏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培训，才能熟练地掌握所有文字。此外他们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将它们运用得游刃有余。似乎正是因为如此高的学习难度，人们分外喜爱和珍惜这套文字。其他民族，如埃兰人、波斯人和乌加里特（Ugarit）的居民，他们使用简化的符号并且减少符号的数量，最终创造出一份简短的字母表，其中的每一个字母就代表一种发音；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在其文明存世的整整三千年间，坚持完整地保留复杂而烦琐的楔形文字。也许，字母表在他们眼里代表一种非常低级且贫乏的文字系统。那些丰富多样的楔形符号，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含义，从整体上影响着用它们写就的文本，它们的作用同高超的书法对东方文学的促进有异曲同工之妙。

楔形文字的使用当然不局限于高水平的文学创作，它也为我们留下了第一份有关那个时期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从那一刻起，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再只能被遗忘。遗憾的是，虽然五千年后的考古学家将这些文字视若珍宝，但该发展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今世事变化，沧海桑田。

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可能面临相似的命运。与乌鲁克的技术和政治变革最为相似的要数我们近代的工业革命。此外，由一个简易的会计方法发展而成的有效沟通媒介，也预示着后现代的到来。矿业工程师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为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设计的电动打孔卡片制表机只是一台不起眼的行政工作设备，然而从它开始，人类竟勇敢地一步一步开辟出了信息时代的新世界。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使用泥制标记的简易会计方法在吉尔伽美什之城得到不断发展，然后成为一种成熟、多样且灵活的文字体系。这一成就标志着真正的历史将由此展开。

但每一次全新的开始，必然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过去与当下的分割线也就此画下。

[1] 选自《吉尔伽美什》第一块泥板，译文参考了赵乐甡1980年的翻译文本，本书译者稍有修改。

[2] 里格是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4.8千米。

[3] 译文引自张智仁、何勤华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44页。

[4] 即《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具体为《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5] 在英文中，“叉子柄”fork handles与“四根蜡烛”four candles的发音十分相似。

第四章 大洪水：历史的休止

迦勒底人叙述的大洪水

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的分界点是大洪水，口述传统和文字记录的分水岭也是大洪水。在《创世记》第1～9章提到的世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诞生，和第12章的迦南沙漠牧人的故事之间，《希伯来圣经》讲述了诺亚、方舟和诺亚的后代的故事。

上帝消灭众生，唯独保全一人及其家庭和他用巨型方舟拯救的所有生物。不论在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该故事都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部分。17世纪初，爱尔兰天主教会大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凭借自身的数学天赋，推算出这艘方舟曾于公元前1491年5月5日星期三停靠在阿勒山（Mount Ararat）。自那时起，已有两百多名探险者出发前往亚美尼亚寻找方舟的遗迹。根据乌雪的推断，这艘方舟已经接受自然界的洗礼长达三千五百多年，但人们仍寄希望于找到其可能早已腐朽的残骸。尽管如此，在返回的人员中约有四十人称，他们亲眼看见了冰川之下或岩层之中的木质结构，那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海船的局部构造。

还有一些人既不相信《圣经》的叙述，也不接受天地之神惩罚人类无可救赎的罪恶这一理念，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个故事所基于的至少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场灾难。有一种说法是该故事记录了洪水重新填满波斯湾的过程。波斯湾曾是一个干涸的河谷，直到约公元前10000年，阿拉伯海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岩礁。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地中海海水冲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填满黑海盆地，而在约七千五百年前，该盆地内还只有一个很小的淡水湖。2003年，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收到的一篇论文称：“可能是此次洪水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导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创造了大洪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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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的一份公开声明使人们更加坚信诺亚与洪水的故事基于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该声明表示，在古亚述人间流传的一个故事与《创世记》的描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包含了《圣经》故事所涉及的所有主题：仅有一位将被拯救之人得到警告、建造方舟、暴风雨、大洪水、水势消退、停船于山边、放出乌鸦和鸽子、献祭、上帝也“闻到馨香之气”。

亚述文明中的这一巧合可谓一个重大发现，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巧合的发现者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人士，这在英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史密斯生于1840年，14岁离开学校，开始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家钞票刻模公司里当学徒。也许是因为这种艰苦拘谨的手工劳作无法使他活跃的思维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他利用就餐和晚上的时间，在博物馆中探究和学习中东藏品。有一次，他碰巧见到了破译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的知名学者之一亨利·罗林森爵士，并且听到了一位博物馆馆员无意间的一句评论：遗憾的是没有人愿意尝试为他们解译馆里收藏的泥板，那上头有成千上万个“鸟爪”一般的文字。经此启发，史密斯开始自学如何解读楔形文字和亚述语。令博物馆的学者惊讶的是，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工匠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门语言。他们注意到史密斯似乎不是靠掌握这种古语的词汇和句法来进行解译的，他凭借的是某种直觉和充满灵感的预见力。当史密斯于37岁去世时，人们在讣告中这样赞美他：“史密斯先生凭借精妙的直觉，能在无法对亚述铭文进行语言学分析的情况下，判断铭文的篇章要义，这为他赢得了‘智能解锁人’的美名，人们有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史密斯很快就取得了好几项重大发现，这也令罗林森对其十分钦佩。罗林森向博物馆的受托人提出建议说，是时候为史密斯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了。于是，他们任命27岁的史密斯担任亚述研究部助理。在那里，史密斯对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出土的一块泥板进行了破译，发现它是《吉尔伽美什》第十一块泥板的一部分，他也因此蜚声国际。“当我正在查看第三部分的时候，”他后来写道，“我注意到一段有关船停靠在尼什尔山（Nizir）的陈述，接下来它讲述的是放出鸽子，但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然后飞回原处。我立即意识到我所发现的至少是迦勒底人对大洪水的叙述中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史密斯破译的那块泥板并不完整，其中缺失了好几行重要的陈述。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872年在圣经考古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的一次演讲中，向公众展示了他的发现，而当时在座的听众都是格莱斯顿首相一类的大人物。《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就提出资助一支考察队前往尼尼微遗址找回泥板缺失的部分，尽管这项任务可能以失败告终。于是，史密斯出发前往中东，并在长途跋涉之后抵达了古丘库云吉克（Kouyunjik），这里曾是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北宫的所在地。

可是，史密斯面前只有一片废墟。他在《亚述发现》（Assyrian Discoveries ）一书中写道：

这个大坑是先前的发掘者留下的，从中出土过许多泥板；在上次发掘结束后，这个坑就成了采石场，建造摩苏尔（Mosul）大桥所使用的石料就是从此处定期挖取的。现在坑底满是宫殿地下室墙体的大块碎石，还混杂着大量石头、水泥、砖块和黏土的小碎片，简直是一片狼藉。

尽管他已经不抱有太大希望，但还是用铁锹撬起一些石头，尽力搜集可以找到的所有泥板残片。在搜集工作结束之后，

［我］坐下来查看白天挖来的那批楔形铭文碎片，先除去或刷掉其表面的泥土，然后阅读上面的内容。在清理其中一块碎片时，我发现上面包含了迦勒底人对大洪水叙述的第一部分的十七行铭文的大部分内容，恰好填补了该故事的空白。这让我既惊喜又感恩。在该泥板的内容首次发布时，我曾推测这个故事可能还缺失十五行文字，现在有了这一部分铭文，我就能基本还原整个故事了。

（人们仍可在大英博物馆内找到该泥板残片，上面还贴有标签，用黑色墨水写着“DT”字样，代表《每日电讯报》。）

由此，人们开始认为早在《创世记》写成之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有关上帝为毁灭人类而降下全球性大洪水的故事。其他语言对相关内容的记述也相继被发现，包括苏美尔语、古阿卡德语和巴比伦语，同时同一个语言中还存在不同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出现在尼普尔城的一块泥板上，泥板的制作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在这个苏美尔语版本中，诺亚的角色被换成了苏鲁巴克王祖德苏拉（Ziudsura）或祖苏德拉（Ziusudra），该名字意为“他看见生命”，因为他被诸神授予永生。在公元前17世纪的阿卡德语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为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意为“智慧超凡”。

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故事与《希伯来圣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上帝降下大洪水的动机。《创世记》给出的理由是人类的邪恶，而《阿特拉哈西斯史诗》提供的解释是至高之神恩利尔因失眠而毁灭人类：

……领地扩大，人口增长。

大地像一头公牛般吼啸，

神明不堪这喧嚣之扰。

恩利尔听到人类的聒噪，

并对众神说：

“人类的声音太吵了，

他们的喧哗令我无法入眠。”

恩利尔在多次尝试而不得成功后，最终通过泛滥全世界的洪水来毁灭人类。有些人试图解读这个故事的道德含义，猜测这个“噪声”或许与邪恶、罪孽有关。但情况是否也可能相反？会不会是人类向恩利尔做了过多的祷告，供奉了过剩的祭品？让我们回忆一下《以赛亚书》1∶11～14中，上帝对骚扰者的反应：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如果只有《圣经》这一项证据，可能不足以为信，但现在我们已发现多份可能相互独立的文本，它们之中有关全球大洪水的内容是一致的，这似乎也验证了该段历史的真实性。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实物证据。1929年3月16日，考古学家伦纳德·沃利（Leonard Woolley）在写给《泰晤士报》（Times ）的一封信中宣称，他找到了能证明诺亚的洪水存在过的证据。

后来，沃利在自己的畅销书《发掘乌尔》（Excavations at Ur ）中写道，他在挖一个坑，当挖到3英尺深时，“既没有陶器碎片，也没有灰烬，只有水分充足的干净泥土。在底部的阿拉伯工人告诉我已经挖到了原生土层”。对此沃利并不理会，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说服工人继续挖。在又往下挖了8英尺深后，工人挖到了另一个土层，人类居住的迹象再次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再次进入坑中，查验四周，待我写完笔记后，我已非常确信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我希望看看其他人是否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于是，我将我的两名助手带到现场，向他们指明实际情况，然后询问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随行的还有我的妻子，我等她看完后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转身离开时随口说了一句：“这当然是那场大洪水。”这便是正解。

这个精彩的故事让沃利声名远播，也使他成为与家喻户晓的埃及古物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齐名的人物。1922年，卡特在埃及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陵墓。然而，沃利的报告并不真实。一名15岁的男学生雅各布·吉福德（Jacob Gifford）写了一篇极为出色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实际上监督挖掘的是沃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后来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先生” [1] ），而且马洛温详尽的现场笔记虽然与沃利的叙述大不相同，却更加贴近现实。这篇论文于2004年获得了牛津大学颁发的“近东考古学温莱特奖”（Wainwright Prize for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年轻的作者吉福德还引用了1928年一名外交部官员写给伊拉克高级专员公署的一封信，信中重点说明了他们有意“激发人们对伊拉克考古的兴趣，且愿意帮进一步的发掘活动协助筹集资金”。论文的结论点明，沃利的目的在于自我标榜，他提供的大洪水故事版本是为了“向公众宣传他本人以及他的研究课题”。

当然，在前辈们“不发表，便发丧”的告诫下，所有需要为自己的专题研究吸引资助的学者，都能够理解沃利为何要弄虚作假。沃利可以宣布他发现的不是大洪水的证据，而是乌尔发生的一次洪水的，且乌尔至少曾经历了两次洪水，它们的间隔时间长达好几个世纪。他也可以宣布，这种厚薄不一的水淹层形成于不同的年代，被发现存在于很多（但不是所有）南部城市中。但如果他这么做了，还能获得如此大量的关注吗？在某些遗址，如距离乌尔仅是十一千米的埃利都，人们没有找到丝毫洪水的迹象。

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出入，为什么中东地区的所有古文明都一致认为曾经有一场大洪水摧毁了整个世界，只留下一小撮幸存者呢？这是因为像这样一场充满恐慌和令人惊惧的灾难性事件，不论其何时发生，人类都不会忘记；关于它的故事只会被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直到最后人类可以用文字将其记录成不同的版本。

不论这场灾难的存在真实与否，美索不达米亚人之所以不断地传述大洪水故事，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这个故事在古人的历史观中发挥着关键的结构性作用。对于苏美尔人而言，大洪水是文字出现前和文字出现后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也是民间传说的时代和人类记录历史的时代的分界点。更准确来说，它是划分美索不达米亚的两大文明阶段的分水岭，即此前所有文明都在追随乌鲁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南端的苏美尔地区的各个城邦开始寻求各自发展。

考古学使我们了解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发生的重大变化。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上的许多文明仿佛在刹那间中断了彼此间的往来。例如，去往阿富汗青金石矿区的通商线路被切断，乌鲁克分布在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的居民点也全部消失。生活在南部地区之外的城镇和乡村里的居民又回归到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也恢复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人们不再进行记录，文字的艺术被遗忘。在乌鲁克的核心地带，从尘土之下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亦不再受到重视：谷物间满是杂草，土壤高度盐化。人类的寿命急剧缩短。人们抛弃乡村的住所，要么投奔到城市，要么四处流浪。在乌鲁克城中，神庙的土地被农民占据，他们摧毁了伊安那的纪念建筑，在那里搭建起平台以及用柱子和芦苇建造的房屋。

这一切都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成功维系乌鲁克文化统治的准平等主义社会体系和占主导地位的神庙经济遭到瓦解。据推测，引发乌鲁克意识形态崩溃的原因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气候变化使得天气变得干冷。降水减少，无法为该丘陵地带的土壤直接提供充足水分，或无法保证河流的水位高度，以满足灌溉需求。第一，满怀嫉妒和敌意的外族发动了袭击和侵略。外围定居点周边修筑起巨型防御工事，尤其是厚达十英尺的城墙，其顶部加盖了瞭望塔，城门上加装了尖刀利器，此外城墙后方15英尺处还有第二道坚固砖墙。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这座位于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前乌鲁克殖民城市。

但这些只是乌鲁克衰亡的外因，同时有迹象表明乌鲁克的内部也不太安稳。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看，在看似平等的推行管制经济的社会中也可能暗流涌动，自愿接受乌托邦思想的尝试常常因反抗和起义而终止。随之而来的暴政统治总会令社会动荡不安，并导致贫困加剧。

乌鲁克式生活方式的普及，其实不总是和平主张的成果。近日，一次由芝加哥大学和叙利亚文物局组织的考察，在今叙利亚境内的哈穆卡尔（Hamoukar）遗址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交战区。来自美国的联合领队克莱门斯·瑞切尔（Clemens Reichel）说，这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血雨腥风’”。3米高的城墙曾遭到弹射式球弹的重创，战场上曾一片火海、血流成河。“南部的那些人极有可能参与了毁灭这座城市的战争。挖开残垣断壁，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巨坑，坑里有大量来自南部的乌鲁克陶器。那个场面着实令人震惊。即使乌鲁克人不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他们也必然是其受益者，因为战争刚一结束，他们就接管了该地。”而后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就连乌鲁克的南部核心区域也需要使用暴力手段来巩固政权。

刻有已知最早个人签名的乌鲁克泥板，其实是书吏学校一项练习的产物，该练习要求学员列举官衔和职业。列举的第一项内容应该是最高一级的头衔，即NAM GIS SITA，意为“权杖之王”，权杖也是当时广受青睐的一种近战武器。到了稍晚的时代，该头衔的意义就变成了“君王”。出土的滚章上的图像反映了执行严苛法则的场景，最典型的就是殴打囚犯：不停求饶的囚犯双臂被反绑在背部，负责的长官手持一根矛，站在边上看着。但这不是战斗的场面，囚犯看起来也不像是士兵，而更像是劳工。这种惩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为了逼迫劳工加大农业生产强度，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如同20世纪苏联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产生的后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农作物的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盐化指下层土壤中的矿物盐上移至表层土壤，它使农业用地遭到了破坏。这是灌溉可能引发的一种危害，也是现代发展研究专家在付出代价之后汲取的教训。古代苏美尔地区饱受土壤盐化之苦，是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异常之高。但经过数百年的耕作，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已经学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们部族的后裔至今仍然采用先人的办法，即每隔一年便进行一次休耕。对此，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圭尔·吉布森（McGuire Gibson）做了详细说明：

由于灌溉，临近收获期时的农田水位在表层土壤约半米以下……野生植物从土地中吸取水分，从那时起至冬天，这些植物不断将下层土壤中的水分吸干……到了春天，因为田地没有受到灌溉，野生植物继续吸收水分，使下层土壤的水位下降2米……这些植物都是豆科植物，它们为土壤添加了氮养分，延缓了表层土壤的风化。到了秋天，当人们在此耕作时，表层土壤中的盐分就会被灌溉用水带入干燥的下层土壤。这样，盐分就被锁在下层土壤中而不会造成危害。

不难想象，随着需供养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神庙中的权力阶级将必然坚持“大跃进”式的谷物生产活动，并且禁止这种在他们看来每年都要浪费一半土地产出量的休耕，毕竟这些管理人士对农业生产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能采用强迫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阿特拉哈西斯史诗》就描述了这一做法所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后果：

黑土成了白土，

广袤的平原被盐分淤塞。

第一年，他们食草；

第二年，他们饥饿难耐。

到了第三年，

他们的意志被饥饿［扭曲］，

［他们］垂死挣扎。

高度组织化的复杂社会实际上是一台精致的机器，但只要稍加折腾，便会将其破坏殆尽，正如古老的歌谣里唱的：“少了一个钉子……丢了一个王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明也比大多数文明更加脆弱。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看到一旦人民不再相信某种制度，那么该社会离终结也就不远了；即便是高压政治也不可能保证其无止境地运转。当晚期的乌鲁克人环顾四周，看到被毁坏的田地、受胁迫的民众、受侵袭的居所，他们必然会质疑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被灌输的信仰。老百姓不再相信这种信仰会给他们带来益处，也不再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确保他们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而这种信仰崩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任何外部压力所带来的破坏。

此后的苏美尔人遗忘了或选择去遗忘这一切。我们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中找不到相关的具体内容。或许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仅用于记账而非记录历史。我们只能从古老的口述中，找到一点点有关信仰丧失的模糊叙述。《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中写道，在大洪水来临之前，神明恩利尔曾试图通过瘟疫来减少人口的数量，紧随其后的便是土壤盐化、干旱和饥荒，这也引发了人类的反抗：

我已召集长老和长辈。

在本地发动起义吧，

让报信人去通报……

让他们的声响震动大地：

无须对神明有所敬畏，

无须再向女神祷告。

在“乌图赫加尔王表”所列出的苏美尔官方历史中，这段历史被完全省略。它仅仅宣布旧制度突然之间完全消失，“然后大洪水席卷大地”。这仿佛是新一代的记录者想要画一条分界线：那是过去，这是当下。大洪水就象征着对过往的全盘否定。该地区的乌鲁克统治时代已然完结，最好还是忘却，崭新的世代即将到来。

苏美尔城邦

[1]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马克斯·马洛温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第五章 伟人与君王：城邦

约公元前3000至前2300年

五千年后依然清晰可见

2003年4月，网络上出现大量言论，宣称“巴格达陷落后，伊拉克的两大城市库特（Al-Kut）和纳西里耶（Nasiriyah）立即发动互袭，以确立对新国家的统治”。该消息还指出，西方占领者做出回应，命令两城停火并确认巴格达仍将是伊拉克的首都。据称，纳西里耶立刻停火，但“库特一方仍在入城主干道部署狙击手，并下令不得让侵略部队入城”。

我们难以判断这一消息是部分真实还是纯属虚构，也找不到消息的来源。但无论真假，这种局面似曾相识。时光倒转五千年，让我们回到古代中东地区首次出现城市的那个时候。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900年，随着史前社会刚刚揭开面纱，历史的细节在人们面前缓缓显现，我们也能大致看出世事的未来走向。这时，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冲突不断的场面。主要人口集中在两河平原，这片土地孕育着像雅各布和以扫两兄弟这样打娘胎起就相互斗争的群体。

尽管人们一再尝试终止这类毁灭性的敌对行为，但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有的冲突通常都是以毁灭整座城市和屠杀城中百姓收场的。然而，那些争夺苏美尔地区统治权的竞争者明白，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他们也为此感到骄傲。一些研究者还看到，有证据表明当时甚至出现了某些联盟或同盟，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近邻同盟（Amphictyony），即由相邻地区的城市组成的联合团体。这些联盟或同盟都很重视至高神恩利尔位于尼普尔的神庙，因此他们会将供给品、物资乃至武装人员聚集到一起，共同捍卫肯吉尔（Kengir，即苏美尔）联盟。同样，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来自费拉拉、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的贵族承认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因此他们虽然依然斗争不断，但在抵御外敌时会互结联盟。

在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 ）中，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有句著名的台词：“意大利在波吉亚家族三十年的统治期间，发生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也产生了米开朗基罗、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拥有兄弟之爱，拥有五百年的民主与和平，但他们留下了什么？布谷鸟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独立城市之间有敌对和冲突，有骨肉相残的斗争，有你死我亡的权力争夺，也有战争、恐怖手段、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与此同时，奠定今日文明之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一块日晒砖接着一块日晒砖地急速发展着。

短短几个世纪内，他们便建立了类似于古典希腊时期和现代新加坡的城邦；在城邦之中，军阀和君王接管了神庙祭司的统治权，宗教社会里的相对平等主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贫富分化、弱肉强食。所有的变化都是某种有序、高效、实际且多产的农业体系的副产品，而在五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农业体系遗留的痕迹。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中央情报局逐渐运用太空观测代替间谍飞机来监视苏联，尤其是使用“日冕”（CORONA）卫星就可侦测到任何宽度超过2米的地面物体。除了冷战时的情报工作者，这一技术当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考古学家了。1995年的解密文件显示，考古学家运用卫星提供的3D图像，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航拍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研究，并从中发现了古代居民及其活动留下的永久痕迹。

这些图像显示消失已久的村落、小镇和城市曾散布于该地区。包括埃利都和埃什南纳、吉尔苏、伊辛（Isin）和基什、拉格什和拉尔萨、尼普尔、西帕尔和苏鲁巴克、乌玛、乌尔和乌鲁克在内的共约三十五个城市，均匀分布在该地区，彼此之间还点缀着不计其数的小型居民点。每个城市都由被城墙围绕的城区和独立的村庄构成，四周环绕着由守卫看护的广阔领土，上面既有密集的农田，也有野生的草原，穿过其间的是从城中心延伸出来的小径。几千年来，这里的农民和牧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日复一日地在这些小路之上来来去去，他们的步履使道路变得平坦、坚实，甚至使地表下沉了1～2英尺。他们在地表留下的这些印迹，在五千年后的卫星图像上依然清晰可见。

事实上，看着这些清晰的路径，你很容易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也就是亚伯拉罕族长时期，你在黎明的晨光中出城前往农田，同行的农民身着亚麻或羊毛围裙，肩上扛着锄头、耙子、泥槌和沟铲，有些人还赶着背驮篮筐的驴，或在吱吱呀呀的木质四轮牛车上晃荡着双腿。这种牛车的车轮十分坚固，每个轮子都由三个部分组装而成，因为单一原木截面的边材质地柔软，很快就会磨损。

你的同伴们会使用这个地区最常用的两种语言之一进行交谈，我们称其中一种语言为苏美尔语，另一种为闪米特语，后来它们都被称作阿卡德语（鉴于我们还未讲到阿卡德城，所以我们暂且不将其称作阿卡德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最南部，也就是紧挨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波斯湾的地区，你很可能会听到苏美尔语；而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北部地带，你会听到闪米特语；在这两地之间，两种语言都会被使用。早些时候，有研究人员称，在说苏美尔语的人与说闪米特语的人之间存在权力斗争，最终后者通过武力征服结束了该斗争。如今人们发现这一想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说这两种语言，但两方之间的敌意应该不会比今天瑞士各州中说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Romansch）的人的敌意强。

对于这样一个已绝迹的民族，我们又是从何得知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是什么的呢？我们靠的不是他们的文献，因为在此阶段只有苏美尔语才有相应的文字；我们的依据是他们的姓名，那些被自豪地刻在印章上和记录在文本中的姓名。那个时候，大部分名字是虔诚的短语。我们知道的人名包括：“恩利尔是我的力量”“我神显真理”“我抓住恩基的脚”，甚至还有“您的食物中有一名奴隶”（这个名字更像是一句祷词，在苏美尔语中写作Sag-gar-zu-erim）。学者乔治·巴顿（George Barton）曾写道：“起这个名字的父母要么幽默感十足，要么就是毫无幽默感的书呆子，就好比某些拘泥字义的清教徒用长长的句子给他们的孩子起名。”

现在，你穿过高墙之间的高大城门向城外走去，即刻映入眼帘的是果园和菜园，园中有苹果树和葡萄藤，还有可产出纤维和油的亚麻和芝麻，以及包括豆科植物在内的各类蔬菜：菜豆、鹰嘴豆、黄瓜、大蒜、韭葱、小扁豆、生菜、芥菜、洋葱、萝卜和西洋菜，再加上各种芳草和香料，如香菜、孜然、薄荷和杜松子。饲养的鹅和鸭既可以下蛋，也可以成为食材。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鸡终于从东南亚传入此地，成为人们在菜地周边饲养的家禽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小树林分散在各处，其中的树木大部分是枣椰树，因为椰枣是当地的重要食材；同时你还会见到白杨、柳树、柽柳和梾木，它们被用于产出总是供不应求的木料。

这些果园和菜园出产的食材，为当地带来了丰富多样、别具一格的美食，这些美食后来都被记录在多部用楔形文字写成的烹饪著作中。1987年，让·博泰罗经过调查发现，这些食谱明确地显示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菜肴口味的复杂性。食谱中还包含了代表厨师最高技艺的油酥面点，但是使用这类食谱的人很可能会受到“祖母指导综合征”的困扰，即食谱中没有提供具体的用量，只是用“足量”“不要过量”“适量”来表示：

选用干净的面粉，用牛奶进行软化，待其蓬松时便可进行揉捏，加入斯曲（siqqu ，一种经发酵的鱼露）和萨米都（samidu ，一种类似洋葱的香草）、韭葱和大蒜，接着添加足量的牛奶和食用油，使面团保持松软。揉面时仔细观察面团的变化。接下来将面团一分为二，把其中一半放入盆中，将另一半做成瑟培吐小面包（sepetu ，可能是一种面包块，博泰罗称之为“花形包”）的形状，然后就可以将瑟培吐放入烤炉了。

博泰罗也解译了一份禽肉派的完整食谱，为此某杂志还请人根据这份食谱将这种食物烹制出来并拍了照。虽然当时的记者宣称这道菜令其“大饱口福”，但在博泰罗教授写给他的翻译的一封信中，他“坦言他不希望任何人吃这道菜，除非与这个人有深仇大恨”。

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最基本的食物当然是谷物。走到城外放眼望去，你看到的是道路两旁无边无际的成片谷类庄稼。当时，你的同伴们大量种植的已是大麦而非小麦，因为在上一时期的盐化影响下，这里的土壤尚未完全恢复，而大麦的抗盐性比小麦更强。从可通航的宽广运河到稍窄一些的水道，再到窄小泥泞的水渠，它们所构成的庄稼灌溉网络成了苏美尔人民生活的支柱。

或许还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受过教育、识得文字的人。在你的口袋中，有一份可供随时查阅的“农民指南”，这份指南的文本出现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热衷于准确观察和细致分类的典型例证，体现了他们原始的科学精神。（但这毕竟是古代社会，人们还是会通过“举行仪式”来保护庄稼不受虫害之扰。）“农民指南”是一份全面的指导手册，以一个智慧老父向其儿子提出忠告的形式，讲授如何成功种植谷物庄稼的方方面面。开篇讲述的是两年一次的耕种轮换：

在整理田地时，要检查防洪堤、运河和护堤是否已打开。引入水流时，水位不能升得过高。如果田地间已充满水，就需要观察有水的区域，该区域应用围栏围起，防止牛群在此践踏。

待去除完杂草并确定田地范围后，用重量为2/3迈纳（mina ，约659克）的细锄反复平整土地，再用平锄抹去牛的足迹，使田地齐整。用大槌将犁沟底部压平，并用锄头沿着田地的四边进行规整。待土地变干，将其打理平整。

接下来的指示包括准备工具、设备和耕牛。下一步，

用巴地利犁（bardili plough，可能是我们说的原始犁或抓犁）犁过之后，接着用土格萨伽犁（tugsaga plough，也许是一种底犁，用于翻动草皮）犁一遍，再用土伽尔犁（tuggur plough，大概是一种耙）犁一遍。就这样耙地一遍、两遍、三遍。在用重槌压平坚硬地块时，手柄和槌须套紧，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单牛犁需要犁地130～160英亩，或是不超过1平方千米面积的田地。这种劳动令人筋疲力尽、腰酸背痛。但不要被它吓倒：

当农活超出了你的承受限度，不要懈怠你的工作；没有人应该对别人说：“干你的农活！”只要天上之星行至其应至之处，就应赶着耕牛到田里反复耕作。没有什么是锄头不能解决的。

如果严格遵守所有的指示，那么你一定会迎来大麦的丰收，这对你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大麦是美索不达米亚生活的核心。它是各个阶级的基本主食，等同于我们的“面包和土豆”。如果大麦歉收，人不仅要挨饿，还会酒瘾难耐，因为大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饮品啤酒的原料。啤酒不仅出现在庆祝活动、宗教仪式等场合，更是人们日常解渴的饮品。

那些住在遥远的山区和丘陵地带的人可以依赖晶莹透彻的溪水和冒着气泡的山泉，但平原上唯一的饮用水来自江河、运河和水渠，而这些水源已被严重污染，或者也可以说水体富营养化了（具体使用哪种说法就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从更早期起，甚至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乌鲁克时期，每家每户都装有将废水和雨水排入外部下水道的管道，家庭污水通过黏土烧制而成的排污管直接被排入水道中。这些水道相互连接，构成了全城规模的废水排污系统，排水管道被建得与自然下倾的地势相平行，最终通过城墙外的排污口将废水排出。（英国的许多房屋直到20世纪中叶才享受到此等便利。）这可谓一个杰出的工程成就，但同时也给公共卫生造成了潜在威胁。

如果水道水已不安全，那么井水也不可饮用，因为盐水的水位已经接近地表。因此，啤酒经其自身含有的低量酒精的消毒，反而成了安全的饮品，这种现象后来也出现在西方世界，如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人们每餐都要喝啤酒，甚至医院和孤儿院内也是如此。在古代苏美尔地区，啤酒还被当作工资的一部分，支付给那些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来谋生的人。

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啤酒貌似种类繁多，浓度各不相同，且他们因缺少啤酒花而使用了不同的原料调味。在学术著作中，美索不达米亚啤酒的名声一般不太好。鉴于饮用这类装在大型容器中的啤酒时需使用吸管，许多学者（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可能对啤酒有特别的研究）认为这是由于酒中充斥着大量颗粒物和杂质，所以要用吸管来过滤，就像是以玉米和高粱为原料的浓稠的家酿“乌姆阔姆波什”（Umqombothi）（在南非背街小巷的地下酒馆里这种啤酒比比皆是）。但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公允。献给烈酒女神宁卡斯（Ninkasi）的一首赞美诗清楚地阐述了苏美尔啤酒的酿造需经过仔细过滤。此外，尽管这首赞美诗写于公元前1800年，但它反映的是人类在此前一千年就已采用的技术：

过滤的大桶，

发出愉悦的声响，

你将其稳当地架在

大大的收集桶之上。

当你从收集桶中

倒出经过过滤的啤酒，

它就像那湍急的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无论如何，只有啤酒本身才能证明一切，而且近来已有多人试图按照宁卡斯赞美诗中的具体方法进行酿制。1988年，旧金山的安佳酿酒厂（Anchor Brewing Company）与人类学家所罗门·卡茨（Solomon Katz）博士合作，想让苏美尔啤酒重新现世。他们先将部分发芽的大麦烤成面包，或烘烤两次让其成为面包干，然后再捣碎进行发酵。最终酿造出来的啤酒更像是俄罗斯的格瓦斯，口味怡人，酒精浓度为3.5%，这一点与许多现代的淡啤酒类似。有人将其口感形容为“干爽、无苦味，似烈性苹果酒”。

在苏美尔时期，人们喝酒时会唱一首祝酒歌。现在就让我们齐声把歌唱：

佳库尔酒桶，佳库尔酒桶！佳库尔酒桶，拉姆萨尔酒桶！

佳库尔酒桶，使我们心情无比欢畅！

拉姆萨尔酒桶，让我们心驰神往！

乌古尔巴酒罐，家族荣耀！卡古伯酒罐，盛满啤酒！

阿马穆酒罐，装着从拉姆萨尔酒桶倒出的啤酒！……

我绕着啤酒之湖旋转，同时感到万分美妙，

感到万分美妙，一边喝着啤酒，心情无比喜悦，

一边喝着酒，一边感到无比快活，

愉悦的心和满足的肝，

我的心中充满欢畅！

言出如山，说一不二

在大洪水后的苏美尔地区，人们早已遗忘了乌鲁克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神庙经济——当然这不是说神庙的祭司们忽然间丧失了所有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仍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从此刻起，私有财产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将越发重要。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的文书中开始出现土地、田地和枣椰林的出售详情，此外还有关于孩子（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继承父母土地的合同和协议。既然存在私有财产及相应的买卖权利，就必然有一种定价机制。这似乎是有史以来供求关系第一次发挥作用。

（广义的）市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期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为何的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该问题更易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过去，前者中的某些人完全否认市场规律对苏美尔经济产生过任何作用，而后者中的很多人确信这些规律从一开始就控制着贸易规则。尽管两派都没能从书面记录中找到相应的论据，但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莫里斯·西尔弗（Morris Silver）教授从文献中摸索到了证据：

这些文本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是关于苏美尔lú-se-sa-sa （阿卡德语为muqallû ，意为“烘干谷物者”）的。这类人会将谷物烘干，然后拿到市场上贩售。

一份同时期的文本以谚语的形式对此进行了叙述：“商贩——看他如何把价格降低吧！”

一名官员在给国王的信函中汇报，他购买了一大批谷物（超过7.2万蒲式耳 [1] ），并已将其装船运往都城，但现在谷物的价格已上涨了一倍。

针对苏美尔城市没有贸易市场或没有表示市场的词等评论，西尔弗也找到了反证：“早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时，就有食品小贩售卖外来的货品，如盐和酒，还有家酿啤酒、烘烤过的谷物、陶器和碱（用于制作肥皂）。街道（阿卡德语中为sūqu ）这个词常常出现在文献中，它的含义包含了市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本中就提到了货品都集中在‘街道上’。”

只要有市场（sūqu 、suq 或souk ），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有输赢；有输赢，就有贫富差异，就有雇主和工人、企业家和无产阶级。与之前人人基本平等的时代不同，在这个阶段，社会阶级就如同洒在吸墨纸上的彩色墨水般扩散开来。看看你周遭那些一大早就动身前往农田的辛苦同伴，他们之中应该没有多少人来自富裕阶级，因为富人们现在可以雇用他人来为自己干农活。你在街上见到的人大多数是小佃农、受雇用的劳工和奴隶，他们要么因为欠债而沦为劳役，要么就是在战争中被抓来的俘虏。富人则待在家中，享受他们刚刚获得的财富并思考如何使这些财富继续增值，他们想出的办法可能包括在神庙祭司的管控范围之外开设私人作坊，从而生产出可供销售和外销的纺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和其他手工艺品。这些作坊算是历史上的第一批厂房，尽管根据后来的记录，把它们称作血汗工厂或许更为适合。

事实证明，这类资产积累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捷克学者彼得·哈尔瓦特（Petr Charvát）这样评价苏美尔的新富阶层：“他们原本可以将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属下，但通过将这些土地用于交换，他们成为其他社会群体的主人，完全独立于美索不达米亚原始国家中以神庙为核心的传统社群，摆脱了首领的控制。”新型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

出城后步行不到几英里，你就走到了农田的尽头，紧接着便是广袤的草原，从扎格罗斯山脉的山丘蔓延到阿拉伯半岛，这一大片区域在苏美尔语中被称为伊丁（edin ），有些人认为《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就是由此而得名的。草原上不仅有供成群的牛羊享用的牧草，还有大量猎物：野猪、鹿、瞪羚、大羚羊、鸵鸟、野驴和野牛。同时，草原也是暗藏凶险之地，例如有在野地中潜行的狮子、猎豹、豺和狼。猎狮活动是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常见的主题，但这并不是某种嗜好，而是一项必要之举，否则城中的牛羊就会时常遭殃。同样，滚章上常常出现狮子袭击公牛或雄鹿的场景，这也不是一种艺术幻想，而是常见的不幸现象。

“人类掠食者”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大多是来自东部高地或西部沙漠的入侵者。尤其在收获的季节，武装人员必须在农田附近守卫。冲积平原北部闪米特语地区遭受袭击的频率最高，这是由于它地处迪亚拉河（Diyala River）河谷。迪亚拉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的高山，长度为400千米，最后与流经现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汇合。迪亚拉河河谷为从伊朗高原长驱直下的掠夺者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所以，王权——公元前第三千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在此地孕育，在史称基什的这座城市中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苏美尔王表”有这样的记载：“大洪水横扫大地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王权降在了基什。”

***

除了独特的战略位置，是什么使得基什如此与众不同，竞取代埃利都和乌鲁克这两座古代中心城市，成为上述重大发展的发生地的呢？今天的基什（不要将它与伊朗南部沿海一带的同名度假岛混淆）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只剩下数千公顷的尘土与荒丘。但它与南部的其他废墟相比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里不是一片干燥的荒漠。实际上，在这片荒土废丘之地的周围散布着绿地。此地水源之所以异常充足，是因为它不仅靠近迪亚拉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而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间距离最短（不到50km）的地方在它附近。当然，如果发生洪灾，这里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考古挖掘成果显示，基什曾多次遭遇洪水的侵袭。凡事均有利弊，易发生水患也说明此地易于灌溉，这造就了基什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基什能够粮食充裕、羊肥牛壮。也许正因如此，东部山区的蛮族才会屡屡进犯，掠夺当地居民的物产。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中，就有类似的强盗袭击农庄的场景。

当在城外原野放牧的牧民看到强盗即将抵达时，会发出讯息，召集人们准备抵抗。于是，农民们丢下铁锹和锄头，拿起棍棒和长矛，将自己武装成民兵。这种做法或许可以抵挡小队的强盗，但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大批强盗的侵犯，这就只是杯水车薪。因此，需要先训练出一支半专业化的战斗队伍，而后再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军队。神庙祭司和长老们虽是苏美尔社会原先的权力中心，但既不能召集到适当的人数组成军队，也不能带领人们进行战斗。于是，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彼得·哈尔瓦特口中的新兴经济精英群体的肩上。这些人是“大人物”，亦被称作“卢伽尔”（即苏美尔语中的Lugalene，“lu”指人，“gal”表示伟大的，“ene”是复数词尾）。他们拥有大量财产和众多追随者，而规模经济意味着他们可以让手下的部分劳力参加定期的军事训练。然而，一支军队不可能同时受多位存在竞争关系的将军指挥，所以必然要推举出一个人成为主将，即基什的头号“大人物”，也就是千年后罗马人所说的战争领袖（Dux Bellorum）。“苏美尔王表”提到的第一位基什卢伽尔是犹舒尔（Ghushur），继他之后还有二十二名基什卢伽尔，他们的统治时间全部加起来长达“24510年3个月又3天半”。当然，如此惊人的统治期不能当真。

尽管没有这些统治年代的历史记录，但在很久之后的巴比伦神话作品《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 ）中，出现了一则十分隐晦的神秘故事。提亚玛特（Tiamat）是远古咸水女神，也是混沌的化身。她放出怪物攻击诸神，诸神无法忍受袭击，便召唤年轻的英雄马尔杜克（Marduk）神作为他们的战士和守卫。马尔杜克虽然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如果要我做你们的复仇者，用我的性命去征服提亚玛特，

那就召开一个集会，承认我的卓越地位，并将此正式宣布……

我会信守诺言，履行我的天命。

言出如山，说一不二，

一言既出，金玉不移。

虽然卢伽尔已经开始抵御强盗、守卫家园，但他定然很快就意识到，与周边其他定居族群的边境冲突是巩固自己地位的良方。有研究发现，基什没有让平原北部的任何城市挑战其领土和权威地位。“苏美尔王表”也暗示基什的势力范围有时甚至覆盖了整个地区。在此后的苏美尔历史中，凡是获得国家统治权的领导者，都会被封为“基什卢伽尔”。

但基什不可能永远独霸一方。在南部有多座历史悠久、文明辉煌的城市，它们后来也吸取了北部邻邦的教训，即每座城市都需要一支军队，这样一来，就算不想扩张，也至少可以用军队维护政权和势力。最终，大部分城市的掌权者是“大人物”，而这一局面的形成花费了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乌鲁克集结了足够强的兵力，开始与基什竞争、较量并最终将其打败。由此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城市间的博弈便一发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破坏性军事权力斗争成为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的一大特征。各个城市的“大人物”不断更换，通常我们称之为朝代更迭，尽管这些领导者之间基本没有血缘关系，“苏美尔王表”清楚地记述了这段历史。我们说，现代社会的政治事业往往以失败告终；苏美尔各城的一时辉煌同样终止于不可避免的溃败：

基什被打败，王权由埃南娜［即乌鲁克］接手……

乌鲁克被打败，王权由乌尔接手……

乌尔被打败，王权由阿万（Awan）接手……

阿万被打败，王权由基什接手……

基什被打败，王权由哈马兹（Hamazi）接手……

哈马兹被打败，王权由乌努克接手……

乌努克被打败，王权由乌尔姆（Urim）接手……

乌尔姆被打败，王权由阿达卜（Adab）接手……

阿达卜被打败，王权由马里（Mari）接手……

马里被打败，王权由基什接手……

基什被打败，王权由阿克沙克（Akshak）接手……

阿克沙克被打败，王权由基什接手……

基什被打败，王权由乌努克接手。

这些直白的陈述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在这些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们掌握了某一场重要战争的具体情况，尽管它只是其中一方的叙述，而且是“苏美尔王表”中未提及的那一方。交战的两座城市分别是拉格什和乌玛，这场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然，对于这场战争的叙述使用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信仰的特有表达形式，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某种解读。在中世纪、近代乃至现代，政治从来都是由人类主导的，尽管冲突各方通常都会宣称神站在自己这一边，且他们的神基本上是同一位。不同的是，在古代苏美尔世界，政治及其衍生品——战争，被视为诸神的事务，而人类只是代表诸神作战。由此看来，拉格什和乌玛之间的苏美尔百年战争，实际上是拉格什的神宁吉尔苏和乌玛的神夏拉（Shara）之间的冲突。尽管人类战死，城市毁灭，但这其实是神明间的争吵。

这次争端之缘为一片土地，根据当时的描述，这片土地叫古-伊丁（Gu-Edin），意为“草原边缘”。虽然原文指的是一块受灌溉的耕地，但它很可能就像其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是一座被围起的草原牧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牧场是自然的馈赠，与经人类开垦后种植庄稼的土地相比，总是更加供不应求，会引发激烈的争夺。由于毗邻城市的土地多被用于种植谷物，因此人们只能到较远的草原去喂养牲畜。但是，如果牧养的区域过小，牛羊很快就会将草原啃食成不毛之地。牛通常以灌木和树木的绿叶为食，有时也吃树皮；羊则一点一点地啃食刚刚长出的嫩芽和矮树丛，使得植被无法再生。一旦草原上的天然牧草遭到牲畜的破坏，这些土地就只能被用于农业耕种。这便可能引发两座原本相距甚远的城市间的纠纷，争议的对象不是农业耕地，而是耕地之外的草原牧场。

拉格什和乌玛的冲突就是这样的故事，尽管它们相距约30千米，但冲突终究不可避免。可是，如果只把此次冲突当作一场关于边界和放牧权的争议，就可能难以看清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因为两城交战的本质在于争夺苏美尔地区的至高统治权。整个冲积平原的地缘战略发展与各个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冲突，一次因一小块土地而引发的争执，但细细想来，如果其中一方在数十年里不断丧失优势，新的政治格局就会产生，全新的朝代就会出现。

对专家们而言，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这场旷日之战的细节。最初，整个苏美尔地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基什之王”麦西里姆（Mesilim）奉其神明卡迪（Kadi）之命，裁定各城之间的边界。但是后来，“乌玛的恩西（Ensi，意为统治者）乌什（Ush）也奉其神明之命，袭击并侵占了古-伊丁这处宁吉尔苏心爱的灌溉之地……销毁了边界标记并涉足了拉格什的领土”。于是，拉格什在其领导者埃阿那图姆（Eannatum）的率领下出征应战。埃阿那图姆“遵照神明恩利尔的吩咐，撒下天罗地网，令敌方尸骨成堆……幸存者为保全性命，向埃阿那图姆俯身投降，怆然涕下”。和平条约刚刚订立，旋即又被破坏。“拉格什统治者埃阿那图姆又与乌尔卢玛（Urluma） [2] 在宁吉尔苏的心爱之地乌吉格（Ugiga）交战。乌尔卢玛被埃阿那图姆的爱子恩美铁那（Enmetena）打败，并在逃亡中被恩美铁那杀害。乌尔卢玛手下的60队人马被弃于卢玛吉尔努塔（Lumagirnunta）运河沿岸，他们的尸骨四处散落。”

那么是否存在能够证明这场血腥杀戮确有发生的证据呢？答案就在拉格什留给我们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艺术杰作秃鹫碑（Stele of the Vultures）之中，它因碑上刻着正在吞食死尸的食腐鸟而得名。秃鹫碑实为高不足2米的圆顶石雕，一面上刻着身着战服的拉格什之王埃阿那图姆，他时而站立，时而乘坐战车，率领着一个严肃的方阵前往战场；另一面则是宁吉尔苏神，他用他的天罗地网俘获了乌玛的军队，并用他的权杖碾碎了士兵的头颅。碑上还刻有一段铭文，不仅详细地叙述了这场冲突，还完整地记录了乌玛人的邪恶与不忠。这座秃鹫碑是由在吉尔苏出土的碎片修复而成的，现藏于卢浮宫。这座碑在古代就已被击碎，而且很可能是乌玛人所为，毕竟他们不喜欢碑文对他们的描述。

这样的战争一定耗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以及社会资本。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兵力被投入了这类冲突，但根据《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拉格什城中仅一座神庙就派出了500～600个居民参军”，而且这可能还不是最大的神庙。如果双方的军队全都出战，那么战士的人数可能高达一万人——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乌尔军旗是另一件展现战争中的苏美尔人的古代艺术精品，据说它可能是一种乐器的音箱。秃鹫碑同乌尔军旗都展示了战士们短兵相接的场景：以皮盔、斗篷和盾牌自卫的矛兵排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在“大人物”的带领下，他们挥舞长矛、斧头或装有石质权杖头的权杖，紧随其后提供支援的通常是战车。乍听之下，战车一词似乎会让人对它们的速度和操纵性产生错觉。实际上这些由驴子牵引的四轮双人战车十分笨拙，人的步行速度与其不相上下。这些战车或许更适合被称为移动兵器库，因为战车前部有一个装有类似于标枪之物的大桶。如果可以确定这些备用兵器确实是用于投掷的标枪，它们就是秃鹫碑上的唯一投射兵器，学者们可凭此断定苏美尔军队是徒手作战的，因为该时期的战争场景中也没有出现弓和箭。

但缺乏证据不等于没有证据，也可能这只是遵从某种艺术惯例的结果。位于今叙利亚的哈穆卡尔遗址早期曾遭受乌鲁克人的袭击，该遗迹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出人意料的古代战争场景。

从哈穆卡尔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得到一个完全出乎想象的信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战斗力量其实与现代军队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他们使用投射兵器这一点上。事实证明，“子弹”的历史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续到现代战场，它对于苏美尔勇士和今天的步兵同等重要。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子弹是从突击步枪中射出的，而古代的投射工具是投石器，正如那时的史诗所描述的：

城中射出的弹丸犹如阴云降雨；

堪比全年雨量的石弹

伴随着嗖嗖的声响，从阿拉塔的城墙上射下。

《撒母耳记上》17∶50描述了大卫与歌利亚之间的战斗以及大卫打败非利士人的情形：“大卫用机弦 [3] 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该描述表明大卫所用的武器其实就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但这也是最不准确的一种说法，因为对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来说，投石器是最为致命的武器之一。

投石器的原理是通过增加投石手手臂的有效长度来增强其投出物的威力。现代板球或棒球投手所投之球的时速可超过150千米。一个与投石手手臂长度相同的投石器会使石弹速度提高一倍，让弹丸在离开投石器时的速度接近每秒100米，这已远远超过每秒60米的长弓之箭的速度。投石手们自幼便接受高强度训练，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专业投石手的射速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每秒100米，甚至可能接近.45口径子弹的初速，即约每秒150米。更重要的是，光滑石弹的射程要远远大于弓箭的射程，可达500米。这是因为弓箭的箭羽会产生很大的阻力。现代投射的世界纪录是由拉里·布瑞（Larry Bray）于1981年创造的，当时他使用投石器将石头投出了437米，但后来布瑞认为如果使用更好的投石器和铅弹，他有可能创造出600米的纪录。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投石器作为一种武器存在以下缺点：其本身缺乏准度且石弹无法穿透盔甲。但哈穆卡尔射弹的发现否定了这两大缺点。这些尖头射弹向我们阐述了两个事实：一是它们可以穿透盔甲；二是投石手必须掌握一种技巧，让投出的石弹像步枪子弹那样旋转，从而使它们在飞行过程中不偏离瞄准目标。《士师记》20∶16中提到，左撇子便雅悯人都“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想必投石手的准度亦是如此。甚至到后来，李维 [4] 在他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 ）中也提到，埃吉乌姆（Aegium）、帕特雷（Patrae）和杜美（Dymae）的投石手“在训练中需从远距离对中等周长的圆环进行投射，他们不仅可以击中敌人的头部，还可以击中他们所瞄准的任何脸部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苏美尔军队中有一支中央突击力量，即一个由几百或上千名矛兵组成的紧密方阵。为了控制、操练这些士兵并让他们保持队列，需要众多技术精湛、声音洪亮的士官；要想让这些士兵步调一致地稳步向前行进，或保持密集队形移动，就需要音乐或一队鼓手来把握节奏。在这支中央突击力量的后方，则是约千人的投石手，相当于今天的步枪兵、燧发枪手或炮兵。他们的队形较为松散，像愤怒的黄蜂般发出嗡嗡的声响，向敌军的核心区域密集投射大大小小的石弹，而那些由驴子牵引的战车则不断地为他们补给石弹。

在一座城市中，能够统领这样一支军队的卢伽尔或“大人物”，必定是令人敬畏的杰出人物。

***

苏美尔语中的“卢伽尔”一词在英语中常被译成“国王”，因为后来的阿卡德语词典就是这样翻译的。战争领袖何时开始成为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君主，对此我们并不知晓，但这两者之间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战争领袖是一个人，他既有钱有势，又有超凡能力和个人魅力，可他终究是人。即使是传奇的吉尔伽美什，在出征讨伐基什王阿伽之前，也要得到乌鲁克市民大会的批准。

然而，国王或王后的身份至少在官方看来是由神明授予的。19世纪20年代，法国君主仍然通过触摸病人来行使神迹，治愈所谓的“国王之恶”，即颈部的淋巴结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天皇才在美国的逼迫下，公开发布否认自我神格的声明，但他从未否认自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要想从一种状态转到另一种状态，从世间凡人转变为下凡半神，使纯粹的人性变成具有部分的神性，并非易事。要想让你的同伴接受你的新地位，让城中百姓真正相信如今你在本质上与他们不同，就需要有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城，也就是后来被认定为亚伯拉罕故乡的地方，这种转变就是通过建造一个绝世奇观——一座惊人的宗教建筑来实现的。此外，这一奇观还在无意中带来了另一个后果：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从此以后国家权力中必不可少的君权神授制度，也创造了目前已发现的最为辉煌的古代财富之一。

残酷戏剧

1928年1月4日，伦纳德·沃利从伊拉克向其资助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送了一封电报。为保密起见，电报使用了拉丁文来传送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原文为“TUMULUS SAXIS EXSTRUCTUM LATERICIA ARCATUM INTEGRUM INVENI REGINAE SHUBAD VESTE GEMMATA CORONIS FLORIBUS BELLUISQUE INTEXTIS DECORAE MONILIBUS POCULIS AURI SUMPTUOSAE WOOLLEY”。

这封已经褪色的电报至今仍存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有人在电报上潦草地写下了大致的译文：“我发现了这座完好无损的苏巴德王后（Queen Shubad）陵墓，陵墓用石头建成，以砖搭建拱顶。王后所着衣裙之上编有宝石、花冠和动物的形象。墓中还有珠宝和金杯，尽显华贵。沃利”

乌尔王陵（Royal Graves of Ur）、埃及的图坦卡蒙法老墓和秦始皇的兵马俑竞相争夺20世纪最壮观之考古发现的头衔。然而，霍华德·卡特在1922年发现图坦卡蒙法老墓时，只不过在墓门的“左上角打开一个小缺口”，再借助烛光向内窥视，便看到了“精妙绝伦之物”；而伦纳德·沃利的成就则是长期极度艰苦的工作的结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沃利本人、他的妻子和一名助手完成的。用沃利自己的话说：“这个庞大陵墓的清理工作让我们忙碌了好几个月。从头到尾，就普通的挖掘工作而言，这里的每一天都激动人心；但只就这座王陵而言就不那么好了，因为工作过程要求人们付出额外的劳动，其他人都因此而无精打采。”（大量当地部族之人受雇完成挖掘中的体力工作，沃利常常抱怨这些人无知、鲁莽且不诚实。）

沃利在乌尔先后发现了两座分属两个间隔不久的时期的陵墓。较早的那座包含十六个所谓的“王墓”，其中两个被确定为麦斯卡拉姆杜格（Meskalamdug）和一位女性的安息之地。麦斯卡拉姆杜格意为“沃土英雄”；而那位女性的名字先前在苏美尔语中为苏巴德（Shub-’ad），现在闪米特语中则为普阿比（Pu-’abi），意为“吾父之语”。沃利从后者的王墓中发掘出了此前从未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地之上的绝美之物。有雕刻精巧的滚章、加工精致的青金石和玛瑙珠宝。也有样式奇特的乐器：竖琴和里拉琴上饰有镶嵌在黑色沥青之上的白色贝壳，琴的一端有由贵金属精心制作而成的牛头模型，牛头上还装饰有用宝石制成的怪异假胡子。此外还有铜制和燧石武器以及大量金银器具，包括一顶形似假发的金色头盔，头盔上刻有精致的波纹、辫子和发髻。沃利称之为“墓中发现的最美之物”。（2003年巴格达博物馆遭到洗劫，这顶头盔至今下落不明。）这些器物的做工十分精湛，“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其他文物无一可与之相媲美；它们的样式是如此的新颖，以至于某位公认的专家误认为它们是公元13世纪的阿拉伯器物。没有人会为了这个错误而责怪这位专家，因为没有人能料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就有这样的艺术精品”。

但是，在发掘中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关于大规模人祭的证据。尽管关于墓主的地位仍存在争议，但无论其身份等级如何，他们都有一大批男女侍从和动物陪葬，共赴后世。格温多林·莱克等学者提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殉葬侍从是就地死亡的，他们有可能是在去世很久后才被埋入墓主及其夫人的墓坑之中的。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些侍从死于墓中，而且是自愿殉葬的。沃利根据自己的理解，描述了葬礼的一个场景：

露天墓坑空无一物，墓门上覆盖着席子，墙边也铺着一排席子，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行进，他们是已逝统治者的大臣、士兵和男女仆人。女性都穿着色彩亮丽的服装，头上戴着玛瑙和青金石及金银饰品。官员们佩戴着表示他们官位的徽章，乐师们带着竖琴或里拉琴。在他们之后进入坑坡的是用牛或驴牵引的战车，驾车之人立于车上，车夫手捧役畜的头颅。所有人都按事先分配好的位置站在坑底，最后有一队士兵在入口处排成一列。不论男女，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小杯，有陶杯、石杯和金属杯，这是接下来的葬礼仪式所需的唯一用具。似乎在坑底还会举行一些仪式，至少可以确定乐师们一直演奏到了最后。接着，每个人都会喝下他们杯中的毒药，这些毒药要么是他们随身携带的，要么就是有人当场为他们准备的。我们在一个墓坑的中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铜盆，人们可能从中舀取毒药。然后他们躺下身子，静静地等待死亡。

在阅读这段文字时，你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一切都是猜测，沃利真正发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土坑，坑中散布着人的遗骸。但他所具备的不仅是出色考古学家的慧眼，还有诗人甚至电影导演般的敏锐。如果把他的重要考古发现比作一块蛋糕，前文叙述的场景就像这块蛋糕上的糖衣，而接下来将讲到的他关于一根银色缎带的解释必然就是蛋糕上的那颗樱桃。这根银色缎带被发现时，没有像其他缎带那样被人系在头上，而是紧紧地盘绕在一个年轻女孩的手上。沃利猜想，她可能是迟到了，还未来得及将缎带系在头上完成装扮，就匆匆赶到自己在死亡队伍中的位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丈夫马克斯·马洛温曾是沃利的助手。阿加莎在自传中写道：“伦纳德·沃利在看待眼前的事物时发挥了想象力。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十分真实，就像他是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或是再早几千年时的人一样。无论在哪里，他都可以让那个地方重现生机……他对自己重构的过去深信不疑，听他讲述过去的人也会对其深信不疑。”

根据这位发现者描述的葬礼场景，《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发布了一幅生动的复原图。这幅图不仅被收录在沃利最终的考古报告中，后来也出现在大部分有关乌尔王陵的叙述中，成为最常被用来展示五千年前发生之事的图像。但我们还是要记得，那些尸骨向我们述说的其实是一个更模糊不清的故事，至于“乌尔大死亡坑”中举行的仪式的准确细节，只能是考古发掘的遗憾了。

但是很明确的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大规模的人祭作为葬礼仪式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沃利在乌尔发现的陵墓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早期，也就是约公元前2600年或之前。这事实上是唯一已知的殉葬陵墓。普阿比王后和麦斯卡拉姆杜格国王的葬礼仪式一定尤为特殊。难道他们代表了从乌尔的人类领袖到半神国王的过渡？

宗教仪式是一项深刻而又神秘的活动。它除了模仿现实世界，还使用大量的象征性词语。举行宗教仪式不仅可以团结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埃利都），它还能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宗教仪式是信仰的表达形式，但一项以我们熟知的各大宗教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先有仪式，然后才有信仰来解释和维系这些仪式。这被称为“目的论”。

以犹太教为例，犹太教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五旬节（Shavuot）是古人庆祝小麦收获的节日，它后来被解读为上帝将“摩西五经”交给摩西的纪念日。在基督教中，古老的冬至纪念日成了耶稣的诞生日。在伊斯兰教里，古代异教徒的圣殿——麦加（Mecca）的克尔白（Kaaba）被解读为由亚当兴建，且被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重建，因此穆斯林每年都要来此地朝圣，即“麦加朝觐”（Hajj）。

宗教仪式或典礼的内容越是特殊，就越值得铭记。如果一个群体见证了大规模死亡等令人惊惧的事件，那么该事件的影响以及对其进行的解释，对人们来说将是刻骨铭心的。来自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将这种可怕的公共事件称为“残酷戏剧”（Theatres of Cruelty）。“城邦权力结合超自然力量便可创造出超凡而强大的‘神圣国度’，”他如此写道，“为此他们必须举行神秘化的公共事件，乌尔王陵中发生的事就是其中一例……乌尔的统治者展示了他们神圣的非凡地位，并从而建立起合法的统治权，这些陵墓本身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迪克森列举了许多令人作呕的野蛮行为，例如对中世纪苏格兰领导人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公开实施的恐怖处决：赤身裸体的华莱士被马拖着，从伦敦市中心一直被拖到了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该市场他被施以绞刑，在他奄奄一息时他的绞索被砍断，而后他又被阉割、开膛，他的内脏在他眼前被焚烧，最后他才被斩首，他的首级被长矛穿起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一项常见的罪行，即军事反抗，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罪恶——对神授天命的统治者的背叛。

由此看来，乌尔大规模人祭的目的可能就在于证明或验证统治阶级的神性本质。另外，乌尔的那些牺牲者也有可能自愿成为墓中祭品，沃利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基于我们对苏美尔人寿命的了解（如普阿比王后去世时约四十岁），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死后生活的认识［死者将生活在黑暗沉郁的阴间，既没有良好的居所，也没有像样的食物，如《乌尔纳姆之死》（“The Death of Ur-Nammu”）所言，“阴间的食物是苦的，阴间的水是黑的”］，社会底层的中年人会欣然地用今世不堪的前景，去交换在神界侍奉地位优越之人的光明未来，这并不是难以想象之事。

不管我们如何解读这些陵墓的意义，如果乌尔所举行的这些恐怖葬礼真的是为了强调统治者的身份已从卢伽尔过渡到国王，从人类领导转变为半神君主，那么它们似乎十分奏效。在往后的苏美尔契约和铭文上，我们鲜少看到“大人物”这一简单的称呼，常出现的是“国王”这个头衔。实际上，王陵墓主的许多后人曾明确宣称自己是神。

那么，人祭为什么只发生在乌尔呢？为什么仅仅发生在这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也许乌尔的百姓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抗拒将他们的“大人物”奉为神明，所以统治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信仰审判来说服他们。又或许与是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有关的消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迅速传播，因此同样的举措已不再必要。

无论“乌尔大死亡坑”中的当事人和旁观者对这些仪式做何感想，对我们而言，它们的作用就是纪念王权从天而降。正如“苏美尔王表”所言，这是开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王国的历史性标志，时至今日，统治这些王国的君主的精神继承人依然统治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国王的神权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

从和平时期由祭司管控但仅在战争时期才受“大人物”领导的社会，过渡到完全受由神明选定的甚至具有半神性质的君主控制和统治的王国，这样的转变意味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糟糕。但这似乎又是每个社会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在古代政体中，没有哪一种纯粹的神权政体能够经久不衰。实际上，历史上各个城邦的神权统治都维持不了几代，随后便转向更加实用的暴力统治。

掌权者提出并夸大外敌入侵的威胁，以巩固自己对社会的统治，王权由此诞生。很多人认同这一假设，因为这种做法在当今社会也屡见不鲜。在古代中东地区，王权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尽管众人对其弊端了然于胸；我们现在已很难理解王权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举例而言，《圣经》告诉我们在苏美尔发生变革后的一千年里，生活在圣地 [5] 的希伯来部落力求从神权统治转向军事政府。据描述，他们抱怨自己仍被宗教士师管控，不能像其他民族那样由国王来统领。他们祈求先知撒母耳代他们请求上帝赐下一位高贵的统治者。在《撒母耳记上》8∶11～18中，这位先知向人们警告了这样做的后果：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因为当时希伯来人较晚接受王权统治，所以撒母耳无须以先知身份进行预言，只要回顾苏美尔人的经历，便可知晓希伯来人在君主管辖之下的境遇。

例如在拉格什与乌玛城无休止的战争的间歇期，拉格什的老百姓受到压榨，同时统治家族对神庙财产进行征用，这似乎引发了神职人员的反抗，因为这些祭司显然也在试图加强他们对神明财产的控制。在这样一个短暂的空位期之后，一个与前代君王毫无关系的篡位者登上了宝座。这位新统治者很可能获得了祭司阶级中某个派别的协助，他的名字叫作乌鲁卡基那（Urukagina）或乌鲁伊尼姆基那（Uruinimgina，对应的楔形符号为KA，意为“口”，亦可读作INIM，意为“词语”）。为了奠定合法统治的基础，乌鲁卡基那宣布他将终止王室和神庙对老百姓的腐败剥削。关于这次著名的改革存在大量记录，而且从拉格什的遗址中出土了多个版本的文本。

登基之后，乌鲁卡基那发现局势严峻。官僚阶级行为放纵，难辞其咎：船夫的监管者办事时完全只看私人经济利益，牧牛检查员抢占了大大小小的牛，渔业检查员只关心一己私利。统治者及其家族征用了城中最肥沃的土地。人人都需承担苛捐杂税。从古代拉格什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你有神明，你有国王，但让你畏惧的是估税官。”每当一位市民将一只白羊带到宫廷剪羊毛，他就要支付5谢克尔（shekel，即两盎司）白银。如果一名男子与妻子离婚，则需向统治者支付5谢克尔白银，向官员支付1谢克尔。如果调香师调出了一种新的香味，统治者将收取5谢克尔白银，官员将收取1谢克尔，宫廷人员再收取1谢克尔。神庙及其土地都被统治者占用，成为他的个人财产。“诸神的牛被用来耕作统治者的洋葱地，神明的良田也变成统治者的洋葱地和黄瓜田。”但祭司们也非“一尘不染”。祭司可以随意进入穷人的果园，砍下果树并取走果实。死亡和税收谁都躲不过。市民去世后，为获得安葬特权，其家眷须支付一笔费用：7罐啤酒和420份面包；祭司可得到1.5古尔（gur），即超过60升的大麦，以及一件衣服、一张床和一把凳子；副祭司也可得到12加仑大麦。

乌鲁卡基那宣称他将终止这一切。他打压官僚阶级，削减或完全废除某些领域的税金；他恢复了神庙的财产，但也保证祭司不再压迫民众。他改善了权力不均的状况，并且消除富人对穷人的欺压：“如果一个富人与一个穷人的房屋彼此相邻，而富人对穷人说，‘我想要买下它’，那么如果穷人愿意出售房屋，就可以说‘向我支付我所想要的白银，或用等量的大麦进行补偿’。但是如果穷人不愿意，富人就不可强迫其出售房屋。”乌鲁卡基那还释放了无法偿清债务和被诬陷盗窃或杀人的市民。“他向宁吉尔苏神承诺，他不会让寡妇和孤儿受到权力阶级的迫害。他为拉格什的市民带来了自由。”

乌鲁卡基那的主张对于拉格什人来说有何真正意义，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争论。他的改革只是一个善良公正之人的义举吗？还是说这是一个非法篡位之人为建立统治者友善诚信形象而采取的手段？将财产归还神庙，是真的想要恢复拉格什社会中的祭司制度，还是为了一边树立利他主义和慷慨大方的形象，一边让自己和家人在神庙等级体系中站稳脚跟以便中饱私囊？这些都是无解之谜。但这些令专家们感兴趣的争议可能遮盖了更有意义的事：有关乌鲁卡基那行为的文字描述体现了一些统治史中此前未见的新特质。

尽管对古代的断代研究领域中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几乎可以断定乌鲁卡基那的统治时期不晚于公元前2400年。除埃及和印度河河谷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这一时期要么生活在半游牧的采集狩猎家族中，要么在由世袭首领管辖的小型村落定居点聚居。作为少数群体的后一类人已率先实现了农业自给，他们既无文字也无金属工艺。相较之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孔子和老子，佛祖和摩诃毗罗，希伯来先知，摩西和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 [6] ，乃至亚伯拉罕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文字记录中就有了有关道德与正义的高深话题，相关内容包括公平问题、保护寡妇和孤儿不受富豪强权欺侮的职责等。它们还首次使用了可译为“自由”的词语：“他为拉格什市民带来了amargi （自由）。”

乌鲁卡基那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他尝试为自己的统治赢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支持。过去的君主通常吹嘘自己在战场上军功卓著，杀敌无数；乌尔王陵的主人也是通过显示其神明般的地位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正当性的；还有一些统治者则通过激起人们心中的强烈恐惧，为自己的合法地位打下基础的。但现在，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做法：文献记载表明，乌鲁卡基那希望受到子民的拥护和爱戴。

我们常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因为古人的生活与我们的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并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待生活。但历史资料所包含的证据表明，事实与我们所想的恰恰相反。拉格什的历史，拉格什与乌玛的持久战争，乌鲁卡基那实行的社会制度改革，以及对寡妇和孤儿的保护和对城中居民自由的关心，这一切都表明四千五百年以来，人类的观念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不论乌鲁卡基那提出改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改革措施依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下场。他统治拉格什的时间不满八年。正当他忙于削弱权贵力量、提升民众利益、培育民心支持之时，约30千米远的宿敌城市乌玛出现了一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新统治者——卢伽尔扎泽西（Lugalzagesi）。这位新统治者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为的就是洗刷这几十年来的耻辱。接着，卢伽尔扎西泽便发起了毁灭性的进攻。这首为哀悼拉格什的灭亡而作的挽歌告诉我们：

乌玛的统治者烧毁了安塔苏拉（Antasurra）神庙；他掠走了白银和青金石……他在南舍（Nanshe）女神 [7] 的神庙中大肆杀戮；他掠走了珍贵的金属和宝石……洗劫拉格什的乌玛统治者冒犯了宁吉尔苏神，犯下罪孽……愿他胆敢冒犯宁吉尔苏的双手被砍下。拉格什之王乌鲁卡基那并未犯错。愿乌玛统治者卢伽尔扎泽西的尼萨巴（Nisaba）女神 [8] 将罪罚加在乌玛统治者的脖颈之上。

但这则预言的诅咒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兑现。在此期间，除了摧毁拉格什，卢伽尔扎泽西还征服了基什、乌尔、尼普尔、拉尔萨和乌鲁克。他将拉格什作为其扩大后的疆域的都城，并为尼普尔神庙中的至高神恩利尔献上了一尊刻有铭文的大瓶。他在铭文中称自己已经征服整个苏美尔地区及周边各国：

当诸国之王恩利尔将整个国家（即苏美尔）的王权授予卢伽尔扎泽西时，恩利尔使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卢伽尔扎泽西身上；恩利尔让外邦各国均拜倒在他足下，从日出之土到日落之地，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注入的下海域（波斯湾）到上海域（地中海），恩利尔让所有人都向他臣服。恩利尔将他从日出之土到日落之地的每个敌人一一清除。令各国疆土均归其所有，土地如牧场般丰沃广阔。在卢伽尔扎泽西的统治之下，苏美尔各地领袖各司其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卢伽尔扎泽西宣称自己控制了整个新月沃地，这一点并不太可信。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他与周边的国家达成了某种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例如马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控制着叙利亚的一些部族。但是，从瓶上浮夸的铭文中流露出的傲慢狂妄，终将为他招致报复。正如他对拉格什的摧毁是为了给长期受辱的乌玛报仇，早期的各场征服之战也将为他的毁灭埋下伏笔。

卢伽尔扎泽西在占领基什城时，废黜了基什的统治者国王乌尔扎巴巴（Ur-Zababa）。这位国王的侍酒官后来履行了尼萨巴女神对卢伽尔扎泽西的惩罚，此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创立了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原则：无惧，无爱，只有赞美和英雄崇拜。这位新时代的伟人就是萨尔贡大帝（Sargon the Great）。他建立了首个真正的帝国。

[1] 蒲式耳是英美制计量单位，主要用于计量干散农产品的容量，1蒲式耳相当于36.368735升。

[2] 乌尔卢玛是乌什之子。

[3] 机弦是一种类似弹弓的投石器。

[4] 全名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古罗马历史学家。

[5] 圣地是指约旦河至地中海之间的地带，包括约旦河东岸。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尊此地带为圣地。

[6] 查拉图斯特拉是拜火教创始人。

[7] 南舍女神即渔业女神。

[8] 尼萨巴女神即丰收女神。

第六章 统治四方：青铜英雄时代

约公元前2300至前2200年

帝国野心

1931年，在马克斯·马洛温的协助下，雷金纳德·汤普森（Reginald Thompson）带领一支英国考古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城市尼尼微，即曾经的亚述都城，进行考古探索。在发掘过程中，一尊与真人人头等大的铜制头像出土了。他们立刻意识到他们发现的这件文物关乎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尊头像完全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文物，与人们熟悉的拘谨而正式的苏美尔式圣像相比，它显得更精致生动。这尊头像代表的一定是一位人世间的统治者，因为它不带有任何古代社会用以体现神性的符号或标志，同时它的质量也表明这肯定是位令人敬畏的人物。

这尊雕像的头发经过精心编织，一根头带绕过太阳穴将头发束于脑后，还有以三个圆环固定而成的一个优雅的发髻。发髻之下有几绺迷人的长卷发丝伏于颈部。其纹路之精致可与伦纳德·沃利在“乌尔大死亡坑”中发现的麦斯卡拉姆杜格金色头盔相媲美。经过精心梳理的络腮胡中卷须层层，在下巴底部一分为二。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雪莱的诗歌《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 ）。奥兹曼迪亚斯生前受万众敬仰，死后却被后世遗忘。诗中以“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1] 描绘了古代统治者的楷模。然而，这尊头像并不像奥兹曼迪亚斯那般“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其丰厚的唇边挂着一丝善意的浅笑，仿佛是被遥远的后代对自己的密切关注逗乐了。

这件华美的文物是在距离尼尼微伊什塔尔神庙不远处发现的，那里的废墟土层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考古队认为，他们所发现的废墟应该是公元前612年米堤亚人（Median）和巴比伦人联合入侵后亚述城遭受的烧杀掠夺造成的。经此劫难，该城已无法被复原。但根据文物的材料、风格和雕塑工艺，考古队推断这尊具有帝王之风的铜制头像的完成时间应该是在此次入侵之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它原本可能属于一座完整的、得到精心看护的全身雕像，也许立于神庙之中某个尊贵的位置，有人定期为它拂尘、上油、润色、抛光。它甚至会在常规的神庙仪式中接受众人的膜拜。

阿卡德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尊头像所代表的人物很可能就是该帝国的创始人萨尔贡。萨尔贡亦称“沙鲁金”（Sharru-kinu，这不是他出生时的名字，而是登基时的名号，在闪米特语中意为“正统之王”），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200年横空出世。他摧毁了卢伽尔扎泽西的联合王国，包括基什、拉格什、拉尔萨、尼普尔、乌尔和乌鲁克。同时，他开始打造一个以闪米特语为主要语言的区域性城邦帝国，据说该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其疆域曾从今天连接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跨越到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山脉，并一直延伸至从西里西亚 [2] 到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

阿卡德帝国

我所说的“横空出世”当然是一种修辞手法。事实上，萨尔贡很可能是宫廷内部人士。后期的传说称他从小就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园丁，以便为基什统治者乌尔扎巴巴提供服务。但在萨尔贡摧毁乌玛不久之后写成的“苏美尔王表”告诉我们，从事园艺工作的其实是萨尔贡的父亲；在萨尔贡登上历史舞台并创建首个帝国之前，他担任的是君主侍酒官这一颇为重要的宫廷职务。

他所服侍的主人乌尔扎巴巴很快就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很可能是被想要称霸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卢伽尔扎泽西杀害或废黜。基什随后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当时的古代贵族似乎还未建立起立储的机制——既没有副职的摄政者，也没有二把手官员，就连君王的子嗣通常也要为争夺继承权而拼死战斗。

此时的萨尔贡显然对权力渴望已久，长期以来他聚集了一大群拥趸，足以确保夺权成功。于是，他抓准机会登上王位。紧接着，他迅速地实现了看起来蓄势已久的帝国野心。从南部开始，他征战乌鲁克，摧毁了吉尔伽美什王建造的著名的乌鲁克城墙，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50名苏美尔城邦统治者组建的大规模防线。此外，一尊雕像的底座铭文记载，萨尔贡亲自抓获了卢伽尔扎泽西，用“颈枷”将其拖回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门口”。在横扫南部地区之后，萨尔贡象征性地在“下海域”（即波斯湾）清洗了他的武器。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巴比伦的一份晚期文献《早期列王记》（“The Chronicle of Early Kings”）告诉我们，萨尔贡：

盖世无敌，举世无双。他的盛名传遍了各个角落。他跨越东部的大海，在第十一年征服了最西端的疆土。他实现了大一统。他在那里为自己树立雕像，并用船只将西部的战利品渡回本土。他将自己的宫廷大臣部署在相互间隔着十小时路程的各个岗位上，并统一管理各地的部族。

萨尔贡的目标似乎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来积累财富，并将财富从海上运回本土的中心地带。一旦这种做法受阻，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出古代炮船，不管路途有多遥远，亦不论航程有多漫长。

远至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等地都发现了晚些时候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战斗之王》（“The King of Battle”）的零散文本和各种副本。该史诗讲述的是萨尔贡在普鲁什坎达（Purush-khanda）设立的商栈遭到当地国王的迫害，于是商人们请求萨尔贡为他们解除困境。萨尔贡的军事顾问小心翼翼地提醒他该地路远迢迢，沿途危机四伏：

经过长途跋涉，

我们将双臂无力、双膝困乏。

我们何时才能坐下？我们可否有片刻休憩？

如果真的像当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普鲁什坎达就是今天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矿区、靠近图兹（Tuz）盐湖的阿塞姆荷俞克（Acemhöyük）遗址，那么从那里到阿卡德城的路途就超过了1600千米，就算是直线距离也有1100多千米。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在十九天中行进了450千米；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一天可行军31千米，算上定期的休息时间，平均每日可行进约24千米。就按这两支队伍的行军速度计算，萨尔贡的军队也需要以高强度的方式行进四五十天，才能走完1100千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河滨道路平坦且得到了定期的维护和严密的巡逻，自然足够安全。然而，让军队攀爬贯穿山丘的崎岖山径，挤过托罗斯山间的窄小通道，就危险多了。尽管如此，《战斗之王》这部史诗告诉我们，萨尔贡在踏上征途后，抵达并攻打了那座小城，迫使“受恩利尔偏爱”的普鲁什坎达王投降。他在那里的驻留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以确保当地头领从今往后对帝国的主人恪尽职守。

显然，这个故事的文学性大于其历史真实性，而且这趟冒险之旅也未必属实，因为如果萨尔贡真的离开都城三年，那么他可能早就失去了王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距离都城最为遥远的贸易殖民地，阿卡德的君主也会毫不犹豫地通过军事行动对其进行支援。

征服某个帝国不只是续写领土扩张的传奇，也不只是从村长、镇长、市长到城邦国王再到君王的自然发展。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可承认自己想要领导他人的欲望，即便不一定会主动告诉别人这一点。这种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成为卢伽尔或“大人物”，继而登上王位的想法，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再加上人类本就受制于自己的缺点、愚蠢和软弱，因此不难想象，掌握对同类的生杀大权并受到尊敬、爱戴和赞美，逐渐树立一个既代表全体市民又象征世间真正主宰者的形象，成为城市的守护之神，这对人类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除了在同类中出人头地之外，还要让外邦居民臣服并逼迫他们慷慨进贡，这种做法已有许多先例；但若是将这群人纳为自己的子民并充当他们的首领，则又是另一番作为。试想一下，你现在统领的臣民不再仅限于本族民众，而是各族人混杂交融的群体。要想达到这一步，你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自己，淡化自己的血统和信仰、母语和母国文化，还要强调自己的特质。换言之，想要成为一名君王，就不能再保有原本的族群身份，而须展现出你与他人的不同之处。这需要某种特别的英雄式的自信。

正因如此，萨尔贡在建立起帝国之后便意识到，他如果不能离开旧城去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心，一座崭新的都城，就无法摆脱传统王权的各种限制，也无法摆脱对基什之神扎巴巴（Zababa）的崇信。于是，一座既不属于闪米特人亦不属于苏美尔人的城市就此诞生。不同于其他由神明建立的城市，这是由萨尔贡大帝自己创建的都城。在苏美尔语中，它被称为亚甲德（Agade）；在闪米特语中，它被称为阿卡德。从阿卡德城衍生出了覆盖整个冲积平原北部的阿卡德帝国，该国使用的那种闪米特语被称为阿卡德语，该国的人民被称作阿卡德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尔贡无视神权的存在。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位守护神伊什塔尔，她是史前大女神的后代，也是古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阿佛洛狄忒和维纳斯的原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神明都和对应的苏美尔神明融合了，如甜水之神恩基和埃阿（Ea），月神南纳（Nanna）和辛（Sin），太阳神乌图（Utu）和沙玛什（Shamash），而伊什塔尔所对应的苏美尔神明就是伊南娜。伊什塔尔掌管着战争与爱、战斗与繁殖、侵略与欲望，是“肾上腺素女神”，也是好战、好动、好玩之神，更是青铜时代勇士英雄的天之女王和保护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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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萨尔贡这样一位功绩卓著之人的样貌。他在位时间超过五十年，而汤普森和马洛温发现的雕像很可能在萨尔贡生前就已铸成，因此即便存在美化的成分，也应与他本人十分相似。（这一点不难想到，因为雕塑家至少得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然而，头像损坏严重，尽管这种损坏并不是考古挖掘造成的，它早在古时候就已遭到毁坏，而且也不像是意外造成的。一眼看去，最明显的是头像眼部的损坏。双眼内用以表示瞳孔的宝石镶嵌物均已脱落，右眼处的脱落看上去比较自然，因为原本光滑的铜制表面尚有锈蚀的痕迹，但左眼处显然是受到了尖锐凿具的刻意毁坏。这种仅左眼遭到此般破坏的现象可能还有其他深意。除此之外，其双耳同样被凿具削去，鼻尖和鼻梁因受攻击而损坏，胡须的末端也有所破损。诚然，这一切可能只是在城市和神庙被洗劫的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可是，鉴于公元前612年米堤亚人联合巴比伦人攻陷尼尼微的事实，再看看该头像特殊的损毁状况，让人不禁联想到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大帝对米堤亚叛军的恐怖戕害。通过伊朗岩石上的贝希斯敦铭文，我们可看到大流士在自传中吹嘘此事件。例如，公元前522年，某个叫弗拉瓦提什（Fravatish）的人自封为米堤亚国王，大流士用了好几个月才平定这场叛乱：“弗拉瓦提什被抓获并被带到了我的面前，我割去了他的鼻子、双耳和舌头，挖出他的一只眼睛，将他绑在宫殿门口，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然后，我在哈格马塔那（Hagmataneh，即埃克巴坦那 [3] ）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流士的惩罚同样是割掉双耳、鼻子，挖出一只眼睛。这足以说明对铜制萨尔贡像的毁坏不仅是故意的，而且具有象征性意义，是对备受敬仰的一国英雄圣像的亵渎，对一个战败民族尊严的践踏，对亚述国尼尼微人传统和信仰的藐视。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在阿卡德帝国的开创者萨尔贡大帝死后至少一千五百年，即约公元前2300年，他依然被视为一位带有神性的人物，是守护那之后的所有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圣人。的确，在萨尔贡去世很久之后，有两位国王分别于约公元前1900年和公元前18世纪末成为亚述的统治者，他们均承袭了他的封号或头衔，萨尔贡，也就是正统之王，以增添些许威严。

一位统治者的名声、名誉和荣耀得以流传一千五百年而不衰已是超乎寻常，更何况他的传奇在四千年后依然能够让人们对其肃然起敬。

她将我放入灯芯草篮中

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举办了荒谬的国际巴比伦节，并在此期间庆祝了自己的生日。据《时代周刊》报道：“几乎没有什么生日派对可以与上个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53岁生日的庆典场面相比。”萨达姆将内阁成员、重要政府官员和外交官邀请到他的家乡提克里特（Tikrit），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历时两个小时的阅兵和许多横幅展示，横幅上写着：“萨达姆，你的烛火点燃了全体阿拉伯人的火炬。”

当一座小木屋被推出时，庆典达到高潮。一大群身着古代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服饰的人在木屋前俯身敬拜。屋门打开后，一棵棕榈树出现了，五十三只白鸽从中飞出直入云霄。之后又出现了一道泥沼，泥沼之中有一个静静地睡在篮中的婴孩萨达姆。

《时代周刊》的记者对此篮中婴孩的主题尤感震惊，并将其形容为“摩西归来”。但是，萨达姆·侯赛因为什么要将自己比作犹太人的领袖呢？其实这位记者会错意了。该主题是美索不达米亚人首创的，很久以后希伯来人才将其运用在了摩西身上。伊拉克的独裁者借此暗指一位极其古老且对他而言享有无上荣耀的先人——萨尔贡。他将自己与萨尔贡联系在一起，表明自己便是史上最杰出的古代闪米特君主的传人。

一名非凡的英雄需要搭配一段非凡的身世。苏美尔的“萨尔贡传奇”成文于萨尔贡时代的一千年之后，但仍远早于公认的摩西出现的时代，里面的文字采用了伟人本人的口吻：

朕的母亲是一位祭司，朕不知道朕的父亲是谁。

朕父亲的家族居住在大草原上。

朕的故城是阿苏皮拉努（Azupiranu），位于幼发拉底河之畔。

朕的祭司母亲怀了我，偷偷将我生下。

她把朕放入灯芯草编织的篮子里，用沥青封盖。她把朕抛入河中，河水将朕没过。

河水又将朕托起，把朕带到了灌溉者阿克奇（Akki）那里。

灌溉者阿克奇认朕作子，养育朕。

灌溉者阿克奇安排朕当他的园丁。

朕当园丁时，［女神］伊什塔尔给了朕她的爱。

当然，在萨尔贡之前还有其他的美索不达米亚英雄。声名远播的早期乌鲁克国王，如吉尔伽美什和他父亲卢伽尔班达（Lugalbanda）都是具有大量奇异事迹的一系列传奇故事的主人公，这些事迹也都成了苏美尔文学经典的主要内容，并在书吏学校和宫廷缮写室中不断地被抄写、复制，一直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这些故事仍属于神话，还算不上英雄传奇；它们记述的是与诸神的密切往来、与恐怖怪物的斗争、对长生不老的追寻和其他超凡冒险。萨尔贡及其子孙出现后，他们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更可信，但至少是围绕世间的生活百态展开的。

不同于书吏和学生抄写了无数遍的苏美尔神话文学，有关统治者生活的阿卡德文本少之又少。目前仅出土六份与萨尔贡相关的文献，而且都是后期的复制版本。此外，还有六份记述其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的文献。多数文本似乎是对口头表演的记录。在这些不完整的文本中，有许多是在相关事件发生至少一千年后才被写下的。由此我们猜想，在萨尔贡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吟游诗人和其他受人欢迎的表演者一直演绎着与萨尔贡及其王朝有关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技艺精湛、勇猛无畏，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英勇地做着前无古人之事并前往杳无人烟之地。他们做的正是萨尔贡在其继承者发出的挑战中要求的：“现在如果有任何国王觉得他自己能与我平起平坐，那么无论我去过哪里，叫他也要前往。”

与此同时，从这些伟大的国王身上也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芒。在一首题为《纳拉姆辛与敌对大军》（Naram-Sin and the Enemy Hordes）的诗作中，某位国王在违背了诸神的意愿，并因此接连输掉多场战争之后，陷入了莎士比亚式的自省。

朕糊涂了。朕困惑了。

朕绝望了。朕叹息，朕悲痛。朕心灰意冷。

朕在思考：“神明给朕的统治带来了什么？”

朕是一个国王，却没能让疆土繁荣，

朕是一个牧羊人，却没能维护子民。

对朕自己和朕的统治，朕都干了些什么？

正如学者琼·威斯顿霍尔兹（Joan Westenholz）所指出的，上文的最后一句相当于宣布“亲爱的勃鲁托斯（Brutus），那错处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4] ，这是在古希腊哲学诞生之前近两千年，一位青铜时代的英雄的深刻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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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生活在约公元前700年的希腊，他与荷马并称希腊乃至欧洲文学的创始人，也是注意到此类英雄已出现在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的第一人。但他口中的青铜时代与我们所说的含义不同。对他来说，青铜时代与技术发展无关，只是他的故事用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四个阶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中的第三个阶段。他在《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 ）中写道，在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之后，

诸神之父宙斯又创造了第三代人类——青铜种族，产生于白蜡树；他们可怕而强悍，一点不像白银时代的人类。他们喜爱阿瑞斯（Ares，野蛮和杀戮之神）制造哀伤的工作和暴力行为，不食五谷，心如铁石，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力气很大，从壮实的躯体、结实的双肩长出的双臂不可征服。他们的盔甲兵器由青铜打造，房屋是青铜的，所用工具也是青铜的：那时还没有黑铁。 [5]

但是，赫西俄德在此之后又插写了一个与之差异鲜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以金属命名的时代：

一个被称作半神的英雄种族，他们如神一般，高贵且更加正直，是在我们前一代的广阔无涯的大地上的一个种族。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丧生……但是，诸神之父、克洛诺斯之子宙斯让另一部分活下来，在大地之边为他们安置了远离人类的住所。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上，出产谷物的土地一年三次为幸福的英雄们长出新鲜、香甜的果实，远离不朽的众神。

光辉与荣耀是这个种族的口号。他们不要荣华富贵，但求名声和赞美。他们通过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进行统治，而人们追随这些伟大的英雄既非出于恐惧，也非出于喜爱，更不是因为他们对英雄人物出色和有效的管理充满信心，而是出于对这种英雄主义的敬畏，并为他们的光芒所折服。人们渴望沐浴在这种荣耀所折射出的光辉之下，哪怕只是片刻的时光。

当然，赫西俄德书写的不是历史而是诗歌，记录的也不是事实而是神话。但他的确在偶然中发现了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之间一种经得起推敲的联系。对于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欧洲和亚洲社会的早期阶段，我们通过研究考古成果和文学作品已有所了解。我们发现，在这些地区的确有一个英雄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相对应，人们在制作工具和武器时都采用金属来替代石头。和其他地区一样，美索不达米亚似乎总会预演将出现在更往西的地方的发展。

学者保罗·特里赫恩（Paul Treherne）指出，在青铜时期，欧洲男性的自我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镊子和剃刀一类的梳妆用具从未出现在随葬品中。他提出，这些证据表明人类开始重视男性的身体装饰，个体意识不断增强。特里赫恩也以此印证了当时人们通过饮酒仪式，来表达对战争和狩猎的赞美以及对“勇士之美”的崇拜。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拥有高社会地位的新男性勇士阶级开始形成。在希腊，荷马以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基础进行了创作并且描述了诸多阿喀琉斯一类的英雄人物。特里赫恩写道：“荷马笔下的勇士，以及后来的斯巴达勇士、凯尔特勇士或法兰克勇士，他们都蓄起长发，并对其精心梳理。”这也让我们回想起发饰精美的萨尔贡头像。

如果石器技术仍处于主流，那么该社会就不会产生上文提到的这一精英阶级。石器属于一种平等的物质。即使是制作工具所需的各类特殊石料，也都分布广泛。同时自人属（Homo） [6] 出现起，各家各户自行制作工具就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毫无疑问，一定存在擅长制造某些特殊工具的专业人士，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石器工具的制作仍属于一项私人化的家庭活动。

金属加工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金属加工所需的铜矿和锡矿资源十分稀少，可能要经过发现、交易、远距离运输等长期过程才能获得。要想掌握青铜匠的技艺，还需经过多年培训。此外，进行金属加工需要使用精密且昂贵的设备。因此，这不是一项家庭活动，而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胜任的专业工作。由青铜匠生产出来的产品至少在最初阶段价格不菲，只有最富裕之人才有能力购买。假设青铜最早用于武器的生产——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那么那些能够掌控此项工艺、组织运输并支付武器制造费的人，便可迅速聚敛垄断势力。

此外，用石器时代的武器作战时，士兵们几乎感受不到什么荣誉感或英雄感。在挥舞着长矛、狼牙棒或燧石匕首进行打斗时，他们难以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招式间展示个人的天生优势。石器时代战争的胜利往往是集体的成就，主要仰仗人数和气势。但用青铜技术铸造的剑是一种典型的近战兵器，它使得一对一作战从原始、粗陋和野蛮的混战状态上升到一个新层次。有了剑，勇士不再需要聚集成一个大规模团体，也不必再徒手格斗或是像野兽般压倒对方，并施以棒打斧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单独的斗士，在距敌人约一步之遥的位置，运用精湛的剑术，瞄准敌方进行前戳、回挡、猛刺和回击。这种战斗方式在历经岁月沉淀后，已被视作一种艺术。

除青铜武器之外，还出现了一种首次出现在文献和图像中的重要勇士装备——马。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游牧民族在从乌克兰横跨蒙古的大草原上，首次对马进行了驯化和驯养。在萨尔贡建立帝国期间，滚章上开始出现类似于马背上的骑士的图案。

马对于青铜时代的战士究竟有多大用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在既无马鞍也无马镫的条件下（马镫直到两千年后才问世），战士很难在激战中稳坐于马背之上。不管怎样，在这一历史阶段，马应该仍是一种罕见的外来珍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养护费用甚高。对于英雄勇士们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应属所谓的马匹的“弓颈之傲”。稍晚时期的苏美尔国王——乌尔第三王朝的舒尔吉国王就曾自豪地将自己比作“大道上甩动着尾巴的马”。

当然，青铜和马匹的出现带来的变化还需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其影响力。无论此类新理念能对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它们仍需经历好几代人才会被完全接纳或采信。例如，在剑成为战场上常见兵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滚章或雕塑上才出现相关的图案。几百年后，在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城邦马里，国王因骑马而受到批判。人们认为骑在这样一头汗淋淋、臭烘烘的蛮兽之上，有损君主的尊严，并会引发对君主的半游牧蛮族身世的不好联想：“愿吾王尊重王权。您是哈纳特人（Haneans）的王，但您也是阿卡德人的王。愿吾王勿骑马；让他乘坐战车或库达努骡车，以示对王权的尊重。”

尽管19世纪的将军们在战场上都已使用枪炮作战，但他们的纪念雕像往往是腰间佩戴刀剑的形象。同样，在展示英雄之气概的那些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品中，主角装备的也是石器时代的传统武器，丝毫看不到马匹或剑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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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120年，伊朗西南部埃兰王国的国王舒特鲁克-纳洪特（Shutruk-Nakh-khunte）入侵了巴比伦的领土。与自古以来许多获胜的首领一样，他下令用船将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运回本国都城苏萨，其中包括一尊高两米的粉红砂岩石碑。尽管现在它的顶部已稍有破损并受到侵蚀，但当它从太阳神之城西帕尔被掠劫时，应该还是完好无损的。这尊石碑是在距当时一千年前奉纳拉姆辛之命建造的。作为萨尔贡的第三位继承人，纳拉姆辛极有可能就是萨尔贡的孙子。在众多亚述学专家看来，纳拉姆辛是最伟大的阿卡德人，在统治的几十年中，他将帝国疆域范围扩张到最大，对于阿卡德人来说他的作为称得上是囊括天下“四方”。

这座石碑纪念的是纳拉姆辛战胜了扎格罗斯山脚下的卢卢比人（Lullubi）。作为一件非凡出色的艺术品，它不仅被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透过它我们还能看到埃阿那图姆秃鹫碑所描绘的苏美尔王权在两个世纪后的发展变化。

这座石碑摈弃了富有条理的人物构图。此前如秃鹫碑及瓦尔卡瓶等苏美尔雕塑，其表面呈现出水平的环状图带，可能由分割文字的线条演变而来，如同连环画一般，按照正确顺序阅读便可串成一个故事。相比之下，这座石碑的表面呈现出统一的布局，旨在以一幅“快照”的方式表现纳拉姆辛取得胜利那一刻的场景。这不再是一种事先设计的图像，而是一幅“照片”。

在该场景中，有一片树木茂盛的山林。纳拉姆辛和他的同伴正从山坡向山顶迈进。装备着长矛、弓箭和战斧的国王走在队伍的最前端，跟随在后的是两名掌旗员以及四到五名勇士。此时的卢卢比人已全然溃败。纳拉姆辛则保持着一种英雄的姿态（他的形象在尺寸上大于其他人），同时将两名敌人踩在脚下。另有两名仍在求饶的俘虏，其中一人已卸下了所有武器，另一人的长矛也已被折断。此外，还有一人正在地上挣扎，试图拔出脖子上的箭，另外两名士兵则跌下了悬崖。不论是胜利一方的战士，还是战败一方的士兵，都有独立的形象刻画，而不是作为一个难以分辨的整体中的一员。

埃阿那图姆秃鹫碑上尺寸最大也最重要的人物是神明宁吉尔苏，他正用他的大网抓捕敌军。碑上的文字直截了当地表明这场胜利是神的胜利，埃阿那图姆只是神的忠诚代表。然而，在纳拉姆辛的石碑上，胜利属于国王。确切地说，神明依旧存在，但仅以天上的两颗星星来表示。在这里戴着象征神性的有角头盔的是纳拉姆辛。这一场景并不反常，因为于纳拉姆辛在位期间，书面文件中国王的名字之前总是会有一个限定词“丁吉尔”（DINGIR）。这个词在楔形文字中是一个看上去像星星一样的符号，意味着跟在它后面的词所指的将会是一位神。这似乎反映出纳拉姆辛在其统治期间将自己尊为神明。一篇年代不可考的文本这样解释道：

强大的阿卡德王纳拉姆辛，当时四方均与其为敌，他仍在同一年的九场战争中保持不败，因为伊什塔尔赐予他关爱，并把起身反抗他的那些国王一一俘虏。

因为他能够在危机之时保护他的城市，他的城民要求伊安那的伊什塔尔［此处接着一长串其他的城市神祇］……让他成为阿卡德城的神明。他们在阿卡德城中心为他建造了一座神庙。

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城民的统治者化身神明之后，会对其帝国百姓带来怎样的影响，但至少我们认识到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直到现在，诸神出于各自的目的创造人类的这一信仰，仍然是文明建立的基础。各个城市，也就是文明兴起的地方，原本可能是作为朝圣中心而建立的神圣之地。每个城市都是某位神明的创造物和家园。仿佛诸神在神界过的才是“真实的生活”，而发生在世间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助兴表演。

在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的时代，这一观念被彻底颠覆，人们不仅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人类世界，而且还引入了全新的宇宙观：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主体不是神而是人。人类由此开始掌握主动权，人（包括女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诚然，人类依旧十分虔诚，他们仍然向神庙供奉祭品，奠酒祭神，并举行仪式，利用各种机会祈求神庙的保佑。但在这个时代，虔诚的含义已大不相同。乌尔的月神南纳神庙是各个月神神庙的母庙，当萨尔贡任命自己的女儿为南纳神庙的主祭司（该职位大致等同于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时，她为宗教习俗本身注入了青铜时代的英雄元素。从此，宗教的重心从天上转向大地，从诸神转到了他们的崇拜者身上。萨尔贡的女儿成为史上首个身份得以确认的作者，也是阐明她与神明之间的个人关系的第一人。

南纳神的女祭司

萨尔贡的宫廷位于冲积平原南部，那里使用的语言是闪米特语，萨尔贡的女儿在出生时自然也有一个闪米特语的名字。但迁至苏美尔文化的核心之地乌尔后，她采用了一个苏美尔语的官方称谓：恩赫杜安娜（Enheduana）——“恩”（主祭司或女祭司）、“赫杜”（装饰）、“安娜”（上天的）。她迁入了乌尔的吉帕鲁（Giparu），这是占地广阔、错综复杂的宗教建筑群，里面有神庙，也有供神职人员工作、用餐和做饭、沐浴的区域，还有埋葬主（女）祭司的墓地，尽管有些祭司直接就被埋在其住所底下。记录表明在这些女祭司死后，人们还会继续向她们献祭。在许多引人注目的艺术品中，有一件能够证明恩赫杜安娜真实存在，它出土于年代在她的时代好几个世纪之后的考古层。这似乎说明尽管恩赫杜安娜受命管理神庙的那个朝代早已衰亡，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仍为世人所铭记和尊敬。

上文提及的那个物证就是1926年伦纳德·沃利发掘出的一个破损的雪花石石盘。石盘的背面刻着：“恩赫杜安娜，南纳神的女祭司，南纳神之妻，萨尔贡之女，基什之王……建造了一座圣坛并将其命名为‘天之高台’。”考古挖掘者还发现了石盘的一些碎片。经过修复，其正面显现出的条状浅浮雕酷似滚章压印出的图案：伟大的女祭司身着打褶羊毛长袍，站在一名正在倒酒的裸身光头祭司之后，行使着她的宗教职责；在她右侧站立着另外两个人，一个持法杖，另一个则提着一个有柄的罐子或仪式用的篮子；她举起右手摆出虔诚的姿势，从侧面看去鼻子肥大，面部表情十分严肃。

在碎石之下还发现了一些印章和其他印文，它们均证实了恩赫杜安娜曾在神庙生活。这些印章和印文的内容包括“阿达（Adda），恩赫杜安娜的地产经理人”，“哦，萨尔贡之女恩赫杜安娜，您的仆人萨伽杜（Sagadu）书吏”，以及讨喜的“伊鲁姆·帕里里斯（Ilum Palilis），萨尔贡之女恩赫杜安娜的美发师”。从青金石滚章等昂贵物件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份，这个地方很可能曾是神庙假发和化妆品照管人的处所。

作为规模宏大、声名远播的乌尔南纳神庙的掌管人，恩赫杜安娜必然享有最好的工作条件。她坐在她的房间或是办公室中，一边让伊鲁姆·帕里里斯等人为她梳妆打扮，一边向书吏——或许正是沃利发现的印章上的萨伽杜——口授文书。就这样，恩赫杜安娜以自己的名义连续创作出四十多份用于宗教仪式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品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被不断传承，也让她本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恩赫杜安娜的作品虽然直到现代才被发现，但长久以来一直是祈愿祷告之作的范本。它们通过巴比伦人启发并影响了《希伯来圣经》的祷文和诗歌以及希腊的荷马史诗。因为这些创作，恩赫杜安娜成为史上首位已确认身份的文学作家。在早期基督教的赞美诗中，我们可以听到她生命乐章的隐约回响。

她最受欢迎的作品是《苏美尔神庙赞美诗》（Sumerian Temple Hymns），由四十二节连续的短诗组成，诗中使用了顿呼的手法对苏美尔大地上的每座神庙进行描写：

哦，伊辛，神明安［天神］

在空旷的平原上建立的城市！

您的外城声势浩大，您的内城建筑精美，

您的神力由安授予。

哦，恩利尔所爱的神台，

哦，安和恩利尔决定一切命运的地方，

是伟大众神的餐宴之所，充满无比的赞叹与敬畏……

您的女神，大地上伟大的治愈者，

尼宁欣那（Nininsina），安之女，

在您的界域建起了神庙，哦，伊辛神庙，

她要登上您的神台。

恩赫杜安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逐一对各个城市进行细致描述的，直到其结尾部分，我们才能稍微领会这些诗歌的创作目的所在：这些赞美诗的创作其实是萨尔贡的帝国政策的一部分，用于辅助统一各地及其不同的神明，从而打造一个单一的忏悔型社会。从这位女性大祭司的一句话中，我们看到她和她的父亲十分相似，因为萨尔贡自我标榜为开拓英雄，而恩赫杜安娜对萨尔贡说：“这些石板的编写者是我，恩赫杜安娜。我的国王，它们都是史无前例的作品。”

在恩赫杜安娜最伟大的作品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英雄时代的一种全新宗教精神。这部作品是献给伊南娜的长祷文。人们通常以它的头几个词来称它为“宁密萨拉”（Nin-me-sara），意思是“众密女神”，其中“宁”指女神，“密”是伊南娜从守护神恩基那里强行索取而来的文明准则，“萨拉”在这里的意思是“所有的”。萨尔贡的女儿没有选择将自己的主神与官方夫君月神南纳作为赞颂的对象，而是向她父亲的恩主和保护神伊南娜，也就是被萨尔贡称作伊什塔尔的光辉女战神献上了赞美诗。

如果我们能将苏美尔语充分翻译成现代语言，特别是将楔形文字中通常含有的那些丰富的多重意义和解读翻译，那么这位女祭司献给女神伊南娜的诗篇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知晓其内容，却无法品味其艺术性。例如，这篇赞美祷文开篇的歌颂与赞美竟长达40余行，全方位地描写和称颂了女神的样貌、权力和举动。诗歌的开头是这样的：“众密女神，从灿烂的光芒中升起……”该作品的最新译者安妮特·茨戈尔（Annette Zgoll）博士指出，这段楔形文字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即“无数战争的女王，随着一场疾风暴雨……升起”。尽管我们无法掌握这些文字的精妙蕴意，但它们仍然传递了一条清晰的信息：女祭司和女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面对诸神，苏美尔的崇拜者们总是十分谦卑恭顺，如同拜倒在主人面前的奴隶。恩赫杜安娜希望受到重视和认可。尽管她只是一个凡人，但她期望伊南娜倾听她的话语。她与女神争论，试图通过提醒女神那些不承认伊南娜权威的人的下场，来说服其采取行动。

掌管异域之地的至高女神，

有谁能够从您的疆土带走任何物品？

……他们高大的城门正在燃烧。

因为您，他们血染长河……

在您面前，他们率领的所有军队都沦为俘虏……

他们城中的舞池狂风大作，暴雨肆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恩赫杜安娜自己从未间断的忠心侍奉。

掌管所有异域之地的圣名女神，

千万子民的生命力量：

我要吟诵您的圣歌……

善良发自内心的女子，有着一颗闪光的心，

我要列出您的神权。

我，主祭司，恩-赫杜-安娜，

在我神圣的吉帕鲁中侍奉您。

但是，恩赫杜安娜在乌尔的职位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有资料显示，乌鲁克城的反叛领袖卢伽尔安（Lugal-Ane）发动了一场抵制萨尔贡之孙纳拉姆辛的起义，并将国王的姑姑逐出了吉帕鲁。

……葬礼的祭品已经备好，

仿佛我从未在此地居留。

我迎接光芒，却被光灼伤。

我走向阴影，却被风暴吞没。

我的巧舌之口已默然无语。

恩赫杜安娜坚持要女神向天神安报告自己的遭遇。

将卢伽尔安的作为和我的遭遇告诉安吧！

请安替我主持公道！

只要您把这一切告诉安，安便会将我释放。

卢伽尔安大不敬的作为不值得诸神的眷顾。

卢伽尔安改变了一切。

他将安逐出了伊安那的神庙。

他对至高的神祇无敬无畏。

他摧毁了这座神庙的

无穷魅力，

无尽美丽，

留下疮痍满目。

而恩赫杜安娜自己的遭遇则十分可悲：

他站在胜利的光辉下，将我赶出神庙。

他逼我像燕子一样飞出窗外；

我已精疲力竭。

他害我翻越荆棘丛生的山峰。

他夺走我主祭司的合法职位。

他给我刀和匕首，

说“现在它们才是适合你的饰品”。

最终，卢伽尔安被迫就范，恩赫杜安娜恢复了在吉帕鲁的职位。女神也因提供的协助而获得了慷慨的赞扬：

我的女神，安的挚爱，

愿您的心因我而平静，

我是辉煌的南纳主祭司！

必须让众人知晓！必须让众人知晓！……

知晓您像天空一样崇高！

知晓您像大地一样宽广！

知晓您摧毁了叛军的基地！

知晓您震慑了异域的疆土！

知晓您碾碎了头颅！

知晓您如神犬般吞噬了尸体！

知晓您的目光如此可怕！

知晓您抬头凝视，目光凶煞！

知晓您的双眸闪烁！

知晓您不可撼动，坚不可摧！

知晓您无往不胜，所向披靡！

拓宽的视野

历史往往只记录了伟人的懿言嘉行，或是暴徒的穷凶极恶。我们很难看到在这样一个崭新而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青铜时代，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民众是如何在阿卡德帝国的繁华城市中生活的。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猜想。这一定是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在各个主要城市的大街上，常常会看到全副武装的巡逻兵，但中央政府仍不能完全信赖这些士兵。萨尔贡曾写道，每天都有5400人，或许是常备军的核心力量，来到阿卡德并在他的面前进食。对于居民而言，更可怕的是经常爆发的起义和叛乱，因为许多城市的领袖想推翻帝国的统治。萨尔贡的儿子理木什（Rimush）就遇到了乌尔和其他四个城市的反抗。但每一次起义都被无情地镇压了。纳拉姆辛“在一年之中取得了九次战役的胜利”。历史记载中没有提到这些暴动所伤及的无辜城民的数量，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必然十分惨重。

但是，如果没有大批民众的支持或默许，任何帝国都无法长久维系。进行帝国统治的担子虽重，但还是有许多回报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核心领土上的城民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视野已经得到了无限扩展。奇珍异宝以及来自更远地区的商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进入该地。从巴林 ［阿卡德语中的迪尔蒙（Dilmun）］、阿曼 ［美根（Magan）］甚至印度河流域［麦鲁哈（Meluhha）］远道而来的船只在阿卡德的码头停靠并卸下船上的宝藏；海港附近的街上满是口音怪异的外来水手。每天都有满载粮食的平底货船千里迢迢地从雨水丰沛地区的农场一路驶来，它们抵达冲积平原的海港，卸下货物，而后就被迅速拆卸，拆卸下的木料将被继续用于当地的扩建项目。萨尔贡甚至宣称自己的帝国已经跨越“西部海域”，即地中海。人们一直不相信这类吹嘘，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塞浦路斯发现了一枚刻有“神明纳拉姆辛的仆人，伊鲁巴尼（Ilu-bani）之子，阿皮尔-伊什塔尔（Apil-Ishtar）”的印章。

此时的经济体系很可能已经与早期的混合市场经济有了些许的不同。尽管君主仍掌握至高权力，但他们选择遵守惯例和法律。在他们找寻可分配给自己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土地时，这些土地的买卖很可能带有强迫性质，出售者或许也会受到威逼，但王室的确会支付一笔费用。在萨尔贡之子玛尼什图苏（Manishtushu）在位的期间，有一根黑色的闪长岩雕柱，上面刻了购置多处大型地产的记录，这些地产的总面积达近1.5平方英里 [7] 。很显然，君主是以白银为货币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此外还为建筑物付了额外的费用，且给出了珠宝和衣物等礼品以示友好。为了安抚众人，这位国王还以吃喝款待了190名工匠、月神之城杜尔辛（Dur-Sin）的5名官员和阿卡德都城的49名官员。这些官员包括多名地方长官、1名重臣、1名占卜祭司、1名神庙预言家、3名书吏、1名理发师、1名侍酒官，以及国王的侄子和乌玛长官苏鲁什金（Surushkin）的两个儿子。

可想而知，国家征得的税收都被用于购买这些房产，以及供养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新兴的工匠阶级。阿卡德的英雄文化认为文明和战争一样重要，且认为相较于硬碰硬的战争，柔和的艺术才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因素。青铜时代的勇士们热爱诗歌。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吟游诗人、民谣歌手、音乐家和演艺人士受到了宫廷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在他们赞颂统治者英雄事迹的时候。尽管这种盛况十分短暂，但根据当时的建筑设计、石雕和金属制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可以判断艺术和手工艺也得到了发展。只可惜贵金属总是难逃被重复利用的命运，因此几乎没有任何阿卡德首饰出土。但同时，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的大量滚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这些滚章显示阿卡德刻章人在设计和雕刻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正如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古代近东研究的教授马克·凡·德·米鲁普（Marc van de Mieroop）所说：“这一时期的物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其制作者技艺精湛、细致入微且富有艺术天赋。”

与此同时，针对苏美尔混乱的度量衡体系，阿卡德王国也迈出了整顿的第一步。在阿卡德时代之前，各个城市都在极力维护自己测量和记录重量、尺寸的方法。更令人困惑的是，不同的物品和商品还会用到不同的计量制和进制。现在，长度、面积、干湿度和重量的统一计量标准终于被采用，它们将一直被沿用一千多年。官方年份名也得到确认：

萨尔贡前往西姆鲁姆（Simurrum）的那年。

纳拉姆辛征服……

并在黎巴嫩山上伐倒雪松的那年。

沙尔-卡利-沙瑞（Shar-kali-shari） [8] 第一次前往苏美尔那年之后的一年。

或许，阿卡德统治者实行的最重要的，也是历史上最具意义的变革，要属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他们的闪米特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卡德语，尽管当时苏美尔语仍是一种学术和宗教用语，它一直被使用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末期。萨尔贡和他的后代并未打算抛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文化，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加强此文化来获得荣耀。

经过一段时间，楔形文字已被广泛用于记录闪米特语和苏美尔语。在外行人看来，这些楔形文字每个都十分相似。然而，阿卡德语的地位上升至新的官方书面语，这又给原本十分难懂的体系进一步增添了复杂性。苏美尔语的含义并未被取代，而是与相对应的阿卡德语含义并行使用。因此，每个符号既可被读作苏美尔语的字、词或相应的发音，也可被读作阿卡德语的字、词或发音。例如，看起来像星星一样的符号可以不发音，只表示接下来的词指的是神祇，也可被解读为神明或上天，即苏美尔语中的DINGIR（神）或AN（安），阿卡德语中的shamum 或ilum ；同时，这个星星符号又可以仅表示这些词的发音。

这种情况让解读楔形文字的现代学者十分头疼，但对于那些将此作为母语的人而言，其含义应该是十分清晰明了的。无论使用的是哪种文字体系，古代书吏中似乎都存在着某种等级，专门从事某项实际工作的书吏并不需要了解或理解文字体系中较为晦涩复杂的部分。为了确保一致性，该地区所有的书吏学校都会教授一种标准化的书写方式。于是，从伊朗高地到安纳托利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源头，再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书吏都在学习这种简练、优雅的“古代阿卡德语手书”。此外，通过传播这种正式的文字，阿卡德语成为整个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逐渐兴起的阿拉姆语（Aramaic）取代。

就这样，萨尔贡及其后嗣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尤里乌斯·恺撒那样，使阿卡德帝国成为这片狭长的新月沃地上的巨人，主宰着它的军事、经济、文化和语言。虽然起义、叛乱和暴动频繁发生，但青铜时代的所有英雄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片疆域的统治权，并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传遍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传播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谷地，以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周边区域；或者用他们自己认定的方位来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顺着“从高山上吹来的风的方向、从阿摩利人那里吹来的风的方向、暴风的方向和令船向上游驶去的风的方向”传遍四方。

***

可即便是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也会在顷刻间化作乌有。至少站在长时段的角度看，事实就是如此。蛮族在奋战几百年后将恺撒建立的罗马帝国的势力赶出欧洲西部，最后将其困在了君士坦丁堡。于小亚细亚接替罗马的奥斯曼帝国也在维持了约两百年后没落。现代欧洲的各大帝国不到五十年便纷纷瓦解。在岁月的长河中，萨尔贡的帝国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自1979年以来，耶鲁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就在曾被称为塞赫那（Shekhna）的叙利亚雷兰遗址（Tell Leilan）进行考古挖掘。在阿卡德时期，这里是重要的地方中心，控制着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底格里斯河间的哈布尔河谷（Khabur River Valley）。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高出地面15米的古代高墙。考古学家已经探查出这个古代定居点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与阿卡德帝国的融合情况的大量细节。这里尽管当时只是一个地方中心，但已然成为帝国的样板城市。其卫城中耸立着精美的建筑群，各类设施配备齐全：粮仓、宗教祭台、学校、浴场、高大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行政大楼，各个建筑之间还有大面积的花园。在校舍对面的主干道上，一个大型建筑工程正在施工，它想必会赶超之前的所有建筑。除了使用一般的日晒砖和窑烤砖，阿卡德帝国的这座样板城市还使用石块作为高墙和地基的建筑材料，这些石料厚2米，由来自距工地至少40千米远之处的玄武岩巨砾加工而成。

这项工程似乎一直都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就在一夜之间，施工戛然而止。耶鲁的考古发掘者发现，在工人们突然放下工具离开时，此处的地基已打好，部分墙体也已建好并经过粉刷。耶鲁考古队队长哈维·韦斯（Harvey Weiss）博士的报告称：“在该建筑东南部未完工的墙体旁边，距离拐角处几米远的地方，有好几块玄武岩巨砾。这些巨砾均处于不同的加工阶段，有些已经被打磨成可供使用的石块，有些还未经处理。”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在这一建筑活动突然停止的同时，这座城市中其他地方的生活活动也全部中断。塞赫那似乎完全被遗弃，直到几百年后才重返生机。

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遗址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文明的遗迹出现了断层。在与萨尔贡王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有关的考古土层之中，没有任何文物被发现。人工制品、陶器碎片、印章、文字泥板，这些通通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要么无处可寻，要么十分稀少。在当时附近的另一个古代城市布拉克（Tell Brak），居民都聚集到了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生活。

这一定是因为发生了灾难性事件。但又会是什么样的事呢？对此，“苏美尔王表”的记录也显得十分无奈：“萨尔贡王朝存在了一百五十七年。而后谁为王？谁非王？伊尔吉吉（Irgigi）为王，伊米（Imi）为王，纳努姆（Nanum）为王，埃鲁鲁（Ilulu）为王。这四位王只统治了三年。”随后，这个帝国的疆域就迅速缩小，只余阿卡德城及其周边地区，而帝国的独立主权也只是很艰难地维系了一段时间，最终帝国被一波从山区来的蛮族攻陷。

古人将此次入侵的蛮族称为古提人，古提人从迪亚拉河上游地区席卷而下，整片大地上生灵涂炭。“苏美尔王表”称：“古提人掌握了王权，他们没有国王。”后来的一首挽歌《阿卡德的诅咒》（The Cursing of Agade）解释道，神明“恩利尔从山中带来了一群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他们是不属于这片土地的古提人，他们恣意放纵，拥有人类的智慧却有着狗的本性和猴的样貌”。

他们带给阿卡德的是残酷无情的灾难。

没有人能逃出他们的魔掌，没有人能躲过他们的袭扰。信使不再上路，邮差的船只也不再在河上通行……牢犯负责监视，强盗在路上横行。城池的大门被卸下，然后被丢弃在泥地里。外邦各城的城墙内纷纷传出哀号苦叹之声。

早期的历史学家习惯性地将所有文化变革归结于外敌的入侵和征服，于是他们认为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的帝国也因无法抵御蛮族的强烈攻势而只好屈服，并把这当作史实。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野蛮的部族称霸美索不达米亚的绝大部分区域时，阿卡德帝国的确经历了一段长达数十年乃至近一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但是古提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足以在武力上战胜该帝国。阿卡德以往在面对实力更加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时，通常能够轻而易举地抵御袭击。

出于自己的世界观，美索不达米亚人将这次灾难归咎于神明的愤怒，因为君王的狂妄自大和渎神之举惹怒了神明，所以涅墨西斯 [9] 必然紧随其后，众神也通过改变自然规律和引发饥荒来惩罚妄自尊大的人类。

自各城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

田地颗粒无收，

草甸子中不见游鱼的踪影，

浇灌过的果园中既无果汁亦无琼浆，

云团密布却无甘霖降下，树木也不再生长。

在那时，一谢克尔只能买到半夸脱油，

一谢克尔只能买到半夸脱粮食……

睡在屋顶的人，就死在屋顶上，

睡在屋内的人，没有葬礼，

人们在饥饿中抽打自己。

学者们常常警告我们，许多文献彰显的更多是撰写者所处时代的特征，而非文中描述的那个时代。由于《阿卡德的诅咒》是在那场灾难发生许久之后写成的，因此其中叙述的大饥荒从未受到重视。但是，耶鲁考古队在雷兰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这篇哀歌描写的细节可能要比之前人们所认为的更加真实。

在最后出现人类居住遗迹的土层上方，有一层近2英尺厚的土壤。经过分析，这层土壤中除了风沙和尘土别无他物，就连蚯蚓洞和昆虫的踪迹都没有。这正是带来极度干旱环境的荒漠化的显著特征。相同的“死亡之海”也出现在雷兰遗址周边等广阔地带。研究者在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海底和地质探测时都检测到了相似的变化。塞赫那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一次当地事件，因为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都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干旱。韦斯博士评论道：“这是气候突变第一次直接导致一个绚烂文明走向崩溃。”“公元前2200年之后，季节性降水变得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毁灭性的风暴。这些风暴横扫城镇和村庄，人们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南部地区，同草原上的游牧民一起在溪边河边搜寻粮食。荒漠化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欧洲西南部一直到中亚地区的所有社会都受到波及。”农作物全部枯萎，动物全部死亡，人们从贫乏到饥饿再到死去。从雨水丰富的地区到阿卡德及南部各城市的运粮路线已然中断，苏美尔地区肩负着供养庞大人口的重担。成千上万的民众离开南部家园，走上通往古老城市的道路，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同时，雨水的骤减使得主要河流流速减缓且流量减少，因此灌溉变得更加困难，进而导致人们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弥补北部产量的减损。

气候变化还令周边的蛮族蠢蠢欲动，胡里安人（Hurrian）、古提人和阿摩利人从各个方向拥入平原，攫取可以维系他们生存的物资。在这样的骚乱之下，万事万物分崩离析，中央权力土崩瓦解。天下一派混乱。谁为王？谁非王？

随着田地庄稼枯萎，瘦小牲畜的相继死亡，不难想象塞赫那和北部其他帝国领地的居民遭受了何等的苦难。即使到了20世纪，类似的灾难依然在我们眼前发生。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耶鲁大学考古队关于阿卡德帝国为何衰亡的说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韦斯教授夸大了其发现的意义，过度解读了这些成果并过分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古代文本。但是，不论人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说法来解释阿卡德为何突然消失，不论阿卡德的灭亡是否与气候变化、蛮族袭击、人口压力、官僚思想僵化或任何其他原因有关（或者说是受到以上某些或全部因素的共同影响），都无法否认阿卡德确已毁灭的事实。

萨尔贡及其后嗣创造的政治实体——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还未强大到足以承受其所遇到的所有压力。疆域的扩张对资源的利用已达到帝国可以承受的极限。虽然帝国建立了官僚体系并改善了会计制度，在先进性上远超此前的所有时代，但它毕竟属于农业经济，帝国中最快的货物运输工具也只是驴车，每日的运输里程数基本上不会超过25千米。在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阿卡德的野心远远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如果将城市和文明比作机器，那么阿卡德的帝国统治就好比是20世纪中叶的战争中的一架战斗机，可能是喷火式战斗机或是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的临界稳定设计奠定了它们在空中作战时的优势。当一切运转正常时，它们的表现十分突出；但一旦飞机的脆弱部分受到损坏，它们就必将旋落坠毁。而其他那些设计相对保守甚至有些笨拙的飞机，即使它们的机翼和机尾多处被炮火击穿，它们依然可以勉强飞回大本营。

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乌鲁克扩张早已表明，愈是追求进步的社会就愈加脆弱。这一点再次得到了验证。同样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南部地区的各苏美尔城市，它们的生活方式越是谨慎、传统，其社会就越稳定，也越能够经受时代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冲击。

在后阿卡德时代的过渡期中，最著名的城市领袖是拉格什的古地亚。他不以卢伽尔、国王自称，而是谨慎地使用恩西也就是“统治者”这一称号。这种做法仿佛又回归了古老的传统，即承认真正的君主是城市神明、权杖与战斧之主——宁吉尔苏。目前出土的古地亚圣像已超过24座，这些圣像的相似度很高，毕竟它们塑造的是同一个人物形象。此外，这些圣像都强调了古地亚的虔诚和诸多善行，主要包括建造和修复神庙。它们的制作工艺精湛不凡，而且都体现了苏美尔价值观的回归：庄重、正式和平静。这与萨尔贡的铜像和纳拉姆辛的胜利石碑所展现的充满人性与活力的阿卡德君主形象形成了强烈对比。

至此，或许只有等到从古提人手中夺回权力，并让版图恢复到从前的模样，美索不达米亚人才能够重拾迎接未来的信心。

乌尔第三王朝

[1] 《奥兹曼迪亚斯》译文引自杨绛翻译版本。

[2] 西里西亚是中欧历史上的地名，该区域主要覆盖今波兰大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和德国的局部地区。

[3] 埃克巴坦那（Ecbatana）是米堤亚国都城。

[4] 出自莎士比亚《袭力斯·凯撒》，译文引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 译文参考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有改动。

[6] 灵长目人科中的一个种，现代人类（智人）是幸存的唯一人属种类。

[7] 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

[8] 阿卡德帝国的国王，约于公元前2217年继承其父纳拉姆辛的王位。

[9] 涅墨西斯（Nemesi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第七章 苏美尔复兴：统制之邦

约公元前2100至前2000年

王权回归苏美尔

据称，将古提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是乌图赫加尔（意为“太阳神带来富足”）。在兴师讨伐之前，乌图赫加尔定然筹划已久，他可能用数月或数年的时间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这些人都愿意倾其所有为荣耀而战，将这片大地从“山野毒蛇”的胁迫下解放出来。乌图赫加尔当然也会派人前去刺探那些为外邦人，也就是“大地的入侵者”所直接管辖的区域，并将从其内部探查到的消息发回他所在的乌鲁克领地。

乌图赫加尔内心十分清楚，那些蛮族不屑于恢复前朝阿卡德煞费苦心建立的国家机制，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据年表记载，在他们的统治下“此地的道路长满了高高的野草”。他们依靠海湾顶端的苏美尔古城的衰落来维持统治，这些城市在导致伟大的萨尔贡王朝灭亡的那次灾难中遭受打击，还需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事实上，古提人一直饱受谴责，因为其他觊觎美索不达米亚统治权的人都有意接过文明的接力棒，向前迈进，但古提人则不然。编年史学家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不懂得如何敬畏神明，也不了解正确的宗教习俗。”总有一天，南部各城将重整旗鼓，合力将古提人全数驱逐。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乌图赫加尔想要确保自己能得到成功驱赶古提人的荣誉。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延续了阿卡德英雄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传统，他的这种独揽荣耀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实际上，起兵反抗并非他自己的主意：众神之王恩利尔决定将古提人逐出美索不达米亚，于是选择了乌图赫加尔来完成这一使命。人们在后来发现的同一文本的三份复本中都找到了有关这场著名的胜仗的内容，这也是第一份详尽叙述了古代军事行动的文本。

乌图赫加尔的首站是神庙，他向他的保护女神伊南娜倾诉：“我的女神，用头撞碎外邦之土的战斗母狮，恩利尔嘱托我将王权带回苏美尔。请您助我一臂之力！”接着，他又向城中百姓寻求支持。“勇士乌图赫加尔从乌鲁克出发，在（风暴之神）伊什库尔（Ishkur）的神庙扎营。他对着城中百姓大声呼喊：‘神明恩利尔已将古提的命运交付到我的手中，我的女神伊南娜也同我并肩作战。’乌鲁克和库拉巴（Kulaba）的城民欢呼雀跃，一心一意地追随他。”

在收获天时与人和之后，乌图赫加尔便率领他的精英部队踏上征途。他们沿着幼发拉底河向北行军，而后又顺着伊图伦加尔（Iturungal）运河朝东北方向进发。远征军每日的步程约为12～15千米，到了第四日晚，他们驻扎在纳各苏（Nagsu）城。次日，乌图赫加尔在伊力塔普（Ilitappe）神殿中止了行军，因为古提王朝的国王梯雷根（Tirigan）派遣两名密使前来谈判。让这两名密使没想到的是，他们一来就被拘禁并被扣上了锁链。紧接着，第二天夜晚，乌鲁克军队先在卡尔卡尔（Karkar）扎营，但到了午夜他们秘密地从阿达卜行进到敌军前线的后方。就在这个距离乌鲁克80千米的地方，他们为敌人设下了陷阱。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古提的军队一败涂地。

梯雷根弃车而逃，携妻儿徒步奔走，来到一个叫作达布鲁姆（Dabrum）的地方寻求庇护。当地百姓看到古提大势已去，而“乌图赫加尔是获得恩利尔神力加持的国王”，于是便将战败的古提国王及其家人一同拘禁并交给乌图赫加尔的钦使。“梯雷根的双手被戴上手铐，双眼被蒙上眼罩。在（太阳神）乌图面前，乌图赫加尔让梯雷根俯伏在自己脚边，并一脚踩在他的脖颈之上……乌图赫加尔将王权带回了苏美尔。”（然而，古提人将在约一千五百年后一雪前耻。在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的过程中，居鲁士派古提人的突袭大军先行前往，自己再于几日之后以鸿恩浩荡的救世主形象出现。）

乌图赫加尔让“王权回归苏美尔”，也为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石，尽管他本人未能见证后来的繁华盛世。

***

上述故事被亚述学家称作“乌图赫加尔的胜利”，它包含的细节表明其内容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但此类文献的撰写者同今时今日的小报记者一样，都带有各自的意图和偏见。其中某些作品一看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其他的记载则带有更微妙的动机。当各个国家刚刚独立或在很长时间后重获自由时，它们通常试图撰写一份建国史，以此说明本国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确立自己的起源与根基。

在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获得波斯皇帝的允许，回到耶路撒冷并开始重建其宗教场所的几年后，《圣经》便经由多种渠道得到整合，从而发展成讲述希伯来人如何征服、定居并统治圣地的伟大传奇。当诺森布里亚 [1] 的国王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统一英格兰之路后，生活在该地区的圣比德 [2] 写下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同样可以断定的是，最初的“苏美尔王表”也是在古提人被驱逐后不久编写的，为的是展示乌图赫加尔尽管没有王室血统，却依旧是君主衣钵的合法继承者，而他的祖先可一直追溯到大洪水时代之前的统治者。

对于某些叙事而言，准确性与真实性并不重要。以苏美尔复兴这一时期为例，书吏们在撰写大洪水的故事时，提到了伊南娜和恩基等神明，卢伽尔班达和吉尔伽美什等半神英雄，恩美卡（Enmerkar）和阿拉塔之主（Lord of Arrata）等凡人国王。大部分此类古代神话传说实际上是几百年中吟游诗人和吟诵表演者的表演内容，书吏们写下这些内容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政治劝导，而是在于对这些内容加以保护。可能因为古提人造成的政权空位期给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捍卫者们带来了巨大打击，他们不仅看到了口述传统的脆弱和丧失古代智慧的危险，更看到了用书面形式尽可能留下永久记录的重要性。同样的，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爆发的内战中，许多能够记忆并背诵神圣《古兰经》的人都惨遭杀害，所以才有了用文字写下的《古兰经》。我们应该庆幸苏美尔人吸取了这样的教训，因为若不是那些书吏不辞劳苦地将各种故事记录在泥板上，今天我们就对它们一无所知了。

然而，文书中有意确立一国的民族史的地方值得读者们注意。例如，有一部比古提时期晚约三百年的巴比伦编年史，其大部分内容讲的是如何正确地向一位新的神明献祭。这位神明就是新城市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但在乌图赫加尔的时期，马尔杜克和巴比伦仍名不见经传，或至少还没那么重要。这部编年史将文明与野蛮、苏美尔人与古提人之间的冲突，归因于“煮熟的鱼”这样一个简单的事物上：“渔夫乌图赫加尔在海边抓到一条鱼用于献祭。应当先把这条鱼献给马尔杜克，而后才能献给另一位神明。但是在乌图赫加尔将这条鱼献给马尔杜克之前，古提人就将这条煮熟的鱼从他手中夺走了。于是，马尔杜克一声令下，毁灭了在他领地上的古提军队，并把统治权交给了乌图赫加尔。”

同一部编年史又告诉我们，“渔夫乌图赫加尔对马尔杜克之城犯下了罪过，于是河水吞噬了他的身躯”。与之相关的传说称乌鲁克国王在视察水坝工程时溺水身亡，但两种说法孰真孰假就难以分辨了。在乌图赫加尔时代之后不断更新的各版“苏美尔王表”中，与这位国王在位时间长短有关的说法也有很多种版本，有的说四百二十七年，有的称二十六年两个月十五天，还有的说七年六个月五天。从此以后，“乌鲁克被打败，王权落到了乌尔”。乌鲁克国王任命的乌尔地方长官名叫乌尔纳姆［Ur-Nammu，或乌尔纳马（Ur-Namma）］。乌尔纳姆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意外的权力真空期，乘机起兵攻击并征服了乌鲁克。遗憾的是，我们对这其中的具体细节一无所知。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约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大地开始自我重建，乌尔城也在其第三王朝时期，也就是亚述学中说的乌尔第三王朝（Ur Ⅲ）得到复兴，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得以建立。在其鼎盛时期，这个新兴的苏美尔帝国覆盖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区域，之前独立的城市成为帝国的省份，周边的各个附属领地也受到帝国军队管辖并开始向中央上缴税收。

尽管街上百姓说的还是阿卡德语，但苏美尔语再一次被确立为官方语言，政教合一的权力形式也重返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艺术形式同样展示了古老的苏美尔风格。尽管新苏美尔文化的外在风格保守且趋于守旧退步，但帝国没有摈弃萨尔贡阿卡德王朝在治理手段方面取得的进步，包括管理、组织、经济、政治、法律和书吏文化等方面的改进，以及在实际应用这些改进时所需要的数学、天文学、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和原始科学技术；相反，它们得到了应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被创造出来了。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类可信度很高的文本——行政文书。

新苏美尔帝国通过印刻在泥板上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官方记载。只可惜许多泥板是经过非法挖掘出土的，所以无法得知它们的出处。它们中约有5万块已经过誊抄和翻译，但有待研究的泥板是这一数量的三倍，在泥沙之下尚未被发现的泥板数量至少是这一数量的一百倍。要想将这些泥板全部誊抄并翻译，可能需要花好几个世纪的时间。

这些行政泥板不受政治影响，仅是为了记录经济或社会交易的实际情况，它们以前所未有的公开形式记下了古代社会的点点滴滴。可是通过它们，我们还是无法看到完整的景象。对这一时期的泥板进行研究就像是打开查验某种复杂机制内部构造的一个窗口，但该机制的总体目标和计划依然模糊不清。或者换种比喻，我们看到了很多树木，却看不见整片森林的形状。此外，我们也要避免形成扭曲的印象。新苏美尔人一直被认为沉迷于官僚主义，这种看法的确有失偏颇。假设我们今天的所有消费清单、火车票、小票、租车协议和信用卡发票恰巧通过某种方式得以留存，那么遥远未来的学者们可能也会对我们做出相同的论断。此外，早期考古发掘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寻找重大发现上，他们集中全力对诸如神庙和宫殿等大型建筑进行挖掘，所以从这些遗址中发掘的书面记录总会与小规模的家庭或私人记录有所差异。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在过去撰写的大量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章中，似乎都将其描写成一个施加全方位严密管控的极权主义国家。

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被舍弃，取而代之的看法是当前被复原的这些文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例如，虽然有大量记录表明国家向民众分发谷物、面包，有时还有肉类和油等供给品，却没有关于人民从何处获得衣物、家具、厨房用具的内容，更别提人们烹煮的蔬菜和摆放在桌上的水果的来源了。这类用品和食物的贸易必定存在，但因为发生在国家体系之外，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如果像观赏超印象主义绘画那样，站在远处眯着眼审视这一切，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大致样貌。至少在我看来，呈现在眼前的这个社会形态所蕴含的惊喜，一点也不亚于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带给我的。新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就已达到繁荣，这一时间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比我们所处时代的文明的起源还要早一千多年，更何况直到约公元前600年的古希腊，现代文明才真正开始发展。此外，《希伯来圣经》中描述了有关那些住在帐篷中的长老的传说，它们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宗教传统最早出现的时期，但苏美尔人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苏美尔人的国家又是如此精密、复杂、成熟和先进，只不过缺少化石燃料技术而已。因此，如果人们在21世纪的全球版图上找到了一个与其相似的现有政体，也在情理之中。

的确，这种经济和社会格局与我们这个时代出现过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十分相似，例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专家们很快就指出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可比性，因为两类制度意识形态基础截然不同：共产主义者是激进的无神论者，但苏美尔人至少在公共场合会全身心地敬奉他们的神；共产主义体制的兴起基于的是革命和理论上的民主，而苏美尔体制则是通过演化和专制形成的。不过，辨别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就只有那么几种，不同体制间存在相似之处也在所难免。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和古代苏美尔国家都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以此对其社会和经济格局做出合理化说明。二者均实行中央集权经济，理论上能者多劳、按需分配，尽管总会有某些人比其他人享受更多的“平等待遇”。另外，苏美尔的个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个体不被算作市民，”马克·凡·德·米鲁普写道，“城市由各种群体构成，按其本质可划分为家族群体、种族群体、居住群体和专业群体。在这些群体之外的个体都无法参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中，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源都归国家所有，但人们对新苏美尔时代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地位孰轻孰重，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帝国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着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如果有多余的时间，那么市民可以自行支配。另外还有一个叫作“巴拉”（Bala ）的概念，意为“交叉”或“交换”，是一项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它要求各省向中央资源库上交谷物和牲畜。据估计，上交的比例几乎占到当地产量的五成。在尼普尔南面11千米处，有一座名为普兹瑞什-达干（Puzrish-dagan）的城市，它也被称为德勒汉姆（Drehem）。这整座城市就是为了接收和分配巴拉农产品而专门建立的。现存资料显示，该地每日接收和分派的牲畜数量超过20头。拉格什附近的一个国有牧场畜养着22000多只羊、近1000头奶牛和1500头公牛。

哈佛大学亚述学教授彼得·施坦克勒（Piotr Steinkeller）“由此联想到苏联集团也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实行此类义务交售制度，尤其是针对农业。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的做法十分相似的是，在共产主义波兰，独立农民需要向国家上交其生产的部分农产品，并获得一笔象征性收入；对于剩下的产品，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买卖，但由于国家保留了优先购买权并实行统一定价，所以并没有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来进行商业活动”。

然而，苏美尔人的做法更加大胆。乌尔第三王朝的官僚采用了一种成熟而无情的收支运作体系，记录下每个市民的义务和报酬。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非熟练工和奴隶，他们仅被当作一国的财产，除了白天提供劳力外没有其他义务。但他们的主管就大为不同了。这里不存在苏联式的“我们假装工作，你们假装付薪”。工人们的领班会受到均衡标准的严格考量。考量表第一栏中列出了所有借项，包括国家向该领班提供的物品、材料和劳力——谷物、羊毛、皮革、金属和工人数量；然后根据一个规定好的转化标准，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标准工作天数，再把所有天数相加。第二栏是贷项，即某个单位的生产量，例如磨坊工人磨出的面粉量、纺织工织出的纺织品数量等。根据这一产量可计算出等量的工作天数，并以此换算参与其他工作所需的补助（劳动队经常被要求去别处参加紧急劳动，如收割、卸船或运河修缮），也可用它来计算工人们享有的假期——男性每十日可休息一日，女性每五日或六日休息一日。在每个会计年的年末，借贷差额就会被计算出来。任何盈余或赤字，都将成为下一年度的第一笔记录。

实际上，按照这种换算方法，工作天数盈余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每日的预期产量似乎总是超出正常工人的能力范围。因此，许多或大部分主管最终会欠国家一大笔债，而且越欠越多。如果这种体系只是作为一种会计工具而无须过分计较，那么它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可现实并非如此，因为国家随时都可能追偿债务。在一份典型的文书中，有一支由37名女性组成的谷类加工队，她们的工作主要是使用手推石磨碾磨谷物。她们在年初欠下的工作天数为6760天，到了年末上升到了7420天。对于她们的主管而言，这些天数换算成银制谢克尔后相当于两年的工资。在他去世之后，这一债务将落到他的继承人身上。这些继承人可能无法偿清这笔债务，只好采取极端的方式卖身为奴。

“产业园”

为了体验略带苏联风格的新苏美尔生活，请同我一起前往公元前2042年的吉尔苏。作为拉格什省的主要城市中心，那里有一座“产业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沃尔夫冈·亨佩尔（Wolfgang Heimpel）对该“产业园”的一批行政文书做了分析。我们就以他的分析成果作为此次探访的导览。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食品部办事处，可以说乌尔帝国参与国家事务的大多数甚至所有百姓都有权获得从这里分配出去的供给品。分配的数量根据身份和地位而有所不同。为保证这一制度能井然有序地执行，该办事处配备了一名常驻审计员，也就是同时具备读写和算术能力的会计书吏。他负责记录进出库房的一切事物。他很可能还有一群协助他的学徒，因为这里登记了他们领取的食物，同时文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拙劣潦草的记录，显然是出自新人之手。

今天是丰收月的第十六天，审计员正在逐条登记分发给出行者的食物：

5升优质啤酒、5升啤酒、10升面包

分给国王之子乌尔宁孙（Ur-Ninsun）；

5升优质啤酒、5升啤酒、10升面包

分给卢伽尔马古尔（Lugal-magure）之兄拉拉阿（Lala’a）；

5升优质啤酒、5升啤酒、2谢克尔油

分给前往运回镰刀的库布辛（Kub-Sin）。

乌尔宁孙王子和拉拉阿要为大量的随从人员提供口粮，库布辛身旁可能也跟随着几名搬运工。当然，在苏美尔的“干部委任制度”下，出身高贵的人享用的是“优质啤酒”，而非普通人饮用的“啤酒”。其他人获得的则是标准份额的粮食：

2升啤酒、2升面包、2谢克尔油

分给前往运回上等亚麻的苏阿子（Sua-zi）；

2升啤酒、2升面包、2谢克尔油

分给前往运送布料的乌斯吉那（Usgina）；

2升啤酒、2升面包、2谢克尔油

分给前往运回芦苇筐的卡拉（Kala）；

2升啤酒、2升面包、2谢克尔油

分给埃兰人阿达（Adda）。

这些旅人或者他们的代表来到食品部办事处申领供给品。我们假设这些人是为了政府事务而在奔走往来的，那么他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并确定自己有权获得这些供给呢？毋庸置疑，他们一定携带着某种官方印章，或是印有通行证或高级官员印鉴的泥板。

正当我们在食品部办事处门口等候之时，另一队申请人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见到了“禽舍饲养员”卢伽尔依真（Lugal-ezen），他负责的好像是一座鸽舍、几名“阿摩利女性”（可能是战俘），还有一些驯犬师以及他们的狗（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中东地区，人们都对驯犬师避而远之，因为狗是不洁之物，它们的驯养员更是社会中最为低贱的一群人）。从复原的图像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獒犬的大型品种。它们所消耗的食物表明它们的体重几乎与其驯养员不相上下。这些狗极有可能是看门犬或警卫犬，而它们的频繁活动说明它们也随旅行商队上路。

并非所有人来食品部都是为了领取配给的。审计员的记录中也有与将面包和肉类运送到吉尔苏一些其他机构有关的内容。这些食物被送到造船师那里，他们建造的是前往阿曼的商船，这意味着当地有通往公海的通道，很可能经过了底格里斯河；食物也会被送到柴棚的工人那里，那是一个大型的木材储存场所，同时供应着沥青、芦苇和秸秆等建筑材料；食物还被送往羊舍和牛舍的看管人和工人那里，这些牲畜养殖机构负责为祭司提供动物祭品；此外，食物还被送到用于输送囚犯的狱船上，以及被运送给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当地监狱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尺寸，大的那种可容纳五名犯人。

在监狱旁边有一处丹纳（danna ）屋，它是政府设立的旅店，全省共有七处。这种旅店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主干线沿途，各旅店之间相距约两个小时的步程，也就是说每隔15或16千米就会有一家旅店。它们也是英属印度帝国驿站旅店的前身。形形色色的旅人会在这里休息、吃饭、睡觉，并更换新的骡子、驴等驮兽。锡库姆（sikkum ）是为官方信使提供服务的国家动物服务处，它在这类旅店中也设有畜舍。

带领一大批随从住进丹纳好几间客房的是一位王室高级公务人员，他的名字叫作扎巴尔达布（zabar-dab），享有所谓的“青铜”头衔。他的身旁跟随着几名士兵，或许是他的保镖，此外还有一名军械士、一名骑马侍从、一名私人书吏、三名侍酒官和一个厨师。另有一位名叫乌尔舒尔吉（Ur-Shulgi）的指挥官在此处住了一周，他想要“到田野去”。他的工作是房产经理人，专为当地一处占地甚广的偏远神庙而来。亨佩尔博士用一种非同寻常却又云淡风轻的口吻写道：“正如我们所见，乌尔舒尔吉为了执行公务，在田野里待了很长时间。显然，他信奉的是身体力行的管理方式，而非坐在办公室里喝啤酒的闲散作风。”

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也能获得供给品。食品部供养着“地方长官鼻绳牵引人的四个孩子”（我猜测这些鼻绳牵引的是地方长官养的动物，而不是地方长官本人），以及“骡子饲养员的两个儿子”，这些人都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旅店中。还有一批数量惊人的老弱病残者同样获得了定量的食物。乌尔达姆（Ur-Damu）和尤尔巴杜（Urebadu）被认定为“劳动能力有限”，只见他们“坐在”一座仓库大楼旁担任门卫，如同现代印度随处可见的警卫人员。有记录表明，部分老弱病残者在各个家族中从事耕种、运输和牧牛等工作，其他人则在羊舍和柴棚里做工。分配给他们的口粮是少于那些壮劳力的，但乌尔第三王朝的的确确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保证充分利用边际经济资源，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为那些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那么又是谁设计了这些复杂而又周密的体系呢？那些熟悉国家经济状况的官僚、农业经济行家、畜牧养殖专家、灌溉工程师，还有全体高级书吏，他们一定聚在一起召开了多场长时间的会议。制定这样一项国家计划确实非同小可。在对分布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100万劳工进行记录、分派、付薪和供养的同时，他们运用的仍然是青铜时代的技术和驴车这类运输工具，并且这种体系在几十年中运作良好。这都要归功于负责制定体系的委员们的思考、规划和组织。此等统制经济是绝无仅有的，一直到现代社会才出现在复杂程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体系。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当时之人在规划阶段做的记录和制定的章程啊！

我们有理由认定，吉尔苏“产业园”中详细的口粮分配标准不仅适用于所有城市，也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附属领地实行。根据申请地决定分配量是最令人感到不公和屈辱的做法。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各国都想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标准，乌尔第三王朝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实行有效管理，但标准化行事的规定不仅是一项切实政策，也可以彰显权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书吏的培训就需要采用一种全国性课程。乌尔和尼普尔等主要城市均设有大型公办学院，并制定了统一的官文书写格式和正式文书用语规范。度量衡也得到了规范：从一段铭文中我们得知，国王“改革了青铜的度量标准席拉 [3] ，规范了1迈纳（mina）的重量，以及1谢克尔白银与1迈纳之间的重量换算”。它们也成为此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标准度量衡。此外，人们还制定了一份帝王历，各省的官办商务都需要依照这份帝王历进行记录，但在处理本地事务时，一些地区仍会沿用当地的传统记录方式。其实，这类改革早在萨尔贡的阿卡德王朝就已开启，新苏美尔人只不过深化了这一进程。

这场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统一律法。在古代苏美尔和阿卡德，罪犯由统治者当面审讯，然后由某个城市的市民大会进行审判。前文中我们提到了一桩谋杀案的审理。被杀害的是祭司的儿子，该案在美索不达米亚家喻户晓，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它的记录一直被用作书吏们学习记录庭审报告的范本，同时它也是现代考古学家了解古代文本翻译难度的必修课。在该案中，“卢辛（Lu-Sin）之子南纳司格（Nanna-sig）、理发师库南纳（Ku-Nanna）之子库恩利拉（Ku-Enlila）及园丁阿达卡拉（Adda-kalla）的奴隶恩利尔恩纳姆（Enlil-ennam）杀害了祭司卢伽尔乌如杜（Lugal-urudu）之子卢伊南纳（Lu-Inanna）”。国王将三个谋杀犯送往尼普尔的市民大会接受审判。就这些谋杀犯而言，他们定然难逃一死。但事实上，这三个人将谋杀之事告诉了被害人的妻子，她却没有报官，这一情况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当卢伽尔乌如杜之子卢伊南纳被杀害后，他们告诉他的妻子，即卢尼努尔塔（Lu-Ninurta）之女宁达达（Nin-dada）其夫君被杀了的事。卢尼努尔塔之女宁达达却缄口不言，隐瞒了这一情况。”大会之中有九人轮流发言，要求也对此女判处死刑：“卢伽尔伊比拉（Lugal-ibila）之子乌尔古拉（Ur-Gula）、捕鸟人杜度（Dudu）、平民阿里埃拉提（Ali-ellati）、卢辛（Lu-Sin）之子普祖（Puzu）、提兹卡尔伊阿（Tizkar-Ea）之子埃卢提（Eluti）、陶工舍什卡拉（Sheshkalla）、园丁卢伽尔卡恩（Lugalkarn）、辛安杜尔（Sin-andul）之子卢伽尔阿兹达（Lugal-azida）和沙拉哈尔（Sharahar）之子舍什卡拉（Sheshkalla）对会众说道，‘他们杀死了一个人，所以他们也得死去。这三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应该在祭司卢伽尔乌如杜之子卢伊南纳的座椅前被处死’。”但大会上也有另两名成员为该女子说话：“尼努尔塔的士兵舒卡利卢姆（Shuqalilum）和园丁乌巴尔辛（Ubar-Sin）说道，‘卢尼努尔塔之女宁达达有杀害她的夫君吗？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值得我们把她处死的事？’”

经过慎重的审议之后，大会做出如下判决。

一个男人的敌人可能知道这个男人的女人不珍爱她的夫君，并且有可能杀害她的夫君。她为何在听说她的夫君被杀害后保持沉默呢？是她杀害了她的夫君；她的罪责比杀害该男人的那些人更加深重。

在尼普尔大会上，审案结束后，卢辛之子南纳司格、理发师库南纳之子库恩利拉、园丁阿达卡拉的奴隶恩利尔恩纳姆，以及卢尼努尔塔之女、卢伊南纳之妻宁达达将被处以死刑。

尼普尔大会判决。

然而，在此前的译本之中，萨缪尔·诺亚·克雷默将判决翻译为该女子被无罪释放。这也印证了解读楔形文字的难度之大。

不论判决为何，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尼普尔进行的这场审讯大会上，大会成员并不是独断专行的高官政要，参与诉讼过程的是普通工人：捕鸟人、陶工、园丁、尼努尔塔神庙的驻守士兵以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男子，他们都或驳斥被告人或为其伸屈。与我们现在的情形相似的是，公平正义在乌尔第三王朝意味着由同等地位的人参与审讯；而不同之处在于，那时候量刑的也是这些人，而非同今天一样是法庭上的专业人士。乌尔第三王朝的这种审理制度与苏联法庭上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十分相似，这些人民陪审员不仅有权做出判决，还可以传唤证人、检查证据、决定惩罚和判定赔偿。

但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难题。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因此审判地点可能比罪行自身的性质更能影响审判和量刑结果。为了避免此类不当后果，国家通过颁布法律，针对各类刑事犯罪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方式。这些法律适用于整个新苏美尔帝国。

此类法律汇编中最早的一部被称为《乌尔纳姆法典》（Code of Ur-Nammu），尽管就全面性而言，它还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法典，甚至有人说制定这部法典的不是乌尔纳姆，而是他的儿子（乌尔纳姆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开国之君，他的儿子舒尔吉是新苏美尔时期最伟大的君王）。不管它是否称得上法典，我们能看到的断章残片足以说明里面的法律既覆盖了民事案件，也涉及刑事犯罪。涉及刑事犯罪时，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应当处以死刑的罪名：谋杀、抢劫、玷污另一男子之妻的处女贞洁，以及女性犯下的通奸。对于其他较轻罪行的惩罚措施则是缴纳银子作为罚金。

如果某人犯有绑架罪，他将受到监禁并被罚款15谢克尔白银。

如果某人强行玷污他人女奴的处女贞洁，他须支付5谢克尔白银。

如果某人出席作证，但被发现作伪证，他须支付15谢克尔白银。

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在此约三百年后问世，其中出现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残酷条款。与之不同的是，《乌尔纳姆法典》规定对肉体伤害的罪行亦可采用经济赔偿的惩罚方式。

如果某人打伤另一人的眼睛，他应赔偿0.5迈纳白银。

如果某人打断另一人的牙齿，他应支付2谢克尔白银。

如果在打架过程中，某人用棍棒打断另一人的肢体，他应支付1迈纳白银。

愿您的权能广受敬拜赞美

乌尔纳姆颁布的通用法律很好地佐证了乌尔历代国王的雄心，即通过强制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实现统一。这也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一大特点：统治者可以推翻当地传统并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命令。要想牢牢把握法律、经济、社会和教育的体系与机构并维持对它们的集中控制，就需要坚持一种特定的治理原则。

伟大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将乌尔第三王朝称为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即一位父亲形象的人物根据父权家庭的形式建立一个国家，并以家庭领导人的角色统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通常实行铁腕统治，其人口的阶级分布就如同一个金字塔，社会中设有复杂的职责和奖励体系，从而将各界人士约束在一起。

一个家产制国家要想长久稳定，最佳途径就是使统治得到认可，即便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至少也要得到人数最多的群体的同意。它必须让出于本能的服从成为一种常态，否则就要耗费大量精力去镇压那些会妨碍政权实现更高目标的势力。可是，要想获得认可也非易事。大多数社会的集体观念相当保守：基本上，人们都希望看到自己年轻时期的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也更愿意以经过时间考验的方式来行事。因此，在必须采取极端行动（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的时候，统治者，也就是那位具有父亲形象的人物要承担重任，不仅要克服社会惯性，还要说服国民听从他的领导。为了实现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意志，他需要激发他的子民对他产生无限的尊敬乃至崇拜，甚至有可能的话还有绝对的敬畏。

舒尔吉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二位国王，也是该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同前朝的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一样，舒尔吉在有生之年自封为神，其后的历位国王亦接踵仿效。虽然这种做法显著地提升了这些人的至尊地位，但自封为神的实际意思令人难以领会。难道这仅仅是一个不会被拆穿的谎言吗？（犹如罗马皇帝维斯帕先临死前的自嘲：“噢，亲爱的，我想我要变为神了。”）或者舒尔吉国王的子民真的相信他具有神力？即便如此，其中肯定不包括与国王关系亲近，成日目睹国王吃喝拉撒的那些人。但是，如果统治者只是为了给其城市和帝国带来成功与好运，那么自封为神与为国家或城市选定一个吉祥物的做法并无二致，我们今天就常常选择某种动物作为吉祥物。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一现象。新苏美尔帝国的这种巧妙做法，其实与20世纪的一些国家有共同之处。古代社会对国王的神化，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政治手段：个人崇拜。一篇称颂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舒吉尔的赞美诗很好地体现了这点：

谁能与您一样强大，谁又能与您为敌？

谁生来就如您一般能谋善断？

愿您的英勇气概光辉闪耀，愿您的权能广受敬拜赞美！

创作舒尔吉赞美诗的作者们十分谨慎，会避免仅从单一角度来展示这位国王，而且他们在诗中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就像是舒尔吉本人在夸耀自己的成就。舒尔吉不只是一位击败敌军、消灭对手、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繁荣与幸福的伟大统治者和斗士，他更是苏美尔历史和文明巅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舒尔吉身上凝聚了各种角色的特质，如外交家、法官、学者、音乐家、占卜师、熟练书吏以及学术和艺术的资助人。这位赞美诗中歌颂的君王开启了苏美尔文明的鼎盛时代。

关于人类自扎根此地起从上天所得的知识，朕并非一无所知：朕发现了过去用提吉（tigi ）和赞赞（zamzam ）演奏的赞美诗。朕从未诋毁或反对这些古老诗歌的内容。朕已将这些古代文典保护起来，以免它们被世人遗忘。不论这些赞美诗曾在何处吟唱，朕已将其全部还原。那些长歌美曲（šir-gida ）在朕的殿内华丽奏响，不会再被岁月遗弃；朕还将它们加入歌者曲库，重燃这片热土上人们的如火激情。

如果一个领导者仅仅得到宫廷诗人的吹捧，那么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这些溜须拍马之言犹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且君王要想听到阿谀奉承也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如果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希望人民为自己效忠，他就必须言行得体，从制造现代政治中所谓的“事实依据”入手，即以真凭实据证明他的优越性，令其高尚形象深入人心。

***

在战胜希特勒后的几年里，斯大林兴建了所谓的“七姐妹”建筑。俄罗斯人将这些建筑命名为“斯大林的婚礼蛋糕”，这些分布在莫斯科周边的巨型建筑构成了该城的天际线。斯大林说：“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外国人将来莫斯科游览，但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如果他们把莫斯科与资本主义城市比较，就将对我们的精神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建筑都呈阶梯状，每一层都比下方的一层小一些（“婚礼蛋糕”由此得名），使建筑看上去在朝着中央塔楼节节高升。这一建筑风格的原型是20世纪30年代为建造苏维埃宫而评选出的设计作品。初看之下，这一作品大胆宏伟，有如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所作油画《巴别塔》中建筑的现代版本。在该设计中，建筑本身（包含一座耸立在建筑顶端的列宁像）的高度超过450米。如果建成，它会成为当时欧洲的最高建筑，因为斯大林要求其高度超越埃菲尔铁塔。

尽管苏维埃宫的建造从未完工，但根据苏维埃宫的设计而建造的七姐妹建筑很好地履行了它们的职责：它们每天都在提醒着莫斯科人民不要忘记斯大林。

人们对这一系列斯大林式建筑的设计原型说法众多，有人提到了哥特风格，有人说是新古典主义，也有人认为是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或许，为永久纪念其建造者而建造的所有建筑都有相似的模样。在俄语中，这类建筑的名字是vysotnoe zdaniye ，意为“高楼”；若将其翻译成阿卡德语，那么最接近的说法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这两种建筑在名字上的对应可能纯属巧合，但斯大林的纪念建筑的形状能够让人回想起约公元前2100年为苏美尔统治者乌尔纳姆建造的纪念建筑——乌尔金字形神塔，这一点或许就不那么出人意料了。1923年沃利发现这座金字形神塔后，乌尔纳姆建筑的设计风格就成了此后所有纪念建筑——让人们牢记建造者的丰功伟绩的建筑——的范本。

与斯大林的“七姐妹”一样，乌尔金字形神塔也完美地发挥了它的功能。尽管乌尔金字形神塔在公元元年之初已被荒弃，但乌尔城仍然通过高耸的棕色土丘——阿拉伯人将其称为阿勒-穆卡亚（Tell el-Mukayyar）或斜土堆，向途经此处荒漠的旅人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在历经四千年风雨后，这座伟大的乌尔纳姆建筑依然屹立不倒，其顶层已经风化，底部则被包裹在堆积了千年的碎石之中。据其挖掘者伦纳德·沃利所言，为了将上万吨碎石运走，他还特别铺装了轻便的轨道。（在20世纪中叶，伊拉克文物局对这片遗址的底层部分进行了“修复”，因此它看似一座尚未完工的新建筑，在今天看来略显怪异。）

在古代，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现在见到的是烈日下浮现着海市蜃楼的荒野，但在过去，人们目之所及都是绿油油、金灿灿的美丽景致：农田中纵横的水道泛着粼粼波光，周边围绕着枣椰树、柳树和桤木，休耕的田地里放养着毛茸茸的绵羊和成群的牛。在远处，金字形神塔屹立在地平线上，仿佛在看护着这片土地。神塔的外层涂抹着一层石膏，有的地方呈现出耀眼的白色，有的则显现出其他色彩，而且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色调。如果你得到准许，登上了神塔的顶端（一般人被禁止这么做），你就会看到在12英里之外，另一座相似的金字形神塔从苏美尔的第一座城市埃利都的位置拔地而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城市也建造了金字形神塔，而它们的原型就是乌尔纳姆的御用建筑师最初在乌尔建起的那座神塔。

虽然这些金字形神塔的规模和历史都比不上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sa），甚至不及英格兰的人造土山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均比金字形神塔早了几百年，但是作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金字形神塔并不比它们逊色多少。如果说其他纪念建筑是以它们的规模和极致简练打动世人的，那么金字形神塔就是以其绝妙的设计惊艳世界的。这些苏美尔建造者的设计目的在于使人类接近神明，实现天人相接。

乌尔金字形神塔底面长600余米，宽约45米。它所使用的主体建筑材料为日晒砖，这些日晒砖的外部包裹着一层厚达2.5米的窑烧砖并以沥青加固。神塔底层的整体墙高约15米，墙体表面有交替出现的扶壁和壁凹，这是当地建筑的典型风格，而且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底层之上是神塔第二层，其面积小于第一层，因此第二层建筑的前后都留有宽敞的通道，左右两侧也有相应的平台。最顶层，即第三层便是月神南纳的神庙。连接地面和第一层的是三道巨型台阶，每道台阶均有100级。其中一道台阶与正面墙体相互垂直，其他两道台阶倚正面墙体而建。三道台阶在主入口处会合并且与第四道台阶相连，另一道台阶向上直通神庙。伦纳德·沃利在寻找它与《圣经》的关联性时，想起了有关于亚伯拉罕孙子雅各的故事：

雅各在伯特利时，梦见了连接天堂的梯子（或台阶，它们的用词是一样的），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上下下。诚然，这是他在潜意识中回忆起他的祖父曾告诉他，乌尔建造了伟大的建筑，那里有台阶可以通往天堂（这确实是指南纳的神庙的名字）。在节日里，祭司们也会抬着神明的雕像在台阶上上上下下，而举行这样的仪式是为了保佑人类能够获得丰收和越来越多的牲畜。

令沃利尤为惊奇的是，他发现该建筑的所有看似直线的线条实际上都略有弯曲，这种设计是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并赋予这座巨型建筑一种有力却又不失轻巧的感觉，仿佛它就要摆脱地面的束缚，腾空而起。在乌尔纳姆的金字形神塔被发掘之前，建筑史学者一直认为这种曲线的应用是由距此一千五百年之后的希腊人发明的，他们将这类曲线设计称为收分曲线。为此，沃利这样写道：

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就是杰作。将方形砖一块接一块地堆砌起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效果将是毫不出彩和丑陋的；就这座建筑而言，每一层的高度都经过巧妙的计算，墙体的坡度将视线向上、向内引导至建筑的中央，三道较陡的台阶凸显了墙体的坡度，并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顶部的神庙，即整座建筑的宗教核心。同时，各层平台的横向直线切断了这些交叉的线条。

自从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形神塔的发掘工作开始以来，学者们就在争论建造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可能是想要重现苏美尔人家乡的圣山；也许是想抬高神明的神庙，使其免于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定期泛滥的洪水破坏；或是想最大限度地将老百姓与这至圣之所隔离。无管这些解释正确与否，最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金字形神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造。作为建筑艺术作品，它们同所有的建筑物一样都有一项主要功能，即在当地的景观中留下印记。这些金字形神塔成功发挥了这一作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最初下令建造这些建筑的最高领导者——乌尔纳姆。

然而，建造伟大建筑的项目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工，而且建设时间通常会超过发起人的寿命。因此，这些人的英名基本上是在他们死后才得以发扬的。乌尔纳姆金字形神塔的建设工作一直延续到他儿子舒尔吉的统治时期，这也给舒尔吉带来了一个困扰：如何才能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他自己的超凡形象。

他选择了跑步。从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到国都乌尔路程约为100英里。舒尔吉在一天之内跑了个来回。他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正如一首歌颂他的赞美诗所言：“这样朕就可以长久地确立朕的美名，使其流传千古；这样朕的声誉就会传遍各地，朕的荣耀也会在异邦宣扬。朕健步如飞，朕要聚全身之力、展迅捷之速。朕受内心的指引，要在尼普尔和砖砌的乌尔之间往返，就好像这是一趟仅需约两个小时的路程。”舒吉尔计划在同一天内分别主持这两个城市的宗教庆典。

尽管这首赞美诗以正式的语言表达了国王的自我颂扬，但我们仍可透过文字大致了解这场活动的真实情况。国王穿上苏美尔时期的运动短裤准备开跑：“朕是一头雄狮，活力充沛、坚定有力，朕在臀上系紧跑步用的短服（nijlam ）。”舒尔吉冲出了起点。“如同焦急逃避长蛇的鸽子，朕展开双翅；如同举目望向高山的安祖鸟，朕跨步向前。”一路上观者聚集，密密麻麻的人群热切地期待着见到国王。他们的国王！他像他的信使一样奔跑着，但他的奔跑速度是如此之快，奔跑里程是如此之长，从来没有人相信人类能够完成如此壮举。“朕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了这两座城市，城中的居民排着队迎接朕的到来；数量多如母羊的黑头人 [4] 望着我，目光流露出钦佩之意。”舒尔吉抵达位于乌尔的神庙，“就像一个山中的孩童奔回了他的居所”。他在那里参加了宗教仪式。“朕在此将牛宰杀，将羊慷慨祭献。朕在此命人敲响西姆鼓（cem ）和阿拉鼓（ala ），用提吉奏响甜美乐章。”接着到了返程的时间，“［朕］要以猎鹰般的气势返回尼普尔”。但大自然偏偏与他作对，让他经受考验。“暴雨嘶吼，西风盘旋。北风南风，相互咆哮。风追电逐，当空较量。雷雨风暴，震天动地……大大小小的冰雹敲打着朕的后背。”但舒尔吉无所畏惧，继续奔跑。他“像一头凶猛的雄狮，急速前进”，他“像一头荒漠野驴，疾驰飞奔”，终于在日落前抵达了尼普尔。“朕在（太阳神）乌图即将转身返家时，跑完了原本需要三十小时的路程。朕的祭司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朕。朕在同一天内为尼普尔和乌尔两座城市庆祝了月神节！”

舒尔吉真的做到了吗？早期的亚述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并将其归为传说，但最近，人们的想法有了转变。《体育史杂志》（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中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两项纪录：“在1985年举行的从悉尼到墨尔本的赛跑中，希腊的超级马拉松选手扬尼斯·库罗斯（Yannis Kouros）在开赛后的头48小时内跑完了287英里。这一惊人的成绩是在他没有睡觉并且不间断跑步的情况下取得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另一场田径比赛中，一名英国运动员用时11小时31分钟跑完了100英里。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苏美尔人的运动体魄，毕竟他们生活的世界比我们的更加注重体格。由于没有机械运输和负重器械，速度、力量和精力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出土的文献和印章图像也显示了人们对于各类运动的狂热追求：摔跤、拳击、短跑，甚至包括一项用棍子击打木球的运动，可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曲棍球。跑步比赛也十分盛行。文字记载表明，各个城市都会定期举办赛跑活动，人们还会为运动员准备涂抹在身上的植物油。再后来，巴比伦人甚至规定了一个为期四周的“赛跑月”。

但即便舒尔吉有能力在一天之内跑步往返于尼普尔和乌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从已知的记录来看，其他君王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情。人们给出了多种解释，既有宗教层面的，也有实践角度的。或许这位国王想要展示他下令整修的道路系统以及沿途的旅馆和客栈？但是，鉴于跑步者的身份和随后的宣传，这场跑步显然是一次政治活动，必然带有政治目的。有时统治者会需要不顾公众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而强推一项艰难的政策，这时他可能坚信只有通过完美展示自己体格上的优势，才能帮他树立威信、推行政策。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少见。

舒尔吉的长跑得到了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是否是他的政治策略呢？虽然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我们知道他是乌尔第三王朝第一位国王之子，也是该国的第二位国王。我们也知道这场著名的长跑发生在他执政的早期，即在位的第七年。我们还知道他的壮举受到了大力宣传，以确保该壮举不被世人遗忘：讲述该长跑故事的赞美诗在事后不久便创作完成，并且很可能在整个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神庙中被吟诵或传唱；舒尔吉在位的第七年也被正式命名为“国王一天内往返乌尔和尼普尔之年”。此外，我们知道乌尔第三王朝成熟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使得每个市民都为国家服务，而且每个人的消耗和贡献都受到严格的统计。这样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是在舒尔吉这位伟大国王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中全面建立起来的。由此看来，舒尔吉的长跑可能的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用以使他树立形象，确立道德权威，施展个人魅力，从而推行新的政治制度，并与因循守旧的反对势力相抗衡。

如果这场长跑的确是有意为之，那么不得不说此举不仅发挥了其作用，而且十分奏效。舒尔吉所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仅在舒尔吉统治时期内得以实行，而且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他的儿子、孙子乃至重孙都沿用了这些政策。

哀鸿遍野

然而，人民对一种体制的信仰不可能永不动摇。如果一个帝国建立在权力和控制的基础之上并且允许民众拥有自由意志，那么它或许可以维持几个世纪；但如果一个帝国试图控制其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将难以持久。在任何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初期，社会中的困难、失败以及卡尔·马克思口中的内部矛盾被认为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再后来，这些问题会被归咎于个人过失或是国外恶势力的攻击；到最后，它们将导致人民丧失信心和勇气，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最后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将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乌尔第三王朝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向灭亡的。我们可以通过保留至今的记录，用一组慢镜头来追踪其衰亡的过程。在乌尔第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伊比辛（Ibbi-Sin ，意为“月神辛呼唤他”）统治的初期，边远省份就已停止缴纳贡税。伊比辛在位的第二年年末，普兹瑞什-达干（Puzrish-Dagan）的书吏不再在泥板上记录帝国的正式年份；乌玛、吉尔苏、尼普尔也于第四年、第五年和第八年相继停止记录。到了第九年，巴拉分配制度全然瓦解，就好像该制度从未存在过一般。边远省份纷纷宣布独立。秃鹰聚集在这个日渐式微的帝国周围，等待着第一时间分食这具苟延残喘的躯体。

在东部，扎格罗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和伊朗高原上的宿敌们正虎视眈眈，准备一雪前耻——此前的乌尔第三王朝国王均曾向世人自吹已派遣部队对他们进行持续性讨伐。但更大的威胁来自西部，美索不达米亚人将那里说闪米特语的蛮族称作“西方人”，即阿卡德语中的阿姆鲁（Amurru）和苏美尔语中的马尔图（Martu），有时亦称提德努姆（Tidnum），也就是《圣经》中提到的阿摩利人 [5] ，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与两千五百年后推翻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一样。在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摩利人通过和平方式渗透进来，以寻求保护和发展；当帝国衰弱，他们就变成了反咬主人的狗，派来武装力量，有时甚至大规模进军，妄图控制帝国的部分领土。

在舒尔吉在位期间，全国修筑了超过250千米的长墙，以抵御外敌的侵犯。这道墙也被称为“抵御马尔图人之墙”。舒尔吉之后的第二位君主下令重建和加固此墙，并将其命名为“穆里奇-提德努姆”（Muriq-Tidnum），意为“阻挡提德努姆人”。尽管如此，墙体是不可能无限延伸的，敌人常常能绕墙而入：1940年，希特勒就通过派遣他的坦克部队穿过阿登（Ardennes）森林，绕过了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顿防线。“穆里奇-提德努姆”亦是如此。负责修筑长墙的官员沙鲁姆巴尼（Sharrumbani）向国王解释道：

您向臣交代了以下事项：“马尔图人反复侵袭我国领土。”您命臣修筑防御工事阻隔他们的路径，以防止他们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缺口长驱而下进入本国农田……

臣将该墙修筑至26丹纳（约260千米），抵达了两条山脉之间的地带。臣被告知，由于臣修筑的工程，马尔图人已在两山脉间安营扎寨……所以，臣欲前往埃必赫（Ebih）山脉之间的地带，与之交战……如若吾王同意，其必将增强臣的劳工队伍和作战力量……臣现有充足劳工，但缺乏战斗人员。一旦吾王下令在敌军侵犯时可征用劳工入伍，执行军事任务，臣必将与敌作战。

尽管人们费尽心思加筑长墙，但长墙依然不足以阻挡西方蛮族的侵犯。他们不断地发动袭击，这对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其他各省停止进贡，乌尔的粮食价格是原来的十五倍，到了无法被用于供养牲畜的境地。就在乌尔面临饥荒之时，国王伊比辛绝望地向驻守在该国北部的伊什比埃拉（Ishbi-Erra）将军发出一封信函，恳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将粮食运往首都。伊什比埃拉的答复如下：

臣奉命前往伊辛和卡扎鲁（Kazallu）采购大麦。大麦的价格是每侯耳（kor）1谢克尔白银。采购大麦共计20塔兰特（talent）白银。臣收到消息，马尔图敌军已入侵我国，因此臣将采购的共计7.2万侯耳大麦运至伊辛。目前，马尔图人已全面进入苏美尔地区，并已攻占所有要塞。由于敌强我弱，臣无法将大麦送往进行脱壳。

尽管信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鉴于乌尔第三王朝大势已去，这位将军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脱离乌尔帝国。在伊比辛执政的第十一年，伊什比埃拉背义弃主，自立门户，在伊辛城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距离乌尔仅40千米的拉尔萨，该城的阿姆鲁部族族长也自立为王。至此，乌尔的未来黯淡渺茫，整个帝国的领土范围缩小到不足几平方英里。

正当乌尔如僵立在车灯前的兔子一般，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伊辛的叛变和西方蛮族步步逼近的危险之时，真正致命的打击却从相反方向袭来。在那里，埃兰国的新统治者已然摆脱了其与苏美尔人的宗主关系，正率领着一支远征部队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进发，将以锐不可当之势兵临乌尔城下。

城门被攻破，全城沦陷。在位二十四年的国王伊比辛被俘往埃兰，从此音信全无。乌尔称霸的时代就此终结。

百姓如同一盘散沙向郊区逃散。城墙断裂，哀鸿遍野。

人们曾经出入往来的高大城门，如今遍地伏尸；以前欢庆佳节的城中大道，如今首级遍布；过去人们闲情散步的大街小巷，如今尸骨成山；往日举办当地庆典的场所，如今尸骸堆积。

该城在埃兰驻军长达七年的占领期间饱受蹂躏，直到伊什比埃拉将埃兰人驱逐出境。此后，伊什比埃拉宣布他的伊辛城便是苏美尔王权之所在。尽管他所建立的王朝得以留存，并历经十五位国王的统治，但有关伊辛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说法实属虚构。该地区再次快速分化为各个高度独立的城邦，而且大部分城邦受到阿姆鲁族长的控制。

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乌尔命运的突变感到十分震惊。他们自问，诸神为何要完全抛弃他们的城市？这一问题的答案让人想起伏尔泰在被问及罗马帝国为何灭亡时所说的话：“因为一切终将结束。”在伏尔泰说出此话之前约四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位作者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乌尔的确被授予了王权，但这种统治并非永久性的。自远古天地之初，直至人类繁衍至今，有谁见过哪朝的王权统治长盛不衰？这一朝的王权统治的确十分长久，但它终将走向自我灭亡。”

因此，根据近现代的观点，新苏美尔帝国是因年迈而自然衰亡。但人们仍然认为西方蛮族才是导致其命运终结的直接原因。同之前的古提人一样，西方蛮族也是声名狼藉：

马尔图人不识五谷；

马尔图人不知骏马，未闻市镇，为山野粗人……

马尔图人挖土掘菌……

马尔图人茹毛饮血。

根据《剑桥古代史》，马尔图人的神的名字亦为阿姆鲁，该神连自己的居所都没有，须从他处获得一个体面的住所和一位妻子，才能为神界所接纳。

这种评价公正吗？就让我们跟随历史发展的脚步，站在他们的文化角度上观察一下这些外来的阿姆鲁人，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此时此刻，我们终于来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接下来的故事与我们仍在讲述的有关宗教缘起的故事产生了交集。

***

《创世记》11∶31：“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6]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7] ，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长久以来，那些相信《希伯来圣经》是真实历史的人一直在探寻有关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的故事的背景。在乌尔帝国没落之后的那些年里，从苏美尔迦勒底的乌尔到北部的哈兰，再从哈兰到西部的迦南美地，他们的足迹遍布新月沃地。这些人认为，或许是因为埃兰人的杀戮，导致信奉月神的民众逃离被攻占的南部城市，所以他拉（Terah）才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乌尔迁往北部更加安全的哈兰。巧合的是，他拉家族成员的姓名与该时期附近繁华地区的名称有对应性：他拉的祖父西鹿（Serug）对应撒鲁基（Sarugi），也就是今天的苏鲁奇（Seruj）；他拉的父亲拿鹤（Nohar，这同时也是他拉的次子之名）对应的是哈布尔河（Habur River）河畔的拿贺（Nahur）；他拉自己的名字与拜利赫河（Balikh River）边的提都拉伊（Til Turahi）相近；他的三儿子哈兰（Haran）则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名称完全相同，这座城市位于今天土耳其桑尼乌法［Şanlıurfa，过去称为埃德撒（Edessa）］东南部约50千米处。信徒们提出，这些城市的名字表明这些定居点是由《圣经》中提及的人物建立的。此外，当代文献认为哈兰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在地，便雅悯意为“南部之子”。

他拉的家族并非苏美尔人。他们一直被视为导致乌尔灭亡的阿姆鲁人或阿摩利人，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历来记恨的对象。耶鲁大学亚述学教授威廉·哈洛（William Hallo）证实道：“基于历史记载中阿摩利人的姓名，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证据……表明后来的希伯来语、阿拉姆语、腓尼基语都是从这一新族群使用的各类闪语演变而来的。”此外，《圣经》中记载的那些各族长详细规定的部落组织、命名传统、家庭结构、继承和土地制度、谱系制度及游牧生活的其他遗风，“均与楔形文字记录所提供的简明证据十分相近，因此不能将它们归为后世的杜撰并置之不理”。

《圣经》中记述的希伯来族长与苏美尔文献中记载的粗鄙蛮人大不相同，因为这些族长在草原上“搭建帐棚，放牛牧羊”。（但亚伯拉罕的骆驼确实有违事实，因为骆驼的驯化还需要几百年的光景才出现。）他们的习俗虽然可能与城市居民相去甚远，但依旧正派体面、值得尊敬。

正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亚伯拉罕远亲们的样貌。阿摩利人占领了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城，它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在古代，这里不仅是苏美尔文明最遥远的边境地带，据说在约公元前25世纪，这里还有一个称霸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强国。在这里，游牧民族的新移民位设立了国家的中心，国王也入住了此地规模庞大、富丽堂皇的宫殿。这座两层楼的宫殿建筑占地6英亩，每一层都有约300个房间。

尽管历经四千年沧桑，这座王室建筑的几何装饰图案依旧清晰如新，令人惊叹不已。更令人惊艳的是那些用于装饰当地行政大楼的图画，它们色彩亮丽，描绘了马里人的生活，主要是宗教仪式和战争场景。但最打动人心的，是其中展示亚伯拉罕时期阿摩利人中一些小人物的画面细节。一名士兵头戴白色头盔，下颌托紧紧地扣在下巴上；他身着宽大长衣，脖子上佩戴着华丽的系结领带，这种装扮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时髦。只见这名士兵的身体似乎已经中箭，但他冒着箭雨，英勇向前，冲进战场。一名长着黑短发和黑胡子的渔夫正闷闷不乐地往家走去，尽管他肩头的鱼竿上挂着一尾硕大的鱼。一个头顶黑帽、身穿正式长袍的男子面色严肃，正赶着一头祭牛向前走着，牛角尖上包裹着一层银。还有两名女子正在一棵枣椰树上攀爬，其中一人的服装酷似比基尼，另一人则穿着暴露的迷你短裙，只可惜她们头部的图像均已剥落。画中的树梢上还栖息着一只动物。据曾代表法国国家博物馆在此地进行考古挖掘长达四十年的安德烈·帕罗说，这是“一只展翅待飞的美丽蓝鸟。我们曾经一直将它当作绘画者的想象，但1950年4月的某一天，当我们行走在宫殿中时，我们注意到一只大型的食肉猛禽，它与画中的鸟几乎一模一样。正当我们要靠近时，它便从废墟上的巢穴中惊惶飞离了”。

如果他拉及其家族真的有阿摩利人血统，并且的确生活在这个年代，那么他们为何选择离开苏美尔，离开他们的祖先不久之前才抵达的这片落脚之地，而且正好在同族人接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权的时候，抛下大多数同族人远走他方？他拉为什么要放弃在世上最先进城市生活的机会，而选择重返草原营帐？又是为什么在时过境迁之后，人们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也许，这些记录是在提醒我们，只有离开乌尔，他拉和他的小家族才能继续保有阿摩利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而这与后来希伯来历史的发展也有密切关联。假如他拉留在了苏美尔，那么亚伯拉军的身份将截然不同。我们知道，苏美尔人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才将打败阿卡德帝国的古提人驱逐出境。但阿摩利征服者不同于古提人，他们自踏上这片土地起便从未离开。他们终将完全融入当地人，几十年后人们将无法辨别孰是阿摩利人，孰为苏美尔人。阿摩利人所说的语言很可能促进了这一融合，因为他们的语言也属于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通用语。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阿摩利人为他们眼前灿烂的文化宝藏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所折服，并且希望融入其中。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不论哪个民族的首领登上城中宫殿里的宝座，苏美尔文明的传统都将流传下去，而他们的任务不过是传递薪火。

就这样，阿摩利人的首领将文明社会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推向了新高度。这一时期诚可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些统治者也将各个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巴比伦人。他们都将聚集在一个崭新的城市——巴比伦。

古巴比伦帝国

[1] 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是中世纪早期英格兰七国时代的七国之一。

[2] 圣比德（Venerable Bede）又译“圣贝德”，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编年史家和神学家，被尊称为“英国历史之父”。

[3] 席拉（sila ）是苏美尔人的计量单位，1席拉约等于1升。

[4] 苏美尔人以黑头人自称。

[5] 《圣经》和合本中译为亚摩利人。

[6] 亚伯兰，即亚伯拉罕。

[7] 吾珥，即乌尔。

第八章 古巴比伦：如日中天

约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

神奇而又神秘的亚述巴比伦

终于，我们来到了巴比伦，这是一座极负盛名却又恶名昭著，辉煌灿烂却又残酷苛刻，万众敬仰却又备受诋毁的古老城市。同时，它也是给欧洲人留下了最难以磨灭的记忆的城市。

这座古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阿卡德语中，并由此产生了希腊语版本的名称，我们现在所说的“巴比伦”正是从其希腊语名演变而来的。阿卡德人为该城命名时，为它赋予了一个含义——Bab-Ilu，即“上帝之门”。《创世记》称，这一名称源于希伯来语“Balal”，意为“混淆”，指的是上帝通过混淆语言来惩罚狂妄自大的巴别塔建造者一事。

巴比伦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优越：不仅靠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心，而且接近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相距最近之处。在今天看来，它距离波斯湾的入海口约500千米。

巴比伦完全可以将它的恶名归咎于《圣经》，因为其中记载了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的遭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在《圣经》的《启示录》中，圣约翰也看见女子“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然而与此同时，不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对这座古城的名字有着正面的联想，甚至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不时地唱道：

去巴比伦有多少英里？

三个二十再加十英里。

我可以借着烛光去那儿吗？

可以呀，走个来回都够啦。

如果脚跟又轻又巧，

你借着烛光就能到。

这首童谣曾被认为是某种街头游戏的曲调，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其来源或含义，它有可能是指人类的平均寿命，三个二十年再加十年就是七十年，而点亮路途的闪烁烛光则代表生命之灵本身。当然也没有人知道这首歌谣是否一直被称为《巴比伦》——也许它曾被叫作《伯利恒》或发音类似的其他地方。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巴比伦”的版本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时常出现在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是歌曲的标题之中。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儿童歌谣和游戏专家艾奥娜·奥佩（Iona Opie）和彼得·奥佩（Peter Opie）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部分童谣最初不是由儿童传唱的，而是旧时流行的民谣、被遗忘的街头吆喝和耶稣受难剧、早已过时的祷文和谚语等的残留物。不知为何，尽管巴比伦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城已经从地表消失了两千年，但它依然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到了20世纪，对于它的记忆仍会被在街边玩耍的孩童唤起。

对于古埃及或古亚述这些帝国的中心城市，只有学过相关历史的人才会对它们有所了解。而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熟知的大部分《圣经》地名，如耶路撒冷、示剑 [1] 、伯利恒、拿撒勒 [2] ，到了后世才声名渐起。耶利哥（Jericho）可能是其中最古老的城市中心之一，但它之所以广为人知也只是因为约书亚 [3] 吹号摧毁该城城墙的事迹：“约书亚出征耶利哥之战，城墙轰然倒塌。”反观巴比伦，这座城市因其异教作风而在英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伦敦。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在《伦敦传》（London：The Biography ）中提到，早在12世纪，伦敦城中就出现了一段被命名为“巴比伦”的城墙。“如此命名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中世纪的城中居民在该部分石墙的构造中发现了与异教徒或神秘事物的关联。”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伦敦的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地位不断上升，用巴比伦来比喻这个帝国首都的说法也越发常见。也许有人会觉得，把一座现代都市比作巴比伦可能会使这座城市蒙上贬义色彩，但这完全是多虑了。阿克罗伊德认为，之所以把18世纪的伦敦描述为“巴比伦”，是因为它为身无长物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即“不幸之人的唯一避难所”。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发现，这个“不断壮大的伦敦”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赞美这座城市的人口比“古老的巴比伦更加多样”；对活跃于“美好年代” [4] 的威尔士作家亚瑟·马钦（Arthur Machen）而言，“伦敦赫然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亚述的巴比伦一样奇妙、神秘，充满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看来，“巴比伦”这个名称象征神秘而又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大都市。人类社会的其他传统也在以其各自的方式追忆巴比伦。

在古典作家的眼中，巴比伦这座城市属于尘世，并没有过多的神秘色彩。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 [5] 到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狄奥·卡西乌斯 [6] ，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巴比伦的记录，其中的内容平实又不乏想象，讨论了巴比伦的历史、地理、后期命运以及最终的衰亡。据狄奥所言，罗马皇帝图拉真在1世纪到该地参观时，见到的只有一片废墟。但到了5世纪，塞浦路斯主教狄奥多勒（Theodoret）宣称在他生活的年代，巴比伦仍是有人（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巴比伦一直是《启示录》中的娼妓，代表着城市生活中的一切罪孽与邪恶。在拉斯特法里教 [7] 信徒看来，马库斯·加维 [8] 的教义表明，巴比伦是所有迫害与镇压黑人的事物的终极象征，且在表现痛苦和号召反抗的雷鬼音乐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虽然阿拉伯人在7世纪征服了巴比伦遗址所在的区域，但巴比伦这个名字几乎毫无意义。的确有一些知名的阿拉伯地理学者曾经注意到巴比伦的地理位置（有时并不正确），但因为伊斯兰世界对于“蒙昧时期”（jahilliyah ），即（对真理）“无知”的年代普遍持批评态度，所以人们对追忆这座古城的繁华岁月从未展现很强的兴趣。《古兰经》仅在叙述真主派遣两名天使降临世间诱惑人类的故事时，提过一次巴比伦，且不带褒贬之意：“素莱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他们教人魔术，并将巴比伦的两个天神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教人。他们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说：‘我们只是试验，故你不可叛道。’”（第二章《黄牛》第14节）

巴比伦遗址在希拉市（Al-Hillah）的周边安静地沉睡了几百年。平坦的平原使它十分显眼，即使在几英里之外它也清晰可见。当地的穆斯林村民就这些废丘的“居民”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认为他们是魔鬼、神怪和邪灵，或是这些事物化身而成的蛇蝎；同时，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还附着在这些鬼怪邪灵的脚边，用咆哮吼叫的方式施以永久的惩罚。如此一来，人们自然就避之若浼。

所以，只有犹太人在努力地把关于这个古代文明中心的鲜活而多彩的记忆，保留于西方文化意识中。后来，欧洲的探索者在求索精神的引领下来到这片废墟，利用新兴学科——考古学重现了它昔日的光彩，于是新的世界帝国中心便开始以“巴比伦”这个名字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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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焚毁神庙，并将耶路撒冷的统治阶级流放到巴比伦起，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就开始成为犹太人规模最大且最为重要的聚居地。公元5～7世纪，就是在尼赫底（Nehardea）、苏拉（Sura）和蓬贝迪塔［Pumbedita，这座城镇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费卢杰（Fallujah）］这三个巴比伦城市，人们对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比前一次更具影响力，其中涉及的法律规则、民族历史和民间风俗至今仍是所有犹太教信仰和仪式的根基。此外，该地也发现了犹太流散地领袖的宝座，据说这名领袖可能是大卫王后裔。此外，拥有这一身份的人也被视为全体犹太人的法定统治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

因此，前去探访巴比伦古城遗址并留下记录的第一位欧洲旅行者是一个犹太人，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该犹太人名叫本雅明（Benjamin），出生于伊比利亚（Iberia）的图德拉（Tudela）。他从12世纪60年代起就在近东地区旅行，一路搜集当地犹太社区的信息。他或许是为了引导未来的犹太难民，因为1119年基督教在纳瓦拉（Navarre）复兴之后，西班牙的犹太人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压迫与歧视。在四处游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本雅明发现自己来到了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利鲜（Resen），这是一个《圣经》中提及但在那时已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本雅明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道：“从这里出发去往巴比伦，也就是古代的巴别塔，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这片废墟宽30英里。尼布甲尼撒的宫殿遗址依旧清晰可见，但人们因惧怕传说中的蛇蝎而不敢进入。在附近不到1英里的地方住着3000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名为“但以理亭”的会堂里做祷告，这个古老的但以理亭正是由但以理建立的。位于会堂和尼布甲尼撒宫殿之间的，就是哈拿尼雅（Hananiah）、米沙利（Mishael）和亚撒利雅（Azariah）被扔进的火窑 [9] ，而这个火窑所在的山谷在当地家喻户晓。

这个犹太人走到哪里，其他人就跟到哪里。但该地区大部分旅行者喜欢重述一些道听途说之言和民间故事，而不是去亲自调查，其中也包括马可·波罗。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贵族探险家彼得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1616年，他亲身探访了希拉附近的废墟，准确地辨认出这里就是巴比伦的遗址。当时，他还在散落于附近沙地上的砖块上看到了几组奇怪的楔形标记。他发现这些图案并非装饰而是文字，并进一步断定它们是自左往右书写的。因此，他也被认为是发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第一位欧洲人。1626年回到意大利时，瓦莱不仅受到了名人般的礼遇，还被教皇任命为“侍寝官”。但与罗马相比，对德拉·瓦莱的发现更加感兴趣的似乎还是伦敦。这一点是19世纪末的一项意外发现告诉我们的。

1886年，一场凶猛的大火烧毁了伦敦奈特莱德街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St Mary Magdalen）和一排老旧的商业楼房。这条街靠近泰晤士河，是一条中世纪风格的狭窄小路，因曾作为骑士从坎农街（Cannon Street）的皇家塔楼（Tower Royal）前往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竞技场的通道而得名 [10] 。清理完毕烧焦的废墟后，建筑工人开始挖掘这些古老建筑的地基。在挖到较深处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刻有楔形文字的黑色闪长岩残片。经大英博物馆鉴定，这些石块的年代“可追溯到已知最古老的巴比伦国时代”。当时的媒体也欢欣雀跃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大英博物馆的专家B.T.A.埃维茨（B.T.A.Evetts）先生注意到，地下藏有这些石头的那些房屋都是在17世纪下半叶建造的，而且是1666年该街区遭遇火灾之后重建房屋的一部分。针对这些刻有楔形文字的石块，他提出“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残片是在这条街道的重建过程中被埋入地基的”。出生于华沙的犹太裔美国人小莫里斯·贾斯特罗（Morris Jastrow Jr.）是东方学家，他的结论是：人们对德拉·瓦莱公开的信件以及他带回的巴比伦砖块样本的兴趣要比之前设想的更加浓厚。

学者和各界人士都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鉴于巴比伦遗址表面遍布碎石、残砖和陶片，在被德拉·瓦莱勾起兴趣后，伦敦的某位商人极有可能收集了一些类似样本，并把它们放入了私人古董收藏中。上文提及的德拉·瓦莱带回来的砖块现存何处，尚无人知晓。目前，大英博物馆的巴比伦藏品胜过了卢浮宫，卢浮宫中最古老的残片是由植物学家米肖（Michaux）于1782年带回欧洲的。

伦敦与巴黎之间的确存在较量。几百年来，各国的探险家不断探索古代中东地区。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欧洲的帝国势力在开启“非洲争夺战”的同时，也在激烈地争夺黎凡特 [11] 的文物。19世纪末，参与竞争的只剩下英、法、德三国，它们在该地区均有政治利益。英国想守卫其通往印度帝国的贸易通道；法国则早就签署了保护奥斯曼帝国天主教徒的合约；而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迫切希望得到苏丹的支持，以阻止英国将黎凡特占为己有的企图。这些国家在考古挖掘的权利上你争我夺，吵得不可开交。公众的兴致空前高涨，“战利品”不计其数，能否获得民族尊严就在此一举。于是，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和柏林的近东博物馆（Vorderasiatisches Museum）都举办了盛大的展览。可是，尽管这些从美索不达米亚搜掠来的惊人文物吸引了众多访客，但只有那些能够为公众还原和重现巴比伦古城的人，才能获得至高的荣耀。

德国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德国与日渐式微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使曾是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的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约翰·科尔德威（Robert Johann Koldewey）发掘出一座城门，它史称“伊什塔尔城门”（Ishtar Gate）。他将这座大门以及门前的部分游行街道运回德国，并运用原址出土的彩砖对其进行复原。如此看来，巴比伦城的那段从其诞生以来的历史似乎很快就能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可是，这一愿望不久便落空了。虽然运送到柏林的文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但人们很快发现该遗址仅能代表巴比伦作为独立城市存于世间的最后几百年，即巴比伦作为尼布甲尼撒国王的帝国都城以及犹太人流放地的时期。尽管德拉·瓦莱和他的后继者们发现的遗迹确实精致迷人，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它们并不算古老，其年代相当于希腊古风时期晚期的那个阶段，事实上不比雅典卫城的建造早多少。当时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之前的文物尚未被发现，而巴比伦城的兴起可再往前追溯一千多年。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逐渐衰败并走向灭亡，阿摩利人的首领们纷纷建立城邦，巴比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

人们已无法获得远古地层的考古证据，“史前大洪水”一词足以说明原因。经过千年的岁月流转，地下水位的上涨无可避免，这使得挖掘所有较早时期的考古地层无法实现。所以，令亚述学家万般无奈的是，对于早期的巴比伦城，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考古或文献记录。人们只能依靠他人间接或偶然提及的相关内容，形成对巴比伦早期历史的理解。这就好比在佛罗伦萨城很久以前就被阿诺（Arno）河横扫吞噬的情况下，人们试图重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这种类比可能比它第一眼看上去更贴合实际，因为从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到巴比伦建立并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主要城市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巅峰时期的中心，这几百年中发生了许多动荡事件。

一朝多君 稳固王权

几百年间，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就像是一个政治万花筒。西方人，也就是阿卡德语中的阿姆鲁人如洪水般不断袭来。这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群体，从其名字可以看出他们至少使用了两种西部闪米特方言。此外，其他民族也从东部和北部进犯。密谋与暗杀受到了当权者的鼓励。城与城之间企图征服对方，争战不休。国王御驾亲征，有的攻无不克，有的战死沙场。

另一些君主的结局更是离奇。如果出现极为不利的征兆，通常的做法是让君主逃到安全之地，同时临时安排一个平民登上王位，让其面对本应由真正的君主承受的命运。约公元前1860年，可能是从月食天象为判断依据，苏美尔伊辛国国王伊拉伊米提（Irra-Imitti）的命运被认为将受到威胁。国王“将王冠戴在园丁恩利尔巴尼（Enlil-Bani）的头上，让他成为替身”，被亚述学家称为《早期列王记》的文本如是说道，“这样该王朝便可免遭终结”。就这样，这位合法的假国王开始主持神庙仪式并履行国王的其他各项职责。

通常，此类情况的后续发展是待危险解除后，临时君主就被处死。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读者们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他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 ）就讲述了该做法在欧洲历史中的延续。然而，命运女神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盲目，她很善于辨别真假：“伊拉伊米提因吞食滚汤而死于宫中。执掌大权的恩利尔巴尼无意退位，于是正式继承王位。”恩利尔巴尼功绩卓著，在位长达近二十五年，并被尊为神明。又或许，这个有趣的继位故事只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宫廷政变比比皆是。此后不久，一个名叫库尔达（Kurda）的城邦在十年内就经历了四位国王的统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舒巴特恩利尔城（Shubat-Enlil），而阿什纳库姆城（Ashnakkum）更是在五年里见证了五位君主的统治。马里城一个宫廷官员留下的记录证实了在其任职期间，“一朝多君才能保证王权稳固：巴比伦汉谟拉比王之后还有10～15位国王；拉尔萨国王瑞姆辛（Rim-Sin）和卡特纳（Qatna）国王伊巴皮埃尔（Ibal-pi-El）的王位继承者数量与此不相上下；而亚姆哈德（Yamhad）国王雅瑞姆利姆（Yarim-Lim）的王位继承者则多达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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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国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文化最西北端的前哨，它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在巴比伦以北约400千米处。马里是一个古老而灿烂的国家，拥有当时最为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内有装饰精美的正殿、觐见室、接待室和餐厅，室内的壁画描绘了亚伯拉罕诸教式的日常生活。这里必定时常聚集着一大批身着异域服饰的达官显贵：外邦国王、诸侯和部族领袖均前来朝贡献礼。众多奴隶、仆人、私人助手、侍从和侍女在王宫里私人套房之间的狭长走廊上步履匆匆，照料国王和众多妃嫔的日常起居。他们搬运一筐筐衣物，呈上一盘盘食物，端茶倒水，递送文件。行政区域想必亦是一派繁忙景象，满是往来的信使、档案管理人员、会计和审计，还有忙碌的大臣、副臣、副臣助理、副臣次助理，再加上希望建立或巩固政治同盟的外邦使节，以及近期返回母国以进行汇报并接收新指示的大使。

在底层的某个区域，有一间大型的缮写室。通过口授形式被记录在草稿泥板上的书信在那里被制成誊清的版本。另一区域的宫殿档案室内保管了马里国王与官员、本国密使以及各方敌友的往来书信记录。

这忙碌而多彩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巴比伦的阿摩利王汉谟拉比攻占马里后戛然而止。待巴比伦驻军掌控全局并压制住所有的反抗后，这位征服者立即派遣特别情报小组前去查验文件。这些人花费数周时间通读了超过2.5万份文书，并根据作者、主题和收件人将其分类，再将归类好的每组文件分开存放。凡是涉及巴比伦国家安全等重要内容的泥板，例如汉谟拉比写给马里统治者兹姆里利姆（Zimri-Lim）的全部信件，都会被打包，然后被驴车运往南部都城。

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在一场未遂的起义过后，汉谟拉比下令清空整座宫殿并将其付之一炬。随后，工人们拆除了大火之后的残存墙体。然而，马里的不幸是考古学的万幸。在这场大火过后，马里国宫殿档案室里一筐又一筐分类存放的泥板文书就被深埋于瓦砾之下。直到四千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们才在安德烈·帕罗率领的法国亚述学家团队的挖掘下重见天日。经过亚述学家的修复，超过2.3万块泥板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古代生活的奇妙画卷。

这些文书细致地展现了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腕领袖、军阀和匪帮大佬之间的政治阴谋和云谲波诡的结盟关系。尤为惊人的是，你确实可以通过这些信件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并没有使用正式的书信表达方式，而是直抒胸臆。这些都是祖先们的真实声音，其中最常见的情形是预言战争的来临。

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但现在我必须要说出来，宣泄我的情感。您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您向我要两匹马，我就将它们运送给您。但是您呢，您只给了我二十磅锡。

毫无疑问，在您给我这少得可怜的锡的时候，您便失掉了我对您的敬重。以我父神的名义，我告诉您，如果您一点都不给我，我也许会愤怒［但不会觉得受到侮辱］。

在我们卡特纳，这两匹马值十磅白银，但您给我的只有区区二十磅锡！听到这种事的人会怎么说？他肯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公平交易。

换个说法就是：“你，给我放尊重点！”

但是，这位怨声连连的卡特纳统治者犯了一个错，他不该跟国王埃卡拉图姆（Ekallatum），也就是沙姆希阿达德（Shamshi-Adad）的长子发生争执。沙姆希阿达德是亚述帝国晚期备受敬仰且流芳百世的超级英雄式人物，他以舒巴特恩利尔城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他的小儿子正是马里的统治者。这对父子间的关系不禁让人联想到《教父》中的对话。沙姆希阿达德的长子往往因渴望战斗而获得褒奖，马里国王却总是受到责骂和贬损：“每件事都要我们来教导你，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你还是小孩吗？你已经成年啦！你的下巴上已经长出胡子啦！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独当一面？难道你没看到你的兄弟已经统领千军万马了吗？所以，你也要对你的宫廷、你的国家负责。”现在，这个亚述的黑手党老大希望他的小儿子去教训一下卡特纳的国王：“当你的兄弟重挫敌军时，你却躺在温柔乡中逍遥快活。所以，现在你要带兵前往卡特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像你的兄弟那样为你自己在本国扬名立万。”

虽然我们能够读到许多这类具有帮派风格的通信内容，但事实上我们对写信者知之甚少。这就好比在一出广播剧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才开始收听。我们听到了人物的话语，却不知道说话者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长是幼，是值得信赖还是谎话连篇，是夸夸其谈还是低调保守。但如果继续往下听并且听得足够久，我们就能渐渐了解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在1997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会长报告中，杰克·萨松（Jack Sasson）教授就其毕生研究的内容，即马里末代君王兹姆里利姆撰写的书信，发表了演讲。兹姆里利姆正是从沙姆希阿达德那个不幸的小儿子手中夺走马里这座城市的。萨松向我们大致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从这些信件中我们还是能够深入地了解兹姆里利姆的性格。从他的那些或机智诙谐，或引经据典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他细致巧妙而不落俗套的幽默感。我们还看到兹姆里利姆不乏虚荣之心，因为他一再要求男仆为他准备剪裁特殊的服饰，而且会在感到被忽视时大发雷霆。他不乏好奇之心，相关记录显示他曾多次到王国之外探访。他对国家治理十分上心，时常为未解决的问题征求答案。但他同时也因内部争吵和丑闻不断的官僚主义而饱受折磨、焦头烂额。很显然，兹姆里利姆也是一个对神明虔诚并存有敬畏之心的人。他不仅会提醒手下举办宗教典礼，还要求他们及时上报神明的最新圣言。但有时他还是免不了发发牢骚，尤其是在被要求交出某些他不想放弃的东西的时候。此外，他似乎还是一个产生过自我怀疑的人。

虽然我们不知道兹姆里利姆的生命是如何走到尽头的，但他的辞世标志着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和巴比伦帝国兴起之间的这个漫长而动荡的空位期的终结。

社会新秩序

美索不达米亚的动荡终于告一段落，一个稳定的新时代逐渐出现，这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时代。由于该时代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学者们又将其称为古巴比伦时代。

这一社会新秩序的真容是随着古巴比伦最著名遗址的发现而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提到汉谟拉比王，也就是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位统治者和古巴比伦帝国的巩固者，人们能想到的他最受称道的事迹，定是那部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法典。然而，这根石柱的出土之地不在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埃兰国的都城苏萨，也就是今天伊朗的西部。汉谟拉比去世五百年之后的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占领了巴比伦，这部法典也作为他们的战利品被掠劫到了埃兰国。

这根石柱很可能曾屹立在西帕尔某座神庙的公共庭院内，石柱顶部还刻有国王从太阳神和正义使者沙玛什那里接过法典的场景。在国王王宫的所在地可以见到它的复制品，特别是在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埃萨吉拉（Esagila）。埃萨吉拉的意思是“高顶之屋”，这座神庙不仅是巴比伦城的宗教中心，更是整个帝国的核心。在铭文中，汉谟拉比亲自阐述了这根石柱的意义：“让受压迫的、需要诉诸法律的人来到正义之王朕的面前；让他读一读这柱上的铭文，让他倾听朕宝贵的话语；这些铭文将解释他的案件；他将发现何为公正，他将心生欢喜，于是他会说，‘汉谟拉比是位爱民如子的君王’。”

一方面，同乌尔纳姆早期的法律一样，这部法典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它的内容既不全面，也没有规定法律原则；它提供的是一系列的范式，即记录国王审案经过的范本。实际上这更像是对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的再现，有点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普通法系，重视先例和判例法，而不是《拿破仑法典》体现的那种大陆法系。

尽管如此，该法典的覆盖范围还是很广。法典开篇是一篇长长的序文，赞美了作为弱势群体和受压迫子民的保护者的汉谟拉比，并详细描述了他所统治的地域范围。接着，法典罗列了约280条律例，涉及家庭法、奴隶法、劳动法、商业法、农业法和行政法，包括规定标准的商品价格和雇工报酬等。法典中，与家庭有关的律例占比最大，涉及订婚、结婚和离婚、通奸和乱伦、儿童、收养和继承。

一方面，法典中的诸多律例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也是十分公正合理的。例如：

如果一个男人想要和一个女人分开，而这个女人已为其生子，或者想和他的妻子分开，而他的妻子已为其生子，那么他需要归还妻子的嫁妆，并分给她一部分农田、果园和房产的收入，使她能够养育孩子。在她将孩子抚养成人后，他应从分给孩子们的财产中抽出一部分给她，这部分应等同于一个儿子得到的数额。然后，她就可以嫁给她心仪的男人。

如果一个女人跟他的丈夫吵架并说“你跟我不合适”，她就必须针对她的偏见说明理由。如果理由充分且错不在她，而丈夫还是离开并忽视她，那么这个女人没有罪过，她应带着嫁妆回到娘家。

另一方面，汉谟拉比的律法与乌尔纳姆的法规又截然不同。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汉谟拉比的诸多律例并没有规定经济上的惩罚，而是奉行同态复仇原则，主张以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

如果一个人挖出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那么他的眼睛也要被挖出。

如果他打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那么他的骨头也要被打断。

如果一个人打掉了对方的牙齿，那么他的牙齿也要被打掉。

如果一个建筑工人为某人建造了一座房屋，但他建得不好，房屋倒塌并压死了屋主，那么这个建筑工人应被处死。

如果压死的是屋主的儿子，那么这个建筑工人的儿子应被处死。

以上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这些更加残酷的惩罚措施暴露了闪米特人身上难以磨灭的野蛮本性，与苏美尔人的崇高心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判断带有一种很强的偏见。事实上，汉谟拉比的法典反映的更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多民族、多部落的巴比伦世界给世人带来的冲击。

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早期，所有社会群体都觉得他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是诸神眼中地位相同的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争议的解决都可以诉诸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血浓于水，公正赔偿总比以恶报恶更加可取。但是现在，市民常同生活方式与其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在城里摩肩接踵，说着各种西部闪米特阿姆鲁语的人与说着阿卡德语的人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摩擦很容易产生，冲突也在所难免。家族内的纷争和家族间的世仇时常出现，对帝国内部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今天的美国社会有着严苛的社会制度，反对公共服务，坚持保留死刑，以此彰显美国是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移民和被流放者构成的。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是一个种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地区，因此欧洲人普遍支持社会市场的团结和法外施恩。而巴比伦的法律类似于《希伯来圣经》中的律法，和美国一样严苛，反映并试图遏制分裂社会中常见的争端与暴力。巴比伦律法与以往的律例形成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游戏规则已然改变，迥然不同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

古代诸邦割据、各奉其神的格局，还有那已存在两千年的视城市、土地、人口、庄稼、牲畜为诸神根基和财产的观念，都将不复存在。从今往后，大型的领土国家将会出现，并将形成两大权力中心：最终控制整个北方地区的亚述和统治整个南方地区的巴比伦。

人们的团结精神也将不复存在。此前，所有人都是苏美尔-阿卡德祖先的后裔，担负着相同的责任和使命。而现在，团结精神难以维系，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会将自己的起源与他乡的先祖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外来者总是抱有一种奇怪的矛盾态度。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阿姆鲁人的鄙夷，他们被认为是心怀敌意的原始蛮人。然而与此同时，巴比伦的汉谟拉比仍旧骄傲地以“阿摩利之王”自称。尽管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反映，不同社群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纷争，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种族冲突在当时的社会中很普遍。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社会分化的迹象。

汉谟拉比的律法告诉我们巴比伦有三大阶级：阿维鲁（awilum ），指“自由人”或“绅士”；穆什钦努（mushkenum ），指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瓦尔都（wardum ），指奴隶。穆什钦努一词源于闪米特语，意为“依附的人或物”（同一闪米特词根仍存在于四千年之后的某些现代罗曼语言中，如法语mesquin 一词的含义为底层、破旧或可怜）。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们很容易做出以下解读：阿维鲁最初表示的是外来的阿摩利统治阶级成员，而穆什钦努代表此时地位被贬低的本地居民。无论这种解读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民族统一性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团结性的丧失，正如我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所见到的那样。曾经长久存在的苏美尔民族的共同理想已然灰飞烟灭。

因此，苏美尔民族对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的追崇也化为乌有。从今往后，人们将迎来一个私有化和外包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群体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男女和家族，他们之中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位低势弱，有的权豪势要。当然，大神庙和大宫殿依然存在，但它们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也不再需要为包括官僚、工匠、农民和牧民在内的人员负责了。取而代之的做法是，根据时令雇用和辞退农场帮工和手艺人，而独立承包商和包税商则按照合约来承接各地产的财产管理和商业事务。

这导致了一种与现代金融体系非常相近的制度的产生，它涉及银行业务和投资、贷款、抵押、股票和债券、贸易公司和商业伙伴关系。这是重商主义资本体系在历史上的初次尝试，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一些人变得十分富有。伦纳德·沃利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独立于宫殿和神庙建筑群的乌尔金融区。当时的乌尔城被一条巨大的运河一分为二，一侧是宫殿和神庙建筑群，另一侧则是这个金融区。尽管有人将金融区描述为乌尔的华尔街，但它所处的位置并非楼宇富丽堂皇的繁华地带。鳞次栉比的简易双层居民楼排列在蜿蜒狭窄的巷弄两侧，而这些巷弄每次只能容纳一头驴通过。要想找到某栋房屋，你就需要循着复杂的指示。这种指示也被记录在当时的一则讽刺趣闻中：“你应当从大门进去，穿过一条街、一条大道、一座广场、提拉兹达街（Tillazida），再穿过你左侧的努斯库路（Nusku）和尼尼纳马路（Nininema）。然后，你要询问坐在提拉兹达街街边贩售商品的宁-卢伽尔-阿卜苏（Nin-lugal-Apsu），她是凯埃-伽恩比卢卢（Ki’agga-Enbilulu）的女儿、宁舒-阿娜-埃阿-塔克拉（Ninshu-ana-Ea-takla）的儿媳妇，也是赫努恩-利尔（Henun-Enlil）花园的园丁。”在被沃利命名为利基弄3号（Number 3 Niche Lane）的地点，你可以看到办公室或是民宅，它的主人名叫杜木兹-伽米尔（Dumuzi-Gamil），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谨慎节俭的商人。他有一个怪癖——总是亲自做记录，不屑于聘请抄写员，可能是为了省钱，可能是碍于面子，也可能是出于严格保密的需求，因为受雇的抄写员们通常有“大嘴巴”的坏名声。大量出土文献表明，他本人是古巴比伦商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极其成功的典范。

在汉谟拉比成功地统一整个巴比伦地区之前，杜木兹-伽米尔和他的商业伙伴舒米-阿比亚（Shumi-Abiya）向商人舒米-阿布姆（Shumi-Abum）借了略多于一盎司的白银，并将这笔钱投资给了一些为乌尔和拉尔萨的神庙和宫廷供应谷物与面包的烘焙店。沃利发现了一份由拉尔萨、伊辛和乌尔国王瑞姆辛签发的收据，内容为每月供应约150蒲式耳大麦。这对商业合伙人不仅跟大客户做生意，也将少量粮食短期借给农工和渔民，供他们在缴税时解燃眉之急。此外，将银两预借给这对合伙人的舒米-阿布姆又把这份债权出售给了另一对合伙人努尔-伊利舒（Nur-Ilishu）和辛-阿沙尔德（Sin-Ashared）。这样看来，古巴比伦拥有十分活跃的债券市场，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业票据市场。杜木兹-伽米尔的文档中同样列有本城和外地商人的借贷金额。这些借贷记录可以作为可转让票据，即最早的纸币使用。在海外商贸探险方面的投资也让巴比伦商人朝我们所说的商品期货交易更进了一步。

总之，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金融体系已经具备成熟的商业技术。当这些技术在几千年后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时，犹太人、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先后在它们的引领下，促成了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扩张。但是，这一原始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弊端之一是债务不断积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许多人因此变得穷困潦倒甚至更糟。

杜木兹-伽米尔规定的白银借款期限是五年，法律规定的白银利率是20%。乍听之下，这似乎非常不合理，但当时借款成本的计算方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利率不允许有太大变化，但由于利率是按照整个债务期限而非按年计算的，因此变更还款时间就意味着改变相应的年利率。以杜木兹-伽米尔的借款为例，五年利率为20%，相当于每年超过3%的利率，这样看来就合理多了。如果同一笔借款的期限为两年，那么每年的利率则约为10%。杜木兹-伽米尔的记录显示，当他将钱款借给工人或手艺人时，还款时间通常是借出后一至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利率相当于正常年利率的800%，这对于债权人来说意味着超高回报，但对于债务人而言绝对是无穷后患。

私营化的税务机构和包税商无情地剥削大众。他们不仅要搜刮钱财交给税务人员，还要增加征税力度确保自身收入。为此，许多无力支付税收的受害者只能被迫把自己或家庭成员当作奴隶出售。最后，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人们势必要采取行动，而最终实施的激进举措给金融史带来了深远影响。

首先，法律规定债务奴隶的期限仅为三年。《汉谟拉比法典》明确规定：“如果任何人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出售其本人、妻子、儿子或女儿以换得金钱，或将他们送去从事强迫性劳动，他们应在买主家中或业主处工作三年，到第四年他们应重获自由。”

其次，如果普通债务水平的增长威胁到国家财政乃至政治的稳定，就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做法，即宣布总体上的“债务豁免”，废除所有借贷款项。此类豁免通常和国家赦免囚犯的法令一起颁布，一般发生在新君即位时，但有时也会于某位君王的在位期间发布。例如瑞姆辛国王在其封地被汉谟拉比攻占的约十年前，突然宣布所有债务失效。这一做法使得杜木兹-伽米尔原本稳定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同时受到打击的还有乌尔的大量其他商业活动。有证据表明，债务免除仅限于因消费或支付税款而发生的短期个人借贷，而投资借款和支付罚金产生的欠款则不包含在内。但这并不足以挽回巴比伦商业的颓势，在很久之后它才重返昔日繁华。

或许这种通过粗暴管控强制实现的粗犷式商业周期，给巴比伦人造成的危害并不如我们这些旁观者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几百年后，希伯来人就从中吸取教训，把这种做法写入了《申命记》第15章的宗教律法：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最后，在古巴比伦帝国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推动下，苏美尔文化统治的遗风也消失殆尽。

苏美尔语作为一门活语言的时代就此终结。从今往后，闪米特文化和闪米特语将主宰美索不达米亚大地，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并不是新统治阶级的西部闪米特语，而是一种被语言学家称为“古巴比伦语”的阿卡德土著方言。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从何时起大街上就再也听不到苏美尔语了（也许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末期便已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摒弃了苏美尔语。苏美尔语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再过约两千年，即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气数将尽之时；而且虽然苏美尔语不再是当地的口头用语，但它依然以书面的形式在宗教和学术领域得到了保留。

后来，人们通常把对书面苏美尔语的保留与欧洲历史上作为学术通用语使用的拉丁语的角色进行比较，因为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20世纪中叶，多数学校最后取消了古典学课程。当然，这种类比不甚恰当，因为拉丁语一直存在于口语中：遵循语言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拉丁语口语逐渐演变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罗曼语族中的其他现代语言。与此同时，书面拉丁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其发展到公元1世纪便止步不前了。

苏美尔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比较应该更具价值。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日常用语，先是被阿拉姆语，之后被大流散 [12] 中的各地方言所取代。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希伯来语依然是犹太人的宗教、文学和学术用语，也是犹太儿童学习读写时使用的语言。不论在家庭或工作场所中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人们都会用希伯来字母做书面呈现。最终，这奠定了19世纪末希伯来语重新成为口头用语的基础。同样，只要楔形文字继续为人们所用，苏美尔语就一直保有其作为基础性语言的地位。

苏美尔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作为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传统的象征性标志，都发挥了试金石的作用。例如，此时的巴比伦各地“战争、恐怖活动、谋杀和流血冲突”层出不穷，但这并不妨碍巴比伦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并逐渐抵达巅峰的趋势。不论水平高低，只要掌握了苏美尔语，就等于拿到了参与创造这一伟大文化的入场券。

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统治者将苏美尔语和苏美尔的文化传统当作团结其疆域内各个民族的黏合剂。正如法国公民被教导要忠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精神，美国儿童被教导要忠于国旗、宪法和国父理想，古巴比伦国王的子民无论其是何出身，都要学会尊重古代神话、传说和神圣故事，以及这片土地上他们所知的苏美尔祖先的习俗和历史。宗教信仰几乎没有改变，唯一的革新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杜克被请入万神殿，并逐渐接手曾经的众神之王恩利尔的地位和特权。地位高贵的书吏们还为自己取了苏美尔语名字，就像中世纪甚至再往后的欧洲学者效仿古典风格为自己更名一样［例如有人不愿被称为诺伊曼，而希望被称为尼安德；不要平淡的史沃泽，而要墨兰顿；不要简单的菲利普·冯·霍恩海姆，而要菲利普斯·泰奥弗拉斯托斯·奥里欧勒斯·博姆巴斯茨（简称为帕拉塞尔苏斯）］。

教育因此变得至关重要。实际上，教育是巴比伦文明的核心。此时的教育机构不再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舒尔吉国王建立的那类规模庞大、监管严格的公立学院，办学机构也像新巴比伦时期的各行各业一样经历了私有化的转变。但这样的教育体系仍为我们留下了数量繁多的文献资料，它们是堆积如山的废弃的书写练习和测验材料。也正因为如此，相比古巴比伦其他方面的历史，我们对当时的“校园时光”有更多了解。

巴比伦学校

学校一词，在苏美尔语中为“埃-杜巴”（E-Dubba），在巴比伦语中为“贝特-图皮”（Bet-Tuppi），这两个词都是指用于记录文书的泥板。所有的教育活动也都是围绕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本的阅读与书写展开的。以下是一名应届毕业生的简历：

我在学校度过的日子如下所示：每个月我有三天假期。正因为每个月的这三天假期我们不用上学，所以我每个月的在校天数是二十四天。对我来说，这段时光似乎不算太长。

从现在开始，我将投身于泥板抄写和撰写工作，进行所有实用的数学运算。实际上，我对书写艺术有着全面的理解，知道如何恰当地排列每行字并加以书写。我的老师只要向我展示一个符号，我就能立刻想出与之相关的大量符号。由于按要求我已经在学校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我了解关于苏美尔语、拼写以及所有泥板上的内容的最新知识。

我们的这位毕业生不仅会阅读、写作和算术，也掌握了诸多办公技能。

我可以拟写各类文本，包括从300升到18万升大麦的容量测量文书，以及从8克到10千克的重量测量文书。我也可以按要求撰写任何合约，包括关于婚姻、合作关系、房产和奴隶销售的合约，白银债务担保书，关于农田租赁，棕榈林种植的合约，以及收养合同。以上这些我都可以起草。

虽然上述内容就像是从现代学校的宣传手册中摘抄出来的，但这些技能着实令人钦佩且很可能的确为该毕业生所掌握。很显然，这名毕业生对自己能力的描述展示了一幅理想化的古巴比伦开放式教育体系的图景。

古巴比伦还有一位类似查尔斯·狄更斯或托马斯·休斯的无名作者，他的作品让我们对校园生活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或许更加贴近真实情况的印象。这个流传甚广的短篇故事题为《校园时光》，是由其最早的译者和编辑萨缪尔·诺亚·克雷默从二十多份散布于多家博物馆的残片中整理出来的。这个故事讽刺了纪律管束的随机性、教师的腐败，以及赞美与成就之间可笑的不对等。故事的主人公并非一位道德楷模。

故事的开头讲述了一天的正常活动。我们的主人公上学、练习朗读、吃午餐、抄写文本、回家并向父亲炫耀学到的内容。父亲对他的进步感到很满意，这个男学童却忽然借机变成了一个小恶魔。

我渴了，给我喝的！

我饿了，给我面包！

帮我洗脚，为我铺床！

我要睡觉去了。

明天早晨叫醒我。

这些描述全是为了烘托第二天要发生的事。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他早早起床，母亲为他装好午餐，然后他就出门了。但当他到达学校时，督学拦住了他。

“你为什么迟到？”

我很害怕，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走进去坐下来，我的老师读了我的泥板。他说：“漏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一名督导生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为什么要开口说话？”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负责纪律的人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为什么要站起来？”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看门人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为什么要出去？”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啤酒壶的看管员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为什么喝了酒？”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苏美尔语督学说：“你为什么要说阿卡德语？”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我的老师说：“你的字写得不好！”

然后他用棍杖打我。

命运的突变让这个男童感到十分不解，他回到家，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建议父亲邀请老师来家里吃晚餐，但他并不准备让父亲去抗议自己受到的待遇，真正的策略要比这更妙。

男童出言，其父照办。

老师从学校中被请来。

进了家门，老师被安排坐在主座上。

男童搬了一张椅子，坐在老师旁边。

男童把他学到的书吏技巧呈现给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心情愉悦，愉快地对儿子的“校父”说：您训练了犬子的手艺，让他成了行家，向他展示了书吏技巧的所有细节。

在对老师恭维一番之后，父子俩继续向老师奉上美味佳饮和厚礼。

他们为老师斟满上好的枣酒，为他搬来一张桌台，放上他的容器，令上等纯油流入该容器。

为他穿上崭新的服饰，

并赠以好礼，为他的手腕戴上手镯。

对此，老师非常直接地做出回应，正如他们预想的那样。

因为你们为我准备了你们原本无须准备的物品，

在我的报酬之外，对我赠以好礼，

让我备受尊敬，

愿众守护神之女王尼达巴（Nidaba，书吏女神）成为你的守护神，

愿她青睐你的芦苇笔，

愿她抹去你抄本中的所有错误。

愿你成为弟兄中的领导者，

愿你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

愿你位列所有学童之首。

如果学校这个词让你只想到一栋带有操场的宏大建筑和众多学生，那么这种想象并不准确。且不说舒尔吉国王在乌尔和尼普尔所设立的学院是怎样的，在古巴比伦时代，学校被设在私人住所之中，类似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创办的家庭学校，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执教的是男性。此外，虽然某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些教室，如安德烈·帕罗在马里宫殿遗迹中发现了摆有长凳的大房间，但实际上大部分课程应该是在户外教授的，因为楔形文字文本的处理基本上是一项户外工作。

我们今天在书写时，文字的辨识度是通过黑色或深色墨水与莎草纸、牛皮纸、羊皮纸或现代纸张的白色或浅色背景间的对比实现的。尽管良好的光线有助于书写，但它并非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对于泥板上的立体楔形文字符号而言，由于符号和衬底之间缺乏色彩或色调上的反差，想要阅读或书写楔形文字就必须有稳定的好光照。

但美索不达米亚房屋的内部是十分阴暗的。这个地区以高温著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非常炎热。人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遮蔽日光。巴比伦的房屋常常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就算有它们在白天也都紧闭着。因此，读写的学习一定是在住宅的露天庭院或屋顶上进行的。

虽然巴比伦校舍的场地与19世纪的学校大不相同，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校园时光》中的教师难以拒绝贿赂，因为他只是一个受薪员工，而不是学徒师傅。那些棍打主人公的督导生和督学很有可能是高年级的男生，即所谓的“学长”，他们也是这种完美的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理论上，19世纪的所有人似乎都可以接受教育。同样，尽管我们不知道巴比伦的国王（如汉谟拉比）是否精通读写，因为他们没有像舒尔吉国王那样炫耀自己的教育水平和书吏技能，但学者们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进程中，古巴比伦时期的人口有最高的识字率。当时的学生不一定非要出身于牧师或官员阶层。此外，同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只有那些不需要子女挣钱补贴家用的家庭才会将孩子送去学校，而且求学的时间很长，可能会超过十年。普通家庭几乎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下面这份文献就记录了一名父亲对儿子的学习态度的抱怨，他还要求儿子懂得感恩：

我这一生从没有让你把芦苇扛到芦苇地。你也从来没有扛过其他年轻人和孩童要搬运的灯芯草。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跟上我的车队”。我从来没有让你耕田犁地。我从来没有让你去我的田里挖土。我从来没有让你像劳工一样干活。我从来没有对你说，“去工作并赡养我”。和你一样大的人都在用劳动养活他们的父母了。

我们既不知道上学要交多少学费，也不知道这笔费用是如何支付的。不管怎样，通常只有较为富裕的家庭才能够在无须孩子工作的前提下承担学费，尽管有些贫穷的男孩也会在被他人收养后被送去上学。与从古至今的许多传统社会一样，读书写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基本上是男性的特权，虽然我们也知道一些女性书吏的名字。

同不久之前的欧洲学校一样，古巴比伦的教育往往由神职人员掌管。私立学校一般会被设在神庙官员的家中。例如，在距巴比伦约80千米的西帕尔-阿姆纳努姆城（Sippar-Amuanum）中有一位名叫乌尔乌图（Ur-Utu）的卡拉马胡姆祭司 [13] ，从他住所的遗址中出土了几千块学生练习书写的泥板。然而，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与基督教有一处极大的不同——美索不达米亚没有明确的宗教教育。巴比伦的文本不会讨论神性的本质，泥板上也没有记载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文书中既没有规定神学教条，也没有罗列敬拜神明的正确方式。虽然古代宗教中的神话和许多赞美诗作为练习用文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临摹抄写，但学生们所接受的似乎还是世俗教育，这一状况也与我们的教育体系构成了强烈对比，因为我们花了近两千年才让教育跟它最初的发起者——教会分离开来。

巴比伦的学校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毕业生会被分配到各种需要读写能力的岗位，学童们将接受一种课程覆盖面很广的通才教育，而不是狭隘的职业培训。学生不仅要学习未来作为书吏所必需的技能，也要按照一份人文学科课程表学习当时的各种知识。当然，在最终进入成人职场之前，无论他们将走上何种岗位，都会受到进一步的指导。我们了解到的一些职业有会计、管理人员、建筑师、占星师、神职人员、抄录员、军事工程师、公证员、祭司、公共书吏、篆刻师、秘书、测量员和教师。学校教育为这些专业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文那名应届毕业生的简历清楚地表明，在巴比伦教育中算术与读写同等重要。通过仔细考察当时有关数字运算的教学，我们可以了解巴比伦人是如何研究各方面的知识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数字的掌握要比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强。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在他的《超越数》（Beyond Numeracy ）中提到了一则小故事。在中世纪，有个德国商人询问应该将他的儿子送到哪里学习数学。“如果你想让他掌握加法和减法，”有人答复说，“本地的大学就足够了。但如果你还希望他学会乘法和除法，那么你需要把他送到意大利去。”巴比伦的学校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而且他们的记数系统比中世纪欧洲人采用的罗马数字更加先进，欧洲人直到早期现代仍在使用罗马数字。巴比伦的记数方式是已知最早的“位值制记数法”，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个位、十位和百位”的记数法。它与现代记数体系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是十进制，而巴比伦人使用的是六十进制。因此，他们的数字（1111）在我们的记数中就表示为216000+3600+60+1，即219661。大家都知道，我们仍然保留着巴比伦的记数体系：我们会按照六十进制来表示95652秒，也就是26小时34分钟12秒；或当我们记录角度大小的时候，我们将其写作26°34′12″，而巴比伦人会将这个角度表示为。

巴比伦人缺少两种符号：零和小数点。他们虽然可以用数字间的空格来表示零，但基本上不会这么做。因此，想区分26、206、2006、260或2600，只能依靠上下文判断。印度人认为，一排数字中的空格可以像其他数字那样被表示出来。但直到几千年之后，阿拉伯人才将这一理念广泛应用。［阿拉伯人用一个点来表示空格。我们使用的“0”实际上来自犹太学者亚伯拉罕·伊本·以斯拉（Abraham ibn Ezra）1146年在维罗纳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数字之书》（Sefer ha-Mispar ），它是欧洲最早出版的解释印度-阿拉伯数字的书。］事实上，在公元前7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发明了一种在数字中标记空格的方式，但这个标记并不能在数尾使用。巴比伦数字是真正的“浮点数”：不论是26、260、2600，还是2.6、0.26和0.026，它们的表示方式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以10为基数，但那时候的学童要面对的却是60，这么大的基数在他们背诵乘法表时，着实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背诵1～10的乘法表还算容易，略大于10的数字背起来就有点勉强了。在英国货币改为十进制之前，学生们必须记忆1～12的乘法表，因为1先令等于12便士。1打等于12个的算法在今天仍然很普遍，且每个学生都知道12打就是1罗。在计算机时代早期，按照16的倍数记数十分有效，这被称为十六进制，但这种记数方式需要额外增加6个数字符号，即1～9之后还有A～F。许多计算机发烧友都能将1～16的乘法表熟记于心。但如果必须记住1～60的乘法表，就太过分了。所以如果经过一所巴比伦学校，我们应该不会听到孩子们大声地重复我们所熟悉的“二一得二，二二得四”；就算我们听到了，也一定不会听到他们一直念到“三一乘五三得一六四三”。实际上，巴比伦人依赖的是书写在泥板上的乘法表。

在乘法表泥板的帮助下，即便是遇到很大的数字，乘法运算的过程也会变得相对直接。但是除法就没那么容易了，于是巴比伦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大多数于20世纪中后期接受学校教育的人应该都很熟悉这个办法。我们曾使用常用对数表进行查询，只需加减即可计算大额数字；而巴比伦人使用的是倒数表，倒数等于数字1除以另一个相应的数字。例如，2的倒数是1/2，在十进制中表示为0.5，4的倒数是1/4或0.25，5的倒数是1/5或0.2。有了这个倒数表，他们就能够将除法变为乘法，因为除以任何数字等同于乘以该数字的倒数，例如12除以4等同于12乘以0.25。

常用的其他计算表还包括：平方数表、立方数表、平方根表和立方根表。有了这些计算表，巴比伦的学生们就能够解决相对复杂的数学问题。他们还找到了解决线性方程式的方法，现代数学家注意到该方法类似于高斯消元法，可用于解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计算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边长（勾股定理），推算多边形的面积，还可以完成与圆形和圆形弦长有关的计算。他们估算的圆周率π为，即3.125。相比一千年后《圣经》中提到的数值3，巴比伦人的π值显然更加接近我们所使用的3.14159。

如果上文读起来晦涩难懂，那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现代数学的抽象语言来表达这些概念。巴比伦的教育者则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如同维多利亚时代教科书中的内容，巴比伦人将这些概念与十分具体且实际的场景结合起来。例如，19世纪的人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8个人14天可以割草112英亩，那么要在10天割2000英亩草需要多少人？”同样的，巴比伦的学童要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攻占马尔杜克的敌对城市需要越过一个体积为90的土坡，从土坡坡脚向前行进的长度为32，土坡高度为36，那么为了攻占该城需要行进多远的距离？”

甚至在面对复杂的代数时，巴比伦人也会以实际问题的形式来解释数学概念。我们今天可能会让学生求出二次方程“11x² +7x=6.25”中x的值，而公元前1800年的题目则是：“我将正方形边长的7倍加上其面积的11倍，得到的结果是6　15。”在巴比伦的六十进制数字当中，被用来表示6.25或。这道题的目的是求出边长。面对这类计算，现代数学家会使用普通的二次方程的解法，但巴比伦人采用的是如下解题之道：

先将7和11提取出来，把11乘以6 15得到1 8 45，再把7对半分得到3 30。把3 30乘以3 30，然后将得到的结果12 15加上1 8 45，得出的1 21的平方根是9。从9中减去之前被平方的3 30，然后得到5 30。11的倒数除不断。那么11乘以什么可以得到5 30呢？答案是0 30，所以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0 30。

巴比伦人通常会将解题步骤描述得十分详尽，却从来不会进行解释，也不会归纳出方法。某位现代数学家指出，“上过高中代数课”的人一定会对这种解题方式感到非常熟悉，“因为他会通过做大量系数不同的题目来学习二次方程，而不是通过阐释和证明某一定理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二次方程问题”。

是否如此，尚待查验

偏好具象而非抽象，实践而非理论，具体案例而非一般规则，这种现象存在于巴比伦学习、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巅峰的最鲜明特质，事实上这一特质贯穿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希腊人提倡的是与巴比伦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他们的诸多闻名于世的发明与发现，实际上都体现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传承。例如，巴比伦的音乐理论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之前一千多年就已产生，但其概念是以操作指示的形式（例如如何为乐器调弦）呈现的。

科学的基础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奠定。观察与分类是所有真知的根本所在：分类学必先于动物学，因为在进化论的设想产生之前，必然要先建立对生物世界分类方式的准确认识。在每一位查尔斯·达尔文出现之前，一定有一位卡尔·林奈 [14] 。

自从楔形文字产生以来，读写训练就以字表，也就是所谓的词汇表为基础。这些长长的字表罗列了动植物、岩石、由不同材料制成的人造品、口头表达和语法形式。书吏们要通过抄写它们学习如何识别并复制楔形文字符号——一开始先学习由几个楔形记号组成的简单标志，然后学习更加复杂的拼写。当然，如果要让学生完全掌握楔形文字，这些字表的内容就必须十分全面。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生活和环境的大部分显著特点最终被纳入字表。人们根据这些条目的楔形记号和发音的近似度进行整理，或依照其功能、形状、尺寸或材料进行分类。

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科学的起源，因为在对这些词进行排序时，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他们所在世界的特点运用了由他们首创的分类原则。但是今天的学者意识到，如果非要将此认定为科学的话，那么它也只能算是一种文字科学，而非基于客观现实的科学。即便如此，词汇表所反映的规律、形式和秩序是每个能接受教育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要学习的内容，人们对这些内容的重视必定会影响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一点在巴比伦的文献藏品里的一类常见文本中显得尤为突出：巴比伦人在“凶兆表”中罗列了许多不祥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前的异常征兆。在我们看来，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并不意味着两者有关联，但这种对凶兆的荒谬迷信能让我们看到巴比伦人世界观中的重要方面。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建立在规律和规则之上的，这意味着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那件事情很可能也会发生。在他们看来，事情的发生不是因为上帝或神明随心所欲的命令，而现在的某些宗教信徒却持有这样的看法。巴比伦人与现代卡巴拉主义 [15] 者不同，他们不认为世界靠奇迹才能日复一日地存在。他们觉得宇宙拥有一种根本性的秩序和逻辑，如果仔细观察便可获得揭示这一切的力量。我们今天称这种力量为科学。

占星术无疑是典型的巴比伦科学。虽然现代宇宙科学因为它很可能是一门伪科学而将其拒之门外，但这毕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看法。不可否认，根据星象探寻未来是一种基于规律、规则、观察和推断的研究。同样的，通过观察祭祀用动物的肝脏、油倒入水中后的图形、升腾的烟雾中的形状、夜空中的异常轮廓、暴风云的模样、畸形的新生婴儿或动物来判断吉凶也可算作一种研究：

一个雌雄同体的胎儿就是大地统治者阿扎格保（Azag-Bau）的征兆。（她曾是一家旅店的掌柜，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成为著名的基什女王。）王之国土将被侵占。

如果一个胎儿雌雄同体，但没有睾丸，那么宫殿中的王子将统治这片土地，或公开反对国王。

如果出现连体双胎，他们头部相连，长了八条腿，但只有一根脊柱，大地就将迎来一场毁灭性的风暴。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会嘲笑这类似是而非的关联性，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占卜者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进行实证性的观测。他们尊重自己发现的证据，想必现代研究人员也会认同这一态度。

征兆：如果一个胎儿有八只脚和两条尾巴，统治者就将获得一统天下的大权。

一个名叫乌达努（Uddanu）的屠夫报告了以下信息：

一头母猪生了一只长有八只脚和两条尾巴的幼崽。我已用盐做防腐处理，将它存于屋内。

如果调查人员认为需要展开进一步研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求。一匹长有两个屁股的异常马驹的出生被判定为一个吉兆，但调查人员仍对此持保留态度：“是否如此，尚待查验。根据指示，展开调查。”

凶兆表还展现了巴比伦人向现代科学的方向所迈出的又一步。根据其罗列的大量预兆和预言，我们看到占卜官们开始系统性地总结他们的发现，并根据这些发现进行推断，以填补知识面的空缺。最有力的证据是，凶兆表的条目类别涉及了不可能发生的只存在于理论上的现象，也就是那些我们不可能观察到的事件。例如在太阳和月亮运转到地球同一侧的夜晚不可能出现月食，因为此时月亮不会在地球的阴影中。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天文学家可能还不知道月食只会出现在每月的某几天，但他们意识到从未有巴比伦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太阳在夜晚出现，阳光照耀国土各方，天下就将为之大乱。”

***

就算是那些坚持认为凶兆调查是迷信而非科学真理的人，也不会以同种态度看待巴比伦的医学方法。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出一个荒谬的观点，他说“他们把病人带到街上，因为他们没有医生。来往的人要为病人提供建议，要么提供他们自己发现的治疗该病的方法，要么提供他们所知道的别人被治愈的办法。每一个从这个病人身边经过的人必须询问该病人的病情”。

这种观点虽然很吸引人，也很有想象力，却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巴比伦当然有医生，实际上他们的医生还分为两种：专门分辨吉凶、驱魔除患的阿什普（ashipu ）和进行生理诊断、开方施药的阿苏（asu ）。约公元前1800年，汉谟拉比国王的法典明确规定了支付给医生的费用，费用高低取决于病人的地位，或者说病人拥有的资源。法典还规定了外科医生在治疗失败后要接受的惩罚。

或许希罗多德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巴比伦的医生，是因为这些医生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人更加注重具体的实践操作，与后来那些自以为提出了举足轻重的疾病理论，实际上却经常犯错的希腊医学理论家不同。希腊医学理论家认为疾病的成因是人体内四种液体间的不平衡，这四种液体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一理论在两千多年间一直误导着医学实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里王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可能会令19世纪晚期之前的大多数欧洲医生感到不解：“朕已听说南娜姆（Nanname）夫人患疾。她与宫中众人皆有往来。她也在家中与诸多女士会面。现在要严令禁止任何人使用她用过的餐具，坐她坐过的椅子，躺她睡过的床铺。她不得再在家中与诸多女士会面。这种疾病会传染。”

2005年出版的一部巴比伦医学文献的翻译作品集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治疗方法通常十分妥当，因为它们是几百年的细致试验与观察的成果：“一些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使用，例如为肺炎患者的肺部和胸壁之间的脓肿做切开引流手术。其中‘用燧石刀切开第四根肋骨’以插入引流导管的明确指示，与现代的手术方式很接近。”之所以难以判断巴比伦的治疗方法的功效，是因为他们的疾病名对现代读者来说实在是晦涩难懂：“如果一个人的眼皮肿起，泪流不止，这［种疾病］就是‘疾风’。如果一个病人白天状况良好，但在傍晚至夜间发病，这［种病症］就是‘鬼袭’。”不过，如果对疾病症状的描述是准确的，我们通常还是能够辨认出那些我们十分熟悉的病症。例如对关节炎的描述是：“如果某人患病五天、十天、十五天、二十天……他的手指和脚趾无法活动，僵硬到手掌不能展开或无法用双脚站立，［这种病症就是］伊什塔尔之手。”还有阿兹海默症：“他的思维不断变化，他总在胡言乱语，记不住说出的话，而且后背因受风而痛苦；他将像个陌生人般独自死去。”

巴比伦人的疗法必然以草药疗法和食疗为主，包括开出药片和药剂、肠道和阴道的栓剂、可外用于皮肤的贴片和膏药。其中一些疗法甚至与现代医学的医药处方一致。“有两块泥板描述了夜盲症。有一个病人在日光下能够看见事物，但一到夜间就会失明，”那部医学文献翻译作品集的作者说道，“他们谈及割下一块肝脏让该病人食用。我们知道夜盲症是因缺乏维生素A引起的，而肝脏中富含维生素A。”巴比伦人似乎也观察到枣核中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雌激素。巴比伦人将缺乏雌激素的病症称为那赫沙图（Nahshatu ），其症状之一是血尿。为了治疗该病症，“可将枣核碳烤后碾碎，用羊毛包裹并塞入女性阴道”。

事实上，巴比伦的医学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被忽视的可用于治疗当下疑难杂症的方法。毕竟，现代医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以民间智慧和非西方医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若是经过两千多年的试验和观察，美索不达米亚人真的找到了不为我们所知的治疗方法，也不足为奇。

古巴比伦的终结

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浩繁卷帙中，我们竟找不到关于古巴比伦这个兴盛非凡的文明中心如何走向灭亡的详细记载。历史写作不属于巴比伦的文学体裁，而这座伟大都城的衰亡仿佛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此外，也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城民得知他们的璀璨文化和安逸生活将面临风云突变和最终的瓦解时，他们有何感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空白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精神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他们不喜欢抽象和理论化的表达。但若像过去许多人那样认为巴比伦人对哲学、对探索人类存在的本质完全不感兴趣，就实在是有失公允。“闪米特人向来在思辨思想方面无所建树，”芝加哥大学的D.D.卢肯比尔（D.D.Luckenbill）在1924年4月写道，“他们早期所处的荒漠环境让他们变得十分精明、自立和自私。鉴于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很难发展，他们不太可对死后世界形成积极的观念……他们对来生持消极态度，并且越将其看作一种苦难，他们就会在悲观的深渊中陷得越深。”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那些数学练习、医学诊断和凶兆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它们从未直接公开表明），巴比伦文化中的确存在一些基本原则，且古巴比伦的部分文献是建构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理念上的。诚然，这些哲学理念仍然是按照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一贯方式，即通过描述具体情节表达出来的，但这一点与许多欧洲文献相差无几。今天我们知道伏尔泰在《老实人》（Candide ）这部讽刺小说中暗藏了他的哲学思想，因此又有谁会去指责他“在思辨哲学领域没有建树”，或是去认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持的伏尔泰一生中从未有过原创思想的观点呢？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不了解巴比伦人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很难掌握写作者试图表达的意思，尽管他们的作品中有时明显含有某种思辨思想。若想推断出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就更是难上加难。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一份让学者们反复研究的神秘文本：一个犹豫不决的主人向他的奴隶提出了几个不同的想法，旋即又改变了主意，但可笑的是，他的奴隶总是有办法迎合主人的决定。

给我听着，奴隶！

——我听着，主人，我听着呢！

快！把我的马车牵过来套好。我要驾车去宫殿。

——去吧，主人，去吧！这对您很有利。当国王见到您，他会授予您荣誉。

哎呀，奴隶，我还是不去宫殿了！

——不要去，主人，不要去了！

——当国王见到您，他可能派您前往连神明都不知道的地方，

——他可能让您走一条您不知道的路，

——他会让您日日夜夜受苦受累。

对话还在继续。主人先是提议要举办宴会、打猎、结婚、觐见国王、发动改革、示爱、献祭等，接着又否定了这些想法。每一次，奴隶都能对主人的决定附和几句。最初，这个故事似乎表现的是对民间智慧的讽刺；可在另一些场合中，这个奴隶又表现出了哈姆雷特式的深沉，例如在主人改变主意，不愿提供一项公共服务时。

哎呀，奴隶，我不想为我的国家做这件公益之事了！

——那就不要做了，主人，不要做了！

——去古代废墟那儿走一走吧。

——看一看那混在一起的平民和贵族的头颅。

——孰为恶人，孰为恩主？

在对话的最后一部分，主人考虑自杀，而奴隶突然谈论起人类理解的局限性，然后又以刻意而不失幽默的奚落结束了对话。

给我听好，奴隶！

——我听着，主人，我听着呢！

怎样是好呢？是把你我的脖子弄断，

还是把我们投入河里，那样好吗？

——谁有那么高，可以升到天堂？

——谁有那么宽，可以覆盖全世界？

哎呀，奴隶，我会杀了你，让你先去看看！

——是啊，但是我的主人也比我多活不过三天。

这个奇怪的短小故事到底想说什么？难道这只是一个笑话吗？或者它像很久之后的《传道书》1∶14（“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样，旨在表达一种一切皆徒劳、生命无意义的厌世态度吗？这一文本是如此简短，我们如果不能全面了解巴比伦世界，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的意图，但这种意图一定是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的创作（及抄写）都不是兴之所至的随意之举。这个故事不可能是某个业余知识分子在闲暇之余随手写下的一则诙谐小品。我认为这个故事不仅能被用来反驳那些认为巴比伦人没有深刻思想的人，还让美索不达米亚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以及表达方式，展示了他们同后来的思想家一样，执着于探究人类社会的意义。

***

根据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谱系，汉谟拉比王之后还有五位国王，每位国王的在位时间都在二十年以上。虽然古巴比伦王朝的存续时间超过了乌尔第三王朝，但伟大的汉谟拉比王的继承者们要面对都城统领的疆域不断收缩的事实。在汉谟拉比之子的统治时期，严重的叛乱爆发了，他虽然在战场上基本能取胜，但无法阻止尼普尔等重镇落入他人之手。说不同语言的新的民族不断进入该地区，抢占美索不达米亚的疆土，他们中有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的胡里安人，还有来自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

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的人也在迁移奔走。随着政府垮台、交通中断、官僚制度崩溃，城市生活遭到了破坏。乌尔城已基本荒废，乌鲁克的神职人员也纷纷离开。人们逃回乡村，城镇人口数量降至一千年来的最低点。

最后，同前朝往代的情形一样，致命一击通常来自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此时，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赫梯王国。该国的人口未经开化，使用的是某种粗野的印欧语。他们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南下直抵幼发拉底河河谷。赫梯人或许出其不意地袭击并战胜了巴比伦的军队，最终洗劫了整座城市，为这个辉煌的朝代拉上了帷幕。

赫梯人无意占领这片距离本国如此遥远的土地，于是在掠劫之后便离开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引来一个新的统治民族，即不久前从东部迁移至此的加喜特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掌管这片土地，但在这一时期文明并无多大发展，基本处于止步状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耗费了大量精力来搜集和整理早期文献，编译了从苏美尔到阿卡德时代（不包含加喜特王朝）的经典作品，并做出了新的分析与评价。此外，篆刻和珠宝制作等手工艺得到了新的发展且日臻完美。然而，加喜特巴比伦社会极度保守，其统治民族似乎把保留其抵达时发现的一切、确保它们的延续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在下一个五百年里，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将从水草丰美的亚述家园迸发。那是一个位于灼热的巴比伦平原以北的遥远国度。它将用其铁拳利齿捍卫美索比达米亚的文明传统。

[1] 上帝在示剑（Shechem）应许亚伯拉罕，将这片土地赐予他的后裔。

[2] 拿撒勒（Nazareth）是巴勒斯坦北部城镇，据说是耶稣的故乡。

[3] 约书亚是《圣经》中记载的希伯来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

[4] “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 ）指欧洲历史中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

[5] 希罗多德（Herodotu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

[6] 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

[7] 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rsm）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牙买加黑人基督教运动的教派。

[8] 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是黑人民族主义者，领导了第一次世界性黑人运动。

[9] 《但以理书》第3章记载，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亚撒利雅三人因不拜金像，被尼布甲尼撒扔进烈火的窑中。但因对上帝的坚定信心，三人得到上帝的保护和拯救，在烈焰中毫发未损。

[10] 奈特莱德街（Knightrider Street）为这条街的音译名，字面意思是骑士骑手街。

[11] 黎凡特（Levant）泛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大片地区。

[12] 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将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押回巴比伦，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时代，这被称为犹太人的大流散。

[13] 卡拉马胡姆（kalamahhum）祭司是负责演唱哀歌的祭司。

[14]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是瑞典生物学家，提出了界、门、纲、目、属、种的物种分类法。

[15] 卡巴拉教是犹太密教中的一支，据说起源于古代埃及。

第九章 亚述帝国：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巨人

约公元前1800至前700年

未来帝国缔造者的楷模

在巴格迪达（Baghdeda），一个距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不远处的杂乱村落附近，有一片高约8米的日晒砖碎石堆废墟。废墟周边环绕着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其平屋顶上架设着如杂草般凌乱的电视天线和碟形卫星天线。顺着一段石阶登上废墟，可以见到一座为马什摩尼（Mart Shmoni）建造的古老教堂。

该建筑并无夺人眼球之处：教堂本身不高，由土砖砌成的墙面上毫无装饰，低矮的圆顶塔楼上竖立着一个金属十字架。但正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宗教建筑，不仅能助我们与遥远的过去直接沟通，而且挑战了我们对古代世界史的简单假想。

尽管我们知道从8世纪或是4世纪起便有一座教堂屹立于此，但无人知晓眼前这一建筑的最初建造时间。从设计风格判断，在成为教堂之前它应该是一座犹太会堂，朝向耶路撒冷的圆形后殿里原本应摆放着圣约柜，在这个挂有帘布的柜子中存放着“摩西五经”的经卷和宗教仪式用具。马什摩尼并不是基督教的圣人。公元前2世纪，她和她的七个儿子在犹太人反对希腊文化和宗教强制性同化的战争中殉道。《马加比二书》 [1] 讲述了这个故事。该地区的基督徒对一个犹太女英雄的尊崇，印证了公元前第一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曾有大型犹太社区的说法。1165年图德拉的本雅明造访摩苏尔时，发现有7000个犹太人居住于此。因此，在公元前722年萨尔贡二世毁灭以色列王国之后迁徙到亚述中心地带的十个以色列部落，可能并不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凭空消失了。

马什摩尼教堂的历史将我们带回到更久以前。在马什摩尼教堂所处的高丘之下，有一堆又一堆神庙和神龛的废墟，最早的一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时这里供奉的很可能是月神辛。依照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传统，这些建筑没有被移除，人们将这片土地填平之后在原址上又加盖了新的建筑。不同于其他教堂，迄今为止该教堂的周边连一块墓地或一口水井都找不到，这是为了保护之前的建筑不受亵渎，尽管此地原先崇拜的是异教神祇。

在信仰古老神祇的地区建造基督教建筑的现象并不罕见。许多英国教堂的所在地曾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圣林。这些地点的名字通常能反映其在成为基督教场所之前的历史，例如地名“山上哈罗”（Harrow on the Hill）中的哈罗就曾是一个异教圣地。但在多数情况下，相关地点之前作为圣地的痕迹会被教会清除得一干二净。

但这种消除记忆的做法并不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因为这里的人对祖先的认同并不仅仅是靠建筑来维系的。在马什摩尼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信徒同样以自己的祖先为傲。他们称自己为亚述人，并将自己看作亚述帝国——一个兴起于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灭亡于公元前612年的强大帝国——的基督徒后裔。

亚述帝国

他们的土地或部分土地的名称也得以保留。巴比伦攻占当地之后，亚述国西部的半数国土仍被称为亚述省（后来由于其元音首字母的消失而被称为叙利亚 [2] ）。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帝国及其后的塞琉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保留了这个地名。已故亚述学家亨利·萨格斯（Henry Saggs）教授在《威武亚述》（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 ）中解释道，在亚述帝国灭亡后，

只要条件允许，亚述农民的后代便会在旧城之上修建新的村庄以继续从事他们的农业活动，延续之前城市的传统。在历经七八个世纪的世事兴衰之后，这里的人成了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以及散居在他们之中的犹太人，不仅保存了关于他们亚述祖先的鲜活记忆，还将这些记忆与《圣经》中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圣经》就这样成了帮助亚述记忆保持鲜活的重要因素。

但他们也为这样一种身份认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千百年来，这些亚述基督徒遭到了他们近邻的歧视和残酷镇压，最为惨烈的经历是1914～1920年的大屠杀。当时，成千上万亚述基督徒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被杀害。在最近一次的海湾战争中，他们也饱受蹂躏，不仅遭到阿拉伯和库尔德军队的夹击，还承受了越过边境的土耳其空军发动的空袭。大量亚述基督徒被迫逃离故土，流落他乡。

这群普通人中有商店店主、裁缝、鞋匠、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授。他们真的是古代亚述人的后代吗？如果他们是，我们就需要换一种眼光去审视这个古老的帝国。亚述一直是历史上最为恶名昭彰的国家之一。巴比伦可能以腐败、堕落和罪恶而著称，亚述人及其著名的统治者则令人闻风丧胆，例如有撒缦以色（Shalmaneser）、提革拉帕拉萨（Tiglath-Pileser）、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以撒哈顿（Esarhaddon）和亚述巴尼拔。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的残酷、暴力和杀戮暴行仅次于阿道夫·希特勒和成吉思汗。多数关于亚述的历史故事会引用诗人拜伦《辛那赫里布的覆灭》（“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中的诗句，我也不能免俗：“亚述之师如狼临羊圈，耀眼的大军紫金闪炫。”

但当人们深入了解亚述如何在其统治者的治理下取代古巴比伦成为文明中心后，他们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的事实。一方面，亚述国王和军队威震四方的说法似乎确有其事。例如，亚述巴尼拔曾派人为他的王宫制作一尊装饰雕像，它不仅展现了亚述巴尼拔与其夫人在花园中设宴招待的场景，人物两侧的树上还分别挂着埃兰国王被砍下的头颅和手掌，如同恐怖的圣诞装饰或诡异的果子。还有哪个帝王会像亚述巴尼拔这样呢？

亚述战争的残酷性的确与当代各国的战事不相上下，事实上罗马人的残忍程度也不亚于亚述人。在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之后，罗马人将数以千计的人吊在道路沿线的十字架上，让他们痛苦地死去。当时，亚壁古道（Appian Way）上有一整排的十字架，上面的6000具尸体历经数年才完全腐烂。在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的不久之前，英国还在用公开绞刑、剖腹和分尸的方式处决叛国罪罪犯；如果有涉思想犯罪或异端邪说、巫术或异教信仰，则将被处以火刑；伦敦也会用敌军的首级来装饰主干道。即便到了20世纪，我们依然觉得空袭手无寸铁的村庄居民，用炸弹引发火灾并烧死全城百姓，向日本的城市投射原子弹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另一方面，亚述帝国通过采取一些当代人也称道的措施，保护并发展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神学、科学、数学和工程学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此外，它还帮助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亚述的国王们也通过史无前例的政策，提升了子民的福利和平等程度。《希伯来圣经》规定工作六日后，第七日应当休息。这一规定首次出现在亚述的记载之中。芬兰学者西莫·帕尔波拉（Simo Parpola）教授这样写道：“亚述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态度仍存在于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东方的神秘主义思想与哲学中。”

亚述的统治模式也成为后世的帝国缔造者们可参照的范本：从亚述到巴比伦，再到波斯、希腊和罗马，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延续性。此外，亚述帝国也是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知识和文化传输到希腊并引导其继续向西传播的导管，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因而成了欧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亚述政权的鼎盛时期恰巧与希腊的东方化时代重合。在这一阶段，美索不达米亚在艺术、文学乃至法律方面的影响成为希腊人从古风时代过渡到古典时代的桥梁。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是英国杰出的古典学者之一，他曾表示“在最古老的希腊神话、古风时代早期的某些诗歌，以及公元前7～6世纪的神学与自然哲学中，都有大量的东方元素”。他甚至提出荷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尤其是吉尔伽美什的故事。

***

亚述人与南部的巴比伦人源于同一闪米特民族，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看出。亚述阿卡德语和巴比伦阿卡德语十分相近，因此有语言学家认为它们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亚述人的所有艺术和科学传统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主流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此外，亚述和巴比伦的宗教也基本相同，只是在两国通用的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中，亚述用它的城市守护神阿舒尔（Ashur）代替了巴比伦的马尔杜克。月神辛依然受到人们的敬拜。至于象征母亲、处女和娼妓的尼尼微女神伊什塔尔，也就是以八角星为标志的金星女神，她的名字在近东地区家喻户晓。

一些学者推断，自从南部城邦的移民抵达北部河谷并与当地的原住民混居起，亚述民族便开始形成。后来他们宣布独立，不断壮大势力并最终超越了母国。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亚述对古巴比伦强国地位的继承，就类似于美国逐步从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世界霸主的过程。亚述与巴比伦间的“特殊关系”极度矛盾，可以用“爱恨交织”“似敌似友”来形容。然而，亚述又不得不承认，它的整个文化几乎都源自巴比伦。同时，双方在贸易和权力领域互为劲敌。亚述曾几次袭击并重创巴比伦城，但每次又会迅速反悔并试图加以补偿。长期以来似乎都有两股力量在对亚述的对外政策施压：一边是反巴比伦的强硬的民族主义，另一半是亲巴比伦的传统主义。

使亚述与其南部邻邦相割裂的差异性源于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地形与气候往往能够塑造一个民族。沿海居民不同于草原居民，森林部落亦有异于山区部族。在南部烈日下大汗淋漓的民族与在北部雪地中瑟瑟发抖的民族几乎没有共通之处。拜伦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将英国的阴霾比作“我们阴冷的女人”。他还说：“也总是在热带有这类事由，神仙叫做通奸，人世叫做风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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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的交界处附近曾是亚述国的中心地带。该地区位于安提托罗斯（Antitaurus）高地的山谷间，这片高地西连土耳其的托罗斯山脉，在东南方向与伊朗的扎格罗斯山相接。山麓间狭窄的山谷通向一片广阔的平原，阿拉伯人称之为Al-Jazireh，意为“岛”。自北向南流经该“岛”的是底格里斯河，它比向西400千米以外的姊妹河幼发拉底河更急、更深，也更加危险。但它们在山脉地势的作用下逐渐靠近彼此，并在位于海湾口的入海地带汇合。

平原的南边是绵延的沙漠，西边是干燥的大草原，但“岛”的大部分区域处在关键的呈闭合状态的200毫米等降水量线内，这条线也是表示年降水量是否足以支撑农业生产的分界线。因此不同于巴比伦，亚述的耕种者无须为浇灌农田而经常性地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也从未有过合力修建和维护运河、大坝、河堰、河坝、水道以及水闸的迫切需要。虽然后来的亚述君主也曾下令挖掘沟渠、运河和涵洞，从而将水流从山区引入新建或扩张的城市，但这些都只是政绩工程而非必要之举，体现了奢靡之风。

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特别是海湾附近的入海地带的早期历史开始，对集体劳作和大量劳力的需求就使得人口庞大的城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时城与城之间的距离近到能彼此相望。由此引发的兄弟相争、同袍相残成了该地千年历史的主旋律。而在北部地区，除了圣地（如被人口密集的市镇包围的尼尼微伊什塔尔神庙）外，最初只有一座得到全面发展的城市——亚述城，但城中的人口可能还不到1.5万人。亚述城背靠底格里斯河上方的悬崖峭壁，城市的前部有后来建成的宏伟高墙，它由八道巨型城门和一条15米宽的护城河构成。亚述既是这座城市及其守护神阿舒尔 [4] 的名字，从根本上说也是阿舒尔神掌管的土地和王权的名字。亚述是一个主要由个体农民构成的国家，只有很少几个城市中心。这些农民所居住的独立小型村落最终将因政治和战略需要而被整合为一个典型的封建体系，就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情形。

亚述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不安全，这使得自卫成为其首要生存原则，众所周知的亚述军国主义由此萌芽，亚述城也因此修筑了宏大防御工事。由于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该地区在战略上向来处于劣势，而亚述城横跨自北向东的几条要道，不论是商业贸易活动还是侵袭劫掠活动，都要经由这些环山路径才能穿过叙利亚抵达地中海。在亚述的北部边境，强大的蛮族之国不断涌现：有摧毁古巴比伦帝国的赫梯人，这个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将国都建在了位于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带的哈图沙（Hattusas）；还有可能来自高加索但统治阶级的语言属于印度伊朗语系的胡里安人，他们建立的米坦尼（Mitanni）王国迫使亚述长期向其臣服。

但这种局势也为各国带来了好处。赫梯人和胡里安人学习了亚述人的文化，最重要的一项是他们改造了阿卡德楔形文字以作为自己的书面文字。同时，北部各族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优势，而这些发展将对政治史产生重大影响。亚述人从赫梯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熔铁铸造兵器，向胡里安人学习了马术，并且获得了一种将会改变战争形态的装置：采用辐条轮而非实心轮的高速轻型曲木战车。

尽管北部的蛮国为亚述人带来了新思想以及一个潜在但终将被克服的军事挑战，但这座“岛”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威胁——它无法阻挡来自西侧草原和南部荒漠的渗透与侵袭。由于骆驼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半期被成功驯化，亚述不得不应对闪米特族新一轮的移民，他们是来自今叙利亚荒漠地带的、使用阿拉姆语的贝都因人。这些人不擅打斗，但人数众多且源源不绝，他们很快就会让亚述发生深刻的变化。

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特性也为亚述人创造了一个契机。巴比伦一直拥有适宜谷物生长的广阔冲积层，而亚述的土地不如巴比伦那般肥沃多产，大部分只适合用来牧养羊群。为了补充本国资源，亚述人从很早以前便开始抓住机遇，以自家出产的羊毛制品、从邻国巴比伦购得的上等织物和在东部山区开采的金属矿石等商品为基础开展贸易活动。依靠商业，亚述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如同比利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等近代贸易大国所经历的变化，商贸需求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将亚述人从商人转变为帝国的缔造者。

这个流动商人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发展为古代世界里威震四方的强大帝国的，个中细节尚不为我们所知。这方面的史料记载很少。在漫长的岁月中，考古学界也仅开辟出了几扇历史之窗，让我们能略微窥探这段传奇的历史。不过，我们还是有幸看到这一切变化的开端，看到亚述人民为开拓国际贸易而踏上了历史性的冒险之旅。但这扇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的窗户不在亚述城，甚至也不在亚述国，对于该阶段的这二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窗户开在一个远离亚述本土、深入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地方。

临近19世纪末期，国际文物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用古亚述阿卡德方言书写的泥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这些泥板从何而来。最后，有人追踪到了一个距离美索不达米亚甚为遥远的意外之地：位于土耳其中部的沙丘库尔特扑（Kültepe）。库尔特扑靠近一个名为卡拉休于（Karahüyük）的村子，附近还有一条河，希腊人称之为哈利斯（Halys），土耳其人称之为克泽尔河（Kızılırmak，即红河）。1926年，捷克学者贝德里希·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ỳ）发现，这些泥板实际上是从距离库尔特扑约100码处的一处附属遗址中挖掘出来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里曾是一片飞地，是外来移民的聚居地。亚述商人获准在这个混合定居点生活，并与本地居民做生意。近代的一些贸易帝国把这类地方称为工厂，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Surat）的首个贸易站。在古亚述，这个地方被称为卡鲁姆卡内什（Karum Kanesh），意为卡内什商站。但这不是亚述在安纳托利亚的唯一工厂，这样的地方还有好几处。但卡内什商站是亚述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总部，负责监督和管理所有商业活动，同时还是本城（亚述人将亚述城简称为“本城”）与各地的贸易站点间的交通枢纽。到了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亚述国的贸易行业兴旺蓬勃；为了在表述上加以区分，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亚述时期”。

和那些居住在印度的欧洲富豪一样，卡内什商站的商人们也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亚述有钱有势的贸易家族都会将他们的子孙派往国外，以维护家族生意的利益：这些人先是接收从亚述送来的托运货品，将它们出售给当地人，然后将挣得的银两分包装好，派值得信赖的差役把它们送回本家。久而久之，一些人就娶了当地人为妻并生下子嗣。等到他们准备结束旅居国外的生活时，他们在法律的允许下可与当地妇女离婚，前提是在返回本国之前，他们须向他们的临时妻子及后代支付一笔金额合适的补偿金。

几个世纪以前，阿卡德的萨尔贡曾派兵前往普鲁什坎达，从安纳托利亚统治者的压迫下救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并为此举行纪念活动。那个时候的国际商业往来基本上属于国事。到了古亚述时期，商业已由私人接手，由他们开创的地中海东部贸易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确，亚述商人促进安纳托利亚经济发展的作用，与中世纪犹太人在打开欧洲内陆市场一事上扮演的角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或许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巴比伦塔木德》中关于犹太文化与传统的详细规定大部分就形成于美索不达米亚。

卡内什商站的贸易家族的繁盛历经几代而不衰，其中有些人富甲一方，堪称古代的百万富翁。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由家族经营的。亚述具有成熟的银行体系，因而某些投机者会将部分资本投入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这些独立投机者将获得的回报就是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抽取的利润。想必古亚述人一定不会对如今的商品市场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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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公元前20～18世纪来到处于侨商殖民地全盛时期的卡内什商站，我们就会看到处处都是一派繁忙的商业景象。我们可能会在库房前的院子里见到年轻的普祖尔亚述（Puzur-Ashur）。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得知，他的工作是监督抵达此地的商队车马卸下货品：50头乃至更多的驴子驮着的上乘纺织品和一种叫作“安努库姆”（annukum）的金属矿石。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矿石是锡，也有部分人觉得是铅。如果是锡，那么它将被用于制铜。据统计，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通过驴子从东南地区运抵该地的金属矿石至少有80吨，足以制造800吨铜。如果像另一些人推测的那样，这些金属是铅，那么它便是白银提纯工艺中的必备材料。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使用这种被称为“灰吹法”的工艺。亚述商人来此经商，正是为了出售货物以换取安纳托利亚本地的白银。

经过长达六个星期的长途跋涉，无论是动物还是车夫都会精疲力竭。他们先是逆底格里斯河而上抵达山脚，然后沿山边的小道行进，直至跨过幼发拉底河，再爬上安纳托利亚高原，攀爬之旅漫长而艰巨。一路上，他们不仅要应付崎岖的路面和陡峭的山坡，还要面临被出没于荒山野岭的土匪强盗袭击的风险。其中一条路线被称为“危险之路”（Harran Sukinim ），只有勇士才敢涉险走它以躲避卡内什的关税机构。从一名本城商人写给他的国外代理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旅人在途经十分接近目的地但不受卡内什管辖的地盘时也面临着风险：“阿斯库尔阿德度［Askur-Addu，他是卡拉纳（Karana）国王，卡拉纳是一个距离亚述不到50英里的小城］同意让一支商队的车马借道经过。然而，只有50头驴和相关人员顺利通过并抵达卡内什，其余货物和人员均被扣留在该国王的地界。”若是被发现运送违禁物品，这些商客还可能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普祖尔亚述就收到了他在本城的亲戚发来的严重警告。

伊拉（Irra）之子运送给普舒肯（Pushu-Ken）的禁运品被发现了，当地官府逮捕了普舒肯，把他投入监牢严加看管。该国女王还向卢胡萨迪亚（Luhusaddia）、胡拉玛（Hurrama）、沙拉哈舒瓦（Shalahshuwa）和她自己的国家发布了有关走私的命令，并任命了监督人员。请勿走私任何物品。如果途经提米勒吉亚（Timilkia），可将你携带的铁留在当地友人家中，再派一个信得过的伙计留守，你自己过来就好。等你抵达后我们再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铁在当时很可能仅能从陨石中获取，因此是一种昂贵的受限商品。

假如商队避开了沿途的所有风险，那么这些驴子一抵达目的地，就会和它们所负载的货物被一起卖掉，而商人会打包挣得的白银，将其交由可靠的递送员带回故乡。或许这些递送员就是往返于亚述城和商业殖民地之间的收递信件的邮差。

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利润：金属矿石可挣得100%的利润，亚述纺织品的利润更是高达200%，但利润最高的还是巴比伦出产的上等布料。可惜这些布料并非随时都有，尤其当政治事件波及商业时其供给就会受到影响，一个亚述贸易家族向他们在卡内什的代表解释了原因：

您在信中提到要购买阿卡德（即巴比伦）纺织品，但自从您上次离开，阿卡德人就没有来过亚述城。他们的国家发生了暴乱。如果他们能在冬天之前进城，我们或许还有机会购得能使您获利的货物。我们会先用自己的银两垫付，替您购买这些纺织品。

由于货源中断，人们开始努力让亚述的纺织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标准。在此不久前，普祖尔亚述不得不给他在本城的妻子瓦克特图姆（Waqqurtum）写了一封信：

你寄给我了一批上等布料，请务必生产更多同类布料，并让亚述伊迪（Ashur-Idi）把它们带给我。然后，我会寄给你半磅白银。对布料的一面进行精梳，但不要弄得光滑平整，且要保留细密纹理。与你之前寄给我的那批纺织品相比，务必在每份布料中多加一磅羊毛，但仍然要保证布料质地足够细腻。另一面仅需稍加梳理，但如果布料看起来还是很毛糙，那么必须把它精修成卡塔努（katanu ）布料那样。至于你寄给我的阿巴尔內（abarné ）布料，千万别再寄了。如果你坚持要寄，至少要把它织得像我以前穿的布料那样。

不是所有纺织品都产自家庭作坊。很显然，亚述城也有一个销售织物的市场。

如果你不想自己制作那些上等纺织品，那么你可以去买一些寄给我；我听说本城可以批发。你制作完成的布料必须有9厄尔（约4米）长、8厄尔（约3.5米）宽。

由此可见，商人们在本城老家的妻子也在她们丈夫的贸易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监督织布、装载车马、派发货品。后来的亚述律法在很大程度上歧视女性并忽视了她们的福利。尽管女性在诸多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总是低于男性，但在这时的亚述，她们还是愿意且能够毫不示弱地反击此类现象，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和进行抱怨：

你为什么一直写信跟我说：“你寄给我的纺织品的质量总是很差。”住在你家里并一直骂寄给他的纺织品不好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而我在这边辛辛苦苦地织布寄纺织品给你，让你每笔生意都能挣到10谢克尔白银。

留守故乡的妻子对丈夫的另一种常见抱怨是寄回家中的钱太少，都不够购买食物。虽然这种境况听起来很惨，但丈夫们似乎并不太把妻子们的抱怨当一回事。

你写信跟我说：“把你的手镯和戒指留着，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它们来购买食物。”你的确让伊力巴尼（Ili-Bani）捎给我半磅金子，但你留下的手镯又在哪里呢？你走的时候，甚至连一谢克尔白银都没有留给我。你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自你走后，本城遭了饥荒。你一升大麦都没有留给我。我只好不停地购买大麦作为我们的食物……哪有什么你一直说的奢侈浪费？我们连吃的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去花钱享受？我把我手里的一切都省下来给你寄去了。家里现在空无一物，而且马上就要换季了。你一定要把用我的纺织品换得的白银寄给我，这样我就能至少买到十份大麦……你为什么总是听信谣言，写些恼人的信给我？

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信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就算经过几千年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妻子被要求原谅因外出挣钱而常年不在家的丈夫，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先不管信中那些怪异的宗教用语，她所表露出的情绪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我们在这边请来了懂得如何解释预言、会用内脏占卜、能沟通祖灵的女法师。阿舒尔神向你发出了一则严重警告：“你热爱金钱，厌恶生活。”

四方势力

最终，这位亚述妻子如愿以偿。在三四代人之后，狂热的经商赚钱风潮先是逐渐消退，而后完全平息，同时停止的还有亚述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通信往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同样不为人知。也许人们在当地发现了新的金属矿源，也可能亚述和巴比伦的纺织品不再流行了。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通向古亚述世界的窗口已被关闭。

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横扫该地区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大原因。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被后世尊为亚述开国者的阿摩利军阀沙姆希阿达德在儿子的帮助下取得了对亚述国土的控制权。但他建立的政权未经几代便丢失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血脉也随之消失。接下来便是几百年后的“亚述王表”曾简短叙述的空位时代，它也是卡鲁姆卡内什的贸易活动终止的时代。“亚述-杜古尔（Ashur-Dugul）这个无权继位的无名之子在位六年；于无名之子亚述-杜古尔在位期间，下列这六位无名之子也都各自执政不到一年时间：亚述-阿普拉-伊迪（Ashur-apla-idi）、纳西尔-苏恩（Nasir-Suen）、苏恩-纳米尔（Suen-Namir）、伊布其-伊什塔尔（Ipqi-Ishtar）、阿达德-撒卢卢（Adad-Salulu）和阿达西（Ad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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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讲述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时不一定非要提到其周边的势力。的确，长久以来，生活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河谷的民族算得上唯一的“文明人”。但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其他民族开始崭露头角。四个国家或者说四方势力开始争夺权力，试图对各自周边的地区施加影响。与美索不达米亚政体相比，埃及的出现时间稍晚但寿命更为长，尽管它在宗教和政治上确实更加保守，但其文明也很先进。它正在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大至美索不达米亚的东部海岸线。在那里，埃及军队遭到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的抵抗。虽然赫梯民族是后起之秀，但他们凭借制铁工艺不断发展壮大，并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举摧毁了古巴比伦王国。此时，赫梯在与米坦尼王国［又称哈尼加尔巴特（Khanigalbat）］进行较量。米坦尼王国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封锁了从西侧的沿海地带到东侧的山地，从阿勒颇地区到基尔库克（Kirkuk）地区的大片区域，以此迫使亚述向其臣服。在一次著名的袭击中，哈尼加尔巴特国王下令洗劫亚述，抢走了一组用金银铸造的精美大门，用以装饰他自己的宫殿。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的巴比伦正处于加喜特王朝的统治之下，该国也在这个各国争权的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亚述作为一个贸易小国，只有一些新造的铁制兵器和战车战马，无力与这些嚣张跋扈的军事大国抗衡。自己的统治者不得不向米坦尼屈服的屈辱对亚述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让亚述人谨记如下教训：必须守护贸易线路和作为货物集散地的城镇，不论它们有多么遥远，都要掌握对它们的控制权，否则亚述人将永远陷于落后与贫困。

由此，亚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危险境地，四周全是不希望他们获得安宁的残酷的敌人。直到近代，我们才清楚地看到这种认知的危害有多么严重，以及它会让深陷其中的国家做出何等过激的残暴举动。深重的苦难往往不会让人变得更加温和、良善。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身的安危受到了威胁，可能就会采取会引发后世强烈谴责的行动。我们有幸通过古代世界留给我们的最接近通俗文化的事物，来了解亚述是如何发展出它那带有偏执性的政治制度与战略的。

几乎所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都来自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他们的臣民和外邦敌手彰显自己的存在。这些作品的首要目的在于宣传，即将信息公开地传递出去。所以，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很难看到它们的制作者对自身的认识和对生活的思考。但是，有一类作品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滚章。这些小巧的私人雕刻品旨在用特定图案来标识主人的身份，它们当然也是精英的所有物：只有那些拥有需要验明身份的财物，或居于要职需签发指令之人，才需要这些印章。虽说如此，但因为滚章是如此私密的个人物件，所以它反映出的物主的真实信仰和感受，要远远多于宫殿或神庙中的任何一件公共艺术品。

居住在卡内什的商人所使用的印章设计，是与古亚述时代有关的重要历史材料。这些印章的设计与巴比伦、阿卡德乃至苏美尔的滚章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延续性。印章上刻有神话场景、众神形象，通常还会展现其主人在神明面前祈求赐福的情景。这些画面是静态、庄严、平静的，通常还附有苏美尔语的赞美诗与祝祷文。这类印章不仅被用于标识其使用者的身份，还被认为是护身或辟邪之物，具有用圣景和圣文的真谛驱赶邪灵的神力，且可以像藏族的转经筒那样复制出无尽无穷的圣景与圣文。

随着卡鲁姆卡内什的消失和亚述财富的减少，印章的主题内容也改变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早一批具有亚述本土风格的印章。这类印章上几乎没有铭文，它们主要展现了身体的力量和打斗场景。最常见的主题是殊死搏斗，包括与野兽、蛮怪和恶魔展开的大战。两枚刻有国王名字的印章上的场景是恐怖翼兽压制小型动物。对此，《剑桥古代史》做了如下注解：“这类长有羽翼的怪兽……将亚述印章带入了一个怪力乱神的世界，这不像是在讲述某个故事，而是想要描绘神话中的怪物与被恶魔附身的人类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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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亚述由弱变强的机会直到公元前14世纪晚期才出现。赫梯人洗劫了米坦尼的都城，米坦尼国王也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他的一个儿子刺杀。哈尼加尔巴特陷入一片混乱。赫梯人和亚述人都迅速采取行动，于是胡里安人的大部分领土被这两个国家瓜分。

在夺得新的土地之后，亚述在强大的统治者亚述乌巴里特（Ashur-Uballit）的带领下，宣告加入这场中东的政治角逐。此后，亚述国王更是马不停蹄地向埃及的异教国王阿肯那顿法老（Pharaoh Akhenaten）发出讯息，以宣示自己的新地位。

尊敬的埃及国王，朕是亚述大地之王亚述乌巴里特。

愿您本人、您的家庭、您的国家、您的马车和您的军队一切安好。

朕已派遣使节前去拜访您和您的国家。朕的先祖们此前从未向您送去问候。今天，朕亲自写信给您。为表诚意，朕为您送去了一辆上乘的战车、两匹马以及一枚由纯质青金石制成的枣形珠宝。

至于被朕派去探访您的使节，请勿扣留他。让他拜访您，再让他离开。让他见识一下您和您的国家的热情，然后请允许他离开。

阿肯那顿必定积极地回应了亚述的提议，因为在执政后期亚述乌巴里特又给法老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称法老为“兄弟”，这是对同等地位的统治者的外交用称谓：“告诉……伟大的国王，即埃及国王、朕的兄弟，朕是亚述乌巴里特，亚述大地之王、伟大的国王、您的兄弟。”

这种地位上的平等是需要捍卫的。只要稍有怠慢，便会触动亚述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地位较低的君王都会在给埃及法老的信中屈尊写道：“在我主我王的脚下，我俯伏跪拜七次再七次。”亚述乌巴里特却用一种直接但并非不敬的口吻，表达了他对一件埃及送来的礼物的不满。

伟大国王给的礼物就是这样的吗？金子在您手中就如尘土，一抓就有一大把。为什么您这么吝啬呢？朕打算建造一座新的宫殿。送来足够的金子为它装饰和添置家具吧。

朕的先王亚述纳丁阿赫（Ashur-nadin-ahhe）曾致信埃及，他们便送给他20塔兰特金子。当哈尼加尔巴特王向您父亲，向埃及写信时，您的父亲送来了20塔兰特金子。

现在，朕与哈尼加尔巴特国王地位相同，您却只送给朕……金子（很可惜，泥板上的这一关键数量已看不清了）。这还不够支付朕的信使的往返路费。如果您珍视我们的友谊，就给朕多送一些金子吧。

在早期的信件中，亚述乌巴里特明确表示，亚述与埃及之前并无往来。在后来的这次通信中，他却宣称他的祖先在位时不仅与法老有过交流，而且从法老那里收到了作为礼物的一大笔金子。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目前处于强势地位，足以在历史事实上玩一些外交游戏。无论如何，他还看到了更令他忧心的问题。例如，他的使节被要求在太阳底下站上数个小时，这显然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这些使节可能被安排参加了一场阿肯那顿的太阳崇拜仪式。对于亚述乌巴里特来说，这样的事是不可接受的，为此他发出了尖刻的嘲讽。

使节们为什么要被迫长时间地站在太阳底下，而后中暑身亡？如果站在太阳底下会为国王带来益处，那么就让他自己站出来，让他自己直接中暑身亡吧——倘若国王真的能从中受益。

周边国家都察觉到了亚述人新树立的这种惊人自信。亚述这个突然崛起的国家也的确引起了其南部邻国加喜特巴比伦的警觉，于是巴比伦国王向法老发去了紧急通知：“亚述人是朕的子民，朕并没有派遣他们。他们为何擅自前往贵国呢？如果您与朕交好，就让他们在贵国一事无成、空手而归。”

没有迹象表明埃及国王对巴比伦国王的来信做出了任何反应。

但加喜特王朝的统治者一定看清了新局势。不久之后，他说服亚述乌巴里特将一个女儿送到南部，与巴比伦的王储成婚。他们生下的具有两国血统的儿子在其父死后继承了王位。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加喜特贵族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年轻的国王遭到暗杀。为此，亚述国王出兵征讨巴比伦，击败了密谋造反之人，派出钦定的人选入主王宫。至此，乾坤扭转，巴比伦国王第一次向亚述国君俯首称臣，之后巴比伦将听命于亚述。

亚述和巴比伦在主导权方面的斗争还将持续数百年。它们之间永无止息的冲突，以及与周边各国的频繁战事，都被详细地记载于流传至后世的长篇史诗和编年史之中。这些文献中充满了对胜利的吹嘘和令人心生疑窦的捷报，而且很快就会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索然乏味。所幸赫梯帝国在公元前12世纪晚落衰亡，退出了这出历史大剧的舞台，让局势变得清晰了一些。此时的亚述正在逐步扩张领土，尽管其范围有时也会收缩，但它的疆域面积终于在公元前10世纪20年代达到了峰值：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跨越幼发拉底河，占领了伟大的卡赫美士城（Carchemish），并直抵黑海和地中海。他由此建立了亚述帝国。

可是，亚述帝国的广阔疆域并没有维持太久。西部说阿拉姆语、牧养骆驼的游牧民族过去四处漂泊，但他们此时已会聚、融合成了一股即将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猛烈洪流，很快会让该地区又一次迎来多事之秋。与此同时，亚述国的边境线一再后撤，亚述的势力范围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也再次被限制在其中心地带。

虽然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的疆域扩张只是昙花一现，但在此过程中亚述城已发生了心态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苏美尔人在千年之前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悠久文化和哲学传统。作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的继承人，亚述人悄悄地将思想上的变化融入他们的信仰，而这些信仰将为此后的历史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厌女主义和一神论

从1903年到1914年欧洲陷入战火之前，在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的主持下，考古学家在亚述国都亚述城，也就是今天的谢尔卡特堡（Qal’at Shergat），开展了大范围的挖掘工作，并出土了许多列有法律条文和宫廷律例的泥板。它们是中亚述时期的著名文物。在这些法律泥板中，有一些可追溯到提革拉帕拉萨的统治时期，但只有编号为A、B、C的三块保存较好的泥板可供解译和阅读。泥板A和B分别涉及犯罪与惩罚、财政与债务。

这些法律条文最引人注目地方在于，它们比汉谟拉比“以眼还眼”的律法要更加严苛、残酷，而且体现了对女性的极度贬低。具体的惩罚措施包括毒打、骇人的肉刑，还有多种执行死刑的恐怖方式，例如活剥或钉死在木桩上（这也是罗马十字架酷刑的原型）。以下是对流产的惩罚：“如果一位因自身行为而流产的女性受到控告并被判有罪，她将被钉于木桩之上，他人不得将她埋葬。如果她在流产中死亡，她将被钉于木桩之上，他人不得将她埋葬。”

损害男性生育能力的人将受到肉刑：“如果一位女性在争执中捏碎了男性的一个睾丸，那么她的一根手指将被砍去。如果另一个睾丸受到感染（即便医生已经为其包扎），或者也在争执中被捏碎，那么她的双眼都要被挖出。”

通奸的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或受到毁容的惩罚：“如果一位男性被发现与另一男性的妻子通奸，如果他被控告并被判有罪，那么他和另一男性的妻子都要被判处死刑……但她丈夫如果选择将她的鼻子削去，那么也应取出男性通奸者的睾丸，且该男性应当被毁容。”

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惩罚的实际执行情况。亚述的统治者们不遗余力地通过施加野蛮酷刑树立威信。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奥姆斯特德（Albert Olmstead）将此称为“蓄意威慑”，并称亚述统治者以此为治理工具和心理战武器。在一段铭文中，提革拉帕拉萨一世被比作猎人，“在日出前出发，到日落前便行进了三日的路程”，他自豪地宣称他“剖开了孕妇的子宫，戳瞎了婴儿的双眼”。此等恶行与《列王记下》8∶11中先知以利沙（Elisha）告诉阿拉姆国王哈薛（Hazael）的预言高度吻合：“用火焚烧他们的保障，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但这种对女性和孩童的野蛮暴行也可能只是常见的文学修辞，而非真实发生的事件。毕竟在一战期间，协约国与同盟国都曾说对方犯下了类似的凶残罪行，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在于声讨与谴责，而不是收获赞美。相较于歌颂残酷，中亚述时期的残暴法律条款的作用可能更多在于震慑。

然而，就算这些严苛的惩罚的确只存在于理论而非实践层面，法律中的反女性基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男性可以自由地休妻并让她们净身出户，女性却没有离婚的权利。女性要分担丈夫的债务，也要因丈夫的罪行受到惩罚，男性却不必为妻子的违法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虽然在我们所知的古代社会中，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为女权主义天堂，但中亚述时期的法律把对女性的压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境地。似乎另一种性别就是另一个种族，甚至是另一个物种。公开的性别隔离在亚述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已知最早的让女性佩戴希贾布 [5] 的要求也源于亚述：

不论已婚、丧偶还是未婚，女性如果外出上街，都要遮住头。贵族的女儿……必须用披巾、长袍或罩衫遮盖自己……当她们独自出门时，必须遮盖自己。随女主人外出上街的妾侍必须遮盖自己。在街上，已嫁为人妇的圣妓必须遮盖自己，但未嫁者不得将头遮住，不得戴面纱。娼妓不得戴面纱，必须露出头来。对遮盖自己的娼妓和女仆，应剥去她们的衣物，殴打五十下，再用沥青浇灌她们的头。

曾有一个用面纱罩住自己的冒失女奴，她不仅被剥去衣物，还被削掉了双耳。此外，若看见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目击者必须进行举报，否则他将自身难保：

看到穿戴面纱的娼妓的人必须将她拘捕，提供目击者证词并把她带到宫殿内的审判庭；他们不得拿走她的珠宝，但拘捕她的人可以带走她的衣物；他们要对她杖责五十，再用沥青浇灌她的头。

如果被发现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即便是上层人士也要受到惩罚：

如果一名绅士看见一个娼妓穿戴面纱，却让她离开而没有将她带到宫殿内的审判庭，那么他就要被杖责五十。要把他的双耳刺破并用绳子穿起来，还要把绳子系在他背后。他还要为国王劳动一整个月。

不得不说，就算是最狂热、最苛刻的塔利班分子，可能都会觉得中亚述时期的律法是对女性的过度压迫。这些律法与宫廷法令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宫廷法令针对的是王室女性，目的在于限制和约束那些居住在宫廷女眷区的人，以及前来与王室女性接触的人的活动。这些女眷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后宫的早期形态。她们的住处让我们联想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托普卡比宫（Ottoman Topkapı，托普卡比意为“大炮之门”），因为在这座宫殿中也有很多狭窄弯曲的通道、密门、格栅窗、隐蔽的庭院和隐秘的房间。

亚述王室的女眷居所常年大门紧锁，男性不得入内，女性被关在里面。国王的妻妾妃嫔就在此耗尽终身。如果没有宫廷长官的明确许可，任何人都严禁进入女眷居所。进入可观察到女性的宫中任一角落，例如屋顶之上，都是重罪。这项禁令连宫内人数众多的宦官都必须遵守。

宦官在受命进入后宫处理事务时，须同其他人一样，先得到宫廷长官的许可，而长官本人也要站在入口处，以确保宦官之后会出来。宦官在进入后宫后，得时刻保持谨慎，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偷听女眷吵嘴的宦官除了要受到切除双耳的惩罚，还要被殴打五十下。如果因执行公务而需要与某位女眷说话，宦官要站在七步之外；如果对话时间超出必要时长，即使对话是由女眷开启的，宦官也要被抽打并被剥去衣服。男性若在没有第三方在场时与宫中女性谈话，则会被判处死罪。如果任何人，如信差或另一名宫中女眷看到违规行为却没有向国王报告，那么他或她将被丢进热炉中（可能类似于《但以理书》中被扔进“烈火的窖”的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

古代亚述发展出的对女性的隔离法则日后成了许多社会的学习对象。古亚述的后宫形式的确从随后的巴比伦时代、波斯时代和希腊化时代一直延续到拜占庭宫廷，然后穆斯林贵族从拜占庭人那里继承了不希望女性抛头露面的偏好。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义倡导社会公正，对女性的约束因此被民主地从贵族女性推广到了所有女性。亚述和拜占庭严格禁止下层女性遮盖自己，而伊斯兰世界希望消除女性间高低贵贱的区分。王后、贵妇、妻子、妾侍、未婚女儿、女工匠、女工和女奴，无论其处于何种社会环境，都要遵从将自己遮盖起来的规定。伊斯兰教对所有女性都进行约束的做法在其信徒看来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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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将中亚述时期法律和宫廷法令的反女性特点，归因于闪米特族男性固有的大男子主义，这种解释毫无意义。从卡鲁姆卡内什收到和发出的信件可以看出，女性在亚述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积极地从事着男性商业活动中某些实质性的工作。即使在此之前，女性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阿卡德的萨尔贡起，国王的长女都会被委任最高级别的职务，例如掌管所有月神神庙的乌尔月神庙女性大祭司。亚述时期的女性生活之所以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是因为宗教思想发生了深刻而根本性的变化，亚述人对统治世界的力量的看法也发生了彻底转变，同时这些变化又导致了男性地位的改变。

这种宗教信仰上的转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启了造就当今人类社会的变革。从前人类信仰无所不在的神祇、自然力量的精神化身、居于世间并以自然现象为象征的神明，这时他们相信的是超脱于自然以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且本身不属于自然的神明。

我们不应该让“无所不在”“超然存在”等高深的概念掩盖宗教信仰转变的重大意义。过去，人们信仰神圣的大地，认为自然中的所有事物——天空、土地、大海、山峰、河谷、江流，以及居住其中的动植物——都具有超自然力量；但此时，一种新的信念让大部分人相信物质世界并不神圣，并认为物质世界就像一个了无生气的提线木偶，受到幕后神力的操控，这种神力被中世纪一位不知名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称为“不知之云”（cloud of unknowing）。

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初期，诸神就被视为自然及其力量的本源和人格化象征。空气之神或大气之主恩利尔（今天我们可能会叫他“生物圈之主”）是主宰神界的君主。他的儿子，大地之神恩基，后来称为埃阿，是浇灌农地的甜水之神，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安努是天空之神；后被称作辛的南纳是月神；乌图也就是后来的沙玛什是太阳神。伊南娜，即闪米特人认定的伊什塔尔，是肾上腺素女神，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男性在冲锋陷阵或是风流欢爱，她都会现身。即使有新的神明产生——如巴比伦人将他们的城市守护神马尔杜克也纳入了诸神之列——人们也会想尽办法让其融入旧有体系。于是，马尔杜克就成了文明之神埃阿的儿子，他与埃阿和谐共处，一起统治各方。在《埃努玛·埃利什》记录的有关故事中，马尔杜克被授予了众神之神恩利尔的能力、特权与力量。

我们可看到，在现阶段的亚述，印章和雕塑中刻画的神与自然的联系先是逐渐减弱，而后便完全断绝。在此之前，诸神都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头上有角和圣冠，全身散发出神性，如我们在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顶端看到的太阳神沙玛什为巴比伦王册封的场景。但从现阶段开始，诸神将第一次与世界保持距离，他们将像基座或平台上的偶像那样被“束之高阁”，然后被符号取代，其神像将完全消失：太阳代表沙玛什，月亮代表辛，一颗表示金星的星星代表伊什塔尔。考古学家曾在亚述的神庙中挖出一座与众不同的圣坛。这座现保存在柏林博物馆的圣坛是为诸神的信使努斯库（Nusku）建造的，圣坛上架着用于书写的泥板和刻笔，仿佛在等待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上面写下祝福或预言。阿舒尔则乘着带羽翼的圆盘，悬浮于世间之上。这个形象后来也被波斯拜火教用来表示他们的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并被沿用至今。在所有无具体形象的神明符号中，最惊人的是一串一米长的神明脚印，其发掘地点距离叙利亚阿勒颇40英里远。这串脚印通向安达拉（Ain Dara）神庙的内殿，是无形之神存在于世间的唯一迹象。

对神的超然性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内在性的信仰，这种情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大自然丧失了神圣性，不再圣洁。鉴于神明游离于自然之外，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信仰中，人是按神的形象、作为神的仆人被创造出来的——也必然存在于自然之外。既然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类就成了自然的上级和统治者。后来的《创世记》1∶26也总结了这一新的信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节经文明确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男人）。但女性要承受不可克服的困难。当男性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不仅存在于自然之外，而且地位高于自然时，女性却无法将自己从这个世界抽离，因为她们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她们必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她们的子宫生出孩子，她们的乳房流出哺育婴儿的奶水。她们的月经周期与月亮的盈亏相关。在当今社会，如果对女性提出生理决定命运的说法，理所当然会招致厌恶与反感。但在亚述时期，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女性被隔离在完整的人性之外。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某些强调神的超然性的宗教坚信女性是一种低等存在，并且就算没有完全禁止女性参与公共崇拜仪式，也会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众所周知，犹太教正统派男性教徒每天早晨都会祷念：“主啊，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您是配得称颂的，因您没有让我成为女性。”此外，女性的低贱显然具有传染性，会威胁并降低男性的地位。这种传染性在女性生理性凸显的阶段变得尤为强烈：根据中亚述时期的宫廷法令，以及当今犹太教正统派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刚刚分娩的女性和月经期间的女性尤为不洁。只有在非经期女性才可面见亚述王。祭司们要格外谨慎：在性接触后要尽快用宗教仪式净化自己，哪怕是同妻子的性接触，因为女性会威胁到男性的半神性。直到基督徒开始相信神是从一个普通女子的子宫中以自然分娩的方式降生世间的人子，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神界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联系断绝还带来了另一个不可估量的后果。如果众神不再与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存在直接联系，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出如此之多的神明。如果诸神现在不再存在于自然之中，也不再居于圣地的神龛、圣堂和神庙里供人们敬拜，那么他们便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向阿舒尔祷告，不一定非得去他的神庙。随着亚述帝国不断扩张，即使在最遥远的边境，人们也可以与阿舒尔相遇相通。

从相信神的无所不在转变为一神信仰的过程并不漫长。因为神无处不在，所以人们逐渐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地的神明仅仅是同一个阿舒尔神的不同显现。有多位学者注意到，亚述人为追求修辞效果倾向于用单个表述指称所有神明。其他学者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显示，这些古人感受到在他们敬拜的每位特定神明身后，存在着同一位遥不可及的神。正如西莫·帕尔波拉在其作品集《亚述预言》（Assyrian Prophecies ）的导言中所写的：“各类神明都被视作阿舒尔的力量、形态、能力或特性，人们通常称阿舒尔为（那个）神。”虽然帕尔波拉所宣称的犹太教的形而上源于亚述预言遭到了领域内其他学者的全盘否定，但其最为严厉的批判者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杰罗尔德·库珀（Jerrold Cooper）也赞同称“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和‘诸神’基本上就是决定命运的同一神力”。从希伯来部落传向世界的一神教的基础便是在此时，即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的亚述打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希伯来人借用了亚述先辈的全能全在之神的概念，只能说他们建立的新神学并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宗教运动的产物。起源于圣地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并不是独立于过去的全新事物，而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就已存在的宗教思想的衍生。这种宗教思想反映了亚述王国的世界观，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该王国会将其信仰和势力扩散至整个西亚地区。

意识形态和帝国

与此同时，来自沙漠和草原的阿拉姆人仍在不断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霸占了亚述历经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帝国领土。即使是身处21世纪的我们也不难想象亚述人对此会有何种感受。

在某些历史时期，整个世界似乎都处于流动之中；我们现在似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联合国数据显示，“从1960年到2005年，全球跨国移民人数增长了超过一倍，从1960年的约7500万人增长至2005年的近1.91亿人”。此外，没人知道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增加多少记录之外的非法移民，其人数可能高达官方数字的1/4甚至1/3。

这类群体和个人的流动有别于历史上由战争引起的民族迁移，如公元第一千纪中期日耳曼民族迁入欧洲，或第二千纪上半叶突厥民族征服中亚和西亚。从理论上来说，武力侵犯可以从军事层面回击。而移民会成为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因为从根本上看它是不可抵挡的：某些国家颁布的限制移民的规定到最后都无法实施。

亚述无法阻止人口的流动，就好比英国政府难以阻止非法入境者，更何况英国还是一个有着天然屏障的岛国。美国国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边境围挡方面的作为一定比不过乌尔的舒尔吉国王及其后人，可乌尔第三王朝建造的“抵御阿摩利人之墙”依然无法阻止移民最终接管整个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

该地区迎来一拨又一拨来自西部草原和沙漠的闪米特新移民。在最早的史前时代就有外来者来到这里，同苏米尔人一起开垦肥沃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他们所说的语言后来演变成了阿卡德语。之后，西部的闪米特人，即阿姆鲁人或阿摩利人也来到这里。到亚述时代，轮到阿拉姆人登场了。

大量移民的到来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为推力，一为拉力。移民离开他们的故土总有各种理由，而他们选择的目的地必定是对他们格外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因为失业和贫穷，政治、经济和宗教压迫，社会动荡和战争而离开家乡，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未来的地方。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闪米特人从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开始一小拨一小拨地移居新月沃地。但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之交，气候的剧烈变化导致周边土地不再适宜居住，因此亚述人迎来一股人数剧增的移民浪潮。

许多证据表明，约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地中海东部的降水量减少了近20%，平均气温上升了2～3℃。这足以令生活在草原和沙漠边缘的人面临大范围饥荒，于是各部落为了生存不得不逃荒至各地：北往亚述，东至下美索不达米亚，西达地中海沿岸。他们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起小酋长国，而当地居民早已因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饥荒变得虚弱不堪。据一部写于此后不久的亚述编年史所述：“在图库尔蒂-阿皮尔-伊沙拉（Tukulti-apil-Esharra）国王统治的第三十二年（公元前1082年），已经因为严重的饥荒而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阿拉姆部落掠夺土地，侵占道路，攻克并占据了亚述的许多要塞重镇。亚述居民只好逃往山区……以求活命。阿拉姆人抢走了那些居民的金银财产。”

然而，即便站在阿拉姆人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景象竟也十分相似。在这长达几百年的干旱、饥荒和人口流动之中，阿拉姆人进入了《圣经》声称的以色列子民的地盘，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圣地。每年，在耶路撒冷圣殿中举行的初熟节上，人们都要吟诵《申命记》第26章的经文：“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6] ，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的统治阶级十分反感阿拉姆人，将他们视作正快速壮大的、来自王国内部的威胁。“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圣经》继续写道，上帝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来到迦南。那时迦南主要的地方力量暂时处于微弱之势，希伯来人便乘机将土地占为己有：“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在经历了几个世代的部落生活和宗教领袖的统治后，希伯来人终于在公元前1000年即将来临之际，由扫罗王根据犹太传统建立了希伯来王国。

这究竟是神话还是史实，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迦南之地就在亚述最为微弱的时候成了以色列人之地，文献中也记载了人们对于大批移民进入新月沃地的不满；换作其他任何时期，以色列十二支派都不可能有机会成为所谓的应许之地的主人。

亚述的边境线再次被迫后撤，一直撤回到最早的疆域范围。亚述几个世纪以来获得的领土，现在都被亚述人眼中的那些野蛮王国瓜分。亚述城再次失去了大部分位置绝佳的内陆地区，也失去了对支撑其社会繁荣和奢华生活的国际贸易通道的控制。亚述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亚述统治者从这场灾难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安危取决于是否拥有不可撼动的军事力量。战争极其重要，容不得国王和将军们施展他们的浪漫主义英雄情怀。如果传统的战斗方式无法阻挡蜂拥而至的大漠牧民，亚述的统治者就要集中精力设计和打造一种无人能敌的新型战争机器。另外，彻底阻止移民来到亚述的唯一办法就是接管他们的母国并对他们实施铁腕统治。建立帝国是一种必要。如果这会让统治者不得人心，那也只能随它去。正如近乎疯狂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至爱的拉丁文名言所说的，“Oderint dum Metuant ”，即“只要他们惧怕，随他们恨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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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打造一支无敌之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别的不说，这首先需要大量财力，但亚述不具备这种财力，因为此刻的亚述又小又穷。它只能依靠现有的武力攫取邻国的财富。尽管亚述人最初在军事方面缺乏规模、物资和技术，但至少他们都能够用极端的暴力加以弥补。

亚述很快便发现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帝国就如同庞氏骗局，一种把新投资者的钱当作回报支付给最初那批投资者的经济诈骗。帝国领土的开支只能依靠不断征服新的土地并获取战利品和贡品来支撑；帝国只要没有瓦解，就必须持续扩张。所以从公元前10世纪起，亚述便开始实施收复原有疆土的计划，它先是吞并周边的阿拉姆王国，恢复原有的帝国边境，而后继续扩张，到了公元前8世纪其国土面积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时在位的国王是提革拉帕拉萨三世，也就是《列王记下》15∶19中提到的亚述王普勒（Pul，这可能是他的本名）。他是《圣经》提及的第一位亚述国王：“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拥有独立君主的时期，恰好是亚述重启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帝国扩张的时期。正因如此，我们还能在《圣经》中找到与这一时期的亚述君王十分相似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撒缦以色，原名是舒尔马努-阿沙里杜（Shulmanu-Asharidu），意为“舒尔马努（神）是最伟大的”；撒珥根 [7] ，原名沙鲁-金（Sharru-kin），意为“正统之王”；西拿基立 [8] ，原名辛-阿赫-埃利巴（Sin-Ahhe-Eriba），意为“（月神）辛取代了兄弟”；以撒哈顿，原名亚述-阿赫-伊迪纳（Ashur-Ahhe-Iddina），意为“亚述给了我一个兄弟”；提革拉毗尼色 [9] ，原名图库尔蒂-阿皮尔-伊沙拉，意为“伊沙拉的后裔是我的信念”，这里的伊沙拉是指亚述城中阿舒尔神的伟大神庙。

公元前740年前后，提革拉帕拉萨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当时领导北部希伯来王国的是其第六位统治者米拿现（Menachem）。通过政变和暗杀夺取王位的米拿现同样以残暴著称。一向偏袒犹大而批判以色列的《圣经》描述了他在巩固统治过程中的骇人暴行：“那时米拿现从得撒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列王记下》15∶16）即便如此，当看到亚述的野战军团在他的都城夏姆伦［Shomron，靠近今天的纳布卢斯 [10] ］之外全副武装、集结待命时，米拿现也被震慑住了。

经过几代帝王的改革，亚述军队首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斗机器。在火器和机械化生产出现以前，它将成为所有军队的范本。这支军队的规模相当大，人数在三万和五万之间，等同于现代部队的五个师，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也算是一个大型兵团。米拿现国王一定登上了由前代国王暗利（Omri）建造的高大的环城石墙，以便更好地观察亚述军队排兵布阵。那时候，他放眼所见的是2.5千米长、200米宽的作战队列。

在队列的中心，米拿现还会看到步兵团的主力——密集的矛兵方阵。每个方阵均由十列二十排步兵组成，他们的矛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面对这支队伍的纪律性和其部署的准确度，米拿现不仅会感到震惊，或许还会为之战栗，因为他们与原先相对散漫的军队有了很大不同，采用了高度成熟且高效的指挥结构。步兵每十人组成一支作战分队，每支分队由一名军士领导；五到二十支分队再组成不同的连队，每支连队由一名上尉也就是基尔苏（Kirsu ）指挥。这些士兵都有良好的防具，也配备了更好的武器，因为他们是亚述派出作战的第一支铁器军队。他们有铁剑、铁矛刃、铁盔，甚至连他们的外衣上都缝了铁质鱼鳞铠甲。铜制兵器则不可与铁制兵器相提并论，因为铁这种新材料便宜、坚硬且不易断裂，可以打造出更锋利、更长的兵刃。但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中心区域没有铁矿石，所以亚述竭尽全力控制周边的一切金属来源。

此外，亚述的矛兵在移动方面也比以往的矛兵更加灵活，因为他们脚上穿的不再是镂空的鞋履，而是亚述军队发明的军靴，这可能是亚述最具影响力、历史最悠久的发明之一。这些靴子长度过膝，为皮制，有厚底，鞋底打了钉，而且靴内还插入了铁板以保护小腿胫骨。因此，无论是糙土还是湿地，山区还是沼泽，冬季还夏季，士兵都可以穿着它们作战。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支可全天候、全年活动的军队。

在矛兵方阵后方部署着弓箭手和投石手，其中许多人是外援力量。他们也被分为连队，负责越过步兵的头顶投射箭弹。弓箭手们现在使用的是亚述人的另一项发明——新型复合弓。它由不同材料组合而成：木头、犄角和动物的筋。尽管这种弓与传统木制弓相比，不仅更易受潮湿天气的影响，而且拉弓也需要更大的气力（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力量超过了现代体育中的人体能力范围），需要两个人一起拉弓，但它具有更为强大的威力，也比之前的所有木制兵器更加致命。

位列最前端的是突袭部队，由战车和相当于古代坦克的移动飞弹平台构成。牵引这些车的不再是行动缓慢的驴，而是更为快速、高大和健壮的动物——马。每辆战车都由四匹马牵引，它们由一个人驾驭。马术技能较高的御者有时也会骑在一匹马上，用缰绳控制其他马匹，从而为平台上的弓箭手和持盾士兵留出更大的战斗空间。这些弓箭手和士兵同时也配备了矛、剑、斧，所以在首次攻击结束后，他们可以跳下车马，作为重型步兵作战，此时御者便会驾车返回安全地带。

战车作战对以色列国王来说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北部的希伯来人也十分擅长使用马匹牵引车辆进行战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在亚述军队的高级长官和马术官名单（被称为“战马表”）中，以色列的战车御者就占了很大一部分。但对于亚述人在长期作战中的另一项发明——骑兵，以色列国王恐怕就没那么熟悉了。如果御者可以骑在一匹牵引战车的马上，那么他也能够驾驭那些无须牵引战车的战马。这些骑兵挥舞着长矛或弓箭，甩着与现代缰绳类似的驭马工具驰骋沙场，只是那时还未发明出马鞍或马镫，因此他们用胸带、肚带和马尾带将毛毯固定在马背上，并用脚跟的力量来控制他们的坐骑。马已然成为亚述人的重要作战工具，他们不远千里从库施王国（Kush）的努比亚（Nubia）进口马匹。讽刺的是，以色列人是当时马匹交易中最主要的中间商，但亚述帝国通过重定和扩张边界，将最好的马种繁育地区纳入了自己的领土范围。亚述各省也都建立起完备的负责为军队提供马匹的官员体系（musarkisi ）。尼尼微城出土的史料记载，各地每月共可确保供应约3000匹马，其中约60%被用于战车兵团，30%为骑兵用马，剩下的则是种马。一个世纪之前，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就曾宣称他已建立一支近3.5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2万名步兵，1200辆战车和1.2万名骑兵。这些数字可能出于宣传需要而有所夸大，但各个兵种的相对比例应该还是较为真实的。

米拿现站在城墙之上见到的景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若要在战场上集结、供养和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亚述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早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时期，亚述社会就已经历了全方位的军事化改革。军队已然成为整个亚述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核心。每个成年人都有义务参军，除非他可以派一个人代替他或是为免服兵役支付一笔费用。军队中最高级别的长官是总司令、左司令和右司令，他们同时也是各省的省长。军官都有相应的行政头衔，除了名称不同，这些头衔在职能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别，就像欧洲中世纪采用的公爵、伯爵、骑士和候补骑士等头衔，它们最初均与军事等级有关。此外，同中世纪欧洲一样，在亚述贵族履行军官义务之后，国王都会为他们加封土地，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原始状态。

米拿现望着城外的亚述大军，对战况了然于心。他十分清楚那些奋力抵抗亚述的人有怎样的下场，因为亚述人长期以来都在向世人宣传反抗的后果。依照“只要他们惧怕，随他们恨去吧”的原则，提革拉帕拉萨的高祖父曾向世界宣布：

朕在城门处建造了一根石柱，朕剥下反叛头目的皮，用它们来包裹石柱。一些人被钉在石柱顶部的木桩上，还有人被绑在石柱周围的木桩上……朕将这些官员的四肢砍下……这些造反的叛徒……众多囚犯……朕用火烧死了一部分，也留了许多活口作为俘虏。其中一些人被朕削去了鼻子、耳朵和手指，朕也挖掉了很多人的双眼。一根柱子上绑着活口，另一根上挂着头颅，朕还把他们的脑袋系在亚述城周边的树干上。朕用火烧死他们当中的一些男男女女……剩下的叛军被朕丢在幼发拉底附近的沙漠，活活渴死。

米拿现感到自己无法承受被这群残暴的敌人打败的风险，于是支付了一大笔赔款。如此一来，在亚述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协助下，他便可以稳固手中的王权，让希伯来王国免遭一切挑衅，而他面临着很多类似的挑衅：“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 [11] 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历代志上》5∶26；《列王记下》15∶19）

这个决定和巨额的赔款得到了回报。在亚述人的协助下，米拿现成为这个无主时期唯一保住王位并在床榻上自然死亡的以色列统治者。这笔交易也在亚述王的自传铭文中得到了印证：“我收到了科马根尼的库什塔什匹（Kushtashipi of Commmagene）、大马士革的利逊（Rezon of Damascus）和撒马利亚的米拿现（Menachem of Samaria，楔形文字拼写为Me-ne-khi-im-me Sa-me-ri-na-a-a）送来的贡金。”

以色列王国便是亚述人所说的撒马利亚，有时又因暗利——以色列第四王朝的伟大创建者，耶洗别（Jezebel）王后的公公，将夏姆伦建为都城之人——而被称为“暗利之国”。此时此刻，它已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国，但不在亚述国的国土范围内。亚述帝国的最初政策是让那些保证效忠的地区，像英属印度时期得以保留的土邦那样，拥有名义上的自主权。

同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亚述占领和守护战略与经济要地，以及贸易路线与中转口岸，同时绕开不会对亚述的利益造成威胁的次要地区。整个帝国不是一片统一的连续领土，而是维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帝国末期。一位研究该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出：“亚述帝国不是一片庞大的疆域，而是一张可运输货物的交通网。”

长期以来，在亚述本国和其附庸地区之间一直存在明显的区别。亚述国是统一受都城管辖的地域，被统治者和人民称为“亚述之地”（Mat Ashur ），附庸地区则不属于亚述的本土范围。但是，如果附属国的统治者拒绝履行义务，甚至密谋袭击或损害亚述的利益，他就会被永久废黜，其王国也将被吞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放中的网络空隙逐渐被填满，因为一些不甘顺服的统治者发动了抵抗和反叛，于是亚述国王只得将越来越多的独立王国纳入版图，进行直接管辖。反叛者中就包括了米拿现死后十七年内即位的第三位以色列王何细亚（Hoshea）。他停止向亚述进献贡金，并同埃及法老一道谋划摆脱亚述的控制。《列王记下》18∶4有这样的叙述：

何细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可能是埃及第二十二王朝的奥索尔孔四世（Osorkon Ⅳ）］，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马利亚，围困三年。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马利亚。

萨尔贡本人也记录了这件事：“朕包围并攻占了撒马利亚。朕从该国带走了27290人，并组建了一支50辆战车的队伍。朕让留在当地的人继续各司其职，还安排了一名朕的官员来管理他们，向他们收取前代国王本应进献的贡金。”

这就是北部希伯来王国和（根据宗教传统）居住在此的十个支派的结局。被萨尔贡带走的人口被新来的移民替代，丧失主权的王国领土也被并入亚述本国。亚述的王室历史也以一贯的口吻记述道：“我将这片土地并入亚述之地，我令这些人成为亚述民众。”

到了亚述帝国末期，不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按照计划，亚述成了一个几乎囊括整个近东地区的巨型帝国，跨越并覆盖了整个新月沃地。从地中海沿岸至波斯湾入海区域，从埃及到埃兰，其疆域范围之内的所有居民都被视为亚述公民，就像在卡拉卡拉（Caracalla）统治下的庞大罗马帝国中，所有的自由民都可以声称“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罗马公民）。但是，一个帝国是不可能只依靠权力来维系的。单纯的军事力量只能让大部分民众顺服一时，因此必须要建立起信仰和准则。亚述帝国就是依靠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成为后世帝国效仿的对象。

必须实现统一。每一寸亚述领土，无论是亚述城直接控制的土地，还是附庸国土，同等视作各省“之土”，均如亚述城一般为国家财产。此前的亚述王曾允许附庸国各自保有其民族认同，并将当地精英阶层并入帝国体制。但在这种统治政策下，只要帝国中心稍显虚弱，叛乱与暴动就会随之发生。而亚述帝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母国与各地之间的联系就如同现代法国与其海外领地之间的关系。

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居住在亚述的人都是亚述人，不论他们说何种语言或遵从何种风俗。所有人都享有相同的福利，都要履行同样的义务，缴同样的税金，服同样的兵役。通常，附庸国被攻克后，帝国会驱逐当地居民并让其他地方的人定居该地。但这个广为人知的惩戒措施对亚述来说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要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亚述的“大熔炉”中淡忘除亚述人之外的民族身份和除帝国之外的效忠对象。以色列十支派在融入亚述人后逐渐消失的事实，足以体现该政策的成效。即便是竭力保留身份认同的希伯来人，也抵挡不住这种融合趋势。

只能有一名领袖。此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都被英雄化、偶像化，有些甚至还被神化。他们把自己当作保护神的仆人和其在世间的代表，而这些保护神则是历史大剧中真正的演员。亚述的国王们却是他们国家的终极代表，是亚述的化身。亚述国王的形象通常是混乱秩序下的专制暴君，他们邪恶暴虐且腐败奢侈，如同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以及东方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画作《萨尔丹那帕勒斯之死》（“The Death of Sardanapalus”）所刻画的那样。这些描述与我们在亚述文献中找到的记录相去甚远。“在亚述人眼中，一位荒淫无度、嗜血成性的国王本应是群起而攻之的对象，”西莫·帕尔波拉写道，“亚述王权是从天而降的神圣制度，亚述人民将他们的国王视为人类的完美典范，没有他人类就无法获得自我救赎。”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考古学系教授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因（Israel Finkelstein）提出，要想了解公元前8世纪末到前7世纪（从提革拉帕拉萨到亚述巴尼拔）亚述宫廷的真实景象，只需查阅《圣经》中《列王记》的内容及其对所罗门王的描写，包括他的财富、智慧和妻妾就可以了。在芬克尔斯坦因看来，尽管这些文字并不是对公元前10世纪的粗野的高地首领的真实描述，但它们的确反映了“终极理想中的亚述王权”。亚述之地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完美之人”；时至今日，阿拉伯语仍在使用同样的字眼，即al-Insan al-Kamil ，来描述先知穆罕默德。

只能有一位神明。阿舒尔神在帝国之中无处不在，而且只有一座神庙，也就是他自己城中的伊沙拉神庙。犹大国的希伯来人也效仿这一做法，他们“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列王记下》18∶4），并首次将他们的信仰全心全意地献给耶路撒冷的圣殿。与此同时，阿舒尔却必然是在各个地方接受人们的崇奉的，也就是说，他是世界上首个传教式神明。提革拉帕拉萨在记录自己获得的一场胜利时写道：“朕把帝国沉重的枷锁加在他们身上。朕要求他们敬拜我主阿舒尔。”虽然那些古老的神明依然有它们的信众，例如尼尼微一直延续着伊什塔尔的宗教仪式，对哈兰（Harran）月神辛的祭拜也从未停止，但是整个帝国都在传播和加强一种观念，即这些神明都是唯一一位全能全在的宇宙之神的投射、分身和显形，这位神就是阿舒尔。阿舒尔就是亚述帝国存在的原因。阿舒尔降下旨意要让对他的礼拜仪式和崇拜遍及各地，而他在世间的代表就是亚述的国王，亚述王的地位就如同拜占庭人的基督和穆斯林的哈里发。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用一句简练的话总结亚述帝国的意识形态：一个王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听起来很像一句德语口号：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元首（Ein Reich，Ein Volk，Ein Führer ）。可惜尽管第三帝国确实只有一个国家和一个元首，但希特勒将民众划分为雅利安人和劣等人，这种行为在亚述人看来就是一种背叛、一种犯罪。据文献记载，所有亚述人，无论是外来的被驱逐者，还是像“古老的尼尼微家族”这类本地血统，均被一视同仁。新来者会得到仔细教导，了解他们的义务。“使用外语和不同方言的四方（世界的边界）之民，来自山区和平原的各地居民……奉我主阿舒尔之命，朕让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在同一处定居。朕委任亚述本地各行各业之精英，组织并监督他们学习得当的举止，学会敬畏神明与国王。”

国家高级官员名字中的外来姓氏即可反映此番政策的成效。拉萨帕（Rasappa）的长官吉里萨普努（Girisapunu）一定是腓尼基人，著名的阿希卡尔（Ahiqar）也是腓尼基人。阿希卡尔是以撒哈顿时期“国王印章的保管人和亚述国内臣”，他的故事将在不同语种的文学中成为经典，包括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和斯拉夫语。古鲁苏（Gulusu）、阿尔巴亚（Arbaya）和阿达德-苏里（Adad-suri）等省、区的长官名字中则带有阿拉姆的姓氏。同样如此的还有“宦官护卫指挥官”哈努努（Hanunu）、“王太后护卫指挥官”萨拉马努（Salamanu）和“大宦官战车的第三副手”阿巴迪-伊力（Abdi-ili）。“驻守在要塞”的曲亚哈（Qu’yah）、希尔奇-亚哈（Hilqi-yah）、吉里-亚哈（Giri-yah）和亚哈-苏里（Yah-suri），他们的名字表明他们都是崇拜希伯来神明的以色列人。

然而，这个兼具包容性和人人平等原则的政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即将显现。说阿拉姆语的新亚述人很快就会在人数上超过本地居民。不久之后，使用亚述本土阿卡德方言的人就会成为自家土地上的少数群体。当然，学者们仍将坚守他们的语言传统，但这阻挡不了新语言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于是，阿拉姆语先是成了官方语言之一，后来还成了帝国政要的通用语言。

此外，帝国的政策和最高指导原则也在推动着阿拉姆语的发展，帮助它去终结那个建立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基础之上的两千年文明。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做法反而成就了该文明的万世不朽。

[1] 天主教与东正教认为《马加比二书》是《圣经》的一部分，它主要讲述犹太人反抗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四世的经过。

[2] 亚述国的拼写为Assyria，元音首字母A消失后变为Syria，即叙利亚。

[3] 诗句选自拜伦的《唐璜》，译文引自《穆旦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亚述和阿舒尔的拼写一致，均为Ashur。

[5] 即穆斯林女性佩戴的头巾或面纱。

[6] 即阿拉姆人。

[7] 《圣经》中的译法，即萨尔贡。

[8] 《圣经》中的译法，即辛那赫里布。

[9] 《圣经》中的译法，即提革拉帕拉萨。

[10] 纳布卢斯（Nablus）是巴勒斯坦中部城市。

[11] 即塔兰特。

第十章 薪火相传：终结与启程

公元前700年以后

秘密武器

印刻着提革拉帕拉萨二世年表的红色泥板的上半部分如今静静地躺在大英博物馆里，并被打上了编号K3751。同该年表的编写者一样为王室撰写史诗和年表的另一位亚述学者，沉浸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辉煌之中，且确信自己所处的文明优于世间其他一切文明。同时，他也看到在现在的帝国中，说阿拉姆语的人越来越多，但他还是会用这种情况并不新奇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几千年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外来者不是征服者就是移民：古提人、埃兰人、阿摩利人、加喜特人等。这些民族最终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全然同化，最终都丧失了原有的族群身份，但也帮助了为他们所接受的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的传承。

新巴比伦帝国

但这一次，说阿拉姆语的群体成了亚述国民，结果也截然不同了。因为阿拉姆人带来了强劲的秘密武器，它能让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传承终止，继而毁灭这种文明，直到抹灭其所有遗迹，令世间再也找不到有关这两千五百年璀璨文明的直接证据。与此同时，阿拉姆人接过文明的接力棒，带来历史的下一波浪潮，并为我们生活着的现代社会打下基础。取得如此巨大之成就的武器，是一种防止语言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全新工具：字母。在刻着提革拉帕拉萨二世年表的泥板的顶部边缘，大英博物馆标注了字母“K”，它既象征着新旧文字的更替，也意味着新旧世代的更迭。

***

当今的学者认为，楔形文字最初是由会计人员发明的，并在书吏和学者手中得到了发展，而字母的出现则源于普通民众。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字母文字的灵感来自公元前第二千纪之初的一群移居至埃及的闪米特工人。他们受到埃及“象形文字”，也就是“祭司符号”的启发，发明了一套可适用于他们自己语言的速记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近东研究专家约翰·威尔福德（John Wilford）教授说：“这些灵光乍现的闪米特人最早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文盲。当时只有接受终身训练的书吏才能掌握正式书写体系中那些种类繁多的符号。因此，这些闪米特人从埃及文字体系中提取了一种简陋的文字体系。掌握这种体系只要数小时的学习，而无须终身训练。这一实用发明让士兵和商贾都能从中受益。”

今天全世界使用的每一个字母和音节文字（表示整个音节而不是单个字母的符号）都来自这个不起眼的源头，包括西方的拉丁语、希腊语和俄语的字母，再到印度、西藏和蒙古的文字。当然，在它们的演变过程中，许多符号，如希腊字母或拉丁字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不是所有符号都发生了变化。字母“A”曾经以带有牛角的牛头表示，他现在虽然被上下颠倒过来了，但原来的形状依稀可辨；字母“L”“M”“N”也略有变化。我们在用alphabet这个单词表示字母列表时，其实使用了两个闪米特语单词的变形：第一个词是“Aleph”，意为牛；第二个词是“Bet”，意为房子。

这种工人的速记文字迅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闪米特人以及迦南人、腓尼基人中传播，并在他们所在的庞大贸易帝国中扩散开来，而且每种语言又根据各自的需求调整了文字规则。

阿拉姆语的文字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密切相关，而楔形文字则被视作受教育者和精英阶级的专有物。阿拉姆语的符号相对较少，只有不超过三十个，可在几周的时间内学会，而楔形文字则需好几年的强化学习才能掌握。人们可以将阿拉姆语写在几乎任何表面上，如用墨水写在陶片、骨块或叶片上，用粉笔涂写在墙壁上，用尖棍划在地面上，以及正式写在羊皮纸或纸莎草纸上；但在写楔形文字时，即便是准备泥板所用的黏土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难怪在该时期，读写能力的普及在速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正因为阿拉姆语易于书写且被写了下来，它才没有像之前那些移民族群的语言那样消失。也正是由于当时阿拉姆语的使用人数大大超过了阿卡德语，这一新语言才能快速奠定其作为第二大国民语言的地位，并最终成为帝国的主要官方语言和行政语言，乃至整个地区的通用语。此刻的阿卡德语就好比先前的苏美尔语，成了只有在外交、学术和宗教领域才会使用的语言。美索不达米亚人所使用的苏美尔语通常被拿来跟中世纪的拉丁语做比较，但现在我们必须对这种比较加以修改。如果将阿卡德语视作拉丁语，那么苏美尔语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希腊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接受了教育的亚述人必须掌握两种语言，即能够自如地使用亚述语和阿拉姆语。雕塑、壁板和壁画上的书吏均以成对的形象并排出现：一人在泥板上印刻，另一人在皮革或纸莎草纸上书写。当然，关于这些书吏的书写内容并没有任何图像记录可供参考，这些内容更多是以抽象而非具象的风格呈现的，而且学者们的解读也各不相同。但鉴于每一种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受限于其所属的语言，例如亚述语总是以楔形文字来书写，阿拉姆语则是用字母来呈现，所以假如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的两名书吏要同时记录一段口述内容，那么其中一名书吏就得对口述内容进行同声传译。

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被替换，通常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就此案例而言，阿拉姆语的兴起不仅对古亚述人造成了影响，还牵连了现代考古学家，因为语言和书写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对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继承中断了。泥板往往难以毁坏，更不用说其中一些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焚烧之后转变成了赤陶，这一情况在存放泥板的建筑受到严重毁坏时常有发生。虽然这些泥板被遗弃千年，但它们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最初印刻在上面的文字。然而，记录在如纸莎草纸和皮革等有机材料上的阿拉姆语文献做不到这一点。这种书写介质即使没有被焚毁，通常也会在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腐烂、消失。因此，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最后几个世纪的文明知之甚少。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我只能知道古人选择使用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学者、神职人员和古文物研究者才掌握的语言写下的内容。对于亚述人来说，这应该带来了一个可怕的警告，即他们的整个历史正面临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的可能。

***

就亚述字母的演变带来的影响而言，现代社会中没有可供比较和帮助我们理解的类似案例。最为相似的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的土耳其语改革。发起此项改革的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他又被称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该国的前身是统治期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1928年，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该国语言的做法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改造的拉丁字母。改革虽然在初始阶段遭到了抵制，但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推行。阿塔图尔克带着黑板和粉笔亲自前往土耳其各地，在市集广场和火车站设立临时识字课堂。此后，随着1932年土耳其语言协会（Türk Dil Kurumu）的成立，土耳其的民间习语和新造词淘汰并取代了奥斯曼时代所使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大量词和短语。所有土耳其人都得重新学习说话方式。随后的几代人由于仅学习了新的字母和新的“纯正”语言，已无法阅读写于1928年之前的文本。这一改革的后果就是土耳其民族的历史被全部抹杀，所有关于奥斯曼时代的大众认知也被完全清除。当然，结果无论好坏，这就是阿塔图尔克的本意所在。

亚述人能够预见这样的后果吗？随着阿拉姆语的大范围扩散，亚述人可曾想象到，奠定他们成就的悠久历史可能迎来消逝的一天？或许他们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身为自豪的苏美尔-阿卡德古老传统继承者，他们预感到这个文明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威胁。

过去的成就可能化为乌有，就连他们的存在都可能被遗忘。这种恐惧感开始出现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行宫建立的王室图书馆。他是亚述的最后一位伟大君主，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668年至前627年。尽管这座图书馆不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建立的第一座或唯一一座收藏大量文献的图书馆，但它是一座专为保护历史遗产而设立的档案馆。其中收藏的诸多泥板上都有这样的标记：“为了遥远的日子。”这也印证了亚述巴尼拔国王保存这些用楔形文字写就的文学瑰宝的用意——在遥远的未来，学者们可能会阅读这些文献。

我们不知道在故去的亚述统治者中有多少人识字，或者至少能够自己阅读书信和快讯，而不是需要秘书官为他们大声诵读。这种能力可能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表现国王接受的精英教育和具备的非凡智慧，而是因为它有利于国王获得事件的真相。不难想象，书吏们会仔细过滤要说给君主听的话。很多人害怕成为坏消息的传话人，尤其是在面对性情暴躁、脾气暴烈的君主时，传信之人或许会因传递的消息而受到惩罚。此类信息过滤的做法可能甚为普遍，因为在一封送至王宫的信的顶部就有明确的警告：“即将朗读此信的书吏，无论你是何人，不得对国王我主隐瞒任何内容，这样神明彼勒（Bel）和拿布（Nabu）才能在国王那里为你美言。”

亚述巴尼拔的能力不仅限于阅读，他宣称自己完全掌握了书吏的全部技艺。

朕，亚述巴尼拔，在宫殿之中，参透了拿布（学习之神）的智慧。各种书写的技艺，无一不被朕掌握……朕阅读艰深的苏美尔泥板，还有晦涩的阿卡德语，要想正确使用阿卡德语是很困难的。阅读大洪水之前的石刻铭文让朕十分享受。

他不仅会阅读，也会书写。

在朕之前没有一个国王学过的书吏艺术的精华，包括从头到脚的治疗之法，非经典之选集，巧妙的学说，有关医学大师尼努尔塔（Ninurta）神和古拉（Gula）神的一切，朕将其写在泥板之上，检查并校对，而后将泥板存入朕的宫殿以供翻阅品读。

（亚述巴尼拔的楔形文字书写能力有实证相佐：一些留存下来的泥板上刻有“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字样。很明显他的刻字技术并不纯熟。）

筹建图书馆似乎不只是一项满足这位博学君王的虚荣心的工程。亚述巴尼拔致信全国，要求各地将所有文本送至尼尼微。巴比伦城附近有一座叫博尔西帕（Borsippa）的古城，我们看到亚述巴尼拔写信给该城长官。“国王致沙杜努（Shadunu）：朕安好，你放心。在收到朕的泥板的当天，你要为联带来舒姆乌金（Shum-ukin）之子舒马（Shuma）、舒马的弟兄贝尔-埃提尔（Bel-Etir）、阿尔卡特-伊拉尼（Arkat-Ilani）之子阿普拉（Apla），以及你知道的那位博尔西帕专家；你还要带上他们家中的和存放在埃兹达（Ezida，博尔西帕城保护神拿布的主庙）的所有泥板。”亚述巴尼拔不仅想收集尽可能多的藏品，而且要确保自己拥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在信中，他还用每一份文本的开篇字句罗列出各祈祷文、咒语和其他文本，这种命名文本的方式在古代很普遍。他想获得开篇为“战斗”的系列泥板，以及“他们的血”“在战斗中矛不可靠近人”“休憩于野地而又就寝于宫殿”等作品。此外，他还要求沙杜努收集王宫图书馆中可能缺少的所有文本。

你要去搜寻，然后寄送给朕……宗教仪式文本、祈祷文、石刻铭文和一切有助于王室的内容，例如各城的悔罪书，还有有助于在恐慌时期蒙蔽邪恶之眼的内容，以及王宫所需的其他文本。既要有所有常见之作，又要有亚述所没有的稀有泥板。

朕已致信掌管神庙之人和行政主管，告诉他们你会将泥板存放在你的储藏室中，任何人不得拒交泥板。如果你见到一些朕未曾提到但又适合王宫的泥板或宗教仪式文本，就去检验它们，得到它们，再将它们寄送给朕。

幸运的是，亚述巴尼拔的目标实现了，他在自己的档案馆中“为遥远的日子”保存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中的文学瑰宝。在19世纪40～50年代，他的图书馆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一批考古发现。就这样，这位国王的梦想实现了，因为他曾期许有朝一日，他的馆藏能帮助后世重拾关于这个文明的智慧结晶的记忆。在对古代尼尼微遗址，也就是现在的库云吉克（Kouyunjik）的发掘中，共计出土三万余份文本和残片，其中包含几千份各类文书——年表、神话、史诗、祈祷文、咒语、词汇表、预兆表、数学练习、天文表、医学典籍。这让当时那些试图破解和翻译楔形文字的学者感到欣喜万分。其中甚至还有一份收购目录，记录了国王的收藏中各个藏品的来源。例如：“一块内容为反巫术之道的单栏泥板，（作者为）巴比伦王的书吏拿布-舒姆-伊什库恩之子姆舍兹伯-拿布。两首‘哀歌’和一部‘解梦书’，共计一百二十五块泥板，（作者为）尼普尔的驱魔人阿拉布。”

然而，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早期发掘也留下了遗憾，由于原始的发掘方法以及正式记录的缺乏，从不同建筑遗迹甚至不同发掘地点出土的泥板全被混在了一起。直到现在，从所有出土泥板中找出相互匹配的残片的工作仍在继续。

发现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是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他是法裔英国冒险家、外交家和政治家。虽然发现埋藏于地下的多个亚述城市让他在国际上声名大噪，但这些挖掘工作在他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中所占的时间还不满五年。在莱亚德重拾其政治事业后，考古工程中的大部分组织和监督工作是由拥有亚述民族背景的霍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负责的。拉萨姆是亚述巴尼拔子民的后代，莱亚德曾在其发掘记录中向拉萨姆致谢：“感谢时常在旅程中陪伴我的霍姆兹德·拉萨姆先生，他受委托作为发掘作业的总指挥，负责为工人们发薪水、处理纠纷和其他各项工作。只有像他这样对阿拉伯人以及考古队雇用的各领域人员都足够了解，并且能在他们之中树立个人威信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

19世纪的欧洲人通常认为“东方人”油滑、懦弱且不值得信赖，但莱亚德未表现出半点傲慢轻蔑的姿态。在破解楔形文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亨利·罗林森爵士不仅对拉萨姆嗤之以鼻，还全力排挤他，不想让他在发掘工作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相比之下，后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莱亚德对自己的亚述副手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拉萨姆）孜孜不倦地付出，尽忠职守地履行职责，富有幽默感，必要时态度坚决，而且充分了解阿拉伯人，就连那些在我们看来最难管理的人都对他十分敬重。因为有他，大英博物馆的人才能在研究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才得以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他，仅依靠我手中的资源，我可能连目前已完成工作的一半都做不完。

莱亚德、拉萨姆及其团队是两千五百多年来首批探索亚述帝王的奢华宫殿的遗迹的人，他们的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在宫殿遗迹中，他们发现了把守过道和大型房间的巨型人首牛身翼兽拉玛苏（lamassu ），这些怪兽头顶带角神冠。过道和房间的墙上通常还镶嵌着做工精细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浅浮雕板。在一条过道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两座仅存下半身的巨像，立刻就辨认出它们是教给人类文明的埃利都之神恩基或埃阿的鱼袍侍从。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古代文学的光辉马上就要照进现代世界了。

由鱼神把守的第一扇大门通往互通的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之间曾有浮雕相隔，但大部分浮雕已被破坏。莱亚德第一次向公众解释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新的理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把泥板用作书写介质。这发生1857年皇家亚洲学会向四位学者发起破译楔形文字的挑战之前一段时间。

我所说的这个房间貌似是尼尼微的宫殿里用于存放文书的资料库。房间地面上堆放的泥板有1英尺多高；有一些泥板完好无损，但大多数已碎裂成块，这很可能是建筑顶部坍塌导致的。这些泥板大小不一，最大的泥板长63英寸，宽9英寸，表面平整；较小的泥板长度还不及1英寸，只刻有一两行文字，表面略微凸起。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大多笔锋尖锐、笔画清晰；但有些文字字号过小，如果不用放大镜几乎无法看清。

通常的情况是，灾难发生，宫殿被摧毁，“建筑顶部坍塌”，房间中的泥板被埋于废墟之下长达千年，亚述巴尼拔的藏品才得以保存至今。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些藏品所在的阅览室的真实模样。1986年，有人在离巴比伦北部不远的西帕尔城遗址发现了一间没有被破坏的档案室，其年代可能要比亚述巴尼拔的晚一百年。只见档案室内靠墙摆放着大大的格子架，架上完好地保存着经过细致分类和明确标注的约八百块泥板。尽管大多数泥板的内容对学者而言已不再新鲜，但它们完好的状态有助于学者填补已有记录中的空白，正如耶鲁大学巴比伦藏馆的馆长所言：“这是一项人们等候了一个世纪的发现。”

19世纪的那种将文物如数运回欧洲的政策早已被废止，上文提到的西帕尔档案室被并入了伊拉克国家文物博物馆。该博物馆曾收藏了超过十万块泥板，规模空前。可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这些文物惨遭洗劫，用于存放这些藏品的木箱被撬开，记录有泥板内容的目录被焚毁。它们被重新找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位考古学家哀叹道：“你把这些东西装在卡车后车厢，然后开过颠簸的马路，很快车厢里就只剩下一堆尘埃。”公元前612年，即亚述巴尼拔去世仅十五年之后，亚述的仇敌便夷平了亚述城和尼尼微。然而他们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即抹杀亚述在历史上的地位。公元前401年，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和他的雇佣军都没有察觉他们在撤退途中路过了尼尼微遗址的所在地，古代战争的破坏程度可见一斑。拥有亚述民族背景的讽刺作家琉善（Lucian）用希腊语写道：“尼尼微的毁灭是如此彻底，今已无法确定其方位，该域的一丝一毫均不得见。”这也是“只要他们惧怕，随他们恨去吧”的帝国政策的必然后果，因为恐惧消散后，仇恨终将永存。对于当今那些仍在对邻国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来说，这便是摆在它们面前的现实教训。

伟大民族的惨败

巴比伦是最终征服了亚述并摧毁了其各个城市的战争的发起者和主要受益者，它长久以来都是它的北方邻国的历代君王又爱又恨的对象。亚述为了支配、控制巴比伦，曾穷尽一切办法。一些国王，包括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对巴比伦实行直接统治，他们创造出一种双君主制度，将自己封为亚述和巴比伦两国的君王；其他统治者则试图安插近亲来继承巴比伦王位，并寄希望于这名近亲的忠诚；还有的会选择一个巴比伦本地人作为附庸国国王。最终，这些方法无一奏效，叛乱和起义频频发生，而后再被严酷镇压。

亚述所面临的难题还包括：巴比伦同样有大量闪米特游牧移民拥入。在南部，主要的新移民不是阿拉姆人，而是与他们相近的另一民族——迦勒底人。迦勒底人以捍卫巴比伦独立的名义，全力抵抗亚述的统治。公元前721年，亚述吞并了以色列，在此后一百年里所发生的动荡与骚乱，就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充满暴力事件的政治史的真实写照。

这一切的起源可追溯到喜欢征伐的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迦勒底王子兼贝特雅金（Beit Yakin）部落首领马尔杜克-阿普拉-伊迪纳（Marduk-Apla-Iddina），即《圣经》中的米罗达·巴拉但（Merodach Baladan），无视亚述王的驱赶，霸占巴比伦的王位近十年。萨尔贡后来将其逐出并流放于埃兰，而后自立为巴比伦王。萨尔贡战死沙场后，马尔杜克-阿普拉-伊迪纳旋即反扑。萨尔贡之子辛那赫里布率军攻打这个屡屡进犯的敌人，将其逼回至其位于海湾口周边湿地的大本营。与此同时，辛那赫里布也试图通过任命从小就在尼尼微的亚述王宫中长大的巴比伦人贝尔-伊巴尼（Bel-Ibni）继承王位，以缓和巴比伦的敏感局势。但是这位巴比伦贵族同样发动起义抵制亚述的霸权。辛那赫里布只好让自己的儿子亚述-那丁-舒米（Ashur-Nadin-Shumi）取代贝尔-伊巴尼。正当亚述人忙于将马尔杜克-阿普拉-伊迪纳驱逐出其南部湿地的老巢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宿敌埃兰乘机攻击巴比伦。埃兰国王不仅为巴比伦选立了他中意的新君，还给辛那赫里布之子戴上枷锁并将其掳走，其人从此音讯全无。辛那赫里布返回巴比伦后，先是囚禁了埃兰人安排的新君，继而东征埃兰都城苏萨。然而，在他忙于讨伐埃兰人的同时，另一位迦勒底王子登上了巴比伦的王座。盛怒之下，辛那赫里布率军包围了巴比伦城整整十五个月。城墙终被攻破之后，他不仅让冒牌国王和其家人，以及其他迦勒底重臣一并入狱，还将各宫殿和神庙洗劫一空，甚至放倒了巴比伦守护主神马尔杜克的雕像。此后，辛那赫里布下令开挖贯通城中心的水渠，然后水淹整座城池，使之成为渺无人烟的废城。

至少辛那赫里布在铭文中是如此叙述的。

城池中的房屋，从根基到墙垣，朕夷之、毁之、烧之。内城墙与外城墙、砖石泥砌的神塔、神庙与神像，朕将其破坏殆尽，弃于阿拉图（Arahtu）运河之中。在城市中央，朕开挖水渠，以水毁灭城基。朕引入大水，彻底摧毁该城。不出几日，城池覆灭，庙神消失，记忆不再。朕以洪流覆之，只余草泽一片。

虽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伟大城市的覆灭，但它们很快便会重新崛起，就像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巴比伦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它在公元前689年遭到亚述的毁灭，六十年后，旧城仍在人们的记忆中，新城的繁盛程度却已然超越旧城。这怎么可能？难道巴比伦实际遭受的破坏并不如我们读到的那般严重吗？

或许，我们可以参照一下20世纪的历史。到1945年末，许多欧洲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柏林处处断壁残垣；明斯克从照片上看只剩下绵延数千米的瓦砾；在日本，广岛与长崎被世上首次投下的原子弹夷为平地。但就在短短几十年间，人们根据原有的城市规划开展重建，大量建筑被修复，城市也得到重生。在巴比伦上演的似乎也是相同的剧情。

在辛那赫里布于一场宫廷政变中遇刺身亡后，他的儿子以撒哈顿继位。这位新君准许被驱逐者重返家园，下令修复神庙中的神像，同时竭尽全力弥补其父造成的损失。他封幼子亚述巴尼拔为亚述储君，立另一子沙玛什-舒姆-乌金（Shamash-Shumu-Ukin）为巴比伦王，试图稳固亚述与巴比伦的关系。

但这一方法依旧无效。以撒哈顿死后不久，两兄弟之间爆发了惨烈的内斗。最终，亚述巴尼拔包围了巴比伦并攻破城门，拥入的大军恣意屠杀城中百姓。沙玛什-舒姆-乌金也在燃烧的宫殿中死去。亚述巴尼拔在巴比伦安插了一位新的傀儡国王后，便开始攻打巴比伦的盟国。

在此过程中，亚述巴尼拔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尽管在有生之年他并不会目睹这一错误的毁灭性后果。埃兰一直支持巴比伦攻打亚述。为了报仇，亚述巴尼拔对埃兰都城苏萨发起了进攻，并决定让该国牢记教训。于是，他将埃兰宫殿内的值钱之物洗劫一空，还摧毁了神庙、金字形神塔、埃兰先王的雕像，甚至亵渎了埃兰先王的坟冢。而后，他将注意力转向埃兰的腹地。“在一个月内，朕将整个埃兰夷为平地。田间既无喧嚣人声，也无牛羊踪影，更无愉快的丰收歌声。朕将此地变成野驴、瞪羚等各类野兽生活的荒原草野。”虽然苏萨城最终得到重建，但埃兰从此失去了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

亚述巴尼拔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犯了战略上的大忌。在毁灭埃兰的过程中，亚述巴尼拔不仅移除了可保护美索不达米亚不受东部外敌进犯的屏障，而且消灭了长久以来阻止外来民族在伊朗高原上建立新政权的力量。随着埃兰的衰亡，来自中亚的半游牧民族开始入主该地：说着印欧语系语言的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穿过伊朗北部山区的隘口进入伊朗，迅速地在伊朗高地建立起他们强硬的统治。骁勇善战的米堤亚人很快就给亚述国带来威胁。在亚述巴尼拔死后仅十五年，即公元前612年，亚述的边境线因接连几位亚述君主的无能而被迫一退再退，米堤亚军队便乘势粉碎了亚述的防线。巴比伦王也赶来支援米堤亚人，只不过在狡猾的他赶到时战斗已临近结束。就这样，亚述帝国的历史出人意料地在暴力中突然终止了。

经过多年的肃清剿灭工作，两个战胜国对亚述各省进行了瓜分。米堤亚人统治安纳托利亚和东北部地区，巴比伦人则控制整个新月沃地和阿拉伯半岛的北部。此时统治巴比伦的新王是一位迦勒底族长，他用阿卡德语为自己取名拿布-阿普拉-乌苏尔［Nabu-Apla-Usur，即那波帕纳萨尔（Nabopolassar），意为“拿布保佑继位者”］。事实上，在他的统领下，巴比伦接管了其宿敌亚述帝国的疆土。亚述学家口中的新巴比伦王国就此诞生。

然而，这个国家并没有维持太久——只有大约七十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寿命。但近期的一个伟大考古发现让它的短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1187年，库尔德将军萨拉丁（Saladin）夺回了被基督教十字军占领的耶路撒冷。他下令在曾经的月神之城哈兰古城建造一座清真寺。1956年，英国学者大卫·斯托姆·赖斯（David Storm Rice）在考察这座12世纪的清真寺时，试图验证自己的想法，即在哈兰，古代异教信仰一直占主流地位，直到中世纪晚期。这座清真寺共有三处入口，他在每一处都发掘出了大石板，且这些石板上都有迹象显示它们的年代要比清真寺本身古老得多。在翻看石板的过程中，赖斯发现了巴比伦王敬拜辛的雕刻图案，其中辛由新月图形代表。石板被正面朝下放置，这样穆斯林就可以踏着石板走进寺内祷告，象征着对安拉的信仰最终战胜了对月亮的崇拜。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石板的雕刻图案旁，一段楔形文字提到了巴比伦的末代国王那波尼德斯（Nabonidus），里面还有他母亲的传记。尽管我们了解到的古代苏美尔帝王的在位时间都长得离谱，《圣经》中宣称的族长寿命也都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份确凿的文书来证明古代百岁老人的存在：“我是阿达-古皮（Adda-guppi）夫人，巴比伦王拿布-那伊德（Nabu-na’id，即那波尼德斯）之母。”她“出生于亚述-巴尼-阿帕里（Asur-Bani-Apli，即亚述巴尼拔）统治时期的第20年，一直活到亚述-巴尼-阿帕里在位的第42年，到其子亚述-埃提鲁-伊力（Asur-Etillu-Ili）在位的第3年，到拿布-阿普拉-乌苏尔（那波帕纳萨尔）在位的第21年，到拿布-库杜尔里-乌苏尔（Nabu-Kudurri-Usur，即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43年，到阿迈勒-马尔杜克［Amel-Marduk，即以未-米罗达（Evil-Merodach）］在位的第2年，再到尼甲-沙鲁-乌苏尔［Nergal-Sharu-Ussur，即尼里格里撒（Neriglissar）］在位的第4年”。而且，她到最后都保持着极好的健康状态：

诸神之王辛拣选了我，为我正常的寿命添加了许多年岁，让我保持头脑清醒，长命不衰，也因此名扬四方。从亚述王亚述巴尼拔时期到我的儿子巴比伦王拿布-那伊德在位的第6年：那是一百零四年的幸福时光。依照诸神之王辛对我的许诺，我的视力敏锐、听觉灵敏，双手双脚灵活，说话措辞得当，饮食状况良好……精神矍铄。

附言中还写道：

巴比伦王拿布-那伊德在位的第9年，她自然死亡。她最疼爱的儿子巴比伦王拿布-那伊德将她那穿戴着上好毛料、鲜亮麻衣……佩戴着昂贵宝石的尸体放入棺材。他将香油洒在她的尸体之上。人们将棺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墓冡之中。他在墓前宰杀了肥美的牛羊，并将巴比伦和博尔西帕的居民聚集到他的面前。

这位传奇的夫人从亚述政权的鼎盛时期一直活到了距离新巴比伦王国终结仅剩六年的那一年，这一个世纪诚可谓历史长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百年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迦勒底王朝第二位统治者那波帕纳萨尔之子拿布-库杜尔里-乌苏尔（意为“拿布保护长子”），也就是《圣经》中的尼布甲尼撒在位期间，犹大这个小小的附庸国在一次鲁莽的起义之后，就被完全吞并，成为巴比伦的领土。于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国王西底家（Zedekiah）被弄瞎，其后裔被处决，整个犹太的统治阶级被流放到王国都城。同时，在大范围的平民主义土地改革后，统治阶级的土地、房产都被分给了平民。对于这一事件，尽管《列王记》和《历代志》中都有从政治和神学角度出发的叙述，但最准确的记录来自先知耶利米（Jeremiah）的亲眼见证（《耶米利书》39∶8～10）：

迦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四十多年后，新巴比伦王国落入波斯人手中，犹大的贵族获准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他们的神庙。但只有当时被流放到巴比伦的人才被看作犹太人。那些留守在犹大的百姓，即“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到返乡者那里去请求参与重建，得到的却是强硬的回绝，还被要求滚开（《以斯拉记》4∶3）：

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

不管怎样，想要重回贫穷故乡定居的犹大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美索不达米亚，继续享受生活在文明中心的便利。这之后的几百年间，巴比伦而非耶路撒冷成为最大的犹大人聚居地。《巴比伦塔木德》也是在巴比伦的学院中创作而成的，至今依然影响着犹太教。如果尼布甲尼撒没有征服犹大国并将犹大人流放，就不会有我们所知的犹太教，也不会有今天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同阿达-古皮一样生活在新巴比伦时代的人们，自然想象不到这样影响深远的后果。实际上，当巴比伦人取代亚述人掌握政权时，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次跟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数次王权更迭一样，是以接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的形式实现的。

从一开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就与现代社会中的工业企业巨头十分相似。尽管企业的所有权和股权可能变更，但不论是谁获得分红和负责撰写年度财务报告，该企业依然宣传相同的品牌、生产同样的产品。只有那些家园就此从版图上消失的亚述和尼尼微市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对于普通农民、手工艺者、不受统治阶级管辖的商人，还有奴隶而言，生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同一批官僚在进行管理；官方还在使用阿拉姆语；人们沉醉于与之前相同的文学文化，吟奏相同的音乐，吟唱相同的祈祷文，崇拜相同的神明（除了亚述的保护神阿舒尔，他此时已经无人问津）。的确，美索不达米亚人可能感觉到，只是传统的统治阶级又回来了。众多观察家，包括生活在巴比伦鼎盛期一百年之后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仍将该王国视为亚述帝国，而巴比伦的胜利不过是统治中心的变更：“亚述拥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现阶段最知名且最强大的是巴比伦。尼尼微陷落之后，政府的所在地被移至巴比伦。”

巴比伦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个阿卡德大地上的中心城市承载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继承了苏美尔文明。为了彰显巴比伦城失而复得的地位，尼布甲尼撒将其打造成史上最庞大、最辉煌、最负盛名的城市。在一些人眼里，它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迷人的魅力之城。

希罗多德又写道：

这座城市屹立在广阔的平原之上，呈正方形，每一侧均为120斯塔迪昂（stadion） [1] ，因此整个城市的周长就是480斯塔迪昂。此等宏大的规模，再无他城可比。城市周围环绕着一条又宽又深、水流充沛的护城河，河边耸立着宽50皇家腕尺（royal cubit） [2] 、高200皇家腕尺的城墙。

希罗多德很可能没有亲自造访此地。他给出的尺寸大得出奇：城墙高度200皇家腕尺接近100米了。因为该城的遗迹在地表依旧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占地大小——大约2250英亩，那么其周长就不可能达到这位古代历史学家所说的超过80千米，而应该只有十来千米。

现代考古学家发现的巴比伦基本上是尼布甲尼撒花费重金进行大规模重建后的那座城。但这并不代表该城的格局发生过重大改变。巴比伦的重建者总是十分小心，生怕改变了人们眼中的神赋格局。学者会根据某个遗址所处的考古层来断定该遗址的年代，但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遗址来说，其考古层的形成主要不是自然衰朽和重建而是有意识的政策引导的结果——人们会在新建筑下方有意识地保留旧城的原有格局。这种做法可一直追溯到新巴比伦时代三千多年以前的圣城埃利都的兴建和重建。

于是，在重新修筑被称为伊穆尔-恩利尔（Imgur-Enlil，意为“仁慈的恩利尔”）的防御城墙时，那波帕纳萨尔说他“试图找寻古代城墙的基底并找到了它”。他讲述自己“探寻古代城墙基底……发现了过去的砖石，并在原有的基底上重建……”几十年后，该王朝的末代君主那波尼德斯在重建阿卡德伊什塔尔神庙时，也声称他的砖墙是直接垒砌在“原有基底之上的……不会比原有基底宽一根手指，也不会容一根手指”。

在修复和重建巴比伦的过程中，对古代建筑进行原样复制的工作极其重要，因为这座城市承载着完整的苏美尔-阿卡德历史。无论访客从哪个方向来，他们在远处都会一眼望见巨型的城墙和高耸的金字形神塔。待走近一些，他们会看到那高墙仿佛是从泥沼中升起的，就像是古代神话中对苏美尔和阿卡德之诞生的描述：在靠近遥远南部的海湾顶端的埃利都，大地从被称为阿卜苏的地下水域中浮现，那里是文明之神恩基/埃阿的家园。“朕沿着巴比伦堆起高高的土堤，”尼布甲尼撒写道，“朕让土堤周围涌起如汹涌海浪般的浇水；朕让城市四周化作河沼。”

访客若想要穿过双层城墙，进入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内城，就要经过一道守卫森严的大门，这道门以神明乌拉什（Urash）命名，并且以“敌人憎恶它”著称。接着，访客会快速穿过一个叫作舒安纳（Shuanna）的商业区，来到另一道大门——集市大门（Market Gate）。当时巴比伦城的地志指出：“集市大门和大城门（Grand Gate）之间的区域被称作埃利都。”此街区的名字如此神圣，代表了古代苏美尔文明的起点，因此也代表了众所周知的文明之源。这里屹立着巴比伦最为重要的宗教建筑埃萨吉拉。它在苏美尔语中表示“高顶之屋”，是巴比伦的缔造者、保护神和众神之首马尔杜克的人间居所。埃萨吉拉也是恩基在埃利都的居所的名字。由此出发穿过一个75米宽的广场，就可抵达最著名的建筑埃特曼安吉（Etemenanki），即“天地之基神塔”。它是一座启发了巴别塔故事的90米高的金字形神塔。《圣经》的撰写者在写下如下文字时，一定知道这座巴别塔的阿卡德名：“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创世记》11∶4）并不完全可靠的希罗多德也对它进行了如下描述：

从长宽均为1弗隆（furlong） [3] 的坚固石塔上方，升起了第二座、第三座直至第八座石塔。塔身外部有一条蜿蜒而上的通道可通向塔顶。登到一半高度时，就会看到一处可坐下歇脚的地方，人们通常会在向上攀登的途中在此坐下歇息。在最顶端的石塔上，有一座宽敞的神庙。神庙内有一张装饰精美的超大长榻，旁边还有一张金色的桌子。神庙内并未设任何塑像，在夜间除了一名当地的单身女性外也没有任何人留守。马尔杜克的迦勒底祭司确认，这名女性是神明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中亲自拣选的。

他们还宣称——但我本人并不相信——神明本尊会降临这间神庙并就寝于长榻之上。

希罗多德的描述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信息源。在想象该建筑的样貌时，我们可以参考一幅明显与神塔同时代的图。在一块现已残缺的黑色石碑上刻有金字形神塔的平面图和立面图，旁边还有尼布甲尼撒国王像及一段铭文：“埃特曼安吉——朕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震惊。朕使其直入云霄，为其入口筑门，用沥青和砖石覆盖其表面。”这块浮雕纠正了希罗多德的描述——这座顶层有一间“宽敞的神庙”的神塔由六座而非八座石塔构成。

如今，曾直入云霄的埃特曼安吉连遗址都找不到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征服亚洲之后，打算以巴比伦为其帝国的都城。他依照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决定重建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并着手拆除原有建筑为重建做准备。然而，这一宏愿在其有生之年未能实现，所以我们今天在巴比伦的埃利都街区只能看到那些被积水浸灌过的地基。

在经过埃萨吉拉和埃特曼安吉后，来到巴比伦的访客可以穿过另一道门进入邻近街区：“从大城门到伊什塔尔城门的区域被称为卡-丁吉尔-拉（Ka-Dingir-ra）。”卡-丁吉尔-拉是苏美尔语，对应的阿卡德语是“巴比鲁姆”（Bab-Ilum），即“巴比伦”，意为神明之门。或许这座城市最早就是从这一区域兴起的。于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埃利都与让该文明发展至巅峰的巴比伦，就在这里实现了象征性的融合。

卡-丁吉尔-拉街区中还有尼布甲尼撒最壮观的城市改造项目——他本人的华丽宫殿。大街两侧的墙壁上装饰着用精美釉面砖拼贴而成的雄狮。这条大街穿过18米高的伊什塔尔城门，直达马尔杜克神庙。宏伟的伊什塔尔城门上建有带雉堞的堡垒，其闪闪发光的蓝色墙面上装饰有白色和赭色的牛和龙的图案，还有一段国王亲撰的长文：

巴比伦的这条大街地势低沉，朕拆除了几道大门，用沥青和砖石在地下水位的高度重筑基底。朕命人重新堆砌蓝色砖石，以呈现出公牛和龙的图案。朕在门顶上横着架设粗壮的雪松。朕用铜平整这些松木大门。朕在大门处放置野牛和恶龙，并用奢华装饰使其变得光彩夺目，让人们都为之惊叹。

对未来的恐惧

这种复制过去并确保巴比伦城的象征性意义能一直延续到未来的想法，可以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贯传统。但如同亚述巴尼拔“为了遥远的日子”而建立图书馆的想法一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一种新的忧虑：过往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巴比伦统治者们似乎也有同样的忧思。

大部分文化要么展望未来，要么追溯过去，极少出现二者兼有的情况。当前路光明、未来激动人心时，人们往往无心惦记历史。日耳曼人定居欧洲后，大多数罗马城市的中心被废弃：广场中搭起了茅草顶木屋，竞技场里出现牲栏畜舍，公共浴场内围起了猪圈。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建造者对祖先留下的原始教堂敬意寥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工程成就不断涌现，因此建筑师恨不得立刻把那些过时的新古典风格的白色乔治亚式联排建筑拆尽。不可否认，取代那些古老教堂的新建筑往往是以中世纪风格设计的，但19世纪的人从未考虑过保留古旧建筑。

20世纪40年代，瑞士艺术史学家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研究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那时候的美国在大批量生产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亲自拜访了波士顿城外的一家大工厂，1850年后不久这里首次完成了钟表标准零件的组装。（这种方法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业。）19世纪70年代的一些欧洲观察家曾经提到该工厂的早期产品。我想要看看这些产品的样品，研究一下该公司早期产品的目录。可是工厂里已经没有任何旧产品的目录了。因为根据该公司的规定，产品目录会在保存三年后被销毁，仅有的旧产品还是那些被送来维修的老手表。”

相比之下，执着于留存过去事物的时代，通常是那些同现在一样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甚至觉得面临威胁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人们保留并保护历史，强调宗族血统，探索并发掘史前遗迹。

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的氛围一定与我们的时代存在共通之处。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一直以来都对先人和传统保有敬意，但到此时才明显展现了对远古之物的兴趣。可以说，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的巴比伦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考古学研究的真正起源。哈佛大学著名艺术史学家艾琳·温特（Irene Winter）教授指出，我们今天运用的大多数现代考古学标准，是由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者们建立的。这些国王发起实地勘察行动，努力发掘建筑遗迹。他们的部分考古记录跟19世纪勘探家们的叙述并无二致。那波尼德斯曾经踏上前往阿卡德的探险之旅，寻找伊什塔尔神庙的遗址：“朕想要重建这座神庙。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朕挖开了阿卡德土地以找寻它的地基。”他在另一份文本中写道：“朕的前代巴比伦王库里加尔祖（Kurigalzu）曾在阿卡德找寻埃乌尔玛什（Eulmash，伊什塔尔神庙）的地基，早在巴比伦王萨尔贡和他的儿子纳拉姆辛（其实是他的孙子）的统治时期，这座神庙就已不见踪迹……但库里加尔祖没有放弃。在一段铭文中库里加尔祖写道，‘朕不停地寻找埃乌尔玛什的地基，但还是找不到它们’。”那波尼德斯还叙述了亚述王以撒哈顿、其子亚述巴尼拔以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找寻该建筑但也徒劳无功而返的事。“尼布甲尼撒召集无数劳工，不停地寻找……他挖掘了深深的沟壕，却一无所获。”最后，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那波尼德斯成功了：“朕在尼布甲尼撒的沟壕中挖掘了三年……朕左寻右找……在沟壕里前后探查……一场大雨过后，一道水沟出现了……朕说……‘在水沟中继续挖’。他们在水沟中挖掘，然后找到了埃乌尔玛什的地基。”

与新巴比伦的其他统治者一样，那波尼德斯也探寻过废墟中的古代文献。他仔细研读这些文献：“朕来到先王纳拉姆辛时代的古老地基，朕阅读了金板、青金石板和红玉髓板，上面记载着关于埃巴巴尔（E-Babbar，即太阳神神庙）的内容。”而后他自己添加了一些文字，并将所有文献送回它们的原址。那波尼德斯还发现了一尊破损严重的阿卡德王萨尔贡像。他先将它送到自己的工坊进行修缮，然后将其送回其原先所在的神庙。

许多其他时期的艺术品都被保存在王宫中。发掘者们在巴比伦北殿的废墟中发现了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尼布甲尼撒时代的物品。这里会不会曾是一座宫廷博物馆呢？无论曾被用于何种用途，这些物品再次证明了新巴比伦王国的人在面对越来越难以确定的将来时，对于保护自己的历史的关切。

到这一时期的晚期，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传说，称尼布甲尼撒本人预见了巴比伦世界的没落。马尔杜克的祭司贝罗索斯活跃在公元前3世纪初，即美索不达米亚受马其顿人统治的时期，他曾描述了教导人类什么是文明的鱼神。他对尼布甲尼撒的预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尽管贝罗索斯的作品失传已久，但后来的作家们对他的描述进行了概述，其中就包括生活在公元3～4世纪的凯撒利亚（Caesarea） [4] 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 [5] 。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

尼布甲尼撒登上王宫的屋顶，感应到神明的启示，突然开口说道：“朕，尼布甲尼撒，向你们发出预言。哦，巴比伦人，即将降临到你们身上的灾祸，就连朕的先祖彼勒神和女王贝尔蒂斯（Beltis）都无法阻止。在你们的神明的协助下，一个波斯人将来到这里，和他的同伙米堤亚人，亚述人的骄傲，一起奴役你们。”

这显然是后人加诸伟大的迦勒底君王的一种后见之明，但它表明在贝罗索斯所处的年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末代王朝的君王收到了帝国即将灭亡的预警，并感受到荣耀与梦想已然终止，也就是说，巴比伦人对未来的憧憬已荡然无存。

在今天的报刊中，人们能频繁地读到末日预言家和厄运先知的言论。在新巴比伦时代当然也不乏这类人，还有那些走在提拉兹达街上的披头散发之人，他们的身上挂着标语牌，上面用楔形文字写着“末日将至”。令人好奇的是，新巴比伦人是否也像我们一样时常受到这类信息的影响。我们获得的巴比伦文献少之又少，而且文献上的语言还不是新巴比伦人的日常用语阿拉姆语，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怎样，我们熟知古代人向来不愿用理论和猜想来表达思想，而是会通过神话故事和史诗传奇，朦胧且委婉地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这让我们那注重事实、不擅隐喻的现代头脑难以参透其中之意。

不过，确实有一位学者成功驱散了这团“不知之云”。约六十年前，现已故的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教授内尔斯·贝尔基（Nels Bailkey）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题为《巴比伦的历史哲学家》（“A Babylonian Philosopher of History”）。该文显示，通过对文本的深入钻研和细致阅读，就有可能领会文本中的深层含义。贝尔基所指的文本，乍看之下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故事，它被称为“众民之王、灾害之神伊拉的神话”或“迪巴拉（Dibarra）史诗”。（贝尔基认为该文本可追溯至汉谟拉比的统治时期或此后不久的时期。但现在的学者认定的年代要比他所说的晚得多：不是亚述晚期，就是新巴比伦时期。）而事实上，它并不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故事。

故事告诉我们，灾祸、死亡之神和地下世界统治者伊拉-内尔伽勒（Irra-Nergal）的一名信使，“以诗的形式在故事作者达比布（Dabibu）之子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Kabiti-Ilani-Marduk）夜晚［的睡梦中］给出了启示。第二天起床后，他完完整整地记下这首诗，毫无增减”。这一文本并不是一篇韵文，而是一则预言。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并不像与他同时代的人那样重视简单地重述古代的故事和保留对过去的记忆。他收到的是一则带给全人类的消息，它不仅预示了将来，还解释了未来之事。

这是一首长诗，总共有六百多行，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灾祸之神如何介入天庭，与一些和善神明争斗，以说服其他诸神离开神位，摒弃人间受他们护佑的信众，并允许伊拉-内尔伽勒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大地上纵横肆虐。在此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是神明喜怒无常的行为导致了时常降临在人类身上的那些灾难。但是，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叙述了伊拉-内尔伽勒的理由，他说的话中除了神明的名字之外，其他内容都更像是出自希伯来先知之口：“因为他们不畏惧我的神名，不听从主神马尔杜克的话，反而追随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要挑战主神马尔杜克王子，把他赶下宝座，以毁灭人类。”这场毁灭不仅限于马尔杜克守护的巴比伦城，它将像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早期的那场大洪水一样横扫四方。“海将不再是海，苏帕图（Subartu）也不再是苏帕图，亚述人也不再是亚述人，埃兰人也不再是埃兰人……大地荒芜，城市萧条，房屋破败，兄弟陌路。人类互相残杀。”

在伊拉-内尔伽勒这段富有说服力的争论之后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伊拉-内尔伽勒降下灾难，发泄骇人的怒火。

开启道路，我即将出发。

末日已至，时辰已到。听我的吩咐。

我将阻隔绚烂的日光；

我将遮挡夜晚的明月……

我将摧毁大地，使其变为荒野。

我将破坏城市，使其化作废墟。

这是彻彻底底的灾难。在一段又一段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伊拉-内尔伽勒摧毁城市、破坏田地、消灭人类、毁灭文明。他召集诸神，夸耀道：

你们全都安静，听我说……

我心中的狂怒让我消灭了人类……

像种植了无果植物的人，我不辞劳苦地砍伐。

像抓住了不忠与邪恶之人的强盗，我大肆掠夺；

像张开血盆大口的狮子，在我这里尸首不留。

在恐惧中毁灭的人，将就此消亡。

最后到了第三部分，我们看到了伊拉-内尔伽勒毁灭人类的用意所在。世界被重塑，人类会重生，城市被重建，田园重新变得丰产，牛羊重新变得肥壮。如同希伯来先知以赛亚在另一个场景中所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6] 在巴比伦预言家的版本中，伊拉-内尔伽勒下令：

尔等要在发怒的神明的王座之上重建众神之土。

尔等要让牛羊之神和谷物女神降临大地。

尔等要使高山和海洋奉献物产和贡礼。

尔等要令焦干的田地出产粮食。

各地长官要将丰厚的贡品从各城带到巴比伦。

在被摧毁的神庙中，香火要在绚烂日光下燃烧。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将充沛满溢。

那么一切的恐惧和痛苦又是为何？难道那毫无意义？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对此坚决否认。这场灾难不是神明的有意破坏。清理过去才能迎来未来的发展。毁灭之后就是重生。但这一次，人类不是要重回之前的黄金时代，而是将迎来一个比过去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抹灭过去是为了赐予人类更好的未来。用贝尔基教授的话说：“伊拉-内尔伽勒毁灭人类的本质与目的，人类历史不断变化和发展这一基本特点，在此都将被所有人领悟，并以人类赞美神明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神明伊拉-内尔伽勒是这出历史剧的主角，他在第二幕伪装成恶魔初次登场，到了最后的第三幕却以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的英雄形象现身。”

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所倡导的，是一个近乎达尔文式甚至接近尼采哲学的惊人观念：死亡与毁灭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若没有这股动力，历史就不会进步。改变、进步、不断自我超越是人类存在于世的真正任务。巴比伦的先知告诉他的听众：“是的，末日即将来临。是的，你们熟悉和热爱的土地将被摧毁。但从灰烬中将升起一个崭新的世界，它将让文明的发展迈入下一阶段。”在倡导这一观念的过程中，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一直坚信未来，坚信发展永无止境这一美索不达米亚式信仰。最早接受这一信仰的，是数千年前聚居在遥远的南部海岸上的人们，他们住在埃利都周边的水沼地附近，那里是进步之神恩基的甜水之域。

***

尼布甲尼撒去世后，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仅维持了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尼布甲尼撒在位四十三年，他的儿子在他自然死亡后继位，新王名为阿迈勒-马尔杜克（意为“马尔杜克之人”），即《圣经》中的以未-米罗达。两年间阿迈勒-马尔杜克做出了一系列争议不断的决策，它们导致他遇刺身亡。继位的是尼甲-沙鲁-乌苏尔（意为“哦，内尔伽勒保佑国王”），希腊人称他为内瑞格利沙尔（Neriglissar）。在尼甲-沙鲁-乌苏尔死后，他的幼子拉-阿巴什-马尔杜克（La-Abashi-Marduk，意为“哦，马尔杜克，请保朕不亡”）继承了王位。但不久之后，他就在一场宫廷政变中遇害。一份被称为《王朝预言》（Dynastic Prophecy）的文献对此进行了说明：拉-阿巴什-马尔杜克一直无法行使权力，因为他年纪尚轻，还未“学会处世之道”。没人知道是谁杀害了他。密谋反叛者将拿布-那伊德（意为“赞美拿布”），即希腊人所称的那波尼德斯，推上了王位。那时的那波尼德斯即将告别中年。辅佐他的是他那野心勃勃的儿子贝尔-沙鲁-乌苏尔（Bel-Sharu-usur，意为“贝尔保佑国王”），也就是《但以理书》中的伯沙撒（Belshazzar）。

与此同时，米堤亚国王的女婿居鲁士带领波斯人，将他们那曾经灭亡亚述的米堤亚弟兄赶下了伊朗高原的霸主之位。而后，居鲁士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公元前539年，在波斯军队的短暂攻势下，多个城市相继陷落，巴比伦也未能幸免。

有几份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记录留存至今，因此我们能够再现当时那些亲历者所看到的景象。

巴比伦的终结

在秋季的提斯利月（Tashritu）的第十五日（10月12日），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迎来了温暖舒适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不再像夏季时那样被沙漠扬起的黄沙遮蔽。神明伊什塔努（Ishtanu）送来试探性的阵风，也就是从北方吹来的第一股冷风，它缓缓地卷起屋舍间街道上的垃圾，吹拂着饿着肚子的野猫的绒毛。野猫们在街巷中游荡，抓扑着被微风吹起的每一根稻草和苇秆。

那天，大街上冷冷清清，出奇的安静；啤酒吧和红酒馆一反常态，闭门谢客；集市广场上空空荡荡；鱼贩和卖水果的妇人也收起摊位，将货摊叠靠在卡其色的墙面上。快餐餐台上空无一物，锅盖紧扣，也不见平时那些站在餐台后面懒散地等待顾客的服务员。在书吏学校（Bet Thuppi），没有青年学生在诵读他们的阅读练习，或是因为粗心、健忘、发呆而受到棍棒的责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然而，城里并不是寂静无声的。你不论站在哪里，都能听到从埃萨吉拉神庙传来的喧哗声：嘈杂的人声在歌声和庆祝声中起伏，几百件乐器的击打鸣奏声夹杂其中。今天是欢庆的日子。随着大量的牛羊作为祭品被屠宰，圣洁的气味，也就是宰肉的气味从神庙附近飘散开来；在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的埃特曼安吉金字形神塔的台阶上，祭司与侍者在疾走奔忙。

幼发拉底河将巴比伦城一分为二，河边商业码头区的两侧是设有神龛且带有雉堞的环城高墙。直通高墙的十字大道上空无一人，城门旁既没有看守者，也没有收取关税的税官。因此，没有人注意到河水水位在几个小时里经历骤降，深度已不及大腿的一半高。

但城里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河流的上下游都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一队接着一队地穿过浅滩。在发现城里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后，他们号召后方的军队向前推进。于是，半数以上的军队从那浅浅的河水中蹚过。在此之前，司令官已派遣另一半军队前去上游开放水闸，将河水引入巨大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王后为了保证巴比伦城免遭春季洪水侵袭而下令挖掘的。弓箭手和佩剑兵登上码头边的台阶，穿过河边的城门，随后在巴比伦的各条街道里分散开来，确保了各自撤退路线的安全。

希罗多德写道：“如果巴比伦人对居鲁士的图谋早有警觉，如果他们已经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的危险，他们必定不会给波斯人留下进城的机会，而是会把波斯人完全消灭。他们会派出重兵把守所有通向河流的城门，也会登上沿河的城墙围困敌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波斯人对他们发动了突袭，占领了这座城市。”

戈布里亚斯（Gobryas）将军原是巴比伦王国古提省（从底格里斯河东岸延伸至扎格罗斯山脉的地区）的长官，后来倒戈成为居鲁士的波斯军队的总司令。他过去所有的疯狂幻想，都抵不过在这一天实现的野心。他攻占了世上最伟大的城市，这个文明的源泉、世界的中心。但正如希罗多德所说，城内的居民此刻依然毫无察觉。“由于城市规模庞大，在外城被攻占的许久之后，中心区域的居民（据巴比伦居民所述）还是毫不知情，他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不停地跳舞狂欢，直到确认自己已成为俘虏才停下。”两周后，居鲁士亲临该城并将国王那波尼德斯投入囚牢。

但希罗多德出生于他所叙述的事件发生的五十年之后。该事件的亲历者讲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马尔杜克神庙的一位祭祀，同时也是那波尼德斯在位时期的史官，将该事件描述为大受市民欢迎的和平占领。多年来当地的君王不仅对神明大为不敬，而且常常不见行踪，人们因此迫切地渴望改变这种执政不善的状态，希望有人能取代这个谋杀先王窃取王位之人。

那波尼德斯不但无视对马尔杜克的祭礼，还主张崇拜伊什塔尔、沙玛什（太阳神）、辛（月神）。他常年远离都城，隐居在一个叫作泰马（Tayma）的阿拉伯绿洲小镇。这就意味着亚述新年时的阿基图（Akitu）庆典每年都无法举行，因为在这个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宗教节日上，君王的出席和参与必不可少，是巴比伦国泰民安的保证；但那波尼德斯让他的儿子摄政王伯沙撒代替他本人参加。

而居鲁士则向民众承诺举办年度仪式，以重树马尔杜克的神威。他还明确表示支持对诸神的合理崇拜。史官特别称赞了居鲁士派遣持盾士兵围守马尔杜克神庙的举动。在巴比伦被攻占后的混乱中，这一做法使得大量的档案、独一无二的文书和珍贵的古董免遭掠劫和偷盗（21世纪的伊拉克征服者就没有这么做）。

有一位神庙祭司创作了一首浪漫主义诗来记录居鲁士的这场征服行动。他在诗中彻底贬损了前一位统治者，以凸显居鲁士的伟大和仁慈：

他对仪式一窍不通，

他对神谕一无所知，

他下令终止

最重要的宗教仪式。

他在埃萨吉拉神庙中凝视圣像

口中却说着亵渎秽语。

大家都认同居鲁士是一位值得称颂的君王，既是美德的典范，也是神明的虔诚侍者，且在兵将和百姓都毫发无损的情形下就攻占了这座圣城。

然而，巴比伦的城墙曾在此次攻占中遭到严重破坏。在波斯帝国吞并巴比伦的一个月后，巴比伦防御最薄弱的那座城门附近的城墙就被迅速修复。修复的面积很大，花费也很高。承包商一共用了七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程，有四名见证人签署了该工程的收据。

从提别月（Tevet）第十四日（12月18日）至阿达尔月（Adar）第六日（2月27日），祭司纳奈阿（Nanaia）家族贝尔-伊其萨（Bel-iqisa）之子鲁雷亚（Rurea）对恩利尔大城门的护城墙进行施工，他从努尔辛（Nur-Sin）家族伊德丁-马尔杜克（Iddin-Marduk）之子马尔杜克-雷玛尼（Marduk-Remanni）那里收到19谢克尔（约半磅）白银的酬劳。

居鲁士还运用了大量心理战术。早在他发动侵袭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前，他的代表们就在各处传播消息，称巴比伦国王威胁邻国，压迫百姓，因而只有将国王赶下台才能恢复巴比伦的自由与公正。他们宣扬了“万王之王”居鲁士的慷慨豁达和他对基本人权的关切，还给埃萨吉拉神庙的管理委员会及其沙塔姆（Shatammu，即会长）送去密函，向委员会保证居鲁士坚定支持对马尔杜克和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尊奉的其他神明的崇拜。对于那些被尼布甲尼撒逐出本土、流离失所的人，代表们向其首领保证居鲁士有意让其重返家园。至于那些在尼哈迪亚（Nehardea）侍奉犹大国最后一位合法国王约雅斤（Jehoiakin）的儿子们的人，还有那位被后世称为第二以赛亚（Second Isaish）的宗教鼓动者和传道人，代表们向他们承诺居鲁士将向那座攻陷耶路撒冷的城市发起报复。居鲁士还派遣中间人前往酒吧和客栈煽动心怀不满的群众停止对簒夺了不朽的尼布甲尼撒王权的那波尼德斯效忠，迎接新的统治者；而这位新君将恢复被那波尼德斯无视的古老传统，以仁慈与公正对待民众。

对于包括马尔杜克神庙中的那名史官在内的巴比伦贵族而言，波斯对巴比伦城的征服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更何况居鲁士还做出了慷慨保证。所以，这不过是一次民众喜闻乐见的统治者的更替。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苏美尔和阿卡德大地曾先后被多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君王统治：阿摩利人、加喜特人、埃兰人、亚述人、迦勒底人。他们都被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同化，成为地地道道的阿卡德人或巴比伦人。现在，王权落到了少数民族波斯人的手中，但这又有何差别呢？这无法撼动巴比伦的地位——从地图上看它依旧位于世界的中心——也不会改变它是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引擎的事实。

如果那名史官真的如此以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未来丧失信心的情况，最早出现在亚述时期，并在新巴比伦王国对发掘古迹的热忱中再次得到体现，最终被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公开表述出来。由此可见，真实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同样也是从此时起，该地区的新君不再将国都设在巴比伦，而是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实施统治，后来的都城包括帕萨尔加德（Pasagard）、埃克巴坦那［现名哈马丹（Hamadan）］、波斯波利斯［现名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Jamshid）］，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宿敌埃兰国的主城苏萨（现名舒什）。巴比伦风光已逝，魅力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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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就此抵达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尽头了吗？在居鲁士时代的大约三千年前，这段伟大的历史进程发端于波斯湾北岸的肥沃冲积平原，经历了阿卡德的萨尔贡建立首座帝国城池、乌尔国王舒尔吉初试中央计划体制等重大事件，在古巴比伦自由贸易时代登上巅峰，在亚述时期迎来最后的崛起，为现代帝国树立了范本。如今它就要终结了吗？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不会在一夜、一年、十年或者一个世纪间就全部消失。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新巴比伦王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其商业的繁荣，巴比伦的神明也会继续得到服侍与赞美；人们还在观测天象，解读吉凶之兆，研究古代文献；熙熙攘攘的城市中还是会充斥着民族、语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包括安纳托利亚人、埃及人、希腊人、犹大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

如今，在幅员超过400万平方英里的波斯帝国里，美索不达米亚尽管被降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却依旧保留了“亚述”这一响亮的名头，而且波斯人从未试图让该省的百姓顺从波斯的传统。波斯文化匮乏、历史短暂，如何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媲美？事实是亚述影响了波斯。波斯人借鉴楔形文字的形式创造出他们的铭文，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书面文字；他们在学术领域和正式场合使用巴比伦的阿卡德语，在外交场合和商业活动中使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姆语（后来这种语言被称为波斯帝国阿拉姆语），甚至在波斯本土也这么做。

这个西亚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了丰富他们的文化，除了向巴比伦人学习之外，还汲取各民族的养分。波斯的建筑明显地反映了波斯人从全国各地召集能工巧匠来美化城市。在波斯人专为举办仪式而新建造的都城波斯波利斯，建筑的装饰性石板上精致细腻地雕刻着巴比伦人、亚述人、安纳托利亚人、埃及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民族为该城献上贺礼的场景。大流士大帝著名的自传体贝希斯敦铭文不仅详细记载了他争夺王权的过程，后也成为今天的我们破解楔形文字的关键。波斯人受亚述艺术启发，将这些文字刻在浅浮雕上。它们以三种语言写成：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和埃兰语（伊朗高原原先统治者的语言）。波斯人选择学习对象的范围很广。

在巴比伦从亚述手中接过大权时，古代文明的生态将迎来巨变的伏笔就已埋下：美索不达米亚不再是野蛮世界里代表进步力量的唯一信标。四面八方崛起的新文明都向巴比伦在历史长河中的核心地位发起了挑战。邻国近邦纷纷迎头赶上，快速发展本国文明，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人生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开始在新观念的带领下朝着与巴比伦人全然不同的方向前行。

波斯与希腊在社会模式上的差异很快就引发了冲突。先是书面文本中的摩擦——希腊的作家将波斯政体认定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初形态。紧接着便是战场上的短兵相接。这种冲突伴随着波斯帝国的兴衰，足足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抗争双方实力相当，难分伯仲。

正如野蛮的阿摩利入侵者建立起古巴比伦帝国，粗鄙的阿拉姆移民打造了伟大的亚述帝国，希腊也因一股蛮力十足、资源丰富的外来势力——马其顿王国的加入而变得强大。希腊最终打破制衡，希腊式生活方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因几场胜利而声名大噪。在伊苏斯（Issus）和高加米拉（Gaugamela）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从波斯帝国的王位上驱赶至其近亲的刀口之下。据希腊作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所述，亚历山大还在一位雅典高级妓女的煽动下焚毁了辉煌的波斯波利斯，以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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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出某一天作为人类历史的前半段与后半段的分界点，即关于城市生活的最初设想被新观念取代，以楔形文字为表达方式的初创文明被后来以字母系统为依托的文明（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文明）取代的那个时间点，那么那一天就应是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当然，我们还是要明确一点：存在已久的生活方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骤然消失。如果用图来表现文明的发展状况，例如用线条来表示一段时间内一个文明的活力值的变化，那么不论活力值是如何计算的，我们得到的都是一条钟形曲线：它一开始从基线逐渐上升，而后迅速升至高点，此后将呈下降趋势，先是急剧下降，然后趋于平缓，最后以十分缓慢的速度渐渐与基线重合。当一个文明让位于另一个文明时，它们的曲线就会部分交叠，因为通常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前一文明的式微与后一文明的崛起将同时发生。此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千年传统销声匿迹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开始接纳崭新的世界。随处可见希腊式的新城拔地而起，人们狂热地建造形态新颖的公共建筑，包括柱廊神庙、长方形会堂和体育场。城市人口构成十分复杂：波斯人、印度人、希腊人、埃及人和犹太人跟巴比伦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生活在一起。此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阶层：名声不佳的企业家、充满魅力的冒险者、雇佣兵、独立思想家和作家、自由传道的神父和宗教改革家。

尽管古代城市的传统生活方式继续存在，但变化势不可当。格温多林·莱克在她所著的《巴比伦人》（Babylonians ）中告诉我们：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文书与奴隶贩售、土地和神庙的买卖有关，且神庙买卖显然是利润颇丰的资本投资形式。但是，当希腊的统治阶级决定从奴隶贩售开始对这些交易征税时，神庙的行政人员已不再负责记录此类交易了。新的记录都被写在莎草纸等更易腐烂的材料上。巴比伦语不再是日常用语，楔形文字也只有在天文学和占卜术中才会被用到。在西方人眼中，使用这些语言和文字的人往往是迦勒底人、魔术师和占星家，且这些人都出自有名的书吏世家。最后一批楔形文字泥板制作于公元1世纪，记录的内容是天文观测结果。

最后一批楔形文字记录来自乌鲁克，这个事实显得如此合情合理，三千多年前，文明的本源“密”从埃利都降临该地，令乌鲁克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悠久且灿烂的文明的发源地。

我们不应认为一切都已消失，不应觉得在古代城市随着岁月流转被埋于沙土之下后，它们的成就也会化为乌有。我们也不该以为这些城市的民众就像《西拉书》（Ecclesiaticus）中所说的，“有的却没有留下纪念，他们死了，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他们生了，好像没有生过；他们的子孙也同他们一样” [7] 。因为由马其顿征服者们带来的新文明并不是纯粹的希腊文明。希腊文化（Hellenism）承古纳今，是一种融合式文化。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文化更是杂糅了希腊、亚述和波斯的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留下的最伟大遗产——基督教，就融合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教、希腊的异教信仰和伊朗的拜火教。

亚述和巴比伦的思想、文学主题、哲学观点、音乐形式、天文学与占星术、医学和数学一直以来都在向西传播，已经成了新型字母文明的文化基础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历经马其顿、塞琉古（Seleucid）、罗马和波斯等帝国之后，希腊文明延续了下来，最终转变为拜占庭文明，且该文明仍带有提革拉帕拉萨一世于公元前12世纪所创立的亚述帝国统治模式的影子。这让我们可以做出具有倾向性的断言，即直到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最终攻占君士坦丁堡并将其归入奥斯曼帝国，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延续着。鉴于奥斯曼帝国本身也继承了拜占庭文化，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成为世俗化的现代国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延续才终止。

那么，这部从公元前4000年以前一直延续至当下的千秋史诗，对我们来说又有何启示呢？我们从中可清晰地看到这一文明所拥有的形态与模式。

意大利的系统分析师切萨雷·马尔凯蒂（Cesare Marchetti）以毕生之力，撰文论述如何运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尤其是利用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用来模拟掠食者种群规模和猎物种群规模之间关系的公式分析社会数据。马尔凯蒂成功地展示了伦敦大瘟疫的扩散、天主教会历史的发展、英国军队实力变化，乃至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的输出过程等，都符合该数学模型的模拟结果。例如，通过运用这种模型，马尔凯蒂提出莫扎特在35岁去世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他能创作的所有作品，他即使享有更长的寿命，也不会谱写出新的作品。或许我们会对这种推断嗤之以鼻，但不要忘了在莫扎特逝世一年之后出生的罗西尼（Rossini），罗西尼在37岁前便创作出了他的全部作品，尽管他一直活到了76岁高龄。

在对帝国兴衰这类长期过程进行分析时，马尔凯蒂发现这种数学模型同样十分有效：“帝国在几百年间的发展遵循了某个单一……公式，该事实表明帝国的兴衰受某些自动机制控制，而不是拿破仑或成吉思汗的一闪之念的结果。”他的成果确实激动人心，因为这告诉我们，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兴衰开展数学分析，我们可能可以发现影响所有文明，也包括我们所处的文明的自然规律。

但是，马尔凯蒂的成果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例如，他将莫扎特作品的累计数量与它们的创作年份对应起来，绘制出“莫扎特曲线”；他根据有关“封圣”和新建的天主教堂的历史记载、日期和数量，探究天主教会的活跃度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学者能够解决如何收集和拣选出足够多的相关数据的问题，因而无法运用马尔凯蒂提出的原理和方式来分析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历程。

但是，如果马尔凯蒂的推断正确，即文明的兴衰也遵循着数学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就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文明。

对此，我们应停下脚步，思索一番，因为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时代的尾声。我们所处时代的许多特征与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后期的几个世纪极为相似。我们的社会同样发出了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典型信号：执着于过去，不计代价地保存和保护历史，热衷于博物馆文化、宗族和史书（本书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后半段中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因为它主要依靠的是对地球资源的榨取。我们看到，如果印度等国家的农民都想要像富裕的西方国家的公民那样生活，那么世界将难以为继。我们明白，人口如果仍然按照当前的指数型速率继续增加，那么就将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我们还注意到，两千五百年来造就了当下的我们的字母文明，正面临着新型文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一新文明以19世纪90年代何乐礼发明的人口普查机器为开端，现处于萌芽阶段，我们暂且将称之为“数字文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苏美尔与乌尔毁灭的哀歌》（“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的作者就说过：“有谁见过哪朝的王权长盛不衰？这一朝的统治的确十分长久，但它终将走向消亡。”

如果现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从亚述-巴比伦时期的哲学家，也是“众民之王、灾害之神伊拉的神话”的作者卡比提-伊拉尼-马尔杜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在我们的世界里，衰弱、瓦解和灭亡往往预示着某种重生，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经过几世浮沉，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从未消失，尽管它们的创造者早已被世人遗忘。我们的文明终有一天——或早或晚——会消逝，到那时，我们之中依然会有人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教导的那样，举目仰望星空。

[1] 古希腊长度单位，1斯塔迪昂约等于185米。

[2] 古希腊和罗马的长度单位，1皇家腕尺等于17～20英寸。

[3] 1弗隆等于201.168米。

[4] 地中海东岸的一座古城，今位于以色列境内。

[5] 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第一位教会史学家。

[6] 出自《圣经》的《以赛亚书》65∶17。

[7] 出自《西拉书》44∶9。

延伸阅读

刚开始探索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时候，我寻求过学术建议。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从J.N.波斯特盖特（J.N.Postgate）入手，了解一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历史，再看一看马克·凡·德·米鲁普的近期著作，其中有许多参考文献值得借鉴。”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于2004年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近东古代史教授马克·凡·德·米鲁普所著的《近东古代史（约公元前3000～前323年）》（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该书第二版于2007年出版。这不是枯燥的学术教科书，而是通俗易懂的叙述性读本，可被列为该领域的大众标准读物，同类著作还包括现在稍显过时的《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 ），它的作者是独立学者乔治·鲁（Georges Roux），企鹅出版公司（Penguin）于1992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要想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参阅《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二版前三卷，但这几卷书中尚未囊括大多数近期考古发现，而且书中采用的特殊注脚体系可能会给阅读带来不便。

虽然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4年出版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初期的社会与经济》（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并未涵盖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历史时期，但它仍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经济和社会史的最佳著作。该书作者J.N.波斯特盖特在写作该书时是剑桥大学美索不达米亚研究的准教授。如果需要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初期至末期的完整叙述，可以结合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平装本学术著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 ），作者为马克·凡·德·米鲁普；以及企鹅出版公司于2002年出版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创立》（Mesopotamia：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其作者格温多林·莱克是一名独立学者兼文化导游。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Gallimard）出版的杰出著作《苏美尔：艺术起源》（Sumer：The Dawn of Art ）全面展示了苏美尔的艺术史，该书的英文版由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Thames and Hudson）出版。尽管这部著作早在1960年就出版了，但书中的精美插图，再加上时任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和卢浮宫馆长的安德烈·帕罗撰写的配文，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雕塑和绘画作品的经典资料。

我在下一部分内容中详细列举了本书所引用的文献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如今许多文献均可在网络上找到部分或全部内容，但是某些期刊合集可能要通过预付款或成为图书馆会员才可获得。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找到这些资料。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前车之鉴：导言

有多部作品曾提到萨达姆·侯赛因及其自我标榜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君主继承人的心思，其中最著名的包括Elaine Sciolino，The Outlaw State：Saddam Hussein’s Quest and the Gulf Crisis （John Wiley，1991），以及John Simpson，The Wars against Saddam：Taking the Hard Road to Baghdad （Macmillan，2003）。

萨达姆·侯赛因声称入侵科威特是神的旨意，这一陈述引自Umangh Harkhu，“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The Ideology of Saddam Hussein and the Mesopotamian Era”，Scientia Militaria：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33 （2005）。有关乔治·布什受圣灵感召的叙述出自诺尔玛·珀西（Norma Percy）、马克·安德森（Mark Anderson）和丹·埃奇（Dan Edge）制作的纪录片Elusive Peace：Israel and the Arabs ，英国广播公司在2005年10月10日、17日和24日播放了该片。丹·克鲁克香克（Dan Cruickshank）对萨达姆重建巴比伦的批判摘自“Letter from Baghdad”，Architectural Review ，March 2003。

在被遗忘的泥锥上发现有关先前不为人所知的一位乌鲁克王的记载的故事，原载于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ewsletter （2008），电子版链接为http：//cla.umn.edu/discoveries/language.php？entry=138909。芬兰教授西莫·帕尔波拉（Simo Parpola）认为，苏美尔人与起源于北高加索山说乌拉尔语的族群，如芬兰人和匈牙利人，在语言上存在着某种关联。

欧文·希曼（Owen Seaman）的诗“On the Instability of Things”刊载于Punch ，18 July 1923。

第二章 天赋王权：城市变革

我在文中引用的有关古埃利都考古队的报告，出自H. V. Hilprecht，Explorations in the Bible Land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03，以及H. R. Hall，“The Excavations of 1919 at Ur，el-‘Obeid，and Eridu，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Babylonia”，published in Man：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5 （January 1925）。有关发现埃利都多层人类居住区遗迹的最新完整记录可参阅格温多林·莱克（Gwendolyn Leick）的 Mesopotamia，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Penguin，2002）。

科林·塔奇（Colin Tudge）关于农耕作业之艰苦的评论出自Neanderthals，Bandits and Farmers：How Agriculture Really Began （Weidenfeld & Nicolson，1998）。

安东尼·多诺霍（Anthony Donohue）关于埃及宗教场所选址于拥有能跟诸神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景观之地的观点，可见“The Goddess of the Theban Mountain”，Antiquity ，66 （1992）。

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沼泽可能受过陨石冲击的推断可见S. Master，“A Possible Holocene Impact Structure in the Al‘Amarah Marshes，near the Tigris-Euphrates confluence，Southern Iraq”，Meteoritics and Planetary Science ，36 （2001）。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有关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的观点出自Prehistory：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Weidenfeld & Nicolson，2007）。

陶克尔德·雅克布森（Thorkild Jacobsen）在Towards the Image of Tammuz and Other Essays on Mesopotamian History and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中描述了埃利都的摩羯座的起源。

以“恩基，丰盛之主”开篇的引文出自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该史诗收录在S.N.克雷默（S. N. Kramer）和J.R.麦尔（J. R. Maier）翻译的Myths of Enki，the Crafty G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密”的完整内容可见于戴安·沃克斯坦（Diane Wolkstein）和塞缪尔·诺亚·克雷默的Inanna，Queen of Heaven and Earth：Her Stories and Hymns from Sumer （Harper，1983）：“牧者之道、王权、公主祭司、神圣女王祭司、咒语祭司、贵族祭司、祭酒祭司、真理、降入阴间、升出阴间、库尔加拉（kurgarra）、匕首与剑、黑色长衣、彩色长衣、松发、结发、旗帜、弓箭、性爱、亲吻男性生殖器、卖淫之术、加速之术、直言之术、诽谤之术、花言巧语之术、圣妓、神圣酒馆、神龛、天国圣女祭司、回响乐器、歌曲艺术、老者之术、英雄之术、权力之术、背叛之术、直率之术、城市掠夺、哀悼、心情愉悦、欺骗、悖逆之地、友善之术、旅行、安居之所、木匠技艺、铜匠技艺、书吏技能、铁匠技艺、皮革匠技艺、漂洗工技能、建筑工技艺、芦苇编织工技艺、灵敏之耳、注意力、神圣净化仪式、饲养圈、热炭堆积、羊圈、恐惧、惊惶、沮丧、牙齿锋利的狮子、点火、灭火、疲惫的手臂、组合家庭、生殖、冲突、辅导、宽慰、判断、决策。”

彼得·帕森斯（Peter Parsons）的著作City of the Sharp-Nosed Fish：Greek Lives in Roman Egypt （Weidenfeld & Nicolson，2007）详细叙述了古代俄克喜林库斯的人口情况。

对伊南娜隐遁而去后世间发生之事的叙述以及对城市性放纵的描述，出自斯蒂芬妮·达利（Stephanie Dalley）翻译的Myths from Mesopotam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伊南娜从恩基那里偷走“密”的故事改编自史诗《伊南娜与恩基》（Inanna and Enki ），该译文保存于牛津大学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网址为http：//etcsl.orinst.ox.ac.uk。

第三章 吉尔伽美什之城：神庙法则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中描述了意大利南部城市科森扎（Cosenza）所举行的哥特人阿拉里克的葬礼：“经过大批俘虏的辛苦劳作，他们强行改变了康森提亚（Consentia）城墙下方的小河——布森提努斯（Busentinus）河的河道。皇陵建造于干涸的河床之上，以从罗马掠劫而来的瑰丽战利品为装饰；而后河道被复原。”如果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罗马将军（也是后来的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走的宝藏很可能还长眠于布森提努斯河的水流之下。关于德国探险队调查幼发拉底河河底遗迹的内容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 Abstracts ，5 （2003）。

安德烈·帕罗（Andre Parrot）对于乌鲁克女神，即瓦尔卡面具的反应记录于Sumer：The Dawn of Art （Thames and Hudson，1960）。

罗伯特·马雷特（Robert Marett）在The Threshold of Religious 中提出了关于所有早期宗教都包含“表演”和“假扮”元素的想法，该书于1909年首次出版。

G.H.哈代（G.H.Hardy）的科学无用性论断出自他的代表作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

彼得·米哈沃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i）在“Tokenism”一文中宣称乌鲁克所经历的变革不是渐进式的发展，该文发表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1993）。

有关青金石被用于装饰城墙、神庙和战车的叙述引自Lugalbanda and the Anzud Bird，Enki’s Journey to Nibru 和The Building of Ningirsu’s Temple 。

陶克尔德·雅克布森在题为“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的文章中提出了原始民主的理念，这篇极富影响力的文章发表于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1943）。

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关于“对非精英阶级的审美剥夺”的研究可见“The Evolution of Simplicity：Aesthetic Labou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Neolithic Near East”，World Archaeology ，33 （2001）。在Current Anthropology ，49（2008）。他发表了题为“Prehistories of Commodity Branding”的文章来论证乌鲁克文明是品牌的首创者。这篇文章也引用了安德鲁·谢拉特教授（Professor Andrew Sherratt，1946～2006）提出的历史学家可以从对比新石器革命、城镇变革与工业革命中获益的观点。

福克斯·塔尔博特（Fox Talbot）、辛克斯（Hincks）、奥佩尔（Oppert）和罗林森（Rawlinson）对楔形文字进行了破解和翻译，对此皇家亚洲学会出具了完整报告，可见www.let.leidenuniv.nl/IAA/RAScuco.pdf。

本书提到阿卡德文字体系是建立在一种更加古老的语言的基础上的，有关这一发现的论证转述自Jean Bottero，Mesopotamia：Writing，Reasoning and the Go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提出苏美尔语可能是一种克里奥尔语的丹麦学者名叫因斯·霍伊鲁普（Jens Høyrup）。他在“The Descendant of a Proto-Historical Creole？”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该文发表于AIΩN：Annali del Dipartimento di Studi del MondoClassico e del Mediterraneo Antico，Sezione linguistica，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Napoli ，14（1994）。

第四章 大洪水：历史的休止

荣誉退休教授诺曼·科恩（Norman Cohn）的Noah’s Flood：The Genesis Story in Western Thou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出色地阐述了大洪水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性。

有关搜索诺亚方舟残骸的探险队记录，可见http：//www.noahsarksearch.com/Expeditions.htm。

2003年美国地质学会收到的有关地中海海水冲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论文，原标题为“Late Glacial Great Flood in the Black Sea and Caspian Sea”，作者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地理所的安德烈·特切帕里加（Andrey Tchepalyga）。

罗伯特·S.斯特罗瑟（Robert S.Strother）对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及其发现有富有启发性的简短叙述，可见“The Great Good Luck of Mister Smith”，Saudi Aramco World ，January/February 1971。阿奇博德·赛斯（Archibald Sayce）牧师撰写的乔治·斯密斯的讣告刊登于Nature ，后又载于Living Age ，14 October 1876。可见http：//cdl.library.cornell.edu/moa/browse.journals/livn.1876.html。乔治·史密斯对其工作的自述载于Assyrian Discoveries：An Account of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on the Site of Nineveh，during 1873 and 1874 （1875）以及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1876）。

那名15岁男孩撰写的“极为出色的文章”题为“To what extent can Sir Leonard Woolley be better described as an imperial orientalist than a scientific archaeologist？”。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作者是来自伦敦城市学校的雅各布·吉福德·黑德（Jacob Gifford Head）。

对公元前3000年前后乌鲁克意识形态崩溃时该地区发生的剧变的详细叙述，可见Petr Charvat，“The Kish Evid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States in Mesopotamia”，Current Anthropology ，22 （1981），以及M. Staubwasser and H. Weiss，“Holocene Climate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Late Prehistoric-Early Historic West Asia”，Quarternary Research ，66 （2006）。

芝加哥大学和叙利亚文物局近期组织了一次针对今叙利亚境内的哈穆卡尔遗址的考察。他们的考古发现详细记载于2005年12月16日芝加哥大学的新闻稿中，标题为“Earliest Evidence for Large Scale Organized Warfare in the Mesopotamian World”。

奥玛尔·扎克尔沃（Omar Zakhilwal）在The Helmand Valley Project （Institute for Afghan Studies，2004）中描述了美国支持的赫尔曼德河河谷绿化灌溉计划的失败。相关链接为http：//www.institute-for-afghan-studies.org/Foreign%20Affairs/us-afghan/helmand_o.htm。

麦圭尔·吉布森（McGuire Gibson）教授在“Violation of Fallow：An Engineered Disaster in Mesopotamian Civilisation”一文中解释了传统的土壤脱盐工艺。这篇文章收录于Irrigation’s Impact on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4）。

第五章 伟人与君王：城邦

网络上有大量关于伊拉克城市库特和纳西里耶相互袭击事件的报道，本书中的相关描述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2003_invasion_of_Iraq。

乔治·巴顿（George Barton）对苏美尔专有名词的评价可见“Religious Conceptions Underlying Sumerian Proper Nam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4 （1915）。

1987年让·博泰罗（Jean Bottero）在美国东方学会所做的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饮食的会长报告题为“The Culinary Tablets at Yal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7 （1987）。有人按博泰罗所破译的禽肉派食谱做出了成品并拍了照，相关专题报道刊登于Actuel ，no. 69-70 （June-July 1985）。

“农民指南”（The Farmer’s Instructions）中的引文来自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http：//etcsl.orinst.ox.ac.uk。

关于古代苏美尔下水道的详情来自：W. Ludwig，‘Mass，Sitte und Technik des Bauens in Habuba Kabira Sud’，in Actes du colloque ‘Le Moyen Euphrate，zone de contacts et d’échanges ’，ed. J.-Cl. Margueron （E. J. Brill，1980）；E. Strommenger，‘Habuba Kabira Sud 1974’，in Les Annales Archéologiques Arabes Syriennes ，25 （1975）；以及Jean-Luc Bertrand-Krajewski，Short Historical Dictionary on Urban Hydrology and Drainage （2006），网址为http：//jlbkpro.free.fr/shduhdfromatoz/habuba-kebira.pdf。

米格尔·西维尔（Miguel Civil）和格雷格·格拉泽（Gregg Glaser）分别在“Modern Brewer Recreate Ancient Beer”，Chicago University Oriental Institute News and Notes （1991）和“Beer from the Past” Past”，in Modern Brewery Age ，31 March 2003中详述了制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啤酒的实验过程。

苏美尔祝酒歌引自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http：//etcsl.orinst.ox.ac.uk。

莫里斯·西尔弗教授（Professor Morris Silver）提供的关于古代市场的证据源自“Karl Polanyi and Market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Challenge of the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彼得·哈尔瓦特（Petr Charvat）在“The Kish Evid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States in Mesopotamia”，Current Anthropology ，22 （1981）中描述了苏美尔的新富阶层。

《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 ）的选段改写自1902年出版的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 ，译者为L.W.金（L. W. King）。

德怀特·W.扬（Dwight W. Young）在“A Mathematical Approach to Certain Dynastic Spans in the Sumerian King List”，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47 （1988）中提出，“苏美尔王表”中超长的君王在位时间是从书吏学校的数学练习中推导出来的。

有关拉格什和乌玛之间的百年战争，详见Georges Roux’s Ancient Iraq ，Mark W. Chavalas，The Ancient Near East：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ll，2006）an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chapter 13，“The Cities of Babylonia”。

被学者们称为《恩美卡尔与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的史诗描绘了如雨般从阿拉塔城墙上射下的弹丸。古典时期对投石器战争的描述可见Diodorus Siculus，Bibliotheca Historica ，Book XIX，109。更多有关投石器战斗的具体分析，可参见K. G. Lindblom，The Sling，Especially in Africa （Stockholm：Staten Etnografsika Museum，1940，以及链接＜http：//www.lloydianaspects.co.uk/weapons/sling2.html＞。

有关沃利挖掘乌尔王陵的过程的叙述，引自Richard L. Zettler，Lee Horne，Donald P. Hansen and Holly Pittman，Treasure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1998）；Sir Leonard Woolley，Excavations at Ur （Ernest Benn，1954）；Agatha Christie，AnAutobiography （Collins，1977）。

布鲁斯·迪克森教授（Professor Bruce Dickson）有关残酷戏剧的文章为“Public Transcripts Expressed in Theatres of Cruelty：The Royal Graves at Ur in Mesopotamia”，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6 （2006）。

“阴间的食物是苦的，阴间的水是黑的。”这句话摘自史诗《乌尔纳姆之死》（The Death of Ur-Nammu ）。

关于乌鲁卡基那改革的内容改写自Iscrizioni Reali Dal Vicino Oriente Antico ，translated by Giuseppe Del Monte（Universita di Pisa Facolta di Lettere e Filosofia，2004），http：//history-world.org/reforms_of_urukagina.htm，以及Samuel Noah Kramer，History Begins at Sum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6）。

关于古代神明、国王和估税官的谚语引自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http：//etcsl.orinst.ox.ac.uk。

第六章 统治四方：青铜英雄时代

1990年5月21日的《时代周刊》描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五十三岁生日庆典。

“现在如果有任何国王觉得他自己能与我平起平坐，那么无论我去过哪里，叫他也要前往。”萨尔贡的此番叫嚣出自《早期列王记》（The Chronicle of Early Kings ）。

琼·古德尼克·韦斯顿霍尔兹（Joan Goodnick Westenholz）在“Heroes of Akkad”，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3）一文中指出，“对我自己和我的统治，我都干了些什么？”相当于宣称“亲爱的布鲁图斯，犯错的不是我们的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保罗·特里赫恩（Paul Treherne）的研究“The Warrior’s Beauty：The Masculine Body and Self-Identity in Bronze Age Europe”发表于Journal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3 （1995）。

马匹的“弓颈之傲”以及对马里王骑马而非乘骡车的批评出自大卫·W.安东尼（David W. Anthony）的著作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以“大道上甩动着尾巴的马”自比的苏美尔国王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舒尔吉。

有关纳拉姆辛神化的内容节选自马克·凡·德·米鲁普（Marc van de Mieroop）的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

恩赫杜安娜的长祷文“宁-密-萨拉”，即“众密女神”的最新译者是安妮特·茨戈尔（Annette Zgoll）。对开篇章句的不同解读，出自她的著作Der Rechtsfall der En-hedu-Ana im Lied Nin-me-sara （Ugarit-Verlag，1997）。

19世纪70年代，卢吉·帕尔玛·德·塞斯诺拉（Luigi Palma di Cesnola）发现了一枚刻有“神明纳拉姆辛的仆人，伊鲁巴尼之子，阿皮尔-伊什塔尔”的印章。他是美国内战时期的陆军上校，也是一名业余考古学家，还曾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首任主管。

玛尼什图苏为庆祝其购得的几处地产，宴请了众多宾客，详细宾客名单参见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马克·凡·德·米鲁普对萨尔贡时期遗留文物的印象（“技艺精湛、细致入微且富有艺术天赋”）出现在其著作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中。

阿卡德帝国的官方年份名引自J.N.波斯特盖特的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

苏美尔-阿卡德的方位表述方法引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有关耶鲁大学探险队前往雷兰遗址的报道刊登在L. Ristvet and H. Weiss，“Imperial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Dynamics at Late Third Millennium Tell Leilan”，Orient-Express （Paris），4 （2000）上。1993年7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魏斯博士关于气候变化与文明衰亡之间关联的文章。他的另一篇文章“Desert Storm”发表于The Sciences ，May/June 1996。

第七章 苏美尔复兴：“统制”之邦

乌图赫加尔战胜古提人的细节源自《乌图赫加尔的胜利》（The Victory of Utu-hegal ）。古提人败落是由于他们偷走了马尔杜克的煮熟的鱼，提出这一观点的巴比伦文献是一部题为《埃萨吉拉》（Esagila ）的编年史，又名为《韦德纳编年史》（Weidner Chronicle ）。

关于个体对于古代苏美尔社会而言无关紧要的论点，可见Marc van de Mieroop，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 。

彼得·施坦克勒对乌尔第三王朝的制度和苏联集团的进行的比较，摘自“Towards a Definition of Private Economic Activity in Third Millennium Babylonia，Commerce and Monetary Systems in the Ancient World：Means of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Interation），eds Robert Rollinger and Christoph Ulf （Franz Steiner Verlag，2004）。

托尼亚·M.沙尔拉克（Tonia M. Sharlach）在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 ，Cuneiform Monographs，vol. 26 （E. J. Brill，2004）中描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巴拉体系。

有关拉格什国有牧场的内容可见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罗伯特·K.恩隆德（Robert K. Englund）在“Hard Work-Where Will It Get You？Land Management in Ur III Mesopotam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50 （1991）一文中讲述了一支由三十七名女性组成的谷类加工队的主管所欠下的劳动债务。

沃尔夫冈·亨佩尔（Wolfgang Heimpel）对吉尔苏“产业园”相关行政记录的分析，来自“The Industrial Park of Girsu in the Year 2042 B.C.：Interpretation of an Archive Assembled by P. Mander”，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 （1998）。

有关乌尔第三王朝标准度量衡的描述摘自《乌尔纳姆法典》（Law Code of Ur-Nammu ）的前言。

对被指控未报告丈夫被杀害的妇女的审判改写自Marc van de Mieroop，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 ，该文本引用自Thorkild Jacobsen，An Ancient Mesopotamian Trial for Homicide，Analecta Biblica ，12（1959），翻译自J. N. 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 。该文本的另一种译法，即该妇女被无罪释放的版本，可见S.N.Kramer，History Begins at Sum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6）。

1936年苏联宪法第103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作为‘非专业审判员’有权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同时享有专业审判员的所有权利和权力，包括审查所有调查文件，传唤和询问证人，检查证据，制定刑罚和判处赔偿。”参见Gordon B. Smith，Reforming the Russian Legal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舒尔吉国王的赞美诗《舒尔吉赞美诗B》（Hymn Shulgi B）引自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网址为http：//etcsl.orinst.ox.ac.uk。

根据维基百科相关词条，斯大林要求在莫斯科建设摩天大楼的相关内容可见Хмельницкий，Дмитрий，“Сталин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а”，гл.11，网址为http：//www.archi.ru。

雷蒙德·P.多尔蒂（Raymond P. Dougherty）在“Survivals of Sumerian Types of Archite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1 （1927）一文中阐释了伊拉克现代本土建筑风格与苏美尔时代建筑的相似之处。

沃利提及的亚伯拉罕孙子雅各布梦见天使在乌尔金字形神塔上来来回回，以及他对金字形神塔这一精妙建筑的赞美，出自Sir Leonard Woolley，Excavations at Ur （Ernest Benn，1954）。

舒尔吉国王从尼普尔跑到乌尔再返回的故事记载于《舒尔吉赞美诗A》（Hymn Shulgi A），引自苏美尔文献电子文本语料库，网址为http：//etcsl.orinst.ox.ac.uk。有关现代超级马拉松的内容出自Deane Anderson Lamont，“Running Phenomena in Ancient Sumer”，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2 （1995）。

沙鲁姆巴尼及将军对其建造的“穆里奇-提德努姆”（意为“阻挡提德努姆人”）之墙的叙述，以及伊什比埃拉将军未能将粮食运往乌尔的记录，摘自Mark W. Chavalas，The Ancient Near East，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ll，2006）。

有关埃兰毁灭乌尔的内容摘自《乌尔城的挽歌》（Lament for the City of Ur ）。对乌尔王权必然终结的感叹引自《苏美尔与乌尔毁灭的哀歌》（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

对蛮族马尔图的谴责引自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

《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idia Judaica ）的词条“美索不达米亚”详细阐述了威廉·哈罗（William Hallo）教授提出的有关阿摩利人是希伯来人祖先的观点。

第八章 古巴比伦：如日中天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伦敦传》（London：A Biography ）出版于2000年。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Critical 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的作者是马库斯·内森·阿德勒（Marcus Nathan Adler），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07年出版。

小莫里斯·贾斯特罗（Morris Jastrow Jr.）在1891年1月11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内容为奈特莱德街地下发现闪长岩残片，这些残片“可追溯到已知最古老的巴比伦国时代”。

马里宫廷官员留下的以“一朝多君才能保证王权稳固”为开篇的信件，卡特纳国王向埃卡拉图姆国王提出的抱怨，以及对信函中反映出的兹赫里利姆性格的描述，均摘自杰克M.萨松（Jack M. Sasson）1997年在迈阿密进行的美国东方学会会长报告“The King and I：A Mari King in Changing Perceptions”。沙姆希阿达德对其小儿子的批评引自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和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

通往乌尔的某一间屋子的路线信息——“你应当从大门进去”——引自Adam T. Smith，The Political Landscape：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有关杜木兹-伽米尔的商业活动的详细内容可见Marc van de Mieroop，Society and Enterprise in Old Babylonian Ur （Dietrich Reimer Verlag，1992）。威廉·N. 格茨曼（William N. Goetzmann）在Financing Civilisation中引用了相关内容，链接http：//viking.som.yale.edu/will/finciv/chapter1.htm。

巴比伦应届毕业生的简历节选摘自让·博泰罗的文章，该文收录在让·博泰罗、克拉丽丝·赫伦齐米特（Clarisse Herrenschmidt）、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所著Ancestor of the West：Writing，Reasoning，and Religion in Mesopotamia，Elam，and Greece ），translated 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被其首任译者萨缪尔·诺亚·克雷默命名为“校园时光”的故事节选，改写自Steve Tinney，“Texts，Tablets and Teaching：Scribal Education in Nippur and Ur”，Expedition ，40 （1998）。有关一名父亲抱怨其儿子对所接受的教育没有感恩之心的内容，改写自“The Scribe and his Perverse Son”，quoted in Karen Rhea Nemet-Nejat，Dail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Greenwood Press，1998）。

巴比伦学生需要解决的以“如果攻占马尔杜克的敌对城市需要越过一定体积土坡”为开头的问题，改写自J. N. 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

阿斯格·阿博（Asger Aaboe）在其著作Episodes from the Earl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7）中指出，上过传统高中代数课的人会对巴比伦数学解题方法感到很熟悉。

将畸形的新生胎儿视为吉凶之兆的例子出自Morris Jastrow Jr.，Babylonian-Assyrian Birth-Omens （Alfred Topelman Verlag，1914）。

有关因南娜姆夫人得了传染病，马里国王指示其他人不得接近她的故事，引自Karen Rhea Nemet-Nejat，Dail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Greenwood Press，1998）。2005年出版的那部巴比伦医学文献翻译作品集的作者，在2005年10月24日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ibune ）的“Assyrian and Babylonian Medicine Was Surprisingly Advanced”一文中，向威廉·马伦（William Mullen）讲述了这个故事。

第九章 亚述帝国：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巨人

亨利·W.E.萨格斯著述的权威作品《威武亚述》（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 ）由Sidgwich & Jackson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西莫·帕尔波拉在《亚述预言》［Assyrian Prophecies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vol. 9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7）］的导言中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即亚述信仰和哲学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杰罗尔德·库珀（Jerrold Cooper）对帕尔波拉观点的严厉批判发表于“Assyrian Prophecies，the Assyrian Tree，and the Mesopotamian Origins of Jewish Monotheism，Greek Philosophy，Christian Theology，Gnosticism，and Much Mor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0 （2000）。

M.L.韦斯特（M. L. West）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Oxford）的名誉研究员。他在文章“Near Eastern Material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Literature”中书写了亚述神话和诗歌形式的西传。该文被收录在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3（1968）和The East Face of Helicon，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Clarendon Press，1999）中。

卡鲁姆·卡内什的亚述商人和他们妻子的书信节选，引自J. N. 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和Amelie Kuhrt，“The Old Assyrian Merchants”，Trade，Traders，and the Ancient City ，eds Helen Parkins and Christopher John Smith （Routledge，1998）。

对中亚述时期律法和宫廷法令的引用改写自James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以及G.R.德莱弗（G. R. Driver）和G. R. Driver and J. c. Miles，The Assyrian Laws （Clarendon Press，1935）。

阿尔伯特·奥姆斯特德教授发明的“蓄意威慑”一词来自他所写的文章的标题《亚述·纳西尔·阿帕尔的蓄意威慑》（“The Calculated Frightfulness of Ashur Nasir Apal”，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8 ［1918］）。在提革拉帕拉萨的铭文中，有关把国王比作剖开孕妇、戳瞎胎儿的猎人的详细内容，参见Mordechai Cogan，“‘Ripping Open Pregnant Women’ in Light of an Assyrian Analogu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3）。

Elisabeth M. Tetlow在Wome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Law and Society，vol . 1：The Ancient Near East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05）中详细说明了亚述习俗和律法中关于女性不洁的内容。

近期人口流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Trends in Total Migrant Stock：The 2005 Revision 。J.诺依曼（J. Neumann）和S.帕尔波拉在“Climatic Change and the Eleventh-Tenth-Century Eclipse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46 （1987）中提出气候变化导致阿拉姆游牧移民进入亚述。

B. W. Kooi and C. A. Bergman，“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Archer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lling”，Antiquity ，71 （1997）一文提出，拉开复合弓需要的力气超出了现代体育中的人体能力范围。

斯蒂芬妮·达利在“Foreign Chariotry and Cavalry in the Armies of Tiglath-Pileser III and Sargon II”，Iraq ，47 （1985）中描述了亚述“战马表”以及亚述军队中的以色列御者。马匹在亚述军队中的作用及其繁殖与养护办法可见Richard A. Gabriel，The Great Armies of Antiquity （Greenwood Press，2002）。有关亚述军队级别的详情出自F. S. Naiden，“The Invention of the Officer Corps”，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7 （2007）。

亚述巴尼拔（提革拉帕拉萨的高祖父）详述他对反叛城市的惩罚的内容出自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

“亚述帝国不是一片庞大的疆域，而是一张可运输货物的交通网。”这句话引自M. Liverani，“The Growth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the Habur/Middle Euphrates Area：A New Paradigm”，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 ，2 （1988）。

西莫·帕尔波拉对亚述王权的描述来自“Sons of God：The Ideology of Assyrian Kingship”，Archaeology Odissy Archives （December 1999）。

在David and Solomon （Free Press，2006）一书中，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因（Israel Finkelstein）和尼尔·亚瑟·西尔贝曼（Neil Asher Siberman）提出，《旧约》对所罗门宫廷的描述事实上映射的是终极理想中的亚述王权。

所有亚述人，包括外来的被驱逐者都是平等的。在出土于尼尼微的一封致亚述王的信中和萨尔贡二世的铭文上都记录了这一原则。相关内容以及高级官员的外来姓氏，引自Hayim Tadmor，“The Aramaization of Assyria：Aspects of Western Impact”，该文章出自 Mesopotamien und seine Nachbarn：Politische amd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Alten Vorderasien vom 4 bis zum 1 Jahrtausend vor Chr ，ed. H.-J. Nissen and J. Renger （Dietrich Reimer Verlag，1982）。

第十章 薪火相传：终结与启程

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John Noble Wilford）在“Discovery of Egyptian Inscriptions Indicates an Earlier Date for Origin of the Alphabet”一文中，将字母文字的发明描述为一种“士兵和商贾都能从中受益”的实用发明，该文章发表于1999年11月13日的《纽约时报》。

警告书吏勿对国王隐瞒任何事宜以及亚述巴尼拔自称精通书吏技艺的内容，引自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Reading （Reaktion Books，2004）。

亚述巴尼拔致信博尔西帕城长官沙杜努，指示他为图书馆搜集文书的内容，引自Roy MacLeod，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I. B. Tauris，2004）。

奥斯丁·莱亚德对霍姆兹德·拉萨姆的赞美和他对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发掘工作的记录，出自Austen H. Layard，Discoveries among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Harper & Brothers，1853）。

回应西帕尔图书馆遗址被发现的耶鲁大学巴比伦藏馆馆长是本杰明·福斯特（Benjamin Foster），相关内容可见2003年4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

亚述巴尼拔炫耀自己摧毁埃兰国的内容，引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chapter 21，“Babylonia in the Shadow of Assyria”。拿布-那伊德之母阿达-古皮的生平，改写自James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有关巴比伦统治者的考古研究的内容，出自Irene J. Winter，“Babylonian Archaeologists of the（ir）Mesopotamian Past”，该文章可见于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s P. Matthaie，Alessandra Enea，Luca Peyronel and Frances Pinnock （Dipartment di Scienze Storiche，Archeologiche e Antropologiche dell’Antichita，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Roma “La Sapienza”，2000）。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对波士顿钟表厂的探访过程记述于他的著作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

贝罗索斯祭司记录的尼布甲尼撒对巴比伦厄运的预言，被尤西比乌斯引用于《为福音做准备》（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这又被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引用于The Testimony of the Truth of Scripture：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Gathered from Ancient Records，Monuments and Inscriptions （Boston，1898）中。罗林森引用尤西比乌斯，尤西比乌斯引用贝罗索斯，贝罗索斯引用尼布甲尼撒：这是四次文献的完美示例。

内斯尔·M.贝尔基（Nels M. Beilkey）的文章“A Babylonian Philosopher of History”发表于Osiris ，9 （1950）。

关于修复恩利尔大城门护城墙的费用收据，其译文出自P.A.博利尤（P. A. Beaulieu）的“An Episode in the Fall of Babylon to the Persians”，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52 （1993）一文。

有关掠食者种群规模和猎物种群规模之间关系模型的公式，由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和维托·沃尔泰拉（Vito Volterra）提出，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们提出了一种S型函数，即“逻辑曲线”。切萨雷·马尔凯蒂（Cesare Marchetti）的大部分出版物均可从网上获取，网址为http：//cesaremarchetti.org。值得参看的其他文献包括：发表于1985年的“Action Curves and Clockwork Geniuses”；发表于1996年发表的“Looking Forward-Looking Backward：A Very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Very Complex Social Systems”；以及发表于2005年的“Is History Automatic and Are Wars àla Carte？The Perplexing Suggestions of a System Analysis of Historical Time Series”。我要向已故的雷克斯·马利克（Rex Malik）表示感谢，是他向我介绍了马尔凯蒂博士的作品。

网络资料

以下为本书提及的事件、遗迹、艺术品、人物和建筑的相关图像链接。

苏萨的焚毁：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usa-destruction.j pg

埃利都遗址：http：//www.atlastours.net/iraq/eridu.html

瓦尔卡石瓶：http：//oi.uchicago.edu/OI/IRA Q/dbfiles/objects/14.htm

布拉克遗址周边的古代遗迹：http：//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03/oicorona/oicorona-02.j pg

乌尔军旗：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ndard_of_Ur_-_War.j pg

投石器：http：//www.newscientist.com/data/images/ns/cms/dn8472/dn8472-1_650.j pg

萨尔贡之女恩赫杜安娜：http：//www.arth.upenn.edu/smr04/101910/Slide2.19.j pg

乌尔的金字形神塔：http：//farm1.static.flickr.com/29/46769923_a35c9ac3b5.j pg

马里王宫的壁画：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ri_fresco_Investiture_Zimri_Lim_0210.j pg

巴格迪达的马什摩尼教堂：http：//www.atour.com/education/20040419a.html

阿舒尔神的象征符号：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umerian_symbology.j pg

安达拉神庙的神明脚印：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YRIE _294.j pg

亚述书吏：http：//www.aina.org/images/scribes1.j pg

巴比伦的最后一位统治者那波尼德斯：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bonidus.j pg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bortion 224

Abraham 74，94，163-4，165

Abu Shahrein 17-18，23

Ackroyd，Peter 168-9

Adab，battle of 136

Adda-guppi 259-61

adultery 148，179，224

afterlife beliefs 96，99

agriculture 142，211；centralized economy 139-14；grain 82；hardship of 22；loss of productivity 74；origin myth 30；origins of 13，18-22；‘The Farmer’s Instructions’81-2；tools 81-2

Ain Dara 229

Akhenaten 221-3

Akkad：empire 125-8；fall of 128-32；foundation of 110；royal entertaining 126

Alalgar 15

Alexander of Macedon（the Great）264，278

algebra 195

Al-Hillah 170-1

alien intervention 21

Al-Jazireh 211

Al-Kut 77

alphabets 247，278

Alulim 15-18

Amel-Marduk 271，259

Amorites，the 160，163-5，218

Amphictyony 78

amulets 55，220

Amurru，the，conquest of Ur Ⅲ 160-3

Anchor Brewing Company，San Francisco 83-4

animals，domestication 19，212

Antitaurus mountains 211

Anu 40，228

Anzu 29

Apsu 19，30，34，25-6，29，263

Aramean migrations 232-4

Ararat，Mount 66

archers 237

architecture，monumental 152-6

Aristotle 32，196

armies

Assyrian 234-5，236-9

Assyrian organisation 236；Sargon’s 125；size of 91，236，238；armour 236；arthritis 199

Ashmolean Museum，Oxford 15

Ashnakkum 175

Ashur 181，210，211-13，214，219，224，231，234，242-3，255，261

Ashur-Ahhe-Iddina 235

Ashurbanipal：Babylonian campaign 257；court 242；death 258；library 39，250-4；literacy 11，250-1；sack of Susa 6-7

Ashur-Dugul 219

Ashur-Nadin-Shumi 256

Ashur-Uballit 221-3

Assyria and Assyrians

agriculture 211

Aramean migrations and 232-4；army 234-5，236-8；and Babylon 210，255；biblical names of kings 235；bilingualism 248；chariots 212，237；costs of empire 235；court life 242；creation of army 234-5；descendents 207-8；divine status of emperor 242；and Egypt 221-3；empire 232-44；end of trading empire 218-21；environment 210-11；ethnic identity in 241；fall of 255-8；female seclusion 226-7；heritage 205-10，280；imperial ideology 241-3；imperial model 209，280；inclusion and equality 243；language 11；laws 224-6；literacy 249-54；location 211-12；militarism 212；military organisation 236；military service 238；misogyny 217-18，224-7，230；monotheism 231，242-3；origin of nation 210；palace decrees 226-7；religion 228-31；reputation for savagery 208-9，224-5；rise of 210，211-15，221-4；seals 220-1，229；spearmen 236；status of women 228；stock 210；struggle for dominance with Babylon 222-3；territorial expansion 223-4，239-40；threats facing 212，219-20；Tiglath-Pileser Ⅲ’s assault on Israel 235-9；trade routes 215；traders lifestyle 215-18；trading empire 213-15，215-18；tributary rulers 240；unity of empire 241-3；warfare 209；water supplies 211；weakness 219-21

Assyrian Army：archers 237；chariots 212，237；horsemen 237-8；mobility 236；officers 238；organisation 236；service obligations 238；size 236，238；spearmen 236

Assyrian Discoveries （Smith）68-9

Assyrian Prophesies （Parpola）231

astrology 197

astronomy 27-8

Atatürk 249

athletics 156-9

Atrahasis epic，the 69-70，74，75

autocracy 51

Babylon and Babylonians. see also Neo-Babylonian Empire：approach and entry 263-5；Ashurbanipal’s campaign against 257；and the Assyrians 210，255；Christians and 169；classical accounts of 169；defensive walls 262-3；earliest layers inaccessible 173；early European accounts of 171；education 187，187-95；Elamite conquest of 178；Esagila，the House with the Raised Head 178；excavation of 172-4；fall of 200，203-4；family law 179-80；final fall of 272-6；financial system 182-5；Footrace Month 157；gateways 263，264-5；Hammurabi’s legal code 3，149，178-81；Herodotus’s description of 262，264；individualism 181-2；Jewish exile in 167，170，207，260-1；Ka-Dingir-ra quarter 264-5；last king of 259，274-5；last rulers 271-2；late archaic era remains 173；location 167；Marduk-Apla-Iddina’s occupation of 255-6；medicine and medical treatment 198-200；multiculturalism 180-1；Nebuchadnezzar’s restoration 262-5；Neo-Babylonian Empire 258-61；in nursery rhymes 167-8；origin of name 167；Persian conquest of 272-6；Persian rule 276-8；personal debt 183-5；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200-3；rebuilding 257；religion 185；reputation 167-70；rise of 174-8；sack of Nineveh 107；science 195-200；social classes 181-2；social order 178-87；struggle for dominance with Assyria 222-3；taxation 184；territorial states 181；Ziggurats 263-4

Babyl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1988 2-3

Babylonian Talmud，the 261

Babylonians （Leick）279

Badakhshan，mountains of 49

Baghdad 77

Bagheda，Church of Mart Shmoni 205，207

Bailkey，Nels 268，271

Bala 141

Barton，George 80

Bede 137

bedouin，the 212

beer and brewing 83-4，144

Behistun 58-9，277

Belshazzar 274

Benjamin of Tudela 205，207

Berlin 173，257

Berosos 31，267-8

Beyond Numeracy （Paulos）192

Bible 137；Genesis 22，30，66-7，163，167，230，263-4；Deuteronomy 184，233；Ⅰ Samuel 92，100-1；Ⅱ Samuel 44；Ⅰ Kings 2；Ⅱ Kings 225，235，235-6，239，240，242；Ⅰ Chronicles 239；Nehemiah 4；Esther 4；Ecclesiastes 202-3；Isaiah 70；Daniel 2，4，227；Ⅱ Maccabees 205；Revelation 167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Cauvin）22

Boat of Heaven，the 35-6

Bottéro，Jean 59，60，80-1

brand logos 55-7

Breasted，James Henry 20

brewing 47

bricks 41；glazing 50

British Museum 172-3

bronze 50，116

Bronze Age 50；economic system 125-6；Hesiod on 114-15

Bucolium 32

building materials 41

bureaucracy：corruption 101-2；records 139-40

burial practices 94-9

Bush，George W.1-2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91，163，221

camels 164，212

Cana’an 233-4

Capricorn，constellation of 28，29

Carlyle，Thomas 201

Cauvin，Jacques 22，54

cement 50

ceremonies，formal 42-3，43-4

change 45-6

chariots：Assyrian 212，237；Sumerian 91-2

Charvát，Petr 86，87

China 158

Christianity 191，279-80；and Babylon 169；reuse of pagan sites 207；rituals 98

Christie，Agatha 97

Chronicle of Early Kings，The 108，174

CIA 78-9

cities：abandonment 33，128-9，203；daily routine 79-86；death rates 32-3；divine foundation 119；economic system 84-6；foundation divinities 27；Hellenist 278-9；layout 79；names 27；rebuilding 257；satellite survey 78-9；sex and sexuality 36-7

city walls，decoration 48

city-states

confederations 78；emergence of 77-8；military forces 87-94；rivalry 78

civilization；change of model 278-82；emergence of 17-22，30-1，34-7；mathematical law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280-1；the role of play 44-5；spread of 54-5

civilizations，decline of 280-2

climate change 39，131-2，233-4

Cockerell，C.R.15

Code of Ur-Nammu，the 148-9

common defence 78

concrete 41

constellations，the 27-8

Cooper，Jerrold 231

copper 50

CORONA satellite survey 78-9

Cowper，William 169

Creswicke Rawlinson，Henry 57-8

crime and criminals 146-8

cultural transfer 277，279-80

culture 26

Cursing of Agade，The 129-31

Cyrus the Great 3，11，137，272-6

Daniel，tomb of 5

Däniken，Erich von 21

danna houses 145

Darius Ⅲ 278

Darius the Great 111，277

dating 8-10

David 92

Death of Ur-Nammu，The 99

death rates 32-3

debt slavery 184

Delacroix，Eugène 242

Diakonoff，I.M.21

Dibarra Epic，The 268-71

Dickson，Bruce 98

diet and food 24-5，80-1

food distribution 143-4，145；recipes 80-1；sacred meals 25-6

Digital Civilisation 281-2

Dio Cassius 169

Diodorus of Sicily 278

disease 32-3，199-200

divorce 179-80，225

Diyala River 86，87

doctors 198-9

documents：bureaucratic 139-40；creation of national narrative 137-8；lexical lists 19；Sumerian King List 15-18，23，88-9，107，129，137；translation 8

dogs 144

Donohue，Anthony 25

Drehem 141

drinking songs 84

drought 131-2，233-4

Dumuzi-Gamil 183-4

Dur-Sin 126

Eannatum of Lagash 91-2，118

Ecbatana 276

eclipses 9，198

economic system 53-5；Babylonian 182-5；Bronze Age 125-6；competition 85；markets 84-5；private workshops 85-6

edin 86

education 187，187-95；accounts of 187-90；holidays 187；mathematics 192-5；premises 190-1；staff 191-2；writing 190

Egypt 221-3；building boom 41；hieroglyphs 247

Elamites：Ashurbanipal’s campaign against 257-8；conquest of Babylon 178；occupation of Ur Ⅲ 161-2；Sennacherib’s campaigns against 256

Eliot，T.S.28

Enheduana，Zirru Priestess of the god Nanna 120-4

Enil 78，136，228

Enki 30-1，37，228；tale of Inanna and 33-7

Enkidu 37

Enlil 69-70，75

Enlil-Bani 174-5

Enmebaragesi 38

En-priestesses 119-20，120

Enuma Elish 88

equality 41，51-2

Eridu 78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at 17，30-1，37；god of 23-31；King List 17-18；lack of inundation evidence 71；levels of habitation 24；origins of 17-23；rediscovery of 17-18；temple 23-31

Esarhaddon 257

Eshnunna 47，78

eunuchs 227

Euphrates，River 19；burial site of Gilgamesh 38-9

Eusebius of Caesarea 268

Evetts，B.T.A 172

famine 160-3，233-4

Farmer’s Instructions，The 81-2

Fertile Crescent，the 20；Lugalzagesi’s conquest of 104

Finkelstein，Israel 242

Flood，the：Assyrian account 67-72；biblical report 66-7；as boundary marker 72；and the decline of Uruk 72-5；origins of story 67；Woolley’s evidence for 70-1

food peddlers 85

Fox Talbot，William Henry 57-8

Fravatish 111

Frazer，Sir James 175

freedom 103

Gadd，Cyril 9-10

gardens 80

Gaugamela，battle of 278

Germany 173

Giedion，Siegfried 266

Gilgamesh 94；battle with Aga of Kish 50-1；burial 38-9；misread as Izdubar 8；possible existence of 38；reign 39

Gilgamesh，Epic of：account of the Flood 68；burial of Gilgamesh 38-9；conflict with Aga of Kish 50-1；discovery of 39；harlotry in 37；translation 68

Girsu 78，143-9

glass 50，56

glory 115

Gobryas，General 273

gods（see also individual gods；religion）：of immanence 228-9；personifications of 28-31；status 118-19；of transcendence 228，229-31

grave goods 95-6

graves，Royal Graves of Ur 94-9

grazing rights 89-90

Great Goddess，the 31-7，46

Great Ziggurat of Ur：appearance 154；curves 155；dimensions 154；purpose 155-6；remains 153-4；stages 154-5

Greece：model of society 277-8；mythology 209-10；orientalizing period 209-10

grooming，male 115

Grotefend，Georg 58

Gudea of Lagash 48，132-3

Gulf Wars 208

Guti，the 129-30；expulsion of the 17；rebellion against 135-8

Gutian interregnum 129-30，135-8

Gutium 273

Habuba Kabira 72-3

Halévy，Joseph 60，61

Hammurabi 12；borrowing 183；conquest of Mari 176；dating 9；defaults on loan 184；legal code 3，149，178-81；literacy 191；successors 203

Hamoukar 73，92-3

Haran 163

Hardy，G.H.45

harems 226-7

harlotry：divinity of 32，37；dress codes 225-6

Harran 242，258-9

Hattusas 212

Head，Jacob Gifford 71

health 199-200

Hebrews，see also Jews：Benjamites 163；financial system 185；language 186；monotheism 231；move to military government 100-1；Patriarchs 163-5

Heimpel，Wolfgang 143，145

Hellenism 278-9，279-80

heritage 279-82

Herodotus 169，198，261-2，264，273，273-4

heroes，age of 115

Hesiod 114-15

hieroglyphs 247

Hincks，Edward 57-8

History of Rome （Livy）93

Hittites，the 203-4，212，219，221，223

Holy Land 233-4

Homer 115，210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Huizinga）44-5

honour 115

horsemen 237-8

horses 237-8；domestication 116-17

Hoshea，King of Israel 240

Hrozný，Bedrich 213

Huizinga，Johan 44-5

human sacrifice 96-9

hunter-gatherers 22

hunting 86

Hurrians，the 203，212

hydraulic civilizations 13-14

Ibbi-Sin 159，161

identity，cult of 56-7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97

Ilulu 129

Ilum Palilis 121

Imdugud 29

Imi 129

Inanna 33-7，122-3，136，229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46

infant mortality 32

interest rates 183-4

International Babylon Festival 112

invalids 145

Iran-Iraq War 5-6

Iraq War 1-2，77

Irgigi 129

iron 216，219，236

Irra-Imitti of Isin 174-5

Irra-Nergal 269-71

irrigation 13-14，18，74，81

Isaiah 270

Ishbi-Erra 161，162

Ishtar 210，229，242，274

Ishtar Gate，the 173，264-5

Isimud 34-5

Isin 78，161，174

Islam：and Babylon 170；rituals 98；women under 227

Israel：Assyrian assault on 235-9；tribute 240

Issus，battle of 278

Istar 110

Jacob’s ladder 155

Jacobsen，Thorkild 28，29，51

Jastrow，Morris 172

Jericho 168

Jerusalem，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170，260

jewellery 126

Jews and Judaism 137（see also Hebrews）；Babylonian exile 167，170-1，207，260-1；Cyrus’s overtures to 275；population 170，205；rituals 98；take over of Cana’an 233-4

Jezebel，queen 239

Judaeo-Christian-Islamic tradition 231

Kabiti-Ilani-Marduk 269-71，276，282

Karum Kanesh 214-15，215-18，218，228

Kassites，the 204

Katz，Dr Solomon 83-4

Khanigalbat 219，221

kilns 48

King of Battles，The 108-9

kings and kingship 51，86；burial practices 94-9；divine 94，94-9，119，150；emergence of 87-94；instability 174-5；origins of 21；restoration of 135-8；spread of 99-104；status 118-19

Kish 78，107-8；conflict with Uruk 50-1，88-9；location 86-7；Lugalene 87-8；Lugalzagesi’s conquest of 104；militaryforces 87-9

Koldewey，Robert Johann 173

Kouros，Yannis 157

Kramer，Samuel Noah 30-1，33，148，188

Kültepe 213-14

Kurda 175

La-Abashi-Marduk 271-2

Lady of Uruk，the 42

Lagash 78，141；dispute with Umma 89-91，103-4；fall of 103-4；Urukagina’s reforms 101-4；languages 11；Akkadian 59，79，110，127，139，248，277；Aramaic 243，245-9，247，249-50，261，277；Elamite 58；Hebrew 186；origin myth 30；Semitic 59-60，79，163-4，174，185-6；Sumerian 60-1，63，79-80，139，185-7，248；Turkish 249

lapis lazuli 48-9；artificial 49-50

Larsa，78

Latin 186

Laws ，The （Plato）44

Layard，Sir Austen Henry 252-4

legal codes：Assyrian 224-6；Hammurabi 3，149，178-81；Ur Ⅲ 146-9

legal compendiums 148-9

Leick，Gwendolyn 40，43，96，279

Lenin，Vladimir Ilyich Ulyanov 150-1

lessons 281-2

lexical lists 196

life expectancy 72，98-9

literacy 11，190-1，196，249-54

liturgical works，Enheduanna 121-4

Livy 93

loans 183-5

London 168-9，171-3

London：The Biography （Ackroyd）168-9

looms 47

Lucian 255

Luckenbill，D.D.201

Lugal，the 87-94；transformation intokings 94-9

Lugal-Ane 123-4

Lugal-ezen 144

Lugalzagesi 103-4

Lugalzagesi of Umma 107，108

Lullubi，the 118

Macedonia 278，279

Mali 25

Mallowan，max 71，97，105，110

Manishtushu 126

manufacturing：bevelled-rim bowls 52-3；Evolution of Simplicity 52

Mao Zedong 158

march，rates of 109

Marchetti，Cesare 280-1

Marco Polo 171

Marduk 88，138，186，229，274-5

Marduk-Apla-Iddina 255-6

Marett，Robert 44

Mari 117，164-5，175-8；palace archive 176-8

markets 84-5

Mart Shmoni，Church of，Bagheda 205，207

Martu，the 160-3

Marx，Karl 159

masculine self-image，Bronze Age change in 115

mass migrations 232-4

mathematical tables 194

mathematics 192-5；algebra 195；problems 194-5

Me 30-1，34-5，37

Medea 111

Medes 258，272

medicine and medical treatment 198-200

Mediterranean，the 125

Mehmed the Conqueror 280

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 （Rich）8-9

Menachem 235-6，238-9

mercantilist capitalism 182-4

Mesilim 90-1

Meskalamdug 95，97

Mesopotamia：battles to control 4；dur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 10-12；heritage 276-82

Mesopotamia，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Leick）40

Metal Age 51

metal-working：alloys 50；introduction of 116

Michalowski，Piotr 46

Middle East，satellite survey 78-9

Might That Was Assyria，The （Saggs）207-8

Minsk 257

Mittani 212，219，221

modernity 55

monotheism 231，242-3

monuments，significance 26-7

Moscow 152-3

Moses 112

Mosul 205，207

motherhood，divinity of 32

multiplication tables 193-4

music-theory 195

Myth of the Pest-God Irra，The King of All Habitations，The 268-71

myths 33，113；Greek 209-10

Nabonidus 259，263，266-7，271-2，274

Nabopolassar 262-3

names 8，57，80

Nanna 120，228-9

Nanum 129

Naram-Sin 113，117-19，123，125，150，267

Naram-Sin and the Enemy Hordes 113-14

Nasiriyah 77

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Iraq，looting of 254

Nebuchadnezzar Ⅱ 2-3，12，170，260，262，267-8，271

Nehardea 170，275

Neo-Babylonian Empire 258-61；lastrulers 271-2

Nebuchadnezzar’s restoration of Babylon 262-5；outlook on the future 266，268-71；Persian conquest of 272-6；under Persian rule 276-8；preservationof the past 265-8

Neolithic Revolution，the 18-22，46，54

Nergal-Sharu-Ussur 271

Neville，Richard 44-5

Nineveh 242，255，261；dating fall of 9-10；discovery of Ashurbanipal’s library 252-4；head of Sargon the Great 105，107，110-11；Istar Temple 107；library 39；sack of 107；temple of Ishtar 211

Ningirsu 28-9，89-91，118，133

‘Nin-me-sara’，‘Lady of all the Me’122-3

Nippur 78，79，104，108；assembly of 147-8；Shulgi’s Round Trip Between Ur and Nippur in One Day 156-9

Noah 66，69

non-ethnicity 12

numbering systems 21，192-3

Nusku 229

Old Babylonian era 178-87

omen tables 196-8

Opie，Iona and Peter 168

Oppert，Jules 57-8

origins 13-14

Ottoman Empire 280

Oxyrhynchos 32

Paracelsus 187

Paris 172-3

Parpola，Simo 209，231，242

Parrot，André 42，164-5，176，188-90

Pasagard 276

Patrimonial States 149-50

Paulos，John Allen 192

Persepolis 276，277，278

Persian Gulf 66

Persians 258，260；conquest of Babylon 272，272-6；Empire 276-8；model of society 277-8

philosophy 200-3

pinhole-camera principle 56

place names 27-8

Plato 44，196

play，role of 44-5，46-7，62-3

Play Power （Neville）44-5

ploughs and ploughing 47，82

poetry 126

pottery 47，48；bevelled-rim bowls 52-3

praise-hymns 151-2，156-7

Prehistory，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Renfrew）26

priesthood，the 53

primitive democracy 51

printing 55

prisoners of war 73

prisons 145

private property 84

progress，ideology of 22-3，24，37

propaganda 220，225

Pu-’abi 95，97，98-9

Pumbedita 170

punishments 147，148-9；Assyrisn misogyny 224-5；mutilations 149，180，224

Purush-khanda 108-9

Puzrish-dagan 141，159

Puzur-Ashur 215，215-18

Pythagoras 195

Qal’at Shergat 224

Qur’an，the 138，170

raiders 86

Rassam，Hormuzd 252-3

rations 53

Rawlins on，Henry 58，67-8，253

Reichel，Clemens 73；religion 21，186，192；Assyrian 228-31；monotheism 231，242-3；paganism 258-9；totalitarian 53

religious creation 28

religious ritual 44

religious sites，location 25

Renfrew，Colin 26

reproductive pressure 33，36-7

Resh Galuta ，the 170-1

retribution，law of 180

Rice，Dr David Storm 258-9

Rich，Claudius 7-8

Rim-Sin of Larsa，Isin and Ur 183，184

Rimush 125

rituals 44，97-8

Romans，cruelty 209

Royal Asiatic Society，London 57-8，59，254

royal retinues 143

running competitions 157

sacred meals 25-6

Saddam Hussein 1-4，5-6，112，254

Saggs，Professor Henry 207-8

Saladin 258

Salafi Islam 3-4

salination 74

Sargon Ⅱ 207，255-6

Sargon the Great 8，104，214，276；appoints daughter En-Priestess 119-20；army 125；desecration of statue 110-11；divine protector 110；documentary evidence 113；empire 125；establishes empire 108-10；expedition to Purush-khanda 108-9；fame 112；foundation of Akkad 110；name 107；origin legend 112-13；rise of 107-8；sculpted head 105，107，110-11；in the Sumerian Temple Hymns 122

Sasson，Professor Jack 177-8

‘Schooldays’188-90

schoolrooms 190

science，Babylonian 195-200

scientific development 45-50

spread of 54

scramble for Africa，the 172-3

scribes，training 146

seals 55-7，73，126；Assyrian 220-1，229

Seaman，Sir Owen 9-10

senile dementia 199-200

Sennacherib 235，256-7

Septuagint，the 57

settlement patterns 39

sex and sexuality 32-7

Sha’ath，Nabil 1-2

Shadunu 251-2

Shahanshah 275

Shalmaneser Ⅲ 238

Shamash 178-9，229，274

Shamash-Shumu-Ukin 257

Shamshi-Adad 218

Shara 89-91

Sharru-kin 235

sheep 141

Shekhna 128-9，131-2

Sherratt，Andrew 46

shipbuilding 144

Shubat-Enlil 175，177

Shulgi of Ur 117，148，232，276；literacy 191；praise-hymns 151-2，156-7；Round Trip Between Ur and Nippur in One Day 156-9；wall to keep out the Martu 160-1

Shulmanu-Asharidu 235

Shumi-Abiya 183

Shumi-Abum 183

Shuruppak 79

Shush 4-6

Shutruk-Nakh-khunte of Elam 117

Silver，Professor Morris 85

Simpson，John 3

Sin 210，228-9，242，274

Sin-Ahhe-Eriba 235

Sin-Leqi-Unninni 39

Sippar 79

Sippar library，the 254

Sippar-Amnanum 191-2

Sitchin，Zechariah 21

slavery 184

Smith，George 67-9

social class 20，53，181-2

social system 51-3

sport 44

Stalin，Josef 151-2，152-3

Standard of Ur，the 91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280-1

Steinkeller，Piotr 141-2

stele of Naram-Sin 117-19

Stele of the Vultures，the 91-2，118

Stone Age 50，51

stone technology 116

Sumerian King List 15-18，23，88-9，107，129，137

Sumerian Temple Hymns 121-2

Sura 170

Susa 4-6，178，256，257，276

sack of 6-7

taxation 126，184

taxonomies 196

Taylor，John 17-18，23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45-50；spread of 54

Tell al-Asmar 47

Tell Brak 129

Tell Leilan 128-9，131

temple offerings 53

Terah 163-5

textiles 216-17

texts，translation 8

theocracy 99-100

Theodoret，Bishop of Cyprus 169

Thompson，Reginald 105，110

Tiamat 88

Tiglath-Pileser Ⅰ 223，225，280

Tiglath-Pileser Ⅲ 235，235-9，242，255

Tigris，River，floods 28-9

timber storage 144

Tirigan，King of the Guti 136-7

Tower of Babel 263-4

toys 46-7

trade 54-5，125，140，213-15，215-18

trade routes 54，72，215，219

tradition 45

Trajan，Emperor of Rome 169

Treherne，Paul 115

Trotsky，Leon 150

Tudge，Colin 22

Tukulti-apil-Esharra 235

Turkish Republic 249

Umma 79；dispute with Lagash 89-91，103-4

United Nations 232

universe，logic of the 197

Unug 31，36

Ur 79；abandonment 203；financial district 182-3；Giparu 120；inundation evidence 71；Royal Graves 94-9；temple of Nanna 120

Ur Ⅲ：balanced-account system 142-3；centralized economy 140-3；daily routine 143-9；Elamite occupation 161-2；empire 138-9；fall of 159-63；famine 160-3；food distribution 143-4，145；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141；land ownership 141；legal system 146-9；Patrimonial State 149-50；royal adulation 149-52；Stulgi’s Round Trip Between Ur and Nippur in One Day 156-9；state apparatus 139-43，143-9，149-5，159；trade 140；wall to keep out the Martu 160-1；weights and measures 146

Urban Revolution，the 19-23，39，46

Ur-Nammu 138，148；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Ziggurat of Ur 153-6

Ur-Shulgi 145

Uruk 79，279；building activity 40-1；conflict with Kish 50-1，88-9；decline 72-5；Eanna，the House of Heaven 40；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at 34-7；excavations 41-2；Gilgamesh’s reign 39；priests migrate 203；public activity 39-40；rulers 43；Sargon conquers 108；size 39；social system 51-3；spread of culture 54-5；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46-50；temples 40-1；trade 54-5；the Warka Mask 42；the Warka Vase 41-2，42-3，53

Uruk Expansion，the 54-5

Urukagina 101-4

Ur-Zababa 107

Ussher，James 66

Utu 229

Utu-hegal of Uruk 17，23，135-8

Valle，Pietro della 171，172

van de Mieroop，Marc 126，141

Victory of Utu-hegal，The 137

villages，social system 51-2

Voltaire 162，201

wages 53

warfare

Assyrian savagery 209；emergence of organized 87-94；numbers involved 91；tactics 93

Warka Mask，the 42，43-4

Warka Vase，the 41-2，42-3，53

warrior class 125：emergence of 115

water supplies 13-14，82-3，211

weapons：bronze 116；iron 219，236；maces 73；slings 92-3；swords 116，117

Weber，Max 149

weights and measures 126-7，146

Weiss，Dr Harvey 129，131-2

Weld-Blundell Prism，the 15-18

Wengrow，Dr David 55

West，Martin 209-10

Westenholz，Joan 114

wheel，the 46-8

Wilford，John 247

Winter，Irene 266-7

Wittfogel，Karl 13

women：connection to natural world 230；divinity of 31-7；dress codes 225-6；female seclusion 226-7；under Islam 227；lack of respect in Assyrian religion 230；menstrual cycles 230；status of 217-18，228

Woolley，Leonard 70-1，94-9，120，153，155，182-3

workers 53

Works and Days （Hesiod）114-15

workshops 85-6

writing，Aramaic 245-9

writing，cuneiform 10-11，17，53，55，277，278；Akkadian 59，127-8；alphabet 65；development of 61-5，247；education 190；final records 279；grammar 60；invention 61；logographs 59；phonograms 63-5；and play 62-3；replacement by alphabetic writing 245-9；Semitic 59-60；stylus 63；symbols 61-3；translation 57-61

Xenophon 255

year names 127

Young Turk movement，the 208

Zababa 110

Zagros Mountains 203

zero，lack of symbol for 193

Zgoll，Dr Annette 122

Ziggurats：Babylon 263-4；Great Ziggurat of Ur 153-6；purpose 155-6

Zimri-Lim 176，178

Ziudsura/Ziusudra 69

Zoroastrianism 229

Zu 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英）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著；陈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

书名原文：Babylon：Mesopotamia and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SBN 978-7-5201-5044-6

Ⅰ.①巴… Ⅱ.①保…②陈… Ⅲ.①巴比伦-历史 Ⅳ.①K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5691号

巴比伦

——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

著者/〔英〕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

译者/陈沅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沈艺 钱家音 廖涵缤

文稿编辑/贾楠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 插页：0.625 字数：286千字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044-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7069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Tom Holland，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母狼之子：罗马奠基人罗慕路斯与双胞胎弟弟雷穆斯在帕拉蒂尼山一侧的卢佩卡尔洞穴内由母狼喂乳。台伯河河神斜倚在双胞胎的旁边，单手撑着身子。
Wikimedia Commons

尤利乌斯·恺撒的谋杀者逃离犯罪现场。让-里奥·杰洛姆（Jean-Léon Gérôme）在1859年基于想象绘制的作品。
Wikipedia

莉薇娅·德鲁西拉。她美丽聪慧、人脉广，最终将被授予罗马妇女从未享有的诸多殊荣。
Tom Holland

恺撒·神之子。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一位至高无上的参谋。
©Marie-Lan Nguyen/Wikimedia Commons

罗慕路斯扛着从敌王身上剥下的盔甲——“荣誉战利品”。在一对一搏斗中杀死敌方将领的罗马指挥官是比较少的，而罗慕路斯是第一个。该画源自庞贝一家商铺外墙，但所绘内容为奥古斯都命人修建的一座雕塑。奥古斯都后来还命人将该雕塑放入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中。

担任“大祭司”的奥古斯都。他在侍奉神明时虔诚且朴素。
Wikimedia Commons

罗马是一个遍布男性生殖器之象征物的城市。对罗马人来说，男性生殖器应该是硬挺且能干的。
©TPG images

复仇者玛尔斯神庙。在立誓建神庙敬奉玛尔斯神的数十年后，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年5月12日举行了该神庙的落成典礼。
Gareth Blayney

奥古斯都希望呈现给外人的奥古斯都家族形象。站在最左边、一袭托加袍罩头的是阿格里帕。他身旁的女人几乎可以被确认为尤利娅（虽然也有可能是莉薇娅）。两个男孩为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他们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兼养子。
©TPG images

提比略与母亲。
Tom Holland

玛耳绪阿斯。在希腊人的故事版本中，这位萨蒂尔（satyr）被活剥了皮，而意大利人则认为他虎口脱险，并且逃到了意大利。罗马广场上的玛耳绪阿斯塑像对罗马人来说是自由的庄严象征。
©TPG images

建于桑达拉利乌斯区的十字路口的一方祭台。奥古斯都与莉薇娅分别站在盖乌斯的左右。
©TPG images

丛林深处，高高的枝头下是日耳曼总督瓦卢斯带领的三支罗马军团全军覆没之处。
Tom Holland

罗马骑兵面具，出土于条顿堡森林战场遗址。
©Carole Raddato/Wikimedia Commons

奥古斯都·恺撒的凯旋式。象征着文明世界的妇女为他戴上了橡树花环；下方，挂了战利品的纪念柱正在慢慢竖起，蛮族们对奥古斯都俯首称臣。
Wikimedia Commons

奥古斯都在临终之际询问自己在生活这出喜剧中是否将角色扮演得到位。年老的他仍旧不愿摘下面具。
Tom Holland

无花果据说是奥古斯都最喜爱的食物。
Sophie Hay

皮亚诺萨，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流放的小岛，位于意大利西海岸附近。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会将大量诸如此类的小岛用来囚禁蒙羞的家族成员。
©Olivier Brunet/Wikimedia Commons

日耳曼尼库斯：提比略的侄子，罗马人民的宠儿。
Tom Holland

阿格里皮娜携带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本杰明·韦斯特于1768年绘。
©TPG images

斯泊朗卡，提比略在此建造了一座神话主题公园。某次在洞口用餐时，他差点被落石砸死。
Tom Holland

卡普里岛的悬崖峭壁令该岛坚不可摧，成了提比略晚年的休养之地，同时也催生了许多关于提比略所犯的难以言状的罪恶的流言。
Tom Holland

卡利古拉面向禁卫军致辞。硬币的图案中很突兀的一点是：没有涉及元老院。而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所发行的硬币上都会出现元老院。
Wikimedia Commons

帕拉蒂尼山的一间地下室，很可能是卡利古拉遇害之地。
Sophie Hay

“在我看来，自然孕育他就是要证明，没有限制的罪恶结合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后，能走多远。”哲学家塞涅卡如此剖析卡利古拉。
Tom Holland

一名士兵拖拽着两名即将成为奴隶的俘虏。对于许多奴隶来说，奴役意味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然而对极少部分奴隶而言，奴役却意味着通向权力的大门。
Wikimedia Commons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于1871年绘制。卡利古拉的尸体躺在奥古斯都半身像的下方，克劳狄乌斯则躲在帘子后面瑟瑟发抖。
©Walters Art Museum/Wikimedia Commons

小腹平平的克劳狄乌斯成了征服大洋对岸之土地的主人，正强压在不幸而顺服的不列颠尼亚身上。
©TPG images

奥斯提亚的新港口，由克劳狄乌斯兴建，他主导完成了该工程的绝大部分，但港口最终在尼禄统治时期时期落成。尼禄毫不犹豫地抢过了功劳。
Wikimedia Commons

虔诚的罗马女主人楷模麦瑟琳娜，她的手臂上托着不列颠尼库斯。
Wikimedia Commons

复杂的画面：尼禄与母亲。
©Carole Raddato/Wikimedia Commons

在拥挤不堪、污染严重的罗马，花园是身份地位的至高象征。然而，拥有私人花园既意味着威望，也意味着灾祸。
Tom Holland

那不勒斯湾的沉船景象，源自庞贝海门（Marine Gates）附近的浴场内。
Tom Holland

罗马大火。休伯特·罗伯特于18世纪70年代绘制。
Wikimedia Commons

阉割钳：奴隶用它来阉割俊俏男童，叙利亚女神的信徒也会以此自宫。
Wikimedia Commons

硬币上的图案是尼禄敕令修建的青铜巨雕，该雕像最初放置于黄金屋的入口处。尼禄死后，他的豪华建筑群中的圆形露天剧场以该雕塑命名：科洛西姆竞技场。
Wikimedia Commons

尼禄·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Wikimedia Commons

献给凯蒂

当你能够阅读英雄们的事迹与你父亲的故事……

致谢

序

第一部 主人

第一章 狼之子

第二章 回到未来

第三章 疲于残忍

第二部 我们的事业

第四章 最后的罗马人

第五章 让他们恨我吧

第六章 农神节快乐！

第七章 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啊

大事年表

人物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致谢

与其他书一样，此书得以成书，要感谢众多人士的协助。感谢编辑理查德·贝斯维克（Richard Beswick）、格里·霍华德（Gerry Howard）、弗里茨·范德梅吉（Frits van der Meij）以及克里斯托弗·瑟尔泽（Christoph Selzer）的支持、帮助以及建议。感谢伊恩·亨特（Iain Hunt）耐心细致地帮我梳理稿件，处理书中的地图、时间线和尾注等。感谢苏珊·德·苏瓦松（Susan de Soissons），她简直是任何作家能期待合作的最棒最友善的公关经理。感谢我优秀的经纪人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Walsh）以及康维尔与沃尔什公司（Conville and Walsh）每一位员工。感谢居伊·德拉·贝杜瓦耶尔（Guy de la Béedoyère）、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凯瑟琳·爱德华兹（Catharine Edwards）、卢埃林·摩根（Llewelyn Morgan）和安德鲁·华莱士-哈德瑞（Andrew Wallace-Hadrill），感谢学识渊博的上述诸位不吝赐教，指出了书稿中的诸多问题。感谢丹·斯诺（Dan Snow），他虽令我在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期间无法全心关注公元1世纪的政治问题，但帮我审读《王朝》初稿一事已经珍贵之至。感谢杰米·缪尔（Jamie Muir），不仅从《卢比孔河》以来一直在第一时间阅读我的拙作，还格外用心地陪同我一路深入条顿堡山口。感谢华尔特·多诺休（Walter Donohue）愿意费时费心审读我每本书的手稿。感谢加雷思·布雷尼（Gareth Blayney）绘制的精美的古罗马插图，也要感谢他在本书的封面设计上不遗余力。感谢苏菲·海（Sophie Hay）的拍摄和陪伴，在前往内米和斯泊朗卡途中她一直善良、慷慨、热心，且细致记录了我推特头像的变化。感谢劳拉·杰弗里（Laura Jeffrey）能够享受在卡利古拉游船上的测量工作。感谢史蒂芬·凯（Stenphen Key）无私帮助苏菲、劳拉和我处理在罗马、内米、斯泊朗卡三地间的交通问题。感谢马蒂亚·布顿诺（Mattia Buondonno）在庞贝的热情接待。感谢查理·坎贝尔（Charlie Campbel），他令我有机会击出六分打，让乌代布尔王储出局，并且在罗德板球场畅玩。这番经历让我有机会亲身感受处在奥古斯都所属的阶层是哪般滋味。感谢我的两只猫，伊迪斯（Edith）和托斯蒂格（Tostig），感谢它们没有长期霸占我的键盘。感谢我亲爱的妻子莎蒂（Sadie），感谢她多年来对恺撒们和我的包容。感谢我的小女儿伊莉莎（Eliza）倔强地认定，涅尓瓦（Nerva）就是她最喜欢的皇帝。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长女凯蒂（Katy）。

尤利安家族与克劳狄家族

序

公元40年年初，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坐在海边一处高耸的平台上，眺望前方的大海。入眼处尽是惊涛拍岸，浪花飞扬。多少年来，数不胜数的罗马船只沉没在这片大海的深处。烟灰色的海面下据传潜伏着奇异的水怪，海平线另一侧屹立着一座孤岛，岛上满是胡子拉碴的野蛮猎首族族人：不列颠人。诸如此类的威胁就潜伏在罗马文明的边缘，足以让最勇猛坚毅的英雄都感受到挑战。

但罗马人的故事向来自带史诗光环。他们从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起家，一跃成为世界的霸主，这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成就。多少次遭逢劫难，多少次火中涅槃，罗马百炼成钢，拥有了主宰天下的力量。此时距罗马建国已有七百九十二年，高居君主之位的那个人的权力堪比神明。他北面的沙滩上挺立着一列又一列的天底下最威风凛凛的铁血雄师，他们披坚执锐，列于投石机和战地炮旁。皇帝盖乌斯扫视着整个军队，发出了号令。顿时，号角声冲天而起。这是战斗打响的信号。紧接着的是一片沉寂。皇帝抬高了声音。“战士们，”他高喊道，“听我号令去捡贝壳，用从大海抢掠而来的战利品装满你们的头盔。” [1] 军队服从皇帝的命令，照做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那个伟大的故事。但它属实吗？那些战士真的去捡贝壳了吗？如果真的去了，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直到现在，盖乌斯的皇帝生涯都仍是罪恶的代名词，而这一故事无疑又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插曲。皇帝盖乌斯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卡利古拉。他的名字对色情文学作家和古典学家来说一样熟悉，这是古代历史上少有的现象。他在位时的秽闻恶行常常惹人津津乐道。“但别再提什么皇帝了，讲讲这个怪物吧。” [2] 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如是写道。这位罗马宫廷档案保管员在业余时间撰写恺撒家族的传记。他所著的卡利古拉传写于皇帝死后约一个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相关文献，里面列出了卡利古拉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堕落行为和罪恶。卡利古拉曾和自己的姐妹乱伦！曾装扮成女神维纳斯！还打算把罗马城内最高的官职授给自己的马！相较于这类浮夸的表演，卡利古拉在英吉利海峡的做法似乎就不那么令人惊讶。苏埃托尼乌斯在解读卡利古拉的行为时自然毫不费劲：“他身心都有病。” [3]

可是，如果说卡利古拉身心都有病，那么整个罗马也是病恹恹的。换作在上一个年代，皇帝掌握生杀大权会叫人深恶痛绝。早在卡利古拉在海岸集结大军、远眺不列颠近一个世纪以前，他的五世叔祖就做过同样的事，且一度跨越了英吉利海峡。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立下的不世之功是足以彪炳罗马史册的：不仅两次进攻不列颠，还永久吞并了当时罗马人口中的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然而，这一桩桩辉煌战绩是他以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打下来的。有一个论点在共和政体内几乎众所公认：死亡是取代自由的唯一途径。在尤利乌斯·恺撒践踏这一定论，跃居公民同胞之上后，罗马爆发了内战；后来他又像打压高卢人一样倾轧政敌，结果遭到了暗杀。直到两场惨绝人寰的自相残杀后，罗马人才习惯为奴为臣。一人当道、万民臣服的药方固然免除了罗马城及罗马帝国自我毁灭的结局，却无异于剜肉补疮。

他们的新领主自称奥古斯都，即“神明垂爱之人”，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他蹚过血海，掌控了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待解决对手后，又冷静地摆出和平王子的姿态。奥古斯都狡猾无情、耐心果断，成功维持了数十年的统治，最后寿终正寝。取得这项成就的关键原因在于，他将罗马传统纳为自己统治所用，而非截然与之对抗：通过佯装自己不是独裁者，他允许公民们假装他们仍然自由。他在独裁统治的野蛮轮廓上盖了一层微光闪闪、美妙诱人的薄纱。然而，这层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脱线破败。公元14年，奥古斯都逝世。他在漫长且充满谎言的统治生涯中积攒的权力终于展露全貌，但不是以权宜之策的形式展露的，而是整个儿地被传给了一位继承人。他选定的继位者自其孩提时代起就住在他家里，是一个名为提比略的贵族。这位新恺撒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贵族出身，而且战功赫赫，是罗马史上最杰出的将帅。不过，诸如此类的特质仍然比不上他那众所周知的奥古斯都养子的身份。

终生坚守已逝共和国美德的提比略在皇位上坐得很不开心，但二十三年后接替他的卡利古拉一点也不觉得尴尬。虽然卡利古拉统治罗马世界不是凭借年龄，也不是靠资历，单单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曾外孙，但这丝毫没让他烦恼。“在我看来，自然孕育他就是要证明，没有限制的罪恶结合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后，能走多远。” [4] 这是知悉他的哲学家塞涅卡为他撰写的讣闻。但这番评论不只针对卡利古拉本人，还针对塞涅卡的一些同辈，他们在皇帝在世时，对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另外，它也针对整个罗马民族。那是一个腐败的年代：早已病变、沉沦、堕落。

不少人是这么想的，但也有人不予认同。奥古斯都建立的政权若没能给人民提供他们在数十年的内战后极度渴求的东西，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这种东西就是和平与秩序。而且从这种和平与秩序中受益的，还有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治下的各个行省，从北海到撒哈拉，从大西洋到新月沃土，无一不是盛世太平。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世间最受敬仰之人——耶稣诞生了。这一事件在三个世纪后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当时，一位名为尤西比乌斯的主教在皇帝奥古斯都的成就中看到了上帝的指引之手。“基督诞生的时候，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处在罗马统治之下，”他宣称，“这不单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我们的救世主恰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使命，个中巧合无疑是神的安排。毕竟，世界如果仍然硝烟弥漫，仍然没有在同一个政体下凝为一体，那会给东奔西走的教徒们平添多少艰难险阻呢？” [5]

有了时间间隔提供的视角，尤西比乌斯能够看到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所开拓的全球化成就是多么惊人。尽管维护成就的方法比较血腥，但罗马军队所平定的地区前所未有的广阔。恰如古语所言：“接受礼物等于出卖自由。”罗马全盘占有了它所征服的土地，同时赠予了这些地方不容小觑的和平。无论是在恺撒们统治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都的罗马的郊区，还是首次由同一霸权统辖的整个地中海，抑或是在这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帝国的边疆，“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都造福了数百万人。行省之民或许对此感恩戴德。来自埃及伟大都市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犹太人狂热地撰文赞扬奥古斯都：“他剿灭了海盗，并用商船填满海面。他将自由带给每一座城市，也将秩序带到了原本混乱不堪的地方，还教化了蛮族。” [6] 类似的赞美也可被献给提比略和卡利古拉，事实上的确有人这么做。此二人由于堕落腐化而声名狼藉，但他们的堕落行径总体而言对整个世界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只要中央稳固，谁做皇帝对行省来说关系都不大。

然而，即使在罗马帝国最偏远的角落，恺撒都是一个永久的存在。他又怎么可能不是呢？“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能逃脱他的注意。” [7] 当然，这话有夸张之嫌，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皇帝在臣民心中激起的惧怕和敬畏。他一人掌控了罗马所垄断的暴力机构，即军队和行省政府的所有武力部队。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民及时缴税、反贼得到剿灭、罪犯被扔给野兽或钉死在十字架上。皇帝无须时时亮出底牌，便能让世界各地的人畏惧他的专制权力。也难怪在百万黎民眼里，恺撒的面孔便等于罗马的面孔。很少有城镇没有他的图像：雕塑也好，半身像也好，建筑上的浮雕也好。哪怕是在最偏远落后的地区，拿出钱币就能邂逅恺撒的侧影。在奥古斯都生活的年代，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尚存于世时其面孔就出现在了罗马钱币上；但在奥古斯都取得统治权后，恺撒的面孔就被刻在了帝国各地的每一枚金币、银币、铜币上。 [8]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哪怕一位加利利原野中的巡回传教士拿到一枚钱币，询问币面所画何人时，心里都会猜到一个十拿九稳的答案：“恺撒的。” [9]

难怪一个皇帝的性情、功绩、人际关系和弱点会成为臣民百谈不厌的话题。“你的命运就像剧院舞台上的演员，而台下的观众就是整个世界。” [10] 这是一位罗马史学家对奥古斯都的股肱之臣梅塞纳斯的警告。无论他实际上说过与否，这番话用来形容奥古斯都的戏剧人生都毫不为过。据苏埃托尼乌斯称，奥古斯都在弥留之际曾询问朋友，自己在生活这出喜剧中的表演是否到位；在得到朋友的肯定后，他要求他们鼓掌致意，然后在掌声中静静离场了。一个好皇帝必须是个好演员，与此同时，这场戏剧的其他演员也必须演技过硬。毕竟，恺撒不是唯一在舞台上抛头露面的人。他的潜在继承人纯粹因为和恺撒的关系而成了公众人物。就连皇帝的妻子、侄女或孙女或许都得在台上演绎一方角色。演不好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但如果把握得当，说不定就能和恺撒一起出现在帝国的钱币上。在奥古斯都之前，罗马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曾这般直接地暴露在公众视线里。帝国各处的雕塑家细致描摹这一家族中著名成员的服饰和发型，完美复制其中的每一处细节；从叙利亚到西班牙，各地臣民无不争相效仿。这一家族取得的成就会有宏伟壮观的丰碑加以纪念；而关于他们的绯闻，也会夹杂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在一个个海港之间散播流传。宣传与谣言相互影响，为奥古斯都王朝赢得了史上首度跨越大洲的声望。

但是，绚丽大理石上镌刻的豪言壮语与集市酒铺内飘飞的流言中，又有多少接近恺撒宫殿内的实况呢？诚然，苏埃托尼乌斯在撰写历代皇帝的传记时，不乏各种参考资料：从官方的正式铭文，到坊间含混的传言，应有尽有。但更精明的分析家会在探究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时发现：这一王朝的故事的中心有一团黑雾，他们挖空心思都无法弄出个所以然来。在曾经的共和岁月里，人们会对国家大事进行公开辩论，罗马领袖的演讲也都记录在案，以备史学家研究使用；但在奥古斯都掌权后，一切天翻地覆。“因为从那时起，所有事务都是秘密操办的，处理方式也不能被公开。” [11] 的确，政治生活的节律和往常一样。年复一年的官职竞选与轮换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若是在以前的共和时期，踌躇满志的罗马人便能趁此机会大展身手，左右他们的城市的命运。可如今，这种节律总体上已沦为无关紧要的陪衬。权力的战场已然转移了方位。掌管世界之地，已经逐渐从群英荟萃的集会厅，变成了各个私室。无论是佳人在皇帝耳旁的窃窃私语，还是奴隶轻悄悄递来的文案，都可能比最洪亮有力的公共演讲更具影响力。这背后的含义固然让恺撒们的传记家困顿伤神，却也无法忽略。“即便对于一些著名事件，我们也一无所知。” [12]

发出这番告诫的历史学家是苏埃托尼乌斯同时代的密友。但在解析独裁统治上，这个人的造诣远远超乎苏埃托尼乌斯。事实上，他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独裁统治分析家。科内利乌斯·塔西佗对罗马和罗马帝国的运行机制了若指掌，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在璀璨夺目的职业生涯中，他既曾在法庭口若悬河，又曾多次统辖行省，官拜十人九慕的高位；但他同时也表现出了精明机警（虽然不太光彩）的求生本能。他成年时，主宰罗马的已不再是奥古斯都创建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于公元68年在血泊里终结了——但新的王朝可能一样要命。面对新王朝的苛政，塔西佗没有奋起反抗，反而一度俯首帖耳，置若罔闻。他感到自己犯下了疏忽之罪，余生似乎一直于心有愧。远离公共生活后，他越发沉迷于探索自己被迫身处的政权，追寻这个政权的演变过程。他先是记述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罗马发生的重大事件；接着，在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作品——自16世纪起以《编年史》著称——中，他再次将目光转移至奥古斯都的王朝。对于奥古斯都本人及其决定性的领导地位，他只用了最间接隐晦的方式进行分析，没有把焦点放在奥古斯都身上，而是着重讲述了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四位恺撒在书中轮流占据中心位置：先是提比略，继而是卡利古拉，再是卡利古拉的叔父克劳狄乌斯，最后是该王朝的末代皇帝——奥古斯都的曾外孙尼禄。尼禄的死标志着这一脉系的彻底终结。历史就这样反复验证着：天潢贵胄的尊贵身份总是与致命危险并存。到公元68年，奥古斯都的后裔中已无一人存活。这就是塔西佗所讲故事的大体框架。

这个框架也透露了别的信息：故事讲述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在《编年史》第一段，塔西佗尖刻地阐述了这个难题。“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在世时，人们出于忌惮不免会美化史实；但他们死后，人们的仇恨一时无法平息，因此帝王史的撰写者又会受到这种仇恨情绪的影响。” [13] 只有苦心孤诣地深入钻研，极尽所能地秉持公正，才能还历史以本真。在殚精竭虑地研究历代皇帝在位时期的正史时，塔西佗同样坚守不予轻信的态度。 [14] 写于恺撒们在位时期的文本变得不可靠，甚至全然与史实相悖。“这是一个腐坏的时代，因为人民的阿谀奉承而堕落不堪。” [15] 塔西佗从自身经历出发，做出了这番绝望的评价，且他的怀疑态度最终入侵了他付诸笔端的一切内容。在《编年史》一书中，没有一个立志造福苍生的君主没有沦为伪君子，也没有一项试图恢复城市传统的举措不是骗局，更没有一句听起来合理的意见不是天花乱坠的谎言。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的历史变成了一场天昏地暗、血流如注的噩梦，罗马的公民几乎无法从这场梦中苏醒。它好比一幅展现独裁专制的画卷，后世之人在发现自己的自由变得越发模糊后，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点。无论暴政被建立在了自由秩序之废墟上的哪一处，无论当权者是在什么时候打出华而不实的口号来遮掩政府准允的罪行的，历史总会记得一切。奥古斯都创建的王朝仍旧定义着独裁权力的模样。

也难怪它会如此令人难以忘却。提到帝国时期的罗马，人们的脑海里最可能浮现的，是前几位恺撒盘踞的那座城市。这一时期登场的主要角色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令人不安却又深深沉迷，远非古代其他任何时期能比。他们身上的光芒太过刺眼，也因此成为明争暗斗、杀人如麻的残暴君主的典型。翻开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我们时不时会感受到，文中的“怪物”似乎是从奇幻小说或电视剧里蹦出来的：提比略冷酷偏执，喜欢在游泳池里让少年给自己口交；卡利古拉悲叹罗马人民没一个有脖子，不然他就能把它们砍断；尼禄之母阿格里皮娜费尽心思将儿子送上王位，却惨遭儿子毒手；而尼禄踢死身怀六甲的妻子，娶了一名阉男，还在被烧毁的罗马中心修建乐宫。对于那些钟情于穿插了投毒与性变态情节的宫廷权斗的读者来说，这些“怪物”的故事能为他们提供一切。杀人不眨眼的女主人、手握大权的乱伦夫妇、原本备受压迫最后却翻身掌握生杀大权的贝塔男（beta male）：这些近代戏剧中层出不穷的角色，源头都可追溯至帝国时期的罗马。这几位恺撒的名字迄今在世界各地仍家喻户晓，令那些类似的王朝的统治者相形见绌。他们的声名延续至今。

不妨承认，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让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尴尬困窘。这些有关投毒下药、腐败堕落行径的故事就是因为太耸人听闻，才容易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毕竟，越轰动的故事似乎越不可信。正因如此，尤利安·克劳狄王朝（学界对奥古斯都创建的王朝的一贯称呼）所受指控的真相引发了人们长久的争论。举例而论，卡利古拉是否真像苏埃托尼乌斯等古代作家所说的那样癫狂？或许，他并非癫狂，只是他那夸张的表演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被歪解了而已。在他命令军队捡贝壳这一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会不会真的有合乎情理的解释？许多学者发表过类似的见解。近年来，史学界对此提出了大量的理论。或许军队曾发起政变，因此卡利古拉故意布置些侮辱性的任务来惩罚他的士兵——尽管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类似的事。又或许是他想让他们在海里寻找珍珠或可用以装饰水景的贝壳。抑或是卡利古拉在使用拉丁语中的“贝壳”（concha）一词时，实际上是在指代一些与贝壳截然不同的事物，如一种船，甚至妓女的生殖器。上述想法都可能成立；但没有一种是确凿无疑的。这则插曲宛如一场生动的梦，一切行为的背后似乎都暗含着一种深不可测的逻辑，但我们哪怕倾尽全力，也注定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这就是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常常要面对的失望之处：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准确知晓。

但也不必失望。对于研究诸位恺撒的历史的人来说，这些众所周知的未解之谜并非毫无价值。卡利古拉当年在高卢沙滩意欲何为，这一问题固然永远无法得到确凿解答；但我们可以确切得知的是，在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件事情不需要特别解释。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命令士兵捡贝壳是疯王才有的行径。他们讲述的有关卡利古拉的事迹，如冒犯神明、以施暴为趣、迷恋各种性变态行为等，其实并非卡利古拉独有。每当一位恺撒冒犯当下的风俗习惯时，各类风言风语就会漫天飞舞，而这些丑闻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让丑恶的阴影仍然留在羞耻的深渊吧。” [16] 这条一本正经的忠告由提比略统治时期的一位历史逸闻汇编者提出，但与他同时代的公民不太倾向于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太沉迷于流言蜚语了。众口相传的宫廷逸事宛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传播者内心最深处的偏见和恐惧，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罗马人的精神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尤利安·克劳狄王朝的每一面都绝非表面上的那样简单，而是具有更深厚的意义——是一幅描绘罗马人民的画卷。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撰写一部覆盖整个尤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的历史时，采用叙述史的形式或许最能助我们在软弱轻信和质疑过度之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开辟出一条路径。显然，不是所有关于恺撒们的故事都值得相信；但我们也能从许多故事中了解到它们背后的创作动因。趣闻逸事单独读来会显得怪诞荒谬，若是在叙述时为它们补充上前因后果，它们的怪诞意味就会大大减少。罗马专制政体的演变进程是漫长且充满偶发事件的。尽管史学界将奥古斯都列为罗马第一位皇帝，但奥古斯都从未公开加冕称帝。相反，他靠着权利和人民授予的荣誉，一步一步获得了统治地位。从来没有正规程序对继位一事加以管理；因此每位皇帝在揽政时都没有太多其他选择，只能自己去探索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之间的界限。正因如此，尤利安·克劳狄王朝主宰罗马的岁月其实是一个漫长且连续不断的试验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这本书中追寻该王朝从建立到血腥收场的过程。要最大程度地理解每位恺撒皇帝的统治，就不应该单纯地只看那一个时期，而是应该在结合前一位和后一位帝王的统治期后加以审视。

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王朝的历史和研究所有古代史一样，都不免体会到一种挫败感，因为这就像是在收听老式汽车里的收音机，各种电台的声音时隐时现。譬如，要是我们有塔西佗对卡利古拉在英吉利海峡沙滩上的所作所为的记述，那该多好。可惜啊，我们偏偏没有。《编年史》中，所有关于从提比略死后到克劳狄乌斯执政中期这段时间的内容都丢失了。而最臭名昭著的卡利古拉明明也属于尤利安·克劳狄王朝，但有关他统治时期的原始材料偏偏是最零散杂凑的，这几乎不可能是巧合。尽管两千年来的复述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对这一时期的叙述早已定稿，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它并非如此。在研究古代史时，找出我们不知道的内容，和梳理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一样重要。读者应意识到，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就像当初卡利古拉在那不勒斯海湾两处海角间搭建的浮桥一样，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湍流。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充满了争议和分歧。当然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在近几十年里，有关尤利安·克劳狄王朝的学术研究范围变得更广，也变得更有活力，颠覆了我们对该王朝的理解。倘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对有关罗马第一王朝的研究产生哪怕一丝快感，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两千年过去了，西方世界里最早期的君主制案例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仍然令人惊骇不已。

“那些火炬没有让我们穿透黑暗，而是让我们瞥见了黑暗。没有什么的光比它们更加微弱了。” [17] 塞涅卡在公元65年逝世前不久如此写道。这番话是塞涅卡在那不勒斯海湾沿岸旅游时有感而发的。当时他为了抄近路，正沿一条黑暗阴沉、布满烟尘的隧道行走着。“这是怎样的一座监狱啊，多么幽暗且漫长啊。没有东西可以和它相比。”塞涅卡观察罗马宫廷多年，对黑暗一清二楚。卡利古拉憎恨塞涅卡的耀眼光芒，想置他于死地，后来勉强饶恕了他的性命；他和卡利古拉的妹妹偷情，冒犯了克劳狄乌斯，后被流放到科西嘉岛；阿格里皮娜任命他为尼禄的家庭教师，希望通过他来控制儿子的恶毒天性；但最后，他的这个昔日爱徒逼他走上了割脉自尽的绝路。塞涅卡对自己侍奉的政权的性质没有心存幻想。他声称，就连这个政权营造的和平，都是建立在“疲于残酷” [18] 这一不太高贵的状态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新秩序从源头起就隐含着专制元素。

但塞涅卡对自己憎恨的事物同样饱含爱慕。他对权力的蔑视并未妨碍他在权力中逍遥放纵。罗马的黑暗地带是由黄金照亮的。两千年后的我们在回顾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的历史时，同样会在他们的暴政和成就、暴虐和魅力、权欲和名望中，发现一种泛着金光的特质，往后再也没有任何王朝敢与之争辉。

“恺撒与国家是一回事。” [19]

至于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那就是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扣人心弦、精彩绝伦、极富教益的故事了。

[1] Suetonius. Caligula ：46

[2] Suetonius. Caligula ：22

[3] Suetonius. Caligula ：50.2

[4] Seneca. To Helvia ：10.4

[5] Eusebius. The Proof of the Gospel ：3.139

[6] Philo. On the Embassy to Gaius ：146-7

[7] Ovid. Letters from Pontus ：4.9.126

[8] 罗马硬币上最早出现的在世之人的人像似乎是尤利乌斯·恺撒的肖像，这种硬币于公元前44年铸造。但巧合的是，恺撒正是在当年被刺杀的。

[9] Mark 12.17

[10] Dio：52.34.2

[11] Dio：53.19.3

[12] Tacitus：3.19

[13] Tacitus：1.1

[14] 西班牙近年发现的一条提比略在位时期颁布的政令揭示了塔西佗所用的方法。毋庸置疑的是，塔西佗深知该政令的措辞，也完全了解该政令并未呈现真相，只呈现了制定者希望被他人视为真相的东西。

[15] Tacitus：3.65

[16] Valerius Maximus：3.6.preface

[17] Seneca. Letters ：57.2

[18] Seneca. On Clemency ：1.11.2

[19] Ovid. Sorrows ：4.4.15

保卫、保存并保护事物当下的样子：即我们享受的和平与我们的皇帝。祈祷吾皇万寿无疆。待他履行完此生职责后，祈求上苍赐他一批贤明能干的后继者，其双肩将与他一样，足以托起帝国重担。

——维莱乌斯·帕特库鲁斯（约公元前20～约公元31年）

古代那些人所犯错误的污点永不会从历史书上淡去。恺撒家族所犯罪孽将永世遭受谴责。

——克劳狄（约公元370～404年）

第一部 主人

第一章 狼之子

强权形成

罗马的故事始于一场强奸案。一名身为贞女祭司的公主遭人偷袭强暴。有关这场重大性侵案的记载五花八门。有人说，这件事发生在她的睡梦里：一个俊美非凡的男子将她带到绿树成荫的河边，事后又抛下她，留她孤独一人惆怅、逡巡。也有人称，她是在神圣的小树林里汲水时，遇上了雷雨，突然被人捉了去。还有一个故事甚至讲到，是一只来由不明的阳具从皇家壁炉的烟灰中突然出现，但只玷污了公主的奴婢，而非公主本人。尽管如此，在所有版本的故事中，公主后来都因此怀孕。除却一些恶劣暴躁的修正主义者外，绝大部分人深信，这个施奸者是一位神。 [1] 血之溅溢者（Spiller of Blood）玛尔斯将神种播入了凡人的子宫。

两个神一样的男婴就从这次强奸中应运而生。这对代表着母亲耻辱的双胞胎自呱呱坠地起便被扔进了附近的台伯河。但神迹并没有停止。装着婴孩的箱子顺着洪水漂流，最终搁浅在一座名为“帕拉蒂尼山”的山丘的陡坡下。这里，果实累累、枝盈欲弯的无花果树下掩映着一口洞穴，一头母狼在洞口处发现了两个男婴。但它并没有将其吞食，而是舔掉他们身上的泥，把自己的乳头放在了他们嗷嗷待哺的嘴里。一位路过的养猪人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后，爬下帕拉蒂尼山赶来救助。母狼悻悻逃走。养猪人救下这对双生子后，分别给他们取名“雷穆斯”和“罗慕路斯”。二人长成了出类拔萃的勇士。某日，罗慕路斯伫立在帕拉蒂尼山上，望见了12只雄鹰：这是天神给他的确切启示——他将在这山头建起一座城。城市从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而他将作为第一代统治者君临罗马。

不管怎样，这就是数世纪后的罗马人在解释其城市渊源和丰功伟绩时所讲述的故事。外邦人听闻之后也觉得非常在理。对那些曾与罗慕路斯后裔鏖战的人来说，战神玛尔斯之子、母狼喂乳这些有关罗慕路斯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罗马人的性格。 [2] 马其顿人追随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一个靠近旭日东升之地的庞大帝国，就连这样的民族也清楚：罗马人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族群。在爆发于公元前200年的一次短暂的小规模冲突中，两方僵持不下，胜负难分，足以让马其顿人铭记这一点。尽管自罗慕路斯时代以来，已经过去了五个多世纪，但在敌人眼里，罗马人身上似乎仍携带着那些神话生物才拥有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特质。在战场上收拾死尸时，马其顿人被那些混乱不堪的场面吓得魂不附体。只见罗马人剑下，横尸遍野、血流漂橹。尸骨被连肩带臂齐齐削掉、身首分家，战场上内脏成堆，恶臭千里：一切都直指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也不必责怪这些马其顿人在当天“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哪类武器及何种人类” [3] 时感受到恐慌。毕竟，对文化之邦的教化之民而言，害怕“狼人”乃人之常情。罗马人身上的狼性，如其指甲下若隐若现的利爪、瞳孔内微微散发出来的黄光，都逐渐被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视作理所当然之事。“毕竟，他们承认自己的祖先吸吮过狼奶！”一位国王在国家危亡之际发出了这样迫切的战斗号令，“我们自然能想到他们所有人都有一颗狼子野心。他们嗜血成瘾又贪得无厌。对于权利和财富，他们的欲望没有限度！” [4]

当然，罗马人对此的看法与之大相径庭。他们相信，是天神赐予了他们征服世界的能力。罗马人的天赋就在于统治。是的，也许有民族可以在其他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譬如，论及雕刻铜像或大理石像、绘画天体图或撰写性爱手册时，谁人能与希腊人一决高低？叙利亚人是技压群芳的舞者；迦勒底人是能力非凡的占星家；日耳曼人是首屈一指的卫士。但唯独罗马人具有征服天下、统治寰宇的天分。他们立下的赫赫战功不容置疑。在谈及赦免阶下之囚、打压倨傲之徒时，他们雄霸一方，无人能及。

因此，他们相信，这种卓越性可以追溯到自己民族的起源。“罗马的千秋大业就是建立在古老传统和公民品性之上的。” [5] 自建国早期，罗马人的英勇之处就体现在：城内的居民随时准备好牺牲一切来维护全城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罗慕路斯在都城边上建了一道围墙，犁出一条垄沟，即“圣界墙”（pomerium），将墙内的所有土地献给众神之王朱庇特。但他知道，要让罗马城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还须奉献更多。于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雷穆斯请愿为人祭。雷穆斯跳过圣界墙，被一把铁锹砸倒：“就这样，他用自己的死让这座新城的堡垒得到了神佑。” [6] 罗马城最初的土地就是由战神儿子的鲜血所滋养的。

雷穆斯是第一个为城市利益献身的人，但绝非最后一个。罗慕路斯之后，五个国王先后登上了王位宝座。但第六代国王“高傲者塔克文”邪恶残暴，并不符合这一绰号所代表的形象，于是百姓们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终结。领导起义的人是塔克文的妻弟布鲁图斯，他让罗马人民集体宣誓，“再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单独统治罗马”。从那时候起，“国王”成了罗马政治用语中最肮脏的词。罗马人不再是屈身于人的臣民，而是化身成为“公民”（cives）。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展露拳脚了。“他们开始昂首阔步，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因为在过去，相比于劣迹斑斑的无能之辈，贤能之士反而更容易引起国王的猜忌和害怕。” [7] 现在，这座城市挣脱了国王嫉妒的目光，公民们无须再遮掩自己对荣誉的渴求。来自罗马公民的称颂成了功绩的标杆。即便是最卑微的农民，只要他不想在他人轻蔑的目光中见到自己的身影，就需要扛起作为罗马公民的责任来证明自己是一名男子汉（vir）。

德（Virtus）是男子汉的品性，是罗马人追求的终极理想品质。它是气概与勇气的完美糅合，是罗马人眼里最重要的力量。就连天神也认同这一点。公元前362年，也就是“高傲者塔克文”倒台一个半世纪后，一个可怕的凶兆降临罗马城中心。帕拉蒂尼山下罗马广场的宽阔铺砖平地上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罗马人胆战心惊了。“罗马广场”是罗马公民生活的中心。政治家在这里面对公民发表演讲，行政官员在这里主持公道，商贩在这里叫卖商品，侍奉灶神维斯塔的贞女祭司在这里照看永不能熄灭的圣火。在对罗马日常生活这般重要的地方竟然开了一道通向地下世界的门，这无疑预示着可怖之事：天神动怒了。

这一情况得到了验证。他们需要向天神献祭，而且是献祭一样“你们所拥有的至贵之宝”。 [8] 但是，什么才是罗马最宝贵的东西呢？这个问题使许多罗马人抓耳挠腮。最后，一位名为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的青年挺身而出。他对其他公民说，男子气概和勇气是罗马人最宝贵的财富。接着，他披挂上马，策马直逼前方的深坑，继而凌空一跃，和马儿一起坠入了深渊，地缝当即闭合。一个水池和一棵橄榄树被用来标记事发地点，向这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致以悼念。

罗马人高度珍视这种共同利益至上的政治理想，以至于他们为之取的名字“共和”（res publica）成了整套政体的代称。正是由于“共和”的存在，公民们才能够在严守纪律的基础上，热烈地渴求荣誉，坚定地在恶劣环境中接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并从磨难中破茧成蝶，重获新生。对罗马共和国的邻邦来说，“共和”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到公元前200年马其顿人首次领教罗马军团狼一般的野蛮凶残时，罗马已经成为雄踞地中海西部的霸主。而在此两年前，罗马军队还迎头痛击了一个妄图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大国：北非海岸一个名为迦太基的富贾之都。罗马赢得的这场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两座城市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当时，战火烧到了罗马城的城门口。意大利的土地也已被鲜血浸透。“这场动荡混乱的战斗使得整个世界都跟着震动。” [9] 其间，罗马人遭遇了一场重大的考验，换作其他任何民族，肯定都会迫切地寻求和解谈判，但罗马人仿佛铁打的一般，越战越勇，最终克敌制胜。难怪连亚历山大大帝的几位继承人都觉得这支军团锐不可当。地中海东部的君主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押跪在罗马官员面前摇尾乞怜。和自由而严明的共和制相比，君主制似乎立刻就显得缺陷重重、漏洞百出。“我们的情感由大脑控制，”罗马人对一个战败君主的几个使臣正言道，“无论时运如何跌宕起伏，这一准则永不会变。我们不会因逆境而消沉，也同样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10]

说这话的人——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拥有这方面的绝对话语权。他自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他的外号“非洲征服者”（Africanus）强有力地述说着他在征讨罗马死敌时所扮演的角色。他从迦太基人手里横刀夺走西班牙，并在对手的后院里把他们打垮，接着还让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几年后，西庇阿的名字光荣地出现在公民名单的第一位。在一个像罗马这样的社会里，这代表的是一种举世无双的殊荣。罗马人极度痴迷于等级制度。所有人都会被正式分入其应属的阶层。公民地位受到严格且精密的评估。在罗马共和国的这种严苛的阶级体系内，财富、家庭和功绩三者共同决定了每个罗马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即便在社会的顶层，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严厉的监察。排名靠前的公民有专属于他们的阶层：元老院。除却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外，元老院还要求成员具备足够的从政资历，否则，此人就没有资格成为罗马命运的裁断者之一。由于元老院商议的内容太过敏感，影响也太过重大，因此“数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元老在公众面前吐露过相关的一个字”。 [11] 因此，除非政客可以使自己的声音被诸位元老听到，否则还不如选择缄默。但元老的发言权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辩论时，最先被叫到发言的往往是那些凭借出身、德行和对国家的贡献积累了最多声望的成员。罗马人将这种人拥有的特质称为“权威”（auctoritas）——罗马共和国将西庇阿排在公民名单的首位，就是在肯定他的权威之盛。人们一致同意，这位迦太基人的征服者“取得了一份独一无二、璀璨夺目的荣耀”。 [12] 即便在功勋昭著的罗马人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也被公认为无人能比。他是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即元老院的第一人。

但是，在西庇阿的这种领导地位下也潜伏着危险。他带来的阴影总是让其他公民不由得心生怨恨。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仍和以前一样：罗马城内，绝不允许一人独大。对罗马人民来说，行政长官的形象便是在警醒众人王政的诱惑和危险。他的托加袍（toga）边缘的紫色曾是君主专用的颜色。负责为他在人群中开路的“侍从执法吏”也与“高傲者塔克文”曾经的护卫相似。每位扈从的肩上扛着的由木棍和斧头组成的束棒——又名“法西斯”（fasces）——象征着皇权般让人望而生畏的强权：即处以他人罚款及刑罚的权力。 [13] 这种权力令人惊叹且充满危险。只有做好最为谨慎的防护措施，罗马人才能放心地把它交给自由共和国的公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政时代的君主制被推翻后，被废除的王权被分配给了两位长官（执政官）而非一位。执政者身上的万丈光芒和随之而来的不朽荣耀就像烈酒一样，需要享用者事先小心翼翼地将其稀释。两位执政官可以相互监督，且每位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但西庇阿的声名太过耀眼，这些约束均未起到相应作用。就连罗马共和国选举出的最德隆望尊的执政官也不免觉得自己在西庇阿面前黯淡无光。因此，元老院内逐渐产生了对这位首席元老的怨言。

事实上，罗马共和国内，人们对荣耀总是持有深深的怀疑。在罗马人眼里，政治家们的形象理应是眼角有鱼尾纹且行为冷峻强硬的。“元老”（senator）一词的拉丁语词源就意为“长者”。但西庇阿如流星般绚烂的成就之路的起点早得离谱。年仅26岁时，他就受命领兵去攻打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仅仅五年后，他就首次成功当选罗马执政官。甚至当那些在功绩的阶梯上落后他一大截的元老们还在手忙脚乱地竞选低级官职时，他就已经升任首席元老了。当然，亚历山大在皮肤松弛之前的青壮年时期，也完成了引人瞩目的征服伟业。可那些心怀愤恨之情的元老一想到这个相似之处，就更难宽心了。毕竟，亚历山大是异邦人，而且是一位帝王。尽管亚历山大的雄心壮志声震四海，但对许多元老来说，这种麻烦人物的自我标榜行为若是由自己的同胞效仿，就令人惶惶不安了。有人称，西庇阿是其母亲和一条蛇交媾后生下来的；他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一位神及时出手相助；他选择在深夜穿过罗马广场，就是为了止息狗吠。尽管他是首席元老，但此类传言暗指他德不配位。

这一切是不可容忍的。公元前187年，西庇阿从东方征战回国，他的敌人驻足以待。他们指控他挪用公款，而西庇阿则在元老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撕毁了账本，并愤怒地提醒控告方，自己为罗马赢取了多少财富。但那无济于事。这位首席元老不愿冒险担上被定罪的耻辱，于是请辞还乡。公元前183年，他潦倒去世。这个案例残酷地阐述了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公民会被容许凭借过于烜赫的声名来躲过法律的质问。” [14] 即便是西庇阿这样伟大的人物，到头来也无法与之对抗。

就算罗马人可能曾由狼哺育，但罗马共和国的未来，以及共和国之自主权的未来似乎都稳若磐石。

盛大游戏

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西庇阿臣服于共和国法律，这一点的确属实。但他的魅力可到达的程度又无不暗示：罗马共和国在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路上很可能陷阱重重。西庇阿的政敌固执偏狭、夜郎自大，理所当然地认为罗马的古老传统已登峰造极。但这种保守主义的局限性已经渐露端倪。西庇阿不过首当其冲而已。越发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骁勇善战、无与匹敌的军队，对他人的一丁点不敬的零容忍，这一切给罗马的上层公民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诱惑。西庇阿去世一个多世纪后，罗马人的新宠赢得了前人不曾想象的巨大财富和显赫声望。庞培·马格努斯（Pompeius Magnus）又名“伟大的庞培”，他在职业生涯中违抗法律及自我膨胀的行为达到了举城轰动的程度。23岁时，他组建了一支私人军队，一场场名利双收的征战由此接踵而至。传统职业的枯燥差事不适合这位昔日号称“小屠夫” [15] 的大人物。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年仅36岁时，他就以非元老院元老的身份成功当选罗马执政官。

更糟糕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共和国的规则遭到了他的肆意践踏。公元前67年，庞培被授予一项军事任命，征伐范围首次覆盖整个地中海。一年后，他甚至赢得了“全权委托”（carte blanche），可直接统治一大片尚未被兼并的领土。小亚细亚（今土耳其）东部和整个叙利亚都被他吞并。庞培因此被誉为“全民族征服者”。 [16] 公元前62年他返回意大利时，身后拖曳的不单是胜利的荣耀。君主们成了他的委托人，战败国成了他的滚滚财源。他的军团不效忠共和国，而是忠心于这个令他们有机会卷走东方财富的人：他们那旗开得胜的大将军，他们的凯旋将军（imperator）。而庞培也没有时间惺惺作态、故作谦虚：他在罗马的街道上驭马游行，从装束打扮和举动看来俨然是亚历山大大帝。

即便最愤懑的保守派也无法否认他的卓越。“所有人都认可他作为首席元老的无可比拟的地位。” [17] 不同于西庇阿的是，庞培荣获的头衔和元老院的投票绝没有半点关系。相反，恰如他用吱吱嘎嘎的运货马车从东方带回的香料的香味一样，他的权威馥郁又缥缈，笼罩在罗马的上空。庞培征战的战线之长，范围之广，皆嘲弄着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传统节律。他从未想过要和另外一位同僚分享指挥权，也没有想过把这种权力限定在某一年内。元老院有什么资格来阻碍这位“世界的驯服者” [18] 呢？庞培取得胜利，恰恰在于他犯了罪；而不是说，他虽犯了罪，但取得了胜利。这里面的寓意叫人不安至极。过去，罗马还只是偏安一隅；如今它统领了世界，曾经卓有成效的法律制度显然已开始崩塌。庞培囚车中那些畏缩谄媚的君王的存在彰显出：对那些反对君主制、捍卫共和制的崇高事物嗤之以鼻，或许就有机会收获更诱人的“财宝”。长久以来，公民们都将城市的伟大视作他们的自由的果实，而现在，伴随着自由的衰败，这种伟大似乎正威胁着共和政体的存在。

尽管庞培实力雄厚，但他绝不想剑指同胞，逼其就范。他虽然一向贪图权力和声名，却也有不愿跨越的底线。没有同胞认可的支配地位不值得他拥有。军事专制是毫无可能的。在罗马共和国，一切成就若缺乏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尊敬，就无异于零。鱼与熊掌，庞培想尽收囊中。这就给了他的敌人可乘之机。虽然他们因为知道这位新任首席元老拥有大把资源而不敢起诉，但完全可以不配合他的行动。最终，形势陷入僵局。让庞培既震惊又愤怒的是，他发现，自己推行的政策在元老院多次受阻，提出的协议不能获批，取得的成就也被众人嘲笑和忽略。政治生活一如既往吗？庞培的政敌们就敢这么想。共和国那条永恒不变的政治定律似乎依然行之有效。自狂自大的人，免不了被煞煞威风。

但是，庞培的一些劲敌带着一种更冷酷无情、更虎视眈眈的目光来研究罗马城所遭遇的这场危机。绚丽的东方就掌握在自己的同僚庞培手中，他们心里被激发的嫉妒与恐惧固然和其他元老无异，但是他们还从中发现，一个令人振奋、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时代已经初露曙光。执政官之位已不再是罗马人的最高理想。人们的欲望正逐渐超越共和政体能够满足的范畴。令人兴奋的是，四海之内的战利品似乎近在咫尺：“大海、陆地、星际。” [19] 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奋勇出击。

公元前60年，当政敌们还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身后咆哮狂吠时，两位可怕的掮客开始了一场胆大惊人的策划。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和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虽然也对首席长老庞培心怀嫉妒，但在更大程度上决心效仿他。两人都有着坚实基础来支撑自己的千里之志。克拉苏若蜘蛛一般，一直盘踞在一张大网的中心。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大将军，还是前任执政官，但他的权威既含光辉，也含阴影。和庞培一样，他很早就意识到，在罗马，最稳固的权力源头已经变了。虽然他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表现得如鱼得水，但幕后结党营私才是他真正的才智所在。他富可敌国，而且唯独将无尽的投机潜能发挥得相当稳定。他利用万贯家财，将整代的能人志士都引诱到自己麾下。大多数人只要受了他的好处，便无法再撇清干系。只有政治才能罕有其匹的人，才能挣脱克拉苏的束缚，自己成为大玩家。

此人便是恺撒。公元前60年，他年方40岁，虽是古老家族出身，但家道早已中落。他以浪荡奢靡闻名，债台高筑，但他的无尽才华是他那一大批政敌都不敢否认的。他的非凡魅力中混杂着残酷无情，带着一丝坚决果断。在资源和声名上，他明显比克拉苏略逊一筹，更不能与庞培相比。但恺撒能够帮助两人牢牢抓住官方的权力缰绳。公元前59年，他理所应当地成了共和国选举出的两位执政官之一。无疑，有了庞培和克拉苏的共同支持，外加自身的沉着坚决等过人特质，他有能力（虽然是以非法手段）让另一位执政官保持中立。于是，执政官之位实际变成了“尤利乌斯和恺撒” [20] 的位置。他和两位盟友可以强行颁布一系列非法措施。庞培、克拉苏与恺撒都能从这段三强联手的合作关系中牟取暴利。

确实如此。后世将在“三头政治”的诞生中辨认出一场命运攸关的可怕演变：“共谋以挟共和国。” [21] 事实上，三巨头的所作所为与历代政要如出一辙。党同伐异的行径一向在罗马盛行。不管怎样，“尤利乌斯和恺撒”的执政年确实成了罗马历史上一道致命的分水岭。恺撒的打手将粪桶扣在另一位执政官的头上，还将其扈从打得满地找牙，最终用暴力手段让这个可怜人退居闲曹。这宣告着接下来的一年是恺撒明目张胆地非法横行的一年，他所犯重罪是任何保守派都不会忘记或原谅的。恺撒强行促成的数笔交易给两位盟友带来的利益，和给他自己带来的几乎一样多，却仍无法阻止他被指责为应负主要责任。政敌们心怀发自肺腑的愤怒，竭力让他身败名裂，而恺撒也怀着同样热切的心情，竭力大展宏图。

不难理解的是，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便预先采取了尽可能完备的保险措施：管辖范围极广的行省总督职权。公元前58年春，恺撒挥师北上，占领了三大行省：一个在巴尔干半岛，一个在意大利正北部边陲，另一个在阿尔卑斯山脉远侧，位于高卢南部。他预计自己可以在此避敌安枕。罗马官员是可以免于受审的，而恺撒的总督任期被设定为五年。这本已严重违反纲纪，可事实上，他的任期后来还延长了一倍。

尽管在三人同盟的关系中，恺撒相对年弱力微，但无论庞培还是克拉苏，都无法像这位新任高卢总督一样，充分利用这种三人联盟的关系。十年免于受审仅仅是一个开端。同样无比珍贵的还有供他追逐荣耀的机会。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端、罗马的势力范围以外，有一片居住着长发高卢人（Gallia Comata）的蛮荒之地。那是一群蛮夷：留着长须，半裸身体，习惯把敌人的脑袋钉在桩上，喝酒时大口畅饮、一滴不剩。数世纪以来，他们都是罗马人心中最恐怖的噩梦。但恺撒勇敢杰出，蔑视法纪，一抵达高卢就着手征讨此地。他发动的征战达到了惨绝人寰的规模。据说，其间共有一百万人丧生。还有一百万人被迫为奴。十年来，高卢处处血流漂橹、硝烟弥漫。到恺撒的总督任期结束时，莱茵河至大西洋一带的所有部落都已在他的剑下崩溃瓦解。即便是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这些以勇猛著称的边疆部落，也被迫学会了对罗马武器心存敬畏。而在首都罗马，这位新起之秀的慷慨大度和卓越功勋让全城人大为轰动。恺撒霎时扬名立万，掠来的战利品丰厚无比，加上还有一支身经百战的军团，至公元前50年，他所获得的权威已足以和庞培抗衡。元老院的政敌们掐指计算着他总督任期的结束日。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机会难得，不容失手。

在法庭上不断地受到一群侏儒的烦扰，这样的情景对高卢征服者恺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不愿承受这样的羞辱，想通过天衣无缝的计划，从行省总督转型为罗马执政官。但他需要盟友来达到目的。可自从他上次离开罗马以后，政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头同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三只强大的“足”。而到了公元前50年，其中一只“足”已经不复存在。早在四年前，克拉苏奔赴了叙利亚。他迫不及待地想追随庞培和恺撒的璀璨足迹，便替自己争取到了领兵亲征帕提亚人的机会。这个近东民族飞扬跋扈，哪怕到了此时都还在蔑视罗马的霸主地位。克拉苏发动的这场征战很有希望带回数不胜数的赃物，即便罗马城内最挥霍无度的人都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帕提亚人治下的帝国富得流油，版图从印度洋（“珍珠洋” [22] ）一直扩展到波斯高地，又一路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地上据说屹立着一座金山，而美索不达米亚的集市熙熙攘攘，售卖的绫罗绸缎、香水佳酿等奢侈品不计其数。

但不巧的是，帕提亚人不仅富甲一方，而且阴险诡诈。相比于正面厮杀，他们更喜欢骑马射箭的战斗方式，中途还时不时会转头撤退。作为进攻方的罗马人步伐笨重、大汗淋漓，在这种战术面前一筹莫展。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及其三万大军被围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边城卡莱（Carrhae）外的炙热平原，惨遭全歼。银色的鹰旗落入敌手。雄鹰本是朱庇特的圣鸟，象征着罗马军团，却和克拉苏的人头一起出现在帕提亚人的宫廷，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事实证明，勇者不一定是胜者。

对罗马而言，兵败卡莱带来的损害远比最初呈现出的严重。这场败仗威胁着整个共和国的稳定。伴随着克拉苏的逝去，罗马的政治角逐场在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缩小了。不光是那些立志维护共和政体的运行框架及传统的保守派，就连三头同盟中剩下的另一巨头“伟大的庞培”也感受到了恺撒的辉煌战绩所带来的威胁。恺撒和政敌为夺取有利地位而急不可耐地玩弄花招。他们为赢取首席元老的支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尽管这极大地满足了庞培的虚荣心，但同时也让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微妙地降低了。要么支持恺撒，要么支持恺撒的政敌：庞培不得不做出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而具体选项则是他那昔日年轻力微的盟友制定的。这样看来，两人最后的嫌隙或许就在所难免了。公元前50年12月，时任执政官之一来到庞培在罗马城外的别墅，递给了他一把剑，责令他持剑刺向恺撒，以维护共和国威严。庞培回答，“如若别无他法” [23] ，他愿意效劳。单单这个回复就间接导致了后来的形势。恺撒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服从法律、提交兵权；二是坚决维护权威、发动内战。他几乎没怎么犹豫。西庇阿的自持态度不适用于他。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带领一支军团跨过了高卢行省和意大利的交界——卢比孔河（Rubicon）。木已成舟。“刀光剑影之下，王国分裂；掌控海洋、土地乃至全世界的帝国人民之财富不足为二人共享。” [24]

等待英雄

罗马人的杀戮本领最初助他们赢得了统治世界的霸权，但现在，他们就要亲尝这种本领在自己身上释放出的威力了。罗马军团自相残杀，“世界遭受伤残”。 [25] 恺撒在跨越卢比孔河后掀起的这场战争历时四年多，而且从地中海一端席卷到了另一端。庞培从正面战场铩羽而归，又在逃避敌手的路上惨遭谋杀，身首异处。但这些都不能终止冲突。杀伐从非洲一路蔓延到西班牙。庞培“魁梧的无头尸身被丢弃在沙滩上” [26] ，可战死他乡的人千千万万，他不过是其中名气最响的一个。传统和法律曾把罗马人民团结成一个目标一致的整体，但如今，在那些急功近利的战士们眼中，传承它们已经毫无意义。他们不再从集体为大的古老理念中寻求奖赏，而是开始追随前方骑马带队的指挥官。俘虏们被扔出城墙或斩断双手。一方的罗马人将刚刚被屠杀的另一方罗马人的尸体拿来堆堡垒。军队如高卢部落一般把同胞的脑袋钉在柱子上。公民情义沦落到了如此地步。

对那些自己的土地正惨遭罗马人蹂躏的民族而言，狼子们手足相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期以来，行省人民对其统治者的渊源都有着独特的阐释。他们比罗慕路斯的后裔更清楚母狼哺育意味着什么。被罗马人视为骄傲之源的故事，在这些被征服者看来充满了另一番味道。恶意的解读不断诋毁着罗马的本土传统。据说，罗慕路斯在帕拉蒂尼山上望见的不是雄鹰，而是飞去饱餐腐肉的秃鹫；第一批罗马人是“蛮夷和流浪汉” [27] ；雷穆斯不是为了城市利益而无私献身，而是为亲哥哥所杀。“那么，罗马人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28] 对他们侧目而视的人不停地发出这般咄咄逼人的质问，如今连罗马人自己都无法再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敌人的说法是对的呢？如果罗慕路斯真的杀了亲弟弟呢？如果罗马人的命运就是在重复先祖所犯的罪孽，直至神明的愤怒终于平息，然后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血海呢？毕竟，杀害弟弟之罪可不是轻易能得到姑息的。这个道理连那些因多年抗战而变得性情凶恶的战士都懂。公元前45年春，恺撒领军穿越西班牙南部平原去迎战最后一支敌军。途中，士兵们俘虏了一名敌方的士兵。事实证明，这名战俘曾手刃了自己的兄弟。战士们对他厌恶至极，最后将他乱棍打死。在一天后的决定性胜利中，恺撒大肆屠杀敌军，导致三万同胞横尸沙场，成了苍蝇的盘中餐。

然而，罗马遭受的毁灭不能单从伤亡人数上估量。国家的重要器官也受到了难以估计的损伤。无比理性的恺撒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曾不合时宜地嘲笑说，共和国“只是一个称呼——没有形体，也没有实质内容” [29] 。然而，他即便已经将自己打造为罗马无可非议的领袖，也仍得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公民同胞们的情绪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在这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许多人仍如快要溺死之人抓着浮木一般，攥着一枚叫作历史传承的定心丸。

从西班牙杀戮场返回罗马后，恺撒适时地选择了用金钱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举办盛大且壮观的庆典，承诺启动宏大的工程，借此来赢取罗马人民的欢心。豪华的公共庆典开幕，千千万万的民众大快朵颐、举杯畅饮；一列象队顶着明亮的火炬在夜色中缓慢前行；台伯河改道计划欣然拟定。与此同时，恺撒还做出宽大为怀的姿态，力争与元老院的那些不易被收买的成员和解。他对政敌既往不咎，支持他们竞选官职，还委以军事重任，连那些与他不共戴天之人都大为诧异。庞培的塑像原已被他的朋党推倒砸碎，他后来又殷勤地命人对之进行修复。

然而，他广施恩惠的行为中，同样包含着些许令不少同僚憎恨与厌恶之处。他也许仁慈——但仁慈是君主才有的美德。恺撒自认没有必要为自己的独领风骚而赔礼道歉。在长期领兵立功的过程中养成的习惯，加上他本人的机智敏锐，都让他深信：唯独自己才能力挽狂澜，否则罗马的危机无解。共和国的传统仍旧基于这样的前提：个体不能永久独大。无疑，他的想法与此保持一致。恺撒赢取罗马的统治权可不是为了和被自己鄙视之人共享果实。于是，为掩盖行迹，以免承受被视为在进行赤裸裸的专制统治的风险，他采用了罗马历代决策者（不论他们多么激进、大胆）面临挑战时的一贯做法：诉诸过去。在共和国的体制内，有一条古老陈旧的先例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恺撒的需求。这条规定允许一位罗马公民在危机时刻以至高无上的权威管理罗马人民。这个职位名为独裁官（Dictator）。恺撒掸了掸这一古老座位上的灰尘，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他只要求对该职位的规定做一处修改：任何人在担任独裁官六个月后都要自动离职的古老约束。在奔赴西班牙前，他被授予了十年的任期。公元前44年2月初，情况变得更加遂他的意了。经由元老院颁布的一项法令，他被正式任命为“终身独裁官”。

一些公民原本满怀期待，以为古老的“德”或许能够恢复，内战留下的伤口或许可以痊愈，但迎接他们的是这样的一个令人心寒且预示着不幸的时刻。恺撒的新政府虽然行之有效，但也正是因此才充满了不祥的意味。只要独裁官恺撒没死或未被移除，同僚们夺取政治大权的前景就会被永久封锁。且不光是这些人倾向于认为新政府有害，那些因自己的城市所遭受的重重灾难而感到紧张困顿的人也是如此。毕竟，永久的独裁就意味着永久的危机。“被神明寄予统治世界之厚望的罗马人竟然会被奴役？绝无可能！” [30] 但这明显是有可能的。神明的厚爱已不复存在。联系古今的金色纽带似乎已经断裂。神明的眷顾曾赋予罗马以伟大，可这种眷顾现在突然间变得虚无缥缈，而罗马城作为帝国之基也失去了光彩。一个人的永久独裁剥夺了全体罗马人自罗慕路斯首次登顶帕拉蒂尼山以来就与生俱来的品质：自信。

即便恺撒自己也可能焦虑不安。他无论多么蔑视共和政体及其传统，都始终没有嘲笑萦绕在这座城市四周的绚烂光环。在元老院和拥挤杂乱的罗马广场外，他利用从高卢掠取的财富建起了另一个小广场；还在城市发展最前沿地区的中心打造了一道通往罗马恢宏灿烂的史前历史的传送门。一座绚丽的大理石神庙拔地而起，美轮美奂，折射着远古时期的光辉。在共和时期、王政时期乃至雷穆斯和罗慕路斯时期以前，出现过一位特洛伊王子。他是爱神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体内流淌着不朽的血液的他，正是神明授予光荣使命的不二人选。特洛伊在历经十年围攻后败给希腊。在全城付之一炬、火光滔天之际，埃涅阿斯表现得勇敢无畏。他背起年迈的老父——维纳斯的旧情人，将逃难的族人聚在一起，领着他们从熊熊烈焰中逃出生天。历经千难万险后，他和随行的一队特洛伊冒险者最终抵达意大利，并在此扎根。雷姆斯和罗慕路斯的母亲正是埃涅阿斯的后人。这意味着，罗马人也是他的后人，是埃涅阿斯后裔（Aeneads） [31] 。恺撒的神庙就是为这位特洛伊王子的母亲而建的，这也为恺撒那低落萎靡的同胞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拾对自己高贵血统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在恺撒看来，维纳斯还是自己的祖先（genetrix）。尤利安家族自称是她的直系血亲。他们声称，埃涅阿斯的儿子曾自称尤鲁斯（Julus），且自然而然地，他们便将这种血缘关系视作板上钉钉的事了。然而，其他人就没这么肯定了。即便那些没有公开辩驳的人也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隔这么久，又怎么能确切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呢？” [32] 但恺撒正是要通过为祖先维纳斯修建这座神庙来杜绝他人的非议。罗马人是上天命定的民族——而他就是最正统的罗马人。

恺撒的才能“超乎寻常” [33] ，而且他的精力惊人，近乎神力。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连他的死敌都不予否认。维纳斯神庙既映射着恺撒自己，也映射着远逝的人神交媾的时代，由此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模糊了人与神之间的界限。走近神庙的阶梯，只见两柱源源不断的喷泉旁矗立着一座恺撒的宝马的铜像。 [34] 这头威武雄壮的野兽有着神似人类手掌的前蹄，当然也只有一位英雄人物才能驾驭它——“它拒绝让其余任何人骑在自己背上。” [35] 在神庙内部，象征恺撒另一史诗般成就的标志物也正待大放异彩。公元前48年，内战正酣之际，恺撒会见了一位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该国在罗马共和国的许可下维持着卑微甚至有名无实的独立地位，这位统治者也就是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恺撒向来不是一个放着便宜不占的人，很快就把她的肚子搞大了。这一“壮举”曾引得恺撒的政敌们窃笑不已，现在却被这座庙宇赋以隆重华丽的光彩。这也就是为什么维纳斯神庙内不仅有维纳斯女神的雕塑，还竖立着克莱奥帕特拉的铜像。在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生活的年代里，战乱频仍，王国破碎，因此英雄配女王理所应当。这样看来，恺撒的时代自然也应如此。尽管已经高居独裁官之职，但恺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对共和国不屑一顾的态度只会增添自己的古代气质，而非减弱。这确立了他作为古代史诗英雄的身份。

2月15日，恺撒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数天后，一个考验他这种自负心理的完美时机到来。这是个举城欢庆、亡灵出没的重大日子，和罗马日历中的所有节日一样令人欢欣鼓舞。据说亡灵会在当天爬出坟墓，游荡街头。这天一早便见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成群结队地穿过罗马广场，或聚集在帕拉蒂尼山另一边、昔日母狼给雷穆斯和罗慕路斯喂乳的洞穴下方：这是卢佩尔卡尔（Lupercal）洞穴。 [36] 在洞口的那棵神圣无花果树下，一群涂着油彩、只围了一小块山羊皮腰布的男人——牧神（Luperci）站在冬季的微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手里的皮鞭也用山羊皮制成。人群中的女人大多赤裸上身，一往男人们挥舞皮鞭的方向看去便羞红了脸。毋庸置疑的是，唯有体格健美的男子围上缠腰布才好看——尤其在2月。男人们大多高大健壮、年富力强，但也不尽然。其中一位牧神已近不惑之年，而且还是一位执政官。罗马行政长官“赤身裸体、涂油抹彩、酩酊大醉” [37] 的壮观场面是足以吓倒所有忧心共和国国威之人的，可这名执政官自己倒不以为意。马克·安东尼一向喜欢嘲弄那些精神紧张的大惊小怪之辈。即便到了中年，他也仍旧不失粗犷阳刚的英俊气质。他以行乐为重。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识别谁是赢家的慧眼。在高卢服役及罗马内战期间，安东尼侍奉恺撒得当，后来成了这位独裁官的主要部将。此刻，他就要履行另一项职务了。安东尼知道，在帕拉蒂尼山的另一头，恺撒正坐在罗马广场的黄金王座上等候。时间不容耽搁。一切准备就绪了。几头山羊和一条狗已经被献祭，它们的血被抹在两个年轻男子的额头上，又很快被擦去。这两个男子应时放声大笑。时机已到，该庆祝牧神节了！

男人们围着暴露的腰布，从卢佩尔卡尔洞穴四散开来，开始沿帕拉蒂尼山的山脊奔跑。这些路线将带他们逐渐深入罗马城的神秘往昔。牧神们一边飞奔，一边用山羊皮皮鞭狠狠抽打路边半裸的女人，力道之重，以至于女人们身上的鞭痕处渗出了血珠。他们在践行两个世纪前传下来的神谕：“圣羊必须进入意大利母亲们体内。” [38] 否则，每个新生命都将胎死腹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牧神节这一天，女人们都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身体来接受鞭笞。毕竟，皮开肉绽终归要好过被邪灵入侵。然而，牧神节的起源其实远远早于神谕的出现。牧神们奔入罗马广场后，向第二棵无花果树靠近。这棵树标记的是城市的政治中枢，罗马人常常聚会的一块宽阔平地：户外集会场（Comitium）。元老院就设立在此处，第一张演讲台（Rostra）也是于共和国成立时在此兴建的。而即便在那时候，户外集会场也早已历经岁月蹉跎。有人称，演讲台旁的这棵无花果树就是当年见证母狼哺育雷穆斯和罗慕路斯的那一棵，是王政时期一个奇人从帕拉蒂尼山移植过来的。个中情节的混乱程度已经无须赘述。罗马人对过去的记忆一向充满矛盾之处。现在，牧神们拿着山羊皮鞭，从一棵无花果树奔跑向另一棵，以一种引人沸腾的方式再现了这些纷纭杂说。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人狼混同、肉身与神灵淆杂、恺撒独裁下焦虑不安的罗马城和王政时期的幽灵城融为一体，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安东尼和其他牧神从广场一齐飞驰而过，又在户外集会场停了下来。这里，恺撒的工匠们正忙得不可开交。八年前的一场暴乱将元老院焚烧殆尽，如今该地仍遍布脚手架。不少别的标志性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而且其中许多是年代久远的建筑，这是在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腾空间。演讲台等地标虽被摧毁，但现已得到修缮，而且还多了一层别具一格的彩色涂层。安东尼慢慢走近，能看到恺撒就在此地端坐等待。也只有建筑工程和闪亮的大理石（这是他改造罗马城之雄心壮志的体现）之间，才是最适合这位罗马独裁官主持牧神节、受尽万人瞻仰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要除旧布新，把一切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恰恰相反。在牧神节这一天，罗马的年轻人飞奔如狼，还有什么日子能比它更能让罗马人想起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远早于共和时期呢？恺撒为了庆典特意穿上了古代国王的服饰：紫色的托加袍，长及腿肚的大红革靴。安东尼到达户外集会场后，蓦然在独裁官面前停下。他踏上演讲台，亮出了用以搭配独裁官衣衫的绝佳配饰，也就是君主地位的终极象征：一顶月桂王冠。

伴随着这一幕的发生，断断续续的掌声慢慢响起。夹杂在中间的是一片几乎令人窒息的沉默。恺撒停顿片刻后推开了王冠——广场上霎时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安东尼再次把王冠戴在这位独裁官头上，而独裁官再次拒不领情。“于是，这场试验以失败告终。” [39] 恺撒起身命令道，王冠应被献给朱庇特——“因为罗马不会再有其他的王。” [40]

他是对的。哪怕饱受威胁的政治秩序已暴露出显而易见的缺陷，哪怕种种灾难的降临已让共和国受到重创、鲜血直流，罗马人也绝不会让一个凡人以国王的身份来统领他们。这仍旧是一个“他们连听也不忍听”的词。 [41] 恺撒主张终生独裁，还把元老院的同僚打压得不见天日，无异于签下了一张死刑执行令。牧神节刚过一个月，也就是3月15日或三月月中日（Ides），恺撒就在一场元老院会议上被乱刀捅死。这桩阴谋的领导人是一个“布鲁图斯”，是那个驱逐塔克文、终结王政制的布鲁图斯的后代。布鲁图斯和同伴以自由之名杀死了恺撒，他们深信，恺撒的死将足以拯救共和国。但洞察事理的人不免更加绝望了。他们担心，谋杀恺撒终归于事无补。“如果像他那样聪明的人都找不到出路，”一位分析家问道，“那还有谁能呢？” [42] 如果这场危机根本没有解决之道呢？如果罗马就是要灭亡了呢？

也许还不止罗马。恺撒被刺身亡后的数日乃至数周里，形势变得颇为令人不安，天空中出现了近乎世界末日的迹象。白昼开始变得阴沉，太阳被一片青紫色的阴影遮蔽。安东尼等人认为，太阳因“施加在恺撒身上的肮脏恶行” [43] 而将目光从人间移开了。还有些人则愈加灰心丧气，害怕整个时代的罪恶都将得到惩处，无休止的长夜就要到来。在一颗彗星一连七日出现在夜空中后，人们的焦虑得到进一步加深。 [44] 它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再次莫衷一是，议论纷纷。恺撒死后不久，一群群愤怒的哀悼者就在罗马广场上为他搭建了一方祭坛；而今，炽热的星星又从天际划过，使人们越发相信：被杀的独裁官的魂魄正升向天堂，“将被接纳为不朽神灵中的一员”。 [45] 但是，其他人满腹狐疑。毕竟，彗星乃大凶之物。解读这类诡秘事件的先知们深信：神明正在降下一个不祥之兆。一个时代正在消逝，世界即将抵达终点。一位预言家警告说：正快速降临的灾难到底有多恐怖，人类不得知晓，而揭露个中玄机也会使他自己葬送性命。即便如此，他仍旧向人传达了预言，而且当即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军营及各大城市内，硬汉们一边说着温暖的话语，一边井然有序地备战。

巍然的城市里，狼嚎声在夜间悠悠回荡。

[1] 历史学家马尔库斯·屋大维与李锡尼·马凯尔认为女孩的叔父才是施奸者，他“为掩盖罪行”而将侄女杀死，并将刚刚出生的双胞胎交给了养猪人。

[2] 譬如，公元前3世纪末期或公元前2世纪早期，一个希腊人在爱琴海的希俄斯岛上留下了关于“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铭文：“根据故事来看，两人皆由（战神）所生。考虑到罗马人的英勇禀性，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真的。”Quoted by Wiseman （1995），p.161.

[3] Livy：31.34

[4] Justin：38.6.7-8

[5] Ennius：fragment 156

[6] Florus：1.1.8

[7] Sallust.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7.1-2

[8] Livy：7.6.2

[9] Lucretius：3.834

[10] Livy：37.45

[11] Valerius Maximus：2.2.1

[12] Livy：38.53

[13] 扈从不得在罗马城内执斧。这象征着公民可针对重罪指控提出上诉的权利。

[14] Livy：38.50

[15] Valerius Maximus：6.2.8

[16] Cicero. On Piso ：16

[17] Cicero. On his House ：66

[18] Manilius：Astronomica ：1.793

[19] Petronius：119

[20] Suetonius. The Deified Julius ：20

[21] Livy. Periochae ：103

[22] Propertius：3.4，line 2

[23] Appian：2.31

[24] Lucan：1.109-11

[25] Petronius：121

[26] Virgil. Aeneid ：2.557. 在原诗中，无头尸体是普里阿摩斯（Priam）。维吉尔笔下这一细节呼应了塞尔维乌斯对庞培的描述。这类描述手法几乎可以确定是源自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内战史。［See Morgan（2000），pp. 52-5.］

[27]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7.70.1

[28] Justin：28.2.8

[29] Suetonius. The Deified Julius ：77

[30] Cicero. Philippics ：6.19

[31] Plutarch. 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 ：12.6

[32] Livy：1.3. 这番评论可能源自恺撒被刺后十年。See Luce.

[33] Cicero. In Defence of Marcellus ：27

[34] 该雕像原为亚历山大大帝坐骑的雕像。恺撒将其从希腊运回罗马，并用自己的头像代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

[35] Pliny：8.155

[36] 罗马最渊博的学者沃罗（Varro）解释道，母狼被视作一位名为“鲁珀卡”（Luperca）的女神。在拉丁语中，“lupapepercit”意为“母狼饶恕了他们”。

[37] Cicero. Philippics ：3.12

[38] Ovid. Fasti ：2.441. 奥维德将这一神谕的时间归为罗慕路斯时期，但事实上是公元前276年。See Wiseman （2008），p. 76.

[39] Plutarch. Julius Caesar ：61.4

[40] Dio：44.11.3

[41] Cicero. Republic ：2.30.52

[42] 商人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政治表示深刻怀疑。西塞罗在引用他的话时，是带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的。Letters to Atticus ：14.1

[43]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4.309

[44] 在所有提及这颗彗星的资料中，不少于九份资料都将彗星现形之日定在举办恺撒葬礼的那一周。这一点若确切属实，定在当时无可估量地增强了该彗星的影响力。

[45] From the Memoirs of Augustus，fragment 6.Quoted by Ramsey and Licht，p.159.

第二章 回到未来

世事起伏

恺撒的魂魄在罗马天际划出耀眼光辉的十五年前，1月底，一个注定要成为神祇的女婴诞生人间。 [1] 她还在母亲子宫里时，神灵们便开始悉心照料她。怀孕产子是一件危险重重的事。只有得到神明关照，才能保证一切顺利。自母亲受孕起，这个胎儿就在一系列神灵的护佑下发育着。最后，她从蹲伏在地的母亲的体内滑落，接生婆将她高高举在空中。她被清洗干净身上的血污，接着尝到了生命中第一口乳汁。即便到了这时，也仍有许多女神萦绕在她四周，时时关注她的成长——她们是莱瓦娜（Levana） [2] 、罗弥娜（Rumina）和波提娜（Potina）。

然而，决定女婴存活与否的不再只有神明。母亲“十月怀胎的冗长等待” [3] 终于结束，现在轮到父亲行使权力了。罗马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锻造而成的。一周大小的新生儿在脐带被剪断以前，无名无姓，毫无权利，“不似人类，更像一株植物”。 [4] 这段时间内，她是会被接受，还是被丢弃等死，全取决于父亲一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罗马男性那样对子女有如此大的权力。 [5] 就连执政官不被允许的专制统治，也都远远抵不上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掌控。当儿子的哪怕已经成年婚配，而且赢得了至高荣耀，也仍可能受制于父权（patria potestas）。毫不夸张地说，父亲对子女几乎有着生杀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力在罗马被广泛行使。情况恰恰相反。在罗马人的育儿观中，绝对权力都是与仁慈、宽容以及奉献联系在一起的。“毕竟，有哪个父亲会急着剁掉自己的四肢呢？” [6] 虽然抛弃不想要的新生儿并不违法，但人们通常只会悄悄这么做。弃婴一般是因为家庭贫穷，或婴儿是通奸的结果以及婴儿畸形。总之，这种行为一直是一种耻辱。

不过，当年的2月并没有弃婴现象发生。女孩出生八天后，一场庆生典礼盛大举行。伴随着欢腾的聚会和庄严的净化仪式，她被赐名莉薇娅·德鲁希拉。 [7] 她的父亲完全有能力将她养大成人。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有着一个叱咤风云的名字。他的父亲是一位以有原则而闻名的政治家，在其生活的年代里是罗马最重要的穷人阶级领袖。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覆盖整个意大利的人脉资源。 [8] 在一个充斥着剧变与内战的时期，“李维乌斯·德鲁苏斯”这个名字承载着极大的分量。但女婴莉薇娅·德鲁希拉所继承的可不单单是这一个名号。在盛行以党同伐异为家族竞争手段的罗马，收养孩子是人们广泛采用的一种策略。一位出色政治家的儿子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就是被收养的。他的姓氏揭示了他的身份。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儿子，但他并未丢弃有关原生家族的记忆。他的姓氏克劳狄亚努斯让他脱颖而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养子，而是罗马最赫赫有名、德隆望尊的家族之一的子孙。

克劳狄家族的声望和共和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其祖先阿提乌斯·克劳苏斯在“高傲者塔克文”被驱逐仅五年后，就从罗马北部数英里外的萨宾山迁到城内。他不到十年后就当选罗马执政官。自那时候起，克劳狄家族就一直在共和国的执政官名单中占据着重要比重。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家族前后出了五位独裁官。在所有克劳狄中，最闻名遐迩的当数“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一位铁骨铮铮的革新者和改革家。他的声名甚至散播到了意大利的各个平原和峡谷。公元前312年，共和国正致力于巩固意大利半岛上飘摇不定的统治，他便命人从罗马向南修建了一条宏伟大道。这条被誉为“阿庇亚大道”的道路最终延伸到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布隆迪西乌姆（即布林迪西），而该港口直通东方。这般雄伟的工程恰如系泊缆绳，将罗马和它治下最富裕的行省连在了一起。在外邦人看来，这样杰出的成绩最能充分阐述“罗马帝国的伟大”。 [9] 克劳狄家族的人又怎能否认呢？

世界最著名的道路以自己的祖先之名命名，这在以弱肉强食的行政竞选为主的罗马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无比珍贵的宣传口号。克劳狄家族对于人民有着强大且永久的吸引力。战场上，他们荣誉加身；和平时期，他们慷慨疏财。所有这一切使得他们久享盛名。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十年里，阿提乌斯·克劳苏斯带着一大批被保护人来到了罗马。接下来的数世纪中，克劳狄家族的保护人权力不断膨胀，令克劳狄族人成了政场上所向披靡的胜选机器。义务之网将该家族的一代代人缠缚得脱不开身。无论是在对急功近利的家族施以恩惠时，还是在修建水道造福罗马民生时，克劳狄家族都有一种罕见的才干，能提供他人无从回绝的好意。这令他们一直“极有名望”（nobilis）。对那些身份相对低微的人而言，克劳狄这样的贵族便成了他们前进路上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但他们除了气得咬牙切齿外别无他法。身为贵族的无限风光让人既羡慕又愤恨：“贵族子弟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睡大觉，一边等着罗马人民把各种额外好处赠给他们。” [10]

但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如果说贵族身份带来了优势，那它也同样带来了残酷的压力。没有一个罗马人单凭出身就能当选元老，遑论竞选执政官了。即便是克劳狄家族的人也得先赢取选举才行。男孩们从小听着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故事长大，时常会感受到家族期望带来的沉重负担。不光男孩们如此，女孩们也被严格教导要履行对先祖的义务。当然，她们无法去竞选执政官，或领兵作战、修建道路。作为女性她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同样被认为应当怀揣抱负。“德”这个概念不光针对男性。女孩们每每站在父亲府邸的走廊墙壁面前，看见那些蜡制的先祖面具、水晶做的眼珠、漠然且令人费解的眼神和离奇逼真的面孔时，所感受到的先祖典范精神应该是丝毫不少于男孩们的。

克劳狄家族的编年史中遍布女性的杰出事迹。为了防止父亲被敌人拖至地面，一名侍奉维斯塔女神的神圣贞女曾勇敢跃上父亲的马车进行驾驶；还有一名女子迫切地想证明“她的正直品德是最古老的那种” [11] ，便只手英勇地将一条船拖到了台伯河上游。但是，展露德行并不是小莉薇娅能向往的成年生活的全部。在她出生前的几十年中，罗马贵族女性的地位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尽管在结婚后就由丈夫对她们行使权力，但她们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父权。罗马妇女主要忠诚于自己的父系。克劳狄氏妇女身上沿袭着其族人与生俱来的铁一般的自信，很难满足于花瓶一角。她们不甘于做丈夫温顺的附庸，常常独树一帜，按照独特的议程行事。兄弟们在公共讲台上高视阔步、为国家大事面露忧色的同时，她们就在幕后玩弄手腕。风头盖过大量元老的她们盘踞在许多事件的中心。在被一个身份尊贵的女人比下去后，哪怕是前执政官可能都会觉得是时候闭口缄默了。 [12]

莉薇娅生命的前十年里，这种家族门第的权威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庞培和恺撒投射的巨大阴影不仅没有震慑到克劳狄家族，反而引发了他们的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即便按当时标准看，也都是过火的。家族之首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在追求家族利益上不仅强硬决绝而且恬不知耻。他认为只有神明才值得自己尊敬，沉迷于神谕和动物内脏，却又在其他公民面前显得十分倨傲及贪婪，以致他的名字成了这两种坏脾性的代称。内战前夕，他衔命改革元老院，以作奸犯科之名开除了一大批元老，而愤怒的政敌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始至终，他才是这些罪行上最高级的案犯。不过，论及厚颜无耻，他还是比他弟弟稍逊一筹。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将狂妄自大的本性和蛊惑人心的能力融合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甚至令罗马中心都沾染上了罪恶。他忠心耿耿的准军事部队在广场扎堆而坐，对政敌加以威胁，甚至一度吆喝着调子嘲讽庞培的男子气概。他手下的匪帮在游荡街头的同时，他的姐妹们又如同不安分的猫咪，不断从这段婚姻跳到另一段，为了家族大业各显神通。年龄最大的克洛狄娅·梅特利有着乌黑的眼睛，十分聪慧，是罗马当之无愧的时髦女王。她在倾慕者心中激起的忠诚和畏惧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她的家族在庞培一霸独大、恺撒权势日盛的局势下博得的声望。“被伤害，他们怒火中烧；被激怒，他们大发雷霆；被冒犯，他们大打出手。” [13] 即便在恺撒即将跨越卢比孔河的危机氛围中，克劳狄家族的权势都仍保持着其原有的威慑力。

但这是有代价的。在一个由新兴军阀主宰的时代，克劳狄家族必须心狠手辣才能一直处尊居显。可这种狠辣会引发不安，同时令他们显得卑鄙。他们奋力维护的家族荣光终究因此染上了污点。克劳狄对族谱的自豪感逐渐被敌党冠以更恶毒的描述：“绝世狂傲，天生自负。” [14] 原本声誉无瑕的家族先祖开始被编年史学家们涂抹上戏剧色彩，成了他们笔下的强奸犯和意欲称王者。功绩与滔天大罪形成了对比。久经遗忘的绯闻人物再次回归大众视线。举例而论，坚毅虔诚的“阿庇亚大道”修路人有一个与阿庇亚斯本人性格截然相反的孙子。在海战开始之际，后者得知献给神明的鸡不吃东西后，便命人将它们扔进了大海。“既然不吃东西，那就让它们喝水吧。” [15] 他冷冷地嘲笑道，不久后就损失了舰队。然而，他的姐姐在街上乘轿穿行时被乱哄哄的人群挡住了道路，一时竟尖声恸哭说，自己的弟弟要是再损失一支舰队就好了。到了克洛狄乌斯及其姐妹生活的年代，这般狂傲无礼的怪物就以更加异常的方式出现在了公众想象中。没人能否认克劳狄家族的能力范围及大小，但他们的家族历史逐渐被政敌们涂抹得半黑半白。似乎每一个罗马人民保护人，都遭到了克劳狄们的践踏。

克劳狄家族可能会辩驳道：自狂自大总好过庸碌无能。但是，在公元前49年内战大爆发后，他们也无法像以往那样举动自由了。早在恺撒横渡卢比孔河三年前，克洛狄乌斯便在阿庇亚大道上因一场争执而被人杀害。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庞培和恺撒之间游移不定，于是疯狂地向上苍寻求指引。好在两方还未交战，他便溘然长逝，就此摆脱了困境。莉薇娅出生时，她的父亲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还是恺撒的坚定拥护者。但随着自己的这位曾经的恩主变得越发炙手可热，他保持低调，心里默默地酝酿着愤恨。独裁官恺撒遭到谋杀后，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公开对这一行径表示认同。刺杀者们声称：杀死恺撒，古老的政治秩序就走上了复原的道路。这样的主张几乎像是被设计出来吸引克劳狄的。但时局仍旧一片混乱。毕竟，天空一直阴沉着脸，而且还有一颗彗星正划过天际。没有什么是可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只有精打细算，克劳狄家族才有希望赢回他们在罗马公共事务中的合法席位。无论如何，这就是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对时局的判断。于是他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把女儿嫁出去。

此时的莉薇娅已经充分具备实现这一步的条件。她正值豆蔻年华，处于待嫁的年纪。很多贵族女孩早在12岁就已嫁为人妇。对贵胄家族而言，待字闺中的女儿宛若无价之宝，因此，让她为家族效劳之事绝不能耽搁过久。但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不喜欢操之过急。他的眼睛聚焦在一个特别的猎物身上。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后裔历经数代一共形成了两条分支。由阿庇亚斯的一个儿子克劳狄乌斯·普尔喀开创的，便是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所属的这一脉。在莉薇娅生命的前十年里，这一族系备受罗马人民瞩目和敬畏。而另一个儿子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子孙的成绩就相对逊色许多。最后一位尼禄担任执政官已经是公元前202年的事了，那时候西庇阿正忙着讨伐迦太基人呢。不过，要是两个族系重新汇聚呢？只要莉薇娅有了一位尼禄氏丈夫，克劳狄家族的资源就能得到有效巩固。混合了普尔喀和尼禄血液的一代人将会是杰出强干的一代。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肯定值得一试。

极其幸运的是，尼禄家族恰巧有一位合适人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比莉薇娅年长约20岁，前途一片锦绣。他在内战中如鱼得水，获利颇丰。他准确地判断出了恺撒会是赢家，在其麾下指挥一支舰队，赢取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后来又应这位独裁官差遣去了高卢。现在，他兵返罗马，莉薇娅的玉手被牵向了他。提比略·尼禄接过她的手，也接受了别的东西：未来岳父的政治立场。和典型的克劳狄一样，他对死守立场持一种不屑态度。曾受尽恺撒恩宠的他在恩主被刺后冷静地站起身来，提议要给凶手授予荣耀。这次变脸只是碰巧关系到了刺杀行动的正确与否而已。提比略·尼禄是在为他人树立榜样。终于，罗马最著名的王朝从恺撒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了。未来会像过去一样被涂抹上克劳狄家族的色彩。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侍女们在莉薇娅母亲的指导下，按照传统的新娘装扮习俗，把莉薇娅的头发编织成非常复杂的“高耸王冠” [16] 。她们在莉薇娅身旁忙碌的同时，外面的世界正酝酿着新奇与凶险之事。身穿亮白色托加袍来到新娘家门前的新郎官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毕竟，危险会直接降临在一个豪族家里，这样的前景太不吉利，也太过恐怖，没有人愿意这么想。要知道，罗马最穷酸的人的房屋都有神明庇护。就是这种东西将罗马人定义为文明人，定义为在所住城市扎下根来的人。“还有什么能比公民们的房屋（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更加神圣，还有什么能比各类神明的防卫更加严密？” [17]

对于这个问题，婚礼上的新娘便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回答。莉薇娅的头发被编成六束，令她看上去宛若侍奉灶神维斯塔的贞女。她的盖头是番红花色的，与朱庇特女祭司的披肩相呼应。这是专人用番红花雄蕊染出来的，而准母亲们会用这种番红花雄蕊来助孕。 [18] 神祇认可的贞洁和生育能力相融合：新郎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就在岳父主持的婚宴结束后，提比略·尼禄从莉薇娅母亲的臂膀里夺过莉薇娅的手，就像夹带俘虏似的，将她带到了自己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府邸。这种假装拐走新娘的做法要上溯到罗马刚建立时的一段插曲。罗慕路斯统治期间，城内缺乏女性，罗马的原始居民便从附近的萨宾部落强抢民女；如今新娘头上那高高耸起的、缠着墨角兰与花朵的发髻中插着一只矛头，兴许就是对最早期的奸污行为的追忆吧。尽管“罗马最早时期的配对一般都伴随着战争和冲突” [19] ，但新娘踏入提比略·尼禄的家门时，迎接她的不是噩兆，而是玩笑声、欢呼声和掌声。正如首批罗马人抢来的新娘哺育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人们深信，莉薇娅也会将克劳狄家族的血脉传承下去。她会以夫家壁炉守护者的身份将香火延续，那里的火焰每晚都蹿得很高，而且每到新的一天就会被重新点燃。公民家里的墙壁如同罗马城的壁垒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当提比略·尼禄夹带着新娘跨过门槛时，孕神康瑟维乌斯已经将目光投在了这对夫妇身上。公元前42年11月16日，莉薇娅诞下一名男婴。男孩的名字与父亲一样：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两大克劳狄家族的所有雄心壮志就在这个婴孩身上凝为一体。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甚至在男婴马上降生时，希望就已经落空了。而当初，就是这股家族希望把莉薇娅送上了提比略·尼禄的婚床。在他们短暂的夫妻时光里，罗马经历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罗马的命运不再因豪门贵族交相倾轧、争权夺利而受到影响，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共和国内的许多伟大家族不仅被笼罩在恺撒独裁的阴影下，还经历了丑恶的虐杀。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是精心计划好的，而且非常野蛮。提比略·尼禄和莉薇娅还在欢庆婚礼时，被害独裁官恺撒的追随者已经在准备以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方式先发制人了。与恺撒的刺杀者斗争一年半后，他们赢得了西部行省和罗马的控制权。公元前43年，也就是莉薇娅的儿子出生近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罗马广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块刷白的木板，上面罗列了背叛恺撒之人的名单，还有高额赏金，以奖励杀死叛徒的人。“杀人者要把他们的头颅交给我们。” [20] 莉薇娅的父亲就在这份“公敌宣告”里。2300人据说已经殒命，但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运气稍好。他设法躲过了那些赏金猎人，一路东行投靠布鲁图斯。此时的布鲁图斯依旧脱身在外，正忙着招募军队，准备与敌党一决雌雄。

当然，没过多久，内战再次爆发。公元前42年初，恺撒的拥护者正式将死于非命的恩主拥立为神。接下来数月，他们将从公敌宣告的被害者身上盗取的财富大笔花在自己的军队上，在征战最后阶段，他们挥师穿越意大利向希腊行进，进入马其顿后在腓力比东部的平原与敌军交锋。两场恶战相继展开。历经殊死斗争后，恺撒的拥护者最终大获胜利。布鲁图斯扑剑而亡。本已因公敌宣告而受到损伤的贵族再次遭遇了一场致命的屠宰。“声望显赫的贵族们此前还未曾在任何一场战役中遭受过这般血淋淋的重创。” [21] 战后和布鲁图斯一样扑剑而亡的人还有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数周后，消息传到罗马。莉薇娅在分娩之际得知了父亲的死讯。

莉薇娅能在罗马安然无恙，全靠提比略·尼禄的老奸巨猾和投机取巧。他辨清风向后，再次效忠已经被追封为神的恺撒。因此，尽管父亲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运数已尽、财产被没收，莉薇娅仍能在一个不辱其身份的环境里产子。帕拉蒂尼山如今是罗马城内最高贵且最排他的地方。罗慕路斯曾在这里搭建自己的茅草屋，而且这座茅屋至今仍伫立在卢佩尔卡尔洞穴上方，常年有虔诚的人对其进行修缮。但除此以外，山上每一样东西都宣告着权势。无疑，克劳狄家族就在这里享受了长久的尊贵地位。正是在这座帕拉蒂尼山上，克洛狄娅·梅特利举办了全罗马最时髦的晚宴；也是在这里，克洛狄乌斯将两座本已十分庞大的庄园凿通，构筑了自己壮丽奢华的府邸。无论提比略·尼禄有多痛惜那些在腓力比惨遭屠杀的同寅，他在豪宅踱步时，心里都会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吧。毕竟，改旗易帜总比丢掉自己在帕拉蒂尼山的家产要好。

然而，早在接生婆刚抱起他的儿子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清楚，自己现在的命运岌岌可危。公敌宣告留下的记忆仍然鲜活。罗马贵族在自信上所遭受的冲击是不太能轻易平复的。罗马城内无一处可以被视为是安全的，就连最高档的住宅也不再是安全之地。公敌宣告的第一个受害者便是在自家的餐厅内被杀害的，而且死时身边还围着一群客人，那可是家里最私密的地方啊。士兵们冲着猎物奔来，搅扰了宴会的火热氛围，却没有流露出丝毫歉疚之意。百夫长拔剑砍下那可怜主人的头，又挥舞着刀身警告他人不要大惊小怪，否则就是一样的下场。人们惊恐万状，吓得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待到了深夜。而他们身旁的无头尸身逐渐僵硬，鲜血浸透沙发一直渗入地板。华丽的房屋、漂亮的雕塑和游泳池，这些都曾是公民不凡身份的象征。而如今，在公敌宣告引发的疯狂行动中，它们的象征意义与之前完全相反：潜在的催命符。就连克劳狄们也开始害怕半夜的敲门声了。他们大脑深处总潜伏着对接下来一幕的恐惧：“破门而入的士兵，被强行踹开的锁扣，咄咄逼人的恶语，凌厉凶狠的眼神，寒光四射的武器。” [22]

那些从公敌宣告和腓力比战争中幸存的贵族发现，自己从避风港颤颤巍巍地走出后，面对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政治局势。无疑，和新执政者达成永久和解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有三个人以恺撒的复仇者之名赢得了统治世界的许可权。他们之间的契约和前三头同盟不一样，不是那种典型的罗马政治掮客之间的阴暗协约，而是更具变革性：绝对统治的正式许可。后三头同盟的目标被定义为合法的“恢复共和”，但这个动听的口号骗不了任何人。这三位恺撒派领导人蹚过血海，可不是为了把辛苦获得的大权拱手让人。腓力比战争后，只有在西西里岛上还剩下一股反对势力。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喧闹的海盗政权。若没有这一政权的存在，后三头同盟的政权就是至高无上的。但同盟关系是否能够持续仍然令人存疑。众所周知的是，三头同盟的关系十分容易倾覆。因此，罗马上层阶级如果想把自己的命运重新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就需再做出可能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到底支持后三头同盟中的哪一位？

三人中的一位可以直接忽略。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是恺撒曾经的亲信，血统高贵、人脉广博，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他的平庸。他在腓力比战役期间被降职去看守意大利时，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这使得罗马及罗马帝国实际由两位截然不同的军阀划分。一个和雷必达一样，是一位门楣光耀、死心效忠恺撒的贵族：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和牧神一起飞奔的执政官马克·安东尼。尽管他参与了公敌宣告，但许多罗马贵族不由自主地倾心于他。腓力比大战中，正是安东尼的将帅才干帮助恺撒的拥护者们赢取了胜利。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他还脱下斗篷盖住布鲁图斯的尸身。他足智多谋、勇于冒险又慷慨大度，拥有罗马人一向热衷的美好德行。虽然他是三执政之一，但对昔日的同阶来说，至少他会让人感到亲切、放心。

就统治世界而言，另一位执政者与安东尼的情况截然不同。自恺撒被刺以来，或许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叫盖乌斯·屋大维的人上位掌权更能代表罗马人所经历的剧变和动荡了。他的卓越令残损的贵族势力受到了奇耻大辱。他的族谱隐晦不详，政敌几乎可以声称他的一个曾祖父是“被释奴、编草绳的人” [23] ，另一个曾外祖父则是非裔香料商转行的面包师——而且还大有人信。 [24] 他的童年不是在帕拉蒂尼山山顶度过的，而是在阿庇亚大道下方约20英里处的一座尘土飞扬的小城——维利特雷（Velitrae）。 [25] 在短暂的从政生涯里，他给共和国最神圣的传统带来了持久且残酷的抨击。恺撒被刺八个月后，还不满19岁的他就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但以失败告终。十个月后，他又带领一支私人军队昂然挺进了罗马。不满20岁，他便当选执政官，而且还成为法定的三执政之一。腓力比大战时，他又协同安东尼指挥十九支大军。罗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在这么小的年纪以这么快的速度赢取了这么大的权力。他不容道德上的顾虑阻碍自己的道路。腓力比战场上，安东尼哀伤地凝视倒下的死敌时，这位年轻人却一滴泪也没流。相反，他还命人砍下布鲁图斯的头颅，将其包裹好带回了罗马，并做了一件具有直接明了的象征性意义的事——把它放在了恺撒殒命的那座雕塑下方。 [26]

“暗算我们的人、令恺撒死于非命的人，其罪恶绝不能得到姑息。” [27] 凭借这些话，后三头同盟为其批准谋杀与内战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为恺撒复仇的义务为盖乌斯·屋大维提供了特别的行事许可。腓力比战争前夕，他公开承诺要在罗马建起一座庙宇，以供奉复仇之神玛尔斯：这其实是在声明，参加内战对他来说不是犯罪，而是在履行一种急迫而虔诚的责任。这个年轻人不仅是独裁官妹妹的孙子，而且还有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身份。慧眼识珠且缺乏合法儿子的恺撒在死前不久将屋大维收养为自己的继承人。当然，恺撒采用的这种策略和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收养莉薇娅父亲的策略一模一样，都充分体现了贵族们为维护家族脉系、将同僚缠缚在棘手的义务之网中所进行的长年累月的斗争。不过，恺撒的收养行为倒是给屋大维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帮助。这个笨拙的18岁维利特雷青年由此继承了两份无价之宝：舅公的财产和威望。恺撒的钱财给他带来了军队，恺撒的声名则给他带来了权威。这些遗赠如此丰厚，彻底点燃了少年屋大维的烈火雄心，而这般雄心壮志是任何初出茅庐的罗马年轻人想都未敢想的，那便是：为自己赢得唯一且永久的最高权力。当划过天空的彗星被证实是飞向天堂的养父的灵魂后，他所继承的遗产无疑就更令人生畏了。由此这位曾经名为盖乌斯·屋大维的青年赢得了一个超脱凡俗、光芒万丈的名号。他不仅是一位恺撒，还是恺撒·神之子（Casear Divi Filius）。

对罗马精英阶级而言，所有这一切似乎更多意味着灾祸而非福音。面对冷漠陌生的小恺撒，绝大多数贵族本能地畏葸退缩。腓力比大战的幸存者由于缺乏更好选择，大多转投了安东尼阵营寻求庇护。其他人则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抉择。在腓力比战争后的世界版图划分中，安东尼被授予东方的管辖权，而小恺撒则回到了意大利。居住在罗马的贵族（如提比略·尼禄）发现，神之子就住在自己的家门口。一方面，安东尼远在天外；另一方面，小恺撒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滥杀无辜的事情又广为人知。毋庸置疑，大多数人会倾向于低调保身。但的确也有一小部分人开始了密谋。他们派出密探前去接触安东尼留在意大利的代理人。恢复共和的秘密计划又开始在特定的圈子里流传。安东尼的兄弟卢基乌斯在当选执政官后，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将罗马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后，人们对小恺撒及其代表的一切的愤恨便如熊熊烈火一般燃起。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的火势尤其猛烈。这是罗马北部两片著名的壮丽土地，河水在山谷里悠悠流淌，悬崖峭壁之上矗立着古老堡垒，其中一座山城佩鲁贾便是卢基乌斯及其军队的据点。人们跨越意大利，成群结队地投奔他们。大部分投奔者赤贫如洗，唯剩残命一条。不过绝不尽然，也有些是元老，提比略·尼禄便位列其中。

在这场孤注一掷的行动中，妻子和幼儿都陪伴在提比略·尼禄左右。罗马妇女通常是不会和丈夫一同奔赴前线的，但时局今非昔比，哪怕男性特权也开始遭到削弱。在公敌宣告引发的剿杀行动中，许多被定罪的男人躲藏在阁楼或马厩里，羞耻地依赖于自己的妻子。在一则骇人听闻的故事中，一名风流荡妇竟把丈夫出卖给赏金猎人，而且还在同一天和情人结为伉俪。不过，大多数妇女还是忠诚而英勇的。其中一位甚至不畏雷必达的打手的鞭笞，以非凡刚毅的勇气为丈夫求饶。“他们把你打得遍体鳞伤，”他后来满怀感激与赞叹地回忆道，“却永远摧毁不了你的精神。” [28] 还有一些女人显示出更加不可思议的阳刚之气和坚毅性格，直接冲上街头游行抗议。公元前42年年初，在后三头同盟的巧取豪夺就快榨干罗马的血液时，一群女人直奔罗马广场。发言人爬上演讲台，大胆地唤醒了公众之于一种被抹杀的传统的记忆：言论自由。霍滕西娅是当时的伟大雄辩家霍滕西乌斯·霍达鲁斯的女儿。霍滕西乌斯·霍达鲁斯敢于直击对手要害，其非凡胆气从其赢取的丰富财富就可瞥见一斑：罗马史上首次出现的摆放了孔雀肉的餐桌、一座无与伦比的葡萄酒酒窖、帕拉蒂尼山上的府邸。而现在，在罗马男人都噤若寒蝉的时候，他的女儿却以万夫莫敌之勇，大胆谴责三执政。“我们女人，既不能争夺荣誉，又不能带兵杀敌，也无权管理城市，”霍滕西娅狠狠发问，“为什么还要我们缴税？” [29] 后三头同盟的回应方式是将这群女人赶下了罗马广场，但尴尬的是，他们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减税。这一插曲无疑是莉薇娅感兴趣的。它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罗马城就处在这样一种“邪气”的包围中，即女人或许会意识到自己有义务亲手维护祖产。

当然，与此同时，莉薇娅还得指望夫婿给儿子谋一个灿烂未来。这个孩子体内流淌着两大克劳狄家族的血液，前程可不能有辱身份。然而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对提比略·尼禄的信心似乎错付了。事实证明，加入对抗小恺撒的阵营并不是明智之举。灾难很快接踵而至。卢基乌斯的叛变遭到了意料之中的残酷镇压。尽管卢基乌斯本人得到了赦免，但其他元老就没这么幸运了。小恺撒在3月15日公开处死了一大批人，似乎是在血祭已位列仙班的养父。 [30] 尽管提比略携家带口地逃脱了发生在佩鲁贾的劫杀，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旧面临杀身之祸。抵达那不勒斯后，他试图再次煽动一场起义，但同样被镇压了。这对夫妇一路逃亡到乡村，中途差点被小提比略的哭声泄露踪迹，最后才勉强躲开了追赶的士兵。他们又逃至塞克斯图斯·庞培在西西里岛的海盗根据地，却遭遇了无比冷漠的接待。恰如典型的克劳狄栽跟头时一样，提比略·尼禄恼羞成怒，气呼呼地拂袖东去。当安东尼也对他冷眼相待时，他便设法在希腊找到一处避风港，但不久后又被迫逃亡。他们穿过森林时，遇上大火。莉薇娅的裙子被烧焦，连头发也被火燎了。同时，罗马城内，莉薇娅的丈夫被正式列为人民公敌，他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府邸也被没收充公。莉薇娅身为一名克劳狄家族继承人的母亲，或许有资格认为，一切该适可而止了。

公元前39年夏，后三头同盟与塞克斯图斯·庞培达成条约。提比略·尼禄等被流亡者因此得到特赦，但这时候的莉薇娅对新秩序下的残酷现实已经不抱幻想。回到罗马后，她的处境大不如前。就连她再次身怀六甲的事实也无法令她情绪高涨。显然，提比略·尼禄够不上莉薇娅对于自己及后裔的期望。她跟随他一次次出生入死，所展现出的勇气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归根结底，她效忠的并不是丈夫，而是父亲所属的脉系。莉薇娅血统高贵，美艳动人，而且还不满20岁。她知道，面对男人，自己手里仍然有足够的筹码，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比提比略·尼禄更有价值的配偶。

在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座豪华府邸内，小恺撒也开始对自己的配偶感到厌烦。这座府邸曾属于霍滕西乌斯·霍达鲁斯，后来在公敌宣告中被没收。斯克里波尼娅是一个冷漠高贵的女人，或者按照她丈夫更喜欢的但比较不留情面的说法是，“让人忍不住想与她争论一番” [31] 。她身上缺乏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恰恰是莉薇娅充分具备的：魅力与性感。这一点连莉薇娅的敌人都甘愿承认。而且，斯克里波尼娅尽管出身名门望族，但家世可能仍旧不及克劳狄。对小恺撒来说，“神之子”的地位只是让他在真正的贵族眼里更趋粗野了，而与罗马最有声望的大家族联姻则将百利而无一害。他虽然是半个世界的领主，却依旧对暴发户这一指控十分敏感。莉薇娅在具备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还独具视觉上的魅力，无疑让他坚定了决心。公元前39年秋，就在莉薇娅流亡回城后不久，他对提比略·尼禄的这位孕妻发动了攻势。

然而，被戴绿帽的丈夫此时已堕落到连尊严都可以不要了。他急不可耐地想恢复家产，几乎逼着莉薇娅向小恺撒投怀送抱。这出新兴丑闻让罗马人既震惊又欢愉，但让他们情绪进一步高涨的是：斯克里波尼娅也怀孕且临产了。直到她生下女婴尤利娅后，丈夫小恺撒总算能够体面地和她离婚了。公元前39年秋，小恺撒和莉薇娅订婚。不过婚礼还得再等些时日。毕竟，娶一个身怀他人孩子的女人为妻，这一步哪怕对神明的儿子而言都是极不得体的。终于，公元前38年2月14日，莉薇娅诞下第二个儿子德鲁苏斯。三天后，她与小恺撒举行婚礼。提比略·尼禄充当起莉薇娅已故父亲的角色，将自己的前妻交给了新郎。于是，莉薇娅回归帕拉蒂尼山一事正式敲定。

她余生注定要留在那里，成为那里当之无愧的女主人。她的新丈夫深知娶她为妻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他会一直爱她，敬她，忠贞于她。” [32]

无论如何，莉薇娅最后总算安全了。

罗马的春天

小恺撒主宰罗马的年代里，罪恶横行、世事混沌，贵族并不是唯一孤注一掷的一类人。

公元前41年年初，罗马史上最血腥的战役在腓力比告终数月后，一群伤痕累累的彪形大汉沿着阿庇亚大道向南行进。他们沿一座名为秃鹰山（Mount Vulture）的古火山的山坡往上爬，步步紧跟前方的军旗，旗杆的顶端嵌着一只终极猛禽——雄鹰。沿途的农民注视着鹰旗经过，那银色的鹰喙和鹰爪让他们顿生惊悸。他们知道它的到来预示着什么。小恺撒手刃了刺杀养父的仇人。此时在返回意大利的路上，他面临着一个最易招致怨恨的任务：他手下约五万大军都是久历战火的老兵，都殷殷期盼着他的犒赏。他们心甘情愿地跨越大海屠杀同胞，就是为了得到那份心心念念的战利品——一块地。

早在腓力比战争前，三执政就标记了18座意大利城市的周边领土以没收充公。这些计划必然会被大范围大规模地实施。据估计，腓力比战争中，大约共有四分之一的适龄公民在对战双边参战。 [33] 现在，胜利者荣归故里，没收土地成了一时最重要的议题。在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地主们开始害怕退伍士兵的出现。“每个地方，每块土地上，都是这么混乱！” [34] 别墅、农具和奴隶都有可能被抢夺。地产越大，拿着“无情测量竿” [35] 的土地测量官就有越多地盘可以分割，从而一次性解决整支部队的需求。奋起反抗者会遭到残酷镇压。不过，正如鸽子在遭遇扑面而来的雄鹰时的反应一样，这些被剥夺财产的人并不会傻到直接回击。一些人被允许以佃户身份留在原地，他们算幸运的一类。绝大部分人在时代的罪恶前束手无策，只能弓着腰离开自己被抢的房屋。“时运颠覆了一切。” [36]

在公敌宣告时期让罗马贵族惊惶不安的盗窃和暴力行径现在又席卷了整个意大利。虽然它们气势汹汹地闯进的大多是繁盛的低地，但饶沃的土地对它们而言并非唯一的诱惑。秃鹰山上，广阔密集的丛林里虽然还有狼群出没，而且夏季那灼热的风将大地炙烤得滚滚发烫，但这样贫瘠的土地仍未能使当地人逃脱毁灭的魔掌。利益攸关的因素还有许多。任何人若想掌控意大利便不敢忽略这块地盘。早在小恺撒的老兵队伍到达秃鹰山的二百五十年前，罗马居民就已经在山侧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建在两道峡谷中间的一座峭壁上的维努西亚曾是罗马重要的前沿哨所，是罗马开向南方的大门。那时候的意大利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罗马人也只是众多部族中的一个，而且其他部族的独特出众之处丝毫不亚于他们。那些部族中有伊特鲁里亚人，他们的影响曾一度散播到本土伊特鲁里亚以外，直达南部的罗马；他们解读“预兆”的能力也无可比拟，能够通过观察鸡的饮食习惯或秃鹰的飞行行为中的超自然迹象来预测未来。还有罗马人在亚平宁山的近邻马西人，他们的歌声能够让蛇爆裂而亡。萨谟奈人的远古先祖在一头牛的带领下来到了那不勒斯上方的艰苦山寨，且在公元前4世纪顽强抵御南边军团的进犯前后五十多年。不过，后来意大利的各个部落决裂了。随着罗马人逐渐在整个半岛建立起霸权，意大利人才有了共同的身份认同。维努西亚本是为镇守阿庇亚大道而建，因为它远离萨谟奈，斜指亚得里亚海，现在却逐渐失去了其建立之初的意义。它曾经带给罗马人安全感——“它将抵御任何充满敌意的侵略” [37] ，但现在这种保障已成多余，它自己也不再是边陲重镇。

不过，倘若落入不怀好意之人的手里，它仍会对罗马构成威胁。这一点小恺撒无须参照古代历史便心知肚明。在公元前91年，维努西亚人便联合马西人、萨谟奈人等其他意大利部落，公然发起了对罗马人的反抗。他们还宣告独立，且在钱币上描绘了一头牛把一头狼踩在脚下的图像。然而，无论镇压成功之前的战斗有多么野蛮，无论罗马人因此体会到了多么强烈的恐惧感，这场叛变本身都不是源自憎恨，更多是因为忠心没有得到重视。大多数意大利人的雄心壮志在于共享罗马人的权力，而不是吞并它。走进维努西亚便能很快明白原因。这里到处都建着公共设施。澡堂、渡槽和圆形露天竞技场，没有一样不是造价不菲。意大利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商人，都因罗马征服了地中海而收益颇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元老院同意赋予意大利半岛上的所有人以罗马公民身份时，反叛很快就平息了。自那时起，整个意大利的公民都成了罗马人。

当腓力比老兵来到维努西亚驱逐地主、将土地分割成整齐的块状时，罗马人身份就成了这些意大利人唯一剩下的东西。五十年前，反抗罗马的战争刚结束后不久，许多维努西亚居民被迫为奴，分散在各地。城市的顶尖学府内满是新来者的孩子：“杀气腾腾的百夫长们那杀气腾腾的儿子。” [38] 接着，随着内战爆发，整整一代年轻男人被征召入伍。“弯弯的镰刀被绷直，继而被锻造成了刀剑。” [39] 许多人葬身于异国他乡，而那些活着回来的人之所以能回来则是由于他们除了对战友和将军外几乎毫无忠诚度可言。现在，小恺撒派出的测量官有如一把巨犁的锋刃，再次将维努西亚切割成块。一而再再而三的耙掘使得当地的特色风俗难以留存。“他们把这里的地方特色完全毁坏了，独特的语言、盔甲、服装，等等，一切都不复存在。” [40]

这种破坏令某些意大利人仿佛感受到了丧亲之痛。但是，最后一场毁灭的烈焰尚未到来。公元前41年安东尼的兄弟卢基乌斯揭竿起义、公开对抗小恺撒并驻守在佩鲁贾城墙内时，前来投奔他的人有多种多样的动机。有些人和提比略·尼禄一样是因为受到了恢复共和这一梦想的激励；大多数人则是因土地被没收而穷困潦倒、悲愤交加；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仍然憧憬着能回到城市未被罗马统治、还是自由之邦的日子。不同于维努西亚和萨谟奈——那里的反抗精神已经全然熄灭，再没有重燃的希望——在更靠北的富饶土地上，尤其是伊特鲁里亚，这样的梦想仍然闪烁着微弱的火光。

不过火光也持续不了多久。小恺撒很难说是一个能容忍他者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他和副官以残暴手段镇压卢基乌斯起义，给许多著名古城带来了灭顶之灾。诸如佩鲁贾之类的城市被烧成一片焦土，其余城市则背负了高昂至极的赔款，以至于当地公民不得不弃城逃亡。一无所有的难民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伊特鲁里亚那烧黑的田野间、盗匪出没的丛林里，鬼影似乎比人影更加常见。幸存者只能留下来哀悼“古老民族伊特鲁里亚那已被摧毁的壁炉”。 [41]

不过，不幸中也一向蕴藏着机遇。翻过尸横遍野的佩鲁贾山岭后，奔波者将抵达一座城。在这罪恶的年代里，该城有幸具备一种最有用的特征：一位强大的保护人。阿雷提乌姆（Arretium）在数世纪前被罗马攻克，失去了独立地位。这座城里最德高望重的公民自称伊特鲁里亚的王族后裔。在罗马贵族看来，盖乌斯·梅塞纳斯自吹自擂出身的做法实在低贱可鄙，近乎阴险。但梅塞纳斯是一个沉溺于显摆夸耀的人，自认没有必要去迎合元老们的嘲讽。将一大批人送上黄泉路的乱世正好成就了他。他不安分、头脑精明，轻轻松松滑到了新秩序的中心。他从一开始就支持小恺撒为赢家，在这场赌博中赚得盆满钵满。从公敌宣告受害者那里偷来的财富并非全被用来资助三执政的战争。那些对新的权力之源高度警觉的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胆量对之加以利用，便可将万贯财富尽收囊中。当然，梅塞纳斯的能力是其敌党都不予否认的。“只要时机需要，他几乎能不眠不休，而且他不仅能迅速了解到所需行动，还能驾轻就熟地达到目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42] 小恺撒决心赢取稳固牢靠的统治大权，对这样的副手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伊特鲁里亚火光四起时，阿雷提乌姆的这位谋划家仍能高枕无忧。

暴虐、盗窃和有预谋的暴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亟待稳固根基的新政权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梅塞纳斯和他的主人一样，深知独断专行、倒行逆施永不能长久。他打扮成伊特鲁里亚王族后裔的模样，并非单单为了显示对罗马传统政治掮客的蔑视。在后者眼里，阿雷提乌姆只是穷乡僻壤，以盛产粗制滥造的廉价锅最为闻名。更重要的是，它能让那些财产被悉数抢占的人——意大利的地主阶级感到安心。解决了老兵们的需求后，小恺撒现在迫切需要获取更广泛的支持。考虑到他从腓力比归来之于意大利的意义所在，这种希望似乎显得有些可笑。不过，时代的惊涛骇浪是那样撼天震地，内战的风云变幻是那样悲壮惨烈，神明似乎又是那样狠心绝情地要抛弃世界，罗马急需一个人给它带来一束希望——任何人都行。一个政体若是可以给一个遍体鳞伤、惊恐万状的民族带来哪怕一丝和平，或许就能得到不小的宽恕，甚至包括它夺得统治权这一事实。

但对大多数罗马人而言，无论他们住在罗马城内，还是在意大利的城镇或乡村，未来似乎都只会愈加黯淡。大败卢基乌斯并没有将小恺撒的敌方战场清理干净。塞克斯图斯·庞培在西西里岛的势力仍然顽固，而且他也绝不愿意善待父亲死敌的继承人。相反，他摆出一副海神宠臣的姿态，自娱自乐地穿上海蓝色斗篷，并封锁航线。于是，继烧毁土地和军事征用后，又一颗加重人民苦难的螺丝钉拧紧了。由于漕运受阻，饥民无法得到赈济，到公元前38年，饥荒逐渐笼罩了整片大地。一群群凶狠的流浪汉遍布街头。罗马贫民窟挤满了难民，饥饿让人们在悲苦愤怒之余更添绝望。为资助对塞克斯图斯的毁灭性攻击，罗马上层决议再次征税，结果引发了公开的暴乱。小恺撒在大街上被人扔石块，费了好大劲才从暴民手里逃脱。后来，死于冲突之人的尸体被扔进台伯河，一群群急不可耐的盗贼蹚过河水，将尸体扒了个精光。罗马人似乎已沦落至这般窘境。除啃食尸体外，别无选择了。

罗马注定要亡；街道可能被遗弃，成为猛兽出没之地；城市可能化为灰烬：这些忧虑已经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公开认同。

确切无疑的是：

自清白无疵的雷穆斯之血

洒在地面时

厄运就紧紧跟随罗马人

追索着他们的弑弟之罪

这是对他后裔的诅咒。 [43]

做出这般惨淡预测的人可能感到了一丝绝望。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即贺拉斯，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在为众多深陷“流亡的悲惨、战争的不幸” [44] 的意大利人发言。他是维努西亚一位富裕拍卖商的儿子，腓力比战争中在恺撒谋杀者的一方参战。战争结束数年后，他描述了自己丢盔弃甲、乘着一股超自然迷雾设法逃离战场的情形，用自嘲自乐的口吻将战场厮杀的恐怖之状一一掩盖。但残酷的现实是，他已见过太多罗马人自相残杀，并长期受到这些经历的困扰。腓力比战争后，他全然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兴致。当特赦公告为他提供了返乡机会时，他立刻抓住时机。然而，土地测量官先他一步到达维努西亚。他丢失了所有的土地。鉴于公敌宣告的阴影仍黑森森地笼罩着在腓力比战争期间为共和国而战的一方，反抗全无可能。贺拉斯顺势加入了无家可归之人的洪流，朝罗马行进。他或是七拼八凑地整合起父辈留下的资源，或是拜谒当地有权势的故人，终于设法谋得一份国库财务官的职位。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糊口的生计，但对一位曾经的地主而言不免寒酸丢人。贺拉斯将自己显而易见的数学头脑和自我表达的才能相结合，大胆在诗歌中探索这个时代的破碎。一人之念使得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这样的世界里没人能平安无忧，哪怕是看上去稳操胜券的人。“让时运女神尽情咆哮吧，然后再激起一阵阵新的动荡。她还能再让事情糟糕到哪里去呢？” [45]

小恺撒靠着杀人越货从异地的无名小卒青云直上，抵达意大利的权力巅峰。此时的他不免被一个尖锐的问题深深困扰。他知道登得有多高，跌得就会有多重。饥饿的暴民将他堵在角落，不停地朝他扔石头、泼秽物，部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令他不至于被撕成碎片，这一切已经让他直视了自己不稳定的统治地位。然而仅仅两年后，时运女神再次将小恺撒确立为自己的宠儿。公元前36年9月，塞克斯图斯·庞培被围困于西西里岛东海岸，麾下舰队悉数尽毁。尽管塞克斯图斯挣扎着逃出险境，但力量遭受了永久的摧残，不到一年他便与世长辞。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小恺撒生平第一次领受了无比狂热的赞颂和欢呼。“所有城市都在其神祇牌位中赋予了这位年方28的年轻人一席之地。” [46] 现在人们再无憎恨。尽管腓力比战争只给意大利带来了苦难，但海上大败塞克斯图斯的欢乐是举城共享的。富饶的西西里岛重归小恺撒统治。粮船再次在意大利各港口停泊。航线封锁的日子永远结束了。经元老院正式表决，罗马城内的一根圆柱上竖起了胜利者小恺撒的黄金雕像，柱子上面装点着精致的海军配饰。“他经由陆地和大海，”雕像底座的文字如是写道，“恢复了长期被内乱破坏的和平。” [47]

终于，对新政权的热情似乎开始蔓延至谋私营利之辈以外。向来慧眼识珠的小恺撒便发挥一贯的机敏推动这一趋势。他深知三头同盟有多令人憎恨，又急着昭示公民大好未来就在眼前，便厚颜无耻地摆起姿态，开始维护他先前所抨击的一切事物。他豁免税务，煞有介事地焚毁公敌宣告那段黑暗时期的文件。共和国的传统行政职位又恢复了些许修饰作用。长期中立的雷必达被迫正式退休且遭流放。与此同时，小恺撒又开始暗示，后三头同盟自身也应当退任。

显然，话虽好听，他却并不会将其付诸实践。就目前来说，这一步是毫无可能的。虽然塞克斯图斯和雷必达都已淘汰出局，但竞技场上还留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东方的安东尼可没有流露出丝毫厌权的迹象。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他的欲望本就大得惊人。小恺撒在罗马“因内乱和战争而身心俱疲” [48] 的时候，安东尼却在纵情享受着地中海东部那些富裕的行省及王国所能提供的一切。军队、财宝和奉承：全归安东尼所有。现在，整个世界被后三头同盟剩下的两人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年弱者的势力仍显薄弱。不过，安东尼在他那身为东部之主的耀眼光芒下或许也存在着弱点。数不胜数的人因自己的弱点吃了苦头，而小恺撒恰恰就具备这么一种发现他人弱点的致命天赋。

当然，对他这种拥有公认的凶狠性格的人来说，对他人人格加以诋毁纯粹是不值一提的。自公敌宣告事件过去十年后，他着手毁灭对手安东尼的大好名声。他洞悉谣言的力量——“能让人们沉醉于无穷无尽的流言蜚语，并将半真半假的东西编纂成曲。” [49] 于是，骇人听闻又丰富多彩的诽谤言论开始席卷整个罗马。安东尼的一举一动被投上了要多黑暗就有多黑暗的阴影。据说，他的矫揉造作已经发展到了称孤道寡的程度，不似罗马行政长官，更像身穿丝绸的东方暴君。他沉醉在东部的温柔富贵乡中，连解手都开始使用黄金尿壶。他在晚宴上挥金如土。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已经拜倒在了埃及女王的诡计之下。他拾起恺撒当年中止的情事，和克莱奥帕特拉鱼水相欢，为此迷失了心神。此时的他有如玩物，任由她摆布愚弄。他明明已和屋大维娅——他在后三头同盟中的同僚的姐姐，一个完美无瑕、受人尊敬的女主人——结为夫妇，却没有一丁点羞耻之心；相反，为故意侮辱小恺撒，他还将她遣回了罗马。但受到最真切侮辱的是罗马公民的尊严。埃及女王想要足底按摩，安东尼就唯命是从。对这类故事深信不疑的人认为，其中的意味不祥至极。谁还敢说克莱奥帕特拉的野心不会膨胀？倘若安东尼受了这狐狸精的魅惑，进而要辅佐她统领整个东部呢？倘若他还要辅佐她统领罗马呢？这就不堪设想了。

安东尼因遭受诱惑而丧失忠诚禀性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这种形象在罗马社会中与不可捉摸、恶如毒蝎这两种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避免的是，安东尼在名誉上所遭受的损害越大，对手就越光芒四射。尤其要命的是克莱奥帕特拉与克劳狄家族忠实本分的女继承人莉薇娅形成的对比。莉薇娅那温顺体贴的丈夫把这一点也及时利用了起来。公元前35年，他赢得了为莉薇娅和屋大维娅设立公共雕像的许可。此外，他还为这两个女人争取到了一项特权，而这种特权对克莱奥帕特拉来说全无可能，即处罚侮辱自己之人的正式权利。这些提议轻轻松松就获得了通过。莉薇娅教养良好，公共场合谦逊有礼，美好品质堪称楷模，在元老院的圈子里有口皆碑。而且贵族们并不是唯一将她视为同类的人，许多意大利人也是如此。她的养祖父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曾是罗马穷人阶级的领袖与英雄。公元前91年，他推动通过了一项授予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身份的法律。一天晚上，一个无名刺客出现在他家厅堂，用一把补鞋刀杀死了他。正是这位先驱被谋杀一事所引发的悲恸和恼怒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意大利人的公然反抗。近六十年过去了，他仍然是意大利人心中广受敬爱的烈士。而莉薇娅作为他的继承人，继承了他的名望。小恺撒对她忠贞不渝、宠爱有加，他身旁有她的存在便让意大利人越发深信，哪怕他策划了公敌宣告，哪怕他征收了人们的土地，哪怕出了佩鲁贾那档子事，他可能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不过，提高公信力最稳妥的办法是让政绩得到明显改善。随着小恺撒的权威终于在罗马帝国的整个西部稳固下来，他开始运用在“犯罪事业”中使用过的技巧来恢复法律和秩序。海盗得到清除，意大利山坡上的盗匪也被剿灭。这个曾经的恐怖分子现在改头换面，将自己提升为尽忠职守的人民公仆。他展现出的不再是投机主义，而是稳重老成和善治善能。自冒险生涯开始以来，小恺撒就展露出他知人善用的一面。如今，能力依旧是最能入他法眼的东西，门第则不然。新起之秀层出不穷。元老们兴许还是对此不屑一顾，但对绝大部分公民来说，最糟糕的似乎已经过去，动荡的潮水也似乎正在回退，这一切所带来的宽慰是连摆架子耍威风的欢乐都比不上的。自恺撒殉难日以来，纪念那位死于非命的独裁官的葬礼竞技会已经一连进行了十年。罗马人看重的不再是谁为赢家，而是必须有人胜出。他们浑身是血、精疲力竭，已经厌战到不再怎么关心到底由谁统治罗马了——只要能重获和平就好。

“和则一草一木皆兴，失和则千秋大业尽毁。” [50] 最喜欢这句俗语的那个人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自小恺撒初次亮相政治舞台以来，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就和梅塞纳斯共同成为他最信任可靠的支持者。阿格里帕的出身极其卑微。“就算有一个这样的儿子也没法让做老子的提升半点声望。” [51] 阿格里帕对这类倨傲态度不予理会。他缺少魅力又沉郁寡言，对于现实世界热情似火，并不大关注权力所带来的附属品。他总是以一幅忠诚副官的形象站在小恺撒身后一步之遥的地方，小恺撒神采飞扬的同时，他却显得乏味无趣。他知道自己有多么不可或缺，并对此心满意足。阿格里帕和他忠心侍奉的主人之间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小恺撒其实是一个无能将领。有关他指挥无力的谣言一直伴随着他。腓力比战争时期，他大多抱恙在床，结果把自己的帐篷都输给了敌手；对阵塞克斯图斯时，他又两次大败。相比之下，阿格里帕在这方面却是游刃有余。正是他凭借自己的机敏才智迅速钳制了佩鲁贾的造反派，是他给小恺撒的舰队配备了用投石机发射的金属钩，也是他让塞克斯图斯最后一败涂地。强硬坚毅的农民性格、鉴别开拓创新者的非凡眼力：正是这些特质在一开始将罗马送上了迈向伟大的道路。阿格里帕绝不在贵族面前阿谀奉承，相反，他认为自己是罗马城古老德行的真正代表人。他的谦逊中饱含锋芒。毫不夸张地说，他愿为造福罗马民生鞠躬尽瘁。

于是，公元前33年，这位塞克斯图斯的征服者踏进了罗马那黑暗肮脏的排水沟。数代以来，雄心勃勃的贵族们都只将主管城市基础设施的市政官一职视作方便自己平步青云的垫脚石；而阿格里帕虽然在罗马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并没有蔑视这一职位的责任。他欣然迎接这个能让自己卖力工作的机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排空并擦洗排水沟。工程结束后，阿格里帕在主排水沟里划着船，得意扬扬地昭示新政权给人们带来了多么切合实际的利益。在这种灌肠式清洗工程开展的同一时间里，其他工人忙着修缮水道，并建造一条全新的“尤利娅水道”（Aqua Julia）。“滚滚的水流被引进罗马，河流一般冲过整座城市及其排水沟。几乎家家户户都配备了蓄水池和供水管道，而且处处都有喷泉。” [52] 开展诸如此类的公共工程是对罗马最高贵、最强大的传统的继承。阿格里帕不仅是在缅怀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所生活的英雄年代——后者当时要么在打胜仗，要么就是在修建道路——还致力于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将举城污秽都清洗干净的时代。他做事巨细无遗，连理发匠都被拉入了这项事业当中，到了公共节日，他出钱让他们免费为人民剃胡刮脸。这就是阿格里帕代表他那神明般的主人要引领罗马人奔赴的未来：一个清除了胡茬的未来。

就连那些有正当理由去憎恶小恺撒的人——那些在腓力比大战中处于敌方阵营的人、那些丢失了土地的人，或许也难以否认这样一项工程的魅力。公元前36年，在一场大败塞克斯图斯的庆功宴上，贺拉斯“在羌笛竖琴的音乐声中” [53] 由衷地庆祝战争胜利。当天晚宴的主人是小恺撒部下最机敏、最受恩宠的谋臣，离政权的中心非常近。在阿格里帕表现得生硬粗暴的地方，梅塞纳斯却表现得十分圆滑、温和客气。相比于杀人，梅塞纳斯更精于“调停朋友间的争执”。 [54] 贺拉斯的这番评价是基于自身经历做出的。抵达罗马后不久，穷困潦倒且心怀怨恨的他就被引荐给了这位大人物。他紧张得舌头直打结，几乎无法把自己的情况交代清楚。“九个月后，一项命令到来，传唤我加入您的朋友之列。” [55] 这样的好意，贺拉斯无从拒绝。

两人的关系虽不平等，但很快就变得亲密。梅塞纳斯善与人交友，又独具慧眼，而贺拉斯恰好满足梅塞纳斯的需求。自然，和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权力掮客做朋友，免不了会有一些附加麻烦。贺拉斯协同梅塞纳斯为小恺撒办事时，时常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得了选择性结膜炎；而当别人纠缠不休地想从他嘴里套出朋友的秘密时，他也只得发挥表演天赋，扮作大哑巴。 [56] 不过，妥协从来不是单方向的。贺拉斯既没有与过去斩断关系；也决不允许自己成为主人的诱饵——哪怕他对梅塞纳斯赞誉有加。为此，他始终保持着相当独立自主的立场。在这个诗歌的影响范围有可能大得惊人的时代，梅塞纳斯效忠的政权或许对诗歌存在同样巨大的需求，但显然，贺拉斯并没有公开赞扬小恺撒。东方的安东尼仍然掌管众多军团，战争的气氛也在黑压压地逼近，太多东西悬而未决了。贺拉斯和许多人一样，在历经磨难后已经懂得了过早亮明旗帜可能带来的灾难。

狡猾敏锐的梅塞纳斯对此洞若观火。他明白，贺拉斯和所有罗马人一样，他们的忠心终究不能靠残暴手段来博取，他们的希望必须得到满足，他们的恐惧必须得到缓解。因此，对他们只能采取利诱。那么，贺拉斯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在腓力比战场上为之抗争的自由已经泯灭——而且已一去不复返了。贺拉斯的希望如今变得更加有限，但和他那圆滚滚的大肚皮一样坚实。“这些便是我所祈求的东西。一块土地——并不需要很大，一栋房子，旁边有一座花园和一口永不干涸的山泉，以及山坡上的一片小小的森林。” [57] 同样怀揣这种梦想的还有许多意大利人，也就是那些被授予了土地、被剥夺掉地产的人。现在，随着内战进入决定性高潮，罗马人对和平的渴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程度。两大残存军阀势力中，谁能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求，谁就稳操胜券。

公元前32年，小恺撒终于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口舌之战已经不够，是时候和安东尼真打实斗了。事实上，小恺撒并没有将安东尼列为敌人。他不想让人觉得，这是一场罗马公民之间的内斗。相反，他无私承诺要毁灭的人，是克莱奥帕特拉，正是她迷惑了安东尼，让他成了奴隶，让他的追随者成了一群没种的宦官。他的宣战方式很快成了他政权的主旋律：怀旧与革新。据说，古罗马人宣布开战时，总伴随着一个掷矛仪式。尤其著名的是罗慕路斯所投掷的长矛，一落地就抽出新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小恺撒没法模仿这种绝活，但他恢复该仪式的做法昭示出：自己是古罗马美德的捍卫者。不过这并非他所采取的唯一行动。除此之外，他还施行了一项非常激进的措施，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对他本人进行了定义。“整个意大利自发宣誓效忠于我，要求我在战争中身任领导。” [58] 事实上，这番豪言壮语并不完全属实。所谓的宣誓只是小恺撒自己的想法，与“自发”二字相去甚远——但无论怎样，它终归是个妙招。他在获得元老院颁布的政令前就呼吁罗马城外的村镇对他加以支持，铿锵有力地表达出自己想以人民领袖身份带头作战的雄心。先前在反抗罗马时，意大利人集体宣誓要为自由而战，此刻，他们再次集体宣誓要忠于小恺撒。小恺撒从腓力比战场的归来曾给整个意大利带来了痛苦和剧变，而时间过去还不到十年，他再次以人民领头人的身份奔赴了战场。公元前31年春，他跨越亚得里亚海，与希腊北部的敌人正面交战。除率领的战舰和军队外，他还随身携带了一门令对手无从招架的武器。此时的他不再只是某一党派的首领。“他是在元老院及民众的伴随下，在家庭守护神和城市守护神的庇佑下，率领意大利人参战的” [59] ，他的身份强大了许多——他化身为代表过去与未来的罗马的面孔。

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意大利人都吃这一套。一些城镇仍旧对安东尼忠心耿耿。为资助战争而征税又引发了诸多抱怨。罗马城内甚至爆发了一场全面且彻底的暴动。但总体而言，意大利人都只是屏息以待。有确凿征兆表明，这场危机即将达到高潮。伊特鲁里亚的一条将近100英尺长的作恶多端的双头蛇被闪电焚化成灰。这一征兆受到了特别关注。到夏季，有利形势已经毋庸置疑地转向了小恺撒一方。安东尼在谋略上不敌阿格里帕，受困在一座名为亚克兴角（Actium）的海岬旁。9月，消息传到意大利：战争已进入决定性态势。安东尼孤注一掷地封锁了海岸线。尽管他和克莱奥帕特拉双双逃离，但他麾下的绝大多数舰队纷纷原地缴械投降。一周后，他的军队也全部弃甲投戈。

第二年春，小恺撒做足了准备，力争给自己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他进击埃及，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争。先是安东尼引决自裁，接着克莱奥帕特拉也自杀身亡。伴随她一起殒命的则是她所在的王朝。现在，埃及尽归小恺撒管辖，他可以对其为所欲为。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自恺撒殉难之日起，漫漫十三年来，世界饱受惨绝人寰的战争及灾难的蹂躏，不少人屡屡担心罗马将彻底崩塌，人间将迎来世界末日。现在，冲突终于结束了。

“该喝一杯了。” [60] 贺拉斯在举杯庆祝克莱奥帕特拉的惨败和小恺撒的胜利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梅塞纳斯肯定也感到十分欣喜。小恺撒出征在外的几个月里，一直是他在负责维护意大利的秩序。他知道自己这位深谋远虑、思想独立的朋友代表着什么：一面镜子，它映照出所有在时代的恶浪中颠沛流离后终获得一席之地的人。“什么是自给自足和快乐幸福？就是一个人有能力说‘我活过’。”诚然，梅塞纳斯无法将贺拉斯被抢的地产归还给贺拉斯：那已经永远丢失了。但现在，他所效忠的政权终于扎稳了根基，他好歹可以为贺拉斯做些补偿。亚克兴角一战让他确信自己绝无可能出现在安东尼的公敌宣告中。很快，他就送给了朋友一套位于罗马正北部、地处萨宾山的房子。就各方面而言，这都是对贺拉斯的祈祷的回应。怪不得在这位诗人眼里，它就是一个因让他快乐而变得神圣的地方。它安宁美丽，与他十年来经历的一切截然不同。田野里，庄稼繁茂得异乎寻常；丛林中，孩童们四处游荡，不必再害怕玛尔斯的野兽——狼。离开意大利多时的诸神又回来了。

因此，诸如贺拉斯之辈可以大胆地怀揣希望了。

荣誉战利品

“征服近邻是你的首要使命。” [61] 这话说的是罗慕路斯。无可否认的是，罗马人的要务在于抵抗外敌，而不是内斗。自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人们都必须尊重法律的所有细枝末节。无缘无故的侵略对教化之民而言是极不体面的行为，只有野兽和野蛮人才做得出来。“我们参战要么是为了支援盟友，要么是为了捍卫帝国。” [62] 一向如此。罗慕路斯当初攻击近邻时，是因为不甘容忍他们的不敬。侮辱或伤害所招来的报复常常很快降临。一位国王曾突袭罗马领土，结果他的军队遭遇伏击，溃散败北，他本人也被罗慕路斯亲手杀害。敌方将帅伏倒血泊的场景，彰显着一场足以光耀后世的壮举。人类还能设想出比这更光荣伟大的一对一决斗吗？罗慕路斯从敌人身上扒掉那浸满鲜血的盔甲后，骄傲地将它带回了罗马。

罗马城内，只有一位神明有资格接受这样的供奉：众神之王朱庇特。这份“荣誉战利品”最初挂在一棵神圣的橡树的枝丫下，后来又被放置在人们特意为之建造的庙宇内。这也是罗马城中第一座供奉给神的庙宇。“这里，”罗慕路斯命令道，“是放置敌人兵甲的地方。如果此后有人和我一样，凭自己的双手杀死了一位将帅或君王，就要把对方的兵甲脱下放于此处，那是‘荣誉战利品’。” [63]

在漫长且光辉灿烂的古罗马历史中，只有两人完成过这一壮举。一位是骑兵军官科尔内利乌斯·科苏斯，据信生活于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世纪，第二位是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同时代的马凯鲁斯。罗马指挥官与敌方将领单挑对阵的那些时日似乎只属于已经消逝的英雄年代。光阴荏苒，那座用于存放“荣誉战利品”的神庙已经开始崩落倒塌。它虽古老庄严，却一直黯淡无光。它所在的陡峭山丘与帕拉蒂尼山遥相对望，中间隔着罗马广场，从古到今一直是神祠的建址。卡庇托尔山上曾有朱庇特之父萨图恩在远古盛世设立的王座，也有王政末期所建的罗马最大的神庙，在该神庙于公元前83年被烧毁后，人们很快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庙，并同样将其献给朱庇特。但这样一来，罗慕路斯所建的原始神庙就显得寒酸而狭小了。自恺撒殉难日起的可怕的十年里，罗马越来越显破败颓靡之势，而城里这座最古老的圣祠几乎到了崩塌的边缘：“年久失修，房顶被掀，破烂不堪。” [64]

然而，一直以来，神庙的蛛网和灰尘下都掩埋着一种足以震荡列国的武器。在那行将坍塌的围墙内，一支古老的长矛就放置在“荣誉战利品”和石制雷霆旁边。这是公元前32年向克莱奥帕特拉宣战时，小恺撒遵循古老传统所投掷的矛， [65] 是最能令人将罗马建国者的刚勇与小恺撒本人相联系的事物。他奔赴疆场，飒爽英姿有如罗慕路斯二代。同一时间里，卡庇托尔山上也出现了许多工匠，开始全面地修缮这座罗马最古老的神庙。修缮工程面面俱到，仿若一场彻彻底底的重建。小恺撒明白，自己不能对战争后方掉以轻心。随着亚克兴角和埃及的战况传进城来，城市中心的锤打敲凿声也叮叮当当地响起，宛若美妙的伴奏。尽管作战期间，这位罗慕路斯二代其实更有可能在帐篷内呕吐不止，而非在和敌方将领短兵相接，但那并不要紧。公元前29年，他从东方凯旋。随着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双双殒命，整个世界似乎都归他掌控。而在他即将步入的这座罗马城内，城市军事传统的源头已经被塑造成了他本人的源头。

这些还不足以让他成为赢家。权威这种难以名状的威望，一直是罗马人眼里衡量伟大的最佳标尺，它要求一个人的神情相貌和举手投足都要像赢家。表演才能与豪情壮志同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恺撒一直对此分外敏感。在腓力比战争期间，战俘们故意不向他致敬；在佩鲁贾，遭到围攻的守军也戏称他为“屋大维娅”。 [66] 公元前38年，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在塞克斯图斯手上栽了大跟头后，羞耻万分的他重整旗鼓，开始采用一种他最喜爱也最大胆的权宜手段，来掩盖自己军事才能上的欠缺：换上一个更威风的名字。 [67] 新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货币上。这表明，从今往后，他就是“凯旋将军·恺撒”（Imperator Caesar）。尽管许多将帅在战场上获得过这样的称呼，但还从未有人这样彻头彻尾又毫不谦虚地进行自我加封。清除塞克斯图斯后，这位新晋凯旋将军立刻不遗余力地投身行动，想证明自己是实至名归的。公元前35年，他跨越亚得里亚海，前往巴尔干半岛讨伐当地的一群喧嚣顽劣的野蛮人——伊利里亚人。历经两年断断续续的征战后，他取得了一系列广受宣传的胜利。伊利里亚人遭到了各式各样的伏击、围困和屠杀。十多年前被缴获的一批鹰旗得以重见天日。凯旋将军·恺撒右膝受伤，英勇挂彩。而平定伊利里亚人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局，更辉煌的胜利还在后面。公元前29年夏，这位埃及征服者从东方营地归来，身上的权威散发的光芒将整个世界照得一片明亮。此时，凯旋将军·恺撒几个字已经成了他的名字。

同一时间里，意大利人正惴惴不安地等候着征服者的归来。有关上次内战他班师回朝的记忆仍然鲜活。和腓力比战争一样，亚克兴角一战胜利后，他的身后将会有一支渴求土地的庞大军队。他所招募的士兵加上敌方倒戈的叛党，前后共有将近六十个军团。意大利人心惶惶，连贺拉斯都受到了打听小道消息之人的叨扰。“恺撒打算把哪儿的土地分给士兵，来履行当初的承诺呢？” [68] 这个问题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这位即将凯旋的英雄在职业生涯早期为巩固权力采取了那般狠毒残暴的手段，一想到这一点，人们似乎也找不出别的答案了。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恐惧是多余的。小恺撒早年杀人如麻，并不是因为他权势强盛，而是由于他势力薄弱。现如今，他一没有劲敌与之对抗，二有东方的财富作为支撑，已经不再需要靠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来达到目的了。最能确保他权力不倒的是权威，而最能确保他权威屹立不倒的，就是他那以和平恢复者与保卫者的身份造福罗马人民的能力。

没人想再深究他踩着同胞尸体走向伟大的事实。公元前29年1月，凯旋将军·恺撒从东方归来六个月前，元老院正式批准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新名字。现在，他正式成为罗马名正言顺、至高无上的荣誉楷模，这种身份所体现出的是一种特别的军事素养，而这种素养为罗马带来了帝国江山，又几近摧毁了它。掠夺成性的贵族们为夺权蹚血海、踏尸山的日子就此结束。从今以后，只有一人主揽大权。“让更优秀的人单独统治。” [69] 这一点在8月13日凯旋将军·恺撒进城后，以一种最为公开透明的方式体现了出来。他驾着一辆饰有黄金和象牙的驷马战车行进，军队尾随其后。就这样，他以一种罗马人才明白的方式，庆祝着自己的威武神勇。

这场被称为“凯旋式”的仪式背后有着一段悠久历史。有学者认为，凯旋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成立之初。 [70] 据说，罗慕路斯从倒下的敌人身上扒下那件“荣誉战利品”后，“身穿紫袍、头戴桂冠” [71] 地进了城，由此开创了罗马史上的一条先河。是真是假不重要，总之，凯旋式一直就是罗马人走向巍巍帝国之路上的里程碑。西庇阿、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都举行过凯旋式，但没有一场像正在为凯旋将军·恺撒上演的这出庆典这么壮观。按照要求，欢庆的热潮持续了整整三天。伊利里亚、亚克兴角与埃及：每处都是一场单独的凯旋式的中心。“大街上回荡着欢呼声、游戏声和掌声。” [72] 士兵们带着克莱奥帕特拉的王国盛产的奇珍异宝、法老土地上最不可思议的财富，在人群的目光中列队穿行。这一刻，凯旋式达到了高潮，所有罗马人同时惊掉了下巴。不过，这些异国财宝并不是庆典的唯一重心。凯旋将军·恺撒获胜归来的那天早上，是维斯塔贞女祭司引他入城的；他在街道骑行时，身后跟随的又是共和国的首席行政官员。他的凯旋式既是史无前例的——罗马历史上首场为期三天的凯旋式——又同过去遥相呼应，在给公民同胞们带来奇观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心。正如他最先盘算的那样，罗马人开始认定，此刻他们见证的就是终极的凯旋式。

游行结束后，人群四散开来，镀金马车也被收好。震撼人心的三天时光就这么结束了，只留下一串回忆和对新生活的希冀。罗马人尽管非常享受这场凯旋式，却早已厌倦了穷兵黩武的状况。“我的任何一个儿子都不会再去当兵。” [73] 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不少人逐渐生出了这样的想法。凯旋将军·恺撒对此非常理解。他不能一边享受人们的拥护，一边又把支撑政权的军事基础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因此，即便街道上仍满溢着凯旋式的璀璨光芒，他还是开始采取裁军措施。

凯旋将军·恺撒此刻坐拥埃及，有能力用金钱来解决这一难题，自然没有没收土地的必要了。他一掷千金，为成千上万的退伍士兵购买了大片土地。一些人在意大利安居，还有一些则得到了国外殖民地的土地。没有人惹是生非；也没有人怒气冲冲。罗马历史上还从未有政客尝试过规模这般宏大的政治壮举，更别说去实现了。不出意料的是，这项成就受到了广泛且由衷的感激。由此看来，凯旋将军·恺撒的承诺并不是空头支票。恐怖的内战结束后，和平是真真切切呈现在人们眼前了。“那个充满激烈斗争的年代慢慢缓和下来了。” [74]

然而，并非各地都是如此。帝国周边还有一大批桀骜难驯的野蛮部族，因此罗马万不可全然铸剑为犁。不管怎样，总得留些军队加以防守。高卢、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地方肯定都需要有人坐镇。巴尔干地区也是。尽管对战伊利里亚人时，凯旋将军·恺撒表现得神勇盖世，但他们仍旧是一颗麻烦重重的毒疮。多瑙河一带部族的族人胡子拉碴，袒胸露背，肩负毒箭，是不会像文明人那样建城筑墙然后安居其中的；相反，他们永远在移动。公元前29年夏，凯旋将军·恺撒还在国内举行凯旋式时，马其顿行省外的荒原上便已有一场危机正在酝酿着。一个名为巴斯塔奈（Bastarnae）的部族正朝南行进，由于他们通常藏在多瑙河河口的潮湿树林里，故而又被称作“松树之族”。他们携妻带子，数量庞大，纯粹是一股赤裸裸的威胁。伴随着隆隆的声音，马车离马其顿越来越近，马其顿总督的职责不言而明。哪怕这些巴斯塔奈人并无进犯罗马领土之意，他们逼近罗马边界的冒失行为也同样难以被姑息。情势所迫，必须先发制人。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马其顿总督的想法。他集结大军，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野蛮人所在的荒野。他身上展现出的，正是当初成就罗马帝国大业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换作罗慕路斯也会这么做。但巴尔干地区突然爆发的战争在罗马显然不大受欢迎。帝国内，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效仿罗慕路斯——而且这个人绝不是马其顿总督。三十年前，凯旋将军·恺撒被晋封为神的父亲也曾是边界行省的总督。在征服高卢全境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挥师北上，阻止野蛮人向南迁徙。接下来的事众人皆晓，无须多作提醒。但凯旋将军·恺撒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不能就这样去阻止一个罗马贵族做自己该做的事。公敌宣告时期，他的统治固然赤裸而血腥，但那些黑暗时日已经结束，他也绝不希望像暴君那样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倘若出面制止，他就可能和父亲一样，面临被元老们乱刀捅死的风险。他的窘境就在于此。不过，他总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元老院乖乖配合，又可以不让那些猛兽去碰触真正的权力。

毫无疑问，马其顿总督就是其中的一头大猛兽。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是那位巨富的同名儿孙，后者在恺撒跨越卢比孔河及内战爆发十年前，靠玩弄手腕主宰着罗马的政治气候。祖孙两人宛若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克拉苏总是突然间调转船头，以此方式在时代的激流中游刃有余地穿梭。他先是在紧要关头背弃塞克斯图斯·庞培，支持安东尼；接着在亚克兴角大战前夕，再次改旗易帜。他还凭借他那足以光宗耀祖的商业头脑，达成了一项相当困难的协定：他让凯旋将军·恺撒开口答应，只要他弃暗投明，就能当上执政官，而且在任期满后，还可以掌管一个驻有军队的行省。自克拉苏祖父在卡莱沙漠惨死、鹰旗落入帕提亚人手里以来，二十四年过去了。但那场战败带来的屈辱仍然令罗马人耿耿于怀，对此克拉苏的感受尤为强烈。现在，巴斯塔奈人误打误撞地闯进他所管辖的行省，无异于为他提供了一雪耻辱的大好时机。他要用野蛮人的血去清洗家族的门楣。

巴斯塔奈人在意识到大军压境后，立刻慌了阵脚。国王德尔多派遣使臣与克拉苏洽谈，“让他看在他们未对罗马人造成伤害的分上，不要追赶他们” [75] 。而追捕他们的克拉苏热情地接待了使臣，给他们斟上美酒佳酿，一杯又一杯。使臣们醉得越来越不省人事，他套出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多。原来，巴斯塔奈人和他们的马车就藏在附近的丛林。掌握猎物的部署后，克拉苏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尽管天色已黑，士兵们仍然开始向前行进。

与此同时，丛林另一端的巴斯塔奈国王渐渐明白，使臣们回不来了。破晓时分，德尔多透过篝火辨认出了丛林外围的罗马侦察兵。勇士们立刻从围成一圈的马车阵列中冲出，拔刃张弩，将马肠制成的弓弦绷得几乎断裂。沾着毒液的箭头齐嗖嗖地射向罗马兵，一部分人轰然倒地，其余人则溃不成军地向丛林内部逃去。巴斯塔奈军队乘胜追击，一头扎进了暗处。伴随着他们的闯入，灌木丛内响起了胜利的呐喊声。没有一个巴斯塔奈人（尤其是他们的国王）停下来想过：前方或许有诈。

克拉苏恰恰使了这样的诈。伏击发动后，灾难性的后果很快降临在敌方身上。巴斯塔奈军队全军覆没，士兵的尸身化为滋养丛林树根的肥料；他们的女人、孩子被圈禁起来；马车付之一炬。这则用鲜血与大火写就的讲述罗马人之伟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最璀璨夺目的战利品，当数克拉苏本人赢取的：正是在他的剑下，巴斯塔奈国王命丧黄泉。从德尔多尸体上卸下的盔甲，成了罗马无数将领几个世纪以来都未能获得的奖杯。士兵们在战场拥立克拉苏为凯旋将军时，其实也是在对他的另一重身份致以敬意：罗马历史上第四个只手赢得“荣誉战利品”的人。

当然，对凯旋将军·恺撒来说，这则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的凯旋式、在卡庇托尔山开展的建筑工程，乃至他本人的名字，一切的一切，全是为了在人们心中建立起自己凯旋将军的形象。现在，又有一个大将军要带着蛮族首领的盔甲游行，而且还要把它放置在自己大张旗鼓地用重金修复的神庙内，那是多么的不堪设想啊。那将对他的权威构成直接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发自本能地狠狠打压克拉苏立下的战功，恰恰说明了他的局促不安。凯旋将军·恺撒很早就学会了打着传统（通常是虚假的传统）的幌子来遮掩目的，现在他故技重施。很快，一则消息浮出水面，宣称工匠们在卡庇托尔山的古代神庙里发现了一件稀罕物：古老的亚麻胸甲。凯旋将军·恺撒“这位庙宇的修缮人，还亲眼见过它”。 [76] 胸甲上的铭文表明，这正是科内利乌斯·科苏斯，也就是罗马第二位为朱庇特奉上“荣誉战利品”之人的衣物。不止如此，它还揭示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事实。不同于共和国的编年史及其他历史文献所述，科苏斯在赢得这份广受瞩目的战利品时，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一名执政官。从这一发现来看，人们有理由辩驳：克拉苏不过是一个总督，或许是没有资格奉上“荣誉战利品”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克拉苏在杀死巴斯塔奈国王时，只是一个小小总督，而非罗马的大执政官，但这无法改变他独立指挥的事实。不管怎样，水终究被搅浑了。由于克拉苏至少还会在马其顿待上一年，凯旋将军·恺撒便有了足够时间来消除所有的潜在危害。无疑，急迫的挑战就摆在眼前。他必须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因此，公元前28年，他再振雄风，将自己打造为罗马人民最高贵且优秀的传统捍卫者，化身为“交还人们以法律与权利之人”。 [77] 尽管他曾经是恐怖分子，尽管他曾因罪行累累而臭名昭著，但这一切全部得到了彻彻底底的清洗，一丁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公敌宣告及内战这一黑暗时期颁布的违宪措施被郑重废除；自由选举行政职位的惯例得以恢复；象征他好大喜功的八座银雕像也被熔化。站在人民的角度来看，凯旋将军·恺撒拒绝了“任何有违先祖传统” [78] 的荣誉。这个早期批准谋杀多位元老的人，此时却满载荣誉地坐上了元老院的首席。他感激地从元老们手中接过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曾拥有的神圣封号，变身为首席元老——“元老院的第一人”。

凯旋将军·恺撒如此宽厚地恢复了罗马人那原已被剥夺的自由，得到这一封赏自然顺理成章。而且更大的嘉奖还在后头。公元前27年1月13日，这个熄灭内战烽火、赢得世界霸权的人，满怀浩然之气地向元老院宣布，将下放自己的所有权力。从今以后，他只想像过去四年一样，被人民选举为执政官。他随后谦逊而有力地说道：“我现将负责公共福利的职权转移给元老院与人民，让他们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 [79] 元老们脸上挂着精心排练过的惊讶，听完了凯旋将军·恺撒的陈词。他们判定，最好的做法是拥护他为捍卫罗马高贵传统的盖世英雄。在近二十年前的牧神节盛宴上，手舞皮鞭的安东尼气喘吁吁地给尤利乌斯献上了一顶王冠；而现在，换作元老院态度坚决地要给这位恺撒加冕了，只是，他们并不是要拥他为王，而是敬奉他为罗马人民的公仆。“公民王冠”是用橡树叶扎成的简陋花环，环如其名，象征着公民之间的共同纽带。只有在战争中拯救同胞，“将威胁同胞的敌人歼灭，并且绝不退却” [80] 的罗马人，才有资格获得这一殊荣。还有谁能比这个让罗马帝国免于内爆的人更有资格呢？面对元老院授予的殊荣，凯旋将军·恺撒满怀感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嘉奖。奖赏虽然谦逊，却正因此而显得无比珍贵。按照命令，它被放在了一个全民皆可见到的地方：凯旋将军·恺撒宅邸的大门正上方。它将永远地挂在那里，让人谨记“他所拯救的罗马黎民苍生”。 [81]

其他贵族敢与这糅合了谦逊的荣耀争锋吗？这样的权威已经令任何一种行政官职、任何一种高贵血统、任何一种卓著功勋黯然失色。在凯旋将军·恺撒声称自己是个“只求平静度日的温和之人” [82] 时，元老院内鲜有质疑声。当然，他声称要将争取荣誉的权利归还给元老们时，并不只是装模作样。如果不那样做，愤怒和绝望就会在他们心中郁积。而当年，就是这股情绪将他父亲送上了绝路。凯旋将军·恺撒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向他们提出的改革计划都是确确实实的。元老院将恢复成内战前的模样，加入元老院仍然是人们平步青云、加官晋爵最稳妥的道路。选举将再次公开进行，竞争也将不受约束地展开。凯旋将军·恺撒无法再将官职直接授予中意的人选，而是必须为他们游说拉票，且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要投出自己的一票。或许在那些易于轻信的元老看来，元老院的无上地位是当真得到了复原和提升吧。

然而，尽管古老的共和国官职仍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但对那些渴望升迁的有志之士来说，世界已经发生了难以忽视的变化。体现这些变化的事物随处可见。那天早上，元老们穿过罗马广场去听凯旋将军·恺撒的演讲时，沿途经过了许多熠熠生光的纪念建筑，它们都是为纪念神化的尤利乌斯及其儿子而新建的，有神庙、雕塑和拱门。抬头凝望那刚刚竣工的元老院屋顶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踩在球上的维多利亚女神的雕像。而当他们注视着凯旋将军·恺撒发表重大演讲时，还可以看见他的正后方有另一座维多利亚的雕像，她显眼地立在柱子上，周围都是从埃及缴获的战利品。对一些元老来说，这样的璀璨光华太令人生畏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的表述上升到了戏剧的高度。一位元老高声呼叫，说自己宁愿死，也不愿活过凯旋将军·恺撒。他冲出元老院奔向街头，开始鼓动人群立下同样的誓言。连台伯河似乎都躁动了。河水漫过岸边，淹没了罗马地势较低的好几处地方——这无疑是天神所降昭示，意欲让凯旋将军·恺撒“统领全城”。 [83] 可首席元老这种正式头衔怎能匹配他那伟大的地位呢？任何一种正式头衔都不能。凯旋将军·恺撒的伟大远超任何官衔或荣誉的界定范畴。那么，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视作第一公民（princeps）：罗马的“第一人”，世界的“第一人”。

凯旋将军·恺撒又和以前一样，扮起了两面派的角色。他所谓的放弃正式权利，并不是彻底弃权。那些令共和国走向毁灭的野兽绝不能再次被放出笼。名门贵族仍能像其先祖一样为了高官厚禄互相角逐，但事实上又只能像被圈禁的老虎一般，来回踱步，跳不出精美华丽的动物园。元老们对第一公民演讲的（都是事先仔细练习过的）反应使这一点得到了保证。克拉苏又进行了一季艰难征战，当他还在越冬地养伤时，凯旋将军·恺撒就开始采取措施，确保他这样的贵族子弟再也不会有机会征讨蛮族。演讲结束后，第一公民坐了下来，唯唯诺诺的元老们立刻起身，一个劲儿地央求凯旋将军·恺撒不要放弃军事指挥权。第一公民坚决而大义凛然地拒绝了。但元老们不依不饶地恳求着，说罗马仍然需要一个捍卫全民自由的人。即便如此，这些官员又接着问道，庞培和第一公民那现已晋升为神的父亲都曾接受过一项任命，负责掌管诸多行省，而且期限为十年，第一公民连这都不肯接受吗？该任命与罗马的传统可是毫不相悖，而且也完全不带有任何君主制色彩。这一席话让第一公民陷入了深思。思考了适当时长后，他承认道，元老们的话或许在理。于是，他极不情愿却又高尚且尽职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高卢、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元老院出于感激之情，授予了凯旋将军·恺撒一系列行省，而这些就是其中富得流油的地区。这给他提供了一支由二十多个军团组成的军队。从今以后，任何人在疆场率领这些军队作战时，都只能以他的下属的身份——“特使”进行指挥。达官贵人无法再开展“狩猎”荣耀的行动，去猎取“荣誉战利品”。马其顿的克拉苏仍能继续治理自己的行省，但羽翼已经受到了重创。公元前27年克拉苏归城返乡时，第一公民已经觉得没必要再挖空心思去否认他的胜利了。克拉苏押运着战利品和俘虏在罗马游行。他的英勇事迹令人们热情高涨。贺拉斯是为之欢呼祝酒的众多人之一。 [84] 不过，有关“荣誉战利品”的事情克拉苏只字未提，他也没有去朱庇特的小神庙拜祭。昙花一现的克拉苏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他的征战彻底完结。后继的历任马其顿总督，尽管并非由第一公民直接任命，一概黯淡无趣且默默无闻。事实上，的确有一人曾对友邦国王不宣而战，但很快就被押回了罗马，接受非法出师的审判。第一公民本人屈尊出席，为这场起诉做见证人。自此以后，总督们一概不敢越过马其顿边界一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被剥夺了能振奋人心的军事冒险机会。恰恰相反，第一公民十分看重自己的行省责任。外面的世界还有一大片天地待征服与平定，他想证明自己有能力担起这份撼天动地的使命，而击败蛮族的胜利正是体现他指挥有方的必要凭证。因此，在受第一公民管辖的边疆一带，处处战火连绵。他的特使开启了罗马史上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征程。军队沿尼罗河行进，长驱直入埃塞俄比亚；直捣阿拉伯的偏远沙漠；还制服了阿尔卑斯山的盗匪。对罗马城内的人民来说，似乎最遥远、最野蛮的民族转瞬间都要被迫对罗马俯首称臣了。“恺撒，”贺拉斯情绪高昂地挥毫写道，“正奔向世界尽头去讨伐不列颠人！” [85] 事实上，恺撒并没有这么做。他心里有着不一样的盘算。近两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北部山峦的部族屡屡将罗马军团击溃，公元前26年初，第一公民开始率兵亲征西班牙。而神明早就以壮观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对这场征战的支持：一道闪电从天而降，掠过了恺撒所乘轿辇，将旁边一个奴隶劈得灰飞烟灭。尽管朱庇特无疑一直眷顾着自己的宠儿，但事实证明，他的青睐也不过如此——因为第一公民在征战中并未处于有利形势。当地土著的游击战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使得小恺撒故态复萌，再次在打仗时候卧倒病榻。而野人们一时骄妄轻敌，与罗马人短兵相接，最终大败亏输。忠肝义胆的阿格里帕平定了余孽。第一公民自然是坐享其成，抢过了所有的汗马功劳。

罗马人民也乐意让第一公民沉溺在这样的功勋之中。当他从西班牙回城时，人们献出花环，打开酒罐，殷勤中透露出显而易见的紧张。第一公民的身体遭受了重创，医师诊断为肝脓肿。许多人开始担心最坏的结果。“世界掌握在恺撒手中时，我无须担心内战，也无须担心自己会横死。” [86] 贺拉斯如是陈述简单的事实。他在萨宾山的农庄里生活得心满意足，绝不希望和平的果实就此掉落。大部分公民同胞也不希望这样。公元前23年初，第一公民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见他大限将至，整个罗马屏气敛息。无疑，肯定有人在祈祷死亡降临，期盼脱离他的统治；但更多人不这么想。维系世界安稳的那根细线就这样裸露在外。而第一公民即便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汗流不止时，也仍不忘总结形势。冲了几个强劲的冷水澡后，他终于从鬼门关死里逃生。他抱着一种绝不浪费这场危机的决心，最终痊愈康复。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的卓越地位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他迅速行动以把握时机。

公元前23年7月1日，第一公民宣布，将放弃第十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机会。和四年半前一样，他再次摆出了弃权姿态，但他的权威地位其实变得越来越牢固。他和元老院之前的交易本就如一出皮影戏，如今这出戏又上升到了更加复杂的程度。当然，新约定中有许多内容会让元老院的活跃分子喜出望外。第一公民不会再年复一年地霸占其中一席执政官之位了。一夜之间，人们成功竞选罗马最重要官职的机会增加了一倍。共和国及其最富竞争性的传统似乎的确复原了，但这肯定是有代价的。元老院也需要履行自己的约定。他们把新的大权让给了第一公民：可以随时召唤元老，制定法律让其通过，享受比行省总督还高的地位，哪怕他们并不是自己的官方特使。所有这些特权全部得到了同意和批准。四年前，凯旋将军·恺撒还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但现在情势大变。他的权威散发着刺眼夺目的光芒，拖曳着最深最暗的阴影，且已经武装上了新的影响力和威力。

一年后，备受饥荒与瘟疫折磨的罗马人发动了暴乱。他们断言，只有让恺撒担任独裁官，才能拯救城市于水深火热，而第一公民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他们的要求。他扑通跪倒在地，拼命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之前进入元老院时，他总要在托加袍内套上盔甲，而现在，他袒露胸膛，恳求人们千万不要逼他做独裁官，否则不如一刀刺死他。这种戏剧性的表演或许是有意而为，但他的愤怒是真真切切的。他不再需要父亲的悲剧来警醒自己，切勿重蹈覆辙。他为自己赢取的卓越功勋是不能被任何正式头衔限制的。他的权力有如最馥郁的香气，渗透到了罗马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处缝隙。因此，他没必要既亵渎自己的权力，又冒犯罗马的传统。毕竟，如果权力无从保留，那他所做的一切岂不白费？此时此刻，人们凝视第一公民，看见的不是共和国的刽子手，而是共和国的化身。“恺撒若不是政体本身，那还能是什么呢？” [87]

从19岁自称神明的复仇之子以来，曾经的盖乌斯·屋大维已经明白：最确凿的真相就在观者眼中。有意让人们不去看什么和他们能看见什么一样重要。马尔库斯·克拉苏因为急不可待地想血洗祖父的耻辱，便把一位野蛮部族的国王逼入死角，还亲手挥剑砍倒了他；但公元前22年9月，第一公民长驱直入东部行省时，心里很清楚，武力解决绝非上乘之计。目前为止，他的赫赫威名就是更胜一筹的武器，足以令帕提亚人如罗马公民那样对他敬畏有加。第一公民并没有像克拉苏那样领兵作战，以身涉险，相反，他更倾向于和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公开协商。

这一策略是无与伦比的。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凯旋将军考虑过用武力以外的办法来解决与蛮族之间的纷争。只有一位神明般威震四海的领主才会公然挑战这种刚硬的军事作风，也只有这样的领主才可能马到成功。对弗拉特斯来说，自家门口的这个强势好斗、阴晴不定的霸主竟对自己平等看待，无不叫人大感宽慰，于是他立即接受了和平协商的请求。为表善意，他拿出了第一公民此次东行特意想取回的东西：卡莱战场上从克拉苏手里缴获的鹰旗。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从那臭烘烘的巴尔干酋长身上扒下的盔甲，还怎么敢与之争辉？

三年后，第一公民兵返罗马，力争让这场胜利深入民心。他命人在神圣的卡庇托尔山上、数世纪前存放过罗马人首份战利品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小神庙。鹰旗将暂时被保管在此：与其地理位置一样，该庙在功能上被专门设计得与古老的朱庇特神庙相呼应。 [88] 第一公民一贯敏锐周密。他深知自己此举向公民同胞广而告之的是什么讯息。尽管没有杀死敌军将领，但他获得的是终极的荣誉战利品。是的，他就是罗慕路斯二代——罗马的新建国元勋。

罗马建城那一天，帕拉蒂尼山上曾有12只雄鹰飞过。这种征兆的出现是由于一股非凡神力的影响，罗马人称其为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27年，元老院还在紧打紧催地让第一公民接受世界各地的行省统治权时，其中一位元老突然认定：奥古斯都这个词就是对他的完美形容。其余元老都知道凯旋将军·恺撒喜好给自己加封新名，因而原本就在催促他取名“罗慕路斯”，但在奥古斯都这个词蹦出来后，整个元老院立刻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其余任何名称都不可能更适合他了。第一公民本人不愿采用君王的名字，便同意了。就这样，这个名称成了现实。元老院经正式投票，授予了凯旋将军·恺撒额外的封号“奥古斯都”。这个名字不仅没有“罗慕路斯”那样咄咄逼人，而且还更加大气恢宏。“奥古斯都是父辈对神圣之物的称谓。奥古斯都也是我们对有祭司护持的正规神庙的称谓。” [89]

拥有一个这样的名字后，奥古斯都不再需要任何其他正式头衔了。他不是君王，不是独裁官，甚至连执政官也不是，但他的身份无比尊贵。神明在罗马千钧一发之际展示了一丝神力，赐给了它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

教父

第一公民的病情总是间歇性发作，于是，他决定雇用一名秘书。四处物色后，他选定了贺拉斯。这个诗人机智诙谐、风度翩翩，而且为人谨慎，似乎就是最好的人选。但贺拉斯对此惊恐万分。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财务官的苦差事，绝不想再被拴在另一个人的文墨纸笔旁边。他绞尽脑汁，及时编造了几个借口。他向第一公民解释说，自己也抱病在身。因此，对于第一公民的好意，他不得不遗憾地谢绝。

这番推托之词出自腓力比战争的战败方，似乎有些胆大包天。因为奥古斯都早年的残暴狠毒仍然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对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来说，看见第一公民抬手敬礼时，都很难不联想到他身为后三头同盟成员时的故事：他曾用自己的手指，将一个疑似杀害了恺撒的人的眼珠活生生地挖了出来。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奥古斯都对这则故事明显感到焦虑不安，因此矢口否认。年少轻狂时的暴虐无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助他达到了目的。现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归他掌握，他根本无须再依靠暴力手段。宽大为怀更能助他稳固江山。对于不必再害怕的事物，奥古斯都完全可以心甘情愿地忍受。在父亲所建的维纳斯神庙内，克莱奥帕特拉的雕像仍然泛着金黄色的光芒。安东尼那潇洒活泼、教养良好的儿子尤鲁斯·安东尼不仅由屋大维娅养大，还与第一公民的侄女结为了连理。那些为庞培而战的人、在腓力比大战中统帅军队的人、在家里参拜弑杀尤利乌斯之罪犯的人，都在他的鼓励下做了执政官。奥古斯都一旦高枕无忧，便再无兴趣去追索恩怨。因此，即便贺拉斯拒绝担任第一公民秘书一职，也仍不妨碍他继续受到青睐。

事实上，第一公民还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人，这一点广为人知。他曾遇见一个和自己模样相似的年轻人，于是开口问道：“告诉我，你的母亲来过罗马吗？”“没有，”对方回答，“但我的父亲经常来。” [90] 诸如此类的逸闻趣事奇妙地改善了第一公民的形象。加上他能毫不示弱地予以反击，也对他形象的提升大有裨益。奥古斯都的幽默和罗马的普罗大众一样，带着一丝喧嚣和粗鄙。侏儒、瘸子、痛风病人，都能让他妙语连珠。梅塞纳斯因为“作风散漫、阴柔孱弱” [91] 而被第一公民嘲笑，贺拉斯则因为胖而被他打趣。奥古斯都在说这些话时一贯亲切温和。他称呼这位诗人是“最干净的鸟人” [92] 时，其实是在表现自己对其的喜爱，而非蔑视。在和自己看重的人相处时，他很善于表现自己的体贴和魅力。但他的性格中仍然保留着一丝强硬和粗暴，总让那些势利眼想起他那低微的小城镇出身。无论是头戴一顶破破烂烂的遮阳帽在后街为拳手们欢呼，还是因为看见驼子而放声大笑，他的身上始终保留着一抹乡土气息。

但这些并没有损害他在罗马人民心中的声望。想到第一公民是个毫无架子及风度的人时，人们感到十分愉悦。他的私人细节在经过小心翼翼的披露后，为他在人民心中营造了一个诚实淳朴的罗马公民形象。他的名字神圣且高贵，他用餐时却和农民别无二致，他的面包粗糙坚硬，喝的酒水也再寻常不过，这些都已是举城皆知的事实。模仿神明是极易招致怨恨的，即便是神明的儿子也不能避免。奥古斯都在这一点上汲取了惨痛的教训。腓力比大战后，世界像是被神明遗弃了一般，效仿弃城而去的神明成了风靡一时的热潮，雄心勃勃的军阀们群起效尤。一位前执政官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全身漆成蓝色，再套上鱼尾，充作海神的模样，四肢着地，胡乱扑腾。奥古斯都在刚热恋上莉薇娅时，曾举行了一场化装舞会，结果惹得天怒人怨。当时，罗马正饱受饥荒摧残，他却举行酒宴，让宾客们装扮成神祇的模样入场。这位新郎官自己则打扮成了霞光万丈、青春不老的光明与音乐之神阿波罗。在遍地饥馑的城市街道上，百姓们听说消息后不禁怒火中烧，而且愤怒中夹杂着怨恨和嘲笑。“是啊，当然了，”人们叫喊道，“恺撒就是阿波罗——虐待者阿波罗（Apollo the Torturer）呵。” [93]

罗马人很容易将世俗中代表预言和自律的保护神与邪恶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特殊理由的。在广场上的那棵神圣的无花果树旁，竖立着一座肚皮滚圆、肩扛酒袋之人的雕像。这是玛尔叙阿斯（Marsyas），一个在音乐比赛中向阿波罗发起挑战的半羊人。其实胜利本属于他，但他无奈遭受欺诈，后被阿波罗以放肆无礼之罪活生生剥了皮。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希腊人所讲的故事版本——在意大利流传着一个有着更加美好的结局的版本。据说，玛尔叙阿斯从愤怒的阿波罗身边逃离后，来到了亚平宁山，并在此教授土著居民占卜技能，还孕育了精于玩蛇的马西人。罗马并不是唯一纪念他的地方。在整个意大利，所有公共广场上皆能发现玛尔叙阿斯的雕像。尽管这个半羊人的出场时常少不了脚镣，但他的身姿总是傲视万物、昂然不羁。他已经摆脱了和神界之主的关系。因此，对意大利人来说，他就好比“自由的象征”。 [94]

奥古斯都除了志向远大外，在其他任何方面几乎都特别保守。他对罗马传统保有深深的敬意，绝不会想到去把这样庄重的纪念建筑从广场挪开。但玛尔叙阿斯的雕像在许多层面上给他带来了困扰。腓力比大战时，他的口号是“阿波罗”，而敌方的口号却是“自由”。不止如此，玛尔叙阿斯的追随者们还认为，玛尔叙阿斯是被一位名为利柏耳（Liber）的无法无天的神明从剥皮者的魔掌下救出来的。利柏耳与阿波罗是死对头，是他教会人类纵欲纵酒。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含义正是“自由”。最重要的是，安东尼敬奉他为保护神。后三头同盟之间的冲突就曾以天上诸神之冲突的形式进行过。安东尼曾“头戴常春藤花环，身穿番红色长袍”， [95] 装扮成利柏耳的模样，在克莱奥帕特拉的首都带队行进。访问小亚细亚时，他受到了一群狂欢者装扮的半羊人的热烈欢迎，而这里正是远古时代阿波罗与玛尔叙阿斯展开音乐较量的地方。在他自杀身亡的前一天晚上，埃及的空气中还回荡起鬼魅般的音乐和笑声，“人们都说，安东尼常常自比且最敬奉的那位神，将要弃他而去了”。 [96]

在罗马，安东尼征服者的胜利也同样是阿波罗的胜利。比之于罗马广场对面山坡上那座不可思议的新兴建筑，卡庇托尔山上朱庇特神庙的修缮工程一时间相形失色。公元前36年，也就是塞克斯图斯·庞培被击败不久后，闪电击中了帕拉蒂尼山。这意味着神明下达了谕旨——但是，是哪个神呢？阿波罗最了不起的信徒便出钱请占卜师们尽忠职守地给出了答案。于是，一连十年，帕拉蒂尼山的山顶上都挤满了起重器和脚手架，以显示对阿波罗统治的臣服。一直到公元前28年10月，建造工程才终于竣工，正如事先预料的一样，罗马人对此瞠目结舌。在卢佩尔卡尔洞口上方的山坡上，在罗慕路斯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的那座难以修复的简陋小屋旁，一座璀璨夺目的建筑拔地而起，它拥有最前卫最奢华的规格。“这座雪白的阿波罗神庙” [97] 拥有一面巨大的大理石山形墙，大门由象牙雕刻而成，顶上是一辆铜制驷马马车，给罗马的天际增添了一抹夺目的色彩。它伫立在帕拉蒂尼山山顶，一边的阴影笼罩了整个罗马广场，另一边的阴影覆盖了烧焦的利柏耳神庙 [98] ——亚克兴角一战安东尼大败后，这座神庙不出一年便被焚毁殆尽，无疑让人明白了些什么。大获全胜的奥古斯都，选对了天上的赢家。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城市穷困的饥民曾有多容易被煽动起来，因他假扮阿波罗而诅咒他。尽管第一公民对光明之神毫不吝惜诚意，但现在的他也很明白，绝不能在醉醺醺的晚宴上展示自己对阿波罗的认同感。总的来说，那样的行为和安东尼的作风太过相似了。相比之下，奥古斯都更喜欢脸上随时闪着层次分明的光和影。他往往不动声色，却又充满令人捉摸不定之处。雕塑家为他打磨的肖像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性格中的微妙之处和无穷矛盾。透过他雕像上的那对招风耳，人们可以瞥见一真实的第一公民：他的眉毛汇聚到了鼻梁上方，牙齿糟糕，因为对自己的身高很不满意，所以穿了高底鞋。即便如此，他仍旧是一个俊俏的美男子。他飞扬跋扈，数不胜数的人都乐意就此溜须拍马道：他只需用“明亮灼热的目光” [99] 凝视他人，就能让他们低眉顺眼，仿若直视的是太阳一般。在雕塑上，第一公民长着一对招风耳，俊美非凡宛若阿波罗。他介于青壮年之间、介于惆怅和胜利之间、介于凡人和神明之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奥古斯都。

他的画像中肯定容不下稀疏的头发和松弛的下巴，而这些在共和国鼎盛时期一度是杰出政客的标志。奥古斯都还需要什么来强调自己的成就呢？他的赫赫功勋已经让所有人望而生畏。他的辉煌成就早已超越了许多皱纹满面的元老。保守派一度将丑陋和德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对奥古斯都来说并不具吸引力。第一公民不仅没有收敛热衷于自我标榜的癖性，反而还将它延伸到了自己的形象问题上。历史上还从未有这么多个人肖像，这样大批量地生产、大批量地散布，且最终大批量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一种新的正统理念开始被灌输给罗马人民：权力应该是美丽的。凝视奥古斯都雕像时，人们无疑能逐步形成一种不一样的解读：这就是城市的外衣。

尽管罗马是“帝国的基座和神明的殿堂”， [100] 但长久以来，它所呈现的面貌都与其世界之都的地位极度不符。成千上万的作坊和壁炉内，滚滚黑烟喷涌而出，笼罩在拥挤局促的棚户区的上方。楼顶尖尖的住房由支架撑着，颤颤巍巍地攀附在城内山丘的陡坡上。被烟熏黑的神庙坍塌崩落，周边是一条条杂乱无序又肮脏曲折的街道。东方的国王们是亚历山大大帝麾下将军的后裔，把国都建得金碧辉煌，叫人错愕惊呼。和那些城市相比，肆意扩张的罗马寒酸且单调。城内的泥砖及污迹斑斑的石灰华（tufa）是那样邋遢不堪，以至于东方帝国的使者初次入城时，简直无从掩饰其鄙夷之情。罗马城内没有宏伟的建筑，这在希腊人看来是滑稽的落后之象征，但在罗马人眼里则是自由的标志。五彩大理石、浮华街道、城市规划：这些东西所代表的，如若不是君主特权，那还能是什么呢？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内，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行这般邪恶的卖弄。这也就是为什么，恺撒横渡卢比孔河前那令人焦虑不安的十年里，一座座浮夸绚丽的纪念建筑破土而出，却成了共和国即将毁灭的先兆。尤利乌斯·恺撒斥资修建了自己的广场，还在旁边修建大理石神庙，配以宝马雕像。伟大的庞培也曾把名字镌刻在城内第一座石制剧院中。这两座竞相较量的建筑与城市其余地方的污秽衰败格格不入，如同镶嵌在血肉模糊的牙床上的几颗闪闪发光的金牙。不足为奇的是，两者所彰显的都是斥资者的荣耀，几乎与罗马大众无关。把一座像罗马这样嘈杂破烂的城市打造成雄霸全球的帝国国都，是一项旷古未有的重建工程。唯独手头掌握无限资源、享受无上权威、拥有充足时间的公民，才敢想到启动这一项目。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像奥古斯都这样的罗马公民。

自然，第一公民对城市的慷慨关切不可能没有掺杂私心。他的所作所为没一件是大公无私的。自始至终，他都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的迹象，即便是来自逝者的也不放过。譬如，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后裔为壮大家族声威，在卡庇托尔山一侧的游行大道兴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物：一座巨大的拱门。不出所料的是，奥古斯都建起了一座更气派的拱门。他在罗马广场至帕拉蒂尼山的道路上大兴土木，一心要把最德隆望尊的家族也打压得灰头土脸。表面上，这座拱门是为其生父而建——他在屋大维仅4岁时便溘然长逝了；但其实，它是在彰显屋大维更璀璨夺目的家世渊源。这座拱门内没有屋大维尘世祖先的雕像，只有一尊雄伟的阿波罗雕塑和驷马马车，由一整块大石雕刻而成。奥古斯都巧妙而果断地将有关自己血统的流言蜚语扣在了他们的头上。尽管这座拱门无法确凿证实有关他母亲的传言，但也没有对其进行否定。据说，在奥古斯都出生九个月前，他母亲曾在阿波罗神庙休憩，一条蛇爬了过来，在她身上留下了奇迹般的“如蛇一样的彩色记号”。 [101] 这便是奥古斯都时常爱玩的双面游戏。一方面，为避免触怒罗马人民，他不愿直接称阿波罗为父，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满足于卖弄这一点；和往常一样，他总是鱼与熊掌兼得。

他无疑是踩着危险的钢索取得这一切的。一重身份近乎神明，另一重又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他必须天赋异禀，才能在绳索上保持平衡。奥古斯都的身上糅合了极度的狂妄自负和超凡脱俗的耐心自律。金碧辉煌的阿波罗神庙将光辉投射到第一公民在附近的家宅，同时也把那些原本只有寡头执政者才能享受的东西向普通公民开放。图书馆、庭院和柱廊都被并入神庙的主体，主宰着帕拉蒂尼山山顶。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公民本人的私宅就无可避免地显得寒酸质朴了。即便宅园原主人霍滕西乌斯骄奢成性，但时代潮流早就不复以往。豪门大户的府邸现在都装点着新的奢侈品。当时的著名时尚权威梅塞纳斯正忙着把暖水泳池引进罗马，因而第一公民的住宅在那些习惯了高档奢侈品的人看来“规模和风格都不够显著”。 [102] 梅塞纳斯在豪宅中央建起一座高耸入云、足以远眺亚平宁山的塔楼时，第一公民也不为所动。富可敌国的奥古斯都无须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拥有万贯家财。

他很清楚这种做法是契合大众情绪的。“他们可能会赞成修建具有美化性质的公共建筑，却对私人奢侈品毫无兴趣。” [103] 白手起家的奥古斯都追随者们炫耀着盗来的赃物，对他的目标毫无助益。早在内战时，他们就如饿虎扑食一般，大量侵占劫掠来的财富。梅塞纳斯热衷于时尚，时刻担忧自己会落伍过气。他那不成格局的花园位于一道城门旁，就修建在平民公墓之上，穷人的“白骨” [104] 成了他无比时髦的造型植物的肥料。相比之下，阴沉严厉的阿格里帕更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公众面孔。出身低微的他如今住在安东尼建于帕拉蒂尼山的豪宅里，而且掌管安东尼在海外的所有领土。尽管如此，他在人们心中仍旧有着一个备受喜爱的直率农民形象。他毫不犹豫地挑逗贵族阶层，大力鼓动私人艺术品公有化。他声称这样的珍宝应当由全罗马人共享。曾费尽心思对贵族阶级进行利诱、安抚的第一公民自然不适合将这一提议付诸实施；但阿格里帕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可能没有得到过主人的批准。奥古斯都凭借无可比拟的嗅觉，从上层阶级对普通大众的态度中识别出了又一利益来源。一方面，对这些坚守共和国高贵传统的人来说，有一条原则是“让罗马人民进行所有的授权、委派和任命”； [105] 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罗马人民又是“城市底层的污垢”。 [106] 这样的矛盾中隐藏着大量的机会，足以让奥古斯都进一步巩固地位。毕竟，还有谁比这位共和制的复原者能更好地表演伪善呢？

的确，第一公民妙手回春，治好了一个流血的政权。这样的狂言绮语在内战结束后几乎鲜有争议。元老院内挂着一块金盾牌，上面罗列着奥古斯都的重大德行，铭文记载道，这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共同放置的。这样的标语固然动听，但是，哪怕它宣扬的是贵族精英与黎民百姓之间的和谐关系，它也仍然暗示着一道分界线。罗马公民视集体利益为珍贵理想，他们对这种理想的承诺自建邦伊始就离不开斗争的鼓声。罗慕路斯伫立在帕拉蒂尼山山顶望见十二只雄鹰横空飞翔时，是在和双胞胎弟弟竞争。雷穆斯身处帕拉蒂尼山正南方阿文蒂尼山山顶的有利位置，却只看见了六只飞鸟；从那一刻起，双峰对峙的命运就注定了。帕拉蒂尼山一向是城市绝对权力的中心，阿文蒂尼山也一贯是弱势群体和平民（plebs）的据点。共和国最引以为豪的公民团结精神的背后，一直是阶级仇恨的脉搏在跳动。被贵族阶层讥讽为“伟大的肮脏平民（plebs sordida）”的穷人们有着漫长而骄傲的抗争传统，压迫自由的举动屡屡遭到了他们英勇的抵抗。

在纪念这些抗争的建筑中，最庄严的那一座正是利柏耳神庙，早在安东尼打算“收编”它的数世纪前，它就被建在了阿文蒂尼山山脚，用来纪念公元前494年，债务缠身、饱受富人勒索的平民发动的一场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就在这里，他们为反抗执政机构，选举了两位自己的官员——“保民官” [107] ——来捍卫自身利益。平民们一致同意，这两位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哪怕动他们一根手指都会付出生命代价。他们还立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契约以求达到效果。罗马上层阶级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条款。几个世纪后，保民官已经成了整个共和体制内最有权势的一种官职。侵犯在职官员就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保民官可以将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判处死刑；可以否决自己不赞成的法案；也可以召集元老以推行自己提出的措施。这种特权承载着传统的重量，拥有诱人的潜在管辖范围，很难不激起第一公民的兴趣。

自然，时机一到，他就采取了行动。他退任执政官，获得大笔赔偿。公元前23年，元老院把许多重大权力转移给了他，对他的领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巩固作用，其中一些正是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平民们不但没有怨恨罗马首富抢夺了他们辛苦赢得的特权，反而坚信他是自己的领袖。上层贵族行使保民官权力在罗马并非稀奇之事。就在一百年前，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两个孙子，提比略与盖乌斯·格拉古，就曾担任保民官；再往前一点，克洛狄乌斯·普尔喀那闹腾的事业也是以保民官为基石的。这三人留下的记忆一直带着明显的阶级斗争的意味。他们曾激起元老院的敌对分子公开暴乱。罗马街道上鲜血横流。格拉古兄弟双双惨死人手：提比略被人拿板凳腿活活打死，盖乌斯被砍头。而克洛狄乌斯则被一名政敌谋杀，导致暴乱四起，原元老院被毁。或许，元老阶级中也存在一丝紧张的气息，他们担心奥古斯都在下放执政官的权力后，可能会转而拾起保民官的权力。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就误会他了。像第一公民这样神秘莫测的弄权者是没有兴趣去玩弄伎俩、蛊惑人心的。哪怕被授予了保民官权力，他终归不是保民官。作为罗马百姓的宠儿，他还请缨担任元老院的保护者。他一离开罗马，元老院便明显而不安地意识到，平民们仍旧那样的容易受到煽动，而富人们也一样仰仗奥古斯都来保全自己的游泳池、艺术品和精美绿雕。公元前23年至前19年，第一公民远赴地中海东部，整座罗马城霎时间充满了派别纷争和街道斗殴。暴乱大范围爆发，凶杀案激增。一位执政官甚至慌慌张张地要求加派护卫。直到第一公民带着帕提亚人的旗帜从东方凯旋，城内才恢复了秩序。这一教训深刻而真实。“奥古斯都离开罗马时，人们暴戾且易怒——在他回来后，他们便规规矩矩的了。” [108]

元老院的守护者和平民的卫士：第一公民不仅拥有这两重身份，还代表着别的。长期以来，共和国最大的敌人都是其自身。高官显爵的贪婪和黎民百姓的残暴一度将共和国带向了毁灭的边缘。如果神明没有派遣奥古斯都拯救罗马于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那么罗马城与罗马帝国必将倾覆于一旦。第一公民的职责不言而明：守卫共和政体，防止它内陷崩塌。改革是他内心最不想要的。他的天授责任就在于，让元老院和普通百姓勿忘罗马最初的模样。将罗马人与生俱来的德行和纪律复原，他的使命就完成了。“优秀的人，”他曾响亮有力地宣称，“是不愿改变传统方式的人。” [109] 奥古斯都采取的一切行动、做出的一切改变、推行的一切与新兴习俗决裂的政策，都不是为了创新，而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恢复罗马人古老的伟大传统。

曾经，神明给予了罗马恩宠和庇护。祭祀的火焰散发着香气，烟雾笼罩了骄阳；斧刃挥动，白公牛的鲜血滴落地面；古老原始的节日维持着一年的秩序。但光阴荏苒，随着游行传统逐渐被摒弃，许多仪式渐渐被遗忘，神庙的壁石也沉默了多年。庙宇和城市其他地方一样荒废、倾圮，许多人为此深深战栗，贺拉斯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庇护所饱经烟熏火燎，发黑的躯体残破不堪。” [110] 从腓力比回到罗马后的那段艰难岁月里，他步履维艰，几近举债；公民自相残杀的记忆搅得他心神不宁，失去土地又让他一贫如洗。经历了这一切后，这位诗人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神明由于受到忽视，便给悲伤的意大利带来了重重不幸。” [111] 肩负天神所授重任来医治共和国的奥古斯都对这一诊断非常认同。修复帕拉蒂尼山上存放“荣誉战利品”的神庙只是一个开端。摇摇欲坠又没有屋顶的神庙不仅是对神明的冒犯，也是对罗马人尊严的侮辱：是城市面孔上的脓包。奥古斯都手头掌管全天下的财富，完全有能力买下必需药物。衰败的将焕然一新；发黑的将重新变得洁白；泥砖将被替换成大理石。脚手架从帕拉蒂尼山的阿波罗神庙上被拆下来后，又接连搭在了罗马城其余所有地方。就连莉薇娅也参与其中，她出钱装饰了阿文蒂尼山上的一座圣所，受到了罗马尊贵女主人们的青睐。至于第一公民自己，则出资修复了至少八十二座神庙。如果说有一些只是被涂抹了一层油漆或粉刷了一层灰泥的话，那么可以说绝大多数神庙接受了世上最伟大的建筑家能够提供的“改头换面”手术。一座座大山被夷为平地以提供必要石料。无论如何，这就是当时流传四方的玩笑。此时此刻，美丽代替古老成了至关重要的指标。“祖庙以前的样子是令人满意的，但变成金黄色后更加舒心悦目了。毕竟，庄严成就神威。” [112]

对此，神明显然是认同的。公元前17年，即凯旋将军·恺撒更名奥古斯都十年后，罗马显然已经再次成了上天垂爱的神圣之都。“天下河清海晏，合法的政治秩序得到复原，万物欣欣向荣。” [113] 随着5月结束、6月到来，罗马人受邀参与一个重大的仪式：庆祝世纪之交与新时代的曙光。城内开展娱乐活动；举办车赛；举行丰盛的筵席。不过，一连三天都得先向神明献祭他们应得的食物和鲜血。夜幕降临时，全城人举着免费发放的火炬，将夜空照得透彻明亮，第一公民本人领头开始庆祝。对于主管城市命运的白袍命运三女神莫伊莱，他献上了羔羊和山羊；对于分娩女神，他奉上了糕点。一个黄金盛世就此拉开序幕。为防有人仍然接收不到这一信息，贺拉斯特意为该场合创作了一首诗，歌声在卡庇托尔山和帕拉蒂尼山朗朗响起，只为了让这一消息广为人知。“赋予罗慕路斯的子民财富、子孙和各种各样的殊荣。” [114] 纯洁诚挚的男童女童齐声歌唱着，祈祷声响彻罗马广场，烘托着流光溢彩的大理石神庙在天际勾勒出的弧线，令听者无不深信神明已经降下福泽。“真相、和平和荣誉，以及我们那庄严的道德传统，还有美德，这些久经遗忘的事物再次回归我们的生活。天授的富足也是——罗马因此拥有了丰饶之角（horn of abundance）！” [115]

而且，在接下来数年里，城市依旧富得流油。罗马在以飞快的速度变美。不只是神明的殿堂得到了修缮。在罗马人的注视之下，城市逐渐摆脱破败景象，焕发出越发灿烂的光辉。人们开始将使用第一公民那明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视作理所当然。他的慷慨大度似乎没有边际。举例而论，当伟大的庞培的后裔穷困潦倒得无以维修先祖留下的石制剧院时，除了奥古斯都外，还有谁应挺身而出呢？其他贵族深知自己无法在这方面与他较量，一早就退出了角逐。无论是修建无比壮观的澡堂，还是将罗马人的投票大厅改造得富丽堂皇，或是修缮城市街衢，都只有奥古斯都和他的至忠之臣阿格里帕会亮相。

第一公民是那样大公无私地关切着公民同胞的利益，以至于连自己朋友留下的记忆都可以舍弃。其中一位朋友是韦迪乌斯·波利奥，这位财政家为提高罗马在小亚细亚行省的税收效率做出了卓越贡献，还因此富堪敌国。公元前15年，他撒手尘寰，给第一公民留下了大片地产，那是他一时兴起在罗马广场上方的山嘴处修建的。奥古斯都则兴师动众地将它夷平，把地皮送给了妻子。而莉薇娅和丈夫一样，深知自己对罗马大众的责任，便将此地重建得美轮美奂，饰以柱廊和喷泉，献给了欣喜若狂的人民。就这样，在恺撒·奥古斯都主宰的新世纪里，朱门大户的自私贪婪最终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一个实实在在的典范就此树立。” [116]

韦迪乌斯的离去述说着光阴的流逝。这位曾经的无名小卒在内战的屠杀和剧变中大发横财，一举成了罗马的大财阀。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前的那段岁月里，公民们在自由的共和政体下激辩，然而，还记得这段岁月的人都已经老了。公元前13年末雷必达溘然长逝时，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三执政之一并没有于数年前死去。公元前36年他被正式剥夺权力，被放逐到意大利一处人迹罕至之地，二十多年来宛如鬼魂一般离群索居。他只留有一个荣誉：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之职。自然，不用猜就知道他的继任者会是谁了。曾经，罗马人一再给奥古斯都施压，要求撤销雷必达的大祭司一职，但第一公民以亵渎神灵为由坚决拒绝了。现在，公元前12年到来，意大利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来到罗马为奥古斯都的选举欢呼庆祝。

与此同时，新祭司正以一贯敏锐的目光寻找大好时机，准备充分利用这一职位。按照传统规定，他应当搬进一座位于罗马广场中心的官方府邸，去守护那些照看罗马永恒圣火的贞女。但奥古斯都丝毫不打算放弃帕拉蒂尼山的位置，便做出了一个虔诚又利己的折中决定：把自己房屋的一部分献给维斯塔女神。他的私人宅园本就和阿波罗神庙连在一起，此时又被镀上了另一抹圣洁的光辉。奥古斯都离神界又近了一步。

这个在19岁当选执政官、令罗马传统的捍卫者蒙受奇耻大辱的人，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即便雕刻家仍然将他刻画得异常年轻，但他脸上的皱纹还是越来越深。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密友也慢慢经不起岁月的蹉跎了。就在奥古斯都当选大祭司后短短数月，阿格里帕就因操劳过度而与世长辞；四年后，梅塞纳斯也溘然长逝，他在遗嘱中嘱咐老朋友“要像你曾关照我那样关照贺拉斯”。 [117] 五十九天后这位诗人驾鹤西去，奥古斯都就将他葬在了梅塞纳斯的坟墓旁边。

对于像奥古斯都这样间歇性发病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警醒着他大限将至；尽管如此，第一公民并没有很快去世。数十载光阴眨眼飞逝，他竟然奇迹般地越发健壮了。岁月并不与他作对。灰白的头发不仅没有减损他的权威一分，反而还起到了抛光打磨的作用。如今的他宛若一个为城市鞠躬尽瘁的迟暮老兵：这也恰是罗马人骨子里熟悉的当权人物的形象。公元前3年，奥古斯都进入了花甲之年。几个月后，他时隔多年再度当选执政官。而公民同胞们仍旧没有丧失为他授予荣耀的热情。1月，一支平民代表团来到他的海滨府邸，恳求他接受新的头衔“祖国之父”，但奥古斯都拒绝了。接着2月5日，罗马社会各阶级的人聚集起来，强行要把这份荣耀加在他身上。回归罗马后，第一公民来到一座剧院，观众席上所有人都拥护他为“祖国之父”。不久后，在一次元老院会议上，元老们聚集在一起发出了又一重声音。“我们和罗马人民一样，”发言人说道，“拥戴您为‘祖国之父’。”这一次奥古斯都没有拒绝。“我所渴望的一切，”他哽咽道，“都在此刻实现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118]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一开始是以替父报仇的名义走上权力之路的。“那是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的首要目标。” [119] 四十多年过去了，他自己也已身为人父。同一年夏初，5月12日，第一公民正式向神明献祭了一座建筑作为自己非凡事业的丰碑。该建筑比之于他献给罗马人民的其他所有建筑都要远胜一筹。早在腓力比大战前夕，他就曾宣誓承诺要建造这样一座献给复仇者玛尔斯的神庙，但该神庙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真正完工。他不愿勾起人们对他年轻时没收土地的回忆，便有意避免采取强制征购的手段。他的特使因此陷入了大量的地产纠纷。一些地主直接表示不愿出售土地。他们的执拗给建筑师施加了不小压力，导致整个建筑轮廓存在许多奇怪的角度。设计图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翻，建造计划一直耽搁了好几年。最后，奥古斯都的耐心被磨光了。他下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神庙建好。尽管献祭日已经近在咫尺，工人们却仍在搜集建材，东一下西一下地刷油漆。但最后仓促赶就的几笔并未减弱它令人叹为观止的气势。奥古斯都的这项复兴工程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杰作。罗马城从蛮荒原野上升到世界的权力巅峰，毋庸置疑地印证了罗马人体内的玛尔斯血液。奥古斯都为这样的一个民族献上了一份最完美的供品，“一项在规模上堪比神明居所的成就”。 [120]

战争铸就了罗马，也成就了奥古斯都。第一公民没有逃避这个事实。他把对父亲的责任刻在了熠熠发光的新广场上。尤利安家族的雕像伫立在复仇者玛尔斯神庙的一边，形成一个半圆，正中央则立着光芒万丈的埃涅阿斯。但是，这座伟大的神庙所要纪念的复仇行动并非只是血流漂橹的腓力比战役，也不只是另一场更令人快慰的胜利。由克拉苏输给帕提亚人，但最后被奥古斯都赢回的鹰旗才是更能彰显奥古斯都胜利的物件。这些鹰旗从卡庇托尔山的临时据点被移出后，被用来装饰直插云霄的玛尔斯神庙的至圣内殿。虽然取回鹰旗的是奥古斯都本人，但这场胜利是所有罗马人皆可共享的。殿堂外，半裸的玛尔斯雕像手执剑和矛，脚踩世界，从神庙正前方睥睨着罗马广场的彩色石板。奥古斯都并没有自命不凡到将罗马的全球影响力都归功于自己。

恰恰相反。罗马广场的另一边伫立着另一组半圆形雕像，和尤利安家族遥相对望。那中间立着罗慕路斯及其“荣誉战利品”；周围则是其他为罗马大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它们组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荣誉殿堂。 [121] 奥古斯都宣称，自己在造福罗马时，受到了这些楷模的许多启发。他源于他们，就如同他源自尤利乌斯·恺撒家族那样显而易见。他身上体现的品质不会令人有一丝陌生感，全部与最高贵的罗马传统相吻合。那些“追随他、拥护他为第一公民” [122] 的人也是这样。不存在什么革命。罗马的过去与未来就这样相遇，在一个个体的手中被联系了起来。

凯旋将军、奥古斯都、祖国之父：曾经的盖乌斯·屋大维在主持新神庙群的献祭仪式时，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需要证明的了。他一向深信自己是神明的宠儿，而现在还有谁能有理有据地质疑这一点呢？“您是史上最伟大的第一公民。” [123] 贺拉斯在死前不久如是写道。这番断言并非阿谀奉承，只是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罢了。奥古斯都给公民同胞带来了和平，让他们顺应众神，还恢复了他们的希望。

那么，现在一切都不会出错了吗？

[1] 莉薇娅的出生地几乎可以确定是罗马，出生日期为59年（或58年）1月30日。See Barrett （2002），pp. 309-10.

[2] 莱瓦娜（Levana）取自拉丁文“Levare”，意为“举起”，主宰着接生婆将刚刚出生的孩子举起的那一刻。

[3] Virgil. Eclogues ：4：61

[4] Plutarch. Roman Questions ：102

[5] 尽管罗马人准备欣然接受这一点，但其实迦拉太人在这一方面与他们相距甚微。

[6] Seneca. On Mercy ：1.14.3

[7] 让罗马人自己都觉得神奇的是，男孩在出生九天后才被赐名。

[8] Barrett（2002：P.348，n.18）表示目前缺乏明确证据来验证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否为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的养父，但他承认的确存在大量间接证据。

[9]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3.67.5

[10] Cicero. Against Verres ：5.180

[11] Cicero. On the Responses of the Haruspices ：13.27

[12] 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曾记载了尤利乌斯前情妇、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之母赛维莉娅的五字反驳。“我忍住不说。”西塞罗如是记载。

[13] Cicero. For Marcus Caelius ：21

[14] Tacitus：1.4.3. 学界普遍认为，克劳狄家族的名声是在公元前1世纪开始衰败的。Wiseman（1979）认为是该世纪50年代末期与40年代，这种说法可信度较高。

[15] Valerius Maximus：1.4.3

[16] Lucan：2.358

[17] Cicero. On his House ：109

[18] 欲了解番红花花蕊用于“改善妇女经期与生殖周期”的意义，见Sebesta，p. 540，n. 33。

[19] Plutarch. Romulus ：15.5

[20] Appian：4.11

[21] Velleius Paterculus：2.71.2

[22] Valerius Maximus：6.8.6

[23]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2

[24] 这位政敌就是安东尼。事实上，屋大维的家族古老而富裕，只是近年才取得一定政治影响力。屋大维的父亲是其家族中进入元老院的第一人，后在马其顿任职，若非在返回罗马途中去世，本可竞选罗马执政官。

[25] 哺育小屋大维的那间房因此具有了极强的超自然力量。任何人试图在该房睡觉时，都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扔出房外。

[26] 但根据Dio所述（47.49.3），布鲁图斯的头颅丢失在了海里。Plutarch （Brutus ：53.4）记录了另一项罗马传统。他记载道，安东尼火化了布鲁图斯的尸体，并将其骨灰带给了布鲁图斯的母亲。

[27] Appian：4.8

[28] 《图利亚赞歌》（“In Praise of Turia”）：该段落引用自一位服丧的丈夫刻在亡妻墓碑上的悼词。这个死去的女人一直被认为是英勇无私的楷模，名为图利亚。据Valerius Maximus（6.7.2）记述的一则逸事所言，为了令丈夫免受“公敌宣告”的迫害，图利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古典学家则一贯对该女人的楷模身份持怀疑态度，在今日更甚，虽然并非全然嗤之以鼻。

[29] Appian：4.4

[30] Suetonius （Augustus ：15）表示，200名元老与骑士成了祭品。该故事显然源自敌对方的史料，虽然夸张了不少，但明显可以看出，该故事定是源自真实案件。

[31] Suetonius. Augustus ：62.2. 此处引用的是奥古斯都的原话（fragment 14）。

[32] Suetonius. Augustus ：62.2. 此处引用的是奥古斯都的原话（fragment 14）。

[33] By Brunt （1971），pp. 509-12

[34] Virgil. Eclogues ：1.11-12

[35] Propertius：4.1.130

[36] Virgil. Eclogues ：9.5

[37] Horace. Satires ：2.1.37

[38] Horace. Satires ：1.6.72-3

[39] Virgil. Georgics ：1.505

[40] Strabo：6.1.2

[41] Propertius：2.1.29

[42] Velleius：2.88.2

[43] Horace. Epodes ：7.17-20

[44] Horace. Odes ：2.13.28

[45] Horace. Satires ：2.2.126-7

[46] Appian：5.132

[47] Appian：5.130

[48] Plutarch. Antony ：24

[49] Virgil. Aeneid ：4.189-90

[50] Seneca. Letters ：94.46. 出自 Sallust，The Jugurthine War ：10.6。

[51] Seneca. On Benefits ：3.32.4

[52] Strabo：5.3.8

[53] Horace. Epodes ：9.5

[54] Horace. Satires ：1.5.29

[55] Horace. Satires ：1.6.61-2

[56] Horace. Satires ：2.6.58

[57] Horace. Satires ：2.6.1-3

[58] Res Gestae ：25.2

[59] Virgil. Aeneid ：8.678-9

[60] Horace. Odes ：1.37.1

[61] Ovid. Fasti ：1.30

[62] Cicero. On Duties ：2.26

[63] Livy：1.10

[64] Cornelius Nepos. Life of Atticus ：20.3

[65] 或者说，小恺撒遵循的，只是他与部下声称的所谓的“古老传统”。整个古老仪式也很可能是捏造出来的。See Wiedemann，p. 482.

[66] 屋大维娅这一名字被印在弹丸上。此外，弹丸上还有文字谴责小恺撒为不检点的“狗杂种”。See Hallett（2006），p. 151.

[67] 首次将屋大维大败塞克斯图斯与采用“凯旋将军”这一名号联系在一起的，是Syme所著的一篇经典论文（1958）。

[68] Horace. Satires ：2.6.55-6

[69] Virgil. Georgics ：4.90

[70] 一层密不透风的黑雾笼罩着凯旋式的起源，欲了解详情请参考 Beard （2007），pp. 305-18。

[71]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2.34.2

[72] Virgil. Aeneid ：8.717

[73] Propertius：2.8.14

[74] Virgil. Aeneid ：1.291

[75] Cassius Dio：51.24

[76] Livy：4.20

[77] 近年发现的硬币上所刻文字。该硬币铸于公元前28年。See Rich and Williams.

[78] Achievements of the Deified Augustus ：6.1

[79] Achievements of the Deified Augustus ：34.1

[80] Aulus Gellius：5.6.13

[81] 该铭文源自公元前19年铸造的一枚硬币。See Dear，p. 322

[82] Cassius Dio：53.6

[83] Cassius Dio：53.20

[84] Horace. Odes ：3.8.18

[85] Horace. Odes ：1.35.29-30

[86] Horace. Odes ：3.14.14-16

[87] Ovid. Sorrows ：4.4.13-16

[88] 一些学者争论该神庙是否真的被建造出来了。但硬币上存在证据，而且Dio也明确指出，该庙“仿朱庇特神庙”（54.8），建于卡庇托尔山。这两样证据在我看来是无法驳斥的。

[89] Ovid. Fasti ：1.609-10

[90] Macrobius：2.4.20

[91] Macrobius：2.4.12

[92] Quoted in Suetonius. Life of Horace

[93] Suetonius . The Deified Augustus ：70.2

[94] Servius. On the Aeneid：4.58

[95] Velleius Paterculus：

[96] Plutarch. Antony ：75

[97] Virgil. Aeneid ：8.720

[98] 恰如卡庇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用来敬奉朱诺与弥涅尔瓦，利柏耳神庙也同时用来敬奉刻瑞斯与利柏拉。Wiseman （2004：p. 68）表示，这并非巧合，利柏耳神庙是有意要与卡庇托尔山的巨庙形成鲜明对比的。这种说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99]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79.2

[100] Ovid. Sorrows ：1.70

[101]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94.4

[102]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72.1

[103] Cicero. In Defence of Murena ：76

[104] Horace. Satires ：1.8.16

[105] Cicero. On the Agrarian Law ：2.17

[106] Cicero. To Atticus ：1.19.4

[107]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罗马保民官的数量增加了。至公元前449年已经达到十位。

[108] Cassius Dio：54.10

[109] Macrobius：2.4.18

[110] Horace. Odes ：3.6.1-2

[111] Horace. Odes ：7-8

[112] Ovid. Fasti ：1.223-4

[113] “In Praise of Turia”

[114] Horace. “Carmen Saeculare ”：47-8

[115] Horace. “Carmen Saeculare ”：57-60

[116] Ovid. Fasti ：6.647

[117] From Suetonius’s life of Horace

[118]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58.2

[119] Ovid. Fasti ：3.709

[120] Ovid. Fasti ：5.553

[121] 据Suetonius所述，这些雕像中的人物从穿着来看似在庆祝一场凯旋式。但从考古发现的碎片来看，一些雕像身上穿的其实是托加袍。

[122]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31.5

[123] Horace. Odes ：4.14.6

第三章 疲于残忍

反璞归真

自然，总少不了流言蜚语。

一向如此。流言是罗马公民所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凡是有人扎堆的地方，谣言就会被当作新闻来交换。一个故事只有在罗马广场有了听众，才能以不可抵挡之势传播到城市的大街小巷，传播到作坊、狭窄的死胡同和阴暗狭小的街区。在这些街区内，猪仔们翻找着垃圾，洗衣工晾晒着衣物。罗马人向来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家丑很快就会外扬。罗马政治生活并不是毫无来由就被命名为共和的。哪怕最德高望重之辈，一旦卷入是非都铁定逃不掉群众的奚落和唏嘘。城内随处可见的涂鸦，足以让所有识文断字的人都知晓事态。那上面充斥着无情冷酷的污秽之词，以至于人们担忧其沉重的分量可能会让墙塌陷。就连文盲都会在冒犯自己的人的纪念建筑前拉屎。罗马人可谓世间少有的抹黑能手。

这样来看，像奥古斯都这样长时间立在风口浪尖的人，是不太可能白袍和衣摆上一丁点污秽都没有沾到的。他和莉薇娅轰动全城的婚姻至今还鲜活地留在公民们的记忆中。一个连别人孕妻都敢抢夺的人，无疑也能和其他任何人发展出几段风流韵事来。奥古斯都的风流广为人知，尽管具体细节模糊不清。而莉薇娅据说不仅没有惹是生非，反而对丈夫通奸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断给他挑选处女，以确保他对自己不变心。朋友们为了帮第一公民掩盖桃色绯闻，便坚称这些风流韵事都是精心策划过的，并非出于肉欲，而且他只和自己密切注意的元老的发妻结合过。其他人就不这么肯定了。在许多公民看来，奥古斯都这样的好色之徒似乎缺乏罗马人特有的自制力。没有节制的性欲只会出现在女人身上——当然，是希腊女人。对一个熟知城市最高贵传统的罗马公民来说，这是非常不体面的。到处睡女人的精力应该被拿来更好地服务罗马民生。连环通奸者的名声一点也没能提升奥古斯都的男子气概，反而更添阴柔邪恶色彩。一个人如果被欲望奴役，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和有夫之妇打情骂俏的花花公子大都女里女气的。据传，第一公民曾用烧得火红的坚果壳烫腿毛，以求大腿光滑无比。

这个细节当然够骇人听闻了。但对奥古斯都本人来说，情况还没有糟到极点。和安东尼相比，这还算轻的呢。奥古斯都所遭受的指控没有一项能与他当年向这位劲敌所泼的脏水相比。他所遭受的名誉损失也不严重。事实上，他的秽闻丑事之所以激起风浪，很少因为它们貌似可信，更多是由于不太可信。第一公民不仅没有蔑视诽谤者的道德原则，反而将自己的私生活也分享给他们看，而且对此罗马举城皆知。当奥古斯都故意泄露自己所穿衣服是由妻子所织时，没人会想到去指责这个现实世界中最富有的人身穿家纺织品是虚伪的。莉薇娅的存在给奥古斯都家增添了一抹贵族色彩，她本人也是以罗马古老美德化身的身份来侍奉这个家的。身为奥古斯都的配偶，她身上从未出现过任何通奸之类的传闻。她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以忠贞和严格的自律精神捍卫着自己第一公民夫人的地位。她很清楚“自己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是人们紧密关注的焦点”。 [1] 公共场合中她从来不会不穿斯托拉（stola）就出现。斯托拉是一种笨重且不透风的宽松长袍，是罗马女主人之谦逊的象征。莉薇娅非常明白丈夫对女人有哪些要求。私底下，她是他最亲近的红颜知己；公共场合中，她则是虔诚和传统价值观的象征。

罗马人习惯将美德与标准严苛且充满英雄主义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美德的仰慕恰好与他们对闲言碎语的热衷形成对立面。财富和家世从来不是决定地位的唯一因素。“在罗马人眼里，一个人不应该由着性子结婚生子——也不应该为了个人偏好和私欲放纵自我。” [2] 罗马的监察系统严苛且残酷，而且是经过官方许可的。公民的阶级地位都经过严格划分。如果出现与所处阶级地位不符的行为，该公民便会被降级。身处社会秩序顶端的第一公民自然对同胞的规则十分看重。罗马在混乱动荡的内战结束后恢复和平，意味着等级秩序也将得到复原。公元前28年及此后十年，奥古斯都对全城公民进行了人口普查。不出所料的是，他对上层阶级尤其注意。元老院在公元前28年的这次普查中被大幅缩减规模，并且在公元前19年又遭受了另一场清洗。此举对被淘汰者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却极大提高了顺利过关之人的威望。奥古斯都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做法提升了整个上层阶级的威望。这种威望在拉丁语中被称作maiestas，意思是威严与伟大的光环。在公民选票举足轻重的那些日子里，威严一词曾被所有罗马人视作特权。第一公民肯定是最有威望的显贵要人，但他并非唯一。毕竟，打造一个优秀的元老院以便合力担负复原共和国的重任，是他实现目标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即便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也无法独立扛起那样的重任。

但有一个问题是，元老院这个阶级具备的排他性越强，能够协助他解决帝国需求的人手也就越少。无疑，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智囊团来代替。要对这个世界进行高效管理，此举势在必行。好在第一公民于政权建立以前就发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贯引领潮流的梅塞纳斯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尽管奥古斯都托付给他重大责任，但他从未担任过任何正式官职。他没有加入元老院去竞选公共职位。普通公民可以攀登到的最高阶级已令他心满意足：骑士阶级（eques）。在尚未开化的早期罗马，一匹马就足以让公民变身为城市精英——但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在上一个世纪里，许多骑士倚仗罗马的帝国大业发家致富，最后坐拥数个纯种马马厩。元老们由于法律限制无法从事肮脏的海外贸易，因此这一领域完全留待骑士来开拓，任由他们大口啃食罗马新行省的财富。后来在共和国的内爆危机中，这一社会秩序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冲突的风暴中由普通人晋升而成的骑士” [3] 成了豪门大户中的一员。内战中处于战胜方的官员、来自意大利不知名城镇的急于改善处境的贵族，以及——尴尬的是——翻身奴隶偶然诞下的儿子，全都开始戴象征骑士的金戒指了。这类人恰好是第一公民所需要的人才。他们强硬坚定、成就斐然，恰好能构成他所需要的一样东西：一支由军官组成的现成军队。一方面要尊重元老院这一阶级，一方面又对元老院成员暗含怀疑，徘徊挣扎的奥古斯都很难不对新晋骑士这一群体热脸相迎。恰如梅塞纳斯可以担保的那样，第一公民伸出的友谊之手很可能赢得不少人情。元老院还在为自己的威望所散发的灿烂光辉欢欣雀跃时，骑士阶级已经开始在暗处蓬勃壮大了。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指挥权与官职不再是被选举出的官员的专属权，正逐渐朝私有化的方向倾斜。

这种政策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唯有致力于革新时，奥古斯都才如此小心谨慎：他既展望未来，也缅怀过去。他越是背离传统、把公共职位授予骑士，就越是打着颂扬骑士原始使命的幌子来遮掩这一政策。他迷恋且神往罗马早期峥嵘岁月里披坚执锐的骑兵奔向敌军的幻影。背叛这一传统的人将付出代价。一个骑士曾砍掉两个儿子的大拇指，令他们无法参军服役。事情败露后，第一公民对他严处重罚，以儆效尤。这个可怜人被公开售卖，后来由奥古斯都的部下买下，被屈辱地逐出了国门。但他并非唯一被放逐的人。任何骑士若有一丁点没达到第一公民期望的标准，就极有可能被他从元老阶级轰出。奥古斯都甚至每年都对他们进行视察，有如复兴一项庄严传统。每年的7月15日，骑士们得在罗马街道上骑马列队行进，像刚刚打完仗一样。因勇气非凡而受到嘉奖的骑士还应当带上第一公民授予的奖赏。年老体弱、不适合骑马的人则可以步行。在大部分人眼里，这是“一个足以彰显罗马霸权之伟大的壮观场景”。 [4]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一些骑士就连在世界之都参加这种宣扬质朴庄稼汉美德的游行时，都得很吃力才能摆出一张严肃脸。今时不同往日了。罗慕路斯统治下的那个遍地牛棚与茅舍的小村庄现已成为一处由黄金与大理石构筑的仙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年代。先祖身上展现出的纯朴和粗野已经是过去式了。” [5] 一位年轻时髦的诗人如是说。在奥古斯都统治的第二个十年里，这位诗人一跃成为城里备受追捧的时尚先驱，代表着罗马都市美男的真实声音。他出于亲身经历，对被第一公民理想化的乡村生活极为厌恶。普布利乌斯·奥维第乌斯·纳索又名奥维德，虽然为人温文尔雅、成熟老练，但身上仍带着一股乡土气息。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而是出生于罗马东部约90英里的富饶、散漫的小城苏尔莫。几十年前，那里的部族热切地参与了意大利叛变。此外，他们高明的巫术也是众所周知的。苏尔莫四面险峰环抱，与大都市中间隔着一片狼群匪盗层出不穷的森林。奥维德家虽数代皆为骑士，但已在苏尔莫当地稳扎根基，是小池塘里的大鱼。接着，他们和意大利其他许多家族一样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奥古斯都当权揽政，灿烂夺目的新机遇开始向奥维德这样的家族敞开。他的父亲欣然抓住机会，把两个儿子送到罗马，在他们的教育上不惜重金。奥维德的哥哥在20岁英年早逝，父亲的远大期望便全落在了奥维德一人身上。“元老院在等着呢。” [6] 但这个年轻人志不在此。“对于这样的职业，我既缺乏强健的身体，又缺乏一定的才能。我因害怕远大抱负所带来的压力而退避。” [7] 父亲的严厉要求、第一公民对罗马远古时期的颂扬、对军事价值的大力鼓吹，所有这一切无不让年轻的奥维德心里发凉。他不仅一一杜绝，还觉得它们荒唐可笑。

从这个角度看，很容易就能辨别出他是新一代的人。奥维德出生于尤利乌斯·恺撒被刺身亡一年后，因此不知晓自由共和时期的罗马生活是什么样的。同样，他也没有经历过长辈们所遭受的那些灾难：在异国他乡与公民同胞手足相残，祖传土地被陌生人抢夺一空，眼睁睁看着城市付之一炬。享受着恺撒·奥古斯都创造的和平与繁荣，奥维德深知自己被免去了什么样的劫难，并对此感恩万分。但他并不觉得给人带来幸福的和平与繁荣代表着罗马古老神授秩序的复原，他认为那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事物，是现代化的精华所在。“当下，”他欢声道，“让我倍感舒适。” [8] 奥古斯都精心设计的城市面貌一是为了映射神明的恩宠，二是为了纪念罗马人民以及他自己的伟大荣耀。奥维德就在其间找到了一处游乐胜地，并从中获得了无穷妙趣——但并不是第一公民会喜欢的乐趣类型。总的来说，奥维德的消遣方式都太新奇另类了，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他徐步登上帕拉蒂尼山参观阿波罗神庙，在韦迪乌斯宫殿旧址上的阴凉柱廊前徘徊，或欣赏庞培剧院的拱门，但都不是去瞻仰建筑，而是在观望美女。

奥维德不仅对此公开炫耀，还摆出一副宇宙“爱情导师”（tutor in love） [9] 的模样。对于罗马人这样恪守道德戒律、意志坚定的民族来说，这种做法太让人震惊了。早在奥古斯都开展人口普查之前，一位元老就曾因在公共场合亲吻发妻而受到降级处分。一位德隆望尊的道德家曾严肃地开玩笑说，一个女人只有在受到雷声惊吓时才能投入丈夫的怀抱。 [10]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标准逐步放宽；但随意舍弃对同胞的职责、投身于闺阁情趣这一念头仍旧是骇人听闻的。奥维德嘲笑这些传统太过正经。他故意带着一丝喜悦将自己的蔑视之情展露出来。“我们的传统美德不适合我。” [11] 恺撒·奥古斯都在举行罗马史上最盛大壮观的凯旋式时，带着从埃及女王那里赢取的战利品在都城骑马游行。而奥维德在因掌掴女友而暴捶自己时，想象着于一场类似的凯旋式中，将鼻青脸肿、面色苍白的她带到街上游行，任由围观人群欢呼，“好哇，这个勇敢大胆的男人，他打败了一个女孩！” [12]

奥维德清楚，这个笑话很容易让老于世故的明白人发笑。对伟大的嘲笑既是贫民窟的传统，也是交谊厅的传统。假装恢复了内战中丧失的言论自由等自由权利的奥古斯都几乎不会去理会这一两处跳蚤叮咬。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们或其他任何人就能任意妄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奥古斯都是天神命定的人选，担负着拯救罗马民族、重建罗马民族的神圣使命，容不下任何腐蚀先祖价值观的行为。罗马公民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锻造而成的。生为雄性并非等于男人。正如曾经弱小卑微的罗马崛起为世界霸主一样，每个罗马人都必须终其一生在千锤百炼中力争达到罗马男人的标准。身体和精神上的柔弱会构成永久威胁，必须不惜一切地对此加以防范。奥古斯都在城里建造了那么多璀璨夺目、美轮美奂的丰碑，可不是为了看它们沦为花花公子出入的风月场。和平的果实如果只滋生了阴阳人般对肉体享受的痴迷，便毫无价值可言。

“一切都归根于自律。” [13] 这当然不是说公民应当像太监那样生活。恰恰相反，罗马男人阳具硕大有力而且技艺精湛。男性阳具的塑像在罗马随处可见。放在门口象征好运、放在岔路口以图保佑、放在公园驱逐鸟儿。直挺坚硬的阳具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无疑备受艳羡。尺寸巨大的男人在走进澡堂时，很有可能会被致以“一轮紧张的掌声”。 [14] 配备了这种武器的公民，尤其气血方刚之际，“有兽欲也在情理之中”， [15] 是很难将它长期隐藏的。即便最恪守清规的道德家也承认这一点。毕竟，若非如此，又怎么会有妓女的存在呢？妓院和厕所并没有太大不同：是的，它们都肮脏而污秽，却是盛装人体排泄物的必备容器。如同尿急了憋不住一样，男人无法忽视自己的性需求。Meio这个词同时指代“小便”和“射精”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两下快速而深入的抽动就像将一把剑捅进肠子一样，“直抵毛发和球体的茎部”， [16] 然后完事大吉。无论是射向阴道、肛门、还是嘴巴，都没有本质区别——只要技术足够娴熟。至于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抽动，也无关紧要，前提是符合一个关键条件，遵守一项必要的防护规定：绝不触碰罗马的自由民，无论此人是男是女。

这个禁忌既古老又有力。对它的坚守体现了罗马人是如何定义自己这个民族的。在他们眼里，纯洁“这男性和女性最主要的支柱” [17] 并不是一种无趣或消极的美德，反而闪烁着明亮的火焰之光。和每个罗马妇女都需照看的壁炉火焰一样，只要没有亵渎神灵，这些火焰就不会熄灭。正因如此，在所有由不知节制的性欲而引发的罪孽中，通奸最让公民同胞们惶惶不安。给一个男人戴绿帽并不只是睡他的妻子那样简单，还是对他本人的性侵。奥古斯都与元老妻子的风流韵事间接反映出的是他的至上地位。毕竟，没人敢向第一公民索赔。无论谣言的真相如何，总之，没有什么比奥古斯都通奸而免受报复更能深刻说明元老们在他的伟大地位面前的无能。根据传统规定，这种报复其实是非常残暴的。一位以严厉而闻名的道德家曾规定，被抓现行的有夫之妇可直接被处死。 [18] 根据一些人所述，她的情郎也会是一样下场。不过，其他更宽容的人则推崇阉割，或者往其肛门内塞一条乌鱼。野蛮甚至致命的暴力威胁笼罩在每个奸夫淫妇的头上。

但当真是这样吗？对那些紧跟时代步伐的人来说，远古时期的性禁忌似乎有些过气落伍了。“会在妻子偷情时发怒的，那不就是个农夫吗。” [19] 时刻把握上流社会脉搏的奥维德这般圆滑老练地评论道。可如果被戴绿帽的滋事者是一名粗人，那么，输给这个扫兴者的奸夫也同样是一名粗人。传统习俗在通奸者的道路上设置了各色各样的禁令和危险。但对身经百战的偷情老手来说，这些禁令和危险更多起到的是刺激作用，而非拦截，徒给偷腥增添了情趣。“我们总是想得到那些不被允许拥有的东西。” [20] 奥维德的这番真知灼见触碰到了一个可笑的事实。禁果分外甜。“相信我，禁令只会让不良行为激增。” [21] 在一个像罗马这般痴迷于流言蜚语的城市里，这是一个自相矛盾，但许多人都已准备好接受的道理。对于城市最高贵的闺房里正进行着什么，公众们难免猜测万分。上层阶级将通奸视作一场盛大的游戏，其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是否炫酷就看能否把情人偷偷带上婚床。这在罗马城早就众所周知、见怪不怪了。毕竟，无火不生烟。罗马享乐阶层通奸偷情的证据随处可见，就藏在他们松散地穿托加袍的时尚风格里，他们干净的指甲、修理得异常整洁的鼻毛和没有体臭的身体里，尤其是他们那光滑圆润的四肢上。众所公认的是，男人剃腋毛体现的是良好教养；但若像传闻中的奥古斯都那样把腿毛都刮了，那可就是彻彻底底的恶心了。体毛是男人的象征。但所有人也都清楚，通奸者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光洁无毛的皮肤正是他们引诱情人的利器。这几乎是最变态、最叫人惶恐的了。就连奥维德有时都不禁断言：“现在的男性都深受时尚之害，因此我们很难去苛责感受到这些压力的女性。” [22]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奥维德向男女粉丝们饶有兴致地传授梳洗妙招。奥维德并没有把罗马的道德戒律放在心上。但在重视道德的人眼里，轻浮时尚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反而是问题的一部分。奥古斯都给一片混乱的土地带来秩序，给同胞们带来被征服国的丰厚财富，还将城市改造成一座流光溢彩、无与伦比的都城，他是不愿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只柔化了远古美德的。那前景太过震骇，让人难以承受。罗马人若非其刚正先祖的后裔便什么也不是。第一公民的抱负很简单，就是希望公民同胞们忠守城市过去的优良传统。他们是罗马人，是世界的领主，是身穿托加袍的民族。他通过丰碑、节日和各种和平果实为公民同胞们竖立了一面镜子，而这种自我认知，就是他希望他们随时都能从镜中捕捉到的倒影。

不过，若是他们还捕捉到别的了呢？罗马室内装修领域近期发生的一场荒诞演变中，或许就隐藏着一个警告。罗马城内的卧室墙壁及天花板都逐渐贴满了镜子。就连城市边界外、退居萨宾山乡村的贺拉斯也加入了这场热潮。更臭名昭著的是，一位名为贺斯丢斯·夸德拉的亿万富翁也参加了。他家墙上的镜子独具特色：能够将镜前的物件放大数倍。“那个怪胎在卖弄自己的变态。” [23] 一个女孩给他口交时，他在舔舐另一个男人的阳具。非常有伤风化的是，同一时间里，他的肛门又被另一个男人尺寸巨大的阳具填塞着。那男人的阳具在镜中看上去大得惊人，“超乎他的承受范围”。 [24] 像娘们儿一样梳洗、脱毛、打扮是一回事，但像她们一样任由他人压在身下则是堕落丑恶至极。毕竟，除了让万物甘愿俯首称臣外，还有什么能让罗马人成为罗马人？透过巨镜的奇怪映射，可以从贺斯丢斯·夸德拉的交媾行为中瞥见一个骇人的深孔，但凡自我放纵的公民都可能沦陷其中。

“我的每一部分都献给了污秽。” [25] 贺斯丢斯·夸德拉这般恬不知耻地夸下海口，以至于在他惨遭自家奴隶谋杀后，奥古斯都拒绝惩罚杀人者。第一公民的不满情绪几乎无法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又一个人被钉在了他的公共耻辱柱上。但这位亿万富翁的命运沉浮中包含着一种无疑让奥古斯都深感棘手的讽刺。从罗马的古老传统来看，一个家庭的道德规范是一家之主的事，由不得他人插手。一个无法管束自己侍从的罗马人几乎无法进入真正的罗马人之列。可又该怎样去评判一座奴隶惩罚了主人的城市呢？这似乎是一座远古不易之典全在惊惶中被颠覆的城市。在这座城里，父亲无法再管束孩子，丈夫无法再管束妻子。罗马人在道德层面上需要的不再只是风俗教化的规制，羞耻的是，他们需要法律的制约。

这是奥古斯都无从逃避的挑战。在尝试解释共和国内爆时，贺拉斯曾郑重地将原因归结为人们对通奸的沉溺。他或许钟爱贴满镜子的卧室，却毫不怀疑那惨绝人寰的内战正是源于罗马人的离经叛道和湛湎荒淫。“这是席卷吾国吾民之灾难的源泉。” [26] 不然还会是什么呢？所有人都知道城市危机的根源在哪儿，不是在紧张的宪政问题或社会局势上，更不是在深不可测的经济运作上，而是在于道德腐化。从这个角度看，贺斯丢斯·夸德拉这种怪物所展现的堕落行径便是一个不祥的警告。长在国家政体上的那颗脓包还没有被完全抽干汁水。在第一公民为城市披上的霞光万丈的外衣下，它仍旧在溃烂扩散。那么，受天神之命悬壶济世的奥古斯都能够开出一服药到病除的强心剂吗？“所有人都绞着双手，但我们需要惩处罪恶的措施。” [27]

于是，带着克拉苏丢失的鹰旗从东方凯旋后，第一公民不久便开始了行动。公元前18年，罗马通过了一项旨在规范上层阶级婚姻行为的法律。在英勇的罗马早期时代，男人只和贤良淑德的女人结婚，为共和江山繁衍了数不胜数的公民。那样的岁月如今将通过立法得以重现。独身、夫妻地位不匹配、无子都会遭受重罚。数月后又一项法律出台，进一步干涉元老和骑士阶级的私生活。通奸成了公害。被戴绿帽的人有法律义务与不贞妻子离婚。不离婚者无论是出于尴尬，还是由于以受辱为乐这种肮脏邪恶的原因，都将被指控为拉皮条。与此同时，奸夫将面临巨额罚款，并被流放小岛。淫娃荡妇也是如此，而且不得再和另一位罗马的自由民婚配。耻辱甚至还将体现在她们的服饰上。她们不能再穿斯托拉，因为那是忠于妇道的象征。“她们再露面时一概会穿黑色托加袍。这是用来区分她们和其他女主人的。” [28] 这是一种较重的降级处罚。托加袍不仅是男性公民的服装，还是最典型的妓女衣物。被定罪的淫妇不配享受罗马女主人应得的名誉和尊重，按照法律将被归入城市最低微的人等之列：妓女、老鸨甚至女伶人。和她们一样，她将在社会道德底层，即社会渣滓中找到一席之地——成为贱民（infames）。

贵族们将这些法律视作对自身隐私和罗马传统的侵犯，但他们郁积的怒火并没能影响第一公民的决心。他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早在公元前2年所有人欢呼着授予他“祖国之父”头衔那一欢欣时刻前，奥古斯都的地位就已经毋庸置疑了。他其实就是“全体人民的父亲”。 [29] 他像模范父亲一样责备、引导、关爱罗马人民。淫乱放荡得以改善，娇气和偷情也得以收敛。“家家户户都因此变得洁净，被清除了堕落，并且所有的不端行为都得到了风俗和法律的制约。” [30] 在哽咽着接过“祖国之父”这一头衔数周后，他似乎完全不必再担心3月17日那一年一度的利柏耳节了。在他还只是两个对峙军阀中的一个时，情况和现今是截然不同的。安东尼的保护神利柏耳是个惹人烦扰的神。昔日，他的信徒们扛着一尊巨大的阳具塑像在街道放肆游行，对先祖的美德构成了直接威胁。自罗马人对利柏耳的崇拜在近两世纪前首次出现以来，惊骇万分的保守派就一直试图阉割掉这种狂热。它的一切都围绕着宴饮、深夜狂欢和堕落放荡。再贪婪的食欲都会在对礼仪的践踏中得到满足。所有人都滥交淫乱。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丑恶的对罗马价值观的嘲弄。现在，安东尼长眠地下，所有公民依赖于“祖国之父”。嘲弄传统的一方注定败北，罗马的价值观定将胜利。就在利柏耳节过去两个月后，在竖有罗马远古英雄雕像、饰有战利品的新广场上，奥古斯都将那座伟大的神庙献给了玛尔斯。这位神明是罗马军团在战场上的伙伴，也是罗慕路斯母亲的施奸者，行事一贯敏捷残暴。刚毅的他呈现的是利柏耳所不能及的男子汉典范。不管怎样，罗马人至少可以对一件事放心——玛尔斯绝不是那种会刮体毛的人。

然而，欲望的潮水仍在玛尔斯神庙的防汛墙外翻涌。人们仍旧在走廊、庭院，乃至严父的鼻子底下幽会。知情者们强忍着笑声继续低声散播丑闻。与此同时，在那古老的广场上，利柏耳的奴仆玛耳绪阿斯的雕像仍然立在原地，以最不屑一顾的姿态象征着放纵。

“你可以尽可能严格地管制一个人，但他仍旧会心痒难耐。”奥维德这番评论一如既往地触动了禁忌边界。“你无法管制欲望。” [31] 时间会证明他的话是否正确。

家族树

据说，莉薇娅二婚后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一只雄鹰朝她所坐的位置俯冲直下，往她大腿上扔了一只白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只毫发无伤的母鸡喙中竟衔着一根新鲜的月桂枝。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预兆。母鸡和月桂枝后来被转移到克劳狄家族在罗马城外的一处房产里进行保管。该房产地处台伯河上方的悬崖，坐落在罗马近郊的第一门（Prima Porta）附近。母鸡在这里孵化了一窝小鸡，而栽种在别墅边界的月桂枝则长得枝繁叶茂。随着时间流逝，莉薇娅对奥古斯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这段插曲的含义所在：“她注定要让手握大权的恺撒折服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令他一直服从于她。” [32]

但对某些人来说，那神秘吐艳的月桂丛别有深意。月桂不是普通草木。闪电无法击倒它；它的树叶在被烟熏后可用来给伤口消毒；它与阿波罗有着神圣的联系。所有这一切令它成了奥古斯都的完美象征。当然，公元前27年元老院赐予他“奥古斯都”这个名字时，就曾规定要用月桂枝公开装饰他的住宅。“黑色树叶编织而成的环遮住了门口，缠绕着神圣的大门。” [33] 很快，其他人再披戴月桂枝条，似乎就天理不容了。对奥古斯都来说，只有那根被扔到莉薇娅大腿上的月桂枝才算数。在庆祝自己的三大功勋时，第一公民曾手拿其中一根枝丫，头上还戴了月桂花环。

和这种伟大成就所散发的光芒相比，其他人所获胜利的微光不可避免地淡入了阴影中。克拉苏在举行完凯旋式后很快就趋于平淡无闻。即便最纯正的贵族都不能再指望戴着月桂花环在罗马骑行了。最清楚这一点的莫过于第一公民身边最亲近的人。阿格里帕虽为同时代人中最伟大的将军，却从来不愿举行凯旋式。他知道不能和奥古斯都抢风头。“他习惯了对那人俯首听命，便转而叫其他所有人都对自己唯唯连声。” [34] 横在现实和炫权传统之间的沟壑正在飞速变宽。很快，不及阿格里帕敏锐的人也都将被迫认识到这一点。公元前19年，一位名为卢基乌斯·科内利乌斯·巴尔布斯的将军游行穿过罗马街道，庆祝胜利征服一个非洲部族。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任何普通公民都不会再举行凯旋式。

奥古斯都时期的尤利安与克劳狄家族

不过，这意味着以后只有奥古斯都才有权享受这项荣誉吗？或许不是。毕竟，莉薇娅的大腿里还被扔进了别的东西。养育母鸡的那栋别墅内到处是咕咕乱叫的小白鸡，以至于后来它逐渐化名为“鸡笼”（The Coop）。 [35] 这无疑预示着奥古斯都将子孙满堂。但仍有一个谜题。尽管莉薇娅吸引了白母鸡飞到自己的大腿上，而且她此前已生育了两个儿子，但她好像就是无法给第二任丈夫添一个继承人。随着她年龄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摆在了奥古斯都面前——他只会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儿，也就是爱拌嘴的斯克里波尼娅和他生的尤利娅。这的确给他的帝国大业带来了一枚有用棋子；但一枚还不够。奥古斯都和天下所有一家之主一样都需要一个男性继承人。于是，他效仿舅公，开始从姐姐身上想办法。屋大维娅端庄贤良、备受称赞，曾在亚克兴角战争前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与安东尼最初因两位三执政成员的盟约而缔结婚姻，后因埃及女王之故被安东尼打发回罗马，并羞耻地离了婚。整个过程中，她自始至终保持着高贵气派；在弟弟战胜前夫后，她又同意抚养安东尼与其前妻所生的儿子——时尚且活跃的小尤鲁斯·安东尼乌斯。这引来了罗马人对她的更多赞赏，他们认定她为女性楷模。小安东尼乌斯和屋大维娅的几个孩子一同长大，其中大安东尼娅与小安东尼娅都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另外几个孩子则由屋大维娅与其第一任丈夫所生，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男孩。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凯鲁斯相貌英俊、魅力非凡，浸染着远祖——也就是赢得“荣誉战利品”的那位战火英雄——的神秘气息，这些资质无不让舅舅奥古斯都对他青眼有加。公元前29年，第一公民举行凯旋式时，他还与第一公民并肩骑行。两年后，第一公民让他有机会在西班牙尝到了军役的滋味。公元前25年，终极恩惠降临：第一公民为他和14岁的尤利娅赐婚。看起来，奥古斯都已经选定了未来的继承人。

但时间会证明，第一公民将从这个决定中抽身而退。公元前23年，躺在病榻上的他摘掉了手上的印章戒指，却没有把它塞到马凯鲁斯手里，而是交给了阿格里帕。奥古斯都知道年纪轻轻就陷入罗马政治的蛇穴是什么滋味，很明显，他担心外甥不能像自己那样从中幸存并且发迹。这还不是他所焦虑的全部范畴。毕竟，危若累卵的不止他自己家族的未来。他的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有权统领世界，但矛盾在于，奥古斯都为自己赢取的巨大权力和荣耀是无法被直接过继给继任者的。哪怕尝试一下都无异于肯定他一向否认的事：他实行独裁统治的残酷真相。无论内战给罗马人带来了多大的摧残和创伤，他们始终没有做好接受君主制的准备。奥古斯都只是一个自由共和国内的首席公民：这是人人共享的骄傲。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威望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才有望接替他，成为新任第一公民。

马凯鲁斯固然备受欢迎、风采过人，但目前还不足以跻身候选人之列。事实证明，以后他也没机会了。奥古斯都转危为安数月后，马凯鲁斯病倒了。舅舅从鬼门关溜走后，死神便逮住了外甥。屋大维娅伤心欲绝，从此不再公开露面，据说也没有再笑过。罗马人民与她一样悲伤。马凯鲁斯那么年轻、那么光彩照人、那么前程锦绣，关于他的记忆将长存人们心中。从这全民哀悼的宏大规模中，人们有望窥到一个新的时代：奥古斯都的非凡魄力灿烂夺目，可以照亮家族的每一个成员。为悼念马凯鲁斯而散落一地的百合花和其他鲜艳花朵，如若不是对这束光芒的致意，还会是什么呢？即便身在死亡的黑暗里，这个年轻人的形象周围也萦绕着微光。从他背后照亮他的那束强光是奥古斯都家族（Domus Augusta）特有的。那是神明一般的第一公民的家族。

这一切表明，年仅16岁就守寡的尤利娅肯定不会长期孑然一身。事实上，第一公民手边正有一个合适人选。奥古斯都将戒指交给阿格里帕时，意思就表达得足够明显了。“要么杀掉他，要么让他成为你的金龟婿。” [36] ——这就是梅塞纳斯风趣又讥诮的忠告。奥古斯都太依赖自己的这位老参谋了，对第一个选项根本不予考虑，直接采用了第二个。阿格里帕虽然已和尤利娅的堂姐成亲，但还是顺从地离了婚，并娶第一公民的女儿为妻。这桩婚事最后成功了。对阿格里帕来说，这相当于公开确定他的至高地位。他不仅是恺撒的代理人，还是恺撒的法定继承人。同时，奥古斯都迎来了一个下赌注的完美时机。罗马近郊第一门的月桂丛在蓬勃生长的同时，尤利娅也在尽忠职守地为家族增添子女。她生下了两名女孩，一个随父亲姓，名为阿格里皮娜，另一个的名字就更缺乏原创性了，叫尤利娅。不过还不止呢——两人还有许多子孙。公元前20年，小尤利娅为奥古斯都诞下第一个外孙——一个名为盖乌斯的男婴。三年后，又一个外孙降生，取名卢基乌斯。第一公民大喜若狂。卢基乌斯一出生后，他立刻收养了这两兄弟。终于，他有儿子了。

阿格里帕不管内心怎么想，总之没有抱怨。他很明白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在继承恺撒的姓氏后，前途会有多么光明。他还知道自己仍然是法定继承人。公元前18年，他被授予了保民官一职，该职位拥有第一公民所行使的大权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部分权力。前方的道路看上去终于清晰了。第一公民死后，阿格里帕将继承大权；阿格里帕死后便轮到盖乌斯·恺撒。像尤利安这样的大家族一向是这样安排及结盟的。第一公民无心宣扬丑恶的世袭君主制，在制订整个家族的计划时都完全遵循传统。在奥古斯都看来，罗马的未来离不开忠诚和责任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那样的厚重，以至于任何纯正的罗马公民都珍视乃至敬重它。在打理那由内战鲜血浇灌的田野和花园时，还有多少人敢否认这一点呢？

事实是：没有多少人。罗马人对马凯鲁斯的热爱最后证明并不是三分钟热度。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积劳成疾去世后，奥古斯都失去了中意的继承人。他的离去让外界将热切的目光投向了奥古斯都家族第三代人。全城人都对第一公民的外孙充满了好奇，而第一公民肯定是不缺外孙的。丈夫阿格里帕去世时，尤利娅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不久后她诞下了一名男婴：男孩的名字不可避免地被叫作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不过，他的两个哥哥才是罗马人真正的宠儿。尽管盖乌斯才8岁，卢基乌斯才5岁，但人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许，给他们披上了耀眼的光辉。这种事其实是不太寻常的。在此前的罗马还从未有孩童赢得过这么多关注。就连政治舞台上最早熟的新起之秀——西庇阿、庞培和奥古斯都本人——初次亮相时，也都已成年。这正是第一公民的光环所在，它泽被家族所有成员，哪怕最小的也不例外。人们对这两个小王子的滚滚热情超过了所有预期。但凡需要奥古斯都家族露面游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罗马民众心中魅力与稚气的化身。在他们广受欢迎的形象背后，奥古斯都看到了他所希望的一切。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这两个养子成为民众的宠儿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宝贵而令他安心的信号：世袭或许是可以实现的，一个家族执掌罗马的想法似乎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了。

但奥古斯都仍旧左右为难。公元前6年，罗马人票选14岁的盖乌斯为执政官，这令奥古斯都惊骇万分。他召开集会，谴责他们轻浮鲁莽。盖乌斯广受欢迎给他带来的愉悦感和他内心更坚定的冲动在斗争。正如他当年没有将世界统治权交给马凯鲁斯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把它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否则就真的再无挽回余地了。奥古斯都为复原共和国最高贵最严苛的传统勤勤恳恳地奋斗了几十年，可不是为了在最后嘲弄它们一番的。阿格里帕的逝去让他痛苦不已。可是又要找谁来代替呢？这个老伙计的才能罕有其匹。对第一公民的不贰忠心、可媲美罗慕路斯的坚毅美德、唯独在统帅军队过程中才能积攒的经验、为罗马大业效忠时那钢铁般的身心：这些都是阿格里帕身上的特质。再找到这种完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看来是遥遥无期了。

然而，在第一公民整个从政生涯中，神明似乎都对他笑脸相待。如何妥善弥补得力部下的逝去，答案就在眼前。不二人选近在咫尺，而且此人完全可以填补阿格里帕的角色。他自小在奥古斯都家族长大，16岁陪同奥古斯都远征西班牙北部的丛林，为罗马人民尽忠竭力。他在打仗和治国方面饱经历练，为公民同胞们赢取了不少成绩。现在看来，他已准备好在侍奉第一公民和罗马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唯一的问题是，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奴仆，出身卑微，傲慢的贵族都不愿参加其葬礼；而莉薇娅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则是罗马史上最德隆望尊的大家族之首。他是尼禄和普尔喀的儿子，体内流淌着两大克劳狄家族的血液。这样的人无须奥古斯都扶持，自有远大前程。

第二段婚姻并没有减弱莉薇娅对族系的忠诚。在搬进新丈夫的府邸时，她坚决要带上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既是第一公民的继子，又沿袭着克劳狄先祖传承的无可比拟的传统，在成长过程中拥有双重殊荣。当然，他们也得忍受不同寻常的屈辱。譬如，年轻的提比略在陪同马凯鲁斯庆祝继父的凯旋式时，不得不屈居不够尊贵的左侧。但母亲和奥古斯都的婚姻给他带来的优势是远远多于这些受轻慢之处的。和共和国绝大部分伟大家族的继承人不同，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无须在罗马的金丝笼里苦苦等待，而是可以像上一代贵族一样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去开启军事征程。两兄弟在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半岛，以及日耳曼的丛林和沼泽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德鲁苏斯的成就显得更加耀眼，提比略的则更加来之不易。弟弟有魅力，容易招人喜欢，但哥哥没有这样的天赋。奥古斯都虽然常在提比略身后抱怨他“严肃强硬的性格”， [37] 但内心理解它的重要性，并对此表示尊重。克劳狄家族之首的责任并不轻松。提比略是天生的军人，身上糅合了军人的刚健和学者的才能与兴趣，性格肯定是有些守旧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基于传统的行为准则。在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生活的英雄岁月里，正是这些东西助罗马人踏上了统领世界的道路。对提比略来说，奥古斯都复原共和的声明并非虚构的，也并非空话，而是身为罗马人的要义。第一公民装作相信这一切，因此提比略对罗马传统秩序的追忆并没有让他不满。恰恰相反，这只是进一步肯定了他对提比略的看法，即提比略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因此，阿格里帕死后不久，他就对这个继子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其采取行动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新地位。与妻子离婚，并娶尤利娅为妻。从此，提比略不再只是第一公民的继子，还是他的女婿。

但奥古斯都的掌控范围也是有限度的。作为奥古斯都家族的一家之主，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涉其他成员的婚事，但提比略并不是一个容易操纵的傀儡。尽管提比略别无他法，只得娶尤利娅为妻，但却没有必要装出很喜欢这一安排的样子。在阿格里帕离开人世前，提比略就已经和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萨尼亚成亲了。分别之际，提比略心如刀割。两个人原本生活得幸福快乐：维普萨尼亚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随小叔德鲁苏斯的姓，而且她对丈夫也是忠贞不渝。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提比略几乎无法掩饰内心的痛苦。后来偶遇维普萨尼亚时，他目光一路追随，流露出如丧考妣般的痛楚和羞愧，以至于上头下令，确保这样的事不会再次发生。然而，提比略的痛苦不只是因为和深爱的妻子离婚。对一个克劳狄来说，奥古斯都期望他扮演的角色实在太过耻辱。要让他这么骄傲的人像看护人一样屈居一旁，听着一串串欢呼、一阵阵掌声接连响起，恭迎两个初出茅庐的臭小子，好像他们比自己受宠百倍似的，这感觉并不好受。想来遥远的边疆生活或许别有洞天吧，但在两个小王子的面前，他很难继续保持这样的幻想。一方面他效忠于奥古斯都，另一方面，盖乌斯和卢基乌斯的存在又昭示着赤裸裸的帝制，令他颇感鄙夷。他挣扎着，无从选择，罗马对他而言再也不是一片乐土。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更偏爱遥远而危险的边疆。至少，他所尊崇的价值观在那里仍然发挥着效力。而且这样一来，他也不必再和妻子待在一起了。

这对尤利娅来说倒是一场解脱。她慑于父亲淫威而步入了第三段婚姻。她和严肃忠实的新丈夫虽然从小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恰如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他们二人也迥然各异。的确，据说她还是阿格里帕发妻时就倾心过提比略。尤利娅就是这种容易招来闲言碎语的女人。她任性、高雅、活泼，而且慷慨大度，招人喜欢；聪慧机智，惹人艳羡。她不仅没有竭力破除自己通奸的流言，反而还大胆嘲笑散播者吹毛求疵。有一次，有人问她盖乌斯和卢基乌斯长得那么像阿格里帕，那她背着他偷情的故事又怎么会是真的呢？“为什么呢，”她回答道，“因为我只在货舱装好货后才接纳乘客。” [38] 考虑到奥古斯都所代表的一切，这个玩笑简直不能更让人震惊了。这也让所有崇尚勇敢与叛逆之辈都对她喜爱有加。她是第一个体内流淌着奥古斯都血液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故意卖弄其现实意义的女人。尤利娅不像莉薇娅那么道貌岸然。她也不像父亲那样故作朴素。当别人因此而责骂她时，她只是大笑道：“他或许会忘记自己是恺撒，我却没有忘记自己是恺撒的女儿。” [39]

恺撒当然不以为趣。在宣称自己“得忍受两个任性的女儿，一个是尤利娅，一个是罗马共和国” [40] 时，第一公民的暴躁情绪流露得非常明显。做父亲是要面临许多挑战的。对待公民同胞时，奥古斯都主张自己有做父亲的权利和责任；可相反的是，在为亲生女儿做打算时，他却没法单单把她当作女儿对待。提比略把她留在婚床上的行为，和他在战场屠杀野蛮人的行为一样，都是为了满足第一公民的需求。奥古斯都不希望自己未来继承人的母亲和雄心勃勃的情人纠缠不休，曾短暂考虑让尤利娅嫁给一个家世低微但温和有礼的骑士。他从未故意不好好解决问题。提比略和尤利娅对此十分清楚。结婚前几年，他们竭力表现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样子。提比略前往巴尔干半岛领兵征战时，尤利娅还曾形影相随。不久后，她诞下一名男婴。丈夫回到罗马后，她又和莉薇娅宴请了全城的上流女性进行庆祝，而同一时间的提比略则在卡庇托尔山款待民众。一切似乎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对夫妇的嫌隙一直在增加。尤利娅诙谐且善变，而提比略“自孩提时代就侃然正色，开不起玩笑”，两人之间缺少天然的共鸣。 [41] 不久，两场丧亲之痛接踵而至。先是他们的孩子夭折；接着，莉薇娅和尤利娅还在筹备另一场晚宴以庆祝德鲁苏斯从前线归来时，日耳曼传来了消息。德鲁苏斯死了。他从马背上跌落，被马蹄踩碎了腿骨，后来生了坏疽。 [42] 提比略听到消息后惊悸不安。在一名引路人的陪同下，提比略踏上一片几乎完全未被平定的领地，纵马疾驰数百英里，终于在弟弟临终前赶到了其身旁。他所展现出的兄弟情谊堪称罗马远古最高贵的传统之一。这样说再恰当不过，因为德鲁苏斯也是共和国美德的忠实仰慕者。遭受丧弟之痛的提比略并没有像女人一样流露出悲惋哀伤的情绪。相反，他徒步护送尸体回都时，眼角没有泪水，目光深沉凝重，就好像穿行在古代卷宗描述的场景中。这才是适合罗马英雄的葬礼。“不仅要在战场上保持纪律，吊唁时也是如此。” [43] 但让提比略感到恶心的是，德鲁苏斯尸体所经之地，人们全都放肆而没有节制地宣泄着情感，就连战士都在啜泣。所有人都遗忘了城市伟大的根源。自回到罗马起，提比略心头的时空错乱感变得愈加沉重。作为一名克劳狄，他忠于家族传统，在遥远的边疆、湿漉漉的丛林以及简陋的营地里为罗马江山任劳任怨，但他在这一过程中赢取的荣耀全都蒙尘了。公元前7年他被授予了一次凯旋式，一年后又被授予阿格里帕享受过的保民官权力：在提比略看来，这些荣耀都太虚伪了，虚伪得近乎可笑。当他乘着凯旋马车在罗马穿行时，人群中响起的掌声与少年盖乌斯的相比显得微弱模糊；哪怕他手头掌握了保民官的大权，也仍没能消除尤利安氏妻子对他的轻慢。对于一个像他这样骄傲且易怒的人来说，目前的处境实在不堪忍受。

公元前6年，也就是结婚五年后，提比略终于爆发了。对外界来说，被授予保民官权力或许是提比略伟大卓越的标记，却令他本人大失所望。奥古斯都明确表示，自己同意授予提比略这项权力，主要就是希望这个金龟婿有朝一日可以肩负起自己身上更枯燥严苛的责任。他命令提比略出使东方，但提比略直接拒绝了他。第一公民不习惯他人的拒绝，于是又将指令重申了一遍。提比略立刻绝食抗议，并且宣称想辞掉所有公务、挂冠退隐。奥古斯都困惑难解，因而龙颜大怒，在元老院内公开要求提比略改变主意。莉薇娅被儿子的任性吓坏了，还私下恳求他。但提比略主意已定，拒不改变。两方僵持了四天，最后第一公民最先败下阵来。但提比略随即启程，且似乎是想将胜利进行到底，他以罗马普通公民的身份出使东方，并非打着恺撒代理人的旗号。在希腊的罗德岛安顿好后，他全身心投入了功成身退后的传统乐趣：文学研究、与哲学家高谈阔论、品尝鱼肉点心。贺拉斯在得到萨宾山的农场后，也做过极其相似的事，并就这段悠闲快乐的时光写了欢愉美好且永垂不朽的诗歌：这不仅证实内战已结束，也在庆祝即将到来的和平。但提比略想表达的意思和贺拉斯迥然不同。克劳狄向来不习惯从公共生活中隐退，尤其不愿隐退到一个满是希腊人的小岛上。罗马的这位首席将军——“除奥古斯都外最显赫的公民”——竟然对罗马深感失望，无疑引发了人们清醒的思考。罗马的共和政体迎来了一个体检机会。提比略表面上什么也不做，其实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但结果是，他几乎被人遗忘了。奥古斯都和女婿闹僵后，怒火攻心、一病不起。尽管愤怒困惑，他却仍在没有提比略的情况下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如果军情紧急，形势可能会大为不同，但罗马境内似乎一切正常。边疆稳定，行省和平。而且，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正在罗马史上最伟大的治国能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治术，很快就将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提比略启程来到罗德岛一年后，骑士们就赋予了盖乌斯前所未有的荣誉：“青年第一公民”。与此同时，盖乌斯还被吸纳入元老院，被任命为未来五年的执政官，并被授予大祭司之职。公元前2年，卢基乌斯经奥古斯都引荐，也进入了元老院，而且也被拥护为“青年第一公民”。“德，”奥维德面无表情地说道，“在恺撒氏的身上很早就开始蓬勃发展了。” [44]

未来的道路似乎明朗了。在感伤小儿子的死与大儿子的丢脸时，莉薇娅或许会对克劳狄家族的未来灰心失望，但尤利安家族几个孩子的未来似乎稳如泰山。在罗马近郊第一门的那栋别墅里，白鸡们仍然在孵蛋，神奇的月桂树也依旧向外伸展着枝丫。奥古斯都是“祖国之父”，也是两个光彩夺目的王子的父亲。他似乎已经可以放心地把那让人伤透脑筋的女儿和顽固执拗的女婿抛在脑后了。

爱的艺术

公元前2年8月，骄阳炙烤着罗马境外的重重山峦，牛羊纷纷觅阴避阳；人们向天神献祭贡品，祈求甘雨。褐色烟雾笼罩在这座伟大城市上空，散发出阵阵恶臭，狭窄的街道在闷热的空气中滚滚发烫。一贯关心公民福祉的恺撒·奥古斯都命人开凿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它在阿格里帕数十年前建造的美丽的大理石喷泉与都城水道的基础上，给城市增加了新的水流。该湖长约1800英尺，宽约1200英尺，位于台伯河岸边，一座雄伟壮观的桥梁横跨水面。就在这里，第一公民决定一掷千金以庆祝过去几个月发生的重大事件：自己成为“祖国之父”；美轮美奂的神庙被献祭给了玛尔斯。湖泊靠岸处，一整支舰队重现了当年萨拉米斯战争的场景——公元前480年希腊人打败入侵的蛮族舰队的伟大胜利。

人们也很难错过近些年赢得的那场胜利。正是因为在亚克兴角一战中打败了克莱奥帕特拉及其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崇拜动物的部落，奥古斯都才能让原本支离破碎的罗马在近三十年里逐渐恢复到黄金盛世。不过，怀旧只是第一公民所要传递的一部分信息。对于未来他也同样在意。萨拉米斯战败方当年生活的那片土地如今由帕拉提人统治。因此奥古斯都认为是时候再多留意一下东部战线了。原先负责这项任务的人是提比略，但他没能成功应付挑战；刚满18岁的盖乌斯·恺撒如今到了足以挑大梁的时候，明年就将奔赴东线。人们围在人工湖边为船板碎裂、战舰沉没的场景欢呼时，一张振奋人心的蓝图开始呈现在他们面前——“恺撒的世界统治局面中，最后的缝隙都已被填满。” [45]

不是所有观众都对第一公民的雄心壮志抱有兴趣。奥维德在参观这场盛大的海军表演时，对水上的战役几乎不闻不问。他是去那儿和女人暗送秋波的。“无论大家的身份如何，总有适合各自口味的人。” [46] 自通奸被列为公开罪行以来，至少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但罗马最时髦的诗人奥维德仍放肆地卖弄着自己对已婚女人的兴趣。再也没有比漫长、炎热而慵懒的夏季下午更适合过把瘾的了。半掩半合的卧室百叶窗，光与影的斑驳，人妻那轻微的脚步声，自然散落的长发，洁白裸露的脖颈，似隐还露的薄裙：奥维德甚至大胆地公开祈祷，希望“拥有一大把这样的午觉时光”。 [47] 在流光溢彩的战神神庙外，在远离第一公民再现海战场景的人工湖的地方，禁果仍然在隐蔽的圣地散发着诱人可口的芬芳。

奥古斯都很快就将发现这一点。就在他重新上演萨拉米斯战役后不久，一顶鲜花王冠被戴在罗马广场玛尔叙阿斯雕像的头上，而该雕像旁边的演讲台正是第一公民先前颁布反通奸法的地方。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呢？有谣言传是一个无耻的罪犯：不是别人，正是第一公民的亲生女儿。谣言早就在尤利娅身边兜兜转转好长时间了，现在在她父亲人生的巅峰时刻更是形成了一股强风。据说，她的情人不止一个，而是有一大堆。她半夜在罗马广场举办盛会，玷污了演讲台，还曾在玛尔叙阿斯的雕塑下把身体卖给陌生人。她那神圣父亲所颁布的法律、所提倡的价值观，没有一项未被她玷污。这本已足够丢人了，但更糟的是，这些充满恶意、毫无根据的流言风语还暗指她犯下了叛国重罪。尤利娅的情人中有一个是她父亲死敌的儿子。她曾和尤鲁斯·安东尼乌斯在闪动的火炬光芒中拜祭安东尼的保护神利柏耳。无疑，对于第一公民所代表的一切、所赢取的一切，这都是巨大的侮辱。因此，当尤利娅越轨的消息传到第一公民耳朵里后，告密者竟敢别有深意地说这是“在谋害他的性命”。 [48]

奥古斯都不到二十岁时就已经是一个恐怖分子，后来在争夺绝对霸权的路上更是谁也没饶恕过，也从未愧疚后悔过。数十年过去了，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他年轻时候的残酷，“父亲这个称呼，他当之无愧”。 [49] 任性大胆的尤利娅和以前的提比略一样，以为惹怒了第一公民后或许仍有可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都大错特错了。但凡对奥古斯都本性更了解的人都知道，绝不能心存侥幸、以为花豹可以改变身上的斑纹：“我绝不会把疲于残忍描述为仁慈。” [50] 身为父亲，奥古斯都既能决定孩子的生，也能决定孩子的死。虽然女儿让他蒙羞，但和以往面对困难时一样，他只在这份羞辱中找到了进一步巩固自己伟大地位的机会。在他解决完尤利娅及其情人后，没有人还会不相信“祖国之父”仍保有爱护以及摧毁自己掌控范围内的人的权力。奥古斯都没有遮掩女儿的丑闻，而是倾向于将整桩龌龊下流之事在元老院公开。他直面在席贵族私下幸灾乐祸的诡笑，腔调中充满了惊骇。这当然让他很没面子，但他是在为更长远的利益考虑。元老们逐渐明白了一个在第一公民耐心和宽容的表象下隐藏许久的政治真相：他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意愿除掉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

尤鲁斯付出了终极代价。至于他和尤利娅的事情是否如传闻那样丢人现眼，更不用说是否如奥古斯都猜测的那样阴险叵测，没人知道确切答案。他的真正企图就和那场午夜狂欢一样笼罩在阴影中、扑朔迷离。但他的忘恩负义、卑劣无耻是毋庸置疑的。他自杀身亡的结局正好映照了他父亲的命运。而尤利娅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也只是更加悲惨而已。她被列为淫娃荡妇，在父亲亲手制定的法律下付出了沉重代价：被流放到一座小岛上。潘达达里亚（Pandateria）这个常年风吹雨打的偏远凄楚地成了她的地牢。岛上虽有一栋惬意宜居的别墅，却不能弥补它的固有缺陷：乏味无趣得难以言表。只有年迈的母亲斯克里波尼娅可以来此陪她。她不得有其他任何伙伴，即便奴隶都得经过全盘审查后才能横渡到小岛上来。酒水也是禁品，她只能吃最简陋粗糙的食物。尤利娅一向嘲笑父亲在家里的假节约，惹得倾慕者们捧腹大笑，她自己却不得不忍受朴素沉闷的噩梦般的生活了。

与此同时，罗马城内曾奉她为无上女王的享乐阶层顿时陷入一片惊骇。一桩桩盲从的检举案向人们预示着政治迫害的风险。即便第一公民驳回了大部分起诉状，但恐惧仍然笼罩着城市的名流会客厅。“谁能骗过太阳呢？” [51] 奥维德将太阳的金黄色光芒比喻成一名无所不察的侦探。在他的想象之中，哪怕最阴暗的卧室都会被其目光穿透；哪怕最小心谨慎的通奸者的秘密都逃不过其探测。他坦言自己深感紧张，却拒绝屈从于它。“我的性审美是不正常的，”他坦然承认道，“这也不是它们第一次给我带来麻烦了。” [52] 或许，也不是最后一次。虽然尤利娅如今下场凄凉，如远古之人般过着极度原始野蛮的流放生活，整天只能在织布机上打发时间，靠吃萝卜度日，但奥维德并没有因此感到畏惧。他不愿放弃典雅文明的价值观，在他看来，这些价值观中就蕴含这个时代的真正精神。在尤利娅被流放后的数月里，罗马贵族阶层担惊受怕、疑神疑鬼，但奥维德却在忙着完成一项极具煽动性的工程：撰写爱之艺术的指南。当然，保险起见，他在文中加入了一些奇怪的警告。“我再次申明，我所说的乐子和游戏没有一样是违法的。不曾有不该接近它们的女人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53] 当然，他的异议声太大了。在罗马最臭名昭著的性丑闻刚结束不久就像他那样对引诱的刺激和乐趣夸夸其谈，是需要非凡的勇气或不羁的秉性的，更别说忠告妇女如何巧妙躲过守卫的监视、用神秘的墨汁书写情信、背着保护欲过重的父亲与情人私通了。在尤利娅倒台后，书写诸如此类的细密建议无异于她曾经所处圈子中的任何人公开提出异议。

街巷的情况有所不同。诙谐且富亲和力的尤利娅是罗马人心中的公主。奥古斯都在这一年里举办了不少重大活动，还邀请了全城人共同庆祝，但这些活动只增添了公众对她的迷恋。人们喜爱她不只因为她是恺撒的女儿，还因为她是两个漂亮男孩的母亲。在恺撒为玛尔斯献上新神庙时，两人都扮演了关键角色。盖乌斯东征任务的准备工作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失去儿子的可怜的尤利娅。在奥古斯都精美绝伦的新广场外，在广场幕墙投射下的巨大阴影内，在肮脏狭窄的街道上，数不胜数的平民将恺撒亲生女儿的苦难和悲伤视作她为自己受的难。在污秽拥挤的庭院内，在摇摇欲坠的廉租公寓楼内，在遍布城市各处的贫民窟内，平民们都在为这位受他们怜爱的女性的悲惨下场长吁短叹。就在平民和元老院一齐加封奥古斯都为“祖国之父”短短数月后，第一公民辛苦营造的团结局面开始破裂。人们走上街头公开游行抗议，要求尤利娅返城，令局面变得沉重阴郁。从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看去，远处那新近献祭的玛尔斯神殿不再像一座象征民族团结的伟大丰碑，反而更像恶浪滔天的汪洋中一个狼烟四起的孤岛。

奥古斯都刚刚才对贵族阶级露出一脸凶相，是不太可能转头就向暴民屈服的。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手执保民官权力的人，他对暴民们的嘘声是体察入微的。他很早就知道要仔细监察贫民窟的情况。任何放任平民阶级不管的政权都不可能繁荣昌盛。奥古斯都完善了许多治国之术，但这还远远称不上其中之一。“穷人阶级就像肮脏而不起眼的粪坑和垃圾堆。” [54] 尽管奥古斯都的同阶会将这句老生常谈的话视作理所当然，但他本人越发意识到探索穷人阶级内部的重要性。几十年来，他的部下一直在探查城市的深处。从妓女到小吃摊，所有事物皆详细记录在案。松垮的房瓦、危险的铺路石板和漏水的水管：全部吸引着殷勤过度的市政官的注意。财产计划和一家之主的名单也都被细致准确地拟好。奥古斯都那无所不察、永远在窥视黑暗的太阳形象曾让奥维德心悸不安，而现在，受命绘制城市地图的副官、数目众多的测量员和官员无疑也开始认可这一形象了。与第一公民宏伟工程中的黄金大理石建筑相比，罗马城内的嘈杂混乱简直堪比养兔场，但恺撒的目光终究穿透了那其中哪怕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这座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布局有如迷宫，为其绘制地图乃前人想都未曾想的事，但它在奥古斯都的面前却几乎藏不住秘密。

知识往往就是力量。当然，追踪自己支配范围以内的人在计划着什么，这也是父亲的权利所在。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他们犯错时加以惩罚，更是为了让他们远离危险。在罗马，灾难的爆发往往只需要一丁点火花。公元前7年，几个纵火犯引起的大火差点将罗马广场焚尽。对于这场差点酿就的灾难，奥古斯都的回应是出资命人整理更多的平民名单。官员们领命确保城市高楼里哪怕最破败的阁楼都配备一个水桶。诸如此类的健康及安全规章制度有效降低了街区着火的概率，为第一公民赢得了莫大荣耀。在罗马这样易燃的城市里，赢取民心的最佳方法就是给忧心忡忡的公民提供妥善可靠的消防服务。奥古斯都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公元前19年，第一公民远在东方时，志高胆大的贵族埃格那提乌斯·鲁弗斯就曾自发组建灭火队伍为公民服务，并获得了莫大的称赞，以至于最后被此冲昏了头脑。他不顾奥古斯都意愿，力争竞选执政官，使得奥古斯都指定的都城代理人差点无法控制损失。最后这场军事政变还是不光彩地泡汤了。埃格那提乌斯谋求执政官之职的行动遭到了镇压，他本人锒铛入狱，“在那里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55] 奥古斯都也汲取了教训。只有一人可以人民守护人的身份服务城市及其民众。而这个人并不是埃格那提乌斯。任何福利只有来自第一公民，才真正对人民有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人民对尤利娅的命运义愤填膺，奥古斯都却相信他们要求她返城的举动是不太可能演化成暴乱，或在暴乱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的。从帕拉蒂尼山顶远眺，城市烟雾缭绕的作坊和高楼似乎充盈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威胁力量：这是罗马的黑暗中心。在这里，克洛狄乌斯于共和国行将就木之际招募了非正规军；也是在这里，饱经三头同盟内战摧残而形销骨立的暴民不时发动暴乱。但那些日子似乎永久结束了。掌握城市地图与人口结构详情的奥古斯都成功让这块是非之地恢复了秩序。公元前7年消防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时，他亲自视察了罗马各大街区。他没有不知深浅地扎进城内混乱无状的侧巷，而是把重心放在了街区中心的十字路口（compita）。它们犹如一张大网的各个节点散落在整座城市内部。控制城市要先掌握城市结构。奥古斯都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猎手，深知哪里是最佳的狩猎点。

罗马人相信，十字路口的起源可追溯到罗马王政时期，是当地人忠诚与自豪的焦点。这里的守护神是神秘的双胞胎神灵拉瑞斯（Lares），每年人们都会在一个名为十字路口庆典（Compitalia）的狂欢节上纪念他们。每个交叉路口的圣龛前都会被摆上祭品。所有人，无论身份多么卑微，处境多么可怜，都会受到邀请共享欢娱；就连奴隶都会在这一场合盛装打扮。当然，元老院的保守派一直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出于势利。十字路口庆典的场面通常非常骚乱。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元前64年元老院投票废止了这个节日。但禁令并没有持续多久。克洛狄乌斯确保了这一点。克洛狄乌斯擅长街道斗殴，还逐渐将这种斗殴发展成一种了不起的政治艺术。赞助这一节日在他建立独树一帜的匪盗军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令他不仅能招募到支持者，还能将其升级为全城性组织。毕竟，罗马的十字路口随处可见。“这座城市有一千个拉瑞斯。” [56]

克洛狄乌斯将拉瑞斯圣龛转换为安置其个人雄心壮志的殿堂，个中成就是不容遗忘的。它表明穷人阶级可以为贵族提供政治基础，哪怕血统最纯正的贵族也不例外。这对渴望权力的元老来说注定是一个长久的诱惑。埃格那提乌斯的流产政变就是一个鲜明案例。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第一公民只能选择根除隐患。他没有按照元老院一贯的做法去禁止十字路口庆典，而是让自己成了节日的赞助人。奥古斯都向来不是一个会废止庄严传统的人——至少当他还能将其纳为己用时不是。他视察城市的十字路口，给人民集中发放消防设备及其他设施，向他们施以恩惠，由此赢得了罗马全体人民的欢心。通过这一举措，他让潜在的麻烦之地变成了自己政权的神经中枢。

即便在最阴暗的贫民窟乃至最粗陋的住户区，第一公民的权威也散发着耀眼光芒。公元前1年年初，盖乌斯从神圣的玛尔斯神庙出发，即将取道多瑙河边界出使东方。四面的大理石柱廊流光溢彩，从帕提亚人手中夺回的鹰旗巍巍挺立，在战神雕像严峻威猛的目光下，盖乌斯开启了征程。虽然堂堂恺撒之子不会踏入肮脏的陋巷把鞋子弄脏，但他的离开也同样让新广场外街区的居民不胜关心。从玛尔斯神庙出发，进入热气弥漫的作坊、快餐摊和被称作苏布拉（Suburra）的妓院后，再绕道南行，就会来到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名是以曾经在路边做生意的鞋匠们命名的：桑达拉利乌斯区（Vicus Sandalarius）。 [57] 街道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旁边竖立着一座新造的祭坛，是几个月前附近居民区的负责官员放在那里的。这些官员虽然出身极其贫寒卑微，但对自己此举的价值有着清楚的认知。他们对于尤利娅的命运裁决是肯定没有异议的。奥古斯都把管理当地政府的核心责任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公共节日有扈从陪同，几乎让他们处在自身街区事务的中心，可以说是给了他们天大的恩惠和人情。十字路口旁设立的新祭坛就是他们的感恩之心的体现。祭坛一侧雕刻着月桂，另一侧饰以战利品，正面则是奥古斯都和莉薇娅的肖像。两人站在盖乌斯的两侧，赞赏地注视着这个孩子。尤利娅明显缺席。负责发放救济的官员们从自身所在的纷乱嘈杂的一隅抬眼望去，很容易就感到自己也多多少少被卷入了全球事务中，哪怕只有一层十分轻微的关系。玛尔斯并不是唯一被召唤来保佑盖乌斯一路顺风的神明。还有拉瑞斯兄弟，以及一股伟大且更加神圣的新力量。这股新力量激发的崇拜热忱最先在公元前7年第一公民游览十字路口时出现，现在已经在整个罗马稳扎根基。有十字路口的地方就会筑起一座新祭坛：革尼乌斯（Genius），恺撒·奥古斯都自己的神灵。

有了这种级别的神助，盖乌斯此行看来不会有大碍了。“请赐予他庞培的名望、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我的好运吧。” [58] 奥古斯都如是祈祷。神明并非他为养子提供的唯一保护者。马尔库斯·洛利乌斯是带兵经验丰富的老兵，而且似乎很显然的是，他与提比略长期势不两立。他被任命为这位小王子的导师，并同时充当奥古斯都的耳目。一边有神明守护，一边有经验丰富的军师引导，盖乌斯很快就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他领队在东方的城市行进，直抵罗马势力范围边界，一路上无论到哪儿都出尽了风头。在幼发拉底河中央的一座小岛上，他和帕提亚国王在阔气的会议上畅谈欢愉；不久又开始忙着屠杀各类蛮族部落，“让全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全”。 [59] 不出所料的是，有关盖乌斯进展的消息传回意大利后，人们狂喜交加。再也没有什么成绩比这更能证明罗马人的宠儿不负重托了。“他不仅治理有方，还打败了最凶狠强势的民族，或者和他们成功结盟。” [60] 神明似乎真的在认真倾听他外祖父的祈祷。

但神明很快就收回了恩赐。先是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洛利乌斯被控收取各地领主的贿赂，在重重压力之下服毒自尽。紧接着的公元2年，盖乌斯收到了一则悲恸人心的消息：弟弟卢基乌斯在高卢病重身亡。第二年，他与一座亚美尼亚城堡的指挥官会晤谈判，不料遭到背信弃义的谋害，勉强死里逃生。尽管后来他大败亚美尼亚人，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旧伤始终没能痊愈。健康与自信受挫的盖乌斯很快开始顾影自怜。他写信给第一公民请求卸任，第一公民命他赶紧回家。盖乌斯于是从东线踏上了回家的漫漫长路。然而为时已晚。坏疽已经开始蔓延。盖乌斯翻越雪山，乘商船沿小亚细亚南海岸行驶。公元4年2月中旬，历经这样一段艰难痛苦的路途后，他终于能够回意大利了——但他终究没能登船起航。2月21日，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的养子兼指定继承人盖乌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则消息在罗马炸开了锅。奥维德曾在自己的偷情宝典中加入振奋人心的语句，声称盖乌斯注定将征服帕提亚。此时，他并没有打算把这些话从已经公开出版的诗歌中删去，反而决定将它留在原处，纪念曾经熊熊燃起又唏嘘破灭的希望。“您的两位双胞胎父亲，玛尔斯与恺撒，全将自己的非凡力量赋予了您。” [61] 这样的感叹原本出于好意奉承，却因盖乌斯的悲惨结局变质变味，染上了反讽色彩，不禁引发了奥维德所在圈子人的冷笑。街道上的情形则与此大相径庭。人们对尤利娅两个儿子的命运感到发自真心的悲伤。煽动者们再次开始要求让海对面的尤利娅返城。奥古斯都再次拒绝。“就是水与火相容，”他发誓说，“她也不可能回来。” [62] 抗议者们听说后，纷纷聚集到台伯河畔向水中投掷燃烧的火炬。连奥古斯都一时都慌了神。尽管女儿流放异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这种暴力热潮仍然一波接一波，扰得他心神不宁。他先是僵持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免得对外造成自己容易屈从压力的印象，随后下令将尤利娅从原先凄惨荒凉、寸草不生的监狱转移到意大利西南端的海军基地利基翁（Rhegium）进行监禁。这地方固然无法和罗马相提并论，但相比于潘达达里亚，一个行省的港口哪怕再沉寂萧条也有了不小的改善。

从岛上监禁释放出的不止尤利娅一人。过去几年对她的前夫来说一样不好过。提比略退隐罗德岛的行为无可避免地成了一种流放。两人离婚是妻子通奸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这也意味着奥古斯都和他之间从此情分不再。第二年他的保民官权力就过期失效了，这对一个执意离弃第一公民的人而言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不能再享受侮辱和起诉的法定豁免权了。提比略似乎严重错估了形势。尽管出身克劳狄家族的他仍在整个罗马世界拥有重大影响力，但他的声望在逐渐消失。许多城市逐渐推倒了他的雕像；傀儡君王也纷纷轻慢于他。接着，盖乌斯抵达东方，提比略的处境因此变得越发艰难。在一场众人皆醉醺醺的晚宴上，盖乌斯的一名同伴竟请缨驶往罗德岛，将那“遭放逐之徒”——人们都这样嘲弄般地称呼提比略——的首级取下带回。盖乌斯拒绝了请求，但提比略听说这一插曲后惊慌失措，急忙请求上头准许自己回归罗马，然而同样遭到了回绝。一年已经过去，提比略仍然在乞求结束流放生活。终于，公元2年，上头批准了他的请示，不过条件带有一定侮辱性。提比略虽为克劳狄家族之首，且是罗马人民最伟大的将军，但今后都不得再参与公共生活。盖乌斯逝世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提比略正住在全罗马最能说明他已经从元老院和军队抽身而退的地方：梅塞纳斯的花园。

可现在时势突变，奥古斯都面临一个令人痛心的危急时刻。失去风华正茂的养子兼外孙盖乌斯——他“最可爱的小毛驴” [63] ——不仅给他带来了感情上的沉重打击，还让他后继有人的宝贵希望化为梦幻泡影。五个外孙孙女现只剩三个，而且其中两个都是女孩。的确，阿格里皮娜雄心勃勃、要强好胜，“有男性的思维，没有女性的典型缺点”。 [64] 但让一个女人统治罗马，哪怕她再能干，也纯粹是无稽之谈。小尤利娅就另当别论了。她爱赶时髦，骄纵浮华，种种令人不安的迹象都让人担心她会与她的同名母亲一样。像她那样夸耀自己拥有罗马最大的府邸和最小的侏儒绝非取悦外祖父的最佳途径。那就只剩小阿格里帕、奥古斯都出生入死的好战友阿格里帕的同名遗腹子了。果不其然，公元4年6月26日，第一公民将小阿格里帕纳为养子。可这个男孩才15岁。而且奥古斯都从收养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到现在收养小阿格里帕，前后已经足足朝坟墓迈进了二十年。奥古斯都担心时日不多了。尽管雕像中的他仍然年轻恬静，但其实他已经66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风中之烛——死亡随时会找上他。他操劳多年，是绝不可能冒着毕生成就毁于一旦的风险，把世界统治大权拱手交给一个孩子的。这样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盖乌斯死讯抵达罗马后不久，奥古斯都就再次授予提比略保民官权力。接着在收养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时，他顺带收养了提比略。现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也是一名恺撒了。

对奥古斯都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妥协。的确，他收养两个继承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执政官之职要求由两人共同担任。正是这一古老庄严的惯例长期确保了罗马城内没人可以独大。但这是具有欺骗性的。奥古斯都亲手打造了这个政权，其本质如何，没人比他更清楚；他也了解提比略，知道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难以匹敌这位坚硬冷酷的克劳狄家族之首。第一公民做了决定。从各个层面来看，这一决定都是对自家血肉的冷待。当然，他并不准备承认这一点。就公共层面而言，他的政权仍然是尤利安政权。提比略因为收养关系从法律上来说已经不能再被归入克劳狄家族之列。不仅如此，奥古斯都还想方设法以确保家里的两大血脉，也就是自己这一脉和莉薇娅那一脉，能够紧密交融，浑然一体到无从区分。于是，精明强干的阿格里皮娜被许配给提比略的侄儿日耳曼尼库斯，也就是备受悼念的日耳曼战场英雄德鲁苏斯的儿子。同时，提比略虽然已经有一个儿子，但还是听从第一公民要求，收养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其死去的父亲。通过收养，尤利安和克劳狄的独特性变得模糊；通过联姻，尤利安和克劳狄的身份得以整合。就这样，两大家族将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尽管各自的族系都是那么骄傲古老，但让两族人都晋升到光辉灿烂的地位则全是奥古斯都一人的功劳。未来不属于尤利安，也不属于克劳狄，只属于一个家族：奥古斯都家族。

不管怎样，这就是流传的故事版本。许多人对此将信将疑。小阿格里帕无疑是挡在克劳狄权力垄断之路上最显眼的尤利安绊脚石。他深知自己暴露在怎样的危险中。少不更事的他从未试图在外祖父奥古斯都面前掩饰自己的怨恨。由奥古斯都收养一年后，他正式成年。至那时，他乖张好斗的名声已经在外流传开了。但总的来说，大街上的暴力情绪对第一公民的计划才更具威胁性。罗马人民对尤利娅及其孩子的喜爱历久不衰，对克劳狄的勃勃野心反感嫌恶。这一切使得提比略成了极不讨喜的继承人人选。提比略将强硬坚定的特质珍视为古罗马美德，但在普罗大众看来，那却是冷酷无情和傲慢自大的体现。将保民官权力授予这样至尊至贵的高门大户，怎么看都像是对平民的挑衅。毕竟，保民官一职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且第一公民主宰罗马事务几十年来也证明了自己是人民的守护者和朋友。但随着现在奥古斯都英雄迟暮、提比略权力日盛，一种新的焦灼情绪逐渐涌上了平民们心头。祸不单行，远方边境不时加急来报，既而叛乱兴起，既而野人突袭。顷刻间，撒丁岛被输给了海盗。支撑军队预算的钱库开始见底，急于填补缺漏的奥古斯都不得不破除一百五十多年来的惯例，首次向罗马公民直接征税。同一时间里，宏伟的城市改造工程也逐渐告停，令许多人无以为业。一场瘟疫爆发。拥挤的贫民窟内一片惨状，倾倒尸体和各种垃圾的万人坑 （carnarium）日夜开放。接着，大火又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城，火势之迅猛，令当地政府束手无策。此情此景下，第一公民只能斥资建设新的集控消防服务机构。一流消防队（Vigiles）从组建目的和组织结构上看都属于准军事部队，因为他们既负责侦察街道，又负责扑灭大火。奥古斯都知道罗马正不安地躁动着。而比瘟疫和大火还糟糕的是，曾在后三头同盟统治最黑暗时期困扰罗马的那股威胁又卷土重来了：饥荒。年轻时候的奥古斯都曾被一群饥焰中烧的暴民堵在墙角，差点就被撕成碎片。他太了解和一群饥民正眼相对是什么滋味了。此刻，下属禀报粮仓即将放空，他便竭力确保全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正打算自杀。

似乎很多人都希望他能说到做到，而不是空口威胁。粮食短缺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危机情绪犹在。一些人敢于异想天开。据说，那场大火起源于全城好几个地方，“但都在同一天发生”， [65] 这明显意味着有人故意纵火。接着，饥荒正盛之际，全罗马的建筑都贴满了画报，公开呼吁人们推翻现任第一公民。部下们试着挖掘肇事源头，却屡次未果而终。他们得出结论称，没有一个人“能单独策划或发起这样一场示威运动”。 [66] 但在第一公民看来，这些抗议绝非人们的自发行为。他嗅出了阴谋的味道。早在他收养提比略这一年，他就拆穿了庞培孙子想杀掉自己的阴谋。那时候，他把这位谋反者拉到一边痛斥苛责，又和蔼慈祥地许其以执政官之位，傲慢地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将一腔轻蔑之情展露无遗。这样的小恩小惠对他来说是不在话下的。一个贵族还构不成什么切实威胁，哪怕此人体内流淌着“伟大的庞培”的血液也不例外。元老们虽然不得不接受奥古斯都家族的至高地位，却绝不会允许自己阶级中的一员成为第一公民。

可如果是奥古斯都家族自己后院失火呢？奥古斯都知道，最大的威胁潜伏在自己家里。财政危机已令他心力交瘁，不时席卷罗马的灾难又让他分身乏术，加上年事已高，他变得神经过敏、动不动暴跳如雷，对家人的情绪根本没有耐心。当证据条条列出，暗指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就是背后的煽动者时，第一公民赦免了参与谋乱的另一名贵族子弟，却严厉打压自己的亲外孙。他正式废除了阿格里帕的继承权，并将其逐出罗马，流放至科西嘉岛附近一座名为皮亚诺萨岛（Planasia）的偏远小岛上，派重兵严加看防。阿格里帕的财产被充作军队资产。一夕之间，他不再被人称为奥古斯都家庭成员，而是成了无名之辈。 [67] 除了将他与他母亲尤利娅并称为两处溃疡、两颗脓包以外，奥古斯都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小外孙。

很快，第三颗脓包也要爆裂了。公元8年，也就是尤利娅遭流放十年后，又一桩离奇且相似的丑闻爆出来了。她的同名女儿原本就因泼辣放浪的生活作风和对侏儒的喜好而臭名远扬，如今被发现犯有通奸大罪。这是奥古斯都家族第三个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小岛的成员。和大尤利娅一样，除众人的讥讽和有关性丑闻的闲言碎语外，小尤利娅也面临更严重的指控。一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流言暗指她意图策划政变。据说，她曾图谋将大尤利娅和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从流放地解救出去。一大批军队都已调遣好，准备迎接他们。而且奥古斯都本有可能在元老院被人谋杀。至于个中细节到底有多准确，甚至说是怎么拼凑衔接而成的，却无人能解释清楚。无论如何，当工匠鱼贯进入小尤利娅家准备拆解那宫殿一般的建筑、守卫们等着将她肚中的孩子杀掉时，通奸的指控透露了多少内容，无疑就掩盖了多少真相。譬如，很显然的是，尤利娅的丈夫按理说为受害方，结果却被处以死刑。 [68] 另一个以长期挑衅第一公民闻名的男人也遭受了类似的毁灭性打击；这似乎不完全是巧合。在公元8年这重大的一年里，尤利娅并不是唯一被流放的人。 [69]

灾难找上了厄尔巴岛的奥维德。从这位诗人所处的位置望去，可以看见重兵把守下的皮亚诺萨岛，可怜的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就在岛上黯然神伤。小岛为天际抹上了一道蓝色污迹，警醒着人们奥古斯都复仇的怒火。奥维德并不需要太多提醒。他已经麻烦缠身了。一艘来自本土的船抵达岸边，带来了一则可怕的消息，令他涕泗横流。最初，他还在供认和否认之间踌躇不决，最后全然崩溃，开始向近日陪伴在侧的朋友和盘托出。一直以来，他就不断挑起第一公民的怒火，这下可好，引火烧身了。他的偷情宝典指导妇女怎样背着丈夫偷人，还讽刺地将死去的盖乌斯奉为神明爱子。直到现在，这一宝典都还惹得弄潮儿们争相传阅，惹得享乐阶层开怀大笑：如此大逆不道，现在看来他是自食苦果了。然而，这还不算最糟的。奥维德究竟做了什么，到底又是什么“错误” [70] 让他如今面临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本人绝不会公开说明；但他会不断留下蛛丝马迹。在公共场合提及他所犯的错是危险的。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一场致命的暴行”。 [71] 不管他到底亲眼看到了什么，总之它已经让“恺撒的满腔怒火” [72] 全喷在了他头上。在这重大的一年里，局势紧张不安，流言满天飞舞，只有一个插曲足以解释恺撒的勃然大怒。无论是偶然撞见，还是因为自己轻率粗心，总之，奥维德明显发现，自己已经被吸入罗马最致命的对峙局面的滑流之中：尤利安和克劳狄的世界统治权之争中。 [73]

奥维德从厄尔巴岛离岸登船，向主人挥手告别。这将是两个朋友有生之年所见的最后一面。同年12月，这位诗人“在严寒中瑟缩着”踏上了另一艘船，“前往亚得里亚海域”。 [74] 这场短距离航行的终点是意大利海岸外的一座岛，但那并不会是奥维德的归宿。在发落他前，奥古斯都曾亲自面见了这位绝望懊悔的诗人，并为他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地。对奥维德这种最温文儒雅、最时尚新潮的人而言，第一公民为他指定的关押地几乎不能更糟糕了。

他将驶往地球的尽头。

黑暗中心

“那里只有严寒、满怀敌意的民族和冰封的海面上刺骨的波涛。” [75]

奥维德惊恐地发现，自己来到了托米斯（Tomis）。这座城市和他的风格毫不相符，是由先前的希腊殖民者开拓而成的，坐落在寒凉刺骨、狂风呼啸的黑海海岸上，地处罗马势力范围的边缘。奥维德抱怨托米斯只有漫无尽头的冬天。尽管这话夸张过了头，但此地夏季温和宜人的气候也没能缓解他的抑郁情绪。 [76] 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不像罗马的城市了。水是咸味的，食物也糟糕透了。这里没有人说拉丁语，托米斯人所说的希腊语也让奥维德觉得跟胡言乱语无异。四周树木稀少，满目荒凉，刹那间，世界首都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灼灼闪烁，有如幻影。“在这儿，”他悲戚地反省道，“反倒是我成了野蛮人。” [77]

论时尚，奥维德的品位不输罗马任何一人，但此刻，他身边的行省居民居然连自己有多偏狭土气都意识不到，这令他震惊万分。低矮倾颓的托米斯堡垒内，没人能体会并分担他对都市时尚的痛苦思念。城墙外的世界更是野蛮。北面约70英里处就是多瑙河。在恺撒及其战略家的地图上，这代表着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那宽阔的河面足以阻挡潜伏于对面的野蛮人的入侵；但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冬季，连三角洲外的海面都可能结冰，多瑙河河水自然也会牢牢凝固；这时候，河对岸原野上的蛮族就会骑着快马出现，他们胡须结满白霜，掠夺成性且绝不手软。缕缕青烟从阴沉的天际袅袅升起时，意味着村庄已经付之一炬。身中毒箭的尸体形状扭曲，而身背行李的幸存者则由绳索或铁链拴着，在野蛮人的驱赶下蹒跚前行。噩梦中，奥维德常常梦见自己在躲避飞箭或被困棺材，醒来时发现房顶插满了箭矢。每每望向托米斯城墙外围攻的蛮兵，他便感觉自己有如瓮中之鳖。罗马似乎不止遥望无垠，还软弱无能。“她是那样的美轮美奂，但绝大部分人几乎留意不到她的存在。”对奥维德这样热衷都市生活的人而言，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们不畏罗马人的武力。” [78]

但他的焦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奥维德看来，托米斯人和城门口的野蛮人并无二致。男人身穿羊皮裤，浑身毛茸茸的，难以形容；女人则将水罐放在头上。数世纪来，罗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生活的。犹记得生活在繁华文明的大都市时，他还嘲笑第一公民对罗慕路斯时代的追忆，把第一代罗马人称作杀人犯、强奸犯和畜生。如今迁到世界尽头，他不禁感到自己仿佛也被流放到远古时代了。踟蹰在文明和野蛮的边界，奥维德深感自己生活在一个半人半兽甚至更糟糕的国度。他抱怨道，他们比“狼还野蛮”。 [79] 搁浅在这罗马势力范围的边缘，他凝望远方，只见一片黑夜漫漫无垠。他能感受到这种黑暗的广大和强大，能感受到它对自己一切身份的不屑一顾。难怪，在注意到居民们所说的退化的希腊语时，他开始担忧自己可能说不好拉丁语了。野蛮主义也同样潜伏在罗马人体内。毕竟，罗马城的缔造者就吸吮过狼奶。在汩汩喷涌的喷泉兴起以前，在供时尚人士乘凉的门廊被建造出来以前，罗马的人们就“曾像野兽一样活着”。 [80] 奥维德知道，罗马也曾是世界的一片黑暗之地。

或许只有远离都城风月场，来到文明的边缘后，才能真正了解罗马自远古以来的不朽发展进程，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民族伟大的根源。自“流放到一片法治基础薄弱的边境地带” [81] 后，奥维德的时尚热情被第一公民带来的残酷真相狠狠嘲弄了一番。没有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和平的艺术。归根结底，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不在于完善的排水沟，也不在于光彩夺目的神庙，更不在于对诗词歌赋的喜好，而是钢铁：军队列好阵、举着护盾进击所需的钢铁纪律。尽管罗马人曾由狼哺育，但他们手起刀落的娴熟并非源自兽性。严苛残酷的训练已将他们锻造成战斗链中的一环。战士不能娶妻生子，战友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军团不是一群动物，更像一台杀人机器。战士们敬奉玛尔斯为“前行者”（Gradivus）。是他赐予了他们勇气，让他们迎着激烈的号角声整齐划一地行进，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和那连续沉重的步伐相对的，是敌人渺茫的胜利希望。即便最野蛮嗜血的蛮兵在向一支罗马军发起冲锋时，都极可能功亏一篑。多瑙河对面的野蛮部族习惯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刻有如飞鸟俯冲而来”。 [82] 与他们不同的是，罗马军队在耐力方面饱经历练。罗马士兵所受的训练为任何情况下都要直击对手要害，然后拾起步伐再度前进，继而浑身是血地再次直面敌人。若非如此，他们杀戮嚣张不敬之辈的本领也就不可能这般强大了。“是纪律，严格的军纪真正保卫了罗马的势力。” [83]

一切皆来源于纪律：面对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在机会渺茫的情况下，仍坚忍不拔地追求胜利；在反反复复的逆转和叛乱中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出乎奥维德意料的是，在他抵达托米斯时，巴尔干半岛已不再是想象中桀骜不驯、威胁重重的荒凉之地，而是几乎已完全服帖了。这一驯服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自渴望建功立业的屋大维宣布平定伊利里亚，以及十年后克拉苏击溃巴斯塔奈人以来，数十载光阴已穿梭流逝。最伟大的功勋莫过于提比略在退隐罗德岛前平定了现今的匈牙利，那里有野猪和更野蛮的部落出没。这些部落的成员被称作潘诺尼亚人（Pannonians），在与罗马的抗争中展现出了深入骨髓的反抗精神。公元6年，当地不时爆发的反叛林火形成了一场恐怖的大火灾。商贩被屠杀，分遣队被全歼，马其顿被入侵。连第一公民都在这场毁灭性的叛乱面前慌了阵脚。他歇斯底里地向元老院警告道，若不采取紧急措施，潘诺尼亚人十天后就将兵临罗马城下。好在罗马最厉害的将军已从罗德岛归来，可供第一公民再次号令差遣。耐心冷酷的提比略是领兵应对游击战的完美人选。他关心士卒的福祉，也同样留意遭受伏击的潜在危险。尽管都城屡屡厉声追索战果，但他充耳不闻。他所追求的是慢和稳。“在提比略看来，安全之道才是上策。” [84] 历经数周乃至数月的较量后，提比略最终大败潘诺尼亚人。公元8年，潘诺尼亚人终于缴械投降，在河岸边成群地对这位胜利大将军匍匐称臣。第二年，当奥维德还在因首次见到野蛮人而吓得发愣时，烈火和杀戮已经在向巴尔干地区最后一个群山中的反叛据点蔓延。年轻的日耳曼尼库斯第一次领兵作战，然而事实证明，他虽然富有魅力但作战能力非常有限。提比略接过任务后给了敌人致命一击。此地终于被完全平定了。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从马其顿到多瑙河，一大片疆土收归罗马统治之下。提比略得到了第一公民的诚挚感激和同胞们的热情赞赏。“胜利女神在罗马大将军的头上扑打着翅膀，将月桂花环戴在他的亮发上。” [85]

但任务尚未结束。不止奥维德一人注意到：多瑙河对面的野蛮部族完全能够穿越磅礴的水流。哪怕最强大艰险的自然屏障都能被跨越。这对守护边疆的将士来说无疑意味着刺激和麻烦。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一点在于，他们并非为征服而征服。他们冲锋陷阵，不是因为贪婪或嗜血，而是为了捍卫城市荣誉和盟友利益。可以说，他们是在保家卫国的路上征服了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马政治家看来，“或许把我们的全球统治霸权叫作护国政权更为恰当”。 [86] 若非如此，天神又怎么可能让罗马成就千秋伟业呢？当然，这是一个设问句。整个世界如若置身罗马的监护之下，无疑会变得更加美好。奥古斯都主宰的光荣持久的和平岁月，用他自己的狂言傲语来说，取决于“四海皆朝服于罗马人民的统治”。 [87] 当然，恰如那些望向多瑙河对岸的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事实上，要实现四海朝服，罗马仍有一段路要走。但罗马的上层阶级越发深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将受益。抱负和责任在催他们奋进，更不用说的是，他们也遵从不言自明的神谕，这一切都推动着罗马继续向外扩张。终极奖赏——“无边无际的帝国” [88] 就在前方。

透过宽阔汹涌堪比多瑙河的莱茵河的激流，最能洞见这其中的现实意义。奥古斯都曾在莱茵河西岸建造了玛尔斯神庙，以求战神恩典。在郑重声明意向时，他将尤利乌斯·恺撒的宝剑献给了这座圣龛。征服高卢的胜利曾压制了不少嚣张肆虐的野蛮势力，无疑是值得效仿的典范。在平定莱茵河西岸时，恺撒就意识到不能放任东岸野生野长。他两次在河上架设桥梁，两次向对岸的日耳曼人耀武扬威，以示惩戒。 [89] 数十年过去了，驯服境外各部落的任务仍旧迫在眉睫。高卢地区治理不力，仍然没有发展为愿景中的富贵乡，莱茵河对岸还不时有野人闯入侵扰。最窘迫的案例发生在公元前17年，盖乌斯后来的守护人马尔库斯·洛利乌斯偶然撞见一支日耳曼蛮兵，损失了鹰旗。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溃败，很快就由洛利乌斯抹平了；也有人将它描述为对罗马威望的严重打击，程度堪比克拉苏当年的大败亏输。无论实情如何，总之，它令一向谨小慎微又果断决绝的第一公民决定，要采取更积极的策略来应对日耳曼问题。在沿阿尔卑斯山北行时，他亲自颁布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完善征税制度，强行对高卢开展人口普查；在新殖民地卢迪南（Lugdunum，即后来的里昂）设造币厂，派千名精兵组成的准军事分队严加防守。不计其数的金币银币被大批铸造，继而被装进马车，沿日益扩张的公路网向北运输，给罗马在西部的势力注入了一针大力强心剂。暴力止息高卢民愤；莱茵河沿岸连设六大军团堡垒；经奥古斯都许可，军队跨河征战日耳曼。罗马史上最伟大且最可怕的一场胜利就在前方召唤：世界边缘的文明唾手可得。

“闯入一片被阴云笼罩的禁区是需要勇气的。” [90] 在最后一场征战中，德鲁苏斯来到了罗马第二道巨大的天然屏障边，即莱茵河以东数百英里的易北河河岸。在这里，幽灵化作一个身形巨大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阻止他渡河。北面是鬼魂和邪妖的出没地，这一点不足为奇。日耳曼的大片土地上都覆盖着阴森森的树林。大公牛一般的生物在其间游荡，此外还有一些既没脚踝也没膝盖、名为“麋鹿”的神秘生物。这里的海潮每天涨落两次，抽打着根部松弛的橡树，并将整片平原包裹在滚滚巨浪之中，冰凉的海水中不时闪现“谜一般的半人半兽生物的轮廓”。 [91] 奥维德曾讥讽托米斯人为狼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可在日耳曼这块龙荒蛮甸上，野兽与人的界限甚至更加模糊。一些罗马学者曾仔细研究日耳曼传统，据他们所言，日耳曼的首领在做决定时如果想祈求昭示，最有可能去咨询一匹马。可相反的是，“日耳曼人身躯魁伟，眼睛湛蓝但目光凶狠，头发微红”， [92] 可见他们本性凶残，不亚于在山坡上攀来攀去、爪牙坚硬的熊。地理条件是不容小觑的。日耳曼的沼泽地和树林常年细雨连绵，日耳曼人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神明把完美宜人的气候条件慷慨地赐予罗马，让她蓬勃发展为伟大的城市，同时也就注定：寒冷北部的人们只能过着落后原始的生活，也只会是慵懒、凶猛、无趣且放纵的民族。地形与气候决定民族性格：日耳曼人的野蛮是造化使然。

可当真是这样吗？毕竟高卢人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给罗马留下的糟糕记忆仍叫人耿耿于怀。公元前390年，一群高卢人闯入意大利，歼灭了六支军队，还将罗马城洗劫一空。直到奥古斯都那被神化的父亲讨伐胜利后，高卢才不再是一片让人恐惧的土地。现如今，五十年过去了，阿尔卑斯山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卢人曾身穿长裤，胡须浸满肉汁，喜欢醉酒闹事，热衷于收集人头；如今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高卢的部落首领曾习惯半裸身子，冲向进攻的军队，而现在他们的孙辈身着托加袍，还为“尤利乌斯”这个名称欢呼欣喜。他们也不再什么酒都往嘴里倒，逐渐学会了品味最经典的意大利和东方特级酒（grand crus），更了不起的是，他们还学起了打理古怪的葡萄园。而最喜人的是，高卢起伏的丘陵上原先只有村庄和粗糙的栅栏，现在多地已初现城市雏形：建有耀眼的丰碑和纵横的街道的文明孤岛。奥古斯都不仅将和平果实带给了公民同胞，还将其带给了高卢人。一座又一座建筑拔地而起以表感激：奥古斯都努姆、奥古斯托玛古斯、奥古斯都博纳和恺撒罗博纳（只是为了换个说法）。在高卢的所有献给第一公民的纪念建筑之中，最壮观的一座由德鲁苏斯在卢迪南修建。公元前12年，献给罗马与奥古斯都的祭坛正式揭幕，与祭坛连在一起的还有双重斜道和两尊长着翅膀的巨型胜利女神雕塑。 [93] 这尊位于行省公路系统中心城市的雕像正是全高卢人之忠心的凝聚点。举行揭幕仪式时，六十多个部落的首领前来参加。一个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维康达利杜卜纳斯的青年被选举为祭坛首席祭司。他的名字融合了高卢特色和罗马特色，充分体现出混血儿阶层日益崛起。人们的脑中不禁闪现一幕惊异的前景：或许有一天，高卢人不再属于蛮夷之列了。“他们已经被奴役，并按照驯服他们的人的指导生活着，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处于和平状态。” [94]

如果高卢人可以被驯服，那日耳曼人为什么不能？无可否认，在罗马统帅的眼里，部队行进的地方离文明越远，遇到的对手自然就越野蛮、越顽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莱茵河对岸二十五年的征战给了他们坚实的希望。当然，对付野蛮人的首要任务向来是一致的：要向他们表明，顽抗无用。伴随着季节流转，一列列军队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冬营走出，继续东行。绝大多数日耳曼部落在面对井然有序、战术精湛的罗马军时，最终以粗野的方式投降屈服了。其中最凶狠的部落甚至还向奥古斯都献上了族里最珍贵的东西，以示交好。那是一口巨大的铜锅，日耳曼人将囚犯割喉后，把血液滴在锅内，锅便因此具有了神圣意义。不用说，任何反抗都会遭到迅猛蛮横的镇压。提比略曾邂逅当年妄自盗取洛利乌斯鹰旗的部落之一。他冷冷地将那四万人团团包围，把他们驱赶到了莱茵河的远侧。不过，驱逐都算不了什么。罗马人还会采取屠杀与奴役人口的手段让蛮人领教自己的威力。渐渐地，日耳曼这片土地被打上了侵略者的烙印。水量丰富的平原上开凿了运河；丛林深处开辟出了道路；沼泽地上搭建了浮桥。就连德鲁苏斯的拦路虎——雄伟的易北河最后也被征服了。继德鲁苏斯来此近十年后，另一支罗马军队来到了河边，但这次已经没有幽灵幻化而成的女人现身阻拦。骑马带队的是一位名为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的贵族，又名“铜色胡子”，是一个罗马使节，他残忍傲慢，臭名昭著，好在和第一公民的两个外甥女中的大安东尼娅结了婚，才大大填补了声名上的缺陷。他领军横渡易北河，达成了一项重大成就。据一流制图师最新推算，这条河与大西洋的距离，跟它与中国的距离差不多。阿赫诺巴布斯成功让远岸的部落就范，让他们承认罗马的威望，就是在实现罗马统治全球的璀璨梦想的道路又前进了一大步。连日耳曼人都永久归顺了，又有谁挡得住罗马向海洋东边的不息征程呢？

第一公民那被神化的父亲为征服高卢，前后用了十年；而到公元9年，第一公民自己的军队也已经在日耳曼东征西讨了二十多年。在离开易北河、返回安全的冬营之前，阿赫诺巴布斯在遥远的河对岸修造了一座膜拜奥古斯都的祭坛。这是他在任期间修建的第二座类似的丰碑。第一座建在日耳曼另一端，位于莱茵河西岸，坐落在乌比安（Ubians）部落的土地上。自尤利乌斯·恺撒时代起，乌比安人就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两座祭坛之间横亘着巨大宽阔的领土，它们遥相对望，强有力地昭示着奥古斯都日益增强的信心：这片顽抗多年的土地终于要变为罗马的行省了。奖赏是丰厚无比的，可能比最初预估的还要丰厚数倍。事实证明，日耳曼原来不只有沼泽地和树林，还有肥沃的农田、足量的钢铁、上等的鹅绒和一种羊脂和草木灰混合后调配出来的古怪东西，名叫“肥皂”。自从它被引进罗马后，上流社会就逐渐离不开它了。在一个历来崇尚金黄色的城市，这或许是唯一可以料想到的结果。取适量这种神物往头上涂抹后，哪怕最灰暗的头发，都会泛出金色光泽。确实，那些赶时髦的人还得小心翼翼，不能超了限度；据说涂抹过量是会让女人秃顶的，这种悲剧就发生过几次。不过，治疗秃顶的特效药同样产自日耳曼。在他被流放前的幸福岁月里，征服日耳曼的胜利提升了奥维德女友们的潜在性魅力，让他狂喜不已。“派人把日耳曼女囚的头发割下来，”这位诗人向一个情人说道，她的头发因为染色剂不幸出了点事故，“戴上这些从罗马手下败将们头上剪下的贡品后，你会显得光彩照人的。” [95]

赤褐色的假发固然珍贵，但日耳曼的真正财富不在女人们的头发，而在于男人们使刀弄剑的臂膀。和驯化野兽一样，只要多加小心，就能将罗马霸权制约下的野人按军纪要求来训练。再加上野人本身具有的力量和凶残性格，效果很难不令人拍案叫绝。至于到底有多惊艳，从奥古斯都对他们的资助中就能看出。第一公民本可以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招募武士作为自己的护卫，却倾向于选择日耳曼人。毫无疑问，对罗慕路斯时代简朴生活的追忆已经先入为主，让他在这些毛茸茸的原始人身上看到了某些优秀特质。他们虽为野蛮人，却是高贵的野蛮人。他们缺乏文明带来的福音，却也远离了文明带来的腐化。“没有一个日耳曼人会把罪恶当作可以一笑了之的事情。” [96] 有可靠消息称，日耳曼女人如果犯下了通奸罪，就会被剃光头发，剥光衣服，在全村鞭打游行。这样的本性如果能为罗马所用的话，将大有裨益。

自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乌比安人就在罗马军队左右效力，展现出长久的耿耿忠心；但随着东征战线越拉越宽，罗马开始需要日耳曼部族的辅助。其中一支部族名为巴达维亚人，栖居在莱茵河汇入大西洋处水量充足的平原上，是一群英勇过人的武士。他们整支部落都加入了罗马军队。其他部落没那么容易受罗马引诱，但会服从更有针对性的招募计划。在受命亲征潘诺尼亚不久前，提比略曾循着弟弟的足迹，带领大军水陆两路征战易北河。一路上，他竭力笼络当地精英，赐予他们罗马公民身份，委以他们军事重任。在潘诺尼亚震天动地的暴乱中，这一举措帮了罗马大忙。在巴尔干半岛，日耳曼分遣队为提比略披肝沥胆，立下了汗马功劳。同一时间，日耳曼地区的部族也都安分守己，没有人趁罗马分身乏术之时兴风作浪，惹是生非。事实证明，第一公民的直觉是对的。日耳曼已被罗马文明打败。是时候在这里推行法律，开展人口普查，征收税款，将它正式变为自己的行省了。

公元9年，提比略还在血洗巴尔干半岛时，北部边境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莱茵河不再像一道边界，反而更像一条大道。当然，罗马军队的身影随处可见：军队基地、补给仓库、破水而行的战备船。不过，河上行驶的不止军用船只。粮食、军队、酒桶和马匹都通过水路运输。尽管这其中大部分农产品将被送到服务于约六万驻军的饭堂，但不尽然。和高卢一样，日耳曼行省的执政机构也急着想让当地人体味一番罗马的生活滋味。在尤利安人的领土上，阿赫诺巴布斯为奥古斯都修造的祭坛已逐渐堪与卢迪南匹敌，成了政教合一的祭祀中心兼首都。一栋栋混凝土建筑开始稀稀落落地出现在河岸边。在莱茵河对岸那片沉闷宽广的土地上，男人曾对顶髻和紧身裤的装束不以为意，女人也只围一块低腰兽皮。现如今，那里已不再是清一色的荆笆墙了。人们正煞费苦心地修建奇形怪状的“躲避野蛮的庇护所”。以莱茵河为起点向东行50多英里，或许也可以瞥见些许城市的样貌：的确，这里的住房建得粗糙简陋，但都已装上了水管，也有了街区，还竖立了奥古斯都的雕像。 [97] 如果罗马能在日耳曼这片蛮荒原野建起石头广场，那无疑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能。未来是光明的。“伴随着城市的建造，以及野蛮人逐渐适应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很快他们就将成为罗马人。” [98]

当然，有些地区始终比其他地方更加顽固。自德鲁苏斯时代伊始，二十年来，罗马军团进入日耳曼中心最稳妥的路线，一直是沿利珀河（Lippe）的河道。乘船沿河西行，就能进入莱茵河，因此，这条河成了罗马船只进入蛮族要地的通道。高卢的边界上曾林立着一排排军营及补给仓，现如今，利珀河岸边也出现了同样的一幕。不同的是，对驻军来说，沿岸进军不再意味着步入一片黑暗的腹地。行省权威们现在可以依靠日耳曼部落中的亲罗马派来协助开展平定计划。譬如，利珀河以北、莱茵河与易北河正中间的战略要地是日耳曼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地盘。尽管在罗马进驻日耳曼的早期，他们跋扈且倔强，但后来提比略令他们彻底归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的首领受罗马利诱，成了罗马的辅臣。在与罗马军团并肩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还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罗马军队文化的影响。最典型的要数一位名为阿米尼乌斯的年轻首领。他不仅荣归故里，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拉丁文。他也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罗马公民，而是晋升到了骑士之列。“他身经百战、机智灵敏，智力远超一般蛮人”， [99] 正是行省权威们在部落腹地的耳目的完美人选。阿米尼乌斯受过罗马军队行为模式的训练。他清楚罗马指挥官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知道，他们意图在罗马令状仍分文不值的地区巩固罗马的势力。因此，在向行省权威们汇报消息，称日耳曼北部正酝酿着一场叛乱后，他立刻受到传召——罗马军很少深入北部。应对反叛的最好方法就是防微杜渐。尽管夏季正在消逝，但没过多久，日耳曼的五支罗马驻军中就有三支接到了镇压叛乱的任务。军队很快出发了。这支特遣部队踏上了军事工程师多年前清扫出的道路，征途之初没有遭遇路障，也没有人拦路阻截。从远处望去，它并不太像一支由人、马、车组成的队伍，反倒更像一头巨大的肉食动物。它宛如一条蜿蜒爬行、鳞片发光的蟒蛇，凡所经之处，地面无不随之震动。

骑马带队、发布进军令的是指挥官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卢斯。他是奥古斯都在该地的特使，在扑灭林火方面饶有经验。十年前担任叙利亚总督时，他曾游刃有余地镇压了犹太人接二连三的起义。然而，第一公民器重他，并不主要因为他的将帅之才。奥古斯都对兵权问题一向谨小慎微。之所以把五个军团的指挥权交付给瓦卢斯，是因为他是自家人：他和阿格里帕的女儿联姻，后又与奥古斯都的甥外孙女成亲。不过，如果瓦卢斯在应对行省总督的纷繁职务上没有展露出过人才能的话，这些关系也百无一用：总督一得安定内部，二得公正执法，三得在当地强征税收。在奥古斯都看来，这样的才干正是目前管理莱茵河对岸即将成立的行省急需的。数十年来，罗马首领一直习惯以军队统帅身份面对日耳曼人，瓦卢斯出现后，他们得以瞥见了别的东西。毕竟，和平也是有着动人之处的。托加袍、扈从、法西斯：在劝诱蛮族向罗马输贡纳税并服从罗马律法时，这些事物都发挥着一定作用。是的，如有必要，瓦卢斯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极具破坏力的武力；但如今日耳曼已被征服，他想既赢得战争，又赢得和平。

穿行在切鲁西部落的土地上，总督瓦卢斯笃定自己策无遗算。他统帅一万八千多人的大军，向这片大地的主人亮出了无往不克的赫赫军威。日耳曼各地的蛮人早已学会了对这种威仪望而生畏。但他不仅是奥古斯都差遣的特使，同时也代表着罗马的和平与秩序。互惠互利的关系已逐渐将行省长官和日耳曼军阀连在一起；瓦卢斯如果心里存疑，只需看看随行的部队即可。骑行在辅助部队中、随时能以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建言献策的人，是阿米尼乌斯，切鲁西部落的王子，罗马的骑士。随着瓦卢斯和军队北进，前方的地域已罕有罗马军事工程师涉足。丛林沼泽内道路难测，有一个熟悉地貌的人来引导无疑是雪中送炭。当阿米尼乌斯请命率先头部队侦察前方是否有诈并为大军开道时，瓦卢斯慨然应允。毕竟，还有谁能比叛乱者的同胞更适合给叛乱者来个出其不意呢。

然而，阿米尼乌斯一去不返。瓦卢斯派出的其他分队也没有一支归队。答案不久就将揭晓。军队拖着冗长凌乱的队列在繁密的森林中费力穿行。他们忙着砍伐树木，在溪谷之上铺路搭桥，不料刹那间，一支支长矛铮铮作响，从阴影处嗖嗖射来：军队遭遇突袭了。暴雨骤起，山腰泥沙俱下，天色越发阴暗，铁制标枪头更是如冰雹般唰唰地落下。由于受到地形限制，军队无法像以往一般排兵布阵，只得在黑森森的树林中艰难行进，一路不时绊倒在缠绕的树根和倒下同胞的尸体上，最后才找到一块足够开阔的空地安营扎寨。战士们匆忙垒砌木栏，雨后的水汽蒸腾着，令篝火在水雾的浸润下嘶嘶作响。从这时起，瓦卢斯总算能够审时度势了。他的处境不算太好，但也不至于太糟。伏击历来是在莱茵河对岸征战时军队会面临的大险。就连德鲁苏斯都曾遭遇好几场埋伏。处在不利地势下，关键是要轻装简行，安全行事。于是，瓦卢斯下令焚掉队列中的货车，好方便调转方向，返回安全的罗马驻地。南北两面皆地势艰险，选择哪条路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那也是唯一一条路了。绕过稠密的丛林和山峦后，他和军队就将穿越罗马版图上一处名为条顿堡山口（Teutoburgiensis Saltus） [100] 的地方。

第二天，长长的队列有如苏醒的大蛇一般，从夜营里蜿蜒爬出，进入了开阔的乡野。罗马军队的左边是长满橡树的山峦；右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和湿地，其间零星分布着废弃的农场，点缀着烂漫的季夏野花。焦急的赶骡人匆匆割下几把野草，塞进驮畜脖子下方吊着的铃铛里，以掩盖叮叮当当的声响。多么聪明的防范手段啊。沿途所经森林中的树木一旦变密，伏击就会再次袭来。但瓦卢斯不屑追击攻击者。鬼怪般的蛮兵总是神出鬼没地从树林里钻出，忽地朝他们投掷武器，接着又再次撤退隐匿。他们是能阻碍军队的进程，却无法中断罗马人的脚步。三天的持久战也只是进一步加深了罗马军团对日耳曼战术的蔑视。他们风尘仆仆，血迹斑斑，身后接连倒下一排排的人。但他们知道，从一个军人应当具备的各种素质来看，自己仍旧是无可超越的战士。不管论训练、论军备，还是论军纪，一概如此。难怪那些叛贼不愿正面交锋。他们连最原始的胄甲都没有，手里也只有粗制滥造的铁器。好比积水泥塘中孵化出的昆虫，只会成群嗡鸣着叮咬人。

到了行军第三天，军队右侧的沼泽似在嘲弄这些对手有多可恶一般，露出了更大面积的阴影。与此同时，左侧的山丘上的树林也越发密集。日耳曼这片山林草莽似乎还从未这般野蛮过，罗马军事区的安全氛围、军营、热水浴池，还有那通向外界的铺装道路，也从没有这般令人向往过。军团继续蹒跚着行进。

天空下起了雨，细密宛若牛毛；灰暗的天色，笼罩着不远处树木丛生的山脊。军队没有直接翻越山背，而是沿着它的曲线迈步北进。一路上，他们发现自己离沼泽地越来越近。溪流横亘路面，脚下泥土也开始下陷为泥沼。军队跌跌撞撞地行进着，溅起飞扬的泥水。抵达沼泽边缘时，他们才终于找到一席坚硬的立足之地——但道路狭窄而不规则，哪怕最有素养的士兵，都无法在行军时完全走在正轨上，并保持连贯的队列阵形。因此，军队在山麓行进得越远，他们的秩序也就越乱。但更糟的还在后头。队伍逐渐凌乱的同时，左侧出现了路障，但那并不是山峦的天然轮廓造成的，而是沙土和草皮垒砌的城墙。但凡军队中有任何一人在疾风骤雨和喧嚣步伐之中停下仔细研究这些障碍物，就会在它们的设计之中发现一个惊人之处：它们无可置疑地融合了罗马建筑的设计。这些城墙建在这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历经罗马战术训练的人会把它们建在一片野蛮人的沼泽边界？或许，在滂沱大雨夹杂着日耳曼人那臭名昭著的粗糙洪亮的嚎叫声袭来时，在冰雹般的标枪头逐渐将瓦卢斯的大军冲击得四分五裂时，有人意识到了那个十分显然且唯一的答案；但等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伏击进行得十分彻底。对罗马军团而言，就好像是森林自带的石城汤池中，成千累万的怪兽从堡垒中倾巢而出，用野蛮的声音嘶吼着，向他们滚滚冲来。任何一个部族倾其所有，也绝不可能拼凑出这样庞大的队伍。但没时间三思了。罗马军团人仰马翻，乱作一团。被长矛射穿的躯体本已堆满了沼泽地的浅滩，如今又来了一场更加致命的宰割。一阵阵胡劈乱砍让罗马军血流成河，一片狼藉。雨雾迷蒙中的战士彷徨辗转，惊慌得全然顾不上列阵。没过几分钟，整个队形就瓦解冰消。死尸堆积如山，铺满了殷红色的浅滩。负伤的战士有的肠子露在沙地上，有的骨头破碎，一个个尖声哭喊着求饶；但并不会有饶恕降临。行凶者手执长矛和棍棒，穿梭在这群将死之人中间，对躺着的他们一顿猛戳暴锤。很快，蛮人就从臭气熏天的浅滩四散开来，乘胜追击幸存的罗马兵。一些士兵走投无路，逃进了沼泽，但那里没有生还机会，只有芦苇丛中噬人的烂泥和身后蹚水追击的蛮族。一个扛旗兵将鹰旗从旗杆拧下裹入斗篷，浸进了血红色的沼泽，但仍于事无补。他与他的鹰旗，以及另外两枚鹰旗都被敌人抓获。队列后边的士兵发疯似的抱头鼠窜，却也被俘虏了。仅有寥寥数人如野兽般藏身树丛，才侥幸逃脱追捕。否则，瓦卢斯带入条顿堡山口的这支大军——也是地球上最威武凶猛的三股战斗力——将悉数尽毁。这场屠杀惨烈至极，无以复加。

瓦卢斯不愿沦为阶下囚，绝望之下挥剑自杀。其余军官就没这般幸运了。胜利者没有将军官混同负伤的罗马人处死，反把他们包围活捉。俘虏们心中升起了不祥预感，料想前景肯定一片惨淡。但凡在日耳曼服役的士兵都曾听说土著在沼泽和树林举行的致命仪式。他们的神明是嗜食人血的。死法的多样性就是死亡的佐料。事实为证。一些囚犯被拖着在泥潭的浅滩上踉跄行走，然后被绑得死死的，直至在淤泥最深处活活溺死；其余人则被带进了树林。那里聚集着一大批蛮人，那些特别了解日耳曼事务的军官便有了最好也是最后的时机来弄清前因后果。毕竟，山口上的森林里突然冒出那么多蛮兵，其数目之众，是任何一个部族单凭一己之力都不可能召集来的。总之，肯定有人让这些喜欢争辩的野蛮人结成了联盟。不过他们没机会追问。“终于，你这条毒蛇不会再发出嘶嘶声了。” [101] 一个日耳曼人把一个囚犯的舌头割下后，缝上了他的双唇，冲着他得意扬扬地叫喊道。不过，那些眼珠尚未被挖出的罗马人，在被拖向死亡时，若环顾周遭，很可能会发现一个主持此场死亡仪式的特殊野蛮人。此人一向被罗马军官视为袍泽，但其真实身份会在一个恐怖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致命一击。在喉咙被割破，或吊在树下苟延残喘，或跪在地上等待刀剑一挥、人头落地时，他们会幡然意识到，毁掉自己及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雄心壮志之人，正是罗马人民的骑士王子，阿米尼乌斯。

找出那女人

提比略很容易长痘。他纵然高大健硕，身材匀称；目光如炬，似能透视黑暗；还有一头引领数代时尚潮流的克劳狄式经典乌鱼发型，怎么看都一表人才，无奈脸上丘壑起伏，动不动就满脸突发红疹。他尽管相貌堂堂，但脸上的痤疮一直此消彼长，且他对此束手无措。

同样，一场伟大胜仗的光辉也可能沾上污点。提比略对罗马的贡献堪与这座城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比肩，但他的胜利总是因灾难突发而黯然失色。公元前9年，他在巴尔干半岛大获胜利，却被弟弟在日耳曼的死讯盖过了风头；公元6年，他在日耳曼取得一系列胜利，巴尔干半岛又叛乱了。现在，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传进罗马的噩耗堪比晴天霹雳。城内原本安排了数项活动，以庆祝他彻底平定潘诺尼亚叛乱，此刻却全部被草草取消。鉴于三大军团暴尸原野，沦为日耳曼野狼及乌鸦的食物，他举行凯旋式纯粹成了异想天开。罗马人深陷哀悼和惊慌之中。原始的恐惧再次袭来，罗马横扫千军、开疆扩土的征服业绩曾经也只是安抚了这种情绪，从未将其完全根除：他们惧怕蛮族会从阴森的北方飞奔扑来，闯进意大利，突破防守，让城市血流漂橹。阿尔卑斯山上升起三根巨大火柱的传言丝毫未能缓解人们的紧张神经；而都城蝗灾突发，更是火上浇油。罗马人原本差一点就确信罗马是所向无敌的，但如今对许多公民来说，这种自信演变成了截然相反的东西：绝望无助，深信罗马帝国大限临头了。

第一公民的焦急之情溢于言表，普通民众的恐慌就更难得到缓和了。对一个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日耳曼军队的人来说，阿米尼乌斯的叛变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的护卫被匆匆分派到许多难以接近的岛屿上。首都内的其余日耳曼人，不论做着什么营生，一律被驱逐出城，而城市也宣告处于紧急状态。家里的野蛮人已纷纷被驱走，但奥古斯都还游离着，不肯理发，以头撞门。终其一生，他都靠着非凡天赋，在表象和现实间的阴影区暗度陈仓：既在公民同胞面前掩藏权势，又去震慑境外胆敢质疑罗马威仪的所有人。当潘诺尼亚叛乱的消息传来时，他在元老院内公然流露出一丝焦躁不安，足见他对那其中的恫吓意味有多警觉；但如今日耳曼浩劫发生后，他发现，自己正直面敌方的威吓。他所创建的常规军要怎样应对这样的冲击呢？支撑罗马霸权的军事基础已经在潘诺尼亚一试锋芒，可令人惶悚不安的是，现在这种军事基础不免显得十分薄弱。一整天的杀戮下来，保家卫国的二十八支军团就损失了九分之一。不用想就知道这给奥古斯都的自信带来了多大的打击。本来就不善于应对军事危机的他，反反复复对着帕拉蒂尼山无助而愤怒地嘶吼道：“昆克提尼乌斯·瓦卢斯，把军团还给我！” [102]

当然，这是一句徒劳的祈祷。他需要想出其他办法来填补漏缺。巴尔干半岛的叛乱已经将罗马的人力储备消耗到几近崩溃的节点。现在，随着整个北境烽烟四起，第一公民别无他法，只得颁布一些不得已的措施——召集退役的老兵、强制征兵、处决诈病者，而他作为共和国的长久守护人，按理是应当废弃这些措施的。统率这支北部临时军的人是提比略，他是唯一能够担此大任的人选。他是罗马危急时刻的救主，精力充沛，能力过人，自艰苦的巴尔干战场班师回朝后，尚未歇息便踏上了风霜征程。五年前，提比略在抵达日耳曼时就受到了原来部下的热情接待。熟悉提比略统率风格的士兵都知道，他习惯谨慎行事；那时候的他们眼里噙满泪水，簇拥着他，高喊着战斗荣耀口号，为他的回归热切欢呼。鉴于目前瓦卢斯军团的悲戚呐喊还萦绕在每个战士的脑海，这位将军来到莱茵河无疑是备受欢迎的，因为他不愿通过炫耀男子气概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让士兵陷入性命之忧。危急时刻要做的，绝对不是逞能示威。

相反，当务之急是加固内线防御。阿米尼乌斯给罗马的威望和人力带来的打击太过沉重，以至于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每一处似乎都面临失守风险。提比略以一贯的沉稳和决绝，开始执行重塑罗马声威的任务。从高卢至莱茵河沿岸，防御一一稳固加强。西岸的庞大军营几十年来一直是罗马军团在日耳曼的冬营地，由于周遭围有防备森严的栅栏，另有河流充当天然屏障，因此仍安然无恙。莱茵河东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阿米尼乌斯得胜后不久，一场毁灭性的火灾爆发，焚毁了进军易北河的罗马军队的前沿基地。建到一半的城镇沦为废墟。奥古斯都的雕像倒在瓦砾枯草中，砸了个粉碎。烧焦的堡垒内到处是尸骨。只有一个基地成功撤空，但撤离工作刚匆忙结束，堡垒就烧成了一片火海，好像这一整片巨大的驻军基础设施从未存在过一样。

深谙游击战危险的提比略知道，在扎进一片桀骜不驯的化外之地前，务必要先确保后防已经巩固。尽管缺乏刺激，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却不容小觑。一年多来，提比略恪尽职守，全身心地专注于加固莱茵河的防御系统。军事基地得到了升级改造；数支军队被从其他行省调来；意大利征召的兵力汇入了整支部队。至公元11年，在莱茵河沿岸安营扎寨的军团已经由五支变成了八支，而高卢行省内几乎调动得匹马不剩。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提比略才终于敢向河对岸进发了。不出所料，提比略的出击给了敌人重惩。庄稼村庄全部焚毁。行军道路上的荨麻被清除。军队占领了莱茵河东岸沿线的一块地区。由此可以证明，第一公民再次征服日耳曼的希望一定有可能成真，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提比略不抱幻想。莱茵河对岸处处隐藏着杀机。哪怕犯了一个小错，哪怕仅仅一次没有捕捉到山坡或丛林深处掠过的浮影，就可能招致全军覆没的灾难。军队上上下下没有一人敢放松警惕。一位高级军官曾派遣一队士兵，陪同自己的一名被释奴到莱茵河对面狩猎，提比略对此大发雷霆，立刻废除了他的军职。当前情势如此紧张，是容不得任何轻浮的行为的。提比略以身作则，把自己的辎重减到最低，确保军官们不论白天晚上都能联络上他，而且夜夜不扎帐篷，枕戈待旦。

这种严谨得近乎神经质的作风，虽然没有为他获取决定性胜利，但也足够助他实现一个更有限的目标。日耳曼人被迫领教了罗马战争机器的复原能力。条顿堡山口伏击战过去三年后，罗马军团卷土重来，再次在日耳曼大地上行军。提比略成功避免了每一场蓄意伏击，甚至还在一次谋杀中侥幸逃生，如今可以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了。高卢和莱茵河的防御工事已经牢不可破。蛮族无法再向意大利发兵突袭了。

“罗马人民唯一的守护人” [103] 已取得了所有能够争取的功绩。“他一个人的警惕，”奥古斯都如是说，“匡复了我们的江山社稷。” [104] 公元12年，随着征战告终，军团回归莱茵河基地，提比略终于放下兵权，返回了罗马。整个秋季罗马的天气都十分恶劣，天色灰暗，阴雨连绵，在10月23日这一天早上却骤然间云销雨霁。灿烂的阳光烘干了罗马的街道，人们蜂拥而出，为提比略的凯旋式欢呼庆祝。那一日，天空中落下的只有玫瑰花瓣。缴获的武器盔甲熠熠生辉，囚犯脖颈处的枷锁哐当作响，鹰旗跃然高擎，伴随着庄严的阵列徐徐移动，一切无不大放异彩。阳光照耀下的战利品在广场建筑的大理石上投下了金色的阴影，与此同时，提比略的马车前方，许多精美华丽的银雕像高高竖立，向罗马人民描绘出他为他们赢取的诸多胜利。“大门洞开的蛮族城镇，满是缺口的城墙，被征服的居民。河流、高山，以及丛林深处的交锋。” [105]

尽管场面热闹壮观，但还是缺了点什么。在这人生的美好时刻，提比略仍被一丝淡淡的不满情绪笼罩，这样的压力此前就屡屡拖累他。人们庆祝的，不是他稳定莱茵河对岸的成就，而是他平定巴尔干半岛的胜利。他保护罗马人免遭蛮族滋扰的伟大成就，没有那么令人热血沸腾，也没有受到任何祝贺。他的公民同胞中，绝大部分人生平从未闻过新建栅栏的原木的味道，更没有闻过日耳曼沼泽地的臭味。对于边防执勤的那些无聊细节，他们是没多少兴趣的。他们想要的，只有勇猛和无畏的凭证，偏偏提比略就没有兴致把这两种品质拿出来炫耀。总的来说，他所重视的美德都比较古老，是罗马人在最英勇最正直的时刻呈现出的特质：恪尽职守、坚定不移、严于律己。驾着马车穿过罗马的街道时，他一脸严肃倔强，根本不屑于迎合人群的欢呼。观众们期待的若是一个乐于取悦民众之人，那还是另寻别处吧。事实上，目前正有一个现成的完美偶像。

在提比略凯旋式上展示的战斗荣誉中，有一些属于另一位更具传奇浪漫色彩的指挥官：日耳曼尼库斯。尽管他的离经叛道曾经常招致灾难，而且不得不让他的叔父三番两次出面保释他，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些都不是关键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他的亲和力、他的表现风格，以及他那年轻俊美的容颜。事实上，日耳曼尼库斯太想拥有一副绝佳形象了，甚至不遗余力地去练腿肚子的肌肉，好让自己天生瘦弱的小腿更加粗壮结实。这种虚荣心是熔铸在他基因里的。日耳曼尼库斯既是德鲁苏斯之子，体内又弥散着比德鲁苏斯更杰出、更富有魅力的外祖父的气息：他的母亲是小安东尼娅，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娅之女。“无论是作战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你都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花朵。” [106] 诚然，坚守传统、冷酷强硬的提比略没时间理会这类厚颜无耻的吹捧。但罗马人民在对盖乌斯短暂而热烈的迷恋结束之后，仍然深深崇尚着年少有为者。此时此刻，面对风流潇洒的日耳曼尼库斯，他们的心再次怦怦直跳。相比之下，提比略自然就显得像过气落伍之辈。

提比略陷入了双重困境中，左右为难。尽管他年岁渐长，也为罗马效力多年，但从法律上看，他仍旧处于从属地位，要服从奥古斯都的父权。对于一个像提比略这般坚守贵族价值观的人而言，父亲的权威不是说反抗就能反抗的。激发他终生坚守共和制、蔑视君主制的理想，也同样让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身为儿子对第一公民所担负的责任。换作在另一个年代，提比略凭借自己的家世和战功，就能获得克劳狄家族一向最渴望的东西：同侪中的领导地位。但在这个年代不行。领导地位只能通过继承权过继给他。这是提比略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不只是子事父那样简单，更是对罗马救世主的忠诚。他为城市大业所立下的功勋，竟还比不上一个垂垂老矣的独裁者的恩惠，这固然叫他窘迫，但他欠第一公民太多，由不得他生怨生恨。提比略的感恩之心既滋养又压制了他的屈辱感。他陷在一个自己轻视万分的角色里，所坚守的那些原则只是越发让他成了这一角色的囚犯。

不过，他不是只对奥古斯都负有责任。“我遵从父母，服从他们的权威。无论他们是公正还是偏颇严苛，总之，他们一直认为我是恭顺服帖的。” [107] 在维护罗马精锐阶层的严苛传统时，母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父亲。五十年来，莉薇娅一直是丈夫永久而忠实的伴侣，堪称恪守妇道的楷模。成婚后的几十年里，她没有一次让奥古斯都失望过。在他身边，她既得树立贤良淑德的典范，又得做好“罗马第一夫人”（Romana princeps）。 [108] 但她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能将毫无胜算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这种“敏锐机智不输丈夫一分”。 [109] 在参加献祭仪式时，莉薇娅会把家纺的斯托拉浅浅地盖过头部；在织布机上劳作时，她会梳起华美但又简约的发型，让整个罗马帝国都跟风效仿，贵妇的女仆们无不因此松了口气。如今，莉薇娅已经70岁了，没人有理由再去质疑她那可怕的贞操，也没有人会去谴责她行为举止如何不符身份。奥古斯都并非受益于自己与这位完人之间关系的唯一一人。对提比略来说，想要成为万人爱戴的旧式大英雄，一个端庄贤良的母亲几乎是必要条件之一。莉薇娅对家族理想耿耿忠心，待儿子也如是。“她的行为”——即便那些怀疑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是十足的旧派作风。” [110]

但这只是加深了那些不信任她的人的怀疑。当然，在任何头脑健全的公民眼里，女人就是不应该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是她们去攫夺专属男人的东西，元老院、军队、行政官职，该有多么可怕啊！” [111] 奥古斯都自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莉薇娅也知道。除却对霸权的喜好外，奥古斯都在任何事情上都抱着保守态度。可是，城市第一公民的霸权已很久没有依托于正式职位了，这样的情况下，权利的行使问题周围不免蒙着一层阴影。权力，自从挣脱其远古的限制后，就已开始进化和突变了。莉薇娅虽没有正式等级，但她的特权之大，足以压倒一众元老。自后三头同盟那遥远的时代起，她就一直享受着法定的侮辱豁免权，那可是保民官的传统特权呀。除此以外，根据她丈夫制定的一系列法令，她还享有程度罕见的财政独立。最便利的是，在这个马车一向禁行的城市里，她有权乘坐双轮马车（carpentum）四处奔走，这种精美华丽的双轮车一般情况下是只有最高等级的祭司才能使用的。罗马人对彰显身份的微妙标识一向充满了警觉，不需要任何人为自己梳理逻辑就能辨识出哪个保护人值得投靠。他们明白投靠莉薇娅有什么好处。这个女人有神奇的白鸡和月桂赐福，名字出现在了许多翻修的神庙的入口上方，“单从她自身的情况看，她就有资格在恺撒的神床上和他共枕”， [112] 她所拥有的力量是稀有而强大的。她所携带的权威有如身上的香水：馥郁、昂贵、罕见。在整个罗马世界里，她的姓名早就和象征她丈夫伟大功绩的神明革尼乌斯成双成对地出现，成了祭坛上的名字，化为银制的雕塑，变为蛇状雕纹。压制一个女人的地位是一码事，但若她是女神，便另当别论了。那些接近莉薇娅以求恩惠的人，几乎都是怀着希望与畏惧去的。“只有当她将人们从危险中解救，或赐予他们荣耀时，她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113]

这种安全感既容易招致众怒，也容易平息流言，机警敏锐如莉薇娅，不可能不懂。她了解自己的城市，深知风言风语如何在大街小巷卷起一个个无休止的旋涡。即使赞扬也可能带来麻烦。当远在天边的奥维德绝望之下公开催促妻子去恳求“第一夫人”， [114] 请她帮忙放自己出来时，帕拉蒂尼山静得吓人。公开提及莉薇娅对丈夫的影响力，影射一个女人的话语就能影响重大决定，将走廊或卧室描绘成权力的舵舱，这不仅是对第一公民妻子的侮辱，也是对第一公民的侮辱。国家大事一如既往地只适合在元老院商谈。有人说女人的枕边风比执政官的雄辩更能影响奥古斯都，对于这样的指控他是非常敏感的，于是他下令，每天的家庭活动都要被记录在案。“不想让自己的某些话或某些举动被公开记录的话，那就谨言慎行。” [115] 奥古斯都这样警告尤利娅及其女儿们。但其中二人还是没把告诫放在心上，最后付出了惨痛代价。不过，第一公民并没有对莉薇娅发布这样的警告。那没有必要。多年相处下来，奥古斯都早就摸清了妻子的谨小慎微，知道她值得信任。尽管如此，在那些极其关注奥古斯都家族一举一动的人眼里，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诽谤的污点并没有溅到莉薇娅身上，是因为她本身就不容置疑，还是因为她太老谋深算了呢？

她既是提比略的生母，也是别人的继母。当然，暴怒的丈夫因尤利娅之故所掀起的众怒并非针对莉薇娅。当名誉扫地的继女从潘达达里亚这座禁闭岛转移到利基翁时，是莉薇娅友好地给她送去了奴隶； [116] 当尤利娅的女儿也被流放异地时，仍旧是莉薇娅出面提供了经济援助。然而，这些善心善行并没有令所有人信服。“尽管莉薇娅竭力表现自己对落难继亲戚们的同情，但在她们风生水起时，她可是处心积虑在背后捅刀子呢。” [117] 不管怎样，这就是他们的主张。背后证据尽管都是间接的，却令不少人深以为然。罗马人普遍认为继母恶毒。在一个历来将婚姻视作争夺家族优势的手段的城市里，这或许是唯一可以料想的结果。枕边就躺着全世界最富权势的男子，莉薇娅想提携儿子这档事几乎算不上重大新闻。而且她也从未忘记自己身为一名克劳狄，对出类拔萃的古老家族所负有的义务。在绝大部分事情上她矜持细致，但在族谱问题上，她不屑于遮掩自己的骄傲情绪。就在罗马城外一条公路的上方，莉薇娅修缮的一座古庙将她的这份自豪之情向世界得意展露。她的名字被刻在了庙内巨大的中楣上，璀璨夺目，而名字下方就是熙熙攘攘的人流。 [118] “恺撒·奥古斯都之妻”——她这般描述自己。但更惹人注目的是，这个称号的正上方还有一个“德鲁苏斯之女”。对一个像莉薇娅这样的女人来说，急功近利的培养方式不是罪恶，而是一种庄严责任。

可是，她愿意为此付出多少呢？一想到奥古斯都家族发生的重重灾难，不少人会怀疑她是始作俑者。毕竟，尤利娅及其女儿垮台，并不是唯一破坏奥古斯都宏图愿景的灾殃。公元前29年，提比略乘坐继父的凯旋战车时，被安排站在了马凯鲁斯的左侧。自那时候起，第一公民遭受了接二连三的丧亲之痛。他的继承人一个接一个神秘死亡。几乎每个阻挡莉薇娅儿子继承奥古斯都权力的尤利安都中道崩殂。马凯鲁斯、卢基乌斯、盖乌斯，全部撒手人寰。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的死是因莉薇娅作祟，但那些怀疑她脱不了关系的人却认为，这正是她的狡诈所在。杀人不留痕迹，是典型的“蛇蝎毒妇的伎俩” [119] （muliebris fraus）。尤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者好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恺撒乱刀捅死，尸体倒在血泊后也是伤痕累累；但一个人若被下了毒，估计根本意识不到有人想取自己的性命。往一杯酒里投点毒，是不需要花费大把力气的。在不经意间，毒液就会发挥作用置人于死地。作案者再老练地摆出道貌岸然的模样，就能轻易摆脱旁人的指摘。只有吮吸了远东森林结出的异域水果——香橼后，受害者才可能死里逃生，因为再没有比那苦涩汁水更有效的解毒剂了。“若是误喝了狠辣继母投过毒的酒水，它便能助你驱除浸入四肢的黑色毒液。” [120] 这样说来，当初，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要是再多备点儿香橼，提比略的继承前景或许就截然不同了。

也可能不会。毕竟，妄想症也是一种中毒症状。流言风语毒害的是人的思想。如果莉薇娅真像她在罗马人民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斯托拉穿得齐齐整整，一看就对丈夫虔诚忠贞，宛如公正与和平的化身，那么诋毁她的名字这一行为就如同她被控犯下的罪状一样罪大恶极了。如果莉薇娅稳重自持的美德可以被形容为弄虚作假，那奥古斯都家族的美德也都如此。这一家族不仅不是践行罗马传统价值观的典范，而且哪怕表面泛着圣洁的光辉，也终究是虚有其表，早就因凶残和专制从里烂到了外。随着奥古斯都步入古稀之年，身体越发孱弱，全球和平又取决于一场平稳的权力交接，这样的展望无疑太难让人接受了。

“如果有人中伤我，不要太过激愤。” [121] 第一公民曾这般劝告提比略。现在到了高龄，他自己倒是对这番忠告越来越不耐烦了。无论城市的谩骂传统多么庄严古老，无论年轻时候他曾如何对其大加利用，他怎么可能让它们威胁到国家的安稳？步入高龄的奥古斯都逐渐感到，罗马人民的安全比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都重要。奥维德已经被流放他乡。接着，第一公民又将律师提图斯·拉比埃努斯撰写的具有破坏性的内战史投入了熊熊大火，“在文学领域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处罚”， [122] 而这一刑罚实在太过沉重，以至于后来这位作者自杀以示抗议。最后，第一公民又以有损罗马威望的罪名，将另一位律师，诙谐尖刻的雄辩家卡西乌斯·塞维鲁斯，放逐到了克里特岛。这一案例有力地说明了有关文字诽谤的限制正进一步加强。对那些热衷于维护城市传统自由权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祥而可怕的先例。叛国罪的指控，历来都只针对行为，从未包含过言辞上的冒犯。但事实上，塞维鲁斯就因此被判刑：“用谩骂性的语言，诽谤尊贵的男人女人。” [123] 至于诽谤最尊贵的人——也就是奥古斯都家族的男男女女——又会是什么下场，目前仍旧悬而未决。

自从神明垂怜罗马人民，赐予他们奥古斯都和平（pax Augusta） [124] 以来，世界就笼罩在第一公民死后会出现何种变数的阴影中。公元13年，提比略被元老院授予了与其养父相当的权力。这似乎就是最终答案了。无论提比略心中有什么疑义，总之，命运和奥古斯都已经将一大把责任放在了他的肩上，他无从逃避。但他的地位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它们闪烁不定，又投射着阴影。即便提比略是由第一公民正式指定的，他也不能被称作第一公民的继承人。因为罗马不是君主国，罗马的第一公民也绝非君主。奥古斯都一手塑造的这个政权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只适合他本人。至于提比略，尽管他拥有罗马最显赫高贵的家世，尽管他是城市最伟大的将帅，尽管他已经开始将核心的行省指挥权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与朋友，但这些优势仍不足以帮他获得终极的领导地位。只有把自己狠狠压进第一公民打造的统治模子里，他才有希望取得最高权力，并确保罗马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仅靠自己的身份是不够的，他只能将这重身份熔铸在奥古斯都的身份中。他的权威将一直依傍于他和第一公民的关系、他和母亲的关系。的确，包裹奥古斯都家族的恶毒流言会腐蚀家族的根基，但让秘密无从掩藏、让潜在对峙无从爆发的保障手段也同样会巩固家族的立身之本。恺撒家族必须凌驾于质疑之上。

然而，在罗马这样的城市里，找一两个律师打场官司，然后妄想着流言就能平息是不够的。且不论提比略的地位看上去有多稳固，奥古斯都之女的强硬支持者始终都没有忘记，第一公民还有一个男继承人：他的外孙。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虽然被监禁，但仍活得好好的。尽管奥古斯都曾残忍地将他贬黜到一座偏远贫瘠的孤岛，但无疑，他还没有被处决。那些忠于尤利娅及其孩子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将他放在了心上，同时又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莉薇娅。官方消息称，阿格里帕在某些方面不太正常：他残暴凶蛮，沉迷于钓鱼。但这种怪脾性即便属实，也绝不能成为他被流放的根由。毕竟，奥古斯都家族里还有一个和阿格里帕同辈分的人，且其弱点更加窘迫。远在公元前10年，德鲁苏斯在里昂将祭坛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一天，他的妻子安东尼娅分娩，为他产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名男婴名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叫人怄气的是，他和神采奕奕的日耳曼库尼斯截然不同，恰如痛苦的安东尼娅所说的，是“造物主半完工的作品”。 [125] 他的身体会抽搐颤抖；他总是拖着自己的右腿；说话时，他只会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嘶吼，好像海洋动物一样；生气时，他会一边流口水一边喷出许多鼻涕。虽然残疾并没有阻碍克劳狄乌斯展露过人的聪明才智，但那无济于事。很明显，他无望获得和自己出身相称的行政官职和指挥权，奥古斯都和莉薇娅便决定将他永远排除在公共生活外。不过他们并没有派遣重兵将他从罗马送走。即便后来克劳狄乌斯效仿提图斯·拉比埃努斯，研究奥古斯都揽权上位的历史征程，他和莉薇娅谈及这一具有煽动性的致命话题时，她也只是一味隐瞒，不愿声张。“要坦率真实地记述，”她直接告诉外孙说，“是不可能的”， [126] 然后便不了了之了。阿格里帕本该如此幸运。

提比略被授予与奥古斯都相当的大权一年后，流言蜚语仍然漫天飞舞。据说，阿格里帕在急病发作时，常用侮辱性的口吻称呼莉薇娅为“后母”； [127] 据说，奥古斯都最终看穿了妻子的阴谋，曾秘密前往皮亚诺萨岛，和外孙相拥而泣。“两人流露出款款深情，”据谣言传，“这个年轻人似乎有望回到其外祖父家。” [128] 这些说法迅速传播开来，但只是进一步强调了一个人们不愿承认的事实：继奥古斯都霸权独揽四十多年后，关系罗马未来的重大决定已经被蒙上了一层面纱，人民目不能及。

当然，公元14年夏，第一公民的确和莉薇娅及随从离开了内陆，但不是去皮亚诺萨岛，而是去卡普里岛。卡普里岛宛如镶嵌在那不勒斯湾的一颗宝石。这里交通便利，不远处就是一排排熠熠生辉的享乐建筑，在意大利的海岸线上巍然伫立。加上它远离尘嚣，一派静谧安详，正是奥古斯都中意的休憩之地。尽管其间他曾严重腹泻，但奥古斯都还是在这里举行了宴会，并给许多年轻人分发礼品，聊以自娱。四天后，他起身返回内陆。此时的提比略正要赶往巴尔干半岛，将“用和平的方式巩固他以武力攻克的土地”， [129] 于是两人顺路而行。在那不勒斯登岸后，他们再次踏上阿庇亚大道，然后进入了萨谟奈。到达当地首都贝尼温图姆（Beneventum，即贝内文托）后，两人才分道扬镳。这时，莉薇娅仍然陪伴在奥古斯都身边。两人旋即踏上了归途。但胃病一直折磨着奥古斯都，就在离开萨谟奈后，他的病情恶化，不得不推迟行程，躺倒在了病榻上。然而，他无意间惊骇地发现，他目前所处的这座古老的府邸正是七十二年前父亲的逝世地：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征兆，必须赶紧将提比略召唤到自己的床前。接下来的事情就众说纷纭了。有人声称，提比略来得太晚了；也有人说，他恰好赶在最后一刻到达。奄奄一息的奥古斯都拥抱着他，“嘱咐他要延承他们共同的大业”。 [130]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奥古斯都落下最后一口气时，望向了妻子。深情一吻后，他说出了临终遗言：“莉薇娅，有生之年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结合，永别了。” [131]

对于这个不幸的时刻，人们提心吊胆了很久，也预料猜测了很久，此时它终于到来了。不管怎样，莉薇娅做好了坦然迎接的准备。她很早便派遣守卫封锁了别墅和附近的街道。直到运送尸体的准备事项都做足后，她才将丈夫的死讯告诸天下。扈从们身穿黑色丧服，在夜色中护送着尸首行进，以避开白天毒辣的骄阳。就这样，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踏上了人生最后的旅途。阿庇亚大道沿路城镇的骑士和地方官员们举着火把，送他上路；提比略和莉薇娅也如此。走完这段路程一共用了两周。丧葬队伍从奥古斯都仙逝的别墅出发，返回罗马，最后抵达他在帕拉蒂尼山的住宅。其间，一位百夫长冲着丧葬队列策马疾驰赶来。他提缰住马，从鞍上飞身落地后，便要求觐见恺撒。这位风尘仆仆的军官被带到提比略跟前后，立即向后者敬礼致意。“您差遣的任务已经完成，”百夫长的声音轻快有力，“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已死。”提比略蹙眉，流露出满脸的惊诧。“可我并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提比略停顿片刻后又说道：“此案定将交由元老院审理。” [132]

他是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一个坚守贵族传统的贵胄子弟。谋杀奥古斯都外孙的恶行罪无可赦，又令人始料未及，提比略理所当然地认为，把这件事告知元老院是自己的本分。毕竟，这是在罗马。但他的知己密友们不禁惊惶错愕。一个朋友得知他的打算后，立刻禀告了莉薇娅。此人警醒她道：“家庭私事、亲友忠告，以及禁卫军的协助，都切勿张扬出去。” [133] 当然，这些忠告对她来说几乎是多余的。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前形势有多严峻。处决恺撒外孙的命令只可能来自权力的顶端：要么奥古斯都，要么提比略，要么她本人。鉴于奥古斯都从来没有处决过任何家属，而提比略在听闻来自皮亚诺萨岛的消息后也是瞪眼咋舌，莉薇娅极有必要让这桩罪案摆脱元老院的调查。她在儿子耳旁轻声说了只言片语后，整桩事情就被搁置一旁了。待丧葬队伍到达罗马后，没有任何人再提及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处决一事。“在这件事情上，掩饰确保了平静。” [134]

奥古斯都的遗嘱在元老院正式公开，言辞悲戚，道出了自己家族血脉无以为继的不幸处境。“既然噩运夺走了我的儿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就让提比略做我的继承人吧。” [135] 莉薇娅胜利了。亏欠克劳狄先祖的债务总算偿清。对于这样一个富有矛盾的女人而言，这一刻也同样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味。按照丈夫遗嘱规定，她被授予了奥古斯塔的称号，同时被收养为奥古斯都的女儿。莉薇娅由此成了一名尤利安。

丈夫出殡这一天，尤利娅·奥古斯塔（莉薇娅如今的正式称呼）陪同丈夫下帕拉蒂尼山，来到了罗马广场。在这里，提比略和她的孙子德鲁苏斯发表了悼词。又走了一小段路后，队伍来到了火葬用的柴堆旁。她静默地看着元老们将丈夫的尸体抬到柴垛上。火点燃了，火舌开始舔舐周遭的木柴；一只放飞的雄鹰在长空展翅搏击。一位元老称，自己看见奥古斯都的灵魂从熊熊燃烧的柴堆里徐徐升起，飘向天空。莉薇娅于是赐予了他一大笔财富。这些钱花得很值。同年9月17日，也就是葬礼过去一周后，元老院首次集会，将死去的第一公民确立为神，并任命他的妻子为其祭司。在这个城市里，除维斯塔的祭司为女性外，其他神职由男性垄断。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赐给了莉薇娅一个扈从。

奥古斯都的尸首燃烧后，灰烬很快就被清除了。柴火继续燃烧了四天，虔诚恭顺的奥古斯塔在守夜第五天收拾起丈夫的骨灰，并把它们放进了四十多年前就建在广场旁边的陵墓。可第二层灰烬没那么容易被驱散。伴随着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处决，谋杀或许将再次成为各王朝在权力角逐中使用的手段。这般赤裸裸的真相，说承认它就会招致灾难也不为过。在提比略着手接管神君奥古斯都遗留的江山时，他的政权已经蒙上了阴影。“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处决是新任第一公民治下的第一桩罪行。” [136] 这自然引发了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接下来还会滋生多少罪孽呢？

[1] Funeral Lament for Drusus ：351. In Poetae Latini Minores 1，ed. E. Baehrens （1879）

[2] Plutarch. Life of Cato the Censor ：16

[3] Ovid. Loves ：3.15.6

[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6.13.4

[5] Ovid. The Art of Loving ：3.121-2

[6] Ovid. Sorrows ：4.10.35

[7] Ovid. Sorrows ：4.10.37-8

[8] Ovid. The Art of Loving ：3.122

[9] Ovid. The Art of Loving ：1.17

[10] Cato the Censor，in Plutarch’s life of him：17

[11] Ovid. Loves ：1.15.3

[12] Ovid. Loves ：1.7.38

[13]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2.53

[14] Petronius：92. 语调虽然颇具讽刺意味，但确实是事实。

[15]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3.1.2

[16] Priapea ：25.6-7

[17] Valerius Maximus：6.1.preface

[18] Cato the Elder：fragment 222. 后世的法学家规定，父亲有权按法律处死偷情被抓现行的女儿，但丈夫不可如此处置自己的妻子——除非对方的偷情对象来自社会底层，或社会地位卑贱。

[19] Ovid. Loves ：3.4.37

[20] Ovid. Loves ：3.4.17

[21] Ovid. Loves ：3.4.11

[22] Ovid. On Women ’s Facials ：25-6

[23]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1.16.6

[24]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1.116.9

[25]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1.16.7

[26] Horace. Odes ：3.6.19-20

[27] Horace. Odes ：3.24.33-4

[28] Pseudo-Acro，scholiast on Horace：1.2.63.引自McGinn，p.165。

[29] Tacitus. Annals ：3.28

[30] Horace. Odes ：4.5.21-2

[31] Ovid. Loves ：3.4.5-6

[32] Dio Cassius：48.52

[33] Ovid. Sorrows ：3.1.39-40

[34] Velleius Paterculus：2.79.1

[35] Pliny：15.137

[36] Dio Cassius：54.6

[37] Suetonius. Tiberius ：51.2

[38] Macrobius：2.5.9

[39] Macrobius：2.5.8

[40] Macrobius：2.5.4

[41] Philo. Embassy to Gaius ：167

[42] 也可能是受了内伤。狄奥（Dio）的版本（55.1.4）称：“他在前往莱茵河的路上死于某种疾病。”

[43] Seneca. To Polybius ，On Consolation ：15.5

[44] Ovid. The Art of Loving ：1.184

[45] Ovid. The Art of Loving . 1.177-8

[46] Ovid. The Art of Loving ，1.175

[47] Ovid. Loves ：1.5.26

[48] Pliny：7.149

[49] Seneca. On Mercy ：1.10.3

[50] Seneca. On Mercy ：1.11.2

[51] Ovid. The Art of Loving ：2.573

[52] Ovid. The Art of Loving ：2.552-3

[53] Ovid. The Art of Loving ：2.2.599-600

[54] Artemidorus：2.9

[55] Velleius Paterculus：2.91.4

[56] Ovid. Fasti ：5.145-6

[57] 历经大约一个世纪的贵族化改造后，该地成了罗马书籍交易中心。

[58] Plutarch. Moralia ：207e

[59] 源自美塞尼亚的一处碑文，发现于1960年。引自 Zankel，p.259。

[60] 源自比萨市政会颁布的一条法令。可见于Lott （2012），p.72。

[61] Ovid. The Art of Loving ：1.203

[62] Dio：55.13.1

[63] 源自公元1年奥古斯都写给盖乌斯的一封信，引自 Aulus Gellius：15.7。

[64] Tacitus：6.25

[65] Ulpian. Digest ：1.15.3

[66] Dio：55.27.1

[67] 譬如，公元7年或8年，意大利北部的提西努姆（Ticinum，即现今的帕维亚）曾建造了一座拱门，以向奥古斯都家族致敬，上面有十座雕塑，包括盖乌斯与卢基乌斯二人的。但很显而易见的是，其小弟的雕像不在场。

[68] 尤利娅丈夫的命运结局充斥着许多令人迷惑之处。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处碑文中的祭司名单里，且按碑文所述，他死于公元14年。但诗人Juvenal的一番评注明显透露：尤利娅丈夫被处死了。因此上述祭司十有八九是他的儿子。

[69] 一些学者（e.g. Claassen，p. 12-13）将奥维德被流放的日期归于公元9年。但对我来说，内外部的证据似乎都确凿指向公元8年。就法律角度而言，奥维德并非被流放之徒（exsul），而是遭遇了贬黜（relegatus），并未丧失公民权利。但奥维德经常将自己的孤独与悲戚描述为“坠落之境”（exsilium）——他也的确很可能这样做。

[70] Ovid. Sorrows ：2.207

[71] Ovid. Sorrows ：6.27

[72] Ovid. Black Sea Letters ：2.2.19

[73] 欲调查有关奥维德流放之谜的诸多理论，参见Thibault。我的解读参考的是Green（1989）。如Claassen的评论（P.234），“除却政治因素外，再没有其他原因能合理解释奥维德为何被流放”。

[74] Ovid. Sorrows ：1.11.3-4

[75] Ovid. Sorrows ：2.195-6

[76] 康斯坦察（Constanta），即当年的托米斯，如今是罗马尼亚最著名的海滩度假胜地。

[77] Ovid. Sorrows ：5.10.37

[78] Ovid. Letters from Pontus ：1.2.81-2

[79] Ovid. Sorrows ：5.7.46

[80] Ovid. Fasti ：2.291

[81] Ovid. Sorrows ：2.199-200

[82] Ovid. Sorrows ：5.10.19-20

[83] Valerius Maximus：6.1.11

[84] Velleius Paterculus：2.115.5

[85] Ovid. Sorrows ：2.171-2

[86] Cicero. On Duties ：2.27

[87] 《奥古斯都功业记》（Res Gestae ）的开篇

[88] Virgil. Aeneid ：1.279

[89] 并无证据证明“日耳曼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的部族，或将莱茵河东部的土地与“日耳曼尼亚”这个地名相联系。

[90] Albinovanus Pedo：3，quoted in Benario，p. 166. “阴云笼罩的禁区”特指瓦登海。该诗歌描述的是公元16年的一次海上征程。

[91] Tacitus：2.24

[92] Tacitus. Germania ：4

[93] 或者，按照某些解读来看，是在公元前10年。

[94] Strabo：4.4.2

[95] Ovid. Amores ：1.14.45-6

[96] Tacitus. Germania ：19

[97] 20世纪90年代末，在黑森州的瓦尔德吉尔梅斯（Waldgrimes），距莱茵河约60英里处有一个重大发现，足以彰显罗马当年在莱茵河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的规模及蓝图。

[98] Dio：56.18

[99] Velleius Paterculus：2.118.2

[100] Saltus在拉丁文中既可以指“关隘”，也可指“森林”。塔西佗当年就是用该词来描述战事地点的。人们通常都将该词翻译为“森林”；但经确认（首次确认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战事地点实为萨克森自由州南部的卡尔克里泽山（Kalkrieser Berg）山脚。因此，现今我们在Saltus一词上才有了正确的翻译。

[101] Florus：30.3

[102]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23

[103] Suetonius Tiberius ：21.3. 这是奥古斯都的原话。

[104] Suetonius Tiberius . 奥古斯都引用（或改编）自诗人 Ennius。

[105] Ovid. Black Sea Letters ：2.1.37-8

[106] Ovid. Black Sea Letters ：2.1.61-2

[107] Seneca. On Benefits ：3.38.2

[108] Consolation to Livia ：356

[109] Tacitus：5.1

[110] Tacitus：5.1

[111] Cicero. On the Republic ：1.67

[112] Ovid. Black Sea Letters ：3.1.118

[113] Velleius Paterculus：2.130.5

[114] Ovid. Black Sea Letters ：3.1.125

[115]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64.2

[116] 不管怎样，这是利基翁所发现的一处碑铭所提供的证据。该碑铭记述道，尤利娅的一名被释女奴是莉薇娅的一名被释女奴的女儿。See Barrett，p. 51.

[117] Tacitus：4.71

[118] 该铭文由Flory（p. 318）援引。该庙是“时运女神”的庙宇。在提西努姆拱门也有同样的铭文：“Drusi f . uxori Caesaris Augusti .”

[119] Livy：8.18.6

[120] Virgil. Georgics ：128-30

[121]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51.3

[122] Seneca the Elder. Controversies ：10，Preface 5

[123] Tacitus：1.72

[124] Velleius Paterculus：126.3

[125] Suetonius. The Deified Claudius ：3

[126] Suetonius. The Deified Claudius ：41.2

[127] Dio：55.32

[128] Tacitus：1.5

[129] Velleius Paterculus：11.123.1

[130] Velleius Paterculus：11.123.2

[131]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99.1

[132] Tacitus：1.6. Pettinger （p. 178，n. 28）令人信服地称，这一插曲的细节来自Tacitus对一份独家史料的解读，而该史料是其他历史学家都无从参阅的：日耳曼尼库斯之女阿格里皮娜（皇帝尼禄之母）的回忆录。“塔西佗对小阿格里皮娜私人回忆录的使用可以说是独家资料……”

[133] Tacitus：1.6

[134] Suetonius. Tiberius ：22

[135] Suetonius. Tiberius ：23

[136] Tacitus：6

第二部 我们的事业

第四章 最后的罗马人

拽着狼的耳朵

在奥古斯都兴建的玛尔斯神庙拔地而起以前，罗马的圣界内还从未有过供奉玛尔斯的建筑。罗慕路斯开垦出了罗马的圣界墙，而雷穆斯则用自己的鲜血让它得以圣化。数代以来，这道城界一直标志着战争与和平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只有在举行凯旋式时，将帅及其军队才能获准入城；其余情况下，战士一概不得擅入这片献祭给朱庇特的土地。玛尔斯的地盘为罗马圣界墙西边与台伯河沿岸之间的一块宽阔土地。古时候，罗马人民若逢战争就会在这里集会。此外，在每年召开的效仿古时部落酋长集会的森都里亚大会（comitia centuriata，又译百人队会议）上，人们也会聚集于此，投票选举高级官员。毫无疑问，这里明显是加封奥古斯都为神的绝佳地点。奥古斯都为罗马人民打下的帝国江山，幅员之广史无前例，而且他还十三次身任执政官，创下了罗马城的纪录。从熊熊燃烧的柴堆冉冉升起后，神君奥古斯都如果从天空俯瞰，定会看到一片绵亘的平地：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征战季的远古旋律和政治家们的竞选活动早已让此处成了一片圣地。

不过，在奥古斯都漫长的执政期间，玛尔斯的地盘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早在奥古斯都初次亮相政治舞台前，雄心勃勃的军阀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大理石和绿地让这举民共享的古老阅兵场逐步缩小。庞培在战神广场上兴建了庞大的石砌剧院；安东尼也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浮华奢靡的花园。 [1]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最后这两座建筑都被竞争成性的奥古斯都打造的奇景盖过了锋芒。鉴于罗马城门前的土地未经开发，他便抓住时机给这块土地永久地打上了自己的标签。哀悼者齐聚战神广场目送第一公民最后一程时，可以瞻仰他曾经修建的那些宏伟建筑。祭坛、神庙和方尖石塔：无不反射着他的无上荣光。而这之中最壮观的当属他的陵墓。莉薇娅将他的骨灰虔诚地放进墓中。尽管罗马的道路两旁总少不了旧坟新墓，但没有一座在规模上可以和奥古斯都的媲美。这座陵寝宏伟壮丽，建于奥古斯都执政初期。生前，他俭朴谨慎，万不敢骄奢放纵，死后却风光大葬。它以大理石为基，外围一圈白杨，顶悬一幅镀金自画像，这般雄伟气象，也只有奥古斯都一人会想到去打造。而这正是一处安放神明肉身的适宜之地。

但在奥古斯都的养子看来，这一切只是让接任一事显得更吓人了。在元老院面前宣读奥古斯都的遗嘱时，提比略很快便哽咽啜泣，无法言语，只能将遗嘱交由德鲁苏斯代念。这一举动很能说明问题。坚硬冷酷、不屑于装模作样的提比略是不太可能故意装出情绪崩溃的样子来的。这一简短的插曲揭示了身为奥古斯都继承人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两周后，9月17日，压力再次激增。元老院决议将死去的第一公民加封为神。这也就意味着，提比略和曾经的奥古斯都一样，成了神之子。乍一看，这像是一场璀璨夺目的晋升，却不一定对提比略有利。尽管一筹莫展的奥维德已无所不用其极，很快就将在黑海遥岸高唱赞歌，称赞提比略“德行堪与其父比肩”， [2] 但这样的赞扬听着终究刺耳，而且阿谀意味浓重，令人尴尬万分。谁人能和奥古斯都比肩呢，他力挽狂澜，匡扶共和社稷，还将罗马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提比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奥古斯都面前会黯然失色，这是众所公认的。凯旋将军的模子早已完全固化了。奥古斯都即便已经入土为安，也仍充当着治国者的标准。临终之际，他曾要求人们为自己在“生活这出喜剧” [3] 中的表演鼓掌；他的继承人不是一个好演员，可又不得不接替他的角色。在一方不适合自己的舞台上，新任第一公民寸步难行，只得按神君奥古斯都写好的剧本来演。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越是承认自己是养父的继承人，就越迷失自我。

“只有神君奥古斯都才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肩上背负的重任。” [4] 在元老院确认第一公民已经升入天堂后，提比略在元老院面前这般坦言道。他如今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视力也大不如前，是不可能接受元老院邀请，并采用“奥古斯都”这一封号的。提比略告诉元老们，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脱袍退位，像平民百姓一样过安生日子。就让元老院执掌罗马吧。显然，这是在试图效仿奥古斯都。因为奥古斯都就屡屡摆出一副谦逊的姿态，来掩藏自己的支配地位，而且还总是能达到惊人的效果。但提比略还有一个动机。要将自己的身份和一个刚被追封为神的人融在一起，他感到压抑万分。情势所迫，提比略想为自由垂死一搏。

毕竟，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从前的那个他——贵族中的贵族，他也仍然自豪于这重身份。据说，奄奄一息的奥古斯都在和提比略交谈结束后，表达了对罗马民众的悲悯，因为他们注定“要卡在这冷酷的钳口之间”。 [5] 新任第一公民所追求的理想，和其家族先祖，即那些在贵族与平民的冲突中坚决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克劳狄先祖，在充满正义的共和国初期岁月所坚守的理想如出一辙。提比略打算在呈交给元老院的第一份政策陈述中，提出一项哪怕最反动的元老都不会斟酌犹疑的措施。数十年前，战神广场上用于人民集会选举执政官的陈旧投票围栏得到了全面翻新。它原先被人戏称为“羊圈”，经阿格里帕出资修缮后，摇身一变成了大理石柱廊环绕的选举围场（Saepta）。它是那样溢彩流光、美轮美奂，以至于用作选举地似乎都有些大材小用。由于森都里亚大会的选民只是间或来此集会，因此，这一建筑群逐渐成了罗马娱乐表演和奢侈品买卖的主要场所。此刻，提比略向元老院致辞，提出了一项终极且合乎逻辑的措施。他宣布，从今往后，围场内开展的选举活动彻底告终。票选行政官员的森都里亚大会将不再召开。自此以后，执政官一职的竞争只限于元老院。平民们一概粗声粗气、俗不可耐，为什么要把一项明明更适合贵族的责任交给他们呢？只有元老们——罗马共和国内最优等最高贵的智囊团，才能被允许行使这项职责。罗马保守派数代以来的梦想似乎终于圆满实现了。“下等人虽然不会在上等人面前卑躬屈膝，但也必须尊重后者；而有权有势之辈虽然不得歧视低等人，却可以将后者掌控于股掌之中。” [6]

这番宣言很可能是事先设计好的，存心为了让元老院热血沸腾。但提比略的构想是建立在两个毫不相容且不切实际的假设上的：一是元老们能够挑起重任，不负所托；二是他们承认他为第一公民，表明自己担负起重任的举动纯属自愿，没有受到任何胁迫。七十五年前，庞培东征凯旋时，也曾怀揣同样诚挚的希冀，期望元老院能够意识到他们对共和国的职责，按照自己所言自由行事。这种想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艰难挑战一度间接引发了内战，最后又导致了奥古斯都揽政；此时此刻，元老们茫然寂静地听着提比略的陈词，全场局促不安。提比略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微妙且棘手，让他们难以解答。让他们抛弃对独裁专制的逆来顺受，找回远古的自由权利，然后尊称他为第一公民来表明原则：这其中隐含了一个少有人懂的矛盾之处。提比略越是坚持以元老院马首是瞻，元老院就越是坚持让他一马当先。他们深谙游戏的规则，又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深谙。“噢，恺撒，你会让共和国群龙无首的局面持续多久呢？” [7]

提比略统治时期的罗马

当然，17日晚，一场冗长、令人疲惫又麻烦重重的会议结束。讨论兜个圈后回到了最初结论。提比略没有成功挣脱奥古斯都的阴影，灰心丧气之下不情愿地接受了元老院强行加予他的领导地位，退一步说，就算他没有接受，最终也好歹没有再拒绝了。而元老们在醒悟到他的犹豫踟蹰不是单纯的作秀后，一时之间变得茫然失措、心神不宁。奥古斯都的才能就在于，他能给自己政权的折中之处、矛盾之处和虚伪之处盖上一块遮羞布。但自卑懊恼的提比略缺乏安定人心的应变之才。他太久没回罗马了，先是退隐罗德岛，后又远征巴尔干半岛和日耳曼，因此对于元老们拉帮结派的行径，他缺乏一种直觉性的掌控。奥古斯都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仙逝不久前便正式“将元老院托付给提比略”， [8] 如同焦急万分的父母迫切地为儿子做打算一样，试图帮忙减少麻烦。但每当有人拿此事来提醒新任第一公民，并催促他接受“祖国之父”头衔时，结果都只令他倍加尴尬。要知道，共和国新秩序建立之初时曾声明，罗马第一公民的领导地位不等同于君主的统治地位。这般大张旗鼓地进行头衔的交接仪式，共和国的立国声明岂不名存实亡？不出所料，提比略拒绝了“祖国之父”的封号。毕竟，若是新任第一公民真如元老院所要求的那样做了，而且还接受了“子承父位” [9] 一事，那自由共和国的形象就会遭受灾难性的毁损——或许，甚至修复无望。

即便如此，提比略仍然付出了惨痛代价。死守原则、拘谨别扭的他不像奥古斯都那样天生善于伪装。但矛盾的是，这令他更像个伪君子了。“他讲话时，从不明确表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当他吐露自己想要何物时，又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话所传达的本意一概和字面意思相反。” [10] 这种论断固然尖刻，却也不失公正。元老们在试图理解他那难以捉摸的沉静性情和对真实想法讳莫如深的习性时，总是一头雾水，不胜迷惑。这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任第一公民良心上遭受的折磨。虽然他真心尊重元老院言论自由的古老传统，虽然执政官每次走近时，他都要起身相迎，以示敬意，但有一项传统，他绝不会也不能坚守。自20岁出头就带兵征战的提比略几十年下来已经看惯了同胞们张牙舞爪的模样。他明白罗慕路斯在婴幼儿时期吮吸的是什么类型的乳汁。因此他声称，领导罗马人民，就“如同拽着一头狼的耳朵”。 [11] 他尚未准备好以身犯险。早在着手取消森都里亚大会的票选权之前，他就已经践踏了另一项备受珍视的传统。陪同奥古斯都的尸首回罗马时，他带领了一大支随行军队入城。无论元老院，还是罗马广场，所有象征罗马人那古老的自由表达权的地方，都回荡着带平头钉军靴的脚步声。圣界墙之内，长矛刀剑随处可见。

当然，其中许多武器带着一种戏剧道具的意味，让人联想到逝去年代的阅兵场。护送皇帝的护卫们在罗马街头行走时，手中所执武器无不勾起人们对有关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所在的岁月的回忆。他们也都身穿便装。既标新立异又因循守旧，既是威胁又是定心丸，毫无疑问，这正是奥古斯都的风格所在。大约在半世纪以前，奥古斯都为保卫罗马人民而慨然讨伐克莱奥帕特拉期间，身边曾有一支禁卫军保卫他——这是外出征战的罗马官员所具有的权利。但从埃及班师回朝后，他没有遵从传统解散军队，而是小心谨慎地把部队保留了下来。尽管他将其中一些禁卫军派遣到罗马以外，但其余士兵被安排在了城内各个不起眼的地方。至公元前2年，罗马人已经对这些禁卫军熟视无睹，因此奥古斯都感到是时候将他们的存在合法化了。或许是受到了女儿遭流放的刺激，他设立了正式的禁卫军指挥官职位。 [12] 毫无疑问，这样敏感的职责是绝不能被交给元老阶级的；于是奥古斯都任命了两位骑士。当然，这一点，无论奥古斯都还是提比略都不会公开承认。但在为权力交接做准备时，两人无疑都会意识到：确保禁卫军的忠诚是掌控罗马的关键。

果不其然，离世数月前，奥古斯都给禁卫军大幅涨薪；待军队向提比略宣誓效忠后，禁卫军统帅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执政官。禁卫军统帅塞伊乌斯·斯特拉波是沃尔西尼的伊特鲁里亚人，典型的小城镇出身，他的家乡以发明了手磨机等为数不多的物件而闻名；但他精明强干，富有教养。而且最关键的在于，他是一名骑士。他还有一个儿子，名为埃利乌斯·塞扬努斯。塞扬努斯虽然早期在盖乌斯那不幸的东征事业中任职，但后来成了提比略的得力支持者。新任第一公民上任后没过多久便对塞扬努斯进行酬谢。在任命第一批官员时，他将塞扬努斯提到了禁卫军统帅的位子，与其父同列。但凡对权力的本质而非表象敏感的人，都能明白这一举动的用意。而提比略在元老院所感受到的痛苦从各方面看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军事方面，他没有半点支吾；相反，很快就行使起第一公民的权力。” [13]

只可惜，所谓的军事方面不仅限于罗马城内。分发给禁卫军的大笔补贴和财富并没有逃脱帝国远疆地区之人的注意。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地区的嗟怨之声尤其强烈。过去几十年来，这两地战火连绵，大批新兵被强征拉往前线浴血奋战，后备军也一刻不得闲地上了战场。“不守军规就会被鞭打，跟敌人战斗又添刀伤；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战时喋血，和平时却分不到一丁点好处——这一切还有完没完！” [14] 奥古斯都的死讯传到北境后，诸如此类的怨言立刻演变成了直接的反叛。叛变的烽火势不可当，开始沿多瑙河及莱茵河扩散。

接到消息后的提比略大惊失色。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稳固边疆的重要性了。焦灼不安的他当即派遣唯一的亲生儿子德鲁苏斯和宠臣塞扬努斯出使潘诺尼亚行省。而这项使命可谓危险重重。德鲁苏斯策马驱入当地的军营中心后，发现叛军群情激奋、怒发冲冠，多次尝试协商都遭到了抵触。随着退路被封锁，夜幕又逐渐降临，德鲁苏斯和整支随行军队似乎都可能被叛军私自处死。但虎父无犬子，顽固执拗又不屈不挠的德鲁苏斯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力劝叛军归降。他借着当晚满月的皎洁光亮，唤醒了他们心中的责任感。渐渐地，不少叛军开始悬崖勒马。突然间，月食出现，整个军营陷入一片黑暗，虽是事出偶然，但士兵们都以为是不祥征兆，纷纷号啕大哭，认为自己所犯罪孽触怒了神明。等到破晓之际，兵变已基本平息。当天早上，两名造反头目被处以死刑，其余主犯则遭到追捕。不久，豪雨如注，浇灭了最后一撮反叛的余烬。在此之前从未踏足过军营、遑论应付三大军团的德鲁苏斯，以非凡的勇气和智谋成功应对了这一严峻挑战。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德鲁苏斯可以满意了。而在罗马的提比略也可以宽心了。

但军事叛变深深撼动了提比略的自信。身为统帅的提比略一向高度重视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军队集体许下的神圣誓约（sacramentum）可怕至极。违背誓言则是一件糟糕至极的事。神圣誓约固然会赋予宣誓者普通公民无法获得的战斗、杀人的许可，但同时也会剥夺他们所有象征公民身份本质的权利。方方正正的罗马营地内，没有一丝城市街道的喧闹和嘈杂。无论是驻扎在北方阴云密布的天空下，还是屯扎在非洲的炎炎烈日下，总之，无论在哪里，罗马军营的规划布局都是一模一样的。营地的壕沟和栅栏内有无比严明的军纪。上到统帅，下到最低等的新兵，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一位百夫长的自我描述或许对所有战士都适用。“因为我上要服从权威，下要管制士兵。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便来。” [15] 公民许下神圣誓约，就是承诺自己任何时候都会服从命令。而相应的，抗命不从就会遭到残忍的处罚。藤制权杖成为百夫长的象征是有一定原因的。一位百夫长常在鞭笞手下时打断自己的权杖，因此得到了“再给我拿一根” [16] 的臭名。潘诺尼亚行省发生叛变时，他被叛军堵在角落撕成了碎片。日耳曼行省的百夫长同样首当其冲，要承受士兵最多的憎恨。在莱茵河与利珀河交汇处的大型军事基地维提拉（Vetera）内，许多军官被士兵按在地上，用藤制权杖抽打了60鞭，然后被扔进河里。醉心于暴力的叛军昏了头，甚至开始像野蛮人一般胡作非为：擅离职守、洗劫仅60英里以南的乌比安祭坛、劫掠高卢等。可按道理来说，他们本该坚决杜绝这种野蛮作风。这似乎就是野狼挣脱骑手后所带来的危险。

尽管日耳曼的叛乱比潘诺尼亚猛烈许多，但最终也被提比略的另一个儿子镇服。日耳曼尼库斯在十年前由伯父提比略收养，公元12年首度担任执政官。在这之后，他迁至阿尔卑斯山北部担任高卢总督兼日耳曼前线总指挥官。奥古斯都的死讯刚到，叛变的消息就接踵而至；因此，他直接奔向了莱茵河。由于缺乏月食的辅助，再加上他心急如焚，不想让提比略大力巩固的边陲之地面临失守风险，他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手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至仲秋时节，军队已基本恢复了秩序。维提拉基地的几大军团悔恨交加，当即处死了更为激进反叛的同袍（一向浮夸的日耳曼尼库斯发现军营的杀戮事件后，故作惊恐），然后又要求日耳曼尼库斯带领他们上阵杀敌。很快，军队便闪电出击莱茵河对岸，烧毁当地村庄达50平方英里，战士们士气大增。“回冬营时，他们士气高昂，把不久前发生的事忘得差不多了。” [17]

但提比略并没有把一切置诸脑后。相比于潘诺尼亚，日耳曼的兵变多了一丝凶恶气息。提比略比任何人都清楚，莱茵河沿岸的兵力在整个罗马帝国几乎最为雄厚，而日耳曼尼库斯生平第一次来到维提拉基地，叛变者就要求他在返回罗马时骑行于队伍之首。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对这一提议表以惊骇，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伯父的赤胆忠心，令人无从指摘，但这并没能让提比略放下心来。维提拉传来的消息似乎在揶揄他本人揽权当政的历程。军团对侄子的狂热拥护，似在嘲弄昔日他本人所受到的元老院的夸张支持；而日耳曼尼库斯对士兵们的强烈要求表现出的浮夸的震惊，也在无形中令他自己当初痛苦推诿的举动显得更加虚伪。对于提比略这种稍有叛变迹象就心惊胆战的人来说，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有关叛变者最终目标是什么的传闻了。“他们想要一位新领袖、一种新秩序、一个新政体；他们妄图以新法律威胁元老院乃至第一公民，而这些新法还必须由他们来制定。” [18] 提比略刚刚废除了有数世纪历史的战神广场票选活动，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最为荒谬可怕的。

然而，这并没有震得他六神无主。提比略早就见识了人民大众在责任感上的缺失：克己自律本是罗马人的美德，他们却对其不屑一顾；他们懈怠懒散，永远只热爱恣意妄为的美少年；而且他们还那么认同自己的前妻及其孩子。最令提比略恐慌的是，叛变的溃疡竟然扩散到他亲自加固的军营内，还感染了他亲手调教的士卒。的确，兵变进行到高潮时，几乎没有什么事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来访军营的元老都曾遭到叛军的粗鲁对待，一位前任执政官还差点被他们处死。就连日耳曼尼库斯在拒绝反叛者的要求后，都一度受到他们的嘲弄和威胁：当他故作姿态，宣称宁肯自杀也绝不愿背叛提比略时，一个士兵拔剑而出，声称可以将剑借他一用。他在日耳曼军团里已经足够讨喜，但有人比他更受欢迎。日耳曼尼库斯上前线时，身边带着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子。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尤利娅的孩子都英年早逝或被流放异地了。十年前，奥古斯都的孙辈中唯一一个仍为自由身的孩子——阿格里皮娜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叛变发生后，阿格里皮娜陪同丈夫来到了莱茵河畔。鉴于当时她已经身怀六甲，这一举动无疑有些大胆。但阿格里皮娜是个英勇泼辣的女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几十年来，军队一直受到鼓励，要“对奥古斯都家族表现出特别的忠诚和忠心”。 [19] 阿格里皮娜的外祖父奥古斯都一向是军队的财神爷，生母尤利娅的身上迄今也还散发着悲剧式人物的魅力，和这样的阿格里皮娜相比，元老们还有什么优势来赢得军队的忠诚呢？士兵们的利己主义和感情用事，使得阿格里皮娜在莱茵河沿岸受到了热烈欢迎。此外，她带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盖乌斯，一个非常早熟的婴孩，这也对她大有裨益。穿着婴孩版军服的盖乌斯很快成了罗马军营内的偶像。士兵们给他取了个“卡利古拉”的绰号，意思是“小军靴”。兵变达到高潮后，日耳曼尼库斯利用叛军对妻儿的喜爱，兴师动众地把他们送到当地的一个高卢部落，确保母子平安。战士们的荣誉感受到了极大羞辱。他们非常不悦，也非常惭愧，很快便缴械投降。可以说，镇压日耳曼叛变的功劳既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也是阿格里皮娜的。

罗马民众听说此事后崇拜不已。这对金童玉女瞬间焕发出一抹无比耀眼的金色光芒，与此同时也散发出一丝特立独行的前沿气息。通常情况下，罗马长官的妻子不会陪同丈夫奔赴外地。“女人不仅娇弱、吃不了苦，而且一旦摆脱束缚，就变得阴险恶毒、诡计多端，又贪慕权力。” [20] 这似乎是数代道德家一直传诵的金玉良言。但罗马还有别的传统。罗马人对于振奋人心的英雄故事一向百谈不厌，哪怕在这个年代，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而这些英雄故事中往往也会有女人的一席之地。奥古斯都亲外孙女在莱茵河的出场，无异于往昔峥嵘岁月的再现，勾起了人们万般遐想。回望建国之初，战火常常会烧到罗马城门口。每逢这时，女人们就会和现今的阿格里皮娜一样，赶赴前线，听着冲锋的号角声响起，站在城垛上目送丈夫出征沙场，看着他们的铁甲四射寒光。在流传下来的有关罗马早期岁月的故事中，“让女人充当男人的勇气灯塔” [21] 的情节并不陌生。往昔与未来、恪尽职守与勇猛潇洒、刚毅与浮华：在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皮娜的身上，罗马人似乎大饱眼福，看到了自己最倾慕的所有特质。

接下来的两年征战更是奠定了这种神秘魅力。虽然提比略在担任北境统帅期间所取得的卓越战绩没能给罗马人带来任何谈资，但他的侄子在莱茵河对岸的历险却惹得人们血脉偾张。日耳曼的山林草莽和沼泽地里时常有鬼怪游荡，日耳曼尼库斯决心直面这些妖魔鬼怪。他喜欢大排场、热衷冒险，而且拥有虎口脱险的独特潜力。两年来，他全身心地专注于一项提比略不太看重的事业：复仇。阿米尼乌斯，这个曾令三大军团全军覆没的叛徒及阴谋家，因此遭受了无休止的侵扰。他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儿子被罗马军抓捕；他的盟友收受贿赂，改旗易帜；而他自己的军团又在两场漫长的夏季征战中遭到围剿。罗马士兵用缴获的兵器在战场建起丰碑，献给提比略。与此同时，大量逃兵往树上爬，想躲避追捕，罗马弓箭手则忙着射杀他们。看起来，日耳曼尼库斯似乎真的没有辜负倾慕者的厚望。

但还有许多任务亟待解决。日耳曼尼库斯赢得的这场胜利并不彻底。老奸巨猾的阿米尼乌斯在脸上糊满血，靠着这样的伪装成功杀出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血路。这种伪装是非常适用的。有时候，似乎整个莱茵河对岸都遍布他那血迹斑斑的指纹。日耳曼尼库斯在第一场夏季征战中，曾特意来到条顿堡山口凭吊，那时森林里仍能看到堆积成山的白骨、生锈的矛尖和钉在树桩上的头骨。穿过这个惨状连连的恐怖谷后，他带头捧起一抔土掩埋死尸。但死者没那么容易入土为安。掩埋完被屠的军队不久后，日耳曼尼库斯在日耳曼北部的副将塞维鲁·凯基纳就被阿米尼乌斯围困在森林和沼泽地之间，周遭是翘首以待的蛮族。是夜，随着夜色越发浓重，凯基纳逐渐在蛮族的嚎叫声和呼喊声中进入了梦乡。梦里，血肉模糊的瓦卢斯从沼泽地里爬起来，呼唤他，甚至还想拖住他的手腕。凯基纳着了魔似的把那只鬼怪推回了沼泽地。第二天，凯基纳带领士兵成功逃脱陷阱，一路冲破藩篱，逐步转危为安。当时有关他被歼灭的传闻已传到了莱茵河，西岸军营内人心惶惶，都振臂高呼要拆毁大桥。唯独阿格里皮娜一人坚定立场，岿然不动。直到凯基纳率疲师抵达河边时，人们才发现，奥古斯都的这个外孙女已经备好食物和绷带在桥头迎候，正准备给军队庆祝。这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的非凡魅力所在，就连灾祸都能给他增添一抹传奇光辉。

至公元16年秋，瓦卢斯丢失的三枚鹰旗已经找回两枚。“再征战一个夏天，战争就将结束！” [22] 日耳曼尼库斯承诺道。大获全胜只需最后一搏。英雄日耳曼尼库斯在东线立下的佼佼战绩，罗马无往不胜的天赋特权，凡此种种，无不让罗马人心旌摇曳，纷纷凝聚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只有提比略除外。诚然，事关荣誉，罗马必定要血洗桀骜不驯的日耳曼人，而日耳曼尼库斯有朝一日终将继承罗马大统，也确实该领兵上阵、多加磨砺，但一切还是要适可而止。终极胜利的吸引力，恰如日耳曼沼泽地上空的雾霭一般，虚幻缥缈，不切实际。而且这些战事耗资巨大，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实力。大败阿米尼乌斯后，日耳曼尼库斯率船队沿北海海岸线破浪返回，沿途遭遇秋季风暴，蒙受了惨重损失。军队每次与灾难擦身而过时，提比略都不由得回想起瓦卢斯的命运——哪怕从远处来看，这些经历或许是那样的扣人心弦。因此，即便日耳曼尼库斯发疯般坚持己见，深信再打一仗就能彻底统领整个易北河流域，提比略仍然召回了这位盖世英雄。

在罗马，等待他的是巨大的荣耀：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和一场凯旋式。提比略决心消除有关自己和未来继承人不和的所有流言，于是对欢呼的民众豪掷千金。他积极宣扬侄子的青春和风采。罗马广场上竖起拱门，以纪念瓦卢斯被缴获的鹰旗失而复得。皇帝提比略尽管私下认定征战劳民伤财，但对日耳曼尼库斯还是做到了厚礼相迎，令他以“日耳曼征服者” [23] 的身份回都。

这一手亲情牌没能让所有人信服。仍有人不能理解：胜利明明近在咫尺，为何突然将北境统帅召回？他们于是无所顾忌地将事情归咎为提比略的嫉妒。这种指控固然恶毒偏颇，但也包含了些许真相。尽管提比略谨遵奥古斯都遗愿，竭力将日耳曼尼库斯培养成才，但每每回顾侄子的成长，他都很难不眼红。从第一次以第一公民身份向元老院发表尴尬的演讲以来，他一直对自己的处境深感不适。效仿奥古斯都来进行统治的任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轻松。相反，由于受到各种要求的压迫，提比略开始深居简出。他侄子的名望如彗星扫过天际，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令他那沉默含蓄的秉性相形之下显得越发神秘了。“年轻人落落大方、风趣愉快，而提比略的言谈举止中却带着一股特有的骄矜神秘，两者之间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啊。” [24] 在日耳曼尼库斯漫游日耳曼荒野、横渡大西洋北部的同时，提比略却躲在罗马，整整两年没有出城一步。这个性情严肃的贵族子弟原本自16岁起，就在战场上和劲敌搏斗厮杀、饱经锤炼，中途宁愿背弃奥古斯都也绝不肯折损尊严，且一向对精锐阶层的世故狡猾嗤之以鼻，此刻却不禁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比当年在莱茵河对岸碰到的还要险象环生的沼泽地。在这片天地里，母亲的才能比他自己的更加适用。当政敌在背后冷嘲热讽，说他赢得天下不是靠德行，而是因为奥古斯塔时，他心里无比刺痛。怪不得当元老们不怀好意地提议说，把“莉薇娅之子”也加入他的铭文时，他会暴跳如雷。他不愿坐实自己靠母亲上位的指控，更不愿坐实自己仍然在她股掌之中的流言，因此千方百计地疏远母亲，摆脱她的陪伴。他还反复提醒奥古斯塔：“不要插手你们女人不该干涉的重大事务。” [25]

但他仍然需要她。阿格里皮娜在莱茵河兵变的过人表现传回罗马后，给提比略敲了一记警钟。他意识到，奥古斯都的血脉对大众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身上充满的那种神奇魅力是他这辈子都无法获得的。虽然阿格里皮娜是一个恶棍，在自己家里也不讨喜，但如今她嫁给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此可以说已经脱离了一家之主的掌控。然而，她的生母并不是这样。父亲奥古斯都一死，尤利娅彻底崩盘。根据奥古斯都所立遗嘱，尤利娅流放期间被允许拥有的所有东西——补贴、房产和财产——将全部转移到莉薇娅名下。而如今的奥古斯塔虽然已成为一位名正言顺的尤利安，却没有对自己的继女兼继妹表现出一丁点亲情；相反，她冷酷坚决地命人中断了对那可怜的流放之徒的所有供给。万念俱灰的尤利娅最后活活饿死。毫无疑问，莉薇娅使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帮儿子。因此人们推测，“他早估计到，她的流放时间那么久，就是死了也没人在意。” [26]

奥古斯都和妻子莉薇娅这两支脉系之间的斗争暗潮涌动，而且还愈来愈血腥。最后莉薇娅胜了。她的儿子以九五之尊的身份君临天下，她的孙子在未来继承大业的路上没有一个敌手。当年，莉薇娅面对奥古斯都陵寝读完他的遗嘱后，成了他的祭司和女儿。可他那宏伟气派的陵墓内，却没有一寸空间可供安放被剥夺继承权的尤利娅的骨灰。克劳狄成了尤利安，尤利安却以一种肮脏且隐秘的方式被彻底清除，从奥古斯都家族的花名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君奥古斯都的荣耀只照亮了一个女儿：他曾经的妻子——尤利娅·奥古斯塔。他也只把光辉投射到了一个儿子身上：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仰望那璀璨耀眼的光辉时，如果不拿手遮住眼睛，就看不到任何阴影，也看不到一丁点黑暗，眼里只会是一片金黄。提比略和从前的奥古斯都一样，是“最好的第一公民”。身为神之子的他是一个值得全人类效仿的楷模。“他作为罗马世界统治者的身份固然伟大，但他作为罗马世界统治者楷模的身份更伟大。” [27]

这样的赞词若是传到嗷嗷无告的尤利娅那里，或许会令她紧闭的双唇泛出一丝苦笑；若是传到在皮亚诺萨岛颓靡度日的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那里，或许也会让他苦笑——他总幻想着重获自由，却永世都无法逃脱那座囚笼。不过，他们离奇死亡的真相尽管一直云遮雾罩，远离尘世之人窥探的目光，却还是让人们不胜好奇。阿格里帕被处决两年后，一条重量级谣言开始席卷罗马。“和典型的禁谈故事一样，这则消息一开始只是在民间暗自传播。” [28] 据说，奥古斯都的外孙波斯图穆斯是诈死。“蒙神明佑护”， [29] 他从护卫眼皮子底下溜走，弄到了一条船，然后漂洋过海抵达陆地。罗马人对尤利娅的孩子的喜爱仍然分毫未减，开始眉飞色舞地谈论此事。据说，不少元老和骑士正聚集在阿格里帕麾下，帮他实现大业呢。就连皇室成员都参与了。他们给那年轻人送钱，向他传递内部消息。整个意大利似乎都希望这则消息是真的。

但几乎没人见过这个自称阿格里帕的男人。他一直在四处移动，刻意避开公共场所，只在夜间出现。提比略的密探一直在暗中行事，最后靠诡计才把他抓获。他们先博取了这头行踪飘忽的猎物的信任，诱使他相信他们是他的拥护者，然后约在特别隐蔽的地方和他会见。因此，没有一人看见他后来被绑架到了帕拉蒂尼山。很快，在恺撒家里，真相水落石出。原来，这个搅得意大利风起云涌的阿格里帕是假冒的，是真阿格里帕曾经的奴隶，名为克莱门斯。酷刑面前他不屈不挠，怎么都不肯供出同谋；提比略也不愿把事情进一步闹大，决定息事宁人。他敕令，不得再对此事进行任何调查。整件事就此被掩埋。至于克莱门斯，自然是被判处死刑，他的尸体也被谨慎地处理掉了。

据说，提比略先仔细打量了这个冒牌货，发现他和他死去的主人非常相似，就连头发和胡须的样式都相差无几，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怎么把自己变成阿格里帕的？”

对方的回答满是嘲讽，似乎道破了皇帝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怎么？就跟你把自己变成恺撒一样啊。” [30]

人民的王子

提比略在劝导日耳曼尼库斯从日耳曼前线返城时，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其对兄弟的感情。“给你弟弟德鲁苏斯留点建功立业的机会吧。” [31] 皇帝如是催促道。这一策略奏效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一向亲密。他们既是堂兄弟，也是继兄弟。无论谁立下功劳，另一方都会感到由衷的开心。日耳曼尼库斯是大哥，也是奥古斯都选定的继承人，奥古斯都肯定得把统率军队的任务先交给他。但如今，他已被提比略收养，又扬名立万、声震四方，自然就该轮到德鲁苏斯有所表现了。提比略担心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太贪图享乐，想多多磨砺他。于是，趁日耳曼人元气大伤、一时半会还构不成威胁之际，他授予了德鲁苏斯一项横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指挥任务。和上次一样，德鲁苏斯在当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灵活且高效的指挥官。边界外的部落陷入不稳定状态，各色军阀被迫向罗马请求避难，罗马霸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提比略在审视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在北方边境这一辽阔地带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时，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会一片光明。

在罗马人民的编年史中，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并不是唯一一对兄弟典范。比他们更加正面的楷模也不难找。提比略当初不畏艰险、拖着疲惫之躯赶到奄奄一息的弟弟身旁，就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实例。“生活中后来出现的情感，都永不能削弱这种原始的爱。” [32] 事实上，即便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也可能滋生兄弟之情。罗马精锐阶层的竞争虽然残酷，却不一定总引发敌意。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共同的经历而形成一种互忠感。毕竟，对志向远大者来说，他们只有一架梯子要爬；而成绩斐然者在拾级而上的路途中或许又会发现，陪同自己征战沙场或处理政务的，都是同一批人。有关同泽之情的记忆甚至可以一路追溯到青少年时期。在这方面，提比略的个人经历非常典型。公元前7年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另一位执政官就是他16岁随奥古斯都征讨西班牙北部荒野时的同袍。 [33] 四十年过去了，这两位历经千锤百炼的罗马公仆有了太多的共同记忆。对提比略来说，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就是自己能骄傲地称之为朋友的人。

能够被克劳狄视为同侪的人，出身一概是不平凡的。皮索的部分祖先是罗马七王中第二位王的后裔，而且皮索家族数代以来功勋昭著，就连提比略都得啧啧称赞。皮索的家族一直以恪守共和国的传统价值观著称。和提比略生父不同的是，皮索的父亲一向与野心勃勃的恺撒家族截然对抗，也因此屡屡站在了输的一方。直到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力劝他担任执政官时，他才终于归顺新政权。同年6月，第一公民病情告急，深信自己大限将至，便将阿格里帕召唤到床边，把戒指传给了他。同时，第一公民也送了皮索的父亲一本书，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管理的罗马军事资源及财政资源的情况。一切尽在不言中。对奥古斯都来说，将家世显贵又富有原则的人招揽到自己麾下具有重大意义，而皮索的父亲尤其抢手。

皮索在很多方面和父亲如出一辙。“他几乎没什么恶习，只有一个缺点：总把顽固误以为忠诚专一。” [34] 当然，至于这个能不能算作缺点就见仁见智了。有些特质在古老贵族以外的人看来是死板傲慢，但在提比略和皮索这类人眼里，却是罗马之伟大的必要保障。“对先祖传统的坚守，培养出了杰出人才，这些风云人物又转而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先祖遗留的惯例。” [35] 那么，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古老家族的一家之主更要担起责任，保护好将城市固定在传统的基岩上的绳索。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和皮索共任执政官期间，提比略斥资修缮了罗马广场上一座特别的纪念建筑。该建筑在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最臭名昭著的象征反动的殿堂。罗马城内再也没有任何建筑比协和神殿（Temple of Concord）的名字更具讽刺意味了。该殿最初建造于公元前121年，是为了纪念罗马城历史上最血腥的阶级斗争。元老院的保守派（其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元老就是皮索的祖先）对平民的两位英勇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发起了凶残的追杀。但惨遭谋杀的不止格拉古兄弟二人；数千名追随者的尸体最后都被扔进了台伯河。通过大张旗鼓地修葺这座象征镇压运动的神殿，提比略发出了一个信号。当然，该举措激起了广大罗马民众的愤怒。这固然令人遗憾，但木已成舟。卡庇托尔山下的协和神殿焕然一新，殿门口就刻着提比略自己的名字，殿内还装饰着各种奢侈华丽的艺术品。它的存在无异于一则不容混淆的声明。虽然提比略自从公元4年就被授予了保民官之权，但他所认同的价值观仍然是贵族阶级最古老、最严苛、最刚硬的那种。“对得起列祖列宗、关注元老院利益、直面困难一往无前、服务民生时如若招致怨恨也毫不畏惧” [36] ，他的这番宣言足以与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比肩。尽管身为第一公民的他在和元老们初次打交道时显得尤为窘迫，但那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之间和谐一致——是的，但这是从元老院的角度来说的。在提比略的看管下，政权将不会迎合人民大众。

然而，皮索这类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让第一公民仍然苦恼的是，绝大多数元老还无法满足他所寄予的厚望。于是，像当初在莱茵河畔那样，他在元老院迈出了缓慢而坚决的一步。对于那些在时运的下风处的倒霉元老，他若觉得他们值得帮助，就会主动向其伸出援助之手，而辩论时正襟危坐、噤若寒蝉、只等着他领头的人，就几乎没这么幸运了。尽管提比略是一位精明杰出的雄辩家，既熟谙讽刺，又兼具威严，既能有力反讽，又不乏轩昂气宇，但他的存在让那些畏惧他伟大地位的元老更加畏畏缩缩了。有时他一言不发，有时却突然插话，有时他又会全然失去性子、大发雷霆。许多元老不确定自己该遵守怎样的游戏规则，常常被弄得彷徨失措。皮索早已习惯了这位朋友的思维方式，有时也会公开警醒他，说他让元老们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境地。皮索的干涉不仅没有激怒第一公民，反而每次都达到了效果。思想独立正是提比略力图培养的特质，当然，前提是：它能够符合皮索这种功绩昭著的名门显贵所奉行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真真正正地来一场辩论并非没有可能。有时候，人们甚至会觉得第一公民把自己视作众元老的一员。甚至有一次，皮索的一项提案在遭到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两人的公开反对后，获得了元老院众人的支持。尽管提案很快就被否决，但在那一刻，所有元老都能感到一丝短暂的自信。元老院所有人都会同意，这“充分展示了民主的政府形式”。 [37]

但元老院外的人就不怎么关心这些了。毕竟，提比略剥夺了人民大众的投票权利，使得他们失去了在行政长官选举事宜上的话语权。不过，他们还有别的兴趣。他们挚爱着尤利娅那绚烂而悲惨的家庭。尤利娅后人的巨星魅力曾在莱茵河畔俘获了叛军的欢心，如今在罗马城内又开始令民众心醉神迷。日耳曼尼库斯从前线归来时，罗马城内万头攒动，人们纷纷出城迎接他和阿格里皮娜以及两人的孩子。不满5岁的小盖乌斯成了罗马人民的宠儿。他的绰号“卡利古拉”引出了人们最温情的一面。在日耳曼尼库斯的凯旋式上，小盖乌斯自豪地和父亲站在一起。除他以外，战车内还有他的哥哥尼禄和德鲁苏斯，以及妹妹阿格里皮娜和德鲁希拉。场面盛大壮观，似乎是有意布置好来取悦观众，并且震慑提比略的。日耳曼尼库斯似乎天生就能抓住人的眼球。

这一切令第一公民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很明显的是，奥古斯都的遗愿仍具有神圣意义，因此提比略仍要努力将侄子培养成才，以便将来让他继承江山，再者，日耳曼尼库斯的学徒期也远远没有结束。既然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任期已经结束，是时候让他去东方开开眼界了。那里最近又酝酿着麻烦。此次矛盾的触发点也是罗马和帕提亚之间局势长期紧张的一大根源。亚美尼亚王国的土地上遍布着雪山密林，里面还有许多杀伤力极强的著名毒物。不巧的是，这个王国恰好坐落在罗马与帕提亚这两大敌对帝国的中间：它因为难以消化而无法被吞咽，又因太过肥美而令人无法放手。约四十年前，提比略应奥古斯都差遣在这里开展了人生第一项独立的军事任务，并且大获成功。靠着利剑的威胁，罗马将一个傀儡君主送上了亚美尼亚的王位，也确立了自己对亚美尼亚事务的干预权。不过，有机会的地方必然也潜伏着危机。毕竟，当初奥古斯都的宝贝外孙盖乌斯·恺撒就是在这里遭受了致命伤害。提比略有充分理由感激那场灾难落在了一个倔强固执的王子身上。若非他死得太不凑巧，提比略根本没有机会踏上崛起之路。抵达此地的日耳曼尼库斯并非唯一面临性命之忧的人。当年克拉苏及其军团在卡莱全军覆没的经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鲁莽涉险的话，很可能会危及罗马在东方的整套秩序。在权衡利弊时，提比略很清楚，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会带来风险。

公元17年，举行完凯旋式后不久，日耳曼尼库斯被元老院授予了东方行省的指挥权，他所拥有的权威将凌驾于当地数位行省总督之上，堪与提比略本人持平。“那里的问题没有希望通过订立协约来解决，”第一公民不动声色地对元老院说道，“除非他运用智慧。” [38] 很快，日耳曼尼库斯启程前去执行任务了。同行者包括似乎常年都挺着大肚子的阿格里皮娜和小卡利古拉。他们第一站是去德鲁苏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总营地拜访；第二站是亚克兴角海湾，约五十年前，日耳曼尼库斯的祖父奥古斯都与安东尼就曾在这片海面上交锋，由此决定了世界的命运。站在这里，日耳曼尼库斯“脑中浮现出悲剧与胜利的鲜活画面”。 [39] 或许之前，他的脑中就屡屡出现过这些画面。接着，他像前人一样，怀着一颗朝圣的心，迫切地奔向了希腊世界中最引人瞩目的旅游胜地。雅典，正是罗马浪漫派心心念念的光辉殿堂，那里的帕特农神庙冠绝天下，整座城市在其往昔的丰功伟绩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贺拉斯曾在雅典的学堂内求学；奥维德也是，他在流放途中曾屡屡回忆起年轻时在雅典的欢乐时光。历史、哲学、艺术与处世之道：这座城市里应有尽有。“雅典曾是大海和大陆的霸主，如今又让希腊成了‘美丽’的奴隶。” [40] 毫无疑问，风度翩翩的日耳曼尼库斯来到此地后自然会为之倾倒，他对休闲的理解就是挥笔写下一两部希腊戏剧。雅典人也同样被日耳曼尼库斯迷住了。尽管他们已从昔日的伟大神坛跌落，但在巴结权贵上他们没有对手。日耳曼尼库斯最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了。雅典对他来说无异于人间天堂。从雅典扬帆起航时，他整个人意气风发、精神大振。阿格里皮娜在登陆小亚细亚前，在莱斯沃斯岛停驻并产下了第三个女儿，尤利娅·莉薇娅。似乎神明都在对日耳曼尼库斯微笑，对这场任务加以赞许。

但麻烦正在酿成。尽管日耳曼尼库斯本人温和友善，但他身后不远处的使臣直率冷漠，与他迥然不同。皮索没有时间去讲究外交细节。在他看来，对异邦人粗鲁相待，是将罗马贵族与次等罗马人区分开来的一种古老德行。抵达雅典后，他发表了一场专门针对雅典人的粗鲁演讲。雅典人不配继承他们的传统；他们是渣滓，是大地的糟糠。在他眼里，希腊人就是一个堕落腐败、被征服的民族，让他打心底里瞧不上。这般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耳曼尼库斯展现出的文化自卑感截然对立。皮索对希腊的东道主们说，这种自卑感和罗马的威严是毫不相称的。表明立场后，皮索继续上路了，结果却在罗德岛附近的海域遭遇了风暴。恰好，一艘战船兼救生船在关键时刻救起了他。可当发现自己的救命恩人是日耳曼尼库斯后，他的心情几乎没有任何好转。他和恩人之间的会面既短暂又局促。从海难死里逃生后仅一天，他便再度出发，朝着东方的一个行省赶去，那里是巩固罗马帝国东部最关键的战略要地，该地的城市人烟阜盛、欣欣向荣，财富堆山积海，而且毗连帕提亚王国。皮索是去东方担任叙利亚新总督的。

毋庸置疑的是，提比略在任命军事统帅时，和奥古斯都一样，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叙利亚的兵权比绝大多数行省的更敏感，那里驻扎着四大罗马军团，而且离罗马有数周之久的路程。选派使团对第一公民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在疆场担任统帅时，他十分重视细节；但当上皇帝后，整个天下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只能被迫接受一个事实：以前谨小慎微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诚然，他似乎常忍不住诱惑，想要大张旗鼓地去巡视行省，想把罗马治下的方方面面都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但又总会取消所有的行程。慢慢地，人们开始以一位著名哑剧演员的名字来称呼他，“卡利庇德斯”，因为这位演员在宴会上的拿手表演是：双脚始终停在原地便可模仿运动员的冲刺姿态。

而派遣皮索去叙利亚行省，无疑是提比略最具“卡利庇德斯”风格的策略。三番两次更换行省总督并不是他的正常作风。相比之下，提比略其实更倾向于让总督们固守原位。“就连腐败的使臣也不例外吗？”一次，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让喝饱了血的蚊子叮食伤口，总比让饥肠辘辘的蚊子来要好。”提比略辛辣地回应道。 [41] 不过目前情势很特殊。提比略虽然说服自己将东方的理政大权交给日耳曼尼库斯，但说到底，他还是无法放任侄子不管。他需要在叙利亚安排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叙利亚现任总督的女儿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大儿子尼禄定了亲，立场摇摆不定，因此提比略对他不放心。也只有提比略绝对信任的人才能坐上这个位子，这个人的价值观、天性和身份背景都得和提比略相同。因此，日耳曼尼库斯刚启程赶往亚美尼亚，叙利亚就来了一位罗马选定的领主。抵达叙利亚后，皮索朝河上游方向行进了约15英里，最后来到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安条克。这是罗马在整个亚洲的基地。

和亚历山大港一样，安条克原先也是王国都城。它于公元前300年由亚历山大大帝部下的一位将军建立。在过去的岁月里，当地统治者的影响力曾一度扩及印度。尽管在叙利亚的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中，安条克只是一片新兴之地，但很久之前，这里的繁荣程度就远远超过了其余城市。建城者把它建立在奥龙特斯河与旁边高耸入云的山峦之间，并将它打造成网格布局。这里曾居住着迁徙而来的雅典人，建筑多为希腊风格。从剧院到健身房，它为黎凡特的这片区域深深地打上了马其顿的标签。两个半世纪以来，安条克吸收了大量亚洲的财富，一时间富得流油，宛如展示皇室之奢靡的陈列橱。尖长的象牙、巨大的银碟、饰满珠宝的王冠、盛大的公共宴会，还有盛满肉桂、墨角兰和甘松的金罐：“若是看了陈列的所有财富，必然会惊讶得目瞪口呆。” [42] 当然，若是庞培这样的人看到了，肯定还会心生贪念；公元前63年，这个自命不凡又唯利是图的征服者率军队出现在叙利亚，将此地鲸吞了。近八十年过去了，新总督皮索在来到此地就职时，很容易就会发现，这座曾经的帝都现已被打满了罗马统治的烙印。入城后，他很快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安条克坐落在狼的爪牙之下。城市新建的东门熠熠生辉，上方立着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雕像，两人旁边有一头喂乳的母狼。而主干道的中央则竖着一尊提比略的塑像，他站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安静祥和地俯瞰全城。与此同时，行省总督的营地内还有着许多象征罗马霸权的机构。这里既是士兵屯驻的地方，也是存放税收记录的地方，而且有时还会被用于开庭迅速判决罪犯。这般强悍独断的罗马武力，在整个安条克乃至叙利亚行省的其他地方，都无以出其右者。行省总督有权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或将其烧死，或扔向野兽。此时的皮索手头就掌握着这样恐怖的权力，让人又敬又怕。

无疑，这意味着，皮索在日耳曼尼库斯地盘上的出现会让事情变复杂。皮索并未掌握绝对权威。他确信，提比略派他来就是为了和这位年轻王子抗衡，于是，他开始忙着在行省驻地赢取军心。尽管之前任职时，他一概恪守军纪、行峻言厉，但此时他放宽了对麾下军团的管制，还放任士兵们为非作歹、仗势欺人。当然，行省居民已经知道如何小心应对这些殖民者了。士卒可以强迫当地平民帮自己搬运东西，或让平民给自己安排住宿——当然，女性在面对罗马士兵时没有不恐惧的。随着军纪愈加废弛，皮索竟开始放任士卒在城镇和乡村恣意妄为。士兵们感激万分地将新任总督拥护为“军团之父”。 [43] 与此同时，皮索的妻子普兰西娜（莉薇娅的密友）又开始效仿当日阿格里皮娜在日耳曼的举动。她参加军事操练，表现得十分关心士卒。皮索的信心与日俱增。当亚美尼亚传来指令，命他派兵增援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因此对其丝毫不予理会。此时的日耳曼尼库斯正忙着安定北部边疆，对抗命不从的皮索只能忍气吞声；最后，日耳曼尼库斯凭借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外交手段，打破了伯父的预期。他充分利用手头仅有的资源，成功完成了任务。但不出意料的是，当他与皮索再次在四大叙利亚军团的一座冬营内会面时，两人的关系已经僵化到极点。“分别时，双方已是尽人皆知的仇敌。” [44]

这种自尊心的碰撞，不单单和两人共事的尴尬处境有关，还关系到罗马新秩序核心的深层次原则问题。二十五年前，提比略因为不堪忍受一个骄横放肆的幼年王子而退隐至罗德岛；后来，盖乌斯出使东方，手中大权一度堪比现今的日耳曼尼库斯，年长的提比略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默默忍受他人的轻慢。而如今，和提比略同时代、同背景的皮索却坚决不愿忍受类似的耻辱。和老朋友提比略一样，皮索十分鄙弃君主制这一理念，也坚决固守家族先祖所定义的美德和原则。提比略先后在潘诺尼亚和日耳曼拯救了共和国，扶大厦于将倾。承认他为罗马的第一公民，皮索心甘情愿，但日耳曼尼库斯不行。皮索是打算以罗马贵族的身份来治理行省的。

在纳巴泰国王举办的一场宴会上，两人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纳巴泰在很早之前就和罗马达成协定，向罗马归顺朝服，它的都城是玫瑰红的佩特拉城。宴会上，纳巴泰国王出于热情好客之心，给客人们献上了金色的王冠，重的那一顶给恺撒的儿子，轻的则送给其他人。皮索见状当即发出了嘲弄的嗤笑声。日耳曼尼库斯把自己当作什么了，帕提亚人吗？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所处的时代起，罗马贵族阶级就形成了一种原则性的共识：哪怕在最招摇惹眼的东方人面前，自己都始终高人一等。在皮索看来，他必须自始至终对行省内的所有人及所有事物示以原则性的轻蔑，才不至于辱没共和国的国威。雅典或许腐败堕落，但和安条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哪怕这座城市的面貌呈希腊风格，罗马人也顶多只将安条克居民列为希腊人的仿制品。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直带着一种混种特质。建城时期迁来的雅典人的后裔和整个近东地区的土著混居在此。叙利亚出产的油膏在罗马备受珍视，花花公子们会将它抹在头发上，给头发增添香气。但在罗马道德家的眼里，这种油膏反映了整个叙利亚的情形，令他们深恶痛绝。对皮索这样的人来说，叙利亚人的方方面面都令人心悸不安。叙利亚商人巧言令色、油嘴滑舌，叙利亚祭司孱弱娇气、尽显媚态，叙利亚舞女更是袒胸露乳、衣着暴露。山巅上，狂热的叙利亚信徒给古怪且无定形的神献祭供品；酒坊深处，一个个身影踩着铃鼓的鼓点，以叙利亚人一向闻名于世的扭曲风格恣意扭动。叙利亚这个行省似乎正在奴性和放纵中溃烂。一个罗马人身处在这样的国家内，除了更好地恪守本国标准外还能做什么呢？

日耳曼尼库斯彬彬有礼地对待一大帮形形色色的外邦人，明显激起了皮索的愤怒，但这也合理地折射出，仇外情绪并非伟大先祖所传承下来的唯一传统。的确，昔日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面对东方的君主时，从来都严肃自持以维护共和国国威，但在游历西西里岛上的数座希腊城市时，他也曾入乡随俗以示对当地人的尊敬。此刻，日耳曼尼库斯因公务从叙利亚来到埃及，便使用了同样的招数。抵达亚历山大港后，他遣散护卫，穿上凉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希腊人。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亲手打造的城市有着世间无与伦比的图书馆，收藏的雅典文学甚至多过雅典本身。城内原供本国君王居住的宫殿如今却成了异邦总督的总部，这自然让亚历山大港人愤愤不平。毫无疑问，日耳曼尼库斯的这一姿态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和当初在首都一样，日耳曼尼库斯的温和文雅又赢得了罗马世界第二城的欢心。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自安东尼以来，还没有罗马人取得过这般成绩。众所周知的是，亚历山大港人极难取悦。他们乖张轻狂，极度热衷于街头斗殴，因此“打架时抓住一个男人的生殖器” [45] 对当地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不过，亚历山大港人此次闹腾，出于对客人的热情。簇拥的人群开始将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皮娜赞颂为“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吓坏了，赶紧下令终止游行。他很清楚，绝不能让人用“只有父亲和祖母才有资格接受” [46] 的头衔来称呼自己，那绝对不行。

但为时已晚。日耳曼尼库斯在亚历山大港大出风头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提比略耳朵里，而提比略的反应并不太好。叙利亚的官员任命问题固然敏感，但埃及更甚。毕竟，当初就是这个地方给了安东尼争夺世界霸权的财政支撑，这一细枝末节是任何恺撒都不可能忘记的。奥古斯都在世时，虽口口声声称已“将埃及纳入罗马人民的帝国版图”， [47] 却始终将这个新行省控制得牢牢实实，使得该地实际上成了他的私人领地。提比略后来自然也患上了这种神经症。罗马精锐阶层内，没有一人可以不经提比略明文许可而私自踏入埃及；指派到当地的总督一概为骑士阶级；埃及总督在任期间，只要稍微表现出一丁点傲慢，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卸任。事实上，提比略接替奥古斯都仅数月后就开始火急火燎地巩固埃及行省。他所任命的亚历山大港使臣不是别人，正是塞伊乌斯·斯特拉波，前禁卫军统帅以及他最信任的拥护者的父亲。与此同时，这座伟大的尼罗河沿岸港口城市的外围，人们在以原始的方式参拜远在天边的罗马第一公民。这里的埃及人丝毫不通希腊语，也从未见过任何罗马人，至今仍然在拜祭一些长着动物头的远古神明。在迷雾重重的远古岁月，埃及抄写员曾小心翼翼地将国王的名字凿刻进神庙壁上的椭圆形框内。而如今，每当凿刻新的椭圆时，他们就会在里面刻下提比略的名字。对埃及来说，高居统治地位的提比略不太像罗马的第一公民，更像一位法老。

没有什么比安东尼的外孙和奥古斯都的外孙女被亚历山大港人拥立为神，更能让第一公民气得发抖的了。日耳曼尼库斯从尼罗河返城后，发现等待他的是一封来自罗马的充满怒气的信。倘若提比略的批评之词没有和皮索的如出一辙，那这场争论无疑很快就会平息——毕竟，日耳曼尼库斯从未想过去冒犯自己的伯父。但事实上，日耳曼尼库斯回到叙利亚后，发现总督皮索变得越发嚣张猖狂。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皮索所掀起的抗命不遵的运动更是达到了新高，皮索也愈加不把人放在眼里。当发现自己颁布的每一项命令都被皮索撤销后，他决定给事情来一个了断。是的，皮索固然满头银发，而且出身高贵，也为共和国效尽犬马之劳，但日耳曼尼库斯还是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

总督的威严受到了致命打击，皮索于是决定离开安条克。然而，在他动身前，一则消息传来，说劲敌日耳曼尼库斯生了大病，皮索立刻精神大振。结果又一则消息从天而降，泼灭了他的兴奋劲儿。原来，日耳曼尼库斯又痊愈了，而且整个安条克正如释重负地向神明献祭贡品。此时的皮索由于积怨过深，判断力受到了严重影响。他出资让扈从前去扰乱庆祝活动，然后自己沿奥龙特斯河下游撤退，静观事态发展。但事情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关投毒和巫术的流言在安条克城漫天飞舞。日耳曼尼库斯似乎旧病复发了，而侍从们在拆他的卧室时，据说在墙壁内和地板下发现了巫术的痕迹：骨头、血迹、灰痕。日耳曼尼库斯垂危之际还曾点名道姓，指认皮索是始作俑者。

这是第二位年轻的恺撒在出使东方时丧命。尽管盖乌斯的死曾让奥古斯都痛不欲生，而且也有人暗自怀疑与莉薇娅脱不了干系，但当年那一切所掀起的剧烈反响都无法与如今日耳曼尼库斯的死讯相比。在安条克，日耳曼尼库斯以一贯的激昂情绪说出了临终遗言。对提比略来说，这些遗言实在太不利了。先是公开指认第一公民的使臣兼好友是谋杀自己的罪魁祸首。接着，他又叮嘱阿格里皮娜收敛她那锋芒毕露的个性，与此同时，还指导病榻前的其余人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神君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呈现在罗马人民面前，将我的孩子们的名字一一念给他们听！” [48]

这一呼吁所体现的，正是第一公民一直最提防侄子的地方。而在日耳曼尼库斯交付临终遗言之际，被提比略派往亚细亚监督侄子且和提比略一样严苛冷酷的那个人还忙着火上浇油。皮索仍然沉浸在日耳曼尼库斯对自己的侮辱中无法释怀，因此绝不肯善罢甘休。听说对方的死讯后，他大喜过望，猛地推开神庙的大门，向神明敬奉供品，并对手下大加赏赐。当日耳曼尼库斯阵营中的元老们任命同党中人——前执政官塞提乌斯接任总督之位时，皮索为捍卫本属于自己的法定职务，动用了武力。公民之间互相对峙。“皮索派”与“恺撒派”兵戎相见。 [49] 亚克兴角海战结束五十年后，“本已在神君奥古斯都的旨意和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的德行下平息多日” [50] 的内战似乎又要搅扰人间了。

日耳曼尼库斯在命悬一线时就清楚，代表这场危机的，将会是阿格里皮娜的面孔。确实如此。她并没有坐等春天来临。丈夫尸首焚化后的灰烬刚冷却，她便踏上了回家的旅程。船在冬季寒冷的海面上前行，只有在偶遇皮索的船队时，她才停下来，好和他相互攻讦。最后，她的船在布隆迪西乌姆靠岸，意大利人蜂拥而出，以迎接她的回归。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出现在跳板上时，脸色苍白，手捧骨灰，身边站着卡利古拉与小尤利娅·莉薇娅。霎时间，呼天抢地的哀号混成一片，宛如动物受伤后的悲鸣。从日耳曼尼库斯的死讯得到确认起，整个罗马城便泣不成声。“爱或智慧所能带来的一切荣誉，无一不被赐给了他。” [51] 骨灰入城的节奏庄重而缓慢，带着一种终极吊唁的味道：不单是丧葬队列，更像一场凯旋式。禁卫军护送着这位不幸殒命的英雄行进；扈从们倒拿法西斯，鹰旗上的装饰品也全部被摘下；吊唁的路人燃起香柱，苦涩的香气在阿庇亚大道上空缭绕不绝。到了都城以南四十英里处，日耳曼尼库斯的亲弟弟，也就是踉踉跄跄、毫无英雄气魄的克劳狄乌斯，继弟德鲁苏斯，以及他和阿格里皮娜留在意大利的四个孩子一齐前来迎接。接着，抵达罗马后，两名执政官和一众元老也纷纷加入了丧葬队伍，在水泄不通的街道上继续前行。街道一片嘈杂，唯独哀悼者的哀号声清晰可辨，队伍抵达战神广场后方才停下。在数支火炬的照耀下、在身披黑色斗篷的阿格里皮娜的注视下，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被虔诚地放进了他最后的长眠之地：华丽的奥古斯都陵墓。

他的伯父，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却一直没有露面。和以往一样，提比略仍然认为流露悲伤有损尊严。他、莉薇娅以及日耳曼尼库斯的母亲都未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是谁，在为日耳曼尼库斯哀悼时，怎么能被暴民们放纵的哀啼声左右？但整座城市的暴戾情绪愈演愈烈。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第一公民竟然不在场，这在人民大众看来无疑是一种侮辱，甚至可以说是提比略做贼心虚的表现。霎时之间，日耳曼尼库斯临死前的控诉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指控皮索毒害了自己，而这样的控诉并不容易推翻。事实上，黎凡特气候恶劣，对健康非常不利，许多人都因此染病；而日耳曼尼库斯房间地板下那些所谓的巫术痕迹也很可能只是动物尸体。一方面，若是提比略指出这一点（他很可能这么做），那就会严重辱没他的身份；另一方面，他的不置一词却又令人倍感沉重。这种情况下，悲愤交加的罗马人很容易存心不良、图谋不轨。凝视着英雄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时，民众纷纷称呼她为奥古斯都唯一一个在世的孙辈，还高举双手，祈祷她的孩子“能活得比敌人更加长久”。 [52]

这深深刺痛了提比略。虽然他一直瞧不起平民和取悦平民之辈，但有时候想到自己不得人心，他还是忍不住畏葸退缩。人们奚落他，说他鸠占鹊巢，手上沾满了无辜雏鸟的鲜血。但这些讥诮之词所威胁到的还不只是他个人的名声。在这场危机面前，第一公民并不是遭到威胁的唯一一人。元老院也开始感受到威胁，它的权威和价值观一向是提比略特别尊崇并坚守的。这场全城性的吊唁散发着一丝辛辣尖酸的气味。罗马的大街小巷都深信，日耳曼尼库斯被杀是因为他关爱民众。据说，他坚信众生平等，想恢复罗马人丧失的自由权利。战神广场上，民众举着火把，聚成一团迎送丧葬队伍，那情形就好像在集会准备投票。提比略虽然拽着狼的耳朵，却仍能感觉到它颈背上的狼毛慢慢竖起、嘴巴渐渐张大，也能闻到它呼吸中的饥渴。他知道，它想吃肉了。

只有把猎物扔给它才是良策。让提比略痛苦万分的是，猎物在这个时候自己送上了门。皮索尝试保留自己的行省总督之位，结果并不理想。仗打输后，皮索被塞提乌斯赶出了避风港。走投无路的皮索只好寻求谈判。他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是安全返回罗马。沿台伯河驶入风暴中心时，他和妻子勉强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面对群情激愤的罗马民众，他没有感到丝毫尴尬，反而选择于一天之中最忙碌的时刻在奥古斯都陵墓的正对面登上了岸，而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不久前才被埋放入这座陵墓。当天晚上，皮索又举办了一场高档奢华的晚宴。从罗马广场抬眼望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皮索别墅上装饰的鲜花。人们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一个个怒火中烧。不出所料的是，第二天，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就收到了正式诉状。

皮索的同侪们这时仍不敢对他发动最后一击。执政官们选择将此案交由第一公民调查审理，而第一公民则将其转交给元老院。宁死不屈的皮索拒不认罪，断然否认庭外众人对他的指控：他一遍又一遍地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毒害过日耳曼尼库斯。但这不能免除他的其他罪名；毋庸置疑的是，他还犯下了抗命不遵、挑起内战的罪行。然而，即便在提出上述指控时，控方都可能心存犹疑。元老院无人不知皮索曾为恺撒的使臣。这让他们很不安。要知道，尽管元老院曾多次请求，这两人之间的通信内容却依然是严格加密不对外公开的。提比略是全体元老中最不自在的。这位第一公民此时简直进退维谷。放过皮索，就会坐实罗马人民最阴暗的质疑；可若是撒手对一个老朋友不管不顾，把自己信赖的盟友扔向狼群，放任一群暴民对一个名门贵胄动用私刑，那背叛的代价就太过沉重了。因此提比略变得犹豫不决；而大街上的人则群情鼎沸、怒气高涨。

当骚乱发展到高潮后，所有人都被迫行动起来。示威者推倒皮索的雕塑，将它们拖到卡庇托尔山底部，然后沿通往山顶的阶梯一直攀登到半山腰。在这里，示威者开始将雕塑砸碎。站在罗马广场就能将这里的情形尽收眼底。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了。这道阶梯被誉为杰莫尼亚台阶（Gemonian Steps），其一侧矗立着罗马唯一的监狱，是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另一侧则是提比略新近修缮的备受争议的协和神殿。意识到这是对自己权威赤裸裸的挑战后，第一公民当即派遣禁卫军保护并修复皮索的雕塑，然后将皮索用轿子抬着护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被告皮索又回到了元老院，继续表现出一脸的蔑视；但从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一切终究完了。人群之中没有一人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室内响起的每一丝声音都饱含愤怒。最让他寒彻心扉的莫过于提比略的表情：“冷酷无情、面若冰霜，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 [53] 当天晚上，皮索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准备上床歇息。待妻子走出房间后，他命人把房门关上，然后自刎而死。

然而，即便他死了，痛失爱子的平民也仍不肯放过他。元老院顺从民意，将吊唁皮索列为公开罪行，还下令销毁掉皮索的所有肖像，将他的一半财产没收充公，并命令他的儿子改名换姓。这些法令被分发到了已知世界的所有城市和军营。同时，元老们假装郑重其事地感激第一公民为日耳曼尼库斯报仇雪恨。尽管如此，罗马民众还是对这些举动嗤之以鼻，不为所动。他们知道，提比略不仅没有同意彻底摧毁皮索的家庭，还对皮索家族的没落和皮索本人的悲惨结局表示同情。他们对第一公民的怀疑有如脓疮一般仍在继续溃烂。在他们看来，提比略不仅是一个有悖平民利益的敌人，更是斩杀平民阶级之先锋的刽子手。被冠以这样的恶名本来就够糟糕了，但更坏的还在后头。元老院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要知道，提比略为维护这个机构的利益，一度牺牲了自己广结人心的机会。皮索的命运——先被第一公民招揽为同盟，继而被抛弃——成了许多元老心中的前车之鉴。在叙利亚事件后，提比略对众元老而言不再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楷模，反而更像一头虚与委蛇的怪物。曾经一些人因为不遵从他所恪守的道德准则遭到了他的强烈鄙夷。如今，他在元老院内也遭到了同等程度的怀疑。不可避免的是，就连提比略最需要的盟友也开始怀疑他是否值得信任。

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糟糕的危机后，或许提比略自己也会这么想吧。

顾问

罗马是一个死人扎堆的城市。虽然乘彗星或驾着扑打翅膀的雄鹰升入神界是恺撒才有的特权，但想跻身仙班，还有别的办法。只需将猪血洒在新挖的坟地上，哪怕再低下卑微的死者都能羽化登仙。为逝者祷告祈福，将紫罗兰撒向他们的坟墓，给他们献上饭菜、盐和浸满酒的面包，他们就会守护活人。这些阴魂叫作先灵（manes），他们可以被从地下世界召唤起来，以延续哀悼者的寿命，或在其梦中建言献策，或保护庄稼收成。罗马崛起为泱泱大国之前，先灵们甚至还曾与罗马的围城大军并肩作战，攻打迦太基。因为罗马将领当时宣誓，将血洗迦太基城以祭先灵。最后，血战结束，迦太基也彻底覆灭。 [54] 由此可见，活着的罗马人是热衷于用节日来纪念先灵的。每年2月，罗马城就会关闭神庙，熄灭祭坛，一连持续十天，而且在此期间，行政官员也只能穿着最普通的服装露面。轻慢亡者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据说，有一年，先灵们感到受了亏待，纷纷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罗马境内的火葬柴堆燃着诡异的火光，与此同时，一群群亡灵的嚎叫声充斥全城。

“老实说，依我看，这太难以置信了。” [55] 像奥维德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不在少数。任何人，只要有头脑，有资金接受教育，就多半会将先灵之说驳斥为封建迷信。一些大胆新潮的哲学家甚至讲解道，鬼魂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坟墓里存活。尽管如此，即便在最智慧的智者之间，也仍然有人渴望永生。流放黑海后，奥维德亲身体验了一把地下世界的生活，那滋味残酷难耐。他深知自己面临湮没无闻的风险，因此一直在和这种风险抗争。公元17年，日耳曼尼库斯先是举行了凯旋式，后又启程前往东方，整个罗马都笼罩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诗人奥维德的死讯在这时传来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涟漪。但他的声音没有就此沉寂。他的最后一本诗集，也是他的遗言，不久就将面世。“时间磨蚀了钢铁和石头。”离世数月前，奥维德这般写道。但哪怕已经身处坟墓的另一头，他也仍然在对抗时间的侵蚀作用。只要还有读者，或许，他就没有完全离去。从这一层面而言，他骗过了时间。“文字抵挡住了岁月的流逝。” [56]

领会到这一点的不只有诗人群体，还有城市的众多伟大人物。城内各个地方都刻着他们的名字：雕像的基座、罗马广场上的纪念建筑、公示名单——上面列着自建城起当选过的执政官、祭司和获得凯旋式的将领。最残酷的惩罚不是死亡，而是被人遗忘。就是因为有这种意识，西班牙的民众才大肆破坏了皮索的建筑，而在希腊的萨摩斯岛，当地人一气之下竟然误将皮索的兄弟的名字凿掉了。罗马的状况相差无几，人们纷纷叫嚷着要将皮索的名字从所有铭文中除掉；但提比略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只准允人们将皮索的名字从日耳曼尼库斯的一座雕像中除去，再往前一步就绝对不行。他就此打住，不仅仅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同情。如果罗马的伟大家族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记录被毁灭，那罗马将不再是罗马。第一公民知道，自己不仅是城市未来的守护人，也是城市往昔的守护人。

至于这一点在现实中可能意味着什么，提比略没有心存幻想。冷酷尖刻、精于模棱两可之道的他绝非天真幼稚之辈。一次，一个少年时代的相识试图提醒他逝去的岁月如何如何，提比略没等那人说完就打断了谈话：“我不记得曾经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57] 或许，逝去的共和国对他而言也是如此。提比略在情感上所坚守的德行和理想早已不复当初，他本人对此也很清楚。当代人一概将这些德行和理想视作古怪过时的事物，而唯一没有这样想的最后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公元22年，也就是腓力比大屠杀六十三年后，布鲁图斯年迈的妹妹尤尼娅溘然长逝，连接罗马现在与往昔的一根尤其古老的绳索就此断裂。尤尼娅的哥哥曾刺杀了一位恺撒，后来在和另一位恺撒战斗的过程中死去。布鲁图斯自逝世起就一直屈居提比略之下，被视作微不足道之人。“对于内战而言，最好的疗法就是忘记它曾发生过。” [58] 但有时候，沉默同样可以产生震耳欲聋的效果。葬礼上，尤尼娅在先祖雕像的陪同下，被送入了坟墓。这些雕像都用“闪亮的石头打磨而成，并被打上了细腻的蜡”。 [59] 但她哥哥——她所有亲戚中最著名的人物——的肖像没有在场。她去世多年的丈夫、共谋刺杀独裁官恺撒的另一人卡西乌斯也是如此。和布鲁图斯一样，卡西乌斯在腓力比战场上扑剑而亡。两人的缺席十分显眼。凝视丧葬队伍时，所有人都能感到，这两名刺杀者从地下世界走出来迎接尤尼娅了，他们的存在于一群先灵中显得十分突出。诵读老太太的遗嘱时，人们又发现，还有一个人也被漏掉了，而且更明显是被故意遗漏的。她在遗嘱中向罗马所有的显贵致意，但偏偏有一人除外。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提及罗马的第一公民。

对此，提比略根本不屑去怨恨。从他和她们接触的痛苦经历来看，女人大多是麻烦。尤尼娅固然富有且人脉广阔，但还不是同代人中最富有、人脉最广阔的。那份殊荣属于另一个与她截然不同的女人，而提比略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人是谁。公元22年，尤尼娅进入地下世界。同一年，和她一样尊贵的奥古斯塔也生病了，不过很快就康复如初。没有人因此大为吃惊。莉薇娅·德鲁希拉（莉薇娅曾经的名字）擅长用药的事在整个罗马一直人尽皆知。不过，她的坚不可摧不仅是因为拥有一个药品丰富齐全的药箱。奥古斯塔是古罗马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女人。她的丈夫神君奥古斯都遗赠给她许多特权。而她就像平时穿斯托拉一样，用这些权利把自己遮掩起来。她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祭司、保民官，甚至第一公民：在她之前，男性的地位象征还从未以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方式被放在一个女性体内。除此以外，她还是一个母亲。“奥古斯塔诞下第一公民，为共和国做出了多么杰出的贡献。” [60] 元老院郑重宣称道。几十年前，一根月桂枝掉在了莉薇娅大腿上；几十年后，这根枝丫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有关这棵月桂树的流言又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重复着这些溢美之词。据说，就在奥古斯都咽气前一刻，月桂树上的叶子开始枯萎，同一时刻，旁边的一棵小月桂树开始茁壮成长。这棵小树原是大树上的一根枝条，是提比略在举行凯旋式时戴过的，后来被栽在了大树旁边。霎时间，恺撒的后代仿若成了奥古斯塔的后代，将由她来抚养照料，并归她所有。人们开始称呼她“世界女先祖”（Genetrix orbis）。 [61]

当然，这并没有怎么改善她儿子的情绪。比起私人恩怨，提比略还有更危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尽管他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来牵制母亲，却仍旧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奥古斯塔对国政的持久影响，是对自己权威的一个长期威胁。她在皮索一案中的干预行为就引发了尤其不良的后果。死刑犯皮索的妻子普兰西娜是奥古斯塔一向最喜欢的朋友，而奥古斯塔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从来都会坚决维护。提比略正要开始对皮索撒手不管时，她却强迫他去元老院替普兰西娜求情，令他百般困窘。从下毒到巫术，再也没有什么比普兰西娜所遭受的这些指控更具蛇蝎毒妇的性质了。奥古斯塔长期在私底下玩弄阴招，但是，就连她本人那蜘蛛网般密布的阴谋诡计都未曾如此窘迫地暴露在外过。提比略对女人干政的反对，就如同他对女人陪伴的厌恶一样强烈。奥古斯塔此举令他腹背受敌，声望受到双重打击。对阿格里皮娜的倾慕者而言，她对第一公民的影射似乎得到了证实：他是个穷凶极恶、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对她自己及孩子都深怀敌意。发现普兰西娜平安无恙后，报仇心切的阿格里皮娜更是悲愤难平。她和奥古斯塔的关系也每况愈下。

提比略卡在母亲和继女之间左右为难。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进了宫廷纠纷的泥沼。换作以前，他完全可以不理会王朝权谋的是非曲直，直接拂袖离去。而现在，他是国家的第一公民，总不能说退隐罗德岛就退隐吧。不过，儿子德鲁苏斯现今在领导能力上饱经历练，获得过一次凯旋式的殊荣，且已经两次担任罗马执政官。至少，提比略可以对退隐之事多加考虑了。不管怎样，只要能摆脱现实生活中那两个纠缠不休的寡妇就行。

只可惜，很快就出现了第三个寡妇——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乌斯的姐妹莉薇娅。她的数任丈夫都属于前程远大的类型。第一任是奥古斯都的外孙盖乌斯，第二任是她的堂兄德鲁苏斯。小时候的她其貌不扬，宛如一只丑小鸭，成年后却出落得倾国倾城。她的丈夫曾在元老院面前称她为自己的“挚爱”。 [62] 提比略看重她也是有原因的：自日耳曼尼库斯死后，罗马城内一连数周悲沉压抑，她却在这时候诞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使得伯父提比略在危机面前有了短暂喘息的空间。但莉薇娅绝不是一个善于调停纷争的和事佬。孩提时代的她就非常恶毒，总是嘲笑弟弟克劳狄乌斯的残疾，成年后，她的狠毒心肠也没有改变分毫。乖戾轻浮的她痛恨所有威胁到自己孩子前程的人。她不仅用情不专，而且记恨心强。公元23年，也就是丈夫在众元老面前夸赞她仅数年后，两人的婚姻陷入了危机。德鲁苏斯一向喜欢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且凶狠起来凌厉无情，导致人们都将锋利的刀剑称作“德鲁西安”（Drusian），以示对他的致意。他的身体机能似乎正严重退化。他火暴凶残，愈来愈嗜酒。有一次，在一场宴会上，他大发雷霆，竟然朝着禁卫军统帅塞扬努斯的脸上揍了几拳。要知道，当初镇压潘诺尼亚的叛乱时，两人还在一起共事。他的父亲惊慌失措，开始担心他的身体健康。9月，德鲁苏斯突发重病，当月14日便气绝身亡。

类似的打击奥古斯都经历过两次，先是阿格里帕与世长辞，再是盖乌斯英年早逝，两次都让他肝肠寸断，悲痛欲绝。而提比略仍和以前一样，面若冰霜，坚决不肯表露出自己的痛苦。抵达元老院后，他止息了院内大张旗鼓的哀悼仪式。“我想要的慰藉是更加严厉肃穆的。我始终把共和国放在心上。”即便如此，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也无从隐瞒，它极大影响了提比略本人和他的计划。当着众元老的面，第一公民直言不讳地阐释了它的影响。他解释道，自己本打算让德鲁苏斯来培养并训练日耳曼尼库斯的几个儿子。他们体内都流淌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液。提比略将卡利古拉的两位哥哥——尼禄和德鲁苏斯交托给元老院。“收养这些年轻人，引导他们吧。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血统。” [63] 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与日俱增的疲倦感、渴望有人共同分担以减轻疲惫、渴望相信自己通过努力或许可以让人们对奥古斯都的忠诚与共和国的传统保持一致：提比略的所有情绪在这一刻显露无遗。演讲结束时，第一公民情绪高昂地承诺，将把权力的缰绳交还给执政官。或许，在说这些话时，连提比略自己都相信了。

不过，即便真是这样，那也只持续了片刻。元老院的众人闷闷不语，对提比略的话语充满了怀疑。其实，同样的话，这些听众以前就听过。提比略也开始对他与元老院的合作前景感到失望。这十年里，他一直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希望他们不辜负自己的期望。“一群待奴役的人。” [64] 离开元老院时，他压低声音嘟囔道。一方面德鲁苏斯已死，另一方面元老院又靠不住，提比略会转向别处寻找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虽然是克劳狄家族的继承人，却并不蔑视那些渴望擢升的有志之士。但前提是，他们得有真才实干才行。出身卑微到不敢想象的人，甚至那些据说是奴隶之子的人，都得到过提比略的支持。“他的成就，”第一公民曾这样评价其中一位新贵，“完全足以掩盖出身的不足。” [65] 这个人是一个角斗士的儿子，后来成了罗马的非洲总督。提比略越是感到孤独疲惫，就越有理由重视这类奴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处理德鲁苏斯死后的苦差事时，他没有求助亲属，也没有求助少年时代的同伴，更没有去找元老院，只找了一个骑士帮忙。这名骑士是伊特鲁里亚人，小地方出身，有着毫不起眼的背景：他便是卢基乌斯·埃利乌斯·塞扬努斯。

德鲁苏斯在世时，提比略也一直对这位禁卫军统帅青睐有加。别人都给他添麻烦，塞扬努斯却专门帮他解决麻烦。庞培大剧院着火时，是禁卫军火速赶来救火，并阻止火势扩散；元老院出于对这项功劳的认可，同时也是顺遂提比略表露无遗的心意，便投票决定在翻修的剧院内给禁卫军统帅竖立雕像，以示表彰。当然，绝大部分元老是咬牙切齿地投出自己的那一票的。不过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对风向的变化有所警觉，或者说，本身就是靠着塞扬努斯的影响才入选元老院的，所以组成了一个支持塞扬努斯的强有力的派别。至公元23年，也就是德鲁苏斯去世的这一年，塞扬努斯进一步确保了自己作为后起之秀的锦绣前程。在罗马东北方向的偏远角落里，在城市最高的一处有利位置上，工人们为一个大型建筑工程已经辛苦了两年。砖面混凝土墙和通向座座塔楼的大门内，营房鳞次栉比：罗马城内的建筑上竟印着无可置疑的军营图章。在塞扬努斯的管辖下，禁卫军再也不必分散在城市各处了。遮遮掩掩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禁卫军集中在同一片堡垒内，由统帅亲自任命的军官管控，与帝国都城正面相对。虽然塞扬努斯只是区区骑士，但是，元老们所能争取的一切行政官职中，还有哪一种敌得过禁卫军营地统领的巨大威慑力呢？

可塞扬努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仍是建立在散沙上的。他没有行政官职，甚至还算不上一位元老。他的权威和曾经的梅塞纳斯一样，缺少坚实的法律基础。没有提比略，他便什么也不是，而提比略已经65岁了。不过，德鲁苏斯的死让塞扬努斯瞥见了一丝良机：通过这个机会，他可以摆脱与梅塞纳斯一样的处境，成为另一个阿格里帕。失去德鲁苏斯后，奥古斯都家族遗留下的男性大多缺乏历练。如果第一公民这时候撒手人寰，那便急需一人为他的继承人理政。毕竟，提比略曾在元老院内公开承认：日耳曼尼库斯的几个儿子若是没有经过细心栽培，便配不上他们作为奥古斯都后裔的身份。琢磨主人心思、了解其思想特有的复杂性固然是一项难如登天的任务，但塞扬努斯在这方面老练娴熟，早就看透了主人思想深处的矛盾所在。对于理想中的元老院，提比略是一片赤诚；对于现实中的元老院，他却不以为意。两种情绪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局势。对塞扬努斯这样敏锐狡猾的人来说，这其中隐藏着一个诱人的机遇。提比略曾公开表达对元老院的信心，坚信他们能监护好小尼禄和小德鲁苏斯，但这份信任是不牢靠的。在皇帝心里，信任和怀疑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对贵族阶级准则、元老院传统和共和国遗产的仰慕，都能被轻松瓦解。塞扬努斯将最终证明，改变提比略的直觉、利用提比略复杂性情中最多疑的一面，正是自己所具备的一种危险资质。

这位禁卫军统帅的策略核心在于阿格里皮娜。她傲慢跋扈，冲动毛躁，迫切地想看到儿子们成器成材，光宗耀祖。凡是和她有关的事都会让提比略勃然大怒。当塞扬努斯悄悄禀告主人说，阿格里皮娜的野心和她母亲当年一样，使得元老院内滋生了派系纷争，第一公民很容易便相信了他。1月24日，两人首度公开爆发冲突。1月是罗马年历中的转折点，以门神雅努斯（Janus）的名字命名。雅努斯长着两张面孔：一张朝后，察看过去；一张朝前，展望未来。毫无疑问，祭司们如果要为第一公民的安全向神明祈祷，1月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月份。但那一年的规则有些变化。祭司们在为提比略祈祷时，还同时提到了阿格里皮娜的前两个儿子——尼禄和德鲁苏斯的名字。提比略大发雷霆。他质问祭司，是不是阿格里皮娜下令把两个男孩的名字添上的，祭司们果断否认。但第一公民的怒气并未消减多少。几十年前盖乌斯和卢西乌斯那两个毛头小子所开创的邪恶先例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他们被捧得太高，太让人羞耻了。面对元老院演讲时，提比略严厉警告：绝不能宠坏两个小王子。这只加深了阿格里皮娜对他的憎恨。两人之间的关系越发僵硬。

察觉到机会来临后，塞扬努斯确保自己把握好良机。他意图孤立阿格里皮娜，削弱她对儿子的控制。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摧毁她在元老院的盟友。当然，在提比略这样遵纪守法的第一公民治下，为达目的而诉诸公开的暴力是绝对行不通的。但塞扬努斯根本无须这么做。罗马法律就是他所选择的武器。整整一年里，日耳曼尼库斯曾经共事的一众显贵都被塞扬努斯在元老院的同盟推上了审判台。他们所遭受的指控从敲诈罪到忤逆罪不等。其中一位没等法院下达判决书便自杀身亡；其余人被流放。审判过程没有一丁点是偏离了法制的。古罗马法庭一向是英才们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竞技舞台。多少雄心勃勃的元老之所以拥有不凡成就，主要就在于那一口能影响法官的辩才。对雄辩家而言，替被告解围，助其远离敌方的瓜葛纠缠历来是一条较为光彩的道路，但主动起诉也并不丢脸。提比略年仅20岁时，就曾靠辩才让法院定了一名意欲刺杀奥古斯都之人的罪。自然，对他来说，法庭辩论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只要是为共和国服务、旨在扳倒共和国敌人的起诉就完全可以接受。” [66] 既有传统的根基，又有本人的亲身实例，第一公民提比略怎么可能会不同意这种神圣的做法呢？

塞扬努斯有着一双如病理学家的眼睛。比起主人，他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罗马法律在元老眼中历来是自由权利的壁垒，如今在这个冷酷无情之徒眼里却不啻于天赐良机。有了这个机会，他甚至可以恐吓精英阶层中最大胆无畏的人，令他们卑躬屈膝。这里面的讽刺意味尤其浓重。塞扬努斯用以控制元老院的，是一项原本旨在壮大元老院威严的革新。在罗马共和国往昔闹腾喧嚣的岁月里，伟大人物的审判一向是举城共享的娱乐活动，全民皆可观摩。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在奥古斯都的治理下，元老们获得了在他人不得入内的元老院内亲自进行审判的许可。那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提高，还热烈欢迎这种革新的到来。如今，他们发现一切竟是圈套，对此追悔莫及。在审判被控背叛第一公民的同僚时，负责的元老总是不由得产生如履薄冰之感。他的投票情况一定会遭到监视，而他坚持给嫌疑人定罪的热情也同样会受到考量。越是声嘶力竭地要求重惩疑犯，就越能让人看到他的忠诚。塞扬努斯没有必要将敌人打压得缄口结舌。这种事留给元老们就行了。多疑和野心会让他们自相残杀。

尽管如此，为了让自己想传达的信息深入人心，这位禁卫军统帅还是杀鸡儆猴，明示了口无遮拦可能招致的惩罚。先是生硬粗暴、积习难改的卡西乌斯·塞维鲁斯被重审判刑（他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被流放到了克里特岛），被关入了一座比先前更荒凉的监狱：爱琴海上的一小块岩石。到了第二年，刑罚处置的态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公元22年，元老院投票决定是否要在庞培剧院竖立一座塞扬努斯的雕像时，一位名为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的历史学家兼元老曾站出来奋勇反抗。三年后，这位禁卫军统帅发起了反击。克莱穆提乌斯遭受了一项前所未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指控：他在历史著作中称赞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称呼他们为“最后的罗马人”。 [67] 审判台上，这位可怜的历史学家拍案而起，当即向同僚们抗议道，无论亡者是谁，赞扬他们都是罗马人自古以来拥有的自由权利，也是奥古斯都本人批准的权利。但塞扬努斯的同盟厉声止住了他。“当他们冲着他狂吼时，他就知道自己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了。” [68] 离开元老院后，克莱穆提乌斯直接朝家赶去，不久便绝食身亡。起诉方曾申请对他强制喂食，然后再施加惩戒，但执政官收到申请时已经太晚了，无法再付诸实施。元老院发布正式敕令，将克莱穆提乌斯的作品全部焚毁。

克莱穆提乌斯因为对历史的评判而惨遭毁灭，元老们从他的命运中瞥见了一个可怕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公民身份、友谊、恩惠与义务之网，都可能成为陷阱。晚宴时的倾诉衷肠、广场上的片刻交谈，骤然之间都危机四伏。“对任何事情加以评论，都无异于冒着被起诉的风险。” [69]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亲友关系成了一种传染途径。

神明对此显然持认可态度。元老院上下本已人心惶惶，但神明像是有意嘲笑这种恐惧情绪似的，又给意大利降下了一场疾病。普通民众和所有阶级的女性全部幸免于难，唯独精锐阶层的男性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病菌是通过亲吻的方式传播扩散的。先发炎的地方是下巴，然后整张脸和上半身都会“大规模地” [70] 被感染。提比略诙谐又严肃地将它称为“羊须疮”（Mentagra）。 [71] 他下令禁止公民们相互亲吻，哪怕在脸上轻轻啄一口也不行。亲吻礼本是公民团结的象征，如今却只带来了麻烦。关系越近越容易引发灾难。罗马的上层阶级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已惨遭破相毁容，备受摧残。

第一公民望向镜子中的自己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他头顶光秃秃的，年纪大了背也有些驼，脸上坑坑洼洼的，长满了疮。无论是因为羊须疮，还是因为别的病痛，对于亲密接触或许会带来多少危险，提比略都不需要任何提醒。长期以来，奥古斯都家族内部酝酿着对峙和憎恨。为解决这些麻烦而付出的努力，就好像他涂抹在脸上的药膏一样，毫无效果，反而让脸部长了更多斑点。在再神圣、再亲密的时刻，它们都有可能突然“化脓”。

就连为奥古斯都举办的拜祭活动都可能遭到破坏。在提比略向神君奥古斯都祈福时，阿格里皮娜骤然打断伯父，亵渎了这个庄重的仪式。由于又一个密友被推上审判台，阿格里皮娜变得心烦意乱。可她并没有怪罪塞扬努斯，而把一切归咎于提比略。看见伯父站在外祖父奥古斯都的塑像面前，托加袍罩头，显得尤其虔诚，宛如一位名副其实的祭司时，阿格里皮娜抓狂不已。“一个将牺牲奉献给神君奥古斯都的人不应该迫害他的子孙。你以为，他的圣灵都化入一言不发的石头里了吗？错。你若是想见见他的真正样貌，就看向我，我的体内流淌着他神圣的血液！”提比略不怀好意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伸出骨瘦如柴的手，将她拉到身旁。“所以，”他嘘声道，“你是说，你没有掌握权力，就是在遭受迫害吗？” [72]

要让两人关系彻底破裂，还需要一场终极对峙、终极侮辱。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塞扬努斯。这位禁卫军统帅在全国各地安插了眼线，就连阿格里皮娜的交际圈也不例外。他雇用这些眼线向阿格里皮娜传达了一个致命的警告：提比略计划毒死她。其实，这样的指控本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但阿格里皮娜深信不疑。受邀和提比略共进晚餐时，她故意不去碰自己的盘子。提比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立即递给她一个苹果。可她碰也没碰，便把苹果递给了随从。提比略自少年时代起就手执利剑护卫罗马，生平两次将都城从内爆的命运中解救，并且在漫长而辉煌的戎马生涯中，打过的仗不计其数，无数次与敌人正面对抗，与他们刀剑厮杀、浴血奋战。现在，他被安上了一个如此阴毒而女性化的罪名：这简直是对他的天大的蔑视。

这不单单是对罗马第一公民的蔑视，还是对奥古斯塔的蔑视。自从被擢升到近乎神明的地位后，有关她私下活动的流言（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是变得越发阴暗了。人们普遍相信，奥古斯都是被她下毒害死的。据说，奥古斯都临终前一天，莉薇娅走进别墅花园，在无花果树的果实上抹了毒液。众所周知的是，奥古斯都一向喜欢吃无花果，因此迫不及待地吞食了果实。如今，阿格里皮娜公然拒绝提比略递来的水果，无疑是在煽起昔日流言的余烬，既在侮辱儿子提比略，也在侮辱母亲莉薇娅。第一公民不屑直接回应，以免间接增加继侄媳此举的合理性，而是转向奥古斯塔。“一个女人竟说我意图毒害她，”他质问道，“那我打算采取强硬措施提防她，又何罪之有？” [73]

事实上，他已经实施了一项很特别的措施：断然否决阿格里皮娜的再婚权。这对她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最后她因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当然，她肯定辩驳过，说罗马城内总有人不以收容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和孩子为耻。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的人选，但这也正是提比略不愿意让她再婚的原因。奥古斯都家族的遗孀宛如王朝的黄金。加上和阿格里皮娜传出绯闻的，是第一公民尤其憎恨的一个人，这对事态的演变更是毫无助益。这个人名叫阿西尼乌斯·迦卢斯，精明强干，野心勃勃，曾担任执政官。在元老院内辩论时，他总是冷嘲热讽，十分刻毒。 [74] 更糟糕的是，他还曾娶提比略的前妻维普萨尼亚为妻。虽然数年前，奥古斯都强行将两人拆散，但她是提比略心中一直无法割舍的挚爱。把这样的人迎进奥古斯都家族的可怕前景，无疑让提比略难以忍受。但迦卢斯的个人缺点并不是最主要的绊脚石。即便他从来不惹是生非，即便他是第一公民的忠诚盟友，第一公民也仍然会拒绝他和阿格里皮娜的婚事。阿格里皮娜和莉薇娅一样都太珍贵了，绝不能草率地解除守寡状态。

就连股肱之臣塞扬努斯都无法动摇提比略的决心。阿格里皮娜并不是他周围急需解决婚姻大事的唯一一人。公元23年，也就是德鲁苏斯去世的那一年，塞扬努斯和妻子阿庇卡塔离婚了。阿庇卡塔虽然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由于地位低微，支撑不起这位禁卫军统帅的野心，因此只能被迫离婚。两年来，塞扬努斯一直在等待时机。至公元25年终于展开行动时，他设定的目标已经高远至极。他写信给提比略，请求把莉薇娅许配给自己。但在这步棋上，他犯了一个少有的错误。惊讶万分的第一公民支吾其词地将他搪塞了回去。虽然提比略不愿直截了当地斥退塞扬努斯，但还是阐明了心中的疑虑。他解释道，若是允许莉薇娅再婚，只会加深她和阿格里皮娜之间的对抗。两个女人本已是针尖对麦芒，再进一步加深她们之间的仇恨就得不偿失了。“这会令恺撒家族一分为二的。” [75] 塞扬努斯明白他话里的深意，于是打消了念头。

但对这位禁卫军统帅而言，这一插曲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一向讳莫如深的提比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内心深处平日掩藏得很好的强烈情绪。放眼整个罗马，几乎没有人比塞扬努斯更了解主人心里那种铺天盖地的疲惫感了：家里的女人纠缠不休，元老院充斥着各种派系纷争，都城也是事务繁重。“因此，塞扬努斯开始极力丑化城内的苦差事、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没完没了纠缠提比略的所有人，同时又称赞起僻静安详的生活。” [76] 这里面流露的情绪并不偏激。选择退隐对罗马的精英阶层来说并不奇怪。如果公民在任职期间表现良好，那么，他在从混乱的政治舞台上抽身退隐后，也几乎不会引来旁人的忌妒。恰如贺拉斯沉迷于他那迷人的萨宾山庄园一样，卓尔不凡的元老们离开罗马后，也能在合乎身份的外地休闲活动中获得不一样的享受：和哲学家高谈阔论，炫耀千金难买的艺术品，扩建规模已经十分庞大的别墅。在意大利的乡下，新潮时髦的别墅星罗棋布，最大的别墅群坐落在罗马南部海岸附近。那不勒斯湾的房产非常昂贵，除都城内最奢华的住宅区以外，帝国上下无一处能及。这里的别墅多得数不胜数，均坐落在海岸线上，“乍看宛若正形成一座城市”。 [77] 有些临海而建，也有些高高矗立在悬崖峭壁上，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了罗马显贵对海景的重视。对罗马人来说，拥有一座俯瞰那不勒斯湾的奢华别墅一向是伟大的标志。尤利乌斯·恺撒遗留给奥古斯都的别墅坐落在一个岩石嶙峋的海角上，以风光秀丽闻名。奥古斯都死前在卡普里岛度过了愉快的几日。在许多罗马人看来，他享受到了最惬意的告别。

那不勒斯湾隶属于坎帕尼亚区。长久以来，这一地区都对奥古斯都高度忠诚。在昔日内战的黑暗岁月里，意大利一度饱受海盗船的威胁，于是阿格里帕将船只系泊在了那不勒斯湾最负盛名的牡蛎养殖场——一处名为卢克林湖的隐蔽水域内，毫不顾忌这会给牡蛎养殖带来什么样的损害。但后来内战结束了，船队也转移到了附近海角的新军事基地，这样能把对贝类生物的破坏降到最低。美丽、诱人而昂贵的那不勒斯湾逐渐成了奥古斯都治下和平的最主要装饰。就连海中的动物也跳出水面，为和平欢呼雀跃：有头海豚似乎是天神派来宣告新时代的，竟和一个家住卢克林湖畔的男孩成了朋友，而且还每天驮他渡水上学。这像是来自远古神话世界的虚构故事，却也是那不勒斯湾独特魅力的例证。它既代表着潮流前沿，又散发出一丝古老且独特的韵味。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一个像提比略这样意趣高雅的人来说，这里所能提供的不止沐浴和牡蛎。虽然它不像他多年前退隐的罗德岛一样浸染着浓厚的希腊风情，但仍保留着一抹异常珍贵的情调：数世纪前，一批希腊人驶入这片海湾，建立了那不勒斯，他们的气息留存至今。简而言之，对冷峻且疲惫的第一公民而言，没有什么庇护所比这里更诱人了。诚然，提比略无法抛弃神明和神君奥古斯都托付给他的重任，但那并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困难。坎帕尼亚离罗马仅有一天的行程。任何一位第一公民若是足够睿智，都能在此地统治世界，只需满足一个条件：他在都城罗马的代理人足够能干、忠诚、值得信任。

早在公元21年，提比略就以身试水，在坎帕尼亚待了很长时间。五年后的今天，他计划待得更久一些。他从罗马出发，一路轻装简行。随行队伍中只有一位是元老，其余还有形形色色的文人雅士。他们和提比略一样，痴迷于深奥的神话细节，对于第一公民突然提出的各类刁钻难题总能对答如流。忠心耿耿的代理人塞扬努斯也骑行在队伍之中。尽管身为提比略在都城的代理人，他不能长时间离开罗马，但他还是和队伍中的其他人一样悠闲从容地行进着。从罗马向南行走了65英里后，提比略在阿庇亚大道转弯，进入一条支道，继而朝海岸进发。那里，一栋巨大的海滨别墅正在等候他的到来：斯泊朗卡别墅。然而，这栋建筑之所以配得上提比略的卓越伟大，并不只在于它那盛大的规模。住宅外、小山上、海角边、亭台水榭间、花园内、小道边、悬崖上处处都精心布置着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黄昏时分，微光洒落，火炬燃起，所有雕塑宛若活物一般栩栩如生。有一些年代久远，也有一些新凿不久，但都彰显了主人的独特趣味。斯泊朗卡有如一面镜子，反射出其主人对神话世界的痴迷。对第一公民来说，它就是一片奇幻的仙境，里面住着神祇、史诗英雄和奇珍异兽。在这样一个神奇的主题公园内，皇帝很可能会感到，自己已经将都城的压力远远抛诸脑后了，哪怕只有一晚也行。

在埃涅阿斯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位希腊英雄曾乘船经过斯泊朗卡。虽然他的族人都称呼他为奥德修斯，但他的拉丁名其实是尤利西斯。众所周知的是，他足智多谋又饱经磨难。特洛伊被洗劫后，他乘船返航，一路上与女巫、怪物斗智斗勇，历尽十年艰辛后终于返回家中。提比略无疑在这位英雄身上找到了共鸣，因为他自己就体验过与灾祸、跋扈的妇人打交道的痛苦。 [78] 海边有一口天然洞穴，洞外就是尤利西斯曾行船经过的水域。提比略在洞内打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用餐室。这位罗马第一公民本是出了名的抠门，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奢侈享受上才不会吝惜钱财。高级菜肴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酒品非常挑剔，钟爱烟熏的陈年佳酿。此外，他对素食烹饪也饶有兴趣——他发掘芦笋的新品种，追索具有异国风味的日耳曼根菜的来源，并且坚称甘蓝是人间至味，绝不能将其归于普通食材之列，弄得对手美食家们一头雾水。

他对餐桌艺术的着迷在斯泊朗卡表现得最具创新性。海水鱼池保证了宾客可以当场享受到现杀现做的生鲜；浅水上漂浮着趸船，使得宾客可以直接在洞口享受饕餮大餐，任凭四周的海浪拍打激荡；幽深的洞穴内，火把燃起，烛光摇曳。“在这里，自然巧妙地临摹着艺术” [79] ——却始终没有艺术对自然的修饰那般巧妙。展现尤利西斯各类功绩的巨大雕塑，为宾客们营造了无与伦比的戏剧效果。一头怪物从洞内的池中破水而出；一个独眼巨人伸展四肢躺着，身体填满了幽暗的洞穴深处。精致可口的美食、华丽壮观的雕像、充满神话气息的环境氛围：即便提比略也能在斯泊朗卡找到快乐。

又或许，这个洞穴过于像史诗世界了。洞穴后部，一尊巨人雕像在火炬的照耀下显得狰狞恐怖。这是海神尼普顿的儿子。尼普顿时常挥动三叉戟，因此又被誉为“大地的震撼者”。一天晚上，一场地震毫无征兆地降临斯泊朗卡。岩石开始崩塌，碎块纷纷掉落在了洞口。被砸死的端菜侍从不计其数。宾客们慌忙起身蹚过浅水，朝安全的地方逃去。年迈的提比略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但无法逃离崖壁。禁卫军匆忙赶到灾难现场时，发现第一公民卧倒的地方只剩下一地粗石瓦砾，不禁担忧起最糟糕的结果。他们爬上废墟，只听见底下传来了统帅的呼唤声。扒开石块后，他们发现，塞扬努斯双手双膝着地，正趴在第一公民上方，宛如一面人盾，掩护着提比略。

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很明显，也一个意义深远的奇迹。提比略从中得出了两个教训。一，塞扬努斯是一个无比可靠的仆人，任何事都能托付于他。二，神祇向他发出了警告，往后再也不得踏入罗马一步。

反复无常

公元28年1月1日是一个吉祥喜庆的日子。这一天，罗马广场的上空氤氲着番红花焚烧后的浓烈香气；神庙开放，祭坛再次开始供奉神明；人们将肥壮的阉牛带到卡庇托尔山山顶，用斧头将其从头颈劈开。与此同时，元老院内念着第一公民依照传统寄来的节日问候。很少有元老担心信中会提到不测事件。毕竟，今天是过节的好日子。

但这次的节日问候将出现转折。虽然提比略待在坎帕尼亚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但罗马仍然有他的耳目。他所选定的“分忧者” [80] 对他交付的大业乐此不疲。塞扬努斯在城市各处都分布了眼线，查找颠覆活动，追踪骚乱。此刻，提比略在书信中通告元老院，他发现了一桩尤其骇人听闻的叛国案。一位名为提图斯·萨比努斯的骑士当着塞扬努斯手下一个卧底密探的面，公然说出了谋逆之词。当时还有三个密探挤进了萨比努斯的阁楼，也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中。鉴于禁卫军统帅手下的这四个密探都是举足轻重的元老，他们的证词不容置疑。萨比努斯不仅造谣中伤第一公民，还收买他的奴仆，想要谋害他。元老们听到这里，无疑都清楚了下一步需要采取的举措，于是心照不宣地开展了行动。

禁卫军前来抓捕萨比努斯时，往他头上套了风帽，又给他的脖颈系上了绞索。萨比努斯绝望地抗议着，满嘴双关语，声音凄惨悲凉，堪与最尖酸讥讽的时候的提比略相比。他悲叹道，自己不是被献祭给了雅努斯，而是被献给了塞扬努斯。 [81] 他的声音隔着风帽传出，显得低沉模糊。接着，禁卫军便将他拖向了城市的监狱。在神庙打开大门的这一天里，监狱的门也打开了，并将萨比努斯一口吞噬到其深处。不久，一捆柔软的尸体被扔在杰莫尼亚台阶上。这里是将死刑犯陈尸示众的地方，站在罗马广场就能看见此地的情形。八年前也是在这里，人们破坏了皮索的雕像。民众被这一场面吸引，纷纷聚集在一起观看。萨比努斯的狗一边守护着他的尸体，一边悲痛地咆哮。人们把食物扔向它后，它又衔着食物回到主人身旁，将吃的放在他嘴巴旁边。随后，几个男人拿着铁钩将萨比努斯拖到台伯河边，一路上那条狗寸步不离，最后还跟随尸体跳进河中，“试图阻止尸体下沉”。 [82]

对于一向感情用事的罗马人民来说，这条忠犬的悲惨命运宛如一面镜子，反射了他们对日耳曼尼库斯一家人的惋惜。萨比努斯不仅是他们死去的宠儿的密友，而且当初在和塞扬努斯的密探进行那番致命的对话时，还曾气势汹汹地表达自己对阿格里皮娜的同情。提比略的离去并没有减轻这个可怜的遗孀所承受的压力。恰恰相反，塞扬努斯猜测第一公民已经放任阿格里皮娜不管，因此自认得到了上级许可，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去算计阿格里皮娜一家人。他尤其针对的是她的大儿子尼禄。尼禄是提比略的法定继承人，无疑也是禁卫军统帅平步青云路上最大的威胁。好在尼禄本人轻率顽固，而且提比略的第二位顺位继承人德鲁苏斯出于对大哥尼禄的百般妒忌，更倾向于站在塞扬努斯这一方。这一切对塞扬努斯来说都非常有利。

只有阿格里皮娜的小儿子卡利古拉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不会参与禁卫军统帅的游戏。虽然他才十几岁，但家庭遭受的痛苦早已让他冷酷地看清权位之争的反复无常和残酷无情。当然，他自觉没有必要分担家庭的厄运——除非他帮得上忙。因此，当阿格里皮娜被塞扬努斯逼迫离开罗马，并被软禁在坎帕尼亚时，卡利古拉转向了一个权威仍高于禁卫军统帅的人请求庇护。他给奥古斯塔取了一个绰号，“穿着斯托拉的尤利西斯”。 [83]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他这样老练狡诈的小滑头之口，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誉。而在奥古斯塔眼里，这个曾孙简直和他父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因而她非常喜爱他。不管怎么说，卡利古拉暂时算是安全了。

这也好。绞索越收越紧了。萨比努斯死后，提比略又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称赞它在共和国危急关头处事的干脆利落，同时神秘地暗示：还有人在策划阴谋。虽然他并没有点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所指何人。当塞扬努斯在例行报告中警醒主人，要提防邪恶的阿格里皮娜或凶狠的尼禄时，已经没有人能够予以反驳。提比略毅然决然地选择远离宫廷生活所牵涉的各种丑闻及索求，以至于就连坎帕尼亚都无法再满足他。到达当地仅数月后，他就离开了那里各色各样的游乐胜地，转而带着随从撤离到奥古斯都遗赠给他的私人小岛——卡普里岛。没有提比略的明确许可，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座小岛的两处小码头，遑论停船登岸。这一次他终于感到自己远离尘嚣了，而且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几十年前在潘诺尼亚或日耳曼领军出征时，身为将帅的提比略总是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征战期间，他从来不扎帐篷睡觉，就为了更有效地降低被刺杀的风险。如今，他却生活在亲属带来的恐惧中：一个受到了惊吓、闷闷不乐的女人和一个笨拙又少不更事的男孩。年轻时候自我防卫的健康本能，到了老年却逐渐演变成了他偏执多疑的性情。

提比略虽然退隐到了悬崖峭壁环绕的小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退位。他仍然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无法完全抛下奥古斯都托付的重任。这位第一公民坚持对奥古斯都家族和罗马人民负责。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阿格里皮娜面临日益严苛的监禁，他也仍为她同名的女儿安排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男方是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第一位率军跨过易北河的罗马将帅的儿子，家世门第无可挑剔的贵胄子弟。这同样是为什么，第一公民会适当地打破自己的孤立状态，或邀请贵客来卡普里岛和自己作伴，或偶尔踏上陆地游玩。他也时不时地会给一小部分有特权的人联系自己的机会。但若是想见他，就必须完全依照他的方式进行。目前为止，提比略还没有一丝回罗马的打算。哪怕再处尊居显的元老都不得不争先恐后地赶往坎帕尼亚，而到了那里以后，又会发现，面见第一公民的渠道很可能会遭到塞扬努斯拦截乃至封锁。许多人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憋屈地在那不勒斯湾同其他有求者一起露营等待。这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屈辱。对一个小小的骑士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好处而如最卑贱谄媚的寄生虫一般曲意逢迎、投其所好，这对罗马的精锐阶层而言实在是天大的侮辱。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元老们发现，自己正磕磕绊绊地穿过一个陌生而恐怖的世界，在这片天地内，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荣誉曾是荣耀和成就的徽章，如今却成了其持有者奴颜媚骨的标签。血统身世和独立思想曾是提比略最赞赏的元老品质，如今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招致元老的毁灭。“至于赫赫有名的姓氏，则可能招致死亡。” [84]

奥古斯都的后裔无疑首当其冲。萨比努斯被处决一年后，又有两人相继去世，宣告着游戏的尾声的到来。先离开人世的是阿格里皮娜可怜的妹妹尤利娅。二十多年前，外祖父神君奥古斯都将她流放异地，自此以后，她便在那座小岛上苟延残喘，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她被关押得太久太久，以至于罗马人在得知她并没有于数年前去世后还觉得新奇。但公元29年奥古斯都家族中逝世的第二个成员却不是这样。对罗马人民而言，奥古斯塔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是对已经成为神话的往昔岁月的最后告别。她的生父在腓力比战死，她自己与一位神明同床共枕多年，而且被授予的头衔、荣誉和地位象征物远超城市历史上其他任何女人。元老们深受触动，甚至还投票表决为她建造拱门以表纪念。但提比略不予同意。他对母亲的逝去所表现出的忧伤是绝对静默的。元老们默默地放弃了提议，同时也放弃了加封她为女神的投票决议，因为提比略严厉警告说，奥古斯塔本人若是在世，绝不会虚荣到去争夺神圣的荣誉。她的葬礼简单朴素。提比略为是否要离开卡普里岛出席葬礼犹豫了好几天，然而终究没有出现。等到火化那一刻，奥古斯塔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葬礼的致辞人——17岁的卡利古拉博得了众口交誉。

当然，卡利古拉在葬礼上演讲时，肯定也痛苦地意识到：未来又多了一重不确定性。其他人也有理由紧张。在接下来几年里，奥古斯塔的许多被保护者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人从执政官到女性不等，譬如皮索的遗孀普兰西娜。不过最突出的当属阿格里皮娜。尽管她和祖母一向相处得不太融洽，但奥古斯塔总能让提比略遵守义务。只要他还是罗马第一公民，她的存在就提醒着他对奥古斯都的责任，而奥古斯都曾明确表示：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是指定继承人。然而，奥古斯塔的葬礼差不多才结束，元老院就收到了第一公民声讨阿格里皮娜及其大儿子尼禄的信件，无疑，这在他们的爱慕者看来绝非巧合。罗马广场上，人群慢慢聚拢，手中挥动着阿格里皮娜和尼禄的肖像，同时声称信件有假，令元老们局促不安。元老们不清楚第一公民到底想要他们做什么，因此按兵不动。直到塞扬努斯咄咄相逼、提比略又送来第二封信时，元老们才失去了犹疑的余地。就这样，元老院按照提示做了。阿格里皮娜和尼禄被谴责为谋害第一公民的共犯，此外，尼禄还被列为罗马公敌。可是，他们犯下的罪行那样可怕，这些措施真的够吗？元老院又假惺惺地补充道，应该判他们死刑！但提比略有别的打算。和以往一样，他所参照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条文和奥古斯都的先例。就这样，尼禄和母亲披枷带锁地被重兵押送到意大利本土外的两座囚禁岛上。阿格里皮娜由于提比略一时的恶意捉弄——他身上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幽默，因此这种做法很典型——被流放到了潘达达里亚，也就是多年前奥古斯都流放其母亲尤利娅的地方。

对于长期饱受怨恨的第一公民而言，前妻女儿所遭受的官方谴责有力地向外证实了自己最阴暗的怀疑。对塞扬努斯来说，这也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他清楚自己是用了多么肮脏的手段来陷害阿格里皮娜，同时又不被提比略察觉的；他也清楚前面要爬的阶梯会布有多少艰难险阻，哪怕如今他已经爬到了很高的位置。他还需要达到两个目标：彻底清除日耳曼尼库斯的后嗣；获取德鲁苏斯后嗣的监护权。莉薇娅于公元20年为丈夫诞下的一对男婴中只有一名幸存，年方9岁，小名为“格米鲁斯”（意指双胞胎），以纪念他死去的双胞胎兄弟。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的其他两个儿子和尼禄一样都被宣告为罗马公敌，那么提比略的孙子格米鲁斯就会是唯一的继承人。

注意到这一点的不只有塞扬努斯。阿格里皮娜倒台后，没人比莉薇娅更幸灾乐祸了。她十分清楚，禁卫军统帅会是一个有力的盟友。自己的儿子超越尼禄、德鲁苏斯与卡利古拉成为第一公民的美好前景，是被有意设计出来以满足她的嫉妒心与野心的。她早就热诚地参与了塞扬努斯的计谋。她的女儿，格米鲁斯的姐姐嫁给了尼禄。在母亲莉薇娅的指示下，她充当着禁卫军统帅的耳目。正如萨比努斯被自家阁楼里的间谍算计一样，尼禄也被自己的枕边人出卖了。禁卫军统帅似乎真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及。

同僚们慑于他的声名和权力，开始对他毕恭毕敬、屈膝逢迎，好像他并非第一公民的仆人，而是其伙伴一般，但即便这样，塞扬努斯也仍没有忘记自己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尽管他的雕像总是和提比略的成双成对地出现，尽管他一回罗马，官方代表团就会在城门口迎接，尽管一些人甚至开始向他的雕塑献祭贡品，就好像他是神君奥古斯都本人一般，但这些都没能蒙蔽他的眼睛。他的命运仍然岌岌可危。一旦圣眷不再，他便一无所有、全盘皆输。阿格里皮娜倒台一年后，他成功扳倒了她的另一个儿子。但讽刺可悲的是，那只是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为除掉德鲁苏斯，他所使用的的肮脏伎俩和以前对付尼禄时是一样的。妻子的挑唆怂恿、密探的小报告，再加上塞扬努斯凑在他伯祖父耳边的诽谤之词，完全足以让这个年轻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和哥哥尼禄一样，德鲁苏斯被元老院列为罗马公敌，并被关进了帕拉蒂尼山的地牢。于是，格米鲁斯的继承之路上就只剩卡利古拉一个绊脚石了，塞扬努斯几乎胜利在望——但不尽然。奥古斯塔死后，卡利古拉一直和祖母安东尼娅生活在一起。突然间，提比略将他召唤到了卡普里岛。自然，他到了那里，禁卫军统帅便鞭长莫及。纵然卡利古拉在伯祖父身边既是宾客也是人质，但这对塞扬努斯没有丝毫帮助。在提比略眼皮子底下栽赃陷害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即便对于禁卫军统帅这种善于搬弄是非的老手来说也不例外。

不过，若是他能摆脱对主人恩惠的依赖呢？两人权力平衡的变化逐渐在罗马广泛流传。在许多人看来，离都四年的提比略似乎只是一个被淡忘的干瘪老人，“仅是一座小岛的岛主”。 [85] 禁卫军统帅比谁都了解这一点，但他也知道，自己那厌倦罗马和生活的恩主终究有离去的一天。时间不多了。走到这一步，塞扬努斯再也不能将未来系在一个年迈多病之人的恩宠上。要赢的话，必须大胆出击。

被流放到监禁岛一年后，尼禄的死讯传回了罗马。在尼禄悲惨糟糕的结局中，几乎所有人都留意到了禁卫军统帅的行迹。据说，一名守卫曾手舞绞索和屠夫的钩子出现在囚犯面前；尼禄不堪受辱，选择了自尽。不管谣言是否属实，总之它让塞扬努斯在人们心中显得越发凶恶恐怖了——控制面见第一公民的渠道、修建俯瞰罗马的军营、明目张胆地诉诸恐怖手段，其狂妄程度，自后三头同盟时期最黑暗的岁月以来无人能及。不过，即便在恐吓人民的同时，他也会想方设法地去讨好他们。提比略大施恩惠，安排他当选执政官，并同意成为他的搭档，毫无疑问，得到第一公民同僚这个正式地位后，塞扬努斯喜不自禁。终于，他成了一名元老。终于，他的权力是法律许可的了。从当初的无名小卒到如今的位极人臣，当选执政官为他提供了一个提升自我形象的良机：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元老院的正式投票活动结束后，这位新任执政官绕平民之山——阿文蒂尼山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并在那里举行集会，直接对应了当初被提比略禁止的战神广场选举活动。这很可能给他的主人带来巨大侮辱，但塞扬努斯甘愿冒险。第一公民、禁卫军、人民：他全都需要。

至公元31年，身居执政官之位的禁卫军统帅已经饶有自信，相信自己所有的计谋、策略和抱负即将结出胜利的果实。卡利古拉固然依旧逍遥在外，令他十分恼火；但随着酷暑的到来，塞扬努斯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提比略马上就将走出决定性的一步，透露对自己的这位“劳苦功高的搭档” [86] 的长远打算。同年春天，第一公民在卡普里岛与代理人塞扬努斯进行了协商。送别之际，提比略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自己的满腔热忱。他与塞扬努斯紧紧相拥，声称自己会全心全意地对待对方，就像塞扬努斯所做的那样。不过，哪怕谣言和辟谣已经席卷了罗马全城，这座热浪滚滚的城市仍旧没有收到确切的通告。

夏去秋来，禁卫军统帅依然汗流不止。终于，10月18日这一天，等待已久的时刻降临了。天刚破晓，塞扬努斯站在阿波罗神庙的台阶上（全体元老当天都会在这座神庙会面），从帕拉蒂尼山望向这座将醒未醒的城市，这时，另一位禁卫军统帅到来了。前消防队队长苏托里乌斯·马克罗刚从卡普里岛归来，身上捎带了一封第一公民的信。信是写给新执政官迈密乌斯·雷古路斯的。雷古路斯是提比略的心腹，三周前刚上任，而且将主持当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马克罗极其小心地将信中内容透露给了自己的长官塞扬努斯。原来，第一公民将授予他保民官特权。的确，这是一个重磅消息。要知道，在奥古斯都主宰的岁月里，阿格里帕和提比略都曾先后被授予同样的权力，而且无论他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标志着他从此就是奥古斯都的臂膀。不难想到，塞扬努斯听说消息后既宽慰又喜悦。他疾步迈进神庙，脸上的喜色显而易见。欢呼声和掌声接连响起，以表祝贺。他落座后，元老们一窝蜂地挤上前挨着他坐，迫切地想沐浴在他的荣耀中。同一时间里，马克罗将提比略的信递交给雷古路斯，然后转身离开了。塞扬努斯急不可耐地听着执政官念信，丝毫没有想自己手下的军官是要去哪里。

当然，提比略从来都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越听雷古路斯念信，元老们就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信中并没有对塞扬努斯大加赞赏，似乎一味在批评他的同僚。围拢在塞扬努斯身边的元老们开始慢慢走开。塞扬努斯惊慌失措，却寸步难行，因为前方的一众行政官员踏步上前挡住了他的道路。直到雷古路斯三次命他起身，他才终于站起来。到了此刻，所有人都明白，提比略已经和这位代理人一刀两断了。当执政官雷古路斯命人将塞扬努斯抓起来，关进萨比努斯曾经待过的监狱时，没有人试图出面维护他。罗马人民听说禁卫军统帅倒台的消息后，开始在罗马广场聚集。当囚犯戴着镣铐经过时，他们纷纷冲他喝倒彩，嘲笑他，还推翻了他的雕像。塞扬努斯试图用托加袍裹住头部，但人们猛地把它扯开，拿拳头和巴掌伺候他的脸。讨好民意的尝试就此结束。他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成功，反而还失去了恩主的支持。

塞扬努斯被关进城市监狱后，当天下午，元老们就在监狱对面的辉煌建筑——协和神殿内再次集会。该神殿是纪念对傲慢平民的镇压运动的终极丰碑。就在此地，元老们投票判了塞扬努斯死刑。同一天晚上，他被处以绞刑，尸体和萨比努斯一样被扔在了杰莫尼亚台阶上。这位禁卫军统帅生前目中无人，凶狠残酷，又野心勃勃。他死后三天内，那些憎恶他的人一群接连一群痛痛快快地踢着他的尸身，将其踩成了肉酱。尸首变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后，才被人挂在铁钩上拖着扔进了台伯河。这个意图称霸世界的人就这样沦为鱼儿的盘中餐。

篝火接连燃起，消息慢慢传向了卡普里岛。提比略站在岛上最高处翘首以待，已然做好了最糟糕的打算。岸边停着一艘船，倘若计划告败，他就将乘船撤退至军营基地。他担心马克罗无法顺利夺取禁卫军的指挥权，担心塞扬努斯会抗命不遵、起而反抗，又担心失去对罗马的掌控：对日耳曼尼库斯一家人的怀疑令他染上了这般诡异的被害妄想症。突然间，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么严重和可怕。他一直忙着压制阿格里皮娜，未曾想到自己或许在养虎为患。

让提比略认识到危险的是卡利古拉的祖母安东尼娅。目睹前两个外孙都被禁卫军统帅残害，老太太便发疯般地想制止其陷害第三个。她派自己最信任的奴隶，一个名为帕拉斯的希腊人，给大伯哥送去了一封信。信中清楚阐明了她的疑虑。生性缄默多疑的提比略长期以来都将自己的代理人视作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让他意识到塞扬努斯很可能一直在背后把自己当傻子一样耍，那结果会惨不忍睹。哪怕这位禁卫军统帅只是有可能会造成威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足以送他归西了。提比略缓慢但又坚决地拟定了计划。塞扬努斯固然是个老练奸诈的阴谋家，但最终他的主人还是用计打败了他。禁卫军统帅震惊万分地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张大网中，这张网比自己所织的任何一张都要致命。蜘蛛沦为网中之虫，捕食者成了被捕食者。

塞扬努斯不是唯一一个将死之人。还有许多人被他拖下了水。一些人（他的大儿子和叔叔）被正式判处死刑，其余则被怀恨在心的暴民私刑处置。禁卫军自觉十分有必要表现出对第一公民的忠诚，便在城内到处闹事，一路烧抢劫掠。“塞扬努斯的党派中，没有一人逃脱了罗马人民的踩踏。” [87] 但最致命的报复来源于被他抛弃的糟糠之妻阿庇卡塔。她写信给第一公民，指控塞扬努斯犯下了太过可怕且不可告人的罪行，写完后她便自杀身亡。 [88] 拆开信封后，提比略越读越后怕，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得有多彻底。阿庇卡塔在信中称，提比略最信赖的奴仆和莉薇娅之间保持不正当关系已有十年之久。两人合谋毒死了德鲁苏斯。这对奸夫淫妇堕落腐败、背信弃义，野心没有限度。回想起塞扬努斯当年恳求自己将侄女许配给他的卑鄙模样，提比略恍然大悟。他将德鲁苏斯手下的一位宦官和莉薇娅的医师捉来。两人经不住严刑拷打，证实了阿庇卡塔的指控。提比略深信不疑。他将莉薇娅交给她的母亲处置。后来，莉薇娅被锁在屋子里饿死。她的雕像、碑铭乃至名字全部荡然无存。元老们急于向复仇心切的第一公民昭示自己的忠诚，一个个排着队诅咒她。鉴于塞扬努斯的大儿子已经被处死，他们又下令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带进监狱。男孩年龄较大，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他的妹妹惶惑不解，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一个劲地追问道：为什么不能像惩罚其他孩子那样，打自己几下就行了呢？由于处死处女有违罗马最神圣的传统，行刑者便事先强奸了她。被绞死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扔在了杰莫尼亚台阶上。

太多合法却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太多尸体暴露在罗马广场的视线内。塞扬努斯被处决两年后，阿格里皮娜在监禁岛去世了，死亡日期和死敌正好是同一天。提比略没有将她吊起来或扔在杰莫尼亚台阶上示众，借此向外展现自己的宽宏大量。塞扬努斯倒台其实并没有减轻提比略对她的猜疑。在那之后，她和尼禄仍然处于被监禁状态。阿西尼乌斯·迦卢斯也一样。提比略怀疑他图谋和阿格里皮娜结婚，公元30年，畏葸且顺从的元老院在提比略的示意下定了他的罪。三年来，这个可怜人被单独拘禁起来，得到的食物勉强能供他活命，每每试图绝食抗议时，又会遭到强制喂食。提比略的报复手段日益毒辣，加上上了年纪的他总是担惊受怕，而且生性懒散拖拉，对他来说，这种让人生不如死的惩罚正是最完美的折中方案。迦卢斯、阿格里皮娜和德鲁苏斯三人最终都饥饿致死。德鲁苏斯的下场尤其凄惨。和母亲一样（她曾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他落到了残酷的狱卒、士兵和被释奴的手中。稍有不从，这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抓起鞭子，劈头盖脸朝他打去，哪怕他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也无济于事。临终前一周，他饿得只能去啃床褥。他呼喊咒骂着告别了人世。他对提比略的最后一声咒骂令人脊背发凉：提比略是一个谋杀家人的怪物。

当这些细节被报告给元老们时，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让他们倍感疑惑的是，讳莫如深的第一公民竟允许下属公然汇报这样恐怖的消息。但提比略对此没有丝毫懊悔。他必须让罗马人睁大双眼。危机潜藏于四处。就连在最亲密的顾问群和家庭成员中出现叛变都是常态。承认这一点让提比略心里很不好受。他爱过塞扬努斯，也深爱自己的亲弟弟，但最后却把弟弟的两个孙子送进监狱活活饿死。他也深爱过元老院，对这个机构抱有极大信任，为了它的利益呕心沥血，可元老们不仅不感恩图报，反而日益腐败。清除互相勾结的污渍是一项致命的任务。在一个尤其可怕的日子里，刽子手一次性处死了20名元老，他们都是塞扬努斯的党羽。护卫们站成一圈，将尸首围起来，禁止其亲友流露伤悲之情。最后，尸体被人从杰莫尼亚台阶上拖走，扔进了台伯河。一大片腐烂的肉块杂乱无章地浮在河中，随波逐流。不过，提比略在感到自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时，仍会愿意对同僚宽大处理，并向元老院坦陈自己的痛苦。“每天，我都觉得痛苦不堪。” [89]

都城是叛变最多但又最诱人的地方。塞扬努斯倒台后，第一公民每年都会前往罗马。但他每年都不会进城，只是在城外的乡村徘徊游玩，抑或在城墙边安营扎寨，然后再像螃蟹一样急急忙忙地溜回卡普里岛。他做不到终生远离罗马；但回归家乡又绝无可能。这或许是神明降下的惩罚，故意要折磨他。提比略不愿穿过城门，这明显和神明有关。斯泊朗卡的地震只是神明制止他回城的其中一个预兆，类似的还有许多。一次，在临近罗马城之际，他前去喂宠物蛇，却发现蛇被蚂蚁吃了。多么赤裸裸的征兆啊，它警示着他进城后暴民可能带来的威胁。他当即调转方向，沿原路返回。提比略是很擅长解读这类神谕的。它们很早就已出现，并且伴随着他的职业生涯。学生时代，“一头毛驴在刷洗过程中散发出耀眼的光亮，预示了他未来的统治地位”； [90] 青年任职时，“纪念古代胜战之师的祭坛突然燃起明亮的火光”。提比略精通古老智慧，善于解读未解之谜，通晓星宿命格之学，知道如何看待神明投射在凡物上的图案纹理。

当然，这样的知识若是让心存不轨的人学到，麻烦可就大了。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没收并焚烧了两千多册声称能透露未来的书籍；提比略执政两年后，元老院又下令将所有占星家逐出意大利。能力非凡的占星家还很可能被抛下悬崖。关系到天下大势的知识都太过敏感了，绝不能被普通公民知道。相比之下，第一公民则需要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指导。提比略的神秘学师父是名为忒拉绪洛斯的占星家。在罗德岛的流放岁月里，提比略初次与他相见，就对他的过人才华产生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他成了提比略的密友。 [91] 身边有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占星家，第一公民无疑安心不少。万物的脉搏仍然需要悉知。由于已经和肮脏卑贱的平民隔绝开来，提比略便转而将目光放在更高等的事物上，专注于那些含糊其词的元老、乖戾急躁的暴民和野心勃勃的寡妇无法触及的奇妙领域。

就连奥古斯都都觉得卡普里岛是一片奇妙的土地。他的别墅装饰着许多奇异的物件：巨人的骨头和海怪骸骨。和奥古斯都一样，提比略对这类稀世珍品非常迷恋，以至于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有这个嗜好。一场地震后，小亚细亚出土了一位巨人英雄的骸骨。人们将其中一颗牙齿献给提比略。他则小心翼翼地对其进行测量，继而命人照原物尺寸制作了一个头骨模型。 [92] 他总是这般细致地考究怪诞之物的细枝末节。当有人发现西班牙的一口洞穴内有人鱼在玩耍贝壳，或听见一座希腊小岛上传来神秘的疾呼声，称潘神——长着山羊腿和巨大的山羊睾丸的神明——死了时，第一公民都会要求全面汇报。他一边严加盘问目击者，一边开展官方调查。在这片静养地上，他对融合天地人神的痴迷得到了极致的表达。岛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十二栋别墅，一些是第一公民在原来基础上改造的，一些则是从零建起的，看得出都是为了向奥林匹斯山致意，因为奥林匹斯山是希腊十二位最强大的神的居住地。有的别墅伫立在悬崖上，底下是尤利西斯和埃涅阿斯曾经行船经过的航道；还有的通向临水的洞穴，洞室内火光闪烁，装饰着人鱼和水妖的雕像，洞外则是一阵接一阵的蓝色海涛。岩穴、花园和门廊等皆按第一公民的高雅品位来规划设计，他还给这些建筑取了几个风雅诙谐的名字。这样的风水宝地为扮演潘神和宁芙的年轻演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幕布。和当初在斯泊朗卡一样，身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深深地沉浸在神话世界的主题公园里。

至公元37年，也就是来到坎帕尼亚十一年后，提比略自己也几乎变得像一个神话人物了。在一个如罗马这般沉醉于丑闻秽事的城市里，第一公民久居私人小岛，势必只会招来更多流言。他那闷闷不乐的身影仍然黑压压地笼罩在都城的上空。平民没有忘记或原谅他的自大，元老院因为他暴力铲除阿格里皮娜和塞扬努斯的支持者也同样没有释怀。杰莫尼亚台阶上的血渍不是说洗掉就洗得掉的。步入暮年的提比略越来越像一个恐怖可怕的恶魔：愤世嫉俗、偏执多疑，又杀气腾腾。谈及提比略在与世隔绝的卡普里岛可能做出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时，城内好事者脊背发凉。各色各样的故事版本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飘飞流散。譬如，有一则故事据说发生在第一公民首次到达卡普里岛没几天后。当时，他站在悬崖上，一名渔夫顺着岩石爬上来，将一条巨大的乌鱼当作礼物献给了他；而提比略，这个在服务罗马期间胆大无畏、连劲敌都对此不予否认的人，竟然被不速之客吓了一大跳。事实上，他被吓得魂不附体，直接令护卫逮住那可怜人，用乌鱼在其脸上摩擦。受刑时，据说渔夫大声叫喊道：“谢天谢地，所幸我没有把抓到的那只大螃蟹送给他！” [93] 提比略听后，当即命人拿螃蟹来蹭他的脸。不少人开始认为，罗马其实也遭到了类似的折磨。在提比略的统治之下，罗马早已体无完肤、血流漂杵。

提比略复仇心强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他刻意隐瞒的那些罪恶也许才更令人不安。在罗马人眼里，隐私的存在是有悖常理的。它意味着释放人性中变态及罪恶的一面。唯独有性怪癖又不希望被其他公民察觉的人，才会渴望拥有隐私。贺斯丢斯·夸德拉曾在贴满镜子的幽闭卧室内，纵情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而提比略则在一座小岛上离群索居了整整十一年。罗马人民不是傻子，不会被提比略的摆文弄字和故作风雅迷惑。他们怀疑，他所谓的对神话细节的兴趣不过是一个幌子，只为遮掩他所热衷的色情表演罢了。几十年前，尚未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为庆祝和莉薇娅的婚礼，令宾客装扮成神明的模样参宴，结果消息传出后，大街上民怨沸腾，暴乱四起。可如今，供提比略消遣玩乐的卡普里岛上，没有苛责挑剔的暴民来抑制他的幻想。他安置在洞穴内的宁芙和潘神演员都不是摆设。在有关这些神祇的神话中，强奸和古怪的交媾情节层出不穷。不难想到，一个痴迷于神明行事风范的老人，在看神明交合的画面鲜活再现时，定会感受到最强烈的快乐吧？

让他震颤的不只是台上的表演，还有演员的阵容。提比略大半辈子都恪守一些基本原则：元老院的尊严、贵族的理想、城市往昔的美德。但恰如奥维德（他被第一公民放逐到世界尽头自生自灭）一贯理解的那样，“禁令会增强欲望”。 [94] 从舞台剧的选角来看，提比略实在逾规越矩之至。那都是些年轻貌美的演员，其中许多不仅是谦逊端庄的楷模，还是和第一公民同一阶级的贵族的后代。“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纯洁无瑕，门第显赫：这些特质能让他性欲大增。” [95] 这些贵族后裔在被召唤至卡普里岛后，不得不像妓女一样搔首弄姿，像最低等的性工作者一般招揽生意，而且有时要一连进行三四场表演，所受的屈辱无以复加。这些腐败堕落的画面亵渎了提比略曾经最珍视的一切。当然了，也正是这些，才让他兴致勃勃。

自然，他因此鄙视自己。提比略，克劳狄家族的继承人，同时代人中最伟大的将领，哪怕没有被神君奥古斯都收养，也能凭借自己对共和国的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当选第一公民。他知道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他，因为他自己所持的标准和他们相同。可他累了。他拽着狼的耳朵已经二十年之久。快90岁的他感到时间不多了。他为罗马构想的美好愿景已经彻底破灭。元老院辜负了他的期望。事实上，一大把同僚与他沆瀣一气，这正显示了他们的腐化。这些贵族的家族功绩可追溯到罗马的王政时代，那时候神祇尚且行走人间。可如今，贵族宛如皮条客一般，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到他的身旁。他们堕落腐化的证据这般赤裸裸地摆在眼前，提比略无心再考虑公民同胞的明天了。

这倒也无妨，毕竟，令奥古斯都家族四分五裂的厄运，也同样可能给罗马人民带来灾难。要不了多久，恺撒家族就会需要一个新的家长，可是选谁呢？家庭成员中，目前还没有一个和当初接替奥古斯都的提比略一样，通晓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事实上，单是男性继承人的预备人选就寥寥无几。第一个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身体抽搐、说话结巴的克劳狄乌斯，但他残疾得厉害，永远没有希望成为罗马的第一公民。然后是格米鲁斯，但他太小了，而且莉薇娅和塞扬努斯的奸情败露后，提比略总是不由得怀疑他不是自己的亲孙子。最后是平民的最爱，卡利古拉。名气对卡利古拉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优势，哪怕他受欢迎全是因为父母，和自身资历没有半点干系。提比略的不少党羽认为，这个冷酷的老人绝不会允许阿格里皮娜的儿子接替他。忒拉绪洛斯曾预言，卡利古拉当皇帝的概率，和骑马跨越海洋的概率一样低。但没人比卡利古拉更清楚自己的险恶处境。他谨言慎行，不敢留下丝毫把柄，以免招致伯祖父的怨恨。他的脸上仿佛戴着面具。“人们不曾听见他对母亲被定罪、兄弟被毁灭的事情有过一句嘀咕。” [96]

对提比略来说，卡利古拉的表面功夫已经做得很到位。老年时期的提比略不再抗拒虚伪的乐趣，会饶有兴致地猜想：侄孙在异乎寻常的镇静外表下掩藏着怎样的情绪。说实话，卡利古拉其实不太像一个会为他人遭罪而感到悲伤的人。相反，怎么看，他都好像乐在其中。他对提比略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对于提比略的怪念头和乐趣中的黑暗面，他展现出了最大的热情。纵然阿格里皮娜和哥哥们下场凄惨，卡利古拉却对刑罚产生了非一般的兴趣。他也很乐意像伯祖父一样，享受神话剧表演。自童年时期莱茵河畔的士兵为他套上小军靴（他的绰号卡利古拉就是这么来的）起，卡利古拉就一直热衷于穿衣打扮。而卡普里岛这方舞台让他的一腔热情得到了尽情释放。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假发和戏服可供他试穿，有大把的机会可以让他参与色情表演。提比略很乐意迁就这位侄孙。他知道自己这般对待罗马人民的宠儿，将给他们留下什么，可他不再关心了。“我在为他们养一条毒蛇。” [97]

当然，许多罗马人肯定会回击道，你们都是一丘之貉。人们早已忘记第一公民原来是什么样的了。这位伟大的战争英雄曾两次扶大厦于将倾，但那些故事早已蒙尘。如今公民们津津乐道的是更新鲜的段子。有关提比略性变态的谣言实在太骇人听闻，传到罗马后几乎没人敢信。据说，他让小男孩们在他游泳时钻到他的两腿之间舔舐；他让未断奶的孩子吮吸自己的龟头，就好像吮吸母亲的乳头一般；最恶心的是，他还喜欢舔阴。罗马的街巷酒馆一贯是人们诽谤风流人物、嘲弄其虚荣自负的地方，而在这之外的天地内，还是有人对提比略持完全不同的看法的。他给罗马行省带来了二十三年的稳定，就连亚历山大港最傲慢暴躁的知识分子都可能因此对他大加赞赏。在这些地方，人们普遍将他视为和平之君。“论智慧和学识，”有人曾直截了当地称，“同代人中无人能出其右。” [98] 既是沾满血渍的变态，又是满腹哲思的君王：唯独充满矛盾的人才会引来这种双重评价。

至公元37年3月，提比略漫长而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已经明显接近尾声。最后一次尝试进入罗马失败后，他回到了坎帕尼亚。由于风暴和腰痛，他无法再继续驶向卡普里岛。提比略以一贯的坚韧咬牙硬撑着，想装作一切正常，但最后还是被迫卧倒病榻。不久，一场地震袭来，将那不勒斯湾震得地动山摇。卡普里岛最高峰上的一座高高耸立的灯塔塌入海中，灯火也就此熄灭。 [99] 多年来，卡普里岛既是提比略的家，也是他的避难所。擅长解读神谕的提比略无须忒拉绪洛斯帮忙，就能得知这一征兆的含意是什么。自然，很快他就开始在床上安排权力交接之事了。他在遗嘱中指定卡利古拉和格米鲁斯为继承人，但对亲孙子格米鲁斯的未来命运，他没有心存任何侥幸。“你将杀了他，而别人将杀了你。” [100] 提比略曾如是对卡利古拉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临死之际还舍不得印章戒指便不足为奇了。哪怕已经把它从手指上摘下，他也仍然不愿交出去，反而紧紧攥在手中，长时间一动不动。接下来发生的种种就众说纷纭了：卡利古拉本以为伯祖父已死，但在人们拥他为王时，消息突然传来，说提比略还活着；于是，一向见风使舵的老滑头马克罗便命人用枕头闷死了提比略。真实情况其实没这么富有戏剧性。第一公民最后终于有了一丝动静。他呼唤随从入室，却没人进来。于是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又呼喊了一遍，接着就栽倒在地。

罗马人相信，“人只有活在公众视线里时，才会感到快乐”。 [101]

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孤独死去。

[1] 这座花园最初属于庞培。

[2] Ovid. Black Sea Letters ：4.13.27

[3]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99.1

[4] Tacitus：1.11

[5] Suetonius. Tiberius ：21.2

[6] Velleius：2.126.3

[7] Tacitus：1.13

[8] Dio：56.26

[9] Velleius：2.124.2

[10] Dio：57.1

[11] Suetonius. Tiberius ：25.1

[12] The suggestion is Syme’s （1986），p. 300

[13] Suetonius. Tiberius ：24.1

[14] Tacitus：1.17

[15] Luke 7.8

[16] Tacitus：1.23

[17] Tacitus：1.51

[18] Velleius：2.125.1-2

[19] ‘Senatus Consultum de Cn . Pisone Patre ’：line 161

[20] Tacitus：3.33. 这是日耳曼尼库斯在莱茵河的副将塞维鲁斯·凯基纳的原话，当时他刚从前线返回不久。不难揣测阿格里皮娜对他的情绪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21] Valerius Maximus：3.2.2

[22] Tacitus：2.26

[23] Velleius：2.129.2

[24] Tacitus：1.33

[25] Suetonius. Tiberius ：50.3

[26] Tacitus：1.53

[27] Velleius：2.126.3

[28] Tacitus：2.39

[29] Tacitus：2.40

[30] Tacitus：2.40

[31] Tacitus：2.26

[32] Valerius Maximus：5.5

[33] See Syme （1980），p. 336：‘the surmise is easy’.

[34] Seneca. On Anger ：1.18

[35] Cicero：The Republic ：5.1.2

[36] Tacitus：4.38

[37] Dio：57.15

[38] Tacitus：2.43

[39] Tacitus：2.53

[40] Artemon. Anthologia Graeca ：12.55

[41] 此处转写自 Josephus，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8.171-6。

[42] Polybius：31.4

[43] Tacitus：1.55

[44] Tacitus：1.56

[45] Philo. Special Laws ：3.174

[46] Ehrenberg and Jones，p. 138 （320b）

[47] Res Gestae ：27

[48] Tacitus：2.71

[49] ‘Senatus Consultum de Cn . Pisone Patre ’：lines 55-6

[50] ‘Senatus Consultum de Cn . Pisone Patre ’：line 46

[51] Tacitus：2.83

[52] Tacitus：3.4

[53] Tacitus：3.15

[54] See Versnel，pp. 383-7

[55] Ovid. Fasti ：2.551

[56] Ovid. Black Sea Letters ：4.8.49-51

[57] Seneca. On Benefits ：5.25.2

[58] Seneca the Elder. Controversies ：10.3.5

[59] Statius. Silvae ：3.3.200-1

[60] ‘Senatus Consultum de Cn . Pisone Patre ’：lines 115-16

[61] 提比略时期的大量硬币上出现了这些文字。

[62] Tacitus：3.34

[63] Tacitus：4.8

[64] Tacitus：3.65

[65] Tacitus：11.21

[66] Cicero. On Duties ：2.50

[67] Tacitus：4.34

[68] Seneca. To Marcia ，On Consolation ：22.5

[69] Tacitus：6.7

[70] Pliny：26.2

[71] 该词可能是提比略杜撰的。见Champlin：http：//www.princeton.edu/～pswpc/pdfs/champlin/090601.pdf，pp. 5-6。

[72] Tacitus：4.52

[73] Tacitus：4.54

[74] 欲了解迦卢斯与阿格里皮娜的绯闻，参阅Shotter （1971），pp. 454-5。

[75] Tacitus：4.40

[76] Tacitus：4.41

[77] Strabo：5.4.8

[78] 提比略可能在自比尤利西斯，见Stewart，pp. 87-8。欲探究这种自我认定背后更广阔的深意，可参考Champlin有关提比略的文章“Tales of Brave Ulysses”。一个世纪后的Juvenal明确将提比略比作尤利西斯（10.84）。

[79] Ovid. Metamorphoses ：3.158-9

[80] Dio：58.4

[81] 非常感谢Llewelyn Morgan指出这一点。

[82] Pliny：8.145

[83] Suetonius. Caligula ：22.2

[84] Tacitus：3.55

[85] Dio：58.5

[86] Tacitus：4.2.

[87] Valerius Maximus：9.11.ext.4

[88] 阿庇卡塔的自杀细节源自一处铭文，据该铭文记载，在塞扬努斯被处决八天后，与他有关系的某人（几乎可以确定是塞扬努斯之妻）自杀了。但如Jane Bellemore指出的，文中所列之人可能并非阿庇卡塔，而是莉薇娅。但倘若这样，我们便有证据证明两人曾在某一时间点悄悄成婚了。此争议悬而未决，有待确定。

[89] Tacitus：6.6

[90] Plutarch：fr. 182，in Plutarch ’s Moralia ，ed. F. H. Sandbach （1969）

[91] 这位特别的占星家是如何通过考核的呢？故事版本很多。其中一个版本说，是因为他准确预测到提比略打算将他扔下悬崖；而据另一个版本所述，是因为他准确辨认出，一艘驶近罗德岛的船上载着一位将返回罗马的传令官。

[92] 该“英雄”几乎可以确定是一头乳齿象或猛玛象。见Mayor，p146。

[93] Suetonius. Tiberius ：60

[94] Ovid. Loves ：3.4.25

[95] Tacitus：6.1

[96] Tacitus：6.20

[97] Suetonius. Caligula ：11

[98] Philo. Embassy to Gaius ：142

[99] 欲了解该灯塔的地理位置与高度，参见Champlin（Journal of Roman Studies，2011），p.96。

[100] Tacitus：6.46

[101] Seneca. Letters ：43.3

第五章 让他们恨我吧

表演时间

不出所料，提比略的死讯传到罗马后，引发了阵阵黑色幽默。“把他扔到台伯河去！”人们呼声高涨。 [1] 但卡利古拉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很清楚，用肉钩拖着提比略的尸体在大街穿行，并不会提升自己身为新任第一公民的威望。在坎帕尼亚待了六年后，他披麻戴孝地回城了。他为提比略举行了一场庄严华丽的葬礼，而且亲自为他念诵祭文。不久后，提比略的骨灰被放进了恢宏的奥古斯都陵墓。

但一切仅限于此。丧葬队伍入城时，阿庇亚大道的两旁挤满了欢乐的人群，都将新任第一公民视作自己的小宝贝、小不点、小可爱，对着他欢呼致意。伯祖父提比略在世时，卡利古拉从未因为母亲、兄弟惨遭谋杀而流露出一丁点悲伤，如今，他又开始不亦乐乎地迎合人民大众的心理。在提比略的葬礼上，他所念诵的祭文大多在讴歌日耳曼尼库斯。几天后，他又动身前往阿格里皮娜和尼禄死前待过的囚禁岛。他冒着暴风骤雨，招摇出行，目的就是彰显自己的赤诚孝心。 [2] 带着亲人的骨灰沿台伯河返城后，他把它们放在一般只用于放置诸神雕像的轿子里，然后又无比庄重浮夸地将其放进了奥古斯都的陵墓。看见自己的宠儿终于心想事成，罗马人欣喜若狂，恣意地庆祝、放纵。一连三个月，全城上下的烤肉味缭绕不绝，因为有数十万头牛被献祭给神明，以表感恩。提比略统治的漫长严冬总算过去，春天，似乎终于来了。

卡利古拉并不天真，不会将民众的这种乐观情绪视作理所当然。虽然长期与都城隔离，但他在卡普里岛的岁月并没有白费。长期陪伴在提比略身边，让他对权力的运作有了直觉性的透彻了解。严峻冷酷的提比略不齿于贿赂民心；不同的是，卡利古拉非常乐意收买人心。目前国库还是满满当当的，这位新任第一公民便趁势对其大加利用。他对都城公民、军队，尤其禁卫军广施恩惠。元老院也没有受到怠慢。卡利古拉非常了解元老院有多么敏感。他表示，目前在位的执政官可以一直担任到任期结束；三个月后，卡利古拉正式担任执政官之职。在另一名执政官的人选问题上，他与提比略截然相反。他的叔叔克劳狄乌斯原本连最低级的行政官职都无权竞选，但眨眼间就在46岁的年纪进了元老院，同时还担任罗马的执政官。不止如此，在揽政后的第一场演讲上，卡利古拉明确谴责了提比略统治时期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事物：告密者、叛国审判、处决。元老们听着他的演讲，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或许确实不是真的。卡利古拉的演讲结束后，元老们匆忙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每年都要宣读他的这场发言。这个措施背后反映出的不是他们对新开端的欢喜，而是对卡利古拉可能会改变念头的担忧。经历了先前的创伤和灾难后，没有一位元老还会去相信华丽的伪善，毕竟，当初就是这层丝衣笼罩了罗马的本来面目。权力平衡的真相因此赤裸裸地暴露在外。如今的元老院宛若备受摧残的妻子，竭力想避免挨打，于是对上任没几天的卡利古拉百依百顺。他们撤销了提比略遗嘱中赋予格米鲁斯的部分继承权，庄严郑重地赋予了卡利古拉“在大小事务上自行裁决的绝对权力”。 [3] 新主人圆滑的担保几乎没有让任何元老宽下心来。婴孩时期，卡利古拉以小士兵的姿态露面。如今，他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奥古斯都的角色。无论他的表演有多具说服力，大家都疑心那只不过是一场表演。

只有一点让他们较为放心。新皇帝和接替奥古斯都时的提比略不一样，不是一个在服务罗马的过程中饱经血战的军人，而卡利古拉本人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新皇帝最亲近的谋臣是禁卫军统领马克罗，此人在扶持皇帝上位的过程中功劳最大。而元老们之前已经学会害怕只手遮天的骑士，因此，这一点几乎算不上马克罗可以称道的优点。好在马克罗不是塞扬努斯，他品格高尚、性情直率，会毫不犹豫地训诫自己的小徒弟如何做好罗马第一公民：“他和所有的优秀匠人一样，会热诚地保护自己的作品不受破坏或毁坏。” [4] 即便如此，当卡利古拉要求禁卫军为元老们表演时，元老们看着那一幕幕军事操练的画面仍旧会感到些许惊慌。但马克罗并不是皇帝身边唯一的谋臣，还有一位元老也是。

卡利古拉在揽政四年前成亲。他的岳父深得提比略重视，是德鲁苏斯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名为尤尼乌斯·西拉努斯。虽然女儿早已难产而死，但西拉努斯作为皇帝岳父，仍然在罗马享有重要地位。和马克罗一样，他自认有权在治术上引导卡利古拉；但和马克罗不一样的是，他是以古老贵族德行的代表人身份这么做的。“他富有涵养，能言善辩，且地位尊贵。” [5] 没有人会因为被这样的人影响而感到羞愧，甚至第一公民也不例外。当然，卡利古拉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在他治下，提比略打造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得以维持。边疆依然稳固；任命行省总督时，他选人得当、用人有方；整个罗马世界河清海晏。都城的工人曾咒骂提比略不愿出资完善基础设施，而卡利古拉则命人修建了两条新水道，并全面翻修了帕拉蒂尼山的建筑，令工人们乐不可支。前皇帝们禁止的书籍，包括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和卡西乌斯·塞维鲁斯的演讲和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的历史著作，再度在市面流传。“简而言之，卡利古拉表现得如此谦逊，如此和善，在罗马人民及帝国臣民中越来越受欢迎。” [6]

但元老院仍然屏息以待。在保守派眼里，名望和年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组合。自三头同盟最黑暗的时期以来，罗马还从未像现在这般由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全权掌控。元老们恐慌地发现，新皇帝虽然在元老院前摆出奥古斯都二代的姿态，但在面对平民时又换了一个样。看得出，卡利古拉非常享受大众的掌声。他要求人们在问候自己时，摒弃繁文缛节，把他当作普通公民对待，这让人觉得他特别有亲和力；他还恢复了被提比略废除的投票选举行政官员的大众权利，因此被拥护为人民之友。但罗马人最爱慕的，是他的非凡魅力和风采。虽然年纪轻轻就开始谢顶，而且脚大无比，双腿又和父亲的一样细长，但卡利古拉知道如何取悦民众。严肃冷酷的老人早已让他们不胜厌烦，踌躇满志的新皇如今终于降临。同年夏天，卡利古拉乘着镀金的凯旋战车，为奥古斯都的新神庙主持启用典礼。战车由六匹骏马拉动。“这，”有人记载道，“实在太前卫了。” [7]

战车的出现总会引发一片欢呼。凯旋式上，骑手身着金色和紫色的礼袍，驾着战车庄重前进；但这场面还不是最危险、最扣人心弦、最震撼人心的。恺撒的家在帕拉蒂尼山上，烟雾缭绕、拥挤不堪的贫民窟在阿文蒂尼山上，两座山丘之间隔着一条幽深的溪谷；自罗慕路斯的时代起，这条溪谷附近就时常有摇摇晃晃的马车驱驰竞技。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叫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又译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城市的体育场。每逢比赛日，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观众挤进看台，那场面沸沸扬扬、熙攘喧嚣，连奥古斯都看了都不由得心惊胆战。亚克兴海战那一年，奥古斯都命人在大竞技场建了一个私人专用的隔间（Pulvinar），而且还以一贯的花招将其合法化，将其抬高到神明象征物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使用过。坐在那里时，他总感觉自己太显眼、太暴露。几十万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他，令他不堪忍受。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在朋友家的楼台上观看比赛。奥古斯都分辨权力的实质与表象的能力向来是无与伦比的。他知道自己在大竞技场上面对的是什么，而且也对其表示尊重：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响彻耳畔，犹如狼的呼吸扑面而来。

因此，每当坐在隔间里观看比赛时，奥古斯都都尽力表现得特别狂热。他有必要让人看到自己这个第一公民也享受平民百姓的乐趣。但这也有个限度。奥古斯都将和平与秩序的礼物撒向人间，不是为了在体育赛事上容忍混乱的。大多数观众总以为，自己想坐哪里就可以坐哪里，其实令第一公民非常不悦。娱乐活动虽好，但不能乱了规矩。和先前立法约束闺阁情趣一样，奥古斯都再次诉诸法律以管制人们在看台上的欲望。公共场地的位置被严谨细致地分割成好几个区。不用说，元老院分到的座位自然角度最佳；最不好的则属女性席位区。如若着一身显眼的白色托加袍，便很有希望坐在看台前几排；如果穿着又黑又脏的束腰外衣，便只能在后排座位碰碰运气了。士兵、异邦使臣、男孩及其教师，都有属于自己的座位区。当然，场地越大，维护秩序就越困难；大竞技场作为天底下最大的公共场地，监管难度无疑最高。 [8] 尽管如此，所有受益于奥古斯都所制定的准则的人，都认为这些准则是非常有效可靠的。无论贫富、男女，都必须清楚自己的位置。娱乐活动是很严肃的事。上到第一公民，下到最卑微的被释奴，都会在这些场合中看到自己被映照出来的身影。马克罗凑在小主人耳旁，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寓意。“在大竞技场观看比赛时，重要的不是赛况，而是在那种场景下举止得体。” [9]

卡利古拉统治时期的尤利安与克劳狄家族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多年没回罗马，但卡利古拉并没有与都城的青年文化完全脱节。那些受提比略召唤的贵族子弟在来到卡普里岛后，虽如娼妓一般搔首弄姿、登台表演，但也给那座小岛带来了一抹独特的都市时髦气息。其中一人和卡利古拉结为密友。此人非常擅长性爱游戏，据说还因此助父亲一路平步青云，先升执政官，后担任叙利亚总督。奥鲁斯·维特里乌斯是个不折不扣的风流浪子。他迷恋马车竞赛，而且还是位了不起的骑手。毫无疑问，他也成功让卡利古拉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卡利古拉和提比略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尤其鲜明的对比。提比略鄙视暴民们喜欢的所有事物，向来不屑挥霍钱财来讨他们开心。如今卡利古拉终于摆脱了那老家伙的控制，便一门心思想着反其道而行之。虽然刚登基时，他曾声称自己对卡普里岛的秽行震惊万分，而且如果再有人那样做，就会被按进水里溺死，但只有被他乔装出来的怒容唬住的人才会信以为真。维特里乌斯的劲敌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青年时期做过男妓，但他仍然是皇帝的好朋友。哪怕在马克罗严厉劝诫卡利古拉远离大竞技场的乐趣之际，维特里乌斯都还在火上浇油地鼓动卡利古拉去做其想做的事。

罗马人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公共活动了。他们发现，新皇帝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活动赞助人。竞赛从早上一直进行到晚上；中间穿插着盛大的娱乐表演，有野兽和骑兵演练；红绿相间的赛道散发着绚丽明亮的光辉。观看比赛时，卡利古拉不仅没有置身事外、保持中立立场，反而厚颜无耻地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喝彩打气。该队赢得比赛后，卡利古拉给了冠军骑手许多赏赐，还奖励了其赛马英西塔土斯［Incitatus，意为“飞速的”或“热刺”（Hot Spur）］一间由禁卫军用象牙和大理石打造的马厩。同时，卡利古拉淋漓尽致地表达着自己对马车竞赛的热爱，命人在台伯河远离罗马中心的那一侧建造了私人赛马场，并特意用巨型运输船从埃及运了一块方尖碑加以装饰。对于自己的热情，他没有任何克制。

但对卡利古拉来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奥古斯都主宰的年代里，以触怒呆板保守之辈为乐的时尚先驱往往招致了危险后果，有的甚至面临刑事指控的风险。如今，随着卡利古拉在帕拉蒂尼山上安家落户，罗马时尚派中的一员掌握了国家权柄。在年轻的第一公民看来，曾外祖父当初急切维护的礼仪规矩都应该被嘲弄，被推翻，被破坏。在卡普里岛做学徒期间，他屡屡看到元老们的子女像娼妓一样兜揽生意，明白了皇权可以将事物推到多么新奇荒诞的程度。他大肆炫耀自己的至高地位，没有丝毫遮掩。观看马车比赛时，卡利古拉绝不会待在赛场附近的建筑里，一定会坐在私人隔间里大出风头。作为欢乐且心怀感激的罗马人民的祝颂对象、大竞技场有史以来最高贵的观众，他很享受身为罗马之主的感觉。

他主宰着壮观，也主宰着危险。比赛活动危险重重。连维特里乌斯这样老练的骑手都因意外而落下了终生腿疾。维特里乌斯还算幸运的。通常情况下，马车相撞会造成惨重死伤。在内战最黑暗的岁月里，不少人曾担心，罗马将遍布马车碎片、粉碎的轮轴与缠结在一起的缰绳。如今，每当有一辆疾驰的马车失控，使得骑手扭曲着身体倒在赛道边时，罗马人民都会想到一个人：恺撒。恺撒生前会为人们举行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盛大活动，而且在生死两界都是主人。人们因此十分爱戴他。

在大竞技场夺取胜利免不了承受丧命、残肢的风险。而赛道之外的竞技有时也同样如此。公元37年10月，也就是掌权八个月后，卡利古拉生了重病。马克罗和西拉努斯担心这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惊慌之下马上开始寻找新的保护人。合适人选只有一位。卡利古拉尚在鬼门关挣扎之际，他的两位最出类拔萃的心腹大臣就着手为提比略的孙子、18岁的格米鲁斯清扫揽政路障。可惜他们的节奏实在太快了。大竞技场上，骑手若想趁着急速擦过对手的马车之际超车，往往会全身扭曲地倒在尘土中。马克罗和西拉努斯犯了一个类似的致命错误。卡利古拉最后并没死，反而恢复如初。从病床上起来后，他狡诈而快速地发动了致命回击。

倒霉的格米鲁斯首当其冲。被控叛国后，两个高级军官前来拜访他，关怀备至地教导他如何以最好的方法自行了断，并亲自验收了教学成果。马克罗由于执掌禁卫军，给卡利古拉带来了更大的潜在挑战，但卡利古拉依然成功制服了他。这位禁卫军统帅宛如一头戴着花环的祭祀牛，先是被授予至高无上的殊荣，接到了埃及总督的任命，接着，还没启程上任，他就收到了自裁的命令。马克罗所遭受的指控言之凿凿，说他曾经称卡利古拉为“自己的作品”：无疑，这是对第一公民尊严的极大侮辱。马克罗自杀后，只剩西拉努斯一人。元老院领会了卡利古拉的本意，知道西拉努斯已经不再享有其女婿的厚爱。西拉努斯意会后，很快用剃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卡利古拉应该对自己的清场技能感到自豪。

当然，对罗马的精英阶层而言，年轻的皇帝从容不迫地铲除自己最强大的两个盟友，这背后的寓意让人有些不安。如果连马克罗和西拉努斯这样至尊至贵的权力掮客都能被迫自杀，那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安枕无忧了。“记住，”卡利古拉据说曾这般对祖母讲道，“我可以对任何人做任何事。” [10] 不同于提比略，他对自己巨大的权力范围没有感到丝毫尴尬。当发现自己能随意处置两个讨厌的导师时，他反而受到激励，想进一步测试自己的权力限度。卡利古拉甚至懒得做表面功夫，装作在乎已经消失的共和理想。它们让他厌烦至极，而他没有耐心一直厌烦下去。尽管如此，在践踏这些理想时，他并不打算与过去的准则截然相对。毕竟，他所迷恋的大竞技场里的活动是那样有声有色，也属于非常古老尊贵的罗马传统。相比于天生哗众取宠的卡利古拉，元老院不免显得沉闷无趣。他不仅决心掌控权力的基座，还决心卖弄自己的主宰地位。因此，他转向了另一个方面寻求灵感：罗马人举办比赛的天赋。

卡利古拉喜欢看别人受苦，这并不新奇。数世纪以来，罗马人民总会聚集在一起，观看他人奋力搏斗厮杀，对其行使生杀大权。这些活动通常在罗马中心，即罗马广场举行。共和国的伟大人物时常命人在元老院对面的广场上搭建临时木制圆形竞技场，为选民举行职业杀手之间的比武活动。这种受过职业训练的杀手被称作角斗士。他们宣誓忍受“烙印、镣铐、鞭笞和被剑刺死”， [11] 是下层社会中最低等的人。但观众对他们的态度不单单是蔑视。罗马人崇尚勇气和战斗力。尤利乌斯·恺撒一鸣惊人之前，曾让角斗士首次穿上银制盔甲搏斗，借此赢得了公民同胞的欢心；跨过卢比孔河后，他又训练自己的军团像在竞技场里一样战斗。元老们在被后三头同盟列为人民公敌后，也如同落败的角斗士一般，把脖子露出来，任由凶手将长剑刺入。前执政官们若是在这些奴隶身上看到了城市古典美德的典范，那也没什么可羞耻的。在恐怖的内战期间，整个罗马就是一座圆形竞技场。

当然，在那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奥古斯都把和平的福祉带给了罗马。以前，雄心勃勃的贵族人家尚且有希望靠在罗马广场举办盛大活动来赢取最高地位，可奥古斯都执政以后，那样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全罗马只剩下一个活动赞助人：恺撒。不用说，第一公民想怎么大手大脚地花钱，就能怎么大手大脚地花钱。奥古斯都执政期间举办的活动达到了空前壮观的程度。一万名角斗士参赛，每八人一批轮番上场决斗。但对粉丝们来说，由第一公民揽权不一定是件好事。提比略对公共娱乐活动厌恶到了极点，自然不屑在角斗士身上浪费金钱。德鲁苏斯生前非常热爱观看角斗士比赛，即便按罗马人的标准来看也算痴迷到了极点——人们因此以一个非常有名的角斗士的名字来称呼他。德鲁苏斯死后，罗马的流血竞技活动一度中止。明星角斗士们纷纷哀悼自己失去了展示技能的机会。“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璀璨的黄金时代啊！” [12] 事实上，罗马人实在太渴望一睹角斗士的风采了，公元27年，一位企业家在罗马附近的费德内小城举办了一场角斗竞赛。“男女老少成群结队” [13] 地从都城来到费德内观看。结果，罗马竞技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发生了：观者太多，圆形竞技场无以承受，因而在重压下崩塌，压死了数千人。这场恐怖的灾难将被人长期铭记，因为它引发了一种特别的共鸣。人们走进竞技场观看他人受死，却对自身生命终有结束之日的警示毫不关心。“杀了他！鞭打他！烧死他！” [14] 观众们知道自己是主人，看着职业勇士为生存而抗争，也因此变得更加兴奋。卡利古拉对人民的这种心理洞若观火。不止如此，他还乐于故意卖弄这一点。提比略有多轻蔑角斗竞赛，卡利古拉就对其有多热衷。

人在面临惨死的威胁时，不论其地位如何，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逃避厄运，而这提供了丰富有趣的娱乐活动。对于这样的命题，还有谁比卡利古拉更有资格来检验呢？他的权力有多绝对，他的幽默感就有多恶毒。卡利古拉选中的受害者是一位名为阿塔尼乌斯·塞孔都斯的骑士。他所犯下的罪行其实只是奉承过度而已。第一公民卧倒病榻时，阿塔尼乌斯曾立下一个浮夸的誓言。他许诺诸神，如果卡利古拉能痊愈，他将作为一名角斗士上场比赛。他肯定没有料到这番誓言会被当真。他的本意不过只是想从其他奉承者中脱颖而出。然而，皇帝病好后很快就要求阿塔尼乌斯履行诺言。卡利古拉不动声色地命人将这可怜的骑士带进了竞技场，让他为娱乐大众而搏斗。不难想到，阿塔尼乌斯不敌职业杀手，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他的尸体被人用钩子勾住，从竞技场的沙地上拖走了。这一场面不仅让卡利古拉的玩笑多了一个诙谐但又残酷的笑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威胁。没有一位骑士可以坐在圆形竞技场内自己的那一席合法的座位上，镇定自若地看着同阶成为公众消遣的对象。元老们必定也感到了不安。卡利古拉这一举动所带来的威胁是明确的。哪怕地位再高的人，卡利古拉似乎都保留着拿他们的性命开玩笑的权利。

这让罗马贵族阶层最为不安。对他们来说，第一公民可以对自己妄加嘲弄的想法既前所未有，又让人震惊不已。无论他们当初是多么痛苦地屈从了奥古斯都的新秩序，至少奥古斯都本人与提比略都未曾故意羞辱他们。恰恰相反，两人都坚决认同罗马传统精英所坚守的价值观。但卡利古拉这位新第一公民却逐渐显露出截然不同的本性。他长大的地方是一个独裁者的私人岛，他的神魂也早已被大竞技场的欢呼声勾走，他的身后又有一众禁卫军。这样的他对于同阶们认定的理念没有丝毫共鸣。掌管世界大权一年多后，他仍然对自己与贵族阶级的合作关系保持着一种嘲弄性的敬重；但显然，他已经懒得安抚他们的情绪了，公元38年他接受了“祖国之父”封号便是标志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出于对年老资深的元老们的尊重，他特意拒绝了这一封号。如今，他不愿再错过这个羞辱长者的绝佳机会了。

事实上，若说卡利古拉有什么忠诚感的话，那也只是对亲人而已——尤其是对他的姐妹。尤利娅·莉薇娅出生在日耳曼尼库斯最后一次征战东方期间，生于莱斯沃斯岛。这时候的她已经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她的两个姐姐，阿格里皮娜和德鲁希拉都已婚配。提比略在世时，三姐妹和弟弟卡利古拉都曾因为母亲的关系面临危险；卡利古拉继承大权后，授予了三人无与伦比的殊荣。她们所获得的许多特权是莉薇娅用了一辈子时间才得到的。就连执政官向卡利古拉宣誓效忠时，都必须把他三个姐妹的名字包括在内。但最令人惊骇且不同寻常的是，兄弟理政第一年，三个人的肖像就被铸在了硬币上。而且她们在硬币上的模样宛如迷人的神明。将大活人的硬币肖像描摹得如神一样，这在罗马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传统主义者们估计都被气得吹胡子瞪眼了。

说实话，克劳狄家族的手足情谊一直惹人怀疑。共和国末期，克洛狄乌斯和三个姐妹由于关系亲密，曾一度招致乱伦的恶毒指控。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同样的谣言又不可避免地缠上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子女。 [15] 考虑到罗马人对绯闻有着一种近乎色欲的迷恋，事情也不太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不过，闲言碎语又怎么可能搅扰世界之主和他的姐妹们呢。尤其是阿格里皮娜，她才不是那种会在意下等人看法的女人。她的抱负、自信和名字都与她母亲如出一辙。提比略在世时，曾将她许配给性情凶暴但家世无比高贵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她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育有子女的人，而且养育的还是一名男孩。毫无疑问，她对这个男孩满怀远大期望。但她和母亲一样，都太急功近利了。她急着提醒全天下人卡利古拉没有子嗣，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她深信，这个抉择意味着儿子定会前程似锦。结果卡利古拉轻蔑一笑，扫了一眼身体抽搐又流着口水的叔父，告诉她：他将给孩子取名为“克劳狄乌斯”。

最后，阿格里皮娜只能让儿子随父姓，给他取名为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她知道不能硬逼卡利古拉表态。卡利古拉固然深爱大姐阿格里皮娜，却绝不愿为了照顾她或尤利娅·莉薇娅而让自己最爱的德鲁希拉受到损失。他与德鲁希拉最为亲近。虽然在他掌权前，提比略已经将德鲁希拉许配他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登基后将她嫁给一个他本人非常喜欢，而且更迷人的男子：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此雷必达是后三头同盟中最无用的成员的曾甥孙，据说年轻时和卡利古拉有过一段充满激情的恋情。且不论这种秽闻是否属实，总之两人肯定亲密无间。皇帝不仅多次破格提拔他，赏给他各种官职，还曾明确指定他为“皇位继承人”。 [16] 但卡利古拉真正钟情的不是男方，而是女方。患病期间，他还曾以最令人震惊的方式清清楚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没有明确指定雷必达为继位者，而是让德鲁希拉做“他世界万物及大权的继承人” [17] 。就连当初的莉薇娅在最志得意满的时候，都不敢去奢望这样的殊荣。

公元38年夏，卡利古拉心爱的妹妹德鲁希拉去世了。不出所料的是，他悲痛得死去活来，促使城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哀悼场面。他心痛得无法参加她的葬礼，于是退居到罗马外的一处别墅，在那里天天下棋或剪头发，以转移悲伤；这些方法都失效后，他又在西西里岛和坎帕尼亚各地东流西窜。与此同时，在罗马，一位足智多谋的元老声称：他看见德鲁希拉升入了天堂。卡利古拉听到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嘲弄他的谄媚，反而给了他一大笔奖赏。德鲁希拉被正式确立为神，继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后成了家族中第三个晋升为神的成员。元老院和女祖维纳斯神庙内都放置了德鲁希拉真人大小的金色雕像；所有暗含娱乐性质的活动全部被正式取消；一名售卖（用以添加在酒中的）热水的商贩被卡利古拉以叛国罪处死。罗马人“不确定卡利古拉到底希望他们吊唁德鲁希拉，还是敬拜她”， [18] 纷纷蜷缩在悲痛的他的阴影之下。

至早秋时节，德鲁希拉晋升为神一事已经正式敲定，皇帝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开始盘算未来。德鲁希拉之死让他联想到生命有限，于是他迅速再娶。虽然妻子人选罗利娅·保利娜早已嫁给了主持塞扬努斯倒台一事的执政官迈密乌斯·雷古路斯，但这明显没有给卡利古拉造成一丁点麻烦。罗利娅美艳动人、富甲一方。她喜欢珍珠翡翠，只要条件许可便会随时随地戴这些首饰。虽然她的祖父洛利乌斯在对战日耳曼人的过程中失去了鹰旗，然后又在东线自杀身亡，但这样的耻辱并没有给她的资质打上污点。她所诞下的任何儿子都足以担起恺撒这个姓氏。

显然，卡利古拉打算自己生一个继承人的决定对阿格里皮娜和雷必达没有好处，但第一公民没心情考虑他们。他越是习惯了那权力不受限的至高地位，就越容不得任何阻碍。他受过良好教育，曾数年和提比略同坐桌前畅谈文学，因此，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实在是小菜一碟：“让世上只有一个领主、一个君王。” [19] 为此，皇帝在新年里第二次担任执政官。虽然任期只有一个月，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成功地让元老院明白，他能随心所欲地就任或抛弃罗马的最高官职。与此同时，那熟悉而不祥的鼓鸣再次响起来了。一些人曾在提比略统治时期锒铛入狱，又在卡利古拉当权后被释放。可如今，他们再一次被逮捕。卡利古拉原本在刚掌权的几周里大张旗鼓地废除了叛国罪，但现在又悄悄恢复了这项罪名。他一贯恶毒的玩笑中常常混杂着恐怖的意味。处死一位名为尤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的低级官员后，卡利古拉发现这名官员其实比表面上穷得多，于是仰天大笑，说他死得实在可惜。“他骗了我。他本来不用死的。” [20]

和往常一样，这则笑话的产生是因为卡利古拉有着灼人的目光，是因为他愿意撕开伪装的面具，暴露人性中肮脏卑鄙的一面，质问人类所有行为是否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罗马人非常重视他们所谓的德行；但卡利古拉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行事动机，早已不想去迎合他们的自负心理。两年来，他一直放任元老们自欺欺人，佯装他统治大业上的伙伴。可现在他厌倦了。他们的伪善臭气熏天。近七十年前，在元老院投票授予奥古斯都新名字的重大日子里，奥古斯都和元老院用幻象在双方之间织起了一层纱，由于它的质地实在太轻薄，自那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现在，卡利古拉准备扯下这层纱，把它踩在脚下。

他早就设下了圈套。当权后的最初几周里，他以宽宏大量的口吻通知元老院：他已经烧掉了提比略执政期间所有和叛国罪审判有关的文件、元老们控诉同僚的所有文档，以及他们相互中伤的所有细节资料。但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其实一直保存着那些档案，现在，他命人将它们当着全体元老的面大声念出来。元老们听着这一切，窘迫得无地自容。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卡利古拉大费周折又津津有味地挨个罗列了元老院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所有罪行。塞扬努斯风光得意时，元老们在他身前溜须拍马；而他潦倒落魄后，他们又纷纷落井下石。提比略在世时，他们对他卑躬屈膝；可他刚刚断气，他们便转而中伤诽谤他。提比略早就看透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邪恶卑鄙，还告诉了卡利古拉一些关于如何对付他们的建议。“将自己的快乐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全都憎恨你，一个个巴不得你死。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杀了你。” [21]

奥古斯都政权于上一世纪在罗马中心、在曾经自由的共和政体内扎下了根，如今终于展露了残酷本性。卡利古拉虽然有一大把缺点，但至少表现得十分诚实。不过，那是一种如非洲大地上的烈日般无情的诚实。元老院现在要藏身何处呢？再也无法用伪善的面具来遮掩自己、装饰自己了。一时间，他们的奴颜媚骨和阴险歹毒全然暴露。但元老院并不是卡利古拉唯一的攻击对象。他的前代们——神君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谎言也暴露无遗。两人终生维持着罗马仍旧是共和政体的假象，但那样的假象现今已无以为继。皇帝掌握着绝对的大权，而卡利古拉已经看不出掩饰这一点的重要性了。为此，他宣布正式恢复叛国罪，并下令让人将他的话刻在一块黄铜碑上。接着，没等元老们开口发言，他便转身快速离开了。 [22]

事实上，元老院无话可说。惊吓过度的元老们坐在原地一言不发，整整一天后才总算能给出回复。经过正式投票后，元老院颁布法令感谢卡利古拉的真诚、赞扬他的虔诚，并且决定每年举行祭拜典礼以感激他的宽宏大量。另外，他们一致同意授予卡利古拉“小凯旋式”（ovation）。这是一种规模稍小的凯旋式，允许将领在城中骑马带队游行。元老院称，他应当“像打败敌人一样” [23] 进行庆祝。

他的确打败了敌人。他当着元老们的面嘲弄说，哪怕他们讨厌他，希望他死，“不管愿意与否”， [24] 都得继续尊敬他。元老们苍白僵硬的面孔下既隐藏着恐惧，也隐藏着愤怒。而这样的情绪并非元老院“独享”。就连卡利古拉最亲密的圈子里，就连他真心喜爱的少数人中，对未来的焦虑感都在与日俱增。皇帝乐于践踏的不止元老的自尊。当然，他绝不愿意让姐姐的野心对自己造成阻碍。结婚不到一年，卡利古拉便和罗利娅·保利娜离婚了，理由是她没法为他生孩子。他决心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于是又赶紧娶了自己的情妇，她不仅育有三个子女，而且还怀了他的骨肉。米隆尼亚·卡桑尼娅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但能满足卡利古拉对女人的所有要求。和丈夫一样，她喜欢盛装打扮，而且经常在军事游行活动中披着斗篷、戴着头盔站在卡利古拉身边。倘若追求刺激的卡利古拉要求她赤身裸体，以飨友人，她也会欣然照做。很明显，这些特质俘获了他的心。因为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对她死心塌地，一如当初对德鲁希拉一样。卡桑尼娅生下女儿后，卡利古拉大喜过望，给孩子取名为尤利娅·德鲁希拉。不难想到雷必达和阿格里皮娜二人会闷闷不乐、怀恨在心。毕竟，两人都曾觉得继承权离自己是那样的近；而卡桑尼娅明显有着很强的生育能力，让两人的希冀遭到了致命的冲击。

公元39年夏末，8月的最后一天，卡利古拉为自己庆生。这一年，他27岁，已做了两年半的皇帝。对于这两年半的成就，他完全可以感到满意。元老院如今畏首畏尾，人民如今对他感恩戴德，都城里各种表演和盛会更是层出不穷：罗马正按照他的想法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造。不过，他是时候把目光放在更遥远的地方了。在莱茵河军团里长大的卡利古拉很清楚，罗马不等同于全世界。父亲当年开启的征程尚未完成，接下来他打算征服的对象是蔑视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日耳曼野人。城市竞技场上的搏斗固然精彩纷呈、妙不可言，但如今要上演的，是罗马战士与劲敌之间的真实战斗。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即将奔赴沙场。

开得过火的玩笑

即便在罗马这样习惯闲言碎语的城市里，远疆传来的谣言也仍显特别。战况最初只是在人群间低声传播；随着低语逐渐上升为轰鸣，人们开始大声交谈。倘若捷报来传，听众间或许还会爆发些许掌声。卡利古拉动身前往莱茵河一事注定将给都城所有人带来少有的兴奋。自日耳曼尼库斯以来，罗马还从未这样大规模地调兵遣将过。和父亲不一样的是，卡利古拉是以皇帝身份御驾亲征的。人们满怀厚望。如今的日耳曼人早已回到以往互争互斗的状态。当初大败瓦卢斯的胜利已是过眼云烟。阿米尼乌斯所属的部落——切鲁西部落人口减少得尤其严重。长久以来，阿米尼乌斯的声名对敌对的日耳曼部落首领来说都是一种挑衅。但他自己在很久之前就湮没了：他在劲敌日耳曼尼库斯离世那一年遭到了谋杀。罗马人已经太久没有品尝到军旅神话带来的快感了，热切期待着能更多地了解恺撒在沙场上的细节。

他们不会失望的。虽然那个秋天里，传来的有关卡利古拉的消息只略微关乎战绩，但同样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危险是肯定少不了的，不过皇帝面临的最主要的性命威胁并非源自莱茵河对岸。相反，那些正席卷罗马的骇人谣言若确切属实，便说明了危险就离罗马城不远。早在卡利古拉离开前，罗马就发生了一场涉及上层阶级的危机，相关迹象引得众说纷纭。9月初，两位执政官被一齐罢黜，他们的法西斯束棒碎得不成样子，其中一位还被迫自杀。 [25] 接着，在雷必达、卡利古拉两个姐妹和一支禁卫军小队的陪同下，卡利古拉开始马不停蹄地赶往日耳曼前线。他的行进速度似乎快得惊人，以至于他抵达莱茵河沿岸后，当地的罗马使臣吓了一大跳。老滑头格奈乌斯·科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是塞扬努斯曾经的密友。之所以在保护人塞扬努斯倒台后还能安然无恙，是因为他当时偷偷向提比略透露了一些危险的信息：塞扬努斯手头的兵力情况。当时的提比略由于偏见过深无暇理会，对他一直放之任之，但从长远来看，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当初皮索在叙利亚一样，盖图里库斯靠放宽军纪来巩固威望。罗马边疆的军纪涣散了十年，因而军队已经无法再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日耳曼蛮人正悄悄溜过边境、幸灾乐祸地趁机突袭，年老体弱的百夫长们却全在营帐中懈怠偷闲。

卡利古拉人生最早期的记忆就是关于父亲卖力修缮莱茵河防御工事的。这样的军队现状让他大为恼怒。皇帝突然驾到，将盖图里库斯抓了个正着。他命人逮捕并审讯盖图里库斯，最终处死了他。盖图里库斯的继任者名为加尔巴，以纪律严明闻名。加尔巴的任命再次彰显了卡利古拉的唯才是举。这位莱茵河的新将帅走马上任后，没多久就将军队整顿得井井有条，可以着手清除高卢的入侵者了。与此同时，卡利古拉忙着证明自己不愧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他先是彻底铲除了所有的无能军官；然后发动了大量针对日耳曼人的突围。虽然当时已经是征战季末期，但他麾下的将士不止七次拥护他为“凯旋将军”。 [26] 为准备来年的征战，他又招募了两支军队：自瓦卢斯的军队在三十年前遭到全歼以来，这还是罗马头一回征兵。 [27] 退居卢迪南过冬时，卡利古拉有理由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一番成绩。

只不过，日耳曼蛮族一直是他所有烦恼中最微不足道的。当然，皇帝七次大败日耳曼人的消息肯定在罗马全面散播开了。但一些截然不同的消息也掀起了满城风雨。两位执政官被移除没多久，盖图里库斯就被处死，这一事件并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据传，这三人共同参与了一个阴谋。这也解释了卡利古拉当初为什么会急匆匆地赶往日耳曼前线：他决心破除他们的诡计。至晚秋时节，这一版本的故事变成了官方通告。盖图里库斯被处死确实是因为他的“邪恶阴谋”： [28] 他图谋煽动莱茵河的军队来反叛卡利古拉，并扶持新皇上位。 [29] 可新皇是谁呢？答案揭晓后让人始料未及。先是一支代表团受皇帝差遣前往伟大的复仇者玛尔斯神庙，并依照命令向神明玛尔斯献上了三把匕首；再是卡利古拉的姐姐阿格里皮娜神秘露面。正如她母亲当年将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从叙利亚带回城一样，阿格里皮娜也抱着一个骨灰罐回了罗马。而罐子里装的正是雷必达的骨灰。

卡利古拉没有掩饰丑闻，反而选择对其中的肮脏细节大做文章。据传，雷必达，这个他给尽了关照和赏赐的朋友，彻底背叛了他。此人与阿格里皮娜和尤利娅·莉薇娅之间都有私情；还联合这两姐妹篡夺最高权力；其所编织的阴谋网从元老院一直延伸至莱茵河。至于到底是盖图里库斯为活命而供出了雷必达，还是因为告密者另有其人，没人确切知道；但毋庸置疑的是，卡利古拉因此感受到了剧烈的伤害。他下令让雷必达引颈受戮，雷必达很快被解决了。阿格里皮娜遵照弟弟命令，带着情人的骨灰回到了罗马，然后和妹妹一起被流放。和母亲及外祖母一样，两姐妹被送到了离意大利海岸不远处的荒岛上，他们的家产——珠宝、家具、奴隶等，统统在卢迪南被变卖给渴望提升地位的高卢人。

对阿格里皮娜来说，更糟的还在后头。背叛罪行被揭发后，她的丈夫，也就是粗暴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很快因水肿去世，儿子转由姑母多米提娅抚养。多米提娅的“美貌和财富不输阿格里皮娜，而且和后者年纪相近” [30] ，两人天生就是仇敌。阿格里皮娜为了儿子的前程挖空心思、耍尽花招。多米提娅急于赢得侄子的欢心，因而处处依他宠他。对儿子怀有厚望且极其严格的阿格里皮娜对此惊骇万分。但她现在被关在禁闭岛上，无计可施。她原本已经失去了自由，现在看起来似乎又会失去自己的儿子。即便如此，正如卡利古拉提醒阿格里皮娜和尤利娅·莉薇娅的那样，她们两人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除了禁闭岛以外，我还有剑。” [31]

执政官、军队统帅，甚至皇室成员全合谋反对他，但计谋都失败了。不过卡利古拉的自信还是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也难怪他会对姐妹们那样刻薄了。虽然他风驰电掣地粉碎了莱茵河沿岸的反叛，巩固了罗马最具军事意义的边疆，但那个冬天里，他只能暂停征讨日耳曼的计划。叛乱再生所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元老院力求自保，派遣了一批由显贵要人组成的代表团，在克劳狄乌斯带领下前去祝贺卡利古拉成功挫败雷必达的阴谋。皇帝的多疑在这时暴露无遗。代表团遭受了公然的蔑视。绝大部分元老被视作潜在间谍，因而被拒绝进入高卢；克劳狄乌斯是少数被准许入城的人之一。然而，在率先抵达卢迪南后，他身上还穿着衣服便被人推进了河中。或者据说如此。遑论真假，总之这些流言传达了卡利古拉想传达的信息。背叛他的人将无法再获得任何礼遇和尊重。他已经把元老院和自己家标记为蛇窝了。皇帝与贵族之间的战争如今正式爆发。

这一切使得卡利古拉必须尽快返回意大利。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赢取一些值得在罗马宣扬的功绩就离开北方，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刚开春他便回到日耳曼前线视察军队、验收加尔巴的军纪整顿成果，并再一次对莱茵河对岸发动了突击。 [32] 不过最后，卡利古拉迫切需要的战果并不会在日耳曼产生，而是在不列颠。

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还没有军团跨越过英吉利海峡，但罗马在不列颠的影响力一直在稳步上升。不列颠岛由众多暴躁固执又雄心勃勃的部族首领割据瓜分，这种情况下，罗马的统治者自然成了首领们最便捷的权力模板。不列颠军阀逞威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装扮成恺撒。国王若是用地中海进口的珍馐美味来招待宾客，或是命人将自己头戴月桂花环的模样印在银币上，便等同于标榜自己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这种自我标榜往往需要大笔金钱，过程也决不轻松。就连岛上最有权势的部落首领也必须表现出对罗马的尊重，这绝非巧合。库诺贝林是卡图维劳尼族的首领，其影响力覆盖不列颠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可即便这样，他仍然要到卡庇托尔山上贡献祭品；倘若领地的海域内出现了遇难的罗马水手，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将其尸身送回罗马。正因如此，库诺贝林的一个儿子在抢夺肯特失败后遭到流放，考虑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恺撒后，他断定：那是自己唯一能去的地方。

卡利古拉对于这个意外收获自然无比开心。这位货真价实的不列颠王子来得太是时候了。先接受他的投降，再将此事处理成不列颠全境的投降太简单不过了。卡利古拉迅速派遣信差快马加鞭地赶回罗马。按照他的命令，信差们抵达罗马后，要尽可能兴师动众地骑马穿过街头巷尾，并朝着玛尔斯神庙赶去，然后将缠着月桂枝的信交给两位执政官。就这样，罗马人民迎来了捷报。

当然，这一捷报传遍了整座原本就流言如潮的城市，不断重复着恺撒面临的危险、他所抓获的俘虏，以及他对海洋的征服。这些一直是公民同胞热衷的情节类型。从罗马广场到酒馆再到晾晒着衣服的庭院，有关恺撒在北方所作所为的叙述在全城口口相传，然而与此同时，其余的故事版本也传播开了，且总的来说都是对卡利古拉不太有利的流言。据称，一提到野蛮人，他就从莱茵河对岸溜回来了；所谓的征服海洋后缴获的战利品不过是装满贝壳的箱子；而他即将带回罗马的那些俘虏根本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染过头发的高卢人。据说，他的妻子，他那浮夸造作的搭档卡桑尼娅，甚至正在搜罗“赭色假发” [33] 供他们穿戴。两股消息天差地别，这让远离边疆的城里人如何判断真假？卡利古拉飞速地从英吉利海峡赶往意大利。他清楚自己可能面临怎样的损失，也明白诋毁自己战绩的罪魁祸首是谁。“是的，我要回去了——但只是因为骑士们和人民想让我回去，”他对专程北渡来见他的元老院代表团说道，“别把我当作你们的同胞，我作为第一公民已经不再承认元老院了。” [34]

这一席话说得他们脊背发凉。而卡利古拉说话时又习惯性地猛按剑柄，更是让他们凉意四起。不难理解使者们会因此瑟瑟缩缩、谄媚逢迎了；不过，若是以为皇帝只计划处置政敌的话，那他们便低估了他那骇人的野心。去年秋天整个罗马贵族圈似乎都与他为敌，这已经让卡利古拉下定了决心。他如今的目标是摧毁所有维护元老院威望及自尊的东西，并破坏元老院古老权威的根基。正因如此，元老院颤抖着提出授予他凯旋式时，他没有接受，反而嗤之以鼻；遣散代表团后，他甚至还拒绝任何一位元老出面迎他回城。“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元老院还有权授予他任何可以提高他声誉的事物，一刻也不行。毕竟，那意味着他们的地位比他高，能居高临下地授予他殊荣，而自己则低他们一等。” [35] 多么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数十年来，帝政宛如一只蚕，在奥古斯都精心设计的幌子下和提比略尤其看重的过时传统中，安然无恙地结茧化蛹；随着卡利古拉从战场归来，这只蚕终于要破蛹而出，继而舒展双翼来惊艳世界了。罗马再容不下元老院的自命不凡，只剩下第一公民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纽带。

因此，卡利古拉在公元40年5月从北疆抵达罗马城外时，没有直接进城，而是一路向南去了那不勒斯湾。 [36] 那里的豪门数代以来大兴土木、攀比成风，但卡利古拉到来后上演了一出冠绝全湾的大戏。任何沿海别墅、装饰建筑和豪华游艇都无法与之媲美。他从地中海内外征集货船，拼接成一座绵延3.5英里的巨大浮桥，由此将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普特奥利（Puteoli）与最著名的游乐胜地巴亚（Baiae）连在了一起。 [37] 桥上垒以厚土，一路设有多个供应自来水的驿站，看上去几乎与阿庇亚大道别无二致。卡利古拉抵达巴亚后，先向海神尼普顿献祭，随后做出了一个事先策划好的用来震惊天下的举动。他的前方，浮桥上厚土垒起的大道一直延伸到普特奥利；他的后方，一队耀眼夺目、全副武装的骑兵与战士在等候他的命令。而卡利古拉头戴橡叶皇冠，身穿亚历山大大帝的胸甲，跃然跨上了马背。征服大洋后的他现在要以最实在（尽管非常令人讶然）的方式向天下昭示他对大海的掌控。他发出前进的指令，在嗒嗒的马蹄声中踏上了浮桥，金黄色的斗篷在夏日骄阳下散发着耀眼光芒。“他成为皇帝的概率，和骑马观光巴亚湾一样大。” [38] 这是占星家忒拉绪洛斯对提比略说过的话。但如今，卡利古拉不仅成了皇帝，还正骑马跨越大海。

罗马人民从未见过这般雄奇的景象，纷纷聚在海岸边出神观望。那一刻，他们见证的既是对罗马最骄傲的传统的戏仿，也是对这一传统的打压。卡利古拉的这番大手笔毋庸置疑地与罗马凯旋式相照应。他成心借此去提醒那些保守愚钝的罗马将领要有自知之明。他们只满足于沿着一成不变的路线，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庆祝战功。而服从于习俗就意味着屈从于习俗的守护人，卡利古拉绝不会这么做。罗马古老习俗规定，将领进城参加凯旋式前，须由共和国的主要官员和元老院接待，但这一次，那不勒斯湾不会有他们的身影。卡利古拉在身边布置的都是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员：禁卫军、他的士兵和密友。众船之桥不适合老年人。要成为皇帝的密友，无疑就要和他一样有爱出风头的心。跨越海峡抵达普特奥利一天后，卡利古拉便惺惺作态地驾车回去了，拉车的是罗马最有名的几匹竞赛用马。他的密友随他渡桥返回，也驾着从不列颠带回的马车辘辘地行进。 [39] 诚然，异域风味最应在凯旋式上呈现，但刚从英吉利海峡归来的卡利古拉绝不会满足于只炫耀自己对蛮荒北疆的征服业绩。从太阳升起到落下之地，整个天下都归他掌控。也正因如此，为彰显自己的世界霸权，他还安排了一个帕提亚人质（一个王子）与自己并肩而骑。庆典中没有一个细枝末节和花样不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就连黑夜也无法掩盖其光芒。随着夜幕降临，那不勒斯湾不远处的天空中燃起了大片篝火，照亮了所有参与渡海的人。他们躺在泊于桥边的船只上开怀畅饮。卡利古拉则继续待在浮桥上，吃饱喝足后，他又像捉弄叔父一样拿同伴取乐，并把他们推入海中。最后，他决定不能让庆典陷入低潮，便下令将手下人宴饮的部分船砸碎。他看着那一幕，“情绪万分高涨”。 [40]

一直以来，卡利古拉都展现出了一种将奇观、嘲弄与暴力相结合来取乐的天赋。从他修建的众船之桥远眺，卡普里岛的轮廓清晰可辨。而当年就是在那里，他坐在伯祖父提比略脚边学习各种结合了羞耻与表演的艺术。提比略不齿于自己的性癖好，喜欢藏着掖着，但卡利古拉不是如此。无论是角色扮演，还是强迫元老们的后代像娼妓一般兜揽生意，他在提比略的私人岛屿上培养出的趣味最终都展露无遗。卡利古拉丝毫不再顾虑将其公之于众。一个被推翻的失败的政治秩序所衍生的行为标准怎么能约束住“最伟大最优秀的恺撒”呢？ [41] 毕竟，他连催马渡海都做到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罗马贵族意识到他们的无关紧要和无用，还有什么能再阻挡他登上世间最大的舞台呢？他游历在外已经整整一年，现如今，是时候回罗马了。

卡利古拉在8月31日生日当天进入罗马。元老院特意投票授予他新的殊荣。这种场合下皇帝自然乐于接受，但在接过这些荣耀时，他没有忘记炫耀自己权威的真实基础。游行街道时，禁卫军、军队及日耳曼护卫队包围着他，罗马人民也在他身旁围成一团；卡利古拉在罗马广场停下，登上一座长方形会堂的屋顶，开始向空中抛撒金币和银币。大批人被踩踏致死，其中包括200多个女人和一名宦官。卡利古拉欣喜万分，连着好几日重复了这一表演。“罗马人民爱他，因为他拿钱收买了人心。” [42]

但那并不包括贵族阶级的心。留给贵族们的只有接连的失望。他们非常清楚皇帝的打算。他们最坚实的权威基础——保护人的权力——正受到他的讽刺和削弱。更糟糕的是，卡利古拉让平民在泥土里摸索自己的慷慨馈赠时，其实也是在提醒元老们：他们和平民一样依赖于自己的无常禀性。哪怕最尊贵的行政职位，就是那些数世纪以来因任职的风云人物而变得神圣的官职，也都由他施舍。不同于前几位皇帝，卡利古拉毫不犹豫地捅破了窗户纸。一向“洞察私欲” [43] 的他无情地施展着嘲弄的艺术。而他恶意嘲讽的对象，是数世纪来鞭策罗马贵族为共和国悉心效力的远大愿景。在卡利古拉表示想封爱马英西塔土斯为罗马执政官时，其讽刺程度达到了极点，在贵族们看来几近癫狂。

但他们似乎无从逃脱。绝望无助的元老们不能唆使禁卫军和日耳曼护卫，还谈什么获得解放的切实希望？一次，卡利古拉与两位执政官共进晚宴。他斜靠在躺椅上，突然咯咯一笑，继而喃喃自语道，只需点点头，他便能叫两人血溅当场。这其实是在和整个罗马贵族圈博弈。“让他们恨我吧，只要他们还怕我。” [44] 这句话引用自一位古代诗人，概括了皇帝卡利古拉在历经叛变后对元老院所采用的一贯政策。监视与恐惧相辅相成。卡利古拉返回罗马后不久，又一场阴谋被揭发，但这回是一名元老走漏了风声。 [45] 所有犯事者都属于罗马最高阶层，他们被拖曳着带到皇帝跟前——他此时正住在他母亲在罗马城外的一栋别墅里。皇帝先是命人对他们挥鞭抽打，再酷刑折磨，待他们全盘招供后，又堵住他们的嘴。是夜，火把照亮了卡利古拉与宾客沿河漫步的花园。囚犯们被推搡着跪倒在阳台上，脖颈前伸，嘴里塞满布条，一句反抗的临终之言也没发出便人头落地了。

“谁听说过晚上的死刑？”对许多元老来说，此事的真正丑恶面不在于同僚被处死，更多在于自己沦为饭后消遣的对象。“行刑画面越是弄得兴师动众，就越能以儆效尤。” [46] 这是罗马道德学家的真实声音。此人深信任何私下勾当都将滋生堕落与变态。按照古老的观念：卓著的罗马公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有私生活。有关提比略在卡普里岛所作所为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但从提比略的故事中也能得出别的经验教训。毕竟，正是在卡普里岛，有了伯祖父提比略的放任，卡利古拉才养成了爱好盛装打扮、参与色情表演、观看贵族阶级自辱身份的品位。如果还有人以为惩罚的唯一目的在于教育罗马人民认清公民责任，那就太落伍了。卡利古拉戏弄元老，不仅是为了震慑整个精英阶层，也是为了自己取乐。有时，他的报复必须既慎重又快速，他便会倾向于在公共场合玩弄受害者。“只有这样的打击才能让他们知道大限将至。” [47] 这是卡利古拉珍爱的一句格言。

罗马之于卡利古拉，恰如卡普里岛之于提比略：是上演残酷戏剧的无所节制的舞台。只有少数元老才具备足够技能来应对舞台上各种具有迷惑性的恐怖事物。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卡利古拉密友的父亲，也是功绩昭著的前执政官。他就任叙利亚总督期间的成就包括迫使帕提亚国王向罗马军队的鹰旗俯首鞠躬。受传唤回城时，他担心自己的成就引发了皇帝的猜忌。他的担心是正确的。面见皇帝时，他穿着粗糙的平民布衣，像在走近神明圣坛时一样罩住头，扑通拜倒在地，拥护皇帝卡利古拉为神，为其祈祷，并许诺为其献祭。卡利古拉怒气全消，并且开怀大笑。是的，这是一场游戏。卡普里岛的相处时光让小维特里乌斯对卡利古拉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肯定将这场游戏的性质事先透露给了父亲。但也不全如此。几十年前，在卡利古拉曾外祖父奥古斯都的婚宴上，宾客们也曾装扮成神明出席，结果引发了全民暴乱；如今奥古斯都已经位列诸神，若是卡利古拉当众扮成朱庇特的模样，蓄金色胡须，手持雷霆，不知罗马人民又会做何反应呢？一名高卢补鞋匠见状大笑不止，当着皇帝的面说他“荒谬至极”， [48] 卡利古拉微笑着送鞋匠离开了。但当卡利古拉询问密友兼知名演员阿佩莱斯，自己与朱庇特谁看起来更伟大时，阿佩莱斯结结巴巴答不出来，顿时招致卡利古拉的报复。皇帝卡利古拉很在意下属的思维敏捷性与敬重之心，但阿佩莱斯在两方面都辜负了他，因此遭到了相应的残酷鞭刑。阿佩莱斯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没皮”。在可怜的阿佩莱斯被抽打得皮开肉绽后，卡利古拉告诉他，他的嚎叫声实在悦耳，他完全可以胜任悲剧演员了。现实与虚构、肮脏与怪诞、滑稽与可怕之间存在一个供卡利古拉的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维度。只有维特里乌斯这种洞察力超群的人才能理解并利用其中的暗示。“我在和月亮对话，”一次，卡利古拉不经意地对他说，“你能看见她吗？”维特里乌斯眼皮低垂，圆滑地附和道：“噢主人，只有你们神明才能看见对方。” [49]

维特里乌斯由于深谙游戏规则，且精于此道，被接纳进了皇帝乐意当作朋友的顶层元老圈。但大部分元老因尊严严重受挫而变得迷惘无助，发现自己唯一的用处就是充当皇帝作恶时的玩物。卡利古拉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创造情境，迫使精英阶层自取其辱。他仿若痛苦的鉴赏家，享受着每一个仔细研究受害者的机会。他废除了奥古斯都制定的竞技场座位制，看见元老、骑士和其他人混在一起忙乱地抢占座位——“女人挨着男人，奴隶挨着自由民” [50] ——时，简直乐到了极点。同样，有时他也喜欢更近距离地品味人所能忍受的极致痛苦。一次，他以微不足道的罪名处决了骑士帕斯托的儿子，又在同一天宴请帕斯托，并派守卫留意这个可怜人的每一次脸部痉挛。卡利古拉递给帕斯托一杯酒，祝他身体安康，帕斯托接过后一饮而尽，“虽然他喝下的很可能是自己儿子的血”。无论香水、花环还是珍肴美味，帕斯托总是满怀感激地接过。旁观者如果不清楚他儿子的厄运，绝不可能猜到他僵硬的笑容下隐藏的痛苦有多深。但皇帝卡利古拉洞察一切，知道帕斯托的脸上为何一直挂着那样的微笑。“他还有一个儿子。” [51]

卡利古拉常年生活在提比略的猜疑之下，从未流露过对母亲及兄弟的悲伤之情。这一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险恶的真相。曾经的共和岁月里，义务和职责的神圣纽带可以使名门望族数代昌盛兴旺，但如今在他这样的恺撒治下，这些东西却可被用作束缚望族的工具，供他将其一网打尽。卡利古拉回都六个月后，一大群人质挤满了他在帕拉蒂尼山的府第，那都是“罗马杰出人物的妻室和出身最高贵的贵族子弟”。 [52] 当年的提比略在召唤贵族子弟侍奉他前，至少先退隐到了卡普里岛；但卡利古拉“在安置并凌辱他们” [53] 后，丝毫没有遮丑避嫌的打算。他的一举一动截然相反。半个多世纪以前，奥古斯都曾将通奸列为独立罪名，责令通奸的有夫之妇像妓女一样穿着。而此刻住在奥古斯都府第的卡利古拉却反其道而行之。皇宫的房屋及街道被大肆增建扩建，一直绵延扩张到罗马广场。将贵族们的妻儿拘禁在富丽堂皇的豪宅里后，卡利古拉开始邀请罗马“老少”登上帕拉蒂尼山来检阅这些商品。 [54] 哪怕贵族们已经遭遇了先前的种种痛苦折磨，这样的侮辱对他们而言仍旧是毁灭性的，对奥古斯都明文昭示的价值观亦是如此。在奥古斯都府第内大开妓院，看到这态势恐怕连奥维德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是卡利古拉所有恶作剧中最骇人听闻、最目无法纪、最具破坏力的一出了。

“他虽然有五花八门的恶毒把戏，但真正的爱好是虐待。” [55] 继位四年后，公元41年，卡利古拉的欺辱天赋已经令整个罗马精英阶层缩头缩脑，甚至于：他的代理人走进元老院怒目圆睁地瞪着某位元老，控诉其厌恨卡利古拉皇帝时，元老院众同僚就可能猛扑上去，将被控者撕成碎片。没有人敢放松警惕。卡利古拉的密友肯定不敢。皇帝是乐于让他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卡利古拉的密友兼前执政官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因妻子性冷淡而备受非难，加上他是一个“高傲敏感的人”， [56] 因此进一步沦为卡利古拉的笑柄。即便禁卫军也免不了遭受嘲弄，尤其是禁卫军高级长官卡西乌斯·卡瑞亚。他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兵，不仅在莱茵河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还曾在日耳曼尼库斯麾下作战。卡瑞亚性情直爽强硬，符合罗马最严苛的军事传统标准，但他那柔和的嗓音却显得极不相称；因此，每逢卡瑞亚当差，卡利古拉便会给他一些女性化的词作口号，且每次都笑得前俯后仰，而其他禁卫军也跟着笑作一团。卡利古拉就是这样，总是知道怎样精准地戳人痛处。

他也知道如何将其纳为己用。他称呼卡瑞亚为“女孩”； [57] 每当卡瑞亚必须亲吻他的手时，他又总会做出些淫秽的手势。他一遍遍地触碰着这个受害者的敏感神经，却又不全是为了取乐。他需要一个狠角色来充当自己的爪牙，而卡瑞亚拼命摆脱娘娘腔之名的劲头让他断定，此人会是一个极其高效的酷吏或打手。

但这是一桩经过仔细权衡的使命。毕竟，恐怖滋生恐怖。先是雷必达及卡利古拉自己的两个姐妹严重削弱了他对身边人的信任，接着第二场阴谋败露，让他的信任几乎降为零。而给他带来这致命一击的，是一位名为贝提里恩努斯·卡庇托的元老。卡庇托的儿子参与了第二次谋逆。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砍头后，卡庇托宣称自己也是同谋之一，而且还给出了一份其余共谋者的详细名单，里面几乎包括了卡利古拉所有的近侍：有他最信赖的朋友和禁卫军统帅，甚至还有卡瑞亚。“当然，这份清单受到了质疑，列清单的人也被处死了。” [58] 但卡庇托终究达到了目的。卡利古拉对身边人的疑虑，远超他在他们心中激起的恐惧。事实上，新年期间，卡利古拉甚至惊慌到再次计划离开罗马。和之前一样，他还是打算追随父亲的足迹前行。鉴于先前已去过莱茵河，这回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尤其渴望去亚历山大港看看。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慕，“并计划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赴当地，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 [59] 他计划的启程时间为1月末。

但当前还有纪念奥古斯都的活动需要举办。帕拉蒂尼山上搭起了临时舞台。卡利古拉如痴如醉，乐不可支，最后将原定的活动时间延长了三天。随着1月24日、节日最后一天的到来，皇帝动身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日子也近了。当天的他心情极度畅快愉悦。和以前一样，元老们仓皇地寻找座位的场景仍旧逗得他眉开眼笑。在奥古斯都的献祭仪式上，牺牲的血溅到同伴兼元老阿斯普雷纳斯的身上，更是令他狂笑不已。 [60] 紧接着，为了进一步活跃气氛，他命人将大批甜食和珍禽肉倒向看台。观众们见状疯抢，互相推搡着，令卡利古拉龙颜大悦。欢快的上午最终以罗马最著名的明星麦尼斯特的表演圆满收场。麦尼斯特兼具美貌与才华，独得卡利古拉青睐。他表演的悲剧不仅包含乱伦与谋杀情节，甚至还伴有许多把肠子呕出来的闹剧，遑论十字架刑罚了。待戏剧落幕后，舞台上满是人工血。

午餐时分，卡利古拉决定回私宅用餐休息，于是和随从起身离开了为举办比赛而临时搭建的前庭。进入奥古斯都府第后，他们由克劳狄乌斯与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领着，一路沿站满奴隶的走廊向浴室走去。这时，卡利古拉听说几个希腊公子哥正在为他排练音乐剧，遂转而准备前去视察，几名轿夫跟随在他身后。穿过侧巷时，他瞥见卡西乌斯·卡瑞亚与另一位禁卫军队长科内利乌斯·萨比努斯正带着一队禁卫军走来。卡瑞亚走近皇帝，询问他当天的口令是什么。卡利古拉想当然地给出了一个讽刺性的回复，但他话音刚落，卡瑞亚便一剑刺向了他的颈部。 [61]

然而，卡瑞亚刺偏了。刀片穿过皇帝肩膀，被锁骨卡住了。卡利古拉痛苦地呻吟着，赶紧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拼命往前跑。萨比努斯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皇帝手臂，迫使他跪倒在地。众禁卫军纷纷拔剑砍去。卡瑞亚第二次出手准确，成功砍掉了这个摧残自己之人的项上人头。 [62] 哪怕到了此时，禁卫军们也仍不肯收手，照旧一阵胡砍乱劈。有几个人刺向了卡利古拉的生殖器。据后来传言，还有几人甚至吃了皇帝的尸体。 [63] 不过，卡瑞亚大仇得报的快慰感是确凿无疑的。直到卡利古拉的尸首面目全非后，他才和同犯逃之夭夭，穿过一连串小巷，然后藏身在曾经为日耳曼尼库斯府第的地方。

轿夫们最初还拿着抬轿杆英勇顽抗，最后却也溜得无影无踪。日耳曼护卫队听说主人遇害后，忙赶到现场击退了剩余的禁卫军，却没有收拾卡利古拉身首异处的尸骨。他们冲上帕拉蒂尼山的街头追捕罪犯时，卡利古拉仍躺在原地无人问津，直到卡桑尼娅及其女儿发现尸身（卡利古拉曾看见卡桑尼娅的女儿作恶多端，抓伤了玩伴的脸还自得其乐，于是开怀大笑地认她为女）。两人匍匐在血泊里悲痛欲绝，但被一位禁卫军逮住。他是受命来取母子俩性命的。卡桑尼娅抬头看着士兵，泪眼蒙眬地催促他赶紧“完成这出剧的最后一幕”， [64] 于是士兵割开了她的喉咙，又接连把她女儿的脑浆溅在了墙上。 [65]

卡利古拉一脉就此断绝，死因是：玩笑开得过火。

[1] Suetonius. Tiberius ：75.1

[2] Suetonius. Caligula ：15.1

[3] Suetonius. Caligula ：14.1

[4] Philo. On the Embassy to Gaius ：41

[5] Tacitus：3.24

[6]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8.256

[7] Dio：59.7.4

[8] 奥古斯都的就座法最初针对的是剧院，然后是竞技场。但大竞技场内的确切执法情况并不清楚。据Dio（55.22）所述，元老与骑士阶级由奥古斯都分配位置。但按Suetonius的描述来看，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之前，元老与骑士一直就座于普通人民中间（Deified Claudius ：21.3）。

[9] Philo. On the Embassy to Gaius ：45

[10] Suetonius. Caligula ：29

[11] Petronius：117

[12] Seneca. On Providence ：4.4

[13] Tacitus. 4.62

[14] Seneca. Letters ：7.5

[15] 提及卡利古拉与亲姐妹乱伦的史料最早出现在《犹太古史记》（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由约瑟夫斯（Josephus）写于卡利古拉逝世后半个世纪（19.204）。约瑟夫斯对卡利古拉的统治了解甚多，参考的史料也都来源于离卡利古拉执政期相近的时期。在罗马这样沉迷于恶毒流言的城市里，传言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事实本身便是那样的。卡利古拉同时代的人都未曾提及他乱伦；只有到了苏埃托尼乌斯的时代，这些流言才开始不胫而走。“你和自己的姐妹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吗？”在苏埃托尼乌斯的笔下，卡利古拉如是询问朋友帕西恩努斯·克里普斯（Passienus Cripus）。帕西恩努斯是出了名的机智幽默，据说当即回复“目前还没有”（评注者引自Juvenal：4.81）。

[16] Dio：59.22.7

[17] Suetonius. Caligula ：24.1

[18] Seneca. To Polybius on Consolation ：17.5

[19] Homer. The Iliad ：2.204. 据Suetonius撰写的卡利古拉传记描述（22.1），卡利古拉引用了这句话。

[20] Cassius Dio：59.18.5

[21] Cassius Dio：59.16.5-6

[22] Cassius Dio：59.16.11

[23] Cassius Dio：59.16.11

[24] Cassius Dio：59.16.6

[25] Dio对相关事件的解读有些断章取义，可参考See Winterling，p. 108。

[26] 狄奥在声称卡利古拉“没有打胜仗，也没有杀敌”时，泄露了这一细节（59.22.2）。在苏埃托尼乌斯与狄奥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并行着两种关于卡利古拉的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方面，卡利古拉的军事征程是冲动和愚蠢的后果，被视作一个笑话；另一方面，卡利古拉又被刻画得严苛高效、厉行纪律，践行着其父与提比略遗留的优良传统。尽管浓雾笼罩着卡利古拉的统治期，但我们仍能找到足够的细枝末节来支撑下列说法的可能性：卡利古拉确实在公元39年秋出巡了莱茵河，确实对驻扎在当地的军团施威，也的确打赢了几场小仗。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卡利古拉或许是在新年不久后才出发去莱茵河的。

[27] See Barrett （1989），pp. 125-6. 一名百夫长的墓碑提供了证明卡利古拉曾招募过两支军团的确凿证据。Smallwood，278.

[28] 源自一份记录了Acta Fratrum Arvalium（“阿瓦斯”祭司兄弟会之协定）的铭文。该铭文可见于Smallwood，p. 14。

[29] Suetonius只是漫不经心地提到了盖图里库斯与雷必达二人关系一次（The Deified Claudius ：9.1）。但Dio强烈暗示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描述两人被处决、卡利古拉两个姐妹被流放时，使用的是连贯的句子。

[30] Tacitus：12.64. Tacitus将那个照顾尼禄的多米提娅与其同名姐妹多米提娅·雷必达混淆了。

[31] Suetonius. Caligula ：29

[32] 此次突袭针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名为坎尼那法特斯的部落，他们住在莱茵河三角洲的一座小岛上。但该突击的结局似乎充其量为“悬而未决”。See Tacitus，Histories ：4.15.3.

[33] Persius：6.46

[34] Suetonius. Caligula ：49.1

[35] Dio：59.23.3

[36] 狄奥在公元3世纪早期的著作中暗示：面对元老院发表了那番骇人听闻的演讲后不久，卡利古拉在公元39年春来到了那不勒斯湾旅游。但塞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18.5）中明确表示，这场旅行发生在公元40年。若确切时间绝无可能确定下来，那么根据当时情形公元40年的可能性更高。

[37] Suetonius可能如是说（Caligula ：19.1）。Dio称，该桥起自普特奥利，连至巴亚附近的一个名为包里（Bauli）的地方。Josephus却表示，该桥的终点为小城米塞努姆（Misenum）。该城与巴亚坐落于同一片海角，但距离普特奥利太远，因此后一说法可信度不高。

[38] Suetonius. Caligula ：19.3

[39] 苏埃托尼乌斯并未明确指出这些马车的发源地，但他用了“esseda”一词来描述它们。该词指数世纪前高卢人使用的战车，以及卡利古拉时期不列颠人专用的战车。时刻立于新潮之上的梅塞纳斯据说拥有“一间不列颠战车库”。（Propertius：2.1.76）

[40] Dio：59.17.11

[41] Suetonius. Caligula ：22.1

[42]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121

[43] Philo. On the Embassy to Gaius ：263

[44] 由 Suetonius （Caligula ：30.1）引自诗人 阿基乌斯（Accius）。

[45] 并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了这一点，但通过交叉考证Dio对共谋案的记述与Tacitus的描述可以推断出来。Tacitus曾提到，一名元老在尼禄执政期间被迫自尽，而在二十六年前，这名元老曾向卡利古拉揭发了一桩谋逆案。See Barrett （pp. 156-7） and Winterling （pp. 136-7）.

[46] Seneca. On Anger ：3.19.2

[47] Suetonius. Caligula ：30.1

[48] Dio：59.26.9

[49] Dio：59.27.6

[50]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86

[51] Seneca. On Anger ：2.33.4

[52] Dio：59.29.9

[53] Dio：59.29.9

[54] Suetonius. Caligula ：41.1. 该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广受质疑，但应该为其辩解，还是假定卡利古拉此举既在打压罗马贵族的威望，也在讽刺奥古斯都遗留的价值观，同时又是在以自己的典型方式放大当年卡普里岛的性游戏？相比之下，后者对我来说似乎更为合理。

[55] Seneca. On Firmness ：18.1

[56] Seneca. On Firmness ：18.2

[57] Dio：59.29.2

[58] Dio：59.25.7

[59] Philo. On the Embassy to Gaius ：338

[60] 不管真相如何，约瑟夫斯如此描述道。约瑟夫斯的记载是目前史学界最详尽且最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的。按照苏埃托尼乌斯（Caligula ：57.4）的叙述版本来看，溅出来的血是红鹤血，而且溅到了卡利古拉本人身上。

[61] 这份记述主要源自Josephus。关于卡利古拉被暗杀这一事件，Josephus有非常充分的史料。Suetonius则给出了两种说法，但只在细枝末节上略微有所差异。其中一种说法是卡利古拉遭受的第一刀是在下巴上。

[62] 这种说法出自Seneca （On Firmness ：18.3）。

[63] Dio：59.29.7

[64]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199

[65] Josephus称，卡桑尼娅在丈夫死后没多久便被杀死了。但据Suetonius记述，卡利古拉遇刺时，卡桑尼娅及其女儿就在他的身旁。两人与他一同丧命。

第六章 农神节快乐！

家族之首

混乱孕育着机会。最清楚这一点的莫过于恺撒家族。自奥古斯都在血腥内战中拔得头筹后，恺撒家族一直枭视狼顾地提防圈外人利用他们的死敌来图谋不轨。可随着卡利古拉被刺身亡，一切似乎悬而未决了。奥古斯都曾在帕拉蒂尼山维护世界和平，但如今这里暴乱四起、混乱丛生。嗜血的日耳曼剑客巡街查巷以寻找着凶手。遇见阿斯普雷纳斯（也就是祭祀时托加袍沾了血的那位元老）时，他们直接砍掉了他的头。另外两位元老也遭到了同等残暴的对待。

看台上流言纷飞，众口纷纭。没有人确切知道卡利古拉是否已经死亡。有消息说死里逃生的他赶到了罗马广场，正在那里鼓动“爱戴皇帝的愚蠢” [1] 平民。元老们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一方面渴望相信卡利古拉的死讯，另一方面又害怕一切只是一场恶作剧。不久，一队日耳曼护卫突然出现，还拿着阿斯普雷纳斯及另外两位被杀元老的人头在元老们面前晃悠，继而又把人头扔在了祭坛上，这更是让他们如坐针毡。好在一位声如洪钟的拍卖商及时赶来，不仅向剧场所有人确认了皇帝的死讯，还强烈要求日耳曼护卫将剑收回，这才避免了一场屠戮的发生。卡利古拉若是还活着肯定会很失望吧。

与此同时，罗马广场上，一些雄心勃勃的元老已经开始思忖卡利古拉被除对于整个元老院的意义。怒气冲冲的人群将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围成一团，要求知道谁杀了他们敬爱的皇帝。瓦列里乌斯安然一笑道：“我只希望是我杀的。” [2] 显然，他对妻子受辱一事仍耿耿于怀。但除了私欲的满足外，当前还有更利害攸关的问题需要考虑。卡利古拉继位者的缺乏使得贵族们面前突然呈现出一幅让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卡利古拉被刺当天下午，罗马广场上挤满了吵闹的抗议者。指派守卫维持秩序的不是皇帝，而是两位罗马执政官。元老们也没有在经过恺撒们改造的元老院内集会，而是在卡庇托尔山山顶那象征罗马庄严历史的朱庇特神庙内集体商讨未来大计。“对于受过德行教育的人而言，能在一个自由国度生活，只听命于自己，且为铸就国家之伟大的法律所管束，哪怕一个小时都够了。” [3] 一位执政官自鸣得意地宣布道。当晚，卡西乌斯·卡瑞亚在向元老院汇报时，郑重地向两位执政官询问了口令，而两人的回复等同于昭示罗马人民古老的政体又回来了：“自由。”

当然，单凭豪言壮语不足以恢复共和国。奥古斯都建立的政权早已在罗马根深蒂固，唯独身处政权中心才能看到它的广度。但元老们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阶层是由法律决定的，他们的舞台也只是公开的集体辩论厅。帕拉蒂尼山上如今人烟稀少，不久前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小巷、走廊和庭院间，皇帝的刺杀者安然无恙地消失了。凯基纳·拉古斯是目前仍住在这里的少数人之一。和梅塞纳斯一样，他是伊特鲁里亚人，与日耳曼尼库斯在莱茵河的副官来自同一个家族。凯基纳府第的花园里种着几棵漂亮的忘忧树，他对此非常自豪，因为在树荫下，他能比任何同僚都更有利地监测到“权力的奥秘（arcana imperii）”。权力的暗流正在翻涌，但卡庇托尔山上的元老们只隐约有所察觉。无论此刻的卡瑞亚可能多么趾高气扬，凯基纳知道，绝大多数禁卫军和共和政权的恢复之间都是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继卡利古拉被谋杀后，他们一直在帕拉蒂尼山追捕凶手，而非与凶手站在同一边。也难怪凯基纳没有加入卡庇托尔山上哗众取宠的元老队伍，而是倾向于玩一场不一样的政治游戏。还有别的更切实的路子可以助他扩大影响力。凯基纳也不是唯一一个猜测罗马未来已定的人。

卡利古拉被杀数月前，曾召见两位禁卫军统帅私谈。这两人与凯基纳都被卡庇托列入了同谋者名单之中。卡利古拉固然不愿相信他们有罪，但仍要求两人作保证。两位禁卫军统领发疯般地向他陈表忠心，最终化险为夷。只不过，这场会谈所引发的猜疑并未烟消云散，两人都很清楚失去卡利古拉的青睐后他们的下场会如何，但也认识到自己及全体禁卫军与恺撒家族的存亡有着怎样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还有什么合适人选可以继承世界大权呢？被流放的小阿格里皮娜之子、日耳曼尼库斯唯一幸存的男性继承人兼奥古斯都家族成员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尚未成年，所以只能另选他人。很明显，这个人必须是奥古斯都家族的成年男性，而且长期备受亲戚们的歧视和贬损，以至于卡利古拉都没动心思除掉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禁卫军统帅们的解决方案不言自明。事实上，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禁卫军的计划不久就传到了卡庇托尔山上还在为共和国未来而辩论的元老耳中。据说，侄子被杀后，克劳狄乌斯一直躲在一块幕布后面。一名匆忙经过的禁卫军看见他露出来的脚后，拉开了幕布。克劳狄乌斯立马下跪求饶，这名士兵却将他扶起，拥他为凯旋将军。当然，很难想象还会有比病弱且身为平民的克劳狄乌斯更不配接受此番大礼的人了。但这并未阻止禁卫军将他塞进轿子，然后绑架到军营里，一齐“授予他最高权力”。 [4] 不管怎样，消息最后传到元老院时，可以预见的是元老们都惊愕万分。两位执政官立刻召见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却用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悔恨的语气回复道，自己被“武力强制拘禁” [5] 了。他是知名学者，很清楚自己的历史。他知道，如果想名正言顺地得到第一公民之位，最稳妥的办法便是一再坚持自己不想成为第一公民。和先前的奥古斯都及提比略一样，克劳狄乌斯一再哀叹自己对最高权力没有任何兴趣——甚至在他正采取各种措施来获取这种权力的时候。共和政体刚恢复一天便彻底覆亡。

第二天清晨，卡利古拉的尸骨依然停放在禁卫军军营。罗马广场上响起了群众要求立新皇的呼声，元老院束手无策，只得同意。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一个流着口水及全身抽搐、从未服过兵役、从血缘及收养关系来看都并非恺撒的人真的是最合适的人选吗？一些不懂游戏规则的元老当即毛遂自荐。前执政官兼著名雄辩家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好歹和奥古斯都家族沾亲带故，因为他和卡利古拉那丢人的小妹尤利娅·莉薇娅曾有过持续近十年的婚姻。第二个人则身处无数张蜘蛛网的中心。安尼乌斯·维尼奇安努斯的身体里流淌着谋逆的血液，充满野心，从姓名上不难发现，他与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是亲戚，同时他也是雷必达的生前好友，又与卡瑞亚熟络。当然，很多人都留意到了他在卡利古拉被害一事前后留下的足迹，而维尼奇安努斯自告奋勇之举对于止息这种流言更是毫无助益。

但罗马人向来不喜欢偷偷摸摸的行事风格；这也是第三名选手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可以作风奢靡之人的身份来竞选的原因。他的地产遍及从意大利到埃及的广大地域；他的花园位于战神广场上方，里面奇花异树争妍斗艳，在全罗马最为著名。他的尊严感符合共和国最高贵的传统，卡利古拉生前还因此故意戏弄他。对贵族圈内那些被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的人而言，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无异于一抹耀眼的颜色，提醒着他们在恺撒们当权前自己的辉煌过去。尽管如此，瓦列里乌斯和当天早上毛遂自荐的其他元老一样，在继承世界大权一事上实际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哪怕他再有魅力、再器宇轩昂，都始终无法弥补这样一个无从避开的缺陷：他不是罗马人，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只是区区高卢人。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取代日耳曼尼库斯的亲兄弟、提比略的亲侄子兼克劳狄家族成员呢？毋庸置疑，1月25日下午，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与卡庇托尔山上的其他元老最终还是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前一天他们还在高谈阔论自由政体的恢复，如今便咬牙切齿地将卡利古拉近来行使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一个自己最不齿的人。此外，他们还授予了此人一个封号：恺撒。在这之前，元老院是没有必要授予第一公民这样的封号的。当天晚上，50岁的克劳狄乌斯走出禁卫军军营，打道返回罗马中心。这个曾被生母描述为“畸形物” [6] 的病弱之人如今就将占领帕拉蒂尼山了，而且是以一个完美且适宜的新名字来占领的：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新皇帝兵行险招，但好在走了一步好棋。自从小时候起，他便一直无法获得对奥古斯都家族其余成员而言理所当然的各种机会。他迷上了赌博，甚至就此撰写了一部专著。但赌博这种不良嗜好无疑只加深了其余成员对他的蔑视，认为他意志薄弱。然而，克劳狄乌斯笑到了最后。虽然总是处于劣势一方，但他懂得怎么把一手烂牌打好。在人生的这个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再次下了赌注，并因此赢得全世界的统治大权。自尤利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以来，罗马还从未发生过这般露骨的军事政变。

克劳狄乌斯展现出了精明慎重、善于经营的一面。但精明慎重之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掩藏自己的精明，克劳狄乌斯自然也不例外。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尚不稳固，不能实施恐怖统治。卡瑞亚已经被处死——毕竟犯下了弑君之罪，其共犯科内利乌斯·萨比努斯也已自杀，但除此以外死亡人数都被维持在最低。元老院内，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尤其那些曾反对克劳狄乌斯成为皇帝的元老。数十年前，元老院曾因奥古斯都“保护公民生命” [7] 的功劳授予其橡叶花环，如今他们又将同样的荣誉授给了克劳狄乌斯。这并非空洞的姿态。经历了卡利古拉的恐吓及羞辱后，元老们很珍惜新皇所展现出的宽厚仁慈。遭受了半辈子冷嘲热讽的克劳狄乌斯对于他人的尊严感感同身受。他虽患有腿疾，但元老们每次向他致敬时，他都会尽可能地起身回礼；有时，年迈的元老无法听清元老院内的谈话内容，克劳狄乌斯便会允许该元老坐在行政长官的专用板凳上。不同于侄子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并不是一个会引火烧身的人。

不过对于自己在元老院中的人气，他没有心存幻想。他对自己安危的顾虑达到了被害妄想症的程度。所接见的任何人都得先经历一番极其仔细的搜身；每次用膳时，他的身边都站着一群士兵。掌权一个月后，他终于首次踏入元老院，但照旧有护卫跟随。克劳狄乌斯知道自己欠禁卫军一个大人情，也不怕承认这一点。他所发行的货币中，一种硬币上便刻着禁卫军军营的图案；还有一种印着他与禁卫军扛旗兵握手的图案。这种友谊是皇帝用重金买下来的。他赐给禁卫军的大笔赏赐，等同于他们年俸的五倍。贿赂痕迹如此明显，其本质几乎无法被掩盖。 [8]

不止如此。自提比略继位后，驻守边疆的军队便将新恺撒上位后的大笔赏赐视作自己理应得到的。克劳狄乌斯无意对抗这一传统，却因此面临巨大的财政难题。即便在帝国鼎盛时期，军队开支都占据了国家年预算的很大比例。“没有军队，就没有和平；而没有军饷，便没有军队。” [9] 但按奥古斯都家族的标准来看，金钱正是克劳狄乌斯一直紧缺的东西。卡利古拉出于贪图享乐等原因，将数以百万计的国家收入挥霍一空，留给叔父克劳狄乌斯的所剩无几。为筹措必要资金来维持元老院正常运作，克劳狄乌斯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如今，获取军队支持所需的资金达到了罗马一整年的税收之高。他要怎样平衡支付呢？

最好的办法是将赌注押在那些掌握了独家知识的人身上。身为赌博老手的克劳狄乌斯对此最清楚不过。没有筹到资金便贸然接受禁卫军的支持，日后肯定免不了出乱子。好在当时他并未做出那样致命的错误判断。克劳狄乌斯既需要士兵的支持，也需要会计官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幸运女神对他十分眷顾。禁卫军统帅并非唯一支持他的人。在当年的那场重大会议上，除这两人外，卡利古拉还召见了另一人并对其严加盘问。盖乌斯·尤利乌斯·卡利斯图斯是罗马职员，他虽非士兵，对政权却同样关键。其余人都忙着在权力的表层争斗，他则主宰着权力背后的秘密运作。他深晓内情，知道恺撒家族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他们的住所再也不是奥古斯都一向佯装的公民私宅，而是不断扩张蔓延、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枢纽。和所有伟大贵族一样，恺撒家族的府第每天门庭若市，请愿者络绎不绝，游客来此访问致敬，贵宾来此赴宴尽兴；但在这片迷宫般的建筑群内，远离接待室和豪华宴会厅的地方，进行着少有人懂的操作。的确，每位元老都需要一位代理人来管理自己的财产，但没有人的资产规模像恺撒的这般庞大。诚然，他的房产、矿藏及仓库——简称可继承财产（patrimonium）——都需要照管，不过那还不是全部。帕拉蒂尼山上的恺撒管理着整个罗马世界的财政：税收、军队支出及一系列造币厂。奥古斯都曾煞有介事地留下国家财政账簿，让提比略在自己死后念给元老院听，但账簿内容都有意被记录得非常模糊：“欲了解详情，可咨询必要官员。” [10] 二十五年后，卡利斯图斯成了掌握这些数据的人，由此知道帕拉蒂尼山上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存放着大量钱币。他的名字出现在卡庇托的名单上后，卡利古拉指控他叛国，于是他面临着和两位禁卫军统帅一样艰难的困境：要么怀揣希望，期盼卡利古拉会相信自己的无罪辩护；要么参与共谋，扶持新恺撒。从克劳狄乌斯能出钱发动政变一事来看，不难猜出卡利斯图斯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克劳狄乌斯的政变结束后，卡利古拉的其他得力助手都被铲除了：从他的看护人到一位密切监视贵族阶级的官员不等——后者每次出现时，都拿着“剑”与“匕首”这两本书。就连两位禁卫军统帅也被及时卸任。但卡利斯图斯还在。克劳狄乌斯政权下的他仍然保有原来侍奉卡利古拉时的位置——权力的中心。和凯基纳·拉古斯（也就是那位在帕拉蒂尼山上拥有一座私宅的元老）一样，他太精明，知识太渊博，也太珍贵，是个不容得被置之一旁的盟友。政变一年后，凯基纳得到了回报，以新皇同僚的身份担任罗马人民的执政官。相比之下，卡利斯图斯却并未被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对外，他的角色仍然比凯基纳卑微许多。凯基纳在扈从护送下阔步穿过罗马广场、进入元老院时，卡利斯图斯则在帕拉蒂尼山上审阅皇帝收到的请愿书，日日案牍劳形。但从许多层面来看，担任皇帝秘书所得到的报酬并不比执政官少。在凯基纳坐拥以忘忧树闻名的花园时，卡利斯图斯斥资用极其昂贵的大理石打造了三十根柱子来装修自己的餐厅。虽然他并非执政官，但审核执政官人选这种事在他看来都算不了什么。“事实上，他拥有的财富与引发的恐惧都空前盛大，以至于他的权力近乎专制。” [11] 然而，这个以“骄横跋扈、滥用职权” [12] 著称的人既非元老，也非骑士，甚至连罗马公民都算不上。诚然，卡利斯图斯帮助推翻了一位皇帝，又控制了外人接近另一位皇帝的渠道，但他最开始其实是罗马社会中最低等的人：奴隶。

他的名字中藏着线索。“卡利斯图斯”在希腊语中意为“绚烂华丽”（gorgeous）。任何自尊自爱的罗马人都绝不会允许别人这样叫自己。但给奴隶取这种名字是一时的风潮，部分是因为它富有异域风情，部分是因为希腊人是最好的奴隶，后一点天下皆知。不过真正的破绽在于卡利斯图斯采用的前两个名字和卡利古拉一模一样：盖乌斯·尤利乌斯。这可以让他脱颖而出，让人一听就明白他是皇帝释放的奴隶，是由奥古斯都解放的自由民（Augusti Libertus）。当然，这样的地位很难被元老看好，但即便最尊贵的罗马贵族都明白，家世门第再也不能决定一切。这也让他们很是痛苦与遗憾。恺撒的青睐或许比家世门第还重要。如今，帕拉蒂尼山上的密室和元老院一样：只要你沿着阶梯往上爬，到达最高处便会有丰厚奖赏。

然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尝试的机会。恺撒的私宅里有一大把奴隶，其中许多人干着最卑微的杂活，其他专职奴隶的晋升前景也并不会好多少。日日夜夜忙着擦皇帝的镜子、整理他的香油，或缝纫华服绝非通往影响力与财富的康庄大道。但若能争取到财务人员的职位便大有希望了。即便在罗马的各个行省，负责处理恺撒账目或以恺撒名义给军队分发钱财的奴隶都得了不少好处。恺撒在高卢行省的会计拥有十六个奴隶，包括一个医生、两个厨子和一个帮他管理金子的人。还有一个在西班牙的管家因为用银盘子吃饭而臭名昭著，他最终变得肥硕无比，被人戏称为“滚圆”（Rotundus）。但在罗马谋事无疑晋升速度最快。在帕拉蒂尼山上，奴隶“常伴恺撒左右，打理恺撒的事务，知悉众神的秘密”， [13] 与所有公民一样有资格探索权力的奥秘。拿捏不当可能会落得跟奥古斯都秘书一样的下场——他被当场抓住售卖主人的信件内容，然后被打断了腿；处理得有技巧则可能像卡利斯图斯一样，既有钱有权、受人敬畏，还获得了自由。

授予奴隶公民身份一直是罗马的神圣传统之一。就连王政时期文治武功均饱受赞颂的倒数第二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据说也出身于奴隶阶级。诚然，喜爱赌博与古代历史的克劳狄乌斯质疑这项传统，并声称塞尔维乌斯在早期并非奴隶，而是名为马斯塔那（Mastarna）的伊特鲁里亚冒险家，但大部分罗马人没有时间去听这类学究气十足的诡辩。塞尔维乌斯的奴隶身份从他的姓名来看不言而喻；再者，他还坚持主张让公民们选择解放的奴隶加入公民行列只会壮大罗马人民，而非削弱其力量。他曾告诉自己的公民同胞，“如果你们舍不得授予他们公民身份，那你们就是傻瓜。如果你们觉得他们不配得到公民权利，那就别让他们得到自由。但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值得尊敬，那为什么要单单因为他们来自异国他乡就选择背弃他们？” [14] 塞尔维乌斯这番话的逻辑无懈可击；于是，在接下来数世纪里，奴隶身份成了贤能之士晋升罗马公民的跳板。公元前2年，罗马通过了一条法律以限制每位公民可以释放的奴隶总数，明确了城市奴隶主一向坚持的指导原则：唯独富有才干的奴隶才有资格加入公民行列。

这也就是说，漫步广场、察看帕拉蒂尼山脚下的那些待售的异国奴隶时，说不定就能看到将大展宏图的明日之星。他们的手脚都缠着镣铐，脚上有白色粉笔标记——这代表他们作为进口物品的身份。“不尝试，便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这是罗马著名智者普布里乌斯·西鲁斯（Publius Syrus）的格言。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普布里乌斯也曾是奴隶，被人戴上锁链从大马士革贩卖到了意大利。但在赢得自由后，他逐渐成了罗马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还被尤利乌斯·恺撒亲自冠以此等荣誉。他的堂弟也有类似的奴隶身份与遭遇，最后成了罗马第一位天文学家。另一位与这两兄弟在同一艘奴隶船上的被释奴最后创建了拉丁语语法学，还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老师。多年来，罗马因大量异域人才的涌现而受益匪浅。正如奥维德所说：“脚部曾被粉笔标记并非罪。” [15]

尽管被释奴无法获得竞选官职的机会，但他们的儿子可以。抓住机会的人不在少数。虽然生为奴隶后代的行政长官通常会尽可能地掩盖自己的卑微门第，但众所周知的是，“无数骑士乃至某些元老都发家于被释奴”。 [16] 奥古斯都虽极力强调不同地位之间的礼仪秩序，却也乐于将几个被释奴的儿子当作朋友看待。韦迪乌斯·波利奥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财政人员，把自家府第装修得奢靡无比。还有人比他更受尊敬，也曾为奥古斯都政权添光加彩。第一公民奥古斯都委以此人歌颂罗马之新生的任务。哪怕死后多年，这位诗人仍然备受爱戴。“我是一个被释奴的儿子。” [17] 无疑，贺拉斯从未打算否认自己的出身。

父亲的悉心栽培和经济支持让贺拉斯拥有了璀璨的人生开端。但在感激父亲培育之恩的同时，恶心感也如影随形。“再好的运气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出身。” [18] 贺拉斯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会像罗马人一样担心奴隶身份可能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衡量一个被释奴所获成就的最稳妥的标准，便是看他是否培养出了一个极度鄙视自己奴隶出身的儿子。或许正因如此，许多被释奴的儿子在拥有自己的奴隶后，都不会对其温和相待，反而以极度残暴而闻名。荒淫无度的韦迪乌斯·波利奥喜欢把笨手笨脚的仆童扔给一群巨大的肉食鳗鱼吃。连奥古斯都听说后都大为震惊。且不论布满残肢断臂的鱼塘究竟是怎样一幅奇景，单是这一事件本身就能彰显奴隶身份的本质所在，不然，被释奴们又怎会如此大费周章地证明自己永远地从中脱离了呢。成为奴隶与死缓无异，这就是法律。尽管正常情况下法律不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但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都可能被合法地施加在奴隶身上。婢女若不小心扯到女主人头发，女主人可能会将发簪戳进她的手臂；侍者若偷吃了宴会的东西，主人会砍掉他的双手，并将其挂在他脖子上。奴隶若是总梦想着跳舞，则会遭受鞭打。主人下手最狠的时候，奴隶的背上会永远地留下一道道交错的疤痕。皮鞭尖端特意装有金属，鞭打时便能深入皮肉。难怪罗马法律会要求奴隶贩卖商汇报哪些“商品”曾试图自杀。奥古斯都在征战西班牙期间曾俘虏了一支部族，但他们不愿被奴役，于是全族自杀身亡。罗马人尊敬那些宁愿自杀也不肯被奴隶的蛮族。同样，反过来看，那些甘愿为奴的人则显示了自己适合为奴的一面。奴隶身份的卑微低下是绝不可能完全被摆脱的。自由仿若光洁无疤的背部，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了。

因此，卡利斯图斯之辈身处权力中心，无疑惹得罗马人心惶惶。众所公认的是，奴隶从骨子里就容易沾染上低贱卑劣的坏习惯。几乎没有奴隶主不抱怨手下奴隶爱撒谎偷盗的。从卡利斯图斯那设备齐全到令人发指的餐厅不难看出，哪怕成了自由民，他那偷偷摸摸的禀性和当奴隶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堆山积海的家财让人看了不只愤怒，而且焦虑。曾经将他卖给卡利古拉的那个奴隶商常常被看见站在他家门口排队乞求恩惠，但每次都被卡利斯图斯拒之门外——这无异于往伤口撒盐。这样的场面提醒着奴隶主们一个少有人思考过的真相：命运是变幻无常的，正如奴隶可以摇身成为自由人，自由人也可能沦为奴隶。“要是你敢，就尽情蔑视他们吧，虽然有一天你很可能会在轻视他们的时候沦落到一样的地步。” [19] 数世纪前，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在主张罗马须接纳被释奴为公民同胞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有多少城邦从奴役走向自由，又从自由滑向了奴役。” [20] 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塞尔维乌斯曾下达规定，让奴隶在十字路口祭典上向神明拉瑞斯献祭，并允许他们在节日期间像自由人一样穿着与活动。那一年的其余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不治乱象。7月初，女奴们穿上女主人最好的衣服，勾引行人与她们野合；12月，随着“农神节快乐”（Io Saturnalia）的呼喊声响起，一场以角色倒置为特色的更狂荡的庆祝活动拉开了帷幕。这一场合允许奴隶放下手边活，享受主人的款待。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年中最好的一天”。 [21] 不过若是每天都像农神节一样的话，哪怕最热衷于聚会的罗马公民也不会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吧。毕竟，基本的礼义廉耻仍需维护，否则谁能说得清一切会在哪个时点终结呢？

近年来太多事情已经在暗示这一问题的答案。内战的一大恐怖之处便是让人们担忧：奴役与自由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甚至正面临威胁。这种界限是铸就罗马人民现今模样的一切事物的根基。目无法纪的被释奴甚至滥用骑士特权，“趾高气扬，高调炫富”； [22]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却在时代的混乱中栽倒在肆无忌惮的奴隶商手里，消失在用锁链捆成的一排排奴隶之间。问题实在太过严重，以至于提比略在首次担任行政长官时，竟因参观意大利上下的奴隶舍房及释放所有被绑架的囚犯而被起诉。当然，奥古斯都带来的世界秩序恢复了公民与奴隶之间的鸿沟；但在那些对自身地位非常敏感的人看来，奥古斯都的政权特质只进一步撕裂了伤口。当然，精于施加最大痛苦的卡利古拉更是给他们来了一记猛击。一位尊贵的前执政官一度当着全部元老的面跪倒在卡利古拉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卡利古拉则像对待奴隶一样，伸出了左脚让其亲吻。同样让他乐不可支的是，在他用餐时，一群德高望重的元老穿着亚麻束腰短衣，从他的头边排到脚边，奴颜婢膝地侍奉他。最可怕的是，卡利古拉授予了奴隶控诉其主人的权利，而许多奴隶也乐于行使此权利。想到家里就有卡利古拉的耳目，哪怕在他们最私密的时刻，哪怕在他们最卑微的奴隶之中，罗马精英阶层简直恐惧到了极点。

克劳狄乌斯也曾遭遇过家奴的重罪指控，而且差点被定罪，所以对元老们的敏感心理感同身受。当上皇帝后，他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将一位出言不逊的奴隶在罗马广场公开处以鞭刑。身为一名常年研习罗马传统的克劳狄，克劳狄乌斯并非革命派，但却有充分理由让卡利斯图斯留在原位。和同阶不一样的是，克劳狄乌斯由于身体残疾，不得不局限于由富有才华的被释奴当差的室内空间，也因此对这些被释奴的能力异常了解。他缺乏理政经验，但决心为这个世界提供高效的管理体制，绝不可能不重视身边的能臣。

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不仅没有打压卡利斯图斯，反而四处搜罗类似的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被释奴来辅佐自己。帕拉斯毛遂自荐。他曾受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东尼娅之托，送信给提比略，由此间接帮助提比略扳倒了塞扬努斯。安东尼娅看在他侍奉周到的份上，死前不久释放了他。帕拉斯拥有超强的管理能力，而且对克劳狄家族忠贞不渝。另一名被释奴也是如此。那喀索斯擅长幕后操作，他获得权力，部分原因是他曾为克劳狄乌斯的奴隶，还有部分是他精于操纵。无疑，在满腹牢骚的外人看来，那喀索斯对克劳狄乌斯有着极度邪恶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新皇就是一个糊里糊涂、轻信于人的傻瓜，和外面的传言毫无二致。但事实恰恰相反，比起批评家们的评说，克劳狄乌斯更在意如何稳固自己的政权。他知道自己统治帕拉蒂尼山并不合法，他能控制这里全是因为他所发动的那场政变；他也知道守住帕拉蒂尼山的最好办法是充分利用它的资源。世界需要良好的治理，克劳狄乌斯也决心供其所需，所以他乐意赋予手下的英才必要的大权。恺撒府第的实质再没有任何遮掩，就是一个真正的宫廷。

纵然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政权实质仍然不变。由于克劳狄乌斯对手下三大被释奴信赖有加，罗马政府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这未能平息帕拉蒂尼山上错综复杂的阴谋与权斗。它们早已融入了这里的生活节律。蝇营狗苟之辈照常活动，只是如今又有大批新掮客加入而已。有些人能充分适应新态势，有些则不能。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很警觉。他圆滑地将帕拉斯及那喀索斯两人的雕像放入了自己的私宅圣龛，因此在克劳狄乌斯政权下的他仍和当年在卡利古拉政权下一样位高权重、备受青睐。另一位元老兼经验丰富的将领西拉努斯则相反，他的能力完全不足以应付帕拉蒂尼山上的派别之争。克劳狄乌斯上台仅一年，他便因政敌算计而被皇帝下令处死了。当然，和其他同类事件一样，个中细节说不清道不明，众所公认的是：天刚破晓，那喀索斯便急急忙忙地跑去求见克劳狄乌斯，声称他梦见主人被西拉努斯杀死了。就是这个梦给西拉努斯带来了致命一击。这一插曲也对外留下了克劳狄乌斯报复心强、轻信于人的印象，加上先前另一桩更具刺激性的事件已经极大削弱了他的权威，他的公众形象更是大打折扣。性、乱伦及流放：掌权还不到一年，新皇帝便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各种各样熟悉的丑闻之中。

和往常一样，丑闻的形成是因为皇帝试图营造家庭和谐的假象。克劳狄乌斯热切地希望树立自己身为奥古斯都家族之首的权威，于是将被卡利古拉流放的两个侄女召回了罗马。但和阿格里皮娜不同，尤利娅·莉薇娅仍旧不知收敛。据传，她回来不久便和一个被誉为“当代最璀璨的青年才俊”（尤其在克劳狄乌斯自己眼里）的男性好上了。这个人名叫塞涅卡，是杰出的雄辩家及知识分子。不过这一细节还并非最具刺激性的。据传，尤利娅的青春魅力令叔父克劳狄乌斯深深着迷，老人家与她共处的时间多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且不论实情如何，仅谣传便能帮她树敌。克劳狄乌斯的妻子瓦莱瑞亚·麦瑟琳娜年轻貌美，牙齿像珍珠一般白皙，而且人脉广博。和尤利娅一样，她也是奥古斯都的后代，且绝不容许对手抢占优势。更糟糕的是，她是多米提娅·雷必达的女儿，而多米提娅的姐姐在卡利古拉流放阿格里皮娜后将小多米提乌斯接过抚养，阿格里皮娜忌惮她与自己争夺儿子的爱，对她深恶痛绝。这样看来，克劳狄乌斯之妻与两个侄女的关系无疑势如水火。尤利娅与塞涅卡的情事传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猜测是麦瑟琳娜泄的密。当然，灾难很快因此降临在了这对有情人身上。塞涅卡被流放科西嘉岛，而尤利娅再次被放逐至一座囚禁岛，而且没多久就饿死了。自那场助他揽权的政变发生一年以来，克劳狄乌斯的所有关乎新开端的言谈似乎都成了空话。

然而，对他声名打击最大的还在后头。政变一年后，克劳狄乌斯仍旧紧张不安。他的治理手段的确远没有卡利古拉那般凶狠残暴，但这丝毫没能打动他的批评者们。一些元老曾在卡利古拉被害身亡当天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克劳狄乌斯的怨恨，如今也仍视他为傻瓜，而克劳狄乌斯听凭一个被释奴授意处死西拉努斯，更是让人们对他的政权前景产生了不祥预感。安尼乌斯·维尼奇安努斯尤其愤愤不平。虽然当年禁卫军大力支持克劳狄乌斯，令他主导世界的抱负泡汤，但他一如既往地缠丝结网、以备谋逆。一年后，公元42年年中，他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巴尔干半岛有两位军队统帅承诺支持他造反起义，罗马也有大量元老及骑士站在他这边。维尼奇安努斯派人给克劳狄乌斯送了一封出言无状的信，要求他赶快退位。克劳狄乌斯读罢惊慌失措，顿觉前景黯淡渺茫。但事实证明，他曾经高价收买军队的举动并非徒劳。巴尔干半岛的士兵拒绝加入造反，其统帅和维尼奇安努斯自杀身亡。其余共谋者犹豫不决，不敢效仿领袖，但最后仍旧羞愧自杀。在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前执政官培图斯了。东窗事发后，他颤抖地拿着剑，却迟迟不敢动手。他的妻子一把将剑夺过砍在自己身上。“培图斯，看见了吗？”她气若游丝地说道，“一点都不痛的。” [23]

培图斯之妻的训诫让人联想到罗马古代女性的英勇精神，让罗马人敬重无比。但这场流产政变的其他方面极为肮脏卑鄙。和提比略最黑暗的统治时期一样，死尸再次被倾倒在杰莫尼亚台阶上，然后被肉钩拖走。元老们再受重创、困顿迷惘，他们的世界似乎再次天翻地覆。有些同谋者出钱贿赂那喀索斯，靠他出手幸而自保。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余人遭受了严刑拷打。克劳狄乌斯的惊惧在此毕露无遗：在调查叛国罪时，法律规定只能对一种人施加酷刑，那便是奴隶。负责套取情报的酷吏都是从私人殡葬行业找来的，他们靠这些兼职来补贴家用。这种人非常擅长用拉肢架将囚犯五马分尸，也懂得怎么把滚烫的金属贴在皮肉上，或挥舞着镶有铁头的皮鞭狠狠抽打。 [24] 这般严酷的刑罚施加在部分元老及骑士身上的同时，也给整个罗马精英阶层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新皇那悦耳动听的仁政之道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他曾公开宣扬要做奥古斯都二代，此刻看来难道不是惺惺作态吗？吃了败仗的元老院开始静养，但并没有忘记这一切。

第一场谋逆带来的震撼渐渐消散，克劳狄乌斯有了喘息的空间。但他同样没有忘记。克劳狄乌斯明白，在位第一年的种种不快很可能对他的声望造成了严重影响，进而会危害他的长期统治。但他没有灰心丧气。他知道恺撒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潜在资源，尽管他年迈体残、广受歧视，但他仍可以大干一场。无论怎样，他依然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

明年，他将让所有人知道自己的厉害。

面包与不列颠人

公元42年，即克劳狄乌斯掌权一年后，罗马的行省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率大军一举跨越了毛里塔尼亚边界。毛里塔尼亚行省与西班牙行省一衣带水，这里的摩尔人以擅长在马背上掷枪且高度注重口腔卫生而闻名，一直以来都生活在罗马的势力范围内，但直到不久前，罗马才突然决定将该民族正式纳为帝国的一部分。毛里塔尼亚有许多让罗马上层人士深深着迷的事物，譬如，元老宽袍上的紫色花边便是用此地出产的染料染制而成的。摩尔人的最后一位国王是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的后裔，与卡利古拉沾亲带故。一次，卡利古拉传召他前往卢迪南，而他穿着一件特别闪亮的斗篷去，抢了卡利古拉的风头，结果被杀害。摩尔人听说国王被处决的消息后怒火中烧，很快，毛里塔尼亚便叛乱四起。

克劳狄乌斯从卡利古拉手里接过毛里塔尼亚这个烂摊子，不希望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下令将该国变成罗马行省。这固然是克劳狄乌斯在重重考虑之下做出的切实的决策，但不尽然。身为学者的他对帝国远疆的兴趣远超乎国政方面。临近海岸的城市里，效仿罗马及亚历山大港的一流建筑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意大利商人常来常往。但这些城市以南却是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那里居住着极度野蛮的部族，他们吃生肉、无所顾忌地饮生奶，此前从未受到罗马的武力侵入。他们的更南方还有一片更奇幻的土地，据传，那里常年云蒸雾罩，当地居民从不做梦。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率军挺进的便是此地：阿特拉斯山脉——“支撑天空的柱子”。 [25]

然而，所谓的传奇山脉根本名不副实。这里并没有常年环绕的云雾，即便在夏季也是雪花纷飞、冰冻三尺，山脉更南方则是一片热浪灼人、黑尘滚滚的沙漠。当地土著活得跟狗没什么区别。不过此次出征并非全然徒劳。据保利努斯汇报，山脉周边的树林遍布自然奇观：叶片上覆盖着一层如丝绸一般的“薄薄的绒毛状丝线” [26] 的参天大树、野象、各色各样的蛇。克劳狄乌斯获悉后龙颜大悦。他的兴趣爱好得到了极大满足。还是个普通公民的时候，由于腿脚残疾无法出门旅游，克劳狄乌斯便曾满怀热情地将动植物的属性抄录成一部全面的地名辞典：帕提亚人在饮品上撒的带有香味的叶子、生于希腊北部但一天内便会死亡的半人半马怪等。成为皇帝后，他可以在一个比先前宽广得多的舞台上展示兴趣爱好了。罗马征服者一向有着将远方动植物带回城的习惯。正因如此，饱受城市烟雾之害的罗马人才能在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的花园里品咂远疆树林的芬芳，同时纵览各种奇花异树。也正因如此，保利努斯发现的各类野兽一直是风靡罗马的娱乐之源。庞培曾让罗马人大开眼界，看到了第一批犀牛，尤利乌斯·恺撒则给罗马人民带来了第一批长颈鹿。奥古斯都大败埃及骑马回城时，曾将一只河马拴在队伍中，而克劳狄乌斯若逢正式场合也可能命人将大象拴在战车边。该类生物都来自非洲，这绝非巧合。因为非洲大陆又被誉为“野兽孕育地”。 [27] 可单单走走过场、让人瞧个新鲜又怎能令人们深切体会到它们的凶残兽性呢？人们也无法体会到将这些猛兽从世界尽头运过来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更具教益，当然也更得人心的做法是将这些猛兽放入斗兽场，与训练有素的猎人搏斗，至死方休。只有到了那时，观众们才能深切体会到保利努斯这样的罗马使节在驯服一片遍布狮子与鳄鱼的土地时，是在为罗马人民开创怎样的丰功伟绩。只有到了那时，他们才会认可克劳狄乌斯·恺撒为平定世界、号令全球所承担的艰巨任务。

但制服野兽并非衡量罗马伟大的唯一标准。保利努斯在毛里塔尼亚遇到的艰难挑战比起世界另一端的还算不了什么。罗马船只从未在北海那波澜起伏的水面上航行过，也没人确切知道那些水域里潜伏着什么。倒是旅人们间或提到过有几座小岛，上面住着异常野蛮的部族，有的长着一双马蹄，有的耳朵巨大，能把整个赤裸裸的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更北部便是一片神秘的冰冻之海——图勒（Thule）。北海的狂野与蛮荒尤其引发了克劳狄乌斯的共鸣，因为公元前12年，他的父亲成为第一个在此航行的罗马统帅；二十八年后，他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也照做了。从那以来再没有罗马将领率舰队横渡这片水域，此刻的克劳狄乌斯终于有机会追随先父和哥哥的足迹，但他的雄心壮志不止于探索。是的，他虽然是个瘸子，而且人生前五十四年里都只是一介平民，但他要开拓一项比前人更伟大的功绩：完成尤利乌斯·恺撒尚未完成的征服大业。现在，不仅是时候横渡北海了，而且还应借此打下一个行省：为罗马人赢得不列颠岛。

公元43年初夏，克劳狄乌斯领兵进军不列颠。选择这时候出击是有原因的：形势对罗马出奇有利。不列颠岛正处在王朝更迭中。卡图维劳尼部落的酋长库诺贝林刚刚去世，土地留待两个儿子割分，而且其南岸邻国的党派之争太过严重，连国王都转向罗马人寻求避难。同一时间，英吉利海峡另一边却提早做好了水陆攻击的准备。布洛涅港内，一支足以运输四支罗马军团的舰队正等候命令，准备扬帆起航。这里的士兵见证了布洛涅港数年以来的前瞻性筹划。卡利古拉曾命人在此修建了一座约200英尺高的灯塔，可照亮整条渡海航线。而他当年出征北部，其实也并非批评家们指控的那样，只是单纯地信马由缰、胡作非为。正是因为他当初下令征募了两支军队，如今克劳狄乌斯在攻打不列颠时，手中兵力雄厚，不必以削弱当地防守的代价从莱茵河临时调兵遣将。此时的莱茵河亦是风平浪静。加尔巴大战告捷。克劳狄乌斯作为统帅，被授予了凯旋式的荣耀。此外，罗马还彻底摧毁了两个更桀骜不驯的部族。加上找回了被阿米尼乌斯军队夺去的鹰旗，胜利的光辉更添神采。再也想不到比这更好的征兆了。

但当真如此吗？对于驻扎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军队而言，但凡所有能勾起他们对瓦卢斯悲惨下场的回忆的事物，都容易让他们深感不安。被困在莱茵河对岸的下场已经够惨了，若是被困英吉利海峡对岸，他们的结局又会惨多少倍呢？很少人对不列颠有深入了解，但仅有的一点认知已经令他们十分反感了。只能说，不列颠土著比日耳曼人还要野蛮。男性身涂蓝漆，共享妻室，上唇部蓄有胡须，显得矫揉造作至极，拉丁语中甚至找不出相应词来形容他们。女性也好不到哪儿去，据传，她们会将身体涂成黑色，有时甚至光着身子到处行走。毫无疑问，一个有着这种不堪传统的蛮族肯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恰如日耳曼人会在湿漉漉的丛林深处举行杀人典礼一样，不列颠祭司据说也会在遍布槲寄生的小树林里举行人祭或吃食人肉。这些祭司又称“德鲁伊”（Druids），曾像害虫般大批出没于高卢，直到提比略下令发兵镇压才在高卢绝迹；但在罗马法律难以触及的北海对面，他们仍在肆虐地壮大。“不列颠至今仍笼罩在魔法的阴影之下。” [28] 难怪在上级下令向这片巫术盛行、威胁重重的土地进发后，不少士兵脸色煞白。没过多久，他们的低声怨言便转化为明目张胆的反抗。军队开始放下武器，斩钉截铁地拒绝登船。

那喀索斯挺身而出，训斥士兵们此举有违军人职责。他是克劳狄乌斯派来打头阵的。在确认攻战胜利前，克劳狄乌斯并不打算涉险进入不列颠。但很快，士兵们此起彼伏的奚落声淹没了那喀索斯的演讲声。全军情绪越发恶劣，似乎军纪全无。这时，其中一位士兵突然大喊“农神节快乐！”，其余士兵顿时开怀大笑。军营上下全回荡着“农神节快乐”的呼喊声。节日的气氛就在这一瞬间涌现。暴力冲突的威胁得以瓦解，军队也恢复了良好秩序。士兵们兴高采烈地登上船，像是去庆祝节日似的。而且从这时候起也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军心的意外。旅途一帆风顺，全按计划者的期望进行。海面风平浪静。罗马军队顺利抢占了三个据点，两次大败不列颠人，而且两位卡图维劳尼酋长中的一位也战死了。诚然，罗马还远远没有粉碎当地部落的反抗。库诺贝林的儿子、狡猾而不知疲倦的勇士卡拉塔库斯仍然在逃，而且不列颠岛北部及西部还居住着一些几乎从未听说过罗马的部族，在那里连陶土罐都算稀品，遑论货币或美酒佳酿。但如今军队已经顺利拿下泰晤士河的一处渡口，而且还在河的北岸修建了军营，是时候派人去迎接统帅克劳狄乌斯了。给卡图维劳尼部族带来最后一击并接受他们正式投降的荣耀只属于他一个人。

克劳狄乌斯虽然跛足，但仍有值得称道的征服者的特质。他身材高大魁梧，头发花白，五官立体分明，符合罗马人心中典型的政客形象。每当他坐着或站着不动时，便会展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凯旋将军的气派。他年轻时，哥哥日耳曼尼库斯扮演着战争英雄的角色，他自己却只能被困在书房；现在，克劳狄乌斯梦寐以求的领兵作战机会终于来了。他没有浪费这个天赐良机，以罗马威仪之化身的身份行进在军队前方，震得卡图维劳尼人的军队瓦解溃散。他沿泰晤士河河口北岸进军卡图维劳尼人的都城卡姆罗多努（Camulodunum），一路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卡姆罗多努城内零零落落地散布着些许堤坝和围屋，且仅由几座粗制滥造的堡垒和一群士气低迷的不列颠驻军守卫，没多久便被罗马军队攻陷。克劳狄乌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入城，终于可以向外合法声称：自己践行着家族最高贵最英勇的传统。他的声望如今比德鲁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散播得还广。卡姆罗多努被攻陷不久后，克劳狄乌斯的营地里来了许多不列颠酋长，其中一位是奥克尼群岛（Orkneys）的国王。奥克尼地区共有三十座小岛，远在不列颠北部，因此冬天长夜绵绵，几乎没有白昼可言。 [29] 这样的异邦人物前来投降，无疑让克劳狄乌斯明白，自己已经实现了此次出征的远大抱负。“海洋已被罗马跨越，而且实际上也被罗马征服了。” [30]

登陆不列颠岛十六天后，皇帝返回了罗马。他没必要再在一片阴冷潮湿、缺乏便利设施的边界地逗留。就让下属们继续追捕卡拉塔库斯、攻击山丘上的堡垒、平定整座不列颠岛吧。克劳狄乌斯已经完成了计划。毕竟，不列颠人从来都不是他的主要目标。一直以来，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别的对手。给他的安危带来最大威胁的不是卡拉塔库斯，而是罗马的贵族同僚。他是一个饶有经验的赌客，在决定离开罗马六个月前就事先权衡了利弊。虽然维尼奇安努斯及其同犯已死，但叛乱的余烬仍然没有被完全扑灭。在克劳狄乌斯启程前不久，一名骑士被控谋逆，被扔下了卡庇托尔山。接着罗马城内天有异象，一只大雕飞进了朱庇特神庙的圣殿。毫无疑问，在动身出征不列颠前，克劳狄乌斯竭力采取了各种措施严加防范。他将都城的政务托付给忠心不二的宠臣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料理。同时，那些较难驯服的元老则被授予了陪同恺撒前往不列颠的至高殊荣，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与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两人都曾为罗马最高权力争夺过。随着如今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还有谁有希望、有胜算将最高统治权从他手中夺去呢？克劳狄乌斯的赫赫战功彪炳天下。在科西嘉岛，被流放的塞涅卡非常希望皇帝能让他回家，高赞皇帝为“全人类的慰藉”。 [31] 在希腊科林斯湾，皇帝的胜利引来了狂热的倾慕者。在爱琴海远岸，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城内塑造了一座栩栩如生的浮雕，其中不列颠人被描绘为可怜的光着胸脯的美人，被肌肉发达、魁伟雄壮的克劳狄乌斯摔倒在地。这个大半辈子都为自家人所不齿的时常抽搐、流口水的瘸子，如今在边疆之民的想象中变得异常神采飞扬：化身为征服世界的性神。

当然，克劳狄乌斯的胜利在罗马引发的反响最为激烈。元老院对皇帝的期望心知肚明，于是投票授予了他一系列荣誉：一场凯旋式、大量雕像、一座尤其闪亮的凯旋门。他的家人也跟着沾了光。和先前的莉薇娅一样，麦瑟琳娜被授予了乘坐双轮马车在罗马出行的权利。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也被授予了“不列颠尼库斯”的名字。这对克劳狄乌斯而言预示着大好前景。因为他一向明白，自己并非奥古斯都的后裔。前一年，他为祖母莉薇娅力争到了提比略与卡利古拉忘记授予她的殊荣，由此确立了自己身为神明之孙的地位。但单靠着眼过去来寻求统治合法性还不够。克劳狄乌斯知道，自己同样需要着眼未来。在侍臣们的粉饰作用下，他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为自己的王朝奠定了一定基础。

皇帝克劳狄乌斯是历史学家，热衷于于研习过去之事。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罗马人民将他视作一个伟大的人。在这一点上，奥古斯都必定是他的绝佳榜样（他曾以奥古斯都的名字起誓）。但和提比略一样，克劳狄乌斯痴恋于罗马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故事。共和时期的英雄美德及价值观从来都令他深受触动。他既是研究古文物的学者，又是一名克劳狄，自觉与奥古斯都时期之前那传承了好几个世纪的传统有着深厚联系。对于克劳狄乌斯这样的人来说，进攻不列颠时，那里的兵车、土屋及鬼影出没的丛林无不让他联想到罗马建立之初的情形。他仿若穿越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凝视着公民们在玛尔斯广场聚集，继而奔赴前线去攻打仅几英里开外的城市。因此，他决心再在玛尔斯广场上演一出军队攻克卡姆罗多努的剧，哪怕短兵相接的悲壮场面只能在大理石、喷泉及凉亭之间呈现一天也行。

公元51年，克劳狄乌斯迎来了一个更耀眼的机会，他得以扮演史书中的英雄角色。卡拉塔库斯在历经一系列垂死顽抗后，被一位敌对酋长俘虏并卖给了入侵不列颠的罗马人。这些罗马人则将他手脚并缚地押回了罗马举街游行。也是在罗马，他的贵族气质惹得众人歆羡。全罗马的目光此刻聚焦在克劳狄乌斯身上，而屡屡以史为鉴的克劳狄乌斯完全知道在这种场合下该怎么做。很久以前，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曾俘虏了一名非洲国王，并命人押着他参加了自己的凯旋式。待凯旋式结束后，西庇阿又下令释放了他。这其实是在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对方施舍恩惠。如今的克劳狄乌斯顺应民心，也做了同样的事。他命人砍掉了这位不列颠国王身上的枷锁。于是，卡拉塔库斯一边以自由之身在罗马徘徊，一边凝视着这个将自己打败的民族，然后不自觉地扮演起克劳狄乌斯在这出戏剧中专为他设计的角色：不解罗马人为何想征服自己那片寒酸落后的土地的国王。众所公认，这就像那些鼓舞人心的故事中才有的桥段。元老院也对克劳狄乌斯盛赞有加。“他的荣耀堪比任何曾将被俘的异国君王带到罗马人民跟前的人物。” [32]

精明如克劳狄乌斯，怎么可能轻易被元老院的这番热情打动？他深知元老院对自己憎恨未消，但对城市历史如数家珍的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元老院并不代表罗马。提比略在世时一味注重对传统的延续，结果留下了轻视平民的恶名，而身为侄子的克劳狄乌斯对平民爱护有加。多年的历史积淀让克劳狄乌斯明白，罗马共和国的许多伟大成就不仅归功于元老院，还同样归功于罗马人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捕获卡拉塔库斯一年前，克劳狄乌斯会利用自己在不列颠的战功来造势。自罗慕路斯犁出“圣界墙”以来，罗马的神圣边界经过数世纪的征服者之手，不断向外延展；而按照传统，只有那些给城市添砖加瓦的风云人物，才能被允许这样做。这一主张是克劳狄乌斯在面向全体元老院讲话时提出来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史料的研究充分透彻，怎敢加以驳斥？ [33] 自罗慕路斯在建城之战中战胜雷穆斯以来，阿文蒂尼山在八百年的岁月中一直处在“圣界墙”以外，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在新皇克劳狄乌斯的命令下，边界石开始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将阿文蒂尼山坡渐渐包围，由此昭示：阿文蒂尼山和帕拉蒂尼山在罗马城内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早在提比略时期，塞扬努斯就曾试图讨取阿文蒂尼山居民的欢心，但最终只是推动了他自身的灭亡。可十七年后的今天，克劳狄乌斯丝毫不以讨好民众为耻。无疑，克劳狄乌斯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他很清楚阿文蒂尼山上的利柏耳神庙代表着什么——它纪念的是共和国建立最初数十年间平民所取得的阶级胜利，还象征着平民政治权利的确立。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皇帝的特权，时不时地提醒着人们：他拥有保民官大权。是的，他不仅是征服者，而且还是人民之友。

而且在他本人看来，这并非与克劳狄家族历来的风格背道而驰。和冷酷傲慢的伯父提比略不同，克劳狄乌斯并未将家族传统视作肆意轻视平民利益的资本。恰恰相反。斥巨资大兴土木以造福全体公民，本就是一种珍贵且庄严的贵族传统。不然的话，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明明在侍奉共和国期间赢得了数不胜数的战利品，又为何要将其悉数散尽，只为了修一条路呢？像法老一般在虚有其表的建筑上挥金如土，这种想法在罗马式准则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哪怕数世纪蹉跎而过，罗马人却仍旧可以自豪地宣称：罗马的绚丽建筑与异国城市的不同，都有切切实实的用处。“比某些毫无意义的金字塔不知强了多少倍。” [34] 对过去艰苦岁月有所了解的克劳狄乌斯对此当然十分赞同。他无比敬重公民同胞们奉行的传统价值观，绝不愿在那些不符合他们长期利益的项目上浪费金钱。上位之初赏给军队的大笔贿赂已经作罢，现今他决心更加合理有效地支配金钱，达到物尽其用。从不列颠抢夺来的战利品给他带来了不少帮助，而帕拉斯的聪明才智也发挥了不少作用。这个被释奴虽广招憎恨，被斥为粗俗的暴发户，但算账能力无可挑剔。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和前一位皇帝卡利古拉不同，克劳狄乌斯并未因征收苛捐杂税而遭受憎恨；二是和先前一样，他仍能大力投资罗马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罗马这样的城市里，最稳妥的就业机会一直来源于土木工程。因此，相比于卡利古拉胡乱的散钱方式，克劳狄乌斯的举措无疑能为人民提供更为可靠的收入来源。但克劳狄乌斯所开展工程的主要重心是在都城罗马外很远的地方。当然，这并非因为奥古斯都将整座城市翻修了一番后，罗马就美得无与伦比，不再需要任何修缮了。相反，乌烟瘴气、杂乱无章的贫民窟内的人口仍在扩张。在那些居住于通风别墅的富人的眼里，贫民窟“如同粪便与其他废物的排泄地，狭小而晦暗”， [35] 也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才决定将这些秽物冲走。他是个狂热的水力学学者，撰写过大量有关美索不达米亚洪涝的文章；同时，身为历史学者的他也会借鉴先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家族中的许多人，从卡利古拉一直上溯到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都曾敕令修建水道。不过，克劳狄乌斯命令修建的这对排水管道，其规模之大，是任何一位前人都没有建成过的。两条水道绵延数英里长，横跨深谷，穿梭于深山之间，输送的水量几乎相当于原先罗马中心的供水量。铅制管道蔓延至城内各处，给一座座喷泉注入水源，继而给全城带来了远方山峦的清凉气息。连最鄙陋的角落也不例外——哪怕这些杂乱的巷道内，废物与粪便堆了满地。虽然最先下令修建这两条水道的人是卡利古拉，但水道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克劳狄乌斯一个人的功劳。在都城入口处，两条管道从一大片田野上穿过，高耸的拱顶与独特的石雕工艺相得益彰，没有流露一丝一毫的孱弱，纯粹是粗野的原始风格，仿若是从罗马昔日岁月的基岩中劈砍出来的。“谁能否认这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奇迹？” [36] 愤愤不平的元老们可能会，但平民们绝不会，因为平民们明白，克劳狄乌斯是真正在以平民领袖的身份来履行他对他们的职责。

当然，这些职责已经不再是阿文蒂尼山上利柏耳神庙所象征的远古职责了。平民们义愤填膺地争夺政治权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如今的罗马贫民窟内也没有几人会极度怀念那逝去的时光。毕竟，平民选举从来就改变不了什么，又何必瞎折腾、瞎掺和？也正因如此，当年卡利古拉宣布恢复人民的基本权利时，只等来了几声冷漠的呵欠。该律令也在不久后被低调废除。所有人都明白：今日不同往日。罗马城是那样的庞大，许多人终其一生连玉米地也没见过。可要知道，这些玉米地的收成至今仍不见好转。对穷人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饥荒，而只有恺撒能给他们这样的保证。克劳狄乌斯身上肩负着让公民同胞吃饱饭的重任。他何尝不清楚，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任务，在后三头同盟执政的黑暗岁月里，就连奥古斯都都差点被饥肠辘辘的暴民撕成碎片。但赈灾与修建排水管道一样，都显示出：皇帝所承担的职责是庄严的。罗马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保民官都曾为供养人民挺身而出。公元前123年，盖乌斯·格拉古最先立法为人民买面包提供津贴。六十五年后，克洛狄乌斯又开始推行政策给每位公民免费发放食物。奥古斯都私下并不赞成这种发放赈济物的做法，担心这会侵蚀罗马人民的坚定品格，使之丧失勤恳踏实的禀性，但自始至终也没有废除该律法。毕竟，对于普通百姓与第一公民的纽带而言，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深得民心了。平民们重视这项政策，不单是因为它能让他们饱肚，还因为它是他们公民地位的表达和象征。“不论品格正直与否，只要享有公民身份便能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救济。无论人格好坏，在这一点上都不会有差别。” [37] 普天之下只有罗马的恺撒会给城中全体公民发放谷物；然而，在都城各色各样的群体中，唯独公民才有资格领取这些赈济物。如果说穷人单单因为贫穷就该得到施舍，那绝对是异想天开。罗马社会公认，人之所以饱受贫穷的折磨，只能是因为活该。譬如，犹地亚有一年遭受了异常严重的饥荒，物资极度短缺，当地饥民甚至以为发生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饥荒”。 [38] 可哪怕到了这份上，克劳狄乌斯也没有采取任何解囊相助的举动。毕竟，他对区区行省小民负有什么责任呢？然而对于公民同胞，他自认为有义务去关照，所以刚当上皇帝不久，他就开始沉迷于解决罗马的谷物供应问题了。

自他揽政之前的那个夏天起，罗马的谷物供应就已经出现了危机。这都是侄子卡利古拉最盛大浮夸的那场表演所带来的后遗症。当然，若没有船，卡利古拉绝无可能顺利地催鞭渡海；可同样，若没有船，罗马也无法从国外运进粮食。罗马城的胃是个无底洞，意大利农民再怎么忙死累活，也无法将它填饱。也正因如此，从埃及到毛里塔尼亚，辽阔万里的非洲田野被尽数用来耕种，以满足帝国都城罗马的口腹之欲。每年夏天，一艘艘巨大的货船悠悠驶向那不勒斯湾——普特奥利是距离罗马最近的港口，水域深度也足以承载体积庞大的罗马船只。当年卡利古拉从巴亚跨马抵达的正是此地。货船抵达普特奥利港口后，旅程相应进入了新航段：每年会有50万吨粮食被装入较小的船中，逆流来到台伯河口岸。 [39] 那里的盐滩与湿地之间坐落着奥斯提亚港口，再往前便是绵延16英里的码头，一路直抵罗马城。这些码头附近分布着一座接一座的巨大货栈，每栋建筑的窗户都被设置得特别高，窄若细缝，远远望去这些货栈就如同一排堡垒。由于将粮食从普特奥利港口安全送达货仓的这一路上实在有太多潜在风险，因此，在解决完粮食供应的燃眉之急后，克劳狄乌斯决定尝试一条更适合罗马人民之伟大及雄心的运输途径。他既胆壮心雄，又诚恳严肃；既痴迷于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也不放过每个细枝末节；既做好了监督泥泞河畔改造计划的准备，也做好了指挥海床清理工作的准备。是的，他力争完成一项堪比征服不列颠的雄伟大业。工程师们获悉他打算在奥斯提亚建立一座深海港口时，骇然劝阻，“告诉他想都别想”， [40] 但克劳狄乌斯直接无视了他们的警告。要知道，他可是堂堂恺撒。只要改造大地与大海的事业能为罗马人民带来好处，他便在所不辞。

还在他忙着准备进攻不列颠时，这项工程就已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克劳狄乌斯本人还常常前往工地视察。一天，突然有消息称：他在工地遭遇埋伏被杀了。没曾想罗马城内大有人信。悲愤交加的平民们纷纷问责于元老院，若非演讲台上急忙发布通告肃清流言，确认万事无恙，罗马保不齐会天下大乱。的确，在许多元老眼里，克劳狄乌斯不过一介荒谬凶恶之人，但罗马人民更了解实况。他们对他的忠诚全部来源于他对平民利益的切身关心。这也彰显出：为皇者即便缺乏魅力，也仍有机会赢取民心。卡利古拉在修建私人竞技赛道时，特意从埃及运进一座方尖石塔加以装饰；但克劳狄乌斯却命人把当初将石塔运进台伯河口岸的那艘船拖走，继而将其沉入水中，用作港口灯塔的基底。除此以外，他还敕令修建防波堤、一条直通灯塔的堤道，以及所有一流港口所需的配套设施。如此丰功伟绩就发生在都城门口，无不让罗马人民联想到一切造就现今罗马空前影响力的事物：决策的绝对中心化、对世界资源的掌控、对全球的统治支配。这一点，就连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昂然扎进的阴影之地内的那些怪物，譬如大象和蛇等，都不得不承认。当半完工的港口游进一条鲸鱼时，克劳狄乌斯当即命令一队禁卫军从船上与鲸鱼对战。由此来看，不难想到他为何会难以离开施工现场了。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让他扮演他一直渴望成为的那种统治者；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让他欢乐地感受到身为恺撒的意义所在。

只是，奥斯提亚港口在吸引他远离罗马的同时，也令他忽略了家族事务。公元48年某天，克劳狄乌斯正在台伯河口岸视察工程进度，突然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请求。请求进见他的女人名为卡尔普尔尼亚，是他的一名小妾，也是他最爱的床头伴侣之一。自然，他同意了对方的请求。而卡尔普尔尼亚来到皇帝跟前后却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几乎与他本人无异。好在最后，她终于鼓足勇气，向皇帝透露了她所要汇报的消息。

克劳狄乌斯·恺撒一边听着，一边惊惧地发现，自己的公众形象已经被人塑造成了政敌口中的那种傻瓜。

比男性更致命

如何博得皇帝注意是一门独到的艺术。

卡尔普尔尼亚进见克劳狄乌斯时，身边还有另一位姬妾陪同。克劳狄乌斯只爱红装美人的癖好众所皆知，因此那些渴望在皇帝耳边吹吹风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来投机取巧。他对男性缺乏显而易见的性趣，这就跟他觉得吃饭时可以无拘无束地放屁，或非得在拉丁字母表上加三个新字母一样，显得格格不入。当然，这倒不是说罗马人强烈反对这些癖好。毕竟大千世界，各有不同。有人偏爱金发碧眼的尤物，也有人只钟情于黑发秀美的佳丽；同样的道理，这世上总有少部分人是纯粹的异性恋，也总有少部分人是十足的同性恋。 [41] 譬如，加尔巴便与克劳狄乌斯截然相反。他只喜欢“肌肉壮实的成熟男人”， [42] 不过这丝毫不损害他英勇正气的男子汉形象。饱经沙场磨砺的他知道如何掌握主动、直捣黄龙，并占为己有。

毫无疑问，这也是每个罗马公民在性爱时要承担的必要责任。最有悖罗马性文化者，莫过于臭名昭著的贺斯丢斯·夸德拉，为求一时快感而甘为人下。须知神祇将女性的身体塑造成现今模样，无不是为了承受男性之“利剑”的戳插；不过男性的身体同样不乏可供性伴侣攻城略地的缺口。在肛交或口交中处于被动方的公民蒙受着双倍耻辱。这不光是因为他在此情境中扮演着女方角色（虽然这已经足够糟糕了），还因为他也同时扮演着奴隶角色。因为罗马的自由民，不论性别，但凡身体发肤受到一丁点侵犯，都可视对方犯下重罪进行申诉。反而言之，奴隶的职责则在于满足主人的所有性需求。事实上，这也很可能是某些为奴者的主要职责。油光水滑的长发净面小生是任何罗马时髦晚会上都少不了的装饰，若是双胞胎便更妙不过了。奥古斯都时代还曾有一位元老不顾教化礼仪，让女奴赤身裸体地侍奉自己。也正因上述种种，罗马奴隶圈内有着一个公认的事实：强奸和体罚一样，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人不会仁慈地对待奴隶。譬如，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疯狂地恋上自己的女奴后，不仅释放了她，还将她的唾液与蜂蜜混合在一起治疗喉疾。但这种情况属于例外。通常而言，主人有权将自己的性欲发泄在奴隶身上，这就像擤鼻涕、上厕所一样正常。一言以蔽之，所有权带来了优越性：“奴隶不得有羞耻感。” [43]

只可惜，在此时的罗马城内，连元老阶级都饱受肢刑架与鞭笞的折磨，自由又从何谈起？其中透露出的寓意，哪怕是最德隆望尊的公民也会不寒而栗。公元47年，也就是卡尔普尔尼亚来到奥斯提亚进见克劳狄乌斯一年前，罗马元老院内最魅力非凡的那颗璀璨明星陨灭了。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被控犯下多桩罪行，在巴亚的度假别墅被捕，继而被五花大绑地押运回了罗马。起诉者是日耳曼尼库斯曾经的副官普布利乌斯·苏利乌斯·鲁弗斯，他为人既钻营取巧又冷酷无情，诡辩才能非凡，能将敌人击得落花流水。当然，在亚细亚提库斯的私人审判会上，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克劳狄乌斯与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皆出席了这场审判。会上，苏利乌斯悉数痛陈亚细亚提库斯所犯的各项罪状，最后又额外控诉他性变态：像“女人一样柔弱、任人予取予求”。 [44] 囚犯亚细亚提库斯原本一直默不作声，听见此番诽谤后实在不堪忍受，于是叫喊道：“苏利乌斯，去问问你的儿子们吧，他们会证明我是个男人。”这不单单是亚细亚提库斯气急败坏之下对苏利乌斯的绝地反击（毕竟，他曾让后者的儿子们像女人一样伏在自己身下），更是对罗马政治秩序的嘲讽，正是因为这秩序已经从里腐朽到外，苏利乌斯这种人才有机会获得权力。后来，亚细亚提库斯被判死刑，经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建议，他可自行选择死法。此时的亚细亚提库斯更是无所顾忌地将自己对克劳狄乌斯政权的蔑视展露无遗。他宣称，自己宁愿死在提比略或卡利古拉手里，也绝不愿死在维特里乌斯吐出的几句论断之下，要知道，维特里乌斯的嘴之所以那么油滑且充满恶臭，全是长期吸吮阳器造成的。接着，在确保自己的尸首火化时不会烧到花园的奇花异树后，他选择了割脉自杀。

通过这种选择，亚细亚提库斯毅然决然地维护了自己的男子气概。但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有别的死法可选以保全公民尊严。不难发现，终日担惊受怕的克劳狄乌斯本就不想让亚细亚提库斯存活于世，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内容。元老们以往就觉得皇帝精神不太健全，如今更是在亚细亚提库斯的命运中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最阴暗的疑虑得到了应验：皇帝克劳狄乌斯当真是一个轻信于人、受变态狂摆弄的傀儡；而且更糟的是，“他受奴隶及女人摆布的情况，比同辈中任何一人都更为显著”。 [45] 当然，至于谁才是导致亚细亚提库斯灭亡的罪魁祸首，全罗马心知肚明。麦瑟琳娜对他的花园觊觎多时，早就想占为己有了。更过分的是：亚细亚提库斯的死，还是为了满足麦瑟琳娜对麦尼斯特的渴求。麦尼斯特原是卡利古拉的情人，也是罗马最著名的演员，据说同时与麦瑟琳娜和另一个地位同等尊贵的美人——波培娅·萨比娜有着不清不楚的干系。起诉亚细亚提库斯对麦瑟琳娜而言无异于一石二鸟。因为在亚细亚提库斯所遭受的一系列指控中，其中一项便是与波培娅暗通款曲。麦瑟琳娜不仅没有谨慎地退居幕后，反而亲自出席了亚细亚提库斯的私人审判会。甚至在亚细亚提库斯被判决之际，她还命人欺辱情敌波培娅，逼迫对方自杀就范。简而言之，没什么能比这更肮脏卑鄙、有失颜面的了。一位曾立志统治世界的显赫元老，竟这样沦为一区区小妇嫉妒心的祭品。

“屈从于女人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 [46] 奥维德的格言总是被罗马道德学家奉为不易之论。可以肯定的是，神意决定了男性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床上都要占据上风，也几乎没有人对此产生过质疑。“一个女性篡夺男性特权的国家是不幸的，无论是在元老院、军队，还是在行政阶层，皆是如此！” [47] 牝鸡司晨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在此时的罗马，女性围绕一名戏子所展开的情爱纠葛似乎导致一位历任两届执政官的元老被毁，某些地方肯定出了大问题。身家显赫的女性或许会代表家族男性施加影响力，这固然是一回事；但若女性大肆卖弄自己的权力与财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初的莉薇娅，在升天化神、与奥古斯都在神界王座上并排而坐之前，无论风言风语怎么传，总是刻意收敛锋芒、暗度陈仓。毋庸置疑的是，她从未想过将丈夫当傻子一样耍弄。可麦瑟琳娜不是这么做的——假如那些甚嚣尘上的流言值得相信的话。波培娅·萨比娜自杀数天后，克劳狄乌斯邀请她丈夫共进晚宴，并询问他妻子波培娅去哪里了。得知波培娅已死后，克劳狄乌斯神色间一片疑惑。在那些鄙视皇帝的人看来，这一插曲似乎显示出：麦瑟琳娜已经完全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他轻信于人又愚蠢糊涂，将一个个显要人物都送到了她的手中。执政官、禁卫军统领、提比略的孙女，一一死于她的阴谋伎俩。惜命如金的人纷纷对她阿谀奉承。墙头草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甚至还求着为她脱鞋，“在脱掉她的右拖鞋后，他赶紧将它藏在自己的托加袍和束腰外衣之间，并一直随身带着这只小鞋，而且还时不时亲吻它”。 [48] 这不仅是自取其辱，更是娘娘腔至极。

事实上，或许正因如此，这一行为还显得有些色情。奥维德若是在世，看见前叙利亚总督对女人的拖鞋吻个不停的话，肯定不会过度惊讶。他一向喜欢探索罗马礼仪规矩的种种矛盾性。

别害臊（虽然挺可耻的，不过这也正是趣味所在）

像奴隶一样，手里拿面镜子吧。 [49]

和通奸偷情一样，角色倒置也是如此：禁忌越严，打破禁忌所带来的快感也就越大。对男性来说，总是需要采取攻势、迫使女性臣服的压力抹杀了所有乐趣。贤良淑德的妇人在行房事时，就应消极地躺在床上，由性伴侣来引领，这是罗马道德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却未能阻止某些胆大过人的女性像男性一样先扭动起来，以增添情趣。虽然这种举动骇人听闻，而且对所有自尊自爱的罗马公民而言，都不免煞了他们的雄威，但性伴侣在自己身上扭动双腿、摩擦臀部，或吸吮舔舐自己的阳具时，男性也总能得到一些无可否认的补偿。诚然，一个女性在性爱中扮演起男性的猛攻角色，这种可能性会令任何自重的公民都惊惶不安；但也很少有这般离经叛道之事能让人快意丛生。麦瑟琳娜这样的野心勃勃、嗜血毒辣的女人既让人敬畏，又惹人遐想连篇。年轻美艳又危险的她就是色情文化的代表人物。

恺撒家族府邸是妓院的说法一直叫人欲罢不能。提比略退隐卡普里岛期间、卡利古拉在帕拉蒂尼山上居住期间，都曾恣意大行淫秽之事；但和以前一样，在罗马这般痴迷于流言蜚语的城市里，真正让一切不胫而走的，是民众的闲言碎语。奥古斯都家族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将自身形象提升为罗马传统价值观的化身，这种做法直接导致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催生了有关奥古斯都女儿的那些坊间故事：她是如何“在厌倦偷情后，直接转为卖淫的”， [50] 并且最后还发展到了在罗马演讲台上卖弄风骚的地步。但罗马人民毕竟对尤利娅喜爱有加；因此关于她的坊间流言虽然可耻，但多少带着一些感情。相比之下，报复心强又凶狠残忍的麦瑟琳娜似乎拥有更为可怕的形象。据传，她的阴蒂巨大无比，简直可以与“勃起的阴茎” [51] 相比；她会戴一头金色假发，乳头漆成金色，据说还在一家廉租妓院里轮班；而且她曾在帕拉蒂尼山举办宴会，让罗马显赫女性的丈夫亲眼看着妻子给自己戴绿帽；还曾与罗马一位最富经验的妓女进行全天候性爱比赛，并且大获全胜。这类故事最初是因麦瑟琳娜急于找出对手并将其毁灭而产生的，却逐渐让麦瑟琳娜的公众形象变成了精于算计的对立面。就消除敌人的能力而言，麦瑟琳娜的排名更接近于塞扬努斯，而非尤利娅。渐渐地，罗马人开始将她视作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不负责任、不顾任何风险的肉食动物。

这让她暴露在重重危险之中。当卡尔普尔尼亚与另一名姬妾抵达奥斯提亚求见主人时，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与当年替安东尼娅将信送到卡普里岛的帕拉斯非常相似。和提比略一样，克劳狄乌斯也十分乐意把脏活交给他人来做，所以才准允妻子用计扳倒亚细亚提库斯等人，同时继续扮演着对凡事都不以为意的皇帝角色。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当年的提比略在读罢安东尼娅的信后，骇然发现：自己一向信任的好帮手竟给自己带来了致命危险。今时今日的克劳狄乌斯何尝没有产生类似的昏瞀之感？据卡尔普尔尼亚汇报，麦瑟琳娜公然参与了叛变。叫人惊愕的是，她不仅与罗马最俊美的男子、待任执政官盖乌斯·西利乌斯偷情，还与他举行了婚礼。“禁卫军、元老院和所有人民，都见证了那场婚礼！” [52] 克劳狄乌斯每每受惊第一反应总是恐慌，听说此番消息后更是彻底崩溃。她屡屡攻讦他缺乏男子气概、无力维护家族秩序，甚至进而抨击他的执政能力，这些本就够糟糕了，如今又公然与西利乌斯成婚，允许其抢占属于恺撒的合法财物，似乎是在宣告一场政变的到来。“掌权者还是我吗？”克劳狄乌斯止不住地哀号道，“又或者说，西利乌斯已经接管了权力？” [53]

两位近臣兼元老维特里乌斯与凯基纳·拉古斯将他塞进车厢，一路快马加鞭向罗马赶去，而他则一直深陷震惊之中无法自拔。麦瑟琳娜骑马出城、强行要求会见他时，他只坐在原地一言不发；就连7岁的不列颠尼库斯和姐姐屋大维娅出现在马路边时，他那僵硬的面容也是纹丝不动。抵达禁卫军军营后面对全体士兵讲话时，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论他的愤怒是多么理直气壮，他所蒙受的耻辱终究令他噎住了。” [54]

但行胜于言。克劳狄乌斯选择在禁卫军军营避难，一方面表现出他的极度恐慌，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他势必消灭任何骚动迹象的决心。他命人围捕了西利乌斯及其数位出身高贵的同伙，并将他们带到禁卫军面前，干净利落地砍掉了他们的头。麦尼斯特也在其列，纵然他哭天抢地，痛苦求饶，也仍未幸免于难。克劳狄乌斯一开始本打算放过他，但当时毕竟已经有大批元老及骑士被处死，再宽赦一个小小演员明显说不过去。唯独给出一些奇怪辩词的人才有机会被赦免。譬如，为证明维特里乌斯指控不实，苏利乌斯·鲁弗斯的一个儿子宣称自己绝无可能与麦瑟琳娜通奸，因为性交时“扮演女性角色” [55] 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克劳狄乌斯于是轻蔑地释放了他。否则，这就将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屠杀。普通情境下，克劳狄乌斯或许会恐慌，并且不愿过度参与镇压活动，但一旦遭遇危机，他完全可以做到不留情面、斩尽杀绝。

此时此刻，唯有一人仍然在逃。他的发妻麦瑟琳娜悲狂交加地躲进了去年从亚细亚提库斯处抢夺而来的花园，在花圃间哀声哭泣，她的母亲多米提娅·雷必达看护着她，按照罗马最高贵的为母之道的传统，催促她尽快自裁，保全名节。但最后，麦瑟琳娜的勇气还是败给了恐惧。一队士兵来到花园时，她仍旧不敢自刎，只得由一名士兵拔剑刺穿了她的身体。没多久，她的尸身便被扔在母亲脚下。麦瑟琳娜给罗马人民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遗臭千年的女色魔的代称，还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迷惘感。她的这出剧中总有些地方令人感觉不对劲。究竟是什么会让麦瑟琳娜误以为，她能在罗马这般痴迷于风言风语的城市里与西利乌斯结婚而不受惩罚呢？不少人试图去寻找背后的解释，却总免不了耸耸肩，承认自己对此事不胜困惑。她当真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所以才走向不归路的吗？又或者说，克劳狄乌斯认为这中间暗藏阴谋的想法是正确的吗？倘若真是阴谋，麦瑟琳娜又何必将子女的前程放在一桩明显不够成熟、不够有效的阴谋上作赌注呢？没有一处细节合乎情理。

当然，人们对这种失望感并不陌生。恺撒家族的秘密对局外人而言本就费解，而克劳狄乌斯像元老们一样依赖被释奴，这种弱势地位更是让局面越发糟糕。帕拉蒂尼山的党派之争有如暗流，只有极少冲突才会在表层激起波澜。据传，麦瑟琳娜并非不屑参与丈夫部下数位被释奴之间的权斗，反而与其中一位发生了性关系。这位被释奴失去利用价值后，她便很快将他处死。且不论这事真假与否，总之有一点可以确定：麦瑟琳娜在身败名裂前，早已与那喀索斯、卡利斯图斯及帕拉斯三人成了仇敌。纵观她的倒台历程，那喀索斯的足迹尤其明显。是他将克劳狄乌斯的两位姬妾送至奥斯提亚；也是他向克劳狄乌斯担保她们所言句句属实（而维特里乌斯与凯基纳对此却似乎不置可否）；也是他在麦瑟琳娜求见丈夫时厉声喝退了她。出人意料地是，在整场危机中，他甚至还掌控了禁卫军，所以他一声令下，死囚们便被即刻处决。待屠戮结束、血迹也被清理干净后，任何就麦瑟琳娜与西利乌斯成婚一事可以反驳那喀索斯的人都已被永久封口。

麦瑟琳娜的婚姻是否确有其事？又或者说，麦瑟琳娜会不会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话中的受害者？没有人确切知道答案。她的雕像被人从柱基上移走，名字也被人从所有铭文中除去。与此同时，那喀索斯独得恩宠，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把活跃在聚光灯下的滋味——虽然这种滋味转瞬即逝。在此之前，他由于被释奴身份的束缚，一直只能在暗中活动。如今，为报答他捍卫罗马政体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元老院颁布正式法令，授予了他一项光荣的行政官职。这对一个被释奴而言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荣幸。农神节快乐！

但恺撒家族的劲敌一向多如水螅，削掉这只水螅的头，另一只又冒出来了，实在难以根除。的确，那喀索斯成功扳倒麦瑟琳娜，一举夺得了帕拉蒂尼山幕后竞技场的首席。但他的成功打破了克劳狄乌斯部下三大被释奴之间由来已久的势力平衡。一直以来，卡利斯图斯与帕拉斯对克劳狄乌斯宫廷的权力运作洞若观火。卡利斯图斯在历经公元48年的大衰败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事实上，这或许正彰显了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他是权力中心少数得以善终的人之一。帕拉斯也绝无永久屈居人下的意思，虽然短期看来，他除了忍受那喀索斯的领先地位外暂无他法。帕拉斯非常了解自己的主人。相比于对手那喀索斯，他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克劳狄乌斯在这一事件中所受到的巨大屈辱，以及它不可避免地在克劳狄乌斯心中激起的不安全感。麦瑟琳娜既为人妻，又为人母；她的垮台给两个孩子的前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在遭遇这般丑事后，克劳狄乌斯还怎么能再给自己家族贴上罗马美德典范的标签呢？目前看来完全不可能。只要局面仍是老样子，他就不可能不感到自己身为全球统治者的合法性将遭受质疑。毕竟，他与奥古斯都之间的血脉关系，并不比其他雄心勃勃的贵族元老与奥古斯都的关系更紧密。这一老问题再次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不过眼下他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选项。远见卓识远胜那喀索斯的帕拉斯知道，主人十有八九会采取这个方法。 [56]

麦瑟琳娜春风得意的年头里，阿格里皮娜一直敛声屏气，不露锋芒。她的儿子体内既流淌着日耳曼尼库斯的血液，也流淌着奥古斯都的血液；偏偏她自己还是罗马出了名的美人坯子。数年前，妹妹莉薇娅因招致麦瑟琳娜忌恨，被流放异地、惨死他乡。阿格里皮娜便一直引以为戒，绝不参与宫廷的阴谋纷争，而是全身心修复财力。她嫁给了一位富可敌国的元老，对方在婚后不久便溘然长逝，对她的积财大计助益颇丰。麦瑟琳娜倒台后，急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克劳狄乌斯很快将目光投在了阿格里皮娜身上。但有一个不容逃避的难题是：阿格里皮娜是他的侄女。罗马人一向对乱伦深恶痛绝，因此所有罪行中，唯独对乱伦罪与叛国罪的审判会接受那些饱受折磨的奴隶所提供的证据。但克劳狄乌斯非但没有遮遮掩掩，也没有按常理出牌让其他家族先收养阿格里皮娜，反而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娶自己的“孩子” [57] 为妻——因为侄女的非凡出身对他来说堪比无价之宝。圆滑老到的维特里乌斯负责解决这其中的道道难题。面对元老院，维特里乌斯再次使出了惯用伎俩，先一本正经地夸赞克劳狄乌斯是庄重自持的典范，继而主张，为了恺撒、罗马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应当对那些禁止叔父与侄女通婚的法律进行修改。“毫无疑问，是神明的先见之明给我们忠贞不渝的第一公民送来了这样一位孀妇。” [58] 元老院内掌声如雷；外面的罗马广场上，一群被精心部署好的民众也相继发出了同样热烈的喝彩声。在这一刻，元老院与罗马民众连成了一体。此情此景下的克劳狄乌斯又怎么好拒绝他们的请求呢？

当然，远离了各种精心编排好的激奋人心的表演后，不少人其实都被克劳狄乌斯这招震惊了，担心这般“天理不容的非法结合” [59] 结不出什么好果，但阿格里皮娜本人却不这么看。嫁给老态龙钟、口角流沫的克劳狄乌斯固然在生理上令人不大满意，却是她历经重大滑坡后回归权力中心的胜利象征。当然，一个甘心卖身于叔父的女人肯定免不了遭受罗马人的冷嘲热讽。但他们的嘲讽也包含些许勉强的尊重。毕竟，和前皇后麦瑟琳娜不同，阿格里皮娜并非色情狂。“她私底下的作为非常受人尊敬——嗅到权力时除外。” [60] 据说，奥古斯都与人通奸的唯一原因是去监视对方的丈夫，同样，阿格里皮娜的不贞则被归因于她力争达到权力巅峰的非凡决心。一个女人能有这般鸿鹄之志，实在非比寻常，令人诧异；但也正是这股野心让她成了罗马权斗场中不容置辩的重量级人物。“她的主宰方式并非不粗暴生硬，而是像男人一样阳刚。” [61]

她嫁给克劳狄乌斯第二年里，各种不祥的征兆越发频繁：预示世界大权已经转移到了一个跋扈果敢的女人手中。很少有人会怀疑阿格里皮娜对儿子的殷殷厚望。不足为奇的是，公元50年，13岁的多米提乌斯便被继父克劳狄乌斯正式纳为养子，成了一名克劳狄。曾经的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盖诺巴尔布斯就此摆脱以往，拥有了一个更绚烂的名字：尼禄·克劳狄乌斯·恺撒·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小尼禄略带婴儿肥的圆脸肖像顷刻间风靡全境。但真正照耀世界的，还是他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光芒。丈夫慷慨授予了她大把连莉薇娅都不曾享受过的殊荣。第一次，皇帝尚在人世，其妻子便被授予“奥古斯塔”的卓越封号；第一次，罗马皇后的雕塑以头戴饰有新月图案的皇冠的形象示人；也是第一次，皇帝与皇后的头像一齐出现在罗马的货币上。在麦瑟琳娜倒台前，皇后的头像都必须印在硬币的反面，配以图案衬托克劳狄乌斯的赫赫功绩；但现在不一样了。币面上的士兵、凯旋门及自我标榜的标语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由阿格里皮娜和尼禄的头像取而代之。这场危机太过严重，只有这一招可选了。毕竟，奥古斯都家族的创口绝不能化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家族未来呈现出稳定的景象。

不少人一向将克劳狄乌斯视为绵弱无骨的傻子，女人与奴隶的掌中玩物。这些举措无疑又加深了他们对他的蔑视。但皇帝一如既往地不以为意。他深信，它们不光牵涉自己的生死存亡，还与罗马人民的长期安全休戚相关。年少时，他便已意识到内战带来的惨痛后果。他本立志撰写一部奥古斯都崛起之路的历史，却招致莉薇娅与母亲的严厉指责，最后在两人劝说下放弃了这项计划。“没有人，”莉薇娅与母亲告诉他，“能准确或直截了当地描绘出具体发生了什么。” [62] 数十载弹指间悄然而逝，但他仍旧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稍有不慎，就挥霍掉奥古斯都遗留的大好江山，破坏罗马延续数十年的长期和平，招致可怕至极的后果。他饱受共和国最艰苦最严峻时期的历史的教育，知道维护公民理想有时需要牺牲。此情此景下，麦瑟琳娜早已湮没入土，儿子不列颠尼库斯也才9岁，怎能指望其来接管世界的统治大权？克劳狄乌斯如今年老体弱，尼禄在治国理政的大事上缺乏教管，岂不危险至极。同年冬天，有关恺撒气数已尽的征兆已经遍布全城。卡庇托尔山上，不祥的飞鸟聚集成群；地震突袭，全城地动山摇。与此同时，台伯河畔的粮仓也已见底。饥肠辘辘的暴民将克劳狄乌斯堵在罗马广场，若非一支分遣队及时赶来救急，他恐怕就要被撕成碎片了。这无疑是一则有益的教训。人民的爱戴拥护与禁卫军的钢甲利剑，是为皇者必须始终放在心上的两样东西。

于是，克劳狄乌斯很快着手为未来继承人准备这两样东西，也很快迎来了相应的完美时机。15岁生日这天，尼禄被允许提前一年举行成年礼。他先是对罗马人民及禁卫军大加赏赐，继而率领禁卫军在城内游行，不久后又在元老院发表了首次演讲。尼禄穿着闪闪发光的托加袍大出风头、披着凯旋式的礼袍在竞技场指挥若定的同时，不列颠尼库斯却只能穿着条纹图案的儿童托加袍闷闷不乐地徘徊闲荡。为了煞煞继兄的威风，他便称呼尼禄为“多米提乌斯”。阿格里皮娜见状，直接找到克劳狄乌斯，要求替换不列颠尼库斯的数位教师，具体人选由她自己钦点。不列颠尼库斯的首席教师以密谋反对尼禄之罪被处以死刑。在玩弄这类花招时，奥古斯塔显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她不愿看见任何人身居要职，除非此人由自己扶持。也正因如此，她在嫁给克劳狄乌斯后不久，便劝说他任命塞克斯图斯·阿芙洛尼亚斯·布鲁斯为禁卫军统领。布鲁斯虽无显赫门第，却忠心侍奉她的家族。然而，即使他是一名出色的军官，且有残臂为证，但也仍旧无法改变他出身极度低微的事实，“他的出身低微至此，无法不让人留意助他晋升的幕后推手”。 [63]

恺撒家族的深水地带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充斥着饥肠辘辘的恶兽，而阿格里皮娜更是证明了自己是其中一头在凶恶程度上不输任何人的肉食动物。“保障权力最稳妥的手段不是武器，而是予人恩惠的能力。” [64] 有了距离提供的视角，塞涅卡在流放之地科西嘉岛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乐于验证这番真知灼见的阿格里皮娜在嫁给克劳狄乌斯后，不久便安排人召塞涅卡回都。她的儿子尼禄需要一名导师，而又有谁比塞涅卡这位罗马一流精英更合适呢？塞涅卡见势自然也一把抓住了机会。正如亚里士多德曾为亚历山大大帝之师，给未来的世界领袖做老师何尝不是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梦想呢？当然，阿格里皮娜并不是希望儿子学习哲学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她雇用塞涅卡，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演讲才能。尼禄踏上元老院的地板致辞时，功课无疑是导师塞涅卡为他做好的。为罗马效力多年、皱纹横生的元老们听着这个16岁的男孩在外交大事上指点江山时，竟然察觉不到他身上任何紧张的迹象。不同于克劳狄乌斯，尼禄仿佛生来就精于此道。他身材魁梧、表达流利，倨傲之中透露出一股震慑力，与年迈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又偏偏如此年轻，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元老院的不安（卡利古拉留下的记忆至今仍让元老院耿耿于怀）。于是乎，他的年轻似乎也转化为一种力量之源。

尼禄并非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公元53年，他迎娶了克劳狄乌斯与麦瑟琳娜之女屋大维娅为妻，似乎进一步确立了自己身为皇帝意中接班人的地位。然而，这桩婚姻也同时透露了另一则讯息。不列颠尼库斯仅比姐姐屋大维娅小一岁，罗马人民不由得意识到：他也很快就要摆脱稚气、步入成年了。元老院、禁卫军乃至罗马街市内都有他的支持者，恺撒家族内部也不例外。帕拉斯由于早年支持阿格里皮娜得到了无数公共荣誉，甚至超乎那喀索斯所获奖赏，但仍未获得绝对的至高地位。因此，那喀索斯会拉着不列颠尼库斯的手，拥抱他，催他赶快长大。克劳狄乌斯也会抱着儿子，承诺他成年之际，会送他“一部讲述自己毕生成就的记录簿”。 [65] 随着公元54年不列颠尼库斯满14岁，这一时刻已经近在咫尺。尼禄15岁就能穿上成年男人的托加袍，他的弟弟为什么不可以呢？克劳狄乌斯开始公开谈起自己对不列颠尼库斯的成人礼的期盼。再过一年，皇帝便有两个继承人可供选择了。当然，这样一来，尼禄面对自己的未来似乎便没有从前那般胜券在握了。

无疑，不安情绪正在罗马弥散。天空下起了血雨；禁卫军的鹰旗被闪电击中；一头长着鹰爪的猪降临人间。与此同时，不列颠尼库斯的祖母多米提娅·雷必达被控犯下多桩重罪，被带至法庭审讯。始作俑者是谁似乎一目了然，因为在多米提娅遭受的种种指控中，其中一项便是使用巫术谋害皇后。据说，尼禄按照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吩咐，还亲自出庭指证多米提娅。不出所料，多米提娅·雷必达最后被判处了死刑。同年10月，阿格里皮娜所有死敌中最可怕的一位也离开了罗马。那喀索斯得了富贵病——痛风，而治疗这种病最好的方子莫过于坎帕尼亚的水。那喀索斯肯定不愿在坎帕尼亚待太久，长期远离都城的后果是他无法承担的。他只是暂时休假一小会儿，哪里会出什么差错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不列颠尼库斯成年前三个月的10月13日得以揭晓。据传，这天，克劳狄乌斯突然病得不省人事。元老院全体成员被召集在一起。执政官与祭司纷纷向上苍祈祷，以佑护恺撒尽早痊愈。同时，帕拉蒂尼山上所有大门皆被封锁，多条道路被士兵们封堵。情况并非不容乐观。整个清晨，官方发布的公告都比较宽慰人心，还能看见各色各样的喜剧演员朝恺撒府邸赶去——据说，克劳狄乌斯躺在病榻上，表示想乐一乐。可到了中午时分，城门突然大开，紧接着，尼禄在新任禁卫军统领布鲁斯的陪同下走出，站岗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欢呼着，将尼禄迎进了一台轿子，然后尼禄带着侍从径直朝禁卫军军营赶去。抵达军营后，尼禄当众宣布了克劳狄乌斯的死讯，再次赏给了禁卫军一笔慷慨的奖金，继而又对元老院大施恩惠。元老院众成员明白此情此景下自己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便将先皇克劳狄乌斯享有的所有权力及荣誉一并授予尼禄。年仅17岁的新恺撒一一接过元老院的馈赠，但唯独其中一项称号，他谦恭得体地拒绝了：祖国之父。拥有饱满光滑的脸蛋、少女般红唇的尼禄还没有笨到去招致不必要的嘲讽。接着，他为养父克劳狄乌斯争取到了神明的地位，于是自己也跟着获得了一项决定性的终极头衔：“神之子。”

那克劳狄乌斯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甘愿为了神明的金王座而如此火急火燎地离开帕拉蒂尼山？在他去世的那一整年里，罗马似乎饱受热疾之扰。诚然，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狄乌斯离世时已然是63岁高龄，死于自然原因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也说得过去。但罗马毕竟是一座对任何涉及犯罪的闲言碎语都特别敏感的城市，克劳狄乌斯的死因也不由得让人疑心重重。譬如，尼禄曾无意间说了一句俏皮话，称“蘑菇是神祇的食物，因为克劳狄乌斯就是因为一朵蘑菇而成为神的”， [66] 这在许多人看来像是在暗示克劳狄乌斯之死的真相。这场谋杀案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有人称，是阿格里皮娜委派一个臭名昭著的投毒家摆了一盘蘑菇；有人说她是亲力亲为；也有人称，是她劝说克劳狄乌斯的医师将一片沾满毒液的羽毛滑下了他的喉咙。个中细节没人确切知晓，但所有人都在往最糟糕的方向猜。

且不论母亲阿格里皮娜是否为他玩弄了阴招，尼禄知道，自己欠恩于母亲。成为恺撒的当晚，尼禄首次被问及禁卫军的口令。这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回答。他脱口而出的这一口令无不等同于对母亲恩德的极力认可：“最好的母亲。” [67]

[1]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115

[2]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159

[3]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168

[4] Dio：60.1.3

[5] Suetonius. The Deified Claudius ：10.3

[6] Suetonius. The Deified Claudius ：3.2

[7] 这句话发现于克劳狄乌斯执政时期的一枚硬币上，该硬币源于公元41或42年。通过“EX.S.C.”这一表述可以确定，这是元老院颁布的法令。

[8] See Suetonius，The Deified Claudius ：10.4. 欲了解克劳狄乌斯的军事开销，可参考 Campbell，pp. 166-8 和Osgood （2011），pp. 35-7。

[9] Tacitus. Histories ：4.74

[10] Suetonius. The Deified Augustus ：101.4

[11]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64

[12]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9.65

[13] Statius. Silvae ：3.3.64-6

[1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4.23.2

[15] Ovid. Loves ：1.8.64

[16] Tacitus：13.27

[17] Horace. Satires ：1.6.45

[18] Horace. Epodes ：4.6

[19] Seneca. Letters ：47.10

[20]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4.23.2

[21] Catullus：14.15

[22] Horace. Epodes ：4.5

[23]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3.16.6

[24] See Bradley （1994），pp. 166-7

[25] Herodotus：4.184

[26] Pliny：5.1.14

[27] Vitruvius：8.2.24

[28] Pliny：30.13

[29] 奥克尼国王向克劳狄乌斯臣服一事出自Eutropius较晚期的历史著作，但来源可靠。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家梅拉（Pomponius Mela）披露了一个细节：奥克尼群岛的人口仅为30人。梅拉写作时，克劳狄乌斯刚从不列颠班师回朝，并且处处散播军功。参阅Stevens ［1951 （1）］。另一个说法是，Eutropius将克劳狄乌斯的这次征战与后来公元83年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派舰队围堵不列颠混淆了。

[30] Suetonius. The Deified Claudius ：17.3

[31] Seneca. To Polybius on Consolation ：14.1

[32] Tacitus：12.38

[33] Boatwright令人信服地辩称，这项传统是克劳狄乌斯倚仗着自己古文物研究学者的名声编造的，借此确保自己提出的主张得到广泛认可。

[34] Frontinus：16

[35] Artemidorus：2.9

[36] Pliny：36.123

[37] Seneca. On Benefits ：4.28.2

[38] Acts 11.28

[39] 罗马每年谷物进口量的数据是由Aldrete预测的（p. 134）。

[40] Dio：60.11.3

[41] 此类比可见于Williams （2010），p. 190。

[42] Suetonius. Galba ：22

[43] Seneca. Trojan Women ：91

[44] Tacitus.9.2. “Mollitiam corporis”字面意思是“身体柔软”，但mollitia一词在形容男人时则不单指柔软，而是指像女性一样柔软：换句话说，就是允许自己成为性爱关系中的受动者。

[45] Dio：60.2.4

[46] Ovid. Loves ：2.17.1

[47] Cicero. Republic ：1.67

[48] Suetonius. Vitellius ：2.5

[49] Ovid. The Art of Loving ：3.215-16

[50] Seneca. On Benefits ：6.32.1

[51] Juvenal：6.129

[52] Tacitus：11.30

[53] Tacitus：11.31

[54] Tacitus：11.35

[55] Tacitus：11.36. See Williams （2010），p. 217. Tacitus笔下“扮演女性角色”的苏利乌斯·卡桑尼乌斯很可能（如非绝对）是亚细亚提库斯起诉者的儿子。恰如Williams所说，“在充斥着讽刺与谴责色彩的罗马文字中，很少出现这么一刻让我们几乎能真正弄清真相，这太具诱惑力了”。

[56] 据Tacitus（12.1-2）描述，那喀索斯、卡利斯图斯、帕拉斯都在向主人进献女人。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神话的某一桥段：三位女神在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面前进行选美竞赛。从该角度看，这种说法明显是虚构的。然而，考虑到帕拉斯是阿格里皮娜的强劲追随者，那喀索斯又明显与阿格里皮娜追随的大业势不两立，这确实是对克劳狄乌斯宫廷的有趣讽刺。

[57] Suetonius. Claudius ：39.2

[58] Tacitus：12.6

[59] Octavia ：14. 从传统观点看，塞涅卡应是这出剧的创作者，尽管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真正的创作者目前仍然不详。

[60] Tacitus：12.7

[61] Tacitus：12.7

[62] Suetonius. Claudius ：41.2

[63] Tacitus：12.42

[64] Seneca. To Polybius on Consolation ：12.3

[65] Suetonius. Claudius ：43

[66] Dio：61.35.4

[67] Suetonius. Nero ：9

第七章 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啊

妈妈咪呀

没有一位奥古斯都家族成员曾经历过如阿格里皮娜般大起大落的人生。奥古斯都后裔中惨遭流放的人不计其数，但最终卷土重来的仅她一个。失败的滋味永生难忘。报仇心切的卡利古拉将她流放后的一年多里，阿格里皮娜一直忍受着凄凉的小岛通过对伟大的拙劣戏仿表达出来的讥讽。对罗马精英阶层而言，再没有什么比饰有水景的大庄园更能彰显自己的成功了。而在她被流放期间，卡利古拉也的确没有吝惜这样的赏赐。阿格里皮娜的囚禁岛上遍布水景，从人工鱼塘、新鲜贝类到海景不等，甚至堪与那不勒斯湾别墅的水景相媲美。这些奢侈品只是让她的流放生活显得越发悲凄了而已。她的每一分乐趣都饱含孤独凄苦的意味。毕竟，合适的场景与气氛才能提升人的愉悦度。没有了满大街飘飞的流言蜚语，没有了飘香的微风中传来的靡靡之音，哪怕巴亚这般风光胜地也会变得毫无价值。

同样，巴亚也不能没有海港。那不勒斯湾的航道虽然一向被驶往普特奥利的笨重货船与恺撒的大型战船填满，但那不勒斯湾本身却并非仅用来满足贸易或军事防御所需。在炎炎夏日泛一叶小舟沿海岸线在清凉透明的海水中漂流，纵览沿途各色码头及岩穴，一直是罗马精英阶层的一大独特乐趣所在。当年的卡利古拉更是将这种享受提升到了穷奢极侈的程度。两个姐妹在囚禁岛上过得生不如死时，他却乘着拥有浴室、雕花柱子、藤蔓的特制桨帆船游览坎帕尼亚的海岸风光。他的游船奢华至极，宛若一座漂浮于水上的宫殿。事实上，罗马显贵一直将水与享乐、游船与奢侈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坎帕尼亚的几个海湾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任何一处水域都是潜在的魅力之源。卡利古拉在不打算前往巴亚时，往往特别留意别的选项。譬如，罗马以南约20英里处，阿庇亚大道上方的一排排山峦之间有一个树丛环抱的静谧湖泊——内米湖（Nemi）。卡利古拉为纵情领略它的迷人风情，特意命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船屋， [1] 船上从拼花图案到大理石嵌体再到镀金房瓦，一切应有尽有，造价之不菲自不必说。就连船的排水铅管上都煞有介事地印刻着他的名字。对于早已从流放之地回都的阿格里皮娜而言，这艘船似乎提醒着她昔日不光彩生活中被剥夺的一切。而当年囚禁自己之人敕令修造的豪华游船如今成了儿子的财产，这多少会让奥古斯塔的脸上泛出些许微笑吧。

又或许不会。卡利古拉的这艘游船固然奢华精致，又泊在水平如镜的圆形湖面上（该湖由此得名“月镜湖”），乍看之下这种不祥意味并不明显。和那不勒斯湾一样，内米湖的斜坡见证着罗马人崇尚郊外生活的社会风尚。尤利乌斯·恺撒曾在当地兴建了一座别墅；奥古斯都的母亲出生于附近的城市。内米湖与罗马有着一定相似之处。罗马的帕拉蒂尼山上，一栋栋用混凝土浇灌而成的大理石建筑之间仍旧保留着罗慕路斯时期的建筑；同样地，在给浮华奢靡之景洒下丝丝凉意的内米湖上，远古的阴影也依旧若隐若现。其实，埃涅阿斯并非特洛伊陷落后逃至意大利的唯一一位英雄。希腊军队统帅兼国王阿伽门农率军归城后，被自己的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而按神祇旨意，克吕泰涅斯特拉后来又被儿子俄瑞斯忒斯杀害。手持火炬与皮鞭的复仇女神为惩罚俄瑞斯忒斯所犯弑母重罪，对他一路严加追捕。俄瑞斯忒斯携带一座阿波罗孪生妹妹兼贞女猎人狄安娜的雕像往西逃命，并在内米湖上方的树丛里为狄安娜女神修建了一座神庙。自那时起，内米湖这片圣地的祭司皆为逃亡者，以表对该礼拜仪式奠基者俄瑞斯忒斯的纪念。亡命天涯的奴隶在逃到这处圣所后，与现任祭司对决，只要成功杀死对方便可继任。每一场胜利都以死亡为代价，因为每位祭司都必须明白并接受一个事实：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死在继任者的手中。一千多年以来，围绕祭司继任问题所展开的杀伐在这片圣地循环往复。卡利古拉在此得知当时的祭司已经在任多年后，一时兴起，资助了一个更年轻也更合适的候选人与他决斗竞争，但最后的赢家还是他。其实，相较于内米湖的这处圣所，恺撒家族又何尝不是一个潜在的杀戮场呢？参与竞争者稍不留意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和女神狄安娜的祭司一样，卡利古拉最后也倒在了血泊中。不过，若非他先撒手人寰，阿格里皮娜又怎有机会东山再起呢。自然，她绝不希望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在自己身上。

她一直将内米湖女神放在心上也是有原因的。嫁给克劳狄乌斯时，她便与丈夫在这片神圣的树林里资助举行了盛大仪式以安抚神祇，为自己的乱伦婚姻赎罪。数月后，克劳狄乌斯又正式向狄安娜女神献祭，请求她保佑自己、阿格里皮娜、尼禄及不列颠尼库斯平安大吉。但这明显不够。女神已经放弃了克劳狄乌斯。他敕令在内米湖修建的狄安娜神庙依旧灯火通明，但他本人却已与世长辞，而且民间纷纷传言是妻子阿格里皮娜捣的鬼。遑论真假，总之，阿格里皮娜知道把自身安危寄托在为狄安娜点蜡烛上毫无用处。她一直谨记内米湖神庙带来的教训。狄安娜女神明显更钟爱那些凭自身本事化险为夷的人。因此，克劳狄乌斯刚断气，她便命令自己在亚细亚的细作去毒害当地行省总督，因为对方与她的儿子一样都是奥古斯都的玄孙——不管怎样，那可怜人的死讯传到罗马时，这就是罗马人普遍的猜想，当然也完全合乎情理。随后，克劳狄乌斯的爱奴那喀索斯在从坎帕尼亚匆忙回都的路上被逮捕，更是让人深信阿格里皮娜正在清除障碍，以绝后患。随着那喀索斯在监禁中自杀身亡，阿格里皮娜由此彻底掌控帕拉蒂尼山。帕拉斯继续掌管罗马财政，地位比先前还稳固，布鲁斯统率禁卫军，塞涅卡负责摆布与元老院的交涉往来，她的走卒傀儡简直遍布全国各地。当元老院投票授予她神君克劳狄乌斯女祭司的头衔，并将她的扈从数目增加至莉薇娅守寡时期的扈从数的两倍时，阿格里皮娜的终极回归得以确立。“她敢于争夺神圣世界的统治大权。” [2] 在此之前，罗马人还从未有机会这般评价自己民族中的任何一位女性。

但她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巅峰地位并不稳固。她的成就激起了绝大多数罗马男性的猜疑。元老们受召在帕拉蒂尼山集会时，总对她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垂帘听政，窃听着他们的所有言语。就连欠她天大人情的塞涅卡也对她的嚣张跋扈深感不安。但在阿格里皮娜看来，自己身为堂堂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凭什么不能既掌管内政，又在边疆树立威望呢？一涉及军事，她便立刻显现出了真面目。早年卡拉塔库斯被押送到克劳狄乌斯皇帝面前时，她便直接坐在了丈夫身旁，在鹰旗下称后，这在罗马史上实为“前所未有之事”。 [3] 她对日耳曼有着持久的兴趣，父亲曾在那里创下丰功伟绩，她自己小时候也曾在那里生活过。也正因如此，莱茵河都城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乌比安祭坛也改名为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西斯（Colonia Agrippinensis，也就是后来的科隆）。但在她儿子登基的这个月里，占据罗马焦点的不是帝国北疆，而是亚美尼亚。当地的帕提亚人正试图推翻罗马扶持的亚美尼亚国王，另立自己的傀儡王。阿格里皮娜决心一马当先地处理这场危机。亚美尼亚使团来到罗马时，她竟想都没想就觉得自己应该坐在儿子身旁去接待他们。虽然塞涅卡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官，但温文儒雅的性情和经年不治的呼吸道疾病只让他对罗马军事传统的敬佩有增无减。见到阿格里皮娜此举，塞涅卡大惊失色。在他看来，至少某些礼义廉耻还是需要维持的，于是便告诫尼禄，让其从座位起身将母亲拉至一边，避开了悠悠众口。

“是我让你当上皇帝的。” [4] 阿格里皮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着儿子。年方16岁的尼禄从小就开始接受传统的罗马教育，一向顺从父母，只能对她听之受之。城中出现的种种革新现象也向人们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譬如，尼禄发行的钱币上同时印着他与阿格里皮娜的肖像，而且两人大小相当，正面相对，像在庆祝合作关系似的；他的碑铭上也同时包括了父母二人的家族谱系。不过一切终归有限度。尼禄毕竟是世界之主，他不能给人留下惧怕母亲的印象。好在他为人聪慧精明，知道塞涅卡是自己理政的绝佳参谋。哪怕成了恺撒，他也仍旧乐于师从塞涅卡。亚美尼亚危机爆发后，塞涅卡劝诫他采取铁腕手段加以治理，于是他加派军队增援东部前线，并调遣日耳曼边境的一位老兵稳定局面。没多久帕提亚人便被打得满地找牙，前来求和谈判了。与此同时，尼禄继续泰然自若地在罗马营造仁君楷模的形象。他优雅从容地拒绝了元老院为他树立金银雕塑的提议，并宣布就此结束那些曾让克劳狄乌斯声名扫地的叛国审判，而且也的确信守了承诺。一次，一份死刑执行令被呈给他签名，他仰天叹息，极具戏剧性地悲叹自己为何要学会写字。“简而言之，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展示自己慷慨仁厚的机会。” [5]

寻找新战场一向是恺撒家族私下派系之争的一大特色。阿格里皮娜与塞涅卡的嫌隙本就与日俱增，如今在推广小皇帝的形象方面更是迎来了矛盾焦点。他们向外输出的尼禄形象都非常强大有力，却又截然相对。一方面他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奥古斯塔忠实孝顺的好儿子，没有她，他便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人民的父亲，少年老成，“在照顾孩子们时总是宽厚耐心”。 [6] 尼禄宛如一只玩偶，只能反复穿脱他人选好的衣物。但要反抗这般侮辱之举对他来说也实属不易。阿格里皮娜的盟友遍布各处，她的非凡血统更是给尼禄的政权合法性添光加彩，堪比无价之宝。可学富五车的塞涅卡在罗马优良传统的研习及造诣上无人能及，能对这些传统加以塑造为自己所用，对尼禄而言同样宝贵。两方都不能被舍弃。尼禄深知自己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暂时放弃了尝试。

尽管如此，他越对母亲与导师感到不胜厌烦，也就越渴望有朝一日能小试身手。而这样的机会并不少。阿格里皮娜强行要求他娶克劳狄乌斯之女为妻时，他怒火中烧，断然不肯选择诚挚高洁的屋大维娅，而是开始寻找符合自己品位的女子，最后相中了一个名叫埃克特的被释奴——不难想见阿格里皮娜会有多震惊了。“让一个女仆当我的儿媳妇？” [7]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尼禄没有退缩，而是求助于导师塞涅卡，塞涅卡则迅速安排手下给尼禄和埃克特牵线搭桥。然而，不遗余力地向外推广尼禄责任楷模的形象的同时，塞涅卡也面临着挑战。尼禄已经厌倦了花费时间去满足导师的严苛理想，心里更多想着释放自我。在这方面，年轻的风流浪子马尔库斯·撒尔维乌斯·奥托给了他极大鼓励。奥托崇尚奢靡浮夸的生活方式，喜欢将不幸儿们褒在战袍中抛上抛下。这正中尼禄下怀。和塞涅卡不同，奥托不会喋喋不休地在尼禄耳根子旁念叨皇帝的职责；和塞涅卡不同，他还熟悉罗马最肮脏丑陋、罪恶横生的角落。哲学书上鲜有提及的全新体验与机遇尽在城市街头待人探寻，对于尼禄这样“喜爱不可思议之物” [8] 的人来说，这无疑令人兴奋不已。渐渐地，尼禄“分享所有计划与秘密” [9] 的人不再是塞涅卡，更不是阿格里皮娜，而是奥托这样的同伴。

在小恺撒的政权中心，权力的表象与实质之间仍然存在着不祥的紧张态势，而且自他即位起就一直存在。尼禄知道，如若没有母亲在背后操纵，自己根本不可能登上世界之主的位置（因为她一直这么提醒着他）；他也很清楚自己并非唯一的恺撒人选。不列颠尼库斯这个名字总在他脑海里盘旋，一再提醒着他：自己并非不可取代。这一点在他执政期间的第一个农神节就得到了确切说明。当时他命令继弟起身唱歌，以示惩戒，而不列颠尼库斯则吟诵了一首影射尼禄鸠占鹊巢的哀歌。早就想管束儿子的阿格里皮娜趁势拿不列颠尼库斯的璀璨前景对尼禄大加威胁。尼禄胆大妄为地辞掉阿格里皮娜最重视的手下帕拉斯后，阿格里皮娜更是大发雷霆，对尼禄发出了致命威胁：“我要带不列颠尼库斯去禁卫军军营！那里的士兵都会听从日耳曼尼库斯之女！” [10] 尼禄当然也明白这是终极威胁。和以往一样，阿格里皮娜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每次都志在必得，哪怕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

尼禄恼羞成怒，采取了最便捷的方式来发泄怒火：一遍遍强奸自己的继弟。诚然，强奸是罗马人向对手确立主导权时能采取的最残酷的体罚方式，但在尼禄的个案中却彰显了他的无能。看起来似乎还是母亲阿格里皮娜赢了。公元55年年中，尼禄邀请阿格里皮娜赴宴，并且宴请了不列颠尼库斯与屋大维娅二人出席，究竟谁是奥古斯都家族之首在这一场合中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进食过程中，不列颠尼库斯突然被什么噎住似的，眼珠暴凸，呼吸急促，全身抽搐。周围宾客惊恐地起身，但尼禄依旧躺在卧榻上无动于衷地观看。“癫痫症。”他冷若冰霜地低语道，继而横眼瞥向母亲。阿格里皮娜神色僵硬，面无表情，竭尽全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屋大维娅也是如此。当晚，不列颠尼库斯的尸体被漆成白色以掩盖丑陋的尸斑，然后被捆扎好带出了帕拉蒂尼山。 [11] 经过罗马广场时，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冲走了尸体上的粉末。不过暴风雨并未阻止战神广场上燃起熊熊柴火，尸体被草草焚化后，不列颠尼库斯的骨灰便被埋进了奥古斯都陵墓。他一死，罗马最强大的家族——克劳狄家族一脉就此断绝，只留下“飞扬的灰尘与灰白的阴影”。 [12]

此前，阿格里皮娜一直想方设法取缔不列颠尼库斯的继承权，如今却不能自已地为他的死哀悼不止。无论不列颠尼库斯是如尼禄郑重声称的那般死于癫痫突发，还是葬身于某些更恶毒的阴谋，结局都无法改变：如今的帕拉蒂尼山上再无现成的恺撒继承人。阿格里皮娜再也没有机会将尼禄牢牢拴在手掌心了。尼禄也很快昭示了这一点。他礼貌而坚决地将阿格里皮娜从恺撒府邸里请出，继而将她迁到了她祖母在附近的旧别墅内。她身边的护卫被撤除，她的肖像在帝国钱币上也不复存在。她的家门口再没有一群群索取恩惠的请愿者，这在罗马是麻烦上身的典型症状。鲜血的气息刺激着一只只敏感的鼻子张大了鼻孔。阿格里皮娜树敌众多，一个个都急着推倒她呢。当然，其中最显眼的人物莫过于曾和她争夺尼禄感情的多米提娅——她的妹妹多米提娅·雷必达在克劳狄乌斯去世前夕被控犯下重罪，而此案中阿格里皮娜留下的蛛丝马迹可谓多如牛毛。急于报仇雪恨的多米提娅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选择的经办人是自己的被释奴——备受尼禄喜爱的演员帕里斯。帕里斯在夜幕掩护下抵达了帕拉蒂尼山。受到皇帝接见后，他控诉阿格里皮娜犯下了多桩重罪，称她是尼禄堂兄、提比略曾孙卢贝利乌斯·普劳图斯的情人，而且还计划与他成婚。不仅如此，她正筹划让新夫取代儿子，以辅佐他统治世界。尼禄当日喝得烂醉如泥，本就疑神疑鬼的，听完帕里斯的话更是六神无主，当即召唤塞涅卡与布鲁斯前来觐见。塞涅卡先来一步，尼禄便口出狂言（据一则报告称），声称布鲁斯是自己母亲的走狗，要撤掉他的禁卫军统帅一职。禁卫军会对此做何反应关系重大，即便烂醉且暴躁如尼禄也不会不清楚。当然，待布鲁斯抵达帕拉蒂尼山后，尼禄又后悔了，但在一件事上依旧不改初衷。是时候一口气解决母亲在背后玩奸耍滑的问题了。他给布鲁斯下达了一个再明确不过或者说再让人震惊不过的命令：杀死阿格里皮娜。

即便堂堂恺撒有时也会反应过激。布鲁斯当面告诉尼禄他喝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想法或许会大不一样。这位禁卫军统帅性情直率，言辞中饱含自信，因为他警觉到禁卫军仍旧对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忠心耿耿。当然，尝试除掉阿格里皮娜的行为也会反作用于行凶者本身，因为塞涅卡与布鲁斯都惊恐地承认：如果阿格里皮娜死了，自己也将朝不保夕。归根结底，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奥古斯塔共进退。对昔日女恩主所受指控匆匆调查了一番后，三人重归于好。尼禄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以退为进的战术。于是，阿格里皮娜被免除了所有指控，并趁机克复失地。多米提娅被废除了对帕里斯的保护权，蒙受奇耻大辱。而控告阿格里皮娜的其余人等皆被放逐异地，拥护她的人则纷纷加官晋爵。但凡了解帕拉蒂尼山变幻莫测的权力平衡的人都不会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尼禄被迫对母亲做出了公开让步。他虽为恺撒，权威的有限性也仍然暴露无遗。

“权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尼禄在位的第一年动荡不安，塞涅卡因此如是提醒他道，“第一公民对众公民有支配权，父亲对子女有支配权，教师对学生有支配权，军官对士兵也有权职范围内的支配权。” [13] 塞涅卡其实早就意识到“第一公民”这个词有些不恰当，也早就意识到尼禄如今的权势更像一位国王的权势，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如何合理运用权力的理解仍旧基于那些古老原始的罗马传统：对掌权者的服从；对家庭与军队铁一般的纪律的赞赏；对责任的尊重。这些乃奥古斯都、提比略及克劳狄乌斯都认可的古老美德。诚然，这座熙熙攘攘、流光溢彩的都城有着令人瞩目的剧院与竞技场，五花八门的游戏与剧目，以及形形色色的游行、庆典与竞赛，但都城上方自始至终都飘荡着另一类权力的醉人芬芳。据说，初次被引荐给尼禄的当天晚上，塞涅卡梦见自己正在教导卡利古拉；这一幻象或许是具有预言性的。广结民心、迎合人民的狂热爱好、举办超乎想象的盛事赢取人民拥护：这些，正是尼禄的叔叔卡利古拉的生活方式及死亡根由。

卡利古拉被杀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罗马精英阶层对他的憎恶依旧分毫未减。对阿格里皮娜来说尤其如此，单单想到要将哥哥认作尼禄的楷模就荒谬至极。塞涅卡也是，因为卡利古拉不仅曾对他冷眼相待，还嘲讽他兜售陈腔滥调，并戏称会处死他。然而，在尼禄的圈子中，有一批人对卡利古拉的记忆却十分美好。奥鲁斯·维特里乌斯是卡利古拉寻欢作乐的老伙计，后来凭借老道圆滑的家传本事又成功讨取了新皇的欢心；他参与过马车竞技比赛，还附有赛伤为证，怎么可能不让好大喜功的尼禄称心如意？在台伯河另一侧正对帕拉蒂尼山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卡利古拉那尚未完工的私人竞技赛道，一旁还矗立着罗马最高的方尖石塔。在密友维特里乌斯与奥托等人的鼓励下，尼禄计划完成这项被遗忘的庞大工程。有其叔必有其侄：比起壮观场面与雄伟气象，以及黎民百姓的交口赞许，谁还有空关心那些一本正经的保守派在想些什么呢？

但就目前来看，尼禄的胆量还够不着他的梦想。得知昔日爱徒竟然要在竞技场公开炫耀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打算亲自驾车参赛后，塞涅卡惊骇万分，并且竭力劝阻。两人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尼禄祖父的赛马技能是广受称道的，他的父亲在阿庇亚大道加速猛冲时也曾可耻地撞倒一个孩子，但尼禄满足于在私底下练习赛马本领。塞涅卡劝告尼禄，称这项运动不失为他处理完重大事务后的一种消遣，但终归不值得他投入过多精力。尼禄则断然拒绝了这番说辞，他对塞涅卡称，这是古代君王的消遣活动，受神祇钟爱，被诗人吟诵。无论那些较迂腐的元老怎么坚持己见，堂堂恺撒驾马车参与竞赛都绝不可能损害罗马尊严，而且恰恰相反呢。物换星移，今时早已不同往日了。想要遮盖尼禄之辈的耀眼光芒，就等同于想遮蔽太阳的光辉，意义何在。

毕竟，奥古斯都即便在为自己塑造罗马人民的行政长官形象时，也曾大胆昭示过世界统治大权的蕴意所在。所以他才会编出母亲受孕于蛇的传言，才会在婚宴上打扮成阿波罗神的模样，才会命人在帕拉蒂尼山的图书馆内竖起一座装扮成自己保护神的自我雕像。这些都是神祇才有的特质。从罗马广场一路攀登至恺撒的府邸，公民们可以在公路前方看见奥古斯都兴建的巨型拱门上立着阿波罗乘驾太阳战车的雕像；爬到帕拉蒂尼山顶峰后再进入阿波罗神庙，会发现里面的神明肖像更是别具一格，阿波罗身穿职业音乐家的衣服，手中拿着一把七弦琴。面对同样的事物，奥古斯都不确定人们会做何反应，所以只满足于隐晦曲折地表达，但年轻气盛的尼禄却喜好炫耀。他不满足于仅修好卡利古拉开建的私人竞技场，力争达成一项远胜前人的成就，那便是掌握以艰深著名的七弦琴弹奏技巧，并且自己谱曲。闲暇时，他不是抚手弄弦便是吊嗓练声，很少干些别的。光与乐乃神祇最美妙又最糟糕的特征，也同样是一个年轻恺撒值得拥有的特质。掌握赛车与七弦琴之术并不会像塞涅卡所说的那样只会给他带来耻辱，一旦将技术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并将之展示给全罗马人看，他定会开启一个黄金盛世。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尼禄的长远抱负，但目前看来，那仍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尚未成年的尼禄仍试图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来惊艳世界。前路阻碍重重。他既要面对满脸褶皱又瘦骨嶙峋的元老们酸不溜丢的反对，也要面对帕拉蒂尼山上此起彼伏的派系纷争，还要面对忠心不稳的禁卫军；这一切都是他实现伟大抱负路上的绊脚石。不过，尼禄越对权力上瘾，也就越乐意去探索自己通过对权力的运用可以达到何种目的。公元57年，19岁的尼禄在战神广场举行了一座圆形竞技场的开幕典礼。这座竞技场在一年内建成，其横梁来自“罗马史上最巨大的树” [14] 。该场地的盛大规模与赞助者尼禄的凌云壮志相得益彰。虽然竞技场空间开阔，但尼禄并不打算在此举办一些简单且庸俗的屠杀游戏。该场地的舞台上空悬着一张金丝网，线头绑在象牙上，一切装饰皆体现出尼禄如艺术家般的细致入微。同样地，场地上举行的娱乐表演也反映了尼禄对于将日常生活与神话世界相融合的迷恋。人们成群地挤进露天看台后，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原始而残酷的古老世界，那里的怪物皆诞生于非自然的欲望，还有人背着用蜡与羽毛制成的翅膀试图跃然升空飞翔。为取悦观众，女人会被囚禁在一头木制母牛内，与公牛交配；舞台高空的表演者甚至会突然坠落在地。伴随着观众们发乎内心的尖叫、恐惧与真真切切的屠杀，虚幻莫测的神话霎时成了扣人心弦的壮观场面。一次，一位表演者飞得太高，掉落后鲜血甚至溅在了尼禄身上。

克劳狄乌斯曾向外证明：只要有金钱与愿景，恺撒能敕令完成的成就几乎没有限度。不必说，崇尚创新的尼禄肯定也和克劳狄乌斯一样痴迷于伟大的工程成就。奥斯提亚新港口的码头与防波堤上依旧遍布劳工。项目正式竣工后，尼禄毫不犹豫地抢过了所有功劳。 [15] 但光是让海洋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还不足以与他的万丈雄心相匹配。“没有什么奇观能与之媲美，因为它们已经让我们平生所见种种都相形见绌了。” [16] 尼禄上演的这一出好戏，让所有罗马人都自发感到喜悦与激动，即便最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例外，也更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其出品人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奥斯提亚的工程师们在将海洋变成陆地的同时，他们于罗马城中心的同行也正忙着将战神广场上的陆地转变为海洋。数十年前，奥古斯都曾在城中再现了萨拉米斯海战，如今，同样的剧目又将在尼禄的新圆形竞技场中上演。船桨猛拍水浪、战船在水面上悄然滑行、深水怪物时不时浮出水面，一幅幅雄伟景象就此铺陈开来，仿若从普特奥利与巴亚变出来似的，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事实上，某些创意实在太过大胆，哪怕那不勒斯湾的观众也会不由得大吃一惊。尤其叫人惊叹的当属一艘貌似要失事遇难的机械游艇，其船身“几欲解体，里面的奇珍异兽就要被释放出来，却突然间又重新合为一体，完好如新”。 [17] 就连尼禄也不免为之感到震撼。

但阿格里皮娜没有尼禄这般震撼。她留意到儿子在奇技淫巧与娱乐活动上花钱如流水。作为一个曾失去巨额财富的女人，她理所当然地对金钱十分看重。在她看来，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既不明智，又具有危险性。一次，尼禄赏了一位被释奴大笔奖金，阿格里皮娜便让人把这些钱财成堆地倒在尼禄面前，好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有多么挥霍无度。但尼禄只是漠不关心地耸耸肩，然后命人将奖赏加倍。“我居然没意识到自己这么小气。” [18] 随着年岁渐长，他越发反感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义务、责任与理政的需求摆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压迫着他，刺激着他。而恼人的是，他无从摆脱。毕竟，他与这些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妻子、克劳狄乌斯那诚挚严肃的女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她的存在提醒着他欠母亲的所有恩情。在尼禄看来，屋大维娅与自己志趣毫不相投，而阿格里皮娜又与她关系亲密，于是他对两个人的恼怒与日俱增。天生宠妻的尼禄对这段无爱的婚姻简直憎恨到了极点。埃克特因为对他有着长久的吸引力，故而变得极其富有，且至今还受他珍爱。但她毕竟曾是名女奴，断无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公元58年，尼禄再次陷入爱河。这次他所迷恋的对象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波培娅·萨比娜的母亲正是被麦瑟琳娜纠缠致死的波培娅·萨比娜。小波培娅漂亮、聪慧又时髦，而且还是一位前执政官的孙女。她的家世虽然很难与屋大维娅持平，但同样不容小觑。尼禄在观望她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将她想象成自己的妻子。

当然，他需要清除诸多障碍。波培娅的丈夫是第一关，也是相对最容易的一关，因为他是尼禄的密友奥托。罗马街头上疯狂流传着恺撒恋爱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波培娅出轨的具体情况尤其受到热议：是奥托夸赞妻子性魅力太过频繁了吗？又或者说，奥托娶波培娅为妻，不过是为了帮朋友尼禄在屋大维娅背后偷情？遑论确切真相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至公元58年，尼禄已经决定将波培娅据为己有。那么，是该处死朋友奥托，还是将他发放边疆好呢？反复权衡后，尼禄选择了仁慈行事，将奥托调遣到了大西洋边缘的伊比利亚担任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虽然两人曾是密友，但奥托早就没什么用处可言，活到现在已算福大命大。藏着掖着一向不是尼禄的处事风格。相反，他更喜欢大肆炫耀自己的满腔热忱，怎么可能在这件事上遮遮掩掩。

当然，尼禄完全可以对那些随之而来的流言蜚语置之不理；事实证明，波培娅也是如此。有人诽谤她为“自负傲慢的婊子”， [19] 但有了恺撒的爱慕，人们的嫉妒与憎恨倒也是一种值得她去承受的代价。波培娅既野心勃勃又光彩照人，她的非凡魅力代表着尼禄最倾慕的女性品质。就连她那非浅非深的发色也为她平添了风情，尼禄将其赞美为“琥珀色”。 [20] 于是，她的发色很快就引领了全城潮流，引得深受时尚之害的人竞相模仿。在波培娅的诱人风韵的对比下，郁郁寡欢的屋大维娅的存在感不禁越发薄弱。阿格里皮娜的前景亦是如此。事实上，关于她困兽之斗的传言中好些细节都耸人听闻，但也恰恰反映出管束如今的尼禄对她来说是多么困难。据说，为了断掉儿子对波培娅的念想，她竟然自己勾引起他来。据说，尼禄每每醉酒时，她便在身上涂抹油彩，打扮得像妓女一样，对儿子发起攻势。据说，塞涅卡对阿格里皮娜的举动担忧不已，甚至让埃克特前去告诫尼禄这有损他的声威。也有传言截然相反，声称是尼禄先对其母发起攻势的。当然，真相早已被淹没在了深不见底的浑水中。但和往常一样，乱伦丑闻给罗马人带来的欢乐仅次于无从辨别真假的流言。

但查清谣言来源并非无法攻克的挑战。阿格里皮娜一向是个庄重自持的女人，连敌党在这方面都对她尊重有加。只是尼禄非常热衷于制造惊吓。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后宫有一名小妾长得神似阿格里皮娜，“他每次爱抚她或将她的魅力展示给他人看时，都会说自己是在和亲生母亲睡觉”。 [21] 这番大话固然离谱至极，但可以想见的是，这或许是故意去测试公众反应的。尼禄故意模糊常人的人性界限，似乎想借此测试自己能离经叛道到什么程度。他似乎在问自己，打破致命禁忌的滋味如何？

很久以前，尼禄出生之际，阿格里皮娜曾向一位占星家询问儿子的星相。这位占星家告诉她两件事，一是他将统治世界，二是他将杀死自己的母亲。“让他杀死我吧，”据说阿格里皮娜如此回应道，“只要他能统治世界。” [22] 这个故事确切属实吗？如果是真的，她与儿子日趋紧张的关系肯定会让阿格里皮娜反复想起当年的预言。不过，两人的关系似乎在公元59年年初有所缓解。那一年里，尼禄做出了慷慨且友好的姿态，邀请母亲前往巴亚共度假日。3月中旬，阿格里皮娜乘船从罗马正南方的安提乌姆城（Antium，二十一年前尼禄在此地降生）抵达目的地。尼禄亲自出面迎接，并一路护送母亲前往为她安排的别墅，也就是曾由霍滕西乌斯·霍达鲁斯所有的豪华府邸。将母亲带到一座码头后，他献给了她一件装配齐全的厚礼：一艘游艇。当晚，阿格里皮娜乘轿沿海岸一路向北来到了巴亚，也就是尼禄所在的地方。当天的尼禄温柔亲切，不仅让她坐在自己身旁的座上宾之位，还与她畅谈至深夜。随着天鹅绒般的暮霭在那不勒斯湾的上空降临，天色渐晚，阿格里皮娜不宜再乘轿回家，于是尼禄告诉母亲她的新游艇就泊在外面，并陪同她来到了码头。他对着她拥抱亲吻。“是您生了我，”他低语道，“也是您让我统治了世界。” [23] 最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跟她道了别。游艇被从系泊桩解开后驶入了茫茫黑夜。岸边灯火闪烁不定，将这片“世间最美海湾” [24] 的迷人曲线照得一览无遗，天际的繁星也泻下一缕缕银色光芒。船桨拍打着海浪，船板嘎嘎作响，甲板上传来阵阵低语，除此以外，四周几乎静寂无声。

随后，船顶霎时塌陷。好在阿格里皮娜的卧榻有一端凸起，她才不至于被压死。在海上慢悠悠地漂流数分钟后，游艇又突然开始猛烈颠簸摇晃，阿格里皮娜最后也被甩入了水中。一个朋友在她身旁忽地冒起，又忽地沉没，疯狂地挣扎着求助，高声疾呼“我是阿格里皮娜”，但话刚出口此人便被船桨与长杆齐刷刷地打死。阿格里皮娜于是默不作声地游开了这个死亡陷阱。她在途中遇见了几个渔人，渔人们将她从水中救起，并划船将她送回了岸边。 [25] 满身是血、冷得瑟瑟发抖的阿格里皮娜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她知道幕后主使最有可能是谁，但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自己如今处境逼仄，除了扮演无辜者外别无他法。于是她派人给尼禄送信，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然后开始处理伤口。

与此同时，成群结队的人在岸边聚集，手中的一盏盏灯笼照亮了破晓前的天空。哀悼声与祈祷声在海湾上下回响不绝。待阿格里皮娜生还的消息传来后，人们又纷纷围在她的别墅外，准备庆祝她死里逃生。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片马蹄声。只见一队披坚执锐的士兵飞奔赶来，粗暴地驱散了别墅外的人群，继而包围了阿格里皮娜的别墅。横冲直撞地闯入室内后，他们发现恺撒的母亲正躺在一间灯火昏黄的房间内，仅由一名奴隶照料着。阿格里皮娜大胆地与士兵们迎面对质，坚称尼禄绝不可能指示他们来杀害自己，直到其中一位士兵手持短棒冲着她的头一记猛击后，她才闭上了嘴。阿格里皮娜头晕目眩，但意识依旧清醒，她抬头看见一位百夫长正在拔剑，决定不再抵抗，而是有尊严地死去：以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及英雄后裔的身份死去。“刺我的腹部。” [26] 她指着自己的子宫命令道，然后就葬身在了剑雨之下。

这桩惊世骇俗的罪案带来的冲击直达天庭。阿格里皮娜的尸体在经过草草处理后被埋进了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座旧别墅旁，也就是一片俯瞰海面的海岬上，据称，那里时常传出喇叭的巨响声，而且还会激起海湾上下轰隆隆的回响声。有人说，尼禄从谋杀现场回到那不勒斯湾后遇到了母亲鬼魂的纠缠；他就像当年的俄瑞斯忒斯一样夜梦难安，屡屡梦见复仇女神手持皮鞭与火炬追赶他。他一向喜欢将古老的神话搬上舞台，只是这一次，他自己扮演起了神话英雄的角色，以最震撼最鲁莽的方式占据了舞台中心。他对戏剧效果的不懈追求，对舞台艺术的满腔热忱，对扮演非凡脱俗之人物的极度醉心，都让这出戏剧成了无与伦比的奇观，而且让全世界都有所耳闻。据可靠消息称，阿格里皮娜所乘失事游艇的原型其实是尼禄在罗马见过的那艘几欲解体的船。据说，在火化阿格里皮娜的尸体前，他命人将她的衣物剥光，对着她的躯体仔细观摩后喃喃自语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个这么美丽的母亲。” [27] 对于此类谣言的散播者，尼禄不仅不严加惩罚，反倒还很享受随之而来的戏剧效果。城中出现控诉他弑母的涂鸦后，他没有花费精力去揪出背后的主犯；元老院将阿格里皮娜正式列为叛徒时，以严苛而闻名的道德家特拉塞亚·培图斯不愿同流合污，昂然迈出元老院以示抗议，尼禄也直接忽视不予追究。他太了解罗马人了，也准确无误地猜到了他们的反应。他早就知道，正是因为自己所犯罪孽太过深重，所以它们只会增加他的非凡魅力。他的弑母之举并非卑鄙肮脏的罪行，他反倒成功借此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如俄瑞斯忒斯般独具魅力的悲剧人物。他从坎帕尼亚回到罗马时，迎接他的人不计其数，像在欢庆他的凯旋式一样。 [28]

尼禄的欣慰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一次，他乾坤一掷又稳吃三注。禁卫军在最后一刻甚至都还保留着对阿格里皮娜的忠心。获悉阿格里皮娜从设了陷阱的游艇逃脱后，尼禄从禁卫军中调派了一队人马前往她的别墅刺杀她；当时，布鲁斯还旗帜鲜明地告诉尼禄禁卫军绝不可能谋害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直到一支特派仇杀队成功取下她的性命，且黎明到来，尼禄才终于能够放下心来：因为布鲁斯最终屈服于形势的巨变，命令手下的高级军官前去觐见恺撒，祝贺他“成功破坏了母亲的阴谋诡计”。 [29] 塞涅卡也没能做到洁身自好。尼禄逼迫他代笔给元老院写了一封自我辩解书，因此他发现自己也同流合污，参与了这桩谋杀案。唯一能让塞涅卡与布鲁斯好受一点的是，至少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桩罪案。回到罗马后，尼禄当即宣告要举办“史上最盛大” [30] 的娱乐活动，庆祝自己大败母亲。所有罗马人都受到了召唤，受邀从阿格里皮娜的鲜血里分一杯羹。

几乎没有人拒绝尼禄的邀请。全城多个场地举办了活动，其规模之盛大、场面之壮观，恰如尼禄所承诺的那般。一位骑士骑着大象在绷紧的绳索上行走。一出出剧目配以时下最流行的特效与大规模的毁灭场面，让观众看得惊心动魄。不计其数的代币被扔向看台，抢到的幸运儿可以用它们兑换从珠宝到野兽、从房屋到金子的各色礼品。同一时间，尼禄忙着在罗马广场礼拜神明。近期，一道闪电击毁了他正在用膳的餐桌；一位妇人诞下一条蛇；日食出现：这些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很可能预示着大难将至、末日来临。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只会增强而非减弱尼禄头顶的星光。毕竟，他可是杀害了母亲，才将罗马从阿格里皮娜极具破坏性的积习性权欲中拯救出来；而且还因此英勇地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公民同胞的福祉，他主动揽下了弑母重罪；罗马人民在庆祝得到的救赎时，也在这出史诗般的戏剧中演绎着自己的角色。庆典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罗马无云的空中划过了一颗明亮但又不祥的彗星，不少人开始往最糟糕的方向想；但更多人将目光投在自称救世主的尼禄身上。在一个世纪前的3月15日过去后不久，罗马天空中划过了一颗明星，它预示着灾难；但此刻的这颗彗星是不同以往的。只能继续扮演尼禄帮凶的塞涅卡趁势高赞主子的光辉角色：“他成功为彗星洗刷了恶名。” [31] 此番颂词实在恰如其分，因为公元59年的那个夏天，尼禄成功将一桩谋杀案美化成了为民牺牲，也将自己的狼子野心美化成了大公无私，还将弑母重罪美化成了虔诚之举。彗星预示着什么并不重要，谁是真正的明星已见分晓。

但单单成为戏剧主办人对尼禄来说还不够。公元59年的那个夏天，他还举办了另一场私人庆典，以庆祝自己首次剃胡须。盛大的活动在台伯河远离市中心的那一侧、奥古斯都再现萨拉米斯海战的那个湖与台伯河之间举行，且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清晨。游船上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树林内尽是成双入对、浓情蜜意的小情侣。半夜时分，尼禄于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从湖面驶入台伯河，在罗马城中心营造出了一片巴亚风韵。但戏剧性的娱乐表演才是主要焦点。和公共竞技赛事一样，这些活动的表演者中有很多罗马精英阶级中的精英。“教养、年龄乃至公共官职都没有约束到他们。” [32] 其中一位舞者是克劳狄乌斯的前妯娌，已经80多岁了。 [33] 但尼禄的登台首秀才是这场娱乐活动的高潮。他一边拨弄七弦琴，一边吟唱古代神话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残与谋杀故事：男孩自宫，母亲弑子。21岁的恺撒迎来了最炫目最狂喜的时刻。观众们纷纷为之欢呼鼓掌。“我们的阿波罗，”他们叫喊道，“我们的奥古斯都！” [34] 但还有些人只是强颜欢笑。与全体禁卫军官兵站在一起的布鲁斯如此，塞涅卡亦然。塞涅卡的哥哥将尼禄带向了舞台，而他自己和禁卫军统领布鲁斯一样被迫为尼禄加油助威，在空中挥舞手臂，同时拍打自己的托加袍。“虐待者可以展示的刑具越多，所能达成的目的也就越多。事实上，看着这些刑具比长久忍受刑罚之苦更有可能摧毁一个人。”塞涅卡后来向一位友人倾诉道（但没有提及尼禄的名字），“同样，再也没有什么比炫目的大场面更能达到洗脑和奴役的效果了。” [35]

而小试牛刀的尼禄才刚刚开始。

整个世界都是一方舞台

公元60年，自翻越阿特拉斯山近二十年后，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在世界另一端的新征程即将迎来终点。 [36] 与当年在毛里塔尼亚一样，他在不列颠进行的这场征战进度缓慢且任务繁重。抓获卡拉塔库斯并不意味着不列颠反抗之战的终结，只是给他的平定大业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时间而已。威尔士是一个尤其棘手的挑战，当年的卡图维劳尼酋长就是在此地与罗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这里重峦叠嶂，居住着桀骜不驯的部族，令数任罗马总督无计可施。翻山经验位居罗马之首的苏埃托尼乌斯由此成了担此重任毋庸置疑的人选。当然，自出使不列颠两年以来，他已经成功为这个国度烙上了罗马霸权的印记，哪怕其中最蛮荒的地方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唯独莫纳岛［Mona，今天的安格尔西岛（Anglesey）］还在固守顽抗。此时此刻，随着罗马步兵在平底船上集结，骑兵也接到蹚水登岸的指示，苏埃托尼乌斯准备跨越海峡，一举消灭不列颠所有反抗势力。

但士兵们会听从吩咐吗？莫纳岛上难民成群，纷纷围堵在岸边凶恶地嘶吼咆哮，有那么一刻竟然把士兵们吓得呆若木鸡。岸边的女人身着黑袍，头发纠结成团，手中挥舞着火把，状如复仇女神。德鲁伊教徒也站在岸边观望。这时，苏埃托尼乌斯的士兵鼓足勇气开始朝对岸跑去，最后轻松制胜。没多久，守方被自己的火炬点燃。海滩上布满了烧焦的躯干。入侵的罗马人一向将莫纳岛视作德鲁伊教徒与恶灵（教徒们唯有举行杀人仪式才能安抚这些恶灵）栖息的主要圣地，惧之畏之，紧接着就伐掉了岛上的神圣树林。苏埃托尼乌斯击败了凶猛残暴的蛮族，清除了堆积着人体内脏的圣龛，由此完成了双重驱魔的重任。他的胜绩传到罗马后，令居民们心旌摇曳，仿佛提醒着人们遥远的世界尽头仍然存在着一个英雄主义与巫术盛行的维度。如此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远疆角落逃得出罗马人民的手掌心。

缺乏军事经验的尼禄自然也乐于传播这种讯息。黑暗至极的北部荒野难道就不能反衬自己的熠熠光彩吗？他的一位负责组织比赛活动的部下领命前往波罗的海寻找琥珀，并满载战利品归来，由此取得了一项特别的胜绩。这位使臣从远疆带回的大批奢侈品足以装点整个竞技场。丝网、武器，乃至用以抬走战死的角斗士的担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波培娅的秀发增添光泽。“一切都全球化了，”塞涅卡惊叹地写道，“以至于没有什么还停留在原地。” [37] 尼禄名下的这座圆形竞技场不仅闪烁着琥珀色光芒，还可以在其中见到熊捕食海豹的野外场景；熙熙攘攘的集市内甚至兜售着印度等边远之地的货物；战神广场上方的那座山上画着一张巨大的地图，无时无刻不在向路过的罗马公民昭示帝国的强大影响力波及了哪些地方。总之，无论在哪里，类似的标志物都遍地可见，随时随地提醒着人们罗马作为世界顶级城市的地位。 [38]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也全发端于罗马。奥古斯都为了标记众路段的开端与结束的标准位置，曾在罗马广场竖立了一座镀铜石碑，意指此地为世界中心。罗马的卓越影响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将辽阔的高山丛林及海洋皆覆盖网下，但总有人仍旧在猜想这张蛛网究竟会止于何处。“兴许将来会有这样一个时代到来：海洋放松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大地的宽度得以揭露，新世界呈现在眼前，图勒只不过是通向其他陆地的中转站。” [39]

塞涅卡在想象罗马船只耀武扬威地驶进此前未经发现的大陆时，对此却不予苟同。在这位哲学家眼里，一切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中，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繁荣气象从表面看是一个庞大帝国的标志，实际上却满是危险且啃噬着灵魂。繁荣之下永远充斥着不安，注定会吞噬一切。但即便在歌颂清贫之乐时，他也仍不由得被自己谴责的那些事物冲昏头脑。尼禄弑母一事没有让他在惊骇之下请辞卸任，反而只加深了他力争抓紧权力的决心。小恺撒越是不乐意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越觉得自己有责任继续进言纳谏。因此塞涅卡一直陪伴在尼禄左右，而常年伴君侧的经历让他彻底沦陷在全球权力所带来的各色诱惑中。“智者无须派遣使节出使海外，并在敌方海岸线上标记对方营地，来决定安营扎寨的绝佳地点。” [40] 无疑，作为尼禄最信任的谋士，塞涅卡只能全身心投入这类细枝末节中。他得及时收集不列颠前线传来的讯息，也要随时留意这座岛的情况。他确信在不列颠部落酋长服从新秩序后，一个少有的投资良机诞生了，于是同意借钱给不列颠人，帮助他们像罗马人一样修建基础设施、穿衣打扮和生活。但他失算了。不列颠人不懂金融运作，也无力偿还高额的借贷利息。更让他不安的是，他越发意识到罗马城内究竟抽走了多大一批人力来征服这座岛。即便有不列颠的冠鸦与猎狗，也很难弥补维护四个作战军团所需的巨大开销。甚至已经传出全盘撤兵以及时止损的风声了。 [41] 塞涅卡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方便进行内幕交易，因此很快就命自己在不列颠的代理人收回所有债款。

可惜为时已晚。这个新行省的收债者们早已倾巢出动。负责金融事务的罗马官员决定这样的收入能捞多少是多少，已经开始向当地的部族首领巧取豪夺，而这些首领都拥有作为罗马盟友而非帝国臣民的合法地位。其中一位是爱西尼人的国王普拉苏塔古斯。爱西尼部族居住在卡姆罗多努以北起伏的平原上。国王普拉苏塔古斯为保护女儿们的利益，指定她们与尼禄一样皆为自己的继承人。但罗马官员在他死后开始侵吞王国的所有财物，将整个国家掠夺得一干二净。普拉苏塔古斯的两个女儿不仅没有得到理应享有的尊重，反而被奸污，而他的妻子，发红似火的武士女王布狄卡则被绑在刑柱上饱受鞭刑。事实会证明，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塞涅卡若是在场铁定不会感到惊讶。他太了解人的贪婪本性了。“若要将我们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眼前，你可以想象自己目光所及处是一座被攻克的城市，城中所有对谦虚与正义的崇尚全部荡然无存，而武力成了唯一可以诉诸的途径。” [42] 即便如此，塞涅卡与他谴责的这些事物却并非毫无干系。两年前，苏利乌斯·鲁弗斯曾公开指控他将数个行省榨得一干二净。苏利乌斯是一位擅长揭人丑闻的控诉律师，当年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被扳倒就有他的功劳。不过塞涅卡托关系让苏利乌斯担上了挪用公款的罪名，导致其最后被流放。但即便如此，苏利乌斯对他的指控仍旧让人耿耿于怀。毕竟，塞涅卡处在罗马权力网的中心，他只要稍稍拉拽下其中一条蛛丝，就会促使军靴将远疆村庄踏平，同时让当地的女人遍体鳞伤、血流不止。塞涅卡步步为营，最后却仍参与制造了爱西尼部族这片土地上的灾难，即便他并非有意为之。毫无疑问，这也正是神明在布狄卡遭受鞭笞后把大难将至的预兆同时送达不列颠与罗马的原因。英吉利海峡的滔天巨浪变成了血潮，被海水泡胀后早已面目全非的尸体堆积在海滩上；而同一时间，空荡荡的罗马元老院内却传出了狂野的笑声，尼禄的圆形竞技场上也响起了尖叫声。不管怎样，世界已经收缩。

布狄卡背伤尚未痊愈就召集爱西尼族人揭竿起义，且一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攻克莫纳岛后尚在喘息的苏埃托尼乌斯收到了消息，于是立即集结了一支骑兵队，并命令手下直管的两支军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跟上，然后他自己也翻身上马径直朝风暴中心赶去。自首次抵达不列颠以来，这批罗马入侵者就总是被同一个噩梦侵扰。他们担心此番征战不列颠会与当年占领莱茵河对岸一样，终会在屠杀、烈火与毁灭中结束。现在，这场噩梦似乎就快成真了。克劳狄乌斯在攻占卡姆罗多努后曾将其改建成了一座罗马样板城，如今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断瓦残垣之间横躺着惨遭屠杀的罗马战俘的尸体，以及恺撒们黄铜雕像的残肢断臂。罗马的名媛闺秀被钉在尖头柱上，尸体早已腐烂，乳房还被缝在了嘴上。与此同时，两支未在威尔士服役的军队中，一支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另一支虽然受到苏埃托尼乌斯传唤，其指挥官却按兵不动。许多高级军官不愿遭受与瓦卢斯大军一样的厄运，早已逃到了高卢。苏埃托尼乌斯若是稍犯一点错，罗马就将永远失去不列颠。

好在最后，罗马还是保住了这个行省。苏埃托尼乌斯在仔细分析这场叛乱后选择了撤退，并成功与行进中的军队会合，继而坐待风暴。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又有两处罗马人居住区沦为狼烟四起的废墟。不列颠人并未采取阿米尼乌斯那因地制宜的游击战略，而是选择与罗马人全方位正面交锋。最终结果不由分说，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戮就此降临。据后来公布的数据，不列颠人在这场战役中死伤约八万，而罗马人仅损失了四百名战士。因性别与凶狠个性被对手视为神话世界的阿玛宗人的布狄卡兵败自尽。苏埃托尼乌斯的战绩传出后，曾经拒不受召出兵的数位军队指挥官也纷纷自裁身亡。苏埃托尼乌斯的胜利大快人心，举国轰动：“这是一个光荣且伟大的日子，让人联想到古时候人们创下的战功。” [43] 收到不列颠前线传来的捷报后，罗马人热血沸腾，同时也为此次化险为夷的征战得意狂欢，他们总算能确信本民族的气魄仍不减当年了。

武德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非凡崛起。神祇不仅赐予了他们作战的天赋，还赋予了他们维护和平的天分。就在苏埃托尼乌斯的报复行动几欲脱离控制时，深感不安的尼禄命令手下一个被释奴奔赴前线考察并汇报军情。不久后，尼禄就召回了布狄卡的征服者苏埃托尼乌斯。自建城之初起，罗马领袖就认识到，胜利后宽大为怀才是实现目标最稳妥的方式：“如果征服后就加以压迫，那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44] 罗慕路斯当年强抢萨宾妇女虽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女人的父兄冲向罗马誓言复仇，但两方的纠葛最终并未演化为屠杀。罗马人与萨宾人达成了和平条约，而且最后萨宾人也成了罗马人。自那时候起，许多其他意大利民族也踏上了同样的路径。马西人、萨谟奈人与伊特鲁里亚人最终都与自己的征服者一样，成了罗马公民。但罗马的视野不再单单局限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土地。既然意大利能成为罗马的一部分，那整个世界为何不可？一些说法开始涌现，声称罗马的使命就是“将先前千秋各异的政权联合为一体，改造不同的行为模式，给说着野蛮语言的无数民族带来共同的语言，教化全人类，简而言之，就是将世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并以其祖国的身份为他们服务”。 [45]

此番豪言壮语在满目疮痍的不列颠战场上似乎显得荒谬可笑；但尼禄派往不列颠稳定政局的新官员尤利乌斯·克拉西奇安努斯并非意大利人，而是高卢人，也是他最早呼吁将苏埃托尼乌斯撤换下来。他的存在就是在向不列颠人保证：罗马的统治手段绝不是简简单单的镇压。克拉西奇安努斯是罗马公民，和一位高卢部落首领的妹妹结了婚，让他担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调停者最适宜不过了。他不仅没有压迫不列颠子民，还开始为他们筑桥。不列颠人在饱尝反抗的惨痛代价后，从克拉西奇安努斯那里品咂到了服从带来的好处。事实证明，克拉西奇安努斯的政策非常有效。战争造成的伤口开始愈合，反叛的余烬也逐渐消散。很快，布狄卡揭竿起义的记忆尚未淡去，尼禄就决定将不列颠的罗马驻军由四支军团减为三支。海洋仍由罗马主宰。

当然，罗马人能取得的成就貌似也是有限度的。不论平定不列颠的任务开展得多么顺利，不列颠部落首领这样的野蛮人是绝无希望与罗马分享世界统治大权的。许多罗马人对克拉西奇安努斯及其同类都持这样的看法。诚然，高卢南部的贵族已接受罗马统治近两个世纪，且诞生了一位曾立志以恺撒身份统领世界但很快就销声匿迹的名人——阔气浮夸的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但罗马贵族对他们出现在元老院一事却依旧心存憎恨。公元48年，元老院就是否将高卢中部及北部的部落首领吸纳入院一事展开了辩论，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竟然让那些曾与尤利乌斯·恺撒交锋、穿着裤子、胡髭上滴着肉汁之人的后裔进入元老院？“这不就像奴隶商一样，把一大群异邦人引进来？” [46] 就事实而论，此类关于高卢野蛮之风的怨言其实有些虚伪矫情。真正引发他们愤懑的，并不是高卢的落后，而是高卢日益强盛的财力。许多元老由于无法再像先辈一样通过抢劫蛮族来增加财富，因此与高卢的巨头一比便显得穷困潦倒。

但对那些着眼未来之人而言，正因如此，高卢人才应该尽快被吸纳进罗马的精英阶级。高卢土地肥沃、人力充足，富裕程度早已超过意大利许多地区。这种情况下，绝不能允许高卢贵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熟读史书的克劳狄乌斯以典型的敏锐与博学提出了这番论断。“所有我们现在视作传统之精华的东西，”他曾如此提醒众元老，“在过去都曾是新事物。” [47] 他的祖先克劳苏斯——克劳狄家族奠基人当年就是一介移民。元老们对克劳狄乌斯的演讲表示赞同。于是，高卢人被接纳进了他们的行列之中。元老院由此稍微多了一抹多民族色彩。

同一时间里，在元老院的墙外，在这个拥有一百万多人口的城市的密集街道上，许多人开始猜想：罗马人这几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如克劳狄乌斯在演讲中提醒元老院的那样，罗马是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异域语言在这里传播了好几个世纪，一些街道名称见证了异邦人曾在此地定居的过去：伊特鲁里亚人曾经聚集的图斯库斯街区，还有阿非利库斯街区。尽管不少罗马人在城市的多样化中看到了世界对伟大罗马的敬意，也看到了强有力的复兴之源，但同样有许多人没那么信服。只要移民们最后成为罗马人，接纳他们便自然不在话下；可若是他们始终保留着野蛮作风，拿自己的迷信去滋扰得体正派的罗马公民呢？“在都城里，世界各地的那些可怕又有失体面的风俗习惯永远在相互影响，而且开始大行其道。” [48] 这无疑发人深省：世界之都的身份很可能使得罗马不再那么“罗马”了。

罗马人并非首次产生这样的担忧。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罗马掀起了一股崇尚古怪祭仪的狂热风气，元老院不得不立法确保公民只以传统仪式对传统神明进行礼拜。自那以后，罗马无数次试图清除异域风俗。公元前186年，元老院甚至发起了一场针对祭拜利柏耳的镇压运动，理由是一位希腊预言家败坏了其祭祀仪式，由此滋生了许多无可言状的狂欢宴会。埃及人与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家也受到了有正义感的公民的强烈怀疑。但最令人惊恐的当属叙利亚人，他们崇拜一位穿戴珠宝、身旁站着狮子的女神。他们对该神明的礼拜仪式与任何叙利亚祭仪一样，让所有体面的罗马人嫌恶不已。罗马最根本的价值观、约定俗成的礼义廉耻，无一不会在该仪式上的狂喜嚎叫声中被他们践踏。据传，这位叙利亚女神会出现在奴隶们的梦境中，鼓励他们揭竿反抗。她把最狂热的信徒迷得发疯，刺激他们将睾丸割掉献祭给她。这些自宫的祭司被称作“加利”（Galli），都是抛弃男性特权及责任、心甘情愿成为女人的可怜虫。他们在脸上涂抹油彩，身穿女人的衣袍，通体脱毛，头发染成金黄色并编成辫子。这一切都是对罗马人鉴赏力的天大挑衅。不难想到罗马官方会竭力避免公民同胞加入“加利”之列了。他们最先彻底禁止了这个习俗，后来从公元前101年起，只允许人们在最严苛的规定下进行该仪式。但这丝毫没能降低该祭祀仪式的流行程度：令人不安的是，事实证明，一些罗马人十分向往女儿身的生活。克劳狄乌斯最后不得不屈从于无可避免的现实，解除了罗马公民不得成为“加利”的禁令。但在那个时候，祭拜叙利亚女神的队列早已进入了罗马的寻常画面，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吹长笛、打铃鼓的镜头以及壮观的自残活动。自然，恪守传统价值观之辈仍旧对此深恶痛绝。“如果一位神明喜欢这样的礼拜方式，”塞涅卡直截了当地称，“那她首先就不值得被拜祭。” [49] 但对那些立于时尚前沿的人来说，对叙利亚女神顶礼膜拜早已成了一种故意让人震惊的娱乐方式。譬如，据说在所有神明的祭祀仪式中，只有叙利亚女神的仪式让尼禄心生尊敬。

不过，论及骇人怪癖，叙利亚人的信仰终究无法与他们的近邻犹太人相提并论。来自犹地亚的移民在罗马安居了两个世纪，主要住在台伯河远离城市中心那一侧的廉价住房内，而那里也同时竖立着叙利亚女神的主庙；整整两百年间，犹太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着比他们更乖张或更滑稽的风俗习惯了。他们不吃猪肉；每周第七天休息；而且冥顽不灵地只崇尚自己的神，拒绝崇拜其他任何神祇。然而，犹太人的风俗及宗教虽然荒谬绝伦，但仍旧独具魅力，和埃及人的祭仪、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星图一样，能够引诱异域事物爱好者。正因如此，自犹太人首次在罗马落地安居起，罗马官方就会时不时地想办法将他们驱逐出城。不过这些政策从未见效过。公元前139年，犹太人因“试图腐化罗马价值观” [50] 被禁止进入罗马；公元19年，提比略重申了这项禁令措施；三十年后，他们在煽动者克雷斯图斯（Chrestus，单听名字就给人阴险之感） [51] 的挑唆下惹是生非，再度被克劳狄乌斯驱逐出境。但无论哪种情况下，犹太人最后又都悄悄溜回了罗马。被克劳狄乌斯逐出城十年后，他们卷土重来。他们所散发出的神奇魅力，以及他们在蔑视异邦祭仪之人心中激起的惊慌，一时间全蹿到了顶峰。“他们是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52] 据传波培娅对犹太教义饶有兴趣。塞涅卡对犹太人的猜疑无疑因此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异邦迷信甚至传播到了恺撒的卧室内。一想到家里的奴隶起居室，想到街道上为怪神竖立的神庙，想到充斥着各地移民的租户区，不少罗马人都会担忧城市或许正滋养着一些令人厌恶的风俗习惯。

公元61年，随着负责维护都城秩序的城市长官被捅身亡，全城对大规模移民及随之而来的怪诞祭仪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点。凶手是这位长官手下的一个奴隶，根据半世纪前通过的严苛法律，被杀之人家中所有奴隶皆应被处死。处罚之野蛮，掀起了广泛且剧烈的反响。元老院就此展开了辩论，其中大部分人持宽大态度。最后，有人提醒元老们近年大批传入罗马的异邦风俗，令他们毛骨悚然。于是，元老们转而支持处死被杀长官家中的数百名奴隶。“我们府邸中的奴隶如今来自世界各地，参与各色各样的怪癖祭仪，抑或什么都不参与。唯独实施恐怖战略才能制约这群乌合之众。” [53] 于是，官方遵从律法，定了其余奴隶的死罪。大街上爆发了激烈的游行活动，其中许多抗议者要么是被释奴，要么是奴隶后代。人群拿着石头与火把示威抗议，试图阻止该项判决被落实。尼禄没有放任煽动分子无视法令，而是发布官方通告对其厉声指责，并派遣士兵在奴隶们的行刑之路上严加把守。不过他能准允的报复行动是有限度的。有元老提议围捕并驱逐被害长官的被释奴时，尼禄当即否决。“仁慈手段都无法调和的问题，”他声称，“更不应通过残暴的方式来加重。” [54]

尼禄具备辨别民间情绪的特别天赋。大多数元老对肮脏平民的偏见很少来自个人经历，但尼禄不同，他非常熟悉城中最黑暗的那些角落。年轻时候的他经常和奥托一起去贫民窟溜达。他们扮成奴隶在贫民窟喝酒、偷盗，一路打打闹闹地穿过最香艳腐败的红灯区。正派高尚的观念自然受到了颠覆：一位元老在挥拳打了一个试图抢劫自己的小偷后，发现此人竟是恺撒，又大错特错地当众给他赔礼道歉，最后不得不自杀谢罪。但尼禄深入罗马内部的举动是在进行自我教育，就跟他听从导师教诲一样。塞涅卡教导他，美德是城市高峰才有的事物，那里的空气稀薄又尊贵；罪恶则藏身于城市最阴暗浑浊的深处。“它总潜伏在阴影中，潜伏在公共澡堂与蒸汽浴室的周边，潜伏在时刻忧心官方审查的地带，温软柔弱，不时有酒水与香水滴落，要么苍白暗淡，要么浓妆艳抹得像是在给尸体涂脂抹粉一样。” [55] 诸如此类的强烈谴责并没有让尼禄望而止步，反而激起了他想去品味个中乐趣的兴趣。论及如何让罗马人服从于自身意志，他比塞涅卡还要成熟老到。他知道什么时候施行仁政，什么时候加以严治。

他任命的消防队长官就清楚显示了这一点，奥弗尼乌斯·提格利努斯是臭名昭著的投机主义者，若非担任消防队军官，他很可能会落得队内千夫指的下场。他长得一表人才，但身无分文，职业生涯早期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与莉薇娅和阿格里皮娜（大抵是如此传的）都有不正当关系，被控通奸后流放希腊，干起了丢脸至极的贸易，后经克劳狄乌斯赦免才得以返回意大利，并做起了赛马训练师的行当。也是凭借这样一个角色，提格利努斯成了尼禄的密友，尼禄不仅让他暴富，还封他做骑士。恶霸气十足的他既能维护街道秩序，又能充分享受街头乐趣，是实现主人目的的完美人选。将提格利努斯迁擢为消防队长官仅仅是一个开端。公元62年，随着布鲁斯在经年累月与喉癌的对抗中溘然长逝，一名雄心勃勃的骑士所能争取的所有职位中最敏感的一个出现了空缺。布鲁斯是个忠诚可靠的人，但提格利努斯与他截然不同。意识到这一点的尼禄于是分割了禁卫军军权。尽管如此，提格利努斯作为两位禁卫军统领中的一位，如今也算处在为主人干脏活的理想位置了——而且眼下碰巧就有一件急事需要他处理。

阿格里皮娜被害距今已有三年；此时的尼禄终于准备斩断自己与克劳狄乌斯政权之间最后的联系了。尼禄与波培娅的情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布鲁斯在世的这段时间里，屋大维娅一直安然无恙。她美丽高贵又惹人怜悯，恰恰是罗马人所钟爱的女性类型。当年尼禄提出可能会与她离婚时，布鲁斯曾公开表示蔑视。“没问题，”他嘲讽道，“一定要把嫁妆还给她。” [56] 但如今布鲁斯撒手人寰，他的继任者提格利努斯对日耳曼尼库斯一家又毫无忠诚之心可言。尼禄指示这位新任禁卫军统领除掉屋大维娅时，提格利努斯丝毫没有犹豫。在不得不除掉一位“绊脚石”公主时，罗马人一贯采用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上通奸罪名，对于屋大维娅也不例外。虽然提格利努斯一向以滥交闻名，受害人屋大维娅的端庄品性则广受称道，但这并没有让他产生哪怕一刻的踌躇。“她的私处比你的嘴巴都干净！” [57] 屋大维娅的一个随从在提格利努斯严刑逼供后这般唾骂道。但他没有理会。屋大维娅的许多女奴都急着自保。于是，她很快就被控与一名奴隶有染。但恰如布鲁斯曾警告过的那样，罗马人民是不会容忍克劳狄乌斯的女儿蒙受耻辱的。罗马城内暴乱四起，人们推翻了波培娅的雕像，并为屋大维娅的雕像戴上花环。有那么一刻，尼禄动摇了，提出要再娶郁郁寡欢的前妻。但随着一桩更详细、设计更天衣无缝的罪案被捏造出来后，他重拾勇气，成功借机给屋大维娅定了罪，并将其关押在潘达达里亚岛上。没多久屋大维娅便在当地被处死。她的项上人头后来被送到尼禄手中，成了他新妻波培娅·萨比娜的战利品。

一个世纪以前，后三头同盟雇用的杀手曾猎取了不少罗马贵族的头颅，那时，这场对贵族的“筛选”一度预示着全球战争将临。但现在不一样了。且不论波培娅手捧屋大维娅头颅的消息究竟让罗马街道多么民怨沸腾，尼禄近十年来为这个世界提供的秩序都没有受到威胁。各行省海晏河清；边陲之地也稳固太平。公元63年，也就是屋大维娅被除去首级一年后，罗马与帕提亚展开了长久和平的谈判。双边约定：帕拉提国王之子梯里达底将继承亚美尼亚王位，但届时须前往罗马从恺撒手里接过王冠。再没有什么盛大场面能比这更能拨动尼禄的想象了。数世纪以来，罗马人一直认为，授予异邦国王恩惠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他们从未有机会一饱眼福，亲眼见证这样的场面在城市的中心上演。

是的，亚美尼亚对尼禄来说远在天边。他生平连军队都没见过，更不用说领兵打仗了，可在元老院拥护他为“凯旋将军”，或为庆祝他的胜绩在卡庇托尔山竖起拱门，并在一旁立起他身穿凯旋式王袍的雕像时，这些都成了不值一提的小细节。尼禄知道，对一个远离艰苦军旅生活的民族而言，画面比混乱的传言要生动得多。对公民同胞们来说，他有没有在炼狱般的蛮荒边陲受过伤，有没有苍蝇曾爬到他的伤口上，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对他的信任，而他凭此便可化身为他们渴求的和平王子。“曾让世界为之震动的那种内战将不会再发生；腓力比战役那样叫人悲叹的战争也不会再发生。” [58] 尼禄的任务就是让罗马城与全世界都对此深信不疑。

当然，同样的职责曾赋予奥古斯都的职业以生机活力，且在一开始促成了恺撒们统治政权的形成。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时间的流逝，才华横溢又雄心勃勃的第一公民所能获取的机会也发生了改变。不管怎样，这就是尼禄在历经近十年的掌权生涯后逐渐深信的道理。保守且老派的处事风格、对昔日义务与禁忌的无聊沿承，都令人无以继续承受。行事自由上的限制已经叫尼禄忍无可忍了。得把它们统统清除掉。事实上，公元62年，皇帝不止收到了屋大维娅一人的头颅，还派杀手除去了两位与奥古斯都家族有血亲关系的显赫元老。一位是提比略的曾孙兼阿格里皮娜的绯闻情人卢贝利乌斯·普劳图斯，他被流放爱琴海海岸多年，一直平静度日；另一位则是奥古斯都姐姐的后人。听闻两人被害的消息后，元老们战栗不已。尤其是同一时间里，尼禄在当权以来首次以叛国罪给一名元老定罪，更是让他们感到不安。此案的起诉人是提格利努斯手下一名密探，此人获悉这位行政长官不仅写了一部讽刺皇帝的作品，还在晚宴上当众读了出来。这名官员本来是被判死刑的，但在不屈不挠的特拉塞亚·培图斯出面干预后，死刑改为了流放。尽管如此，每位元老都能意识到尼禄通过此举发出的警告。

这尤其让塞涅卡震惊和屈辱。他像被绑在尼禄政权的车轮上似的，眼看行车方向越发危险却始终无力调转车头，而弃车自保又绝无可能。他能做的，最多是取得昔日爱徒的许可，进入半退休状态。可即便这样，他也仍旧郁郁寡欢。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先前所见的英俊男奴转眼变成了头童齿豁的搬运工，青年时期栽下的梧桐树此时树干扭曲且多瘤，所有的一切都让他看到了衰败的迹象。在塞涅卡看来，就连世界似乎都面临灭顶之灾。全球灾难的威胁总在他脑海中盘旋。末日到来的时候，灾难会起源于海洋：“海浪从西方滚滚而来，也从东方汹涌袭来。只需一天便可将全人类埋葬。凭借命运垂青及眷顾而幸存的尊贵事物、所有高贵美丽之物、每一张伟大的王座、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将被大海吞没。” [59]

但毁灭方式也可能独具创造性。尼禄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将一个乌烟瘴气、索然无味的世界彻底冲洗一番不失为一件好事。与其行尸走肉地将就活着，倒不如重新来过。那些支持严肃无趣的屋大维娅的暴民当初若是真达到了目的，如今就无法再享受波培娅在成为恺撒妻子后的精彩“演出”了。两人成婚仅数月，尼禄就鬼迷心窍地加封她为奥古斯塔。她的骡子的蹄子上钉着金钉；她用驴奶泡澡，以保护自己的完美肤色；她用自己的名字给一系列美容产品命名。“但愿我会在年老色衰前死去。” [60] 波培娅瞥见了角度不佳的镜子里的自己后，发出了这样的祈祷，而这也体现了丈夫最倾慕她的一个方面。她的祈祷符合尼禄最深信不疑的一个信条：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以貌取人。奇观、幻象与戏剧都是统治的重要维度。尼禄对烦冗的公务虽然也较为上心，但真正迷恋的还是一项能让他的时间及天赋更具价值的工程：重塑现实。

公元64年夏，尼禄着手将都城往符合自己期望与抱负的方向改造。罗马的公共场所成了一系列盛宴的举办地。“似乎整座城市现在都成了尼禄的宫殿。” [61] 提格利努斯在战神广场上临湖举办的宴会最为铺张奢靡。和四年前在台伯河对岸举办活动时一样，尼禄坐在一艘铺着紫色软毛地毯与靠垫的豪华竹筏上胡吃海喝。一艘艘饰有象牙与金子的船拉着他的竹筏漂流，水中尽是极富异域特色的海兽。桨手皆为罗马的顶级男妓，按年龄与专长被分成数组。湖岸的人群一窝蜂地抢着享受各种娱乐活动。不难想到人们会如此喧闹。食物与酒水被一视同仁地提供给每一个人，而码头边的妓院里更是出现了罗马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妓女组合，有奴隶有自由民，有职业妓女也有处女，有贫民窟的渣滓也有显赫元老的妻子，任何人都不得拒绝所有想跟自己睡觉的客人。人们抢着享受这种服务，宛如美梦成真：街头乐趣与宫廷乐趣的奇妙融合。

对两种乐趣都如数家珍的尼禄认识到了关于罗马人民的一个深刻事实：在民众对违法且骇人之事的迷恋背后，不仅隐藏着机遇，也同样隐藏着威胁。一个天生的表演者越是试图掩盖丑闻，他的权威就越是会被丑闻腐蚀。相反，把丑事拿出来大肆炫耀取乐，以玩弄那些无聊乏味的落伍之辈，恺撒的权威便只会越发光彩夺目。提格利努斯的盛宴结束数天后，尼禄打算以一种更奢华壮观的方式验证这一论点。和“加利”一样，他在身上涂抹油彩，打扮得像女人一样，然后在婚礼火把的照耀下与自己的一名被释奴结婚了。这绝对能触怒保守派，让他们对他口诛笔伐，但尼禄没有遮遮掩掩，反而公开举行了这场仪式，就连“新娘是女性时该在夜晚的遮蔽下才进行的那一部分活动都包括在内”。 [62] 当然，这都是逢场作戏。关键在于，尼禄并没有把这一切当真。即便他祭拜叙利亚女神的举动也并非真心实意。因为后来他还在她的雕像上撒尿。当罗马天际的彗星闪烁着诡异光芒时，被尼禄的恶作剧震惊的人们担心起最糟糕的结果来，而那些更懂时尚的人则不由得沉浸在尼禄所创造的魔幻世界中。在这片世界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事实的确如此。彗星隐去两天后，7月18日晚，罗马夜空升起一轮明月，火灾突发。 [63] 最先起火的是竞技场南端装满易燃物的商铺。火焰转眼间便吞噬了整条巷子，紧接着又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一片又一片窄小的木制公寓楼，继而烧上了罗马几座山丘的山坡。消防队对此无能为力。全城上下人心惶惶。许多人赶到邻居家帮忙，帮助腿脚不便者逃离火海；还有一些人则拉帮结派地在街头扫荡，准备洗劫被抛弃的房屋，并放火烧掉尚未着火的地区。没人确切知道这些破坏分子是什么人，因为谣言在人们的极度悲痛之下传得和大火一样肆虐。成群难民无家可归，顶着一张张被烟火燎黑的面孔在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避难。起火之际尚在安提乌姆的尼禄急忙回城处理灾难。他将战神广场的公共建筑与自己的私人府邸向难民们开放。与此同时，随着大理石与花坛间搭建起一排排简陋小屋，一场如海啸般汹涌的大火又滚滚袭来，包裹了整座城市。大火一连烧了六天，人们疯狂拆毁建筑以打造防火道，这才止住了火势。但噩梦即便到了这时也没有结束。火灾再次爆发，而且又烧了三天，但最后总算被扑灭了。

这场灾难使得世界之都罗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面积沦为仍在冒烟的废墟。 [64] 尼禄一方面急于了解最坏情况，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他人洗劫残存的贵重物品，在手下淘完珍宝前禁止任何人返回灾区。但这些侦查员带回的消息不容乐观。城中最负盛名的地标性建筑多数毁灭殆尽。从罗慕路斯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建立的神庙，到尼禄敕令修建的木制圆形剧场，罗马每个时代的建筑都灰飞烟灭了。不可替代的战利品与财富曾是象征罗马辉煌过去的无价之宝，如今却荡然无存。对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来说，同样荡然无存的还有城市里的一大片楼房。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火灾中财产尽失，连找到栖身之地都成了问题。不难想到他们会既愤怒又绝望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场影响深远的灾难性大火只是简简单单的意外。人们没有忘记曾有一群遮头蒙面的神秘匪徒举着火把在火光和烟雾中穿梭。他们到底是谁？城市的残存区域内，战神广场及尼禄私人庭院那一大片帐篷与摇摇欲坠的小屋内，都有人在热切地争论这个问题。饱经风霜的罗马公民只对一件事特别肯定：纵火者一旦被揪出来，必将遭受与其罪孽对等的惨重报应。

施加报应正是尼禄的看家本领。说到把复仇演成一出大戏，还有谁比这个试图用游船溺死生母的人更适合呢？毋庸置疑的是，肇事者被抓获后便受到了惨绝人寰又怪诞离奇的死刑。有的被猎狗撕成碎末以娱民众，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而那独特的钉死方式则是故意为了让他们的死相显得荒谬难看的。罗马急需在惩罚纵火者的同时也狠狠嘲弄他们一番，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人民脑中始终无法释怀的记忆。这些罪犯是正经罗马公民对移民热潮最畏惧的事物的化身：一种邪恶乃至反社会的邪教的信徒。他们随该教创始人之名被称作“基督徒”。创始人基督则是一名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于犹地亚被处死的罪犯。基督徒比犹太人还要糟糕，后者的教义至少属于古典派，前者却为“一种对人类社会准则的憎恨” [65] 所驱动：他们蔑视神明，轻视所有异教徒。凝视城内满目疮痍的废墟时，谁不会怀疑他们是内敌？谢天谢地，多亏恺撒费心费力将他们揪了出来。终于万事大吉了。表演欲非凡的尼禄还就此设计了一种安抚民心的非常手段。其实，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像野兽一样被追捕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人被涂满焦油后点燃以充当人炬：这种惩罚与他们的罪恶程度是相当的。 [66] 这些人炬被摆放在皇帝的私人花园内，照耀着园中的花朵与岩穴。尼禄邀请民众来此纵情探索，自己则打扮得像驾车手一样在人群间和蔼可亲地穿行，为自己树立负责又亲民的第一公民楷模形象。尼禄此举传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大火已被扑灭，险恶的迷信也已被清除。多亏恺撒的精明管理，罗马的未来又是光明璀璨的了。从前一片黑暗的地方如今洒满了光辉。

烧焦的粗石瓦砾尚未冷却，这座遭受重创、被烧得焦黑的都城就开始显露出“光辉”的迹象。尼禄对罗马有许多宏伟计划。贫民窟的羊肠小道曾拥堵得水泄不通，一栋栋摇摇欲坠的木制高楼长年累月将整片街区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下：凡此种种皆让罗马备受诟病。而现在，这座城市就将迎来一场全面的升级改造。由于数世纪来没有任何一人曾担起过此番重任，尼禄决心自行重绘城市地图。他所建的新都城内将容不下丑陋、低廉与肮脏之物。宽阔的林荫大道、宜居而非直耸入云的公寓楼、饰有柱廊的石造街面：这些将是他为新生代罗马开出的处方。免受贫穷折磨的工人们满怀感激地清理着废墟，并将碎石倾倒在奥斯提亚旁的沼泽地内；同一时间里，尼禄也忙着与建筑师们钻研城市的规划方案。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重建项目完成得越快，就越有机会获得巨额奖赏。有了这样的刺激因素，这座原已倾塌的城市很快就焕然一新。十七年前，克劳狄乌斯曾在选举围场内展示了一只据说为凤凰的动物。这种神鸟每隔五百四十年就会浴火重生。但克劳狄乌斯的展示后来以失败告终。“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 [67] 尼禄出资赞助的这出剧目却绝非骗局。是，大火吞噬了罗马，但如今的她正扑打着金色的翅膀涅槃重生。一只无与伦比的凤凰正从灰烬中破土而出。

这在帕拉蒂尼山与其东边的西里欧山及奥庇乌斯山之间的山谷内尤其明显。当地所受损失尤其惨重。大火吞噬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尼禄的行宫群以及一座供奉克劳狄乌斯的半完工神庙。就连帕拉蒂尼山也受到了影响。火焰甚至烧到了阿波罗神庙；王政时期的建筑物荡然无存；所有贵族世家的尊贵府邸也化为乌有。要知道，哪怕共和国没落，这些豪宅也仍旧在罗马广场的大道旁矗立了百年之久，一直向外彰显着罗马名门望族的权威。但灾难往往孕育着机遇。这场火灾为世界最昂贵的黄金地带腾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按尼禄的脾性来看，他是绝不可能白白浪费这个天赐良机的。他对公民同胞的计划纵然野心勃勃，却全然无法与他对自己的计划相比。一个他这般高瞻远瞩的艺术家怎么可能会将自己的住处限定在帕拉蒂尼山呢？帕拉蒂尼山太拥挤太沉闷了。不过，若是将住所往西里欧山与奥庇乌斯山挪一挪，尼禄便能像个体面人一样生活。和阿波罗一样，他值得拥有一个与自己的无限才能相匹配的家。阿波罗的诗歌与音乐天赋让他深受触动，他也悉心模仿太阳神驾驭马车的高超技能多年。他理应住在一所让罗马人叹为观止又光芒万丈的房子里：黄金屋。

于是尼禄敕令打造这样的建筑。他手下两位享有盛誉的建筑师皆擅长处理高低不平的地形，并将地形的缺点转化为优点；他的首席画师是个庄严感极强的人，一定要穿着托加袍才肯作画。面对恺撒的挑战，这些奇才迎难而上，最终不负所托。正如他们在规划方案中向尼禄展示的那样，黄金屋落成后必将让罗马人深切地感受到统治世界的意义所在。这一宫殿群包含美轮美奂的住宅、气势宏伟的建筑外观、精湛的艺术品，这些自不必说。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打算在这座史上最大的城市的中心建造一样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东西：一座美丽的花园。园内将会有一个大湖，湖边会建起一些代表各城市的建筑，还有可供耕种的田野与葡萄园。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将在园中嬉戏游玩。这不仅是一座宫殿，还将提供无穷无尽的其他事物供人寻味。简而言之，它将会是恺撒统治下所有陆地与海洋的一幅画像。

罗马统治下的那片世界就要被带到罗马中心来了。

为黑暗镀金

公元64年5月，罗马遭遇特大火灾三个月前，尼禄启程前往那不勒斯。访问这座城市本无须任何理由，但尼禄此次却别有目的。自举办盛会庆祝自己首次剃胡须五年后，尼禄决心公开表演自己的七弦琴才艺。除了这座全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希腊城市外，还有哪个地方更适合他登台首秀呢？那不勒斯人民见多识广、交游广阔，正是尼禄需要的那种观众。他知道罗马的传统主义者肯定会因此气得冒烟，但这正是趣味所在。毕竟，他将上演的这出好戏不仅独具创意，还尤其标新立异：“一位皇帝登台表演。” [68]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尼禄一丝不苟地为这场盛大活动做准备。一连数月，他都做着歌唱家才会做的事，好让嗓子达到较佳状态：定期灌肠；仰面躺着时在胸上放置铅块；数天不进食只吃油水浸泡的香葱。他甚至雇了5000名观众为自己拍手喝彩，还命令守卫届时在观众席中充数，确保表演现场座无虚席。其实他根本无须担忧。现场观众爆满。挤进剧院的不只有那不勒斯当地人，还有城外的一众粉丝，包括一批来访的亚历山大港人。他们富有节奏的掌声让尼禄龙颜大悦。于是尼禄转而命自己的私人啦啦队向这批人学习怎么喝彩鼓掌。每场表演结束后，这位风度翩翩的超级巨星就会融入观众群中，用希腊语与他们谈笑风生，并在公共场合用膳。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一天晚上，尼禄演出之际，一场地震突然来袭，严重破坏了尼禄所在的剧院。尼禄表示无人遇害，并将地震归结为神祇的应允，迅速就此写了一首诗。其他人却不这么肯定。一些人被尼禄对传统观念的嘲弄吓坏了，深信罗马的根基正遭受猛烈的摇晃。同年夏天的那场大火发生后，他们又认为罗马的根基已经付之一炬，因为火势如此凶猛，似在暗示神界与人世的致命失调。火灾结束后不久，尼禄举行了尽可能盛大的祈祷仪式安抚上苍。但这一举动乃至后来处罚恶毒且具有煽动性的基督徒之举都无法遏制民间对恺撒的闲言碎语。无论他在处理灾难余波时表现得多么积极卖力，无论他的重建计划多么引人瞩目，都始终很难减轻那些在大火中丧失一切的人民当下的悲痛。哪怕数月之后，粗石瓦砾早已被清理，民间的愤怒情绪却仍在扩散。不少公民怀念当初拥挤狭小的居住区，讨厌尼禄在原地兴建的宽阔街道与低矮楼房，纷纷抱怨新罗马的生活无法逃离阳光的照射。更揪心的是，另外一些公民还得眼睁睁地看着皇家侦察员在绘制湖与田野的轮廓时，将不久前还是自己家园的那块地皮划了进去。“一处唯我独尊的地产夺走了穷人们的安身之地。” [69]

不光穷人深受其害。元老们也因黄金屋的缘故损失了不少地产。就连那些房产未被没收的元老也清楚，尼禄在城中心兴建花园的举动无异于一只脚踏在了自己的威望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奇花争妍的花园在罗马一向是地位的终极象征。从梅塞纳斯到麦瑟琳娜，城中精英阶层延颈鹤望地渴盼着有朝一日能坐拥这样的花园。但如今游戏结束了。尼禄的黄金屋群山环抱，绿意葱茏，使得罗马每个人都能一窥先前只为巨富显贵所享的凉亭与草坪的究竟。对于穷人来说，黄金屋至少带来了一阵清新的微风，让他们得以在单调无味的烟尘与砖墙中暂寻一丝解脱。但对元老阶级来说，这只是确定了他们与恺撒相比什么都不是的事实：“此时城内只有这一栋建筑赫然耸立。” [70]

罗马中心的各种熟悉场景竟然就此暴露在乡野平民的视线中，这显示了尼禄最让元老们迷惑的一种能力：消除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边界。对许多元老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让人非常不安的能力，因为它暗含某些超越人类的力量。的确，尼禄看起来并不像鬼神界蹿出来的生物。他有着短而粗的脖子和胖墩墩的体型，至今仍带着一丝婴儿肥。但恺撒的形象并非由血与肉塑造而成。将游船改造成死亡陷阱、将战神广场改造成妓院的尼禄太清楚如何玩弄人民的期望了。世界最著名雕塑家芝诺多鲁斯正在他的作坊内雕刻一尊四米高的黄铜头像。 [71] 该头像完工后，将被安置在一尊巨型雕像上，把守黄金屋的大门。该头像所绘乃神界的非凡驾车手太阳神，但其面容轮廓却折射着另一位驾车手的影子。这座后来被称作“巨人”的黄铜雕像“被设计得和第一公民非常相似”。 [72] 完工后的雕像顶部将被饰以太阳光线，整体呈现出世界守护人的模样。全城上下随处都能见到它巍然耸立的模样。它的存在将暗示尼禄近乎神的尊贵地位。

从某个角度看，他的面容似乎散发着些许超乎常人的怪诞恐怖气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似乎又被一种野兽的野蛮气息笼罩。在尼禄据说曾参与过的千奇百怪的性爱游戏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种是将模拟罪犯被撕成碎片的场景与恶心的口交相结合。在这种游戏中，男人女人——或据某些报道记载，男孩女孩——被绑在桩上，尼禄则披着兽皮，被从笼中释放出来，撕咬他们的私处。 [73] 他的演出一贯设计得极其下流无耻，这里也不例外，而且还恶作剧地戏谑了罗马人之起源的故事。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罗马由一位吸吮狼奶的国王建立。城中大部分地方现已沦为废墟，尼禄似乎打算从头创建这座城市。甚至有消息称，他希望用自己的名字给未来的新都城命名：尼禄波利斯（Neropolis）。 [74] 遑论真假，总之这类谣言传得满城风雨，一个男人的脸从一个角度看像神明，从另一角度看像狼人，那么把他说成什么样几乎都有人信。火灾发生数月后，罗马精英圈首次听说了一则让人瞠目结舌的重磅消息。听信该消息，便等同于让尼禄成为罗马史上无可匹敌的罪犯。据说，奥古斯都后裔及罗马第一公民尼禄，正是将罗马付之一炬的罪魁祸首。

当然，在这项骇人听闻的指控中，最确凿的证据就是他将此次火灾纳为己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场火灾发生时，是提格利努斯的一处府邸最先着火。神话级别的罪恶对浮夸凶狠的尼禄来说是不在话下的。毕竟，他连弑母之罪都能大大方方地承认，区区纵火罪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对母亲被害一事流露出了自我放纵又极富戏剧性的愧疚，同样，据说罗马被焚的壮观场面也给他带来了拨弄七弦琴吟咏特洛伊陷落的灵感。至于尼禄曾在何处演奏则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说是在他的宫殿内，有人说在宫殿屋顶上，也有人说是在梅塞纳斯花园的塔楼上。对那些深信尼禄有罪的人而言，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和往常一样，流言蜚语在罗马总是越传越火热。即便火灾当晚月满如玉盘，最不适宜放火；即便尼禄担起重任，不知疲倦地投身到救火工作中；即便弥补损失的花销大得惊人，这一切都没能清除有关他犯下纵火罪的言论。 [75] 事实上，这些流言就像曾经的大火一样在罗马疯狂肆虐，随着新的一年到来，火苗很快就开始舔舐尼禄政权的根基了。

“弑母杀妻的谋杀犯、驾车手、公共舞台上的表演者、纵火犯。” [76] 尼禄所遭受的指控不胜枚举。罗马上层社会几乎没有人怀疑：若是让尼禄继续存活于世，他肯定还会在这张清单上再添加几项。当然，刺杀恺撒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在公元65年年初，已经有足够多的人深信有必要开始谋划除掉尼禄了。大量元老、骑士乃至数位同等重要的禁卫军军官都被招募到了这桩阴谋中。同谋的所有官员里，地位最高的当属法尼乌斯·鲁弗斯，他在布鲁斯死后与提格利努斯一同被任命为禁卫军统领。提格利努斯为人狡猾可耻，鲁弗斯则恰恰相反，有着广为称道的忠信品德。有这样的人加盟不仅有利于壮大同谋队伍，稳固人心，而且给此次密谋奠定了自一个多世纪前尤利乌斯·恺撒被杀以来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过密谋者们并无任何恢复共和政体的打算。特拉塞亚·培图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被视作元老院的良知所在，他曾郑重纪念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的生日，却并未收到参与此次谋划的邀请。事实上，元老们打算让另一位恺撒将尼禄取而代之。就在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蒙辱自杀近半世纪后，同谋者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个杰出家族的一个子孙上，并计划由他来担任领袖。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有着非凡的任职记录，而且散发着一种平易近人的魅力。一般人若是不小心将他设想为皇帝，也定然不会因此战栗。诚然，他与奥古斯都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点是可以克服的。屋大维娅并非克劳狄乌斯的独女。另一个女儿安东尼娅尚在人世，此时三十多岁。密谋者们一致认为，皮索应与现任妻子离婚，然后与安东尼娅成亲，如此便可建立与奥古斯都之间的联系。即便这种联系十分薄弱，也仍有望满足罗马人民的期许。而剩下的，单凭皮索广结人心的天赋就能解决。塞涅卡一方面对尼禄仍保留着些许忠诚，另一方面也害怕昔日爱徒已经与从前判若两人。但就连左右为难的他也做好了接受新恺撒上台这一前景的准备。密谋者中有一些人甚至希望他最后成为皇帝。这位病恹恹的哲学家如今处于半退休状态，虽然他拒绝单独接见皮索，但有人试探他时，他也没有背叛这个篡位者。相反，他选择了拖延。“让他知道，”他模棱两可地告诉皮索派来的密使，“我的安危与他的幸福息息相关。” [77]

世界性灾难的幻象仍旧困扰着这个老人。噩梦中，他常看见天色黑压压的，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但在他对终极灾难的沉思背后也暗藏一种解脱。如果局面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便不能再选择屈从。“从未面对逆境的人是最不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机会证明自己。” [78] 曾经的峥嵘岁月里，元老院的杰出人物尚能在前线验证这番箴言的真实性，在内脏成堆、苍蝇成群的环境中为城市的伟大添砖加瓦，抑或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但那样的日子如今已经一去不返。哪怕对于最出类拔萃的罗马公民来说鼓起勇气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变得微乎其微。不过，担起大任所需的各种品质却没有变。“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德行的衡量标准及价值永远不变。” [79] 密谋者们计划在战神广场当着全罗马人的面杀死尼禄，此举需要大得可怕的勇气。有人建议皮索先邀请尼禄前往他在巴亚的豪华别墅，再趁机偷偷下手，皮索轻蔑地拒绝了。要么正大光明地动手，要么什么也别做。若是尼禄的鲜血没有溅在都城内，便无法洗清他的罪孽。因此，请缨刺第一刀的弗拉维斯·斯盖维纳斯不相信自己的匕首，而是从神庙另外拿了一把。如此一来，此次谋杀将不含任何肮脏卑鄙之处，而是对神明的献祭。

正如塞涅卡心知肚明的那样，活在希望中的同时，也需要接受可能会失败的前景。“这样做的人会发现，近在咫尺的未来总是脱离自己的掌控，紧接着绝望感乘虚而入，然后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样的诅咒会让其他一切成为灾祸。” [80] 事实的确如此。塞涅卡在府邸内焦急等待着刺杀计划的进展情况，但消息真正传来那一刻却简直不能更糟。斯盖维纳斯命令家中一个被释奴替自己磨刀，对方起了疑心，由此泄露了整桩计谋。皮索的拥护者催促他发动政变，但想到尼禄在罗马百姓中的受欢迎程度，皮索最后绝望自杀了。全城开展了大规模追捕。一列接一列的嫌疑人被披枷戴锁地押上了审判台。告密人被集中起来，供词得以备案，有罪者皆被处死。“这桩阴谋的起源、进展乃至镇压过程都得到了全面的记录。” [81] 无处可遁了。塞涅卡从坎帕尼亚回罗马时，在离城4英里开外的地方被一位禁卫军军官拦住。这位军官要求他解释送给皮索的信件是怎么回事，塞涅卡明白自己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反驳或喊冤，都不太可能解救自己。终其一生，他都忍受着死亡威胁的纠缠。对他来说，能否正视死亡并欢迎死亡到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终于，此时此刻，他的审判总算到来了。塞涅卡已经准备好迈过这道坎了。

一队禁卫军携带尼禄谕旨来到他的别墅，要求他自裁了断。他的自杀过程漫长而痛苦：先是割开了手腕，继而割开脚腕，最后再割破膝盖后面的腘窝，但失血量都不够多。他专防此类意外而备下的毒参汁也没有发挥作用。直到奴仆们将他带进浴室，把他的身体放在雾气蒸腾的水中，他才终于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消逝。死时的他仍旧一派哲学家风范。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口述着发人深省的训诫，让随从将其记录在册。但即便到了这时，他也仍纠缠于人生的极端失败与污点。就在割脉前一刻，塞涅卡正式控诉昔日爱徒所犯种种罪孽，而在此之前，他不得不长期替尼禄粉饰遮掩这些罪过。“尼禄在杀死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之后，除了再对良师益友下手还能做什么呢？” [82] 大限将至的塞涅卡知道，自己这番临终遗言必将广泛散播流传，事实的确如此。这是塞涅卡从坟墓那头对尼禄发出的控告。尼禄在获悉塞涅卡自杀后据说龙颜大悦，但仍不免受到刺激。先是自己的母亲，再是自己的老师：两人在临死之际都亲口谴责他为怪物。

被克劳狄乌斯收养以来，尼禄心里一直有两种情绪在翻滚斗争，一是对人民欢呼声的渴望，二是偏执疑虑。正是在竭力平衡这两种天性的过程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牺牲了最亲近的人。随着皮索的阴谋败露，尼禄不受罗马精英阶级喜欢的事实也暴露无遗。仿若大石被搬开了一般，尼禄终于能够亲眼看到他们有多憎恨自己了。只是对他来说，他们的憎恨仅如爬行动物的急促蠕动一样，根本不足挂齿。他一点也不奇怪元老院会被仇恨吞噬，因为他总是不亦乐乎地诋毁嘲弄他们的理想。但禁卫军军营内竟然也有人参与谋逆，这倒令他大吃一惊。禁卫军统领法尼乌斯·鲁弗斯铤而走险，玩了一场双面游戏：一边对同谋们酷刑折磨，一边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对他们使眼色。但愤怒的斯盖维纳斯拆穿了他，于是游戏就此结束。其他军官则没有东遮西掩，反而以参与谋逆为荣。当尼禄质问其中一位军官为何背信弃义时，这位百夫长回答道：“因为这是唯一能将您从所犯罪孽中解救出来的方法。” [83] 不过，绝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高风亮节——尼禄也只能这样猜测。在成功平定谋逆并处决数位失信军官后，尼禄开始诉诸金钱来解决麻烦。他给禁卫军发放了大笔赏金，并授予他们新的特权：给禁卫军的赏赐再多都不为过。早已对优柔寡断之人不胜厌烦的尼禄还换了一个和提格利努斯一样臭名昭著的人来担任另一位禁卫军统领。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身材高大，神色严峻，是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卡利斯图斯的孙子。他的母亲据说曾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奴隶区做过妓女，而他的父亲据说为卡利古拉。

元老院该战栗了。尼禄早已厌倦了他们的狂妄自负，而且这种厌倦情绪此时显然正在迅猛蔓延：提拔尼姆菲迪乌斯、在帕拉蒂尼山和罗马广场为提格利努斯竖立雕像以表奖彰、嘉奖在审判中助力给叛徒定罪的亲信，种种行径都宣示着他对元老院的不胜厌烦。然而，皮索阴谋败露不只验证了尼禄对贵族们的猜疑，也让他确信皇帝需要受人爱戴。死刑犯们的鲜血尚未风干，尼禄便开始准备去实现另一项心心念念的宏伟大计了，他决心登上世界最终极的公共舞台——罗马进行演出。

然而，这方舞台的布景有几分阴沉。瘟疫席卷全城，街道上哀祭之声袅袅不绝，丧葬的火焰将全城映得通红。显然，此时挤进剧院的人群是需要被提振情绪的。尼禄也回应了这番需求。他登台朗诵了一首诗歌，纵然把围观的元老们吓得不轻，却着实让那些爱慕他的粉丝舒展了笑颜。表演结束，他离开剧院，可围聚的人群拍手跺脚地要求他返回舞台，催促他“公开展示自己的所有才能”。 [84] 善于把控舞台场面的奥鲁斯·维特里乌斯当即追上主人，以人民发言人的身份自居，表示全天下人都渴望看见恺撒参与最佳音乐家的比赛。尼禄腼腆地应允了。他换上平滑的长袍，踏着希腊表演家（citharode）才会穿的厚底鞋，再度回到了舞台上。这一次，他的手中多了一把七弦琴。他拨了拨琴弦，清了清喉咙，很快开始歌唱。哪怕脸上没多久就滚落大颗大颗的汗珠，他也始终没有停下。直到表演结束，他才猛地跪下，尽情沐浴在观众席传来的狂热掌声中。评委席公布比赛结果时，大奖花落谁家早已见分晓。尼禄被授予了代表胜利的棕榈叶，脸上优雅地流露出欣慰之色。但真正的奖品来自人群的欢呼，它缓慢而富有节奏，一直响彻罗马天际。尼禄享受着这样的欢呼，同时心里很清楚：自己受到了人民真正的爱慕。

这是件好事，因为不久之后，他将会有更多理由去珍视这段记忆。诚然，他渴望罗马人民的忠诚，但他此生挚爱是谁却毋庸置疑。波培娅·萨比娜仍一如既往的迷人、时尚、性感。加上她身怀六甲，在尼禄心中的宝贵程度无疑又翻了一番。早些年，她曾为丈夫诞下一名女婴，尽管孩子最后夭折，但她的生育能力不容置疑。可以想见的是，尼禄在所杀之人的长名单上再加上这个自己最舍不得的人时，他所造成的灾祸也随之翻了一番。他从未打算杀死波培娅，是她自己犯傻。他不过是有天晚上参加完赛马比赛回来晚了，她就喋喋不休地叨扰他。他太疲惫了，必须发泄出来。不过即便这样，他也绝不该踢她那隆起的肚子。

尼禄的悲伤和愧疚之情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在萨比娜的葬礼上，他焚烧了罗马全年出产的香水以示祭奠，后来又额外焚烧了其他东西。他不愿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就此灰飞烟灭，于是选择像古代法老那样先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再将其放入奥古斯都陵墓中。他追封波培娅为神，还从罗马望族女性手中索取钱财为她修建神庙。自此，她不再是那个满肚淤青、死状悲惨的可怜孕妻，而是永恒的美丽与渴望之神：“维纳斯·萨比娜”。 [85]

这是彻头彻尾的尼禄风格。那些对尼禄又恨又怕的人不免在波培娅的遭遇中窥见了罗马的命运。毕竟，城市也可能遭受虐待和拳打脚踢。波培娅之死发生在皮索谋逆案被镇压后不久，丝毫没能舒缓尼禄的情绪。“无论你处死了多少人，”塞涅卡在阿格里皮娜被杀后曾告诫尼禄道，“都决不能除去你的继位者。” [86] 当时的尼禄尚可对这番警告不屑一顾，但现在不行了，他的孩子尚未出生便夭折，所以他没有亲生血脉来接替自己了。他对潜在对手的恐惧也变得愈加强烈。他和母亲早年已经做了许多党同伐异的工作。除他自己以外，奥古斯都的男性后裔中目前仍有一人尚存于世。卢基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年轻但绝不天真。一队士兵来到他被流放的偏远意大利城市时，他拒不受捕。但反抗终归是徒劳的。他固然强壮，但手头没有剑。杀人小分队的百夫长一刀砍倒了他。厄运很快找上了其他几个声名卓著的可怜人。有些人（如特拉塞亚·培图斯）是皇帝的宿敌。只是皇帝现在一丁点反叛的影子都不打算容忍了。还有一些是因为太过能征善战，只能杀掉他们以宽皇帝的心。其余则是一些家财万贯的富人。继皮索谋逆案之后的司法审判一年以来，似乎整个罗马贵族圈都浸泡在一汪不断漫溢的鲜血之中。

但为祭奠波培娅所焚烧的香水和塞满她尸体的香料，纷纷提醒着人们：尼禄可以在对特定人或物施暴的同时对之进行美化。尼禄并未把因叛国罪被处决的元老的家财储存在自己的小金库中。他对在行省征收的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从非洲地主那里没收的肥沃庄园的营收，以及手下在帝国神庙内劫掠的各色珍宝也是如此。要重建一座罗马这般庞大的城市定然耗资不菲，而尼禄并不是一个会在重建工程上缩减成本的人。他只能想方设法从任何可能的渠道榨取钱财——因为这项不可思议的浩瀚工程是无法减少开销的。

任何线索都值得追踪。一名迦太基骑士向尼禄汇报说，自己做了一个惊天大梦，梦中他看见自己的土地下藏着一大堆金块，是一千年前的城市奠基人埋下的，正待人挖掘。尼禄听毕便差遣一支寻宝队前去搜寻，但历经日益狂热的漫长挖掘后什么也没发现。这名迦太基人羞愧难当，最后自戕了断。当然，整桩事显得十分尴尬，但不意味着一切就此终结。尼禄将娱乐公民视作自己的最高责任，而且始终对此忠心耿耿。公元66年初夏，梯里达底从亚美尼亚来到罗马接受王冠，万众期待的一天就此来临，为尼禄提供了惊艳公民同胞的良机。授位仪式这一天，太阳从罗马广场升起，照耀着广场上身穿白色托加袍的公民，一列列禁卫军整齐划一，盔甲与鹰旗在阳光下“亮如一道道闪电”。 [87] 礼毕，他们又在舞台、墙面乃至柱子都溢彩流光的庞培剧院内举办了第二场加冕仪式。一顶紫色遮阳篷将尼禄描绘成众星拱月的战车手，梯里达底在篷下冲他大行顿首之礼。身着蛮族服装的异邦国王这般匍匐在恺撒脚下，无不让人深信世界的边陲之地都已向罗马这个全球中心臣服。这确实如众口相传，是“一个盛世之日”。 [88]

即遍城市边缘仍散落着因火灾流离失所之人所搭建的贫民窟，即便在混杂着汗臭味和绝望气息的密室内，叛国罪的审判并未因亚美尼亚国王进城而中止，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梯里达底回国后，庞培剧院的金片不久便被剥得一干二净，罗马广场的一地玫瑰花瓣也很快被扫净，可尼禄的璀璨光芒分毫不减。罗马广场上竖起了芝诺多鲁斯铸造的巨型铜像的基座。竣工后，其王冠所散发的光芒甚至会让群星黯然失色。巨像另一边是效仿世界各地自然风光的湖、森林与田野，而它们都位于这座都城的中心。与此同时，黄金屋的正立面鎏金镶珠，从奥庇乌斯山一侧向外延伸，整个夏天都灿如明火。似乎是太阳神在这座饱受烧灼、紧张不安的城市里建起了自己的宫殿。

尼禄完全可以蔑视敌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忙着挣脱身上的重重束缚，急于从一种混乱且过时的秩序中解脱，进而创建一个不辱自己顶级艺术家身份的现实世界。元气大损、士气低落的元老院似乎无力抵抗他了；而被一系列奇幻壮观冲昏头脑的平民百姓则迫不及待地参与到他对罗马人的身份重塑工程中来。似乎尼禄只要想做什么，就能让什么顺遂自己的心意。

回归现实

公元66年早秋，恺撒及随从乘船驶入科林斯港口。 [89] 科林斯城坐落在一条将希腊大陆与其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分割开来的狭长地峡上，是一座非常符合尼禄口味的城市。此地以盛产名妓与铜像著称，还有一个有名的节日：伊斯特米亚竞技会（Isthmian Games，又译地峡竞技会）。该节日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城外往往会聚集大片人群，竞相观看各色各样的体育与艺术竞赛。“亚细亚与希腊的人们齐聚于此观看这些竞赛。” [90] 此时，一位意大利访客也正计划光临此地。才在那不勒斯湾和罗马取得胜利的尼禄准备去征服希腊竞技圈了。

各种盛大比赛的组织方服从尼禄命令，特意调整了活动时间，确保所有比赛都能在同一年举行。于是，其他节日纷纷被提前，而希腊首次推迟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时间。尼禄打算在所有比赛上都试试身手。在这之后，他决定继续东征，通过平定高加索山脉另一边的蛮族以赢取更大荣耀。继克劳狄乌斯出征不列颠以来，还没有一位恺撒曾启程亲赴行省；继奥古斯都周游地中海东部并从帕提亚赢回鹰旗以来，也还没有一位世界之主曾打算远离都城如此长的时间。尼禄的东行之旅造势迅猛。一位占星家预言他将在科林斯地峡内凿出一条运河，进而让伯罗奔尼撒半岛变成一座岛。第二位占星家预言他将坐在耶路撒冷的金王座上。整个希腊翘首引领，满怀期待。

但大量罗马人对尼禄的东征计划愤愤不满。这种愤怒在越高级的圈子里越强烈。当然了，蔑视是相互的。尼禄的随行队伍借着跳板踏上科林斯这片土地时，罗马精英阶级已经被尼禄轻蔑地甩在了阴影里。自提比略退隐卡普里岛以来，他们还未曾受过如此大辱，连面见恺撒的渠道都被堵死。尼禄沿阿庇亚大道出发准备乘船前往希腊之际，有人警醒他接下来将有一场针对他的刺杀阴谋。此桩罪案的败露让他确信了自己对元老院的怀疑。这样的怀疑本能给卡利古拉带来不少好处。“我讨厌你，恺撒，讨厌你属于元老阶层。” [91] 他的党羽瓦提尼乌斯曾是一名跛脚补鞋匠，总是不亦乐乎地在他面前开这种玩笑，而且每次都能逗得尼禄眉开眼笑。确实，不是所有元老都被禁止面见恺撒。在展望接下来的高加索山脉征战之旅时，尼禄带上了性情古怪的老兵韦斯巴芗。韦斯巴芗曾是罗马的执政官，也是参与过不列颠大战的老兵。他在尼禄吟诵诗歌之际不幸熟睡，好在军功赫赫足以弥补。但韦斯巴芗的血统只略胜瓦提尼乌斯些许。哪怕曾经率军出征、担任政职，也始终无法掩盖其祖父为收债人的卑微出身。对于家族历史可追溯至罗马建国之初的元老们而言，这实为奇耻大辱。一个曾为修鞋匠、一个是一跃成为执政官的农民，两者之间有什么可选呢？虽然瓦提尼乌斯是一只恶毒且声名狼藉的寄生虫，而韦斯巴芗是一位荣誉加身的战争英雄，但一切并无不同。两人此时都深得恺撒重视。整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但还有更糟糕的。堂堂奥古斯都后人的随从队伍中不是只有士兵和朝臣，还有成群的音乐家、声乐教练与私人训练师。尼禄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或伊斯特米亚竞技会的参赛者，若缺乏一个庞大的幕后智囊团，还怎么顺利施展才能呢？在希腊这个戏剧与竞技之乡内，剧院或赛道上所发生的种种都相当于一面镜子，映射着一个更广阔世界的境况。当然，这种理念并不新鲜。但在尼禄之前，还没有人曾考虑将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得如此彻底，如此让人眩晕。和游览希腊行省的大部分人不同，尼禄并非游客。他对纯粹的观光并无兴趣。他要体验的希腊不是艺术与古典的沃土，而是一片充满活神话的土地。在奥林匹亚、科林斯地峡，或阿伽门农统治过的阿尔戈斯，抑或有着最著名的阿波罗神庙的德尔斐进行比赛，无异于和古代的传奇英雄进行交流。这种机会是罗马本土的任何节日都无法提供的。

也是这一点给参赛者增添了无限魅力；也正因如此，尼禄即便贵为恺撒，也绝不肯把第一名的位置视作理所当然。毕竟，他的胜利若缺乏真枪实剑的角逐，将变得毫无价值。因此，他和其他参赛新手一样会怯场，会在对手背后发牢骚，会生活在对评委的恐惧中。不管是不是世界之主，他都无法承受一场会让自己看起来像骗子的表演。所有人对此心知肚明。评委们别无他法，只能接连把第一名的大奖颁发给他。不过这没有削弱观众对尼禄所获佳绩的敬畏。希腊最盛大的节日都是由神祇或拥有皇族血统的英雄所创立。随着恺撒对这些节日的隆重推广，充斥着歌谣与神话的古老时光似乎再现了。帝国东部但凡有剧院和体育竞技的地方，都散发着尼禄的骄人成绩的夺目光彩。罗马的元老们兴许对此嗤之以鼻，但尼禄没有把目光单单放在都城内。他放眼的，是自己主宰的所有土地。

在希腊，他能呼吸得更自在。参加节日盛典的访客和他有着水平相当的鉴赏力。可在罗马，即便尼禄本人都会犹豫是否应以演员身份登台表演。在那些道德感极强的罗马公民眼里，穿异国服装、说异族语言、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身体比做妓女好不了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马这座城市里，演员会和通奸者及角斗士并列同一阶层，被法律定义为“贱民”。反对剧院是一项尊贵的罗马传统。道德学家们对其口诛笔伐，认为其威胁到了“罗马人一向闻名于世的男子气概”。 [92] 不少人曾严厉指出，演员易矫情，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边界缺乏应有的尊重。只有采取严格手段才管控得住他们。一名演员为寻乐之故曾让一位已婚妇女剪掉头发，变成男性模样，做自己的侍童，结果奥古斯都亲自下令对该演员鞭刑处置，并将他逐出了罗马。而公开饰演他人者更是在各个层面都可能带来颠覆性威胁。哪怕最基本的原则都可能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塞涅卡在观看一出剧时，眼见饰演阿伽门农的奴隶在台上作威作福，一时联想到了阶级制度的虚幻性。“‘阿尔戈斯之主’是谁？”他沉思道，“什么，竟只是个奴隶！” [93]

但恺撒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和剧中的许多英雄一样，尼禄是神祇后裔，且手握君主大权，这些都只会给他的登台亮相增加分量。表演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上位之初，他面对元老院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稿是塞涅卡为他准备的，为此他遭到了背后的露骨嘲讽：“记忆力好的人会注意到，他是第一位使用借来的口才的皇帝。” [94] 即便如此，那时候的尼禄也已深刻知晓第一公民这个身份的意义。以恺撒身份进行统治，就是在扮演恺撒这个角色。演技就是一切。抵达希腊后，尼禄决心让全天下都明白这一点。登台表演时，他有时会把面具漆成自己正在扮演的英雄形象，有时则漆成自己的模样。没有人会误解其中折射出的蕴意。尼禄那多舛的人生经历与神话故事一样，是极富价值的戏剧主题。观看他扮演俄瑞斯忒斯时，不难发现克吕泰涅斯特拉被杀和同等可怕的尼禄弑母案颇有匹敌之处。当他扮演一位正在生产的妇人时，不难想到这其实是在映射他后继无人的悲剧。当他戴上波培娅的人像面具时，许多人会就此联想到众多遭受神祇戏弄而发狂伤人的古代英雄，进而也对尼禄报以类似的同情。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举动。预见、胆识、自负心，在他的表演中应有尽有。唯独尼禄才可进行这般尝试；唯独他才可以表现得如此震撼人心。

但在舞台上复活波培娅只是开端。在剧院之外，尼禄还立志让现实也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丧妻之痛依旧强烈。波培娅死后，他曾短暂考虑娶克劳狄乌斯唯一幸存后裔安东尼娅为妻。但不出所料的是，安东尼娅断不肯与谋杀亲姐的刽子手成亲，于是尼禄转而以谋反罪将安东尼娅处死。他后来选择的新妻显然是一个与波培娅非常相似的女人。斯达提莉亚·麦瑟琳娜时髦、美丽、聪慧，上一任丈夫是罗马执政官，于皮索阴谋案露馅后被处死。麦瑟琳娜和新婚丈夫尼禄都迷恋练嗓子，但在尼禄眼里，即使这一共同爱好也无法弥补她的一项固有缺点：她不是波培娅。 [95] 也正因如此，尼禄会像曾经与貌似母亲的妓女上床一样，下令让人搜寻被自己踢死的亡妻的“分身”。当然，下属们找到了一个与波培娅神似的女人并将她送至他的床前，可他很快厌倦了她。接着下属们开始追踪其他人选：细皮嫩肉、琥珀发色、让人无法抵抗的那种类型。对尼禄而言，这般珍品被呈现眼前时，恰如亡妻归来。因此，他尽情想象着自己再度凝望她的脸庞，抚摸她的脸颊，并搂她入怀，以至于波培娅对他而言似乎真的从坟墓中复活了。可惜事情出现了新的变数。被找来的这人尽管与波培娅极其相似，但不是个女人，甚至连女孩也不是——哪怕在与波培娅的相似度上足以让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信以为真，却并非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这个酷似尼禄挚爱波培娅·萨比娜的人是个男孩。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美丽更短暂了。恰如春天的花朵，因为转眼即逝所以给人带来更大的愉悦感。这种特质让俊秀小生们成了不一般的奢侈品。与卢克林湖的牡蛎一样，他们的价值备受买家珍视，而买家看中的也恰恰是他们的青春易逝。奴隶贩子迫切希望自己的商品不会贬值，可能会拿蚂蚁卵来延缓男奴们腋下长毛的速度，或用羊睾血涂抹他们的脸蛋，好让他们皮肤光滑；主人不愿接受买来的珍贵男童步入成熟期，可能会将他打扮得像女孩，“并且除掉他的须发或将其连根拔起，好让他看起来没有胡须”。 [96] 但可怕的现实是，保存男孩韶华时光的可靠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尼禄也的确采取了这种方法。

他给这个受害者取了一个绰号——“斯波鲁斯”，意为勇气。即便在嘲弄罗马传统价值观时，尼禄也依旧保留着十足的罗马人禀性，会觉得阉人有些可笑。这些因主人一声令下而被阉割的男奴虽没有自宫的“加利”那般邪恶，却在一举一动之间都散发着反文化气息。他们温柔可人、毫无生育能力，让人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东方暴君的后宫，与罗马血性文化下的严苛美德实在太背道而驰了。当然，对罗马时髦派而言，这正是关键。亚克兴海角大战期间，负责管理意大利的梅赛纳斯曾当众让两个阉人做自己的护从，刻意以此冒犯保守派；塞扬努斯名下曾有一个名为“玩具男孩”的阉人，其高额售价创下一时纪录，哪怕数十年后仍能招致阵阵惊叹。 [97] 但值得注意的是，尼禄只是和往常一样，在中伤传统教条上稍微过火了一点而已。诚然，他阉割了斯波鲁斯以保留他的美貌，但那并非唯一的原因。毕竟，尼禄真心想带上床的并不是一个阉人，而是他死去的妻子。他渴望重新拥有波培娅·萨比娜。

因此，他赐予了她的分身那样一个名字，并指派一个地位高贵的女人——卡尔维亚·克里斯皮尼利亚做其指导人，助其成为一名奥古斯塔。卡尔维亚作为服装师的资历鲜有人及。她打扮时髦，一身贵族气派，且赢得了一个天下皆知的名号：“尼禄在性事上的女导师”。 [98] 斯波鲁斯被送到卡尔维亚的手中后，相应地被套上波培娅的衣袍，头发也被梳理成她偏爱的风格，脸上涂抹着她特有的化妆品。“他必须以女人的角色来做所有事” [99] ——而且也要以恺撒之妻的角色来做。尼禄在希腊观光时，斯波鲁斯便坐在奥古斯塔的专属轿辇中，由一队女仆照料着，与尼禄同游。只需做最后一件事，斯波鲁斯便可彻底完成转型。两人的婚礼在尼禄旅居希腊期间举行，是很明显的罗马传统风格。提格利努斯负责将头戴番红花面纱的新娘交予新郎。希腊行省上下举行着狂热的庆祝活动，甚至有人祈祷上苍保佑这对幸福夫妇能诞下子嗣。唯独一件事阻止了这场美梦成真：新一代波培娅·萨比娜不具备女性的生理构造。

可这也不会阻止尼禄的尝试。如果可以的话，尼禄当初定会将斯波鲁斯生殖器的残余部分完全切除，在这苦命男孩的腹股沟中间切开一道口子，植入女性的子宫。实现这个远大抱负的可能性纵然微乎其微，却并未阻止尼禄高额悬赏任何可能完成此举的人——无论是通过手术，还是通过某些更阴暗的方法。在一个先前没有渠的地方劈出一条道来，这正是尼禄一向热衷的工程。在意大利，他曾命人开凿了一条由普特奥利直抵台伯河的运河，总长约150英里。接着在希腊，他又迎面应对神谕设下的挑战，一抵达科林斯便命人在地峡中间开凿运河。该工程的意义可不仅是为了促进贸易流通。工程开幕之日的仪式最为清楚地阐释了个中深意。尼禄哼着赞美海神的圣歌从一顶奢侈的帐篷中现身，仪式大幕就此拉开；接着，他举起一把金色音叉向地面敲打了三次。他骄傲地宣称，把伯罗奔尼撒从希腊大陆分离将是一个堪与神话英雄所建伟业相媲美的壮举。一边是幻想，一边是宏伟的基础设施工程；一边是金色音叉，一边是一列列劳累的囚犯；一边是赞美海神的歌谣，一边是劈开顽石的汗珠与蛮力：这些都是无法被效仿的尼禄特色。

可若现实偏不受他的想象支配，非要与之势不两立呢？斯波鲁斯的腹股沟内仍没有阴道；旨在将普特奥利与台伯河相连的那条运河似乎在那不勒斯湾堵住了；科林斯地峡的挖掘招来了背后的黑暗警告，声称尼禄越轨干涉神界事务。与此同时，在希腊的露天竞技场及剧院外，帝国远疆与偏僻行省的局势仍不够稳定。东部传来的消息尤其不利。形势一向紧张得一触即发的犹地亚如今已经爆发了公开的叛乱。尼禄抵达科林斯后不久，耶路撒冷维稳失败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耳中。尼禄没有放弃此次希腊之行赶赴犹地亚，而是差遣手边最优秀的人韦斯巴芗前去处理此事。同一时间里，罗马城内风声四起，传言元老院将被废除，行省职权将被移交到骑士与尼禄的被释奴手中，这更不利于稳固人心。追踪潜在反叛阴谋的密使们注意到，高卢与西班牙的数位总督近日通信往来异常频繁。最显眼的当属尼禄在卢迪南的特使盖乌斯·尤利乌斯·温代克斯。这位元老是高卢贵族子弟。“他身材健硕，头脑机敏，作战经验丰富，而且胆大无畏，不会因为事业艰险而退缩。他既热爱自由，又胸怀壮志。” [100] 这些特质若放在共和国濒死挣扎之际，很可能会令他在内战的盛大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强劲的竞争者。但那样的日子早已远逝。现在，只要不是奥古斯都后裔，便无任何主宰世界的希望。尼禄对于这一点还是满怀信心的。不过温代克斯私通加尔巴（此人当时已经担任西班牙总督八年）的消息传来后，他还是感受到了一阵轻微的惊慌。他在防微杜渐上饶有经验，于是给密使头目下了令。加尔巴将被铲除。发布完这些指令后，尼禄将注意力转回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上：继续游历希腊。

他最大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壮举要相应地在最壮观的竞技舞台上完成。奥林匹亚所举办的诸多盛事中，最惊险、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马车竞技。此类比赛原是节日上用以展示技巧与勇气的终极场合。尼禄参赛，无异于将身家性命攥在了双手之间。考虑到他并没有使用正常的四马马车，而是打算以十匹马来参赛便更是如此。当然，这是神一般的行为，却也需要极致的练习，而任何日理万机的人都无从达到这一要求。不出所料，在灰尘、碰撞和急转弯之间，尼禄被甩出了车外。他躺在赛场的炙热泥土上，在其他马车经过的致命赛道旁蜷缩着，再靠前几英寸便会被碾死。任何人见到这一幕都不会责怪他中途退赛。可他是堂堂恺撒，天生就能耐非凡。尽管头晕目眩、伤痕累累，尼禄还是坚持爬回马车上继续竞赛。虽然最终他的确无力跑完整个赛程，人们仍旧起身为他鼓掌。评委们授予了他一等奖。

一桩感天动地的“情事”就此落定。这是史上第一位恺撒在凌然跃居元老精英阶层之上后，还赢得了全罗马人、无公民身份之人乃至行省之民的欢心。公元67年11月28日，在科林斯举行的一场盛大仪式上，尼禄正式将其落实。“希腊之民，我现赐予你们一件你们想未曾想的礼物。”他大行慷慨之姿，告诉希腊人将取消对他们的征税。“授予你们的这项恩惠是出自善意而非同情，同时也为表达我对希腊众神的感激，我时常感到他们通过陆地与海洋对我表达关注。” [101]

但罗马世界其他地区的赋税并没有减少。甚至在犹地亚烽烟四起之际，其余行省仍饱受压榨，好为尼禄重建罗马的工程及拟定的东征计划提供财政支持。在高卢、西班牙与非洲，当地人对尼禄特使的怨愤越积越深：“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既罪恶，又残酷，且具压迫性。” [102] 尼禄的成就在希腊及东部行省广为流传，但在西班牙，嘲弄之声却滔滔不绝，当地人还公开翻唱讽刺他的文学作品。加尔巴先前拦截了从希腊下达的针对他的死刑执行令，此时更是有意不加制止，但他仍在犹豫是否要公开反抗尼禄政权。其余总督也如此，他们害怕引起主人的猜疑，彼此又互不信任，都倾向于等待时机、静观其变。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赌注有多大。世界处于和平状态已近一个世纪。没人还记得当年公民自相残杀的那个时代。但有关罗马人曾经几近毁灭自身乃至世界的血腥内战的记忆依旧鲜活。塞涅卡在宣誓效忠尼禄时，采用了小主人会尤其欣赏的语言表达方式。他宣称，只有一直拴在恺撒的战车上，罗马人民才能免遭灾难：“如果他们手滑，缰绳脱落了，那么他们所有的成就和力量定将碎成一地。” [103] 他并非狂妄自负。伤残的马匹、破碎的车轮、躺在尘土中粉身碎骨的尸体：一次又一次，在奥古斯都登上巅峰地位之前的世界里，人们早已在这类壮烈场面中看到了更可怖的毁灭迹象。毕竟，对一个民族而言，还有什么比知道自己正失控猛冲却无力阻止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呢？“战车冲出围栏后，每一圈都在加速，驾车手被马匹携带着前进，使劲拽住缰绳却无济于事，然后便发现战车不听从摆布了。” [104] 因此，不难想见手握重兵的权臣会犹豫是否应公开反叛。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尼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撞车的消息传到罗马后，也激起了一大片回响。

最后，尼禄委派的在自己离城期间代为管理都城的被释奴不得不亲自来到希腊，劝说主人事态已经紧急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急需他回朝理政。尽管眼下便有机会行军至高加索扮演一回大将军，但尼禄绝不会让这档子事阻止自己大出风头。他进入罗马的阵列如以往一样威武壮观。事实上，尼禄驾驶着一辆高曾祖父奥古斯都曾使用过的战车，有意模仿其被授予的凯旋式。但尼禄此番庆祝的是任何一个罗马人都未曾取得的胜利。他戴着象征奥林匹克运动会优胜者的野橄榄花环；身旁则站着世界最负盛名的七弦琴演奏者——他在最近的公开比赛中的手下败将。空中旌旗招展，大书特书尼禄的光彩头衔，他在希腊赢得的诸多王冠也被一一抬到他的面前，以教化并娱乐罗马民众。与此同时，芬芳的游行路线上放飞了一只只鸣禽，缎带与糖果被撒向路边欢呼的人群。“我们的阿波罗！尼禄万岁！”他们呼喊道，“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圣音啊！听见您声音的人都有福！” [105]

不论安全顾问们发出了多么不祥的警告，尼禄始终相信自己依旧深得民心。他一向依赖自己无与伦比的形象塑造术来迷惑敌人，而且至今没有改变战术的打算。但终极考验正飞速降临。尤利乌斯·温代克斯正在高卢伺机以待，准备揭竿起义。对尼禄来说，温代克斯就是一个在宣传造势能力上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对手。公元68年3月，温代克斯命人锻造了一种钱币，上面印着的图案是两把匕首和一顶奴隶被授予自由时所戴的帽子，用意十分鲜明。一百一十二年前的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在3月15日（恺撒被杀之日）之后采用过一种类似的图案；如今又一个3月15日到来了。 [106] 在那不勒斯游春的尼禄从温代克斯本人处收到了起义消息。3月19日，这位叛逆总督的一封信被送到尼禄手中，而当天正是尼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忌日。温代克斯再次刻意制造了一个巧合。他拥有一种激人发怒的天赋。单单称呼尼禄为“阿赫诺巴布斯”还不够，他故意在尼禄的伤口上撒盐，嘲弄尼禄的音乐才华。尼禄被刺得痛心入骨，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愤怒之情。“他会反反复复将人民逼至绝境，强取豪夺，他们知道有人能与他匹敌吗？” [107]

但通常而言，他对叛变的威胁都装出嗤之以鼻的态度。一周多过去后，他才对温代克斯的侮辱信做出了正式回应，在这一周多里，尼禄确保自己沉浸在平常的兴趣爱好中，以展示出冷静从容、漠不关心的完美形象。他知道眼前的温代克斯代表着什么。强硬的责任感，大谈特谈军事价值，不断重复在罗马人靠萝卜充饥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道德准则：这正是他最轻视的一切。过去，他曾试图踩在元老精英们头上，以讨好那些对元老院的傲慢不屑一顾的大众。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有意嘲弄温代克斯所代表的一切事物，且至今仍在继续嘲弄着。他没有亲自面对元老院致辞，而是派人给他们送了一封信解释自己嗓子疼痛，需要少说话以便日后歌唱。后来，他的确邀请了数位德隆望尊的元老一同议事，却在大部分时间里向其展示自己欲创造一种新型水力风琴的计划，甚至承诺将在适当时机为他们演奏——“只要温代克斯不反对”。 [108] 尼禄的挖苦讽刺并非因为他满不在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坚决不肯从敌人的角度对他们的宣传造势做出回应。一天晚上，在离开一场醉醺醺的酒席时，他公开宣称要赤手空拳地出现在温代克斯的大军面前，什么也不做，只哀声哭泣；“接着，以这种方式成功说服叛军改变主意后，他会在第二天与欣喜的子民们一起庆祝，并且吟唱胜利的赞歌，而他此时此刻便应开始构思这首歌曲了”。 [109]

事实上，在幕后尼禄相当严肃地应对着这股针对他的政权的威胁。尽管他忍不住委派了一列货车将各种辎重运至前线，同时也不忘将后宫妃嫔武装成阿玛宗人模样，并给她们所有人分发短装护腰及护背，但他也深知当下最好不要追求戏剧效果。因此，他召集了当初为高加索战役准备的远征军，征召了大批水兵乃至奴隶加入匆忙组建而成的军队，并派遣他们北进以巡逻接近高卢边界处的动向。他选择了一位前不列颠总督来统率这支大军，此人名为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利亚努斯，在镇压皮索谋逆案中担任重角，展露出对尼禄的耿耿忠心，令他大为满意。同一时间里，他差人送信给新任命的正直过人的北方大将军维吉尼乌斯·鲁弗斯，命其集结莱茵河大军，挥师南下对抗温代克斯。于是，哪怕在和元老们漫不经心地闲聊乐器时，尼禄也能满意地推测出死敌正受到钳形攻势的威胁。叛军似乎定会被击碎。不过，尼禄仍额外抛出重金，悬赏温代克斯的项上人头。

但到4月中旬，战况出现了变数。加尔巴最终大显身手。他自命为元老院及罗马人民特使，而非恺撒的使节。意识到这位出身高贵的日耳曼前线老兵代表着比温代克斯更可怕的对手类型，尼禄当即晕厥。他恢复意识后，老奶妈劝告他过去许多王子都曾面临过类似的艰险，想以此宽他的心，但他对这番善意的宽慰不予理会，还用带着些许粗暴的语气告诉她，自己遭受的苦痛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可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加尔巴揭竿而起，激起了众多此前静观其变的枭雄的响应，其中有许多熟悉的名字。本在西班牙担任总督的波培娅前夫奥托趁势返回，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加尔巴。与此同时，在非洲，邪恶的卡尔维亚·克里斯皮尼利亚（她曾教导苦命的斯波鲁斯如何成为一名奥古斯塔）投靠了当地行省总督，并煽动他加入叛变。在紧接着的5月，尼禄又迎来最心酸的一击。这次叛变比以往更为残暴，因为是以凯旋式的形式到来的。尼禄的莱茵河大军在与温代克斯的军团交战过程中将敌方一举歼灭，温代克斯自杀了断。可胜军并未在战场上重申效忠尼禄的誓言，而是转而拥护他们的大将军为帝。忠于自己正直声誉的维吉尼乌斯拒绝了他们，却宣布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控制权争夺战中保持中立。与此同时，据前方来报，被尼禄授予防御意大利北部重任的大将佩特罗尼乌斯也产生了动摇。奥古斯都及其历位继承人用了一个多世纪让罗马人养成了服从恺撒家族的习惯，可这种习惯此时突然面临崩塌的危险。看来，罗马建国之初那股原始的狼性似乎并未被完全驯化，而当初就是这股野性见证了罗慕路斯击倒雷穆斯。维吉尼乌斯与温代克斯的军团在互相厮杀的狂喜中迎战，完全无视指挥官努力克制他们的举动。“战场上的碰撞一向糟糕，恰如驾车手的马儿不听使唤时的碰撞那般。” [110] 与奥古斯都独领风骚前的黑暗岁月一样，如今的局势正严重失控。

尼禄身为一名老练的驾车手很清楚这一点。佩特罗尼乌斯变节的消息传来时，正在用餐的他气得掀翻餐桌，把几只宝贵的酒杯猛地摔在了地上。接着，他命人找来毒药，然后离开了宏伟的黄金屋，朝着城外的一处房产奔去。在那里，他纠结着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此时此刻，就连他一直极力讨好的禁卫军似乎也动摇了。尼禄催促禁卫军长官在自己面前集结时，他们显得拖拉懈怠。“死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吗？” [111] 一位禁卫军长官当着尼禄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番话，令他寒彻心扉。很明显，不忠的痼疾正开始往自己的政权中心扩散。近臣中现在还有哪些人值得信任，不会变节倒戈呢？当然，肯定不会有提格利努斯与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这两位禁卫军统领。尼禄不得不去猜想，两人肯定已放弃了自己的大业。在他有难的紧急时刻，两人可一点也没有辱没他们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名声。

在越发强烈的绝望感中，尼禄开始反复考虑其他计划。也许，他应该在第二天早上到来时身穿黑衣，走向罗马广场直接诉诸人民群众，使出浑身解数求得他们怜悯？或是逃往亚历山大港？尼禄决定先睡一晚，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但他的梦断断续续。半夜醒来，他惊惧地发现别墅内几乎空无一人，守卫离去了，朋友也走了，甚至连看守人也已不在，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看守人还顺走了他自尽用的毒药。有那么短暂的一瞬，尼禄想到了自己是否应投进台伯河自尽；他夸张地闯入茫茫夜色，然后又决定自己并没有准备彻底放弃希望，于是回到了屋内。他的身边仍有少数忠诚伴侣陪着他：斯波鲁斯——那神似亡妻的脸蛋和琥珀色头发提醒着尼禄过去的更欢乐的日子，还有三位随从。其中一位名为菲昂的被释奴主动提出将其在罗马北部的别墅借给主人使用。尼禄接受了。目前他想不到更好的避难所。仍赤着双脚的他将自己包裹在一块褪色斗篷中并遮住了头部。攀上马背后，他用手帕捂住了脸。闪电将夜空劈裂，大地在震颤，他与四位同伴策马慢跑进街道，就此踏上了远离罗马的逃亡之路。

这是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旅程。经过禁卫军军营时，五位骑手能听见营内传来的狂野口号声，预言尼禄末日将临、加尔巴将大获成功。一个路人见他们骑速飞快，以为正在追击逃亡的皇帝，还为他们鼓劲打气。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尼禄的马因一具路边野尸的臭气受惊，使得他遮脸的手帕当即滑落，一位退役的禁卫军在这时认出了他。不过这位士兵只向他敬了个礼；就这样，尼禄冲破万难，顺利抵达了菲昂的别墅。可即使在这里，他也有新的侮辱需要忍受。菲昂坚持要求他们从后门进入，因此尼禄不得不在芦苇与荆棘间跌跌撞撞地穿行。同伴们挖好地道后，他又不得不挤进地洞里继续前行。他身心俱疲、万念俱灰，踉跄着走进奴隶住所后，便重重扎进了脚步所至的第一间房间，那里破败肮脏，除一张凹凸不平的床垫外，没有任何家具可供他倚靠歇息。尼禄哀悼着这场令他措手不及的灭顶之灾，命同伴替自己架好柴堆，挖好坟墓。可无论众人怎么催促，他最后还是犹豫了。倒台的规模之大，已让他麻木。他无法让自己迈出最后一步。相反，他只能黯然哭泣，悲叹自己的死亡会给这世界带来多大的损失。

接着，菲昂的一位信使送来了一封信。 [112] 尼禄抢过信读了起来，脸色越发苍白。元老院已将他列为公敌，不会对他施以任何仁慈。元老们似在纪念恺撒们独揽光环前的岁月，对他判处了一项既古老又野蛮的死刑。他将被剥光衣服、套上枷锁、被牵着游行街道，然后被乱棍处死。尼禄知道，如若不想遭受这样的厄运，就必须自己做个了断。他拿起一对匕首，试了试刀尖的锋利程度，然后又放下了。“致命时刻，”他叫喊道，“尚未到来。” [113]

但其实已经到来了。甚至在教导斯波鲁斯如何行吊唁亡夫之礼时（他的做法是号啕大哭地撕扯她的头发与衣服），他就已经听见了马蹄逼近别墅的震耳声响。他再次伸手去拿匕首。这一次，在一个被释奴的帮助下，他鼓起勇气将它插入了喉咙。一位冲进房间的百夫长试图用斗篷堵住他喉头如注的鲜血，但已为时过晚。“这般忠心。” [114] 将死之人喃喃低语道，紧接着他的眼珠开始骇人地往外鼓。尼禄·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殁。

他曾是恺撒王朝最后一个幸存的成员。伴随着他的殒命，恺撒王朝就此终结。对于善读预兆之人而言，该王朝的灭亡并不意外。在莉薇娅曾拥有过的别墅内，月桂丛中有四棵枯树。每棵都由一名恺撒栽下，而且都在该恺撒过世前不久凋败。尼禄种下的那棵树也在他自杀前不久呈现枯萎迹象，此后整片月桂丛连根死亡。当年奇迹般被扔向莉薇娅大腿的母鸡孵出了数只小鸡，而这些小鸡后来也全部死去。个中寓意再明显不过。恺撒这一脉系注定要随着尼禄的死亡而终结，事实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无疑，在他之后还会有许多个皇帝，而且所有皇帝都会被冠以恺撒的头衔。但再无一人会以奥古斯都后裔的身份进行统治。加尔巴太老、太严格也太残暴，人民心里又还存着一半对尼禄的爱，他没能博得他们的欢心，故而皇帝这一位置他坐得并不长久；不出意料，公元69年1月，罗马广场上，在当年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纵身跃下深渊的那个地方附近，加尔巴被人乱刀砍死。三个月后轮到了奥托。八个月后又是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在同一年毙命，最后只剩从犹太战争归来的韦斯巴芗称帝。不止如此，韦斯巴芗还成功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十年后，他寿终正寝，其帝位由大儿子继承，然后是小儿子。与奥古斯都及克劳狄乌斯一样，韦斯巴芗最后甚至晋升为神。

但此后的罗马皇帝都不再具备奥古斯都家族成员身份赋予奥古斯都继承人的那种纯粹的神秘魅力与强大力量。登台表演的尼禄意识到了自己体内富含的神秘性。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全家人都拥有这种魅力。他们的血液里沾染着一种神性。先王被视作神明是实至名归的。奥古斯都不仅抚平了内战伤口，还在一个厌恶国王的民族中建立起牢固持久的独裁政权。只要还有人使用恺撒这一称号，奥古斯都的名字便永远神圣不朽。这是在向人类许诺，处在尘世与神界之间的人或许能以世界和平王子的身份进行统治，并且胜利升入天堂。奥古斯都大败敌手的胜利在历史上本已无出其右，最后他还成功战胜了死亡本身。他的几位继承人亦是如此。甚至在卡利古拉当年被害的那间房和被火化的那座花园里，曾有人看见过卡利古拉的魂魄出没。尼禄自尽并使得奥古斯都血脉断绝时，许多人直接拒绝相信。几十年过去了，罗马世界的人们仍旧深信他会再次归来。“每个人都希望他还活着。” [115]

一些人曾在尼禄手中吃尽了苦头，有充分理由憎恨有关他的回忆，但即便他们都不得不承认恺撒家族的非凡魅力。尼禄自杀约三十年后，基督徒约翰记载了天使向他揭示的末日幻象。他看见，遥远的海中有一只七头兽：“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116] 不少人在解读约翰这番幻象时都惧怕地猜想：那道伤口若非尼禄刺向喉咙的一剑，还能是什么呢？ [117] 同样，天使也向约翰揭示道，这道口子注定会愈合；而那只“先前有，如今没有” [118] 的野兽将从无底深渊中站起。它的背上将坐着一个女人，她将“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119] 在此之前，由奥古斯都家族主宰的罗马很少被描绘得如此迷人。

“我的死将葬送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啊。” [120] 在鼓足勇气准备自杀时，尼禄以他一贯的自大这般宣告道。他所言并不夸张。他的确是一名艺术家，他之前的几位皇帝都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克劳狄乌斯：每个人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统治期间成功铸就了一个神话，而且这些神话将在后世永久地给恺撒家族打下怪诞与超尘的标签。这是一部用鲜血与黄金写就的历史，带着让人惊惧交加的魔力一直让罗马人民深深着迷。哪怕不一定神圣，也一定不朽。

[1] 卡利古拉敕令在内米湖修建了两艘船：第一艘似乎是一座漂浮的宫殿，第二艘是一座漂浮的神庙。尼禄在世时，这两艘船还漂浮在水面上。后来船被沉至内米湖湖底长达近两千年，于1929年被捞回，但在1944年被毁。究竟是为美国的炮火所毁，还是被德国纵火犯或意大利难民的炊火烧毁，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2] Octavia ：156

[3] Tacitus：12.37

[4] Dio：61.7.3

[5] Suetonius. Nero ：10.1

[6] Seneca. On Mercy ：1.14.2

[7] Tacitus：13.13

[8] Tacitus：15.42

[9] Suetonius. Otho ：3.1

[10] Tacitus：13.14

[11] 无论如何，这是Tacitus的说法。据Suetonius称，不列颠尼库斯在去世当天便被火化了。

[12] Octavia ：169-70

[13] Seneca. On Mercy ：1.16.2

[14] Pliny：16.200

[15] 可能是因为尼禄的后继者皆同意是尼禄的功劳。公元2世纪早期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一直被罗马人誉为最好的皇帝，但据说他曾声称“没有任何皇帝在执政的前五年内能与尼禄相提并论”。图拉真也同样在奥斯提亚建造了一座港口，据可靠线索透露，他是为了在此地向尼禄致敬 （Thornton，1989）。

[16] Calpurnius Siculus：7.45-6

[17] Dio：. 61.12.2

[18] Dio：61.5.4

[19] Octavia ：125

[20] Pliny：37.50

[21] Dio：61.11.4

[22] Dio：61.2.2

[23] Dio：. 61.13.2

[24] Horace. Epistles ：1.1.83

[25] 这是Tacitus的说法。据Dio所述，阿格里皮娜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游到了岸边。Dio还记载道，阿格里皮娜乘坐的船是当即沉没的。

[26] Tacitus：14.8

[27] Dio：61.14.2

[28] 若想了解阿格里皮娜被杀时的戏剧性一幕，可参考Baldwin的作品，以及关于尼禄的杰出之作Champlin （2003），pp. 84-111。

[29] Tacitus：14.10

[30] 尼禄将这些游戏称作“Ludi Maximi”，意指“史上最盛大的游戏”。

[31]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12.3

[32] Tacitus：14.15

[33] 据Dio引述（61.19.2），此妇人为艾莉亚·卡泰拉（Aelia Catella）。“艾莉亚·卡泰拉被认为是性神之女。埃利乌斯·卡图斯（Aelius Catus），艾莉亚·帕蒂娜的姐妹。”（Syme 1986，n79）艾莉亚·帕蒂娜是克劳狄乌斯的第二任妻子。两人于公元28年成婚，31年离婚。

[34] Dio：19.20.5

[35] Seneca. Letters ：14.6

[36] Tacitus固然是研究布狄卡叛变事件的最佳史料来源。但Tacitus误将布狄卡起义的时间记载为公元61年。

[37] Seneca. Medea ：371-2

[38] 诗人卡尔普尔尼乌斯·西库路斯将尼禄木制剧院内的熊描述为凶猛的海豹。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是：它们很可能是北极熊。但需要注意的是，无人曾提及这些动物的毛发是白色的，因此它们是北极熊的可能性肯定不太高。

[39] Seneca. Medea ：376-9. 这出剧表面上描绘的是希腊英雄伊阿宋及其与阿尔戈的旅程，但显而易见的是，塞涅卡在创作时，脑中所思的定然是罗马在不列颠的扩张。

[40] Seneca. On Benefits ：7.3.2

[41] 苏埃托尼乌斯（Nero ：18）向我们透露了这一点。尽管他并未给出确切日期，但从尼禄势必要粉碎不列颠暴动的决心中可以明显看出：历经布狄卡叛乱后，他绝不会再对不列颠行省坐视不理。

[42] Seneca. On Benefits ：7.27.1

[43] Tacitus：14.37

[44] Tacitus. Agricola ：19

[45] Pliny：3.39

[46] Tacitus：11.23

[47] Tacitus：11.24

[48] Tacitus：15.44

[49] Quoted by Augustine in The City of God ，6.10

[50] Valerius Maximus：1.3.3

[51] 苏埃托尼乌斯，Claudius ：25.4。这很可能在影射罗马犹太人群体中关于耶稣救世主地位的争论。克雷斯图斯确实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尤其对奴隶而言。但罗马官方记录中并没有任何犹太人的名字为“克雷斯图斯”。众多学者暗示，苏埃托尼乌斯或许是从官方报告中获取信息的。所谓的“克雷斯图斯”可能只是“克里斯图斯”（christus，基督）的错误翻译。然而真相终不可知。

[52] Quoted by Augustine in The City of God ，6.11

[53] Tacitus：14.44

[54] Tacitus：14.45

[55] Seneca. On the Happy Life ：7.3

[56] Dio：62.13.2

[57] Dio：62.13.4

[58] Calpurnius Siculus：1.49-51

[59] 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3.29.9

[60] Dio：62.28.1

[61] Tacitus：15.37

[62] Tacitus

[63] 据中国史料记载，该彗星连续出现了75天，从5月3日一直到7月16日。See Rogers，p. 1953.

[64] Dio （62.18.2）表示，大火烧毁了罗马三分之二的面积。Tacitus （15.40.2）声称：罗马城分为14个区，只有4个区没有受到火灾影响。考古证据揭示两人都夸大事实了。See Newbold，p. 858.

[65] Tacitus：15.44

[66] 根据圣杰罗姆所述，尼禄杀害的基督徒总数达979人。

[67] Pliny：10.2.5

[68] Pliny the Younger. Panegyric in Praise of Trajan ：46.4

[69] Martial. On Spectacles ：2.8

[70] Martial. On Spectacles ：2.4

[71] Albertson基于该雕像高度的多项数据做出了这样的估测。他认为雕像的高度为31.5米。

[72] Pliny：34.45

[73] Suetonius与Dio都记载过这场骇人事件，欲了解详情参阅Champlin （2003），pp. 169-71。

[74] Suetonius. Nero ：55

[75] 除塔西佗外，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古代史学家都认为是尼禄烧毁了罗马。“这场灾难究竟是意外，还是第一公民犯罪所为，”塔西佗表示，“是无法确定的。两种观点都有史学家支持。”这在今天亦是如此，不过大部分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尼禄是无辜的。我做出的判词是“有待考证”——用来形容这种情况已足以为尼禄定罪。

[76] Tacitus：15.67

[77] Tacitus：15.60

[78] Seneca. On Providence ：3.3

[79] Seneca. Letters ：71.21

[80] Seneca. Letters ：101.10

[81] Tacitus：15.73

[82] Tacitus：15.62

[83] Tacitus：15.68

[84] Tacitus：16.4

[85] Dio：63.26.3

[86] Dio：62.18.3. 阿格里皮娜被谋杀后，塞涅卡发出了这般警告。

[87] Dio：63.4.2

[88] Dio：63.6.1

[89] 现在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尼禄在希腊逗留的编年体史料。人们推断的他抵达科林斯的具体时间从8月到10月都有。

[90] Livy：33.32

[91] Dio：63.15.1

[92] Valerius Maximus：2.4.2

[93] Seneca. Letters ：80.7

[94] Tacitus：. 13.3

[95] 讽刺家Juvenal的一位古代评论家揭露，该诗人笔下那位热衷于雄辩术、博学多识、令人望而生畏的贵族女性正是斯达提莉亚·麦瑟琳娜。Scholiast on Juvenal ：6.434

[96] Seneca：47.7. 如何让男孩不长体毛的细节源自Pliny：30.41。

[97] 将“Paezon”翻译为“玩具男孩”（Boy Toy）的是Champlin（2012），P.380。而发出惊叹的则是Pliny （7.129）。

[98] Tacitus. Histories ：1.73

[99] Dio Chrysostom. On Beauty ：11

[100] Dio：63.22.1

[101] 源自希腊卡尔季察（Karditza）1887年发现的一处铭文。Smallwood，p. 64

[102] Plutarch. Galba ：4.1

[103] Seneca. On Mercy ：1.4.2

[104] Virgil. Georgics ：512-14

[105] Dio：63.20.5

[106] 虽然只有间接证据证明这不仅仅是巧合，但是这些间接证据非常具有说服力。

[107] Suetonius. Nero ：41

[108] Suetonius. Nero ：41

[109] Suetonius. Nero ：43

[110] Plutarch. Galba ：6.3

[111] Suetonius. Nero ：47.2. 该句引自维吉尔。

[112] 这封信揭示的一个有趣的点在于：菲昂将尼禄的行踪透露给了外人。罗马处决小队很快到来则暗示着：加尔巴的密使可能就在这些人之中。

[113] Suetonius. Nero ：49.2

[114] Suetonius. Nero ：49.4

[115] Dio Chrysostom. On Beauty ：10

[116] Revelation 13.3

[117] 潘诺尼亚行省的主教，毕多的圣维多利诺（Victorinus of Pettau）在公元303年殉教，是第一位将七头兽喉咙的伤口解读为尼禄引颈自戮之映射的基督徒作家。《日内瓦圣经》评论道：“将它理解为尼禄是可以理解的。是尼禄发起了对基督教堂的首次迫害，然后又自尽，使得整个恺撒家族因此覆没。”

[118] Revelation：17.8

[119] Revelation：17.4

[120] Suetonius （Nero：49.1）与Dio （6.29.2）皆对此进行了记载。显然，如Dio所述，这是“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

大事年表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立

前509年：王政崩塌，罗马共和国建立

前504年：阿提乌斯·克劳苏斯来到罗马

前390年：高卢人洗劫罗马

前312年：阿庇亚大道开工

前205年：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31岁当选罗马执政官

前187年：非洲征服者西庇阿被控挪用公款

前186年：元老院试图禁止利柏耳崇拜

前91年：意大利人叛乱爆发

前67年：庞培被授予整个地中海的指挥权

前65年：盖乌斯·屋大维诞生

前59年：尤利乌斯·恺撒当选罗马执政官。前三头同盟缔结

前53年：卡莱之战，克拉苏丢失鹰旗

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罗马内战爆发

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战场上打败最后一批敌人

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被暗杀

前43年：莉薇娅与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成亲。后三头同盟缔结。“公敌宣告”开始

前42年：腓力比之战。昔日的盖乌斯·屋大维成为恺撒·神之子。莉薇娅诞下提比略

前41年：意大利境内广泛没收土地

前40年：佩鲁贾被洗劫。莉薇娅与丈夫逃离意大利

前39年：莉薇娅返回罗马

前38年：莉薇娅嫁给恺撒·神之子，并诞下第二个儿子德鲁苏斯。恺撒·神之子恺撒自封凯旋将军·恺撒

前33年：罗马市政官阿格里帕带人清理罗马下水道

前31年：亚克兴角战役。梅塞纳斯将萨宾的一家农场赠予贺拉斯

前30年：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离世。罗马兼并埃及

前29年：凯旋将军·恺撒举行了三次凯旋式。克拉苏击溃巴斯塔奈人

前28年：帕拉蒂尼山的阿波罗神庙竣工

前27年：凯旋将军·恺撒成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体制”建立

前23年：奥古斯都死里逃生。他放弃执政官一职，又被元老院授予了更多的权力。马凯鲁斯逝世

前22年：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巡游东部

前21年：阿格里帕与尤利娅成亲

前20年：奥古斯都收回克拉苏丢失的鹰旗。阿格里帕与尤利娅诞下盖乌斯

前19年：奥古斯都返回罗马

前18年：奥古斯都颁布通奸法。盖乌斯的弟弟卢基乌斯出生

前17年：罗马庆祝新时间周期的到来。奥古斯都收养盖乌斯与卢基乌斯。马尔库斯·洛利乌斯的鹰旗落入日耳曼突袭部队手中

前15年：日耳曼尼库斯诞生

前12年：奥古斯都成为“最高祭司”。阿格里帕去世

前11年：提比略与尤利娅成亲。克劳狄乌斯诞生

前9年：德鲁苏斯逝世。提比略将其尸首护送至罗马

前8年：贺拉斯逝世

前6年：提比略退隐罗德岛

前2年：奥古斯都被授予“祖国之父”的称谓。奥古斯都为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举行献祭典礼。尤利娅深陷性丑闻，被流放

前1年：盖乌斯远征东部

公元2年：提比略返回罗马。卢基乌斯离世

4年：盖乌斯离世。奥古斯都收养提比略，提比略收养日耳曼尼库斯

6年：潘诺尼亚叛乱

8年：奥古斯都外孙女尤利娅被流放。奥维德被流放

9年：奥维德抵达托米斯。条顿堡山口战役

10年：提比略取得日耳曼前线的指挥权

12年：提比略返回罗马参加凯旋式。卡利古拉诞生

14年：奥古斯都逝世。提比略成为第一公民。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处决。潘诺尼亚与莱茵河岸发生叛乱。

15年：塞扬努斯成为罗马禁卫军的唯一统领

16年：提比略召唤日耳曼尼库斯回罗马。克莱门斯被抓

17年：日耳曼尼库斯出使东部。奥维德离世

19年：日耳曼尼库斯逝世。阿格里皮娜返回意大利。阿米尼乌斯去世

20年：皮索的审判与自杀

23年：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逝世

25年：塞扬努斯试图与莉薇娅成婚，但失败了。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的审判

26年：提比略离开罗马，前往坎帕尼亚

27年：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定居。费德内的露天圆形剧场崩塌

28年：提图斯·萨比努斯的审判

29年：莉薇娅离世。日耳曼尼库斯发妻阿格里皮娜被流放

31年：卡利古拉被召至卡普里岛。塞扬努斯倒台

33年：阿格里皮娜离世

37年：提比略离世。卡利古拉成为罗马皇帝，后生病并痊愈。尼禄降生

38年：德鲁希拉逝世，并被追封为神

39年：卡利古拉斥责元老院，与米隆尼亚·卡桑尼娅成婚并远赴日耳曼。雷必达被处决，卡利古拉依旧在世的两个姐妹阿格里皮娜与尤利娅·莉薇娅被放逐

40年：卡利古拉来到英吉利海峡海岸，后返回意大利。他跨过了巴亚的一座用船组成的大桥。他进入罗马，镇压了一桩谋逆案

41年：卡利古拉被刺杀。克劳狄乌斯成为罗马皇帝。阿格里皮娜与尤利娅·莉薇娅从流放地被召回。尤利娅·莉薇娅不久后再次被流放。塞涅卡被流放至科西嘉岛

42年：针对克劳狄乌斯的一场军事政变被镇压平息。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越过阿特拉斯山脉。奥斯提亚的开发工程启动

43年：入侵不列颠

47年：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与马尔库斯的审判与自杀

48年：麦瑟琳娜倒台

49年：克劳狄乌斯与阿格里皮娜成婚。塞涅卡从流放地被召回

50年：克劳狄乌斯收养尼禄

51年：卡拉塔库斯被抓获

53年：尼禄与屋大维娅成婚

54年：克劳狄乌斯逝世。尼禄成为罗马皇帝

55年：不列颠尼库斯离世

58年：尼禄爱上波培娅·萨比娜

59年：阿格里皮娜被谋杀。尼禄庆祝自己第一次剃胡须

60年：布狄卡叛乱

61年：城市长官被自己的一名奴隶谋杀

62年：布鲁斯离世，提格利努斯被提拔为禁卫军统领。尼禄与屋大维娅离婚，将她流放，并处死了她。尼禄与波培娅·萨比娜成婚

64年：尼禄在那不勒斯首次公开演出。提格利努斯在战神广场举办宴会。罗马火灾

65年：皮索的阴谋。塞涅卡自杀。波培娅·萨比娜逝世

66年：梯里达底访问罗马。尼禄前往希腊

67年：尼禄参与奥林匹克竞赛并迎娶斯波鲁斯。尼禄返回罗马

68年：尤利乌斯·温代克斯叛变。尼禄离世。加尔巴成为罗马皇帝

69年：加尔巴离世。奥托、维特里乌斯与韦斯巴芗接连成为罗马皇帝

人物表

奥古斯都时代之前

罗慕路斯（Romulus）：罗马建国者与第一位国王

雷穆斯（Remus）：罗慕路斯的双胞胎弟弟，死因离奇

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罗马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前509年被驱逐

布鲁图斯（Brutus）：塔克文的妻弟，领导了那场推动罗马共和国成立的革命

科内利乌斯·科苏斯（Cornelius Cossus）：继罗慕路斯后赢得“荣誉战利品”的第二位罗马将军

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Marcus Curtius）：为城市利益跳入神秘深渊，将自己献祭给神的罗马人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迦太基征服者

马凯鲁斯（Marcellus）：继罗慕路斯与科内利乌斯·科苏斯后赢得“荣誉战利品”的第三位罗马将军

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平民领袖与罗马保民官，于公元前133年被谋杀

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于公元前121年被谋杀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意大利人的领袖，于公元前91年被谋杀，导致了意大利人叛变。莉薇娅的养祖父

“伟大的”庞培（Pompey “the Great”）：罗马共和国末期最炙手可热的人

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y）：庞培之子。在尤利乌斯·恺撒被暗杀后成为海盗，是后三头同盟的敌对方

克拉苏（Crassus）：权力掮客兼罗马巨富，死于公元前53年征讨帕提亚人的过程中

霍滕西乌斯·霍达鲁斯（Hortensius Hortalus）：以才华与奢华闻名的罗马雄辩家

霍滕西娅（Hortensia）：霍滕西乌斯之女

卡西乌斯（Cassius）：尤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者

布鲁图斯（Brutus）：尤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者，是那个驱逐塔克文的布鲁图斯的后代

尤尼娅（Junia）：布鲁图斯的姐姐。长寿

安东尼（Antony）：尤利乌斯·恺撒的将军。后三头同盟成员。热衷于寻欢作乐

卢基乌斯（Lucius）：安东尼的兄弟

尤鲁斯·安东尼乌斯（Iullus Antonius）：安东尼之子

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埃及女王。最初为尤利乌斯·恺撒的情妇，后为安东尼情妇

雷必达（Lepidus）：前三头同盟成员兼最高祭司

尤利安家族

埃涅阿斯（Aeneas）：维纳斯之子，特洛伊王子，在城市遭洗劫时逃至意大利

尤鲁斯（Julus）：埃涅阿斯之子。尤利安家族祖先

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高卢征服者。他跨越卢比孔河的行为直接引发了罗马内战。后来担任了罗马独裁官一职。于公元前44年被暗杀

屋大维（Octavius）：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与养子。后三头同盟成员。后来成为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奥古斯都，并以第一公民的身份统治罗马，直至公元14年离世

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奥古斯都第一任妻子

尤利娅（Julia）：奥古斯都与斯克里波尼娅之女。与尤鲁斯·安东尼乌斯是密友。于公元前2年被流放。

屋大维娅（Octavia）：奥古斯都的姐姐。曾嫁给安东尼，后离婚。尤鲁斯·安东尼乌斯的继母

马凯鲁斯（Marcellus）：屋大维娅在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儿子，是那个赢得“荣誉战利品”的马凯鲁斯的后代，于公元前23年离世

大安东尼娅（Antonia the Elder）：屋大维娅与安东尼的大女儿

小安东尼娅（Antonia the Younger）：屋大维娅与安东尼的小女儿。也是日耳曼尼库斯、莉薇娅与克劳狄乌斯的母亲

盖乌斯（Gaius）：尤利娅与阿格里帕的大儿子，奥古斯都养子，于公元4年在小亚细亚离世

尤利娅（Julia）：尤利娅与阿格里帕的大女儿。拥有罗马最小的侏儒。于公元8年被流放

卢基乌斯（Lucius）：尤利娅与阿格里帕的二儿子，奥古斯都养子，于公元2年在高卢南部离世

阿格里皮娜（Agrippina）（Ⅰ）：尤利娅与阿格里帕的二女儿。日耳曼尼库斯之妻，尼禄（Ⅰ）、德鲁苏斯（Ⅲ）、卡利古拉、阿格里皮娜（Ⅱ）、德鲁希拉与尤利娅·德鲁希拉之母。带着丈夫的骨灰罐返回了罗马。与提比略极为不和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尤利娅与阿格里帕的三儿子，奥古斯都养子，于公元9年被奥古斯都流放

克劳狄家族

阿提乌斯·克劳苏斯（Attius Clausus）：于公元前504年迁至罗马。克劳狄脉系的始祖

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 the Blind）：阿庇亚大道建造者

克劳狄乌斯·普尔喀（Claudius Pulcher）：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之子。他的后代普尔喀族系是克劳狄家族中成就相对较高的一个分支

克劳狄乌斯·尼禄（Claudius Nero）：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之子。尼禄族系的始祖。尼禄族系在罗马共和时期的成就低于普尔喀族系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Appius Claudius Pulcher）：罗马共和国末期克劳狄家族之首，以骄傲闻名，热衷于解读神谕

克洛狄乌斯·普尔喀（Clodius Pulcher）：阿庇乌斯的弟弟，罗马保民官，拥有一支准军事部队

克洛狄娅·梅特利（Clodia Metelli）：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与克洛狄乌斯的三个姐妹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以热衷于时尚闻名

德鲁苏斯·克劳狄亚努斯（Drusus Claudianus）：最初为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者，后又开始追随尤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者。莉薇娅之父

莉薇娅·德鲁希拉（Livia Drusilla）：提比略之母、奥古斯都之妻，后被加封为神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Tiberius Claudius Nero）：莉薇娅的第一任丈夫，失败的反叛者

提比略（Tiberius）：莉薇娅与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大儿子。先成为奥古斯都女婿，后成为奥古斯都养子。罗马最高效的将军。接替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第一公民，统治时期为公元14～37年

德鲁苏斯（Drusus）（Ⅰ）：莉薇娅与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小儿子。与小安东尼娅成亲，带兵出征易北河。日耳曼尼库斯、莉薇娅与克劳狄乌斯之父

维普萨尼亚（Vipsania）：提比略心爱的第一任妻子，直到奥古斯都要求他与她离婚。后嫁给阿西尼乌斯·迦卢斯

德鲁苏斯（Drusus）（Ⅱ）：提比略与维普萨尼亚之子，与莉薇娅结婚。格米鲁斯之父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德鲁苏斯与小安东尼娅的大儿子。风度翩翩，妻子为阿格里皮娜（Ⅰ）

莉薇娅（Livilla）：德鲁苏斯与小安东尼娅之女。恶毒刻薄，丈夫为德鲁苏斯（Ⅱ）

格米鲁斯（Gemellus）：德鲁苏斯（Ⅱ）与莉薇娅的儿子，提比略之孙

克劳狄乌斯（Claudius）：德鲁苏斯与小安东尼娅的小儿子。说话结巴且流口水。公元41～54年的罗马皇帝

安东尼娅（Antonia）：克劳狄乌斯与第二任妻子艾莉亚·帕蒂娜之女

麦瑟琳娜（Messalina）：克劳狄乌斯之妻，奥古斯都的曾侄外孙女，因风流韵事而臭名昭著

屋大维娅（Octavia）：克劳狄乌斯与麦瑟琳娜之女。尼禄第一任妻子，他们的婚姻并不成功

不列颠尼库斯（Britannicus）：克劳狄乌斯与麦瑟琳娜之子。克劳狄家族最后的成员

尤利安-克劳狄家族

尼禄（Nero）（Ⅰ）：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Ⅰ）的大儿子，下场悲惨

德鲁苏斯（Drusus）（Ⅲ）：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Ⅰ）的二儿子，下场悲惨

卡利古拉（Caligula）：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Ⅰ）的小儿子。原名为盖乌斯。“卡利古拉”是他幼年时获得的绰号。公元37～41年的罗马皇帝

罗利娅·保利娜（Lollia Paulina）：极其貌美且富有。于公元38年与卡利古拉成亲，但六个月后便离婚了

米隆尼亚·卡桑尼娅（Milonia Caesonia）：卡利古拉最后一任妻子，喜欢盛装打扮

尤利娅·德鲁希拉（Julia Drusilla）：卡利古拉与米隆尼亚·卡桑尼娅之女，据说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小孩

阿格里皮娜（Agrippina）（Ⅱ）：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Ⅰ）的大女儿。卡利古拉的妹妹，克劳狄乌斯的侄女与妻子，皇帝尼禄的母亲

尼禄（Nero）：阿格里皮娜（Ⅱ）与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之子。公元50年由克劳狄乌斯收养。公元54～68年的罗马皇帝

德鲁希拉（Drusilla）：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的二女儿。卡利古拉最喜爱的妹妹，后被追封为神

尤利娅·莉薇娅（Julia Livilla）：日耳曼尼库斯与阿格里皮娜的小女儿，先后被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流放

阿赫诺巴布斯家族

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大安东尼娅的丈夫。第一位渡过易北河的罗马将军

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卢基乌斯之子，阿格里皮娜（Ⅱ）的丈夫，尼禄之父

多米提娅（Domitia）：尼禄的姑母。尼禄母亲被流放期间，尼禄由她照顾

多米提娅·雷必达（Domitia Lepida）：多米提娅的妹妹。麦瑟琳娜之母

奥古斯都的罗马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奥古斯都的参谋。尤利娅（Ⅰ）的丈夫

梅塞纳斯（Maecenas）：伊特鲁里亚王室后裔。诗人群体的庇护者

贺拉斯（Horace）：诗人。（因梅塞纳斯之故成了）萨宾农场的主人

韦迪乌斯·波利奥（Vedius Pollio）：在奥古斯都的个人喜好上投入大把金钱的金融家

埃格那提乌斯·鲁弗斯（Egnatius Rufus）：消防队的资助者，未来的罗马执政官

贺斯丢斯·夸德拉（Hostius Quadra）：罗马最堕落腐败的人，钟爱镜子

奥维德（Ovid）：挑战极限的浪子

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历史学家。他撰写的内战史被奥古斯都下令烧毁

卡西乌斯·塞维鲁斯（Cassius Severus）：伶牙俐齿的律师

总督与将军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亡于卡莱之战的克拉苏的孙子。马其顿总督，但并非如他自己希望的那般殊荣满身

巴尔布斯（Balbus）：除奥古斯都家族成员外最后一位举行凯旋式的罗马公民

洛利乌斯（Lollius）：被日耳曼部落夺去鹰旗的高卢总督。盖乌斯东行的守护人。罗利娅·保利娜的祖父

瓦卢斯（Varus）：日耳曼行省总督。曾率三支军团进入条顿堡山口

凯基纳（Caecina）：日耳曼尼库斯在日耳曼的副将

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叙利亚行省总督。与提比略关系密切，日耳曼尼库斯的对手。后陷入严重的法律纠纷

普兰西娜（Plancina）：皮索之妻。莉薇娅之友

塞提乌斯（Sentius）：由皮索政敌任命的叙利亚总督

加尔巴（Galba）：卡利古拉任命的莱茵河指挥官。后受尼禄派遣前往西班牙

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担任毛里塔尼亚总督时跨越了阿特拉斯山脉，担任不列颠总督时镇压了布狄卡的叛变

禁卫军

塞伊乌斯·斯特拉波（Seius Strabo）：伊特鲁里亚人。奥古斯都任命的禁卫军统领。最后成为埃及行省总督

埃利乌斯·塞扬努斯（Aelius Sejanus）：塞伊乌斯之子。提比略将他提拔为禁卫军统领，后来成为罗马唯一的禁卫军统领。提比略的臂膀

阿庇卡塔（Apicata）：塞扬努斯之妻，两人于公元23年离婚

马克罗（Macro）：塞扬努斯之后的禁卫军统领

卡西乌斯·卡瑞亚（Cassius Chaerea）：头发斑白、声音柔和的老兵

科内利乌斯·萨比努斯（Cornelius Sabinus）：禁卫军长官。卡西乌斯·卡瑞亚的同僚

布鲁斯（Burrus）：阿格里皮娜的追随者，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被任命为禁卫军统领，以嘴快直言闻名

提格利努斯（Tigellinus）：男妓，驯马师，热爱宴会。布鲁斯离开后，被尼禄任命为禁卫军统领

法尼乌斯·鲁弗斯（Faenius Rufus）：除提格利努斯外的另一位禁卫军统领

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Nymphidius Sabinus）：接任法尼乌斯·鲁弗斯的禁卫军统领，据说为卡利古拉之子

受害者

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Cremutius Cordus）：历史学家，声称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是“最后的罗马人”，并因此付出了代价

阿西尼乌斯·迦卢斯（Asinius Gallus）：提比略前妻维普萨尼亚的丈夫，十分喜欢明嘲暗讽

提图斯·萨比努斯（Titius Sabinus）：日耳曼尼库斯的副官，间谍行动的受害者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Junius Silanus）：前罗马执政官，卡利古拉的岳父

阿塔尼乌斯·塞孔都斯（Atanius Secundus）：骑士。夸下海口后自食恶果

尤尼乌斯·普里斯库斯（Junius Priscus）：并不像传闻中的那般富有

帕斯托（Pastor）：儿子被害

阿斯普雷纳斯（Asprenas）：身上溅到红鹤血的元老

西拉努斯（Silanus）：因一个噩梦而遇害

波培娅·萨比娜（Poppaea Sabina）（Ⅰ）：麦瑟琳娜的情敌

苏利乌斯·鲁弗斯（Suillius Rufus）：臭名昭著的起诉者，最后还是得到了报应

卢贝利乌斯·普拉乌图斯（Rubellius Plautus）：提比略的曾孙。被疑与阿格里皮娜（Ⅱ）有染

卢基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Lucius Junius Silanus）：除尼禄外，最后一个奥古斯都后裔

特拉塞亚·培图斯（Thraesa Paetus）：以正直闻名，坚守元老院最严苛的道德传统

共谋者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卡利古拉的密友，也是卡利古拉的妹妹们的密友

盖图里库斯（Gaetulicus）：塞扬努斯的追随者，在提比略与卡利古拉统治时期担任莱茵河指挥官

贝提里恩努斯·卡庇托（Betilienus Capito）：儿子被杀

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Marcus Vinicius）：尤利娅·莉薇娅的丈夫，卡利古拉死后的皇帝人选之一

安尼乌斯·维尼奇安努斯（Annius Vinicianus）：雷必达的朋友，卡利古拉死后的皇帝人选之一

培图斯（Paetus）：勇气不胜发妻

盖乌斯·西利乌斯（Gaius Silius）：罗马最俊美的男人，据说踏入了一段不明智的婚姻

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出身高贵，教养良好，胸怀登顶的大志——虽然和奥古斯都家族并无血缘关系

弗拉维斯·斯盖维纳斯（Flavius Scaevinus）：从神庙拿走匕首的元老

幸存者

迈密乌斯·雷古路斯（Memmius Regulus）：罗马执政官，追随提比略并受其信任。罗利娅·保利娜的丈夫，但后来卡利古拉迫使两人离婚了

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提比略的占星师。差点被扔下悬崖

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Lucius Vitellius）：叙利亚行省总督。任期满后，返回罗马，先后成为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的信臣。非常善于钻营

凯基纳·拉古斯（Caecina Largus）：早期支持克劳狄乌斯成为皇帝。在帕拉蒂尼山上拥有一套房产，内种有忘忧树

被释奴与奴隶

克莱门斯（Clemens）：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奴隶与长相酷似的替身——又或者说，他的真实身份当真如此吗？

帕拉斯（Pallas）：最初为小安东尼娅的奴隶。克劳狄乌斯最器重的被释奴之一

卡利斯图斯（Callistus）：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政权下势力强大的被释奴。寿终正寝。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的祖父

那喀索斯（Narcissus）：克劳狄乌斯政权下三大被释奴中的第三位。不喜欢麦瑟琳娜

卡尔普尔尼亚（Calpurnia）：克劳狄乌斯的姬妾

埃克特（Acte）：尼禄的第一位恋人。主持了尼禄的葬礼

斯波鲁斯（Sporus）：长相阴柔的少年，被尼禄阉割并迎娶

菲昂（Phaon）：一座罗马北部别墅的主人

演员与艺术家

阿佩莱斯（Apelles）：演员，没有剧本时说话容易结巴

麦尼斯特（Mnester）：演员，备受卡利古拉爱慕

帕里斯（Paris）：演员，备受尼禄喜爱

芝诺多鲁斯（Zenodorus）：尼禄巨像的雕刻师

高卢人

盖乌斯·尤利乌斯·维康达利杜卜纳斯（Gaius Julius Vercondaridubnus）：罗马的大祭司，奥古斯都在卢迪南的大祭司

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Valerius Asiaticus）：富甲一方。卡利古拉被刺后本有机会成为罗马皇帝。拥有数座名贵花园

尤利乌斯·克拉西奇安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布狄卡叛变后，克劳狄乌斯差遣他恢复不列颠秩序

尤利乌斯·温代克斯（Julius Vindex）：桀骜不驯的高卢王室后裔

蛮族

德尔多（Deldo）：巴斯塔奈国王

弗拉特斯（Phraates）：帕提亚国王，热衷于缓和与奥古斯都的关系

阿米尼乌斯（Arminius）：罗马骑士，切鲁西部落族长

库诺贝林（Cunobelin）：卡图维劳尼族族长

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库诺贝林之子，领导了不列颠人对抗罗马入侵的战争

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as）：爱西尼部落国王

布狄卡（Boudicca）：爱西尼部落女王，性格凶悍

梯里达底（Tiridates）：亚美尼亚国王，在罗马被尼禄加冕

尼禄的朋友与敌人

塞涅卡（Seneca）：哲学家、雄辩家与作家。克劳狄乌斯将他流放，阿格里皮娜（Ⅱ）将他召回罗马。尼禄的老师

奥鲁斯·维特里乌斯（Aulus Vitellius）：卢基乌斯·维特里乌斯之子。卡利古拉与尼禄的朋友。赛车手

奥托（Otho）：尼禄夜间寻欢的伙伴。波培娅·萨比娜（Ⅱ）的丈夫

波培娅·萨比娜（Poppaea Sabina）（Ⅱ）：琥珀发色的美人，麦瑟琳娜劲敌的女儿，尼禄终生的挚爱

瓦提尼乌斯（Vatinius）：尼禄的宫廷弄臣

韦斯巴芗（Vespasian）：出身低微但经验丰富的将军。在不列颠参过战，曾陪同尼禄前往希腊

斯达提莉亚·麦瑟琳娜（Statilia Messalina）：尼禄的第三任妻子，以聪慧闻名

卡尔维亚·克里斯皮尼利亚（Calvia Crispinilla）：曾教导斯波鲁斯为妇艺术

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利亚努斯（Petronius Turpilianus）：前不列颠总督。尼禄驻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

维吉尼乌斯·鲁弗斯（Virginius Rufus）：莱茵河指挥官

注释

除特殊注明处外，注释中的“Tacitus”表示The Annals ；Valerius Maximus表示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Livy，Justin，Florus，Appian，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Cassius Dio，Velleius Paterculus and Herodotus指他们各自撰写的史书；Lucretius指On the Nature of Things ；Petronius 指The Satyricon ；Lucan指The Civil War ；Strabo指其作品 Geography ；Aulus Gellius指Attic Nights ；Macrobius指The Saturnalia ；Pliny 为Pliny the Elder，指他的作品Natural History ；Artemidorus指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Vitruvius指On Architecture ；Frontinus指On Aquedu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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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te（lover of Nero），350，357，359

Actium，battle of（32 BC），61—2，64，65，67，84，126—7，204

adultery，30，107—8，110，154，330，331，376，377；Augustus and，100，107，337；made public offence，111—13，127，129，137，289—90；Julia’s sex scandal，127—30；younger Julia’s sex scandal，141—2

aedileship，58，131

Aeneas，22—3，24，97，346

Africa，312—14，325，372，398，409，413

Agrippa，Marcus Vipsanius，57—8，88，115，116，201，225，233—4；military prowess，58，61—2，76；building works，58—9，94，126，184；death of，95，118，119，121，223；as heir to Augustus，117，118；marriage to Julia，117—18，122；tribunicia potestas ，118，124

Agrippa Postumus，118，138，139，141，142，174，175；execution of，177，178，198—9

Agrippina the Elder，117，137，222；marriage to Germanicus，138—9，192，203；with army in Germany，192—3，195，197；in eastern provinces，204，206，211，212，213，214；death of Germanicus，213，214，215；Tiberius and，226，229—31；Sejanus targets，238，239，241—2；exiled to Pandateria，241—2；death of，248，257—8

Agrippina the Younger，ⅹⅹⅵ，203，269，272，275，336；marriage to Ahenobarbus，239，270，279，336；son of，270，279，296，310，337—8；plot against Caligula，278—9；exile of，279，309，344，346；marriage to Claudius，336—8，339—40，347；honours and titles，338，347；death of Claudius，342—3，347；goddess of lake Nemi，345—7；Senate and，347—8；Nero’s rule and，348—53，357，358—9；death of Britannicus，351—2；Domitia’s plot against，352—3；murder of by Nero，ⅹⅹⅲ，359—63

Ahenobarbus，Gnaeus Domitius，239，270，279，336

Ahenobarbus，Lucius Domitius，152—3，155，239

Ahenobarbus，Lucius Domitius（son of Agrippina）see Nero（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

Alexander the Great，4—5，11，13，23★ ，211，283

Alexandria，ⅹⅴⅲ，211—12，255，291

animals，exotic，313—14，326，362—3，366★

Antioch，207—5，210，212—13

Antium，359，382

Antonia（daughter of Claudius），392，404—5

Antonia the Elder，116，152

Antonia the Younger，116，167，174—5，243，246—7，308，332

Antonius，Iullus，80，116，128，129

Antony，Marc，25—7，40，41★ ，69，88，100，182；Lupercalia and，25，26—7，72；offers diadem to Caesar，26—7，72；at Philippi，40，41；second triumvirate，40，42—3，44，55—6；power base in East，42，55—6，60；Cleopatra and，56，60，62，82—4，116；marriage to Octavia，56，115—16；defeat and death of，61—2，84；Liber and，82—4，89，112，128

Apelles（actor），288

Aphrodisias，city of，319

Apicata，231，247

Apollo，82—5，87，92，95，113，355，385

Appian Way（Via Appia），31，34，46，49，176，235，257，322，323

Armenia，135—6，203—4，207，209，348，349，378，398—9

Arminius，156，158，162，164，165，194，195，276，315

army，145—7；shell story，ⅹⅴ—ⅹⅵ，ⅹⅹⅲ—ⅹⅹⅳ，ⅹⅹⅴ；eagle standard，18；barbarians in，154—5，156，158；Teutoburg Pass massacre，156—62，163—4，194—5；standing，164；stabilisation of Rhine region，164—7，210；forbidden from Rome，181；in Rome with Tiberius，187—8；mutiny on northern front，189—93；brutal discipline，190；sacramentum （oath of duty），190；Claudius and，300，310—11，322；donatives from new Caesar，300，342；in Britain，315—20，367—71；Nero and，378；see also Praetorians

Arretium，51，52

Asia，347

Asia Minor（Turkey），13，84，94

Asprenas，292，294，295

astrology，5，250，359，372，401

Atanius Secundus，268

Athens，204—6，210，211

Atlas mountains，313

auctoritas （prestige），10，13，14，17，42，282，285；of Augustus，64—7，71—2，73—4，77—9，95—6，116—17

August Family，117，118—23，137—41，168—78，192，225—6，229，231—3，253—4，296，392；the succession，116—17，118—21，137—9，173—4，203，253—6，296—7；victory of Claudians，197—8；Nero’s purge of，377—9；end of dynasty，416—17；legacy of，417—19；see also entries for individual members Augustus（Gaius Octavius），ⅹⅶ，ⅹⅷ，ⅹⅹ，ⅹⅹⅰ，ⅹⅹⅴ；second triumvirate，41，42—5，55—6；ancestry，41，45，81，87；at Philippi，41—2，58，65；as Caesar Divi Filius ，42，45；noble elite’s dislike of，42，43，45；insurrection against（41—39 BC），43—5，50—1，52，58，65；marries Livia，45—7，100，252，288；love for Livia，46，81，176；rewards for victors of Philippi，

46—8，50；Maecenas as lieutenant，51—2，57，59—60，62，88，102，103，117；popular discontent，52—3，54，81—3，139—41，324；naval victory over Sextus（36 BC），54，58，59；rumours against Antony，55—6，100；restoration of law and order，57，72；Agrippa as lieutenant，57—9，88，115，116，117，201；building works，58，64，71，73—4，84，86—7，92—3，94，96—8，105，130—1，182，355；as hopeless general，58，64，65，76；ill health，58，76—7，80，116—17，125，175—6，200—1；use of nostalgia with innovation，60—1，64，67，103，126—7，188；capture of Egypt，62，64，67；auctoritas and，64—7，71—2，73—4，77—9，95—6，116—17；as Imperator Caesar ，65，66—7，71—5；pacification of Illyria，65，67，68，146；triumph（13—15 August 29 BC），66—7，105—6，113，120，171；popular support for，68—9，76—7，81，91，96；as consul，72，77，90，96，181；as Princeps Senatus ，72—5；speech to Senate（13 January 27 BC），72—5；as Princeps （‘first man’of Rome），74—8；absent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23—19 BC），78—9，91，111，401；retrieves captured eagles，78—9，91，97，111，134，401；awarded title‘Augustus’，79，113；character of，80—2；conservatism of，81，82，91—2，103，169；tribunicia potestas ，90，91，118，131，139；‘pax Augusta ’，93，98，105—6，109，125，147，151，173，234，263；as Pontifex Maximus ，95；as‘Father of his Country’，96，111—12，126，130；womanising of，100，107，337；moral regulation and，100—1，106，110—12，127—30，289；use of knights，102—4；laurel emblem，113—15，117，126；the succession，116—17，118—21，137—9，173—4；defied by Tiberius，124—5；Julia’s scandal and exile，127—31，136；Genius ，135，170；German policy，149—50，152—7，163—4；German bodyguards，154，163；censorship and，172—3；death and funeral，176—8，181，182，230，233；as a god，178，182—3，288，417—18；Mausoleum of，178，182，197，215，216，257，258；Circus Maximus and，261—3

Aventine hill，89—90，92，244，261，321—2，324

Baiae，283，325，328，344，359—60，393

Balbus，Lucius Cornelius，115

Balkans，16，65，68—71，146—7，154，155，162—3，164，167，199—200，204

Baltic Sea，365

barbarians，75—6，78—9，135，144—56，305—6；‘Long—Haired Gaul’，16；tribes of Illyria，65，67，68，146；Bastarnian tribe，68—71，146；as Roman soldiers，154—5，156，158；see also entries for individual provinces and countries

Bastarnian tribe，68—71，146

Batavians，154

Boudicca，367★ ，368—70

Boulogne，315

Britain，ⅹⅵ，17，280—1，284，315—16，367，370—1；Claudius and，314—20，401；Suetonius’s victories in，364—5，368，369—70；Boudicca’s revolt，367★ ，368—70

Britannicus（son of Claudius），319—20，333，339，340—1，350—2

Brundisium，31，214

Brutus（cousin of Tarquin），7

Brutus，Marcus，27，32★ ，220—1，228，411；death at Philippi，38，40，41，220

Burrus，Sextus Afranius，339—40，342，347，352—3，362，364，376—7，391

Caecina，Severus，194—5

Caelian hill，384—5

Caesar，Gaius Julius，14—17，18，19—27；conquest of Gaul，ⅹⅵ，16—17，69，149，151，153；governorship of three provinces，16—17，149；invasions of Britain，ⅹⅵ，17；crosses the Rubicon（10 January，49 BC），18，19，267，299；building works，22—4，26，86；refuses diadem at Lupercalia，27，72；assassination of，ⅹⅵ，ⅹⅸ★ ，27—8，34—5，36；as a god，38，42；adopts Octavius as heir，42；gladiator contests and，267

Caesonia，Milonia，275，281，293，296

Caligula（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ⅹⅸ，ⅹⅹⅰ—ⅹⅹⅱ，ⅹⅹⅵ；shell story，ⅹⅴ—ⅹⅵ，ⅹⅹⅲ—ⅹⅹⅳ，ⅹⅹⅴ；Seneca on，ⅹⅶ；patchy sources on，ⅹⅹⅴ；name Caligula ，193；popularity of，203，254，257，258，260—1，285；with parents in east，204；death of father Germanicus，214；Livia and，238，241；in Capri with Tiberius，243，254—5，258，263—4，272，285；character and tastes of，ⅹⅴ—ⅹⅵ，ⅹⅹⅲ—ⅹⅹⅳ，254—5，266，268，282—5，287—90，307，345；death of Tiberius，255—6，257；consulship，258，272；Praetorians and，258，259，284，290—1，292—3，296，301—2；Senate and，258—60，268，272—5，279—80，281—7，288—9，291—2，294—5，307；advisors，259—60，265—6；infrastructure projects，260，323；restores elections，260，324；plebs and，260—1，285—6，353—4；chariot racing and，263—5，354，355；mocking of propriety，264，273—4，282—5，289—90，331—2；illness（October 37），265，268，271；contempt for nobility，268—9，279—80，282—7，288—90，291—2，307，354；as‘Father of his Country’，269；fondness for his sisters，269—71；allusions to incest，270★ ；marriage to Lollia，272，275；terror，272—3，286—7，288—91；campaign in Germany，275，276—8，279，280，281，315；marriage to Caesonia，275，281；Lepidus conspiracy，278—80；Britain and，280，281，284；pontoon bridge in Bay of Naples，ⅹⅹⅴ，282—5，325；German bodyguard，285，286，293，294，295；brothel in imperial palace，289—90，331—2；assassination of，292—3，294—5，298，346，418

Callippides（mime），207

Callistus，Gaius Julius，301—3，306，308，335

Calpurnia（concubine），327，332—3

Calpurnius Siculus，366★

Campania，233—6，237，238，239，240，255—6，344—5

Camulodunum，318，367，369

Capito，Betilienus，291，296，301

Capitol，64，87，93，97，123，237，280，319，339，378；temple of Jupiter，63—4，71，75，79，84，92，295，296，297，298，319；building programme on，71，79，92；Piso’s statues on，217；Senate meets on（24—25 January 41），295，296，297，298

Capri，175—6，233，239，241，249—55，258，263，285，287，331—2

Caratacus，316，318，320—1，348，364

Carrhae，battle at（53 BC），17—18，69，78—9，97，204

Carthage，8，9，11，218—19，398

Cassius，220—1，228，411

castration，107，373，406

Catuvellauni people，280—1，314—15，316—18，364

Chaerea，Cassius，290—1，292，293，295，296，298，299

Chaldaeans，6

chariot racing，261—5，354—5，408—9

Cherusci people，156，157，158，276

children and parenting，29—30，32，118—19；patria potestas ‘paternal control’，29—30，32，168；exposure of newborn，30；naming，30，30†

Christians，383—5，388，418

Cicero，32★

Circus Maximus，261—5，266，339，354，381，393

cithara （lyre），355，364，387—8，390，396

citizens（cives ），ⅹⅶ—ⅹⅷ，4—8，19—20；the common good（res publica），5—6，8，19，89，99；self sacrifice and，5—6，8，338—9；state roll of citizens，9，10；hierarchy and，9—10，101—2，169，261—3；appeals to precedent，21；Italian peoples and，50，56—7；gossip and slander，ⅹⅹ，ⅹⅹⅳ—ⅹⅹⅴ，55，99—101，108，122，127—8，170—5，270，332，358—9，389—91；standard of masculinity，100，106，108，112，329，331；moral surveillance of，101；rank of eques （knight），102—4；slaves as，302—5，306，308；dole and，324—5；see also nobility；plebs

civic amenities，49，58—9，94，126，323

civil war，ⅹⅵ，18，19—20，23—4，34，35，50，233—4；renewal（42 BC），37—8，41—2；end of，60—2，65—8

Classicianus，Julius，370—1

Claudian line，30—2，33—4，121，138—9，171；civil war and，34，35；death of Caesar and，34—5，36；Pulchri and Nerones，35；Palatine district and，38—9；fondness for their siblings，269—70；see also entries for individual people

Claudius（Tiberius Claudius Drusus），ⅹⅹⅰ—ⅹⅹⅱ；birth of，174—5；disabilities，175，223，254，299，319；as scholar，175，303，308，313，320—2，323，338—9，371—2；death of Germanicus，214；Senate and，258，279—80，281—2，297，298，299—300，310—11，319，321，328—30；Praetorians and，296—7，298，300—1，333，339—40；becomes emperor，296—300；personal security and，300；finances，300—1，322—3；administration of，300—2，308—9，319，335—6；slaves and，307—9；sex scandals and，309—10，328—35；banishes Seneca，ⅹⅹⅵ，310，319，340；marriage to Messalina，310，319，329—31，332—6；Vinicianus coup attempt，310—11，319；conquest of Britain，314—20，401；physical appearance，318；spares Caratacus，320—1；plebs and，321—5，326，339；infrastructure projects，322—4，325—7；sexual tastes，327；marriage to Agrippina，336—8，339—40，347；death of，341—3，347；as a god，342，347

Claudius，Appius‘the Blind’，31，35，58—9，121，202，322

Claudius Nero，35

Claudius Pulcher，Appius，33，34，35

Clausus，Attius，31

Clemens（imposter），199

Cleopatra，Queen of Egypt，24，56，60，62，64，80，82—4，105，116，126—7，188

Clodia Metelli，33，38

Clodius，Publius，33，34，38—9，90—1，132，133，270，324

coins，ⅹⅸ，65，269，300，338，348，352，411

Colonia Agrippinensis（Cologne），348

The Colossus，389，399

comets，ⅹⅹⅱ★ ，27—8，28★ ，35，42，218，363，381

Comitium ，25—7，181，184，187，192

Compitalia，festival of，133，306

Consevius，37

consulship，10—11，14，15—16，31—2，77，138，187，223—4，295，297；tribunate and，90；elections in Saepta abolished，184；Caligula and，258，269，276，278，279，286

Corinth，319，399—404，407—8，409

Cossus，Cornelius，63，71

Crassus，Marcus Licinius，14—15，97；death of，17—18，69，204；loss of silver eagles，18，69，78—9，97，111

Crassus，Marcus Licinius（grandson），68—71，74，75，78，115，146

Cremutius Cordus，228，260

Crispinilla，Calvia，406，413

cuckolds，45—7，107—8，111，332

Cunobelin，king，280—1，314—15，316

Curtius，Marcus，8，417

Danube，river，68，134，135，144，145—6，147，189

Deldo，king of Bastarnia，70

Diana（goddess），346—7

Dio，277★ ，282★

Domitia，279，352，353

Domitia Lepida，310，334，341，352

Druids，315—16，365

Drusilla（daughter of Germanicus），203，269，270—2

Drusus（son of Germanicus），203，223，225—6，238，243，248

Drusus（son of Livia），167，174；birth of，46；military career，120—1，150，151，152，158；death of，123—4，138—9，163

Drusus（son of Tiberius），121，178，182，203，222；suppresses army mutiny，189—90，223；command in Balkans，199—200，204；death of Germanicus，214；marriage to Livilla，222，223，242，247；death of，223—4，225，247，267

Drusus，Marcus Livius（grandfather of Livia），42，57

Drusus Claudianus，Marcus Livius，30，34—5，38，42，171

earthquakes，236，249，250，339，388

Egnatius Rufus，132，133

Egypt，62，64，67，68，75，211—12，313，325，372，374

Elba，142

Elbe，river，150，152—3，154，165

Etruria，43，49，50—2，188，370，372

eunuchs，405—7

Eusebius，bishop，ⅹⅷ

Faenius Rufus，391，394—5

famine，52—3，54，81—3，140，324—5

fasces ，10，157，214，276

Fidenae disaster，267—8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94，201，300—1，303，322—3，347，367

fire service，132，133，140，245，376，381

Forum，7—8，196，241，285，290，297，337，339，363，395；chasm in，7—8，417；of Caesar，22；temple to Venus Genetrix，22，23—4，80，271；Lupercalia in，24—7，72；sacred fig tree，25—6，82；Senate House，25—6，73—4，89，90—1，187，217，266，271，295，368；the Rostra，25—7，43，127，128；altar to Caesar in，28；statue of Marsyas，82—4，112—13，127，128；mansion of Pontifex，95；temple to Mars the Avenger，96—8，112，126，130—1，134，278，281；of Augustus，97，112，130，134；Temple of Concord，201—2，217，246；as centre of the world，366

fratricide，20

Gaetulicus，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276—7，278

Gaius Caesar（son of Julia），118—19，122，124，125—6，222，226；mission to the east，127，130，134—6，137，209，213；death of，136，137，138，171，172，204，213，223

Galatians，30★

Galba，277，315，327，408，409—10，413，416★ ，417

Gallus，Asinius，231，248

Gaul，68，75，118，151，164，166，190，284★ ，370；Gallia Comata ‘Long-Haired Gaul’，16；conquest of，ⅹⅵ，16—17，69，149，151，153；taxation of，149—50，409；mestizo order，151—2；Germanicus as governor，191；Caligula and，277，279—80；Druids in，316；Gauls admitted to Senate，371—2；Vindex revolt，408，411—13，414

Gemellus，242，243，254，259，265

Germanicus，138—9，167，257；army mutiny and，191—3；campaigns on Rhine，194—5，199，277；triumph，195—6，203，204，219；sails Northern Ocean，196，314；commands eastern provinces，203，204—6，208，209—14，219；death of，213—17；funeral procession，214—15，216

Germany，5，16—17，149，150—1；pacification of，150，152—7，315；auxiliaries from，154—5，156，158；Roman urbanism in，155；Teutoburg Pass massacre，156—62，163—4，194—5；Tiberius stabilises Rhine region，164—7，210；Rome pushed back to Rhine，165；army mutiny in，189，190—2；campaigns of Germanicus，194—5，199，277；Caligula’s campaign in，275，276—8，279，280，281

gladiator contests，266—8

gods and religion，5，28，93，346；Rome’s origins and，3，4，6，20，23；chasm in the Forum，6—8，417；childbirth，29；conception，37；Caesar as god，38，42；repair of temples，92—3；Augustus as god，178，182—3，288，417—18；Olympian，251；Drusilla as god，271—2；Livia as god，320；Claudius as god，342，347；cult of the Galli ，372—3，381；Poppaea as god，397；Vespasian as god，417；see also portents and auspices

Gracchi brothers，90，201，324

grain supplies，52，140，155，325—6，339

Greece，5，204—6，210，211，346，399—404，406—9，410—11

Horace（Quintus Horatius Flaccus），53—4，65—6，75，81，92，110，204；friendship with Maecenas，59—60，62，95；estate in Sabine hills，62，109，125，233；on Imperator Caesar，76（2）；rejects secretaryship，80；hymning of Rome’s rebirth，93，305；death of，95；as son of slave，305

Hortensia，44

Hortensius Hortalus，44，45，88，359

Hostius Quadra，109—10，327—8

Iceni tribe，367—70

Illyrians，65，67，68，146

immigration，372—5

Incitatus（horse），264，286

Isthmian Games，401，402

Italy：Aeneas in，23；expropriation of land，48，50，52；Venusia as gateway to south，48—9；peoples of，49，370；revolt（91 BC），49—50，57，104；Octavius appeals to，61；Orestes in，346；Maecenas administers，406；Nero’s proposed canal，407；see also entries for individual regions and cities

Janus，226

Jesus，ⅹⅷ

Jews，157，373—4

Josephus，270★ ，292★

Judaea，324—5，373，383，408

Julia（daughter of Julia），117—18，137—8，141—2，170，171，240

Julia（daughter of Octavius），46，115，116，117—18，122—3，141，170，174；marriage to Agrippa，117—18，122；marriage to Tiberius，121，122，123；sex scandal，127—30，332；exiled to Pandateria，129—31，136；moved to Rhegium，136，170—1；death of，197，198

Julia Drusilla（daughter of Caligula），275

Julia Livilla（daughter of Germanicus），206，214，269，270，278，279，297；affair with Seneca，309—10；death of，310，336

Junia（sister of Brutus），220—1

Jupiter，5，27，63—4，71，76，181，288

knights（equestrians），102—4，125，156，188，212，224，268，304，307，376

Labienus，Titus，173，175，260

land：rewards for victors of Philippi，45—8，50，52；expropriation of，48，50，52，96；Horace on，60；victors of Actium and，65—6，67—8

Lares，133，135，306

Largus，Caecina，296，302，333

Lepidus，Marcus Aemilius，40，43，55，94—5

Lepidus，Marcus Aemilius（favourite of Caligula），271，272，275，278—9，298

Lesbos，206，269

Levana，29

Liber，82—4，89—90，112—13，128，322，324

lictors（bodyguards），10，134，157，176，178，214，347

Lippe，river，156，190

Livia Drusilla（the Augusta）：birth and early life，29—30，32，33；marries Tiberius Nero，35—7；birth of first child Tiberius，37，38，39；as fugitive，43，44—5；marries Octavius，45—6，100，252，288；birth of son Drusus，46；as emblem of antique virtues，56，101，168—9；popularity of，56，57；statues and portrayals of，56，134；building works，92，94，171；laurel and chicken portent，113，115，126，169，221，417；death of son Drusus，123，126；disgrace of Tiberius and，125，126；as Romana princeps ，168—9；mistrust and suspicion of，169，170—2，174，175，213，230，330；authority of，169—70；Claudius and，175，178；death of Augustus，176—8，230；execution of Agrippa Postumus，177，178，198—9；as priest of Augustus，178，197；rule of Tiberius and，196—7，221—2；purge of Julians and，197—8；death of Germanicus，215；Caligula and，238，241；death of，240—1；divine honours，320

Livilla（sister of Germanicus），222—3，231—3，242，247，254

Lollia Paulina，272，275

Lollius，Marcus，135，149，152，272

Lucius（brother of Antony），43，44，50—1，52

Lucius Caesar（son of Julia），118—19，122，125—6，226；death of，135，171，172

Lucrine Lake，234

Lugdunum（Lyon），149，151，155，174，278，279—80，312，408

the‘Lupercal’，4，24—7，38，84

Lupercalia，24—7，72

Lusitania，358

lycanthropes，5，150

Macedonia，4—6，8，68—71，75，146

Macer，Licinius，3★

Macro，Sutorius，245，246，256，259，263，265—6

Maecenas，Gaius，ⅹⅸ—ⅹⅹ，81，137，225，406；as lieutenant of Augustus，51—2，57，59—60，62，88，102，103，117；friendship with Horace，59—60，62，95；as arbiter of taste，88，102，284★ ，388—9；death of，95

magistrates，6，9—11，16，30—1，58，72，103，131，193，219，245；electing of，181，184，203，260；cohors praetoria and，188；slave lineage and，304

maiestas （aura of majesty），102，103；treason，173，227，237，272，274，379

Manes （underworld spirits），218—19，221

Marcellus，63，116

Marcellus，Marcus Claudius，116—17，119，120，171

marriage，32，35，36—7

Mars，god of war，3，4，6，41—2，96—8，112，134—5，149，181

Marsians，49，82，370

Marsyas，82—4，112—13，127—8

Mauretania，312，325

mentagra（‘gout of the chin’），229

Mesopotamia，17，323，372，374

Messalina，Valeria，310，319，329—31，332—3，334—6

mirrors，109，252

Mnester（actor），292，329，333

Moerae（Fates），93

Mona（Anglesey），365，368

monarchy，209—10，282，303，353；ending of（509 BC），6；Republic’s collective oath against，6，10—12，21，27；purple as colour of，10；laurel diadem，26—7，72

Moors，312

moral standards，99—101，105—13，127—30，141，289—90，327—30

Nabataea，210

Naples，44，176，361，387—8

Naples，Bay of，ⅹⅹⅴ，ⅹⅹⅵ，175—6，233—6，240，282—5，325，344—5

Narcissus（freedman），308，309，311，316，335—6，341，347

Nemi，lake of，345—7

Nero（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ⅹⅹⅰ—ⅹⅹⅱ，ⅹⅹⅲ；childhood as Domitius，270，279，296，310，337—8；adopted as Claudian，338；as heir to Claudius，338，339，340；physical appearance，338，389；Praetorians and，339，342，352—3，362，364，376—7，394—5，414；Senate and，339，340，342，361—2，378—9，388—9，394，395，397—8，401—2，404；marriage to Octavia，340，350，351，357—8，377；Seneca as tutor/advisor of，ⅹⅹⅵ，340，348—50，352—5，359，362，363，364，366—7，376，397，404；becomes emperor，342—3；death of Claudius，342—3；military matters，348，349；role of mother Agrippina，348—53，357，358—9；death of Britannicus，351—2；chariot racing and，354—5；lyre（cithara ）and，355，364，387—8，390，396；as musician and actor，355，364，387—8，390，395—6，403—4，411，412；building works，356，407—8；lavish spectacles and，356—7，362—4，365—6，380—1，387—8，398—9；murder of mother，ⅹⅹⅲ，359—63；plebs and，375—6，377，379—80，395—6；marriage to Poppaea，377，380；peace and order under，377—8；orders assassinations，377—9；fire（July，AD 64）and，ⅹⅹⅲ，381—5，388，390—1，399；rebuilding plans，384—7，388—9；Golden House of，385—7，388—9，399，414；The Colossus，389，399；sexual proclivities，389—90，406—8；Piso plot against，391—5；wins best musician contest，395—6；murder of wife Poppaea，ⅹⅹⅲ，396—7，404—5；murders of nobles，397—8；eastern adventure，399—404，406—9，410—11；marriage to Statilia Messalina，405；Sporus and，405—7；downfall of（AD 68），411—17；death of，416—17，418

Nero（son of Germanicus），203，207，238，239，242；Tiberius and，223，225—6，241；exile of，241，243，248；death of，243—4，257—8

nobility，30—2；proscription of Caesar’s assassins，37—8，39，41—2；second triumvirate and，40，42—4；adoption of heirs，42；Agrippa and，88；Roman people and，88—91；‘fast set’，108—10，127，129—30，142，219；legislation on adultery，111；Julia’s sex scandal and，128—30，131；offspring on Capri，253，263，264，285；Caligula’s contempt for，268—9，279—80，282—7，288—90，291—2，307，354；Nero’s murders of，397—8；see also Senate

Northern Ocean，196，314

Nymphidius Sabinus，395，414

occult studies，250—1

Octavia，56，80，115—16，117

Octavia（daughter of Claudius），333；marriage to Nero，340，350，351，357—8，377；exile and murder of，377—8，379—80

Octavius，Marcus，3★

Olympic games，401，402，408—9，410—11

Oppian hill，384—5，399

Orestes，346，361，362，404

Orkneys，318

Ostia，port of，325—7，332，356

Otho，Marcus Salvius，350，354，358，413，417

Ovid（Publius Ovidius Naso），104—5，108—9，126，131，204，304；sex and，105，108，113，127，129—30，153，253，330，331；mocking of convention，105—6，113，129—30；guide to the arts of love，130，136，142；exiled to Tomis，142—6，147，150，170，173，183，219，253；death of，219

Paetus，311

Paetus，Thraesa，361—2，379，391，397

Palatine hill，19，22，24，79，294，295—6；cave of the Lupercal，4，24—5，38，84；as bijou district，38—9，89；mansions on，38—9，44，45，87—8，289—90，331—2；temple of Apollo，84，87，92，95，105，245，355，385；financial administration，301；fire（July，AD 64）and，385

Pallas（former slave），246—7，308，322，332，335—6，340—1，347，351

Pandateria，241—2，377

Pannonia，146—7，154，155，163，168，210；army mutiny in，189，190，191，223

Paris（actor），352，353

Parthia，127，135，206，284，287，313；victory at Carrhae，17—18，69，78—9，97，204；negotiated peace with，78—9，91，97，134，378，401；Armenia and，203—4，348，349，378

Passienus Crispus，270★

patrimonium，301

Perusia，43，44，50—1，58，65

Petra，210

Petronius Turpilianus，412—13，414

Phaon，415—16

Philippi，battle of（42 BC），38，39，40，41—2，46—8，53，58，65，97，220

Phraates，king of Parthia，78—9

Piso，Gaius Calpurnius，392，393

Piso，Gnaeus Calpurnius，200—1，202—3，219—20，222；as governor of Syria，206—11，212—14；death of Germanicus，213—14，215，216—17；death of，217—18，392

plague，77，139—40，395

Planasia，141，142，175，198

Plancina，209，222，241

Plautus，Rubellius，352，379

plebs，89—91，96，130—4，139，184，201—2，260—5，285—6；Tiberius and，215—18，251，263，267，321，322；Sejanus and，244，246，321—2；Caligula and，260—1，285—6，353—4；Claudius and，321—5，326，339；dole and，324—5；Nero and，375—6，377，379—80，395—6；support for Octavia，377

Pollio，Vedius，94，105，304—5

Pompey the Great（Pompeius Magnus），12—14，15，21，33，184—6，208；break with Caesar（50 BC），18；death of，19；theatre of，86，94，105，182，224，228，398，399

Poppaea Sabina，329—30

Poppaea Sabina（daughter），357—9，374，377，380，396—7，404—5

portents and auspices，27—8，61，74，163，249—50，341，368，417；birds，4，49，79，113，319，339，341；comets，ⅹⅹⅱ★ ，27—8，28★ ，35，42，218，363，381；Etruscans and，49；lightning bolts，76；Livia’s laurel and chicken，113，115，126，169，221，417；earthquakes，236，249，250，339，388

Potina，29

Praetorians，188—9，214，224—5，236，246，247，258，284，290—1，391；Caligula and，258，259，284，290—1，292—3，296，301—2；murder of Caligula，292—3；Claudius and，296—7，298，300—1，333，339—40；Nero and，339，342，352—3，362，364，376—7，394—5，414；Piso plot and，391，394—5

Prasutagas，king of the Iceni，367—8

Prima Porta estate，113，117，126

Priscus，Junius，272—3

prostitutes，106—7，131，253，263—4，332，337，380

provinces，ⅹⅷ—ⅹⅸ，37，68—71，94，142—7；Caesar as governor，ⅹⅵ，16—17，20，69；Antony as governor，42，55—6，60；duties of governors，68—9，157，208；Princeps’power in，75—6；financier knights and，102—3；famine in，324—5；Nero in Greece，399—404，406—9，410—11；Judaean revolt，408；unrest under Nero，408，409—10，411—13；revolt against Nero，411—15；see also entries for individual provinces

Publilius Syrus，304

Puteoli，283，284，325，344，407

Regulus，Memmius，245，272

Remus，3—4，6—7，19—20，23，24，26，89，181

Republic，ⅹⅵ，ⅹⅶ，ⅹⅹ—ⅹⅹⅰ，8—14；collective oath against kings，6，10—12，21，27；establishment of，6，25—6，30—1；Carrhae as body blow，18；Caesar’s contempt for，20，21，22，24，26—7；post of dictator，21—2，24，27，30，77—8；murder of Caesar and，27；proscription of Caesar’s assassins，37—8，39，41—2；absolute rule of second triumvirate，39—40，42—4，55；possibilities of return of，43，50，295—7；Venusian insurrection（91 BC），49—50，57，104；Augustus and，72—5，77—9，90，92，102，116—17，119，126—7，183，274；class resentments，89—91，322；fading memories of，94，105；ideals of Tiberius，121，124，168，183—7，220，223—4，226，274；Piso and，200，210，212；public trials，227；Caligula’s contempt for，266，274，286；ideals of Claudius，320，321，338—9；see also civil war

Rhine，river，149，150，153，155，164—5，191，194—5，276—8，280，315，348

Roman people see citizens（cives ）；nobility；plebs；Senate

Rome，city of：origin story，3—4，5—6，19—20，23，24—6，38；sacred fig tree，4，24，25—6，82；pomerium （furrow），6，181，187，321；Sicilian blockade，52，54；slums and poor districts，52—3，130—5，139—40，261，323—4，375—6，384；sewers，58；urban renewal，58—9，93—4，96—8，105，126，139，323—4；civic crown，72—3；shabby and drab urban landscape，85—6，92；theatre of Pompey，86，94，105，182，224，228，398，399；the Saepta（voting area），94，184，384；lake of Augustus，126—7，363；compita（crossroads），132—5；Campus Martius，181—2，184，215，216，320，356—7，380，381，382，383；Gemonian Steps，217，237—8，246，248，249，311；fire（July，AD 64），381—5，388，390—1，399，ⅹⅹⅲ；Nero’s rebuilding plans，384—7，388—9；see also Capitol（sacred hill）；Forum；Palatine hill

Romulus，3—4，5—6，19—20，22，23，24，26，60，89；pomerium （furrow），5，181，187，321；Sabine women and，36—7，370；thatched hut of，38，84；spoils of honour，63—4，66，97

Rumina，29

Sabine women，36—7，370

Sabinus，Cornelius，292—3，299

Sabinus，Titius，237—8，239，240，242

Salamis，battle of（480 BC），126—7，357，363

Samnium，49，176，370

Samos，220

Saturnalia，festival of，306—7，350—1

Scaevinus，Flavius，393，395

Scipio，Publius Cornelius（‘Africanus’），9，10—12，72，87，210，211，320—1

Scribonia，45，46，115，129

Sejanus，Lucius Aelius，188，189，223，224—8，230，236，406；Livilla and，231—3，242，247，254；as proxy of Tiberius，234—5，237—9，240，242—5；family of Germanicus and，238—9，241—4；courting of plebs，244，246，321—2；downfall and death，245—7，273，308，332

Senate，9—10；Princeps Senatus （First Man of the Senate），10，11，13—14，18，72—5；Caesar’s enemies in，17，18，21；Claudius Pulcher’s purge of，33；approves Imperator Caesar name，66；supremacy of Augustus over，72—5，77—9，90；slimming/purging of，101—2；Tiberius and，182，183—7，202—3，218，223—4，240，249，273；death of Germanicus，215，216—17，218；Agrippina and，226—7，347—8；trials in，227—8；downfall of Sejanus，245—6，273；Claudius and，258，279—80，281—2，297，298，299—300，310—11，319，321，328—30；Caligula and，258—60，268，272—5，279—80，281—7，288—9，291—2，294—5，307；Republic and，295—6，297—8；Nero and，339，340，342，361—2，378—9，388—9，394，395，397—8，401—2，404；Gauls admitted to，371—2

Seneca，ⅹⅵ，282★ ，309—10，347，348，366，379；banished to Corsica，310，319，340，ⅹⅹⅵ；as Nero’s tutor/advisor，ⅹⅹⅵ，340，348—50，352—5，359，362，363，364，366—7，376，397，404；provinces and，367，368；religion and，373，374；Piso plot and，392，393；on virtus ，392—3；death of，393—4，ⅹⅹⅵ；on theatre，403—4

Sentius，214，216

Servilia，32★

Servius Tullius，303，306

Severus，Cassius，173，228，260

sex，100，106—13，127—30，141，309—10，327—30，389—90；incest taboo，270，309，336，347，359；role reversal taboo，306，331，333

Sextus Pompey，40，44，45，52，54，58，59，65，69

Sicily，40，44，52，54，211

Silanus，309，310

Silanus，Junius，259—60，265—6

Silanus，Lucius Junius，397

Silius，Gains，333，334

slaves，302—8，328，375，405—6

soap，153

Spain，ⅹⅹⅱ★ ，20，68，219—20，408，409—10，413；Carthaginians and，9，11；campaign of Augustus，76，120，200，305—6

Spelunca，villa of，235—6，249，251

spoils of honour，63—4，66，70—1，75，92，97，116

sporting arenas，261—5，289，291—2，354，355

Sporus（Eunuch），405—7，413，415，416

St Jerome，383★

St John the Divine，418

Strabo，Seius，188，212

Suetonius Paulinus，312，313，314，326，364—5，368—70

Suetonius Tranquillus，Gaius，ⅹⅵ，ⅹⅹ，ⅹⅹⅰ，ⅹⅹⅲ，270★ ，277★ ，284★ ，292★ ，374★

Suillius Rufus，Publius，328—9，333，368

Sulmo，104

Syria，5，13，68，75，157，206—11，212—14，287；cult of the Galli ，372—3，381

Tacitus，Cornelius，ⅹⅹⅰ，159★ ，391★ ；The Annals ，ⅹⅹⅰ—ⅹⅹⅱ，ⅹⅹⅴ

Tarquin the Proud，6，10，27

taxation，44，52，55，61，94，139，149—50，398，409

theatre，292，387—8，395—6，402，403—4；of Pompey，86，94，105，182，224，228，398，399

Thrasyllus，250，254，283

Thule，land of，314

Tiber，river，4，20，32，74，126，136，181，216，363，407；disposal of bodies in，53，201，238，246，249；port of Ostia，325—7，332，356

Tiberius Claudius Nero（first husband of Livia），36—3，39；insurrection against Octavius，43，44—5，50；proscription of，45；cuckolded by Octavius，43—7

Tiberius Claudius Nero（son of Livia），ⅹⅸ，ⅹⅶ，ⅹⅹⅰ—ⅹⅹⅱ；decree discovered in Spain，ⅹⅹⅱ★ ；birth of，37，38，39；in Perusia as child，43，44；as Agrippa’s replacement，119—20；in Augustus’triumph，120，171；military career，120—1，124，146—7，152，154，156，162—3，164—6，203—4，210，239；character of，121，123—4，139，167—8，186—7，196，220；marriage to Julia，121，122，123；republican ideals，121，124，168，183—7，220，223—4，226，274；divorces Vipsania，121—2，231；bonds of fraternity，123—4，200；death of Drusus，123—4；tribunicia potestas ，124，137，138，139，202；‘retires’to Rhodes，124—5，136—7，209，222，234，250；adopted as Caesar，138，140；adopts Germanicus，138—9；pacifies Pannonians，146—7，154，155，163，164，168，210；physical appearance，162，229；stabilisation of Rhine region，164—7，210；triumph，166—7，221；Senate grants powers to（AD 13），173—4，175；death of Augustus，176—8；execution of Agrippa Postumus，177，178，198—9；relations with Senate，182，183—7，202—3，218，223—4，240，249，273；aristocratic ideals，183—4，201—2，209—10，220，226，253，269；bans elections，184，203；brings army to Rome，187—8；Sejanus and，188，189，224—8，230，231—3，234—5，236，237—9，240，242—5；Praetorians and，188—9，224—5，236，246，247；army mutiny and，189—93；recalls Germanicus，195—6，199；role of mother，196—7，221—2；Temple of Concord and，201—2，217；succession and，203，253—6；Piso and，206—11，212—14，216—18，220，222；Egypt and，211—12；death of Germanicus，215—18；plebs and，215—18，251，263，267，321，322；building works，217；family of Germanicus and，223，225—6，238—9，241—3，248—9；Agrippina and，226，229—31；paranoia in old age，226，239，246，251；in Campania，234—6，237，239，255—6；in Capri，239—41，249—55，263，285，287，331—2；death of mother，240—1；downfall of Sejanus，245—7，308，332；brutal purges，247—9，251；sexual proclivities，ⅹⅹⅲ，252—3，263，285，287，331—2；death of，255—6，257

Ticinum（Pavia），141★

Tigellinus，Ofonius，376—7，379，380—1，390，391，395，407，414

Tiridates，378，398—9

Tomis（Constanta），143—6，150

torturers，311

tribunate，90—1，139，201

triumph ritual，66—7，105—6，181，195—6；Caligula’s parody of，283—4

triumvirate，first，15—16，17，18，39—40

triumvirate，second，39—40，42—3，55—6；Hortensia’s protest against，43—4；rewards for victors of Philippi，46—8，50

Trojan War，22—3，235，346

Ubians，153，154，155，190，348

Ulysses，235，236

Umbria，43

Valerius Asiaticus，290，295，298，313，319，328—30，333，334，368，371

Varro，24★

Varus，Publius Quinctilius，157—61，164，194—5，196，276，315

Vatinius，401，402

Venus，goddess of love，22，23，80

Venusia，48—50，53

Vercondaridubnus，Gaius Julius，151

Vespasian，402，408，417

Vestal virgins，7—8，32，36，67，95

Vetera，190，191—2

Victorinus of Pettau，418★

Vigiles （firefighters/police），140，245，376，381

Vindex，Gaius Julius，408，411—13，414

Vinicianus，Annius，297—8，310—11，319

Vinicius，Marcus，297，298，319

Vipsania，121—2，231

Virginius Rufus，413—14

virtus ，6，32，85，392—3

Vitellius，Aulus，263—4，265，287—8，354，396

Vitellius，Lucius，287—8，300—2，309，319，328，329，330—1，333，335，336—7，417

Volsinii，188

Vulture（Mount），46，48—9

Waldgirmes，155★

Wales，364—5，368

wigs，153，255，281，332

wild animals，146，264，357，362，387

women：Lupercalia and，24，25；Claudian line，31—2；exclusion from power，32，137，169，170，197，222；abduction of Sabines，36—7，370；heroism and，43，193，311；with husbands at war，43，192—3，195，197；political protest by，43—4；sex and，100，289，330，331，332；poisoning and，172，222，342

written record，220—1

Zenodorus，389，3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英）汤姆·霍兰（Tom Holland）著；严华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0

书名原文：Dynast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Caesar

ISBN 978-7-5201-6481-8

Ⅰ.①王… Ⅱ.①汤…②严… Ⅲ.①罗马帝国-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4502号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

著者/〔英〕汤姆·霍兰（Tom Holland）

译者/严华容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钱家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7.125 插页：1 字数：385千字

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481-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5308号

定价/9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John Julius Norwich，198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金口”约翰，九世纪镶嵌画，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北侧圆室

查士丁尼与君士坦丁簇拥的圣母与圣子，十世纪镶嵌画，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厅上的半月形画

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

圣伊琳妮教堂，伊斯坦布尔

圣伊琳妮教堂内部

皇帝头像，或为阿卡狄乌斯

带着桂冠的狄奥多西一世，位于大竞技场的方尖碑的底部，伊斯坦布尔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拱廊

以弗所的第三次大公会议，431年。十六世纪壁画，圣索佐门教堂，加拉塔，塞浦路斯

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库斯教堂内部，伊斯坦布尔

贞女圣母教堂遗址，以弗所

狄奥多西大帝或瓦伦提尼安一世——四世纪晚期青铜像。位于圣雕像教堂之外，巴列塔

狄奥多西城墙

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圣宫镶嵌画

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双联饰板

钱币，上面的形象分别是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加拉·普拉西狄亚、背教者尤里安和皇太后伊琳妮

查士丁尼的君主蓄水池

克拉斯圣阿伯里奈瑞教堂半圆形后殿，六世纪，拉文纳

巴尔贝里尼象牙雕，或许描绘的是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他在496年接见了印度使节（下方嵌板情节）。右侧的嵌板不知所踪（应当也和另一侧的手持胜利女神雕像的战士形象类似）

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朝臣，六世纪镶嵌画，拉文纳圣维塔利教堂

皇后狄奥多拉和她的随从，六世纪镶嵌画，拉文纳圣维塔利教堂

查士丁尼头像，镶嵌画细部，拉文纳圣维塔利教堂

瓦伦斯引水渠，伊斯坦布尔

克拉西斯，拉文纳的港口，六世纪镶嵌画，新圣阿伯里奈瑞教堂，拉文纳

圣约翰·斯托迪奥斯教堂，伊斯坦布尔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柱头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译者说明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君士坦丁大帝（至323年）

第二章 皈依基督（323～326）

第三章 君士坦丁堡（326～337）

第四章 背教者尤里安（337～363）

第五章 绝境之中（363～395）

第六章 罗马陷落（395～410）

第七章 异端与匈人（410～453）

第八章 西帝国陷落（455～493）

第九章 查士丁尼登基（493～532）

第十章 贝利撒留（532～540）

第十一章 哥特人托提拉（540～549）

第十二章 查士丁尼的最后岁月（549～565）

第十三章 江河日下（565～610）

第十四章 圣战先驱（610～641）

第十五章 希拉克略王朝（641～685）

第十六章 受劓皇帝（685～711）

第十七章 破坏圣像（711～775）

第十八章 伊琳妮（775～802）

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遗迹（公元800年之前）

皇帝列表

参考文献

索引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瓦伦提尼安和狄奥多西的家族

译者说明

拜占庭三部曲系列涵盖的时期超过千年，涉及的专有名词极多，而且大多没有通译名，这对汉译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对于没有通译名的名词，本人在选择汉译名时，尽可能按照这个名词所属的时代，选择同时代人使用的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中古希腊语）读音进行翻译。特殊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通译名及其衍生词

如果一个专有名词已有使用较多的通译名，那么汉译文中便采用这个通译名，并基于这一通译名翻译其衍生词。比如“君士坦丁”，衍生词如“君士坦斯”“君士坦提乌斯”等；又如“查士丁尼”，衍生词如“查士丁”等。

2.同人同地不同译名

这种情况大致分两种情况，其一源自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比如拉丁语中的“狄奥多西”用中古希腊语转写之后应译作“塞奥多西奥斯”，类似的情况如“狄奥多拉”与“塞奥多拉”，“帖萨罗尼迦”与“塞萨洛尼基”，等等。其二是有通译名的著名人物和同名但没有如此知名度的人，比如“普罗柯比”，仅用于指六世纪著名史学著作《战史》的作者，其他同名者译为“普罗柯比乌斯”。

另外，部分语言之中存在女性姓氏阴性变格的问题，比如亚历克修斯一世之女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音译名应为“安娜·科穆宁妮”。为减少误解，大家族成员的姓氏统一按照家族名称翻译。

3.同名号官职不同译名

本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官职与名号，汉译者尽可能查找词汇的原意来进行翻译，其中一些部分采用意译，以便于读者理解。比如“奥古斯塔”，基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翻译为“皇后”“皇太后”“女皇”等。

本人学识有限，在历史问题和译名问题上难免出错，在此先向读者致歉，恳请方家斧正。

致谢

我衷心感谢莫莉·菲利普斯（Mollie Philipps）为本书精心绘制插图；衷心感谢金·埃尔坎（Kim Erkan），她在伊斯坦布尔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一如既往，我要再度感谢伦敦图书馆，向他们致敬，本书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其中藏书的功劳；更要感谢的是图书馆管理员道格拉斯·马修斯（Douglas Matthews），他提供了绝佳的索引。

引言

对拜占庭帝国的评价之中，一个普遍的历史认知是，拜占庭是文明世界中一切卑劣无耻的集合……所有长期存续的文明之中，只有拜占庭与任何一种伟大都完全绝缘……他们罪孽深重，既放弃了勇敢，也不知道德为何物……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在思想与行动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只有一些神学上的琐碎辩论或者战车赛上的胜负争夺，才能使这些人疯狂暴动，暂时摆脱倦怠……帝国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

这段令人讶异的诽谤来自1869年出版的W.E.H.莱基（W.E.H.Lecky）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而对当代人而言，这位作者的观点或许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鸣——按最后一段话的说法，拜占庭历史与其说是单调，倒不如说很有娱乐性。但事实上，在此前二百多年间，所谓的“晚期罗马帝国”，其风评堪称恶劣。漫长的诋毁似乎自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吉本和所有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一样，将拜占庭帝国视作背弃古希腊与古罗马一切精华的叛徒，而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一战之后，在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戴维·塔尔博特-赖斯（David Talbot-Rice）、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以及他们的朋友与后继者的努力之下，天平开始向另一侧倾斜，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黎凡特地区的旅行终于变得容易、快捷和较为舒适了，大众才得以亲身参观拜占庭帝国的遗迹——帝国才回归了本来面目。人们最终意识到，拜占庭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继承了此前的两个伟大文明。

问题在于，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拜占庭的了解都太少了。成见依然根深蒂固。我在英格兰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公学之一的五年学习期间，拜占庭仿佛被避而不谈。说实话，我记不清课堂上有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词，更不可能具体研究了，这种全方位的忽视，让我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一直都无法对拜占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或许，许多人直到今天对拜占庭的认识还是同样模糊，而他们正是我写下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但完整的故事不止于此。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建城，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于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破城，拜占庭帝国延续了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零十八天，而我在几年前写作一部威尼斯历史作品时意识到，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种种，汇集在一本篇幅合宜的书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两位史学家尝试过，但在我看来，结果并不算令人满意，读者或者因过于简略、破碎的记述而感到困惑不解，或者在无休止的史实罗列轰炸之下知难而退。我更希望提供一种轻松的叙述氛围，因此将第一卷叙述的时代限制到大约五百年之内。前两章作为全书的序言，主要讨论君士坦丁的早年生活与掌权历程——这不但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是接下来叙述内容的必不可少的铺垫；直到第三章我们才开始讨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而罗马帝国自此也可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尽管他们自己从未放弃原来的国名。第一卷跨越四百七十年，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结束——这也是最方便的历史节点之一——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皇帝终于首次有了一个对手。下一卷将写到十字军时代，第三卷则将写到其壮烈而近乎无法承受的悲剧结局。

您或许要问，是什么让我决心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事实上这个想法并非源自我本人，而是我的朋友鲍勃·戈特利布（Bob Gottlieb），那时的他还没有离开美国的出版社而成为《纽约客》的编辑。尽管我多少觉得，完成他提议的长篇大作过于大胆，但我并没有犹豫。自从1954年首次前往希腊，并于次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中任职之后，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已经对拜占庭世界着迷，此后在贝鲁特停留的三年更是增添了我对东地中海的种种喜爱，而这座迷人的城市依然是世上最宜人的地方之一。当我于1964年离开外交部，决定靠笔谋生时，我的第一本书——与里尔斯比·西特韦尔（Reresby Sitwell）合著——的主题便是那个依然存留着拜占庭精神的地方——阿索斯山（Mount Athos）。这绝非偶然。

我近期作品的主题是威尼斯，她最初是帝国行省，而后成为帝国的孑遗，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事实上其设计正是以君士坦丁主持建造的圣使徒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为模板——和托尔切洛大教堂（Cathedral of Torcello）的镶嵌画，堪与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画遗存相媲美。而这两座城市的差异，写出来又是多么惊人！在威尼斯的历史之中，潟湖的浅水使她与陆地分离，庇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她清楚，在共和国结束之前，她一直安然无恙。而君士坦丁堡，却面临着无休止的威胁。一场又一场的围攻之中，城市一次又一次靠着皇帝和臣民的英勇而获救。两座城中的居民也可谓截然不同。威尼斯人信奉犬儒主义，冷眼旁观，是世上最具商人思维的人。拜占庭人则信仰神秘主义，对他们而言耶稣基督、圣母和圣人们就和他们的家人一样真实。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威尼斯的统治者是匿名的议员们——他们选举一批身着黑袍的人，秘密工作，人员组成总是变动，实行集体决策制，避免任何突出的个体。拜占庭则是专制政府，统治者拜占庭皇帝接近天堂，等同于使徒——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掌控着每一个臣民的性命。其中一些皇帝是英雄，一些皇帝是怪物，但没有哪位皇帝是沉闷无聊的。

仅这一个原因，就足以让这本书的写作充满乐趣，但若是谦逊地表述，也算是一种致敬。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东罗马帝国对我们的文明有何种恩惠。若不是这个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欧洲要如何抵御七世纪的波斯王和八世纪的巴格达哈里发？我们今天要说何种语言，要崇拜何种神祇？在文化领域中，这种恩惠也极为可观。在蛮族入侵，罗马城中的皇帝衰落之时，西欧的学术之光几乎完全熄灭，只剩下修道院中偶尔的闪光；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学术之光依然闪耀着，古典时代的遗产得以留存。我们对古典时代的很大一部分知识——特别是希腊与拉丁文学，以及罗马法——都是源自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学者、书记员与抄写员，若是没有他们，这一切早已散佚。

然而这些意义重大的辛劳，长期以来被视作理所应当而被人们遗忘。在当今时代，只有一件事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拜占庭人的天才：他们辉煌的艺术成果。基督教历史之中——或许可以说，世上所有宗教的历史之中——怕是再没有哪一批艺术家，能够将如此深刻的信仰渗入艺术作品。拜占庭神学家过去坚持宗教画作与镶嵌画作必须展现上帝的形象。这要求绝非简单，但在帝国的教堂与修道院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成功达成了。

最后，我必须强调，这本书并非学术专著。专业的拜占庭研究者不会在本书中找到什么新知识——当然，很可能会时而发现他们无法认同的论断与观点。就这样吧。叙述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能够参考的现存资料往往少得可怜，而两位编年史家对同一时期的叙述截然相反的情况甚至可能更为常见。不幸的史学家们，只能靠分析其可能性来尽可能地叙述历史。

无论如何，尽管河流之中总会有些难以探知的暗流，但主流依然清晰，我尽可能顺水而行，并力求准确。到达大海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这段旅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1987年12月于伦敦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

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

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

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

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者就让我在金树枝上歌唱，

把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唱给拜占庭的老爷和夫人听。

——W.B.叶芝《驶向拜占庭》

第一章 君士坦丁大帝（至323年）

世人不复虔敬，国家濒于毁灭，神如何解救我们？……我就是神选的解救者……因此，从遥远的不列颠海洋，那个太阳遵循自然法则落下地平线的地方开始，我在神的帮助下清除了当时盛行的各种恶，希望世人在我的启示下能够重新遵守神的神圣律法。

——君士坦丁大帝，尤西比乌斯（Eusebius）引述，《君士坦丁传》（De Vita Constantini ），Ⅱ，28

首先，拜占庭这个词，无疑是全世界历史之中最引人遐想的地名之一。即使帝国从未存在过，即使W.B.叶芝从未赞美过，即使那里仅仅和起初一样，只是个无欲无求的、位于欧洲大陆最远端的希腊人小聚居区，拜占庭这个名字之中的韵律，也足以让它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无法忘怀，并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幻化出这个名字今天所能唤起的景象：黄金、孔雀石与斑岩，庄严肃穆的仪式，镶有红宝石和绿宝石的锦缎，大厅之上奢华的镶嵌画在熏香的氤氲中发出微光。历史学者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在公元前658年由来自希腊城市墨伽拉（Megara）的移民领袖拜扎斯（Byzas）主持建造。现在他们又认为拜扎斯从未存在过，而我们只能祈祷他们说得没错。不可思议的事往往无法解释。

然后，城市选址，同样是独一无二的。拜占庭位于亚洲的门槛上，位于一块宽阔的三角形海岬的最东端，南边是普罗彭提斯海，即今天的马尔马拉海，东北方向是约五英里长、宽阔且水深足以通航的水湾——那里在最遥远的古时就已被称为金角湾，大自然将这座城塑造为绝佳的港口，又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只需要在靠陆地的一侧建筑工事即可固守，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走海路进攻也相当艰难，马尔马拉海的两端还有两个狭长的海峡防护，即东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西边的赫勒斯滂海峡（或称达达尼尔海峡）。事实上，这里的位置是如此完美，以至于让十七年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建城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居民因有眼无珠而举世闻名：若不是有眼无珠，他们怎么可能错过仅仅一两英里之外、远远优于此地的定居地点呢？

最后，那个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历史上所有的“伟大”统治者——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阿尔弗雷德，无论是查理还是叶卡捷琳娜，或者腓特烈甚至格里高利——都不及君士坦丁一世更配得上“伟大”的称号，因为在约十五年里他做出了两个决定，而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足以改变文明世界的未来。第一个决定是皈依基督教——在一代人之前基督徒依然是官方迫害的对象，对其迫害的残忍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将它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第二个决定是将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到一座新城市，即他在古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建立的新城，而接下来的十六个世纪中，那座城市都将冠以他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城市，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决定及其引发的后续事件，意味着他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仅次于耶稣基督、佛祖和先知穆罕默德。而我们的故事将从他这里开始。

帝国分治（286）

尽管我们能够确定君士坦丁于2月27日出生在罗马帝国达契亚省（Dacia）的内索斯（Naissus），即今尼什（Niš），我们却不能确知具体年份——这在存世资料颇为零碎的罗马帝国晚期历史上，实在太常见了。通常认为他出生在公元274年，但也可能是一两年前或一两年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绰号为“Chlorus”，即“苍白者”，在他的儿子出生时已经是帝国最出色、最成功的将军之一，而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并不是十二世纪的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所说的，传说中建造了科尔切斯特的科尔（Coel of Colchester）——童谣中的“老国王科尔”——的女儿，而是一个比提尼亚（Bithynia）的旅馆老板的女儿，出身低微。一些历史学者质疑她和君士坦提乌斯实际并未成婚，其他人——敌视这个家庭的异教徒——则声称她在小时候就在她父亲的旅馆工作，为索取微薄的钱财而给顾客提供特殊服务。直到她步入晚年，她的儿子执掌大权时，她才最终成为帝国最受人尊敬的女人。327年，年逾古稀的她在皈依基督教的热忱之中前往圣地朝圣，而她也在那里奇迹般地发现了真十字架，并因此荣耀地位列圣人历（Calendar of Saints）之中。

不管他出生于何年，君士坦丁在他的父亲成为罗马帝国的四个统治者之一时依然是个孩子。早在286年，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认为帝国国土过于庞大，敌人过于分散，交通线也太长，仅靠一个君主无法有效统治，于是他让自己的老战友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与自己分享皇位。他本人对管理东部领地更感兴趣，驻守在马尔马拉海滨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今伊兹米特（Izmit）］，这里距离多瑙河与距离幼发拉底河基本相当。在他的支持下这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也更为华美，直到可以与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乃至罗马城相比。但在戴克里先的时代，罗马城除了往日的光辉记忆之外没有任何足以支持其发展的资质。其地理位置意味着它无法有效作为三世纪帝国的都城。当马克西米安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时，他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将主要在米迪奥拉姆（Mediolanum，今米兰）管理帝国。

两个皇帝的管理确实优于一个皇帝。但不久之后戴克里先决定进一步分配皇权，任命两个“恺撒”，这两位将军尽管地位低于他和马克西米安（马克西米安的头衔是“奥古斯提” [1] ），但在他们管理的领域之中依然拥有最高权威，最终还能够继任帝国的最高职务。最早的两位恺撒之中，一位是来自色雷斯（Thrace）的粗暴野蛮的职业军人伽列里乌斯（Galerius），负责管理巴尔干；另一位则负责管理高卢，承担将反叛的不列颠收归罗马帝国统治的特殊任务，他正是“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

这一安排的缺陷即使在当时也显而易见。尽管戴克里先竭力强调帝国依然是一个未分割的整体，依靠统一的法律与机构管理，然而他或者他的继任者不可避免地会把帝国分为争执不休的四个政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事态平稳地发展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的宫廷中生活，某种意义上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父亲安分守己（毕竟四帝共治时代的四位君主没有一人完全相信他的同僚们），但身为皇帝身边人的他依然保持显赫地位。

他也是以这样的身份陪同皇帝参与295～296年的埃及远征，返程时他穿过凯撒利亚（Caesarea）。据记载，他在那里时给年轻的基督徒学者尤西比乌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尤西比乌斯成了当地的主教以及君士坦丁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然而此时的他只是个大约三十岁的俗世中人，是凯撒利亚著名的奥利金神学学院的主要支持者潘菲鲁斯（Pamphilus）的朋友和门徒。此后他在《君士坦丁传》之中写道，书中的主人公

……拥有一种气度，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为之折服，那时的他已经展现出皇帝的伟大。因为没有人拥有堪与他相比的风度与俊美，也没有他健壮的体格；此时他在体能方面已经远超同时代的所有人，让他们恐惧不已。 [2]

君士坦丁称帝（306）

两年后的君士坦丁在另一次对波斯的远征中，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而考虑到他那些年极少离开戴克里先身边，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证了303年蓄意焚毁新建成的尼科米底亚大教堂一事，这也为随后八年间近乎无法控制的著名迫害运动拉开了序幕。但在305年，发生了一件罗马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皇帝退位。在当了二十年皇帝之后，戴克里先已经厌倦权力，他离开了公众视线，隐居到相对偏远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萨隆纳［Salona，今斯普利特（Split）］，居住在自己执政时建造的大型宫殿之中，此外他还迫使马克西米安与自己共同退位，即使后者极不情愿。 [3]

幸运的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之后，不必详细讨论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后续事件，只需要提及伽列里乌斯和“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此时的他抛弃了海伦娜，与马克西米安的养女狄奥多拉（Theodora）成婚——按照计划加冕称“奥古斯都”，但他们的继承者，即两位新“恺撒”的任命问题却存在激烈争议。君士坦丁发现自己被忽略，担心性命不保的他趁夜逃出了伽列里乌斯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并为逃避追击而割断路上驿马的腿筋，一路来到布洛涅（Boulogne）与他的父亲会合。那里一支罗马大军在君士坦提乌斯的指挥下正准备远征不列颠，将四处劫掠的皮克特人（Picts）赶回哈德良长城以北。父子二人共同渡过英吉利海峡，在几周后就达成了目标。然而不久之后，306年7月25日，“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在约克逝世，而尸骨未寒之时，他的朋友兼盟军——法兰克仆从骑兵的指挥官、名字讨喜的阿勒曼尼（Alemanni）国王克洛库斯（Crocus）——代替他立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在这个短暂的夏季远征期间，这个年轻人似乎得到了当地军团士兵的一致敬仰，他们立即欢呼支持。然后他们在那里将皇帝的紫袍围在他的肩上，用盾牌将他托举起来，齐声欢呼。

这是个伟大的胜利，当消息从高卢逐渐传开之后，各省纷纷向这位年轻的将军表示忠诚与支持。但君士坦丁依然需要得到正式认可。因此他在加冕之后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给尼科米底亚的伽列里乌斯送信，以及他父亲的官方讣告和一幅他本人戴着皇帝的月桂冠、带有西部奥古斯都（Augustus of the West）特征的画像。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记载称伽列里乌斯收到这张画像时立即将它扔进了火中，而他的幕僚们费了一番唇舌才让他意识到主动与一个更受欢迎的对手为敌的危险。然而这位皇帝在一个问题上依然十分坚定：他毫无理由地拒绝承认这个年轻的僭越者——事实上君士坦丁确实算得上僭越者——为奥古斯都。他不情愿地承认他为恺撒，但仅此而已。

对君士坦丁而言这就够了——至少目前如此。也许他还没有准备好掌握最高权力，他在接下来的六年间留在高卢与不列颠，睿智且高效地管理这些省份——尽管在被激怒时他同样暴戾甚至残忍。（306年某个法兰克部落发动叛乱，被镇压之后，上千名俘虏在大竞技场中被喂了猛兽，同时代人的记载称连这些猛兽都因猎杀如此多的猎物而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奴隶以及其他受压迫者的境遇。而他的清醒，以及在男女之情上的正直，与他绝大多数的先辈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这种正直并不能阻止他在307年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米内尔维娜（Minervina），为了获取更显赫的盟友而与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Fausta）成婚。老皇帝此时推翻了他两年前逊位的宣言，重新穿上紫袍并挑战伽列里乌斯，并且与自己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联合起来开创大业。两人一同笼络了整个意大利，还至少拉拢了西班牙和北非。然而他们的皇位仍算不上稳固。伽列里乌斯从多瑙河流域——很可能得到了东方军团的支援——发动的联合进攻依然对他们构成威胁，而且如果君士坦丁同时从高卢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的未来就更无希望了。因此一场婚姻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对马克西米安和马克森提乌斯而言，他们也许可以在需要时获得君士坦丁的支援，而君士坦丁与两个皇帝有了亲属关系。

马克森提乌斯（311）

本打算统治整个帝国的君士坦丁，到底有多久仅满足于统治帝国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我们不得而知；311年4月，老皇帝伽列里乌斯颁布了一份容忍基督徒的敕令，就此在理论上终结了这次大规模的迫害，几天之后就在萨瓦河畔的西尔米乌姆［Sirmium，今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Sremska Mitrovica）］逝世。尤西比乌斯和他的同伴编年史家拉克坦提乌斯，以虔诚基督徒绝不应有的欢愉和病态，记述了他的死亡：

他的私处突然出现了脓肿，而后溃烂创口加深，这一疾病完全无法治愈并深入到他的内脏。自此之后他的内脏之中生了不计其数的虫子，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他因为长期暴食，在生病之前就已经在体内积累了大量脂肪，而此时这些脂肪全部开始腐烂，成为无法忍受且令人恐惧的景象。至于他的医生们，一些因过度且诡异的恶臭而完全无法为其治疗，因此被杀，其他人也因为完全无法治疗他的疾病——毕竟他的整个身体已经腐烂并早已无望复原——而被无情地处死。 [4]

伽列里乌斯的死让三个人得以分享最高权力：瓦莱里乌斯·李锡尼安努斯（Valerius Licinianus），即李锡尼（Licinius），原本是老皇帝的酒友，在三年前被提升为共治的奥古斯都，此时正管理伊利里亚（Illyria）、色雷斯和多瑙河各省份；他的侄辈马克西敏·代亚（Maximin Daia），于305年被封为恺撒并掌控帝国东部；以及君士坦丁本人。但还有一个人，尽管他理论上并不是皇帝，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被不正当地剥夺了本该属于他的皇权，这个人正是伽列里乌斯的女婿马克森提乌斯。他是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西米安在前一年因为误判形势，在君士坦丁离开时于南高卢起兵与他对抗，结果战败被处决或被迫自裁。马克森提乌斯长期以来厌恶自己杰出而年轻的妹夫，而自君士坦丁继位之后，他就一直在加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权力基础。早在306年，在他和他父亲在意大利起兵之前，他就已经授意罗马城的禁卫军推举他为“罗马皇子”，并接受了这一称号。而五年之后的他和他的三个对手一样强悍，足以以他父亲之死为借口公开与君士坦丁决裂，称他为谋杀犯与叛徒，下令在意大利全境的铭文与庆典之中去除他的名字。

战争显然已经不可避免，而在得知伽列里乌斯的死讯之后，君士坦丁也立即开始备战。然而在出兵进攻他的对手之前，他必须先与李锡尼达成协议，毕竟马克森提乌斯控制的是理论上属于李锡尼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对君士坦丁而言幸运的是，李锡尼不能亲自前往收复这些土地，因为他忙于与东部的马克西敏·代亚对抗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因此得知君士坦丁决定为他收复意大利的消息时大喜过望。这次协议再次依托婚姻保障——李锡尼本人迎娶了君士坦丁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

在外交基础打好之后，君士坦丁在311年秋季出发前往科尔马（Colmar），在那里越冬并制订计划、准备给养。佐西姆斯（Zosimus）称他的部队由八千名骑兵和约九万名步兵组成。也许这仅是他拥有的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高卢不能没有军队驻守。而且他很清楚马克森提乌斯的军力规模，他相信这支部队的实力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为了确保取胜，他亲自指挥大军，在312年夏初率部出征。

米尔维安桥（312）

君士坦丁的意大利远征以及推翻马克森提乌斯一事可以迅速说完。从塞尼山口（Mont-Cenis）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突袭夺取了苏萨（Susa）——他行军路上的第一座重要城市，然而他拒绝他的部下进行惯常的掠夺。他声称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解放者。在都灵城外，情况要艰难得多。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拥有一些所谓的“熔炉甲骑兵”，这些骑兵和他们的马匹都身披重甲，这种装备方式很可能源自波斯，而在一千年之后又被中世纪的骑士们效仿和发展。但即使是他们，在君士坦丁最精锐的部下手持齐肩高的包铁棍发起冲击时，也最终被击退，而当他们在一片混乱之中向城下撤退时，市民拒绝打开城门。都灵就此被攻破，随后米兰也被占领，而后在一番血战之后布雷西亚（Brescia）和维罗纳（Verona）也被攻破。君士坦丁继续向东，抵达了阿奎莱亚（Aquileia），距离的里雅斯特（Trieste）不远，直到那时他才转向南方，经拉文纳（Revenna）与摩德纳（Modena）向罗马进军。

在这次漫长的行军期间，马克森提乌斯一直留在自己的都城之中，按绝大多数基督徒乃至一些非基督教史学家的记载，他忙于进行各种令人生厌的巫术，施放咒语，召唤恶魔，甚至献祭胎儿，以避免自己即将面对的厄运。对这些故事不必太当真，尽管马克森提乌斯缺点很多，但他从来不缺少勇气。他相信自己的禁卫军执政官（Praetorian Prefect）鲁里库斯·庞培安努斯（Ruricus Pompeianus）以及其他几位出色的地方部队将军（对他而言不幸的是，他们都未能战胜君士坦丁），从这一点来看，他留在罗马在战略上是完全合理的。但当君士坦丁的大军高奏凯歌，庞培安努斯战败被杀时，他亲率最后的也是最精锐的部队出城迎战。

两军在312年10月28日，即马克森提乌斯夺权的七周年纪念日，于罗马城东北方向七八英里处，弗拉米尼亚大路（Via Flaminia）的萨克萨卢布拉（Saxa Rubra），即“红岩石”交锋，水流不大的克里梅拉河（Cremera）在那里汇入台伯河（Tiber）。 [5] 后世的传说声称，也正是在这里，在这一战之前或者这一战之中，君士坦丁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神迹，尤西比乌斯如此记载：

……一个来自天堂的非凡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而对这一景象的说法若是出自他人之口未必可信。但胜利的皇帝本人在很久之后，他受自己亲友与整个社会尊敬之时对这部史书的作者提及了此事，并发誓称他所说属实，而在时间的检验之后，谁还能质疑他所说的一切的真实性呢？他声称大约在正午时分，太阳开始西沉时，他亲眼见到天空之上出现光芒四射的十字符号，位于太阳之上，上面还写着铭文“以此征服”（Hoc Vince）。见到这一景象的他，和他所有的士兵一同呆立。 [6]

据说在这明白无误的上帝指引之下，君士坦丁击溃了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将其一路赶向南方，赶到台伯河向西急转弯的地方以及位于那里的旧米尔维安桥。 [7] 在这座格外狭窄的桥边，马克森提乌斯建造了一架浮桥，他可以通过浮桥有序撤退，并迅速将其拆毁以避免追击。他溃退的部下此时拥上了桥，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想逃命，君士坦丁的部下则紧追不舍。他们本可以逃走，但桥梁的建筑工匠过早地撤走了桥上的加固件，整座浮桥突然崩塌，数百人落入湍急的水流。那些没能过桥的人盲目地向唯一的逃生之路，即那道旧石桥冲去，然而正如马克森提乌斯所预料的，那道桥太窄了。不少人在桥上被撞死，还有不少人被践踏而死，更多的人则被同伴挤落河中。而篡位者本人也落水溺亡，他的尸体之后被冲到了岸上。他的首级被挑在长枪上，在君士坦丁于次日胜利进入罗马时被挑在他的前方。此后首级被送到北非，以警告马克森提乌斯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名字也被从所有公共纪念碑上除去，正如一年前这位征服者的名字被除去一样。

君士坦丁目睹的神迹（312）

米尔维安桥之战使君士坦丁成了自大西洋到亚得里亚海，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的欧洲土地的统治者。而且虽然这或许并不能标志着他皈依基督教，但至少表明他在保护与资助他的基督徒臣民。在罗马的两个半月间，他不仅自己出资补贴二十五座名义上的教堂，并建立起几座新的教堂，还要求其属下的各行省管理者在他们的领土之上也如此行事。在他离开罗马之前，他将拉特兰家族在西里欧山上的宫殿——在他进入罗马之后不久就前来与他会合的皇后福斯塔在罗马停留时即居住于此——送给了新任教皇米尔提亚德斯（Melchiades）。这一宫殿在此后的一千年间均由教皇掌控。而后他自己出资建造了罗马的第一座君士坦丁式教堂——拉特兰圣约翰教堂，至今它仍是该城的大教堂。重要的是，其中央有一座大型的独立圆形洗礼堂，这在此后极大增加了受洗的人数。 [8]

因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皇帝在米尔维安桥边感召的十字，不仅是他一生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堪与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受的感召相比——从其后续影响来看，也堪称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不是个能轻易回答的问题，而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问另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见于这一时期的另一份主要参考资料，即基督徒学者与演说家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述。他在迫害之中幸存下来，大概在这一时期被君士坦丁任命为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的家庭教师。无论那时的他是不是皇帝的随从，至少拉克坦提乌斯此后也应当有很多机会询问皇帝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此事发生一两年后，他如此写道：

君士坦丁在梦中受到指引，将上帝的徽号绘制在他的士兵的盾牌上，再率部出征。他仿佛奉命行事一般在他们的盾牌上描绘上“X”，并在字母上画出一条先垂直后在字母顶端曲折成弧的线，代表基督。 [9]

他的记述仅限于此，没有提到其他景象，只提到了梦。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与基督教的辩护者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救世主或者十字架出现在皇帝面前。至于那个上帝的徽号仅仅是由“X”（chi）和“P”（rho）组成的花押字，即希腊语“基督”的头两个字母，而这也是基督教铭文中常见的符号之一。

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尤西比乌斯在325年完成《基督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战之前任何的梦境或者奇景。直到他在君士坦丁逝世多年之后写下的《君士坦丁传》里才记述了与那段引文相同的事件。他将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述展开，记载当夜基督出现在皇帝的梦中，命令他将在天堂中看到的那个符号绘制在旗帜上，“作为与他任何敌人作战时的庇护”。尤西比乌斯称君士坦丁于次日照做了。结果是，包金的长枪交叉成十字架，配有月桂环绕的神圣花押字，即拉布兰旗（labarum）。尤西比乌斯在多年之后看到这一旗帜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和皇帝的孩子们的金色肖像也被挂在了这一旗帜的横杆上。

那么，我们从这一切的记载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当然是，在战场上出现十字架的幻象，这个在西方教堂与艺术馆的油画与壁画中被描绘了无数次的景象，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果确曾发生，同时代的记载中无人提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事实上直到《君士坦丁传》问世，才出现这一说法。皇帝本人似乎从未如此宣称，即使在他应该说出这个故事的场合，他也不曾说过，而尤西比乌斯似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在皇帝逝世后不久，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Cyril）对皇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保证，近期空中出现十字形光斑一事是上帝的慈爱，甚至胜过他祖母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如果主教清楚君士坦丁看到如此神迹，他又怎么可能将其忽略呢？最后，尤西比乌斯也特意提到“全军……都目睹了这一神迹”。如果属实，那这九万八千人还真的都是守口如瓶了。

另一方面，基本可以肯定，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之前，皇帝就已经受到某种圣灵感召。拉克坦提乌斯单调的记载可能属实，但这类经历未必都会以梦境这种易于描写的方式发生。有证据显示，自两年前处决他的岳父马克西米安之后，君士坦丁在宗教方面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并愈发倾向于一神论。310年发行的货币上原本属于古罗马众神的位置仅仅保留了一位神灵——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败的太阳”（Sol Invictus），君士坦丁也宣称于多年前在高卢作战时看到了有关太阳神的神迹。而这一信仰——此时帝国最受欢迎也传播最广的信仰——似乎没能让他满意。尤西比乌斯提到在君士坦丁前往意大利时，他清楚自己很快就要参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了，而他要为此赌上自己的一生。他虔诚祈求神的指引。简而言之，312年夏末的君士坦丁是最急于改宗的人，他的祈祷也理所当然地收到了回应。

如果接受这一假说的话，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与其说是蓄意造假，倒不如说是无意之中的夸大，而这种夸大更多是由皇帝本人而非记述者完成。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之中，特别是在米尔维安桥之战后，君士坦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执行神圣使命的感觉。在他的晚年，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并掌控了他，而且在生命末期回顾自己一生中的那些大事件时，他给记忆添枝加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他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神迹以及上天指引的存在，而他本人回忆称，在一个应当看到神迹的时候看到了神迹，他人自然很容易相信神迹确实出现过，而尤西比乌斯更是最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质疑他的人了。

君士坦丁的基督信仰（312）

然而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君士坦丁在多大程度上皈依了基督教？毋庸置疑，皇帝在312年之后把自己当成基督教教会的最高庇护者，为教会带来繁荣与幸福；另一方面他发行的货币，至少直到324年，仍然声称君士坦丁是“不败的太阳”的同伴，但更重要的是他依然在自己受洗的问题上逡巡犹豫，并一直将此事推迟到二十多年后的弥留之际。这种不情愿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不敢激怒那些依然崇拜旧神的臣民。但他依然毫不迟疑地做出了一些冒犯之举，比如他在罗马停留时拒绝参与向主神朱庇特献祭的典礼。

事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虽然君士坦丁真诚地同情基督教，并确信基督徒的神指引他（无论以何种方式）在米尔维安桥之战取胜，但他依然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基督教。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尽管此时的他接受了“Summus Deus”，即“至高的神”的理念，但他也认为这一至高的神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阿波罗、“不败的太阳”，或者密特拉（对密特拉的崇拜依然流行，在军中格外盛行），又或是基督徒们的上帝。在所有形式之中他可能最支持最后一种，但作为帝国的统治者，自以为超越了所有教派与宗教体系的他自认为不需要公开自己的观点。

而罗马的元老院同意他这一观点。为了庆贺他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并重新恢复法统、秩序以及都城的帝国管理体系，他们为他建立起巨大的凯旋门，至今依然矗立在斗兽场西南不远处。上面的许多装饰都是重新使用了献给图密善、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纪念碑的材料，减少了很大一笔花销，吉本称这一建筑为“艺术衰颓的忧郁证明，仅仅展现了最吝啬的虚荣”。然而上面的铭文确实出自君士坦丁的时代，译文如下：

拥有对神灵的本能直觉的英白拉多恺撒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以他伟大的灵魂代表国家，向暴君僭主和他的党羽发动正义的复仇。

“对神灵的本能直觉”（Instinctu divinitatis）是个奇特的说法，而这必然是刻意选择的含糊叙述。其中没有提到基督，也没有提到十字架，甚至没有指出他所说的是哪一位神灵。然而石匠在刻下这段话之前必然要经过君士坦丁的批准。因为拟稿的无疑是元老院，无论君士坦丁自己态度如何，他自然也要谨慎对待。然而难免令人怀疑的是，他很可能并非被迫接受这段话，毕竟他本人也没有最终表示皈依哪一个神。“对神灵的本能直觉”，用来描述他自己再好不过了。

宁静原野之战（313）

除了凯旋门，还有给皇帝的巨大坐像，这尊为真人尺寸七倍的雕像放置在改建（并匆匆改名）的马克森提乌斯君主大堂之中，这一雕像九吨重的巨大头部如今存于卡比托利欧博物馆。除此之外，罗马元老院还在312年的最后两个月给了君士坦丁另一个荣誉，宣称他为“至高奥古斯都”。他带着这个封号于313年1月初动身前往米兰，准备与李锡尼在那里会面。

两位奥古斯都要讨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未来。理论上帝国的这一部分应当归属李锡尼统治，但君士坦丁收复这一地区时，李锡尼没有出一兵一卒援助，而他也不太可能期待自己的这位同僚会将这里拱手让与他。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宽容问题，特别是基督徒此后在帝国中的地位。帝国应当实施同一种政策，但更年长的李锡尼不太可能和君士坦丁一样支持基督教，双方应当达成了一定的谅解。最后一个问题则是讨论第三位依然在世的奥古斯都——马克西敏·代亚。

这个令人厌恶的年轻人确切的出生日期未见记载，但此时的他应当刚刚三十出头，在担任了五年的恺撒之后，310年他开始惹是生非，要求奥古斯都头衔。他的叔叔伽列里乌斯清楚君士坦丁、马克西米安和马克森提乌斯都已经索取过这一头衔，他担心这一头衔严重贬值，就拒绝了他的要求，只给他一个“奥古斯都之子”（Filius Augusti）的头衔。但马克西敏·代亚愤怒地回绝了这一具有贬低性质的封号，并自称奥古斯都。在伽列里乌斯逝世后，他夺去了帝国东部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的广阔土地，在优势最大时他不断对色雷斯的李锡尼发难，直到311年的冬季或次年年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一艘船上，两人艰难地签订了和约。此外他还厌恶基督教，公然无视他叔叔在311年颁布的“容忍敕令”，依然在迫害基督徒，甚至曾经派士兵越境进入亚美尼亚追击基督徒，而亚美尼亚国王随后也对他宣战。

两位皇帝的谈判友善地结束了。李锡尼似乎颇有风度地接受了君士坦丁控制其征服地域的要求，并适时和君士坦提娅成婚，尽管这一婚礼使用何种仪式不幸未被记载下来。基督徒们关心的是，结了姻亲的两人最终拟定了一条新敕令，确认伽列里乌斯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全境内的法律地位。然而在敕令颁布之前，来自米兰的消息让这场会议仓促地无果而终：马克西敏·代亚撕毁了去年冬季签订的条约，率领大军——拉克坦提乌斯估计其规模为七万人——渡过海峡并夺取了欧洲一侧的小镇拜占庭。李锡尼迅速行动起来。他带着自己在米兰的少量部队立即向东进军，一路上在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征召援军并筛选精锐。4月末，他已经距离普罗彭提斯海滨赫拉克利亚（Heraclea）仅几英里，而这个马尔马拉海边的小城正在遭受马克西敏的围攻。两军于4月的最后一天，在城外约十八英里处的所谓“宁静原野” [10] 开战。

李锡尼尽管在部队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本人早已不复年轻，部下也因为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他却是比对手更出色的军事指挥官。马克西敏的部下被可耻地击溃了，他本人伪装成奴隶从战场上逃走。他最终抵达了奇里乞亚（Cilicia），并于次年在那里撒手人寰。拉克坦提乌斯欣然描述了这个迫害过他的人的结局，留下一段令人不快的记载：

他服下毒药……毒药使他的内脏如火烧一般，疼痛得不能自已，在长达四天的疯狂之中，他用手抓起大把泥土，贪婪地吃下去。在经历了各种痛苦折磨之后，他用头撞墙，直到眼珠从眼眶中冒出……最后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向基督祈求宽恕。尔后，在如同受火刑者的哀鸣一般的呻吟声中，他罪恶的灵魂咽下了一口气，以最可怕的方式死去。 [11]

与此同时，李锡尼则胜利进入东方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于6月13日颁布了他和君士坦丁在米兰达成一致的敕令：

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以及我，奥古斯都李锡尼，在欢乐之中来到米兰，共同商讨与公共利益福祉有关的各种事务……我们决定发布如下法令，保证尊重崇敬神，即赐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信徒自由选择自己崇拜的神灵的权利，让所有天国的神灵都能庇护我们，以及我们统治之下的所有臣民。 [12]

此处的语句再度以谨慎的方式拟定。文中依然没有提及耶稣基督，只是提及了教派之一的“基督徒”。尽管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被明确指出的宗教，但“所有其他信徒”（比如摩尼教教徒）明显意味着这一敕令是对宗教的整体容忍。至于“所有天国的神灵”（quo quicquid est divinitatis）可能是在支持多神教的李锡尼的坚持下加上的，但与凯旋门上的铭文相比，这可能与君士坦丁自己的想法也相差不多。这一法令仅在一个方面格外偏袒基督徒：仅有他们可以拿回在大迫害期间被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教堂和动产。但必须提及的是，其他的教派在大迫害期间都没有遭受过可与基督教相比的损失。

与李锡尼对立（320）

除掉马克西敏·代亚之后，帝国开始两极化。帝国再度只剩下两位奥古斯都，即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和东部奥古斯都李锡尼，而李锡尼在东部立即开始了恐怖统治。他前任的主要官员全部被处决，而马克西敏庞大的家族也被斩草除根——由于此前的奥古斯都与恺撒们联姻，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的家族也被牵连其中。甚至伽列里乌斯在弥留之际托付给李锡尼的、伽列里乌斯的妻子瓦勒里娅（Valeria）和伽列里乌斯的岳母、戴克里先的遗孀普利斯卡（Prisca）也未能幸免，她们都在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的家中被逮捕并被斩首。

如此的屠杀不只是为报复，也不只是无情，而是因为李锡尼认为帝国只能留下一个家族来统治，也就是君士坦丁的家族，而他与君士坦提娅的婚姻使他成为其中一员。然而这一想法并没有使他和另一位奥古斯都关系更为紧密，事实上，米兰会议开辟的“蜜月期”持续的时间相当短。两位皇帝离开该城六个月之后，李锡尼已经参与谋害君士坦丁的密谋，而幸运的是这一密谋在造成任何伤害之前就被揭露了。不久之后，在314年夏初，他下令将存于意大利行省边境城镇埃莫纳（Aemona）——今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的所有君士坦丁的雕像和画像撤除。

事实上这就是宣战。已经返回高卢的君士坦丁立即率约三万人的部队向东南方向进军，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在萨瓦河河谷的西巴莱［Cibalae，今温科夫齐（Vinkovci）］遭遇对手。两军在10月8日凌晨展开激战，李锡尼作战坚决勇敢，但最终被迫撤退，他的部队在君士坦丁的追击下一路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拜占庭。在那里，两位皇帝最终达成了一致：李锡尼同意放弃他在东欧的所有领土，包括潘诺尼亚和今巴尔干地区，但不包括色雷斯；君士坦丁则承认他对亚洲领土、利比亚和埃及的主权。

两位皇帝再度成为朋友，但他们这一次的“友谊”依旧没有持续多久。事实上接下来的十年间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317年，君士坦丁指定他的两个儿子，即与前妻米内尔维娜所生的时年十四岁的克里斯普斯，和与皇后福斯塔所生的、尚在摇篮之中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西部的共治恺撒。与此同时，尼科米底亚的李锡尼也将自己的儿子李锡尼安努斯（Licinianus）推举为恺撒。但这些举措无疑在此前都经过商议，并不能反映出任何特殊的对立行动。然而次年，君士坦丁将宫廷从西尔米乌姆搬到了塞尔迪卡（Serdica），即今索菲亚（Sofia）。对一个领土远达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君主而言，这是个可疑的迁都行动，而对其动机唯一合乎逻辑的推测是，他认为接下来的问题将来自东帝国，而非高卢人、法兰克人或者北非的多纳图斯派（Donatists）。

事实上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君士坦丁在自找麻烦。他的鼓吹者们竭力将罪责推到李锡尼身上，指责他虚伪且不忠，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愈发敌对：自约320年起，他下令禁止所有基督教宗教会议，将大批主教和牧师（尽管绝非所有人）驱逐，并将自己家中那些不肯向多神教神灵献祭的家务人员赶了出去。然而此时君士坦丁已经明显决意终结戴克里先那灾难性的分治政策并独自统治帝国。自320年起，他蔑视近期定下的传统，甚至没有提名任何帝国东部的人作为每年选举的两名执政官候选人，而是推举了他自己和他的次子，321年他推举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13] 同年他还开始集结大规模的舰队，并在帖撒罗尼迦拓宽深挖港口以供这支舰队使用。

李锡尼也在准备战争，而两位奥古斯都选择静观其变，等待对方行动。然而在322年秋，在反击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通常居住于多瑙河下游以北的蛮族游牧部族——的进攻时，君士坦丁出于无意或者刻意为之，率部进入色雷斯。李锡尼对此强烈抗议，宣称这是蓄意侵入他的领土进行侦察，明显是全面入侵的预备行动，他随后率约十七万人的大军抵达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即今埃迪尔内（Edirne）。当君士坦丁开始进军时，李锡尼做好了迎击的准备。

李锡尼兵败身死（323）

在323年6月最后一周，帝国西部的部队越过色雷斯边境；7月3日，在亚得里亚堡城外倾斜的宽大平原上，东部的军队前来迎战。君士坦丁的部队数量稍少，但主要由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他们轻易地拖垮了经验相对不足的对手们。李锡尼再度以出众的勇气坚持抵抗，在约三万四千人的部队阵亡之后才下令撤退。尔后他和九年前一样退到拜占庭。这一次他却不打算谈判，而是宣称废除君士坦丁的皇帝之位，推举他麾下的政务大臣 [14] 马库斯·马尔提安努斯（Marcus Martianus）接替他成为奥古斯都，并停驻在此准备抵御围攻。

君士坦丁则狡猾地按兵不动——再度说明了这个小镇处于易守难攻的绝佳战略位置之上——等待他的舰队前来。他将舰队交给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指挥，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已婚，并已经和他的父亲一同征战五年。舰队包括约二百艘配三十支桨的桨帆战舰，此外据说还有两千艘运输船随行。为了防守赫勒斯滂海峡，李锡尼集结了数量更多的舰队，他的舰队指挥官阿班图斯（Abantus）麾下拥有约三百五十艘舰船。难以理解的是，阿班图斯没有在海峡的爱琴海一侧展开战斗以有效利用其数量优势，却在海峡通往马尔马拉海的东北角迎敌。当对方舰队抵达时，他立即发动了进攻。随之而来的海战进行了整整两天，最终克里斯普斯轻快且更灵活的战舰击沉了一百五十艘守军的舰船，并突破海峡驶向拜占庭。

李锡尼得知君士坦丁突破的消息之后立即溜出城去，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亚洲，但君士坦丁做好了准备。他迅速率部登上刚刚抵达的运输船并立即出发追击，9月18日在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今称于斯屈达尔（Üsküdar），英语常用称呼为斯库塔里（Scutari）］再度取得大胜。李锡尼仓促返回他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尽管损失极大，他依然没有丧失信心，并决心进行最后的抵抗。但他的妻子说服了他。她指出如果现在投降，他也许还能免于一死。次日她本人亲自出城来到自己异母兄弟的军营中，请求他饶恕自己的丈夫。

君士坦丁同意了她的请求。他召来李锡尼，热诚地接待了他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尔后他将李锡尼流放到帖撒罗尼迦，派人严密监视，但让他享受与他地位相当的舒适生活。他对李锡尼的继承者马尔提安努斯也以类似的宽大方式处理，将他驱逐到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在李锡尼管理的东部帝国，这样的宽大为怀确实值得记载，只可惜并未持续很久。几个月之后两人都被处决了。

皇帝突然改变想法的原因不得而知。尽管写于一个世纪之后，基督徒史学家索克拉特斯（Socrates）的断言依然有可能属实：李锡尼故技重施，与某个蛮族部族（应该是指萨尔马提亚人）合谋准备谋害君士坦丁并借机复位。这确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性更大的答案见于君士坦丁大约在这一时期写下的祷文，他以通谕的方式将其传遍帝国。在开头对此前的大迫害进行长篇描述与哀叹之后，他写道：“我的愿望是，为了世界与众人之整体利益，汝等应尽享安乐和睦。”

情况确实如此，在与李锡尼的战争结束后，以及他的余生之中，他反复地说这些话，并一直在竭力避免战争或其他可能导致战争的事情。然而此时他心中无疑认为，如果罗马帝国要维持和平，它必须在同一个人的管理之下统一起来，而他必然强烈怀疑李锡尼不肯长期退隐。简而言之，帝国即使如此广阔，也容不下他们两个人，如果除掉仅有的另外两个宣称为奥古斯都的人就能保证和平，那么这个代价并不算大。

[1] Augusti，意近“第二奥古斯都”。——译者注

[2] Eusebius，De Vita Constantini ，Ⅰ，19.

[3] 在退位后不久，戴克里先收到了不安分的马克西米安的一封信，鼓动他共同复位。吉本提及“他带着怜悯的微笑拒绝了，平静地认为，只要自己在萨隆纳亲手种植的卷心菜送到马克西米安那里，他就不会被迫为追逐权力而放弃这些快乐了”。

[4] Eusebius，Historia Ecclesiastica ，Ⅷ，16.

[5] 此处今称Grotta Rossa。

[6] De Vita Constantini ，Ⅰ，28.

[7] 这座桥，即“Ponte Milvio”，原本建于公元前109年，被多次重建和修复，最近一次是加里波第（Garibaldi）将其炸毁后，教皇庇护九世于1850年重建。

[8] 君士坦丁洗礼堂已经毁损，原址的八角洗礼台于教皇西克斯图斯三世（Sixtus Ⅲ，432～440）在位期间被重修。

[9]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Chap.xliv.

[10] 作者将“Campus Serenus”直译为“Serene Fields”。——译者注

[11]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Chap.xlix.

[12]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Chap，xlviii.

[13] 双执政官制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留下的最古老也最庄重的制度之一，两位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在帝国拥有民事与军事的最高权力。在罗马帝国晚期，这一头衔成为纯粹的荣誉头衔，执政官由当权者随意选择。吉本对此有一段难忘的评价：“（成为执政官）只为安然徜徉于自己的崇高伟大之中。”然而每年都要推举被任命为执政官的人选，而这一头衔地位依然极高，只有地位最高的显赫人物才能担任，皇帝自己还屡屡担任这一职务。君士坦丁于320年担任执政官时，已经是第六次了。

[14] 政务大臣，即“Magister officiorum”，在罗马帝国时代各部大臣（Magister）之中地位最高。此后随着帝国疆界萎缩，各部门的行政任务大减，各部的最高官员被地位较低的“部长”（logothete）代替。“Magister”在九世纪晚期时已经成为官阶，而非实际职务（为区分，下文作为官阶的“Magister”全部译为“朝政大臣”）。——译者注

第二章 皈依基督（323～326）

就我而言，我认为上帝教会之中的任何骚乱都与战争一样艰难，甚至比战争还难以结束。因此，这是我最为反对的事。

——君士坦丁大帝，尼西亚大公会议开场致辞，325年

在内战的年代，君士坦丁一直都带着拉布兰旗前往战场，这旗帜也一直在带给他胜利——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君士坦丁越来越倾向于基督徒的神。如前文所述，数年来他的相关立法都对他们有利。被没收的财产被归还，神职人员可以免于市政义务，主教的宗教法庭有权处理民事纠纷。其他的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基督教的影响，例如319年无论奴隶有何种冒犯之举都禁止杀死奴隶的法令，以及320年禁止监狱管理者虐待囚徒的法令，而其中最知名的则是321年3月7日颁布的，宣布“受尊敬的日曜之日”为休息日的法令。［这对太阳神的崇拜可能被看作一种倒退。事实上自圣保罗的时代起，基督教教会中周日便逐渐取代周六成为安息日，这在十五年前在西班牙的埃尔维拉（Elvira）召开的教会会议中就已经得到确认。］但即使那时，这些法令之中也没有出现基督的名字，也没有公开宣称基督教信仰。

现在，当帝国终于安稳地在他一人统治之下重新统一之后，君士坦丁终于可以将信仰公开了。在上一章末尾引述的祈祷文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人类虽堕落已深，亦受诸多错谬诱惑，但汝令汝子揭示至纯之光辉（以免邪恶最终取胜）并向世人证实汝之真实。

另外，不能使用强迫手段，多神教教徒可以凭自己的意愿保持他们的既有信仰。祷文提到：

因此，仍为错谬蒙蔽者纵使保持信仰，依然应安然平静……无人可就此骚扰他人，而人人皆可追随内心之偏好……毕竟为自身不朽而自愿尽心竭力，与为自身不朽而威逼他人，断不可将二者等同。

阿里乌斯派异端（324）

尽管可以容忍异教信仰，却不能容忍异端。如果教会要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帝国的精神武器，教会自身又怎能分裂呢？不幸的是教会确实出现了分裂。君士坦丁多年以来都在徒劳地与两个引发分裂的派系斗争，即北非的多纳图斯派和埃及的梅勒提乌斯派（Meletians）。这些顽固的基督徒拒绝接受任何在大迫害期间叛离教会，又在此后返回教会的主教或者牧师的权威，这就此否决了正统观点之中，认为牧师本人——如圣奥古斯丁指出，他们仅仅是基督的代理人——的道德品行并不会影响他们圣礼的有效性。（多纳图斯派的观点甚至更为激进，坚称所有与叛教者联络的人都是受玷污的，由于教会唯一而神圣，这意味着教会只剩下了多纳图斯派。）此时另外一个派系又悄然产生，而这一派系在教会内外吸引的支持者（根据教徒人数判断），以及其支持与反对所引发的纷争喧扰，给教会带来的混乱比另外两个派系加起来都多。

这一派系的领袖名叫阿里乌斯（Arius），他是亚历山大的长老，是在大迫害期间殉道的安条克的圣卢西恩（St Lucian）的弟子，学识渊博且气度不凡。他的理念颇为简单：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不朽及其与圣父的本质统一，而认为耶稣是上帝创造出来，在某个特定时间将成为世界救赎的工具。也就是说，尽管圣子是个完美的人，却永远要臣属于圣父，他身上拥有的是人性而非神性。在阿里乌斯所在地的大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看来，这是个危险的信条，于是他立即着手平息这一异端论调。320年，阿里乌斯在埃及、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的近百名主教面前被视为异端并被革除教籍。

然而覆水难收，这一教义如同野火燎原一般发展起来。必须提及的是，那是一个人们积极参与神学争论的时代，不仅教士和学者们参与其中，整个希腊语世界都加入进来。人们张贴大幅纸张，在市集中发表煽动性的演讲，在墙上涂写标语。所有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或者支持阿里乌斯，或者反对阿里乌斯。阿里乌斯本人和大多数神学家不同，他极为擅长公共活动，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事实上写了几首流行歌曲以及顺口溜，让水手、旅行者、木匠和其他职业的人在街头巷尾唱诵。 [1]

然而在他被革除教籍之后，他无法再在亚历山大居住。他匆忙离开，首先赶往凯撒利亚，那里的主教尤西比乌斯热情支持他的观点，而后他又前往尼科米底亚，受到了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欢迎，而同样名为尤西比乌斯的当地主教召开的本地宗教会议也一致对他表示支持。另一场由凯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召开的叙利亚高级教士宗教会议也做出了相同的姿态。此时阿里乌斯的地位大为巩固，他返回埃及要求复职，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一场严重的暴乱随即爆发。

323年秋，当君士坦丁完全掌控了他的帝国时，这个起初由微妙的神学问题引发的争议已经发展成危险的轰动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埃及，还蔓延到整个黎凡特。看来为了防止形势恶化，必须使用强硬手段，皇帝为此把科尔多瓦（Cordova）主教霍希乌斯（Hosius）——此前的十年间他一直是君士坦丁在基督教问题上的主要参谋——派到了埃及，命令他全权处理这一争议并将其彻底解决。这位主教自然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次年他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次他接到指示，送去君士坦丁本人写给双方的一封公平的信：

胜利者君士坦丁、最高权威奥古斯都，致亚历山大与阿里乌斯：

在如实调查了事件起因以及你们观点的不同之处后，我认为这一事件的起因实际上意义不大，不值得进行如此激烈的辩论……你们自此必须以同样的宽容对待对方，接受你们的同伴们有权提出的建议。

建议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错误，回答这样的问题同样是错误的。这类没有任何法律授权的讨论更多是源自辩论时的好胜心，是人们滥用闲暇时间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保留意见，既不应该仓促地在公共集会中表达，也不应该冒失地向大众传播。毕竟，无论是能准确地理解如此庄严而高深的问题的人，还是有足够能力阐释的人，都少之又少。 [2]

这确实是个明智的劝诫，而如果人们都能接受这一劝诫，那么在这么多世纪之中，世界必将免遭不可计数的苦难与杀戮。然而无人听从这一劝诫，阿里乌斯和亚历山大各自来到尼科米底亚，分别向皇帝申诉。

此时，在324年年末，君士坦丁决定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他不再召集当地的主教召开宗教会议，而是举行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教会会议——这一会议的权威性与等级足以让辩论的双方接受其决议。最初提议在安凯拉（Ancyra），即今安卡拉（Ankara）召开会议，而后集会地点改为尼西亚［Nicaea，今伊兹尼克（Iznik）］。这座城市不但交通更为便利，距离尼科米底亚也更近——但这一点意义索然，因为很快皇帝就明确表示要亲自出席这一会议。

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尼西亚很快就修造起了一座宫殿，会议于325年5月20日至6月19日在那里进行。尽管皇帝希望西帝国的教会能够积极参与，但前来的代表很少，他们对这一争议不感兴趣。除了主教霍希乌斯，前来与会的只有卡拉布里亚（Calabria）主教、迦太基主教、来自高卢和伊利里亚的主教以及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从罗马派去的一批神父——他们仅仅是旁听者。而东部的代表团规模则大得多，至少有二百七十名主教抵达，但事实上可能超过三百人，其中许多人都曾因坚持信仰而遭迫害与囚禁。会议在君士坦丁亲自主持之下召开。

所有与会人员依等级就座之后，便在一片肃静之中等待皇帝抵达。首先，他的三名直系亲属按官阶先后入场，之后是他的随从——并非通常跟随他的士兵或卫队，而是与他信仰相同的朋友——入场，宣示他本人的到来。众人听到皇帝到来的信号之后全体起立，皇帝本人最后到场，他身上光芒璀璨的外衣与用金子和奢华宝石装饰着的紫袍相辉映，如同上帝派到凡间的天使一般穿过集会的人群。走到最高阶的位置时，他先肃立在那里，侍从搬来金椅之后，他等待主教们示意他入座之后才就座。而后全体与会者也随之就座。 [3]

从君士坦丁给争议双方代表的信件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争论的教条问题并不关心。他尽管并不算在帝国西部出生，但无疑是在帝国西部长大，虽然天生笃信宗教，但以军人的方式思考的他对神学细节的争论缺乏耐心。然而他决心要结束这场争议。因此他积极参与随后的辩论，据理力争，时而鼓励，时而安抚，并不断强调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呼吁践行折中的美德，甚至一度不使用拉丁语，而是用勉强的希腊语来试图说服听众。

也正是在他的提议之下草拟了一段有关信仰的宣言，而其中的关键词决定了——至少暂时如此——阿里乌斯和他的信条的命运。那个关键词正是用于描述圣父和圣子关系的“一体”（homoousios），而原词的意思是“本体同一”，也可以说是“同一实质”。这个词的出现几乎等同于谴责阿里乌斯教派，而君士坦丁也凭借自己的说服能力——很可能也依靠了胁迫——得以保证它最终被接受。许多支持阿里乌斯的主教自然而然地提出抗议，然而他还是逐渐将他们争取了过来，指出这个词只能“以圣洁而神秘的方式”阐释，也就是说其意义全然取决于他们所定下来的解释。在他完成这一切时，几乎所有支持阿里乌斯的人，包括两位尤西比乌斯主教，即使可能仍不情愿，却也都同意签署大会的最后决议书。只有十七人坚持己见，而在遭到流放和开除教籍的威胁之后就只剩两个人了。 [4] 大公会议随即发布了裁决：阿里乌斯和余下的支持者遭到正式谴责，他的所有著述都被清除出教会并收缴焚烧。他也被禁止返回亚历山大。然而他并未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被流放太久，由于阿里乌斯派的主教不断上书请愿，他很快得以返回尼科米底亚，但之后的事情证明，他人生之中的大起大落还没有就此结束。

可以想见，大公会议的与会者们对阿里乌斯教派的处理颇为满意，他们转而开始处理其他事务，包括选定复活节的日期。东部的绝大多数教区依然使用犹太历法推算，不在意那一天是星期几，而亚历山大和帝国西部则将盛宴定在春分之后、第一次满月后的星期日举行。在尼西亚，也许是皇帝对犹太人的极大厌恶决定了这个议题的解决办法，大公会议之后，皇帝本人在一封送交各教区的信中明确表示，将基督复活的节日定在逾越节当天会让他恐惧。 [5]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大公会议最终决定所有基督徒以西帝国的方式确定复活节，每年在亚历山大推算其正确日期，而后送交罗马，再转交给各个教区。 [6]

基督教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在进行了差一天一个月之后，就这样结束了。对君士坦丁而言这是一场胜利，他成功地以自己期望的方式解决了所有主要问题，而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这次投票表决时，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他不仅在东部与西部的教会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联盟，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实现了政教统一一千余年不曾割裂。简而言之，他有理由欣喜，主教们也是一样。他坚持要求他们待在比提尼亚几周，参与“二十周年庆典”（vicennalia），即庆祝他在位二十周年的庆典，并打算以一场盛宴款待他们。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和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同名者一样，在阿里乌斯派问题上选择了妥协——当然出席了盛宴，并兴高采烈地描述了这一盛景：

没有任何一位主教缺席皇帝的盛宴，那辉煌的景象无法用言语描述。皇帝的私人卫队和其他士兵手持长剑在宫殿的入口肃立，而神选之人就在他们之中毫无畏惧地步入皇宫的最深处。皇帝的亲友与他同桌共饮，其他人则在两旁的长椅上就座进餐。人们脑海中基督的国度也许就是如此，而这一切仿佛超脱现实，如同梦境一般。 [7]

在主教们最终起程返回之前，每一位主教都得到了皇帝亲手赠送的礼物。尤西比乌斯记载称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受触动，而这也正是君士坦丁所希望的。

家庭不和（326）

326年1月初，君士坦丁起程前往罗马。此时的罗马人大为不满，因为君士坦丁决议在尼西亚举行“二十周年庆典”，而不是依照传统在他们的城市举行，因此他同意在罗马城再度举行一次仪式，以安抚他们的情绪，也向他们表明自己没有完全忽视他们。与他同行的包括他的家人：母亲海伦娜，妻子福斯塔皇后，异母妹妹君士坦提娅及其继子李锡尼安努斯，以及他自己的长子——恺撒克里斯普斯。这次聚会却不欢而散，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恶劣至极。

海伦娜从未忘记福斯塔是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而马克西米安的养女狄奥多拉在四十年前从她身边抢走了“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福斯塔则因为君士坦丁在前一年的“二十周年庆典”上，将他的母亲封为“奥古斯塔”，与自己同一等级而怀恨在心。君士坦提娅的丈夫李锡尼已经在两年前被杀，尽管他的妻舅曾经向他许诺要留他一命；而她的继子的心情也基本相同，他已经不可能掌握权力，却要看着年轻的对手克里斯普斯享受那些他本该享受的荣耀。至于克里斯普斯本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他父亲日益增长的嫉妒心——嫉妒自己在赫勒斯滂的大胜（他对此仅受到勉强承认），更嫉妒军队与平民对自己的支持此时已经超过皇帝本人。在前一年，他在高卢的指挥权被免除，交给了自己的异母兄弟、仍远未成年的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而326年的执政官职务更是给了他年龄更小的兄弟君士坦提乌斯。

然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独力引起接下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就现存资料来看，在皇帝一家人于2月的某一天抵达塞尔迪卡，或者西尔米乌姆时，克里斯普斯和李锡尼安努斯毫无预兆地被突然逮捕，并在几天之后在波拉［Pola，今普拉（Pula）］被处死。不久之后另一位地位更高的人被杀：皇后福斯塔在热水浴室（calidarium） [8] 被杀。至于是被勒死、刺死还是窒息而死则不得而知。

按照几乎同时代的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的记载，随后君士坦丁的许多朋友也牵连被杀。问题在于，他为何突然之间进行如此疯狂的杀戮？现存的记载远不足以得出确定的答案。一种可能是克里斯普斯意识到他父亲心怀不满，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就孤注一掷，和李锡尼安努斯——他自然乐于参与这样的阴谋——同谋推翻皇帝。但这一阴谋被及时发现，君士坦丁也一如既往地来了一次快刀斩乱麻。此后被处决的则可能是他亲随之中牵涉其中的人。

这样的解释确实可谓清晰，但尚不能解释福斯塔的结局。也许她也牵涉到谋害自己丈夫的阴谋，毕竟她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就是被君士坦丁处死的。但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而且他遭处决也可谓咎由自取；另外，她此后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了五个孩子这一事实，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她与丈夫的关系缓和了。因此，这一事件应当存在其他的解读可能。

至少有四名古时的史学家将福斯塔的死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的继子联系在一起，而这无疑有损她的名声。奥勒留·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坚称她劝君士坦丁除掉克里斯普斯；菲罗斯托尔古斯（Philostorgus）也持这一观点，还提及她造谣诋毁年轻的恺撒，她自己则和马戏团中的人偷情。佐西姆斯则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提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记载称：“有人怀疑克里斯普斯与他的继母通奸，因此被处决。” [9] 读者也许会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说法归因于这位编年史家公开的对君士坦丁大帝和他家人的敌意，然而事实上另一位五世纪的记述者，奥弗涅（Auvergne）主教圣阿波里纳里斯·西多尼乌斯（St Apollinaris Sidonius）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说法，他欣然记述了一段粗野的俏皮话，据称是在皇帝一家来到罗马时被张贴在帕拉丁山的宫殿门口的：

何人尚在追忆黄金般的农神节？如今我等身处钻石般的尼禄时节。 [10]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可能的情况有三种。第一种是克里斯普斯和福斯塔确有私情，但若确实如此，为何不将他们一同处死？另一种是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福斯塔，但福斯塔愤怒地拒绝并告知了自己的丈夫，但若确实如此，又为何要处决她？这样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无意如此的克里斯普斯遭到了福斯塔的诬告——诬告的原因很可能如吉本的猜测，是他拒绝了她的勾引——而被杀，君士坦丁则直到儿子被杀之后才发现受骗，于是决意让她偿命。按奥勒留·维克多的说法，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向他告密，毕竟她看到自己的儿媳落得应有的结局时也不会多么惋惜。

罗马人的不满（326）

君士坦丁第二次罗马之行起初便颇为不顺，此后发生的事则可谓更糟。皇帝家中动荡的消息先他一步传到了城中，而这自然无法减少城中人，特别是贵族对他长时间的不信任。他们有数个不信任他的理由：作为罗马人，他们尚不能原谅他在别处举行“二十周年庆典”，而一座新城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迅速建设的消息也令他们不安；作为公民——至少作为共和国习俗的继承者——他们颇为反感一个穿绸裹缎，身边满是溜须拍马之徒，以他们眼中东方统治者的形象示人的罗马皇帝；而作为传统宗教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哀叹他背弃了古神，接受他们蔑视的基督教信仰，这在他们看来是街头盲流和社会渣滓的信仰。简而言之，他们眼中的皇帝是个叛徒，不但背弃了他的信仰，也背弃了他的阶级——后者在他们看来几乎与前者同等重要。当他新建造的君主大堂高度仅次于既有的拉特兰宫时，他们只能无力地旁观。而在326年1月3日，他抵达该城几个月之前，他们阴沉地默认了他任命的阿基里乌斯·塞维鲁斯（Acilius Severus）成为罗马城的第一位基督徒管理者。

而现在，十三年之后，他再度返回他们中间。他们以合宜的典礼迎接了他，但他也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至于他，则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他尽责地出席了“二十周年庆典”的各个场合，和他前一次来到罗马时一样。然而，他明确拒绝参与前往朱庇特神庙的卡比托利欧游行，并且是在游行队列集结完毕时宣布了这一决议。不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举措，是对罗马人和城中士兵颇不必要的冒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多神教教徒。他们确实堪称忠诚，而君士坦丁也确实堪称自信，竟然敢如此践踏他们的情感。也许是此前的家门不幸让他失去了理智？这样残暴蛮横的举措，即使对他而言也是不寻常的，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到什么别的解释。

如果说与米尔维安桥之战后那次入城相比，皇帝对待罗马城中的臣民没有那么机巧与圆滑，他在使罗马变为基督徒的城市一事上却更为勤勉而坚定。他将一座大型君主大堂献给圣保罗，而大堂的选址正在去往奥斯提亚（Ostia）的大路旁的他的坟墓之上——那里距离他的殉道地也不远； [11] 另一座则献给圣使徒，位于阿皮亚大路旁，传说他亲自背了奠基的十二筐土，分别献给十二位使徒。 [12] 然而他最重要的创建是建于传统所认为的圣彼得的安息之处的君主大堂，位于梵蒂冈山，尼禄竞技场附近。就我们所知，其建设应当是于一两年前开始的，于326年11月18日献给教会，而那是在皇帝到达几个月之前。 [13]

皇帝离开罗马（326）

君士坦丁在罗马狂热的建筑工程无疑证明了他认定这座城市将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圣城，仅次于耶路撒冷，而且他决心竭尽所能使这座城市在建筑意义上和财政意义上与这一地位相称。另一方面，他本人从来都不喜欢这座城市，也从来没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每当找到机会，他就立即离开这里。他心向帝国东部，他也是在那里建功立业的。在将梵蒂冈的君主大堂献给教会之后，他离开了帝国的旧都并再也没有返回。在八百多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大批建筑师、技工与工程师正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他在拜占庭城还有未完成的事。

[1] “我们若在教堂的乐声中，以致敬圣父的方式向他致敬，他获得的荣耀就过多了。”（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article on “Arianism”.）我们确实如此。

[2] De Vita Constantini ，Ⅱ，64～72.

[3] De Vita Constantini ，Ⅲ，10.

[4] 按照此后出现的一个传说，一些支持阿里乌斯的主教私自改动了他们签署的那份决议的副本，在那个存在争议的词中加上了一个希腊字母“i”，将其变为“homoiousios”，即“本质近似”。然而这一举动相当危险，而且没有确实的证据存世。

[5] De Vita Constantini ，Ⅲ，18.

[6] 这一决议执行了十二个半世纪，而在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ⅩⅢ）于1582年重定历法之后，东部与西部的历法才再度出现差异。

[7] De Vita Constantini ，Ⅲ，15.

[8] 传统罗马浴室分为“热水浴室”“温水浴室”“冷水浴室”三个部分。——译者注

[9] Historia ，Ⅱ，29.

[10] 传说中，罗马人所谓农神节（Saturnalia）是可以纵欲滥交的节日。尼禄与他母亲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偷情的传闻也早已广为人知。解释至此，意义不言自明。

[11] 很可惜，目前的“S.Paolo fuori le Mura”，即圣保罗大教堂，实际是重建的。1823年的大火将教堂彻底焚毁之后，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进行了重建，替代了古时的君主大堂结构。加拉·普拉西狄亚（Galla Placidia）留下的凯旋门镶嵌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复，依然具有可观的研究价值，留存的罗马式回廊也是罗马保留最好的。但君士坦丁时代的建筑均未能留存。

[12] 即现在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S.Sebastiano），现存的教堂已经完全是巴洛克风格，尽管教堂之下，以及邻近的圣卡利斯托教堂（S.Callisto）之下的地下墓穴依然充满神秘和魔力。

[13] 旧有的传说声称君士坦丁亲手标出这一君主大堂的地基，事实上很难采信，就像他亲手标出君士坦丁堡城墙轮廓的传说一样难以采信。众所周知，旧有的圣彼得修道院于十六世纪初，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时代被拆毁，现存的建筑物在原建筑完成的正好一千三百年之后的1626年11月18日被奉献给教会。1940～1949年，对梵蒂冈墓穴发掘时发现了一座纪念碑的残片，也许标出了圣彼得墓的确切所在地。

第三章 君士坦丁堡（326～337）

当君士坦丁堡现身世间，又有几座城市能不相形见绌？

——圣哲罗姆（St Jerome）

当君士坦丁首次着眼拜占庭城时，这座城市已经有近一千年的历史，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拜扎斯建城的传说，确定无疑的是这个小型定居点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繁盛起来，其城堡位于今天圣索菲亚大教堂和托普卡帕宫（Topkapi）所在的山丘上。公元73年，维斯帕先（Vespasian）将其纳入罗马帝国，不幸的是在一百二十年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试图夺取帝国大权，这座城的居民错误地支持了他的对手，因此遭到三年的围攻。而最终破城的塞维鲁也毫不留情地将该城劫掠一空，该城原有的巨型城防——据称建筑精巧，如从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一般——此时则被夷平。然而不久之后，这位皇帝意识到这一地点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进行了重建，而君士坦丁继承的正是塞维鲁重建的城市。

他似乎是在324年年末决定对该城进行改建的，那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六个月之前。当他的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晚期的中心，以及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壮丽都市时，一些与建城有关的超自然传说也在所难免地传开了——而皇帝很可能在推动这些传言的传播。传言包括皇帝原本打算在特洛伊平原上建立新都城，但上帝在夜晚来到他的身边，引领他来到拜占庭城； [1] 他在卡尔西顿驻足犹豫时，一群鹰从山间飞下，抓走了建城者的工具并将它们带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还记载称君士坦丁梦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又在几天后的晚上梦到故去的教皇西尔维斯特向他解释这老妇正是拜占庭城，他注定要让这座城焕发青春；最后就是他亲自手持长枪画出城墙的基线，当他的同伴们为其基线的长度感到惊讶时，他回答道：“为我指引方向的他停下时我才会停下。” [2] 然而事实上，这一切不太可能有超自然力量指引，那时的皇帝仅仅是打算以亚得里亚堡或者凯撒利亚为模板建造一座纪念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靠着这座城的壮丽向子孙后代永远宣示他的伟大与光辉。这座城市足够壮丽，但仅此而已。

迁都（326）

让他决定以这座城市作为帝国都城的，基本可以肯定是他第二次来到罗马时的遭遇。他现在完全对这座城市失去了信心，罗马城中共和国时代和多神教遗留的习俗，都不是他正在谨慎地创建的基督教帝国应该留存的。那里在精神层面与文化层面上已经趋于固化，与希腊世界的新思想与进步观点愈发脱节。罗马在学院和图书馆方面已经无法与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帕加马（Pergamum）相比。经济层面上的类似趋势同样明显。不仅是在罗马，而且在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域，疟疾肆虐，人口开始减少；在整个帝国因财政危机而濒于崩溃的一个世纪之中，东部行政区（pars orientalis）那无与伦比的经济资源，是任何政府都不敢忽视的。

旧都在战略意义上的不利因素则更为严重，也是旧有的问题。比如，戴克里先的共治四帝之中没有任何一人想在那里居住。在近一个世纪之中，帝国的主要威胁都来自东部边境，包括多瑙河下游的萨尔马提亚人、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以及最为危险的波斯人，他们巨大的萨珊帝国此时已经从罗马原本的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行省一路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不到七十年前，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于260年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俘虏，余生都在监禁中度过，遭受最深重的屈辱，还时常被国王当成上马石踩踏。一般认为在298年，伽列里乌斯完成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胜，他击败了波斯国王纳尔西斯（Narses），借此缔结了四十年的和平协议。然而这一和约此时仅剩十几年的时间，一旦和约过期，基本可以肯定双方将重开战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会问，罗马还能起什么作用呢？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帝国的重心，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重心，都已向帝国东部转移。意大利已成一潭死水。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的、不那么物质的考虑，包括一个广为人知的认知：罗马的日子所剩无几了。西比拉神谕已经用一个惊人的双关语——古人对此颇为热衷——预言，“罗马大路”终将沦为“骡马小道” [3] ，而许多人担心这座城市的终结也代表着世界末日。这一想法在一些文学作品之中得到了发展，拉克坦提乌斯的《神学要义》（Divine Institutes ）也是其中之一，身为恺撒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他有不计其数的机会可以和皇帝讨论这一问题。君士坦丁即使在同时代人看来也可谓格外迷信，而他很可能相信如果以救世主基督的名义建造一座“新罗马”，将旧时代的精神保留其中，他也许能够让整个世界重新焕发活力。

君士坦丁堡的建造计划（328）

这种迷信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开工仪式之时愈发明显。在与占卜者和占星者讨论许久之后，皇帝才最终选定了最吉利的日子，即328年11月4日，“第276个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太阳运行于射手宫，处于巨蟹宫的时分”举行这一典礼。而后仪式进行，但并非完全按基督教仪式进行，多神教高阶祭司普莱特斯图斯（Praetextus）和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索帕特（Sopater）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代的记载明确表明君士坦丁再度下注，从各种可能的来源寻求庇护，希望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施加无限制的庇护。这与前文引述的那句名言甚至也暗相契合，“为我指引方向的他停下时我才会停下”。吉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仍是无法反驳的，人们难免要问：这位“超凡的指引者”究竟是谁？就现存资料来看，君士坦丁从未明言，而他自己也许也无法确定。

皇帝随从们的问题得到了一个精辟的回答，他们的忧虑也应当得到宽慰，因为皇帝自信地标出的城墙——长度约两英里半，为中央略凸的弧形，其起止点大约位于金角湾的今东正教牧首驻地和马尔马拉海岸的萨马提亚门——所囊括的地域是该城原本面积的五倍多。这样规模的城市必然需要许多年才能建造完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旧罗马如此，新罗马也是如此。但君士坦丁已经颁布敕令，正式竣工典礼要在330年夏初，他即位二十五周年时举行，即只给了他们一年半的时间。建筑工程就此近乎疯狂地展开，建筑工匠们全部聚集到了这个半岛的东端，在旧城内外劳动。

建筑的焦点是“Milion”，即“第一块里程碑”。这一建筑由四个凯旋拱门构成，它们围成一个方形并支撑起一个圆顶，上面是基督教最珍贵的圣物——真十字架，这是皇太后海伦娜在一两年前从耶路撒冷带回的。从那里去往帝国各地的里程均有度量，事实上，那里被视作世界的中心。在其东面，在原本的阿弗洛狄忒神庙之上，建起了新都城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它并未被献给圣人或者殉道者，而是献给上帝所赐予的神圣和平（Holy Peace of God）。几年后这座教堂旁边又建立起了一座在某种意义上令它相形见绌的新教堂，这座更大也更华丽的教堂被献给了上帝赐予的神圣智慧（Holy Wisdom），即圣索菲亚大教堂（St Sophia）。 [4] 但此时的它仍无与伦比。向马尔马拉海方向四五百米之外是君士坦丁建造的大竞技场，赛场的中线（spina）上矗立着该城最古老的古典遗迹之一，即君士坦丁从德尔斐（Delphi）带来的所谓“蛇柱”，它原本是三十一个希腊城邦合力建造并竖立在阿波罗神庙之中，以纪念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之战大败波斯。 [5] 在竞技场东侧的中央，皇帝的包厢配有螺旋形阶梯，直通由一系列接待室、官员办公处、政府各部门、浴室、兵营和阅兵场组成的皇宫。

大里程碑以西是一条宽阔的大路，始建于塞维鲁在位时，称主街（Mesē），而在主街穿过塞维鲁建造的城墙的位置，皇帝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新集会所，完全由大理石铺成，其形状为椭圆形——可能是受了阿拉伯的杰拉什（Jerash）的类似集会影响。在中央则是从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意为“太阳城”）搬来的一百英尺高的巨大的斑岩石柱，竖立在二十英尺高的大理石底座上。底座上还存放了大量非凡的遗物，包括诺亚建造方舟的手斧、耶稣喂饱众人后余下的面饼和篮子、抹大拉的玛丽亚的油膏罐和埃涅阿斯（Aeneas）从特洛伊带回的雅典娜神像。在柱顶有一座雕像，其身体是菲狄亚斯（Phidias）雕刻的阿波罗像，雕像的头部则是君士坦丁本人，还围绕着金属制成的辐射状光环，象征太阳的光辉。雕像右手持权杖，左手则持宝球，其中放有真十字架的碎片。 [6]

基督教与多神教的元素再度结合了起来，但阿波罗、太阳神和耶稣基督似乎都臣服于同一个最高权威——皇帝君士坦丁。我们或许无法确知，但现存的资料显示在皇帝人生之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开始在宗教问题上妄自尊大了。作为神选之人，他距离归纳一切神明与宗教的“至高的神”，只有一步之遥。

在集会所之外尚无太多建筑。主街折向西北方向，而后在开阔地延伸约一英里之后分为两路，左手边一路向帖撒罗尼迦延伸，右手边一路向亚得里亚堡延伸。在皇宫、教堂和大竞技场周边，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和工匠则在夜以继日地工作，靠着将欧洲与亚洲各城市之中最精美的雕塑、纪念碑和艺术品洗劫一空，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座优美高贵的城市——尽管还不算太大——并在君士坦丁要求的那一天竣工，其典礼成为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

献城（330）

典礼持续了四十个日夜，也许其间也首次进行了尊崇皇帝的炫耀仪式，而此后，这一仪式在每年庆贺该城落成的典礼时都要进行。在仪式上城中所有人都要前往大竞技场观看一场奢华的巡游，队列的中央是另一尊君士坦丁巨像，这尊雕像为木质包金，左手持一个小“堤喀”（Tychē）像，代表城市的好运。这尊巨像被庄严地放置在巡游车之上，巡游车绕大竞技场一周，随同的士兵全部身穿典礼盛装，手持点燃的蜡烛。在巨像经过时，所有人都要鞠躬致敬，而当巨像来到皇帝包厢的对面时，皇帝本人则要起立深施一礼。

君士坦丁本人是否喜欢这种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从现存的少量事实来看，整体上城市的献城典礼的基督教元素比十八个月之前的开工典礼明显要多得多。至少在这四十天的典礼步入高潮之时，皇帝在神圣和平教堂参与弥撒，多神教教徒则在君士坦丁允许他们使用的神庙之中为这座城市的繁荣祈祷。 [7] 在弥撒之上，城市正式被奉献给了基督教的上帝，而君士坦丁堡的历史就此开始，拜占庭的历史也随之开始。

那是330年5月11日，资料也明确地记载当天为星期一。

仅在六年前，拜占庭城还不过是个普通的希腊小城镇，除了绝佳的地理位置之外，与欧洲各地数以千计的类似城镇相比再无突出之处，但现在它重生并被重新命名，以“新罗马”为官方名称（尽管这一名称从未成为通用名），这个名称还被雕刻在近期竣工的法庭的一根石柱上。此时，君士坦丁更是以充分的行动表明，这个新名称绝非虚名。旧罗马确实并未被降格到次要地位，那里的居民也依然保持他们自古以来的特权，依然能够领取免费面包和其他供应品。城中的商业也依然照常进行，奥斯提亚港依然繁忙。但一些罗马城的元老院世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豪华住宅，以及更诱人的色雷斯、比提尼亚与本都（Pontus）的庞大地产的引诱之下，悄然开始向君士坦丁堡搬迁，而君士坦丁堡也建立起了一座更大也更华丽的元老院，称为“clari”，与罗马的“clarissimi”并用。

与此同时，帝国其他城市之中的艺术品被洗劫一空，以装点这座日益扩大的城市。通常受青睐的是古神庙之中的雕像，对君士坦丁而言，将雕像从原本的神庙搬到神庙之外的非神圣的公共区域，作为装饰而非宗教用途，是对旧有的多神教的有效打击。强行挪走的雕像之中，最重要的雕像包括多多那（Dodona）的宙斯像、林多斯（Lindos）的雅典娜像——尽管这座雕像可能是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su the Great）在半个世纪后挪走的——和德尔斐的阿波罗像。在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雕像被运来，它们描绘的形象不得而知，它们的来源也未见记载。新城市的变化对城中的居民，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外来移民而言，都如同奇迹一般。 [8]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帝还同时在努米底亚（Numidia）的希尔塔（Cirte）大兴土木以记功（新城市也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并完全重建了马尔马拉海亚洲一侧的小镇德雷帕纳姆（Drepanum），并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将其改名为海伦诺波利斯（Helenopolis）。

巴勒斯坦的馈赠（330）

327年，已经七十二岁的海伦娜在皈依基督后的狂热之中，出发前往圣地，耶路撒冷主教马卡里乌斯（Macarius）带她参观了那里的主要神庙，据称她在某个阿弗洛狄忒神庙之下的蓄水池中发现了真十字架。为了区别另外两个盗贼的十字架，她把真十字架放在一个濒死的女人身上，而她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颇为可疑的是，尤西比乌斯尽管描述了皇太后的这次旅行，以及她向各个教堂捐赠的事，却没有提及这个重大事件，而马卡里乌斯的第二个继任者西里尔主教——基本可以肯定，当时尚年轻的他正在耶路撒冷城中——直到二十几年后才提及此事，口气仿佛此事尽人皆知。另一个证据来自君士坦丁本人的一个举措：在真十字架抵达新都城之后，他将一片真十字架的碎片送去罗马，放置于他母亲在罗马时居住的西索里安宫（Sessorian）中，那里奉他之命被改建为一座教堂。这座建筑物此后便与海伦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至今依然被称作耶路撒冷圣十字架教堂（S.Croce in Gerusalemme）。 [9]

尤西比乌斯称皇太后得到了她儿子的授权，可以“按照她的意愿与判断使用内帑的钱财”，而她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力。她给伯利恒（Bethlehem）的基督降生教堂和橄榄山上的基督升天教堂大笔捐赠，还给了马姆里（Mamre，希伯伦附近献给亚伯拉罕的教堂）、提尔（Tyre）和安条克的其他教堂捐赠，然而最重要的捐赠给予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这是海伦娜推动她儿子在325年，为庆祝尼西亚大公会议落幕而订下的宏伟建筑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结果，圣墓附近所有不平整的岩石被铲平，以形成一个广阔的庭院，一面配门廊，另外三面则配柱廊。圣墓位于其中一侧，建造在一座圆顶建筑（aedicule）之中，即所谓的“复活之地”（Anastasis）；东面则是君士坦丁建立的新大堂，两侧各配有一条通道，另有横跨两条通道的长中庭。外侧的院墙均由精细打磨的石料砌成，内侧的墙壁则用多彩的大理石铺成，支撑起镀金并镶嵌装饰板的屋顶。

这壮丽的建筑如今已无多少遗迹留存。火灾与地震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十六个半世纪的时光则将其彻底摧毁。必须承认的是，在所有建筑工地的优秀建筑师和工匠数量都有限的情况下，皇室主持建造的许多建筑都是仓促草率完工的，墙壁太薄，地基太浅。然而建筑的外表依然光鲜，也昭示着其中蕴含的能量，以及保护、维持并装饰基督教大圣殿的决心。即使这些圣殿中如今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块可确信来自君士坦丁时代的石材，至少许多建筑物的存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功劳。

当然，也有他母亲的功劳。此时年事已高的她多年以来在帝国各地都颇受欢迎，而她热情接受的宗教狂热也推动了不计其数的人改信基督教。她前往圣地的旅途存留在所有基督徒的想象之中。即使她发现真十字架的事迹存有疑点，但无可置疑的是她所到之处的大量教堂、修道院、救济院和孤儿院，都得到了她慷慨的馈赠。我们并不清楚她在黎凡特停留了多久，也不清楚她逝世时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她此后曾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她似乎也没有出席城中的任何献城典礼。因此也许她就是在圣地逝世的，这也很可能是她的意愿。她就此成为首位见于记载的朝圣者，也开创了朝圣的习俗，并从她的时代延续至今。

阿里乌斯与阿塔纳修斯（330）

君士坦丁为庆贺自己的新都落成，在城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胜利庆典，他也相信这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新时代就此开始。然而他清楚，在某一个重要方面他已经失败，因此而不悦。尽管尼西亚大公会议已经落幕，尽管他竭力希望统一基督教教会，但教会一如既往地分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尽管他不太可能承认，甚至可能根本不这么认为。他本人对于更好地分辨神学信条并不关心，最大的目标是在教会与国家之中达成统一，因而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摇摆不定，随时都可能因他刚听到的话而改变心意。但基督教的主要领袖们更应当为此承担责任。显然，他们相信自己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他们也早已证明，自己甘愿为此被流放乃至殉道。无论如何，他们的争执、辩论、怨恨、顽固、偏狭与怀恨在心，可谓你来我往，无休无止，而且他们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编造谎言。他们就此开了恶例，而这一切更将在此后代代相传，为不计其数的后继者效仿。

大主教亚历山大于328年去世，他此前的教堂牧师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随即接替他，担任亚历山大牧首。两人共同出席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其间阿塔纳修斯展现出比他上司更熟练也更机敏的辩论能力。在此后的岁月之中他将获得更多的成就：成为同时代教会的领导者，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最终被封为圣人。（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认为，使用他名字的《阿塔纳修斯信条》是他的作品。）他也将成为阿里乌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最可畏的对手。

然而此时的他们再度交上了好运。即使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阿里乌斯也没有失去皇帝家人们的支持，特别是皇帝母亲和他的异母妹妹君士坦提娅的支持，而亚洲的主教们（与欧洲和北非的主教相反）则是同情阿里乌斯派的压倒性力量，他们还利用自己距离皇宫更近的优势来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教条传播。327年，他们已经说服君士坦丁，将阿里乌斯从流放地召回并接见他，而他的才学与明显的真挚都让皇帝印象深刻，在他保证接受尼西亚大公会议批准的所有教义之后，皇帝甚至给大主教亚历山大写下了至少两封信，请求大主教（尽管他特意表示并非命令）允许阿里乌斯返回埃及。他似乎对大主教不肯同意一事相当惊讶——次年，在新当选的煽动者阿塔纳修斯的引领下，亚历山大的追随者们表示了同样的顽固态度时，他可能会更为惊讶。

当时的阿塔纳修斯，即使在家乡也称不上广受欢迎，而煽动者很少如此。出于某些内部原因——与阿里乌斯派的争议无关——当地的梅勒提乌斯教会在主教约翰·阿尔卡夫（John Arkaph）的带领下，想要彻底毁灭他，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对他大加攻击，接连指控他欺诈、受贿，乃至渎神。这三个指控都没能成功，于是他们还指控他犯下谋杀罪，声称一个梅勒提乌斯派的主教在他的煽动之下被鞭笞至死，而后被碎尸。按照某一个版本的记载，阿塔纳修斯把那位失踪的主教安然无恙地带到了审讯的法官那里。无论情况如何，他都轻易地证明了那位据称被杀的人依然在世而且安然无恙，指控也就不攻自破了。阿尔卡夫和他的追随者们谋划了最后一个指控：强奸。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在威逼利诱之下让她宣称曾被这位大主教玷污，而且她还宣称自己曾经发誓要终身守贞，因此这样的冒犯更加可悲。不幸的是，她在法庭上直接认错了所谓的强奸者，阿塔纳修斯再度不需要辩驳就自证清白了。

君士坦丁究竟因为这些没完没了的指控——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大为困扰，还是只受了身边阿里乌斯的支持者的进一步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似乎开始认定，他竭力想要实现的教会统一的主要阻碍是阿塔纳修斯，而不是阿里乌斯。与此同时，他也在准备庆祝他在335年统治三十周年的庆典，决定在重建后的耶路撒冷圣墓教堂举行祝圣仪式。他提出从帝国各地召集大批主教集会，并决心要在他们中间确立教条上的和谐。他为此下令，主教们在前往耶路撒冷之前要先在提尔进行一次宗教会议，一名帝国高级官员也出席会议，用他一句消除疑虑的话说，就是为了“使教会免于亵渎神明，也减轻我的负担”。

宗教会议于7月召开。很快与会者就发现，参会的绝大多数都是阿里乌斯派，结果这场会议，与其说是显赫教士的集会，倒不如说是对阿塔纳修斯的审判，而这位大主教似乎也清楚这一点。一年前，当类似的提案在凯撒利亚被提出时，他断然拒绝参加，他们的计划也就此被放弃了。然而此时的他决心面对敌人，并按时来到了审判者面前。他很快就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所有旧日的指控再度被翻了出来，又加上了新的指控；大批新的“目击证人”前来作证，每个人都发誓称大主教打破了所有的戒律，违犯了所有的教规。他本人以惯有的活力回击，毫不犹豫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宗教会议也迅速沦为谎言与驳斥谎言的辩论，满是诽谤、诅咒、冒犯与辱骂。最终会议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阿塔纳修斯的最顽固的六名死敌组成，他们奉命前往埃及寻找更多的证据。此时大主教相信自己有生命危险——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于是悄然溜走，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缺席的他被宣布罢黜，宗教会议也随之结束，与会者继续前往耶路撒冷。

抵达都城之后，阿塔纳修斯径直赶往皇宫，但皇帝拒绝接见他。君士坦丁本人声称，在他某天于城中骑马时，大主教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跪倒在他的马前。皇帝写道：“他和他的同伴似乎因遭受困苦而忧虑不堪。发现面前的人是阿塔纳修斯时，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怜悯，这个人身上的光辉曾经让异教徒也拜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确定，整件事都是阿塔纳修斯精心策划的，尽管起初效果很好，之后却没能成功。六名主教，包括那两位尤西比乌斯，匆忙赶往君士坦丁堡面见皇帝，并带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新指控：大主教正在计划让亚历山大港的所有工人罢工。如果他不能立即官复原职，工人们就拒绝把谷物装上船，而那是君士坦丁堡居民生存的必需品，都城就会因饥饿向他屈服。阿塔纳修斯徒劳地否认指控，但当君士坦丁考虑到自己珍爱的城市时，就听不得理性的辩解了。他在盛怒之下把依然在争辩的大主教流放到了奥古斯塔-特列维罗拉姆（Augusta Treverorum），即今特里尔（Trier），而后继续开始此前中断的任务，让阿里乌斯返回亚历山大。

阿里乌斯之死（336）

然而这次，要轮到皇帝失败了。阿里乌斯每一次返回的尝试都在城中引发新的暴乱，而暴乱的领导者正是伟大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此时已八十六岁的他离开了他在沙漠之中的隐居处，以协助正统派，他也为阿塔纳修斯给皇帝写了几封亲笔信。尽管安东尼并不会说希腊语，这些信都是用科普特语写成，但是似乎起到了效果，君士坦丁大约在336年将阿里乌斯召回了君士坦丁堡，以对他的信仰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此后阿塔纳修斯给自己在埃及的支持者们写的信件中，颇为幸灾乐祸地记载了这最后一次调查。支持阿里乌斯的主教们试图劝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允许他参加次日（星期日）的弥撒，

而阿里乌斯在追随者的庇护之下胆大了起来，开始参与轻松而愚蠢的谈话，突然之间想去方便，便起身离开；突然之间，记载称他“猛然向前栽倒，粉身碎骨，魂飞魄散……” [10]

必须提及的是，这个说法来自阿里乌斯的死敌，尽管这一事件自然而然地存在几个不同的说法， [11] 但同时代的人都一致认定他死去时的情景不佳，难以质疑。此事在所难免地被厌恶他的人解读为上帝的惩罚：大主教的记述与《圣经》之中加略人犹大的结局颇有类似之处。然而这并没有终结这场争议，流放阿塔纳修斯——直到君士坦丁本人在337年逝世后才结束——也没能使之终结。大主教在337年11月23日才得以返回亚历山大，在这个不满的教区之中开始一场新的派系冲突。君士坦丁的梦想，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精神上的和谐统一，终其一生都不曾实现，事实上，如今的我们也在等待这一天。

君士坦丁病重（337）

读者也许更想了解耶路撒冷“三十周年庆典”（tricennalia）的情况。大为惊奇的尤西比乌斯记载了聚集的主教人数，以及他们所在地的遥远，他提及甚至有“来自波斯的神圣教士，精通神谕”。他的记载随后提及，所有教士都被帝国书记部门接纳，并以盛宴招待，同时给城中的贫穷者分发了大量的食物、服装和钱财。然而他记载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无尽的布道与论述，特别是他自己的一段冗长论述，他准备在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途中复述给他。对奉献圣墓教堂一事他却完全不曾记载。

而罗马的“三十周年庆典”情况如何，我们所知更少。记载提到基督徒为庆祝这一庆典，将据称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遗骨从圣塞巴斯蒂安的地下墓穴之中取出，移葬到君士坦丁在他们各自的殉道地附近所建立的壮丽大堂。但那些依然支持旧多神教的人蔑视皇帝，认为他是背教者，建造新城市更是暴发户之举，在他们看来罗马永远是帝国的都城，世界的中心，无可挑战，不可更改，他们会怎么看待君士坦丁的庆典呢？他们会像十年前一样邀请他前来吗？他没有出现时，他们是受到冒犯，还是甚感宽慰呢？我们无从得知。至于皇帝本人，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他此时在自己的新都之中，庆典与城市开工和竣工的典礼截然不同，完全以基督教礼仪进行。（他在331～334年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事实上关闭了帝国的所有多神教神庙。）然而在庆典之中，他借机宣布将两个侄子——他的异母兄弟德尔马提乌斯（Delmatius）的两个儿子——提升到重要位置。兄长，即与父亲同名的德尔马提乌斯被立为恺撒，弟弟汉尼拔里安努斯（Hannibalianus）被任命为本都国王，还和他的堂姐妹、皇帝的女儿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成婚。在额外获得了“万王之王”称号——无耻地抄袭了波斯人的封号——之后，他和自己的新婚妻子一同管理本都这块在黑海南岸延伸开来、多雨多山的荒芜土地。

两位年轻人的提升让执政的恺撒多达五人，君士坦丁与福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早已被提升为恺撒，其中幼子君士坦斯（Constans）在两年前被立为恺撒，而那时的他只有十岁。皇帝似乎是有意如此，想要通过增加恺撒的数量来削弱恺撒的权威。随着年龄增长，他也愈发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神授的权威，超越其他所有人，乃至他自己的家人。恺撒在其分管的帝国各行省有治权，然而他决意要表明，这一头衔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是他授予的。他一生之中从未想过任命另一位奥古斯都，而这是戴克里先的本意。

但不愿分配权力也给君士坦丁带来了巨额的工作量，近乎赫拉克勒斯的任务一般。337年年初，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病了。他整个冬季都在小亚细亚整训军队，因为波斯的年轻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公开了他夺取领土的野心，显然，战争将在不久之后开始。君士坦丁在整训时展现出的精力、体力和忍耐力在他的部下看来近乎传奇。尔后，在复活节之前不久，他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参与圣使徒教堂的竣工仪式，这座教堂几年前于城中的第四座山丘的山脊动工。 [12] 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病情严重，因此下令在那座教堂之中安排自己的陵墓；但过了复活节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才迅速而明显地恶化了。都城浴室的治疗效果不好，于是他迁到了海伦诺波利斯（为了向他母亲致敬而重建的城市），而在那里，尤西比乌斯记载称“他跪在教堂的过道上，首次在祈祷时接受了摩顶礼” [13] ，也就是正式成为一名新信徒。尔后他起程返回都城，但抵达尼科米底亚郊区时，他已经无法前进，他考虑已久的事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召集当地的主教，告知他们：

当我向神祈祷，乞求救赎时，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现在也可以获得永恒的祝福，获得救赎了。我本想在约旦河受洗礼……但上帝清楚我们应得的一切，让我在这里受洗。就在此地，不必拖延，接受主管生死的天主的意志，我的存在也将在此延续……我会就此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为他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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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之死（337）

君士坦丁大帝，在以自封的基督教主教身份行事多年之后，终于在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的主持之下受洗，结束之后，“他身着白色的皇帝礼服，光辉四射，躺在纯白的长椅之上，拒绝再度穿上紫袍”。

为什么君士坦丁要把受洗仪式拖延到临终才进行？在历史上有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而最显而易见也最有可能的解释来自吉本：

受洗的圣礼将完全彻底地赎罪，让灵魂立即恢复原有的纯洁，可以获得永恒的救赎。在改信基督的人中，很多人觉得仓促进行这个有利而又不可重复的仪式是过于鲁莽的，这意味着放弃一个永远无法再获得的无价特权。

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把受洗仪式留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并非不寻常的举措。四十三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虔诚的狄奥多西大帝也基本上是这么做的。君士坦丁本人那段话的最后一句，似乎也与这一解释相符——不过，尤西比乌斯记载的这些话究竟是君士坦丁原本所说，还是这位主教认为这是君士坦丁应该说的话，则是另一个问题了。近年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皇帝第一句话可能更具启发意义：如果他为某件渴求已久的事等待了如此之久，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有某些事情在阻挠他如此。 [14] 这一解释也是可能的，但似乎可能性较小。君士坦丁毕竟犯下了许多罪行，包括杀死了自己的妻儿，但受洗能够解除他的罪；尽管他的装束，特别是在正式场合时，足以让他思想传统的臣民们时而战栗，但年逾古稀的他，身边还有什么能阻碍他受洗的因素，这并没有得到同时代记载的证实。 [15] （后世声称他愈发倾向于同性恋，基本可以肯定是无稽之谈。）无论如何，也没有哪位教士敢拒绝皇帝提出的受洗请求。

君士坦丁统治了三十一年，是自奥古斯都之后统治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皇帝。他于337年5月22日五旬节的星期日中午逝世。安放于外盖紫布的金棺之中的遗体被运回了君士坦丁堡，而后被放置在宫中大堂的高台上，笼罩在周围高脚烛台的烛光之中，用尤西比乌斯的话说，“自创世至此，尚无任何凡人曾在如此的绝美奇观之中受人瞻仰”。而他也似乎不曾逝去，甚至约三个半月之后，宫廷典礼也依然以君士坦丁之名进行，仿佛他尚在人世一般。还没有人能确定五位年轻的恺撒之中谁应该继承皇位，人们也清楚，让皇位不必要地虚悬会带来何种风险。

在继承问题上，军方首先表态。尽管依然需要推举奥古斯都，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各地的军队却一致宣称他们只支持君士坦丁的儿子们共治。克里斯普斯已死，只剩下福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即高卢的恺撒君士坦丁二世、东方的恺撒君士坦提乌斯和意大利的恺撒君士坦斯。 [16] 君士坦提乌斯自然而然成为军方推举的人选，时年二十岁的他在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匆匆返回都城并出席葬礼。

这是个超凡的仪式，君士坦丁正希望如此。他亲自计划了葬礼的所有细节，而考虑到他对典礼和游行的热爱，前期工作很可能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葬礼的队伍由君士坦提乌斯引领，而后一队士兵结成作战阵列跟随，再之后是金棺之中的皇帝遗体，周围围绕着长枪手和重装步兵。大批人群在后面跟随。队列从圣宫一路前行，绕过大竞技场东北段来到大里程碑，而后沿着主街前进，来到距离君士坦丁城墙约四百米的位置，再向右转往近期建好的圣使徒教堂。尤西比乌斯记载称：“这座建筑（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建造得极高，自地基到屋顶都以多彩的大理石建造，作为辉煌的装饰。屋顶内侧配有精美的浮雕，上面镶有一层金。外侧的覆盖物使用黄铜而非瓦片，同样配有华美繁复的金饰，阳光照射时，即使在远处望去，光辉也同样炫目。穹顶上满是雕刻精美的花饰窗格，用黄铜与金制成。”

“同使徒”（337）

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事实上他特意选择葬在这里，带着格外狂热的信仰，他期望让自己的遗体分享使徒们的名号，而他，即使在死后，也能够分享到人们对他们的尊敬。他为此下令在教堂中建造了十二座石棺，和圣石柱一样，用于纪念十二位使徒。他的石棺则放在正中央，两侧各有六座使徒的石棺。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君士坦丁时常使用“同使徒”（Isapostolos）的称号，即“与使徒地位相当者”，弥留之际的他也实质上宣称了这一称号。在他最早产生这一想法时，他就派出特派员到东地中海各地寻找十二位使徒留下的圣物并将它们放在各位使徒的石棺之中。而他把自己的石棺放在使徒们的石棺的正中央，两边各有六位使徒的石棺，这强烈地显示了他自认为是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是救世主在人类的象征，是上帝在凡间的辅助统治者。

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安息之地，但君士坦丁不会占据这里太久。在他的都城以及帝国的许多城市，他进行的建造任务太多也太快了。这导致熟练技工严重不足，在新建筑的地基、支撑墙和扶壁上的投入也开始整体减少。圣使徒教堂尽管外表壮丽，但实际上徒有其表。在建成二十五年之后，其建筑结构就出现了危机。不久之后教堂的大金顶就濒于坍塌，而不受欢迎的牧首马其顿尼乌斯（Macedonius）下令将皇帝的遗体迁到附近的殉道者圣阿卡修斯教堂。不幸的是，对城中许多人而言这就等同于亵渎，人们拿起武器攻击牧首，爆发了严重的暴乱。按索克拉特斯的记载，暴乱中不少人伤亡，“教堂的庭院染满了血污，井中也溢满鲜血，流到附近的门廊乃至外面的大街上”。

圣使徒教堂并未如牧首所担忧的那样倒塌，它屹立了两个世纪——尽管不算安稳——直到55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进行了整体重建。而如今，十二位使徒的石棺以及其中巨大的皇帝陵寝，已荡然无存。

[1] Sozomen，Ecclesiastical History ，Ⅱ，3.

[2] 君士坦丁城墙在狄奥多西城墙内侧一英里多，这些城墙今已无存。

[3] 原词为“Roma”和“rhumē”。——译者注

[4] 若按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译法，“神圣和平教堂”（St Eirere）应当翻译为“圣伊琳妮教堂”。——译者注

[5] 雕像上三条互相交缠的青铜蛇的头部据说是在1700年，被出访奥斯曼的波兰使节团在醉酒之后砍掉的，1847年修复了其中一条铜蛇的一部分。雕像现存于考古博物馆。

[6] 君士坦丁石柱依然存留至今，但已仅剩石柱。416年的一次事故之后使用铁箍加固石柱（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在1701年再度加固）。1106年皇帝的雕像被狂风吹倒，而后在这个世纪之中柱顶的雕像换成了曼努埃尔·科穆宁（曼努埃尔一世）。这座纪念碑也曾经几度遭受严重火灾，英语中也因此通称之为“焚毁之柱”，土耳其人则称之为“铁箍之柱”。这两个名字都堪称悲凉。

[7] 据说君士坦丁授权建造了两座神庙，其一献给堤喀，另一则是大竞技场附近的狄俄斯库里兄弟（Dioscuri）神庙，即献给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也许在旧城遗存的神庙之外，另有其他的多神教神庙在这一时期建成。

[8] “一份写于建城一个世纪之后的记载之中，列举了一个学院（capitol），一个马戏团，两个剧院，八个公共浴室和一百五十三个私人浴室，五十二个门廊，五个谷仓，八个高架引水渠或蓄水池，以及四个用于元老院会议或用作法庭的大厅，十四座教堂，十四座宫殿，以及四千三百八十八间民宅。这些住宅的规模与精美程度，与平民的住宅截然不同。”（吉本，第十七章）

[9] 教堂地下室的圣海伦娜礼拜堂以及与之相通的圣格里高利礼拜堂是古宫殿的一部分。传说那里曾经是皇太后的寝宫，而此后那里就可能被用作她的私人礼拜室了。

[10] Acts，I，18.

[11] 比如“博学者”索克拉特斯就记载称，阿里乌斯方便时，正在君士坦丁集会所之中，“高傲地在城中巡游，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索克拉特斯的记载是五世纪前期完成，但他坚信这一说法，声称“这场灾难的景象在君士坦丁堡依然可见……就在石柱之间的杂物后，而过往的人依然对那里指指点点，这次异乎寻常的死亡的记忆也因此代代相传”。

[12] 为了证明君士坦丁堡是罗马的继承者，这座城市也应当在“七座山丘”之上建造，尽管把这些山丘与罗马城中的山丘一一对应起来，不仅要轻信这些解释，还要有相当的想象力。

[13] De Vita Constantini ，Ⅳ，60～71.

[14] John Holland Smith，Constantine the Great .

[15] “戴克里先所炫耀的亚洲式奢华，给君士坦丁的人格带来了平和与柔弱。他头上戴着同时代的工匠费了一番艰辛才制成的多彩假发，以及更为昂贵的新型皇冠，配有大量的珍珠宝石、衣领饰品和手镯，多彩的丝绸长袍，还极为怪异地装饰了金花，”吉本轻蔑地评论道，“这样的装扮，绝非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式的年少轻佻所能开脱的，我们实在是看不出这位年迈的君主身上有什么睿智，或者罗马老兵的淳朴。”

[16] 君士坦丁一世在给儿子起名上堪称缺少想象力，这使过去的许多史学家在研究时产生了不少混淆，对读者而言则更为苦恼。本书的读者们可以宽心的是，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一代，很快就在历史长河中结束了。

第四章 背教者尤里安（337～363）

尊敬的众神与凡人之母，分享宙斯的王座……赋予生命的女神，智慧与天道的象征，创造我们的灵魂……赐予人类以欢乐，而至高的欢乐就是了解众神，让罗马人得以洗清渎神的污秽……

——尤里安，《众神之母库伯勒颂歌》（Hymn to Cybele，Mother of the Gods ）

在老皇帝逝世后的最初几周，年轻的君士坦提乌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表现堪称完美，他在葬礼的举止也让许多显赫的市民深受触动。然而，当他的父亲被安葬在圣使徒教堂的巨大陵墓中，他和他的两位兄弟也在9月9日共同接受了给奥古斯都的欢呼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突然之间撕下了他伪装的举止温和的面具。他蓄意制造谣言，声称君士坦丁死后，有人从他握紧的拳头之中发现了一片羊皮纸，指控他的两个异母兄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和德尔马提乌斯下毒害他，要求他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

这个说法，至少看上去完全不可能，但尼科米底亚主教担保此事属实，君士坦丁堡的部队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说法。这带来了恐怖的后果。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被一路追杀到他居住的宫殿，并和他的长子一同被当场杀死，德尔马提乌斯也落得了同样的结局，他的两个儿子——恺撒德尔马提乌斯和本都国王汉尼拔里安努斯也一同被杀。君士坦丁的好友，弗拉维乌斯·奥普塔图斯（Flavius Optatus）和波皮利乌斯·尼波提安努斯（Popilius Nepotianus）分别与他的异母妹妹阿纳斯塔西亚（Anastasia）和尤特罗皮亚（Eutropia）成婚，两人都是元老院成员，也都担任过执政官，他们在这场杀戮不久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最后被清理的是禁卫军执政官阿布拉维乌斯（Ablavius），此时他的女儿奥林匹亚斯（Olympias）已经和新皇帝的弟弟君士坦斯订婚。当三位执政的奥古斯都于338年夏初，在多瑙河河畔的费米拉孔（Viminacium）会面，以分配巨大的遗产时，皇室仍然幸存的男成员，除了他们之外，就只剩下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幼子，以及尼波提安努斯与尤特罗皮亚所生的独子——应当是因为他们依然年幼才放过了他们。

君士坦丁的儿子们（340）

三人划分的分界线对帝国的和平与稳定而言极其重要，结果也足够直接。三兄弟继续控制他们此前担任恺撒时控制的地域，仅有少许调整。君士坦提乌斯获取了东方，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和埃及。他因此需要处理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之间一向微妙的关系，也要负责很可能到来的与波斯的战争。他的兄长君士坦丁二世，将继续负责管理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他的幼弟君士坦斯——尽管年仅十五岁——则获得了最广阔的统治地域，包括阿非利加、意大利、多瑙河、马其顿和色雷斯。这样的划分，理论上意味着君士坦斯将获得都城的管辖权，但他和君士坦提乌斯都无法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那里久居。339年，君士坦斯自愿将都城交给兄长，换取他的支持以对付君士坦丁二世，这一问题也就此结束了。

从他们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三位奥古斯都此后陷入争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即使如此，也有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自控的话，也许还能保证更久一些的和平。最初的问题应该来自君士坦丁。三兄弟中年龄最大的他在317年出生，刚满月就被任命为恺撒，他无法接受两位共治皇帝与自己地位等同，他不断寻找着向他们宣示权威的方法。正是因为340年，君士坦斯拒绝向他臣服，才使得君士坦丁从高卢出兵入侵意大利，企图迫使难驾驭的幼弟屈服。他的幼弟尽管年轻，却比他更聪明，在阿奎莱亚城外对率部亲征的他发起伏击。君士坦丁死于乱军之中，他的尸体随即被扔进了阿尔萨河（Alsa）。自此之后就只剩下两个奥古斯都了，而年仅十七岁的君士坦斯掌控了西部的绝对权威。 [1]

不幸的是，君士坦斯的性格并不比他尚在人世的兄长更好。罗马帝国在潘诺尼亚的管理者西斯图斯·奥勒留·维克多写下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之一——《诸恺撒记》（History of the Caesars ），他称君士坦斯“堕落得不可言状，对麾下士兵贪婪而轻蔑”。他无疑忽视了莱茵河沿岸和多瑙河上游的所有军团，它们的任务正是防卫帝国的东部边境免遭蛮族诸部无休止的侵扰，但他反而与和他同样放荡堕落的几个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俘虏一同纵情享乐。350年时军队已经濒于叛乱，同年1月18日，他麾下重要大臣之一在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今欧坦（Autun）——大摆宴席，此时的君士坦斯正出游打猎。在盛宴之中，一个信仰多神教的军官，来自不列颠的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突然披上了紫袍，同席的客人们也立即欢呼立他为帝。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君士坦斯立即逃跑，但很快就被抓住并处决了。

这个僭位者也没能存续太久。君士坦提乌斯意识到西部叛乱的潜在危险比波斯人的威胁更大，于是率一支大军出征讨伐，中途仅仅暂时停驻了一次，将堂兄弟加卢斯（Gallus）——337年屠杀的三个幸存者之一——封为东方恺撒，并让他与没能幸免的汉尼拔里安努斯的寡妻、自己的妹妹君士坦提娜成婚。351年9月，马格嫩提乌斯在穆尔萨（Mursa）——今克罗地亚的锡萨克（Sisak）——彻底战败；两年后，无法再度获取支持也无法重整败兵的他自认无路可走，挥剑自刎。然而皇帝依然觉得自己的身边存在威胁。到了354年，他怀疑加卢斯密谋推翻他——而这基本可以确定是子虚乌有——于是他下令将年轻的恺撒斩首，让不幸的君士坦提娜再度守寡。

此时的君士坦提乌斯成了帝国无可置疑的唯一统治者，然而他击败马格嫩提乌斯并不意味着他在高卢的麻烦全部结束。日耳曼人在莱茵河另一侧的联盟，因君士坦斯忽视边防以及此后的叛乱而愈发胆大妄为，制造了更多的事端。在他自己的军中也有一些较小的密谋被揭发出来。另一方面，与波斯人的战争还完全没有结束，他也无法在西部无限期地停留。尽管他极度渴望将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但355年秋，他被迫接受现实，不得不任命一位新的恺撒。

按照惯例，新恺撒要从皇帝的直系亲属中选择，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此时的他是一个哲人与学者，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乃至任何管理经验，但他机敏、严肃且勤勉，而且从来无人质疑他的忠诚。于是信使匆忙前往雅典把他带来，他正是皇帝的堂兄弟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安努斯（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时年23岁，即后世所谓的“背教者尤里安”。

尤里安的童年（355）

俗谚有云：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此前的十六个世纪中，史学家一直在试图通过研究尤里安的早年经历，来解释他古怪复杂的性格，因此有必要简短地介绍一下他的成长历程。他的父亲，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是皇帝“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狄奥多拉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而这一支皇亲在君士坦丁继位之后被迫低调行事，而且在君士坦丁把君士坦提乌斯的首任妻子，即狄奥多拉的死敌海伦娜立为奥古斯塔时，他们必须更为低调。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因此被迫把人生的前四十年几乎全部浪费在舒适但意义索然的流放生活之中，直到海伦娜逝世之后不久，君士坦丁邀请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新都城居住，而他的第三个儿子尤里安正是于332年的5月或6月，在君士坦丁堡出生。孩子的母亲，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巴西丽娜（Basilina）在生产后几周离世，而这个孩子，和两个年长他不少的异母兄长和一个异母姐姐，在父亲的或许有些遥远的慈爱之下，由一群保姆与家庭教师抚养长大。尔后，在他年仅五岁时，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被杀——他是那一场家族残杀之中的第一个被害者。

那是尤里安无法忘记的一天。他是否目睹了父亲与异母兄长的死，未见记载，我们也不知道那时他离死亡有多近——虽然也不难猜测。但这一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道伤疤，尽管这个年龄的孩子很难理解为何这一切会发生，是谁做的这一切，但长大后他就很快能明白真相。在长大之后，他此前对堂兄的尊敬化成了至死不变的憎恨。

另一方面，对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年轻的尤里安不过是个小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置他。皇帝首先把他送去尼科米底亚，让主教尤西比乌斯做他的教师，因此他得到了认真但也许有些狭隘的基督教教育，而后在尤里安十一岁时，他和兄长加卢斯被事实上流放到了马塞鲁（Macellum），古时卡帕多西亚国王的王宫。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六年，只有书籍与他们相伴，直到349年才得以返回都城。加卢斯被召回宫廷，而尤里安此时对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都有了相当丰富的了解，他则得到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准许。

接下来的六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在希腊语世界游荡，从一个哲学院前往另一个哲学院，在同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学者和雄辩者的身边求学，阅读、辩论、研讨、质疑。起初他在君士坦丁堡，从那里返回尼科米底亚，但没有去尤西比乌斯那里。吸引他前来的人足够著名——利巴尼乌斯（Libanius），著名哲学家，他坚定地反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基础，并骄傲地自称为多神教教徒。此时尤里安的神学倾向就值得怀疑了，他此前的基督教导师之一已经让他庄严宣誓绝不去听利巴尼乌斯的演讲，尤里安却自己出钱雇人把他演讲的话抄写了下来。在尼科米底亚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前往帕加马，而后转往以弗所（Ephesus），最终来到雅典。他似乎是在以弗所决定彻底放弃基督信仰，改信古时的多神教神灵，但这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无法说清具体的时间节点。无论如何，众目睽睽之下他别无选择，只能秘密改信，直到十年之后才得以公开宣誓。

尤里安在355年夏初到达雅典。到达雅典不久之后就被一名学生注意到，而他正是纳西盎（Nazianzen）的圣格里高利，他此后如此记载：

在我看来，这个颈部变形，耸肩驼背，贼眉鼠眼，走路摇晃，连通过尖鼻的呼吸都带着自大，表情荒谬，笑声紧张而失控，没完没了地点头，说话磕磕绊绊的人，绝对不可靠。 [2]

尤里安成为恺撒（355）

作为帝国基督教神学家的领袖之一，圣格里高利的这段叙述无疑存在偏见，而且他的描绘也实在不吸引人。然而即使有明显的夸大，其中也似乎有一定的可信之处，而且至少和其他的描述存在一部分的吻合。尤里安无疑相貌不佳。矮壮的他确实常年以一个奇异的角度歪着头，黑色的双眼和剑眉倒是标致，但大嘴和下陷的下唇毁了这一切。他与人相处时十分笨拙，迟疑而且极度害羞——对于长大时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同龄人的人而言倒也不算奇怪。简而言之，他完全不是皇帝应有的样子。但那时的他也完全没有当皇帝的想法。他只想留在雅典，和他的老师与书籍共同度日，而召他前往米兰觐见君士坦提乌斯的信使到来之后，他自己的记载称他前往乞求雅典娜，宁肯死去也不愿开始这性命攸关的旅程。

但他的祈祷没有奏效，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违抗。尤里安抵达米兰之后发现事态与他所担忧的完全一致。在苦闷地等待了几天之后，他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召见——他们仅于七八年之前，在马塞鲁见过一面——并就此被封为恺撒。他的长发被剪短，学者的胡须被刮去，笨拙的身体被迫塞进一件紧身的军装之中，11月6日他受到聚集起来的部队的正式欢呼承认。当他接受他们确定无疑但有些敷衍的欢呼时，他以及下面的士兵都清楚，不幸的加卢斯在不到五年之前也是如此加冕的，而此时他已经入土一年。皇帝在向军团们介绍新恺撒时，说的话还算亲切，但尤里安清楚，如果想要避免他异母兄长的结局，他必须谨慎小心，而从他在这一时期给君士坦提乌斯写下的无休止的颂词来看，我们也清楚他的意图何在。

有一个传说——事实上就是尤里安本人编造的——声称355年秋末他被派到高卢担任恺撒时，这个职位与傀儡相差无几。利巴尼乌斯此后在他的葬礼演讲上说道：“他只要还想保住这身衣服，就无权管理任何事。”甚至有说法称他是被君士坦提乌斯有意送到这里，以除掉他。这些当然是一派胡言。皇帝已经杀死一系列的亲属，如果他真想除掉尤里安——一个对他的安全不可能有什么威胁的游学者——他必然有更迅速也更万无一失的方式。［他也不可能让尤里安和自己的妹妹海伦娜（Helena）成婚，此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此外，西部需要一位恺撒也是确定无疑的。真相应当是，当尤里安自以为能够获得高卢部队的全权指挥权时，却郁闷地发现禁卫军执政官和骑兵大臣（magister equitum），即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都直接效忠于君士坦提乌斯。他确信，这是皇帝蓄意要削弱他权力的手段之一，却没有意识到那时的他还没满二十四岁，而且完全没有军事经验。

但他学得很快。是他，而不是他麾下谨慎的将军们，率领部队于356年如旋风一般从维也纳进军欧坦、特鲁瓦（Troyes）和兰斯（Rheims），而后转往梅斯（Metz），穿越孚日山脉来到科布伦茨（Coblenz），最终来到科隆，而那里在十个月之前被法兰克人占据，如今又被帝国收复。次年他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附近斩获了更大的胜利，一万三千人的军团彻底击溃了超过三万人的法兰克人大军，击杀约六千人，而己方仅有二百四十七人阵亡。接下来的两年他又获得了更多的胜利。在这十年即将结束时，帝国已经在边境地区重建统治体系，而此时在巴黎定居下来的尤里安也最终毫无争议地获取了全权指挥权。

另一方面，东部的情况却远没有这么好。君士坦提乌斯在短暂拜访了一次罗马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东部。359年，皇帝收到了波斯国王的一封信。

沙普尔、万王之王、日月的兄弟，向您致敬……

您治下的文学家们清楚，斯特李蒙河（Strymon） [3] 内侧以及马其顿地区的边境曾经由我们的祖先统治，如果我向您要求归还这所有土地，也不算是过分……但由于我乐于适可而止，只要获取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就满意了，而这些土地是靠着欺诈从我的祖父手中抢走的。

我向您发出警告，如果我的使节空手而归，在冬季结束之后，我就会亲率所有军队，在战场上与您交锋。

君士坦提乌斯完全无意把任何一块存在争议的土地割让给沙普尔，然而他也清楚自己面临着继位之后的最大危机。360年1月，他派一名保民官（tribune）前往巴黎，要求派一支大军前去支援东方的部队，四个由高卢人或法兰克人组成的、忠于帝国的辅助部队必须立即起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其他部队也必须各提供三百人。恺撒和他麾下的部队都对皇帝的这一命令深感惊恐。尤里安可能要因此失去其麾下的一半部队，他此前更是向高卢的部队许诺称他们绝不会被派去东部。他们清楚，如果同意出征，就很可能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了。这些人将会陷入贫困，而当蛮族大军发现边界几乎无人守卫，再度大举侵入帝国边境时，他们将被轻易掳走。

巴黎兵变（360）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春季，巴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得知。按尤里安自己的记述——出自一年后他给雅典人送去的一封信——他决定执行皇帝的命令，即使他本人并不支持。他将所有涉及的部队召集到巴黎，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并劝他们接受既成事实，强调在胜利之后就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丰厚的回报。为使他们顺从，他还许诺公费把他们的家人与他们一同运到东部。但军团士兵们的愤怒已经被一份无名氏所写、在他们之间传播的小册子煽动起来，上面辱骂君士坦提乌斯，声称他不配当皇帝，因而士兵们拒绝出征。到傍晚时，尤里安发现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为要公开兵变，即使那时——他还请求所有的神灵见证——他也不清楚麾下士兵们心中究竟在想什么，是立自己为奥古斯都，还是把自己剁成肉酱？

在日落时分，当急需休息的尤里安来到宫中一个高处的寝宫准备就寝时，一个战栗不已的总管前来报告，称大军已经往宫中开进。尤里安如此写道：

尔后，我望向窗外，向宙斯祈祷。随着外面的喊叫声越来越大，喧嚣传入了宫殿，我祈求神灵指引，而他也指引了我，要我屈服于军队的要求，不要反对他们。但即使那时我也并不情愿，而是尽我所能坚持己见，拒绝接受帝号与冠冕。但鉴于我一人无法控制众人，神灵更是以他们的意愿瓦解了我的决心，于是大约在第三个小时，有士兵或者什么人给了我一件衣领饰物， [4] 我就把它戴在了头上，随后返回宫中。神知道，我的心中是哀怨的。

尤里安的抗议是不是有点过分？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密谋试图推翻君士坦提乌斯，也没有迹象显示他的忠诚有过动摇，直到那个致命的增援命令让他根本无法保持忠诚。但在高卢这四年半的时光之中，他学到了勇气与自信，也第一次产生了政治野心。此时，他似乎开始相信，他本人是神选之人，以恢复帝国的传统宗教信仰，而他在得到了——至少自以为得到了——宙斯的指引之后，他也不太可能继续拒绝接受冠冕了。

唯一的问题是那时根本没有冠冕。基本可以肯定身为皇帝卫兵的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那时身在巴黎，也许亲眼见证了许多事情。他此后记载称士兵们本来打算用尤里安妻子的项链为他加冕，但他拒绝了，声称妇女的饰品不合适，于是他们建议拿马的额饰当冠冕，而他也拒绝了。最后一名旗手把自己的大金链——他所任职务的象征——拿了下来，戴到了尤里安的头上。

挑战书，无论是否自愿，都已经发出。落子无悔，覆水难收。

尤里安东进（361）

尤里安并不急于向东进军。东方距离太远，而且他完全无法确定这一路上驻守的帝国驻军有多少人会保持忠诚。如果他们继续效忠君士坦提乌斯，他的前路就会被封锁，而且很可能会被断后路。他决定等待机会，给他的堂兄送去一封信，告知他这里发生的一切，并提出双方进行某种妥协。

使节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今开塞利（Kaiseri）］发现了君士坦提乌斯，讽刺的是，此时的他正在软禁少年时的尤里安六年之久的马塞鲁宫中。收到信后的他陷入狂怒，使节们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此时的他在东方分身乏术，公开举措只能是对尤里安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然而他的秘密手段则是鼓动蛮族各部继续在莱茵河沿岸发动侵袭。他至少可以借此困住他的对手，阻止他率兵东进。这一计划短期比较成功，而在这一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尤里安都必须在边境主持防务。10月末他向南转往维也纳，在11月6日他庆祝自己就任恺撒五周年，阿米安努斯称他戴着“华贵的冠冕，上面镶满了宝石，尽管他掌权之初戴着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王冠，仿佛公共竞赛的主持者一般”。

次年春季，莱茵河河畔的袭扰愈发严重，而后阿勒曼尼人的首领受当地的罗马指挥官邀请前来赴宴，而后——基本可以确定奉尤里安的命令——在他刚刚跨入东道主的门槛时就被逮捕，这个背信弃义的插曲就此终结了袭扰。但在那时，两位皇帝之间的谈判已经明显破裂，君士坦提乌斯趁与波斯的战争暂时平息，准备对他的堂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记载称尤里安此时依然完全不清楚自己的最佳应对手段是什么：是尽可能寻求多瑙河沿岸驻防部队的支持，在半路上迎击他；还是在自己的腹地高卢以逸待劳，在能保证得到部队支持的地方等待他前来。他再度向神灵祈祷寻求指引，据称他再度得到了神灵的允诺。他停下来向战争女神贝罗娜献了一头公牛，而后在维也纳集结大军向东进军。

现在的莱茵河不可能完全无人防守。更重要的是，如果说高卢军队拒绝离开家乡的事并非完全捏造的话，必然有一些部队不愿跟随皇帝出征。尤里安因此只有约两万三千人的作战部队，相比君士坦提乌斯能够动用的部队，实在是少得可怜。为了隐藏这一差距，夸大自己的部队规模，他就此兵分三路。一万人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而后沿今天的克罗地亚进军；一支规模相当的部队则同时穿过莱提亚（Raetia）和诺里库姆（Noricum），这一地区大约是今天的瑞士和蒂罗尔（Tyrol）。最终，一支三千人的精锐部队在尤里安本人的率领之下穿越黑森林南部，来到乌尔姆（Ulm）附近的多瑙河上游，在那里登船并顺流而下。三支部队将在萨瓦河河畔的西尔米乌姆会合，那里位于贝尔格莱德以西约二十英里处。

尤里安的分遣队理所当然先抵达了。缺乏耐心的皇帝不肯静候，率军南进抵达内索斯，并决定在这里驻军越冬并巩固力量。他在那里停留了三四周之后，突然有信使从君士坦丁堡前来报告：君士坦提乌斯逝世了。尤里安已经被东部的大军立为皇帝。争夺大权的战争几乎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信使声称，君士坦提乌斯是在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今曼比季（Mambij），位于叙利亚北部］极不情愿地决定进军与他的对手决战。他返回安条克，而后准备走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七百英里路途时，在路旁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他立即认定这是凶兆。当他抵达塔苏斯（Tarsus）时他开始发低烧，但他拒绝停止进军，又进军了一两英里，来到了一个名叫莫普苏克伦内（Mopsucrenae）的小村庄。之后他就无法再继续进军了，361年11月3日，他就在那里病逝，享年四十四岁。在这场致命的疾病之前他一直很健康。

对尤里安而言，这是神在指引他的又一个证据。然而无论那时还是此后，他都没有显露出解脱或欢喜的情绪。他仓促赶往君士坦丁堡，以便在他前任的遗体返回都城时出席。在遗体返回当天，他要求全城更衣哀悼，本人则来到码头亲自监管棺材运送。此后他亲自引领送葬队伍前往圣使徒教堂，厚颜无耻地流着泪——不过在我们看来，也很可能是真心的——送谋杀他父亲的人、他一生的死敌下葬。典礼结束之后，他才开始继续管理帝国。

而他再未进入任何基督教教堂。

尤里安改革（361）

在尤里安继承皇位几天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所有人就意识到新君主的统治与旧君主截然不同。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卡尔西顿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新皇帝以滥用职权的罪名，审判君士坦提乌斯的主要大臣和顾问。一些人无罪开释，其他人则被限期流放或者被软禁，但有几人被处死，包括君士坦提乌斯令人厌恶的情报网的两名主管——绰号就很险恶的“铁链”保罗（Paul the Chain）和他的同僚阿珀德米乌斯（Apodemius），两人被活埋。更值得同情的是乌尔苏鲁斯（Ursulus），他是尤里安麾下的显赫官员，担任财政大臣，尽管此后被调往东部，他仍然没有表露出对尤里安的不忠。然而几年之前，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围攻阿米达（Amida）时，他不明智地诽谤了帝国的军事效率，致使东部的将军们无法原谅他。尤里安本人竭力避免出席法庭，但身为皇帝的他如果出面干涉，就能够解救自己的老朋友。令他的许多仰慕者失望的是，他没有这么做。

在宫中，肃清行动似乎更为明显。从戴克里先时代开始，皇帝就与臣民越来越疏远，身边的卫队规模倒是每年在不断增大。皇帝在远离平民的宫殿中居住，宫中充斥着越来越多死板的礼仪，只有高阶官僚才能面见他——还要没完没了地跪拜。利巴尼乌斯此后在尤里安的葬礼上如此说道：

（皇宫中）有数以千计的厨师，数量相当的理发师，以及更多的管家。那里有大批的听差，宦官比春天羊群中的苍蝇还多，各种各样的声响没完没了。对懒散的暴食者而言这里是最好的庇护所，只要他们能够成为皇宫中的随从。递上一个金币就能迅速保证他们被征募了。 [5]

尤里安抵达之后的肃清行动迅速而彻底。数以千计的总管、马夫、理发师和护卫被全部解散，不给他们任何的遣散费，最终皇帝只留下了足以满足他一个人的需求的人员骨干（他的妻子海伦娜已经离世）。他对食物与饮品兴趣索然，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完全不在意生活舒适与否。

类似的激进改革也在政府与管理机构之中进行，通常是在恢复共和国时代的习俗。比如，元老院的权力大为增加，尤里安时常亲自出席元老院，并为表示尊敬而步行前往。税收体制也得到了合理的改革，帝国内部的交通联络手段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公共驿站（cursus publicus），保证有充足的马、骡和牛用于政府官员的公务出行和官方货物运输。这个曾经高效运转的运输系统，在君士坦提乌斯时代落入了目无法纪的管理者手中，他们的牲畜劳累不堪且营养不良，利巴尼乌斯记载称：“绝大多数的牲畜刚一被解开挽具就倒地死去了，甚至连缰绳都没解开就已经死去。” [6]

尤里安的宗教观点（362）

但任何一个强势的领导者，在继承了一个虚弱而腐败的国家之后，都可能使用这些手段。尤里安与拜占庭城中的所有皇帝不同的是，他坚信多神教并为此奉献了一生。在他担任恺撒的时候，他必须在口头上坚持基督教信仰，至少在361年4月，还有记载提到他在维也纳出席复活节的弥撒。但他内心对基督教信仰的抵触也一直是公开的秘密。他在内索斯得知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之后，便撕下了伪装。他以公开的多神教教徒身份，来到圣使徒教堂出席前任皇帝的葬礼。他在与神灵进行了一番商讨之后，发布法令，坚信能够彻底消除基督教，并在整个罗马帝国重新建立起对古神的崇拜。

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进行迫害。迫害会产生殉道者，殉道者反而会促进基督教教会的扩张。他首先废止了关闭多神教神庙、查抄其财产并禁止进行献祭的法令。在随之而来的宗教宽容风气之中，他赦免了所有因支持阿里乌斯派而被君士坦提乌斯流放的、正统派的基督教教士。正统派和阿里乌斯派再度开始对抗，而他确信，正如阿米安努斯所说：“他从自身的经历中发现，没有任何一种野兽对人类的凶狠，可以与基督教教派对其他教派的凶狠相比。” [7] 而后基督徒发现他们自己信仰的谬误，并再度信仰他们本不该背弃的古神，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样的想法确实过于简单，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颇为幼稚且不可行的。然而尤里安是罗马皇帝、希腊哲学家与神秘主义者的独特结合。身为皇帝，他清楚帝国问题重重。帝国已经无法和两个世纪以前，即安东尼的黄金时代那样运作。军队已经丧失当年战无不胜之名，只能勉强保证边境大多数时间的和平。政府苦于多元主义和腐败，效率低下。古罗马人的美德——理智、责任、荣誉与正直都已经不复存在。皇帝们，特别是他之前的那几位，都沉湎于酒色、骄奢、淫逸，生活在幻想与放纵之中，与真实世界脱节。尽管他们在绝对必要时，或许仍能够率部出征，但他们更愿意瘫倒在宫中，在宫女宦官的簇拥之下生活。

这一切明显都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作为哲学家的尤里安不会听之任之，他决心寻找衰败的真正原因。在笃信宗教的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会凭着本能为世间的问题寻求精神上的解释，因此他认定这一系列的重要问题都源自同一个事物：基督教。在他看来，这一信仰与旧日的美德相悖，强调一系列无能柔弱的品质，比如温柔、恭顺和“把另一面也转向他人”。最恶劣的是，它鼓吹灾难性的教条，宣称人们能自由而轻易地赦免罪恶。在362年12月为农神时节写下的古怪小作《恺撒论》（The Caesars ）中，尤里安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声称耶稣（和那些不能自制者在一起时）所说的是：“让所有通奸者，所有谋杀犯，所有渎神者，所有无赖都来到我的身边，不要害怕，因为我能用这水把他立刻洗净。即使他再度犯罪，只要拍拍胸脯打打头，我就能再洗净他一次。”

简而言之，基督教阉割了帝国，夺取了帝国的力量与雄风，以无能的道德代替，而造成的后果在各地都很明显。和其他地点和时代的比较往往存在危险，然而尤里安对四世纪基督教的态度，和保守的老顽固们看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与“权力归花”运动 [8] 支持者时的态度，应当相差无几。

但保守的老顽固们大多不是神秘主义者，尤里安却是。他热爱哲学与神学辩论，对宗教的态度往往停留于情感而非思辨。他在自己短暂的统治时期从来不肯放过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到市集进行公开演讲，凭一时热血写下长篇大论，散发传单攻击他认为思维错误的同时代思想家。这些事让他的许多臣民，无论是多神教教徒还是基督徒，都深感惊讶。拿起笔时，他便愤怒而疯狂地工作，速度近乎难以置信。他写下的《众神之母库伯勒颂歌》总共有一万七千词，据称是一夜之间写成的。不幸的是，这篇文章的质量也确实不怎么样。尤里安文风散漫，不受拘束而且诡异放纵——这些都是他谴责的错误，他在日常生活中绝不会犯这些错误。这种风格可能是从他所仰慕的一些思维糊涂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而他们的作品完全无法与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相比。但这无关紧要。他坚信他写作时是受神灵指引的。神永远与他同在，驱动着他的唇舌，指引着他的笔触，永远都会给他鼓励或者警告，让他走上正道并寻找到真理。也许，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哪怕只是一个闪念，而他也不会认为旧日的宗教已经不可能再盛行。

然而他似乎并不急于这么做。362年夏季，尤里安迁都安条克，为次年对波斯的远征进行准备。当他率军穿越小亚细亚腹地，不到六周即走过七百英里的路途时，他注意到基督徒们已经克服起初因担心皇帝可能再度开始迫害而产生的畏惧，再度安居下来，完全没有打个你死我活的意思；而多神教教徒们——他们信仰的多样性一直以来都是无边无际的，从农民们原始的泛灵论到新柏拉图主义学者发展出来的神秘主义学派均在其列——也没有变得比君士坦丁时代更为强大，或者更具凝聚力。（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可能完全不参与宗教活动，或者说更多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保留信仰，而非在精神上笃信神灵。）尤里安徒劳地从一座神庙来到另一座神庙，亲自主持一次又一次献祭，直到他的臣民给他起了“屠户”的绰号。他徒劳地想要以基督教为蓝本建立一套组织体系，将多神教教徒们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建造救济院和孤儿院，甚至是修道院和修女院，以击败基督徒们。他得到的回应是坚定而压倒性的冷淡。在悔恨之中，尤里安给当地的居民讲述了他前往达夫内（Daphne）——安条克富裕的郊区——参加一年一度的阿波罗庆典时的故事。

我从宙斯卡索斯（Kasios）的神庙匆匆赶去那里，相信在达夫内我应乐于看到你们的富裕与公共精神。而那时的我，就和看到梦中景象的人一样，出现在庆典之中，观看以牲畜献祭，为神奠酒，合唱赞颂神的歌曲，处于熏香之中，观看你们城中的年轻人聚集在神所辖的地域，他们的灵魂怀有敬意，他们的身体穿着白衣。但当我进入神庙时，我既没有看到熏香，也没有看到大麦点心，更没有献祭的牲畜……当我询问城中人为一年一度的献祭提供了什么祭品时，祭司回答道：“我从家中带来了一只鹅，但城中人直到现在也没有做任何准备。” [9]

反基督教的立法（362）

如果无法激励多神教教徒，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基督徒施压。362年6月17日，尤里安发布了一条敕令，尽管第一眼看上去无害，但实质上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打击。法令宣布，对所有学院的教师而言最重要的品质无疑是道德品质。这意味着，所有的教师在教授他人之前必须获得城市议会的批准，皇帝本人因此可以影响批准的结果。在一段阐释性的通知中，尤里安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基督徒不可以教授古典作家的作品——而这一时期的各学院中，所有的课程都有基督徒教师——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所需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们教授的内容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必须在职业与信仰之中放弃其一。

这份敕令在同时代的基督徒作家看来，是尤里安对教会犯下的最凶残的罪行。即使在他的时代，同为多神教教徒的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也认为它“应当被抛弃于永久的沉默之中”。敕令的影响也远超学术界。基督徒们聚集起来进行抗议。此后，尤里安发现达夫内的阿波罗神庙辖区被基督教殉道者玷污（讽刺的是，这正是尤里安的兄长加卢斯下的命令），他下令将遗骨发掘出来并迁走，而这引起了暴乱，一些示威者在之后的示威中被逮捕。他们此后被释放了，但其中至少有一人受了刑。10月26日，整座神庙都被暴动者焚毁。尤里安立即进行报复，关闭了安条克的基督教大教堂，没收了其中所有的金器。

紧张情绪迅速升温。新的事件接踵而来，随着事态升级，不止一个热血的年轻基督徒寻求殉道，也最终成功。此时确实没有德西乌斯（Decius）或戴克里先时代的全面迫害，但尤里安在情感上的稳定性都不如这两人，他完全能够在认为有必要时开始这样的迫害。363年3月5日，他率领约九万人向东出征，对基督徒们而言这确实是个神佑的日子，因为他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泰西封之战（363）

与波斯的战争完全不算新鲜事了。此前两个半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两个大帝国在它们的共同边界上战争不断，时而还侵入对方领土腹地攻击。298年，伽列里乌斯战胜纳尔西斯国王，理论上保证了四十年的和平；但在363年，纳尔西斯的第二个继承者沙普尔二世决定出兵复仇。沙普尔此时五十四岁，一生都占据着波斯的王位——在医学意义上其实还更久一些，毕竟他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还未出生即被加冕的君主。吉本有一段无可辩驳的论述。

霍尔木兹（Hormouz）的妻子在她丈夫逝世时依然怀有身孕，而孩子性别尚不能确定，当时的形势激起了野心勃勃的萨珊家族王公们的希望。内战的危险最终被贤者们（Magi）的许诺解除，他们声称霍尔木兹的寡妻腹中的孩子是男孩，她也能够顺利生产。顺从于这一迷信的波斯人便毫不迟疑地进行了他的加冕典礼。太后躺在放置在王宫中央的床上，冠冕被放置在了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未来的继承人可能所在的位置之上，人们也随即向他们看不到也摸不着的新君主俯首称臣。

对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幸运的是在四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之中，当他在高卢忙于平息马格嫩提乌斯的叛乱，并进行后续的军事行动时，沙普尔也忙于处理其他地方的事务。然而在他其余的统治时期，无论是四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还是之后，这位波斯国王都在不断加重他的紧张情绪。紧张情绪在359年达到了高潮，沙普尔在漫长的围攻之后夺取了阿米达的重要堡垒，即今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Diyarbekir），那里控制着底格里斯河的源头与从东方进入小亚细亚的道路，沙普尔随即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建立起一个极具威胁性的强大军事基地。因此，罗马帝国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以免事态严重失控。而尤里安自以为在追随庞培、图拉真、塞维鲁的脚步，甚至有可能自以为他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化身，他急于获取同样的荣耀。

他首先率部向东，抵达贝罗亚（Beroea），即今阿勒颇（Aleppo），在这里的卫城向宙斯献祭了一头白牛。在赫拉波利斯他稍转向北，渡过幼发拉底河，穿越今土耳其-叙利亚的边境——可能是为了在卡莱（Carrhae），即今哈兰（Harran）的大月神庙再度献祭。随后他顺流进军，首先沿布利克河（Belikh）进军，抵达拉卡（Raqqa），而后沿幼发拉底河进军，一路抵达巴格达以南，那里距离底格里斯河仅有三十英里，部队也控制了两者之间相通的几条水路之一。就此，在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围攻战和袭扰战，没有遭遇任何真正的困难后，尤里安已经抵达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可以看到波斯都城泰西封（Ctesiphon）的城墙了。 [10]

然而在河对岸，在城墙与河流之间，一支波斯大军已经集结起来并做好战斗准备，而罗马军官提及其中除普通的骑兵之外，还有一批大象——大象一向是有力的武器，不仅因为罗马人没有与它们作战的经验，也因为它们的气味会惊吓马匹使其恐慌。即使如此，尤里安依然下令率军渡河。第一次尝试登陆被击退了，但第二次全军尝试登陆取得了成功，双方随即开战。令双方都大为惊讶的是，罗马人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据在场并参战的阿米安努斯的记载，有两千五百名波斯人被杀，而罗马人仅有七十人阵亡。

那一天是5月29日。但仅仅一天之后，形势就毫无预兆地急转直下。怀疑与忧虑在罗马人的军营之中传播开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对泰西封的围攻就终止了——即使那时还几乎没开始——军队只想要撤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尤里安辩护的人往往宣称这是波斯人的诡计，欺骗他焚毁了自己规模可观的内河舰队——尽管在他溯河而上撤军时此举究竟有无帮助还是个问题。但是最可能的解释——来自阿米安努斯的说法，他应当知道内情——是皇帝最终认清了现实的军事形势：泰西封根本无法攻破，沙普尔的主力军正在迅速赶来，而且其规模比他刚刚击败的那支部队要大得多。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尽管刚刚获胜，罗马军队的士气却是颇危险的低落。波斯人在周边地区实行了焦土政策，导致军中食物短缺；河流严重涨水，军队所到之处泥泞不堪；暑热严酷，足以致命；苍蝇更是极多，以阿米安努斯的说法，堪称遮天蔽日。尤里安依然想要向波斯腹地进军，但他的将军们拒绝听命。即使他们同意，他们也无法说服麾下的士兵。6月16日，他们开始撤军。

在波斯骑兵持续不断、无休止的袭扰之下，大军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向西北方向跋涉。尔后，在6月26日，当他们从萨迈拉（Samarra）到达河流下游不远处时，突然遭到了大规模的进攻。可怕的战象再度出战，天空之中再度密布箭矢与长枪。尤里安来不及穿好胸甲就匆忙投入战争，高喊着鼓励他的部下。但正当战局开始逆转，波斯人开始撤退时，一支长枪突然从侧面击中了他。他试图把它拔出来，反而割伤了右手的肌腱。与此同时，他身边的人把他救起，带到了营帐之中。长枪最终从他的肝部取出，但已经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他在午夜之前不治逝世。 [11]

尤里安的悲剧（363）

尤里安享年三十一岁，仅仅当了一年零七个半月的皇帝。作为皇帝，他是失败的。他根本没能制定任何延续下来的法令，将时间与精力浪费在恢复阐释拙劣而濒于消亡的旧宗教上，为此进行无望且不切实际的尝试，并破坏为帝国提供长达千年的凝聚力的新宗教。他在臣民之中完全不受欢迎，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多神教教徒均如此，他们厌恶他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与无休止的布道。他也在那次远征中几乎让帝国的全部军队和他一同陷于毁灭，即使这场远征组织出色，却因为缺少清晰的计划以及足够明确的目标，以近乎灾难的方式结束。

然而，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八十八位皇帝之中，尤里安是引起后世最多想象的一位，从四世纪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到二十世纪的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都在讨论他，即使君士坦丁大帝也不能与他相比。中世纪的记述者们将他描绘为恶魔、蛇蝎，乃至敌基督；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他又被描绘为悲情的英雄；到了十八世纪，他又被当作“哲学王”的范例，是理智与启蒙的使徒；而在浪漫主义者们眼中，尤里安是他们最喜欢的角色：门外汉、叛逆者，高贵勇敢而终要失败。浪漫主义者们给他添加了一系列的情史，在史籍中却可疑地未见记述，他们的阐释也许才最接近事实。

尤里安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他错误的政策或者过早死亡，而是他以丝毫之差没能成为在许多意义上都应当成为的伟大君主。几乎没有哪位君主和他一样拥有如此多的杰出品质：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深厚，精力充沛且勤奋，在作战时无一例外展现出的勇敢与领导能力，公共生活中与私人生活中的正直与清廉，不受任何物欲的腐蚀，愿意为帝国以及他的神灵们奉献一切。可悲的是，他也存在两个缺陷，使他无法完成任何持久的成就。第一个缺陷是宗教上的狂热，这影响了他的决断，并夺走了他对轻重缓急的本能认识，而这对任何成功的统治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缺陷是判断不够敏锐，思维不够清晰。后一个特质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也最终妨碍了他对波斯的远征。这一特质很可能是前一个特质的产物：尤里安时常古怪地犹豫不决。我们看到的记载中他一次又一次向神灵寻求指引，而那时的他本应该自行决断。另一方面，在他决定开始行动之后，这一弱点又给了他颇不寻常的自信，即使其中的错误已经尽人皆知，他也依然勇往直前。

如果他能活得久一些，尤里安也许能克服这两个缺陷，成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但他没能活下来。他以最典型的方式，勇敢而不应时地离开了人世，只给世界留下一段无法消除的回忆：一个杰出却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青年，想要改变世界，却以失败告终。他的天资、品行与宏图大志，统统付诸流水了。

[1] 君士坦斯于343年出访不列颠，而他也是最后一个到过不列颠的罗马皇帝。

[2] St Gregory Nazianzen，Orations ，V，23.

[3] 即现在的斯特鲁马河（Struma）。

[4] 详见下文。

[5] Oration ⅩⅧ，130.

[6] Oration ⅩⅧ，143.

[7] 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Ⅻ，ⅴ，4.

[8] “Flower Power”，美国的反越战运动。——译者注

[9] Misopogon ，361～362.

[10] 位于巴格达东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如今只剩下壮观的废墟。

[11] 传说中，尤里安掬起一捧从自己的伤口处流出的鲜血，轻声说道：“汝胜了，加利利人！”（Vicisti Galilaee！）据说他是被他处决的基督徒军官圣墨丘利乌斯（St Mercurius）杀的，圣母为此将他暂时复活——同时代的圣巴西尔（St Basil）证实了这一神迹，他在梦中拜访这位殉道者的坟墓时发现了染血的长枪。

第五章 绝境之中（363～395）

一个人若是能尝到泉中的活水，又会渴求什么呢？王国？权势？财富？若是清楚在这世上，即使国王的情况也是如此困窘，帝国纷乱动荡，人生短促，还要遭受奴役，就会明白，自己无法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要受他人的摆布。

——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使徒书信》（Epistles ），ⅹⅺⅹ，18

在尤里安死后，罗马军队发现他们不但没有了皇帝，也没有了指挥官——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后者更为危险，于是他们于次日清晨聚集起来推举其继承人。他们首先推举了东方禁卫军执政官萨勒斯提乌斯·塞昆都斯（Sallustius Secundus），但他坚决推辞，声称自己年龄太大、身体虚弱。尔后一小批士兵开始高喊约维安（Jovian）的名字，他是皇帝卫队的指挥官。约维安时年三十二岁，是直率亲和的军人，很受部下欢迎，而另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是个基督徒，尽管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他广为人知的对酒色的贪恋。但他称不上显赫，显然不是能当上皇帝的人。为什么会有人推举他依然是个谜团，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全军都开始高呼他的名字，阿米安努斯对此也颇为惊讶（基本可以肯定他也是此事的亲历者），他坚称这一切是误会，绝大多数在场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喊“尤里安”而不是“约维安”，以为他们的皇帝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健康并要重新执掌大权。直到高大而微驼背的约维安来到他们面前接受欢呼时，“他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得流泪哀悼”。

就这样，在一个全无气度的新领袖的率领下，悲哀而疲惫的罗马人再度开始沿底格里斯河东岸撤退。波斯人依然在持续不断地袭扰，他们从一个逃兵那里得知了尤里安的死讯，企图趁罗马军队陷入混乱时突袭。但几天之后，他们发现罗马人在竭力避免正面交战。7月初，当罗马军队在沙普尔的竭力阻挠之下强渡了该河之后，沙普尔决定和谈。和约的条款极其羞辱，但约维安还是接受了。随后的和约定下了三十年的和平，并将戴克里先时代征服的五个边界行省和十八个重要的堡垒割让给波斯，包括两个要塞尼斯比斯［Nisibis，今努赛宾（Nusaybin）］和森加拉［Singara，今辛贾尔（Sinjar）］。罗马人更许诺不会协助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尔沙克（Arsaces）反抗波斯人的进攻，而这等同于放弃他们对该国的全部权利要求。

约维安的统治以灾难开始。阿米安努斯愤怒地评论道：“我们宁肯进行十场大战，也不肯不战即割让任何一座堡垒。”军中必然有不少人热切地与他持相同的意见。他还指出，既然和谈的地点距离罗马帝国的领土仅有一百英里，大军应当可以轻易返回安全地域，不必屈膝投降，但约维安只想尽快安全返回家中，以巩固他刚刚获得的皇位。这一指责无论正确与否——必须提及，一支在荒原之中面对敌军频繁的袭击，而且食物已经严重短缺的部队，走完一百英里也并不容易——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约维安在割让了这一切之后，也许至少能够要求波斯国王提供足够的补给品，以保证他的部下安然返回帝国领土。但这一要求，无论是否提出过，都没能实现。在接下来的行军之中，大军要从底格里斯河穿越哈特拉（Hatra）来到尼斯比斯，他们必须穿越七十英里长的严酷沙漠，其间他们被迫杀掉骆驼和驮运的骡子求生，即使如此他们也只能勉强存活。抵达尼斯比斯后，皇帝拒绝进入他刚刚献出的城市，宁愿率部在城外扎营。第二天，当沙普尔的代表抵达，准备升起波斯人的旗帜时，他下令全城人口立即离开，不允许任何一个罗马公民留下来迎接征服者。居民们徒劳地乞求留下来，愿意自行防守他们的城市，但约维安不肯撕毁条约。阿米安努斯声情并茂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全城都陷入了哀鸣与号哭，城中的所有位置都只能听见哭声。妇女们被扯着头发强行拖出她们出生、成长的家，母亲找不到孩子，妻子找不到丈夫，她们抱着门柱，抓着门槛，泪流成河，不愿被赶出她们生活至今的地方。

所有道路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在勉强前行，许多人带着他们能带得走的细软，大量昂贵的家具则因为无法搬动而被迫抛弃。

约维安暴毙（364）

在尼斯比斯，用香料保存的尤里安遗体——士兵们将遗体从他阵亡的地方一路运到了此地——被交给了他的老朋友也是远亲的普罗柯比乌斯（Procopius），据说此人被尤里安秘密任命为自己的继任者。普罗柯比乌斯主持在塔苏斯安葬遗体的仪式，而那里是尤里安本打算在凯旋之后修建宫廷的地方。约维安则率领大军抵达安条克，神圣的拉布兰旗再度和君士坦丁及其儿子们在位时一样飘扬起来。抵达之后，他立即发布法令宣布宗教宽容，完全恢复基督徒在帝国各地的权利和特权。他本人支持正统的尼西亚派，而非此前君士坦提乌斯支持的阿里乌斯派，他对亚历山大年迈的阿塔纳修斯——此前被尤里安解职的他返回了自己的治所——展现的尊敬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阿塔纳修斯也在新皇帝加冕之后立即前往安条克祝贺。得到了杰出的老牧首的保证，约维安无疑大受鼓舞，自以为重新恢复正信就能保证持久且和平的统治。约维安在10月中旬离开安条克，率军轻松穿过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他得到了其所到之处各个城镇的居民（大多为基督徒）的热情欢呼，直到安凯拉。364年1月1日，他任命自己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瓦罗尼安努斯（Varronianus）为执政官。而这个孩子在就职典礼之上震耳欲聋的号哭，尽管阿塔纳修斯下了保证，依然让在场的迷信者们担忧这是凶兆。

他们的担忧也不算多此一举。一些天后，364年2月16日，在他率军走到约在安凯拉与尼西亚中间的位置，来到小镇达达斯塔纳（Dadastana）时，人们发现他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吉本写道：“在一些人看来，他是死于消化不良，或者是因为他当晚喝的酒过多，或者是因为他当晚吃的蘑菇有问题。按其他人的说法，他是在睡梦之中因木炭的烟窒息而死的，因为新涂抹的石灰墙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怀疑是谋杀。

瓦伦提尼安与瓦伦斯（373）

选择约维安为皇帝意味着基督教重新成为帝国的官方信仰，但这也标志着其他的事情：一个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王朝的终结。“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的男性后代此时已经全部去世，皇冠再度成了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最高奖赏。而事态改变的最清晰象征正是在约维安逝世约十天之后，军方一致推举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为继承者。这位新皇帝乍一看似乎更不适合穿上紫袍。他举止笨拙，近乎文盲而且脾气火爆，难以自控。他是潘诺尼亚一名制绳匠人的儿子，而后从行伍之中一路被提升至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最高指挥官。和他的父亲一样，瓦伦提尼安不想掩盖自己的农民出身，但时年四十二岁的他依然体格健壮、外表威严，甚至可以说是冷峻。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出色的军人，尽管在发怒时会展露出难以言喻的残忍。在他即位之后，人们向他施压，要他推举共治皇帝，他拒绝仓促决定，直到大军最终在3月28日返回君士坦丁堡时，他才认命他的弟弟瓦伦斯（Valens）为共治皇帝——而这令许多人不满。

这是个古怪的选择。瓦伦斯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外表也近乎怪诞：罗圈腿、大肚子并且严重斜视。他比他的兄长年轻七岁，完全没有兄长的勇气或坚韧，也基本没什么军事能力，只有残忍这一点与他相差无几。然而他正是瓦伦提尼安想要的共治者：一个忠实的副手，承认其兄长的优势地位，不会引发任何麻烦或争议。皇帝颇令人惊讶地宣称，让瓦伦斯管理东部，瓦伦提尼安本人则到米兰管理帝国西部。

人们难免怀疑，如果他预见到了他兄弟在一年之后要面对的巨大危机，他会不会互换两人的治所，自己来到君士坦丁堡呢？365年初春，瓦伦斯出发前往叙利亚，因为虽然两年前签订了和约，与波斯帝国的边境上却又有麻烦出现了。然而几天之后瓦伦斯就被召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得知皇帝尤里安的同辈远亲、负责安葬他遗体的普罗柯比乌斯发动了叛乱。他企图激起人们对君士坦丁家族的忠诚，并宣称自己是家族的一员——尽管这一说法并不怎么令人信服。普罗柯比乌斯借此迅速获得了都城部队的支持，比提尼亚和色雷斯的驻军也随之倒戈。瓦伦斯陷入恐慌，他逃到了安凯拉，而当得知他的兄长与高卢的蛮族诸部正在作战，无法派遣援军时，更是陷入了绝望。瓦伦提尼安对请求援军一事给出了一段颇符合他性格的回复：“普罗柯比乌斯仅仅是我兄弟和我本人的敌人，而阿勒曼尼人是整个罗马世界的敌人。”

对两位皇帝而言，幸运的是，这个叛乱者很快就做了过火的事，激怒了几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尽管他们此前宣称支持他，如今却转而支持瓦伦斯。他们的倒戈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倒戈，叛乱在5月末结束了。普罗柯比乌斯在色雷斯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即今普罗夫迪夫（Plovdiv）被逮捕，而后被斩首，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被送去高卢的瓦伦提尼安处。与此同时，瓦伦斯则对那些不忠的人，即使是暂时动摇的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报复，下令在叛乱波及的各地实施大范围的酷刑、流放，乃至死刑和火刑。而这在他的臣民之中激起的恐惧与怨恨，是他在第二年靠免除四分之一的税收也无法消除的。

接下来的十年间，两位皇帝几乎完全忙于处理各自的难题：瓦伦斯起初在多瑙河沿岸前线与哥特诸部作战，建造堡垒并安排驻军，在371年终于得以率部东进，而此时的沙普尔已经俘虏阿尔沙克国王，逼他自杀，并使亚美尼亚沦为波斯的附庸国；瓦伦提尼安则在应对蛮族对高卢的反复侵袭，367年之后还要面对不列颠的剧变，即皮克特人与苏格兰人的入侵。忙于欧陆事务的他把后一个危机交给麾下最优秀的将军之一狄奥多西（Theodosius）处理，而他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于370年让该岛恢复宁静祥和，给岛上一代多人带来了更多和平。直到三年后，皇帝才平定了高卢，然而新的问题几乎立即出现。原本遵纪守法、相安无事的夸迪（Quadi）部族，他们来自潘诺尼亚，住在多瑙河的对岸，他们不满帝国在他们一侧的河岸边修建堡垒，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相信罗马人是近期谋杀他们国王的凶手。他们出于愤怒侵入帝国领土，在边境地区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而后派出使节觐见瓦伦提尼安，解释他们如此做的原因，并声称罗马人是真正的侵略者。

表面上，夸迪人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在瓦伦提尼安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放肆之举，是对罗马的冒犯。在使节发言时他的愤怒就难以遏制，他一向红润的脸颊颜色越来越深，乃至发紫，直到突然之间他向前摔倒在地，中风发作。他于375年11月17日在瓦莱里亚（Valeria）的布雷戈提奥（Bregetio）逝世。在他十一年的统治生涯里，他尽心竭力为帝国的利益奋斗，更为帝国的完整而劳心劳力，他在这一点上胜过了大多数的皇帝。身为正统派基督徒，他对那些和自己坚信的尼西亚派信仰相悖的人保持了宽容，比如，他拒绝替换那些依然在职的阿里乌斯派主教们。身为统治者，他建造了学校、医院，在法律问题上保持公平而不偏袒。尽管他的刑罚往往过重，乃至可谓残酷，但至少也都是施加于罪犯而非无辜者身上。即使如此，他的冷酷苛刻没有为他带来多少臣民的爱戴，也没有多少人因他逝世而心痛。

蛮族进攻（378）

早在367年，一场重病使瓦伦提尼安开始为继承人问题而担忧，他说服了部下，立他七岁大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为共治皇帝。但弥留之际的他清楚格拉提安在特里尔，瓦伦斯则在更远的安条克，便把自己在第二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四岁的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叫来，立他为皇帝，与异母兄长共治。而他逝世之后，帝国理论上有三个统治者管理帝国，一个是全然缺少智慧与判断力的、畸形的中年虐待狂；一个是快乐的少年，时年十六岁；还有一个刚离开摇篮不久的孩子。帝国的未来如今被交到了他们三人手中，而那时的帝国正处于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一。瓦伦提尼安死后仅一年，帝国就要迎战一支比帝国此前遭遇的所有敌人都要强大的新的入侵者：匈人（Huns）。

如今我们通常会认为所有这些在四世纪至五世纪，向南、向西侵入欧洲的蛮族都是大同小异的，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哥特人已经是相对文明的部族，大多数族人是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尽管他们的西支，即西哥特人，依然由各部族的首领统治，但东哥特人已经将其部落发展为统一且兴盛的王国。另一方面，匈人则更为野蛮，他们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大规模异教徒游牧部族，无法无天，从中亚草原一路席卷到欧洲，毁灭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376年，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愤怒对哥特人发起突袭。东哥特国王伊尔马纳里克（Ermanaric）几次勇敢地迎战，但最终阵亡了，他的继承者不久之后也在一场同样无望的战斗中战死。东哥特人的抵抗就此终结。尽管西哥特人中一位受族人尊敬的年长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尽可能集结起同族，悄然撤退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群山之中，但大多数的哥特人还是向瓦伦斯请求进入帝国境内躲避，到色雷斯的平原居住。

他们的请求被批准了，皇帝对当地的官员下达明确指示，为来到新土地上定居的难民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可悲的是，他的指示被无视了。在色雷斯卫队长 [1] 卢皮西努斯（Lupicinus）的带领下，当地的主管官员把这些移民的到来视作中饱私囊的机会，夺走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任他们陷入饥饿。377年夏季，这些绝望的移民决定发起反抗，他们集体前往帝国的下默西亚行省首府马尔西安堡（Marcianople），那里位于今保加利亚的港口城市瓦尔纳（Varna）内陆方向约二十英里处。他们要求面见卢皮西努斯，而他拒绝接见他们。一两天之后他集结起部队准备教训他们，结果被彻底击败，仅以身免。几天之后，色雷斯地区的全部哥特人拿起了武器，与西哥特人，乃至匈人联合起来，全力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

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季，即使东部与西部的皇帝都派来了大批支援部队，也未能取胜。最终，在378年春，格拉提安将尽快率军前来支援的许诺传来，深受鼓舞的瓦伦斯也亲率大军进入巴尔干。他在亚得里亚堡西北方向的马里查河（Maritsa）击败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哥特人部队，随即向菲利普波利斯进军，准备迎接他的侄子，但敌军试图切断他返回都城道路的消息迫使他率军返回。回到亚得里亚堡之后，他收到了格拉提安的信，要他暂缓正面决战，等待援军抵达。但援军距离遥远，而哥特人的部队规模很小——按照最可信的记载，仅有约一万人。他麾下的将军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建议立即进攻，瓦伦斯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也是最后一个错误。随后在378年8月9日展开的一战，罗马人一败涂地。皇帝本人中箭身亡，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副手图拉真（Trajan）也一同被杀，参战的罗马军队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歼灭。

现在只能靠只有十九岁的格拉提安挽救局面了。尽管他此前于2月在阿尔萨斯（Alsace）的阿根塔里亚（Argentaria）与另一个蛮族部族，即兰提恩斯部（Lentienses）作战时取得了大胜，但他本人仍然无法离开帝国西部，于是他派狄奥多西率军支援，而他正是十年前在不列颠大获全胜的狄奥多西的儿子。不幸的是，376年，他的父亲牵涉到某一次宫廷阴谋而被瓦伦斯处决，他的儿子也就此返回了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的私宅中隐居。此时的他欣然遵从皇帝的征召，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展现了自己的领导能力，而格拉提安也在379年1月将他立为共治皇帝。在帖撒罗尼迦部署了指挥部之后，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全力恢复色雷斯的秩序，获取哥特人的信任，大批哥特人也被征召进了罗马军团。

然而必须提及，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付出了代价的。哥特人获取了完全的自治权，完全免税，而且服兵役时，无论他们是作为签订契约的仆从军，即“契约军团”（foederati），还是直接效忠于皇帝，都能获取格外高的薪水。这随即增加了财政压力，而不能免税的普通公民则要为此分摊更多的税收。这也引发了对所有蛮族的持续怨恨，以及对军中强大而危险的日耳曼人力量的畏惧。另一方面，如果付出这些代价之后就能维持东帝国，狄奥多西还是愿意如此的。380年夏季，靠着他平静且耐心的外交手段，哥特人欣然安居，色雷斯也再度处于和平之中。11月24日，他正式进入君士坦丁堡，并在381年1月11日欢迎年迈的阿塔纳里克来到都城，他亲自来到城外迎接，并陪同他到供他居住的宫殿。来到这座壮丽城市后的兴奋以及供他享受的奢华娱乐，并不是这位老人的身体所能承受的，他在两周之后亡故，但依然获得了风光大葬，皇帝本人也亲自随送葬的队伍直至墓地。皇帝对他们的老首领如此体贴，哥特人因此大为满意，决定和他长期和解。罗马人也对新协议颇为满意。宫廷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说道：“现在冲突产生的伤口已经愈合，罗马最勇敢的敌人就此成为他们最可信也最忠诚的朋友。”

反对格拉提安的叛乱（383）

格拉提安将狄奥多西立为皇帝也许是因为他为帝国带来了最长期的利益。然而，讽刺的是，他的生命也终结在383年，即与哥特人最终签订和约的那一年。很少有比他更有希望的皇帝，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心一直保持着虔诚与纯洁。作为虔诚的尼西亚派信徒，他是第一位拒绝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称号与徽号的皇帝。在罗马，他清除了尤里安重新放置在元老院之中的祭坛与胜利女神雕像，并把维斯塔（Vesta）神庙的大笔财富没收充公，赶走了贞女祭司。但他对宗教之外的事也有兴趣。他的家庭教师奥索尼乌斯（Ausonius）自豪地称他拥有“黄金头脑”（mens aurea）；他阅读甚广，也粗通诗文——如果记载属实的话。他还是个杰出的运动员和出色的骑手，他的狩猎技巧——同样来自奥索尼乌斯的记载——神乎其神，能够一箭射死一头狮子。最后，他在战场上总是鼓舞人心的领袖。然而，在二十四岁时，他已经愈发懒惰，打猎时的追逐、观看竞技时的兴奋，占去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更危险的是，他不再隐匿自己对军中蛮族部队的偏爱（特别是他的私人卫队，高大的金发阿兰人），他公开挪用本该给罗马人战友的钱财来供养他们，而这增加了罗马士兵的怨恨。当帝国在不列颠的将军之一，马格努斯·克莱门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Clemens Maximus）突然被士兵立为奥古斯都时，怨恨情绪就此变为公开对立。几天之后他率部在高卢登陆，与格拉提安的部队在巴黎城外交锋。在几次无法决定战局的小规模战斗之后，皇帝本可以战胜，但他的摩尔骑兵突然出乎预料地叛变到了马克西姆斯麾下。他逃离了战场，但不久之后就在里昂被俘虏，而在那里，得到了保证安全许诺的他，依然在8月25日与俘虏他的人饮宴时被谋害了。

在君士坦丁堡收到这一消息的狄奥多西惊恐不已。然而此时的他无能为力。波斯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ir Ⅱ）在四年前继承了自己兄长沙普尔的王位，近期又被他的侄子沙普尔三世（Shapur Ⅲ）推翻，必须谨慎应对这一充满未知可能性的事件；与此同时，匈人依然在北方边境制造事端。皇帝没有时间对马克西姆斯发动长时间的惩戒远征，只得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位僭位者，西部的大多数行省也是如此。

唯一例外的是意大利。那里格拉提安的共治皇帝，时年十二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仓促地把宫廷从西尔米乌姆迁出，在米兰维持着不那么稳固的权威——主要由他来自西西里的母亲、可畏的查士提娜（Justina）管理， [2] 指引他们的则是能力更强的主教安布罗斯，他曾在383～384年的冬季亲自来到特里尔，试图与马克西姆斯达成和解。小皇帝的生活不可能充满欢乐，他处于狂热信仰阿里乌斯派的母亲的阴影之下，她因主教对自己儿子的影响日益增加而担忧，并不断密谋陷害他。安布罗斯——他毫不迟疑地在记述中把她比作妖妇耶洗别（Jezebel）和希罗底（Herodias）——则全力应对，挫败了她的每一次阴谋。他唯一的失败之处是，没能让这个孩子戒除来自他母亲的异端信仰，而在查士提娜死后，他再试图劝说瓦伦提尼安接受尼西亚派的信仰，就为时已晚了，马克西姆斯也就此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出兵借口。

387年，这位僭位者以为帝国消除异端污染的名义，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查士提娜和瓦伦提尼安逃走了，他们首先逃到阿奎莱亚，而后转往帖撒罗尼迦，狄奥多西也在那里加入他们。此前一年，东部皇帝的日子相当艰难。1月时他就必须处理安条克的严重骚乱，当地居民反对为进行他的“十周年庆典”而征收的特别税收，他们发动暴乱，摧毁公共浴室，并砸烂了他本人和他家人的雕像。当地的管理者反应过激，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导致许多妇孺伤亡，而当时在场的“金口”约翰（Chrysostom）生动地记述了这次灾难。当皇帝派出的特使最终成功恢复秩序时，已是复活节了；这座亚洲最荣耀的城市之一也得到了皇帝的宽恕，恢复了旧有的特权。之后就要处理与波斯人的老问题了。新国王派出使节带着大量礼品——还包括大象——觐见皇帝，宣告自己即位的消息，但在接下来的外交谈判中他提出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强硬诉求。在387年最终分割了亚美尼亚之后，帝国仅仅控制了亚美尼亚的五分之一的土地，余下的土地则被沙普尔吞并。

马克西姆斯战败（389）

然而这至少能够保证和平。对马克西姆斯计划已久的远征终于可能实现了。狄奥多西与瓦伦提尼安和查士提娜在帖撒罗尼迦越冬，积极备战。查士提娜的女儿加拉（Galla）也在近期成了狄奥多西的第二任妻子，查士提娜就此成了他的岳母。 [3] 直到388年6月他才准备完毕，与瓦伦提尼安一同进军；开拔之后他迅速行动，穿越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山地（其间还挫败了一起刺杀他的阴谋），最终与马克西姆斯在萨瓦河河畔的西西亚（Siscia），即今锡萨克遭遇。尽管在漫长的行军之后疲惫不堪，他的部队依然全副武装跳进河中，涉水抵达对岸击退了叛军。随后又进行了几次战斗；此后的征战就基本上是追击战了，马克西姆斯最终被迫在阿奎莱亚宣布投降。被带到狄奥多西面前时，他声称他在夺取皇位之时得到了狄奥多西的支持。皇帝似乎一度想要饶恕他的这位旧同僚。但士兵们在他说话之前就把囚犯拖走了，他们清楚狄奥多西宽厚仁慈，不想让他借机逃脱。

任命法兰克军官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为高卢的卫队长，即高卢的实际管理者之后，狄奥多西和瓦伦提尼安在米兰越冬；次年和狄奥多西四岁大的儿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一同前往罗马，389年6月13日伴着庄严的仪式正式入城。年长皇帝的许多削弱多神教的举措使他不受城中老派人士的欢迎，但他的平易近人与非凡气度仍使他得到了这一个多世纪的皇帝们都不曾有过的支持。两位奥古斯都之后返回米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那一年狄奥多西和安布罗斯进行了著名的对决，这也成了他们一生中最著名的事——尽管未必应当。

两人冲突的起因是一个两人都不在场的事件：帖撒罗尼迦的帝国驻军指挥官被谋杀。多年以来，当地居民对士兵居住在民宅之中多有不满，他们认为，之前的罗马人士兵就已经足够麻烦，如今新来的蛮族则更是恶劣得多。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的驻军指挥官，名叫波特里克（Botheric）的哥特人，无视了他们的抗议，将城中最受欢迎的驾战车者逮捕，指控他行为不端。突然之间，暴民不约而同地对驻军指挥部发起了攻击，一路冲进去将波特里克当场砍死。当消息传到米兰的狄奥多西那里时，他大发雷霆。安布罗斯恳求他不要因为少数人的犯罪而对大众施加报复，却徒劳无功。他下令城中驻军毫不留情地使用任何手段自行恢复合宜的秩序。不久之后他后悔并要撤销这一命令，但为时已晚。士兵们已经接到命令，并且迫不及待地遵从。他们故意等待城中人到城中的竞技场观看比赛，而后他们发出信号，以失控的暴戾对他们发起进攻，入夜时已造成七千人死亡。

帖撒罗尼迦大屠杀的消息迅速在帝国传播开来，而我们可以确定各地的人都深信不疑。三年前安条克发生的类似动乱远没有此事恶劣。而且无论如何，安条克事件的责任在于当地的管理者，但这场屠杀的责任则在皇帝身上。身为皇帝的他因仁慈公正闻名，这样的罪责不可能被忽视，安布罗斯显然更不会忽视。

必须强调的是，此时的安布罗斯是基督教教会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教士，他的影响力甚至比罗马教皇都要大，这不仅因为米兰作为政治之都意义重大，也因为他本人背景特殊。他出身于罗马贵族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之一，是高卢的禁卫军执政官的儿子，他本人也曾经在利古里亚（Liguria）和埃米利亚（Aemilia）担任行政官（consularis），此前从未打算就任神职。然而前一任主教，阿里乌斯派的奥克森提乌斯（Auxentius）于374年亡故，城中的正统派和阿里乌斯派就继任人选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而身为该城管理者的他必须进行仲裁。直到事态的发展证明，只有他一人能够同样为双方所接受，他才不情愿地同意提名自己。在一周之内他完成了从俗世人、低阶僧侣、神父一直到主教的转变。

就任之后，安布罗斯打算继续工作下去，他将私人财产全部分给穷人并开始严格的禁欲生活。最初得知波特里克被杀时，他竭力请求狄奥多西以调和手段处理，劝说失败后他没有去面见皇帝，而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给皇帝送去一封亲笔信，告诉他，尽管他此前一直受人尊敬，但他在公开认罪之前，必须停止出席圣餐礼。

狄奥多西悔过（391）

狄奥多西最终臣服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真心悔过，而不只是把它当作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恰当，也很不符合他的性格。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被身边的随从武官们说服了。当他摘掉皇冠身着粗衣来到米兰大教堂，承认自己的罪恶并谦卑地祈求宽恕时，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他灵魂的极大解脱。但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影响。这是基督教世界的转折点，管理福音书的人第一次宣称对世俗事务拥有管辖权，而基督教的统治者也是第一次公开臣服于教会的判决、谴责与处罚，认定其权威高于自己。

两位皇帝在391年年初离开米兰，狄奥多西返回了君士坦丁堡，瓦伦提尼安则前往高卢接受权力转移，那里由法兰克人阿尔博加斯特以卫队长之职暂时管理。然而在他抵达维也纳时，情况很快明朗起来，阿尔博加斯特无意履行职责，不肯把大权交出。他反而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统治，完全无视了皇帝，甚至在重要问题上都不象征性地进行请示。决心履行权威的瓦伦提尼安给了这个法兰克人一份书面命令，要他立即辞职。阿尔博加斯特看了一小会儿，然后缓慢而轻蔑地将命令撕成了碎片。双方就此宣战，几天之后，392年5月15日，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帝死在了自己的住所。虽然难以令人信服，但同时代人依然宣称他是自杀，没有证明这一记载属于伪造的结论性证据。瓦伦提尼安可能是在绝望之中自杀的，他明白即使自己不自行了断，也一定会被人杀死。安布罗斯随后在葬礼演讲中也没有暗示谋杀的可能性，唯一可疑之处是大主教向悲伤不已的公主们保证，他们兄长的灵魂能够立即升入天堂，而依据基督教教义，自杀的人是不可能升入天堂的。 [4]

阿尔博加斯特不是罗马人，而且应提及，他是个多神教教徒。他清楚自己不能自立为帝，但他乐于成为掌控皇权的人。他随即任命他的亲信欧根尼乌斯（Eugenius）为奥古斯都。他是中年的基督徒语法学家，曾经担任帝国财政部主管。欧根尼乌斯不太可能对这样的荣誉感兴趣，但他也无力拒绝。他们随即派出使节觐见狄奥多西，告知他妻舅不幸身亡，同时告知他们一致推举欧根尼乌斯为继承者。但狄奥多西不会接受。指定新的共治皇帝的权力属于他，也只属于他一个人。九年前接见马克西姆斯派来的类似使团时，他是迫于无奈才虚与委蛇的（而且之后他还是出兵讨伐了马克西姆斯）。而此时他实力更强，清楚至少从目前来看，东方和北方的边境都是安定的。他给出了言辞闪烁的答复，而后开始准备出兵。

整个393年，准备工作都在继续，尽管安布罗斯全力反对，阿尔博加斯特还是迫使他们承认了他在意大利扶植的傀儡。他主要的支持者是罗马和其他古城的多神教教徒，他们虽然知道欧根尼乌斯是基督徒，但愿意接受一个宣称广泛宗教容忍，并许诺重建古圣坛的皇帝。同年年中，罗马经历了整体的多神教复兴，新建立的神庙笼罩在献祭的烟云之中，而年迈的占卜师焦急地观看着依然在蠕动的祭品的内脏。花环庆典的游行队列再度穿越大街，妇人、少女与老人被那些花神节（Floralia）、牧神节（Lupercalia）和农神节的狂热参与者吓得不轻。于是，在394年初夏，狄奥多西再度进军讨伐僭位者时，他清楚自己不但在宣示主权，也在为信仰而战。他有充足的实力取胜，除了罗马军团，他的部队中还有两万名哥特人，他们大多由自己的首领率领，包括一位杰出的年轻领袖——阿拉里克（Alaric）。他任命汪达尔人（Vandal）斯提里科（Stilicho）担任副指挥官，此人近期已与他的侄女塞琳娜（Serena）成婚。虽然他对这一战的结果可能充满信心，他的心中却颇为沉重：他心爱的第二任妻子加拉在他出征前夜撒手人寰，死因可能是难产。她是他一生的挚爱，在他们共同度过的几年之中，他如同田园诗所描写的那般快乐。幸运的是，他们已经生下一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为加拉·普拉西狄亚。他对这个女儿颇为溺爱。她的故事将在此后具体讨论。

弗里吉杜斯之战（393）

阿尔博加斯特和欧根尼乌斯的部队在7月下旬离开伦巴第（Lombardy）时，其规模与皇帝的军队基本相当。欧根尼乌斯有特别的烦扰，因为在伪帝抵达之前已经离开米兰的安布罗斯公开谴责他为背弃信仰者，要求当地的教士拒绝为他和他的基督徒追随者们分发圣餐。当他们离开该城市，阿尔博加斯特发誓在凯旋后将把马拴到大堂之中，而另一个同样意为反抗的举动是大军出征时没有使用基督徒皇帝应当使用的拉布兰旗，而是使用了“不败的赫拉克勒斯”的粗糙画像。

两军在9月5日于的里雅斯特以北伊松佐河（Isonzo）的支流遭遇，那条小河当时名叫弗里吉杜斯河（Frigidus），如今则被称为维帕瓦河（Wipbach）或维帕科河（Vipacco）。第一天的战斗以惨败告终，哥特人至少半数被杀，余下的部队仓促撤走。但次日上午开战之初情况则有利得多，阿尔博加斯特派出一支规模可观的部队，本打算切断皇帝的退路，此时这支部队却在收取贿赂之后倒戈了。战斗随即在有利于皇帝的情况下展开，上帝的庇佑也再度在战场上展现出来。一阵暴风雨突然从东方袭来，带来如飓风一般的狂风，狄奥多西与他的部下背对着这股风，阿尔博加斯特和欧根尼乌斯的部下则在烟尘之中睁不开眼，甚至难以站立，根本无法投枪放箭。上帝仿佛完全与他们对立。疲惫不堪且士气低落的他们很快投降了。欧根尼乌斯趴在皇帝的脚下乞求怜悯，但仍被斩首；阿尔博加斯特逃出了战场，在山中游荡了几天之后，他最终决定以古罗马的方式了断，拔剑自刎。

胜利的狄奥多西继续向米兰前进，抵达之后他立即宽恕欧根尼乌斯所有在世的支持者。他开始考虑继承人问题。瓦伦提尼安没有成婚，没有子女，帝国只能由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分享，兄长阿卡狄乌斯（Arcadius）管理西部，幼弟霍诺里乌斯管理东部。此时两人都在君士坦丁堡，但霍诺里乌斯接到了立即前往米兰的命令。当皇帝的信使把信件送达时，已是隆冬时节，在1月中旬，这位十岁大的皇子才在他的堂姐，即斯提里科的妻子塞琳娜的护送之下穿越积雪来到米兰。抵达之后，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身患重病。看到儿子时，狄奥多西打起了精神，他甚至出席了在竞技场上为庆贺这个孩子安全到达而举行的比赛的开幕式。然而比赛还未结束，他就病倒了。在次日即395年1月17日夜间，五十岁的他逝世。用香料保存的遗体，在宫中主殿的紫色棺材中停放了四十天，而后于2月25日被运往大教堂，在那里为他举行弥撒，主教安布罗斯亲自在他的葬礼上演讲，演讲文稿存世至今。而后，送葬队伍才在严密的护送之下走上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漫长旅途。

狄奥多西的伟大（395）

狄奥多西的统治，从表面上看并不引人注目。他没有完成任何大规模的征服行动，没有进行任何激进或造成深远影响的改革。在他掌控大权的那些年，他从未动用自己的支配权，给帝国打上任何烙印——而尤里安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就做到了这一点。恰恰相反，他保持着平静，谨慎得几乎有些过分，而且完全不炫耀。阅读这段对他一生的简短总结的读者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他究竟是否应当得到“大帝”这个称号，他又为什么被称为“大帝”。然而，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也许需要先自问另一个问题：如果在亚得里亚堡之战之后，那个攸关生死的时刻，年轻的格拉提安没有把狄奥多西从西班牙的家中征召出来，没有把东方交给他，帝国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设想之中，会有其他的领袖人物出现，拥有同样出色的军事能力与外交能力，能够解决哥特人的问题，并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让哥特人从死敌变为和平乃至可贵的帝国公民。但这可能性不大，而如此平稳、顺利且切实地完成这一任务，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这样的领袖没能出现，整个帝国东部很可能全部沦丧，被一个复活的哥特王国吞并，这一变化对历史带来的影响则是无法推测的。至少，哥特人能够在东部成为类似阿勒曼尼人之于西部的势力，成为帝国安全的长期威胁，不断消耗帝国的人力，阻挠帝国的进步，阻碍皇帝和他的军队前往其他地方处理事务——而哥特人很快将兴起如此风浪。

这是狄奥多西为帝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遗产。在前文的叙述之中，我们仅仅讨论了他率军出征，以及拜访米兰与罗马。很容易被遗忘的是，他在执政的十六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他无休止地为保证政府效率与维持宗教正统这两个问题而奋斗。在民法方面，他一次次展现了对最卑贱的臣民的考虑，而这在四世纪的统治者之中实属罕见。其他的王公，又有谁会给被判死刑、囚禁或流放的罪犯三十天的时间安排他们身边的事情呢？又有谁规定，无论父亲犯了什么罪，他俗世之中的财产也都要留给孩子呢？又有谁会保证国家收购农夫的收获时定价不得低于市场价格呢？

在宗教问题上，早在380年2月，狄奥多西在即位十三个月之后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那时的他仍在帖撒罗尼迦。记载提及他当时生了重病，自以为即将死去，接受了洗礼。也许是此事激励了他，他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时就在该月的最后一天颁布敕令，宣称只有那些坚信三位一体的人（即《尼西亚信经》的内容）才能够被认定为“公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Catholic”这个定义首次出现。敕令还提及：“我们都认定其他所有人是疯狂与愚蠢的，我们认定他们要背上不光彩的异端之名，而不得擅自称他们的非法宗教聚会为教会。他们将先受到上帝的报复，之后受到我们权威的打击，我们遵从神意。”次年，这一敕令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召开，约一百五十名来自色雷斯、埃及和小亚细亚的主教在圣伊琳妮教堂集会，正式谴责阿里乌斯派及其支持者为异端，此外还宣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将升格为第二位，仅次于罗马。此时，阿里乌斯派被明确禁止在城市中集会，他们所有的教堂建筑要交给正统派。至于多神教教徒，他们也发现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开始强硬。385年，他加强了反对献祭的现有法律；391年，他禁止了罗马与埃及的所有非基督教庆典；392年，他禁止了整个帝国所有的多神教崇拜，无论是公开崇拜还是私下信仰。

对其他宗教和教派的愈发排斥，在这些年中并没有为狄奥多西赢得美名。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他在自己的统治之中，时时刻刻都在竭力保证帝国强大且统一，以应对蛮族的威胁。而在那些焦虑的岁月之中，当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犹如今天的政治一般重要时，这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决定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即使如此，狄奥多西也并未打算改变他臣民的信仰：他们从未被要求改变或放弃信仰。他也没有进行迫害。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时而极度暴戾，尽管他试图控制情绪，但也时常无法自控，说出令他后悔不已的话，做出让他遗憾终身的事。但在他怒气消散之后，他会立刻道歉，免除或减轻惩罚，尽快进行补救，必要时甚至还会公开认罪。

他应当得到这个头衔吗？按照君士坦丁或查士丁尼的标准而言他或许确实称不上伟大。即使他称不上伟大，至少也极接近于伟大了；如果他的执政时间能和他们一样长，他的功绩也能够和他们等同了。他甚至可能拯救西帝国。唯一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是：罗马帝国下一位可与他相提并论的统治者，要等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才会出现。

[1] 原文将罗马帝国的官职“Comes”写作“Count”，实际上这一武官官职既不世袭也无封地。由于这一官职源自皇帝的卫士，因此译为“卫队长”，下同。——译者注

[2] 佐西姆斯（ⅳ，19，43）声称查士提娜是篡位者马格嫩提乌斯的妻子，而后嫁给了瓦伦提尼安。这确实可能，但可能性极小。

[3] 佐西姆斯（ⅳ，44）认定狄奥多西起初不愿与马克西姆斯作战，然而查士提娜清楚他妻子近期去世，而他又无法抗拒美女，就派加拉去恳求他。他记载称皇帝不但被说服，还迷恋上了她，结果加拉不但保证了皇帝出兵，也安排了自己的婚姻。

[4] Ambrose，De Obitu Valentiniani；Opera ，Vol.ⅶ.

第六章 罗马陷落（395～410）

从西方传来了恐怖的流言。罗马被占领了，城中的公民们被迫用金钱赎买自己的性命，但他们失去了全部的财产之后就立即被再度围攻，已经失去财产的他们此时又要失去生命。我口述这些时依然抽泣不止。曾经征服世界的城市，如今被征服了……这座城在倒在剑下之前，先倒在饥饿之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活到被俘虏的时刻。饥荒迅速沦为我不忍讲述的境况，他们开始自相残杀，母亲甚至连怀抱中的婴儿都不放过……

——圣哲罗姆（Letter cxxvii，12）

狄奥多西大帝是在帝国西部瓦解之前，最后一个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死后西帝国便陷入了八十年的持续衰退，遭受日耳曼人和其他部族的侵袭。他们步步紧逼，直到那位讽刺地被称为“小奥古斯都”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最终臣服于一位蛮族国王。在帝国的废墟之上，诞生了混合条顿文化与拉丁文化的国家，其中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与旧日的秩序关系甚微：他们的法律、语言和机构，是在北方与东方传来的新影响之下成形的。曾经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凝聚力消失了，他们四散进军，各谋生路。但东帝国的情况与西帝国截然相反，得以存活。起初，出于各种原因——五世纪的东帝国出了许多无能的统治者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其发展较慢，然而东方的势头逐渐胜过了西方，也就此发展出独立的东方性格。拉丁语不断让位给希腊语，知识世界不断地让位给宗教世界，然而古典的传统没有断绝。拜占庭帝国与其说是继承了古典时代的遗产，倒不如说是古典时代的延续。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在不止一位近年的史学家看来，中世纪就开始于395年1月17日，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

当狄奥多西逝世时，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还没满十八岁，而霍诺里乌斯，前文已经提及，年仅十岁。因此照顾两人的任务就落在了狄奥多西的侄女婿斯提里科身上，他是皇帝家族之中最可信赖的男性成员。斯提里科的机会也就此到来。有关他的早年生涯记载极少，仅有的记载是他是一名汪达尔人首领的儿子，在瓦伦斯麾下忠实战斗，但地位并不显赫。他曾经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前往波斯与沙普尔三世谈判。他应当是在那时得到了狄奥多西的注意，几个月之后便得以和皇帝的侄女塞琳娜成婚。塞琳娜不但被皇帝收为养女，也格外受皇帝宠爱，据说只有她能在皇帝暴怒之下、无人敢接近时上前安抚。

诗人克劳迪安（Claudian）近乎偶像崇拜般地仰慕斯提里科，他称这位高大英俊的汪达尔青年过早地发色灰白，不怒自威，街上的人会本能地为他让路。尽管拥有这些优势，还刚刚与皇室联姻，但他依然没有受到同时代史学家的太多关注，直到弗里吉杜斯之战。在这一战中，他展现出的英勇使他得以成为意大利的军务大臣（magister militum）。担任这一职务的他，尽管理论上要协助两位年轻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主要负责协助西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远在君士坦丁堡的阿卡狄乌斯身边的权臣则远没有这么理想，这个人是最强势也最危险的禁卫军执政官鲁菲努斯（Rufinus）。

几乎可以肯定，五年前在米兰，鲁菲努斯挑唆了狄奥多西在帖撒罗尼迦的屠杀。他原本是来自阿基坦（Aquitaine）的法学家，相貌英俊过人，然而他与斯提里科不同，刚刚步入中年就被提升到此时的显赫职位。他步入如此高位，与其说是靠军事或外交才能，倒不如说是靠极度机敏与不择手段的投机。他的贪婪与腐败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他自然也获取了大笔财富，而且在不断增加。他最大的特点是野心勃勃，他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皇位。

即使对精力充沛且有主见的年轻皇帝而言，鲁菲努斯这样的人也依然危险，而悲哀的是，阿卡狄乌斯这两个特质都不具备。矮小黝黑的他说话与行动均颇为缓慢，眼皮下垂，仿佛随时都会睡着一般。事实上，他比外表所展露的还要愚蠢，他的个性也和他的智力一样弱。第一眼看到他时，人们根本无法相信他就是狄奥多西的儿子。仅靠着一个因素，他才得以免于成为鲁菲努斯手下的无脑傀儡：寝宫总管（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 [1] 施加的影响。这位总管名叫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是一位年迈的宦官。这个光头黄面又满是皱纹的老人，外貌比他的君主还不讨喜。他在此前的生涯中，虽然堪称杰出，却也不讨喜，起初是娈童，而后为妓院拉客。这些经历，对于在皇室内廷之中担任要职的人而言，理论上算是长处。但他和鲁菲努斯——他自然厌恶此人——有着同样的机敏、不择手段与野心，他也想控制皇帝，为此他决意竭尽所能阻挠他的敌人。

阿卡狄乌斯成婚（395）

他清楚，鲁菲努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阿卡狄乌斯。当他成为皇室家族的一员之后，他距离皇位就不远了，而尤特罗皮乌斯也将很难幸存。这位宦官的唯一希望在于找到另一个让皇帝喜爱的人选。因而他不顾皇帝后代的问题，找来了一个年轻美貌的法兰克人女孩。她在君士坦丁堡成长，久经世故之后将她古怪的蛮族名改为更合宜的希腊名欧多西亚（Eudoxia）。利用鲁菲努斯短暂离开，前往安条克监督处决一位显赫官员的时间，他把她引进了宫中，在这方面经验纯熟的他很快激起了皇帝的兴趣。当禁卫军执政官返回都城时，阿卡狄乌斯和欧多西亚已经订婚。然而一向狡猾的尤特罗皮乌斯没有公开新娘的身份。佐西姆斯欣然记载了一个丰富多彩但未必可信的故事。在婚礼的上午，一批朝廷的官员穿过街巷前去迎接她。急于目睹新皇后的人群聚集在鲁菲努斯的住宅之外，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迎亲队伍根本没有在他的家门前停下，而是在欧多西亚那朴素得多的住宅门前停下。不久之后，穿上婚礼盛装的她便被带到宫中，面见她的新郎。

阿拉里克在希腊（396）

婚礼于395年4月27日进行，几乎与此同时，帝国境内的哥特人再度叛乱。此时他们推举二十五岁的首领阿拉里克为领袖，他意识到东帝国的部队大多陪同狄奥多西进入西部，而且此时依然停留在米兰，因此东帝国几乎毫无防备。这个机会实在是不容错过，于是他假装因任命斯提里科，而不是在弗里吉杜斯之战中功劳更大的自己担任军务大臣而愤怒，几周之后便和他的追随者在默西亚（Moesia）和色雷斯大肆破坏，并进军到距离君士坦丁堡城墙不远的地方。他在那里调转方向——可能是收了鲁菲努斯的贿赂，记载提及鲁菲努斯曾化装成哥特人几次来到阿拉里克的军营之中，而且他在邻近地区的地产也可疑地安然无恙——向西前往马其顿和塞萨利（Thessaly）。尽管都城的居民得以暂时安稳，但情况无疑仍十分艰难。阿卡狄乌斯向米兰的斯提里科送去了一封加急信，要求他率领东帝国的军队尽快返回。

斯提里科尽可能迅速地率部出发，并用一些西部的部队补充了东帝国军队的力量。然而他没有率军赶往君士坦丁堡，而是进入塞萨利与阿拉里克对决。抵达之后，他恼怒地发现哥特人已经退入防御工事。他正试图说服他们出来决战时，收到了皇帝的另一道命令，要求军队立即返回都城，但他本人不能继续率领部队，而是要立即返回他管辖的西部。这一命令可能对斯提里科而言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也对东帝国有所图谋，但他还是遵命行事了。东帝国的军队在哥特军官盖纳斯（Gainas）的指挥下返回君士坦丁堡，斯提里科则带着西帝国的部队返回了西部。

在帝国军队离开之后，阿拉里克和他的追随者们再度无阻碍地进军。他们向南穿越塞萨利，轻易穿过著名的险峻之地温泉关（Thermopylae），进入维奥蒂亚（Boeotia）和阿提卡（Attica）。他们所到之处的城镇村落几乎无一幸免，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港口被彻底摧毁，雅典则因为城墙更为坚固而幸免于难。佐西姆斯记载称，阿拉里克看到了女神雅典娜全副武装地站在城墙之上，阿喀琉斯则带着可畏的怒容在城垛上巡逻，就此失去了勇气。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他确实出席了该城驻军指挥官举办的奢华宴席，也同意进行谈判。在放火焚毁了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大型德墨忒尔神庙之后，他率军穿越科林斯（Corinth）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阿戈里德（Argolid）大肆破坏，而后向南到斯巴达和平原中部的富裕城市掠夺。396年春，他们向西进攻，在皮洛斯（Pylos）附近抵达海岸，沿海岸北上抵达埃利斯（Elis）。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对手：斯提里科率领一支新军，从意大利经海路赶来。突然在离奥林匹亚不远处，阿尔费尤斯河（Alphaeus）河畔的弗罗埃（Pholoe），哥特人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他们似乎要任由军务大臣处置了。然而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发生了——早年的历史记载中满是这种令人气恼的转折，特别是同时代史料质量太差或数量不足的时候。斯提里科在即将获胜，将要完成对哥特人的最后一击时，却故意放他们离开了。

为何如此？佐西姆斯称他“沉溺于美色逸乐而错失良机”，实在是荒诞不经，克劳迪安则声称他是接到了阿卡狄乌斯的命令，因为阿卡狄乌斯已经与阿拉里克达成秘密协议。但这一说法又与事实不符：如果确有这一协议，哥特人根本不可能继续穿越科林斯湾，前往北达伊庇鲁斯（Epirus）山脉的广阔地域纵兵抢掠。次年，他们才最终与帝国签订了和约。阿拉里克通过和约获取了伊利里库姆军务大臣之衔。带来如此浩劫的他竟能获取这个头衔，实在是咄咄怪事。很明显他在弗罗埃达成了某种协议，但缔约的另一方是斯提里科，不是阿卡狄乌斯。本章接下来将就这一协议进行推断——尽管我们只能推断而已；此处还是暂且不表，继续讲述。

另一个问题是：为何阿卡狄乌斯皇帝要如此仓促地召回东帝国的大军？新人指挥官盖纳斯奉命率部沿伊格纳提亚大路（Via Egnatia） [2] 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金门之外的战神广场停止进军；皇帝依照传统，出城迎接归来的军队。11月27日，阿卡狄乌斯如期前来，鲁菲努斯也一同到来，他正期待着在这一天被立为共治皇帝，因此格外傲慢无礼。在检阅了部队之后，他似乎有些松懈，来到了部队中，想要暗中获取他们对接下来称帝的支持。然而他没有发现士兵们正在逐渐贴近，当他发现形势不妙时为时已晚。寒光一闪，宝剑出鞘，士兵们纷纷扑了上去，转瞬之间鲁菲努斯就栽倒在地，气绝身亡。他的尸体被剁成了肉酱，原本英俊的头颅如今被挑在长枪上游街示众。一批格外热衷恐怖气氛的士兵甚至砍下了他的右手，挨家挨户敲门，一边把那手的指节拉得咔咔作响，一边高喊着：“把钱交给财迷！”

克劳迪安的记载称一名刺客曾高喊，自己是受了斯提里科的命令，但除此之外再无迹象表明这场谋杀是西部的军务大臣教唆的。这也有可能是尤特罗皮乌斯挑唆，或者是盖纳斯在率部返回都城时教唆，再或者是他们合谋如此。事实上，无论谁是主谋，鲁菲努斯的死都对事态影响不大。此时皇帝身边的权臣只剩下尤特罗皮乌斯一人；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和公开卖官鬻爵，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克劳迪安如此哀叹：

一个人用自己的乡村别墅换来了亚细亚管理者的职位，另一个人用妻子的首饰换来了叙利亚，还有个人花了不小的代价，用祖宅换来了比提尼亚。在尤特罗皮乌斯的办公地点前厅张贴着一份清单，各行省的职务均有明码标价……这个宦官自身受辱，因而想让所有人蒙羞；他出卖了自己，现在就想要出卖一切了。 [3]

尤特罗皮乌斯逃亡（399）

399年，尤特罗皮乌斯成功让自己被提名为执政官，但此举也加速了他的倒台。尽管这一头衔早已是纯粹的荣誉头衔，但它依然是帝国之中最为显赫的头衔，皇帝在位时获得这一头衔是颇为荣耀的——因此他们往往多次获取。如果这一头衔被授予皇室之外的人，就无一例外地要授予出身高贵、功勋卓著的罗马人。而现在这一头衔要被授予一个曾是奴隶，还当过男妓的阉人，这是君士坦丁堡的罗马自由民不能忍受的。讽刺的是，率先发难的并不是元老院成员或者罗马贵族，而是一个哥特人盖纳斯，他正是那个四年前接收了斯提里科移交的东帝国军队、麾下士兵杀死了鲁菲努斯的盖纳斯。抵达都城之后，他便被任命为东方军务大臣。399年春，弗里吉亚（Phrygia）定居的哥特人再度发动叛乱时，盖纳斯虽然身为哥特人，但他依然成了负责率军平定叛乱的两位指挥官之一。然而他在抵达战场之后就悄然倒戈，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叛军迅速消灭了军中的罗马人，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之后，他依然做出皇帝的忠实仆人的姿态，给阿卡狄乌斯送去一封信，告知他叛乱者人数太多无法用武力镇压，需要与他们谈判。幸运的是，他们仅仅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要求，他建议应当立即接受这些要求。要求的第一条就是交出尤特罗皮乌斯。阿卡狄乌斯犹豫了，他需要这个老总管，也依靠他处理政务。但现在宫中又出现了新的争权者，而她正是皇后欧多西亚。

欧多西亚是一长串拜占庭皇后中的第一位，美貌、世故而野心勃勃，她们的名字将成为奢侈与放荡的代名词。据称她有一系列的奸夫，尽人皆知的流言中提及了一个名叫约翰的贵族，他可能才是她的儿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生父。据说她为自己的堕落扬扬自得，与宫女们一起留着遮住额头的长刘海，这正是娼妓的标志发型。她获得如此的地位完全是靠尤特罗皮乌斯的帮助，他却愚蠢地不断在她的面前提及此事，因而她愈发妒忌他对自己丈夫的影响力。从四年前成婚到此时，她与阿卡狄乌斯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以至于两人都已不再掩饰他们厌恶对方的事实。

皇帝不情愿地同意了，尤特罗皮乌斯在惊恐之中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抱住了主教“金口”约翰的脚。他呜咽着指出，主教是完全靠他才得以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位主教闷闷不乐，他本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却在一年前被骗到了都城，对自己的“恩人”的感情也不比欧多西亚多。但他不能否认庇护的权利。当士兵们不久之后抵达，并要求他交出避难者时，战栗不已的老太监蜷缩在高高的圣坛之下；主教坚定地挡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无功而返。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尤特罗皮乌斯是安全的，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经被困在那里。次日，一个星期日，在寒冷之中熬过了一夜之后，尤特罗皮乌斯还要继续受辱，倾听一段表面上是对那一大群聚集的教徒所说，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布道，讨论“虚而又虚，万事皆虚”。 [4] 这段布道的言辞之犀利，证明了这位主教的绰号绝非虚名。 [5] 这无疑让尤特罗皮乌斯前所未有地感到沮丧，也许正是这段说教说服了他，让他在得到饶恕性命的保证之后离开。他被流放到了塞浦路斯，但在盖纳斯的坚持之下，不久之后便再度被逮捕——靠着一个明显似是而非的论调，声称他的豁免权仅在君士坦丁堡有效。他们在卡尔西顿进行了审判，认定他有罪并将他处决。

盖纳斯胜了，但他没有什么时间享受自己的胜利。400年年初他返回了君士坦丁堡，试图获取鲁菲努斯和尤特罗皮乌斯此前所拥有的权臣地位，但城中的敌对势力阻止了他，使他完全无法获取同样的权势。而他夺取皇位的密谋——也许是想谋杀皇帝后篡位——几乎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由于缺乏同时代的史料记载，我们无法完全叙述其全过程。然而在夏末，在愈发动荡的六个月之后，盖纳斯突然命令他的哥特人大军准备出发。城中焦急的居民们担心一场新的政变即将到来，聚集到了街上。随着紧张情绪不断发酵，城中人和正在离开的蛮族之间爆发了冲突。大部分的哥特部队已经出城，余下的哥特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成了城中发展多年的反哥特人情绪的牺牲品。人们封闭了城门以阻止他们逃走，至次日清晨，总共有七千人被杀，其中有不少人是在皇宫附近的教堂避难时被活活烧死的。

盖纳斯本人和他余下的部队在色雷斯无望地游荡，而后试图穿越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细亚，但忠于皇帝的部队早已在对岸等候，给他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他率残部勉强北上，向多瑙河进军，最终被匈人王乌尔丁（Uldin）俘虏。他砍下盖纳斯的头，当作礼物送给了阿卡狄乌斯。又一个搅乱帝国、想要浑水摸鱼的投机者为他的鲁莽付出了代价。

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401）

对罗马帝国而言，四世纪诚然意义重大。在这个世纪中，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建立了一座新都，尽管这里尚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的唯一焦点，其规模和重要性却在不断扩大和增长，那时的西地中海则愈发混乱。同样在这个世纪之中，基督教成为皇帝和他的臣民们的国教。然而这个世纪行将终结时，事态急转直下，西帝国在蛮族的威吓之下，沉默不语，无动于衷；东帝国在低声呜咽——这是唯一合宜的描述，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之上，最无能的皇帝静观一个又一个权臣横死暴亡，他恶毒专横的妻子则公开冒犯他，羞辱他，嘲弄他的愚蠢、无能与被戴绿帽。新世纪以一种爆发性方式开始了。401年夏初，哥特人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

阿拉里克是最伟大的哥特人领袖，也是唯一一位在历史殿堂之中名号响当当的哥特人领袖。他轻而易举地掌控了五世纪初的事态。当世纪的序幕拉开时，他只有三十岁左右，自二十五岁起他就一直是西哥特人的首领。身为首领，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清楚他的斗志，他也把恐慌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一路散播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然而，他接受军务大臣一职时显然是乐于如此的，这还说明了其他问题：他不是根本上要与罗马帝国为敌的。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阿拉里克与帝国作战并非为推翻帝国统治，而是想要为他的同族安排一个永久的居住地并享受自治权；他作为哥特人的首领，则将获得帝国的高阶头衔。如果西帝国和罗马元老院能够意识到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也许就能够避免最终的灾难，但对缺乏理解能力的他们而言，这最终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任何明眼人看来，阿拉里克发动入侵的唯一奇怪之处在于，他竟然直到现在才发动。毕竟他已经率部进入伊利里库姆四年了，他也根本没打算留在那里。在这四年间帝国也许能够采取一些避免他发动进攻的手段，霍诺里乌斯一如既往地对此毫不关心——此时他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养家禽。因此当入侵的消息传开时，盲目的恐慌情绪也随之散播开来。克劳迪安列举了一系列的凶兆与预言，比如大冰雹、月食、彗星，以及皇帝在检阅骑兵时，两只狼突然出现在他的马前，此后发现它们的腹中还有人手。大批的哥特人缓慢却又似乎无可阻挡地从伊松佐河河谷倾泻而下，他们的妻儿老小在后方跟随——蛮族入侵时经常如此，来的不只是军队，而是整个部族。他没有停下来围攻意大利东北部最大的两座城市——阿奎莱亚和拉文纳（此时的威尼斯依然只是潟湖之中的荒芜沙洲），而是直接向西进军米兰。小皇帝在他们到来之前逃往皮埃蒙特（Piedmont）的阿斯蒂（Asti）。他们抵达该城城下几英里处时，发现一支罗马大军正在迎战，指挥官正是熟悉的斯提里科。

402年复活节周日，这一战在波伦提亚（Pollentia）——如今的波伦佐（Pollenzo）的一座小村庄，但在罗马帝国时代是重要的手工业城市——展开。同时代编年史家留下的记载相去甚远。它似乎是一场最恶劣的战斗：漫长、血腥、未能决出胜负。无论如何，哥特人没有继续进军，而是向东撤退。撤退途中，阿拉里克突袭了维罗纳，在那里，按克劳迪安的记载，他惨败于斯提里科。这个汪达尔人军官却再度允许他向伊利里库姆撤退，他的部队基本得以留存。

斯提里科已经两次将阿拉里克逼入绝境——如果算上395年在塞萨利的那次奇怪事件，就是三次了——但这一次斯提里科再度放走了他。此时我们应当更明确地研究他如此做的动机。从一开始，他对这位哥特人领袖的态度就格外诡异而含糊。伯里教授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晚期史》（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中，就弗里吉杜斯之战结束后斯提里科在米兰指挥东帝国部队故意耽搁，首先提出了怀疑。他提出，也许他已经接到阿拉里克将要发动叛乱的警告，这样当他出手干预时，来迟的他将更加重要。之后是塞萨利封锁事件，人们难免怀疑，这件事的记载属实吗？阿拉里克真的不愿意作战？或者说斯提里科真的不愿意削弱他的势力？最奇怪的事还是哥特人在弗罗埃死里逃生。也许我们应当把这件事与斯提里科众所周知的野心联系起来：他想把伊利里库姆和巴尔干半岛从东帝国控制下夺走，转交给西帝国——这一地区很可能被交给他的儿子尤克里乌斯（Eucherius）管理，并让他成为共治皇帝。所以，也许阿拉里克以参与他的阴谋为条件换取了自由。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至少都与这一假说相符。我们非常清楚斯提里科愈发想要开创自己的王朝，毕竟他在398年把自己的女儿玛丽亚（Maria）嫁给了霍诺里乌斯，已经是皇帝的岳父。 [6]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认为哥特人是潜在的盟友，可以利用他们在未来对付东帝国，他既不想彻底摧毁他们的军力，也不想和他们彻底决裂。

“金口”约翰（403）

然而直到此时，斯提里科依然在隐瞒他的长期计划，五年之后他才公之于众。与此同时东帝国和西帝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士坦丁堡主教“金口”约翰的个性与苦难。这位高级教士虽然高尚，却也令人难以忍受，他强烈斥责皇后和她的生活方式，因而在宫廷不受欢迎，置自己于险地。403年，他和亚历山大主教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的激烈辩论，给了欧多西亚期待已久的机会。约翰就此被罢黜并流放到比提尼亚。他尽管在宫中有许多敌人，却深受平民的支持。暴乱随即开始，本地的市民与前来君士坦丁堡支持大主教的亚历山大人开始激烈斗殴。在那一夜，还发生了一场地震，迷信的皇后惊恐不已（据说她因惊吓过度而当场流产），立即召回了被流放的约翰并恢复了他的职务。

约翰赢了第一局，如果他的态度缓和一些，事情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不幸的是，他根本没这么做。几个星期之后，当欧多西亚的银像——她在三年前自称奥古斯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的奥古斯都殿堂（Augusteum）竖立起来时，他提出强烈抗议，宣称揭幕仪式的喧闹干扰了他的工作。这位主教与皇室就此彻底决裂，欧多西亚绝不允许她的丈夫与这位帝国最高级的教士有任何接触。次年初春，在解决与亚历山大的争端而召开的另一场宗教会议上，“金口”约翰再度被谴责。他在前不久的布道中说过：“希罗底再度发怒……要把约翰的头颅装在盘上端来。”而这对他辩白毫无帮助。此时，阿卡狄乌斯无疑想起了前一年发生的事，满意地把主教赶出了他的教堂。然而复活节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两千名慕道者等待受洗，聚集到了君士坦丁浴池。原本的仪式很快变为示威，士兵们奉命前来维持秩序，用于施洗的水池，据称因此染上了血污。6月24日，执拗的主教被再度流放，灾难再度在君士坦丁堡爆发。当天晚上，圣索菲亚大教堂燃起大火，尽管存在纵火的嫌疑，却没有任何证据。大火随即在强烈的北风的吹动之下蔓延到了相邻的元老院。次日清晨，两座建筑均只剩下焦黑的空壳，城中最重要的古圣物也随之焚毁。不到四个月之后，10月6日，最后一个展现神意的灾难出现了：皇后再度流产，她也因这次流产死亡。

在离开不久之前，约翰向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上书，抗议他所受的不公正裁决，并要求在一场正式审判中与指控他的人对质。教皇随即召开了拉丁主教的宗教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宣称此前的宗教会议无效，并通过英诺森和霍诺里乌斯向阿卡狄乌斯提出要求，恢复约翰的职务。他们提出在帖撒罗尼迦进行一次希腊主教与拉丁主教的大集会，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与此同时，霍诺里乌斯给自己的兄长送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谴责他的错误举措在都城造成各种纷乱，并指责他草率流放约翰而不事先请示教皇。阿卡狄乌斯收到这封信件之后大为恼怒，没有回复，双方暂停沟通，各自考虑对策。最终，在406年，霍诺里乌斯与英诺森派出联合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代表团之中有至少四名高级主教，不能被轻易忽视，但阿卡狄乌斯再度表明了态度。他甚至拒绝使团进城，还把他们关进一座色雷斯的城堡，在那里审讯他们，还抢走了他们送来的信。经过一番冒犯羞辱之后，他们才得以返回意大利。

因此，当“金口”约翰于407年9月在偏远的本都逝世时——有可能死于看押者的虐待——他已经给罗马帝国留下深深的裂痕；斯提里科在那时决定执行他心中隐藏已久的计划，进攻伊利里库姆。他清楚，只要自己一声令下，阿拉里克便会出手相助。他首先下令封锁东帝国，不允许阿卡狄乌斯的舰船进入意大利的任何港口。事实上这就是在宣战。但当斯提里科还在拉文纳备战时，身在罗马的霍诺里乌斯派来了信使，带来了阻止他执行计划的消息。据说阿拉里克死了。同时，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管理者君士坦提努斯（Constantinus）自立为奥古斯都，率部渡海进入高卢并高举反旗。伊利里库姆之事明显只能延后了，斯提里科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他把部队留在拉文纳，匆匆赶往罗马与霍诺里乌斯会谈。

抵达之后他才发现，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子虚乌有，安然无恙的阿拉里克仍在伊利里库姆，但因为他和斯提里科合谋的计划再一次推迟而大为不满。他指出，整兵备战花费了他不少时间与资金，他需要得到补偿，补偿数额为一次性付清四千磅黄金。罗马元老院的成员收到这一要求之后惊恐不已，但斯提里科清楚这笔钱必须尽快筹集。靠着他身为皇帝岳父的特殊地位，他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只有一名元老院成员鼓起勇气提出抗议，他高喊道：“这不是和平，是卖身契。”但他似乎也为他所说的这句话后悔了，记载提及在会议结束之后，担心斯提里科报复的他立即躲进了基督教教堂之中。

阿卡狄乌斯之死（408）

408年5月初，三十一岁的皇帝阿卡狄乌斯逝世，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为纪念他的祖父而被命名为狄奥多西。对斯提里科而言，这个消息再好不过了。如果手段得当，他就可以兵不血刃，乃至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他想要的一切，不需要阿拉里克和他麾下的哥特人协助，他们只要去对付高卢的僭位者君士坦提努斯即可。他轻易地哄骗霍诺里乌斯打消了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打算，他声称西帝国的皇帝来到东帝国的都城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他应当继续留在拉文纳，六年前波伦提亚之战结束后他已经在那里建造皇宫。身为军务大臣，他轻易地为自己的女婿安排好了一切。

然而在两年时间里，他的计划两次无果而终。也许是他的野心过于明显了，女儿玛丽亚于同年年初去世，尸骨未寒之时，他就劝霍诺里乌斯与她的妹妹塞曼提亚（Thermantia）成婚，许多基督徒对此惊讶不已。也许是他坚持给阿拉里克支付巨额补偿，从而引发了超乎他预料的不满。也有可能是旧有的妒忌再度浮现：他毕竟不是罗马人，是汪达尔人，而汪达尔人的地位不可能太高。更重要的是，他对士兵长期过于严苛，他的军中出现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前一年，博洛尼亚（Bologna）和帕维亚（Pavia）先后爆发了小规模的哗变。简而言之，他处境危险，不受欢迎。在拉文纳的宫廷之中，对他有敌意的标志人物是一个名叫奥林匹乌斯（Olympius）的大臣，也正是他，在斯提里科离开、他和霍诺里乌斯一同留在意大利时，试图让皇帝相信，他的岳父正在图谋不轨。

这一指控的准确情况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确有此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斯提里科被指责、控告、审讯、定罪，并于408年8月23日在拉文纳被处决。他的儿子尤克里乌斯逃到了罗马，勉强苟延了仅仅几个月；尤克里乌斯的妹妹塞曼提亚被赶出皇宫——据说那时的她和玛丽亚一样，仍是处女——返回自己母亲塞琳娜那里。塞琳娜被饶恕了，但几个月之后又遭到渎神的指控，被元老院下令绞死。［几年前，在和她叔父狄奥多西一同来到罗马时，她拜访了众神之母瑞亚（Rhea）的神庙，从女神像身上拿走了一条项链并戏谑地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此事从未被遗忘。］ [7]

斯提里科被处决之后，罗马人对蛮族压抑已久的恨意随之突然爆发。帝国各地的驻军之中，一批又一批罗马军团拿起武器攻击哥特人、匈人或汪达尔人组成的辅助部队，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死。屠杀本身极度恶劣，但后果同样恶劣。那些免于一死的蛮族为自保集结成了部队，在乡间游荡，四处劫掠，最终成为阿拉里克的麾下，让他的部队增加了三万人。此前对帝国尚属忠诚的他们，如今成了帝国的死敌，决意为他们的父兄妻儿报仇。罗马人接下来的两年之中要承受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他们也发现，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他们却没有指挥官。尽管斯提里科可能对东帝国有各种各样的阴谋，他对西帝国却一直保持着忠诚，若非如此，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可以把愚蠢的霍诺里乌斯解决了。这样的话他与皇室的紧密关系也许可能盖过他蛮族出身的劣势，让他借机获取紫袍。即使做不到，他也能够安排一个适合且可信的继承者。然而情况是，他的忠诚从未动摇过——除非我们认定奥林匹乌斯的指控属实（佐西姆斯对奥林匹乌斯的评价是：“在虔诚基督徒的外表之下，高超地隐藏了自己的极度邪恶。”）。斯提里科是忠于帝国的蛮族之一，尽管苛刻且时而狡猾，但至少是个合适的领袖。在他死去之后，罗马人才意识到他是多么不可替代。

阿拉里克兵临罗马城下（408）

阿拉里克也忠于帝国，但是仅仅忠于帝国本身，而不打算忠于霍诺里乌斯。他更不信任罗马的元老院，之前他们就不愿支付他索取的补偿款，现在又打算仅仅支付一部分来搪塞他。他们应该也能意识到，这么做等同于要他发动入侵，但即使此时他们仍没准备集结部队——部队在斯提里科死后即被遣散了——也没有整备防务。阿拉里克就此入侵，408年9月，他率领哥特大军来到了罗马城下。现在罗马人终于明白自己招来了何等的灾难。他们从不相信一群披着兽皮、依然野蛮原始的乌合之众能给文明世界中最伟大的城市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威胁。即使此时也有人宣称，哥特人缺少耐心和忍耐力，根本无法成功围攻城市，几天之后就会把目标转向别处了。

然而几天之后，阿拉里克就完成了对罗马的封锁。所有的道路、桥梁、小路，乃至每一寸的城墙，都有专人夜以继日地轮流监视，而他们在台伯河沿岸的巡逻队也保证了补给品无法从水路偷运进城。城中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配给量很快减半，而后又减到三分之一。此时已经出现几起食人事件。随着冬季日益迫近，温度不断下降，严寒和营养不足在所难免地引发了疾病。东北方向的瞭望台依然有人坚守，城中人期盼着拉文纳的救兵能及时解救这座城市，但很快情况就明朗了：霍诺里乌斯不会为解救古都动一根指头。

随着圣诞节的到来，守城者清楚他们无法继续坚持了。他们派信使面见阿拉里克，确定了赎金：五千磅金、三万磅银、四千件丝绸衣、三千张染成绯红色的牛皮，以及三千磅胡椒。金银是靠剥去教堂和多神教神庙雕像上的衣物和饰品，以及销毁不计其数的艺术品再熔铸获取的。此时，再没有人反悔，再没有人打折扣。罗马人吸取了这个教训，支付了全额的赎金。

霍诺里乌斯拒绝条件（409）

但未来仍存在变数，阿拉里克依然在为他的族人寻找定居的地方。从罗马向北返回时，他在里米尼（Rimini）暂时停驻，与禁卫军执政官约维乌斯（Jovius）会面，提出新的条件。霍诺里乌斯要把威尼斯、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诺里库姆 [8] 交给哥特人，这些地区仍归属帝国，但同时要作为哥特人的永久居留地；还要每年补助他们资金与粮食，以保证阿拉里克的部队不动武。作为回报，阿拉里克将庄严宣誓，成为帝国的战士和守卫者，保卫罗马与帝国，与帝国的任何敌人作战。对许多罗马人而言，这个要求并非不合理，约维乌斯本人自然没有立即拒绝，而是把他的要求转呈皇帝，同时还提出，如果把斯提里科此前的“两军大臣”（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两军”指步兵与骑兵——的头衔授予阿拉里克，他可能会做出让步。

然而霍诺里乌斯不肯接受，他断然拒绝赏赐土地且没有说明理由；至于头衔，他认为（对约维乌斯说）“这样的荣誉绝对不是阿拉里克，或者他同族的任何一人应当获得的”。就我们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表达自己的志气，或自己的意志之类，但他选择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他的军队士气低落，无人指挥，如果哥特人再度进攻，他们完全没有抵御阿拉里克的可能；而他的进攻，无论何时到来，已是无可避免。他虽然向东帝国请求了援助，却根本无法得到支援，那里的继承者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此时东帝国依然处于骚动不安之中。在西面，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落入了一位僭位者的手中，之前对他的一次心不在焉的远征失败了，因而僭位者随时都可能率部进攻意大利。如果他决意如此，阿拉里克和他的哥特大军将为他提供极大的支援。

即使此时的霍诺里乌斯事实上毫无防御之力，他却依然选择了蔑视；阿拉里克虽能够轻易让他粉身碎骨，却依然寻求和平。约维乌斯一时疏忽——我们只能希望这是疏忽——对哥特人高声朗读了皇帝的信件，然而这并没有激怒哥特人的首领，他反而更急于达成协议。几周之后他派出由主教组成的使团前往拉文纳，以期通过他们对霍诺里乌斯的影响力来说服他，还极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要求。他同意放弃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他只要求多瑙河河畔的诺里库姆给自己的部族居住——那里在蛮族的频繁侵袭之下近乎荒芜——同时索取足以保证他部下口粮的补助。

就此时的形势而言，这一条件慷慨得堪称惊人，皇帝几乎不可能意识不到再度拒绝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他再度拒绝和哥特人订立任何协议。阿拉里克的耐心就此耗光了。他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向罗马进军，并立即开始封锁。但这一次他改变了战术。他告诉罗马人，他的目的不是要焚毁这座城市，不是要屠杀城中人，而只是要推翻霍诺里乌斯，因为他是现在意大利重归和平的唯一阻碍。如果他们同意，他们就必须宣称废黜皇帝，并推举一位更理智的继承者，到时他将撤围离开。

罗马元老院举行了紧急会议，很快做出了决定。没有人打算再经历一次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此外，态势也足够明朗了，霍诺里乌斯根本不在意他的臣民，现在不在意，前一年也不在意，只要他能在拉文纳的深沟高垒之中安然躲避，他就对其他任何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简而言之，他背弃了他们的忠诚。他们已经对他失望。于是他们打开城门，阿拉里克安然进城。霍诺里乌斯被废黜，而继任奥古斯都的将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人——时任罗马市长的普利斯库斯·阿塔鲁斯（Priscus Attalus）。

表面上这是个不错的选择。阿塔鲁斯是个机敏的人，对艺术颇具鉴赏力，他本人是基督徒，但宽容多神教而且热爱古典文学与文化，在多神教教徒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幸运的是，他是在阿里乌斯派的哥特人主教主持之下受洗的，就此得到了全部为阿里乌斯派的哥特人的支持。任命阿拉里克为军务大臣之后，他立即出兵前往拉文纳，但他在离开之前，必须解决另一个重大问题。阿非利加，这个小而重要的行省（其范围大概是今突尼斯北部）供应了罗马城的全部谷物，那时的管理者是赫拉克利安（Heraclian），此前他负责处决斯提里科，理论上他会对霍诺里乌斯保持忠诚。对阿拉里克而言，只有一个解决手段：立即派兵前往该省首府迦太基，罢免赫拉克利安，保证补给的输送。阿塔鲁斯更想使用外交手段，他派出一个名叫君士坦斯（Constans）的年轻人，以他的名义前去和平接管该省。这件事解决之后，阿塔鲁斯便和自己的军务大臣一同出发，前往拉文纳。

得知罗马发生的事情，以及大批敌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之后，霍诺里乌斯终于不复镇定，近乎陷入恐慌。他给阿塔鲁斯送信，同意他掌控罗马，条件是让他依然在拉文纳任奥古斯都。与此同时他下令在邻近的港口克拉西斯（Classis）准备舰船，以便让他和他的随从安然逃往君士坦丁堡。在他们准备起航时，东帝国的六个军团突然抵达了该港口，佐西姆斯记载称其规模约为四万人。这支部队是狄奥多西二世派来的，他收到了自己叔父的求援信，立即进行了回应。如此规模的援军让皇帝重新鼓起了勇气，他宣称要在拉文纳坚守，至少要坚守到阿非利加的消息传来。如果赫拉克利安能坚持下来，事态就不会彻底失控。

情况也确实如此。几天之后一个正如霍诺里乌斯所愿的消息传来：赫拉克利安已经解决那个不幸的君士坦斯，手段和他两年前解决斯提里科的手段相差无几。对阿拉里克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首先，这意味着他无法将皇帝赶出拉文纳；更危险的是，这可能意味着阿塔鲁斯全然没有政治嗅觉。他再度要求以武力解除这个阿非利加管理者的职务，但阿塔鲁斯态度坚决，他坚称作为奥古斯都，他不会派哥特人进攻罗马人的省份。元老院也同意他的观点。此外，他必须尽快解决一个问题：赫拉克利安已经切断粮食供应，饥荒已是迫在眉睫。据称有一天，当阿塔鲁斯来到竞技场时，最高处的阶梯传来一声高喊：“给人肉定个价吧！”（Pretium pone carni humanae！）

哥特人洗劫罗马（410）

阿拉里克受够了。410年夏初，他把阿塔鲁斯召到了里米尼，在城墙外的开阔地上公开夺走了他的皇冠和紫袍。之后，在又一次尝试与霍诺里乌斯达成协议失败之后，他率兵返回罗马，开始了第三次围攻。恼人的是，关于这次围攻的细节的记载极少。佐西姆斯，这位同时代最让人恼火的编年史家，完全没有记述这一重大事件，而其他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粗略得可悲。城中的食物依然匮乏，守军不可能长期坚守。大约在8月末，哥特人在宾西亚山（Pincian）山脚下，从北侧城墙的萨拉里亚门冲进城中。

这一次破城之后，哥特人依惯例进行了三天劫掠。但这次对罗马的劫掠，应当远没有学校的历史书上所写那么野蛮，事实上可谓颇为克制，至少和1084年的诺曼人，以及1527年的查理五世（Charles V）所带来的浩劫有所不同。阿拉里克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下令不得劫掠教堂或其他的宗教建筑，避难的权利也在各地得到了尊重。然而劫掠，无论多么克制，也依然是劫掠。哥特人绝非圣人，尽管偶有夸张，但吉本对暴行的描述很可能基本属实：宏伟的建筑被焚毁，大批无辜者遭屠戮，妇女和少女则被玷污。 [9]

三天后，阿拉里克率部向南，打算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彻底解决赫拉克利安，解救意大利于饥荒之中。但他抵达科森扎（Cosenza）时突然发烧，几天之后即病故了，年仅四十岁。他的追随者把他的遗体带到了布森托河（Busento），在河上筑起堤坝迫使河流临时改道。在干涸的河床上埋葬了首领之后，他们拆毁了堤坝，用流水掩盖了他的安息之地。

[1] “管理君主的仪服、金盘，安排皇室的饮食，安排卧榻，管理大批衣着华丽的侍从，以及三十名穿盔披甲站在第二道帘幕前的肃静官，守卫君主寝室的安全，这一切都是罗马帝国宫廷大臣所要负责的重要工作。”（T.Hodgkin，Italy and her Invaders ，Book I，Chap.3）

[2] 这条帝国大路从亚得里亚海开始，穿过巴尔干半岛，经色雷斯抵达君士坦丁堡。

[3] Eutropium ，ⅰ，199～207.然而伯里（Bury）教授指出：“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大众对尤特罗皮乌斯这样身体存在缺陷的人，是怀有相当偏见的。”

[4] St John Chrysostom，Homily to Eutropius；Oeuvres ，Vol.I，p.353.

[5] 金口即“Chrysostom”的直译。

[6] 克劳迪安为这场婚礼写下了五百句的长诗，文风格外浮夸。这段新婚喜歌的结尾描绘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坐在父母膝盖上的祥和景象。然而据称玛丽亚至死都是处女。

[7] 吉本轻蔑地评论道：“我们也能借此看出这个时代的恶劣品位，给神像戴上这么尴尬的饰品。”

[8] 诺里库姆大致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奥地利东部，以及今属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斯洛文尼亚（即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本书初稿完成时南斯拉夫尚未解体。——译者注）。阿拉里克索取的这三个省份的总面积约为三万平方英里，其边界位于帕绍（Passau）、维也纳、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和威尼斯一线。

[9]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十一章。

第七章 异端与匈人（410～453）

如果你向人索要零钱，会得到一段“神亲子”与“非神亲子”的哲学论述；如果你打听面包的价格，得到的回答是“圣父地位更高，圣子地位次之”；如果你询问浴池的水放好了没有，答复则是圣子源于无。

——尼萨（Nyssa）的圣格里高利

在理想情况下，君士坦丁堡可以通过水路到达——这几乎是句废话。正因如此，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的独特之处才可被人恰如其分地认可，更不用说那著名的穹顶与尖塔，对我们而言那是神秘东方的象征。我们不能轻易否认这样的观点，但对我们之中那些对拜占庭的印象比对伊斯兰世界印象更深的人而言，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看也几乎同样壮观的景象。每一个从埃迪尔内出发走陆路抵达的人，都不可能忘记第一次看到那陆地城墙时的感受。它在周边的平原之中若隐若现，巨大的黄褐色塔楼或开裂或坍塌，这已经耸立近十六个世纪的城墙，震撼着每一个亲眼看见的人——此前的攻城部队，以及如今往来的土耳其人。这道城墙从马尔马拉海延伸四英里直到金角湾的上游，围住了比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建造的工事更远的范围，从陆地上完全封闭了这座城市。一千多年来，这道城墙仅仅打开了一次缺口，而这道缺口也宣告了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但那是五百年前的事了，这道城墙依然耸立，因始建于狄奥多西二世执政时而被称为狄奥多西城墙。尽管这巨大的工程是执政四十二年的狄奥多西唯一众所周知的纪念物，但一个悲伤的事实是这道城墙的建造很难归功于他。这一城墙体系之中的第一道——而非存留至今的三重防护体系——始建于413年，那时的皇帝年仅十二岁。建造这道城墙的构想与工程完成并非出自他手，而是由禁卫军执政官安特米乌斯（Anthemius）负责，此人在狄奥多西最初的六年执政时期担任他的庇护者与东帝国的实际摄政者。

自狄奥多西大帝的时代起，安特米乌斯便是高阶的俗世中人中第一个既有能力又坚持原则的人。除了城墙以外，他还保证帝国与波斯订下新的和约；在遭受匈人王乌尔丁一次破坏力甚大但未能成功的入侵之后，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多瑙河舰队的力量；他还改善了自亚历山大的谷物运输体系，并恢复了自阿卡狄乌斯死后就不曾有过的与西帝国的良好关系。但他并没能久留。414年，他从公众视野之中消失了，皇帝的姐姐普尔科莉亚（Pulcheria）公主代替他执掌大权，这个略微可畏的人改变了接下来的三十六年——他弟弟余下全部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帝国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由一个女人决策。

普尔科莉亚比狄奥多西仅仅大两岁，在她称奥古斯塔并掌控帝国时仅有十五岁。此时人们都明白，她的兄弟不会比阿卡狄乌斯更好：他孱弱、踌躇而易于操纵。而她恰好相反，强硬且坚定，并热衷权力，但她也过于虔诚并为此挥霍无度，因重修已成废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而格外愉快。在她的影响之下，她的妹妹阿卡狄亚（Arcadia）和玛丽娜（Marina）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据说宫中的风气更类似于修道院而非朝堂，牧师与僧侣夜以继日地挤在宫中；公主们全部发誓要终身守贞，在赞美诗、圣歌与低声祈祷之中缝制圣坛盖布与祭服。对如今阅读这段历史的人而言，欧多西亚的时代的此般种种实在是太遥远了。

狄奥多西受自己姐姐的虔诚影响有多大则只能推测。身为紫衣贵胄（Porphyrogenitus）， [1] 他出生时就被立为共治皇帝，事实上刚刚受洗的他批准了身为皇帝的第一次请愿［请愿者是加沙（Gaza）主教普罗菲利乌斯（Porphyrius），他请求摧毁他教区境内的所有多神教神庙］，而那时的他才刚出生几天。 [2] 童年的他被迫忍受与同龄人分隔的沉闷，只因为这是教育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的合宜方式。尽管接受了如此的抚育，性格上又继承了祖辈的缺陷，但他似乎依然拥有可观的魅力。教士史学家索克拉特斯记载称：“他得到了元老院和臣民的一致爱戴。”而他也绝非愚人。五世纪时宗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他难免对此保持一定的兴趣，但他更关心俗世的知识与文化。他阅读拉丁语与希腊语的经典著作，学习数学与自然科学，最感兴趣的是绘画与书法，他的技艺让他获得了“书法家”的称号。然而他不仅对知识和艺术感兴趣，他还热衷打猎，有证据显示他把波斯的“祖坎”（tsukan），即今天所谓的马球，引入君士坦丁堡——但必须承认这并非同时代人的记载。沉浸于这些爱好之中，他对把国事交给姐姐处理一事并无异议，即使那时的他已经到了执掌大权的年纪。直到420年，当时年十九岁的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才向普尔科莉亚提出了一个影响国家的要求。他要她为自己选一位皇后。

狄奥多西成婚（420）

必须提及，下面这件事出自后世的史料记载——可我们又哪有能够反驳的资料呢？此时，恰好有一位美貌惊人的希腊少女来到了宫中，她名叫雅典奈斯（Athenais），是雅典学院的教授利昂提奥斯（Leontius）的女儿。她前去宫中请求皇帝帮助她与自己的两兄弟抗争，因为他们拒绝与她分享他们父亲死后留下的地产，使她陷入贫困。史料记载的一种说法是利昂提奥斯用一百个金币打发了她，他在遗嘱中称：“她有胜过世间其他所有女子的好运。”如果事实如此，那他说的还真没错。普尔科莉亚第一眼看到她时就颇为惊异，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在请愿时使用希腊语的她谈吐优雅不俗。她直接把雅典奈斯带到了狄奥多西面前，而他立刻陷入了热恋。这个少女的多神教信仰问题可能带来麻烦，但很快被解决了。在主教阿提库斯（Atticus）几周的劝说之后，她同意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将名字从雅典奈斯改为欧多西亚（Eudocia）。她丈夫的姐姐也自然而然成了她的教母。421年6月7日，她和狄奥多西成婚。

在沉闷难忍的皇宫之中，雅典奈斯 [3] 仿佛一缕春日的清风。她真诚地信仰宗教——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不太可能不如此——但她的多神教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基督教信仰。她的父亲使她从小就浸染在希腊习俗之中，她对希腊诗人与哲学家的了解甚至比《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还多。简而言之，她脑海之中的世界比那三位沉闷的公主要多出一个维度来，而她也让宫中充满了欢乐。在她成婚的第二年，她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因此愈发闪耀。尽管既不合适也容易混淆，但狄奥多西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把女儿命名为欧多西亚（Eudoxia）。也许是感激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孩子，他在423年立雅典奈斯为奥古斯塔。

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但皇帝的姐姐对此不那么满意。普尔科莉亚总是把雅典奈斯当作自己的创造物。是普尔科莉亚发现了她，把她介绍给了狄奥多西，安排她改信基督教，负责她的受洗仪式并教授她宫廷之中的规矩。这个少女是她的女门徒，她拥有的一切和如今的地位都是拜普尔科莉亚所赐。但突然之间，她就要与普尔科莉亚地位相同了。她相貌更美，更受欢迎，受的教育更好，也比普尔科莉亚更受人喜爱。她与自己丈夫的距离也比普尔科莉亚近得多，在他身上施加的影响也远比他的姐姐多。普尔科莉亚的嫉妒心日益增长，开始认为皇后轻佻、无礼，开始不尊敬自己了——这倒很可能是事实。于是她决定，无论用何种方法，早晚都要削弱她的影响。

加拉·普拉西狄亚（421）

同年夏季，皇帝和皇后迎来了帝国的第三位奥古斯塔：加拉·普拉西狄亚，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儿，也就是老瓦伦提尼安的外孙女。她带着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到来。尽管此时刚刚三十出头，普拉西狄亚已经有非凡的经历。她无法忍受自己异母兄长霍诺里乌斯在拉文纳的宫廷，就来到罗马居住，结果在阿拉里克的三次围攻中幸存下来。在第三次围攻之后，她被哥特人当作人质掳走，囚禁了四年，直到414年霍诺里乌斯最终同意她与阿拉里克的妻舅阿塔乌夫斯（Ataulfus）成婚，而他最终成了阿拉里克的继承人。两人在纳博讷（Narbonne）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并最终把宫廷设在巴塞罗那。但阿塔乌夫斯在一年多之后死去，普拉西狄亚也就此返回了拉文纳。417年，尽管她不情愿，但在兄长的坚持之下，她与他最亲近的幕僚、皮肤黝黑的伊利里亚人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成婚。

尽管他外表不讨人喜欢——据称他永远阴沉着脸，双眼不断可疑地左顾右盼——骑术也相当恶劣，君士坦提乌斯的军旅生涯却成就显赫，最大的功绩是411年在阿尔勒（Arles）击溃僭位者君士坦提努斯。 [4] 君士坦提乌斯似乎也是真心爱上了普拉西狄亚，甚至在她第一次成婚之前就追求过她。他们的两个孩子霍诺里亚（Honoria）和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先后诞生。421年，君士坦提乌斯被霍诺里乌斯立为共治皇帝，普拉西狄亚成为奥古斯塔。狄奥多西的宫廷对此颇为不满，他拒绝承认新皇帝，也不肯把拉文纳运来的雕像竖立起来。但幸运的是，双方的纠纷并未持续太久，毕竟君士坦提乌斯——他厌恶自己的新地位，身体状况也几乎立即开始恶化——在即位仅六个月后就逝世了。

因此，在拉文纳的宫廷之中，普拉西狄亚再度守寡，这次的守寡生活比上次还要艰难。霍诺里乌斯的思维从来都不太稳定，此时愈发失常。他首先尴尬地对他的异母妹妹展现出爱意，在公开场合湿吻她；但在发现爱意没有得到回复后，他又开始怀疑、嫉妒，最终公开了敌意。很快他的敌意就蔓延到了他的随从乃至卫兵中间，卫兵们甚至在拉文纳当街殴打她的侍从。普拉西狄亚忍无可忍，在423年年初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君士坦丁堡投奔自己的侄子。

这两家人的关系似乎颇为和谐，甚至同意让时年四岁的小瓦伦提尼安与仍是婴儿的欧多西亚成婚，准备等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再办婚礼。普拉西狄亚的家庭本可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继续居住，但在同年夏末，传来了一个令她和她的收留者都颇为宽慰的消息：8月26日，霍诺里乌斯发水肿逝世，享年四十岁。不幸的是，另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皇位被一个名叫约安内斯（Johannes）的人占据，而此前他的职务并不显赫，仅仅是书记主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

可以肯定的是，在普尔科莉亚乃至雅典奈斯的催促下，狄奥多西迅速行动。即使西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他也不想让那里的皇位被一个次要官员夺走。他在那里立普拉西狄亚为奥古斯塔，立瓦伦提尼安为恺撒，下令立即整备部队护送他们返回意大利，使其获取他们应得的皇位。

远征军于次年出发，皇帝本人随军来到帖撒罗尼迦，随后的远征大获全胜。那时拉文纳的周边情况与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一千五百多年之中，海岸线后退了几英里，如今的低矮草地曾经是威尼斯式的遍布小岛的潟湖。拉文纳因此号称坚不可摧——惊恐的霍诺里乌斯也正因如此，才会在二十几年前的波伦提亚之战之后把宫廷迁至此处，但他依然建造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加固了附近的一系列堤道。拜占庭军队明智地无视了这些堤道，成功涉水穿过一段潟湖——索克拉特斯声称他们在扮成牧羊人的天使的指引下穿越——就此避开了守军。425年年初，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突袭夺取了拉文纳。

在位十八个月的约安内斯被俘虏并被押送到阿奎莱亚，普拉西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正在那里等待着。在竞技场中，他被砍掉了右手，而后骑在驴上示众，遭受城中人的嘲弄，之后再被处决。与此同时，胜利一方的军队以惩罚支持僭位者的居民为由，在拉文纳进行三天的劫掠，时年六岁的瓦伦提尼安则被带到罗马加冕。

君士坦丁堡大学（429）

在君士坦丁堡，雅典奈斯带来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传播到皇宫之外。多年以来，都城的拉丁元素正在逐渐被希腊元素取代，在她的影响下，这一过程被大大加快。与她同一派系的、担任都城禁卫军执政官多年的潘诺波利斯的居鲁士（Cyrus of Panopolis）也在大力推动。身为诗人、哲学家，并完全是希腊人的居鲁士，热爱艺术，是第一个以希腊语颁布命令的长官。他在城中开展了一系列的建筑活动，建造的公共建筑在建城者之后尚无人可比。他也与皇帝和皇后一同出力，将君士坦丁建造的、相对较小的教育机构改建为一个巨大且显赫的大学。建造大学背后的想法是，建造一座基督徒的大学，可与本质上支持多神教的雅典学院——尽管已有几次将其关闭的尝试，但至此尚未成功——相媲美。但这座新大学的建成表明，虽然多神教教徒的大学使用希腊语，基督徒的大学却未必要使用拉丁语；尽管希腊语学院和拉丁语学院各有十名语法学家，希腊语学院却有五名修辞学家，而拉丁语学院仅有三名。

这座大学的副产品是一本汇编文集，即所谓的《狄奥多西法典》。编纂工作于429年开始，交给九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本质上是将自君士坦丁的时代起，东帝国与西帝国推行的法令集合成书。许多法令已经失效，其他一些法令也已被修订，还有不少互相矛盾的法令，如此而来的混乱导致工作无法继续，直到九年后，一个重组的编纂工作组才得以完成这一任务。438年2月15日，法典最终颁布，为强调帝国的统一，由东西帝国皇帝联合颁布。几个月之后，许诺已久的婚姻正式履行，瓦伦提尼安迎娶时年十五岁的欧多西亚。

然而这种统一不过是表面文章。帝国的法律在东帝国与西帝国发展至此，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根基，但东帝国与西帝国之后立刻再度背离，一方推行的法令很少乃至完全不会在另一方那里推行。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的两个宫廷可能依然保持着友好，但实际上它们已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此时，拜占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裂痕，而要完全理解这个裂痕的重要意义，必须首先意识到东帝国的社会各阶层之中，都弥漫着极为强烈的宗教思辨。在前一个世纪末，尼萨的圣格里高利已经写下了本章开头引述的那段话；而他描述的希腊语世界对神学思辨的热衷，至少在他的时代之后愈发强烈，出现了“金口”约翰和亚历山大主教狄奥菲鲁斯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争执，正如前文所述，可以轻易挑动民众的情绪，引发示威、骚乱乃至街头斗殴。所有这些问题之中，最可能引发严重异议，点燃怒火的争论点，也最为持久的问题是：耶稣基督与圣父的关系。

这个无从谈起——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显然无法回答的问题是阿里乌斯派异端产生的根源，而这个异端论调，给东帝国与西帝国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长达百年乃至更久的困扰。阿里乌斯派在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受到了谴责，但依然阴魂不散，以各种形式在四世纪存续，有时甚至直接影响皇帝。比如君士坦提乌斯就倾向于调和主义，认定圣子与圣父不是本质同一（homoousion）而是本质近似（homoiousion）； [5] 瓦伦斯则是彻头彻尾的阿里乌斯派。无可挑剔的正统者狄奥多西大帝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确认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随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以在臣民之中推行他所谓的“公教”（Catholicism），但没能成功。这一问题，尽管本该下定论，也早该下定论，却总是难以平息。

聂斯脱里（431）

现在，在狄奥多西大帝的孙子与同名者的治下，这一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两个学派提出了两极分化的观点。首先挑起问题的是其中一个学派的聂斯脱里（Nestorius），他在427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所处的位置对推动他的理论极为有利。这位冲动的狂信者在就职仅仅五天之时，就焚毁了附近的一座教堂，因为他听说那里有阿里乌斯派秘密活动。聂斯脱里布道声称基督并不既是神也是人——这是尼西亚派的信条——而是认定他存在人性与神性。他写道：“我不能说神只有两三个月大。”也就是说，他拒绝把人性之中在所难免的脆弱归于三位一体之一的基督身上。这一理论的推论很快在大众之中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影响：这意味着贞女玛丽亚不能被称为“神之母”（Theotokos），即常说的“圣母”，因为这一称号意味着神灵是由凡人妇女生产的。聂斯脱里宣称，她是基督之母，仅此而已。

在这位主教的高水平演讲的推动下，他的教义很快在都城以及东部的主要城市中获取了大量支持。然而这一教义也遭遇了旗鼓相当的对手——西里尔（Cyril），亚历山大主教狄奥菲鲁斯的侄子与继任者。西里尔决心继续他叔父与“金口”约翰的争论——在教条争论之外，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他私人的嫉妒，以及一个久存于心中的野心，即将古来有之的亚历山大牧首地位提高到暴发户般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分歧和矛盾在双方及其追随者之间愈发激烈，皇帝则一如既往地相信他身边的人，因此支持聂斯脱里派，并决定在430年召开一场新的大公会议，明确支持他都城的主教。然而他严重低估了亚历山大教会的力量。西里尔动用了他拥有的所有武器——甚至利用了他所知的两位奥古斯塔之间的对立情绪。他清楚雅典奈斯和她丈夫一样支持聂斯脱里，但把普尔科莉亚拉到自己一边则容易得多。不久之后狄奥多西发现了他的阴谋并提出指控，但于事无补，木已成舟。

大公会议于431年6月22日在以弗所的神之母教堂——这是个重要的奉献之地——召开，而西里尔早已把教区搜刮一空，带着这些钱财准备贿赂官员与教士。他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公会议的主席职务，而后召聂斯脱里前来回应对他提出的异端指控。聂斯脱里自然进行了抗辩。他指出，他来到以弗所是与会的，不是受审的，只有当署名同意前来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全部抵达之后，他才会来到教堂之中。但西里尔不肯等待，他高声朗读了他们之间往来的信件——旁人难免怀疑他动了手脚——与会者随即集体高呼将聂斯脱里革除教籍。聂斯脱里就此被解除了主教职务，不得参与所有圣餐礼。此时有一百九十八名与会代表，此后聂斯脱里将其评价为“西里尔的会议”，事实也与之相差无几。他随即隐退，但厄运仍未结束。435年，皇帝——此时已经彻底宣称放弃聂斯脱里派——下令将他驱逐，首先流放到阿拉伯的佩特拉（Petra），而后又流放到利比亚或上埃及的某个遥远的绿洲，他在那里离世。 [6]

苹果风波（440）

多年之前——也许在加拉·普拉西狄亚和她的孩子仍在君士坦丁堡时，雅典奈斯曾经发誓，如果她的女儿能够和瓦伦提尼安成婚并成为西帝国皇后，她本人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以示感恩。这场婚姻在437年夏季到来，次年她出发前往圣地。然而她首先来到了安条克，她在那里成长时，多神教影响胜过了她皈依不久的基督教。尽管安条克的居民已经多是基督徒，但那里依然是整个小亚细亚之中古希腊精神最为充足的城市。皇后熟悉古典时代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而且希腊语纯熟无瑕，她给城中人留下的印象远胜于在君士坦丁堡时。在当地的元老院举行大型典礼时，他们的支持达到了高潮，她临场发挥，发表了一段出色的演讲，赞扬这座城市及其历史，并引述《奥德赛》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我荣耀地宣称，我与你们是血脉相同的亲属同宗。 [7]

耶路撒冷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它是罗马人的领土，但不属于希腊世界。那里的一些老人也许还能从父祖那里得知皇太后海伦娜在一百一十一年前前来朝圣时的盛况，而雅典奈斯无疑以她为榜样。她在城中停留了一年，作为谦卑的朝拜者拜访所有圣地，出席教堂的奉献仪式，创立新的慈善机构，创办新的修女院与救济院。当她最终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她一如既往带上了大量的圣物——据说耶路撒冷主教就此经营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些圣物包括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遗骨，圣彼得被希律王（Herod）囚禁时使用的锁链。 [8] 她的丈夫热情地欢迎她回来，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哀哉，这宁静却是在暴风雨前。

雅典奈斯失势的真实原因，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但六世纪的史学家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记载了一个故事，尽管未必可信，但也值得在此处转述。他提及，有一天皇帝前往教堂时，一个穷人拿着一个来自弗里吉亚的格外硕大的苹果献给皇帝。狄奥多西也为这个大苹果而惊讶，于是下令给这穷人一百五十个诺米斯玛塔（nomismata）金币 [9] ，并立即将苹果送给了雅典奈斯。然而她没有吃掉苹果，而是将它送给行政大臣保林努斯（Paulinus），此人因脚伤而被迫留在家中。保林努斯不知道皇后如何获得了这个苹果，就以个人名义把苹果送给了狄奥多西。皇帝收到苹果时颇为吃惊。困惑不解且心生狐疑的他最终藏起苹果，把妻子召来，询问她苹果的下落。

可悲的雅典奈斯若是给出诚实的回答，一切也许都会安然无恙，但那时她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回答道：“我吃掉了。”脸色铁青的皇帝立即拿出了苹果。他声称，她说谎是在掩盖自己与保林努斯的私情，此人将被立即处决。雅典奈斯随即还击，她指出如果处决保林努斯，就意味着公开指控她通奸，但她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在这样的冒犯之后，她无法再留在丈夫身边了，只得请求返回耶路撒冷，就此在那里终老。

许多学者，如伯里教授指出，古时以苹果象征贞操，因而这个奇怪的故事应当是一个譬喻，表示雅典奈斯曾经献身于保林努斯。 [10] 情况也许如此，但这样的解答，确实与我们了解的她的性格不符。在各种记载中行政大臣都是个可敬的人，他是她丈夫的密友和童年玩伴。雅典奈斯在她与皇帝成婚之前就与他相识，行政大臣也促成了这场婚姻，并在婚姻时担任伴郎（paranymphos）。大约二十年后，弥留之际的皇后再度发誓宣称自己清白，而此时一切对她已毫无利益可言。最后一个对她有利的证据是，保林努斯在440年被处决，而她大概在三年之后才起程前往耶路撒冷，之后就长时间留在了这个令她蒙羞的城市。

因而，看上去保林努斯的结局——他先被流放到了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不久之后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刺杀——与皇后被迫离开都城之间没有联系，弗里吉亚的苹果应该也仅仅是个传说而已。更可能的解释是，这一切源自普尔科莉亚的无情阴谋，她的弟妹前往耶路撒冷，声望大增，这无疑让她极为愤怒，也愈发坚定要密谋陷害雅典奈斯。但无论原因如何，雅典奈斯似乎已经失去自己丈夫的宠爱——否则她根本不会离开他。即使她离开之后，他对她的恶意也不曾消除。在她抵达耶路撒冷几个月之后，皇帝卫队的卫队长萨顿尼努斯（Saturninus）也来到这里，杀死了她身边的两个主要随从——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一个牧师和一个助祭。她随后设法谋害了萨顿尼努斯作为报复，并（或许是下意识地）热切地接受了基督一性论的异端信仰， [11]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教皇利奥一世（Leo Ⅰ）成功说服她回归正道。曾让年轻的皇帝倾慕不已的天资出众的少女，十五年后也曾令安条克的居民为之着迷，此时她却早已不复当年，只余下悲哀的阴影。她悲哀、孤独而抑郁地生活着，直到460年离世。她被安葬于她建立的圣斯蒂芬教堂——这位圣人在君士坦丁堡被遗忘已久，而在耶路撒冷，也许人们对他更多是畏惧，而非爱戴。

霍诺里亚公主（443）

我们此前提及了西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他在拉文纳和君士坦丁堡度过了童年生活，后来在罗马加冕，十二年后与欧多西亚公主成婚——记述虽然粗略，但对这本论述拜占庭帝国的书而言也足够了。他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完全受他强势的母亲普拉西狄亚控制。普提西狄亚即使在儿子成年已久时，依然以他的名义掌控着帝国，直到450年撒手人寰。 [12] 本书对他的讨论也到此为止。至于瓦伦提尼安的姐姐霍诺里亚，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事，她也不会引起本书的关注。但正是这件事让她在所处时代的史书上留下至少一个脚注。毕竟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她们年龄大小，当时形势如何，愿意主动嫁给匈人王阿提拉（Attila）的公主，实在是少之又少。

任何自重的史学家都要尽可能组织语言，自行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能为叙述增色的话，他们可以引述一些一手资料；整体上应当避免引述二手资料，除非有难以拒绝的理由。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在描述霍诺里亚公主时，爱德华·吉本在著作之中留下了一段最为出色且典型的叙述，我实在无法不把全文引述给读者。

瓦伦提尼安的姐姐在拉文纳的宫廷中接受教育，由于她的婚姻可能给国家带来危机，她带着奥古斯塔的头衔成长，让每一个放肆的臣民望而却步。美貌的霍诺里亚年满十六岁时，对那如影随形的高位烦扰不已，因为它阻止了她追求真爱。在虚妄和无法满足她的奢华之中，霍诺里亚暗自叹息。在天性的驱动下她投入了总管欧根尼乌斯的怀抱。她的罪行与耻辱（这个专横的人就是用如此荒谬的语言评论的）很快随她怀孕的迹象而暴露。皇室的家丑因为皇太后普拉西狄亚的草率而外扬，在一段严格而可耻的禁闭之后，她赶走了自己的女儿，把她流放到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失落的公主在狄奥多西令人厌烦的姐妹们和她们的侍女中间生活了十二或十四年，她们的权力霍诺里亚无法企及，而她们僧侣式的禁欲生活，祈祷、斋戒和守夜，她只能不情愿地效法。她对漫长而绝望的单身生活失去了耐心，渴望一个新奇，乃至铤而走险的解决手段。阿提拉的名字早已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他的使团也频繁在他的营地与皇宫之间往来。为了追寻真爱，或者说，追求复仇，普拉西狄亚的女儿抛弃了所有的责任与偏见，决心让自己投入蛮族的怀抱，即使他的语言她无法理解，他的外形近乎鬼魅，他的宗教与习俗令她厌恶。在一个忠实宦官的协助之下，她送给阿提拉一枚戒指作为定情的信物，并急切地恳求他结束这种秘密订婚，与自己正式成婚。这一不得体的提议遭到了蔑视与冷遇，匈人的国王依然在增加自己的侍妾，直到野心与贪婪最终激发了他的爱意。

匈人王阿提拉（447）

阿提拉在434年与他的兄长布雷达（Bleda）共同继承了匈人的王位。自376年匈人首次从中亚的草原冲进欧洲时，这个蛮族中最为凶悍的部族给帝国带来的麻烦却微乎其微。他们在395年入侵亚美尼亚与卡帕多西亚——可能是受鲁菲努斯挑唆——十三年后又在国王乌尔丁的率领下入侵保加利亚，但都没有带来任何后续影响。为了进一步保障安全，狄奥多西大约从430年开始每年支付一笔三百五十磅金的补助——也有人称之为岁贡——促使他们保持和平。

然而绰号“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的出现，使这种相对平静的共存情况发生改变。在与罗马人订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协议之后，他的部族相比刚抵达时可能没有那么残忍暴戾了，但大部分人依然风餐露宿，蔑视农耕和煮熟的食物——他们通常会把生肉夹在胯下与马身体之间，在骑马时能够软化肉片。颇为奇怪的是，他们偏好用田鼠皮粗糙缝制成的上衣，常年穿着从不换下，直到彻底损坏。他们一直与马匹相伴，吃喝时、交易时乃至开会时也都不离马匹，甚至睡在马鞍之上。阿提拉本人则有其部族典型的形象：矮小，黝黑，塌鼻，眼小而黑亮，头大得不成比例，胡须稀疏零散。他并不是伟大的统治者，甚至不是格外出色的指挥官，但正如吉本所说，他的野心与贪欲——更不用说他对自己和本族的自豪感，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在几年之后使他成了欧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最令人畏惧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恐怕只有拿破仑一人能够与他相比。

他早期的征战细节极少。在即位七年之后，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蛮族国家，控制的土地从巴尔干延伸到高加索之外。他于441年首次进攻东帝国，接下来的六年间，潘诺尼亚和多瑙河沿岸不断爆发零星冲突。但直到447年，狄奥多西和他的下属官员才真正警觉起来。当时，他的兄弟布雷达已死——此后的记载宣称是阿提拉谋杀了他，然而没有同时代的记载佐证——阿提拉就此成了这个几千人部族的唯一指挥者。他的军队随即向两个方向同时进军：一路向南进入塞萨利，进军到温泉关；另一路向东，直扑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城墙看上去建得正是时候，匈人缺乏围城战所需要的耐心，也没有进行漫长攻城战的技术与纪律，很快就转而进行更容易的掠夺。但他们在加利波利（Gallipoli）大败拜占庭军队，直到皇帝同意支付三倍的岁贡，同时交出此前拖欠的大笔岁贡——阿提拉宣称他从未获取过，而且这很可能是真的——才率军撤走。

自此之后，在阿提拉的营帐与狄奥多西的宫廷之间，使节往来不断。大多数使节是匈人派出的，这是因为阿提拉看到他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都获取了厚礼，因而就把这当成了不费自己开销，又能赏赐他人的手段。他相信皇帝已经被他吓破胆，事实也的确如此。狄奥多西早年存留的那点精气神早已不复存在。他的手段只剩下懦夫般的息事宁人，为此不但愿意耗干国库，也愿榨干臣民。若是雅典奈斯乃至普尔科莉亚仍留在他的身边，也许她们能够说服他坚定抵抗，但前者远在耶路撒冷，后者早已无法说动自己的弟弟。当时宫廷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一个名叫齐萨福斯（Chrysaphus）的宦官，他在448年收买了阿提拉的一名使节艾德科（Edeco），并许诺大笔回报，怂恿他谋划刺杀匈人王。

为完成这一阴谋，一个显赫的拜占庭使团于同年出发。其领导者是出身高贵的高级官员（对阿提拉而言这意味着承认他的重要性）马克西敏（Maximin），以及他的朋友普利斯库斯（Priscus）——然而两人都不清楚他们随从之中有人奉齐萨福斯之命准备刺杀阿提拉。但这一切事实上意义索然。艾德科——可能自始至终他都是挑唆者——返回后立即把这一阴谋报告了阿提拉，阿提拉格外机敏地化解了危机。使团在经历了起初的尴尬之后，最终还是得到了阿提拉的热情接待。

然而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其中的险恶，或者是取得的成果——毕竟几乎没有——而是普利斯库斯留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详尽记载。多亏了他，我们有了一幅描绘匈人宫廷的难忘画卷：描述匈人国王的饮宴、狂欢、执法，派他的族人娱乐罗马使节，时而展露令人惊骇的暴怒，时而平静下来以礼相待，乃至展现些许魅力。他们也惊讶地发现在宴会上他向他们致敬时的淳朴。

给其他蛮族和我们的奢华菜品用银盘端上，阿提拉本人则只有用木盘装的肉……其他饮宴者使用金银制成的高脚杯，他却使用木杯。他的服装颇为朴素，与周围的族人几乎毫无差异，只是更干净。他腰间的佩剑，以及他蛮族靴子的系带，还有他马匹的缰绳，不像其他的斯基泰人（Scythians）首领一样，没有任何黄金或宝石之类的昂贵装饰。 [13]

普利斯库斯留下了对阿提拉的清晰描绘。他尽管残忍暴戾，但事实上也是格外机敏的外交家；如果狄奥多西没有在450年7月28日打猎时坠马逝世，很难说他究竟还会在东帝国榨取多少财富。狄奥多西和雅典奈斯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但普尔科莉亚解决了继承人问题。尽管她发誓守贞，她还是与色雷斯的元老院成员、曾任武官的马尔西安（Marcian）结成形式婚姻，随后立他为奥古斯都，与她一同执掌皇位，宣称狄奥多西在弥留之际指定他为继承人（至于真假则不得而知）。

新皇帝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拒绝向匈人王支付岁贡。这是个颇有魄力的举措，尽管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勇敢。基本可以肯定，当时的马尔西安已经意识到，阿提拉打算对西帝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疑认定他不愿推迟这次进攻而改对东帝国发动惩戒打击。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场豪赌，而匈人大军向高卢与意大利进军的消息传来时，君士坦丁堡必然是充满了欢乐。

马尔西安与基督一性论（450）

但欢乐往往无法持久，欣喜散去之后，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就要再度浮现了。随着匈人的威胁慢慢减退，马尔西安就不得不处理一个新的威胁，一个来自内部而非外部，来自精神而非物质的威胁，但依然迫切：拜占庭社会因基督一性论异端而产生的愈发深化的分裂。

问题源自那个古老的谜团：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的准确关系。前文已经提及聂斯脱里派的故事，那些坚信耶稣存在两个不同的格——人格与神格——的信徒也将遭受谴责。这一错误在431年的以弗所已经遭到强制修正，然而天平就此转向了另一个极端。448年，年长的修道院院长尤提克斯（Eutyches）被指控宣扬具有同样破坏性的教条，宣称化成肉身的基督只有神格。尤提克斯被判有罪并遭到降级，他随即向教皇利奥一世、皇帝狄奥多西和君士坦丁堡的僧侣上书请愿，就此引发了一场近乎难以想象的猛烈风暴。教会陷入了三年的骚动，召开会议之后又推翻会议，罢免主教之后又令其复职；阴谋、诡计、暴力、辱骂、诅咒和革除教籍，在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弗所与亚历山大之间无休无止。最终在451年10月，第四次大公会议 [14] 在卡尔西顿的圣尤菲米亚教堂（St Euphemia）召开，以终结这场混乱。与会者包括五六百名主教，他们近乎代表了整个基督教学界的所有观点，这次大公会议能达成任何决议已属不易。事实上，它解决了旨在解决的一切问题，还达成了其他的成就。 [15] 尤提克斯尽管在449年被解除流放后被复职，但此时再度被谴责。新的信条就此被起草，即所谓的《卡尔西顿信经》（Chalcedonian Definition ）。根据该信经，聂斯脱里与尤提克斯的信条被同时驳斥。基督被定义为同时拥有两种品格，它们“不可混淆，不可更改，不可割裂也不可分离”地统一：完美的神格与完美的人格。

尽管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在短期上可谓成功，却为未来积累了巨大而不曾预料到的问题。之后的事件表明基督一性论并没有消亡。此后在埃及，以及曾经是聂斯脱里派据点的叙利亚，一个又一个主教公开拒绝承认大公会议的决议。在这些省份寻求摆脱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时，“基督一性”将成为凝聚它们的口号。 [16] 在西部，混乱的种子也已经被种下，最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主要任务结束之后颁布的三十个命令之一。这个命令，即所谓的第二十八条教规（Canon Twenty-Eight），授予君士坦丁堡主教牧首头衔，并重申狄奥多西在381年的决议，认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教皇的代表对以上的宣称并无异议，但他们无法接受其中清楚表明的问题：这意味着教皇的权威自此之后将变得有名无实，而在其他方面，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将完全等同。特别是东方的省份——色雷斯、本都和亚细亚——只要向君士坦丁堡牧首报告，他们的都主教也将由牧首任命。旧罗马与新罗马的教士之间的对立情绪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之中他们的矛盾愈发升级，直到仅仅六百年之后以大分裂告终。

阿提拉渡过莱茵河（451）

六世纪的叙利亚编年史家约翰·马拉拉斯记载了许多逸事，尽管或为伪托，却也堪称精妙。他声称在狄奥多西二世逝世后不久，匈人王派使节觐见东帝国与西帝国的皇帝，送上一封信：“阿提拉，汝等与我等之主，命汝准备宫殿迎接主人。”尽管缺乏同时代记载佐证，这个故事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地方。阿提拉对东帝国与西帝国均有索求，也极度热衷恐吓他的敌人。直到此时，他依然主要对东部作战；但近期西帝国各行省中的蛮族部族的活动，给了他不少绝佳的干预借口。在他看来更为幸运的是，不幸的公主霍诺里亚给了他一个意料之外的机遇，他决定，接受她送来的戒指，并就此提出一个一如既往的专横要求：让瓦伦提尼安归还从霍诺里亚那里侵占的权力，交出部分帝国领土归她管辖。

阿提拉在西帝国的征战不必在本书中详述，然而必须提及的是，在451年夏与452年，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命悬一线。如果匈人大军的这两次进军没有停下，如果匈人的首领把瓦伦提尼安赶下皇位，并在拉文纳或罗马定都，那么高卢与意大利无疑将沦为精神与文化的荒漠，就像一千年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所做的那样。451年，阿提拉渡过莱茵河，摧毁边境重镇梅斯和数个重要的驻军城镇，一路侵入奥尔良（Orleans）城下。然而在破城之前，他被迫退兵，罗马将军埃提乌斯（Aetius）——他是高卢的实际管理者——从东面率军前来，并得到了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和法兰克人的部队支援，他们首次组成联军与共同的敌人决战。尽管随后的血战——卡塔劳尼亚（Catalaunian）之战，或称莫里亚克（Mauriac）或莫里提安（Mauritian）平原之战 [17] ——没有决出胜负，双方都损失惨重也没有控制战场，但事实上阻止了匈人的进军。次日清晨阿提拉下令撤退，返回了自己位于今匈牙利的腹地，休养生息，巩固防务，直到新一年春天让他的部下重新鼓起勇气。

452年年初他挥军进入意大利。新远征之初战况不利，阿奎莱亚在匈人的侵袭之下坚守了三个月。阿提拉本打算放弃围攻，但据约达尼斯（Jordanes）记载，他发现一群鹳带着幼鸟飞入城中，尽管在如今不算稀奇，但当时的他颇有远见地意识到，这意味着城中暴发了鼠害。他随即向部下指出了这一点，保证该城已无望坚持。大受鼓舞的匈人再度发起猛攻，罗马帝国的第九大城市就此被洗劫一空。康科迪亚（Concordia）、阿尔蒂诺（Altino）和帕多瓦（Padua）也先后陷落。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布雷西亚和贝加莫（Bergamo）立即开城投降而免于毁灭，帕维亚和米兰也开城投降，阿提拉就此把宫廷安在了皇宫之中。后面提到的这些城市没有像威内托地区（Veneto）的城市那样被付之一炬，但依然遭到了无情掠夺，许多显赫的市民沦为俘虏。

此时匈人王已经势不可挡。埃提乌斯尽管接管了意大利的指挥权，却没有可以依靠的蛮族部族，无法像前一年在高卢时那样集结军队。单靠帝国军队根本无法与这支大军对抗，似乎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阿提拉进入罗马——让他进入罗马的后果，无疑要比那位相对文明的基督徒阿拉里克可怕得多。然而在出兵沿半岛南下时，他突然停止了进军，史学家们自此便在推测，他究竟为何这么做。

通常，历史学家把这一功劳归于教皇利奥一世，他在帝国最显赫的两个权贵的陪同下离开罗马会见阿提拉，在明乔河（Mincio）河畔——可能在佩斯基耶拉（Peschiera）附近，该河从此处流出加尔达湖（Garda）——成功说服他停止进军。但不信基督教的匈人不会因为尊敬他的地位而遵从他的劝告，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条件打动了阿提拉呢？最可能的条件是缴纳岁贡，可能还要奉上霍诺里亚和可观的嫁妆。但还有一种可能：阿提拉和他的族人一样迷信已久，教皇可以提及阿拉里克在劫掠罗马之后不久即暴死，认定这是攻击这座神圣城市必将遭到的报应。也有可能是匈人在劝说他们的首领退兵。有证据显示，在破坏了周边所有乡村之后，食物开始出现短缺，军中疫病横行。最后值得一提的可能性是马尔西安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援军已经抵达，加强了西帝国的军力。向罗马进军，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

阿提拉下葬（453）

在以上某些或所有因素的影响之下——至于真实情况我们无从得知，这一时期的一手资料少得可怜——阿提拉决定撤军。一年后，在纳新侍妾的当晚，他突然因大出血而暴死。当他的血流干时，整个欧洲才终于得以喘息。在葬礼上，一批特意挑选的俘虏负责准备他的坟墓，他的遗体被放在分别由金、银、铁制成的三重棺椁之中。在棺椁被放下，墓中堆满战利品，再用土填平后，所有参与葬礼的人被全部处死，以保证伟大国王的安息之地永不会被发现，也永不会被打扰。

至今亦然。

[1] 即“在紫色之中出生者”，这一称号仅用于皇帝在位时生下的皇子，也就是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出生在圣宫的紫色卧室的皇子。

[2] 主教的助祭马库斯（Marcus）记载他和主教站在教堂外，当施洗礼的队伍经过时，他们高声喊出：“虔诚的君主，我们向您请愿。”之后交上了请愿书。“抱着孩子的人……停了下来，下令身边人肃静，而后展开纸卷开始阅读……并把手放在这个孩子的头上，高声喊出，‘陛下下令批准请愿书上的请求。’”之后在宫中，“皇帝下令朗读这份请愿书，并说道，‘这一请愿不易，但拒绝这一请愿更难，这毕竟是我儿子下的第一条命令。’”——出自藏于柏林学院的论文集，1879（引用自伯里的前述著作）。

[3] 此时的她确实应当被称为欧多西亚，但考虑到她的岳母和女儿都叫欧多西亚（两种写法似乎也可以互换），为避免混淆，出于叙述的需要，本书依然以她的多神教名称呼她。这个名字也确实更美。

[4] 他保证饶恕君士坦提努斯的性命，使他投降，而后在严密的看押之下把他和他的儿子尤里安（Julian）送回了拉文纳。但在离城二十英里的里程碑处，皇帝出手干预，下令处决了两人。同时代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努斯（Olympiodorus）声称他们的首级被挑在长枪上，在迦太基城外示众——在此地示众颇为奇怪，但他也没有解释原因。

[5] 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一些代表就持这一想法。

[6] 尽管就此失势，聂斯脱里遗留的影响却远比他自己想象的大。他的一些追随者向东游荡，来到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了独立的聂斯脱里教会。在一段时间的繁盛之后，他们最终在帖木儿（Tamburlaine）的压迫之下逃离，来到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群山之中寻求庇护，当代依然有一些聂斯脱里派信徒。

[7] 这样的宣称往往能够打动听众的心，比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5年接受“伦敦自由人”称号时的演讲宣称：“我和在座的各位同样有发牢骚的权利了——我也是个伦敦人。”又如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的那句“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8] 她把一段锁链送给了自己的女儿欧多西亚，欧多西亚立即为此在罗马建造了教堂，即所谓的“圣彼得锁链教堂”（S.Pietro in Vincoli）。此后教堂还收纳了类似的锁链，据说是圣彼得此后在罗马囚禁时所用。

[9] 一磅黄金可铸造七十二个诺米斯玛塔金币。——译者注

[10] Op cit.，Vol.I，p.133，fn.

[11] 见下文。

[12] 她在拉文纳的陵墓是同时代的杰出纪念建筑。在巨型镶嵌画之下有三座石棺，左侧的石棺安葬着她第二任丈夫君士坦提乌斯的遗骸，以及他们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右侧的石棺安葬了霍诺里乌斯，中央最大的石棺则安葬着皇太后本人。据说她的遗体坐在棺材之中，身披紫袍，参观者可以从后方的一个小孔看到棺木之中的情景。石棺留存了十一个世纪，在1577年，据说一群孩童把燃烧的纸卷扔进了石棺里，而在刹那的火光之后，皇太后、紫袍和皇座都化为灰烬了。

[13] R.C.布洛克利（R.C.Blockley）译。

[14] 此前的三次大公会议分别是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

[15] 按照某个“佚名英格兰人”在1190年写下的说法，对立的双方，即正统派与基督一性论派，决定把他们的信条放到圣尤菲米亚——当地于303年殉道的处女——的棺木之中，让她决定胜负。当他们在一周之后打开棺木时，发现正统信条在她的心脏处，而基督一性论的信条在她的脚边。争论就此结束。

[16] 今天的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叙利亚的雅各派和亚美尼亚人依然坚持基督一性论。

[17] 古时的编年史家对这一战的地点和称呼均有分歧。霍奇金（Hodgkin）在审慎考证所有现存资料之后，认为这一战发生在塞纳河河畔梅里（Méry-sur-Seine），那里位于特鲁瓦西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按照他的考据，这一战最可能发生在梅里以南，与埃斯蒂萨克（Estissac）之间的宽阔平原上（这一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第八章 西帝国陷落（455～493）

罗马人的西帝国……与年幼的奥古斯都一同灭亡了……哥特国王此后占据了罗马。

——卫队长马塞林努斯（Marcellinus）

455年3月中旬——可能是在月中日 [1] 当天或其前后不久，逃离拉文纳来到罗马居住的瓦伦提尼安三世出城到马尔提乌斯原野（Campus Martius），趁着大好春光来练习射箭，并观看运动员操练。在经过某个月桂树丛时，两个蛮族出身的士兵突然从树丛中窜出，手持长剑追杀他，但他的随从与卫士们无一人出手相助——至少我们只能做如此推测。在相当程度上，瓦伦提尼安是自作自受。仅仅几个月前，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杀死了军务大臣埃提乌斯。这位近三十年间成功管理西帝国的将军之所以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打算让他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成婚。在他被杀之后，他的朋友与支持者立即决心复仇。

瓦伦提尼安没有儿子，军方因此推举一位年长的元老院成员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担任皇帝，一般认为他是发动反叛而被狄奥多西大帝镇压的马克西姆斯的孙子。他年轻时表现出众，三十八岁时就成了执政官，并在六年后出任意大利的禁卫军执政官，但此时他已经不复当年；如果他真如传说所言，是靠着贿赂才登上皇位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后悔了。他登基之后几乎立即发现正在迅速瓦解的西帝国不是他能控制的。他也可悲地展示了自己在政治决断与敏锐性上的无能，先是拒绝处罚谋害前一位皇帝的凶手，反而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朋友圈， [2] 之后又坚持迎娶刚刚守寡的皇后欧多西亚。三十七岁的欧多西亚和她的母亲一样，是同时代最为美貌的女人之一，此时她依然在为死去的丈夫哀恸，尽管他屡有不忠的行为，但她真心爱着他。当得知一个年龄近乎是自己两倍大的衰朽老头要强行与自己结婚时，她不禁大惊失色。她清楚向君士坦丁堡求援几乎不可能得到回应，于是决定和几年前她绝望的小姑霍诺里亚一样，向蛮族国王求援。

汪达尔人（455）

至少传统的记载如此。然而这一记载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记载此事的只有两名编年史家，其中安条克的约翰还认为这只是道听途说。一个没有那么浪漫却更可能的情况是，欧多西亚能够照料自己并愤怒地回绝了新皇帝的要求。这样的话她就没有理由请求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Gaiseric）出手相助，而他入侵意大利也确实不需要这类理由。阿拉里克和阿提拉都没有为自己的入侵寻求借口，罗马的名气足以吸引任何一个蛮族首领起兵前来掠夺。但这无关紧要，无论原因为何，这座城市再度处于危机之中。这一次危机来自曾在五世纪给欧洲造成大规模破坏的三个民族中的最后一个：汪达尔人。

与哥特人和匈人相比，汪达尔人对拜占庭帝国造成的直接冲击相当微弱，因此他们不会在本书占据太大篇幅。只需要说明他们是日耳曼人，笃信阿里乌斯派，在上个世纪末，向西迁徙躲避匈人，而后在入侵并破坏高卢大片土地之后，于409年在西班牙定居下来，直到新即位的国王盖萨里克于428年率领他的所有臣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约有十六万人，渡海来到北非海岸。（必须提及的是汪达尔人有一支舰队，也是唯一保有舰队的蛮族。）瓦伦提尼安与汪达尔人签订的承认帝国宗主权的和约未能持续多久。439年，盖萨里克撕毁和约宣称独立自治，而这是所有其他蛮族统治者不曾做过的事。此后他还夺取西西里作为自己的属地。此时，定都迦太基的他成了整个西地中海不容置疑的掌控者。

因此，无论他是否得到了欧多西亚的请求，他有能力也有意愿出兵；瓦伦提尼安死后不到三个月，汪达尔人的舰队就已经下水。在罗马，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则是一片恐慌。皇帝躲在宫中发布了一条声明，他并没有把所有身强力壮者集结起来保卫帝国，而是宣布所有想要离开的人都可以自由离开。他其实不必多此一举，惊恐不已的罗马人早已把自己的妻女送去避难了。许多人赶着马车，带着不想被汪达尔人夺走的财物涌出城去，堵塞了向东与向北的道路。

本该用于对付入侵者的仇恨情绪却被用到了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身上。他也想要逃跑，但他的臣民们认为他要为他们所有的苦难负责，决心不让他离开。5月31日，当汪达尔人的舰队靠近意大利海岸时，宫廷卫队哗变并扑上去杀死了他们无助的君主，将他肢解后扔进台伯河。他仅仅执政了七十天，而在他死去三天之后，盖萨里克国王就在奥斯提亚上岸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已经是第四支来到罗马城下的蛮族部队。

如果教皇利奥一世没有在三年前于明乔河河畔的会谈中劝说阿提拉撤走，他们就是第五支了；这位教皇此时再度前往蛮族的军营，恳求饶恕这座城市。这一次他的底气远没有上一次足了：盖萨里克的目标近在咫尺，他的部下健康，军队补给良好，也没有后顾之忧。另外，他至少是个基督徒，虽然是阿里乌斯派，而这也许意味着他会对教皇的权威存有一定敬意。教皇的任务虽没能完全成功——毕竟不能期望太高——却也并非完全失败。这个汪达尔人决意掠夺，不肯离去，但他许诺不进行杀戮，不为寻找隐匿的财宝而拷问或折磨他人，也不摧毁公共或私人的建筑物。这带来不了多少宽慰，但也聊胜于无。

汪达尔人洗劫罗马（457）

城门就此打开，蛮族进入了这座不抵抗的城市。他们在此后的十四天中平静而有条理地将城中的财富洗劫一空。教堂的金银器、宫殿中的雕像、犹太教会堂的圣器，乃至主神朱庇特神庙的镀铜屋顶都被拿走（至少拆走了一半）。它们全被运到奥斯提亚，装上在此等待的舰船并运往迦太基。掠夺完毕的盖萨里克和他的部下有序地撤走，并迫使欧多西亚和她的两个女儿与他们一同离开， [3] 留下颓败屈辱的城市。然而他们兑现了诺言，没有伤害居民和破坏建筑物。他们确实是“匪”，但这一次，他们并不“蛮”。 [4]

瓦伦提尼安死后不到两年，在457年1月末或2月初，东帝国皇帝马尔西安也撒手人寰，狄奥多西——与普尔科莉亚成婚的他被视作这个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家族就此绝嗣。王朝绝嗣的时刻往往都会在罗马帝国引起危机。理论上，奥古斯都依然由军方选择；而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父死子继的情况，只是因为许多皇帝在世时就提名自己的儿子担任奥古斯都，并让他们得到正式承认。马尔西安没有男性后代，也没有推举继承人。普尔科莉亚如果在世的话肯定能挽救事态，但早在453年，在阿提拉逝世几个月之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5] 她的两个妹妹（此前从未参与管理国事）都先她离世了。简而言之，皇位虚悬、无人继承的情况甚于尤里安战死之时；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寻求军方或军方的领袖来填补空缺，而这位领袖正是东方军务大臣阿斯帕（Aspar）。

阿斯帕早在424年即崭露头角，参与了推翻约安内斯、扶持年轻的瓦伦提尼安担任皇帝的拉文纳远征。八年后的432年，他奉狄奥多西之命率部前往北非以支援当地军团，并试图抵御入侵的汪达尔人。尽管他未能成功，但他的领导能力与英勇之名并未受损。自此之后他成了执政官，他的儿子们也于此后接任；他此时成了“首席显贵”，并很可能在狄奥多西逝世后即位，而不是马尔西安即位。马尔西安第一次身无分文地从色雷斯来到君士坦丁堡后，曾作为阿斯帕麾下的一员工作了近二十年。但阿斯帕有两个问题：首先，他是阿兰人，这个曾为游牧族、热衷田园生活的日耳曼人部族在370年被匈奴人赶出了黑海远方的家乡；其次，他和几乎所有皈依基督教的蛮族一样，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

因此阿斯帕本人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然而和六十四年前，地位与此时的他惊人一致的法兰克将军阿尔博加斯特一样，他乐于成为推举皇帝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他选择了他的另一个下属——他的私人地产的财务总管利奥（Leo），此人是来自达契亚省的正统基督徒。军团的士兵们顺从地向他们的新皇帝欢呼并依照习俗用盾牌把他托举起来；但此时，另一个典礼第一次举行。457年2月7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庄严的弥撒中，利奥由牧首安纳托利乌斯（Anatolius）正式加冕，这明显反映了牧首的重要性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后被强化，也意味着旧秩序要改变了。帝国开始从其创立之初可敬的军事习俗向宗教与神秘学概念的君主制转移，这一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明显。 [6]

利奥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然而他拥有足够的生活常识，并同样拥有自主思想。如果阿斯帕是想要在拜占庭的皇位上安放一个傀儡，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在利奥即位几周之后，两人就爆发了激烈争吵，可能是因为利奥拒绝任命阿斯帕的一个儿子担任薪酬更高的职务。此后矛盾再度升级，因为皇帝决心约束国内那些权势甚高而且愈发危险的日耳曼人，阿斯帕正是其代表人物。在推动这一政策期间，他试图清除军中的日耳曼人，以伊苏里亚人（Isaurians）为核心重建一支新军。这些坚韧的山民来自以哥念（Iconium）与路司得（Lystra）以南的托罗斯山脉（Taurus），位于卡利卡德努斯河（Calycadnus）的盆地附近。阿斯帕坚决想要维持现状，他开始反击，皇帝与将军的对立很快成了利奥执政时期的主题。

远征汪达尔人（468）

这种对立不可避免地要在政府之中催生两个对立的派系。在皇帝这边，派系领袖是一名伊苏里亚人的首领，他原名塔拉西斯科迪萨·罗索姆布拉德奥特斯（Tarasicodissa Rousoumbladeotes），之后他颇为明智地改名为芝诺（Zeno），并与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成婚。阿斯帕在宫中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领袖是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即皇帝的妻子沃里娜（Verina）的兄弟。两人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阿斯帕是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乃至目不识丁的蛮族，按普利斯库斯的记载，他的闲暇时光“都在演员、杂耍艺人之类的各种表演中度过”。作为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他几乎否认基督是神；作为领袖，他确实是同时代最优秀的将军之一。相反，巴西利斯库斯是个希腊化的罗马人，受过良好教育，是个狂热的基督一性论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基督只是神而不是人。他渴望获取皇冠一事在君士坦丁堡已经是街头巷尾的笑料，其实他也没打算隐藏。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完全不适合担负任何指挥任务。尽管他们存在如此多的差异，对伊苏里亚人的厌恶却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当皇帝在468年决定对盖萨里克和他的汪达尔王国发动大规模海路进攻时，他的妻子和阿斯帕共同说服了他，任命巴西利斯库斯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对许多罗马人而言，这场远征来得有些晚了。此时已经是盖萨里克劫掠罗马十三年后，其间帝国完全没有与他交战。西帝国已经处于瓦解的边缘，确实无法为这一冒犯做出任何报复了，但东部的冷淡更难开脱。一些人为马尔西安的无动于衷辩护，声称他年轻时于432年与阿斯帕一同远征汪达尔人并遭惨败，他本人被俘，和一大群俘虏被押送到迦太基，并在烈日之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他很快昏睡过去，而盖萨里克从窗户望去，惊异地发现一只巨大的鹰在他的头上盘旋，用羽翼为他遮挡太阳。他立即明白这是上帝的神迹，这个年轻人必然会在未来有极大的成就。盖萨里克把他召到自己面前，提出释放他，只要他许诺无论今后他的际遇如何，他都不能和汪达尔王国开战。马尔西安同意了，余生也信守了这个诺言。

这个故事不错，但是相信的人不可能太多。马尔西安是个直白且实际的人，完全不是那种靠奇迹生存的人。另一方面，他开启了一个幸运的时代，保证了和平、繁荣与政府的良好运行，利奥在他逝世之后延续了这个美好时代。在十八年的和平之后，再没有放任汪达尔人的借口了。此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干预理由：笃信阿里乌斯派的盖萨里克对正统派的基督徒大肆迫害。一大批教堂与修道院被焚毁；许多可敬的教士，就算没有被他们杀死，也被没收了财产，赶出了家乡，一些人还要受刑。利奥等待已久的远征计划因此得到了宽慰与满意的回应，准备也随即开始。构想的远征规模相当庞大，据说从东地中海总共征集了超过一千艘舰船，集结了十万人员。如果这些数据可信的话，那么这支陆海军力量应该足以把汪达尔人从非洲大地上抹去，而且随便换哪一个指挥官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在巴西利斯库斯的指挥下是做不到的。按照普罗柯比提供的对这场远征的唯一记载， [7] 远征之初进展顺利，两场辅助攻击都取得了胜利，达尔马提亚的管理者马塞林努斯将汪达尔人赶出了撒丁岛，而拜占庭将军希拉克略（Heraclius）率少量支援部队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登陆，并开始自东南向迦太基进军。巴西利斯库斯同时在邦海岬（Cape Bon）附近一个叫墨丘利昂（Mercurion）的地方登陆，但他没有趁汪达尔人准备不足之机迅速向其都城进军，而是停驻在那里，完全不打算前进。这给了盖萨里克期待已久的机会。他派使节前往墨丘利昂，声称他愿意做皇帝要求的任何事，只希望停战五天，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巴西利斯库斯正为自己兵不血刃的胜利而扬扬得意，他欣然允诺。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盖萨里克在这五天时间内整备了自己的舰队，并准备了大量空船用于火攻。风向随即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改变了。第五天，在起大风之前，他的舰队拖着这些空船出航前往墨丘利昂。在他们入港时，水手点燃了这些小船，让燃烧着的船体冲向密集停泊着的拜占庭舰队。巴西利斯库斯和他的部下无力抵挡，也无法阻止火势瞬间从一艘舰船向另一艘舰船蔓延，普罗柯比如此写道：

随着火势蔓延，罗马舰队陷入混乱，风声、爆裂声与士兵和水手们的叫喊声混在一起，他们高声呼叫，使用长杆推开火船与燃烧起来的战舰……汪达尔人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冲撞并击沉他们的舰船，俘虏那些试图逃走的士兵并大肆掠夺。

几个小时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恶棍巴西利斯库斯早在开战之初就逃跑了，他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恼怒、失望与羞愧迫使他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在他的姐妹，即皇后苦苦哀求之后，利奥才最终饶了他一命。

对利奥而言幸运的是，北非这场灾难的罪责全部落在了指挥官身上。除此之外受指责的就只有阿斯帕，人们怀疑他与同为阿里乌斯派的盖萨里克密谋，并贿赂巴西利斯库斯，使其背叛。基本可以肯定这个传言是没有根据的，但这反映了阿斯帕极不得人心。两年后，当他劝说，或者说威逼皇帝同意让公主利昂提亚（Leontia）与他的次子帕特里库斯（Patricius）订婚，并立帕特里库斯为恺撒时，这种厌恶必然有增无减。他给利奥施加了何等压力逼迫他同意此事，我们只能猜测；但考虑到皇帝是坚定的正统派，而且极度反对让阿里乌斯派信徒成为继承人，压力无疑是相当大的。

刺杀阿斯帕（471）

在其他方面，阿斯帕及其儿子们的活动也引起了不安。早在469年，他们就试图刺杀芝诺，而且几乎取得了成功。471年年末，他的长子阿尔达布尔（Ardabur）试图将伊苏里亚人拉拢到他父亲这一边的密谋也被揭发。对利奥而言，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天上午，他的宫廷卫队突然拔剑砍杀了阿斯帕和阿尔达布尔，帕特里库斯受了重伤，但最终应当恢复了健康。

可以推测的是，正因为这些谋杀，同时代的史学家马尔库斯（Malchus）才会称利奥为“屠夫”（Makelles），厌恶利奥的他也把他描述成“各种恶行的集合”，并斥责他的巧取豪夺与贪得无厌。但即使是马尔库斯也必须承认，利奥比此前的皇帝都要“幸运”，或者说“成功”（eutuchesteros）。他未必受臣民爱戴，但无疑受大多数臣民尊敬。如果说，他不配拥有加于他身上的“大帝”头衔——应当是因为他在宗教上坚持正统而非性格坚定或者领导能力出色——但他整体上可谓公正且仁慈。当他在474年2月3日逝世时，他手上沾染的血相当少——至少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如此。

五个月前利奥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这一人选与他人预料的不同，并不是他的女婿芝诺，而是他女婿七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和他的外祖父一样名叫利奥（Leo）。皇帝之所以这样决定，或是因为他个人厌恶芝诺，或是因为他认为伊苏里亚人并不配当皇帝，抑或是他只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骨肉至亲。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使这个问题变为纯粹的学术问题，因为阿里阿德涅授意她的儿子，当父亲在大竞技场中向他正式行礼时，要当场加冕他为共治皇帝。情况也如她安排那样发展了。九个月后，年幼的利奥不幸早夭。

芝诺即位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终结与汪达尔王国的战争。他任命显赫的元老院成员塞尔维乌斯（Severus）担任和谈使节，并将他提升为“显贵”（Patrician）以彰显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他的这一选择可谓再好不过了。塞尔维乌斯拒绝接受盖萨里克给他个人的礼物，他声称释放罗马俘虏比任何礼物都要好，这让国王印象深刻。汪达尔国王立即将所有身为他自己和他家人私人奴隶的俘虏释放，并允许塞尔维乌斯尽可能多地救赎其他俘虏。 [8] 当年年末双方签订了和约，汪达尔人此后再未令帝国担忧。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但乌云已经聚集起来。此时的伊苏里亚人已经彻底不受欢迎。和日耳曼人不同，他们是帝国的臣民，理论上并不算蛮族，但他们的行为令人厌恶，远比日耳曼人恶劣。他们从利奥那里获得的特权已经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傲慢且喧闹，而且不幸地热衷暴力。他们激起的敌意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到了他们最显赫的代表人，即皇帝的身上。此外，皇帝还必须面对自己家族中两个强大敌人的怨恨，即皇后的母亲沃里娜（即利奥一世的妻子）和她的兄弟巴西利斯库斯。

芝诺逃亡（475）

两人的目的并不相同。巴西利斯库斯在八年前的迦太基远征之后理所当然地保持低调，在利奥死后他依然想要为自己夺取皇位；皇太后则想要拥立自己的新情人，即政务大臣帕特里库斯（Patricius） [9] 为皇帝。然而两人为了共同的首要目标，即除掉芝诺而联合起来，在一名伊苏里亚将军伊鲁斯（Illus）——此人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反戈，对付自己的恩人——的协助下聚集起一群位高权重的支持者。在475年11月皇帝主持大竞技场的比赛时，他接到了他岳母传来的紧急消息：元老院和城中居民团结起来要推翻他，他必须立即逃离这座城市。他似乎完全没打算抵抗，也完全不认为沃里娜可能是在说谎，当晚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到老家伊苏里亚的山中避难。

芝诺离开之后，帕特里库斯只有沃里娜一个支持者，巴西利斯库斯因此得以称帝——这也见证了野心的力量。他开始下令——或者说默许——对都城的伊苏里亚人进行大屠杀，但如果他肃清敌对派系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那么他没能达到目的。巴西利斯库斯没能长时间保住皇位，他刺杀了他姐妹的情人，因此失去了她的支持；他向臣民横征暴敛，失掉了民心；他还引起了教会持续的仇视，他首先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基督一性论，而后拙劣地试图将其强加于整个帝国。他的这些举动得到了曾任亚历山大牧首的基督一性论者、绰号“黄鼠狼”的提摩西（Timothy）的支持。此人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被赶出了他管理的教区，巴西利斯库斯认为此时让他复位很合适。在这个恶毒的教士的坚持下，他不仅废止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还试图取消君士坦丁堡牧首这一职位，大牧首阿卡修斯（Acacius）被迫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盖上黑布，他属下所有的牧师为此哀恸不已。同时，城中著名的柱顶苦修者丹尼尔（Daniel） [10] 十五年来第一次从石柱上下来，向居民发表长篇演说。大惊的巴西利斯库斯被迫撤除了他的敕令。上天也展现了自己对这个篡位者的厌恶。476年，一场恐怖的大火在铜器工匠市集爆发，随即蔓延到了君主图书馆（Basilike），这个由尤里安建立的公共图书馆据称有十二万本藏书，包括在一百二十英尺长的蛇肠上用金字写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另一个悲剧性的损失是劳修斯宫（Lausus），其中收藏的著名古雕像全部被毁，包括萨摩斯岛（Samos）的赫拉像、林多斯的雅典娜像和尼多斯（Cnidus）的阿弗洛狄忒像。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伊鲁斯理所当然地对由自己推上皇位的这个统治者大为厌恶，他再度倒戈与山中的芝诺会合，开始筹划他的复位。

然而对巴西利斯库斯垮台贡献最大的既不是芝诺，也不是伊鲁斯，而是他自己的侄辈哈尔马提乌斯（Harmatius）。这个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是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的浪荡子弟，尽管此前他与巴西利斯库斯的妻子、他自己的婶娘芝诺尼斯（Zenonis）偷情一事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但他仍被自己的叔叔提拔为军务大臣。大喜过望的他在就任之后立即扮成阿喀琉斯在大竞技场之外游行。他率部前去征讨芝诺与伊鲁斯，他们邀请他前来谈判。而他在得到了担任禁卫军执政官，他的儿子被提升为恺撒的许诺之后欣然倒戈，支持芝诺与伊鲁斯。于是在477年7月，无人阻挡的芝诺返回了都城。僭称奥古斯都的巴西利斯库斯再度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得到不会被处刑的许诺之后最终同意投降。皇帝履行了他的诺言，将他和他的家人流放到卡帕多西亚的荒原之上。次年冬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在二十个月的流亡生涯之后，芝诺终于得以再度管理国务。在他离开期间，几件事情的发展需要他着手处理，其中一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最终崩溃。

尤里乌斯·尼波斯（466～467）

在埃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逝世十七年后，西帝国由苏维汇人（Suevian） [11] 卫队长里西梅尔（Ricimer）实际控制，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推举皇帝的蛮族人。他至此已经立了至少五个傀儡皇帝，其中阿维图斯（Avitus）在他的逼迫下逊位［但允许他担任皮亚琴察（Piacenza）主教］，马吉奥利安（Marjorian）和安特米乌斯（Anthemius）被他谋杀。只有两人得以保住皇位，即利比乌斯·塞维鲁斯（Libius Severus）和奥利布里乌斯，后者在里西梅尔亡故两个月之后，也于472年10月因某种水肿病而病殁。在四个月的无君主时期之后，里西梅尔的儿子和继承者冈多巴德（Gundobad）推举了一个新的无能之辈——格利凯里乌斯（Glycerius），但君士坦丁堡的利奥一世拒绝承认他，并推举他妻子侄女的丈夫尤里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即位。尼波斯在474年年初在意大利登陆，而后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他的对手并在罗马加冕。也许人们会认为混乱的时代将就此结束。里西梅尔死了，冈多巴德和格利凯里乌斯不复掌权，尤里乌斯·尼波斯拥有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支持——此时芝诺已经继承利奥的皇位，但他对西部的态度并未改变。在东帝国的帮助下，也许他可以重新树立起罗马对这些蛮族冒险者的最高权威。

但这样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475年8月，军队的总指挥官奥里斯特斯（Orestes）发动叛乱，意图推翻新皇帝。此人的职业生涯颇为怪异。出生在潘诺尼亚的他在年轻时进入阿提拉的宫中，担任这位匈人国王的私人秘书，并在挫败普利斯库斯使团的谋杀阴谋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提拉死后他开始在帝国任职，并担任过短命皇帝安特米乌斯的私人部队指挥官。在尼波斯即位之后，他被提升为总指挥官，而后奉命前往高卢，按照元老院的指示安排割让奥弗涅地区给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的事宜。然而奥里斯特斯没有奉命行事，而是起兵对抗自己的君主，率部向罗马进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尤里乌斯·尼波斯别无选择只得逃走。他首先逃到拉文纳，由于奥里斯特斯紧追不舍，他只得渡过亚得里亚海抵达萨隆纳——在那里他遇到前任皇帝格利凯里乌斯时必然颇为尴尬；也是在那里，在那至关重要的一年结束之前，他得知同为皇帝的芝诺几乎同时被迫流亡。很明显他不可能指望东帝国的援助了。尼波斯随即宣称退位，静等事态发展。

与此同时，奥里斯特斯返回了罗马，在10月31日立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为皇帝，他的绰号是颇具轻视意味的“小奥古斯都”——尽管这个绰号很可能是后世所加。他出生的年份不得而知，但即位时他仍是个孩子，他的父亲明显打算由自己掌权。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奥里斯特斯的确掌握了权力。但军队随后再度反叛，正如他背叛了尤里乌斯·尼波斯。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帝国的军队主要由蛮族雇佣军组成，阿提拉死后，这些雇佣军的同宗同族穿越帝国边境涌入帝国，一路无人拦阻、无人管辖，因而他们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此时他们开始为自己考虑那个帝国境内的蛮族都在考虑的问题：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许多人已经找到自己的土地。他们随后要求奥里斯特斯将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土地割让给他们，让罗马的所有土地拥有者将三分之一的土地交给日耳曼移民。

也许这个提议没有听上去的那么无法容忍。418年，君士坦提乌斯三世自愿将高卢西南部三分之二的土地割让给了西哥特人。那一次割让是自愿放弃帝国一个偏远地区以保护其他地域；但这一次相反，是在白刃之下索取帝国腹地的主权。奥里斯特斯应当认为这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于是他愤然拒绝了。但他误判了自己部下的脾气，他们立即以哗变回应，其领袖是奥里斯特斯自己的掌旗官——西里人奥多亚塞（Odoacer）。 [12] 476年8月23日，他被托举在士兵们的盾牌之上，战争就此开始。奥里斯特斯首先逃往提西努姆（Ticinum，即今帕维亚），在崇高的主教伊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处避难。几天后，在奥多亚塞突袭并夺取了该城之后，他向普拉森提亚（Placentia，即今皮亚琴察）逃亡。这次他没能逃走，哗变的士兵抓住了他并将他杀死。

“小奥古斯都”罗慕路斯逊位（476）

那时没有什么人在意可怜的“小奥古斯都”罗慕路斯的死活，惊恐的他正孤身一人留在拉文纳的宫中。但当奥多亚塞抵达该城并召这个可怜的男孩来见他时，他心软了。罗慕路斯很年轻，很可怜，记载也一致称他外貌出众。这个蛮族并没有将他杀死，只是让他逊位，并慷慨地赐给他一大笔生活费，让他平静地和亲属们隐居在卡帕尼亚（Campania）。尔后，当他得知芝诺复位的消息之后——他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巴西利斯库斯——他立即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使节向他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将西帝国皇帝的仪仗徽号全部交给他。奥多亚塞不想自立为君主，他想要的只是显贵之阶，并带着这一官阶以皇帝的名义管理意大利。

“小奥古斯都”罗慕路斯在476年9月4日的逊位通常被认定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然而史学家在相当程度上给出了相反的说法。他们指出帝国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无论帝国是由一个奥古斯都统治，还是由两个甚至三四个奥古斯都统治，这都是纯粹的管理问题。此外，他们指出奥多亚塞一直都在竭力强调帝国依然保持对意大利的主权。帝国只是回归了由一个统治者统治的时代，正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及此后的尤里安执政时的情况。

这些都完全属实。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意大利居民，虽然见证了小皇帝退位后来到卡帕尼亚舒适的别墅中隐居，却完全想不到他们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他们在近一个世纪中已经习惯蛮族将军掌权，最早是法兰克人阿尔博加斯特，而后是汪达尔人斯提里科，再之后是埃提乌斯——尽管他是个罗马人，但他的父亲基本可以肯定是日耳曼裔——和苏维汇人里西梅尔。那他们会问，西里人奥多亚塞又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他确实有不同之处，尽管只在一点上不同。他拒绝成为西帝国皇帝。此前这些西帝国皇帝与傀儡相差无几，但他们依然拥有奥古斯都头衔，因此成为帝国主权的象征与标志。没有他们，这所谓的主权就很快会被遗忘。奥多亚塞索要了显贵之阶，但他自称为“王”（Rex）。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中，意大利被视作沦陷的领土，查士丁尼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其收复。再过两个多世纪之后才会有一个皇帝重新出现在西方，那时他的都城将位于德意志而非意大利，他本人也将作为对手而非同伴出现——他是法兰克人而非罗马人。

奥多亚塞的决定产生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影响。意大利没有任何帝国的代表人物，古都中出现了政治真空。人们本能地寻找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一个拥有一定威望，并且他的职务能够持续得比最乐观的蛮族冒险者所幻想的时间更久的人。于是他们公推已经是基督教世界大主教的罗马主教，在宗教权力之外还授予他暂时的权威，为他举行原本给皇帝举行的许多盛大典礼和有神秘学影响的仪式。中世纪的教皇统治就此开始。

反对芝诺的暴动（488）

皇帝芝诺对近期在西部发生的事件的评估不可能比他的大多数臣民更为清楚。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他自己推举的奥古斯都，即尤里乌斯·尼波斯被废黜。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在达尔马提亚的尼波斯的信，信中恭喜他结束了流亡生涯并请求他协助自己以类似的方式复位。这封信无疑对不久之后芝诺接见奥多亚塞的使节一事带来了影响。他指出，尼波斯是西帝国的皇帝，因此如果他们的领袖想要成为显贵，他必须向尼波斯提出请求。这无疑是此时最合适的回答，但在芝诺让使节转送奥多亚塞的长信之中，其效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变质了——信中已经称他为显贵。这究竟是文书工作失误，还是微妙的外交策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无论如何，目前的内部事务无疑压力更大。除掉巴西利斯库斯对恢复帝国内部的和睦效果索然。芝诺起初怀疑哈尔马提乌斯，此人的自大与自恋已经达到让他人怀疑他是否疯癫的程度。为了获得禁卫军执政官的头衔，并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恺撒，他已经背叛他的叔父和情人，而当年轻的恺撒成人之后，他怎么可能对他的皇帝保持忠诚呢？编年史家都着重记载了芝诺内心的挣扎，但其结果早已注定：哈尔马提乌斯必须被除掉。一名刺客从他众多的敌人之中脱颖而出，很快杀死了他。皇帝对此人的儿子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的态度则更为仁慈，仅仅是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并逼迫他成为僧侣。几年之后的记载提及他在布拉赫内宫（Blachernae）中的祈祷室中担任诵经教士，最终成为库齐库斯（Cyzicus）主教。人们难免怀疑，也许他自己也乐于摆脱管理帝国的各种责任，而这是不必苛责的。

此后的芝诺必然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这一切烦扰。479年，在他复位仅两年后，他必须面对一次新的暴动，这一次暴动由马尔西安挑起，他是皇帝马尔西安的孙子、西帝国皇帝安特米乌斯的儿子、利奥一世的幼女利昂提亚的丈夫。（她与帕特里库斯的订婚在阿斯帕倒台之后自然也取消了。）这次叛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岳母沃里娜近期意图刺杀伊鲁斯而被囚禁，而马尔西安本人宣称他的妻子是紫衣贵胄，地位应当高于芝诺的妻子，即并非紫衣贵胄的阿里阿德涅。马尔西安和他的追随者冲进宫中，本可以再度赶走芝诺，但伊鲁斯迅速出手干预，他率领一批伊苏里亚部队在夜色之中悄然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突袭叛乱者。他们的领袖最终被迫成为僧侣，流放到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他逃走并又参与了一次政变，但再度失败。即使如此芝诺也展现了仁慈——可能因为马尔西安是皇帝的亲属——马尔西安奉命成为一名长老，他的妻子利昂提亚则进入无眠者修女院。 [13] 两人再未留下任何史料记载。

马尔西安的两次暴乱尽管危险，且无疑代表了帝国内部的整体不满情绪，却依然被迅速平息了。更严重、时间也更长的一次暴乱在483年开始，其领导者正是伊鲁斯本人。必须提及，他是在一定的刺激之下才开始叛乱的。在六年前，芝诺重新掌权不久时，皇帝的一个奴隶就已经试图持剑刺杀他。没有人直接指控皇帝，皇帝也立即将这个奴隶交给伊鲁斯处置，但这仍然引起了怀疑。尔后在478年，宫廷卫队再度发现了一个意图行刺的人，这个阿兰人此后承认他是在都城执政官伊皮尼库斯（Epinicus）和皇太后沃里娜的指示下行动的。意识到自己留在君士坦丁堡性命堪忧，伊鲁斯以自己兄弟近期去世为由请求离职返回家乡伊苏里亚。然而在479年9月，一场大地震使都城的城墙受损严重，芝诺因为担心哥特人借机进攻，将他召回了都城，并一路骑马到卡尔西顿城外来迎接他，但这位将军拒绝进城，除非皇帝把沃里娜交给他处置。芝诺对自己的岳母没有任何感情，欣然应允。守寡的皇太后首先被送去塔苏斯并被迫戴面纱生活，而后被囚禁在伊苏里亚的一座堡垒之中。

此后气氛暂时缓和，伊鲁斯被任命为行政大臣，这是相当高的职位。但在482年的一天，他在登上大竞技场的台阶准备前往自己的包厢时，突然遭到一名皇帝护卫的袭击。为他拿盔甲的侍从挡开了一剑，尽管这一剑没能砍掉他的头，却砍掉了他的右耳，因此他在余生里被迫戴上便帽。这一次犯罪的主使者更难对付：正是皇后阿里阿德涅本人。她因为伊鲁斯囚禁了自己的母亲而报复，也可能是在为她的妹妹报仇。

此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晰，对伊鲁斯叛乱的记载事实上极其零碎，时而自相矛盾，许多证据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猜测。行政大臣似乎再度谨慎地辞职返回安纳托利亚，然而在他离开之后，一场叛乱立即在叙利亚爆发，其领袖利昂提乌斯（Leontius）决定进行最后的抵抗，以恢复旧日的多神教。伊鲁斯接到了命令，率东部部队前去征讨并恢复帝国的统治。得到君主重用机会的他可能对此颇为感激，他匆忙赶往叙利亚，但抵达之后才发现当地的指挥官是皇帝无能而挥霍无度的兄弟朗基努斯（Longinus），此人因他将要夺走自己的权力而大为不满。随后双方爆发了激烈争吵，最终伊鲁斯将朗基努斯逮捕并囚禁。

擅自囚禁如此位高权重的反对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可谓专横不法，但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皇帝的回应更是失当的。他命令伊鲁斯立即释放他的兄弟，称伊鲁斯为公敌并下令查抄并出售他所有的财产。这些举措从根本上将他赶到了反叛者一方。伊鲁斯和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共同释放了老太后沃里娜，她欣喜地在塔苏斯为利昂提乌斯加冕，并陪伴他前往安条克，在484年6月27日建立起一个敌对的朝廷。

他和伊鲁斯此时似乎对保持这一状态颇为满意，显然没有打算率军前往君士坦丁堡。这给了芝诺充足的时间以寻找新的盟友。他的新盟友中有一个出身蛮族的年轻人——东哥特王公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此前十年间他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眼中钉，但现在他同意率部以皇帝的名义进军平息叛乱。叛军很快被赶出了安条克，躲进伊苏里亚腹地，他们的领袖逃进一座名为帕皮里乌斯（Papirius）的城堡避难。沃里娜在此死去，无人为她哀悼。在四年的围攻之后，伊鲁斯——颇有教养的他长期热衷学术，据说在围攻期间和他的朋友，即埃及诡辩学家与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潘普利皮乌斯（Pamprepius）共同研讨哲学——和利昂提乌斯被他妻子的姐妹出卖；她在488年骗开了城堡大门（可能是靠诈称皇帝宽恕），让围城者进入城堡。在进行了漫长的抵抗之后，守城者不可能再乞求怜悯了。他们的头被砍下送往君士坦丁堡。这次叛乱就此结束。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488）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尽管参与了击退伊鲁斯及其盟友，逼迫其退回伊苏里亚的堡垒的军事行动，但没有参与接下来的最后围攻战。他在别的地方有更重要的任务。大约出生于454年的他是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德米（Theodemir）的儿子，他童年时在君士坦丁堡当了十年的人质，尽管其间他并没有受什么教育——据称他一生都需要用金印来代替签名——他仍然得以直觉性地理解拜占庭帝国以及帝国的行动方式。当他的父亲于471年逝世，他继位成为东哥特人的最高领袖时，这些了解给了他相当大的帮助。他并不是唯一的领袖地位宣称者，一个与他同名的人，特里亚琉斯（Triarius）之子狄奥多里克，绰号为“斜眼者”（Strabo），决心与他对峙。若在本文具体记述双方之间以及双方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未免过于冗长而复杂。简言之，特里亚琉斯之子狄奥多里克在481年死去，他的同名者无可置疑地掌控了大局。

狄奥多里克早年生活的主要任务和此前许多蛮族部落的首领一样，是为他的臣民寻找一个永久的居留地。为了这一目的，他在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征战不休，时而帮助帝国，时而对抗帝国，不断争论、还价、威逼利诱。他协助芝诺镇压了他在位时的两场主要叛乱，即巴西利斯库斯的叛乱和伊鲁斯的叛乱。此后他先后成为显贵、军务大臣，甚至在484年成为执政官；他也曾在479年愤怒地破坏马其顿，在482年劫掠色雷斯，并在487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在盟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上优柔寡断，就长期利益而言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而在做出决定之后，芝诺和狄奥多里克都松了一口气，这个决定将改变整个东欧与西欧的未来——尽管他们两人那时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哪个统治者做的这一决定。约达尼斯无疑引述了狄奥多里克朝中政务大臣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说法，认为是东哥特人下的决定；普罗柯比则断定这一想法源自皇帝。可以确定的是，在487年或488年年初双方达成协议，狄奥多里克率部进入意大利推翻奥多亚塞的统治，并在意大利建立起东哥特人的王国，以帝国的名义统治。

这一计划对双方都有利：狄奥多里克可以完成他一生的梦想，为自己和同族获得一块富饶肥沃的土地；芝诺则借此机会得以彻底摆脱哥特人。两人必然是毫无悲痛与懊悔地分别了，488年年初大迁移开始了，男女老少赶着驮畜与牛羊缓慢地穿越中欧的平原，寻找更青翠、和平的牧场。

狄奥多里克掌控意大利（493）

然而这一切必须在激烈的斗争之后才能获得。奥多亚塞在五年之中得以成功反击，在490年将他的敌人包围在帕维亚，几乎将其彻底歼灭，千钧一发之际西哥特人的援军解救了狄奥多里克。几个月后他扭转了战局，将奥多亚塞封锁在拉文纳城中，直到493年2月当地主教安排停战。然而此时，由于教会全力支持狄奥多里克，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协助——尽管狄奥多里克和奥多亚塞一样是阿里乌斯派——狄奥多里克得以完全征服意大利，征服者也同意了一份看上去颇为慷慨的协议：意大利将由他和奥多亚塞共同统治，由两人分享拉文纳的宫殿。

慷慨背后的意图很快真相大白：狄奥多里克完全没打算遵守这一协议，只是想欺骗他的敌人，让他误以为自己安全。3月15日，在正式进入拉文纳仅仅十天之后，他邀请奥多亚塞及其兄弟、儿子和主要官员来到他的宫中赴宴。当西里人在贵宾席就座之后，狄奥多里克抢步向前，一剑劈断奥多亚塞的锁骨，直劈到他的大腿。即使他本人也对这一袭击的效果颇为吃惊，据称他大笑着说道：“这个混蛋肯定一根骨头都没有。”

随奥多亚塞来的人们很快被周围的警卫解决，他的兄弟在试图穿越宫中花园时被警卫乱箭射死。他的妻子苏尼吉尔达（Sunigilda）被投入监狱，此后饥饿而死；他的儿子狄拉内（Thelane）原本已向狄奥多里克投降，成了人质，此时则被送去高卢，而后又奉国王之命被处决。简而言之，西里人就此绝嗣，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野心，脱下他们民族传统的毡衣皮袍，穿上紫袍——奥多亚塞从未这么做过——并在意大利定居统治。尽管他在宫廷中布置了奢华的庆典，他依然记得自己与芝诺的约定。至少在帝国看来，他的身份依然是哥特人的国王、显贵与军务大臣，但仅此而已，他和他所有的臣民都是帝国封臣并宣誓效忠于皇帝。他颁布的法律称为条令（edicta），而非皇帝使用的法律（leges）；尽管他的钱币上使用自己名字组成的花押字，却只使用罗马皇帝的肖像。狄奥多里克本人自然对这一安排毫无异议。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比哥特人多出许多，他们更希望被帝国的封臣统治，而不愿在异族压迫下生活。他绝不想与他们对立，因而允许他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并保留所有的地产，唯一的例外是他们不得参与军事活动。与之相反的是，行政管理完全由罗马人负责。

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以背叛与血腥开始，结束时同样笼罩着阴云，他在524年囚禁并用酷刑（缓慢绞死）处决了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 [14] ，在史书上留下一个污点——当然也必须提及他此后承认了错误，至死都为此事懊悔。除此之外，他在王位上的三十三年是繁荣和平的，他壮丽的陵墓至今依然存在于拉文纳的东北郊区，陵墓半古典半蛮族的建筑风格成为完美的象征，象征着狄奥多里克本人——横跨两个文明并竭力增进本民族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和谐。 [15] 在西帝国的废墟之上称王的日耳曼人统治者中，没有一人的领导能力与政治眼光能与他相提并论。当他于526年8月30日逝世时，意大利人也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早期最优秀的统治者。下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出现，则要等到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了。

[1] 此处指3月15日。罗马历法以“月中日”称某些月份的15日，3月15日因为恺撒大帝遇刺而具有特殊意义。——译者注

[2] 按普罗柯比（History of the Wars ，Ⅲ，ⅳ）的说法，正是马克西姆斯谋杀了瓦伦提尼安，因为皇帝此前刚刚侵犯了他的妻子。但至少在吉本看来，大约出生于公元500年的普罗柯比“相当擅长记述他记忆之外的事情”。

[3] 欧多西亚在迦太基居住了七年。462年，在利奥几次要求之后，她才获准带着自己的女儿普拉西狄亚（Placidia）返回君士坦丁堡。普拉西狄亚嫁给了罗马元老院成员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此后短暂地成为皇帝），她的另一个女儿欧多西亚（Eudocia）则被盖萨里克嫁给了他的儿子亨尼里克（Huneric）。

[4] 因为汪达尔人洗劫罗马的传说，英语中“vandal”一词的意思就是“破坏者”。——译者注

[5] 她把自己庞大的财富全部捐赠给了穷人，马尔西安也忠实地执行了她的遗愿，在史书上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6] 罗马帝国所说的皇帝，即“英白拉多”（Emperor），其原意类似于“最高统帅”，这也可谓帝国旧习俗的直观表达。——译者注

[7] History of the Wars ，Ⅲ，ⅵ.尽管吉本谴责普罗柯比编造内容过多，但他此处的记载颇为可信。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应当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他还亲身参与了553年对迦太基的远征，而贝利撒留（Belisarius）在巴西利斯库斯战败的地方取得了胜利。

[8] 很大一部分赎金是塞尔维乌斯返回之后以私人财富填补的，他为此出售了那些为让汪达尔人感受帝国的雄伟而准备的华贵长袍以及金银器。

[9] 没有证据显示他与阿斯帕的儿子有什么关系，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关系。

[10] 柱顶苦修者丹尼尔拜访过在安条克附近柱顶苦修的圣西米恩（St Simeon），而在西米恩逝世后他决定追随他的道路。在相对朴素的柱上苦修了一段时间后，他转移到了利奥一世为他竖立的华贵双柱上，石柱之间用厚木板搭成的临时桥连接起来。他在493年12月11日逝世，在柱顶苦修了三十三年零三个月。他的传记作者声称这是他唯一一次从柱上下来，劝说巴西利斯库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改信。但这一说法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测。

[11] 原本居住在易北河谷地的苏维汇人和数个日耳曼部落一同为躲避匈人而离开家乡。此时大部分苏维汇人定居在今西班牙与葡萄牙境内。

[12] 奥多亚塞或称奥多瓦卡（Odovacar）。他的父亲艾德科有可能就是第七章提及的阿提拉的使节。西里人（Scyrian）是另一个日耳曼部族，在本书中重要性不大。

[13] 无眠者（Akoimētai）修道院约在400年由院长亚历山大创立。他们奉行的规则包括在赤贫中生活，不进行劳动，唱诗班轮换进行持续而无休止的祈祷（这也是它的名称的由来）。他们很快发展并兴盛起来，由于经常公开表达对皇帝举措的不满，所以并不受政府欢迎。聂斯脱里将他们赶出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们很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起了修道院和修女院。

[14] 波爱修斯在他的朋友、曾经是执政官的阿尔比努斯（Albinus）被错误地指控为叛国时积极辩护，也仅因此事冒犯了狄奥多里克。他和他的岳父叙马库斯（Symmachus）因此遭受了同样的指控。在狱中他写下了《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这一作品此后流传甚广，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也曾主持将其译为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

[15] 将二百吨的一体化穹顶竖立起来无疑是中世纪最惊人的工程之一。

第九章 查士丁尼登基（493～532）

上帝以神权授予我们统治帝国的权利，我们清楚战胜后的凯旋与和平时的修饰，我们承担帝国机构运转的责任，并为此谨慎听从全能天主的支持，不依靠手中的武器，不依靠我们的士兵，不依靠战争中的指挥者，也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武艺，而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于至高的三位一体的指引，寄托于创造宇宙万物与世间法则的神。

——查士丁尼，出自《法学摘要》引言

491年春，当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正在拉文纳忙于封锁西里人奥多亚塞时，皇帝芝诺在君士坦丁堡逝世。他统治的最后三年最为出色，至少在国家安全方面如此：伊鲁斯及其盟友煽动的叛乱已经结束，领导者均被消灭；更重要的是帝国——至少是都城仍能控制的部分——在狄奥多里克离开之后终于得以免于哥特人的侵扰。芝诺唯一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宗教问题。虽然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已经结束，基督一性论的异端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东方各省之中，这带来了危险的反叛后果。皇帝于482年和牧首阿卡修斯试图靠一封被称为《合一通谕》（Henoticon ）的公开信修复这一裂痕，却远没能达成目标。他们试图掩盖这一分歧，宣称基督既是神也是人，而避免使用“人性”“神性”的说法。但和所有此类的妥协尝试一样，双方产生了无法和解的敌意。最愤怒的是罗马教皇辛卜力乌斯（Simplicius）和他的继任者菲利克斯三世（Felix Ⅲ），获得芝诺和阿卡修斯任命的新任亚历山大牧首“口吃者”彼得 [1] 清楚表明了自己是基督一性论的坚定支持者，这更是让教皇们愤怒不已。在484年于罗马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教皇菲利克斯甚至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革除教籍 [2] ——所有正统派教会的教士都不敢宣读这一裁决，只好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将裁决写到羊皮纸上，趁阿卡修斯不注意钉在了他的长袍上。阿卡修斯发现之后，也立即开除了罗马教皇的教籍。这不仅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升格到与罗马教皇平级，也确立了两个教会接下来三十五年间的公开决裂。

五世纪八十年代末，皇帝的体力与思维均开始衰退。他的儿子也名为芝诺（Zeno），年轻时交友不慎，纵欲过度而死，据称他是因与同性性交染上性病而死的。继承者因此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兄弟朗基努斯，他随着自己的敌人伊鲁斯的失败而得势，在490年再度被任命为执政官，事实上已经掌控帝国。然而芝诺坚信一个著名占卜者的预言，认为他的皇位将不会被朗基努斯继承，而是会传给“一个曾担任肃静官（silentiary）的人”。此时的肃静官是从皇帝的随从中精选的一批官员，这一官职的名字源自他们的特殊职责，即负责管理皇帝的私宅并保证皇帝休息时不受打扰， [3] 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地位远比这个名字所体现的高。担任者大多博学，地位与元老们相当，并担负许多重要且机密的任务，包括完成宫廷的历史记载。其人数定为三十人，但对老迈的芝诺而言这一预言所指的只有一人：曾经担任武官的佩拉吉乌斯（Pelagius）。他此时是个显赫的官员，官阶为显贵。这个不幸的人根本来不及为自己辩护。他的财产被仓促查抄，他本人也被逮捕并于不久之后被绞死。

阿纳斯塔修斯即位（491）

佩拉吉乌斯广受好评与尊敬，芝诺则不然。年轻时的芝诺是著名的运动员——《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Anonymus Valesii ）颇不可信地声称他没有膝盖骨所以才能飞速奔跑——但在其他方面很失败。虽然在他执政期间，帝国境内几乎从未断绝的骚动不能全部归罪于他，但不可避免地他因此被视作庸才，失去西帝国也给他的名声带来了不可消除的污点——无论是否应当归罪于他。芝诺毫无理由地谋杀佩拉吉乌斯，因此失去了臣民对他所剩无几的敬意；当他于491年4月9日因癫痫发作死去时，几乎没有人为他哀悼。据说人们向刚守寡的皇后阿里阿德涅高喊：“让一个正统的皇帝统治帝国吧！让一个罗马皇帝执掌帝国吧！”他们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新皇帝不能是异端，也不能是伊苏里亚人。朗基努斯就此被排除在外，占卜者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新皇帝是担任过肃静官的弗拉维乌斯·阿纳斯塔修斯（Flavius Anastasius）——他登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后的影响力，她在约六个星期之后嫁给了他。此时六十出头的他来自底拉西乌姆 [4] ，一只眼睛为蓝色，另一只眼睛为黑色。然而这一特质不曾减损他出众的英俊相貌，也不曾减损他正直诚实的名声。4月11日，当他第一次身着紫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高喊着：“执政吧，阿纳斯塔修斯！终身执政吧！”

阿纳斯塔修斯这么做了，如果他的臣民觉得这位新皇帝执政早期的生活比他们预想的更令他们厌烦，那只能怪他们自己。他机智且颇有修养，从不凶暴待人，也不像他许多先辈那样因无法自控怒火而被载入史册。他的主要缺陷是节俭得近乎病态，再加上他强烈的禁欲倾向，君士坦丁堡居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地沉闷无聊。整个帝国的斗兽活动都被禁止了；为了强化对大众的道德约束，居民不得举行夜宴，理由是这种夜宴往往以纵情淫乐收场——必须承认，确实经常如此。与此同时，皇帝大刀阔斧地处理不必要的公共开支，结果在他二十七年执政生涯结束之后，他给国库额外留下了三十二万磅黄金 [5] ，而且他废除了所谓的“金银税”（chrysargyron）——一种所得税，其主要负担者是贫民，也是帝国中最不受欢迎的税赋之一。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成就无疑是非凡的。

在宗教政策方面，阿纳斯塔修斯没有那么成功。即使在那个时代他也算得上格外虔诚的基督徒。在未当上皇帝时，他曾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神学研讨会，并在都城各地的教堂中布道——尽管并非教士的他理论上没有这么做的资格。他甚至一度成为空缺的安条克主教的三位候选人之一。然而此后他逐渐开始倾向于基督一性论，以至于牧首尤菲米乌斯（Euphemius）被迫禁止他传道，在他继位之后也拒绝为他加冕，除非他签署一份书面材料承认正统教义。

阿纳斯塔修斯毫不迟疑地签了字。他绝非精于世故，此时的他似乎坚定地与卡尔西顿派站在了一起，无论正确与否。但一些人不那么相信，他们很快把他的举措解释为投机行为，认为他随时准备为政治牺牲原则。这样的人也会竭力夸大任何表现他倾向于基督一性论的行为，将其当成攻击他的武器。他们本质上代表着伊苏里亚人一派，领导者是芝诺心怀不满的兄弟朗基努斯，他因为阿纳斯塔修斯抢走了他自以为本该属于他的皇位而无法原谅他。不久之后他在自己身边集结起了一群令人生厌的市井无赖，基本上由伊苏里亚人组成，但不是全部。城市街头的斗殴引发了火灾，使一些重要建筑彻底或部分损毁，大竞技场也因此受损严重。

皇帝发起了反击。492年，朗基努斯本人被逮捕并流放到亚历山大，他在那里被迫成为教士。但都城的冲突仍在继续，而且很快演变成了全面内战。次年的混乱更为严重，皇帝的雕像被推倒并拖到街上。在经历了一番困难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此后颁布的一条敕令将所有伊苏里亚人驱逐出了都城，连芝诺的老母亲拉里斯（Lalis）和其他家人也都被驱逐，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连芝诺穿过的紫袍都被查抄、变卖。现在至少都城平静了，但在安纳托利亚，这种混战仍持续了三年，直到496年才真正重归和平。

蓝绿党争（501）

伊苏里亚人虽然让人难以忍受，但不应该为君士坦丁堡接连不断的动乱承担全部责任。引起这一对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都城居民分裂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派系，即蓝党和绿党。这一名称源自大竞技场两支主要战车赛队伍队服的颜色， [6] 但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争端早已蔓延到赛场之外。他们的领导者此时由政府任命，也担负重要的公共管理任务，包括守卫并维护城墙。因此，不仅在都城，在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中，他们都作为两个独立且带有政治色彩的党派存在，时而还作为当地民兵服役。他们的政治倾向因为当地实际情况的差异与当时事态的变化而存在不同，此时的蓝党倾向于大地产拥有者和旧有的希腊-罗马贵族体系，绿党则代表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官员。后者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来自东部各行省，那里的异端信仰传播得更广。因此蓝党往往与正统教派站在同一战线，绿党则支持基督一性论派。但这些仅仅是一种松散的联系，两边都存在例外情况，居民们整体上不加区别而又坚定热情地支持某一党派。最初阿纳斯塔修斯本人试图保持中立，在493年他因为不肯释放几名因闹事被逮捕的绿党成员而被人扔石头。然而不久之后，其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经济政策，以及他本能的不自知的基督一性论派倾向将他拉至绿党。他最终也公开表示支持绿党。

两党（他们被称为“demes”）之间的敌意在他执政期间不断增加，493年的动乱仅仅是都城一场新的自相残杀的序幕。更恶劣的麻烦事发生在501年的布莱泰节（Brytae），绿党在大竞技场中公然袭击蓝党，连皇帝的私生子也在混乱中丧生。（因此这一节日庆典于次年被禁止。）然而最严重的一次动乱发生在511年，阿纳斯塔修斯要为此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也因此几乎失去皇位。年逾八旬的他日渐衰老，对基督一性论的同情愈发公开直到尽人皆知。牧首尤菲米乌斯此时已经无法抗议，他已被指控秘密支持伊苏里亚人并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的偏远地区——至于这一指控是否属实则无从得知。他的继任者马其顿努斯（Macedonius）性格极为温和，但他也开始无法与君主相处了。

宗教动乱（512）

此时的基督一性论者找到了振臂高呼的理由。他们在所谓的三圣颂（trisagion）——拜占庭圣餐仪式中常用的一段祝文——的原文“神圣的父，神圣而全能，神圣而不朽”之后加上了“并为我们受十字架之苦”，以此作为宣示他们信仰的最坚定声明，也就是说是全能的上帝在十字架上死去，而不是身为人的耶稣。在阿纳斯塔修斯治下的君士坦丁堡，这些话无疑是在宣战。人们听到圣宫之中的大天使礼拜堂中传出这段话时，情绪高涨。但最恶劣的事件还在后面，周日他们再度听到了这句话，有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清晨的弥撒之中公然喊出了这句话。正统派的支持者更加响亮地喊出他们的信条予以回击，斗殴随即开始，圣餐礼变成了一场骚乱。

在随后的调查之中，负责调查的法律人员——可能是在皇帝的授意下——没有归罪于挑起此事的基督一性论者，而是将其归罪于和善的老牧首马其顿努斯。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居民坚定支持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他们爱戴的牧首所遭遇的不公攻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向皇宫冲去，如果不是马其顿努斯对惊慌的阿纳斯塔修斯的请求做出回应并来到他的身边，很难说此后会发生什么事。双方仓促地达成了某些和解，人群也随之散去。

他只是侥幸逃脱，本应当警惕起来，但年迈的皇帝已经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很快把自己的救命恩人马其顿努斯悄然流放，正如对前任牧首所做的那样。512年11月4日，那句“并为我们受十字架之苦”再度在君主大堂之中回响。这一次引发的暴力事件更加恶劣，恢复秩序时已有相当多的人员伤亡。次日在圣狄奥多尔教堂中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造成了更多人的伤亡。11月6日，正统派的暴民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大竞技场集会并号召杀死所有的异端分子，而后冲进城中践行他们的口号。皇帝的雕像再度被推倒在地并砸烂，许多房屋被焚毁，包括皇帝的侄子、担任禁卫军执政官的庞培乌斯（Pompeius）的住宅。动乱持续了整整两天，而后阿纳斯塔修斯才开始行动。他亲自出现在竞技场中两万多名愤怒的臣民面前，缓缓摘下皇冠并脱下紫袍。他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卸下帝国的重担，他们此时只需要推举一位继承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也可以继续执政，并许诺不再让他们不满。这位白发苍苍的高大老人依然英俊，声音依然沉稳、坚定、令人信服。骚动渐渐平息，事态再度得以挽回。

在阿纳斯塔修斯漫长的执政时期，有许多对帝国和平的威胁。与波斯三年的战争使帝国失去了东部边境上的几座重要据点，保加尔人（Bulgars）对色雷斯的反复侵袭让他被迫从马尔马拉海海滨的瑟利姆布里亚［Selymbria，今锡利夫里（Silivri）］到黑海建造了一道约为三十英里长的城墙。最大的威胁来自一个哥特人的冒险者维塔利安（Vitalian），他自称要代表正统派，与基督一性论派的皇帝对抗，并借此获取了许多人的支持，曾三度率部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这些威胁都没有产生任何长期的重大影响。宗教动乱似乎应当比这些事件更值得具体叙述，只为再度强调，拜占庭帝国的日常生活对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而言是难以理解的：社会各个阶层热切地参与宗教问题，而在当今的我们看来，这些都是深奥而微妙的神学信条细节。这些问题对极度虔诚且热衷学术的人，比如阿纳斯塔修斯而言显得至关重要，这在那个时代不足为奇。一群暴民因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发怒，让我们更难理解。但这的确属实。

在他的统治即将结束时，年迈的阿纳斯塔修斯很好奇他的三个侄子中谁会继承他的皇位。迷信的他请他们三人一同到宫中赴宴，并给他们安排了躺椅休息。在其中一把躺椅的枕头下他藏了一片羊皮纸，上面写着“REGNUM”，选了这把躺椅的侄子在他看来就应当继承皇位。悲哉，结果却令他惊讶而哀伤。其中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喜爱似乎超越了家族亲情，他们决定在同一把躺椅上过夜，结果阿纳斯塔修斯做了手脚的那把躺椅无人安歇。他自那时起便相信新皇帝要由他家族之外的人担任了，但他依然想知道究竟是谁。在为此热切祈祷之后，他得知他的继承者将是次日第一个进入他寝宫的人。平常最先进入他寝宫的当然是内宫的大总管，但在那一天清晨，却是巡夜军团的指挥官查士丁（Justin）第一个进入寝宫，向他汇报一些任务的执行情况。阿纳斯塔修斯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查士丁（520～521）

传说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位老人可能觉得天意难测——虽然未必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觉得。查士丁是色雷斯的农民，此时约六十六岁，是个文盲。据说他和狄奥多里克一样有一个写着“LEGI”（“阅”）的印封——当然他的印是木印而非金印。由于只有他有权使用紫色的墨水，因而其实他并不需要亲自签名。即使此时，按普罗柯比的说法 [7] ，皇帝还必须让他人指出在书页的哪里盖印。同一份记载还提及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从位于内索斯以南六十英里处的小村贝德里亚纳（Bederiana）走到君士坦丁堡，“肩上披着斗篷……抵达都城时他们身上只有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他的妻子卢皮西娜（Lupicina）出身更为低微，是个奴隶，在查士丁把她买来时，她已经是原来拥有者的小妾。

尽管他在伊苏里亚的战争中表现出色，拥有无可置疑的军事能力，但这位新统治者实在没有当皇帝的能力。普罗柯比甚至把他与驴相提并论，说“即使有人拽他的缰绳他也不肯前进，只待在那里摇耳朵”，但这无疑是夸张了。查士丁不论如何也是从士兵一步步升为巡夜军团卫队长，成为最精锐的几支宫廷卫队之一的指挥官。他确实颇为自信、野心勃勃，而且颇有农民的机敏。按另一份记载的说法，当八十七岁的阿纳斯塔修斯终于在518年7月9日撒手人寰时，大宦官阿曼提乌斯（Amantius）有自己想推举的皇帝，并向查士丁透露了自己的计划，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钱财让他贿赂他的士兵们。然而查士丁把这笔钱私藏起来，并要求他的部下做好战斗准备。次日清晨，当人们涌入大竞技场，元老院在闭门会议中商议继承人人选时发生了斗殴。巡夜军团的士兵们冲进会场中维持秩序，并齐声高呼推举他们的队长担任皇帝。他起初拒绝了，但当元老们在稍做反对之后与士兵们一同开始推举查士丁时，他也就同意了。

据称这支部队随后在其指挥官身边围成一道人墙，让围观群众退后以便所有人看到身着皇权标志的他，这意味着尽管查士丁表示拒绝，但其实他对这次推举并非“一无所知”。即使如此，人们仍会疑惑，这样一个粗鄙而世故的人怎么会获得如此多的支持。首先，关键在于他是个绝不妥协的正统派支持者，与倾向基督一性论的阿纳斯塔修斯一派对立并公开拥护蓝党，反对此时颇不受欢迎的绿党。其次，他在军中颇受敬爱与尊重，如果此时仍在色雷斯游荡的维塔利安再度掀起叛乱，他也完全有能力应对。但他最大的优势是他的外甥——他皇位背后的真实力量与幕后主使者。他的外甥对他的引导准确无误，胜过其他任何一个在他盖印时指明位置的秘书官。很可能正是他的外甥安排了他舅舅登上皇位。他以拜占庭帝国的经典方式解决了维塔利安——请他来到君士坦丁堡，用执政官头衔和军务大臣官职打消他的疑虑，而后悄然刺杀他。也正是他的安排，调解了君士坦丁堡与教皇长达三十五年的对立。还有，正是他在521年成为执政官时，在大竞技场以最为奢侈的竞技庆祝，并给君士坦丁堡的观众们献上盛景。至少二十头狮子、三十头豹和未见详细记载的其他猛兽被投入大竞技场互相搏杀——阿纳斯塔修斯的禁令也就此终止；有相当于三千七百磅黄金的资金用于装饰、布置舞台以及赏赐平民；战车赛的质量更是无与伦比，以至于总决赛被迫取消以免观众情绪过激，爆发严重暴乱。这与此前简朴、锱铢必较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达的信息相当明确：帝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光辉的年代，在重新庇佑帝国的上帝的指引下，在高贵且光芒万丈的皇帝的代表下，帝国将收复失去的领土，恢复往日的伟大。

但那个年代的象征以及完成这一切的皇帝并不是查士丁，而是他的外甥查士丁尼。

教会统一（520～521）

查士丁尼于在482年出生于一个名叫陶雷西纳（Tauresina）的小村，那里离他舅舅的出生地不远。他的母语和查士丁的母语相同，基本可以肯定是色雷斯语，一种于几百年后就会消亡的语言；但整个巴尔干半岛已经完全罗马化，他在儿时可能就已经掌握拉丁语。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何时及如何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基本可以确定是查士丁的授意，那时的他依然是个孩子。他此后成了一个博学并了解各种文化的人，而只有在都城才可能完成这样的教育。为了完善对他的教育，他的舅舅必然给他安排了军事教育，因为他在阿纳斯塔修斯逝世时正在宫廷禁卫队中的近卫军团担任军官。此时查士丁似乎正式将他收为养子，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名彼得鲁斯·萨巴提乌斯（Petrus Sabbatius），为了表达对自己恩人的感激与尊重，改名为查士丁尼。他正是以这个名字名垂青史。

但这些不过是推测而已。查士丁尼不寻常的一生只有518年之后的记载才有可信的历史依据。他舅舅登基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将他提升为显贵并任命他为近卫军团卫队长，这一职务使他得以直接进入权力中心，自此开始展露自己出色的统治能力。查士丁也许并不是靠他的外甥登基，即使如此，登基之后的他也愿意听取查士丁尼在所有问题上的意见，他在余生里也乐于作为他的传声筒与傀儡统治——仅查士丁尼生重病的524年至525年除外。

查士丁尼的舅舅在位时期无可争辩的最重要成就要归功于查士丁尼，即自484年在牧首阿卡修斯的长袍上被钉上革除教籍的宣判书之后，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次关系破裂是与他政治哲学之中至关重要的统一性背道而驰的：既然只有一个上帝，就只能有一个帝国与一个教会。查士丁即位还没满一个月，他就给教皇赫尔米斯达（Hormisdas）写信（由外甥拟稿），告知他自己继位的消息——其中他有些虚伪地声称自己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荣耀。教皇则友善地回复了他，双方又继续进行了通信。519年3月25日，教皇的使团来到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亲率代表团出城十英里相迎。两天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大牧首约翰宣称旧罗马和新罗马的教会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并庄严宣布将一系列的异端革除教籍，包括“黄鼠狼”提摩西、“口吃者”彼得以及他的前任阿卡修斯。他声称“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他是这些异端的帮凶与追随者，与他们同流合污”。最后提到了芝诺与阿纳斯塔修斯的名字，从未放弃正统信仰并因坚持信仰而被流放的牧首尤菲米乌斯和马其顿努斯也在其列，并仪式性地被从双联饰板上除名。 [8] 教会分裂就此结束。在拜占庭帝国看来这近乎无条件投降，还牺牲了两位无辜者的声誉。但对查士丁尼而言，为了教会统一，这种牺牲代价不算大。

狄奥多拉（521）

在一两年之后——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但应当是520年之后不久——查士丁尼的人生出现了第二个重大转折：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皇后。委婉地说，狄奥多拉（Theodora）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她的父亲是绿党雇用的大竞技场掌旗手，她的母亲则在马戏团中表演，可能是杂技演员，这些背景已经足以把她被排除到体面的社会之外。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她尚未成年时就与她的姐姐一同上台表演，表演最低俗的喜剧、闹剧与滑稽戏。美貌活泼的她也是个机巧的模仿者，借此很快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捧者，不久之后就成了君士坦丁堡最恶名远扬的交际花。然而，即使在她最堕落的时期，普罗柯比对她的描述是否属实，依然值得怀疑，下面这段记载无疑是对历史上所有的皇后与王后中最直白的毁谤。

此时的狄奥多拉的年龄依然太小，无法和成年女人一样与男人交媾和同床共寝，但她依然招男妓来满足人性之中的糟粕，这些奴隶跟随主人来到剧场之中，并借机发泄兽欲；而她也在妓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沉迷于这种反常的肉体交易之中……成年之后，她立即开始参与舞台上的表演，成为娼妓，也就是被我们的祖辈称为“步兵”的那种娼妓……这个丫头全然不知廉耻，也从没有任何人见到她羞愧。恰恰相反，她毫不迟疑地接受最无耻的要求……她将所有的衣服脱掉，将本应加以遮挡的私处完全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

从没有哪个女人如此沉迷于肉欲。她经常和十多个精力旺盛又想要通奸的年轻男子一同饮宴，愿意和任何一个男伴共度春宵。而当她把他们全部累倒之后，她还要找他们的随从——有时多达三十人——并与他们依次苟合，即使如此也无法满足她的肉欲。

尽管她用上了自己身体的三个孔窍，她依然会哀怨自己的乳头没有天生的大孔，以便创造一种新的性交体位。尽管她屡屡怀孕，她依然能靠各种手段使自己几乎立即堕胎。

在剧场之中，她也经常在所有人面前……袒露身体并躺倒在地，一些奴隶则在她的私处撒上大麦，而后一群受过训练的鹅则要将大麦粒一颗颗啄食掉。再度站起时，她不会脸红，反而为自己的表演感到自豪。 [9]

记载就是如此。这位假正经的老伪君子显然享受着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记载真伪难辨。普罗柯比既厌恶狄奥多拉，也厌恶她的丈夫，这并不是他粗野的《秘史》中唯一一段竭力诋毁两人的记载。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目睹狄奥多拉如此，因此他的可信度与市井流言无异，而且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对流言去伪存真。不过无风不起浪，狄奥多拉的真实情况也许如我们祖辈所认为的一样，与她所处环境的其他人相差无几。至于她是否远比同一环境中的人更为堕落，则无法下定论。

无论如何她开始寻找更好的归宿，成了一个比较显赫的官员的情妇，陪他前往北非。抵达后两人大吵了一番，狄奥多拉被赶走，普罗柯比的记载称她以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方式返回了家中。在返回的路上，她来到了亚历山大，据说那时她与城中显赫的教士搭上了关系，这能够解释她为何在余生都公开地倾向于基督一性论派。她甚至可能受了宗教的影响，因为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她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而依然不变的是，她坚定地支持蓝党并憎恨绿党。一个故事中提到了原因。她父亲在她六岁时死去，母亲立即改嫁，希望新丈夫能够继续担任前夫绿党掌旗者的职务。但她失望了，这个职务给了他人。为免于贫困潦倒，她带着三个头上戴着花环的女儿来到马戏团，去讨好聚集起来的围观者。绿党成员本应对自己过世雇工的孤儿寡母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却无视了她们；蓝党人——更可能是为了让对手难堪而非真诚地同情——则怜悯她并雇用了她的丈夫。狄奥多拉自此忠于蓝党，终其一生都不曾动摇。

查士丁尼也支持蓝党，在登基之前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与精力保证他们支持自己。他也许是在进行这类活动时第一次见到狄奥多拉。她此时已经三十多岁，不仅美貌与机敏丝毫没有削减，还拥有了她年轻时严重不足的睿智与成熟。他的心立即被她吸引走了，并很快沦为她的俘虏。他把她当作情人并让她生下了一个早夭的孩子，但这还不够，尽管她出身如此，他依然决定要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这难免会遭到阻碍。一个阻碍是法律规定元老院成员以及其他高阶官员不得和娼妓成婚；另一个阻碍则更为严峻，皇后本人坚决反对。在丈夫即位之后，她放弃了原名卢皮西娜，改名为更高贵——也更缺乏原创性——的尤菲米亚（Euphemia），然而她本性依然是一个农妇。当她得知自己的身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比自己还低贱的人时，她决心不择手段地把她赶走。只要尤菲米亚在世，这场婚姻就不可能举行，即使是查士丁尼对此也无可奈何。但对他而言幸运的是，她在524年去世。老皇帝没有怎么阻挠，他从来都不愿反对自己外甥的意见。几周之后他批准了一条法令，地位高的人可以自由与任何不再从事娼妓职业的女性结婚。阻碍已经被全部去除，525年，牧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婚礼。两年后，527年4月4日，他们加冕成为共治皇帝与皇后；年老且罹患癌症已久的查士丁于8月1日逝世，他们成了拜占庭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多元化是重要的。狄奥多拉可不想只当皇帝的配偶，和随从的宫女安静地住在后宫（gynaeceum）之中，只在重要典礼时与丈夫一同出席。在查士丁尼的坚持下，她在他的身边共同执政，以他的名义决策并行动，为各种国家重大问题出谋划策。她在这五年间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变，她未来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将与此前截然不同。

卡帕多西亚的约翰（531）

君士坦丁堡居民对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成婚一事的态度未见记载。如果普罗柯比对她年轻时的经历记载属实，必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帝国的耻辱。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人对此不那么挑剔。查士丁尼与他未来的臣民一直过于疏远，他常年冷淡地退居幕后。这起码说明了他也是个普通人，和他人无异。

但是成为普通人并不意味着受欢迎。不论大竞技场的比赛有多华丽，不论在即位后第二年庆祝自己再度担任执政官时给出多慷慨的赏赐，不论给遭受地震的城市——528年的地震造成安条克近五千人伤亡，529年的地震则在老底嘉（Laodicea）造成两千多人伤亡——送去多少财政补助，查士丁尼从未被臣民爱戴过。他的铺张奢侈堪称精美，但都是要钱财支持的。与波斯的战争同样如此。在查士丁尼即位几个月后战争就已开始，波斯国王卡瓦德（Kavadh）在世时，双方边境时而发生摩擦；在他于531年逝世后，战争随之终止。要花钱的还有“永久和平”的实现。卡瓦德的继承者库思老（Chosroes）在532年9月签署和约，帝国要为此提供一万一千磅金的岁贡——尽管双方从不如此称呼。大量的纪念碑兴建工程同样开支甚大，查士丁尼在他舅舅在位时就开始在狄奥多西城墙与金角湾相接处的布拉赫内兴建献给圣母玛丽亚的大教堂，而后又在城内外重建了至少七座教堂以纪念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其中不少是君士坦丁大帝始建。这些工程本身就足够惹人注目，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即位之初，他继续大兴土木，在他自己的主持下建造一座新教堂以纪念另外两位殉道者——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和圣巴库斯（St Bacchus）；这座教堂在建筑学上的独创性以及奢华的装饰，使它在整个君士坦丁堡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 [10]

要支付这些费用以及其他许多开支，就需要更严格、整体更合理的税收系统。这样的举措从来都不受纳税者的欢迎，另外，皇帝任命负责这一任务的官员又引发了大众的不满。此人是卡帕多西亚的约翰。他的背景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来自小亚细亚的凯撒利亚，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粗野而庸俗，社交时全无风度，但查士丁尼意识到他是个出色的管理者，在531年任命他为禁卫军执政官。接到任务后，他在军队给养方面收紧银根，坚决打击腐败，并推行新税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料——吕底亚（Lydia）的约翰的记载中提及了二十六种新税，同时这些税收对富裕强势的土地拥有者和贫穷的农民全部有效——这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此外，他尽可能地集中权力，极大削弱了高级地方官员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早就应该完成的，而约翰接手之后无疑出色地整顿了帝国的财政体系。不幸的是，他在勤奋高效之外，却又腐败堕落，这激起了他人的一致轻蔑。那些在他看来瞒报了资产的人，都要被监禁、鞭笞乃至上酷刑来迫使他们招供。此外，他还暴食、酗酒而且淫荡，按吕底亚的约翰的说法，他不光把吕底亚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没有给这些不幸的居民留下哪怕一个杯盏，也没有让哪怕一个主妇、贞女或者少女免遭玷污”。 [11] 他的恶行不太可能只见于一个省份之中，532年年初的约翰自然而然地成了帝国之中最受人厌恶的人。

特里波尼安的作品（532）

不过，倒还真有一个恶名可以与他相比的官员——法学家特里波尼安（Tribonian），此人在529年成为圣宫检察官（Quaestor），即帝国的最高法官。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尽管在许多方面如同梦魇一般，但至少还是个基督徒，不肯受贿；来自西代（Side）的潘菲利亚人特里波尼安却是个多神教教徒，他无耻而且热衷受贿。普罗柯比提及：“他愿意为任何利益而出卖正义，在主管司法时的每一天，他都会废除一些法律条款并推行新条令，以满足行贿者的需要。” [12] 此外，他还有些难以抗拒的魅力，其学识之广博与深刻足以惊讶所有和他谈条件的人——这一点也和卡帕多西亚的约翰不同。应当正是他的学识吸引了同样颇热衷学术的查士丁尼，皇帝多年来苦思冥想，想要完成近乎超人的事业，在他看来特里波尼安可以让这些苦思冥想最终成形。查士丁尼的想法是完全重编罗马法典。狄奥多西二世在438年尝试过，但那时距离此时已经有一个世纪，而且查士丁尼的计划更有野心：他的先辈仅仅是把帝国通行的法令编纂成书，他则打算编修全新的法典，将所有重复或冲突的条令删除，保证在教学时，其中没有与基督教教义不合的地方，保证条理清晰，避免混淆与杂乱。

在特里波尼安的主持之下，靠着他广博的学识，皇帝委任的特别工作组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工作着。529年4月8日，在开始工作不到十四个月之后，新的法典已经编纂完成，并在一周之后推行，成为帝国所有法庭的至高权威。扩充后的法典版本，包括查士丁尼本人添加的法令，在五年后推出。然而早在530年，特里波尼安和另一个工作组就已经在进行另一项编纂工作——将古罗马法学家的主要著述编纂成书。这本《法学摘要》或《法学全编》 [13] 是将法学著作也编入法律系统的首次尝试。据说这一任务“将近两千篇论文的智慧浓缩进了五十本书，将旧日写作者的三百万篇‘韵文’重写成了十五万篇”。这一庞大的任务仅在三年之内便完成了。最终在533年，《法学要义》（Institutes ）也最终成书，这本手册摘录自这两本主要著作，供帝国的各个法学院教学之用。这些书全部以拉丁语写成——此时拉丁语依然是官方语言，但几乎仅用于官方。帝国自君士坦丁时代至此已经发生不小的变化，君士坦丁的城市的希腊化几近完成。

相比特里波尼安为帝国司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违法乱纪的私生活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普罗柯比在记述时的夸张写法已近乎癖好。然而查士丁尼执政最初五年之中不断滋生的不满情绪，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和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在本该胜诉时败诉，无疑是极为苦涩的回忆。而在不满的诉讼人之外，还有那些失去了职务（无论是实职还是虚衔）的人，以及因税务改革而使精明的获利手段被揭露并停止的人。后者的声音当然不会太大，但这一方的怨恨，无疑得到了另一个巨大的不满情绪来源的补充——蓝党和绿党。在查士丁尼安然登上宝座之后，他自以为不再需要蓝党的支持了，就施行了同时抑制两党的政策，削弱他们的特权，用苛刻乃至野蛮的处罚手段限制他们。因而在532年1月10日，两党在大竞技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生斗殴，他毫不犹豫地派军队进入竞技场恢复秩序，至少有七名斗殴的带头者被下令处死。其中五人被轻易处决，两人在行刑之后侥幸未死。他们被一批僧侣救起，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圣劳伦斯修道院避难。都城执政官欧戴蒙（Eudaimon）决心让修道院断粮投降，在修道院之外安排了武装人员守卫。他们的追随者则喧闹地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两人。

尼卡暴动（532）

两人恰巧一个是蓝党，一个是绿党，结果这两个派系首次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三天后，当查士丁尼再度来到大竞技场，发出比赛开始的信号时，人们以怒吼回应他的出现。起初没有什么异样，但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这次示威与他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绿党和蓝党团结一致，喧闹并非针对对方，而是针对他。他们高喊着：“尼卡！尼卡！”（Nikā，意为“胜利”）这个词原本是用来鼓励他们的赛车手。此前，他们在这个词后面都会跟上他们支持的队伍，对另一方高喊。现在他们却异口同声高喊着这一个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派系差异被遗忘了，人们众口一词，发出令人不安的声音。

比赛随即开始，但紧张情绪未能减少，很快比赛被终止了。暴民冲出了大竞技场，一路大肆破坏。他们首先进攻都城执政官的官署，杀死了拦路的警卫，而后把所有监狱中的囚犯释放出来，开始放火。他们从那里继续前进到禁卫军执政官的官署，而后冲击元老院、祖西比乌斯（Zeuxippus）浴池和亚历山大浴池，甚至冲进了圣伊琳妮教堂和圣索菲亚大教堂，一路四处放火。在当天日落前，以上建筑以及主街两侧不计其数的其他建筑都成了烟雾笼罩的废墟。

与此同时，城中又不断发生新火灾，烟雾笼罩全城长达五天五夜。次日暴民返回了大竞技场，要求立即解除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特里波尼安和都城执政官欧戴蒙的职务，已经警觉起来的查士丁尼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第三天，他们的愤怒依然没有平息，开始呼唤推举新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普罗布斯（Probus），而当他们发现他离开了都城之后，他们纵火焚毁了他的家宅，继续破坏。最终，在1月18日，查士丁尼稍微恢复了理智，他出现在了大竞技场，将这一切动乱都归罪于自己，并许诺宽恕所有悄然返回家中的人。二十年前他的前辈使用这一手段时大获成功，但此时他面对的情况要比阿纳斯塔修斯的严峻得多。几声有气无力的欢呼很快被嘘声与尖叫声淹没，皇帝只得仓促返回宫中。

暴乱者找到了新人选——前皇帝的另一个侄子希帕提乌斯（Hypatius），他曾在波斯指挥军队，也曾率部在色雷斯与叛乱者维塔利安作战，战功卓著。年事已高的他不想当皇帝，当暴民开始呼唤他时，他还竭力隐藏，但最终他们还是找到了他，并扛着他来到大竞技场。人们从旁观者那里借来了一个金领环充当冠冕，他被加冕并坐在了皇室包厢的皇位之上。与此同时，在皇宫，绝望的查士丁尼正在和他的参谋们讨论。几天前，他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可以和亲随一同逃离都城；现在他认定，逃亡一事不能再拖延了。

突然，狄奥多拉打断了谈话。她说，她并不在意让一个妇女来规劝一群惊恐的男人勇敢起来是否合适。在危急存亡之时，唯一的指引只有理智。在她看来，逃跑，即使能够让他们安全脱身，也是不应被考虑的。她继续说道：

每一个人，既于光明之中诞生，终归要在黑暗之中死亡。身为皇帝，又怎么可以逃难呢？我希望，永不脱下我的紫袍，永不放弃我的尊号。我的君主，如果您想苟且偷生，并不难办。我们的财富就在那里，海洋就在那里，我们的战舰就在那里。但首先想想，当您脱离险境之后，您会不会后悔，会不会宁愿选择死亡。至于我，我坚信古人的话：紫袍是最高贵的裹尸布。 [14]

此后再也没有人提过离开了，所有人一致同意用武力来解决这次暴动。幸运的是，帝国最出色的两名军官就在宫中，其一是贝利撒留，此时依然未满三十岁。他和查士丁尼一样是罗马化的色雷斯人，刚刚被从波斯前线召回并提升为总指挥官。其二是伊利里亚人门都斯（Mundus），此时他只是偶然在都城停留，但他麾下正好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斯堪的纳维亚佣兵。两人随即制订了行动计划。

他们悄然溜出宫中，集结起部队，分别绕路行军抵达大竞技场。尔后随着一声令下，他们同时向喧闹的暴民们发起冲击，这完全出乎暴民们的预料。没有任何人被饶恕，绿党成员和蓝党成员都被毫不辨别地屠杀。同时，皇帝卫队的指挥官，一个年长而外表柔弱——这欺骗了许多人——的亚美尼亚人宦官纳尔西斯（Narses），正率部集结在各主要出口之外，奉命杀死所有试图逃走的人。几分钟之内，大竞技场中愤怒的呐喊就被哭号与呻吟淹没，伤者与濒死者很快彻底安静下来，直到寂静笼罩了整个赛场。赛场的沙土已经被鲜血浸透。

杀得筋疲力尽的佣兵们穿过这三万多具尸体，寻找并杀死侥幸存活的人，掠走死者的财物。颤抖着的希帕提乌斯被带到了皇帝面前。查士丁尼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并不能控制事态，本打算网开一面，但狄奥多拉制止了他。她指出此人是由城中居民加冕的，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此后的叛乱者依然会推举他为领袖。她的丈夫一如既往地屈从于她的意志。次日希帕提乌斯和他的兄弟庞培乌斯（Pompeius）被立即处决，尸体被抛入大海。

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532）

这场此后被称为“尼卡暴动”的事件给查士丁尼上了重要的一课。几周之内，他就自信地让特里波尼安和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官复原职了；此后的他更为谨慎，尽管税收依然很高，却再也未达到不理智的程度。他的臣民们遭到了遏制。三万人已经死去，必然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将自己在那个足以决定命运的下午缺席大竞技场一事归结为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看来，皇帝不可能如他们所愿被肆意废立了。对阿纳斯塔修斯他们还多少掌控一些，查士丁尼却用行动表明了他是不能任人摆布的。

与此同时，对皇帝和平民而言，都有亟需完成的工作。他们的都城变成了一片废墟，无论代价如何，他们都要将其重建，如果可能的话要重建得更加宏伟壮丽。这首先是都城执政官及其下属官员的职责，但都城重要的中央建筑明显不适宜由附属官员来建设，其中首要的是正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查士丁尼要亲自主持建造，他也立即开始行动。532年2月23日，在原来的教堂被摧毁仅三十九天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始了第三次建造，也是最后一次重建。

尽管最初的教堂建造在君士坦丁大帝本人选择的地点上，教堂却是直到360年，他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才建造完成的；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404年，教堂在“金口”约翰被流放引发的骚乱之中被焚毁。教堂于十一年后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修复，与最初的教堂几乎完全一致，依然是按照传统的君主大堂模式建造。查士丁尼的建筑却与这两座大不相同。其规模显著增大，成为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之中规模最大的宗教建筑。 [15] 其形状也为正方形而非矩形，顶部并非以位于东侧圣堂的半圆顶收尾，而是修建了高耸于中央的穹顶。这一理念具有相当的革命性，查士丁尼很可能在尼卡暴动之前就已经和他选择的两位建筑师——塔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us of Tralles）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Miletus）——讨论过，毕竟他们无可置疑的天才设计不太可能是在六周之内完成的急就章。

对这两位建筑师的记载存世极少。安特米乌斯是希腊人，来自小亚细亚的塔勒斯，即今艾登（Aydin），一个位于米安德河（Meander）河谷之中的小镇。他主要是数学家与工程师，在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很可能曾在亚历山大学习。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为查士丁尼修建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库斯教堂，他因为工作出色而得以全权监管都城所有新建筑工程的技术问题。他的同事伊西多尔来自同一地区，也可能去埃及受过教育，他为一世纪著名的数学家——亚历山大的希仑（Heron）所写的讨论拱顶修建的著名文章加了精彩的批注，并因此知名。在被皇帝征召时，他已经是同时代最重要的教师之一。

圣索菲亚大教堂（537）

起初查士丁尼似乎把教堂的设计以及开支全部交给两人自由决定，他唯一的要求是，这座教堂的宏伟必须无可比拟，并且尽快建好。此时的他已经五十岁，只想在死去之前见到教堂竣工。普罗柯比记载称他聚集了“全世界”的画师和工匠； [16] 另一份记载提及他任命了一百名工头，每人指挥一百名工人，五千人在北侧工作，五千人在南侧工作，让两队竭力竞争。与此同时，皇帝命令的副本传到了帝国的所有行省，要求行省的管理者检查本地的古迹，将任何留存，且能够点缀新建筑的古典时代艺术品运往都城。而后据称都城收到了来自罗马的太阳神庙的八十根斑岩柱，以及来自以弗所的八根绿色大理石柱。大量各种颜色与类型的大理石则特意从采石场挖掘出来，运来建造墙壁与道路。

……卡里斯托斯（Carystus）运来的鲜绿色大理石，弗里吉亚山脊运来的杂色大理石，玫瑰红色与白色混合，或者与深红色和银色的花朵交映生辉。还有大量的斑岩，上面带有灿烂的光点，从宽阔的尼罗河用船运来。可以看到来自斯巴达的祖母绿，以及来自亚细亚的深山中，带有工具留下的起伏脉络的大理石，上面有倾斜的血红色与铁青色条纹……也有在利比亚金色阳光照射之下孕育、在摩尔群山之中的裂缝里开采的，如同黄金一般闪耀着藏红花色的石料；还有来自凯尔特人居住的峭壁上的大量水晶，如同牛奶洒在光滑的黑色表面上一般。还有珍贵的缟玛瑙，其中仿佛有黄金在闪耀。还有埃特拉克斯（Atrax）出产的大理石……一部分是鲜绿色，如同大海或祖母绿一般；一部分则是蓝色，如同草丛之中的矢车菊一般；还有落雪一般的白色斑块，散布在各处……

肃静官保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赞美新教堂的长诗——甚至可谓狂想曲——是为563年平安夜这座教堂的落成庆典（encaenia）而写，这座教堂在接连两次地震后受损并进行了重建。尽管满是荷马史诗式的藻饰，他还是记录了大量细节，而且精准得令人惊异，人们难免认为他是在这座建筑物之中写下了这篇长诗。他还提及：“拱顶由不计其数粘接在一起的金片组成。阳光照射下辉映的金光洒下，光彩夺目，几乎让人无法直视。这光芒仿佛春日正午的太阳一般，足以让所有山峰染上金色。”

有趣的是，肃静官和同时代人都没有提到教堂中的海量镶嵌画。查士丁尼时代的镶嵌画自然很难留存至今，八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早应将其毁灭。但如果确有镶嵌画，保罗、普罗柯比以及其他许多记述者却都没有提及，实在是难以置信。然而普罗柯比提及大教堂内部光辉万丈，与肃静官保罗的记述相符，而在大理石护墙之上（据估计有四英亩大），整个教堂内部都布满了镶嵌的装饰块，或者是统一的金色，或者加上红色、蓝色与绿色的嵌石（tesserae）组成装饰图案。最初的装饰中大部分依然留存至今，可惜的是，曾在中央穹顶悬吊着，在背景的群星之中镶满珠宝的十字架，如今已不复存在。 [17]

但教堂的华丽不只限于表面的装饰，在建筑学意义上，它对最初的参观者而言也如同奇迹一般。对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而言，这“伟大且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壮美“胜过一切言语”；对普罗柯比而言，教堂仿佛高耸入云，超过周围所有的建筑，“如同一艘巨轮停泊其间”。然而对绝大多数的参观者而言，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巨大的穹顶，直径为一百零七英尺，离步行道一百六十英尺，其宽度与高度均远胜同时代所有的穹顶，周围一道浅碟状的边际上配有四十扇窗，仿佛“用金链吊在天空”一般。

而其中的装饰，如纯银打造的、五十英寸高的圣像立壁，上面挂着天使与使徒们的圣像，圣母则荣耀地居于中央；高阶圣坛以黄金宝石装饰，圣坛之上的天盖为纯银打造，配有四根装饰繁复的立柱；给布道者准备的巨型讲道台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与镶嵌画中闪耀着；其中的金质灯具更是不计其数。圣物也是其他任何一座教堂所不能媲美的，其中最重要的，正是皇太后海伦娜从耶路撒冷带来的真十字架。此外还有耶稣受难的各种圣物，包括耶稣的襁褓，以及他和使徒们进行最后晚餐的长桌。同样敬奉于此的还有圣彼得的锁链、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的毛毯、圣潘塔莱翁（St Pantaleimon）的头骨，以及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的武器，这些在新牧首继任时都要在就职仪式上取出。537年12月27日，在奠基石埋下仅仅五年零十个月又四天之后，查士丁尼首次进入完工的教堂，在默然肃立良久之后，人们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话：“所罗门，我胜过你了。”

[1] 原书此处误作“保罗”。——译者注

[2] 颇讽刺的是，菲利克斯三世是现存记载中第一位向皇帝正式通告自己继位的教皇。

[3] 也有说法称肃静官源自由皇帝列席的肃静会议，肃静官负责安排这一会议，其“肃静”职责是在开会之前宣告全场肃静。——译者注

[4] 底拉西乌姆（Dyrrachium）又称都拉佐（Durazzo），即今阿尔巴尼亚港口都拉斯（Durrës），位于伊格纳提亚大路的最西端。

[5] 事实上以今日的相对价值来估量这些资产是不可能准确完成的，但普罗柯比记载（Antcdota，ⅹ，7）的这一数额可以与他记载的另一个数额相比较：他记载称利奥一世在468年以惨败告终的阿非利加远征中花费了十三万磅金。

[6] 原本有四支队伍，但此时原本的白队和红队已经分别被蓝队与绿队吸收。

[7] 有关这一段记载以及接下来的记载参见《秘史》（Secret History ），ⅵ～ⅷ。

[8] 双联饰板上刻着的人都是忠于正统信仰者，早期基督教教会在圣餐仪式上要朗诵饰板上的名字。

[9] Secret History ，ⅸ，10～22.

[10] 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即如今所谓的小圣索菲亚清真寺（Küçük Ayasofya Camii）至今依然位于大竞技场的南端，距离海墙不远。教堂的两位主保圣人是皈依基督教并立即殉道的罗马百夫长，查士丁尼在年轻时就格外敬重他们。据说当他因为参与针对阿纳斯塔修斯的阴谋而被判处死刑时，两位圣人出现在了皇帝的梦中，他因此得以获释。

[11] 希罗多托斯（Herodotus，必须提及，他是在九个世纪之后写下的记载）声称吕底亚人有个恶劣的习俗：送未婚的女儿去卖淫。当然，他也提及：“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也相差无几。”在他的时代，这个陋习应当已经不复存在。

[12] History of the Wars ，Ⅰ，ⅹⅴ，16.

[13] 这部著作的拉丁语名称为“Digesta seu Pandectae ”，即《（法学）摘要全编》，英语史学界通常简称为“Digest ”（摘要）或“Pandects ”（全编）。——译者注

[14] History of the Wars ，I，ⅹⅴ，33～37.

[15] 这一领先地位直到约七百年后才被塞维利亚大教堂（Seville Cathedral）超越。

[16] Buildings ，i，1.

[17] 穹顶在553年和557年的地震中松动，于558年5月7日垮塌。穹顶在与伊西多尔同名的侄子主持下重建，新穹顶稍陡，比此前的穹顶还高约二十英尺。但第二次建造的穹顶和西侧的拱顶一同于989年坍塌，第三次建造的穹顶则与东侧的拱顶一同于1346年坍塌。目前存留的穹顶是第四次重建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规模重建活动之中，由意大利建筑师加斯帕雷·福萨蒂（Gaspare Fossati）在穹顶内部使用铁链进行加固。

第十章 贝利撒留（532～540）

他出众的体格和威严的面孔与他们期待的英雄形象恰好吻合……他将宽容与公正结合，得以既受士兵的爱戴又不失民心。生病或受伤的士兵可以得到医护与补贴金，还能得到他们指挥官的探视与微笑——而这更为有效……任何曾经从军的人，都无法吹嘘自己见到他沉溺于美酒之中；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中最美丽的俘虏送到他怀抱之中，他也不会受她们的美貌引诱；他身为安东尼娜（Antonina）的丈夫，对婚姻的忠贞也从来无人怀疑。他功绩的见证者与历史学者发现，在危险的战局之中他勇敢而不鲁莽，谨慎而不胆怯，是缓是急全依当时的局势来决断。即使在最为绝望的时刻，真实或似然的希望也能够激励他；而在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他也保持着节制与谦逊。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一章

尼卡暴动之后的帝国相对平静，八个月之后又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在这一时期查士丁尼终于得以抽身，处理他决心在自己统治期间完成的主要任务：收复西帝国的土地。和他的大多数臣民一样，他坚信罗马帝国，作为基督徒的政治实体，只有一个而且不可分割；帝国的一半落入异族与异教徒的手中是对上帝意志的冒犯，而作为基督徒，他有义务拿回他失去的遗产。在此前一个世纪中这种收复失地的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帝国在艰难地防卫接连不断穿越其边境的日耳曼与斯拉夫诸部，大批蛮族渗透进军队本身也使军人的忠诚难以保证。但在查士丁尼的时代，这些问题大体已经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他恰巧发现了贝利撒留，整个拜占庭帝国历史中最为出色的将军之一，他相信这个神圣的任务可以放心地交给此人执行。

为此，查士丁尼于531年秋将贝利撒留从美索不达米亚召回。两年之前，这位年轻的将军就已经被提升为东方军务大臣，其间他在尼斯比斯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达拉（Dara）彻底击溃了一支规模远大于己方的波斯军队。他的军事天赋无可指摘，本人的勇气一次又一次得到证明，他也是天生的领袖。他只有一个累赘——他的妻子，她在他从东部返回之后不久即与他成婚。安东尼娜的背景与皇后确有相似之处，她也是在戏院与马戏团中长大，就算没有狄奥多拉的经历那么耸人听闻，也肯定算不上清白。她至少比她的丈夫年长十二岁——普罗柯比称她比贝利撒留年长二十二岁——而且已经生育几个婚生或私生的孩子。和狄奥多拉不同的是，她在嫁给颇有声望的丈夫之后没打算收敛自己的个性，而且在此后的岁月中她让她的丈夫相当难堪和苦闷。但贝利撒留似乎依然爱着她，而且每一次出征时都让她陪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看住她的需要。

远征阿非利加（533）

第一块准备收复的领土是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巴西利斯库斯指挥的远征军曾被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全歼，这一屈辱的惨败已经过去六十五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盖萨里克于477年逝世，此前他在王国制定法令，采用长子继承制——这使汪达尔王国在这一方面比其他所有日耳曼人政权，乃至罗马帝国本身都要进步——并就此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孙子希尔德里克（Hilderic），一个年长且未婚的不公开的同性恋者。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欧多西亚公主在汪达尔人劫掠罗马之后和她的母亲与姐妹一同被带到阿非利加，此后与盖萨里克的儿子成婚。希尔德里克就是她的儿子，这意味着他从自己母亲那里获得了罗马血统。他直至此时仍坚持罗马人的宗教习惯，摒弃了自己先祖的阿里乌斯派异端信仰而接受正统信仰。而且他相当厌恶战争，甚至不允许他人在他在场时讨论这一话题——如果普罗柯比的记载可信的话。这一切对查士丁尼而言都是好消息，他理所当然地相信，只需要悄然施加一点外交手段，他就能不费一兵一卒将汪达尔王国收归帝国管辖。不幸的是，他的时间并没有他预想的多。531年，希尔德里克的远房堂弟盖里摩尔（Gelimer）最终忍无可忍，在绝大多数汪达尔贵族的热切支持之下篡位称王，并给立即表示抗议的皇帝送去一封信，指出“君主最应该管的是他自己的事”。

必须承认盖里摩尔的说法确有道理，但对查士丁尼而言这就是战书。他的幕僚们依然记得之前的溃败，因而坚持反对开战。其中最坚定的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如此说道：

尊敬的皇帝，您意图对迦太基发动一次远征，而那里走陆路需要一百四十天才能到达。如果您让士兵登船，您也必须航行通过一段漫长的水面才能抵达海洋的最边缘处。如果您的部队遭遇厄运，消息至少要一整年才能传回到我们这里。即使您取得了胜利，您也无法控制阿非利加，因为意大利和西西里仍在他人掌控之下；而如果您战败，破坏此前协议的您将使整个帝国陷入危机。简而言之，胜，您无法长期得利；败，您繁盛稳固的帝国将有倾颓之虞。 [1]

然而对查士丁尼而言，盖里摩尔的冒犯让他愤恨难平，而当一个东部的主教告知他自己梦到全能的主许诺将援助对信仰阿里乌斯派的汪达尔人的神圣战争之后，他便不再需要激励了。贝利撒留接到了命令，大约在533年仲夏节当天，皇帝站在皇宫的窗边静观远征军出征。远征军包括五千名骑兵和骑兵数量两倍的步兵——这支部队中至少一半是蛮族的雇佣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匈人，还混杂着相当一部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赫卢利人（Heruli）。他们的运输舰队有五百艘运输船，配九十二艘德罗蒙（dromons）战舰护航。 [2] 旗舰上与总指挥官一同出征的还有他的军事秘书官普罗柯比，妻子安东尼娜也一如既往地随行。

旅途之初有一个不祥之兆，两个醉酒的匈人——普罗柯比称匈人是世上最为酗酒无度的人——杀死了他们的一个同伴，贝利撒留立即将他们绞死在阿拜多斯（Abydos）城外的小山上。此后舰队一路顺利抵达伯罗奔尼撒西南角的迈索尼（Methoni），但麻烦再度来临。船上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准备的干粮早已霉变，不幸的是直到五百人严重食物中毒时才发现这一点。（普罗柯比声称一直想节省开销的约翰没有把生面团送去面包房烘烤，而是送到君士坦丁堡阿喀琉斯浴池的火炉烘烤，干粮因此没能烤好。）舰队等待了许多天，靠重新补充当地产出的干粮才得以继续航行，经扎金索斯［Zacynthus，时称赞特（Zante）］抵达卡塔尼亚（Catania）。

在经历了汪达尔王国短暂的统治之后，西西里重新由奥多亚塞控制，为此他每年要支付贡金。由于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和狄奥多里克在位时一样，对拜占庭保持友好态度，所以卡塔尼亚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支持，贝利撒留得以在此整备战舰以进行最后的进攻，同时收集敌军的部署情报。为此普罗柯比奉命南下前往锡拉库萨（Syracuse），他在那里幸运地遇到了儿时的好友，此人的一个奴隶三天前刚从迦太基返回。这个奴隶带来了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最好的消息：汪达尔人对这支舰队的到来仍一无所知，事实上近期派出了一支大军远征撒丁岛以平息当地的叛乱——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场叛乱的幕后煽动者正是查士丁尼。

得知这个消息的贝利撒留立即下令起航，在马耳他短暂休整之后舰队安然抵达北非，在今卡布迪亚角（Ras Kaboudia）的开阔海滩登陆，这个苏塞（Sousse）与斯法克斯（Sfax）之间的突出部是突尼斯海滩的最东端。骑兵和步兵从此地出发北上，往迦太基行军，战舰则在近海随同他们行动。这段大约一百四十英里的路程，普罗柯比乐观地描述为“未受妨碍的旅行者五天就能走完”。但拜占庭军队携带着大量辎重与装备，花了两倍的时间才赶到汪达尔王国都城之外第十块里程碑的位置——抵达当天，9月13日，汪达尔军队开始进攻。

在海岸边发现罗马人的舰船之后，盖里摩尔迅速行动。他的舰队以及部分部队确实已经被派到撒丁岛，但他在本国依然保有大批部队，入侵大军登陆时他的计划已经制订好了。他选定的战场位于第十块里程碑附近，往南的道路在那里要进入一段狭窄的谷地。攻击将分为三路进行，他的兄弟阿玛塔斯（Ammatas）进攻敌军前锋，他的侄子吉巴蒙德（Gibamund）自西面的丘陵横扫敌军中段，他本人则进攻敌军的后方。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成功的关键是精确选择攻击时机。对盖里摩尔而言不幸的是，他部队之间的协同没能达到他的预期。阿玛塔斯出发得太早了，已收到消息的拜占庭军队以逸待劳。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这位汪达尔王子奋力杀死十二名罗马士兵之后阵亡，他的士兵看到他们的领导者倒下之后，士气迅速瓦解。一些人死在了他的旁边，其他人则逃走了。

对侧翼的进攻同样不成功，而且输得远没有正面光彩。此时突袭进攻已不可能，但如果吉巴蒙德迅速行动前去协助阿玛塔斯，这两支部队仍有扭转战局的可能。然而他犹豫了，下令停止前进，并开始谨慎地将部队集结成作战阵型。当贝利撒留麾下的骑兵发起冲锋时，他仍然在整队。他们是匈人，恐怖、凶悍而顽固。汪达尔人刚看清冲来的敌军就纷纷掉头逃跑了。此时三路军只剩下盖里摩尔的部队了。他进攻之初颇为顺利，试图将贝利撒留及其将军们与他们的主力军分隔开。但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他兄弟的尸体，他的战斗就此结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行动，在遗体被带离战场并妥善安葬之前一直拒绝离开那里。贝利撒留再度抓住了战机。他迅速重组部队，对汪达尔人的主力军发起了冲击并将其驱散。战斗结束，守方四散逃离，他们没有向北面即他们的出发地逃亡，因为道路已被罗马人控制，而是向西逃往努米底亚的沙漠之中。迦太基城已是城门大开。

夺取迦太基（533）

两天后，9月15日星期日，贝利撒留在安东尼娜的陪同之下正式进入该城。自他们登陆阿非利加的第一天起，他就严令部下尊重当地人的生命及财产，这些人尽管被蛮族统治了一个世纪，却依然和他们一样是罗马公民。没有威吓、傲慢、自负或者夸耀，从商店中获取的一切都以现金全款支付。至于贝利撒留，他直接前往宫殿并坐在了汪达尔国王的宝座上，接见城中市民代表，而后和他的军官们举行庆功宴——普罗柯比提及宴会上的菜品还是原本盖里摩尔用来准备给自己庆功的。

但盖里摩尔并未放弃努力。在迦太基以西约一百英里之外努米底亚的布拉雷基亚（Bulla Regia）避难时，他派信使给自己幸存的兄弟扎佐（Tzazo）送去一封加急信，要求正在指挥对撒丁岛远征的他立刻率部返回阿非利加。与此同时，他安顿下来重组他的部队，并从当地布匿人（Punic）和柏柏尔人（Berber）的部族寻求支援，他慷慨地许诺为他们斩下的每一个罗马人的首级支付报酬。就这样他逐渐组织起了部队，到扎佐及其部下在12月初前来与他会合之后，他自以为再度有了足够的军力发动进攻。普罗柯比的记载中提及盖里摩尔对他的追随者吹嘘，称汪达尔人新组建的部队人数有罗马人的十倍之多，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但当两兄弟率部离开布拉雷基亚前往迦太基时，其规模无疑依然可观。行军期间他们短暂停留，以破坏作为王国都城主要淡水来源的引水渠。

尽管贝利撒留在第十块里程碑之战后的数周内都在加固迦太基城的防卫，但他并不想静等敌军前来围攻——部分原因是他开始怀疑他麾下的匈人和其他蛮族的忠诚度。他清楚他们曾经与盖里摩尔派来的特使接触，盖里摩尔恳求同为阿里乌斯派的他们倒戈。如果他们打算背叛，贝利撒留宁愿让他们在战场上叛离，也不愿让他们在围城战中变节。他下令开拔，与汪达尔人在迦太基以西三十英里外的特里卡马鲁姆（Tricamarum）决战。

这一战在12月15日展开。罗马人靠着远胜于对方的训练水平与指挥水平，很快占据了上风，三度冲击汪达尔人的阵列，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的肉搏战中扎佐在他兄长的面前被杀。盖里摩尔再度犹豫了，他的部下看到他的优柔寡断，纷纷开始后退，而匈人正是在此时——正如贝利撒留怀疑的那样，他们正在静观这一战的倒向——决定加入战斗。他们催马向前，发起一次摧枯拉朽的冲击，迅速将汪达尔人的后退变成了溃逃。盖里摩尔逃进了他在努米底亚的据点，他的部下则在一片混乱中跟随。这次征战就此结束了。贝利撒留一路进军抵达希波（Hippo），该城居民立刻打开城门，他控制了王国的财富。尔后他带着大批汪达尔俘虏和装满战利品的车辆返回了迦太基城。

盖里摩尔尽管清楚他已经失去王国，却没有立即投降。几周之内，他在柏柏尔人诸部的庇护下游荡于山间。534年年初，他被一支罗马部队包围，其指挥官赫卢利人法拉斯（Pharas）劝他投降，并保证查士丁尼不会害他，反而将以对待国王的礼节对待他，并让他体面且安逸地隐退。但盖里摩尔还是拒绝了，只索要一块海绵、一条面包和一把里拉琴。这个要求让罗马人有些迷惑，直到信使解释称他的君主需要海绵来擦洗一只受到感染的眼睛，需要面包是因为在吃了几周农民提供的未发酵的生面团之后他渴望吃到真正的面包，至于里拉琴则是因为盖里摩尔在躲藏期间把时间用在谱写一首为他最近的不幸而悲恸的哀歌上，他急于用琴试奏一番。

他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未见记载，但在3月，在度过漫长而极度严酷的冬季之后，汪达尔国王最终还是投降了。当他来到贝利撒留面前时，在场的人惊讶地发现他因无法控制的大笑而颤抖。普罗柯比解释称他的笑声是一种愤世的嘲弄，嘲弄雄心壮志的虚妄。也许情况是这样，然而同时在场的其他人则认为这个失败的篡位者在经历了这一番磨难之后，神志已经不复清醒——这一说法似乎更有道理。

贝利撒留的凯旋式（534）

贝利撒留在盛夏被召回君士坦丁堡。阿非利加并未完全归于和平，柏柏尔人诸部在几年之后才最终被纳入帝国统治，但这一任务可以交给负责管理在原汪达尔王国领土上建立的七个新省——包括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的禁卫军执政官。皇帝有一份更具野心的计划要交给这位战胜的将军。

然而他首先要获得合适的奖赏，一直热衷古时习俗的查士丁尼决定为他举行一次凯旋式。在帝国建立之初几乎只有皇帝有权接受凯旋式，仅有极少数皇帝的近亲也曾获此殊荣，而在最近几个世纪这一习俗近乎消亡，即使皇帝也很少如此。上一个接受凯旋式殊荣而不是皇帝的人是公元前19年的卢修斯·科尼利厄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即小巴尔布斯。此时已经过去五百五十三年，罗马人再度得以齐声欢庆，祝贺贝利撒留凯旋进入大竞技场。 [3] 凯旋队伍之后是他的士兵们，而后是盖里摩尔、他的家人，以及最高大威猛的汪达尔人俘虏。队伍后方是几乎无尽头的车队，车辆因战利品的重压而咔咔作响。战利品之中还有“七枝烛台”（menorah），这件神圣烛台是公元71年，皇帝提图斯（Titus）从耶路撒冷的神庙带到罗马的，而盖萨里克在455年将其带到了迦太基。

此后，在犹太社区表述了意见之后——他们强调如果留下这件圣物，君士坦丁堡将难逃厄运——常年迷信的查士丁尼将烛台以及其他来自那座神庙的圣物送回了耶路撒冷。然而这些曾经如此著名又如此庄严的圣物现在使贝利撒留的凯旋式格外荣耀。庆典的高潮出现在贝利撒留与盖里摩尔——他的紫袍已经被解下——拜倒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所在的皇帝包厢前。“虚妄之虚妄，一切皆虚妄。”据说汪达尔人的最后一位国王匍匐在征服者面前时如是说道。随后在与皇帝进行的私人对话中，他却拒绝成为显贵，因为这意味着他被迫放弃阿里乌斯派信仰；他欣然接受了查士丁尼给他在加拉提亚（Galatia）的富饶地产，他在那里得以与家人平静地安度晚年并保留自己的信仰。与他一同被俘虏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被集结起来编组为五支帝国部队，名为“查士丁尼汪达尔人军团”（Vandali Justiniani），而后开赴波斯前线，被迫为帝国作战并尽可能幸存下来。

但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都不怎么在意这些人。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位皇帝恢复帝国古时荣光的下一步计划：收复意大利。

阿玛拉逊莎（534）

在他舅舅的时代，刚刚掌权的查士丁尼就梦想着要把整个意大利半岛纳入帝国的版图。没有罗马城的罗马帝国未免过于荒谬；一个信奉阿里乌斯派的东哥特王国控制了罗马，无论这个王国的态度如何之好，也不过是颗眼中钉而已。此后在政治上这个王国也可能构成威胁：狄奥多里克已死，他与君士坦丁堡常年保持的友好态度是否会为他的继承者延续下来，依然是未知数；新君主如果持敌对态度，东哥特王国完全可以给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带来各种纷乱。

因此这个王国必须被消灭。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消灭。意大利的情况与汪达尔人的北非王国情况完全不同。盖萨里克和他的继承人们自大地宣称独立，东哥特人的国王则——至少在理论上——以皇帝下属的名义统治。汪达尔王国残酷地迫害正统派教会，而他——尽管自己坚定信仰阿里乌斯派——在竭力培养与正统派教会的友好关系，并试图获取教皇与显赫的罗马人的支持。结果是，他深受他所统治的帝国公民的支持；查士丁尼也清楚这些公民此时安于现状，在意大利重新被收归帝国管理之后，他们必然会因管制加强而怨恨——更别提帝国繁重得多的赋税了。

狄奥多里克于526年逝世，逝世前不久他将主要的哥特首领召集到病榻前，要他们承认他的外孙子，即八岁的阿塔拉里克（Athalaric）为继任国王。这个孩子的母亲是狄奥多里克唯一的女儿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此时已经守寡四年的她是同时代最不寻常的女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和狄奥多拉一样不寻常。她一方面野心勃勃并热衷权力，另一方面又颇有学识，通晓拉丁语与希腊语，对各文化的广泛了解在同时代女性之中极为罕见，在哥特人中更是独一无二。对她而言不幸的是，她并不能依靠一个查士丁尼式的丈夫来玩弄权术并获得支持，哥特人的社会远比希腊人的社会更为男权主义。在她父亲死去，她成为儿子的摄政者时，她很清楚自己身边满是怨恨自己的人，而她对阿塔拉里克进行的是她自己也曾接受的、彻底的古典教育，这又使怨恨进一步加深。不到一年，一群颇有权势的哥特贵族——他们几乎都是文盲——公开表示反对，宣称阿塔拉里克应当学习战斗而不是与花白胡子的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混在一起，让年幼的国王彻底脱离他母亲的掌控。

阿玛拉逊莎被迫屈服。自此她放弃了对阿塔拉里克的所有责任，而阿塔拉里克几乎立即就与狐朋狗友们混在了一起，刚刚成为少年的他便已经酗酒纵欲，在满十七岁之前暴死。他的母亲清楚自己地位难保，开始与查士丁尼秘密联络。接下来的几年间，尽管两人从未谋面，关系却日益紧密，并最终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阿玛拉逊莎逃亡并渡过亚得里亚海，抵达属帝国的港口底拉西乌姆，在那里寻求庇护并在皇帝的帮助下夺回本属于她的权力。

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已经站到自己这一边，查士丁尼清楚他能够借此获取相当多哥特人的支持，如果稍微走运一点，也许他就能够兵不血刃将意大利收归帝国版图。但正如三年前的阿非利加一样，事态变化得太快了。534年10月2日，年轻的阿塔拉里克因纵欲过度死在了拉文纳，王位被传给了狄奥多里克唯一的男性亲属——他的侄子狄奥达哈德（Theodahad）。新国王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贪婪而毫不迟疑地侵占了大片地产，即位时他已经是王国之中拥有地产最多的人。但他对权力并无兴趣，更希望在数不清的别墅之中过柏拉图式的绅士学者生活。阿玛拉逊莎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也在和查士丁尼秘密联络，但她仍把他的即位当作自己的机会。她提出与他分治王国。狄奥达哈德将享受国王应有的所有特权，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她本人则处理日常事务。她强调自己并不是要提议结婚，毕竟狄奥达哈德已经成婚，她只是要求共治，国王与王太后和谐且平等地共同管理王国。

狄奥达哈德同意了，新的治权分配随即公布；然而他几乎立即反悔了自己的决定，并开始密谋推翻他的堂姐妹。阿玛拉逊莎依然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敌人，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乐于参与一场针对她的新密谋。535年4月她被逮捕，关进了博尔塞纳湖（Bolsena）中一座岛屿的城堡里，不久之后即被勒死在浴室中。狄奥达哈德坚决否认自己曾参与这一阴谋，但他赐予谋杀者的巨额奖赏足以让绝大多数的臣民明白真实情况如何。

贝利撒留入侵意大利（536）

普罗柯比记载称查士丁尼得知阿玛拉逊莎被囚禁之后，曾派他的使节显贵彼得给狄奥达哈德送去一封信，警告他如果王太后不能立即复位的话他将被迫干预此事。但与此同时，皇后也送去了一封密信，向狄奥达哈德保证她的丈夫不会干预，可以随自己心意处置他的阶下囚。普罗柯比记载的这封信是如他所说出于嫉妒，还是狄奥多拉在查士丁尼可能的默许之下故意挑拨离间，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杀死他堂姐妹的狄奥达哈德落入了拜占庭的圈套，给了皇帝他正需要的宣战理由。在这一消息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查士丁尼立即下令，命伊利里库姆军务大臣门都斯（Mundus）占据属东哥特王国的达尔马提亚，同时凯旋不久的贝利撒留则奉命率一支七千五百人的部队驶向西西里。

远征起初颇为顺利，但很快遇到了困难。哥特人在达尔马提亚的抵抗远比预想的更为顽强，而门都斯在几周之后阵亡。贝利撒留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西西里， [4] 但又被紧急调到阿非利加以应对当地的帝国占领军发动的一次严重哗变。他花了好几周处理此事，返回时，他发现他部下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开了。当他们士气逐渐恢复之后，冬季的到来又使远征被迫暂停。这支部队直到536年晚春才终于踏上意大利的领土。原本狄奥达哈德在得知拜占庭军队抵达时大为恐慌，甚至与查士丁尼订立了密约，同意将意大利的政权完全交出，以换取每年一千二百磅金的赏赐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高位；此时他早已撕毁密约并不寻常地鼓起了勇气，下令印发只有他自己形象并配有皇帝徽号的货币。

但他得意不了多久。在4月或5月初，贝利撒留趁夜色笼罩之时渡过了墨西拿（Messina）海峡，率部在雷吉奥（Reggio）登陆并向半岛内陆推进。他一路未遇抵抗直到抵达那不勒斯，该城的市民顽强地抵抗了三周。围城战本可能持续更久，但围城部队中的一个伊苏里亚人偶然被古时的沟渠绊倒，四百名精锐士兵得以借此穿越防御工事进入城中。在他们发出信号之后，其余的部队随即架起云梯对城墙发起集中攻击。遭到内外夹攻的守军被迫投降，那不勒斯重新成为帝国的属地。

或者说，归属帝国的是那不勒斯城的废墟。贝利撒留此前在围城战之初即警告那不勒斯的市民，如果他们决意抵抗，他将无法约束他的军队——这支军队之中大多是半开化的野蛮人，他如此提醒道——在城中杀戮、奸淫与掠夺以作为他们攻破该城的回报。但这一警告被无视了，可悲的市民们此时为他们的英勇付出了代价。几个小时之后，贝利撒留终于劝说他混杂了阿兰人、伊苏里亚人、赫卢利人和匈人——这些部族带来了最骇人听闻的破坏，因为身为异教徒的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焚毁教堂，烧死在里面避难的人——的部队停止杀戮返回营地。他解释称他们将再度进军，下一个目标正是罗马城。

贝利撒留进入罗马（536）

拜占庭军队夺取那不勒斯城给哥特人的士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立即将战败归罪于狄奥达哈德。他的臣民们因他的贪婪与巧取豪夺而怨恨已久，近期持续不断的流言则称他在和敌人秘密联络，他的声望因此进一步受损。而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给那不勒斯解围这一点似乎证明了这些流言：这种显而易见的冷漠态度只可能意味着他被查士丁尼收买了，要背叛他的同族。尔后，在泰拉奇纳（Terracina）附近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之中，哥特人的领袖们庄严地将他废黜，由于狄奥多里克此时没有任何男性继承人，他们提名年长但并不算特别出众的将军维蒂吉斯（Vitiges）继承王位。哥特人新国王的第一条命令是处决被废黜的国王。狄奥达哈德向北逃跑，但在拉文纳附近被捉住并被当场处决。

此时贝利撒留准备向罗马进军，而当维蒂吉斯宣称他不会防卫罗马城时，许多哥特人的首领必然要怀疑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平民只能尽力自保，国王自己则撤到了拉文纳，在那里巩固军力，制定长期战略，并且某种意义上更具争议地与陪伴了他多年的妻子离婚，迎娶阿塔拉里克的妹妹玛瑟逊莎（Matasuntha）。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婚姻确有其政治原因，维蒂吉斯出身低微，需要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他清楚这些年轻公主的丈夫们都颇有威胁性。最后他还考虑到当狄奥多里克的外孙女坐上王位之后，查士丁尼干预意大利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但这场婚姻如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起初就并不幸福，对这个老人的声望而言也是弊大于利。

在维蒂吉斯撤退到拉文纳之后，贝利撒留很可能全速向罗马进军。事实上他却仿佛并不怎么着急，在夏季和秋季更多是忙着巩固他在南意大利的据点。直到12月他才向北进军，名义上是因为收到了教皇西尔维鲁斯（Silverius）的邀请以占据这座圣城。 [5] 人们难免会认为其间的几个月他一直在为这一邀请做铺垫，以极大地巩固他的外交地位。没有理由说明西尔维鲁斯对入侵者的态度比对与他同族的罗马人的态度更好：虽然哥特人可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但他们更为宽容且考虑周全；拜占庭政府则广受非议，各地都畏惧他们的蛮族部队。然而贝利撒留本人的极大威望——抛开他在那不勒斯近期的遭遇不谈——也许完全足够说服教皇接受建议。无论实际情况如何，536年12月9日，贝利撒留率军离开那不勒斯北上， [6] 从君士坦丁君主大堂（今拉特兰圣约翰大堂）附近的阿森纳里亚城门进入罗马，哥特驻军则从弗拉米尼亚城门离开。

然而，如果西尔维鲁斯和他的信徒们认为给帝国军队打开城门就得以避免围城战的苦难，他们的希望就落空了。贝利撒留本人并未被这种错觉迷惑。他清楚哥特人很快就会回来，而他派往翁布里亚（Umbria）、托斯卡纳（Tuscany）和马尔凯（Marches）抢占要地的先遣部队遭遇抵抗的规模也说明他们要进行一场恶战。他立即派部下修复并加固奥勒良城墙，同时他向周边乡村征调了大量谷物，并下令从西西里再额外运送谷物支援，直到罗马城中的巨型公共谷仓装满乃至溢出为止。哥特人一旦包围该城，他无法确保他通往奥斯提亚港的补给线能够畅通，而他很清楚接下来的围攻将颇为漫长。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米尔维安桥的一场恶战之中，拜占庭军队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依然未能阻止哥特人的前进，维蒂吉斯之后率部于537年3月中旬在城外驻扎下来。他们进行了一年零九天的围攻——如此漫长的围攻对守城者和围城者而言一样难熬。哥特人从一开始就切断了所有的水渠，罗马城遭受的这一破坏一千年之后也未能修复。水渠的历史颇为久远，公元前312年，罗马城的居民决定不再依靠台伯河有限的浑水度日，开始建造这些壮观的引水渠，此后的八个世纪间他们又额外建造了十条引水渠，不仅满足了居民家庭的需要，引水也被用于罗马城远近驰名的喷泉与公共浴室。此外，这些引水渠也提供了水力以驱动各种机械，最重要的是城中居民获取面包时必须依靠的水力磨坊。从记载中得知，贝利撒留本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将石碑装载到小船上，小船与水磨相连接，而后把它们拴到水流最急的一座桥的桥拱之下，借此保证了围攻期间面粉的正常供应。

与此同时，他向查士丁尼请求援军，第一支部队在4月结束之前抵达，由一千六百名斯拉夫人与匈人组成，他们突破了封锁，并使守军得以首次出城突击。但僵局依然持续，在夏季双方的生活都愈发艰苦——城中要忍饥挨饿，城外则疫病横行。直到11月，天平才开始向有利于拜占庭人的方向倾斜，五千名步骑兵部队从东部赶来支援，其指挥官约翰是二十年前给老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带来不少麻烦的叛乱者维塔利安的侄子。

不久之后哥特人请求停战三个月，其间他们向贝利撒留寻求和谈，若不是被迫将他们送往君士坦丁堡听候皇帝决断，贝利撒留本打算直接拒绝。在等待回复时，他派约翰率两千名骑兵沿亚平宁山脉东侧发动一次报复性的进攻。一路破坏之后，约翰迅速沿半岛进军，绕过工事坚固的山城乌尔比诺（Urbino）和奥西莫（Osimo），占据了地势较低的港口里米尼［时称阿里米努姆（Ariminum）］，并在那里设立了先遣指挥部。

再战米尔维安桥（538）

敌军占据了他后方二百英里处、距离拉文纳仅三十英里的一座重镇的消息足以让维蒂吉斯停止围攻罗马。尽管君士坦丁堡还没有传来正式的回复，但他现在确信和约提议已被否决，他也清楚贝利撒留在停战初期获取了补给，因而几乎能无限期地在罗马坚守。538年3月中旬的一个清晨，他疾病缠身、士气低落且沮丧消沉的部下依次焚毁了城外的七处营地，而后向北沿弗拉米尼亚大路撤军。但他们的耻辱经历还未就此结束。贝利撒留和他的部下冲出城门，对他们的后卫部队发起猛攻；在米尔维安桥再度相遇时，数以百计的哥特人战死在河岸上，或者因盔甲太重而淹死在春季汛期的台伯河中。

这一战之后，幸存的哥特人得以安全撤退。然而，几天之后贝利撒留只留一支小规模部队守卫罗马，自己则率部北上，一路夺取城镇并歼灭各地被孤立的抵抗力量。斯波莱托（Spoleto）、佩鲁贾（Perugia）和纳尔尼（Narni）在罗马围城战之前就已被他的先遣部队夺取，此时他又占领了安科纳（Ancona），以及这些城镇与罗马之间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所有重要据点。只有一件事令他担忧：约翰和他的大批骑兵部队依然危险地暴露在里米尼。他因此派他信任的两名军官沿海岸北上，通知这位将军率部前往安科纳与他会合。

约翰似乎继承了他叔父的反骨，断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他有自己的野心，他在和王后玛瑟逊莎秘密联络，她和她的母亲一样倾向于罗马帝国，而此时她正渴望着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解决她令人厌恶的丈夫。两位军官别无选择，只得返回并报告如此公然的反抗行为，而他们刚刚返回，哥特人就出现在了里米尼城下。几天之后围城战开始，城中守军似乎已经毫无希望。罗马凭借其坚固的城防以及贝利撒留在哥特人到达之前准备的大量补给可以固守，但里米尼不同，它是位于一马平川之上的小镇，防御相当困难且食物储备严重不足。贝利撒留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愤怒可想而知。约翰若是被杀，此时的他也许能平静接受，但不能轻易抛弃其麾下的两千名骑兵。另一方面，派出解围部队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特别是哥特人此时依然控制着奥西姆（Auximum，即奥西莫）。他会为了一支骑兵部队而让全军陷入危险吗？对于自己的不幸应负全部责任的约翰，是否应该让不肯服从命令的他自作自受呢？

贝利撒留依然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一支新部队从君士坦丁堡抵达，指挥官是朝廷中的权势最大者：宦官纳尔西斯。前文曾提及他作为皇帝护卫的指挥官，在贝利撒留和门都斯平息尼卡暴动期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大概六十岁的他出生在亚美尼亚东部，那里在387年的瓜分中被划给了波斯，他在宫中一步步升职，直到担任寝宫总管，即内廷大总管，这一职务使他获得了显赫的官阶，与禁卫军执政官和军务大臣平级——而常年陪伴在皇帝身边的他，影响力远超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但他并不是军人。他一生都在宫中度过，寝宫总管的职务更多是担负行政任务而非军事任务。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他带领这支新的远征军前来？答案只有一个：查士丁尼开始怀疑贝利撒留了。这位将军太出色也太成功了，三十出头的他也太年轻了。他是皇帝的模板，更是自立为帝者的模板。简而言之，他需要有人监视，而又有谁比查士丁尼最机智也最受他信任的心腹——一个因年龄和处境类似而无法使自己成为皇帝的人——更适合去监视他呢？这位宦官从查士丁尼那里接到的命令，也能够说明他来到意大利的真实原因：他要听命于贝利撒留，只要这些命令与公众利益一致。也就是说，他在军务方面必须听命于这位将军，但是能在重大国务决策上否决贝利撒留的意见。

里米尼解围（538）

在抵达几天之后，纳尔西斯在费尔米乌姆（Firmium），即今费尔莫（Fermo）出席了一个贝利撒留举行的军事会议，商议是否出兵解救里米尼。在场的人（自然也包括普罗柯比）大多对约翰不满，因为“他是因迟钝、轻率又渴望获取更多钱财（不过记载中没有解释后一个动机的具体细节）才陷于如此境地的，而且他拒绝让总指挥官调动他，按自己的想法决策”。在所有低级军官也发言完毕之后，纳尔西斯起身发言。他首先承认自己缺乏军事经验，而后指出哥特人因此前两年间一系列的败仗而沮丧消沉。然而，如果他们夺取里米尼并歼灭其中如此重要的一支拜占庭军队，对他们而言将是一场大胜，有可能扭转战局。他最后转向贝利撒留，总结道：“如果约翰无视您的命令，在解围之后他可以任您处置。而您处理他一时疏忽犯下的错，无论是皇帝还是我们这些臣子都不容置喙。” [7]

普罗柯比记载称“纳尔西斯对他（指约翰）的喜爱远胜其他人”，可能这也是他声称约翰是“一时疏忽”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位宦官的意见取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贝利撒留似乎也明智地保持了沉默，以免成为被否决的一方，随后他开始制订计划。一两周之后，他实施了一次绝佳的水陆并进行动，使里米尼城外的哥特人以为他们被反包围，还让他们高估了解围部队的规模，迫使全部围城部队撤走，而后得以进城解救食物短缺的守军。他对这位新对手的怨恨却无法消除，因为约翰并未为自己的行动致歉或感谢援军，而是将其完全归功于纳尔西斯一人，完全不肯感谢其他任何人。将军与宦官之间出现了裂痕，但两人此时都想不到这裂痕最终会发展出什么结果。

贝利撒留是个绝佳的策略家，又英勇无比，这意味着他是个首屈一指的战场指挥官。然而作为将军，他缺少一个应有的品质：他不擅长让部下对自己保持绝对的忠诚。他麾下的一个重要下属此时已经抗命不遵，在里米尼解围之后，军中一大批人都明确表示，在最高指挥官之间出现意见不合时，他们会支持纳尔西斯而非贝利撒留。他清楚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他在接下来的扫尾行动时将部队分为两路，可能只是为了挽回颜面。起初，这一行动效果甚佳，拜占庭军队夺取了乌尔比诺、伊莫拉（Imola）和奥尔维耶托（Orvieto），并收复了艾米利亚省（Emilia）。但此时一场灾难出人意料地爆发。它的原因是两位指挥官之间日益滋长的不和情绪；地点在米迪奥拉姆，即米兰。

在前一年春天罗马围城战的三个月停战期时，米兰大主教达提乌斯（Datius）来到了罗马城，并恳请贝利撒留派部队将他的教区从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异族手中解救出来，将军同意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明确，这一行动似乎与导致约翰占据里米尼的错误基本相同，即过度拉长交通线与补给线。尽管如此，他依然派出一千部队与大主教一同北上。他们渡海抵达热那亚（Genoa），使用舰队的船只强渡波河（Po），而后在帕维亚城下决定性地击败哥特军队。他们虽没能夺取该城，但抵达米兰时市民还是立刻打开了城门。贝加莫、科莫（Como）、诺瓦拉（Novara）以及另外几个城镇同样欢迎他们到来。因为每个城镇都需要一支部队驻守，所以米兰的驻军规模被削减到仅约三百人。

此时的米兰已经是最为庞大、繁荣的意大利城市，人口比罗马多得多，该城自愿向拜占庭投降，这对哥特人而言是极大的打击。维蒂吉斯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派他的侄子乌拉里亚斯（Uraias）领兵去收复米兰。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狄奥德贝尔（Theudibert）派来了大约一万名勃艮第人，这令拜占庭驻军处境更为艰难。因此在538年的盛夏，米兰市民遭遇了远比里米尼围攻战中更多的围城部队，而其守军太少，以至于所有身强力壮的男性市民都要轮班站岗。此时的贝利撒留——他至少要为此承担一定责任——毫不迟疑地派出了他最优秀的两名军官前去解救米兰，并给他们配备了与他推测的乌拉里亚斯部队规模相当的解围部队。然而两人抵达波河后才发现他们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因而拒绝前进，除非约翰——此前抗命不遵的他可能是在纳尔西斯的协助之下得以免于任何处罚——以及接替门都斯担任伊利里库姆军务大臣的查士丁（Justin）出兵支援。

贝利撒留立即下达了命令，但约翰和查士丁无理由地拒绝听命，声称他们此时只听从纳尔西斯的命令。而当这位宦官最终批准这一命令时已经太晚了。当地的驻军已经被迫杀狗乃至捕鼠充饥，最终决定放弃抵抗。他们无视了其指挥官门迪拉斯（Mundilas）的劝诫，感激地接受了乌拉里亚斯提出的条件，他们被允许安然离开这座城市。

他们确实安然离开了，而他们很清楚，米兰的居民并未包含在这一条件之中，在哥特人眼里他们都是献城的叛徒。城中所有男性市民——普罗柯比估计有三十万人——都被屠杀，妇女则被当作奴隶送给勃艮第人作为提供盟军的回报。米兰城被彻底夷为平地。

米兰陷落（539）

米兰在539年1月陷落。这是一场灾难，但带来了一个有利的结果。得知此事之后查士丁尼立即命令他的大总管返回君士坦丁堡。纳尔西斯的离去使两千名野蛮的赫卢利人也随之撤退，这些陪伴他来到意大利的佣兵拒绝为另一个领袖服役。但为了有一个单一而无异议的指挥机构，这个代价并不算大。不再因部下的不和而烦恼的贝利撒留得以集中力量夺取拉文纳以南最后两个抵抗据点：奥西姆和菲耶索莱（Fiesole）。这两座城镇本可以迅速夺取，但初夏，一支法兰克大军由国王狄奥德贝尔亲自率领前来干预。哥特人与法兰克人签订了条约，他们以为这次的法兰克人和去年的勃艮第人一样是作为援军前来，于是打开了帕维亚的城门并帮助他们渡过波河。那时他们才露出本来面目，对毫无防备的哥特人发起猛攻并将他们屠戮殆尽。在幸存下来的哥特人向北往拉文纳逃跑时，拜占庭军队也被欺骗了，他们以为法兰克人是自己的新盟友，但那些毫无辨别能力的蛮族用飞斧——他们最喜欢的武器——来迎接他们，将他们也逼退。贝利撒留的努力似乎就要化为乌有，但此时法兰克人的营地突然暴发了痢疾，狄奥德贝尔部队中三分之一的士兵都因此病倒。国王下令撤军，几天之后他的野蛮人大军就撤回了阿尔卑斯山北侧。拜占庭人尽管受损却并不严重，他们得以继续行动，在当年年末，这两座曾顽强抵抗的城镇最终屈服了。

从帝国军队登陆意大利到现在已经过去近四年，这四年之中整个半岛成了战场，各地都惨遭蹂躏与破坏。农田被焚毁，庄稼被践踏。田野再度成为荒原，意大利人和哥特人都要忍饥挨饿。与此同时，贝利撒留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对拉文纳进行最后的进攻，如果进攻得手，东哥特王国将就此灭亡。对维蒂吉斯而言，情况已是极度危急。

他只剩下唯一的希望了，几个月前他接到了报告，得知查士丁尼在东部边境遭遇了困难，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威胁发动入侵。如果这一威胁能够迫使皇帝将全部军力投入东线与波斯作战，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就还能够延续。维蒂吉斯随即派出两名密使假扮成到东部参与教会事务的主教和随行牧师，给库思老送信。在信中他对这位万王之王指出，罗马帝国如果获取了整个意大利的人力和物力的话，将远比现在更难对付。如果库思老立即发起进攻，就能够迫使拜占庭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将极大增加自己的胜算。

两名密使此后再也未能返回西部。他们的叙利亚翻译官在试图穿越边境时被活捉并被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审讯，事实渐渐浮出水面。查士丁尼对波斯方面日益恶化的局势忧虑已久，此时他真正警惕起来了。现在终止已经胜利在望的意大利远征，放弃——很可能是永远放弃——他一生的梦想，将所有基督徒统一在他的庇护之下的梦想，足以让他心碎。然而他又无法在防备库思老一世时冒险，如果万王之王真的准备加入战争，帝国必须准备好足以抵御他的军队。两难的选择折磨着他，但他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他与哥特人达成协议，以便把他最杰出的将军们再派到东部指挥作战。

贝利撒留在拉文纳（539）

在皇帝的命令传到意大利时，贝利撒留已经向拉文纳进军。该城的陆地一侧被他的陆军包围，海洋一侧则被帝国舰队隔断，形成了完全无法突破的封锁线。该城守军投降已经指日可待，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尔后，在539年年末的某一天，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被授权与哥特人签署了一份和约，其中约定哥特人投降，作为回报他们能保留国库中的一半财产以及波河以北的意大利领土。看到这一结局的贝利撒留呆若木鸡。这的确是背叛，但他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和约的实施，本打算接受这一切，哥特人却出乎意料地自投罗网了。他们应当和贝利撒留一样惊讶，惊讶于自己如此走运，也许是因为担心其中有外交欺诈，他们要求这一和约在帝国的全权特使签字确认之外，还要贝利撒留亲笔签署才能生效。

贝利撒留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怒吼着提出，这一要求不仅是对他和麾下官兵的冒犯，更是毫无必要的：大获全胜已经指日可待，几周后绝大多数的哥特人都会无条件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他断然拒绝签署和约，并宣称只有皇帝本人亲自下令他才会同意签署。事态一时陷入了僵局。尔后，哥特人宫廷派来了一个秘密使团，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新提议：维蒂吉斯逊位并将王位交给贝利撒留，因为他明白贝利撒留应当自立为西帝国的皇帝。帝国的许多将军都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军队中大多数人也会支持他，而且在哥特人的支持下他完全有能力抵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惩戒打击。但贝利撒留，无论他的长期野心如何，他的忠诚并未动摇。用普罗柯比的话来说，“他极度憎恶僭位者之名”，他不太可能认真考虑过哥特人的提议。然而他想到了使战争迅速胜利的手段。他只需要告诉哥特人他接受这一提议，拉文纳的城门就会为他打开。

拉文纳陷落（540）

首先他派那些此前与纳尔西斯结盟的军官们去搜寻粮秣，他不希望这些人惹出麻烦或秋后算账。尔后他把自己能够信任的人召集起来，希望他们支持自己进行最后一搏，以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帝国的版图，并把所有的哥特贵族与王室财富带回君士坦丁堡。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也不需要进行任何多余的准备了。信使飞奔回哥特人的宫廷，宣称这位伟大的将军支持他们的提议，并愿意在进入他的都城之后正式接受西帝国的冠冕。尔后城门大开，帝国军队进入了城中。

哥特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受骗了，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贝利撒留从来不曾明白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想成为查士丁尼的敌人，他们只能慢慢明白他真实的用意是什么。当他们看到罗马士兵将王室的财富装上船，把维蒂吉斯、玛瑟逊莎以及其他贵族领袖看押起来，他们肯定清楚这位将军欺骗了他们。但没有迹象显示贝利撒留认为这有违良知。哥特人的提议本身就是背约在前，此外他们本来就是在皇帝合法领土上的叛徒。战争就是战争，兵不血刃地占据拉文纳的他减少了双方本无法估量的伤亡。然而他依然信守了一个承诺：部队进城之后没有掠夺民财，也没有奸淫杀戮。他本人于540年5月乘船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他完全不觉得这可耻，而是意气风发。他在夺取迦太基之后的凯旋式已经足够盛大，那么为帝国夺回包括拉文纳和罗马城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半岛，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呢？

悲哉，他要失望了。也许他必然要失望，因为他取得的每一场胜利都会让皇帝更为嫉妒，更加担心这位杰出的年轻将军会自己掌权并夺取他的皇位。在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空气之中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查士丁尼和他的臣民们也没有心情庆祝胜利。540年6月，在夺取拉文纳几周之后，库思老一世的部队已经入侵帝国境内并攻破安条克，毁掉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城中绝大多数居民，并把余下的人掳为奴隶。贝利撒留应当前往东部指挥作战，而不是去大竞技场。

[1] History of the Wars ，Ⅲ，ⅹ，14～16.

[2] 德罗蒙战舰是拜占庭军舰中最小的一种，靠轻快取胜。船上共有一列桨和约二十名桨手，上面加顶以防备敌人的投射。

[3] 然而普罗柯比明确记载贝利撒留也被迫步行进入大竞技场，而不能和古时一样乘四驾马车（quadriga）进入。

[4] 只有帕诺姆斯（Panormus）——今巴勒莫（Palermo），但当时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港口——的哥特驻军进行了抵抗。贝利撒留将他的舰队集结在近海，以至于舰船的桅杆顶比城镇围墙都高。他随后将士兵聚集到舰船上，将他们提至帆桁的高度，使他们能够向守军射箭，乃至直接跳进战场之中。守军很快就投降了。

[5] 西尔维鲁斯此时就任教皇仅六个月，他或许是唯一一个以另一位教皇的婚生子身份成为教皇的人。他的父亲是教皇赫尔米斯达，在妻子早逝后成为僧侣。

[6] 有趣的是，如果贝利撒留在进城路上，翻过卡西诺峰时，到右手边路旁的大修道院中休息，他将会与八年前建造了卡西诺峰修道院的圣本笃会面——圣本笃会依然以他的名义存留至今。

[7] History of the Wars ，Ⅵ，ⅹⅵ.

第十一章 哥特人托提拉（540～549）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你们必然有时会想起那些你们习以为常的恩惠，怀念不久之前，狄奥多里克和阿玛拉逊莎的统治……我的罗马人朋友们，只有和这些统治者在位时的回忆对比，我们才能明白希腊人如何对待他们的臣民。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应当改变这一切并让意大利摆脱暴君的统治，不要以为我是个冒昧的年轻人或自大的蛮族，而要坚信我们是反抗压迫的正义使者……

——托提拉（Totila），出自他给罗马元老院的信，545年 [1]

波斯的万王之王库思老一世于531年即位，他被臣民们称为“灵魂不朽者”（Anushirvan）。在所有伟大的萨珊王朝君主之中，他是最为著名也最令人难忘的，在历史上所有波斯统治者之中也许依然如此。作为政治家，他改革并重组了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彻底革新了财政体系；作为军事统帅，他组建了第一支仅听命于国王的常备军，并通过不断扩张将国土扩大至从黑海到也门，从阿姆河（Oxus River）到地中海海岸的范围；作为学者，甚至在即位之前，他就热切欢迎在查士丁尼于529年关闭雅典学院之后流亡波斯的、信仰多神教的希腊科学家与哲学家。他在贡德沙普尔（Gondeshapur）建立了国家的大型医学院，编纂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陀》（Avesta ），首次将本民族的神话传说编纂成书，并从印度引入了国际象棋。简而言之，在他与查士丁尼三十多年的交锋之中，两人可谓旗鼓相当。

洗劫安条克（540）

尽管他拥有许多进步特质，在其他人看来库思老一世却仍带着时代的烙印。比如他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就不是为了夺取土地，而是不知羞耻地掠夺。因此，查士丁尼坚决要求他遵守“永久和平”协议的信被他故意无视，而狄奥多拉此后送去的信——名义上是送给一名大臣，但明显是想让万王之王也看到——许诺以大笔钱财作为不进行干预的回报（“因为我丈夫做任何决策都要先咨询我的建议”），也同样被无视了。他在540年3月穿越帝国的国境线，夺取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苏拉（Sura），当地有限的守军刚看到敌军的规模就明智地撤退了。他从那里继续进军抵达贝罗亚，由于当地居民未能交出他索取的四千磅白银，他将该城焚毁。6月初他已经来到安条克城下，而后礼貌地让出一条路，允许新抵达的六千名已成惊弓之鸟的驻军出城逃生。然而当地的居民没有如此轻易地放弃。他们进行了坚决且英勇的抵抗，蓝党与绿党并肩守卫城墙，许多人宁死不退。巨大的数量优势使库思老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之后的他让安条克居民为他们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教堂中的所有金银器，乃至装饰墙面的多彩大理石都被掠走，余下的教堂则被纵兵掠夺——只有圣尤里安教堂（St Julian）因与外国使团的特殊关系而幸免于难。与此同时，波斯士兵则在城中进行传统的奸淫，据说至少有两名显赫的贵妇因此跳入奥龙特斯河（Orontes）以免遭侮辱。

在把安条克的所有财富席卷一空，准备去北叙利亚炫耀胜利并向途经的每一座城市索取高额贡赋时，库思老一世还是可以很慷慨的；因此他向查士丁尼提出和平提议，仅要求对方再提供五千磅金的现款以及此后每年支付五百磅金的岁贡。皇帝别无选择只得同意，库思老随即返回波斯，并对他的这次远征颇为满意。但次年出现了他绝对不肯错过的良机，于是他再度撕毁和约发动入侵。

在黑海的东南角有一个半自治小国拉兹卡（Lazica）王国，也称科尔基斯（Colchis）王国。其统治者戈巴泽斯（Gobazes）国王此前臣服于拜占庭帝国皇帝，没有让皇帝和皇帝的直接继承人为难。但近期查士丁尼派出了一名代表，在当地进行各种垄断经营，导致当地人大为不满，戈巴泽斯被迫向波斯国王示好。拉兹卡是个贫穷的国家，本来对库思老一世构不成诱惑，然而戈巴泽斯很快指出，他可以向波斯国王提供一座黑海的桥头堡，波斯国王可以借此获取黑海的出海口以直接攻击拜占庭，并与其他潜在盟友，特别是匈人联系。因此在541年春，库思老再度亲率大军入侵帝国，进入拉兹卡，他在那里与守军进行了一场血战，在双方均付出很大伤亡之后，他夺取了当地的主港——防守坚固的佩特拉（Petra）。 [2] 若不是贝利撒留同时率部出征，夏季的战况可能会更加恶劣，但贝利撒留的这次出征也颇不成功。他完全没有进军拉兹卡，而是向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在尼斯比斯附近进入波斯领土，但因为自知无力夺取大型堡垒，他越过了这座堡垒并夺取了一座相对次要的城镇西索拉尼（Sisaurani），之后美索不达米亚的酷暑与军中暴发的痢疾迫使他撤军了。

贝利撒留身上几乎再无旧日的影子，精力、机敏与智谋均已不复当年——而当时尚未三十岁的他正是靠着这些才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并举世闻名的。540年，从意大利返回之后他本应立即奉命前往东部，但他留在了君士坦丁堡，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只与几个密友会面。当最终率部出征时，他似乎连无关紧要的问题也无法决断，要向同僚寻求意见。在他们看来，他似乎心事重重。事实确实如此。他因妻子安东尼娜的不忠而苦恼不已——而她的不忠正是由皇后本人怂恿，并受到皇后庇护的。

安东尼娜不忠（541）

狄奥多拉和安东尼娜一直是朋友，她们的友谊又因541年两人的一次合谋而得到巩固。她们密谋除掉了皇后最憎恨的敌人——禁卫军执政官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约翰觊觎皇位的事已非秘密，安东尼娜骗他前来密谈时他很快就上当了，她诱使他说出了自己夺取皇位的计划，狄奥多拉的密探则在暗处听得一清二楚。他被逮捕并宣判有罪，巨额财产也被查抄，但并未被判处死刑或肉刑。他被迫成为僧侣，而后被流放到位于马尔马拉海海滨、怡人的库齐库斯教区。对作恶多端的他而言，如此的处罚实在是太宽厚了。

作为参与密谋的回报，安东尼娜请皇后帮助她处理一件已经上升为危机的家事。几年来她一直都和一个名叫狄奥多修斯（Theodosius）的年轻人私通，更有悖人伦的是，他正是安东尼娜和丈夫贝利撒留的教子与养子。贝利撒留对他们的私情了解多少并是否表示谅解尚难确定，普罗柯比的记载 [3] ——也是现存的唯一记载——有明显的夸大，漏洞百出。这位年轻的将军相当看重自己的名声，不希望家丑外扬。当安东尼娜在两人成婚后第一次声称她不会陪伴他出征时，他并未表示反对，毕竟他也清楚她与皇后有些微妙的事务要处理。但在他出发一两个月之后，他得到了可信的消息，声称此前因丑闻被揭露而逃到以弗所的一座修道院躲避的狄奥多修斯此时再度返回了都城，住进了他教母的房中。

给贝利撒留告密的人正是他的继子弗提乌斯（Photius），即安东尼娜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他随同贝利撒留来到了波斯前线。弗提乌斯厌恶他的母亲，他怀疑她曾试图谋害自己（怀疑的理由存在一定的正当性）。当他一个刚从君士坦丁堡赶来的朋友提及她近期的举动时，他立即将消息告知了继父。两人共同制订了行动计划。此时针对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的密谋已经成功结束，安东尼娜宣布要前往东方。她起程之后，狄奥多修斯自然会返回以弗所；此时，弗提乌斯趁他母亲离开之后跟踪并劫持了他，把他投入某个偏僻的秘密牢房，让他无法再惹出新的麻烦。

安东尼娜到达之后，在惊愕之中被立即逮捕。弗提乌斯已经前往以弗所，身边带着自己母亲的一个宦官，而他也带着病态的满足感，因为从此人口中得到了有关她私生活的更多秘密消息。在抵达该城之后他发现狄奥多修斯已经收到他到来的警告，到圣约翰教堂之中寻求庇护，但当地的大神父在收取了一小笔贿赂之后，二话没说就把他交了出去。弗提乌斯随后把他带到奇里乞亚的一个偏远的堡垒中看押起来，他本人则返回了都城。

返回都城是个灾难性的错误，当他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安东尼娜已经成功设法向皇后求援。弗提乌斯就此和他继父的几位密友一同被逮捕。普罗柯比记载称，他们之中有人遭监禁，乃至处死，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贝利撒留的朋友。弗提乌斯本人则遭到了酷刑的折磨，但他依然拒绝透露狄奥多修斯的所在地。他在宫中的地牢里受了三年的苦，而后在预言家泽卡里亚（Zechariah）——出现在他的梦中——出乎意料的协助之下，成功逃到了耶路撒冷。普罗柯比斥责贝利撒留在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不肯援救他的继子，这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这一指责无疑给这位将军的生涯留下了污点。但当安东尼娜和狄奥多拉联合起来与他作对时，他似乎也无可奈何。在皇后的命令下，他与安东尼娜正式和解。

最终狄奥多拉还是以其他方式找到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送回了情人的怀抱。然而不久之后狄奥多修斯就因急性痢疾而暴死。根据存留的资料，没有人怀疑其中有诈。贝利撒留心头的一片阴云就此散去。在542年返回帝国东部之后，他恢复了往日的风采。普罗柯比欣喜地描述了他接待库思老的一名使节时的情景。

……他支起厚布制成的“大帐”，端坐正中……并安排麾下士兵站立两侧。大帐两侧，第一排是色雷斯人与伊利里亚人，而后是哥特人，再之后是赫卢利人，最后是汪达尔人和摩尔人。他们的队列一路延伸，穿越平原，因为他们并不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分开站立，四处走动，完全不在意库思老的使节。他们肩上都没有披风或者外衣，而是穿着亚麻布的衣裤，松垮垮地扎着腰带。每个人手中都带着马鞭，但武器各不相同，或者持剑，或者扛斧，或者拿着未上弦的弓。这一切表明，他们都等待着接下来的围猎，完全不在意其他事……

当使节阿班达内斯（Abandanes）返回时，他建议库思老尽快离开，因为据他所说，他见到的将军气度与才智出类拔萃，麾下的士兵也是前所未见。 [4]

于是这位万王之王就此退兵，普罗柯比总结称：“罗马人高声赞扬贝利撒留，仿佛此时他获取的荣耀，比活捉盖里摩尔和维蒂吉斯并把他们送往拜占庭城时还多。”他一如既往地夸大了事实，但贝利撒留旧日的才干再度显现了。

瘟疫（542）

不巧的是，542年的征战最终未能决定战局。因为双方军营之中都暴发了疫病——并非常见的痢疾或者伤寒，而是腺鼠疫，是整个拜占庭历史中最严重的一次。自埃及暴发之后，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地中海，直到君士坦丁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城中肆虐了四个月，每天死亡人数一度过万，乃至一天之内有一万六千人死去——与意大利军队的总人数相当。很快，城中的死者就无法合宜地被埋葬，人们被迫把尸体运往一座废弃已久的大型堡垒之中，直到尸体堆到与屋顶同高。城市的日常生活陷入了停滞，周边的田野无人收割，集市关闭，磨坊与面包房因无人工作而停止运转。瘟疫之后暴发了饥荒。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期，受害者估计有三十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四成。

查士丁尼本人也染瘟疫病倒了。在这个梦魇般的夏季，他在生死边缘挣扎长达数周，帝国的绝对权威则落入他妻子的手中，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新的而且颇为急迫的问题——继承人问题。狄奥多拉清楚自己的未来陷入了危机。她和查士丁尼没有留下子女，如果她的丈夫死去，她继续掌权的唯一可能就是给他安排一个由她选定的继承人——也许是一个可信的朝臣，或者某个忠实的老将军，而后她再嫁给此人，就像半个世纪前的阿里阿德涅与阿纳斯塔修斯曾发生的故事一样。

然而通常情况下，选择皇帝的权利在军方手中，而绝大多数高级军官都在东部作战。当他们得知查士丁尼病倒时，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他此时很可能已经死去。在美索不达米亚紧急召开的会议上他们达成一致，拒绝承认在他们离开时，未经他们许可由君士坦丁堡选出的统治者。这一会议的决议报告随后被带回君士坦丁堡，但那时查士丁尼已经转危为安。意识到自己再度安全的狄奥多拉陷入了狂怒。两位将军被认定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煽动者。他们中的一人——布泽斯（Buzes），曾任执政官与东方军务大臣，因此事而被逮捕并关进臭名昭著的地牢之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被关押了二十八个月，据说变得与鬼怪无异。

另一人正是贝利撒留。他太受欢迎，权势也太大，无法和他的那位下属一样处理；普罗柯比则断定所有对布泽斯的指控都无法在指控贝利撒留时找到确凿的证据。情况究竟如何并不完全清晰，也许他未曾出现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之中——尽管可以确定他支持会议的决议。不管情况如何，必须寻找别的借口：他此时遭到指控，称他私藏汪达尔人与哥特人的财宝而不上交给皇帝。狄奥多拉的这一指控可以说有一定的理由，贝利撒留确实拥有相当多的财富，而且从不遮掩。他穿越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时都骑着装饰华贵的战马，身后还跟着由蛮族士兵组成的私人卫队。他多年来在这些场合上享有一些皇室成员才有的特权，没有和帝国的普通公民一样循规蹈矩。542年的远征草草收场后，女皇在他返回都城时动手了。这位将军首先被解除了在东部的指挥权，而后他规模庞大的随从也被解散，他精选的长枪手与步兵卫士由他的同僚与宫中的宦官抽签选走。最后，他积累已久的财产在狄奥多拉的命令下被查抄——负责查抄的只是她的一个私人随从，奉命把所有贵重物品带进宫中。

直到次年，即543年，查士丁尼的身体才恢复到能够重新掌权的程度。不久之后贝利撒留得到了宽恕并恢复了此前的一部分恩宠，他的财产也被退回——但其中有三千磅金并未被归还，而是已经作为礼物被狄奥多拉送给自己的丈夫。最终的和解随着贝利撒留与安东尼娜所生的唯一女儿约安妮娜（Joannina）和皇后的孙辈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订婚而确定。在当时给他的一封信中，狄奥多拉强调自己是因为和他的妻子关系密切才宽恕他的，但不难看出这位将军的官复原职另有隐情，而且这一说法远比皇后的说法更合理。帝国各边境省份的战况在迅速恶化。在地中海的另一边，由摩尔人部落挑起的叛乱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整个阿非利加省；在意大利，由托提拉率领的哥特人也发起了反攻，并已经夺取那不勒斯。只有东部的情况尚存希望，库思老一世的战争意图因为瘟疫再度暴发以及他儿子挑起的一场叛乱而受挫。但即使在这里，这个夏末也出现了一场灾难：一支约三万人的拜占庭军队——这是查士丁尼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部队——进入波斯控制的亚美尼亚地区，被数量远少于己的波斯军队歼灭。

贝利撒留返回意大利（544）

简而言之，帝国没有时间让这位军事天才继续屈辱地停职留在君士坦丁堡了，战场急需他指挥。贝利撒留也没有要求更高的待遇。他起初希望前往波斯战场，但安东尼娜坚持反对，她声称自己再也不愿返回那个让她深受冒犯的地方。狄奥多拉一如既往地支持了她，贝利撒留随即成为帝国在西部的全权指挥官。但担任这一职务让他大为失望，看来那笔旧账还没有完全算清。他并没有获得军务大臣级别的职务，而是担任禁卫骑兵卫队长（comes stabuli），在544年5月更为悲哀、更为睿智也更为疲惫——即使他仅处于不惑之年——的他回到了意大利。

在他于540年离开之后，拜占庭在意大利统治的迅速崩溃无疑是贝利撒留军事才能的最好证明。当年春天他胜利进入拉文纳时，在所有人——希腊人、哥特人以及意大利人——看来，整个半岛都已经收归帝国控制。此时确实仍存在几个抵抗据点，其中最大的是维罗纳与帕维亚，哥特贵族们在那里立年轻的哥特人首领希尔狄巴德（Hildebad）为新国王，但希尔狄巴德的有效作战部队不超过一千人，因而不太可能撑过几个星期。

如果贝利撒留留在意大利的话，他确实撑不下去——甚至说，即使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有能力的继任者，他也撑不下去。但皇帝没这么做，反而派了五个军官在意大利联合指挥，尽可能巩固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据点，没有给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以最高指挥权。其中维塔利安的侄子约翰虽然颇有争议且曾经独断专行，但依然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其他人则不然，无疑都是二流军官。他们中另一个名叫约翰的军官绰号为“饭桶”（Phagas），贝萨斯（Bessas）是投诚的哥特人，维塔琉斯（Vitalius）和君士坦提安（Constantian）则刚刚从达尔马提亚抵达。在贝利撒留离开之后他们划分了各自的辖区并只进行一种行动：掠夺。几周之内拜占庭军队的士气就彻底崩溃了。年末，希尔狄巴德已经组织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部队——包括大量帝国军队的逃兵——并且实际控制了波河以北的意大利全境。

皇帝做出这一灾难性决定的原因不难推测。皇帝清楚哥特人曾经要把皇位送给贝利撒留——担心贝利撒留改变心意并接受皇位无疑是召回他的原因之一——皇帝也担忧他的继承者屈服于同样的引诱。这种担忧过于强烈，以至于两年间他都在静观意大利局势恶化，最终才任命了一名禁卫军执政官，他还选择了一个无能之辈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清楚此人没有能力发动叛乱。但不幸的是，此人也没有处理其他任何事务的能力。又过了两年他才不情愿地起用了贝利撒留——最出色也最忠诚的将军——担任他本就不应被解除的职务。

与此同时，希尔狄巴德国王也没有活多久，在541年5月的一次晚宴上他被自己的卫士维拉斯（Velas）砍头，因为国王轻率地把维拉斯的未婚妻许配给了他人。 [5] 他的继任者艾拉里克（Eraric）试图与查士丁尼谈判，但五个月之后也被谋杀，这使得那个年轻人得以登基，成为所有哥特统治者之中最伟大也最具吸引力的人。他发行的所有钱币都称他的名字为巴杜伊拉（Baduila），但他的臣民似乎一直称他为托提拉，即使他在世时也是如此。最终，这个名字也被载入史册。

托提拉寻求支持（544）

托提拉是希尔狄巴德的侄子，他出生的日期不得而知，但此时年龄不太可能超过二十五岁。他也在和帝国的将军们进行秘密谈判，但他们可能没有因他的登基而警觉起来。在掌握权力之后，托提拉立即对他们发起了全面战争，激励了哥特人——而这是他所有的先辈都没能做到的。他没有把注意力仅仅限制在本民族上，他不曾忘记他的臣民之中大多数是意大利人而非哥特人，如果他想把拜占庭军队赶出意大利，他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狄奥多里克及其直接继承人的时代，意大利人和哥特人的关系很好，尤其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哥特人需要罗马人的管理能力与理财技巧来使王国平稳运转。然而在贝利撒留取胜之后，意大利贵族就转而依附于帝国，因而年轻的托提拉此时争取的是社会中更低一层的成员的支持，也就是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农民。

他们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做出了回应。他们对那个自称罗马人却几乎全部由希腊人组成的帝国，已经不再有任何自然而然的忠诚，而且他们在拜占庭的贪婪掠夺下挣扎求生。这些将军们已经够贪婪了，而近期他们又需要承受查士丁尼委派的税官的掠夺，这种税官是查士丁尼设置的、被称为部长的高级官员。这些人的名声之恶劣，从他们的长官亚历山大（Alexander）的绰号“剪刀”（Psalidon）就可见一斑，这一外号正是源自他剪掉金币的边缘以中饱私囊的贪污行为。他和他的下属靠工作成绩获取工资，帝国的国库允许他们从征收的全部资金之中拿取十二分之一作为薪酬，而他们也将意大利搜刮一空。

托提拉许诺终结这一压迫。奴隶将得到解放，大地产将被查抄分割，土地被交给佃农与贫农们耕种；意大利人的税款不会再用于维持一个陈旧腐朽的朝廷，不会再用于建造千里之外的奢华宫殿——为此纳税的臣民们连见到这些宫殿的机会都没有——也不会再用于给帝国最偏远的国境线之外的蛮族支付贡金。因此，人们会听取他的意见并追随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帝国的士兵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剪刀”的锋利。托提拉即位几个月后，就足以将一万两千人的帝国军队赶出维罗纳，并将另一支部队歼灭在法文提亚［Faventia，今法恩扎（Faenza）］。托提拉于542年春又赢得了一场新的胜利，在佛罗伦萨以北约十五英里处的穆杰罗（Mugello）谷地，他击溃了查士丁尼在半岛最出色的将军——维塔利安的侄子约翰。现在半岛中部和南部门户大开，他乘胜进军，在夏末时他已经实际控制整个意大利，仅有拉文纳、罗马、佛罗伦萨和几个工事牢固的滨海城市仍在抵抗。这些滨海城市之中规模最大的是那不勒斯，当地由主要为伊苏里亚人的一千名士兵驻守，现在他要对那里发起围攻。

需提及的是，帝国在意大利的将军们没有一人试图解救该城，尽管这并不出乎意料。直到现在查士丁尼才下决心安排一个全权掌控该省的禁卫军执政官，但他任命的人选马克西敏（Maximin）一直在伊庇鲁斯海岸逗留到了年末，在登陆锡拉库萨之后又完全不肯离开。此时贝利撒留的一位老战友自发率领一支海军部队前去解围，却被托提拉击溃；马克西敏于543年1月派出的另一支解围部队——但他本人没有亲自指挥——遭遇了风暴，战舰搁浅在了礁石上。

此时，哥特人对该城进行了严密的封锁，5月，那不勒斯的居民因食物匮乏而被迫投降。托提拉的条件相对慷慨：允许拜占庭驻军携带所有财物安全离开，甚至给他们准备了船只让他们自由离去。他们选择前往罗马，但由于遭遇逆风而被迫放弃海路；他们索取了马匹与驮畜，在一支部队的护卫之下前往罗马。这位年轻的国王对那不勒斯的居民也颇为宽容。他清楚饥饿的人不应大量进食，就首先封闭了该城，而后向每家每户分配少量食物，次日增加分配量，这样一天天增加配额，直到居民的食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那不勒斯的陷落——七年间的第二次——进一步打击了拜占庭方的士气。托提拉于当年继续肃清抵抗力量并巩固自己对半岛的控制，544年1月，困于各堡垒之中的希腊将军们终于决定改变现状。拉文纳的君士坦提安起草、他的所有同僚签名——马克西敏是否在此不得而知，但他似乎被所有人无视了——的一封信被送给查士丁尼，宣称他们无法继续为帝国守卫意大利。基本可以确定，是这封信让皇帝决定派贝利撒留前来。同时，希望兵不血刃夺取罗马的托提拉给罗马的元老院送去了一封热情的信，本章开头摘录了其中一段，并以精简直白的语言翻译出来。

他没有收到回复。在罗马指挥的约翰禁止元老院回信——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打算写信。托提拉之后试图直接请求罗马居民的协助。他将信精简之后抄写了许多份，趁夜送进了城中。清晨时醒来的居民们发现这些信被贴在了城中各个显眼的地方，信中向他们保证哥特国王只想给他们带来自由，并许诺尊重所有支持他们的罗马人的生命与财产。约翰此时已经警觉起来，他相信是城中的阿里乌斯派教士传播了这封信，于是将他们全部驱逐；真正张贴信件的人的身份却无从得知。

罗马人没有如托提拉预想的那样发起集体暴动，他只能靠武力夺取这座城市了。此时他远在南部，围攻阿普利亚（Apulia）地区的小港口希德伦图姆［Hydruntum，今奥特朗托（Otranto）］，因为他担心拜占庭的援军将以此为跳板进入意大利，但当地的抵抗比他预计的更为顽强。544年初夏，他在这里留下一支小规模部队继续围攻，自己则立即率主力穿越半岛前往罗马。

如果托提拉得知在他行军之时贝利撒留也正赶往意大利，他无疑不会这么自信。希腊人与哥特人之间的新一轮对抗即将展开。

托提拉进军罗马（544）

从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刻起，贝利撒留就清楚他在意大利的第二次远征无法自由发挥了。查士丁尼要求他收复半岛，但只给了他少量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也没有授予他多少权威，更没有给他半点资金。甚至有传言称皇帝逼迫他的将军许诺不向帝国国库要求财政支持，而支付军饷与购置装备的款项全要他自费承担。从前的贝利撒留也许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要求，毕竟他的财富曾经比皇室之外的帝国其他所有公民都多，这些开销对他而言不值一提，而且只需要几次胜利就能补上。但现在，他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已被皇后没收，他也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取胜。他无能为力，在前往意大利的路上征募的少量士兵也远不能使他对未来更有信心。

他仍尽力而为。于544年夏抵达意大利之后，他在一年之内为奥特朗托和奥西莫解围，并重建了佩萨罗（Pesaro）的城防，该城此后成功抵御了托提拉的一次猛攻。然而在这一时期，他目睹了几支帝国部队的倒戈，他们中的许多人整整一年都没有收到任何军饷，他也清楚在他离开的这四年间事态已经截然不同。不止哥特人敌视帝国，整个半岛的居民都在敌视帝国。以他手中的兵力他也许只能维持帝国在意大利的现状，根本无法收复整个半岛。

他正是在进行了这一番考虑之后，在545年5月给查士丁尼写下了一封信，告知他自己急需人员、马匹、武器装备与资金补充。

我相信，没有充足补给的人是无法作战的。在色雷斯与伊利里亚进行一番努力的搜寻之后，我确实征集了一些士兵，但他们人数太少，质量太差，装备太恶劣，作战经验也太匮乏。至于我在这里指挥的士兵则士气低落且心怀不满，因屡屡战败而沮丧不已，只要看到敌军出现他们就立即跳下战马扔掉武器掉头逃跑。在意大利寻求战争资金已无可能，因为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都被敌人夺回了。因此我们无法支付士兵们赊欠已久的军饷，而这笔债务也使我们很难自由地下达命令。

陛下，应当有人直白地告诉了您，您部队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在为敌人服役。如果只需要派贝利撒留一人前往意大利，那么您的准备确实是完美无缺，但如果您想要战胜敌人，您必须提供更多的支持，毕竟没有下属军官的将军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您必须让我的私人步骑兵卫士前来，其次还需要一大批匈人和其他的蛮族，再次还要提供支付他们军饷的薪金。

托提拉围攻罗马（545）

贝利撒留将这封信交给了约翰，他自然希望此人能够尽快带着皇帝提供的军事力量与财政援助返回。然而约翰在君士坦丁堡拖延了几个月，直到秋末才回去面见在底拉西乌姆焦急等待着的贝利撒留。得知这位下属利用留在都城的时间追求并迎娶了皇帝的堂表亲日耳曼努斯（Germanus）的女儿，贝利撒留必然愤怒不已，而约翰凭着自己与皇帝的亲戚关系，必定更加恣意妄为。尽管如此，他还是带来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部队，这支罗马人和蛮族混编的部队由他和亚美尼亚军官伊萨克（Isaac）共同指挥。他们立即全军赶往意大利，但抵达时几乎为时已晚——托提拉的部队几乎同时抵达罗马并对该城发起围攻。

对拜占庭人而言，前景一片黑暗。托提拉控制着罗马与海洋之间的全部土地，而且他的舰队已经在台伯河河口集结完毕。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帝国军队指挥官贝萨斯是哥特人，未必会保持忠诚。他此前没有紧急收集食物储备，因而围城开始之后补给很快就开始短缺了，此后他忙于以最高价出售自己囤积的货物，对守备漠不关心。饥荒暴发之时，教皇的执事佩拉吉乌斯（Pelagius）试图与托提拉谈判，却无果而终——教皇维吉琉斯（Vigilius）此时被帝国羁押在西西里岛，原因将在下文具体叙述。贝利撒留立即意识到唯一的希望在于迅速向台伯河河口航行，夹击哥特人的舰队，而后率部登陆并从背后袭击围城的军队。然而理论上是他下属的约翰再度拒绝服从。他称首要的任务是收复南部地区，完成这一任务后才能北上罗马。两人的不和导致了可能是最差的结果：数量本已极度有限的部队再度分为两支，两名军官各率一支行动。

但贝利撒留还没有绝望。当他抵达台伯河入海口处的波尔都斯（Portus）时，他已经订好计划。当贝萨斯出城突袭牵制住哥特人时，他就对他们的后方同时发起水陆攻击，部分部队沿河南岸进军，余下的部队则依靠二百艘舰船摧毁敌军舰队，之后溯流而上进行支援。在行动期间，亚美尼亚人伊萨克要留在波尔都斯指挥预备队，守卫补给和余下的舰船，并保护对他而言相当重要的妻子安东尼娜——她于近期前来陪伴他。贝利撒留强调称，即使得知自己战死或被俘的消息，伊萨克也不得擅离职守。

结果贝萨斯根本没有出城突围，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主官提供任何帮助。贝利撒留依然发起了进攻。迎着哥特人守军在港口和河岸射出的箭矢，他的舰船缓缓向河上游驶去。在航行了四英里之后，他轻易突破了托提拉额外安置的横江铁索和木质障碍，准备攻击一道防守严密的桥梁，而那是他与罗马之间的最后障碍。正在这时一条紧急信息传来：伊萨克已经被俘。在贝利撒留看来，这意味着哥特人已经奇袭波尔都斯，并切断他往海洋的退路。对他而言更可怕的是，如果伊萨克已经被俘，安东尼娜也必定已经被俘。他立即停止了进攻，率部全速冲回海岸，却发现伊萨克是因为不满按兵不动的命令，而擅自对哥特人在奥斯提亚的驻军发起进攻，结果自己战败被俘。除了他和随他出发的一些士兵之外，其他的一切——包括安东尼娜在内——都安然无恙。

最后的机会已经失去。罗马的命运已经注定。尽管罗马的居民饱受疾病与饥饿之苦，他们并没有被饥饿与疾病击倒。罗马没有投降，但在546年12月17日夜间，驻军中一群不满的伊苏里亚士兵打开了阿森纳里亚城门，哥特人随之涌进了城中。这些变节者中是否有当年托提拉夺取那不勒斯时格外照顾的那些士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位年轻的国王显然没什么理由为自己当年的慷慨而后悔。

托提拉提出和谈（546）

贝萨斯立刻率他大多数的驻军逃跑了，他掠夺的不义之财都留给了哥特人。一些罗马贵族——那些还没被迫吃掉自己马匹的人——和他一同逃走了。余下的人躲进教堂里，直到托提拉控制住他的部下，之后他们缓慢集结起来以继续搜寻食物，直到城中的食物供给恢复正常。普罗柯比记载 [6] 称城中只有五百名公民活了下来。一些人会同意吉本的意见，认为这一说法不可信，然而事实上这一记载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置信的地方。确定无疑的是，从战略意义上看，攻陷罗马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其重要性仅限于象征意义。托提拉理所当然地将攻破罗马城看作谈判的良机，并派使节觐见皇帝，以恢复此前两国友好相处时的状态为条件提出和谈。他如此写道：

您应当得知罗马人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我建议这件事不必再提。然而我必须解释我为何派出这些使节。我们希望您接受我们提供的和平，而您也应当赐予我们和平。这样的关系正如不久之前统治两国的阿纳斯塔修斯和狄奥多里克所维持的关系一样，他们的统治也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如果您也这么认为，我愿意尊您为父，并作为您的盟友与您的所有敌人对抗。

但查士丁尼不肯接受。接受托提拉的提议意味着这十年的征战付诸流水，也意味着承认他军事上的失败，乃至他最珍视的大业的失败。他指出贝利撒留是他在意大利的指挥官，全权负责当地的事务，如果哥特国王想要联系和谈，他应当与贝利撒留联系。

托提拉不太可能接受查士丁尼的建议，与贝利撒留联系；即使他这么做了，贝利撒留也不可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罗马的陷落很快被遗忘了，拜占庭帝国甚至在547年4月短暂重占该城——尽管于三年后再度丢失。在半岛各地又进行了几个月的零散战斗之后，双方已经明显陷入僵局，都无力消灭对方。贝利撒留决定最后一次向他的皇帝请愿。他清楚对查士丁尼而言，周边局势比他上次请愿时缓和了：与库思老一世的和约最终达成——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阿非利加持续五年的叛乱，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终于平息了。也许在此时相对平静的态势下，他终于能够得到他要求的补给了。

他派出的使节是妻子安东尼娜。她亲自见证了他面对的一切困难，并能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他们讲述一切。更重要的是她与皇后之间关系密切，可以通过皇后劝说查士丁尼。她不会被下属欺骗。548年仲夏，她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却发现城中笼罩着悲哀的气氛。几天前，6月28日，狄奥多拉因癌症病故。安东尼娜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深陷于悲伤之中的皇帝不肯见任何访客，也无法下决断。她所能做的只有让临时掌控朝政的人召回她的丈夫，如果意大利的战事注定要失败，她绝不会让自己的丈夫为此承担罪责。

549年年初，贝利撒留返回了都城。在荣耀的第一次意大利远征之后，他的第二次远征只给他带来了五年的沮丧与失望。但他为帝国保住了意大利，至少目前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精力与决心去面对这最令人失望的状况，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无疑在544年就被彻底赶出意大利；正是因为他，收复意大利这一伟业的奠基石被再度埋下。当他的老对手纳尔西斯再度率兵前去时——那时的他拥有贝利撒留曾徒劳请求的一切——他相对容易地就赢取了胜利，获得本应属于贝利撒留的荣耀。

[1] 霍奇金译。相比普罗柯比的原话（History of the Wars ，Ⅶ，ⅸ，7～18），这段译文颇多意译之处，但至少其大意可信，也忠实于原记载的语气。

[2] 当然不是指阿拉伯南部的商队城市佩特拉——此时那座商队城市已被遗弃并沦为废墟。

[3] Sercet History ，ⅰ～ⅲ.

[4] History of the Wars ，Ⅱ，21.

[5] “于是当他靠在躺椅上，伸出手拿食物时，维拉斯突然拔剑砍向他的脖颈。这个人的手仍抓着食物，头颅却已经落到桌上。目睹这一切的人都惊愕不已。”（History of the Wars ，Ⅶ，ⅰ，47～49.）

[6] 他对托提拉围攻罗马的完整记述见《战史》，Ⅶ，ⅹⅴ～ⅹⅹ。

第十二章 查士丁尼的最后岁月（549～565）

品格高尚的皇帝理所当然要为扩大帝国并增添其光辉而努力。

——普罗柯比

查士丁尼用欢迎久别的老友的方式迎接他的将军——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两人因狄奥多拉的阴谋而分别多年，皇后一直在吹枕边风污蔑贝利撒留，称他不可信任、表里不一、觊觎皇位。皇帝从未真正相信她，然而她的话依然能激起怀疑，足以产生一种模糊的猜忌，而这种猜忌在她在世时一直存在。然而，在她死后，这种感觉很快消散了，当贝利撒留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尼刚刚开始从丧妻之痛中恢复——尽管他依然在为妻子哀恸，直到撒手人寰——并张开双臂欢迎他，称他为自己最亲近的人，还在奥古斯都殿堂为他竖立了一座镀金的雕像，放置在他的舅舅查士丁雕像的旁边。

然而，即使是贝利撒留似乎也无法说服皇帝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对托提拉发动最后一击。查士丁尼并不是缺少收复意大利的决心，毕竟这是他继位之后的主要目标；他在托提拉攻破罗马之后明确拒绝接见托提拉的使节，也足以说明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但此前的六年之间他要处理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而他妻子的死使这一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现在，在收复意大利的事暂时停歇，贝利撒留也被召回并着手准备最后一击之时，我们可以具体叙述这一问题了。

问题的根源与引起此前所有争议的问题相同，是一个陈旧的谜——基督的身份。正统派持近一个世纪前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观点，即救世主具有合一且不可分割的人性与神性。但这一观点并未被基督一性论派接受，他们认为救世主只具有神性，而且把基督视作神而非人。这些人虽然可以被称为异端，但他们数量太多，分布太广，无法除去。比如埃及地区就遍布着基督一性论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人们谨遵这一教条，并带来了潜在的危险。而在西帝国，基督一性论者并不多，异端以阿里乌斯派为主，其信仰者主要是蛮族。罗马教会坚持正统并反对一切背离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的观念。查士丁尼因此需要处理一个困难而微妙的问题。如果他对基督一性论者过于苛刻，帝国就有暴乱之危，很可能会因此丢失重要的省份，比如作为帝国主要粮食来源的埃及。如果对他们过于宽厚，他又会激起正统派的愤怒并加大臣民间的分裂对立情绪。幸运的是狄奥多拉倾向于基督一性论派，她甚至在圣宫中安排了一个秘密的修道院。她的丈夫得以在表面上保持强硬，因为他清楚她可以秘密劝和。

靠着这种可谓虚伪的策略，皇帝相当成功地遏制住了埃及之外绝大多数基督一性论教派的发展——埃及则被单独处理。然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位颇具领袖气质的领导者。“衣衫褴褛者”雅各·伯拉德伊斯（Jacob Baradaeus）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说叙利亚语的僧侣。他此前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十五年——可能是作为皇后的党羽——那时他并未给当权者惹出什么麻烦，但在543年，被流放的基督一性论派的亚历山大牧首决定任命他为埃德萨（Edessa）主教。事实上他并没有希望担任这一职务，因为这一职务此时是由一名极为可靠的卡尔西顿派教士担任的；但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这一任命本身，他对此大为兴奋。他假装成一个穷困的乞讨者——他的绰号也来于此——前往东部各地号召恢复基督一性论派的信仰。不断行动的他以惊人的速度穿越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一路上任命了约三十名主教以及数以千计的牧师。

“异端三章”（544）

查士丁尼陷入窘境，因为他无法平息“衣衫褴褛者”雅各在各地煽动起来的狂热。此时的基督一性论者需要格外谨慎地应对；另外，他已经因应对西部新威胁时表现的软弱无能而饱受批评。现在明显需要使用一些积极手段。因此，黔驴技穷的他决定进行公开谴责，谴责对象并不是基督一性论者，而是神学极端中的另一派，即相信基督仅有人性而无神性的聂斯脱里派。这个已经几乎被遗忘的教派，其信徒在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就被革除教籍了，此后这一派的大部分信徒向东迁移进入波斯乃至更东方的土地，仅有极少数人居住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因此攻击他们的意义不大。但因为他们同时为基督一性论派和正统派所厌恶，所以皇帝自以为发表这一宣告可以缓解双方日益升级的对立情绪。544年年初，他颁布了一条敕令，其中并没有谴责这一异端本身，而是此派的三篇宣言，而这三篇宣言很快就成了恶名远扬的“异端三章”（Three Chapters），即聂斯脱里的老师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作品，以及知名度更低的另外两名神学家，塞勒斯的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rhus）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的作品。

这是个昏招，也招致了应有的反应。只有东部的正统派教士同意遵从皇帝的敕令，其中一些人还有些不情愿；基督一性论派本期待着真正的让步，此时他们大为不满；在西帝国的罗马教会，主教们无法抑制他们的愤怒。他们坚称，任何对聂斯脱里派的谴责都只会对基督一性论派有利，而且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研究了狄奥多勒和伊巴斯的作品，并宣称其无可指摘。他们完全拒绝谴责所谓的“异端三章”，教皇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斯蒂芬（Stephen）公开宣称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门纳斯（Mennas）革除教籍，以表示教皇一方的不满。

查士丁尼起初对这些反应还颇为惊讶，而后他警觉起来。在意大利，在第一次召回贝利撒留之后的四年间，拜占庭帝国的处境愈发艰难，此时的他格外需要支持，现在却使教皇维吉琉斯和整个罗马教会与自己为敌。这件事情最好被尽快遗忘。教皇没有谴责所谓的“异端三章”，他并未表示抗议，而是悄然开始修复双方的关系。

他为此进行了一年半的调和工作，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自然会继续进行。但在545年秋，托提拉的部队已经抵达罗马城下。如果他夺取了这座城市，那么就没有人能阻止他掳走教皇作为人质，而这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查士丁尼迅速采取了行动。11月22日，皇帝禁卫军的一名军官带着一批巡夜卫士抵达罗马，挟持刚做完弥撒准备离开圣塞西莉亚教堂（St Cecilia）的维吉琉斯，将他带上台伯河中的一艘船上并顺流离开。

教皇并不想在一场艰难而漫长的围攻战期间留在罗马城中，得知要被带往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后，他并未表示反对，但他也许并不打算修复自己和狄奥多拉的关系。多年以前，作为教皇在帝国朝廷之中的代表，他与狄奥多拉订立了密约，贝利撒留将罢黜教皇西尔维鲁斯并让维吉琉斯接替他，维吉琉斯则以废除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并接纳基督一性论派作为回报。皇后完成了密约中的安排，但新教皇食言了，回到君士坦丁堡的他要好好解释一番了。 [1] 然而他与皇帝夫妇的会面未能如期进行，他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逗留了一整年，其间他安排了一些舰船载着粮食运往罗马以支援城中居民。直到547年1月他才抵达都城。

此时的维吉琉斯依然拒绝谴责所谓的“异端三章”。尽管皇帝在他抵达时表示热烈欢迎，甚至安排他住在普拉西狄亚的旧宫殿中，教皇还是立即行使了自己的权威，将牧首门纳斯以及其他接受皇帝敕令的主教革除教籍的时间延长了四个月。 [2] 然而不久之后在皇帝和皇后——她似乎忘记了之前的牢骚，但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她的丈夫一样狂热和坚定——的压力之下，他开始退缩。6月29日他正式与大牧首和解，在同日签发对“异端三章”的书面谴责并交给查士丁尼，他唯一的要求是将这一谴责暂时保密，等到西帝国的主教们的正式调查结束再公开——他声称这一调查的结果将无关紧要。548年4月11日，他公布了自己的裁决（Judicatum），郑重谴责“异端三章”并将其逐出教会，强调他依然毫不动摇地支持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

十一周之后皇后病故时，似乎她和她的丈夫胜利了，成功地将教会联合了起来。但事实很快表明，分裂更加严重了。狄奥多拉一直比她的丈夫更令人畏惧，她在世时，许多显赫的教士——包括几名她曾经的党羽——都尽可能保持低调而不引起她的不满。在她死后，他们开始公开反对皇帝的敕令，欧洲各地的教士也纷纷开始响应。无论维吉琉斯如何辩驳，他的谴责无疑危险地动摇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的权威，教皇此时被整个西帝国的大多数基督徒视为叛徒与背教者。阿非利加的主教甚至开除了他的教籍。

只有意大利没有对维吉琉斯表示反对。在贫穷困苦的意大利，饱受烧杀掳掠而且缺吃少穿的居民们没有时间关心深奥的神学问题。罗马人和哥特人争夺半岛的漫长斗争此时终于步入最后阶段。

教皇遭到叱责（548）

查士丁尼因“异端三章”而产生的焦虑，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作茧自缚，但仍让他无暇处理意大利的问题。他长期以来低估了哥特人的力量，而547年4月，拜占庭军队在托提拉攻破罗马四个月之后再度收复了罗马，这使他更加坚信，只要假以时日，哥特人的抵抗力量会自行崩溃。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550年1月16日，历史再度重演，一批心怀不满的伊苏里亚驻军打开了罗马城门——这次他们打开的是奥斯提恩西斯城门，位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并把托提拉的部队放进城中。但和546年作为入侵者进入城中的情况不同，各种迹象显示哥特人决定留下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侵占了城中的空屋并举家搬迁进去，元老院重新开始运转，难民们被允许返回家乡，受损的房屋得到了修整重建。次年夏天，又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说明了托提拉对罗马的态度：他恢复了马克西姆斯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比赛，并亲自来到皇家包厢观赛。与此同时他的舰队正在意大利和西西里进行破坏，在551年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这两次冒犯终于激怒了查士丁尼，迫使他展开行动。第一件事他只是视作故意挑战自己的权威，第二件事实在难堪，因为西西里在被贝利撒留收复之后一直是皇帝的私人属地，当地的收入要直接交给皇帝而不是上缴国库。他立即开始寻找一名新的总指挥官率军进入意大利，而他选择的是自己的表弟日耳曼努斯。

在狄奥多拉在世时这一任命是不可想象的，她对日耳曼努斯的厌恶甚至比对贝利撒留的厌恶更甚，并尽己所能地诋毁他。但狄奥多拉已经不在人世，日耳曼努斯是个经验丰富、能力优秀的军人，虽然没有他前任的天赋，却可信、干练且绝对忠诚。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优势，他于近期与玛瑟逊莎成婚——她的亡夫，即运气不佳的国王维蒂吉斯，于八年前以囚徒的身份死在了君士坦丁堡。抵达意大利后，这将会极大地稳固他的地位。玛瑟逊莎是狄奥多里克的外孙女，她可以得到绝大多数哥特贵族的支持，日耳曼努斯运气好的话也可能获取意大利大地产主的支持。

也许查士丁尼有意恢复西帝国，让意大利人与哥特人联合起来，让日耳曼努斯作为从属于他的恺撒以及他的继承者，统治拉文纳。当查士丁尼送别表弟时，他也许就在想着类似的事情。日耳曼努斯此时指挥着一支比贝利撒留率领过的任何一支部队规模都要大的军队，他美丽年轻的妻子——此时只有约三十岁，而且第一次怀孕——则陪在他的身边。但这一任务究竟能否完成，我们就无从得知了。550年秋季，日耳曼努斯发高烧，在塞尔迪卡的军营中死去。他未能进入意大利，也没能等到自己儿子出生。

纳尔西斯进军意大利（552）

表弟的死讯对查士丁尼而言又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他此时已经六十八岁，还没有留下子女。他一直在寻找可能的继承人，日耳曼努斯无论在意大利取得何种战绩，都无疑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此时意大利的战况更为紧迫，一支帝国大军被投入了战场却群龙无首。如果现在撤兵，后果将比战败还严重，因为这意味着公开承认托提拉对半岛的统治权。他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的指挥官。皇帝是否和此前两次一样去请贝利撒留出征了呢？如果他真这么做了，贝利撒留也必然回绝了，因为最终皇帝选择了纳尔西斯，而这位年逾古稀的宦官将最后一次尝试把意大利纳入帝国版图。

这一选择至少是出人意料的，然而结果比人们预想的好。纳尔西斯确实年事已高，但他的精力与决断力不减当年。他的军事经验确实有限，但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一些出色的军官的协助——特别是他的老朋友约翰。此时最需要的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一个意志坚定且果决的领袖，能够把争吵不休、互相对立的团队掌控住，并以新的目标与精神来激励他们。而纳尔西斯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

他清楚这一任务的规模，此时的意大利只有四个城市仍由拜占庭控制，即拉文纳、安科纳、奥特朗托和克罗托内（Crotone）。但纳尔西斯在宫廷工作的一生可并非虚度。他比在世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查士丁尼，因而轻易地说服他给自己提供了一支比日耳曼努斯所率部队规模更大的远征军，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蛮族，包括伦巴第人（Lombards）、格皮德人（Gepids）、赫卢利人和匈人，还有一批在近期的战争中俘虏的波斯人。他在551年春离开君士坦丁堡，但同年的余下时间则在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度过，他巡游各个军事基地，征募了更多军队并逐渐融入其中。接下来的远征将给他带来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绝不能失败。

直到552年初夏，他和他的部下才开始向意大利进军。他们走陆路进军，绕亚得里亚海抵达拉文纳。纳尔西斯抵达之后支付了拖欠当地剩余部队已久的军饷，而后在进行九天的兵力巩固之后，他们继续穿过了亚平宁山脉，沿弗拉米尼亚大路向南前进。与此同时，托提拉则沿同一条道路北上以阻挡他们前进。于是在6月的最后一天，罗马军队和哥特军队在塔基内［Taginae，位于斯凯贾（Scheggia）和瓜尔多塔迪诺（Gualdo Tadino）两座小镇之间］遭遇，并展开这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

普罗柯比并未亲自见证这次战斗——他随着他的雇主贝利撒留一同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依然提供了这一战详细的记载。他写道，托提拉试图欺骗纳尔西斯，声称他打算在一周之后决战，但第二天就准备进攻，纳尔西斯看破了这个花招并严阵以待；哥特国王得知他有两千人的部队仍在赶来，就有意拖延，在两军之间展示马术，表演哥特人的跃马，以争取一些时间——这不经意地与对面军阵中无动于衷、静观其变的枯干老宦官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及当两军最终交战时，哥特人遭到包抄与压制，直到日落时分，他们恐惧而混乱地逃走了，拜占庭军队则全力追击。托提拉本人受了致命伤，和余下的部队一同逃走，在几个小时之后死在了一个名叫卡普雷［Caprae，今卡普拉拉（Caprara）］的小村庄中。

哥特人已经彻底失去希望，但他们并没有投降。他们一致同意立托提拉的将军中最勇敢的泰亚（Teia）继承王位并继续作战。哥特人试图与控制了波河以北的意大利大部的法兰克人结盟，却无果而终。法兰克国王狄奥德巴尔（Theudibald）更希望隔岸观火，他接受了泰亚的礼物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助战。与此同时，纳尔西斯向南进军，一座座城市向征服者敞开大门。罗马在简短的围攻之后即被攻破——这是查士丁尼继位之后该城第五次易手——但老宦官还在前行。他得知托提拉在那不勒斯湾北端的库迈（Cumae）存有大量财宝与金银块，于是决定在这些财宝被运走之前先将其夺走。泰亚也绝不会坐视这笔财宝被夺走，他加速行军以援救当地守军。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他和他的部队从海湾南端诺切拉（Nocera）附近的山地赶来。552年10月末，在位于维苏威火山东南方向的萨尔诺河［Sarno，时称德拉科河（Draco）］谷地、距离被遗忘已久的庞贝古城仅一两英里的地方，罗马人和哥特人展开了最后一战。泰亚本人英勇拼杀，最终被一支精准的标枪刺死，但即使泰亚的头颅已经被挑在长枪上，他的所有部下都能看到，哥特人也没有放弃抵抗。直到次日夜间，残存的部队才同意谈判。随后订立的和约要求哥特人离开意大利并不再与帝国开战，他们也可以带走所有能带走的财产，并且不会被帝国强行征召。

此时仍有几个抵抗据点。库迈的驻军又抵抗了几个月，在姗姗来迟的法兰克人援军协助下，波河以北的一两个城市理论上仍处于哥特人的控制之下。直到九年后纳尔西斯才能给自己的君主送去维罗纳城的钥匙。但在维苏威火山山脚下的这一战，标志着意大利的哥特人事实上已经失败。查士丁尼最野心勃勃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远征西班牙（552）

纵观历史，很少有哪个年过八旬的指挥官能够如纳尔西斯一般，迅速且决定性地取得这次征战的胜利，考虑到他身为阉人，这一成就无疑更难出现。然而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亚美尼亚裔老人在552年春率部进入意大利时，另一支规模更小的拜占庭远征军在一个年龄更大的指挥官带领下进军西班牙。他的名字是利博琉斯（Liberius），在狄奥多里克的时代曾担任意大利的禁卫军执政官，但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因此在此时，他的年龄不可能小于八十五岁。

相比收复意大利，远征西班牙不过是个次要事件，对这次远征的叙述也可以迅速结束。此时的西班牙仍被牢固地控制在西哥特人的手中，他们在五世纪初抵达这里，在418年与罗马政府签订协议，承认帝国的宗主权。因此它的地位与狄奥多里克时代的意大利颇为类似，罗马的土地拥有者依然可以安居，对现状完全满意，也暗自庆幸君士坦丁堡距离太遥远而难以对其干预。对他们和他们的西哥特君主而言，风暴来临前的警报最早出现在533年贝利撒留收复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时，他于次年将西哥特驻军赶出了塞普特姆（Septem），即今休达（Ceuta）。西哥特国王狄奥蒂斯（Theodis）于547年试图将其夺回，结果以灾难告终。虽然他抗议称罗马人是在周日趁他在教堂礼拜时发动的攻击，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部队被歼灭的事实，他本人也于不久之后被刺身亡。

之后在551年，狄奥蒂斯的第二个继承人——国王阿基拉（Agila）此时要同时面对两场叛乱：科尔多瓦的罗马居民叛乱，以及他的亲戚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发起的规模更大也更严峻的叛乱。他果敢坚决地发起反击，不久之后阿塔纳吉尔德被迫逃到皇帝那里寻求帮助。 [3] 而这正是查士丁尼期待已久的机会。尽管意大利的战况颇为紧张而且他长期缺少人手，他依然从纳尔西斯的部队中分出了一支小部队——人数最多有一两千人——交给利博琉斯前往西班牙，支持阿塔纳吉尔德并保护暴乱的罗马人。在东南部的海岸登陆之后，他们基本没有遭遇抵抗，西哥特人的部队已经分为忠于阿基拉的一派与支持叛乱者的一派。不久之后利博琉斯控制了从瓦伦西亚（Valencia）到加的斯（Cadiz）一线以南的所有领土，包括科尔多瓦。555年阿基拉被他的部下谋害，不再有竞争者的阿塔纳吉尔德随即继位。

如果这位新国王同意作为帝国的封臣进行统治，一切都会顺利发展，然而他从不打算如此做，并很快对利博琉斯表示希望他尽快率部撤离。这位老人的外交能力无疑不逊于他的军事能力，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渐渐说服阿塔纳吉尔德与自己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让帝国保有其征服的大部分领土。但士兵数量太少，交通线又危险地拖得太长，查士丁尼不得不承认半岛八分之七的领土都在他的控制之外。另一方面，他得以保留巴利阿里群岛，那里和科西嘉岛、撒丁岛（分别由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夺取）一同为他提供了在西地中海的稳固军事基地，而他也可以夸耀称帝国再度将领土从黑海延伸到大西洋。这次远征并非完全成功，但也绝非失败。

教皇避难（552）

在纳尔西斯将哥特人最后一次逐出罗马之后，教皇维吉琉斯并未出席感恩节的仪式。他依然留在君士坦丁堡，深陷“异端三章”的争议之中。教皇裁决激起的敌意使他被迫在550年撤销这一引发反对的文件，尽管同年8月他秘密向查士丁尼以书面形式宣誓他会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并尽自己所能重新控制西帝国的教会并赢得尊重——后者无疑更艰难——但这仍不可避免地使他与皇帝渐行渐远。双方的关系于次年愈发紧张，查士丁尼以自己的名义——仿佛他一人就能召开大公会议一般——用长篇论述的形式颁布了另一条敕令，阐述了他自己对基督教基础教义的解读，其结尾再度大力谴责“异端三章”。维吉琉斯无疑承受着城中的西帝国教士们相当大的压力，他抗议称这一敕令违背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原则，并要求皇帝撤回这一敕令。查士丁尼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因而教皇在他居住的宫殿中将城中所有东帝国与西帝国的教士召集起来。这次集会的与会者一致谴责这一敕令，庄重地禁止任何教士在任何张贴这一敕令的教堂之中主持弥撒。几天之后两名教士无视了这一决议，结果被立即革除教籍——牧首本人更是第三次被革除教籍。

听闻这一消息的查士丁尼怒不可遏，教皇自知自己难逃拘捕，就逃到了查士丁尼近期在赫尔米斯达宫殿 [4] 附近建造的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寻求庇护。然而他刚刚躲进教堂之中，主管城市治安的城市执政官（Praetor）就率领一批宫廷卫队到来了。按一个亲眼见证此事的意大利教士此后向法兰克人使节们详细描述此事的说法， [5] 弓上弦刀出鞘的他们冲进教堂直奔教皇而去。教皇看到他们后立即冲向了圣坛，而他身边的神父与助祭们向执政官表示抗议，一片混乱之中有几人受了轻伤。士兵们随后抓住了紧紧抱着圣坛支撑柱的教皇本人，他们扯着他的腿、头发和胡须，试图七手八脚地把他强行拖走。但他们用力时，教皇也竭力抱紧支撑柱，直到柱子被拉倒，圣坛坠落在离教皇的头不远的地方。

此时已有规模可观的人群被喧闹吸引来，因他们如此粗暴地对待基督的牧师而抗议。士兵们明显心怀不满，执政官明智地选择撤退了，让得胜但大受震动的维吉琉斯收拾残局。次日一个高阶谈判代表团在贝利撒留的率领下前来，向他表达皇帝对此事的歉意，并向教皇正式保证他可以返回他在都城的住所而不会受任何暴力威胁或被拘捕。

教皇立即返回居所，但很快发现自己所遭受的监视与被软禁无异，他也意识到如果他打算打破目前的僵局并恢复他竭力想恢复的西帝国教会的威望，就必须立刻做出决断。圣诞节两天前，551年12月23日晚间，他从宫中的一个小窗挤出并乘小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卡尔西顿，到达之后他立即赶往圣尤菲米亚教堂。这是明智的决定，也颇具象征意义，他有意将自己和451年的大公会议联系在一起，表明自己和质疑会议决议权威性的皇帝意见不同，并来到正好一个世纪前这一会议召开的地点寻求庇护。由贝利撒留率领的代表团再度前来与他谈判，但这一次他态度坚定。几天之后一批士兵抵达，他们抓走了他身边的一些教士，但没有试图逮捕教皇本人。维吉琉斯此时给查士丁尼写下了一封长信，被称为“通谕”（Encyclica），回应了皇帝对他的谴责，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争议的态度并再度试图谈判。不肯再让步的他还公布了自己革除牧首和8月时让他不满的两名主教教籍的宣判书。

谈判于春季得以继续，6月时查士丁尼决定进行一次主要的策略性让步：牧首和其他被革除教籍的教士被派去圣尤菲米亚教堂亲自向维吉琉斯致歉并表示尊重，此后教皇返回了他居住的宫殿。其间双方还达成协议，宣告近期双方有关“异端三章”的所有声明无效，包括皇帝的敕令。对教皇的支持者而言，这如同胜利一般。如果近期的声明均被宣布无效，就不太可能再有新的类似声明了，整件事很可能就此被遗忘，毕竟也本该如此。但查士丁尼还没有认输。他此时召开了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准备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最后决议，并邀请维吉琉斯出席。

第五次大公会议（553）

理论上教会的大公会议要召集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主教参加。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相信圣灵将降临，让他们的宣告准确无误，让他们的裁决至高无上，让他们的决议终结一切。但实际上的出席者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择性。如果教会在任何问题上出现分歧，大公会议的决议就不那么依赖于圣灵的指引，很大程度上是由哪一方出席的人更多来决定。皇帝和教皇都很清楚东部的主教人数明显多于西部，而且如果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东部主教的人数优势还要更大。维吉琉斯因此建议将这一问题留给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处理，东部和西部各派出人数相等的主教参加，但查士丁尼拒绝了这一提议。在各种其他可能的提议又被否决之后，教皇认定他只能彻底抵制这一次集会。结果当第五次大公会议最终于553年5月5日，在门纳斯的继任者尤提吉乌斯（Eutychius）的主持下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开时，到场的一百六十八名主教中只有十一人来自西部，其中还有九人来自阿非利加。查士丁尼也选择不出席这一会议，他声称是不希望影响这一会议，但他给代表团的信在会议开始时被高声朗读出来，提醒他们已经谴责“异端三章”。此时出席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协商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而后于5月14日，在多次接到出席邀请之后，教皇写下了一份被他称为《联署协议》（Constitutum ）的文件，由他本人以及西部的另外十九名教士联名签署。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妥协，他们在其中承认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的著作存在严重错误，但也指出另外两名被指责的作者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被认定为“正统的神父”。无论如何，谴责过世的人并不合适。此时对“异端三章”的焦虑缺乏根据而且没有必要，这种焦虑本身就应当被谴责。维吉琉斯的结论是“上帝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以使徒授予的权威”禁止任何教士继续就这一问题表达意见。

直到5月25日教皇才正式将这一份文件的抄本送到宫中。他并不认为对方会欣然接受，然而他也没预料到此时意大利事态的变化。托提拉已经战死，哥特人已经战败，帝国不再需要讨好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以寻求支持。查士丁尼早就对维吉琉斯厌恶至极，此时的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了。他没有对《联署协议》做任何回复，而是派一名秘书带着三份文件前去大公会议。第一份文件是教皇在547年6月秘密签署谴责“异端三章”的声明；第二份是550年8月他为尽自己所能保证它受到谴责而发下的书面誓言；第三份则是一份声明，要求将他的名字从圣坛上的双联饰板上除去。这事实上就是将教皇本人开除教籍——尽管查士丁尼强调对维吉琉斯个人的谴责并不会延伸到罗马教廷本身。 [6] 在5月26日大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时，大会正式接纳了皇帝的声明并谴责教皇，“直到他为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为止”。在6月2日的第八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皇帝的第二份敕令，将狄奥多尔和狄奥多勒的所有著述定为异端。（伊巴斯未受谴责，因为那封据称是他写下的冒犯正统信仰的信实际上是他人之作。）

维吉琉斯已经无路可走了。他被流放到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并被告知除非他接受大公会议的决议，否则将再无机会返回罗马。他在那里被软禁了六个月，在经历肾结石带来的痛苦之后最终还是屈服了，无条件地投降了。他在12月8日写给牧首的信中承认了他此前所有的错误。两个月之后——几乎可以确定是在查士丁尼的坚持之下——他给西帝国的教会写下了又一份《联署协议》，正式谴责“异端三章”以及所有支持它们的人，并且宣称“所有此前以我名义为它们提出辩护的文件都因此失效”。他只能说这么多了。此时病重的他无法旅行，只好在君士坦丁堡又停留了一年。疼痛略有好转之后，他才踏上归途。但距离终究是太远了。途中，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他被迫在锡拉库萨终止这一旅程，身体和精神均已崩溃的他在这里撒手人寰。

查士丁尼衰朽（555）

贵族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贪恋权势，并为此损害臣民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名声。如果查士丁尼在维吉琉斯死去的那一年死去，人们将真挚地为他哀悼。收复意大利使他恢复了帝国原有的疆界，并将地中海再度变为罗马帝国的内湖；通过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他至少表面上将基督教教会统一起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的领土一片祥和。他已经七十三岁，他的挚爱狄奥多拉已经离世，他也应当随她一同入土。然而死亡没能如期降临，晚来了十年，帝国则要因此受苦了。

在他不幸的最后十年之中，查士丁尼从来不肯在权力问题上让步，但对他身边的人而言愈发明显的是，他已经既没有施行权力的能力，也没有掌控权力的欲望。同时代人写道：“这个老人已经不顾一切，他的精神已经在天堂之中。”资金是永远绕不开的问题，现在却格外短缺，当年的皇帝可能亲自着手筹集资金——至少是为自己筹集——但现在他把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的臣属。边境防卫一直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他也在从幼发拉底河到瓜达尔基维尔河之间的国土上建造了数以百计的城墙工事、堡垒和防御据点。但555年他任由帝国的部队规模从六十四万五千人缩减到十五万人，边境的堡垒被放弃，任其坍圮。 [7] 战争、财政、防御乃至征服，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现在他只关心宗教，关心教会——他的教会——以及无休止的神学辩论，作为一个真正的拜占庭人，他觉得这既能让他激动又能让他放松。

有敌意的周边势力要靠献贡而非战争来应对，即使此时的国库没有资金向它们献贡。556年他向万王之王支付了三万索里德（solidi） [8] ，从而和波斯订立了五十年的和约——在查士丁尼看来这是很值得的，因为波斯彻底放弃了对拉兹卡的控制权，他也有机会将他的部队从仿佛无边无际的东部边境中撤出来。不幸的是，保护费从来都很难保证未来，支付保护费的人通常都很难停止支付。有时这些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三年之后的559年，一个被称为科特里古尔（Kotrigurs）的匈人部族突入帝国的领土，在多瑙河防线以及查士丁尼在防线后方建立的一系列内线堡垒群没有遭遇什么抵抗，他们一路向南抵达塞萨利并向东穿越色雷斯，来到距离都城二十英里的地方。

这并不是帝国在这些年来遭遇的第一次入侵——548年和550年斯拉夫人已经侵入巴尔干半岛，一路抵达科林斯海湾、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海滨。但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而言这次入侵无疑是最可怕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金银细软举家搬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查士丁尼本人并没有过度紧张，入侵者能来到这里，只是因为城西三十英里处的、从马尔马拉海海滨的瑟利姆布里亚延伸到黑海的阿纳斯塔修斯城墙在近期的一次地震之中严重损毁。另外，作为内线防御工事的狄奥多西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并有充足的人员守卫。在这种情况下，他相信城墙可以把任何敌人挡在外面，更别说原始落后且装备低劣的科特里古尔部了。

他真正的感受是羞耻：灭掉了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与阿非利加的汪达尔王国并让帝国控制了西班牙土地的他，却要放任几乎没人听说过的一群粗鄙蛮族一路掠夺破坏，来到他的门前。这次他别无选择只能开战了。和此前许多次的危机一样，他派贝利撒留前往。

这位将军此时也只有五十多岁。尽管他已经十年不曾率兵作战，精力却依然在，而他卓越的战术能力更是不曾衰退。带着手头的几百人，他进行了极度出色的游击战，成功地把科特里古尔部诱入精心设计的伏击圈并杀死了四百人，余下的人则被赶回了他们在阿卡狄奥波利斯［Arcadiopolis，今吕莱布尔加兹（Lüleburgaz）］的基地。如果查士丁尼允许的话，他无疑可以把他们赶到更远的地方；如果有更多的部队的话，他甚至可能将他们全歼。但这不是皇帝的行事方式，他更倾向于外交手段，并在必要时进行贿赂。他就此以安抚波斯人的方式安抚了科特里古尔部，许诺支付他们一笔慷慨的岁贡，只要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并不再对帝国领土发起侵袭。

拥有如此鼓舞人心的开始，这样的结局并不值得称赞，这明显不值得查士丁尼在8月从瑟利姆布里亚返回时举行一次凯旋式，其间他很罕见地从君士坦丁堡来到阿纳斯塔修斯城墙监督其重建。这个盛大而没有贝利撒留参加的典礼无疑是想要让他的臣民相信，科特里古尔部已经在一次伟大光荣的胜利之中被彻底消灭，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皇帝一人，他对自己麾下天才指挥官旧有的嫉妒在狄奥多拉死后第一次再度燃起。

贝利撒留之死（565）

贝利撒留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再度隐退。562年秋，几名显赫的市民被指控谋害皇帝，其中之一指认贝利撒留也参与其中时，贝利撒留很可能是最为惊讶的人。当然，最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他依然被剥夺了所有的头衔与特权，并屈辱地生活了八个月，直到查士丁尼最终相信他确实无辜，恢复了他的名誉。应当就是这次不幸的遭遇产生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即皇帝刺瞎了这位老将的双眼，只给流落街头的他一只乞讨用的碗。但这个故事最早的记载出现于至少五个世纪之后，因此可以说是失实的。 [9] 恢复名誉的贝利撒留平静安逸地度过余生，于565年3月逝世，享年约六十岁。那时很可能已过八十的安东尼娜则比他活得更久。

同月，查士丁尼进行了最后一次立法，终结了一系列的教会争议问题——包括确定圣诞节和主显节的正式庆祝时间。年老时的查士丁尼在宗教问题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在整个夏天以及秋初都在伏案工作，接见臣属并举行神学讨论会，而后在11月14日夜间，他颇为突然地逝去了——应当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中风。那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寝宫总管——显贵卡里尼库斯（Callinicus），此后他宣称皇帝最后的遗言是指定他妹妹维吉兰提亚（Vigilantia）的儿子、他的外甥查士丁（Justin）作为继承者。

可能有人会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能反驳。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的记载也颇为可疑，一个名叫科里普斯（Corippus）的阿非利加三流诗人似乎急于讨好新皇帝，提出了一段证言，但朗诵这段证言时确有这一事件的其他见证者在场，所以里面提到的事件应当至少大体属实。科里普斯大唱赞歌，歌颂这位显贵很快召集了一批元老院成员，而后他们一同匆匆赶往查士丁的住所。他们在一个面朝大海的房间找到了这位皇子和他的妻子索菲亚（Sophia）——她是狄奥多拉的外甥女——随即立查士丁为新皇帝。之后他们返回宫中，查士丁尼的遗体被安放在金尸架上，索菲亚则肃穆地把一块描绘查士丁尼一生功绩的金绣织物盖在了姨父的遗体之上。

次日清晨，皇帝夫妇正式乘马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查士丁在以古罗马的方式被用盾牌托举和加冕之后，发表了登基演讲，发誓坚持正统信仰，决定虔诚且公正地统治，并为前任皇帝在晚年对各种重要国事缺乏关心或处置失当而表示惋惜——这倒可以说有些无礼了。他和索菲亚随后前往大竞技场，接受臣民的欢呼，并处理掉查士丁尼死后留下的所有债务。在一系列程序结束之后，他们才开始举行葬礼。皇帝的遗体装在铺金盖银的灵车之中，从宫中缓缓离开，经过人满为患却寂静无声的街道；查士丁、索菲亚、元老院成员、国家的高级官员、牧首、主教和教士们以及士兵与宫廷卫士则在灵车后步行跟随。抵达圣使徒教堂之后，棺木被缓缓安置在狄奥多拉墓旁早已备好的斑岩石椁之中，弥撒随即开始，让老皇帝的灵魂安息。

最后的罗马皇帝（565）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帝国从舅舅传到外甥的手上，一如既往地平稳且无可置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查士丁尼一世远没有如他梦想的一样，开创一个光辉的新时代，反而成为最后一个在拜占庭城登上皇位的“罗马皇帝”。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拉丁人，一生中希腊语都说得很粗糙——如果普罗柯比的记载可信的话——而且是因为他的思想是拉丁式的，并在整个执政期间，精力格外充沛的他将大部分力量都用在恢复原来的罗马帝国之上。他从来都不明白的是，那个帝国此时已经被抛进历史中，一个人拥有不可置疑的普世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也不会再回来。他分别给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以致命一击，但在他的北部边境施压的蛮族部落依然众多，而且愈发渴望前往温暖且肥沃的地中海沿岸居住。和他们的先辈们不同，这些部族不想保留蛮族的身份。斯拉夫人已经在缓慢而不停歇地向巴尔干半岛渗透，而查士丁尼花了几乎半生才收复意大利，数不尽的人因此丧生，带来不可胜数的惨祸，在他死后，这块土地仅仅在帝国手中待了三年。

在所有拜占庭皇帝中，他的形象可能是我们最容易想象的，因为拉文纳圣维塔利教堂（S.Vitale）中的唱诗班席位旁留下了同时代人完成的一幅伟大的镶嵌画，完成于这座教堂建成的546年。查士丁尼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六十四岁要年轻，但他的面孔是很现实且平淡无奇的——与他头上的皇冠与金色光轮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肖像画明显是写实的，他身边的拉文纳大主教马克西米亚努斯（Maximianus）的画像也是如此。这张脸孔并不出众，也不算强劲有力，在所有人看来只是个马其顿农民的脸孔。这张脸孔与对面墙上的狄奥多拉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她珠旒之后的面孔如同在威胁他人一般，眉头紧锁，她手持镶珠大圣餐杯的动作与她紫袍下摆绣着的东方三博士动作一致。难怪人们会觉得，她的丈夫会被轻易说服——如果是她来劝说的话。

尽管查士丁尼经常表现得意志薄弱、犹豫不决，但对他妻子之外的所有人而言，他是个完完全全的独裁者。那些执掌大权的人会犯的错误，他无一例外地犯过：虚荣、易怒、杯弓蛇影，以及如孩童一般嫉妒所有可能功高震主的人——尽管通常都是在嫉妒贝利撒留。此外，他的精力令所有了解他的人惊讶，他投身艰难任务的能力也明显没有用到极限。被朝臣们称为“无眠者”（akoimētos）的他，夜以继日地思考国事，过问最微末的细节，让身边的所有书记官和文员随他一同工作到天黑，再工作到天亮，再工作到天黑，直至精疲力竭。他相信这是上帝赋予皇帝的任务，而他也极度负责地投身于这些任务之中，并维持着高效——至少在他晚年之前如此。

但皇帝的生活也有其他方面。他不可能永远封闭在自己的朝廷之中，他必须到臣民之中去，用威严与富丽堂皇去向他们炫耀帝国的荣光。因此在所有公众场合中，无论典礼还是游行他都极尽奢华。他对建筑的热爱也是同理。他相信皇帝的光辉必须在他的都城中彰显。查士丁尼改变了君士坦丁堡，建造了许多著名的纪念建筑，包括他为自己和继承者翻修的圣宫，配上了用艳丽的大理石和镶嵌画装饰的著名建筑青铜门（Chalkē）；坍圮已久的奥古斯都殿堂也被他重建，并在石柱上竖立起自己的巨大骑马像；此外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圣伊琳妮大教堂，以及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库斯教堂，这几座教堂存留至今已堪称奇迹，依然能震动参观者的心灵。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一些公共建筑——最重要的就是巨型蓄水池，今称耶莱巴坦地下水宫（Yerebatansaray）与宾比尔迪雷克蓄水池（Binbirdirek），这些壮观的建筑也得以留存至今。查士丁尼也没有把自己卓越的建造计划限制在都城内——即使他本人很少离开都城。他主持修建道路、埋入排污管道、建造桥梁、开挖水渠，使其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也建造了不止一座新城市，并命名为查士丁尼纳（Justiniana）以作为纪念。安条克在540年被库思老一世劫掠之后，以远胜此前的奢华方式重建；发生于551年与554年的两次地震摧毁了一系列叙利亚城镇，他也将这些近乎被夷平的城镇重建起来。

查士丁尼之所以推动大规模建筑行动，也许是因为他至少在这一方面可以基本预知结果。他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如此成功——他无法接受世界的真实情况，却固执己见。正如前文记述的，他追求宗教统一的举措，仅仅加深了东方与西方之间、正统派与基督一性论派之间的裂痕，毕竟每次做出决定之后，他从来不肯相信自己可能有错。他在重组行政体系并整肃腐败问题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措施不断被他的铺张阻挠，他需要如此多的钱财，所以根本不可能太在意获取钱财的具体手段。他的军事征服取得了令人失望的结果。他希望通过收复帝国那些被夺走的土地，恢复那里的和平、繁荣与有序统治，但事实上帝国军队的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税官和部长，让当地的居民陷入苦难与贫困；尽管他在阿非利加投入巨资——包括注入大笔资金修复迦太基城——得以保证当地经济稳定重组，在意大利的类似举措却以失败告终，陷入绝境的当地居民乐于接受伦巴第入侵者的到来。

但其中也确有成功之处，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上的成功。在查士丁尼的时代，君士坦丁堡已经是欧洲与亚洲之间主要的贸易中转站，并敏锐地活跃于地中海与东方之间。而此时的西帝国已经悲哀地陷入赤贫，拜占庭的商业繁荣源自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帝国从中获取了大量丝绸、香料以及宝石。但对从事这一贸易的商人而言，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波斯帝国的存在。从东方走陆路来的商队可以一路毫无阻碍地抵达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okhara）和阿姆河，之后他们就要经过波斯人的领土，而万王之王严密控制着他们的交易活动，在战争期间往往完全禁止对外贸易。海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毕竟所有的商船都要在波斯湾靠岸。波斯帝国对商品，特别是丝绸这个最重要的贸易品征收重税，并禁止直接贸易。贸易必须由波斯中间人经手，而他们又要收取相当高的佣金。

这是查士丁尼决心要挣脱的束缚。他首先开辟了完全绕过波斯的全新商路，一条从北方通过克里米亚、拉兹卡和高加索——这些地区的臣民们早已开展繁荣的贸易，用纺织品、珠宝与酒交易毛皮与奴隶；另一条从南方绕过波斯湾进入红海，他早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xum）王国谈判。前一条商路取得了部分成功，后一条则没能成功，因为波斯人牢固地掌控了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港口。直到552年他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一群正统派的僧侣前来觐见皇帝，他们通过与阿克苏姆王国更远方的粟特联络，获取了一批蚕卵，以及足以发展丝织业的技术知识。查士丁尼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久之后纺织作坊便在君士坦丁堡，乃至安条克、提尔和贝鲁特（Beirut）建立起来［此后维奥蒂亚的底比斯（Thebes）也加入其中］，帝国的丝织业——这一直是国家专营的产业——成了帝国中利润最高的产业之一。

查士丁尼的结局（565）

在位三十八年之后，一个像查士丁尼这样强有力的皇帝总会受到臣民怀念，但人们并不为他的逝世感到多么悲哀。即使在年轻时，他也从来没能获得他们的爱戴；在他步入晚年之后，税官们的暴虐引发了危险的不满；而在他执政的最后十年中，都城至少发生了六次严重暴乱。在经济上，尽管他做出了诸多努力，却依然拖垮了帝国的财政，仅从这个问题考虑，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统治者。但是，他留下了更多的便利设施、公共设施与公共建筑，它们不可比拟地壮美。他扩大了帝国的领土，简化并整顿了帝国的法律。他无休止、从不疲倦地工作，为他的臣民而努力，这是历史中的统治者们很少能够做到的。当他失败时，原因几乎都是他要求的太多，定下的标准太高，相反的情况从未出现过。他在帝国中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是所有其他拜占庭城的君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当帝国最终得以走出他的阴影时，已经过去许多个世纪。

[1] 图书管理员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坚称不是查士丁尼，而是狄奥多拉决心报复此事，在添加其他伪造的指控（包括谋杀）之后，安排人逮捕了维吉琉斯。然而他的说法过于荒诞，实在很难采信。

[2] 最权威的记述，即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声称，他也革除了狄奥多拉的教籍。但当时的格里高利只是罗马城中的一个儿童，这个说法颇不可信。如果维吉琉斯如此大胆，这个故事自然会传开——但真是那样的话，或许他也命不久矣。

[3] 按塞维利亚（Seville）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的记载，西哥特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部落一样都是虔诚的阿里乌斯派信徒，阿塔纳吉尔德却秘密信奉公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如果这一记载可信，查士丁尼无疑更愿意出兵援助他。

[4] 这是君士坦丁时代的建筑，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南，面向马尔马拉海。其名称源自那里最早的居住者之一，即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一位重要的幕僚，一个在此避难的波斯人。

[5] Migne，Patrologia Latina ，Vol.69，Cols.113～119.

[6] “Non sedem sed sedentem”，即“不谴责职位而谴责职位上的人”。

[7] 需提及的是，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停止向一线的征召部队，即所谓的“驻防军团”发饷，完全依赖各地的二线机动力量，即“野战军团”进行进攻、纵深防御与反击。此举在财政意义上和军事意义上的是非功过，留待学界评说。——译者注

[8] 金币的单位。——译者注

[9] 需要提及的是，这一说法的来源，即一份在君士坦丁堡发现的十一世纪的记载——目前学界认为其作者是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在同一页也提到了查士丁尼在549年为贝利撒留竖立的镀金雕像当时依然存在。如果贝利撒留确实遭受如此厄运，这雕像那时就不可能存在了。

第十三章 江河日下（565～610）

看啊，阿瓦尔人（Avars）和野蛮的法兰克人，格皮德人和盖塔人（Getae） [1] ，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他们的旌旗飘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发起攻击。可敬的罗马美德已经被遗忘，我们又能用什么力量来战胜这些可怕的敌人呢？

——查士丁二世，引述于科里普斯，《赞美查士丁》（In Laudem Justin ），I，254～257

拜占庭帝国确实被强敌包围了，无论查士丁二世是否如科里普斯所言，在其前任皇帝的棺椁前为罗马人的美德不复存在而哀鸣，但他确实尽力想让这些美德重现。自豪、自大、自信又坚定不移的他，暗自相信依靠智慧与决心，依靠谨慎与坚韧，以及最重要的勇气，这些敌人最终会被击溃——他是完成这一切的人选。他的幻想很快就会痛苦地，甚至可悲地破灭。

查士丁在即位一周之后，即在接见阿瓦尔人的使节时践行了他新的人生哲学。这个民族的起源不详，但可能来自中亚地区 [2] ，几年前才出现在西帝国的边境地带。他的舅舅此前可能给了他们一笔岁贡，以保证他们将其他有敌意的部族赶离帝国边境。但562年他们入侵了色雷斯，并拒绝在他提供给他们的潘诺尼亚地区居住。他们明显是不可信任的。因而当他们的代表团正式向新皇帝表达祝贺，并索取此前协议规定的贡金时，查士丁拒绝了。次年他对其他几个接受查士丁尼贡金的周边政权采取了相同态度，被拒绝的人包括万王之王库思老一世。如此坚定的举措使他更受欢迎，特别是因为这似乎预示着他要减税。然而很快事实证明，查士丁尼支付岁贡并非一无是处。

讽刺的是，查士丁在位期间给帝国带来最大损害的势力此前从未给帝国带来任何麻烦，也从未接受拜占庭的岁贡。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伦巴第人在四世纪至五世纪缓慢地从易北河下游的故乡向南迁徙，来到今天的奥地利。567年，与阿瓦尔人结盟的他们歼灭了临近的格皮德人，次年春季他们穿越了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依然是一片废墟，无声地诉说着贝利撒留与纳尔西斯征战的酷烈。当地居民则是惊魂未定、情绪低落。伦巴第人一路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真正的抵抗，唯一的例外是帕维亚，他们在围攻三年之后才得以夺取；但他们没有向拉文纳发起攻击，那里的帝国军队指挥官朗基努斯（Longinus）也没有发起反击，而是忙于巩固该城和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些征服者继续向南行进。他们的国王阿尔博因（Alboin）在抵达托斯卡纳之后就停止了，但附庸于他的许多贵族继续前进，在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Benevento）建立起独立的公国，并存续了五个世纪。 [3]

所以说，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打算掠夺而是打算永久居住。他们与意大利人通婚，学习他们的语言，吸收他们的文化并无疑想要控制整个半岛。他们此时没有试图攻击拉文纳以及威尼斯潟湖地区的各城市，可能是因为人数不足，而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西西里得以为帝国掌控无疑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因此把伦巴第人看作查士丁尼、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所打败的毁灭者并不合适，他们极大地限制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主权，并给当地的政局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他们在两个世纪内以一个独立的王国存续，直到被新创立的西帝国吞并，被查理曼抢走了王冠。

作为罗马习俗的坚定支持者，皇帝查士丁本应立即率部将伦巴第人赶出他的领土，但他此时忙于与阿瓦尔人作战。伦巴第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歼灭了格皮德人，他们也从中获取了相当的利益。伦巴第人已经迁入意大利，而格皮德人被彻底消灭，之前伦巴第人的土地此时成了他们的定居地点，而扎下根来的阿瓦尔人终于得以腾出手来报复拒绝支付他们岁贡的查士丁。568年，在伦巴第人入侵仅几个月之后，他们冲进达尔马提亚疯狂地破坏。这次皇帝迅速反应，派出了一支尽可能规模大的部队交给巡夜军团的卫队长提比略（Tiberius）指挥，但在三年的征战之后这位将军精疲力竭，被迫寻求停战。签订的新和约要查士丁支付八万银币，这笔钱远高于此前的岁贡，这对他自尊的打击无疑更为深重。

亚美尼亚叛乱（571）

同年，即571年，东部形势严重恶化。查士丁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边境问题头疼的君主。对库思老一世而言，亚美尼亚存在经久不息的问题。此时的亚美尼亚人不仅失去了独立地位，也失去了政治上的统一性，他们被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分而治之。他们因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颇为自豪，而这推动着那些被万王之王控制的亚美尼亚人摆脱波斯人的奴役，如果他们不能以独立王国存续，至少也要成为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臣民。此时，持续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为公开的叛乱，叛乱者向查士丁求援——这位基督教的君主不可能无视这一请求。库思老一世此时因查士丁没有支付他舅舅许诺的岁贡而愤怒不已，查士丁不能期望库思老能够继续维持和平。572年年初，与波斯的战争再度开始，这场战争算上其间的短暂中断，一共持续了二十年。

从一开始，拜占庭一方的情况就相当不利。573年11月，波斯人夺去了底格里斯河河畔的达拉，那里是东部最重要的基督教主教区之一，几乎与此同时他们侵入叙利亚并大肆掠夺，编年史家们坚称他们掠走了至少二十九万二千人。库思老一世亲自从中挑选了两千名最美丽的基督徒处女，送给了突厥可汗，以期与他联盟。这些少女在到达距离可汗营地五十里格 [4] 的一条大河前方时，她们向严密监视她们的押运人员请求洗浴，士兵们为避嫌而离开后，她们纷纷投水自尽，以免被迫改宗与遭到羞辱。 [5]

此时皇帝放弃了之前对基督一性论派谨慎容忍的态度，而是进行了公开的迫害——考虑到他和皇后索菲亚年轻时都是基督一性论派者，此后为了纯粹的政治原因才接受正统信仰，此举无疑值得斥责。就存世的资料来看，没有人被处决或受刑，但僧侣和修女们被赶出了修道院，基督一性论派的教士不再被教会承认。这一突然转变发生在571年，一些历史学家将其归因于查士丁开始精神失常，接下来的三年间他彻底沦为无望的精神病病人。以弗所的约翰记载称，在他平静的时候，他的主要娱乐就是坐在一辆小车上，让随从们拉着车绕着他的住所转；但他也经常陷入狂躁，那时他会暴戾地攻击任何靠近的人 [6] 并试图从窗户中跳出，侍从为了保护他，在窗户上安了栏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他平静下来：提哈里施（Harith）的名字。此人是阿拉伯的一个小部族加兹尼部（Ghassanid）的首领。我们并不知道原因，但这个不太重要的部族首领能够让惊恐的他立即平静下来。

此时，索菲亚控制了帝国，她于574年说服库思老一世收取四万五千个诺米斯玛塔以停战一年。但在同年年末，她认为自己难以承担帝国的重任，就趁丈夫短暂神志清醒时将提比略——很明显他与阿瓦尔人作战时的失利并未影响他的声望——提升为恺撒。自此他们两人联合摄政。在查士丁于578年10月4日逝世之后，原来的巡夜军团卫队长随即成了无可置疑的继承者。

提比略·君士坦丁（578）

对提比略而言，这次摄政统治并不轻松。突厥人因拜占庭与波斯签订和约而大为恼火，因为拜占庭方没有找他们商谈，因而他们将此视作背叛，撕毁盟约并夺取了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据点。577年，大批斯拉夫人——保守估计为十万人——涌入了色雷斯与伊利里库姆并定居下来，当地数量极少、地位也很低的帝国驻军根本无力阻止他们。然而比这两者更急迫的问题是索菲亚本人。身为狄奥多拉外甥女的她绝非等闲之辈。在稳固了提比略的地位之后，她很快开始明确地显露出她不愿与他分享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力，她声称提比略在财务问题上不必要地挥霍无度。只要她的丈夫在世，她就坚持要亲自掌控帝国国库的钥匙，仅仅给这位不幸的恺撒最微不足道的钱财以维持家庭开销。她也拒绝让他的妻子伊诺（Ino）以及两个女儿进入宫中。直到查士丁死后提比略才敢于坚持自己的权力。索菲亚尽管为推翻他而设计了一系列不成功的阴谋，却在突然之间被剥夺了权力，赶出宫并遭到软禁，她在余生里都要如此度过。伊诺此时则改名阿纳斯塔西亚（Anastasia），享受着她迟来的特权。

继位之后，新皇帝在名字后面加上了君士坦丁，他格外受臣民欢迎——这与他的两位前任形成鲜明对比。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在短暂的执政期间竭力遏制拜占庭帝国财富的减少。对基督一性论派的迫害被立即终止，身为色雷斯人的他凭直觉认定，随着各地希腊人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最关键的是保证说希腊语的亚洲省份保持忠诚与满意，如果这意味着激怒西部的居民，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7] 与此同时，他竭力改变查士丁尼和查士丁热衷的高傲的贵族政治，试图拓宽官员的来源，他将此前垂死的元老院和蓝党绿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尼卡暴动而遭到查士丁尼压制——纳入政府。然而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军队上。他从控制国库之初就在竭尽所能增强军力，581年他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由一万五千名蛮族组成的契约军团，他们在几个世纪之后发展成了著名的瓦兰吉卫队。 [8]

靠着出色的想法与不懈的努力，提比略·君士坦丁本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但他没能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过于宽厚，索菲亚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免税远不能让他满意，继位之后不久他即把帝国总税收的四分之一慷慨地赏赐出去了，在他执政时，他多次将大量税收分发至帝国各地。仅在即位的第一年，他就送出了不少于七千二百磅的黄金——其中八百磅送给了亚洲的军队，而送出去的银币、丝绸和其他的奢侈品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慷慨已经近乎疯狂。接下来的三年间他也以同样的规模随意赏赐。在即位后的第四年他死去了——传言称他是被一盘早熟又格外多汁的桑葚毒死的，这对于帝国的国库而言也许算是件好事。

与波斯重归和平（591）

提比略·君士坦丁于582年8月13日在七里海湾 [9] 的私人宫殿中逝世。一周前，他把一位年轻的卡帕多西亚人莫里斯（Maurice）指定为继承者，同时将自己的二女儿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嫁给了他。此时的莫里斯已经立下出众的战功，在波斯前线征战了四年的他刚刚返回，其间深受军界支持，为沮丧消沉的士兵们带去了新的活力与希望。“让你的统治成为我最好的墓志铭吧。”老皇帝留下这样的遗言。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莫里斯坚定且干练地统治着帝国。 [10] 他在与波斯漫长战争的一个短暂停歇期登基，得以严肃地分析西部的形势，以及处理查士丁尼收复的意大利与阿非利加的依然由帝国控制的土地。结果是他设立了两个大规模的“总督区”（Exarchate），即拉文纳总督区和阿非利加总督区，设有严格的军事管理分界线，由各自的总督（Exarch）统治，总督全权负责处理当地的军务与政务。这两个总督区作为帝国在西部主权的前哨而长期存在。

与波斯的战争很快再度开始。年迈的库思老一世于579年，查士丁逝世几个月之后逝世，其子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继位，他完全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好战本性。他在581年与莫里斯作战时遭遇惨败，此后他需要时间重建严重受损的军队，但次年年末他再度发起了进攻。详细叙述接下来的战争过程对作者和读者而言都过于冗长，也是不必要的。可以这么说，除了588年一次严重哗变之外，罗马人在两年间基本得以坚守阵地，直到波斯的一次政变引发了内战。霍尔米斯达斯被杀，他的儿子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逃入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并向莫里斯求援。尽管大臣们一致反对，皇帝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告诉这位王子，他愿意为他提供支持，但作为回报两个帝国要签订和约，并且波斯人要把他们控制的亚美尼亚、东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达拉和马特罗波利斯（Martyropolis，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这两座大城市归还给拜占庭帝国。591年，在他的支持下，年轻的库思老打倒了反对者，兑现了诺言。与波斯的战争就此结束，这比所有人能想到的都要迅速，条件也远比所有人能想到的都要优厚。

现在的莫里斯终于可以将他的部队用于全力与同一个敌人作战了，这个敌人在此前的两年间变得和波斯人一样危险。571年，阿瓦尔人完成了对帝国的首次大胜，击败了时任恺撒与帝国实际摄政者的提比略。接下来在581年，他们骗开了萨瓦河河畔的西尔米乌姆城的城门，并迅速以此地为基地夺取了多瑙河沿岸的几座守备薄弱的拜占庭堡垒。他们继续增加索取的岁贡数额，直到584年莫里斯被迫接受十万金币的高昂数额——他为和解而送去的礼物，一头大象和一张金床，被阿瓦尔可汗拒绝了。此时的皇帝任命他的一名前卫队长克曼提奥鲁斯（Comentiolus）担任西部军队的总指挥官，但这支军队仅有一万人，其中适合作战的人员勉强过了半数；除了在亚得里亚堡取得一场大胜之外，他几乎再无任何成功遏制蛮族入侵势头的胜利了。

与波斯的和平意味着莫里斯突然之间可以在西部投入一支大规模的部队， [11] 而心情大好的他甚至宣布要率部亲征。大牧首和元老院都恳求他不要冒生命危险，他的家人更是不愿他亲征，但他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事实上他们不必担忧。皇帝抵达安西亚卢斯（Anchialus）——位于今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Burgas）湾——之后，就被波斯人的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消息紧急召回了都城，而当波斯使节离开的时候他已经不愿再回到军中。情况也许就应该如此。尽管他为这场对四处掠夺的阿瓦尔人和迁移进来的斯拉夫人的新战争补充了军力，并持续到他统治结束，但事实证明这间接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

莫里斯在西部的困境又因他与教皇的关系迅速恶化而愈发复杂。多年以来双方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存在争论，但588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时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斋戒者约翰接受了“普世牧首”的头衔，这意味着他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的教士，甚至高于教皇本人。约翰并不是第一位如此宣称的牧首，这一头衔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被屡屡使用，直到此时依然无人在意。但此时的教皇佩拉吉乌斯（Pelagius）愤怒地表达了告诫；两年后当教皇之位被格里高利大帝（Gregory the Great）——他可能是继圣彼得以来最可怕的教皇之一——继承之后，他更是进行了全力抗议。格里高利立刻送出了两封信，第一封送给莫里斯，要求他为帝国和平着想，约束造反的牧首；第二封则送给了皇后君士坦提娜，请求她干预自己丈夫的决策。按他所说，约翰自大地自称普世牧首明显预示着反基督的时代不远了。

君士坦提娜是否回复了他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丈夫回复了，而且他完全支持大牧首。自此之后，格里高利的愤怒便显而易见了，莫里斯禁止尚在服役的士兵以成为修士的理由逃避兵役，这个合理的要求也被他指控为损害教会利益。但拜占庭方也被激怒了，教皇的抗议很可能促使这个名字最终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正式称呼。格里高利的继承者们明智地无视了这一问题；双方很清楚，尽管这个事件回想起来颇为琐碎，但它依然表明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日益升级的对抗进入了新的阶段，而这一对立最终在四个半世纪后引发了教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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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的皇帝（602）

从他继承拜占庭帝国皇位的那一刻起，莫里斯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前任皇帝的慷慨使他继承的帝国事实上陷入破产，而东方与西方接连不断的战事——更不用说向那些潜在的敌人支付的高昂岁贡——使他无法如愿充实国库。结果是他变得极度节俭，乃至此后痴迷其中，这不但让他失去民心，也使他失去了对臣民忍耐极限的敏感度。588年他宣称削减四分之一的军饷，在东部军队中引发了大规模哗变；599年他又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为阿瓦尔人掳走的一万两千人支付赎金，随后他们被全部处死；三年后的602年，他颁布了最为灾难性的敕令：军队不得到军营中越冬，而要在多瑙河对岸不宜居的蛮荒土地上屯驻。

这一敕令立即带来了戏剧性的回应。大军已经持续作战八个月，他们的体力与意志均已经耗竭。他们在征战时获取了可观的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只有在都城的市场上出售变现之后对他们才有意义。无论如何，让士兵在冬季返回与妻子和家人团聚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传统。然而现在的他们必须奉命在潘诺尼亚平原上的帐篷之中熬过极为寒冷且不适的冬季，靠着当地的产出勉强生活，还要面对蛮族部落持续不断的劫掠骚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吝啬的皇帝声称他承担不起让他们返回家中的费用。当他们抵达瑟库里斯卡［Securisca，今保加利亚尼科波尔（Nikopol）］堡垒并准备渡过多瑙河时，他们断然拒绝前进。指挥官彼得（Peter）——身为皇帝兄弟的他身份颇为尴尬——坚持并恳求他们前进却一无所获。他们无视了他，并共同推举他们中一个名叫福卡斯（Phocas）的百夫长担任领袖，把他托举在盾牌之上。

彼得无疑会为自己逃得一命而庆幸，他匆忙返回君士坦丁堡报告叛乱的消息，并且带来了叛军给皇帝的一封信——他们那时正在向都城开进。他们强调已经推举福卡斯担任皇帝。他们不肯再容忍莫里斯，但也不会放弃对莫里斯家人的效忠；他们愿意推举他十七岁的儿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如果继任，他将是狄奥多西二世之后第一个“紫衣贵胄”）继承皇位，或者推举他的岳父日耳曼努斯（Germanus）来继承皇位。

两人此时恰巧在外打猎，莫里斯紧急召他们返回，并指控他们犯下了叛国罪。狄奥多西遭到鞭笞，日耳曼努斯（颇为合理地）自以为性命堪忧，就逃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在大批拥护者的协助下成功抵御了几次想要强行将他拖出教堂的皇帝卫队。皇帝与此同时寻求蓝绿两党的帮助，即大竞技场战车赛的两个党派，他们暂时的低调在提比略在位时终止，重新成为都城颇具影响力的力量。他希望保证蓝绿两党对自己的忠诚；当两党都同意前往守卫狄奥多西城墙抵御哗变者时，他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发现只有九百名蓝党人的忠诚是可信的，一千五百名绿党人的态度摇摆不定，存在风险。此时都城各处都发生了暴乱，愤怒的群众聚集在皇宫之外的广场上咒骂皇帝并企图杀死他。

当晚，即11月22日夜间，莫里斯和妻子君士坦提娜以及他们的八个孩子，和东部禁卫军执政官君士坦丁·拉尔迪斯（Constantine Lardys）——他的住宅被暴民焚毁——乔装溜出宫去，乘小船穿越马尔马拉海抵达亚洲。他们在航行期间遭遇了猛烈的风暴，但最终得以在尼科米底亚湾上岸，那里距离无名殉道圣人教堂（Church of St Autonomus the Martyr）不远。此时皇帝因为严重的痛风而被迫与君士坦提娜及其他的孩子们留下，狄奥多西和执政官则一路向东前往波斯人的宫廷。库思老二世是靠着莫里斯的支持才得以登基的，此时是他回报这笔人情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日耳曼努斯离开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颇受支持的他此时也受到鼓舞，开始谋求皇位。他清楚一切都要看两党的态度。他本人一直以来倾向于蓝党，但没有人数更多、影响力更大的绿党的支持，他也不可能登基。他向绿党的领袖塞尔吉乌斯（Sergius）许诺，只要让他当上皇帝就给他高额钱财作为回报。塞尔吉乌斯认真考虑了他的许诺，但拒绝了他，他相信即使日耳曼努斯如此宣称，也不会真正放弃蓝党。绿党决意支持已经抵达都城郊区的福卡斯。

福卡斯夺权（602）

福卡斯也下定了决心。他此前提出放弃皇位也许是认真的，但此时形势已经变了：两个皇位继承人中，狄奥多西已经逃走，日耳曼努斯此时也不适合了。在七里海湾的指挥部中，他派出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送信，并让使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坛之上高声朗读出来，要求大牧首、元老院以及城中平民立即前往施洗者约翰教堂；几个小时后，“那个无礼的半人马”（塞奥菲拉科特 [12] 如此称呼他）在那里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次日清晨，他坐在四匹白马拉着的马车上凯旋进入都城，一路向两旁的人抛撒金币。次日他向士兵们进行了传统的捐献，并以更盛大的仪式封他的妻子利昂提亚（Leontia）为奥古斯塔。

在最后这次庆典上蓝党与绿党爆发了斗殴，其中一些蓝党成员高喊着：“小心！小心！记住莫里斯依然活着！”福卡斯不可能轻易忘记此事，但他决心补救这一问题。一批士兵被派到亚洲，迅速逮捕了避难者。皇帝没有试图逃走，他也没有抵抗的可能了。他几乎是在欢迎逮捕他的人，甚至派信使将狄奥多西与君士坦丁·拉尔迪斯召回，孩子的保姆打算用一个孩子替换一位皇子的请求也被他拒绝了。据说当他的四个小儿子在他面前被杀死时，他面无表情，只是反复低声说着：“公正的主啊，您的裁决是公正的。”之后他也被行刑者砍下了头颅。他们的躯体被扔进海中，塞奥菲拉科特记载称一大批人来到海岸边观看他们的尸体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利琉斯（Lilius）则带着五人的头颅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后把头颅挂到七里海湾示众。

作为统治者，莫里斯确有过错。他任人唯亲，将他的兄弟彼得之类的无能之辈提升到他们无法胜任的位置，并将大量地产赐予自己的家人以及其他的宠臣。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即卡帕多西亚的小镇阿拉比苏斯（Arabissus）花费了大量钱财，希望将那里变为富裕且华丽的城市。 [13] 把他视作著名吝啬鬼的臣民们对此大为惊讶。最后我们也见证了他对自己臣民的奇怪的麻木，以及他无法判断不受欢迎的政策究竟能走多远。然而在其他意义上，他是个睿智且有远见的领导者。除了建立迦太基总督区与拉文纳总督区之外，他还重新划分了帝国的行政地区，将东西部分散的帝国控制区域整合为更简单且更合理的新行省体系。他也颇为谨慎，将各省份的最高权威交给武官而不是文官。原本的军务大臣与新的总督地位相当，作为帝国的臣属只向皇帝本人效忠。如果查士丁尼的时代有如此紧密的组织体系，意大利无疑可以被更快地征服，甚至伦巴第人有可能被击退。

因此莫里斯遭到推翻一事，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却也并非理所应当。坚决、明智且勤政的他使帝国强大了许多，这可以说胜过了此前的三位皇帝。如果他给自己的士兵多分发一些面包，或者让他的臣民多观赏一些比赛，他就可以轻易避免他的悲惨命运。事实上几周之后他的臣民们就开始为他的死而哀悼，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让一个堕落而残暴的怪物来代替他了。

恐怖统治（602）

编年史家乔治·凯德莱努斯（George Cedrenus）留下了对皇帝福卡斯外貌的描述。记载中的他外貌并不让人喜欢。他散乱的红发之下是浓密而突出的连眉，余下的脸部因一道明显的伤疤而变形，而且伤疤在他愤怒时还会变红，使他比平时更加丑陋。然而他的性格比他的外貌还糟糕。他放荡、酗酒，而且近乎病态地残忍，据称他最喜欢看到流血的景象。在他之前的拜占庭帝国之中，肉刑依然罕见，正是福卡斯引入了绞刑、拉肢刑、断肢刑和瞽刑，而这一阴影将继续笼罩帝国许多个世纪。

他统治帝国的八年中，帝国的国运跌入了最低谷，遭遇了各种史无前例的屈尊、羞辱与绝望。群众性的革命既不是第一次带来灾难性的统治者，也不是最后一次。莫里斯及其儿子们的死仅仅是个开始，随后的公开处决和司法谋杀频繁而迅速地展开，被处决的人包括禁卫军执政官君士坦丁·拉尔迪斯、克曼提奥鲁斯、皇帝的兄弟彼得，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也理所当然地在被处决的人员之列——尽管一直有流言声称他逃到了波斯。福卡斯本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很快将自己的一名主要党羽以接受贿赂而协助这个年轻的皇子逃生为理由处决。在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之中，除了新皇帝及其党羽之外，唯一幸存的人是向福卡斯宣誓效忠的日耳曼努斯，他以成为教士为条件而免于一死，皇后君士坦提娜也得以幸免，她和自己的三个女儿成了修女。所有被怀疑依然忠于莫里斯的人，无论地位与职务如何，都被斩首、绞死，或者遭愈发常见的酷刑折磨致死。

与此同时，库思老二世把他的朋友与恩人的死视作他期待已久的入侵借口，603年他派出一支大军入侵拜占庭帝国。此时的帝国在东部只有一名将军堪称优秀，他名叫纳尔西斯（Narses）——就存世的资料来看，他与那位同名的宦官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纳尔西斯在此前的战争之中表现出色，据说他的名字能让每一个波斯孩童害怕。纳尔西斯可以为莫里斯拿起武器，也可能击退入侵者，但他拒绝效忠福卡斯。他早就听说这个暴发户皇帝决定要除掉自己，即使波斯人因此胜利。他集结起自己的部队发动叛乱，夺取了埃德萨［今乌尔法（Urfa）］并向库思老求援。依然忠于福卡斯的部队被迫与两方敌人同时作战，很快就被击溃。纳尔西斯与库思老二世在埃德萨会面，一个自称狄奥多西的年轻僭称者一同在场——如果那位亚美尼亚编年史家的记载可信的话——他们随后联合对篡位者发起了进攻。

此时对福卡斯而言，他显然需要所有东部前线士兵的支持才能保证安全。他迅速和阿瓦尔人签订了和约，向他们许诺支付大笔岁贡，然后将全部军队用于抵御大举进军的波斯人。但于事无补。纳尔西斯在获得所谓的安全保证下被诱骗到了君士坦丁堡进行和谈。如果皇帝守信用的话，他也许能和将军达成一些协议甚至让他的将军效忠于他。然而纳尔西斯抵达都城之后，就被立即逮捕并遭火刑处决。福卡斯就此处决了自己麾下最优秀的军官。此时仍另有两人有足够的能力，其中一人在一场战斗之后伤重不治而死，另一人则因有谋反嫌疑而被关进了君士坦丁堡的监牢。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被交给了皇帝的侄子多曼兹罗乌斯（Domentziolus），这个年轻人过于稚嫩而且缺乏经验，根本无法与他出色的敌人对抗。接下来的四年间，波斯人步步为营，接连不断地席卷了西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和加拉提亚的大部分土地。608年，他们的前锋部队已经在都城视野之内的卡尔西顿屯驻。同时，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后者已经忘记他们收下的保护费——继续涌入巴尔干半岛。

政府失控（608）

帝国此时面对的巨大危机激起了国内强烈的团结情绪，性命堪忧的平民们放下了政治、社会乃至信仰上的差异，决定合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战。如果福卡斯有躲避这场灾难的机会，他应当鼓励自己臣民之中的这一情绪，然而他在这样一个时刻开始全力迫害犹太人并强迫他们改宗。臣民中会因此受害的人大多居住在已成前线的东部省份，他们要面对波斯人的攻击。而在此时决定疏远他们无疑荒唐至极。结果也不出所料，安条克的犹太人发起了叛乱并开始屠戮当地的基督徒，牧首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因遭可怕且下流的酷刑而惨死。数以千计的惊恐万状的居民，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教徒，纷纷逃入波斯人控制的领土寻求庇护。帝国仿佛要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

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阴谋接踵而来。其中一个阴谋是在大竞技场谋杀福卡斯，让东部禁卫军执政官狄奥多鲁斯（Theodorus）接替他的位置；另一个阴谋则想让日耳曼努斯——他尽管被迫成为教士，但依然野心勃勃——接替他。这两个阴谋都被泄露给了皇帝，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被立即处决——包括前皇后君士坦提娜和她的三个女儿。眼看帝国摇摇欲坠，福卡斯变得愈发偏执多疑且不安，被处决的人数日益增加。在都城，绿党反叛并焚毁了一些公共建筑，东部省份则彻底陷入了混乱。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此时在疯狂地互相杀戮，犹太人公开请求与波斯人结盟，波斯人理所当然地接纳了他们。即使在遥远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中蓝党与绿党的派系斗争也已经上升到内战的程度。

救星最终从阿非利加赶来。在迦太基城担任总督的希拉克略原本是约二十年之前莫里斯麾下与波斯人作战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兄弟格里高利乌斯（Gregorius）担任副手。两人此时已过中年，不复年轻的他们除了切断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络并停止向都城供给粮食之外，不太可能再做出其他决断。但在608年他们集结起一支大军并准备了一支舰队，他们将其交给各自的儿子指挥，格里高利乌斯的儿子尼基塔斯（Nicetas）指挥陆军，舰队则由希拉克略同名的儿子指挥。在当年年末，尼基塔斯走陆路抵达埃及，很快夺取了亚历山大，随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14] 609年，小希拉克略航向帖撒罗尼迦，一路经停的所有港口都欣喜若狂地接纳了他。抵达该城之后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集结欧洲的反抗人士加入他的麾下，并集结了更多的舰船以备继续作战。610年夏季，他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段旅程。

此时的他也并不特别着急。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又停留了多次，每次停留都能获取更多的追随者。而当他于10月3日星期六自信地穿越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出海口下锚时，他的部队规模必然相当可观。希拉克略不认为自己会遭到抵抗。此时的他已经与莫里斯麾下的另一位将军——皇帝的女婿普利斯库斯（Priscus）秘密联络了。在一两年前勉强得以免遭处决 [15] 的他此时向希拉克略保证将他作为救星迎进城中，他清楚万一出现问题他也可以依靠整个绿党进行干预。事实上没有干预的必要。两天后皇帝被活捉，剥去了紫袍，拖上战舰带到了希拉克略的面前。

“你就是这样掌控帝国的吗？”希拉克略问道。

“那么，你，”福卡斯出人意料地打起精神反问道，“又能掌控得更好吗？”

希拉克略的婚礼与加冕礼（610）

这是个好问题，但无疑不会让希拉克略更为仁慈。现存的记载之一，安条克的约翰的说法是福卡斯被剁成了肉酱，“用来喂狗”，其他的资料则称他被交给了蓝党与绿党，结局也基本相同。他的党羽和亲信也落得了同样的结局。而同日下午，在圣宫的圣斯蒂芬礼拜堂，希拉克略进行了两次独立而近乎同时进行的宗教典礼。他首先与自己订婚已久的未婚妻成婚，原名法比亚（Fabia）的她随即改名欧多西亚（Eudocia）。随后他加冕称帝。

[1] 一个已经消亡的古蛮族部族。此处应当是指当时他们的后继者，即斯拉夫人。

[2] 早年历史学界与史学爱好者往往使用突厥、鞑靼（塔塔尔）之类的泛称指代来自中亚的游牧部族。这些泛称指代的范围甚广，而且与汉语所谓的“突厥”“鞑靼”无法直接等同。译者尽可能在汉译时进行明确。——译者注

[3] 一个不甚可信的传说称是纳尔西斯将伦巴第人引入意大利的，以报复皇后索菲亚冒犯他，即皇后送给他一个纺纱杆以讥讽他被阉割的事。据说这个老宦官曾经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给她纺出一团乱麻，让她一生都无法解开。”这个故事不错，可惜啊，也就是个故事而已。

[4] 里格（League）为古时的长度单位，在陆地上，1里格通常等同于3英里，即4.83千米。——译者注

[5] John of Ephes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VI，ⅰ.这一时期突厥人首次出现在西方史料之中。在568年或569年他们派出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次年他们因与波斯重新开战而和帝国签订了盟约，但库思老一世明显依然希望拉拢他们。

[6] “他们挑选健壮的年轻人在他的寝宫随侍并守护他，当这些人被迫追上他并把他按住时，强壮的他会转而扑上来撕咬他们，两人被他咬中头部而受了重伤，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休养，结果皇帝活吃了两个侍从的谣言随即传遍了全城。”（John of Ephesus，Ⅲ，ⅲ）。

[7] 然而必须提及的是，他对阿里乌斯派远没有那么同情。这应当是因为这个异端派别的信仰者几乎全部是蛮族，在他看来他们不值得获得同等的尊重。

[8] 瓦兰吉卫队并非直接由契约军团发展而来，但可以看作契约军团的继承者。——译者注

[9] 七里海湾（Hebdomon）位于城郊的第七块里程碑处，因此得名。

[10] 有关莫里斯统治时期的主要资料是埃及史学家塞奥菲拉科特·斯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的《历史》（History ），“斯莫卡塔”直译即“扁鼻子的猫”。至于他的作品，伯里教授称其为“在他冷淡话语之中的夸大其词，堪称前无古人”。

[11] 按塞奥菲拉科特的说法：“就这样，东部事务终于顺风顺水了，而且没有以荷马的方式靠蛮力解决，但皇帝不愿意因为剑上不曾沾染鲜血而被称为‘粉红手’，就将军队调到了欧洲。”这段记述足以作为那个时代所欣赏的文学化记载的范例，而这位不幸的史学家被迫要以这种文风写完整部史书。

[12] 塞奥菲拉科特详细记载了莫里斯倒台的过程。（History ，Ⅷ，ⅵ～ⅹⅱ.）

[13] 今雅尔普兹（Yarpuz），位于马拉什（Maraş）以北不远处，那里依然是个没名气的小村。当一场地震摧毁了莫里斯建造的一切时，他立即重新开始建造。

[14] 由于在埃及耽误了时间，尼基塔斯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晚于他的堂兄弟，但吉本的记载称“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朋友的好运，而他可敬的态度也得到了回报，得以竖立起自己骑马的雕像，并与皇帝的女儿成婚”。

[15] 普利斯库斯在两党在大竞技场上皇帝与皇后雕像的旁边竖立起他妻子与他本人的雕像时，就已经密谋推翻自己的岳父，大发雷霆的福卡斯下令移除两座雕像并相当勉强地没有以叛国罪处决普利斯库斯。希拉克略即位两年之后同样且更为合理地怀疑了普利斯库斯的忠诚，于是逼迫他剃度进入修道院，他于一两年后去世。

第十四章 圣战先驱（610～641）

最伟大的神、国王与整个世界的统治者、伟大的霍尔米斯达斯之子库思老，致希拉克略以及他卑劣愚蠢的奴隶们：

　　拒绝接受我们的统治的你自称领主与君王。你掠夺并花费本属于我们的钱财，你欺骗我们的仆人。你无休止地率领你的那群匪徒烦扰我们。我没有消灭你们希腊人吗？你说你信仰上帝，那他为什么不把我手中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交给你呢？……我难道不能摧毁君士坦丁堡吗？

——库思老二世给希拉克略的信，约622年

此时的希拉克略正值壮年——时年约三十六岁，金发而宽肩的他，在610年10月5日星期一的傍晚挽着自己美貌的新婚妻子走出圣宫时，脸上依然洋溢着同一天赢得胜利、成婚并加冕的三重喜悦。在他的臣民们眼中，希拉克略如同半神一般。而欢呼的人群之中，难免有许多人担忧，这位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十一位皇帝，可能将是最后一位。

他的先辈们没有一人是在如此的危局之下即位的。在西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已经占据巴尔干，他们的掠夺部队频繁抵近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在东部，波斯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正对岸的卡尔西顿点起的营火从宫中的窗前就能清楚地看到。他清楚，此时的都城仍是安全的：狄奥多西城墙维护得很好，波斯人没有用于穿越海峡的舰船，他自己的舰队则一刻不停地在海峡之上巡逻。君士坦丁大帝选择在此建都正是看中它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他做出了相当好的选择。尽管帝国的都城依然稳固，其他地区的情况却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尔干半岛基本都被斯拉夫人占据；波斯人尽管此时被挡在欧洲之外，在亚洲的行动却依然未受阻拦，而且在犹太教教徒的热切支持之下其进攻势头愈发强烈。在希拉克略即位后不到一年，杰出的波斯将军沙赫·巴勒兹（Shahr-Baraz），即“国王的野猪”，已经夺取安条克，并于613年夺取大马士革，于614年夺取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劫难（614）

耶路撒冷这座最为悲哀的城市在其漫长的历史之中经历了许多劫难，而波斯人攻破耶路撒冷是最为恐怖的劫难之一。故事起初颇为单纯，城中居民接受了攻城者提出的相当合理的条件，包括一支波斯驻军，因此一个月之内都没有发生变故。尔后基督徒们突然集结起来对城中毫无防备的波斯人和犹太教教徒展开了屠杀。那些侥幸逃走的人立刻前去向沙赫·巴勒兹报告，原本正在进军的他立即掉头返回，而耶路撒冷已经关闭城门。该城随后坚守了近一个月，直到波斯人挖掘地道入城并最终瓦解防守。

屠杀接踵而来，其残酷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屠杀持续了整整三天，直到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幸免，没有任何一座房屋留存。圣墓教堂以及城中绝大多数的主要基督教建筑均被焚为灰烬，牧首扎哈里亚斯（Zacharias）被俘虏，真十字架以及基督受难时绝大多数的圣物，包括圣枪和圣海绵均被夺走，并被带到泰西封。波斯人不是唯一的加害者——甚至很可能不是其中最恶劣者。许多犹太人在最初的暴动之中幸存下来，更多的犹太人则为波斯人服役。我们还可以断定，还有更多的人在得知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之后匆忙从周边的城镇与村庄中赶来以解决宿怨。按现存的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之一，僧侣塞奥法内斯（Theophanes）的记载，在那噩梦般的几天中，不少于九万名基督徒被犹太人杀死，他坚称没有人幸存下来，更不要说往往以格外残酷的方式被虐杀的僧侣与修女了——然而必须提及的是，他的记载是写于二百年后，而且他强烈地偏袒基督徒。

耶路撒冷的毁灭，更重要的是真十字架的失落，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引发了恐惧。根本想象不到比这更令上帝不悦的事了。但帝国的苦难不止于此。三年后万王之王将注意力转移到埃及，不久之后这个帝国最不可或缺的谷物产地就成了波斯的省份。再加上整个希腊半岛被斯拉夫人占据，色雷斯富饶的小麦田落入阿瓦尔人手中，饥荒不可避免地到来了，瘟疫也接踵而至。罗马人仿佛在被军事征服之前，就要先屈服于饥饿了。

618年时希拉克略就考虑过一个史无前例的极端措施，即彻底放弃都城并返回自己的家乡迦太基，并在那里筹备进攻行动，以消灭福卡斯的方式消灭自己的敌人。从帝国整体考虑，这样的计划确有一定的有利之处。他离开被困住的君士坦丁堡之后，可以更畅通地管理帝国；他也得以避开拜占庭贵族与元老院频繁而破坏性的挟制，他们在查士丁尼死后逐渐发展为强大的威胁力量；他还可以免于出钱维护皇宫以及操办皇室典礼，将大量的钱财用于集结部队和准备战备物资及武器装备。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对此格外恐惧。他们在牧首塞尔吉乌斯的率领下前来请求他留下来，希拉克略最终也让步了。他很可能是担心如果自己坚持己见会导致新的哗变，也有可能是把最近的一次事故当成了天意——几周前他原本准备将宫中财宝秘密运往迦太基的船只在一次格外猛烈的风暴之中沉没了。无论如何，他必然是把这次请求当作重新让他的臣民们效忠于自己的绝佳机会，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必须接受他要求的任何牺牲，忍受他要求的任何困苦。他们也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一两天后，在大牧首的见证之下，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庄严宣誓，绝不遗弃这座城市。

重整小亚细亚（618）

此时的希拉克略已经即位八年，而历史资料对他在这八年之中的活动保持了不寻常的缄默。不止一位现代史学家表示了惊异，为什么这样一位年轻且富有活力的皇帝，却在帝国面临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在这么长的时间之中无动于衷。争论的焦点是，他真的需要在即位之后等待十二年才能率军出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统治的帝国陷入了混乱：国库已被耗竭，军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官僚昏庸无能而且腐败透顶。面对两个如此强大的敌人的他，只有对帝国进行整体重组，将帝国重新打造成高效的战争机器之后，才有胜利的可能。与此同时他拒绝仓促行事。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水可以尽可能地拖住他的敌人，甚至还能拖延更久。让库思老二世自行在东部省份消耗军力；只要他战败，所有失去的土地就能被立即收复。但未经充分准备就出征与他作战，不仅罗马军队会战败，准备率部亲征的希拉克略本人也会陷入危机。那时，帝国的灭亡就几乎确定无疑了。

因此从即位之后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做准备。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顿帝国内依然受他管辖的地区，使其为作战做好准备。在迦太基，这个莫里斯三十年前创立的两个总督区之一的地方，他度过的岁月使他了解管理拥有严格军事分界线的边境省份需要何种智慧；正是基于这种智慧，他开始重整尚未被波斯人占据的小亚细亚地区。这一地区大致位于从地中海沿岸的塞琉西亚［Seleucia，今锡利夫凯（Selifke）］延伸到黑海沿岸的里祖斯［Rhizus，今里泽（Rize）］的一条东南-西北向的参差不齐的分界线的西面； [1] 而希拉克略将其分为四个军区，即西北部的奥普希金军区（Opsikion）、东北部的亚美尼亚坎军区（Armeniakon）、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军区（Anatolikon）和包括南部滨海地区大部及内地的卡拉比西安军区（Carabisiani）。 [2] 新的行政区的名称本身就足够明显：军区，即“thema”。这是希腊语中通常用于指代一支部队的词，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其军事目的。每个军区不仅由一名军事指挥官，即军区将军（strategos）全权掌控，还有大量的现役士兵或预备役士兵在各军区辖区内定居，他们各自获得一块不可转让的土地，并以世袭兵役作为回报。 [3]

事实证明这一新安排对帝国此后的防御有极高的价值。这一体系为打造一支训练有素且基本可靠的本土部队打下了基础，并有效地终止了此前碰运气式的征募系统，即皇帝征募常常倒戈的蛮族或者其他的异族佣兵。在七世纪结束之前，这一体系就已经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西部建立起一个新的农兵阶层，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当被征召时要整装备马参与作战，并为此获得一笔名义上的津贴。源自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时代乃至更早的旧有行省管理体系以及禁卫军执政官很快消亡。

帝国的财政体系也需要重建，这项任务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希拉克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财政困境，包括征税、强行借款，以及从福卡斯臭名昭著的腐败官僚们那里获取大笔罚金，此外他还从他在阿非利加的亲友故旧那里获取了大笔援助。然而至此，他最大的单一资金来源是正统派教会——这在史上尚属首次。对牧首塞尔吉乌斯而言，接下来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标志着基督的军队对拜火教的异教徒赢取最终胜利，而他必须全力支持他的皇帝。他本人和希拉克略之间的关系此时比较紧张。皇后欧多西亚于612年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不久病故，死因可能是癫痫症突发，而她的丈夫不久之后和自己的侄女马尔提娜（Martina）成婚，这对教会而言无疑是个相当大的丑闻。塞尔吉乌斯当时进行了强烈抗议，但此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愿意暂时无视皇帝私生活中的所有不合教规的行为。他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属下各个教区的教会和修道院中的财富交给国家处置。希拉克略立即接受了这些资金。他的财政问题至少暂时解决了。

希拉克略出征（622）

然而在出兵与波斯人作战之前，他要先解决阿瓦尔人。619年似乎存在达成妥协的机会，阿瓦尔可汗提出与皇帝在马尔马拉海滨的赫拉克利亚会谈。希拉克略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决定以精心安排的华丽喜剧演出来震慑这些蛮族，宣示帝国的强盛。在他于瑟利姆布里亚筹备这些活动时，他突然接到情报，一支阿瓦尔人的部队在那时抵达了阿纳斯塔西亚城墙之外树木茂密的高地。这一切无疑是阴谋：他们要切断他往君士坦丁堡的退路，而后轻易地俘虏他。他立即脱掉皇帝的紫袍假装成贫穷的农民，骑马飞奔回都城。仅仅几分钟之后阿瓦尔人就全速追击而来。此时的狄奥多西城墙已经封闭，但他们在离开之前还是摧毁了郊区的几座教堂。

拜占庭与阿瓦尔的关系在这次不快的事件之后如何缓和，我们不得而知。历史资料再度一致地保持了缄默。可以确知的是622年春时，希拉克略已经准备好发动战争，并决心彻底终结波斯的威胁。4月5日复活节当天，他登上旗舰出征，成为自狄奥多西大帝之后第一位亲征的皇帝。 [4] 随后他率舰队航向西南方向。尽管他此时尚不清楚，波斯人实际上对此并无预料。他们以为他会率军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并从亚美尼亚方向出击。然而他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走马尔马拉海经赫勒斯滂海峡南下到爱奥尼亚海滨的罗德岛，而后向东沿小亚细亚的南岸抵达伊苏斯（Issus）海湾。在距离近一千年前亚历山大击溃波斯人的战场仅仅几英里的地方，他率部登陆，并将整个夏天用于紧张地训练部队的战术与机动，检验自己的指挥能力，锻炼部下的耐力与体能，直到他觉得他们能够抵御万王之王的军力为止。这一时期他也持续地鼓舞着他们的士气。他告诉他们，在神选之下摧毁反基督的军队，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恩典。他们不仅是为帝国作战，也是为信仰作战，行动必须与信仰一致。皇帝的宫廷诗人——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也随军出征，他有些虚伪地记载了双方营地之间的差异。他声称波斯人的营地喧闹不已，锣鼓声和各种乐声无休无止，裸体的美人为将军们跳舞助兴；罗马人的营地，“皇帝因唱诵圣咏集中的诗篇而愉悦，在他灵魂之中激起圣洁的回响”。 [5]

直到秋末，希拉克略才开始向北往本都与黑海进军，而罗马人和波斯人可能是在卡帕多西亚高地的某个地方最终遭遇。波斯人依然由他们最伟大也最有经验的将军沙赫·巴勒兹指挥，希拉克略则从未指挥过陆军作战。但这一战的结果是波斯人仓皇逃走，帝国的军队则穿越山岩与谷地一路追击，按皮西迪亚的乔治的说法，如同猎杀野山羊一般。颇受胜利鼓舞的希拉克略急忙从特拉布松（Trebizond）走海路返回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在那里再度开始袭扰——而把军队留在本都越冬。此时士兵们没有因为不允许回家团聚而抗议，他们毕竟是为十字而战的士兵——而且赢得了胜利。

复仇耶路撒冷（625）

第二年的征战比第一年的征战还要成功。在解决了阿瓦尔人的麻烦，在尼科米底亚与家人度过复活节之后，皇帝再度走海路返回了特拉布松，他心爱的马尔提娜随他出行。那里的士兵正迫切等待着他出征。他们向东南方向行军，穿越亚美尼亚并越过波斯边界，抵达今天的阿塞拜疆，这个“火焰之地”正是拜火的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此时的他得知库思老二世本人也在附近，在甘扎克（Ganzak）的奢华宫殿之中居住，此前他也收到情报，声称真十字架和其他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很可能也存放在那里。希拉克略随即直扑该城。

靠着四万驻军，万王之王也许可以据守并出战，然而他立即逃到尼尼微（Nineveh），将宫殿、拜火神庙留给敌人处置。希拉克略没有心思展现仁德。一看到神庙，以及位于神庙中央、在代表日月星辰的各种带羽翼形象围绕之下的库思老雕像时，他就陷入了狂怒。神庙以及宫殿均被夷平。尔后大军继续前进抵达附近的塞巴莫斯（Thebarmes），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本人的出生地，将那里也焚为灰烬。令他们悲伤的是圣物并不在这里，但至少波斯人在耶路撒冷的洗劫得到了相应的报复。

他们继续进军，此时几乎全速向南，沿途摧毁城镇，焚烧农田，直取波斯人的都城泰西封。如果希拉克略更严苛地要求部下，他们也许能够率先抵达目的地，战争也可能早四年结束，然而沙赫·巴勒兹最终率领一支新征募的部队从西方赶到。此时寒冬将至，希拉克略停止进军还有更私人的理由。他告诉部下他决心接受“福音的指引”（sors evangelica），他们斋戒四天，而后随意翻开福音书，以他看到的第一段话作为指引。他具体看到的是哪一段未见记载，但这句话证实了皇帝本人的意愿——而这不足为奇。即使他最好战的下属也不敢违背全能的主的指示，但当一两个月后，皇后马尔提娜顺利产下一个孩子时，不少人都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希拉克略和他的部队撤退到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这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字，那里位于里海西岸，刚好在波斯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外。当时那里居住着许多的蛮族部落，绝大多数与匈人同源，他们厌恶波斯人，乐于与敌人作战。事实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愿意被纳入帝国麾下。因此希拉克略在624年发动进攻时他的部队规模扩大了不少，而且这一战几乎完全在这一地区展开，即阿尔巴尼亚与亚美尼亚的各一部分土地，塞勒斯河（Cyrus）与阿拉克斯河（Araxes）之间。 [6] 罗马人在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远超两年前的胜利，这一战中他们击败了沙赫·巴勒兹和萨拉布拉加斯（Sarablagas）率领的联军，萨拉布拉加斯阵亡。这一战刚结束，另一位波斯将军沙欣（Shahin） [7] 率部抵达，试图挽回颓势，但他来得太晚了，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也来不及撤退了。他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部下们因出乎意料的屠杀而惊骇不已，很快就被击溃。

皇帝在凡湖（Lake Van）越冬，然而在次年春季，他决定离开亚美尼亚高原。当地部落因他日益增强的力量而不安，因而不再可信；波斯人在前一年战败之后也显然不愿再在这里开战。沙赫·巴勒兹更可能前往小亚细亚，并和此前一样一路推进到卡尔西顿——毕竟此时的阿瓦尔人据称也准备从西面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在625年3月1日，希拉克略率部走上了他们至此走过的最漫长也最艰苦的一段路。他们向北穿越湖东岸，在亚拉拉特山（Ararat）的山脚下，阿尔萨尼亚斯河（Arsanias），即今穆拉特河（Murat）河边会合，而后向西行进了约二百英里，随后再度南下向马特罗波利斯和阿米达发起进攻，并夺取了两城。阿米达距离幼发拉底河只有七八十英里，而至此他们依然没有遭遇敌军。

但他确实猜对了沙赫·巴勒兹的动向，此时沙赫·巴勒兹正率部紧紧跟随，并通过索桥抵达河的对岸，在过河后旋即将这附近的唯一桥梁切断。希拉克略别无选择只得向南进军，他在萨莫萨塔［Samosata，今萨姆萨特（Samsat）］附近幸运地找到了一片浅滩，而后他一路相对顺利地来到阿达纳（Adana）以北，抵达水流湍急的萨鲁斯河（Sarus），即今塞伊汉河（Seyhan）。他终于在这里与波斯大军遭遇，他们在河对岸列开阵势准备作战。河上有一道小桥，罗马人尽管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已，他们依然立即发起了攻击。但沙赫·巴勒兹假装撤退，将他们诱入了精心准备的伏击圈。仅仅几分钟之后，皇帝至此未尝败绩的军队前锋已被彻底歼灭。

此时，波斯人因他们的计划而狂喜，开始追击这次伏击的幸存者，暂时放松了对桥的警戒，而希拉克略本人看到了战机。他一马当先冲过了桥，他的护卫们紧随其后。一个波斯巨汉挡住了他的道路，但皇帝一剑将他砍倒并丢入河中。沙赫·巴勒兹突然之间意识到事态紧急，下令他的弓箭手在河岸放箭阻击，但希拉克略无视了箭雨，即使自己最终身中数箭。目睹此情此景的波斯人大为惊讶，甚至连他们的将军也没有掩饰敬佩之情，据说他对身边的一个叛变的希腊人说道：“看看你们的皇帝啊，他面对箭矢投枪时就像铁砧一般无所畏惧！” [8]

靠着他的勇气，希拉克略挽救了战局。次日清晨波斯人拔寨起程，沮丧消沉的他们走过漫长而疲劳的路途返回故乡。这一战依然是艰难的一战，皇帝也可能反思了自己过度自信的危险，他率领着损失惨重的部队穿越卡帕多西亚前往特拉布松越冬。尽管伤亡甚大，部队的士气却依然高涨，而他的英勇之举使他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这一年，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如同战败的神情——他对眼前的一切并不满意。战争并未结束。各种迹象都显示他的两个敌人都会在春季重新开始进攻，而他们的目标都会是君士坦丁堡。

皇帝陷入两难（625）

特拉布松这座城市的位置颇为理想，便于接收来自东方与西方的情报，然而来自两个方向的情报都是不利的。万王之王决定迅速结束这一战，下令在国内大规模征召身强力壮的男子参战，还征召了异族，而后交给沙欣一支加强的部队，总数为五万人，下令他追击希拉克略并歼灭他的部队。如果战败的话他就只能提头来见了。沙赫·巴勒兹则奉命指挥新征募的部队，率领这些既无经验也未整训的部队穿越小亚细亚前往卡尔西顿，在那里协助阿瓦尔人进行他们计划已久的联合进攻。这一进攻计划已经能够随时展开。与此同时，阿瓦尔可汗也集结了从维斯瓦河（Vistula）到乌拉尔河（Urals）的各种蛮族部落的战士，准备将他巨大的攻城武器拖到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他究竟和波斯人有何种程度的合作很难确知，但他们确实有一定的勾结——这很可能是在沙赫·巴勒兹此前长期逗留卡尔西顿时完成的。

此时希拉克略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他的和他的部队留在安纳托利亚，他的都城会因为缺少兵员保护而陷落；如果他匆忙返回防卫都城，就被迫要放弃目前能对波斯构成威胁的阵地，更没有夺回真十字架的可能了。他可能在一瞬之间就失去他努力已久、通过四次疲惫的远征而获得的所有成果。他因此决定留在原地，但将麾下的部队分为三支，其一走海路，立即返回君士坦丁堡；其二交给他的兄弟塞奥多尔（Theodore），用于抵御沙欣部队，据他掌握的情报，他们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其三的规模远小于另两者，由他自己指挥，留在亚美尼亚与高加索，他希望能够从这里对防备相对空虚的波斯发动入侵。

而这样的安排并不意味着皇帝准备留君士坦丁堡和守城部队自主准备防务。与之相反，他委派牧首塞尔吉乌斯和显贵博努斯（Bonus）共同管理都城防务，并给他们传达了一系列的命令、指示、建议，以及鼓励。这些很快被公开张贴到街道上，并立即起了效果，唤起了居民为接下来的守城战奋斗的决心与热情。希拉克略本人此时则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个高加索地区的重要匈人部族——可萨人（Khazars）身上，他与刚从阿塞拜疆掠夺返回的他们进行了接洽，并用自己行营的奢华——即使出征时也依然如此——以及礼物的贵重震慑了他们的可汗札比尔（Ziebil）。在他们的某一次会谈之中，他给可汗送上了自己女儿伊皮法尼亚（Epiphania）的画像，许诺要把她嫁给可汗。札比尔被画像迷倒，又因为自己受到的礼遇以及与皇室联姻的机遇而欣喜不已，他随即提供给希拉克略自己麾下最精锐的四万人部队。（对伊皮法尼亚而言，幸运的是可汗在当年年末暴死，这个可怜的少女就此免于遭受被自己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许诺给他人的悲惨命运。）

在希拉克略和他的可萨盟军在阿塞拜疆掠夺破坏之时，他的兄弟塞奥多尔在美索不达米亚彻底击溃了沙欣。关于这一战的记载存世极少，据说这一战爆发时下了一场猛烈的冰雹，波斯人受害严重，罗马人却神奇地免于冰雹袭击。在战败之后，那位波斯军官陷入绝望，于不久之后死去，至于他究竟是自裁以免被自己的君主处决，还是纯粹死于绝望，则不得而知。库思老二世得知他的死讯之后，下令把他的遗体用盐裹好，立即带到他的身边，而在遗体运抵之后他下令鞭尸，并冷酷地看着他的尸身直至面目全非。

此前波斯朝廷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万王之王失去理智，而这次鞭尸使他们确信他精神失常了。

围攻君士坦丁堡（626）

626年6月29日，夜空被焚烧着的教堂之火照亮，波斯人和阿瓦尔人各自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盟军发出信号，确认对方已经到位并准备开始进行联合进攻。城郊的居民仓皇把家产装车带进城中，在他们进城之后城门闭紧并闩牢，威胁已久的围攻战随即开始。当蛮族在城外驻扎下来时，阿瓦尔可汗再度提出以巨额赎金为条件撤围离开，但君士坦丁堡的士气前所未有地高涨，他的提议被断然回绝了。

阿瓦尔人、匈人、格皮德人、保加尔人、斯基泰人和斯拉夫人组成的蛮族大军约有八万人，此时他们散布在自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全长七英里的狄奥多西城墙之外，而城北一两英里外的地方还有由小型独木舟组成的船队，上面的斯拉夫男丁与妇女随时准备从海路进攻以协助围城者。城墙由一万两千多名拜占庭骑兵防卫，他们还得到了每一个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支持。牧首塞尔吉乌斯激起了所有居民狂热的宗教激情。城外的军事压力日夜持续着，大型投石机纷纷就位，将巨石投向乃至投过城墙。但城墙岿然不动，守城者也在坚守阵地。或许奇怪的是，波斯人依然没有试图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确实没有攻城机械，而他们很可能认为此时自己对攻城起不到任何帮助。但在君士坦丁堡居民看来，他们是在极不寻常地消极作战。

围城战在整个闷热的7月之中持续。牧首塞尔吉乌斯每天都率领他的教士们沿城墙游行，高举着圣母的圣像，据说这让城下的蛮族大为惊惧。之后在8月2日星期六晚上，可汗请求显贵博努斯派谈判代表到自己的营帐来，声称只要获取比此前和约中更优厚的条件，他就同意撤兵。代表团随后来到了他的营帐之中，发现沙赫·巴勒兹派来的三个穿绸裹缎的使节也在营帐之中，大为不快的他们看到波斯人有座位，而他们被迫站立时愈发愤怒。随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拜占庭人再度重申自己不会投降，而后愤怒地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当晚他们开始报复。载着三名波斯使节的船只在企图返回卡尔西顿时被拦截，一个试图躲进毯子之中的使节被当场斩首，另外两人中一个被砍掉双手，之后被送回可汗那里报信，另一个人则被带到卡尔西顿的对岸，在波斯营地中的人看得到的位置被斩首示众。他的头颅附带着一封信被扔到了对岸，信上写着：“我们和可汗已经达成和解，另外两名使节交由他处置，剩下的那个人在此！”

这几个倒霉的波斯使节可能为了保命而泄露了他们接下来的军事计划，因为在8月7日星期四，一支由木筏和独木舟组成的船队悄然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亚洲海滨，准备运送波斯军队渡过海峡时，突然之间被希腊人的船只包围。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这支船队的船员或者被当场杀死，或者被扔入海中溺毙，他们粗劣的舰船则作为战利品被拖进君士坦丁堡。之后一支载运着斯拉夫人的类似船队几乎同时集结在金角湾的上游并开始行动，他们奉命等待预定信号——在布拉赫内方向的城墙下升起的火光。收到信号后他们立即集体划桨突入开阔海域。博努斯同样得知了这一行动计划。他立即将所有可用的双桨座战舰和三桨座战舰集结到布拉赫内，在船只就位之后他亲自点燃了作为信号的火。斯拉夫人遵照约定开始行动，结果落入了拜占庭人的伏击圈。他们的船队在一个小时之内即被全歼。

在第二次惨败之后，围城方似乎陷入了恐慌。他们仰赖的攻城机械毫无用处，他们的妙计也都被轻易化解了。此时塞奥多尔战胜沙欣以及希拉克略与可萨人结盟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这只有一个解释：帝国处于神的庇护之下。那位在城墙上漫步的盛装妇女，不正是圣母吗？次日清晨，蛮族开始拔寨起程，一天后即全部撤走。他们起码尽可能地挽回了颜面：撤退之前又焚毁了一两座教堂，并一如既往地出言威胁，宣称要再度前来围城。但对拜占庭而言，这些话意义索然。随着最后一支蛮族部队消失于视野之中，他们共同赶往城外的布拉赫内，来到那座献给圣母的教堂。他们欣喜地发现那里毫发无损——这无疑是她神奇力量的又一个证明，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将获救归因于她。

尼尼微之战（627）

626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而言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但对皇帝希拉克略而言则格外乏味。他大力促成的与可萨人的联盟令他失望了，在札比尔死后，他的部众悄然撤退到他们的出发地中亚，而塞奥多尔战胜沙欣之后便再无与波斯人的大战了。因此在627年年初，皇帝决定向南发动远征，进攻万王之王本人在泰西封以北约二十英里处，达斯塔吉尔德（Dastagird）的宫殿。他的整一年几乎都用在了这次远征之上，他也不太急于前进，而且他乐于在行军时尽可能地破坏。他清楚自己必须谨慎行事。一支波斯大军就在不远处，他们随时可能发起进攻，而他绝不能给他们留任何机会。

波斯人也在等待着机会。新指挥官名叫拉扎特斯（Razates），库思老二世也给他下达了战败则提头来见的命令；他决定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再按自己的计划与希拉克略作战。这一刻直到当年年末才到来，他最终在尼尼微的废墟与罗马人遭遇。即使那时，双方也都没有发起突袭。两位指挥者有充足的时间选择阵地并按自己的想法部署部队，两人均身先士卒，这一战最终在12月12日清晨展开。战斗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十一个小时，参战的所有人都清楚他们这一战将决定整场战争的结果。在战局进入白热化时，拉扎特斯突然向希拉克略挑战决斗。皇帝接受了挑战，催动他名为多尔康（Dorkon）的烈马冲锋向前，第一剑就砍掉了这位波斯将军的头颅——如果皮西迪亚的乔治的记载属实的话。据称另外两个波斯军官也被皇帝斩杀。希拉克略本人受了不止一处伤，却拒绝将宝剑入鞘。他和他的部下直到日落时分依然在奋战，直到那时他们才意识到已经不再有敌人能与他们对垒——波斯大军被彻底歼灭，所有指挥官均当场阵亡。

直到次日清晨他们才开始清点战利品。皇帝本人拿走了拉扎特斯镶有一百二十片金箔的盾牌，以及他的护手与精美的马鞍。这位将军的头颅被挑在长枪上，在罗马军营的正中央与俘获的二十八面波斯军旗一同示众。胜利的士兵们同样在为自己搜寻阵亡者的头盔、刀剑、盾牌以及护甲。几乎每一个返回西方的士兵都获得了能够纪念这难忘的一天的战利品。

但此时还不到回家的时候，他们还要追击库思老并把他赶下王位。休整了几天之后大军再度向南进军，沿着底格里斯河的左岸往达斯塔吉尔德前进。这条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大扎布河（Great Zab）与小扎布河（Little Zab）都被轻易渡过，希拉克略得以在耶兹德姆（Yezdem）绿洲庆祝圣诞节，而琐罗亚斯德教的僧侣们只能无助地旁观。此时他极度幸运地截获了库思老的一名信使送给卡尔西顿的沙赫·巴勒兹的信，信中命令他立即率部撤军。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皇帝迅速写下另一封信，翻译好后代替了原来的信，信中声称波斯人大胜罗马人，命令沙赫·巴勒兹原地驻守。至少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此消除了。

此时，万王之王已经逃跑，他背着自己的臣子，甚至瞒着自己的卫兵，带着妻儿从墙洞溜出达斯塔吉尔德的宫殿。他首先逃到泰西封，这个他已经二十四年不曾踏足的古都，而当他抵达时他才想起来智者的预言：他不论因何种原因返回这座城市，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陷落。因此他不敢停驻，继续向东逃到苏兹亚纳（Suziana），即今胡泽斯坦（Khuzistan）。希拉克略抵达达斯塔吉尔德时，那里庞大的宫殿已经被遗弃。所有的记载都声称那里的华美奢侈无与伦比——情况也的确应当如此，毕竟那里是萨珊王朝最富裕的一位君主久居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但皇帝和他的部下们没有展现任何仁慈或敬意。他们带不走这座宫殿，就在628年1月将宫殿和其中一切带不走的珍宝付之一炬，正如亚历山大和他的部下在千年以前焚毁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一样。

在安全的苏兹亚纳，库思老拒绝了罗马人提出的和谈条件，而是要求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宫中宦官去防卫泰西封。没有人肯听他的指令。波斯人已经厌倦他们的国王，他们无法再忍受他的肆意妄为、愚蠢荒唐以及此时近乎传奇的凶残暴戾。所有人都清楚怒火一触即发。对希拉克略而言，围攻这座古都意义索然，最终推翻一个马上要被自己的臣民推翻的君主同样失去了意义。他也可能回想起了近三个世纪前的皇帝尤里安，他向东方的远征之中在泰西封城外几英里处被波斯军队切断了退路。他不想遭受同样的厄运。因此仍在达斯塔吉尔德的他下令部下整装待发，在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出发返回故乡。

此后库思老二世被推翻的事确实不是本书应当讨论的内容，只需要稍做提及：628年年初，波斯爆发了叛乱，其领袖为国王的儿子卡瓦德·西洛斯（Kavadh-Siroes）、泰西封总指挥古达尔纳斯普（Gundarnasp）和沙赫·巴勒兹——此时在卡尔西顿停滞已久的他终于率部返回，那时他才发现库思老二世因他没有遵命及时返回而大怒，下令将他处决。 [9] 万王之王被活捉，并被扔进了所谓的“黑暗之塔”中，每天只供给面包与饮水以保证他继续受折磨。他美貌的少妻希琳（Shirin）生下的所有孩子——库思老二世本打算立其中一人为继承人——全部被他们的异母兄长在他们的父亲面前处决。最终，他在监禁的第五天被乱箭射死。

库思老的结局（628）

希拉克略在陶里斯［Tauris，今大不里士（Tabriz）］得到了这个消息。送信的波斯使节在路上偶然遇见了在皇帝前一年作战之中阵亡的、山中积雪封冻着的三千名同胞的遗体。直到古达尔纳斯普同意亲自陪同他们前去，使节们才敢动身，并于4月3日抵达罗马人的营帐。西洛斯的信中声称自己“奉神的旨意顺利即位”足以让气量狭小的人不满；但希拉克略依然宽容相待，称他为“亲爱的儿子”，并声称自己并不想推翻库思老，即使俘虏他也会立即让他复位。结果是双方签订了和约，波斯人交出他们征服的所有土地并交出所有的俘虏，奉还真十字架以及其他的圣物。

在5月15日的圣灵降临节，牧首塞尔吉乌斯登上圣索菲亚的布道高台，向居民宣读皇帝的信。 [10] 信的开头就是喜讯：“为天主而喜乐吧！”这更类似于一句赞美诗或宗教箴言而非报捷的信件，尽管信中对死去的库思老二世大加毁谤（“他和加略人犹大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我们全能的主说他就不该来到这世上”），但必须提及的是文中没有诋毁西洛斯，也没有提及他的弑父之举。不过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并不在意。元老院一致同意赐予希拉克略“西庇阿”（Scipio）的头衔，市民们开始准备欢迎这位征服者凯旋的仪式了。

希拉克略将签订和约的任务交给了塞奥多尔，他本人则率部返回家乡。当他抵达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处的希拉宫（Hiera）时，都城的全体居民都在那里手捧橄榄枝与蜡烛等待着他。他的家人则在宫中等待着他，包括他十六岁的大儿子，在围城战中展现了勇气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他的女儿伊皮法尼亚，也许她不清楚自己躲过了何种悲惨的命运；他和马尔提娜生下的次子希拉克伦纳斯（Heraclonas）；以及马尔提娜本人，她在几个月前刚和新生的孩子一同从东部返回。

按塞奥法内斯的记载，这是欣喜乃至催人泪下的团圆。他的家人们本打算立刻共同返回君士坦丁堡，但希拉克略不肯不带着真十字架进入自己的都城，而塞奥多尔奉命要尽快将它带回。起初因为没能找到真十字架而造成了一些拖延，最终得到皇帝善待保证的沙赫·巴勒兹说出了真十字架的藏匿处。塞奥多尔带着最神圣的圣物匆匆返回，但当他抵达卡尔西顿时已经是9月，那时皇帝才返回自己的家。

希拉克略的凯旋式（628）

君士坦丁堡的金门，狄奥多西大帝在约390年建立起的巨大典礼拱门在建起三十年后融入了他建造的新城墙，如今那里的景象堪称悲凉。金门上面镶嵌的黄金早已消失，装饰门正面的大理石雕刻与青铜像也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金门的三个开口早已被砖石封死，不但没有“金”，也不再是“门”了。那里如今和附近的、距离马尔马拉海海岸几百码的七塔城堡（yediküle）一同湮没在荒草之中，被无视与遗忘了。但628年9月14日，当希拉克略通过那里凯旋入城时，情况必然截然不同。他前方是真十字架，后面是凯旋的士兵及拖来的四头大象，它们也是一路从波斯运来的——据说这是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第一次见到大象。在欢呼的人群之中，许多人也看到他们的皇帝这些年征战之后的衰老。十八年前，从迦太基抵达并第一次进入都城的那个年轻健壮的半神，已经不复存在。多年的紧张与劳苦留下了印记，时年仅五十余岁的他看上去衰老且羸弱，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颓了，他曾经闪耀的金发变成了散乱的灰发。即使他疲惫不堪，他也是为帝国而如此辛劳的，也正是因为他，萨珊波斯再也没有成为拜占庭的威胁——即使这个国家依然存续了几十年。

游行队伍缓慢地穿越城中的街道抵达圣索菲亚大教堂，牧首塞尔吉乌斯在那里等候，庄严的感恩弥撒随后开始，救赎的真十字架缓缓在圣坛之前竖立起来。这也许是这座大教堂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刻，而这也可以作为上帝的敌人已经被击溃、帝国新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象征。

哀哉，未来却不曾如此。正是在六年前，622年的9月——就在这一年希拉克略发动了对波斯的远征——先知穆罕默德和追随者离开了敌视他的麦加（Mecca），来到支持他的麦地那（Medina），伊斯兰时代随即开始。而五年后的633年，穆斯林大军开始进军，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抵达了距离巴黎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并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基督徒们最难缠的对手，以及接下来一千年中最难和解的死敌已经出现，而且很快就要出征。

伊斯兰教（633）

直到七世纪二十年代，“阿拉伯”对基督教世界而言依然是未知的土地。这片遥远且不宜居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吸引久经世故的西方商人的产品，对外部世界的文明也没有任何贡献，仿佛也永远不会有。在外人看来，那里的人民与野蛮人相差无几，时常在部落间的争夺之中互相屠杀，毫不留情地杀死任何前往那片土地的无谋的旅行者，从未为统一而努力，甚至没有稳固的政体。除了麦地那周边海域几个分散的犹太人殖民地，以及也门的一个小规模基督徒聚居区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原始的多神论者。在他们的商业中心麦加，他们崇拜一块巨大的黑石，他们的主要神庙克尔白神庙也在那里。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展现任何的兴趣，没有接触，自然也不存在威胁。

随后在眨眼之间，一切都改变了。633年，纪律严明而且同心同德的他们突然冲出阿拉伯，被他们击败的人们此前从没有想到他们能如此强悍。三年之后他们攻破大马士革，五年后夺取耶路撒冷，六年后占据了整个叙利亚。仅仅十年内，埃及与亚美尼亚也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二十年内整个波斯帝国都被吞并，三十年内阿富汗和旁遮普（Punjab）绝大部分的土地也都被征服。在短暂地巩固政权之后，胜利的大军转向西方，夺取了整个北非的他们于711年入侵西班牙。而在732年，在离开他们故乡的沙漠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抵达卢瓦尔河（Loire）的河岸，而他们在一个星期的血战之后最终被阻止住了。

历史上如此戏剧性的征服极为罕见，唯一的解释是：阿拉伯人在他们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领袖先知穆罕默德激发的宗教热情之下奋勇向前。他们确实如此，不容置疑，然而必须提及的是，这种热情几乎没有体现在传教之上。在他们进军的那个世纪，记载中很少提及他们大规模地让战败的新臣民改宗，乃至让其中的某个人改宗；而且他们有时对犹太教教徒和基督徒保持着近乎尴尬的尊重，身为“有经者”的他们通常可以得到善待。他们的信仰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兄弟情谊，他们产生了凝聚力与近乎无尽的自信，深知真主安拉与他们同在，他们为真主的意志而战，若战死他们可以立即升入天堂——这个充满享受的天堂所许诺的快乐确实比基督教所许诺的更吸引人。另外，他们在凡间以前所未有的纪律性过苦修生活，并毫不犹豫地遵从那些清规戒律，不饮酒以及其他烈性饮品，定期斋戒，每天要进行五次祷告。

这个宗教的创立者没有亲自率领他们踏上战场。约在570年出生的穆罕默德出身低微，年轻时即成为孤儿，而后与一个比自己年长不少的富裕寡妇成婚。穆罕默德身上既有理想主义者的特质，他也是个机敏的、颇具远见的领袖。在理想问题上，他传播唯一真神的信仰并提出让全人类都信仰真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原创的教条，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犹太教教徒和基督徒数个世纪来都如此坚称，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教义。穆罕默德以一种简朴的新方式将其重新展现出来，用谚语、沙漠生活中的碎片知识以及近乎合韵律的语句包装，这一切都在他逝世之后被整理为《古兰经》。他还使用了一个机智的手段，将他的名字与那些接受他传播的教条的人等同——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在改革而不是在变革。他不和耶稣基督一样自称为神，而是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并认为他所有的先辈——包括耶稣——都是这类先知。

在他这一系列务实的行事之中，最重要的是他是个领袖。尽管他在信仰上真挚，他却不是个狂热分子。他清楚自己生活其中的民族，并尽可能不给他们施加太大压力，而是让他们自愿行事。比如，他清楚他们不会彻底放弃一夫多妻制，因此他接受了，并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又娶了几个妻子。奴隶制也是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接纳了。他甚至容纳了古时的有灵论者的部分信仰，在624年时他就要求信徒祷告时朝向麦加的克尔白神庙的方向，而不是他此前要求的耶路撒冷的方向。此外，他也一直在强调他的信仰之中一个全新而明显令人恐惧的部分——死者最终将为真主所审判，他对地狱中的苦痛，描述得比天堂的欢乐更为鲜明。而对惩罚的畏惧很可能在将他的追随者塑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穆罕默德于632年6月8日在麦加，这个他胜利返回的城市因热病逝世，宗教与政治的领导权都被交给了他的老友以及最受信任的副手阿布·伯克尔（Abu-Bakr）。阿布·伯克尔自称“哈里发”，即“先知的代理人”。次年，穆斯林大军开始出征。但阿布·伯克尔年事已高，不久之后也逝世了，传统上认为他是在634年8月夺取大马士革的当天逝世的，当时第二位哈里发欧麦尔（Omar）率领大军赢得初期这一系列史诗般的胜利。在一个特定的方面，阿拉伯人格外走运：拜占庭与波斯近期的战争使双方消耗殆尽，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效的防御。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居民并不真正忠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皇帝代表的希腊-罗马文化对他们而言是外来文化，而且皇帝对他们的基督一性论信仰并不同情乃至时常进行迫害，这无疑加深了危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民众而言，穆斯林大军与他们同为闪米特文化，笃信与他们相差无几的一神教信仰，还许诺对各种基督教信仰保持同样的宽容。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并不比他们赶走的帝国政府更差。

力量统一（633）

阿拉伯人在633年入侵叙利亚时，希拉克略已经返回东部指挥战斗。凯旋之后他仅仅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六个月，他清楚他刚离开的土地需要他处理何种任务，比如从波斯帝国手中收复的省份必须重新建立和组织行政体系，建立坚实的军事基地与经济基础以保证其未来的安全。关键问题在于东部的教会，他们必须进行研究并充分讨论，可能的话就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真十字架必须归还耶路撒冷。629年春，在他的妻子马尔提娜和长子君士坦丁的陪伴下，他穿越安纳托利亚前往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抵达圣城之后，他亲自手持真十字架沿着受难之路（Via Dolorosa）前往重建的圣墓教堂，牧首扎哈里亚斯在那里等待着他将圣物交还。

为了有效管理帝国，更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希拉克略接下来的七年时光都在东方的各省之中度过，频繁穿梭于各地，在大马士革、安条克、埃德萨、埃莫萨（Emesa） [11] 或赫拉波利斯设立行宫，解除不称职者，撤掉低效的机构，削弱富裕的大地产主的权势，优化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在神学方面，他积极推行一种新的阐释，这一阐释近期由牧首塞尔吉乌斯创立，希望正统派和基督一性论派能共同接受这一阐释，借以弥合愈发危险的裂痕。

塞尔吉乌斯的阐释本质上是认为尽管基督兼具人性与神性，但这两者归于同一种力量。也就是说，让所有的基督一性论者接受一点：救世主是力量统一而非神性与人性统一。这一阐释得到了希拉克略的热切支持，早在622年他就向一名亚美尼亚的主教提出了这一阐释，而这些年间他一次又一次返回亚美尼亚，并得到了可谓非常鼓舞人心的结果。629年在赫拉波利斯，基督一性论的主教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接受了这一阐释，作为回报获得了安条克牧首之位，而次年新的亚历山大牧首也带来了更值得一提的成功。与此同时，罗马的教皇霍诺里乌斯（Honorius）声称自己并不反对——尽管他也很清晰地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毫无兴趣。

这难免在其他地区引发了反对，而这一反对由狂热的正统派僧侣索弗仑尼乌斯（Sophronius）煽动并领导。如果索弗仑尼乌斯留在修道院中，一切也许不会恶化，但讽刺的是，他在634年被选为耶路撒冷牧首。他立即靠着新职务的权威加大了攻击力度。他坚称新的信条是基督一性论派教条产生的杂种，只是稍做掩饰而已，它和其他的旧异端一样，背叛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对这一理论的支持突然之间开始瓦解，曾经热切支持这一切的人开始发现这一理论的虚妄与固有的矛盾性，皇帝则只能无力地静观自己竭力想要达成的一切就此土崩瓦解。

这不是他要承受的唯一打击。同样在634年这灾难般的一年之中，先知的大军侵入叙利亚，不久之后身在安条克的希拉克略得知被派去对付他们的少许拜占庭部队已经被彻底歼灭。几个月后，穆斯林占据了大马士革和埃莫萨，并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此时，不但靠着漫长的忍耐而获得的外交成果将在一夜之间瓦解，在六年的苦战中收复的土地同样要丢失了。困扰不已的希拉克略立即开始征募一支大军，一年后一支不少于八万人的部队在安条克城外集结起来，包括由数千名亚美尼亚人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组成的骑兵部队。 [12]

面对这一威胁，穆斯林撤走了他们在埃莫萨和大马士革的驻军并向约旦河的支流，即在加利利海以南汇入干流的亚穆克河（Yarmuk）撤退。636年5月，帝国的军队向南进军准备与他们交战，但他们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等待了三个月，明显无法下定决心。这一拖延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基督徒暴露在叙利亚愈发炎热的夏季之中，身体疲惫、士气低落；杰出而年轻的穆斯林将军卡立德（Khalid）则在不断地袭扰劫掠，并等待正从阿拉伯赶来的援军。援军抵达之后不久，8月20日，一次猛烈的沙尘暴从南方袭来，卡立德抓住机会发起了冲锋。毫无防备的拜占庭人在风沙之中无力作战，一触即溃，几乎被全部屠杀。

抵抗就此结束了。埃莫萨和大马士革被再度占据，并从此成为穆斯林统治的土地。耶路撒冷在牧首索弗仑尼乌斯的管理之下坚守，但食物很快耗竭，周边的乡村也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而除了凯撒利亚的一支小规模驻军之外，最近的基督徒部队远在埃及。637年秋季，大牧首同意投降，但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哈里发欧麦尔要亲自来接受他的投降。于是638年2月，哈里发本人亲自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着雪白的骆驼，穿着破旧的袍子以遵守先知苦修的要求。索弗仑尼乌斯在橄榄山上迎接他并以礼相待，亲自带着他参观了城中主要的基督教神殿。 [13] 来到所罗门神庙时，这个衣着破旧但气度宏伟的人默然肃立在外，他相信穆罕默德在此升入天堂，此时大牧首的自制力终于暂时地崩溃了。他轻声说道：“看呐，如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已经站在圣地之前了。”

欧麦尔进入耶路撒冷（638）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灾难之中，希拉克略本人又如何呢？他确实集结了那支以惨败告终的大军，但之前与之后他都没有亲自参与作战。这位战场上击溃波斯帝国的英雄，二百年来第一位亲征的皇帝，怎么会在这些恐怖的新敌人出现时无动于衷呢？这位基督徒的坚定守护者、收复真十字架的人，又怎么会在耶路撒冷落入异教徒手中时静观其变呢？人们难免会有如此疑惑。

当我们回顾皇帝一生中悲惨的最后岁月时，这些问题苦涩的答案就清楚了。他已经病倒，疾病也即将夺去他的生命，此外他在心智与精神上的情况都在恶化，乃至濒于崩溃。即使在亚穆克河之战前，在他静观先知的大军夺取他竭力收复的土地时，他担心上帝已经弃他而去，认为全能的主已经转而支持这些新的征服者，这种畏惧让他痛苦不已。这一战之后他彻底失去了希望。他一生的奋斗，与波斯漫长的征战，为解决神学争议的无穷努力，一切都归于虚无。他仅仅做了短暂停留，溜进被包围的耶路撒冷，将他刚刚归还的真十字架带走，便永远离开了叙利亚，走上返回君士坦丁堡漫长而疲惫的旅程。

当他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的心智已经崩溃。旅途之中他出于某种原因，莫名其妙地畏惧大海，而当他抵达希拉宫时，任何人也无法说服他穿越海峡，走完这最后一英里的海路。他战栗着留在自己的居所之中，拒绝与急于让他返回都城的代表团见面，无论他们如何恳求，他只是偶尔派自己的儿子们出席竞赛或者重要的宗教盛宴。与此同时，他开始表现出不寻常的乖戾。听到他的侄子塞奥多尔和他的私生子阿萨拉里克（Athalaric）正在密谋的流言之后，他下令把他们的双手与鼻子切掉并送到自己面前，而后将他们流放。当塞奥多尔来到他的流放地，即马耳他岛附近的戈佐岛（Gozo）时，当地的官员又奉命砍掉了他的一只脚。

在逗留了数周之后，他的妻子以及他的随从们才最终得以让皇帝返回都城。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用船只连接成了一座桥梁，并在两侧用树枝搭成人工树篱，以免皇帝看到海水。希拉克略随即“如履平地”，骑马走过。必须提及，这段记载的作者塞奥法内斯是在近两个世纪之后写下这段记载的。考虑到海峡的宽度与水流的速度，这个故事未必可信，也许如近年的历史学家所推测的，希拉克略是在一艘做了类似伪装的船上返回都城的。无论事实如何，皇帝最后一次返回都城的情景与不到九年之前返回都城时的景象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悲惨且凄凉。

此时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命不久矣，而他迷信的臣民们很快开始解释他衰颓的原因。他们传言他必然是因为与自己的侄女成婚而激怒了上帝。马尔提娜为他生下的九个孩子之中有四个孩子早夭，一个孩子颈部畸形，另一个孩子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是天生的聋哑人。主的不悦，还能有比这更明显的证明吗？皇帝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的日益恶化不过是一个额外的证据而已。马尔提娜在君士坦丁堡从来都不受欢迎，此时的她更是遭到了公开的怨恨与辱骂。

她有多在意此事，不得而知，毕竟她此时把所有精力集中到同一项任务之上了：保证自己的长子希拉克伦纳斯 [14] 登上皇位，和她的丈夫与第一任妻子欧多西亚所生的长子君士坦丁共治。这一任务并不算大胆，尽管君士坦丁在626年围攻都城时展现了自己的英勇，此时依然年轻的他却悲哀而病弱，几乎可以确信他患了痨病。尽管没有理由证明他的理智也因此受损，但他确实需要他人的照料。希拉克略没有力量反抗妻子的意愿——无论他是否希望如此。于是，638年6月4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皇宫之中，他颤抖着将皇冠戴在了希拉克伦纳斯的头上，马尔提娜与君士坦丁则侍立在一旁。两个儿子——时年分别二十三岁与二十六岁——就此与他的父亲共治，时而陪同他（如果他出席的话）参与国家庆典，但越来越多地开始代表缺席的他出席。

一志论（638）

最重要的庆典在他儿子加冕几周之后举行，希拉克略公布了他的《论述宣言》（Ekthesis ），他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依然激烈的基督一性论争议。如前文所述，所谓的“基督一力量论”已经被耶路撒冷牧首索弗仑尼乌斯在四年前推翻，然而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拒绝放弃，此时他对这一说法稍微进行了修改。对基督力量问题的讨论似乎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基督在拥有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确认的神性与人性的同时，只存在一种意志。如果这一解释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在苦痛纠缠之中的教会将最终归于和平。

最后的羞辱（641）

这也正是基督一志论派的核心论调，《论述宣言》就此定下了“一种意志”（Single Will）的信条，而后传播给基督教世界中的每一位主教。其抄本张贴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厅之中；在牧首塞尔吉乌斯于638年12月逝世时其前景依然格外喜人，东方的四位牧首均署名支持。但两年后，重击发生在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地方。641年年初，刚刚继任的教皇约翰四世（John Ⅳ）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这原本只是与东帝国的教会相关的论述，罗马教廷此前对这一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并不在意，此时却发展成了东西部的大规模分裂。

这也是对希拉克略皇帝的最后羞辱。他的身体浮肿不堪并因此近于瘫痪，其他的症状也几乎同样令人厌恶， [15] 他每天只能躺在担架上呻吟，为他的努力付诸东流、对自己余生的绝望以及他坚信的在死后将遭到的折磨而哀鸣不已。640年12月，他得知了萨拉森人（Saracen）的大军抵达亚历山大城下的消息；如今，在仅仅两个月之后，又传来了教皇谴责基督一志论的消息。如果消息来得稍晚一点，皇帝就听不到这一切了，但消息还是传来了，他的绝望再度加深。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他已经失去勇气，弥留之际的他否认自己曾经参与《论述宣言》。他低声咕哝着，声称这一切都是塞尔吉乌斯的错，他是在牧首的要求之下不情愿批准的。于是在641年2月11日，说完这段无疑言不由衷的话之后，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在悲苦与耻辱之中撒手人寰。

他活得太久了。若是他在629年，波斯帝国屈服于他，真十字架归还耶路撒冷时离世，他的执政时期将成为帝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段时光。而他生命最后的十二年只给他带来了失望、幻灭，以及最终的屈辱，还有那不光彩的疾病。然而，即使他的一生以悲剧收场，他却依然堪称高尚。没有他的勤政与坚定出色的领导，君士坦丁堡早已落入波斯人之手——即使这座城最终还是落入了穆斯林之手，并带来了西欧无法想象的后果。靠着军事与行政改革，他让拜占庭帝国步入了几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强盛，他构想并创造的管理体系也成了帝国在中世纪存续的基石。帝国继续存在了八百年，并在其间达到光辉灿烂的最高峰，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

他的执政时期也标志着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时代。如果说查士丁尼是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则给了罗马的旧传统最后一击。直到他的时代，拉丁语依然是官方甚至军方使用的语言，即使它不是绝大多数臣民使用的语言。在一个通信效率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样的情况无疑是荒谬的；正是希拉克略颁布了敕令，将臣民与教会使用的希腊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一代人之后，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再使用拉丁语了。最终，他废除了古罗马的皇帝称号，标志着旧帝国的终结与新帝国的诞生。此前的皇帝称号和他的前辈一样，是“英白拉多恺撒”与“奥古斯都”，此时他使用希腊语的“君主”（Basileus）一词，作为帝国君主的官方称号，直到帝国终结。

逝世三天之后，皇帝怪诞变形的遗体停放在一个开放的尸架之上，由宫中的宦官看守，那些依然铭记着他曾经的伟大的臣民，以默哀表示自己的敬意。他的遗体随后停放在白色的缟玛瑙制成的石椁之中，安葬在圣使徒教堂君士坦丁大帝的身边。希拉克略的苦难就此结束了，然而他还要经历一个屈辱。在他下葬仅仅三个月之后，他的长子下令打开他的石椁，将他头上镶满珠宝的皇冠摘走。 [16] 他的动机更可能是怨恨而非贪婪，本应属于他一人的皇位却要与他人分享，君士坦丁为此也许从来也不曾原谅自己的父亲。即使如此，在我们看到了这位最具悲剧性的皇帝悲惨的最后岁月之后，我们都会认为，相比所有其他的拜占庭皇帝，他真的应该安息了。

[1] 驻扎在卡尔西顿的营地仅仅是暂时驻扎的波斯前哨部队，其周边地区依然忠于皇帝。

[2] 四个军区的名字分别源自帝国卫队、亚美尼亚人野战军团、安纳托利亚野战军团和“船员”。——译者注

[3] 军区制究竟是在希拉克略执政时期、君士坦斯二世执政时期，还是君士坦丁四世执政时期首创，目前仍存在争议。——译者注

[4] 487年，芝诺在最艰难的时候曾经打算亲征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一个世纪之后的莫里斯则打算出兵亲征阿瓦尔人，但两人都未能成行。

[5] Exp. Pers. ，ⅲ，1；Bury，op. cit.，V，ⅲ.

[6] 今天的库拉河（Kura）和阿拉斯河（Aras）。

[7] 沙欣在几本编年史资料中被称为塞斯（Saes）。

[8] Theophanes，Chronographia in M.P.G.，Vol.108，p.654.

[9] 此事见于记载是因为拜占庭军队抓住了送这封信的信使。这次他们自然放走了信使，任他给沙赫·巴勒兹送信——当然还在信中处决人员的名单上加上了另外四百名波斯高级军官的名字，这保证沙赫·巴勒兹发动叛乱时得以一呼百应。

[10] 全文载于《复活节编年史》（Paschal Chronicle ）。

[11] 今霍姆斯（Homs）。

[12] 这一时期部队数据资料都源自阿拉伯人的记述，此时财力与人力都极度紧张的拜占庭帝国能在叙利亚数次组织起数万人的部队，实在是不可想象。如果这种说法不是记述者蓄意夸大，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希拉克略以及叙利亚的其他指挥官将当地缺乏军事训练的男丁直接充入军队。在中世纪早期，这样的举措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时有出现，而且往往招致灾难性的溃败。——译者注

[13] 据说祷告的时间到来时这位哈里发正在圣墓教堂之中，但他拒绝在这座教堂之中祷告，以免他的追随者宣布这里为伊斯兰教的圣地。因此他来到外侧的回廊之中祷告。他的担忧此后成了事实，这个回廊立即被穆斯林占据，直到今天仍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但也只有那处回廊如此。

[14] 希拉克伦纳斯本名希拉克略，后世为与他的父亲相区别而通常称他为希拉克伦纳斯。

[15] “每次他排泄时，他都要在腹部放上一块木板，以免喷到自己的脸上。”（Nicephorus，Ⅶ，）他的臣民们因此传言，全能的主对他乱伦之罪主要相关的器官进行了特殊惩罚。

[16] Cedrenus，Ⅰ，p.753.

第十五章 希拉克略王朝（641～685）

然而，至少对希腊东方而言，七世纪并非古代世界的终结。因此，也许有必要借助一些例子来展示那些见证了这种巨大的演变的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往往精神失常、局促不安。 [1]

——夏尔·迪尔（Charles Diehl），《拜占庭的人与事》（Choses et Gens de Byzance ）

尽管希拉克略卧病已久，他的离世依然使拜占庭帝国陷入混乱，而马尔提娜是这一切混乱的根源。她劝说自己的丈夫将希拉克伦纳斯加冕为共治皇帝后仍不能满足，她迫使他起草遗嘱，将帝国交给长子与真正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三世，以及希拉克伦纳斯和她自己共同管理。她守寡期间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在大竞技场举行一次公众集会，宣读这份遗嘱，并对所有在场的人表明自己准备行使大权。

君士坦丁神秘身亡（642）

但拜占庭人不愿接受。他们一直不信任策划阴谋的马尔提娜。许多人更认为她对希拉克略身体崩溃并死亡负有责任。他们的怀疑如今得到了证实。他们声称，一个女人怎么能接待或者答复异国的使节，又要如何管理帝国呢？这一举措本身就是荒谬的。他们可以因她身为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而向她致敬，但他们只能听从她儿子与继子的命令。受阻的马尔提娜虽然大怒，却别无选择，只得返回后宫之中。但她依然没有承认失败。不久之后年长的皇帝君士坦丁病倒了。或许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更可能是为了避开自己的继母，他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卡尔西顿的宫殿中居住。但这一举措意义索然。641年5月25日，他在执政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病逝。

是马尔提娜害死了他吗？我们自然不得而知。由于同时代人对此没有任何记述，我们只能靠稀少的现存记载来推断，主要是分别由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和塞奥法内斯完成于九世纪初的两份记载，其中记述较为详细的尼基弗鲁斯的记载完全没有提及谋杀。君士坦丁三世长年体弱多病，很可能是自然病故。然而此时的情形，以及他死亡的时间，难免会让人起疑。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在继承时毫不犹豫地以最强硬的语气指责皇太后谋害了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本人似乎也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考虑到他除了前往亚洲之外，还在弥留之际请求军方保护他未成年的继承人希拉克略（Heraclius）以及其他子女和他们的继承权，这恐怕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并不需要过多忧虑。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本来就一边倒地支持希拉克略的长子，而马尔提娜在他的继子尸骨未寒时就把他所有的主要官员流放，并直接无视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掌控了全部皇权，这让居民们怒不可遏。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她积极支持基督一志论，而这个教条此时已经明显失败，不可能再得到大众的支持，君士坦丁三世也在竭力清除这一论述的影响。641年夏，在日益坚定的示威者的压力下，小希拉克略被加冕为皇帝；他应当是为避免与祖父同名引起混淆，随即改名为君士坦斯（Constans）。同年9月，在元老院的授意下，马尔提娜和希拉克伦纳斯被突然逮捕，太后的舌头被割下，她儿子的鼻子被切掉， [2] 而后两人被流放到罗德岛，终身不得返回都城。如果皇太后仅仅是贪恋权力，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如果她和她的儿子确实谋逆弑君，这样的惩罚又未免太轻。

我的父亲君士坦丁曾与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希拉克略共治了可观的一段时间，但在我祖父逝世后只执政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他的继母马尔提娜的嫉妒，他的远大志向化为乌有，他本人离开了人世，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希拉克伦纳斯——她与希拉克略乱伦所生的孩子。你们的表决正义地剥夺了她和她儿子的皇权，让罗马帝国不再纵容如此冒犯律法的行为。你们展现了自己的高尚，我也因此请你们用建议与决断协助我，让我的臣民都能安居乐业。 [3]

642年年初，时年十一岁的君士坦斯二世，拜占庭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对元老院做了这样一段演说，将自己未成年时的帝国管理工作托付给他们。查士丁尼身后的元老院权力与威望都大为增加。此时元老院的影响力重新登上了顶峰，成为君主的参谋以及最高等级的法律机构，而在皇族之中没有任何成年成员执政时，显然要由元老院摄政。但君士坦斯成年之后成了一个意志坚定且颇有主见的独裁者，他不愿继续接受元老院的监视。

他二十七年的统治自始至终被萨拉森人的阴影笼罩着，他们仿佛不可战胜。在他即位时他们已经无情地横扫了埃及，而他的继母在自己短暂的执政时期，几乎将埃及拱手相让。642年，拜占庭驻军被迫起航离开亚历山大，将埃及交给伟大的阿拉伯将军阿穆尔（Amr）。而在哈里发欧麦尔逝世两年后，他的继承者奥斯曼（Othman）将阿穆尔召回麦地那。拜占庭帝国看到了发起反击的机会，便派出一支舰队出征，并短暂地占据了亚历山大，但阿穆尔得知此事后匆忙返回埃及，在646年夏重新控制了局势。他将亚历山大城的城墙夷平，在三角洲的南端，这个更不易受攻击的位置建立了一座新城，这个原名弗斯塔特（Fostat）的小村此后被改名为开罗。关于穆斯林焚毁了古典时代晚期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著名传说并没有充足的根据。391年，当地的基督徒在反阿里乌斯派的暴乱之中就已经将图书馆摧毁。他们没有对当地居民加以迫害，绝大多数的当地人似乎也和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居民一样欢迎新的征服者代替拜占庭帝国。夺走了帝国最富有也最宝贵的行省之后，他们沿北非海岸向西，在647年与迦太基总督格里高利（Gregory）据称有十二万人的大军交锋，并将其击溃。

相比严格高尚的欧麦尔，新任哈里发奥斯曼更为柔弱，也没有他的影响力，但奥斯曼在某个方面更有远见。生活在沙漠之中的欧麦尔自然而然地不信任海洋，坚持拒绝建造舰队；奥斯曼则在阿拉伯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的坚持下，批准了建立舰队的请求。舰船建造计划立即开始，但需要数年的时间完成，其间穆阿维叶将主要进攻方向定为亚美尼亚，在647年一路向西抵达卡帕多西亚并夺去了凯撒利亚。两年后舰队建造完工，水手也训练完毕，他亲率舰队立即起航前往塞浦路斯。这个目标是精心选择的，塞浦路斯是帝国的主要海军基地之一，尽管穆阿维叶没有足够的人力永久占据整个岛屿，但他仍能突袭夺取该岛的首府君士坦提亚（Constantia） [4] 并将其洗劫一空，摧毁该城的附属港口设施，并大肆破坏周边的乡村。

太阳神雕像的结局（654）

650年，阿拉杜斯［Aradus，今鲁阿德（Ruad）］，这个叙利亚海滨繁荣的商业城市也被报复性焚毁，直至无法居住，城中居民被赶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避难。此后君士坦斯借此谈判并签署两年的停战协议，但这只能让穆阿维叶更自由地建造舰船。穆阿维叶在654年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远征，进攻罗德岛。其破坏的规模未见记载，但无疑相当可观。最详细的资料，即塞奥法内斯的记载，相比之下更在意著名的太阳神雕像的结局。这座一百英尺高的大型青铜像用于纪念太阳神赫利俄斯，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是当地雕刻家林多斯的凯尔里斯（Chares）的作品，于公元前304年荣耀地竖立在港口入口旁边。 [5] 但悲哀的是，仅仅一个世纪之后雕像就因地震而坍塌。心痛不已的罗德岛居民们没有再试图将其重新竖立起来，其遗迹在那里继续存留了九个世纪。直到此时阿拉伯人短暂地占据该岛，穆阿维叶才将其彻底拆解并作为废铜料出售，而收购这些废铜料的埃德萨犹太商人最终用了九百头骆驼将其运走。

罗德岛的陷落，以及邻近的科斯岛（Cos）在此后的陷落，使君士坦斯坚信他必须积极行动，如果放任不管的话穆阿维叶会夺取更多的岛屿，直到岛链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因此在655年，帝国海军舰队离开马尔马拉海海岸向南航行。他们在吕西亚（Lycia）的腓尼库斯（Phoenicus），即今菲尼凯（Finike）与萨拉森海军遭遇，并迅速展开战斗。这是此后持续千年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海战之中的第一场战斗，而基督徒遭遇惨败。拜占庭海军被驱散，君士坦斯本人也是与他的一名部下换了服装才得以逃走，这名部下在随后的战斗中阵亡。

现在的情况看上去确实堪称绝望，但次年一个重要事件阻止了穆阿维叶乘胜追击。656年6月17日，哈里发奥斯曼在其麦地那的家中诵读《古兰经》时被刺杀。先知的女婿阿里（Ali）当即被推举为继承者，并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部落民的支持。与此同时穆阿维叶在叙利亚自立，指控阿里谋害哈里发，并将奥斯曼染血的上衣挂在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的宣礼台 [6] 上，他发誓要复仇。之后的冲突持续至661年，即阿里被刺杀、穆阿维叶成为哈里发为止。接下来的五年间伊斯兰世界陷入动乱，而拜占庭帝国获得了喘息之机。

典范令（659）

这位因为须发浓密而被称作“浓须者”（Pogonatus） [7] 的皇帝，无疑为压力骤减而暗自庆幸。659年他更是欣喜地接受了穆阿维叶为确保和平而奉上的一千个诺米斯玛塔，并许诺为每一天的和平奉上一名奴隶与一匹马。然而之前提过的那个问题在此又出现了，他为什么直到655年，也就是在即位之后等了十四年才开始对他的敌人发起进攻呢？这个问题在讨论他的祖父希拉克略时已经提过，而此处也可以给出基本相同的答案：他需要时间来整备部队。但对君士坦斯而言还有另外一个需求。基督一志论与马尔提娜的阴谋引发的后续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导致了危险的分裂。他首先要重建宗教与政治的统一，至少要在他能做到的时候完成。

他本人从来没有时间涉及神学论述。有关基督一志论的信条他很可能了解很少也毫不关心。原本这一信条是作为建设性的妥协方案，目前却只增加了苦难与混乱。理智的人应当选择将其遗忘并假装它从未存在过，不幸的是都城之中依然存在颇具影响力的拥护者，其领袖正是牧首保罗（Paul），而激进的反对者被令人担忧而颇具凝聚力的阿非利加僧侣忏悔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组织起来。646年年初，马克西姆斯就发表了一份宣言谴责这一异端，宣言得到了阿非利加主教集会的支持，并送交教皇狄奥多尔（Theodore）处。教皇得知前任教皇在仅仅六年前的行动收效如此之小时自然大怒，给牧首写信要他完整地陈述自己的信仰。保罗以最坚定的语气为这一信条辩护，狄奥多尔随即将他革除教籍。

此时的君士坦斯只有十七岁，但这个符合他典型性格特征的举措应当是出自他的本意。他的祖父也许会用严密的长篇大论为他的牧首辩护——保罗也无疑会劝君士坦斯如此——但他坚决不参与此事，同时构想出坚定且具有决定性的决策。648年年初他颁布了一份敕令，即所谓的“典范令”（Typos ）。其中并不讨论基督一志论的优劣，更没有讨论其合法性，只是宣称这一争论应当就此被遗忘，之前被讨论的问题应当“像此事从未发生一样”。如果某个主教或教士再提及这一问题，此人要立即被解除圣职；如果某个僧侣再提及这一问题，此人要立即被革除教籍；如果某个军人或政府官员再提及这一问题，此人要被解除职务；如果某个元老院成员或者地位相当的人再提及这一问题，此人要被查抄财产；如果某个普通市民再提及这一问题，此人要被公开鞭笞并流放。

君士坦斯确实值得同情，那时的他即使依然年轻，也应该清楚覆水难收的道理。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典范令”也没有让任何一方满意。649年10月，教皇狄奥多尔的继承者马丁一世（Martin I）在拉特兰宫召开了一百零五名主教参与的集会，会上对此表示谴责，而后他将完整的会议纪要送交皇帝处，为皇帝阅读方便还将其翻译为希腊语。在这封表面上文雅客气的信中，教皇要求他正式表示自己对基督一志论信条的摒弃。

显而易见，君士坦斯不愿做这样的事。而教皇马丁几乎一无所知的是，在他写下这封信之前，拜占庭帝国新任命的拉文纳总督奥林匹奥斯（Olympius）正率领一支小型武装部队赶往意大利，奉命逮捕教皇——理由仅仅是这一次教皇选举没有提交君士坦丁堡批准。教皇马丁的传记作家阿纳斯塔修斯声称奥林匹奥斯打算杀死教皇而不是将他逮捕，但因为在动手时屡受阻碍，只得认定教皇得到了上帝的保护，并将一切向他坦白。此后可以确定的是，他试图利用意大利各地反对拜占庭帝国的情绪以使整个省份脱离帝国并自己掌权。他没能成功，而后率部退入西西里，在三年后死去。

然而在他死后一年，653年6月，他的继任者塞奥多尔·卡里欧帕斯（Theodore Calliopas）在意大利登陆。塞奥多尔得到的任务基本相同，他也决意完成。抵达之后，塞奥多尔逮捕了已经病重的教皇马丁，并将他送上船，准备带他到君士坦丁堡审判。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被立即带往君士坦丁堡，而是在纳克索斯岛（Naxos）上逗留了一年，直到654年9月他才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他的苦难还在后头。清晨时分抵达的他被迫留在船上，经受居民的嘲笑讥讽，直到日落时分才得以下船，被带到普兰迪里亚（Prandearia）监狱囚禁了九十三天。饥寒交迫（此时正是隆冬时节）且已不能行走的他，最终被押上了法院。

一志论的殉道者（662）

在原本对他的指控，即未经帝国批准就继任教皇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更严重的新指控：教皇被指控与奥林匹奥斯合谋反叛皇帝。他自然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但结果早已注定。审判认定他有罪，他被处以死刑并被带到一处开阔的庭院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教皇长袍被脱下，甚至贴身的衣服也被剥掉，“他的身体因此裸露”。他颈部拴着铁链游街示众，步行前往皇帝的监狱，即所谓的“禁卫监狱”（Praetorium），刽子手则一路持剑跟随。抵达之后他被迫与杀人犯和其他罪犯一同关在囚牢之中，而遭受残暴对待的他腿上受了重伤，监牢的地上染上了他的血。

与此同时，卧病在床的牧首保罗已处于弥留之际。君士坦斯前往拜访，可能是为了振奋他的精神，他将马丁被审判一事和他此后遭受的苦难全部讲述了一遍。令皇帝惊讶的是，气息奄奄的牧首却颇为不安。他轻声说道：“唉，我也必须回应这件事。”尔后他乞求皇帝满足他临终的愿望，不再虐待教皇并赦免他的死刑。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马丁依然在监牢之中被关押了八十五天，他的死刑被改为流放。这个老人被送去克里米亚的赫尔松（Cherson），不到六个月之后，在655年9月16日逝世。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一志论信条而殉道的人。在他受难之后不久，忏悔者马克西姆斯也被逮捕，被从意大利带到君士坦丁堡审判。为让他屈服，他遭受了一系列非人的酷刑，被割舌并砍掉右手。但他和马丁一样坚定地支持正道，在很大程度上靠着自己在神学方面的造诣， [8] 也得以免遭死刑，最终于662年以八十岁高龄在他的流放地死去。

君士坦斯在意大利（663）

当东部的行省一个个落入阿拉伯入侵者的手中时，君士坦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部的省份。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之中，这些省份并没有给他的先辈和他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他的祖父希拉克略几乎不需要考虑这些地区。然而他清楚，这种乐观的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在巴尔干，斯拉夫定居者愈发不安分，并开始就岁贡事宜发难；在意大利，特别是在教皇马丁被逮捕和审判之后，拜占庭帝国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不受欢迎；西西里此时则处于萨拉森人的直接威胁之下，他们早在652年就发起了进攻，并自此控制着北非海岸大部，他们无疑可以在不久之后从这些地区发起新的远征。如果不采取预防手段，西部行省可能和东部省份一样脱离帝国的控制。

穆阿维叶争夺哈里发之位而带来的喘息之机正是皇帝急需的机遇。早在658年他就已经对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发动惩戒进攻，并将许多斯拉夫人送往小亚细亚安置，但在662年他做了一个可能改变罗马帝国未来的决定：离开君士坦丁堡并永久在西部定都。他的祖父希拉克略在近半个世纪前也有过这样的考虑，但在牧首与市民的联合请求下放弃了这一计划。希拉克略是个格外受欢迎的领袖，他的孙子却并非如此。君士坦斯因为不肯给予支持而被基督一性论派与一志论派厌弃，正统派则因他审判马丁与马克西姆斯而不满，更恶劣的是他在660年无耻地下令杀死自己的兄弟，即已经被迫成为僧侣的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尽管他宣称这是因为塞奥多西奥斯企图谋害他，但所有人都清楚，真实原因是他被迫要立塞奥多西奥斯为共治皇帝，但他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皇权。

后世史学家声称皇帝逃离都城是为躲避他兄弟显现于午夜时分的鲜血淋漓的幻影，我们也许可以不采信这一说法。而且，他的决定也必然不只是因为他在城中不受欢迎——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城中人并未反对这一提议。 [9] 他从不试图博取公众的支持，只要他手中的权柄稳固，臣民有多支持他在他看来就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他离开的主要目的是更值得人们尊敬的：保护意大利、西西里和他在阿非利加的剩余省份免于萨拉森人的征服。如果还能把伦巴第人赶出意大利——至少赶出半岛南部——那自然更好。

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留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在662年年初乘船前往希腊，在那里他所做的似乎比他预料的多。他先在塞萨洛尼基居住，而后前往雅典，总共停留了一整年，直到663年春他才率军渡过亚得里亚海，在塔伦图姆［Tarentum，即今塔兰托（Taranto）］上岸。伦巴第人尽力抵抗，但他们在当地的士兵数量太少，君士坦斯得以轻松进军，抵达贝内文托，在此发起围攻。对他而言，不幸的是该城已经给正在都城帕维亚的伦巴第国王格里穆亚尔（Grimuald）送去了一封加急信。格里穆亚尔立即派出一支规模可观的援军前来。如果贝内文托能够坚守到援军抵达，拜占庭方将反而陷入数量劣势。

当伦巴第大军在全速向南时，格里穆亚尔派出一名信使通知贝内文托守军，但他被俘虏并带到了君士坦斯面前。皇帝狡猾地要他传出反信息，告知城中人没有援军前来，就此饶他一命。这个名叫塞苏阿尔德（Sesuald）的信使同意了，但在城下时他高声喊出援军已经渡过桑格罗河（Sangro）的消息，俘虏他的人根本来不及让他住嘴。恳求城中人照料他的妻儿老小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被砍掉了头，他的头在不久之后被装进投石机扔进了城里。

但塞苏阿尔德拯救了贝内文托，帝国军队也无可奈何，只得继续进军前往那不勒斯，这个希腊语居民居多的城市对拜占庭帝国表示了友好。帝国军队随后继续进军罗马，尽管君士坦斯此前对教皇马丁一番虐待，但教皇维塔利安（Vitalian）依然正式欢迎了君士坦斯，并庄重地陪同他入城；君士坦斯也成了自近两个世纪前西帝国陷落之后，第一位进入罗马的皇帝。《教皇名录》（Liber Pontificalis ）的记载称接下来的十二天中他都在参观城中的主要教堂。但罗马城的居民发现他开始掠夺城中早已所剩无几的财富，乃至帕特农神庙顶的黄铜，并将其运回君士坦丁堡时，就不会那么满意了。7月12日他返回那不勒斯时，他们必然是松了一口气。

秋季时，君士坦斯率部缓慢向南穿越卡拉布里亚，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西西里，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将朝廷安置在锡拉库萨。对西西里人而言，这五年如同漫长的噩梦一般。皇帝将他们的岛屿选为都城的所谓的荣誉，完全与皇帝税官们的敲骨吸髓不成比例；据说为了收税，丈夫被卖为奴隶，妻子沦为娼妓，孩子则被迫与父母分离。我们也说不清楚这种掠夺有可能持续多久，因为皇帝最终在岛上意外而有些可耻地暴毙。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人打算刺杀他，更别说精心策划的阴谋了。但668年9月15日，在他闲适地洗浴时，一个希腊随从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只能推测，或许是思乡心切——用装肥皂的盘子将他打死。

在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这段时间中，余下的东部省份由他的长子管理，此时他继承了皇位，称君士坦丁四世。由于这一时期依然颇令人沮丧地缺少资料，我们对君士坦丁四世的相貌与性格所知甚少，然而他继位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很难让我们喜欢他。669年，某支来自小亚细亚的部队抵达君士坦丁堡，要求君士坦丁给他的两位兄弟加冕，与他共同统治。他们的理由颇为奇怪——天堂是由三位一体的上帝管理，那么人间也要如此。皇帝坚定而迅速的回应清晰地表达了他打算以何种方式管理帝国。他邀请这支部队的领袖到他的宫中会谈，在他抵达之后立即将他逮捕并仓促处决，而后按吉本所说：“担心自己也成为加拉塔（Galata）城郊的行刑台上的尸体，他们的同伴们随即一同表示支持君士坦丁统治。”两位年轻的皇帝是否煽动了这次暴乱，目前尚存争议，但他们的兄长并不打算疑罪从无。他采取了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愈发频繁使用的一种手段，割掉了他们的鼻子。这不仅是惩罚与警告，也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对军界与其他人宣称他们是不合格的统治者。

尽管时而展现自己的暴戾，君士坦丁本人却绝非不合格的统治者。恰恰相反，他是个明智的国家元首，也是个天生的领袖，和他的曾祖父一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从希拉克略那里继承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至少安纳托利亚腹地如此。也可以说他的运气有些太好了。但确定无疑的是，他统治的最初十年是历史的分水岭，不仅对拜占庭帝国如此，对整个基督教世界也如此：新月旗第一次被阻止住，第一次被十字架击退。

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674）

短暂的休战期结束了。661年，哈里发阿里在他的大本营库法（Kufa）的清真寺外遇刺身亡，穆阿维叶自此成为最高统治者。他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定都大马士革，并在那里建立了持续八十年的倭马亚王朝。为完成他的首要目标，这个古老而庄严的城市相比原来的都城——阿拉伯的偏僻城镇汉志（Hejaz）——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而这个目标正是灭亡罗马帝国。靠着麾下大大增强的力量，他重新使用了十年前的手段，每年派一支新部队进入安纳托利亚，派一支新舰队前往爱奥尼亚海岸，夺取帝国的一座座城市与岛屿。在夺取科斯岛之后他又夺取了希俄斯岛（Chios），再之后夺取了士麦那（Smyrna）；672年，萨拉森人终于突破了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此他们占据了比提尼亚一侧的库齐库斯半岛，并开始对该地进行加固以作为桥头堡，因为从这里走水路距君士坦丁堡仅仅五十英里。两年后围攻开始。

此前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都是陆路进攻，这一次却从海上发起进攻。萨拉森人的舰船载运重型攻城机械和巨型投石机，轰击城墙与守城者。但马尔马拉海一侧的城墙与金角湾一侧的城墙都坚不可摧，拜占庭方使用了一种数年前由一个来自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即巴勒贝克（Baalbek）］的建筑师与化学家卡里尼库斯（Callinicus）发明的秘密武器，给攻击者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由于秘密保守得太好，直到今天我们也说不清这种被中世纪其他资料称为“希腊火”的秘密武器的准确配方。 [10] 有时这种液体使用泵或虹吸管向敌军战舰喷洒，有时则被装入长筒之中用投石机发射。结果几乎都能给敌军带来灾难，特别是这种油基的易燃液体能够漂浮在海面上，引燃船只的木质外壳，并给那些试图跳海逃生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从未经历过如此抵抗的穆斯林拒绝承认失败。他们退回库齐库斯越冬，并从叙利亚召唤更多的援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修理整备船只。开春之后他们再度开始攻击。但围攻的第二年没比第一年成功多少，第三年、第四年同样如此，直到第五年，即678年，灰心丧气的围城者终于离开了，耗损严重的萨拉森舰队掉头返回家乡。但那时他们的苦难依然没有结束，在沿潘菲利亚海岸撤退时，他们遭遇了一场诡异的秋季风暴，遭受了更多的损失。

在穆阿维叶的海军徒劳地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他的陆军则在距离家乡更近的地方遭遇了类似的挫败。敌人并不是拜占庭帝国，而是所谓的马尔代特人（Mardaites），这些基督徒劫掠者从易守难攻的托罗斯山中出发，向南进入叙利亚与黎巴嫩山区，而后对阿拉伯人发起连续不断的游击战，其活动范围一路向南直到耶路撒冷，甚至抵达死海。哈里发已经很难控制这些匪帮，而舰队的惨败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打击。帝国仿佛在基督教上帝的庇护下不可战胜。679年，挫败且沮丧的他接受了君士坦丁的和谈条件，在几年前他不可能接受如此可耻的条件。条件包括归还他近期占据的所有爱琴海岛屿，每年向帝国进贡五十名奴隶、五十匹马和三千磅金子。一年后他就撒手人寰。

君士坦丁达到了声名与威望的巅峰。他鼓舞士气，振奋军心，让臣民们鼓起勇气抵御一支此前无人可挡的力量的长达五年的围攻，并就此拯救了西方文明。先知的军队被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与皇帝及其臣民同样坚不可摧的信念挡在了欧洲之外。他们被迫绕过整个地中海，从另一端的直布罗陀海峡入侵欧洲，因此他们的交通线和补给线拉长直到濒于崩溃，无法再在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的土地上完成任何永久性的征服。如果他们不是在十五世纪，而是在七世纪就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今天的整个欧洲乃至美洲都可能属于伊斯兰世界了。

西方世界也意识到自己得到了拯救。阿瓦尔可汗和巴尔干的斯拉夫人领袖不仅派出使团祝贺君士坦丁，同时保证和平并寻求结盟，连伦巴第人与法兰克人的王公们也纷纷遣使祝贺。他毕竟是基督教世界唯一的皇帝，尽管他们未必支持皇帝，有时还会与皇帝开战，但皇帝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他也显示了自己是实至名归的。

保加尔人入侵（680）

在萨拉森人最终撤退之后，君士坦丁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敌人——保加尔人。这些好战的异教部族并不是斯拉夫人——尽管出于语言学的考量，他们的后代往往被认为属于斯拉夫人——而是与突厥人同源。然而他们离开了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的家乡，向西迁徙到多瑙河的北岸，而后逐渐向南岸的帝国领土渗透。680年，由拜占庭帝国皇帝亲率的大规模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发，进入黑海并将一支陆军运送到多瑙河三角洲以北。不幸的是他们并未对这一地区进行足够的侦察，泥泞的土地使他们无法有序地进军，君士坦丁本人则深受痛风之苦，被迫在几天后前往附近的墨森布里亚（Mesembria）休息。这种小事本不该对军队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军中传出了皇帝逃走的谣言。由此产生的恐慌情绪使士兵开始掉头逃跑，保加尔人则抓住机遇，将他们一路追击到多瑙河河畔，抵达原来的默西亚省，杀死了所有的俘虏。

远征就此取得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但没能击退保加尔人，反而促使他们壮大，刺激他们对帝国发动进一步的进攻。这些入侵者很快意识到他们抵达的新土地格外肥沃，北傍多瑙河，南依巴尔干山脉，东临黑海，远比他们此前居住的土地适宜生活。他们轻易地迫使当地的七个斯拉夫部族臣服，而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保加尔国家——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存留至今——并迫使皇帝同意给他们的国王支付岁贡。

第六次大公会议（685）

事实上这更应被称为单纯的耻辱，而非灾难。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保加尔人已在边境徘徊许久，这样的入侵无论何时开始，终归是在所难免的。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一地区得以整体上保持和平，并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的统治结束，使他得以处理各种内部问题之中最顽固的一个。基督一志论的信条在他父亲在位时遭遇了一些严重的打击，但依然没有消亡。皇帝早在678年就给教皇写过信，提出举行一次大公会议以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教皇在罗马预先召开了一次教士会议，以保证西部所有的与会代表至少态度一致，而后热情地同意了。680年秋初，代表们从基督教世界各地赶来，总共有一百七十四人。意大利的代表团，包括巴勒莫、雷吉奥和波尔图（Porto）的主教及其随从，以及代表拉文纳的希腊教会的神父塞奥多尔（Theodore），受到了格外隆重的接待，他们居住在普拉西狄亚宫（Placidia），由皇帝支付开销。11月初，与会者大多已经到达，一周后，第六次大公会议在皇宫的穹顶大堂（Trullos）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大公会议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间总共进行了十八次全体会议。君士坦丁本人出席了前十一次会议，其间他谨慎地保持中立且不发表任何自己的意见，此后又出席了最后一次会议，在681年9月16日正式确认了会上几乎众口一词的决议。大公会议决议认定一志论的信条与救世主身上存在人性的原则不相容，救世主身上存在“两种意志，两种力量，不可区别，不可改变，不可分开也不可混淆”。依然维持一志论信仰的人要被谴责并诅咒，连离世的教皇霍诺里乌斯也遭到了谴责，尽管他只是在半个世纪前做出了堪称冷淡的默许。

一个依照教规选举产生的教皇要被自己的继承人谴责，这是罗马天主教教会长期无法避免的耻辱，对那些此后宣扬教皇绝无过失的信条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但这并没有引起穹顶大堂中的与会者们的不安，他们在皇帝的总结发言完毕后齐声欢呼，称他为世界之光、新的君士坦丁大帝、新的马尔西安 [11] 、新的查士丁尼和所有异端的毁灭者。这些称赞都不算得当，最后一个最为过誉。四年之后，年仅三十三岁的君士坦丁因突发痢疾而骤然逝世时，他依然可称欣慰。他身后的帝国不但比这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更为强大、更为安定也更为统一，而且他完成了对基督一志论派的最后一击，而这个教派再也未能复兴。

[1] 原文为法语，汉译者对法语了解极少，翻译错误或词不达意之处，恳请方家斧正。——译者注

[2] 劓刑，一种肉刑，是一种东方的古刑罚，在希拉克略惩罚密谋的塞奥多尔和阿萨拉里克时（见前文）首次在拜占庭帝国使用。其目的是使受刑者不能成为皇帝，因为在拜占庭文化圈看来，皇帝是不能有明显的体貌缺陷的。

[3] Theophanes，6134.

[4] 君士坦提亚的希腊语原名为萨拉米斯（Salamis），位于法马古斯塔（Famagusta）以北约五千米处。尽管该城此后被重建并加固，但又几次遭遇战火，在一次严重的地震之后该城的港口彻底淤塞无法使用。该城也就此被放弃，废墟成了法马古斯塔城在十四世纪全盛期的采石场。

[5] 与传说不同的是，这一雕像并非横跨在港口入口之上。

[6] 这种配有顶的布道台位于高台阶之上，每周五阿訇在其上布道。

[7] 这个绰号多年以来被误以为属于君士坦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这一混淆最终得以厘清，参见E.W.布鲁克斯（E.W.Brooks）的专题论文“Who was Constantine Pogonatus？”，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Vol.ⅹⅶ（1908），pp.460～462。这一时期的所有皇帝都蓄有胡须，但从硬币上的形象来看，君士坦斯脸上的胡须格外浓密，即使在七世纪人看来也是不寻常的。

[8] 马克西姆斯长期以来是反对《论述宣言》和“典范令”的精神领袖，地位甚至比教皇马丁更高。事实上他甚至坚称皇帝作为俗世中人无权在神学问题上发表意见。他写下了不少于九十篇主要作品，从许多角度上看，他是中世纪神父之中以教会名义与国家政权对抗的先驱。

[9] 他们冷漠态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只是认为他要暂时居住在西部而非永远弃他们而去。

[10] 十世纪的马库斯·格莱库斯（Marcus Graecus）记录了大致的配方：“将纯净的硫黄、酒石、‘萨可可拉’（sarcocolla，即波斯树胶）、沥青、熔化的硝石、石油（取自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的地表石油）以及松脂混合，共同熬煮，而后把麻绳浸入其中，浸透后点燃，火焰只有用尿液、醋和沙土才能扑灭。”如果属实的话，这也能给灭火技术揭开全新的一页。

[11] 马尔西安在451年召开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首次谴责基督一性论派（详见第七章）。

第十六章 受劓皇帝（685～711）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鼻子的。

——马提亚尔（Martial）

君士坦丁四世还没满十七岁时，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Anastasia）就生下了长子。如果那时的他能更成熟、更明智，他也许就不会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查士丁尼（Justinian）。仅仅十六年后，这个傲慢且不服管教的年轻人就成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与最高领袖；他自执政之初就打算效法与他同名的那位皇帝，想要和查士丁尼一世一样将自己的影响铭刻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他的某些特质有助于他成功：他机智狡猾又有不错的政治敏锐性，和他的高祖父一样精力充沛。年轻时的他看上去确实会成为一个合格且具备天赋的统治者，甚至可能成为一位大帝。悲剧的是，他也完全继承了希拉克略在晚年彻底的精神失常，君士坦斯在年龄渐长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缺陷。君士坦丁四世可以说几乎没有表现出这一问题，但也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未发病就已逝世。而在他的儿子查士丁尼身上，这一问题出现得相当早而且发展得相当迅速。他丧失了判断力与自制力，沦为近乎非人的怪物。他在活力与确定无疑的勇敢之外，只剩下对身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病态的疑神疑鬼和嗜血了。

向安纳托利亚迁入居民（690）

他执政之初可谓前景光明。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叙利亚的远征取得了成功，与查士丁尼二世同年继任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ul-Malik）被迫在688年寻求续签君士坦丁四世与穆阿维叶定下的和约。在拜占庭方看来，新和约比旧和约明显有更多的好处，除了一千个诺米斯玛塔的签字费之外，进贡的马匹与奴隶数量也有所增加，改为每周五进贡一匹马与一名奴隶。同时他们还规定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 [1] ，以及塞浦路斯的收入要由缔约双方平分——这一安排最终使塞浦路斯成为非军事化区，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成为令人艳羡的自治地区。 [2] 新和约中一个更为可疑的条款则要求把四处劫掠的马尔代特人撤出黎巴嫩山区，并把他们安置到安纳托利亚。这个狂野不羁的部族多年以来一直是萨拉森人的眼中钉，给帝国提供了很多帮助，而拜占庭方中也有许多人担忧将他们撤走会危险地削弱叙利亚边境的力量。但查士丁尼相信将他们安置到阿塔利亚［Attalia，即今安塔利亚（Antalya）］和安纳托利亚南部海滨的其他战略要地，实际上是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而非削弱——他很可能是对的。

此外，他也把这一举措视作一个更大也更野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正是重新在安纳托利亚安置居民。安纳托利亚地区直至此时也没能从与他同名的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所遭受的掠夺之中恢复过来。这一政策称不上新奇，一个世纪之前莫里斯曾将三万名亚美尼亚骑兵安置在这一地区，自此这一政策就时而实施。但查士丁尼给予这一政策以新的动力，我们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他在688～689年向西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发动远征的原因。在胜利进入塞萨洛尼基之后，他在爱琴海沿岸各地将大批斯拉夫村民与农民转移到奥普希金军区安置，这一军区位于古比提尼亚地区，范围为整个马尔马拉海南岸以及规模可观的内陆地区。次年，他下令在东部与西部的边境地区进行几次类似的迁移，据估计，五六年间他在小亚细亚安置了约二十五万名新移民。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乎不可能不带来剧烈的变化。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核心依然是军区制——由希拉克略最早引入的体系——但军区内部的具体情况则与他执政的时代大为不同。在七世纪初，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是那些大规模土地的拥有者，也是西欧那些封建男爵的原型。七世纪末的重点则落在那些自由独立的小农阶级身上，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用的林地、草地与牧场则作为他们与邻居们的土地分界线。他们的生存环境突然变好了，这无疑会提高人口出生率，并逐渐提高土地耕种率，增长的人口可以提供一支比之前更强大并能够迅速集结起来的地方民兵，因为希拉克略要求这些家庭的一家之长或者长子必须服兵役。这一社会变革被记录在这一时期两份最明确地写明其内容的法律之中，其一正是所谓的《农民法令》（Farmers’ Law ），当代学者大多认为这出自查士丁尼二世执政时期（也有一些人认为稍晚于此）。尽管对乡村中的小偷小摸的处罚大多过于严苛，比如偷盗粮食的贼要遭鞭笞乃至刺瞎，纵火焚毁谷仓草料的犯人要被砍掉一只手，但该法令依然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七世纪的乡村生活，而同时代其他地区的乡村生活大多处于谜团之中。 [3]

这一时期，税收很明显不是以每个村民为单位收取，而是向整个村庄收取。这一理念本身没有问题，每个人支付自己应付的税金，具体配额则由乡村社区决定。问题在于查士丁尼——在过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开始索取臣民无法承担的税额。必须提及，他的臣民之中大多是刚刚抵达安置地域的外来者，违心地背井离乡，没有为他们皇帝效忠的理由。无疑是出于这一原因，在691年与阿拉伯人再度开战时，两万名斯拉夫人士兵叛变投敌，帝国因此于次年在塞巴斯提奥波利斯 [4] 大败，并随即丢失了亚美尼亚。按塞奥法内斯的记载，此时的查士丁尼第一次展露出令他声名狼藉的残忍。据说他将距离叛变者数百英里之外的比提尼亚的所有斯拉夫人家庭聚集到尼科米底亚海湾的海滨，将他们全部处决，无论男女老幼都被无情屠戮并扔进海中。

必须提及的是这一说法存在疑点。一个694年或695年的铅封上提到了一个管理比提尼亚斯拉夫雇佣军的官员，而那是这场屠杀发生两三年之后的事了。这无疑说明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并没有被全部杀害，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遭屠杀的人被此后迁来的定居者代替了。一位当代史学家则明确断定“塞奥法内斯的记载不可信”。 [5] 可惜的是，皇帝此后所做的一切意味着这一记载可能完全属实。

第五～六次大公会议纪要（691）

《农民法令》着实引人注意，另一份文件则更详细地告诉我们查士丁尼二世时代的礼仪习俗，即对691年由皇帝召开、东部一百六十五名主教参与的宗教大会的记录，也就是所谓的“第五～六次大公会议”（Quinisextum）纪要。据说编纂的目的是给第五次和第六次大公会议之后留下的问题订立规章制度，这一同解释了这个怪异名字的来源。但这场会议也成了皇帝决定像干涉政府各部门事务一样干涉教会事务的范例。就此，在没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讨论的情况下，与会者被迫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上花费大量时间，有时一些问题之细碎令人惊讶。

然而他们的兴趣完全不曾减退。比如记载中提到，教规第三条宣称禁止教士二婚，而且所有在受洗之后娶寡妇、妓女、奴隶或倡优的人都不得成为教士；教规第十一条要求教士不得请信仰犹太教的医生为自己诊治，也不能和犹太教教徒共浴；教规第二十四条禁止教士们参与比赛或者进入剧院，如果出席婚礼的话他们必须在“比赛开始之前”就离席；教规第四十二条要求“那些穿黑衣、蓄长发并去城镇中拜访俗世男女的隐修士”必须剪掉头发进入修道院，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就必须被赶到荒原之中；教规第五十条规定可以将玩骰子的人革除教籍，即使俗世中人也不能幸免；教规第六十一条规定所有曾经占卜算命、“用熊或者其他动物欺骗老实人”或者出售幸运符与护身符的人，都要忏悔六年；教规第六十二条则宣称所有异教的节日都要被禁止，包括博塔节（Bota，纪念潘神）和冬节（Brumalia，纪念酒神巴库斯），所有妇女跳的舞蹈和致敬异教神的舞蹈（不论男女）都要被禁止，所有与异教相关的舞蹈、悲剧、喜剧或者讽刺剧都要被禁止，在葡萄丰收时的异装行为以及对巴库斯的祈祷也都要被禁止；教规第六十五条禁止在新月时围绕篝火跳舞；教规第七十九条还禁止在圣诞节赠送他人礼物；教规第九十一条要求处罚堕胎者和执行堕胎的医生，按谋杀论罪；教规第九十六条则禁止留有“挑拨或引诱他人的发型”的人进入教堂。

至此这些新规矩都没什么问题，也可以确定“大公会议纪要”所讨论的内容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乡村居民的习俗与迷信——许多习俗遗留至今——关系甚少，乃至毫无瓜葛。一切本可以风平浪静，但查士丁尼惹出了麻烦，他并未邀请来自罗马的代表团，于是会后他将一百零二条得到批准的教规送交教皇塞尔吉乌斯一世（Sergius I），并断然要求他批准。由于一些教规——比如允许教士成婚或谴责在大斋期的周六斋戒——与罗马教会的习俗直接抵触，教皇自然而然地表示拒绝， [6] 而查士丁尼随即命令拉文纳总督扎哈里亚斯（Zacharias）将他逮捕，并带到君士坦丁堡审判。

他无疑是想借此模仿自己祖父对教皇马丁的处理，甚至是查士丁尼一世对教皇维吉琉斯的处理。但时代变了。相比那两位不幸的先辈，教皇塞尔吉乌斯的权势要大得多，他也更受欢迎。接到命令之后，拉文纳和罗马城中忠于帝国的部队都拒绝遵命。在扎哈里亚斯抵达拉特兰宫之后不久，那里就被包围了，而这个不幸的总督成了自己麾下部队和罗马居民的俘虏，所有人都在诅咒想对教皇下手的皇帝。记载称，直到塞尔吉乌斯亲自干预，他才得以从教皇自己的床下离开并逃走。 [7]

当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尼再度陷入他早已展露过的无法自控的暴怒。然而大多数的臣民不太可能支持他。在他继位后的七年中，依然没到二十三岁的他已经极不受欢迎，其程度几乎只有福卡斯能与之相比。如前文所述，他对安置人口的高压处理早已引发大规模哗变，并使他失去了亚美尼亚。旧有的权贵们清楚他心怀敌意，但在皇帝为使农民们都直接效忠他一人而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势、剥夺他们的特权时，也无能为力；这些农民都因为他贪得无厌地加税而心怀不满。

在某个问题上，查士丁尼二世可以与他的同名者相提并论，乃至胜过查士丁尼一世。他也热衷建筑，而他的建造规模几乎能使他的臣民全部陷入赤贫。他的税官们——其领袖为大部长塞奥多托斯（Theodotus），一个被解除僧侣身份的牧师；以及大司库（Sacellarius）波斯人斯蒂芬（Stephen），一个高大而可憎的宦官，手中时刻拿着一条鞭子——很快展现了与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的最恶劣记录相当的残暴与无情，只要能多给他们的主子压榨出几个子儿，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给受难者用刑（通常是把他们吊在小火堆上，用烟熏晕）。富裕的权贵们自然首当其冲，查士丁尼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决心彻底消灭这个阶层。他们在几番逆来顺受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叛乱。

利昂提奥斯暴乱（695）

他们的领袖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军人出身的利昂提奥斯（Leontius）。在亚美尼亚与高加索的征战之中表现出色的他在692年失宠——也许他是塞巴斯提奥波利斯战败时的指挥者——并被投入监狱。记载提及两个僧侣在那时来拜访他，其中一人预言称他今后会戴上皇冠。这个预言留在了他的心中，695年他被突然释放并提名担任新创立的希腊军区的总督时，他立即前往禁卫监狱，制服了典狱长并释放了所有的囚犯——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老战友，他们也立即拥立他为皇帝。他们随后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一路上号召所有人在大教堂集会。在他们抵达之后，不久之前冒犯了皇帝的牧首还在担忧遭到报复，此时他毫不迟疑地表示支持，并说道：“这是上帝所指定的日子！”在蓝党的积极支持之下，利昂提奥斯在清晨时分被立为君主，政变也就此结束。查士丁尼被俘虏并披枷戴镣地绕大竞技场游行，曾经的臣民则对他大加辱骂。新皇帝感念自己与查士丁尼二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关系甚好，便饶他一命，改用这一时期已经颇为常见的肉刑，割去了他的鼻子与舌头， [8] 再将他送去克里米亚的赫尔松永久流放。他手下那些贪得无厌的鹰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双脚被拴在重型马车的车尾，从奥古斯都殿堂一路拖过君士坦丁堡主街抵达公牛集会所（Forum Bovis），即今阿克萨赖（Aksaray），被活活烧死。

十年之后，又经历了两个皇帝统治的拜占庭居民会为他们那时没有把查士丁尼二世一同烧死而后悔。

利昂提奥斯乏善可陈的执政时期只有一件事值得记载：迦太基被萨拉森人夺取，698年阿非利加总督区随即消失。皇帝起初竭力试图挽救颓势，派出了他所能派出的最大规模的舰队以解救这座被围的城市。但讽刺的是，这支舰队反倒推翻了他。舰队的军官们没有返回报告战败的消息，反而发动叛乱，他们拥立一名分队长——地位大概相当于海军中将——为皇帝，他也匆忙把自己日耳曼风格的名字阿普斯玛（Apsimar）改为提比略（Tiberius）。当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从来都不喜欢利昂提奥斯的绿党支持这些兵变者，而他们的支持最终决定了时局。这个不幸的人也和前人一样失去了鼻子，并剃度成为僧侣，被送进达尔马图斯（Dalmatus）修道院。

提比略的能力要好得多。在他的兄弟希拉克略（Heraclius）的协助下，他加强了安纳托利亚的陆地与海洋防御，在700年侵入了萨拉森人控制的叙利亚，并收复了亚美尼亚部分土地——不幸的是仅控制了很短的时间。此后在703年与704年，他击退了萨拉森人对奇里乞亚的连续进攻，并使他们付出相当大的损失。如果他能够保住皇位，他很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之中颇为显赫的一位，但他恰恰没能保住皇位，于705年被推翻。被流放了十年又被毁容的查士丁尼带着一如既往的野心与复仇的怒火返回了都城。

今称科尔松（Korsun）的赫尔松城遗址存留至今，目前已发掘出一些街道、中央广场、一座剧院的遗迹，并发现了一些颇为精美的六世纪地面镶嵌画。而在一千三百年前，那是个规模可观的聚居区，是帝国一个半自治的附庸城市，有自己独特的希腊式管理体系，有自己的法官和议会。那里小规模的帝国驻军更多是担负防卫任务，而非试图控制。但它能够在两个方面帮助拜占庭帝国。首先，这是一个珍贵的前哨，可以监视那些依然在南俄草原和高加索游荡的蛮族——包括阿兰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可萨人和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其次，这个偏远的地方也是个合适的流放地，教皇马丁在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到此地的三十年前在此逝世。 [9]

联姻可萨（704）

然而必须提及的是，皇帝在被流放时只有二十六岁，自流放之初他就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永远留在赫尔松。他逐渐在身边聚集起一群忠实的随从，他们对利昂提奥斯的敌意也与日俱增。当这个篡位者在698年被推翻时他们更是公开表示欣喜；但702年或者703年年初，查士丁尼给当地带来的麻烦太大，以至于他们打算把他送回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及时得知了他们的意图，他溜出城中向可萨可汗伊布兹尔（Ibuzir）求援，可汗也热情地接待了查士丁尼，还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或许可谓幸运的是，这位新娘看到新郎第一眼时的反应没有见于记载，毕竟他的外貌不可能有多好。但他立即将她改名为塞奥多拉（Theodora）。两人此后在亚速海出口的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定居，等待安置。

他们的新婚生活很快就被打扰了。君士坦丁堡迟早会知道这位被流放的皇帝的下落。704年，塞奥多拉的某个侍女带来消息，称帝国的使节已经来到她兄长的宫廷，许诺只要交出查士丁尼——无论生死——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回报。伊布兹尔起初似乎态度坚决，但在使节出言威胁之后他似乎有所软化，他的妹夫已是性命堪忧。

这一情报在几天后得到证实，一批士兵突然来到法纳戈里亚，宣称作为查士丁尼的新卫队。查士丁尼并不相信他们。他很快看出两个军官很可能打算刺杀自己。在他们动手之前，他先分别请两人来到自己的房中，趁他们进门时扑上去将他们扼死。危险暂时摆脱了，但他仍需要加快步伐。塞奥多拉此时有孕在身，只得去投奔她的兄长；查士丁尼本人则溜到港口，征募——更可能是偷窃——一艘渔船并趁夜色溜走，沿克里米亚海滨返回赫尔松。他清楚自己这样做是在以身犯险，他更清楚自己在这个城中根本没有办法伪装，城市的当权者也不可能让他再度逃走。然而他成功地联络到自己的支持者，并召集他们秘密开会。此后他们一同趁着夜色起航逃走，向西穿越黑海。

查士丁尼返回（705）

据说在旅途之中，他们的小船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其中一人向查士丁尼提议，如果他保证在夺回皇位之后饶恕所有曾经与他为敌的人，也许能平息上帝的愤怒。查士丁尼则给出了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性格的回复：“如果我会饶恕他们任何一个人，就让我立刻淹死吧。”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风暴平息了，小船安然抵达保加尔人控制的多瑙河三角洲。

保加尔人的国王特尔维尔（Tervel）和一两年前的可萨可汗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查士丁尼，并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为这位皇帝提供所有军事支援以夺回皇位，并因此获得恺撒封号，与皇帝的女儿 [10] 成婚。705年春，这个被流放的皇帝作为斯拉夫人与保加尔人组成的大军的领袖，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等待了三天之后，他的打开城门的要求最终受到奚落，他随即开始攻城。在这三天中，他的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废弃已久的引水沟，位于城墙之下。第三天夜间，在几个他精选的志愿者的陪同下，他爬过了引水沟，从城墙的最北端布拉赫内宫之外进入城中。正在打瞌睡的守卫措手不及，几分钟后他就占据了这座宫殿。次日清晨，皇帝返回并占据了他的宫殿的消息传开，提比略逃往比提尼亚。城中市民自知如果不投降就要在破城后面对蛮族的抢掠，为自保只得投降。

如果皇帝在渡过黑海时确实发了那个可怕的誓言，那些陪同他的人在此后的岁月之中必然不可能将这一誓言忘记。提比略本人很快被俘虏，他的前任利昂提奥斯也被拖出修道院。尔后两人在706年2月15日披枷戴镣游街示众，穿越君士坦丁堡全城抵达大竞技场——和查士丁尼在十年前的经历一样——他们曾经的臣民向他们投掷污秽，大加辱骂。游街示众结束之后，他们被拖到皇帝面前，他把自己穿着紫色靴子的脚踩在两人的脖子上，人群则共同吟诵《圣咏集》中的第九十一篇，其第十三节似乎特别合适：

你可行走在毒蛇和蜥蜴身上，

你可践踏在狮子和毒龙身上。 [11]

之后两人被带去行刑场，首级被从肩上砍下。

此时的保加尔大军在城外等待，他们都等待着冲进城中大肆奸淫掳掠一番，特尔维尔花了不少工夫才最终约束住他的手下，而查士丁尼也清楚他的新盟友得不到此前许诺的回报是不会率部返回的。特尔维尔与他女儿的婚姻并未再提，由于编年史家没有再提及这个女孩，我们只能推测她和自己的母亲一样早亡了。但约定的另一部分则是逃不掉的，于是在他返回城中不久之后，他在一大群见证者的面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将紫袍披在这个保加尔国王的肩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正式立他为恺撒。许多在场的人都惊恐不已，因为恺撒是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头衔，此前只有皇帝家族的重要人物才能拥有这一头衔；当一个连帝国公民都不是的蛮族土匪头子成为恺撒时，他们现在难道只能默默看着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们早已清楚这位君主并不是个尊重传统的人，无论他决定要如何行事，他们都最好不表达意见。

恐怖就此开始：一场血腥的狂欢，甚至比一个世纪前的福卡斯所做的更为恶劣。如助祭保罗在一段讥讽皇帝没有鼻子的话中所说：“杀死忤逆他的人，就如同他擦‘鼻孔’上的脓一样频繁。” [12] 提比略的兄弟希拉克略是此时的帝国最优秀的将军，如此杰出的军人不是查士丁尼可以随意舍弃的，但他和他所有的下属军官一同被绞死，吊在沿城墙外排开的绞架上示众。其他人则被拴上重物扔进海中。为这两个僭位者加冕的牧首卡里尼库斯被刺瞎并流放到罗马——传闻，这隐含着对教皇约翰七世（John Ⅶ）的威胁，警告他不接受大公会议纪要可能的下场。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此前反对查士丁尼而遭受酷刑与肉刑。对他的同时代人而言，只有一个解释：皇帝疯了。此时的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边境形势正在不断恶化。他想要的只有鲜血——即使这意味着帝国血流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以及他的妻子。

他已经与她分别两年，甚至都不知道她和孩子还是否在人世。他也无法确定她的兄长会不会让她离开自己的宫廷。然而事实上他并不需要担心。得知皇帝复位的消息之后，可汗伊布兹尔立即为此前的背信懊悔不已，他急于修复原来的友谊关系并享受成为皇帝的妻舅的诸多好处。塞奥多拉安然返回君士坦丁堡，带着她颇不幸的名为提比略（Tiberius）的儿子，她因此成了拜占庭的第一位异族皇后。查士丁尼在码头迎接他们；看到事实之后，屏住呼吸的围观者终于松了口气——这个成为他们皇帝的恶鬼，这个呼吸之中满是苦难与憎恨味道的怪兽，也有自己爱的人。当皇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将冠冕戴在妻子与儿子的头上时，难免有人会摇头。毕竟这个女人是个异族，仅仅这一点就很成问题。她是个蛮族，她的儿子，这个同时被查士丁尼立为共治皇帝的小男孩，有一半蛮族血统。他们悄悄议论说，这样的通婚在从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但一个没有鼻子的皇帝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陈旧的偏见在查士丁尼二世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已经不可接受。他并没有切掉僭位者的鼻子，因为他已经证明一个没有鼻子的人也可以当皇帝，使劓刑失去了意义。让他们不再惹出麻烦的办法只有将他们彻底消灭，他正是这么做的。此后令人厌恶的劓刑几乎很少再出现了。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可萨人塞奥多拉此后成了许多在帝国边境之外的远方出生而最终成为皇后的第一人。

简而言之，八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与七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截然不同，而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查士丁尼二世的暴戾与残忍。

拜占庭的损失（709）

查士丁尼立特尔维尔为恺撒，并非他意图改善帝国与邻国关系的唯一举措。在他复位之后他释放了他的两位前任所俘虏的六千名阿拉伯俘虏；一两年后他给哈里发瓦利德一世（Walid Ⅰ）送去一大笔黄金，并委托一群娴熟的工匠在麦地那的大清真寺完成一幅镶嵌画和一栋建筑。作为回报，据说瓦利德赠予他“一整间屋子”的胡椒，价值两万第纳尔。

然而任何挥霍手段都不太可能长时间保证帝国边境的和平。查士丁尼二世的东部邻国与西部邻国都很快意识到，他的大清洗除掉了自己手下所有最优秀的军官，他们很快开始利用这一事实所带来的优势。708年，拜占庭军队在多瑙河河口附近的安西亚洛斯（Anchialos）被某个保加尔部族（然而基本可以肯定这个部族并不臣服于特尔维尔）击溃。709年他们遭遇了更大的惨败，卡帕多西亚的重镇泰安那（Tyana）被阿拉伯人夺走，而这场胜利促使他们深入帝国内陆发动侵袭。

同样在709年，另一个事件给查士丁尼二世的威望造成了比丢失任何堡垒都要大的损害。他对拉文纳发动惩戒远征。他的动机依然是个谜。这座城市确实曾在他试图逮捕教皇塞尔吉乌斯时抗命不遵，但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他十年的流放也不足以解释这么漫长的拖延。现存对这一事件最生动的记载来自九世纪的拉文纳人阿格内鲁斯（Agnellus），他声称是因为城中人提议给皇帝用劓刑，但这可能性似乎更小。

然而依然存在第三种可能：拉文纳表露出脱离罗马控制的愿望。拉文纳与罗马的关系向来不和，拉文纳作为总督区的首府，其教会长期以来存在一定的自治权；该城厌恶罗马的最高权威，特别是所有大主教在接受任命时要宣誓效忠于教皇的环节。正常情况下这种厌恶是可以悄然存在的，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708年，新任大主教菲利克斯（Felix）明确拒绝签署必要的承诺性文件。尔后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而这应该就是让皇帝开始行动的原因——至少给出了他行动的借口。709年春，他派出由显贵塞奥多尔（Theodore）率领的一支舰队前往拉文纳，命令他以自己的名义宴请当地所有的显赫人物。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应邀赴宴时被全部逮捕，而后绳捆索绑地押上船送去了君士坦丁堡，而塞奥多尔的部下冲进城中大肆劫掠。他们抵达之后被押到皇帝的面前，据阿格内鲁斯的记载，坐在镶着黄金与祖母绿的皇位之上，戴着皇后亲手制作的嵌珍珠皇冠的查士丁尼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只有大主教一人得以免于死刑，因为查士丁尼在前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警告他不要处死大主教。菲利克斯受了瞽刑 [13] ，而后被流放到本都。直到查士丁尼二世死后他才得以返回自己管辖的拉文纳。

在拉文纳，查士丁尼二世的行动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灾难。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被点燃，引发了公开的暴乱，之后的一系列抗命不遵给继任的总督们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罗马，这一切反而像不曾发生过一样，任何值得戴上三重冠的教皇都应该抗议，应该高声为如此粗暴对待他的属民而抗议，而且教皇更应该为高阶教士遭受不公对待而抗议——无论这位教士是否顺从他。但教皇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没有只言片语表达抗议。此后发生的事件揭示了原因：在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皇帝和教皇终于打算解决大公会议带来的麻烦了。

在查士丁尼被流放时，这次宗教大会批准的一百零二条教规没有得到教皇的默许；查士丁尼返回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派两名都主教去拜访教皇（约翰七世），请求他批准这些教规，至少批准他并不反对的教规。这个要求相对合理，对查士丁尼这样的独裁者而言更是少见，但对这位教皇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他拒绝批准。僵局很可能持续下去，但约翰于707年逝世，随后继任的教皇叙利亚人西西尼乌斯（Sisinnius）年事已高，执政三周之后就撒手人寰。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的态度则要好得多。新教皇是来自叙利亚的君士坦丁，他在710年接受了查士丁尼的邀请，准备亲自前去他的都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皇帝欢迎教皇（711）

君士坦丁在711年初春带着大批随从抵达。在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中，他在七里海湾遇到了以盛大典礼迎接他的牧首，以及查士丁尼二世的儿子，即时年六岁的共治皇帝提比略。他骑着佩有金马具并穿着装饰华丽的马衣的骏马，而后一行人穿越金门正式入城，穿过主街，来到再度迎来一位教皇的普拉西狄亚宫。奇怪的是，皇帝本人并没有在都城迎接他的贵宾，此时身在尼西亚的他以书面文字以示欢迎，并建议两人到尼科米底亚来商谈。至于这是不是耍弄手段迫使君士坦丁前来见他，只能靠猜测来判断了。教皇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一两天之后两人会面时，教皇在查士丁尼的见证下获得了象征皇权的一切仪服，包括皇冠，查士丁尼匍匐在地亲吻他的脚。在接下来的星期日，这位君主接受了教皇分发的圣餐并寻求赦免罪恶，两人随后共同返回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商谈也随即开始。

不幸的是有关此后达成的协议，存留的记载很少，两份希腊语的资料很明显对西部的教会毫无兴趣，而《教皇名录》的作者仅兴致勃勃地记载了教皇欢迎会的盛况以及为他安排的典礼，却没有讨论关键的神学问题与圣餐仪式问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教皇终于批准了半数的教规，而皇帝也同意放弃另外一半；两人在友善的气氛中分开，查士丁尼“恢复了教会所有的特权”，至于其具体所指为何则不得而知。教皇在10月安然返回罗马，此时他正好离开该城整整一年。

巴尔达内斯称帝（711）

也许皇帝在得知他对拉文纳的惩戒远征引发了动乱之后，就决定不再发动类似的远征了——至少大部分的臣民诚心期望他如此。但查士丁尼从来都是无法预测的，在711年年初——那时他本人应当还在和教皇商谈——他发动了新的远征，这一次的目标是他的流放地，即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和对拉文纳的远征一样，他这次远征的原因很难猜测。尼基弗鲁斯和塞奥法内斯都认为他仅仅是想向这个打算把他交给提比略的城市复仇，但他为什么要在复位后又等上六年呢？幸运的是还有一个更可能的解释。在他离开克里米亚之后不久，他的妻舅可萨可汗向赫尔松进军，他即使没有征服这座城市，至少也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可萨的吐屯（Tudun），负责管理该城。因此很可能是因为可萨人侵入了帝国的土地，至少是侵入了帝国的势力范围，皇帝才决定发动远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愤怒应当是主要针对可萨人，而不是城中的本地居民。

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他的远征军——据称人数多达十万，但这基本可以说是夸大的——依然基本达成了目标。七名显赫的市民被活活烧死，不计其数的人则被扔进水中，并拴上重物确保溺死。此外还有约三十人，包括吐屯和希腊人市长佐伊洛斯（Zoilos）以及两人的家人，被披枷戴镣押送到君士坦丁堡。一个名叫伊利亚斯（Elias）的帝国官员奉命接替吐屯，并率领一支规模增大的驻军驻扎在城中。但当皇帝前来召他的部队返回家乡时，一场灾难发生了：黑海屡屡发生的突发风暴将整个舰队吞没。对损失的具体数据当然也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据估计遇难者多达七万三千人。

此时我们的两份资料都记载称查士丁尼在得知这场灾难的消息时，竟然大笑起来。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最仁慈的解释也只能是他患了急性癔症，除此之外的解释大概只有他陷入了家族遗传的癫狂。他几乎立即宣称要进行第二次远征，但在他能够这么做之前，信使就带来了更不安的消息：一支可萨军队已经抵达赫尔松，在该城准备抵御拜占庭帝国的攻击。更糟糕的是，当地的管理者伊利亚斯以及所有驻军因为自知寡不敌众，全部向敌军投降了。

无论查士丁尼现在是否疯癫，他还是选择了唯一可能的手段——外交手段。他将吐屯和市长释放，并在三百士兵的护送下把他们送回以恢复他们原有的职务。他的大部长叙利亚的乔治（George）随他们一同前往，奉命就发生的一切向可汗致以皇帝诚挚的歉意。他此后还要求交出伊利亚斯，以及一个被流放到此地的亚美尼亚裔将军瓦尔丹（Vardan）——希腊语资料称巴尔达内斯（Bardanes）——因为据说是他劝说伊利亚斯叛变的，这一说法很可能属实。

但赫尔松的居民不想调停。大部长和他的随从抵达之后即被全部处决，吐屯和他的三百名护卫则被送去可汗那里。不幸的是他在路上死去，而可萨人相信他在往生之路上也需要护卫，就将许多护卫杀死殉葬。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其他城市此时正式宣布不再承认查士丁尼二世的宗主权，转而支持被流放的亚美尼亚人巴尔达内斯并立他为皇帝，他也改名为菲利皮库斯（Philippicus），一个罗马风格的古名。战争随即开始。

当信使颤抖着将事态发展报告给查士丁尼二世时，他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他立即准备了一支新远征军，由显贵马洛斯（Maurus）率领，要他将赫尔松夷为平地并杀掉城中所有的活口。靠着巨型攻城器械，他成功摧毁了城中的两个防御塔，但随着更多的可萨部队抵达，他别无选择，只得谈判。但他也清楚，这么做的话他就没办法返回向查士丁尼报告了，于是他请求与菲利皮库斯会面，并跪在他的面前。落子无悔，继续等待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拜占庭舰队以及残余的陆军在新皇帝的率领下起航返回君士坦丁堡。

与此同时，查士丁尼犯下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即他离开了都城。他并不是打算逃跑（毕竟他此前还从未试图逃跑），而是打算平息亚美尼亚的一些小规模骚乱。他根本没能抵达那里，当得知第三个僭称皇位的人正经黑海进军时，他立即掉转方向，“像怒吼的狮子”一样全速赶往都城。但他来得太晚了。菲利皮库斯先他一步抵达，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欣然接纳了他。查士丁尼在城外第十二块里程碑处被逮捕，逮捕他的伊利亚斯很可能就是他一个月前任命的赫尔松的新管理者。伊利亚斯宣称自己有权执行死刑，因而砍下了查士丁尼的首级并作为战利品送给新皇帝。据说此后他的首级还被送往罗马与拉文纳展览。但无头的躯体不能得到基督徒式的葬礼，被随意地扔进了马尔马拉海。

当查士丁尼的死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他的母亲皇太后阿纳斯塔西亚带着自己的小孙子提比略匆匆躲到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中避难。然而他们到达那里之后不久，菲利皮库斯的两个手下就赶来要她交出小皇子。老太后乞求他们，他们中的一个人似乎打算听从，但另一人约翰·斯特罗索斯（John Strouthos，意为“麻雀”）冲向了那个孩子，早已吓呆的提比略一只手抱着圣坛的柱子，一只手握着真十字架的碎片。拜占庭帝国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无视如此神圣的物品，但斯特罗索斯不会因它们而放弃任务。他一把将圣物从提比略手中抢走，而后虔诚地把它们放到圣坛之上。随后他解下这个皇子胸前挂着的圣物盒，挂到自己的脖子上。再之后他才将这个孩子拖到了旁边一座教堂的回廊之中，脱光了他的衣服，“像宰羊一般将他杀死”——出自一位编年史家颇为形象的记载。在这个六岁的孩子被无情杀死之后，希拉克略家族就此绝嗣了。

查士丁尼的功过（711）

经过父子相传的五代皇帝之后，希拉克略家族创立了拜占庭帝国第一个真正的王朝。这个王朝壮丽地开始，又在一百零一年后血腥而耻辱地结束。必须强调的是，查士丁尼二世并非通常所说的十足的灾难。特别是在他第一次执政时，他和自己的父祖们一样勤政，竭力要加强帝国的防御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军区体系，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人口迁徙，以在战略要地建立军事定居点。他的《农民法令》——如果确实是他推行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从大地主的禁锢下解脱出来，给予他们自由、自尊，并让他们的后代为保卫帝国与所有入侵者作战。他也努力改善与两个最危险的邻国，即阿拉伯帝国和保加尔汗国的关系，即使说在这方面他没有那么成功，终归也是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最后，他使帝国与罗马教会保持绝佳的关系，在他的都城以贵宾之礼迎接来访的教皇——在他之后，下一位踏足这座城市的教皇的出现要等到十二个半世纪以后了。 [14]

这样的记录终归称不上可鄙，我们也没有提及查士丁尼在近十年的流放并惨遭毁容之后所展现的勇气与决心，以及他最终得以从克里米亚返回重夺皇位。然而无论如何辩解，他终归要为他犯下的诸多暴行和对不可胜数的臣民的残害负责，他下令处决的人中大多是完全无辜的。对他无法自控的残暴的一个似然解释是，他已经惨遭肉刑，而且余生都要以一张怪异而耻辱的面孔示人，戴上一个纯金的假鼻子——据说他晚年一直如此——却也是于事无补。这至少解释了一部分问题，但不能洗脱他的罪责，这对遭他残害的人和受害者的家属而言也几乎算不上宽慰。他的第一次执政即使没有第二次执政时那么肆意妄为，也依然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最终引发了革命。

简而言之，他的臣民总算摆脱了他。我们会同情他的母亲阿纳斯塔西亚，据说她曾被大司库斯蒂芬公开鞭笞，她的儿子此后却没有为自己的母亲做半个字的辩护，也没有进行任何惩罚。他的妻子塞奥多拉的结局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和她的丈夫共命运了——毕竟她没有和自己的儿子一同死去。他的儿子则最为可怜，惊惧不已的提比略在七岁生日之前被仓促地谋害。查士丁尼二世被杀时时年四十二岁；他的死期，711年11月4日，我们只能说，不算来得太早。 [15]

[1] 此处所说的伊比利亚位于亚美尼亚以北，在黑海与里海之间。

[2] 此外他们还免于履行任何兵役，并且避免了八世纪破坏圣像派的迫害。

[3] 这一法令的英文译文见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ⅩⅩⅫ（1912），pp.87～95。

[4] 塞巴斯提奥波利斯（Sebastopolis）即今苏卢萨赖（Sulusaray），位于锡瓦斯（Sivas）与阿马西亚（Amasya）之间。

[5] 奥斯特洛戈尔斯基（Ostrogorsky）在其第一版编译中下了如是断言，而在第二版编译中（pp.131～132），这一说法被修改为“塞奥法内斯的说法当然不可尽信”，这一细微差别难免引发读者猜想。

[6] 教皇不能接受的另一个教规是禁止将耶稣比喻为替罪羔羊，即使这一比喻早已风行。据说塞尔吉乌斯格外喜爱这一形象，并特意在弥撒中加上了《羔羊颂》（Agnus Dei ）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7] Liber Pontificalis ，I，373～374.

[8] 此处割舌之刑很可能是一种象征，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查士丁尼二世一生都格外健谈。失去鼻子使他永久毁容，并自此被称为“受劓刑者”（Rhinotmetus）。

[9] 这位教皇厌恶这个地方，并为这里的生活状况叫苦不迭。他甚至给他的朋友们写信索要面包，并说面包在这里“只能耳闻却不曾目睹”。

[10] 指查士丁尼二世与已故的首任妻子欧多西亚（Eudocia）所生的女儿。

[11] 此处的意思是用“狮子”（lion）指利昂提奥斯，用“毒蛇”（asp）指阿普斯玛（提比略）。

[12] Historia Langobardorum ，Ⅵ，xxxii.

[13] 具体执行方法颇为独特，向烧红的巨大银盘上浇最浓烈的醋，牧首被迫在蒸汽之中长时间睁眼，并因此失明（Agnellus，p. 369）。

[14] 教皇保罗六世（Paul Ⅵ）于1967年7月25日访问伊斯坦布尔。

[15] 罗马帝国的皇帝理论上不能有明显的生理缺陷，因此皇位僭称者在失败之后，往往遭受劓刑、宫刑、瞽刑等肉刑，使其失去掌控大权的理论基础。查士丁尼二世的复位，意味着劓刑无法阻止僭称者夺权，因此这一酷刑在拜占庭帝国此后的历史长河中迅速消失。当然，宫刑和瞽刑还将继续施加于政治阴谋的失败者以及他们不幸的亲属们身上。——译者注

第十七章 破坏圣像（711～775）

在盲信的长夜之中，基督徒已经与简单的福音书渐行渐远，他们也难以理智思考，更无法返回思辨的迷宫。对十字架、圣母、圣人及其遗物这些偶像的崇拜，已经和狂热虔诚混合，神圣的本质笼罩了迷信与幻影；而本应充满好奇与怀疑精神的头脑，则因习惯性的顺从与轻信而麻木不仁。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九章

幸运的是，查士丁尼二世在有效统治帝国的时间里，大力加强了帝国核心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士气极为低落。不那么幸运的是，他的继承人菲利皮库斯·巴尔达内斯是个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花费大量钱财供自己享受，并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依然只热衷重提旧有的神学争议，而拜占庭帝国多年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内心或许倾向于基督一性论——各种异端中最具煽动力的一派——但他明智地没有试图直接复兴这一派别。他决定重新推动折中的基督一志论，甚至动用自己的权威发布皇帝敕令，将仅仅三十年前的、否定这一论调的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决议驳回。与此同时，他下令将宫中描绘这次大公会议的画作，以及大里程碑凯旋门上纪念这次会议的饰板全部撤下。

教皇君士坦丁本就因他的朋友查士丁尼的遭遇而惊恐不已，并坚定敌视他的继承者；当这一消息传到罗马时，他更是大发雷霆。菲利皮库斯送来的正式宣告自己登基的信件，在他看来满是异端邪说，他立即将其退回并送去一封自己的敕令，认定将这个新皇帝的肖像印在货币上、在书面文献上提及他的执政，甚至在教堂祈祷时提及他的名字，都是对罗马教廷的冒犯。最终，对明显具有报复性的撤掉画作和饰板一事，他下令所有类似的画作——不仅是第六次大公会议，另外五次大公会议的画作一并算在其中——都要特意绘制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墙壁之上。

在相对和平的年代，皇帝或许可以过典型拜占庭式的生活，既沉溺于肉欲又思索基督教问题，让他的臣民自力更生。然而712年绝不能如此，因为查士丁尼的死给了保加尔国王特尔维尔期待已久的机遇。以为自己的旧友报仇为名义，他再度入侵帝国并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一路烧杀抢掠。可能出于对保加尔盟友的信任，查士丁尼对色雷斯地区的防务并未多做准备，而他的继承者更是漠不关心。想要击退入侵者，皇帝就必须从马尔马拉海对岸的奥普希金军区调遣更多的部队过来。

仿佛在劫难逃一般，这一决策也最终导致他失去皇位。奥普希金军区因自行其是而恶名远扬，军区士兵们对这个亚美尼亚的暴发户没有多少忠诚。他登上皇位的方式堪称可疑，现在他又视这皇位如儿戏一般。他们制订了细致的计划，于713年6月3日，五旬节的星期六，在皇帝惬意地与朋友饮宴一番又午休完毕之后，一群士兵冲进他的卧室把他架走，一路拖进了大竞技场。在绿党赛车手的更衣室中，他们刺瞎了他的双眼。他仅仅统治了十九个月。 [1]

阿纳斯塔修斯与塞奥多西奥斯（715）

政变成功后，奥普希金军区的士兵们可能想过推举他们之中一员成为新的君主，然而他们因某种原因没能这么做，元老院和市民最终选择了一个名叫阿尔特米奥斯（Artemius）的人，他此前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前一位以行政官员身份登上权力巅峰的人的名字，并于次日，五旬节的星期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牧首加冕为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Ⅱ）。

阿纳斯塔修斯的能力远胜于他的前任，执政时间也应该比前任久得多。他起初颇为明智地废除了菲利皮库斯宣扬基督一志论的敕令，并将纪念第六次大公会议的艺术品放归原位，而后他开始部署帝国防务。在奥普希金军区部队的反击下，保加尔人被迫退回他们的故土。然而此时阿拉伯人再度开始进军，皇帝的细作送来了不祥的报告，声称他们正准备再度以倾国之力攻打君士坦丁堡。阿纳斯塔修斯立即开始大规模整修城墙，并在必要时进行加固和重修。粮仓的粮食几乎要溢出，城中所有居民都奉命储备足以供自己与家人食用三年的粮食。与此同时，拜占庭的造船厂工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辛勤劳动。如果进攻不可避免，帝国至少要做好准备。

但这一进攻是否真的不可避免呢？阿纳斯塔修斯认为可以避免，他在715年年初决定以罗德岛作为行动基地，对萨拉森人发动一次先发进攻。他选择的机会似乎再好不过，如果能够按照计划完成，他的臣民也许能少遭受许多苦难。悲哉，奥普希金军区部队却在此时再度反叛。刚抵达罗德岛之时，他们就乱棍打死了阿纳斯塔修斯任命的指挥官，即大部长约翰——距他们废黜菲利皮库斯仅过去两年。尔后他们掉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途中选出了一个名叫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的税官，并出于某种原因将这个既无害又不讨人厌的人推举为皇帝。塞奥多西奥斯得知他们的意图之后，明智地逃进深山之中，但他被抓住并在白刃之下被迫接受——尽管他确实依然很不情愿——这个出乎意料的烫手山芋。与此同时，叛军抵达都城，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围攻之后，阿纳斯塔修斯被迫退位，到塞萨洛尼基的一座修道院中成为修士。

算上刚登基的塞奥多西奥斯三世，拜占庭帝国在二十年间换了六个皇帝，前五个皇帝的统治都以暴力终结，第六个皇帝也即将如此。自君士坦丁堡建城之后，还从未有过如此漫长的无政府状态。但拯救者开始行动，即使城中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名字是利奥（Leo），通常被称为“伊苏里亚人”，即使事实上可以确定他并不是真正来自伊苏里亚。 [2] 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祖籍是古罗马城镇日耳曼尼西亚（Germanicia），即今马拉什，位于托罗斯山脉之外的科马吉尼（Commagene）地区。此后由于查士丁尼二世的人口迁徙政策，这个家庭迁移到了色雷斯的墨森布里亚。

在利奥看来，他的新住所位置极好。从小就想要出人头地的他骑马离开这里，于705年前去觐见正在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查士丁尼二世，据说他给查士丁尼献上五百只羊以备劳军，而他获得的回报是以持剑卫士之阶担任皇帝的卫士。不久之后他的出色能力（或者如一些人不那么客气的说法——他隐匿得不太好的野心）使查士丁尼二世决定将他送去东部执行一项微妙的外交任务，拜访叙利亚和高加索地区各个缓冲地域的诸多蛮族——主要是阿兰人、阿布哈兹人（Abasigians）和亚美尼亚人——建立的政权，时而挑唆他们互相争斗，时而联合他们抵御阿拉伯人。利奥相当适合执行这一任务，数年间他的表现也堪称出色。因而715年，他不出所料地被阿纳斯塔修斯任命为安纳托利亚军区，即帝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军区之一的管理者（即军区将军）。他就职的时间恰到好处，次年年初两支萨拉森大军穿越帝国边界，一支由哈里发的兄弟马斯拉马（Maslama）率领，另一支由一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将军指挥。苏莱曼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安纳托利亚军区首府阿莫利阿姆（Amorium）。 [3]

此后发生的事情记载并不明确。塞奥法内斯记载了一系列冒险小说式的情节，其中充足的细节记述意味着，他很可能参考过一些出自利奥本人而如今已经散佚的日记。不幸的是，他的记载过于冗杂，以至于难以理解。可以确定的是利奥立即与阿拉伯人的领袖进行谈判，而后大约在716年年末，他们的军队再度撤回。然而如此明确的说法带来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更多。利奥是怎样取得如此不寻常的功绩的？他为萨拉森人撤兵给出了什么回报？也许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之间有何种程度的串通？资料未做回答，然而最可能的答案是，马斯拉马和他的同伴苏莱曼试图利用利奥实现自己的目的，却反被将计就计的利奥利用。他们清楚他敌视塞奥多西奥斯，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迟早会起兵争夺皇位；因而他们的目的是先鼓励他发动反叛，在他安稳地控制皇位之后就把他当作傀儡操纵，直到将整个帝国纳入哈里发的掌握之中。塞奥法内斯记载称苏莱曼的部队在阿莫利阿姆城下奉命高呼：“利奥皇帝万岁！”尔后让城中的守军继续高呼。另外两份阿拉伯的资料则记载称这位将军秘密许诺接受阿拉伯帝国的操纵并奉命行事。

他很可能接受了。然而他也指出，如果他得到萨拉森人支持的事公之于众，他登上皇位的道路将要困难许多，并借此说服他们撤兵。完全没有证据显示利奥打算背叛帝国，他成为皇帝之后的举措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但他对阿拉伯人心理的透彻掌握以及他流利的阿拉伯语——从利奥的出身来看，阿拉伯语很可能是他的母语，希腊语反倒是之后习得的——使他得以屡屡欺骗他们并抢占先机。

利奥进军君士坦丁堡（717）

几个月前，利奥已经争取到亚美尼亚坎军区将军阿尔塔巴斯多斯（Artabasdus）的支持，许诺将女儿嫁给他并让他担任宫廷总管（curopalates）——这是帝国最显赫的三个头衔之一 [4] ，通常只有皇帝的家人才能获得。两人随即组成联军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在尼科米底亚，他们轻易击溃了由塞奥多西奥斯的儿子指挥的一支小规模部队，并将他和他的随从全部俘虏。利奥自知都城的防卫无法攻破，随即与大牧首和元老院展开谈判。说服他们并不需要多费唇舌。他们清楚萨拉森人几个月之后就会再度大举进攻，如果君士坦丁堡再度遭受围攻，在选择谁来当领导人更好的问题上，他们的想法基本一致。717年年初，塞奥多西奥斯在得到他和他的儿子都不会受到伤害的正式保证之后，宣布放弃他原本就不情愿登上的皇位，来到以弗所的一座修道院成为僧侣。与此同时，3月25日，自希拉克略之后最伟大的皇帝穿过金门胜利进入城中，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

如果我们的猜测正确，那么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按照精心安排的计划进行的。717年盛夏，马斯拉马王子率部穿越小亚细亚，夺取帕加马并一路推进到阿拜多斯，而后在此率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色雷斯。8月15日，他率领八万大军来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仅仅一夜之后，苏莱曼于9月1日率领（据编年史家估计）有一千八百艘战舰的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就此开始。

利奥三世做好了准备，尽管可能并非阿拉伯将军们所期望的准备。他充分利用了他即位之后的五个月，继续阿纳斯塔修斯执政时开始的一系列巩固防务的措施，保证臣民们拥有抵御萨拉森人最猛烈进攻的一切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围城战的发展逐渐开始重复七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切，而那时的君士坦丁四世和他的臣民们在坚守五年之后击退了萨拉森人的进攻。但当时的战斗仅在夏季展开，此时的战斗在冬季也无休无止——那一年的冬季是城中居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严酷的一次，地上的积雪十周不曾消融。围城者无疑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他们既不适应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多变的天气，拥有的庇护也只有薄薄一层帐篷——这更适宜抵御沙漠的烈日，而非色雷斯的寒风。食物也很快陷入短缺，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根本无法搜寻粮秣。塞奥法内斯的记载——虽然未必全然可信——声称绝境之中的阿拉伯人被迫杀掉马、驴和骆驼食用，甚至用死人肉混上粪便烘烤食用。饥荒一如既往地引发了疫病，而且因为土地冻硬难以挖掘，许多具尸体被直接抛进马尔马拉海，苏莱曼的尸体也在其中。此时在海上，萨拉森人的舰船每天都在希腊火的攻击下损失惨重。初春，当守城者发现第二支舰队从埃及出现在海平面上时大惊失色，一度陷入危机，但幸运的是大部分舰船由被强征的基督徒操控，有机可乘时他们立即集群逃亡。

然而这是保加尔人完成的最后一击。保加尔人并不喜欢拜占庭帝国，但他们更厌恶那些异教徒，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坚信，如果君士坦丁堡被攻破，就一定要让保加尔人控制这座城，绝不能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他们在春夏之交从北方南下，对病弱且士气低落的萨拉森人发起进攻，据称杀死了两万两千人。此时马斯拉马最终决定不再和自己的部下继续受苦，在8月初下令撤军。陆军的残兵败将一路马不停蹄地退回叙利亚，舰队残部则因损失过大而难以航行，在夏季风暴之中几乎全部覆灭。仅有五艘舰船安然返回出发的港口。

利奥拯救帝国（718）

这一次拜占庭完成了决定性的胜利。接下来许多年间，包括利奥此后的全部执政时期，阿拉伯人对安纳托利亚发动了不计其数的侵袭，却再也没能发动危及帝国存亡的进攻，而且他们从此再也没能对帝国的都城发起围攻。皇帝本人借此充分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他对他的臣民们的拯救，更是比他们绝大多数人所知的都要多。几乎同时代的阿拉伯人明确记载称，他最初曾与马斯拉马和苏莱曼接触，对他们许下各种诺言却完全不打算兑现，还对他们提供一系列能够让他们陷入灾难的建议。这两位领袖最终还是意识到他们被骗了，而利奥也欣然承认，但为时已晚。此外，皇帝也在权谋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强征奴隶的集群逃亡，以及保加尔大军恰到好处的抵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密谋的成果。

在仅仅十二年间——此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利奥从一个普通的叙利亚农民一路成为拜占庭城的皇帝，并且几乎确定无疑地拯救了濒临灭亡的帝国。然而奇怪的是，他最为著名的并非这些成就。此时的他尚未做出自己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

破坏圣像（726）

自史料记载出现以来，当人类开始信仰宗教并几乎同时——虽然具体时间可能差个一两千年——在洞穴的墙壁上绘制粗糙的图案时，人类就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艺术究竟是宗教的盟友，还是死敌？原始社会经常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将两者等同，先创造一个基于他们自己形象的神物而后崇拜。而普世神灵不受木石拘束的理念的出现，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描绘神是否可能，乃至是否被允许，这成了一个愈发需要阐释的关键问题。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果泛泛而谈的话，可以说犹太教和之后的伊斯兰教坚定反对描绘神，而印度教和佛教并不反对。至于基督教，此时在这个问题上尚未有明确的解答。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之中，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对描绘耶稣基督甚至是圣父（尽管没有如此频繁）的画像与塑造他们的雕像都热切支持，并因此为世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艺术遗产。然而在某些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会有态度完全扭转的情况出现——英联邦时代的英格兰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类态度转变之中，利奥三世煽动、之后由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力推行的宗教运动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对基督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破坏圣像派（iconoclasm）在拜占庭宗教体系中的突然出现往往被解释为受附近的伊斯兰世界影响。伊斯兰教厌恶对人像的描绘，无论是出于宗教用途还是世俗用途；难以反驳的是，利奥来自叙利亚，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斯兰教的信条以及教规影响。另外，必须提及的是，这个新出现的革命性教条事实上明显是基督一性论的推论：如果基督仅有神性而无人性，且神性的定义无法描绘，那么按这个逻辑，将他描绘和塑造为人类的画像和雕像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这场新宗教运动的绝大多数支持者来自帝国的东部行省，那里的基督一性论思想长期盛行，受东方的神秘学与哲学思想影响更深，而更为实际且唯物的帝国西部受到的影响很小。

无论如何，破坏圣像派确有坚持己见的理由。自这个世纪起，对偶像的崇拜就在稳步发展，并愈发失控，以至于圣像本身也被公开崇拜，甚至时而在施洗时担任教父教母。因此一些小亚细亚的神父就此接受了破坏圣像的信条以抗议这种在他们看来恶名昭彰的偶像崇拜，此时开始将他们的观点传播到帝国各地。

利奥本人尽管来自叙利亚，但最初并没有表现出他存在同样的倾向。事实上在近期的围城战之中，他还充分利用君士坦丁堡最受欢迎的神迹圣像“引路圣母”（Hodegetria，意为“指引道路者”），命人抬着圣像在城墙周围巡游以鼓舞守城者并恐吓围城者。另外，723年哈里发雅兹德（Yazid）的重病被一名来自提比里亚（Tiberias）的犹太巫师治好，据说在这个巫师的劝说下，他下令立即拆毁他领土内所有基督徒的教堂、市集与私人住宅中的绘画。 [5] 但皇帝对此事完全没有提出抗议——即使他有理由如此做——还有证据显示君士坦丁堡中也有幕后推手，给皇帝施加了同样的压力。725年，破坏圣像派主教们确实这样做了。因此，利奥的态度改变远非自发，而是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思想，以及其他一些基督徒臣民的思想——而这可能起了最大的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同年他甚至进行了一系列的布道，指出圣像崇拜派（iconodules）那些恶名昭彰的举动公开违背了《摩西十诫》的第二诫。726年，他决定以身作则。

他做出了惊人的选择。圣索菲亚大教堂以西，穿越奥古斯都殿堂的开阔地域之后便是皇宫的正门——青铜门。那里在尼卡暴动之中被暴民摧毁，而后由查士丁尼重建，现在其本身便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普罗柯比记载称它是配有高耸拱顶的大型建筑，中央的穹顶上铺着多彩的大理石装饰板，上面满是描绘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胜利，以及夺取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各城市的炫目镶嵌画。 [6] 中央一幅纵贯穹顶的镶嵌画描绘着皇帝和狄奥多拉皇后——其风格应当和拉文纳的圣维塔利教堂现存的同主题镶嵌画颇为类似——而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站在他们面前，元老院的成员们则庄严地侍立于两侧。墙旁排列着雕塑，一些是古时的雕塑，另一些则是此前皇帝的塑像。巨大的青铜门之外是巨大的基督金像。

这座壮丽的雕像也许是全城最大也最为突出的圣像，利奥决定将它第一个摧毁。市民立即做出了反应，负责拆毁圣像的官员被一群愤怒的妇女包围并当场杀死。亵渎圣像的消息传开之后，更多的示威活动随即开始。大批爱琴海舰队的水兵，以及色雷斯的士兵开始哗变。无论东部的主教们怎么说，皇帝在欧洲的臣民——作为古希腊-罗马习俗的继承者——向他们的君主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对他们而言，破坏圣像派就是在蓄意渎神，他们爱戴并尊敬他们的圣像，并愿意为它们而战。

利奥意识到他必须谨慎行事。在处理了哗变者之后，他决定静候对立情绪缓和。不幸的是这完全没有发生。727年，意大利的拉文纳总督区的臣民发动叛乱，教皇格里高利也全力支持他们，他在厌恶破坏圣像的信条本身之外，也因为皇帝在教条问题上擅自决断而怨恨难平。总督被杀，他属下各行省的官员可耻地逃走了。叛乱者驻扎下来，完全从当地人之中征募部队，选举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而后宣布独立。 [7]

利奥颁布敕令（731）

必须提及，这一独立行为并非因为某个帝国法令，而仅仅是因为皇帝的一个举动，即摧毁青铜门外的圣像。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愤怒之后，利奥也许会因为担心挑起全面内战而停手，但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三年间，他与东部和西部反对他的教会领袖进行商谈，却无果而终。之后在730年，在预先罢黜圣像崇拜派的牧首日耳曼努斯（Germanus），换上柔弱顺从的教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之后，他最终下达了他唯一的敕令，谴责偶像崇拜。

覆水难收。所有的圣像都要被立刻摧毁。那些拒绝的人要被逮捕并受处罚，那些继续崇拜圣像的人则要遭受无止境的迫害。在东部，修道院遭受的破坏最大，许多修道院中存有优美的古艺术品，更存留了大量的圣物——而这也遭到了谴责。数以百计的僧侣悄然逃往希腊与意大利，带着他们长袍之下尚能藏匿的珍宝。其他人则逃到卡帕多西亚的荒原之中，那里有裸露于地表的、易碎的火山石灰岩，此前近百年间被基督徒用作躲避进犯的萨拉森人的洞穴庇护所。与此同时，西部的教皇格里高利认为公开决裂已无法推迟，就公开谴责了破坏圣像派并将两封信送交利奥，指出对待偶像的正统态度，并建议皇帝把阐释基督教教条的任务交给那些最有权进行阐释的人。

利奥的最初反应是用君士坦斯二世应对教皇马丁的方式来应对格里高利，但派去逮捕教皇的舰船在亚得里亚海搁浅，而且在皇帝能够执行任何举措之前格里高利便故去了。他的同名继任者的态度与他一样坚决。此外，皇帝于731年年初没收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教会收入，这让新教皇更为愤怒，因此在同年11月召开了宗教大会，下令将所有亵渎各类神圣之物的人开除教籍。作为报复，利奥则将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的各主教区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一系列主教区从罗马教廷夺走，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管理。因此东部与西部教会原本紧张的关系如今变成了公开的敌对，除了少数几个缓和期之外，这一对立情绪一直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直到最终教会分裂。

利奥执政的最后十年我们所知甚少，八世纪三十年代是拜占庭帝国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除了萨拉森人时常进入安纳托利亚侵袭，以至于当地人已经渐渐习惯以外，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应对破坏圣像敕令的后果、实施敕令，以及追捕和谴责那些漠视法令的人。即使平静，那些时光也显然算不上幸福。利奥三世和之前的希拉克略一样，拯救了西方世界，但希拉克略在竭力终止宗教纷争，利奥却似乎在蓄意挑动对立。当他于741年6月18日逝世时，他身后的帝国尽管在面对敌人阿拉伯帝国时终于得以稳固，帝国内部的裂痕却更深也更令人绝望了。

便溺皇帝君士坦丁（743）

他的儿子与继承者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绝非弥合这一分裂的人。他在世时与逝世后都被冠以一个不雅的绰号，“便溺者”（Copronymus）——塞奥法内斯称这个绰号源自他在施洗时不幸而尴尬的事件。720年，时年两岁的他被他的父亲加冕为共治皇帝，年少时的他与利奥持相同的破坏圣像的观点。比他年长得多的姐夫阿尔塔巴斯多斯是利奥在夺权时的主要盟友，利奥把自己的女儿安娜（Anna）嫁给他作为回报。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才在742年突然对年轻的皇帝发起袭击，当时正率部东进与萨拉森人作战的皇帝遭到惨败。阿尔塔巴斯多斯随后匆匆赶往都城，自立为帝。之后他立即下令恢复圣像崇拜，人们惊讶地发现大批据说已经被摧毁的圣像突然之间安然无恙地出现，同样令他们惊讶的是一大批破坏圣像派此时纷纷自称在秘密支持圣像崇拜。君士坦丁堡在接下来的十六个月中恢复了往日的光辉，教堂和公共建筑再度闪耀起金光。

但君士坦丁尚未战败。他逃到阿莫利阿姆寻求庇护，这里是他父亲早年成功时的舞台。当地的驻军几乎全部由本地的安纳托利亚人组成，也都是破坏圣像派，因而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这里以类似的方式征召部队可谓轻而易举，在他们的协助下，他在743年于吕底亚的古城萨迪斯（Sardis，今称“Sardes”）击败阿尔塔巴斯多斯，而后进军君士坦丁堡，都城于11月2日向他投降。阿尔塔巴斯多斯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大竞技场被公开刺瞎，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或被处决，或受各种肉刑。牧首阿纳斯塔修斯此前公开背弃破坏圣像派并为僭位者加冕，此时战栗的他遭到鞭笞，而后被迫赤身裸体倒骑驴，在大竞技场外游街示众。在这一番羞辱之后——他的前任日耳曼努斯在十五年前就做过精确的预言——他却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正是君士坦丁此举的绝妙之处，他向来想削弱教会势力，以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到自己手里，而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牧首正合他的心意。

阿尔塔巴斯多斯的叛乱产生了两个显著的结果。其一是使皇帝对圣像崇拜者的怨恨升级到近乎病态的程度。复位之后，他立刻加大对所有圣像崇拜者的迫害，即使其表现仅仅是轻微的宗教迷信也不能放过；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受害最深，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新的恐怖统治。然而也许有些奇怪的是，君士坦丁的生活并不算朴素，这一点与他的父亲不同。在圣像之外，破坏圣像派的所作所为远非古板，至少比不上许多崇拜圣像的西部教士。在给利奥的一封信中，教皇格里高利指责他试图用“竖琴、铙钹、长笛和其他的浅薄之物”安抚那些思念圣像的人；描绘俗世的绘画继续受到鼓励。比如，一份几乎同时代的资料提及，在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中，描绘基督生平的镶嵌画几乎立即被优美的风景画取代，描绘树木、禽鸟和水果，看上去仿佛是菜市场与大鸟舍盖在了同一间屋子里。 [8] 更让人无法相信的是牧首的寝宫换上了镶嵌画，据说都是描绘赛马与追逐的。

如果现存的少量资料可信的话（哀哉，几乎全是圣像崇拜者留下的），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堪称浪荡。他是个无耻的双性恋者，在宫中聚集了一大批年轻貌美的情人；尽管许多放荡滥交的记载应当是源自他政敌的攻击，但宫中确有相当多音乐与舞蹈，据说皇帝本人擅长演奏竖琴。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根本不相信宗教。与此相反的是，皇帝就他的政策引发的教条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刻的思索，他一生之中留下了不少于十三篇的神学研究文章，并且下了结论，他也没有隐藏自己的结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内心实际上是个基督一性论者，他厌恶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拒绝承认神之母这一称呼，因为他认为她仅仅是生下了耶稣基督的肉体，而那仅仅是他精神的暂时所在地。他对圣人十分蔑视，对他们留下的圣物更为厌恶，也厌恶所有为他人祈祷的行为。即使将“圣人”加于其他人的名字之前也足以让他愤怒：圣彼得只能被称为“使徒彼得”，圣母教堂改称“玛丽亚”教堂。如果宫中人不小心失言，随口说出某个圣人的名字，皇帝就会立即斥责他——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位圣人不够尊重，而是因为此人不配这个名号。

阿尔塔巴斯多斯叛乱引发的另一个后果是，君士坦丁意识到了反对破坏圣像派的力量，特别是在都城的力量。他相信利奥在730年的敕令本身还不够，他需要召开一次全面的大公会议。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清楚，如果操之过急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毕竟这很可能激起叛乱；因而直到十二年后，他认为力量足够强大时才召开了大公会议，以寻求对破坏圣像派教条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谨慎地为这场会议做准备，那些在他看来不可靠的主教被悄然革除，皇帝任命新人选接替，他还设立新教区以安插可信的支持者。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的范围之外，皇帝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更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牧首全部公开宣称支持圣像崇拜。他没有冒险进行任何过激的辩论，担心大公会议的结果与他预想的不同，因此君士坦丁决定不向这些牧首区——当然也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主教发邀请函。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希拉宫，与会者人数不多，完全配不上大公会议的“普世”名称。总共有三百三十八名教士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提比略二世皇帝的儿子、以弗所主教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的主持下召开；牧首阿纳斯塔修斯在去年秋季生了恶疾， [9] 此时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替者。他们进行了七个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不出所料，于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公布。他们一致宣称基督的本性是不受描绘拘束的（aperigraptos），因此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被描绘成某种特定的形象。贞女和圣人们的画像存在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嫌疑，因此也要受到谴责。

迫害修道士（754）

这些结论理所当然配有不计其数的论证文字，用《圣经》和宗教著作中的大量引述，以及详细的学术知识作为论据。但这一切都是皇帝想要的。摧毁所有圣像的命令随即下达，支持圣像派系的主要领袖被革除教籍，包括被罢黜的牧首日耳曼努斯和论战的主要辩论者大马士革的约翰。迫害活动随之重新活跃起来。然而活动的重点有明显的转移。如前文所述，修道院一直以来是破坏圣像派的主要目标，但在活动初期，攻击修道院主要原因是其中存有大量的圣像与圣物。在大公会议之后，皇帝开始对修道士本身进行迫害，暴虐程度仿佛失去理智一般。他称他们为“不可提及者”，高声怒斥他们的贪婪、腐败和放荡，仿佛他们犯下过世间所有的罪，做过世间所有的堕落事。最有名的受害者是比提尼亚的圣奥克森提乌斯修道院院长斯蒂芬（因为此人的一份传记至今尚存），他成了僧侣反抗的主要领袖。在遭到一系列的罪名指控之后——其中最严重的罪名是捏造理由劝说无辜者成为修道士——他被流放，而后又被囚禁，最终和与他同名的那位殉道先驱（Protomartyr）一样，当街被乱石打死。

但斯蒂芬只是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最后十五年中，因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遭受嘲弄、迫害乃至极刑的（甚至全部经历一番），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僧侣与修女中的一位。色雷克锡安军区 [10] ——该军区并不在色雷斯附近，位于爱奥尼亚海岸中部及其内陆地区——的管理者将所有僧侣与修女召集起来，下令他们立即成婚，否则就被流放到塞浦路斯。据说这个名叫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Michael Lachanodrakon）的官员还曾经将反对他的僧侣胡须上浸满油与蜡混合而成的易燃物，点燃将他们烧死；他把所有废弃的修道院中的图书付之一炬，将没收的金银器出售，而后把所得上交皇帝——皇帝的回信中充满感谢之情，称他令自己称心如意。其他军区情况的相关资料较少，但差别也不太可能太大。

如此的暴行是无法开脱的。但出于公平，必须提及在七世纪与八世纪中，帝国境内的修道院规模扩大，数量大为增加，国家管理者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尽管查士丁尼二世和其他皇帝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小亚细亚依然存在许多无人地域，而且情况在745～747年愈发恶化，腺鼠疫暴发导致这一地区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出于经济与军事的考虑，帝国急需大量的人力来耕种土地，守卫边疆，最重要的是繁衍后代。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贫富，都开始选择守贞又不劳作的生活，虽然他们的灵魂会因此不朽，对帝国却是毫无意义的。君士坦丁晚年在与宗教迷信抗争的同时，也在与这一危险的倾向抗争。据称，最令他愤怒的事之一，就是他的朝中臣属宣称在退休之后要去某个偏远的修道院隐修，武官若是这么说则会令他愈发愤怒。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苛刻手段在短期内能够起作用，但在他逝世几年之后修道院就一如既往地满是修士，一派繁荣。他们带来的问题确实从未能彻底解决。他们无疑为拜占庭帝国的文明做出了贡献，但也寄生于帝国，并继续寄生了七个世纪，直到帝国灭亡。

远征保加尔人（763）

便溺皇帝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因为破坏圣像运动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军事成就往往被忽视。他并非他父亲那般天生的军人，他容易过度紧张，体质相当虚弱，时常消沉或生病。简而言之，就严酷的军事生涯而言，比他体格与性格更差的皇帝实在不多。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事实上是个勇敢的战士、杰出的指挥官和卓越的领导者；他的臣民之中，最爱戴他的可能就是士兵们了。

在他统治的最初十年，在解决了阿尔塔巴斯多斯之后，他的主要敌人是阿拉伯人。此时的阿拉伯帝国陷入漫长而艰苦的内战，拜占庭帝国终于得以掌握主动。746年，君士坦丁入侵北叙利亚并夺取日耳曼尼西亚，他的先祖就来自此地。当地的人口大部分被他迁往色雷斯地区居住，叙利亚基督一性论者的聚居区也一直存留到了九世纪。次年他在海上取得大胜，和前人一样，使用希腊火击溃了来自亚历山大的阿拉伯舰队。他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取得了胜利。然而，形势在750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大扎布河之战，哈里发马尔万二世（Marwan Ⅱ）的部队被阿布·阿拔斯·萨法赫（Abu al-Abbas al-Suffah）的部队彻底击败，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就此终结。新哈里发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建立阿拔斯王朝，但他们更在意东方的波斯、阿富汗和中亚河中地区，而不是欧洲、非洲和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此把注意力转移到距离都城更近的、更迫切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是保加尔人，多年以来他们对帝国的威胁日益增大，756年问题最终显露出来。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君士坦丁的远征带来大批叙利亚人涌入色雷斯地区，而且一两年后的亚美尼亚人新聚居区更不受欢迎。他们到来之后必须建造一系列的堡垒，而这实际上违背了塞奥多西奥斯三世和特尔维尔于716年签订的和约。无论如何，这都给了保加尔人再度入侵帝国领土的借口。皇帝再度亲率大军出征，轻易地击退了入侵者，但他无法阻止他们此后多次进犯，与保加尔人作战也成了拜占庭帝国常备的军事任务之一。君士坦丁本人就参与了至少九次与保加尔人的战役，其中一次，763年的战役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光辉的胜利，在6月30日这几乎是全年最长的一天之中，两军从日出血战到日落，皇帝彻底消灭了保加尔国王特勒兹（Teletz）的入侵大军，而后他在都城举行凯旋式，并在大竞技场进行庆典比赛。

但那也不是战争的终结。双方在773年、775年又进行了两次大战，但对君士坦丁而言，这确实是最后一战。在8月的酷暑之中北上前往边境时，他的双腿严重浮肿并发炎，令他无法站立。他被带到了后方不远处的阿卡狄奥波利斯，而后转往瑟利姆布里亚的港口，一艘舰船于不久之后到来，把他接回君士坦丁堡。这段航程并不远，但他也没能走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于9月14日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11]

教皇国（756）

不幸的是，君士坦丁对西帝国的领土毫不关心，与他在东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能相比，这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或许可谓灾难。伦巴第人此前已经在蚕食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在他即位几年之后，意大利更是处于他们不断进逼的压力之下。在那时，发动远征进行直接打击也许能够挽救局势，帝国也完全有能力发动这样的远征，但君士坦丁完全没有展现团结的意愿，反而因为他强行推动破坏圣像的笨拙行为而激怒教皇，并就此激怒了大批意大利人。总督区在727年的事件中幸存下来，但也是相当地勉强。751年，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最终亲自夺取了拉文纳，帝国在北意大利最后的据点就此陷落，再也未能夺回。已经被皇帝放弃的罗马则留给了帝国的敌人。

但他们没有占据太久。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西欧，一个更仁慈的新政权正在不断扩张。在拉文纳陷落的同年，法兰克人的首领矮子丕平（Pepin）得到了教皇的批准，废黜了他的傀儡，即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Ⅲ），自己加冕称王。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认为法兰克人比信仰异端且专横跋扈的拜占庭帝国更适合作为盟友，希望借此寻求协助并亲自进入法兰克王国，并于754年的主显节盛宴上，在蓬蒂翁（Ponthion）授予丕平显贵之衔，立他和他的儿子查理（Charles）和卡洛曼（Carloman）为法兰克国王。作为回报，丕平许诺把伦巴第人占据的所有帝国土地归还，但并非归还给拜占庭帝国，而是交给教皇。

他履行了诺言。奇迹般收到一封圣彼得的亲笔信之后，法兰克大军出征横扫了意大利，迫使艾斯图尔夫屈膝投降。756年，丕平立即宣称教皇为原属帝国总督区的土地的唯一统治者，这一曲折的区域位于意大利中部，包括拉文纳、佩鲁贾和罗马。他是否有权这么做，至少是可疑的。他一度使用所谓的《君士坦丁奉献书》（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为自己的举措正名，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具体讨论。但近年的研究证明这是无耻的伪造，而且是半个世纪后才完成的。教皇国确实是自此出现的，尽管它的出现在法理上颇为可疑，但依然存留了超过十一个世纪，吸引了包括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在内的大批外国冒险者前来，也成为意大利人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统一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法兰克人与教皇的联盟将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建立起在教皇国之外唯一一个与拜占庭帝国宣称平等的政权：神圣罗马帝国。

[1] 讽刺的是，奥普希金军区的前身是皇帝的卫队；更为讽刺的是，“Opsikion”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顺从”（obsequium）。不过，鉴于罗马帝国晚期，东帝国与西帝国掌控军权的武官权臣就曾肆意摆布皇帝，奥普希金军区的自行其是也算得上“颇有古风”了。——译者注

[2] 这个问题源自塞奥法内斯一段模糊的记载。读者若是有兴趣对此深入了解，最适宜的参考资料是博学的K.申克（K.Schenk）的文章，“Kaiser Leons Ⅲ Walten im Innern”，Byzantinishe Zeitschrift ，Vol. V（1896），p.296ff。

[3] 尽管阿莫利阿姆曾经是帝国最关键的要塞之一，此时却只剩下少量废墟与城墙遗址，且尚未进行考古发掘。该城遗址今称“Ergankale”，位于锡夫里希萨尔（Sivrihisar）西南方向五十五千米处的小村阿萨尔科伊（Asarköy）。

[4] 另外两个是恺撒和至贵者。——译者注

[5] 由于雅兹德的敕令已佚，其细节不得而知，但这次全面的摧毁是确实发生过的。

[6] Buildings ，ⅰ，10.

[7] 在威尼斯潟湖边的聚居区，来自赫拉克利亚的乌尔苏斯（Ursus），或称奥尔索（Orso），被推举为接替帝国管理者的人，并自封总督（Dux）。威尼斯共和国就此诞生，这个封号此后以威尼斯人的口音转写为“Doge”，并延续了一百一十七代，直到1797年共和国终结。

[8] 佚名者著《小圣斯蒂芬生平》（Life of St Stephen the Younger ），写于808年，基于此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助祭斯蒂芬留下的资料完成。

[9] 塞奥法内斯记载称他患了严重的肠梗阻（chordapsus），导致他不断呕吐。他的下属们清楚他在担任牧首时平庸无能，就在会议上自行决断了。

[10] “Thracesion”直译即“色雷斯（野战）军团”，源自在这一地区驻防的野战军团。——译者注

[11] 此前几番兴风作浪的奥普希金军区，在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期间被拆解为三个军区和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以及此后数个新军团组成的常备军（tagma），即中央军，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军事力量。——译者注

第十八章 伊琳妮（775～802）

图画在其本源不在时，闪耀着与其本源类似的光辉，而当本源到来时，图画则会黯然失色，这种相似是可接受的，因为它揭示了真实。

——亚历山大的克雷门特（Clement），尼基弗鲁斯引述

尽管性取向与正统相悖，便溺皇帝君士坦丁还是三度结婚，并与其中两位妻子生下六个儿子与一个女儿，他与一位可萨公主所生的长子在他逝世之后即位，称利奥四世（Leo Ⅳ）。尽管他的性格比其父更加沉稳，但利奥绝非合适的统治者，在他短暂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存在两个严重问题。其一是某种严重疾病——可能是肺结核，这一疾病最终在他三十二岁生日到来几个月之前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另一个问题则是他的妻子伊琳妮（Irene）。

伊琳妮掌权（780）

身为拜占庭城中的第二位雅典皇后，伊琳妮的性格与三个半世纪前同狄奥多西二世成婚的天才少女雅典奈斯相差无几。她擅长阴谋诡计，野心勃勃，热衷权谋，并对权力永不满足，给帝国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纷争与灾难。一场即使在拜占庭的历史之中也可能是最恶劣的谋杀，给她的名声留下了更加阴暗的污点。丈夫在世时，她只能通过他耍弄权术，但由于他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颇为虚弱，而她则是格外强势，在他掌权之初，就能看到她所施加的影响了。

为何利奥或者他的父亲要选择伊琳妮，依然是个谜团。她确实美貌惊人，但帝国美女如云，她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她的家庭和祖先缺少记载，似乎是在成婚时改名为伊琳妮，其他方面就没有记载了。她的故乡也早已失去当年的显赫。原本的世界学术中心如今已经沦为一座虔诚的行省城镇，连帕特农神庙都被改成了教堂。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皇室的眼中，雅典人一直是狂热的圣像崇拜者，伊琳妮也不例外。她的丈夫本来和他的父亲一样是破坏圣像派，在他一生中少见的几次自行决断中，他曾下令公开鞭笞一批崇拜圣像的高级官员，并将他们囚禁起来。但他的妻子公开同情崇拜圣像的举动，并不断试图彻底击败破坏圣像派，以及他们所支持的一切。

现在没有理由认为伊琳妮的信仰并非真挚，因为只要她的活动被限制在对自己的丈夫施加温和的影响内，这些活动就是有益处的；很大程度上幸亏有她的影响，被流放的僧侣才得以返回修道院，贞女玛丽亚再度成为受尊敬的圣母而非粗鄙笑话所嘲弄的笑柄，事实上皇帝还被称为“神之母之友”——这个称号绝对会让他的父亲陷入癫狂。然而在780年盛夏，利奥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的头部和面部出现大量脓肿，在9月8日他因持续高烧而病逝，留下一个仅仅十岁大的儿子。伊琳妮的机会来了。她立即宣称自己为这个男孩的摄政者，并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之中成为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然而她的地位并非毫无争议。安纳托利亚的部队依然是破坏圣像派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几周之后就爆发了哗变，宣称支持皇帝的五个兄弟中的某一人，尽管他们都是无能之辈，但依然可以有效地作为发泄不满情绪的工具。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煽动者也得到了应当的惩罚，皇帝的五个兄弟——他们很可能是无辜的——则被迫剃发进入修道院。为了向所有人显示他们成为僧侣的事实，他们在同年的圣诞节前被联合任命为管理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礼的僧侣。对伊琳妮而言，这是个不容忘怀的教训。她清晰地了解到反对者的力量，教会与国家之中的所有要职以及绝大多数的军队被破坏圣像派控制。如果她想要成功，就必须小心行事。

这次暴动给了她整肃军队的理由，但她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帝国最优秀也最受士兵爱戴的一批军官被解职之后，那些未遭清洗的人也心怀不满而士气低落，不愿再对皇室效忠。在西西里，拜占庭帝国的管理者宣称独立，并在不久之后投奔北非的萨拉森人。在东部，当哈里发的儿子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于782年率约十万大军穿越边境时，亚美尼亚军官塔扎特斯（Tatzates）立即反叛，他的部下也毫不犹豫地追随了他。哈伦最终在获取了一份让帝国威信扫地且花费甚大的和约之后撤军，伊琳妮则需要在接下来的三年之中每年支付七万金第纳尔的岁贡。值得注意的是，皇太后在摄政时代唯一的军事胜利发生在她的故乡希腊，那里的部队主要由西部人组成，几乎没有破坏圣像派。783年她派她的主要官员和宠臣——宦官斯塔乌拉基奥斯（Stauracius）前往那里，他先平息了马其顿和塞萨利的斯拉夫人叛乱，而后进军仍在抵抗的伯罗奔尼撒，最后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

在这场小胜利之后，伊琳妮自以为已有足够的力量推行她的宗教政策。784年，破坏圣像派的牧首请求退休，理由是身体状况不佳，但也有可能是他人劝说。他的职务被曾经担任皇太后私人秘书的塔拉西奥斯（Tarasius）接替。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她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这个新牧首从来都不是教士，尽管他和拜占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对神学颇有了解，但他所受的是给官员和外交家的训练。他以务实官员的方式处理破坏圣像问题，而非教士的方式。虽然下文会提及，他也会犯些错误，但崇拜圣像派短暂的成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智慧与明智决断。

他决定把首要目标定为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于是在785年8月29日，伊琳妮和她的儿子给教皇哈德良一世（Hadrian Ⅰ）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派使团前来参加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新大公会议，以否定此前那次异端会议所定下的结论。教皇谨慎而热情地做出了回应。他提出，皇帝和皇太后任命一个俗世中人担任牧首终究是令人遗憾的，而且再一次将他描述为“普世”之人；另一方面，他也乐于让南意大利、西西里和伊利里亚的主教区重新划归他的治下，并声称如果它们将他本人视为精神之父，忠实追随他的指引，年轻的君士坦丁将成为新的君士坦丁大帝，伊琳妮则会成为新的海伦娜，他对此充满信心。

第七次大公会议（787）

786年8月17日，大公会议的首次会议在圣使徒教堂召开，而使徒们在君士坦丁五世时被禁用的称号，此时被欣然恢复。这次大公会议因有来自罗马和东方另三个牧首区的代表团参加而完整，恢复圣像似乎已经得到保证。塔拉西奥斯尽管计划周密，却低估了死硬的破坏圣像派的力量，他们尚未失败，开始使用可行的最有力手段示威。在代表们就座后不久，一群皇宫卫队和城防部队的士兵突然冲进教堂，威吓在场的人立即离开。会议随即在近乎恐慌的混乱之中解散，而畏惧不已的教皇特使立即乘船返回罗马。

伊琳妮和塔拉西奥斯表现了决断力。几周之后他们宣布要对萨拉森人发起新的远征，兵变的部队被集结起来运往亚洲，抵达亚洲之后他们被悄然而坚定地解散，他们在都城的警戒任务由来自比提尼亚的可靠的部队接替。与此同时，离开的使团在一番周折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787年9月，第七次大公会议在最严密的安保措施下，于尼西亚的神圣智慧教堂重新召开，而那里正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四个半世纪之前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地点。为表达对罗马的善意，教皇的两名特使——他们一直逃到西西里，而后才不情愿地返回——的地位居于所有出席的教士之前，甚至高于牧首塔拉西奥斯；牧首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真正的会议主席则是基督本人，以福音书为代表（这是基督教会议时的惯例），放置在主席的位置。

这一次没有人再来打扰了。大公会议所讨论的似乎并不是赞成还是反对破坏圣像，而只是要批准圣像崇拜。自君士坦丁堡会议中止之后的一年中，所有的反对力量似乎都消失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就完全平稳了。实际上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处置那些此前支持破坏圣像派，而此时不愿承认过去错误的主教——就引发了热烈的争辩，一些与会代表的怒火即将爆发。会议明智地决定，这些主教只要公开宣布放弃破坏圣像，就可以返回教会之中。但这一提案是在死硬的禁欲主义者的反对之下被勉强提出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亵渎者应当被永远放逐。一些此前的破坏圣像派满腹牢骚地一个接一个站立起来发言，其中一人宣称他们是“在异端论者之中出生、成长和受教育的”，诋毁754年的大公会议为“靠着顽固与癫狂聚集起来的宗教会议……与所有的真实和虔诚相悖，胆大鲁莽地颠覆教会的传统律法，侮辱蔑视神圣且应受尊崇的圣像”。

得到宽慰的大公会议随即转而讨论一个没有那么多分歧的议题。尽管所有在场者都同意应当支持崇拜圣像，但重点在于要从《圣经》和教会早期的神父言论之中寻找支持圣像的证据，就此彻底揭示真理，而且他们希望这能够保证同样的教义错误不会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重演。他们举出的一些证词太过琐碎，也许略掉反而更好，比如改信的安凯拉主教巴西尔（Basil）就向与会者保证，他时常阅读献祭以撒的故事，但未受触动，而当他看到绘画时便泪如泉涌。另一个曾是破坏圣像派的教士——米拉的塞奥多尔（Theodore of Myra），他用他的一名领班神父的故事超过了巴西尔的故事，据称他看到了圣尼古拉斯的幻影，而正是靠着他的圣像才能够幸运地立即把他认出。这一任务最终还是以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完成了，在第七次会议时大公会议已经可以准备批准对教义的新解释。其中谴责破坏圣像派为异端，要求所有支持破坏圣像派的文字记载都必须上交到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处，教士反对要被降职，俗世人反对则要被开除教籍，并正式批准了尊崇圣像。其结论如下：

因此我们严格而谨慎地定义，重新竖立起应受尊崇的圣像，正如应受尊崇而予人生命的真十字架，因为图画与卵石以及其他的材料可以在上帝的神圣教堂中存在，可以绘制在神圣的器皿与教士的祭服上，可以绘制在墙壁与饰板上，绘制在屋舍与街道上，可以描绘我们的天主、神、救世主耶稣基督，以及我们的贞女圣母、可敬的天使，还有所有的圣人。

因为他们的图像代表存在得越久，目睹图像的人就越能回忆起，并爱戴其本源，让他们尊敬，鞠躬行礼。我们并不是要以真正的崇拜对待它们，因为只有真正的神才应当被崇拜；应当参照的是，在烛光与熏香之中，我们对待那予人生命的真十字架和神圣的福音书、其他圣物，乃至古时的虔诚习俗的态度。

最后一句似乎是一句温和的警告语：圣像是用于尊敬（proskynesis）而非膜拜（latreia）的。其理由不言自明：若不如此则沦为恶名昭彰的偶像崇拜了。但与会代表清楚，这两者之间的模糊不清正是破坏圣像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他们必须谨慎地坚持信仰。

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时，与会者全体转往君士坦丁堡；10月23日，他们在玛格纳乌拉宫（Magnaura）集会，伊琳妮和她的儿子也一同出席。教条的定义被再一次宣读，并得到了一致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皇帝庄严地签署了这一文件，与会代表之后各自返回。伊琳妮和塔拉西奥斯终于达成了他们的目标，可以接受祝贺了。

“虚假与愚蠢”（787）

吉本把这第二次在尼西亚召开的会议描述为“一个迷信、无知、虚假与愚蠢的古怪纪念碑”。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毕竟尽管表面上与会者一致同意，但这仅仅是短暂地中断了破坏圣像运动，在二十几年后，这些结论就被再度推翻，圣像也再度遭受憎恶。然而，研究破坏圣像运动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1] 在他看来，这次大公会议是那些“尽管本身琐碎，实际上却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因为“它完成了在希腊-拉丁文化之中定义基督的过程”。他认为破坏圣像派和此前的基督一性论派一样，反映了东方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拜占庭帝国也在东方行省以及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不断向这一思想靠拢。但他们也从未放弃抵抗，而这一抵抗使其得以在神学意义上根植于地中海世界。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论——似乎也很难不接受——第二次在尼西亚召开的大公会议应当可以被视作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后续，是帝国“拒绝接受亚洲居民信仰的最后姿态”。悲剧在于，他们逐渐失去了与西部的联系，最终沦为“顽固孤立的悲惨纪念碑”——这一事实将在后文叙述中越来越明显。

第二次婚姻（795）

十七岁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签署了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此时的他依然是个傀儡。尽管次年，他和美貌的帕夫拉戈尼亚人——阿米尼亚的玛丽（Mary of Amnia）成婚，他依然是个傀儡。如果他母亲的野心受到控制，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自己无法管理朝政的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790年，伊琳妮做了一件过分的事。本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与帝国政府关系更为紧密，她却再度以颇不必要的方式羞辱了他，发布敕令要求此后她必须居于他之前作为主要的统治者，她的名字也要在他的名字之前被提及。无论君士坦丁同意与否，反对他母亲的人开始集结在他的身边，而这之中难免有许多破坏圣像派分子。不久之后他们谋划将皇太后抓住，放逐到西西里，但从来都保持警惕的伊琳妮及时听到了风声，坚定地处理了所有参与者，将儿子投入监狱，而且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她还要求全军发誓向她本人效忠。

她的举措又一次过火了。在君士坦丁堡和欧洲行省，士兵们尚愿意宣誓效忠，但在破坏圣像派依然强势的小亚细亚，效忠被一致回绝了。亚美尼亚坎军区部队挑起的兵变迅速扩散开来，在几天之内，君士坦丁就被各地立为帝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被仓促从监狱中带出来的年轻皇帝来到安纳托利亚，与他的支持者们会合，而后向都城进军。伊琳妮的主要副手、部长 [2] 斯塔乌拉基奥斯被鞭笞、削发并流放到亚美尼亚坎军区，皇太后宫中的许多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伊琳妮则被软禁在不久前刚完工的埃雷乌瑟利乌斯宫（Eleutherius）之中。也许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是君士坦丁本人下达了这些决定性的指令，但更可能的是这些决策都是支持他的武官们下达的，他本人则一如既往地被动。但他所受的支持前所未有，他的权力也无人质疑，未来掌握在他的手中。

而他很快就放手了。他柔弱、迟疑而且轻信他人，一个传言很快就尽人皆知——他只相信最后听到的说法。791年秋，哈伦·拉希德的萨拉森大军入侵东部省份时，他立刻再度签订了一份屈辱的和约，需要支付的金额让帝国难以负担；几乎与此同时，与保加尔人接壤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他被迫亲率部队出征，随即证明了自己根本无力指挥战斗，792年在马尔凯莱（Marcellae）可耻地逃离了战场。同年他在他人的劝说下把自己的母亲召回都城，并恢复了她原有的权力。对于城中秘密支持破坏圣像派的人而言，他们的希望已经遭到背弃，而此举更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随即谋划了新的阴谋，决定将伊琳妮和君士坦丁一并推翻，立利奥四世的兄弟，即十几年前就已成为僧侣的恺撒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为皇帝。但这一阴谋也被揭发了，君士坦丁在一生之中首次展现出他的决断力。他下令刺瞎尼基弗鲁斯，为了防止他的叔叔们进行类似的阴谋——尽管几乎已无可能——他下令将他们四人的舌头全部割去。

现在看来，皇帝不但优柔寡断、不忠且怯懦，也有极为残暴的一面。他的臣民们没有几人会对这样一个可憎的统治者保留多少敬意。除了小亚细亚破坏圣像派的军人之外，只有一个团体对他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古隐修士的代表。他们欣然发现他对他们态度较好，而不是如他们所担忧的那样公开支持破坏圣像，他让母亲重掌大权则令他们更为欣喜。然而很快他们也被疏远了。795年1月，他们惊异地得知皇帝与妻子离婚并准备再婚。阿米尼亚的玛丽尽管美貌，却并不成功。她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尤弗洛斯内（Euphrosyne），这个女儿在三十年后作为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Ⅱ）的妻子成为皇后。但没有儿子就无法保证继位，君士坦丁也厌倦了她，迷恋上了宫中的塞奥多特（Theodote）。玛丽被送去修女院，牧首塔拉西奥斯不情愿地批准了离婚；次年8月，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的圣玛玛斯宫（St Mamas），皇帝和塞奥多特成婚。十四个月后她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僧侣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丑闻。皇帝在妻子过世之后再婚无妨，但赶走他的合法皇后而与其他人成婚，就是冒犯圣灵的罪了。他们坚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君士坦丁与塞奥多特成婚，他们的私生子也绝不能成为继承人。抗议的领导者，即比提尼亚的萨库迪昂（Saccudion）修道院院长普拉托（Plato）和他的侄子塞奥多尔（Theodore）——他此后成了君士坦丁堡斯托迪奥斯（Studium）修道院的院长——被放逐到塞萨洛尼基，但他们的追随者依然不肯就此保持沉默。这些僧侣也不只抨击皇帝通奸，还把几乎与之相当的怒火指向塔拉西奥斯，因为他允许了这次婚姻——即使他曾竭力推脱主持这次婚礼。

我们无从得知普世牧首是否曾经对指责他的人们说明，君士坦丁曾经威胁称，如果不允许他成婚，他就要公开和破坏圣像派结盟，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人指控他为异端。随着时间推移，所谓的“通奸事件”（Moechian） [3] 的争议似乎不断扩大，已经远超过讨论皇帝第二次婚姻的范畴。从长期来看，这一事件还进一步加大了教会的分裂，但并不是加深破坏圣像派与崇拜圣像派的隔阂，而是将崇拜圣像派分裂为两方，一方是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盲信的僧侣们，另一方则是调和主义者，他们清楚修道院之外还有帝国的其他事务，如果教会和国家能够共同有效运作，那么双方都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一分裂在近期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在讨论改信主教的处置问题时已露端倪，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几个需要团结的场合中严重分裂与弱化了教会，让本可以共同为帝国的长期利益而努力的教士们互相敌视。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已经失去君士坦丁堡中最后的潜在支持者，面对他最强大的敌人——母亲伊琳妮时，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她从来都没有原谅他推翻自己的事——即使只是暂时软禁——她也清楚再赶走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她清楚自己儿子内心实际上是同情破坏圣像派的，她的儿子也清楚自己母亲的想法；她对亚洲军队中破坏圣像派的规模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只要君士坦丁还活着，他就完全可能再发动一场政变，不但能够毁灭她自己，也能毁掉她的所有努力，重新在整个帝国推行破坏圣像的信条。因此，自重新掌权之后，她就在竭力削弱他的权力。很可能是她蓄意鼓动他离婚再娶，以在她自己的最狂热的僧侣支持者们面前抹黑他。几乎确定无疑的是，在他试图挽回自己的军事声誉，于797年春向萨拉森人发动进攻时，正是她的手下给了他错误的情报，声称敌军从边境撤走了；直到返回君士坦丁堡时，他才发现哈伦·拉希德根本没有撤兵，依然占据着大片帝国领土。本来就不曾消除过的懦夫之名此时更是无法摆脱了，而这正是伊琳妮所期望的。

皇帝受瞽刑（797）

6月时她已经准备好动手。当君士坦丁从大竞技场骑马前往布拉赫内宫的圣玛玛斯教堂时，一群士兵突然从小巷中冲出来扑向他。他的警卫立即还击，在接下来的混战之中他成功逃走，坐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希望寻求支持。但伊琳妮的动作比自己的儿子快得多。他几乎立即被捉住并带回宫中，在8月15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他二十七年前出生的紫色寝宫之中，他被挖去了双眼。据称行刑者以格外粗暴的方式进行，以保证他无法活下来；无论他此后能活多久，伊琳妮都无疑是谋杀他的凶手。塞奥法内斯记载称，天空因为神的非难而阴沉下来，并一连持续了十七天。

君士坦丁与塞奥多特所生的儿子在出生几个月之后便夭折了，很可能是自然死亡，但考虑到他祖母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敢做保证。因此，此时的伊琳妮不但独自掌握拜占庭的皇位，也成了第一个以自己的名义而非摄政之名独自统治帝国的女人。 [4] 她为这个皇位努力已久，结果却没有什么机会享受。此前，她的两个主要幕僚——宦官斯塔乌拉基奥斯和埃提奥斯（Aetius）互相妒忌，已经达到近乎病态的程度，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陷害攻击，让帝国政府的管理陷入混乱。伊琳妮从来都不怎么受臣民的欢迎，在谋杀了自己的儿子之后更加不受欢迎，此时的她打算靠大量免税来挽回自己的名声，但帝国财政根本无法承受。受益最多的是隐修士们，他们也一直都是她的主要支持者。此外，阿拜多斯以及海峡地区征收的可观的关税和货物税也被减半，遭人们厌恶的所得税被完全废弃，同时被废弃的还有君士坦丁堡市民需要支付的市政费用。

但这样的举措只能缓和事态，不能解决问题。皇太后那些更清醒的臣民厌恶她全然不负责任的举措，她却自以为能够借此轻易收买人心，这也让他们深感鄙夷。主要由破坏圣像派组成的亚洲军队向来厌恶她，在她谋杀君士坦丁时就企图兵变；得知她许诺给哈伦·拉希德数额更大的岁贡时，他们大为惊讶且深感耻辱，无疑会担心自己能否拿到未来的薪酬。当帝国国库日趋枯竭时，帝国的文官们无力回天，开始对经济步入正轨一事绝望了。帝国各地的保守主义者，无论老少，都无法接受一位女君主，如今却要忍受这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非自身的利益，这些团体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暴动。将她推翻，只是时间问题。

政变最终还是到来了，那么这些团体究竟是出于以上哪一个原因而决定行动呢？事实上政变的原因很可能不是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因为此时发生的另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迅速行动。800年的圣诞节，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法兰克国王丕平的儿子查理被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而在802年夏季，他派出使节觐见伊琳妮，向伊琳妮求婚。

查理曼（802）

在加冕之前，查理大帝——或者他此后那个著名的称号，查理曼——虽无皇帝之名，但早有皇帝之实。771年他的兄弟卡洛曼暴死之后，查理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两年后他夺取了帕维亚，自称伦巴第人的国王。返回德意志之后，他随后降伏了信仰异教的撒克逊人，并让他们集体皈依基督教，而后又进军吞并了基督徒国家巴伐利亚。对西班牙的入侵并不算成功——却因此留下了西欧第一篇伟大的史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 ）。随后查理对匈牙利和上奥地利的阿瓦尔人的进攻摧垮了他们的王国，使他们失去独立地位，国土被并入他的统治地区。就此，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他将法兰克人的王国从一个颇为常见的、仍近于部族统治的欧洲国家，变为一个统治地域极为广阔的政体，自罗马时代终结之后还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

他所做的一切，至少绝大部分是得到了教皇热切的批准的。近半个世纪之前，教皇斯蒂芬艰难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查理的父亲丕平那里寻求援助，以对抗伦巴第人；这个请求似乎更应当向拜占庭的皇帝提出，“便溺者”君士坦丁若是在破坏圣像运动之外，能稍微多花一点心思管理意大利的话，这一援助也确实能施行。丕平和查理成功了，拜占庭则失败了，即使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裂痕理论上已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弥合，教皇哈德良的代表们返回罗马之后，事实上他对他们上交的报告也远不算满意。比如，他们指出，当教皇给伊琳妮和君士坦丁的信件在与会者们面前被高声朗读时，所有存在争议的文段都被略过了，包括他对牧首塔拉西奥斯不合教规就职和使用“普世牧首”称号所进行的抗议。而且，存在争议的南意大利、西西里和和伊利里亚的主教区也没有归还给教皇管辖的意思。那么，哈德良和他的继任者利奥对他们西方的朋友保持忠诚也就不算奇怪了，即使他们要为此在圣像崇拜问题上进行一定的妥协。查理在这一问题上不合时宜地坚持己见，尽管他的态度不像754年的大公会议那样极端，但仍更倾向于破坏圣像派的信条，而不是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意见。

法兰克人的国王此前来过罗马。774年，时年三十二岁的他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受到了哈德良的欢迎；他看到的景象也令他深受触动，并明确了他父亲奉献意大利中部土地一事，这片土地成了教皇国的核心。800年他再度前来，是为了处理更重要的事务。教皇利奥在四年前继任之后，就不断受一批罗马城中的贵族侵扰，他们决心密谋除掉他；4月25日，他被拖到大街上痛打，直到昏厥。他极为幸运地被朋友救走，带到位于帕德博恩（Paderborn）的查理的宫廷中避难。在法兰克特使们的保护之下，他在几个月之后返回罗马，但此时的他面临政敌罗织的一系列罪行指控，包括出卖圣职圣物、做伪证和通奸。

然而，要由谁来审判他呢？或者说，谁有权审判基督的牧师呢？正常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来主持审判，但此时的帝国皇位由伊琳妮控制。这位皇太后因为谋杀自己的亲儿子而恶名昭彰，但在利奥和查理看来，这可谓无足轻重：她是女人，这一点就足够了。同时代人大多认为女性无法管理朝政，而萨利克（Salic）传统更是禁止这一行为。在西欧人看来，皇帝的位置是虚悬的，伊琳妮称帝一事，仅仅是这所谓的罗马帝国已经堕落的又一个证据而已——如果还需要新证据的话。

查理在800年年末前往罗马时，他清楚自己和伊琳妮一样无权在圣彼得大教堂之中审判；但他也清楚，只要这一指控不能结束，基督教世界就不但没有皇帝，也将没有教皇，他决意竭尽所能证明利奥清白。至于他在证词之外的真正想法，我们只能猜测了。但是在12月23日高阶圣坛之上，教皇对福音书庄严宣誓，声称他没有犯下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聚集起来的教士们也接受了他的说法。两天后，当跪拜的查理在基督教弥撒结束之后起立时，利奥将皇帝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围观者齐声欢呼庆贺。他的敌人们迅速指出，他所获得的仅仅是个名号，这顶皇冠没有让他获得哪怕一个臣民，也没有让他增加哪怕一个士兵，更没有让他多获取哪怕一寸土地。然而这个名号遗留下来的影响要超过他的任何一次征服，因为它意味着，在四百多年之后，西欧又重新有一位皇帝了。

君士坦丁奉献书（802）

这位教皇为何这么做，依然存在疑问。他当然不是刻意想要分裂罗马帝国，更不是想制造两个对立的帝国，如此前那样。至少在他看来，那时没有任何在世的皇帝，那么他立一个皇帝也是理所应当的；在他看来，因为拜占庭人在各个方面——政治、军事和教义——都无法令人满意，他就应当选择一个西欧人：智慧出众、气度不凡、掌控的领土广阔，还要体格健壮，胜过同时代的人。如果说利奥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给查理以极大的荣耀，也可以说他其实给了自己更大的荣耀：任命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他们皇冠与权杖的权力。这确实是个全新的，甚至革命性的创建。没有哪位在他之前的大主教自称拥有如此权力，他不仅把皇冠当作个人礼物赠予皇帝，同时让自己在面对他所立的皇帝时，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

如果说这一非凡的举措没有先例的话，其权力又是从何而来？中世纪最著名——也最成功——的伪造文件就此诞生：所谓的《君士坦丁奉献书》。它声称君士坦丁大帝认可同时代的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至高无上的权威，君士坦丁本人委婉地退至帝国“行省”，将他的皇冠留给教皇，允许他选择任何人暂时担任罗马皇帝。这一完全伪造的文件于世纪之交在宗教裁判所中完成，以证明教皇拥有他所宣称的无可估量的权力，并维持了六百多年，直到十五世纪中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揭示这一文献为伪造为止。 [5]

史学家们对皇帝加冕仪式是利奥与查理合谋，还是当时的法兰克国王惊讶地接受了冠冕，争论已久。并无合谋的可能性似乎更高。查理从未对皇帝之位表现出兴趣，他余生也依然自称“法兰克与伦巴第国王”（Rex Francorum et Langobardorum）。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效忠教皇。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他得知自己被迫效忠他人时，他内心是极为愤怒的，在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刻，他都会愤怒地拒绝。但此时，在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他发现了一个可能仅此一次的机会。伊琳妮，无论她做过什么，都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寡妇，而且是个格外美貌的寡妇。如果他能和伊琳妮成婚，那么东帝国与西帝国的土地将在同一顶皇冠之下统一，而那顶皇冠将属于他。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得知查理加冕时的反应不难猜测。在任何思维正常的希腊人看来，此举不但傲慢至极，而且是大逆不道。拜占庭帝国的建立存在两个基石，一个是罗马人的权力，另一个是基督信仰。两者在君士坦丁大帝时合二为一，他既是罗马皇帝，也是“同使徒”（Equal of the Apostles），这象征意义上的统一由他所有合法的继承者传承下去。因此确定无疑的是，既然天堂之中只有一个上帝，那么人间也应当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其他宣称这一称号的人既是僭位者，也是渎神者。

更重要的是，和西欧的王公们不同，拜占庭不实行仅限男性掌权的萨利克继承法，虽然他们厌恶皇太后，想要把她推翻，但他们不会质疑她掌控皇位的根本权力。因此，当他们得知伊琳妮的想法时大为不安，也深受冒犯：她并不觉得与一个文盲的蛮族——查理虽然略能阅读，但众所周知他是不会写字的——成婚有何不妥，甚至打算接受这一提议，不是耍弄权术，而是欣然允诺。

就我们对她性格的了解，她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伊琳妮是个极度自私的人，也是个实用主义者。802年，当查理的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她已经让帝国沦落并陷入贫穷。她的臣民鄙视并咒骂她，她的幕僚们在钩心斗角，她的国库已经耗干。一场政变迟早要发生——而且很可能只早不迟——她性命堪忧。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救星。对她而言，求婚者是个对立的皇帝一事无关紧要，他只是个投机分子和异端也无关紧要，如果他真和传说的一样未受教育，那么她很可能像之前操纵自己的前夫和儿子那样操纵他。同时，靠着与他成婚，她还能保持帝国的统一，并且保证自己的安全——后者对她而言自然重要得多。

此外也有其他吸引她的地方。这一提案给了她逃离，至少是暂时逃离令人窒息的宫廷的机会。伊琳妮守寡了二十二年，这些年她的身边几乎只有宫女和宦官，此时的她很可能刚刚五十出头，甚至更为年轻，那么找一个新丈夫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更何况，传说中的他高大且格外英俊，嗓音如歌，双目湛蓝，还是个出色的猎手。

但她最终没有如愿。她的臣民们绝不肯让一个粗野的法兰克人占据皇位，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人：穿着古怪的亚麻上衣，配着荒谬的交叉的红绑腿，说着无法理解的语言，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就像三个世纪前的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那样，需要拿金印代签。在802年10月的最后一天，当伊琳妮偶感不适，在埃雷乌瑟利乌斯宫歇息时，一群高级官员占据了圣宫，在大竞技场进行集会并宣布将她废黜。被逮捕并带到都城之后，她没有抗议，平静而庄严地接受了事态的变化，也许对她而言，这也算是一种解脱。她随即被流放到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而后又被送到莱斯沃斯岛（Lesbos），并于一年后逝世。

皇太后被推翻（802）

推翻了皇太后伊琳妮之后，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也结束了。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大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开始兴建他的新罗马的那个春日清晨，已经过去四百七十二年——对我们而言，那是宗教改革到如今的距离。在这些年之中，罗马帝国和帝国中央的那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帝国本身大为萎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北非以及西班牙全部被穆斯林夺走；意大利中部先被伦巴第人占据，后被法兰克人控制，而后又交给了教皇。君士坦丁堡则在戏剧性地扩大，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辩的最大也最富裕奢华的城市。时而发生的瘟疫带来了不少破坏，但在九世纪初，城中人口可能不少于二十五万，而且很可能更多。

然而那里依然是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东面的萨拉森人训练有序、组织严密，他们带来的长期威胁，甚至超过波斯帝国威胁最大时；西面的哥特人、匈人和阿瓦尔人的威胁尽管都被成功地解决了，但此时的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格外无情。假如君士坦丁选择的都城战略位置略为逊色，假如狄奥多西和他的继承者在建造陆墙与海墙时稍有懈怠，也许这些敌人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早就杀进城中——本书的篇幅也就要比现在短得多了。

但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当波斯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扎营、阿瓦尔人兵临城下时，当萨拉森人的舰船涌入马尔马拉海时——每一个拜占庭人，从皇帝到最低贱的臣民，都能够鼓起勇气，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罗马帝国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帝国的统治者是神选的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其他的基督教王公也许不会以应有的方式表示尊敬，也有可能拿起武器与他对抗，但没有人敢为他们自己抢夺这个封号。但现在，突然之间，这些绝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发生了。一个突然发迹的蛮族首领自封为皇帝，还被罗马的教皇加冕。此后将会有两个帝国，而不是一个。旧秩序终结了。基督教世界将不复当年。

[1] E. J. Martin，The History of 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2] “部长”不加说明时（如此处）一般指邮驿部部长，一个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外交部部长但管理职权更宽泛的职务。其地位是各部部长之中最高的。——译者注

[3] 源自希腊语的“moicheia”，即通奸。

[4] 尽管拜占庭时代曾数次出现最高统治者为女性的情况，伊琳妮却是唯一一个企图使用阳性的“奥古斯都”而非“奥古斯塔”（皇太后、皇后、女皇）的女性统治者。——译者注

[5] 身为皇帝宣称的顽固支持者，但丁对此进行了一段著名的批判：
Ahi，Costantin，di quanto mal fu matre，
Non la tua conversion，ma quella dote
Che da te prese il primo ricco patre！
（啊，君士坦丁，如此邪恶
并非因汝改信而生
却是因汝赠予
首位富裕神父之馈赠！）
——《地狱》（Inferno ），xix，115～117

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遗迹（公元800年之前）

本书是历史著作而非旅游指南。准备游览伊斯坦布尔的读者或许希望了解拜占庭城中还有那些旧时代的遗迹存留。下面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提到的遗迹或遗物，对非专业爱好者而言也都值得游览观赏。

*** 世界级的名胜，值得特意前往伊斯坦布尔参观。

** 值得游览。

* 值得一看，但太小或损毁严重，不适合短期游客前往参观。

无星号的遗迹仅剩废墟乃至地基，提及仅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注：这份清单得以完善要感谢博学的约翰·弗里（John Freely）先生，他的著作《漫步伊斯坦布尔》（Strolling through Istanbul ，London，1987）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瓦伦斯引水渠

皇帝瓦伦斯于375年建造，以便为都城提供水源，位于第四座山和第三座山之间的峡谷中。原本长达一千米的引水渠，现存约九百米的遗迹。

*地下墓穴

位于穆拉特帕夏清真寺（Murat Pasha）后方，在米利特街和瓦坦街的路口，其中的大批地下墓室是近年才发现的，其年代应该可追溯至六世纪。

教堂

*** 圣索菲亚大教堂

君士坦丁堡牧首驻地，“神圣智慧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于360年建成。目前的建筑物是第三次重建的版本，由查士丁尼在532年的尼卡暴动之后重建，在537年12月26日完成。此后难免对其进行了修复，但大教堂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主要的区别在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后，这里被改成了清真寺。

*** 圣伊琳妮教堂

在托普卡帕宫第一个庭院之中，“神圣和平教堂”是拜占庭城中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之一。在得到君士坦丁大帝或其子君士坦提乌斯重建之后，它便作为牧首的驻地，直到附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圣伊琳妮教堂也在尼卡暴动引发的火灾中损毁，而后由查士丁尼主持重建，在537年完工。这里通常不对外开放，但可以向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主管人员申请参观。其中的胜景值得探访。

*** 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库斯教堂

今称小圣索菲亚清真寺，位于大竞技场中轴线延长线与海墙的交接处。这座教堂始建于527年，由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主持建造，因此年代比如今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圣伊琳妮教堂更早。

* 圣约翰·斯托迪奥斯修道院

位于陆墙和马尔马拉海的交接处附近，462年建成的这座教堂是城中最古老的教堂——准确地说是教堂遗址，其屋顶已经坍塌。那个著名的修道院，拜占庭城中曾经的精神与文化中心，已经荡然无存。

* 圣卡尔珀斯与圣帕皮罗斯殉道者教堂

位于今希腊教会的圣米纳斯教堂旁边，如今已经是木匠的店铺。其中的大型圆穹顶砖室可以追溯到四至五世纪。

* 圣普利尤克托斯教堂

位于巨大的赛扎德巴西十字路口旁，在瓦伦斯引水渠以西，建于524～527年。如今已成废墟，但依然可谓奇景。

铜器厂的圣母教堂

曾经庞大壮丽的五世纪教堂，如今只剩后殿和一段有垛围墙。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西约一百码处，阿莱姆达尔街。

蓄水池

** 君主蓄水池（耶莱巴坦地下水宫）

在532年的尼卡暴动之后由查士丁尼主持建造。城中所有非露天蓄水池中规模最大，也最华美的一座，总共有十二列，每列二十八根石柱。如今得到了全面整修，游客不应错过。

** 宾比尔迪雷克蓄水池

在迪万约卢大街左侧，距圣索菲亚大教堂约400米，原意为“一千零一柱”，实际上只有十六列十四排石柱。石柱全高约14.5米。蓄水池或许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始建，而五世纪或六世纪时进行了拓宽。已对公众开放，但里面黑暗潮湿且肮脏。

埃提乌斯露天蓄水池

在费夫齐帕夏街，距离米赫里马赫清真寺不远。421年始建，长224米，宽85米，如今改建成运动场。

阿斯帕露天蓄水池

位于苏丹塞利姆一世清真寺西南。约470年由阿斯帕主持建造，占地152平方米，如今改建成菜园和农场建筑。

圣莫西乌斯露天蓄水池

位于阿尔迪梅尔梅区。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位时（491～518）建造，占地超过25000平方米，是拜占庭帝国早期蓄水池中最大的。如今已成果菜园。

普尔科莉亚地下蓄水池

正对着阿斯帕蓄水池的东南角。为何建造尚无法确知，但应当是在五世纪或六世纪建成。其中有四排科林斯式石柱。不对公众开放。

斯托迪奥斯地下蓄水池

位于修道院辖区东南角。如今成了垃圾场，但其中的二十三根科林斯式花岗岩石柱依然值得参观。

石柱

* 阿卡狄乌斯石柱

位于杰拉赫帕夏街，在同名清真寺右侧两条街处。阿卡狄乌斯皇帝在402年树立的石柱是仿照君士坦丁石柱完成的，如今只剩基座。其中一条楼梯能够走到废墟顶端，那里还有石柱的另一小段（1715年被拆毁）。

* 君士坦丁石柱

君士坦丁大帝建造，以标志城市建成。矗立至今，但境况凄惨。

* 哥特人石柱

位于居尔哈内公园（Gulhane Park）之中、托普卡帕宫之后。花岗石基座之上的科林斯式石柱刻着铭文：“幸运地击败哥特人后凯旋”（FORTUNAE REDUCI OB DEVICTOS GOTHOS）。或许由君士坦丁大帝竖立，也可能是克劳狄乌斯二世（268～270年在位）竖立的。

* 马尔西安石柱（基兹塔西）

位于法提赫清真寺以南约二百码处。铭文上提到石柱是禁卫军执政官塔提安努斯（Tatianus）为纪念皇帝马尔西安（450～457年在位）所立。此后土耳其人认为这石柱能辨别处女的真伪。

**大竞技场

今称阿特梅伊丹尼（“赛马场”），这个君士坦丁堡市民生活的中心保留了主要的架构，以及中央的赛道，还有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公元前1549～公元前1503年）、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蛇柱基座，以及基座铭文上幸运地提到的罗德岛巨像的粗糙石柱。

*萨姆森救济院

曾被普罗柯比提及的这个福利机构位于圣伊琳妮教堂和托普卡帕宫外墙之间，如今只剩一堆废墟（以及少量重建的石柱）。

宫殿

* 圣宫

君士坦丁大帝建造，这里一直是皇帝的主要居所，直到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时。原建筑大部分已经毁坏或改建，仅有布克里昂（Bucoleon）的旧海门废墟尚存，三扇大理石窗框融入海墙的一部分。**圣宫地面镶嵌画可以在新建的镶嵌画博物馆中参观。

安条克宫

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西约三百码处的迪万约卢大街，这个五世纪的大贵族修建的宫殿只剩这片废墟了。此后这里被改建成了一座殉道者教堂，存放卡尔西顿的圣尤菲米亚的遗骨。

* 罗曼努斯宫

在郁金香修道院以南约二百码处，是曾经的博德鲁姆清真寺（地下清真寺）的遗址。这里原本是拜占庭的教堂，是米列莱昂修道院的一部分。旁边的巨大地下圆厅在五世纪动工，本准备作为宫殿的接待大厅，但最终未能完成。此后地下圆厅被改建为蓄水池，罗曼努斯宫便建造在蓄水池之上。

***城墙

环绕全城的城墙之中，最古老的一段在金角湾以西，可以追溯至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然而大部分的城墙——以及现存的全部陆墙——是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由东方禁卫军执政官安特米乌斯主持修建的，在413年完工。陆墙与马尔马拉海一侧的海墙依然相连，与金角湾一侧相连的部分已经基本消失。

皇帝列表

参考文献

Ⅰ 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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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Abandanes，Persian envoy，233

Abantus，Admiral，49

Abbasid Caliphate，363

Abdul-Malik，Caliph，328

Ablavius，80

Abu al-Abbas al-Suffah，363

Abu-Bakr，Caliph，304

Acac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70，181-2，191

Acilius Severus，60

Aetius，Roman general，158，160，171，173

Aetius，adviser to Irene，376

Agila，King of Visigoths，254

Agnellus of Ravenna，340

Agrippina，mother of Nero，59n

Aistulf，Lombard King，364-5

Akoimētai ，175n

Alaric the Goth：supports Theodosius，115；leads revolt，122-3；invades Italy，122-3；reported death，131；compensation payment to，132-3；joined by disaffected barbarians，133；demands agreement from Rome，134-6；as magister militum to Attilus，136-7；and sack of Rome，137，158；death，138

Albania（Caspian），291

Albinus，Consul，18on

Alboin，King of the Lombards，268

Aleppo（Beroea），229

Alexander the Great，299

Alexander，Abbot，175n

Alexander，Archbishop of Alexandria，52-3，70-1

Alexander Psalidon ，237

Alexandria：captured by Saracens，314

Alfred the Great，King of Wessex，180n

Ali，Caliph，son-in-law of Mohammed the Prophet，316，323

al-Suffah，Abua al-Abbas，363

Amalasuntha，daughter of Theodoric，213-14，228

Amantius，eunuch，189

Ambrose，St，Bishop of Milan，110，112-13，114，116

Amida（now Diyarbakir），292

Ammatas the Vandal，209

Ammianus Marcellinus，88-9，92，95，97-8，101-2

Amorium，350-1，358

Amr，Arab general，314

Anastasia，half-sister of Constantine，80

Anastasia，wife of Emperor Tiberius Constantine，271

Anastasia，wife of Constantine Ⅳ，328，344，346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248n

Anastasius Flavius，Emperor：character and reign，183-5，187，233；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185-7，191；succession，187-9；death，189；and riots，199

Anastasius Ⅱ，Emperor，348-50，352

Anastasius，grandson of Empress Theodora，235

Anastasius，Patriarch of Antioch，281

Anasta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57，359；death，361

Anastasius，biographer，318

Anatolia：repopulation，329；Saracen raids on，358；see also Asia Minor，Themes

Anatolikon Theme，287，350

Anatol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64

Anchialos，Battle of（708），339

Ancona，219

Anna，wife of Emperor Artabasdus，358

Antalya，329

Anthemius，Praetorian Prefect，140

Anthemius，Roman Emperor，171，175

Anthemius of Tralles，201

Anthony，St，73

Antioch：Julian at，95；Athenais at，148-9；earthquake（528），194；Chosroes captures，229，264；rebuilt，264；Jewish revolt in，281；Shahr-Baraz captures，285

Antonina，wife of Belisarius，205-6，209，230-2，235，242，244，261

Apodemius，90

Apollinaris Sidonius，St，Bishop of Auvergne，59

Aquileia，158

Arabissus（now Yarpus），278

Arabs，see Saracens

Aradus（now Ruad），315

Arbogast，111，113-16，164，173

Arcadia，Princess，140

Arcadiopolis（now Lüleburgaz），261

Arcadius，Emperor：reign，116，120-5，127；bans St John Chrysostom，130-1；death，131，140

Ardabur，son of Aspar，167

Ardashir Ⅱ，Great King of Persia，110

Ariadne，wife of Emperor Zeno，165，168，175-6，183，233

Arius and Arianism：doctrine，52-6，71，146，246；and Athanasius，71，73；death，73-4；Constantius and，103；Valentinian and，103，106；condemned at 1st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118；Visigoths and，254n；Tiberius Constantine disfavours，272n

Arkaphn，John，Bishop of Meletia，71

Armenia：Constantius and，81；conquered by Persians，102，105；Persian successes in，235；revolt against Persia，269-70；Heraclius campaigns in，291；revenues divided with Saracens，328-9；Tiberius’s successes in，334

Armeniakon Theme，287，372-3

Arsaces，King of Armenia，102，105

Artabasdus，Emperor，358-60

Artabasdus，strategos of Armeniakon Theme，351

Asia Minor：divided into Themes，287；resettlement，362；see also Anatolia

Aspar，first of the Patricians，163-4，167，174

Ataulfus，143

Athalaric，King of Ostrogoths，213-14

Athalaric，bastard son of Heraclius，308，313n

Athanagild，King of Visigoths，254

Athanaric，107-9

Athanasius，St，Archbishop of Alexandria，71-4，103

Athanasius，Patriarch of Antioch，305

Athemius，Roman Emperor，171

Athenais，later Eudocia，wife of Theodosius Ⅱ；marriage，141-2；influence，145；and religious doctrine，147；pilgrimage to Jerusalem，148-9；downfall，149-50；death and burial，151

Athens，School of，228；decline of，367

Attalia（now Antalya），329

Attalus Priscus，Roman Emperor，136-7

Atticus，Bishop of Constantinople，142

Attila the Hun，151-5，157-9，171

Augustine，St，52

Aurelius Victor，58-9

Aurentius，Bishop of Milan，113

Ausonius，109

Auximum（now Osimo），220，223，240

Avars（people）：invasion and tributes to，267-9，271，273-4，281；Maurice and，274-5；Phocas makes truce with，280；Heraclius and，284，286，288-9，292；collusion with Persians，293，295；besiege Constantinople，295；congratulate Constantine Ⅳ，325；suppressed，382

Avitus，Roman Emperor（later Bishop of Piacenza），171

Axum，Ethiopian kingdom of，265

Azerbaijan，290，294

Balbus，Lucius Cornelius，211

Balearic Islands，254

Baradaeus，Jacob（‘the Ragged’），Bishop of Edessa，246-7

Bardanes（Vardan），Philippicus，Emperor，343-4，347-9

Basil，St，98n

Basil，Bishop of Ancyra，370

Basilina，mother of Julian，83

Basiliscus，Emperor：expedition against Carthage，165-7，206；reign，169-70；exile and death，170，174，178

Basiliscus，Bishop of Cyzicus，175

Belisarius，General：and Nika revolt，199-200；character，205；and Antonina，205-6，230-1；career，206；expedition to Carthage，207-10，253；accorded Triumph，211-21；expedition to Sicily and Italy，215-24；Justinian’s mistrust and jealousy of，220-1，226，236，261；relations with Narses，221-2；declines crown from Vitiges，225，236；occupies Ravenna，225-6；on eastern front against Persians，227；impresses Chosroes’envoy，232-3；accused and disgraced by Theodora，234-5；pardon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Justinian，234-5；commands in west，235；second Italian campaign，239-44；appeals to Justinian for forces，240-1，244-5；attempts relief of Rome，241-2；returns to Constantinople，244-5；regains Corsica，254；visits Pope Vigilius，256；defeats Kotrigurs，260-1；accused of plotting and loses favour，261；death，261；and Lombards，268-9

Benedict，St，217n

Benevento：Duchy of，268；Siege of（663），321

Beroea（now Aleppo），229

Bessas，General，236，241-2

Bithynia，330-2

Blachernae：Church of Mary the Mother of God，195，297；mosaics，359

Bleda the Hun，152-3

Blues（deme），as faction，185，193；riot，197-200；oppose Persians at Antioch，229；Tiberius Constantine and，272；Maurice seeks support of，276-7；and death of Phocas，283

Boethius，180

Bonus，Patrician，294-6

Bosphorus：as defensive strait，32

Botheric the Goth，112-13

Britain：Theodosius pacifies，105

Brooks，E.W.，316n

bubonic plague（542），233

Bulgars：invade Thrace，187；threaten Constantinople，295，382；Constantine Ⅳ struggles with，325-6；reinstate Justinian Ⅱ，336-7；victory at Anchialos，339；invade Empire，348-9；rais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353；Constantine Ⅴ campaigns against，363-4

Bury，J.B.，125n，128，150，273n

Buzes，General，234

Byzantium，see Constantinople

Byzas，31，62

Caesarea（Kaiseri），34

Cairo，314

Calabria，357，377

Callinicus，Patrician，262

Callinicus，inventor of Greek fire，323

Canon Twenty-Eight，156

Cappadocia：as refuge，357

Carabisiani Theme，287

Carloman，son of Pepin the Short，365；death，377

Carthage：Vandals in，162-3，166，206；Belisarius’s expedition against，207-11，253；rebuilt，265；Exarchate created，273，278；Heraclius proposes as capital，286；captured by Saracens，334

Cassino，Monte，217n

Cassiodorus，Chief minister of Theodoric，178

Catalaunian Plain，Battle of（451），158

Catholic Christians：term first used，117-18，146

Cedrenus，George，279

Ceuta，253

Chalcedon：and site of Byzantium，32；Vigilius flees to，256；Persians occupy，284，287n，293；see also Church Councils，Ecumenical

Chalcedonian Definition，156

Chanson de Roland ，377

Chares of Lindos，315

Charlemagne，Emperor of the Romans，269，365，376-80

Charles Ⅴ，Emperor，137

Cherson（now Korsun），335，342-3

Childeric Ⅲ，Merovingian King，364

Chios，323

Chosroes Ⅰ，Great King of Persia：signs‘Everlasting Peace’，195；threat to Empire，224-5；invades Empire，227，229-30，264；character and reign，228-9；withdraws，233，235；Justin Ⅱ and，268；and Armenia，269；resumes war with Empire，270-1；death，273

Chosroes Ⅱ，Great King of Persia：Maurice and，273，277；invades Empire，280；threat to Heraclius，284，287；Heraclius goes to war with，289-90，293，297-8；flees Ganzak，290；and death of Shahin，294；sanity questioned，295；downfall and death，299-300

Christianity：status in Roman Empire，42-6；doctrinal conflicts，52-6，71，146-7，156-7，184-7，246，305-6；and art，352-3；conflict with state，374

Chrysaphus，eunuch，154

Church Councils，Ecumenical：Ⅰ（1st Nicaea，325），51，54-7，70-1，146；Ⅱ（Constantinople Ⅰ，381），118；Ⅲ（Ephesus，431），147，155，247；Ⅳ（Chalcedon，451），156，372；Ⅴ（Constantinople Ⅱ，553），257-9；Ⅵ（Constantinople Ⅲ，680-1），326-7，347-9；Ⅶ（2nd Nicaea，787），369-72，377

Cibalae，Battle of（314），47

Cilicia，334

Claudian，poet，120，123-4，128，129n

Clement of Alexandria：quoted，366

Colchis（Lazica），229，260

Comentiolus，General，274，279

Constans Ⅰ，Emperor，75，78，80-2

Constans Ⅱ，Emperor（‘Pogonatus’）：crowned，313-14；struggle with Saracens，314-16，319；and religious unity，317-19；issues Typos ，317，319n；and western barbarians，319-20；leaves Constantinople，320-2；in Italy and Sicily，321-2；death，322

Constans，emissary to Heraclian，136-7

Constantia，half-sister of Constantine Ⅰ，37，44，49，53，57

Constantia（Salamis），Cyprus，315 & n.

Constantian，General，236，239

Constantina，daughter of Constantine Ⅰ，75，82

Constantina，wife of Emperor Maurice，272，275，277，280；killed，281

Constantine Ⅰ（the Great），Roman Emperor：transfers capital to Constantinople，32；birth，32-3；early years，34；in Gaul and Britain，35-6；proclaimed emperor，35；marriage to Fausta，36；overthrows Maxentius，38；vision of Cross，39-43；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40，42-3，51，60；sense of divine mission，42；（Roman）arch of，43-4；proclaimed Supreme Augustus，44；defeats Licinius，47-50；and Arius，53-4，71-2；at Council of Nicaea，54-7；vicennalia celebrations，57，59；has Crispus and Fausta killed，58-9；unpopularity in Rome，59-60；leaves Rome for Constantinople，61-2；delineates and builds Constantinople，62-8，70，201；statues in Constantinople，66n，67；and Athanasius，72-4；tricennalia celebrations，73-5；closes pagan temples，75；illness，75-6；baptised，76-7；death，77；succession，78；funeral，78-9；and imperial rule，379-81；see also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Constantine Ⅱ，Caesar，47-8，57，78，81

Constantine Ⅲ，co-Emperor，300，309，311-13

Constantine Ⅳ，Emperor：beard，316n；succeeds to throne，322；reign，322-3；prevails against Saracens，323-4，328，352；struggle with Bulgars，325-6；organizes 6th Ecumenical Council，326；death，327

Constantine Ⅴ Copronymus，Emperor：iconoclasm，354，358-61，377；reign，358-9；calls Church Council，360；religious fanaticism and persecutions，361-2；military achievements，363-4；death，364；marriages and children，366

Constantine Ⅵ，Emperor，369，372-3，374-5

Constantine Ⅰ，Pope，341-2，347-8

Constantine Lardys，277-9

Constantinople：founded，31，62；name，32；Constantine plans and rebuilds，62-8；city consecrated，64-7；increasing importance，119，127；appearance，139；walls，139-40；improved by Cyrus of Panopolis，145；university，145；patriarchy established，156-7；fire（476），170；factions in（Blues and Greens），185，197-8；Nika revolt and massacre（532），197-201；Justinian rebuilds，264-5；commercial importance，265；Heraclius proposes abandoning，286；Persian-Avar threat to，293-5；siege（626），295-7；Golden Gate，301；Saracens besiege（674-8），323-4，352；second Saracen siege（717），352-3；size and population，382；surviving Byzantine monuments，383-7

BUILDINGS：Chalkē，355-7；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75，78-9；Church of St Acacius the Martyr，79；Church of St Eirene，65，264；Church of St Peter and St Paul，255；Church of St Sergius and St Bacchus（Little Sophia），195，201，264；Church of St Sophia（the Holy Wisdom），65；fire（404），130；rebuilt，140，201-4，264；a religious controversy in，186；True Cross brought to，301；Church of St Theodore，187；Column of Constantine，66n；Mesē（thoroughfare），65-6；Palace of Hormisdas，255；Palace of Lausus，170；public works，264

Constantinople，Councils of，see Church Councils，Ecumenical

Constantinus Augustus，131-2，143

Constantius Chlorus，32-3，35，57，83，104

Constantius Ⅱ，joint Emperor，41，58；and succession，78，80-1；as sole ruler，82，92，173；and Julian，83，85-9；and Persian war，86，88，96；death，90；and religious doctrine，146；tomb，151n；and building of St Sophia，201

Constantius Ⅲ，Roman Emperor，172

Constantius，co-Emperor，husband of Galla Placidia，143

Corippus，262，267

Corsica，254

Cos，316，323

Crispus Caesar，son of Constantine Ⅰ，40，47-9，57；killed，58-9

Crocus，King of the Alemanni，35

Ctesiphon（Persian capital），97-8；Heraclius advances on，291，298-9

Cumae，252-3

Cyprus：Saracens attack，315；revenues shared with Saracens，329

Cyril，Bishop of Alexandria，147-8

Cyril，Bishop of Jerusalem，31，68

Cyrus of Panopolos，Praetorian Prefect，145

Cyzicus，323-4

Dalmatia，215，269

Daniel the Stylite，170 & n

Dante Alighieri，379n

Daphne：temple of Apollo at，94-5

Dara：Battle of（529），206；Persians seize，270；restored to Empire，273

Datius，Archbishop of Milan，222

Decius，96

Delmatius，half-brother of Constantine Ⅰ，75，80

Delmatius Caesar，son of Delmatius，75，80

Damascus，285，302，306，325

Dastagird Palace，297-8

demes（factions），see Blues；Greens

Digest （of law），197

Diocletian，Roman Emperor：divides Empire，33，47；and Constantine，34；abdicates，34；ceremonial，77n；persecutions，96

Diyarbakir（Amida），292

Domentziolus，General，280

Donation of Constantine，365，379

Donatists，52

Drepanum（Helenopolis），68，76

dromon （warship），Z07

Dyrrachium（Durazzo；Durrës），183n，214

Easter：date，56

Ecumenical Councils，see Church Councils，Ecumenical

Edeco the Hun，154，172n

Edessa（now Urfa），280，305

Egypt：Persians capture，286；Saracens in，314

Elias，Governor of Cherson，343-4

Elvira，Council of（306），51

Emesa（now Homs），305-7

Ephesus，Council of（431），147，155，247

Epinicus，Prefect，176

Epiphania，daughter of Heraclius，294，300

Epiphanius，Bishop of Ticinum，172

Eraric，King of Goths，236

Ermanaric，King of Ostrogoths，107

Euchcrius，son of Stilicho，129，132

Eudaimon，Prefect of Constantinople，198

Eudocia，wife of Theodosius Ⅱ，see Athcnais

Eudocia，wife of Huneric，163n，206

Eudocia，wife of Heraclius，283，288，309

Eudoxia，wife of Emperor Arcadius，121-2，125，127，129-30

Eudoxia，daughter of Theodosius Ⅱ；born，142；betrothal and marriage to Valentinian，144，146，148；receives relics from Athenais，149n；rejects Petronius Maximus，161；and Gaiseric，161-3

Eugenius，114-16

Eugenius，chamberlain，142

Euphemia，St，156n

Euphemia，wife of Justin Ⅰ，188，193-4

Euphem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84，186，191

Euphrosyne，wife of Michael Ⅱ，373-4

Eusebius，Bishop of Caesarea；writes life of Constantine，34，41；on death of Galerius，36；on Constantine’s vision，39，41-2；supports Arius，53，55-6；at Council of Nicaea，55-7；on Helena in Jerusalem，68；and Athanasius，73；on Constantine as catechumen，76；on death of Constantine，77；on Church of Holy Apostles，78；Ecclesiastical History ，39n，41

Eusebius，Bishop of Nicomedia，53，55-6，73，76，80，83

Eutropia，half-sister of Constantine Ⅰ，80-1

Eutropius，58

Eutropius，eunuch，121，124，125-6

Eutyches，Archimandrite，155-6

Eutych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57

Evagrius，203

Farmers’Law，330-1，345

Fausta，second wife of Constantine Ⅰ，36，40，57；death，58-9

Faventia（Faenza），Battle of（542），238

Felix Ⅲ，Pope，181-2

Felix，Archbishop of Ravenna，340

Fiesole，223

Flavius，Anastasius，see Anastasius Flavius，Emperor

Flavius Optatus，80

Fossati，Gaspare，203n

Franks：intervene in Italy，222-4，382；decline to help Teia，252；congratulate Constantine Ⅳ，325；rise of Kingdom，364-5

Frigidus，Battle of（393），115，120，128

Gainas the Goth，122，124-6；death，127

Gaiseric，King of Vandals，161-3，165-8，206，212

Galerius Augustus，33，35-7，44-5，64，96

Galla，wife of Theodosius the Great，110，115

Galla Placidia，daughter of Theodosius the Great，60n，143-4，151 & n，152

Gallinic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38

Gallus，half-brother of Julian，82，84-5，95

Ganzac，290

Garibaldi，Giuseppe，39n

Gelimer，King of Vandals，207-12

Geoffrey of Monmouth，32

George of Pisidia，289-90，298

George of Syria，343

Georgia，328

Gepids，267-9，295

Germanicia（Syria），363

Germanus，cousin of Justinian，250-1

Germanus，father-in-law of Maurice，276-7，279，281

German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57，359，361

Gibamund the Vandal，209

Gibbon，Edward：on retirement of Diocletian，34n；on Arch of Constantine，43；on Roman Consuls，48n；on death of Crispus and Fausta，59；on Constantine，64，76，77n；on Shapur Ⅱ，96；on death of Jovian，103；on dressing statues，132n；on sack of Rome by Goths，138；on Princess Honoria and Attila，151-2；on Attila，153；criticizes Procopius，161n，166n，243；and fall of Rome to Totila，243；on Nicetas and Heraclius，282n；on Constantine Ⅳ，322；on Byzantine religious observance，347；on 7th Ecumenical Council（2nd Nicaea），371

Glycerius，171-2

Gobazes，King of Lazica，230

Golden Horn，32

Goths，107-9；serve with Theodosius，115，117；revolts，122-3，125；massacred in Constantinople，126；invade Italy，127-9，133-4；make demands on Honorius，134-5；sack Rome，137；impact on Byzantium，161，382；seek land to settle，176，181；Justinian struggles with，212-26；betrayed by Franks，223-4；Belisarius defeats，225-6，235；revival in Italy，235-6，238-43，249；defeated by Narses，251-3，255，258，382；see also Ostrogoths；Visigoths

Gratian，Emperor，106-9，117；death，110

Great Zab River，Battle of（750），363

Greek fire，323，352，363

Greek language：rise of，119，145；Heraclius makes official language of Empire，311

Greens（deme）：as faction，185，193；riots，197-200；oppose Persians at Antioch，229；Tiberius Constantine and，272；Maurice seeks support from，276-7；under Phocas，281，283；and Leontius，333-4

Gregorius，brother of Exarch Heraclius，281-2

Gregory the Great，Pope，249n，275

Gregory Ⅱ，St，Pope，356-7，359

Gregory Ⅲ，Pope，357

Gregory ⅩⅢ，Pope，56n

Gregory，Exarch of Carthage，314

Gregory Nazianzen，St，84，99

Gregory of Nyssa，St，146

Grimuald，King of Lombards，321

Gundabad，Count，171

Gundarnasp，Persian general，299-300

Guric，King of Visigoths，171

Hadrian Ⅰ，Pope，368，377

Hannibalianus，King of Pontus，75，80，82

Harith，leader of the Ghassanids，271

Harmatius，170；killed，174-5

Harun al-Rashid，368，373，375-6

Helena，St，mother of Constantine Ⅰ，32-3，35；recovers True Cross，41，65，68-70，204；accompanies Constantine to Rome，57；and death of Fausta，59；pilgrimage to Holy Land，68-70，149；buildings and restorations，69；as Augusta，83

Helena，wife of Julian，86，91

Helenopolis（formerly Drepanum），68，76

Hellespont（Dardanelles），32

Henoticon （encyclical），181

Heraclian，governor of Africa，136-7

Heraclius，Emperor：overthrows Phocas，282；accession and early reign，283-4，286-7；first marriage，283；commitment to Constantinople，286，320；reorganizes and reforms Empire，287-8；marriage to Martina，280，291；campaign against Persia，289-98；courage in battle，292，297-8；march against Chosroes，297-9；and death of Chosroes，300；triumphant homecoming，300-1；returns True Cross to Jerusalem，305；later reforms，305；religious doctrines，305-6，309，358；opposes Saracens，306；decline，307-8，310；promulgates Ekthesis ，309-10，319n；death and burial，310-11；achievements，310-11

Heraclius，General，166

Heraclius，General，brother of Tiberius，338

Heraclius，Exarch of Carthage，281-2

Heraclius，son of Constantine Ⅲ，see Constans Ⅱ，Emperor

Heraclonas，co-Emperor，300，309，312-13

Heron of Alexandria，201

Herulians，207，215，223

Hildebad，King of Gotha，235-7

Hilderic，King of Carthage，206-7

Hippo（N.Africa），210

Hodgkin，T.，158n

Holy Roman Empire：established，365

Homs（Emesa），305-7

Honoria，Princess，143，151，157，159

Honorius，Roman Emperor，111，116，120；and invasion by Alaric，128，131-2，134；marriage，129；and John Chrysostom，130；and Stilicho，133；defies Alaric，135；decline and death，143-4；tomb，151n

Honorius，Pope，305，326

Hormisdas，Pope，191，217n

Hormisdas，Great King of Persia，273

Hosius，Bishop of Cordova，53-4

Huneric the Vandal，163n

Huns：as threat，106-7，152-5，157-9，161；in Belisarius’s army，207，209-10，216，218；threaten Constantinople，295，382

Hydruntum（Otranto），239-40

Hypatius，nephew of Anastasius，199-20

Ibas of Edessa，247，258

Iberia：revenues from，329

Ibuzir，khagan of Khazars，335，338，342

iconoclasm：Leo Ⅲ instigates，354-8，360；Constantine Ⅴ supports，358-61；Irene opposes，367-70，375；discussed at 7th Ecumenical Council，169-71；Charlemagne and，377

Illus，Isaurian general，169-70，175-6，181

Illyria，377

Innocent Ⅰ，Pope，130

Institutes of Justinian，197

Irene，Empress：character and background，366-7；anti-iconoclasm and ecclesiastical policy，367-70；assumes regency，367-8；struggle with Saracens，368-9；and 7th Ecumenical Council，371；exercise of power，372；has Constantine Ⅵ killed，375；as sole ruler，376；and Charlemagne，376，380-1；overthrow and death，381

Isaac，Armenian general，241-2

Isaurians，164-5，167-8，183-6，242，250

Isidore of Miletus，201

Isidore，nephew of Isidore of Miletus，203n

Isidore，Bishop of Seville，254n

Islam：rise，302-3；and religious art，354-5；see also Mohammed，Saracens

Italy：Justinian reconquers（Belisarius’s first campaign），174，212-24；Goths revolt in，235-7，241-3；taxation in，237；Belisarius’s second campaign in，239-44；Narses defeats Goths in，244，251-3，255；Lombards settle in，268-9，279，321，364，382；Constans Ⅱ defends，320-1；Franks intervene in，364-5，377，382

Izmit（Nicomedia），33-4，351

Jacob Baradaeus，246-7

Jerusalem：Church of Holy Sepulchre，69，72-3，307n；Constantine’s tricennalia celebrations in，73-4；capture and massacre by Persians，285；Arabs capture，302，306-7；Heraclius returns True Cross to，305

Jesus Christ：theological disputes over nature of，52-6，71，146，246-7，305-7，309，326，361；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354

Jews：reclaim menorah ，212；persecuted by Phocas，281；support Persians，281，285

Joannina，daughter of Belisarius，235

Johannes，Roman Emperor，144-5，163

John，nephew of Vitalian：in Italy，218-22，236，251；and siege of Milan，223；Totila defeats’ 238；and Totila’s plea to Roman Senate，239；delays aid for Belisarius，241；marriage，241；disagreement with Belisarius，241

John，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91

John Ⅳ，Pope，310

John Ⅶ，Pope，338，341

John，General Logothete，349

John of Antioch，161，283

John Arkaph，71

John of Cappadocia，195-8，207-8，230-1，333

John Chrysostom，St，110，125-6，129-31，146-7，201

John of Damascus，361

John of Ephesus，270

John the Faster，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74-5

John of Lydia，195-6

John Malalas，149，157

John Phagas ，General，236

John Strouthos，344

Jordanes，158，178

Jovian，Roman Emperor，101-4

Jovius，Praetorian Prefect，134-5

Julian the Apostate，Roman Emperor：appointed Caesar，83，85；background and character，83-4；renounces Christianity，84，90；appearance and manner，84-5；in Gaul，85-6，89；marriage，86；summoned to East，86-8；proclaimed Augustus，87-8；moves East，89-90；acclaimed Emperor，90；austerity，91；administrative reforms，91-2；paganism and mysticism，92-5；moves capital at Antioch，94；Persian expedition，94，96-8，299；edict against Christian faith，95；killed，98；assessed，98-100；burial，103；and united empire，173；The Caesars ，93；Hymn to Cybele ，94

Julian，son of Constantinus，143n

Julius Ⅱ，Pope，61

Julius Constantius，88-1，83

Julius Nepos，Roman Emperor，171-2，174

Justin Ⅰ，Emperor，188-90，194

Justin Ⅱ，Emperor：succeeds，262-3；and external wars，267-70；religious persecutions，270；insanity and death，270-1

Justin，General，223

Justina，mother of Valentinian Ⅱ，110-11

Justinian Ⅰ，Emperor：building and rebuilding programme，79，195，201-4，264-5；and reconquest of Italy，174，205，212-18，236，251-3，269；supports Justin，189；and religious unity，189，191；background，190；meets and marries Theodora，191，193-4；reign，194-7；law code，196-7；and Nika revolt，197-200；war against Vandals，207-8，211；rewards Belisarius，211-12；returns menorah to Jews，212；mistrust and jealousy of Belisarius，220-1，226，236，261；and threat from Chosroes，224，227，229；closes School of Athens，228；ill in plague，233-4；succession question，233-4，251，262；and Totila’s revolt，236-9，245；and Belisarius’s second Italian campaign，240，244；declines Totila’s proposals，243；and death of Theodora，244-5；reconciliation with Belisarius，245；and religious controversies，245-9，255-9；and restored Western Empire，250；and Spanish campaign，254；calls Church Council，257；decline，259-60；and Kotrigur invasion，260-1；ecclesiastical laws，261；death and burial，262-3；depicted，263，356；assessed as Emperor，264-6，311；encourages trade，265-6

Justinian Ⅱ，Emperor：character and first reign，328，345-6；military expeditions，328-9；resettlements，329-30，333，362；religious controversies，331-3，341-2；unpopularity，333；deposed，mutilated and exiled，333-4；intrigues，335-6；marriage，335，338-9；returns and regains throne，337，345；Terror，338-9，345；second reign，339-40，345-6；expedition to Ravenna，340，342；meets Pope Constantine Ⅰ，341-2；expedition against Cherson，342-3；executed，344，346；and Leo，350

Kavadh，Great King of Persia，195

Kavadh-Siroes，Great King of Persia，299-300

Khalia，Muslim general，306

Khazars，294，297，335，342-4

Koran，Holy，303

Korsun（Cherson），335，342-3

Kotrigurs，260-1

Lactantius，35，40-1，45；Divine Institutions ，64

Lalis，mother of Emperor Zeno，184

Laodicea：earthquake（529），194

Laterna Council（649），318

Latin language：decline，119，145，311

Lazica（Colchis），229，260

Lentienses，108

Leo Ⅰ，Emperor：reign，164-9；and Basiliscus’s expedition against Vandals，167，184n；and Daniel the Stylite，170n；appoints Julius Nepos Emperor of Rome，171

Leo Ⅲ，Emperor，350-8，360

Leo Ⅳ，Emperor，366-7

Leo，grandson of Leo Ⅰ，168

Leo Ⅰ（the Great），Pope，155，159，162，163n

Leo Ⅲ，Pope，376-80

Leontia，daughter of Emperor Leo Ⅰ，167，175

Leontia，wife of Phocas，277

Leontius，Emperor，333-5，337

Leontius the Syrian，176-7

Leontius，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Athens，141

Libanius，84-5，91-2

Liber Pontificalis ，321，342

Liberius，General，253-4

Libius Severus，Roman Emperor，171

Licinianus，son of Licinius，47，57-8

Licinius Augustus，Roman Emperor，37，44-50，53，57

Life of St Stephen the Younger （anon.），359n

Logothetes，237，265

Lombards，268-9，279，321，325，364-5，382

Longinus，brother of Emperor Zeno，176-7，182-4

Longinus，commander at Ravenna，268

Lucian of Antioch，St，52

Lüleburgaz（Arcadiopolis），261

Lupicinus，Count of Thrace，107

Lydia，196 & n.

Macarius，Bishop of Jerusalem，68

Macedon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79，186，191

Magnentius，Roman Emperor，82，96

Malalas，John，149，157

Malchus，168

Manuel Ⅰ Comnenus，Emperor，66n

Marcellae，Battle of（792），373

Marcellinus，Lord of Dalmatia，166

Marcellinus，Ammianus，88-9，92，95，97-8，101-2

Marcian，Emperor，155，159，164-6，327 & n.；death，163

Marcian，son of Anthemius，175

Marcus，deacon，141n

Marcus Graecus，323n

Marcus Martianus，48-9

Mardaites，324，329

Maria，wife of Emperor Honorius，129，132

Marina，Princess，140

Marjorian，Roman Emperor，171

Martianus，Marcus，48-9

Martin Ⅰ，Pope，318-20，332，335

Martina，wife of Emperor Heraclius：marriage，288，309；accompanies Heraclius on campaign，290-1；children，291，300，309；and decline of Heraclius，309；succession and intrigues，309，312-13，317；mutilation and exile，313

Martyropolis，273，292

Marwan Ⅱ，Caliph，363

Mary，Virgin，147

Mary of Amnia，wife of Constantine Ⅵ，372-3

Maslana，Prince，350-1，353

Matasuntha，Queen of Vitiges，217，219，226；Germanus marries，250

Mauriac（Mauritian）Plain，Battle of（451），158

Maurice，Emperor：reign，272-5，278-9；deposed by army mutiny，276-7；killed，278；and Avars，289n；settles Armenian cavalrymen in Anatolia，329

Maurus，Patrician，344

Maxentius，son of Maximian，36-9，43

Maximian‘Augusti’，joint Emperor，33，34n，36，42，57-8

Maximianus，Archbishop of Ravenna，263

Maximin，envoy to Attila，154

Maximin，General，238-9

Maximin Daia Caesar，37，44-6

Maximus，Magnus Clemens，109-11，114，160

Maximus，Petronius，Roman Emperor，160-1；killed，162

Maximus the Confessor，317，319-20

Mecca，302，304

Mediolanum（now Milan），222-3

Melchiades，Pope，40

Meletian Church，52，71

Menn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47-8

Mercurius，St，98n

Michael Ⅱ，Emperor，374

Michael Psellus，261n

Michael Lachanodrakon，362

Milan（Mediolanum）：siege and sack of（538-9），222-3

Milvian Bridge，Battle of the（312），39-40，42，60

Minervina，first wife of Constantine，36

Moechian controversy，374 & n

Mohammed，302-4

monophysitism，155-6，169，181-2，184-6，246-8，270-1，305-6，309，327n，347；and iconoclasm，354

monothelitism，309-10，317-19，326-7，347，349

Monte Cassino，217n

Muawiya，Caliph，315-16，320，323-4，328

Mugello valley，Battle of（542），238

Mundilas，General，223

Mundus，General，200，215

Mustafa Ⅲ，Sultan，66n

Naples，215-16，235，238

Narses，Great King of Persia，64，96

Narses，commander of imperial bodyguard，later chamberlain：and Nika revolt，200；in Italy，220-1，223；relations with Belisarius，221-2；withdrawn from Italy，223；successes in Italy，244，251-3，255，268-9；forces sent to Spain，254；wins Corsica，254；and Lombards，268n，269

Narses，General，280

Nepos，Julius，Roman Emperor，171-2，174

Nepotianus，Popilius，80-1

Nero，Roman Emperor，59n

Nestorius，Bishop of Constantinople，and Nestorian heresy，147-8，155-6，247

Nicaea，Councils of，see Church Councils，Ecumenical

Nicephorus，313，342，366

Nicephorus Caesar，373

Nicetas，son of Gregorius，282

Nicomedia（now Izmit），33-5，351

Nika revolt（532），197-200

Nikopol（Securisca），276

Nisibis，102-3

Nocera，Battle of（552），252

Odoacer（Odovacar），Patrician，172-4，176-7，181

Olybrius，Roman Emperor，163n，171

Olympias，daughter of Ablavius，80

Olympiodorus，143n

Olympius，minister of Honorius，132-3

Olympus，Exarch of Ravenna，318

Omar，Caliph，304，307，314-15

Omayyad Caliphate，323，363

Opsikion Theme，287，330-2，348-9

Orestes，171-2

Osimo（formerly Auximum），220，223，240

Ostrogorsky，Georg，331n

Ostrogoths，63，107；kingdom in Italy，208，212-15，224，237；see also Goths

Othman，Caliph，314-16

Otranto（formerly Hydruntum），239-40

Palermo（formerly Panormus），215n

Pamphilus，34

Pamprepius，177

Pandects （of law），197

Panormus（now Palermo，Sicily），215n

Papacy：rise of，174；and 484 schism，182；reconciliation with Eastern Church，189，191；see also individual popes

Papal States：established，365

Patricius Caesar，son of Aspar，167，175

Patricius，Master of the Offices，169

Paul Ⅵ，Pope，345n

Paul，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17，319

Paul the Chain，90

Paul the Deacon，338

Paul the Silentiary，202-3

Paulinus，Master of the Offices，149-50

Pelagius，Deacon，241

Pelagius，Patrician and silentiary，182-3

Pelagius，Pope，274

Pepin the Short，Frankish King，364-5，377

Persepolis，299

Persia：as threat to Rome，63；war with，81-2；Julian’s expedition against，94，96-8；treaty with Rome，102；war with Empire，187；194-5；‘Everlasting Peace’（532），195，205，229；Vandals fight against，212；threat to Justinian，224，229；invade Empire，227，229；withdrawal，233；annihilates imperial force in Armenia，235；Justinian pays tribute to，260；control of trade，265-6；war resumes（572），270；Maurice and，272-3；war ends（591），273；603 invasion by，280；Jews support，281，285；as threat to Heraclius，284-6；Heraclius campaigns against，289-93；a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296；Heraclius defeats，297-8；peace treaty（628），300-1

Pesaro（Italy），240

Peter，General，brother of Emperor Maurice，276，278-9

Peter the Patrician，214

Peter the Stammerer，182，191

Petra（city in Lazica），230

Petronius Maximus，Roman Emperor，160-2

Pharas the Herulian，210

Philippicus Bardanes（Vardan），Emperor，343-4，347-9

Philostorgus，58

Phocas，Emperor：accession，276-7；appearance and cruelty，279，338；and Persian war，280；killed，282-3

Phoenicus（now Finike），Battle of（655），316

Pholoe，123，129

Photius，son of Antonina，231-2

Pius Ⅸ，Pope，39n

Placidia，wife of Olybrius，163n

Placidia，Galla，see Galla Placidia

plague，bubonic（542），233

Plato，Abbot of Saccudion，374

Pollentia，Battle of（402），128

Pompeianus，Euricus，38

Pompeius，nephew of Emperor Anastasius，187，200

Popilius Nepotianus，brother-in-law of Constantine，80-1

Porphyrius，Bishop of Gaza，141

Praetextus，High Priest，64

Prisca，widow of Diocletian，46

Priscus，envoy to Attila，154-5，165

Priscus，son-in-law of Phocas，282

Probus，nephew of Anastasius，198

Procopius，friend of Julian，103，105

Procopius of Caesarea，historian：on murder of Valentinian，161n；Gibbon criticizes，161n，166n，243；describes campaign against Vandals，166-7；on Zeno’s agreement with Theodoric，178；on Anastasius’s economic success，184n；on Justin，188；vilifies Theodora and Justinian，191-3；on Tribonian，196-7；on rebuilding of St Sophia，202-3；on Antonina，206，231-2；on Hilderic，206；accompanies Belisarius on Carthage expedition，207-10；on Triumph accorded to Belisarius，211n；in Italy with Belisarius，221；reports Totila’s letter，228n；describes Belisarius’s reception of Chosroes’envoy，232-3；on death of Hildebad，236n；on fall of Rome，243；on Narses’success in Italy，252；on Justinian’s poor Greek，263；on Chalkē，355

Propontis（now Sea of Marmara），31

Psellus，Michael，261n

Pulcheria，Princess，140-2，150，155，163

Quadi，106

Quinisextum，Synod（691），331-2，338，341

Ravenna：captured by Theodosius Ⅱ（425），144-5；Theodoric in，179-80；Vitiges withdraws to，217；Belisarius occupies，224-6，235；Church of S.Vitale，263，356；Exarchate created，273，278；Justinian sends expedition against，340，342；revolt against iconoclasm，356；captured by Lombards，364

Razates，Persian general，297-8

Rhodes，315-16，349

Ricimer，Count，171，173

Rimini（formerly Ariminum），219-22

Rome（city）：decline，119；invaded and pillaged by Goths，133-4，136-7；Attila turns from，159；pillaged by Vandals，163，165；and rise of Papacy，174；besieged by Goths（537），218-19；aqueducts，218；falls to Totila，239，241-3，249-50；Narses takes，252，255；Constans Ⅱ visits，321

BUILDINGS：Arch of Constantine，43-4；Churches：S.Croce in Gerusalemme，69；St John Lateran，40，60；S.Paolo fuori le Mura，60n，74；St Peter’s，61n，74；S.Pietro in Vincoli，149n；S.Sebastiano，60n

Romulus‘Augustulus’，Roman Emperor，119，172-3

Ruad（formerly Aradus），315

Rufinus，120-1，124，152

Ruricus，Pompeianus，38

Sallustius Secundus，101

Sarablagas，Persian general，291

Saracens：and rise of Islam，302-3；conquests，302-4，314-15，319，381-2；at Alexandria，310；struggle with Constans Ⅱ，314；besiege Constantinople（674），323-4，352；thwarted by Constantine Ⅳ，324-5；treaties with，328-9；capture Tyana，339；threaten Anastasius Ⅱ in Constantinople，349；Leo Ⅲ negotiates with，350-1；siege of Constantinople（717），352-3）；Constantine Ⅴ opposes，363；Irene and，378-9

Sardinia，254

Sardis（Sardes），Battle of（743），358

Sarmatians，63

Sassanian Empire，63

Saturninus，Count of the Imperial Bodyguard，150

Saxa Rubra，Battle of（312），38-9

Scyrians，172n

Scythians，295

Sebastian，Roman general，108

Sebastopolis（now Sulusaray），Battle of（691），330，333

Securisca（now Nikopol，Bulgaria），276

Selymbria，261

Senate（Constantinople）：status，314

Septem（now Ceuta），253

Serena，niece of Theodosius Ⅱ，115-16，120；strangled，132

Serene Fields，Battle of（313），45

Sergius Ⅰ，Pope，332，340

Sergius，leader of Greens，277

Serg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86，288，294-5，300-1，305，309-10

Sesuald，321

Severus，Patrician，168

Severus，Acilius，60

Severus，Libius，Roman Emperor，171

Severus，Septimius，62，65

Sextus Aurelius Victor：History of the Caesars ，82

Shahin（Saes），Persian general，291，293-4，296-7

Shahr-Baraz，Persian general：successes，285；Heraclius at war with，290-3；envoys a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295；Heraclius intercepts message to，298；revolt against Chosroes Ⅱ，299；restores True Cross，301

Shapur Ⅰ，Great King of Persia，63

Shapur Ⅱ，Great King of Persia，75，86，96，98，102，105

Shapur Ⅲ，Great King of Persia，110-11，120

Shiria，Queen of Chosroes Ⅱ，299

Sicily：Belisarius’s fleet at，208；as Justinian’s personal patrimony，250；Saracens threaten，320；Constans Ⅱ in，331-2；disputed bishoprics，357，377

Silverius，Pope，217，248

Simeon Stylites，St，17on

Simocatta，Theophylact，273n，274n，277-8

Simplicius，Pope，181

Sirmium，273

Siroes，Kavadh-，Great King of Persia，299-300

Sisaurani，230

Sisinnius，Pope，341

Slavs：overrun Balkans，260，281，284，286；in Thrace and Illyricum，271；Maurice and，274；a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295-6；and Constans Ⅱ，319-20；congratulate Constantine Ⅳ，325；Justinian Ⅱ re-settles，329；desert to Arabs，330；as threat，382

Smyrna，323

Socrates Scholasticus，49，74n，79，141，144

Soghdiana，266

Sopater，64

Sophia，Empress of Justin Ⅱ，262，268n，270-2

Sophronius，Patriarch of Jerusalem，306-7，309

Spain：Liberius campaigns in，253-4

Spoleto，Duchy of，268

Stauracius，Logothete，368，372，376

Stephen Ⅱ，Pope，364，377

Stephen，Abbot of St Auxentius，361

Stephen，Deacon of St Sophia，359n

Stephen，Papal legate in Constantinople，247

Stephen of Persia，Sacellarius ，333，346

Stephen the Younger，St，359n.

Stilicho the Vandal，115-16，120，122-5；allows Alaric to escape，122-3，128-9；opposes Goths，128；ambitions，128-9，131-2；executed，132-3；qualities，133；rule，173

Suevians，171n

Suleiman，Saracen general，350-2

Sulusaray（Scbastopolis），330，333

Sunday：as sabbath，51

Sunigilda，wife of Odoacer，177

Sura，229

Sylvester，Pope，54，63，379

Symmachus，180n

Syracuse，322

Syria：Arabs invade，302，304-6；Byzantine expedition to，328；Tiberius invades，334

Tamburlainc，148n

Tara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68-9，374，377

Tatzates，Armenian general，368

Teia，King of Goths，252

Teletz，Bulgar King，364

Tervcl，Bulgar King，336-7，339，348，363

Thebarmes，291

Thelane，son of Odoacer，177

Themes，287，329，345；see also individual Themes

Themistius，109

Theodahad，King of Ostrogoths，214-16

Theodemir，Ostrogoth chieftain，177

Theodis，King of Visigoths，253

Theodora，wife of Constantius，35，57，83

Theodora，Empress，wife of Justinian：background and character，191-3；marriage，194；in Nika revolt，199-200；intrigue with Theodahad，214-15；letter to Persians，229；relations with Antonina，230-2，235；and succession to Justinian，233；disgraces Belisarius，234-5，240；reconciliation with Belisarius，235；death，244；maligns Belisarius，245；monophysitism，248-9；and Pope Vigilius，248-9；depicted，263

Theodora，Empress of Justinian Ⅱ，335-6，338-9，346，356

Theodore，Abbot of the Studium，Constantinople，374

Theodore，brother of Heraclius，294，296-7，300-1

Theodore，nephew of Heraclius，308，313n

Theodore，Patrician，340

Theodore Calliopas，Exarch of Ravenna，318

Theodore of Mopsuestia，247，258

Theodore，Pope，317

Theodore of Myra，370

Theodore of Ravenna，priest，326

Theodoret of Cyrrhus，247，258

Theodoric，King of the Ostrogoths，177-81，212-13，228，253，289n

Theodoric Strabo，son of Triarius，178

Theodorus，Praetorian Prefect，281

Theodosian Codex，145

Theodosius Ⅰ（the Great），Emperor：appropriates Athene from Lindos，68；baptism，77；made co-Augustus，108；and death of Gratian，110；defeats Maximus，111；character，111-12，116；submits to Ambrose，112-13；defeats Eugenius，114-16；death，116；assessed，116-18；and religion，118，146

Theodosius Ⅱ，Emperor：born，125；succeeds to throne，131；supports Honorius，137；builds Walls of Constantinople，139；character and interests，140-1；marriage，141-2；expedition to Johannes，144；and religious doctrine，147；banishes Nestorius，148；and Attila，152-；death，155；codification of law，196；re-dedi-cates St Sophia，201

Theodosius Ⅲ，Emperor，349，351，363；abdicates，352

Theodosius，lover of Antonina，231-2

Theodosius，Bishop of Ephesus，360

Theodosius，son of Maurice，276-9

Theodosius，son of Heraclius，309

Theodosius，brother of Constans Ⅱ，320

Theodosius，Roman general，105，108

Theodote，second wife of Constantine，Ⅵ，374-5

Theodotus，Grand Logothete，333

Theophanes，monk，285，300，308，313，315，330-1，342，350，352，358，361n

Theophilus，Bishop of Alexandria，129，146

Theophylact，Simocatta，273n，274n，277-8

Thermantia，wife of Emperor Honorius，132

Thessalonica：massacre（390），112，120

Theudibald，Frankish King，252

Theudibert，Frankish King，222-4

Thrace：settlers in，363

Thracesion Theme，361

‘Three Chapters’，247-9，255，257-9

Tiberius Constantine，Emperor，269，271-2

Tiberius Ⅲ，Emperor，334，337

Tiberius，co-Emperor，338，341，344-6

Timothy（the Weasel），Bishop of Alexandria，169，191

Titus，Roman Emperor，212

Toleration，Edict of（311），44

Totila，King of the Goths：plea to Roman Senate，228，239；military victories，235，238-9；character and background，237；besieges and takes Rome，239，241-3，248-9；war with Belisarius，240；regains Rome，250；defeated by Narscs，251-2；death，252，258

Trajan，Roman general，108

Trebizond，293

Tribonian，Quaestor of the Sacred Palace，196-8

Tricamarum，Battle of（533），210

True Cross：Helena recovers，41，65，68-70，204；Persians seize，235，290；Heraclius takes to Constantinople，300-1；returned to Jerusalem，305

Turks：treaty with（568-9），270n；attack in Crimea，271

Tyana，339

Tyre，Synod of（335），73

Tzazo the Vandal，210

Uldin，Hunnish King，127，140，152

Uraias，nephew of Vitiges，222-3

Urfa（formerly Edessa），280，305

Ursulus，91

Ursus（Orso），Doge of Venice，356n

Valens，joint Roman Emperor，104-8，146

Valentinian Ⅰ，Roman Emperor，104-6，143

Valentinian Ⅱ，co-Emperor，106，110-11，113，114

Valentinian Ⅲ，Roman Emperor，143-6，148，151，157，160-1，163

Valeria，wife of Galerius，46

Valerian，Roman Emperor，63-4

Valla，Lorenzo，379

Vandals，161-3，165-6，168，206-12

Varangian Guard，272

Varronianus，son of Jovian，103

Velas，Goth general，236

Venice：Republic established，356n

Verina，Dowager Empress，165，169，175-7

Vespasian，Roman Emperor，62

Vidal，Gore，99

Vigilantia，sister of Justinian，262

Vigilius，Pope：arrested，241，248，332；controversy with Justinian，248，256-9；and recovery of Rome，255；at Ecumenical Council，257-8；death，259；Encyclica ，256；Judicatum ，249，255

Visigoths，107，172，176，253-4；see also Goths

Vitalian，Pope，321

Vitalian the Goth，187，189，199，218

Vitalius，General，236

Vitiges，King of the Ostrogoths，216-18，222，224-6

Walid Ⅰ，Caliph，339

William of Malmesbury，63

Yarmuk River，Battle of（636），306-7

Yarpus（formerly Arabissus），278

Yazid，Caliph，355

Yeats，W.B.，31

Zab River，Greater，363

Zacharias，Exarch of Ravenna，332

Zacharias，Patriarch of Jerusalem，285，305

Zechariah，Prophet，232

Zeno，Emperor：marries Ariadne and changes name，165；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167；succeeds to throne，168，171；and Nepos，171-2，174；Odoacer recognizes，173；and Western Empire，174；reign，175；and Illus，176-8；and Theodoric，178-9，289n；death，181-3；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181-2，191

Zeno，son of Emperor Zeno，182

Ziebil，khagan of Khazars，294，297

Zoilos，Mayor of Cherson，342

Zoroaster，291

Zosimus，38，58，121，13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著；李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

书名原文：BYZANTIUM：THE EARLY CENTURIES

ISBN 978-7-5201-1815-6

Ⅰ.①拜… Ⅱ.①约…②李… Ⅲ.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Ⅳ.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9423号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

著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译者/李达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7.5 插页：0.75 字数：366千字

版次/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815-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0693号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John Julius Norwich，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金版上的圣米迦勒，藏于威尼斯圣马可金库

查理曼，圣骨匣上的半身像，约1350年

《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九世纪

圣米迦勒和军人圣人，饰有黄金、珠宝的珐琅圣像画，十一或十二世纪，藏于威尼斯圣马可金库

“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得到基督加冕，象牙浮雕，约944年

圣母与圣子，小牙雕，十一或十二世纪。破坏圣像运动之后罕见的雕刻作品

西帝国皇帝奥托二世（左）和妻子塞奥法诺（右）

西帝国皇帝奥托三世加冕。出自赖歇瑙或者宫廷之中绘制的福音书，约998年

皇帝巴西尔二世，出自一本诗集，约1017年

女皇伊琳妮（797～802）

皇帝利奥六世（886～912）和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13～959）

皇帝罗曼努斯一世（920～944）和长子克里斯托弗

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963～969）和巴西尔二世（963～1025）

皇帝伊萨克一世（1057～1059）

皇帝米哈伊尔七世（1071～1078）

卡帕多西亚的格雷梅峡谷

祈祷室的壁画，十一或十二世纪，卡帕多西亚

基督升天，背后的建筑或以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为范本。出自《科基诺巴弗斯的詹姆斯的布道》（The Sermons of James of Kokkinobaphos ），十二世纪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译者说明

引言

第一章 克鲁姆（800～814）

第二章 圣像再毁（814～829）

第三章 塞奥菲洛斯（829～842）

第四章 恢复圣像（842～856）

第五章 牧首与阴谋（857～866）

第六章 两次谋杀（866～867）

第七章 马其顿人巴西尔（867～886）

第八章 智者利奥（886～912）

第九章 罗曼努斯崛起（912～920）

第十章 温和的篡位者（920～948）

第十一章 学者皇帝（945～963）

第十二章 萨拉森人的白面死神（963～969）

第十三章 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

第十四章 小巴西尔（976～989）

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屠夫（989～1025）

第十六章 衰败之兆（1025～1041）

第十七章 帕夫拉戈尼亚王朝的终结（1041～1042）

第十八章 莫诺马修斯与大分裂（1042～1055）

第十九章 灾难序曲（1055～1059）

第二十章 曼齐刻尔特（1059～1081）

皇帝列表

穆斯林君主列表

普世牧首列表

教皇列表

参考文献

索引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阿莫里亚王朝

马其顿王朝

保加利亚可汗（沙皇）

基辅大公

译者说明

拜占庭三部曲系列涵盖的时期超过千年，涉及的专有名词极多，而且大多没有通译名，这对汉译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对于没有通译名的名词，本人在选择汉译名时，尽可能按照这个名词所属的时代，选择同时代人使用的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中古希腊语）读音进行翻译。特殊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通译名及其衍生词

如果一个专有名词已有使用较多的通译名，那么汉译文中便采用这个通译名，并基于这一通译名翻译其衍生词。比如“君士坦丁”，衍生词如“君士坦斯”“君士坦提乌斯”等，又如“查士丁尼”，衍生词如“查士丁”等。

2.同人同地不同译名

这种情况大致分两种情况，其一源自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比如拉丁语中的“狄奥多西”用中古希腊语转写之后应译作“塞奥多西奥斯”，类似的情况如“狄奥多拉”与“塞奥多拉”，“帖萨罗尼迦”与“塞萨洛尼基”，等等。其二是有通译名的著名人物和同名但没有如此知名度的人，比如“普罗柯比”，仅用于指六世纪著名史学著作《战史》的作者，其他同名者译为“普罗柯比乌斯”。

3.同名号官职不同译名

本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官职与名号，汉译者尽可能查找词汇的原意来进行翻译，其中一些部分采用意译，以便于读者理解。比如“奥古斯塔”，基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翻译为“皇后”“皇太后”“女皇”等。

本人学识有限，在历史问题和译名问题上难免出错，在此先向读者致歉，恳请方家斧正。

引言

本书并不需要太长的引言，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继续我三年前完成的第一卷《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第一卷之中我自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建立罗马帝国的新都城开始，从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的命运起伏写到800年那个难忘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将皇冠和罗马皇帝的封号赐予查理曼，就此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提出了异议——即使理论上或许并未如此宣称——也让欧洲出现了两个皇帝。

这一卷涵盖的时间段比第一卷要短，不到三百年，而非第一卷的五个多世纪。一部分原因是，事件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加速了——这在历史上时常出现，大量的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就此让东地中海的画布显得愈发拥挤。然而，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同时代的资料更为丰富。在拜占庭时代的早期，存留的资料——如我此前所说——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不同资料的记述还往往互相矛盾。就娱乐性而言，仅有普罗柯比的作品值得阅读——尽管不得不说，他的作品之中有大量的虚构。此时，当历史的步伐加速之后，可写的故事也越来越多，编年史家们越来越频繁地用描绘、阐述和逸事来为作品增色。其中还有一些缺乏记载的时代，比如十一世纪初，资料稀少得令人恼怒，但这样的情况终究是少数。余下的时期，靠着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圣塞奥法内斯及其续写者、乔治·凯德莱努斯、约翰·斯基里泽斯（John Scylitzes），以及令人厌恶却拥有最好文笔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我们对拜占庭帝国皇室生活的了解得以远超中世纪前期的任何一个欧洲朝廷。我心怀感恩阅读这些记述者的作品，并直接或间接地引述他们的作品，时而为文学性删繁就简——或许一些读者会觉得太简略了；如果这样的丰富性迫使这一卷涵盖的时间段变短，我只能说这也是值得的。

这让我得以和撰写第一卷时一样，用拜占庭历史之中另一个重要事件作为第二卷的结尾。查理曼的加冕虽然让帝国受创，但它对东罗马帝国的实际损害远不能与这个事件相比——曼齐刻尔特（Manzikert）之战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灾难，帝国渐渐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后果，在梦魇般的几个小时之后，帝国将就此失去小亚细亚四分之三的领土，而这是帝国最倚重的地区，也是最有价值的地区。事实证明，这样的损失仅仅是个开始：突厥人在占据安纳托利亚腹地之后，占据整个半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巴尔干半岛也将步其后尘，之后君士坦丁堡将最终陷落。东方的征服者不紧不慢，这个过程花费了近四个世纪。但确定无疑的是，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感恩礼拜时，头巾触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地面，这一切都是始于三百八十二年前曼齐刻尔特战场的胜利。

在这场破坏最大也最耻辱的战败之后的十年之中，当小亚细亚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塞尔柱人（Seljuk）的控制之中，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和尼基弗鲁斯三世（Nicephorus Ⅲ）的政府却在瘫痪之中无助观望，任帝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之时，帝国之中的明眼人几乎都认为他们时日无多了。然而就在那时，和拜占庭帝国之前几次陷入危急时一样，救星在最后时刻到来——难道君士坦丁堡不是得到了神的庇佑吗？在半个多世纪之中，经历了近乎丑角的十几个统治者之后，亚历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mnenus）终于以英雄的形象登上舞台。本书的终结是他在1081年复活节的加冕礼，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希望。他如何挽救帝国则要在第三卷《拜占庭的衰亡：从希腊君主到苏丹附庸》中详细叙述，我们的故事也将在那本书之中结束。

现在我要做的是再度提醒读者，尽管我尽可能查阅现存资料，保证本书的叙述尽可能准确，但本书和前一本书一样，绝非严谨的学术著作。我在开始撰写本书之前对拜占庭帝国知之甚少，而我在完成本书之时难免会忘却许多内容。如果说，我在书中对经济方面的讨论过少，那是因为我并非经济学家，而且三卷的篇幅已经够长。同样，如果我专注于皇帝皇后的性格而非社会发展，那我只能以自己更喜欢研究人物而非社会趋势为借口。同样，我并没有在人名拼写的统一性方面太较真。我通常使用人名的拉丁语版本，以便使用英语的读者阅读。另一方面，若是希腊语的词汇更适宜，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那些希望阅读更有挑战性的作品的读者敬请查阅参考文献部分，其中有许多学界的佳作，本书并非其同类作品。我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让感兴趣的非专业研究者得以一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像刚刚迷恋上东地中海的我那样。对此我是否能成功尚待时间验证——即使这个相对容易的任务依然还要写完近四个世纪的内容。但我早已不打算退缩，至少就我而言，我是乐在其中。如果能让志同道合者分享我的快乐，我也会更加快乐。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1990年圣诞节于伦敦

第一章 克鲁姆（800～814）

即便化作飞鸟，我们也无望逃生。

——尼基弗鲁斯一世临终所言

当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的圣诞节上为法兰克人丕平的儿子查理加冕，向他致敬并称他为罗马的皇帝时，拜占庭帝国已经存在四百七十年。这个帝国于330年时为君士坦丁大帝所创建，定都于一座正式名称为新罗马，却被我们称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市，一直以来都在为生存而竭力战斗。在西方与蛮族诸部——哥特人、匈人、汪达尔人和阿瓦尔人——作战，在东部与波斯人作战，而在萨珊帝国毁灭之后很快又要面对更难缠的穆斯林。在这几个世纪之中帝国损失很大。萨拉森人已经夺走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非和埃及，查士丁尼时代收复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已经被伦巴第人夺走并献给教皇掌控。在此前的损失之外，又有当前的忧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安纳托利亚方向不断施压；距离都城更近的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尔人也一直是个威胁；帝国内部又因激烈的争论而分裂，这一争论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尊敬耶稣基督、圣母和圣人们的偶像与圣像画是不是罪恶？

这一问题早在726年就已显现出来，当时的皇帝“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 [1] 下令毁掉青铜门——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主要入口——之上的巨型基督金像。四年后他颁布了将这一举措推而广之的敕令，要求在帝国全境禁止所有的圣像崇拜，而由他开始的破坏圣像运动在他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的时代变得更为狂热。直到君士坦丁五世于775年死后，事态才向有利于崇拜圣像派——包括崇拜圣像，或者说至少是尊敬圣像的人——的方向发展，这要归功于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媳，即对这一运动大为不满的皇后伊琳妮。

尽管伊琳妮的丈夫，即虚弱而不负责任的利奥四世与他父亲信仰相同，是个情绪化的破坏圣像派，但他完全被自己的妻子掌控。他死于三十一岁时，伊琳妮成了他们十岁大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的摄政者。她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试图夺回本属于他的权力，他的母亲则毫不犹豫地将他刺瞎，这一格外野蛮的手段使他于不久之后死去——而她此前完全清楚这一点。她就此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不只是摄政，还是以自己的名义统治。身为狂热的圣像崇拜者，她恢复了圣像崇拜，并在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中正式将其定为正统，但她对其他所有问题的处理如灾难一般。在八世纪末，帝国因她而陷入财政困境，随时可能爆发动乱。

正是在这个举国一致不满、士气极度低落的时刻，又出现了新的威胁，这一威胁并非源自财政，甚至不是军事威胁，和拜占庭帝国此前遭遇的所有危机都不同，是直接威胁帝国存在的基石——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信仰的联合。在拜占庭帝国看来，两者联合的具体象征正是皇帝本人——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上帝的辅助统治者，基督选择的人，与使徒相当。而且，正如天堂只有一个统治者，地上也只应有一个皇帝——尽管皇帝可以为纯粹的管理需要而与他人共治，任何试图挑战这一神授权威的人不仅是叛国者，也是渎神者。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挑战这一权威的人有很多，罪恶感也很少能阻止这一行为，但这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这一理念——皇帝在宗教意义上高于他的臣民，并处在人世与天堂之间——绝非深奥的教条，反而是确定的信念。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最低微的农民都坚信这一点。这一信念之广泛，可以说，至少不次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的基督教信仰。也难怪，当查理曼加冕的消息于801年年初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城中人的反应是一致的难以置信与恐惧。

婚约（801）

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跪在圣彼得的圣坛前的查理曼起身之时，关于拜占庭所理解的帝国理念，查理曼究竟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对他而言这主要是个学术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拜占庭的皇位并非岌岌可危，而是空无一人。按他成长时接受的萨利克的传统观念，女人只有作为丈夫的配偶才能戴上王冠，教皇利奥同样这么认为——我们只能如此推测。因此，尽管刚刚进行了这一决定性的典礼，至少在他们两人看来，罗马帝国依然存在，唯一且不可分裂，查理曼则是帝国的皇帝。教皇僭用了任命和拥立罗马皇帝的权利，而这一权利近五个世纪以来都是由拜占庭行使的。

与此同时，伊琳妮依然坚称自己拥有帝国所有领土的主权，而这次加冕因其隐含的意义必然会在君士坦丁堡引起强烈抗议。查理曼在802年派出使节向皇太后求婚，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他而言，这场婚姻的益处显而易见，将帝国东部与西部联合为一个整体并由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也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构想。而伊琳妮在死后没有可以争夺继承权的家人，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皇太后本人的想法却和她的所有臣民都有所不同，她倾向于接受这一想法。与查理曼成婚将给她弥补财政亏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她甚至可以借此避免此时蓄势待发的暴乱。这场婚姻也能让她有机会逃离密谋遍地、令人窒息的君士坦丁堡。而她的幕僚们在从惊讶之中恢复过来之后表示完全无法接受——正如一个颇富想象力的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他们而言这仿佛是安排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女皇和阿比西尼亚的皇帝（Negus）成婚一样不可思议。他们指出，他们怎么可能同意将罗马帝国交给一个蠢笨粗鄙的蛮族呢？同年，一群高级官员在对伊琳妮忍无可忍的财政部部长（财政方面的最高官员）带领下将她废黜，并把她流放到莱斯沃斯岛——她并未掩饰遭遇这一结局时的宽慰——她于不久之后在那里辞世。

查理曼加冕一事以及未能成功的婚姻在前一本书中有更详细也更彻底的讨论，而此处仍有必要进行一次总结，以提醒读者前一本书结束时的内容，并为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做铺垫。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宫廷阴谋废黜了伊琳妮之后，阴谋的领导者、原本的财政部部长夺取了皇位，称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Ⅰ）。

尼基弗鲁斯的改革（803）

新皇帝据称是阿拉伯裔，他是加桑（Ghassan） [2] 的贾巴拉（Jaballah）国王的后代。这个精力旺盛且坚决的人决定整顿帝国，解决他的前任留下的诸多问题，并且，或许并不算过分在乎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手段。当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皇室目前的艰难处境。伊琳妮决心彻底清洗军中的破坏圣像派，这灾难般地削弱了帝国的军力，敌国则得以迅速利用这一机遇发展。无法靠武力压制他们的伊琳妮被迫向保加尔可汗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支付大笔岁贡。哈里发的军队对小亚细亚的持续袭扰极大地损害了担负军役的大批小农的利益，小农自七世纪晚期查士丁尼二世的时代起就是帝国的国防支柱，这进一步深化了危机。许多流离失所的人来到都城，结果本应向财政部纳税的他们此时却要持续索取食物和其他供给，反而加大了财政开支。与此同时，他们的农田落入了贪婪的大地产者，特别是修道院的手中——而伊琳妮极不负责任地免除了修道院的所有税收。伊琳妮还独断地免除了君士坦丁堡所有自由公民应付的居住税以及所得税， [3] 并将阿拜多斯和两海峡的进口货物关税减半，她在仅仅几年内就几乎完成了帝国在财政方面的自我毁灭。废黜她的政变可谓来得太及时了。

对尼基弗鲁斯而言不幸的是，身为僧侣的编年史家塞奥法内斯对他极为憎恨与厌恶，而塞奥法内斯的记载是同时代的史料之中唯一完善且基本可信的记载，他在其中几乎把这位皇帝评价为“反基督者”一般。结果导致许多个世纪之后，他都遭受了极度恶劣的评价。事实上却也没有谁比他更有经验抑或更有资格将帝国的财政拉回正轨。伊琳妮的免税令被全部撤销，其他税赋也大为增加。贫困的士兵被征召进常备军中，他们武器装备的购置费用——价格为十八个半金币——被强行摊给了他们更富裕的邻居。商人的私人贷款遭到禁止，船主们只能向国家借款，被收取近17%的高昂利息。皇帝也毫不迟疑地向教会开刀——即使他的许多先辈都不敢这么做——他对下属的地方官们下令，把主教和教士们“当作奴隶对待”，皇帝全权授予他们在必要时扣押金银块的职权。他对修道院的态度更为轻蔑（事实上这也正是塞奥法内斯愤怒的原因），他在修道院中驻扎部队，允许帝国管理土地的官员在不进行任何财税豁免的情况下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对他们的佃农家庭与雇工家庭开征人头税。这一切无疑都惹人厌恶，但在他的管理之下，帝国的经济形势很快稳定下来，而这已多年不曾出现。

也确实需要如此，毕竟尼基弗鲁斯即位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给哈里发写信，通知他自己不打算再支付贡金，甚至要求他退回自己前任皇帝支付的大笔岁贡。哈伦唯一的回复是立即发起进攻，而这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因为803年一个名叫巴尔达内斯·托尔克斯（Bardanes Turcus）的亚美尼亚人突然之间发起叛乱并自立为帝。 [4] 这场叛乱几乎被立即平息，但那时萨拉森人已经夺取一片可观的土地，又于次年再度扩大了占领区的范围。806年，哈里发亲率十三万五千人的穆斯林大军侵入卡帕多西亚，夺取了泰安那——如今仅是一个名叫凯梅尔希萨尔（Kalesihisar）的小村，但当时是重要的主教城市——之后又榨取了一万金币的赎金才撤走。

对帝国而言幸运的是，哈伦于三年后逝世了，但那时的尼基弗鲁斯又要忙于在另外两条战线作战。第一条战线位于今希腊，特别是当时的希腊军区——大体包括阿提卡、维奥蒂亚和福基斯（Phocis）——以及伯罗奔尼撒。六世纪，斯拉夫定居者已经占领这个地区，进而严重动摇了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伯罗奔尼撒半岛自747年起就不曾有任何的帝国驻军，当地也长期无视皇帝的命令。幸运的是这些移民态度温和且热爱和平，他们只想在无人耕种的土地上劳作。但随着保加尔人的崛起并大规模入侵马其顿地区，情况变得极度危险，态势很可能急转直下。拜占庭帝国决不能够坐视一个从多瑙河延伸到马塔潘角（Cape Matapan）、统一而好斗的斯拉夫人联合体出现。

皇帝的担忧在805年得到了证实，一支规模可观的斯拉夫人部队攻击了科林斯海湾的帕特雷（Patras）。他们被击退了，但其间也遭遇了相当的困难，而这一事件让尼基弗鲁斯决心整体调整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定居人口，为此他从帝国各地，甚至是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居民区迁来了大批说希腊语的臣民。他们自然带来了基督教，而那时的斯拉夫人因为长期被忽视而尚未皈依。在大多数迁移计划之中，大多数人都是畏惧因拒绝而遭报复，才放弃家园，来到据他们所知居住着怀有敌意的蛮族的陌生土地上。但如果没有尼基弗鲁斯这一睿智且颇具远见的政策，巴尔干半岛此后的历史发展很可能大为不同。

屠杀与报复（809）

一个事实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政策：在九世纪的头十年中，保加尔人出现了一位前所未有的强悍领袖。他的名字是克鲁姆（Krum）。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出身，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世纪之初他彻底歼灭了阿瓦尔人，使他们自此彻底消失于历史记载之中；807年，他掌控了大权，将多瑙河盆地的保加尔人以及喀尔巴阡山另一侧、居住在潘诺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保加尔人团结起来，并将他们打造成一支保加尔人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同年，皇帝趁着他在东部花费大量钱财获取和约的时机，准备对他们发起远征；但他还没离开亚得里亚堡就得知他的军官在阴谋推翻他，并就此仓促地放弃了这次远征。此时克鲁姆则掌握了主动权。808年秋末，他突袭了斯特李蒙河河口处附近一支大规模的拜占庭驻军，并将其彻底歼灭；809年春，他用计骗开了塞尔迪卡，即今索菲亚的城门，夺取了堡垒并屠杀了城中全部六千守军。

尽管尼基弗鲁斯一向不受欢迎，但当这次屠杀的消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传到君士坦丁堡时，他还是第一次被自己的臣民在街市上公开辱骂。他们抱怨称皇帝不但贪得无厌，战场上更是可悲地无能。他与克鲁姆的两次交锋，第一次在射出第一支箭之前就逃跑了，第二次则以部队遭全歼而告终。这一次皇帝却没有放任臣民们抱怨，他本人也怒火中烧了。他立即率军离开都城，靠着强行军在复活节的周日抵达保加尔人的都城普利斯卡（Pliska），并欣喜地发现那里毫无防卫。他的部下如同蝗虫一般扑了上去，大肆烧杀抢掠，将可汗的木制宫殿焚毁。继续前进抵达塞尔迪卡时，他短暂停留以重建堡垒。尔后，得意扬扬的他起程返回君士坦丁堡。

但克鲁姆并未战败，而尼基弗鲁斯清楚这一点。这一年来他都在准备对保加尔可汗的最后一击——把他和他可憎的部族像不到十年前克鲁姆歼灭阿瓦尔人一样彻底歼灭。哈伦死后，东部边境一直保持着安稳，哈里发的儿子们忙于互相争斗而无暇进攻拜占庭。亚洲军区的军队因此被征召前来与欧洲的部队会合，811年5月，一支大军在皇帝本人和他的儿子斯塔乌拉基奥斯（Stauracius）的率领下穿越金门出征。

起初一切顺利。在这样一支大军面前保加尔人只能撤退。普利斯卡被再度摧毁，塞奥法内斯记载称尼基弗鲁斯像发疯一般将妇女和孩童一并屠杀，他甚至记载了将婴儿扔进脱粒机的骇人故事。可汗刚刚重建的宫殿被再度夷平。绝望的克鲁姆请求和谈，但皇帝决定要完成他的大业，继续前进以搜索逃入山中的保加尔人。

他很快要为自己的固执而后悔了。7月24日星期四，依然在追击敌军的他在没有进行充足侦察的情况下率部穿越一条岩石小路——可能是沃尔比扎（Verbitza）山口，那里位于今保加利亚特尔戈维什特（Turgovishte）以南约三十英里处。 [5] 保加尔人悄然监视着敌军的一举一动，他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用沉重的木栅封锁了峡谷两端。日出之后，尼基弗鲁斯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逃跑已无可能，他和他的部下在劫难逃。他们一整天都在等待敌军进攻，但保加尔人依然不慌不忙地加固工事。直到26日星期六清晨，他们才发起最后一击。

随之而来的屠杀持续了整夜及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部队之中大多数人惨遭屠戮，还有一些人在保加尔人焚烧木栅时被烧死，或者被对方砸下的岩石杀死。只有少数人得以逃生，主要是骑兵，然而保加尔人的骑兵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慌不择路的他们冲进附近的一条河中，许多人淹死在那里。皇帝的女婿米哈伊尔·兰加别（Michael Rhangabe）是少数几个得以幸存的人之一，皇帝的儿子斯塔乌拉基奥斯则远没有这么幸运，他因颈部创口伤及颈椎而瘫痪，被救回君士坦丁堡六个月之后便苦不堪言地死去了。

尼基弗鲁斯本人的遗体则在阵亡后被保加尔人发现，如同战利品一般被运进营帐之中。他的头颅被砍下，钉在木桩上示众数天，任人嘲弄。而侮辱仍未就此结束，克鲁姆将他的头盖骨漆上一层银，并一生留存用作酒具。

尼基弗鲁斯身亡（811）

皇帝的死讯传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引发了相当的恐慌，人们必须回溯到四个世纪以前的历史才能想到一个与之相当的灾难：上一个阵亡的皇帝还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之战中阵亡的瓦伦斯。尽管他们从来都不喜欢尼基弗鲁斯，他们却清楚，他以及整个国家遭到了保加尔可汗何等的羞辱。他们也知道尽管他给帝国留下了稳定的财政体系，但从军事意义上看帝国的形势无疑极度险恶。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另一位强势领袖，一个能重建军队并与查理曼谈判的人——如今查理曼愈发咄咄逼人地要求拜占庭承认自己的皇帝身份。可怜的斯塔乌拉基奥斯无疑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父亲在803年就立他为共治皇帝，但此时的他已经瘫痪在床且痛苦不已，对他来说安乐死来得越快越好。由于他没有子嗣，对他而言唯一的出路是让位给尼基弗鲁斯家族之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即尼基弗鲁斯一世的女儿普罗科皮亚（Procopia）的丈夫，米哈伊尔·兰加别。此人奇迹般地从那场惨败之中逃离，许多人认为他必然是得到了某种神圣的庇护。出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斯塔乌拉基奥斯厌恶他，徒劳地试图将自己的妻子塞奥法诺（Theophano）立为继承人， [6] 但他根本无力实现这一计划，毕竟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很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随后，811年10月2日，在没有得到濒死的皇帝授权，甚至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米哈伊尔即位称“瓦西琉斯”（Basileus），这是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既非希腊语也非拉丁语封号，而使用希伯来语封号的人。与此同时，斯塔乌拉基奥斯被匆忙剃度并送进修道院，三个月后他终于得以免除痛苦撒手人寰。

新皇帝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Ⅰ）此时正值壮年，据称他有浓密的黑色卷发，圆脸上蓄满了髯须。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上天赐予他的天赋之中并不包括智慧与坚定。他是个意志薄弱且易于操纵的人，任人摆布的他堪称天生的活傀儡，而笃信宗教的他难免被同时代地位最高的两位教士，即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和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Theodore）操纵。尼基弗鲁斯在同名的皇帝在位时于806年接替过世的牧首塔拉西奥斯（Tarasius）。和塔拉西奥斯一样，此前的他是一名俗世官员，他在剃度仅一个星期后就继承了牧首职位。 [7] 这个颇有能力且极为正直的人，也是同时代少数几篇涵盖从希拉克略至君士坦丁五世时代的可信历史资料的作者之一，可惜的是他没能继续写到他所处的时代。尽管他是个虔诚的教士与坚定的圣像支持者，但自他接受任命之时，以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为首的宗教极端派就对他既厌恶又不信任。

他们持这一态度的原因不难得知：塞奥多尔和他的追随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尼基弗鲁斯是个冒名顶替者，是以教士的名义充当皇帝的工具，而他任圣职本身就是对这个教会最庄严的圣礼之一的嘲弄。他们对他的前任塔拉西奥斯也持完全一致的观点，而一件事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795年塔拉西奥斯允许年轻的君士坦丁六世把自己的妻子，即阿米尼亚的玛丽送进修道院，进而和他自己的情人塞奥多特成婚。必须提及一个稍显尴尬的事实，此处提到的这位女士其实是院长塞奥多尔的堂表亲，而他们对这一事件的愤怒，随着不幸主持了这次婚礼的教士约瑟夫（Joseph）被革除教籍，在某种意义上有所缓和，但806年，皇帝召开的宗教会议又恢复了他的教籍。这一决定得到了新牧首的赞同，整个事件随即再度爆发，而塞奥多尔第二次遭到流放。

通奸争议（811）

只要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位，温和派与极端派就不存在和解的希望。君士坦丁六世入土已久，但他婚姻的问题此时还不完全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这位“瓦西琉斯”和塞奥多尔一样不支持这一婚姻，但重点不在于此。在皇帝看来，关键在于这设立了一条原则：他想怎么做，召开的宗教会议就要怎么执行，他可以批准豁免，甚至可以变更教会法规。为达这一目的，所谓的“通奸争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判例。

但尼基弗鲁斯此时也已死去，而他怯懦的女婿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延长这一争议。牧首本人也这么认为，而且他意识到在目前的形势下教会的两个派系必须和解。在米哈伊尔加冕之前，他要求米哈伊尔签署协议，保证支持教会正统，并豁免教士与僧侣的死刑与肉刑。他还力劝皇帝召回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和与他一同被流放的人，甚至重新将可怜的教士约瑟夫开除教籍。他此举获得的比他所希望的更多。塞奥多尔尽管固执己见，却是个精力旺盛且颇有个人魅力的人，他对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皇帝也很快在各种问题上都咨询他的意见，并遵照他的建议执行——无论这些问题是否属于教会事务。

近年的史学界大多认为米哈伊尔一世以及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导致了拜占庭帝国对西帝国 [8] 态度的转变。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位时完全无视了自称皇帝的查理曼，而这一政策没有什么实质成效，帝国与法兰克人之间偶尔爆发一些海上冲突，并间接导致新生的威尼斯共和国脱离帝国控制。 [9] 君士坦丁堡的态度之所以突然转变，最可能的解释是，在811年的灾难之后，帝国已经无力再作战，而固执的尼基弗鲁斯的死使他随和的继承者得以开始和谈。

但事实上帝国的大使确实途经威尼斯，在810年秋末抵达查理曼在亚琛（Aachen）的宫廷。811年春，基本可以肯定双方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至少也是在拜占庭大军覆灭几星期之前。新的使团在一年之后，代表米哈伊尔一世前来承认查理曼为皇帝，而条约直到此后的另外三个使团先后抵达之后才最终确立，但最早的橄榄枝确实是尼基弗鲁斯伸出的，达成和平的功劳也更应该归功于他，而非他的继承者或塞奥多尔。“尼基弗鲁斯的和平”（Pax Nicephori）绝非无稽之谈。

尼基弗鲁斯的和平（812）

也许回想这一切时他也会怀疑，设立西帝国的皇帝是不是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是罗马的文明、法律与习俗的继承者，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彻底属于希腊人。那里与正在亚得里亚海以西发展的新欧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连语言与宗教都不相同，他们也不再对这些地方有任何实际的控制力。在西帝国故地恢复“罗马和平”的是亚琛的朝廷，而非拜占庭。罗马帝国必须保持统一，这个问题不容置疑，但两个皇帝就一定会让帝国分裂吗？只要他们能遵守协议，难道他们不能完成截然相反的结果，让帝国焕发新的力量吗？

查理曼打算给出优厚的条件。他愿意放弃对威尼斯和整个行省的所有权，也放弃伊斯特里亚（Istria）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所有城市。他所要的回报仅仅是承认他的皇帝地位，特别是允许在官方文件之中自称“瓦西琉斯”。理论上这意味着他的地位与拜占庭帝国皇帝相当，他和他的继承者也有权继承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拜占庭人是否能在理智上完全接受这一解释——而他们在情感上自然从来都不接受。 [10]

从结果上看，这件事影响不大。查理曼的帝国在他逝世几年之后就分裂了，而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直到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出现，帝国才得以恢复原来的规模，但那时以及此后任何一个时刻，西帝国的皇帝继承拜占庭的皇位一事，再也没有作为严肃议题被提及了。然而“尼基弗鲁斯的和平”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这标志着首次接受两个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存在，而且两位皇帝并不是出于管理需要而共治——甚至理论上不是如此——这是戴克里先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希望实现的管理体系（几乎无一例外以灾难结束）。两位皇帝事实上互相独立，各自推行政策，与此同时又完全承认并尊重另一位皇帝的头衔与权力。此后的中世纪欧洲也以此为基础成形。

濒死的斯塔乌拉基奥斯反对米哈伊尔·兰加别即位是正确的。如果他没有幸运地得以延续与查理曼的和平，这个不幸的君主的整个统治时期便几乎可谓十足的灾难。和他的前任皇帝再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和他的妻子——在他加冕十天后加冕为奥古斯塔的普罗科皮亚——挥霍钱财时近乎疯狂，将大把钱财捐赠给教堂与修道院，而且似乎只要有人索要就能获取一大笔赏赐。米哈伊尔仅对一个部门不肯掏钱，甚至完全不在意，而这个部门负责帝国防务。

然而帝国当下又罕见地迫切需要军事保护。812年春，克鲁姆受前一年胜利的鼓舞，夺取了位于黑海沿岸、控制着向南的滨海道路的拜占庭堡垒城镇德维尔托斯（Develtus），并迫使城中包括主教在内的所有居民迁入他的领土。6月，米哈伊尔出兵与他对抗，但他新招募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更完全没有接受训练，几乎立即哗变，米哈伊尔被迫撤兵。他撤退的消息传到色雷斯和马其顿时，在当地居民之中引起了在所难免的恐慌，得知自己将任由克鲁姆处置的居民们纷纷逃亡。一些较小的边境堡垒被彻底放弃，而重要的据点安西亚卢斯和贝罗（Beroe）——今保加利亚波摩莱（Pomorie）和旧扎戈拉（Stara Zagora）——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即使那里的防卫工事近期才在伊琳妮执政时被重修过。恐慌情绪一路传播到菲利普波利斯（今普罗夫迪夫），而那是色雷斯西部的主要城市。

如此的恐慌情绪，至少暂时来看是没有根据的。克鲁姆认为如果不进行战争就能够榨取利益，就没有必要开战，于是提出和谈。那时的米哈伊尔本应当乐于和谈，但当时可汗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要求，即将所有保加尔人俘虏和在拜占庭境内的逃亡者交还，这却令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无法忍受。他颇不合宜地引述了圣约翰记载的一句基督的话——“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 [11] ，就此轻易说服皇帝拒绝和谈，战争就此继续。

克鲁姆的下一个目标是墨森布里亚［今内塞伯尔（Nesebur）］，那里是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最富裕的港口之一。该城几乎与岛屿无异，与内陆仅有一道约四百米长、狭窄而防护严密的地峡相连。由于保加尔人没有舰船，他们只能从这道地峡进攻，在往年，帝国海军只需要派遣几艘船就能无限期供给城中所需的食物与武器。然而在多年的忽视之后，海军舰船已经严重失修，米哈伊尔完全没有尝试对该城进行补给。

围城开始之后，牧首尼基弗鲁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进行祈祷仪式。仪式进行之中突然发生一阵喧闹：包括一批近期刚刚遣散的老兵在内的一大群人，聚集在君士坦丁五世的大理石墓前，恳求死去的皇帝脱下裹尸布，再度率领他们走上战场，和当年一样带来胜利拯救帝国。他们的祈祷自然落空了，但他们也明确表达了意见，结论也不难得出。带来胜利的君士坦丁是破坏圣像派，在他之后的三个崇拜圣像的继承人治下，帝国却多次蒙羞。天平再度开始倾斜，只需要再战败一次，就将彻底倒向另一方。

维尔西尼西亚之战（813）

这场战败很快到来。812年11月5日，墨森布里亚陷落，那里储藏的大批金银落入克鲁姆的手中，更宝贵的是，一批装有希腊火——帝国最有效也最机密的武器——的储罐以及用于喷射希腊火的三十六个青铜虹吸管也一并被缴获。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言，事态已经足够明朗，如果他想保住皇位，他就必须再度出征，与他的对手决战，而且必须取得胜利。在整个冬季，他忙于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集结部队；813年5月，他从都城出发开始进军，普罗科皮亚陪同他来到马尔马拉海海滨的赫拉克利亚，之后在高架渠上与他挥手告别。

众所周知，保加尔人的难缠之处在于，对手往往难以迫使他们仓促迎战，而米哈伊尔无疑不会忘记自己在811年的那次侥幸逃生，因而不愿进入敌方的领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色雷斯畏葸不前，来自亚洲的部队——他们占绝大多数——则愈发不满。直到6月初，克鲁姆才亲率部队越过边境，在亚得里亚堡东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的维尔西尼西亚（Versinicia），两军终于展开决战。帝国军队数量明显多于保加尔人，但米哈伊尔依然不愿主动进攻，在暑热之中与克鲁姆对峙了两个星期。直到6月21日，左翼的马其顿部队指挥官约翰·阿普拉克斯（John Aplakes）向皇帝请求出战。皇帝于次日率兵出征。保加尔人在他的猛攻之下陷入混乱，开始后退，这一战似乎要在开始之后就立即结束。但就在此时，震惊所有人的事发生了：在亚美尼亚人利奥（Leo）的指挥之下，右翼的安纳托利亚部队突然调转方向，逃离战场。

据记载称，目睹这一切的克鲁姆起初呆若木鸡，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和他的部下随即对不幸的马其顿部队发起攻击，这些被同伴抛弃的人此时反而在人数上陷入劣势，被全部屠杀。他们前进的道路就此打开，再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了。7月17日，保加尔人的大军在君士坦丁堡城城墙下扎营。

但此时的米哈伊尔·兰加别不再是皇帝了。再度安然逃离战场的他全速赶回都城，之后立即向牧首请求逊位。他坚称上帝已经展露对尼基弗鲁斯家族的不满，自己也无法再违抗神意。牧首未必同意他对神意的解释，但无疑同意他的决定，在他看来，这也许是皇帝和他的家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皇后普罗科皮亚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她不愿放弃自己深爱着的皇位，她也自认为能够成为新的狄奥多拉，因此鼓励自己的丈夫坚守。但她的意见被无视了。她和逊位的皇帝生下了五个孩子，他们如今全部进入修道院，来到灯塔圣母教堂（Church of the Virgin of Pharos）避难，直到收到保证安全的许诺之后才离开。他们不会被杀，但他们的三个儿子被阉割，以免未来争夺皇位。 [12] 普罗科皮亚和女儿们则被送去修女院。米哈伊尔本人则改名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来到马尔马拉海中王子群岛的一座修道院之中，度过了三十二年时光，在他的前任皇帝斯塔乌拉基奥斯的忌日，即845年1月11日逝世。而亚美尼亚人利奥——背信弃义的安纳托利亚部队的指挥官，在背弃了皇帝、抛弃了近在咫尺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穿越金门进入君士坦丁堡，在施洗者圣约翰教堂之中称帝，而后骑马凯旋穿越街道，来到皇宫之中。

利奥的背叛（813）

那么，我们难免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利奥的安纳托利亚部队是勇敢且老练的战士，绝非在战场上不知所措的无能之辈，在开阔地对处于劣势的敌军时则更不应当如此了。对他们举动的唯一可信解释就是图谋叛乱。他们蓄意伪装成胆怯逃跑，以使其他部队产生恐慌情绪。至于他们的指挥官，利奥则是以他一如既往的狡猾掌控着局势。他本人坚定地留在战场上，直到部下全部逃走才离开，而后他借此宣称他的举动无可指摘。怀疑者自然甚多，却也找不出任何决定性的证据。无论如何，那时的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拜占庭的皇位。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败虽然看上去可谓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战败之一，临阵脱逃者中却没有任何一人被处罚。

利奥也不是第一次背叛皇帝了，几年前，巴尔达内斯·托尔克斯的叛乱，他就是同谋者之一。他的部队也在挑唆他反叛。那么，密谋者只有他们吗？也许如此，但有可能有另一个人参与了密谋，他为这一行动的成功出了不少的力，那就是克鲁姆。在保加尔人成为帝国的威胁之后，他们从来都避免在开阔地决战，更愿意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山口关隘与小路上伏击。那么他们狡黠且老练的可汗为何突然放弃使用了一生的战术，却把部队集结起来，面对远强于己方的军队呢？而他和他的部队在安纳托利亚的部队逃离时停滞不前，等他们全数撤离之后再屠戮英勇的马其顿部队，原因真的只是惊讶吗？利奥为了保证阴谋成功，很可能和保加尔人的领袖达成了协议，而他无法抗拒如此大的诱惑——毕竟只要他的同谋者撤离战场，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3]

当克鲁姆静观士兵在金门两侧的城墙下挖掘时，他回溯这六年的经历，他的成功从未中断过。他杀死了两位罗马皇帝，还促使一人下台；两次大败帝国军队，第一次是彻底歼灭，第二次——无论原因如何——则迫使他们可耻地逃出战场。然而此时的他暂时停止行动，那高耸的巨大堡垒不是发动突袭就能夺取的，他清楚这一点。一份古怪而来源不明的记载——其作者为“抄写员英克尔托斯”（Scriptor Incertus）——声称他用一系列奇怪的庆典，以及展现军事力量来掩饰自己的迟疑不定。城上的守军惊异地看着他们在异教祭司的主持之下，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宰杀动物，乃至使用人祭奉献神明。目不转睛的守军甚至看到克鲁姆本人——塞奥法内斯称他为新的辛那赫瑞布（Sennacherib）——也亲自进行仪式，他缓慢步入海中，用海水洒向士兵作为祝福。其他的场合下他带着自己大批啼哭着的侍妾游行，他的战士们则高呼助威。

可汗想要借这些活动获取什么，尚不明确。然而几天之后，见城中人没有任何反应，他向皇帝送去信件，要求在金门插上自己的长枪，以示胜利。在这一要求被断然拒绝——他应当也预料到了——之后，他在周边乡村大肆掠夺了几天，显示他的不满，而后又提出和谈，要求皇帝提供大量黄金、装满华丽衣物的箱子，以及帝国能够奉上的最美貌的一批少女，作为撤军的条件。和城门插枪的事一样，利奥自然不愿意献出少女。但提出和约，无论这和约多么难以接受，至少表明他实际上是想要找机会退兵以结束僵局的。利奥随即提出要亲自与克鲁姆会谈，会谈地点设在城墙最北端靠近金角湾的地方。他将走水路抵达，克鲁姆则走陆路，两人不带武器，身边只带几名不带武器的随从。

可汗接受了他的建议，次日带着他的财务官，即他的希腊妻舅君士坦丁·帕兹科斯（Constantine Patzikos）及其年轻的儿子，来到约定的地点。他在这里与皇帝和拜占庭的宫廷官员赫哈沃里奥斯（Hexabulios）会谈。在惯常的礼仪之后会谈开始，君士坦丁负责口译。谈判起初进行顺利，然而赫哈沃里奥斯突然以手掩面，克鲁姆可能认定这一动作是冒犯——更可能的情况是他认定这是（很可能确实是）预定的信号——于是跳上了自己内侄牵着的马，给马套上笼头，观察形势准备离开。正在此时，三名武装人员从附近的隐蔽处冲出，他的财务官被当场杀死，帕兹科斯和他的儿子被俘虏，但克鲁姆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当克鲁姆催马来到安全处时，他仅仅被攻击者的梭镖击中，受了轻伤，然而这无耻的背信让他怒火中烧，决心报复。

克鲁姆的报复（813）

报复于次日开始，残忍得不堪入目。保加尔人无法攻破城墙，但金角湾之外的教区，那里所有的教堂、宫殿和富裕的修道院与修女院被付之一炬。被摧毁的建筑物包括圣玛玛斯宫 [14] ，那里是皇帝在都城的住所之中最奢华的宫殿之一，雕刻繁复的大理石柱以及大批动物雕像则被装车运往克鲁姆在普利斯卡的宫殿。免于火灾的所有活口被杀。在都城以西，乡村遭到了类似的厄运。七里海湾的宫殿与圣玛玛斯宫一样沦为废墟，愤怒的可汗则继续前进，一路留下梦魇般的屠杀与毁灭。瑟利姆布里亚化为灰烬，不计其数的城镇与村庄也一同被毁。赫拉克利亚在坚固城防——其坚固程度仅略逊于君士坦丁堡——的庇护之下得以幸免，但报复者还是夷平了雷德斯图姆［Rhaedestum，即今泰基尔达（Tekirdağ）］的堡垒，而后进入附近的山地，围捕逃入山中的附近居民。不计其数的家庭蒙受劫难，男人被屠杀，妇女和儿童被掳走。尔后，在迅速对赫勒斯滂海峡方向进行惩戒打击之后，克鲁姆北上亚得里亚堡。那里已经被他的兄弟围攻数周，守城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食物逐渐短缺，在残暴的可汗率主力军抵达之后，部队的士气最终瓦解了。城中一万居民被强行掳走，带到多瑙河以北，而许多人，包括城中的大主教，都成了殉道者。

如今拜占庭帝国被迫求和，但克鲁姆无法忘记利奥的背叛，而一支保加尔人部队秋季在墨森布里亚附近遭到袭击的消息，更是让他愈发恼怒。这一袭击是皇帝亲自策划并实施的，因狡诈而闻名的他趁敌军熟睡之时突袭并杀死了大批敌军。战胜之后他随即率军深入敌方腹地，没有杀死成年人，但把所有的孩童抓起来，把他们的头撞向石头。可汗就此下定决心：无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有多么坚固，他也要将其毁灭，并将整个帝国一同毁灭。

814年初春，都城之中满是克鲁姆准备攻城的流言：克鲁姆建造攻城塔，建造能把巨石和火球扔过城墙的巨型投石机，建造云梯和攻城锤，还准备了一千头牛和五千辆包铁的牛车以运输这些巨型器械。皇帝则迅速加强城防，其重点是布拉赫内宫，克鲁姆曾经不光彩地抵达那里，他很可能把进攻重点放在那里。与此同时，他也派出使节前往虔诚者路易（Lewis the Pious）的宫廷。路易在几个月之前，在其父查理曼逝世后继位。使节未能成功获取援军，路易指出，他自己的敌人就够多的了。但当使节无功而返时，危机已经结束。814年4月13日，圣星期四，在大军准备出发之前，克鲁姆突然发病，七窍流血，几分钟后便撒手人寰了。

拜占庭历史上堪称稀有的事就此发生了：和平降临。克鲁姆的儿子奥穆尔塔格（Omortag）年轻且缺乏经验，他统治的第一年因为保加尔人贵族的叛乱而麻烦不断，他被迫留在境内。类似的暴乱也让哈伦·拉希德的继承者，即哈里发马蒙（Mamun）无暇发动任何进攻。在西部，“尼基弗鲁斯的和平”依然有效。利奥就此得以把注意力转向内部事务，他那决定性的举措也将成为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事迹。

[1] 当然不是指同名的教皇，教皇利奥三世大约在七十年后才继任。——译者注

[2] 叙利亚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帝国飞地。

[3] 必须为伊琳妮说句公道话，所得税本来就是很容易被滥用的。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的塞奥多尔（Epistolae ，i，6），皇太后有限的几个鼓吹者之一，宣称商人们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税官在每一条道路与每一段海滨横行霸道。“当旅行者走过一条小路时，他会惊异地发现税官突然出现，怪异地高高在上。”（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Bury，p.3.）

[4] 据说在发起反叛之后不久，巴尔达内斯在三个最亲近的随从陪同下前往安条克附近的菲罗梅隆（Philomelion），拜访当地一位擅长预言的隐士。这位目光如炬的隐士打量巴尔达内斯一番之后摇了摇头，称他没有希望成功。之后他看了看其他三人，预言称他们之中有两人会戴上皇冠，另外一人则会与皇冠失之交臂。前两个人正是指此后的利奥五世和米哈伊尔二世，而第三个人是斯拉夫人托马斯。

[5] 这一战确切的战场位置尚存争议，但沃尔比扎山口直到现在依然被当地人称为“希腊人之谷”，那里应当是最可能的地点。斯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见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57n。

[6] 塞奥法诺是雅典人，她与伊琳妮有亲属关系（尽管很可能只是远亲），但这依然没有妨碍尼基弗鲁斯将她列为自己儿子未来新娘的人选之一。在待选择的几名美貌少女之中，据称皇帝父子都不喜欢塞奥法诺，但她最终成为新娘只是因为尼基弗鲁斯把另两位少女留在了自己身边。

[7] 东正教教会的牧首通常是在修道院中选择人选，而不是任命教区牧师，至今亦然。

[8] 严格意义上，汉语中的“西罗马帝国”特指从395年罗马帝国分治开始，到476年罗慕路斯被废黜为止的西罗马帝国政权。然而在欧美语境中，时常将查理曼加冕之后的法兰克帝国，以及之后奥托大帝开始的神圣罗马帝国，视作西罗马帝国法统的延续，泛称之为“西罗马帝国”或“西帝国”。西罗马帝国法统延续问题与本书关联不大，并无必要在译文中进行详细区分，因此汉译者采用“西帝国”这一模糊表述，以翻译原书中“western empire”这一模糊表述。——译者注

[9] 威尼斯尽管在727年时事实上已经处于自治状态，但在政治与文化上依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范围。而在805年圣诞节，当威尼斯总督安特诺里的奥贝勒里奥（Obelerio degli Antenori）向查理曼宣誓效忠，承认他为西罗马帝国皇帝时，希腊人必然会为此而战栗。这次婚姻使这位总督得以与一名法兰克人新娘成婚，她也成了见于记载的第一位总督夫人。

[10] 需要提及的是，他们也从来都不称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在此后使用这一称号则愈发频繁。

[11] 《约翰福音》，6：37。

[12] 其中一人尼基塔斯（Nicetas），改名为伊格纳提奥斯（Ignatius），即下文提及的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Ⅲ）和巴西尔一世（Basil Ⅰ）在位时的牧首。

[13] 从军史的角度上，必须提及的是，因为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流与战争，保加尔人的山地装甲骑兵使用不断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他们得以摆脱轻装游牧骑兵驱使斯拉夫附庸步兵的旧战争模式，并在西米恩的率领下成为愈发可畏的军事力量。——译者注

[14] 这座宫殿濒临马尔马拉海，位于今贝西克塔斯区（Beşiktaş），距离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不远。

第二章 圣像再毁（814～829）

把教会交给牧师和主教们，管好你的省份、国家和军队吧。如果你拒绝如此，一定要摧毁我们的信仰，记住，就算是天堂之中的天使如此做，我们也不会听从，更别说听从你了。

——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对利奥五世如是说，815年

有关利奥五世的相貌我们所知甚少，存留下来的资料仅仅提及他矮小、多须、有浓密的卷发与格外大的嗓音。对他的性格则有远多于此的记述。首先是强烈的野心。他和他的前任，即出身高贵且是皇帝驸马的米哈伊尔不同，利奥出身低微，靠自己的努力以及近乎无穷无尽的体能一步步登上帝国权力的巅峰。如果前一章对他在维尔西尼西亚的所作所为的解释可信，他无疑拥有相当的领导能力，更拥有出众的勇气。然而对他于813年秋向保加尔人发动报复进攻的记载则几乎一致指出，他愤怒时会爆发出野兽般的暴戾。另外必须提及的是他是亚美尼亚人，他拥有他出身民族标志性的性格特质，也可能是他格外复杂的性格之中最突出的特点：机智敏锐，诡计多端。

可能也是因为他机智敏锐，他发动反叛的同胞巴尔达内斯·托尔克斯才会重用他。几年后在维尔西尼西亚他展现了自己的狡诈，813年对保加尔人发动的夜袭也同样展现了他的机敏，而在一年后他更是重新立破坏圣像派为帝国正统。他做出如此惊人之举的原因却和他的同名者在八十八年前开始破坏圣像运动的原因大相径庭。利奥三世是个虔诚的神学家，长期并真诚地思考这一切，坚信自己是在遵循上帝的意志。利奥五世对这个问题却并不怎么在意，他涉足这一问题纯粹出于现实需求。在伊琳妮的时代，帝国政府就必须处理因萨拉森人侵入东部省份而失去土地、陷入贫困的大批小农的问题。尼基弗鲁斯将他们征募为士兵，在与保加尔人的战斗之中他们确实是合格的民兵，守住了危机之下的都城。然而在和平年代，他们被解散，再度沦为贫民，在街头巷尾乞讨求生。来自东部的他们几乎全是破坏圣像派，接受身为破坏圣像派的父母乡亲的养育，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伊琳妮在位时遭遇如此劫难，自然而然地将这一切归罪于她，并进而反对她恢复的圣像崇拜。

814年夏，君士坦丁堡笼罩着破坏圣像派的阴云，尽管现在对国家的安全还构不成威胁，但如果继续忽视下去很可能发展为危机。这一情绪不只见于不满的复员士兵之中，也一如既往地广泛存在于帝国的上流阶层，以及军队的高级军官之中。两年前在君士坦丁五世墓前的示威使人回想起破坏圣像派皇帝们带来的军事胜利，这与他们崇拜圣像的继承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帝国无疑有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在宗教思考之中认定，全能的主已经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变革的时机也已经到来。

因此，利奥如此决定更多是为了保证国内的和平，而非基于自己的宗教观点。他的第一步是在814年6月任命一个特别小组，寻找早期教会的神父们发表的有利于破坏圣像派的言论。他任命自己的另一个同乡作为小组的领导者，即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库斯修道院院长，三十出头的天赋出众的约翰·莫洛哈尔扎米奥斯（John Morocharzamius），后世往往称他为语法学家约翰。他副手的人选则有些出人意料，皇帝选择了潘菲利亚的塞雷乌姆（Syllaeum）的主教安东尼（Antony），一个年事已高而道德沦丧的煽动者。按强烈反对破坏圣像派的“抄写员英克尔托斯”的说法，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用含糊的话哄骗这个小组的另外四人，即两名僧侣与两名俗世人。在六个月的工作之中他们严守秘密，其间养尊处优，被要求尽可能地待在圣宫之中。

“让士兵满意”（814）

他们的工作在12月初收到了成效，他们随即把成果交给皇帝，皇帝也立即将牧首尼基弗鲁斯召进宫中。起初他谨慎试探，提出为“让士兵满意”而妥协，只将墙壁上低处的圣像画撤下，然而清楚得陇望蜀这个道理的牧首一眼看出他的用意，就拒绝了。利奥则继续追问道：“既然没有书面材料支持，你们为什么还要崇拜偶像呢？”尼基弗鲁斯回复称教会采纳了许多并未见于书面记载的信仰和惯例，而这不是他能够拒绝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别无选择，只好以身作则，他的举措却带着典型的虚伪。他关注的圣像是位于皇宫的主门青铜门之上的巨型基督像，正是这座基督像在726年被利奥三世拆下，此后又被伊琳妮修复。但他并没有和伊苏里亚人利奥一样派士兵拆毁它，这个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谨慎计划。他也派出了一队士兵，但他下达的命令有所不同。他们奉命制造一场“突发混乱”，诅咒辱骂那座圣像并向它扔泥巴和石头。尔后抵达这里的皇帝以此为借口，以保护圣像免遭更多的侮辱为理由将其撤下。

行动依照计划进行，牧首则自发将本地的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召集起来，向他们发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警告，并号召他们坚持787年的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决议。 [1] 而后，在圣诞节的清晨，他再度觐见利奥。他恳求皇帝，如果对他本人有意见的话大可以将自己罢免，但不要对教会的教义做重大改变。利奥圆滑地向他保证自己没有这么做的打算，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诞节弥撒之中，他向基督诞生的画像浮夸地鞠躬。然而在不到两周之后，在815年1月6日的主显节典礼上，出席的人都注意到他没有行礼。尼基弗鲁斯只能静观其变。

变数很快到来了。皇帝此时将一批破坏圣像派的教士召入宫中，并谨慎地没有给他们依照习俗抵达后要向牧首致意的机会，而后把那个特别小组收集的对《圣经》和教父著作的引述交给了他们。之后他再度把尼基弗鲁斯召入宫中。牧首遵命前来，但他并非孤身一人。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大批的虔诚者，包括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塞奥多尔尽管此前与他为敌，此时却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随后的会议之中双方爆发了争吵，塞奥多尔公开抨击皇帝，说出了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聚集起来的教士们不久之后就被驱散了。几天后颁布的一份敕令禁止牧首和所有崇拜圣像派的人在公共场所，乃至私人住宅之中集会。尼基弗鲁斯本人遭到了近乎自宅软禁的对待，这使他无法履行自己的牧首职责。

宗教会议敕令（815）

同年复活节，所谓的“全体宗教会议”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开，然而许多崇拜圣像派的主教根本没有收到邀请。此时牧首已经病重，尽管收到邀请，他的身体状况却让他根本无法与会，因此在缺席的情况下他被罢免。他稍微恢复之后被流放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殉道者圣狄奥多尔修道院。他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但再未返回君士坦丁堡。皇帝意味深长地任命君士坦丁五世的亲属塞奥多托斯·卡希特拉斯（Theodotus Cassiteras）接替他。新牧首无疑和君士坦丁五世一样是破坏圣像派，然而他在其他问题上远非苦修主义者。他即位之后就立即在牧首的宫中大摆宴席，许多多年不曾沾染荤腥的显赫教士和苦修士在主人的坚持下被迫饱食豪饮，将面前的餐食与酒水席卷一空，用伯里教授的话说，“大牧首往日沉闷而庄重的宴席此时却充满活力，满是闲谈、趣闻和粗俗笑话”。

但牧首的生活不全是娱乐。他也有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快人们就发现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尼基弗鲁斯以及他之前的塔拉西奥斯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行使权力，但当正统派的主教被调查，不满情绪升温之后，塞奥多托斯无法控制事态了。这个不幸的牧首被摔倒在地，痛打乱踢和啐口水。那次宗教会议的权威性原本已经因只有一方代表出席而大打折扣，这一不光彩的事件更是雪上加霜。然而这些代表最终还是平静下来，回到了他们的位置并遵命行事。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此注定，而最终发布的敕令大略如下。

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和利奥（三世），考虑到帝国保持正道才能长治久安，此前聚集神父和主教召开了一系列的宗教会议，谴责与传统相悖的、崇拜偶像的无益举措，坚持崇拜圣灵，崇拜真神。

因此，上帝的教堂得以安稳了许多年，人们也得以享受和平，直到政府从男人手中落到了女人手里，教会也因妇女的单纯无知而受害。这个女人听从无知的主教的意见，召开了一次浅薄的会议，定下了以物质媒介描绘圣子圣父的教条，并用死的画像来代表圣母与圣人们。她还宣称这些画像应当受崇拜，就此草率地无视了教会的合宜教条。她就此玷污了我们本应只献给上帝的尊崇，声称我们能献给上帝的尊崇也能给没有生命的偶像。她更是愚蠢地坚称它们充满了主的仁慈，鼓励在它们面前点燃蜡烛，焚烧熏香。她就此使单纯者误入歧途。

因此，我们自此在正统的教会之中，禁止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制造虚假的偶像，拒绝塔拉西奥斯 [2] 推行的崇拜活动，废除他主持的宗教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一决议给予偶像过分的荣誉，也谴责点蜡烛与使用熏香。

然而我们也欣然意识到，在君士坦丁与利奥执政时，在布拉赫内宫的贞女教堂之中进行的神圣宗教会议决议，是完全基于神父们留下的信条得出的，因此我们宣布制造圣像——我们并不称之为偶像，不使其落入邪恶——既不应受支持也不应当进行。

随着破坏圣像派再度于帝国成为正统，国内动乱的威胁也就消除了——至少暂时如此。此时的边境地带也全部处于和平之中，利奥五世可以为自己执政的出色开始而庆贺了。他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条，因而没有对不肯接受这一法令的大多数圣像崇拜者采取强制手段。不过，几个最为张扬的反对者，那些依然宣称反对或公开藐视圣像禁令的人，终究还是遭到了处罚。例如院长塞奥多尔，此时众所周知的崇拜圣像派的领袖，就先后被囚禁在三座监狱之中。他的传记作家记载称他不断遭到鞭笞，要忍受酷热与严寒，更不用说烦扰不断的老鼠、跳蚤和虱子了。但皇帝的理由同样明确，塞奥多尔是自作自受。他在皇帝面前从来没有表述观点，而在宗教会议前的棕枝主日，他和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的僧侣进行了一次游行，公然绕修道院行进，还捧着他们修道院中最珍贵的圣像。817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他被揭发与新任教皇帕斯夏一世（Paschal Ⅰ）频繁通信，不但向他通告正统派的艰难处境，还曾经事实上向西帝国皇帝提出求援。这样的提议明显可谓叛国，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利奥对他采取严苛手段也是在所难免。大多数与他观点相同的教士们发现，只要他们保持足够低调的态度，他们就可以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不会遭到骚扰与干涉。利奥首要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对塞奥多尔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最为关键的教义，在皇帝看来只是个次要因素。

然而815年的法令在所难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摧毁或亵渎任何圣像，而不会受到处罚。任何描绘耶稣基督、圣母或圣人的服饰或刺绣都要被撕成碎片，任人践踏；绘制了圣像的木板要公开抹上污秽，用斧头劈开或者在公共广场焚烧。自此后二十八年间的艺术品损失，应当没有上个世纪长达六十一年的破坏圣像运动严重。第二次破坏圣像运动的时间跨度尚不及第一次破坏圣像运动的一半，利奥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利奥三世和“便溺者”君士坦丁那样有狂热信仰。事实上的损失必然是巨大的，当我们看到九世纪中期之前的拜占庭艺术品时，其绝美惊人的质量与稀少得可怜的数量，足以让现代人为之惋惜。

阿莫利亚人米哈伊尔（820）

在他军事生涯之初，甚至可能在参与803年巴尔达内斯·托尔克斯那次失败的叛乱之前，利奥就和同级的军官米哈伊尔（Michael）关系密切。米哈伊尔来自弗里吉亚的阿莫利阿姆。 [3] 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乍一看不好理解。米哈伊尔是个直率而粗俗的文盲，出身低微，说话也不太流利 [4] ，但利奥还是成了他儿子的教父，也有证据显示米哈伊尔在维尔西尼西亚之战前，以及此后向都城进军时，给了他的这位朋友不可估量的支持与鼓励。当利奥胜利进宫时，身后跟随的正是这个阿莫利亚人。尽管两人下马进入宫殿，米哈伊尔不小心踩在了皇帝的披风上，几乎将它踩掉，利奥还是任命他为巡夜军团——一支精锐的宫廷卫队 [5] ——的指挥官，这个事件也很快被遗忘了。

然而在820年夏季或秋初，皇帝得知米哈伊尔出言不逊、煽动叛乱。他不愿仓促对待他的老朋友，就派自己的朝中官员邮驿部部长约翰·赫哈沃里奥斯——他正是在七年前参与了那次企图谋害克鲁姆的会谈的人——与他私下谈谈，指出他举动轻率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米哈伊尔没有吸取教训，却愈发公开地指责他的君主，直到平安夜时，赫哈沃里奥斯揭露了一场阴谋，其中涉及数名高阶军官，而米哈伊尔无疑正是这次阴谋的领导者。他把此事告诉利奥，利奥立即下令把那个阿莫利亚人带到自己面前。铁证如山，米哈伊尔只得认罪。皇帝因信任的好友与同僚背叛自己而暴怒，下令把他扔进皇宫浴池下的火炉烧死。

虽然入夜已久，这个恐怖的死刑却在利奥的妻子，即皇后塞奥多西亚（Theodosia）的干预之下没有立即执行。她从宫女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跳下床，光着脚跑到自己丈夫身边。她恳求道，此时距离圣诞节只有一两个小时了，他怎么可以在如此残忍地处决他人之后，在耶稣诞生的日子接受圣餐呢？被她的话语打动，也有可能是意识到可以从米哈伊尔那里得知更多的同谋者，利奥同意推迟行刑。他将这个罪人上了镣铐，关进宫中一个偏僻角落的小屋里，派警卫轮流值班。他本人亲自掌握那间屋子和镣铐的钥匙。然后，内心之中颇为不安的他准备就寝。

但他无法入睡。他一次次回想起813年的那天，米哈伊尔踩在他的披风上，几乎把皇帝的标志从他的肩上扯下。莫非这是凶兆？而且他最近在阅读的一本占卜书上，发现了一幅画：一头雄狮被剑贯穿了喉咙，两边有希腊字母Χ和Φ。如果说Χ代表着圣诞节，Φ代表着主显节，莫非这就预示了利奥将会在这两个节日之间死亡？ [6] 若是他没有听从自己妻子的恳求，立即处刑的话又会怎样？而他的囚犯，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吗？冲动之下他起身拿起蜡烛，沿着皇宫错综复杂的走廊来到米哈伊尔被囚禁的房间，一路上所有上锁的门都被他踢倒冲开——他尽管身材矮小却力大无比。之后他悄然进入那间房，其中的景象令他暴怒：看守在地板上熟睡，囚犯则在看守的小床上安眠。他不相信身处如此险境的人仍能安睡，就把手放在米哈伊尔的胸口，感受他的心跳，发现他确实是在熟睡。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对这两个熟睡的人挥了挥拳头，悄然离开了。

谋害利奥（820）

皇帝没想到的是，屋中其实还有另一个依然清醒着的人。米哈伊尔把自己的一个仆人带到了屋中，这个年轻的阉人在听到脚步声之后就立即躲到床下。他看不到闯入者的脸，但看到了只有皇帝才能穿的紫色靴子。利奥离开之后，他立即摇醒了他的主人和监狱看守，告知他们发生的一切。看守清楚自己也有性命之忧，决定和自己看守的囚徒一同行动。以米哈伊尔决定在处刑之前告解自己的罪为借口，他派米哈伊尔另一个信任的仆人到都城，假装寻找神父，其实却是在聚集他的同谋者，以便在最后时刻解救他。

仆人行动迅速，计划也立即确定。在教会的盛宴之前，僧侣组成的唱诗班通常要在宫中的象牙门前唱诵晨祷，而后进入圣斯蒂芬礼拜室。而在那个寒冷的圣诞节当天日出之前，同谋者就披上了僧袍——短剑匕首则藏在僧袍之下——混在唱诗者之中，用斗篷掩住面孔，进入皇宫。进入礼拜室之后，他们就躲在角落里等待皇帝。

第一首赞美诗宣示着皇帝的到来，皇帝一如既往落座并共同唱诵。有关皇帝的歌唱水平如何，不同的记载观点各异——他自己的记述当然赞许最多——不过所有资料一致认定他声音洪亮。刺杀者静候机会，准备在赞美诗的高潮部分动手。奇怪的是，利奥和主持仪式的教士都带着毛皮高帽御寒，刺杀者往那个教士身上扑去，教士见势不妙立即摘下帽子露出光头，向刺客表明自己的身份。这短暂的混乱使皇帝得以抓起圣坛上沉重的铁十字架用于自卫，然而不久之后，一剑直接劈在他的右肩上，劈断了他依然抓着十字架的右臂。他伤重倒地，另一剑随即砍下了他的首级。820年圣诞节凌晨四点刚过，利奥五世的统治就此结束。

谋杀者接下来的行动依然迅速。他们立即赶往米哈伊尔被囚禁的房屋，却发现他们无法打开镣铐。拜占庭的新皇帝就此被抬到皇位之上，脚上依然拴着沉重的铁镣，仓促聚集起来的官员们则向他拜倒致敬。直到中午，一个铁匠才带着锤子和凿子赶来让他重获自由， [7] 让依然腿脚无力的他来得及步入圣索菲亚大教堂，接受牧首的加冕。塞奥多托斯把皇冠戴在头发蓬乱的篡位者头上时，心中是何种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向随波逐流的他确实不是那种会公开反对的人。

不久之后，被扔进公共厕所的利奥遗骸被取出，他的裸体被拖到大竞技场之中示众。尔后尸骸被驮在骡背上运到港口，皇后塞奥多西亚和她的四个儿子在那里等待，他们坐船被流放到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到了岛上，他们还有新的厄运：为了保证他们无法报复，新皇帝下令把四个皇子全部立即阉割。 [8] 三人在受刑后幸存下来，其中的格里高利（Gregory）此后还成为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大主教，但幼子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未能存活，与他的父亲合葬。

米哈伊尔二世（820）

阅读本书这一部分的读者也许会有些惊讶，这段记述过于戏剧化，乃至哗众取宠，与本书至此行文之中的简洁克制的风格全然不符。这并不是作者本身在求变，而是僧侣塞奥法内斯于814年在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他因宗教信仰问题而被流放至此——去世之后，一部新编年史出现了。这部著作通常称为《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尽管作品后几章的执笔者明显并非同一人，作者的叙事格外热衷戏剧性，乐于记述细节，这使他在拜占庭编年史家之中显得颇为另类。也许他的记述时而掺杂了艺术加工，而他这么做也许无可厚非——毕竟本书记载的内容已经延伸到十世纪中期，那时这件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作者确实擅长叙述，而在中世纪历史的记录者之中，擅长叙述的记录者实在是屈指可数。无论如何，这一记载的整体可信性还是不必质疑的，虽然偶有添枝加叶，也算是锦上添花吧。

即使保守地说，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Ⅱ）也是靠杀戮才登上拜占庭皇位的。必须提及，许多皇帝都这么做过，但是，也许除了602年的福卡斯 [9] 之外，他对自己的前任皇帝的处置最为冷血，至少是没有这么做的借口。利奥当然有过错，特别是残忍与狡诈，但他仍是睿智且实干的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帝国的国力，也本可以坚定自信地继续引导帝国。米哈伊尔无法以他无能为借口杀死他，在宗教意见上更没有借口，因为他和利奥一样支持破坏圣像派。简而言之，他的动机仅有嫉妒与赤裸裸的野心——也许还要加上一点迷信，毕竟他永远都不曾忘记那位菲罗梅隆的隐士在十七年前留下的预言。

君士坦丁堡之中的居民非常清楚这一切，他们嘲笑米哈伊尔的粗野与没教养，从他即位就写下了大量讥讽他的政治讽刺诗。他们甚至声称，让他学会写自己名字的六个希腊字母的时间，足以让他人读完一整本书了。然而他们同样畏惧他，毕竟他早已不择手段地达成了目的。然而令人们惊讶的是，他的执政能力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他的执政时期尽管颇为艰难，却并不满是愚蠢与暴戾，更多由温和与理智主导。

821年的圣灵降临节，他也展现了自己的理智，将他十七岁的儿子塞奥菲洛斯（Theophilus）立为共治皇帝。他清楚自己是这二十多年之中第七个登上拜占庭皇位的人，之前的皇帝中有两人逊位，有两人战死，还有两人被刺杀，而且他之前的三个皇帝互相之间，以及和他自己之间也都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帝国最需要的似乎就是稳定。塞奥菲洛斯的加冕将是迈向稳定的第一步。但塞奥菲洛斯也要留下儿子，留下继承人，而下一步——也许就在他加冕的当天——就是让塞奥菲洛斯迎娶来自帕夫拉戈尼亚的少女，即出身显赫且美艳过人的塞奥多拉（Theodora） [10] ，她的故事我们将在下文做更多介绍。

斯拉夫人托马斯（821）

但此时的米哈伊尔有比皇位继承问题更紧迫的危机要处理：帝国再度面临新的威胁，但并不是来自萨拉森人或保加尔人，而是来自一个军事冒险者加兹乌拉的托马斯（Thomas of Gaziura），即通常所说的斯拉夫人托马斯（Thomas the Slav）。他正是803年陪伴巴尔达内斯·托尔克斯前往拜访菲罗梅隆的隐士的三人之一。他的两个同伴利奥与米哈伊尔都已经登上皇位，按照预言的说法，他夺取皇位的尝试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但他似乎决心证明预言者是错的。在尼基弗鲁斯一世和米哈伊尔一世在位时，他在穆斯林控制的土地上流亡，但利奥即位之后他返回帝国，利奥颇奇怪地——据说亚美尼亚人比希腊人还厌恶斯拉夫人——把重要的武官职务交给了他。直到利奥被谋杀之前他都安分守己，但皇位落入米哈伊尔——两人长期对立——手中之后，他便开始挑唆叛乱。

他的行动相当成功，原因有以下几个。他在东部省份之中自称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声称他在二十三年前奇迹般地逃离了他母亲伊琳妮的控制，免于被刺瞎，而后在穆斯林控制的安条克接受加冕。在西部他则坚定表示反对破坏圣像派，他清楚这能让他获取可观的支持。他在各地都宣称要为穷苦人而战，为那些在高税率，以及各行省腐败官员的压榨之下艰难求生的人而战。尽管他已不复年轻——那时的他应当已经五十多岁，甚至可能更老——还明显跛脚，他身上却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些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的风度和魅力与皇帝的粗野截然不同。他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个阿莫利亚人夺取皇位时的冷血残忍无疑让许多人厌恶。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怀疑，斯拉夫人托马斯的大量支持者如果得知他接受了哈里发马蒙给予的大笔财政补助——他也许曾向马蒙许诺，在夺取皇位之后便臣服于哈里发——之后，他们还会不会支持他。

这个扭曲而怀恨在心，却又颇有魅力的人于821年夏集结大军发动叛乱，其规模颇为巨大，约有八万人，还包含了阿拉伯人、波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兰人、哥特人、匈人和斯拉夫人。读者也许会认为，如此混杂的联军不大可能在说希腊语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腹地获取太多支持，但在数月之间，小亚细亚仅有两个军区——奥普希金军区和亚美尼亚坎军区——依然忠于米哈伊尔了。就此，在控制了亚拉拉特山到爱琴海的整个帝国领土之后，托马斯在821年12月率军渡海进入色雷斯，对君士坦丁堡发动围攻。

都城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围城大军。最近的一次围城战，即八年前克鲁姆的进攻中，他就不曾试图突破那道狄奥多西二世于四百年前建造的城墙，而是在周边的郊区以及金角湾另一侧的加拉塔进行破坏。但这座城同样经历过血腥的围城战，波斯人在626年进攻过，萨拉森人在674年，以及717～718年进攻过两次，城中人被迫同时抵御来自陆上与海上的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男女老幼都觉得自己上了前线——事实也基本如此。靠着他们的勇气与决心，更是靠着这座城无与伦比的城防，他们每一次都取得了胜利。面对斯拉夫人托马斯的攻城部队时，他们也将以同样的勇气与决心应对。托马斯率领他的部下向布拉赫内宫发起攻击，那里位于城墙的最北端，靠近金角湾处，一般认为那里的城防相对脆弱。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克鲁姆此前准备攻城时，利奥五世已经对这一段城墙特意进行加固。事实上，他的攻城机械效果很差，甚至无法与米哈伊尔在城垛上安装的巨型投石机相对抗。在海上，尽管托马斯占据安纳托利亚海滨之时，轻易控制了海军基地之中的地方军舰队，以及其上的所有装备乃至希腊火，但冬季的狂风让他的船只难以贴近海岸发动攻击。

822年春他再度发起进攻，但效果依然不佳。这次皇帝则来到一座塔楼顶上向攻城大军发表演讲，表面上呼吁攻城者忠于帝国，实际上却是在制造守军无力再战的假象。听到他说的话，攻城者自以为他们将不再会遇到强硬的抵抗，进攻时松懈大意，结果城门突然打开，忠于皇帝的部队如雪崩般倾泻而出，击溃并屠戮了来不及整队的他们。此后，对布拉赫内宫方向的突击就此结束。另一场应当是于同一天进行的海战之中，叛军也同样落败，他们另一支于初春从希腊与伯罗奔尼撒调来的舰队，几乎还没与皇帝的海军接战，即已被希腊火全部焚毁。

在叛乱的第二个冬季——考虑到其规模，称之为内战应该更合适——托马斯依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他和身边的随从都清楚争夺皇冠的尝试已经失败。然而他没有放弃，这种僵局也本可能持续更久，但保加尔可汗奥穆尔塔格出手干预了。奥穆尔塔格即克鲁姆的儿子，他在即位之后与帝国定下了三十年的和约，此时他提出要给米哈伊尔提供军事支援。据说皇帝礼貌地拒绝了他的美意，因为他不愿基督徒因此被异教徒残杀——即使被杀的是叛军。但他无法阻止可汗自行在周边地区掠夺，从现存的记载上看，他也可能在挑唆可汗如此。无论情况如何，823年3月，保加尔大军冲下色雷斯的巴尔干山，几周之后就在赫拉克利亚附近的克杜克托斯（Keduktos）平原 [11] 上击溃了叛军。掠夺者达成了预定目标，对成果颇为满意的奥穆尔塔格也就此率军返回。

围攻阿卡狄奥波利斯（823）

此时的托马斯已经近乎绝望，他将残部集结起来，来到君士坦丁堡以西约二十英里的另一处平坦开阔的地域，那里被称作迪亚巴西斯（Diabasis）平原。不久之后——应当是在5月初——皇帝亲率大军出城与他决战，那里有两条从库什卡亚山（Kushkaya）上流下的小河，即梅拉斯河［Melas，今称卡拉苏河（Karasu）］和阿塞拉斯河（Athyras），距离阿纳斯塔修斯城墙 [12] 不远。这一战最终决定了胜负。托马斯使用了由来已久的伪退战术，但当部队准备调转方向冲击敌人时，他胆怯且士气低落的部队直接放下武器投降了。他们的指挥者只得带着少数追随者一同逃进阿卡狄奥波利斯，即吕莱布尔加兹，并关闭城门据守。

双方的角色就此转变了：米哈伊尔成了围城者，托马斯则被包围。托马斯完全清楚自己缺少粮草，就把所有妇女儿童，以及成年男子之中无法拿起武器的老弱病残全部赶出城，借此得以坚守到夏季。但10月时，他和他的部下只能食用腐烂的马匹，明显无法继续坚守了。许多人攀绳子爬下城墙，来到皇帝的营帐之中投降。皇帝也给城中的守军送信，宣称只要他们交出他们的领袖，就宽恕所有人。他们也清楚，这意味着若不如此，破城之后便难免屠戮，就同意了。

托马斯和米哈伊尔多年以来都是敌人，这两年两人更是以战争挑明了双方的憎恨。但这两年的战争对帝国的破坏，无论是士气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不可估量的。大批富庶的农田就此抛荒，而那里居住的小农要负担大增的税收，他们又没有可以依靠的财产，只能破产。他们再度涌入君士坦丁堡寻求救济。那个老问题又重新出现了，这个困扰了尼基弗鲁斯一世和利奥五世的问题，如今愈发严峻。作为这一系列的苦难与破坏的唯一源头，斯拉夫人托马斯清楚自己不会被宽恕。他披枷戴镣被押到皇帝的面前，一把被推倒在他面前的地上，而米哈伊尔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满足。他把一只穿着紫色靴子的脚踩在对手的脖子上，宣告了他的结局：砍掉他的手脚，而后桩刑处决。判决随即在阿卡狄奥波利斯城外执行。

随后的肃清行动持续了几个月。托马斯的养子，即能力不佳又曾是僧侣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和他的养父落得同样的结局，来自亚洲的其他叛军首领则被缢死。绝大多数的追随者投降了皇帝，因而得到宽恕并被允许返回家乡。824年之初，这场可能是拜占庭历史之中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叛乱就此结束。

阿拉伯人夺取克里特岛（829）

然而米哈伊尔二世的麻烦还没有结束。他的帝国刚开始从斯拉夫人托马斯造成的浩劫之中恢复，两场新的灾难又接踵而至。两场灾难的起因与结果出奇地一致，而他也就此失去了在地中海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代的史学家往往认定托马斯是这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认定他的叛乱削弱了帝国，令帝国无力抵抗。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帝国自身的失策。之前的皇帝往往维持着一支强有力的海军，以抵御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拥有的大规模海军。然而750年之后，当权力转移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手中之后，阿拉伯帝国的海军力量迅速衰微，拜占庭帝国的舰队也随即被无视了。因而825年，当约一万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带着约四十艘舰船驶入帝国的水域时，米哈伊尔几乎没有办法抵御。

这些阿拉伯人发动针对当地埃米尔的暴动失败之后，在816年被赶出了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而后向东进入地中海，决心整顿残部。他们首先前往埃及，在818年夺取亚历山大。七年后他们被哈里发马蒙以武力赶走，于是前往克里特岛。按照一个古老的习俗——拜占庭史料和阿拉伯史料都如此记载——他们的首领阿布·哈夫斯（Abu Hafs）给他们十二天的时间在岛上掠夺，而他们返回港口时，却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舰船已被全部焚毁。他们想念留在埃及的妻儿，徒劳地向首领请求，他则直接回答称，他们要与克里特岛的妇女结成家庭。虽然他们未必情愿，但还是这么做了，并就此建造了坎迪亚［Candia，今伊拉克利翁（Heraklion）］，那里也随即成了该岛的首府。他们从那里继续前进，夺取了二十九个城镇，强行推行伊斯兰教并把居民掳为奴隶。仅有一个城镇幸免——可惜记载并未提及那里的名称——基督教信仰在那里得以保留。

克里特岛就此成了海盗的巢穴，而整个东地中海与爱琴海的海岛，所有希腊与小亚细亚的港口，就此不复安全。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之中，埃伊纳岛（Aegina）、帕罗斯岛（Paros）和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被反复劫掠，阿索斯圣山的僧侣被赶出修道院。如果有更多的记载存留的话，必然还会提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岛屿、城镇和修道院遭到阿拉伯海盗的掠夺。坎迪亚很快成了同时代最繁盛的奴隶市场。帝国屡次尝试收复该岛，米哈伊尔二世就在827～829年发动了三次远征，他的继承者也发动了一系列的远征，直到拜占庭将军，即此后成为皇帝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在961年最终收复该岛。

在夺取克里特岛仅仅两年之后，另一批不相关的阿拉伯人入侵了西西里岛。然而这次他们前来时是收到了邀请，前来支援曾经担任拜占庭海军军官的尤菲米奥斯（Euphemius），他此前擅离职守，不光彩地与当地的一名修女私奔。意识到投降也难免一死——至少要经历一番酷刑——的他发动叛乱，杀死了帝国在该岛的行政长官，自立为皇帝。然而那时的他明显无法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他渡海来到北非，寻求埃米尔凯鲁万（Kairouan）的军事援助，许诺在掌权之后向他支付岁贡。

对埃米尔而言，这样的邀请实在是无法拒绝。827年6月14日，七十至一百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向北行驶抵达西西里，将七百名骑兵和一万步兵运到岛上，其指挥官——颇为奇怪——是凯鲁万宫廷之中的一名主要法官阿萨德·伊本·福拉特（Asad Ibn al-Furat）。尽管乍看上去他的部队规模不小，但阿萨德很快发现他无法完全控制事态。他本人在次年于军中暴发的瘟疫中丧生，尤菲米奥斯则于不久之后被恩纳（Enna）的帝国驻军杀掉。但基督徒与萨拉森人的战争就此在岛上继续——如今传统的巴勒莫木偶剧上，带着饼干筒制成的胸甲，手持玩具剑的木偶依然在和戴头巾的木偶对打——直到878年，锡拉库萨城的陷落标志着穆斯林在西西里争夺战中的胜利。 [13] 然而即使在胜负未分之时，对那些热衷出海劫掠与征服的人而言，西西里这块跳板要比克里特岛更为优越。先知的大军就此穿过墨西拿海峡，夺取了整个卡拉布里亚以及阿普利亚大部，甚至穿越了亚得里亚海进入达尔马提亚海岸南部。米哈伊尔和他的继承者们竭力阻止他们的进军，但九世纪中期的拜占庭海军实在无法同时解决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的问题。拜占庭帝国将力量集中到克里特岛，那里距离更近，威胁也更大，西西里岛的萨拉森人则得以肆意妄为。几个世纪之后，这个岛屿又先后被诺曼人、德意志人、安茹家族和阿拉贡王国入侵，岛上的阿拉伯元素也逐渐弱化，岛屿重新归属基督徒。但阿拉伯人留下的印记不曾被抹去，伊斯兰教入侵者的后裔也得以在岛上生活至今。

米哈伊尔的温和态度（829）

就现存记载来看，阿莫利亚人米哈伊尔并没有什么过度的神学思辨。他仅仅持破坏圣像派的观点，也公开表示一生从不膜拜圣像，也不进入陈列圣像的教堂。但他并不像此前那些破坏圣像派的皇帝那样狂热，甚至比他儿子塞奥菲洛斯还要温和。他即位后就把他的前任囚禁或流放的人全部赦免——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也在被赦免之列，他立即重新开始进行他整体恢复圣像的活动。尽管米哈伊尔在基本原则上态度坚定，但他完全允许——允许程度甚至超出利奥五世——他的臣民按照自己信仰的任何方式崇拜，只要是在私下进行，不进行布道或者采取其他劝说他人的手段就可以。他也没有坚持将破坏圣像派的信条在都城之外强行推广。即使在利奥在位时，职业的圣像画师或者狂热的崇拜圣像者也可以隐退到希腊，或者小亚细亚的海岸与岛屿，他们在那里很可能得以安然继续自己的工作，不受打扰，米哈伊尔在位时他们的境况还要更好。他对崇拜圣像派的怀疑，重点并不在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于他们坚持教皇在教条问题上拥有绝对权威。当他的一个臣民——正统派僧侣梅索迪奥斯（Methodius）从罗马带着教皇帕斯夏一世的信件返回，要求他恢复正信时，他大发雷霆，鞭笞了梅索迪奥斯，而后将他流放到尼科米底亚海湾中狭小的圣安德烈亚斯岛（St Andreas）上，他在一座陵墓之中被软禁了九年。

尽管做出如此反应，米哈伊尔还是决定给帕斯夏送出一封回信，描述那些过度偶像崇拜者的种种行为，请求教皇撤销对他们的积极支持。但在此之前他准备征求西帝国皇帝虔诚者路易的意见，他在信中重申了主要观点。

人们在图像前面点起蜡烛，焚烧熏香，像尊崇赐予他人生命的真十字架一样尊崇图像。人们向它们祷告，向它们恳求。甚至有人给它们穿上衣服，在洗礼之中把它们当作自己孩子的教父教母。一些神父还从图画上刮下颜料，混入他们圣餐中分得的面包和葡萄酒。还有人把圣体放到偶像的手中，让领圣餐者拿取。

他的信件由神父与俗世人组成的联合使团送交路易，后者也颇为殷勤地在鲁昂（Rouen）的皇宫之中接待了使团。尔后他们前往罗马，却发现帕斯夏已经逝世，尤金二世（Eugenius Ⅱ）继任了教皇之位。他们与新教皇的谈判未见记载，记载仅仅提及尤金允许路易召集法兰克主教，于825年在巴黎举行了宗教会议。宗教会议按照常理，认定圣像可以在教堂之中作为装饰与纪念物，但不能被崇拜。然而这次会议并没有普世地位，拜占庭帝国就此忽视了会议的结果。

如果不考虑少数极端主义者的敌对态度的话，米哈伊尔在教义上的温和态度，整体上还是在教士之中获得了支持。他与教会的唯一重大分歧并非在于圣像问题，而是大约在824年时，挚爱的结发妻子瑟克拉（Thecla）过世之后的他的第二次婚姻。在最为正统的神学家看来，二婚，特别是皇帝二婚，应受强烈谴责。更大的问题在于，他要迎娶的新娘尤弗洛斯内（Euphrosyne）——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儿、可怕的伊琳妮的孙女——此时在马尔马拉海中的岛屿上成为修女多年。米哈伊尔如何让她放弃誓言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还是做到了。这次婚姻，至少从记载上来看，和第一次婚姻一样幸福，米哈伊尔一病不起时（他罹患了某种肾脏疾病），尤弗洛斯内一直守在丈夫的病床边，直到829年10月他溘然长逝。这半个世纪里，他是第一个以执政君主身份死在病床之上的皇帝，也只有他留下了健康强壮且正当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

[1] 即伊琳妮为了谴责破坏圣像派召开的大公会议。见第一卷。

[2] 787年的第七次大公会议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3] 阿莫利阿姆曾经是安纳托利亚首府和重要的主教区，如今仅剩悲凉的废墟，位于锡夫里希萨尔西南方向约三十五英里处的阿萨尔科伊村。

[4] 大多数当代史学家称他口齿不清，但更可能是口吃，他也因此被称为“口吃者”（Psellus）。（需注意的是，不要将米哈伊尔和史学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混淆。）

[5] 巡夜军团的前身巡夜卫队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晚期，但此时的巡夜军团事实上是驻扎在近畿的中央军部队。——译者注

[6] 希腊语中，“Χ”是“圣诞节”的首字母，“Φ”是“主显节”的首字母，而“利奥”意为“狮”。这个传说载于《斯基里泽斯编年史》的马德里抄本，也仅见于马德里抄本，其他版本无载。皇宫之中或许确实有一本用晦涩图画预知未来的占卜书，但除这一时代很晚的抄本之外几乎再无侧面证据。在那份成书时间在二百多年后的编年史中，斯基里泽斯花了整整一段话来记述利奥五世遇刺之前的种种凶兆和神迹，作者很明智地只引述了最有趣的一个故事。——译者注

[7] 至少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如此声称。其他编年史家则提及约翰·赫哈沃里奥斯想起利奥把钥匙放在了口袋里，就从尸体上取来钥匙打开了镣铐。

[8] 借此保证他们无法篡位。在拜占庭帝国的人看来，皇帝是不能有生理缺陷的。

[9] 见第一卷。

[10] 基本可以肯定，她和斯塔乌拉基奥斯的妻子塞奥法诺一样，是在“选妃仪式”上成为新娘的。这一仪式类似选美，未来的新郎从符合条件的少女之中选出心仪的对象。

[11] 源自“引水渠”（Aquaeductus）。赫拉克利亚［今埃雷利（Ereğli）］因城外的巨大罗马引水渠而知名。

[12] 君士坦丁堡最外层的防御工事，于六世纪初由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主持建造，从马尔马拉海海岸的瑟利姆布里亚（今锡利夫里）延伸到黑海，长约三十英里。

[13] 即使那时，一些英勇的城镇依然在坚守。易守难攻的陶尔米纳（Taormina）成功坚持到了902年。

第三章 塞奥菲洛斯（829～842）

奇观，是鸟还是金器，

比鸟和金器都要精巧，

放在星光照亮的金枝，

能像冥王的公鸡啼叫。

或者，在月光之下灿烂时，

放出永不锈蚀的光耀，

让平凡的花瓣飞鸟，

和所有泥塑与血肉的凡胎，

听到大声的嘲笑。

——W.B.叶芝《拜占庭》

在他父亲逝世时，塞奥菲洛斯已经当了八年的共治皇帝，编年史家们对这一时期的他鲜有记载。821年，共治刚开始时一个简短而引人注目的事件让我们得以瞥见这位时年十七岁的皇子。当时的他手持帝国最珍贵的圣物——真十字架的碎片与圣母玛丽亚的长袍 [1] ——在庄严的队列之中沿君士坦丁堡的陆地侧城墙行进，斯拉夫人托马斯的大军则在城外驻扎。但整体上他似乎被迫生活在自己父亲的阴影之中，在必要时担负礼仪任务，除此之外都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现在，当二十五岁的他获取了帝国的实际权力之后，他开始独自执政，世人也终于发现他承担帝国重担是绰绰有余。

与几乎是文盲的米哈伊尔不同，塞奥菲洛斯受过良好教育，对神学问题有拜占庭文化中典型的热忱；他也受过完备的军事训练，因此即使他也许称不上出色的战场指挥官，他起码有相当的军事能力。此外，他也热衷艺术鉴赏并为此提供资助，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格外热衷并有相当的了解——即使他执政时期几乎从未中断与哈里发的战争。与所有基督徒皇帝不同，他把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视作自己的榜样。当哈伦于809年逝世时，塞奥菲洛斯年仅五岁。和哈伦一样，他会假扮成穷人到君士坦丁堡的街巷市集之中查访，听平民们的哀叹与抱怨，并长期调查物价，特别是食物的价格。他每周还要骑马从圣宫前往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一路上他鼓励每一个臣民向他亲口陈述自己遭遇的不公。记载提及曾经有一个年长的寡妇声称皇帝的妻舅佩特伦纳斯（Petronas）在扩展自己的宅邸时挡住了她自己在附近的房子的采光。塞奥菲洛斯立即要求进行调查，当他发现这个老妇所言属实之后，他下令拆毁那栋建筑，并公开鞭笞了他的妻舅。

必须承认这个故事未必属实，然而对于统治者而言，没有什么品质比追求公正更能获取臣民的爱戴与敬仰。这个故事以及许多类似故事传播得相当广，足以说明塞奥菲洛斯确实做出了一些堪称传奇的事——某种意义上，自两个世纪前的希拉克略之后的所有皇帝可能都不曾做到。这也说明他真诚地致力于与他的臣民直接交流，这种现象在这个帝国之中着实罕见，毕竟这个帝国的君主与使徒地位相当，位于人世与天堂之间，一直以来都高高在上，包裹在层层的典礼仪式与繁文缛节之中，通常只有家人和几个受宠信的幕僚才能接近。

财富及其来源（830）

尽管热爱主持正义并接近大众，塞奥菲洛斯在治理帝国的一些问题上依然坚持己见。虽然他时常走下皇位接近臣民，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宝座应由纯金打造。在这一问题上他依然以哈伦为模范，热衷富丽堂皇，他之前的皇帝之中在这方面可与他相比的，怕是至少要追溯到查士丁尼了。830年，执政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派语法学家约翰率领外交使团前往巴格达。他们名义上的任务是告知哈里发马蒙新皇帝继位的消息，但皇帝似乎决心要用自己的财富与慷慨震慑他的阿拉伯邻居们。约翰携带大量礼物献给马蒙，每一件都是君士坦丁堡的珠宝师和工匠制造的最为华美的奢侈品。他自己的行李中还有两个镶满宝石的大金托盘，并在一次宴会之中故意让其中一个盘子被“偷走”。前来的阿拉伯客人因这一失礼行为而恐惧不已，约翰却表示毫不在乎，并立刻要求拿来一个同样的替代品，当另一个托盘拿来时他们愈发惊讶。在这些珍宝之外，他还有三万六千枚金币可以自由支配，据说他像挥洒“海中的沙粒一般”肆意使用这些钱财。

这些钱财从何而来却是个迷。米哈伊尔二世在位时帝国国库耗损严重，托马斯的叛乱以及对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的萨拉森人频繁——也大多徒劳无功——的远征花费了大量钱财。米哈伊尔确实厌恶浪费钱财，一直严格地推行节约政策，然而他省下的钱即使再多，也不可能与自己儿子如此靡费的开销相当，甚至连一小半都达不到。事实上塞奥菲洛斯并未超支，也远没有陷入债务困境，相反，他还使国库之中的钱财比他继位时更为充足，这一事实无疑使这个谜团更难解释。因此在米哈伊尔执政的晚期，帝国必然是在突然之间获取了一个新的，而且仿佛无穷无尽的财源。近期一位历史学家 [2] 将其归因于某些金矿——可能位于亚美尼亚——的开发或重新开采，并举出了一些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情况严重的证据，以支持这一理论。由于同时代的编年史中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更合理的假说出现，我们可以暂时认同这一观点，真实情况如何则无从得知了。

无论如何，这位新君主是幸运的，他既热衷奢华享受，也有满足自己享受欲的办法。他立即在都城开始修建一系列的建筑，主要集中在圣宫区域。其中并没有任何大型建筑的修建计划，而是在大竞技场的东南延伸到马尔马拉海海岸的广阔区域内，建造了一系列的小建筑——这与奥斯曼帝国的托普卡帕宫颇为类似。圣宫原本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建城时建造的，查士丁尼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但那也是三百年前的事了，塞奥菲洛斯认为必要的翻新与改建拖延已久，而情况很可能确实如此。然而其他的皇帝几乎都不会因这样的建造工程而大肆炫耀。

他建造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三叶型的宫殿，其名称“Triconchos”直译即“三圆壳”，这一宫殿的三座后殿由斑岩柱支撑，装饰了大量多彩的大理石板，给这座建筑带上显而易见的东方风格。在西面，银质的大门之后是一座半圆形的大堂，即所谓的西格玛宫（Sigma），上面也有大理石装饰。北面则建造了一座珍珠大堂，其中的白色大理石地板上有大量镶嵌画装饰，屋顶则由八根玫瑰粉色的大理石圆柱支撑。其间有一个小型寝宫，皇帝在炎热的夏季在其中消暑过夜。对面是给他的女儿们建造的卡里亚诺斯宫（Karianos），因其宽阔的阶梯使用的乳白色大理石来自卡里亚（Caria）而得名。再稍往南是卡米勒斯宫（Kamiles），六根绿色的塞萨利大理石柱支撑起镶金的屋顶，墙壁上则是描绘水果丰收的镶嵌画。

在圣宫东北方向，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是玛格纳乌拉宫，这也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始建，塞奥菲洛斯在这里安装了他最著名的机械玩物。当外国使节来到这里觐见皇帝时，他会惊异地发现皇帝的宝座处于一棵金棕榈树的荫蔽之下，树上还有珠宝制成的鸟——还有几只仿佛跃下树，来到了皇位之上。树干旁边则是俯卧的狮子与狮鹫金像。更令外来者惊讶的是，在收到信号之后，这些动物会动起来，狮子会怒吼，禽鸟则共同鸣叫。这些和声随后会被一座金质风琴轰鸣的乐声打断，而后一切再归于寂静，使皇帝和他的宾客得以会谈。当使节起身准备离开时，和声将再度响起，一直持续到使节走出这座宫殿。

这个不怎么值得夸耀的发明似乎是源自哈里发拥有的一套类似奇巧机械，塞奥菲洛斯在马尔马拉海对岸，比提尼亚海滨的布莱亚斯（Bryas）建造的东方风格的大规模宫殿也是同源。然而为保证公正，必须指出他也花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加强君士坦丁堡的防卫。面对陆地的城墙并不需要大修，但在托马斯围攻时，人们发现对决心从金角湾一侧的海墙攻城的敌军而言，这段城墙并不够高，紧张情绪随之产生。将整段城墙加高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尽管是在米哈伊尔二世执政时提出的，却几乎都是在塞奥菲洛斯执政时完成的，而他的名字在城墙上的铭文中出现得远比其他任何一位皇帝多。尽管生活奢华且乐于享受，他也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从未逃避。

与萨拉森人的战争（830）

讽刺的是，这位所有拜占庭皇帝之中最崇拜阿拉伯文化的一位，却几乎整个执政时期都在与穆斯林作战，而塞奥菲洛斯本人无疑最清楚这是何等的讽刺。此前十六年间，东部边境一直保持着平静。双方并未正式签订和约，但哈里发忙于对付分布甚广的胡拉米特派（Hurramites）以保证政权存续，因此不得不暂停每年近乎成为惯例的入侵。尔后在829年，双方战端再起。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塞奥菲洛斯挑起的。他当然愿意与阿拉伯帝国保持友好关系，进行文化与学术交流，但在他即位后不久，当一支胡拉米特派的部队穿越帝国边境并请求为帝国作战时，塞奥菲洛斯不肯错过如此的好机会，便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东北边境，由他新建立的查尔迪亚军区（Chaldia）之中。这在哈里发马蒙看来是敌对行为，几个月之后，萨拉森大军就再度出发了。

起初战况对塞奥菲洛斯有利。他在830年成功率军进入敌方领土，劫掠了扎佩特拉（Zapetra）；次年通过入侵穆斯林占据的奇里乞亚而再度掌握了主动权，对战果大为满意的他甚至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时举行了凯旋式。这一庆典给编年史家们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描述。

记载提到皇后塞奥多拉在主要官员和元老院成员的陪同之下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希里亚宫（Hieria）迎接她的丈夫。他们在亚洲又停留了十天，等待押来足够数量的俘虏，以保证凯旋式队列的规模足够庞大。在所有人到场，必要的准备完成之后，皇帝才渡过海峡，进入金角湾来到布拉赫内宫。在短暂地停留之后，皇帝骑马穿过城外的开阔地，来到金门以西几百码的地方，那里早已搭好迎接他的华丽多彩的帐篷。

凯旋队列从帐篷再度出发向城中前进。前方是近乎没有尽头的漫长俘虏队列，以及主要的战利品。皇帝本人骑在配有珠光宝气的挽具的白色骏马之上跟随。他头戴皇冠，手持权杖。他在胸甲之外穿着一件宽松的金外衣，上面绣有玫瑰花与葡萄串的图案。在他身边，同样骑着白马、穿着金甲的是他的养子和女婿——恺撒亚历克修斯（Alexius），皇帝于近期把女儿玛丽亚（Maria）嫁给了他。 [3] 两人抵达城门时，他们下马，向东三鞠躬，三名高阶官员——寝宫总管 [4] 、朝政大臣 [5] 和都城执政官随即上前迎接皇帝并献上金冠。在完成了接手都城统治权的仪式之后，他继续前进，沿着宽阔的主街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

据说，君士坦丁堡被“装饰得如同婚礼礼堂一般”。窗户上挂着饰毯，街上装饰着紫色与银色的彩花，主街铺满了花瓣。抵达大教堂之后，皇帝参与了短暂的感恩仪式，而后穿越奥古斯都殿堂来到皇宫的青铜门，他的金皇座就在那里。皇座一侧是同样为金质的十字架，另一侧则是一架巨大的金风琴——这是对精巧的机械永不厌倦的他亲自下令，为这座城市建造的奇观之一，这座风琴也被称为“奇观之首”（protothauma）。坐在皇位之上，塞奥菲洛斯接受了绿党与蓝党的赞颂，并接受了市民赠送的一对金臂环。尔后他骑马穿越祖西比乌斯（Zeuxippus）浴池来到大竞技场，在那里进入皇宫，消失在民众的视野之中。次日他举行了授职仪式，表彰那些战斗之中立下功劳的人，而后在皇家包厢之中就座，下令开始比赛。

战争与和平（838）

哀哉，这一庆典来得太早了。同年秋季，帝国军队遭遇惨败，塞奥菲洛斯被迫给马蒙写下两封信，提出交付十万金第纳尔和七千名俘虏，以换取被占据的一系列堡垒，并签订五年的和约。前一封信还因为直呼马蒙姓名而不称他的职务被直接拒绝。然而在重新起草之后，这一提议被再度拒绝了，他只得在次年第三次提出和谈，而此时萨拉森人已经夺取卢隆（Lulon）的重要据点，那里控制着自奇里乞亚关向北的道路。第三次和谈也没有取得更多成功，哈里发明确表示他不会和谈，除非皇帝和整个帝国放弃基督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马蒙在833年8月的远征之中病逝，给了帝国几年的喘息之机，而他的兄弟穆塔西姆（Mutasim）在继位之后一如既往地需要时间来保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战事于837年再度展开。塞奥菲洛斯在竭力加强自己的部队之后，在开战之初再度取得了优势，他率军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美尼亚，取得了足以再度举行凯旋式的胜利——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在凯旋式上的比赛之中，他甚至亲自驾驶白色的马车，穿上蓝党的服装参赛，最终他也以相当的优势取胜了——不出所有人的预料——围观者则高呼着“无可比拟的冠军”向他致敬。

他又一次过早地庆祝了。838年4月，穆塔西姆离开萨迈拉的宫殿亲率大军出征。据最可信的资料之一，即叙利亚的米哈伊尔的记载，这支部队约有五万人，并带了五万头骆驼和两万头骡。他在大旗上只写了一个词：阿莫利阿姆。这是皇帝家族的故乡，当时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他毫不掩盖自己的意图——抹掉这座城市。一两周后，可能是在刚得知哈里发出发的消息之后，塞奥菲洛斯立即从君士坦丁堡出征，决定挡住他进军的势头。他的部队在达兹蒙（Dazimon），即今托卡特（Tokat）遭遇了萨拉森人的一支部队。起初战局对皇帝有利，但突然之间天阴了下来，大雨倾盆而下。此时皇帝发现另一侧的部队陷入苦战，就亲率两千士兵从自己的中军阵后方绕道前去支援。不幸的是他没有告知他麾下军官自己的意图，而他的突然消失立即在军阵中引发了皇帝已经阵亡的谣言。恐慌情绪迅速爆发，并一如既往地引起了溃逃，雨过天晴时塞奥菲洛斯发现自己和部下已经被包围。然而敌军的弓弦因大雨而松弛，无法使用，他们得以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强行突围。但这一战终究是失败了，幸存的士兵已经四散，哈里发则率部进军安凯拉（今安卡拉），该城几天后未经抵抗即投降了。 [6]

穆塔西姆随即率他得胜的大军前往阿莫利阿姆，尽管夺取如此庞大且城墙坚固的城市，情况本应该截然不同，城墙上却存在一段薄弱部分。虽然皇帝下令要严格加固，但那里仅仅是用碎石草草地堆满，并在外侧仓促地伪装成正常的城墙。这个薄弱部分被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泄露给围城者，哈里发随即将所有的攻城机械集中对这一段城墙发起轰击，仅仅几天后就打开了缺口。即使那时，守军依然英勇作战，但其指挥官最终还是派他的三名军官与当地主教前去谈判，同意以保证离开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献出该城。穆塔西姆拒绝了，坚持要他们无条件投降，但一个名叫博艾迪泽斯（Boiditzes）的军官悄悄对一个阿拉伯将军保证自己愿意配合。他究竟如何配合未见记载，也许是阻止了他的士兵行动，也许是要求士兵等到自己下令才放箭。无论情况如何，萨拉森人最终得以未经抵抗即涌入缺口。他们占据了阿莫利阿姆。

许多居民躲到一座大教堂中避难，破城者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其他人则沦为奴隶，大军缺乏饮水时直接将其杀死或扔进荒漠之中任其渴死。只有四十二人活着抵达萨迈拉，而他们在被囚禁的七年间坚决拒绝放弃信仰，直到收到最后通牒：不改宗即处死。他们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并于845年3月6日在底格里斯河河畔被斩首，希腊正教会将他们封为阿莫利阿姆的四十二殉道者。 [7]

穆塔西姆与塞奥菲洛斯逝世（842）

哈里发言出必行，毁掉了这座城，而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引发了相当的恐慌，人们认为这场灾难不仅是对帝国核心领土的打击，也是对皇帝本人和他家族的羞辱。塞奥菲洛斯本人此时清楚地意识到穆斯林力量的增长，他立即激动地给皇帝路易送信求援，提出进行联合进攻。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原本的计划是东帝国对克里特岛发动进攻，西帝国同时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发动进攻。他们可能还制订了野心更大的计划，即联合进攻萨拉森人控制的北非乃至埃及。双方也同意让塞奥菲洛斯的女儿嫁给路易的孙子，即此后的路易二世（Lewis Ⅱ），作为联盟的保障。

拜占庭使节于839年6月抵达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宫廷并得到了热情接见，谈判随即开始，并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年，其间两位皇帝先后逝世。如果这一谈判达成，十字军可能会提前两个半世纪开始，但谈判无果而终。对威尼斯的类似请求——这也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早几次被当作独立政权对待的情况之一——同样无果而终。实际情况是，哈里发在胜利之后并未立即进行后续行动，直到842年才派出一支大规模的舰队从叙利亚海岸出发航向君士坦丁堡，但这支舰队被一场意料之外的风暴摧毁，四百艘德罗蒙战舰之中仅有七艘幸免于难。但穆塔西姆听不到这场灾难的消息了。他在1月5日于萨迈拉逝世，十五天后塞奥菲洛斯也随他步入坟墓。 [8]

塞奥菲洛斯对阿拉伯艺术与学术的仰慕众所周知，而他和此前的皇帝一样坚持破坏圣像派信仰，也可谓毫不出人意料。一些记述者确实曾经指责他为盲信者。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恶名仅仅源自少数几次酷刑，而每一个受刑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特殊性。拉扎罗斯（Lazarus），这个同时代最杰出的圣像绘制者，在屡遭警告之后，最终遭到了鞭笞，并被烧红的烙铁烫了手掌。然而他被释放之后（因皇后出手干预），依然至少完成了两幅更为重要的作品，包括新的巨型基督像，以代替利奥五世从青铜门撤走的那座巨像，因此他的伤不会太严重。

拉扎罗斯受刑可能是孤立事件，因为他在崇拜圣像者之中地位过于突出，又公开蔑视了皇帝的敕令，在那时，皇帝除了拿他开刀之外似乎也别无选择。另一个类似事件可能也是有如此的考虑，而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详尽。来自巴勒斯坦的两兄弟——作家塞奥多尔（Theodore）和赞美诗人塞奥法内斯（Theophanes），两人在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于826年离世之后，接过了他的衣钵，成为圣像崇拜者的主要领袖。按照他们的记载，他们被召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被囚禁了一个星期，而后被带到皇帝面前。当皇帝询问他们为何要进入帝国境内时，他们拒绝回答，因此遭到痛打。次日他们遭到了鞭笞，但依然拒绝放弃信仰。四天之后，塞奥菲洛斯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同意与破坏圣像者共进一次圣餐，他们就不会再受纠缠，但他们的回答只是摇头。尔后，在皇帝的命令下，他们被绑在长凳上，脸颊被刺上了讥讽的话。塞奥菲洛斯承认，这段嘲讽不算太好，但用在他们身上足矣。伯里教授提供了一段细致的翻译，并翻译了第二句话中庄严的隐喻。 [9] 这段话也证实了皇帝的观点。

在那座上帝的足迹到达过的神圣城市，

那座所有人都渴望朝觐的城市，

这些心怀邪念的恶人，

从神圣的街道之上被赶出，

来到我们的城市，

继续他们无法无天的恶行，

他们遭谴责与黥面，

如同无赖一般被赶回自己的家乡。

皇帝询问的主旨，以及这段可悲的歪诗，显示了两兄弟的一个重要的冒犯之处在于，他们是外来的移民，在塞奥菲洛斯看来，他们是故意进入帝国兴风作浪的。然而他们并没有和最后一句话所说的那样返回巴勒斯坦，而是被囚禁在比提尼亚的小镇阿帕米亚（Apamea）。塞奥多尔在这里去世，他的兄弟则活了下来，并最终在此后的欢乐时光之中成为尼西亚主教。

变革时代（842）

这个毫无教益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当塞奥菲洛斯的权威被公开挑战时，他会展现何等的残忍暴戾。另一方面，确定无疑的是，这些情况之中他的动机更多是源自政治，而非宗教。他的底线是不得在君士坦丁堡公开崇拜圣像，而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都城之中的私宅里，他的臣民则可以自便。即使在皇宫之中，他也清楚自己来自帕夫拉戈尼亚的妻子——虔诚的塞奥多拉，以及她的母亲塞奥克提斯特（Theoktistē）都是热情的圣像崇拜者。即使她们想了许多全然经不起推敲的托词，他也没有以任何严厉手段阻止她们。

也许他本人在潜意识中也已经意识到，破坏圣像派的力量近乎耗竭，第二次破坏圣像运动仅仅是第一次运动的苍白倒影。伊苏里亚人利奥和“便溺者”君士坦丁改变了帝国，认定其他问题的重要性都无法与这个简单的信仰问题相比，终其一生都在为此奋斗；亚美尼亚人利奥、米哈伊尔和塞奥菲洛斯与他们观点一致，但内心远不像他们那样炽热。时代也不同了。正是对宗教的神秘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催生了破坏圣像派，但如今这些思潮已经愈发不受欢迎。东部，这一思想的发源地，一部分已经落入萨拉森人的手中，余下土地之上的居民在困窘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始本能地排斥这种与伊斯兰教存在明显类似之处的信条。人本主义思想也开始萌芽，古典时代的理智与思辨也开始复生，而这是与东方那扭曲、内省的唯灵论不相容的。与此同时，自然而然渴望艺术的人们已经很久无法看到可视的美了，他们开始渴求那些熟悉的旧圣像，让内心更为安稳与自信。842年1月20日，时年三十八岁的皇帝塞奥菲洛斯因痢疾逝世时，破坏圣像的时代也随他一同逝去了。

[1] 仅碎片，真十字架的大部分在君士坦丁堡存留了两个时期，又被波斯人掳走十四年之后，皇帝希拉克略于629年亲自将其归还给耶路撒冷（见第一卷）。圣母的长袍于629年在布拉赫内宫的一处棺木之中发现。

[2] Romilly Jenkins，Byzantium：The Imperial Centuries ，p. 147.

[3] 在生下五个女儿之后，塞奥多拉终于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然而他在幼年夭折。皇帝因此选择亚历克修斯为继承人，这位恺撒直到840年都是继承人，但在那一年，皇帝夫妇结婚二十年之后，皇后终于生下了此后的米哈伊尔三世。

[4] 其地位略低于内廷总管。——译者注

[5] 朝政大臣，即“magister”，源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各部大臣，在塞奥菲洛斯执政时期，朝政大臣仍是主管外交、掌握实权的职务。几十年后，“magister”便彻底成了官阶。——译者注

[6] 哈里发穆塔西姆的计划是，以包括一万精锐的古拉姆卫队的侧翼部队从梅利泰内出发，进行牵制；自己则率领规模较大、机动能力较差的主力和重型机械在塔苏斯方向待命。塞奥菲洛斯的计划则是，以己方精锐凭借地利先击败这支侧翼部队，就此逼迫穆塔西姆的主力放弃进攻。然而达兹蒙之战上，他遭遇了由精锐装甲弓骑兵执行的袭扰—伪退—穿插—分割歼灭的战术。这一次惨败，迫使此后自恺撒巴尔达斯起的一系列拜占庭将军三令五申要求部下谨慎应对袭扰，以防敌军借伪退而分割歼灭己方部队。出于种种原因，此后的军事指挥官往往无法忠实遵守前人的忠告，而他们，比如罗曼努斯四世，也往往会因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译者注

[7] 传说中他们的无头尸被抛入河中之后也不沉没，只有叛徒博艾迪泽斯如铅块一般沉入水中——他尽管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没能逃避被斩首的命运。

[8] 穆塔西姆撤军的重要原因是内乱，当时一批武官正在密谋杀死哈里发穆塔西姆，拥立他的侄子、前任哈里发马蒙的儿子阿巴斯即位。穆塔西姆为了平息叛乱而撤军，并最终与拜占庭帝国于841年订立和约。《斯基里泽斯编年史》提到，语法学家约翰安排了三个壮汉，要他们手持大锤同时砸掉大竞技场一尊三头青铜像的头颅，让帝国的“三个敌人”，即哈里发穆塔西姆、穆塔西姆的继承人，以及指挥达兹蒙之战的阿夫欣同时死亡。那尊雕像直到十六世纪依然基本完好，这个堪称无稽之谈的传说大致就是源自此后城中人对这个偶然事件的臆测。——译者注

[9] 教授也提及一点：“行刑者能够在人脸之上写下十二句抑扬格的诗文，这种纯熟精巧也算值得敬佩了。”

第四章 恢复圣像（842～856）

各种崇拜都需要通过象征和偶像来延续，可以说，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相对概念，偶像崇拜越深，情况也越恶劣。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论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 ），第四章

有记载称，在塞奥菲洛斯执政时期，有一天他的妻子塞奥多拉在亲吻她藏在寝宫之中的圣像时，突然之间被宫廷弄臣丹德里斯（Denderis）看到了。她立即强装镇定，告诉他自己是在摆弄儿时留下的几个玩偶。丹德里斯不太可能相信她的解释，随即把这段话报告了皇帝，皇帝随即大发雷霆，指责她崇拜偶像。这次塞奥多拉找了另一个解释：根本没有什么玩偶，丹德里斯看到的是镜中她和她侍女们的映像。塞奥菲洛斯似乎相信了她的说法，毕竟在九世纪镜子还是很少见的，这一说法在当时似乎也没有那么荒谬。但他依然对此表示怀疑，而后皇帝再度询问这个弄臣，问他之后还有没有看到皇后做这个奇怪举动。丹德里斯却一只手捂住了嘴，一只手拍拍屁股，答复道：“嘘——陛下，别再问玩偶的事了！”

这是个荒唐的小故事，可能纯属捏造，但这个故事也足以解释一件事：在丈夫逝世，塞奥多拉以两岁大儿子的名义掌控摄政大权之后，为什么头一件事就是根除帝国境内的破坏圣像派。她的举措自然颇为谨慎。身为狂热的破坏圣像派，语法学家约翰在此前的五年之中稳坐牧首之位，而君士坦丁堡此时应当还有不少年长者经历了786年的挫败，当时掌控大权的那位女子出于同样的目的仓促行动，近乎引发了暴乱。但塞奥多拉比那时的伊琳妮更为明智，而且她的三位主要幕僚能力都颇为出众：她的舅父塞尔吉奥斯·尼基提亚特斯（Sergius Nicetiates）、她的兄弟巴尔达斯（Bardas）和邮驿部部长塞奥克提斯托斯（Theoctistus）。就塞奥克提斯托斯的问题，她的那两位亲属与她观点一致。他此前是破坏圣像派，但确实是一个领导者，他也意识到时代不同了。就算新政府没有在破坏圣像问题上做出决断，崇拜圣像的人也足以自行改变态势了。四人就此制订了谨慎的计划，决定在皇帝逝世十四个月之后，于843年3月召开大公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委派年迈的梅索迪奥斯——在遭受米哈伊尔二世和他儿子的迫害之后，最终与塞奥菲洛斯和解，在皇宫之中闲居数年——主持制定时间表以及起草必要的文稿。

这次大公会议进行得基本可谓平稳，主要的问题来自语法学家约翰，他拒绝逊位，因此被迫将他罢黜。按照几个基本可信的记载的说法，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不肯离开牧首的住处。当巴尔达斯去与他理论时，他掀开长袍指着自己腹部的伤疤，声称是派来驱逐他的士兵所为，但随后证实这纯属自伤。最终他还是同意离去，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私宅居住——而他的敌人们声称他在那里研究巫术与邪法。梅索迪奥斯就此被推举接替他，大会也确认了第七次大公会议，即787年终结第一次破坏圣像运动的大公会议的决议。然而在皇太后的坚持之下，被谴责为异端的破坏圣像派领袖的名单上略去了她亡夫的名字。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声称，塞奥菲洛斯在弥留之际表示忏悔，塞奥多拉把圣像放在了他的唇边。这个故事基本没什么可信度，当时也很可能没有什么人相信，但至少这免于使众人处于更尴尬的境地，因而无人提出反对。

胜利终于到来了。这不是崇拜圣像派战胜了破坏圣像派，而是理性主义战胜了神秘主义，是希腊的思辨战胜了东方的形而上学，也是西方战胜了东方。这场胜利对帝国文化生活、政治活动的意义，就如同对波斯人，以及此后不断侵袭的阿拉伯人的胜利一样关键。和许多胜利一样，长期胜利几乎全部是靠胜利者展现的节制与宽大才得以达成的。3月11日，那一天恰巧是四旬斋的第一个星期日，东正教教会至今仍将这一天作为节日，称为正统盛宴。当天，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感恩仪式，皇室全体成员，以及周边各修道院的僧侣全部赶来参加。 [1] 数以百计的圣像被举起，而后重新出现在教堂的墙壁之上，但没有以任何突然或爆发的方式进行，因此没有激起死硬的破坏圣像派的愤怒。即使曾经的争议焦点——青铜门的基督圣像，也是多年之后才最终被修复；再过二十多年，大教堂之中的镶嵌画才得以重见天日； [2] 但圣母与圣子那直视人心的巨像，直到十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注视着世人。

诬告梅索迪奥斯（843）

尽管此前经受了各种磨难，牧首梅索迪奥斯也没有打算报复。破坏圣像派的领袖会被谴责，但不会遭受虐待，更不会失去自由。那些崇拜圣像者反倒因此义愤填膺，特别是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那些狂热的僧侣。当牧首没有让他们去担任空缺的主教职务，而是选择和他一样的温和派时，他们对他大加指责，最终逼迫他将破坏圣像派全部革除教籍。记载称此时他们甚至想逼迫他逊位——他们雇用了一个年轻女子指控他勾引妇女。在随后的调查之中，据说梅索迪奥斯直接展示了自己所谓冒犯妇女的身体部位，那里已经彻底萎缩，就此自证清白。他声称多年前在罗马时，他祈求圣彼得解除他的淫欲，祈祷得到了如此有效的回应。他自然胜诉了，那个女子也承认整个事件纯属捏造。但挑唆者并未受到严厉惩处，仅是每年要手举火把，参与在正统盛宴时从布拉赫内宫走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游行，并在那里反复聆听公开谴责他们的判决。

与此同时，崇拜圣像派的殉道者也得到了他们的回报。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尔和牧首尼基弗鲁斯均在流放地去世，他们的遗骨被迁回君士坦丁堡，安葬在圣使徒教堂，皇太后和朝廷官员共同出席了安葬典礼。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事件则是亵渎破坏圣像派的主导者君士坦丁五世的陵墓，绿色的大理石椁被部分切下，用于装饰圣宫的某间房屋。

对战败的破坏圣像派而言，他们还是得到了一点慰藉。在破坏圣像运动之前，以及伊琳妮及其继承者带来的停歇期，宗教绘画和宗教雕像都是允许的，843年的大公会议也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然而自此之后，仿佛存在某种默认的协议一般，拜占庭艺术从此仅限于二维。雕像，无论是大理石像、木雕、石膏像，还是金银或青铜像，均不再制造。这件事其实也并不算太令人惊讶，毕竟十诫中的第二诫已经明确表明意见。奇怪的是，西欧却几乎完全无视了第二诫——当然西欧对其他九诫的尊重也没多多少。无论如何，这确实颇为可惜。如果拜占庭帝国此后的石刻艺术与木刻艺术仍与绘画和镶嵌画艺术一样繁荣，世间便能留下更多的艺术珍品了。

塞奥克提斯托斯（853）

在恢复圣像崇拜之后不久，部长塞奥克提斯托斯成功排挤掉他的两个同僚，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间，他和塞奥多拉成了拜占庭城中事实上的统治者。他的情况极为不寻常，既是显贵也是宦官，但他也学识颇丰，涉猎甚广，执政期间花了相当的时间与精力提升都城之中的教育机构——在这方面早已远胜于西欧的任何一个城市——他也是九世纪晚期和十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复兴的奠基人，具体讨论详见下文。他的财政政策成果颇丰，大批金币流入帝国的国库，就像塞奥菲洛斯在位时一样——其来源同样不清楚。

在军事方面，塞奥克提斯托斯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出于下文将要说明的某个原因，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Ⅲ）和他下属的官员在近于同时代的记述者以及此后的编年史家留下的记载之中，都遭到了蓄意抹黑——特别是“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他毫不犹豫地篡改他们留下的功绩。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现代史学家都被严重欺骗了。比如塞奥克提斯托斯亲自率领的克里特岛远征行动，在他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并没有崩溃，而是收复该岛并控制了几年时间。十年后，853年5月22日，拜占庭帝国更是进行了在穆斯林崛起之后最为大胆的海军进攻，乃至可谓最为大胆的军事行动。一支舰队在宫廷大总管、宦官达米安努斯（Damianus）的指挥之下，突然出现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的达米埃塔（Damietta），焚毁了这座城市以及港口之中停泊的所有萨拉森舰队，摧毁了城中储存的大量武器装备，带着大批俘虏返回。近年对阿拉伯资料的研究也发现了其他的军事行动，总共拥有至少三百艘舰船的三支舰队在爱琴海和叙利亚海岸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

然而塞奥克提斯托斯与皇太后联合推行的政策之中，有一个政策无疑要受到谴责，伯里教授更是称之为“九世纪之中最大的政治灾难之一”，这个政策正是迫害保罗派。这个传播甚广但基本无害的基督教教派大概在两百年前于亚美尼亚出现，与帝国和平共处。但在米哈伊尔一世时代，他一如既往地迫于牧首的压力，首次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限制的原因纯粹是教义问题。保罗派遭限制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破坏圣像派（尽管他们的确是），而在于他们不但反对圣像，也反对受洗仪式、婚姻习俗和圣餐礼，反对使用十字架，不承认《旧约》以及《新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并完全反对教会体系。他们支持摩尼信仰，相信世上有对立的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认定物质世界创造了邪恶，基督的唯一品格——他们也是顽固的基督一性论 [3] 者——对世界毫无影响，而他的母亲只是圣灵的容器，如同“水流过管道一般”。

在破坏圣像派重新掌权之后，保罗派认为他们的麻烦就此结束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亚美尼亚人利奥和塞奥菲洛斯都坚持前人留下的政策。崇拜圣像派掌权之后，对他们的迫害愈发狂热。一条新法令要求这一教派的所有信徒立即放弃错误信仰，否则要被立即处死，大批部队则前往东部负责执行。大部分信徒都坚定信仰不肯改信，一场屠杀随之展开。据说有十万人通过绞刑、溺水和斩首的方式被杀，甚至还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财产与土地则收归国有。幸运的是不少信徒及时逃离，来到了唯一可以寻求庇护的地方：帝国边境之外的梅利泰内［Melitene，今马拉蒂亚（Malatya）］。他们投奔埃米尔奥马尔·伊本·阿卜杜拉（Omar ibn Abdullah）和臣属于他的萨拉森人。

拜占庭帝国从未以如此手段来蓄意摧毁一个宗教群体，而他们再也不会进行如此尝试。对保罗派的处理不但残酷野蛮，让批准这一决定的皇太后染上无法清除的血污，这一举措也极度欠考虑。如果任他们行动，这些简朴、虔诚且守纪律的男女老少可以有效抵御萨拉森人，赢得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拜占庭人的尊重与感激。然而他们被赶到了哈里发的领土，很快就成了帝国敌人的忠实勇敢的盟军。与此同时，和大多数迫害时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宗教信仰传播开了。保罗派教义——至少是极为类似的教义——出现在十世纪传播于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Bosnia）的波各米勒教派（Bogomils）之中，也同样出现在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清洁派（Cathars）之中。这些教义算不上吸引人，如果这个教派能够被限制在其发源地，即亚美尼亚的要塞之中，世间将避免许多无法估量的苦难。而这个教派最终传播开来，拜占庭城中的一系列统治者要负最大的责任。

塞奥克提斯托斯失势（855）

与此同时，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正在长大。有关他漫长的少年时期的资料不多，他的母亲意志坚定且果决，长期让他退居幕后，他本人也在短暂的一生之中幼稚、懦弱且易受欺骗。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倒是颇为成熟。855年，年仅十五岁的他和欧多西亚·英格丽娜（Eudocia Ingerina）定情，若不是他的母亲出手干预——她无法接受一个有一半瑞典人血统的儿媳，而且欧多西亚对自己也不那么尊重——他们本可以成婚，然而他被迫与另一个欧多西亚，即欧多西亚·德卡波利塔娜（Eudocia Decapolitana）成婚，而他对她毫无感觉。米哈伊尔一如既往地遵从了——他也许想要就此与他的初恋情人就这样保持私情，至死不渝。无论如何，可能也正是出于对塞奥多拉的严苛管束的不满，他才会在几个月之后参与一场阴谋，并最终让她失势。

阴谋的领导者是皇太后的兄弟巴尔达斯。843年，塞奥克提斯托斯排挤掉他，而他绝不会忘记。他等了十二年，现在机会来了。在大总管达米安努斯——两年前突袭达米埃塔的英雄，也许他感觉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军事能力没有得到完全承认——的协助之下，巴尔达斯轻易地说服米哈伊尔，让他相信只要他的母亲和塞奥克提斯托斯执掌大权，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施行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如果他索取权力的话，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将他废黜。

确保了小皇帝的支持之后，巴尔达斯迅速行动起来。一两天之后，855年11月20日，当大部长步行穿过圣宫前往塞奥多拉的居所时，他突然发现米哈伊尔和达米安努斯两人挡住了他的去路。皇帝愤怒地提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如果要商议国务的话应当找皇帝本人，而不是找他的母亲。随后三人爆发了争吵，塞奥克提斯托斯随即原路返回，但没走出不远，巴尔达斯带着一群不满的军官就冲出来将他按到地上。他拔剑试图抵抗，但很快被众人制服，而后挣扎着被押往“斯凯拉”（Skyla），即一座通往大竞技场的半圆形前厅。巴尔达斯的想法，就我们看来，是想把他流放到远方，皇帝却下令警卫将他杀死。正在此时，塞奥多拉从宫女那里得知了情况，便来到“斯凯拉”门前规劝，但被粗鲁地赶走了。守卫把塞奥克提斯托斯从椅子底下拖出来，由行刑的军官刺死。

大部长死后，塞奥多拉的掌权时期也就此终结——但苦闷且心怀不满的她此时依然在皇宫之中居住。与此同时，856年3月，在元老院的特别会议上，她的儿子成为独帝，将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执政。然而执政未必就要掌权，考虑到米哈伊尔性格柔弱且不负责任，把帝国的大权交给他的舅父来管理，确实更为有利。巴尔达斯获得权力的方式确实可谓不择手段，他想要流放而非处决塞奥克提斯托斯的说法也不能减轻他的罪恶，毕竟假如他确实有意如此，他本应能说服皇帝。执政之后，他立马展现出比自己的前任更为出色的能力。身为绝佳的管理者，他既拥有领袖的远见，也拥有无尽的精力，就此在这个时代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而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看来，也正是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身为帝国的执法者与武装部队的总指挥官，他的成功更是接连不断。以军事方面为例，记载——阿拉伯人的记载，而非遭到篡改的拜占庭史料——提及856年，一支在他兄弟佩特伦纳斯指挥下的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深入敌方领土腹地，一路抵达阿米达（今迪亚巴克尔），并掳走了大批俘虏。三年后的远征则由皇帝亲自率领，再次渡过涨水的幼发拉底河，这个故事此后也演变成希腊最为风行的传统民间史诗。859年夏，拜占庭对达米埃塔再度发动袭击，并取得了和上次袭击相当的成功；863年，帝国的大军在十周之内两次大胜萨拉森人。

态势逆转（857）

第一次胜利是击败了梅利泰内的埃米尔奥马尔·伊本·阿卜杜拉。他从来都是帝国危险的敌人，流亡的保罗派难民更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军力。夏初，他率领穆斯林与基督徒组成的联军，穿越黑海南侧的亚美尼亚坎军区，劫掠了重要的商业中心阿米索斯［Amisus，今萨姆松（Samsun）］。拜占庭派出五万人的大军，再度在佩特伦纳斯的指挥之下进军，他将部队一分为三，同时从北、西、南进军，成功在普松（Poson）——某个位于哈里斯河（Halys）与其支流拉拉康河（Lalakaon）之间的地点，准确位置不得而知——困住了埃米尔。在随后的血战之中，奥马尔本人以及他的绝大多数部下都被杀死，无论是穆斯林还是保罗派。皇帝——阿拉伯编年史记载称皇帝全程参与了这一战——和佩特伦纳斯随后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还把侥幸存活的、被俘虏的埃米尔的儿子一并押回。他们返回都城不久之后，另一场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在马雅法里欣（Mayyafariqin），萨拉森人在亚美尼亚的管理者阿里·伊本·叶海亚（Ali ibn Yahya）兵败身亡。 [4]

阿莫利阿姆的耻辱就此洗清了，事态开始逆转。从最初阿拉伯人的入侵开始直到此时，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都被迫进行防御战，还有几次要为生存而战。自此之后，他们的进攻增多。他们不但实力更强，装备更好，更有了新的精神与信心。

[1] 杰内西奥斯（Genesius）坚持声称阿索斯圣山的代表也在其中，如果记载属实，这就是最早将这座山称为圣地的记载。当然，这一时期的修道士应当依然以独立的隐修士为主，并非有组织的修道士群体（见第十二章）。

[2] 即使查士丁尼时代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存在镶嵌画，应当也在破坏圣像运动中损毁了。然而事实上，基本可以肯定那时的大教堂中并没有镶嵌画。见第一卷。

[3] 有关耶稣仅有唯一品格（神性）的基督一性论信仰，见第一卷。

[4] 百年之后，写下《前哨袭扰》的利奥·福卡斯将书中讲述的战术归功于恺撒巴尔达斯，认为他是在帝国东部边境地区进行袭扰战的战术奠基者。——译者注

第五章 牧首与阴谋（857～866）

他们不但沉溺于不法行为，还在这方面错上加错……在此之前，谁听过这样的宣称？这话怕是连最无法无天的人也说不出口。是什么毒蛇把毒液灌入了他们的心中？

——牧首弗提乌斯（Photius）致东方三位牧首的信，867年夏

内部治理中的明智与对外军事上的成功，应当会让一个国家欢乐和谐——至少人们会这么认为。但欢乐与和谐在拜占庭中实在很少出现，而纷乱的诸多来源之中，基督教教会无疑是其中的“翘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不难举出例子，说明帝国也许保持多神教会更好，也许背教者尤里安才是对的。尤为讽刺的是，在这个拜占庭国力的上升期，却恰巧赶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与罗马教皇之间关系的最大危机。

睿智的老牧首梅索迪奥斯在847年逝世，被废黜的皇帝米哈伊尔一世的儿子、阉人伊格纳提奥斯随即继任，而问题可以追溯至此。伊格纳提奥斯在皇室血统之外，也拥有其他的特质。在破坏圣像派最为兴盛的时代，他对圣像的支持也不曾动摇，而他于马尔马拉海的特里宾索斯岛（Terebinthos）——今塔夫尚勒（Tavşan）——上建造的修道院，也成了与他宗教观点相同者离开都城避难的重要目的地。梅索迪奥斯对旧日破坏圣像派的态度相对温和，伊格纳提奥斯则心胸狭窄且偏执，不肯原谅也不肯妥协。他是靠着皇太后才得以提升的，而他还没等到自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就职仪式结束，就先让同僚们了解他的态度。锡拉库萨大主教格里高利·阿斯贝斯塔斯（Gregory Asbestas）成了他的目标，身为温和派领袖的他就此成了新牧首倾泻恶意的对象。仪式尚在进行时，他以某个编造的理由突然对格里高利发怒，下令把他赶出教堂。而这一事件还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六年间，他继续迫害这个不幸的大主教，直到853年，格里高利遭到传讯，来到一个与会者压倒性支持牧首的宗教会议上受审，随即被解职并革除教籍。

弗提乌斯（857）

格里高利先后向两位教皇上书请求复职，但伊格纳提奥斯和所有极端的圣像崇拜者一样，坚定支持教皇的至高权威，而教皇也不愿与他为敌。与此同时，此前的温和派也明显不像从前那样温和了。他们因厌恶牧首而团结起来，决心设法除掉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一个比格里高利更强势，也远比他有能力的新领导者：弗提乌斯。尽管他并没有自己对手那样的皇室出身，但他也来自贵族家庭，与皇室还有姻亲——尽管关系颇远——他父亲的妻舅是塞奥多拉的妹夫。他也可谓同时代最渊博的学者，远胜思维过于狭隘，只能了解最简单的神学教义的伊格纳提奥斯。在一次格外成功的指责牧首的演讲之中，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颇为异端的新理论，声称人有两个各自独立的灵魂，其一易于犯错，另一则永远正确。他身为学者的显赫声望使许多本该在神学上比他学识更渊博的人被迫认真应对他——伊格纳提奥斯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教条达成目标，清晰展现了牧首的愚蠢之后，他又欣然收回了这一说法。他的朋友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下文将提及他此后出访斯拉夫人时的任务——据说就此责怪了他，认为这是蓄意戏耍虔诚者，但弗提乌斯坚信这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害。事实也确实如此，鸽子身边时不时来一只猫，也不是什么坏事。弗提乌斯可能完成了神学史上唯一一个切合实际的玩笑，为此他也值得我们赞赏。

虽然学识渊博，他却并非教士。他在帝国的财政部门之中任职，升迁自然也颇为迅速，巴尔达斯掌权时弗提乌斯很快就成了他的密友与幕僚。对牧首伊格纳提奥斯而言，这无疑是他不愿见到的发展。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保，理智的人应当保持低调并尽可能谨慎行事，但伊格纳提奥斯的性格并非如此，他挥着拳头发起了进攻。他所攻击的问题，必须承认，尚属确实。巴尔达斯和自己的儿媳偷情，厌弃了妻子，这一丑闻毫不意外地成了君士坦丁堡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伊格纳提奥斯首先进行了公开斥责，看到巴尔达斯毫不在意，他又进一步将巴尔达斯革除教籍，并在858年的主显节盛宴上拒绝他参加圣礼。

这一举措堪称勇敢，但同样带来了灾难。自此之后，巴尔达斯就开始寻找机会彻底除掉这个惹是生非的牧首。机会在几个月之后到来，皇帝此前便对他的母亲愈发怀疑，此时最终决定把她赶走，把她和自己没有结婚的姐姐们送去布拉赫内宫附近的卡里亚诺斯修道院。为确保她们无法离开修道院，他还特意下令剃光她们的头发，但当他要求伊格纳提奥斯执行命令时，却被断然回绝。巴尔达斯轻而易举地借此机会说服了皇帝，认定这意味着牧首与皇太后结成了对抗他的邪恶同盟。幸运的是，一个叫盖比昂（Gebeon）的疯癫者恰巧在此时跑了出来，不断声称自己是塞奥多拉在此前婚姻所生的儿子，而制造牧首支持他的证据也只是时间问题了。11月23日，伊格纳提奥斯被逮捕，而后未经审讯即被流放到他在特里宾索斯岛上的修道院。

巴尔达斯早已认定了他的继承者：弗提乌斯。然而保证他继任仍有两个阻碍。第一个阻碍是他是俗世人，但这一问题被轻易解决。12月20日，他剃度成为僧侣，21日成为诵经僧侣，22日升任副助祭，23日升任助祭，24日成为牧师，圣诞节时他由自己的朋友格里高利·阿斯贝斯塔斯任命为主教，随即成为牧首。如此的草率行为或许有些不成体统，但有不少先例：牧首塔拉西奥斯——他正是弗提乌斯的叔父——和他的继任者尼基弗鲁斯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第二个阻碍则更为严重：即使此时冒着相当大的压力，伊格纳提奥斯仍不肯逊位。除此之外，唯一合法解除他职务的手段，即召开大公会议将他罢黜，明显无法使用，因此他们只得违背教法行事。弗提乌斯将事实上控制牧首之位，除非伊格纳提奥斯改变主意，否则他还是无法成为合法的牧首。

教皇尼古拉斯一世（859）

在暂时除掉对手之后，他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首要任务是给罗马的教皇写信，正式通告自己就职。这样的信件通常不过是走过场，并会得到正式答复，但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Ⅰ）和他的许多前辈不同，对东部教会颇为关心，决心将自己的权威施加于东部。在罗马宗教裁判所任职已久的他应当也看到了锡拉库萨大主教送来的信件，也应当听说过弗提乌斯即位之前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尽管新牧首的信件在外交意义上堪称机巧，完全没有批评自己的前任牧首，但同时送来的另一封信，名义上是皇帝所写，则认定伊格纳提奥斯无视了他治下的教众，并依照教规遭到罢黜。教皇怀疑这两个说法均非属实——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在圣母大殿（S. Maria Maggiore）用隆重的庆典接待了拜占庭方派来的信使，并接受了他们带来的礼品， [1] 但他也表明自己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之前，不会接受弗提乌斯担任牧首一事。因此他在回信时提出，在次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调查会议，他会派出两名特使列席并亲自向他报告情况。他也借此提醒牧首——同时通过他提醒皇帝——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主教区、塞萨洛尼基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其他教区是在732年被利奥三世从罗马的合法管辖之中夺走，并交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管理的， [2] 现在难道不是归还给教皇控制的合适机会吗？当然，信中没有明确说明这是补偿条件，但这样的暗示也足够明确了。

860年盛夏，教皇尼古拉斯在罗马接待使团约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遭遇了平生尚未经历过的恐慌。皇帝和他的舅父近期率军与萨拉森人作战，然而突然之间，6月18日下午，一支二百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突然从黑海远方驶来，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缓缓驶向城中，同时一路掠夺河岸两侧的富裕修道院，焚毁经过的所有城镇与村庄。在海峡南端集结起来之后，一些舰船驶入马尔马拉海，在王子群岛继续破坏，大多数船只则在金角湾入口处下锚。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尽管他们将会与这个民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之中纠缠不休，但此时是他们的首次真正交锋，这个民族就是罗斯人（Russians）。他们的领袖并不是斯拉夫人，而是诺尔斯人，这些勇士的父祖们在八世纪末开始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量向外迁徙，这也给欧洲、西亚，乃至新大陆带来了持久的冲击。大约在830年，他们在伏尔加河上游建立了一个公国或者汗国，二十多年之后他们在这条大河，以及第聂伯河与顿河，乘着他们可怕的长船向南，对黑海和里海的大型贸易城市发起进攻。他们的斯拉夫臣民与他们一同行动，最终他们将被彻底吸收。他们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让君士坦丁堡的市民畏惧的蛮族——尽管并非最后一个。

罗斯人的掠夺（860）

此前已有罗斯人（他们如此自称）来到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838～839年，少量的罗斯人来到塞奥菲洛斯的宫廷之中进行某种外交任务。但这一次和外交无关，皇帝、他的总指挥官和主力部队此时又全在亚洲，事态无疑更加危急。此时发生的事情不完全清楚， [3] 但可以确定的是，负责管理都城的执政官奥利法斯（Oryphas）给米哈伊尔送去加急信件，通报了这个紧急军情。他立即率部返回，但当他抵达君士坦丁堡时，掠夺者已经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经黑海向家乡返航。

他们为何如此仓促地离开了？弗提乌斯就这次袭击进行了两次布道，第一次是在袭击正在进行时，第二次是在罗斯人撤军几天之后。他在布道中描绘了鲜血淋漓的场景，控诉掠夺者令人发指的暴行，认定都城得以幸免的原因在于城中最神圣的圣物：圣母的长袍。正是这件长袍在城墙上的巡游展示才促使他们撤退的。其他资料 [4] 对超自然因素的描述更为详细，声称牧首把长袍浸入海中，随即一场猛烈的风暴便把罗斯人的舰船撕成了碎片。这一事件的可能性实在有限，毕竟如果确有此事，弗提乌斯一定会在布道里提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掠夺者发现城墙难以攻破，又已经将周边地域洗劫一空，便决定就此结束掠夺，返回家乡。

无论罗斯人撤军的真实情况如何，牧首从这一事件之中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他的对手伊格纳提奥斯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被实质废黜之后就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迫害，这足以打垮绝大多数他的同龄人。在特里宾索斯岛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转往希里亚——讽刺的是，那里有最奢华的皇宫之一——并被囚禁在停用的羊圈之中。尔后他又被带回都城，投入金角湾另一侧的普罗莫托斯（Promotos）的一座监狱，他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两颗牙也因为看守的殴打而脱落。在短暂地囚禁于另一座监狱——努梅拉（Numera）监狱，在皇宫附近——之后，他被转到莱斯沃斯岛［即米蒂利尼岛（Mytilene）］，直到六个月之后才得以返回自己的修道院。然而他的苦难没有到此为止，雪上加霜的正是罗斯人。掠夺王子群岛的罗斯人突入特里宾索斯岛，以近乎疯狂的暴戾将修道院席卷一空，杀死了至少二十二名僧侣以及主要教士。伊格纳提奥斯本人勉强幸免。

不难预见，这场灾难在君士坦丁堡城中人看来是神灵不满的又一个迹象，也无疑杀死了伊格纳提奥斯许多剩余的支持者。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位受过宫刑的顽固老人依然不肯逊位，无论他的敌人施加何等虐待，无论自己要经历何等苦难，他也不肯顺从。他的坚持会有回报的。此时的他只能等待，并寄希望于教皇尼古拉斯的协助，毕竟他的特使就要在次年的春季抵达了。

教皇的愤怒（861）

教皇的特使——阿纳尼的扎卡里（Zachary of Anagni）和波尔图的罗达尔德（Rodoald of Porto）在861年4月抵达君士坦丁堡。无论教皇是否给他们下达了明确指示，他们都无疑知晓教皇的想法。然而在抵达之后，他们就要面对弗提乌斯施加的巨大压力，而他们收到的许多礼物之中的第一件，即格外华丽的刺绣长袍，还没有等他们到达城中就已经奉上。随后他们参与了无休止的宗教典礼、招待会、宴会以及各种娱乐活动，牧首本人则几乎全程陪同，用他的博学与魅力吸引他们。然而，他们与皇帝的会面远没有那么愉快。皇帝的接待也堪称谦逊有礼，但他不止一次提醒他们，他们能否返回家乡要看自己的脸色，如果没能返回的话，就难免会在某个蚊虫众多的地方长时间居住。就此，在一番明智的恩威并用之后，扎卡里和罗达尔德很快就明白自己应当支持哪一方。早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在复活节之前的圣使徒教堂，弗提乌斯收到了满意的保证：他们不会多加阻拦。至于伊格纳提奥斯，他们在他进入教堂作证之前，绝对不能与他会面。他想要穿着全套牧首的礼服出席，但没能如愿，只得以普通僧侣的装束出席，听七十二名证人宣称此前他的牧首任命无效；他并非靠教会选举就任，仅仅是因为得到了皇太后塞奥多拉本人的信任。在第四次会议闭幕时，一份正式文件宣告将他罢免，其中签署的显要位置上留下了阿纳尼的扎卡里和波尔图的罗达尔德的名字。

得知这一消息，教皇尼古拉斯自然怒不可遏，当这两个不幸的教士于秋季返回罗马时，他也明确表露了自己的不满。他提醒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查事实真相，他们无权自封审判者。他们这样滥用职权的行为不但是恶劣的抗命不遵，更背叛了整个教会的利益。身为高阶教士的他们却和无知孩童一样，屈服于拜占庭的利诱。更严重的是，他们签署了这一决议，却没有得到任何让步。保加尔人的王国很快就要接受基督教了，伊利里亚的主教区尽快由罗马管理则非常重要，这次会议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这些拙劣的特使在和弗提乌斯会谈中提过吗？没有。他们上当受骗，完全无法胜任自己的职务。他会考虑对他们的处理，随即可以命他们离开。

他们颤抖着离开了。但教皇的愤怒没有减弱，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另一个使团已经抵达罗马，他们带来了大公会议的决议，以及另外一封弗提乌斯的信，让教皇愈发恼火。尽管信件全文礼貌文雅，其中却全无这种信件之中应有的尊崇虔敬。相反，牧首行文之中认为教皇与他地位相当，尽管他没有断言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独立，但每一句话之中都隐含着这一点。至于存在争议的主教区，他声称他本人乐于让这些地域回归罗马管辖，不幸的是，这一问题要由皇帝决定，而此时的皇帝认为做出改变的时机尚不成熟。

现在尼古拉斯清楚，自己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塞奥戈诺斯托斯（Theognostus）的突然到来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念。塞奥戈诺斯托斯担任过教会之中的一系列重要职务，包括罗马教会的大修道院院长、佩盖（Pegae）修道院院长、圣索菲亚大教堂圣器僧侣（skeuophylax） [5] ，以及君士坦丁堡各修道院的总主教。最重要的是，他是被罢黜牧首的职务最高、关系最近的朋友。尽管皇帝下令对他严加看管，他还是乔装改扮离开了都城，来到教皇处，亲自讲述近期调查的不公，证人捏造证词，弗提乌斯和他朋友们的罪行，伊格纳提奥斯对罗马教廷的忠诚，以及老牧首被迫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些磨难在大公会议之后看起来还愈发严苛了。他们为了迫使他逊位——即使这已经不必要——负责给他上刑的人再度将他拘捕，再度殴打他，让他忍受半个月的饥饿，将他囚禁在圣使徒教堂的墓室之中，只留一件单衣。他被拴到了破坏圣像派的君士坦丁五世残留的石椁上，脚踝上系上了沉重的石头。而当这个可怜的人几乎昏迷时，他的手中被塞了一支笔，在他人的挪动之下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弗提乌斯随后在纸上写下了完整的逊位书。 [6]

教皇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给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牧首送去一份通谕，告知他们伊格纳提奥斯的废黜不合教规，是被市井无赖篡夺本应属于他的位置，号召他们尽力而为，帮助他复职。（这三位牧首的教区如今都在萨拉森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干预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尔后他给皇帝与弗提乌斯写信，清晰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再度强调了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威，认定如果没有教皇的批准，任何牧首都无法就职或被罢免。在这些信件石沉大海之后，他宣布举行宗教会议，并于863年4月在拉特兰宫召开。会上剥夺了弗提乌斯的所有教会职务，声称如果他不立即放弃牧首之位，就将他革除教籍，其他帮助他的教士也受到了类似的判决。会上还宣布伊格纳提奥斯以及所有因此失去职务的人恢复原来的职务与地位。阿纳尼的扎卡里因在君士坦丁堡的行为而受谴责并革职，奇怪的是，罗达尔德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7]

皇帝和他的牧首无疑为教皇的执拗大为不满，但他们对此并未太在意。米哈伊尔更是格外得意。如前文所述，863年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可谓奇迹之年，即使在宗教方面，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也足以让弗提乌斯引发的整场争议事件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向摩拉维亚传教（862）

在六世纪首次闯入帝国领土之后，斯拉夫人就是罗马帝国一个不受欢迎的不安定因素，而860年罗斯人的侵袭更不可能有助于改变他们在拜占庭帝国之中的形象。然而两年之后，在牧首弗提乌斯和教皇尼古拉斯一世争执最激烈时，摩拉维亚大公罗斯季斯拉夫（Rostislav）派出使节团，前来进行一个颇为不同的任务。他们解释称自己的领主想要率领全部臣民接受基督教，但此前来到他们土地之上的基督教传教者所传播的教义有颇多矛盾之处。那么，皇帝能否派出一位可信的传教士前去传播正信，并且只传播正信呢？

至少传说是如此记载的。摩拉维亚人派出的使团确实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们派出使团的动机不太可能像传说所说的那样坦率淳朴。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改变信仰的事，基本无一例外都存在潜在的政治因素，这件事也不例外。罗斯季斯拉夫在西北边境要面对法兰克人的强大压力，早在862年，法兰克国王路易二世 [8] 就与保加尔可汗鲍里斯（Boris）缔结了盟约，因此他也必须获取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这一任务的主要目的是通报拜占庭皇帝，巴尔干半岛正面临强有力的威胁，并劝说他及早与相邻的保加尔人作战，以免对方先发制人。他提出接受基督教——而且是正统基督教——仅仅是额外的添头，更何况鲍里斯随时都可能带着他的所有臣民改宗，而且基本会被纳入罗马教廷。

牧首弗提乌斯绝不会放弃如此良机。就此，不但可以向异教徒传播福音，更能够把正统基督教的影响向西北方向传播。这也是有力打击教皇的机会——对当时的情况而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清楚，尼古拉斯想让巴尔干新皈依的所有基督徒臣服于罗马教廷。更重要的是，他还有负责这一任务的完美人选：一个来自塞萨洛尼基的僧侣，教名为君士坦丁。但若干年之后，他在临终时接纳的斯拉夫名字则要著名得多：西里尔（Cyril）。这个年轻人——此时的他年仅三十五岁——此前便靠着自己的博学与高尚人格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而且他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别强。塞奥克提斯托斯将他带到君士坦丁堡，由弗提乌斯本人亲自来教导他学习，而对他印象深刻的弗提乌斯随即任命他为自己的图书管理员。此后西里尔前往可萨汗国执行任务，用可萨人的语言传教，并在那里劝说不少可萨人皈依基督教，还让他们的统治者释放了约两千名被掳走的基督徒。

米哈伊尔皇帝原本对军事干预并不热心。在帝国的东部，他的大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不愿中断这前所未有的胜利，去西部进行问题更多的征战。但他也注意到——就算他没有注意到，弗提乌斯也能够很快说服他——如果让路易在巴尔干自由行动，这无疑会导致灾难。一些部队已经被调回君士坦丁堡，在东部作战时大多闲置的舰队也做好了战斗准备。863年夏季，舰队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在保加利亚海岸下锚。与此同时，皇帝亲率大军越过了边境。

这个时机再好不过了。保加尔人的大军正在北方，位于摩拉维亚的边境，而南方正处于这个世纪里最严重的一次饥荒之中。鲍里斯清楚自己无法抵抗，便派出使节与米哈伊尔谈判。米哈伊尔的条件足够简单：可汗立即放弃与法兰克人的同盟，并按照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方式接受基督教。鲍里斯极度仓促地同意了。他在865年9月来到君士坦丁堡，在牧首主持之下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受洗，并改名米哈伊尔，皇帝本人则在洗礼盆前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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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与梅索迪奥斯（864）

与此同时，在前一年的春季，西里尔前往摩拉维亚传教，与他能力几乎相当的他的兄弟梅索迪奥斯（Methodius）随他同行。在政府任职期间，他最初在一个斯拉夫人口众多的省份居住，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此后，决定过沉思生活的他来到比提尼亚的奥林匹斯山，在修道院中成为僧侣。当他的兄弟邀请他协助完成这一任务时，他欣然加入了。两人在864年夏初离开君士坦丁堡——至少最可能的推测如此——并在摩拉维亚停留了三年多。按照古时留下的传说，西里尔发明了一种字母表，匹配尚无书写体的斯拉夫语言，而后翻译了《圣经》以及部分礼拜仪式。奇怪的是，他选择的语言是马其顿斯拉夫语——这和摩拉维亚人所说的斯洛伐克方言相差甚远，很少有人能够看懂。因此他在完成这一字母表时很可能是以保加尔人的语言为范本，而不是以摩拉维亚人的口音为范本，此后他也是按照他唯一了解的这种斯拉夫语言来翻译的。 [9]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摩拉维亚的尝试落得格外令人失望的结果也就不算出乎预料了。无论如何，这次尝试还是留下了适应他们各种方言语音特点的字母表，西里尔也就此成了他们书写文字发展的奠基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成就，以及他和他兄弟在传教方面的成就，两位学者圣人才得以被记住并崇敬至今。

865年8月，教皇尼古拉斯收到了拜占庭帝国皇帝写下的一封信。双方的争端已经持续三年，其间米哈伊尔在保加利亚大获全胜，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宗教方面均如此，这让他格外自大。他此时指出，两位教皇的特使可以认为自己极度幸运，因为他们获准出席旁听和他们完全不相关的内部事务，但他们在会议之中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争论的真正责任在于塞奥戈诺斯托斯这样的诽谤者与惹是生非者，他们在罗马四处散布恶意。这些人必须被引渡回君士坦丁堡。如果教皇拒绝，皇帝就亲自来到罗马逮捕他们。

尼古拉斯则给出了他所能给出的最好回复。他在“罗马的最高权威”这一主要问题上坚持己见。这一问题是不容让步的，也绝没有其他可能。二十年前，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不还都是破坏圣像派的异端吗？任何没有得到教皇批准的大公会议都是不合法的，其决议自动失效。至于塞奥戈诺斯托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有权在教皇的宫廷之中自由停留。他本人做出了让步，也仅仅做出了一个让步：如果两位牧首能够前来罗马，在他的面前申诉，他就会再度考虑他们各自的说法。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米哈伊尔不太可能想要把威胁变成事实，那很可能仅仅是强调论点时所用的修饰而已。但就这一问题，我们无法确知他的想法如何，因为一个意料之外的事件让这一争端愈发复杂，迫使弗提乌斯格外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皇帝此时已经酗酒无度、无可救药，他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醉得不省人事。保加尔人的可汗在皈依基督教不到一年之后愈发不安分了。他发现他的王国之中突然之间充满了希腊与亚美尼亚的牧师，他们时常就教义之中的深奥教条进行激烈争论，即使他困惑不解的臣民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完全乐于恢复此前的多神教信仰，而且他们不但要听从这些不受欢迎且说法不一的外来者，还要给他们提供饮食和住处，这无疑让他们大为不满。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弗提乌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主持的洗礼仪式让他印象深刻，他希望在他的臣民之中也举行类似的仪式，并由他的臣民主持。为此，他向君士坦丁堡写信，请求任命一位保加利亚牧首。

鲍里斯的询问（866）

此时的弗提乌斯却犯下了可能是他一生之中最为灾难性的错误。他决心亲自掌控保加利亚教会，因此不仅拒绝了这一请求，还立即断言称不会考虑此事。鲍里斯——为了保证叙述清晰我们此处使用他的原名——也指出君士坦丁堡教会之中的许多教条和习俗与本地的习俗相抵触，以及如果本地的习俗可以保留，那么对新信仰的抵触将大为减少。然而他的提议部分被否决，余下的则被完全无视。可汗十分愤怒。他乐于成为皇帝的教子，但他不肯成为皇帝的臣子。他清楚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争议，也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一争议。于是在866年夏季，他派使团前去与教皇尼古拉斯谈判，列出被弗提乌斯蛮横拒绝的那些条件，并加上一些新问题以便度量，并询问教皇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对尼古拉斯而言，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他立即派出另外两名主教——波普洛尼亚的保罗（Paul of Populonia），以及波尔图的福莫苏斯（Formosus of Porto），后者是罗达尔德的继任者，作为他的私人特使前往保加尔人的宫廷。他们带上了大量的文件，对鲍里斯提出的一百零六个问题进行了周密且一丝不苟的答复——对所有当地人而言这无疑是颇为体谅的举措。他也在与教规不直接抵触的问题上尽可能做出了让步，至于那些不能让步的问题，他也会解释拒绝的原因。他同意无论男女当然都可以穿着马裤，也可以戴头巾，但不能在教堂之中戴。在拜占庭人看来，在周三和周五洗涤是不合教法的，而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认定四旬斋之中不必禁食牛奶与奶酪。但多神教的迷信活动必须被全部禁止，希腊人随便打开《圣经》占卜的行为也必须被禁止。一夫多妻当然也是不可以的。

保加尔人对禁止一夫多妻颇为失望，但整体上还是对教皇的回复更为满意，同等重要的是，也为他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而欣慰。鲍里斯立即宣称永久忠于教皇，并把所有东部的传教士赶出了他的王国——对他而言，这无疑是种解脱。保罗和福莫苏斯在那里又停留了一年，其间几乎不断在布道与施洗，一系列的主教与神父随后也加入了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

[1] 包括镶有宝石的金圣碟、镶有珠宝且边缘配绞金丝的金圣杯、镶嵌宝石的金盾牌，以及带金刺绣的长袍，上面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还有围绕着树木与蔷薇的图案。

[2] 见第一卷。

[3] 有关这一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推测，见C.Mango，The Homilies of Phot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English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Harvard，1958。

[4] 都是引述部长西蒙（Simeon）记载的资料，包括语法学家利奥、塞奥多西奥斯·梅里特努斯（Theodosius Melitenus）等人的记载。

[5] 名义上是管理器皿的僧侣，实际上是荣誉头衔，并不负责实际职务。

[6] 至少《伊格纳提奥斯生平》（Vita Ignatii ）如此断言。然而几乎所有的圣徒生平都过于偏向叙述的主人公，未必可信。

[7] 事实上波尔图主教还是收到了处罚，但对他的处罚是在864年11月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下达的。

[8] 皇帝虔诚者路易一世将自己的帝国一分为三，幼子“日耳曼人路易”成为东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

[9] 长期以来人们认定西里尔发明的字母并不是如今的西里尔文字，即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苏联治下的其他民族所使用的文字，而是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一种笨拙而早已无人使用的文字。然而这一说法如今看来已不成立。参见斯蒂芬·朗西曼爵士的著作《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的附录九，另见E.H.Minns，“St Cyril Really Knew Hebrew”，Mélanges publiés en l’honneur de M. Paul Boyer ，Paris，1925。

第六章 两次谋杀（866～867）

我除掉了狐狸，却引来了一只狮子，而它最终会吞掉我们所有人。

——巴尔达斯在解除宫廷大总管达米安努斯职务后如是说

似乎有必要对所谓的“弗提乌斯分裂”事件做一些更详细的叙述，不仅因为此事本身值得细说，也因为这一事件在东西教会之间的关系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故事此时也还没有结束。然而现在我们应当简短地讨论一下俗世，讨论米哈伊尔三世的在位时期，以及其中的重要人物。我们首先讨论皇帝本人。

如果说在本书的叙述之中，此前对米哈伊尔的描述有些模糊，原因是他的个性格外柔弱，最初受他母亲的掌控，而后受他舅父的掌控，最后被他的好友与继承者马其顿人巴西尔掌控，直到被他谋杀。尽管起初他就不是帝国最适合的统治者，但他也不是全无优点。二十出头的他已经是久经沙场的指挥者，他在战场上的勇气也无人质疑。他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自制力，安于享乐，而乐于把国务交给他人处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甚至说不肯意识到自己正在堕落。他在生命之中的最后五年彻底沉湎于酒色，得到了“酒鬼”这个绰号，直到在年仅二十七岁时惨死。

对帝国而言，幸运的是还有其他人愿意掌控权力，并以他的名义统治帝国——他们的能力更是格外出色。第一位是在他母亲摄政时掌权的宦官塞奥克提斯托斯；在她失势之后，她的兄弟巴尔达斯继续掌控朝政。大约在859年，巴尔达斯得到了宫廷总管的头衔，这一显赫官阶颇为少见，通常仅仅授予皇帝的亲属，而且拥有这一官阶的人，在皇帝逝世且没有留下后代的情况下还有权索取皇位。但他的权势与影响力直到此时还没有达到顶峰，862年4月，复活节之后的星期日，他被立为恺撒。此时米哈伊尔早已厌弃他的妻子欧多西亚·德卡波利塔娜，留下合法后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们一致认定巴尔达斯将成为拜占庭的新皇帝，在位的皇帝如今已经酗酒无度，人们认定他继承皇位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此时的他，虽无皇帝之名，却得以行皇帝之实，并且颇有作为。他执掌朝政的十年之中，在东部对萨拉森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拜占庭教会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的努力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本人和自己的姐夫塞奥菲洛斯一样追求司法公正，并和塞奥克提斯托斯一样鼓励学术。君士坦丁堡的古老大学早在五世纪于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创立，之后便不断衰颓，直到第一次破坏圣像运动时彻底瓦解。巴尔达斯恢复了大学，在玛格纳乌拉宫中开办，并交给哲人利奥——或称数学家利奥——来管理。

利奥与牧首弗提乌斯、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并称同时代最为伟大的三名学者。利奥是语法学家约翰的同辈堂表亲，年轻时靠在君士坦丁堡教授哲学与数学谋生。他成名的方式颇为特别，他的一名学生被萨拉森人俘虏，带到巴格达，而后靠着他的知识让哈里发马蒙印象深刻，马蒙随即询问他的老师是谁。哈里发本人也热衷学术，并为艺术与科学进行了大量捐赠，他随即给皇帝塞奥菲洛斯写信，以两千磅黄金和永久和平的协议为条件，请求利奥前往他的宫廷居留几个月。塞奥菲洛斯却明智地把他留在都城，让他担任公众的教师，在四十殉道者教堂定期进行授课。此后他被任命为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但在皇帝死后，身为狂热的破坏圣像派的利奥被解除职务，回归学术研究。在他主持玛格纳乌拉宫之时，君士坦丁（西里尔）曾经短暂负责教授哲学，他的其他学生则教授几何学、天文学与语言学。有趣的是教堂之中并没有开设神学课程，这座大学仅仅进行世俗学术——这引起了伊格纳提奥斯及其追随者的强烈敌意。

马其顿人巴西尔（866）

皇帝长大之后养成的许多恶习之中，其中一个便是身边的宠臣与狐朋狗友穿着淫秽下流的服装陪同他在城中寻欢作乐。其中一个名叫巴西尔的人最早出现于857年左右，是个粗野且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亚美尼亚裔农民。他的家人和许多同乡一样迁到色雷斯定居，但此后被克鲁姆掳走，带到了多瑙河对岸某个被称为“马其顿区”的地方——可能因为那里有许多遭受同样命运的马其顿人。巴西尔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他和他的王朝也因此被称为马其顿王朝，即使他完全没有马其顿人的血统，母语是亚美尼亚语，说希腊语时还带着严重的亚美尼亚口音。他没有任何学问，完全是文盲，而且一生如此，他此时所能夸耀的只有两个明显的特质：赫拉克勒斯般的力量以及出色的驯马能力。应当是这两个特质吸引了皇帝的注意。杰内西奥斯记载称他在摔跤比赛中脱颖而出，当一个保加尔人大力士击败了几个摔跤冠军之后，巴西尔出场与他比试。据说巴西尔一出手就把这个大力士举了起来，一把扔到房间的另一边。《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的说法类似，但故事不同，记载称米哈伊尔有一批无法掌控的烈马，他和他的朋友都无法驾驭，但其中有一个人声称他的马夫能够成功。这个马夫正是巴西尔，巴西尔贴近马匹的身边，一只手牵住缰绳，另一只手拉住马耳，轻声说了几句话，这匹马随即安静下来。皇帝大喜，随即把这个年轻的亚美尼亚人收来为自己服务。

这些细碎的逸事，信与不信都在两可之间，意义索然。然而有关巴西尔的年轻时代，还有一个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传说，但他此后不断重复这一故事，也更为明显地展示了他对自己登上皇位的合法性的宣传。《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第五章——这段对巴西尔极尽溢美之词的传记，如今已经可以确定，是他的孙子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提到他首次来到君士坦丁堡时是在某个星期日的傍晚，他在金门旁的圣戴奥米德教堂（Church of St Diomed）前的门廊躺下睡觉。夜间，修道院的院长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要他出去开门迎接皇帝。他起身出去，却只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穷苦旅行者睡在地上，于是他返回就寝。这个神秘的声音第二次传来，结果与第一次一样。随后这个声音第三次传来，语气更为坚定：“起来，把门前躺着的人请进来，他就是皇帝。”据说还在他的肋部重击了一下。院长听从了，把这个年轻人带进修道院中，给他饮食，为他清洗，并给了他一套新衣服，只希望此后成为他的朋友与兄弟。

利奥六世的生父（866）

这个不怎么可能的故事有没有传到米哈伊尔皇帝的耳中，而如果传到他耳中之后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巴西尔进入宫廷之后，他的提升颇为迅速。他很快就不只是侍从，还成了皇帝的朋友，而在内廷总管 [1] 的职务突然出现空缺时——宦官达米安努斯由于和巴尔达斯闹翻而被赶走——米哈伊尔立即任命他来接替。皇帝和内廷总管就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以至于一些史学家声称他们之间有同性爱的关系。然而这一推测并不可能，因为米哈伊尔在自己未来家庭的问题上进行了颇为奇怪的安排。巴西尔被迫和他的妻子玛丽亚（Maria）离婚，而同皇帝的初恋与情人欧多西亚·英格丽娜成婚。此举无论怎么说都是颇令人惊讶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米哈伊尔得以借此让她进入宫中而不会引发丑闻。然而这无疑引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结论——他想让她拥有皇室身份。她在866年9月19日生下的男孩利奥（Leo）也很可能不是巴西尔的孩子，而是米哈伊尔的孩子。若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如今所说的马其顿王朝其实也不过是阿莫利亚王朝的延续。 [2]

这一推测纯粹是假设。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反对这一假说。然而同时代也有一系列不能忽视的证据。首先，至少有一份记载（西蒙）断言称利奥就是米哈伊尔的儿子，声称此事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其次，巴西尔从来都厌恶利奥，在他的孩子——无论是真是假——之中，巴西尔唯一展现过真正爱意的只有君士坦丁（Constantine），此人是巴西尔与发妻玛丽亚所生的儿子。他对这个儿子极度疼爱，当其英年早逝时，巴西尔便陷入了极度的失落，至死也未能恢复。第三个，也是最奇怪的一个问题是，欧多西亚如果确实只是巴西尔的妻子，皇帝也没有必要给他的这位宠臣配另一个情人，而且这个情人还是他的姐姐，即已经四十多岁却风韵犹存的瑟克拉（Thecla）——她近期离开自己完全无法适应的修道院，随即完成了这一奇怪的“四角家庭”。巴西尔和她之间的关系似乎不过是权宜之计，无论他能否在米哈伊尔在世时和欧多西亚同床共寝，在米哈伊尔死后他无疑可以，她也为他生下了另外两个儿子，于870年生下亚历山大（Alexander），871年生下斯蒂芬（Stephen）。 [3] 至于瑟克拉，她很快迷上了宫中另外一个贵族约翰·尼托科米特斯（John Neatocomites），但这场恋情也以悲剧收场。当巴西尔发现这一私情之后，两人受到了严惩，约翰被迫剃度进入修道院，而瑟克拉的财产被全部没收，只留下布拉赫内宫的一间寝宫，她也于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之中死去。

刺杀巴尔达斯（866）

随着巴西尔对米哈伊尔的影响力的增加，他与巴尔达斯之间的敌意也随之增加。对恺撒而言，起初与其说是怀疑，倒不如说是蔑视。他相信自己的外甥把帝国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他，只要皇帝的寻欢作乐不受干扰，自己就可以继续掌控帝国。至于那个亚美尼亚人，巴尔达斯可能是把他当作皇帝寻欢作乐时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伴，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巴西尔加紧对皇帝掌控的速度，迫使他改变了此前的观点。这个人将成为皇室的严峻威胁，如果本章开头的引述并非纯属伪造的话，巴尔达斯也应当清楚这一点。

至于巴西尔，他的野心还远没能满足。现在他的眼睛盯紧着皇位，在他看来那唾手可得的皇位之前只有一个阻挡者了。就像十几年前巴尔达斯挑唆小皇帝除掉宦官塞奥克提斯托斯一样，巴西尔开始悄然而谲诈地挑唆他怀疑自己的舅父。他指出，恺撒不仅蔑视自己的外甥，还想要把他除掉，以便成为拜占庭城中唯一且无可置疑的统治者。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米哈伊尔在尚有机会时立即行动。

尽管近年来在东部对萨拉森人的进攻接连取胜，拜占庭帝国在一个方向上依然一无所获：克里特岛。在塞奥克提斯托斯短暂收复之后，此时该岛再度被异教徒掌控。这是巴尔达斯不愿容忍的情况，因此他于866年春开始准备对该岛发起大规模远征。然而在前一年的冬季，他收到消息，据说有人想借这场远征除掉他，而皇帝与他的内廷总管都参与了这一阴谋。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退出远征，并留在都城以便自保。他似乎也直接向自己的外甥质疑了，因为3月25日，天使报喜节上，在铜器厂的圣母教堂 [4] ，米哈伊尔和巴西尔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巴西尔应当只能签一个叉号——宣称他们无意谋害他。誓言极度庄重，据说使用了耶稣基督的血液，这稀少且日渐减少的圣物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其他珍贵圣物一同存放。恺撒就此宽恕了他们，并在自己一如既往的位置上陪同皇帝，在复活节之后率领远征军出发。

他们选择的穿越小亚细亚的道路要走到米安德河的河口处，那里距离古城米利都不远，舰队在那里下锚等候。在登船之前的傍晚，巴尔达斯收到了新的警告。他大笑之后便把报信者打发走了，但那天晚上他却睡不着。4月21日早上，他向自己的朋友、财政部部长菲罗索斯（Philotheus）坦白了自己的畏惧。菲罗索斯尽自己所能安抚了他，说：“穿上你桃红色的饰金斗篷，面对你的敌人吧，他们会在你面前散去的。”恺撒也就此身着盛装骑马前往皇帝的营帐，坐在自己外甥的身边，警惕地听着另一位部长进行清晨的报告。在报告结束之后，他转向米哈伊尔，提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的话，就可以登船了。但就在此时，他用眼角的余光扫到内廷总管发出了某个预定的信号。他立即握住了剑，但为时已晚。巴西尔奋力一击将他打倒在地，其他的同谋者随即扑上来解决了他。

皇帝则无动于衷。他看上去对这一切完全不感到惊讶，有关他在何等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密谋，目前仍存在一些争议。但他至少清楚巴西尔的意图，而他随后的举措无疑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们合谋的。他立即写信给在君士坦丁堡的弗提乌斯——这无疑是内廷总管的授意——告知牧首，他的舅父打算弑君，因此遭到处决。牧首的回复则堪称狡黠暗讽的杰作。他写道：“陛下的美德与仁慈，使我无法怀疑这封信所言不实，只得相信恺撒之死和信中断言并无二致。”这段话足够清晰地表明他在怀疑什么。他在结尾处，以元老院与人民的名义请求皇帝立即返回都城。

他这么做没有错，米哈伊尔和巴西尔也都清楚这一点。几天后他们返回君士坦丁堡，对克里特岛的远征尚未开始，便就此结束了。

在866年圣灵降临节的星期日，早早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祈祷者注意到，原本放置皇位的地方并排放着两个皇位。更令人惊讶的是，皇帝在惯常的仪仗队列之中，离开皇宫来到教堂，之后他并没有和平常一样立即坐上皇位，而是走到斑岩大理石制成的三层讲坛之上，那里通常是诵读福音书和进行祈祷的地方。巴西尔则身着内廷总管的服装走到讲坛的中层，一名书记官则在底层代替了他的位置，以皇帝的名义开始朗读：

恺撒巴尔达斯密谋要杀死我，并为此欺骗我离开这座城。若不是森姆巴提奥斯（Symbatius） [5] 和巴西尔将这一阴谋告知我，我现在早已不在人世。恺撒有罪，因此受死刑。

内廷总管巴西尔忠于我，将我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极度爱戴我，因此我决定将他立为帝国的守卫者与管理者，所有人都将称他为君主。

当宦官们给巴西尔穿上紫色靴子和其他的皇帝仪服时，米哈伊尔把他的冠冕交给牧首，牧首为冠冕祝福后戴回到他的头上，而后米哈伊尔再度把冠冕取下，为自己的新同僚加冕。巴西尔的野心就此实现了，从一个马童成为一国之君，巴西尔仅仅用了九年时间。

相比之下，共治关系却仅仅持续了十六个月，这一时期国事的重心再度落在了宗教问题上。当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保加利亚时，弗提乌斯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主动权。鲍里斯和他的臣民似乎已经彻底被纳入罗马教廷，不可更改了。更严重的是这些传教士在散播危险的异端论调，而其中至少有一个论调——君士坦丁堡并非拜占庭帝国坚称的地位较高的牧首区，而因为创立时间最晚，应是五牧首区 [6] 中地位最低者——是直接冒犯。同样致命的是拉丁教会坚持教士必须独身，如果这一举措被广泛接受，那么东正教的教区牧师——他们必须成婚——就要因此蒙羞了。 [7] 然而对弗提乌斯这样严肃的神学家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教皇尼古拉斯此时首次正式承认的一个教条，而这一问题随即成了东西教会之间争议的基石：圣灵双属问题。

圣灵双属问题（866）

在基督教早期的信条之中，三位一体之中的第三位，即圣灵，直接源于也仅仅源于圣父。尔后在六世纪末，一个重要的词“和子”（Filioque）开始出现。在公元800年之后，当查理曼的帝国开始在弥撒之中背诵《尼西亚信经》时，西部普遍添加了“和子”一词。但在东部的教会看来，这是极为卑劣的异端行为，而那位教皇的代表还要在保加尔人之中传播这一谬论，这是牧首无法忍受的。他因此决定在867年夏末于君士坦丁堡举行一次大公会议，谴责圣灵双属问题以及罗马传教士传播的其他异端信仰，将受误导的保加尔人从地狱之门中救出。而最后也最戏剧性的一幕将是革除教皇的教籍。

但这对罗马而言会不会只是表面文章呢？弗提乌斯自己也这么认为。他清楚尼古拉斯在拜占庭城中不受欢迎，此时在西方同样如此。他拒绝洛林国王洛泰尔二世（Lothair Ⅱ）与他的妻子离婚并迎娶情妇，就此激怒了洛泰尔，也激怒了他的兄长，即西帝国皇帝路易二世。两兄弟完全乐意把他赶走，换上一位更顺从他们的教皇。帝国的使团来到路易的宫廷，尽管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双方仍很快取得了共识。大公会议不但会罢黜教皇尼古拉斯，路易还会派部队用武力把他赶出罗马。作为回报，拜占庭政府则会承认自己的盟友的皇帝身份，称他为法兰克人的皇帝。

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不小的让步。路易的曾祖父在812年获取了这一称号，但那时的情况截然不同，查理曼为这一特权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即使如此，拜占庭帝国之中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一决定，这一举措也再也没有进行过。路易毕竟不是查理曼，尽管他可以自称皇帝，但按照拜占庭帝国的说法，此时的他事实上只是个意大利的小王公，他真的能够算是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神选之人，与使徒相当吗？米哈伊尔本人自然会反对，因为他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即使他醉得不省人事，他的共治皇帝巴西尔也不会同意。但弗提乌斯还是成功了，至少在现存的记载之中，两人都没有表示反对。

然而他们还是共同出席了大公会议，会议也按照牧首预想的方式进行。异端遭到谴责，教皇被废黜，还被革除教籍。路易和他的妻子恩格尔贝尔塔（Engelbertha）则被致以最为洪亮的欢呼，他们的尊号得到承认。弗提乌斯格外欣喜，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是他事业的顶峰。他怎么可能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的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而他本人在这场胜利之后不久，便要屈服于他的两位宿敌与死敌之下了。

刺杀米哈伊尔三世（867）

当米哈伊尔三世和巴西尔一世共同参与867年大公会议的开幕式时，在场的人几乎无人清楚他们两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米哈伊尔把他的朋友立为皇帝是因为他清楚自己无力统治国家，更比所有人都清楚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掌舵人。但随着他愈发沉沦、堕落、酗酒无度，亵渎教会，并且做出毫无理由的暴行时，他已经不只是有辱国体，更成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在他清醒时，他所想的似乎只剩下赛车了。他为自己建造了华贵的新马厩，墙面的大理石如同宫殿一般。他在圣玛玛斯宫的私人赛道上训练，以便在大竞技场比赛。他整天和专业的赛车手——在拜占庭社会看来是不入流的职业——厮混，给他们大笔金钱与礼物，还给他们的孩子们当教父。一个恶名远扬的事件是，在他本人亲自参与比赛时，据说他把圣母画像带进皇帝的包厢，使其代替他观看比赛，并为他那预料之中的胜利喝彩。巴尔达斯曾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他，但米哈伊尔从来不给予巴西尔同样的尊重，而这位共治皇帝的任何规劝都会让他大为不满。两人的伙伴关系很快就无法持续了，马其顿人巴西尔再度决定先下手为强。

867年9月24日，两位皇帝和欧多西亚·英格丽娜在圣玛玛斯宫共进晚餐。晚餐即将结束时，巴西尔借故离开餐厅，匆忙来到米哈伊尔的寝宫之中，将门闩掰弯，使其无法上锁。他随后返回餐厅，等到自己的同僚一如既往地烂醉如泥，蹒跚地来到床上并很快睡熟。此时与他同谋的人已经在宫中的某个偏僻角落聚集起来，巴西尔本人随即加入，并在那里等待时机。

拜占庭皇帝从来都不独自入睡，然而当晚，本该睡在寝宫之中的总管有其他任务，米哈伊尔的老酒友、显贵巴西里斯基安努斯（Basiliscianus）暂时接替了这一任务。 [8] 他已经注意到门闩的异样，于是这几个小时之中都警惕地保持着清醒，而后他听到了脚步声：巴西尔闯进了寝宫，后面还有他的八个朋友。巴西里斯基安努斯试图挡住入口，但很快被推开，被刺了一剑的他受了重伤，倒在地上。与此同时，一个同谋者约翰·哈尔多斯（John Chaldos）来到睡熟的皇帝身边，他似乎没有立即杀死皇帝的胆量，只是砍掉他的双手便逃出了卧室。巴西尔的同辈堂表亲阿塞莱昂（Asylaion）完成了致命一击。

刺杀者们解决米哈伊尔之后，匆匆赶往金角湾，登上一艘等待着他们的船，向圣宫驶去。那里有一名卫兵正在等待他们，并立即为他们打开了大门。次日清晨，巴西尔首先把自己的妻子、被杀皇帝的情人送进皇宫之中。除了米哈伊尔的亲人之外，其他人几乎都不觉得这次谋杀来得突然，更不会为米哈伊尔哀悼。但一名宫廷的官员在次日前往圣玛玛斯宫安排葬礼时，发现皇帝残缺的尸体裹在马皮之中，而皇太后塞奥多拉和她的女儿们——她们已经获准离开修道院——在为米哈伊尔泪流不止。他以最简单的典礼被安葬在位于亚洲一侧的克里索波利斯。

[1] 希腊语中的“parakoimomenos”直译即“睡在旁边的人”，即睡在皇帝寝宫之中的内廷官员。此后这一官职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类似于英格兰的宫务大臣），而这一实际任务便转交给下属的官员。通常这一官职仅由宦官担任，巴西尔担任这一官职更可谓奇怪了。

[2] 无论是否属实，本书下文暂且认定巴西尔为利奥的生父。

[3] 至少理论上如此。记载在日期上依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反对的证据居多，这些孩子之中仍可能有人出生在米哈伊尔在世时，或者他死去几个月之后，因此依然存在生父是谁的问题。

[4] 始建于五世纪，因那里原本是犹太铜匠的会堂而得名。这座教堂是城中最受尊敬的教堂之一，那里和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一样，存放着圣母玛丽亚的部分长袍。教堂如今仅剩一小段垛墙，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西约一百码处。

[5] 时任邮驿部部长，他也是亚美尼亚人，是巴西尔的密友之一。

[6] 即罗马、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五个牧首区。

[7] 当然，主教和高阶教士仍不允许成婚，他们全部来自修道院，需要发誓守贞。

[8] 几个月前，米哈伊尔打算把巴西里斯基安努斯也立为皇帝，巴西尔竭尽全力才使他放弃了这一打算。

第七章 马其顿人巴西尔（867～886）

我怀疑世上是否还会有比这个家族（即马其顿家族）更受上帝宠爱的家族了。不寻常的是，它以罪恶的方式掌权，在谋杀与鲜血中诞生，却又得以生根并开花结果，无论瑰丽还是壮美都无与伦比。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

在终于解决掉与自己共治的皇帝之后，巴西尔立即着手把帝国引入截然不同的新方向。米哈伊尔尸骨未寒，弗提乌斯便已被解除牧首职务。这一举措并非不受欢迎。弗提乌斯完全没有就恺撒巴尔达斯遭谋杀进行谴责，也没有谴责那个可怜、下流无耻又亵渎神明的皇帝——传说他曾经和人比赛喝酒，自己喝下五十杯，对手喝下六十杯却落败。每天做弥撒时，牧首身边的显赫教士发誓称他会轻声吟诵希腊的世俗诗句而不是礼拜祷文。当他世故地许诺承认路易二世为皇帝以换取短期利益时，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拜占庭人都颇为震惊。无论如何，对牧首而言，这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他的计划即将完成，与教皇尼古拉斯的漫长争斗即将胜利时，他却遭到了背叛。他的屈辱在两个月之后再度加深，因为自己的老对头伊格纳提奥斯，那位因偏狭而受他谴责，因愚蠢而被他鄙夷的老牧首重新担任牧首职务。

如此戏剧性的态度转变，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呢？巴西尔和自己的共治皇帝共同出席了将教皇革除教籍的会议，弗提乌斯在那场会议上也完成了他所有预定的目标。在自己执掌大权之后，他为什么要执行一个事实上承认教皇最高权威的政策呢？更何况这政策与他不到两个月前所做出的决定相抵触。这仅仅是因为他是个务实的人，在牧首人选问题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复帝国在西方的领土。自查士丁尼之后，拜占庭的皇位之上终于有了一个决心收复故土并为此苦思冥想的皇帝——如果排除七世纪时，效果不佳且举动有些荒谬的君士坦斯二世的话。巴西尔清楚，教皇的支持能够为这一任务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而恢复伊格纳提奥斯的职务只是个微小而值得的让步。在弗提乌斯得知自己被解职时，帝国的使节已经起程前往罗马。

尼古拉斯能否接受皇帝态度的突然转变，我们不得而知，他已在867年11月13日逝世。他的继任者哈德良二世（Hadrian Ⅱ）与他观点一致，但性格更为温和，没有尼古拉斯那么暴躁，他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冒犯。因此他认定巴西尔的友善姿态是悔过的表现，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派出使团前往参加君士坦丁堡的又一次大公会议，以结束弗提乌斯所带来的分裂。然而当这个新使团在869年10月初参与新大公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教皇的特使们立即意识到，巴西尔既不打算忏悔，也没有特别服从。邀请他们，只是让他们列席旁听，会议则由皇帝本人或者他指定的代表主持。 [1] 之后，当他们终于讨论到会议最重要的事项，即弗提乌斯问题时，巴西尔拒绝接受他们立即谴责弗提乌斯且不允许他辩白的要求，坚持让这位曾经的牧首亲自前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弗提乌斯到场之后，巴西尔明智地一言不发；11月5日，会上决定将弗提乌斯的教籍革除时，他依然保持沉默。然而这一决议无关宏旨，巴西尔关心的是两个原则问题得以确定：首先，会议完全按照拜占庭帝国的司法程序进行，而非罗马教廷的程序，不允许被指责者抗辩；其次，宣布决议的是皇帝，而不是教皇特使。

保加利亚教会回归（870）

会议断断续续地延续到870年2月，然而在会议闭幕前不久，两个使团先后抵达君士坦丁堡，相差仅仅几天。第一个使团是保加利亚的鲍里斯派来的。他依然不满意。让他的臣民皈依基督教带来的麻烦事远比他所想的多。在他受洗之后的四年半之中，他被迫与发动叛乱的本地波雅尔贵族大战，几乎因此丢了王位；就弗提乌斯的高姿态以及不肯任命保加利亚牧首的事，他与拜占庭帝国依然争吵不休；尽管教皇尼古拉斯给了他更为慷慨的回应，但事态逐渐表明，他和罗马的亲密关系就要结束了。他的好友福莫苏斯主教，以及与他一同到来的波普洛尼亚的保罗被召回，而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们与此前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传教士一样令人讨厌。最大的问题是，新教皇哈德良在反对设立牧首的问题上比尼古拉斯还要坚决，甚至不肯任命大主教。他曾经靠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争端获利，尽管双方表面上即将和解，但现在还有借此获利的机会。他的信使来参加大公会议仅为询问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足以让与会代表陷入最大规模的纠纷：如果保加利亚没有独立的牧首，那么这里应当归罗马，还是归君士坦丁堡管辖？

巴西尔本人没有回复，而是把问题交给了另外三位牧首，即亚历山大牧首、安条克牧首和耶路撒冷牧首派来的代表，毕竟他们理论上应当保持中立。他和与会者都清楚这个答案会是什么。教皇的特使只有两人，数量上属于绝对劣势，他们只得竭力抗议，但几乎没有人在意。在极度愤怒之下，他们立即离开，坐船返回罗马。当船只进入亚得里亚海之后，他们又被达尔马提亚的海盗截住，海盗抢走了他们的所有财物，并把他们扣押了九个月，而后才让他们返回。

保加利亚就此回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并受牧首区管辖至今。弗提乌斯的逊位让鲍里斯能够轻易得到，也最终得到他想要的让步。3月4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格纳提奥斯认命了一名保加利亚大主教以及数名主教。理论上他们处于君士坦丁堡的管理之下，但他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拥有自主权。巴西尔完全同意，然而他也清楚，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近期与罗马的再度接触就此失败，弗提乌斯的解职也没能达到目的。

在2月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个使团带来路易二世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满。西帝国的皇帝认定自己被冒犯了，因而写信表达义愤。两年前，他对穆斯林控制的巴里（Bari）进行了不成功的围攻，其间巴西尔为他提供了一支拜占庭海军，同时他还提出让自己的长子君士坦丁迎娶路易的女儿赫明加德（Hermingarde）。路易同意了他的提议，869年舰队也驶向了巴里。然而这支舰队直到法兰克人撤退越冬之后才抵达，而拜占庭海军的指挥官尼基塔斯（Nicetas）惊恐地发现，他的新盟友不但数量远比他想象的少，烂醉如泥的他们还要讨价还价。他立即派人通报皇帝，并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称他为法兰克人的国王。路易随即提出抗议并进行了愤怒的争辩，尼基塔斯和他舰队的大部分部队就此返回君士坦丁堡，法兰克人的使团不久之后也离开了。在巴西尔面前，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君主的愤怒，也着重强调了他的宣称，即他不只是“法兰克人的皇帝”，而有更为响亮的称号：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一称号，拜占庭帝国甚至都不肯给予查理曼。 [2]

在几周之内，巴西尔就此激怒了他的两个潜在盟友。他虽然失去了教皇的支持，至少是个值得的补偿。然而他与路易的争执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补偿，巴西尔仅就他的称号回复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也都愈发固执己见。再考虑到双方其实也在争夺对南意大利的控制权，他们的关系完全可能继续恶化，乃至开战。幸运的是，路易与贝内文托公爵——伦巴第人阿代尔基斯（Adelchis）起了冲突，公爵在871年将路易与他的妻子俘虏。路易对着福音书发誓绝对不会再派部队进入这片土地之后才得以重获自由。他很快获取了教皇的豁免权，得以不必遵守这被迫发下的誓言。872年，他还成功地把萨拉森人赶出卡普亚（Capua）。但此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随即返回了北意大利，三年之后于布雷西亚逝世，没有留下男性后代。

拜占庭帝国的征服战争（880）

当拜占庭舰队停驻在——或者更准确地说，闲置在——亚得里亚海时，陆军主力正在东部作战。帝国在东部有两个敌人：萨拉森人和保罗派。后者的规模再度开始扩大，并开始向西往小亚细亚散布。在两次秋风扫落叶般的肃清战之中，巴西尔和他的妻舅克里斯多弗（Christopher）突入他们的领土腹地，并在872年摧毁了他们的主要行动基地——筑垒城市泰夫里卡（Tephriké） [3] ，并杀死了他们的领袖“金手”（Chrysocheirus）。彻底清除保罗派在这一地区的威胁之后，他们随即把注意力转向萨拉森人，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对他们保持了持续的军事压力，夺取了扎佩特拉和萨莫萨塔，以及幼发拉底河河谷中的其他据点。当然他们的进攻战也有失败之处。梅利泰内多年以来都是帝国的眼中钉，这座城市抵御了帝国突袭夺取该城的所有尝试。883年，帝国军队在塔苏斯附近遭到惨败，进攻的势头暂时缓和。但这一势头并未缓和太久。近三十年前，巴尔达斯和佩特伦纳斯获取的最初胜利，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成果。不只是几个零星的浪花，而是持续且壮观的惊涛骇浪，帝国的进军将在一百年后，即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ces）在位时达到高潮。

在西欧，拜占庭帝国也取得了同等规模的成功。巴西尔确实没能收复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上的最后一个大规模的据点锡拉库萨最终于878年陷落——然而巴西尔还是得以把萨拉森人赶出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那里也成了帝国的军区），并在873年取得对贝内文托的阿代尔基斯的宗主权。同年他也收复了奥特朗托，三年之后巴里也成了受他统治的领土。在控制了这座关键的桥头堡之后，他得以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并在卓越的将军尼基弗鲁斯·福卡斯 [4] 的指挥之下，在九世纪结束前将整个南意大利重新纳入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教皇与西帝国的皇帝而言，这明显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不肯让出其宣称的对意大利领土的所有权。胜利不仅仅发生在陆上。帝国海军在被忽视多年之后，在塞奥克提斯托斯和巴尔达斯的掌控之下焕然一新，再度成为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巴西尔随即积极地继续他们开始的工作，也正是在他的主持之下——当然他的儿子与孙子此后也出了力——拜占庭海军成了为所有对手所艳羡的力量，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效也最精良的海军，他们在海岸巡逻，在海中警戒，并攻击遇到的所有萨拉森掠夺舰队。

传教士同样在迅速地行动，巴尔干半岛之上，一个又一个斯拉夫部族接纳了基督信仰。尽管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克罗地亚与达尔马提亚海岸北部依然占了上风——也包括摩拉维亚，但西里尔和梅索迪奥斯在此的任务确实失败了——塞尔维亚、马其顿和希腊却都被纳入了东部的教会，君士坦丁堡的最高权威都得到了热情的接纳。

这些成功大多发生于伊格纳提奥斯的第二次牧首任上。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伏，教会的这些胜利也让弗提乌斯得以从流放地返回。他收到被召回的消息时应当不会太惊讶。他清楚自己的追随者和自己的对手一样众多，而且他的追随者要明智得多。在他被流放的七年之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突然而戏剧性的扩张，明显在神学问题与教会管理上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而学识寡少的老牧首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伊格纳提奥斯无助地看着越来越多公开支持弗提乌斯的人得到提升，担任教会的关键职务——也许他内心之中也觉得这是一种解脱。874年或875年，当他们的领袖本人返回都城时，他似乎也没有提出反对。弗提乌斯被任命为玛格纳乌拉大学的管理者，并负责教育皇帝的儿子们——这无疑决定性地显示了皇帝对他的信任。877年10月23日，在八十岁的老牧首最终逝世之后，弗提乌斯再度出任牧首， [5] 三年之后，他得到了教皇约翰八世（John Ⅷ）的正式承认——即使他本人并不怎么想要获得承认。

修订法律（880）

在他卓越生涯的晚年，弗提乌斯完成了某种证词一般的作品，记述他对牧首职务本身，以及牧首与皇帝之间关系的看法。然而在具体讨论之前，必须进行一段背景介绍，即巴西尔的另一个成就。对于这个文盲的“马其顿人”而言，如此成就实在是惊人：他重编了罗马法。这样规模的重编，在三个世纪前的查士丁尼之后便再也不曾有人尝试，尽管利奥三世主持编纂了《法典选编》（Ecloga ），以供法官参考，但其内容太少，且已过时。巴西尔的想法是对旧有的法律进行整体概述，他称之为“净化”（anacatharsis）。这些法律条文将再度被收集、比对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但他在世时这一工作并没有完成，而完成时，其成果早已超过他的构想。他在世时完成了较为简短的《法学手册》（Procheiron ），包含最重要也最常应用的法律条文，按照四十个标题收集起来，以便查阅。在巴西尔执政时期即将结束时——在他自己的名字之外，书上还写上了他的儿子利奥与亚历山大的名字——他还完成了《法学概要》（Epanagogē ），后一部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前一部作品的修订，但增补的内容之中大量讨论了皇帝、牧首以及其他政府与教会要员的权利与义务，弗提乌斯无疑主导了这次编修。按其中的理论，拜占庭帝国由皇帝与牧首共同管理，他们一同进行平行的工作，各自为提升臣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努力。这无疑是这个世纪此前大部分时间之中的情况，尽管这个假说提出的可能只是纯粹理想化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关系不大，但它依然存在法律效力。可惜的是，这一理论并未被完全接受，而牧首很快要为此付出代价。

巴西尔似乎以为自己是新的查士丁尼大帝，他的举措也颇有模仿查士丁尼的意味——至少在他执政的最后十年如此。他要收复意大利，他要收集并重编法律，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建造计划，而且和他的榜样一样热切，一样野心勃勃。九世纪的破坏圣像派的皇帝们几乎没有建造任何新建筑，直到塞奥菲洛斯时代才有所改观，但他也仅仅建造了私人的宫殿。这一时期不但没有建造任何新教堂，许多旧教堂也被忽视了，此时已经急需修理，甚至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大教堂的巨大西侧拱顶已经在869年1月9日的强烈地震中损坏，此时正濒于垮塌。巴西尔及时拯救了这座教堂，并加上圣母与圣子的镶嵌画，圣彼得与圣保罗则肃立于两侧。 [6] 圣使徒教堂的境况更加可悲，这座原本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教堂在查士丁尼在位时进行了完全重建，但其地基一直以来并不稳固，此时再度开始动摇。巴西尔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全面整修，用斑岩大理石板装饰低处的围墙，高处的墙壁则配上描绘基督一生的镶嵌画，从圣母颂报直到受难。许多其他地位较低的教堂也得到了类似的修复，有些还重修了屋顶，原本的木质屋顶——存在起火的危险——被新的石质屋顶取代，许多还是穹顶。

但皇帝在建筑上留下的最大成果是所谓的“新教堂”（Nea），理论上是献给圣米迦勒、先知以利亚 [7] 、圣母和圣尼古拉斯的。这座教堂位于圣宫之内，位于皇帝私人寝宫的东面，教堂的建造与装饰没有半点节省。如果巴西尔是当世的查士丁尼，那么这座教堂就是他的圣索菲亚。城中任何一个地方，以及城外的海上都能看到教堂的镶金穹顶，圆厅正中央是“统御一切者”（Pantocrator）基督的炫目镶嵌画，其他镶嵌画则描绘了天使、大天使、殉道者、使徒、牧首以及先知。弗提乌斯留下了对整座教堂的详细描述，按他的记载，教堂之中最为华贵的便是圣像立壁，由金银制成，上面点缀着宝石。后面的圣坛则使用“比黄金还宝贵的材料”——所指的应当是珠宝与珐琅——制成，支撑小穹顶的支柱则全部包银。在东端的三个半圆室中，中央的镶嵌画描绘了圣母“将纯洁的双手伸向我们，赐予皇帝长寿与胜利”。

巴西尔在圣宫之中还建造了新的金库，华丽的新浴池，以及另一座躺卧餐室 [8] 。他还对青铜门进行了大规模修造，这里作为进出皇宫的主要通道，增添了新的大理石与镶嵌画装饰。其他宫殿——曼加纳宫（Mangana）、玛格纳乌拉宫、伊琉瑟拉宫（Eleuthera）、希里亚宫和圣玛玛斯宫，无一例外得到了同样的修缮。几乎没有哪位皇帝能够像他这样，下如此大的工夫保证君士坦丁堡一如既往是世上最辉煌的城市。这座城不但是巨大的宝库，其本身也是世间的珍宝。颇为讽刺而悲哀的是，如今这座城中，由他主持建造的建筑已经无一存世。

巴西尔的成就（880）

879年的盛夏，马其顿人巴西尔回顾自己执政的十二年，可谓满是值得称道的成功。他的军队前所未有地强大。在帝国的东部与西部，萨拉森人都在撤退。保罗派已经被摧毁。保加尔人和塞尔维亚人皈依了基督教，并被纳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弗提乌斯派的分裂结束了，罗马的教皇也清楚拜占庭帝国不可小觑。法律修订正在进行，《法学手册》已经完成，《法学概要》正在稳步编纂。都城的主要建筑被修缮一新，在圣宫与马尔马拉海之间，他的大教堂——新教堂已经建造完成，成为矗立的纪念碑，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权威，也宣告其建造者的功绩。这个亚美尼亚裔的农民、粗俗的文盲，靠着在拜占庭历史之中堪称罕见的、两次极为卑鄙的谋杀登上了皇位，但仅仅十多年之后，他便证明了自己是查士丁尼之后最为伟大的皇帝。

查士丁尼没有能够继承皇位的儿子，但巴西尔有四个——无论实际上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对三个幼子颇不关心，不喜欢自己的二儿子利奥，但他的长子君士坦丁，他的发妻玛丽亚所生的唯一的孩子，却是他的掌上明珠，也许也是他一生唯一真心喜爱的人。君士坦丁仪表出众，也完全继承了巴西尔的强健体魄。记载称他在童年时便骑上白马，身着金甲陪同父亲出征。869年，他被立为共治皇帝，如果谈判顺利的话，他也许还能与路易二世的女儿成婚，借此统一东帝国与西帝国。他对自己从来都是要求严格，假以时日，他完全能够成为和他父亲一样伟大的统治者，乃至胜过他的父亲。

然而在879年9月初，他突然亡故。他死亡时的情况未见记载，但巴西尔余生都未能从这样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 [9] 在他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是他谋杀上帝的受膏者的报应。尽管他留下如此功绩，建造了基督教世界之中最为壮丽的教堂，他的罪也没有被宽恕。自此之后，他愈发自我，陷入极度沮丧，偶尔甚至濒于疯癫。此时，只有一个人还有可能掌控他：弗提乌斯。为宽慰皇帝，他会安排愈发复杂的弥撒为君士坦丁的灵魂祈祷，甚至封他为圣徒。而当这些都无法起效时，他和他的密友——尤亥塔（Euchaites）大主教塞奥多尔·桑塔巴勒努斯（Theodore Santabarenus）甚至进行了招魂，让巴西尔看到骑着白马，手持长枪，从头到脚都闪烁着金光的儿子的幻影。当他前去拥抱时，幻影才消失。 [10]

利奥被囚禁与获释（886）

按照《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的说法，牧首这一切举动的最终目的是阻止理论上的皇位继承人、巴西尔的次子利奥继位。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得而知。这个少年确实性格急躁，而且是公认的风流，他与美丽的佐伊·扎乌泽斯（Zoe Zautsina）的关系已经惹出不少风言风语，但没有理由就此认定他不能够成为优秀的君主。认定弗提乌斯是想要恢复阿莫利亚王朝的说法也并不太现实，因为他与这个王朝仅有颇远的姻亲关系。无论原因如何，他还是尽他所能，加深巴西尔对这个儿子早已众所周知的厌恶，也起到了可观的效果。

利奥十六岁时便被迫违心与欧多西亚的亲属成婚，这个不受欢迎且过于虔诚的少女名叫塞奥法诺（Theophano）。然而利奥坚持拒绝放弃佐伊。塞奥法诺向巴西尔抱怨，巴西尔随即大发雷霆，亲手鞭笞利奥，直到鲜血淋漓。佐伊则被逐出了都城，并和某个名叫塞奥多尔·古佐尼亚特斯（Theodore Gutzuniates）的人成婚。有关此人的记载极少，他也确实没有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与此同时，牧首继续挑拨，甚至暗示利奥打算谋反。精神萎靡且情绪失控的老皇帝此时实在是太容易被说服了。大约一年之后，这位年轻的皇子被逮捕，未经审判即被投入监狱，仅仅得以免于瞽刑。他被囚禁了三个月， [11] 而后他的父亲才不情愿地释放了他。

他究竟如何得以释放，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利奥本人声称这是先知以利亚的仁慈干预。一些编年史家则记载了一个可能性也并没有高出多少的故事，声称皇帝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只鹦鹉。在皇帝餐厅之中的笼子里，这只鹦鹉不断叫着：“可怜的利奥！”人们难免怀疑，巴西尔若是听到这样的哀鸣，很可能直接亲手把这鸟的脖子拧断。更可能的情况是巴西尔只是屈服于公众的压力，毕竟利奥颇受欢迎，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罪责指控。然而皇帝依然没有完全安心。他的儿子恢复了往日的荣誉与头衔，不久之后在某次出行时，一群人突然围上来向他喝彩，而老皇帝无法容忍这一切，怒斥了他们，声称他们的欢呼毫无道理，因为这个孩子还会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悲哀与失望。

开放性结论（886）

在苦闷的晚年岁月中，巴西尔靠着打猎来排解抑郁，而他正是于886年夏天，在阿帕米亚的乡间离宫打猎时逝世的。他的死亡究竟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依然成谜。大多数编年史家记载称他是在打猎时意外身亡，仅此而已。另有两份记载，即《部长西蒙编年史》和佚名作《圣尤西米奥斯生平》（Vita S. Euthymii ）对此事留下了详细的记载，然而其记述的细节实在是太不可信，难免令我们产生怀疑。按照他们的记载，巴西尔在独自骑马时——“因为他的随从已疲惫不堪”——突然惊扰了一头正在溪边饮水的、格外巨大的公鹿。他催马向前，但这头公鹿突然掉头冲来，用角勾住了他的腰带，把他从马鞍上扯了下来。而后它便冲进森林之中，身后拖着那无助的皇帝。

余下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他们看到皇帝那无人骑乘的坐骑。一些费尔干纳卫队 [12] 的士兵开始搜索，并最终找到了那头公鹿，包围了它并缓慢贴近，直到一名士兵用剑砍断巴西尔的腰带将他解救。皇帝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而当众人围拢过来之后那头公鹿便逃走了（此后也未能找到）。在恢复意识之后，他立即下令将解救他的那名卫士处决，因为他对自己的君主挥剑。接下来他下令确认事故发生位置到此地的距离（据称这一距离为十六英里）。之后他才命人将他带回宫中，此时的他已有严重的内出血。在痛苦地挺了九天之后，他在8月29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从这段荒唐的记载之中，我们能获取什么信息？首先，出于最基本的谨慎——更别说皇帝应有的待遇——一位年逾古稀又心神不宁的皇帝，身边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而且狩猎多年的他又怎么可能出这种低级的事故？他为何不用自己常年随身带着的短刀割断皮带？公鹿在逃脱之前为什么不挣脱这个累赘呢？就算没能挣脱，它又怎么可能把一个以力大而闻名的人在崎岖的山林之中拖出十六英里呢？这一切都实在可疑。而率领卫士解救的正是利奥情人的父亲——亚美尼亚人斯蒂利安·扎乌泽斯（Stylian Zautses），他在利奥继位后很快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权臣，情况就更为可疑了。

最后也最重要的问题是：马其顿人巴西尔究竟是不是和编年史家记载的一样，是在一次不幸（也极不可能）的打猎事故之中死去？还是说他是被斯蒂利安谋杀，而利奥不但知情，还支持这一举动？谋杀的动机自然不缺。这位老人的精神愈发失控了。他已经囚禁过利奥，也完全可能在此后下令处决利奥。斯蒂利安也要面临类似的危险，他是这位年轻皇子最亲密的随从，这一点众所周知；如果利奥确实继承了自己父亲的皇位，他基本是一定要摆脱令他无法忍受的塞奥法诺，让斯蒂利安的女儿佐伊成为皇后——事实上他此后也这么做了。

但这一切都不存在确实的痕迹，更没有半点证据，我们只能下开放性的结论。我们只能说，如果利奥确实弑父——假定巴西尔确实是他的父亲——他也能够找到如此做的理由。这位老人为帝国留下了诸多的遗产，包括取得军事胜利，解决宗教争端，修改法律，进行财政与管理改革，安定政局，鼓励艺术与科学，为都城增添许多优美的建筑，还极大地提升了帝国在东方与西方的威望。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他夺取皇权的残忍杀戮。如果他确实是遇刺身亡，这样的结局倒也算得上报应不爽了。

[1] 在大公会议的十次会议之中，皇帝实际上仅仅出席了第六、七、八次和最后一次，其他会议之中他的位置由寝宫总管巴阿内斯（Baanes）代替。

[2] 见本书第一章。

[3] 今迪夫里伊（Divriği）。三个半世纪之后，塞尔柱突厥人在这里建造了安纳托利亚规模最大的修道院之一。

[4] 不要与他的孙子、最终成为皇帝的同名者混淆。

[5] 《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记载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声称弗提乌斯是靠伪造了一份文件，宣称巴西尔是波斯的帕提亚王室的后裔，才得以被召回的。他把这份文件放到了图书馆之中，恰巧在皇帝前来拜访时拿出这份文件，而当皇帝询问这份文件的来历时，人们告诉他只有弗提乌斯的学识才足以完成它。这个故事很可能属实，毕竟巴西尔一直在试图美化他的出身，而弗提乌斯完成这样的伪造任务实在是绰绰有余。

[6] 很可惜，989年10月26日，一场震级更大的地震最终还是将这次重建的成果摧毁。C.Mango，The Mosaics of St Sophia at Istanbul ，pp.76-80.

[7] 据说他出现在巴西尔母亲的梦中，让她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君士坦丁堡，因为那里有光辉的未来等待着他。

[8] “triclinium”，直译即“三张躺椅”，进入其中的贵宾可以侧卧在餐室中的躺椅上进食饮酒，时而还能观赏杂技之类的助兴节目。——译者注

[9] 皇储君士坦丁的亡故对巴西尔一世影响甚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占庭帝国在黎凡特和南意大利原本尚属顺利的军事行动。巴西尔曾带着君士坦丁一同进军黎凡特，在叙利亚北部顺利进行了一系列掠夺；尽管援救西西里和锡拉库萨的计划失败，巴西尔委派到南意大利的新指挥官——老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还是成功稳定了南意大利的局势，并建立起朗格巴迪亚军区。然而君士坦丁的亡故，以及随后的继承问题，导致巴西尔无暇增援这两条战线，因此东线持续了近三十年的进军势头就此大为减缓。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重整则更是要等到百年之后的巴西尔二世和米哈伊尔四世执政时期才会出现。——译者注

[10] 这个障眼法具体是如何达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应当确有此事，因为巴西尔在看到幻象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教堂。

[11] 十四世纪的编年史家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编年史并未涵盖这一时期，但他提及利奥被囚禁了三年。当代史学家基本全部接受这一说法。而十世纪的资料或者认定他被囚禁了三个月，或者说法含糊但认定时间不长。Vogt，“La Jeunesse de Léon Ⅵ le Sage”，Revue Historique ，Vol. clxxiv，p. 424.

[12] 皇帝的突厥卫士，由来自中亚阿姆河之外、贩卖到帝国的奴隶组成。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自费尔干纳盆地，这个名字被不加区分地加到了他们身上。

第八章 智者利奥（886～912）

绝大多数的动物，在配偶死后，就会永久守寡。人类则与之相反，因为自己的弱点而忘记了天生的羞耻心，不会因一次婚姻而满足，他们会毫不客气地第二次成婚，甚至仍不满足，第三次成婚。

——利奥六世

巴西尔的继承者如今登上了皇位，称利奥六世（Leo Ⅵ）。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关系，老皇帝的葬礼格外简单，也就不算奇怪了。他的遗体身着全套皇帝仪服，被运回君士坦丁堡，依照传统在“十九躺椅餐室” [1] 中停放。安魂曲在这里唱诵，结束时典礼的执行者重复吟诵了三次那个时代惯例的话语：“上前，君主，国王的国王和领主的领主召唤汝。取下汝头上冠冕。”寝宫总管随即将冠冕取下，换上紫色的帽子。然后，记载称仪式就此结束。棺木随后应当被送往圣使徒教堂安葬，但具体情况是否如此我们也无法确知。我们确知的是利奥成为君主之后的首要举措是把米哈伊尔三世的遗骸从克里索波利斯的安葬地迁出，也安葬在那座教堂之中，使用的石椁是查士丁一世或二世曾经使用的。给被谋杀的皇帝如此荣耀，而蓄意轻视谋杀他的人的安排，看上去是对巴西尔全然不必要的公开冒犯——即使考虑到利奥对巴西尔向来公开的恨意。然而，如果利奥认为自己的生父是米哈伊尔而非巴西尔，这样的举措倒也算是意料之中了。

在新皇帝掌控大权时，他年仅二十岁。他此前的人生算不上幸福。他十三岁时，兄长君士坦丁的亡故让父亲对他的感情从不喜欢转变为极度厌恶。不到三年之后，他被迫成婚，情人被驱逐，本人也遭到监禁，更令人厌烦的是他的妻子塞奥法诺坚持要带着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陪同他。年少时遭遇这样的不幸，可能给利奥的性格带来了灾难般的影响。他没有制造任何灾难也足以称道了。必须承认，他很可能参与了谋害巴西尔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但并没有证据存留。除此之外，他可谓善良、慷慨、聪慧且颇具魅力。和巴西尔不同，他还是个学者。

智者利奥（886）

所有的编年史家都认定利奥学识广博。塞奥克提斯托斯和巴尔达斯开启了文化复兴，涌现了弗提乌斯、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哲人利奥等代表人物，而利奥是第一个受益的皇帝。他在年轻时就展现了一流的学术思维，并和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展现出哲学与神学倾向。他根本不是后世所传说的占星者和卜算者，也不可能写下那本颇为流行但纯属伪造的预言集，内容有关拜占庭帝国及其命运，即使后世人认定他是作者。另一方面，他的学识相当广博，而且基本可以肯定，超过了此前所有拜占庭的皇帝。他阅读的范围相当广泛，在闲暇时间不但写了礼拜诗和赞美诗，还写下大量的布道与训诫，并在教会盛宴之时，亲自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布道台演讲。不过这些作品偶尔颇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比如他抨击那些“不愿在婚姻的净水之中生活，却要在私通的淤泥中沉沦”的人，可他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了固定而公开的情人，本章开头的那段话无疑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相当的尴尬。然而他的著作的主旨依然足以展现他学识的广博，他在二十余岁时便获得“最睿智者”（sophōtatos）的称号。尽管在希腊世界之外，这个“最”字恐怕不能被加上，但“智者利奥”的名号依然存留至今——无论是否合宜。

理论上利奥要与自己的弟弟亚历山大分享皇位，但亚历山大是个热衷享乐的庸才，对管理朝政毫无兴趣，乐于摆脱所有的责任。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利奥执掌大权之后自然要对朝政进行激进改革，而这些激进改革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斯蒂利安·扎乌泽斯。这个在巴西尔一世的神秘死亡之中扮演了颇可疑角色的人，此时成了朝政大臣和邮驿部部长，事实上掌控了帝国的内政与外交。同样不难预料的是，首先要受害的就是弗提乌斯。在经受牧首直接或间接的一番折磨之后，利奥单纯出于私人恩怨就足以把牧首解职，但原因还不止于此。与伊格纳提奥斯的漫长争议足够清楚地揭示了赐予教会过多自治权，或者放任教会自行决断，会带来何种危险，而弗提乌斯在《法学概要》之中对政界首领和宗教首领之间关系的看法，在新皇帝看来近乎公开背叛。牧首再度被迫逊位，但这一次他无法像上一次那样轻松离开了。887年年初，他和塞奥多尔·桑塔巴勒努斯在特别法庭上受审，他们被控在此前的四年间密谋叛国。桑塔巴勒努斯被宣判有罪，受瞽刑后流放；弗提乌斯则坚持到了最后，得以到亚美尼亚坎军区之中的偏僻修道院里隐退，并在那里安然完成他的神学与文学著作，于几年后悄然逝世。

在继任者人选问题上，利奥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886年圣诞节，他出格地把自己的幼弟、尚未满十六岁的斯蒂芬立为牧首。东部教会的最高权威从来都没有由如此年轻的人掌控，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斯蒂芬继任一事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对。 [2] 也许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已经厌倦这四十年间无休止的争吵，衷心希望教会就此重归和平，并让教会与政府达成和解，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一些事实上的自主权。毕竟那时也确实没有呼声极高的继任者，而斯蒂芬，一个体弱多病的年轻人，看上去未必能活得很久，也许他们只是把他当作无害的代理者，认为他的兄长只是想借此保证自己登上皇位之后能够安稳几年。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新牧首确实和他们可能期待的一样乐于合作。哀哉，仅仅六年半之后他便撒手人寰了，但他的继任者远没有那么顺从，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讨论。

修订法律（899）

由斯蒂利安·扎乌泽斯担任政治顾问，由斯蒂芬担任教会事务的代理人，此时的利奥完全可以称心如意地掌管帝国。在国内，直到九世纪结束也没有出现什么巨变，而899年的一次宗教会议——也许有成为大公会议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东西教会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当时看来，弗提乌斯与伊格纳提奥斯的党派之争似乎也就此彻底解决，但不久之后，皇帝的第四次婚姻使这一纷争死灰复燃。）利奥就此得以全力进行他父亲开启的重大任务：修订编纂罗马法。

必须承认，他身为立法者的名望——他确实是拜占庭历史之中，在查士丁尼之后最重要的立法者——要部分归功于巴西尔和他组建的、由显赫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其领袖正是首席持剑卫士 [3] 森姆巴提奥斯，第六章便曾提及他担负了“净化”任务。斯蒂利安也有不小的功劳，他是利奥的启发者与督促者，在他死后，整个编纂工作的动力似乎大减。但利奥也带着极大的热忱，全力参与这一工作——至少在早年如此，而他的博学与文学技巧无疑对编纂工作大有助益。

编纂的成果此后先后问世。巨著《君主法典》（Basilica ）总共有六卷，每卷十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摘要》编著，然而其中也确实吸收了许多后世的著述，包括《法学手册》的部分内容，此外它还有两个不可估量的优势。首先，其中收录的法律有系统性的组织，每一本之中仅全文刊载与该本内容相关的法律，不收录其他内容。其次，法典为希腊语而非拉丁语，毕竟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消亡两个多世纪了，只有学者才能够阅读。就此，在利奥六世执政时期之后，查士丁尼的著作被事实上取代了，《君主法典》就此接替《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摘要》和《法学要义》，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司法系统的基石。

尽管如此重要，《君主法典》却仅仅评判对错，颇为可惜的是，它并没有留下对那个时代的太多记载。在这一方面，利奥所谓的《增补》（Novels ）更具启发意义，这是他就政治形势与宗教思想的发展，为修订或推翻旧法律而颁布的一百一十三条敕令。我们依然不应当把这些全部归功于皇帝。其中主要讨论宗教问题的十七条敕令应当是由他起草，余下的敕令名义上为斯蒂利安所写，但很可能是部长的作品。在这些敕令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废除了公民大会与元老院古来有之的权力。一百多年来，这两个原本足以监管皇权的机构，重要性在不断衰退。最终在《增补》的四十六、四十七和七十八条中，它们的职能就此终结。然而这些机构并没有就此解体。元老院依然延续下来，元老院的成员也公开表达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在病入膏肓时还特意把自己的儿子委任为元老院的管理者。但元老院作为国家政治机构的历史就此结束，它也不再拥有立法的权力了。

能够让皇帝不能发挥所有权力的只有宗教问题。他尽管是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但依然是个俗世中人，教会的领袖则是君士坦丁堡牧首。理论上牧首确实是由他任命，但前提是教士们必须赞同，任命其他教会重要职务时也是如此。他还要受大公会议决议的约束，他在教义上的责任，仅仅是坚持那些负责的人所定义的正统信仰。然而在其他问题上，他拥有绝对权威，他是神选之人，与使徒相当，是帝国政府的首脑、军队的总指挥、唯一的立法者、最高法官，而他的决议，除了他本人之外，再无人有权反对或更改。

保加利亚的弗拉基米尔（894）

这段天赐的内部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典的迅速编纂，然而对利奥而言不幸的是，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对外事务却远没有这样顺利。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阿拉伯人加大了压力；而自西西里岛与克里特岛落入萨拉森人手中之后，帝国的城市和舰船已经很久没有遭受过进攻。然而自894年起，更直接也颇为出人意料的威胁却来保加利亚。在国王鲍里斯于二十九年前受洗之后，拜占庭帝国希望这两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可以就此和平共处，然而鲍里斯在889年逊位，进入普雷斯拉夫（Preslav）附近的圣潘泰莱蒙（St Panteleimon）修道院隐居之后，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继承了他的王位，而弗拉基米尔带来了灾难。为了反对他父亲和他父亲所支持的一切，他与曾经强大的波雅尔贵族们站在一起，即使鲍里斯曾经竭力想要消灭他们。贵族们思想保守落后，他们厌恶基督信仰，只想恢复旧日的特权与多神教信仰。弗拉基米尔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在他的支持下，他父亲所做的一切被迅速推翻，古时的部落神灵准备再度回归。

如果他能够等待几年，也许他可以成功。保加利亚教会起初并不稳固，也没有什么时间扎下根来，许多教徒也很可能有同样的怀旧心理。但他忽略了鲍里斯，决心过沉思生活的老国王并没有停止关注俗世的动向。盛怒之下，老国王冲出修道院，轻易重掌大权，将弗拉基米尔废黜并刺瞎，要求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并命令与会代表承认他另一个儿子西米恩（Symeon）为统治者，代表们立即遵从了。此后老国王便返回自己的修道院，再也不曾离开。

与西米恩开战（902）

西米恩时年二十九岁。他年少时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可能和利奥一样直接接受弗提乌斯的教育。返回家乡之后，他也成了僧侣，但教会的清规戒律并没能约束住他的尚武之魂与勃勃雄心。当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之后，他很快掌控了局势。他即位的消息传到拜占庭城时，城中人都颇为宽慰，双方也相安无事过了一年。之后，894年，出于某个我们仅能猜测的原因，斯蒂利安·扎乌泽斯将与保加利亚交易的垄断经营权交给了他的两个党羽。他们立即大幅增加了保加利亚商人向帝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并把贸易集散地从君士坦丁堡改到塞萨洛尼基，在那里中饱私囊无疑更难被发现。保加利亚人大为不满，原本从黑海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金角湾的物流路线在一瞬之间就必须改道。更恶劣的是，通往塞萨洛尼基的陆路颇为崎岖，在冬季经常被大雪封堵，距离还要远上不少。西米恩立即派出使节到君士坦丁堡提出抗议，但利奥一如既往支持这位部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低估了西米恩，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几周之后，一支保加利亚人的军队便侵入了色雷斯。帝国的部队此时忙于在南意大利与东部边境作战。帝国那位出色的将军——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被紧急召回，尽管他麾下都是缺乏训练的征召部队，在率部封锁多瑙河河口的舰队都督 [4] 尤斯塔西奥斯（Eustathius）的支援下，他依然得以掌控局势，此时警惕起来的皇帝随即寻求马扎尔人（Magyars）的援助。这个野蛮好战的民族在西伯利亚缓缓西迁了几个世纪之后，此时控制了多瑙河对岸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与保加利亚的北部边界相邻，而双方的关系并不算友好。让他们渡河进攻并不需要下多大力气劝诱，拜占庭海军还为他们提供了渡河的船只。他们随即涌入保加利亚人的土地，一如既往地一路掠夺破坏。但如果利奥可以让蛮族部落协助他，西米恩也可以。在马扎尔人的土地之外，南俄草原之上居住着另一个游牧部族：佩切涅格人。他们收了保加利亚人的贿金，对马扎尔人的后方发起攻击，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比西米恩自己王国所遭受的破坏还要深重。马扎尔人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便全速返回，解救自己的妻儿老小，却发现大批佩切涅格人已经挡住他们的道路。西米恩已经出兵反攻，他们无法留在保加利亚，只得继续向西，穿越卡帕提亚（Carpathia）的山口，进入潘诺尼亚大平原。这块如今被称为匈牙利的土地，至今仍是他们后代的家园。

在解决马扎尔人这一后顾之忧后，西米恩得以再度全力与拜占庭帝国开战，并于896年，在今土耳其巴巴埃斯基（Babaeski）附近的保加罗菲冈（Bulgarophygon）大败帝国军队。对帝国而言，不幸的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已经被斯蒂利安召回君士坦丁堡，他的继任者卡塔卡隆（Catacalon）的精力与战略眼光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这个平庸的军官得以逃出生天，但他麾下的士兵则没有多少人能这么幸运了。 [5] 利奥别无办法，只得求和，但直到五年漫长而隐忍的外交谈判之后，他才靠支付大笔岁贡换取了和约。塞萨洛尼基的强制贸易就此结束，君士坦丁堡再度成为保加利亚商人贸易的中心。这场由原本微小的商业争端引起的战争，对帝国而言是十足的灾难。这一战也永久且决定性地改变了中欧的版图。保加利亚人的态度已经不容忽视，西米恩成了一支必须谨慎应对的力量。

他也严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而此时的帝国又急需集结人力物力与阿拉伯人作战。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离开之后，萨拉森人在南意大利的进军便无人可挡了。902年8月1日，帝国在西西里的最后据点陶尔米纳陷落；而在东部，亚美尼亚几乎无人防卫，穆斯林大军再度侵入奇里乞亚。爱琴海的情况同样恶劣。同年，富裕且防卫坚固的塞萨利港口迪米特里亚斯（Demetrias），即今沃洛斯（Volos）被夷为平地。然而最大的灾难发生在两年后，一个希腊的背教者——的黎波里的利奥，率领萨拉森人的舰队突破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尤斯塔西奥斯匆匆出海迎击，但他最终失去了信心，没敢与他作战。舰队的指挥权被仓促交给希梅里奥斯（Himerius），他成功迫使萨拉森人退兵，但他们在返回家乡之前，先直扑塞萨洛尼基。该城抵抗了三天，但此城的城墙年久失修，城中的两名指挥官还争吵不休。此后其中一名指挥官坠马身亡，原本算得上不幸中之万幸，但来得太迟了。904年7月29日，城中的防守崩溃，萨拉森人突破城防涌入城中。随后的残酷杀戮持续了整整一周，直到那时这些掠夺者才带着不计其数的掠夺品，以及据称三万多人的俘虏离开，让帝国的第二大城市、第二大港沦为一片废墟。

这已经不只是灾难，更是国耻。利奥决心报复。塞萨洛尼基坍圮的城防得到重建与加固，大规模的舰船修造任务也随即展开，极大增强了舰队的势力。905年秋，接替斯蒂利安担任邮驿部部长的希梅里奥斯奉利奥之命，率部向阿塔利亚，即今安塔利亚航行。舰队计划要在那里与当地的陆军军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Andronicus Ducas）的部队会合，而后航向塔苏斯。这座港口的规模与重要性均和塞萨洛尼基相当，利奥打算让这座城市遭受同样的命运。希梅里奥斯抵达阿塔利亚之后，却发现杜卡斯根本不想登船，反而开始进行事实上的公开叛乱。此时，寻常的军官若是得不到计划所需的部队，也许就会放弃整个行动了，希梅里奥斯尽管装备不足且缺少经验，却不肯放弃。他依然率部进军，并在几天之后先彻底摧毁了萨拉森人的拦截舰队，然后把塔苏斯夷为平地。拜占庭帝国挽回了颜面。

安德罗尼卡·杜卡斯（906）

安德罗尼卡·杜卡斯与此同时则率领他能够带动的部队退兵，向东北方向走了约一百五十英里，来到以哥念［今科尼亚（Konya）］附近的一座堡垒。他在那里越冬，直到906年3月，收到帝国军队正在前来的消息之后，他带着儿子君士坦丁进入萨拉森人的边界，并在塔苏斯的废墟短暂停留之后，前往巴格达避难。他的事迹并没有什么启发意义，也不怎么重要，但此事极好地讨论了帝国遭受的一个新威胁，即一个愈发强势的社会阶层在九世纪发展起来，而这个阶层将在十世纪与十一世纪引起严重的问题。这个阶层由一系列富裕的家族——考虑到它们的规模与分支，也许称为“世家”更合适——组成，这些家族在小亚细亚拥有大批富裕的地产，家族的成员多年担任武官，各家族互相联姻，对皇室则没有什么忠心——只有这些家族的成员成为皇帝时才例外。在这些世家之中，杜卡斯家族可能是规模最大的，而且无疑是最为强势的，安德罗尼卡正是这个家族的领袖。此前为帝国服役时他表现良好，在904年还曾率军进入叙利亚，战果颇丰。但他的突然叛乱——就现存资料来看，我们能够推测出的原因大概只有他怨恨自己要受地位低于他的人指挥——明确地显示了他，以及与他类似的许多人，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脆弱。

此后，却也正是皇帝本人在无意之间让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失势。他派使团前往巴格达，与时年十一岁的苏丹穆克塔迪尔（al-Muqtadir）商议交换俘虏的问题，并给那位昔日的军区将军送去一封信，提出如果他回归并效忠皇帝，便可以得到宽恕并官复原职。不幸的是这封密信被发现了，而此事也导致了安德罗尼卡的失势。此前苏丹认定他值得信任，但现在他不敢确定了。他把这个叛徒叫来，告诉他若不立即皈依伊斯兰教便要被处死。安德罗尼卡并不奇怪地选择了改信，但这也没能保证他的自由。他此后即使没有遭到囚禁，至少也是在软禁之中度过，在不久之后就死去了。

利奥与萨拉森人的争斗还远未结束，他的余生都要为此劳心劳力。但此处，我们应当把目光转回君士坦丁堡，讨论他在执政后期时，情感生活的起起落落。

佐伊病故（899）

他的麻烦源自妻子塞奥法诺。在他父亲在世时，两人被迫尽可能保持表面上的和平，但利奥即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迅速恶化了。他从来都不喜欢她，而现在，也许是为了补偿自己得不到的爱，塞奥法诺全身心转向宗教，变得愈发虔敬，乃至在拜占庭人看来都有些不可理喻了。她的传记作家记载称，皇后以“病态的狂热”为自身灵魂的救赎而努力，认定俗世的所有欢乐都一文不值。她的灵魂在赞美诗和持续不断的祷告之中不断接近上帝，她也不断靠慈善之举接近天主。她在公开场合下身着全套的仪服，配有紫花点缀，但私下，她穿粗布衣。生活极度克制的她厌恶奢侈的食品，当精美的菜肴摆到她的面前时，她只吃面包和蔬菜。她收到的全部金钱，以及这世间的俗人眼中的宝物，都被她送给穷人；她华贵的长袍被送给需要的人；她供养寡妇与孤儿们；她给修道院大笔捐赠，并把僧侣们当作自己的教友。

记载还提及，皇后在晚上不会与丈夫同床，而是睡在房间角落的粗席上，而且每小时都要起身祈祷。任何精力旺盛的年轻王公都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利奥还迫切地想要有个儿子。但按照一位佚名传记作家的记载，“他已经不可能与她再生下孩子，因为她的身体由于精神上的苦思而虚弱耗竭，无法再享受肉欲了”。

892年冬季，他们唯一的孩子欧多西亚（Eudocia）不幸早逝。塞奥法诺愈发避世，一两年之后，她到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附属的修道院之中成为修女，而她的丈夫也并未掩饰自己的宽慰。897年11月10日，尚未满三十岁的她便随女儿去了。利奥为她进行了风光大葬——考虑到他在她在世时所做的，这也算是聊胜于无的弥补——并且立即把他的情人佐伊接回君士坦丁堡。她的丈夫确实是个阻碍，但幸运的是，塞奥多尔·古佐尼亚特斯恰巧在这个时候撒手人寰——看上去或许太幸运了，但当时也没有人为此进行什么调查，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他的寡妻就此被仓促带进宫中，898年年初，这对老情人终于得以成婚。

情况暂时颇为顺利，佐伊很快便怀孕了，利奥相信这个孩子和占星家所说的一样，是个男孩。然而这个孩子也是女孩，取名为安娜（Anna）。但这只是他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时，经历的第一个也最细微的不幸。第二个不幸是斯蒂利安·扎乌泽斯于899年春季去世。身为皇帝朝中的主要大臣，他忠实地——尽管并非全然无私地——为皇帝工作了十三年，身为皇帝岳父的他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头衔：主父（basileopator）。利奥完全信任他，并毫无疑问地依赖着他的判断与经验，他的离去给利奥的打击很大。但最大的厄运随即到来：在同年年末，佐伊也罹患了某种神秘疾病。两人期待已久的共同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利奥的悲哀真挚且深重，但他依然清楚，自己必须迎娶第三个妻子。他的身体向来都不强壮，而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让他愈发担忧。与此同时，他的兄弟亚历山大，那个理论上要与他分享皇位的人，因为沉迷酒色，健康每况愈下，很可能先他一步撒手人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儿子来继承皇位，帝国可能再度陷入危机，成为想要夺取皇位的冒险者的目标。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只有保证稳定有序的皇位继承，长期政策才能持续下去。这个行将落幕的世纪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皇位一次又一次在罪恶，抑或暴力之中被夺取。单就破坏圣像问题，皇帝的态度便摇摆得如此剧烈，以至于大多数臣民都彻底厌倦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帝国需要一个唯一且人丁兴旺的皇室。针对同时代的主要问题，这个家族的成员能够持类似的观点；皇位也能够平稳、确实地继承，父死子继，或叔死侄继，继承者继续推行前任皇帝的政策，让帝国保持此前急缺的稳定与持续。但这样的目的，如果没有一个公认且无可争辩的继承人的话，根本不可能达成。这难免会引起继承争议，也将引起一系列的邪恶：阴谋、诡计、宫斗和政变。这些将让政策毫无意义而令人困惑地改变。结论足够明显：皇帝必须第三次成婚，并留下一个儿子。

但这样的行为能得到允许吗？教会早年的神父们，包括圣哲罗姆、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态度颇为宽大。在他们的时代，因病早逝或难产而死的情况颇为频繁，而一个人在失去第一位妻子后再娶，乃至失去第二位妻子之后再娶，在他们看来是可以宽恕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也难免要发生。然而在东部，教会所能接受的情况则要少得多。圣巴西尔，这位东部最权威的人，不情愿地允许了二婚，只要那些如此做的人进行了合宜的自我惩罚。但他坚定反对三婚。他对此最客气的称呼还是“温和私通”，并要求三婚的夫妻四年之内都不能领圣餐。如果有人试图第四次结婚，那么他们的罪行将比私通还恶劣，无论这罪行是否“温和”。他们将被视为一夫多妻，“一种人类全然不能接受的兽行”，教会对此的惩罚将不少于八年。

但皇帝并不一定要和他的臣民们一样遵守所有法律，在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利奥的兄弟牧首斯蒂芬在893年不幸逝世，但他的继任者——随和的安东尼·考利亚斯（Antony Cauleas）还是愿意同意的。900年夏季，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的最后一次选后仪式上，利奥选择了来自弗里吉亚的美丽少女欧多西亚·拜亚娜（Eudocia Baiana），作为他的新伴侣。901年4月12日，复活节的周日，她为她的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哀哉，她因产后的急病而死去，小皇子也在仅仅几天之后离世。 [6]

第四次婚姻（906）

然而利奥仍然不肯放弃。他此时仅仅三十五岁，他延续王朝的决心依然坚定。但第四次婚姻要比第三次婚姻难得多，这也将是他最后的机会。在第四次婚姻之前，他先把海军将领希梅里奥斯的美貌侄女“炭黑眼”佐伊（Zoe Carbonopsina）纳为情人。（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利奥确实急需一个儿子，但人们难免觉得，这个过程对利奥而言也并非不合宜。）尽管这并不合法，但他还是公开了这种关系，教会——虽然完全没有宽恕此事——也无疑认定这比再度成婚更好。一两年之后，当佐伊生下一个女孩时，也没有引起什么义愤或非难。905年9月，她最终生下了一个儿子，尽管这个孩子体弱多病，但皇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牧首则陷入两难，他不能再让皇帝成婚了，可利奥与他的情人这样无限期地生活在一起同样是罪恶。最终他们达成了协议，皇帝会把佐伊送出宫，此后牧首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他的儿子施洗。906年1月6日的主显节上，这个婴儿接受了洗礼，并定名为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在跨过了这道障碍之后，利奥却不打算保持独身生活。三天后他便把佐伊带回宫中，并开始谋划下一步行动。他的儿子被教会接纳了，但他依然是个私生子，因此不能继承皇位。他必须获得合法地位，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实现：迫使牧首接受既成事实。因此利奥明智地行事了。他没有寻求允许，也没有发出警告。他悄然，乃至可谓秘密地在宫廷之中的礼拜室里，在一个牧师面前和佐伊举行了结婚仪式。在这场仪式之后，他才向公众宣布他所做的一切，并立他的新妻子为皇后。

八年来积累的风暴也就此爆发。教会陷入了狂怒。他们不厌其烦地引述圣巴西尔的名句，牧首则公开提醒皇帝，自己为他儿子施洗的前提是他那不正当的关系必须就此终结。他的第四次婚姻无疑没有得到承认。利奥本人曾和他的父亲，以及兄长君士坦丁共同签署了一份公文，这份公文如此写道：

应当向所有人公开说明，如果任何人敢于进行第四次婚姻，这将不是婚姻，没有法律效力，留下的任何后代都是私生子女，并且要接受和通奸者一样的惩罚，婚姻之中的两人也要立即分开。

事实上，在世俗法律问题上，利奥可以拥有豁免权。他可以轻易颁布敕令，废除此前的这条法令，并宣称自己的第四次婚姻合法。然而在违背教会法律时，他就无能为力了。因而他必须获取某种特许，但他要如何获取呢？若是他的兄弟依然在世，掌控着牧首之位，事情也许还可以安排好——当然斯蒂芬很难让他的同僚也同意。但他和他的继任者安东尼·考利亚斯都已经逝世。901年，尼古拉斯（Nicholas）继任牧首之位，他是弗提乌斯的侄子，曾经担任皇帝的私人秘书。 [7] 尼古拉斯也许可以安排一次特许，但此时，他不幸要与凯撒利亚主教阿勒萨斯（Arethas）对决，这位同时代首屈一指的学者将就此成为他的劲敌。

尽管利奥或许自以为899年的宗教会议给教会带来了和平，近期这次分裂的两位发起者也都已经入土，但弗提乌斯派和伊格纳提奥斯派依然活跃着，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统一。阿勒萨斯所受的教育与个人的倾向都倒向弗提乌斯派。在才学方面，他也许是帝国唯一能够与自己的君主相提并论的人，他为几本古典学术著作加了注释，也是希腊语学界之中最早评论《启示录》的写作者之一。不幸的是，他的作品极大冒犯了伊格纳提奥斯派，他们在900年复活节指控他渎神。尽管此后他无罪开释，但记仇的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受过的伤害，决意报复。次年，当他的朋友、同为弗提乌斯派的尼古拉斯成为牧首之后，主教催促他立刻对指控自己的人报复。尼古拉斯却拒绝了，指出他在就职之前已经向皇帝许诺，尽力弥合两派之间的裂痕，为此皇帝才会任命他为牧首。此事就此结束，若是旧事重提，这只能毫无意义地激起旧日的仇隙。但愤怒的阿勒萨斯发誓要报仇。

皇帝的第四次婚姻给了他期待已久的机会。在所难免的是，此事造成了两个派别的分裂。学识更丰富、在世俗问题上更明智的弗提乌斯派，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给利奥特许，伊格纳提奥斯派则固执且坚持教义，态度更为坚决。阿勒萨斯完全有理由支持弗提乌斯派，但他的怨恨让他加入了伊格纳提奥斯派，而他们也接纳了他。尽管他们寡学，他们依然希望在辩论之中战胜更为博学的弗提乌斯派。现在，他们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发声者，一个在神学方面颇为博学的人，一个精于辩论与逻辑论证的人， [8] 完全有能力与他此前的朋友、本有可能协助皇帝完成目标的牧首相对抗。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一年，伊格纳提奥斯派单纯靠着阿勒萨斯很快巩固了地位，牧首尼古拉斯的处境则愈发艰难。与此同时，皇帝失去了耐心，在秋季，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大胆想法。很明显，弗提乌斯派不能给他特许，那么他就从伊格纳提奥斯派那里获取特许。他们确实曾经坚定地反对，但如果他们能够因此获取牧首之位，他们难道还会反对吗？皇帝进行了谨慎的调查，但调查的对象不是阿勒萨斯——此人公开发言反对第四次婚姻，无法达成协议——而是尤西米奥斯（Euthymius），即普萨玛西亚（Psamathia）修道院的院长，伊格纳提奥斯派的领袖，也是这一派系在大主教面前最受尊敬的人。

尤西米奥斯在东正教教会的地位多少值得商榷。无论他的圣人地位是否得当，他无疑极度虔诚且节制。在他年轻时，利奥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父亲，特意为他建造了普萨玛西亚修道院并捐赠给了他。但尤西米奥斯也明确地表示不认同皇帝对塞奥法诺的态度，以及他接下来的两次婚姻。尽管利奥对自己的这位导师从来都保持着尊敬，两人的关系自然还是不及当年了。在有关他的记载与当世人的评价之中，尤西米奥斯对教规阐明与教会管理都颇为严格，这个坚定的道德家似乎会立即拒绝此时向他提出的要求。但还是利奥更了解他。在稍微犹豫之后，尤西米奥斯接受了牧首职务，并宣称同意进行典礼，只要能够找到足够可敬的理由。

皇帝早已找到理由。他完全清楚伊格纳提奥斯派常年坚定支持教皇的最高权威，在四十年前与弗提乌斯派爆发争议时，罗马也给了他们不可估量的支持。他现在决定把近期发生的“四婚问题”（tetragamy）交给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Sergius Ⅲ）处理，他相信教皇能够给出有利于自己的答复。如果教会的最高权威同意的话，那尤西米奥斯还需要什么更权威的理由吗？他可以立即主持典礼，并挽回颜面——利奥可能也指出了这一点。

那么，利奥是如何确定教皇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回应的呢？首先，事实上天主教早期的神父们向来在多次婚姻问题上不多加过问；对罗马教廷而言，更值得关心的是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愈发加深的裂痕，任何一个胜任的教皇都不会放弃如此宝贵的机会，向君士坦丁堡宣示权威。其次，塞尔吉乌斯也急需军事力量到南意大利，那里的萨拉森人正在不断巩固其力量。皇帝相信，教皇无疑会认定，批准他的第四次婚姻是有利的交换条件。

豁免（907）

与此同时，他准备静候佳音。他和尤西米奥斯的谈判，以及他向教皇的请求都完全没有公开。他拒绝让佐伊与自己分开，同时在问题尚未解决时便坚持要给她与皇后相当的礼仪和尊重。906年的圣诞节，以及此后的主显节盛宴，牧首尼古拉斯拒绝让他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而他也不加抗辩，直接返回宫中。尔后，907年2月，教皇的使节抵达都城的前一天晚上，他发起了攻击。他指责尼古拉斯在和叛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秘密联络——真实理由为何我们无从知晓——下令逮捕尼古拉斯，并逼迫他签字逊位。

这样的逊位，尽管是因为牧首参与了叛国活动，至少在理论上依然需要其他牧首及罗马教皇的同意才能生效。然而利奥早已做好准备。他派去巴格达商讨交换俘虏的那个使团——这个使团也无意之间让安德罗尼卡·杜卡斯陷入灾难——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任务，他们要把东方三位牧首，即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牧首的代表带到君士坦丁堡来。利奥也早已秘密告知教皇塞尔吉乌斯自己的打算。对教皇而言，请求自己来主持第四次婚姻就是个好消息，皇帝又向他指控自己的牧首，这更有力地证明教皇的权威在东部也要受到尊重，这样的好事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使团在次日抵达之后，朗读了来自塞尔吉乌斯的信，结果也一如皇帝的期待。在当时的情况下，教皇没有反对他再婚的理由。在该月的月末，新成为牧首的尤西米奥斯随即给予他期待已久的特许。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此时他也没有认可这桩婚姻，利奥只要依然保持和佐伊的关系，除非进行忏悔，否则他不能进入大教堂、圣堂，宗教活动时也绝不能就座。然而对皇帝而言，这只是小小的羞辱，为快乐的婚姻生活付出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尽管其中可能有罪，他的婚姻至少也是被不情愿地批准了。他和佐伊成了夫妻，十八个月大的孩子君士坦丁则成为紫衣贵胄（porphyrogenitus），至今我们也用这个称号称呼他。现在，相比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岁月，继承问题得到了保证。

利奥六世的成就（912）

905年秋，对智者利奥而言是个神佑的季节。他的儿子在9月出生，10月萨拉森舰队被歼灭，塔苏斯被夷平。看上去，态势终于开始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了。尽管次年他和尼古拉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他在907年的头几周中战胜牧首，在他看来这无疑也是转运的象征。这个孩子在908年5月15日被加冕为共治皇帝，两年后希梅里奥斯率舰队驶向叙利亚港口老底嘉［即今拉塔基亚（Lattakia）］，劫掠了该城以及内陆地区，而后带着出征时的所有舰船安然返回君士坦丁堡。

若是利奥的一生终结于此，情况也许会好些。然而911年秋，他派自己的海军指挥官率部试图重夺克里特岛。他在这五年之中竭力加强帝国海军的军力，希梅里奥斯麾下的舰队也比此前进攻该岛的舰队实力更强，装备更好。哀哉，岛上的萨拉森人同样在全力整备防御，这场远征完全不比此前的任何一次远征成功多少。希梅里奥斯围攻了六个月，熬过了整个冬季直到开春，但守军依然坚守不出，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则无法在这些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前取得重大突破。尔后，912年4月，一名信使突然前来，带来了都城的一个紧急消息：在年初便病重的皇帝此时健康急剧恶化。他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不可能恢复了。这位都督只得不情愿地撤围离开，航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的舰船来到希俄斯岛附近时，的黎波里的利奥——八年前夷平塞萨洛尼基的人——突然率领大规模的萨拉森舰队将他们包围。拜占庭舰队遭遇了与塞萨洛尼基类似的命运。舰船几乎全部被击沉，希梅里奥斯本人仅以身免，逃到米提里尼（Mitylene），而后心情沉重地缓缓返回君士坦丁堡。

灾难的消息传到皇宫时，利奥濒死，但他还是活着听到了这个消息，而后把脸转向墙。他于5月11日夜里逝世。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之中他证明了自己，虽然也许算不上伟大，却也是个足够出色的皇帝。他确实加深了教会的分裂，但这是他第四次婚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若不如此，在无子的亚历山大死后，皇位就没有公认的继承人了。靠着迎娶“炭黑眼”佐伊并让他们的儿子合法，他既保证了皇位有公认的继承者，也保证了马其顿王朝的延续。这个王朝此后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年，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相比两个不可估量的利处，对教会造成损害的长期影响便可谓不值一提了。

在其他方面，尽管他缺少他父亲那无休止的野心、超人的精力以及无限的自信——也许这些特质可谓伟大的定义——但他依然明智且勤恳地治理着帝国。尽管他的部队在阿拉伯与保加利亚敌人面前遭受了不应当的失利，但帝国的情况比他即位时更好了——至少内部如此。尽管颇有才学，但他并不热衷炫耀，他没有建造什么巨大的教堂，也没有给皇宫添加什么奢华的建筑。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的皇帝门上的镶嵌画，描绘他跪拜于耶稣面前，基本可以确定是在他死去几年后才完成的。 [9] 他存留最久的成就——编纂法律，重整地方管理体系，重组武装部队——虽称不上伟大，但依然极其重要。 [10] 在他一生之中，利奥得到了臣民的衷心爱戴与尊重，在他逝去之后，后世也完全有理由感谢他。

[1] 传统的“躺卧餐室”，按原词的字面意思，应有三张躺椅，这间餐室之中因有十九张躺椅而得名。在一些典礼，特别是圣诞节和主显节时的宴会之中，客人可以按照古典时代的习俗躺卧进餐。

[2] 四十七年之后，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Ⅰ）把自己的幼子塞奥菲拉科特（Theophylact）立为牧首，那时的他只比此时的斯蒂芬年长一两个月。

[3] 首席持剑卫士（protospatharius）是帝国的十八个荣誉官阶之一。最高的三个官阶——恺撒、至贵者（nobilissimus）和宫廷总管，理论上仅有皇帝的家人才能担任，在此之下的官阶依次为朝政大臣、执政官（antihypatus）、显贵，而后便是首席持剑卫士。

[4] 舰队都督（drungarius）是帝国舰队的指挥官——但海滨城市集结起来的地方舰船并不由他管理，而是由各军区的将军管辖。在这一时期，尽管舰队都督颇为重要，其官阶依然低于军区将军，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在武官之中的地位便仅次于陆军的总指挥官，即近卫军团元帅。

[5] 这场惨败的一个幸存者因为无法忍受屠杀的惨象，来到科林斯附近的约安内斯塔山（Joannitsa），在那里的一根石柱上度过余生，此后教会承认他为圣徒，称他为柱顶苦修者圣卢克（St Luke the Stylite）。

[6] 君士坦丁堡之中，态度较为狭隘的教士们也表达了自身的不满，圣拉扎罗斯修道院的院长断然拒绝将她安葬在他的辖区。

[7] 他的绰号“Mysticus”（“枢密”）就是指这个秘书官的职务。——译者注

[8] 然而在交际上他的能力却没有这么出色，否则他也不会给皇帝写信，声称：“在那个女人为您生下您期待已久的孩子之后，您为何不能带着感谢送走她，就像送走卸下货物的船只，或者扔掉成熟果实的外壳一样？”

[9] 这幅镶嵌画位于从教堂前厅前往教堂主厅的九道门上正中央的弧形窗上，其上颇为特殊地没有任何文字解释，许多学者也就这一问题表达了看法。目前，最可信的解释来自N.奥伊科诺米德斯（N.Oikonomides），他相信这是表达了利奥在第四次婚姻之后的悔恨，并在圣母的干预之下获得救赎——圣母的形象出现在他上方的一个圆形浮雕之中，对面是记录的天使。按照这一理论，这幅镶嵌画应当和920年的大公会议有关，目的是描绘凡间的统治者臣服于天国的君主，这幅画也恰巧被放置在利奥曾被两度拒绝进入的大门之上。“Leo Ⅵ and the Narthex Mosaic at St Sophia”，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30（1976）.

[10] 利奥六世在巴尔干半岛与保加利亚人交界的地区设立了两个新军区，也在东部的幼发拉底河上游以及塞巴斯蒂亚地区设立了两个新军区，并设立了萨摩斯岛海军军区，颇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边境缓冲地区的行政控制，也增强了这三条战线的军事力量。这诚然可谓“虽称不上伟大，但依然极其重要”。——译者注

第九章 罗曼努斯崛起（912～920）

十三个月——便是邪恶的时光。

——利奥六世临终遗言 [1]

对皇帝亚历山大的执政时期，唯一可说的正面评价就是这个执政时期很短。时年四十一岁的他已经因沉湎酒色而虚弱不堪，仅仅掌控拜占庭城的皇位十三个月。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中，他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他的举止可以与“醉鬼”米哈伊尔最恶劣时相比，君士坦丁堡的市民被迫目睹同样不可理喻的残忍，同样的公开醉酒作乐，以及同样的渎神行为。甚至有时候他仿佛是要和保加利亚的弗拉基米尔一样，打算在整个帝国恢复古多神教。他的多神教迷信一度让他陷入疯狂，以为大竞技场的青铜野猪是他自己的化身， [2] 并为这尊青铜像安装了新的牙齿与生殖器，想要借此恢复自己身体上的缺陷。

亚历山大（912）

他长期以来怨恨自己的兄长，903年他还无疑参与了一次不成功的阴谋，试图在圣莫西乌斯（St Mocius）教堂之中谋杀利奥。（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才会在次年失去共治皇帝的地位，但他作为帝国的唯一继承人，这一情况只是暂时的。）在他掌握了期待已久的权力之后，他便立即公开展示了自己的怨恨，废除了利奥的所有政策，撤销了他的所有命令。简而言之，他想要消除自己兄长所完成的一切，而不在意后果如何。皇太后佐伊与她所有的朋友和幕僚被屈辱地赶出宫中，她的舅舅希梅里奥斯尽管于帝国颇有功劳，却依然被逮捕囚禁，并于六个月后瘐毙。

与此同时，一个保加利亚的使团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西米恩派遣使节前来祝贺他登基，同时提出延续901年的和约。勉强从一次纵欲狂欢之中离开，前来接见使节的亚历山大认定，这一和约是他兄长的成果，仅仅出于这一原因，这和约也必须被废除。醉酒的他对使节高声嚷嚷起来，并夸下海口，声称他不会再签订和约，拜占庭也不会再支付岁贡。之后他便打发了他们。使节们则为他们的所见所闻忧虑不已，颇为悲哀地向他们的主人禀报谈判结果。对西米恩而言，我们可以确定，这样的结果并非全然不可接受。他对自己的军力颇有信心，并认定在这样可悲的人统治之下的帝国不足为惧，便开始准备战争。

此时的亚历山大也在进行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带来的灾难可以与接待保加利亚使节相比。他再度出于反对自己的兄长的理由，宣布罢黜牧首尼古拉斯的指令无效，将他从流放地召回并恢复他的牧首职位。（尼古拉斯本人声称复职的命令是利奥在病榻之上下达的，利奥表达了自己的悔恨。）牧首的性格并没有因为这段不幸经历而变得和善。他因为不公正的审判被流放了五年，尤其是尤西米奥斯和伊格纳提奥斯派背叛了他，这些原本坚定和他一起反对利奥四婚的人却和皇帝联手赶走了他，夺取牧首之位并最终给出特许，做了他们曾经决意禁止的事情。复职的他只想要完成一件事：复仇。

他确实有理由如此。而他的错误在于，被怨恨冲昏头脑的他忽视了其他所有问题。若是他满足于这次胜利，将他依然可观的精力用于调和与伊格纳提奥斯派的关系，并允许尤西米奥斯返回他本不该离开的修道院，他应当可以靠着耐心与等待弥合这一争议，让教会重归统一。然而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公开憎恨，此前任何一位牧首都不曾如此。尤西米奥斯在玛格纳乌拉宫受审，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家可能亲眼见证了这次审判，留下了细致的记载。

开庭之后，尼古拉斯盘问道：“汝这曾协助已故的淫荡君主利奥的愚人，告诉我，当我依然在世时，汝为何夺走属于我的教堂，把我赶走并玷污她？”

尤西米奥斯回答道：“汝才玷污了她，而汝离开教堂的原因正是汝自己提交，而且曾三度提交的辞呈。若汝询问我，我将告知汝何谓玷污，以及汝被驱逐的原因。若是上帝允许，我便能够在汝面前，推翻汝对我枯干且不公的指控。”

听到这些话，牧首哑口无言，只为对手的放肆愤恨不已。牧首下令公开脱掉他的衣服羞辱他，并宣称他失去了自己的职务。

之后便是格外悲惨的一幕。他们把尤西米奥斯的披巾扯掉，踩在脚底，全然不顾上面还有十字架的图案。他们把他的圣袍也全部脱光，扔在地上践踏，连僧侣的帽子都不留。当仆人们发现他们的主人因为这一切而喜悦满足时，他们得寸进尺，开始撕扯他的胡须，甚至直接把他推倒在地，围上去一番踢打，还向他身上吐口水。尔后，若不是牧首下令让他们退下，这样的暴行还可能继续下去。牧首的一个爪牙，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则仍然站在旁边观看，当看到自己的主子点头之后，他又往尤西米奥斯的面门猛击两拳，打掉了他的两颗牙，而后又痛击他的后颈，直到他几乎气绝倒在阶梯之上。若不是一个名叫佩特伦纳斯（Petronas）的贵族和另外三人及时带他离开，他也许要就此殉道了。 [3]

在把尤西米奥斯放逐到阿伽松（Agathon）修道院，并说服皇帝把他的名字与教皇的名字从双联饰板 [4] 上除去（与罗马的联络也就此终止）之后，牧首在整个教会之中展开了大清洗，想要把伊格纳提奥斯派，或者说，尤西米奥斯派的所有主教与教士除掉。在如此戏剧性的清洗之后——尤西米奥斯派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主教职务——教会要如何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事态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问题：接到解职命令的主教们根本不肯离职。反对派的领导者，自然还是尼古拉斯的那位劲敌——凯撒利亚的阿勒萨斯。他公开宣称，只有皇帝下令武装部队前来把他赶走，他才会离开自己的辖区，否则他将留在这里，并继续履行自己的责任。许多人也和他一样留了下来，而一些弗提乌斯派的主教准备赶走那些尤西米奥斯派的教士时，他们的驻地遭到了大批不满者的围堵。在几座城市之中，骚乱甚至发展成了暴动。当牧首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时，为时已晚。竭力想挽回态势的他撤销了此前所有的命令，他掌控牧首之位时留下的大量信件，也显示了与他此前的强烈谴责截然不同的宽容与谅解。尘埃落定之时，尽管一些主教确实被调到其他的位置，但只有四人被彻底解职，阿勒萨斯并不在这四人之中——这倒也不算奇怪。

亚历山大逝世（913）

然而此时，皇帝亚历山大已经逝世。《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声称他在饱餐之后于炎热的正午打马球，就此中风而死。然而更可信的记载声称他为挽救自己的无能，给大竞技场的雕像——当然也包括那头野猪——进行各种多神教献祭，他是在祭典之后立刻死去的。不过这意义索然。关键在于他在两天后死了，在913年6月6日星期日，确实死了。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北侧的镶嵌画肖像基本可以肯定就是在他执政期间完成的。而在他死去之后，他的臣民只想把他遗忘。

得知皇帝濒死的消息时，皇太后佐伊便匆匆赶往宫中，她担心自己儿子的未来。几个月前，她就听说亚历山大想要阉割他，以让他彻底失去成为皇帝的资格，直到身边人警告他此事可能会带来极度危险的公众暴乱，他才就此住手，而且这个孩子病弱不堪，不太可能活多久。现在牧首成了帝国之中权势最大的人，她的担忧又增加了一重。尼古拉斯从来都不肯承认他的敌人尤西米奥斯给出的特许，不肯承认她的婚姻，以及她儿子的合法性。她清楚牧首会竭力阻止年轻的君士坦丁掌控皇位，而她决心阻止他。

她的怀疑绝非毫无根据。牧首确实寻找了另一个候选人，他是近卫军团元帅 [5] 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那个叛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的儿子，六年前尼古拉斯就是因为与他联络而被指控叛国。此人和他父亲一样，对马其顿王朝并没有什么忠心可言。他也许能得到不少部队的支持，也与帝国的其他贵族家族有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如果他打算发动政变，胜利的可能性会很高，一旦夺取皇位，他与尼古拉斯的良好关系将保证牧首取得对其敌人的最终胜利。他和牧首进行了一些秘密联络，在时机合适时，他们便开始实施计划。

佐伊依然在竭力获取她自己的地位，而临终的皇帝也恢复了足够的理智，指定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继承皇位。这个消息让她欣慰，然而当她得知皇帝也安排了一次摄政会议时，她就不会那么欣喜了。摄政会议的主席是牧首尼古拉斯，而她不在摄政会议之中。她为此进行了强烈抗议，在拜占庭城之中，皇帝的母亲与奥古斯塔 [6] 还从来没被拒绝参与摄政。但尼古拉斯清楚自己不能给她留任何机会。佐伊因为自己成为皇后，儿子成为皇帝，成了尤西米奥斯派的象征，象征意义比尤西米奥斯本人都大，也就此成了牧首的死敌。他开始摄政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逮捕她，剃掉她的头发，把她送到佩特里乌姆（Petrium）的圣尤菲米亚修道院。她的名字也被迫更改，失去所有的尊号而成为修女安娜（Sister Anna）。

杜卡斯惨败（913）

至少此时，她七岁的儿子还是唯一的皇帝，但当摄政会议阻止他直接执政后，他又能存活多久呢？对他的地位，乃至对他生命的第一个威胁，在他就职几天之后便出现了：君士坦丁·杜卡斯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从自己在色雷斯的军营之中率部东进，带着少量武装人员趁夜进入城中——人手如此之少，意味着他相信宫廷内部会有内应。若他如此计划，那他就要失望了。同为摄政会议成员的朝政大臣约翰·埃拉达斯（John Eladas）此前已经收到他前来的消息，他匆忙集结起一支民兵部队准备迎战。随后的战斗之中，杜卡斯的几名部下，包括他的儿子格里高利（Gregory），被民兵杀死。当他准备拨马逃跑时，他的马在湿滑的道路上摔倒，把他重重地甩到地上，一名守军立即扑上来，砍掉了他的脑袋。

牧首自然宣称自己与阴谋无关，而仿佛为了强调自己无辜，他下令对那些参与此事，乃至有参与嫌疑的人处以恐怖的刑罚。所有参与政变的武装人员被处决，他们受桩刑的尸体被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示众，其他人则受瞽刑或鞭笞。那些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的人被拖出、剃度并赶到修道院中。杜卡斯的遗孀被赶到了这个家族在帕夫拉戈尼亚的遥远住宅之中，他的幼子虽然没有参与政变，但遭到了阉割。直到摄政会议本身开始为这无尽的流血而抗议时，尼古拉斯才不情愿地住手。

他住手得正是时候，因为杜卡斯的惨败不到两个月之后，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便率军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的部队规模极度庞大，以至于他们的营帐从金角湾的上游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笼罩了四英里长的整道陆墙。然而来到此地之后，他和此前试图征服帝国的许多人，包括他的高祖父克鲁姆一样，看到了面前的景象：这座城市的城墙无法突破。但他不想撤退。靠着封锁陆路并系统性地破坏周边乡村，他可以制造足够的威胁，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不损一兵一卒即获取有利的条约。从七里海湾的宫殿之中，他给摄政会议送去了一封信，宣称他打算谈判。

尼古拉斯实在是乐于同意。为了与西米恩讲和，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让步，因为战争将意味着保加利亚教会脱离——此时那里依然属于他的牧首区——乃至投入罗马教廷。他请西米恩的两个儿子进入城中，在布拉赫内宫用奢华的宴会招待他们，小皇帝也一同出席。一两天之后他秘密出城来到七里海湾，与西米恩面谈，他也为自己得到的尊敬而欣喜不已。在随后令人惊异的友好商谈之中，保加利亚国王自然坚持对方支付拖欠的岁贡，同时要求君士坦丁迎娶他的女儿。尔后他带着大量礼品返回了家乡。

乍一看，西米恩的让步可谓令人惊异。在率领大军抵达城下之后，他为何不索取更多的要求呢？这只是因为他的政策改变了。对拜占庭帝国而言，他的野心比之前更大了，如今的他想要夺取皇位， [7] 如果他成了皇帝的岳父，皇位也就唾手可得了。 [8] 但他来到城墙之下后，他发现这只能靠外交才能获取，而他在与尼古拉斯的谈判之中，发现对方是个坚定的同盟。牧首不但对马其顿王朝没有什么忠诚可言，他显然也畏惧失去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掌控，而这让西米恩获取了讨价还价时的一个极大的筹码——更重要的是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教会是否独立，既然他想要当皇帝，那独立与否又能有什么影响呢？出于这些原因，他在此时若是进行威逼，未免就有些鲁莽了。只有尽可能展现恩德，他的利益（以及他女儿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他的决断理智和精明是在君士坦丁堡学到的，他的家族出身与帝国联姻也可谓合宜。然而仅在一个方面上，他依然保持着铁腕——即使并不惹人注目：他拒绝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当帝国陷入如此衰弱的境地之后，他没有必要限制自己的行动。

“宦官摄政会议”（914）

如果说西米恩的外交手腕堪称出色，尼古拉斯的作为则堪称恶劣。摄政会议的其他成员为他的自大而愈发不满，同样厌恶他的残暴，无论他对待尤西米奥斯还是杜卡斯家族时都是如此。他们也惊异于他对佐伊的态度，她完全没有理由被拒绝在摄政会议之外。当苍白羸弱的小皇帝在宫中流着泪四处寻找母亲时，他们也难免为之动容。当他们得知，此前就被怀疑涉及杜卡斯事件的牧首，如今又在和保加利亚国王秘密谈判时——他一如既往地没有事先告知他们——他们便忍无可忍了。摄政会议自此瓦解，914年2月，修女安娜被从修女院中请出，再度成为皇太后，开始摄政，并随即召回了她从前的朋友与幕僚们。

西米恩轻蔑地称新政府为“宦官摄政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拜占庭帝国的宦官并不是此后西欧的那些阉伶弄臣，也不是东方那些肥胖病态的后宫管理者。查士丁尼时代的一名将军纳尔西斯尽管是宦官，却也是帝国历史之中最出众的将军之一。自此之后的四个世纪里，他们在社会之中颇有地位，同时掌控了教会与政府的许多重要官职，不能担任的只有都城执政官、圣宫检察官、帝国中央军四军团的元帅，以及皇帝。十世纪时，对为帝国服务的有前途的年轻人而言，成为宦官是晋升的保障，许多野心勃勃的父母就此阉割他们的幼子以寻求荣华富贵。这一举措可谓古怪，乃至野蛮，但事实上其中原因也不算难理解。宦官没有妻子，也不需要养家，因而比那些健全的同僚还要勤勉奉公。而且既然他们留不下儿子，那么他们的职位就不会被代代传承了（这是西欧的常见情况），这样这个职位就可以保证由能人担任了。他们就此有效地阻碍了封建制的发展，而这一制度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光之中，给帝国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小亚细亚的情况尤为严重。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可以信任的。宦官也许会为自己的兄弟与侄辈参与阴谋（他们也确实时常如此），但无论他们权势多大，自己也是不能登上皇位的。

因此，当皇太后和她的宦官们很快有效地掌控了帝国，而且表现得比尼古拉斯所领导的摄政会议还高效时，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奇怪。而老牧首对他们而言依然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佐伊本打算再度让尤西米奥斯接替他，但尤西米奥斯不同意——也不出所料，他早已厌倦纷争。因而她不情愿地让尼古拉斯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尽管也给了他可怕的警告，通知他如果还想惹是生非的话会落得什么下场。他返回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继续自己的教会职务。按某个记载（其中有明显的敌意）的说法，这是他八个月前进入摄政会议之后，首次返回自己的教堂。他尽自己所能接受了这一切，但得到佐伊愈发受欢迎的消息，他还是难免心怀不满。这一时期的帝国赢得了对国家安全而言相当重要的一系列军事与政治胜利。

亚美尼亚国王阿硕特（915）

第一场胜利便是亚美尼亚国王 [9] 阿硕特（Ashot）即位。亚拉拉特山周边荒凉且不宜居的地域，多年以来是拜占庭帝国与萨拉森人交锋的最敏感地带，政治地位微妙含糊。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言，亚美尼亚的王公们——这一地区从未真正统一过——都是他的臣属。然而巴格达哈里发也这么认为，并在一个多世纪之中经常在这一地区委任阿拉伯的“奥斯提坎”（ostigan），即管理者。至于亚美尼亚人，他们则为自己的智慧与古文化而自豪，自称是最早整体皈依基督教的民族。然而和东方的许多基督徒一样，他们坚定支持基督一性论，因而对拜占庭帝国既不忠诚也不喜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陷入教条主义，宁肯支持异教徒也不肯支持异端，并就此臣服于穆斯林。

考虑到亚美尼亚人之间内讧不休，形势又存在根本的不稳定性，这一地区的政治危机接连不断也是在所难免了。然而在909年，他们面对的危机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格外深重：哈里发任命的奥斯提坎、波斯埃米尔优素福（Yusuf），决心彻底消除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让他们彻底臣服于巴格达。在一场内战开始之后——亚美尼亚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优素福席卷了这个争斗不休的地区，将所有抵抗者屠戮，并给途经之处的城镇与村庄带来骇人听闻的灾祸。恐慌持续了四年，直到913年，亚美尼亚国王森姆巴特（Smbat）为拯救臣民生命而投降于优素福，结果以格外残酷的方式殉道。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亚美尼亚是重要的防御屏障。佐伊在914年重新执政之后，便把森姆巴特的儿子与继承人，即年轻的王子阿硕特请到君士坦丁堡，以谋划一场远征。尔后，在次年春季，阿硕特率领一支希腊人大军返回他的故乡。优素福进行了坚决抵抗，但他的兵力有限，无力抵御。初雪之时——这一地区冬季来得很早——整个亚美尼亚西部与亚美尼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支持拜占庭帝国的阿硕特的控制之下。直到四年之后，在解决了在所难免的内部争执后，这片土地才归于和平，但这个国度最终得以保持完整，佐伊与阿硕特也值得为此庆祝了。

皇太后的第二个胜利是决定性地击败了一支从塔苏斯出发进入帝国境内掠夺的穆斯林大军。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城中人开始欢庆，但第三个胜利远比这个胜利重要。当阿硕特在亚美尼亚忙于复位后的事宜时，帝国的另一端，南意大利的朗格巴迪亚军区（Langobardia），军区将军率部在卡普亚城外彻底歼灭了萨拉森人的部队，就此恢复了帝国在半岛的威望，达到自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于886年离开之后的最高水平。915年年末，在她大多数的臣民看来，皇太后佐伊会继续安然掌控帝国。

甚至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也遭受了挫败，尽管只是暂时的。对他而言，牧首尼古拉斯失势、佐伊重新掌权是一个重大打击。他清楚，皇太后绝对不会赞同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联姻。他谨慎的外交落空了，只能开战了。9月，他亲率大军来到亚得里亚堡（今埃迪尔内）城下，而当地的指挥官未经抵抗即开城投降了。但皇太后派出大军来收复这座城市，这很可能出乎西米恩意料之外，于是他仓促撤军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他仅仅对塞萨利和伊庇鲁斯的城市与乡镇进行袭扰。但917年，他的大军再度进入色雷斯，佐伊决定对他发动一场反突击。她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的将军约翰·博加斯（John Bogas），成功贿赂了贪得无厌的佩切涅格人，让原本与西米恩结盟的他们从北部入侵保加利亚，拜占庭舰队则前去载运他们渡过多瑙河，就像他们在二十多年前载运马扎尔人渡河时一样。与此同时，拜占庭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来到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在两支大军的强有力夹击之下，西米恩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谈，而他只有很久以后才能再对帝国构成威胁。

计划上，这一切轻而易举，实际情况也本可能如此，但突然之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这一转折出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我们难免怀疑西米恩也使出了出色的贿赂手段。约翰·博加斯带着佩切涅格人抵达多瑙河岸边，准备与舰队会合，而舰队由时任海军都督的亚美尼亚人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率领。然而他们会合之后，两人随即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互相否认对方对自己的管辖权，结果罗曼努斯就此拒绝把这支大军送过河去，而失去耐心的佩切涅格人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安西亚卢斯的惨败（917）

与此同时，陆军在名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之子——元帅利奥·福卡斯（Leo Phocas）的指挥之下离开都城，沿黑海海岸进军，从布尔加斯湾的南端进入保加利亚人的领土，并于8月20日晨在小港口安西亚卢斯城外扎营。正在那时，早已开始监视这支大军一举一动的西米恩抓住了战机。他率部从西边的山地上冲杀下来，完全出乎帝国军队的意料之外，毫不留情地展开杀戮。战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乔治·凯德莱努斯声称当利奥在洗浴时，他的坐骑突然挣脱缰绳开始乱跑，许多士兵误以为他们的指挥官已经阵亡，就此陷入恐慌。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的是，拜占庭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海军本应在附近救助幸存者，但此时已经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士兵则因为无法撤离而被追击者截住并屠杀。助祭利奥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记载此事时，他声称直到他的时代，战场上依然能找到阵亡者在阳光暴晒之下已然发白的遗骨。利奥·福卡斯本人侥幸逃得一命，他沿海岸向北逃到墨森布里亚，之后在那里乘船返回君士坦丁堡。 [10]

皇太后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她立即下令对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渎职进行正式调查，并随即判处他瞽刑。对他而言——对帝国而言也是如此——幸运的是，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朋友在最后时刻让他免于受刑。奇怪的是，她依然坚信利奥·福卡斯，并在同年冬季交给他另外一支军队，让他率领这支部队驱逐再度突入色雷斯东部、来到都城城下的保加利亚人。但利奥完全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军事才能，抵达城西郊区的卡萨斯尔泰（Casasyrtae）时，他的军队便再度被击溃，损失几乎与第一次溃败相当。

对西米恩而言这是又一场胜利，但这也进一步确认了他已经清楚的事实：无论他给帝国的部队造成何等损害，他也无法撼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他别无选择，只能沮丧而愤恨地返回保加利亚越冬。然而918年的帝国都城陷入了新的混乱。在两次溃败之后，佐伊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她的执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她清楚自己不可能和西米恩达成任何和解，因为他依然在坚持以小皇帝君士坦丁与他的女儿成婚为前提条件，否则一切免谈，皇太后则依然无法接受一个蛮族的儿媳。如果她摇摇欲坠的统治需要支持，她也只会在帝国之中寻找。

但她要找谁来支持呢？牧首显然不可能，此时他正竭力想要重掌大权，有机会肯定是要先将她赶走。事实上存在两个选择。其一是如今已经威信扫地的利奥·福卡斯，他在卡萨斯尔泰的惨败之后渡海前往亚洲，在安纳托利亚集结部队。在君士坦丁·杜卡斯死亡之后，福卡斯家族便成了富裕大地主贵族阶级的公推领袖，更重要的是利奥·福卡斯是鳏夫，皇太后可以借由婚姻拉拢他，进而巩固她自己以及她儿子的地位。

另一个选择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与利奥有所不同。首先他的出身既不高贵也不显赫，他是亚美尼亚农民的儿子，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晋升到如此高位。其次，尽管他在近日的战争之中并没有出众表现，但至少没有战败。他巨大的旗舰依然在金角湾停泊，帝国舰队的其他舰船则围拢在旁边。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力量依然未曾失败，但陆军如今是如此景象——而所有人都清楚，利奥·福卡斯要负主要责任。

两者之中，皇太后自然更倾慕英俊高贵的将军，而不是异族暴发户。她因此把利奥召进宫中，并在几周之后让利奥成为她最亲密的近臣与最受信任的幕僚。然而她严重低估了公众的力量。君士坦丁堡的市民是帝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危机之中的君主绝对不能忽视他们。他们向来不信任安纳托利亚的封建主，仅仅忠于帝国的皇室，城市之中的旧贵族与朝廷中大多数官员的态度也基本与之一致。小君士坦丁时年十三岁，尽管健康状况依然不佳，但确实才智出众，应当能够成为优秀的皇帝。但若是连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危机存在，他又能如何抵御福卡斯的野心呢？

给罗曼努斯的信（918）

正是在此时，一批皇室的近臣主导了朝政。君士坦丁的私人教师塞奥多尔（Theodore）以自己学生的名义给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送去一封信，请求他的保护。为什么他们认定罗曼努斯比利奥更可信则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的低微出身。但他的野心同样不小，他立即宣称自己愿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的庇护人与捍卫者。他清楚此举在皇太后看来意味着什么。在福卡斯的鼓动之下，她下令自己的旧友与幕僚、内廷总管君士坦丁以她的名义下令，命令罗曼努斯给他的水兵支付薪金，而后遣散舰队。这位都督也奉上了极为谦恭的回应，邀请君士坦丁登上他的旗舰，视察命令的执行情况。大总管全然不知其中有诈，登船之后即被逮捕并羁押。

羁押皇太后的代表等于蓄意冒犯她本人，但当佐伊派信使前去要求这位都督进行解释时，他们被扔出的乱石赶走。此时的她终于警觉起来，下令朝廷官员在布克里昂 [11] 召开紧急会议，却发现他们也抛弃了她。她被迫保持沉默，听自己的儿子朗读一段写好的发言稿，宣告她摄政的结束，政府将自此由牧首尼古拉斯和另一个此前摄政会议的成员、朝政大臣斯蒂芬（Stephen）来联合执掌。次日清晨，一批士兵前来送她返回圣尤菲米亚教堂，直到她泪流满面苦苦哀求一番之后，她才得以继续留在后宫之中，虽然失去权势，但至少暂时免于成为修女。

尼古拉斯胜利了，但他很快发现，帝国和五年之前已经截然不同。佐伊总算被彻底解决掉了，但利奥·福卡斯和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如今要公开争夺最高权威。夹在两者中间，无助的牧首忍气吞声，竭力在两人之间周旋，结果却让自己的地位愈发动摇。最终，在919年3月25日，罗曼努斯率舰队驶入布克里昂，穿过海门进入皇宫，宣称他就此掌控帝国。一个月之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他把自己美丽的女儿海伦娜（Helena）嫁给了君士坦丁，他本人则自封主父——这个智者利奥封给他岳父斯蒂利安·扎乌泽斯的头衔。

《统一之章》（920）

亚美尼亚裔的暴发户距离拜占庭的皇位仅有一步之遥了——这是这半个世纪之中的第二次。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面前依然存在障碍，而最大的障碍是利奥·福卡斯。他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部下会合，在克里索波利斯的军营之中举起反旗。为了保证部下的忠诚，他宣称自己是要让皇帝免于受阴谋篡位的主父的掌控。罗曼努斯则利用两个间谍——一个教士和一个妓女，散发名义上由小皇帝签署的信件抄本，宣称他完全信任他的岳父，而利奥·福卡斯只是个可憎的叛徒，对合法的君主举起反旗。那个教士很快便被逮捕，但那个妓女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利奥数以百计的部下放下了武器。利奥明白自己已经失败，而自己只有逃跑一条路。但他最终在比提尼亚的一个村庄中被活捉，被立即刺瞎双眼并押送到君士坦丁堡。

当得知自己对手被刺瞎的消息时，据说罗曼努斯陷入了愤怒——尽管几个星期之后，揭露了另一个阴谋的他还是把残废的利奥绑在骡子上，让他绕集会所示众，接受市民的讥笑嘲弄。利奥·福卡斯此时大势已去，对罗曼努斯而言，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登上皇位做安排。既然他完全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他的目标便只能靠抹黑君士坦丁达成。于是在牧首的热情协助之下，一次正式宗教会议于920年夏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名义上的目的是终结教会的内部纷争。7月9日，这一会议颁布了《统一之章》（Tomus Unionis ），最终为教会法中的再婚问题下了定论。按照其中字斟句酌的条款，男子二婚完全合法，四十岁以下且没有后代的鳏夫也可以三婚，不过婚礼之后要进行合宜的自我惩罚；但四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四婚者要被革除教籍，直到他们自行彻底否定这一婚姻之后才能恢复教籍。幸运的是，这一法令并不具追溯性，然而利奥六世的最后两次婚姻还是遭到了最严厉的谴责，他儿子的合法性则勉强得到承认。

十四岁的君士坦丁被迫在这份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他心中的悲哀可想而知。尽管他必然憎恶《统一之章》，但他的苦难并未因此结束。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的母亲佐伊遭到罗曼努斯指控，称她意图下毒谋害他。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也不算全无可能。皇太后的命运就此注定，她的头发被剃掉，被迫恢复她此前放弃的教会生活，圣尤菲米亚教堂的大门再度关住了不情愿的修女安娜。

此时还有最后一个对手。君士坦丁的家庭教师塞奥多尔在罗曼努斯掌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此前请罗曼努斯作为小皇帝的庇护人，当这位海军都督在去年3月抵达布克里昂时，很可能正是他打开了大门让罗曼努斯进入宫中。然而塞奥多尔自以为这一切举动都是为了自己学生的利益，而此时他发现罗曼努斯的阴谋让君士坦丁处于最为艰难的境地。无论他是不是皇帝的捍卫者，罗曼努斯僭位称帝的野心此时和利奥·福卡斯一样明显。当塞奥多尔意识到这一情况时，他的态度猛然转变，而罗曼努斯也不难明白自己的从犯为何突然之间变成自己的死敌。大约在9月初，塞奥多尔和他的兄弟西蒙（Symeon）应皇帝的马厩长、显贵塞奥菲拉科特（Theophylact）的邀请前去赴宴，两人在宴席之中被逮捕并被指控图谋不轨，随即被流放到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乡村的私宅之中。

塞奥多尔离开之后，君士坦丁失去了最后的真正朋友，此时他仅仅是自己岳父手中的一枚棋子，而罗曼努斯在920年9月24日，即君士坦丁十五岁生日几天之后，被封为恺撒。不到三个月之后，12月17日，君士坦丁将冠冕戴在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头上，让他卓越的一生步入巅峰。 [12] 理论上，君士坦丁依然是最高顺位的皇帝，但仅仅一年之后，货币之上荣耀的位置便被罗曼努斯取代，他的肖像不但更大，他身上的长袍也更华丽。对他的大多数臣民而言，年轻的紫衣贵胄在某年某月神秘消失，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学者对利奥的这句遗言所指为何尚有争议。他使用的介词“meta”意味着邪恶的时光将在十三个月之后到来。如果我们换一种解释的话，也许他所说的是一句预言，毕竟亚历山大的执政时期正好是十三个月。这种可谓“开放性”的翻译基本保留了原文本身的模棱两可。

[2] 但应当指出，认定每个人都有一个无生命的“化身”（stoicheion），作为此人精气灵气的另一个所在，这种奇怪的想法在十世纪的拜占庭颇为常见，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us Lecapenus）似乎也这么认为。

[3] 这段翻译源于P.卡林-海特（P.Karlin-Hayter）的《拜占庭》［Byzantion ，Vols，ⅩⅩⅤ～ⅩⅩⅦ（1955～1957）］，略有删节。《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称那个拉扯尤西米奥斯胡子的人回家时发现家宅已被焚毁，女儿就此耳聋瘫痪，据说她活到了尼基弗鲁斯二世执政时。

[4] 这种饰板上刻着那些在他执政时，圣餐礼之中特别值得铭记的人的名字，无论他们是否在世。

[5] 即帝国陆军部队的总指挥官。

[6] 必须提及，奥古斯塔不仅是皇帝的妻子，她也拥有一个得到承认的官阶，拥有可观的权力，同时还需要正式典礼加冕。在加冕之后，她便有自己的朝廷，并得以掌控可观的收入，在帝国的许多重大典礼上也有不可替代的位置。Diehl，Figures Byzantines ，I，i.

[7] 有理由相信牧首在前来时给西米恩进行了某种加冕，但应当只是承认他为保加利亚的统治者。罗米利·詹金斯（Romilly Jenkins）认为（Byzantium：The Imperial Centuries ，p. 232）尼古拉斯实际上“用自己牧首的头巾”当成临时冠冕为他加冕时，称他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但这个说法未免过于荒谬。

[8] 这个推测确实合理，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就在六年之后如此登上了皇位——当然这不是西米恩想要的结果。

[9] 这个头衔，国王，或者说“万王之王”，理论上属于这一时期最强势的亚美尼亚王公。尽管这个头衔确有父死子继的情况，但在本质上并非世袭继承，而且经常出现空缺。

[10] 事实上，这一战更可能发生在安西亚卢斯和墨森布里亚之间的小村阿赫洛以北。——译者注

[11] 布克里昂指大竞技场以南濒临马尔马拉海的地域。皇宫的私人港口与进入皇宫的海上通路均位于此地。（“布克里昂”意为“公牛与狮子”，因那里的一尊狮子捕猎公牛的雕像而得名。——译者注）

[12] 此前的史学家，包括斯蒂芬·朗西曼爵士（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p. 62）大多认定这两个事件发生在919年，但格吕梅尔（Grumel）和奥斯特洛戈尔斯基（p. 264）指出，罗曼努斯在920年出席宗教会议时的身份是“主父”，若是他已经是恺撒或者皇帝，他便不可能再使用这一头衔了。

第十章 温和的篡位者（920～948）

您也是凡人，您也终有一死，终将经历复生与审判。今日您在世，明日便将化为尘埃，一次发热便能夺走您所有的荣耀。那当您在上帝面前时，您要为那不公的杀戮做何种辩解？您要如何面对恐怖而正义的审判？如果您是因为渴求财富如此，我愿意超额满足您的欲望，只要您先停手。欢迎和平，和睦生活，您将过上平静安稳而免于血腥的生活，基督徒也能终止他们的悲哀，不必与同样信仰基督的同伴开战。

——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致保加利亚的西米恩，924年9月9日

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即如今的罗曼努斯一世，有关他的早年生活存留的记载很少。他的父亲被同时代人一致称为“不可容忍的”塞奥菲拉科特（Theophylact），是个亚美尼亚农民，有幸在872年的泰夫里卡之战中，和萨拉森人战斗时救了巴西尔一世的命。他就此成为皇帝卫队的成员，但似乎也仅此而已。他并没有显露什么野心，对儿子也没有什么要求，至少完全不在意罗曼努斯的教育，而君士坦丁七世在得到机会之后也对此大加嘲讽。这个孩子只能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地了。大约在870年出生——具体时间也不得而知——的他进入帝国海军服役，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记载称他是因英勇地击杀了一头狮子而脱颖而出。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可信，他应当是在三十出头时被任命为萨摩斯岛军区（Samian）的将军，辖区包括小亚细亚西海岸大部以及周边的岛屿。尽管是个武官，但这个权势可观的职务还是让他全权掌控了军政与民政。他应当是功绩显赫，而在希梅里奥斯于912年惨败之后，他成了接任舰队都督的明智人选。

在罗曼努斯掌权之时，他的妻子塞奥多拉（Theodora）——她在921年的主显节被立为奥古斯塔——至少给他生下了六个孩子，她在923年去世之前又生下了两个孩子。他们总共有四个儿子，其中至少三人在924年年末被立为共治皇帝；幼子塞奥菲拉科特则是阉人，准备成为牧首。很明显，这位新皇帝打算模仿同为亚美尼亚裔的巴西尔一世，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和巴西尔不同的是，他的性格相对温和。巴西尔夺权的道路至少包括两次证据确凿的谋杀；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也大量耍弄权术阴谋，但他的天性并非暴力或残忍。在他的死敌利奥·福卡斯被俘虏他的人刺瞎——这是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施加给叛乱失败者的常见肉刑——之后，他迅速表示了惊恐与厌恶，在他看来，大多数敌人只需流放即可。他那位年轻的女婿依然活着，这必然让他不悦——只要这位紫衣贵胄活着，利卡潘努斯家族就很难有建立王朝的可能。考虑到这个年轻人常年多病，下毒害死他而不引起怀疑应当也不算困难。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巴西尔必然会毫不迟疑地下手，但罗曼努斯不会如此。他也许会竭力取代这个小皇帝——事实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儿子提到了地位更高的位置，但他确实没有伤害自己的女婿——结果君士坦丁活得反倒比他们都久。

紫衣贵胄君士坦丁（920）

无论如何，对君士坦丁而言他的童年必然是悲哀的，充满了不确定与畏惧。父亲逝世，母亲被称为侍妾并被两度驱逐，他本人则不断被指控为私生子；当他信任的人被一个又一个赶走时，他也只能默认。这一切足以打垮一个多病且敏感的孩子，而他还是孤身一人，无人需要，无人喜爱，处在一个庞大而怀有敌意的家庭之中；十三岁时与这个家族的一个女孩（他几乎不认识她）成婚，情况也几乎没有什么改观。此后，必须指出，这场婚姻还是令人惊异地美满，夫妇俩的孩子最终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皇位。即使如此，青春期的小皇帝还是极度孤独且被忽视的。对他而言幸运的是，他身体上的虚弱在智力上得到了补偿，在学术与艺术上他兴趣广泛。他似乎画技高超，为这世界的一切奥秘着迷，不是把眼光限制在都城之中，而是放眼帝国之外。他愿意连续几天研究复杂的拜占庭宫廷典礼。尽管他的地位尴尬得难以忍受，却也给了他无尽的研究机会，而他的研究成果——《论帝国礼仪》（De Ceremoniis Aulae Byzantinae ），也成了我们进行研究时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同样幸运的是，至少在他年少时，他既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展露什么卫道士的勇气。他明智地不为自己的地位辩护。他的岳父把他排挤掉，自己成为顺位第一的皇帝，并在921年5月把自己的长子克里斯多弗（Christopher）也立为皇帝；还在奥古斯塔塞奥多拉于923年2月去世时，将克里斯多弗的妻子索菲亚（Sophia）加冕，以代替塞奥多拉出席典礼。过了两年之后，他又立另外两个儿子为皇帝，让帝国出现同时有五个皇帝的荒唐景象，甚至在927年将克里斯多弗的顺位提到第二位，让紫衣贵胄成为顺位第三的皇帝。而君士坦丁在这一切发生时完全没有出言反对。然而，沉默绝不等于不在意，他在此后的作品之中提及，每一次冒犯都伤害着他。但或许《统一之章》给他的伤害最深，还必须在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帝国的所有教堂之中的布道台朗诵一次，而且要进行从圣伊琳妮教堂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纪念游行，所有的皇帝以及牧首都要参加。然而在这些场合之中，君士坦丁都逆来顺受，做自己的分内之事。他清楚自己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存活。

“我的孩子，我们要给你传达一个好消息，这会让你的心和我们一样愉悦：上帝的教会再度统一了。”牧首尼古拉斯给保加利亚的西米恩的信中如此写道，告知他《统一之章》结束了他的派系与尤西米奥斯的派系之间的争议。西米恩根本没感到什么愉悦。他对拜占庭城中的那个教会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城中的皇位，那个七年前几乎唾手可得的位置，在被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占据之后，如今却显得如此遥远。新皇帝自即位之初便竭力恢复与这个惹是生非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他愿意支付岁贡，乃至割让土地来换取和平，但西米恩进行谈判的第一个要求是让罗曼努斯逊位，于是双方只得继续战斗。拜占庭帝国再度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挑唆与敌人相邻的其他势力发起进攻。这次他们找上了塞尔维亚人，当地的王公正竭力想摆脱保加利亚人的宗主权，他们欣然接受了帝国的礼金。但边境的压力无法长期消除。919年，西米恩率部南进，一路抵达赫勒斯滂海峡；921年，他返回卡萨斯尔泰，在那里已经能看到君士坦丁堡的陆墙；922年，他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大败迎战的拜占庭军队，并将斯特努姆［Stenum，今伊斯廷耶（Istinye）］周边地区洗劫一空，还焚毁了皇帝在佩盖 [1] 的一座宫殿，而那是罗曼努斯最喜欢的地方；923年，他还夺取了亚得里亚堡，该城的长官莫罗莱昂（Moroleon）进行了英勇抵抗，被俘虏之后，愤怒的西米恩将他折磨死了。

但这些小胜利都不足以使他接近自己的最终目标。无论他在色雷斯造成何等的破坏，夺取或夷平多少城镇，君士坦丁堡的陆墙依然无法突破。因而在924年他进行了最后的突击，这次他从海上进军。他本人并没有舰队，但也许北非的法蒂玛哈里发 [2] 可以把舰队调来与他一同进攻，而他也派出使团到马赫迪耶（Mahdiya）进行谈判。谈判之初进展顺利，法蒂玛一方决定与西米恩亲自商谈，但当使团带着阿拉伯人的谈判代表返航时，他们在海上被拜占庭的卡拉布里亚巡逻舰队截获，随即在严密看守之下被押解到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人随即被全部囚禁，但老练的外交官罗曼努斯给这些阿拉伯人大量的礼物，向他们的哈里发许诺签订和约并支付岁贡，这比从西米恩那里得到的利益更有保证。

西米恩提议会谈（924）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如何传达到保加利亚人的宫廷，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在924年盛夏西米恩率领大军进入色雷斯时——此时至少是第十次了——他还在期待着法蒂玛哈里发的舰队开进马尔马拉海。若确实如此，他要失望了。无论如何，他都改变了策略。按照惯例，他可以再度开始掠夺周边的乡村地区，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派信使进入城中，要和自己的老朋友——君士坦丁堡牧首会谈。

老迈的尼古拉斯——他已经七十二岁，而且健康每况愈下——再度拖着沉重的步伐，从城的内侧走到外墙边，一道城门谨慎地打开，让他得以出城来到保加利亚人的营地。但这次他不是悄然出城，而是身边有几个显赫的朝官跟随，他面前的保加利亚国王也不像十一年前那么顺从了。西米恩决定不再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谈判了。如果牧首是出城谈判的话，皇帝为什么不来？他轻蔑地告知尼古拉斯，在他出城之后自己改变了主意。如果帝国想要和谈，那么他必须和罗曼努斯亲自商谈。

皇帝并不反对。他从来都是倾向于谈判而非战斗，他也决心要结束保加利亚人的频繁侵袭。然而谈判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他并不信任西米恩，西米恩同样不信任他，两人也都不会忘记一个世纪之前，克鲁姆可汗与利奥五世谈判时发生了什么。于是皇帝下令在金角湾北端的葛斯弥迪乌姆（Cosmidium） [3] 建造了一个深入海中的码头，中央保留一道横断的栅栏。两人达成协议，西米恩将从陆地登上码头，罗曼努斯则乘自己的皇帝战舰前来。在他们会谈之时，这道栅栏将全程保持封闭。

这场会谈在9月2日星期四进行。 [4] 西米恩来得颇为招摇，身边陪伴着大量的护卫，并浮夸地下令，在他抵达栅栏之前对周边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罗曼努斯则在牧首的陪同下谨慎且克制地前来，身边带着全城最神圣的圣物——圣母的斗篷，他将这件圣物从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之中借出，作为这次会谈重要性的保证。在因交换俘虏而短暂拖延之后，两位君主终于得以面对面会谈了。

我们的资料全部是希腊语的，因此无一例外存在偏颇之处。然而几乎没有疑问的是，罗曼努斯掌控了这次谈判，他以典型的拜占庭方式向自己的对手发表了一段布道。他并没有像西米恩预计的那样屈膝求和，而是指出他也是基督徒，要求他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罗曼努斯确实也提出增加岁贡，但只是在说教之中一带而过，许多听众可能完全没能注意到。对那些注意到的人而言，与其说这是妥协，倒不如说是出于仁慈的主动奉献，以拯救一个罪人的灵魂。

无论如何评价，罗曼努斯的表现都可谓机巧，其成果也远超皇帝与牧首的预期。罗曼努斯是和谈之中的弱势一方，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毕竟是他在向保加利亚人求和，而不是相反。此外，身为亚美尼亚人农民的儿子，他的出身也比西米恩低微——身为可汗家族的直系后裔，西米恩至少可以上溯至四代之前的克鲁姆大汗，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的贵族祖先。但在罗曼努斯发言时，他却带上了千年的罗马帝国的权威，相比之下，保加利亚不过是个暴发户，是一个还未摆脱野蛮的民族建立的年轻国家，而西米恩也清楚这一点。

在谈判之时，有两只鹰飞来，起初共同盘旋，而后突然分开，一只在君士坦丁堡的塔楼上盘旋，另一只则向西飞往色雷斯。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认定这是个预兆，其寓意不言自明。西米恩即使拼尽全力，也无法成为拜占庭城的主人，巴尔干半岛将留下两个统治者，不会只有一个。

西米恩撤军（926）

此后事态的发展也不难预料了。罗曼努斯提出的岁贡细节很快得到确认，和约要求每年提供一百件“绸衣”（scaramangia）——这种配有华贵刺绣的丝绸长袍即使在君士坦丁堡也是最为昂贵的奢侈品，西米恩则同意撤出帝国领土和他控制的黑海沿岸的堡垒。签约之后，他默然通过栅栏，骑上战马，返回家乡。他此后再也没有入侵过帝国。

他的性格并没有就此改变，此时的他年逾六旬，已经掌控三十余年的王位。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花豹纵使老去，身上的斑点也不会更易。然而他不再梦想掌控君士坦丁堡了，他在925年近乎悲哀地自称“瓦西琉斯”，自封“罗马人与保加利亚人的君主”，做出这样轻率幼稚、与国家领袖不相称的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认失败。正如罗曼努斯那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讥讽，他就是自封巴格达哈里发也没人去阻拦。次年，作为一种同样无力的抵抗，西米恩最终宣称保加利亚教会独立，将保加利亚大主教立为牧首。尼古拉斯若是看到这场噩梦成真，也许会惊恐万状，但他早在925年5月已经逝世，而其他人对此似乎都不怎么在意。君士坦丁堡完全没有出言反对，我们难免会认为，这也许更让西米恩怒火中烧。

但他还是在试着无视君士坦丁堡，而把注意力转向西面的敌人，即塞尔维亚人和滨海的尚武国度克罗地亚王国。他轻易地击垮了塞尔维亚人，但克罗地亚王国击退了他，并在926年几乎全歼了保加利亚大军。西米恩此后再也未能恢复，他被迫签订屈辱的和约，浑浑噩噩地进入次年的春季。此时，他的精神已然崩溃，927年5月27日，幻灭而失落的他就此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5]

和约（927）

西米恩留下了继承问题的明确安排。保加利亚的王位将传给他第二次婚姻生下的三个儿子中的兄长——尚未成年的彼得（Peter）， [6] 而在他年少时，他的舅父乔治·苏尔苏布尔（George Sursubul）将作为摄政者。然而摄政往往充满危机，特别是在西米恩这样强势的领袖离世之后的摄政。乔治也很快清楚，如果想要存活，他必须与拜占庭帝国达成更加正式的和约，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加上姻亲的保障。他派出使节觐见罗曼努斯，后者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不久之后双方便在边境城市墨森布里亚进行会谈，并迅速达成了协议。皇帝和他的随从们随后返回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的代表团也一同前往。在那里，乔治欣喜地见到了年轻的玛丽亚·利卡潘努斯（Maria Lecapena），即罗曼努斯的长子克里斯多弗的女儿。在试探性的和谈得到了有利的回复之后，他立即给自己的外甥送信，要他一同前来。

这场皇室婚姻——这是五百多年来，拜占庭城中的公主第一次出嫁到帝国之外——在10月8日于佩盖的宫殿中举行，而此时距离西米恩逝世仅仅过去了四个半月。牧首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他在925年接替尼古拉斯，而皇帝的儿子塞奥菲拉科特时年八岁，年龄太小以至于不能任职——主持婚礼并祝福新人。为庆祝和平，新娘也改名为伊琳妮（Irene），而后短暂返回君士坦丁堡（也许是因为某些妇科问题），彼得则在佩盖等待。三天后她返回新郎身边，参与奢华的婚宴。然后她流着泪——此时的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仍然没有成年，完全不清楚在自己即将前往的蛮族土地上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告别了家人，带着大量的嫁妆往西北方行进。

编年史家似乎全部被奢华的婚宴吸引住了，而近乎完全没有讨论与此同时签署的和约的具体条款。其中应当只在领土划分问题上有一两处有限的改动，同时确认了付给彼得的岁贡数额——实质上这仅仅是对西米恩和罗曼努斯在金角湾达成的协议的再度确认，但如今名义上则是给玛丽亚（伊琳妮）支付的额外补助。一方面，如果她不在人世便不再支付；另一方面，其数额应当仅仅能够保证她能够按照拜占庭公主的方式过合宜的生活。 [7] 最后，同时代的记载明确提及，罗曼努斯同意正式确认保加利亚牧首的独立地位，并承认彼得为“沙皇”（Tsar），即希腊语的“瓦西琉斯”。牧首区问题对他而言意义不大，此时已为既成事实，君士坦丁堡虽然对此不满，但至少除掉了保加利亚人最喜欢的一个敲诈筹码，即臣服于罗马。“瓦西琉斯”问题则更难接受，然而实际上，这一问题被直接无视了，在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于945年掌权之前，君士坦丁堡的正式公文之中仅仅称呼彼得为“首领”（archon）。

罗曼努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签署的和约清晰地说明，虽然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但保加利亚人还是占了上风。也许靠着耐心与持续的外交，他能够获取更为有利的条款，但这样做并不值得。为了迅速获取无异议的协议，并以姻亲保证与保加利亚的同盟关系，他愿意受一些羞辱。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初四年之中，他需要同时抵御两场叛乱（分别发生于阿普利亚和东北边境的查尔迪亚军区）以及不时出现的新阴谋，无法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但此时的他地位已经稳固。所有反对他的政府官员与宫廷官员都被流放到远方或送进修道院，所有要职均已被他的支持者掌控。海军全部支持他，大批陆军也是如此。教会在一个卑屈的新牧首掌控之下也不会发难。罗曼努斯本人不但是加冕并受膏的皇帝，更是一个人丁兴旺的皇室家族的族长。他的潜在对手，以及自己的女婿，也已经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终于安全了。

更重要的是，在西米恩死去一两年之后，保加利亚的耗竭迹象已经显而易见。若不能夺取拜占庭城，这个国家便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但拜占庭城依然牢不可破。西米恩别无选择，只得一次次撤兵离开，只能在与巴尔干半岛上以及草原上的其他部族的作战之中拖耗，而在这样的战争中他无望胜利。年轻的彼得，除了成为拜占庭皇帝的女婿之外，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的野心勃勃。尽管他在道德上更胜一筹——他的许多臣民把他当作圣人看待——事实上他却是个柔弱且平庸的统治者，在四十二年的统治时期中从不知如何掌控他的波雅尔贵族们，更无力让他的国家维持稳固。就此，在这半个世纪之中，保加利亚不再对帝国构成威胁。直到一个新的君主代表一个新的王朝出现时，保加利亚才得以再度挑战君士坦丁堡的权威，成为一个值得一决胜负的对手。

库尔库阿斯的征战（934）

与保加利亚的和平终于让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得以将军力聚集到东部——对帝国而言，这一地区对帝国正常运转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巴尔干半岛。这里有最富裕的农庄与最肥沃的田野，拥有近乎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几个世纪以来都在稳定地为帝国提供坚强的战士。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基督教世界的前线，整个欧洲都要依赖这里的稳固与坚实。

大约在900年，利奥六世吞并了亚美尼亚小王公特克斯的曼努埃尔（Manuel of Teces）的土地，以这块土地为基础，也许加上了一两个周边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区，即美索不达米亚军区。 [8] 除了这个不怎么重要的例外，帝国的东部边境在他逝世时已经近乎两个世纪没有改变。双方的掠夺行动早已成了惯例，而若是某一年的夏天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对另一方的土地发动陆上或海上的远征，反倒成了新鲜事。但这些远征，尽管部队规模往往可观，但目的仅仅是掠夺战利品，而不是拓展领土，而且大多没有带来任何长期影响。

尔后，923年，拜占庭帝国最为出色的将军之一成为帝国陆军的最高指挥官。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Curcuas）——有些资料用他的教名古尔根（Gourgen）称呼他——和皇帝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祖籍是亚美尼亚最北方的地区，即今格鲁吉亚。就现存的资料来看，两人是老朋友，罗曼努斯起兵夺权时，在都城集结人员的任务就主要由库尔库阿斯执行。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之中，整个帝国为罗曼努斯服役的人里面，没有人比他更为忠实且勤恳。在他获取指挥权的第一年，最出色的胜利却来自海军而非陆军。的黎波里的利奥，那个十九年前摧毁塞萨洛尼基的叛教者最终被击败。924年，为与西米恩作战，罗曼努斯和哈里发签订了两年的和约。但自926年起，随着保加利亚人的问题解决，他终于开始对阿拉伯人作战。接下来的十八年之中，东部那漫长且悬而未决的战争态势终于开始全面改变。在萨拉森人的征服时代之初，穆斯林便牢固地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在他们最初的侵袭结束之后，他们再没有达成什么重大的进展。尽管在上个世纪，米哈伊尔三世在位时，帝国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但依然没有对传统上由萨拉森人控制的土地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在库尔库阿斯军事行动的最初六年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帝国在亚美尼亚的主权，并在932年夺取了曼齐刻尔特——这座城市此后在拜占庭历史之中留下了可怕的一页。在库尔库阿斯夺取了这座城市和佩尔克里（Percri）、克拉特［Khelat，今阿赫拉特（Ahlat）］以及其他凡湖以北及周边地区的城镇之后，他便得以控制进入亚美尼亚中部的道路，可以进入更南边的瓦斯普拉坎（Vaspurakan）地区。仅在两年后，934年5月19日，他完成了更大的胜利：夺取梅利泰内。这里也成为第一个并入帝国的重要埃米尔国。

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他却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强势的摩苏尔（Mosul）埃米尔，哈马丹家族的赛义夫·达夫拉（Saïf ed-Daula），即“帝国之剑”，发动了一场反攻。940年，赛义夫已经让库尔库阿斯颇为紧张，事态本有可能急转直下，但巴格达的一场危机把他召回了自己的都城——此时的阿拔斯帝国正在迅速瓦解。对拜占庭帝国而言，他们的好运甚至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因为若是埃米尔继续保持压力，他们将更难面对次年夏天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的危机。

罗斯人的第二次袭击（941）

941年，君士坦丁堡那些年迈的居民之中，也许还有人曾听父母讲过他们在八十一年前经历的那次恐怖（所幸时间不长）——罗斯人的掠夺。那时的罗斯人是原始且颇为混杂的力量，主要由斯拉夫人组成，在一个很可能来自北欧的封建领主率领之下前来。但在这段时间之中，他们确实得到了相当的发展。882年左右，维京人奥列格（Oleg）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向南，沿第聂伯河来到基辅，夺取这里之后，他以此为都城创立了一个新的罗斯城邦。自此之后城邦的贸易便不断发展，并在911年与拜占庭帝国皇帝利奥六世签署了贸易协定，罗斯的商人能够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一定的优先权——当然也包括一些保证条款。斯拉夫编年史家，所谓的内斯托尔（Nestor）——尽管这个名字有误——认定这个贸易协议的签署是因为奥列格发动了一次水陆并进的大规模远征，带着两千艘舰船和不计其数的部队在四年前，即907年抵达君士坦丁堡。他还声称在作战时奥列格把船只装上轮子，拖上佩拉山（Pera），然后拖下山进入金角湾，正如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时所做的那样。这次突袭在其他任何资料之中都不曾出现，基本可以肯定是伪造。可以确定的是奥列格于次年逝世，基辅大公由留里克（Rurik）之子伊戈尔（Igor）继任。但伊戈尔在941年6月初派出的大规模舰队确有其事。

此时的希腊编年史家记载称罗斯人的舰队之中，舰船数量为一万艘，甚至一万五千艘；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他的继父那时是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使节，应当能够给他提供这一事件的一手信息）的记载则认定为“一千艘以上”（mille et eo amplius），此说法应当更为可信。无论如何，当罗曼努斯从已成盟友的保加利亚人那里得知罗斯人进军的消息时，他的心无疑沉到了谷底。他的陆军正在帝国东部作战，他的舰队则分别在地中海与黑海活动。他立即给陆军和海军发出加急信，下令他们立即返回。与此同时，城中的造船厂夜以继日地工作，想要把都城最后那点可怜的海军力量整备出来——十五艘旧战舰的船体，它们早已被扔在垃圾场，但所幸尚未被拆毁。这十五艘旧舰船上安装了希腊火发射器，在首席典衣官（protovestiarius）塞奥法内斯（Theophanes）的指挥之下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北端封锁海面。塞奥法内斯来得正是时候，6月11日早晨，罗斯人的舰队便出现在海平面上。他立即发起了进攻。

对希腊火在拜占庭历史之中的重要性，很难下一个过誉的评论。在不计其数的海上作战之中，希腊火一次又一次将必败战转化为胜利。对萨拉森舰队而言，这一武器实在是太熟悉了——尽管他们还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应对方式。对罗斯人而言，这却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先头的舰船起火燃烧之后，余下的舰船便仓促逃走，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向东沿比提尼亚地区的黑海沿岸航行。他们在这里武装登陆，对滨海城镇和村庄发起进攻，宣泄他们被挡在都城之外的愤怒与沮丧，给当地人带来了不堪入目的恐怖。据称他们对教士格外凶狠，一些人被当成箭靶射杀，其他人则更为不幸，被铁钎刺穿了头骨。

这些恐怖活动持续了许多个星期，但亚美尼亚坎军区的将军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率所部的征召部队迅速抵达这一地区，并尽可能地限制了这些掠夺者的行动，为库尔库阿斯的主力部队铺平了道路。舰队也在全速赶来，每一中队抵达之后也和塞奥法内斯一样立即发起进攻。不久之后，罗斯人便被迫防御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失败，秋季即将到来，他们急于起航返回家乡。但此时为时已晚。拜占庭人的舰队已经挡住他们逃往开阔海域的道路，并在逐渐抵近。9月初，他们向西北方向发动拼死一搏，想要突入色雷斯，而塞奥法内斯再度先他们一步抵达。突然之间，如内斯托尔的编年史所说，海面上满是“飞起来的火焰”，罗斯人的船只如同木柴一般燃烧着。船上的人纷纷跳入海中，但他们也没有什么希望。一些人被沉重的盔甲直接拖到了海底，更不幸的人则在漂浮着燃油的海水之中被活活烧死烫死。只有极少数人从这个地狱之中逃走，把灾难的消息带给他们的君主。君士坦丁堡则陷入了狂欢，塞奥法内斯得到了英雄一般的欢迎，并被当场提升为内廷总管。罗曼努斯首次毫不留情地处理了罗斯俘虏——考虑到他们所制造的杀戮，这也不足为奇。按照柳特普兰德的记载，他们都在他的继父面前被当场处决——尽管这位和平使节为何要前来观看这样的血腥场面，却没有得到解释。 [9]

罗曼努斯与罗斯人的征战还没有就此结束。三年后，伊戈尔再度发起进攻。这次他水陆并进，动员了他统治的每一个部落的武装力量，还雇佣了大批佩切涅格人。皇帝一如既往收到了警报。保加利亚人向他通报了敌军陆军出征的消息，克里米亚的赫尔松的居民则送来了令人窒息的报告，称敌军舰船规模之大甚至足以覆盖整个海平面。罗曼努斯若是可以避免战争，便会设法避免。他此前确实大获全胜，但为此付出了相当的流血牺牲，遭受了不小的破坏，而且此时他的陆军依然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次他们离都城的距离比上次还要远。他不知道这些部队能否及时返回，更不愿意终止这次格外成功的远征。他决定派信使与率领陆军的伊戈尔和谈，意图达成协议。他们在多瑙河与大公会谈，并颇为轻易地达成了协议，给佩切涅格人的打赏也让他们心满意足，他们乐于在保加利亚掠夺。

与罗斯人的协议（942）

次年春季，一个来自基辅的使团前来商讨新的政治与贸易协议。最终起草的条约之中，一方以伊戈尔的名义，另一方则以罗曼努斯以及其他所有共治皇帝的名义——内斯托尔的编年史一字不差地记载了条约全文。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贸易的一系列细节，双方拥有的权利与需要履行的义务，以及双方的商人在对方的土地之上所享有的特权。比如第二条便规定罗斯人若是要进入君士坦丁堡，每个团体的人数就不得超过五十人，不得携带武器，且必须有帝国的代表陪同；任何价值超过五十“佐罗尼克”（zolotniki） [10] 的交易需要申报并纳税。其他条款则涉及对逃亡奴隶的处理，引渡问题，罗斯人或拜占庭人在对方领土上犯罪时的处理，以及在遭遇第三方势力威胁时，缔约双方的一方应当立即为另一方提供尽可能的援助。在皇帝签署条约之后，罗斯人返回基辅，一名帝国的谈判代表随行，以在大公同意的条约修订版上签字。双方都为这一成果感到满意，他们也应当如此。罗斯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就此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平稳安定。

在941年摧毁罗斯人舰队之后，约翰·库尔库阿斯立即率部返回了东部。他欣慰地发现他离开时的阵地依然完好无损，他的劲敌赛义夫依然在巴格达为濒于崩溃的哈里发统治而奔波，而他似乎完全可以进行一次无人干扰的进攻。因而在942年年初，他突入阿勒颇地区，尽管没能夺取该城，但还是掳走了大批俘虏，据阿拉伯资料称他掳走了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盛夏时节，他率部返回帝国领土，休整部队，整备装备并储存粮秣，并在秋季时——叙利亚的天气与亚美尼亚不同，全年都可以行军作战——再度发起进攻。他顺时针绕过了凡湖，随即向西攻击底格里斯河河畔的坚固堡垒城市阿米达 [11] 。随后他折向东南进攻尼西宾（Nisibin），而后再向西折向埃德萨。

埃德萨早在第一次穆斯林征服之时便于641年陷落了，但一直以来可贵地保持着基督教城市的身份。五世纪时，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之后被帝国驱逐的聂斯脱里派 [12] 曾来到这里避难，此后，受迫害的基督一性论派也在这里得到了庇护。然而对于十世纪的东方基督徒而言，埃德萨最著名的还是城中的两件无价之宝：生病的国王阿布贾一世（Abgar Ⅰ）在请求耶稣基督前来治疗他之后收到的基督的回信，以及神秘地印在一块布上的耶稣肖像。 [13] 这两件圣物实际均属伪造，布上的肖像在五世纪之前从来未见于任何记载，而那封信早在494年便被教皇杰拉斯（Gelasius）证实为赝品。但传说依然存在，而十世纪时城中至少已有三块布，雅可比派、聂斯脱里派和麦勒卡派均拥有一块，且均自称自己所有的那块是真品。 [14]

然而在库尔库阿斯看来，这圣物只有一件，而他决心要拿到这件圣物。他随即向城中居民提出和谈，愿意释放全部俘虏来交换这块肖像布。埃德萨随即陷入困境。城中人大多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伊斯兰教认为耶稣是“接近神”的人，因此他的肖像也是神圣的。他们回复称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禀告哈里发，由哈里发来决定。将军愿意暂时休战等待哈里发的回复吗？库尔库阿斯同意了，毕竟他可做的事还有很多。接下来的一年之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美索不达米亚破坏，并夺取了达拉和拉斯艾因（Ras al-Ain），还抓了一千俘虏，而后返回埃德萨等待。

罗曼努斯失势（944）

944年春，埃德萨的居民等到了答案。此时已经没有拯救这座城市以及城中居民的其他方法，哈里发因而同意交出肖像布。在隆重的典礼之中，这件圣物从城中取出，庄严地交到了库尔库阿斯的手中，他立即将它在严密护送之下送到了君士坦丁堡。8月初，他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内廷总管塞奥法内斯在那里等待，并亲自携带这件圣物，交到在布拉赫内宫等待的皇帝那里。几天之后，在圣母安息节 [15] 的盛宴上，圣物庄严地通过金门进入都城。三位依然在世的年轻皇帝——克里斯多弗于931年病故，罗曼努斯因病不能出席——和牧首一同正式接受了圣物，并以凯旋式的典礼穿越城区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记载提及典礼之中出现了两个尴尬的事件。其一是罗曼努斯的两个儿子根本没有认出这块布上的肖像是基督——紫衣贵胄当然能轻易认出；其二是一个所谓的疯子在人群之中突然高喊了一句：“君士坦丁堡！接受荣耀与祝福吧！君士坦丁！接受皇位吧！”

事实上，这句规劝算不得“疯”，听到这句话的人中，大多数人也应当同意。现在，看上去利卡潘努斯家族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罗曼努斯已经不复当年，年逾古稀的他和许多先辈一样，与僧侣们共度的时间比与官员们共度的时间还多。他对国务的掌控愈发松懈，愈发陷入病态的虔诚。他相信自己行将就木，而他也不再清醒了。他确实是位勤政的皇帝，也可谓成功，但他确实没有获取皇位的正当理由，而是靠虚伪与欺骗窃据皇位，并在这二十多年间把合法的皇帝排挤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而把他那几个无能的儿子立为皇帝。

他们也确实无能，至少在世的那两个如此。长子克里斯多弗曾经颇有前途，如果没有去世的话足以继承他的父亲。但他的两个兄弟——斯蒂芬（Stephe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 [16] 却因为淫荡与腐败而恶名远扬，他们还灾难般地热衷阴谋。943年，他们已经攻击约翰·库尔库阿斯——他们颇莫名其妙地嫉妒他的权势与风头——并成功阻止自己的父亲让他的外孙罗曼努斯（Romanus，紫衣贵胄君士坦丁和海伦娜的儿子）与库尔库阿斯的女儿尤弗洛斯内（Euphrosyne）成婚，即使库尔库阿斯非常想要促成这场婚姻。次年年末，他们更是迫使罗曼努斯把这个世纪之中最成功的将军从那次连连取胜的远征之中召回，而让他们的亲戚潘瑟里奥斯（Pantherius）取而代之——而此人的全军几个月之后便被彻底击溃。

老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言听计从，足以说明他已经衰朽不堪。他虽然和大部分海员一样迷信，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的成功是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及足够可靠的理智才得以达成的。但现在这一切似乎都消失了。畏惧死亡的他如今只考虑一件事：拯救自己的灵魂。在一大批神学顾问的鼓动之下，他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寻求拯救。他一度免除了君士坦丁堡之中的所有租金，并将所有欠款一笔勾销，而这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惊人的压力；他还下令将所有不肯立即接受正统信仰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赶走。在这悲哀的最后岁月之中，他唯一理智的举措便是立下遗嘱，其中确立紫衣贵胄君士坦丁的地位高于他自己的儿子，并就此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也不会掌权。

遗嘱本身的内容确实可谓理智。然而在公布这一遗嘱的问题上，罗曼努斯犯下了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之一：他让自己的儿子清晰地意识到，除非他们立即完成决定性的举措，否则他们便彻底失败了。考虑到他们此前所做的一切，若是君士坦丁掌权，他们要落得什么下场呢？流放？阉割？被迫成为修士？甚至也许更恶劣。现在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发动政变。944年圣诞节五天之前，在政府机关午休时，这两个利卡潘努斯家族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溜进圣宫，并迅速来到老皇帝的病榻之前。当他们带走他时，老皇帝没有反抗，任由他们把自己送到布克里昂，送上一艘小船。几分钟之后，罗曼努斯便开始了往王子群岛中距离最近的普罗蒂岛（Proti）的旅途，而城中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他在那里被剃度，被迫发誓成为僧侣——其实也许他也乐于落得解脱。

支持君士坦丁的呼声（944）

此时他的儿子们已经返回大陆，君士坦丁堡全城人都急于得知结果。没有人太在意罗曼努斯怎么样了，他并没有遭到虐待，而且虽然他受欢迎，但城中人没忘记他窃据皇位的事。此时所有人都在谈论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他在哪里？不久之后，愤怒而起疑的居民便聚集到了皇宫之外。君士坦丁出现在窗口，他看起来安全而略有些头发凌乱， [17] 看到此景之后人们才散去了。

此时发生了一些政变者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君士坦丁本人应当也没想到：君士坦丁是受臣民爱戴的。他从来都不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相反，他被蓄意雪藏，仅有国家典礼必须出席时，他才能够和公众见面。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此。他有另一个其他几位皇帝都没有的优势——合法性。身为智者利奥的儿子、伟大的巴西尔的孙子，又是紫衣贵胄的他，是拜占庭城之中唯一合法的皇帝。至于利卡潘努斯家族，不过是篡位者而已。他们所谓的臣民早已厌烦他们。

两兄弟此时才发现自己严重误算了。他们打算在时机合适时用解决自己父亲的手段，把君士坦丁也解决掉。但在如此强大的公众意愿面前，这已经不再可能。他们因此采取了唯一可能的手段：勉强且不情愿地正式承认君士坦丁为第一顺位的皇帝。这种共治关系自然颇为不安，紫衣贵胄与利卡潘努斯家族都尽可能在重要职务之上安插自己的支持者。若是只有他一人，温和且避世的君士坦丁也许会维持现状——即使他愿意如此，现状也不太可能维持多久。但他的妻子海伦娜坚定得多。二十五年来，她忠实地为自己的丈夫与自己的家人对抗，而现在她全力请求他及时采取行动。他动摇了一小段时间，但不久之后便收到了一个他无法忽视的消息：他的妻舅们打算谋杀他。他不再犹豫，在海伦娜的催促下下达了命令。945年1月27日，与他共治的两位皇帝被逮捕，送到普罗蒂岛剃度，陪伴他们的父亲。按照希腊编年史家的记载，这个老人用以赛亚的一句极其合宜的话来迎接自己的儿子们：“我把孩子抚养长大，他们竟背叛了我！” [18] 然而柳特普兰德的继父、主教西格弗里德（Sigefred）此时依然在君士坦丁堡担任意大利国王于格（Hugh）的使节，他和来自罗马、加埃塔（Gaeta）和阿马尔菲（Amalfi）的代表在五个星期之前都明确表示支持君士坦丁，柳特普兰德就此留下了一段更具宗教意味的记载。

当他们的父亲罗曼努斯得知他们抵达的消息时，他感谢上帝，并欣然走出修道院大门迎接他们，高喊着：“多美好的一刻啊，陛下竟然来到我低贱的住所了。我因为溺爱孩子才被赶出宫中，而我想，若是如此，你们在宫中怕是也留不久了。幸好你们提前把我送到了这里，我和同道们以及为基督奋斗的士兵们整天都只在意灵魂。如果熟悉繁文缛节的我不在这里的话，他们便不知道要如何迎接皇帝了。这是备好的凉开水，此时已经如哥特的雪一般冰凉；这是新鲜的软青豆，以及刚刚采摘的韭葱。你们不会得到鱼贩子出售的那些让人生病的食物，患上那些因为我们频繁的斋戒而生的疾病。 [19] 我们狭小的住所无法容纳大批招摇的随从，但对因为不肯抛弃自己年迈的父亲而特意前来的二位陛下而言，应当是足够了。” [20]

这个老人若是确实如此回应，他这两个不孝的儿子得知自己要被送出普罗蒂岛时，也许还能松口气。但他们的妹夫为他们的未来进行了考虑，他明智地把两人分开了。斯蒂芬被送到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洛克尼苏斯岛（Proconnesus），而后转往罗德岛，最终送到莱斯沃斯岛；他的兄弟在特内多斯岛（Tenedos）短暂停留之后，又被转往萨莫色雷斯岛。在利卡潘努斯家族之中，依然掌权的就只剩下皇后海伦娜、牧首塞奥菲拉科特，以及远在保加利亚的王后玛丽亚（伊琳妮）了。 [21]

罗曼努斯公开认罪（946）

老皇帝则留在他的修道院之中，在祈祷与忏悔之中度日。他的良心依然不能安生，恐怖的噩梦仍然让他难以安眠。在一场噩梦之中，他看到自己和儿子君士坦丁与赫拉克利亚主教一同被赶入地狱，直到最后一刻，圣母向他伸出手，让他脱离地狱，另外两人则没能得到拯救。几天后，他得知两人都在那个夜晚死去——君士坦丁打算逃离软禁地，他杀死了自己的看守，但随后被其他警卫砍杀。罗曼努斯被这场梦，以及此后发生的灾难般的事吓倒了，他公开认罪并表示自责。946年，耶稣受难节的星期四，三百多名僧侣从帝国各地赶来，据说还有从罗马来的代表。他们吟唱着《愿主垂怜》（Kyrie Eleison ），这位老人则一条一条列举着自己的罪行，为每一条罪行寻求宽恕。最终，在高阶圣坛之前，他遭到一个年轻教士的鞭笞与羞辱，而后才得以返回自己的修道院。记录他罪恶的书被送到了德尔莫凯特斯（Dermocaetes）那里，这个高尚的僧侣居住在比提尼亚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修道院中，他收到了一笔捐赠，目的是请求他和整个修道院进行两周的斋戒，为罗曼努斯的灵魂祈祷。他们也这么做了，据说随后德尔莫凯特斯听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确认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同意。他把那本书——书页已经神奇地变为空白——送还给罗曼努斯，后者决定把这本书带进自己的坟墓。

此时，近乎不可想象的是，出现了一场阴谋。他的朋友、内廷总管塞奥法内斯和他的儿子塞奥菲拉科特 [22] 决心让他复位。更奇怪的是，据称罗曼努斯也支持此事。但由于实力太弱，这场阴谋在造成任何损害之前便被揭发了。牧首靠着自己的职位得以免于处罚，塞奥法内斯则被流放了，这位忠实的宦官若是多保持几天对皇帝的忠诚，也许不会落得如此悲哀的结局。罗曼努斯见证了自己老朋友的失势，但此时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了。他于948年6月15日逝世，遗体被运回君士坦丁堡，在米雷莱乌姆（Myrelaeum）修道院与他的妻子合葬。

对罗曼努斯的评价（948）

他确实是个好皇帝，甚至可谓伟大。靠着阴谋诡计获取皇位之后，他以智慧与宽厚治理国家，并在二十多年之中将帝国引向新的方向。他之前的那些皇帝必须应对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教会，它们在利奥六世不幸的晚年之中制造了一系列纷争；其二是保加利亚，他们接连不断的胜利最终让佐伊失势。罗曼努斯却近乎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而且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先让自己的敌人占上风，等待他们力量耗竭之后再保证他们无法重来。这一手段对牧首尼古拉斯相当有效，罗曼努斯不断恭维并迁就他，直到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老人最终逝世。之后他先后扶持了两个傀儡短暂继任，最终将牧首之位传到了自己儿子的手中。这一手段对保加利亚人同样有效，他为此暂时牺牲色雷斯，因为他清楚君士坦丁堡此时稳如泰山，将来也难以撼动。在西米恩撒手人寰之后，他愿意进行各种各样的让步，乃至牺牲自己的女儿，只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罗曼努斯的外交仅仅在东部没有用处。军事力量是这里唯一可行的手段，既然他没有在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之中折损一兵一卒，他就得以把全部陆军和海军投入对萨拉森敌人的战争。必须承认，他可称幸运。首先是约翰·库尔库阿斯，罗曼努斯发现了这位能力格外出众的将军；其次是阿拔斯哈里发，如今他们已经没有实权。然而无论如何，事实上这是自伊斯兰教崛起之后，基督徒第一次成为进攻方。

在国内，在格外安稳的一个统治时期之中，罗曼努斯展现了他应对保加利亚人时展现的一系列品质。他无疑厌恶流血杀戮，而这一美德在这纷争激烈的岁月之中诚然罕见。他一次次流放了罪犯，而没有将他们处死，甚至对针对他本人的阴谋者也如此宽容。他的善良似乎是出于挚诚，在928年的寒冬，君士坦丁堡历史上最漫长也最寒冷的冬季，是他亲自安排了食物的紧急供应。他也愿为家庭奉献，但他在儿子们身上的奉献，似乎过犹不及了。

那么，他为什么不受爱戴呢？当他的儿子们背叛他时，为什么他的臣民无人抗议或出手相助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厌恶篡位者吗？还是他的性格之中存在令人厌恶的因素？也许我们可以为这个谜团找到一些解释，毕竟罗曼努斯的美德与品质并没有出众到令公众崇拜的地步。他不是出色的军人，也不是出色的立法者；他在土地改革上的雄心并未达成长期效果，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也兴趣索然。他似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从来不在大竞技场观看比赛。简而言之，尽管他竭力为自己的臣民提供面包，却很少在有趣的方面受人瞩目。市民们往往直接无视了他，而当人们想起他时，也只能想起这个干练、安静而极为苍白的人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忘记的事：篡位。

如我们所知，他也没有忘记这一切。他记得清清楚楚，带着悔恨，他人生之中的最后几年在内心接连不断的折磨之中度过。这样的惩罚足够了，他尽管起初篡夺了皇位，此后却成功地治理了帝国。他人生最终得到了内心的安宁，罪业得到了赦免，也可谓欣慰了。

[1] 佩盖存在一些问题，希腊语的原意为“溪流”或者“源泉”。R.雅南（R.Janin）的作品，即本书在君士坦丁堡地形学方面的主要参考资料（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Paris，1950）中，提到这道城门外有一座同名的“溪流宫”——今称锡利夫里卡匹（Silivri Kapi），另外一座“溪流宫”则位于金角湾一侧，位于今卡斯姆帕萨（Kasimpaşa）。然而这两个位置都与《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的说法不完全一致，此书将佩盖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斯特努姆联系起来。是有第三处同名的宫殿，还是雅南的说法有误呢？

[2] 法蒂玛家族信仰什叶派，他们自称是先知女儿法蒂玛和丈夫阿里的后代。909年，家族成员阿布·阿卜杜拉赶走了凯鲁万的阿拉伯王公，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所谓“奥拜杜拉”（Obaidullah），自称马赫迪，并不断挑战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的权威。在969年夺取埃及之后，法蒂玛家族就此统治了埃及，直到1171年被萨拉丁终结。

[3] 即今埃于普（Eyüp）。这个拜占庭村落的名称源自那里献给圣葛斯默（St Cosmas）与圣达弥盎（St Damian）的大修道院。哀哉，这座修道院如今已荡然无存。

[4] 有关这场会谈的具体日期，乃至年份，都存在争议。我此处遵从斯蒂芬·朗西曼爵士的论断（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pp. 246～148），他对这个在我看来近乎无法解答的问题进行了完整的论述。

[5] 拜占庭方的史料则宣称是他们导致了西米恩的死，而不是克罗地亚人。《续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声称占星家报告罗曼努斯，集会所之中的某个雕像就是西米恩的“化身”。在那尊雕像被斩首之后，西米恩也立即死去了。

[6] 西米恩首次婚姻所生的儿子米哈伊尔（Michael）出于某个不得而知的原因进入了修道院。彼得的两个同胞兄弟之中，幼弟本杰明（Benjamin）成了巴尔干狼人那漫长而恶名远扬的家系之中的最早成员——也确实是身份最高的成员。“他如此精于魔法，以至于可以在他人面前突然化成狼，或者其他野兽。”（Liudprand of Cremona，Anopodosis ，Ⅲ，29.）

[7] 这一说法来自斯蒂芬·朗西曼爵士的假设（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p. 99），他认为——虽然有些不客气——这笔钱是“给拮据的女使节，或者帝国在保加利亚宫廷之中的间谍使用的”。

[8] 并非“美索不达米亚”的原意（两河流域）所指的那个地区。此处所指的“两河”并非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而是幼发拉底河的两条主要支流。

[9] 虽然柳特普兰德在罗斯人部队规模上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事实，但必须提及，他的记述并非全然可信。

[10] “佐罗尼克”的大概价值，在讨论罗斯俘虏赎金的条约第五条中得到了体现。健全的年轻男子或美貌的女子价值十佐罗尼克，中年男女价值八佐罗尼克，老幼则价值五佐罗尼克。

[11] 这座城市壮观的中世纪城墙几乎全部保留至今，总长度超过四英里。基本可以肯定北侧的哈尔普特门（Harput）上的巨大伊斯兰浮雕是在910年完成的，此时这一浮雕应当已经存在三十多年。

[12] 见第一卷。

[13] 这应该是圣维罗妮卡传说的来源，而这个传说直到十四世纪才成形。之后这块印有肖像的布便被十字军带到法国。与都灵裹尸布颇有类似之处。

[14] J.B.西格尔（J.B.Segal）对这封信和肖像布进行了最为详尽的研究，见Edessa，‘The Blessed City’ ，Oxford 1970。此书也对这座令人着迷的古城的其他方面进行了讨论。

[15] 原词“Dormition”的原意即“入睡”，是东正教教会对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的称呼。

[16] 吉本称他为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但近年的史学家认为他不足以被称为皇帝，而称巴西尔二世的兄弟与共治皇帝为君士坦丁八世——虽然，如下文所述，后一位君士坦丁比前一位也好不了多少。

[17] “头发凌乱”（Crines solutus）见于柳特普兰德的记载。但为什么呢？也许他与人争斗了？（其他一些编年史作品，如大约在十一世纪末成书的《斯基里泽斯编年史》，认定君士坦丁七世挑唆了罗曼努斯的儿子发动政变。按这一说法，君士坦丁的“头发凌乱”或许是假装仓促前来，表明自己对政变一无所知，进而与不受欢迎的二人撇清关系。——译者注）

[18] 《以赛亚书》，1：2。

[19] 虔诚的基督徒在斋戒时不能吃肉，但可以吃鱼，而在临海的君士坦丁堡，海鱼相对容易获得，而且价格远比肉类便宜。然而由于大量摄入高蛋白、高嘌呤的鱼类，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频发痛风。从罗曼努斯一世这段话来看，同时代的医学家或许已经注意到大量摄入海鱼与痛风之间的联系。——译者注

[20] Anapodosis ，Ⅴ，23.

[21] 然而此后，克里斯多弗的儿子米哈伊尔（Michael）还是担任了宫廷政务官，得到了朝政大臣的官阶；君士坦丁·利卡潘努斯的儿子——在被阉割之后——也官至显贵。

[22] 塞奥菲拉科特在幼年便被指定成为牧首，他最终在931年，在十四岁时得以成为牧首。这个无害但过于轻佻的年轻人没有给自己的父亲惹出什么麻烦，他在自己的两千匹马身上花费的时间远多于宗教事务。当他的母马分娩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中断自己主持的仪式。如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所说：“他想要终结乐趣与虔诚之间的对立，想要以哑剧的形式来点缀教会的工作，但这遭到了非难，不过存世的记载之中提到的种种，依然足以令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正人君子惊讶。”他在牧首之位享乐了二十五年，直到956年在骑马时意外逝世。

第十一章 学者皇帝（945～963）

他的性格之中缺乏力量，不可能干练而光荣地生活，而他闲暇时最热衷的学术，绝不是一个君主该做的正事。皇帝无视了实际情况，用死板的理论教育自己的儿子罗曼努斯如何管理帝国，他则沉浸在放纵与怠惰之中，把帝国的大权扔到他的妻子海伦娜手中，而她的反复无常，让每一个大臣都因选出一个更加无能的继任者感到后悔。但君士坦丁的出生与不幸让希腊人爱戴他，为他的失败开脱，尊重他的学识、无辜与仁慈，以及主持正义。他的葬礼上，他的臣民们衷心地以眼泪为他送行。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八章

945年年初，当紫衣贵胄君士坦丁解决了他的妻舅们，得以全权掌控拜占庭帝国时，他早已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年轻人。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像一棵柏树一样挺拔” [1] 。他泛红的脸颊掩盖在浓密的胡须之中，浅蓝色的眼睛闪着光芒，此时的他仿佛一生之中不曾病弱。在现代人看来，他确实明显超重，久坐不动与胃口极好的他难免如此，但十世纪时，人们并不认为壮硕是坏事，而三十九岁的人在那时当然算是中年人了。

君士坦丁的作品（945）

在这三十九年之中的三十六年时光里，君士坦丁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在这一时期，他全程没有参与任何帝国政府的管理，仅在必须时才得以与公众见面，此前的两章对其原因也进行了足够的讨论。然而他并没有浪费时间。他继承了自己的父亲智者利奥对书籍与学术的热爱，但他相比利奥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确实没能实现自己的宏愿，如他在自己所写的巴西尔一世的生平传记 [2] 的第一章所说，他希望完成拜占庭帝国的全史，但没能成功，甚至没能完成对马其顿王朝至此的全部记述。即使如此，他留下的作品规模依然相当可观。几乎没有哪位记述者对所处时代的情况留下了如此多的记载，而皇帝之中更是仅此一位了。

在祖父的传记之外，君士坦丁还留下了两部重要的著述。第一本是《论帝国礼仪》，这是一本讨论拜占庭帝国宫廷礼仪的百科全书，皇帝具体记述了每一场宗教盛宴，以及重大国事场合之下所要遵守的固定礼仪，涉及加冕礼、生日庆典、皇帝和皇后的洗礼与葬礼、高级政府官员与朝廷官员的授职典礼，甚至还有大竞技场中的竞赛。他记载了需要穿着的服装，需要唱诵的赞美诗，军方和市民需要进行的欢呼，蓝党与绿党的各自职责——方方面面的安排都没有被遗漏或忽视。这本书，即使随意阅读几页，也足以感受到典礼令人窒息的繁复了。而皇帝们，无论是像巴西尔一世与罗曼努斯一世那样活跃勤政的人，还是像米哈伊尔三世与亚历山大那样热衷享乐的人，怎么可能忍受如此繁文缛节？在所有的压抑之外，书中也留下了对拜占庭宫廷生活的罕见剪影。那些镶嵌画、大理石、织锦、挂毯，以及头戴皇冠身着祭服的君主，都展示着新罗马的威望。

但皇帝不只是威望的象征，他也是庞大行政体系的首脑，掌控着一个领土依然从意大利南端延伸到高加索山脉边缘的广大帝国。君士坦丁清楚，自己的儿子罗曼努斯（Romanus）终有一天要掌控这么广大的国度。因此在952年，当这个年轻的皇子十四岁时，他开始创作一部新作品，其本质上是有关帝国管理的教科书，他将书定名为《君士坦丁致其子罗曼努斯》，但我们如今称之为《论帝国管理》（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他此前的一本论述讨论了与帝国边境相接的地域，这一作品是那本论述的扩充，加上了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以及给这个少年的大量建议，以便在未来帮助他。值得一提的是，保加利亚人——这个三十年前的他一定要用最大篇幅讨论的势力，在此书中的讨论却极少。此时的显要位置留给了佩切涅格人，这个似乎人口无穷无尽，又如猛兽一般残暴的部族，此时是帝国潜在对手之中最可畏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岳父一样，本能反对任何不完全必要的战争，《论帝国管理》之中也不建议与这个部族开战，而是截然相反。

在我看来，与佩切涅格人保持和平，对我国有极大益处。应当与他们进行会谈，签订和约，每年派使节带着价值与类型合适的礼物前去，并带着他们的保证人，即人质返回，同时要带回来他们的外交代表以及一名出色的大臣，来到我们这座神佑的城市之中进行谈判，并享受皇帝的客人应有的待遇。 [3]

但如他在下文所述，这开销不少。

这些佩切涅格人贪得无厌，贪求他们部族之中任何不常见的货物，并会厚颜无耻地索取慷慨的赏赐……当帝国的使节进入他们的领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索取皇帝的赏赐。在他们自己满意之后，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妻儿老小再索取一番。 [4]

然而皇帝还是要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索取的一切，并保持风度。这样的开销终究是值得的。

然而对那些实力不那么强的势力，君士坦丁的态度则明显强硬得多。整体上，外国使节的数量要尽可能少。他们绝对不可以带走任何长袍或礼服，这些物品在异国之中价值甚高，拜占庭政府为此收到了不计其数的请求。同样，绝对不能透露希腊火的秘密。罗曼努斯应当拒绝所有联姻提议，因为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曾经颁布法令，认定皇帝的家人绝对不能与帝国之外的人成婚，唯一的例外只有法兰克人。 [5] 在此处，他对自己岳父压抑已久的怨恨就此喷涌而出。

如果有人指出皇帝罗曼努斯本人安排了类似的姻亲，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保加利亚的国王彼得，你应当回答称，罗曼努斯是个粗鄙的文盲，既没有在宫中接受过教育，幼年也没有生活在罗马人的传统之中。他并不来自皇室，甚至算不上贵族，因此往往傲慢且顽固。在这次婚姻之中，他既没有在意教会的反对，也没有遵守君士坦丁大帝的法令，而是傲慢且顽固地独断专行……他一生之中也因此颇受指责，也被元老院、人民与教会怨恨斥责，直到他人生终结时也依然如此，而这怨恨与斥责甚至在他死后，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 [6]

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945）

除了这几本书之外，还有一本《论军区》（De Thematibus ），讨论帝国各省份的历史与地理。这些作品，至少绝大部分是皇帝亲手所写，文风也满是学者式的优雅精炼。然而，在大批书记员与抄写员的帮助之下，在其他任何一方面，他也得以摘录所有可以获得的书籍与文章，讨论战略战术、历史、外交、司法、圣徒传记、医药、农业、自然科学乃至兽医学。最终的成果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本参考书对帝国政府官员而言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对其他有幸阅读这本书的人也是如此。这本书也显示了皇帝私人图书馆的藏书量，以及他本人的兴趣广博。记载提到他是个热情的收藏家，他不仅收藏书籍和手稿，也收藏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尽管出身显赫，他似乎也颇擅长绘画，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称他的绘画水平颇高。最后，他也是一位慷慨的赞助人，赞助镶嵌画师、珐琅工匠、作家、学者、金匠、银匠与珠宝工匠。

因此，紫衣贵胄君士坦丁在十世纪的文学与艺术复兴，即所谓的“马其顿复兴”之中的核心地位，与其说源自他的皇帝身份，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作家、学者、编纂者、收藏家、传记作家、画家和赞助人身份。但还有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他作为皇帝的政绩如何？按照吉本的说法，他近乎灾难；但吉本的资料来源是两份可信性不高的资料，即凯德莱努斯和佐那拉斯（Zonaras）的史料，而两人的记载均源自时代更早的《斯基里泽斯编年史》。但吉本似乎完全忽视了《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第六册的后半段，其中的记载截然不同。这段记载认定君士坦丁是出色、清醒且勤政的管理者，知人善任，在陆军、海军、教会、政府与学术职务上，他的安排不但颇具创见性，而且相当成功。他也发展了帝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对司法管理格外在意，会调查所有的不公指控，特别是穷人因此受损时，他本人也会亲自审查对长期监禁者的判决。基本上所有的记载都认定他的日常进食量远超身体所需，但他确实不是酗酒者。同样得到一致认定的是，他的脾气向来很好，对所有阶层的人都谦恭有礼，从来没人见他发怒。

萨克森人奥托（945）

考虑到君士坦丁对自己的岳父有如此的怨恨，他本能地青睐福卡斯家族也就可以理解了。在罗曼努斯发动政变之后，福卡斯家族就成了利卡潘努斯家族的死敌，而他们绝不能原谅利奥·福卡斯被公开羞辱、骑着骡子沿集会所示众的事。自此之后，他们便公开表示支持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也乐于回报他们的忠诚。他随即提升利奥的兄弟巴尔达斯·福卡斯，让他接替约翰·库尔库阿斯担任东部最高指挥官，并让巴尔达斯的儿子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和利奥（Leo）分别担任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和卡帕多西亚军区将军。然而利卡潘努斯家族的成员之中，（除皇后海伦娜之外）他完全信任的只有一人，但那也是在那人被阉割之后。他是罗曼努斯的私生子巴西尔（Basil），他被任命为皇帝的内廷总管，还亲自指挥远征进攻难缠的赛义夫·达夫拉，并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对外策略与内政方针依然保持不变。在对萨拉森人的战争上，君士坦丁决心保持压力。巴尔达斯确实难以比肩库尔库阿斯，但在他于953年受重伤之后，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接替他担任全权指挥官，并在四年后赢得了一场大胜，夺取潘菲利亚的阿达塔（Adata），并就此控制了托罗斯山脉的一个重要山口。帝国在958年再度取胜，同样出色的年轻将军约翰·齐米斯西斯夺取了幼发拉底河河畔的萨莫萨塔（今萨姆萨特）。若是加上击败克里特岛上的萨拉森人，功绩也许就会更为完全，而皇帝期望与日耳曼国王萨克森的奥托，以及（颇出乎意料）科尔多瓦的倭马亚哈里发组成一支联军。但949年的远征，结果近乎溃败。 [7]

这场远征的指挥官，宦官君士坦丁·贡吉勒斯（Constantine Gongyles）至少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此前的几次尝试也显示了克里特岛的易守难攻。很少有人直接指控君士坦丁七世，对奥托的指责则更少，毕竟他有分心的事情。他依然在建设自己于936年继承的王国，进攻东面的斯拉夫部落以扩展王国的边境；与此同时扩大自己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特别是波希米亚与勃艮第。君士坦丁似乎立即意识到了这位年轻王子的能力，也就此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在他掌权之后便立即与他展开谈判。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自己离世不到三年之后，奥托便要在罗马自立为西帝国皇帝，并迅速将他的帝国发展到查理曼时代之后便不曾有过的强大与辉煌。

那时的他当然要掌控意大利，但在君士坦丁执政之初，亚平宁半岛依然处于加洛林王朝于888年崩溃后的混乱之中。任何兵强马壮又欠考虑的野心家，都可以加入争夺意大利的王冠的行列。由于那里是西帝国最显而易见的踏脚石，争夺王冠的人也不会只限于意大利的封建贵族，周边地区的王公们也时常出兵。更恶劣的是，伦巴第以及北意大利的部分地域被马扎尔人夺取，海岸地区则不断遭受从西西里岛、非洲出发的萨拉森人的掠夺，他们还在普罗旺斯的勒弗拉希内（Le Frassinet）建造了海盗据点。 [8]

境况最恶劣的就是罗马，当地的贵族已经完全掌控教会，教皇已经任由他们他们摆布。前文在弗提乌斯派分裂事件中提到的教皇尼古拉斯一世，事实上是这一个半世纪之中，最后一个有能力也足够正直的教皇。 [9] 他的第二个继承者约翰八世因为受嫉妒而被锤杀。896年，教皇福莫苏斯（Formosus）的遗体被挖掘出来，送到主教会议面前受审，而后他的遗骸被剥光衣服、鞭笞，最后扔进台伯河。 [10] 近期，恶名远扬的马洛齐娅（Marozia），即罗马的“女元老”（Senatrix），教皇的情人、母亲与祖母，于928年将她母亲的情人教皇约翰十世（John Ⅹ）在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扼死，只为了立她与自己的老情人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所生的儿子为教皇；之后的三年之中教皇之位被由她操控的一系列傀儡掌握，只为等她的儿子成年后再来继承。932年，她与阿尔勒的于格成婚（被杀的教皇约翰此前立他为意大利国王，于格为了娶她，特意谋杀了自己的妻子，诽谤自己的母亲，刺瞎自己的兄弟）。两人本打算就此成为西帝国的皇帝与皇后，但她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儿子阿尔伯里克（Alberic）发起叛乱，叛军很快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于格逃得一命，马洛齐娅则被送到圣天使城堡的地牢之中，在那里度过余生。

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949）

在这样阴森的背景之下，一份有关十世纪的东帝国与西帝国，可谓最珍贵也无疑最多彩的资料得以存世。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前文已经几次提及他——于920年出生于一个伦巴第人的大户人家。他的父亲和他的继父都曾经前往君士坦丁堡，作为国王于格的使节。柳特普兰德因为音色优美，国王又颇为热衷音乐，曾经在帕维亚宫廷的唱诗班之中演唱。然而于格的其他爱好就没有那么单纯了，柳特普兰德那种假正经的伪君子性格，很可能就是少年时与从意大利各地蜂拥前来帕维亚的妓女们厮混时养成的。无论情况如何，他还是决定进入教会，很快成了于格的实际继承者，伊夫雷亚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Ivrea）的私人秘书与法官。他在949年8月1日从波河出发，被贝伦加尔派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执行他一生之中的第一个外交任务。

令人恼火的是，柳特普兰德完全没有解释这次出使的原因，但考虑到奥托的使节——美因茨的柳特弗雷德（Liutefred of Mainz）——此时也在赶往君士坦丁堡，贝伦加尔很可能是想要与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并保证身为意大利实际统治者的他能够与他的对手和君士坦丁七世达成某种共识。无论如何，两个使节团——他们同乘一艘船于威尼斯起航——最终在9月17日抵达，并在不久之后得到了皇帝的召见。

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寝宫旁，有一座规模可观的华美宫殿，希腊语称“玛格纳乌拉”，意为“清风”。在皇帝的宝座之前有一个镀金的青铜树，上面满是同样材料制成的鸟，各自发出不同的鸣叫声。皇座上也配有机关，方才还放置在地上，一瞬之间便能升到高处。皇座很大，材质是木料或者青铜（我未能确知），旁边那些镀金的狮子像则用尾巴击打地面，张开大嘴发出恐怖的吼声，舌头还随之振动。在两名宦官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皇帝的所在地。那两头狮子立即开始怒吼，群鸟则开始鸣叫，但我既没有畏惧也没有为这些奇观而惊讶，此前目睹这一景象的人们早已给我留下警告。在我三度行礼之后，我抬起头，却看到之前离地不远的皇座此时已近乎与屋顶相接，皇帝的身上也换上了新的长袍。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我不得而知，其原理也许类似悬吊压榨葡萄的木材的装置。他并没有对我说话——距离如此之远，也不太可能对话——而是向他的部长们询问贝伦加尔的生平与健康状况。我做了合宜的答复，而后按照口译员的指示退下，返回自己的住所。 [11]

在这段叙述之后，柳特普兰德还说，当他发现奥托的大使与来自科尔多瓦的使节们带来了各种华美的礼物，而自己的领主只给了他一封信，“其中还满是谎言”，不禁尴尬难当。幸运的是他还是自己带了一批献给君士坦丁的礼物，如今他只得不情愿地假称是贝伦加尔的礼物。礼物包括九套精美的护甲，七面配有镀金钮的精美盾牌，以及两个镀银的杯子，一些剑、长枪和叉，而最令皇帝满意的是四个“carzimasia”，即希腊语中睾丸和阴茎全部被切除的阉人——凡尔登的商人们靠着阉割年轻人并卖到西班牙，赚取了大笔利润。

外国使节（957）

最后的礼物引发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此处无法一一展开。其中一个问题便是这些不幸的年轻人为何如此受欢迎，特别是君士坦丁全然未曾显露这种性取向，而且他本来就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奴隶。哀哉，柳特普兰德再度保持了沉默——尽管他在下文声称皇帝不像第一次会面时那么难以接近了。送上礼物三天后，他应邀参与了一场宴会。

在大竞技场附近有一座朝北的宫殿，高大壮美，被称为“德坎尼库比塔”（Decanneacubita），因为……在我主耶稣基督降生之日那里安排了十九个座位。当天皇帝和他的客人们并不如平常那样坐下进餐，而是躺在长椅上，所有器皿都不是银器，而是金器。在晚餐结束后三个金碗盛放的水果呈上，这金碗太重，拿起都颇费力气……在天花板的开口处垂下三条绳子，上面缠着镀金的皮革，末端有一个金环。在下面站立的四五个人用这三条绳子将金碗送到桌上，而后再用绳子将其撤下。

柳特普兰德本人是否确实受邀参与了这次圣诞节宴会，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记载本身确实可谓宝贵。

一个人进入屋中，头上顶着二十四英尺长的木杆，上面离顶端一英尺半的地方有三英尺长的横杆，他全程都不用手触碰木杆。尔后两个仅着兜裆布的男孩随他进入，他们爬上木杆，在杆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动作，而后头朝下停住，木杆全程如同扎根在土中一般平稳……在两人共同表演时，他们相同的体重让木杆得以保持平衡，但当一人返回地面之后，另一人仍在木杆顶保持着完美的平衡，在完成了一套表演之后安然跳下。我惊呆了，皇帝本人也注意到了我的惊讶。他就此召来一个口译员，询问我哪一件事更令我惊讶，是男孩移动得如此轻柔，以至于长杆全然保持稳定；还是下面的男子将长杆平衡得如此纯熟，仿佛男孩本身的重量与他们的移动都干扰不了他。我回答称，我不知道，而他放声大笑，说他自己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他也不知道。

柳特普兰德、柳特弗雷德以及来自科尔多瓦哈里发的使节，还有他们各自的随行人员，当然不是君士坦丁七世接见的唯一一批外国使节。946年，掌权仅一年后，他便接见了赛义夫·达夫拉的萨拉森使节，以商谈交换俘虏的事宜。949年，这三个使团前来的同年，马扎尔人也派出高级谈判代表团，不仅签署了和平条约，也同意接受基督教洗礼。最重要的是，基辅大公夫人奥列加（Olga）——伊戈尔的寡妻、年轻的基辅罗斯公国的摄政者——前来进行和平访问。在一系列的奢华接待之后，她的访问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达到高潮，她接受了牧首主持的基督教洗礼，教名则源自自己的教母——皇后海伦娜。 [12] 拜占庭人若是希望这次典礼让她的国度就此集体皈依基督教，怕是要失望了，但皈依的种子已经种下，三十年后，奥列加的孙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得以摘下成熟的果实。

君士坦丁的逝世（959）

在内政上，君士坦丁也欣然延续了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时的政策。罗曼努斯的许多法令都保护服兵役的小农，让他们免遭多年以来购买兼并他们土地的富裕封建贵族的侵害。这让他颇不受封建贵族的欢迎，态势有时甚至陷入危机，毕竟这些人如今权势极大，已经被称为“权贵”，但他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目标。他清楚，自希拉克略的时代起，小地产主支付的税收以及负担的兵役，一直是帝国的财政与国防的基石。

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对贵族的态度本应更好，毕竟他也是贵族之中的一员，至少比他身为亚美尼亚裔暴发户的岳父的归属感更强。如前文所述，他公开自己与福卡斯家族的友谊关系，他们是罗曼努斯不信任的一切的代表。然而在他掌权之后，他坚定延续了自己岳父的土地法令，甚至在947年下令，“权贵”们在他掌权之后获取的全部农民土地要立即归还，而且没有补偿。此前的买卖中，购买土地的支付款理论上应当偿还，但此时，只有资产多于五十金币的小农才需要偿还。其他法令则禁止士兵们将用于维持生计与购置武器装备的土地出售或转让，而小地产的买卖只有交易完成四十年之后才停止追溯。罗曼努斯的另一条法令，即要求无偿没收被“权贵”们违法侵占的土地，也得到了他的确认，就此封闭了一些税收漏洞。因而，在他执政末期，农民们的生活比这一个多世纪之中的任何时刻都要好。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贵族们也安然接受了这一系列法令，几乎没有抗议。

君士坦丁这十四年专注的执政之中，最大的阴影并非来自贵族们，而是源自阉人僧侣普利尤克托斯（Polyeuctus）。956年，他那位声名狼藉的妻舅塞奥菲拉科特逝世之后，君士坦丁欠考虑地选择了这个僧侣继任君士坦丁堡牧首。 [13] 有关普利尤克托斯，存在两种观点。汤因比（Toynbee）教授认为他“无可挑剔”，詹金斯教授则认定他是个惹人厌的狂信者，在继任之后便不断惹是生非，后一种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新牧首首先指控内廷总管巴西尔巧取豪夺，而后愈发无事生非，提起了全然令人厌烦的利奥六世四婚问题，要求恢复牧首尤西米奥斯——前文之中，正是他给了利奥期待已久的特许——在双联饰板上的名字。

四十年前的皇帝也许会高兴，但此时的他最不想再提起的就是这件事。普利尤克托斯在这一问题上被迫屈服，但他继续惹是生非，直到君士坦丁无法忍受，在959年9月渡海来到亚洲，与老朋友库齐库斯的主教商讨除掉他的方法。他从库齐库斯转往布尔萨（Bursa），想要在那里著名的温泉之中治愈自己持续不断的发热，而发现温泉没有起效之后，他继续前往城外约二十英里处，米西亚（Mysia）的奥林匹斯山［今乌鲁达山（Ulu Dağ）］。然而此时，他已经明显病重，僧侣们发现他病入膏肓之后，警告他大限将至，恳求他及时安排后事。他仓促返回都城，于959年11月9日在病床上逝世，享年五十四岁，留下悲哀的家人们：他的妻子海伦娜、他的五个女儿和时年二十岁的儿子罗曼努斯。罗曼努斯此时成了拜占庭城的皇帝。

没有谁在开始执政时能和罗曼努斯二世一样辉煌。他的曾祖父巴西尔一世、祖父利奥六世、外祖父罗曼努斯一世和父亲君士坦丁七世为他留下的帝国，财力上和军力上的强大，已经是数个世纪以来未曾有的，马其顿王朝在文艺方面的复兴也已经到达顶点。身为受人爱戴的皇帝的不容置疑的合法后代，他和自己父亲一样是紫衣贵胄，继承了君士坦丁的高大身材和风度，也继承了他母亲的美貌。贬低他的人抱怨称他过于轻佻，花大量时间打猎、饮宴与打马球，但年轻人犯下这样的错误，也算是可以原谅。假以时日，他很有可能改正这一切。

更重要也可以理解的是，他恋爱了。童年时他曾经订婚，未婚妻是意大利国王阿尔勒的于格那不计其数的女儿之一的贝尔塔，但她在订婚不久之后不幸早逝。958年，他的父亲给他选择了一个新的未婚妻，即国王奥托的侄女巴伐利亚的黑德维希，但他断然拒绝，而是选择了一个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旅馆老板的女儿塞奥法诺（Theophano）。她便是历史之中所谓“红颜祸水”的实例。她的美貌摄人心魄，助祭利奥称她是那个时代无人可比的美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也有极大的野心，而且在现存的记载中，她还毫无道德顾虑。她热衷阴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乃至进行谋杀，下文将具体叙述。尽管在她丈夫登基时她年仅十八岁，她却完全掌控了皇帝。她无法容忍任何对手，成为皇后之后的首要目标便指向了皇太后和皇帝的五个姐妹。海伦娜被软禁在宫中一个偏僻的角落，孤苦无依的她于961年9月在那里离世。五位公主，包括陪在自己父亲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多年，并在他病倒后贴身护理的阿加莎（Agatha），都被迫蒙上面纱。她们绝非甘愿如此，而她们的哀怨声也在宫中久久回荡。她们的母亲和兄弟为她们求情都徒劳无功，年轻的皇后依然无情。她冷酷地静观牧首普利尤克托斯剪下她们的头发，并最终将她们送进五个不同的修女院。

远征克里特岛（960）

在塞奥法诺的推波助澜之下，帝国的许多高级政府官员、朝官都遭到解职，然而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依然得以掌权——尽管职务有所变动。巴西尔，此前的内廷总管，获得了一个新的官阶——“（元老院）重臣”（proedrus），成为元老院的最高领袖与皇帝的左膀右臂。他此前的官职则由宦官约瑟夫·布林加斯（Joseph Bringas）继任，此人在君士坦丁执政的最后时期兼任大部长与海军都督。布林加斯在编年史中被记载成了一个有能力的恶人。他机智、敏锐、精力充沛，而且仿佛能胜任任何辛苦的工作；他也贪婪、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且残忍。他一步步成为君士坦丁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而老皇帝的遗愿之一便是让他继续管理帝国政府。在罗曼努斯继位之后，他便就此全然掌控了帝国。在他的倡议之下发动了一次远征，这次远征也成了这位年轻皇帝短暂执政时期中最为显赫的成就：收复已经沦陷近一个半世纪的克里特岛。

此后的一名阿拉伯编年史家记载称，在949年那场灾难性远征失败之后，紫衣贵胄君士坦丁试图与克里特埃米尔谈判，只要埃米尔停止对这一地区的掠夺，他就能获得海盗活动所得两倍的补助。情况也许如此，但并没有任何拜占庭资料证实此事。然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949年的惨败令帝国蒙羞，而小罗曼努斯执政几周时，新一场远征便开始筹备，其规模将比此前的远征大得多。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清楚进攻部队的准确规模，但他们包括来自帝国各地的部队，还包括一支亚美尼亚仆从军，以及罗斯的雇佣兵和从北欧前来的手持战斧的瓦兰吉战士。总人数应当在五万人以上。舰队的规模则有更加准确的记载：一千艘重型舰船，三百零八艘补给船只以及不少于两千艘配备希腊火的战船。这支大军交给了一位丑陋、节制而极度虔诚的武官，这位时年四十七岁的将军此时证明了自己是帝国最出色的将军，而事实上，他也是整个拜占庭帝国历史之中最优秀的将军之一。

他叫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他的祖父与他同名，此前在巴西尔一世执政时收复了南意大利；他的叔父利奥·福卡斯则在919年率兵对抗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结果被刺瞎了双眼；他的父亲巴尔达斯·福卡斯在君士坦丁七世执政时被任命为近卫军团元帅，而后率帝国军队在东部与萨拉森人作战，直到953年头部受重伤，军事生涯彻底终结为止。尼基弗鲁斯本人此时是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他在953年临危受命接替指挥，并在四年之后夺取了重镇阿达塔，证明了自己的卓越能力。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必须承认，他完全是个出色的军人，在战场上冷静无畏，体力惊人，对战机的把握极其迅速，也向来体谅他的部下，他们也甘心与他同生共死。在军事之外，他只对宗教感兴趣，他的生活如同苦修士一般节制，在闲暇时间则和高尚者谈话或书信联络。［他最欣赏的是此后成为圣人的阿塔纳修斯（St Athanasius），此人不肯接任院长而离开了自己的修道院，此时正在阿索斯山隐居。］他在社交之中则风度全无。简而言之，他是个冷淡无趣的人。

准备工作在960年的头六个月之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后，在6月末，大舰队终于驶出金角湾进入马尔马拉海。约两星期后，7月13日，他们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北侧海岸。准确的登陆位置不得而知，但登陆的景象让目睹这一切的萨拉森人大为惊讶，这些步兵或骑兵此时正聚集在河岸的高地之上准备迎战。这明显出乎敌军预料，起初登陆部队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贴得太近的人则遭到箭矢与投石索的密集打击。随着登陆进行，岸上集结的骑兵部队数量越来越多，在整队完毕之后，他们便冲向了登陆部队。按照助祭利奥的记载， [14] 他们以超人的勇气战斗，但数量终归太少，无法击退拜占庭大军。数以百计的士兵被杀，受伤倒地的人则被“全身甲骑兵”（cataphract）践踏而死，这些身披重甲的骑兵近乎坚不可摧，唯一的对手似乎只剩下地中海的烈日了。

几天后，帝国军队遭遇了第一次挫败。尼基弗鲁斯派色雷斯将军帕斯蒂拉斯（Pastilas）率领一支大规模分遣队进入内陆，进行侦察与搜寻粮秣。不幸的是其中包括一批罗斯人，而这片土地的美丽、富裕与肥沃让他们陷入狂喜，他们就此无视了军纪。具体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也许他们酗酒并醉倒了。可以确定的是，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的萨拉森人突然抓住机会，席卷而下，对全无防备的他们发起进攻。帕斯蒂拉斯率部前去救援，但为时已晚，随后的混战之中帝国军队几乎全部被杀，将军本人也当场阵亡，只有少数得以幸存的人把这场灾难的消息报告了大部队。

围攻坎迪亚（960）

尼基弗鲁斯自然陷入狂怒，但他并没有理由改变直扑坎迪亚的计划，即拜占庭所谓的尚达克斯（Chandax），今伊拉克利翁。这是全岛规模最大的城市，对海盗组织而言也是该岛的首府。如果夺取此地，岛上的其他地域很可能便无心抵抗了。一两天后他率领部队来到城下，开始围攻。围攻持续了八个月。如果拜占庭帝国能够封锁该岛的海路与陆路运输线，这次围攻也许能缩短一半时间，但那里并没有天然良港，尼基弗鲁斯也无法让他的舰船在格外漫长且寒冷的冬季之中无限期地停留。被围的居民就此得以获取了他们需要的所有补给品，更重要的是，他们更能够并最终得以向西西里、埃及和西班牙的信奉相同宗教的人送信求援。

然而，无人回应他们的求援，他们的士气也日益动摇。唯一能令他们宽慰的便是看寒冬之中的围城大军蜷缩在篝火旁取暖，他们清楚，围城者的日子要比被围者难过得多，而这在中世纪的战争之中是颇为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冬季。在漫长寒冷的月份之中，帝国大军已经出现食物短缺，如果是另一位军官指挥，部队很可能爆发公开哗变。但尼基弗鲁斯了解他的部下，在每天的巡逻之中，他鼓励他们，让他们保留希望，鼓起勇气，继续坚持。他可能是得到了自己的朋友与精神导师阿塔纳修斯的帮助，此前阿塔纳修斯已经完成不少奇迹，此时在收到将军的紧急召唤之后不情愿地离开他在阿索斯山的隐居处，来到他的军营之中。尼基弗鲁斯相信，正是他在2月中旬的及时斡旋，才让期待已久的支援舰队带着大批补给品从君士坦丁堡赶来。在2月结束之前，拜占庭军队的士气已经基本恢复，随即对该城发起了两次坚决的突击。这两次进攻均未能取胜，但第三次进攻最终攻破了该城。961年3月7日，帝国的旗帜时隔一百三十六年，终于再次在克里特岛上飘扬。

屠杀于同日开始。妇女无论老少均被奸污、杀死并抛尸；孩童，乃至怀抱之中的婴儿，则被扼死或挑在长枪上。甚至威望极高的尼基弗鲁斯也无法阻止这场屠杀，直到三天之后他才得以说服军队，但坎迪亚的幸存者此时的希望依然渺茫。幸存者——无论男女——全部被卖为奴隶，当舰队胜利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舰船上装满了这座东地中海最为富裕的城市靠海上掠夺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赃物。

坎迪亚的陷落，以及克里特岛的萨拉森人政权的瓦解，是拜占庭帝国在希拉克略时代之后尚不曾有的重大胜利。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全城都开始庆祝，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了整夜的感恩仪式，皇帝、皇后、贵族、教士，以及能够挤进大教堂中的市民们均见证了这一盛会。在这一大群人之中，也许只有一个人的内心之中，紧张多于欣喜。他就是宦官约瑟夫·布林加斯，他向来厌恶福卡斯家族，对他们极为嫉妒。此前尼基弗鲁斯的威望仅限于军中，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对他没有什么感情，他不过是一个他们略有耳闻的高级军官。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帝国的英雄。胜利的将军总归是危险的，而尼基弗鲁斯的野心也不小。如果要约束住他的野心，帝国的朝廷与宫廷必须极度谨慎地处理，接下来的几周中，工作绝对不会轻松。

当完成这一历史性功绩的尼基弗鲁斯荣耀地率部驶入金角湾，等待罗曼努斯和塞奥法诺的接见，以及公众的祝贺时，却没能得到他完全应得的凯旋式。他仅仅被允许在大竞技场中接受喝彩，市民们得以在那里见这位最优秀的将军一面，并以欢呼向他致意。但他没有坐上四匹马的马车，而是步行进入。没有军队的大游行，没有炫耀俘虏与战利品。他也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若无必要，不得在都城逗留。萨拉森人的士气此时严重受挫，帝国必须尽快利用好这一机遇。简而言之，东部需要他的指挥。

赛义夫·达夫拉（961）

当尼基弗鲁斯在两年前离开自己在东部的指挥所，开始准备克里特岛远征时，他的兄弟利奥接替了他的指挥任务。然而在接替兄长几周之后，利奥就必须面对帝国宿敌赛义夫·达夫拉的挑战。本书在叙述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部分时首次提及赛义夫，那时的他是约翰·库尔库阿斯最难对付的敌人。944年，他攻占了阿勒颇，将其作为永久司令部，并迅速扩展自己的控制地域，占据了叙利亚和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土地，包括大马士革、埃莫萨（Emesa）和安条克。他的一系列征服使年轻时便因英勇闻名的他威望日深，在三十五岁之前——他出生于916年——他就已经是中世纪早期的理想埃米尔：战场之上残酷无情，但在和平年代仗义仁慈，爱好诗文学术，资助文学与艺术，拥有伊斯兰世界最大的马厩、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与最美艳的后宫佳丽。

赛义夫每年都对拜占庭领土进行至少一次大规模侵袭，从未失败。然而他在960年夏初的侵袭野心最大。他选择的机会可谓绝佳。大批东部部队因为克里特岛远征而被调走，当时此地的驻守力量格外空虚。利奥·福卡斯在叙利亚南部成功进攻之后依然在进行扫尾工作，调转方向前来需要几天时间。赛义夫绝对不会放过如此良机，几乎在尼基弗鲁斯起航前往克里特岛的同时——很可能在同一天——他越过帝国的东南边境，率领三万人的萨拉森大军安然穿越托罗斯山脉东段，抵达梅利泰内附近的哈尔锡安（Charsian） [15] 堡垒，他屠戮了堡垒中的驻军并捕获了大批俘虏。

利奥·福卡斯随即率部前来追击，但他并未仓促接战。他清楚自己的部队数量太少，他的部下也依然因漫长艰巨的战斗而疲劳，此时与敌人正面决战无疑是自寻死路。他仅仅抵达了山地，谨慎地部署部队控制住主要的山口，而后便静观其变。

赛义夫·达夫拉在11月初率部返回。他的远征大获全胜，身后的队列中裹挟着大批俘虏，车辆因为满载战利品而嘎吱作响。此时的他正骑着一匹阿拉伯骏马，高傲地在队列的最前方，助祭利奥称“他机巧地耍弄着他的长枪，将它抛向空中再轻松抓住，全程长枪都不曾落地，他也不曾因此减慢队列的速度”。这支凯旋的大军欣喜且自信地返程进入山地，当他们抵达希腊语所谓的库林德罗斯（Kulindros，意为“圆筒”）山口时，号角声突然响起。转瞬之间，滚木礌石便从两侧的山坡上向毫无防备的长队砸下。利奥·福卡斯和他的大军如同凭空出现一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与退路，赛义夫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包围。起初他英勇地坚守阵地，手持马刀左冲右突。他的坐骑在混战中被杀，他骑上仆人的马继续作战。直到他见大势已去，才调转方向突围。他靠着不断抛撒金币，成功拖慢了追击者，并就此带着约三百名骑兵逃走。余下的部队近半数阵亡，幸存者则沦为俘虏，他们之前捆绑基督徒俘虏的绳索如今拴到了他们身上。

这场显赫的胜利表明，利奥·福卡斯即使手中只有不足额的部队，也完全能够防卫帝国的东部边境——因此我们难免要怀疑，把尼基弗鲁斯以近乎无礼的方式紧急派去东部接替他，其真正的目的为何。然而两兄弟在重逢之后，率领一支恢复原有规模且士气格外高涨的大军，战局自然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962年2月至3月，仅仅三周的时间内，拜占庭帝国夺取了奇里乞亚至少五十五座筑垒城镇，而后在短暂庆祝复活节之后，他们穿越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今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的叙利亚关，步步为营向南推进，一路掠夺破坏。几个月之后他们已经抵达阿勒颇城下，准备发动围攻。

攻破阿勒颇（962）

此时的阿勒颇正处于该城漫长历史之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十八年前，被赛义夫·达夫拉夺取之后，这里首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首府，也成了其统治者的主要居住地。赛义夫华美的哈拉巴宫（al-Hallaba）是十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之中最出众也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埃米尔不断用从不计其数的远征之中获得的各种战利品装点宫殿，却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缺憾：这座宫殿位于城墙之外，暴露在一个无险可守的位置。在抵达的当夜，尼基弗鲁斯的部下便如同蝗虫一般冲进了这座宫殿，洗劫了其中的珍宝之后付之一炬。在三十九万银第纳尔之外，他们还抓了两千头骆驼、一千四百匹骡子和“数不清”的阿拉伯良马。这座建筑内外所有的贵重物品被搜刮一空，阿拉伯编年史家们悲哀地记载了被抢掠的金银器，成捆的天鹅绒与丝绸锦缎，刀剑甲胄以及镶珠宝的腰带，乃至墙壁与屋顶的镀金瓦片。直到这座宫殿已经没有任何可抢掠的东西之后，帝国军队才开始围攻阿勒颇。当时正在城外的赛义夫被迫再度逃亡，而当地的驻军在失去了激励他们的领袖之后，斗志大不如前。圣诞节两天前，拜占庭大军便胜利攻入了该城。正如在坎迪亚一样，士兵们毫不留情，一位阿拉伯史学家记载称，屠杀直到破城者们精疲力竭后才终止。

阿勒颇的城区尽管被占据，却没有彻底陷落，少量士兵仍在城市堡垒之中据守，并坚定拒绝投降。尼基弗鲁斯直接无视了他们。他们不可能坚持太久，他们的补给更不是无穷无尽的。关键的问题是，赛义夫已经不复存在，阿勒颇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力量。此时没有必要在那里继续浪费时间。他下令撤军，胜利的部队随之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他们抵达卡帕多西亚时，君士坦丁堡传来了一个消息：皇帝罗曼努斯二世逝世了。

[1] 《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第六册。

[2] 据称，《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的第五册是他独自完成的。

[3] 《论帝国管理》，第一章。

[4] 《论帝国管理》，第七章。

[5] 皇帝写下这么一句补充，很可能是单纯因为他的异母姐姐安娜，即利奥六世与第二任妻子佐伊所生的女儿，与普罗旺斯的路易三世（盲人）成婚；他的儿子罗曼努斯（也是这本书的预定读者）在五岁时便与意大利国王阿尔勒的于格的私生女贝尔塔（Bertha）订婚；此时的他又与奥托大帝的侄女巴伐利亚的黑德维希（Hedwig）订婚。

[6] 《论帝国管理》，第十三章。为了简洁明确，译文略有删节，但完全保持了原文中的态度。

[7] 罗曼努斯一世执政时期末期，东部的军事进攻集中在两个方向，其一是向东巩固亚美尼亚西部地区，其二是从梅利泰内出发进攻叙利亚或两河流域。由于罗曼努斯和安纳托利亚的权贵们关系恶劣，在安纳托利亚方向发动的进攻并不多。君士坦丁七世时代，一方面因为皇帝和福卡斯家族的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因为阿勒颇的赛义夫·达夫拉屡屡发动袭击，进攻的重点集中到了奇里乞亚和叙利亚西北部，梅利泰内方向的部队则作为这一主攻方向的重要支援。此外，在高加索，约翰·库尔库阿斯的兄弟塞奥菲洛斯·库尔库阿斯于949年靠围困夺取了交通要地塞奥多西奥波利斯，进一步巩固了帝国对高加索的控制。——译者注

[8] 今称拉加尔德弗雷内（La Garde-Freinet），一座位于瓦尔河（Var）河谷旁，莫尔山脉的小村庄。这块萨拉森人的飞地存在了一个世纪，周边数百英里的地区因此不得安宁。

[9] 教皇琼（Joan）据说是来自英格兰的妇女，她女扮男装当了三年教皇，直到因为自己失策怀孕，并在典礼游行之中在拉特兰宫的台阶上生下了一个孩子，才最终被揭露出来。很可惜，这个故事纯属伪造。（描述这一事件的雕版见Spanheim，Histoire de la Papesse Jeanne，2 vols.，The Hague，1720。）

[10] 然而记载提及他的遗体最终被奇迹般地发现，恢复原状并重新安葬于原处。

[11] 此处提及的金树，如果确实是一个世纪之前的皇帝塞奥菲洛斯执政时制造的那件工艺品，那么拜占庭时代的维护能力确实值得一提。而提升皇座的装置应当是十世纪才出现的新发明。［《斯基里泽斯编年史》记述米哈伊尔三世挥霍无度时，声称他将金树、金狮子和金风琴全部拆毁变现。至于究竟是斯基里泽斯参考的资料蓄意抹黑米哈伊尔三世，还是柳特普兰德有意编造故事（抑或兼而有之），就交由各位读者自行评断吧。——译者注］

[12] 有关奥列加的洗礼有一些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定这场洗礼在两三年前已经在罗斯完成。我此处依照我的导师D.奥布伦斯基教授的论断（D.Obolensky，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Ⅳ，p.511n）。

[13] 塞奥菲拉科特为他那两千匹马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建造的巨型马厩，在他逝世之后被改建为老人收容所。

[14] 此处，我采用了这一记载，《续塞奥法内斯编年史》的记载截然不同，对萨拉森人抵抗的叙述相当有限。

[15] 阿拉伯编年史家称其为“Karchanah”，我未能确知具体所指。（不太可能是位于卡帕多西亚的哈尔锡安军区的同名堡垒，那里与梅利泰内有相当的距离。——译者注）

第十二章 萨拉森人的白面死神（963～969）

他样貌如同怪物一般，身材矮小，头又阔又扁，双眼小得如同鼹鼠一般；脸上满是又短又密的灰白色胡子，让他面貌愈发可憎；脖子短得令人恶心，不到一英寸长；头上的毛发竖立着，仿佛猪鬃；肤色则如同埃塞俄比亚人一般。正如诗人 [1] 所说，“绝不想在晚上见到他”。他肚子大，屁股小，胯部不成比例地长，腿短，脚倒是正常人的大小。他身上穿着优质亚麻制成的长袍，但上面满是怪味，而且因为陈旧而褪色。脚上穿着西锡安式的便鞋。他言语冒昧，性格狡诈，在虚伪欺诈方面堪比尤利西斯。

——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对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描述

罗曼努斯于963年3月15日逝世，次日清晨，皇后塞奥法诺毒杀丈夫的传言便在城中传开了。这样的反应也许也是在所难免。在充满阴谋诡计的君士坦丁堡政坛，任何年轻的贵族突然之间死亡，都难免惹人口舌，这次暴死的还是皇帝；而年轻的皇后，在罗曼努斯执政的这四十个月之中已经颇有名望。几乎没有人觉得她无法完成如此谋杀，但存在谋杀的条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她就是凶手，失去丈夫——无论是否蓄意如此——她都很难就此巩固她的地位。此时的她可谓博爱，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她爱着自己的丈夫，她也已经为他生下四个孩子——幼女是在他逝世两天之前出生的。在他在世时她地位稳固，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都有保障。但他离世之后，她和孩子们便全部处于危机之中。她本人仍在产后恢复期，她的两个儿子，即身为共治皇帝的巴西尔（Basil）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当时年仅六岁与三岁。君士坦丁七世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幼主长期在位的风险——特别是朝中还有野心勃勃的将军时。之前的皇太后佐伊还只需要应对两个将军，但她要应对三个：福卡斯兄弟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他们无疑都清楚此时是夺取皇位的良机。在此之外还有一位潜在的竞争者：内廷总管约瑟夫·布林加斯。尽管身为宦官的他无法登上皇位，他却同样热衷阴谋。虽然塞奥法诺清楚他不会支持福卡斯兄弟，却也不知道他打算扶持何人。

与此同时她也需要强有力的庇护者。她与东部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秘密联系——如果布林加斯得知此事必然会加以阻拦——并请求他立即返回。在信使抵达他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附近的军营之后，尼基弗鲁斯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他清楚，速度是最重要的，他没有时间把已经返回各自家中的部队集结起来。他仅做了短暂停留，收拢了他在叙利亚远征时获取的最珍贵的战利品，而后率领少量护卫赶往都城，大约在4月初入城。此时皇太后的召唤已经尽人皆知。愤怒的布林加斯在摄政会议上强烈抗议，甚至宣称这位将军威胁国家安全，应当在抵达城中之后立即逮捕。但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聚集在宫廷前方的人群高喊着要给尼基弗鲁斯英雄一般的欢迎，还要为他举行完整的凯旋式，弥补他收复克里特岛之后那次被剥夺的凯旋式。

凯旋式就此举行了，而这次凯旋式的盛况，也许自三个多世纪之前希拉克略的凯旋式之后未曾有过。一件圣物使仪式格外神圣——施洗者约翰的褴褛上衣，这是近期从他在阿勒颇的安息之地夺得，如今则为“萨拉森人的白面死神”尼基弗鲁斯开路，引领着他穿越大街前往大竞技场。在如此多的公众支持面前，布林加斯也无能为力，而他对自己宿敌深藏已久的愤怒与怨恨，如今又加上了畏惧。这位将军每天都在和皇太后商议，如果他获取了她的支持，索取皇位，那自己要落得何种下场？瞽刑？流放？还是一先一后？尼基弗鲁斯确实没有表露这种野心，恰恰相反，他借机宣称自己对俗世的浮华与权势不感兴趣，希望尽快隐退，前往他的朋友阿塔纳修斯在他的要求下于阿索斯山上建造的修道院。 [2] 但布林加斯没有上当。他悄然制订计划，在万事俱备之后，召自己的敌人进入宫中。

密约（963）

尼基弗鲁斯同样保持着警惕，他的密探在不断搜集情报。他清楚这位内廷总管在谋划什么，决心先发制人。他没有遵从召唤，而是直接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公开指责布林加斯企图谋杀他，并请求庇护。这一招可谓出色，也相当成功。愤怒的群众很快聚集起来，生气地呼吁对任何胆敢碰他们英雄一个手指头的人进行惩罚，牧首普利尤克托斯也很快加入。此时在任的大牧首，如前文所述，思维狭隘且偏执，在君士坦丁七世的最后岁月之中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而这位朴素又颇为虔诚的将军颇合牧首的心意，于是他立即开始发动民众。约瑟夫·布林加斯颇有权势，但如果皇太后、牧首以及城中居民都支持同一个人，他的力量也无法抵御。他只能心怀怨气地旁观元老院确认尼基弗鲁斯为元老院的领导者，宣称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由他批准。这位将军则感谢他们的信任，复活节庆典结束之后便返回安纳托利亚指挥部队。

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会持久。与皇太后的秘密商议所达成的协议对双方都极为有利——至少短期如此。尼基弗鲁斯将会保护两位小皇帝的人身安全和皇权，作为回报，他将会被立为皇帝，与他们共治。他会说自己为进攻奇里乞亚做了何种准备，但此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了。布林加斯是对的，他确实已将部队整备完成，但出征的目标不是奇里乞亚，而是君士坦丁堡。

此时已经绝望的布林加斯打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他给尼基弗鲁斯麾下的两名高级军官，即罗曼努斯·库尔库阿斯（Romanus Curcuas）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罗曼努斯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时代取得赫赫战功的约翰·库尔库阿斯的儿子，约翰·齐米斯西斯则是老约翰的侄孙 [3] ——送信，许诺分别授予他们帝国东部与帝国西部的最高指挥权，只要他们愿意背叛自己的长官。至于他们具体怎么做就要由他们决定了，也许可以逼他剃度进入修道院，也许可以把他押送到君士坦丁堡。他给齐米斯西斯的信中写道：“我全靠您了，您要先接受安纳托利亚将军的职务，只需稍加忍耐，不久之后您就能够成为罗马人的皇帝。”不幸的是他选错了人。约翰读完信之后立即前往尼基弗鲁斯的营帐之中，把熟睡的他唤醒，并把那封信交给了他。读到这封信，将军似乎暂时呆住了。一位编年史家乔治·凯德莱努斯声称，直到这两名军官威胁称再犹豫就要杀死他，他才最终决定行动。但此举很可能不过是假装不情愿罢了。963年7月3日拂晓，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城外大平原上，面对集结起来的大军，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被他的军官在大盾之上托举起来，按照古典习俗立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大教堂中短暂祈祷之后，他向都城进军。

巴尔达斯·福卡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963）

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约瑟夫·布林加斯拒绝认输。他把大批欧洲部队从马其顿和其他地方调来，他们向来不信任安纳托利亚的部队，因而在他看来可以信任。他不但把这些部队配置在陆墙与海墙边，还配置在城中的重要道路节点，以迅速平息可能的公众暴乱。余下的人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控制住所有他们能找到的舰船并带到欧洲。而当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他的部队于8月9日抵达克里索波利斯（我们往往称之为斯库塔里）时，他们无法渡过海峡。新皇帝却似乎完全不在意，此时他在都城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已经能看到他的营火，他清楚他们之中至少有些人能够在夜色的掩盖下与他会合。他随即在附近的希里亚的避暑离宫安居，静观其变。很快，他的预期就得到了证实，第一个从都城前来与他会合的正是他的兄弟利奥——库林德罗斯关口之战的英雄。但利奥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们的父亲，此时年逾八旬的巴尔达斯·福卡斯，已经被布林加斯当成人质羁押。如果尼基弗鲁斯继续进军，他就很难活下来了。

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比利奥所知的迅速得多。巴尔达斯利用城中的混乱，也很可能是得到了看守的协助，成功逃走，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布林加斯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出一支民兵前往追击，下令将他押出避难所。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当天是8月9日，星期日，大教堂挤满了前来礼拜的市民。身为与萨拉森人作战多年的显赫老军官以及尼基弗鲁斯的父亲，巴尔达斯广受欢迎。这批士兵很快就被不满的市民包围，市民们从他们的手中抢回了巴尔达斯，把他们全部赶出教堂，而后将这个老人重新安顿到他的避难所。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布林加斯却绝非懦夫。看到他的手下空手而归，士气动摇，他跳上马赶往牧首的住地，那里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当普利尤克托斯拒绝干预之后，他穿过教堂，挤过推推搡搡的人群，登上布道的高台，蛮横地把牧师推开，亲自向聚集起来的群众讲演。但他再度误判了反对者的力量。他如果说一两句调解的话，情况也许还能安稳下来，但他口出狂言，直接斥责那些违抗他命令的人，威胁就此切断都城的食物供给，靠断粮逼他们臣服。之后他大步流星离开教堂，仅仅在西门的面包商人那里停下，下令他们常年经营的摊位立即停止营业。

这样的威胁无非虚张声势，布林加斯清楚这一点，他的听众们同样清楚。他愤怒地返回宫中，清楚自己身为皇帝的内廷总管与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官员，已经失去先机，成了众人眼中的笑柄。但他还没有失败。怀恨在心的他继续等待，直到人群从圣索菲亚大教堂涌出。此时已是中午，上午的工作已经结束，到午餐时分了。他把两位小皇帝请来，紧紧拉着他们的手返回大教堂，此时大教堂中几乎空无一人，只剩下那位老将军在庇护所的阴影之中静坐。他们随后的谈判没有留下记载，但带上两个孩子，可能意味着他威胁如果老将军抵抗就要让他们付出性命的代价。我们唯一确知的是，巴尔达斯同意与他离开了。

此时这个宦官第三次低估了公众的力量。在晚祷时分即将到来时，人们再度拥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入之后首先寻找巴尔达斯。当他们发现巴尔达斯不在时，他们的情绪格外高涨，此时的他们把愤怒指向了牧首和教士们，这些人至少是没有保护好避难者，甚至可能是蓄意出卖了他。普利尤克托斯此时意识到事态严峻，匆匆赶往宫中。当他发现巴尔达斯悲哀地坐在一间接待室中时，他立即抓住巴尔达斯的手，把后者带回大教堂之中。在他抵达之后，人群立即安静下来。然而几分钟后，当布林加斯带着一队马其顿士兵赶来，再度想要带走他时，城中人终于忍无可忍了。一些人保护着这个狼狈的老人，护送他返回自己的家中，并在他的屋外警戒；其他人则拿起手边的砖石，甚至教堂的桌椅，准备与布林加斯的士兵们搏斗。

暴乱开始之后便如同野火燎原一般席卷了全城。起初，和所有的暴乱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但随着力量增长，其背后的引导者也逐渐浮现：巴西尔，即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私生子。可能是为了保护他的婚生子兄长们，他在婴儿时便被阉割，但自年轻时，巴西尔便展现了出众的机智与才干，在处理国务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944年，君士坦丁七世便提升他为显贵，任命他担任大随从卫队的队长， [4] 并在几个月之后任命他担任内廷总管。958年，他还负责指挥东部的军队，战胜了赛义夫·达夫拉，并在返回都城时接受了凯旋式。在君士坦丁于次年逝世时，正是他亲手把皇帝的遗体安放在他父亲利奥的石椁之中。在被提升为元老院重臣之后，他的职务被约瑟夫·布林加斯取代，而他对此人既厌恶又不信任。

刚得知暴动的消息时，巴西尔就清楚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很快把所有的仆人与侍从集结起来——编年史家声称他集结了四千人，这个数字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拜占庭贵族的仆役规模——前往集会所，那里的人群最为密集，他也很快控制了那里。他的首要举措便是派人到城市各处宣称新皇帝即将抵达，而后他率领暴民前去布林加斯的私宅，劫掠一空后付之一炬——其中难免夹杂了私仇。此后，劫掠与纵火便成了通例，原本的合法抗议很快恶化为喧闹的暴乱。三天后，当君士坦丁堡半座城都成了废墟时，巴西尔才得以重新掌权并做出维持秩序的姿态。直到那时，他才派人前往金角湾，征用了停泊的所有船只，起航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希里亚，与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尼基弗鲁斯会合。

尼基弗鲁斯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963）

最终，963年8月16日（星期日），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准备进入自己的都城了。在重新成为内廷总管的巴西尔的陪同之下，他登上皇帝战舰，坐在镀金柱支撑的金棚之下的银皇座上，而后战舰缓缓穿越海峡向西，沿欧洲一侧的海岸来到陆墙的最南端，七里海湾的宫殿。他在那里换上典礼盛装，披上金甲，骑上披着紫金色马衣的白色烈马，催马前往都城。队列就此开始行进，首先来到亚伯拉罕的神迹圣像修道院 [5] ，向圣母那“不用手绘制”的圣像致敬，而后穿越金门，沿主街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两个小皇帝面前，牧首普利尤克托斯将皇冠戴在他的头上。

克雷莫纳的主教柳特普兰德从未掩饰过自己对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厌恶，而本章开头的描述难免有偏颇。然而了解皇帝又没有偏颇理由的助祭利奥，说法却与之差别不大。他确认尼基弗鲁斯身材粗短，宽肩宽胸又使这种粗短更加明显；他肤色黝黑，常年在叙利亚的烈日下作战又让他晒得更黑；他的浓眉之下确实是一对小黑眼。（利奥还评论称他看上去若有所思，乃至有些悲伤。）两人记述唯一的不同在于对皇帝头发的描写：柳特普兰德“猪鬃”的描述应当是说直发，利奥则记载称他是黑色卷发，而且格外长。 [6]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这位新皇帝的性格与生活习惯，必须承认，它们都不讨喜。他感兴趣的只有军务与宗教。他在道德上确实可谓正直，颇为机敏、严肃且清醒，虽然也有些狭隘。他完全无法腐化，对奉承无动于衷，坚硬如钢。但他也无情残忍，其贪婪更是臭名昭著。他做出口是心非的事也是轻而易举。至于他的爱好，也许确实值得称道，但一个多年不吃肉，厌恶女人，常年穿着自己舅父——因圣洁而闻名的僧侣米哈伊尔·马林努斯（Michael Maleinus）——留下的刚毛衬衣睡觉，每天还花几个小时祈祷的人，实在很难说讨人喜爱。但尼基弗鲁斯从来不愿哗众取宠。尽管他已是花甲之年，他的精力依然不曾衰退，以十分的热情投入政府管理。

他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布林加斯。当暴民们追捕布林加斯时，他也逃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但喧嚣结束之后，他自行离开了那里。当他被迫向自己的宿敌跪拜时，他清楚自己必然失去目前的高职，家产也已经被劫掠一空，他也难免因朝不保夕而战栗。然而皇帝并没有打算报复，仅仅是把布林加斯驱逐到他自己的家乡帕夫拉戈尼亚，不允许他返回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有罚自然就有赏。他的父亲老巴尔达斯因为这次骚乱中展现的勇气被立为恺撒，他的兄弟利奥则成了朝政大臣和宫廷总管，总管宫廷要务；约翰·齐米斯西斯则成了近卫军团元帅，担任安纳托利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与塞奥法诺成婚（963）

还有塞奥法诺。是她最先请求尼基弗鲁斯继续保护她和她的孩子们，若是没有她，也许尼基弗鲁斯一生便只能在叙利亚与萨拉森人作战了。皇帝对她的安排有些出人意料，他首先把她迁出皇宫，到佩特里昂［Petrion，今费内尔城区（Phanar），位于金角湾上游］的古老堡垒之中居住。她愁容满面地在那个近乎监狱的地方居住了一个月零四天，而尼基弗鲁斯依然践行朴素，掌控着帝国的政府。尔后在9月20日，在宫廷的新教堂 [7] ，尼基弗鲁斯与她正式成婚。

也许，塞奥法诺的暂时流放事实上是两人早已计划好的，以便保持礼仪，避免他人议论；但若确实如此，为什么她要到如此不宜居的地方暂住，而不是去都城周边地区十几座乃至数十座离宫之中，便不得而知了。有关这场婚姻的背景，还有个更有趣的问题。一份记载——必须提及，并非最可信的主要参考资料——声称尼基弗鲁斯在见到美貌惊人的皇太后时，当即陷入热恋，后世许多史学家也支持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原因显而易见，粗鲁而坚强的老将军突然为同时代最美丽也最放荡的女人倾倒，确实很合理。但考虑具体情况之后，这依然成立吗？毕竟，尼基弗鲁斯笃信上帝，向来奉行禁欲主义，在结发妻子去世之后便发誓守贞，一生之中也很少错过任何苦修的机会。其他的史学家难免提出一个问题：他会这么多情吗？也许这只不过是在这位将军首次被召回时，两人在密谈时定下的协议，将军迎娶皇太后并庇护她和小皇帝们，借此得以分享皇位。

对塞奥法诺而言，这也是别无选择。这位美貌而热衷享乐的皇后，在与英俊的罗曼努斯幸福却短暂的婚姻结束之后，对尼基弗鲁斯的感情，除了厌恶之外，我们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毕竟尼基弗鲁斯的年龄是她两倍，而且就算不考虑柳特普兰德明显带有恶意的描述，他也是个形貌近乎怪诞的禁欲伪君子。但尼基弗鲁斯对这场婚姻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仅考虑他的性格与背景的话，我们难免认定这是纯粹的政治联姻，是基于野心而非爱情。另一方面，单身的尼基弗鲁斯也不是那种随时会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人，随后当他人质疑这一婚姻的合法性时，他的表现也显示这对他而言绝非权宜之计，他确实深爱自己的年轻妻子。

毕竟还有人比尼基弗鲁斯还顾忌这场婚姻，牧首普利尤克托斯就是其中之一。就我们所知，此前他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正是他牵着皇帝的手进入新教堂的中央，来到圣像立壁的前方，进行典礼。然而，当典礼行将结束时，尼基弗鲁斯独自走向中央的门，准备按惯例亲吻后面的圣坛，原本在圣坛后方的牧首突然抢步上前，举起手质问皇帝，还记不记得教会对二婚者的惩罚？一年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圣堂，之前绝对不被允许进入。

尼基弗鲁斯别无选择，接受了裁决，但他无法原谅普利尤克托斯对他的公开羞辱。他的烦扰也没有就此结束，几天之后，宫廷牧师斯蒂利安努斯（Stylianus）愚蠢地提及了一件所有记得的人都不愿提起的、格外尴尬的事实：皇帝在几年前短暂拜访君士坦丁堡时，担任了塞奥法诺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按照正统教会的教条，这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关系”，如果这一涉及他们关系的规定得到支持，那么两人之间的婚姻将会无效。当牧首得知此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他早已在一系列的场合上展现了自己在交往方面的拙劣，死板地遵守教义的他决心坚持到底。他立即进入皇宫，闯进皇帝的寝宫里并要求他二选一：或者立即与塞奥法诺离婚，或者被永久革除教籍。

婚姻危机（963）

若是尼基弗鲁斯确实不在意他的妻子，他完全可以屈服。余生再也无法领圣餐，对他这样虔敬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就此借遵守教义的名义，将塞奥法诺送进修女院，不但能让他继续获得上帝的慈爱，也能够就此摆脱一个麻烦。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拒绝了这两个选择，而是立即召集正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其中数人正是因有求于他而前来，自然不难说服——与其他的高阶教士和元老院要员，希望他们给出解决意见。这些显赫人士的集会不久便给出了决定。质疑皇帝婚姻合法性的教条是在“便溺者”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时，以他的名义颁布的，而他是个“蔑视圣母与圣人们、恶名昭彰的迫害者，崇拜恶魔、屠杀僧侣、破坏圣像的异端”。因此这一教义是无效的，婚姻有效。

然而，牧首不这么认为。他一如既往地顽固，坚称这样的特别委员会无权就这类问题下定论，再度下达了最后通牒。此时的皇帝被革除了教籍，教会与帝国政府就此分裂。尼基弗鲁斯依然拒绝服从。尽管他的灵魂可能因此无法得到救赎，他依然不肯离开塞奥法诺。他再度竭尽所能寻求解决的手段。他最终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并不算精妙或高尚，却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几天之后，惹出这场混乱的斯蒂利安努斯在教会与元老院的要人面前公开宣称，自己没有说过那些话，就算说过，也是记错了。老巴尔达斯也出席了这次集会，颤抖着作证称他和他的儿子都没有为塞奥法诺的孩子当教父。普利尤克托斯面对着在场者都心知肚明的伪证，清楚自己失败了。他也许可以处置斯蒂利安努斯，但身为皇帝的父亲，又行将就木的老恺撒就不是他能够解决的了。他就此屈服。

此时只剩一个反对婚礼的人：阿塔纳修斯。他在阿索斯圣山修造的修道院即将竣工，教堂仅剩穹顶没有完成，周边的附属建筑也在迅速建起，其中还有给皇帝准备的小屋。按照《阿塔纳修斯生平》（Vita Athanasii ）的记载，他给尼基弗鲁斯送去了一封信，指责他背弃誓言，沉迷当世短暂的享受而放弃了死后不朽的欢愉，于是他就此停止了建筑工作，返回了自己在高山上的隐居之处。按大拉瓦拉修道院的教会典礼书（Typicon）的记载，这位圣人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还指出在如此背信之后，他对建筑这座修道院已经毫无兴趣，再不肯返回那里。尼基弗鲁斯跪在他的面前，流着眼泪恳求称自己别无选择。他依然珍视自己成为僧侣的梦想，在情况允许时他还是会离开塞奥法诺，按照诺言，到圣山之中和自己的老朋友会合。与此同时，他也保证称，尽管他的妻子美貌出众，他没有，也绝不会与她交合。 [8] 皇帝把正式批准新修道院的金玺诏书交到他的手中，许诺那里除了皇帝之外无人可以干涉，而后恳求他返回那里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

尼基弗鲁斯出于良心不安，赏赐了大量财富、珍贵的圣物、特权许可证书，包括镶有珠宝的《圣经》，以及存放真十字架碎片的圣物匣——这依然是圣山的主要圣物之一，阿塔纳修斯便带着这大批馈赠返回了工地。几个月之后修道院便落成了。哀哉，这两位老人，那位皇帝和那位圣人，却都没能得以在那里安度晚年。尼基弗鲁斯的悲惨命运将在下文叙述，但阿塔纳修斯甚至都没能等到这个悲惨的消息——在返回工地之后不久，未完成的穹顶发生坍塌，他头部受了重伤，不治而死。

征服塞浦路斯（967）

尼基弗鲁斯二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我们似乎也不必重申这一点——在他看来与萨拉森人的战争和十字军圣战无异。他虔诚地相信，若是上帝决意把这些异教徒赶回他们在荒漠之中的老家，负责完成任务的人便是他自己。因此无论他有多爱塞奥法诺，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他在964年重新开始进攻，很快恢复了旧日的势头。965年夏，他的新远征取得了第一个重大成果：塔苏斯城。阿拉伯帝国每年从奇里乞亚进攻的主要跳板被他攻破，二百多年来，拜占庭帝国最大的眼中钉之一也就此被拔除。

塔苏斯距离塞浦路斯岛航程也不远。早在668年，君士坦丁四世和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签订了协议，划定该岛为非军事区，由皇帝和哈里发共管并保持中立。然而固执的尼基弗鲁斯认定这一良性安排是可鄙的。同样在965年夏，他的部队以武力占据了该岛，岛上的穆斯林没有试图反抗乃至反对，塞浦路斯就此成了拜占庭的军区。

萨拉森人的还击与土匪劫掠无异，却也不难预料。如今的阿拔斯王朝已经瓦解，臣民的士气也愈发低落。阿勒颇的赛义夫·达夫拉从未能从962年宫殿被毁、首府被占的打击之中恢复，五年之后，心灰意冷又因中风之类的疾病而瘫痪的他撒手人寰，年仅五十一岁。 [9] 在除掉劲敌之后，尼基弗鲁斯继续进军便不再有值得一提的阻碍了。阿勒颇的驻军并未正式投降，而这种现状就此维持，该城作为帝国的附庸与保护地继续存续。969年，时隔三百三十二年后，牧首所在地，即古城安条克得以被基督徒收复。

外交灾难（967）

因此，若是仅仅考虑在东部的战争，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执政时期便可谓接连不断的成功，这样的军事胜利也并不出人意料，毕竟这需要的是皇帝、他的兄弟利奥以及他的战友约翰·齐米斯西斯，还有夺取安条克的年轻英雄米哈伊尔·布尔泽斯（Michael Bourtzes）的军事天赋，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当世将才。但西部的情况远没有这么顺利，毕竟与西欧打交道是需要外交手腕的，而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外交能力之差，在整个拜占庭历史之中也算是少见。他仿佛被至高权力冲昏了头脑，向来缺乏魅力的他在执政期间愈发傲慢专横。他早在965年便展现了自己的粗野，当时保加利亚使团前来领取罗曼努斯一世与沙皇彼得在彼得于927年成婚时订立的补助款。保加利亚人确实是想碰运气，毕竟玛丽亚（伊琳妮）已经在一两个月之前逝世，尼基弗鲁斯完全可以合法地拒绝给付这一名义上给她的补贴。 [10] 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也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庇护帝国免遭马扎尔人与罗斯人的侵袭，而这笔已经给付三十八年的补助款，用于保证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不算高昂。即使如此，皇帝所做的却堪称无礼。他痛骂了使节，声称他们和他们的同族都是污秽可鄙的乞丐、奴隶与猪狗，被一个只穿兽皮的王公统治。而后把他们鞭笞一番，让他们空着手回到了普雷斯拉夫。

无论受到何种冒犯，这样的回应都是明显不应当的，或许只有半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对保加利亚使节所做的回应可以与之相比。但亚历山大是酒徒撒野，尼基弗鲁斯的凶悍则绝非虚张声势。他立即率兵进军保加利亚边境并夺取了数座边境据点，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在平时他无疑会进行更深远的进攻，但此时他的主力军在东部作战，而且兵势正盛，他绝不想在此时抽调兵力。因此他和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伊戈尔之子，其母正是近期受洗的奥列加——签署了协议，斯维亚托斯拉夫将出兵征服保加利亚人，并为此获得一笔不菲的酬金。斯维亚托斯拉夫自然乐于获得拜占庭的黄金，但他同样渴望征服。几年前，他彻底摧毁了可萨汗国，而此时正是灭亡他的保加利亚邻居的天赐良机，他将已经颇为庞大的公国进一步推进到多瑙河河畔。保加利亚人的王国此时陷入了绝望的分裂，无法抵御如此入侵。当皇帝意识到自己是让一个羸弱而热爱和平的邻居被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取代时，大错已经铸成。

在与西欧的关系方面，尼基弗鲁斯的外交政策——如果那也算“政策”的话——同样堪称灾难，而他的敌人实力还要更强。五十年前的萨克森人奥托在前文已有提及。尽管自952年起他就是意大利名义上的国王，但起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德意志度过，而亚平宁半岛由侯爵伊夫雷亚的贝伦加尔进行实际管理。然而在961年，应那位不堪提及的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 Ⅻ） [11] 的请求，他南下进入意大利，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掌控，俘虏了贝伦加尔，而后率部前往罗马，在962年2月被教皇加冕为皇帝。

柳特普兰德再度出使（968）

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奥托在早年欣然接受了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给他提出的盟约，即君士坦丁的儿子罗曼努斯（在他的前妻亡故后）迎娶奥托的侄女黑德维希。罗曼努斯因倾心于美丽的塞奥法诺而拒绝了这段婚姻，这让这位萨克森的国王颇为不悦。959年，这位傲慢而且极度无礼——至少在奥托看来如此——的青年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双方的关系愈发恶化，但奥托依然希望让两个王朝联合起来。当罗曼努斯也离开人世后，在967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之中，他派遣使团觐见尼基弗鲁斯，商讨联姻的可能性。由于双方之间的误解，这次外交以失败告终，甚至奥托还对拜占庭控制的阿普利亚发动攻击，占据了大片土地，以逼迫那位“瓦西琉斯”清醒起来。但由于未能攻破巴里，他再度尝试使用外交手段，并在968年夏初派出了新的使团，其权力更大，使节也更有经验——他就是本书的老熟人，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

柳特普兰德就自己的第二次博斯普鲁斯之行给奥托留下了一份报告，即所谓《出使君士坦丁堡报告》（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这段记载无疑是来到拜占庭城的宫廷之中的外交人员所留下的最有趣也最恶毒的一段记述。其中确实没有说什么好话，但考虑到他经历的那一番艰难，这也不足为奇了。文章首先记载的是皇帝粗野的个性。柳特普兰德此前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和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关系良好，这位世故的学者也不难接纳西欧的文人。然而对粗糙且缺少文墨的尼基弗鲁斯而言，柳特普兰德便是他所憎恶的一切了：油嘴滑舌，希腊语还颇为流利的骗子，完全无法信任，还是彻头彻尾的异端。最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还是个自称皇帝的日耳曼匪徒，而在他看来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认定罗马帝国仅有一个，不可分割，唯一正统的皇帝正在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是，这位僭称者还在近期撕毁条约，对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

柳特普兰德重回君士坦丁堡时，所受的接待之冷淡也不难预料，即使如此，他的自尊心仍是颇受挫伤。十九年前的他身为意大利一位侯爵的使节，所受的接待至少堪称礼貌，但如今身为西帝国的全权特使，他对自己君主的回复中，写下的接待情况满是毫不掩饰的敌意。

软禁我们的那座宫殿虽然庞大且开阔，却既不能挡暑热也不耐风寒。那里还有武装人员看守，不允许我的随从出去，也不允许任何人进来。里面只有我们这些被禁闭的人，而且距离皇帝的住所相当远，我们还不能骑马，需要步行前往。更丧气的是，希腊人的酒简直无法下口，里面混了焦油、松香和石膏…… [12]

6月4日……我们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卡里亚门外，骑着马在大雨之中等待，一直等到第十一个小时（即下午五点）。直到那时尼基弗鲁斯才下令让我们下马，因为他认定我们不配骑乘陛下您给我们提供的马匹。我们便被护送到了前文提及的那座令人厌恶、没有水源还四面漏风的石头屋子之中。6月6日，五旬节之前的星期六，我被带到皇帝的兄弟、宫廷总管与大部长利奥的面前，我们为您的名誉做了极力争辩。他不肯称您为皇帝，即他们所谓的“瓦西琉斯”，而是冒犯地称您为“rex”，即我们所说的“国王”。当我告诉他这两个词虽然不同，意义却相同时，他指责我并非为和平而来，而是想要挑起纷争。最终，他愤怒地起身，并大为冒犯地让手下接过我们奉上的信件。尽管他相貌粗陋，实际上此人颇有名望。若依靠此人，就必刺透他的手。 [13]

次日，柳特普兰德首次觐见皇帝，按他的记载，皇帝直入主题。他就未能给自己的客人更合宜的接待一事表示歉意，但鉴于奥托入侵罗马，窃据贝伦加尔和阿达尔贝特（Adalbert）的合法王权，还试图夺取阿普利亚，他也别无选择。柳特普兰德则据理力争——至少按他的记载是如此。他指出自己的君主并非入侵罗马，而是将罗马从淫棍与妓女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尼基弗鲁斯和他的先辈如果真的是他们所谓的罗马皇帝，他们又怎么能容许如此境况呢？贝伦加尔和阿达尔贝特是奥托的封臣，他们发动了反叛，他除掉了他们，就这么简单。至于阿普利亚的问题也可以轻易解决，只要尼基弗鲁斯能够允许罗曼努斯的一个女儿与他君主的儿子小奥托——自圣诞节之后成为共治皇帝——成婚，那么在一系列其他重大让步之外，西帝国还会把全部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他的提案没有立即得到答复，皇帝结束了会谈，柳特普兰德便退下了。然而六天之后，内廷总管巴西尔召见了他，告知身为紫衣贵胄的公主可以与西帝国联姻，但前提条件是西帝国割让拉文纳、罗马和整个意大利东部，以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北部。

尼基弗鲁斯和巴西尔都不认为奥托会接受这些条件，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大片土地拱手送出，而且即使柳特普兰德同意，他也无权接受这些条件。因此他没有继续留在君士坦丁堡的理由，却又没有被送回，而是被愈发严密地看管在那个他厌恶的软禁地点，只有皇帝时不时邀请他共进晚餐时才能暂时离开，他愈发警惕起来。而且，晚餐也绝称不上惬意，首先是食物令他作呕，“像是醉汉胡乱烹饪一般，菜品上倒满了油以及恶心的烂鱼汁”；其次是尼基弗鲁斯仅仅是要借这一机会欺凌他。他一次又一次询问，他的君主怎敢占据南意大利这块拜占庭帝国掌控了数个世纪的土地？而且，他又怎敢自称皇帝呢？

柳特普兰德的磨难（968）

让这位大使欣慰的是，7月末，尼基弗鲁斯返回叙利亚，继续远征，现在他返回家乡的机会似乎终于到来了。然而他面临的艰难险阻依然未曾结束，8月15日，传来了新的灾难。教皇约翰十三世（John ⅩⅢ）派来了使团，并送来一封为帮助谈判而写的信件，但信上不幸地称奥托是“罗马人的奥古斯都与英白拉多”，而仅称尼基弗鲁斯为“希腊人的皇帝”。柳特普兰德以近乎病态的笔触描述了拜占庭宫廷对此的反应：如果这些新使节的地位更高——他引述他们的原话为“主教或者侯爵”——他们就会被鞭笞一番，拔光所有的头发与胡须，而后缝进麻袋里扔进大海。身为主教的他承认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他确实是西帝国皇帝的使节而非教皇的使节，但众所周知的是，教皇约翰是奥托推举的，在对西帝国的反感情绪如此高涨时，拜占庭人还会不会区别对待，就很难说了。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猜测。9月17日，他被显贵克里斯多弗召去谈话，这个宦官以一段对他本人的评论开始了谈话。

您苍白的脸、憔悴的躯体、长发与胡须，都显示了您心中因为无法及时回禀主君而生的苦闷……原因是这样的，罗马教皇——如果说这个曾经与阿尔伯里克的儿子，那个背教者、通奸者与渎神者共事的人也能被称为教皇的话——给我们最神圣的皇帝送来了一封信，信上的说法他能接受，但尼基弗鲁斯不能接受教皇称他为“希腊人的皇帝”而非“罗马人的皇帝”。这无疑源自您主君的煽动……蠢笨的教皇并不清楚君士坦丁已经将帝国的皇权仪仗、元老院与罗马的骑士们转移到了这座城市，而在罗马只留下了卑劣的奴隶、渔夫、甜品商、鸟贩、私生子、庶民与下贱者。如果你们的国王没有要求如此的话，他不会写下这封信的。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柳特普兰德试图争辩称自君士坦丁的时代起，拜占庭的语言、习俗与服饰都出现了变化，教皇也许认定“罗马人”这一名称就和他们的服饰风格一样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也没有坚持己见。最终他许诺称未来的信件将全部写上“致尼基弗鲁斯、君士坦丁与巴西尔，罗马人伟大可敬的皇帝”。

他终于获准离开——但在此之前还要被冒犯一次。在君士坦丁堡居住期间，他购买了五匹华丽的紫色装饰布，用于点缀他在克雷莫纳的教堂。此时这些布被强行没收了。他徒劳地争辩称尼基弗鲁斯给了他购买任何货物的权利，请求当时正在场的口译员与皇帝的兄弟利奥为他作证，而他得到的回复是尼基弗鲁斯并不想让他购买这些奢侈品。他再度徒劳地恳求，指出自己在近二十年前，以卑微的助祭身份代表侯爵贝伦加尔出使此地时，他在返回的时候所带的纺织品比现在多得多，受到的推诿与冒犯却远没有如今以主教身份代表皇帝出使时多。他得到的回答是此一时彼一时。君士坦丁性格温和，在宫廷之中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事直到安然离世；尼基弗鲁斯则是一位军人，宁肯打垮他的敌人也不肯花钱收买。于是在10月2日，遭受了四个月的悲哀、恶心与接连不断的毁谤之后

……我登上了船，离开了那座曾经富裕繁荣，如今却濒于潦倒，充满谎言、欺诈、虚伪与贪欲，巧取豪夺又无比虚荣的城市。我的向导陪在我的身边，在四十九天的骑驴、骑马、步行、忍饥挨饿、长叹、流泪与悲鸣之后，我终于抵达了纳乌帕克托斯（Naupactus）……

然而柳特普兰德的磨难还没有结束。风向不利，他被困在纳乌帕克托斯，到了帕特雷之后被船员抛弃，在莱夫卡斯岛（Leucas）得到了一位阉人主教冷淡的接待并几乎饿死，还在科孚岛（Corfu）上经历了三次地震，而后又遭遇了盗贼。而且他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皇室联姻毫无进展，东帝国与西帝国的紧张态势相比他出发之前更甚。在他抵达克雷莫纳之前，双方便在南意大利又爆发了战争。若是可怜的柳特普兰德得知他对这次旅行的记述在他离世千年之后，依然能如最初写下之时为读者带来新奇、趣味与启发，或许会欣慰些吧。

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恶政（968）

就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性格、行事方式与外表来看，他很难保持臣民们对他的爱戴。在他执政之初，他的公众支持源自他为帝国英勇奋战多年的功绩，即征服克里特岛与消除帝国东部萨拉森人的威胁。在这种支持之下他得以登上皇位——当然并非因他出身贵胄，而是摄政的皇太后、他此后的妻子的邀请。连他的死敌也难免同意的是，在罗曼努斯身亡后的政治真空之中，他与塞奥法诺这么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前文所述，尼基弗鲁斯对维持和平这一问题实在是全无天赋。在他执政的六年之中，他几乎让身边所有人都迅速弃他而去，以及拜占庭帝国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君士坦丁堡市民。

他从未掌握过的政治权力如今冲昏了他的头脑，随着他愈发自大，他也愈发易怒。他对克雷莫纳主教——他毕竟是皇帝的大使——那不可原谅的接待方式，以及接待保加利亚使节时的情况，堪称他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典型手法。对待自己朝廷与政府之中的官员们，他的态度似乎同样高傲。他们对君主的不满，以及愈发的不信任，却不仅源自私人恩怨。他在对外事务上缺乏判断力，特别是请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出兵摧毁保加利亚；当帝国的大军在东西方都全面展开，无法同时在南意大利开辟第三条战线时，他仍然毫无理由地冒犯奥托大帝。而且他对自己所属的阶层，首先是军界人士，然后是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们，展现出可谓无耻的偏袒。在他看来，都城的皇帝驻军做什么事都没错，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位靠山。每天晚上街上满是醉酒士兵的喧闹声，以至于遵纪守法的市民们也不敢离开家门了。皇帝收到的抗议与请愿接连不断，但都被他无视了。

“权贵”的财富则愈发增长。罗曼努斯一世与君士坦丁七世都在竭力限制他们势力的发展，尼基弗鲁斯的立法则完全在偏袒他们。此前，如果一块土地出售，与其相连的土地的拥有者禁止购买；如今只要出钱够多，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而想要扩充地产的贵族自然能开出高价。此前，想要成为一名带装备骑兵的小地产主，拥有的土地要不少于四磅金；如今尼基弗鲁斯将最低限额提升到十二磅金，这等于让数以千计的农民家庭，即长达数个世纪中作为当地民兵部队核心的农兵们失去了应征的资格，地主们的权力则进一步扩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君士坦丁堡的市民，虽然对耕地与军役问题都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在亚洲的同族需要关心的事——却也因其中的不公而感到不满。

教会也颇为出人意料地反对他。教会起初因尼基弗鲁斯的虔诚而坚定支持他，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尼基弗鲁斯对教会的社会职能的想法与教会自身的想法大相径庭。提倡苦修与禁欲的他惊讶地发现教堂，特别是修道院之中，在数个世纪的积累之后竟然囤积了如此多的财富。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在两百年前的“便溺者”君士坦丁五世的时代结束之后，便再没有人在意了。当大批肥沃的农田如今因教士疏于管理而抛荒时，现在确实到了应该进行修正的时候。尼基弗鲁斯的举措一如既往地强横：此后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教会捐赠土地。能够从重修被毁弃的教堂或修道院中获利的人会欣然接受，但也只有他们会接受。这一法令自然引起了大批僧侣与教士的抗议，但更大的争议还在后头：又一条新法令规定任何主教的任命都需要皇帝亲自批准。这在愤怒的教会看来只意味着一件事：皇帝打算全盘掌控教会及其管理体系。

最后，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教士还是俗人，士兵还是平民，都因为尼基弗鲁斯为供给持续不断的征战而征收的前所未有的重税痛苦不已。如今帝国同时在三条战线上开战：在东线进攻萨拉森人，在保加利亚防卫罗斯人，在南意大利与奥托一世作战。在这三场战争之中，第一场胜负已分，但另两场战争全无必要，本来就不该开始。而且每一个纳税人都不理解，为何要为这支已如此臃肿的军队支付税金。他因此遭到了所有人的厌恶。军队索取的资金援助越来越多，却从来不肯分享他们掠夺的大量战利品。此外，一系列的灾荒更是让面包的价格疯涨。此前的皇帝在遭遇饥荒时开仓赈灾，但尼基弗鲁斯不但不肯赈灾，反倒很可能乘臣民受灾之机为他偏袒的士兵们攫取更多利益。 [14]

大竞技场的骚乱（967）

不满情绪就此开始滋长，而且愈发公开。首次爆发在967年复活节的周日开始，皇帝的亚美尼亚人卫队与色雷斯水手之间的争执演变成了全面的骚乱，造成许多人受伤，数人因此死亡。当天下午，当大竞技场之中庆祝复活节的比赛即将开始时，城中传言皇帝打算报复，要随意屠杀聚集起来的群众。我们可以确定此时的尼基弗鲁斯并无如此打算，然而在比赛的间歇，他命令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士进入竞技场，其原因无法确知。助祭利奥声称他打算展示武力，警告市民他不再容忍早上这种暴力事件。但在这类比赛之中进行战斗表演也是颇为常见的，他可能只是想要增加个节目，愉悦观众而已。无论其目的如何，结果却是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数以千计的围观者仓皇逃离大竞技场。直到他们发现卫队并没有向围观者发起进攻，皇帝一如既往地平静且无动于衷地坐在包厢之中，才最终平静下来，但已有许多人在逃跑时因坠落、冲撞或被践踏而死。尽管恢复了平静，市民们却依然认定尼基弗鲁斯要为这一事件负责，他愈发不受欢迎了。

两个月后的耶稣升天节上，皇帝在佩盖的圣母教堂参加晨祷完毕，在返回的路上遭到街边聚集起来的市民们的辱骂，据说他们都是在复活节动乱中遇难者的家属。很快，皇帝便被一群怀有敌意的暴民包围了。在面对这种威胁时，尼基弗鲁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他依然安然前行，目不斜视，但如果不是他的私人卫队围成厚厚的盾墙，抵挡市民的推搡乃至投掷物，他很难活着返回宫中。

次日清晨，一对母女因为从附近的屋顶向皇帝投掷砖块而被捕，在阿玛拉塔斯城区（Amaratas）被处以火刑。尼基弗鲁斯下令加固圣宫，将其完全与周边的街道分离开来。在这个包括布克里昂码头在内的广大区域之中，他建造起一座私人城市堡垒，让他自己、他的家人以及亲随居住。很明显，皇帝此时畏缩了，而且很可能是他人生之中第一次如此。战场之上的他不知恐惧为何物，但在君士坦丁堡，当阴谋与凶兆的传言铺天盖地时，他变得愈发凶恶乖戾。他的表情愈发阴沉，他的笃信愈发病态而怪异。他不再睡在床上，而是睡在皇帝寝宫角落处地板上的一张豹皮上。他的父亲老巴尔达斯·福卡斯以九十岁高龄病故后，他愈发憔悴。在夏末参与一次宗教游行时，一个怪异的无名僧侣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的手里，而后便消失在人群之中。纸条上写着：“尊敬的君主，尽管我不过是地上的虫豸，却得知在即将来到的9月结束后的第三个月你便要死去。”他再未能从这一震惊之中恢复。

矛盾最终因保加利亚的变化而爆发。968年夏季，保加利亚国王彼得已经陷入绝境。因为中风而偏瘫的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节 [15] ，请求出兵援助他们抵御斯维亚托斯拉夫。不久之后，他们还送来了两位保加尔小公主，作为小皇帝巴西尔和君士坦丁的新娘。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969年1月30日，执政四十二年的彼得逝世，留下他缺乏经验的儿子鲍里斯（Boris）即位，而鲍里斯除了红胡须之外再无其他特别之处。大约六个月之后，基辅大公的遗孀奥列加也撒手人寰了，而她是唯一能约束住自己儿子，即顽固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人。尔后，斯维亚托斯拉夫便在当年的秋初，率领罗斯人、马扎尔人和佩切涅格人组成的大军席卷而来，攻入保加利亚腹地。普雷斯拉夫几乎未进行抵抗即陷落了，年轻的鲍里斯和他的家人被全部俘虏。菲利普波利斯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终还是被迫投降，斯维亚托斯拉夫处决了两万名市民作为报复。在初冬时节，罗斯人已经陈兵于色雷斯边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明年的春季他们就要进攻帝国。 [16]

塞奥法诺与齐米斯西斯（969）

此时那位美丽却又至关重要的皇后塞奥法诺再度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仅从外表来看，她不可能喜欢尼基弗鲁斯——也许任何人也不会喜欢。在此前六年之中的某个时刻，她爱上了皇帝当年的战友——英俊的近卫军团元帅约翰·齐米斯西斯。这个瘦小却充满魅力的亚美尼亚人对她的感情又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野心、嫉妒、对皇帝的怨恨——他近期被皇帝解除军职并软禁到安纳托利亚的私宅之中——都足以让他回应塞奥法诺。时年二十八岁的塞奥法诺依然美艳惊人，无论他动不动心，她的主动总归不会让他反感。

她的首要任务便是说服她的丈夫，让他相信此前对自己的老朋友的处置有失公允——毕竟他是靠约翰才得到了这顶皇冠——并撤回对他的放逐令。完成这件事并不算困难，只要她希望如此，他向来都会满足她的要求（也许这也是他真心爱她的证据之一）。他就此召回齐米斯西斯，但前提条件是他要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在卡尔西顿的私宅中居住，只有皇帝允许时才能前往君士坦丁堡。很明显，在塞奥法诺和约翰看来，情况算不上多理想。然而如今万事俱备，不久之后这位将军便趁夜悄然溜走，渡过海峡来到宫中的一个隐蔽角落，与等在那里的皇后会合，在谈情说爱之外，便是冷血地安排谋杀尼基弗鲁斯的计划。

同谋者不难拉拢。此时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贴身随从几乎已经无人对他心怀好感，内廷总管巴西尔以及其他几名高阶朝官也加入了阴谋。夺取安条克的英雄米哈伊尔·布尔泽斯也加入密谋，对他的功劳嫉妒不已的尼基弗鲁斯不久之前刚刚解除了他的职务。

谋杀的日期定在了12月10日。当天下午，主要的密谋者换上女装，把剑藏在他们的长袍之下，以觐见皇后的名义进入后宫，皇后随即把他们藏到宫中各地，等待最终行动的时机。天色渐晚时，尼基弗鲁斯从自己的宫廷牧师那里收到了新的警告，告诉他刺客已经混进宫中，危险迫在眉睫。他立即派自己信任的宦官米哈伊尔进行调查，然而米哈伊尔早已被皇后收买，向皇帝汇报称宫中并无异样。

12月的白昼很短，入夜之后又刮起了凶猛的暴风雪。刺客们依然在漆黑一片的宫中隐蔽。若是约翰·齐米斯西斯不到，他们不敢贸然行动，然而在如此天气之下，他真的能够悄然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吗？与此同时，塞奥法诺必须放松自己丈夫的警惕，保证在行动之前万无一失。她对他说，自己决定去拜访一下两位保加利亚小公主，看看她们在居所之中是否舒适。她不会离开太久，因此皇帝最好不要把她关在皇宫之外，宫门可以等她返回之后再上锁。尼基弗鲁斯没有反对。他依然在图书馆中读他大量囤积的有关苦修的书，而后便像往常一样开始祈祷。最后，见妻子迟迟不回，他便穿上自己舅父的刚毛衬衣，躺在地上入睡了。

暴风雪依然没有停歇。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浪甚大，约翰·齐米斯西斯和三名密友在没有照明的小船上冒着极大的风险，很久之后才从卡尔西顿赶到了对岸。直到夜间十一时，他的同谋者才听见了宣告他到来的低沉哨音。皇后寝宫之外的一扇窗户中悄然垂下了一条绳子，这几名刺杀者先后被拉进宫中，约翰最后一个进入。进入之后他们便立即投入行动。一名宦官正等在那里，带他们前往皇帝的寝宫。当刺客们发现皇帝的床上空无一人时吃了一惊，但这位宦官悄然指向了房间的角落，皇帝正在豹皮上熟睡着。

尼基弗鲁斯之死（969）

尼基弗鲁斯人生的最后时刻读来多少有些煞风景，写下这段记载的编年史家们倒是自得其乐。被响动惊醒的皇帝想要起床，这时军阵指挥官（taxiarch）利奥·巴兰特斯（Leo Balantes）一剑砍向他的颈部，但皇帝突然起身，这一剑斜砍在他的脸上。血流满面的他高声请求圣母解救，而刺客们把他拖到大床旁边，约翰·齐米斯西斯正如审判者一般坐在床上等待。他们想逼他下跪，他却直接趴倒在地，一动不动，任他的昔日战友指责他行事不公忘恩负义，对他一顿猛踢，撕扯着他的头发与胡须。在齐米斯西斯的发泄结束之后，便轮到了其他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发泄的理由。一个人打得他下颚脱臼，另一个人用剑鞘包铁砸掉了他的门牙。最终，某个人——具体是谁不得而知——用一把弯曲的长刀完成了致命一击。

消息很快传播开了。刺杀结束几分钟之后，约翰·齐米斯西斯的部下便来到城中积雪的街道之中，在街头巷尾高喊：“约翰是罗马人的奥古斯都与英白拉多！”很快，大总管巴西尔便亲自带着其他人加入，他带领的人们奉命在欢呼中加上了两位小皇帝巴西尔与君士坦丁的名字，但同样表达了对新君主的支持。与此同时，在无眠的宫廷之中，守门的瓦兰吉维京卫士手持长斧，匆匆赶往布克里昂码头。在火炬光中，他们看到了尼基弗鲁斯被刺客斩下的头颅，如今高挂在一扇窗外。他们立即停止了行动。若是皇帝尚存一息，他们愿为他奋战至死，但若是皇帝已死，他们也没有义务为他复仇。他们换了个新雇主，仅此而已。

新雇主的身份已经确定。在刺杀结束后，约翰·齐米斯西斯径直前往黄金大厅（Chrysotriclinium），即宫中黄金皇座的所在地。他穿上紫靴子以及他能找到的一切皇帝仪服，坐在皇位上，塞奥法诺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坐在旁边。与他同谋的刺客以及纷纷前来的官员们则开始欢呼，拥立他为罗马人的皇帝。

次日，全城都陷入寂静，仿佛被遗弃了一般。就此成为约翰的左右手，以及他最资深也最受信任的下属的巴西尔下达了戒严令。市民此时只能在家中停留，不得不出门的人也不敢聚集或制造任何的喧扰，生怕因此丧命。此时风暴终于停止，变为诡异的安静，马尔马拉海上起了浓雾。尼基弗鲁斯的躯体仍然和刚扔出窗口时一样，横在染血的雪地上。在如此惨死之后，国葬是不可能了。入夜之后，他的尸体被放到临时准备的木架上，盖上粗糙的毯子，悄然穿过空旷的大街送到圣使徒教堂，安葬在君士坦丁大帝六个世纪前安排的大理石椁之中。这是荣耀的安息之地，但对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而言，这位萨拉森人的白面死神，收复叙利亚与克里特岛的英雄，高尚又可憎、功勋卓著又令人厌恶的皇帝，他的结局理应更体面些。

[1] Juvenal，V，54.

[2] 从克里特岛远征返回时，尼基弗鲁斯把他自己获取的战利品交给阿塔纳修斯，让他负责建造修道院，声称“你我可以在那里和同工们享受圣餐的欢愉”。这座修道院存留至今，今称大拉瓦拉（Grand Lavra）修道院，是圣山之中最古老也最珍贵的建筑之一，由皇帝本人捐赠的青铜门依然矗立着。

[3] 齐米斯西斯的全名，准确的表述是约翰·齐米斯西斯·库尔库阿斯，但由于这一时期名叫约翰·库尔库阿斯的人太多，因此原文为了避免混淆，将他称为“约翰·齐米斯西斯”。译文基本因袭了作者的表述。——译者注

[4] 这支皇帝卫队完全征募自蛮族（包括罗斯人和可畏的瓦兰吉卫队，即北欧卫队），他们驻扎在圣宫之中，在皇帝出征时随行护驾。

[5] 这座修道院在六世纪由僧侣亚伯拉罕建造，此后他还在橄榄山上建造了拜占庭修道院，他之后又成了以弗所主教。由于位置突出，修道院最终在1453年奥斯曼围城时被毁，其中的神迹圣像可能也同时被毁。

[6] 从同时代硬币上的卷发形象来看，助祭利奥的记载无疑更可信。

[7] 严格意义上，“新教堂”这一说法无疑有误，就好比说牛津大学新学院是“新大学”一样。但鉴于更准确的翻译多少有些令人不满意，本书就将错就错了。

[8] 尼基弗鲁斯是纯粹为讨好阿塔纳修斯而撒谎，还是遵守了誓言并因此被塞奥法诺厌恶，我们不得而知。

[9] 按《伊斯兰百科全书》的记述，他的死因是尿潴留。记载提及他的遗体被埋葬在马雅法里欣城外，他母亲的墓地旁。他下令把自己在战争中夺取的一块土砖枕在自己的头下，一同入土。

[10] 也是引述斯蒂芬·朗西曼爵士的理论。

[11] 他就是著名的十世纪的“教皇艳事”的主角。时年十六岁的约翰于955年成为教皇，吉本的说法是：“我们有些惊讶地看到记载提及，马洛齐娅这位争气的孙子和罗马的妇女们公开偷情，他把拉特兰宫变成研究淫秽色情的学院，强奸处女与寡妇，以至于朝圣的妇女都不敢拜访圣彼得的圣殿，唯恐圣人的继任者来猥亵自己。”

[12] 这也许是西欧史料中第一次记载品尝松香酒。

[13] 出自《旧约·列王纪下》，18：21。——译者注

[14] 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暴政是，尼基弗鲁斯二世下令铸“小金币”，其重量仅有原使用的诺米斯玛塔金币的一半。他宣称大小金币等值，但收税时只收大金币，支付款项时只支付小金币。这种明目张胆的横征暴敛，不但导致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的物价陷入混乱，使他失去市民的支持，支付的军饷直接贬值了一半以上，也导致他失去了许多士兵的爱戴。——译者注

[15] 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因为这个“满身污秽，剃匈牙利式短发，一身黄铜链子”的怪异人物在皇帝的宴席上座次在自己之前而大为恼火。

[16] 旧日的历史学家认为菲利普波利斯的陷落发生在970年初春，作者个人倾向于斯蒂芬·朗西曼爵士的说法（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205～206）。

第十三章 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

如果您拒绝我的提议，您将别无选择，您和您的臣民只能永远离开帝国，失去所有的领土，再无容身之所。回到亚洲，把君士坦丁堡交给我们吧。只有如此，您才能与罗斯人达成真正的和平。

——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致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970年

拜占庭城的皇位，十年间第二次被一名安纳托利亚贵族夺走。这两次夺取皇位的都是极为成功的将军，而皇后塞奥法诺都参与了阴谋，两人也都同意作为她的两个年少儿子的庇护人。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与约翰·齐米斯西斯之间有两个重大差异，其一是他们各自的地位，其二则是两人本身的性格。

尽管两人对皇冠都没有任何合法的宣称权，尼基弗鲁斯至少还是可以宣称得到了皇太后的邀请，并在此后靠着婚姻获取了合理的地位。然而约翰则是靠着暴力与谋杀获取皇位，更不走运的是牧首之位依然在普利尤克托斯手中，而这个日渐衰朽的老人一如既往地冥顽不灵。即使他不能立即拒绝给这个僭称者加冕，他也可以加上条件——他也确实加上了条件，约翰无论多么不情愿，他都必须接受。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赶走塞奥法诺。偷情的两人不但希望借谋杀尼基弗鲁斯除掉障碍，也希望能够就此成婚，但牧首坚定反对，声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妥协。相反，约翰·齐米斯西斯加冕的事则当然可以，只要皇后能被赶出宫中，并再也不得返回君士坦丁堡。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也许约翰其实并没有对塞奥法诺动真情，仅仅是把她当作实现自己野心的垫脚石。无论如何，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蒙羞而心碎的皇太后就此屈辱地被赶走，来到被赶出皇宫的人最常去的地方——马尔马拉海上的普罗蒂岛。 [1] 但普利尤克托斯还没能满意。他接下来要求约翰公开认罪，并指认所有参与阴谋的人。最终他要废黜他前任皇帝颁布的对教会不利的所有敕令。约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在969年圣诞节，谋杀仅仅两周之后，新皇帝便接受了加冕。他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处置被杀的老皇帝的家人，特别是利奥·福卡斯。这位曾经的宫廷总管没能及时集结起人马完成反击，便带着自己的长子，即和他大伯同名的尼基弗鲁斯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中避难。两人的职务、官阶和财产都被剥夺，送往莱斯沃斯岛流放。利奥的二儿子巴尔达斯则被送到了远没有那么怡人的本都地区的阿马西亚（Amaseia），这个多雨的地方位于黑海沿岸。只有他的幼子、官阶为显贵的出色将领得以获得自由——也许是因为他与萨拉森人作战时战功卓著，但更可能是因为他是阉人，并不会造成什么长期的危险。

齐米斯西斯的性格（969）

至此，本书对约翰·齐米斯西斯的叙述几乎完全没有提到任何闪光点。然而若是比较他与尼基弗鲁斯的性格，同时代的记述者对他的评价却比我们所想的要好得多。上一章最后几页之中那个残忍且世故的谋杀者，与编年史家所描绘的“无所畏惧的骑士”（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实在是很难联系到一起。他们不但长篇大论地叙述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也记述了他的善良、慷慨、正直、明智、活力和卓越气度；他们也记载了他出众的相貌——深棕色的头发，红色的胡须，清澈明亮的蓝眼目光锐利。他尽管身材矮小，但依然极度灵巧且健壮。据说他的部下无人能在马术、箭术、投长枪或标枪上胜过他。他也有随和的魅力，足以吸引每一个人。他和尼基弗鲁斯一样，也是个鳏夫，但和尼基弗鲁斯不同的是，他没有打算发誓守贞，而他对女人而言更是难以抗拒。甚至他的缺点也充满了魅力，对他颇有了解的助祭利奥提到他热衷美酒与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简而言之，他与那位丑陋、笨拙且生活极度节制的前任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绝非他那样的禁欲主义者，而是一个顺其自然、享受生活的人。一名编年史家君士坦丁·马纳瑟斯（Constantine Manasses）甚至称他如同“新的天堂，其中充满了公正、智慧、谨慎与英勇……若不是因为谋杀尼基弗鲁斯而染上污点，他将如天空中无与伦比的星辰一般闪耀”。

在他所有确定无疑的美德之中，他的臣民最喜欢的是他迅速且如同本能一般的慷慨。牧首确实坚持他要在获取皇帝内帑之前先把私产捐赠给穷人，按约翰·齐米斯西斯的性格，他应当不难做到。他大部分的钱财捐赠给了近年来因一系列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特别是色雷斯的所有农庄，那里的饥荒格外严重。（这个与尼基弗鲁斯截然不同的特质不应被忽视。）另一个主要的恩赐给予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克里索波利斯的麻风病人收容所（Nosocomium）。助祭利奥记载称，他一生之中经常前去拜访，安慰、鼓励病人们，甚至亲手为他们擦洗脓疮。因此几个月之后，一个即使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历史之中也极度恶劣的谋杀的主谋，就此成了帝国最受欢迎的统治者之一。

斯维亚托斯拉夫入侵（970）

幸运的是他及时成功了，因为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已经准备发起进攻。保加利亚已经被他掌控，但他不想停在保加利亚。对他而言，真正值得夺取的正是拜占庭帝国。罗斯人此前的两次进攻确实失败了，但第一次，861年的进攻，仅仅是一次掠夺行动；第二次，不到三十年前，在他父亲伊戈尔指挥之下的进攻主要是从海上发动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相信君士坦丁堡无法从海上攻破，但陆上的情况可能截然不同。他的部队规模甚大，在战胜保加利亚人，又进行了一番掠夺之后，士气也前所未有地高涨。他面前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一路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若是他想要抢夺皇帝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夺取皇位，再把那个谋杀犯篡位者（他和自己一样没有登上皇位的正当权利）赶回那遥远的安纳托利亚荒原，又有谁能够阻拦他呢？

约翰尽力进行了谈判，声称只要斯维亚托斯拉夫撤出帝国领土，他就把尼基弗鲁斯请他出兵保加利亚时许诺的款项全部付清。但大公的回复清晰地表明，依靠外交无法达成任何结果。现在，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在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对城墙进行了紧急整修，紧张情绪也在所难免地开始酝酿。市民们此前自然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但最近的一场危机源自保加利亚人，这是他们知根知底的敌人，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总归是有限的。但如今他们面对的这个势力却极为强大，控制范围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罗的海，而其中的民族他们甚至罕有耳闻，据说每一个民族都极度野蛮。

然而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努力之下，这支军队重新成了一流的战争机器，涌现了数名无与伦比的出色将军，甚至可与贝利撒留时代相提并论。皇帝就是这些出色将军之中的一位。此时约翰却必须留在都城——他应当颇为遗憾——因为他目前的地位尚不巩固，无法亲自指挥远征。但他信任自己麾下的将军，他的信任事实上也得到了回报。他选择的先头部队指挥官，其一是他的妻舅巴尔达斯·斯科莱鲁（Bardas Sclerus）。约翰的妻子玛丽亚（Maria），这位助祭利奥所谓“最可爱也最纯洁”的人在几年前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巴尔达斯此前与皇帝一同在叙利亚作战，可能也是皇帝最亲密的朋友。另外一位指挥官则是阉人彼得·福卡斯（Peter Phocas），官阶为显贵。职位为主将的他和斯科莱鲁一样，在与萨拉森人的战争之中战功卓著，近期还在色雷斯的一场袭扰战中击败了马扎尔人。他在阵前决斗之中，亲手击杀了一个身着厚重锁子甲的高大部落首领，他奋力一刺，枪尖直接穿出了那个马扎尔人的肩胛骨。他是被杀的尼基弗鲁斯二世的侄子，也是他伯父的近亲之中唯一一个免于流放的人。如果他内心怨恨齐米斯西斯的话，他确实隐忍得很好。

两位将军都收到了君主的严令，尽可能避免正面决战。皇帝或许认为，只要看到大批帝国军队抵达战场，斯维亚托斯拉夫便会畏惧而撤退了。此时（仍是早春）他派出部队仅仅是为了向纪律涣散的罗斯人展示自己部队的严密组织与强悍实力，并保护色雷斯的乡村免受他们的侵扰。然而他低估了这位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准备进行决战。他特意与马扎尔人和佩切涅格人结盟以加强势力，甚至得到了不少保加利亚波雅尔贵族的支持，他许诺恢复他们所有的旧日特权，甚至允许他们恢复旧日的多神教信仰——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期待如此。这些部队的规模很难准确估量。早年的史学家通常夸大敌人的规模，声称己方人数不足，佐那拉斯和约翰·斯基里泽斯分别声称罗斯人有三十万人与三十万零八千人，而内斯托尔的编年史给出的数字仅相当于这两个荒谬数据的约十分之一。此处，我们认定这支部队规模为五万人，应当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大。据称面对这支部队的拜占庭部队仅有一万两千人——这一记载很可能属实。虽然人数不多，但确是精锐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都是在叙利亚的烈日之下多次战斗的老兵。

身为最高指挥官的巴尔达斯·斯科莱鲁首先进军抵达亚得里亚堡。当敌军前来时，他率部缓慢撤退，故意做出畏战的假象，让他们自以为安全而过于自信。与此同时，在他的战线之中，他进行了部队布置。在他预定的那天，他派显贵约翰·阿拉卡斯（John Alakas）率领一支骑兵分队出击，使用一个熟悉的战术：首先与敌军稍微接触，而后立即离开，刺激罗斯人发起追击。在他们确实追来之后，他们要加快步伐，并且不断回头再与敌军接战、逃离，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直到他们的对手落入他们预设的陷阱。

这一计策效果极佳。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部队兵分三路进军，第一支主要是罗斯人与保加利亚人，第二支主要是匈牙利人和其他马扎尔部落，第三支则是佩切涅格人。阿拉卡斯正是和第三支部队接战，而他们也全速追击，相信他们能够及时追上他和他的部下，将他们杀死，再夺走他们的战马、盔甲、武器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但当他们来到一个河谷之中时，拜占庭骑兵突然散开了，追逐者也随之散开。斯科莱鲁就此发动了进攻。陷入包围而寡不敌众的佩切涅格人被全部歼灭。

而这仅仅是个序幕。几天之后双方在阿卡狄奥波利斯附近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那里位于亚得里亚堡通往都城道路的三分之一处。这是一场阵地战，也是拜占庭帝国与罗斯人在开阔地上进行的第一次决战，这一战极度血腥。助祭利奥与斯基里泽斯记载称，年轻的君士坦丁·斯科莱鲁（Constantine Sclerus）看到他的兄长与指挥官被一个高大的罗斯人缠住，于是匆忙前来助战。他这一剑从那人的盔甲上划开，砍到了他的坐骑上，那匹马立即被斩首，那人也被摔在地上。君士坦丁或巴尔达斯得以轻易地完成致命一击，一剑把那个维京巨汉劈成两半，分别落在他坐骑的两边。至于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就交由读者自行判断。确定无疑的是，这一战与此前几个世纪之中的战争截然不同，那时的战争是阴沉的悲剧传奇，故事之中满是纪律涣散、畏惧与背叛。而此时，帝国再度进入了英雄时代，乃至可谓荷马史诗式的时代。无畏的领袖们盔明甲亮，身先士卒，往军阵核心杀去，从来不畏惧阵前决斗，决心为皇帝赢得胜利，或为此战死。对他们而言，阿卡狄奥波利斯之战是一场大胜，罗斯人则遭到了屠杀。斯维亚托斯拉夫带着屈辱的残兵败将返回了保加利亚，一年之后才再度前来。

巴尔达斯·福卡斯叛乱（971）

当他的妻舅在色雷斯安定事态时，约翰·齐米斯西斯正在都城之中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将东部的部队抽调回来，配备新的武器装备，并征召新兵充实军力。他清楚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基辅大公受了不小的教训，但他依然活着，也没有就此放弃野心的理由。而且，他更是要复仇的。

971年初春，约翰已经做好与他作战的准备。他的部队状态极佳，此时的他也可以御驾亲征。如果斯维亚托斯拉夫没有行动，他就可以攻入保加利亚，把他赶走。当他准备出兵时，东方却传来了新的消息。尼基弗鲁斯二世的侄子巴尔达斯·福卡斯逃离了他在本都的流放地，返回凯撒利亚（今开塞利），那里是他家族在卡帕多西亚的根据地，聚集起来的大批居民与贵族就此立他为皇帝。情况本已相当恶劣，但不久之后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流放于莱斯沃斯岛的利奥·福卡斯和他的儿子与当地的主教勾结，在色雷斯散播叛乱的消息，宣称他们即将赶到此地，号召当地人起兵对抗篡位者。

皇帝的行动一如既往地迅速。主教被逮捕并审讯，很快透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靠着他提供的证据，利奥和他的儿子随即被送交审判并判处死刑，然而约翰立即改变了主意——编年史家认定这是他的典型特质，而这使他对尼基弗鲁斯的残忍更难理解了——把死刑改为瞽刑与永久流放。之后他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仁慈，派人到莱斯沃斯岛送去一个密令，让烧红的铁在最后一刻撤回，保留两人的视力。无论如何，他们带来的危险并不大，那位僭称者才是真正的危险。约翰派使节前去与他会谈，许诺保证他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只要他同意放弃宣称。但巴尔达斯的回复与斯维亚托斯拉夫一年前的回复颇为类似，他率军稳步前进，亲率数千部队往都城进军。

此时皇帝应当为把部队调离安纳托利亚而后悔。结果是他没有足够的部队来立即平息这场叛乱——留守的部队之中还有不少人加入了叛军。他只剩下一个选择：派他最优秀的将军率领最精锐的部队离开色雷斯。几天之后，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便开拔了。这无疑是冒险，对斯维亚托斯拉夫而言，他可以在斯科莱鲁返回之前便发动入侵，但东部的威胁迅速解除，并没有给他在西部留出什么机会。

直到此时，约翰依然希望避免帝国之中爆发内战。他要求自己的妻舅尽力避免流血牺牲，并向那些愿意抛弃福卡斯的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处罚，甚至会得到荣誉和赏赐。斯科莱鲁自然乐于遵命。他是福卡斯的老朋友和战友，他的弟弟、阿卡狄奥波利斯的英雄君士坦丁此前娶了这个僭称者的妹妹，这件事对他而言实在是颇为棘手。当他抵达那所谓的四十殉道者湖 [2] 时，他的侦察兵报告称发现了福卡斯部的营地。他没有发起进攻，而是派了一大批细作，扮成乞丐模样混进叛军之中收买人心。也许帝国军队的规模与速度动摇了他们的士气，也许倒戈之后获取的慷慨回报对他们而言难以抗拒，无论如何，这些细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每天晚上，越来越多的福卡斯支持者逃离军营，溜进斯科莱鲁的军营之中，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欢迎。僭称者很快发现，还没接战，他的军队便只剩几百人了。绝望而屈辱的他在少量依然忠诚的骑兵的陪同之下，趁夜逃走，和他的家人来到泰罗波伊昂（Tyropoion）堡垒避难，那里位于今伊尔金（Ilgin）城外。但这意义索然，斯科莱鲁率部紧随而来，立即开始围攻这座小堡垒。他竭力进行了抵抗，在得到自己和家人都可以保住性命的保证之后，他带着妻儿离开堡垒投降。

约翰·齐米斯西斯也遵守了诺言。他下令将巴尔达斯·福卡斯剃度，而后将他和他的家人一起送到希俄斯岛，那里是爱琴海海岛之中风光最美的地方之一。全世界的统治者之中，几乎没有谁能如此宽厚地对待一个僭称者，也很少有僭称者能够有幸得到如此宽厚的惩罚。 [3]

皇室婚礼（971）

在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结束之后，约翰·齐米斯西斯便不必再面对任何争夺皇位的威胁。然而事实上，如果他不能在某种意义上进入皇室，他就依然没有合法的权利。原本，如果他与自己的美貌情人塞奥法诺成婚，尽管会带来明显的不利因素，但仍能极大地稳固他的地位。但对现在的他而言，这已经不再可能。幸运的是，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和罗曼努斯二世的姐妹成婚——她们五人都被塞奥法诺送进了修女院。他于971年秋季与其中一人塞奥多拉（Theodora）订婚。十二年的修女生活没有让她气质更佳，助祭利奥——他认定所有公主都应当有近于完美的外貌，帝国的皇后更应如此——写道：“她既不美丽也不优雅。”但约翰并不是为她的美貌而迎娶她的，毕竟他若是想娶到帝国最美丽的女子，也并非难事。他与她成婚的原因仅仅是她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兄弟全是皇帝，而靠着她，自己也能够成为帝国最光辉的马其顿王朝之中的一员。

婚姻在11月进行。年迈的普利尤克托斯在约翰一世加冕五星期之后便逝世了——约翰如果晚几个月发动政变，他未来的生活可能颇为不同，塞奥法诺的未来更是会截然不同。老牧首的继任者是由皇帝选择的虔诚节制的教士——斯卡曼德人巴西尔（Basil），由他主持婚礼。 [4] 庆典一直持续到圣诞节之后，然而那时另一场皇室婚姻开始计划。这一婚姻如果得以成行，其影响将远大于约翰一世的婚姻，将就此终结萨克森人奥托和帝国五年来的争斗，并在东帝国与西帝国之间创造牢不可破的联系。实现这种联姻的想法，如前文所述，在“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执政时就曾经提起。奥托在967年再度提起此事，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也因此在次年进行了那次失败的出使。对狭隘多疑的尼基弗鲁斯二世而言，这样的婚姻不值一哂。约翰一世却全力支持这一婚姻，在他本人的邀请之下，科隆大主教率领的使团在12月末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迎接新娘，把她带回西帝国的皇宫与新郎成婚。 [5]

新郎是十七岁的奥托，西帝国皇帝的儿子与继承人。至于新娘的身份，史学家却不那么确定。她名叫塞奥法诺（Theophano），此前通常认为她是罗曼努斯二世的女儿，即两位小皇帝的姐妹。然而当代的学者通常认定她是约翰一世的亲属，可能是他的侄女，因此并不是马其顿皇室的成员。当这个可怜的女孩来到罗马，奥托大帝发现她不是紫衣贵胄时，必然大为吃惊，他起初想要把她直接送回君士坦丁堡。幸运的是，他接受了更明智的劝告。有人指出约翰在成婚之后就成了皇室的成员，因此他的侄女也就是皇室成员。 [6] 奥托的宫廷最终接受了她，小奥托也在972年4月14日于教皇约翰十三世的主持之下成婚。

塞奥法诺，无论身份如何，终究离开了自己的家与家人，被一群年长的教士送到一片她未知的土地，与一个自己不曾见过的人成婚。她既不了解他的性格，也完全听不懂他的语言。如果从长期考虑，她还是幸运的，这场婚姻出人意料地美满。她的丈夫善良体贴地对待她，并允许她保持拜占庭的所有习俗与生活方式；她的儿子，即未来的奥托三世（Otto Ⅲ），成长得更类似于希腊人而非萨克森人。她此后也成功改善了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在婚姻之外，也靠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帮助两国。无论如何，对十六岁的女孩而言，972年的头四个月近乎梦魇一般。我们应当停止叙述她的悲哀、恐惧与孤独，继续讨论约翰·齐米斯西斯，此时的他正春风得意。

约翰出征（972）

在972年复活节一周前，约翰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来到色雷斯。此时的他已无后顾之忧。他已经花费一整年，在971年的大部分时间之中，他忙于处理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当叛乱平息之后，已经近于入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依然在进行外交活动（并与威尼斯签订了重要的协议），整备黑海舰队，并不断训练他的部队——他向来乐此不疲。他最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四处劫掠的罗斯人本可以利用拜占庭军队撤退的机会在帝国乡村奸淫掳掠，但基辅大公没有成功发动主力进攻，依然留在保加利亚。现在彻底解决他的时机已经来到。

约翰在离开皇宫之前的最后举动是在青铜门的小祈祷室中祈祷。罗曼努斯一世在位时将那里变为皇帝的私人礼拜堂，但约翰将其扩大并装饰一新，最终也将那里选为自己的墓地。使用黄金和珐琅装饰的大型墓室此时已经在建造之中。在庄重的长队列最前方，约翰右手拿着嵌有真十字架镶金碎片的大十字架，先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请求上帝赐予他胜利；而后前往布拉赫内宫，在圣母教堂再度进行祈祷之后，他检阅了停泊于金角湾的舰队；之后下令舰队起航，前往多瑙河河口，封锁斯维亚托斯拉夫从海上撤退的道路。在舰船起航之后，他也拨马向西，率军出城。

在亚得里亚堡，他与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一年前留在色雷斯的部队会合。这些部队此前由朝政大臣约翰·库尔库阿斯短暂指挥，而这个慵懒怠惰且酗酒贪杯的人与同名的皇帝全然不可相提并论，部队士气极为低落。但当士兵们看到皇帝的镀金铠甲，他的将军们同样骑着盛装的骏马，英气勃发的时候，他们得以重拾信心，向北进入保加利亚腹地。令约翰宽慰的是，巴尔干山地那些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没有任何人守把，而757年的君士坦丁五世和811年的尼基弗鲁斯一世正是在这里遭遇惨败——此处仅举两例。他计划的第一步完美地达成了，基辅大公以为他会在君士坦丁堡度过复活节，至少要到4月中旬才能出兵，因而此时依然没有布置防务。在复活节的周三，约翰从保加利亚古都普雷斯拉夫周边的山地进入该城，发现了罗斯人的营地。突然性是成败的关键，他立即发起了进攻。

这一战在今大卡姆奇亚河（Goljama Kamciya）的河岸边展开，激战良久后依然未能决出胜负。直到约翰把自己的私人部队“不朽军团”（Immortals）——由他自己亲自训练，作为战场总预备队——投入战斗，对罗斯人的左翼发动凶狠的冲击，罗斯人才突然之间崩溃瓦解，向普雷斯拉夫混乱地逃亡。帝国的骑兵则紧追不舍，活着逃进城中的人少之又少。屠杀一直持续到入夜，次日清晨，地上已经满是阵亡者的尸体。皇帝此时已经兵临普雷斯拉夫城下，要求城中驻军投降。他们拒绝投降，围攻战随即开始。拜占庭的投石机和蝎弩将重型石弹和燃烧着的希腊火投入城中，云梯则已经整备完毕，他们准备进行最后的突击。

最先冲上城墙的是一个“仍没有胡须”的年轻人，他名叫塞奥多西奥斯·麦松尼克特斯（Theodosius Mesonyctes）。数以百计的士兵紧随而来，普雷斯拉夫很快被攻破了。然而城中央有一个加固的“内城”（enceinte），兼具宫殿、城市堡垒与仓库的作用，余下的罗斯人退到这里进行最后抵抗。随后双方又进行了激烈战斗，军队没能彻底攻破内城的防卫，约翰随即下令放火，木质结构的房屋随即熊熊燃烧起来。罗斯人或者被活活烧死，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活捉。俘虏之中就包括被废黜的沙皇——红胡子的鲍里斯，此前他已经被斯维亚托斯拉夫囚禁两年。皇帝极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并对鲍里斯声称自己不是要征服保加利亚，而是要解放这片土地——然而从此后他的举动来看，他根本不该许下如此承诺。

击败斯维亚托斯拉夫（972）

约翰在普雷斯拉夫的废墟之中度过了复活节，并考虑如何解决斯维亚托斯拉夫本人。他得知这位大公此时正在德里斯特拉（Dristra）——希腊人称之为多里斯托隆（Dorystolon），即今锡利斯特拉（Silistra）——这个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的主港设法打通交通线，挣脱拜占庭舰队的封锁。约翰随即派使节前去送信，通知他普雷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并以皇帝的名义要求他投降。在短暂停留以修复这座城市——他将这座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约安诺波利斯（Ioannopolis）——的城防之后，约翰再度率部北上。这次进军道路漫长且艰苦，但在圣乔治节 [7] 他还是在德里斯特拉城外摆开了阵势。此战的模式与普雷斯拉夫的颇为相似，拜占庭军队在对该城袭击之后，与对方在城墙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他遭遇的抵抗更为坚决，德里斯特拉成功抵御了对该城的全部突袭，双方随即停止激战，转为围困战，拜占庭舰队的一支分队也随即封锁了河道。

围困持续了三个月，直到城中的补给彻底耗竭。最终斯维亚托斯拉夫决定进行最后一搏，在7月24日率领残部杀出正门。他们的冲击如此凶悍，他们的决心如此坚定，几乎取得了成功，但正在此时，按照助祭利奥的记载，“军人”（Stratilates）圣塞奥多尔前来干预。皇帝与许多士兵都看到他骑在雪白的马上参与血战。事实上，约翰使用了最常用的一招——诈败，最终取得了胜利。入夜时，基辅大公终于遣使节前来求和。他许诺，他会率全军撤离这个国家，并将他进入保加利亚之后俘虏的所有人释放，还许诺绝对不会再入侵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城。他要求的回报仅仅是安全渡过多瑙河离开，并为他幸存的部下索取少量食物。约翰·齐米斯西斯欣然允诺。

在各自返乡之前，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要求之下，两位统治者得以首次会面。约翰骑着烈马，前往河岸边的会面地点；基辅大公则乘船前来，和他的部下一同划桨，与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他的白袍更为清洁，有带珠宝的耳环，以及在几乎剃光的头顶上留着的两撮淡金色的头发——作为身份的象征。 [8] （虽然名字并非源自北欧，但他的发色、蓝眼以及下垂的髭须都与他的维京先祖并无二致。）在短暂而友好的对话之中，他希望重新修订旧日的商业协议，确定罗斯人前往君士坦丁堡时的诸多事项，以及其他问题。尔后在向皇帝深鞠一躬之后，他返回自己的船只，划着桨离开了。

他没能再返回罗斯。在他返程穿越佩切涅格人的土地时，他被拦住审讯：他在出兵之前许诺的大批战利品为何不曾送来？他只得告诉他们，如今那些战利品都落入胜利者的手中，战败的他能够活着离开就可谓幸运了。对佩切涅格人而言，这个结果自然不能让他们满意。次年春季，在斯维亚托斯拉夫通过第聂伯河的大瀑布时，他们设伏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正如一百六十一年前，保加尔可汗克鲁姆对尼基弗鲁斯一世所做的一样。

约翰·齐米斯西斯的返程则喜悦得多。在离开德里斯特拉之前他将该城改名为塞奥多罗波利斯（Theodoropolis），以纪念那位在城下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圣人。尔后他向南前往君士坦丁堡，沙皇鲍里斯和他的家人也被一同押往。可以说他达成了两个主要的成就。其一是把一个危险的敌人赶出了巴尔干半岛，其二则是把保加利亚重新并入帝国——尽管他在普雷斯拉夫对鲍里斯说了那些话，他却根本不打算让他复位。如果在那个8月目睹他凯旋入城的人之中，有人误以为他是战胜了保加利亚人而不是罗斯人，也不算奇怪。在原本为他准备的四匹白马拉着的镀金马车上，放置着他的战利品，其中有保加利亚最受尊崇的圣像——圣母像。他们认为圣母与圣塞奥多尔共同为他们带来了胜利。他本人则身着闪亮的盔甲在后方跟随。队列的最末尾，沙皇鲍里斯以及他的妻儿步行跟随。街上目睹这一切的人，难免会有如此误认。

在这一切之后，就算还有人怀疑帝国对这个倾颓的邻国的态度为何，他们也很快就会开窍。当队列抵达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后，约翰不仅把圣像放在圣坛上，还把保加利亚的冠冕和其他仪服放了上去。不久之后，在宫廷之中的典礼上，他迫使年轻的沙皇进行臣服礼。保加利亚就此成为帝国的一个省份，保加利亚牧首区也被废除，所有独立的主教区再度臣服于君士坦丁堡。约翰还是一如既往地试图缓和态势，赐予鲍里斯朝政大臣的官阶。沙皇的兄弟罗曼努斯（Romanus）就没那么幸运了，他遭到了阉割——应当是避免他在返回家乡之后僭称皇位。克鲁姆的家族，这个曾经令拜占庭帝国战栗的家族，就此悲哀而屈辱地终结了。 [9]

然而一个民族不会这么轻易地屈服。在地图上，十世纪的保加利亚比今天的保加利亚共和国大得多，控制地区距离亚得里亚海仅有几英里之遥，而近期遭受战火的只有东部地区。大约占领土总面积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没有理由就此屈服，依然保持着独立。之后这点星星之火，终究得以短暂而璀璨地成为燎原之势，成为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最后辉煌。但这是康摩托普利家族（Cometopulus）的萨穆埃尔（Samuel）的故事，他昙花一现的崛起与悲惨的结局，将留到下一章叙述。

法蒂玛王朝的威胁（973）

在这次成功远征保加利亚之后，约翰一世便很少关心欧洲事务了，至少在世俗事务上如此。他在东部有更重要的任务。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已经构不成威胁，柔弱多病的穆提（al-Muti）已经失去全部实权，本质上只是自己宫中的囚徒，但新的危险在南方出现。仅仅三年之前，969年，对立的法蒂玛哈里发开始了新的扩张行动，他们从位于马赫迪耶——位于今突尼斯东海岸——的都城向东进军，部队横扫尼罗河河谷，穿越西奈半岛进入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南部。971年，他们对安条克发起攻击。此时态势已经明朗，必须在他们构成严重威胁之前阻止他们。973年7月，当他们在阿米达城下几乎全歼一支拜占庭军队时，约翰终于决定对他们发起进攻。

974年春，他已经做好准备，但此时新的危机到来。亚美尼亚当地原本内讧不休的王公贵族们突然之间聚集在“万王之王”阿硕特三世（Ashot Ⅲ）的麾下，他的部队随即增加到约八万人。他们为何这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主要的资料来源，亚美尼亚人埃德萨的马修（Matthew）对这一事件的记载颇为模糊。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应当是得知约翰进行远征准备的消息之后，以为他是要对他们发起进攻。皇帝本人是亚美尼亚裔，这足以减轻他们的畏惧，但皇帝依然决定，不照常从塔苏斯山口进入叙利亚，而是向北绕行亚美尼亚，亲自向阿硕特保证他的和平态度，同时希望劝说这位“万王之王”把部分亚美尼亚部队交给他指挥。这一决定意味着行军里程增加三四百英里，但结果证明这并非浪费时间。阿硕特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决意与帝国联盟，并提供了他麾下最精锐的一万作战部队，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开拔。

联军随即向南前往阿米达和马特罗波利斯（Martyropolis，即马雅法里欣），两城在支付了大笔赎金之后才得以免于被洗劫一空。随后他们通过尼西宾（全城人得知皇帝率军前来时弃城逃走）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皇帝为何没有继续进军巴格达，原因不得而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该城根本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进攻。他带着大批战利品前往安条克，当部队在那里越冬时，他本人匆忙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流亡的教皇（974）

迫使他匆忙向西赶回君士坦丁堡——他清楚这意味着自己只能在一两个月之后再开始进军——的原因，基本可以肯定是一场宗教危机，而这场危机并非发生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发生在罗马。奥托大帝在973年逝世，他的儿子奥托远在德意志。974年初春，出身罗马贵族的枢机执事（Cardinal Deacon）佛朗哥（Franco）借机发起了政变。他厌恶萨克森皇帝把教皇当作傀儡摆布，便推翻了奥托的傀儡教皇本笃六世（Benedict Ⅵ），将他囚禁在圣天使城堡，并于不久之后将他扼死。佛朗哥随即自封教皇，自称卜尼法斯七世（Boniface Ⅶ）。但支持皇帝的人随即又发动了政变，迫使他仓促逃往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小皇帝任命苏特里（Sutri）主教继任，而成为教皇本笃七世（Benedict Ⅶ）的他的首要举措便是革除前一任教皇的教籍。

卜尼法斯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可谓两难。他对西帝国的敌意使他与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而他在奥托一世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出现分歧时，全程支持尼基弗鲁斯。他有没有告诉他们本笃六世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君士坦丁堡的朝廷还是决定要支持他，并再度与罗马断交。他们也许随即给正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皇帝送去了加急信，请求他尽快返回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牧首巴西尔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他确实是由约翰选择的牧首，但他并不打算唯命是从。他向来不会质疑教会的本质同一，也不质疑合法教皇的权威，教皇发布的革除教籍命令也必须遵守。

读者们也许也已经注意到，那些试图挑战罗马教皇权威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几乎全是文雅而野心勃勃的人，但那些远离俗世的苦修者从来不这么认为。斯卡曼德人巴西尔就属于后者，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他几乎过于神圣了，仅仅食用免于让他饿死的浆果与净水，在长袍彻底损坏之前绝不换洗，从来都睡在地上。助祭利奥记载称：“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对他人的举止观察太细，而施加全然不合宜的干涉。”结果是他全然不受欢迎，当有人提出将他罢免，让更顺从的新牧首继任时，大批主教与教士随即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作证称他徇私舞弊，违背教会法律，甚至在继承人问题上进行密谋。巴西尔没有对这一切指控进行抗辩，却坚称只有进行大公会议才能罢免他，也就是说，教皇的代表必须同意。在皇帝返回都城之后，特别法庭随即证明他想错了。

巴西尔就此被流放，本笃七世没有得到承认，卜尼法斯也依然留在君士坦丁堡，直到984年4月，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之下，卜尼法斯推翻了他对手的继承者约翰十四世（John ⅩⅣ，他也在圣天使城堡结束了生命），重新掌控教皇之位。他这次掌控了十五个月，直到次年暴死——基本可以认定是被毒杀。据说他的尸体被脱光了衣服拖过城中，最后拖到卡比托利欧山，扔到“君士坦丁的马下” [10] ，无人在意，直到路过的一群教士将其收殓安葬。

皇帝逝世（976）

975年初春，在终于解决了宗教危机，并任命斯托迪奥斯的安东尼为新牧首安东尼三世（Antony Ⅲ）之后，约翰一世终于得以返回东部，进行他最后一次也最为成功的一次远征。他从安条克首先进军埃莫萨（今霍姆斯），该城未经抵抗即献城投降，而后他进军巴勒贝克，该城在稍做抵抗之后也陷落了。此后大马士革也被攻破，他进入巴勒斯坦的道路就此敞开。提比里亚、拿撒勒（Nazareth）、凯撒利亚，仿佛胜利将就此没有尽头。但从这些城市之中撤出来的非洲驻军此时聚集到滨海地区的堡垒之中，约翰没有继续前往耶路撒冷，而是掉头对他们发起攻击，以免他们威胁己方的侧后。西顿（Sidon）被攻破了，贝鲁特和比布鲁斯（Byblos）在一番英勇抵抗之后也陷落了，滨海城市之中仅的黎波里未被攻破。夏末，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土地均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掌握之下，而此前，在希拉克略撤军离开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曾经踏上这片土地。

这是个惊人的成就，但当约翰在同年年末返回君士坦丁堡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生了何种疾病，我们不得而知。三份最可信的资料——斯基里泽斯、佐那拉斯和助祭利奥，都指控内廷总管巴西尔。他们记载称皇帝在经安纳托利亚返回时，他发现自己所到之处最繁荣的地产，主人都是巴西尔。这无疑是远超他意料之外的侵吞，他随即陷入暴怒，公开宣称要在返回之后立即与他的大总管对质，要他给出解释。他事实上应当保持沉默。一个往来皇宫与军营之间的信使把皇帝的这些话报告给巴西尔，意识到危机的巴西尔立即安排了应对手段。一两周之后，当约翰在比提尼亚富丽堂皇的私宅之中进餐时，他的杯中被下了慢性毒药。当他次日起床时，四肢几乎无法移动，双眼满是血丝，肩颈布满了脓疮。此后他只剩下一个想法：在死去之前返回。信使加急赶往君士坦丁堡，下令进行他抵达城中时的安排，以及加速修造他的墓室。

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连呼吸都极其困难。然而他还是从担架上起身，参与了他从东部带来的两个主要战利品的交接仪式，将耶稣穿过的一双凉鞋和施洗者约翰的头发交给圣索菲亚大教堂保管。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一病不起。他的私人财产全部留给了穷苦人和病弱者，而后向亚得里亚堡主教尼古拉斯进行了漫长而泪流满面的忏悔，恳求圣母宽恕他。此后他便不断向圣母恳求，直到于976年1月10日逝世。他在位仅六年零一个月，享年五十一岁。

这个下毒的故事是否可信？至少有七份编年史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并非全部指控巴西尔。但此前的章节之中也早已表明，这类场合之中，被怀疑也是在所难免。而且，如果巴西尔确实下毒了，他又怎么能继续掌权并担任两位小皇帝的事实摄政者呢？而这个毒药究竟有什么神秘成分，既如此缓慢，又确定有效呢？（如果有的话，这份秘方也大概遗失了，因为此后再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简而言之，约翰更可能是和数以千计在东部作战的普通士兵一样，因罹患了某种疾病而逝世。无论是伤寒、疟疾、痢疾还是其他急症，这些现代也需要及时救治才能有效控制的恶疾，都足以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我们无法确知。约翰·齐米斯西斯的死是一个谜，他的一生也充满了谜团。在短暂的统治之中，他成为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征服了罗斯人，吞并了保加利亚人，击败了巴格达与开罗的哈里发。他收复了叙利亚、黎巴嫩、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无论友军还是敌人都尊敬他的勇气、侠义和仁慈。在和平年代他既明智又公正，帮助穷人与病弱者，他时常密切陪伴病人，但他在最终一病不起之前，却似乎从未生病过。他个人魅力的光芒就如同身上的金甲一样夺目，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另一个黑暗场面：当一个丑陋悲惨的人无力地蜷缩在宫中的地上时，身强力壮的他轻蔑地俯视着，向那人身上踢去。

[1] 然而此后她还是回过君士坦丁堡一次。几个月后她逃离了拘禁地，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然而内廷总管巴西尔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送到亚美尼亚的偏远地区流放。但巴西尔同意做出一个让步，允许她见皇帝最后一面。也许有些出人意料，约翰同意了见面，他随即遭到了她的斥骂。塞奥法诺随后转向坚持陪同出席的巴西尔——他此后肯定要为这个决定后悔——扑上去痛打了他一顿，直到他的随从们把她拉开。

[2] 今阿克谢希尔湖（Akşehir Gölü），位于今阿克谢希尔以北十英里处。

[3] 西洛尼莫·朱斯蒂尼亚尼（Hieronimo Giustiniani）在1586年的《见闻录》（Storia di Scio ）之中，记载称在他的时代依然有福卡斯家族的后裔，在小村沃利索斯（Volissos）之中务农。

[4] 被称为“斯卡曼德人”（Scamandrian）的他或许出生于这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斯卡曼德河（Scamander）河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这条流过特洛伊平原的河流今称小门德雷斯河（Küçük Menderes）。

[5] 据说年老的柳特普兰德也在这个使团之中，第三次出使拜占庭，但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颇为有限。

[6] 或许约翰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有意安排了这一婚姻？似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然而如果出嫁的确实是罗曼努斯的女儿，那么在约翰与她姑母成婚之后，她也算是约翰的侄女辈。历史之中，出现这样的谜团也是在所难免。

[7] 即4月23日。——译者注

[8] 斯维亚托斯拉夫身上充分体现了基辅罗斯文化之中的多元：他和维京战士一样共同划着北欧长船，和斯拉夫仆从军一样穿着漂白宽松的亚麻布服饰，和游牧同盟者一样食用肉干并骑乘马匹快速行动，还戴着来自拜占庭的珠宝。——译者注

[9] 有关鲍里斯的其他家人记载极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此后再未见记载，也许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抑或早夭了。

[10] 《教皇名录》。这尊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雕像在整个中世纪被误认作君士坦丁的雕像，这座异教徒的纪念碑也因此幸运地得以免遭摧毁。

第十四章 小巴西尔（976～989）

清理那些过于自负的官员，别让任何出征的将军掌控过大的权力。用不公的苛责耗竭他们，让他们忙于处理自己的事务。不要让妇女参与帝国朝政。平易近人不可取。你最机密的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巴尔达斯·斯科莱鲁致巴西尔二世，比提尼亚，989年

当约翰·齐米斯西斯逝世之后，帝国的大权似乎终于要交到罗曼努斯二世的两个年轻儿子的手中了，他们是时年十八岁的巴西尔和小他两岁的君士坦丁。两人的性格实在是截然不同。君士坦丁此时对政治与国务毫无兴趣，此后也依然如此，他只想安然享乐；巴西尔则机警，思维敏锐，而且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但巴西尔与父祖辈的差别还要更大。尽管他思维敏锐，却绝非智者利奥和紫衣贵胄君士坦丁那样的博学者，他对学术与文学兴趣索然，而他简单得近乎粗糙的希腊语，对一向挑剔的拜占庭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利奥和君士坦丁常年穿着炫目奢华的全副仪服，身上满是无价的珍宝与艺术品，用来强调自己的权力；巴西尔在自己身上却一分钱都不多花，竭力缩小国家典礼的规模，在宫中穿着与皇帝身份全然不相称的土褐色劳动服装，而且记载称这衣服不怎么干净。他在外表上也与父祖不同，他们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巴西尔则颇为粗短，圆脸上胡须甚多，高耸的弯眉之下是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编年史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此处是他记述之中第一段对皇帝外貌的描写）记载称，当他下马步行时，他的外形着实不算出众，但上了马之后，身为卓越的骑手，他的英气才得以完全展现。 [1]

皇帝在其他方面也与他的父亲不同。罗曼努斯二世在短暂的一生之中沉迷享乐，巴西尔在年轻时虽然也颇为类似，但掌权之后，他便摒弃了享乐，过上了格外苛刻的生活，饮食都颇为节制，并完全禁绝了男女之事。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之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位终身未婚的人——这在同时代的欧洲王公之中也属罕见。而他的不婚带来了重大的继承人问题，毕竟他兄弟与妻子海伦娜·阿里皮纳（Helena Alypina）仅仅生下了女儿。人们难免怀疑，也许他确实曾经成婚，但相关记载已全部散佚。毕竟，几位皇后，包括约翰一世的妻子，仅仅在编年史中出现过一次，而后便再也未见记载了，而现存的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的资料则可悲地颇为稀少。但这样的假说虽然吸引人，实际上却站不住脚。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巴西尔和他的兄弟共治，描述国事典礼的一些记载也流传至今，但所有的记载之中，皇后的位置仅仅提到了海伦娜一人，皇后所应担负的典礼任务也全部由海伦娜完成。因此，巴西尔二世一生未婚，应当是难以质疑的。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一个谜了。

在他成为执政皇帝的那一刻起，他便决定独揽大权，既然他的兄弟乐于摆脱这一重担，这应当也不难实现。然而他面前依然存在两个重大的阻碍。第一个阻碍就是与他同名的舅爷——内廷总管巴西尔。身为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亲生儿子，他在二十多岁时便被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起用，担任帝国之中仅次于皇帝的要职。尔后他在罗曼努斯二世、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时代也继续担任这一职务，至此已经约有三十年。无论他有没有在两位小皇帝少年时鼓励他们享乐，以便亲自掌控大权（至少许多人这么认为），确定无疑的是，他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大权。

另一个阻碍则严峻得多，这是危及皇权本身的问题。必须提及，最早的罗马“英白拉多”，并不是靠父死子继传承，而是由军方推举。尽管君士坦丁堡早已接受继承制，但这并不是政体必不可少的特性。现在，六十年间已有三位名将掌控大权，皇位的家族继承已经明显动摇，对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而言尤为如此。他们宣称，应当恢复旧日的习俗，把皇冠交给战功卓著的成年人，而不是交给青涩且未经战阵的少年，毕竟他们的优势只是出生时便身着紫衣。

巴尔达斯·斯科莱鲁叛乱（977）

因此巴西尔在理论上独自执政的前九年中，很大程度上要受强大的大总管的掌控，在前十三年中他还要不断与两位决心夺取皇位的叛军首领作战。这两位均在前文出现过。一位是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东部近卫军团元帅，此前在姐夫约翰·齐米斯西斯在位时忠诚地南征北战，并自以为是他的合法继承者；另一位自然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尼基弗鲁斯二世皇帝的侄子，此前在约翰一世在位时发动叛乱失败，在得到机会之后必然会再发动对巴西尔的反叛。斯科莱鲁首先发难。976年春，在他姐夫逝世一两个月之后，他便在部队的支持下自立为帝，掌控了部队的资产并向凯撒利亚进军。到977年秋天时，他已经赢得两场重大胜利，第二次胜利之中，保皇派部队的指挥官、他曾经的战友彼得·福卡斯阵亡。他还得到了以阿塔利亚为基地的地方军舰队的支持。几个月之后，占据了尼西亚的他率部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对都城发起水陆并进的围攻。

海上的战斗很快分出了胜负。帝国舰队向来忠于执政的皇帝，舰队杀出金角湾击败了叛军舰队。然而陆上的战事颇为严峻，很可能恶化，但宦官巴西尔（此时仍是政府实际掌权者）想到——并敢于——将指挥权交给巴尔达斯·福卡斯。这一任命至少是出人意料的。福卡斯对皇帝的忠心不可能比斯科莱鲁更多，而做出这一决定时他还在希俄斯岛。另一方面，此时全军都在安纳托利亚贵族的掌控之下，没有哪位将军会更加可信，而且就算福卡斯想要夺取皇位，他也必须先除掉斯科莱鲁。唯一的危险在于，两人可能合兵一处，共同进攻君士坦丁堡，但可能性并不大。无论如何，这步险棋也是不得不走了。

于是巴尔达斯·福卡斯被全速从希俄斯岛召回，脱下僧袍，发誓忠于两位紫衣贵胄，并悄然返回自己在凯撒利亚的根据地，轻而易举地集结起一支大军。斯科莱鲁得知后院起火的消息，被迫率部撤走。随后的内战进行了近三年，双方展开了几次激战，尽管巴尔达斯·斯科莱鲁几次在战术上取胜，却无法歼灭他对手的部队，因为对方每次都能够有序地撤退，集结起援军并在一两个月之后再度回来对垒。最终，979年春，在某个具体日期有争议的日子，两军进行了最后一战，巴尔达斯·福卡斯看到战局再度不利于自己，便向对手提出决斗。对手是个健壮无比的人，但斯科莱鲁勇敢地答应了。 [2] 两军士兵随即围拢上来观战，决斗如同《伊利亚特》的场景一般展开。两人催马奋力冲向对方，同时刺出一击。福卡斯挡开了斯科莱鲁的枪头，枪尖仅仅挑断了福卡斯的马缰绳，刺穿他坐骑的右耳；与此同时，福卡斯的枪尖却刺中了对手。斯科莱鲁随即坠马倒地，鲜血从头上流出。他的部下抬着已经昏迷的他来到附近的一条溪流边清洗，余下的士兵则逃离了战场，战争就此结束。

隐忍的岁月（985）

虽然仅是暂时结束。皇帝巴西尔在君士坦丁堡收到捷报时，他清楚自己对皇位的掌控依然不算稳固。他的两个对手此时依然活着，而且必然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名声在巴尔达斯·斯科莱鲁身上似乎没能体现出来，斯科莱鲁在头上受伤之后依然活了下来，他向萨拉森人寻求庇护，此后被送往巴格达软禁，但他必然决心要从那里返回。巴尔达斯·福卡斯的权势则是前所未有地大，尽管他发下了效忠誓言，却也完全可以再度起兵争夺皇位。无论如何，态势还是得到了急需的缓和，巴西尔也有机会准备面对接下来的艰难任务了。在斯科莱鲁战败之后的六年之中，有关他的记载极少，但我们可以确定他在努力学习陆军、海军、教会、修道院和帝国各政府部门的相关知识。如果他决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独自掌握他的政府，负责制定所有外交策略并在必要时御驾亲征，他便绝不能懈怠。

985年，他做好了准备，面前的阻碍只剩下他的舅爷了。然而内廷总管巴西尔可不是能轻易解决的。他虽然是个阉人，但君士坦丁堡之中几乎无人不畏惧他的高大身躯，他的一言一行都似乎在宣称着自己的皇室出身，不怒自威。他一生忠于马其顿皇室——毕竟他本人也是皇室的一分子——起初他似乎也确实是真诚地为小皇帝服务。巴西尔的错误在于低估了他。他依然把自己的这个孙辈当成孩子，高高在上独断专行，反对他的想法，无视他的建议，立即撤销他的命令，而且不会为此致歉。当皇帝巴西尔发现自己举步维艰时，他心中积累多年的不满终于变为怨恨。他清楚，如果自己不能彻底摆脱这个梦魇，他就无法自由地呼吸。幸运的是，想要除掉他，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这位大总管的腐败早已恶名昭彰，还不以为耻地炫耀自己的巨额财富，以至于皇帝也要因此蒙羞。更严重的是，近期有人发现——难免有人怀疑这是为了除掉他而进行的调查——他正在与有谋反嫌疑的巴尔达斯·福卡斯秘密联络。巴西尔二世谨慎地制订了计划，而后发起攻击。城中人一觉醒来时，才听说帝国之中权势最高的那个人已经被逮捕并流放，他的财富也被全部充公。

内廷总管此时是帝国领土之中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查抄他的所有家产，处罚力度也许已经足够，但皇帝有极强的报复心理，终其一生他也不曾抑制。让这个年迈的政敌无职无权又一文不名，在他看来依然不够，他还对内廷总管在都城之中建造的献给与他同名的圣巴西尔的修道院动手了。据说他想要彻底拆毁这座建筑，但为了避免渎神之名，他把其中所有可以移动的装饰和镶嵌画清理一空，让不幸的僧侣们陷入赤贫。 [3] 他更是颁布了一条敕令，宣称自己舅爷批准但没有他自己签署确认的所有法令就此无效。他解释称：“在我们的执政之初，直到内廷总管巴西尔被解职之前……许多命令都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下达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安排一切。”对这个被流放的老人而言，仿佛他的存在也就此被否定了。他迅速衰朽，于不久之后去世。

巴西尔终于掌控了自己的宫廷。但不到一年之后，他的帝国就要面对新的威胁，而这个威胁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羞辱。自立为保加利亚沙皇的萨穆埃尔率军入侵塞萨利，并夺取了那里的主要城市拉里萨（Larissa）。

萨穆埃尔（986）

有关萨穆埃尔的先祖，我们所知极少。他的父亲是“康摩斯”尼古拉斯，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入侵时似乎负责保加利亚西部或者西部部分区域的管理。尼古拉斯去世之后，他的影响力乃至职务，被他的四个儿子继承。这些年轻人就此成了约翰·齐米斯西斯逝世之后的暴乱领袖，暴乱也迅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变为全面的独立战争。当战争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沙皇鲍里斯和他的兄弟罗曼努斯逃出城前去加入暴乱者。然而沙皇在边境被他的臣民误杀，已经被阉割的罗曼努斯又无法继承皇位。于是“康摩斯”的四个儿子——他们因此被称为“康摩托普利”——便掌控了大权，最终掌握大权的是幼子，即能力最强的萨穆埃尔。 [4]

巴尔达斯·斯科莱鲁的叛乱对萨穆埃尔而言实在是来得太是时候了，他得到了自由扩大自己控制范围的机会。他很快便控制了多瑙河以南保加利亚的全部土地，分界点大约在他的第一个都城塞尔迪卡（今索菲亚）与菲利普波利斯的中央。此后他自封沙皇，并恢复了约翰一世废除的保加利亚牧首区。就此，在保加利亚人看来，这个新政权在政治上与宗教上与其说是之前政权的取代者，不如说是之前保加利亚帝国的延续，这一延续性也因为罗曼努斯皇子的存在而加强，萨穆埃尔也给了他大量的荣誉与头衔。

980年，萨穆埃尔已经足够稳固，得以将影响力拓展到他的边境之外，自此之后，每年夏天保加利亚人都要对塞萨利进行至少一次侵袭。但直到五年之后，拉里萨城才遭到了具有威胁性的围攻。市民尽可能地进行了防守，但986年年初，当城中一名妇女开始吃自己死去丈夫的大腿肉时，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除了城中的内奸尼库利泽斯家族（Nicoulitzes）之外，余下的所有人都被卖为奴隶。城中最珍贵的圣物——曾任该城主教的圣阿喀琉斯（St Achilleus）的遗骨，则被带往萨穆埃尔的新都城普雷斯帕（Prespa），在那里的大教堂中存放。 [5]

如此的冒犯不可能免于惩罚。得知此事之后，巴西尔下令立即动员部队，亲率大军往塞尔迪卡进军，沿着马里查河河谷前进，而后向西北方向穿过图拉真关，来到该城所在的平原。然而在抵达该城之前，他稍做停留等待自己的后卫部队，而这是个灾难般的错误，因为这意味着萨穆埃尔——他和兄长亚伦（Aaron）与皇子罗曼努斯正从塞萨利加急返回——得以控制周边的山地。直到7月末，皇帝才重新开始进军，对该城发动了围攻，但围攻战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夏日炎炎，温度极高，士兵士气低落，萨穆埃尔又不断袭扰帝国搜寻粮秣的部队，导致围城者的粮食和城中人一样匮乏。仅仅三周之后，巴西尔决定放弃，率部返回，但祸不单行。8月17日星期二，拜占庭帝国部队再度穿过图拉真关时，落入了萨穆埃尔精心准备的伏击圈之中，保加利亚骑兵从周围的山地上直扑下来，完全出乎拜占庭士兵的意料。大多数士兵都被当场杀死，辎重以及贵重物品也全部丢失。当沮丧的皇帝在一两天后抵达菲利普波利斯时，他的大军如今只剩下可怜的一点残部了。 [6]

巴西尔所感受的耻辱不难想见。他从未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吸取教训的他将自己锻炼成了拜占庭城之中前所未有的高效统治者。他无法忍受在自己舅爷阴影之下的生活，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统治帝国；一旦手脚放开，只有他才能将帝国恢复到自己高祖父巴西尔一世，乃至更早的希拉克略与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强盛与繁荣。他直到二十九岁时——那时的他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傀儡皇帝——才得到机会，进行第一次重要的对外远征，这次远征却以灾难告终。他感到非常耻辱，却也十分愤怒。然而，他在内心之中依然坚定相信着自己。当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他发誓自己将会对整个保加利亚民族进行报复，让他们后悔当初与他为敌。

他最终也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两人自立（987）

巴西尔的时代终究会到来，但此时还不是时候。图拉真关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巴尔达斯·斯科莱鲁那里，尽管此时的他依然是巴格达城中的囚徒，但他相信自己终于得以再度夺取帝国，并轻易说服哈里发塔伊（al-Tai）释放他，许诺在即位之后便归还一系列的边境堡垒。哈里发给他提供了人员、钱财与补给品，因此斯科莱鲁进入小亚细亚时拥有了一支规模可观且装备精良的部队。在987年头几个星期，他在梅利泰内再度自立为皇帝。

起初，他应当欣然发现，安纳托利亚的贵族们也在谋划叛乱。他们坚信帝国的军队应该归他们掌控，而皇帝把军队私自调走进攻保加利亚，却不向他们清楚说明，令他们愤恨不已。既然这支部队不是由他们指挥，他们认定战败也是在所难免。巴西尔是自作自受，也只能怪他自己。这就是他们不应该失去皇位控制权的最好证明，而且他们最好要尽快把它拿回来。

但拿回来之后，皇冠要交给谁呢？斯科莱鲁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应当就不会那么满意了，因为很快他就发现，许多贵族支持巴尔达斯·福卡斯，而不是自己。福卡斯尽管在八年前曾经率领忠于皇帝的部队与斯科莱鲁作战，如今的他却再度倒戈，于8月15日自立为帝。两位僭称者之中，福卡斯的势力更强，他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大部分军官和地主贵族的支持，但他不可能在斯科莱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就进军都城。两人应当达成一些共识，于是两人就此同意分割帝国，福卡斯只要拥有帝国的欧洲部分——当然包括君士坦丁堡——便足矣，而从马尔马拉海到东部边境的整个安纳托利亚则交给斯科莱鲁。斯科莱鲁没有听取随从的意见，他欣然接受，放松了警惕，结果落入了圈套。不久之后他便被逮捕，关在泰罗波伊昂堡垒之中——讽刺的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十六年前第一次叛乱时，斯科莱鲁就是在这里迫使他投降的。而他的对手，此时则为皇位出征，进行最后的决战。

此时的福卡斯无疑相信自己必定会成功，他在小亚细亚的漫长行军之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的麾下。他的敌人是一个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皇帝，他的唯一一次远征以灾难结束，他的军队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且士气低落。如今的他又怎么可能失败呢？当他抵达马尔马拉海时，他分兵两路，派一半部队向西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阿拜多斯进军，另一半则在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克里索波利斯屯驻，准备对都城进行两路夹击。

巴西尔的情况此时已近乎绝望，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智。如果他无法独自守卫，那么就应当寻求外来的援助，而这样规模的援助只有一个人能够提供：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巴尔达斯·福卡斯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之前，皇帝的使节便已经出发，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带回了大公的回答。他们报告称，弗拉基米尔认定他依然受他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与约翰一世签订的和约的约束，因而派出了皇帝需要的部队——他的扈从，六千装备齐全的瓦兰吉 [7] 战士，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征。作为回报，他只要一个条件：与皇帝的姐妹、紫衣贵胄安娜（Anna）成婚。 [8]

拜占庭宫廷对这样的要求的反应很难想象。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中，没有任何一位身为紫衣贵胄的公主和异族成婚过，而弗拉基米尔不但是异族，还是异教徒——虽然他的祖母奥列加是基督徒。这个人曾经杀死自己的兄长，此时已有四个妻子和八百个侍妾，但他近乎传奇的好色并未因此停止，来到任何一个村庄或城镇之后都要把美丽的少女掳走。在拜占庭帝国看来，他只有一个有利的特质：他正在为自己和他的民族寻找一个可信的宗教。内斯托尔的编年史（无论是否可信）记载称他已经对接触得到的所有信仰进行调查，并亲自研究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但这三个宗教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最终，在987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为了表示尊重，他们被迎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大教堂的壮美彻底征服了他们，他们返回对自己的君主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国了：“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地方，神灵就在凡人中间。”弗拉基米尔因此很可能会放弃多神教信仰，如果可能的话，也许还会放弃一些不良嗜好。因此巴西尔批准了这场婚姻，唯一的条件是基辅大公就此接受东正教信仰。之后他便只能等待了。

克里索波利斯的屠戮（989）

他等了几乎一年，靠着海军在赫勒斯滂海峡、马尔马拉海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紧密巡逻，他得以阻止巴尔达斯·福卡斯和他的军队渡海进入欧洲。直到冬至时， [9] 黑海边的哨兵才发现大批北欧长船从北方前来；一两周之后，这支舰队在金角湾安然停泊，六千名魁梧的战士列开阵势，等待皇帝的检阅。皇帝立即制订了计划。989年2月末的一个夜间，这些北欧士兵在巴西尔的亲率之下趁夜渡过海峡，在克里索波利斯城外散布的叛军主营地几百码外整队。之后，他们在清晨发起了进攻，一批火焰喷射器则在岸边喷出希腊火。福卡斯的部下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这些恐怖的战士向他们冲了过来，几乎无力做任何抵抗，冲来的人却毫不留情地挥动长剑与战斧，直到血流成河。只有极少数人逃走了，而营地中负责指挥的三名军官被俘后交给皇帝处置，皇帝将三人分别缢死、桩刑处决与钉在十字架上。

巴尔达斯·福卡斯似乎和他的预备队在一起，从而幸运地逃过一劫。此时的他即使没在尼西亚城中，也应当离克里索波利斯有一定的距离。当他得知自己的部下惨遭屠戮时，他匆忙在阿拜多斯附近集结起他的所有残余部队。如果他能够夺取赫勒斯滂海峡入口处的这座港口，他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足以渡海的船只，进入加利波利半岛，并就此对都城发起进攻。抵达之后，他立即对该城发起围攻，但城中人进行了坚决抵抗，而当帝国海军依然控制着海峡时，他们也无法有效封锁这座港口城市。与此同时，刚刚返回都城的皇帝立即开始准备出兵，前来为该城解围。989年3月中旬，部队已经整备完成，他再度派出了先头部队。有些意外的是，其指挥官是他的兄弟——共治皇帝君士坦丁。就现存的记载来看，这是那位不争气的皇帝唯一一次率军出征。巴西尔本人则在几天之后抵达，他在东北方向几英里处的兰普萨库斯（Lampsacus）登陆，并立即向那座被包围的城市进军，他的瓦兰吉壮汉们紧随其后。

巴尔达斯·福卡斯之死（989）

次日清晨，两支军队在阿拜多斯城外陆地一侧的平原上列开了阵势，而后进行了几天的前哨战。直到4月13日星期六黎明，皇帝才下达了总攻的命令。起初，他的初次突击仿佛便能够决定胜负。叛军被冲散了，许多人被杀，余下的人则掉头逃跑。福卡斯竭尽全力，才得以将残余的士兵集结起来。尔后，当他扫视平原时，他看到了巴西尔本人，他正在北欧人的阵列之中骑马穿行，鼓励他们继续前进，手持长枪的君士坦丁则在他的身边。他想起上次自己与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交战时的情境，那时他靠着决斗将失败转化为胜利。他无视了所有劝阻，催马向前，在两军沉默而愕然的注视之下，冲向了皇帝的阵线，剑尖直指皇帝本人。巴西尔则停在原地，拔剑握在右手，左手则紧握着圣母的神像，据说这圣物有神秘的力量。 [10]

如普塞洛斯所说，福卡斯“像飓风催动的云一般席卷而来”。尔后，他突然颤抖了。仿佛突然眩晕一般，他趴在了马身上，然后从战马上缓缓滑下，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当巴西尔、君士坦丁以及麾下的军官赶上前时，他们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们起初以为他是被流矢射倒，但他的身上没有伤口。他事实上是因为兴奋与用力过猛，突然中风并当场死亡的。他的部下看到这一切之后便惊慌逃亡了，但北欧人没有放过他们，他们立即发动追击，将他们逐一砍杀。

巴尔达斯·斯科莱鲁此时成了唯一一个僭称拜占庭皇位的人。在泰罗波伊昂囚禁的这两年之中，看守他的正是福卡斯的妻子。但得知她丈夫的死讯之后，她认定斯科莱鲁不再是囚徒，而是她复仇的唯一希望，便立即将他释放以集结一支新军。然而斯科莱鲁几乎立即意识到大势已去：他已经老去，视力正在迅速衰退。在阴暗的监狱之中他没有发现自己患了白内障，如今他双眼都已经看不清。再度来到安纳托利亚明亮的天空之下时，他清楚自己没有希望了，他很快就要彻底失明了。巴西尔此时却放下了他的复仇之心，提出了一个近乎难以置信的慷慨条件：只要斯科莱鲁放弃他的皇帝称号，他就可以获得宫廷总管的官阶。他麾下的军官在发下新的效忠誓言之后便可以保留原有的官阶和头衔，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普通士兵则可以安然返回自己的家乡。

巴尔达斯·斯科莱鲁就此臣服了，在比提尼亚的一处皇室地产之中，年轻的皇帝与年迈的将军在十三年之后再度会面。当巴西尔看到自己的宿敌、一个近乎失明的人，要靠两名宫廷侍从搀扶才能进入接见室时，他彻底松了一口气。他对身边的人说道：“那个老糊涂就是我畏惧已久的人吗？看看，他都快不能走路了！”尔后他注意到，斯科莱鲁的脚上依然穿着皇帝才能穿的紫色靴子，他随即把眼光挪开。直到这个老人脱掉冒犯的靴子之后，他才得以觐见君主，在皇位之前跪拜。巴西尔继续以惊人的谦恭与体谅对待他，仔细地聆听他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的解释，普塞洛斯声称他将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在随后的晚宴上，为了表示和解——同时也许是为了消除下毒的疑虑——他先拿起酒杯饮了一大口酒，而后把这只酒杯交给客人。两人随后便开始谈话。

皇帝起初便询问这位老将军的意见。他问道，自己要如何防备强大的安纳托利亚贵族，防止他们发动类似巴尔达斯·福卡斯和他所发动的叛乱呢？本章开头的引述便是斯科莱鲁的答复。他并没有提出武力镇压这些贵族，毕竟即使在巴西尔最冷酷无情之时，这也不可能做到。但他的建议是尽可能加紧对他们的控制，对他们开征重税，不断骚扰责罚，在财务上扰乱他们，甚至蓄意施加不公待遇，让他们竭力求生，根本无暇为自己的野心谋划。对巴西尔而言，这些话并未让他吃惊，他的回答是自己所见略同。有趣的是这一记述的来源。现在，当他的人生即将终结，雄心壮志彻底落空之后，巴尔达斯·斯科莱鲁把帝国的利益放到了自己与自己阶层之前。他的话语确实充满犬儒主义，但也堪称明智。巴西尔此后不但铭记着这些话，而且践行了这些手段，将其作为他内部政策的核心。而他也不会为此后悔。

弗拉基米尔皈依（989）

考虑到这两年之中发生了如此多的重大事件，巴西尔没有什么时间过问自己姐妹与基辅大公的婚姻，也是情有可原。但弗拉基米尔很快就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等闲之辈。他回应了皇帝的请求，就此解救了拜占庭城，而他等够了自己应得的奖赏。为了提醒巴西尔他应做的事，他在989年夏季突然占据了克里米亚的赫尔松，那里是拜占庭帝国在黑海北岸的最后前哨。与此同时，他也送来一封信，声称如果皇帝继续如此健忘，君士坦丁堡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 [11]

对巴西尔而言，赫尔松的陷落是个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这个殖民地本身不但在财政与战略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罗斯人可能在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依然拥有大批部队时撤走。更可怕的是，弗拉基米尔可能就此与保加利亚的沙皇萨穆埃尔结盟。六千瓦兰吉士兵依然留在君士坦丁堡，而只要他们君主的一句话，他们就可以从目前的友好转为公开敌对，那时他们造成的破坏将不可估量。简而言之，这绝不能发生，协议必须遵守。当二十五岁的公主从兄长那里得知自己的命运时，她苦涩地流泪，指责他们是把自己卖为奴隶——考虑到弗拉基米尔此前的情况，这与事实似乎相差无几。最终，她还是被说服了，接受了既成事实，不情愿地登上了前往赫尔松的船，去面见自己的未婚夫。两人随后在城中成婚，这座城市也随即归还给巴西尔，作为新郎的“聘礼”（veno）。在典礼之前，基辅大公在当地主教的主持之下正式受洗，这也成了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宗教典礼。 [12]

正是弗拉基米尔的皈依标志着整个罗斯进入基督教世界，其重要性远大于他祖母的皈依。在他们成婚之后，他和他的新娘在赫尔松当地教士的护送之下返回了基辅，教士们也立即为各个城镇村庄进行集体改宗。新的罗斯教会就此被纳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成为东正教教会的一部分，与拜占庭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可怜的安娜公主也许发现自己的新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基辅确实不是君士坦丁堡，但她的丈夫在受洗之后确实改变了。他此前的四个妻子与八百侍妾全部被遣散了，她也没有抱怨的理由了。此后他把时间花在监督皈依，在不计其数的洗礼之中担任教父，并在所到的各地建造教堂与修道院。圣人终归不是最容易相处的丈夫，基辅的这位圣弗拉基米尔应当也不例外；但对于一个本以为要与鬼怪同床共枕的女人而言，这终归也算是一种宽慰了。

[1] 普塞洛斯在巴西尔逝世时大约七岁，但他保证称他的朋友与老相识中，有不少了解皇帝的人。至少有一位史学家认定，巴西尔与他的父祖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他事实上不是罗曼努斯二世的后代，而是他母亲塞奥法诺与她丈夫的瓦兰吉卫队的诺曼人成员偷情而留下的孩子。但这种极度缺乏证据的说法实在是很难令人信服。（译者认为，由于对巴西尔二世相貌的记载几乎无一例外是记载他晚年的情况，“矮小”很有可能是常年骑马的他在晚年腿部出现弯曲，导致身高缩短，“粗短”的评述也与这一假说相符合。至于作者引述的假说，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罗曼努斯二世执政时并没有瓦兰吉卫队的编制，此时拜占庭宫廷卫队之中的北欧人很少，且没有特设机构管理；其二，几乎所有同时代的希腊语资料都认定北欧人相比希腊人更高大魁梧，认为“粗短”的巴西尔二世是更高大的北欧人的私生子，实在有些荒谬了。——译者注）

[2] “他只需空手一击便能把人当场打死，而他在远处一声暴喝，足以让全军心惊胆战。”［普塞洛斯，《编年史》。本书中的相关引述均转述自E.R.A.塞特（E.R.A.Sewter）的译文。］

[3] 普塞洛斯记载称皇帝还留下了一个颇恶毒的双关语。双关语终究难以翻译，但几位英国与法国当代史学家对这一段翻译颇为欣赏，它与原意应当相差无几，引述如下：“我把他们的‘进食’之处改成了‘静思’之处，来让他们‘静思’如何获取食物了。”

[4] “康摩斯”，即“comes”，源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卫队军官，此后广泛使用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卫队、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的官职之中，译者对这个词汇的具体翻译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处音译，以便说明这个家族名称的来源。“康摩托普利”（Cometopuli）即“康摩斯的后裔”。——译者注

[5] Runciman，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221～222.

[6] 助祭利奥也从这一战中侥幸逃生，他记载称自己是靠着迅捷的坐骑才得以存活。

[7] 瓦兰吉（Varangian）这个名字源于古挪威语的“忠诚誓言”，是指那些罗斯化的北欧人，他们的先辈从波罗的海溯俄罗斯北部的河流而上，轻易地迫使内陆居住的斯拉夫人屈服。

[8] 事实上，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当时也是骑虎难下。身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私生子，分封在诺夫哥罗德的他本来很难和自己的长兄亚罗波尔克争夺基辅的统治权，但距离北欧更近的他以帮助战士前往君士坦丁堡、成为收入丰厚的外籍士兵为口号（此前已多有先例），招揽了大批瓦兰吉士兵，并靠着他们杀死了亚罗波尔克，夺取了基辅。然而由于拜占庭帝国陷入内战，正常的贸易谈判存在困难，导致这些瓦兰吉士兵一时间无法前去寻找雇主，而弗拉基米尔又无力继续供养他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甚至可能哗变。这也是弗拉基米尔能够如此“慷慨”地把士兵直接送给巴西尔二世，而不是等待公主抵达后才出兵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译者注

[9] 此处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目前的主要资料记载的日期有所不同，后世史学家也对此颇多争论。如果采信叶海亚（Yahya）的记载中阿拜多斯之战的日期，即989年4月13日，那么克里索波利斯之战不太可能发生在这个日期太久之前，阿拜多斯之战更不可能发生在北欧人抵达之前了。

[10] 也许这件圣像就是目前悬挂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北侧通道的所谓“Nicopoeia”，即“带来胜利者”。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时将其抢走。Canon Ag. Molin，Dell’ antica Immagine di Maria santissima che si conserva nella basilica di San Marco in Venezia ，Venice，1821.

[11] 斯维亚托斯拉夫不进攻这座城市的许诺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失效了。

[12] 事实上，这可能是弗拉基米尔第二次受洗。可能在两年前，当他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返回，确认与皇帝达成的协议之后，他便接受了一次洗礼。

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屠夫（989～1025）

残忍成性的他对这一万五千名因保卫自己国家而获罪的俘虏进行了冷酷而细致的报复。他们被刺瞎双眼，每一百人仅一人留下一只眼睛，由他带领余下的九十九人返回他们国王的身边。据说他们的国王因悲痛与惊恐而毙命，全国都因为这骇人的例子而畏惧。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他们的聚居区，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行省之中。活下来的首领们留给他们孩子的，除了忍耐的建议之外，便是复仇的责任。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十五章

在巴西尔二世六十五年的在位时期中，989年是一个分水岭。时年仅三十一岁的他已经当了二十九年的皇帝，在包括他童年在内的最早十六年中，他生活在两位成功窃据皇位的武官，即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阴影之下。接下来的九年之中他又成了自己舅爷的傀儡——即使他完全不情愿。最后四年之中的重大事件则是屈辱地在图拉真关惨败于沙皇萨穆埃尔，一场大规模的反叛靠着外族的支援与叛军首领的暴死才得以结束，近期他又屈从于基辅大公无耻的敲诈。这样的记录，实在称不上显赫。

但989年年末，他的人生改变了。这一年之中的灾难格外多。在同时代人所经历的最严酷的、连海面都封冻的寒冬过去之后，便是与巴尔达斯·福卡斯的战斗，而后又要与巴尔达斯·斯科莱鲁作战。在罗斯人夺取赫尔松几天之后，又传来了保加利亚人夺取贝罗亚［Berrhoea，今韦里亚（Verria）］的消息，这座堡垒控制着前往塞萨洛尼基的道路。也在这一时期，安条克出现了严重暴乱。占星者们对4月7日出现的极光，以及在7～8月间照亮天空的明亮彗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接下来的那场灾难人们却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10月25日夜，一场剧烈的地震仅在都城便摧毁或损坏了四十多座教堂，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教堂的中央穹顶裂成两半，必须重新修造， [1] 东侧室则彻底坍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适合被解读为上帝的愤怒，但这一年结束时，在976年约翰一世逝世之后，帝国首次得以处于和平之中。帝国的皇帝，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失望之后，终于将要迎来光辉的未来。

现在，当他不再需要畏惧安纳托利亚的贵族时，他得以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之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重大任务之上：扫平保加利亚人的帝国。然而，向来颇有远见的他首先处理了统治格鲁吉亚上陶（Upper Tao）地区的王公大卫（David）的问题。978年，大卫身为帝国的忠实附庸，被奖赏暂时控制凡湖以北的一块帝国土地。他此后却支持了叛变的巴尔达斯·福卡斯，989年秋，当一支帝国军队向东进军，明显要发动一次惩戒攻击时，他必然会为这个错误的决断懊悔不已。对他而言幸运的是，皇帝授予了这支部队的负责军官，即查尔迪亚的约翰进行谈判的权利，而和谈的内容是：大卫可以终生掌控帝国托管的土地，并获取宫廷总管的荣誉头衔，但条件是他的所有土地，包括他的出生地与继承的封地，要在他死后全部交给帝国管辖。当帝国军队在一两英里之外秣马厉兵时，这位王公除了接受城下之盟外也几乎别无选择，巴西尔就此兵不血刃地扩展了帝国的东部边境。

巴西尔的帅才（995）

不幸的是，这样的外交手腕基本无法用到沙皇萨穆埃尔身上，巴西尔自然清楚这一点。991年初春，他率军出发前往塞萨洛尼基，加固了该城的城防，在城市的守护圣人圣迪米特里乌斯（St Demetrius） [2] 的圣坛前跪拜，而后前往一座偏远的修道院拜访当地的圣人弗提乌斯（Photius），他不但曾经参与巴西尔的洗礼，还正是他在仪式之后抱着巴西尔返回宫中。此时的弗提乌斯许诺为他接下来的远征彻夜祈祷。 [3] 这一军事行动持续了四年，其间巴西尔从未停止施压。军事行动只在夏季进行的时代结束了，实力大增又在皇帝亲自指挥之下整训并锤炼一新的帝国军队，此时能够从大雪纷飞的1月持续作战到骄阳似火的8月。许多城市，包括贝罗亚，都被收复。其中一些据点配置了帝国驻军，余下的则被彻底夷平。

然而这一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进军，也没有重大胜利。图拉真关之战给了巴西尔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对他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精确无误的组织。军队必须整体行动，协调一致。普塞洛斯记载声称他会在遭遇敌人之后立即将部队集结成“坚实的塔楼一般”，在他与骑兵部队、骑兵部队与重装步兵部队、重装步兵部队与轻装步兵部队之间构建坚不可摧的联络体系。战争开始时，他坚决禁止任何打乱阵形或独自冲在前线的行为。各种英雄之举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还要遭受立即免职的惩罚，乃至更严苛的惩处。他的部下公开抱怨自己领袖那无休止的检视，以及对他们武器装备的细枝末节的关注。但他们依然信任他，对他颇有信心，因为他们清楚，他没有任何的遗漏，只有确信必胜时才会出征，而且他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每一个士兵的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展是可以保证的，但也无疑会缓慢无比，直到皇帝于995年年初紧急赶往叙利亚时，在这一方向上所获甚微也是不出预料的。除去收复的少许城镇，情况与十五年前相差无几，保加利亚沙皇的势力依然强劲，态度依然坚决，对拜占庭城的威胁也从来不曾减少。萨穆埃尔同样谨慎行事，使用保加利亚人的传统策略，据守山地并避免决战。他清楚自己相比敌人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地利。在一场长期征战之中巴西尔也许能够占上风，但他迟早会离开，同时带走一批规模可观的部队，留下少量部队守备，萨穆埃尔的时机也将就此到来。他枕戈待旦，据守待变。

远征叙利亚（996）

只要事态允许，巴西尔更希望缓慢且谨慎地行动，但在需要时，他也可以展现惊人的速度，他于995年的叙利亚远征中旋风一般的行动正是如此。这次突发危机源自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阿齐兹（Aziz）对阿勒颇的觊觎，而那里自尼基弗鲁斯二世时代起便是拜占庭帝国的保护地。994年，阿勒颇埃米尔已经向皇帝提出增援的请求，皇帝派出一支援军到安条克指示当地的管理者让969年率部光复该城的米哈伊尔·布尔泽斯进行干预。哀哉，布尔泽斯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将军，他不是法蒂玛哈里发的指挥官曼尤特欣（Manjutekin）的对手。9月15日，他的部队在奥龙特斯河河岸被曼尤特欣彻底歼灭。

陷入绝境的埃米尔只得再度发出请求，强调称安条克城此时陷入极大的危机。这次巴西尔清楚认识到这场危机的规模，他将不会再委派任何人，而是要自己处理。他留下了他认为足够防御的部队，带着余下的部队紧急返回都城并调集了全部预备队，直到集结起约四万人的部队。 [4] 然而如何前往叙利亚也是个问题。这样一支全副武装的大军，如果陆路行进六百英里穿越安纳托利亚，必须行进整整三个月。那时阿勒颇和安条克可能已经陷落。此时必须争分夺秒，那么要如何做呢？

巴西尔的解决方案虽然颇为简单，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之中却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他给全军配备了坐骑。每个士兵都配上两头骡子，一头用于骑乘，一头用于驮运装备，必要时也进行轮换。即使如此，速度快慢也总归难以统一，但在最前方带队的皇帝可不会等待掉队者。995年4月末，他集结起总共一万七千人的先头部队，抵达阿勒颇城下。这次行军仅仅花了十六天，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该城正在抵御猛烈的围攻，最多一个多星期之后，该城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土地便将落入法蒂玛哈里发的手中。然而此时该城等来了援军。面对全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一支大军，曼尤特欣被迫撤军返回大马士革。几天之后皇帝本人率部向南进军，劫掠了埃莫萨，而后一路破坏直到的黎波里。返程中，他在托尔托萨［Tortosa，今塔尔图斯（Tartus）］安排了一支精锐的驻军，并委派一位年轻军官担任新的安条克总督，接替已被他羁押的布尔泽斯，并下令每年以展示武力的方式来显示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之后他开始返回都城。

即使是为进行危险的远征而行军，巴西尔依然在行军期间视察了途经乡村的情况，他得出了自己的初步结论。当他更为安逸地返回时，他的第一印象也得到了证实。按现存记载来看，这是他在儿时随继父尼基弗鲁斯二世前往奇里乞亚之后，首次来到亚洲乡村。安纳托利亚的“权贵”们地产的庞大奢华令他震惊，而那些土地或者本应属于帝国财产，或者应属于当地村庄的农民们。一些“权贵”，包括老尤斯塔西奥斯·马林努斯（Eustathius Maleinus）——986年的巴尔达斯·福卡斯正是在他的属地之中举起反旗——想要表示忠诚，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打算用皇帝本人根本无法接受的奢华方式进行接待，愚蠢地展示财富，而这自然激起了厌恶浮华虚荣的皇帝的愤怒。皇帝在同年秋季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满面阴郁，陷入沉思。

996年1月1日，皇帝颁布了新的法令，其内容无疑会让此前竭力讨好皇帝的安纳托利亚贵族们惊恐不已。法令中写道，“皇帝小巴西尔的新法令，谴责那些靠剥削穷人积累财富的富人”，这难免让人想起罗曼努斯一世在935年颁布的类似法令——尽管那份法令远没有这么严厉。罗曼努斯在法令之中规定了四十年的宽限期，其间任何遭受侵害的人都可以索取被不正当侵占的财产。但巴西尔清楚，问题在于富裕的大地产主可以靠贿赂或敲诈或者这两者，轻易地压下这些上诉，而巴西尔明确地指出了罪犯。

显贵君士坦丁·马林努斯（Constantine Maleinus）和他的儿子朝政大臣尤斯塔西奥斯违法侵占财产，同时在无人争辩的情况下享受了一百年，乃至一百二十年。福卡斯家族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靠着一个多世纪的父死子继，得以保留了大批地产，即使他们完全没有合法所有权……

巴西尔废止了那四十年的宽限期，要求一切地产的所有权都要回归他的外曾祖父罗曼努斯执政时的情况，也就是六十一年前的情况。自那时以后获取的所有地产都必须归还此前的所有者或其家人，而不得获取任何补偿、支付款或其他利益。即使皇帝颁布的金玺诏书，包括巴西尔本人签署的诏书，也都不能用于辩护；从976年至985年以宦官巴西尔名义进行的所有赏赐，若是没有皇帝本人的特别批准，则全部无效。

这一法令的结果是戏剧性的，对安纳托利亚贵族们而言更是如同灾难一般。马林努斯家族不仅被剥夺了财产，家族成员也被终身监禁。福卡斯家族的大规模地产被查抄殆尽，仅仅剩下一小部分。一些贵族家族沦落得与乞丐无异，其他人则成了普通农民。但对拜占庭帝国军队数百年以来的基石，即自耕农和本地的小地产主而言，法令让他们得以返回他们先祖的土地。与此同时，此前归属帝国的大批土地再度被收归国有，皇帝本人也因此实力大增。此前他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与那些“权贵”争夺皇位，现在他们的权势已经不复存在，想必他也尝到了复仇的欣喜。

奥托三世（996）

即使在颁布这一命运攸关的法令之后，皇帝也没有立即返回保加利亚。安纳托利亚难免要爆发不满情绪，而他必须留在都城，以准备应对任何麻烦。此外，他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没有处理帝国的行政事务，积累了大量的工作。仅举一例：牧首之位自991年便已经空缺，巴西尔却直到996年4月12日才委派一位博学的医生西西尼奥斯（Sisinnius）继任。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个选择绝非明智，不完全因为西西尼奥斯是俗世中人，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的领主一样，对西帝国既厌恶又不信任，而在他继任不久之后，君士坦丁堡就迎来了年少的奥托三世派来的使团。奥托打算和自己父亲一样迎娶一位拜占庭帝国的公主，他正式请求与巴西尔的三个侄女，即君士坦丁的女儿欧多西亚（Eudocia）、佐伊（Zoe）和塞奥多拉（Theodora）之中的一人——他并未指定具体人选——成婚。

表面上，奥托的使团可谓出乎意料。他的父亲奥托二世确实迎娶了希腊公主塞奥法诺，她也作为一位贤妻在西帝国传播了拜占庭的文化。但他借此宣称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土。作为她的嫁妆“归还”西帝国，战争因此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事断断续续地持续到981年，奥托二世率部进入阿普利亚，主要准备进攻在当地盘踞的萨拉森人。巴西尔，或者说那位摄政的内廷总管就此抓住了机会，在不久之后于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Stilo）将奥托的部队击溃。西帝国皇帝靠着出众的游泳技术游上了一艘经过的船，他隐匿了自己的身份，直到船只途经罗萨诺（Rossano）时才跳下船游上岸求救。然而他再也没能从这场羞辱中走出，次年于罗马逝世，年仅二十八岁。 [5]

他和塞奥法诺生下的儿子，即奥托三世，是个非凡的孩童。在三岁时继承皇位之后，他继承了自己父祖的野心，又无疑从他的母亲那里浸染了浪漫的神秘主义，梦想着建立拜占庭式的神权政体，掌控所有的日耳曼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上帝是国家的真正领袖，他和教皇——他要居于教皇之前——则共同作为上帝的辅助统治者。那么实现这个梦想，又有谁比他，一个生母是希腊人的日耳曼皇帝更合适呢？而又有什么比两帝国之间的皇室联姻更能巩固这一梦想呢？奥托谨慎地选择了他的使节，他们是维尔茨堡（Würzburg）主教贝恩瓦德（Bernward） [6] 和皮亚琴察大主教约翰·菲拉加索斯（John Philagathus）。约翰是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奴隶，此后却成了塞奥法诺的好友、随从与私人牧师，在她离世之后依然受她儿子的信任。

惜哉，这次出使就没有克雷莫纳主教留下记载了，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接待比柳特普兰德那次好得多。巴西尔全然乐于结下这场姻亲，借以维持南意大利的和平，让他得以继续安然与保加利亚人作战。记载提及在菲拉加索斯返回罗马时， [7] 他带回了拜占庭方的使节，以便与奥托商讨细节。如果使节能够与正在城中的皇帝见面，婚约必然能够迅速缔结，此后的事态走向，乃至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有相当的不同。不幸的是，奥托已经在几星期之前离开罗马，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对他而言不算顺利，对拜占庭使节们而言颇为不快，对约翰·菲拉加索斯而言，则与灾难无异。

教皇与皇帝前往罗马（997）

同年，即996年年初，十五岁的皇帝穿越积雪的布伯纳山口进入意大利，全副皇帝仪仗的前方是刺穿基督身体一侧的圣枪 [8] ，后面则是规模可观的部队。在帕维亚，他得知了教皇约翰十五世（John ⅩⅤ）的死讯；在拉文纳，在前来觐见他的罗马城贵族的请求之下，他指定自己时年二十四岁的堂表亲卡林西亚的布鲁诺（Bruno of Carinthia）继任，后者就此改称格里高利五世（Gregory Ⅴ）。5月21日，在耶稣升天节上，奥托在圣彼得大教堂中接受了格里高利的加冕。当他在几周之后赶往德意志时，皇帝的权威似乎再度牢固地掌控了这座永恒之城，西帝国的基督徒们的未来也将更加安稳。

然而教皇格里高利此时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他撤销了流放显贵克雷森提奥斯（Crescentius）的判决，而此人作为罗马最显赫家族的领袖，正是教皇约翰十五世的推举者。格里高利在皇帝抵达之前自行控制了这座城市，克雷森提奥斯则无视了他的效忠宣誓，和往常一样行事。他掌权后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逮捕并羁押巴西尔的使节们（他们应当还在罗马，在漫长的航行之后休整），其理由似乎正是要让奥托进行皇室联姻的计划落空。惶恐的格里高利立即向他的堂表亲送去加急信，乞求他返回并恢复帝国与教皇的主权，但奥托回绝了，理由则颇为出人意料——他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可怜的教皇别无选择，只得在997年年初逃往帕维亚，而克雷森提奥斯任命的继任者正是皮亚琴察大主教约翰·菲拉加索斯。

为何皇帝最信任的仆人会做出如此恶劣的背叛，我们很难理解。菲拉加索斯此前成功安排了皇室婚姻的前期谈判，他的升迁前景自然也是一派光明；背叛自己的领主、把宝押在一个狂妄的冒险者身上，简直可谓疯癫。然而他被野心与教皇之位彻底蒙蔽了，即使一个僭称教皇的位置，在他看来也是无法抗拒的。997年5月，他在拉特兰宫自封约翰十六世（John ⅩⅣ）。

他很快就要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了。被敌对教皇革除教籍之后，他整个夏天都要承受意大利各地每一位主教的斥责，甚至几乎不敢在城中公开露面，只好采取囚禁格里高利和奥托大使的权宜之计以示抗议。惩罚最终在年末到来。西帝国皇帝——大概是觉得罗马城的冬季比夏季更为宜人——率部第二次进入半岛，来到帕维亚与教皇会合（并在那里一同庆祝圣诞节），而后率领德意志与意大利的联军进军罗马。两年前的他是作为朋友进行和平访问的，此时的他怒火中烧且冷酷无情。在城中一片混乱之时，克雷森提奥斯带着少数亲随在圣天使城堡闭门不出，约翰·菲拉加索斯则逃离了该城，来到一座据说无法攻破的塔楼之中躲避，然而几天之后一批德意志士兵就迅速地证明了“无法攻破”纯属无稽之谈。奉教皇格里高利的命令——记载中坚称皇帝并不知情——他被逮捕并遭受了骇人的肉刑。他的双耳、鼻子与双手全被切掉，还被刺瞎了双眼，割掉了舌头。之后他被押回罗马，扔进教会的监狱之中等待审判。

在998年的四旬斋期间，已成废人的约翰·菲拉加索斯被押到并列而坐的教皇与皇帝面前。约翰的同乡、卡拉布里亚的罗萨诺修道院院长圣尼卢斯（St Nilus）为他苦苦哀求，说他已经得到足够的惩罚，但教皇格里高利可不这么想。这个不幸的人倒骑着骡子在罗马的街上示众，受他人的奚落嘲讽，直到那时他才得以离开，可能到德意志的（美因河河畔）法兰克福的富尔达（Fulda）修道院中聊度余生，直到1013年。

克雷森提奥斯则在圣天使城堡坚守到4月29日，最终被迫投降。他遭受的惩罚却相对仁慈：在那座城堡的最高处，这个罗马全城都看得到的地方，被当众斩首。他的躯体被扔进城壕，此后和同样被处决的他的十二个追随者一起被抛到马里奥山（Monte Mario）上的绞刑架上倒吊曝尸。

达尔马提亚总督（1000）

巴西尔二世这一时期似乎都留在君士坦丁堡——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他对约翰·菲拉加索斯的结局以及这一系列事件必然可谓失望至极。在他面前描述大主教的悲惨遭遇并不会触动他，那不是他的性格。然而对他而言，一个希腊人成为罗马教皇就和自己的侄女成为西帝国皇后一样重要 [9] ，但前一件事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后一件事也陷入了困境。他那近两年前就离开了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如今刚刚从监狱之中被释放出来，但仍未能和奥托会面——而在菲拉加索斯事件之后，奥托对希腊文化的赞同难免要打折扣了。

但巴西尔有更紧迫的事务要处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沙皇萨穆埃尔，他的实力和对帝国的威胁在这三年间明显增加了。996年，利用皇帝前往东部的时机，萨穆埃尔伏击并杀死了塞萨洛尼基的主官，并俘虏了后者的儿子与继承者——查尔迪亚的约翰。他随即侵入门户大开的希腊军区，一路向南劫掠直到科林斯。次年，保加利亚人的部队在温泉关附近的斯派尔希乌斯河（Spercheus）遭到惨败，帝国在这一战的指挥官正是新一代军官中最出色的尼基弗鲁斯·奥兰努斯（Nicephorus Uranus），萨穆埃尔仅以身免。然而不久之后，沙皇夺取了亚得里亚海海岸的重要港口底拉西乌姆（即都拉佐，今都拉斯），并一路胜利穿越达尔马提亚内陆地区，进入波斯尼亚。如果不能尽快阻止他的进军，或许便再无机会了。

拜占庭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领土长期以来存在某种管理问题。那里距离君士坦丁堡并不比叙利亚远，但道路陡峭崎岖，而当地居民即使在和平年代也远没有小亚细亚的居民那样友好。在当前的情况下，巴西尔只能步步为营杀出一条血路。在他看来，解决方案仅有一个——威尼斯共和国，他也已经与之签订慷慨的协议。早在992年，他便和彼得罗·奥尔塞奥罗二世（Pietro Orseolo Ⅱ）签署了协议。这位威尼斯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督之一可以靠这份协议在君士坦丁堡获得慷慨的贸易特权，作为回报则要在战争中提供舰船运输帝国军队。若是共和国能够就此将影响力波及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附庸国、承认其宗主权，又何尝不可呢？

彼得罗·奥尔塞奥罗自然乐于接受。这意味着威尼斯迅速增长的人口可以获取一个近乎无穷无尽的谷物来源，以及造船的木材来源。此外，此时的威尼斯商人在克罗地亚海盗的侵袭之下严重受损，这样的协议意味着他们能够有效地抵御海盗。他的儿子乔瓦尼（Giovanni）立即全速赶往君士坦丁堡，很快便签署了协议。在1000年的耶稣升天节，刚刚获封达尔马提亚总督的奥尔塞奥罗来到城堡区圣彼得大教堂（S. Pietro di Castello）参加弥撒，从那里的奥利沃罗（Olivolo）主教处接受了神圣旗帜。 [10] 他随后登上旗舰，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去向自己的新君主致敬。萨穆埃尔可以控制内陆以及波斯尼亚的堡垒，但海岸周边的希腊语城市自此便安全了。

与此同时，皇帝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保加利亚，使用与此前完全相同的策略。首先他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后方基地——此时这个基地位于菲利普波利斯，而后缓慢且系统性地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推进，步步为营，在每个夺取的城镇安排好驻军之后再继续进军。999年，法蒂玛哈里发在叙利亚的另一次胜利在那里造成了与五年前情况完全相同的危机，他被迫返回东部。但幸运的是，当他在塔苏斯时，上陶的王公大卫于1000年复活节的周日遭刺杀，他就此得以率军前往继承自己的新遗产。他把凡湖以北的这片广阔地域的统治权交给了大卫的堂表亲巴格拉特（Bagrat），即阿布哈兹的国王，同时将大卫曾担任的荣誉头衔宫廷总管授予了他。但当他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已经是秋末。几个月后，他得以与法蒂玛哈里发签订为期十年的停战协议。此时，当他的东部边境与西部边境都得到了合宜的保护之后，他终于得以将军事力量聚集到保加利亚。1001年夏，他成功夺回贝罗亚，并将保加利亚人在塞萨利的驻军肃清，而后返回都城，处理一件重要事务。

无果而终的婚约（1004）

皇帝奥托远没有放弃与拜占庭帝国联姻的打算，他再度派出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不但下令立即安排婚姻，还命令使团直接带新娘返回。因此负责这一任务的使团规模更大，成员也更为显赫。使团由米兰大主教阿努尔夫（Arnulf）率领，此人掌控着西帝国教会之中最富裕也最繁荣的区域，阿努尔夫骑着一匹用银钉钉着金马掌、盛装打扮的战马来到皇宫。尽管巴西尔并不想和自己的客人——教养、智慧与魅力均颇有名望的阿努尔夫——在仪服与风度方面攀比，他依然盛情接待了阿努尔夫，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在口译员的协助下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恳切谈话，而东帝国与西帝国的其他高官都只能侍立。他完全没有发难，毕竟越早安排好这次婚姻，他就能越早返回保加利亚战场。在他的三个侄女之中，最年长的欧多西亚因为天花而毁容，决心一生在修道院中度过；最年幼的塞奥多拉，据说相貌过于不出众，她也终生未嫁，下文将具体叙述。只有年龄居中的公主佐伊相貌出众，时年二十三岁的她在各方面完全合适。大主教见到她颇为欣喜，相信他的君主会同样热情，佐伊则完全没有表现出十几年前姑母安娜那样的抵触情绪。1002年1月，在阿努尔夫及使团其他成员的陪同下，带着与紫衣贵胄和与皇后身份相称的随从，她起航前往自己的新家。

哀哉，天不遂人愿。当她的舰船抵达巴里时，报丧的使节前来，告知她未婚夫的死讯。奥托三世因突然的发热病，在1月24日于罗马附近的帕特诺（Paterno）城堡之中逝世，享年二十二岁。可怜的佐伊在他死后失去的不只是丈夫，更失去了西帝国皇后之位。如果她和奥托生下了儿子，他不但可以继承西帝国的皇位，而且可能继承没有男性继承人的东帝国，就此首次统一东西帝国，掌控从法兰西边境到波斯边境的广阔地域，而随后的历史发展将被彻底改写。然而这一切如今都成了泡影。她悲哀地辞别了大主教，乘上来时的舰船原路返回。

我们确实应当为佐伊感到惋惜，然而也不必多惋惜。她确实与西帝国失之交臂，但她仍然有东帝国的继承权。下一章中，在他父亲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她终于得以完全掌握权力，也得以成婚了。

在1004年春发生的情景或许会让这位公主的心情更难平复，那时的君士坦丁堡举行了她苦苦期待着的隆重婚礼，新娘却是两位皇帝的远亲——阿尔吉罗斯家族的玛丽亚（Maria Argyra），新郎则是威尼斯总督彼得罗·奥尔塞奥罗的儿子乔瓦尼，他近期刚刚被提升为共治的总督。典礼在皇宫中的小礼拜堂进行，牧首亲自主持典礼，两位皇帝巴西尔与君士坦丁共同列席，以东帝国的礼仪为新人加冕。在典礼结束之后，小夫妻在一座宫殿之中居住几个月，直到深秋时节，已有身孕的玛丽亚和她的丈夫才起程返回威尼斯。

若是佐伊嫉妒这对新人的幸福，她也不会嫉妒太久。1006年，在一系列的歉收之后，北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陷入饥荒，中世纪的饥荒之后往往暴发瘟疫，这次也不例外，乔瓦尼·奥尔塞奥罗、他的妻子和他们仍是婴儿的儿子，与许多地位低微的人一同染病去世。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的圣彼得·达弥盎，以一如既往的恶毒记载了这位年轻的总督夫人的死，但记载的死因有所不同。

她的生活是如此奢华，以至于不肯用普通的水洗浴，而是逼迫她的侍从去接来自天上的露水洗澡。她也不肯用手触摸食物，而是命令随从阉人切成小片，而后用带两个尖端的金器送进嘴中。她的房间之中满是熏香和各种香料，我不愿提起，想必读者也不会相信。但这个女人的虚荣被全能的天主厌恶，他降下了惩罚。他举起正义之剑惩罚她，让她的肢体化脓溃烂，让她的房中满是臭气，以至于她的侍女乃至奴役都无法忍受这些臭气，只有一个侍女靠着香袋帮助，继续尽职。即使如此，她也只能在女主人身边短暂停留。就这样，在缓慢的衰朽与痛苦的折磨之中，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身边的人也松了口气。

齐姆巴隆格斯之战（1014）

在威尼斯的婚姻结束之后，巴西尔几乎立即返回保加利亚，将全部精力用在根除沙皇萨穆埃尔和他的帝国上。靠着1000年至1004年近乎从不间断的打击，他基本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全部土地，从塞萨洛尼基一路延伸到多瑙河的铁门关。萨穆埃尔常年使用如今所谓的游击战，但现在他面对的敌人穿越崎岖山地的速度比他还快，不给他留下任何伏击或突袭的机会，面对寒暑风雨也似乎毫不动摇。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皇帝继续前进，尽管我们可参考的资料中，留下的细节之少难免令人怨叹。仅就我们所知，1005年，萨穆埃尔的岳父约翰·西瑟里奥斯（John Chryselius）、他的女儿米罗斯拉娃（Miroslava）和她的丈夫塔隆的阿硕特（Ashot the Taronite）背叛了萨穆埃尔，将底拉西乌姆交给巴西尔以换取钱财与封号；1009年，沙皇在塞萨洛尼基附近的小村克雷塔（Creta）遭受惨败。但也几乎仅此而已。直到1014年，迷雾才得以散去，让我们一瞥一场大战，这一战即使没能终结这场战争，却也足以决定战争的结果。

这一战在从塞雷（Serrae，今“Seres”）通向上斯特鲁马（Upper Struma）的齐姆巴隆格斯（Cimbalongus）的狭窄山路上展开，那里又名克雷迪翁（Clidion）。十五年前，萨穆埃尔也许早就能在那里布置好伏击圈，但此时这样的计划只能落空，他心知肚明。他率部占据了这段山路，封锁了巴西尔的进军道路，迫使他花更多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绕路。当皇帝率部抵达时，他发现进军的道路已经被数道木栅封死。在他思索进军的办法时，他麾下的菲利普波利斯军区将军尼基弗鲁斯·西菲亚斯（Nicephorus Xiphias）向他提议，率领一支分遣队进入密林，秘密翻越周边山地，再从后方袭击保加利亚人。巴西尔最初尚有疑虑，这个大胆的计划难免要冒险，而巴西尔向来不肯如此，但当他意识到没有解决难题的其他手段时，他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11]

西菲亚斯就此悄然离开皇帝的大营，率领少数精兵穿越林地，最终在山路的另一侧，萨穆埃尔部队的后方出现，并在7月29日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巴西尔也对木栅发动最后的冲击。完全没料到这一切的保加利亚人无法同时防守这段山路的两端，在惊恐之中逃走。许多人在逃跑时被杀，还有许多人被俘虏——资料记载称俘虏有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人。 [12] 沙皇靠着自己英勇的儿子才得以上马逃离，抵达普里拉蓬［Prilapon，今普里莱普（Prilep）］堡垒躲避。这两父子运气不错，因为巴西尔决心报复。他下达了本章开头吉本所描述的酷刑命令，这件事也成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事迹，胜过他的一切征服与法令。 [13]

10月初，这骇人的队列蹒跚地抵达了沙皇在普雷斯帕（Prespa）的城堡。萨穆埃尔因国家的不幸与自己希望的渺茫而一病不起，当他见到他曾经精锐的大军成了如此惨状，他当场中风昏迷。旁人用冷水让他苏醒了一阵，但他还是很快陷入昏迷，于两天后逝世。为他的死哀恸的人，大多清楚自己也是在为他的帝国哀悼。但决心做困兽之斗的保加利亚人依然奋战，他们首先追随他的儿子加布里埃尔·拉多米尔（Gabriel Radomir）；在他于1016年被谋杀之后，又追随了谋杀他的人（也是他的堂兄弟），即约翰·弗拉迪斯拉夫（John Vladislav）。直到约翰也于1018年2月在围攻底拉西乌姆时阵亡，他们才最终投降。巴西尔很快正式进入他们的都城奥赫里德（Ochrid）。约翰的寡妻玛丽亚（Maria）带着她能集结起来的家人在城门迎接他，包括他们的三个儿子 [14] 和六个女儿，以及加布里埃尔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其中一人已被刺瞎，还有萨穆埃尔的一个私生子。巴西尔友善且殷勤地接待了他们，把这十八人全部纳入自己的庇护之下。

此时距离他首次和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作战，已经过去二十八年，此时他已经六十岁。夷平这个国度耗费了他人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但此时这个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自斯拉夫人到来之后，巴尔干半岛首次完全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掌控之下。现在他需要做的只是来到尽可能多的城市，接受效忠、聆听宣誓、成为当地人的君主。从奥赫里德出发，他率领随从们抵达普雷斯帕，在那里，保加利亚人之中最勇敢的将军之一——伊瓦提西亚（Ivatsia）因拒绝效忠而被当场刺瞎；而后他转往卡斯托里亚（Castoria），沙皇萨穆埃尔的两个女儿被带到了他的面前，突然见到保加利亚王后玛丽亚的他，勉强抑制住了将她碎尸万段的冲动；接着他转往温泉关，来到二十年前尼基弗鲁斯·奥兰努斯取得大胜，“数以千计的保加利亚士兵被杀”的战场，参观累累白骨，然后兴致盎然地参观麾下另一位军官亚美尼亚人鲁本（Roupen）主持修建的巨大工事，以防卫这条交通要道；最后他抵达雅典，走上卫城并来到神之母，即圣母玛丽亚的教堂之中感恩圣母——而这座教堂的原址是献给另一位神祇的帕特农神庙。

管理保加利亚（1018）

在战争中，“保加利亚屠夫”（Bulgaroctonus） [15] 巴西尔二世无情且残暴，而当和平到来时他展现了温和与理解。保加利亚人不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臣民，因此他们应当得到体谅。他有意将税率降低，而且不让他们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上交货币，而是交实物税。奥赫里德的牧首被降为大主教，但并不附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保加利亚教会就此得以在各方面继续保持独立，唯一的例外是大主教的任命要由皇帝决定。大部分征服的土地被分为两个军区，即保加利亚军区和帕里斯特里乌姆军区（Paristrium），后者基本上位于之前的多瑙河行省以北。然而西方的一些土地，比如克罗地亚、杜克里亚（Dioclea）、拉西亚（Rascia）和波斯尼亚，依然由当地的王公统治，帝国仅拥有宗主权。至于保加利亚人，大多数平民还是希望和平，没有滋扰生事（尽管此后他们两度在腐败的帝国官员压榨之下揭竿而起）；贵族们则融入了拜占庭帝国的社会与官僚体系，一些人还得以身居高阶。约翰·弗拉迪斯拉夫的长子普罗西安得到了朝政大臣的高阶，之后成了重要的布凯拉里安军区（Brucellarian）的将军，管辖的区域大致在尼西亚到安凯拉之间。他的兄弟亚伦（Aaron）则成了瓦斯普拉坎的督军，之后还成了伊萨克·科穆宁（Issac Comnenus），即此后的伊萨克一世的妻舅。

保加利亚问题就此解决，但皇帝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东方的宫廷总管，即阿布哈兹的国王巴格拉特在1014年逝世，他的儿子乔治（George）立即背弃了十四年前订立的协议，入侵并占据了陶（Tao）和法锡安（Phasiane）地区。巴西尔已经派出舰队抵达黑海远端，以减少损失，现在的他终于有机会决定性地击溃这位叛乱的王公了。 [16] 1021年，他开始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亚洲远征。次年乔治战败投降，把自己三岁的儿子交给皇帝做人质，保证忠诚。 [17] 此时的巴西尔本可以直接返回，然而他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了麻烦不断的东部边境。靠着外交手腕，不动一兵一卒，甚至不提出任何战争威胁，他便吞并了瓦斯普拉坎地区，同时和平说服阿尼的亚美尼亚国王约翰·森姆巴特（John Smbat）在死后让王国并入帝国。当他在1023年返回都城时，他已经建立起至少八个新军区，从最南端的安条克开始，向东北方向分别为泰鲁什（Teluch）、“幼发拉底河城市”（此后称埃德萨军区）、梅利泰内、塔隆、瓦斯普拉坎、伊比利亚和塞奥多西奥波里斯（Theodosiopolis），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形。他本人成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阿塞拜疆的绝对权威。

巴西尔的成就（1025）

此时他刚刚六十五岁，对中世纪人而言也可谓长寿了。他生命之中的近一半时间都在出征。绝大多数在这个年龄又获得了如此成就的人，早就放下刀剑，在平静祥和之中度过余生。但巴西尔并不是寻常人，他的精力不减当年，他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消息也指出了新的远征目标。报告来自帝国在南意大利的督军巴西尔·博约安内斯（Basil Boioannes）。这一地区的政局因1017年到来的一批年轻的诺曼冒险者与雇佣军而愈发复杂。这些诺曼人为寻求名望与财富前来，并自愿和当地的伦巴第分离主义者结盟，协助他们让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脱离拜占庭帝国。他们在一年之间取得了可观的成功，但1019年10月，在奥凡托河（Ofanto）河畔的坎尼（Cannae），也就是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率领迦太基人歼灭罗马共和国军队的古战场，博约安内斯赢得了类似的胜利（尽管规模小一些），歼灭了伦巴第人与诺曼人的联军。三年后他阻挡了西帝国皇帝亨利二世（Henry Ⅱ）亲率的大规模远征，迫使他们撤回阿尔卑斯山以北。此时正是趁热打铁的良机，他巩固此前的收获，掌控旧有领土，将帝国境内所有异族叛乱者彻底清除。

在博约安内斯的指挥之下，南意大利的这一任务已经大半完成，然而西西里的问题依然存在。自该岛于535年被贝利撒留光复之后，阿拉伯人在三个世纪之后入侵，此后便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现在这种令人不满的境况终于有改观的可能了。帝国开始整备一支大军，博约安内斯则开始负责拟定于1026年进攻该岛的作战计划。然而这次远征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成行，而那时，无论是皇帝，还是这位出色的督军，都不可能再来指挥了。1025年圣诞节的十天前，当天的第九个小时，巴西尔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圣宫逝世，享年六十七岁。

他已经成了一种现象，而且也许是整个拜占庭历史之中最为惊人的一种。如上一章所述，他可谓大器晚成，然而当他明白如何掌权之后，他便不曾放手。他蔑视表面上的浮华炫耀——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依然仅凭自己的人格力量，轻而易举地掌控了政府与教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他任免牧首，订立完全改变安纳托利亚政治架构的法律，一次次召唤异国王公前来斡旋，并凭借着战略上主帅式的远见卓识与军务上小队长般的事无巨细的独特结合，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最后也最惊人的品质是，除了皇帝身份带来的荣耀之外，他身上全无魅力可言。纵观历史，几乎每一位杰出的领袖身上都有某种领袖魅力，某种只可意会的光芒，照耀部下，激励他们出生入死，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充满激情。在这个方面，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巴西尔身上似乎完全没有这种迹象。他的远征从来不是电光火石、雷霆万钧的类型。在他指挥下，军队反而像流淌的火山熔岩般缓慢且无情地摧毁一切，对侧后包抄与背后奇袭往往泰然处之。在他年轻时惨败于图拉真关——他从未忘记这一切，他对保加利亚发动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报复——之后，他便极少冒险，麾下士兵伤亡也极少。尽管他的士兵们信任他，却也从来都称不上爱戴他。

除了他的母亲之外，也许再无人爱过他了。爱这种情感仿佛与他彻底隔绝一般，无论是获得还是给予。我们确实看不出有谁有多喜欢他。 [18] 编年史家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他的任何近臣。拜占庭城的皇位上，没有人比他更孤独，也没有人愿意忍受这样的孤独。但这也不算奇怪。巴西尔相貌丑陋、不修边幅、粗野无礼、全无教养而且吝啬得近乎可悲。简而言之，他太不像个拜占庭皇帝了。而他也愿意承认这一切。他并不在意市民支持与否，甚至不在意自己是否幸福快乐，也不在意朋友的关爱。他所在意的仅有帝国的伟大与繁荣。自然，帝国就此在他的手中达到了巅峰。

他仅在一个问题上留下了失误，但这个灾难性的失误抵消了他的许多功绩，也让他的许多成就化为乌有。他没有留下后代，他身后便再无人能继承他的伟业了。他清楚，比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全无治国之才，在花甲之年依然如半个世纪前一般轻佻庸俗、热衷享乐。他本人对女性的态度，究竟是厌恶，是蔑视，还是畏惧（很可能如此），是一个无解的谜。然而若是他凭着钢铁一般的自律，迎娶妻子并为帝国留下一两个孩子，又会如何呢？那时的帝国也许能够继续繁荣，也许能够扩展到欧亚大陆更远的地方，也许能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当后继无人的他逝去时，盛极而衰便在所难免了。

他逝世于12月15日。16日，帝国的衰落便已经开始。

[1] 在亚美尼亚建筑师特尔达特（Trdat）主持下重建的穹顶最终于1346年坍塌（见第一卷）。瓦伦斯引水渠同样在地震中损毁，随后的整修工作使已经废弃数百年的水渠重新开始向城中提供淡水。

[2] 圣迪米特里乌斯和“军人”圣塞奥多尔、提尔的圣塞奥多尔、圣乔治一样，是庇护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四位军人圣人之一（也可能是三位，因为两位圣塞奥多尔可能是同一人）。

[3] 弗提乌斯可能在这一时期离开了修道院，随巴西尔在四年的远征中行动，正如圣阿塔纳修斯在尼基弗鲁斯二世在位时随他出征一样。但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从可怜的存世资料中找不出任何佐证。

[4] 此处的资料同样可悲地稀少且意义索然。拜占庭编年史家对此近乎全无记载，只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留下了记载，其中叶海亚的记载是整体上最可信的一份（这一数据也出自他的记载）。

[5] 他是唯一一位埋葬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6] 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颇出人意料地指出，此处的贝恩瓦德并不是之后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圣贝恩瓦德。

[7] 不幸的是，维尔茨堡主教此时已经离世。由于这一时期记载的匮乏，我们甚至无法确知他是在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前，还是在返程之中去世，唯一确定的是他葬在了埃维亚岛（Euboea）的普利提卡（Politika）修道院。

[8] 君士坦丁堡同样保留了一把号称为真品的圣枪，自七世纪开始，在君士坦丁堡存留到1492年，直到苏丹巴耶塞特二世（Beyazit Ⅱ）将它送给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第一次十字军时又在安条克附近发现了另一把圣枪，目前亚美尼亚教会在埃奇米阿津（Etchmiadzin）的大教堂保存的应当就是这一把。孰真孰伪则留待读者评断。

[9] 圣彼得·达弥盎（St Peter Damian，这一时期记述最严苛的编年史家）甚至记载称在约翰成为教皇一事上，克雷森提奥斯的权势甚至不如约翰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大笔金钱作用大。许多编年史家因袭了他的记载。

[10] 威尼斯共和国的纹章，即一只爪子放在展开的书上的圣马可翼狮形象很可能就是在此处首次出现。

[11] 另一个促使巴西尔加紧围攻的原因是，萨穆埃尔在牵制了拜占庭军队主力之后，派部将大卫·内斯托里泽斯率一部南下袭击塞萨洛尼基，塞萨洛尼基总督塞奥菲拉科特·博坦内亚特斯却主动出城决战，将大卫的部队彻底击溃。之后塞奥菲拉科特率领所部精锐北上与巴西尔二世会合。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促使巴西尔主动进攻。——译者注

[12] 约六十年后记载此事的凯考门努斯（Cecaumenus）称人数为一万四千人，凯德莱努斯则称有一万五千人。

[13] 若是报复，巴西尔二世要报复的也不只是图拉真关的惨败。原本巴西尔二世准备借保加利亚人溃败之机，一举扫平所有仍在抵抗的主要据点。然而萨穆埃尔之子加布里埃尔·拉多米尔故技重施，在山地伏击了冒进的拜占庭军队，塞萨洛尼基之战的英雄塞奥菲拉科特·博坦内亚特斯阵亡，拜占庭帝国的侧翼部队严重受损，而巴西尔二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下令刺瞎俘虏。一些记载认为巴西尔二世原本打算将这些俘虏释放——或许是在肃清保加利亚之后——将这些俘虏分散编组成帝国部队。或许正是因为此时抵抗力量依然足够坚实，他才决定暂缓西进，并下达了那个骇人的命令。在返回都城之前，巴西尔转往索菲亚，迫使该城守军投降，进而彻底肃清了这个方向的抵抗力量。——译者注

[14] 他们的长子普罗西安（Prusian）和另外两个兄弟此时已逃入山中继续作战，但不久之后也投降了。

[15] 记述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的两部重要史料——《普塞洛斯编年史》和《斯基里泽斯编年史》都完全没有提到“保加利亚屠夫”的绰号。保罗·史蒂文森教授研究认为，这一绰号实际上是后世的希腊王国民族主义者所创，并非当世人所为。——译者注

[16] 1021年，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儿子“粗脖子”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齐姆巴隆格斯之战出奇兵的尼基弗鲁斯·西菲亚斯，暗通乔治，在高加索与安纳托利亚东部掀起叛乱，切断巴西尔二世的后路。然而巴西尔二世一面命令安纳托利亚军区出兵夹击，一面分别给两位叛军首领送信，诱使两人互相猜忌，最终西菲亚斯杀死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福卡斯家族的支持者随即散去，叛军迅速瓦解。西菲亚斯被捕后被迫剃度进入修道院中，巴西尔二世得以全力对付乔治。——译者注

[17] 这个小王子在三年后得以返回，返回得也正是时候。在返回父母身边一两天之后，刚刚开始独自执政的君士坦丁八世便决心让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幸运的是君士坦丁没能成功，而不到两年后，在年仅三十岁的乔治逝世后，这个孩子继承了王位，称巴格拉特四世（Bagrat Ⅳ），而后统治几乎整个格鲁吉亚近半个世纪。

[18] 巴西尔对大贵族征收重税，得罪了大贵族；给教会的捐赠远称不上慷慨，而且对修造装饰教堂完全不在意，得罪了教会；极少赏赐市民，完全不安排公共娱乐，又得罪了市民。会衷心怀念他的，或许只有被他宽限乃至豁免税款的贫苦农民们，可惜的是，他们的声音很难出现在中古时代的历史资料记载之中。——译者注

第十六章 衰败之兆（1025～1041）

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了许多皇帝——他们大多数执政不过一年，但就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人在最终卸下管理帝国的重担时，仍能免于指责。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第四章，11

六十五岁的鳏夫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如今成了拜占庭城唯一的皇帝，但他和自己的兄长截然不同。他外形魁伟出众，高大匀称——巴西尔却矮小粗短——且举止颇有风度。身为出色的骑手，他热衷打猎与赛车，并把驯马作为一种习惯。在他年轻时，他还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参与跑步、摔跤、投标枪之类的活动——这些比赛此前早已不再风行，但在他的时代再度流行起来。在他执政之后，竞技的岁月已经结束。纵欲多年的他身体早已不复当年，如今严重浮肿，以至于晚年时都无法站立。但直到死去，他依然风度不减。和他的兄长一样，他接受的正式教育相当有限，然而对学术的好奇使他得以粗通文化——普塞洛斯轻蔑地评论道：“对儿童而言足矣。”这点文化也让他足以接见外国使节。他首次接见的使节大多称赞他口才出众，他的优美噪音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他的语速实在太快，以至于身边的书记官们都必须采用他们内部通用的简写，才能够保证跟上他的语速。

有这些优势的他，本当也应当完全能够胜任皇帝。那么，他不到三年的统治时期又怎么成了一场灾难呢？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完全不在意任何道德约束。他因自己的权力而恐惧不已，他也清楚自己无法掌控帝国，便以鲁莽的残暴来回应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他相信任何流言蜚语，不敢审判与对质，于是下令处决或致残了一大批的无辜者。他最喜欢的刑罚是瞽刑。佐那拉斯记载称：“他衷心偏好这种肉刑，因为这能让受刑者无法自理，却又能留下性命……”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带着悲哀，讽刺这种刑罚为“皇帝的神圣慈悲”。他此后却往往陷入自责，流着眼泪在双目失明的受害者面前挥手，请求宽恕，但这对恢复民心几乎毫无帮助。 [1]

普塞洛斯记载称：“当他手中握住骰子时，世间的所有其他事务，无论轻重缓急，都必须推迟。”如此热衷享乐的人，至少应当谨慎地考虑重臣和幕僚的人选，并把国家大事安心地交给他们。如果君士坦丁在选择时还经过了一番考虑，那么只能说他的判断力实在是太差了。最重要的职务内廷总管和东部近卫军团元帅（总指挥官），由他的贴身侍从、宦官尼古拉斯（Nicholas）担任；宦官西蒙（Symeon）此前只是宫廷之中的一个小内官，现在却担任君士坦丁堡警卫部队的总指挥官；同样是宦官的尤斯塔西奥斯（Eustathius）的职位原本同样低微，现在他却成了大随从卫队的指挥官，负责指挥皇帝卫队之中的所有外族或蛮族佣兵；斯邦戴鲁斯（Spondylus）这个公认的无赖则成了安条克总督，管理帝国最大也最为重要的堡垒，负责帝国新征服的南部边境，对抗萨拉森人的大军。

拜占庭帝国之中，只有一个阶层欢迎这个虚弱的新君主：安纳托利亚贵族。他们首先打算发动政变，把君士坦丁赶走，让他们阶层之中的人当皇帝。但他们愚蠢地各自为战，没有结成同盟，而巴西尔的大军大多还忠于他的兄弟，他们的尝试一无所获。事实上做这种事情没有意义，皇帝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几个月之后那不受欢迎的土地法律便被废止了。这些“权贵”再度开始扩大他们从前的地产，把每一亩能夺走的土地全部夺走，让可怜的贫穷农民只能竭力求生；而且这十年间旱灾频发，蝗灾也时有出现，致使许多人饿死，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小亚细亚再度和六世纪时一样，满是“大庄园”（latifundia），这些大片农田往往为在外的大地主所有，由农奴耕种。 [2]

佐伊（1028）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八世一如既往地打猎、饮宴、游戏，和宠臣酗酒，和侍妾滥交，在私人剧院之中观看淫秽表演，调制越来越浓厚的酱料——他是个热衷暴食的人，消化能力如同鸵鸟一般——而完全不在意国家大事。但这样的生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在1028年11月9日病倒。直到那时他才开始考虑一个让君士坦丁堡每一个市民都担忧着的问题：谁来继承他？如上一章结尾处所说，他没有留下儿子。在他的三个女儿之中，长女早已发誓成为修女。二女儿佐伊曾经被安排与奥托三世成婚，但直到抵达意大利时才发现他不幸病故了。但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此后的她便悲哀地居住在后宫之中。她的妹妹塞奥多拉比她更明智，但相貌没有佐伊那么出众。她在后宫陪伴着佐伊，但佐伊颇为厌恶她。

此时四十多岁的塞奥多拉颇似老处女了；佐伊尽管年近五旬，早已无法生育，却依然幻想着以自己从未有过却期待已久的一场婚姻，离开这监牢一般的皇宫。 [3] 她自我安慰，认定自己的婚姻迟早都会到来，因为她是自己父亲的继承人，皇冠也将经由自己落入自己丈夫的手中。唯一的问题是：要让谁当她的丈夫？弥留之际的皇帝身边，人们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最初的候选人是显贵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Constantine Dalassenus），此人是那些“权贵”家族之中少数几个忠于马其顿皇室的家族的成员，皇帝立即派信使前去将他紧急召回君士坦丁堡。但这个消息传到都城文官耳中时，他们立即进行强烈抗议，而皇帝在病入膏肓时也依然胆怯，他立即屈服了。另一个信使随即前去截住前一个信使，通知达拉森努斯不必前来。这些文官贵族则推荐了自己的候选人：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Romanus Argyrus），花甲之年的元老院成员。

罗曼努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他是皇帝的远亲 [4] （也正是他的妹妹玛丽亚在二十四年前被错误地嫁给了年轻的乔瓦尼·奥尔塞奥罗），官阶为显贵，曾任帝国主要法庭之一的最高法官、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财务官（economos），最终升任都城执政官，官职基本与如今的市长相当。从这些因素来看，他配得上一顶皇冠。然而此时的他已有美满的婚姻，但君士坦丁已经下定决心，此时也没有时间拖延了。这位元老院成员和他的妻子都被逮捕，带到皇帝面前，皇帝给了他们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两人立即离婚，罗曼努斯迎娶佐伊，并就此封为恺撒，而后成为皇帝；或者他拒绝从命，立即受瞽刑。

普塞洛斯认定这仅仅是恐吓，如果罗曼努斯敢于拒绝，他和他的妻子便可以安然生活下去。情况却未必如此。在此前的三年中，君士坦丁早已做出比这还残忍的事；与此同时，佐伊的婚姻以及帝国皇位的继承问题已经极为迫切，根本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这对老夫老妻没有冒险，也是情有可原。他着实爱着自己的妻子，为此痛苦不已，但他的妻子没有犹豫。她流着眼泪剪下头发，决定为他进入修女院，而她也的确立即如此做了。次日，11月10日，罗曼努斯带着些许的不情愿与佐伊在宫中的礼拜室中成婚， [5] 于11日侍立在他岳父的病榻前直到他撒手人寰。12日，他就成了罗曼努斯三世（Romanus Ⅲ），与自己欣喜的新婚妻子共同坐在皇位上。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1028）

在继续叙述之前，也许有必要暂停一下，对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学者进行一段介绍。他留下了自五百年前的普罗柯比之后，拜占庭历史之中最珍贵——也远比其他资料更有趣——的回忆录。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名字在本书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但此前的他仅仅是在转述他人的见闻，而非自己的亲身经历。自此之后，他的《编年史》所记述的接下来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他都是见证人之一。正如他在罗曼努斯三世一章开篇的叙述所说：

自此，本书的编年史记载将比此前的记述更为准确，毕竟皇帝巴西尔逝世时我还是个婴儿，君士坦丁的统治结束时我才刚开始上学。所以我既没有觐见的许可，也未曾听到他们说话。我已经不确定我见没见过他们，毕竟那时我还没到记事的年纪。然而，我既见过罗曼努斯，并确实有幸和他谈过一次话。

普塞洛斯于1018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步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约翰·马罗普斯（John Mauropous）的帮助，这位此后的尤亥塔大主教当时是都城的一位私人教师，普塞洛斯在他的门下结识了几位富裕且颇有影响力的年轻同学，包括他的密友约翰·西菲林努斯（John Xiphilinus，此后他成了牧首）以及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即所谓的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Ⅹ）。他很快开始为帝国服务，凭借机敏和博学这两个拜占庭城中人颇为赏识的特质，很快得到了提升。因而他在自己记述的大事件之中，不但是亲历者，也时常是参与者乃至掌控者。尽管他最后几章中——这一段记述是在他的朋友、当时已经掌控帝国的君士坦丁·杜卡斯的要求下写的——存在近乎无耻的偏颇，但在细节记述上能够和他媲美的中世纪记述者寥寥无几，能够在几句话中便把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则更是屈指可数。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更是再无人能留下这般精彩绝伦且引人入胜的记载了。描述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时，他如此写道：

这位饱受希腊文学熏陶的绅士，也对意大利文学作品有一定了解。他的声音优雅，谈吐大方。作为一个拥有英雄气度的人，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学识的广博程度，为了模仿曾经的大帝……他把精力主要花在了两件事上：文学和军事学。他对军事学一无所知，至于文学，他的见解也难称深刻……高估自己的才学，竭力做超出自己能力水平的事，最终让他铸成大错。

简而言之，困扰着罗曼努斯的正是过分自信——这和他的岳父截然不同。他绝非愚蠢，担任司法官员时也颇有名望，但皇权让他失去了理智，让他相信身为皇帝的他可以媲美过往任何一位伟大的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是哲学家，那他也要成为哲学家，为此整天讨论抽象的神学与玄学问题，然而他对三段论法和辩证法了解有限，讨论都是无果而终，意义索然。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个王朝，那么他也要创建王朝——即使他的皇后年事已高。病急乱投医的他听信君士坦丁堡各种江湖郎中的奇谈怪论，吃下各种所谓灵丹妙药和催情剂，身上涂满药膏，进行各种不寻常的锻炼。郎中们向他许诺，要让他恢复年轻人的活力。与此同时，佐伊也在做类似的事，身上挂满护身符，完成各种繁杂冗长的仪式，只为了怀孕。而当这一切都归于徒劳时，恐怕除了她和她的丈夫，再没有人会感到意外了。

皇帝想要成为哲学家或建立新王朝，倒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然而他若是想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1030年，他决定惩戒不服管束的阿勒颇埃米尔。他的将军们警告他不要如此，当他抵达安条克时，埃米尔的使节前来觐见，提醒他双方目前仍在和约期间，并许诺为造成的一切损害支付赔偿。然而罗曼努斯此时已经下令打造凯旋式上使用的皇冠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亲率大军向阿勒颇进发。他和他的部下进入叙利亚，在穿过一道狭窄的关口时，听见了萨拉森人的战吼。埃米尔的大军随即突然出现，从两侧的山坡猛冲下来，马刀闪烁着刺眼的阳光。若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或约翰·齐米斯西斯遭受这种伏击，他们会原地反击；罗曼努斯却掉头逃跑，他的部下也随即溃散。若不是他的一名随从及时帮他上马，他被俘虏便是在所难免了。这一战，绝不仅仅是灾难，更是耻辱。 [6] 普塞洛斯提及，敌人们看到他们逃走时都惊讶不已，而他们也理当如此。当巴西尔二世逝世时，帝国军队是文明世界之中最为精良的军事机器；而现在，在仅仅五年的管理失误与忽视之后，这支部队便近乎整个东方的笑柄了。

乔治·曼尼亚克斯（1030）

然而这并非彻底失败。在安条克以北有一个较小的次要军区，以军区首府的名字命名为泰鲁什军区，管理这里的年轻将军高大健壮且能力出众，名叫乔治·曼尼亚克斯（George Maniakes）。几天之后，大约八百名萨拉森骑兵满载着从皇帝营帐中劫掠的战利品，傲慢地前往泰鲁什，也为那里带来了皇帝大军崩溃的消息——而且夸大其词地声称皇帝已经被斩杀，拜占庭大军也全军覆没了。傍晚时分，他们要求守军在次日清晨之前投降，并宣称了不投降的一系列可怕后果。曼尼亚克斯则立即“诚惶诚恐”地同意了，并向异教徒的营地送去大量饮食，许诺称他和他的部下会在黎明时分全部投降，并献上城中所有的金银财宝。

他的计划效果极佳。萨拉森人完全不曾起疑，欣然开始饮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们很快醉倒。曼尼亚克斯则当他们睡熟之后发起攻击，将这八百人全部斩杀，而后下令割下他们的耳鼻。次日清晨，他出发去寻找战败的君主。得知皇帝已经抵达卡帕多西亚之后，他便带着染满血污的袋子前去，自豪地将这些骇人的战利品倾倒在罗曼努斯的脚下。欣喜的皇帝则立即任命他担任下米底亚（Lower Media）督军（catapan），即上幼发拉底河河谷所有城市的实际管理者，驻扎萨莫萨塔。他从那里出发，发动了一系列胜利的远征，直到两年之后胜利光复埃德萨——自希拉克略时代丢失那里之后，已经过去四个世纪。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皇帝明智地放弃了军事生涯，开始管理帝国行政事务。在他即位之初，他的慷慨——也许确实真心如此——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他将每年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政府补助提升了八十磅金，赢得了教会的支持；他废止了巴西尔的联保税制，即各地不能纳税的人要由当地其他人补交税款的制度，赢得了修道院和大地产主的支持；他将欠政府的款项一笔勾销，赢得了债务人的支持——数百人得以离开监狱。君士坦丁八世农业政策的受害者们也得到了他慷慨的补偿。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但事态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在立法方面，罗曼努斯的表现和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表现可谓半斤八两。君士坦丁八世立法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尽人皆知，但新皇帝沿用了他前任皇帝的政策，甚至恢复了包税权——这是一系列恶政之中最恶劣的一个——那些投机商们得以向财政部购买税收权利以自行征收税款，而后他们便可以向不幸的纳税人征收两倍乃至三倍的税款。“权贵”们此时的权势格外大，当然有办法免遭这种勒索，而纳税负担再度落到了无人保护也无力反抗的小地产主的身上。

全知圣母教堂（1030）

罗曼努斯也许迟早都要把注意力转到建造教堂之上。他已经花了一小笔钱给都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镀金。但这还不够，和他伟大的前辈查士丁尼一样，他也要在身后留下一座永久的纪念碑。于是他动工修建了献给全知圣母（Peribleptos） [7] 的教堂，位于第七丘靠马尔马拉海一侧的山坡上。这座教堂无疑华丽壮观，但它没能增加皇帝的名望，正如普塞洛斯所说：

这个始于虔诚之心的举措最终成了恶行，引发了一系列不公事件。修筑教堂的开销不断增加，他每天都收集明显多于工程需要的捐赠款。试图限制建筑开销的人难免遭难，然而那些提出新的奢侈设想和风格变化的人则会立即获得皇帝的赏识……

这世上的一切似乎都配不上这座教堂，皇室大开府库，将每一分每一毫的黄金投入其中。即使资金很快耗竭，建筑工程仍在继续，因为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设计出现，旧设计则同时被拆毁。

然而单纯有教堂还不够，必须有附属的修道院。很快修道院便和教堂一样堂皇了，甚至因为面积过大而找不到足够的僧侣入住。据说这两座展现皇帝狂妄自大的纪念碑近乎让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暴乱，对皇帝无休止索取钱财的怨恨如此之强烈。然而，后人难免怀疑同时代的人会不会喜爱这两座建筑。可能性不大。按普塞洛斯的说法，全知圣母教堂就是七拼八凑的产物，整体的建筑构想应当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正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简约与力度所在。然而我们也无从确知，毕竟如今矗立在那里的是属于亚美尼亚教会的、大而无当的圣克沃克（Surp Kevork，即圣乔治）教堂，当地人称“苏卢-莫纳斯提尔”（Sulu Monastir）。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为永远展现上帝和神之母——当然还有他自己——的荣光而建造的大型建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8]

若是没有皇后佐伊，她的丈夫便无法获取最高权力，也没有大笔钱财可挥霍，那么她境况如何呢？她和她人生之中绝大多数的时光一样，陷入沮丧与不满，并和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一样怨恨自己的丈夫——虽然原因截然不同。她的愤怒主要是因为，罗曼努斯在放弃了留下后代的打算之后，便拒绝与她同床，还找了情人，事实上他对她厌恶至极，甚至不肯与她共处一室。更令她恼怒的是，他拒绝她支用内帑的资金，仅仅每年给她一笔微薄的零用钱，不能超额支出。对他而言不幸的是，佐伊是个格外高傲的人，在她父亲五十年如一日的百依百顺之下，自然骄纵难改。起初她向妹妹塞奥多拉诉苦，而塞奥多拉此时已成了虔诚得近乎病态的老处女，知天命之年的她几乎从未离开过后宫，还在1031年进入修女院，“以终结她对自己的阴谋与中伤”。然而很快，佐伊决定开始行动。一个陌生而阴险的人随即走到了舞台上，他正是孤儿院院长约翰。

这位本书接下来十年间的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是个来自帕夫拉戈尼亚的宦官，出身低微卑贱的他靠着机敏与勤奋一步步成为官僚系统的显赫成员。他已经是皇帝多年的好友与心腹，在近期被任命为城市的主要孤儿院的管理者，他的名字由此得来。他还有四个兄弟，其中较年长的两个兄弟和他一样是宦官，两个幼弟名义上是货币兑换者，实际上很可能参与制造假币。最年轻的米哈伊尔（Michael），一个格外英俊的少年在1033年被他的兄长带到宫中，正式觐见罗曼努斯和佐伊。罗曼努斯几乎没有留意他，佐伊却立即陷入热恋——这也正是约翰的目的。

她此后满脑子都想着这个年轻的帕夫拉戈尼亚人，并几次请他到她的私人住处。他在放下最初的羞赧以及理所应当的不情愿之后，便和她定下了私情。米哈伊尔对与她苟合自然没什么热情，尽管成为皇后的情人让他颇为自满。他的兄长给他下达了谨慎的指令，而当佐伊开始公开夸耀自己的情人，并公开宣称要让他成为皇帝时，他逐渐膨胀的野心便掌控了一切。对罗曼努斯而言，他似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察觉到发生了什么，远没有怀疑米哈伊尔，还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侍从，时常找他按摩自己的腿脚（此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行走也出现困难），还故意对自己妻子愈发无耻的不贞行为视而不见——至少在他身边人看来如此。最终，他的妹妹普尔科莉亚（Pulcheria）无法再忍受那些流言蜚语，便对他讲述了发生的一切，还警告他有被谋害的危险。直到那时，他才派人找来米哈伊尔，命令他向一些圣物发誓称这一切都不属实。在这个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发下誓言之后，他似乎完全相信了。

罗曼努斯三世的结局（1034）

宫中有人相信他仅仅是在装聋作哑，因为他清楚自己妻子的性欲难以满足，自然乐于让她喜欢上米哈伊尔，以免惹出更多的麻烦。也有人声称这个年轻人是个众所周知的癫痫病人，但罗曼努斯认定这些传言不足为信。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因为皇帝已经明显陷入重病。尽管他依然出席各种典礼，但他如同死尸一般（用普塞洛斯的话来说）。他的脸浮肿不堪；他呼吸急促，稍走几步就要休息；他几乎毫无食欲，也无法入睡。他的性格也改变了，他曾经友善、亲和且爱笑，现在却暴躁易怒，厌恶任何烦扰，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已经多次目睹，每当拜占庭城的宫廷之中出现类似的事情时，难免传出皇帝中毒的流言。罗曼努斯二世逝世时便有过这种流言，约翰一世也是如此，但这两次流言都近乎无稽之谈。罗曼努斯三世的死因，我们却无法确定。我们确定他的妻子怨恨他，完全有理由除掉他，以便让米哈伊尔取而代之。我们也清楚她有许多机会，她此后的表现也显示出她完全有犯罪的可能。当世之人普塞洛斯则声称宫中所有人都相信她有罪。佐伊、孤儿院院长约翰以及米哈伊尔已经恶名在外，而她丈夫在1034年的耶稣受难日前一天可疑地暴毙，更让她无法洗脱嫌疑。此处我们需要再度引用普塞洛斯的记述，毕竟他的记述最为完整，他谨慎地组织过的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

他在准备翌日的公共活动。黎明前他赶去皇家城区附近的一个庞大且华美的浴池，没有人服侍他，他也明显不是垂危之人……他首先开始洗头，然后润湿身体，并大口呼吸着进入中央较深的泳池。一开始，他在水浅处享受凫水的乐趣，欢愉地起伏呼吸。此后，他的一些侍从在他的命令下进来服侍他休息与更衣。

我无法确定是不是这些人谋害了他，但就我所知，目睹这一切的人都声称，罗曼努斯一如既往把头扎进水中时，他们按住他的头部好一段时间，趁机让他窒息。随后他们离开了。此后，不幸的皇帝便如同一块木头一般漂在水面上。此时的他气息奄奄，伸出手乞求他人的帮助。某个可怜他的人终于出手相助，把他从浴池中扛了出来，扶到躺椅上。

此时，最早发现他的人引发的喧闹把许多人引来，皇后本人也在其中。没带任何护卫的她似乎被这悲哀的一幕深深触动，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心里因他已无可救药而满足，然后离开了。罗曼努斯哀叹着，目光扫向四周。他说不出一句话，只能用表情和手势表达自己所需，而意识到无人理解之后，他闭上了眼并再次急促地呼吸，突然他的嘴咧开，缓慢地流出些深色的、半凝固的东西。再喘了几口气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

这是个可疑的故事，但也不算决定性的证据。这场谋杀，无论是否如此，都没有确凿证据，没有人证。普塞洛斯的证词源自道听途说，而受害人也无法证实或证伪。就我们所知，皇帝也可能是在洗浴时突发中风或心脏病。此外，也有必要提及，斯基里泽斯声称罗曼努斯是在圣宫中浴室的主浴池（kolymbithra）被米哈伊尔的爪牙扼死的——虽然他也没有证据；埃德萨的马修则坚称他是被他妻子毒杀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事件中，有一个受害者，两个犯罪嫌疑人与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皇帝只是身体虚弱，在洗浴时因心脑血管疾病而瘫倒。第二种可能是，他确实有疾病，但皇后和她的党羽们是最终直接或间接杀死他的人。第三种可能则是罗曼努斯是被慢性毒药杀害，普塞洛斯声称毒药是藜芦，这毒药让他身体虚弱，在游泳时力竭而最终暴死。

第四种可能是，佐伊、约翰和米哈伊尔起初打算毒杀罗曼努斯，然而发现他的死亡比他们所预计的晚得多时，便失去了耐心，决定强行谋杀他。这一理论看上去可能性最大，但最终的真假我们依然无法确知，而且似乎意义不大。关键在于，除第一种假说之外，其他任何说法都能得出佐伊谋害了自己丈夫的结论，而第一种假说又实在太难以置信了。

米哈伊尔四世的婚礼与加冕（1034）

罗曼努斯死后，她甚至没有假装悲哀。在耶稣受难日，即1034年4月12日的清晨，君士坦丁堡牧首、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的亚历克修斯（Alexis）被紧急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入宫中。他首先看到的便是死去的皇帝近乎一丝不挂的遗体。他的震惊尚未平复时，两扇大门打开，在黄金大厅中，皇后坐在皇位之上，头上戴着冠冕，手中握着权杖，肩上还披着皇帝的金缎长袍，上面镶满了珠宝。在她身边坐着的正是年轻的米哈伊尔，同样穿着长袍，戴着冠冕。牧首的惊恐已经溢于言表。她坚定地下达了命令，亚历克修斯不可能听不懂她的话，也不可能拒绝他们。一位是刚刚守寡几小时的五十六岁的皇后，另一位则是她的同谋者与年轻她近四十岁的情人、身患癫痫病的帕夫拉戈尼亚造假币者。他就在那里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 [9] 加冕他为皇帝、同使徒，祈求上帝庇佑他们二人。

当天晚上，在教会的高阶教士与政府的要员，也就是主教、修道院院长、元老院成员、将军、大臣和官僚们，向新君主顶礼膜拜，亲吻米哈伊尔的手（但并非佐伊的手）以示尊敬之后，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的遗体才得以在敞开的棺材之中穿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运往他修建的全知圣母教堂，新皇帝和他的兄长则在前方开路。时年十八岁的普塞洛斯此时来到都城不久，他目睹了这一景象。他记载称，若不是看到皇帝的徽号，他根本认不出这个老人了。他的面庞并非瘦削，而是诡异地浮肿，颜色“就像中毒的人一样”，稀少的须发则如同“收割过的麦田”。没有人为他流泪，城中人都厌恶罗曼努斯，看到他撒手人寰，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内疚与仁慈统治（1034）

如果皇后希望新丈夫能够与戴着皇冠的奴隶无异，纵容她的所有幻想，听从她的所有指令，那么她很快就要失望了。几个月间她确实得以享受这满意的状态，但在多事的1034年结束之前，米哈伊尔的耐心就不复往昔了。他从没有真心爱过佐伊，连尊敬都谈不上多少，很快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管理帝国的能力远比她强。另一方面，决心要掌控帝国的他会不会落得前一位皇帝的下场呢？他的兄弟、孤儿院院长确实担忧如此。很可能是在他的坚持之下，佐伊再度被软禁在后宫之中，遭受严密监视，若是没有批准，她的朋友都无法前去拜访，她的自由与开支受到了比罗曼努斯在位时还苛刻的限制。

在畏惧与私人厌恶之外，米哈伊尔和自己的妻子保持距离还另有原因。其一是健康原因。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癫痫发作愈发频繁，以至于他的皇位前设置了红色的帘幕，在他的目光开始呆滞或者头开始摇动时便拉下来。但他终归瞒不过自己的家人和亲随，而他最担心的便是佐伊出现在这种场合，因而决心完全不和她见面。年纪尚轻的他还出现了浮肿，这种疾病使他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最后就是良心不安。他的地位、财富与权力都是皇后赐予的，他清楚自己欠了太大的情，因而无颜见她。

但他也知道，他背弃妻子的事远不及他对罗曼努斯的不忠恶劣。这段回忆折磨着他，而他短暂的余生之中都在竭力拯救自己的灵魂。他每天在教堂之中停留几个小时，建造数十座修道院和修女院，他为贫困的虔诚者建造了巨大的救济院，还为从良的娼妓建造了更大的救济院。他拜访帝国各地的圣人与苦修士，为他们洗脚，擦拭他们的疮口，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床上休息，自己则在粗糙的草垫上入睡。他还把查士丁尼时代建造的圣葛斯默与圣达弥盎（他对这两位医生圣人自然格外尊崇）教堂改建成了普塞洛斯所说的城中最华美的建筑之一。

在建造神圣教堂这方面，米哈伊尔的成果，无论是精美还是宏大都胜过了他的所有先辈。这座宏伟建筑的深度与高度创造了新的对称，新建造的礼拜堂与教堂融为一体，产生无尽的美感。最华贵的石料用于装饰地板和墙壁，整座教堂在金镶嵌画和绘画的映衬下熠熠生辉，栩栩如生的画像遍布教堂每个角落。除此之外，在教堂附近，特别是附属区域中，还有奢华的浴室、不计其数的喷泉、雅致的草坪以及其他各种赏心悦目的点缀。 [10]

在寻求精神解脱之余（而且摆脱了他的妻子之后），皇帝把精力都用在管理帝国上，而他的表现确实可谓出人预料。他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对他而言，帝国不再是儿戏，而是责任。普塞洛斯肯定地记述称，他没有和许多皇帝一样在登基时大刀阔斧地改变现行的政策，没有废除定例，没有撤销政令，没有罢免年长或经验丰富的幕僚。这样的变化是循序渐进地完成的，而那些对他有恩的人、希望在新君主即位后身居高位的人，都要先担任次要职务以积累经验，而后再由他决定提升的时机。他把财政与税务问题交给他的兄长孤儿院院长约翰，其他事务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对内政管理、外交事务和军务格外关心，部队严重受挫的士气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尽管米哈伊尔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他学得却很快。在实际掌权几个月之后他便建立了牢固且稳定的统治。他的幕僚们为他的勤奋、思维敏锐、决断准确与心态平稳——尽管他身患癫痫——而惊异。他从来不发怒或者高声斥责——据称他音色格外洪亮——而是平静地快速发言，风趣、敏锐又自然而然地表述。与他会面时，他出身低微与得位不正的事都会被遗忘，人们所记住的只有他的机敏、温和，以及对帝国的真挚奉献。而那些了解他的人，都会仰慕他与自己两大缺陷抗争的勇气，这两大缺陷，一是他的疾病，另一则是他的家人。

孤儿院院长约翰（1038）

他的四位兄长之中，有三人几乎与寄生虫无异，完全靠宫廷拨款生活，还贪得无厌。长兄孤儿院院长约翰则是个更可畏的人物。他不像此时的米哈伊尔那样无私奉献与道德高尚，然而他的机智和勤奋与皇帝相似。皇帝因疾病而日益虚弱，时常不堪工作，约翰的精力却仿佛无穷无尽。他同样保持着无休止的警惕。他会坚持工作直到深夜，而后再穿上自己常穿的僧袍，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巡查探访数个小时。仿佛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他和自己的幼弟一样不会怀恨报复，不会无缘无故地冒犯他人，但仍有意地保持着凶悍，时常使用威吓手段。此举即使没有招来怨恨，至少也让所有人畏惧。他酒瘾很大，时而烂醉如泥，然而他的狡黠与机警依然如故。他的酒友们很快就会明白，约翰记下了他们酒后失言时所说的每个字，在第二天一早就会召他们前去解释。对他颇为了解的普塞洛斯和许多人一样，认定这位孤儿院院长在醉酒时比清醒时还危险。

他与自己的幼弟还有一个方面不同。皇帝力求公平公正，约翰却只为自己的家族着想。必须提及，这对皇帝而言也不全是坏事，因为米哈伊尔就是靠着兄长的努力才得以即位，掌权之后，孤儿院院长也一直全力支持他。约翰和其他人一样因那三个兄弟的胡作非为而蒙羞，但他只是认定要保护他们。他只希望皇帝能默许他们的贪婪，若是做不到，至少也要减轻惩罚或为他们推卸责任。这也是米哈伊尔没有严惩他们的唯一原因，即使皇帝做得到，约翰也做不到。他本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家人们，但不肯如此的他严重地损害了他幼弟以及他自己的名声。

更严重的是，他还把这种家人私情延续到他妹妹玛丽亚的丈夫斯蒂芬（Stephen）的身上。斯蒂芬此前是个身份低微的人，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当船只敛缝工，而后一夜之间成了皇帝的姐夫。这个既不聪明，又没文化，还没有任何天分的人，也许本应该留在港口。普塞洛斯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描述：

我看过这次巨变之后的他……他的马、他的服装，所有能让人焕然一新的装饰，都毫无和谐可言。就好似一个侏儒扮演赫拉克勒斯……这个人越努力，他看上去就越荒诞——披着狮子皮的人，却拿不动一根木棍。

若是孤儿院院长给自己妹夫的仅仅是荣誉和头衔的话，至少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只可惜并非如此。1038年，他安排斯蒂芬指挥一支大规模的运输舰队，运输大军进行米哈伊尔执政时最野心勃勃——他希望也是最功勋卓著——的远征：推迟已久的西西里岛远攻。

巴西尔二世本打算在1026年进行远征，但他在前一年已经逝世，远征随即无限期推迟了。在米哈伊尔和他的幕僚们看来，这场远征很有必要。西西里的萨拉森人对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领土发动持续不断的掠夺，此时已经从纷扰升级为对帝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滨海城镇遭到蹂躏，城市中的商人们也因地中海海盗猖獗而烦扰不已，进口货物的价格随即上涨，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缩小。对所有拜占庭人而言，西西里依然是帝国的法理领土，那里依然有规模可观的希腊人居住。异教徒占据那里两个多世纪，对帝国而言不仅是安全问题，也是对国家尊严的冒犯。

远征的必要性在巴西尔逝世十二年后确实增加了，但成功的概率同样大增。岛上的阿拉伯埃米尔们爆发了内斗。巴勒莫的统治者阿卡尔（al-Akhal）遭到了自己兄弟阿布·哈夫斯（Abu Hafs）率领的暴乱军的进攻，暴乱军还得到了兹里德王朝的凯鲁万埃米尔之子阿卜杜拉（Abdullah）率领的六千北非战士的支援。1035年，愈发艰难的他甚至向君士坦丁堡求援，米哈伊尔也随即同意了，他清楚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然而埃米尔不久后遇刺身亡，帝国不幸失去了出兵与顺利登岛的借口。但叛乱已经在西西里全岛爆发，岛上的萨拉森人的分裂愈发严重，也很难再抵御拜占庭帝国的大军出击。

曼尼亚克斯受辱（1040）

远征军在1038年夏初出征，全权指挥官正是乔治·曼尼亚克斯。此时的他依然保留着在叙利亚胜利时的锐气，是当时帝国首屈一指的将军。普塞洛斯留下了一段有些骇人的描述：

我本人见过此人，而且颇为惊奇。这个人身上自然汇聚了军官所必需的所有特质。他身高十英尺，人们见到他必须仰望，如同眺望高山；他的面容没有温和愉快的颜色，如同风暴将至；他说话声如雷震，双手仿佛能推垮墙壁、击碎铜门。他跃起时如同雄狮，皱眉时人人胆寒。他此外的一切也都与之相称。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会明白，什么叫百闻不如一见。

这头猛兽率领的部队一如既往地混杂。其中最精锐的部队是一支规模可观的瓦兰吉部队，近乎传奇的挪威英雄、刚从耶路撒冷朝圣返回的哈拉尔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也加入其中；而最成问题的部队是一群牢骚满腹的伦巴第人，来自阿普利亚的他们毫不掩饰对为拜占庭帝国服役的厌恶。在夏末登陆之后，起初战况颇为有利。陷入分裂的萨拉森人依然英勇奋战，但无力扭转态势。墨西拿几乎立即被攻破，罗梅塔（Rometta）在一番血战之后也被攻破，而这座堡垒控制着从墨西拿前往巴勒莫的北部滨海道路。接下来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11] 但曼尼亚克斯似乎向锡拉库萨缓慢而稳步地推进，并在1040年攻破该城。 [12]

拜占庭军队士气突然涣散，并在攻破锡拉库萨之后军队迅速瓦解，这一切来得太快又太彻底，以至于萨拉森人必然要认定这是安拉的力量。仿佛一切在一瞬之间出了差错。就现存资料来看，曼尼亚克斯和皇帝的姐夫斯蒂芬都有责任。那位将军从来都不掩饰自己对斯蒂芬的蔑视，在斯蒂芬因为无能而误事、没能及时发动猛烈进攻时，曼尼亚克斯直接指责他全无男子气概，只会在自己内弟面前讨巧。被这样一个壮汉训斥难免让人惊恐，于是斯蒂芬决心报复，向君士坦丁堡送信称曼尼亚克斯谋反。这位将军随即被召回都城，连辩白一句的时间都没有便被投入监狱。斯蒂芬接替他担任指挥官——结果也不难预料。斯蒂芬于不久之后兵败身死，之后，一个名叫巴西尔（Basil）的宦官接替了他，而他的能力也没好到哪里去。这支部队此时锐气尽失，军心涣散，开始撤退。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阿普利亚的不满情绪已经滋长多年，伦巴第分裂主义者煽动当地的居民推翻拜占庭帝国的官僚们。当帝国在这里强征部队之后，煽动暴乱就更容易了。早在1038年，几位高级官员已被谋杀，1039年事态一触即发，叛乱最终在1040年爆发。意大利督军被刺杀，整个滨海地区的本地民兵共同哗变，消耗殆尽的当地驻军根本无力抵御。西西里的部队被紧急召回平息事态，几个月之后，全岛除墨西拿城之外，再度落入萨拉森人的手中，仿佛这次远征从未发生一样。

当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皇帝已病入膏肓。他无法处理国事，而是全心全意想要寻求神灵的宽恕，免除这一切病痛。还没到而立之年的他，曾经靠自己的英俊赢得皇后芳心的他，如今却是浮肿不堪。信使们前往帝国各地，给每个教区的牧师一人两个金币，给每个僧侣一个金币，要他们为皇帝康复而祈祷。与此同时，他在塞萨洛尼基停留的时间越来越多，在他最尊崇的圣迪米特里乌斯的墓前乞求他的怜悯。

帝国政府此时交给了足以胜任这一切的孤儿院院长约翰。一些编年史家，比如斯基里泽斯和佐那拉斯，记述了他的一系列不公行为；更容易接触到真实情况的普塞洛斯则认定，约翰在和自己家人不相关的事上都保持着公正廉明。然而他太想要创立一个帕夫拉戈尼亚人的王朝了，他愿意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兄弟米哈伊尔一年左右之后便要撒手人寰，而且没有后代，他要如何保证自己的家人继承皇位呢？1037年时他便试图获取牧首之位，声称此时的牧首——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的亚历克修斯成为牧首不合教规。但老亚历克修斯聪明得很，他指出，如果他成为牧首不合教规，那么他在担任牧首的这十一年里所做的教会任命也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他加冕的那三位皇帝也是无效的。约翰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宣称，再也不曾提及此事。

“敛缝工”米哈伊尔（1040）

但问题依然存在：谁来继承米哈伊尔的皇位？他和约翰的三个兄弟之中，尼基塔斯（Nicetas）已死，另外两人和约翰一样是阉人，不能当皇帝。他的妹夫斯蒂芬已经战死，省却了一个烦恼。候选人只剩下一个：斯蒂芬的儿子米哈伊尔。他因父亲此前的职业而得绰号“敛缝工”（Calaphates）。这位候选人并不算很好，虽然此时还是个男孩——他的具体出生年份不得而知，但此时应当仍是少年——的他待人可谓礼貌谦恭，但了解他的人已经能发现此人是笑里藏刀。他时常说谎，热衷阴谋，用表面上的友好掩盖真实想法。然而孤儿院院长已经决意如此。他很容易就说服了皇帝，而此时的佐伊也无权拒绝。很快，在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的一场弥撒中，他的外甥继位的事就此定下。年老的皇后在她可悲的年轻丈夫身边落座，正式宣称收“敛缝工”米哈伊尔为养子，象征性地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虽然也有些荒谬。虚弱的皇帝随后立他为恺撒。这个年轻人——一个在场的围观者几乎从未听说、今天才第一次见到的人——继续进行古老的仪式。

此时的新恺撒也许只是个无名之辈，但所有人都知道皇位旁的孤儿院院长，也看得出他脸上的欣慰。他们也不会想到，约翰很快就要为他无心引入的灾难而后悔不已。这灾难害了帝国，害了家族，也害了他自己。

我们不必详细研究细节，也大概能够知道1040年夏保加利亚爆发叛乱应当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拜占庭帝国的重税。巴西尔二世明智地允许保加利亚人一如既往地支付实物税，孤儿院院长约翰却坚持要求支付货币，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保加利亚人另一个不满的原因则是在1037年，奥赫里德的斯拉夫人主教去世之后，接替他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书记僧侣（chartophylax） [13] 希腊人利奥（Leo）。三年后他们起兵反叛，他们的领导者名叫彼得·迪尔彦（Peter Deljan），似乎是沙皇萨穆埃尔非婚生的孙子。尔后他的族兄弟、被软禁的阿罗西安（Alusian）也从君士坦丁堡逃出，前来与他会合。两人很快把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赶出了保加利亚西部，接着和当年的西米恩与萨穆埃尔一样，入侵希腊北部。在当年年末，他们突袭夺取了底拉西乌姆，就此获取了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并一路向南抵达勒班陀（Lepanto）湾，之后继续向东围攻底比斯。

此时，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塞萨洛尼基的离宫中的皇帝米哈伊尔，突然宣称要亲率大军与敌人决战。此时的他半瘫，严重浮肿的双腿已经生了坏疽，稍微一动都痛苦不堪。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兄长们，都恳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但他不肯如此。他指出，自己在位时没有为帝国扩展领土已经可谓耻辱，至少绝不能再失去领土。普塞洛斯如此记载：

他的第一场战役最终得胜，对手却是自己的至亲与密友们。在和蛮族作战之前，他这场战争的第一个成果便是说服自己的亲友——以及他自己。身体上的虚弱被他强烈的意志力抵消，而他相信这力量是上帝的旨意。

但普塞洛斯也清晰指出，这绝非故作姿态。他并不是在逞英雄，也不是要让重病的自己去战场上光荣战死。这一战的计划一丝不苟，目标规划明晰，然后濒死的君主才率军穿越边境，开始作战。

大军在进入敌方领土之后在合适的位置扎下营盘，进行了作战会议，而后皇帝决定和保加利亚人决战——这个计划实在是不寻常，在场的军官们都持相反的观点。这倒也算不上出人意料，毕竟当天晚上，医生就被紧急召入皇帝的营帐抢救他。然而次日破晓之后，仿佛获得了某种力量一般，他猛地站了起来，跨上坐骑，稳稳地坐在马鞍上，并娴熟地催马前进。尔后，令所有目睹者惊奇不已的是，他骑马来到了部队之中，将各支部队集结成一支整齐的军事力量。

若是皇帝仅仅靠勇气便击败了保加利亚暴乱者的话，这个故事倒是不错。然而事实上，阿罗西安的部下是因为纪律涣散而失败。在围攻塞萨洛尼基时，一片混乱的他们仿佛是在邀请城中驻军出城驱散他们。此时，叛乱的两位领导者之间也爆发了争执。迪尔彦首先指责阿罗西安无能，乃至背叛了他们。阿罗西安随后设下圈套，逮捕了这位族兄弟并用刀切除了他的双眼与鼻子。不久之后，意识到这次暴动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派出信使秘密觐见皇帝，以自己能安全返回君士坦丁堡为条件投降。

米哈伊尔四世之死（1041）

于是，1041年年初，米哈伊尔胜利返回他的都城，身后跟着他的大军、大批俘虏，以及残废的迪尔彦。在场的普塞洛斯记载了当时的情境：

全城人都走出家门迎接皇帝。我本人在那时也看到了他，他如同葬礼中的主角一般在马上摇晃。恶疾使他抓住缰绳的手指像巨人的一样，肿胀得如同常人手臂一般粗。他的脸也看不出他此前半点的英俊。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此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12月10日，自知大限将至的他下令把自己抬到他修建的圣葛斯默与圣达弥盎修道院中。他在那里脱下了皇帝的紫袍，摘下冠冕，换上僧袍。他的兄长们，特别是长兄约翰，都泪如泉涌。只有他保持着欢愉与安详，相信自己在人生最后一刻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救赎。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老皇后佐伊也出现在了修道院的门前，她听说自己丈夫病危之后匆匆赶来见他最后一面，但米哈伊尔不肯见他。（在我们谴责他冷淡自己的大恩人之前，必须提及，弥留之际的他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他对佐伊的了解远胜我们这些后世人。）在晚祷时，他命人取来自己的凉鞋，得知鞋还没备好时，他坚定拒绝穿回皇帝的紫靴，在两位僧侣的搀扶下赤脚步入了礼拜室。但他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的劳累。喘息着的他被再度抬回房间，一两个小时之后便逝世了。

在拜占庭城登上皇位的人中，很少有人出身如此低微，很少有人得位如此不正，也很少有人以如此痛苦的方式死去。然而，若是他能够活下去，米哈伊尔也许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他甚至可能扭转在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逝世后帝国缓慢的瓦解态势。睿智且颇有远见的他，还在那次出人意料的保加利亚远征中展现了近乎超人的勇气。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而在接下来的几位皇帝执政时，必然会有更多人惋惜他的早逝。 [14]

[1] 必须提及的是，巴西尔二世时代投降或被俘的几位显赫的保加利亚大贵族，由于巴西尔二世的怀柔政策而得以保留显赫官阶。此时君士坦丁八世以谋反为由，把他们全部解职，施以瞽刑并查抄财产。或许，君士坦丁八世不只是乖戾，还很阴险。——译者注

[2] 安纳托利亚的“权贵”们事实上遭到了不小的打击，福卡斯家族的领袖被流放之后，另一位佼佼者——原本的安条克总督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也被解除了职务。他得以保留官阶和财产，却失去了军权。顺便一提，接替他的斯邦戴鲁斯让安条克总督区的实力严重受损，当地的穆斯林贵族也愈发不服管束。——译者注

[3] 同年年初的一个消息也许能让她打起精神来，西帝国的使节再度前来帝国提出进行联姻，但当他们得知新郎，即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的儿子亨利此时年仅十岁时，联姻谈判几乎立即失败了。最终，这个提议自然无果而终。

[4] 他们事实上是没出三代的同辈亲属，两人的曾祖母均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女儿。

[5] 佐那拉斯声称君士坦丁原本打算让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与他的幼女塞奥多拉成婚，因为她更为聪慧，更年轻的她也更可能生下儿子。但他也记载称塞奥多拉坚定拒绝与自己的亲属结婚，而佐伊对此的热情则近乎尴尬。

[6] 阿扎兹（Azaz）之战发生于1030年8月，罗曼努斯三世部队中的异族部队，如罗斯人、佩切涅格人和阿布哈兹雇佣军，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在夏季的缺水地区作战一无所知的罗曼努斯三世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扎营，而他派出去搜集粮秣的部队也在贝都因骑兵的袭扰下损失颇多，部队士气低落。8月8日，出发侦察阿扎兹堡垒附近地区的巡夜军团指挥官利奥被阿拉伯人伏击并被俘虏，出发援救他的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也被击败（阿拉伯史学家埃德萨的马修认为君士坦丁是因为怨恨罗曼努斯而故意战败）。8月10日，缺少粮秣且严重缺水的拜占庭部队开始总撤退，途中遭到伏击后溃散（即作者所叙述的景象）。按照安条克的叶海亚的记载，由于追击者忙于抢夺罗曼努斯三世抛下的大批仪服与其他贵重物品，实际上拜占庭方的伤亡相当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死伤于自乱阵脚时的践踏。——译者注

[7] 施伦贝格尔的解释——“让所有人从每个方向都看得到”，可以确定是有误的。

[8] 全知圣母教堂是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之后，少数几座依然交给基督徒管辖的教堂之一。按《蓝色指南之伊斯坦布尔》（Blue Guide to Istanbul ）的说法，“通常认为这座教堂直到1643年仍归属希腊人，而后苏丹易卜拉欣（Ibrahim）在宠信的一名亚美尼亚侍妾（她名叫‘ᶊeker Parça’，即‘糖块’，体重据说超过三百磅）的影响之下将它交给了亚美尼亚人”。然而书中也提及，近年发现的证据显示，1608年时那座教堂已经由亚美尼亚牧首控制。

[9] 斯基里泽斯声称牧首惊讶得无法开口，直到佐伊给他手里塞了五十磅黄金，还给随他前来的教士们也拿了五十磅金时，他才开口说话。

[10] 在米哈伊尔在位时，这座教堂被称为“慷慨圣人”（Anargyroi，直译即“不收费者”）教堂，因为传说中这两位圣人从来不收取任何诊费。哀哉，教堂如今已荡然无存。

[11] 遗留的线索之一是马莱托（Maletto）附近的一座曼尼亚克斯的圣玛丽亚修道院，这是当地的希腊人在曼尼亚克斯取得一场大胜的地点修造的，在十一世纪末得到了伯爵罗杰一世（Roger Ⅰ）的重修与扩建。大约在1173年，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Margaret）正是在这里建造了宏大华丽的曼尼亚克斯修道院，这座本笃会的修道院是诺曼人在西西里建造的最后的大型建筑之一。此后那里成了勃朗特家族（Brontë）的地产，并在1799年由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Ⅳ）授予纳尔逊勋爵。

[12] 今锡拉库萨的曼尼亚克斯城堡事实上是拜占庭帝国破城二百年后，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建造的。

[13] “chartophylax”一词并非仅限于教会职务，也广泛用于指代文武官职。此处略有意译。——译者注

[14] 孤儿院院长约翰是巴西尔二世时代深受宠信的宦官，因此他掌控下的帝国政府也保持了巴西尔二世的高税与大政府。要维持巴西尔二世留下的大帝国，稳定的税收和高效的行政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巴西尔二世时代崛起的都城文官体系的代表，约翰出色地完成了征税任务，并尽可能高效地使用了税金，米哈伊尔四世时代也因此成为马其顿王朝末期唯一一个政府运转良好的时代。对帝国而言不幸的是，下一个都城文官的代表——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和约翰一样热衷权谋猜忌武官，然而他远没有约翰的管理能力，还在帝国危机四伏之时热衷清谈，而不思整顿帝国的财务与防务。——译者注

第十七章 帕夫拉戈尼亚王朝的终结（1041～1042）

上帝必然要主持公道。我犯下了大罪，如今必须接受惩罚。

——皇帝米哈伊尔五世受瞽刑前

皇帝的逝世令孤儿院院长约翰悲痛难当。虽然他热衷阴谋而且诡计多端，他对米哈伊尔的情谊却是深厚挚诚的，他在遗体下葬之前守灵整整三天三夜。他的另外两个兄弟的举动则截然不同。他们决意尽快把自己的外甥立为皇帝，以免任何对手窃取皇位，于是他们几乎在皇帝尚未离开皇宫时就把他带进宫中，只要得到机会就会立即加冕。幸运的是，他们必须等孤儿院院长返回。当他返回时，普塞洛斯正在宫中，身为亲历者的他记录了这一景象：

当兄弟们得知约翰迈过了宫殿外侧的门槛时，他们如同迎接上帝一般欢迎他。仪式早已事先安排好，他们聚在他的身边，同时亲吻他身体的不同部位。连他的外甥也向他伸出右手，仿佛接触他就是无上的光荣。

在接下来的家庭会议之中，约翰坚持一点意见：没有皇后佐伊的许可——无论是真心同意还是假意默许——一切都是空谈。身为巴西尔二世侄女的她是唯一的合法继承者，“敛缝工”米哈伊尔若是想要成为新君主，她的支持至关重要。他们就此前去拜见佐伊，米哈伊尔跪倒在自己的继母脚下，四人一同宣称只有靠他，她才能重新获取自己与生俱来的执政权力。他们许诺，米哈伊尔将是纯粹名义上的皇帝，而帝国的缰绳将由她来掌控——除非她打算将帝国委托给他，即使如此他也将继续担任她的傀儡与传声筒。无论如何，米哈伊尔都将是她的奴隶，随时听从她的命令。年迈、虚弱、轻信他人又不算聪慧的佐伊，此时身边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幕僚，于是便如他们所预料的一样被轻易说服了。米哈伊尔五世就此在她的祝福之下接受了加冕。

东罗马帝国此时已经存在七百多年，其间总共有五十五位君主登上皇位，一些人是靠继承当上皇帝，也有人是靠婚姻登基，比如米哈伊尔四世。然而其他皇帝，比如尼基弗鲁斯二世或约翰一世，都是或多或少靠着武力胁迫而窃据的皇位。他们当时都是战功卓著的武将，靠士兵们的推举加冕，这种传统比君士坦丁堡城还要古老，可以追溯至奥古斯都的时代。所以，基本可以说，拜占庭城的历史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敛缝工”米哈伊尔更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他的舅父至少是女皇的丈夫，而他与女皇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出身低微，完全没有战功。他在性格与智慧上与最低微的臣民相比也没有任何突出之处。这个不受欢迎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上帝在凡间的辅助统治者，地位与使徒相当，而走到这一步仅仅是靠着一名堕落自私的高官的密谋，与一个愚蠢的老妇女的软弱。

孤儿院院长失势（1042）

他在位的头几周里，保持着合宜乃至可谓令人作呕的谦卑，称佐伊为“我的主人、我的君主”，称孤儿院院长为“我的领主”，甚至让他坐在自己的皇位旁边。但这种过渡阶段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星期之后，清楚米哈伊尔口是心非的约翰发现了他外甥人前人后对自己的态度截然不同。很快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令他忧虑的事：他的兄弟——担任大元帅的君士坦丁，此时正在竭尽所能挑唆米哈伊尔与自己敌对。

君士坦丁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嫉妒他兄长的成功，决心在能够安然除掉约翰时下手。为此，在米哈伊尔被立为恺撒之时起，他就接连不断地讨好这个年轻人。他在这方面大获成功，米哈伊尔在即位之后立即授予他“至贵者”的高阶，并让他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君士坦丁在保住地位之后，便连基本的礼仪也抛弃了，只要有机会就公开指责孤儿院院长。在一次皇帝出席的晚宴上，两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约翰愤然离席走出宫中，没有前往他在城中的住所，而是直接前往他在乡村的别墅——他认为这样表示不满能够让米哈伊尔就此清醒起来。不久之后，他便收到了一封盖着皇帝印玺的信件。信中责备了他的高傲，但依然请求他返回。约翰以为这是打算商议政府的机密事宜，他就此立即同意返回，希望幡然悔悟的外甥能够前来迎接。但当他抵达皇宫时，皇帝早就前去剧场看戏了，连句话都没留下。怒不可遏的他掉头返回自己的别墅。

这个故事源自普塞洛斯的记载，按这段记载看，孤儿院院长无疑严重低估了皇帝对他的敌意。但此后的他就清楚情况了。他最终明白，把自己外甥立为皇帝是个灾难性的错误，也意识到自己若不立即竭尽全力谋划推翻他，就会被他除掉。对他而言不幸的是，米哈伊尔和君士坦丁也早已认清这一点。他们的智慧或许不及他，但此时的他们拥有整个政府的支持。几天之后，带有皇帝旌旗的船只抵达了约翰别墅的附属船坞——这个别墅应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或者马尔马拉海海滨——并下令召约翰立即进宫，为自己近期的行为进行解释。孤儿院院长心中难免存有疑虑，但他还是决定听从。直到此时，约翰似乎依然相信能够说服自己的外甥，让他认清利害关系。

但他根本没有如此做的机会。当船只接近圣宫时，皇帝在最高处的露台上下达了预定信号。船随即掉头，与另外一艘更大的舰船相接，约翰随即被押上大船送去流放。他的流放地可能是偏远的莫诺巴特（Monobatae）的修道院，尽管普塞洛斯声称那里仅仅适合土匪生活。他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君士坦丁堡。米哈伊尔在怒火平息之后，据说心生愧疚，便给了自己的这位恩人一些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然而米哈伊尔绝非约翰唯一的敌人，流放与软禁也不是他遭受的唯一惩罚。

驱逐佐伊（1042）

在除掉孤儿院院长约翰之后，“敛缝工”米哈伊尔也除掉了限制自己行为的最后一道障碍，得以实施自登基之时就已萌生的一系列想法。他首先拿朝廷官员开刀。不难想象，他们在他加冕之初便怀有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蔑。旧有的礼节依然保留着，但他们从来不曾避讳他低微的出身与登基的途径。决心报复的他此时以牙还牙，叱骂他们、威胁他们、羞辱他们，剥夺他们的各种特权，直到他们战战兢兢为止。他把皇帝卫队解散（此时主要是半常备的瓦兰吉卫士，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 [1] ），用一支可能是由斯拉夫人组成的“斯基泰人”部队代替，其中每一名卫士都是阉人。他靠着支付不成比例的高额薪水保证他们的忠诚，让他们支持自己的每一个荒诞举动。与此同时，普塞洛斯记载称，他给了公众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因为他认为自己若是要维持权威，就要靠平民的爱戴而非那些放纵的上层人士的支持。公众也自然而然地给出了回应。当皇帝骑马穿越街道时，市民们在窗外挂出紫色的缎带，还在他行走的道路上铺上奢华的地毯。在这些谄媚之下，扬扬自得的他很快便自以为广受欢迎、爱民如子、江山永固了。他就此开始进行他计划的下一步——解决他的养母，即女皇佐伊。

必须提及，她对他绝无半点亏欠。她在他登基的功劳上，几乎可以与他的大舅父相比。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要像除掉约翰一样除掉她，因为以他的性格，他绝不能容下那些对他有恩的人。更重要的是，佐伊代表着他厌恶的一切：旧贵族、马其顿皇室、拜占庭帝国宫廷迂腐僵化的繁文缛节。看到她在宗教仪式与宫廷典礼上地位居于自己之前，听到在官方宣告中她的名字在自己之前被读出，米哈伊尔便怨恨不已。她让他无法释怀自己低微的出身，以及为让她同意自己加冕而卑躬屈膝时的耻辱。格莱卡斯（Glycas）和斯基里泽斯还声称他相信是她谋害了米哈伊尔四世，此时也正在筹备谋害自己。确实如此吗？也许他确实相信这套说法，这个疑神疑鬼的人无疑能够听信任何流言。这个问题虽然不能下定论，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佐伊年迈之后过着接近隐居的生活，这对他而言依然不够，必须把她流放。

老女皇已经在之前两个丈夫身边受了不少的苦，但这些和这个养子带来的磨难全然不可相提并论。她第三次被软禁在她厌恶的后宫之中，连理所应当支配的内帑也无法领到，只能拿到一笔微薄的生活费。此前在表面上，她依然得到了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尊重，这一次对她的囚禁却丝毫不加掩饰。此前尚能露面的场合——通常是在教会的庆典上——如今也禁止她出席。她的侍女被全部撤换，如今服侍她的都是米哈伊尔亲自选定的寡学且粗野的看守们。

但这还不能让他满足。在复活节之后的周日，1042年4月18日，士兵们冲进后宫逮捕了不幸的佐伊，指控她意图弑君。随后的审判上，一批作伪证者出庭，按照他们被收买时所要求的那样背出证词，而女皇甚至不得开言为自己辩护。无耻至此，何其荒谬。士兵们随即奉命剪下她的头发，把她带到皇帝面前，她最后又被扔到一艘船上，并在当晚送到马尔马拉海上的普林基波岛（Prinkipo）上。普塞洛斯动情地描写了她的悲苦，记载她流着泪向伯父巴西尔二世的魂灵呼唤，祈求他的庇佑。然而，当她来到流放地之后，她安静下来，仿佛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似乎担忧会发生更可怕的事。

君士坦丁堡的暴乱（1042）

次日清晨皇帝召集元老院成员开会。与会者们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佐伊几次试图谋害他的说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完全清楚出言反对的后果，便顺从地签署同意。随后在君士坦丁集会所，都城执政官亲自向人群宣读了判决书。佐伊再度被指控屡次图谋杀死自己的共治皇帝，是自作自受。判决书上还着重强调米哈伊尔是别无选择才如此的，而牧首亚历克修斯作为她一系列阴谋的共犯也要被流放。

我们自然想要知道牧首究竟是如何牵连其中的。同时代的希腊语资料对此的记载少得可怜，只能靠十三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他转述了某份目前已经散佚的资料。记载称皇帝是出于个人原因想要赶走牧首，便把他骗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修道院中，那里一群奉命杀死他的“斯基泰人”卫士正在等待。然而亚历克修斯勉强逃走并返回君士坦丁堡，下令敲响所有城堡的钟，聚集起城中人发动叛乱。这个故事，相信也好不信也罢，但城中的暴乱确有其事。都城执政官还没读完判决书，人群之中便有人高喊着推翻诽谤合法女皇佐伊的篡权者米哈伊尔。随声附和的人群很快行动起来，扑上去要抓住都城执政官，而他侥幸逃得一命。

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衷心爱戴着佐伊——这很奇怪，毕竟她没做过什么值得爱戴的事。不只因为她是皇帝的女儿、孙女和曾孙女，也因为她是拜占庭最伟大的皇帝的侄女，还因为她的年龄。她在绝大多数市民出生之前便是女皇了，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自愿收米哈伊尔为养子的，米哈伊尔也正是靠她才得以在四个月前加冕。此时的佐伊要谋害他的想法实在是荒谬，米哈伊尔对佐伊的处置同样可鄙。亲历者普塞洛斯生动地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景象：

叛乱已经席卷全城，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了，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他们一开始人数不多，仿佛拆分成小队一般，此后揭竿而起的平民汇聚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准备进攻。每一个人都武装起来，有人握着斧子，有人挥舞着很重的大刀，有人挽弓，有人提长枪，但大部分的平民则是把大石头或包裹在衣物中，或拿在手中，挽着手四处乱冲。一些人还把各地的监狱打开以充实力量。

当时我本人站在宫殿的外廊，处理一些机要任务，突然之间如同马蹄声般的嘈杂灌满了我们的耳朵，震撼了绝大多数人的心脏。随后一名信使传来消息，称所有人正聚在一起，在同一面旗帜下为同一个目标而行动——推翻皇帝。我立刻骑上马，在穿过城中时，我看到了即使亲眼所见，却也至今难以相信的场面。

仿佛所有人都受到了超越人力的鼓舞，和他们平时的表现完全不同。他们跑得愈发疯狂，双手也愈发有力，双眼中的光芒激烈地闪耀着，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充满能量……

他们决定最先攻打皇帝的家人，摧毁他们浮华奢侈的宅邸。明确了目标的他们发起总攻，把一切夷为平地。一些建筑完全被（瓦砾）覆盖住，其他的则被开了“天窗”；掉落在地面的屋顶落满了碎石，地基暴露，仿佛大地要甩掉负担、扔掉地表。破坏并非全由正当年的强壮男性完成，年轻的女人和男女孩童也在破坏中出了相当的力。每座建筑都在首次袭击中倒塌，袭击者毫不留情地把剩下的东西席卷一空，拿去当街叫卖，丝毫不顾及其原本所属宅邸的豪奢。

最先被摧毁的房屋之一便是皇帝舅父君士坦丁的私宅，但君士坦丁带着一群随从避开了人群来到圣宫，找到了被卫士们遗弃、独自蜷缩在角落的米哈伊尔。他们意识到目前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把佐伊从流放地接回，于是他们匆忙派出了一艘船。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则集结起所剩无几的忠于皇帝的部队，准备在她抵达之前守卫宫殿，而他可悲的外甥已经吓破胆。他们抵抗了一整天，从塔楼与高处的窗户射出一支又一支箭矢。许多暴动者被杀，但每一个倒下的人身后又有更多的人补上来。当老女皇返回时，守军已经精疲力竭。

女皇的情况也不乐观。即使此时，她依然畏惧“敛缝工”米哈伊尔五世。此时的她并不想为他的自作自受而幸灾乐祸——只要她可能被牵连其中。她因此同意了来人的要求，也就是向城中人显示自己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并再度与自己的养子共治。她仓促脱下粗糙的羊毛僧衣，换上紫袍，冠冕则尽可能用来掩盖住被迫剃发之后剩余的发丝。穿着妥当之后，她和米哈伊尔共同战栗着前往与皇宫直接相连的大竞技场的皇帝包厢（kathisma）。

然而暴乱者不肯接受。他们自然乐于见到佐伊，但见到皇帝仍在她的身边，他们愈发认定她事实上仍是在他的拘禁之中。只要米哈伊尔仍在皇位之上，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尔后，他们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塞奥多拉。佐伊早在十五年前便出于嫉妒，全然不合情理地将自己未婚的妹妹禁闭在佩特里昂（Petrion）的修女院中。此后塞奥多拉便再未抛头露面，近乎被遗忘了，普塞洛斯甚至声称“敛缝工”米哈伊尔五世即位时都不知道她在世。但她不但在世，而且是合法的女皇，同样有权登上皇位，又没有佐伊的劣势。因此，既然佐伊不被信任能独自掌权，那么她和她的妹妹就应当共治。当天下午，显贵君士坦丁·卡瓦西拉斯（Constantine Cabasilas）率领着所有此前侍奉她的父亲、如今已被米哈伊尔解职的宦官们，带着一批市民前去佩特里昂，接塞奥多拉立即返回君士坦丁堡。

围攻皇宫（1042）

他们发现自己的任务绝非轻松。塞奥多拉远比佐伊虔诚，她拒绝了自己父亲老朋友们的恳求，躲进修女院中的礼拜室中。但卡瓦西拉斯和他的同行者同样坚决，他们拥入她的避难所，靠生拉硬拽把她拖到街上。她也被迫换下僧衣穿上紫袍，而后在凯旋的队列之中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与等待在那里的牧首会面。于是，在4月19日星期一的深夜，那位不满的老妇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帝国的皇冠，来自帝国各阶层的大批围观者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敛缝工”米哈伊尔五世则被谴责为僭称者，被宣告废黜。在典礼结束后，人群离开了大教堂，在外面重新集结，向皇宫进军。

米哈伊尔如今已经朝不保夕。他和他的舅父在皇帝包厢上竭力向下方喧闹的人群喊话，把不幸的佐伊推到自己面前，一遍遍地向她行礼，徒劳地试图让人们相信是她掌控了大权，而不是他们。但下面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暴动者开始投石块，乃至向他们射箭时，他们只得再度逃回宫中。塞奥多拉到来与加冕的消息也在不久之后传来。此时米哈伊尔只想逃走，从布克里昂皇家码头坐船逃到靠马尔马拉海一侧陆墙的普萨马提亚区（Psamatia），到斯托迪奥斯修道院避难。他的舅父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坚称皇帝是不能逃走的，或者征服敌人，或者光荣战死。他决心守卫皇宫，战至最后一人，并希望自己的外甥一同坚持。

此时，极为巧合的是，皇帝麾下最出众的一位将军卡塔卡隆·凯考门努斯（Catacalon Cecaumenus）恰巧来到布克里昂，靠着他的勇猛与坚决，当西西里岛其他地区都再度被萨拉森人攻占时，墨西拿却得以保全。他这次回家省亲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米哈伊尔似乎也因他的突然到来而受到鼓舞，决心坚守下去。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但破晓之时，皇宫已经完全被暴乱者切断陆上出路。更重要的是，他们此时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夹击，一路从大竞技场攻打皇帝包厢，一路从奥古斯都殿堂攻打青铜门，还有一路攻打“马球场”（Tsykanisterion）——这个赛场在两个世纪前由巴西尔一世建造，用来驯马。

1042年4月20日，星期二，君士坦丁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血腥。暴乱者以血肉之躯对抗全副武装的皇帝军队，付出了惊人的伤亡代价。当天以及当夜，超过三千人被杀。然而最终，他们依然凭借着数量优势占了上风。星期三早晨，皇宫终于被攻破了，大批疯狂暴怒的民众在其中肆意掠夺，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抓住皇帝并将他杀死。

现在抵抗已无可能。日出之前不久，米哈伊尔和君士坦丁仓促换上肮脏的破衣，共同登上等待着他们的船只，沿海岸线驶向斯托迪奥斯修道院。来到修道院之后他们立即剃发，成为僧侣。与此同时，被独自留在宫中的佐伊很快便被暴乱者发现，他们把佐伊扛在肩上，送到皇位之上。在米哈伊尔和君士坦丁离开之后，她的勇气也稍有恢复。因为自己人生际遇突然转变而欣喜的她，依然因塞奥多拉的到来与加冕而愤怒——她以为，也衷心希望，再也不会见到塞奥多拉。她的首个举措便是要求塞奥多拉返回她本就不该离开的修女院，但当她听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外面给自己妹妹的欢呼声时，她才意识到目前的实际情况。这位可怜且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在几个小时之前还被所有人遗忘，却在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受大众的尊崇了。佐伊不情愿，而且很可能颇为不满地同意与她共治。共同掌权总归胜过不掌权。

米哈伊尔和君士坦丁被俘（1042）

在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皇帝和他的舅父正藏匿在阴暗处。然而他们低估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发现他们的避难所之后，暴民们便离开了大竞技场，沿主街蜂拥向西，要取他们的性命。普塞洛斯带着一批宫廷卫队一同前往，并留下了一段骇人的记述。

我们发现修道院已经被海量的人群包围。不少人甚至想直接拆掉建筑冲进去。我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从陷入疯狂、高声且粗鄙地辱骂着那两个可怜的避难者的人群之中挤了进去。

直到那时我对皇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尽管我不满他对女皇的恶劣对待，但当我到达他藏身的礼拜室并看到两个流亡者时——皇帝跪在地上紧紧抱着圣坛，至贵者则站在他左边，两人都换上了粗衣，几乎认不出来，脸上满是凡人的畏惧——我呆立在那里，泪如泉涌。

两人从普塞洛斯的表情看出他对自己怀有同情，便谨慎地接近他。君士坦丁急切地宣称在密谋流放佐伊的事件上，他没有帮助自己的外甥，也没有鼓动自己的外甥。他没有阻止米哈伊尔只是因为担心米哈伊尔执掌大权之后自己的家人会因此受害。米哈伊尔则没有为自己辩白。他有罪，现在要付出代价。

那个下午，两人蜷缩在圣坛旁边。暴动者出于对避难所的尊重，没有冲进去。他们愿意停留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日落时分，新任都城执政官坎帕纳罗斯（Campanarus）亲自带来了女皇塞奥多拉的指令，要求带走两名避难者并许诺让他们安全返回宫中。米哈伊尔和君士坦丁拒绝了，他们不相信他的许诺——事实上他们猜对了——并更加紧紧地抱住圣坛。但执政官不想浪费时间，他命令自己的部下抓走他们，两人便号叫挣扎着被拖出了修道院。许多在场者，包括普塞洛斯，希望坎帕纳罗斯遵守诺言不要伤害两人，但绝大多数公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城中许多人担心，佐伊出于对自己妹妹那尽人皆知的妒忌，更希望让米哈伊尔与自己共治，可能出手干预并让米哈伊尔重新掌权。这样的风险绝对不能轻易忽视。

塞奥多拉心中也有与之相当的畏惧。按斯基里泽斯的说法，她秘密命令都城执政官立即给皇帝和他的舅父用瞽刑，坎帕纳罗斯也决心执行这一命令。在停止咒骂、开始嘲讽的暴动者的围观之下，两人骑上了驴，沿着主街前往宫中。普塞洛斯如此写道：

他们还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那个负责施瞽刑的行刑者。他的随从向暴动者们出示了命令，而后便开始磨尖烙铁。与此同时，两人得知即将到来的劫难，因恐惧而呆若木鸡。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位在场的元老院成员出言宽慰，他们早就活活吓死了。

即使如此，深处厄运之中的皇帝依然在大声哀号，乞求怜悯，向上帝、教廷以及想得到的一切祈愿。他的舅父则鼓起勇气准备接受刑罚。看到行刑者已经准备好，他平静地上前要求先受刑。当人群涌向他的身边时，他对在场的那位高级官员坚定地说道：“让人们退后吧，您将见证我面对灾厄时的勇敢。”当行刑者打算绑住他时，他拒绝了，对他们说：“我要是动了，你就把我捆到木桩上！”说罢，他平躺在地，一言不发，面不改色。他的眼睛被一只只刺瞎。此时的皇帝深知自己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挥舞着双手，撕扯着脸颊，哀号不止。

受刑后的至贵者自己站了起来，靠着他的一位密友，用手指着流血的眼窝，以惊人的平静、超人的勇气回答身边人，仿佛发生的这一切都无所谓。之后便是给皇帝行刑，他们被迫全力按住缩成一团还剧烈挣扎的他，迅速行刑。在他的双眼也被刺瞎之后，暴民们此前的无礼以及愤怒就此消散了。

米哈伊尔五世的统治就此结束，帕夫拉戈尼亚人的王朝也随之终结。不久之后他被送到了希俄斯岛上的伊雷蒙（Eleimon）修道院，他的舅父则被送到萨摩斯岛上的修道院中。两人是在受刑之后于黑暗之中存活下来，还是和孤儿院院长约翰一样遭受了更悲惨的结局，我们不得而知。

对米哈伊尔五世的评价（1042）

我们要如何评价米哈伊尔五世呢？英国拜占庭学的大家伯里教授认为他遭受了过多的毁谤，实际上他是个雄心勃勃而且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准备对帝国的管理体系进行激进改革。鉴于这一改革不可能在佐伊与约翰掌权时完成，教授认为还是有理由赶走他们的，而且约翰在被解职时已经是人人厌恶。此外，米哈伊尔还释放了自己舅父的死敌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以及乔治·曼尼亚克斯——他随即前往意大利出任督军之职，此外还委派君士坦丁·利休德斯（Constantine Likhoudes），这位同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2] 主持政务。

这一切确实属实，米哈伊尔的想法也许是好的——即使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评价他对自己继母的处理，除掉孤儿院院长很可能是别无选择。然而事实是，他在即位四个月零十一天后便被市民的暴动推翻了。任何改革者若是想要成功，便必须谨慎行事，顾及公众的情绪，竭力获取人民的支持。米哈伊尔完全没有这么做。他的长期规划也许值得赞扬，他的执政手段却堪称拙劣，仅从这一方面看，他便无法成为一个好皇帝。他执政的最后几天乏善可陈，他的臣民们也所得极少，但他们除掉他可谓理所应当，我们也可以欣然看他退出历史的舞台。

[1] 有趣的是，曾经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一些战败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就带着扈从们投奔了君士坦丁堡。这些格外不幸的人在1081年的底拉西乌姆之战又被另一批诺曼人杀戮殆尽。——译者注

[2] 这是伯里教授的说法，我持保留意见。

第十八章 莫诺马修斯与大分裂（1042～1055）

米哈伊尔，幼稚且虚假的牧首，只因为俗人的畏惧而成为僧侣，如今因其罪业而恶名昭彰；利奥，所谓的奥赫里德主教；君士坦丁，那个米哈伊尔的总管，公开践踏拉丁教会的仪式；以及所有追随这些人的谬论与恣肆而不知悔改的人：愿诅咒降于你们，降于买卖神职者、自宫者、阿里乌斯派、多纳图斯派、尼哥拉派、塞维鲁斯派、反对圣灵派、摩尼派、拿撒勒派和一切异端，以及恶魔和堕天使们。阿门，阿门，阿门。

——枢机主教安贝尔的革除教籍敕令最后一段

当米哈伊尔五世在1042年4月20日，那个星期二的晚上落得如此下场之后，女皇塞奥多拉依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此时她已经在那里待了至少一天一夜，坚定宣称在收到自己姐姐的口信之前，拒绝前往皇宫。次日清晨，佐伊才收起了自负，发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邀请。当塞奥多拉抵达之后，两位老妇在大批贵族与元老院成员的见证之下，以颇有些冷淡的拥抱宣告了和解，也就此开始以近乎不可能的方式共同统治罗马帝国。前一位皇帝的所有家人，以及他的少数主要支持者都被流放，但大部分的高级文武官员得以保留职务。自执政之初，年长的佐伊便掌控了主要地位。在正式场合，佐伊的皇位比塞奥多拉的皇位稍微靠前，而塞奥多拉也乐于退居次席。普塞洛斯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位女皇：

佐伊理解问题更快，但回复问题慢些；塞奥多拉则截然相反，她时常保留自己的想法，但每次发言都滔滔不绝且颇有见地。佐伊是个对自己的兴趣充满激情的女人，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同样热心，她让我想起大海的波浪，时而将船托起，时而令船坠下；这样的极端在塞奥多拉身上却不曾出现，她性情平和，甚至可谓死板。佐伊挥霍无度，是那种能够一夜之间花光金山的女人；另一位女皇则锱铢必较，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此前支配的钱财都颇为有限，没有机会挥霍，但也因为她本身的自控能力更好……

两人的外表差异更大。年长者尽管并不算高大，却颇为丰满。她的两只大眼分开，眉毛浓密；鼻子略勾，却又不过于如此；她的头发依然是金色，全身都因皮肤白皙而光亮；她身上几乎没有衰老的迹象……完全没有皱纹，皮肤光滑紧致。塞奥多拉则更高挑瘦削，她的头不成比例地小。如我所说，她比佐伊更擅长言辞，行动也更为迅速。没有什么能让她不满的事，她总是欣然微笑着，寻找每一个聊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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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久持的共治（1042）

这个难以久持的共治时期中，帝国的情况如何呢？记载大致持两种观点。普塞洛斯认为两位女皇的统治近乎灾难，声称她们对财务与政务一无所知，看不出帝国重大事务和“后宫中最琐碎的杂务”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而佐伊以近乎癫狂的施舍耗竭了国库。约翰·斯基里泽斯的说法则截然不同。他指出这一时期颁布了禁止卖官鬻爵的法令，帝国的行政与军事管理有所改善，还任命了几位出色的高官，包括被任命为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君士坦丁·卡瓦西拉斯，以及更为重要的，出任意大利督军的乔治·曼尼亚克斯，他的官阶朝政大臣已经是非皇室成员所能获取的最高官阶。 [1] 与此同时，帝国组织了特别法庭以审理前一位皇帝执政时期的贪污腐败案件，至贵者君士坦丁被从他的修道院中拖出、接受审判，最终得知——至于如何得知则不得而知——他在自己宫中的秘密储藏室里藏有贪污自国库的五千三百磅金。

无论事实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一共治缺少根本性的稳定。而仅此一项就无法令臣民安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姐妹之间的不和愈发明显，官员与元老会成员们被迫选择一方支持，政府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迹象。不久之后，国家便明显走到了没有男性牢固掌控皇位便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然而，要让男性掌控皇位，只有一种可能：婚姻。塞奥多拉在守贞半个多世纪之后，坚定拒绝与他人成婚，佐伊则完全乐意如此。尽管她此前的婚姻生活都是相当的不成功，而在希腊教会看来，正如前文所述，三婚是难以接受的。但已经六十四岁的佐伊依然想要拥有配偶，并再度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

她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显赫且英俊的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身上，此时刚刚被释放的他正是佐伊的父亲在1028年的弥留之际最初选择的皇位继承人，而后在官僚们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然而当他抵达皇宫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居然身着便装，并以冷淡且自大的态度回答老女皇，她立即将他赶走了。下一个候选人是朝廷官员君士坦丁·阿尔托克里内斯（Constantine Artoclines）——他也格外英俊，她对此人倾心已久，以至于十三年前，罗曼努斯三世在位时，便有他们偷情的传言。哀哉，在举行婚礼几天之前，他神秘而突然地死去，据称是他妻子下的毒，因为她清楚罗曼努斯那场婚姻时发生了什么，决心不让这一切重演。近乎绝望的佐伊找到了第三个君士坦丁，古老且高贵的莫诺马修斯家族（Monomachus）的成员。他也魅力出众——佐伊对这方面一向很在意——此时的他早已颇有风流之名。此外他举止优雅，久经世故，还颇有财富。在第一位妻子早丧后，他迎娶了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的侄女，而那时罗曼努斯还没有登上皇位。然而除了罗曼努斯三世的短暂在位时期之外，他几乎完全不被朝廷接纳。在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执政时期，他因为父亲曾经参与了一个次要的密谋而不受信任；在米哈伊尔四世和孤儿院院长约翰执政时，因为他和佐伊关系日益密切，不安的他们将他流放到莱斯沃斯岛。当他此时得到召见时，他已经在那里被流放七年。

君士坦丁九世的婚礼与加冕（1042）

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在6月的第二周抵达都城。前一天，他在马尔马拉海海滨的达莫克兰尼亚（Damocrania）上岸，而后在大天使米迦勒教堂接受了仪仗，一艘皇帝战舰也在那里准备载他完成最后一段航程。他就此得以盛装进入君士坦丁堡，接受市民的欢呼，而后与佐伊在6月11日于新教堂的礼拜室中成婚。其间牧首坚定拒绝主持这一婚礼（所幸一位专职教士愿意代劳）——毕竟两人都是第三次成婚，这多少为庆典蒙上了一些阴云。然而次日他还是放下了顾虑，并未抗拒地主持了加冕典礼。

新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比君士坦丁八世更自信，比罗曼努斯三世更现实，比米哈伊尔四世更健康，还不像米哈伊尔五世那样固执。然而他在国事上极度懒散与不负责任，最终给帝国带来了比以上四位皇帝加在一起还多的损害。在他于1055年逝世时，南意大利的诺曼人在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他或许是恺撒之后、拿破仑之前最显赫的军事冒险者——的率领之下，即将彻底清除拜占庭帝国在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影响；塞尔柱人此时盘踞在巴格达，正在准备侵入安纳托利亚腹地；在来自草原的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和乌泽人的侵袭之下，多瑙河防线已经崩溃；东方与西方的教会也陷入事实上的分裂；帝国内部的贵族进行了两次功亏一篑的叛乱，军队也已经衰颓不堪，沦落到上个世纪从未出现过的悲惨境况。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仿佛完全不曾注意到这一切。和之前与佐伊同床的两人不同，他并没有限制她的挥霍，而是比她挥霍得还多。自君士坦丁七世时代之后，都城之中还从未有过如此的奢华与炫耀。但君士坦丁七世的宫廷典礼是有意显示帝国的威望，君士坦丁九世则毫不遮掩地为自己的享乐而挥霍，起到的效果自然截然相反。

情人斯科莱鲁（1044）

佐伊对她的新丈夫同样容忍。她对配偶的生理需求似乎终于衰退了，对君士坦丁的私情也没有表示反对。君士坦丁第二位妻子的外甥女，即曾经反叛巴西尔二世的巴尔达斯·斯科莱鲁的孙女格外美貌，他与她定情已久，她也陪伴着他度过了七年的流放生涯。当君士坦丁接到召回的命令时，她依然留在莱斯沃斯岛，以免影响他的名声，成为他登上皇位的阻碍。清楚第三次婚姻之困难的她，也许认为佐伊和他的结合不太可能，因此得知佐伊和他最终成婚的消息时震惊不已。然而更令她震惊的是，老皇后派信使来到岛上，向她保证自己并无恶意，并欢迎她返回都城。她此前居住的狭小住所在君士坦丁的馈赠之下逐渐扩展成华丽的宅邸；他们曾经谨慎掩盖的私情，如今也愈发张扬，直到皇帝最终公开承认。在元老院成员们参与的最怪异的一次典礼之中，君士坦丁九世和玛丽亚·斯科莱鲁［她通常被简称为“斯科莱娜”（Sclerina）］最终正式确立了关系，而这一结合被谄媚的元老院成员们称为“爱之杯”。之后她便与君士坦丁和佐伊一起确立了表面上都满意的“三角关系”。普塞洛斯如此写道：

（玛丽亚·斯科莱鲁）外表实际上并不特别出众，而她的优雅风度与迷人魅力让人难以揶揄。在性格与气质方面，她足以打动石头一般的心。她说话的方式很讨人喜欢，但不像别人那样抑扬顿挫、微妙和谐。她音色优雅、措辞精准、语调甜美，带着难以言表的魅力。她时常用自己轻柔的声音向我提出关于希腊神话的问题，并不时补充一些自己从这方面的专家学到的观点。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懂得倾听。

她靠着投其所好赢取两位老女皇的欢心。她给佐伊的礼物是金币，但并不是让她保留，而是让她转送给他人，这是最让这位老妇满足的事。她还会送给佐伊来自印度的甜味草药和香料，送上香木、药膏、小橄榄和白月桂的嫩枝——简而言之，所有调配香水的原料，这是佐伊最大的爱好。她给塞奥多拉的礼物则是古时的货币和勋章——塞奥多拉在特制的青铜储藏柜中存有大量收藏。

可惜，两位老妇对这位年轻的馈赠者的感情却完全没有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他们因这件无耻的风流韵事而震惊蒙羞，很快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斯基里泽斯记载——但普塞洛斯并未提及——称1044年3月9日，庆祝四十殉道者的盛宴之前，皇家队列被一群喝倒彩的市民拦住了，他们高喊着：“斯科莱鲁家族的女人离开吧！愿我们的国母 [2] 佐伊和塞奥多拉长寿，她们却因她而性命堪忧！”一时，皇帝似乎也性命堪忧了，直到他的妻子佐伊和塞奥多拉一同出现在宫中的一扇窗口旁，这些暴民才散去。巡游也就此终止。此后君士坦丁很少独自出现在公众场合，而是每次都让自己的妻子坐到自己右边，情人则坐到左边。

这一指责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拜占庭宫廷之中的潜在弑君者一向不少，本书的读者现在应该也能明白这一点。但玛丽亚·斯科莱鲁并不是其中之一，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也不是。君士坦丁虽然柔弱、不负责、耽于享乐，但并不算是恶人。如果他确实如传言所说，想要把自己的情人立为“奥古斯塔”——事实上她也早已坐到他的身边——他完全可以收她为养女并授予这一封号，根本不需要除掉佐伊，更别说塞奥多拉了。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意义索然，因为玛丽亚先于女皇们去世了。她具体去世的时间未见记载，记载仅仅提及她罹患某种肺病，无法呼吸，医生们也无能为力。皇帝如同孩童般泪流不止，把她埋葬在曼加纳奢华的圣乔治修女院（修女院建在她住宅旁边，据说君士坦丁是为了以视察工程的名义时常与她会面），并在她的棺椁旁安排了自己的位置。

人们难免会同情玛丽亚·斯科莱鲁，她的品质确实少见，她对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的爱也是深沉真挚的。然而她与皇帝的关系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拜占庭帝国控制的意大利领土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这并不是她本人的错。

如前文所述，乔治·曼尼亚克斯在1042年4月返回半岛。在他于两年前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之后，情况便每况愈下。西西里岛上，墨西拿成了拜占庭控制的唯一一座城市。在亚平宁半岛，此前一年之中，帝国军队接连三次惨败于伦巴第人与诺曼人的联军，此时他们已经占据两座易守难攻的堡垒——阿韦尔萨（Aversa）和梅尔菲（Melfi），正在迅速肃清整个南意大利。当督军率军抵达时，除了特拉尼（Trani）之外，塔兰托至布林迪西（Brindisi）以北的整个阿普利亚都在公开叛乱。他立即行动。在那个夏天，幸存下来的居民将永远铭记那恐怖的景象。在传奇的北欧勇士国王哈拉尔德·哈德拉达以及一支瓦兰吉部队的协助之下，曼尼亚克斯冷酷无情地摧毁了一个个暴动的城镇，一路上只留下被焚烧的屋舍与被残杀的尸体。无论男女老幼还是教士修女，无人得以幸免，或者被吊死，或者被斩首，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儿童）被活埋。叛军发起了反击，双方一度势均力敌，但那场灾难随即到来。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曼尼亚克斯再度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

这次他的敌人是玛丽亚的兄弟。罗曼努斯·斯科莱鲁（Romanus Sclerus）在安纳托利亚的地产与曼尼亚克斯的地产相邻，两人自十一年前便因为土地所有权的争执而关系恶劣。冒犯曼尼亚克斯自然是个危险的事，在几年前的一次动了武的争执中，他直接痛打了他的邻居，几乎把他杀死。罗曼努斯决心报复，此时的他靠着自己的妹妹成为皇帝的宠臣，便抓住机会进行报复，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君士坦丁将曼尼亚克斯从意大利召回。与此同时，趁他不在，罗曼努斯掠夺了他的家，毁掉了他的地产，最后还玷污了他的妻子。

曼尼亚克斯收到召回令时，也得知了其他的不幸消息，他的愤怒已无法遏制。9月，他的继任者抵达奥特朗托时，他将其逮捕，在他七窍中塞满马粪，折磨致死。从君士坦丁堡陪伴这个不幸的人到来的显贵图瓦基斯（Tubakis）在一两周之后也被如此杀害。余怒未消的曼尼亚克斯在崇拜他的部下的支持下自立为帝，率领他们穿过亚得里亚海——据一个阿普利亚的编年史家记载，在遭遇风暴时他甚至用活人祭祀——准备通过伊格纳提亚大路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途中继续集结部队。在向塞萨洛尼基进军时，他在保加利亚的奥斯特罗沃（Ostrovo）遭遇了一支帝国军队并将其击败。然而在战胜之时，他却因受致命伤而暴死。他的首级被送回都城献给皇帝，皇帝则下令把它挑在枪头上，在大竞技场最高的看台上展览。此后君士坦丁进行了完整的凯旋式，那些因群龙无首而解散的叛军则被剃光头发，涂满污秽，在竞技场中倒骑着驴示众。然而这耻辱的示众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若不是那支精准的标枪，君士坦丁堡也许就会落入曼尼亚克斯的手中，市民们也将迎来历史上最恐怖的统治者——无论他是否伟大。

利奥·托尔尼克斯叛乱（1047）

乔治·曼尼亚克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威胁君士坦丁九世皇位的人，甚至不是最大的威胁。1043年夏，一支侵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罗斯人舰队被击退——依然是靠着希腊火——没有引发太多问题。但四年后，1047年9月，出现了一个严峻得多的紧急事件。这是一场新的武装叛乱，从色雷斯和马其顿部队的指挥部亚得里亚堡爆发。其领袖是皇帝的表兄弟，是一个名叫利奥·托尔尼克斯（Leo Tornices）的亚美尼亚贵族，他久居于此，普塞洛斯称他“散发着马其顿人的高傲”。君士坦丁向来怀疑他有所图谋，而利奥和君士坦丁的妹妹尤皮雷皮娅（Euprepia）关系密切，她在皇帝面前无休止地赞颂这个亚美尼亚人，声称他比皇帝还优秀，让皇帝更加愤怒。皇帝就此竭尽所能指责、羞辱这个年轻人，甚至一度迫使他剃度成为僧侣。

忍无可忍的托尔尼克斯趁夜逃出都城，在一群马其顿人支持者的陪同下径直前往亚得里亚堡，并杀死路上所有帝国驿站的马匹，以免追兵使用。抵达之后，他故意散播皇帝已死的消息，声称塞奥多拉目前是帝国的女皇，而且她选择利奥成为共治者。消息如同野火一般在军中传播开来。利奥被盾牌托举起来，身穿紫袍，自立为帝。尔后在数千名欢呼着的部队的支持下，他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一路上追随者不断增加。9月25日星期五，他在城下扎营并准备发动围攻。

他来得实在太是时候了。多年以来帝国的军队规模不断减小。文官们出于对军事贵族的憎恶，系统性地削减了武装部队的规模，鼓励那些还没有被大地产主吞并的军役地产上的农民们支付钱财以免除兵役。与此同时，他们把各军区的行政任务从军区将军转交到民事官员手中，这严重损害了军方的权力与威望。除了主要用于庆典的少量佣兵之外，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没有士兵。东部的军队又恰巧在伊比利亚地区作战，反击当地蛮族的入侵。

此时的君士坦丁也不复当年了。即位时，他时常在五项全能比赛中折桂，而现在他的双脚已经肿胀不堪、无法行走。他的双手在年轻时能捏碎最坚硬的坚果，普塞洛斯称“手臂被他握住，都要疼上好几天”，但它们现在已经扭曲变形。事实上他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疾病，此后这种疾病不断发展恶化，直到他于八年后逝世。如果他拥有米哈伊尔四世的勇气，他也许能够更积极地防卫他的都城，然而英勇从来都不是他的性格。他所能做的只有显示自己依然健在，依然掌权，以戳破敌人的谣言。9月26日，他被抬到陆墙最北端的布拉赫内宫，身披全副皇帝仪服的他从高处的窗口向城垛之外观望，两位女皇在他的身边陪同。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围城者的讥讽与辱骂，不久之后一名马弓手射出的箭还掠过他身边，击中了一名属官。在场者匆忙地把他从窗户旁护送走，但第二天上午他又返回那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托尔尼克斯错失良机（1047）

当天，9月27日星期日，利奥·托尔尼克斯距离攻破君士坦丁堡只有一步之遥了。具体发生的情况很难确知，似乎是一批工兵趁夜出城，在布拉赫内宫对面的城墙外挖掘了战地工事，企图在这里对利奥的部队造成严重损失。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叛军毫不犹豫地“如同马蜂一般”冲向他们挖掘的低劣工事，瞬间将其摧毁。工事中那些不幸的守卫者大多被杀，得以逃回的人寥寥无几。但这场灾难仅仅是个开始。看到城外的屠杀，负责防守城墙的人——他们大多是萨拉森佣兵，得到了一批临时征召的强壮市民和被释放的囚犯作为补充——陷入恐慌，他们逃离城墙，躲进城中，把敞开的城门留给了敌人（至少记载如此）。

胜利在望的托尔尼克斯为何停止进军了呢？一些编年史家把这一切视作奇迹，是因为君士坦丁堡有上帝的庇护，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解释了。然而其他人，包括普塞洛斯，认定这只是利奥误判了形势。“他自信地等待着我们请他进城登上皇位，相信他能够在点燃的火炬引导之下，以君主的礼仪进入城中。”也许，他是想让这座马上落入自己手中的城市免于掠夺。无论情况如何，他下令让他的部下留在原地，停止杀戮，在城外的营帐中过夜。

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他所期待的谈判代表根本没有前来。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市民或许对皇帝的感情没有多深，但他们也不希望他被武力推翻，更别说他们对这个在马其顿长大的亚美尼亚人完全不了解，心中充满了怀疑。他们受够了暴乱和杀戮。几个小时之后，恐慌情绪就平息了，城门重新被关闭，守城者返回了他们的岗位。城市被拯救了。失望而无计可施的利奥·托尔尼克斯把俘虏驱赶到布拉赫内宫外的城下，在他的授意之下，

他们乞求城中人不要无视同一民族的亲人们，不要任处境悲惨的他们在眼前像献祭的牲畜一样被屠戮。他们警告我们不要违背天意，低估一位在他们看来不世出的君主……尔后，他们却开始细数我们皇帝统治中的暴政，仔细地描述他如何在统治之初向都城平民许下承诺，却又把我们的希望从九重天扔进无底深渊。

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城上落下的矢石，其中一发石弹险些击中托尔尼克斯。直到那时，他才明白自己失败了，城中人根本不欢迎他。在君士坦丁九世的秘密贿赂之下，他的部下开始叛逃。10月初，他拔营起程向西撤退。城中部队规模太小，没有立即发起追击。直到东部的军队从遥远的伊比利亚被紧急召回并抵达都城之后，君士坦丁才下令发起追击。当他逃亡时，身边只剩下他的老战友约翰·瓦塔特泽斯（John Vatatzes）一个人陪同。两人此后被押往君士坦丁堡，按惯例受了瞽刑。

教会分裂（1047）

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乐于向他人夸耀称自己吉星高照。在四年间的第二次叛乱再度以近乎难以置信的幸运而结束之后，想必他的臣民中有不少人也相信这一点。

在君士坦丁九世执政的十二年半中，帝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削弱，君士坦丁无疑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若是巴西尔二世在位，他不可能会让佩切涅格人穿过多瑙河，但1047年的他们得以南下进入帝国领土永久定居。一个世纪之前，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便指出要对这个最为危险的蛮族部落保持警惕，他的想法是用厚礼收买他们，让他们进攻自己的敌人——保加利亚人和马扎尔人——的后方，同时避免罗斯人向南进军。然而在巴西尔征服保加利亚之后，形势已经变了，帝国的边境推进到了多瑙河。拜占庭帝国与这个游牧部落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缓冲区，他们的掠夺如今不再针对不幸的保加利亚人，而是直指帝国。君士坦丁九世无力击退他们，便决定利用他们，把佩切涅格人收买为雇佣军，尤其是使其到边境的要塞之中驻扎。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实在是无法信任。他们没有维持和平，而是很快让整个周边地区陷入了混乱。不久之后，他便别无选择，再度与他们开战，但战争再度失败。在几次屈辱的惨败之后，他再度以贡金求和。然而此时的佩切涅格人已经不能轻易打发，直到他赏赐了大量肥沃的土地，授予了一批人高官厚禄之后，他才得以签署和约。

然而，君士坦丁九世执政时期最大的悲剧，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世界中前所未有的灾难，君士坦丁却并不需要负主要责任。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有许多原因，但皇帝的冷漠并非其中之一。拜占庭城中的皇帝们一向认定罗马教廷的地位要高于他们自己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其原因应当仅仅是为了保证帝国的普世性，以及保持对南意大利领土主权的宣称。无论如何，这本历史书的读者应当注意，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在这几个世纪中渐行渐远。它们缓慢而持续的疏远，本质上是拉丁与希腊、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由来已久的对立情绪的反应。罗马教廷的实际统辖范围正在欧洲不断拓展，教廷的野心与傲慢也与日俱增，君士坦丁堡对此不但心怀怨恨，也颇为紧张。另外，两教会对基督的态度也存在本质的理解差异。拜占庭教会认定皇帝与使徒地位相当，教义问题必须圣灵通过大公会议解决。在东方看来，教皇不过是排行第一的牧首，却断言称应该由宗教上与世俗上都有绝对权威的教廷制定教条。罗马的法理与纪律、古希腊的辩论与神学探索向来难以相容，时而还会产生令人惊异的后果。两个世纪之前，弗提乌斯与“和子”事件 [3] 险些激化矛盾。幸运的是，在教皇尼古拉斯逝世、他的继任者与弗提乌斯表示善意之后，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得以再度确立。然而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和子”依然在西方使用，皇帝也依然声称自己在协助上帝管理凡间。争议再度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争议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即1043年接替亚历克修斯的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Michael Cerularius）。就我们所知，他外形并不吸引人。在政府担任公职多年之后，他牵涉进针对米哈伊尔四世的阴谋，因此被流放到修道院，但野心勃勃的他决心在教会中扬名立万。他和自己的前辈弗提乌斯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弗提乌斯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凯鲁拉里奥斯则是个平凡的神学者，对教会的历史了解不多；弗提乌斯的智慧与魅力都颇为出众，凯鲁拉里奥斯却死板且狭隘，不过是个守旧官僚而已。 [4] 然而他确实是个出色且高效的管理者，内心坚定如铁，而且在君士坦丁堡颇受欢迎——原因却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

争议升级（1053）

如果说牧首是挑起新争议的手段，诺曼人势力在南意大利的骤然增长则成为事件的起因。1053年7月17日，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决心彻底消灭这些四处掠夺的匪徒，于是派出一支混杂的大军前去清剿。然而在小镇奇维塔特（Civitate），他的大军惨败，他本人也成了贝内文托城中的囚徒，被囚禁八个月之后在次年4月返回罗马，不久便逝世了。拜占庭军队没有出现在奇维塔特，这令教廷颇为不满，认定这是背弃盟友。然而帝国在意大利的军官们也和教皇一样担心诺曼人的威胁，在帝国在亚平宁半岛上的最高指挥官、伦巴第裔军官阿尔吉罗斯（Argylus）看来，挽救这个行省的唯一希望在于帝国与教廷结盟。对阿尔吉罗斯颇为信任尊重的皇帝完全同意这一点。

凯鲁拉里奥斯却完全从教会的角度出发，立即表示了强烈抗议。他对拉丁人既厌恶又不信任，更不满教皇的最高权威。他清楚，这样的同盟即使能够成功驱逐诺曼人，也会让此前诺曼人控制的土地脱离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管辖。甚至在奇维塔特的战败之前他就已经下手。得知诺曼人在教皇批准之后，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教堂之中行拉丁礼仪——特别是圣餐时使用无酵饼——他立即下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采用希腊礼仪，当他们拒绝之后他便关闭了他们的教堂。尔后他做出了更为灾难性的举动，说服保加利亚教会的大主教奥赫里德的利奥，向阿普利亚的希腊教会主教特拉尼的约翰送去一封信，要求他转交给“所有法兰克人的主教、僧侣与平民，以及最尊贵的教皇本人”。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了罗马教会的一系列仪式，称其为罪恶，“如同犹大”。

这封信的拉丁语粗译文送到了被囚禁在贝内文托的教皇手中。愤怒的他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回信，尖刻地声称“致君士坦丁堡的米哈伊尔和奥赫里德的利奥两位主教”，为牧首所反对的拉丁教会的仪式辩护，为教皇的最高权威辩护。尔后，也许恰巧在信件发出之前，又送来了两封信，其中一封的落款上留有皇帝用紫色墨水写下的潦草签名。信件已经散佚，但其中不太可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语。存留至今的利奥的回信中，他对奇维塔特的战败表示遗憾，空洞地提出加强双方的同盟。更令他惊讶的是第二封信，在一些不合宜的措辞之外，似乎释放了善意，表达了调和的意愿。信中没有提及对仪式的争论，而是祈求教会之间更加团结。信件最后的落款上，签着君士坦丁堡牧首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的名字。

也许是皇帝说服了牧首伸出橄榄枝，尽管更可能如此的是特拉尼的主教，毕竟距离更近的他更清楚事态的严重性。无论情况如何，凯鲁拉里奥斯应当展现了真诚的善意，利奥也应当无视一些细微的冒犯——比如他被称为“兄弟”而非“父”——来平息事态。但利奥余怒未消，而且很可能已经身患重病，他的机要秘书、枢机主教穆尔穆捷的安贝尔（Humbert of Mourmoutiers）——他在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展现了与牧首相当的顽固与尖刻——轻易地说服了他把自己的名字签署到另外两封回信上，并批准一个官方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送信。

第一封信送到了牧首手中，信中称他为“大主教”——多少比上一封信礼貌一些，然而依然斥责了他质疑拉丁礼仪这一不可原谅的肆意妄为，指责他自命不凡，宣称普世权威（这很可能是源自翻译错误），最终指控他的继任不合教规——这是毫无合法根据的蓄意诋毁。第二封信送给皇帝，主要是讨论政治事务。然而信中依然带着刺，在最后一段强烈抗议凯鲁拉里奥斯“许多无法容忍的放肆行为……若是他继续如此——这是上帝不允许的——便无法维持现有的和平”。教皇最终称赞了送这两封信到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们，他相信他们会协助大牧首幡然悔悟。

利奥是个能力出众且睿智的人，但这一次他严重误判了形势。他急需支援以抵御诺曼人，本应该抓住与希腊教会和解的机会。如果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情况稍有了解，他也应该知道皇帝——此时已经朝不保夕，和他自己一样——不可能再更改牧首的决定。更何况牧首的性格本就非常强势，而且得到了全体市民的支持。更不明智的是他在这个格外微妙的外交任务上选择了这样的谈判代表。安贝尔思维狭隘，固执己见，而且向来敌视希腊世界；另外两人——枢机主教洛林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Lorraine，此后成为教皇斯蒂芬九世（Stephen Ⅸ）］和阿马尔菲大主教彼得（Peter），都参与了奇维塔特之战，并因此怨恨背弃了他们的拜占庭帝国。

教皇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1054）

三位教皇特使在1054年4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开始极不顺利。他们与牧首会面之后，立即认定他接待的礼仪是冒犯，便恼怒地扔下教皇的信件离开了。凯鲁拉里奥斯在读完来信之后也陷入了狂怒。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自己违心做出的和解提议被无礼回绝。更麻烦的事还在后头。皇帝在以惯常的礼仪接待使节之后，请他们以希腊语公布教皇此前那封还没拆开的、给牧首和奥赫里德的大主教的信件，还派人进行详细记录以免留下争议。

对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而言，这是最后的冒犯。当他知道这封给他的信存在时，信的译文早已传遍全城。当第二封信最终交到他手上时，他发现上面的印封早已被拆开。很明显，这些信使早就拆开了信。若是这样，他们岂不是可以随意给他人观看了？而且他清楚，他们完全可以篡改其中的内容。他相信，这些所谓的使节不但无礼，也完全不守信用。他就此宣布，拒绝承认他们的使节身份，也拒绝与他们继续交流。

作为教皇的官方代表团，已经得到皇帝的热情接见，却不被牧首承认，还遭到无视，这样的状况终究不会持久。对凯鲁拉里奥斯而言幸运的是，使团到达几个星期之后，教皇于罗马逝世的消息便传来了。安贝尔和两位同僚是利奥的私人代表，利奥死后他们便没有任何官方代表地位了。牧首对事态的发展自然颇为满意，代表们却全然没有难堪的神情，这一定让牧首的喜悦之情有所减弱。理论上他们应当立即起程返回罗马，然而他们依然留在君士坦丁堡，对罗马事态的发展似乎毫不在意，而是愈发高傲与高调。斯托迪奥斯修道院的僧侣尼基塔斯·斯特萨托斯（Nicetas Stethatus）对教皇被公开的来信做出了尖锐的反驳，指责拉丁仪式中使用无酵饼、在安息日斋戒、要求教士守贞的行为。尽管这些反驳称不上雄辩，文字却至少是礼貌且尊敬的。但安贝尔并没有给出理性的回应，反而还以近乎癫狂的责骂，称斯特萨托斯是“行瘟的皮条客”，是“恶人穆罕默德的信徒”，声称他是从戏园或者妓院中走出来的，最终宣布将他和与他有同样“荒谬信条”——他对具体内容却完全未加辩驳——的人革除教籍。这位枢机主教如今可谓与大多数拜占庭人的观点一致：罗马教廷几乎与一群粗野的蛮族无异，根本无法与他们辩论，更不可能与之达成协议。

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欣然得知他的仇敌不但失去了权威，还公开出丑，便继续保持平静。即使当皇帝因为担心无法与教皇达成自己决心达成的同盟，迫使斯特萨托斯收回指责并道歉时；即使当安贝尔向君士坦丁提出“和子”问题，挑战拜占庭神学此时的基石之一时，牧首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希腊教会的权威们对如今城中不体面的吵架仿佛毫不关心。最终，如凯鲁拉里奥斯所预料的那样，安贝尔失去了耐心。1054年7月16日，星期六的下午三点，三位罗马教皇的前使节，包括两位枢机主教和一位大主教，穿上全套仪服，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面对参加圣餐礼的所有神职人员，站在圣坛之上正式宣读了革除教籍的敕令。读完之后，他们象征性地掸了掸脚上的尘土，转身径直离开了教堂。两天后，向皇帝正式辞行之后，他们带着一如既往好客的皇帝赏赐的大批礼物返回了罗马。

革除教籍（1054）

即使我们忽视这个事实——使节团并不能代表罗马教廷——那份敕令按教会法令来看也应属无效，这段宣称也是令人惊讶的。斯蒂芬·朗西曼爵士如此评论：

在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中，明显的错误之多堪称罕见。安贝尔这种学识的人能够写下如此可悲的声明已属不寻常。文章起初便否认凯鲁拉里奥斯个人，以及他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牧首身份，声称承认凯鲁拉里奥斯的人都是卖官鬻爵者（即使他所属的罗马教廷也有这一主要恶习，安贝尔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声称他们鼓励阉割（即使在罗马也这样做），声称他们坚持给拉丁人重做洗礼（至少当时这没有发生），允许教士结婚（说法有误，事实上是允许已婚者成为教士，已成为教士的未婚者不得结婚），给临盆乃至濒死的妇女施洗（基督教古来有之的习俗），抛弃摩西十诫（全无此事），拒绝让剃须者领圣餐（全无此事，但希腊教会确实不提倡教士剃须），还无视了信经的一句话（与事实截然相反）。做出这样的指控之后，对关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以及不遵守教皇指令的抗议，便毫无意义了。 [5]

革除教籍的消息如同野火一般传播开来，支持牧首的示威者在城内各地聚集起来。他们起初是针对城中的拉丁人，但很快这些暴民便找到了新的发泄目标：皇帝。他们认定皇帝对教皇使团显而易见的同情纵容了他们的肆意妄为。对君士坦丁而言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替罪羊。阿尔吉罗斯此时仍在意大利，安排与教皇的同盟，对这一系列发展一无所知，但他在都城的家人被立即逮捕。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不满情绪，但直到这一敕令被公开焚毁，三名使节均被正式开除教籍之后，骚动才得以真正平息。

这就是1054年初夏的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长期分裂。这个故事之中充满了不光彩，虽然裂痕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系列事件本不该也不需要发生。若是濒死的教皇或者耽于享乐的皇帝稍微多展示一点决断力，或者狭隘的牧首与愚昧的枢机主教稍微少一点顽固，事态本来是可以挽救的。南意大利爆发的危机是一切的起源，而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政治理解对这一重要地区的安定而言至关重要。致命一击由已死的教皇派来的三名事实上无效的使节发出，他们代表群龙无首的教廷——此时新教皇还未选出——发表了既不合教规也不准确的指控。拉丁方与希腊方的革除教籍令都是指向出言冒犯的个人，而不是指向他们所属的教会，而且命令同样可以废除，此时双方也都没认定这是永久的分裂。理论上他们也没有分裂，毕竟此后东部教会两次——十三世纪时在里昂、十五世纪时在佛罗伦萨——出于政治考量，被迫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威。止血带虽能止血却无法医好伤口，1965年的大公会议也没能将其彻底弥合。九个世纪前枢机主教安贝尔和牧首凯鲁拉里奥斯共同为基督教教会留下的伤口，至今依在流血。

君士坦丁堡大学（1054）

尽管君士坦丁九世的执政时期满是各种各样的灾难，政治动荡、教会分裂与军事失利接连不断，但都城的有闲阶级的日子还是比多年之前好多了。皇帝虽然有种种过错，他的优雅风尚却是节俭成癖的巴西尔二世执政时与没教养的帕夫拉戈尼亚人执政时不曾有的。自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执政的时代结束之后，宫廷典礼便不再如此奢华，在娱乐上的挥霍也从未有如此之多。皇帝本人虽然不算博学，但至少是有文化的，他鼓励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普塞洛斯——历史学家、政治家、人文学家、哲学家，也是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古典学术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那时这一技巧的重要性要比如今大得多。可惜的是他也自私自利、伪善且自负，而且会以最令人不齿的方式背叛。下文将具体提及。

皇帝身边的博学者除了普塞洛斯，还有普塞洛斯最亲密的老朋友——法学家特拉布松的约翰·西菲林努斯，据说他博闻强识，记住了帝国所有的法令；普塞洛斯的老师——诗人与学者约翰·马罗普斯；以及他的主要大臣君士坦丁·利休德斯。十一世纪中期的文化复兴主要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实现的，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1045年恢复君士坦丁堡大学。他们最先考虑的是法学院，那里在巴西尔的时代衰颓不堪，在莫诺马修斯在位时，都城之中连一个法学教授都不剩了。此时，在马罗普斯将其恢复后，约翰·西菲林努斯出任院长，还被授予“卫法者”（nomophylax）的称号。新设的哲学院课程则交给普塞洛斯，担任“哲学执事”（hypatus）。另外还开设了古时的“三学科”，即语法学、修辞学与论证学；还有“四学科”，即代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学；最重要的则是哲学，一切知识的汇总。

仅仅几年之后，这座大学便再度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之中，是阿拉伯人而不是希腊人控制着学术界，他们说君士坦丁堡所谓的智者连骡子都不如，是彻底的蠢驴。如今，靠着普塞洛斯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的大力资助，君士坦丁堡恢复了旧日的名望，再度成为欧亚学者云集的地方。普塞洛斯谦逊地对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写道：

凯尔特人（Celts）和阿拉伯人如今是我们的囚徒了。我的名望让东方与西方的他们拥入我们的都城。尼罗河的河水灌溉埃及人的土地，但我的金句在灌溉他们的精神。询问波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都会说他们知道我、仰慕我并愿意拜访我。近期还有一个巴比伦人抵达，只为从我的滔滔雄辩中汲取些许滋润。

这一切无疑提升了帝国自巴西尔二世逝世之后二十年间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然而最大的益处还是体现在国内。多年以来，足以胜任的法官和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无法满足需求，而在君士坦丁执政的末期，新大学提供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以纳入帝国政府的高层管理体系。他们的学识在此后将愈发宝贵。

在安贝尔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之后，君士坦丁九世的威望再也未能恢复。人们依然怀疑他（也有理由如此）同情拉丁人，而他对牧首所说的蹩脚且近乎乞怜的借口——试图把责任完全推给众人——无法说服任何人。无论如何，此时的他只是个可怜人。在这次羞辱之后不久，他退隐到他修建的曼加内修道院，他的棺椁就在那里，玛丽亚·斯科莱鲁坟墓的旁边。那里也许有君士坦丁堡前所未有的奢华建筑。普塞洛斯如此记载：

建筑物用黄金装饰，如同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尚有间隔，这座建筑物却完全覆盖着黄金，如同从中央流出的无尽溪流一般。周围的小建筑物或全然或部分被修道院包围。附近所有的土地都被铺平，范围超出目力所及。此外又有一圈更大的建筑群，草地上种满了鲜花……其中配有喷泉，或者悬挂或者成斜坡的花园延展到平地，浴池之美绝非言语所能描述。 [6]

在这座浴池中，皇帝每天都要在其中停留几个小时，试图从痛苦之中寻求些许解脱。但在1054年秋，气温降低之后，他停留的时间就太长了。他因此罹患胸膜炎。起初他的疾病似乎有好转的迹象，而后他的病情却迅速恶化。他挺过了新年，在1055年1月11日逝世。

[1] 斯基里泽斯在此处记载基本可以肯定有误。曼尼亚克斯在1042年4月末时，以督军的职务在意大利作战，也就是说，在“敛缝工”米哈伊尔五世被推翻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已经就职。授予他这一职务的应当是米哈伊尔五世，而非佐伊。

[2] 国母即希腊语“Mamai”，直译即“母亲”。

[3] 见第六章。

[4] 他似乎也颇为热衷报复，从他对自己的宿敌孤儿院院长约翰的处理中可见一斑。君士坦丁九世继任之后体谅了这个失势的可怜人，把他从荒凉的莫诺巴特转移到自己此前在莱斯沃斯岛的流放地。然而这位牧首上任之后，首要举措之一便是下令将他刺瞎。

[5] 《东方的分裂者》（The Eastern Schism ）。

[6] 普塞洛斯还提到，君士坦丁九世在园中修造了一个与地面完全平齐的水池，以至于行人时而不甚落入池中。皇帝时常观看行人落水，还颇以此为乐。——译者注

第十九章 灾难序曲（1055～1059）

你会觉得他进入都城的场景如同真神降临一般……我曾经参与了许多次皇帝巡游，在典礼上更多是担负宗教任务，但我人生之中从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景象。不只是城中的平民、元老院成员、成群结队的农民和商人欢聚在一起，还有神学院的学生、山顶的居民、离家到墓穴般的石洞之中冥思的隐士，甚至住在半空中的柱顶苦修者都加入了人群。所有人，无论从石穴、半空中还是高山上来到平地，都让皇帝进入都城的队列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盛景。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描述伊萨克一世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的景象

君士坦丁九世逝世时早已是鳏夫。托尔尼克斯叛乱之后三年，大分裂之前四年，在1050年的某一天，他的妻子佐伊先他而去了。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此悲痛欲绝。他确实欠她很大的情，他的皇位，以及和他情人的夫妻之实，都是拜这位老女皇所赐。另一方面她也比他年长许多，两人的夫妻生活——无论是否有过——不可能长，而且从现存记载来看，双方都对此毫无热情。因而在许多人看来，他的悲痛似乎有些过度，还把她坟墓立柱上长出的蕈当成神迹，声称这是她与天使同列的证据。 [1]

无论如何，没有留下继承人的君士坦丁逝世之后，帝国的皇位再度交给了塞奥多拉。自从十三年前离开她的修道院之后，她的皇权至少是颇为模糊的。但现在，在一如既往地拒绝成婚——即使是理论上的婚姻——之后，她开始亲自管理帝国。从各个角度来看，她管理帝国都可谓颇为高效，她主持正义、制定法律、接见使节，并固执地拒绝了牧首一次次管理帝国政府的请求。然而一个问题依然存在：谁来继承她？她的身体上与精神上几乎没有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似乎和此前一样状态良好，然而此时她已经七十七岁，不可能活太久。显然塞奥多拉必须安排好继承问题，然而迷信的她畏惧死亡，不肯面对这个紧迫性与重要性都与日俱增的问题。

当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时，1056年8月的最后几天，她突然严重腹痛。这次没有人怀疑下毒——病因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病情很快便恶化到无药可救了。她的幕僚们匆忙地召开了会议，选出一个最合适的继承人，并让这位弥留之际的老女皇批准。与会的普塞洛斯惊异地发现“他们把帝国如同骰子般玩弄在股掌之中”。他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年老的显贵米哈伊尔·布林加斯（Michael Bringas），他曾经担任军务部部长 [2] ，这个部门的职务主要是管理军政。 [3] 普塞洛斯轻蔑地写道：“此人更适合被他人管理，管理他人时则是一塌糊涂。”然而在皇位旁的那群老于世故的官僚看来，这是极为有利的，他们想要的正是米哈伊尔那样的庸才，让他听从他们的指导，从而操控着他管理帝国。

“年迈者”米哈伊尔（1057）

当他们大约在8月31日正午达成决定时，老女皇已经病入膏肓。她无法言语，但她身边人坚称他们看到她点头同意了。在牧首这边也耽搁了一段时间——他一如既往地拒绝被无视——牧首要求证明米哈伊尔是塞奥多拉本人所指定，而非她的幕僚们自行决定。然而他最终还是宣称满意，并在当天下午进行了加冕典礼。几个小时之后，马其顿王朝皇室的最后一个成员逝世。米哈伊尔六世（Michael Ⅵ）——记载时而称他为“军务部部长”，但更多称他为“年迈者”——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威。

他的执政以一段闹剧开始。加冕礼次日清晨，君士坦丁九世的堂表亲或者侄辈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自以为皇位应当由他继承，便发动了一次政变。他攻破了主要的监狱，释放了监狱中所有的囚犯，他们也自然团结在他的旌旗之下。在他抵达皇宫之前一切都发展顺利，但当他遭遇了瓦兰吉卫队以及一批帝国舰队的水手时，他的勇气顿时化为乌有。他掉头逃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出于某种我们难以理解的理由，请求牧首支持。然而他完全误判了形势。在他进入教堂之前，大门就当着他的面关上了。他的追随者此时正在迅速解散，不久之后叛乱者便只剩下塞奥多西奥斯和他的儿子了。两人躲在外侧的门厅中，吓得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受瞽刑，不过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们值得刺瞎。他们被流放到帕加马，这一切仅仅增加了公众对皇帝的支持，巩固了他的皇位。

米哈伊尔六世是罗曼努斯二世与塞奥法诺摄政时期的重要官员、约瑟夫·布林加斯 [4] 的远亲，然而他完全没有这位先辈的政治敏锐性。十一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城中，政府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保持行政官僚与军事贵族的平衡，米哈伊尔却完全倒向了一方。1057年春——在每年的复活节典礼期间，皇帝通常要赏赐那些前一年表现出色的人——整个元老院的成员，以及所有政府高官，都惊讶地收到了大笔赏赐，得到升职，有些人甚至连升了两三级。尔后武官们前来觐见。再度见证了这一切的普塞洛斯描述了发生的一切。

觐见他的人都是高贵的勇士，颇有名望。在向他行礼并按惯例致敬后，他们奉命肃立一旁。此时他应当与他们单独交谈，说几句客气话。然而他先把他们全部斥责了一番，然后，再让两位主要军官伊萨克·科穆宁和卡塔卡隆·凯考门努斯上前。他开始公开对伊萨克大加诋毁。他声称伊萨克除了没有丢失安条克之外全无作为，让军队腐化堕落；全无领导才能，还侵吞国民的钱财以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不是赢得胜利。本期望着得到提升和奖赏的伊萨克在听到如此恶毒的羞辱之后目瞪口呆。当他的下属军官打算为他辩护时，皇帝甚至禁止他们发言。

不管怎么说，这次典礼都可谓悲哀。在两位将军看来，皇帝根本没理由指责他们，这一切仿佛是孩童赌气一般。之前的四十年间他要低声下气地忍受军事贵族的冒犯，现在的他终于有机会说句心里话了，而他说得相当直白。此后，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后悔之意。应将军们的要求，于几天后再度会面时，他本可以道歉，或至少做出些善意姿态。但他完全没有这么做，他的倒台也就此注定。

愤怒的将军们决定行动起来。他们受够了胆怯的官僚们掌控的政府，受够了那些当军队日益衰颓、帝国的敌人全线进军时，依然只顾一己私利的人。他们决心借此机会，结束由那些软弱无能的皇帝与操纵朝政的阴阳怪气的宦官统治帝国的日子，恢复罗马传统，推举英白拉多，让身为国家最高统帅的皇帝亲率大军走向胜利。 [5] 但推举谁呢？伊萨克·科穆宁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坚定拒绝接受，并返回自己在帕夫拉戈尼亚的家中退隐。然而他的同僚们（冒着一定的风险）依然在都城寻求支持，并欣然发现了一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盟友，也是他们在军界之外所能找到的地位最高的支持者：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君士坦丁堡牧首。一年前他没有为那个荒谬的塞奥多西奥斯打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门，现在却悄然迎进了一群密谋者。

伊萨克·科穆宁进军（1057）

当晚，在夜幕掩护之下的大教堂中，拜占庭帝国的武官们进行了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推翻米哈伊尔六世，并推举他的继任者。由于伊萨克·科穆宁不肯接受，他们首先推举了老皇帝所斥责的另外一人——卡塔卡隆·凯考门努斯，至少他要年轻得多。然而卡塔卡隆也不肯接受，他坚持认定伊萨克是唯一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又意志坚定的他很快说服了众人。若是他的同僚们一致前去正式要求他称帝，他又怎么可能拒绝呢？于是，1057年6月8日，在帕夫拉戈尼亚的私宅中，伊萨克·科穆宁自立为罗马皇帝。一个月之后，卡塔卡隆从家乡科隆尼亚（Colonea）前来与他会合，并且带来了至少八支部队，包括五支帝国部队，以及另外三支异族仆从军——瓦兰吉部队、法兰克部队和诺曼部队。

伊萨克·科穆宁所率领的推翻米哈伊尔六世的运动绝不只是暴动，与乔治·曼尼亚克斯和利奥·托尔尼克斯之类烜赫一时的军事冒险不同。这是全面的内战，亚洲的全部部队被调集起来反叛皇帝，还得到了帝国各界人士的支持。伊萨克是以传统的方式，被士兵们用盾牌托举起来即位，获取皇位的合法性甚至还要超过米哈伊尔；在他的支持者和自己的眼中，伊萨克并非僭位者，而是合法的皇帝。此外，他们也开始以他的名义征税了。当他和卡塔卡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时，自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每一次扎营时，都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平民和士兵涌入他的麾下，以至于近乎陷入混乱。幸运的是，伊萨克的组织能力与指挥能力都颇为出众。据说，只要看他一眼，就不敢反对他了，壮汉见到他皱眉也会战栗。他就此在那里开始严格的训练计划，征募的每一个士兵都经过了仔细检查，那些体能或意志不足的人都被分配到后方，那些勇敢且服从指挥的人则被编入新组建的部队中。每支部队在军营之中与行军之时都有安排好的区域，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靠着征收的税金，这些士兵的薪俸都及时全额给付了。

就我们所知，米哈伊尔六世在得知自己的对手自立为帝之前对一切还懵然无知。尔后别无选择的他将欧洲的部队调来，与依然忠诚的少量亚洲军队合兵一处。这支部队实在没有什么令人称道之处。和伊萨克的部队一样，其中包含大批异族佣兵，而且他们很快就要和自己的同族作战了。这支部队交给了近卫军团元帅塞奥多尔（Theodore）指挥，此人原本是侍奉塞奥多拉的宦官，如今已经被提升为元老重臣；他的副手是朝政大臣亚伦（Aaron），是保加利亚的王公后裔。然而不幸的是，他恰巧是伊萨克·科穆宁的妻舅，伊萨克多年之前已经和他的姐妹凯瑟琳（Catherine）成婚。

在8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塞奥多尔和亚伦立即渡海进入亚洲，在尼科米底亚建立起指挥部。这是个灾难性的错误。若是他们继续前往尼西亚，那里不但城防坚固，还扼守着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咽喉要道，没有船只的伊萨克很难继续进军。然而这座城市未经抵抗便落入了他的手中，让他就此获得一个理想的行动基地，以继续进攻都城。

两支大军各自在尼科米底亚与尼西亚之间扎下营盘，相距仅仅五英里，接连几周都没有行动。当双方士兵在搜寻粮秣时相遇，都试图劝说敌人加入己方，而谁也都没有成功。最终，在8月20日，双方进行了决战。皇帝的部队远没有一触即溃，塞奥多尔和亚伦英勇作战，双方都付出了相当的损失，连伊萨克·科穆宁都一时与大部队分离，被四名罗斯壮汉追逐，侥幸逃离。但这一战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支持米哈伊尔六世的部队最终战败，仓皇逃回君士坦丁堡，两位指挥官也向皇帝正式递交了辞呈。

普塞洛斯出使（1057）

现在老皇帝的希望只剩下外交谈判了。靠着精明的谈判，也许还能有机会。一两天后，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和他的两位同僚——曾担任主要大臣的君士坦丁·利休德斯和元老院重臣塞奥多尔·阿罗普斯（Theodore Alopus）被选为谈判代表，出发前往伊萨克·科穆宁的军营。他们的提议颇为简单：只要伊萨克与老皇帝讲和，就能立即被立为恺撒，也就是在米哈伊尔逝世之后能够继承他的皇位。三位使节在8月25日抵达，没有得到正式接待。普塞洛斯觉得这甚至有些太随意了。将军起初只给了他们茶点，礼貌地询问他们旅途是否顺利。然而次日，他们的接待却全然不同。

我们面前的景象令人震惊。首先是士兵们震耳欲聋的欢呼，但并非一齐喊出，前排首先欢呼，第二排再欢呼，一排一排继续下去。当最后一排的士兵也欢呼完毕之后，士兵们再集体欢呼，仿佛惊雷一般震撼着我们。

皇帝（即伊萨克）本人坐在配有两个头枕的躺椅上，脚下有一个便凳，躺椅放置在外面包金的高台上。他身上华贵的长袍令他格外显眼。他颇为高傲地昂头挺胸——他的脸似乎因为用力而发红——双眼则注视着远方，仿佛陷入沉思……他的身边环绕着一排排的勇士，离他最近的是最显要的贵族们，雄壮庄严堪比古时的英雄……第二排是他们的下属军官与阵前作战的勇士，外侧还有不穿甲的轻装部队，再之后是从各蛮族国家赶来助战的部队，有意大利人、来自托罗斯的斯基泰人，他们都有骇人的外貌，穿着古怪的服饰，眼露凶光。一些人拔去了眉毛并涂满油彩，其他人则保持着原来的肤色……最外面是手持长枪，把单刃战斧扛在肩上的勇士们。

普塞洛斯随后用演讲复述了自己君主的提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段演讲足以为演说名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增光。他记载称，起初在场的士兵难免出言反对，但随着他的滔滔宏论，他们逐渐安静下来。当他的演讲行将结束时，他的雄辩已经明显占了上风。伊萨克随即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自己同意接受恺撒的封号，前提条件是皇帝不得任命其他的继承人，同时承认伊萨克以皇帝身份给他追随者的封赏，并且允许他拥有一定文官与武官的任免权。他最后说道：“今天我们同桌共餐，明天请把我的回信转交给你们的主君。”

得知这个消息时，米哈伊尔六世的宽慰可想而知。他立即把普塞洛斯又派回了伊萨克的军营，声称他愿意接受所有的条件，将会在君士坦丁堡以父子之礼迎接他，并赐予他想要的所有荣誉与特权。同样欣喜的伊萨克立即准备出发。然而当晚，一名信使从都城带来了一个消息：一批元老院成员在牧首的协助和教唆下发起政变，迫使米哈伊尔六世逊位，命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起初伊萨克和普塞洛斯都认定这一说法不过是流言，但当其他信使一个个带来同样的消息，而且消息越来越详细时，他们最终还是相信了。普塞洛斯坦承自己当晚无法入睡。身为废帝的发言人、竭力阻止伊萨克登上皇位的人，他自以为不会被轻饶。然而这位将军在次日清晨以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接了他，甚至还询问他政府管理方面的意见。1057年9月1日，在数以千计渡过马尔马拉海迎接他的君士坦丁堡市民的陪同之下，伊萨克·科穆宁，如今的伊萨克一世，胜利进入他的都城。

“年迈者”米哈伊尔六世仅仅执政一年。他的继承者宽宏大量，没有施加瞽刑，没有将他流放，逊位就足够了。身为平民的他于不久之后逝世。

伊萨克的改革（1057）

伊萨克·科穆宁在货币上的形象是右手持出鞘的剑，这也不算出人意料。他登上拜占庭城的皇位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尽快恢复帝国半个世纪之前的荣耀。普塞洛斯记载称他进入皇宫的当晚，不待洗浴，甚至连衣服都不换便开始工作。他的目标是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并以军人的高效与坚决来执行。他并没有推行军事立法，也没有任命麾下军官担任重要职务。恰恰相反，他比所有人都清楚让大批战胜的士兵在人口众多的富裕城市之中逗留的危险。他的首要举动之一便是付清他麾下士兵的薪酬，让他们返回家乡等待征召。他也没有立即解除政府官僚们与元老院成员的职务。他只是保证军队将再度获取佐伊和她的家族曾经提供的丰厚财政支持，并迅速恢复了严格的军务管理。巴西尔二世早已证明，这是帝国安全的最后保证。

但这一切都是要钱的。为了弥合帝国近年遭受的巨大创伤，伊萨克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激进手段。当他惊讶地发现巴西尔庞大的积蓄都被他的继承者们挥霍一空（很大程度上花在给身边人的赏赐以及自己的享乐上）时，他立即开始推行大规模的财产查抄行动。他没有干涉旧有的合法地产——他自然不会损害自己所属的贵族阶层的利益——而是查抄了那些近期白白赏赐给宠臣与佞幸的地产，也没有补偿他们。被查抄的人，若是一个普通的俗世人，就算抗议也没有用，毕竟他们没有合法的抗议理由，对此他们心知肚明。

但当伊萨克处理教会地产时，他自己也清楚这等于自找麻烦。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在继任之后便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今地位近乎与君主相当，而且远比君主受欢迎。牧首自以为是他推翻了米哈伊尔六世，认定伊萨克的皇位是靠自己才获得的，并为此期待着回报。皇帝的想法则是，在他看来不会威胁到帝国利益的方面，他是乐于相助的。他欣然地把原本由皇帝管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管理权交给教会，同时许诺不会干涉牧首的教会事务，凯鲁拉里奥斯也许诺不干涉帝国的世俗事务。两人认定的分界线在哪里却很难确定。在这个问题上牧首的观点十分坚决，他甚至引用了所谓《君士坦丁捐赠书》 [6] 的说法，威胁废黜伊萨克，斯基里泽斯还记载他穿上了皇帝的紫靴。

这在伊萨克看来太过分了。当凯鲁拉里奥斯在君士坦丁堡时，伊萨克无法对太受欢迎的他下手，但在1058年11月8日，当他离开都城前往城外一座修道院时，一批皇帝的卫士将他逮捕并流放。然而那时的他依然拒绝放弃牧首之位，皇帝别无选择，只得正式宣告将他解职。为此，宗教会议谨慎地在一座地方城市召开，而随后的发展多少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检举书——依然是普塞洛斯的作品——指控牧首为罪恶的渎神异端。顽固的牧首在精神上当然可以坚持抗辩，但年事已高的他无法承受如此负担。在愤怒与灰心之中，他在下达判决之前便逝世了。

伊萨克起初似乎取得了胜利，但随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本地的市民得知自己爱戴的牧首被逮捕时，几乎无法抑制愤怒，认定牧首与殉道者相当。暴乱随即开始，尽管此后秩序恢复了，皇帝的声望却无法恢复了。当他即位刚过一年时，教会、官僚和君士坦丁堡的市民都坚定地反对他。只有士兵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他，也正是靠他们，帝国的东部边境才得以保全，马扎尔人的大规模入侵也得以被击退，连凶悍的佩切涅格人也一度无路可走。普塞洛斯对这个可畏的部族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述：

他们比其他任何部族都难以战胜与驯服……他们不穿胸甲，不配手套，不戴头盔，也不用盾牌和刀剑。长枪是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也是唯一的护具……他们不建造保护自己的栅栏，也不知道要在营地周围挖掘壕沟。这一伙亡命之徒密集成群，高声号叫着混乱地冲向敌人。如果他们成功地击败了敌人，就继续组成塔楼一般的坚实阵列，追逐并毫无怜悯地屠杀。如果对方挡住了他们的突击，他们就会立刻拨马逃到安全的地方。但他们的撤退毫无秩序……他们同时分散，而后再靠着某种奇怪的方式聚集到一起。有的从山上冲下来，有的从深谷中爬出来，有些人跨过河流，离开各自不同的藏匿处。当他们口渴时，如果能找到水源，不论是泉眼还是溪流，他们就一拥而上将水一饮而尽；如果找不到水源，他们就跳下马用刀取马血喝……在他们杀死了最肥的马匹之后，他们会立刻用任何找得到的木柴生起火来，稍微加热一下剁下来的马腿，就立刻连血带肉全部吞掉。就餐结束后，他们迅速回到自己原始的小屋中躲避，如同蛇一般把深谷或峭壁当成自己的屋墙。

他记载称，当佩切涅格人看到伊萨克部队无法攻破的盾墙时，他们畏惧不已，放弃了一拥而上靠人多势众取胜的传统手段，而是分散成小队攻击。见攻击不见效，他们又分散开来，宣称三天之后再战。三天后，伊萨克整军出战，却发现他们已经逃走。他就此掠夺并摧毁了他们的营帐，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都城。

严重热病（1059）

伊萨克·科穆宁超人的精力震惊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出征，他很少睡觉，甚至几乎不休息。他唯一的娱乐便是打猎，打猎时也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不知疲倦。但在1059年年末，他在一次打猎之中罹患的发热病缩短了他的寿命。起初他认为这病不必忧虑，但随着病情恶化，他被迫在几天之后乘船返回布拉赫内宫。很快他的病情便恶化到朝不保夕了，然而他依然坚定地要在离世之前返回圣宫。普塞洛斯如此写道：

他证明了自己完全不曾失去原本的勇气。他不靠任何人搀扶就离开了卧室，对他这个自立的人而言很正常。如同疾风中的柏树一样，他走路时步履蹒跚，手不住地颤抖，但依然不靠他人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骑上了马，但他一路上情况如何我并不清楚，因为我要从另一条路加急赶去。我成功在他之前抵达，但当他到达时，我看出他已经极度不安、生命垂危。他身边的家人们悲伤地哭泣着。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真愿意与他一同离世。

此时，濒死的皇帝决心成为僧侣。他的妻子凯瑟琳——保加利亚的约翰·弗拉迪斯拉夫的女儿——对此强烈反对，但他依然不肯改变心意，坚持要推举自己的继承人。他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他还剩下女儿玛丽亚（Maria）、兄弟约翰（John）和五个侄子。然而他的选择不是他们，而是君士坦丁·杜卡斯——几年前恢复君士坦丁堡大学的博学者中地位最显赫的人，并将帝国交给他一人统辖。尔后他返回了斯托迪奥斯修道院，成为僧侣，并在几天之后逝世。

继任者问题（1059）

至少普塞洛斯的记述如此。其他编年史家的记载有所不同，一种说法是伊萨克并非在病榻上逊位，而是自愿逊位——当然可能颇为沮丧——因为他无法解决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最准确的事实自然无法确知，然而自愿逊位的说法似乎确实与伊萨克的性格不符。普塞洛斯的记载颇为详细，也更为似然。无论如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伊萨克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位已经功勋卓著的武官，一位能够继承他行之有效的政策（至少在军界如此）的人，却选择了一个昏庸无能的糊涂蛋官僚，让他撤销自己所推行的一切政策——他必然清楚这一点——并回到君士坦丁九世在位时的噩梦时光呢？

不难看出，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普塞洛斯的影响。让官僚派重新掌权在两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此时市民对伊萨克·科穆宁不满，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刚刚逝世，机会又来了。君士坦丁·杜卡斯是他的老朋友与密友之一，他甚至在自己的史书中把杜卡斯奉为模范，还虚伪地记载称杜卡斯有一个额外的优势。

其他人也许会提及他取得的许多卓越成就，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表里如一的可敬之人更信任我的判断，而不是我对手的谋划。他究竟是比他人更能察觉到我观点之中的智慧，还是他仰慕我的性格，我不得而知，但他格外依赖我、宠信我，胜过其他人。他会专心地倾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在宗教问题上只听从我的意见，还把他最贵重的地产交给我管理。

普塞洛斯对伊萨克·科穆宁的掌控绝对达不到对君士坦丁·杜卡斯的掌控程度，但他口才出众，完全可以说服濒死（或者是心死）的皇帝，认定君士坦丁是唯一的继承人选。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他身上的罪责必然极大，毕竟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之中，没有哪位皇帝即位之后引发的灾难可以与君士坦丁十世相比。若是伊萨克·科穆宁能够保持健康与活力，能够统治二十年而非仅仅两年，他也许可以将军力恢复到巴西尔二世在位时的情况。而那时，这支军队将完全足以与正在帝国东部边境集结的敌人对抗。伊萨克也将得以把未受损的不败帝国作为遗产交到自己的侄子亚历克修斯手中，本书第三卷的故事将会截然不同，也会轻松许多。但历史没有如果。伊萨克的悲剧早逝，以及不可理喻的继承人选择，使接下来的大灾难无法避免；而那场灾难与再之后的另一场灾难，最终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1] 圣索菲亚大教堂南画廊的东墙上留下了一幅同时代的镶嵌画，描绘佐伊与君士坦丁侍立于基督身边，然而这幅画三个形象的头部都有明显的修改痕迹。佐伊的画像描绘的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形象，很可能是源自她和罗曼努斯·阿尔吉罗斯成婚时；画像的头部很可能在米哈伊尔五世流放她后被抹去，在他于1042年逝世之后被修复。君士坦丁的画像则更为可疑，很可能掩盖了罗曼努斯三世、米哈伊尔四世的形象，上面的叙述文字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

[2] 军务部部长的主要职能是为官兵支付薪酬，准备武器装备。在这个货币贬值明显、薪饷拖欠严重、装备与训练的费用屡遭克扣的时期，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本身就不受军界欢迎。——译者注

[3] 施伦贝格尔认为米哈伊尔此前一直在担任武官，这一说法应当有误。新皇帝事实上是从文官之中选出的，他也厌恶武官。详见下文。（伯里教授的官职研究中也认定军务部部长为文官，属于“财务官”分类。——译者注）

[4] 见第十一章。

[5] 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实际上对应拉丁语中的两个称号——奥古斯都（希腊语称瓦西琉斯）和英白拉多（希腊语称独帝，“Autokrator”）。“奥古斯都”源自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维，其意义为帝国之中地位最高的公民，由元老院授予，再由公民们以欢呼承认；“英白拉多”这一称号出现得更早，是国家的最高统帅，由军方推举，典礼则是士兵们用盾牌将新英白拉多托举起来。在拜占庭时代，虽然多次出现几位皇帝共治的情况，但这一习俗依然遗存下来，只有掌控军权的皇帝才能够称为“独帝”或者英白拉多，其他皇帝只能称为瓦西琉斯。——译者注

[6] 这一说法认定君士坦丁大帝曾经有意把皇冠留在教会之中，允许教会选定罗马人的临时皇帝。见第一卷。

第二十章 曼齐刻尔特（1059～1081）

此时已是一片不堪。曾经威名赫赫、征服东西的罗马大军，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而且剩下的人不但贫病交加、羸弱佝偻，装备也残破不堪。他们手中没有《圣经》所说的剑或者其他武器，只有长枪和镰刀。而且这还不是发生在和平年代。因为皇帝太久不曾在此亲征，他们也没有战马以及其他的各种装备。又因为他们被认定为羸弱胆怯、不堪征用的部队，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助款，也拿不到理所应当的口粮津贴。他们的旌旗破败不堪，仿佛烟熏过一般肮脏，却也没有人在意。目睹这一切的人，想到曾经的罗马军队，又看到如今衰败的他们，难免悲伤不已。

——约翰·斯基里泽斯

伊萨克逝世几周之后，明眼人都能发现，伊萨克短暂的统治仅仅暂时阻止了帝国的衰退。衰退在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逝世、他沉迷享乐的无能兄弟继任时就已经开始，而后在佐伊、佐伊之夫、她的妹妹和养子漫长且乏善可陈的在位时期持续。如今，当君士坦丁十世，这位很可能是最灾难性的统治者即位时，帝国已经步入最低谷。君士坦丁称不上恶人。前文已经提及，他是普塞洛斯的密友，曾经是他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受他的摆布，也正是他建议伊萨克让君士坦丁继承皇位。他是个博学者，在拜占庭人看来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尽管我们未必这么认为。此外，君士坦丁还是帝国军事贵族世家之中最古老也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成员。如果君士坦丁能够继续伊萨克的未竟之业，在执政的八年之中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面对目前已经显而易见的敌人，此时的形势也许还有挽救的可能。然而君士坦丁十世绝非天生的军人。他热衷君士坦丁堡的轻松与舒适，每天和学者们讨论，发表演讲纠缠法律的细枝末节。帝国为此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

此时的官僚们再度掌握大权，其权力之大在几个世纪之中都是举世无双（也许只有古中国例外）。必须提及的是，拜占庭帝国尽管是绝对的君主制国家，其经济却颇有社会主义的风范。资本主义式的分权经营是允许的，但生产、劳动、消费、外贸、公共福利乃至人口迁移，方方面面都在国家政府的牢固掌控之下。结果便是大批官员理论上听从皇帝的命令——尽管实际上往往是接受普塞洛斯和他朋友们的指挥——并遵守一个首要信条：控制乃至彻底摧毁军方的力量。在此前的十七年中，他们之间爆发了争议，帝国也爆发了三次武装叛乱。前两次在很大程度上靠着幸运而迅速结束，第三次则成功了。现在必须让军方处于卑下的地位，以便使他们顺从于官僚们。必须克扣他们的资金，限制武官的权力，此前的农兵——许多人已经接受政府的建议，支付款项以免除兵役——则要尽快用异族佣兵来取代。

君士坦丁十世和那群学者组成的政府明显没能理解的是：第一，这样的举措很可能激起新的政变；第二，佣兵向来是不可靠的，只有在得到薪金时才会保持忠诚，若是别人愿意支付更多，情况还会变化；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即将成为拜占庭帝国在四百年前遭遇萨拉森人崛起之后遭遇的最强大的敌人。

大敌当前（1059）

由于他们此时来到这一地区不久，因此本书此前只简要提及了这个部族。十世纪后半叶，在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即咸海东南方向，阿姆河和锡尔河（Jaxartes）之间的地区，塞尔柱人兴起，他们很快便接受了当地的主导信仰伊斯兰教。此时他们依然几乎完全过游牧生活，靠劫掠为生，与周边各部开战，不放过任何一个掠夺的机会。他们在当地王公接连不断的战争之中寻找大量雇佣机会，骑上他们耐劳的小马，挥舞长剑。最重要的武器则是强弓，他们在马上就能上弦，回头射箭也如同向前射箭一般轻松，往往箭无虚发。1045年，在他们的领袖图格里勒·贝格（Tughrul Bey）的率领之下，他们分散到了波斯各地。十年之后他们更是掌控了巴格达城，将垂死的阿拔斯哈里发纳入自己的庇护之下，图格里勒·贝塔则自封“东方与西方的苏丹与国王”。

然而掌控哈里发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们早已接受的拜占庭帝国，更不是他们的目标。史书上自然留下了双方许多次掠夺袭扰的记述，但灭亡拜占庭帝国的想法，在塞尔柱苏丹看来实在是不现实，乃至有些荒谬的。他们设定的最终目标是法蒂玛王朝控制的埃及，他们的国土已经囊括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推进到阿勒颇。作为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近期皈依而格外狂热的他们厌恶那些什叶派的暴发户，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不但是不值一提的异端，更是伊斯兰世界统一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在开罗扶持了对立的哈里发。他们清楚法蒂玛王朝终究打算夺取巴格达，而他们决意先下手为强，摧毁对手。然而在此之前，距离家乡更近的地方依然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而最重要的问题发生在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问题（1059）

自1045年起，按照阿尼国王约翰·森姆巴特与巴西尔二世近二十年前达成的协议，亚美尼亚的大片土地成了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在约翰去世之后的吞并可谓君士坦丁九世执政时期唯一的外交成功。那时的他借此自夸，但他自己以及此后君士坦丁十世的政策都堪称鼠目寸光，反倒不如让那里保持独立。帝国控制东北边境上的偏远山地屏障，自然是因为看重其战略意义。然而君士坦丁九世在控制那里之后，便立即对当地坚定持基督一性论的亚美尼亚教会大加迫害，这必然激起他们的反叛。之后的君士坦丁十世不但继续这种迫害，还推行了更愚蠢的政策。亚美尼亚当地有约五万征召民兵，帝国为此豁免了他们的一些税收；然而为了获取更多收入的皇帝病急乱投医，下令解散部队并强征税款。 [1]

拜占庭就此失去了一个无价的缓冲地带，换来的却不是在亚美尼亚的屏障，而是麻烦。一个世纪之前的人或许会称之为“亚美尼亚问题”：帝国多了一批心怀不满、信仰不同的少数族裔，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麻烦还多。亚美尼亚的王公们若是独立自主，就会一如既往地坚决抵抗穆斯林入侵者。但如今他们士气低落且怨恨难平，难免怀疑是否会被塞尔柱人征服，或许不会比如今臣服于希腊人的境况更差。

图格里勒很快便开始利用这一有利态势了。他在1046年对瓦斯普拉坎的进攻以失败告终，拜占庭守军指挥官用无人防卫的营垒做诱饵，伏击了前来劫掠的塞尔柱人。然而两年后，他不服管束的异母兄弟易卜拉欣·伊纳尔（Ibrahim Inal）乘拜占庭军队因利奥·托尔尼克斯叛乱而暂时调走的时机，攻破了阿尔赞（Ardzen）。亚美尼亚史学家埃德萨的马修记载称有十五万人被杀，“男童被掳为奴隶，婴儿则被扔向岩石摔死，可敬的老人在广场上受辱，守贞的少女们则被玷污劫走”。马修的记载无疑存在夸大，但被塞尔柱人劫掠一座富裕城市的情景绝非光彩。 [2] 此后这种掠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君士坦丁九世为了把东部的军队调走以遏制巴尔干的佩切涅格人，和图格里勒签订了和约，但和约没能持续多久。这位塞尔柱苏丹在1054年亲自发动远征，在亚美尼亚的北部与中部以及埃尔祖鲁姆的平原大肆劫掠，一路劫掠到距离特拉布松仅五十英里的地方。尽管他在1055年进入巴格达给了帝国短暂的喘息之机，掠夺却很快又开始了。现在，当地人遭受的苦难还因为土库曼人的活跃而加剧，这些表面上伊斯兰化的突厥部族依然保留着游牧部族的传统，拒绝接受苏丹的权威，欣然继续着他们传承自祖先的劫掠生活。

图格里勒于1063年逝世，在一番内讧之后，他的侄子阿尔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继承了苏丹之位，他是图格里勒的兄弟与共治者查格里（Chagri）的儿子。据说阿尔卜·阿尔斯兰的髭须太长，在打猎的时候都要系在颈后，除此之外，编年史家便再未留下他相貌的任何记载了。对他性格的记载则各不相同。埃德萨的马修自然声称他嗜血如命，阿里斯塔克斯（Aristakes）则认定他是反基督者，叙利亚的米哈伊尔却认为他的统治公正且出色。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迪姆（Ibn al-Adim）记载的故事提及他不完全遵守先知禁酒的教条，但这在同时代的穆斯林王公之中也不算多不寻常。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卓越的战场指挥官。即位时他大约三十三岁，次年，即1064年年初，他率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出发入侵亚美尼亚，并包围了其首府阿尼。

如今来到阿尼遗址参观的游客，难免因其壮观而屏住呼吸。高耸的城墙依然部分存留，城外起伏的平原则存留着一些当时最壮丽的教堂的遗址（埃德萨的马修记载称总共有一千零一座）。直到城下才能看到阿尔帕河及其支流在此交汇，形成一道峡谷，该城才得以成为这一地区防御最坚固的据点之一。然而这一切在面对塞尔柱人时意义索然。和周边许多望风而降的地区不同，阿尼进行了抵抗，坚持二十五天后最终投降。据说在最后一刻，城中人献出了最美貌的女子和最英俊的男子以免劫掠，但阿尔卜·阿尔斯兰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据称亲历了这一事件的阿拉伯史学家希比特·伊本·贾乌兹（Sibt ibn al-Gawzi）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

大军入城，屠杀居民，掠夺纵火，而后在废墟中掳掠依然存活的人……尸体多得堵塞了街道，想要走动根本不可能不踩到尸体。俘虏不少于五万人。我决心进入城中，亲眼见证破坏的情况。我试图找到一条我能够不必踩踏尸体便能走完的街道，却根本做不到。

连亚美尼亚史学家也承认，阿尼的陷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地居民士气低落，当地人和拜占庭的官僚们对此似乎毫不关心。即使如此，该城也是塞尔柱大军行动中唯一值得一提的阻碍。之后他们得以冲进安纳托利亚腹地；1067年，塞尔柱人一路突入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在无情劫掠之后继续前进到距离安凯拉一百英里处，而后才从容撤退。更可耻的是，帝国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抵抗。拜占庭帝国此时在这一地区的防务之差可见一斑。

选择新皇帝（1067）

君士坦丁十世也于同年逝世。弥留之际的他还打算让自己灾难性的政策持续下去，迫使自己的年轻妻子欧多西亚（Eudocia）发誓终生不再嫁，还要求身边人写下承诺书，以保证只有来自杜卡斯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濒死的皇帝所指的基本可以肯定是恺撒约翰·杜卡斯（John Ducas），普塞洛斯也清楚如果武官贵族们再度夺取皇位，自己必然会遭到冷遇——他已经被流放到修道院中一次了，对这段经历怨恨不已的他绝不肯重蹈覆辙。但此时，凯撒利亚发生的事已经传遍君士坦丁堡，引发了广泛的警醒。即使文官之中也有很多人意识到帝国只有进行激进改革才有可能存续。问题在于，如果不发动政变，选择这样一个新皇帝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欧多西亚与他成婚——而她刚刚发誓不再嫁。

如果能够摆脱这一誓言的话，皇太后自然乐于再嫁，但她所需要的是教会与元老院的共同豁免。不幸的是，牧首正是普塞洛斯的老朋友约翰·西菲林努斯，文官派系的创立者之一；文官派的成员几乎全部是被君士坦丁指定的，因此她获得豁免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欧多西亚确实颇有谋略。在一名宫廷宦官的协助之下，她宣称自己是想要和牧首的兄弟，一个颇有名望的勇士成婚，而西菲林努斯自知他的兄弟向来受女士欢迎，便相信了这一说法。于是他依次把元老院的成员召来，向他们解释君士坦丁逼迫自己妻子立下的誓言的不公。他声称这既不合法也不公正，只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不考虑帝国的利益。他还声称只有皇太后和显赫的贵族成婚，并让他继承皇位，帝国的利益才能得以保证。一些元老们同意他的意见，其他人则需要某种方式来说服，但最终所有人都表示同意了。如今，欧多西亚终于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她会再婚，但不是和牧首的兄弟，而是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Romanus Diogenes）——众人眼中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的典范。

新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Ⅳ）在1068年1月1日加冕，很可能于同日成婚。他来自一个古老显赫的武官世家，在卡帕多西亚有大量的地产。刚刚步入中年的他曾经担任塞尔迪卡的管理者，其间数次战胜入侵的佩切涅格人。然而在保加利亚时，他曾被指控图谋篡位。被判处死刑的他在返回都城之后被减刑为流放，但君士坦丁十世死后流放也被免除了。罗曼努斯被释放并带到皇太后面前，据称她对他一见倾心。她的情意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很难说这是单纯的一见钟情——尽管曾在罗曼努斯麾下任职的米哈伊尔·阿塔利阿特斯（Michael Attaleiates）记载称，罗曼努斯相貌格外英俊，肩膀宽阔，双眼有神。 [3]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场婚姻的最主要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让一个军人登上皇位，就此拯救这个国家。欧多西亚此前倾心于同时代另一位显赫的武将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此人在下文还会出现。然而她的心意因为这次见面全然改变了。动身返回卡帕多西亚的罗曼努斯还没到家就接到了返回的命令，并在几天之后成婚与加冕。

东部战事（1070）

我们难免要为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感到惋惜。尽管高傲自大，他也确实是能力出众、工作勤勉的管理者，也是勇敢的战士，而且他清楚地体会到了塞尔柱人的威胁。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推翻一个在他看来会毁灭帝国的皇帝，当他继承了这位皇帝的皇位之后，他便坚决地开始恢复帝国的国力——他最终的失败也不是他的错。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对他而言都为时已晚。在君士坦丁堡，他必须对付厌恶他的普塞洛斯，以及因他掌权而怨恨不已、决心铲除他的杜卡斯家族。在战场上，他必须指挥一支士气近乎绝望、军饷拖欠已久、装备低劣不堪，还随时可能哗变的军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批佣兵的态度更是摇摆不定。1068年与1069年，他两度率军远征东部，靠着自己的领导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叙利亚更是夺取了赫拉波利斯，有效巩固了拜占庭帝国的防御阵线。但身为罗曼努斯麾下军法官的阿塔利阿特斯对这些远征的描述都堪称沮丧。皇帝的勇气，以及在令绝大多数将军绝望的情境之下的坚持，如同黑暗之中的灯塔一般光明；然而余下的一切，便是接连不断的沮丧、无序、怯懦与混乱。

东部的战斗持续到1070年上半年，双方最终签订了和约。然而这一战并不是由罗曼努斯四世亲自指挥的。每次他离开都城时，他的敌人——普塞洛斯、杜卡斯家族和他们的党羽——都会谋划政变。当年内部的紧张情绪的升级，已经让他无法长时间离开君士坦丁堡。事实上他被迫停留也有一个重要的好处：他可以整顿军队，给付欠款，整备装备，安排训练，尽可能修复君士坦丁九世、君士坦丁十世以及他们先辈造成的各种破坏。他也得以借这段时间征召新军。前两年的经验显示，东部现存的部队，即使在最佳状态之下，也无法决定性地击败塞尔柱人，保证亚美尼亚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安全。土库曼人完全不遵守他近期与阿尔卜·阿尔斯兰签订的和约，不断发动袭扰，因而在他看来和约已被撕毁。他决定在1071年发动远征，投入六万至七万作战部队。 [4]

大军在1071年3月第二周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迅速向东进军。米哈伊尔·阿塔利阿特斯依然在场，他对那个夏天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尽管留下了不少没有解释与回答的问题，却依然是现存资料之中最详细也最可信的记述。他一如既往地直白表示了自己对皇帝的崇敬。在行进了大约二百英里之后，罗曼努斯的举止却似乎有所变化，他如此记载：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为自己独立设置营帐并安排了越来越多的浮华享受。比如在大军渡过哈里斯河时，他没有一同渡河，而是在一座他近期下令建造的堡垒之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他还下令把自己的财产和军队的辎重分开。

斯基里泽斯对这一时期的叙述明显是因袭了阿塔利阿特斯的记述，他认为罗曼努斯是受了各种凶兆的烦扰，比如营帐的主支撑杆突然断裂，以及异常的大火焚毁了他的许多私人物品，还烧死了他的几匹良马和骡子。情况也许确实如此，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对笃信征兆的拜占庭人而言这完全可能发生。无论如何，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在原有的高傲之外还多了其他不利的特质：孤僻、暴躁、独断以及前所未有的残忍。 [5]

阿尔斯兰备战（1071）

奇怪的是，当这支拜占庭大军穿越安纳托利亚时，阿尔卜·阿尔斯兰却正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行军。他无法控制土库曼掠夺者，宣称对他们的举动不负任何责任，因而认为前一年签订的和约此时依然有效。他因此决定借机完成他筹划已久的目标：灭亡法蒂玛王朝。1070年秋冬，他离开自己在呼罗珊（Khurasan）的指挥部，夺取了亚美尼亚的曼齐刻尔特和阿克什（Archesh）两座堡垒，而后向西南进军抵达阿米达，并在3月末抵达埃德萨城下。他还没有开始围攻，便收到了皇帝提出延长和约的消息，条件是以曼齐刻尔特和阿克什交换皇帝在三年前占据的叙利亚的赫拉波利斯。他接受了这一条件，放弃围攻埃德萨并继续进军。六周之后他在围攻阿勒颇时，又遇到了正在亚美尼亚的罗曼努斯派来的另一批使节。使节的任务依然是延长和约，但此时开出的条件颇具威胁性。

如果罗曼努斯收到了阿尔卜·阿尔斯兰同意提议的回复，那么他就是在戏弄这位苏丹。就算并非如此，他现在也处于有利态势，因而发出了这样一份近乎最后通牒的提议。阿尔卜·阿尔斯兰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对法蒂玛王朝的远征，调转方向直接返回自己的出发地。由于行军匆忙，在渡过幼发拉底河时甚至没有做好准备，不少马匹与骡子被急流冲走溺死。但对他而言这无关紧要。他清楚自己必须集结起一支规模大得多的部队以迫使皇帝接受自己的条件。他派自己的维齐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k）赶往阿塞拜疆集结部队；他本人则前往凡湖与乌尔米湖（Urmia）之间的霍伊（Khoi，今作“Khvoi”），一路征募了约一万库尔德骑兵。他在那里与自己的新部队会合，然后前去迎击自己的对手。

与此同时，罗曼努斯则在埃尔祖鲁姆扎营，他把部队分为两支。他的将军约瑟夫·塔尔哈尼奥特斯（Joseph Tarchaniotes）率领大部分部队前往凡湖北侧，进攻被塞尔柱人占据的坚固堡垒克拉特；他本人则和麾下另一位主要将领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Nicephorus Bryennius）率其余部队向堡垒城镇曼齐刻尔特进军，他认定在那里不会遭到太激烈的抵抗。事态发展也正如他的预料，驻军没有抵抗便投降了。塔尔哈尼奥特斯则远没有这么幸运。具体发生的事件我们无法确知。此后的穆斯林史学家认定那里发生了一场决战，阿尔卜·阿尔斯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拜占庭史料之中却没有提到决战，最可信的阿塔利阿特斯的记载仅仅提及，听闻苏丹率大军到来的消息之后，“孬种”塔尔哈尼奥特斯便率部逃走了。他们一路逃到幼发拉底河河畔的梅利泰内，整个战役期间都未再露面。

但情况应当没有这么单纯。约瑟夫·塔尔哈尼奥特斯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将军，他麾下有三四万人的部队，规模很可能比塞尔柱人全部军队都大。如果认定穆斯林称他在战场上遭惨败的说法有误，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有很多了，尽管是否如此都无从考证。或者是此前认定不该分兵的他与罗曼努斯不和，负气离开，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证明罗曼努斯是错的；或者是阿尔卜·阿尔斯兰发动了突袭，无法集结起溃败的军队的他只得撤退；或者以阴谋论的方式解释，认定塔尔哈尼奥特斯是叛徒，是杜卡斯家族的党羽，离开君士坦丁堡就是故意为了寻找机会背叛皇帝。叛徒的说法此时看上去颇为牵强，但在这一章结束时回头再看，也不算多离谱。而且，这起码能够解释另一个谜团：为什么他完全没有给在仅仅三十英里之外的曼齐刻尔特的罗曼努斯送去任何消息。然而，无论我们对溃败的原因做出何种推测，其结果是清晰可见的：当皇帝最终在战场上面对塞尔柱人时，他的半数部队已经逃走。

提议和谈（1071）

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夺取了曼齐刻尔特堡垒，但他没有多少时间来庆祝这场胜利。次日，他的一些部下在搜寻粮秣时遭到了塞尔柱马弓手的攻击，伤亡惨重。皇帝以为他面对的不过是少数掠夺者，便派出布兰恩努斯率领一支小规模分遣队出击。一两个小时之后，当他收到请求支援的消息时，他陷入了暴怒。在稍做犹豫之后，他派出一名冲动的亚美尼亚人瓦西拉吉奥斯（Basilacius）率领一支更大规模的部队前去追击。他们在追击弓箭手之中中了埋伏，瓦西拉吉奥斯被活捉，而他麾下的部队大多被杀。布兰恩努斯则再度率领整个右翼的军队出击解救本是前来救援自己的人，但他遭遇的敌人很明显是塞尔柱人主力军的一部分。他和他的部下保持着有序的队列返回大营，但那时的他已经受了三处伤，背后中了两箭，胸前还被刺了一枪。幸运的是三处伤都仅仅伤及皮肉，他也得以继续参与接下来的战斗。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拜占庭军营中的士兵也辗转无眠。塞尔柱人保持着压力，不断射箭，并在黑暗之中制造无休止的喧嚣和混乱，仿佛随时可能冲破防御、夺占营帐一般。当众人在次日清晨发现木栅依然完好时，确实是既惊又喜。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一大批乌泽人雇佣军连夜倒戈，加入了塞尔柱人。军中还有不少说突厥语的部队，其中每一支都有可能这样做。在如此情境之下，再加上半数军队及其最优秀的一位将军也不知去向，也许皇帝在一两天之后见到谈判代表团时应当颇为欣喜。这个使团代表巴格达哈里发前来（尽管事实上可以确定是阿尔卜·阿尔斯兰派来的，哈里发仅仅是借个名号）与皇帝商谈延长和约。

苏丹又为什么想要签署和约呢？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还远不能保证胜利。记载提及他在出战之前还声称自己可能光荣殉道，并身穿白袍，作为自己战死时的裹尸布。之后他要求在场的人发誓，在他战死之后尊他的儿子马利克沙（Malik-Shah）为苏丹。此前塞尔柱人一向依仗袭扰战的技巧，进行突袭、伏击与奇袭。他们厌恶决战，并尽可能避免决战。尽管拜占庭军队近期屡遭挫败，帝国军队依然规模可观。 [6] 而且对苏丹而言，这一战真的有必要吗？两人唯一的争议在于亚美尼亚的控制权，那里对他和罗曼努斯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两人能够协议瓜分这一地区，两军便可以安然撤离，阿尔卜·阿尔斯兰也将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真正想要对付的敌人——法蒂玛王朝。

但皇帝依然态度坚决。他清楚，这是自己让帝国彻底摆脱突厥人袭扰的唯一机会。阿尔卜·阿尔斯兰距离他的大军仅有几英里，他麾下的部队，即使经历了克拉特的灾难，依然规模可观，至少他很难再征募这样的一支大军了。最后，如果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没有和塞尔柱人决战，他又要如何在杜卡斯家族的阴谋之下保住皇位，乃至保住性命呢？他毫不客气地打发了使团，准备作战。

颇为奇怪也颇令人沮丧的是，这场在世界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决战的准确时间与准确地点都没有统一的记载。穆斯林史学家一致认定当天是星期五，发生在8月，但究竟是5日、12日、19日还是26日则不得而知。欧洲的史学家往往认定这一战发生在19日，然而这一说法又与米哈伊尔·阿塔利阿特斯留下的一个重要侧面证据相悖——这一战两三天之前的夜晚没有月亮（aselenos）。在1071年8月，满月发生在儒略历的8月13日，即16日或17日既不可能是新月，也不可能出现月食；而在23日或24日，月亮则只剩下了月牙，而且在破晓之前一两个小时才会升起。除非阿塔利阿特斯的意思是天空布满阴云——但这一地区的8月很少出现这样的天气——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在8月26日星期五改变了。 [7]

可以确定，这一战发生的具体位置是在一片平坦的原野上，距离曼齐刻尔特堡垒［今土耳其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t）］一两英里远。编年史家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即罗曼努斯那位将军的同名孙子，留下了另一份颇有价值的记载。他提到在这一战结束时拜占庭军队遭到了伏击，鉴于平原很难隐藏部队，这一战的战场应当相对崎岖。亚美尼亚确实是个多山的地区，但也确实有一片三四英里宽、东北-西南向延伸约十英里长的原野，位于该城东南方向。原野之外是山麓与峡谷，是发动伏击的理想地形，再之外便是群山了。两军便在这个约四十平方英里的原野之上摆开阵势，在那个周五的正午过后展开决战。

战斗开始（1071）

确实如此吗？事实上曼齐刻尔特之战虽然意义重大，但在这一战的最后阶段之前都很难被称为决战。罗曼努斯按照传统的操典集结起部队，排成有纵深的一字长蛇阵，并将骑兵布置在两翼。他本人指挥中军，布兰恩努斯指挥左军，卡帕多西亚将军阿里亚特斯（Alyattes）指挥右军。后方还有一支预备队，由“贵族的征召部队”，即大地产主的私人武装组成，指挥官的人选颇出人意料，是恺撒约翰·杜卡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十世的侄子安德罗尼卡·杜卡斯（Andronicus Ducas）。这个年轻人似乎毫不掩盖自己对罗曼努斯的厌恶，罗曼努斯能让他同行就已是奇闻。也许他认为把此人留在身边当人质也比让他在君士坦丁堡惹是生非好。如果罗曼努斯是这么想的，那么这就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

整个下午，帝国军队在原野上开进，但塞尔柱人没有上前交战，而是以新月形的阵线向后撤退，让己方的马弓手在拜占庭军队的侧翼接连不断地袭扰放箭。愤怒的骑兵破坏了阵线，追击他们至山脚下，结果自然是落入了他们精心设置的伏击圈。皇帝尽管愈发沮丧，但对他而言两军之间依然还有距离，敌军自然也清楚这一点。他继续催马向前，自认为如果能够推进到山脚下，就能让他的敌人掉头战斗。那时，突然之间，他意识到太阳很快就要落下，而他的营地此时毫无防御。继续追击已经毫无意义——能否追上也是个问题。他下令调转皇帝旌旗的方向——掉头撤退的信号——并拨马返回。

这正是阿尔卜·阿尔斯兰期待已久的时刻。在高山上的观察哨中，他监视着罗曼努斯的一举一动，此时他终于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当他的部下从山上倾泻而下、直扑草原时，拜占庭帝国军队的阵线陷入了混乱。一些佣兵并不理解调转旌旗的意义，误以为皇帝被杀，便掉头逃跑了。与此同时塞尔柱人则从阵线的缺口拥入，将中军与预备队分割开来。此时预备队本该迅速向前，夹击穿插进来的敌军，保证中军撤退，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却蓄意散播皇帝已经战败的消息，率领他们逃离战场，恐慌情绪蔓延开来之后又有越来越多的部队加入溃逃。只有左翼部队前来支援陷入困境的皇帝，但塞尔柱人迅速穿插到他们的后方，迫使他们逃离战场。

在私人卫队簇拥之下的罗曼努斯依然坚守阵地，徒劳地呼喊他的部下集结起来。然而混乱与恐慌早已无法遏制。阿塔利阿特斯如此记载：

营帐之外所有人都在逃跑、喧嚷、四散，没有人说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人相信皇帝依然在率领残部坚持作战，击退了蛮族。其他人则宣称他已经阵亡，或者被生擒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仿佛地震一般，喧扰、汗水、恐慌、烟尘，更不用说那些包围我们的突厥人。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速度、意志与力量逃跑。敌人接踵而至，一些人被砍杀，一些人被俘虏，余下的人则被马蹄踏死。惨状绝非任何的哀号恸哭所能表述。整个帝国的大军都在逃跑，被残忍且毫无人性的蛮族击败并追逐；皇帝孤立无援，被更多的蛮族包围；皇帝营帐——军事力量与皇权的象征——也被这些蛮族占据。罗马人的国运急转直下，帝国也濒于崩溃——世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景象吗？

皇帝被俘（1071）

谁存活了下来？实际上是那些及时逃跑的人。亚美尼亚人逃跑无可厚非，毕竟他们向来对希腊人都没什么感情，这些他们眼中的征服者如今还因为他们的旧有信仰而对他们大加迫害。佣兵们也没那么值得同情，这些人对帝国没有任何忠诚可言，他们自然而然地怨恨那位蔑视他们的皇帝，也怨恨那些受他毫不掩饰地偏袒的帝国军队。但他们毕竟有契约在身，得到了薪金，也理应展现出更多的英勇——虽然世间的雇佣军大多不过如此。真正的恶人是预备队，那些“贵族的征召部队”，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他们无耻的逃跑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不忠，任何借口都无法为其开脱。

此外还有一位幸存者：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近乎独身一人的他拒绝逃离，如同雄狮一般抵抗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坐骑被杀，手上负伤，无法继续挥剑作战时，他才最终被擒。逮捕他的人清楚他是谁，却也没有给他任何特别的待遇。他在伤者与濒死者之中躺了一夜，直到次日清晨才换上普通士兵的衣服，披枷戴锁地被押到苏丹面前。

这一时期的希腊与穆斯林编年史家，几乎都记述了胜利的苏丹与战败的皇帝在次日清晨的会面。令人惊讶的不在于记载之多，而在于记载的一致性。起初苏丹不肯相信那个被押到自己面前的、疲惫不堪的俘虏就是罗马人的皇帝，直到此前出使的塞尔柱人和同样沦为俘虏的瓦西拉吉奥斯认出他之后，苏丹才从宝座之上站起，下令罗曼努斯亲吻他面前的土地，并把脚踩在那位俘虏的脖子上。

这不过是象征而已。之后他立刻亲手搀起罗曼努斯，让他坐在自己身旁，保证他将会得到与他地位完全相称的对待。接下来的一周之中，皇帝成了塞尔柱人营地的贵宾，与苏丹同桌共餐。阿尔卜·阿尔斯兰的态度也只有友善与礼貌——虽然他时常谴责那些在关键时刻弃他而去的人，据说偶尔还对拜占庭军队的一些战术稍做指摘。当然，这一切都是伊斯兰世界至高的勇士风度，正如萨拉丁（Saladin）在一个世纪之后记载下来的类似故事一样。但对苏丹而言这也是高明的策略。罗曼努斯安全返回君士坦丁堡并重登皇位，总归比让缺乏经验、一无所知的冲动青年继位并竭力报复要好得多。

就当时的情境来看，签署的和约堪称仁慈与克制。苏丹要求的领土并不广大，甚至没有索取亚美尼亚——在他看来自己和帝国同样有权获得这一地区。他所要的仅仅是曼齐刻尔特、安条克、埃德萨和赫拉波利斯，并要求皇帝把一个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赎金依然是个问题，阿尔卜·阿尔斯兰起初要求支付一千万金币，但罗曼努斯提出反对，因为这场远征之后帝国国库已经无法拿出这么多钱财。苏丹随即同意将赎金减少到一百五十万金币，另外每年支付三十六万金币的岁贡。他也认定皇帝应当尽快返回君士坦丁堡，皇帝在离开期间确实有被推翻的危险，而他的继承者很可能不再承认这一刚刚制定的协议了。于是在这一战结束仅仅一周之后，罗曼努斯便起程返回家乡。阿尔卜·阿尔斯兰起初率部陪同，余下的道路则派两名埃米尔率领一百名马穆鲁克护送他前行。离开都城时他是皇帝，他也将以皇帝的身份返回。

皇帝流亡（1071）

至少他希望如此。但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并不这么想，在这灾难最为深重的年月之中，这次战败的消息是第二个重大打击。前一年的4月，罗曼努斯出兵前往东部一个月之后，罗伯特·吉斯卡尔率领的诺曼人已经夺取巴里。自查士丁尼的时代起，巴里便是拜占庭控制的阿普利亚地区的首府，以及帝国驻军的总指挥部，也是半岛的希腊语地区之中最庞大、最富庶也最坚固的城市。围城战开始以后，巴里就成了半岛上唯一一个仍由帝国掌控的城市。巴里居民进行了至少三十二个月的坚定抵抗，但在陆路与海路的严密封锁之下，别无选择的他们被迫投降。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就此在五个多世纪之后彻底结束。

然而来自巴里的消息起码是清楚的，来自曼齐刻尔特的消息却是一片混乱，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也因此举棋不定。众人——或许除皇后欧多西亚之外——仅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使罗曼努斯存活并获得了自由，已是败军之将的他失去了颜面，不能再继续占据皇位。那么，要由谁来执掌大权呢？一些人认为应当由欧多西亚继续这场婚姻之前的执政；另一些人认为应该由她与君士坦丁十世所生的儿子米哈伊尔（Michael）执政，并与他的两个弟弟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共治；还有人希望恺撒约翰·杜卡斯掌权（罗曼努斯四世在出发之前将约翰流放到比提尼亚，他此时已经匆忙返回），希望他力挽狂澜。结果是约翰执掌了大权——即使表面上并非如此。他无疑觊觎着皇位，然而他自己的派系还不够强大，不足以直接夺取皇位。幸运的是他的侄子米哈伊尔柔弱轻信，只要赶走他的母亲，约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更幸运的是瓦兰吉卫队也支持他。当其他人依然在争论时，他将瓦兰吉卫队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刚刚返回的儿子安德罗尼卡率领，冲进皇宫拥立米哈伊尔为帝，另一路则由他亲自率领逮捕皇太后。

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惊恐的欧多西亚被流放到她在赫勒斯滂海峡口修建的一座教堂之中，很快就剃度成为修女。先皇伊萨克·科穆宁的弟妹安娜·达拉森努斯（Anna Dalassena）也遭受了类似的对待，以警告都城的另一个贵族家族。 [8] 米哈伊尔·杜卡斯就此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接受牧首加冕，称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现在只需要解决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了。

罗曼努斯在离开塞尔柱军营之后的行动路线实际上很难确知，我们可信的记载很少，还多有龃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集结起了他曾经的大军的残部，向都城进军。然而约翰·杜卡斯已经做好准备。双方可能进行了两次交战：第一次在杜凯亚［Dokeia，今托卡特（Tokat）］与恺撒的幼子君士坦丁的部队作战；第二次在奇里乞亚的阿达纳附近，罗曼努斯与在曼齐刻尔特背叛他的安德罗尼卡交锋。罗曼努斯两次均战败了。第二次战败之后他向安德罗尼卡投降，许诺放弃所有皇位称号并进入修道院，新皇帝则在卡尔西顿大主教、赫拉克利亚大主教和科隆尼亚大主教的见证下发誓不会伤害他。

安德罗尼卡用骡子驮着这位废帝，让他从阿达纳屈辱地走过五百英里的道路示众，抵达科蒂艾乌姆［Cotiaeum，今屈塔希亚（Kütahya）］。这究竟算不算伤害，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考虑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这个问题就意义索然了。斯基里泽斯沿用了大主教们的记述：

尽管（大主教们）想要救助他，但他们的力量终究太弱，残暴粗野的人毫不留情地把他抓走，刺瞎了他的双眼。尔后如同驮尸体一般把他放到低贱的驮畜背上，他的面部和头部都生出了蛆虫。他在痛苦与散发出的腐臭之中煎熬了几天后与世长辞，安葬在此前他在普罗蒂岛建造的一座修道院中。

他在妻子欧多西亚的资助之下得到了厚葬，与难以言表的审判与厄运一同入土。但他遭受所有厄运之时，他没有咒骂或亵渎神灵，而是继续感谢上帝，并勇敢地承受了一切。

向来厌恶罗曼努斯并抓住一切机会对他大加诽谤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自然试图为瞽刑正名。

我不愿描述这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稍微换一下说法，这也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方面，从教义的角度，以及考虑到人们自然而然对痛苦的畏惧，是应当禁止这么做的；但另一方面，在当时双方处境都随时可能突变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成为必然……皇帝幕僚中的激进派 [9] 担心罗曼努斯的阴谋成功，并再次让新君主蒙羞。

这也不是对他最后的冒犯。在他于1072年夏季逝世几天前，罗曼努斯收到了自己宿敌送来的一封信。信以最为友善的语气写下，恭喜他幸运地失去了双眼——因为上帝认定他能够获得超越俗世的光明。在弥留之际的痛苦之中，这样的想法肯定可以给他相当的宽慰。

灾难（1072）

曼齐刻尔特之战是拜占庭帝国自君士坦丁堡建成七个半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最大灾难。耻辱已经足够巨大，帝国军队在战场之上的表现，混杂了叛变、恐慌与可耻的临阵脱逃。皇帝遭受如此命运，也是自皇帝瓦莱里安在260年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俘虏之后的第一次，更是君士坦丁堡建成后的第一次。然而真正的悲剧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其震惊的收尾。若是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得以重获帝位，一切都可以重归平稳。他将得以遵守他和俘虏他的人签署的和约，阿尔卜·阿尔斯兰——他不想与帝国继续作战（此处再重复一遍），更没打算征服帝国——也会继续发动对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的远征。如果罗曼努斯的继任者配得上皇帝的名号，无论是如尼基弗鲁斯二世，如约翰一世，还是如巴西尔二世，这一切损害总归可以遏制，帝国能够在几个月之后恢复。塞尔柱人直到1073年夏季才最终向安纳托利亚大规模迁徙，而这是那场战役结束两年之后了。那时的他们发动入侵心安理得，因为米哈伊尔七世拒绝接受罗曼努斯签署的和约，他们得到了正当的入侵借口。帝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以及旧有的军役地产防御体系的崩溃，让他们在入侵之时如入无人之境。

数以万计的土库曼部落居民就此从东北方向拥入安纳托利亚。1080年左右，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 [10] 控制了约三万平方英里的广阔土地，深入内陆。作为罗马帝国曾经的一部分，他将自己的国家命名为罗姆苏丹国。帝国依然控制着小亚细亚西部以及地中海与黑海的海滨。然而在一瞬之间，帝国规模可观的谷物产区以及过半的劳动力来源就此丧失，但这一切并非源自塞尔柱人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而是源自帝国自身的无能与鼠目寸光。造成这一损失的战争中的对手本不想应战，战争本不应当爆发，也本可以轻易取胜。即使战败之后，长期的不利影响也很可能靠明智的外交谈判而避免。但君士坦丁堡的掌权者，以恺撒约翰·杜卡斯与可憎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为首，完全拒绝进行这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必要举措。被自以为是的学究思维和过分的个人野心蒙蔽之后，他们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错失了每一个改正的机会。他们也就此让一位勇敢正直的人成为牺牲品。他尽管并非天才，对帝国而言却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重要，如果他们忠诚地支持他，事态也许尚能补救。但他们放任帝国留下伤口，并再也未能弥合。

帝国濒于瓦解（1077）

米哈伊尔七世的执政以灾难开始。曼齐刻尔特之战一年后，保加利亚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泽塔（Zeta） [11] 大公米哈伊尔的儿子君士坦丁·伯丁（Constantine Bodin）在普里兹伦（Prizren）自立为沙皇。在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的奋战之下，帝国得以恢复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很明显，新的暴乱将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罗马教廷的影响力也越过了亚得里亚海，进入巴西尔二世宣称了宗主权的地区。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代表团将迪米特里乌斯·佐尼米尔（Demetrius Zvonimir）加冕为克罗地亚国王；1077年，泽塔的米哈伊尔也得到了教皇的加冕，再度打击了拜占庭帝国。随着帝国日渐虚弱，佩切涅格人和匈牙利人也开始愈发不安分。就此，在巴西尔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他在巴尔干的赫赫战功开始瓦解。

国内的情况同样恶劣。通货膨胀还在继续，一个诺米斯玛塔金币如今连一单位的小麦都买不到，只能买四分之三了。皇帝也因此得了“贬值四分之一者”（Parapinaces）的绰号，并再未能摆脱。 [12] 向来柔弱且胸无大志他落入政坛新恶人、宦官尼基弗里泽斯（Nicephoritzes）的操控之下，此人实际掌控了帝国，架空了普塞洛斯和恺撒约翰，并如同孤儿院院长约翰在四十年前那样掌控了都城大权。他决心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官僚集权体系，史无前例地宣布谷物贸易为国家专营，并在马尔马拉海的港口雷德斯图姆建造了巨型国家谷仓，运往都城的谷物必须在这里储存，而后再转卖。这一举措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新灾难。仍由帝国控制的安纳托利亚领土之中，大小地产主都遭受了重大打击；城市之中的消费者则发现尼基弗里泽斯的首要目标根本不是保证充足供应，而是哄抬面包价格。这推动了物价进一步上涨，也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

随即爆发了武装叛乱。首次叛乱在诺曼佣兵首领巴约勒的鲁塞尔（Roussel of Bailleul）煽动下开始。他的作战纪录并非毫无瑕疵，他此前跟随约瑟夫·塔尔哈尼奥特斯在克拉特莫名其妙地撤走，然而他靠着某种方式重获皇帝的信任——仿佛任何背叛罗曼努斯四世的人都是新皇帝的朋友——并指挥一支诺曼人与法兰克人组成的联军前去安纳托利亚反击入侵的塞尔柱人。进入塞尔柱人控制的领土之后，他再度背叛，带着三百名忠诚的随从建立起一个南意大利式的诺曼自治政权。若是米哈伊尔七世和他的幕僚们稍微思考一下，也能够明白，相比席卷而来的塞尔柱大军，鲁塞尔带来的纷扰要小得多。但他们坚定地打算将他彻底清除，乃至寻求塞尔柱人的帮助，并许诺割让塞尔柱人已经占据的所有土地，就此极大巩固了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地位。即使如此，鲁塞尔也得以逃走，直到君士坦丁堡派出同时代最出色的年轻指挥官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率军征讨时，他才最终被擒并被押回都城。

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登基（1081）

但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不可能无处不在，而且军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忽视之后，经验丰富的军官已经所剩无几。一两年之后，当帝国面临分别发生在东部与西部的两场严重得多的新暴乱时，鲁塞尔被突然释放，在亚历克修斯麾下作战以抵御这两个新的皇位僭称者。第一位是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在曼齐刻尔特表现出色的他被提升为底拉西乌姆总督，并在平息1072年的斯拉夫人叛乱时起了重要作用。他无法接受米哈伊尔七世和他的政府的无能，又得知尼基弗里泽斯已经准备刺杀自己，最终在1077年11月举起反旗，进军自己的家乡亚得里亚堡，并自立为帝。一个星期之后他和他的部下便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

他的叛乱本可能成功，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东部也出现了叛乱，其领袖是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此前皇太后欧多西亚打算与他成亲，但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的到来让她改变了心意。应当是出于这种担忧，罗曼努斯四世故意没有让博坦内亚特斯一同参与曼齐刻尔特之战，这位将军就此返回他在安纳托利亚的奢华别墅，并在米哈伊尔七世执政后接受了这一职务。但现在的他，或许出于和布兰恩努斯同样的动机，起兵推翻皇帝。

相比之下，布兰恩努斯的军事才能更加出色；但博坦内亚特斯的出身更高贵，他是杜卡斯家族的一员，因此也是旧军事贵族的一员，他的实力也更强，米哈伊尔雇佣的塞尔柱部队已经在他的贿赂之下加入他的麾下。两人都没有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们清楚，靠着秘密联络，对物价飞涨极度不满的都城市民随时可以为他们打开城门。1078年3月，城门打开了。城市之中的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暴乱，许多官署都被焚毁，尼基弗里泽斯的大谷仓也被摧毁。这个宦官被暴民活捉之后折磨致死。可悲的米哈伊尔侥幸保住了性命，迅速逊位并躲避到斯托迪奥斯修道院。3月24日，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对手布兰恩努斯被逮捕并受了瞽刑。 [13]

这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始。博坦内亚特斯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但他对政治与民事一无所知。而且他年事已高，年逾古稀的他虽然成功夺取了皇位，心力却也已经耗竭。他无法处理目前的一系列危机，在帝国日益瓦解之时几乎只能静观其变。暴乱接连爆发，帝国政府也愈发混乱。在尼基弗里泽斯被杀之后，旧有的官僚党派瓦解了，元老院的权威也崩溃了。拜占庭帝国只能期望那些争夺皇位的军官之中能有一个人脱颖而出，终结这一系列的混乱。

三年之后，他们的祈祷及时地应验了，而且其结果远胜众人的期望。老迈的博坦内亚特斯逊位，让一位年轻的贵族将军在1081年的复活节登上皇位。他统治了三十七年，让帝国获得目前急需的稳定，坚定稳固地掌控政府。这位将军正是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伊萨克一世的侄子，著名的安娜·科穆宁（Anna Comnena）的父亲——中世纪最值得一读的亚历克修斯的传记之一正是出自安娜的手笔。即使亚历克修斯也无法恢复曼齐刻尔特之战造成的损害，伤口如今已经无法弥合。然而他能够恢复拜占庭帝国当年的威望与名声，也最终做到了。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纪结束之前，他便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十字军时代——的开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从高加索各个独立政权所能武装的部队规模来看，这一地区的经济产出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将这些地区的财税与防务统一起来，规模效应带来的红利或许能够弥补管理上的不足。悲哀的是几十年来根本没有人去做这种任务（孤儿院院长约翰的财税统一计划也没能成功，在高加索，以及保加利亚和叙利亚北部都引起了骚动乃至叛乱）。斯基里泽斯记载提到卡塔卡隆·凯考门努斯（斯基里泽斯对他青眼有加）作为高加索地区的指挥官，曾经出色地组织拜占庭-亚美尼亚的守备部队以及格鲁吉亚仆从军联合作战，击退了塞尔柱人的进攻。如果这种防卫体系可以维持，至少也能够抵挡阿尔卜·阿尔斯兰，然而君士坦丁十世的愚蠢举动再度消除了这种可能。——译者注

[2] 据称该城的幸存者逃到了邻近的塞奥多西奥波利斯，并称那里为“罗马人的阿尔赞”（Ardzen er-Rum），这也是该城的土耳其语名称“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来源。

[3] 阿塔利阿特斯还声称欧多西亚厌恶性生活，但既然她此前都是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生活，就我们对此人的了解来看，这也不算奇怪。不过她还是给君士坦丁生下了三个儿子。

[4] 部队规模一如既往是基于推测得出的。拜占庭资料完全没有提及部队规模，穆斯林的资料记载称部队规模为二十万至六十万，埃德萨的马修更是给出了一百万这个荒谬的数字。当代史学家认定六七万人的可能性最高，也有多达十万人的可能。

[5] 在远征期间，一名拜占庭士兵偷了当地人的一头驴，被发现后皇帝判处他劓刑——这一酷刑自八世纪后便很少使用了。当这个可怜人向布拉赫内宫圣母的祝捷圣像（皇帝亲征时向来携带着）祈求仲裁之后，罗曼努斯依然维持原判。阿塔利阿特斯记载称这是他首次预感到神的报复即将到来。

[6] 然而，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若是塞尔柱人在克拉特以决战击溃拜占庭人，苏丹为何没有持乐观态度？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克拉特的决战根本不曾发生。

[7] 有关这一问题以及这一章的许多内容，我因袭了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Alfred Friendly）的意见，他的著作《可怕的一天：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The Dreadful Day：The Battle of Manzikert，1071 ）令我受益匪浅。

[8] 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记载称在一场受操纵的审判之中，她被指控密谋协助罗曼努斯复位，证据是几份伪造的信件。她则突然之间举起了裙子上的基督圣像，让在场的人目睹真正的审判者。这一戏剧性的举动得到了掌声，却没有改变审判结果。

[9] 即恺撒约翰·杜卡斯。普塞洛斯声称是他未请示皇帝米哈伊尔七世即下令施瞽刑。

[10] 阿尔卜·阿尔斯兰之子。其父被麾下的一名低级军官攻击，于1072年11月24日伤重不治逝世，享年四十一岁。

[11] 这一地区原名为杜克里亚，是帝国统治之下的半自治公国。泽塔在1035年脱离帝国并拒绝承认其宗主权，这也是巴西尔二世逝世之后，帝国境内第一个独立的斯拉夫政权。

[12] 马其顿王朝末期，诺米斯玛塔金币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君士坦丁七世时代，含金量尚有94%，在君士坦丁十世时代只剩75%，米哈伊尔七世时代更是削减到58%了。他那个拗口的绰号可谓实至名归。——译者注

[13]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的最后一段，他依旧自信地引述了自己给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写的一封洋洋洒洒而毫无实际价值的和谈信件。编年史在此处戛然而止。普塞洛斯的结局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米哈伊尔七世被废黜之后，他也失去了一切权力。——译者注

皇帝列表

东帝国皇帝

797～802　　伊琳妮

802～811　　尼基弗鲁斯一世

811　　　 　斯塔乌拉基奥斯

811～813　　米哈伊尔一世

813～820　　利奥五世

820～829　　米哈伊尔二世

829～842　　塞奥菲洛斯

842～867　　米哈伊尔三世

867～886　　巴西尔一世

886～912　　利奥六世

912～913　　亚历山大

913～959　　“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

920～944　　罗曼努斯一世

959～963　　罗曼努斯二世

963～969　　尼基弗鲁斯二世

969～976　　约翰一世

976～1025　 “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

1025～1028　君士坦丁八世

1028～1034　罗曼努斯三世

1034～1041　帕夫拉戈尼亚人米哈伊尔四世

1041～1042　“敛缝工”米哈伊尔五世

1042　　　　佐伊与塞奥多拉共治

1042～1055　君士坦丁九世

1055～1056　塞奥多拉

1056～1057　米哈伊尔六世

1057～1059　伊萨克一世

1059～1067　君士坦丁十世

1068～1071　罗曼努斯四世

1071～1078　米哈伊尔七世

1078～1081　尼基弗鲁斯三世

1081～1118　亚历克修斯一世

西帝国皇帝

800～814　　查理曼

814～840　　虔诚者路易

850～875　　路易二世

875～877　　秃头查理

881～888　　胖子查理

891～894　　居伊

894～898　　兰贝特

896～899　　阿努尔夫

901～905　　路易三世

915～922　　贝伦加尔

962～973　　奥托一世

967～983　　奥托二世

996～1002　 奥托三世

1014～1024　亨利二世

1027～1039　康拉德二世

1046～1056　亨利三世

1084～1105　亨利四世

穆斯林君主列表

阿拔斯哈里发

786～809　　哈伦·拉希德

809～813　　阿明

813～833　　马蒙

833～842　　穆塔西姆

842～847　　瓦西克

847～861　　穆塔瓦基勒

861～862　　穆塔希尔

862～866　　穆塔兹

866～869　　穆赫塔迪

869～892　　穆塔米德

892～902　　穆塔迪德

902～908　　穆克塔菲

912～932　　穆克塔迪尔

932～934　　卡希尔

934～940　　拉迪

940～943　　穆塔基

943～946　　穆斯塔克菲

946～974　　穆提

974～991　　塔伊

991～1031　 卡迪尔

1031～1075　卡伊姆

罗姆苏丹

1063～1072　阿尔卜·阿尔斯兰

1072～1092　马利克沙

1092～1107　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

普世牧首列表

784～806　塔拉西奥斯

806～815　尼基弗鲁斯一世

815～821　塞奥多托斯·卡希特拉斯

821～837　安东尼一世（安东尼·卡希马塔斯）

837～843　语法学家约翰

843～847　梅索迪奥斯一世

847～858　伊格纳提奥斯

858～867　弗提乌斯

867～877　伊格纳提奥斯（复任）

877～886　弗提乌斯（复任）

886～893　斯蒂芬一世

893～901　安东尼二世（安东尼·考利亚斯）

901～907　“枢密”尼古拉斯一世

907～912　尤西米奥斯一世

912～925　“枢密”尼古拉斯一世（复任）

925～927　斯蒂芬二世

927～931　特里丰罗斯

931～956　塞奥菲拉科特

956～970　普利尤克托斯

970～974　斯卡曼德人巴西尔

974～979　斯托迪奥斯的安东尼三世

979～991　尼古拉斯二世

出缺

996～998　　西西尼奥斯二世

1001～1019　塞尔吉奥斯二世

1019～1025　尤斯塔提奥斯

1025～1043　斯托迪奥斯的亚历克修斯

1043～1058　米哈伊尔一世（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

1059～1063　君士坦丁三世（君士坦丁·利休德斯）

1064～1075　约翰八世（约翰·西菲林努斯）

1075～1081　葛斯默一世

1081～1084　尤斯特拉提奥斯·加里达斯

1084～1111　语法学家尼古拉斯三世

教皇列表

795～816　　　利奥三世

816～817　　　斯蒂芬四世（五世）

817～824　　　帕斯夏一世

824～827　　　尤金二世

827　　　　 　瓦伦丁

827～844　　　格里高利四世

（844　　　 　约翰）

844～847　　　塞尔吉乌斯二世

847～855　　　利奥四世

855～858　　　本笃三世

（855　　　 　阿纳斯塔修斯）

858～867　　　尼古拉斯一世

867～872　　　哈德良二世

872～882　　　约翰八世

882～884　　　马林努斯一世

884～885　　　哈德良三世

885～891　　　斯蒂芬五世（六世）

891～896　　　福莫苏斯

896　　　　 　卜尼法斯六世

896～897　　　斯蒂芬六世（七世）

897　　　　 　罗曼努斯

897　　　　 　塞奥多尔二世

898～900　　　约翰九世

900～903　　　本笃四世

903　　　　 　利奥五世

（903～904　　克里斯多弗）

904～911　　　塞尔吉乌斯三世

911～913　　　阿纳斯塔修斯三世

913～914　　　兰多

914～928　　　约翰十世

928　　　　 　利奥六世

928～931　　　斯蒂芬七世（八世）

931～935　　　约翰十一世

936～939　　　利奥七世

939～942　　　斯蒂芬八世（九世）

942～946　　　马林努斯二世

946～955　　　阿加佩图斯二世

955～964　　　约翰十二世

963～965　　　利奥八世

964～966　　　本笃五世

965～972　　　约翰十三世

973～974　　　本笃六世

974～983　　　本笃七世

983～984　　　约翰十四世

985～996　　　约翰十五世

996～999　　　格里高利五世

（997～998　　约翰十六世）

999～1003　 　西尔维斯特二世

1003　　　　　约翰十七世

1004～1009　　约翰十八世

1009～1012　　塞尔吉乌斯四世

1012～1024　　本笃八世

（1012　　　　格里高利）

1024～1032　　约翰十九世

1032～1044　　本笃九世

1045～1046　　格里高利六世

1046～1047　　克莱芒二世

1047～1048　　本笃九世

1048　　　　　达马苏斯二世

1049～1054　　利奥九世

1055～1057　　维克多二世

1057～1058　　斯蒂芬九世（十世）

（1058～1059　本笃十世）

1059～1061　　尼古拉斯二世

1061～1073　　亚历山大二世

（1061～1072　霍诺里乌斯二世）

1073～1085　　格里高利七世

1086～1087　　维克多三世

1088～1099　　乌尔班二世

1099～1118　　帕斯夏二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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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Aaron，brother of Tsar Samuel，238

Aaron，magister ，brother-in-law of Emperor Isaac，330

Aaron，son of John Vladislav，263

Abbasid Caliphate（Baghdad），36，142n，161，195，225

Abdullah，son of the Zirid Emit of Kairouan，184

Abdul-Malik，Caliph，195

Abgar Ⅰ，King of Edessa，154

Abraham，Bishop of Ephesus，189n

Abu Abdulla，142n

Abu Hafs，37，284

Abydos，5；battle of（989），241n，242

Acheiropoietus monastery，see Constantinople

Achilleus，St，237

Adalbert，199

Adana（Cilicia），356

Adata，167，176

Adelchis，Duke of Benevento，92-3

Adrianople（Edirne），19，132，142，311-12

Agatha，daughter of Constantine Ⅶ，174

Ahlat，see Khelat

al-Akhal，ruler of Palermo，284

Alberic，son of Marozia，168

Aleppo，153，179，181，196，250-1，272

Alexander，Emperor，born，81；and Procheiron ，95；dissolute character，104，113；childlessness，121；reign，122-3；death，125-6；threatens to castrate Constantine，126；boorishness，197

Alexandretta（now Iskanderum），181

Alexandria，37

Alexis of the Studium，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79，286，296，316

Alexius，Caesar，46

Alexius Ⅰ Comnenus，Emperor，337，360-2

Ali ibn Yahya，61

allelengyon （tax law），274

al-Mulk，Nizam，347

al-Muqtadir，Sultan，111

al-Muti，Caliph of Baghdad，225

Alp Arslan，Sultan：rule and conquests，342；Romanus opposes，346-50；at Manzikert，352；and capture of Romanus，353-4；peace terms，354，357；death，358n

al-Tai，Caliph，239

Alusian，287-9

Alyattes，General，351

Ambrose，St，114

Amida（now Diyarbakir），60，154，226，347

Amisus（now Samsun），61

Amorium，27，47-9；Forry-two Martyrs，49

Anastasius Ⅰ Flavius，Emperor，35

Anastasius，adopted son of Thomas the Slav，36

Anatolia，251-2，268，358

Anchialus（now Pomorie，Bulgaria），14，133

Ancyra（now Ankara），48，343

Andronicus，son of Constantine Ⅹ，355

Andronicus Ducas，military governor，110-11，119，126

Andronicus Ducas，son of John Ducas，351-3，355-6

Ani（Armenia），342-3

Ankara，see Ancyra

Anna，wife of Lewis Ⅲ，113，165n

Anna，wife of Prince Vladimir，240，244-6

Anna Comnena，361

Anna Dalassena，355，356n

Antioch，196，225-6，228，248，250-1

Antony Ⅲ of the Studium，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28

Antony，Bishop of Syllaeum，23

Antony Caule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14-16

Apulia，132，147，198，199-200，264，285，286，310

Arabs，see Saracens

Arcadiopolis（now Lüleburgaz）：siege of（823）35-6；Battle of（969），216

Archesh，347

Ardzen，341

Arethas，Bishop of Caesarea，116-17，125

Argyrus，military commander，317，321

Aristakes，342

Armenia：Saracens threaten，110；loyalties，131；974 rising，226；ceded to Byzantium，264，340；Seljuk Turks in，340-1，350

Armeniakon Theme，61，151

Arnulf，Archbishop of Milan，258

Asad Ibn al-Furat，38

Ashot，King of Armenia，130-1

Ashot Ⅲ，King of Armenia，226

Ashot the Taromite，261

Asylaion，87

Athanasius，St，176-7，185，194-5，249n

Athens，263

Athos，Mount，37，55n，185，194-5

Attaleia（now Antalya），110

Augusta：rank and status，127n

Augustine of Hippo，St，114

Avars，1，7

Aziz，Caliph，250

Baalbek，228

Baanes，praepositus ，90

Baghdad，111

Bagrat，King of Abasgia，258，263

Bagrat Ⅳ，King of Georgia，264n

Bardanes Turcus，5-6，17，21，27，32

Bardas Caesar，brother of Regent Theodora：administration，54，59-60，64，78；and dismissal of Damianus，77，80；status，78；conflict with Basil，82-3；expedition against Crete，82-3；killed，83-4，89；and Michael Ⅲ，87；successes against Saracens，93；develops navy，94

Bardas Phocas，Caesar：and Russian atrocities，151；commands armies of East，166，176；held by Joseph Bringas，187-8；made Caesar，191；and Nicephorus’marriage，194；death，206

Bardas Phocas，son of Leo：exiled，212，218；rebels against John Tzimisces，217-18；rebels against Basil Ⅱ，233-5，239-42，251；defeats Bardas Sclerus，234；and parakoimomenos Basil，226；defeated by Basil Ⅱ and Varangians，241，247；death，242-3

Bardas Sclerus：leads army against Svyatoslav，214-16；and Bardas Phocas’s rebellion，218；advice to Basil Ⅱ，231，244；rebels against Basil Ⅱ，233，235，237，239；conflict with Bardas Phocas，234-5，239；submits，243-4，247

Bari，93，198，355

Basil，St，114-15

Basil Ⅰ（the Macedonian），Emperor relations with Michael Ⅲ，77，79-80，82，86-7；qualities，79-80；conflict with Bardas，82；ambitions，82；kills Bardas，83-4，140；crowned as co-emperor，84；and Lewis Ⅱ，86，92；and murder of Michael Ⅲ，87，140；dismisses Photius，89-90；recognizes papal authority，89-90，91-2；at Church council，90；and Bulgar allegiance，91-2；military campaigns，91-4，97；Photius doctors genealogy，94n；revision of Roman law，95；rebuilding programme，95-7；achievements，97，101；and death of son Constantine，98；death，99-101；obsequies，102；rescued by Theophylact，139；Constantine Ⅶ’s life of，163

Basil Ⅱ，Emperor（the Bulgar-Slayer）：childhood，183，187，189；offered Bulgar bride，206；and accession of John Tzimisces，209；accedes，231；character and appearance，231-2，236，265-6；reign，232-3，247；challenged by Bardas Phocas and Bardas Sclerus，234-5，239-40；war with Tsar Samuel of Bulgaria，236-8；defeat at Trajan’s Gate，237，247；defeats Bardas Phocas，241-3，247；forgives Bardas Sclerus，243-4，247；vengeance campaign against Bulgars，248-50，258，260-2；Syrian expeditions，249-51，258；Anatolian land laws，251-2，274；and papal intrigues，256；and Otto Ⅲ’s marriage plans，258-9；at wedding of Giovanni Orseolo and Maria，260；conquest of Bulgaria，262-3，315；and Eastern territories，264，340；death and accomplishments，265-6，338；and Pechenegs，315

Basil，eunuch，commander in Sicily，285

Basil，parakoimomenos： and John Tzimisces，209-10，228-9；paternity，232；power，232-6；and Basil Ⅱ’s enmity，235-6；exile and death，236

Basil Boioannes，264-5

Basil Lecapenus，natural son of Romanus parakoimomenos ，167，173，175，188-9，200，212n

Basil the Scamandrian，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19，227-8

Basilacius，349，353

Basilica （law code），106

Basiliscianus，87

Beirut，228

Benedict Ⅵ，Pope，227

Benedict Ⅶ，Pope，227-8

Benjamin，Prince of Bulgaria，146n

Berengar，Marquis of Ivrea，169-70，197，199

Bernward，Bishop of Würzburg，254&n

Beroe（now Stara Zagora），14

Berrhoea（now Verria），248-9，258

Bertha，wife of Romanus Ⅱ，165

Beyazit Ⅱ，Sultan，254

Bogomils，58

Boiditzes，General，48，49n

Boioannes，see Basil Boioannes

Boniface Ⅶ，Pope（Cardinal Deacon Franco），226-8

Boris，Bulgar Khan（later Michael），72-6，91-2，107

Boris，Tsar of Bulgaria，206，207，222-5，237

Bringas，Joseph，see Joseph Bringas

Bryas：palace，45

Bulgarophygon，Battle of（896），109

Bulgars，Bulgaria：as threat，1；annual tribute paid to，4；invade Macedonia，6；conquests under Krum，7，14-15；war with Nicephorus，7-9；besiege Constantinople，16-19；victory over Thomas the Slav，35；Christianized，69，72-4，78，84，97；Michael Ⅲ acts against，72-3；Pope Nicholas and，75-6；Orthodox Church allegiance，91，263，and Boris’s abdication，107；war with Leo Ⅵ，108-9；treaty rejected by Alexander，123；at Constantinople under Symeon，127-8；wars with Zoe，132-3，160；independent Patriarchate，145，147；defeated by Croatians，145；927 marriage alliance with Byzantium，147-8，160；and 944 Russian raid on Byzantium，152-3；Nicephorus Ⅱ abuses，196-7；Svyatoslav attacks and occupies，206-7，214；support Svyatoslav in expedition against Byzantium，215-16；John Tzimisces invades and conquers，222-4；made province of Byzantium，225；threats under Samuel，236-7；Basil Ⅱ’s campaigns against，248-50，258，260，261-2；Basil Ⅱ conquers，262-3；1040 revolt and defeat，287-9；1072 rising，358

Bury，J.B.，25，50，302

Byblos，228

Byzantium，see Constantinople

Caesarea（Cappadocia），343

Campanarus，City Prefect，301

Candia，or Chandex（now Heraklion，Crete），37，177-8

Carlyle，Thomas，53

carzimasia ，170

Casasyrtae，134，142

Castoria，262

Catacalon，General，109

Catacalon Cecaumenus，General，299，328，329

Cathars，58

Cathetine，wife of Isaac Ⅰ Comnenus，330，336

Cecaumenus，261n

celibacy（clerical），84-5

Chagri，brother of Tughrul Bey，342

Chaldia（Theme），45，147

Charlemagne，Emperor of the Romans，1-4，9，11-13，86

Charsian，180

Cherson（Crimea），152，244-5，247

Christian Roman Empire，see Holy Roman Empire

Christopher，brother of Basil，93

Christopher，Patrician，201

Christopher Lecapenus，co-Emperor，141，146，155-6

Chrysocheirus，93

Chrysopolis（later Scutari），186，213，240-2

Church Councils：7th Ecumenical（787），23，54；1965 Ecumenical，322；2nd Council of Nicaea（787），2；General Councils：Constantinople（867），85-6；Constantinople（869-70），90-1；899，105；920，121n

Church Synods（General）：815，24-5；899，116；920，137，138n

Cilicia，45，110

Cimbalongus，or Clidion，Battle of（1014），261

Civitate（Italy），316-17

Clidion，see Cimbalongus

Constans Ⅱ，Emperor，90

Constantine Ⅰ（the Great），Roman Emperor，1，44，96

Constantine Ⅳ，Emperor，195

Constantine Ⅴ Copronymus，Emperor：iconoclasm，2，14-15，22，24-7，51；tomb，14，22，56，70；marriage decree，193；and Church wealth，204；defeat in Bulgaria，222

Constantine Ⅵ，Emperor，2，10-11，33

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itus，Emperor：as chronicler，57，80；born，115；succession recognized，119，126；crowned co-Emperor，120；Regency，126-7，129-30；and mother’s banishment，129；deposes mother，135-6；marriage，136，140；and Romanus Lecapenus’s imperial ambitions，137-8，141；criticizes Romanus，139；loneliness as youth，140-1；qualities and learning，141，163-6；and Peter of Bulgaria，147；succession and reign，156-8，163，165-6，172，308；popularity，157；character，158，163，166；appearance，162；painting，166；receives Liudprand，169-71，219；court Constantine Ⅶ-Contd.

　splendours，169-71；agrarian policy，172，203；death，173；and parakoimomenos Basil，222；on Pechenegs，314；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onstantine to bis son Romanus ），164-5；De Ceremoniis Anlae Byzantinae ，141，163；De Tbematibns ，165

‘Constantine Ⅷ’，son of Romanus Lecapenus 156-8

Constantine Ⅷ，Emperor：childhood，183，188，189；offered Bulgar bride，206；character，231，266-7；leads army against Phocas，242-3；at wedding of Giovanni Orseolo and Maria，260；accession and reign，266-8，274；cruelty，268；and succession question，269-70；death，270

Constantine Ⅸ Monomachus，Emperor：marriage to Zoe，306-7；coronation，307；prodigality，307-8；association with the Sclerina，308-10；recalls Maniakes，311；Leo Tornices rebels against，311-14；and military decline，314-15；and disagreements with Rome，318，320-1，324；life under，322-3；decline and death，324-5；and death of Zoe，325；portrait mosaic，325n；annexes Armenia，340-1；truce with Tughrul Bey，341

Constantine Ⅹ Ducas，Emperor friendship with Psellus，271，336-8；succeeds to throne，336-8；reign，338-9；policy in Armenia，341；death，347

Constantine，Chancellor of Patriarch Michael，304

Constantine，friend of Photius，63

Constantine，Grand Domestic，brother of John the Orphanotrophus，292-3，297，299-302，305-6

Constantine，parakoimomenos ，135

Constantine，son of Andronicus Ducas，111

Constantine，son of Basil，92，97-8，103，116

Constantine，son of Thcophilus，46n

Constantine Artoclines，306

Constantine Bodin，Tsar of Bulgaria，358

Constantine Gabasilas，298，305

Constantine Delassenus，269-70，303，306

Constantine Ducas，Dornestic of the Schools，126-7，134

Constantine Ducas，son of Constantine Ⅹ，355

Constantine Ducas，son of John Ducas，355-6

Constantine Gongyles，167

Constantine Likhoudes，303，322-3，331

Constantine Maleinus，252

Constantine Manasses，213

Constantine Patzikos，18-19

Constantine Sclerus，216，218

Constantinople：and Roman Empire，12-13；Krum besiegcs，16-17，20，33，128；Thomas the Slav besieges，33-4；defences，34，35n，45；Theophilus’s building programme，43-5，96；attacked by Russians，66；university，78-9，323；Basil’s rebuilding in，96-7；invested by Symeon，127-8；opulence，169-71；Liudprand’s mission to，198-9；Leo Tornices besieges，312-13；1078 riots，361

BUILDINGS：Acheiropoletus monastery，189；Chalkē，97，221；Decanneacubita palace，160；Great Palace，43-4，97；Hebdomon palace，19；Holy Apostles Church，96；The Magnaura palace，44，169；Nea church，96-7，191n；Periblsptos church，274-5；St Cosmas and St Damian church（‘Anargyroi’），201，289；St Mamas palace，19；St Mary in Chalcoprateia，82；St Sophia，96，121，248；Surp Kevork，or Sulu monastir（St George，Armenian church），275；Topkapi palace，44；Triconchos，49

Continuator of Theophanes（Theophanes Continuatus），30n，79-80，94n，98，124，142n，146n，163n，166，176n

corn monopoly，359

Cosmidium（now Eyüp），144 & n

Crescentius，Patrician，255-6

Creta，Battle of（1009）261

Crete：Arab corsairs in，37-8；Theoctistus attacks，57；Bardas plans expedition against，82-4；Basil campaigns in，93；Himerius besieges，120；Constantine Ⅶ campaigns against，167，175；recaptuted under Romanus Ⅱ，175-8

Croatia，145

Cyprus，195

Cyril，St（né Constantine），72-4，78-9

Cyrillic alphabet，73 & n

Cyzicus，Bishop of，173

Dalmatian coast，93，257

Damascus，36，228

Damianus，High Chamberlain，57，59，77，80

Damietta，57，60

Dara 155

Daria，Prince of Upper Tao，248，258

Dazimon，or Dokeia（now Tokat），48，356

Demetrias（now Volos），110

Demetrius，St，249，286

Demetrius Zvonimir，King of Croatia，349

Denderis，court jester，53

Dermocaetes，monk，159

Develtus，13

Dokeia，see Dazimon

Domestic of the Schools，office of，108n

Donation of Constantine，334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doctrine），85

Dristra，or Dorystolon，renamed Theodoropolis（now Silistra），223-4

drungarius ，office of，108n

Ducas clan，111

Dyrrachium，or Durazzo（now Dürres），257，261-2，288

Eastern Church：differences with Rome，78，315-20；and Filioqus heresy，85，316，320；conflict with Nicephorus Ⅰ，204；wealth，204：attitude to doctrine，315-16；separation from Rome，321-2

Edessa，154-5，273，347，354；Theme of，264

Emesa（now Homs），228，251

Engelbertha，Empress of Lewis Ⅱ，86

Epanagogē （law summary），95，97，104

Ephesus，Council of（431），154

Erzurum（formerly Theodosiopolis），264，341n，348

Erzurum，plain of，342

Etchmiadzin：Armenian Cathedral，254n

Eudocia，daughter of Leo Ⅵ，112

Eudocia，niece of Basil Ⅱ，253，259

Eudocia，wife of Constantine Ⅹ，then of Romanus Ⅳ，343-5，355-6

Eudocia Baiana，3rd wife of Leo Ⅵ，114

Eudocia Decapolitana，wife of Michael Ⅲ，59，78，

Eudocia Ingerina，wife of Basil Ⅰ，59，80-1，87

Eugenius Ⅱ，Pope，40

eunuchs，129-30

Euphemius，Admiral，38

‘Euphrates Cities，the’，264

Euphrosyne，daughter of John Curcuas，156

Euphrosyne，2nd wife of Michael Ⅱ，40

Euprepia，sister of Constantine Monomachus，312

Eustathius，drungarius ，108，110

Eustathius，Grand Heteriarch，268

Eustathius Maleinus，251-2

Euthymius，St，abbot of Psamathia，the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17-19，123-5，127，173

Farghanese（slave bodyguards），100

Fatimids，142 & n，143，225，250-1，258；Seljuk hostility to，340，347，357

Ferdinand Ⅳ，King of Naples，285n

Filioqus （doctrine），85，316，320

Formosus，Pope，168

Formosus，Bishop of Porto，75-6，91

Franks，71，85，165

Frassinet，Le（now La Garde Freinet，Provence），168

Friendly，Alfred：The Dreadful Day ，351n

Gabriel Radomir，Tsar of Bulgaria，262

Gebeon（pretender），64

Gelasius，Pope，154

Genesius，55n，79

George，St，249n

George，King of Abasgia，263-4

George Cedrenus，133，166，186，261n

George Maniakes，273，284-5，303，305，310-11，329

George Sursubul，146

Gibbon，Edward，156n，162，166，197n，247，262

Giovanni Orseolo，co-Doge of Venice，257，260，270

Giustiniani，Hieronymus，219n

Glagolitic script，73n

Glycas，M.，295

Goljama Kamciya River，Bulgaria，222

Grand Lavra monastery，Mount Athos，185n，194-5

Greece：settled by Slavs，6；accepts Orthodox rule，94

Greek fire，15，34，151，165，175

Greek language，106

Gregory Ⅴ，Pope，254-6

Gregory Ⅶ，Pope，359

Gregory，Bishop of Syracuse，30

Gregory Asbestas，Archbishop of Syracuse，63，65

Gregory Ducas，127

Grumel，Ⅴ.，138n

Hadrian Ⅱ，Pope，90，91

Harald Hardtada，285，310

Harun al-Rashid，Caliph，1，4，6，8，42

Hedwig of Bavaria，165n，174，198

Helena，wife of Constantine Ⅶ，136，158-9，162，167，173-4

Helena Alypina，wife of Constantine Ⅷ，232

Henry，son of Conrad Ⅱ，269n

Hezaclea（now Ereğli），19，35n

Hetaclius，Emperor，41n，42，178

Heraklion，see Candia

Hermingarde，daughter of Lewis Ⅱ，92

Hexabulios，John，see John Hexabulios

Hieria，67

Hieropolis（now Mambij），345，347，354

Himerius，Logothete of the Course，110，120，123

Holy Apostles，Church of，see Constantinople

Holy Roman Empire：founded，1-3；see also individual rulers

Homs，see Emesa

Hugh of Arles，King of Italy，158，165n，168-9

Humbert，Cardinal of Mourmoutiers，318-19；Bull of Excommunication，304，320-2；on mission to Constantinople，318-19，324

Hurramites，45

Iberia（city），164

Ibn al-Adim，342

Ibn al-Athir，296

Ibrahim，Sultan，275n

Ibrahim Inal，341

Iconium（now Konya），111

iconoclasm，1-2，4；under Leo Ⅴ，22-7；Michael Ⅱ and，39-40；Theophilus and，50-2；Theodora reverses，53-5

Ignatians，116-17，123-5

Ignat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formerly Nicetas）：differences with Phodus，16n，62-5，67-8，70，104，116；hostility to University，79；reinstated by Basil，89-90，94；consecrates Bulgarian bishop，91；death，94

Igor，Grand Prince of Kiev，150-3

Innocent Ⅷ，Pope，254

Irene，Empress，2-5，22-5，25，33，54

Irene（nte Maria Lecapena），wife of Peter of Bulgaria，146-7，159-60，196

Isaac Ⅰ Comnenus，Emperor：entry into Constantinople，325，332；berated by Miehael Ⅵ，328；proclaimed Emperor，329；war against Michael Ⅵ，328-30；reign and military reforms，332-3，335；relations with Michael Cerularius，333-4；abdication and death，335-7

Isaacius，see Theophanes，St

Islam，1；see also Saracens

Italy：Byzantines recover south，93；Saracens advance in，109，118；Saracens defeated at Capua，132；struggle for，167-8；Normans in，264-5，307，310，316-17，355

Ivatsia，Bulgar General，262

Jaballah，King of Ghassan，4

Janin，R.，142n

Jenkins，Romilly，43n，128n，173

Jerome，St，114

Jesus Christ：portrait，154-5

Joan，Pope，168n

John Ⅷ，Pope，95，168

John Ⅹ，Pope，168

John Ⅻ，Pope，197

John ⅩⅢ，Pope，200-1，220

John ⅩⅣ，Pope，228

John ⅩⅤ，Pope，254-5

John ⅩⅥ，Pope（John Philogathus，Archbishop of Piacenza），254-6

John，Bishop of Trani，317-18

John Alakas，215-16

John Aplakes，15

John the Baptist，184

John Bogas，132-3

John of Chaldia，248，257

John Chaldos，87

John Chryselius，261

John Comnenus，336

John Curcuas（Gourgen），149-51，153-6，161，179

John Curcuas，magister ，221

John Ducas，Caesar，343，351，355-6，357n，358-9

John Eladas，magister ，127

John the Grammarian，see John Morocharzamius

John Hexabulios，18，28，30n

John Mauropous，Archbishop of Euchaita，271，322-3

John Morocharzamius（John the Grammarian），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3，43，53-4

John Neatocomites，81

John the Ozphanotrophus：and Empress Zoe，276-7；and death of Romanes Ⅲ，279；and brother Michael Ⅳ’s reign，280，282；character，282-3；family feeling，283；administration，286；and adoption of Michael Calaphates as successor，287，291；and death of Michael Ⅳ，289，291；Michael Ⅴ’s hostility to，292-4；exiled，294，303；blinded，316n

John Philogathus，see John ⅩⅥ，Pope

John Scylitzes，166，215-16，228，278，279n，286，295，301，305，338，346，356

John Smbat，King of Ani，264，340

John Ⅰ Tzimisces，Emperor：campaigns against Saracens，93，167，196，228；ambition，184；loyalty to Nicephorus，186；made Domestic of the Schools，191；relations with Empress Theophano，207，212，219；in assassination of Nicephorus，207-9，230；accession，209-12，292；threatened by Svyatoslav，211，214；character，212-13，230；strengthens forces，217，221；and Bardas Phocas’s rebellion，217-18，221；marriage to Theodora，219；encourages marriage alliance with Otto，220；leads expedition against Svyatoslav，221-5；and Fatimid invasion，225-6；death，229-30，248

John Vatatzes，314

John Vladislav，Tsar of Bulgaria，262，336

John Xiphilin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71，322-3，343-4

Joseph，priest，11

Joseph Bringas，175，178，184-9190-1，327

Joseph Tarchaniotes，348，359

Julian the Apostate，Roman Emperor，62

Justinian Ⅰ，Emperor，1，42，44，55n，90，95-6，106

Kairouan，Emir of，38

Keduktos，plain of，35

Khazars，72

Khelat（now Ahlat），149，348，350，359

Khoi（now Khvoi），347

Khurasan，347

Kiev，245

Krum，Bulgar Khan：conquests，7-8，13-14；defeats Nicephorus，9；Versinicia victory，15，17-18；besieges Constantinople，16-17，20，33-4 128；escapes assassination，18-19，143；ravages，19-20；death，20

Lances，Holy，254 & n

Laodicea（now Lattakia），120

Larissa（Thessaly），236-7

Lazarus，icon-painter，50

Leo Ⅲ，Pope，1，3，66

Leo Ⅸ，Pope，316-18

Leo Ⅲ（‘the Isaurian’），Emperor，1，22-3，25-6，27，51；Esloga ，95

Leo Ⅳ，Emperor，2

Leo Ⅴ，Emperor，（the Armenian）：accession prophesied，6n；at Versinicia，15-17，21；accedes as Emperor，16；negotiations and wars with Krum，17-20，34，143；reign，zo；character and appearance，21；revives iconoclasm，22-7，39，50-1；and Michael Ⅱ，27-9；killed，29-31；persecutes Paulicians，58

Leo Ⅵ（the Wise），Emperor：paternity，81，102：loathed by Basil，81，97，102-3；and law revision，95，105-6，121；marriage to Stephano，98，101，103，112；and succession，98；mistress，98，101，103；imprisoned and released，99；and death of Basil Ⅰ，100-1，103；accedes，102-3；character，intelligence and learning，103-4，121；administration and reign，105-7；war against Bulgars，108-9；and Saracens，109-12；second and third marriages，113-14；birth of son（Constantine），115，120；fourth marriage，115-19，121，137，173；death，120-1；achievements，120-1；last words，122；incorporates Mesopotamia，148；Russian treaty，150；and Constantine Ⅶ，157；Nov

els ，106

Leo，Bishop of Ochrid，287，304，317，319

Leo Balantes，209

Leo the Deacon，133，174，176，180，190，205，213-14，216，223，227，128，238n

Leo Grammaticus，67n

Leo the Philosopher（or，the Mathematician），78

Leo Phocas，Domesticus，133-7，140，166，175

Leo Phocas，son of Bardas，166，179-80，187，191，196，199，212，217

Leo Tornices，311-14，329，341

Leo of Tripoli，110，120，149

Lewis Ⅰ（the Pious），Holy Roman Emperor，20，39-40，49，71n

Lewis Ⅱ，Holy Roman Emperor，49，85-6，89，92-3

Lewis Ⅲ（the Bland），Holy Roman Emperor，165

Lewis the German，King of the Eastern Franks，71-1

Liudprand，Bishop of Cremona：first mission to Constantinople，139，146n，151-2，157n，158，166，169-71；on Nicephorus Phocas，183，190，198；heads Otto’s mission to Nicephorus，198-203，219；offended by Bulgar ambassador，206n；on third mission to Constantinople，220n；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198，202

Liutefred，Bishop of Mainz，169，171

Lombards，1，92，168，264，285，286，310

Lothair Ⅱ，King of Lorraine，85

Luke Stylites，St，109n

Lulon，47

Macedonia，6，94

Magnaura，University of The，94

Magyars：support Byzantines against Bulgars，108-9；occupy northern Italy，168；embassy to Constantine Ⅶ，171；support Svyatoslav，215-16；Isaac Ⅰ resists，334；and decline of Byzantine Empire，359

Mahdiya（Tunisia），143，225

Malik-Shah，Sultan，349，358

Mamun，Caliph of Baghdad，20，33，37，43，45，47，78

Manganes，monastery of，324

Mango，C.，67n，96n

Maniace，abbey of（Sicily），285n

Maniakes，George，see George Maniakes

Manicheanism，57

Manjutekin，Fatimid commander，250-1

Manuel of Teces，148

Manzikert（now Malazgirt）：captured by Byzantines，149；Alp Arslan takes，347；Romanus Ⅳ recaptures，348；battle of（1071），350-3，357；returned to Seljuks，354；effect of battle in Constantinople，355

Margaret of Navarre，Queen，285n

Maria，daughter of Isaac 1，336

Maria，Tsaritsa，wife of John Vladislav，262

Maria，daughter of Theophilus，46

Maria，1st wife of Basil the Macedonian，80-1，97

Maria Argyra，wife of Giovanni Orseolo，259-60，170

Maria Lecapena，see Irene，wife of Peter of Bulgaria

Maria Tzimisces，wife of John Sclerus，214

Marozia，Senatrix of Rome，168，197n

marriage and remarriage：in canon law，113-19，121，137

Martyropolis，see Mayyafariqin

Mary of Amnia，wife of Constantine Ⅵ，10

Matthew of Edessa，226，278，341-1，346n

Mayyafariqin（formerly Martyropolis），61，226

Mehmet Ⅱ，Sultan，150

Melitene（now Malatya），58，93，150，264，348；see also Omar ibn Abdullah

Mesembria（now Nesebur），14-15，20

Mesopotamia（Theme），148，151，155

Messina（Sicily），285-6，310

Methodius，brother of Cyril，73，94

Method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9，54-5，62

Michael Ⅰ Rhangabe，Emperor（later Athanasius）：escapes from Verbitza，9；coronation and reign，10-11，13；recognizes Charlemagne，12；war with Krum，14-15；abdicates，16；background，21；and Paulicians，57；son Ignatius，62

Michael Ⅱ，Emperor：accession prophesied，6n，31；imprisoned by Leo Ⅴ，27-9；accedes，30-1，33；character，31-2；reign，32-3，43；and Thomas the Slav’s rebellion，32-6；and Mediterranean Arab threat，47-8；religion，39-40，51；remarriage，40；death，40；strengthens Constantinople defences，45

Michael Ⅲ，Emperor：birth，46n；disparaged，57；and mother’s Regency，59；proclaimed Emperor，60；military expeditions，60-1；and Ignatius，64；and Photius’s patriarchate，71；expedition to Bulgars，72-3；demands on Nicholas Ⅰ，74；weakness and drunkenness，77，86，122；relations with Basil the Macedonian，77，79-82，86-7；and paternity of Leo Ⅵ，81，102；and plot against Bardas，82-3；and crowning of Basil Ⅰ，84；and Lewis Ⅱ，86；murdered，87-8；reinterred，102；and Saracens，149

Michael Ⅳ，Emperor：affair with Zoe，276-7；and death of Romanus Ⅲ，278-9；marriage to Zoe and accession as Emperor，279，292；ill-health，280，286，289；administration，280-2；guilt，280-1；expedition against Sicily，283-6；succession question，286-7；leads army against Bulgars，288-9；death，289-91；portrait mosaic，326n

Michael Ⅴ Calaphates，Emperor：adopted as successor to Michael Ⅳ，287；on guilt and punishment，291；consecrated Emperor，292；banishes John the Orphanotrophus，293-4；tyrannous reign，294-5，303，326n；popular riot against，296-301；deposed，299；blinded and exiled，302，304

Michael Ⅵ Bringas（Stratiocus），Emperor：reign，326-8；overthrow，329；civil war against，329-51；negotiates with Isaac，331-2；death，332

Michael Ⅶ Ducas，Emperor（‘Parapinaces’）：355-6，357n，358-61

Michael，Nicephorus’s chief eunuch，208

Michael，Prince of Zeta，358-9

Michael Attaleiates，344-6，347n，548，350，352

Michael Bourtzes，196，208，250-1

Michael Cerular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04，316-20，322，329，333-4

Michael Lecapenus，159n

Michael Maleinos，190

Michael Psellus：on Macedonian family，89；on Basil Ⅱ，231-2；on Bardas Phocas，234n；on Basil Ⅱ’s pun，236n；on Basil and Bardas Sclerus，244，on Basil’s advance against Bulgars，249；on inadequacy of emperors，267；on Constantine Ⅷ，268；life and writings，271-2；on Romanus Ⅲ，271-2，274-5，277-80；on Emperor Michael Ⅳ，281，288；and John the Orphanotrophus，282，286，293；on George Maniakes，284；on Michael Ⅴ，294；on Zoe，295；on popular revolt against Michael Ⅴ，296-7，300-2；on Zoe and Theodora，304-5；on the Sclerina，308-9；and Constantine Monomachus，312，322；scholarship and character，322-3；on Manganes monastery，324；on entry of Isaac Ⅰ，325；on Michael Bringas，326；negotiations with Isaac，331-2；draws up charge against Michael Cerularius，334；on Pechenegs，334-5；on death of Isaac Ⅰ，335-6；and election of Constantine Ⅹ Ducas，336-8；administration，339；and succession to Constantine Ⅹ，343；hostility to Romanus Ⅳ，345，357；and decline of Empire，358；power weakened，359

Michael the Syrian，47，342

Minns，E.H.，73n

Miroslava，wife of Ashot the Taronite，261

Moechian dispute，11

Molin，Canon Ag.，242n

monasteries，204

monophysitism，58

Moravia，71-3，94

Moroleon，Governor of Adrianople，142

mosaics，figurative，55

Mutasim，Caliph，47-9

Natses，General，129

navy，Byzantine，57，93-4，151-2

Nea，the（church），see Constantinople

Nelson，Admiral Horatio，1st Viscount，285n

Nestor，Slavonic chronicler，150，152-3

Nicaea，233；Council，2

Nicene Creed，85

Nicephoritzes，259-61

Nicephorus Ⅰ Phocas，Emperor，1，4-9，11-12，37，93，108-9，221

Nicephorus Ⅱ Phocas，Emperor：campaigns against Saracens，166-7，176，195-6，200；charcter，176，190；expedition against Crete，175-8；denied full triumph，179；returned to East，179-81；appearance，183，190，192；Theophano recalls on death of Romanus Ⅱ，184-5；proclaimed Emperor of the Romans，186；enters Constantinople，189；reign，190；marriage to Stephano，191-3；debarred from sacrament because of marriage，193；diplomatic blunders，196-7，203；acts against Bulgars，196-7；Liudprand sent as Otto’s emissary to，198-203，220，227；declining popularity，202-6；land and property legislation，203-4；severity towards Church，204；taxation，204；assassination，208-10

Nicephorus Ⅲ Botaneiates，Emperor，344，360-1

Nicephor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0，14，16，23-5，56

Nicephorus，son of Leo Phocas，212

Nicephorus Bryennius，chronicler，351，356n

Nicephorus Bryennius，General，348-9，351，359-61

Nicephorus Gregoras，99n

Nicephorus Uranus，257，263

Nicephorus Xiphias，261

Nicetas，Admiral，92

Nicetas Stethatus，320

Nicholas Ⅰ，Pope：conflict with Photius，65-6，68-70，75，84-5，89；and Balkan Christians，71-2；denies Michael Ⅲ’s demands，74；supports Boris，75-6，91；death，90；papacy，168

Nichol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and Arethas，116-17；abdication，119-20；reinstated，123；takes revenge，124-5；and succession to Alexander，126；as President of Council of Regency，126-7，130；negotiates with Symeon，128-9，143；retains Patriarchate，130；reassumes power on fall of Zoe，136；message to Symeon on Byzantine Church，141-2；death，145，160

Nicholas，Bishop of Adrianople，229

Nicholas，comes ，229

Nicholas，parakoimomenos and Domestic of the Schools，268

Nicopoeia ，or Bringer of Victory（icon），242n

Nicoulitzes family，237

Nilus，St，Abbot of Rossano，256

Nisibin，154，226

Normans：in Italy and Sicily，264-5，307，310，316-17；capture Ban，355；in Anatolia，360

Norsemen（Vikings），66；see also Varangians Nosocomium ，Chrysopolis（leper hospital），213

Obaidullah，Mahdi，142n

Obelerio degli Antenori，Doge of Venice，12n

Obolensky，D.，172n

Ochrid，262

Oikonomides，N.，121n

Oleg（Viking），150

Olga，Princess，Regent of Kiev，171-2，206，240

Omar ibn Abdullah，Emir of Melitene，58，60-1

Omayyad Caliphs of Damascus，36

Omortag，Bulgar Khan，20，35

Orseolo，Giovanni，see Giovanni Orseolo

Orseolo，Pietro Ⅱ，see Pietro Orseolo Ⅱ

Oryphas，Prefect，67

Ostrogorsky，G.，138n

Otranto，93

Otto Ⅰ（the Great；earlier the Saxon），Holy Roman Emperor：and revival of Holy Roman Empire，13；niece Hedwig’s betrothal and marriage，165n，198；and Crete，167；in Italy，197-8；seeks alliance with Romanus，198；sends mission to Nicephorus Ⅱ，198-201，227；and son’s marriage，219-20；death，226

Otto Ⅱ，Holy Roman Emperor，200，220，226，253

Otto Ⅲ，Holy Roman Emperor，220，253-5，258-9

Palermo（Sicily），285

Pantherius，General，156

Paschal Ⅰ，Pope，16，39-40

Pastilas，strategos of Thrace，177

Patras，6

Paul，Bishop of Populonia，75-6，91

Paulicians，57-8，60-1，93，97

Pax Nicepbori ，12-13，20

Pechenegs：aid Bulgars，109，132；aid Russians，152-5；Constantine Ⅶ on，164；support Svyatoslav，215-16；kill Svyatoslav，224；settle in and plunder imperial territory，314-15；Isaac Ⅰ resists，334-5；behaviour，334-5；and decline of Byzantine Empire，359

Pegae，142

Peloponnese，6-7

Percri，149

Peter，Archbishop of Amalfi，319

Peter，Tsar of Bulgaria，146-8，196，206

Peter Damian，St，256n，260

Peter Deljan，287，289

Peter Phocas，215，233

Petronas，brother of Bardas and of Theodora，42，60-1，93

Philippopolis（now Plovdiv），14，207&n，238，258

Philomelion，6n，31，32

Philotheus，General Logothete，83

Phocas，Emperor，31

Phocas family，166，172，252

Photian schism，77，97，116-18

Photius，Patriach of Constantinople：letter to Eastern Patriarchs，62；opposes Ignatius，63；qualities and scholarship，63-4，78；advancement，64-5；on Russian raid，67；dispute with Pope over Patriarchate，68-71，84-6，89；and Balkan Christians，72；refuses Boris of Bulgaria，75，91；and killing of Bardas，83，89；doctrinal disputes with Rome，85-6；and Lewis Ⅱ，86，89；dismissed，89-90，92；return from exile and reinstatement，94-5；testament，95；and law revision，95；on Nea church，96；comforts Basil Ⅰ，98；abdicates under Leo Ⅵ，104；retirement and death，104

Photius，monk，149

Pietro Orseolo Ⅱ，Doge of Venice，257

Pliska，7-8

Polyeuct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73，185，187-8，190，192-4，211-12，219

Poson，61

‘Powerful，the’（Anatolia），172，251-2，268，274

Preslav，Bulgaria（Ioannopolis），207，222-3

Prespa，237，262

priesthood：and celibacy，84-5

Prilapon（now Prilep），262

Princes’Islands，66，68，157

Procbeiron （legal handbook），95，97，106

Procopia，wife of Michael Ⅰ，9，13，15-16

Prusian，son of John Vladislav，262n，263

Psamathia，monastery of，117-18

Psellus，Michael，see Michael Psellus

Ras al-Ain，155

Ravenna，200

Rhaedestum（now Tekirdağ），19，359

Robert Gaiscard，307，355

Rodoald of Porto，68-9，71

Roger Ⅰ，Great Count of Sicily，285n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Photius’s Patriarchate，65-6，68-9，77，84-5；Byzantine estrangement from，78，118，315-20；and Leo Ⅵ’s remarriage，118；crisis over Pope Boniface Ⅶ and Benedict Ⅶ，226-7；attitude to doctrine，315-16；separation from Orthodox Church，321-2

Roman law：Basil revises，95；Leo Ⅵ revises，105-6，121

Romanus Ⅰ Lecapenus，Emperor：appoints Theophylact Patriarch，105n；and second self，122n；and Symeon，128n；quarrel with John Bogas，133；in power struggle with Leo Phocas，136；imperial ambitions，137；crowned co-emperor，138；message to Symeon，139；background，139-40；gentle character，140，161；and threat from Symeon，142-3；negotiations with Fatimids，143；meets and negotiates with Symeon，144-5；and death of Symeon，146n，160；Bulgar peace treaty，147，160；secure status，148；and Eastern frontiers，148-9，152，160；and Russian raids，151-3；decline，155-6；deposed，157；monastic retirement，157-9；death，160；achievements，160-1；Constantine Ⅶ criticizes，165；land legislation，172，203，251

Romanus Ⅱ，Emperor；fails to marry Euphrosyne，156；education neglected，162；Constantine addresse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o，164-5；marriage to Bertha，165n，174；marriage offer to Hedwig，165n，174，198；succession，173-4；marriage to Theophano，174；recaptures Crete，175，178；death，182；and paternity of parakoimomenos Basil，232n，233

Romanus Ⅲ Argyrus，Emperor；marriage to Zoe，270，326n；accession，271；Psellus on，271-2，274-5，277-8；military inadequacies，274-4；reign and administration，274；rebuilding，274-5；and Zoe’s affair with Michael，276-7；health，decline and death，277-80

Romanus Ⅳ Diogenes，Emperor：marriage and coronation，344-5；improves army，345-6；and Seljuk threat，345-7；at Manzikert，348-9，351-3；captured，353-4；and Alp Arslan’s peace terms，354，357；renounces throne，356；humiliation and death，356

Romanus，Prince，brother of Tsar Boris，225，237-8

Romanus Curcuas，186

Romanus Sclerus，310

Rome：factionalism and disorder in，168；trans-Adriatic expansion，359

Rometta（Sicily），285

Rostislav，Prince of Moravia，71

Roupen the Armenian，263

Roussel of Bailleul，359-60

Runciman，Sir Steven：on Cyrillic script，73n；and coronation of Romanus Ⅰ，138n；on meeting of Romanus and Symeon，144n；on payment of tribute to Bulgars，147n，196n；on Patriarch Theophylact，160n；on fall of Philippopolis，207n；on Humbert’s Bull of Excommunication，320-1

Russians（Rus）；860 raid on Constantinople，66-8，71，150；911 treaty，150；941 raid on Byzantium，150-2；944 threat and settlement，152-3；expedition against John Tzimisces，213-16；defeated at Preslav，222；Christianized，245；1043 attack on Byzantium，311

Saïf ed-Daula，Emir of Mosul，150，153，167，171，179-81，195-6

Saladin，142n

Samosata（now Samsat），93，167

Samuel the Cometopulus，Tsar of Bulgaria，236-8，247，249-50，257-8，260，262

S.Maria di Maniace，near Maletto（Sicily），285n

Saracens（Arabs）：conquests，1，6；Theoctistus attacks，57；Bardas defeats，60-1，78；Basil Ⅰ’s expedition against，93，97；John Tzimisces campaigns against，93，167，196，228；Leo Ⅵ’s struggles against，107-12，120；advance in southern Italy，109，118；defeat at Capua，132；Romanus Ⅰ’s campaigns against，149-50，153-4，160-1；Nicephorus attacks，166-7，176，193；Constantine Ⅶ’s campaigns against，167；Romanus Ⅱ’s campaigns against，180-1；Romanus Ⅲ and，272-3

Sassanid Empire，1

Schlumberger，G.，274n，326a

Sclerina，the，308-10

Scriptor Iacertus（anon，writer），18，23

sculpture，56

Saylitzes，John，see John Saylitzes

Segal，J.B.：Edessa ，‘The Blessed City ’，154n

Şeker Parça（concubine），275n

Seljuk Turks（Turkomans），307；as threat to Byzantines，339-43，348；attack Romanus Ⅳ，349；at Manzikert，351-2；advance into Anatolia，358；Roussel opposes，360

Selymbria，19

Senate：under Leo Ⅵ，106

Serbia 94，97，142

Serdica（now Sofia），7，237-8

Sergius Ⅲ，Pope，118-19，168

Sergius Nicetiates，54

Shapur Ⅰ，Great King of Persia，357

Sibt ibn al-Gawzi，342

Sicily：Arabs in，37-8，109-10，283-4；Basil Ⅰ campaigns in，93；Boioannes plans invasion of，263；Michael’s expedition against，283-6；Normans in，307，310

Sidon，228

Sigefred，Bishop，158

Simeon，chronicler，81

Simeon Logothetes，67n，99

Sisinn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53

Slavs，6，71，94

Smbat，Armenian King，131

Sperchens，River，257

Sophia，Augusta，wife of Christopher Lecapenus，141

Spondylus，Duke of Antioch，268

Stauracius，co-Emperor，8-10，13

Stenum（now Istinye），142

Stephen Ⅸ，Pope（Cardinal Frederick of Lorraine），319

Stephen，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81，104-5，114，116

Stephen Ⅱ，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46

Stephen，brother-in-law of Emperor Michael，283，285，287

Stephen，magister ，136

Stephen Lecapenus，son of Romanus，156-9

Stilo，Battle of（981），253

Stylian Zautses，100，104-6，108，113

Stylianus，palace chaplain，192，194

Svyatoslav，Prince of Kiev：Nicephorus makes agreement with，197，203，attack on Bulgaria，206-7；threatens John Tzimisces，211；expedition against Byzantium，213-15；defeat，216-17，221；John Tzimisces heads attack on，221-4；killed，224；agreement on Constantinople，245n

Symbatius，Logothete of the Course，84，105

Symeon，Bulgar Khan：installed as Bulgar leader，107-8；war with Byzantium，108-9，148；sends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123；invests Constantinople，127-8；negotiations with Nicholas，128-9，143；imperial ambitions，128，142；wars with Byzantium，132-4，148；message from Romanus Ⅰ，139；and Byzantine law on marriage，141-2；embassy to Fatimids captured，142-3；meets and negotiates with Romanus，144-5，147；death and succession，146

Symeon，brother of Theodore the tutor，138

Symeon，chief of police，268

Syracuse（Sicily），38，93，285

Syria，249-51，258

Taormina（Sicily），38n，109

Tara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0，25，65

Taron，264

Tarsus，110-11，120，132，195

taxation，4-5，204，274

Teluch，273

Tephrikē（now Divriği），93，139

Terebinthos（now Tavşan），monastery of，62，64，67-8

Thecla，sister of Michael Ⅲ，81

Thecla，wife of Michael Ⅱ，40

Theoctistus，Logothete of the Course，54，56-7，59-60，78，82，94

Theodora，Empress：marriage to Theophilus，32；and Theophilus’s triumph，46；children，46n；and Ignatius’s patriarchate，69；iconodule，51，53-4；Regency，53-4，36；persecutes Paulidans，58；downfall，59-60；and death of Michael Ⅲ，88

Theodora，co-Empress，daughter of Constantine Ⅷ：Otto Ⅲ seeks marriage with，253；remains unmarried，259；Zoe dislikes，269，276；Romanus Argyrus’s proposed marriage to，270n；recalled as joint Empress，298-301；reconciled with Zoe，304；reign，304-5；character and appearance，303，326；and the Sclerina，309；resumes throne on death of Constantine Ⅸ，326；death，327

Theodora，wife of Romanus Ⅰ，140

Theodora，wife of John Tzimisces，219

Theodore，Abbot of the Studium：on taxation，5n；and Michael Ⅰ，10；exiled，11；rejects Krum’s terms，14；opposes iconoclasm，21，14；imprisoned and beaten，26；recalled，39；death，50；remains reinterred，56

Theodore，Domestic of the Schools，330

Theodore，tutor of Constantine Ⅶ，135，137-8

Theodore，writer，50-1

Theodore Alopus，331

Theodore Gutzuniates，99，113

Theodore Santabarenus，Archbishop of Euchaites，98，104

Theodore Stratilates，St，223-4，249n

Theodore of Tyro，St，249n

Theodosla，wife of Leo Ⅴ，28，30

Theodosiopolis，see Erzurum

Theodosius，pretender，cousin of Constantine Ⅸ，317，329

Theodosius，son of Leo Ⅴ，30

Theodosius Melitenus，67

Theodosius Mesonyctes，222

Theodotē，wife of Constantine Ⅵ，11

Theodotus Cassiter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4-5，30

Theognostus，70，74

Theoktistē，mother of Theodora，51

Theophanes，St（ealled Isaacius），chronicler，5，18，31；see also Continuator of Theophanes

Theophanes，Bishop of Nicaea，50-1

Theophanes，parakoimomsnos ，151-2，155，159，160

Theophano，wife of Leo Ⅵ，98，101，103，112

Theophano，wife of Otto Ⅱ，220，253

Theophano，wife of Romanus Ⅱ，then of Nicephorus Phocas：marriage to Romanus，174；character，174；welcomes Nicephorus，178；and death of Romanus，183-4；recalls Nicephorus，184-5；marriage to Nicephorus，191-4；love for John Tzimisces，207，219；and assassination of Nicephorus，108；and accession of John Tzimisces，210-11；exiled，212；and paternity of parakoimomenos Basil，232

Theophano，wife of Stauracius，9，32n

Theophilus，Emperor：crowned，32；iconodasm，39，50-4；succeeds father，41；character and ideas，41-3，51，78；economy，43，57；building programme，43-5，96；wars with Muslims，45-9；triumph，45-7；death，49，52；persecutes Paulicians，58；Russian mission to，66

Theophylact，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05n，140，146，159-60，173

Theophylact，Count of the Stable，138

Theophylact the Unbearable，139

Thermopylae，263

Thessalonica，109-10

Thessaly，236-8，258

Thomas of Gaziura（Thomas the Slav），6n，32-6，41，43

Thrace，132-3

Tomus Unionis ，137，141-2

Tortosa（now Tartus），251

Toynbee，Sir Arnold J.，175

Trajan’s Gate（pass），238-9，247

Trdat，architect，248n

Trinity，Holy，85；see also filioque

Tripoli（Lebanon），228

Tubakis，Patrician，311

Tughrul Bey，340-2

Turin Shroud，154n

Tyana（now Kalesihisar），6

Urmia，Lake，347

Valens，Roman Emperor，9

Valens，Aqueduct of，248

Valerian，Roman Emperor，357

Van，Lake，149，154，258，347-8

Varangians，240-2，245，284，294

Vaspurakan，149，264，341

Venice，12，49，221，257

Verbitza Pass，8

Veronica legend，154n

Versinicia，Battle of（813），15，21

Vita Athanasii ，194

Vita S.Eutbymii ，99

Vladimir，St，Prince of Kiev，172，240-1，244-6

Vladimir，Bulgar Khan，107，122

Vogt，A.，99n

Yahya of Antioch，241n，250n

Yusuf，Emit，131

Zachary of Anagni，68-9，71

Zapetra，45，93

Zoe，Empress，wife of Romanus Ⅲ，then of Michael Ⅳ，then of Constantine Ⅸ：as prospective bride for Otto Ⅲ，253，259，269；and succession to father（Constantine Ⅷ），269；marriage to Romanus Ⅲ，2702-2，275；affair with Michael Ⅳ，276-7；and husband’s death，277-9；marriage to Michael Ⅳ，279；and Michael Ⅴ’s succession，287，291-2；and Michael Ⅳ’s death，289；Michael Ⅴ ill-treats and banishes，294-6，301，303；and riot against Michael Ⅴ，296-300；reign as joint-Empress，300，304-5；character and appearance，305；marriage to Constantine Monomachus，306-8；and the Sclerina，309；death，325；portrait mosaic，325n

Zoe Carbonopsina，fourth wife of Leo Ⅵ：relations and marriage with Leo，115，118-19，121；and son’s succession，121，126；turned out by Alexander，123；denied Regency，126-7；Nicholas banishes to convent，127，129；takes over Regency，129-30；and Armenia，131；defeats Muslim army，132；war with Bulgars，132-4；deposed，135-6，160；final banishment，137

Zoe Zautsina，wife of Leo Ⅵ，98，101，113，165

Zonaras，166，215，228，268，270n，1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的巅峰：从光复时代到曼齐刻尔特/（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著；李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

书名原文：BYZANTIUM：THE APOGEE

ISBN 978-7-5201-6196-1

Ⅰ.①拜… Ⅱ.①约…②李… Ⅲ.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Ⅳ.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6234号

拜占庭的巅峰：从光复时代到曼齐刻尔特

著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译者/李达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75 插页：0.5 字数：355千字

版次/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19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0702号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John Julius Norwich，199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今日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奥斯曼帝国征服后新建宣礼塔）

圣马可青铜马，当时位于圣马可大教堂西侧

遗憾的是如今此处放置的是复制品

圣母与圣子，两侧是皇帝约翰二世和皇后伊琳妮。圣索菲亚大教堂南走廊，伊斯坦布尔

向基督献上教堂。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的镶嵌画，约1320年，位于霍拉的救世主教堂（卡里耶清真寺），伊斯坦布尔

全能基督修道院的拜占庭镶嵌画。约1150年，切法卢大教堂，西西里

曼努埃尔一世与皇后安条克的玛丽

全知圣母修道院，十四世纪晚期，米斯特拉

十字军城堡“骑士堡”，约1140年，叙利亚

塞尔柱建筑巴特曼桥，安纳托利亚，十三世纪

约翰六世，皇帝形象与僧侣形象。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布西科元帅与圣凯瑟琳，源自“布西科画师”。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巴黎

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梵蒂冈图书馆，罗马

皇帝曼努埃尔二世（1391～1425）。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约翰八世，皮萨内洛（Pisanello）制作的勋章，1438年。巴尔杰洛博物馆，佛罗伦萨

约翰八世，出自贝诺佐·戈佐利绘制的壁画《三博士来朝》，佛罗伦萨美第奇-里卡迪宫

疑为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拜占庭博物馆，雅典

奥斯曼近卫军。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绘制，十四世纪晚期，大英博物馆，伦敦

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如梅利堡垒，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52年建造，伊斯坦布尔

纪念塞奥多尔·帕列奥列格——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后裔的铭文饰版，1636年，圣莱昂纳德教堂，康沃尔兰杜尔夫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译者说明

致谢

引言

译名与转写注

第一章 亚历克修斯的崛起（1081）

第二章 诺曼人（1081～1091）

第三章 第一次十字军（1091～1108）

第四章 亚历克修斯的晚年（1108～1118）

第五章 美人约翰（1118～1143）

第六章 第二次十字军（1143～1149）

第七章 重整旗鼓（1149～1158）

第八章 曼努埃尔的晚年（1158～1180）

第九章 “暴君”安德罗尼卡（1180～1185）

第十章 耶路撒冷陷落（1185～1198）

第十一章 第四次十字军（1198～1205）

第十二章 帝国流亡（1205～1253）

第十三章 光复都城（1253～1261）

第十四章 安茹王朝的威胁（1261～1270）

第十五章 勉强的统一（1270～1282）

第十六章 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报复（1282～1311）

第十七章 两安德罗尼卡内战（1307～1341）

第十八章 内战再起（1341～1347）

第十九章 不情愿的皇帝（1347～1354）

第二十章 臣服苏丹（1354～1391）

第二十一章 向欧洲求援（1391～1402）

第二十二章 帖木儿的遗产（1402～1425）

第二十三章 天主欢庆（1425～1448）

第二十四章 灭亡（1448～1453）

尾声

皇帝列表

伊庇鲁斯尊主

穆斯林君主列表

教皇列表

参考文献

索引

示意图

家族谱系图

科穆宁王朝

安吉洛斯王朝与伊庇鲁斯尊主国

安条克大公与西西里国王

尼西亚的拉斯卡里斯王朝

拉丁帝国皇帝

坎塔库泽努斯家族

帕列奥列格王朝

译者说明

拜占庭三部曲系列涵盖的时期超过千年，涉及的专有名词极多，而且大多没有通译名，这对汉译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对于没有通译名的名词，本人在选择汉译名时，尽可能按照这个名词所属的时代，选择同时代人使用的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中古希腊语）读音进行翻译。特殊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通译名及其衍生词

如果一个专有名词已有使用较多的通译名，那么汉译文中便采用这个通译名，并基于这一通译名翻译其衍生词。比如“君士坦丁”，衍生词如“君士坦斯”“君士坦提乌斯”等；又如“查士丁尼”，衍生词如“查士丁”等。

2.同人同地不同译名

这种情况大致分两种情况，其一源自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比如拉丁语中的“狄奥多西”用中古希腊语转写之后应译作“塞奥多西奥斯”，类似的情况如“狄奥多拉”与“塞奥多拉”，“帖萨罗尼迦”与“塞萨洛尼基”，等等。其二是有通译名的著名人物和同名但没有如此知名度的人，比如“普罗柯比”，仅用于指六世纪著名史学著作《战史》的作者，其他同名者译为“普罗柯比乌斯”。

另外，部分语言之中存在女性姓氏阴性变格的问题，比如亚历克修斯一世之女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音译名应为“安娜·科穆宁妮”。为减少误解，大家族成员的姓氏统一按照家族名称翻译。

3.同名号官职不同译名

本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官职与名号，汉译者尽可能查找词汇的原意来进行翻译，其中一些部分采用意译，以便于读者理解。比如“奥古斯塔”，基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翻译为“皇后”“皇太后”“女皇”等。

本人学识有限，在历史问题和译名问题上难免出错，在此先向读者致歉，恳请方家斧正。

致谢

一如既往，我要感谢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本卷和之前的两卷都无法完成。我也要特别感谢朱迪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感谢她鹰眼般的敏锐洞察、计算机般的记忆和对语言韵律的无瑕直觉；另外还要感谢道格拉斯·马修斯（Douglas Matthews），他提供了又一份绝佳的索引。

引言

1787年6月27日那天，晚上的十一至十二点之间，我在我花园之中的凉亭中写下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放下笔之后，我坐在摇椅上，而后起身站在合欢树下，远眺田野与湖光山色。气温宜人，天穹安宁，水中是月牙的银色倒影，万籁俱静。我不会掩饰我那时重归自由的欣喜，以及就此成名的期许。但我很快放下了自豪，清醒之后的忧郁奔涌而来，因为我意识到我将永远离开一位年长且志趣相投的同伴，而且无论我未来将会写下何种历史作品，史学家的生涯总是短暂又不确定的。

爱德华·吉本如是写道，记述他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的情况。我自然不敢拿我描述拜占庭历史的拙作，和英语文学之中最伟大的历史著作相提并论。但当我在一个闷热的7月夜晚停止打字，就此完成这三部曲时，正是十一点半，我也独自步入月光照耀之下的花园。尽管我不敢妄称我的观点可以与吉本媲美——我也没有过扬名立万——但我至少能够分享他的一点感受。我的作品就此完成，我也仿佛要和一位年长的诤友告别了。

三部曲的第一卷《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自君士坦丁大帝在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建成君士坦丁堡开始，到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对立政权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而结束。第二卷《拜占庭的巅峰：从光复时代到曼齐刻尔特》则紧紧追随辉煌的马其顿王朝一同跌宕起伏，在骇人的“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执政时达到顶峰，却在凶兆之中终结：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三次惨败之中的第一场，1071年在曼齐刻尔特被塞尔柱突厥击败。本书，三卷之中的最后一卷，则展现了这次战败的致命后果。帝国失去了小亚细亚——帝国人力资源的主要来源——大部，国力大不如前，日益衰落，以至于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完全无力抵抗第四次十字军的袭击。随后便是五十六年的拉丁人统治，直到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将其终结，胜利收复都城。拉丁帝国仿佛只是一段不和谐的插曲，事实上这却是拜占庭帝国遭受的第二次惨败，帝国也未能恢复。最后两个世纪，帝国已经沦为崛起的突厥政权——奥斯曼帝国的背景，而衰亡之中的无助，或许读来难免心酸。直到最后一章，故事才在悲剧之中振奋起来——恰如每一个英雄的传说都有在所难免的结局。

我在第一卷的引言提到，从写作者的角度看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与我前一本书所写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截然不同。几个世纪之后，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历史愈发纠缠在一起，经历1204～1205年的悲剧，此后“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又以其在帝国最后时光的无动于衷，再度背叛了帝国。或许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比较。乍一看，双方的共同之处很多，威尼斯总归可谓拜占庭帝国的孩子，起初是拜占庭的殖民地，早期受到的文化影响完全直接来自君士坦丁堡。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美丽与丰饶，化作传奇，世间关于大理石、孔雀石与斑岩之城的传说与现实相差无几，许多人第一次目睹这两座城时，才发现其壮丽倍于传说所言。她们都延续千年——而一千年前征服者威廉还没有完成他的伟业。两者都曾经拥有无尽的政治权势，也因残忍、狡诈和诡谲而恶名昭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最后，她们都延续得太久了，我们不得不见证她们缓慢而屈辱的凋零。

但相似性仅此而已。威尼斯终究是共和国，尽管本质上施行的是寡头政治，实际上其民主性要远超其他政权——或许只有瑞士更胜一筹。虽然敬畏上帝，威尼斯人却自始至终反对教会干预内部事务，勇敢面对不止一位教皇的禁令；拜占庭帝国则介于君主专制与神权政治之间，绝对权威掌握在皇帝手上，皇帝则“同使徒”，也是上帝在凡间的代表。威尼斯追求物质，冷眼旁观，唯利是图；拜占庭则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国家之中，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虔敬，甚至教皇国也无法与之相比。威尼斯位于潟湖平静的浅水之中，拥有欧陆之中独特的安稳；君士坦丁堡所遭遇的军事威胁，却近乎无休止。在悲哀的最后岁月之中，威尼斯在享乐主义之中沉湎，并以最为屈辱的方式向年轻的拿破仑投降，完全没有抵抗；拜占庭帝国则保全了自己的灵魂。在最后的两百年之中，帝国的皇帝三次试图靠屈服于罗马教廷来换取庇护，但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从未放弃他们古来的传统信仰。在绝望的五十五天围城战之中，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以一万人抵抗二十五万人。当曾经坚不可摧的城市陷落之时，皇帝英勇地为守城战死。

读者若是读过前两卷，应该已经了解这部作品并非学术作品。虽然我曾在学校之中接受了四年的古希腊语学习，我也无法在没有词典协助的情况下读懂一句最简单的希腊语。因此我被迫几乎完全依靠权威人士对原始资料的翻译，或者二手资料的总结。事实上我没有遇到多少阻碍，特别是这一卷涉及的几个世纪之中，二手资料如此繁多，以至于选择比寻找要困难得多。此外，由于总共讨论了长达一千二百年的漫长时期——为了叙述清晰，开端必须在帝国真正开始之前，而为了收尾则要在帝国灭亡之后几年再结束——意味着这个故事必须竭尽所能继续，却又不能占用太多的页数。我必须承认，我得以完成这一任务是因为在大量问题上一笔带过，而这无疑牺牲了学术性。

但我并不后悔。我的目标本来也不是在历史研究上取得成就。自我动笔那一天起，我脑海之中就仅仅存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对那些被忽视的世纪做一点小小的补偿，而这种沉默，如我在第一卷引言之中所说，是因为西欧一代又一代人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教育体系之中，完全不曾涵盖历史之中最长久，或许也是最引人遐想的基督教帝国。其二则是讲一个好故事，仅仅是尽我所能为非专业研究者的读者们，讲一个尽可能有趣，也尽可能准确的好故事。我不敢期望读完这最后一卷的读者，放下书时会和我一样，为这段愉快的旅行结束而后悔。但我相信，至少您会同意一点：这个故事是值得讲述的。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于库姆城堡，1994年7月

译名与转写注

坚持如一，在我看来是一种过誉的美德，而我在专有名词的拼写上，对一致性没有什么追求。整体上我使用拉丁拼写而非希腊拼写，以便英语读者阅读。然而当用希腊语拼写更合适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土耳其语之中的“i”（有点）和“ı”（无点）难倒了我，不仅是因为我不懂土耳其语，而且英语读者在所难免要把它当成打印错误。我也希望土耳其的朋友们原谅我全程使用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正如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此前在类似的作品中所说，不这样做的话未免太迂腐了。

第一章 亚历克修斯的崛起（1081）

我们准备了一道好菜，配了浓醇美味的酱料。如果您愿意，请您尽快前来参加这场至高无上的盛宴。

——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与伊萨克·科穆宁致

恺撒约翰·杜卡斯，1081年2月。《亚历克修斯传》

（The Alexiad ），Ⅱ，6

1081年4月4日，复活节的周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二十四岁的将军亚历克修斯·科穆宁正式登基，执掌一个悲哀而破碎的帝国。十年之前，帝国在凡湖以北几英里处的曼齐刻尔特要塞外惨败于塞尔柱人，这是帝国历史上最灾难性的战败，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因此被俘虏。曾经所向披靡的拜占庭大军，此时却可耻地溃逃，任征服者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不断扩张势力，直到约三万平方英里的帝国心脏地带被土库曼各部侵占。一瞬之间，拜占庭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粮食生产地，以及绝大部分的人力资源。帝国能否存续，如今也成了未知数。

若是罗曼努斯在恢复自由之后得以重新登上皇位，他也许还能进行一些补救。塞尔柱苏丹阿尔卜·阿尔斯兰专心应对来自埃及法蒂玛哈里发的威胁，并没有和帝国继续作战。他和罗曼努斯的关系出人意料得好，罗曼努斯为获得自由签订的和约中也没有割让太多土地的条件。但罗曼努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此后虽试图武力夺回皇位，却很快失败，被残酷地施以瞽刑后不久病逝。他可悲的继承者米哈伊尔七世虽然受过更好的教育，却完全无法掌控皇权。米哈伊尔在他的两大权臣，即恺撒约翰·杜卡斯和学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操纵之下，废止了与塞尔柱苏丹的和约，塞尔柱人就此得以肆意妄为了。

西部的前景也是一片黑暗。1071年4月16日，曼齐刻尔特之战四个月前，南意大利的诺曼人在杰出的匪徒首领罗伯特·吉斯卡尔的率领之下，历经近三年的围攻之后终于夺取了巴里。自查士丁尼时代的五个世纪以来，巴里都属拜占庭帝国管辖，这座城市曾经是一个富裕繁荣之地的首府，如今却成了帝国在半岛最后的桥头堡，成为那片动荡且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唯一一小块飘扬拜占庭帝国旌旗的飞地的中心。当天，棕枝全日的前一天，这些旌旗被最后一次撤下。自此，“拜占庭的意大利”的说法不复存在了。次年，保加利亚爆发了危险的叛乱，泽塔 [1] 的米哈伊尔之子君士坦丁·伯丁在普里兹伦自立为沙皇。尽管在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之后，叛乱被平息，变革之风却已经刮起，暴乱再度发生只是时间问题了。

最后还有罗马的压力。米哈伊尔七世又一次在政治上判断错误，在巴里被攻破之后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请求支援以对抗诺曼人的威胁，而格里高利就此借机将他的影响力拓展到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导致米哈伊尔七世在反对时处于弱势。教皇在1075年为迪米特里乌斯·佐尼米尔加冕，后者成为克罗地亚国王，两年后泽塔的米哈伊尔也得到了教皇的加冕。与此同时，匈牙利人和野蛮的佩切涅格人也借机重操旧业，趁火打劫，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陷入混乱。

博坦内亚特斯治下的混乱（1080）

当帝国各地都爆发了如此的灾难时，军队各部举起反旗也是在所难免，叛乱很快接连爆发。第一次叛乱由诺曼佣兵巴约勒的鲁塞尔发动，他意图效法近年在南意大利建立政权的同胞，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诺曼国家。鲁塞尔最终被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生擒，在被短暂囚禁之后又和亚历克修斯一同出征，对抗另外两位叛乱者。其一是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都拉佐总督，也是在曼齐刻尔特之战立功的少数几位武官之一。另一位则是年长的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1077年11月，布兰恩努斯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此后被逐回色雷斯地区；博坦内亚特斯也准备直接进攻都城，但事实上这并不必要。1078年3月城中爆发暴乱，无力抵御的米哈伊尔逃到了斯托迪奥斯修道院中寻求庇护，博坦内亚特斯得以在24日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木已成舟，亚历克修斯被迫向新皇帝效忠，而皇帝也授予他至贵者的高阶与近卫军团元帅（最高指挥官）的要职，随后派他率军对抗布兰恩努斯。几个月之后，他又俘虏了叛军领袖，把后者押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他没有得到自己预期的礼遇，甚至不得进城，只得到了立即返回安纳托利亚，继续与新的叛乱者作战的命令。布兰恩努斯则被关进了宫中的地牢，并在不久之后受了瞽刑。

亚历克修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没有掩藏对这一冷遇的不满，也清楚其中的原委。功高震主，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忌惮他。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已经无力掌控局势。接下来的两年之中帝国愈发混乱，叛变与暴乱此起彼伏。塞尔柱人更是横行无忌，1080年，阿尔卜·阿尔斯兰的儿子马利克已经将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扩展到从奇里乞亚到赫勒斯滂海峡的整个小亚细亚。与此同时，尼基弗鲁斯三世也愈发不受欢迎了。此前的篡位者，无论是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一世还是罗曼努斯四世，都自称先皇子嗣的庇护人，让他们继续做名义上的共治皇帝，就此获得一点表面上的合法性。然而，博坦内亚特斯完全不打算把米哈伊尔七世的四岁儿子君士坦丁留在皇位上，对明眼的拜占庭人而言，这实在是不近人情。更不近人情的是，在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于他即位不久便亡故后，他迎娶了美貌的皇后阿兰尼亚的玛丽（Mary of Alania） [2] ，安娜·科穆宁称她比菲狄亚斯（Pheidias）的雕像还要美。然而问题在于她是米哈伊尔七世的妻子，此时米哈伊尔依然在世。当然，米哈伊尔进入修道院之后她便自然和他离异了，但这样的婚姻教会自然不会赞成，更何况第三次婚姻早已被圣巴西尔谴责为“温和通奸”，对两人的惩罚是四年之内都不得领圣餐。 [3] 为了重获自己本不该失去的教会支持，尼基弗鲁斯花光了国库的最后一点积蓄，而在米哈伊尔七世在位时已经极度恶劣的通货膨胀 [4] 此时更是愈发严重。若是再没有人牢固地掌握住帝国，拜占庭就再无希望可言了。

收亚历克修斯为养子（1080）

当尼基弗鲁斯三世声望大减时，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却威望日隆，以至于君士坦丁堡城内与城外的帝国臣民几乎一致认定，他就是帝国唯一可能的救世主。早在1070年，年仅十四岁的他便在自己的兄长曼努埃尔（Manuel）麾下与塞尔柱人作战， [5] 而后，无论是和塞尔柱人作战还是和叛军作战，他还未尝败绩。他展现了自己作为杰出将领的能力，他一次次的胜利同样赢得了麾下士兵们的爱戴与信任。除此之外，亚历克修斯还有其他的特质，在拜占庭人看来这些特质同样重要。他出身皇室家族，他的伯父伊萨克·科穆宁在约二十年前短暂掌控过帝国；他的母亲，野心勃勃的安娜·达拉森努斯则以未来皇帝的标准教育自己的五个儿子——亚历克修斯排行第三。此外，他还和恺撒约翰·杜卡斯的孙女，即在曼齐刻尔特可耻地背叛了罗曼努斯四世的安德罗尼卡·杜卡斯 [6] 的女儿伊琳妮（Irene）成婚，他不但因此获得了帝国最富裕也最具影响力的家族的支持，也获得了教会（牧首约翰·西菲林努斯受杜卡斯家族的保护，他于1075年逝世）和大部分贵族的支持。

也正因如此，亚历克修斯在朝中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在宫中找一个支持者，而他找到的正是皇后。玛丽对和自己祖父同辈的新丈夫毫无爱意可言，身为米哈伊尔七世的前妻，她忠于杜卡斯家族，而亚历克修斯正是这个家族的姻亲。她也许得知了皇帝的狐朋狗友——出身蛮族的波利鲁斯（Borilus）和日耳曼努斯（Germanus）正准备谋害这位年轻将军的消息（按同时代的编年史家约翰·佐那拉斯的记载），决心保护他；此外她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丈夫安排他的远亲继承皇位，她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甚至有可能是她爱上了亚历克修斯——此后发生的事也支持这一假说——就像塞奥法诺与约翰·齐米斯西斯的故事那样。 [7] 无论这些说法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1080年，阿兰尼亚的玛丽收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为养子。

博坦内亚特斯似乎没有反对。这个虚弱年迈的老人已经完全被妻子掌控。他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在当年年末派他的养子反击近期夺取了库齐库斯的塞尔柱人。这是亚历克修斯期待已久的机会。他已经决心要尽早把这位老态龙钟的皇帝从皇位上赶走，而且最好是直接使用武力——因为他不想刺杀皇帝。武力逼宫的难处便在于如何能集结起军队而又不被怀疑。此时这一问题一下子不复存在了。他立即下令在都城通往亚得里亚堡的大路旁的小村佐热罗斯（Tsouroulos）集结部队。

对波利鲁斯和日耳曼努斯而言，玛丽收亚历克修斯为养子以及他的新任务都不是好事。他们的宿敌如今地位愈发巩固，能以皇室成员的身份自由出入宫中，每天都能面见皇帝，而且更危险的是，皇后无处不在的密探随时可以向他通报时局的变化。当他们得知军队的动向时，他们清楚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但事先收到消息的亚历克修斯先发制人了。1081年2月14日，在大斋前的星期日的头几个小时，他和他的兄弟伊萨克（Issac）悄然进入位于陆墙北端、濒临金角湾的布拉赫内宫，而后强行闯入了皇帝的马厩。他们抢走自己骑乘的马匹，割断其他马匹的腿筋以免追击，而后飞奔而去。他们首先赶往所谓的“葛斯弥迪乌姆”，即金角湾北端的圣葛斯默与圣达弥盎修道院，通知亚历克修斯的岳母玛丽亚，并恰好遇到了伊琳妮妹妹安娜的丈夫——富裕且权势甚大的乔治·帕列奥列格（George Palaeologus），他随即也加入其中。 [8] 之后他们赶往佐热罗斯，与几乎完成集结的部队会合，还派人请恺撒约翰前来协助。

老恺撒如今在几英里外的莫罗邦多斯（Moroboundos）的私宅中居住。信使到达时他正在午睡，被他的孙子吵醒了。他起初不肯相信叛乱的消息，打了那孩子一巴掌，之后才接过信件。按安娜·科穆宁的说法，信上写的就是本章开头那段略显隐晦的邀请，对约翰·杜卡斯而言这就足够了。他立即骑上马赶往佐热罗斯。不久之后他遇到了一个税官，此人带着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黄金正赶往君士坦丁堡，约翰说服了他与自己同行。尔后他又遇到了一群突厥人，他们也在得到大笔奖赏的许诺之后加入叛乱。他们来到等待已久的军队面前时，不出意料地得到了众人的欢呼。

两三天之后，在另外几位重要的拥护者也加入其中之后，亚历克修斯和伊萨克下令出征。此时，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打算另立新皇帝，直到他们抵达小村西扎（Schiza）时，士兵们才提出了这个问题，还附带着选择：他们想要让谁当皇帝，亚历克修斯还是伊萨克？结果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早已确定。伊萨克更为年长，在东部多年的奋战使他得到了安条克总督的头衔 [9] ，因而在军中颇有人气。但他还是欣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兄弟，杜卡斯家族的影响力也最终占了上风。亚历克修斯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欢呼，被拥立为皇帝，并就此穿上了皇帝专用的、镶金的拜占庭双头鹰纹紫靴——应该是他在离开皇宫之前特意拿走的。

亚历克修斯称帝（1081）

新的僭位者和他兄弟的叛军并不是唯一一支反叛博坦内亚特斯的部队。在西扎加冕当天，他们的妹妹欧多西亚（Eudocia）的丈夫——尼基弗鲁斯·梅里森努斯（Nicephorus Melissenus）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正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克里索波利斯 [10] 举起反旗。刚从安纳托利亚赶来的尼基弗鲁斯没有听说他们的行动，听说之后他立即给亚历克修斯送信，要和他瓜分帝国，分治东西。亚历克修斯绝不想与他人分享帝国，又担心断然回绝会让自己的妹夫与博坦内亚特斯联盟，便有意在回复中含糊其词，同时全速向都城开进。

他依然没有确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发动围攻是不可能的，三年半之前，他本人就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击退了布兰恩努斯的部队，他清楚那三道高耸的城墙不是自己麾下这点部队能够攻破的。在和恺撒进行了一两天的缜密侦察之后，他们发现尽管一些地段的守卫部队（比如瓦兰吉卫队和所谓的“不朽军”）愿意为皇帝奋战至死，其他部队也许可以用些手段来劝诱，特别是那些守卫亚得里亚堡门的德意志佣兵。乔治·帕列奥列格与他们的首领进行了某些交涉，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在某一天的日落时分，他和一些追随者将云梯搭在了德意志佣兵控制的城墙上，悄然翻过城楼，之后亚历克修斯趁夜将全部军队集结到塔楼之下。破晓时分已是万事俱备，站在城墙高处的帕列奥列格给出了信号，他的部下随即从内侧打开城门，让叛军涌进君士坦丁堡。

他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市民们对老皇帝没什么感情可言，许多人清楚他迟早要被推翻，如今一位精力充沛且受人爱戴的年轻将军取代他时，他们自然是乐观其变。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支部队会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城，但亚历克修斯部队之中蛮族部队太多，而他们很快影响了其他人。士兵们入城之后不久便开始四处奸淫掳掠，趁火打劫的当地流氓也很快加入，城中很快陷入了混乱，以至于这一行动的胜败几乎变成了未知数，忠于皇帝的部队也开始怀疑这些叛军究竟是否不可战胜。乔治·帕列奥列格的父亲尼基弗鲁斯忠于皇帝，因自己的儿子叛变而惊异不已；亚历克修斯的宿敌波利鲁斯同样忠于皇帝，他获取了军事指挥权之后集结起瓦兰吉卫队，和其他能够信赖的部队一同在君士坦丁集会所与大里程碑 [11] 之间集结。

但博坦内亚特斯清楚自己已经失败。他想要收买梅里森努斯为自己作战，但帝国舰队已经倒向乔治·帕列奥列格，封锁了海峡。如今他已经没有继续抵抗的意愿。年老且颇受尊敬的牧首葛斯默（Cosmas）恳求他尽快逊位以免更多的基督徒因此流血，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太多劝说。他首先派尼基弗鲁斯·帕列奥列格向科穆宁兄弟送信，宣称自己同意收亚历克修斯为养子，立他为共治皇帝，并把所有的实权交给他掌管，自己仅仅保留头衔和特权。在提议被恺撒约翰轻蔑地回绝之后他也没有继续争辩。他用宽松的斗篷遮住紫袍，穿过广场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宣布逊位。不久之后他被送到罗曼努斯三世于半个世纪前建造的那座庞大而畸形的全知圣母修道院 [12] 之中，有些不情愿地成为一名僧侣。安娜·科穆宁提及此后他的朋友来拜访他，询问他近况如何时，这位老人的回答是：“不能沾荤腥，这是唯一让我烦闷的事，此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了。” [13]

亚历克修斯登基（1081）

这位年轻人，拜占庭帝国的第七十六位皇帝，身材矮小粗短，膀阔肩宽。他双眼深陷，眉浓且弯，目光轻柔而深邃，胡须浓密。连他的女儿安娜也要承认，站立时的他并不引人注目，坐在皇位上时却截然不同：“他让我想起猛烈的旋风……兼具华美、风度、尊贵，还有令人敬畏的威严。” [14] 当描述自己的父亲时，安娜的说法往往需要仔细考证，然而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与亚历克修斯相识的人们看来，他将成为巴西尔二世之后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帝国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度出现了强势有为的皇帝。

抵达圣宫之后他便立即投入工作。紧迫的任务是恢复部队的纪律，这不只是因为他要为近期的劫掠事件负责，也因为如果无法掌控住他们，他们就随时可能发动兵变。这个任务并不容易，毕竟他们此时已经分散到都城各地的每一个城区，但二十四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被集结起来，在军营之中冷静下来。君士坦丁堡就此重归和平了。但亚历克修斯身为拜占庭帝国的一员，难免良心不安，毕竟是他把这些蛮族带进了城中，他难道不是与他们同罪，乃至是罪魁吗？他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向牧首告解，牧首也随即安排教会法庭以解决这一问题。法庭的结论是有罪，皇帝、他的家人以及参与政变的所有人——还有他们的妻子——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斋戒，并接受其他的惩罚。按照他女儿的说法，亚历克修斯为赎罪做了更多的事：整整四十天的晚上，他都是在紫袍下穿着粗麻布衣服睡在地板上，只枕着一块石头。

然而此时有更要紧的国事需要处理，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弥合他的追随者们与杜卡斯家族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痕。分歧源自新皇帝与米哈伊尔七世的皇后，即阿兰尼亚的玛丽的关系。身为废帝的妻子，她理论上应当在新皇帝抵达之前离开，但她完全没有这么做。虽然她是新皇帝的养母，然而亚历克修斯把自己十五岁的妻子伊琳妮·杜卡斯，以及她的母亲、姐妹和祖父恺撒约翰安排到一个较小且地势较低的宫殿中，他本人则与美丽的玛丽一起住在布克里昂宫， [15] 这依然颇为可疑。杜卡斯家族对这一安排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支持科穆宁家族无非因为亚历克修斯是其家族的一员，而非源自什么情义。乔治·帕列奥列格，即伊琳妮的妹夫，听闻一些科穆宁家族的支持者拒绝在为皇帝欢呼时也带上伊琳妮的名字，告诉他们说：“我赢得胜利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因为你们提到的伊琳妮。”尔后，在得到了舰队的支持之后，他坚持要求所有的水手在欢呼时先喊伊琳妮后喊亚历克修斯。

然而不满的不只是乔治和他的家人们。流言很快传遍城中，一些人声称亚历克修斯要和年少的妻子离婚，成为皇太后的第三任丈夫；还有人声称这些恶行是他的母亲——可畏的安娜·达拉森努斯推动的，她向来厌恶杜卡斯家族，决心趁自己的儿子掌权时彻底剥夺这个家族的权势，消除他们的影响力。前一个流言也许是真的，但后一个留言确定属实。几天后，复活节的周日，亚历克修斯拒绝自己的妻子共同参加加冕典礼，人们的怒火也愈发强烈。

第二次加冕礼（1081）

对杜卡斯家族，以及拜占庭帝国的所有权贵而言，这是毫无理由的冒犯。传统上，皇后不仅是皇帝的妻子，加冕之后的皇后还拥有自己的地位，以及可观的权力。她有自己的朝廷，并可以全权掌控自己庞大的收入，还在帝国许多主要典礼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有证据显示，亚历克修斯对自己的妻子不能参与她理应参加的加冕礼一事并不满意。他对伊琳妮的爱也许确实不算深，但他确实欠了她家族很大的情。此外，在即位之初就和拜占庭贵族之中最有权势的家族对立，真的明智吗？他的母亲此时还能说服他，但他不久之后就能够明白，她和自己都做得过火了。

最终发难的并非双方的领导者，而是牧首。年迈的葛斯默不情愿地给皇帝一人加冕，但依然良心不安。当安娜·达拉森努斯的代表在几天之后劝说他逊位，让她推举的宦官尤斯特拉提奥斯·加里达斯（Eustratius Garidas）继任时，他终于爆发了，高喊道：“以葛斯默之名起誓，只要伊琳妮不能在我任上加冕，我就绝不逊位。”（拜占庭时代以自己的名义起誓是起重誓。）记载中没有提到他是否公开遵守了誓言，但事实不言自明。在亚历克修斯加冕七天之后，年少的皇后也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了。同年5月8日，葛斯默逊位，进入卡利亚斯（Callias）修道院，继任者自然是那个宦官加里达斯。

第二次加冕礼在一周后完成，杜卡斯家族清楚他们取胜了，亚历克修斯也第一次受了教训。如果他和他那位养母之间有什么感情，现在感情也断了。玛丽同意离开布克里昂宫，但前提条件是拿到一封保证她和她与米哈伊尔七世所生的儿子君士坦丁安全的“红字金玺诏书”，另外君士坦丁也要成为亚历克修斯的共治皇帝。这两个要求都迅速得到了同意，她和她的儿子就此来到曼加纳修道院——君士坦丁九世在约三十五年前为他的情人建造 [16] ——附近的奢华府邸之中居住。伊萨克·科穆宁也居住在那里，并得到了新设置的、地位仅次于两位共治皇帝的“尊贵者”（sebastocrator）头衔——恺撒的封号已经依照诺言给了尼基弗鲁斯·梅里森努斯。皇帝则把妻子带回了布克里昂宫，此后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可谓和美，留下了至少九个孩子。

然而无论帝国内部如何阳光明媚，帝国之外的阴云已经迫近。亚历克修斯加冕一个月之后，阿普利亚公爵、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对罗马帝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1] 泽塔（此前称杜克里亚，是帝国管辖的半自治公国）大约在1035年发动了叛乱，自此拒绝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

[2] 她是格鲁吉亚的巴格拉特四世的女儿，于1065年与米哈伊尔·杜卡斯成婚。

[3] 有关重婚问题，特别是皇帝“智者”利奥六世的“四婚”事件，见第二卷第八章。

[4] 他的绰号为“贬值四分之一者”（Parapinaces），因为在他在位时，价值基本保持稳定了五百年的诺米斯玛塔金币贬值了四分之一。见第二卷。

[5] 这一部分的说法参考了他女儿安娜·科穆宁（《亚历克修斯传》，I，i）留下的那部最详尽也最有趣味的传记。而佐那拉斯的记载提及亚历克修斯在1118年逝世时享年七十岁，按照这一说法，亚历克修斯出生在1048年，在1070年时应该已经二十二岁。安娜的说法并非全部可信，但中世纪时如此早就经历战火的洗礼也不算罕见，因此我们基本可以采信她的说法，毕竟她更容易了解情况。

[6] 见第二卷。

[7] 见第二卷。

[8] 夏朗东（Essai sur le règne d ’Alexis Ier Comnène ）不认为这次会面是偶然发生的。他指出，安娜·科穆宁（《亚历克修斯传》，Ⅱ）提及乔治·帕列奥列格自称身上带着自己所有的金银细软，情况更可能是这一切都早已精心安排好，乔治实际上本就是同谋者。然而安娜的说法是乔治把自己的金银细软都托付到了这座修道院中。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也不必过虑。她还提及起初乔治不肯帮助科穆宁兄弟，直到自己的岳母坚持如此后才同意。若是同谋，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何必假装反对呢？

[9] 实际上仅仅是虚衔。1071年曼齐刻尔特战败之后，安条克被支持罗曼努斯四世的军官菲拉莱托斯·瓦拉哈米奥斯（Philaretos Brachamios）占据，他就此自封安条克总督，占据安条克、埃德萨等地区并自治。菲拉莱托斯控制的地域在塞尔柱人的进攻下不断萎缩，其残部在日耳曼尼西亚坚守，直到第一次十字军到来时向十字军献城。——译者注

[10] 今于斯屈达尔，名称源自希腊语的斯库塔里，这座城市因为在十二世纪时修造了斯库塔里昂宫（Scutarion）而改名。

[11] “Milion”，即“第一块里程碑”，由四个凯旋拱门组成一个方形，上面标有那里到帝国各地的距离。大里程碑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西南方向数百码处。见第一卷。

[12] 见第二卷。

[13] 《亚历克修斯传》，Ⅲ，1。对此书的引述均参考E.R.A.塞特的译文。

[14] 《亚历克修斯传》，Ⅲ，3。

[15] 君士坦丁堡的圣宫由一系列的宫殿组成，奥斯曼帝国在此处修造的托普卡帕宫也是如此。皇宫区包括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到马尔马拉海的整个斜坡，由一系列的小型宫殿与亭台组成。布克里昂宫是相对重要的宫殿之一，配有同名的码头。

[16] 见第二卷。

第二章 诺曼人（1081～1091）

罗伯特是出身低微的诺曼人，性格高傲，内心恶毒至极；他是个勇敢的战士，抢夺大人物的财富与权力时狡诈过人；为达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用无可辩驳的论调驳倒批评者。他体格健硕，远超常人；肤色红润，发色金黄，肩膀宽阔，眼中几乎能闪出火光……荷马记载称阿喀琉斯在高喊时，如同众人齐声高呼一般，但他们说，罗伯特的怒吼能让数以万计的人溃逃。

——《亚历克修斯传》，Ⅰ，11

诺曼人在南意大利的故事自1015年前后开始，大约四十名年轻朝圣者来到了阿普利亚北部，拜访加尔加诺山（Monte Gargano）的大天使米迦勒的洞穴修道院。他们发现这块人口稀少而不服管束的土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伦巴第贵族轻易地说服他们成为佣兵，与拜占庭帝国对抗。消息很快传回了诺曼底，几个自由自在的年轻人前来冒险与寻求财富的行动，就此演变为持续不断的移民。诺曼人不加区分地为希腊人与伦巴第人作战，获取的报酬也逐渐从黄金转变为土地。1030年，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Sergius）为了感谢他们的支持，将诺曼佣兵的首领兰努尔夫（Rainulf）封为阿韦尔萨伯爵。尔后他们便开始迅速扩张，并在1053年，在阿普利亚的奇维塔特击败了教皇利奥九世亲自率领的规模远超于他们的大军。

此时诺曼人的领导权落入了欧特维尔家族的坦克雷德（Tancred de Hauteville）手中，此人是诺曼底公爵麾下一个地位不高的骑士。他的十二个儿子之中，有八人在意大利定居，其中五人成了战场上的领袖，其中的佼佼者罗伯特·吉斯卡尔（意为“狡诈者”）堪称天才。在奇维塔特之战后，教皇的政策改变了，1059年罗伯特接受了教皇尼古拉斯二世新设置的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与西西里公爵的头衔。前两块土地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西西里则依然在萨拉森人手中，然而获得这一所谓合法地位的罗伯特也不可能安分下去。两年之后他和自己的幼弟罗杰（Roger）入侵西西里，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在西西里岛与亚平宁半岛同时保持进攻的势头。如前文所述，巴里已经在1071年陷落，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就此丧失；次年巴勒莫陷落，萨拉森人在西西里的统治也就此崩溃。1075年，他们吞并了伦巴第人最后的独立公国萨莱诺（Salerno）。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以南的意大利，就此全部处于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全权统治之下了。

罗伯特·吉斯卡尔觊觎帝国（1078）

数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被称为“马格纳加列西亚”（Magna Graecia），即“大希腊”，直到此时，其文化也更近似于希腊，而非意大利。当地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希腊语——至今一些偏远村庄中依然如此，几乎所有教堂与绝大多数的修道院都使用希腊教会的仪式。阿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依然和拜占庭时代一样被称为军区，许多重要机构的官员依然沿用拜占庭时代的官职名，比如将军、总督和督军。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吉斯卡尔难免会觊觎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拜占庭帝国也在愚蠢地纵容他。早在1073年，米哈伊尔七世就给他送去了两封信，提出让自己的兄弟、“英俊得如同皇帝一般”的紫衣贵胄 [1] 与罗伯特最美丽的女儿——他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成婚，以换取他的军事支援。由于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复，米哈伊尔又送去了第三封信，提出了更丰厚的提议：他提出让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君士坦丁为这场联姻的新郎，并授予罗伯特的亲友至少四十四个帝国的荣誉头衔，与每年总共两百磅黄金的赏赐。

吉斯卡尔没有犹豫。皇位由谁来继承确实存在不确定性，但皇帝的儿子总归比其他所有人的可能性都大，而让自己的女儿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后，这样的机会他绝对不肯错过。授予自己的重要下属荣誉头衔，事实上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拿到米哈伊尔的贿赂，或许并不算什么好事，但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冒的。他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不久之后把新娘送去了君士坦丁堡。她到帝国的后宫之中学习礼仪，直到那个婴儿皇子长到可以结婚的年龄。安娜·科穆宁在多年之后颇为刻薄地记载称 [2] ，虽然皇帝特意提出了要求，年少的海伦娜（Helena）——她在抵达之后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并改名海伦娜——却远没有他所想的那么好，而她年幼的未婚夫“像见到了怪物一般”。考虑到安娜此后与年轻的君士坦丁订婚，深爱过他，她的这段叙述自然难称公允。

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在1078年推翻了米哈伊尔七世，海伦娜染指皇位的可能也就此终结。废帝进入了修道院——在他看来也不算坏事，这个书生气的人更适合生活在修道院，而非皇宫。那位不幸的诺曼公主则同样被软禁在一座修女院之中，而这绝非她所期待的结局。她父亲收到消息时的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他让皇帝成为自己女婿的希望落空了，另一方面对他女儿的软禁则给了他出兵干预的极佳借口。南意大利的一场叛乱让他未能立即行动，但在1080年夏季，他终于得以加速进行准备了。事实上他并没有错失机会，这一时期的帝国愈发混乱。在此时的境况之下，若是诺曼人发动一次筹划周密的入侵，完全有可能成功。

罗伯特认为仅靠自己经验丰富的旧部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入侵，他开始在伦巴第与阿普利亚各地不分年龄地征募新军，将大批梦里都不曾见过武器的可怜虫充军。这些新兵披上甲胄，拿起盾牌，笨拙地拉弓（他们从未学过射箭），听到前进的命令时还时常摔倒在地。

安娜·科穆宁就是如此记载罗伯特对远征的准备的，而准备工作在秋季与冬季接连不断地进行。舰队整备完成，陆军扩充规模——尽管扩充的数额远没有安娜所说的那么多——并整顿了装备。为了激励希腊臣民的士气，吉斯卡尔甚至找了一个声名狼藉且明显是假冒的东正教僧侣，在准备远征时出现在萨莱诺，自称皇帝米哈伊尔七世，逃离了修道院之后来到诺曼人盟友这里寻求复位。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但罗伯特为了保证宣称的合法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依然对他格外尊敬。

然后在12月，他决定派遣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一则要求博坦内亚特斯就海伦娜被软禁一事做出解释，二则与此时正为帝国服役的诺曼雇佣军通气，三则寻求时任近卫军团元帅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的支持。他派出蓬图瓦兹（Pontoise）伯爵拉多尔夫（Radulf）出使，但此人没能成功完成任务。他与皇帝的交涉以及与诺曼佣兵的密谈未见记载，但他无疑上了那位元帅的当，而在他返程时，他得知了亚历克修斯发动政变的消息。在布林迪西见到自己的领主之后，他劝说罗伯特取消这次远征，还保证称新皇帝只想和诺曼人保持朋友关系。他是米哈伊尔七世的朋友，也是小君士坦丁，即罗伯特可能的女婿的实际保护人，尽管君士坦丁依然年幼（时年七岁），却也得到了共治帝国的权力。而海伦娜在他执政之时很安全，就像在她父亲身边一样。拉多尔夫还声称自己亲眼见到了修道院中的废帝米哈伊尔七世，因此罗伯特身边的那个人无疑是个欺世盗名者。他应当立即派出新的使团与亚历克修斯谈判，商谈签署和约与盟约。之后海伦娜或者可以与君士坦丁成婚，或者返回家中。流血厮杀可以避免，他的陆海军部队也将得以返回家中。

暴怒时的罗伯特·吉斯卡尔格外凶残，而他对不幸的拉多尔夫的处置堪称骇人。他绝不想和拜占庭帝国和谈，他的大军已经在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整装待发，欧洲最宝贵的头衔近在咫尺。他已经完全丧失对这场婚姻的兴趣，毕竟即使婚姻成行，意义也大不如前了。他甚至不那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回家，毕竟他还有另外六个女儿，而且她在君士坦丁堡也比回家更有用。他依然宣称那位假冒者就是米哈伊尔七世——虽然因他演技不佳而不满——并声称他是唯一合法的皇帝。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出发，以免亚历克修斯先他一步遣返海伦娜，让他失去进军的理由。幸运的是此时他已经派长子博艾蒙德（Behemund）——时年二十七岁，金发碧眼，高大魁梧——率领一支先遣部队渡过亚得里亚海。他和主力军必须尽快出发。

入侵拜占庭帝国（1081）

舰队在1081年5月末起航，其中运载着约一千三百名诺曼骑士、一大批萨拉森人、一些未必可靠的希腊人，以及数千名混杂的步兵。在阿弗罗那 [3] ，一批拉古萨人（Ragusan）——他们和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部族一样随时准备挣脱拜占庭帝国的控制——的舰船前来与他们会合，而后他们沿海岸线缓慢进军到科孚岛，当地的帝国驻军立即投降了。罗伯特·吉斯卡尔就此获取了桥头堡，并得以保证与意大利的交通，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都拉佐 [4] ，伊利里亚地区的首府与主要港口，已有八百年历史的伊格纳提亚大路从这里折向东方，穿越马其顿与色雷斯抵达君士坦丁堡。然而，围城的进展并不顺利。在向北绕过阿克罗克劳尼亚海岬（Acroceraunian）时，罗伯特的舰船遭遇了猛烈的风暴——古典时代的船只向来不在那里航行，据称那里是雷神朱庇特（Jupiter Fulminans）降下霹雳之地。一批船只受损，而余下的船只抵达都拉佐城外的停泊处时，一支威尼斯舰队正从西北方向赶来。

得知吉斯卡尔在帝国领土登陆之后，亚历克修斯便向威尼斯总督多米尼克·塞尔沃（Domenico Selvo）紧急求援。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了，因为对威尼斯而言，让诺曼人控制奥特朗托海峡对自己的威胁，可以说不比此举对帝国的威胁少。塞尔沃立即行动起来，他亲自召集战舰并立即出发，在傍晚与诺曼人的舰队交战。罗伯特的部下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然而他们终究缺乏海战经验。威尼斯人使用了拜占庭海军的一个经典战术，贝利撒留早在五个半世纪前便在巴勒莫使用过，他们把小艇拴在桅杆顶，让士兵居高临下射击敌人。 [5] 他们似乎也掌握了希腊火的秘密，诺曼编年史家戈弗雷多·马拉泰拉（Geoffrey Malaterra）记载称：“他们用布置在水下的管子投射所谓的‘希腊火’，火焰无法用水扑灭，就此狡诈地在海中焚毁了我们的舰船。”面对这样的战术与武器，诺曼人无力抵抗，阵型被冲散了，威尼斯人则得以安然进入都拉佐港。

都拉佐围攻战（1081）

但这并不足以逼退阿普利亚公爵，他的陆军（在海战之前他已下令他们上岸）此时毫发无损，而且开始发动围攻。亚历克修斯已经派他的老战友乔治·帕列奥列格前去指挥当地部队，命令他全力抵御敌军，等待他集结部队反击入侵者，而驻军得知援军正在赶来，便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围攻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季，守军时常出城突击，在一次突击之中，头部中箭的乔治依然在暑热之中坚持作战了整整一天。最终，10月15日，亚历克修斯亲率大军抵达。三天后他发起了攻击。此时的罗伯特率部稍微转移，在城北集结起阵线。他本人指挥中军，他的儿子博艾蒙德指挥左翼，他的妻子伦巴第公主萨莱诺的西凯尔盖塔（Sichelgaita）指挥右翼。

西凯尔盖塔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她如同瓦格纳歌剧中的女主角一般，或许也是历史之中最接近“女武神”（Valkyrie）的人。她体格健壮，力量如同赫拉克勒斯，一生几乎从不离开自己的丈夫，作战更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在战斗之中，她高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鼓励着战友或诅咒着敌人，冲进混战的人群之中，金色长发在头盔之下飘动。西凯尔盖塔仿佛可以与瓦尔特洛德（Waltraute）、葛琳洁德（Grimgerda）乃至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同列，成为奥丁（Wotan）麾下的女武神——即使她并非来自北欧。

和每一次皇帝亲征时一样，皇帝的瓦兰吉卫队随他来到了战场上。此时的瓦兰吉卫队中有大批英格兰人，他们是黑斯廷斯之战失败后，屈辱地离开家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此时为拜占庭帝国服役。他们之中不少人等待了十五年，终于得以和仇敌诺曼人作战，于是竭尽全力发起猛攻。他们将巨大的双手斧举过头顶，劈砍诺曼人和他们的坐骑，让阿普利亚的骑士们陷入恐慌，他们极少见到遭遇骑兵冲击之后依然不会崩溃的步兵阵线。骑士们的马匹开始惊慌，不久之后诺曼人的右翼便陷入了混乱，许多人直接逃向大海，以免被杀。

但此时，按照同时代的记载，西凯尔盖塔拯救了诺曼人。安娜·科穆宁的记载最为生动。

罗伯特的妻子盖塔——她骑马跟在他的身边，堪称帕拉斯（Pallas）再世，乃至雅典娜降生——看到士兵们后退，便瞪着他们，用她的母语厉声高喊荷马的名句：“你们能逃多远？若是男人，便坚守阵地！”当她看到仍有人逃跑时，便拿起长枪全速冲向逃兵们。见她冲来，逃兵们恢复了秩序并重新投入战斗。

此时，博艾蒙德的左翼军队也调转方向前来助战，一批弩手开始从侧翼射击瓦兰吉卫队，而他们又无法用斧子反击。此时的他们脱离了主力部队，退路被切断了，只得坚持作战。最终，极少数疲惫的英格兰人逃进附近的大天使米迦勒礼拜堂中寻求庇护，但诺曼人立即焚毁了那座修道院——此时他们与去加尔加诺山朝圣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并烧死了避难的瓦兰吉卫士们。

与此同时，在中军阵的皇帝依然坚持作战，但拜占庭军队的精锐早已在曼齐刻尔特之战中损失殆尽，目前他那支由蛮族佣兵组成的混杂部队既不守纪律，也不愿与阿普利亚的诺曼人死战。乔治·帕列奥列格从都拉佐率部出击，但他没能挽回战场上的颓势，更糟糕的是，亚历克修斯一世的附庸、泽塔的国王君士坦丁·伯丁逃离了战场。亚历克修斯原本对塞尔柱苏丹苏莱曼（Süleyman）借给他的七千塞尔柱仆从军寄予厚望，但他们见君士坦丁逃走之后也随即逃离了战场，让战局愈发恶化。此时亚历克修斯已经没有胜算。他陷入包围之中，乔治的父亲尼基弗鲁斯·帕列奥列格以及米哈伊尔七世的兄弟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均已战死。痛失战友，疲惫不堪，又因额头受伤而失血的皇帝，孤身一人缓慢地骑马穿越群山，抵达奥赫里德，集结并重组他的残部。

都拉佐继续坚守了四个月，直到1082年2月，靠着城中一个叛变的威尼斯人（按马拉泰拉的记载，此人索要的回报是与罗伯特的侄女成婚），诺曼人才得以冲进城中。然而攻破都拉佐之后，征服的脚步便加快了，各地的居民得知皇帝战败的消息后便放弃了对入侵者的抵抗，吉斯卡尔在几周之后便控制了整个伊利里亚。之后他进军卡斯托里亚（Kastoria），那里也立即投降了——即使城中驻守着至少三百多名瓦兰吉士兵。此事让诺曼人的士气愈发高涨。如果帝国的残兵败将都不肯继续抵抗，那么君士坦丁堡便是唾手可得了。

哀哉，罗伯特失算了。4月，仍在卡斯托里亚的他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消息：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以及卡帕尼亚大部正在整备军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也送来了一封信，称他的死敌、罗马人的国王 [6] 亨利四世抵达了罗马城下，要求加冕为西帝国皇帝。此时这位公爵必须尽快回国。他把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博艾蒙德，并对自己父亲坦克雷德的在天之灵发誓，在返回希腊之前绝不剃须，之后罗伯特匆忙返回海边，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

亚历克修斯备战（1082）

为和罗伯特·吉斯卡尔作战，亚历克修斯寻找的援军不止威尼斯人。即位之时他就清楚罗伯特在筹备入侵，于是立即开始寻找潜在的盟友。最近的盟友便是罗伯特的侄子，他兄长汉弗莱（Humphrey）的儿子阿伯拉尔（Abelard），此人被他的叔父剥夺了财产，之后来到君士坦丁堡避难。他欣然答应秘密返回意大利，在自己兄弟赫尔曼（Herman）与拜占庭的资金支持之下发动叛乱。与此同时，皇帝也派出使团觐见亨利四世，指出任阿普利亚公爵肆意妄为的危险性。作为结盟的回报，亚历克修斯还送给亨利三十六万金币，许诺支付二十名高级官员的俸禄，还赠送了镶珍珠的金十字架胸针、一只水晶杯、一只缠丝玛瑙杯和“装着几位圣人遗骨的镶金圣骨匣，每件都附有小标签”。这一协议花费确实可谓不菲，但在1082年春季，当皇帝收到罗伯特突然离开的消息时，他还是会觉得近期的外交花费是值得的。

他本人在塞萨洛尼基越冬，试图集结部队以进行夏季的军事行动。博艾蒙德和他的军队正在帝国西部行省扩张，他的父亲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返回，向都城进军。若是想要抵御诺曼人，就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部队，但佣兵需要薪酬，帝国国库已经耗竭，而加税只会让已被剥削殆尽的拜占庭臣民们发动叛乱。亚历克修斯向他的母亲、兄长与妻子求援，他们也尽力提供了援助，只留下勉强够生活的费用，但这远远不够。最终，他的兄弟、尊贵者伊萨克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召集了宗教会议，根据古时留下的允许教会金银用于赎回拜占庭俘虏的教义，宣布扣押所有的教会财产。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中只有一个类似的先例，在618年面对波斯国王库斯老入侵时，牧首塞尔吉乌斯自愿将所有教堂与修道院之中的财富交给国家，皇帝希拉克略欣然接受了他的馈赠。 [7] 此时却是主动索取。这次教会远没有那么开明，也几乎没有掩饰不满情绪。然而他们也只能屈服，亚历克修斯就此集结起了军队。

然而，即使这样的军队在组建起来之后的第一年中也无力阻止博艾蒙德进军。在雅尼纳（Yanina）和阿尔塔（Arta）接连取胜之后，他缓慢地将拜占庭军队赶出了马其顿，并控制了塞萨利大部。直到1083年春，亚历克修斯才在拉里萨扳回一城。他的计划颇为简单。在即将决战时，他将大部分部队以及皇帝的旌旗都交给自己的妹夫尼基弗鲁斯·梅里森努斯与另一位显赫将军巴西尔·库尔提吉奥斯（Basil Curticius），下令他们向敌人进军，而在即将接战之前调转方向假装逃跑。他本人则亲率一支精锐部队趁夜抵达诺曼人的营地附近隐蔽。破晓时，博艾蒙德见到敌军与旌旗，便立即发动了进攻。梅里森努斯和库尔提吉奥斯按照计划行事，不久之后拜占庭大军便开始后退，诺曼人则全力追击。与此同时，亚历克修斯和他的部下则冲进了敌军的营地，一番屠戮之后掠走了大批辎重。博艾蒙德返回营地之后，被迫放弃对拉里萨的围攻，返回了卡斯托里亚。他的远征就此失败了。沮丧、思乡、欠饷的诺曼大军又听闻亚历克修斯给叛逃者开出大笔贿金，士气进一步丧失，随即瓦解。博艾蒙德乘船返回意大利寻求资金支持，而他的副手在他离开之后便立即投降了。之后威尼斯人的舰队收复了都拉佐和科孚岛。1083年年末，诺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控制的土地仅剩一两个小岛与少量滨海地域了。

亚得里亚海对岸的罗伯特·吉斯卡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平息阿普利亚的动乱所花的时间比他预想的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叛军从君士坦丁堡获取了大笔补助，但在仲夏，最后的抵抗据点也被清除了。他随后开始集结新军，以解救教皇格里高利——他此时困在圣天使城堡——并赶走亨利。次年夏初他开始进军，并于1084年5月24日，在罗马城外的今卡佩纳城门（Porta Capena）附近扎营。然而皇帝并没有在那里等待他，在罢黜格里高利并让自己扶植的傀儡教皇于棕枝全日为自己加冕之后，他在阿普利亚公爵抵达城下三天之前率领大部分部队退回了伦巴第。

诺曼人劫掠罗马（1084）

若是罗马人没有愚蠢地在前一年的3月打开城门，诺曼人将会作为援军进入城中，但此时的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城。5月27日夜，罗伯特悄然率部绕到城北，在黎明时分发起攻击，并在几分钟之后便攻破了弗拉米尼亚城门。他们遭到了坚决的抵抗，位于台伯河另一侧、正对着圣天使城堡的马尔提乌斯原野变为一片火海。但不久之后，诺曼人便将守军击退至对岸，解救了堡垒中的教皇，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他带回已成废墟的拉特兰宫。

真正的悲剧此时才上演。尽管罗马的繁华在那些年的兵燹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但对吉斯卡尔的部下而言，这座城市的财富规模依然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未曾见识的，整个罗马城很快陷入了劫掠。劫掠持续了三天之后，城中居民忍无可忍，发动了暴乱。对此毫无防备的罗伯特被暴动者包围。危机之中，他的儿子罗杰·博尔萨（Roger Borsa）展现了少见的活跃，率领一千名重甲骑兵突破愤怒的人群，及时地解救了他的父亲。然而，此时为求自保的诺曼人开始在城中纵火。卡比托利欧山和帕拉蒂尼山火光冲天，教堂、宫殿与古神庙也仅剩下空壳。在斗兽场（Colosseum）与拉特兰宫之间的广大地域之中，几乎所有建筑都被付之一炬。当硝烟散去，幸存的罗马市民领袖在脖子上系上出鞘的剑，跪在阿普利亚公爵面前投降时，城市已被劫掠一空，只剩下荒芜与绝望。

几周之后，罗伯特·吉斯卡尔返回希腊。按安娜·科穆宁的记载，他一向固执己见。已经六十八岁的他依然希望重新开始远征。1084年秋，他带着博艾蒙德以及另外两个儿子罗杰与居伊（Guy），率领一百五十艘战舰组成的新舰队返回。出发之时的情况堪称恶劣，风暴让船只在布特林托（Butrinto）滞留了两个月，而当他们终于得以渡过海峡抵达科孚岛时，威尼斯人的舰队又成功地在三天之中两次击败他们。他们损失惨重，以至于威尼斯人派出了小艇返回威尼斯报捷。然而威尼斯人低估了吉斯卡尔。他的舰船大多已经破损不堪，已经无力进行第三次交战，但见到小艇离开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有机会发动突袭，便迅速将依然能够航行的船只集结起来，发动了最后的突击。

他算计得很精准。威尼斯人不但没有防备，他们的战舰弹药也早已耗光，因为重心太高，所有士兵和水手在接弦战中时常滑向甲板的一边，其中许多船倾覆。（这一说法见于安娜·科穆宁的记载，尽管这与我们所知的威尼斯人的航海水平未必相符。）安娜记载称威尼斯人有约一万三千人阵亡，还有两千五百人被俘，而对这些俘虏遭受的残害的病态记载，也称得上是她记述风格中最不讨喜的一个方面。 [8] 科孚岛陷落了，这支大军在大陆越冬时，心情更好，前景也更光明。

罗伯特·吉斯卡尔病逝（1085）

但在入冬之后，一个比威尼斯人和拜占庭人加起来都要致命的敌人出现了：瘟疫，或许是伤寒，毫不留情地暴发了。开春时，已有约五百名诺曼骑士病死，余下的士兵也大多无力作战。然而即使此时，罗伯特也依然欢欣鼓舞。他的家人之中只有博艾蒙德生病，返回巴里疗养；初夏，决心再度进军的他派罗杰·博尔萨率先遣部队攻打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几周之后，他率部向南支援，却突然染病。当他的舰船抵达岛北端的阿塞尔海岬（Ather）时，他已经病入膏肓。1085年7月17日，在忠实的西凯尔盖塔的陪伴之下，他就此病逝。他所停泊的海湾至今依然被称为“菲斯卡多”（Phiscardo）。

此前的四年间，他曾经让欧洲最强势的两位君主，即东帝国与西帝国的皇帝望风披靡，并解救了中世纪之中最可敬的教皇之一，亲手恢复他的权力。若是他能再存活几个月，也许他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亚历克修斯的执政也将更为短暂，乃至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亡国之君。但吉斯卡尔死后，帝国的直接威胁就此消除。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立即就遗产继承问题爆发了在所难免的争执，他晚年的宏图大志也就此落空。但他们并没有遗忘他的创举。此后南欧的诺曼人对东方的觊觎之心与日俱增，十二年后，罗伯特的儿子博艾蒙德便在皇帝的资助之下，打下了第一个海外的十字军国家。

“帝国的直接威胁就此消除”，无论这句话由谁来写，都堪称大胆。拜占庭城从来都不会安全太久。帝国在西方的邻居通常不可信任，时常背叛；东方的邻居却几乎全部怀有敌意，并注定会完成最后一击。然而这几个世纪之中，来自北方的威胁接连不断，各个蛮族部族，如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格皮德人、保加尔人、马扎尔人和乌泽人，一个个从中亚的草原上迁徙到此地。他们虽然没能夺取君士坦丁堡，却也持续保持着对帝国的威胁，让皇帝与他的臣民们难得安歇。

当诺曼人暂时离开时，佩切涅格人又登上了舞台。他们算不上新角色。在两百多年间，他们都是值得畏惧的力量，其间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贪婪与残忍。读过前一卷的读者们也许还能记得，在九世纪中期时，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曾经警告自己的儿子罗曼努斯，必须用无休止的奢侈品馈赠他们，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保证与他们的盟约与友好关系。 [9] 然而近年的皇帝们无视了他的建议，而佩切涅格人的侵扰，在东巴尔干鲍格米派异端 [10] 的协助与唆使下愈发激烈。1087年春，大批蛮族军队——安娜估计有八万人——入侵帝国；三年后，在双方互有胜负的几次战斗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佩切涅格人与鲍格米派也不是亚历克修斯需要面对的仅有麻烦。士麦那的突厥埃米尔沙卡（Chaka）在此前十年间将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到了整个爱琴海东岸。他在君士坦丁堡居住了一年多，尼基弗鲁斯三世赐予他首席至贵者（protonobilissimus）的头衔。但他的野心，就像此前的罗伯特·吉斯卡尔一样，指向了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佩切涅格人的入侵给了他期待已久的良机。他准备了一支舰队，在1090年秋末轻易占据了拜占庭的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和罗德岛。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幸运的是亚历克修斯也组织起了海军；次年年初，他的亲属君士坦丁·达拉森努斯（Constantine Dalassenus）率领舰队将埃米尔赶出了马尔马拉海入口。但沙卡远没有战败，还打算继续进攻，却在1092年的一场宴会上被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Kilij Arslan）谋杀。

勒乌尼昂血战（1091）

与此同时，佩切涅格人依然保持着对君士坦丁堡的压力。亚历克修斯全力抵御他们，虽然能够将他们限制在海湾，但部队匮乏的他无力把他们赶回原来的土地。就此，无计可施的他再度使用了拜占庭帝国最古老的外交手腕之一：远交近攻，贿赂另一个异族来对抗目前的敌人。这一策略存在风险，毕竟两个异族很可能借机结盟，就此让帝国陷入两支异族联军的合击之下。但在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帝国已经失去主要的人力资源来源，他也别无良策了。于是，在“智者”利奥请求马扎尔人进攻保加利亚的西米恩 [11] 两个世纪之后，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向库曼人提出了请求。

此前的篇章之中，库曼人被泛称为他们的古称——斯基泰人。 [12] 这个突厥系的游牧部族在十一世纪从东方迁徙到今乌克兰境内。他们与佩切涅格人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还在1087年与其共同欣然掠夺了色雷斯，但亚历克修斯给出了库曼人无法拒绝的条件，他们也就此同意了。库曼人在晚春时节抵达，而后在1091年4月28日星期一，两军于马里查河河口处的勒乌尼昂（Levunium）对垒。

当晚，皇帝下令他的士兵们祈祷。安娜如此记载：

日落西山时，失去阳光的天空被再度照亮，所有人将点燃的火把（即他们所谓的蜡捻）拴在长枪头上，如同繁星一般。祈祷声无疑传到天堂之中，或者说，正是天主上帝让这声音飞进天堂之中。

他们的祈祷似乎应验了。次日双方的决战之中，按照游牧部族习俗拖家带口上阵的佩切涅格人遭受惨败，近乎灭族。安娜声称他们被全歼，尽管这是夸张，却与事实相去不远。一些俘虏为帝国服役，余下的大多数人——据称是俘虏他们的人数量的三十倍——则被全部屠杀。

帝国军队与指挥帝国军队的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在勒乌尼昂的血腥屠戮并不值得称道， [13] 但事实上，这依然是拜占庭帝国在巴西尔二世逝世之后，赢得的最为重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让帝国得以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免于佩切涅格人的侵扰，也让其他部族忌惮，还振奋了拜占庭军队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这一战巩固了皇帝的地位。他毕竟是靠武力夺取皇位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们，只要是来自那十几个拜占庭贵族家族，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样宣称皇帝，而亚历克修斯此前展现的能力仅能有限地保护他免遭对手的阴谋陷害。此时的他终于证明了自己能够让帝国或多或少恢复旧日的辉煌。在这一战几天之后，皇帝荣耀地穿越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在臣民们的齐声欢呼之中，通过装饰一新的街道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此时的他，在即位十年之后，终于可以带着这十年间不曾有过的自信与希望，展望未来了。

[1] 即皇帝在位时出生的子女。在继承顺位上，紫衣贵胄的地位要明显高于非紫衣贵胄的长子。

[2] 《亚历克修斯传》，Ⅰ，12。

[3] 阿弗罗那（Avlona，今称发罗拉），位于今阿尔巴尼亚境内。

[4] 希腊语称底拉西乌姆，今阿尔巴尼亚都拉斯。

[5] 见第一卷。

[6] 纯粹的荣誉称号，通常授予选举出的西帝国皇帝，然后再由罗马的教皇加冕。

[7] 见第一卷。

[8] 安娜还记载了第四次交战，声称威尼斯人取得了胜利，但威尼斯人的记载中并未提及此事。鉴于总督塞尔沃在科孚岛的灾难之后被罢免，这一记载很可能只是她一厢情愿的编造而已。

[9] 见第二卷。

[10] 鲍格米派异端信仰摩尼教，这个恪守清规戒律的教派相信物质世界是恶魔创造与统治的。自十世纪于保加利亚发源之后，他们便迅速传播到了整个巴尔干以及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域，乃至演化出了法国西南部的阿尔比派（Albigensians），又称清洁派（Cathars）。

[11] 见第二卷。

[12] 或许一些读者更熟悉“波洛伏齐人”（Polovtsi）的说法，鲍罗丁（Borodin）的歌剧和罗斯的民间传说就提到基辅大公伊戈尔俘虏了波洛伏齐人，让他们跳舞。（库曼人，俄语资料的波洛伏齐人，即蒙古资料中所说的钦察人。这些概念指代的与其说是同一个部族，倒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部族联盟。——译者注）

[13] 安娜声称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参与那次屠杀——不过就算参与了，她也会这么写，是吧？

第三章 第一次十字军（1091～1108）

他们接踵而来，云集于此，兵器战马甲胄一应俱全，满怀热忱的他们挤满了每一条大路。在战士之外还有大批平民，数量多于海中沙粒与空中繁星，他们手持棕榈，肩扛十字。还有背井离乡的妇孺。如同百川入海一般，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亚历克修斯传》，Ⅹ，5

1094年行将结束时，一个来自罗马的使团前来觐见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已经担任七年教皇，其间他竭力改善君士坦丁堡与教廷的关系。在1054年那荒谬且颇不必要的分裂 [1] 之后，双方都为重归于好做出了一些努力，特别是米哈伊尔七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然而得知米哈伊尔被废黜的消息之后，格里高利武断地革除了篡位者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的教籍，在1081年也革除了亚历克修斯的教籍。被罗马教廷革除教籍，对这位君主而言很难说有多少影响，尽管他颇为虔诚，但他对教皇的宗教权威事实上并无太大敬意。然而这样的举措自然不会改善关系，他对格里高利的态度也因为教皇和自己厌恶的阿普利亚公爵结盟而跌入谷底。与此同时，教皇也惊异地得知亨利四世收了亚历克修斯的钱财，而当他于1085年逝世时，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依然恶劣。

当乌尔班于三年后继任时，他起初忙于罗马教廷内部事务，无暇关注东帝国的问题。由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争斗，罗马此时依然控制在僭称教皇手中，五年之后乌尔班才靠着坚持不懈的外交斡旋返回拉特兰宫。然而在1089年时他就已经试图和解，恢复了亚历克修斯的教籍；皇帝虽然此前关闭了君士坦丁堡所有的拉丁教堂，此时也投桃报李取消禁令，并召集宗教会议，宣称教皇的姓名没有出现在双联饰板 [2] 上是“源于疏忽而非宗教决议”。这样的说法虽然没人相信，起码也展现了善意。双方交换了信件，对神学与礼拜方式差异的探讨之温和，几乎是拜占庭教会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双方的裂痕就此渐渐弥合，当教皇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皇帝与教皇已经重归于好。

信使们邀请希腊教会派代表出席次年3月在皮亚琴察举行的西方宗教会议，亚历克修斯立即同意了。他清楚，其中讨论的大多是西欧教会的内部事务，比如买卖圣职圣物，法兰西国王腓力（Philip）通奸，以及教士婚姻之类的问题，这些对他而言无非和东正教教会有些不同而已，然而这次会议也能够提供一个他期待已久的机会，获取西欧的支援以对抗突厥人。此时安纳托利亚的境况可谓比曼齐刻尔特之战后稳定许多，罗姆苏丹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实际掌权的埃米尔们忙于内讧——不少还是源自拜占庭帝国的挑唆——而无心联合进攻帝国。这也是首次出现收复小亚细亚的良机。但在此之前，皇帝依然严重缺少人手，他依赖异族佣兵作战，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可信，包括很大程度上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瓦兰吉卫队，以及时而为寻求财富而暂时服役的西欧士兵。这些部队所能做的只有防卫帝国的西部与北部边界，防备南意大利的诺曼人发动入侵，但若是要对塞尔柱人发动集中攻击，部队规模上的缺口近乎令人绝望。他需要来自西方的规模可观的军事支援，而皮亚琴察将成为他提出请求的绝佳场合。

拜占庭帝国的发言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他们自然没有把重点放在可能的收益上——虽然也不可能完全不提——而是着重强调这一请求的宗教意义：东方的基督教教会遭受苦难；小亚细亚在突厥人的控制下沦陷；异教徒大军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不仅威胁东帝国，也威胁着整个基督教世界。与会者深受触动，但或许最受触动的正是教皇乌尔班。他从皮亚琴察前往克雷莫纳，接受亨利四世叛逆的儿子康拉德（Conrad）的效忠。之后他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自己的家乡法兰西王国，在这一漫长辛苦的旅途之中，他脑海之中的计划逐渐成形——这一计划远比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的计划宏伟：发动一场圣战，以整个欧洲的联军进攻萨拉森人。

克莱蒙会议（1095）

在他看来，皮亚琴察的会议仅仅是个序幕。抵达法兰西王国之后，他于11月18日在克莱蒙（Clermont） [3] 宣布召开一场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的会议。会议将持续十天，其间大部分时间讨论通常的教会问题。然而11月27日星期二要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其间教皇将会进行一次公开演讲，讨论攸关基督教世界的问题。这个召集令起到了乌尔班二世所期望的效果，人群涌入小城聆听教皇的布道，以至于教皇被迫离开大教堂，在东门外开阔地的高台之上就座。 [4]

乌尔班演讲的文稿并未存世，而同时代的四份记载之中存在的差异之大，足以证明其可信性均存疑。大致的情况是，教皇起初重复了亚历克修斯的使节在皮亚琴察所说的要点，展开了他们的论述并支持他们的请求。然而和拜占庭使节不同的是，他随后把话题转移到了耶路撒冷 [5] ，基督徒朝圣者如今时常在那里遭到劫掠以及该城的突厥领主的迫害。他声称这样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西方的基督徒有义务前去解救东方的基督徒。所有同意加入的人若是“仅仅出于忠诚，而非为获取名利”，便会在离世时得到赦免，全部罪业被免除。远征要尽快进行，十字军必须在1096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的盛宴上出发。

人们对这段激情演说的回应远比乌尔班预期的要大。在勒皮主教阿代马尔（Adhemar of Le Puy）的带领下，几百人，包括神父、僧侣、贵族和农民，跪在他的宝座之前请求获取十字。第一次十字军就此开始。

隐士彼得（1096）

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得知克莱蒙发生的变故时，大为震惊。乌尔班二世组织的十字军绝非他所期待的援助。对他和他的臣民们而言，与异教徒交战既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值得激动的事，拜占庭帝国在这五百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之中都处于这一状态。至于耶路撒冷，那里原本是帝国的领土，在他看来那里也本该属于帝国，若是有机会他也会收复那座圣城。然而这是帝国军队的任务，而非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责任。现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曙光，他终于有机会收复沦陷的领土，但他如今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安排完成这一切，却要面对成百上千目无法纪的西欧兵痞，涌入帝国的边境之后无休止地索要粮秣补给，而且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服从他人的任何权威。皇帝需要的是雇佣军，而不是十字军。

与此同时，他也竭尽所能限制潜在的破坏。为了阻止这些乌合之众破坏乡村，掠夺本地的平民，他下令在都拉佐以及伊格纳提亚大路各地安排大量的补给点，每一支抵达的十字军都要在一队佩切涅格人军警——应当是勒乌尼昂之战的幸存者——的护送之下前往都城。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他便只能等待这支入侵大军的到来，而第一批十字军——先于他们到来的是一群蝗虫，君士坦丁堡的占卜师们对这一异象的解读可想而知——让他最畏惧的情况变成了现实。

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其实根本不是隐士，而是个亚眠（Amiens）地区的狂热云游僧侣，他虽然衣衫褴褛满身异味，却有着怪异且强烈的个人魅力。他在法兰西北部与德意志四处布道宣传十字军，很快吸引了约四万人跟随。其中包括大批妇孺，许多人相信他是带领他们前往神父们口中那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事实上是把耶路撒冷和“新耶路撒冷”弄混了。在他们之后出发的十字军主力由贵族领导和补给，而彼得的军队，除了少数随行的德意志骑士，大多数都是法兰西与德意志拖家带口的农民。这支散乱笨拙的部队穿越欧洲，一路安然抵达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即今泽蒙（Zemun），而萨瓦河对岸就是贝尔格莱德了。然而麻烦也就此开始，据说因一双鞋而起的纠纷引发了一场暴乱，彼得的部下——基本可以肯定是未经他的允许——突袭了该城的堡垒，杀死了四千匈牙利人。渡河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他们在城中纵火抢掠。他们还打算在尼什劫掠一番，然而拜占庭在保加利亚的指挥官尼基塔斯（Nicetas）派出了自己的骑兵。面对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这些十字军无力抵御。许多人被杀，更多人被俘虏。出发时的四万人，在抵达塞尔迪卡（索菲亚）时已经损失四分之一以上。 [6]

此后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事件，也居然没有遭受什么指责。这些远征者已经得到足够的教训——而且其领袖以及大部分追随者也是无辜的。8月1日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得到了礼遇，皇帝也召见了彼得。与他稍微一谈，再瞥一眼他的追随者，亚历克修斯就足以相信，在抵达安纳托利亚之后，这支所谓的军队在塞尔柱人面前将一触即溃。他也许本会阻止彼得带着追随者送死，但在十字军驻扎的郊区——只有少许处于监管之下的人员可以入城参观——已经出现一系列的盗抢与强奸事件。这支部队绝对不能留下，而既然他们不肯返回家乡，那就只能继续前进了。8月6日，他以重兵护送，将他们运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任其自生自灭。

故事的结局很简短。在距离海峡仅仅五十英里处的尼科米底亚，即今伊兹米特，德意志十字军与法兰西十字军爆发争吵后分头行动，一支规模较小的意大利十字军跟随德意志十字军行动。两支部队绕尼科米底亚海湾抵达小村基波图斯（Cibotus），那里位于今亚洛瓦（Yalova）以东几英里处。他们以此为基地掠夺周边乡村，而法军一路抵达尼西亚——塞尔柱人的都城——四处奸淫掳掠，乃至虐杀 [7] 当地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他们的成功让德意志人大为嫉妒，他们进军越过尼西亚之后夺取了克瑟利戈登（Xerigordon）堡垒——但他们的暴虐仅仅施加于穆斯林身上。克瑟利戈登堡垒位于土丘之上，唯一的水源在城外，而当塞尔柱人在9月末围攻城堡时，守军便无计可施了。他们坚守了一周，而第八天，已经要靠骡马的血液，乃至他人尿液解渴的他们最终投降了。那些背教者得以免于一死，成为奴隶，其他人则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基波图斯时，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突厥人正在向他们的营地进军的消息进一步打击了士气。一些人建议等待正在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彼得返回，但他没有返回的意思。当敌军日渐逼近时，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10月21日，剩下约两万人的十字军出发离开基波图斯，随即落入塞尔柱人的伏击圈。一阵箭雨阻挡了他们的去路，骑兵则被赶进步兵队列之中，几分钟之后这支大军便开始向大营溃逃，塞尔柱人随即开始追击。留在基波图斯的老人、妇女、儿童与病患几乎完全没有逃生的可能。少数幸运者得以躲进海边的一座古堡之中幸免于难，一批少男少女则被突厥人掳走。余下的人全部被无情屠戮。平民十字军就此结束。

十字军的挑战（1096）

跟随隐士彼得在1096年穿过欧洲，几个月后便在小亚细亚西部被全歼的这些乌合之众，并非第一次十字军的典型情况。接下来的九个月间，亚历克修斯迎来了由西欧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封建主们率领的约七八万人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不少妇女。这支大军带来的挑战，无论是经济上、补给上、军事上，还是最重要的外交意义上的挑战，都是拜占庭帝国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杰出的领袖以机巧与敏锐应对了它们，并取得可谓卓绝的成功，帝国实在堪称幸运。

最大的问题在于信任——或者说，不信任。亚历克修斯不相信这些十字军的领袖是出于那些高尚的宗教动机前来的。他与巴约勒的鲁塞尔以及此后的罗伯特·吉斯卡尔不愉快的交往足以让他断定，至少诺曼人是为了掠夺而来，帝国自然是最理想的目标，若是不能成功就去东方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后一个目标对他而言并不值得多么担心，在帝国和萨拉森人之间出现一系列基督徒控制的缓冲区，并不算什么坏事。但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首先这些政权不应该建立在本该属于帝国统治的领土之上，其次这些政权应当奉帝国为宗主国。他清楚，西欧的封建制基于效忠宣誓，因此他要求穿越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十字军领袖向他宣誓效忠，保证他们此后征服的所有土地臣属于帝国。

最早抵达的十字军领袖之一，韦尔芒杜瓦的于格（Hugh of Vermandois）是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Philip Ⅰ）的弟弟。他在1096年11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仍因为亚得里亚海上的海难而惊恐不已，在收了亚历克修斯大笔礼物之后，他便欣然遵命发下了誓言。然而接下来的两位就远没有那么容易应付了。其一是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德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另一位是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并非长子而没有封地的他，带着妻儿一同前来，决心要在东方创立自己的国家。大批来自法兰西王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的骑士，以及一支规模庞大且训练有素的部队与他们一同前来。他们穿越匈牙利，一路安然抵达马尔马拉海滨的瑟利姆布里亚 [8] ，却在那里出于某种原因突然纪律涣散，在周围的乡村劫掠了一个星期，之后两兄弟才得以重新掌控事态，在圣诞节两天之前抵达金角湾上游，今埃于普附近，帝国安排他们在那里扎营。

一两天之后，韦尔芒杜瓦的于格作为亚历克修斯的特使前来，邀请两人前往布拉赫内宫进行宣誓仪式。戈德弗雷坚定拒绝了，声称自己已经作为公爵向西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宣誓效忠，而且他也听说了隐士彼得的十字军惨败的消息，稀少的幸存者纷纷将其归罪于拜占庭人的背叛。亚历克修斯此时出于忧虑，减少了给十字军提供的补给，然而当鲍德温的部下开始掠夺周边城郊时，他又被迫让步。僵局就此持续了整整三个月，直到皇帝在得知新的十字军正在前来时，决定就此终止对他们的供应。此举让那些不速之客开始公开的敌对行为——而他也几乎正是如此打算的。他本人不会攻击作为盟友抵达的基督徒军队——至少表面上如此——但如果这两兄弟不肯发下誓言，此后前来的人又会怎么样呢？摊牌的时刻到来了，这也是最好的方式。

戈德弗雷和鲍德温原本奉命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加拉塔扎营，此时他们已经渡过金角湾，将部队在布拉赫内宫外的城墙北端集结起来。当时正是复活节的星期四，亚历克修斯对他们的不虔敬颇为惊异，也相信他们是来争夺帝国皇位的，就集结起自己的部队（但预先秘密严令他们绝不得接战），下令他的弓箭手从城墙上向他们射击。起初这些策略似乎生效了；十字军后退，帝国士兵仅有七人被杀。但他们突然调转方向发起突击，忍无可忍的皇帝也随即派出突击部队反击。困惑而士气低落的法兰克人纷纷逃跑。两人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在复活节的周日，他们带着麾下的显赫骑士们最终发下了誓言。双方的关系立即恢复和睦，亚历克修斯送上礼物并与他们共餐。次日他安排船将大部分人送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塔兰托大公博艾蒙德（1097）

第一次十字军之中的所有领导者之中，有一个亚历克修斯最无法信任的人——博艾蒙德。他此时已是塔兰托大公，在1097年4月9日抵达君士坦丁堡，部队之中至少还有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另外四个孙子和两个曾孙。他是十二年前几乎夺取亚历克修斯的皇位，却最终暴病而死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的长子。罗伯特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博艾蒙德的母亲离婚后与强势的西凯尔盖塔成婚，就此把他在意大利的领土留给了她的儿子罗杰·博尔萨，因此此时的博艾蒙德格外危险：在意大利希望渺茫的他自然要在东方带来更大的浩劫。更重要的是，他身为军官的威望，加上出色的领导能力、勤勉的训练安排，以及战场上出众的勇气，在欧洲可谓无人可比。至于他的相貌，连安娜·科穆宁都无法抑制自己的仰慕。

博艾蒙德的外表，简而言之，和罗马帝国之中所见的任何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都不同……他体格如此高大，比帝国最高大的人还要高出一肘。他腰腹紧致，肩膀宽大，双臂有力，既不瘦削也不肥胖，而是健壮匀称……只有仔细的人才能看出他背微驼。

他全身肤色格外白，仅有脸颊露出些许红色。他的头发是淡棕色，不像其他蛮族那么长，并未垂肩，而是到耳际。他的胡子是不是红色我不得而知，因为他剃了须，面颊比大理石都光滑，然而似乎是红色。他的双眼是淡蓝色，体现着他的精神与庄重。他鼻孔很大，呼吸顺畅……他身上颇有一种魅力，但在他身边时的警惕难免让这种魅力打了折扣；他的外表透露着一丝杀气——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硕大体格，以及眼中的凶光，连他大笑时，仿佛也在威胁他人。

皇帝在他抵达后的第二天接见了他，按照安娜的记载，还礼貌地提醒了他此前的敌对行为。博艾蒙德欣然承认了，但指出此时的他是出于个人意志前来，作为盟友。当他被要求宣誓效忠时，他立即同意了。亚历克修斯刚松了一口气，他的座上宾便要求担任东部大元帅，也就是帝国在亚洲陆军部队的总指挥官。皇帝随即指出，此时进行这样的任命不合宜——虽然此后很可能授予这一职务——这位塔兰托大公颇为冷静地接受了这段搪塞。博艾蒙德实际上出色地完成了斡旋。生长在南欧的他清楚地了解希腊人，也会说希腊语，而且和他之前与之后的十字军不同，他清楚要完成这一伟业——无论结果如何，他必须成为远征的最高领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皇帝的支持，此时疏远他未免过于鲁莽。出于这一想法，他严令禁止士兵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途之中劫掠，违者立即处死。至此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堪称十字军的典范，他也决心保持纪律严明——至少此时如此。两星期之后，他和他的部队便被运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亚历克修斯还要竭力与新来者达成协议。

图卢兹的雷蒙（1097）

圣吉勒的雷蒙四世（Raymond Ⅳ of Saint-Gilles），即图卢兹伯爵与普罗旺斯侯爵雷蒙四世，是十字军领袖之中最年长、最富裕也最显赫的一位。他的军事经验也最为丰富，身为阿拉贡公主埃尔薇拉（Elvira）的丈夫，他曾多次与西班牙的摩尔人作战。而在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看来，他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位。尽管此时已经年近六旬，他却是最早在克莱蒙领取十字架的贵族，还公开发誓绝不返回西欧，他的妻子与儿子阿方索（Alfonso）也随他出征。他的部队是正规十字军之中规模最大的一支，人数可能多达一万人。他与好友勒皮主教阿代马尔共同行动，乌尔班也委托这位主教管理十字军的宗教事宜，因此他难免要和博艾蒙德一样，觊觎最高军事指挥权。

然而和塔兰托大公不同，雷蒙对约束自己的部下并不上心，他们一路奸淫掳掠，与随行的佩切涅格军警屡屡爆发冲突。进入拜占庭领土几天之后，就有两名普罗旺斯的骑士被杀。不久之后，勒皮主教也无意之间离开了预定路线，因而遭到了佩切涅格人的攻击，受伤不轻，直到他们意识到错误后才将他送回队伍。雷蒙本人在经过埃德萨时也勉强免于同样的命运；在色雷斯的罗萨（Roussa），他的军队强行冲进城镇掠夺。这一冲突爆发一两天之后，亚历克修斯派出的信使急忙赶来，要求他本人立即离开大部队赶往君士坦丁堡。在他离开之后，他的部下愈发肆意妄为，最终佩切涅格军警忍无可忍，在附近拜占庭其他驻防部队的陪同之下，他们对十字军发起了攻击，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夺走了他们的辎重与装备。

雷蒙得知惨败的消息时，正准备第一次觐见皇帝。他自然不会高兴。他起初便表明他绝对不会宣誓效忠。若是效忠，他不但会失去来自教皇的特别授权——至少他自以为如此——也很可能会成为博艾蒙德的下属，因为他已从君士坦丁堡的流言中听说，博艾蒙德将在此后被皇帝任命为帝国的高官。雷蒙不太可能和皇帝挑明这段流言，但他还是表示，如果皇帝本人亲自指挥十字军的话，那么他会欣然为皇帝服役。亚历克修斯只能回复称，自己虽然愿意率领十字军，但现在帝国的境况不允许他离开。于是这种僵局持续了十几天，而西欧的十字军领袖们纷纷请求这位图卢兹伯爵改变心意，以免让这次远征无功而返。最终双方各退一步，伯爵发下了朗格多克地区常用的誓言，尊重皇帝的荣誉，保护皇帝的安全，绝不损害他的利益；亚历克修斯清楚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条件，便理智地同意了。

之后第四支，也是最后一支十字军抵达帝国，其指挥官是诺曼底公爵罗贝尔（Robert），即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长子，在1096年9月起程前来。与他一同行动的还有他的妹夫布卢瓦伯爵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与同辈堂表兄弟佛兰德伯爵罗贝尔二世（Robert Ⅱ of Flanders），三人共同指挥这支部队。巴约主教奥多（Odo of Bayeux）和许多来自诺曼底、布列塔尼（Brittany）和英格兰的显赫骑士也在大军之中。穿越亚平宁半岛，经过卢卡（Lucca，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此接见了他们）、罗马和卡西诺峰（Monte Cassino），他们最终抵达了阿普利亚的诺曼底公爵领，罗杰·博尔萨公爵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佛兰德的罗贝尔尽管是罗杰的妹夫，却几乎立即登船离开，在12月初便从巴里赶往伊庇鲁斯。诺曼底公爵和布卢瓦伯爵却在南意大利流连忘返，直到1097年4月才起程渡过亚得里亚海。哀哉，第一艘离开布林迪西的舰船出港后立即倾覆，其上约四百名乘客以及骡马，还有许多金银，一同沉入海底。这一灾难让许多意志不坚定的十字军掉头返回家乡。 [9]

继续前进的人一路顺风顺水——只有品都斯山脉（Pindus）的洪水冲走了一两个朝圣者。他们在5月初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先他们抵达的各支部队此时已经安全抵达小亚细亚，这支部队的领袖们——他们都没有就宣誓效忠的问题发难——得到了皇帝的慷慨馈赠，也因为皇帝招待的丰盛菜肴以及赠送的丝绸长袍和骏马而欣喜。斯蒂芬有些笨拙地给自己的妻子、征服者威廉之女阿德拉（Adela）写信说：“我的爱人，你的父亲虽然赠送过许多珍贵的礼物，却完全无法与此人相提并论。” [10] 普通的士兵们的赏赐自然没有这么慷慨，但愿意进城到主要教堂之中参观的人可以一如既往，以每次六人的小组前来参观并参拜主要圣祠。人们没有怨言。两周之后他们追随其他部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斯蒂芬说，这不比渡过塞纳河或者马恩河难多少——前往尼西亚会合。

互不信任（1097）

当最后一批十字军登上前往亚洲的船时，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的宽慰可想而知。他根本想不到这九个月间会有这么多士兵以及妇女儿童穿越他的领土，从隐士彼得的乌合之众，到圣吉勒的雷蒙之类的大封建主，总人数不少于十万。其间不守军纪者的劫掠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不幸事件，然而整体上，由于他的准备与谨慎——特别是安排的食物补给以及护卫的军警——这些部队制造的事端堪称稀少。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雷蒙之外的所有指挥官都许诺与帝国结成同盟——雷蒙也和他达成了私下理解——即使他们在未来背弃誓言，帝国的士气也最终得到了可观的加强。

在最后一点上他认识得很清楚。十字军依然在他的帝国之中，尽管他们在和他的敌人突厥人作战，但他们对未来怀有何种抱负则不得而知。他们已经清楚表明自己对拜占庭没什么感情，在巴尔干和色雷斯，自以为会被当作拯救者的他们面对的却是怀疑与不信任。在君士坦丁堡，少量得到精心照料的观光者都被看到的景象震撼了。对中世纪的法兰西农民，或者德意志的市民而言，第一次见到世间最富裕也最奢华的城市；第一次见到丝绸市场与香料市场上的那些东方才有的奇珍异宝；第一次见到穿着奢侈铺张、带着大批随从奴仆和阉人的贵族；第一次见到镀金的轿子上，发型繁复、涂脂抹粉满面放光的贵妇。他们起初自然是极度惊讶，而后便是大受震撼，但他们参加的宗教仪式则看来颇为陌生，无法理解，也近乎异端邪说。

拜占庭方对十字军的态度也不会温和多少。异族军队，无论理论上能有多友好，总归是不速之客，但那些肮脏无礼的野蛮人自然比绝大多数异族部队还要差。他们在帝国的田野上肆意破坏，在城镇与乡村奸淫掳掠，而他们仿佛认定这是他们的权利，还想要得到英雄与救星的礼遇，而不是被当作流氓。他们离开时人们颇为欣喜，而若是他们返回，人们都只希望回来的人越少越好。尽管他们也是基督徒，但皇帝的臣民之中必然有不少人内心期待着萨拉森人在接下来与他们的交锋之中取胜。

亚历克修斯倒不会这么希望。他并没有请求发动十字军——甚至不会同意发动——但既然十字军已经来了，他就必须尽力提供帮助，只要他们执行的是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地的任务。在这一问题上，基督教世界和帝国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而如果十字军背弃了肩上的十字架，开始肆意妄为，帝国就没有义务协助了。亚历克修斯清楚，让异族军队进入国境，比把他们送出国境要容易得多。

博艾蒙德占据安条克（1100）

和许多人预料的不同，第一次十字军取得了声名远播——或许也名不副实——的成功。1097年6月，尼西亚的围攻战取得胜利，之后帝国收复小亚细亚西部的领土；7月1日，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多利留姆（Dorylaeum）击溃了塞尔柱人；1098年6月3日，安条克落入了十字军的手中；最终在1099年7月15日，基督的圣战士们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城中所有的穆斯林居民被屠戮，犹太人则在他们的会堂之中被活活烧死，之后满手鲜血的十字军在圣墓大教堂祈祷并感谢上帝。然而，此时两名十字军领袖却不在其中：布洛涅的鲍德温在幼发拉底河中游自立为埃德萨伯爵，博艾蒙德——在和图卢兹的雷蒙激烈争论一番之后——则自立为安条克大公。

在耶路撒冷，十字军进行选举以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最明显的人选是雷蒙，他是十字军领导人之中最年长、最富裕也最有经验的一位。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拒绝了。他的高傲和自大早已让他的同僚们不满，他清楚自己不可能指望他们服从与支持。最终他们选择了下洛林的戈德弗雷。此人在征战之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或者外交能力，但至少作战堪称英勇。更重要的是他确实堪称虔诚，私生活也无可指摘——这和他的大多数同僚截然不同。他也表达了推辞之意，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要求，在基督戴上荆棘之冠的城市之中，他不应该自称国王，而是接受了“圣墓守卫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的尊号。

对虔诚的基督徒亚历克修斯·科穆宁而言，收复耶路撒冷的消息无疑令他欣喜。他并不信任十字军，但毕竟异教徒掌控了那座圣城近四个世纪，而且耶路撒冷距离君士坦丁堡太远，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安条克的情况让他大为担忧。这座古城与牧首所在地也是几经浮沉，在六世纪被波斯人洗劫之后占据了近二十年，七世纪初收复之后又在637年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但969年帝国将其收复，而后作为帝国的重要领土一直到1078年。城中居民绝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正教徒，在亚历克修斯和他明智的臣民们看来，这座城市理当属于拜占庭帝国。现在这座城市被诺曼冒险者夺走，他尽管发下了誓言，如今却完全没有交出该城的意思，也公开显露了敌意。他甚至撵走了城中的东正教牧首，安排一个拉丁教会的僧侣，即曾是主教阿代马尔的本堂神父、瓦朗斯的贝尔纳（Bernard of Valence）继任。

然而还是有一个让他满意的消息：博艾蒙德对他北方的邻居达尼什曼德部突厥人 [11] 而言，同样是不速之客。1100年夏季，这位安条克大公被他们俘虏，披枷戴镣押往远在本都山中的尼克萨（Niksar），即希腊人所谓的新凯撒利亚（Neocaesarea）。他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三年，直到最后被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在戈德弗雷逝世后，于1100年7月即位，鲍德温与他的兄弟不同，他对这个称号完全没有顾虑——出钱赎回。

在十字军胜利之后的最初几年，很明显对拜占庭帝国口是心非的不止博艾蒙德一人。攻破耶路撒冷之后，真正的朝圣者——许多人对十字军以基督名义施加的暴行厌恶不已——已经起程返回家乡，留在海外王国（“Outremer”，同时代人如此称呼十字军在中东占据的土地）的法兰克人则是前来冒险的军人，在夺取圣城之后便四处进攻，将土地据为己有。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们之中，只有图卢兹的雷蒙遵守诺言，将他征服的土地中部分原属帝国的领土归还皇帝——讽刺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拒绝在君士坦丁堡宣誓效忠的十字军领袖。余下的领主们，和他们击败的萨拉森人相比，对帝国而言也没有多大差异。

这并不出乎亚历克修斯的预料，只是证明了他先前的判断。然而1101年，至少四支新的远征军抵达都城准备前往东方时，他也不会有多高兴。远征军中包括米兰大主教安塞尔姆（Anselm）率领的约两万人的伦巴第人部队；一大批法兰西的骑士——包括那个在安条克围城战中逃跑的倒霉蛋布卢瓦的斯蒂芬，在他严厉的妻子阿德拉（毕竟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的坚持之下返回东方挽回声誉；一支来自法兰西王国的部队，由讷维尔伯爵纪尧姆（William of Nevers）率领；还有一支大规模的法兰西-德意志联军，由阿基坦公爵纪尧姆（William of Aquitaine）和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Welf）共同指挥。韦尔芒杜瓦的于格也在其中，在夺取安条克之后即离开十字军的他如今决心完成抵达耶路撒冷的誓言。如果这些军队取得了与他们先驱者相当的成功，对拜占庭帝国会有何种影响，我们也许不必细想。事实上他们的远征以灾难收场。伦巴第人抵达之后就冲进布拉赫内宫，杀死了皇帝豢养的一头狮子，而后和斯蒂芬部会合，在觐见了亚历克修斯的图卢兹的雷蒙率领之下，夺取了安凯拉（今安卡拉），并将该城交给了帝国。但不久之后他们便在阿马西亚附近的梅尔斯万（Mersivan）遭遇达尼什曼德部及其盟军的伏击，这支十字军部队中的八成被杀，妇女与孩童——这支十字军中也有不少人携家带口前来——则被掳为奴隶。雷蒙带着来自普罗旺斯的卫队与拜占庭护卫部队趁夜逃走，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后续十字军（1103）

另外两支部队的情况也没强多少。讷维尔的纪尧姆在6月末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率领他的部队经过安凯拉抵达以哥念，即今科尼亚，对该城的进攻没能成功。尔后他前往赫拉克利亚吉比斯特拉（Heraclea Cybistra），即今埃雷利，敌军抛弃那里之前，污染了所有的水井。此时正是酷暑时节，干渴的讷维尔骑士们竭力寻找水源，却徒劳无功。突厥人在塞尔柱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和达尼什曼德部马利克（Malik）加齐的共同指挥之下静观他们奔走了几天，而后发起攻击。基督徒骑兵崩溃逃散，步兵和其他随营人员或死或被俘。纪尧姆、他的兄弟和少量骑士逃离战场，雇了当地的一些突厥军团 [12] ，带他们前往安条克。但这些向导背叛了他们，偷了他们的马匹和所有财产，任他们在荒野之中自生自灭。最终他们抵达了该城，而博艾蒙德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可怜他们，给了他们越冬的居所。次年春天，沮丧消沉的他们继续前进，抵达了耶路撒冷。

阿基坦与巴伐利亚的十字军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命运。他们路上的水井也被污染，他们和讷维尔十字军一样干渴难忍，但最终在赫拉克利亚附近找到了一条河。不幸的是，这是突厥人的圈套。他们冲进水中之后，埋伏的突厥人立即乱箭齐发，从四面八方冲杀出来。他们的领袖同样靠着良马得以幸存：阿基坦的纪尧姆逃到塔苏斯，之后转往安条克，巴伐利亚的韦尔夫则丢盔弃甲躲进山中。韦尔芒杜瓦的于格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膝盖中箭，抵达塔苏斯之后箭疮发作，于10月18日亡故，没能实现誓言。

安条克大公博艾蒙德在1103年被释放，让如今定居在海外王国的十字军开始了一轮新的行动。此时他们近乎不加区别地与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拜占庭人作战，时而签署短期和约。但他们称不上多成功，1104年夏初，他们在埃德萨东南方向约二十五英里处——拜利赫河（Balikh）河畔的哈兰遭遇惨败。博艾蒙德的部队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便撤走了——惊恐的牧首贝尔纳担心突厥人抓住马尾，就切掉了马尾逃生——但埃德萨的部队几乎被全部屠戮。鲍德温和他的表亲、库特奈的乔斯林（Joscelin of Courtenay）被俘虏。

哈兰的惨败，以及1101年远征的几次失利，让十字军初期在军事方面的威望折损大半，而且再没能恢复。他们事实上封闭了与西方的陆地运输线，而这条交通线对安条克意义重大，对埃德萨更是性命攸关。他们也让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得以收复几座重要的堡垒，包括阿达纳、摩普绥提亚 [13] 和塔苏斯，以及从老底嘉（今拉塔基亚）一直到的黎波里的滨海城市。博艾蒙德此时受到了严重威胁，他留下坦克雷德照料自己的大公国，带着所谓的《法兰克人记事》（Gesta Francorum ）——诺曼人对第一次十字军的记载，其中相当偏袒同乡——于当年秋末起航前往欧洲，寻求支援。 [14]

在1105年初抵达阿普利亚之后，他在那里停留了八个月，在离开这块封地近十年之后，他在这里有许多事要处理。与此同时，他也借机鼓动年轻的诺曼人追随他的脚步，在东方打出一片天地。之后在9月，他又转往罗马面见教皇帕斯夏二世（Paschal Ⅱ），他轻而易举地让教皇相信，十字军海外王国的最大敌人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帕斯夏完全相信了他的说法，甚至派出一名教皇特使陪同博艾蒙德前往法兰西王国，要求他四处布道，宣传对拜占庭帝国的圣战。

博艾蒙德围攻都拉佐（1108）

安条克大公此前长期在和东帝国作战，他很快就要重启战端，但终其一生，他对帝国——乃至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做出最大损害的事，正是他和教皇帕斯夏的谈话。自此他父亲和他进行的狭隘掠夺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官方方针。十字军中不喜欢拜占庭帝国的人——他们是绝大多数——无论是出于嫉妒、怨恨、意见不合还是完全无法理解，如今他们的偏见得到了最高权威的支持和认可。对亚历克修斯和他的臣民们而言，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事成真了。十字军所谓的宗教目的，仅仅是无耻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伪装，如今他们更是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连半个世纪前，枢机主教安贝尔和牧首米哈伊尔·凯鲁拉里奥斯的分裂也没有给东方与西方教会的统一造成如此重大的打击。 [15]

在巴黎，腓力一世热情欢迎了博艾蒙德，并允许他在法兰西王国各地征募部队。为了进一步表示友好，之后他还许诺把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嫁给他， [16] 同时把他更年轻的私生女塞西利娅（Cecilia）许给坦克雷德。1106年，博艾蒙德全年在法兰西王国逗留——复活节时他在诺曼底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Ⅰ）会面，征集部队，准备装备，直到当年年末才带着康斯坦丝返回阿普利亚。塞西利娅已经赶往安条克，但他并不急于随她前去，直到1107年秋季，他的新军才准备起航。他的计划和罗伯特·吉斯卡尔二十多年前的计划基本一致：在今属阿尔巴尼亚的伊庇鲁斯海岸登陆，首先夺取坚固的堡垒都拉佐，巩固桥头堡，而后再向东进军君士坦丁堡。

然而，这次他不再幸运了。阿普利亚军成功地在阿弗罗那附近登陆，但亚历克修斯已经从塞尔柱苏丹那里雇了部队，加强了都拉佐的守备，他们也坚定地击退了突袭者。博艾蒙德不以为意，开始围攻，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拜占庭帝国的舰队切断了他和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封锁了整个冬季。开春之后，亚历克修斯的陆军主力也抵达了战场。海上与陆上均被包围的入侵者，在饥饿与疟疾之中勉强求生，到了9月，安条克大公别无选择，只得投降。他被带到德沃尔河（Devol）河畔亚历克修斯的营帐之中，被迫签署和平协议，表达自己背弃誓言的忏悔之意，向皇帝宣誓效忠，并承认他为安条克公国的宗主，边境线也得到了仔细的标明。最终他同意让城中的拉丁牧首由希腊教会接替。 [17]

《德沃尔和约》终结了博艾蒙德的军事生涯。深感耻辱的他立即返回阿普利亚，把安条克交给坦克雷德，让他和康斯坦丝的两个儿子继承大公之位。他是个优秀的军人、出众的领导者，但野心让他迷失了方向。他在三年后颓然去世，再也没在海外王国之中露面。他被安葬在阿普利亚的卡诺萨（Canosa），如今进入大教堂的游客依然能够看到南侧墙壁外他那座奇特的东方式墓葬，这也是南意大利现存最早的诺曼墓葬。华美的青铜门，配有阿拉伯式的设计和颂扬功绩的铭文，然而内部只有两根小石柱以及墓碑，墓碑上粗糙而又有些宏伟地刻着他名字的拉丁语拼写——“BOAMVNDVS”。

[1] 见第二卷。

[2] 双联饰板上刻着在世或过世的重要人物的名字，寻求上帝的格外庇佑，还要在圣餐时高声诵读。

[3] 克莱蒙于1650年与邻近的蒙费朗（Montferrand）合并为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如今由于工业化而少有游客。很可惜，毕竟这里有建造在黑色火山岩（整座城建在一座死火山上）上的十三世纪大教堂和还要早两个世纪的罗曼式教堂——港口圣母教堂（Notre-Dame-du-Port）。

[4] 今德利勒广场（Place Delille）。

[5] 自从哈里发欧麦尔于638年夺取耶路撒冷之后，该城便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中，但此前的基督徒朝圣者大多得以自由入城并自由朝拜，不需要授权，也不受阻拦。1077年，塞尔柱人夺取了该城。

[6] 中世纪历史记载之中的数据向来不准确，编年史家也都在夸大数额，从来没有给出一致的数据。这一部分的数据参考对比之下最为可信的是艾克斯的阿尔贝（Albert of Aix）的记载（Ⅰ，9～12）。

[7] 据称他们用烤肉叉活烤基督徒的婴儿，这一说法虽然不可信，却在当时传播甚广。

[8] 今锡利夫里。

[9] 据称冲上海岸的每一具尸体的肩胛骨处都有神秘的十字纹章，他们虽然大受触动，却也没有改变想法。

[10] Sir Steven 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I，p.168.

[11] 这个土库曼政权由埃米尔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创立，大约在十五年前出现在小亚细亚，此后统治了卡帕多西亚和塞巴斯蒂亚（Sebasteia，今锡瓦斯）以及梅利泰内的周边地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之中，达尼什曼德部在拜占庭历史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塞尔柱人于1178年夺取梅利泰内之后，他们突然就消亡了，和他们的出现一样。

[12] “Turcopoles”，为帝国服役的突厥人骑兵。

[13] 摩普绥提亚是其古称，此后的称呼包括米西斯（Misis）和马米斯特拉（Mamistra）。今称亚卡皮纳尔（Yakapinar）。

[14] 安娜·科穆宁荒谬地记载称博艾蒙德为避免被抓，特意诈死，躺在开了隐蔽通风口的棺材之中，还准备了一只死鸡以制造腐臭味。或许她对传闻实在是太轻信了。

[15] 见第二卷。

[16] 尽管这样的显赫婚姻明显增强了安条克公国的威望，但必须提及的是康斯坦丝此前和香槟伯爵成婚并离婚了，并非最理想的伴侣。

[17] 需要提及的是，在1081年的底拉西乌姆之战前，诺曼人同样遭遇了海上与陆上的封锁，军营之中也疫病横行，但当时亚历克修斯一世选择了立即出击，结果遭到惨败。不过这一次，他就谨慎多了。——译者注

第四章 亚历克修斯的晚年（1108～1118）

听他们的话，你们会以为我的道路上满是乳酪，我的山岭中流淌着牛奶；我的财富无与伦比，我的生活如同官僚；米底亚的财富无法与我相比，苏萨和埃克巴坦那（Ecbatana）的宫殿和我的住宅相比如同茅舍。

——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菲拉科特（Theophylact）致帝国税官，第四十一号信件

亚历克修斯在1108年的最后几周返回君士坦丁堡，对他取得的成就颇为满意。他的帝国暂时回归和平了。安条克的坦克雷德的确已经背弃《德沃尔和约》，让它成为一纸空文，但和约已经拖垮博艾蒙德，达到了目标；坦克雷德和他麾下的十字军此时忙于与萨拉森人作战，无法给帝国带来任何麻烦。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皇帝得以将精力集中到帝国内部的事务上。在前两章中，来自国外的压力让我们无法考虑国内的事务，那么此处我们不妨也把注意力转回来吧。

亚历克修斯执政的头十年堪称艰难。在尼基弗鲁斯·博坦内亚特斯执政时，在许多臣民看来，这位出类拔萃、近乎不可战胜的年轻将军是四面楚歌的帝国存续的唯一希望，但掌权之后，他的魔力就不复存在了。即位当年，他便在都拉佐遭受了一生最惨痛的失败。他在十八个月之后于拉里萨报了一箭之仇，但诺曼人在1084年再度返回，若不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突然病逝，他们很可能会杀到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除了与士麦那埃米尔沙卡的一场重要性和决定意义都有限的交战之外，他再没有展开过任何将突厥人赶出小亚细亚的重大举措。1091年的复活节，即位十年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亚历克修斯已经被大众认定为失败者。人们也开始怀疑，拜占庭帝国的欧洲领土，在诺曼人、佩切涅格人或者鲍格米派的几乎持续不断的施压之下，会不会和拜占庭的亚洲领土一样沦陷？他们扪心自问，帝国会不会在几年之后，仅仅剩下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领土呢？

安条克牧首奥克西特的约翰（John of Oxite）则更为悲观，同时代的两封对皇帝的公开诽谤书声称帝国的日渐衰亡是既成事实。他还提到人民已经绝望且希望破灭。此前他们相信失败与挫折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惩罚，但现在他们愈发开始觉得上帝已经彻底抛弃他们。富人开始变得贫穷，穷人，特别是马其顿、色雷斯和北巴尔干的穷人，则在饥饿与无人阻挡的蛮族入侵者面前濒于死亡。唯一免于大众的苦难的便是皇帝的家人，“他们成了帝国与我们遭受的最大灾祸的来源”。

牧首的指控多少有所夸张，安条克毕竟距离君士坦丁堡六百多英里，而且依然在萨拉森人的手中，他对欧洲省份情况的评论也很难称得上是可信资料。但他所说之中确实有许多是事实，皇帝要为此付多少责任则更难说清。诺曼人和佩切涅格人在巴尔干半岛大肆破坏，焚烧城市与乡村，杀死数以千计的居民并让数以万计的居民无家可归，这些并不是因亚历克修斯而起。他竭力反击，并在佩切涅格人发起攻击仅仅几周后就在勒乌尼昂决定性地击溃了他们。对付诺曼人确实花了更多时间，但他也可谓尽心竭力了。

任人唯亲与货币贬值（1108）

任人唯亲的指控则更难回答，安条克牧首也不是唯一做出如此指控的人。编年史家佐那拉斯就支持他的说法。

他给自己的亲属和一些随从大笔公帑，并给予慷慨的津贴，让他们格外富裕。他们还如同皇帝而非普通平民一般供养起一大批随从。他们的住所规模如同城市一般，奢华则堪与皇宫媲美。 [1]

当然也可以说，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之中，所有统治者的家人都会享受某些特权。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至少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亚历克修斯在家人之外几乎再无人可以信任。考虑到拜占庭帝国十一世纪中期的一片混乱、他即位之时的境况以及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敌人，任命亲信总归是可以容许的，若是没有一个强势家族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在皇位上停留多久。因此他安排自己的母亲安娜·达拉森努斯、兄长伊萨克、妹夫尼基弗鲁斯·梅里森努斯、儿子约翰（John）、女婿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以及其他几位近亲担任重要职务，并大加赏赐，会不会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也许有，但不幸的是，他在授予他的家人有利可图的要职与特意创造的新头衔之外，还给了他们管理地方的权力。此前，公共土地——也就是说属于帝国所有，而不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原本由帝国政府直接管理，亚历克修斯则将大片这类土地赐予亲属，并给予他们大笔报酬。这些赏赐，即所谓的“普罗诺亚”（pronoia），仅仅是暂时持有，他随时可以收回这些土地，而且持有者死后将其重归帝国。然而这终归是个危险的先例，也让他已经窘困的国库进一步趋于枯竭。

在他即位大半个世纪之前，拜占庭帝国的经济便在持续衰退。二十年前，诺米斯玛塔金币已经贬值25%，博坦内亚特斯和亚历克修斯在位时依然在贬值，以至于六种不同的诺米斯玛塔在同时流通，使用的较廉价金属也有六种不同的配比——尽管铸造这些贬值货币的帝国财政部要求给自己的薪金依然用原本的黄金发放。由此产生的混乱在整个帝国之中造成了经济混乱。1092年，亚历克修斯引入了海博菲隆金币（hyperpyron，意为“精炼”），作为拜占庭帝国接下来两个世纪之中的标准货币。但直到1109年，他才确定了货币兑换率，让货币市场恢复了一定的秩序。情况虽远称不上令人满意，但至少帝国的财政系统得以有效运转，而这也是亚历克修斯·科穆宁最在意的问题。

也必须如此。在他执政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帝国都在遭受来自东方或者西方的敌人的攻击，还时而遭到东西夹击。他从此前的皇帝们那里继承的部队不过是一支装备低劣、人员混杂的陆军，以及规模很小且被忽视甚久的舰队：正因为舰队不堪一用，1081年罗伯特·吉斯卡尔发动进攻时，他被迫请求威尼斯的援助。拜占庭帝国想要存续，就必须整顿并加强陆军，并完全重建海军，而这两个任务都需要可观的开支才能完成。亚历克修斯立即着手工作，从各种渠道寻求资金。十年之后，如前文所述，他终于在陆上与海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对此自然乐在其中，毕竟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军人，热衷处理军事问题。正如《亚历克修斯传》中一次次说明的那样，他最喜欢的就是参与军事训练，将他的士兵们从纪律涣散的蛮族锻炼成精锐的战士。当他塑造了他想要的部队之后，他决心要让这支部队忠于自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出色成功的指挥官赢得士兵的信任有多容易，而当帝国出现衰弱的迹象时，士兵发动政变也是轻而易举。他不想让他的将军像此前的他推翻前一任皇帝一样推翻如今的他。出于这一考虑，以及对军务的喜爱，只要情况允许，他就会亲自指挥部队，亲率部队出征，也在不经意间证明了自己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巴西尔二世之后，拜占庭帝国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官。

征税与征兵（1108）

防卫帝国需要大笔开支，因此亚历克修斯的税收政策难免苛刻，乃至有时一点也不谨慎。他再也没有像1082年年初那样强征教会的全部资金，以和博艾蒙德的部队作战——准确地说这是他兄长伊萨克的决定，但贵族（当然，不包括他的亲属和近臣）、（他憎恶的）元老院成员和富裕的修道院遭受了他的严苛盘剥。当经济处于混乱之中时，他可以轻易宣称此前的支付款没有完全支付，或者使用了错误的货币，乃至根本没有支付，并就此索取大笔罚款。

对皇帝那些低微的臣民而言，情况也颇为艰难。1091年安条克牧首区的景象已是如此，二十年后的情况也没好多少。在本章之初引述的那段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菲拉科特对皇帝税官所说的话，足以激起所有被征收财产税的人的同情。这位大主教还给皇帝的外甥、都拉佐总督约翰（John）写下了一封信，描述他的一个教区在诺曼人、希腊人、佩切涅格人和十字军接连不断的蹂躏之后的景象。

我已泪如泉涌。在教堂之中人们不再歌唱，烛台上不见火光；主教和僧侣被迫逃走，平民则举家到森林中躲藏。在这一切因战争而起的悲苦之外，农民的土地更是被俗世和教会之中的大地产主兼并一空，农民还要遭受征兵令与税收的双重盘剥。

大主教所说的只是一个教区的情况，但帝国的各个欧洲行省也都是他所描述的这番景象。对于强制实行并遭到痛恨的兵役，他的说法属实。农民比城镇之中的居民更畏惧帝国的征兵军官，这些人无休止地为帝国寻找着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急需劳动力在饱经战火的田地之中耕作，更因为那些年轻人在服役结束之后会永久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的城市，再也不会返回家乡了。 [2] 可以说——亚历克修斯本人也会这么说——任何尚存理智的家庭宁肯派出一个男丁为帝国服役，也不愿自己的家园被毁，儿子被杀，女儿被敌人蹂躏。然而在饥荒与惊恐之中的农民，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要为这一切苦难负责任的皇帝遭到了他绝大部分臣民的怨恨，而他也清楚这一点。

那么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又做了什么改善自己形象的措施呢？即位之初他竭力赢取臣民的爱戴，至少是尊敬。在巴西尔二世逝世的1025年到他即位时的1081年，这五十六年间帝国总共出现了十三位执政者，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显示他不会和他们一样。他的态度颇为明确，他可悲的前辈们是一个腐朽不堪的体系的产物，他们堕落、颓废且腐败。他必须改革这一体系，让帝国恢复以往的伟大。

宗教改革（1108）

但恢复之前，先要进行整肃与净化。当他的母亲在后宫 [3] 之中肃清陈规陋习之时，他开始清除帝国之中的异端。第一个受害者是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学生约翰·伊塔鲁斯（John Italus），他相信此人过于拥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贬低了基督教早期神父们的论述，而后在精心准备的审判之中将其判为有罪，在修道院中终身软禁。终其执政时期，这种调查接连不断，他在晚年还将鲍格米派的代表——我们仅知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巴西尔（Basil）——在大竞技场以火刑处决，而这一酷刑在君士坦丁堡几乎从未执行过。

尽管这一切无疑包含了强烈的宣传因素，亚历克修斯的虔诚却是确定无疑的。他会忙于处理各种更紧迫的事务，比如与罗伯特·吉斯卡尔或者博艾蒙德作战，抵御佩切涅格人，或者竭力约束涌入帝国境内的十字军部队，但他从没有忘记身为地位与使徒相当的皇帝在宗教方面的责任。这些责任不只限于教条方面，他对教会事务也颇为关注，而且执政之初他还就所谓“赞助地产”（charisticum），即修道院和教堂将地产的管理交给俗世的赞助者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激进改革。这一经营方式在十一世纪急剧增多，主要是出于发展生产的目的，通常效果不错，但这在所难免会产生世俗化的危险。赞助者可以把俗世人送进修道院，在其中居住，却不参与任何宗教事务；赞助者也可以向修道院院长，乃至全体僧侣施压，迫使他们参与商业活动；只要愿意，这些赞助者可以把修道院盘剥干净。

亚历克修斯本人也出资建造了几座华美的修道院，他决心阻止这种盘剥。他并没有废止这一系统，毕竟这在他即位的最初几个月，赏赐他的支持者与家人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他的法令要求转让教会地产经营权必须向牧首申报，因此增大了牧首对修道院和教会生活的控制。1107年，他更进一步，整体改革了教会体系，特别是创立了一个布道者系统，每名布道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并作为群众道德的监督者与守卫者。这些布道者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后世的编年史家很少提及他们。更有效的是所谓的“孤儿院”——实际上更类似于医院和收容所——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于君士坦丁堡内城的圣保罗教堂旁边，今托普卡帕宫的位置。他的女儿对这座“城中之城”留下了如下记载：

不计其数的建筑物环绕在其周边，都是给贫困者与残疾者的居所——更彰显了他的仁德。其中满是跛脚乃至瘫痪的人，仿佛所罗门的廊下一般。建筑形成两道环形，且为双层结构……由于规模太大，若是在清晨前去看望他们，直到日落西山才能看望完。他们没有土地或葡萄园，而是住在自己的居室之中，由皇帝慷慨赏赐衣食……其中供养的人不计其数。 [4]

然而，亚历克修斯此举也不是没有私心。他之前的皇帝们在位时，城中大量的乞讨者象征着市民低落的士气。官员无论职务高低，只要升职，就理应赏赐城中的穷苦人，甚至住宅都会被那些向他讨赏钱的人包围。尼基弗鲁斯为了寻求支持而进行的近乎疯狂的大提升，让讨赏钱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奇怪的是，被他们纠缠的人也未必厌恶他们，因为此时在君士坦丁堡，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由官位决定，而且取决于赞助和捐赠，许多富人对这种展现自己财富的机会求之不得。当然，圣保罗孤儿院让亚历克修斯得以控制住城中的乞讨者，但他也借此削弱了那些高阶官员的威望，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身为杰出的外交家，皇帝在执政时理当竭力弥合东西教会的裂痕。不幸的是，他过于虔诚——或者说，过于狭隘——笃信东正教的信条而在谈判时不肯让步。1098年，教皇乌尔班派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修道院院长来到君士坦丁堡，紧急请求允许进行拉丁仪式时，亚历克修斯的回复只是提出召开一次联合会议以讨论这一问题。这场会议达成的结论未能存世，然而似乎取得了至少一定程度的成果，毕竟教皇解除了对东帝国革除教籍的决议。两年后，尽管裂痕远没有彻底弥合，双方的关系至少大为缓和，亚历克修斯得以向他请求支援以对付佩切涅格人。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交流，1108年签署《德沃尔和约》时，教皇的代表在场；按卡西诺峰编年史的说法，1112年亚历克修斯甚至宣称要通过获取西帝国皇帝的头衔，将东西教会彻底统一，还打算在当年的夏天亲自拜访罗马。

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也有理由如此。首先，西帝国的头衔不是随意给予的。亨利五世（Henry Ⅴ）确实是教皇帕斯夏的死敌，1111年，教皇和十六名枢机主教被亨利囚禁了两个月。但帕斯夏在4月13日靠着给亨利加冕而重获自由，他不可能在仅仅一年多之后就给另一个皇帝加冕。更可能的是，亚历克修斯着眼的是南意大利，博艾蒙德和他的异母兄弟罗杰·博尔萨先后于1111年的一周之内亡故，南意大利顿时群龙无首，而他自然乐于将那里收归拜占庭帝国。即使如此，他的地位虽远比当年稳固，目前的情况也未必允许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多久。

他就算制订了这样的计划，结果或许也只是徒劳，因为1112年夏，亚历克修斯重病缠身，几个星期不能理事。和罗马的联络仍断断续续地继续着，但教皇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求承认自己的权威。拜占庭帝国不肯在独立地位上妥协，因此没有达成什么结果。无论如何，皇帝很快就要处理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热那亚人、比萨人和突厥人（1111）

在1108年末签订《德沃尔和约》后；和平持续了三年；1111年，战端再起，并持续到亚历克修斯执政结束。当年秋季，亚历克修斯可谓侥幸地免于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战。突厥人突然开始敌对行动，与此同时，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舰队来到爱奥尼亚海岸威胁发动掠夺。幸运的是他和比萨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许诺不对他们的十字军活动进行任何干预，每年向他们的大教堂捐赠金币与丝绸，最重要的是允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永久的贸易区，显赫人士还能够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大竞技场之中得到自己的保留座位。 [5]

突厥人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对亚历克修斯而言幸运的是，他们此时还没有开始对外扩张，依然忙于蚕食和巩固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他们对帝国境内的入侵更类似于精心准备的掠夺，竭力避免阵地战，在广阔前线上同时攻击几个地区，迫使拜占庭帝国分兵，而后再迅速带着战利品和俘虏撤走。1111年，他们穿越赫勒斯滂海峡进入色雷斯，安娜记载称她的父亲在次年年初开始和他们作战。1113年，另一支突厥部队——同时代人估计有五万四千人——对尼西亚发起围攻，然而他们失败了，在多利留姆遭到亚历克修斯突袭并被彻底击溃。次年，皇帝返回色雷斯，抵御库曼人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侵袭，在刚刚艰难地击退他们之后，1115年，突厥人又在以哥念的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的率领之下，再次开始行动。

但皇帝越来越迟缓了。他此时年近六旬——若按佐那拉斯的说法，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岁——而且病势日益严重，直到次年才出兵，在1116年秋季他才出兵进攻安纳托利亚腹地的苏丹。他一路进军抵达菲罗梅隆，一路上遭遇的抵抗远比他预料的更小，然而每次扎营时都有大批无家可归的希腊人——因突厥人入侵而被迫背井离乡，如今从他们隐藏的地点向军营之中汇聚以寻求庇护——拖慢行军速度。此时，出于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决定撤退，而在他开始撤退时马利克沙发起了攻击。按安娜的说法 [6] ，这是极大的失误。苏丹的部队在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打击之下彻底溃败，马利克沙被迫求和，交出近期征服的领土，并承认曼齐刻尔特之战前罗曼努斯四世执政时的帝国边境。

她继续记载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这似乎又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曼努斯旧日的边境一路延伸到了亚美尼亚，苏丹的领土都没延伸到那里，更不用说归还了。此后发生的事件也表明根本没有归还领土的事。马利克沙确实撤出了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前哨，但他依然在以哥念据守，皇帝不太可能收复了多少领土。由于安娜的记述中的混杂——以及显而易见的偏颇——再加上可参照资料的匮乏 [7] ，我们无法确知菲罗梅隆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说清的是，无论这场胜利是决定战局还是不值一提，这都是他最后一次胜利。重病之下的他返回都城，返回内斗的中心。

安娜·达拉森努斯与伊琳妮（1117）

这对他而言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即位之后，他的家庭便已经分裂。起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错，他给自己的母亲安娜·达拉森努斯太大的权力，忽视了自己十五岁的妻子伊琳妮·杜卡斯——甚至试图阻止她加冕——而倾心于阿兰尼亚的玛丽。玛丽确实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伊琳妮也回到了丈夫身边，但安娜依然作为皇位之后的重要掌权者活跃多年，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她的二儿子尊贵者伊萨克。当亚历克修斯多次出征时，她便是理论上的摄政者。她因此在君士坦丁堡之中愈发不受欢迎，直到皇帝也开始觉得她累赘了。大约在1090年，她就此退隐——名义上是自愿如此——来到全知基督（Pantepoptes）修道院，并在几年后离世。

安娜·达拉森努斯离开之后，皇后伊琳妮终于得以自行掌权了。她的女儿安娜——她对父母的恭顺堪称过犹不及——如此描述她：

她天性厌恶公众生活。她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整理家务以及追寻自己的爱好——阅读圣人的著作或者为慈善出力……当她被迫在一些重要的典礼之中履行皇后的职责时，害羞的她满脸通红。女哲学家特雅诺（Theano） [8] 在不经意间露出过她的手臂，有人随意说了句：“好美的手臂！”特雅诺却回答道：“但不是给众人看的。”我的母亲，皇后，就是如此……她不但不肯向他人露出手臂，或者与别人对视，甚至都不肯对陌生人开言……但正如诗人所说，神也不会与必须做的事抗争，她被迫陪同皇帝参与频繁的远征。天性节制的她本该留在皇宫之中，然而她对他的热爱足以让她克服这一切的不情愿，离开自己的家……他脚上的病需要细心呵护，他因为痛风而颇受折磨，而我母亲的抚摸是他最大的宽慰，因为只有她了解他的感受，能用轻柔的按摩减轻他的痛苦。 [9]

这些可能确实全部属实，但在痛风之外亚历克修斯坚定地要求伊琳妮随他出征，似乎也另有原因。他完全不信任她。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他清楚她和她的女儿对她的长子，即皇储约翰·科穆宁怨恨不已，无休止地密谋诋毁他，乃至除掉他，而让安娜的丈夫恺撒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继承皇位。这两人很快将其他的不满者拉拢到同一条阵线上，包括皇帝的次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

伊琳妮向来竭尽所能在亚历克修斯面前诋毁约翰，把他描绘成一个沉湎酒色、无法掌权的浪荡子弟。但亚历克修斯并不这么认为。他对约翰既喜爱又信任，而且对他的能力有相当的信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与此同时，他也决心创立一个王朝。在他看来，拜占庭在十一世纪之中的衰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皇位上的人无能，或者是佐伊软弱的丈夫，或者是帝国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各个家族选择的傀儡。他本人就是靠着这种方式获取的皇位，但他决定终结这一切。他若是希望自己的成就得以存续，就必须保证皇位传给自己的长子，再传给自己长子的儿子，使其有序地继承下去。

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118年夏季，他自知病入膏肓了。此时他身体疼痛不止，呼吸困难，很快他就要坐直才能呼吸了。然后他的腹部与足部开始肿胀，口、舌、咽喉红肿得无法吞咽。伊琳妮把他带到自己的曼加纳宫，每天在他的床边照顾几个小时，并下令全国为他的康复祈祷。但她不能让他摆脱疾病，也和所有人一样明白他时日无多了。

亚历克修斯逝世（1118）

8月15日下午，约翰·科穆宁得知自己的父亲生命垂危，急着要见他一面。他立即赶去曼加纳宫，濒死的亚历克修斯把皇帝的戒指给了他，下令他立即自立为君主。约翰遵命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牧首在最简短的典礼之中为他加冕。返回皇宫之后，起初瓦兰吉卫队禁止他进入——这应当是伊琳妮的命令——直到他出示皇帝的戒指，以及告诉他们自己父亲生命垂危的消息，他们才最终退让并允许他通过。

那么伊琳妮在干什么呢？她依然想要让布兰恩努斯继位，因而不肯在她的丈夫和她的长子最后一次谈话时退避。尽管她很少离开他的身边，皇帝还是得以在关键时刻让她离开，挫败了她的计划。当她返回时为时已晚。直到此时，她依然最后试图逼迫他承认自己女婿的继承权，但此时虚弱得说不出话的皇帝只是微微一笑，并举起双手，仿佛在感恩上帝一般。他在当晚逝世，并于次日在最简单的典礼之中，被安葬在伊琳妮于十五年前建造的慈爱基督（Christ Philanthropos）修道院。

他理应得到更隆重的告别仪式，因为亚历克修斯·科穆宁的功绩远超他臣民们的想象。首先，他完成了最主要的目标：停止帝国自1025年巴西尔二世逝世后政治瓦解与士气崩溃的势头，让帝国恢复稳定。在十三位不同的君主五十六年的混乱统治之后，他一人便执政了三十七年，他的儿子执政二十五年之后意外逝世，他的孙子又执政了三十七年。其次，他的战绩可谓出色。没有哪位皇帝能够以如此的勇气、如此的坚决，在如此多的敌人面前依然坚定保卫自己的臣民，并组织起如此强大的陆海军力量。最后，他出色地处理了十字军问题，安排了数以十万计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通过自己的领土，为他们提供给养，并尽可能护送他们从帝国的一端赶往另一端。如果十字军是在二十几年前出征，他们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结局或许都会相当悲惨。

就此，亚历克修斯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都可谓以出色的能力拯救了帝国。他难免有失败之处：没能恢复经济，没能弥合与罗马教廷的分裂，没能收复南意大利。但只有第一个问题可谓紧迫，后两个问题则如同梦想，亚历克修斯或者他的继任者都无法达成。他也有自己的错误，比如无耻地任人唯亲，以及对女人言听计从：阿兰尼亚的玛丽、安娜·达拉森努斯和他的妻子伊琳妮都拥有她们本不该有的权势。即使在继承问题上，他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是放任伊琳妮，宁愿在临终之时耍诈，也不肯以君主的身份坚定掌控。

他会不会因市民们向来不喜欢他——除了将他视作楷模的士兵们——而后悔呢？或许不会有多后悔吧。他从未谋求他们的欢心，也没有为市民的欢呼而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执政之初，他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地履行责任，给他儿子留下的帝国也远比十一世纪的帝国强大有序。他离世时心满意足——也应当如此。

[1] 佐那拉斯，第三卷。

[2] 大主教记载称佩拉格尼亚军区（Pelagonia）的人口大减，乃至可以被称为“米克诺斯”（Mykonos）——这是当时基克拉泽斯群岛之中最小、最贫穷、人口最稀少的岛屿之一（尽管现在并非如此）。

[3] “宫殿之中，后宫向来是堕落的地方，自恶名昭彰的君士坦丁·莫诺马修斯即位后就是如此……但安娜（·达拉森努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一套良好的礼仪体系，宫中如今处于非常值得赞扬的自律之中。她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唱诵赞美诗，定下早餐的时间……宫廷仿佛修女院一般。”（《亚历克修斯传》，Ⅲ，ⅷ。）不过，或许难免有人会怀念当年的宽松时光。

[4] 《亚历克修斯传》，XV，ⅶ。

[5] 这并非帝国和意大利贸易共和国签订的第一份协议，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便和威尼斯人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见第二卷）。有些奇怪的是，热那亚人并没有要求类似的特权，而是直到1155年才在曼努埃尔一世执政时期获得这一特权。

[6] 《亚历克修斯传》，XV，ⅵ。

[7] 另外一份唯一可信的记载，即佐那拉斯的史书中并不认为这一战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意义。

[8] 毕达哥拉斯的弟子，此后可能成了他的妻子。

[9] 《亚历克修斯传》，Ⅻ，ⅲ。

第五章 美人约翰（1118～1143）

我即位合法性不足，亦不合基督教教义，若把皇冠传给陌生人，而非儿子，与疯癫何异？

——亚历克修斯一世对妻子所言，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Nicetas Choniates）引述自《约翰·科穆宁》，Ⅰ

前一章对亚历克修斯·科穆宁逝世时情况的记载主要采信了约翰·佐那拉斯与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 [1] 的记述，他们的说法与安娜·科穆宁在《亚历克修斯传》结尾的说法截然不同。安娜动情地记载了那些优秀的医生在床边争论不休；皇帝的病痛日益加重；妻子伊琳妮夜以继日忘我地陪护，“泪水如同尼罗河丰沛的河水”；女儿们，即玛丽亚（Maria）、欧多西亚以及安娜本人，都全心全意地陪护在他身旁；他身边灯火通明，颂歌声无休无止；而在他撒手人寰之时，皇后踢掉紫鞋，扯下面纱，抓起刀割掉自己美丽的长发。然而，安娜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人生之中最后的一次，也未必值得称赞的一次政治阴谋——阻止安娜与她的丈夫掌权，促使他的合法继承人约翰即位。安娜在这一章中也仅仅提及了约翰一次，就这一次还都不肯说出他的名字。

安娜一生厌恶约翰的原因无非妒忌。身为亚历克修斯的长女，安娜在襁褓之中便和米哈伊尔七世的儿子——年轻的皇子君士坦丁订婚，因此她人生之中的最初五年是作为拜占庭皇位继承人度过的。尔后，1087年9月13日，皇后伊琳妮生下了儿子约翰，安娜获取皇冠的梦想就此破灭。但此景不长。君士坦丁不幸早逝，她在1097年嫁给了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而他是1077年起兵争夺皇位，最终被尼基弗鲁斯三世俘虏并施瞽刑的那位同名将军的儿子。 [2] 尼基弗鲁斯也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与领袖，并在1111年左右被亚历克修斯封为恺撒，随即他妻子的野心再度燃起。前文记述了她拉拢自己的母亲伊琳妮与兄弟安德罗尼卡，以及最终的失败，但安娜直至此时也没有放弃。几乎可以断定，她打算在父亲的葬礼上谋杀约翰，而收到消息的约翰明智地回避了。约翰执政几个月之后她再度密谋，让自己的丈夫布兰恩努斯亲自带人在金门之外的乡间离宫菲罗帕提昂宫（Philopation）刺杀约翰。不幸的是，布兰恩努斯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没有如期出现。同谋的刺客们对此毫不知情，在宫外游荡时被纷纷逮捕。

新皇帝表现得格外仁慈。没有人受瞽刑或者其他肉刑。最重的刑罚也莫过于被查抄了财产——其中大多数人的财产此后还被退回。尼基弗鲁斯·布兰恩努斯免于任何惩罚，此后还在战场之上为皇帝忠实服役了二十年，直到去世，并在闲暇之际写下了一本相当乏味的史书。他的妻子则没那么幸运。得知菲罗帕提昂宫的刺杀失败时，她陷入狂怒，以最恶毒的语句咒骂上帝，声称丈夫的男子气概竟然还不如自己。她也被暂时查抄了财产，更糟的是还被永久赶出了皇宫。她在流离与屈辱之中生活了三十五年，在慈爱圣母修女院 [3] 之中记述自己父亲的生平，为自己的苦痛而哀怨。但她也承认，这一切大多是自作自受。

新皇帝登基（1118）

继位之时，约翰·科穆宁差一个月满三十岁。由于他姐姐的缄默，约翰早年的故事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她还是留下了一段他出生时的简短记载：

这个孩子皮肤黝黑，额宽脸窄，鼻子既不扁平也不似鹰钩，而是略钩，黑眼中闪烁着新生儿的勃勃生机。

安娜这次终于对自己的兄弟客气了一次。即使是颇为仰慕约翰的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 [4] 也承认他体格矮小，形貌丑陋，眼睛、头发与皮肤均发黑，以至于绰号为“摩尔人”。而他的另一个绰号“美人约翰”（Kaloiannis），曾经被认定是反讽，但只要稍微读一读编年史家们的记述便知道并非如此。这一描述所说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灵魂。他的父母，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何种不足，至少都是格外虔诚，甚至按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约翰则更进一步。他厌恶轻佻低俗，朝堂之中只能讨论严肃事务，或者保持肃静。他也厌恶奢侈。皇帝的饮食极度节俭，那些富裕的贵族和贵妇若是想要在皇帝面前炫耀锦衣玉食，便难免因虚荣而遭到严厉训诫。在他看来，这只会带来颓废与堕落。

当今世界的人们或许大多难以与皇帝约翰这样的人共处，但在十二世纪的拜占庭，他却颇受爱戴。首先，他绝非伪善。他的教条虽然严苛，却是出于挚诚，他全然虔诚且正直。其次，他也有和善仁慈的一面，在当时确实可谓少见。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声称他从未判处任何人死刑或肉刑，这一证言也许不够有力，但约翰对自己姐姐安娜和其他谋反者的处理，无疑展现了近乎危险的宽容。他也颇为慷慨，尽管本人坚持苦修生活，在慈善上的慷慨却没有其他皇帝可以比肩。和他父亲不同，无人能指责他偏袒自己家人，他反而有意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远亲们保持距离，并时常从出身低微者之中选拔幕僚与政府高官。他最信任的人是突厥裔的约翰·阿克索赫（John Axuch），此人幼年时在尼西亚被十字军俘虏，而后作为礼物被送给亚历克修斯·科穆宁，在皇宫之中长大，也成了这位年轻皇子的好友。继位之后，约翰立即召阿克索赫进入朝廷，而后他便平步青云了。不久之后他成了大元帅，即陆军的最高指挥官。

让皇帝身边的近臣担任这一职务是明智的，毕竟约翰·科穆宁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他和亚历克修斯一样相信，帝国是上帝交给他的神圣使命，保护帝国是他的职责。但亚历克修斯更多是抵御帝国周边各种各样的敌人，约翰对这一责任的解读则更为积极——他要光复被异教徒占据的所有帝国领土，让拜占庭帝国恢复巴西尔大帝，乃至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荣光。这确实是雄心壮志，他坚决且勤勉地继续践行着他父亲重整军队的计划，还改进了父亲的训练方式，把士兵们锻炼成勇敢与坚韧的楷模，以至于他们自己都难以奢求企及。对他的臣民而言，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一场漫长的远征，尽管他深爱着他的皇后——匈牙利公主皮里斯卡（Piriska），她此后改名伊琳妮，一个悦耳却过于寻常的拜占庭名字——并一生忠贞，但他花在战场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君士坦丁堡宫殿之中的时间多，他的四个儿子在成长到足以随军出征之后也过上了如此的生活。

小亚细亚的境况（1118）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约翰·科穆宁比他的父亲更幸运：在亚历克修斯的时代，西部的局势很少能让他集中军力对抗亚洲的穆斯林威胁。然而在约翰即位之时以及之后的几年中，来自欧洲的直接威胁相对少得多。多瑙河对岸，库曼人与佩切涅格人都没有动静；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承认了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也因为过于分裂而无暇给帝国制造麻烦；匈牙利人此时则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巩固对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尽管这一地区理论上是帝国的行省，事实上却早已弃让给威尼斯人——的统治上。更西方的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则在为最高领导权问题进行着漫长的争夺。至于阿普利亚的诺曼人，这个给亚历克修斯带来的焦虑比其他所有欧洲敌人加起来都多的势力，在罗伯特·吉斯卡尔之后由他无能的儿子罗杰·博尔萨掌控。1111年罗杰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人威廉（William）也是同样的软弱，他完全无法掌控本地的男爵们，公国也逐渐陷入混乱。确实，他们的堂表亲——西西里伯爵罗杰（Roger of Sicily）此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在1130年，以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身份，将南意大利的诺曼人领土统一到自己麾下，但那已经是十二年之后，而那时身为出色外交家的约翰，也通过斡旋避免了西西里国王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直接威胁。

他就此得以将注意力放在小亚细亚，在曼齐刻尔特之战近半个世纪之后，那里依然处于绝望的混乱之中。大致情况是，帝国控制了北部、西部与南部的海岸线，以及西北部分的所有领土，曲折的分界线大致从以弗所以南几英里的米安德河河口延伸到特拉布松附近的黑海东南角——那里作为帝国的封邑由总督君士坦丁·加巴拉斯（Constantine Gabras）实际掌控。这条边界线的东南一侧是突厥人，他们绝大多数人臣服于以哥念的塞尔柱苏丹马苏德（Mas’ud），但苏丹的实际权力近年来由于另一个突厥部族——达尼什曼德部的崛起而日渐式微。埃米尔加齐二世（Ghazi Ⅱ）如今的统治范围从哈里斯河 [5] 延伸到幼发拉底河，而且持续向西面的帕夫拉戈尼亚推进。此时还有大批武装的土库曼人，表面上为雇佣他们的豪强们服役，实际上却我行我素。在亚历克修斯统治后期，这些游牧部族渗透到弗里吉亚和皮西迪亚的肥沃谷地，那里气候更为温和，牧草也远比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高原繁茂。他们就此截断了拜占庭帝国与阿塔利亚（今安塔利亚）的陆上通路。约翰第一次远征的目标正是他们，而非塞尔柱人。

他在1119年春季出发，直接赶往弗里吉亚的古首府——吕科斯河（Lycus）河畔的老底嘉，今德尼兹利（Denizli）以北约四英里处。 [6] 在1071年被塞尔柱人夺取之后，老底嘉曾经在二十五年后被亚历克修斯短暂收复，但在那条变动频繁的边界线上，该城和许多城市一样再度陷落了。约翰派阿克索赫率先头部队为围攻做准备，他的大元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城中人的抵抗在首次突击之中便崩溃了，当地的埃米尔阿布沙拉（Abu-Shara）弃城逃走，约翰修建了一道新墙以免他再度返回。

此时，出于某种不明原因，皇帝匆忙返回君士坦丁堡，这一决定有可能和他姐姐的阴谋有关。 [7] 她失败的阴谋明显不是主要原因，毕竟她应当是于约翰已经在都城时制订的计划。在安娜之外还很可能有其他的阴谋者，而在继位之初，皇位尚不安稳的约翰似乎也不敢离开太久。不论原因如何，他最终在几个星期之后因索佐波利斯（Sozopolis）——位于阿塔利亚以北约三十英里处——的陷落，以及夺取从米安德河到中央的高原之间道路两侧的一系列城堡与重要据点而返回战场。秋末，阿塔利亚的至关重要的陆上交通线已经重新畅通，约翰和阿克索赫也得以欣然返回博斯普鲁斯。

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在1120年返回了小亚细亚，这一部分主要参考的编年史家们 [8] 的记述虽然值得称道，他们对年代精确性的问题却毫不在乎。然而次年，皇帝被迫将注意力转回欧洲，应对多瑙河对岸大举入侵的佩切涅格人。

再度击败佩切涅格人（1121）

1091年，在勒乌尼昂被亚历克修斯击败之后，这个不安分的部族便很少滋扰生事了。但三十年过去了，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1121年夏季，数以万计的蛮族涌入色雷斯，再度引发一场浩劫。这次入侵的规模远不能与他们的祖辈相提并论，然而约翰在亚洲想要实现雄心壮志，其前提便是欧洲保持和平，因此他必须坚定迅速地解决入侵者。在整备军队并部署就位时，他试图挑唆佩切涅格人各部之间不和——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最高指挥官——以及提供大量的赏赐以争取时间，就像近三个世纪之前紫衣贵胄君士坦丁七世所建议的那样。 [9] 但佩切涅格人自君士坦丁时期以来吸收了不少经验教训，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不过这并不重要。大军准备就绪之后，皇帝决定立即行动。战役的最初阶段没能决出胜负。约翰本人受了轻伤，尽管俘虏了一些敌人，敌军大部依然复夺军营，在营中他们将马车围成环形，结成车阵坚决抵抗。拜占庭的骑兵发起了几次冲击，但车阵岿然不动。此时的皇帝——每当他不能亲自参战时，他便会跪在圣母像前祈祷——下令士兵下马，在瓦兰吉卫队的长盾与大斧簇拥之下步行冲击。大斧冲破了车阵，佩切涅格人的士气也就此崩溃了，一些人侥幸逃生，余下的人则被俘虏。许多俘虏此后被释放并赏赐了土地，得以在帝国定居，作为回报要就地加入帝国军队或承诺在此后为帝国服兵役。皇帝无疑记得那些护卫十字军穿越巴尔干的佩切涅格军警对其父亲所起的作用，尽管他自然不希望再出现同类的事件，这些士兵仍能在此后帮助帝国。与此同时，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订立了一年一度的“佩切涅格假日”，这一节日保留到了十二世纪末。

在佩切涅格人彻底被臣服——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烦扰拜占庭帝国——之后，约翰·科穆宁希望尽快返回小亚细亚，但他在欧洲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威尼斯人正在准备行动，匈牙利人与塞尔维亚人虽然在他即位之初安分守己，如今却同样在谋划战争。

在亚历克修斯的时代，威尼斯是帝国最紧密的盟友，帝国也必须依靠威尼斯，因为威尼斯舰队对抵御南意大利的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之后的博艾蒙德——而言至关重要。为了保证与威尼斯的盟约，皇帝毫不迟疑地在1082年赐予他们所有外国商人都没有的贸易特权，包括完全免除关税。他们在金角湾的商业区就此繁荣并扩张，直到激起拜占庭帝国居民的深切怨恨，关于威尼斯人傲慢自大的各种惊人传言也遍布大街小巷。然而约翰继位之时，诺曼人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当同年上任的总督多米尼克·米凯莱（Domenico Michiel）派出使团，请求继续此前的协议并保障旧有的特权时，新皇帝断然拒绝了。他回复称，从今以后威尼斯人和他们的竞争者要享受同样的待遇。威尼斯人陷入暴怒，1122年8月8日，总督的旗舰驶出潟湖，七十一艘战舰随行出征。

他们的目标是科孚岛，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前哨由一支精锐且坚决的驻军守卫。他们围攻了六个月，直到1123年春收到来自巴勒斯坦的紧急求援信：国王鲍德温被俘虏，生死攸关之际的东方拉丁王国急需他们的帮助。于是他们撤围离去，科孚岛也得以暂时免于战乱。然而接下来的三年间，威尼斯人继续在东地中海活动，夺取了罗德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莱斯沃斯岛和安德罗斯岛（Andros）。1126年年初，当他们出兵进攻凯法利尼亚岛时，约翰·科穆宁终于受够了。他的舰队无力阻止侵略，而他所受的损失远比取消商业特权带来的收益更多。同年8月，他忍辱负重，恢复了特权。虽然帝国因此蒙羞，付出的代价总归不算太大。

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1130）

匈牙利与帝国的纷争则可以追溯至1095年，刚登基的国王卡尔曼（Coloman）驱逐了他的兄弟阿尔姆斯（Almus），并在此后下令瞽刑处置他和他的儿子贝拉（Béla）。约翰即位不久之前，阿尔姆斯带着他的亲属——此后成为皇后的伊琳妮——逃到君士坦丁堡避难，他们得到了热情接待，甚至得到了在马其顿的地产，那里也很快成了他流亡同胞——无论是否自愿——的集会中心。卡尔曼对此似乎没有表示反对，但他的兄弟与继承者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对这些异见者的活动愈发关切，对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正式抗议，同时要求帝国驱逐阿尔姆斯。约翰自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斯蒂芬在1128年夏季发起了进攻。渡过多瑙河之后，他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与尼什，后来进入如今的保加利亚，一路掠夺到塞尔迪卡和菲利普波利斯（今普罗夫迪夫），而后才撤军北返。

但皇帝也开始进军了。在匈牙利军队离开菲利普波利斯之后不久他便赶到该城，而后进军向北——基本可以确定是取道伊斯库尔谷地（Iskur） [10] ——抵达多瑙河河畔与帝国海军的一支分遣队会合。斯蒂芬已经退到河北岸，此时身患重病的他在病床上严令部下不得随他渡河。事实上他们也没机会渡河了。约翰在哈拉姆（Haram）城堡——那里距离多瑙河与其支流涅拉河（Nera）交汇的地方不远——之外发现了他们的营地，便乘坐战船悄然转移到河下游一两英里处。尔后他率部从背后发起突袭，将敌人击退至河对岸。一些人侥幸逃生，但更多人被俘虏。所有沦陷的城镇至此全部被收复。

在这一战前后不久，约翰·科穆宁也大胜塞尔维亚人，击败了拉西亚“首领”（Zhupan）博尔坎（Bolkan）的部队，将其中的许多俘虏像之前的佩切涅格人那样安排到小亚细亚定居。我们对此事的认知，和这一时期塞尔维亚的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少得可怜，但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塞尔维亚人依然不满帝国的统治，屡次试图脱离帝国——而且时常得到匈牙利人的支持——却也再未给约翰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威胁。1130年，他终于准备离开欧洲，将注意力再度转到东方。

在他离开的十年间，安纳托利亚的情况大为恶化。达尼什曼德部依然在趁科尼亚苏丹国因内讧而无力还击时蚕食其领土，他们的埃米尔加齐在1124年吞并梅利泰内，又在三年后占据凯撒利亚、安凯拉、卡斯塔蒙（Kastamon）和甘格拉（Gangra） [11] ，如今已经是小亚细亚最为强势的统治者。三年后，1130年2月，在奇里乞亚的普拉姆斯河［Pyramus，今称杰伊汉河（Ceyhan）］河畔，加齐的部队将年轻的安条克公爵博艾蒙德二世（Bohemund Ⅱ）的参战部队全部屠戮，博艾蒙德的首级被送到加齐处，加齐将首级进行防腐处理后，作为礼物送给了巴格达的哈里发。

约翰·科穆宁没有为这位安条克公爵流泪，在他看来这个公国本来就属于帝国——这一看法确有其道理，但他也清楚必须尽快解决加齐。从1130年到1135年，他先后不止五次出征讨伐达尼什曼德部。起初的三年间，他被亚历克修斯的三子——尊贵者伊萨克（Isaac）的阴谋牵制，伊萨克竭尽所能要把帝国的敌人结成同盟，以便将他的兄长赶下皇位。但1132年，伊萨克起程前往圣地——至于是出于虔诚还是别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之后，约翰的进展便愈发迅速了。在当年的余下时间里，以及1133年年初，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从比提尼亚进军到帕夫拉戈尼亚，夺取重镇卡斯塔蒙，一路推进到哈里斯河河畔。在他进军时，各地城镇之中的基督徒与穆斯林蜂拥而来投奔到他的麾下，不少当地的埃米尔也望风而降。

返回都城时，他按照传统的方式举行了凯旋式，而这也是972年约翰一世的凯旋式 [12] 之后的第一次。在这艰难的时光之中，四匹雪白骏马牵引下穿越金门的庆典马车，使用的是包银而非传统的包金，但街道依然装饰一新，铺上地毯和锦缎，街道两侧的房屋窗户上也挂上了毯子。从陆墙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整条道路上都搭建了看台，全城居民在队列到来时便在看台上齐声高呼，看着俘虏、勇士们、将军们，直到皇帝本人逐次经过。和此前的约翰·齐米斯西斯一样，他拒绝乘坐马车，而是将陪同他出征的圣母像放在车上，自己手持十字架步行跟随。

埃米尔加齐去世（1134）

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次年，他返回战场。这次远征因为他的妻子伊琳妮在比提尼亚突然去世而被打断，他和儿子们匆匆离开大军，护送她的遗体返回君士坦丁堡。葬礼结束之后，他们立即返回通往甘格拉的大路上，与主力部队会合。到了夏末，埃米尔加齐本人也撒手人寰——对帝国而言倒是个好消息。弥留之际的埃米尔见到了来自哈里发的使节，得知他和他的后代获封“马利克”，即国王，并得到了“四面黑旗、出行时开路的战鼓、一条金项链以及一支金权杖，使节们用那支权杖轻点他的肩，确认他的新封号”。但这一切对他而言没有多大用处。典礼结束后他几乎立即撒手人寰，而马利克的名号传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Mohammed）。

穆斯林统治者死亡之后的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达尼什曼德部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压力也就此暂时停止。然而一些地方的独立守军依然在制造事端。比如甘格拉，尽管那里的管理者于近期去世，把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却对约翰进行了坚决抵抗，迫使他转向卡斯塔蒙——那里在一年前被加齐夺回。该城在提出一两个约翰乐于接受的条件之后很快投降了，他立即返回甘格拉，发动猛烈的围攻。守军抵抗了一段时间，等待传闻中周边地区的突厥各部前来救援，然而当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各部都缺少补给。一两周之后，见到依然没有救兵前来，管理者的遗孀遣使求和，条件包括城中所有愿意离开的人都可以离去，并释放一些此前被俘的人。约翰再度欣然允诺——不过约翰·基纳摩斯的记载声称很少有当地人离开，大多数人主动加入了他的军队。

在甘格拉留下两千守军之后，皇帝在1135年年初再度返回自己的都城。在这五年间他收获颇丰。加齐之死和他关系不大，但他所到之处依然是攻无不克，收复了帝国沦陷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大片土地。突厥人还没有彻底失败，但遭受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暂时难以发动进攻。他此时终于要腾出手来，出兵实现自己最大的雄心壮志，目标不是穆斯林，而是此时占据着帝国领土的两个基督徒政权：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王国及其盟友——安条克的诺曼公国。

然而时机还未真正到来，在实现雄心之前他还要解决一个潜在敌人。西西里的罗杰已经登上王位四年多，登基之后，他的权势与影响力与日俱增，也开始谋求征服他国。阿普利亚的海港距离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帝国领土仅有约六十英里，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富裕城市一直吸引着掠夺者，近年来西西里船长们也没有完全保持克制。对北非海岸的掠夺显示西西里国王并不满足于现状，如果不能限制住他，他便会很快觊觎地中海中部。罗杰对十字军王国领土的觊觎也已是众所周知。身为博艾蒙德二世的堂兄弟，他有理由索取安条克公国。他的母亲阿德莱德（Adelaide）于1113年成为鲍德温一世的第三任妻子，这明确意味着如果他们没有留下子嗣——从两人的年龄来看这很有可能——耶路撒冷的王位将传给她的儿子。然而，此后鲍德温先是花光了阿德莱德的大笔嫁妆，而后又和她离婚，无礼地把她赶回了西西里，这样的冒犯让罗杰永远无法原谅，至少在他看来，自己的继承权没有因此动摇。他确实没有对君士坦丁堡皇位的宣称权，他的叔父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堂兄弟博艾蒙德也没有宣称权，但这并未阻止他们的行动；而且即使他只对十字军的海外王国用兵，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前景也是十分黯淡的。

于是在1135年年初，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出发的使节们来到德意志觐见西帝国皇帝洛泰尔（Lothair），秋季时双方达成了协议。拜占庭提供丰厚的财政支持，洛泰尔则为此要在1137年春季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打垮西西里国王。约翰热情接待了返回的使节。在后方得到保障之后，他终于得以向东方进军。

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王国（1136）

亚美尼亚人在奇里乞亚——这一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海滨与塔苏斯山脉之间，从阿拉尼亚（Alanya）延伸到亚历山大勒塔湾（Alexandretta）——定居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纪初，巴西尔二世在和平兼并亚美尼亚大部分土地时，向瓦斯普拉坎的王公们许诺，封赏他们塞巴斯蒂亚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大量土地作为回报。 [13] 他的继承者们也进行了类似的赏赐，在1070年左右，已有不少亚美尼亚人从相对艰苦的山区之中迁出，来到南方更温暖与富庶的土地上。在曼齐刻尔特之战后，他们迁徙的速度大大加快，最终建立起了一系列半独立又内讧不休的公国，这就是十字军穿越奇里乞亚进军巴勒斯坦时的情况。

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法兰克十字军国家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决定把奇里乞亚也纳入这一秩序，作为他们与西方的主要连接通道，因此他们自然希望控制这一地区。亚美尼亚王国的大多数储君都被消灭了，只有一个家族足够强大，或者说足够狡猾，得以存留。鲁本家族（Ruben）号称亚美尼亚巴格拉提德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加吉克二世（Gagik Ⅱ）的亲属 [14] ，于1071年在托罗斯山脉起家。他的孙子利奥（Leo）于1129年继承了所谓小亚美尼亚的王位，并在三年后发动了野心勃勃的征服行动，夺取了塔苏斯、阿达纳和摩普绥提亚——至于他是从拜占庭帝国手中还是从十字军国家手中夺取的这些土地，记载却并未说清。 [15] 然而不久之后，利奥便过度扩展了战线；1136年后半年，他在内讧之中战败于新任安条克大公普瓦捷的雷蒙（Raymond of Poitiers），被俘虏并短暂囚禁，直到他交出阿达纳和摩普绥提亚——但明显没有割让塔苏斯——并交付六万金币的赎金之后才得以重获自由。1137年初春，刚刚重见天日，信使便带来了他所能想到的最坏消息：约翰·科穆宁出兵来征讨他了。

围攻安条克（1137）

皇帝可不是贸然前来。他不仅带来了他的旧部——那些在近二十年的艰苦征战中锻炼得坚强可信的老兵，还带来了一些新部队，包括佩切涅格俘虏和从这些年前来投奔他的突厥人之中征募的达标部队。其中也许还有可观的亚美尼亚人，因为鲁本家族在他的多数同族看来，已经和大多数法兰克十字军一样不受欢迎。还有不少从两国逃到君士坦丁堡的流亡者。当这支大军出现在奇里乞亚时，胜负已分。前文提到的三个大城市再度易手，同样被攻破的还有塞琉西亚（今锡利夫凯）。位于普拉姆斯河河畔五百英尺高的断崖上，近乎坚不可摧的安纳扎布斯（今阿纳瓦萨）堡垒也在三十七天的围城战后陷落。至此利奥依然不肯投降，而是带着两个儿子退到托罗斯山中。约翰不肯耽误时间，没有出兵追击他，在肃清了几个亚美尼亚据点之后，他通过伊苏斯和亚历山大勒塔，于8月29日抵达安条克城下。

该城已经经历一系列的危机。1126年，年仅十八岁的博艾蒙德二世从阿普利亚前来，但不到四年之后便被加齐杀死，只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他的寡妻——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之女艾丽斯（Alice），也许本应当等待他的父亲与名义上的宗主指定一位继承人，她却自行摄政。当她得知愤怒的鲍德温正在赶往安条克以安排其属意的继承人时，她甚至向北叙利亚的实际统治者——摩苏尔的阿塔贝格伊马丁·赞吉（Imad ed-Din Zengi）派出使者，送给他一匹披着华丽马衣的名马，并许诺只要他承认自己为安条克女大公，便向他宣誓效忠。

但使节没能抵达目的地，他们被鲍德温的部下俘虏，而后被带到这位国王面前处决。国王随即继续向安条克前进，抵达时发现城门紧闭。几天之后，他在城中的两个支持者趁夜打开城门，让他和他的部队进城，而那时的艾丽斯依然把自己关在一座塔楼之中，直到得到保证安全的承诺后才离开。她的父亲宽恕了她，但还是把她流放到她在老底嘉的乡村别墅之中，自己掌控了摄政权。在他于1131年去世时，他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女婿安茹的富尔克（Fulk of Anjou），此人与他的长女、艾丽斯的姐姐梅利森达（Melisende）成婚。四年间，艾丽斯等待着机会，直到1135年梅利森达说服了富尔克，允许自己的妹妹返回安条克，那时艾丽斯立即派出另一批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提议让她的女儿康斯坦丝（时年七岁）与皇帝的幼子曼努埃尔（Manuel）成婚。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盟约对安条克而言绝非坏事，但城中的法兰克人得知康斯坦丝要和希腊人——即使是皇帝的儿子——成婚时依然大怒，新国王富尔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也是如此。他必须给康斯坦丝找到另一个丈夫，并在不久之后找到了人选。他选择的是阿基坦公爵纪尧姆九世（William Ⅸ）的小儿子——普瓦捷的雷蒙，他当时正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宫廷之中。富尔克悄然派他的一名骑士前去接他，1136年4月，侥幸躲过西西里国王罗杰——前文已经提及他宣称大公国应由他继承——的抓捕之后，雷蒙最终来到了安条克。牧首拉多尔夫（Radulf）机巧地取得了艾丽斯的同意，声称这位英俊的年轻贵族是来向她求婚的。还没到三十岁的艾丽斯渴望再度成婚，自然欣然允诺，回到自己的宫中等待他的到来。与此同时，康斯坦丝则被带到了大教堂中，牧首亲自主持了她和雷蒙的婚姻。面对既成事实，她的母亲清楚自己已经失败。她凄凉地返回老底嘉，不久之后撒手人寰。

当拜占庭的攻城武器开始轰击安条克的城墙，工兵开始挖掘地道时，不少城中人也许才会明白，只有按照艾丽斯的计划让康斯坦丝与曼努埃尔·科穆宁成婚，才能避免如今的困境。肯定也会有不少人觉得，若是这位新大公留在英格兰的话该多好。普瓦捷的雷蒙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来到东方刚刚一年之后，安条克对他有什么意义，他对安条克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对自己的新公国没什么感情，这里与他在欧洲所习惯的生活圈截然不同。他无聊且孤独，年幼的妻子也无法给年长她三十岁的丈夫带来多少慰藉。他也清楚，自己面对约翰·科穆宁的部队不可能坚持多久，十字军前来为他解围的可能性也堪称渺茫。他抵抗了几天，而后就向敌营之中送信求和。如果他同意承认皇帝的宗主权，约翰能否允许他保有帝国代理人或总督的地位呢？

但约翰·科穆宁不想讨价还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无条件投降。雷蒙回复称他必须先与耶路撒冷国王商议后才能决定，而富尔克给出了谨慎的答复。赞吉的力量与日俱增，如今已是十字军王国存续的严重威胁，此时与唯一能够抵御他的基督教势力交恶未免过于鲁莽。此外，皇帝究竟打算深入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多远呢？若是牺牲安条克就能停止他的南进，壮士解腕又何尝不可呢？他最终的答复远比雷蒙——乃至约翰——预料的开明。

我们的父祖已经告诉我们，安条克归属帝国，而后被突厥人占据了十四年，皇帝就我们祖先定下的协议而进行的宣称是正确的。我们怎能罔顾事实，背弃正义呢？ [16]

安条克就此无条件投降了，约翰也展现了一如既往的大度。雷蒙必须步行前来他的营帐宣誓效忠，让他自由进入安条克城及其附属堡垒。他还许诺，如果皇帝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夺取阿勒颇、夏萨 [17] 、埃莫萨（今霍姆斯）和哈马（Hama），并交给公国作为永久封邑的话，他就会交出安条克城作为交换。 [18] 帝国的旌旗随后插在城中，皇帝赏赐雷蒙和城中的拉丁贵族以厚礼，而后在9月上半月拔营凯旋。此时已经来不及在当年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远征，于是约翰决定解决与亚美尼亚人的纷争，来到托罗斯山中追捕利奥及其家族。几周之后他们停止了抵抗，鲁本家族的王公们落入皇帝的手中，而后被送去君士坦丁堡羁押。

在叙利亚的征战（1138）

在亚美尼亚王国被打击，他在安条克的地位也得以巩固之后，皇帝终于得以继续他的计划：与十字军附庸共同进攻叙利亚的阿拉伯人。1138年3月末，他率大军返回安条克，在雷蒙的部队之外，一批圣殿骑士和埃德萨伯爵库特奈的乔斯林二世（Joscelin Ⅱ） [19] 亲自率领的部队也前来助战。时年二十四岁的乔斯林既不受欢迎也不被信任，他继承了亚美尼亚裔的母亲——利奥的妹妹，几个月前，利奥及其三个儿子还逃到她那里避难——的黑色皮肤，还有着大鼻子和满脸麻子。奸猾、狡诈、怠惰且淫荡的他，完全是理想之中的十字军战士的对立面。对彻头彻尾的军人约翰·科穆宁而言，他比安条克大公还不值一提。

皇帝就此带着这两个让他无法满意的盟友开始计划接下来的征战。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阿勒颇。在他出征一个月之前，他便下令羁押所有来自该城及周边地区的商人与旅行者，以免他准备战争的消息传到当地人那里，而后才出兵东征。他在途中夺取了一两个小城堡，但侦察阿勒颇城时，他发现赞吉的援军已经在千钧一发之际抵达城中，足以抵御强攻。他没有把时间与精力花费在长时间的围攻之上，而是向南进军，于4月28日抵达夏萨。这座城市的规模与商业意义都无法与阿勒颇相比，当地的埃米尔同样无关紧要，但那里控制着奥龙特斯河中游的河谷，能够封锁赞吉进入叙利亚的道路，因而战略意义极高。大军将其包围并驻扎下来，十八台巨型投石机在城外的要地上调遣就位，围攻随即开始。

基督徒与穆斯林留下的记载之中都认定约翰精力充沛、勇气过人。他显眼的镀金头盔仿佛能够突然出现在任何地方，鼓励困惑者，申斥怠惰者，抚慰伤病者，指示机械师，用不屈不挠的精神感染麾下所有的士兵，无论他们是希腊人、瓦兰吉人、佩切涅格人还是突厥人。如果他的拉丁盟军有同样的精神，夏萨也许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然而安条克的雷蒙和埃德萨的乔斯林都不想出力。对雷蒙而言，如果皇帝征服了太多的土地，他就被迫按照近期的协议交出安条克，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前沿阵地上；乔斯林对雷蒙的厌恶几乎与对皇帝的厌恶相当，根本不想让他向南或向东扩展领土，因而竭尽所能挑拨离间。结果是，按照提尔的威廉的记载，两人完全没有参与围攻，而是在营地之中无休止地掷骰子玩。

与此同时，赞吉也率部抵达了，他的人马还得到了巴格达哈里发一支精锐部队的加强。若是独立作战，约翰·科穆宁完全能够击败他，但他不能不留人守卫攻城机械，他也不信任法兰克人。在他依然和他的儿子们就这一问题争论时，夏萨埃米尔送来了一封信，提出承认皇帝为宗主，支付岁贡，提供大笔补偿款，以及大量珍贵礼物，包括镶有宝石的桌子，以及自曼齐刻尔特之战后从罗曼努斯四世那里获得的镶红宝石的十字架。就算约翰夺取了该城，他的要求恐怕也不过如此。他立即接受了埃米尔的条件，于5月21日撤围返回了安条克。

抵达安条克时，他首次行使了宗主的权力，与自己的儿子、朝官和一支分遣部队庄重地进入城中。牧首在城门迎接了他，而后他骑在马上穿越装饰一新的大街，满脸阴云的安条克大公和埃德萨伯爵则步行陪侍于两侧。大教堂的弥撒典礼之后，他继续前往宫中，在其中居住。休息了几天之后，他召雷蒙、乔斯林和主要的拉丁男爵前来，告诉他们战争还没有结束，阿勒颇依然在异教徒的手中，他还没有获得许诺给雷蒙的全部土地。然而，未来的作战必须在安条克筹划，他也需要一个安稳的后方基地储备辎重以及财富。因此他需要雷蒙按照前一年的协议，立即交出城市堡垒。

与会者哑口无言。此前皇帝还是以盟友的态度对待安条克，如今却如同征服者一般发号施令。担心他们的城市被长时间占据，法兰克人一时无言以对。最终乔斯林发话了，请求给雷蒙和他的幕僚们一些时间考虑这一要求。尔后，他悄然溜出宫去，告诉他的手下到城中的拉丁居民之中散播流言，声称皇帝要立即驱逐他们，并鼓动他们攻击希腊居民。不到一个小时，城中便爆发了暴乱，乔斯林随即跑回宫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跪倒在约翰面前，声称他的家门被愤怒的暴民攻破，暴民们指控他将城市献给了希腊人，并威胁要杀死他，他是侥幸逃生的。

约翰返回君士坦丁堡（1138）

和埃德萨伯爵相处了两个月之后，皇帝也清楚此人谎话连篇，但此时在宫内也听得到外面的喧闹了。他竭力阻止拉丁人杀戮希腊人，也保护拉丁人的安全，而且他清楚，他的大部队，除了皇帝少数卫队之外，都在至少一英里之外的奥龙特斯河对岸宿营，而自己困在了一座愈发充满敌意的城市之中。在突变的情境之下，尽快继续叙利亚远征已无可能。他告诉雷蒙和乔斯林，此时只要维持宣誓效忠就可以，并决定返回君士坦丁堡。尔后他和大部队会合，在一两天后返回了家乡。

回家时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的兄弟伊萨克和侄子约翰此前八年间与穆斯林王公们合谋篡位，如今终于放弃了阴谋。无论父子俩的忏悔是出于挚诚，还是皇帝近期在东方取得胜利，并因此愈发受欢迎让他们相信自己的野心注定要失败，我们无从确知，但他们被彻底宽恕了——这比他们预料的，或者说应得的惩罚要轻得多。

叙述约翰的最后几次征战并不需要太多笔墨。1139年与1140年，他忙于与老敌人加齐的儿子——达尼什曼德埃米尔穆罕默德交战，而特拉布松总督君士坦丁·加巴拉斯背叛皇帝，与穆罕默德结盟，使战况愈发复杂。1139年战事颇为顺利，皇帝向东穿越比提尼亚和帕夫拉戈尼亚，沿黑海南岸稳步推进，他们的敌人则步步后退。在年末，背叛的总督最终投降，而后约翰向南进攻达尼什曼德部控制的据点新凯撒利亚。他的势如破竹在这里首次终结。穆罕默德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坚实堡垒布置了大批部队，约翰完全无法攻破，而且在崎岖的山地上交通不便，拜占庭一方伤亡甚大。对皇帝而言，最大的耻辱在于，与他同名的侄子——他兄弟伊萨克的儿子——尽管近期才为自己的不忠而忏悔求饶，如今却叛逃到敌人那里，并随即改信伊斯兰教，迎娶了塞尔柱苏丹马苏德的女儿。 [20] 1140年年末，他放弃了围攻——其间他的小儿子曼努埃尔在一次敌军出城突击时展现了英勇 [21] ——返回君士坦丁堡，打算在次年继续进攻。然而在他准备攻击时，穆罕默德去世，他的继承人一如既往地陷入内讧，约翰也得以改变计划，将他的精力再度集中到叙利亚方向。

安条克的挑衅（1142）

在他离开三年之后，趁着赞吉全力进攻大马士革，拉丁王公们本可以取得可观的进展，然而他们错过了所有机会。他们不但没有夺取萨拉森人的土地，连约翰的战果都无法维持，几乎所有土地都被穆斯林夺回。这并不是表明向叙利亚再度用兵毫无意义，而是说明安条克和埃德萨的统治者完全不可信任。皇帝进行了准备，在1142年春出征，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最后一次前往东方。

他们走陆路向半岛南岸的阿塔利亚进军，这条道路再度遭到威胁。头几周，他们驱逐土库曼游牧民和他们的塞尔柱领主，巩固边境防务；盛夏时节，他们抵达阿塔利亚之后，不幸发生了。约翰的长子——帝国的储君亚历克修斯（Alexius）突然染病，几天之后即病故。深爱着他的皇帝下令自己的次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与三子伊萨克（Isaac）护送他们兄长的遗体，走海路返回都城。在路上，安德罗尼卡——很可能染上了同种疾病——也不幸暴卒。双重打击之下的约翰痛心不已，然而他依然继续强行军穿越奇里乞亚，而后继续向东，在9月中旬突然出现在图尔贝赛尔［（Turbessel），即今泰勒拜希尔（Tell el-Bashir）］——埃德萨伯爵领的第二大城市。大惊失色的乔斯林立即把小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送去作为人质。同月25日，他抵达了圣殿骑士的大型城堡巴格拉斯（Baghras），在那里给雷蒙送信，要求他立即交出安条克，并重复了他此前补偿领土的许诺。

这正是雷蒙畏惧已久的时刻。他无法和四年前的乔斯林一样立即挑起一场暴乱，毕竟他的无能已经让城中大多数基督徒厌弃他，希望让皇帝取而代之。他唯一的机会在于拖延。他精心准备了一份谦恭的回复，宣称他必须和自己的封臣商议，他也立即商议了，封臣们拒绝了。他们指出雷蒙仅仅是作为该城继承者的丈夫代行统治而已。他没有权力处置她的领土，而且即使她同意的话，交出安条克一事没有他们的支持也是无效的，他们也绝对不会支持。若是试图交出安条克，雷蒙和他的妻子将被立即废黜。

当这份回复送到巴格拉斯的皇帝面前时，他认定这是一份战书。但行将入冬，部队疲惫不堪，他决定将进攻推迟到春季。他允许他的部下花一两周的时间去周边地区的法兰克人地产上掠夺——先给雷蒙和他的部下一个下马威——而后返回奇里乞亚，在那里肃清几个达尼什曼德部的据点，并在冬季做下一次，也是他人生之中最为重大的一次远征的准备。

哀哉，这一切的准备都是徒劳了。1143年3月，万事俱备之时，在托罗斯山的一次惯常的围猎之中，一支箭意外射中了皇帝的手。伤看上去并不重，起初他也没有在意，但很快伤口便严重感染了，引发了严重的败血症。不久之后他便病入膏肓。他一生之中出生入死，已经不再畏惧死亡，他以一如既往的干练开始为传位做准备。他仍在世的两个儿子之中，伊萨克依然在君士坦丁堡，曼努埃尔则在他的身边。他们两人各有一批支持者，他谨慎地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但他还是提醒他们，决定权只在自己一人手中。

约翰逝世（1143）

4月4日，复活节的周日，濒死的皇帝接受了圣餐，而后下令营中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他的卧室之中，可以向他提出任何请求，他决心在离世之前处理好所有未完成的事务。次日，大雨让营中积满了水，他再度打开卧室的大门，将最后的礼物馈赠给自己最忠实的臣子，包括桌上的美食。直到那时，他才召开了选定继承人的会议。他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青年才俊，健壮、机智且充满活力。然而伊萨克易于发怒，而曼努埃尔在他兄长的所有品德之外，还拥有独一无二的和善，会谨慎地听取意见，理智地做出决断。因此要让他的幼子曼努埃尔来继承他的皇位。他转向跪在自己床边的儿子，用尽全力将冠冕摘下，戴在这个年轻人的头上，而后为他披上紫袍。

愈发虚弱的皇帝又度过了三天的痛苦时光，而后在1143年4月8日，他请一位来自潘菲利亚的高尚僧侣前来倾听他的告解，并完成最后的典礼，旋即去世。他的去世，恰如他生前一般虔诚、干练且井井有条。没有哪位皇帝能够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又矢志不渝地为帝国的利益而奋斗。可以说，弥留之际的他心中有无限的失落，若是上帝多赐予他一些光阴，他可以进一步扩展拜占庭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乃至推进到巴勒斯坦，甚至能够弥合曼齐刻尔特之战留下的伤口。在五十三岁时去世的约翰·科穆宁只能把他在东部的未竟之业托付给他人，但若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曼努埃尔所继承的帝国更加强大、更加辽阔，也得到了自那场惨败七十二年之后未曾有过的尊重，也许他能得到些许的宽慰。另外还有一个宽慰：曼努埃尔将成为一位出色的皇帝——至少他这么认为。

[1] 尼基塔斯早年担任宫廷之中的秘书，最终在安吉洛斯王朝成为大部长。他的记载自亚历克修斯逝世开始，至1206年结束，是普塞洛斯之后流传至今的史书中，最生动也最丰富多彩的一本。我也希望他的记载能为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增光添彩。

[2] 个人认为，两人是父子关系，而非通常认为的爷孙关系。见《亚历克修斯传》，Ⅶ，ⅱ。

[3] 慈爱圣母（Theotokos Kecharitomene）修女院毗邻慈爱基督修道院，同样在皇后伊琳妮的主持下建造，一墙之隔的两栋建筑共用供水系统。修女院中的四十名修女过着修隐式的生活，共用一间宿舍，然而伊琳妮还是体贴地修造了一两间更舒适的寝室，供出身皇室的女性居住。

[4] 提尔的威廉（约1130～1186）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大法官、提尔大主教，他的历史著作（见参考文献）是拜占庭帝国与十字军海外王国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参考资料。

[5] 今称克孜勒河（Kizil Irmak）。

[6] 如今的老底嘉已不复当年。作为重要的希腊城市，该城曾经是重要的羊毛与纺织品贸易城市，也是亚洲的七个教区之一，如今只剩一片无人的悲凉废墟。几乎没有游客前往那里，即使路过的游客也都转往十几英里外，去游览壮观的棉花堡（Pamukkale）瀑布了。

[7] F.Chalandon，Les Comnène ，Vol.Ⅱ，p.47.

[8]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约翰·基纳摩斯（John Cinnamus）和叙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9] 见第二卷。

[10] 一些史学家认为他是取道摩拉瓦河谷（Morava），但若是如此，两军必然是毫无意义地向西转移了。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的记载中地点更往北，位于萨瓦河与多瑙河之间森林茂密的山地，即今弗鲁什卡山（Frushka Gora），但可能性不大。

[11] 今开塞利、安卡拉、卡斯塔莫努（Kastamonu）和昌克勒（Chankiri）。

[12] 见第二卷。

[13] 见第二卷。

[14] “与其说是亲属，不如说是下属。”——《牛津拜占庭词典》

[15] 夏朗东（Chalandon，Jean Comnène et Manuel Comnène ）花了两页篇幅（108～109页）探讨这个麻烦的问题。这三座城市几度易手，很难确定实际的边境线。他的结论倾向于认定利奥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这三座城，但不能下定论。

[16] Ordericus Vitalis，ⅩⅢ，34.

[17] 夏萨（Shaizar、Saijar）古称拉里萨（Larissa，并非塞萨利的同名城市），是奥龙特斯河河畔的重要堡垒，位于哈马西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

[18] 夏朗东（Chalandon，Jean Comnène et Manuel Comnène ，132～133页）声称约翰还坚持安排属东正教教会的安条克牧首，对此“确定无疑”，但这一说法有误。1138年3月，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声称如果约翰插手安条克的拉丁教会，就拒绝任何罗马教会的成员加入拜占庭帝国的军队。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p.218.

[19] 乔斯林二世是乔斯林一世的儿子，因为支持鲍德温二世继承绝嗣的鲍德温一世的耶路撒冷王位而受封埃德萨伯爵。

[20] 多年以后的奥斯曼苏丹自称是这对夫妇的后裔。

[21] 曼努埃尔的年龄有一定的争议，约翰·基纳摩斯的第一卷摘要中声称他时年十八岁，然而第三卷中引述他母亲的一段话又说他那时“还没满十六岁”。也许是伊琳妮算错了年份，也有可能她回忆的是更早一次的战事。

第六章 第二次十字军（1143～1149）

您下令，我遵命……我演讲宣告，如今（十字军）数量倍增，不可计数。城市与堡垒均被遗弃，每七个少女也难以分到一个男人成婚，许多妇女成了丈夫仍在世的寡妇。

——克莱尔沃（Clairvaux）的圣贝尔纳致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Ⅲ），1146年

在众人的见证之下，曼努埃尔·科穆宁已经被他的父亲立为皇帝，但他仍不能保证继承皇权。他清楚皇帝要在君士坦丁堡登基，而此时的他依然在奇里乞亚的荒野之中，无法立即赶去与其他皇位宣称者争夺。继续和安条克公国开战已经没有意义，他必须尽快返回都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也有尽孝的义务。他首先要安排葬礼，在约翰逝世之地建立起一座修道院；遗体则走陆路运输到摩普绥提亚，之后走普拉姆斯河进入大海，再运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畔，在他建造的全能基督修道院之中安葬。因此曼努埃尔派阿克索赫以摄政者身份先他一步赶往君士坦丁堡，命令他立即逮捕可能的皇位争夺者。他的父亲虽然没有让他的兄长伊萨克继承皇位，却允许他住在圣宫之中，因此伊萨克可以轻易掌控国库与皇帝的仪仗。

阿克索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他赶到都城时，都城之中的人们尚不知道皇帝逝世的消息。他拘捕了反抗的伊萨克，并把他囚禁到全能基督修道院；为了保证安定，他也逮捕了约翰的兄弟伊萨克，并将他流放到本都的赫拉克利亚。还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只剩下牧首，毕竟曼努埃尔需要牧首加冕。事实上牧首的位置恰巧空缺，前任牧首刚刚于不久之前逝世，如今仍未任命新牧首。为了保证自己的君主得到新牧首的支持，这位大元帅把所有高阶教士召集到了宫中，给他们送上了一份绯红封蜡固定着丝绸缎带的证书，其中许诺新君主每年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教士捐赠二百银币。他们欣然接受了，向他保证称加冕时不会出任何问题。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要价太少了，因为阿克索赫的袍袖之中还藏着另一份类似的文件，唯一的差异在于上面的许诺是捐赠二百金币。

他的速度与效率保证了都城之中没有出现任何动乱，仅仅出现了一个阴谋。先皇的女婿恺撒约翰·罗杰（John Roger）靠着和曼努埃尔的姐姐玛丽亚（Maria）成婚而得到了这个尊号。他应当是来到君士坦丁堡避难的诺曼人，是在1130年西西里国王即位时发动反叛，失败后被驱逐出境的诸多男爵之一，而他这次阴谋的支持者当然也是那些诺曼人。幸运的是阿克索赫在阴谋初期便从玛丽亚公主那里得知了消息，她的丈夫几个小时之后便被逮捕了。

曼努埃尔赶回都城（1143）

几周之后，曼努埃尔才得以离开奇里乞亚返回都城。返回之前，他收到了安条克的雷蒙刻薄的来信，这位公爵从近乎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中出乎意料地幸免于难，恢复了旧日的傲慢与虚张声势。然而在皇位继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时，东部的战事只能暂时推迟了。此时他必须返回履行在父亲逝世之后自己应尽的义务，曼努埃尔率部撤退，任何消息也不能阻拦他。无论是雷蒙在他撤军之后便入侵了奇里乞亚，夺回了约翰占据的数座堡垒的消息，还是他的堂兄弟安德罗尼卡与其女婿和一批贵族在打猎时被塞尔柱士兵俘虏的消息，都不能让他停止行军。毕竟他们是自作自受，而且他不会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解救他们。

大约在8月中旬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的首个任务便是任命米哈伊尔·库尔库阿斯（Michael Curcuas）担任新牧首，新牧首的首个任务则是为皇帝加冕。典礼结束之后，曼努埃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留下了二百磅金，远超他许诺的每年补贴，还宣布给城中每个定居者两个金币以庆祝自己的加冕。几天之后他释放了他的兄长，也解除了尊贵者伊萨克的流放令，他已经不必再担心他们篡位。他得到了自己父亲的指定、牧首的加冕与臣民的承认，地位终于稳固了。

曼努埃尔·科穆宁（1143）

曼努埃尔·科穆宁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身高。编年史家无一例外地提及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身高在当代并不出奇，但对十二世纪的人而言已是不寻常。而且考虑到他行走时背微驼——他年轻时便如此 [1] ——他的身高可能更高。尼基塔斯记载称他肤色发暗，但不太黑，然而他也记载了曼努埃尔在1149年围攻科孚岛时，威尼斯人给一个埃塞俄比亚奴隶披上紫袍来讥讽他——这足以证明他继承了自己父亲的黝黑肤色。但他至少在两个方面与父亲截然不同。首先，他格外英俊；其次，他风度优雅，热衷享乐，这与约翰二世不苟言笑、生活简朴的风格截然不同，但也算是个合理的结果。对曼努埃尔而言，无论是在布拉赫内宫，在打猎时的行营中，还是他时常居住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那些别墅之中，他都会为各种事情庆祝一番。

但他并非浅薄之辈。在作战时，褪去表面的轻佻之后，他得以展露出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与骑术。也许他过于热衷冒险，因而在军事才能上逊于他的父亲——毕竟他的征战很少大胜——但他的精力与热情是不容置疑的。他同样不畏寒暑，忍耐力堪称传奇，而唯一的弱点在于热衷孤身进入敌军领土，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危险。吉本写道：“他似乎在战争中就忘记了和平，在和平时就忘记了战争。”身为机巧的外交家，他此后一次次展现了近乎天生的创造力与判断力。拥有这些特质的他还是一位典型的拜占庭学者，对艺术与科学都颇有了解，乐于与僧侣式的神学家辩论几个小时，在最为理论性的教义问题上苦思冥想。他的一些无礼说法会让与他谈话的人惊恐不已，然而曼努埃尔确实和他的父亲一样虔诚。他在辩论之中对辩论胜负与追求真伪都不甚在意，只是热衷辩论本身。他在执政期间难免越来越不受教会欢迎——他们不信任他与罗马重新联合的想法，不支持他与萨拉森人暂时结盟的策略——而当他邀请以哥念的苏丹来到君士坦丁堡，还在庄严的队列之中送他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时，教会深感耻辱。

也许最令教会不满的就是他的私生活。曼努埃尔耽于女色，完全禁不住诱惑。在第一次结婚之后他几乎立即开始了婚外情，而三十四年之后弥留之际的他依然想尽快恢复健康以继续偷情。现存资料对这些情人的身份讳莫如深，唯一可以确知身份的就是他的外甥女塞奥多拉（Theodora）， [2] 她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还成了地位最高的皇帝情人，有自己的宫殿、随从与卫队。她的表现与皇后无异，当皇后某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据说她直接除掉了这个塞奥多拉。杀一儆百，皇帝的其他情妇再不敢如此。

曼努埃尔是个不忠的丈夫，但他第一任妻子的外貌与性格无疑促进了这一点。早在1142年，约翰·科穆宁便提出让曼努埃尔进行皇室联姻，以便与西帝国的统治者康拉德 [3] 联合对付西西里国王罗杰。康拉德欣然允诺，让他妻子的妹妹、苏尔茨巴赫（Sulzbach）的德意志公主贝尔塔（Bertha）前往君士坦丁堡。此时曼努埃尔的三位兄长均在世，几乎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曼努埃尔对此毫不热心，和自己未婚妻的会面也远没有激起他的感情。但在1144年年末，他改变了心意，和康拉德再度商谈后安排了婚约——并签署了同盟协议。贝尔塔在皇宫的后宫中隐居四年之后，终于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将她法兰克蛮族的名字改成更悦耳却也更乏味的希腊名字伊琳妮，于1146年1月与皇帝成婚。

按1160年在贝尔塔葬礼上布道的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奥赫里德的巴西尔（Basil of Ochrid）的说法，皇后“外貌出众，风姿绰约，肤色如同花朵，仿佛能让万物焕发生命”。然而葬礼上所说的好话总归不能太当真，其他资料之中描绘的情况则颇为不同。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如此记载：

相比于外表的装饰，她更在意内在的修养，不肯涂脂抹粉，也不使用妇女喜欢的那些精巧饰品，仅仅寻求因德行而来的美。这也是年纪尚轻的皇帝对她不甚倾心，也没有保持应有的忠贞的原因。不过他还是给了她极大的荣耀、崇高的皇座、大量随从以及其他的显赫装饰，让她得到臣民的尊崇。 [4]

在她逝世时，臣民对她的尊崇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她努力——不过也许没尽全力——讨好拜占庭人，却从未能得到他们的爱戴。在他们看来，她死板、粗野，或者如他们所说，太“日耳曼”了。她的吝啬也堪称传奇。她仅在外交方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几次在她的丈夫与其兄弟关系不佳时成功调和，又在康拉德此后于1148年拜访君士坦丁堡时，与曼努埃尔签下政治同盟协议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余下的时间中，她都在宫中忙于虔诚祈祷与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早夭。帝国之中，为她的离世而感到惋惜的人很少，皇帝也不是其中之一。

雷蒙救援（1145）

曼努埃尔·科穆宁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时心怀愤怒。他无法忘却安条克大公在他离开奇里乞亚时的冒犯，也不能饶恕雷蒙在他返回时迅速夺回那些城堡，并在拜占庭帝国的城市、乡镇与村庄地产之中大肆破坏。在如此态势之下开始执政实在是耻辱至极，他决心发起报复。不幸的是尽管他希望亲自率军征讨，却不能成行，即位之初便仓促离开都城难免引发变故。然而1144年年初，他对东南方向发动了水陆并进的进攻，舰队由迪米特里奥斯·瓦兰纳斯（Demetrius Branas）率领，陆军则由康托斯特凡诺斯家族（Contostephanus）的两兄弟约翰（John）和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以及归化的突厥人乌尔苏克（Bursuk）指挥。陷落的城堡被再度收复，帝国军队还以牙还牙，破坏了安条克城的周边地区。瓦兰纳斯则在此时横扫了公国的整个滨海地区，摧毁了海岸边的所有船只并俘虏了大批当地人，还活捉了一名带着税款的税官。

安条克大公是否计划报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那一年结束之前，十字军的海外王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圣诞节前夜，在二十五天的围攻与骇人的血腥之中，伊马丁·赞吉攻破了十字军占据的埃德萨。在许多人看来，安条克将成为下一个目标。对雷蒙而言，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忍气吞声，来到君士坦丁堡请求曼努埃尔帮助。起初皇帝不肯接见他，直到这位安条克大公进入全能基督修道院，静静地跪在约翰的墓前忏悔时，他才得到了召见的消息。曼努埃尔随后以意外的体谅接待了他，许诺给他每年的定额补助——但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支援——雷蒙略为满意地返回了东方。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出行——尽管不是谈判结果——的消息传到了赞吉那里，赞吉因此决定推迟对法兰克人发动进攻。次年，这位伟大的阿塔贝格被醉酒的宦官杀死，十字军王国至此遭遇的最大劲敌就此不复存在了。

然而，埃德萨陷落的消息不仅影响了安条克，而且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对那些认定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是上帝庇佑的西欧居民而言，这让他们对自己理所应当的想法产生了怀疑。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十字怎么会再度被新月击败？多年以来，到东方的旅行者在返回之后都会告诉家乡人，那些海外王国的法兰克人已经大多堕落。那么，是不是全能的天主认为他们不值得以救赎者的名义继续守卫圣地了呢？

对那里的法兰克人而言，早已熟悉圣地的他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清楚埃德萨之所以被夺取，正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的虚弱。第一次十字军的热情，在1099年胜利夺取耶路撒冷时达到顶点，如今已经消耗殆尽。来自西欧的军事移民已经极少，还有不少朝圣者按照古时的习俗不携带武器前来。即使是那些准备前来作战的人，经历了一个夏天的征战后也就厌倦了。唯一的常备军——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是两个军事组织，即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但仅靠他们，根本无法抵御一次集中攻击。援军必须尽快抵达。于是耶路撒冷王国派出由贾巴拉（Jabala）主教于格（Hugh）率领的使团觐见教皇，正式向他通报这场灾难，并请求尽快发动新的十字军。

此时教皇尤金三世的地位并不怎么稳固，在中世纪罗马一如既往的混乱之中，他已经被迫在被选为教皇三天之后逃出罗马城，来到维泰博（Viterbo）避难。他无法像此前的教皇乌尔班那样领导十字军，当他考虑西帝国的王公时，可能参与远征的只有一个人选。德意志国王康拉德，此时还没得到他应有的尊号，依然在德意志地区平息纷争；英格兰国王斯蒂芬，此时正忙于解决内战；西西里的罗杰，更是有一系列被排除在外的理由。这样，就只剩下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了。年仅二十四岁的路易虔诚得近乎可悲，让他显得老成许多，他也不愿为美貌活泼的年轻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分心。他是一位天生的朝圣者，身为基督徒，十字军是一种义务——此外也有家庭方面的因素，埃莉诺正是安条克大公的侄女。1145年圣诞节，他宣布同意接受十字并正式通报教皇，而后为了让他的臣民和自己一样充满热情参与十字军，他派人请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贝尔纳前来。

圣贝尔纳发动十字军（1146）

时年五十五岁的圣贝尔纳此时正是欧洲宗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对当代人而言，我们无法亲身体会他那足以轻易征服任何一个与他会面的人的惊人魅力，反而会觉得他并不引人注目。高大枯槁的他因为一生过度苦修而满面阴郁，心中满是炽烈的宗教狂热，决不能容忍与妥协。他的公众生活自1115年开始，当时西托（Cîteaux）修道院院长英格兰人斯蒂芬·哈丁（Stephen Harding），让他离开修道院前去香槟的克莱尔沃创立附属修道院。他的影响力自此得以远播，在他人生之中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他不断地云游、布道、劝说、争执、辩论，写下不计其数的信件并投身于所有在他看来涉及基督教原则的争议之中。这场十字军是他心中希望的冒险。随后的棕枝全日，在国王于勃艮第的维泽莱（Vézelay）召开的集会上，贝尔纳欣然同意发动十字军。

贝尔纳的名号很快开始展现魔力，当预定的日期即将到来时，男女老幼从法兰西各地赶来，涌入小镇。由于人太多，无法全部进入大堂，人们只得匆忙在山上搭建了一座木制平台。1146年3月31日，贝尔纳便在那里进行了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演讲之一，国王路易——胸前早已展示着教皇在回信时附送的十字——则站在他的身旁。他演讲的原文未能存世，但贝尔纳演讲的方式对听众的触动也许更胜于文稿本身。在他演讲时，起初寂然无声的群众纷纷高呼领取十字。用粗布做成的十字早已打成捆以备分发；当做好的十字分发一空之后，这位院长脱下自己的长袍，撕成布条，制成了更多的十字。其他人纷纷效仿，他和他的帮手们一同缝制十字，直到入夜。

这一成就堪称惊人。欧洲再无人能够完成这一切。然而，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也许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1146年夏，曼努埃尔·科穆宁收到了路易七世的一封信，希望他支持即将开始的十字军。曼努埃尔相比此前任何一位皇帝都更热衷西欧文化，即使如此，一群纪律涣散的法兰西-德意志联军——圣贝尔纳已经从法兰西王国进入德意志地区，他的演讲受到了同样的热情回应——大规模通过帝国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清楚半个世纪前的第一次十字军对他祖父而言是何等的梦魇，因而不想这一切重演。他确实和以哥念的苏丹正在交战，此前的征战，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最终都未能分出胜负。若是这些新十字军能够比他们的先辈更守纪律，也许能够带来长期的利益，但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对路易的回复颇为冷淡，仅仅可谓没有冒犯而已。他会为路易的军队提供食物和其他补给，但十字军必须花钱购买。所有的领袖在穿越帝国领土时，还要再度向皇帝宣誓效忠。

无论曼努埃尔对基督教世界的新卫道者有过何种期许，都要很快落空了。约两万人的德意志十字军于1147年5月从拉蒂斯邦（Ratisbon）出发，其中掺杂了太多令人厌恶的特质，不但时而爆发宗教狂信，还有大批混世者以及为得到完全赦免而来的罪犯随行。他们进入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不久就开始四处掠夺、破坏、奸淫乃至杀戮。领袖们还往往带头作恶。康拉德本人——此前拒绝参与十字军，但被贝尔纳公开申斥之后在前一年的圣诞节忏悔——保持了风度，但在亚得里亚堡（今埃迪尔内），他的侄子和副指挥士瓦本公爵腓特烈（Frederick of Swabia，他此后的绰号“巴巴罗萨”更为著名）为报复当地土匪的掠夺，焚毁了整个修道院，把其中完全无辜的僧侣全部屠杀。十字军和曼努埃尔派来监视他们的拜占庭武装护卫之间，争斗愈发频繁，9月中旬，大军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城外——皇帝要求他们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洲，完全不通过都城，康拉德愤然拒绝了——此时德意志十字军和希腊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极度恶劣。

与突厥人停战（1147）

此时，沿途的居民还没有从纷扰之中恢复，法兰西十字军又出现在了帝国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规模比德意志十字军稍小，也更合适。他们的纪律更好，许多陪伴丈夫的贵妇——包括王后埃莉诺本人——起到了进一步的约束作用。然而进军并不顺利。此时巴尔干地区的农民的敌意已经公开，为他们所剩无几的粮食开出荒谬的高价。双方很快开始互不信任，都展开了敌对行动。于是，在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前，法兰西王国人就已经开始怨恨希腊人以及德意志十字军；10月4日抵达时，他们得知了一个耻辱的消息：皇帝已经决定和突厥人停战。

尽管国王路易不可能欣然接受这一事实，曼努埃尔做出这一决定倒也堪称明智。法兰西-德意志联军出现在帝国都城的城门之外，其威胁要远超过在亚洲的突厥人。皇帝清楚这两支十字军之中都有想要联合攻击君士坦丁堡的极端分子，事实上，仅仅几天之后，圣贝尔纳的侄子、朗格勒（Langres）主教若弗雷（Geoffrey）就向国王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直到曼努埃尔蓄意散布突厥人正在安纳托利亚集结大军的消息，声称法兰克人若不尽快通过敌对领土的话就再无机会，才得以挽救局势。与此同时，他也用惯常的奢华娱乐与宴会讨好路易——让他无暇讨论其他问题——并尽快安排国王和他的部下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船。

与这些不速之客告别，看着他们满载着人马的渡船穿越海峡时，曼努埃尔比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清楚法兰克人在其第二次征途中的危机。他本人不久前刚从安纳托利亚返回，尽管突厥人集结大军的说法是夸大，但他清楚，十字军散乱的部队既士气低落又纪律涣散，根本无法抵御塞尔柱骑兵的突然袭击。他给了他们补给和向导，警告了他们饮水缺乏，并建议他们不要直接穿越内陆，而是沿依然由拜占庭帝国控制的海岸地区行动。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如果收到这一系列警告之后，十字军还是坚持寻死，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错。他当然会感到遗憾，不过，可能也就是遗憾而已。

和他们告别没几天，皇帝就收到了两个消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其一是来自小亚细亚的信使，报告称德意志十字军在多利留姆附近被突厥人突袭，几乎被全歼。康拉德和士瓦本公爵侥幸逃生，来到尼西亚与法军会合，但他们的九成部队都在营地被杀或重伤了。

第二个消息更糟：西西里国王罗杰已派出舰队航向帝国。

联盟对抗西西里（1148）

西西里舰队的指挥官是安条克的乔治（George of Antioch），这个变节的希腊人靠着自己的出色能力，得到了接收他的国家的最荣誉称号：大埃米尔，即王国海军总指挥官兼最高行政官员。 [5] 舰队在1147年秋季从奥特朗托起航，直接穿越亚得里亚海，航向科孚岛。该岛未经抵抗即陷落了。尼基塔斯记载称当地的居民在拜占庭帝国的重税之下不堪重负，在乔治的劝诱之下把诺曼人当成了解放者，还接受了一千人的驻军。

舰队折向南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路在军事要地留下分遣部队，而后沿希腊东部海岸进军，一路抵达埃维亚岛。乔治认为抵达这里已经够远，便调转方向，对希腊发动了迅速掠夺，而后在抵达爱奥尼亚群岛之后，再度向东沿科林斯湾进军，一路在滨海城镇大肆掠夺。他的进军，按尼基塔斯的描述，“如同海怪一般吞噬遭遇的一切”。他的掠夺部队甚至一路突入至底比斯——拜占庭丝绸手工业的中心。在劫掠了大量锦缎之外，乔治还掠走了大批专门负责养蚕、缫丝与织造丝绸的女工，胜利返回巴勒莫。

西西里舰队的破坏让曼努埃尔怒火中烧。无论他对十字军态度如何，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借此机会对帝国发动袭击，让他厌恶不已，而指挥官是希腊人的事实更无助于平息他的愤怒。一个世纪前，阿普利亚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富裕的行省，如今却几乎与海盗窝点无异。这样的情况自然是无法容忍的。罗杰，“那条让自己的愤怒之火比埃特纳火山（Etna）更猛烈的恶龙……基督徒的公敌与窃据西西里的篡权者” [6] ，必须被永久赶出地中海。西欧试图将他赶走，但没有成功，如今轮到拜占庭帝国出手了。若是得到充分的协助，又免于因其他问题分心，曼努埃尔相信他能够成功。十字军继续前进，他本人和突厥人已经议和，而且他确认并延长了和约。关键在于帝国的所有士兵和水手都要得以抽调出来，参与他的宏大计划，而这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将整个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收回拜占庭帝国。

问题在于寻找合适的盟友。既然法兰西和德意志都无暇出手，曼努埃尔便转向了威尼斯。他清楚，威尼斯人多年以来都在忧虑西西里海军力量的增长，他们无法和此前那样掌控地中海了。当巴勒莫、卡塔尼亚和锡拉库萨的集市愈发忙碌时，里亚托（Rialto） [7] 的商贸则愈发衰减。更重要的是，如果罗杰巩固了对科孚岛和伊庇鲁斯海岸的控制，他就有能力封锁亚得里亚海，西西里王国也将彻底封锁威尼斯。威尼斯人多少开了个价，毕竟他们不会白白出征。1148年3月，在出让塞浦路斯岛、罗德岛和君士坦丁堡更多的贸易特权之后，曼努埃尔终于得偿所望，获得了威尼斯全部海军六个月的征调权。他本人则在全力整备自己的海军，他的书记官约翰·基纳摩斯估计称他拥有五百艘战舰和一千艘运输船，另外配备了两万至三万的陆军。陆军依然交给他的大元帅阿克索赫指挥，海军交给了他姐姐安娜（Anna）的丈夫——都督 [8] 斯蒂芬·康托斯特凡诺斯（Stephen Contostephanus）。他本人则作为最高指挥官。

4月，这支远征大军已经准备出征。整备一新的战舰在马尔马拉海停泊，大军则等待着出征的命令。之后，事态在一瞬之间改变了。库曼人突然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领土；威尼斯总督突然离世，舰队无法立即起航；东地中海又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的夏季风暴，严重影响了航行。两支海军直到秋季才得以在亚得里亚海南部会合，联合封锁了科孚岛。路上的进攻则拖延得更久。当他解决了库曼人的侵袭时，曼努埃尔意识到品都斯山脉已经被大雪封锁，他的部队无法通过了。在马其顿安排部队越冬之后，他匆忙赶往塞萨洛尼基，会见一位重要的访客：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的康拉德。他此时刚刚从圣地返回。

进攻大马士革（1148）

第二次十字军可谓一场惨败。康拉德带着多利留姆之战惨败后的残部，继续与法兰西十字军一同行军抵达以弗所，在当年的圣诞节他生了重病。曼努埃尔和他的妻子听闻他病重的消息，立即从君士坦丁堡赶去，带他返回皇宫修养，对医学颇有了解的曼努埃尔更是亲自护理他，直到他身体康复。这位国王在都城停留到1148年的3月，而后曼努埃尔为他安排了前往巴勒斯坦的船只。法兰西十字军此时正在艰难地穿越安纳托利亚，在突厥人的袭击下损失惨重。可以说这完全是路易的错，他无视了皇帝沿海岸进军的劝告，坚持把每一次遭遇战都归因于拜占庭向导的无能，抑或背叛，也很快发展出对希腊人近乎癫狂的怨恨。最终，濒于绝望的他带着扈从以及尽可能多的骑兵到阿塔利亚乘船，将余下的部队和随行的朝圣者扔下，任他们在路上自生自灭。这支在一年前出征时意气风发的大军的残余部队，直到1148年晚春才进入安条克。

而这仅仅是开始。强大的赞吉已经离世，但他的儿子，即更为杰出的努尔丁（Nur ed-Din）继承了他的衣钵，他在阿勒颇的据点成了穆斯林与法兰克人对垒的焦点。阿勒颇本该成为十字军的第一个目标，而在抵达安条克几天之后，雷蒙就对路易施压，要他尽快进攻该城。他拒绝了，声称自己必须先到圣墓大教堂礼拜。王后埃莉诺对自己丈夫的感情完全没有因这场危险且不适的旅途而增加——也早有人怀疑她和雷蒙的关系不只是亲属那么简单——她宣布要留在安条克并请求离婚。她和她的丈夫是远亲，这一问题在他们结婚时被忽略了，但如果重新提起，这依然是个问题——埃莉诺也清楚这一点。

路易尽管外表向来阴郁，在危机之中也不会轻言放弃。他无视了妻子的反对，强迫她一同来到耶路撒冷，而这让雷蒙大为不满，以至于拒绝参与这次十字军。他在5月拖着自己面沉似水的王后来到圣城，康拉德在不久之前赶来。他们在那里暂时停留，直到6月24日，全体十字军在阿科（Acre）召开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他们在不久之后就达成了一致决定：必须立即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对大马士革发动集中攻击。

至于为何把大马士革选为首要目标，这依然是个谜。那里有唯一与努尔丁敌对的穆斯林势力，可以，也应该被当作法兰克人的宝贵同盟。若是发起进攻，就等于逼迫他们投入那位埃米尔的穆斯林大同盟，也等于让十字军自掘坟墓。他们抵达城下时，发现大马士革城防坚固，守军坚决。次日，他们做出这次十字军行动之中又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将军营转移到城的东南方向，完全与水源隔离，也无遮挡。巴勒斯坦的王公们此时已经在为夺取这座城市后的分赃问题争执不休，利令智昏的他们突然之间开始紧急撤退。贿赂与背叛的流言在军营之中传播。路易和康拉德既震惊又厌恶，但很快他们就要被迫认清形势了。继续围攻大马士革不但会使其与努尔丁联合，那时士气早已崩溃的他们也将死无葬身之地。7月28日，围城仅五天之后，他们便下令撤退了。

整个叙利亚，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大马士革与提比里亚之间那段深灰色的、只有沙土和玄武岩的荒漠更让人丧气了。在阿拉伯的盛夏之中，酷烈的阳光和灼热的风打在他们的脸上，无休止的阿拉伯马弓手的袭扰更是让大批人马毙命。十字军心中无疑满是绝望。他们清楚，一切已经结束。他们的人员与装备损失太大，他们既没有继续进军的意愿，也没有储备了。最折磨人的是屈辱。在各种危险之中忍饥挨饿，熬过疾病、酷寒与暑热的折磨，行军大半年之后，他们那曾经荣耀的大军，本希望让基督教世界永远铭记的勇士们，在四天的战斗之后就放弃了全部的雄心壮志，还没有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一寸土地。这才是最大的屈辱，而他们以及他们的敌人都无法忘怀。

路易并不急着返回法兰西王国。他的妻子此时正坚持要求离婚，他害怕这一切将会带来的麻烦与尴尬。此外，他也希望在耶路撒冷度过复活节。而康拉德只希望全速离开。9月8日，他带着扈从骑士离开阿科，乘船赶往塞萨洛尼基，皇帝在那里等待着他，并再度带他返回君士坦丁堡。两人如今已是好友。尽管近期关系紧张，曼努埃尔依然对西方的文化与习俗颇为着迷，康拉德则完全被曼努埃尔的和善与魅力折服——更不用说皇宫那不寻常的奢华，可不是他家乡那四面透风的大厅可比的。

与康拉德结盟（1148）

当年的圣诞节，两个皇室家族的姻亲进一步巩固，曼努埃尔的侄女、他已故兄长安德罗尼卡的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与康拉德的兄弟、奥地利公爵亨利（Henry）成婚。 [9]

在“罗马人的国王”于2月初返回德意志之前，两位统治者巩固了对抗西西里的罗杰的盟约，并同意在当年年末进行对南意大利的远征。他们甚至拟定了除掉西西里国王之后，如何分割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计划。这两块土地将会交给康拉德，康拉德将立即将其作为他妹妹贝尔塔，即此时的皇后伊琳妮的嫁妆送给曼努埃尔。

事实上这一盟约的成果微乎其微。他们没能推翻西西里国王，而几年后曼努埃尔短暂控制阿普利亚大部时，更多是靠自己的军力，而非西帝国的协助。然而这也是第二次十字军的唯一一点成果，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这场远征还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之间、新来的十字军和居住在海外王国的同宗之间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康拉德是唯一的例外。这还让伊斯兰世界的士气大为振奋，让他们愈发团结坚定，西方在军事方面的威信则彻底扫地。

西方的威信，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得以恢复。

[1] 如果取曼努埃尔于二十一岁时加冕的说法，这一推测应当是合理的。

[2] 她的确切身份存疑，毕竟曼努埃尔至少有三个侄女（外甥女）以及一个侄孙女使用了这个常用名。此处所指最可能的是他姐姐玛丽亚和诺曼人约翰·罗杰的女儿，但也不能确定。

[3] 康拉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的皇帝，但从未在罗马接受教皇加冕，因此只能称罗马人的国王。

[4] 霍尼亚特斯，《曼努埃尔·科穆宁》，Ⅰ，ⅱ。

[5] 值得提及的是，英语的海军上将“admiral”，以及在欧洲其他语言之中略有改变的同源词，首次出现在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正是源自阿拉伯语的埃米尔（emir），特别是“emir-al-bahr”，即“海洋的统治者”。

[6] 引述自帝国1148年2月的公告。

[7] 位于威尼斯中心，因那里的里亚托桥而知名，附近还有同名的市场。——译者注

[8] 此处的“都督”，即希腊语的“doux”，原本是十一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高级武官（译者译为“总督”），然而实际上起之前的“舰队都督”（drungarius）的作用，下文同。这一时期，大量旧官职失效，又生造了许多新官职以供皇帝封赏，或许这一时期的官僚与记述者们混淆了原本各个官职应有的拼写。——译者注

[9] 拜占庭人依然为将希腊公主交给法兰克蛮族而略感忧郁，普罗多罗摩斯（Prodromus）纪念此事的诗便将其描述为可怜的塞奥多拉被“献祭给西方的野兽”。

第七章 重整旗鼓（1149～1158）

皇帝曼努埃尔经常认为自己可以靠着利诱或者威逼轻易获得东方人的支持，但他在西方人身上无法完成同样的事，因为他们人数太多，高傲不羁，内心残忍，财富极多，而且向来怨恨帝国。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曼努埃尔·科穆宁》，Ⅶ，ⅰ

在康拉德于君士坦丁堡逗留时，待客殷勤的曼努埃尔·科穆宁完全没有露出厌烦的神情，也没有尽快送客的意思。然而，当他和朋友挥手告别之后，他就立即率部赶往科孚岛，对那里的围攻已经持续整整一冬天。近期的战争进展并不顺利。西西里军队控制的城市堡垒位于旧城区之上的悬崖，基本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投射武器的射程之外。按尼基塔斯的记载，希腊人仿佛在瞄准蓝天投射，守军则向围城者投射箭矢与石块。（他还加上了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西西里军队怎么会在前一年如此轻易地夺取这里？）现在，胜利的唯一希望似乎在于让驻军断粮，但他们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补给，而且拜占庭的封锁随时可能被满载补给的西西里舰队突破。

长时间的围攻之中，守城者经受的种种压力，攻城者同样要忍耐；开春时，希腊水手和他们的威尼斯同盟已经无法互相容忍。当威尼斯人占据一座周边小岛，焚毁了一批拜占庭商船时，敌对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还侥幸夺走了帝国舰队的旗舰，甚至还弄出了前一章中提及的荒唐表演，让一个埃塞俄比亚奴隶穿上皇帝的衣服，在围观的希腊人面前弄出一套加冕典礼来。皇帝是否目睹了这次冒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后来确实听说了，而且无法原谅这些威尼斯人，只不过，他太需要他们的协助了。耐心、机巧与他众所周知的魅力，很快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与此同时，围城战在他的亲自指挥下继续进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几个月之后他得到了回报：科孚岛在仲夏陷落。有可能是靠收买，因为尼基塔斯提及驻军的指挥官此后为帝国服役。皇帝立即起航前往达尔马提亚的港口阿弗罗那，在那里准备渡过亚得里亚海，按照约定在意大利和康拉德会师。然而风暴阻挡了他的去路，在等待有利天气时，他又收到了塞尔维亚人在邻近的匈牙利王国的武力支持下发动暴乱的消息。他还得知一个令他恼火的消息：安条克的乔治趁他出兵之时率领四十艘战舰冲过赫勒斯滂海峡，经马尔马拉海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西西里部队没能成功登陆，就沿博斯普鲁斯海峡继续航行，掠夺亚洲一侧的富裕别墅，离开之前他们还向皇宫之中挑衅地射了几箭。

塞尔维亚暴乱（1149）

这也是皇帝无法原谅的冒犯，但塞尔维亚人的暴乱严重得多——若是西西里国王在背后支持他们的话，情况则更加严峻。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早就在一条船上了，而且罗杰的堂表亲布西拉（Busilla）是匈牙利国王卡尔曼的王后，因此他和匈牙利的关系向来紧密。曼努埃尔不知道的是，为了破坏他筹划的大规模远征，罗杰也筹备了一场类似的外交阴谋，资助德意志王公同盟，在尚有一线希望的巴伐利亚伯爵韦尔夫的领导之下争夺应属康拉德的皇位。因此，面对可能是整个中世纪之中最强悍的军事同盟，即东帝国与西帝国的联军——在帝国分治的至此六个半世纪之中也极少出现——即将发动的夹击，罗杰成功同时拖住了两国，赢得了几个月的喘息之机。在曼努埃尔眼中，他是夺取帝国领土的篡权者，是肆意掠夺的匪徒，但至少也是值得一战的对手。

1149年7月29日，从巴勒斯坦返回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和王后埃莉诺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进入内陆的小镇波坦察（Potenza），西西里国王罗杰在那里等待着他们。路易此时心情不佳，他颇不明智地带着自己的随从乘上了西西里的航船，在他们的敌国拜占庭帝国的领海之中冒险。在爱琴海之中，他们遭遇了一支希腊舰队（可能是前往科孚岛或刚刚返回），这支舰队立即发起了攻击。他本人靠高悬法兰西王国的旗帜得以幸免，埃莉诺——因为和丈夫决裂而乘上了另一艘船——则是在西西里战舰及时前来解救时才得以逃生。然而仍有一艘载有一批国王扈从和几乎所有行李的船只被希腊舰队俘虏，带到君士坦丁堡。路易早已认定曼努埃尔·科穆宁是这次十字军失败的唯一原因，这次遭遇战更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此时决心好好听一下西西里国王的提议了。

反拜占庭帝国联盟失败（1149）

简而言之，这次谈判是要组织一个西欧对抗拜占庭帝国的联盟。罗杰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声称，曼努埃尔因为怨恨基督徒而和突厥人结盟，并把十字军的一切情况，包括军营所在地、整备情况和行军路线告知了他们。卧榻之上有如此毒蛇酣睡，十字军自然从出征之时便注定要失败了。因此，首要任务便是彻底消灭这个“瓦西琉斯”，以及他所统治的那个堕落且分裂教会的帝国。那时，联军才能够胜利发动第三次十字军，洗清第二次十字军留下的耻辱。

这个提议堪称虚伪至极。西西里国王根本不是十字军，无论气质还是信仰都与圣战士不沾边。他根本不在乎基督徒海外王国的死活，在他看来他们是自作自受。他更喜欢阿拉伯人，毕竟西西里岛上的人口，以及他的官僚体系之中阿拉伯人占了相当的比例，他的阿拉伯语也说得很好。另一方面，他还对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有宣称权；此外，若是他不主动攻击曼努埃尔，皇帝也无疑要反过来攻击他。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是吗？若要发动进攻，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机吗？他和欧洲的主要王公一起，率领一支不会影响他名声的十字军，去征讨全西欧最受憎恨的曼努埃尔·科穆宁，正其时也。

罗杰清楚此时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境况，路易则没有那么精明。会谈之后，他欣然前往蒂沃利（Tivoli）面见教皇。尤金的态度不温不火，他希望终结两个帝国的联盟，却也不愿意看到罗杰的力量更加强大。其他的显赫教士——包括圣贝尔纳——对此则颇为热情，于是在法兰西国王返回巴黎之后，地位甚高的圣丹尼（Saint-Denis）修道院院长叙热（Suger）便成了筹划新十字军的领袖人物。

康拉德最终瓦解了这个计划。这位“罗马人的国王”早就因各种理由对罗杰怨恨不已，如今他遭遇了或许是最为恶劣的冒犯。他清楚失败的十字军让他威望严重受损，罗杰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无论是否加冕，德意志君主才是传统意义上和宗教意义上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剑与盾。康拉德无法容忍帝国的特权被他人僭越，当然也无法容忍这个僭越者窃取南意大利。他同样怀疑，罗杰正在出资支持巴伐利亚的韦尔夫的联盟。圣贝尔纳全力劝说他转变态度，却无果而终。这位克莱尔沃修道院的院长是法兰西王国人，在康拉德看来，法兰西王国人和西西里人一样可恶，更何况他不可能忘记上次他听从贝尔纳的建议之后，落得了什么结果。众所周知，贝尔纳盲目地反对拜占庭帝国，他也是那次失败十字军的最大煽动者，很明显他急于摆脱失败的责任，将其转嫁到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头上。另一方面，曼努埃尔是康拉德深信不疑的朋友，而且两人更是已经结下庄严的同盟，康拉德也决心遵守承诺。

反拜占庭的大联盟就此无果而终了。国王罗杰竭尽所能纵横捭阖，才得以推迟康拉德和曼努埃尔对西西里王国的联合远征。然而不久之后，他制造的阻碍便被有效排除了。1150年，伯爵韦尔夫在弗洛赫堡（Flochberg）遭到彻底失败，再未能恢复；曼努埃尔在次年发动惩戒远征之后，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也终止了战事。最终，两帝国的军队终于得以向南意大利自由进军了。在一番秘密筹划后，他们决定在1152年秋季开始这次拖延甚久的远征。威尼斯保证提供支持，连教皇尤金也最终同意协助。对罗杰而言，未来堪称一片黑暗。

然而在1152年2月15日，康拉德在班堡（Bamberg）逝世，享年五十九岁。在奥托大帝恢复西帝国两个世纪之后，他是第一位没有在罗马加冕的统治者——这一失败也几乎足以代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会议上如同塞涅卡（Seneca），面貌如同帕里斯（Paris），战场上如同赫克托尔（Hector）”，他在年轻时颇有前途，却没能完成他的宏图大志，没能成为皇帝，只是个悲哀不幸的国王。他的病榻之旁的意大利医师——可能来自萨莱诺著名的医校——难免引发西西里国王下毒的流言。尽管罗杰乐于在此时除掉自己的宿敌，指控他为凶手却也确实没有证据。

直到最终康拉德的头脑也保持着清醒，他最后的命令是让他的侄子与继承者，即士瓦本的腓特烈继续他已经开始的大业。出兵对付西西里国王，腓特烈是求之不得。在德意志宫廷之中那些阿普利亚流亡者的鼓动之下，他甚至打算扩展自己伯父原本的计划，在立即进军进攻罗杰的同时，带上皇冠以便顺路在罗马加冕。然而即位向来都存在未知数，这次也不能例外，他很快就被迫无限期推迟这次远征。但他和康拉德对待拜占庭帝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内心不肯接受让自己帝国的力量与威望受损的安排。东方有另一个皇帝已经令他不满，而把存在争议的南意大利与他分享，乃至完全转交给他，更是可恶至极。如果曼努埃尔想要加入他对西西里国王的进攻，自然可以，但战果必须由他自己获取。继位不到一年，他便和在康斯坦茨（Constance）的教皇签订了协议，声称拜占庭帝国不得在意大利保有领土，如果拜占庭皇帝用武力夺取了土地，就必须将他赶走。两帝国短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了。

两位教皇、贝尔纳与罗杰逝世（1154）

另一方面，国王康拉德的逝世仅仅是个开始。1153年7月8日，教皇尤金三世在蒂沃利突然逝世。他并不想成为教皇——直到逝世的那天，在教皇的长袍下面他也依然穿着熙笃会僧侣的粗糙僧衣——在教皇任上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值得一提的才能，但他的温和谦逊还是得到了身边人的爱戴与尊重，他们也衷心为他的离世哀伤。克莱尔沃的贝尔纳在六周之后也随他离开人世，而人们对他的感情就要复杂些了。贝尔纳一生真诚地践行禁欲苦修，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所幸这种人很少——而他认定自己必须干预政治问题。身为狂热者，他的干预难免要引发灾难。他号召的第二次十字军无疑给基督徒带来了中世纪最大的耻辱。许多人也许认为他堪称伟大，真心喜爱他的人却恐怕很少。

1154年2月26日，西西里国王罗杰在巴勒莫逝世。他的儿子与继承人，所谓的“恶人”威廉（William the Bad）——这一称号未必合适，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怪异的外表 [1] 以及赫拉克勒斯般的体能，但事实上他是个懒惰且热衷享乐的人，远没有继承父亲的机智与外交权谋。罗杰绝对不会像威廉那样，在即位几周之后便向拜占庭皇帝求和，并许诺归还安条克的乔治在底比斯远征期间掠走的所有希腊俘虏与战利品。曼努埃尔·科穆宁立即回绝了这一提议，在他看来，这只意味着这位新国王畏惧帝国的进攻。如果他畏惧，便是实力不足，如果他实力不足，便能够战胜。

西欧在这一时期逝世的最后一位重要政界人物便是教皇尤金的继任者——年老无为的阿纳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 Ⅳ）。他仅仅在位十七个月，其间主要考虑的便是为自己贴金。当他于1154年年底在巨大的斑岩石椁中——那原本是皇后海伦娜的石椁，他在生命仅剩几个星期时下令把她的遗骸转移到了“天堂圣坛”（Ara Coeli）的骨灰瓮里——下葬时，他的继承者的才干却与他截然不同，他正是阿德里安（即哈德良）四世（Hadrian Ⅳ），唯一一位戴上三重冠的英格兰人。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大约于1115年出生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身为学生时他先到法兰西王国求学，而后转往罗马，在那里他的雄辩、干才与出众相貌引起了教皇尤金的注意，而且对尼古拉斯而言幸运的是，尤金对英格兰相当喜爱。 [2] 此后他便平步青云，于1152年前往挪威，在整个北欧重组基督教教会。由于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两年后，阿纳斯塔修斯逝世时，他被一致推举为新教皇。他的就职可以说来得太及时了，因为六个月之后他便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危机，而如此的危机足以摧垮他的两位先辈。“巴巴罗萨”腓特烈抵达意大利，要求加冕称帝。

“巴巴罗萨”进军罗马（1155）

在同时代的德意志人看来，时年三十二岁的腓特烈可谓条顿骑士之中的楷模。他高大、肩宽、颇为英俊，浓密蓬乱的红棕色的头发下，双眼闪着光芒。按一位对他颇为了解的编年史家记载， [3] 他似乎随时都会笑起来。但在轻松活泼的外表之下，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并为唯一的目标而努力：让帝国恢复古时的伟大与辉煌。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无论他面对的是教皇、东帝国皇帝，还是其他任何人。在1155年年初抵达北意大利之后，他因那里的城市与乡镇之中强烈的共和主义而惊讶与恼怒，于是立即决定展示武力。向来不安分的米兰对他而言太难对付，但他还是拿米兰的同盟托尔托纳（Tortona）开刀，在两个月的围攻之后将其攻破，并夷为平地，连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都找不到了。

在帕维亚庆祝复活节——并按照习俗接受了伦巴第铁冠——之后，腓特烈穿过托斯卡纳南下，其速度之快让罗马教廷警惕起来。年长的枢机主教们依然记得，1111年，他的先辈亨利五世（Henry Ⅴ）直接在圣彼得大教堂对帕斯夏二世下手，囚禁了他两个月，直到他最终投降。就他们对这位“罗马人的国王”的了解，他完全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哈德良决定骑马前去与他会面，两人于6月9日在苏特里（Sutri）附近的“草坪”（Campo Grasso）会晤。这次会谈并不成功。按照习俗，国王若是面见教皇，需要步行上前为他牵马，并在教皇下马时为他扶马镫，但他没有这么做，哈德良也拒绝赐予他传统的和平之吻。

腓特烈反驳称给教皇当马夫并不是他的义务，但哈德良坚持己见。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仪式，而是足以动摇帝国与罗马教廷根本关系的公开挑衅。腓特烈最终让步了，将军营稍向南搬迁，于6月11日清晨在小镇蒙特罗西（Monterosi）重新进行仪式。这次国王步行前去迎接教皇，为教皇牵马，据称只牵了扔石可及的距离，而后在他下马时扶马镫。哈德良在座位之上静候，腓特烈跪下来亲吻他的脚，和平之吻也随即赐予，谈判开始了。

此时似乎没有理由推迟加冕。然而在上次典礼时，罗马市民组织了市民议会并恢复了元老院，一批元老院成员在几天之后抵达了皇帝的营帐，张扬且以恩人自居的他们要求腓特烈在接受皇冠之前先发誓保证罗马城未来的自由，并支付五千磅金的特别资助。腓特烈平静地声称自己加冕是理所应当，这类许诺是不必考虑的，赏赐的时间和地点则都要由他决定。元老院成员们无功而返，然而和市民议会打过交道的教皇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会面将带来何种风险。如果要规避这些风险，他和腓特烈就必须尽快行动。

6月17日星期六的清晨，罗马人的国王通过金门进入罗马城，径直赶往圣彼得大教堂，而教皇早在一两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那里，在大堂的台阶上等待着他。一段简短的弥撒礼之后，在使徒墓的上方，哈德良匆忙为腓特烈佩上圣彼得之剑，并为他戴上皇冠。在简短的典礼结束之后，依然戴着皇冠的皇帝直接骑马返回了城外的军营之中，教皇则到梵蒂冈躲避起来，静观其变。

此时还没到上午九点，元老院成员们还在卡比托利欧山聚集商讨如何阻止加冕礼时，却得知了加冕礼已经结束的消息。因受制于人而恼怒的他们决定动武。很快便有大批暴民开始冲击圣天使城门，另外还有一批人向北穿越特拉斯泰韦雷（Trastevere）。德意志的士兵们在城外高处的营帐之中，接到了立即准备战斗的命令。皇帝不是在仅仅几小时之前，在他们面前发誓要为教会与基督而战吗？似乎危机已经不可避免。腓特烈在当天第二次进入罗马，却没有穿加冕的礼服，而是全副武装。

罗马人的皇帝和自己臣民的血战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傍晚，皇帝的部队直到入夜后才将最后的暴动者赶回了桥对面。双方都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德意志军队的伤亡人数没有可信的记载，但据说罗马市民中近千人死亡，或被杀，或溺死于台伯河中，另有约六百人被俘。元老院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皇帝也为这顶皇冠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虽然获胜，却连城门都无法进入。次日日出之后，台伯河上的所有桥梁和全城城门均被封锁。他和他的部队远没有做好围攻的准备，而罗马地区的暑热很快导致了疟疾和痢疾暴发，让他的部队遭受了相当的损失。现在唯一理智的决定便是撤退，而且鉴于教皇无法在梵蒂冈安居，他和教廷也要一同撤退。6月19日，他拔营起程，率军前往萨比尼山（Sabine），一个月之后他便率部返回德意志，把孤立无援的哈德良留在蒂沃利。

在安科纳的商议（1155）

对在君士坦丁堡静观其变的曼努埃尔而言，形势已经截然不同。康拉德逝世之后，他不可能得到西帝国的帮助了。他虽然不清楚康斯坦茨协议的准确内容，认为分割意大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从腓特烈的态度来看，如今只剩战斗这一条路了。如果德意志军队对西西里的威廉发起进攻——这似乎迟早要发生——那么一支强大的拜占庭军队必须在场，维护君士坦丁堡的合法权益；如果他们不进攻，那么曼努埃尔就要自己掌握住主动权。

好消息是阿普利亚的诺曼贵族们此时再度准备公开叛乱。他们向来厌恶欧特维尔家族，这个家族的出身还没有他们显赫，却靠着战场上的英勇，以及阴谋和下三烂伎俩掌握了大权；此前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反叛对象不止罗杰，还有他之前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罗杰死后，才能更平庸的威廉继承了王位，这促使他们发起新的叛乱，挣脱西西里王室的枷锁，然而他们这次也需要支援。他们此前求助于腓特烈，他的仓促离开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他有效忠的义务。既然他抛弃了他们，他们自然要求助于曼努埃尔了。

曼努埃尔当然乐于援助。他无法发动全面远征，和匈牙利战端再起后，他需要在多瑙河沿岸驻军。然而1155年夏季，他首先派出了自己麾下两名高级军官，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此前塞萨洛尼基的最高长官——和约翰·杜卡斯渡海前往意大利。他们的任务，本质上是率领一支小规模的拜占庭军队以及在当地征募的雇佣军，和诺曼贵族反叛军的各主要据点联络，并配合行省之内的整体叛乱。然而如果腓特烈依然在意大利，两人有在腓特烈从罗马返回途中面见他的机会的话，就必须竭力劝说他出兵协助。这看上去希望渺茫，然而他们抵达意大利时，却收到皇帝正在安科纳停驻的消息，他们便迅速前去，皇帝也欣然接见了他们。

腓特烈向北撤退时心情沉重。教皇因他不能按照原计划率军进攻西西里国王罗杰而责备他，即使腓特烈完全乐于如此。然而他麾下疾病缠身的德意志贵族们不肯听从。他们早已受够无情的烈日、古怪陌生的食物，以及身边成群的蚊虫。他们只想翻越大山，把这一切折磨阻隔在外。在帕列奥列格和杜卡斯第二次觐见时，腓特烈再度试图鼓舞他的部下，却依然成效索然。泄气的他被迫向使节们承认，自己无计可施，他们只能独自发动进攻了。曼努埃尔对这一消息倒并不太担心。战略上，德意志军队加入作战是有利的；然而在外交上，若是没有他们干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而且从当地的局势来看他也不会缺少盟友。在国王的堂弟、洛里泰罗伯爵罗贝尔（Robert of Loritello）这位新领袖的率领之下，叛乱此时已经扩散至整个南意大利。1155年仲夏，罗贝尔在维耶斯泰（Viesti）与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会面。两人恰巧得以各取所需。帕列奥列格拥有十艘战舰，近乎无尽的资金，以及从亚得里亚海对岸征召援军的权势；罗贝尔可以获取当地贵族们的支持，并控制了一段海岸线，对拜占庭帝国维持交通线而言至关重要。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并发起进攻。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巴里。在1071年被罗伯特·吉斯卡尔夺取之前，这座城市是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首府，也是希腊人在半岛上的最后据点。大多数市民是希腊人，他们厌恶巴勒莫的政府，欣然寻找着脱离其统治的机会。他们为攻城者打开了城门，尽管西西里驻军在城市堡垒和圣尼古拉斯教堂进行了英勇抵抗，他们还是很快就被迫投降了，看着巴里市民冲向城市堡垒——他们眼中西西里王国统治的象征——不顾帕列奥列格的阻拦，将其夷为平地。

巴里陷落的消息，以及国王威廉暴死的传言——此时他确实身染重病——让阿普利亚的滨海城市士气大跌。特拉尼随即投降，邻近的港口焦维纳佐（Giovinazzo）也随之投降。再往南，抵抗依然激烈，提尔的威廉记载称当耶路撒冷牧首在秋季抵达奥特朗托，准备去觐见教皇时，他发现这个地区一片混乱，被迫再度登船，向北转往安科纳。直到9月初，威廉的部队才在他的总督阿斯克勒廷（Asclettin）的率领之下抵达，包括约两千名骑士以及规模可观的步兵。然而他们无力抵挡叛军，在安德里亚（Andria）城下被基本歼灭。城中忠于国王的城主——安德里亚伯爵理查（Richard）为国王英勇奋战，记载提及他坠马后被来自特拉尼的一名神父杀死，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当地人得知他战死之后便纷纷投降了。对依然忠于国王威廉的部队而言，未来仿佛一片黑暗。

教廷与拜占庭帝国结盟（1155）

原本在蒂沃利，此后转往图斯库卢姆（Tusculum）的教皇哈德良对事态发展颇为满意。尽管他对希腊人没什么感情，但总比西西里王国好；得知“恶人”威廉在免遭巴巴罗萨的报复之后，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也大为欣慰。究竟是他主动提出和拜占庭帝国结盟，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或者在阿普利亚的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率先提出结盟，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双方在仲夏进行了商议，哈德良同意在卡帕尼亚集结起一支雇佣军——基本可以肯定拜占庭帝国支付军饷。9月29日，他开始向南进军。

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仅仅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廷结成军事同盟，确实出人意料，然而哈德良无疑认为，此时干预南意大利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被流放的阿普利亚贵族们也鼓动了他，他们为了恢复自己此前的封地，欣然承认他为宗主以获取他的支持。10月9日，卡普亚大公罗贝尔（Robert）和其他几个重要的诺曼贵族恢复了此前的世袭领土。当年结束之前，整个卡帕尼亚和阿普利亚大部都在拜占庭帝国或教廷的控制之下了。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肃清了最后几个抵抗据点，可谓取得了远超他期望的成功。仅仅六个月间，他将岛上的希腊人势力恢复到几乎与一百五十年前相当的情况。近期他还收到消息，皇帝因近期的迅速进展而大受鼓舞，准备发动大规模远征以巩固他的战果。这样继续下去，不久之后整个南意大利便要听命于君士坦丁堡了。威廉将被彻底消灭；教皇哈德良鉴于希腊人胜利、德意志人失败的事实，将会承认拜占庭帝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改变自己的政策；科穆宁家族的伟大理想——让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持之下重新统一——也将就此实现。

国王威廉向来不肯离开自己的宫殿，但当他被迫离开时——此前他极其不愿行动——却以顽强乃至近乎鲁莽的精神鼓起勇气出征，面对危险。

至少这一时期存世资料中，记载最详细——文笔也远胜同侪——的诺曼西西里王国编年史家于格·法尔坎杜斯（Hugh Falcandus）是如此记述的。他也是最恶毒的记述者，即使在此处赞扬自己的君主时也依然展现了恶意。然而他所说的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在这一问题上，威廉最初的怠惰是可以理解的，从9月到圣诞节，他身患重病，无法离开巴勒莫，把王国交给了他的“大埃米尔”伦巴第人巴里的马约（Maio）。1156年的最初几周，尚未康复的他还要解决都城之中的暴乱，而后平息西西里岛南部贵族的叛乱。然而这两次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他对贵族叛军的胜利也正好振奋了军心。开春时，他已经恢复健康，准备出征本土。

陆海军在墨西拿会合，准备进行联合行动，从水陆两路同时攻击希腊人、教皇部队和叛乱的贵族们。4月末，陆军渡海进入意大利本土，穿越卡拉布里亚，舰队则穿越海峡转向东北方向进攻布林迪西。这个冬天对拜占庭帝国和叛军都不算好。首先，因为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日渐居功自傲，双方出现了分歧，洛里泰罗伯爵罗贝尔不满地率部离开。后来帕列奥列格在巴里染病暴死。尽管他高傲自大，他在战场上依然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官，他的暴死对他的部下打击甚大。约翰·杜卡斯最终掌控了部队，甚至得以和洛里泰罗伯爵和解，但双方此前的信任无法和好如初，1155年时的迅猛势头也不复存在了。

兵败布林迪西（1156）

布林迪西已经被围攻三个星期。城市堡垒之中忠于国王的驻军正在英勇抵抗，遏制了拜占庭帝国在半岛的前进势头。而现在，得知威廉出兵的消息，希腊人发现他们的叛军盟友开始瓦解。佣兵们一如既往，在危急之时要求不切实际的高额薪水，被拒绝之后他们便一哄而散。洛里泰罗伯爵罗贝尔再度离开，他的不少战友也随他一同离去。此时杜卡斯麾下只剩下他和帕列奥列格此前带来的少量部队，以及这九个月间从亚得里亚海对岸调来的稀少援军，在数量上陷入绝对劣势。西西里王国的部队之中，舰队率先抵达，他得以坚守了一两天。布林迪西港口的入口是一段狭窄的海峡，宽仅一百码。十二个世纪之前，尤里乌斯·恺撒在此阻挡了庞培的舰队；如今杜卡斯集结起四艘战舰，在出海口一字排开，并在海岸两侧集结起步兵，以同样的策略进行防守。但当威廉的陆军从西方赶来时，拜占庭军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遭到水陆并进的进攻，又因来自城市堡垒的突击而腹背受敌，杜卡斯此时无法固守，正如基纳摩斯所说，他和他的部下已是鱼入网口。

随后的战斗简短而血腥，希腊人彻底战败。西西里海军控制了港口入口外的各小岛之后，事实上阻止了他们从海路逃跑。杜卡斯、其他幸存的拜占庭士兵和没有逃走的诺曼叛军则被俘虏。四艘希腊战舰，以及曼努埃尔交给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用于雇佣部队和支付贿赂的大笔金银均被缴获。当天，1156年5月28日，拜占庭帝国于前一年在意大利取得的全部战果就此被清除，仿佛他们从未来过。

国王以战场上旧有的规则对待希腊俘虏，然而对自己叛乱的臣民就毫不留情了。对他以及他的父亲而言，叛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被他俘虏的叛乱者们，被囚禁已经是最幸运的结局，其他人或者被吊死、刺瞎，或者绑上重物被扔进海中。布林迪西因为进行了英勇抵抗而免遭惩处，向入侵者投降的巴里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威廉给了城中人两天带着金银细软搬走的时间，第三天他便摧毁了这座城市，连其中的大教堂也不能幸免。余下的只有圣尼古拉斯教堂以及其他几座较小的宗教建筑。

这是古来有之的教训，一个如今看来不言而喻，每一个中世纪欧洲的王公却仿佛无法学会的教训：距离遥远的土地，只要当地的反抗力量被组织起来，暂时掌控这一地区的占领军便不可能永久征服。秋风扫落叶并不难，特别是给当地心怀不满者大笔贿赂与补助时，然而要巩固与维持获取的利益时，只有金钱是无济于事的。诺曼人作为佣兵抵达之后定居在此，成功掌控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即使如此他们也花了近一个世纪。当他们对外发动远征时——比如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博艾蒙德对拜占庭帝国发动的两次入侵——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曼努埃尔·科穆宁应当是认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那些依然说希腊语，并坚持部分希腊生活方式的人们支持他，就像巴里的居民那样。他没有想到的是，首先此时这些人仅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其次西西里国王威廉的部队能够先他一步处理掉动乱。近期征战的结果，尽管起初颇有成效，却也算不上不幸，而是在所难免。

灾难的消息让君士坦丁堡陷入惊惶。被囚禁在巴勒莫的约翰·杜卡斯无法自证清白，就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但所有人都清楚根本的责任还是在于皇帝，曼努埃尔也深感耻辱。次年夏季，西西里一百六十四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运载了近一万士兵，在繁荣的埃维亚岛上肆意烧杀抢掠，滨海乡镇均未能幸免。这支舰队继续转往沃洛斯湾（Volos）的阿尔米拉（Almira），同样进行一番劫掠，而后，按照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的说法，他们加速闯过赫勒斯滂海峡，通过马尔马拉海抵达君士坦丁堡，用银箭头射向皇宫之中。 [4]

阿克索赫出使（1157）

很明显，帝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紧急调整了。如果曼努埃尔不能通过武力夺回丢失的意大利省份，他的对手“巴巴罗萨”腓特烈也做不到——至少无法长期控制。然而腓特烈本人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在时机允许时总归要再度远征亚平宁半岛，甚至可能推翻威廉。到那时，梦想着将两个帝国统一的他（这已是众所周知）又怎么不会把拜占庭当作下一个目标呢？结论很明显。威廉虽然是个篡权者，却也比腓特烈好得多。可以与他达成一些协议——当然，这份协议应当没有被盟友抛弃的教皇哈德良，在威廉的逼迫之下签署的协议那么屈辱。结果便是1156年6月签署的《贝内文托和约》，教皇承认威廉对西西里、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以及此前的卡普亚公国的统治，还承认他掌控那不勒斯、阿马尔菲、萨莱诺以及整个马尔凯和阿布鲁奇（Abruzzi）的北部边境地区。这份协议是送给：

威廉，荣耀的西西里国王与基督最亲爱的子。您的财富与成就远胜当世任何国王与显赫者，因您坚持正义，让您的臣民恢复和平，给基督敌人心中种下的深深恐惧，您辉煌的名字远播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曼努埃尔自然不愿签署这样的一份协议。他坚持在和西西里国王谈判时保持一定的强硬。就此，1157年夏季，他派出一名新使节前往意大利，他正是大元帅阿克索赫的儿子，才能出众的亚历克修斯（Alexis）。亚历克修斯的任务表面上和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此前的任务基本一致，即和依然坚持抵抗的叛军联络，在滨海地区雇佣新部队，并尽可能制造混乱。但曼努埃尔交给了他另一个任务：与威廉秘密联络进行和谈。这两个任务并非表面上那样自相矛盾：此前的战斗越激烈，威廉给拜占庭提供的条件就会越丰厚。

亚历克修斯成功完成了两个任务。在他抵达一两个月之后，洛里泰罗的罗贝尔便在西西里王国北部再度大肆掠夺。另一位叛军领袖，鲁佩卡尼纳伯爵安德鲁（Andrew of Rupecanina）在卡普亚地区活动，威胁卡西诺峰——1158年1月，伯爵甚至在卡西诺峰之下的一场阵地战之中击败了国王的部队。与此同时，尽管亚历克修斯因支持两人的活动而无法亲自参与和谈，他还是得以联络上仍在巴勒莫囚禁的两位显赫希腊人——约翰·杜卡斯和亚历克修斯·布兰恩努斯（Alexius Bryennius）。靠着他们的调停，双方在初春达成了秘密协议。亚历克修斯以寻求人员与补给为名溜回君士坦丁堡，抛下了他的阿普利亚支持者；威廉尽管依然怀疑拜占庭帝国的动机，却也释放了所有的希腊俘虏，并派遣外交使团，在他曾经的教师与此时的好友亨利·亚里斯提普斯（Henry Aristippus）的率领之下前去觐见曼努埃尔。 [5] 双方随即达成了和约，虽然其中的条款未见详细记载。突然之间失去了财政支援的诺曼贵族们被迫放弃战果，寻找新的且更可靠的支持者。

[1] 他外形如同怪兽，“浓厚的黑胡子让他看起来凶悍可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Chronica S.Mariae de Ferraria ）。

[2] 他曾经对英格兰学者与外交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提及，他认为约翰的同乡的称职敬业颇为可敬，因此他更喜欢他们——他提到唯一的缺陷是，轻佻会让他们失去理智。

[3] 阿切尔博·莫雷纳（Acerbus Morena），洛迪（Lodi）市政官，北意大利最早的俗世史学家之一。

[4] 尼基塔斯是不是把这次掠夺和安条克的乔治在1149年那次掠夺混为一谈了呢？有可能，但这种掠夺行为确实有再来一次的可能。基本可以确定有误的是，他声称遭受攻击的是布拉赫内宫，但那里或者要登岸后绕过整段陆墙，或者海军驶入金角湾后才能抵达。他们攻击的更可能是马尔马拉海滨的旧宫殿。

[5] 亨利带回了皇帝送给国王的一份珍贵礼物——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的希腊语手稿。这本鸿篇巨制汇集了古希腊天文学家的所有发现与研究，而西欧当时只有翻译自阿拉伯语的版本。

第八章 曼努埃尔的晚年（1158～1180）

安条克的居民完全没有因为皇帝的到来而高兴，但当他们发现无法阻止他前来时，便和奴隶一样跪倒在他的面前，用毛毯花瓣点缀街道……叙利亚的暴食者，伊苏里亚的扒手和奇里乞亚的海盗也和其他人一同跪倒在地。即使那些高傲的意大利骑士也低下了头，在凯旋的队列中步行。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曼努埃尔·科穆宁》，Ⅲ，ⅲ

在与西西里签订和约时，曼努埃尔·科穆宁已经在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上坐了十五年。无人能指责他无所作为。在格外成功地解决了第二次十字军带来的诸多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与行政问题——之外，他还亲自与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和达尼什曼德部、色雷斯的库曼人、科孚岛的西西里军队，以及多瑙河河畔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作战；若不是忙于这些事务，他肯定会亲自出征南意大利。他即位之后关注最少的地区，正是他开始执政的地方——奇里乞亚，以及十字军的海外王国。1158年秋，他亲率大军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弥补多年来的疏忽。

他心怀愤恨，也有理由如此。他愤怒的首要目标是索洛斯（Thoros），鲁本家族的利奥尚在世的儿子之中的最年长者。索洛斯在1143年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的监狱，投奔他的堂表亲埃德萨的乔斯林二世，并在那里聚集起他的三个兄弟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他们的帮助之下，他很快收复了他的家族城堡——托罗斯山中的瓦卡（Vahka）。1151年，他从那里席卷而下进入奇里乞亚的平原，击溃了一只小规模的拜占庭军队，并在马米斯特拉击杀了帝国在当地的长官。曼努埃尔立即派出他的堂兄弟安德罗尼卡前去征讨，但索洛斯突袭击溃了安德罗尼卡的部队。七年之后，这个叛乱的王子仍未得到惩戒。

然而，安条克大公——沙蒂永的雷纳尔（Reynald of Châtillon）比任何亚美尼亚裔的冒险者都要危险。身为某个法兰西王国小贵族的幼子，雷纳尔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而后决定在东方定居。他本该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度过余生，然而1149年6月28日，普瓦捷的雷蒙所部被埃米尔努尔丁包围，随后被屠戮。雷蒙的首级被装在银匣之中送给巴格达哈里发——而后很可能要和他的先辈博艾蒙德的头颅陈列在一处了。幸运的是，埃米尔并没有乘胜追击进军安条克，然而人们依然一致认定雷蒙的寡妻康斯坦丝公主必须尽快成婚。此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康斯坦丝已经有四个孩子，她也正是如此打算的，但取悦她并不容易。她先后拒绝了自己的堂表亲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三世（Baldwin Ⅲ）推荐的三个人选——至于曼努埃尔·科穆宁（应她的要求）派来的庇护人更是被一口回绝 [1] ——直到1153年，她才把眼光落到雷纳尔身上。正希望摆脱这个麻烦事的鲍德温表示同意之后，两人便立即举行了婚礼。

她的选择堪称大错特错。这个新大公不但是公认的粗野莽夫，自始至终也是毫无诚信且不负责任。此前他许诺曼努埃尔，若是承认他的大公身份，他便对索洛斯和他的兄弟们发动攻击，然而在进行了一次短暂战斗之后他就和这些人联盟了。当他们得到他的默许，大举进攻奇里乞亚仅剩的几个拜占庭据点时，他自己则在筹备另一场远征，目标是对帝国而言更加重要的、安宁繁荣的塞浦路斯岛。这样的宏图大志自然需要资金支持，雷纳尔此时要求安条克牧首艾默里（Aimery）提供必需的资金，因为牧首的富裕众所周知，也因为牧首反对这次婚姻而遭雷纳尔忌恨。牧首拒绝听命，他随即被逮捕、拘禁和拷打，而后伤口被涂上蜂蜜，扔到城市堡垒的屋顶上，在安条克的酷暑之中忍受着炙烤，以及蜂拥蚁聚。傍晚时分，他最终屈服了；几天之后，愤怒的鲍德温三世派来两名使节要求立即释放牧首，而后他在使节的陪同之下起程前往耶路撒冷。

曼努埃尔远征奇里乞亚（1158）

1156年春，雷纳尔和他的盟友索洛斯联合对塞浦路斯岛发起攻击。当地的驻军由皇帝的侄子约翰·科穆宁和名将米哈伊尔·瓦兰纳斯（Michael Branas）指挥，他们英勇奋战，然而终于因人数不足而失败。两人均被俘虏，法兰克人和亚美尼亚人则大肆破坏、渎神、奸淫掳掠，而这是岛上的居民不曾经历的。三周之后，雷纳尔才下令撤军，因为船只载不动如此之多的掠获物，他还把一些赃物卖给了他们原本的主人。俘虏们也被迫筹集赎金，由于此时岛上已经没有足够的钱财，大部分显赫人物和他们的家人——包括约翰·科穆宁和瓦兰纳斯——都被押往安条克监禁，直到他们交付赎金为止。几名希腊教会的神父还被割去鼻子，送到君士坦丁堡作为挑衅。据称该岛再未能从这次劫掠之中恢复。

皇帝率大军走陆路赶往奇里乞亚时，内心愤恨不已。尔后他离开在狭窄的滨海多岩地带行进的主力军，仅和五百名骑兵率先出击，准备突袭亚美尼亚人，并取得了成功。两周之后，远至安纳扎布斯的所有奇里乞亚城市都重新收归拜占庭帝国所有。唯一的遗憾是，索洛斯在托罗斯山从一个路过的朝圣者那里得知了消息，带着家人及时逃走，躲进山中一座城堡的废墟之中。大军搜索了他几个星期，却无功而返。当曼努埃尔在摩普绥提亚城外集结起大军时，他依然愤恨难平。

如果说曼努埃尔依然愤恨，雷纳尔则陷入了恐慌。从他收到的情报来看，他根本无力抵御帝国的大军，只能屈辱地投降。他派使节觐见曼努埃尔，许诺交出城市堡垒，允许帝国驻军。当条件被拒绝之后，他亲自换上粗布衣服前往皇帝的营帐。曼努埃尔并不急于召见他，此时本地的权贵乃至哈里发派来的信使正在面见皇帝，安条克大公必须等待。当他最终得到召见时，雷纳尔和他的随从们必须赤脚脱帽从摩普绥提亚步行前往城外的营帐，而后他们在帝国精锐部队组成的阵列之中穿过，来到大帐之中觐见朝官与外国使节簇拥之下、端坐皇位之上的君主。雷纳尔跪倒在他的脚下，他的随从们则高举双手苦苦哀求。曼努埃尔依然在和他身边的人谈话，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当他终于屈尊倾听大公的投降请求时，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安条克的城市堡垒必须立即交给帝国驻军掌控；该城必须为帝国提供一支仆从军；城中的拉丁牧首必须换成希腊牧首。直到雷纳尔发誓遵守这三个条件之后，他才得到了宽恕与释放。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在几天之后赶来。尽管他和曼努埃尔素未谋面，两人却是很近的姻亲，不久之前他迎娶了皇帝的侄女、他兄长伊萨克的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新娘尽管年仅十三岁，却已经适婚，而且格外美貌，鲍德温也因此颇为欣喜。然而他并没有掩饰对雷纳尔被宽恕一事的不满，而皇帝误以为鲍德温企图将安条克据为己有，起初不肯接见他。但他不久之后便退让了，与国王会面，两人一见如故。鲍德温时年三十岁，机智文雅，他的魅力也堪与曼努埃尔相比。他在军营之中停留了十天，其间还保证索洛斯得到宽恕——索洛斯和雷纳尔一样宣誓臣服，但得以保留他带进山中的财宝。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干预，换牧首的事才得以被无限期推迟。艾默里恢复了牧首之位，正式与雷纳尔和解——尽管从此后的发展来看，两人并没有成为朋友。

曼努埃尔在安条克（1159）

1159年4月12日，复活节的星期日，曼努埃尔·科穆宁在典礼之中穿过加固的桥梁，进入安条克城。二十一年前，他在类似的典礼之中随他的父亲入城，现在的仪式则更为盛大。当地的权贵们竭尽所能阻止这次入城典礼，他们声称有人想要谋害曼努埃尔，进行典礼的话很难保证安全。曼努埃尔要求交出一系列的人质，并坚持所有参与典礼的法兰克人——包括耶路撒冷国王本人——都不得携带武器，但他拒绝取消入城典礼。在前方，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瓦兰吉卫队肩扛大斧开路，皇帝则身披紫袍遮住护身甲，头戴珠光宝气的皇冠入城。基纳摩斯记载称，他身边是“忙着催马”的安条克大公本人，其他法兰克人的臣属跟随其后，而后是脱帽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最后才是帝国宫廷之中的其他人。艾默里在城门后侍立，等待接收牧首的长袍，他的教士们站立在他的身后。也正是艾默里引领队列穿过铺满花瓣的街道，首先来到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弥撒，而后来到宫中。

庆典持续了八天。在无休止的宗教典礼之外，便是各种各样的宴会、招待会、授职仪式和游行。为了讨好法兰克人，曼努埃尔甚至组织了骑士比武——这在东方还是前所未有——并亲自参与竞赛，而他绝大多数的旧有臣民都因此提心吊胆。正式场合中庄严威武、非正式场合中和善友好的皇帝，得到了安条克人的爱戴，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均如此。与此同时，他和耶路撒冷国王也成了至交好友，当鲍德温在打猎时弄伤手臂之后，曼努埃尔坚持亲自为他诊治，就像十二年前为国王康拉德诊治一样。

当皇帝离开安条克时，拜占庭帝国和十字军海外王国的关系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友好，而且法兰克人希望他们共同向阿勒颇进军。但当他抵达边境时，努尔丁的大使便带着和约抵达了。埃米尔提出的条件相当丰厚：不但释放六千名基督徒囚犯，还会对塞尔柱突厥发动一次远征。曼努埃尔——可能心中颇有些宽慰——随即同意终止进攻，带着大军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法兰克人的反应可想而知。皇帝带着大军穿越整个小亚细亚，如今还未和萨拉森敌人交手便要返回？他们并不在意那六千俘虏。其中确实有一些显赫的法兰克人，比如圣殿骑士团团长白堡的贝特朗（Bertrand of Blancfort）。但大多数人是第二次十字军时俘虏的德意志人，许多人已经重病缠身，只能成为国库颇为紧张的十字军国家的负担。无可改变的事实是，曼努埃尔得以接受这一切荣耀，都是因为十字军相信皇帝会彻底消灭威胁他们存续的劲敌。然而他无耻地和敌人签署了和约，留他们自生自灭。他们自然认为这是背叛。

事实上曼努埃尔几乎别无选择。尽管叙利亚对海外王国的十字军而言至关重要，但对他而言这里只是帝国许多的偏远行省之一，还不是最重要的。他皇位相对稳固，但也不能在远离都城数百英里外的地方长期停留，在近乎无法维持的交通线的另一端，任补给线被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一次又一次袭扰。他已经收到君士坦丁堡有人谋反，以及欧洲边境不平静的消息，必须返回了。此外，努尔丁又能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呢？相反，正是他让法兰克人恐惧，而曼努埃尔清楚法兰克人只有在恐惧之时才会臣服于他。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的威胁，总归胜过阿勒颇的阿塔贝格的威胁，而且努尔丁提出的和约本质上是盟约，皇帝也不会拒绝。

基利杰·阿尔斯兰在君士坦丁堡（1162）

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1159年秋季，仅仅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三个月之后，他再度返回安纳托利亚与塞尔柱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Kilij Arslan Ⅱ）开战。这次进攻兵分四路，皇帝率领主力军，在塞尔维亚大公的分遣队的支持之下顺米安德河河谷进攻；他的将军约翰·康托斯特凡诺斯率领雷纳尔和索洛斯提供的仆从军，以及一个佩切涅格人军团，从托罗斯山口向西北方向进攻；努尔丁按照约定，从幼发拉底河中游出兵；达尼什曼德部则从东北方向侵袭。面对如此的大军，苏丹很快放弃了抵抗，1162年年初，他签署协议，放弃了近年来他的臣民占据的所有希腊城市，许诺尊重新划定的边境线，禁止掠夺，并许诺在收到征召时为帝国提供仆从军。最终，在当年的春季，他抵达了君士坦丁堡。

皇帝决心在基利杰·阿尔斯兰抵达之初便震慑他。他首先把皇位安排在镶嵌着红水晶、蓝宝石和珍珠的金高台上，戴上皇冠，披上镶着更多珍珠与巨大宝石的紫色披风，接见他的客人。他的金项链上挂着苹果大的红宝石。基纳摩斯记载称当他邀请苏丹坐在自己身边时，苏丹惶恐得不敢遵命。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苏丹在都城停留的十二周中，每天的两顿饮食都是使用金银器呈上，而这些金银器都直接赠送给他，不再拿回宫中。在一次宴会之中，曼努埃尔连桌子都送给了他。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有新奇且愈发精彩的娱乐节目，大竞技场中宴会、竞赛、马戏、赛车接连不断，甚至还有水上表演，展现希腊火的威力。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典礼之中，皇帝从数以千计、微不足道，却又无法忽视的小细节里，宣示着他的这位客人并非异国的君主，而是臣属的王公。

苏丹想要显示威望的唯一一次举动既不幸，也颇不成功，当时他的一个随从宣称他能够飞翔。他披上缝满了大口袋的衣服，声称要靠这些口袋兜住风，支持他飞翔。尔后他爬上大竞技场的高台，在围观者的注视下一跃而起。不久之后，他的遗体便在观众们的哄笑声中被抬出竞技场，苏丹余下的随从在城中出现时，便再无法避开市民的讥讽嘲笑了。

约翰二世让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力量处于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前所未有的强势，他的儿子进一步巩固了其力量。塞尔柱苏丹屈服于帝国，摩苏尔阿塔贝格也已被震慑。曼努埃尔现在给两人提供了可谓最友好的条件，但他们也受到了教训。朝圣者从西方通往圣地的陆上通道再度通畅。基督徒之中，只有海外王国的法兰克人依然有怨言，而不久之后他们就有更多不满的理由了。

1159年年末，在丈夫出征安纳托利亚时，皇后伊琳妮，即苏尔茨巴赫的贝尔塔在君士坦丁堡逝世，留下两个女儿。曼努埃尔给她风光大葬，将她安葬在他父亲的全能基督修道院，但他依然想要留下一个儿子。因此，在合适的致哀期结束之后，他派自己的将军约翰·康托斯特凡诺斯率领使团前往耶路撒冷，向国王鲍德温提亲，要与海外王国的公主成婚。

有两个明显的候选人，两人都是鲍德温的堂表亲，而且据说都格外美貌。她们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二世（Raymond Ⅱ）的女儿梅利森达（Mélisende），以及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与普瓦捷的雷蒙生下的女儿玛丽（Mary）。对鲍德温而言，安条克公国就是个是非之地，因此他选择了梅利森达。东方的十字军国度很快陷入了兴奋。伯爵雷蒙三世（Raymond Ⅲ）为他姐妹慷慨购置嫁妆，准备婚礼，与此同时还整备了至少有十二艘战舰的舰队，准备护送她前往新家。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君士坦丁堡并没有答复。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婚礼不打算进行了？难道拜占庭大使自作主张，把那些仅仅因为准新娘的父母关系紧张，就认定她是私生子的谣言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也许如此，但皇帝推迟婚礼确有其他考量。1160年11月，安条克大公雷纳尔被努尔丁俘虏。他的妻子康斯坦丝立即执掌大权，然而她向来不受欢迎，许多人有意推举她十五岁的儿子——“口吃者”博艾蒙德（Bohemund）。理论上，这个问题应当提请安条克公国的宗主拜占庭皇帝决断，安条克人却前往耶路撒冷，询问鲍德温而非曼努埃尔。国王认定博艾蒙德为继任大公，牧首艾默里则作为摄政者，直到他成年。愤怒且深受羞辱的康斯坦丝立即向帝国上书请愿。

鲍德温逝世（1162）

曼努埃尔也因鲍德温的冒昧而愤怒，正是这一事件，而非梅利森达的生父问题，促使他做出了决定。然而他没有公开表达意见，直到1161年夏季，失去耐心的雷蒙派出使团询问时，他才答复称婚礼不会举行了。的黎波里陷入了惊愕。可怜的梅利森达深受打击，从此再未能恢复； [2] 她兄长则把那十二艘舰船用于海战，袭扰塞浦路斯的滨海城镇。鲍德温对此颇为忧虑，他骑马赶往安条克，惊讶地发现君士坦丁堡的高级使团在安娜·科穆宁的儿子亚历克修斯·布兰恩努斯的率领之下，正在那里商谈，他们让康斯坦丝复位，并安排皇帝与美貌的公主玛丽成婚。1161年9月，她从圣西米恩起航；在圣诞节，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三位牧首的见证之下，她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嫁给了曼努埃尔。

鲍德温只得接受这一结果，祝福了自己的表妹之后准备返回耶路撒冷，却再没能到达目的地。经过的黎波里时他突然身染重病。圣诞节过后，依然没能恢复健康的他挣扎前往贝鲁特，却无法继续前进了。他在1162年2月10日逝世，年仅三十二岁。

收到讣告时，曼努埃尔·科穆宁流下了热泪。鲍德温是一位好国王，勤奋、明智、政治敏锐性强，本可能成就伟业。尽管两人难免意见相左，私人关系却相当好，也都真心乐于与对方共处——对执政之中的君主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此时皇帝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东方，而是要处理另一位国王逝世的后果——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Geza Ⅱ）于1161年5月31逝世。匈牙利人向来是个惹是生非的邻居，夹在两个大帝国之间，又企图控制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他们和拜占庭敌对也是在所难免。盖萨更是不信任康拉德和曼努埃尔签订的盟约。早年他不敢发动什么大规模的行动，但康拉德逝世之后他愈发大胆，在接下来的四年间时常和拜占庭帝国开战，而急于腾出手来进攻南意大利的曼努埃尔最终在1156年和他签署了和约。然而双方都清楚这是权宜之计，盖萨想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曼努埃尔则想要摧毁匈牙利的独立地位，将其并入帝国。

盖萨的逝世引发了继承人的争端，曼努埃尔毫不犹疑地出手干预。他推举盖萨的兄弟斯蒂芬（Stephen），并赠送了可观的钱财与装备，但斯蒂芬没能成功，王位落入了盖萨的儿子斯蒂芬三世（Stephen Ⅲ）的手中。1163年，曼努埃尔派大使乔治·帕列奥列格前去觐见他，提出提议：如果斯蒂芬承认他的弟弟贝拉（Béla）继承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皇帝不但会让贝拉与他的女儿玛丽亚（Maria）成婚，还会让他成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斯蒂芬接受了，乔治·帕列奥列格随即护送年轻的王子返回君士坦丁堡。斯蒂芬按照东正教的习俗受洗并改名亚历克修斯（Alexius），获得“尊主”（Despot）这个原本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封号，就此成了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比尊贵者和恺撒都要尊贵。

此时，人们或许会认为，匈牙利的敌对行动将就此结束，但事态远没有如此发展。1164年，曼努埃尔和贝拉以斯蒂芬没有遵守前一年的协议为由，渡过了多瑙河。随后双方开战，其间塞尔柱苏丹提供的仆从军展现了相当的英勇。1167年，战争随着曼努埃尔的外甥安德罗尼卡·康托斯特凡诺斯（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 [3] 大败匈牙利人而结束，皇帝就此控制了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西尔米乌姆 [4] 和克罗地亚大部。

贝拉和他的未婚妻在随后的典礼之中作为重要人物出席，但在订婚四年之后他们依然没有成婚。1169年，当皇后玛丽为她的丈夫生下儿子时，婚礼延后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次曼努埃尔要食言了。他取消了贝拉与女儿的婚约，而是让他和自己妻子的异母姐妹——沙蒂永的安妮（Anne）公主成婚，同时将他降为恺撒。三年后，他立自己同样名叫亚历克修斯（Alexius）的儿子为共治皇帝。贝拉的不满却很快消散了，因为1172年春，他的兄长斯蒂芬逝世，在曼努埃尔的帮助之下他就此成了匈牙利的国王。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他向皇帝宣誓效忠，许诺此后会为帝国的利益而奋战。他也遵守了这一诺言。

曼努埃尔在匈牙利的成功也带来了另一个好结果：不安分的塞尔维亚人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帝国军队每次都能够平息他们接连不断的暴乱，却无法将其彻底终结。1167年，大首领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ja）大败帝国军队，曼努埃尔仿佛棋逢对手；但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三世的逝世，以及皇帝在1172年夏季的亲征，让内马尼亚的希望成了泡影。和沙蒂永的雷纳尔一样，他被迫跪倒在征服者面前，随后作为战败的叛乱者，随曼努埃尔的胜利大军返回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的顾虑（1172）

西欧各国之中，在事态的一系列发展之中受损最大的便是威尼斯。威尼斯同样希望控制达尔马提亚，因此愿意和拜占庭结盟对付匈牙利的侵袭，而里亚托得知皇帝将这一海岸地区吞并时的反应可想而知。这倒也不出他们的预料，皇帝允许热那亚人、比萨人和阿马尔菲人在君士坦丁堡巩固其贸易地位——此前外国商人之中只有“最尊贵的共和国”享有如此特权——他们为此愈发担忧。在距离威尼斯更近的地方，他几乎把安科纳——那里依然有一批说希腊语的居民——当成了拜占庭帝国的殖民地，甚至有传言声称他打算将那里纳入帝国，并就此恢复古时的意大利总督区。

但曼努埃尔有理由如此。此时在君士坦丁堡永久居住的拉丁人可能不少于八万人了，他们全部享受着他和他的父祖们在经济或政治上出现危机时被迫出让的特权，其中威尼斯人数量最多，特权最大，也最受人厌恶。身为宫中书记长官的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甚至抱怨称他们“因富裕繁荣而愈发无礼，乃至蔑视皇帝的权威”。皇帝自然想要教训他们，不久之后他也得到了绝佳的机会。1171年年初，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君士坦丁堡郊区，位于金角湾的远端——的定居点遭到袭击，损失甚大。破坏的主谋不得而知，然而对曼努埃尔而言，这给了他期待已久的借口。他立即认定威尼斯人为罪犯，并在3月12日下令逮捕拜占庭帝国境内的“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的所有公民，并扣押他们的舰船与财产。一些人乘上一艘拜占庭战舰得以逃离，因为舰长是为拜占庭帝国服役的威尼斯人，但大多数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仅在都城便有一万人被逮捕，由于监狱人满为患，修道院和修女院都被征用为临时的拘禁地。

消息传到里亚托，威尼斯人起初不肯相信，而后怒火中烧。人们相信对热那亚人的攻击是拜占庭帝国蓄意编造的借口，因为不但热那亚人宣称这次袭击与威尼斯人无关，更重要的是逮捕是在一天之内在帝国各地完成的，过程顺畅且高效，这无疑是几周之前便已经计划好的。他们也记得仅仅两年之前，为了平息这类流言，皇帝向威尼斯大使特别许诺要保护他们国民的安全——这一许诺增加了在东方定居的威尼斯人数量，也就此增加了他此时下手时获取的战利品。

威尼斯和拜占庭旧日的亲密关系就此彻底被遗忘了。共和国决意开战。他们强制征款，要求所有公民提供资助； [5] 海外的威尼斯人——当然不包括被曼努埃尔囚禁的人——则要返回家乡服兵役。仅三个月之后，总督维塔莱·米凯莱（Vitale Michiel）便集结起至少一百二十艘战舰，并在次年9月驶出潟湖，进攻东帝国。在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征召了更多威尼斯人之后，他继续进军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来到埃维亚岛，见到了在那里等待的帝国大使。他们带来了安抚信，强调他们的君主不想开战。总督只需要派和谈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就能够解决所有的分歧，并得到令他满意的条件。

总督遇刺（1172）

维塔莱·米凯莱接受了。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在使团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带领舰队转往希俄斯岛等待谈判结果，灾难便在那里发生了。人满为患的舰船上，瘟疫出现后便迅速暴发。开春时，已有数千人死亡，幸存者虚弱沮丧，也无力再战了。此时大使刚刚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遭到了恶劣对待，任务也彻底失败。皇帝的态度完全没有改变，此举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巩固防务而已。米凯莱抑郁且屈辱地回去集结他的部队。他若是留在东方，情况也许还能更好。他此前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拜占庭帝国的圈套，如今他又要把瘟疫带回威尼斯。在威尼斯人看来，如此的无能是不可容忍的。人们集结起来要废黜他，不少人还要让他偿命。总督企图从侧门溜出宫中，赶往圣扎卡里亚（S. Zaccaria）修女院避难，但不走运的他走了没多远就被揪住刺死。

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外交关系直到十四年后才恢复正常，而三十二年后威尼斯人进行了报复。但在维塔莱·米凯莱和他饱受瘟疫之苦的舰队返回潟湖仅仅五年之后，威尼斯共和国便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关注焦点。1177年7月24日，米凯莱的继任者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作为东道主举行了十二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典礼：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和西帝国皇帝“巴巴罗萨”腓特烈的和解典礼。

在1155年夏那次纷扰不断的加冕礼之后，腓特烈和教廷的关系便愈发恶劣。起初他决心在北意大利确立自己的权威，但伦巴第绝大多数的大城小镇众口一词，坚定反对封建制的束缚，倾向于共和与自治，教皇哈德良也支持他们。1159年8月，来自米兰、克雷马（Crema）、布雷西亚和皮亚琴察的代表在阿纳尼面见教皇，西西里国王威廉的代表也一同出席，他们发誓遵守协议，并最终形成了所谓伦巴第同盟的核心。各城镇许诺只有在得到教皇授权之后才会和共同的敌人谈判，教皇则一如既往地在四十天后革除皇帝的教籍。

但他没有做到。仍在阿纳尼时他突然心绞痛，于9月1日骤逝。他的逝世让“巴巴罗萨”腓特烈得以引发更多的纷乱。他意识到接下来的教皇若是由自由选举选出，就会继续前任的政策，于是他挑动了教廷内部分裂，在枢机主教锡耶纳的罗兰（Roland of Siena）——身为哈德良的大法官的他是教廷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圣彼得大教堂成为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他的同僚，即枢机主教圣塞西利娅（S. Cecilia）教堂的奥克塔维安（Octavian）突然之间抢过教皇的披风自己披上。亚历山大的支持者抢回了披风，但奥克塔维安准备了另一件披风，并在一片混乱之中披上。尔后他冲向教皇之位，坐了上去，自称维克多四世（Victor Ⅳ）。此举虽然不可取，却依然有效。腓特烈在罗马的大使立即认定维克多为教皇。西欧的其他各国则都效忠于亚历山大。然而覆水难收，接下来的十八年间，教皇与僭称教皇撕裂了意大利的政坛。与此同时，最终在1160年3月被亚历山大革除教籍的腓特烈继续竭力制造破坏，甚至在维克多于四年后逝世时，拉拢了两个分裂派的枢机主教安排了一场新“选举”。

与教廷谈判（1166）

对曼努埃尔·科穆宁而言，“巴巴罗萨”和教皇的争执给了拜占庭帝国重新确立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威的机会。既然西帝国不肯履行基督教世界庇护者的职责，这一职责就由他担负，而这一“亲善”谈判甚至可能让分裂一个多世纪的东西教会重归于好。当两位高阶的教皇使节在1160年年初抵达君士坦丁堡，请求皇帝支持亚历山大对抗僭称教皇维克多时，他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在接下来的五年之中与教皇和法兰西国王——路易此前对拜占庭帝国的误解稍有缓和——保持着秘密联络，企图让欧洲的王公与意大利的城镇结成大同盟，彻底消灭腓特烈。

谈判的结果却令人失望。1166年，曼努埃尔决定直面危机，给教皇亚历山大递上了一份坚定的提案。他会在神学与宗教仪式问题上进行一系列的重大让步，以终结大分裂，并给教皇大笔补助，让他不但能买通罗马，乃至买通整个意大利；作为回报，亚历山大要亲自为他加冕，就此让帝国恢复原有的统一。这个提案提出的时机颇为精准，教皇的主要支持者西西里国王威廉在5月7日逝世，他同名的儿子与继承者此时依然年幼。亚历山大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君士坦丁堡自然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不久之后两名枢机主教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皇帝商谈细节。

然而这意义索然，教会的分裂如今已经太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谈判细节我们不得而知，约翰·基纳摩斯记载称教皇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曼努埃尔迁都罗马——若是如此他必然会拒绝，这样的提议根本不用考虑。枢机主教们无功而返，问题也远没有解决的意思。约一年后曼努埃尔再度尝试，却依然收效索然。他低估了自己在西欧不受欢迎的程度，特别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之后，人们相信他对叙利亚与圣地图谋不轨，想要消灭法兰克王公并恢复东正教的仪式。他同样不能理解的是，在亚历山大看来他的要求和野心太大。教皇虽然需要支持，却也绝对不肯牺牲自己的权威，无论地上有两个帝国还是一个帝国，地位最高的必须是“基督在凡间的牧师”。

十二世纪七十年代的头五年，曼努埃尔·科穆宁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在东方，他让十字军海外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以王室联姻巩固，并迫使塞尔柱苏丹退兵。在西方，他的朋友——或者说他的傀儡——贝拉三世（Béla Ⅲ）成了匈牙利国王，并割让了大片土地；他还迫使塞尔维亚的大首领斯蒂芬·内马尼亚屈服，打击了帝国境内威尼斯人的势力，并从中获取大量的收益。他的唯一重大失败在于对南意大利的征服战争，除此之外，他的表现堪称绝佳。

然而东方和西方相隔一千英里，曼努埃尔也不可能无处不在，在和基利杰·阿尔斯兰签署和约之后他离开了小亚细亚，十年多不曾返回。其间塞尔柱苏丹可没有虚度光阴。他确实竭力避免和帝国开战，然而他还是逐渐消灭一个又一个主要的敌对穆斯林政权，直到只剩努尔丁一人。1173年，君士坦丁堡收到了苏丹正在和摩苏尔阿塔贝格秘密会谈，商讨缔结军事同盟的消息。（皇帝不知道的是，基利杰·阿尔斯兰甚至联系了“巴巴罗萨”腓特烈。）曼努埃尔立即率军进入小亚细亚，在菲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即今阿拉谢希尔（Alaᶊehir）与苏丹对质，苏丹则温和地解释称努尔丁不肯原谅皇帝和基督徒结盟，而他别无选择，只能尊重皇帝的意愿。他向曼努埃尔保证，拜占庭帝国无需忧虑，而且他乐于延长此前的和约。

危险暂时避免了，然而在1174年5月15日，这位杰出的摩苏尔阿塔贝格逝世了，而他长期以来庇护的达尼什曼德部就此在塞尔柱苏丹的面前孤立无援。基利杰·阿尔斯兰毫不犹豫地吞并了这一地区，两位达尼什曼德部的流亡王公来到君士坦丁堡求援。接下来的两年间，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谈判——苏丹全程敷衍塞责，不断重申自己渴望和平和延长和约的意愿——也爆发了一些小冲突，其间曼努埃尔竭力加强他在边境的防卫。尔后，1176年夏季，皇帝起兵向以哥念进军，穿越老底嘉（今德尼兹利）和米安德河上游河谷，抵达塞尔柱苏丹国边境的山地。他在那里见到了苏丹的使节，他们带来了最后一份和约，其中的条款颇为有利。皇帝的大部分高级军官都倾向于接受这一和约，指出携带重装备——他们随军携带了攻城武器——在塞尔柱人占据制高点的群山之中行军充满危险。不幸的是，军中还有大批年轻的贵族，他们急于参与人生之中的第一场战斗。他们纷纷要求继续远征，热血上涌的皇帝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密列奥赛法隆之战（1176）

在已成废墟的密列奥赛法隆（Myriocephalum）堡垒之外，曼努埃尔抵达了基布里泽关口（Tzybritze）。9月17日，帝国军队在穿越狭窄的关口时，辎重拖到了约十英里之外。至此，突厥人的反击仅限于少量部队发动小规模袭扰，现在他们发起了总反攻。他们从山间倾泻而下，并把箭矢集中射向驮畜身上，驮畜的尸体很快堵住了道路。皇帝的新妻舅、安条克大公鲍德温率领骑兵冲向山地，被大批敌军包围，他和部下全部战死。若是曼努埃尔以同样的英勇奋战，这一战也许还有转机，但在这一刻，他的勇气突然之间不复存在了。在仓促进行的战场会议上，他的高级指挥官们惊恐地听他提出逃跑的要求。指挥官安德罗尼卡·康托斯特凡诺斯坚决反对，一名在场的士兵也开言支持，并斥责皇帝想要抛弃因他的鲁莽而陷入死地的大军。皇帝被迫同意留下，但他的威望就此严重受损，再也没能恢复。

清晨，塞尔柱人继续发起攻击，仿佛彻底的屠戮仪式不可避免。然而战斗突然暂停，一名突厥使节来到皇帝的营帐之中，并带着一匹盛装骏马作为苏丹的礼物。他声称苏丹不希望继续流血杀戮，如果皇帝同意摧毁多利留姆和苏布留姆（Sublaeum）这两座他一两年前刚刚加固的堡垒，他就会欣然签署和约。惊异于如此好运的曼努埃尔立即接受了和平，两军就此撤退了。 [6]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记载称返回家乡时，皇帝希望换另一条路返回，但他的向导坚持要求他原路返回，让他亲眼见证屠杀的惨状。这是一段悲苦的旅程，残兵败将依然处于塞尔柱人间歇性的袭扰之下——他们认为这些理所应当的战利品因意料之外的和平而无法获得，因此拒绝承认和约。当他最终抵达苏布留姆时，曼努埃尔按照约定下令拆毁堡垒。几天后，在菲拉德尔菲亚，他派信使前往都城汇报惨败一事，并将其比作曼齐刻尔特之战——不过他指出，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和罗曼努斯四世一样被俘虏，而且基利杰·阿尔斯兰同意签署和约了。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苏丹为什么这么做？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肃清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无从得知。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取得了何等胜利，他的部队也许也遭受了相当的损失，不像曼努埃尔那样认为胜负已分。也有可能是他认为自己依然需要帝国在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协助。无论如何，拆毁两座城堡，并让他的臣民就此自由蚕食桑加里斯河（Sangarius）和米安德河谷地，对他而言也是不小的回报，而且密列奥赛法隆的惨败让曼努埃尔再也无法重新统治整个小亚细亚。他可以继续进行防御或者发动小规模的出击，但他再无力大举远征东方了。在未来，他的残兵败将只能勉强守卫边境。

但东部的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曾经庄严宣誓的皇帝很快就明确毁约，不肯拆毁多利留姆的防御工事。大约在1177年——具体年份不得而知——愤怒的基利杰·阿尔斯兰率部进入帝国领土，席卷了整个米安德河谷地，劫掠了塔勒斯和皮西迪亚的安条克。但这一军事行动和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一样仅仅是掠夺，而非永久占领，并没有根本改变安纳托利亚的版图。

那么曼努埃尔在东方最终究竟取得了什么战果呢？对萨拉森人而言，毫无成果——这仅仅是因为一次致命失误。他过于信任在1162年与基利杰·阿尔斯兰签署的和约，让他在十一年间自由行动。这种绥靖政策，加上苏丹在君士坦丁堡居住的十二个星期之中获取的大量金银，让苏丹得以剿灭所有穆斯林敌人，成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唯一的强大势力。曼努埃尔就此在盲目的慷慨与诡异的政治盲动之中，让一个强大的首领取代了一批权势较小且互相敌对的统治者，并最终被此人击败。

曼努埃尔晚年的疾病（1180）

1178年春，佛兰德伯爵腓力（Philip）从圣地返回时路过君士坦丁堡。皇帝以一如既往的热情好客接待了他，并把自己的小儿子亚历克修斯召来，希望伯爵在返回法兰西王国之后向法兰西国王路易提亲，让小皇子和国王的女儿成婚。腓力同意了，而后路易也同意了这一婚约。1179年复活节上，法兰西公主阿涅丝（Agnes）——路易和他的第三任妻子香槟的阿利克斯（Alix）所生的女儿——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准备在东方开始新的生活。1180年3月2日星期日，在圣宫之中的躺卧餐室，大牧首塞奥多西奥斯（Theodosius）主持了她和亚历克修斯的婚礼，将冠冕戴在她的头上。新娘时年九岁，新郎十岁。

这是曼努埃尔最后一次外交胜利。几周之后他便一病不起了。密列奥赛法隆战败之后一蹶不振的他体能与精神都日渐衰颓，愈发听信他的宫廷占星家，他们则安慰他称预言显示他还能活十四年，并率领他的大军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他直到生命垂危之前都坚信他们的话，甚至没有安排依然年少的亚历克修斯的摄政事宜。与此同时，那些占星家因为此前预测失败，急于转移注意力而宣称将发生地震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灾，陷入恐慌的皇帝下令在宫中挖掘地洞躲避，乃至拆毁了宫中的一些建筑。

地震没有到来，但到了9月中旬，曼努埃尔意识到死亡即将到来。他流着泪嘱咐自己的儿子，告诉他继位之后将要面对的困难，却又无法安排任何应对策略了。最终他在牧首的恳求之下正式宣布放弃对占星学的盲信，而后一声长叹，诊脉之后请求穿上普通僧侣的僧袍。他脱下皇帝的仪服，竭力穿上粗布衣服，并在不久之后的9月24日逝世，享年约六十岁。他被安葬在全能基督教堂入口不远处。多年以前，他亲自将一块沉重的石头从布克里昂港扛到了圣宫之中，据说这块不久前从以弗所运回的石头安放过从十字架上卸下的基督。这块石头就此安放在他的棺椁之上。

我们难免要为曼努埃尔感到惋惜。科穆宁王朝的五位皇帝之中，他是才能最出众、最具想象力的人，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许正是这些品质害了他。他的父祖缓慢且耐心地尽自己所能修复曼齐刻尔特战败的损失，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曼努埃尔的敏锐思维让他看到了太多的机会，并迅速出手。若是他能集中于一个方向——他也本该如此——全力在东方消灭基利杰·阿尔斯兰的威胁，他也许能够让整个安纳托利亚重新纳入拜占庭帝国的统治。然而他对西欧过于着迷，忙于先后和意大利、匈牙利、塞尔维亚、威尼斯、西帝国皇帝和教皇交战。他在军事与外交上都取得了许多次胜利，却没能巩固任何战果；离世之时，他的成果几乎都无法维持下去，而他结束执政时的帝国比他最初接手时的情况更差了。

帝国也更加穷困了。曼努埃尔的外交在相当程度上依仗补贴资助和贿赂，而且远超同时代的王公。他本人崇尚奢华，慷慨如痴，不仅对自己的朋友如此，而且几乎对面见自己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最终，他频繁的大规模征战耗干了帝国的人力与财力。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安排战俘到帝国各地定居并要求他们服兵役，就此恢复帝国此前几个世纪中所依靠的小地产主农兵体系，但这样的举措只是杯水车薪。结果是他被迫雇佣越来越多的雇佣军，这些人完全靠当地人生活，如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所说，“不仅花光了他们的钱，连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要夺走”。 [7]

总结（1180）

这一切足以让曼努埃尔在帝国的行省之中不受欢迎了，然而即使在君士坦丁堡之中，他似乎也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这依然是因为他对西欧的艺术、习俗和惯例的喜爱。他的臣民们见到西欧的访客总是比来自东部的访客更受皇帝欢迎，难免心生厌恶；他在建造新房屋与宫殿时无不采用西方建筑风格，令臣民格外不满。他们为他不合礼法的行为而震惊，比如他亲自参与西欧风格的骑士竞技（这本身就足够了），还和法兰克的低微骑士同场比武。最后，其中隐含的意思，即认为他们遵守旧日的习俗是抱残守缺，也令他们愤恨难平。他们对他的离去颇有欣喜之意。

对他而言，幸运的是他走得及时，将风暴留给了他的继承者们。他也错过了第三次十字军，他清楚这次十字军在所难免，晚年也因此忧惧不已。必须承认，这不是他的错，然而拜占庭即将遭受的其他厄运，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因他而起。他留下的遗产堪称沉重，哀哉，他的继承者们远远无法承担起这一重负。

[1] 曼努埃尔的人选是恺撒约翰·罗杰，他姐姐玛丽亚的鳏夫。这位恺撒是诺曼人，皇帝或许认为他会得到安条克的拉丁人的支持，但康斯坦丝拒绝与年龄是自己两倍还多的人成婚，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

[2] 她就是十二世纪的吟游诗人若弗雷·吕德尔（Jaufré Rudel）的长诗《远方的公主》（Princesse Lointaine ）的公主原型，埃德蒙·罗斯唐（Edmond Rostand）的同名戏剧也是源自此事。另见彼特拉克（Petrarch）的《爱的胜利》（Trionfo d ’amore ）、斯温伯恩（Swinburne）的《时间的胜利》（Triumph of Time ），以及布朗宁（Browning）的《吕德尔和的黎波里女士》（Rudel and the Lady of Tripoli ）。

[3] 他是皇帝的姐姐安娜和斯蒂芬·康托斯特凡诺斯所生的儿子。

[4] 这一地区位于今克罗地亚北部和塞尔维亚西北部，在德拉瓦河（Drava）与多瑙河以南。

[5] 为了征收这笔资助款，威尼斯被分为六个城区（sestieri），当地的邮政系统至今依然沿用这一划分。

[6] 叙利亚人米哈伊尔还提及苏丹要求支付一笔大额赔款，为此苏丹将释放被俘虏的基督徒，还许诺此后为帝国作战。这一说法得到了曼努埃尔的证实，他在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的信中提及此事（Roger of Hoveden，Annals ，AD 1176）。

[7] 曼努埃尔安排战俘定居，实际上是把税收崩溃的地区的土地，以“普罗诺亚”的方式赏赐给这些外来的战斗部队，希望以土地代替军饷。然而与希拉克略王朝的罗马野战军团士兵转为军区兵不同，这些混杂的战斗部队并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其训练与整备缺乏管理，战斗力往往难以久持；安排不会希腊语的外来者，以包税人的身份进入帝国农村，也无助于恢复这些地方的基层管理与财税体系。科穆宁王朝末期，以及此后的帕列奥列格王朝，帝国政府在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行政、财税和军事上均可谓有气无力，而“普罗诺亚”这一制度至少可谓帝国地方管理涣散的帮凶。——译者注

第九章 “暴君”安德罗尼卡（1180～1185）

这位皇子的一生，既出色又腐败，他既是顶尖的政客又是可鄙的暴君，本可以拯救帝国却加速了帝国的毁灭。结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总结，他绝佳地将拜占庭社会之中所有本质特点，以及自相矛盾之处集于一身——善与恶混杂在一起，既庄严、活跃且奋进，又残忍、乖戾且堕落。这个社会在动荡不安的历史之中经历了这么多世纪，总是能够获取满足生存的一切，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荣耀。

——夏尔·迪尔，《拜占庭人物传》（Figures Byzantines ），第二卷

亚历克修斯二世是个平平无奇的孩子，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记载称“这个年轻的皇子虚荣且傲慢，智慧与才能均颇为贫乏，连最简单的任务也无法完成……他一生忙于游戏与打猎，还染上了几个恶习”。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安条克的玛丽则作为他的摄政者统治。对她而言，身为第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执政的拉丁人，如此开始执掌摄政可谓凶险至极。对拜占庭人而言，她丈夫对西欧的热情就足够成问题了，现在意大利与法兰克商人获取的贸易特权更令他们担忧；当玛丽选择了另一个格外倾向西欧的人，即“首席尊贵者”（protosebastus）亚历克修斯——曼努埃尔的侄子，耶路撒冷王后的叔父——作为主要参谋时，他们愈发担忧了。不久之后人们大多相信她的这位参谋也是她的情人，尽管皇太后这位基督教世界公认的美人，不太可能喜欢尼基塔斯所描述的那个亚历克修斯。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还放下帷幕以免见到阳光……太阳出来时他就会躲进黑暗之中，如同荒野的野兽一般；他也很喜欢摩擦他腐烂的牙齿，用新牙替代那些脱落的老牙。

随着不满情绪滋长，各种各样的阴谋开始出现，特别是玛丽的继女玛丽亚谋划的阴谋。阴谋泄露后，玛丽亚带着丈夫蒙费拉的兰尼埃（Rainier of Montferrat）和其他随从仓促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但摄政的皇太后并不打算尊重庇护所的任何权利。皇帝卫队奉命前往逮捕密谋者，牧首亲自出面才让大教堂免遭亵渎。此事让拜占庭人大为震惊，此后牧首因此遭到报复，被流放到修道院中，这让执政者愈发不受欢迎。在公众反对她的义愤之下，玛丽根本不敢处罚她的继女。此后当大批君士坦丁堡市民前往牧首被流放的修道院，抬着他返回都城时，她也没敢动一根指头。对事态掌控之无能，可谓难出其右了。

奇人（1180）

第一次政变失败了，但皇帝的另一个亲属引发了新的威胁，他的才能绝非玛丽亚可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这位皇帝的堂兄——他是尊贵者伊萨克之子——堪称奇人。1182年，已经六十四岁的他仿佛还不到四十岁，身高六英尺，体格极其健壮，相貌堂堂，思维敏锐，谈吐优雅，言语风趣，这种种举止和派头加上他在战场上和床笫间都近乎传奇的威名，让他的威望无人可比。他完成的征服几乎不可胜数，而他的艳史也不比战功少多少。特别是三件事让曼努埃尔愤怒。第一件事是安德罗尼卡和自己的堂姐妹——皇帝的侄女欧多西亚·科穆宁（Eudocia Comnena）通奸，还对批评者声称“臣民应当以领主为榜样，而且出自同一作坊的物件总归能良好搭配”——这无疑是在暗示曼努埃尔与欧多西亚的姐妹塞奥多拉的风流韵事，两人超越亲情的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几年后，安德罗尼卡突然离开奇里乞亚的指挥所，前去勾引美丽的安条克的菲利帕（Philippa）。他清楚这样做会造成何种后果，菲利帕的兄长是安条克大公博艾蒙德三世，她的姐姐是曼努埃尔的妻子玛丽。然而这在安德罗尼卡看来，仿佛只是调情的些许点缀而已。尽管他时年四十八岁，女方只有二十岁，他在她窗前所唱的情歌似乎依然令她无法抗拒。几天之后他便添加了一段新的艳史。

得手之后，安德罗尼卡并没有享受太久。愤怒的曼努埃尔立即召回了他，博艾蒙德也明确表示不会容忍如此丑闻。也可能是公主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迷人。无论如何，安德罗尼卡匆忙离开赶往巴勒斯坦，为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Amalric）服役。在阿科，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另一位堂妹——鲍德温三世的寡妻、时年二十一岁的王太后塞奥多拉。她成了他的一生挚爱。不久之后，安德罗尼卡因战功被阿马尔里克分封在贝鲁特，他前往新封地时塞奥多拉也一同前往。血亲关系让两人无法成婚，但他们还是公开同居，直到贝鲁特也容不下他们。

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之中游荡很久之后，安德罗尼卡和塞奥多拉最终在帝国东部边境之外的科隆尼亚安定下来，靠着他们带来的钱财以及偶尔的温和抢掠度日。然而当塞奥多拉和他们的两个小儿子被特拉布松总督俘虏并送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的田园生活也就此结束了。痛苦的安德罗尼卡匆匆返回都城自首，浮夸地跪倒在皇帝面前，愿意答应一切条件以换回他的情人和孩子。曼努埃尔一如既往地宽恕了他们，塞奥多拉毕竟也是他的侄女。这样两个显赫人物，又定下了如此不合礼法的关系，自然是不能在君士坦丁堡常住，但他们还是被送到了黑海沿岸的一座舒适的城堡之中，在那里平和度日，皇帝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此安分下来。

可惜事与愿违。安德罗尼卡向来图谋皇位，曼努埃尔逝世后，他得知城中人对摄政的皇太后不满，他几乎不需要任何劝说便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不是安条克的玛丽那样的“外国人”——她的臣民就这样轻蔑地称呼她——而是真正的科穆宁家族成员。

安德罗尼卡取胜（1183）

他精力、能力与决心兼备，更重要的是，此时他的风流韵事也让他在帝国格外受欢迎。1182年8月他赶往都城，旧日的魔力依然不减。负责阻拦他的部队拒绝战斗，他们的指挥官安德罗尼卡·安吉洛斯（Andronicus Angelus） [1] 则直接投降加入了他，不久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帝国舰队指挥官也率部投奔。当他进军时，人们纷纷离家前去欢迎，很快路两旁便站满了支持者。他还没渡过海峡时，君士坦丁堡之中暴乱便已经开始，这两年间激化的排外情绪则彻底爆发。随后城中的所有拉丁人被屠杀，无论老弱妇孺，救济院中的病患也没能幸免，他们居住的城区则被付之一炬。首席尊贵者在他的宫殿之中躲避，惊恐地不敢逃跑，之后他被投入地牢，在安德罗尼卡的命令之下受瞽刑； [2] 小皇帝和他的母亲一同被带往菲罗帕提昂的皇家别墅，等待自己这位堂兄的处置。

他们的结局远比他们所想象的悲惨。胜利的安德罗尼卡展现了其性格之中的另一面——出乎绝大多数人预料的残忍暴戾，毫无同情、顾虑或理智。尽管掌控大权，他还不是皇帝，而他就此冷血且井然有序地清理掉了挡在他皇位面前的所有人。玛丽亚公主和她的丈夫最先死亡，他们死得突然且神秘，却没有人怀疑是下毒。然后轮到了皇太后，她十三岁大的儿子被迫亲自签署她的处决判决，而后她便在监狱中被扼死。1183年9月，安德罗尼卡加冕为共治皇帝，两个月之后亚历克修斯便被弓弦勒死，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尼基塔斯写道：“皇室的花园之中，所有的树就此凋零了。”现在仅剩一个问题。在亚历克修斯短暂一生的最后三年半中，他和法兰西公主阿涅丝成婚，她也随即再度受洗并改名为更拜占庭式的名字安娜。在她的丈夫被废之后，已经六十四岁的新皇帝迎娶了十二岁的皇后，而至少一位当代史学家 [3] 声称两人圆房了。

没有谁的执政以如此的不幸开始，然而在某个方面，安德罗尼卡给帝国带来的帮助远超曼努埃尔。他对官僚系统各方面与各种方式的腐败进行了全面打击。悲剧在于，当他渐进式地整肃政府之中的腐败时，被权力冲昏头脑的他自己也越来越腐败。他的武器仿佛只有暴力与残忍，他对军事贵族的合法整肃很快堕落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一份记载如此声称：

布尔萨的葡萄藤弯曲并非因为挂满葡萄，而是因为挂满了他吊死的人；他还拒绝任何人安葬他们，想要让他们在太阳下风干，在风中晃动，仿佛果园中惊吓群鸟的稻草人一般。

然而不久之后，安德罗尼卡就要开始畏惧了。他所得的支持所剩无几，帝国的救星其实是个怪物。城中再度充满了叛乱与骚动的气息，阴谋则在都城与各行省之中四处爆发，叛国者处处皆是。那些落入皇帝手中的人往往在皇帝的面前被拷打至死，乃至由皇帝亲手行刑，但许多人逃往西欧，他们也受到了欢迎。安德罗尼卡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西欧从来没有忘记1182年的屠杀，风暴已经开始聚集。此前仅仅出于和曼努埃尔的友谊而停止敌对行动的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在1181年便夺回了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大部和西尔米乌姆地区，而这些土地是几年前皇帝花费极大代价后获取的。1183年，他联合塞尔维亚大首领斯蒂芬·内马尼亚对帝国发动大举入侵，劫掠了贝尔格莱德、布拉尼切沃（Branichevo）、尼什和塞尔迪卡，乃至六年后穿越这一地区的第三次十字军士兵们发现这些城市只剩被遗弃的废墟。

亚洲也存在纷扰，不是来自穆斯林，而是来自安德罗尼卡格外怨恨的那些拥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即使皇帝本来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一位远亲——曼努埃尔的侄孙伊萨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甚至正式在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岛宣称独立，这也将成为帝国最终瓦解的第一步。

然而最大的威胁来自拜占庭帝国最古老也最坚决的敌人之一：诺曼西西里王国。

准备舰队（1185）

早在1185年1月，阿拉伯旅行者伊本·朱拜尔（Ibn Jubair）乘热那亚航船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在西西里岛西部的港口特拉帕尼（Trapani）停靠。还有一两天就要出港时，巴勒莫政府下达了命令：没有下达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港口向所有出港航船关闭。一支大规模的舰队已经基本整备完成，在舰队安全出发之前，其他的船只都不得离开。

类似的命令同时传达到了西西里的每一个港口之中，封锁的规模史无前例。即使在岛内也很少有人清楚发生了什么。伊本·朱拜尔记载称特拉帕尼的每个人对舰队的规模、任务和目标的猜测都不同。一些人认为舰队要驶向亚历山大，十一年前，西西里对那里的海上远征以灾难收场；其他人认为他们要进攻马略卡岛（Majorca），近年西西里掠夺者时常袭扰那里；自然也有人相信舰队要进攻君士坦丁堡。前一年中，从东方来的航船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来了安德罗尼卡令人发指的暴戾故事，而在来到西西里避难的拜占庭人之中，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一个神秘的年轻人自称是合法的皇帝亚历克修斯二世。如果这个年轻人确实得到了国王的庇护，并让国王相信自己所言属实，那“好人”威廉（William the Good） [4] 发动远征让他复位，不是理所应当吗？

巴勒莫的宫廷之中是否有过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得而知，倒也不是不可能。安德罗尼卡的政变夺权自然会产生一些皇位宣称者，1081年，罗伯特·吉斯卡尔在出征拜占庭之前，便如此宣称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伊本·朱拜尔留下那段记载之前，下文将要具体提及的塞萨洛尼基都教区都主教尤斯塔西奥斯（Eustathius）则对希腊北部地区有个自称亚历克修斯二世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无论流言是真是假，事实上威廉发动远征并不缺少理由：曼努埃尔的侄子——令人头疼的是，他也名叫亚历克修斯——近期投奔了西西里国王，而后他便恳切地请求国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推翻篡位者。

1184年与1185年之交的冬季，威廉都在墨西拿度过。他厌恶战场，若是能避免的话就绝不亲自出征，但这次他亲自主导准备远征。尽管他没有向任何人承认，他的最终目标却正是拜占庭城的皇位，他决心派出一支足以争夺皇位的军队——陆海军力量均要是西西里王国前所未有的，也确实如此。等到这支军队出征之际，整备完成的舰队由他的堂表亲莱切伯爵坦克雷德（Tancred of Lecce）指挥，据说拥有二百到三百艘战舰，总共载运了八万人，包括五千骑士和一支特别组建的弓骑兵队。这支庞大的陆军由坦克雷德的姐夫、阿切拉伯爵理查（Richard of Acerra）和一个名叫鲍德温的军官指挥，而对鲍德温的记载几乎只有尼基塔斯这段颇有趣味的描述：

尽管出身低微，他却颇受国王信任，并因为军事经验丰富而被任命为指挥官。他时常拿自己和亚历山大大帝相比，不只因为他和亚历山大的胸毛都多得如同生出羽翼一般，也因为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更大的创举——更重要的是，兵不血刃。

舰队在1185年6月11日驶出墨西拿港，直接驶向都拉佐。尽管威廉封锁所有西西里岛的港口的计划没能完全成功——伊本·朱拜尔记载的那位热那亚船长轻易靠贿赂离开了特拉帕尼——但他的谨慎还是收到了一些成效，因为安德罗尼卡对此毫无防备。就我们所知，他向来不信任西欧政权，他也清楚都拉佐是帝国最大的亚得里亚海港口，以及帝国境内的主干道路，即向东穿过马其顿和色雷斯抵达君士坦丁堡的伊格纳提亚大路的起点，那里必然成为西西里王国争夺的桥头堡，乃至可谓唯一选择。然而他既没有下令加固该城城防，也没有储备补给品。当他最终收到消息时，他立即派出自己麾下最有经验的将军之一——约翰·瓦兰纳斯前去救急，然而当瓦兰纳斯抵达都拉佐一两天之后西西里舰队便已经抵达，此时他也无力回天了。

都拉佐早在一百零三年前就曾经落入诺曼人的手中。然而那时他们进行了漫长且荣耀的战斗，双方都堪称英勇，拜占庭的军队由皇帝亲自指挥，诺曼人的指挥官则是同时代最出色的两位勇士——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儿子博艾蒙德；罗伯特的妻子伦巴第人西凯尔盖塔则展现了与自己的丈夫与继子相当的勇敢；勇悍的英格兰瓦兰吉卫士们手持大斧奋战至最后一人。这次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瓦兰纳斯自知他没有胜算，就立即投降了。6月24日，舰队离开墨西拿不到两周之后，都拉佐便落入了西西里王国手中。

随后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军迅速平稳，没有任何部队阻拦这支大军的前进。8月6日，全部陆军在塞萨洛尼基城外扎营；15日，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舰队也在此下锚，围攻就此开始。

围攻塞萨洛尼基（1185）

塞萨洛尼基兴旺繁荣，这座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还有可以追溯至圣保罗时代的基督教传统。这里的海军基地掌控着爱琴海；作为商业中心则可以与君士坦丁堡相比；每年10月的大市集，当欧洲各地的商人前来与来自非洲和黎凡特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贸易时，还要更胜都城一筹。 [5] 因为这一大市集，该城也有大批西欧商人在此永久居留。这些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外来人口此后给围城者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然而塞萨洛尼基在1185年夏天遭受劫难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外来者身上，而应归罪于当地的军事指挥官大卫·科穆宁（David Comnenus）。尽管皇帝令他率部利用一切机会竭尽所能进攻敌人， [6] 他也不像都拉佐的瓦兰纳斯那样没有时间准备防务和补给品，他却什么都没有做。围城几天后他的弓箭手就没有箭矢了，几天后连投石机的石块都找不到了。更严重的是，他根本没有检查蓄水池，当发现蓄水池漏水时为时已晚。然而他完全没有展露出半点的羞耻或困窘。很可能亲自与他打过交道的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留下了这么一段记载：

此人比妇女柔弱，比鹿胆怯，能正视敌军一眼就不错了，根本无力击退他们。如果驻军中有人要求出城突击，他会立即禁止，就像猎人拴住猎狗一样。没人见过他拿起武器或穿上盔甲……当敌人的冲车撞击城墙，石块纷纷落下时，他还因响声而大笑，躲进最安全的角落之中和身边人说：“听啊，这个老太婆还真是吵啊！”他就是这么称呼敌人最大的攻城机械的。

尼基塔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之中并不在塞萨洛尼基城中，然而他的记载来源相当可信，正是该城的教区都主教尤斯塔西奥斯。尽管颇有荷马的风格，尤斯塔西奥斯却不过度追求藻饰。身为爱国的希腊人，他向来不掩饰自己对拉丁人的厌恶，他认为这些人与野兽无异——他会这么想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他的《拉丁人夺取塞萨洛尼基史》（History of the Latin Capture of Thessalonica ），尽管臃肿且偏颇，却是唯一一份围攻与破城之后的亲历者留下的记载。这自然不是个美好的故事。

即使准备充分，守备良好，塞萨洛尼基面对大批愤怒的西西里军队的四面围攻也不可能久持。在指挥官允许的范围之中，守军尽他们所能进行了抵抗，但不久之后东部堡垒便开始松动了。与此同时西段的一批德意志雇佣兵也受贿打开了城门。8月24日晨，西西里大军从东西两侧同时涌入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城市。

劫掠塞萨洛尼基（1185）

西西里王国的大军自然包括不少希腊的流亡者，而来自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的希腊社区周边地区的士兵还要更多，他们熟悉希腊人的习俗与宗教传统，甚至能够说希腊语。他们本能够缓和他们那些不文明的战友的暴行，却没有那么做——至少是没能成功。西西里士兵在城中的凶残暴戾，在狄奥多西大帝于大竞技场屠杀七千市民 [7] 之后的八个世纪之中不曾有过。尤斯塔西奥斯记载称希腊平民的伤亡数据也是七千，很可能不只是巧合；然而诺曼军官的估计也有五千人，应当与事实相差不远。暴行也不止于杀戮，妇女和儿童惨遭蹂躏，房屋被掠夺和纵火，教堂遭到亵渎与毁灭。这最后的一系列暴行出人意料。这是诺曼西西里王国历史之上最恶劣、规模也最大的一次渎神事件。即使向来厌恶拉丁人的希腊人对此也既震惊又恐惧。尼基塔斯如此记载：

这些蛮族将暴行延伸到圣坛之下，在圣像面前杀戮……他们竟然摧毁我们的圣像，当作烹饪时的燃料。更大的罪业是，他们在圣坛之上跳舞，唱起渎神的歌，足以让天使颤抖。然后他们在教堂之中随意便溺，流得满地都是。

一定程度的抢掠在所难免，毕竟那被视为一次成功的围城之战后对军队的奖赏，若是反过来，希腊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抢夺。但这次暴行略有不同，鲍德温立即采取了强硬手段。大军在清晨时入城，正午时分他已经基本掌控秩序。后勤问题随即产生。塞萨洛尼基无法供养突然涌进来的这八万人。城中食物被西西里人夺走之后，城中人很快陷入了饥饿。安葬死者的工作也颇为困难，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才完成，但8月的暑热早已让尸体腐烂。随后瘟疫暴发，并因为城市的拥挤而加剧。尤斯塔西奥斯还提及了饮酒无度，最终占领军有三千人死亡，城中人的伤亡数据则不得而知。

教会礼仪的争执也从战争之初便开始了。拉丁人抢占了许多当地的教堂使用，但一些士兵依然冲进了由希腊人使用的教堂，打断仪式并撵走神父。更危险的事件是一批西西里人听到急促的连续敲击声时，把它当成了召集暴乱的信号并匆忙武装起来，幸好有人及时向他们解释，这是在敲击所谓的“集会梆子”，一种东正教用来召集信徒的木板。 [8]

一两周之后，双方艰难地达成了妥协。鲍德温展现了自己的机巧，理论上仍是囚徒的尤斯塔西奥斯也竭尽所能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尤斯塔西奥斯的同胞们则很快发现这些不了解真实物价的外国人是不错的财源。不久之后他就因塞萨洛尼基的妇女与西西里士兵苟且而哀怨了。但城市之中的气氛依然紧张，而当大军留下少数驻军，再度向东进军时，希腊人和西西里人大概都松了一口气。

安德罗尼卡的最后岁月（1185）

此时安德罗尼卡派出了至少五支部队前往塞萨洛尼基地区阻挡敌军进军。他部队的分散大概也标志着皇帝的愈发无能：如果这些部队在一位出色的指挥官的统一调度下，他们很可能挽救这座城市。结果却是这五支部队都退到了大路北侧的山地，仿佛中了邪一般静观西西里大军向他们的都城进军。鲍德温的先头部队甚至抵达了莫塞诺波利斯（Mosynopolis），几乎走完了去君士坦丁堡的一半路程。然而那里突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事态，对入侵者而言更是如同灾难。无法忍受的臣民们暴动推翻了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并杀死了他。

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塞萨洛尼基的消息都引发了恐慌。安德罗尼卡的应对一如既往地自相矛盾。一方面他竭力修复并加固城防，仔细地检查了城墙各段，城墙附近那些有可能帮助围城军队的房屋全部被拆毁；另一方面，一百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被仓促集结并整备起来。尽管舰队的规模仅有正在全速赶来的西西里舰队的一半，但在狭窄的马尔马拉海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他们依然能够与敌人一战。

但在其他时候和其他问题上，皇帝仿佛对紧急事态完全漠不关心，而是愈发沉浸在私人世界之中享乐。即位三年后，他的生活越来越堕落。

他想要效法赫拉克勒斯，和提厄斯忒斯（Thyestes）的五十个女儿一夜交欢， [9] 但他依然要借助技巧来增强体能，靠涂香油来补充精力。他还时常食用所谓的“石龙子”（scincus），这种在尼罗河流域捕捉的动物与鳄鱼颇为形似，尽管被许多人厌恶，却在激发性欲方面最为有效。

此时的他也早已变成迫害狂，愈发残暴。没有杀死任何人的一天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尼基塔斯还写道：“男女老幼都生活在焦虑与悲痛之中，夜晚也无法安眠，因为被他残杀的人的凄惨幻影在他们的梦中浮现。”这一统治时期堪与君士坦丁堡漫长历史之中的每一个黑暗时刻相比。1185年9月，恐惧达到了高潮，他以通敌为名，下令处决所有的囚犯和被流放者，以及他们的所有家人。

对帝国而言幸运的是，一场革命及时避免了悲剧。导火索是皇帝的表兄弟伊萨克·安吉洛斯（Issac Angelus），这个本来与世无争的贵族，只因预言家宣称他会继承皇位而冒犯了安德罗尼卡。伊萨克挥剑刺死了前去逮捕他的皇帝爪牙，而后骑马全速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自豪地向在场者宣称自己所做的一切。消息很快散布开来，人群开始聚集，伊萨克的叔父约翰·杜卡斯和其他许多人尽管没有参与其中，却清楚在目前人人自危的环境之中他们不可能洗脱关系。于是，如尼基塔斯所说，“发现自己无路可走，畏惧死亡的他们便请求所有人协助他们”。

人们也做出了回应。在灯火通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度过一夜之后，次日清晨他们匆忙穿过城区，召集所有的随从武装起来。人们打开监狱，囚犯加入解放者的队伍。与此同时，伊萨克·安吉洛斯在大教堂中宣告为皇帝。

一名教堂司事登梯爬上圣坛顶端，拿下君士坦丁的皇冠戴在他头上。伊萨克不愿接受，并非出于谦恭或对皇位无动于衷，而是担心如此的鲁莽之举会让自己丧命。杜卡斯却立即上前，摘下帽子露出如满月的秃头，准备接受冠冕。然而聚集起来的人们高喊起来，声称他们已经受够老迈昏庸的安德罗尼卡，绝不再让一个衰朽的老头当皇帝，更何况是一个胡须已经长得像草叉的老头。

安德罗尼卡的结局（1185）

革命的消息传到安德罗尼卡在梅洛迪昂（Meludion）的乡村别墅，他自信地返回都城，自以为能够重新掌控事态。他直接返回金角湾出口处的圣宫，下令卫队向暴民射箭，发现士兵们反应太慢，就亲自开弓猛烈射击。尔后，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仓促脱下紫袍和靴子，戴上“如同蛮族服饰”的尖头软帽，仓促带着仍是孩子的妻子和爱妾马拉皮提卡（Maraptica）——“一位绝佳的吹笛者，他对她沉迷不已”——登上一艘战舰，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与此同时，暴民冲进宫中，抢劫其中各种财物。一千二百磅的金币和三千磅的银币被抢走，丢失的珠宝与艺术品更是不计其数；连皇帝的礼拜室也不能幸免，墙上的圣像被剥下，圣坛的圣餐杯被夺走，最珍贵的圣物——装有耶稣基督写给埃德萨的国王阿布贾尔（Abgar）的亲笔信的圣物匣——则就此消失无踪。

皇帝、皇后和马拉皮提卡很快被俘虏。两名女眷保持着尊严和勇气，得到了宽恕；但安德罗尼卡的脖颈之上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带到伊萨克面前由他处置。他的右手被当场切掉，他被投入监狱，而后在几天几夜水米未进之后，他被刺瞎了一只眼，绑到一头瘦骆驼上接受曾经臣民的怒火。他让他们受了许多苦难，他们因此急于复仇。尼基塔斯如此记载：

暴民的举措可谓最低劣可鄙的行为的集合……他们用拳头、石头痛击他，用钉子刺他，用污秽物投掷他，还有一个妇女把一桶开水倒在他的头上……而后他们把他从骆驼上拽下来，倒吊起来。他忍受了各种各样我无法描述的折磨，而他以超人的坚毅，面对疯狂的暴民乃至行刑者都一语不发。然而上帝啊，怜悯我吧，为何要践踏已经折断的芦苇呢？……最终他痛苦地死去，嘴还叼着他仅剩的那只手，一些人认为他是想把伤口流出的血吸回去。

如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西奥斯所观察，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矛盾，既可以高度赞扬，也应当强烈谴责；此人除了自制之外拥有其他所有的天赋，他的死和他的生平一样充满戏剧性。他是英雄，也是恶人；是庇护者，也是破坏者；是模范，也是教训。

当伊萨克·安吉洛斯最终接受皇冠时，他也接管了几乎绝望的局势。莫塞诺波利斯的入侵部队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不到二百英里了，与此同时，他们的舰队已经进入马尔马拉海，正在等待陆军抵达以发起夹击。即位之后他立即向鲍德温求和，和谈被拒绝之后他立即做了安德罗尼卡几个月之前就该做的事——任命自己麾下最出色的将军亚历克修斯·瓦兰纳斯指挥最后的五支部队，并把帝国能够提供的最多的援军一并交给了他。效果立竿见影，希腊人鼓起了新的勇气。他们也发现敌人开始骄傲自大，自以为无人可挡的西西里军队的戒心和纪律都松懈了。瓦兰纳斯精心选择了战场与时机，发起猛攻，彻底将他们击溃，并一路把他们赶回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重要基地。

按尼基塔斯所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一方面，那些不久之前还威胁要摧垮山峦的人们，如同遭受雷击一般崩溃了。另一方面，罗马人 [10] 则不再心怀畏惧，如同飞鹰捕捉小鸟一般满怀决心俯冲而来。

君士坦丁堡获救（1185）

在安菲波利斯城外，斯特李蒙河（今斯特鲁马河）河畔的迪米特里扎（Dimitriza） [11] ，鲍德温最终决定进行和谈。他为何如此依然是谜。他的主力部队未受莫塞诺波利斯战败的影响，此时依然井然有序地在他的军营周围驻扎。他依然控制着塞萨洛尼基。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新皇帝并不像此前那位皇帝那样老迈，却也已经不再年轻，而他对皇位的宣称权并不及安德罗尼卡，甚至不及曼努埃尔的侄子亚历克修斯，亚历克修斯在大军离开墨西拿之后便很少离开鲍德温的身边。但冬季即将到来，色雷斯的秋雨连绵且寒冷。对一支打算在君士坦丁堡庆祝圣诞节的军队而言，莫塞诺波利斯的战败对士气的打击也许远远超过了其战略意义。

鲍德温也可能有自己的秘密企图，至少希腊人认定如此。他们宣称鲍德温打算利用和谈借机发起突袭，就先下手为强了。11月7日，尼基塔斯坚称他们“既没有等待号角声，也没有等待指挥官的号令”，便出击了。这出乎西西里军队预料，士兵们竭力抵抗之后被迫撤走。一些人在逃跑时被杀，还有不少人在渡过因暴雨涨水的斯特李蒙河时溺毙。还有一些人，包括鲍德温和阿切拉的理查则被俘虏，一同被俘的亚历克修斯·科穆宁被伊萨克指控为叛国者并施加瞽刑。逃走的人退回塞萨洛尼基，一些人打算登船返回西西里，然而因为西西里舰队主力仍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海域等待陆军前来会合，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塞萨洛尼基市民发起了攻击，对三个月前的悲惨遭遇完成了血腥且彻底的复仇。夏季出征的那支信心满满的大军，如今只剩下少量残兵败将，翻越积雪的山口返回都拉佐。

拜占庭帝国得到了拯救。然而拜占庭人也应当把西西里王国的入侵当成警告。贪婪的西欧各国已经盯紧他们的帝国。二十年后的君士坦丁堡将再度遭受进攻，而那次进攻将取得成功。

[1] 据称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在安吉洛斯叛变时一如既往开了个玩笑，声称：“这正如福音书所说，‘派遣天使，为汝开路’。”福音书里根本没有这句话，但安德罗尼卡也不是在意这种问题的人。

[2] 受刑之前，亚历克修斯还正式抗议称看押他的英格兰卫士——应当属瓦兰吉卫队——让他无法安眠。

[3] 见迪尔《拜占庭人物传》第二卷，其中安德罗尼卡和阿涅丝的简短生平既严谨又颇为可读。塞奥多拉的结局未见记载，她有可能也不幸离世，然而比较年轻的她更可能是被送进了修女院。

[4] “好人”威廉二世于1166年，其父“恶人”威廉一世逝世后继位。

[5] 这个大市集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今天。犹太人在塞萨洛尼基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依然留存，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城中约五万名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被押往波兰的集中营，再也没能回来。

[6] “安德罗尼卡的命令是‘保证该城的安全，同时不要畏惧意大利人，扑上去撕咬他们’。这是他的原话，尽管我相信只有他自己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些好戏谑的人留下了一段极不合适的解读，我在此就不赘述了。”（引述自尼基塔斯。）

[7] 见第一卷。

[8] 敲击集会梆子（semantron）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教堂象征着救世的方舟，僧侣将六英尺的木板扛在肩上，用小木槌敲击，事实上是在模仿诺亚用工具召唤被选中的动物前来。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在教堂鸣钟被禁止之后，集会梆子依然在使用。如今已很少使用，只有阿索斯圣山上——那里依然保留着旧日的习俗——以及少量的乡村修道院中仍在使用。

[9] 尼基塔斯此处说法有误，应是Thespius而非Thyestes。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三个功绩可谓最为劳累，然而战果也颇为丰厚：她们都生下了男孩，还包括不少双胞胎。

[10] 拜占庭帝国向来自认为是古罗马不曾中断的继承者。即使今天，他们的后代依然使用“Romiòs”这个词。请参考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讨论“Roumeli”概念问题的出色论文。

[11] 这一地点及其名称成谜，因为斯特李蒙河河畔根本没有这一地点的迹象。夏朗东称之为“Demetiza”，而后在括号之中认定这是突厥语的“Demechissar”的变体，但并未给出证据。如果他的说法正确，那么这个词应当是“铁堡垒”（Demir-Hisar）的变体，而他所说的也就是今希腊的“Siderokastron”，“迪米特里扎”可能就在此地。

第十章 耶路撒冷陷落（1185～1198）

光复耶路撒冷的日子正是先知归真的纪念日……苏丹上朝接受祝福……他坐在他虔诚的随从们、法学家和博学者之中时既谦虚又威严。他满面春风，大开宫门，仁德远播。任何人都可以觐见他，他的教诲深入人心，他的行动无往不胜，他走过的地毯都有人亲吻，他的脸颊满是红光，他的熏香芬芳怡人，他的恩典赐予众人……他的手背人人亲吻，他的手掌则是希望的天房。

——伊斯法罕的伊马丁（Imad ed-Din），萨拉丁私人书记官

突然之间在意料之外掌控大权的安吉洛斯家族，可谓既不古老也不显赫。若不是亚历克修斯的女儿，即紫衣贵胄塞奥多拉（Theodora）爱上了伊萨克的祖父君士坦丁·安吉洛斯（Constantine Angelus），并与他成婚，这个家族应当还会留在吕底亚的菲拉德尔菲亚，保持旧日的默默无闻。但此后这个家族便平步青云了，曼努埃尔即位时这个家族已经是君士坦丁堡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出了能力参差不齐的数名军官；当封建贵族们要和科穆宁王朝最后的极端行动对抗时，自然要选择安吉洛斯家族为领袖。

尽管如此，对帝国而言这是个悲惨的选择，在所有登上拜占庭皇位的家族之中，安吉洛斯家族是最差的一个。所幸他们的执政时代很短，三名皇帝，即伊萨克二世、亚历克修斯三世和亚历克修斯四世总共仅仅执政十九年，但每个人都带来了独特的灾难，而且对君士坦丁堡在最终陷落之前遭受的最大的一场劫难责无旁贷。

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叛乱（1190）

伊萨克执政的开始堪称顺利。诺曼人撤退时不但放弃了塞萨洛尼基，还放弃了都拉佐和科孚岛。他们控制了邻近的凯法利尼亚岛——伟大的吉斯卡尔就是在此逝世的——和扎金索斯岛，该岛此后再未能回归帝国统辖。但相比之下，这样的代价实在微小，许多拜占庭人将其视为一次奇迹般的拯救。与此同时，帝国的另一个主要敌人——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则乐于签署和约，还把他的十岁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作为新娘交给伊萨克，她也随即改名为拜占庭式的名字玛丽亚。新皇帝一些敏感的臣民也许对他刺瞎先皇的幸存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人在受刑后不久即伤重而死——的事感到悔恨，但对大多数臣民来说，他最初的统治如尼基塔斯所记载，如同春风拂过严冬大地，也如同风暴之后的安宁。

幻想很快就要破灭了。安德罗尼卡虽然有各种问题，却依然在竭力打压腐败；尼基塔斯记载伊萨克直接卖官鬻爵，如同市场上卖菜一般。贿赂再度成为惯例，行省的税官重新开始敲骨吸髓，陆海军则日益衰颓，士气低落，只因为他们的薪酬被挪用去贿赂潜在敌人，或者浪费在愈发奢华的宫廷娱乐之中了。与此同时，曾经是地方管理与国防核心体系的军区制彻底瓦解，安德罗尼卡曾经竭力弹压的封建贵族则迅速发展，而且愈发跋扈。

皇帝倒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尽管他完全没有试图收复丢失的爱奥尼亚群岛、塞浦路斯乃至奇里乞亚（被亚美尼亚人占据），他至少还是在竭力平定叛乱并巩固防务。1186～1187年，他率部远征保加利亚与瓦拉几亚平乱，却无法阻止两名当地贵族建立起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此后在1190年的远征更是以灾难结束，他的部队遭到伏击，本人侥幸免于一死。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大首领斯蒂芬·内马尼亚和叛军结盟，并利用双方交战之机扩充实力。最终斯蒂芬同意和拜占庭帝国签订和约，他的儿子迎娶皇帝的侄女并得到尊贵者的封号。但此时所有人都清楚，如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一样成了独立国家。拜占庭帝国掌控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时代就此结束，此后再也未能重现。

然而祸不单行，对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欧洲而言，新的危机正在出现。1187年10月中旬，灾难的消息传来：萨拉森人夺取了耶路撒冷。

对任何理性观察黎凡特地区事务的人而言，萨拉森人占领耶路撒冷几乎不可避免。穆斯林一方，天才领袖萨拉丁迅速崛起，并发誓要为穆斯林收复圣城；基督徒一方，只剩下三个颓败的法兰克人政权，即耶路撒冷王国、的黎波里伯国和安条克公国，统治者均平庸无能，而且因内部争权夺利而趋于分裂。耶路撒冷自身更是雪上加霜，在萨拉丁掌权的关键时期，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Baldwin Ⅳ）却身患麻风病。1174年，十三岁的他即位时已经罹患这一恶疾，并在十一年后因病逝世，自然没能留下子嗣。当王国急需明智且坚定的领导者时，耶路撒冷的王冠却落入了他侄子，一个八岁孩子的手中。

小国王鲍德温五世（Baldwin Ⅴ）于次年早逝，也许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然而寻找真正领袖的机会被放弃了，王位传给了那个孩子的继父——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这个软弱易怒的人是个众所周知的庸才，他绝大多数的战友对他毫无敬意。当萨拉丁最终在1187年5月发起期待已久的圣战，穿越约旦进入法兰克人的土地时，耶路撒冷几乎要爆发内战了。在不幸的居伊的领导之下，基督徒的战败是毫无疑问的。7月3日，居伊集结起一支前所未有的大军穿越加利利山（Galilee），前往正在被萨拉丁围攻的提比里亚，在酷热的时节行军了一整天之后，他的大军被迫在没有水源的高地上扎营；次日，在热浪与饥渴之中疲惫乃至癫狂的他们，在一座有两个峰顶的丘陵之下，即所谓的哈丁角附近被穆斯林大军包围并歼灭。

萨拉森人随后只需要逐一肃清基督徒的堡垒了。提比里亚于哈丁角之战的次日陷落，而后阿科、纳布卢斯（Nablus）、雅法（Jaffa）、西顿（Sidon）和贝鲁特纷纷投降。萨拉丁挥师向南突袭夺取阿斯卡隆（Ascalon），加沙则不战而降。现在他准备进攻耶路撒冷了。圣城守军英勇地坚守了十二天，但在10月2日，城墙因穆斯林工兵的挖掘而坍塌，他们清楚战败已不可避免。守军指挥官伊贝林的贝里昂（Balian of Ibelin）——国王居伊已经在哈丁角之战被俘——亲自与萨拉丁商谈了投降条件。

耶路撒冷陷落（1187）

萨拉丁了解并欣赏贝里昂，他既不渴望屠戮，也不打算报复，在一番谈判之后，他同意耶路撒冷城中的所有基督徒只要支付一笔赎金之后便可以离开。城中无法筹集赎身费的两万穷人之中，七千人得到基督教贵族们筹集的善款而得以离开。同日，征服者率军入城，这是八十八年之中的第一次，而且当天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睡梦中从耶路撒冷前往天堂的纪念日，他曾经收集的绿色旌旗在神庙区飘扬，他的神圣足印再度被取出，向信徒们展示。

城中各处都得以维持秩序，没有杀戮，没有流血，没有劫掠。没能得到赎金的一万三千名穷人留在城中，但萨拉丁的兄弟与副手阿迪尔（al-Adil）要求把一千人交给自己发落，并随即将他们释放。另外还有七百人被交给牧首，五百人被交给伊贝林的贝里昂，而后萨拉丁将所有年老者、妻子被释放的丈夫们和孤儿寡妇释放。被掳为奴隶的基督徒少之又少。这并不是萨拉丁第一次展现他的宽容，他的美名也早已在东方与西方传扬，但这样规模的宽容还是第一次。对比1099年十字军破城时的大屠杀，萨拉丁的克制更是难能可贵。基督徒自然也没有忘记那段历史，他们也因这截然不同的对待而震惊。萨拉丁是他们的死敌，却对留下的民众展现了相当的骑士精神，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中将依然如此。

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西欧时，教皇乌尔班三世（Urban Ⅲ）因震惊而暴毙，但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八世（Gregory Ⅷ）立即召集基督徒光复圣地。在集结部队之时，伊萨克便意识到这支十字军对帝国的威胁要比前两次大得多。十字军的最高领袖正是拜占庭帝国的宿敌“巴巴罗萨”腓特烈，他此前和以哥念的苏丹进行了联络，并为巴尔干半岛的那些新独立的政权提供支持。比他友好不了多少的西西里国王威廉也宣布加入十字军。对拜占庭而言幸运的是，威廉在1189年11月逝世，年仅三十六岁，没有留下子嗣。但近四年前因为他的婚姻，王位传给了巴巴罗萨的长子亨利（Henry），这明显意味着西西里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变化。另外两位许诺参加十字军的西欧君主之中，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是威廉的妻舅， [1] 法兰西王国的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不会忘记自己妹妹阿涅丝的遭遇，因此态度也不会多好。

理查和腓力决定走海路前往圣地，就此避开帝国领土。因此他们对本书涉及的内容影响不大——尽管需要提及的是，1191年5月理查利用停靠在塞浦路斯岛的机会，从伊萨克手中夺取该岛（伊萨克被他用银镣铐送去的黎波里羁押），首先将其交给圣殿骑士，次年交给被废黜的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巴巴罗萨”腓特烈则走陆路行动，于1189年5月从拉蒂斯邦出发，部队多达十万到十五万人——至此规模最大的一支十字军。他自然将自己的进军意图通报了皇帝，并和拜占庭使节在几个月之前到纽伦堡签订了协议。但伊萨克清楚他和巴尔干的王公们——还有塞尔柱苏丹——密谋勾结，而当他得知斯蒂芬·内马尼亚在尼什以盛大典礼接待西帝国的皇帝，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都许诺向他宣誓效忠，并缔结盟约对抗拜占庭帝国之时，他的担忧愈发强烈了。他随后派曾经出使德意志的君士坦丁·坎塔库泽努斯和约翰·杜卡斯抵达边境等待这支大军，然而他们没有以皇帝的名义迎接“巴巴罗萨”，反而背叛自己的君主，鼓励他发动进攻。腓特烈欣喜不已，就如同进行征服战争一般占据了菲利普波利斯。

此时伊萨克近乎陷入恐慌，当“巴巴罗萨”的使节抵达之后——他们仅仅是打算商议运输部队前往亚洲的事宜——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把他们投入监狱，打算用他们作为人质，以免腓特烈胡作非为。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愤怒的皇帝立即命长子亨利——他留在德意志——请求教皇同意以十字军身份对抗分裂派的希腊人，组织一支舰队并全速将舰队带到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他派次子士瓦本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Swabia）夺取色雷斯城市季季莫蒂霍（Didymotichum）来报复。伊萨克担心都城遭受水陆并进的进攻，被迫投降。双方随后在冬季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商谈，最终伊萨克许诺提供必要的运输舰船，以及穿越安纳托利亚时所需的补给品，腓特烈则许诺走达达尼尔海峡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此避开君士坦丁堡。

“巴巴罗萨”骤逝（1190）

穿过海峡之后，帝国军队途经菲拉德尔菲亚、老底嘉和密列奥塞法隆——曼努埃尔士兵的白骨依然留在战场之上——之后抵达塞尔柱苏丹国的都城以哥念。突厥弓骑兵持续不断的袭扰已经让腓特烈清楚，尽管苏丹和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他依然不打算让皇帝的大军穿越自己的领土，他甚至派出一支部队，由他的儿子库特卜丁（Qutb ed-Din）率领，保护都城。在城下进行了一次阵地战之后，腓特烈才得以胜利入城。休息一周之后，他继续前进，穿越托罗斯山来到滨海城市塞琉西亚。

1190年6月10日，在漫长疲惫的行军之后，“巴巴罗萨”腓特烈率部进军滨海平原。暑热难当，见到穿越塞琉西亚入海的小河卡利卡德努斯河 [2] 自然是件喜事。一马当先的腓特烈立即催马冲了进去。他死在了河中。究竟是下马饮水时失足溺亡，还是马失前蹄把他甩下，抑或是山上流下的冰冷水流刺激了他衰老疲惫的身体——他年近七旬——我们不得而知。当人们救出他时为时已晚。他绝大多数随从抵达河边时才发现他已经死在河岸边。

他的大军几乎立即开始瓦解。士瓦本公爵接替他指挥大军，但他的能力无法与自己的父亲相比。许多德意志贵族率部返回欧洲，其他人则改乘船前往提尔，那里是基督徒海外王国依然控制着的唯一主要港口。余下的部队用醋将皇帝的遗体勉强保存起来，悲哀地继续进军，不久之后许多士兵就在进入叙利亚时遭到了伏击。逃进安条克的幸存者无力再战了。腓特烈腐烂的遗体就此被仓促地埋葬在大教堂之中，并保存了七十八年，直到苏丹拜巴尔（Baibars）的马穆鲁克军队焚毁了这座大教堂，以及城中的绝大多数建筑。

对海外王国而言，幸运的是理查和腓力的部队基本上完整地抵达了，第三次十字军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比第二次十字军多保存些许颜面。然而鉴于他们没能收复耶路撒冷，从根本上讲还是失败的。他们收复了阿科，那里也作为耶路撒冷王国的都城保持了一个世纪，直到被马穆鲁克王朝征服。但这个王国如今只剩位于提尔和雅法之间的一段狭窄的滨海领土，与十字军在巴勒斯坦曾经的庞大国土无法相提并论。他们又苟延了一个世纪，在1291年最终被拜巴尔灭亡，唯一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能存留这么久。

废黜伊萨克（1195）

1194年的圣诞节，靠着九年前和康斯坦丝（Constance）公主的婚姻，“巴巴罗萨”腓特烈的儿子亨利六世（Henry Ⅵ）在巴勒莫大教堂接受了西西里王国的王冠。他的妻子没有陪同他前往。四十岁的她首次怀孕，现在只想着两件事：顺利生产，并拿到本属于她的王冠。她并未推迟前往西西里的旅程，而是缓慢前往。抵达安科纳以西约二十英里处的小镇耶西（Jesi）时，她因即将临盆而暂停前行。在她丈夫加冕之后的一天，在中央广场的大帐之中，镇中所有妇女都可以前往观看生产，她就此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一两天之后她便怀抱着婴儿再度出现在这座广场之中，自豪地给他哺乳。这个名叫腓特烈（Frederick）的孩子此后得到了“惊世奇才”（Stupor Mundi）的绰号，下文我们将提及。

腓特烈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筹划一场新的十字军，亨利也自然认定他父亲死后的溃败对帝国而言是奇耻大辱。若是“巴巴罗萨”在世，耶路撒冷必然能够光复，他有责任拿回家族应有的荣耀。若是成功，他不但能够增加自己在帝国之中的俗世与宗教上的威望，还有望缓和与教廷已然僵化的关系，就此间接让西西里的臣民接受他的统治。1195年复活节期间，他接受了十字，并在周日，即4月2日于巴里公开召集十字军。几天之后他给伊萨克送去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明确要求他支持新的远征而非阻挠远征，并为此提供一支舰队。他还要求伊萨克把此前西西里王国夺取的从都拉佐到塞萨洛尼基的巴尔干半岛领土归还给他，而且宣称“瓦西琉斯”必须为他父亲率部穿越拜占庭领土时遭受的损失支付补偿。

这封信是典型的自吹自擂，却选错了对象。1195年4月8日——也许正是写下这封信的那天——伊萨克·安吉洛斯在政变中被他的兄长亚历克修斯废黜，随后受了瞽刑，亚历克修斯则加冕称帝。如果说伊萨克是个昏君，亚历克修斯三世的昏庸则更甚。他柔弱胆怯，而且完全没有管理能力，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人居然会觊觎皇位。伊萨克至少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展现了一些活力，亚历克修斯则毫无作为。在他执政的八年间，帝国的瓦解愈发明显；当他离开时，帝国则彻底崩溃了，下文将具体叙述。

亨利六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政变不感兴趣，他不想停止施压，而且很快就发现亚历克修斯和前一任皇帝一样易于操纵。当他要求给自己的雇佣军支付大笔贡金时，惊恐的皇帝立即开征“阿勒曼尼税”（Alamanikon），即“德意志人税”，让臣民愈发厌恶他。而当这笔钱都无法满足需要时，他拆卸了圣使徒教堂皇帝墓地的一系列装饰物凑数。两年后，1197年5月，亚历克修斯的侄女、失明的伊萨克的女儿伊琳妮（Irene）被迫嫁给了亨利的兄弟——士瓦本的腓力（Philip），出席婚礼的亚历克修斯无可奈何。亨利此举堪称明智，他在巴勒莫找到了伊琳妮，此前她嫁给了西西里国王威廉的异母兄弟——莱切的坦克雷德的儿子，此人在威廉死后继承王位，并成功但未必合法地统治西西里王国，直到四年多之后去世。无论伊萨克打算让这对夫妇继承皇位的传言是否属实，亨利通过这场婚姻得以自封他们权益的保卫者，并在第四次十字军中巩固腓力的地位。

但第四次十字军并非在此时出征，那么1195年亨利号召的远征是如何结束的呢？德意志的许多显赫人物响应了他的号召，包括美因茨大主教、不莱梅大主教和至少九位主教——包括帝国的大法官，即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以及布拉班特（Brabant）公爵亨利（莱茵选帝侯）、布伦瑞克（Brunswick）的亨利、奥地利的腓特烈、达尔马提亚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和卡林西亚的乌尔里希（Ulrich），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贵族。他们在1197年夏从墨西拿起航，直接赶往圣地与萨拉森人作战。远征之初他们比较成功，一路向北抵达西顿和贝鲁特，这两座城市的守军将城市焚毁后逃走了。然而10月末，他们得知此前正在西西里平息大规模叛乱的亨利已经于9月28日在墨西拿突染热病逝世。许多大贵族决定立即返回，以便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之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后德意志爆发内战之后，更多部队踏上了返乡的道路。于是，1198年2月初，当德意志十字军准备抵御从西奈（Sinai）出征的埃及部队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群龙无首，陷入恐慌，而后他们一路北逃，抵达安全的提尔，他们的舰船也正好在那里等待着。一周之后他们便全部撤走了。可以说，第二次德意志远征失败得比第一次还彻底。

[1] 1177年，威廉迎娶了十二岁的乔安娜（Joanna），即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的幼女。

[2] 如今的土耳其，卡利卡德努斯河被称为格克苏河（Göksu）。

第十一章 第四次十字军（1198～1205）

你们在肩上绣着十字，对十字和福音书发誓，在穿越基督徒的土地时绝不使用暴力，也不调转方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敌人只有萨拉森人，也只会让萨拉森人流血……然而你们没有荣耀十字，反而亵渎践踏。你们自称要追寻无价的珍宝，但你们把最宝贵的珍宝——救世主的圣体扔进污泥之中。萨拉森人都没有如此不敬。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亚历克修斯·杜卡斯》，Ⅳ，ⅳ

十二世纪结束时的欧洲陷入了混乱。东方与西方的帝国都失去了方向，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也就此灭亡，并再没能复国。德意志在内战之中四分五裂，英格兰和法兰西则因为“狮心王”理查于1199年阵亡而陷入了类似——虽然没有如此剧烈——的王位继承问题之中。在基督教世界的杰出人物之中，只有一个人仍掌控着局势：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年，他即位之后立即要求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他并不因没有国王愿意率领大军出征而担忧，此前的经验证明国王和大贵族难免激发国家间的对立情绪，并为优先权和礼节争执不休，制造的麻烦往往比带来的帮助还多。少数伟大的贵族倒是可以满足他的要求。英诺森还在寻找合适的人选时，收到了香槟伯爵蒂博尔德（Tibald）的信。

蒂博尔德是特鲁瓦伯爵、香槟的亨利的弟弟。亨利在1192年与阿马尔里克一世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成婚，并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实际统治者——然而他并未加冕称王——直到1197年在阿科的宫殿意外坠楼亡故。蒂博尔德未曾陪伴亨利前往巴勒斯坦，但身为路易七世的孙子，以及腓力·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的侄辈，他身上流着十字军战士的血。他精力充沛且野心勃勃，在他于埃纳河（Aisne）河畔的埃克里城堡（Ecri）中举办一次骑士比武时，著名的布道者、在法国各地宣传召集十字军的讷伊的富尔克（Fulk of Neuilly）前来向他和他的朋友们布道，他也立即响应。在他给教皇英诺森送信，同意接受十字之后，领袖也就非他莫属了。

若弗鲁瓦在威尼斯（1201）

然而所有人都清楚目前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狮心王”在离开巴勒斯坦之前就认定伊斯兰世界的软肋在埃及，若是发动新的远征便应当攻击埃及。这也就意味着新军要渡海进攻，而他们需要的大量舰船只能从一个地方获得：威尼斯共和国。因此在1201年四旬斋的第一周中，香槟统帅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率领六名骑士抵达了威尼斯。他们在大议会的特别会议上提出请求，一周后收到了答复。共和国会提供足以运送四千五百名骑士及其战马、九千名侍从和两万步兵，以及九个月口粮的舰船。所需的费用是八万四千银马克。此外威尼斯也会自行出资供给五十艘装备齐全的战舰，条件是获取征服的一半土地。

陪同若弗鲁瓦和同伴一同返回的除了答复之外，还有威尼斯总督恩里克·丹多洛（Enrico Dandolo）本人。纵观威尼斯的历史，丹多洛确实可谓无出其右者。1193年1月1日成为威尼斯总督的他，实际年龄我们不得而知，记载称当时他已经八十五岁，彻底失去了视力，然而当十年之后他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展现英勇时，这段记载便实在难以置信。即使他当时是七十多岁，在第四次十字军时的他也已经年过八旬。这个全心奉献，乃至近乎狂热的爱国者将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为威尼斯服务上，他还是1172年共和国与曼努埃尔·科穆宁那次失败的和谈的谈判代表之一。

他是此时失去视力的吗？按照此后的史学家安德烈亚·丹多洛（Andrea Dandolo）记载，他因高傲顽固而激怒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下令逮捕他并刺瞎他一只眼。然而同时代另一份可能更可信的记载，即《阿尔蒂诺编年史》（Altino Chronicle ）的附录声称威尼斯人见到前三名使节归来时毫发无伤，才决定派出新的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一记载，加上我们对曼努埃尔性格的了解，以及这一足以让威尼斯人暴怒的挑衅事件全无其他旁证，足以说明他的失明和皇帝无关。另一种说法 [1] 则声称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卷入了一场斗殴，眼部因此受伤。按照《阿尔蒂诺编年史》的记述，这一说法也并不可信，而且那时的他不复年轻，年龄大约应该是五十岁的他已经是外交老手。无论如何，三十年后的情况却颇为明朗。对他颇为了解的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断言称：“尽管他的双眼看上去完全正常，事实上他早已因头部受伤失去了视力，根本看不到伸到他面前的手。”

对后世而言幸运的是，若弗鲁瓦不仅记载了这次十字军本身，还记载了此前的商谈。他无疑是最好的证人，而且同时代的人几乎无人能记载得更好。他的记载明确有序，开头便生动地描述了威尼斯的民主决策。

在最为优美的圣马可大教堂，总督聚集起了至少一万人，聆听弥撒并寻求上帝的指引。弥撒结束后他召集使节，要求他们将请求传达给市民们。香槟统帅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在他人默许下发言……之后总督和市民们高举双手，异口同声高喊：“同意！同意！”喊声震天动地。

次日双方签署了协议。若弗鲁瓦记载称这一协议并没有把埃及作为直接目标。他没有具体解释，但他和他的同伴当然会担心这一消息传出去之后会让士兵们不满——事实也确实如此。毕竟耶路撒冷是发动十字军的唯一合法理由，他们没有理由在其他地方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对埃及的远征必须在一片充满敌意的海岸登陆，而不是悄然在基督徒控制的阿科下锚，也没有在战斗之前休整一番的机会。威尼斯人同样乐于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缄默，因为他们也怀有私心。此时他们的大使正在开罗商谈一个极为有利的贸易协定，据说商谈期间他们已经原则上同意不会参与对埃及的任何攻击。

然而这样的考量不应当影响十字军的计划，他们必须寻找更大的目标。十字军决定在1202年6月24日的圣约翰盛宴上集结，登上整备完毕的舰队。

十字军起航（1202）

恩里克·丹多洛是如何让法兰克十字军放弃进攻埃及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正是他和他的手下将攻击埃及的计划泄露到西欧各地，这一消息在相当短的时间便众所周知了。但如果他意图靠公众的不满情绪迫使十字军领袖改变想法，他就要失算了。改变想法的是他们的追随者。许多人得知远征目的地之后就退出了十字军，其他人则坚定前往圣地，从马赛登船经阿普利亚转往巴勒斯坦。在约定的日期，集结在利多（Lido）的军队只有不到预想的三分之一。

对那些按照计划抵达的人而言，情况堪称极度尴尬。威尼斯履行了自己的约定，按若弗鲁瓦所说，基督教世界之中任何人都不曾见过如此精良的舰队。然而其中的战舰和运输船足以运载的部队是实际抵达部队的三倍之多，而人数锐减的十字军无力支付此前许诺给威尼斯人的款项。他们的领袖蒙费拉侯爵博尼法斯（Boniface）——香槟伯爵蒂博尔德在若弗鲁瓦于前一年返回不久后病故——抵达威尼斯较晚，此时远征已经陷入危机。威尼斯人不但坚决拒绝在款项结清之前派出任何一艘船只，还在商议中断给这支大军提供补给——这支大军还大多被限制在利多，禁止入城。最后的举措并非蓄意为敌，只是这种情境之下在所难免的慎重之举，以免产生纷乱或引发瘟疫，但这无法缓解紧张气氛。博尼法斯散尽钱财，许多骑士和贵族也纷纷效法，军队的所有人都被迫交出了一切，但最后即使算上大批金银器，他们依然欠威尼斯人三万四千马克。

只要仍有收入进账，老丹多洛就允许十字军继续拖延。当他确定自己得不到任何收入时，他便提出了一个条件。他指出，威尼斯人控制的扎拉 [2] 近期被匈牙利国王占据，如果在起航发动十字军之前，法兰克人同意协助威尼斯收复该城，那么欠款就可以暂时延缓结算。这是个颇为势利的提议，教皇英诺森得知这一提议后立即发出加急信，禁止他们发动攻击。但此后他得知，当时的十字军已经别无选择。

后来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另一场典礼上，恩里克·丹多洛尽管已经年迈，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法兰克人全体指挥官的面前，他向民众做了演说。亲历者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记载了他的演说文稿。

“先生们，如今与你们前来会合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人，为最崇高的伟业而来。我年老力衰，体弱多病，需要休息。但我清楚没有人能够像我——你们的领袖那样领导并管理你们。因此如果你们允许我领取十字并指引你们，让我的儿子代我守卫共和国，我愿和你们在朝圣的路上同生共死。”

听众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上帝庇佑您得偿所愿，和我们一同出征吧！”

他就此走下布道坛，前往圣坛，在那里跪下，流着眼泪接受了绣在大棉帽上的十字，保证所有人都能看到。

于是在1202年11月8日，第四次十字军从威尼斯起航。总督的旗舰引领着的四百八十艘舰船“涂成朱红色，前方还挂着红丝绸的雨篷，船头的水手们敲起铙钹，四名号手吹响号角”。然而舰队的目的地既不是埃及也不是巴勒斯坦。一周之后，扎拉被攻破并劫掠一空。随后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几乎立即就战利品分配问题，以及未来的进军方向爆发了争吵，但最终双方归于和平，双方也在城中不同的城区安歇过冬。与此同时，消息也传到了教皇那里。愤怒的他立即下令将所有十字军革除教籍。尽管他此后把打击面缩小，只处罚威尼斯人，但十字军可谓出师不利了。

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年初，士瓦本的腓力送给博尼法斯一封信。腓力和亨利六世同为“巴巴罗萨”的儿子，而亨利五年前的逝世让西帝国的皇位出缺至此，腓力还是被罢黜并受瞽刑的“瓦西琉斯”伊萨克·安吉洛斯的女婿。恰好在前一年，伊萨克的儿子亚历克修斯逃离了他和他父亲的拘禁地，他自然要到腓力的宫廷之中躲避。他在那里和正准备前往威尼斯的博尼法斯会面，三人或许就在那里制订了计划草案，腓力在这封信中将计划正式提交。如果十字军能够护送年轻的亚历克修斯返回君士坦丁堡并推举他登上皇位，赶走他篡位的叔父，亚历克修斯就会出资支持十字军继续进攻埃及，并支援一万拜占庭士兵，还要为圣地供养五百名骑士。他还会让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臣服于罗马教廷。

对博尼法斯而言，这样的计划实在值得接受。除了给十字军本身带来长期利益，支付赊欠威尼斯的大笔款项之外，他也可能从中获益。当他把这个想法告知丹多洛时——他得知此事时可能也吃惊不小——老总督立即热情地同意了。开除教籍并不会让他更为虔敬谨慎，威尼斯也不是第一次无视教皇的指令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此前的军事与外交经历让他对拜占庭帝国全无好感，而且目前的皇帝在前一位皇帝定下的贸易特权的问题上，进行了许多不可容忍的刁难。热那亚和比萨的竞争压力已是格外激烈，如果威尼斯要在东方市场上维持旧有的控制地位的话，此时必须做出决定性的举动。而这样的举动自然会推迟对埃及的远征。

十字军出乎意料地乐于接受计划的变更，一些人当场拒绝提议并自行前往巴勒斯坦，但大多数人还是乐于参加让十字军王国巩固并获利，还能让基督教世界重归统一的远征。自大分裂起——其实分裂之前也基本如此——拜占庭帝国在西欧就不受欢迎了。帝国在此前的几次十字军中出力甚少乃至全无帮助，西欧大部分人相信他们几次背叛了基督教世界。年轻的亚历克修斯提出积极支援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变化，也是不能忽视的。最后，自然有许多实用主义者和他们的领袖一样，因自己可能的获益而赞同。大多数法兰克人对拜占庭帝国了解索然，但所有人都听说过拜占庭城的豪富。对中世纪的所有军队而言，无论他们的旌旗上是否有基督的十字，一座繁华富裕的城市只代表着一件事：劫掠战利品。

十字军抵达君士坦丁堡（1203）

年轻的亚历克修斯在4月末抵达扎拉，几天后舰队起航，先后在都拉佐和科孚岛停靠，而两地都认定他为东帝国的合法皇帝。1203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结恰巧一年之后，舰队在君士坦丁堡下锚。眼前的景象让十字军震惊了。若弗鲁瓦如此记载：

你可以想象那些从未来过君士坦丁堡的人目瞪口呆的样子。当他们看到围绕全城的高耸城垛和坚实塔楼，以及华美的宫殿与悬空的教堂时，若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可能相信。而且这座城市的长度与广度足以让其他一切城市臣服，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世间竟有如此富裕强盛的地方。必须提及，所有人都因眼前的景象而战栗，没有哪个勇敢者例外。这倒也不算奇怪，毕竟自创世之后，如此的壮观景象还是独一无二的。

亚历克修斯三世此前已经收到远征军即将抵达的警报，却一如既往地没有准备防务。自从十六年前，他愚蠢的兄长把拜占庭造船工作全部交给威尼斯人之后，船坞便闲置至今。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曾经是皇帝书记官的他能清楚地了解此时发生的一切——记载提及他命令海军总指挥官（他的妹夫）把所有的铁锚、风帆和索具出售，内港之中朽烂成空壳的几艘破船也一同出售。他和他的臣民则震惊地在海墙上静观这支大规模的舰队驶来，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大军并不急于开始围攻，首先在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在卡尔西顿的夏宫附近休整并储备补给。若弗鲁瓦写道：“周边的土地平坦且肥沃，新收割的谷物打着捆放在田间，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他们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一支小规模希腊骑兵——他们在接战之后便立即逃离了，但他们的目的也可能仅仅是侦察而已——此后他们又以类似的无礼赶走了皇帝派来的使节。他们告诉他，如果他的君主自愿交出皇位给他的侄子，他们就可以请求亚历克修斯饶恕他，并慷慨地给他安排住处；如果不肯投降，就不要再派使者前来，准备守城吧。

7月5日晨，日出之后，他们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金角湾东北侧的加拉塔登陆。这个商业聚居区主要是外国商人居住，没有城墙，唯一的防御工事是一座大型圆塔。然而这座塔楼至关重要，因为那里巨大的绞盘可以升起或降下巨大的锁链，在紧急情况下封锁住金角湾。 [3] 帝国为防守塔楼集结了一支可观的部队，皇帝还不寻常地亲自率领这支部队。也许守军在另一个人指挥之下能够表现得更好——不过，考虑到安吉洛斯家族执政后，拜占庭帝国整体军心涣散的情况，我们也无法下定论。所有人都清楚亚历克修斯三世是怎么夺取皇位的，而且他的性格既不讨人喜欢，也难以激发臣属的忠诚。无论如何，面对从一百多艘战舰上迅速果决登岸的士兵，及其战马与器械——毕竟威尼斯人最出众的便是效率——他们个个惊惧不已，而当十字军挺枪准备冲击时，他们已经掉头逃跑，跑在最前面的正是皇帝。

在加拉塔塔楼中，驻军英勇地抵抗了二十四小时，但次日清晨时他们还是投降了。威尼斯水手们放开了绞盘，金角湾入口处那五百码长的巨大铁链就此轰然落入水中。舰队随即涌入，把内港之中的几艘仍能航行的帝国船只全部摧毁。海战全面胜利。

然而君士坦丁堡并没有投降。金角湾之外的海墙并不像陆墙那样巨大壮观，但依然是可以坚定守卫的。此时的拜占庭人终于逐渐找回了勇气与决心。建城九个世纪之后，他们的都城还从未被异族攻破。也许在此之前他们也不认为城市会被攻破。当他们终于意识到目前面对的危机时，他们才开始准备抵抗。

总督的英勇（1203）

攻城战开始时，攻击的重点正是拜占庭守军防卫的弱点：布拉赫内宫面对的海墙。那里位于城市最西北角，陆墙与金角湾一侧海墙的交接处。进攻在7月17日星期四早晨开始，攻城者水陆并进。水路的威尼斯舰船，因为装备了太多围城机械而吃水极深，前甲板上有投石机，横桅杆臂间的绳滑车吊着跳板和云梯，覆在上面；陆路的法兰克骑士，起初被瓦兰吉卫队之中那些挥舞着大斧的英格兰人和丹麦人击退。最终，威尼斯人决定了战局，其中影响最大的正是恩里克·丹多洛。

老总督的英勇并非仅仅见于共和国此后流传的颂文，亲历者法兰克人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也如此记述。他声称尽管威尼斯舰船距离海岸相当近，云梯上的士兵已经和守军开始白刃格斗，水手们却依然不肯冲上海岸并发起登陆。

英勇之举就是在此时发生。年迈且失明的威尼斯总督全副武装站在旗舰舰首，背后是圣马可旗，向部下高喊，为自己的尊严而战，然后冲上海岸。

水手们奉命行事，将旗舰搁浅到海岸边。他和水手们跳下舰船，将大旗插到陆地之上。当其他的威尼斯人看到圣马可旗和总督的旗舰率先冲向海岸时，深感耻辱的他们纷纷效仿，冲上海岸。在进攻势头愈发凶悍时，守军很快明白他们没有胜算了。不久之后，丹多洛便给他的法兰克同盟送去战报，声称威尼斯人已经控制滨海的至少二十五座塔楼。此时他的部下正穿越突破口向城内冲击，将木质房屋点燃，直到布拉赫内宫所在的城区陷入一片火海。当晚，亚历克修斯三世抛下妻子和其他孩子，只带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和另外几名妇女悄悄逃出都城，随身带着一万磅黄金和一袋珠宝，面对未知的未来。

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拜占庭城如今失去了皇帝的领导，匆忙组织起来的一批人将伊萨克·安吉洛斯接出监狱，让他登上皇位。因为他的兄弟，此时他的视力还不如丹多洛，而且此前他也证明自己毫无领导能力。然而他毕竟是合法的皇帝，让他复位的话，拜占庭市民自以为能够让十字军失去干预的合法理由。就算如此，亚历克修斯和博尼法斯以及总督签署的协议依然要履行。伊萨克必须批准这些协议，同时同意让他的儿子成为共治皇帝。那时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才正式向他行礼致敬，而后他们撤回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等待皇帝许诺的回报。

1203年8月1日，亚历克修斯四世（Alexius Ⅳ）和他的父亲一同加冕，掌控了实权。他立刻为春天在扎拉仓促许下的诺言而后悔了。帝国的府库早已被他铺张浪费的叔父挥霍一空，他被迫征收的税款则遭到了臣民的公开抵制，毕竟他们清楚这笔钱要交给谁。与此同时，教会——他们向来是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政治力量——则因为他开始抢夺并熔化教堂之中的金银器而深感耻辱，得知他要让教会臣服于他们憎恶的罗马教廷时更是怒不可遏。入冬之时，皇帝已经愈发不受欢迎，贪得无厌的法兰克人则让紧张情绪愈发升级。一天夜间，一批在城中游荡的法兰克人来到了圣伊琳妮教堂附近的萨拉森人聚居区的一座小清真寺，掠夺一空后付之一炬。大火随即延烧起来，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之中，君士坦丁堡经历了自查士丁尼时代之后，近七个世纪以来不曾有的巨大火灾。

皇帝为逮捕他的叔父发动了一场短暂且不成功的远征，当他返回时却发现都城已经基本成了废墟，他的臣民则几乎和法兰克人开战了。态势濒于失控，但几天后当三名十字军和三名威尼斯人的谈判代表前来要求立即支付欠款时，他依然一筹莫展。按可能正是谈判代表之一的若弗鲁瓦的记载，他们在前往皇宫和离开时都差点被暴民杀死。他写道：“战争就此开始了，双方都竭尽所能，从陆地与海上攻击对方。”

丹多洛的计划（1203）

讽刺的是，十字军和希腊人都不希望打这么一场战争。君士坦丁堡居民只想彻底赶走这些正在摧毁他们深爱的城市、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的野蛮暴徒；法兰克人则没有忘记他们出发的原因，本该和异教徒拼杀的他们，如今却被迫和一群在他们看来衰颓懦弱的人共处。即使希腊人偿还了全部欠款，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收益，无非解决了该给威尼斯人的巨额欠款而已。

简而言之，这一切不可能事件的关键正是威尼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恩里克·丹多洛。舰队何时起航只等他一声令下。若是他下令出发，十字军就摆脱了麻烦，拜占庭人则会大喜过望。此前他拒绝出发，理由是法兰克人若是得不到亚历克修斯和他父亲许诺的支付款，就再没有机会付清欠款了。然而事实上他对这笔欠款已经不甚关心——对十字军更是毫不在意。他考虑的是更大的伟业：推翻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之上扶植威尼斯人的傀儡。

就此，当和平已无可能时，丹多洛给法兰克盟友的建议也变了味道。他指出，伊萨克和亚历克修斯已经不可信任，毕竟他们背弃了帮他们登上皇位的朋友们。如果十字军想要获取欠款，就必须动用武力。他们靠着这番辩解摆脱了道义上的包袱：不必对不守信的安吉洛斯家族保持忠诚。进城之后，当十字军的领袖之一成为皇帝之后，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支付应给威尼斯的欠款，还能剩下大笔财富资助十字军。这是他们的机会，机不可失，他们要先下手为强。

君士坦丁堡市民也认定亚历克修斯四世必须被赶下皇位。1204年1月25日，大批元老院成员、教士和平民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聚集起来，宣布废黜他并选举继承人。在他们三天几乎毫无建树的讨论结束，最终准备推举不情愿的庸才尼古拉斯·卡纳乌斯（Nicolas Canabus）继承皇位时，那时的拜占庭帝国之中真正的实权派终于出手了。

亚历克修斯·杜卡斯（Alexius Ducas），因他浓密且相连的黑色眉毛而得名“连眉者”（Murzuphlus） [4] 。这个贵族的家族已经出过两位皇帝，如今的他担任首席典衣官，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他在深夜之中冲进亚历克修斯四世的寝宫，把他叫醒并告诉他市民发动了暴乱，他必须立即逃走。他给皇帝披上长袍，穿过一道侧门领出宫中，而他的同谋者正埋伏在那里。这个不幸的年轻人随即被上了镣铐拖进地牢之中，在两度没能被毒杀之后，他最终被弓弦勒死。几乎与此同时，他失明的父亲也突然死亡。若弗鲁瓦以他编年史中一如既往的天真，记载称伊萨克是因为得知自己儿子的死讯而突然发病死亡。这场病来得那么凑巧，仿佛没有让他产生半点怀疑。 [5]

解决了他的对手，本该默默无闻的尼古拉斯·卡纳乌斯也隐退之后，“连眉者”亚历克修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称亚历克修斯五世（Alexius Ⅴ）。他立即展现了帝国之中缺失甚久的领导能力。十字军抵达之后，城墙和塔楼第一次进行了合宜的守军部署，工匠则夜以继日进行加固和加高工作。对法兰克人来说，这明确意味着不可能再进行和谈，更不可能指望没有签署任何条约的新皇帝为他们支付那笔欠款了。他们的最后机会便是全力攻城，既然亚历克修斯五世不但谋朝篡位，还是弑君者，他们若是宣称作为亚历克修斯四世的盟友为合法皇帝复仇，在道义上反倒更说得过去了。

再度攻城（1204）

全力攻城正是恩里克·丹多洛数月间竭力煽动的事。亚历克修斯五世篡位之后，老总督就此被威尼斯人和法兰克人公推为总指挥官。蒙费拉的博尼法斯竭力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毕竟当皇位已经唾手可得时，他必须如此。但他和被废黜的皇帝关系过于紧密，亚历克修斯四世死后他的名声也多少因此受损。此外，他和热那亚人颇有联系——丹多洛当然清楚这一点。

3月初，在加拉塔的营地之中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他们考虑的重点并不是进攻计划——尽管亚历克修斯五世竭力重整防备，也已经无力回天——而是征服帝国之后对帝国的未来管理。他们达成协议，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分别委派六名代表进行选举，选择新皇帝。如果他们选出法兰克人皇帝，那么牧首就要由威尼斯人担任，反之亦然。皇帝将会获取君士坦丁堡的四分之一和帝国的四分之一领土作为直辖，包括金角湾一侧的布拉赫内宫和靠马尔马拉海的旧宫殿区。余下的四分之三则进行均分，一半给威尼斯人，另一半则分封给十字军之中的骑士作为采邑。威尼斯人之中，总督还不需要向皇帝宣誓效忠。所有的战利品要带到双方约定的地点进行比例大致相同的分配。最后，参与者在一年之内，即1205年3月之前，不得离开君士坦丁堡。

进攻在4月9日星期五开始。进攻重点正是九个月之前丹多洛和他的部下英勇奋战的那段海墙。然而这次进攻他们失败了。加高的海墙和塔楼已经超过威尼斯舰船桅杆所及的范围，希腊人的投石机则可以从上方全力打击围城者。下午过半时，攻城者开始将人员、马匹和重装备撤回舰船上，返回加拉塔的安全区域。接下来的两天在修整损失之中度过，而后在星期一的清晨，进攻再度开始。这次威尼斯人将两艘舰船拴在一起，借此向塔楼之上投射此前两倍重量的弹丸石块。不久之后，一阵强劲的北风把船只吹到了靠桨手无法抵达的位置，围城者则得以在桅杆之下临时搭建的掩蔽物后工作。不久之后，两座塔楼被武力夺取，几乎与此同时，十字军突破了一道陆墙的城门，冲进城中。

英勇坚决地指挥着守军的亚历克修斯五世在街道之中纵马狂奔，想要集结起他的臣民。然而尼基塔斯如此写道：

他们陷入了绝望的漩涡，听不进他的命令与劝诫……发现自己无力回天，担心寡不敌众的他掉头逃跑，带着亚历克修斯三世的妻子尤弗洛斯内（Euphrosyne）和她的女儿欧多西亚（Eudocia）——他对她颇为迷恋，此人向来沉迷女色，已经以不合教规的方式两度和妻子离异——逃走了。

三人逃到色雷斯，到亚历克修斯三世那里躲避。亚历克修斯五世最终得以和欧多西亚成婚，并集结部队准备反攻。

城墙被攻破之后，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便开始了，若弗鲁瓦也大为惊骇。直到入夜时，“因战斗和屠戮而疲惫不堪”的征服者们才最终同意停战，在城中最大的广场之一宿营。

当晚，一批十字军因担心遭到反击，在他们和希腊人之间的城区纵火……全城很快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烧了一整夜，又烧了整整一个白昼，直到第二天入夜。这是法兰克人抵达君士坦丁堡后第三次纵火了，他们焚毁的房屋，比同时代法兰西王国最大的三座城市所有房屋加起来都多。 [6]

尔后，少量仍没有放下武器的守军也失去了斗志。次日清晨，十字军发现全城的抵抗都停止了。

至暗时刻（1204）

但对君士坦丁堡的市民而言，悲剧刚刚开始。大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都城之外等待可不是毫无理由的。他们控制了这座城市，在惯常的三日抢劫开始之后，他们便和蝗虫一样拥了上去。在几个世纪前蛮族大规模入侵之后，欧洲还从未目睹过如此的凶残暴戾与肆意妄为，历史上也从没有如此多的华美与精巧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中化为乌有。无助且惊恐的亲历者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完全无法相信一群自称基督徒的人能够犯下如此暴行，他如此记载：

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段记述，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如何继续，如何结束。他们捣毁圣像，将殉道者圣洁的遗骨扔到我无颜说出口的地方，让救世主的圣体圣血散落在地。这些敌基督的传令兵夺走圣杯和圣餐盘，撬下珠宝并用作酒具……至于他们对大教堂的亵渎，我每次想到都会惊恐难当。他们摧毁了堪称惊世艺术品的圣坛，分发圣坛的碎片……他们还把骡马拉进教堂之中，以便载运教堂之中的器皿、皇位上镶嵌的金银、布道台、门板，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具；当一些畜生滑倒时，他们就直接刺死它们，让教堂充满血污。

一个妓女被带到了牧首的座位上，只为羞辱耶稣基督，而她在那神圣的地方开始下流地歌舞……贞洁的少妇、无辜的少女乃至献身上帝的处女们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魔爪……街道、住房与教堂之中只剩下尖叫、悲鸣与号哭。

他还写道，这些人的肩上绣着十字，曾对十字许诺穿越基督徒的土地时绝不伤害他人，只和异教徒交战，完成神圣任务之前绝不追求俗世的享乐。

这是君士坦丁堡最黑暗的一刻，甚至可能比两个半世纪后该城最终被奥斯曼苏丹攻破时还要黑暗。但城中的财富并未全部毁灭。法兰克人和佛莱芒人（Flemings）疯狂破坏之时，威尼斯人却保持着清醒，他们清楚何为优美。他们也进行了抢掠，但绝不破坏，而是把能够搬动的一切都运往威尼斯。最先运走的就是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便俯瞰着大竞技场的那四匹青铜马，接下来的八个世纪之中，它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圣马可大教堂正门之外继续担负类似的任务，俯瞰着圣马可广场。 [7] 君主大堂南面与北面满是这一时期抢夺的雕像和浮雕，在建筑物之中，北侧的交叉通道挂着一件圣物，即胜利圣母（Nicopoeia）的圣像——皇帝向来都要带着这幅圣像出征；南侧的库房则存储着世上最丰富的拜占庭艺术品收藏，那里也是威尼斯人贪婪的证据。

在骇人听闻的三天掠夺结束后，城中恢复了秩序。按照此前的约定，战利品——或者说没有被隐匿的那些——堆在三座教堂之中并进行了谨慎的分配：即将被选举出的皇帝分四分之一，余下的由威尼斯人和法兰克人平分。分配结束后，十字军支付了赊欠恩里克·丹多洛的款项。礼仪问题满意地解决了，双方随即着手下一项任务：选举拜占庭城的新皇帝。

蒙费拉的博尼法斯竭力想要恢复此前失去的特权，巩固自己参选的资格，于是他找到伊萨克·安吉洛斯的遗孀玛丽亚并和她成婚。他根本不必多此一举，丹多洛坚定反对他成为皇帝——由于法兰克人意见不一，威尼斯人则众口一词，他轻而易举地操控了选举——而让随和且易于操控的佛兰德与埃诺（Hainault）伯爵鲍德温成为皇帝，他于5月16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也是不到一年之中第三位在那里加冕的皇帝。尽管新牧首威尼斯人托马索·莫罗西尼（Tommaso Morosini） [8] 此时还没有赶到君士坦丁堡，无法主持典礼，但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位新皇帝完全是靠着威尼斯共和国才获取的皇位。

作为回报，威尼斯获取了最大的利益。靠着共和国和十字军的协议，他们控制了都城和帝国领土的八分之三，以及在帝国所有领土自由贸易的权利，热那亚和比萨的贸易权则被严格禁止。在君士坦丁堡，总督要求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牧首辖区周边，直到金角湾岸边的广阔土地割让；余下的领土他都是以加强共和国在地中海的势力为目的索取，以便控制从潟湖到黑海的一系列殖民地和港口。这些土地包括拉古萨（Ragusa）和都拉佐；希腊西海岸以及爱奥尼亚群岛；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埃维亚岛、纳克索斯岛和安德罗斯岛；赫勒斯滂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所有主要港口，包括加利波利、雷德斯图姆和赫拉克利亚；色雷斯海岸；亚得里亚堡。和博尼法斯短暂商谈之后，他还掌控了至关重要的克里特岛。这些港口和岛屿都将完全属于威尼斯人掌控，至于希腊内陆地区，丹多洛则明确表示身为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对重要港口之外的土地毫无兴趣。对共和国而言，免于为除此之外的土地履行责任是件好事。

丹罗洛的成就（1204）

因此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威尼斯人是第四次十字军的最大获益者，远胜过法兰克人、佛莱芒人和近乎傀儡的皇帝鲍德温本人，而他们的成功几乎要完全归功于恩里克·丹多洛。四年前，当法兰克使节来到里亚托请求共和国协助圣战时，他便将整场远征的发展带向了有利于威尼斯的方向。他收复了扎拉，免于攻击埃及而保证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特权；他机巧地把法兰克部队带到君士坦丁堡，还把表面上的决策权交到他们手中。抵达之后，他的勇气激励了第一次攻城战，他的阴谋打垮了安吉洛斯王朝，实现了第二次攻城，并最终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他的外交手腕确保了一份协议，让威尼斯获取了超乎想象的巨大利益，让巨大商业帝国就此奠基。拒绝了拜占庭帝国的皇冠——他清楚掌控这一巨大政体，可能会在拜占庭帝国内造成难以克服的体制问题，还可能毁灭共和国——乃至拒绝担任选举代表的他，依然凭着自己的影响力掌控了选举（选举由他亲自主持，在他暂时居住的旧皇宫中举行），就此让威尼斯人获得了主动，保证了他推举人选的成功就任。最后，在鼓励法兰克人推行封建制时——他清楚这在所难免会引发瓦解与不和，就此让帝国再无法成为足以阻碍威尼斯拓展的强势力量——他让威尼斯保持在封建体系之外，以征服者而非皇帝封臣的身份控制新领土。对耄耋之年的失明者而言，这样的成就绝非寻常。

然而此时的老丹多洛也没有休息。在都城之外，帝国的希腊臣民依然在反抗。亚历克修斯五世不会再制造任何麻烦了，成婚之后他就被妒忌他的岳父刺瞎，次年被法兰克人俘虏，而后带到君士坦丁堡，从城中央的狄奥多西石柱上推下摔死。但亚历克修斯三世的另一个女婿在尼西亚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下一章将具体叙述——科穆宁家族的两名贵族则在特拉布松自立，安吉洛斯家族的一个私生子则在伊庇鲁斯自立为自治的尊主。曾经的十字军必须四面征战以求生存，1205年的复活节之后，在刚刚割让给威尼斯的亚得里亚堡城外，皇帝鲍德温被保加利亚人俘虏，作战坚决的老总督则得以率领残部返回君士坦丁堡。记载没有提到他受伤，但他在六星期之后逝世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归葬威尼斯，而是安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南侧回廊的他的墓碑也留存至今。

威尼斯的责任（1205）

他为他的共和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奇怪的是威尼斯人并未为这位最伟大的总督竖立纪念碑。但从更广泛的世界意义上来说，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尽管十字军的恶名并非因他而起，但那也只是因为十字军于十二世纪的掳掠已经在基督教历史上写下最为黑暗的一页。然而第四次十字军——如果也配十字之名的话——在背信、弃义、贪婪、残酷上胜过了一切先辈。十二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不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大都市，也拥有最浓厚的学术与艺术氛围，还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大遗产宝库。君士坦丁堡遭受劫掠时，西欧文明遭受的损失，甚至超过蛮族在五世纪时对罗马城的劫掠，以及阿拉伯人在七世纪时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烧，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文明浩劫。

政治上的损害也是无法估计的。尽管拉丁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统治持续了不到六十年，拜占庭帝国却再未能恢复旧日的强盛，也没能收复多少领土。在坚定的领导之下——在下个世纪之中也多次出现——繁荣强盛的拜占庭帝国可以及时阻挡突厥人的前进。然而帝国财政崩溃，领土萎缩，军力虚弱，无法抵挡奥斯曼帝国的进军。东方基督教世界瓦解，以及半个欧洲被穆斯林掌控约五百年，这一切却因一群打着十字旗号的人而起，也堪称历史上最讽刺的事件之一了。那些受恩里克·丹多洛煽动、鼓励并最终由他率领的部队，为威尼斯共和国而战；既然威尼斯从这场悲剧之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那么共和国和那位出色的老总督自然也要为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浩劫负责了。

[1] Runciman，A History of Crusades ，Vol.Ⅲ，p.114.

[2] 扎拉（Zara）即今扎达尔（Zadar），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

[3] 塔楼在1261年拆毁。现存的加拉塔塔楼是十四世纪在新址上重建的。

[4] 或许并非实指，而仅仅是说亚历克修斯五世阴郁沉闷。——译者注

[5] 十字军克拉里的罗贝尔（Robert of Clary）的记载或许更接近事实：“……（‘连眉者’）用绳索勒住了（亚历克修斯四世）和他父亲伊萨克的脖颈，将两人绞杀。”

[6] 君士坦丁堡建城时，由于马尔马拉海上的群岛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大部分公共建筑也都由石料制成，而罗马帝国晚期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几次大火，焚毁的范围都相当狭小。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的几次纵火破坏极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接连不断的战乱迫使马其顿王朝期间一度极为繁荣的君士坦丁堡郊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平民涌入君士坦丁堡城中寻求庇护，他们搭建的大量木质棚屋拥挤且易燃，根本无法避免大火的延烧。——译者注

[7] 哀哉，如今已不复如此。出于在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中保护文物的考虑，意大利政府此前将其存放在君主大堂之中狭小黑暗的展览室里，把全无生气的玻璃纤维复制品放在原地。

[8] 尼基塔斯轻蔑地写道：“他肥得像头猪，穿着一身紧得如同扣进皮肉里的长袍。”尽管是僧侣，莫罗西尼在被选为牧首时还没有担任过任何教职。他被立即提升为助祭，十四天后提升为神父，又在次日成为主教。

第十二章 帝国流亡（1205～1253）

希腊人对您不满的原因，与希腊人从骨子里憎恨拉丁人的原因基本相同，这是希腊人因拉丁人到来而曾经遭受，也正在遭受的许多残害的后果。

——卡拉布里亚的巴拉姆（Barlaam of Calabria）致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 Ⅻ），约1340年

总督丹多洛荣耀地自称“八分之三罗马帝国的领主”，和他截然相反的是，拉丁皇帝鲍德温一世控制的土地堪称悲惨。在帝国另外八分之三的土地作为帝国采邑分封给法兰克骑士们之后，他只剩下前一位皇帝统治土地的四分之一。本质上这些土地包括色雷斯——除了割让给威尼斯的亚得里亚堡——和小亚细亚西北部，以及包括莱斯沃斯岛、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在内的一些爱琴海岛屿，但即使是继承这点悲惨的遗产也存在争议。特别是蒙费拉的博尼法斯，此前他自以为皇位舍我其谁，而得知自己甚至不能参选时怒不可遏，拒绝接受安纳托利亚的封地，而是夺取塞萨洛尼基，控制了马其顿和塞萨利的大部分地域后自立为王。他也得以将南面的一批法兰克小领主收归自己的统辖，特别是控制维奥蒂亚和阿提卡，即所谓雅典公爵领的拉罗什的奥托（Otto de la Roche）和控制伯罗奔尼撒的法兰西人尚普利特的纪尧姆（William of Champlitte）——这片领土此后被维尔阿杜安家族继承。

后继政权（1205）

这些新统治者自然受拜占庭帝国曾经的臣民们怨恨。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重大变化，不过是税款要交给拉丁地主而非希腊地主，地方城镇与乡村的生活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道德上和宗教上的情况完全改变了。法兰克人不但高傲自大，毫不掩饰对在他们看来低劣下等的民族的蔑视；他们还坚定拥护罗马教会，随时随地都毫不犹豫地推行拉丁教会的仪式。对当地的下层市民和农民而言，他们无力反抗，只得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但贵族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屈服了。许多不满的希腊贵族离开了祖辈的地产，来到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政权那里，因为那些地方还保持着帝国原本的精神，以及东正教信仰。

在这些政权之中，最强盛也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尼西亚帝国。亚历克修斯的女婿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Theodore Lascaris）在1206年自立为帝，并于两年后在此加冕。他控制着安纳托利亚半岛西端的狭长土地，从爱琴海延伸到黑海约两百英里。西北方向是拉丁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塞尔柱苏丹国。尽管其官方都城在尼西亚——1208年之后这里还安排了牧首，加冕也在此地进行——继承塞奥多尔的约翰·瓦塔特泽斯（John Vatatzes），即约翰三世（John Ⅲ）却主要居住在战略要地吕底亚的宁菲昂［Nymphaeum，今凯末尔帕夏（Kemalpasa）］。从君士坦丁堡流亡的五十七年之中，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执政，而不是尼西亚。

另外两个政权则没有如此的重要性，一个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另一个则位于黑海的东南角，它们过于偏远，很难影响事态，也不像尼西亚帝国那样拥有牧首。伊庇鲁斯尊主国（此后如此自称）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不久之后由米哈伊尔·科穆宁·杜卡斯（Michael Comnenus Ducas）建立，他是尊贵者约翰·安吉洛斯·杜卡斯（亚历克修斯一世的外孙，生母是塞奥多拉）的私生子，因此是伊萨克二世和亚历克修斯三世的表亲，尽管他和他的父亲从来都不自称安吉洛斯家族成员——倒也不奇怪。在首府阿尔塔，他控制着整个希腊的西北海岸以及塞萨利的部分地区，他的异母兄弟塞奥多尔（Theodore）在1215年继承之后，又在九年后从拉丁人手中收复了塞萨洛尼基，还自立为皇帝，与尼西亚的约翰三世唱起对台戏。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1242年，约翰三世迫使塞奥多尔的儿子约翰（John）放弃皇位，改称尊主，四年后又把塞萨洛尼基收归自己控制。

和尼西亚和伊庇鲁斯不同，特拉布松帝国并非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出现。科穆宁家族的两兄弟亚历克修斯（Alexius）和大卫（David）为安德罗尼卡一世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和格鲁吉亚公主所生。1204年4月，就在灾难发生几天之后特拉布松帝国建立。安德罗尼卡在1185年倒台时，两兄弟被安全护送到了格鲁吉亚，而后在格鲁吉亚的宫廷之中成长。他们决心继续科穆宁家族的王朝，与安吉洛斯王朝对抗，在格鲁吉亚女王萨马尔（Thamar）的支持下于1204年夺取特拉布松。同年大卫率领格鲁吉亚部队和其他的雇佣兵一路沿黑海推进，占据了帕夫拉戈尼亚乃至赫拉克利亚，但这些土地不久之后便再度丢失，而在这一政权二百五十七年的历史之中——在光复君士坦丁堡后一直存在到1461年被奥斯曼攻陷——绝大部分时间控制的土地仅仅是本都山脉与黑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不到四百英里长。

身为公认的拜占庭帝国正统流亡政权，拉斯卡里斯家族的塞奥多尔一世身处尼西亚，需要面对的难关绝非常人所能克服。除了在伊庇鲁斯和特拉布松的对手——1204年秋季时大卫·科穆宁已经迅速西进——他的边境地域的希腊独立小政权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菲拉德尔菲亚、米安德河河谷，以及米利都附近的小镇桑普松（Sampson）各出现了一个小政权。尔后当这个灾难般的年份行将结束时，鲍德温亲率的法兰克人大军，在他的兄弟亨利和布卢瓦伯爵路易（Louis）的共同指挥之下，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塞奥多尔正被迫重建整套行政管理体系和军队组织，他此时的准备近乎绝望；1204年12月6日，他在马尔马拉海以南约四十英里处的波伊曼恩农（Poimanenon）——可能是今旧马尼亚斯（Eski Manyas）——遭遇惨败，让法兰克人控制了比提尼亚直到布尔萨的全部海岸地区。如果他们继续进军六十英里就能抵达尼西亚，塞奥多尔的帝国也将在建立之后便立即被夷平。对他而言幸运的是，千钧一发之际，法兰克人因为巴尔干的危机而撤退了。

鲍德温的高傲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本色雷斯的希腊地产主是打算接受法兰克领主的，现在他们却发现自己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发动叛乱，并向保加利亚沙皇卡洛彦（Kalojan）求助，许诺将拉丁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之后就立他为皇帝。沙皇欣然应允。1204年年初，他已经被英诺森三世的使节加冕为保加利亚国王（尽管不是皇帝），并接受了罗马教廷，然而拉丁政权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仍让他颇为警惕，他和拜占庭人一样急于除掉这片土地上的十字军。1205年年初他已经起兵；4月14日，他在亚得里亚堡彻底击溃法兰克人的部队，击杀布卢瓦的路易，生擒皇帝，鲍德温此后再也没能重获自由，不日即瘐毙。在夺取君士坦丁堡仅一年后，拉丁帝国的军力就瓦解了。在小亚细亚，只剩马尔马拉海滨的小城佩盖［今卡拉比加（Karabiga）］仍在法兰克人手中。

在尼西亚加冕（1208）

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终于得以安定下来，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了，然而他在所有细节上都遵守帝国的旧制度，因为他坚信他的同宗迟早会收复帝国真正的都城。投奔他的皇帝随从以及政府大小官员都官复原职，流亡的主教以及其他重要教士则被召集到尼西亚，在牧首逝世后——他坚定拒绝离开在季季莫蒂霍的避难所——正是他们主持选举了牧首的继承人。他们推举的人选是米哈伊尔·奥托利亚诺斯（Michael Autorianus），他在1208年复活节期间为塞奥多尔加冕。

此时事实上同时存在两个东帝国皇帝，即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和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以及他们各自的牧首。双方自然不可能保持和平，都坚决要消灭对方。鲍德温的兄弟、继承皇位的埃诺伯爵亨利在执政的最初十八个月中忙于和卡洛彦作战。保加利亚人在1206年夏季攻破亚得里亚堡，控制了色雷斯大部并进军抵达都城之下，但在1207年10月26日，正准备围攻塞萨洛尼基的保加利亚沙皇被一名库曼首领谋杀 [1] ，亨利终于得以对尼西亚的对手施压了。他没有立即出兵——和塞奥多尔一样，他也要安排政府管理问题——1209年，说服了踌躇的十字军同僚之后，他与以哥念的塞尔柱苏丹凯霍斯鲁（Kaikosru）缔结了军事同盟，凯霍斯鲁也认定小亚细亚西部的新兴希腊政权是对自己的挑衅和威胁。

苏丹的部队得到了一支法兰克部队的加强，正准备出兵进攻尼西亚帝国时，他的宫廷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亚历克修斯三世。1204年年末，亚历克修斯落入博尼法斯的手中，之后被囚禁在他封地蒙费拉的监狱中数年。1209年或1210年，他的表亲伊庇鲁斯尊主米哈伊尔出钱为他赎身，他就此得以前往以哥念，徒劳地希望苏丹协助他复位。凯霍斯鲁自然是想要彻底除掉希腊皇帝，而不想仅仅换个人选，但他依然立即把亚历克修斯当作重要的外交筹码，让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抗篡位者的合法统治者。以推翻塞奥多尔、让亚历克修斯复位为名，1211年春季他率兵入侵尼西亚帝国领土。双方实力旗鼓相当——其核心都是拉丁雇佣军——在进行了几次血腥而未能决定战局的战斗之后，双方在米安德河河畔的安条克进行了最后一战，苏丹落马被杀，而拜占庭资料的记载声称是皇帝塞奥多尔在决斗之中将他斩杀的。塞尔柱大军随即逃跑，亚历克修斯三世则再度沦为囚徒，被送到一座修道院中聊度余生。

十字军承认尼西亚帝国（1217）

胜利没有让塞奥多尔扩展多少土地，但他除掉了最后一个希腊对手，而凯霍斯鲁的继任者凯考斯（Kaikawus）立即同意签署和约，这让他得以暂时免于塞尔柱人的纷扰，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十字军。然而在这一方向他就没有这么成功了。1211年10月15日，在林达库斯河（Rhyndacus）河畔，他的军队面对亨利时再度战败，亨利得以进军帕加马和宁菲昂。然而此时拉丁帝国背后深受保加利亚的压力，无法继续进军。1214年年末，两位皇帝最终在宁菲昂签署和约，亨利控制小亚细亚西北部，直到阿特拉米提昂［Atramyttion，今埃德雷米特（Edremit）］的滨海地区；远至与塞尔柱苏丹国接壤的其余地区，包括拉丁人近期征服的土地，全部由塞奥多尔统治。

这一协议也标志着尼西亚帝国繁荣的开始。这个年轻的帝国最终得到了十字军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其西面的边境如今和东面的边境一样安稳。几乎与此同时，拉丁帝国开始衰颓。成为鳏夫的皇帝亨利被迫和保加利亚公主成婚，并陷入近乎绝望的巴尔干政坛混乱；1216年6月11日，年仅四十岁的他在塞萨洛尼基骤逝。身为拉丁帝国最出色的一位统治者，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把几乎彻底崩溃的政权导入正规。和他那位令人无法容忍的兄长鲍德温不同，他尊重希腊臣民的权益与宗教信仰，甚至还保持了和尼西亚的权力平衡。若是他的继承者拥有他的一点能力，也许拜占庭城便再不会有希腊皇帝了。

尽管两度成婚，埃诺的亨利却没有留下孩子，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男爵们选举了他妹妹约兰达（Yolanda）的丈夫——库特奈的皮埃尔（Peter）继任。当时身在法兰西王国的皮埃尔在1217年年初赶往东方，他希望在罗马接受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Honorius Ⅲ）的加冕。教皇因为担心他若是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也会宣称西帝国的皇位，便坚持要他在城外的圣洛伦佐（S. Lorenzo）教堂加冕，皮埃尔的失望也是显而易见。一两周之后他起航前往都拉佐，陪伴他的还有一支威尼斯人的舰队和五千五百名士兵，打算从伊庇鲁斯尊主塞奥多尔·杜卡斯的手中收复这座城市。然而远征以惨败告终，城市岿然不动，皮埃尔和他的大批部下则在阿尔巴尼亚的山间被俘虏。他被投入伊庇鲁斯的一座监狱之中，从此再未返回历史舞台。

皇后约兰达则明智地和她的孩子们走水路安然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她立即推举自己的儿子鲍德温（Baldwin）为皇帝。她的长子那慕尔侯爵腓力（Philip of Namur）坚决不肯和家人一同前往东方，她也就此作为摄政者直到1219年逝世，其间保持了她兄长与尼西亚帝国的调和政策，还把自己的女儿玛丽（Mary）嫁给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这一举措却让伊庇鲁斯的大卫惊骇，塞奥多尔·杜卡斯逮捕库特奈的皮埃尔——并很可能将其杀害——在他看来还不够，他愈发不肯承认拉斯卡里斯为合法皇帝了。

杜卡斯正在迅速崛起。法理意义上他的地位模棱两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他在尼西亚帝国居住了五年，还在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加冕典礼上向他宣誓效忠，直到收到他兄弟米哈伊尔的紧急召唤之后他才匆忙赶往阿尔塔。然而自此之后，情况便截然不同了。尼西亚帝国在1214年和法兰克人签署和约，这在塞奥多尔看来是不可饶恕的背叛；此后皇帝似乎打算进攻偏远的特拉布松帝国而非准备光复都城，他便不愿继续效忠了。拉斯卡里斯与拉丁公主的婚姻成了最后的导火索。

至少他如此对外宣称。真实情况要简单不少。仅仅作为伊庇鲁斯尊主并不能让塞奥多尔满意。和他身为私生子的兄弟不同，他是尊贵者约翰·安吉洛斯·杜卡斯的婚生子，因此是亚历克修斯一世的曾孙辈。他身上有科穆宁、安吉洛斯和杜卡斯家族的血统——他时常将三个姓氏一并使用以强调这一点——因此对皇位的宣称权比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更高。 [2]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塞萨洛尼基，但塞萨洛尼基毕竟只是帝国第二大城市。在塞奥多尔·安吉洛斯·杜卡斯·科穆宁眼中，那里不过是自己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而最终目标正是君士坦丁堡。

蒙费拉的博尼法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控制了塞萨洛尼基，那里的情况自此便不甚乐观。博尼法斯在1207年与保加利亚人作战时阵亡，王国随即由他的遗孀统治，她成为其儿子迪米特里奥斯（Demetrius）的摄政。不少骑士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实力；约兰达返回之后，他们又无法和亨利执政时一样享受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援助了——即使他们依然是拉丁帝国最重要的封臣。当塞奥多尔在1218年进军塞萨利和马其顿时，很明显塞萨洛尼基的十字军公国时日无多了。事实上，尊主遭受了坚决的抵抗，直到1224年秋季，在漫长且艰巨的围攻之后，塞萨洛尼基才最终陷落，那个十字军王国也一同灭亡。塞奥多尔的领土就此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爱琴海，控制着伊庇鲁斯、埃托利亚（Aetolia）、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塞萨利和马其顿大部。不久之后——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他还在奥赫里德主教（他和尼西亚牧首早有仇隙）的主持之下加冕为罗马皇帝，而这是对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公开挑衅。

四个帝国（1222）

于是，一代人之前依然统一的帝国领土之上出现了三位皇帝——两位希腊皇帝和一位拉丁皇帝。不久之后又出现了第四位皇帝：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此时实力正在不断增强。趁第四次十字军时巴尔干半岛上一片大乱之机，沙皇卡洛彦将他的控制范围扩展到色雷斯与马其顿。他的侄子伯利尔（Boril）没有那么成功，但1218年，伯利尔被他的表亲约翰·阿森二世（John Ⅱ Asen）推翻并受瞽刑，而约翰同样在觊觎君士坦丁堡。这四股势力之中，最羸弱的就是拉丁帝国，1225年时只剩下都城西北方向的临近土地和小亚细亚濒临马尔马拉海的少量土地。约兰达在1219年逝世，将皇位留给了她的儿子罗贝尔（Robert），但罗贝尔是个柔弱无能的年轻人，按特鲁瓦方丹的奥布雷（Aubrey de Trois-Fontaines）的记述，他“粗野且愚蠢”，完全不是塞奥多尔、约翰·阿森和约翰·瓦塔特泽斯——他在1222年从岳父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手中继承了尼西亚帝国——的对手。

拉斯卡里斯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的成就在1205年时看来仿佛难以置信。他没有留下儿子，因此他选择了他的长女伊琳妮（Irene）的丈夫瓦塔特泽斯继位，也可谓合情合理。然而他仍在世的两个兄弟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匆忙前往君士坦丁堡，劝说年轻的皇帝进行武力干预。罗贝尔以一如既往的愚蠢同意了，而他一无所获，部队在波伊曼恩农被瓦塔特泽斯彻底击溃——那里正是约二十年前，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被拉丁人击败的地方，尽管这次战败远比前一次严峻。他还没来得及从战败中恢复，就在几个月之后收到了塞萨洛尼基被攻破的消息。他再也无法承受了。他就此纵情享乐，沉醉于妇女的枕边，丝毫不在意她是希腊人还是法兰克人，并在教堂与修道院中劫掠剩余的那点财富，而几乎完全不顾自己帝国残余的那点土地。他还倾心于亚得里亚堡之战中阵亡的一名法兰克低阶骑士的女儿，和她秘密成婚后把她接进了布拉赫内宫。这次贵族们忍无可忍了。一天晚上，一群贵族冲进皇帝的寝宫，割掉了那个女孩的鼻子和嘴唇，让她彻底毁容，并把她的母亲溺死。罗贝尔一如既往没有采取行动，而是立即逃往罗马，并在那里向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Ⅸ）正式提出抗议。格里高利对他几乎毫无怜悯之心，让他自行返回君士坦丁堡。1228年1月，当他来到摩里亚（Morea）的克拉伦扎（Clarenza），即今基利尼（Killini）时染病亡故。

布列讷的让（1231）

皇帝罗贝尔没有留下婚生子，而他的兄弟，即继承皇位的鲍德温二世年仅十一岁，拉丁帝国必须再度寻找摄政者。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们首先选择了他的姐姐玛丽，即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遗孀，她在丈夫逝世后返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几个月之后她也撒手人寰，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摄政者。保加利亚沙皇约翰·阿森来了个出人意料的毛遂自荐，他提出让鲍德温与他的女儿海伦娜（Helena）成婚，而他将就此庇护拉丁帝国，并收复帝国沦陷的所有土地，包括塞萨洛尼基。但贵族们立即拒绝了他，选择了在世的十字军战士之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第五次十字军 [3] 的领导者、曾经是耶路撒冷国王的教皇卫队统帅布列讷的让（John of Brienne）。

这一提议只有一个问题：大约出生在1150年的让此时已经年近八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他和第三任妻子卡斯蒂利亚的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 of Castile）生下的女儿此时年仅四岁——而且远胜同僚。1210年，六十岁的他迎娶了十七岁的耶路撒冷王后玛丽亚（Maria）。她在两年后因难产离世，让则以他襁褓之中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的名义事实上统治王国，直到她在1225年嫁给西帝国皇帝“惊世奇才”腓特烈二世。他的女婿随即指出，既然他的女儿已经成婚，他就没有理由染指王位了。愤怒的他逃往罗马向教皇霍诺里乌斯请愿。同情他的霍诺里乌斯虽然无力让他复位，却还是任命他担任教皇在托斯卡纳地区地产的管理者。两年后格里高利九世继任教皇，西帝国的军队几乎立即对他发起了进攻，让则集结部队进行了坚决抵抗。

突然之间，君士坦丁堡的召唤出乎意料地到来了。让起初并不急于接受，但在格里高利的坚持之下——这毕竟是增强教皇对拉丁帝国控制的绝佳机会——他最终同意了。然而他为自己在鲍德温成年后的未来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小皇帝必须立即迎娶他四岁的女儿玛丽亚（Maria），并立即给她可观的土地作为聘礼；他本人则要成为皇帝，鲍德温则要在他死后才能执政；鲍德温若是在二十岁时依然没能成为皇帝，就要成为尼西亚的皇帝，并掌控法兰克人在小亚细亚的全部土地。即便如此，让也没有立即赶往君士坦丁堡，直到1229年年初，城中的贵族们才同意了他的条件，而他还必须结束自己和他痛恨的女婿之间的战争，才能离开意大利。直到1231年秋季他才出现在金角湾，并在几天之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称帝。

在三年的空缺期间，巴尔干的势力版图出现了剧变。在塞萨洛尼基等待的皇帝塞奥多尔相信君士坦丁堡已是前所未有地空虚，连一个摄政的领导者都没有，然而他必须顾忌保加利亚人。一两年前，他和约翰·阿森签署了和约，然而口血未干之时，沙皇便提出要为拉丁帝国收复塞萨洛尼基，此人自然无法信任。此外，当北方存在如此威胁时，他怎么可能收复旧都呢？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消灭保加利亚人。1230年初春，塞奥多尔率部出征，装作无辜的阿森演了一场冤枉与愤怒的独角戏，还把和约写在旗帜之上，出征反击入侵者。1230年4月，两军在亚得里亚堡与菲利普波利斯之间，马里查河河畔的小镇克洛科特尼察（Klokotnitsa）交锋。

这一战迅速结束了。塞奥多尔尽管英勇善战，此前未尝败绩，却终于棋逢对手。他的部队被冲散，而他本人被俘虏。他的兄弟曼努埃尔得以在塞萨洛尼基继续保留尊主的称号，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和阿森的女儿成婚了。曼努埃尔依然使用皇帝专用的绯红墨水签订条约——这给约翰·瓦塔特泽斯和他的臣民们增添了不少笑料——除此之外，他不过是自己岳父的傀儡，而且很少假充独立。

拉丁人逃过了几乎在所难免的劫难，解救他们的正是他们此前蔑视的国度。他们的感激之心很快就要被戒心取代，因为约翰·阿森畅通无阻地在色雷斯、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进军，轻而易举地吞并塞奥多尔此前控制的领土，直到让保加利亚人掌控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整个北巴尔干。在他的都城特尔诺沃（Trnovo）的四十殉道者教堂之中，他在一份铭文上荣耀地记述了自己的战功。他宣称此时自己掌控了都拉佐和亚得里亚堡之间的全部土地，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其邻近土地依然在法兰克人手中，“他们也是我的封臣，因为他们没有皇帝，只能遵从我的指示，而这是上帝的旨意”。即使在理论上独立的塞尔维亚，他也让自己的女婿斯蒂芬·弗拉迪斯拉夫（Stephen Vladislav）取代了塞奥多尔的女婿斯蒂芬·拉多斯拉夫（Stephen Radoslav）。保加利亚沙皇也不是克洛科特尼察之战唯一的受益者。远在宁菲昂的皇宫之中，约翰·瓦塔特泽斯正在幸灾乐祸。塞奥多尔一度要成为他的严重威胁，君士坦丁堡几乎落入塞萨洛尼基的皇帝，而非尼西亚的皇帝手中，但这一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也再没能出现。

最高权威的四位争夺者少了一位，自然会让另外三人的关系出现巨变。约翰·阿森再不会主动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拉丁人打交道了，瓦塔特泽斯才是更有利的盟友，更重要的是他正在筹划一个影响更远的新决议：背弃罗马教廷。

约翰·阿森的犹豫（1237）

虽然卡洛彦已经改宗，西欧的基督教体系却从没能在保加利亚人之中生根，他们向来遵循拜占庭帝国的旧日传统；此外，若是沙皇未来进攻拉丁帝国，也不必背负进攻同宗的恶名了。1232年和教皇格里高利的争执给了他期待已久的借口，他就此和教皇断交。在尼西亚的牧首，以及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的牧首们的默许之下，保加利亚再度出现了东正教的牧首，在特尔诺沃掌控他的牧首区。三年之后，约翰·阿森在加利波利和尼西亚帝国签署盟约，随后他的女儿海伦娜——七年前被年轻的鲍德温拒绝——在兰萨库斯（Lampsacus）嫁给了瓦塔特泽斯的儿子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即塞奥多尔二世（Theodore Ⅱ）。1235年仲夏，东正教的联军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发动水陆夹攻。

拉丁人再度陷入危机。布列讷的让虽然年事已高，却如同猛虎一般防卫他的帝国，威尼斯人的舰船则提供了无价的支援。当围攻持续到新的一年时，君士坦丁堡似乎陷入了绝望，但约翰·阿森突然改变主意，某一天他醒来时意识到，对保加利亚而言，生机勃勃的希腊帝国无疑比衰弱的拉丁帝国更危险，他就此终止了进攻，甚至派使节去尼西亚把不幸的海伦娜带回。1237年夏季，他更是允许一大批库曼人——他们因蒙古人入侵多瑙河下游的谷地而来此躲避——穿越他的领地去给新皇帝鲍德温服役，而年近九旬的布列讷的让已经在前一年的3月逝世。当年秋季，约翰·阿森亲自率领保加利亚人、库曼人和拉丁人的联军进攻尼西亚帝国在色雷斯最重要的据点——兹卢鲁姆（Tzurulum）。

围攻尚在进行时灾难突然到来。信使带来了特尔诺沃暴发瘟疫的消息，沙皇的妻子、一个儿子和新任牧首均染病身亡。对约翰·阿森而言，这是上天的裁决。他立即撤军（他的库曼与拉丁盟友也随即撤走）并和瓦塔特泽斯和谈，没有给他制造更多纷扰。然而他很快便开始寻找新的妻子了，而他的囚徒，塞萨洛尼基的塞奥多尔——此前他因为阴谋杀死沙皇而受瞽刑——说服他迎娶自己的女儿伊琳妮。这场婚姻对约翰·阿森在外交上的意义并不清晰，对塞奥多尔却是救命稻草。成为沙皇岳父的他立即被释放，并在伪装之下返回塞萨洛尼基，推翻他的兄弟曼努埃尔，立自己的儿子约翰为皇帝。

约翰·瓦塔特泽斯的巩固（1246）

对于这些争执不休的帝国而言，1241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结束之前，君士坦丁堡的主要争夺者中已有三人入土：保加利亚的约翰·阿森、塞萨洛尼基的曼努埃尔和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他是拉丁帝国最可畏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更重要的是，同一年，拔都汗（Batu Khan）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摩拉维亚与匈牙利，进入多瑙河盆地，让保加利亚人无暇继续在东方冒险。一个曾经强悍的国家就此事实上被消灭了。塞萨洛尼基的实力在克洛科特尼察战败之后便崩溃了。拉丁帝国在不断衰微之后如今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域，只因为其敌人之间的争斗才得以苟延残喘。拉丁帝国的敌人之中，只剩下一个政权准备收复旧都：约翰·瓦塔特泽斯统治下士气高涨的尼西亚帝国。

他还要先解决塞萨洛尼基的问题。尽管那个所谓的帝国已经再无军事意义上的威胁，但在法律上依然是君士坦丁堡的宣称者，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称皇帝的约翰无非柔弱虔诚的傀儡，只想早日进入修道院，而实权掌控在塞奥多尔的手中，他也一如既往地野心勃勃——尽管已经失明。因此1241年年末，约翰·瓦塔特泽斯邀请塞奥多尔前来尼西亚做客。他接受了邀请，这个老人也得到了殷勤接待，然而他准备返回时才被礼貌地告知他不能离开了。他事实上成了囚徒，并被软禁到次年夏季，之后瓦塔特泽斯派一支大军护送他返回塞萨洛尼基，派他作为使节和自己的儿子商议和谈。结果是约翰和此前的曼努埃尔一样放弃帝号改称尊主，并臣属于尼西亚。

瓦塔特泽斯正在塞萨洛尼基时，得知蒙古人正在进攻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的土地，很快就要抵达他领土的边境了。接下来的几年之中情况近乎绝望，特别是1243年6月后，入侵者在库兹达格（Kösedağ）之战击溃了苏丹凯霍斯鲁二世（Kaikosru Ⅱ）并迫使他称臣纳贡。身为苏丹附庸的特拉布松皇帝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改臣服于蒙古大汗。面对共同的敌人，瓦塔特泽斯和凯霍斯鲁缔结盟约，但这一谨慎之举最终成了多此一举，因为蒙古人再度离开了，完全没有进入尼西亚帝国的领土，而约翰三世的实力相比于邻国前所未有地强盛。

1244年，他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他的第一位妻子，即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女儿伊琳妮逝世，约翰随即和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女康斯坦丝（Constance）成婚。腓特烈和鲍德温并没有什么分歧，两人又是远亲，鲍德温还是在希腊人居多的巴勒莫宫廷长大，对希腊人颇为了解，通晓希腊语，也同情失去了都城、长期流亡的他们。因此他欣然同意了婚姻——虽然时年十二岁的康斯坦丝未必会欣喜，毕竟她为此要重新受洗，改为拜占庭式的名字安娜，并嫁给一个比他大四十岁的男人，而且那时的他和自己一名侍女的无耻私情，早已众所周知。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得知这一婚姻时大为惊讶，尼西亚的牧首也难以接受瓦塔特泽斯对他那位不幸的年轻妻子的态度，然而两位皇帝之间的同盟关系并未因此受损。

在蒙古人离开，留下一个残破的苏丹国之后，约翰·瓦塔特泽斯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巴尔干了。保加利亚人的帝国也因为近期的蛮族入侵而受损；1246年，约翰·阿森时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沙皇卡尔曼（Coloman）逝世，继承皇位的他的弟弟米哈伊尔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也给了瓦塔特泽斯浑水摸鱼之机。同年秋季他夺取了塞雷，并以此为基地夺取了斯特李蒙河与马里查河之间的地域，以及马其顿西部的大片土地。当他在斯特李蒙河河畔的梅尔尼克（Melnik）宿营时，一批塞萨洛尼基人前来谈判。尊主约翰在两年前去世之后，他的父亲让他的弟弟迪米特里奥斯（Demetrius）继任，但迪米特里奥斯轻佻放荡安于享乐，许多臣民已经无法忍受他和他的家人。如果皇帝愿意让市民们保有旧日的权益与特权，他们愿意献城投降。瓦塔特泽斯对此求之不得。12月，他兵不血刃进入塞萨洛尼基，把塞奥多尔赶到乡间流放，迪米特里奥斯则被他带回小亚细亚软禁，还任命他的远亲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Andronicus Palaeologus）担任这一尊主国的领袖。

他在集中力量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前还要对付最后一个敌人。约九年前，伊庇鲁斯地区脱离塞萨洛尼基的控制，再度自立为尊主国，其统治者是其首创者米哈伊尔一世的私生子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Ⅱ）。他们也趁蒙古人占据保加利亚的时机，收复了约翰·阿森在1230年占据的不少领土，在奥赫里德和普里莱普一带与尼西亚帝国接壤。约翰·瓦塔特泽斯并没有发动进攻，毕竟在那片荒山之中战争可能要持续数年。1249年，他与米哈伊尔签署了和约，并把孙女玛丽亚（Maria）嫁给了米哈伊尔的儿子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

双方本可以相安无事，但年老的塞奥多尔一如既往地惹是生非，他说服了自己的侄子撕毁和约，再度和尼西亚帝国开战。米哈伊尔在1251年遵命行动，夺取普里莱普并一路进军到阿克西奥斯河［Axius，即今瓦尔达尔河（Vardar）］。约翰·瓦塔特泽斯不再打算谈判了。他率领麾下最大规模的部队渡海来到欧洲，在1253年年初他迫使这位尊主投降。米哈伊尔自然要为自己的鲁莽而悔恨，不但割让了他近期夺取的全部土地，还割让了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夺取的西马其顿领土，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部分土地。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被送进自己未婚妻祖父的宫廷之中作为人质。至于年老、失明且让人无法容忍的塞奥多尔，则被运到了马尔马拉海对岸，理所应当地在监狱之中囚禁至死。

[1] 在最后的远征之中，卡洛彦杀戮希腊人时和杀戮拉丁人一样毫不手软，并就此骄傲地自称“罗马人屠夫”（Romaioctonos），以类比巴西尔二世“保加利亚屠夫”的名号。此时他自然被希腊人憎恶，而他死在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乌斯盛宴当天，在希腊人看来无疑是圣人出手相助。事实却是卡洛彦一人解救了尼西亚帝国，使其免于在三年前被鲍德温灭亡，也让希腊人最终得以在半个世纪后收复君士坦丁堡。（保罗·史蒂文森教授认为，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屠夫”绰号实际上就是希腊王国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仿造卡洛彦的这个绰号而来。必须提及，记述巴西尔二世的两篇重要史料，即《普塞洛斯编年史》和《斯基里泽斯编年史》中完全没有“保加利亚屠夫”的绰号。——译者注）

[2] 此处的族谱略有些复杂，因为尊贵者约翰（米哈伊尔和塞奥多尔的父亲）不难理解地拒绝接受他父亲的姓氏安吉洛斯，而是用了自己祖母的姓氏杜卡斯。查看科穆宁家族与安吉洛斯家族的谱系图之后，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不难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3] 第五次十字军于1215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宫会议上召集，战事基本全在埃及进行，与本书内容关系不大。

第十三章 光复都城（1253～1261）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守军抵抗的情况下光复都城……这都是上帝的功劳，上帝让那些最为脆弱的城市坚不可摧（若是他希望的话），又让那些最坚固的城市脆弱不堪。我们收复君士坦丁堡的尝试失败了那么多次（即使我们的人数比守军还多），只是因为上帝希望我们认识到，能否拥有这座城市都要靠他的恩典。他仁慈地让我们在这座城市中统治，让我们为此感激，并就此给了我们收复沦陷省份的希望。

——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对臣民的演讲，乔治·帕希梅尔斯（George Pachymeres）引述

拉丁帝国已是日薄西山。1236年，已经十九岁的鲍德温前去意大利，竭尽所能寻求兵员与资金，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也向西欧的基督教世界请愿，解救君士坦丁堡免于野蛮的分裂主义者的染指。然而回应寥寥无几。尽管布列讷的让已在1237年逝世，鲍德温却依然停留了近四年，他自己辩称停留是因为在法兰西王国处理私事，还受到腓特烈二世的蓄意阻拦，直到1240年年初他才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赶在受难周期间接受了加冕。跟随他到来的部队约有三万人，但当他们发现皇帝无法筹措军饷时，他们就作鸟兽散。资金的严重匮乏也引发了另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极大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城内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士气：将城市最神圣的宝物，即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戴的荆冠典当给威尼斯人。在典当到期时皇帝无法支付赎金，法兰克的圣路易就此出资将其买下，圣物运往巴黎，路易为此建造了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来存放荆冠。 [1]

鲍德温显然不愿离开西欧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欧洲的宫廷之中巡游，即使是唯唯诺诺，也比生活在阴郁孤立的君士坦丁堡好。1244年他再度出发，去拜访腓特烈二世（请求他施加影响，以延长自己和约翰·瓦塔特泽斯的停战时间）；拜访图卢兹伯爵雷蒙；拜访里昂的英诺森四世（并和他一同参加1245年的宗教大会，两度被革除教籍的腓特烈在会上被宣告罢免）；拜访巴黎的圣路易；甚至前往伦敦，在那里亨利三世极不情愿地给了他一笔微薄的捐赠。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大势已去，当悲惨的皇帝在1248年10月返回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得不开始变卖皇宫屋顶的铅来筹措资金的财政窘境。那时的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够再统治十三年，很可能更想不到尼西亚的敌人比他活得更久，如果他那时知道，他不会那么做。但在1254年11月3日，六十出头的约翰·瓦塔特泽斯在宁菲昂逝世，他的儿子塞奥多尔继位之后，原本积累的进攻势头便大打折扣了。

约翰·瓦塔特泽斯（1254）

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讽刺故事：约翰三世，这个为收复君士坦丁堡出力最多的人，却没能等到胜利的那天。在他人生之中的最后十年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旧有的癫痫病发作得愈发频繁，一度让他彻底失去理智。比如1253年，他最出色的年轻军官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被指控谋反。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George Acropolites）——他的编年史是本书帝国流亡时期的主要希腊语参考资料——记载称这一指控仅仅是源于两个平民的谈话，而且其中一人此后还声称那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已。然而皇帝不但下令追查，还命令米哈伊尔为了自证清白必须手抓烧红的铁条——这种西欧的审判手段在拜占庭帝国还从未有过。幸运的是这一指控并未继续下去， [2] 几个月之后约翰突然转变心意，将这位年轻将军提升为大统帅（西方的另一种创新），让他指挥全部拉丁雇佣兵。此时宫中所有人都能看出，皇帝已经无法掌控局势。

约翰·瓦塔特泽斯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或许也是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从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手中继承的国度，虽然狭小却充满希望，以拜占庭帝国的模式建设、管理并有效防御；在他执政期间，他把控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多。三十二年后，当他把帝国传给自己的儿子塞奥多尔二世时，帝国控制的领土已经囊括巴尔干半岛大部和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而帝国的敌人或者崩溃，或者消亡，皇帝终于做好了完成帝国初创时就定下的目标的准备。

皇帝的内政也同样出色。失去土地的地产主们来到小亚细亚投奔他之后，就会被奖赏从那些支持拉丁帝国的人手中没收的土地；在他领土的边境地区——他安排了前所未有的坚实防务——他还重新引入了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做法，将小规模的地产赏赐给士兵，在需要时就征召他们服兵役。特别是近期因蒙古人西征而流亡的库曼人，他们欣然在色雷斯、马其顿、弗里吉亚或者米安德河河谷安家落户之后，自然乐于为皇帝征战。他的臣民都清楚帝国处于紧急状态，只要君士坦丁堡没能光复，他们就必须做出牺牲。进口外国货品，特别是威尼斯的货品被严令禁止；手工业与农业都以自给自足为口号。瓦塔特泽斯更是亲自运营农场，并靠出售鸡蛋的收入为他的妻子伊琳妮买了一顶被他称为“鸡蛋皇冠”的镶嵌珠宝的皇冠，他公开向她赠送了这顶皇冠，并证明勤恳耕作多少会有些成果。

这顶王冠是当之无愧的，毕竟伊琳妮已经证明她是一位贤妻。他们共同建立了不计其数的医院、孤儿院和慈善设施，捐赠教堂与修道院，并坚持不懈地救济穷人。他们鼓励发展文艺，也为他们的儿子塞奥多尔执政时的文化复兴奠基，让尼西亚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成为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就像十二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约翰·瓦塔特泽斯得到了臣民真切且深沉的爱戴。他对自己第二位妻子的态度确实称不上公正，除此之外的各个方面都如他的朋友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所说，“善良而且温和”。他在逝世后不久便被当地教会承认为圣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他死后被安葬在宁菲昂附近的索桑德拉（Sosandra）修道院中。

塞奥多尔二世与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1256）

尽管约翰·瓦塔特泽斯没能亲眼见证收复君士坦丁堡，但病榻之上的他清楚，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实现的那一天已经不远——虽然他也难免怀疑自己儿子与继承者的能力。并不是说年轻的塞奥多尔二世——继承他母亲的姓氏拉斯卡里斯——完全无法掌控皇权。他的教师尼基弗鲁斯·布莱米德斯（Nicephorus Blemmydes）或许是同时代最出色的学者，他也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忙于文学、神学与科学研究，但他并没有因这些兴趣而疏忽对政府事务的管理。他并不能为自己最大的弱点负责：他继承了自己父亲的癫痫病，而且病情严重得多。瓦塔特泽斯的病情——除晚年之外——仅仅让他偶尔无法处理事务，但他儿子因病情而无法执政，而且决断力愈发低下，体能也消耗殆尽，几乎让他的精力彻底耗竭。对君士坦丁堡来说，这已经足够危险，若是他率部出征，这更是要导致灾难。然而他在和保加利亚人作战时依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挫败了他们挽回八年前失利的企图，也展现了极大的勇气与惊人的军事技能。

塞奥多尔的统治坚定无情。本能地不信任贵族们的他开始无视他们，转而依靠一批出身低微的文官，其领袖是首席典衣官乔治·穆扎隆（George Muzalon），以及他的兄弟塞奥多尔和安德罗尼卡。他还任命理想主义且顽固的禁欲者阿尔森尼奥斯（Arsenius）为牧首，这让教士们大为不满，也在一瞬之间抹去了他父亲为教会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他似乎打算静观其变。塞尔柱苏丹曾经造成短暂的威胁，但蒙古人的进军及时解救了帝国。苏丹不但无法进攻塞奥多尔，反而要请求他支援自己对抗入侵者。

至于保加利亚人，1255～1256年的再度战败迫使他们签署和约；沙皇米哈伊尔·阿森（Michael Asen）在1256年被谋杀，次年即位的贵族君士坦丁·蒂克（Constantine Tich）立即与妻子离婚，迎娶塞奥多尔的女儿伊琳妮（Irene），就此巩固了双方的关系。另一场王室婚姻在1249年已经筹划，但直到七年之后才得以成行：约翰·瓦塔特泽斯的女儿玛丽亚（Maria）嫁给了伊庇鲁斯尊主米哈伊尔二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这本能够加强伊庇鲁斯与尼西亚的联盟关系，然而不幸的是，这场婚姻起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塞奥多尔鲁莽地在最后时刻要求交出都拉佐和马其顿城市塞尔维亚（Servia）作为聘礼。在马里查河的皇帝营帐，陪同前来的新郎母亲因担心被扣押而被迫同意，但当她返回，告诉自己的丈夫她被迫献出尊主国领土最重要的两座城市时，尊主自然怒火中烧，立即出兵进攻塞萨洛尼基，并鼓动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出兵支持。马其顿很快陷入战火。

最适合处理这一情况的将军自然是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但皇帝颇为厌恶他。两人童年时早已相识，那时内向且病弱的皇帝自然会嫉妒那位杰出英俊的年轻贵族，毕竟他拥有自己缺少的所有天赋。他还继承了自己父亲对米哈伊尔的本能性的不信任——对他那位性格冲动的父亲而言，这种不信任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同年年初他就曾经无理指控米哈伊尔谋反，迫使这位年轻将军逃到塞尔柱人那里躲避，为苏丹指挥基督徒佣兵与蒙古人作战。米哈伊尔许诺为皇帝效忠，皇帝也随即发誓保证他未来的安全。然而皇帝还是在一番犹豫之后才委派他全权指挥，委派之后疑心也不曾消除。担心他的将军背叛自己，他只调拨了一支规模极小不堪使用的部队。米哈伊尔和部下全力奋战，抵达都拉佐城下，但他们还是无力抵御伊庇鲁斯的总攻。夏初，敌军已经抵达塞萨洛尼基城下，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则在屈辱之中被召回，并在不久之后被革除教籍，投入尼西亚的监狱之中。

为何米哈伊尔此时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呢？也许他坚信能够说服皇帝自己无罪——事实确实如此——也可能是他清楚塞奥多尔时日无多了，若是皇位继承问题上存在争议，在尼西亚绝对比在巴尔干方便。无论他想法如何，在塞萨洛尼基处于危机之中时，皇帝仍如此对待帝国最出色的将军，这让尼西亚的显赫贵族们坚信他们的君主已经无法掌权。他执政之初便公开展现了对他们的敌意，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处置更是再度展现了他的冲动与多变。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在帝国管理之外，他们在陆海军高层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本可能发动一次军事叛乱，然而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在1258年8月因痼疾恶化而突然病逝，享年三十六岁。

他的长子约翰仍是个孩子， [3] 塞奥多尔一如既往无视公众的意见，委派了众人憎恶的乔治·穆扎隆为摄政者。在濒危之时，他要求显赫的贵族们向约翰和乔治效忠，然而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位首席典衣官和他的同党。皇帝逝世仅仅九天后，在索桑德拉修道院的追思仪式上，他们直接冲上圣坛谋杀了穆扎隆和他的一个兄弟，并将他们分尸。随后的宫廷政变之中，他们推举刚刚被释放的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基本可以肯定他就是主谋——接替摄政职务。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登基（1258）

米哈伊尔那时三十四岁。在各种意义上他都是最佳选择。他的家族古老显赫，先祖尼基弗鲁斯·帕列奥列格在十一世纪米哈伊尔七世执政时便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高官，而且他和杜卡斯、安吉洛斯和科穆宁这三个皇室家族都有亲属关系，他的妻子塞奥多拉（Theodora）则是约翰·瓦塔特泽斯的侄孙女。 [4] 必须提及，他也并非全无污点。他曾被指控为叛国者，并曾在苏丹的宫廷之中流亡，更不用说刚刚被囚禁。但这一切发生的背景众所周知，没有人会多在意这些事。他作为谋杀穆扎隆的共犯——事实如此——确实是他人生之中的污点，但首席典衣官受他人怨恨太深，几乎没有人会因此指责他。他在军中依然颇受欢迎，那些受他指挥的拉丁雇佣兵对他格外拥戴，教会对他的评价也甚高；甚至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对他模棱两可的态度，此时也对他有利了。他立即出任大总督（megas dux）职务，并很快在教会的坚持之下升任尊主。最终在1258年11月，他被盾牌托举起来，立为共治皇帝，在圣诞节于尼西亚加冕。他和塞奥多拉先戴上了满是宝石的冠冕，而后年幼的共治皇帝约翰四世（John Ⅳ）才得到了镶着一细圈珍珠的冠冕。

出席加冕典礼的人几乎无人会认为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Ⅷ）无法率领臣民收复故都。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解决一个敌人。1258年年初，西西里的曼弗雷德（Manfred）——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入侵了伊庇鲁斯，夺取了科孚岛和数座滨海城市，包括都拉佐、阿弗罗那和布特林托。尊主米哈伊尔不肯放弃进展顺利的马其顿远征和唾手可得的塞萨洛尼基，他没有和尼西亚缔结盟约，而是把自己的长女海伦娜（Helena）交给曼弗雷德，并许诺以他夺取的那些土地作为嫁妆。曼弗雷德欣然接受，并将四百名德意志骑士交给自己的岳父作为回礼。不久之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亚该亚（Achaia）的拉丁大公、维尔阿杜安的纪尧姆（William of Villehardouin）也加入了这一盟约，迎娶了米哈伊尔的次女安娜（Anna）。这一远征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前他们自然要先夺取塞萨洛尼基——尼西亚帝国在欧洲的首府。

因此，在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即位之时，希腊内陆地区已经结成和他敌对的联盟。1258年即将结束时，他派大使前去劝说三位盟友放弃此前的敌对计划，还派使节前往罗马——教廷向来坚定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合并的事宜。但此时谈判为时已晚，使节也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无功而返。幸运的是他做了两手准备，在同年秋季派出大批远征部队进入巴尔干半岛，部队包括来自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重要部队，以及库曼人和突厥人雇佣军。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尊贵者约翰·帕列奥列格（John Palaeologus）和大元帅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Alexius Strategopulus）指挥。1259年年初，他下令他们进军。

伊庇鲁斯的米哈伊尔和他的部队依然在卡斯托里亚越冬，遭到伏击的他们逃到了阿弗罗那——那里仍在曼弗雷德的控制之下——尊主随即向这位盟友提出紧急支援的请求。他的请求得到了回应，曼弗雷德派出了另一支骑兵部队前去支援，纪尧姆大公更是亲自率大军从亚该亚赶来。数据难以确知，但估计这一联盟组织起的部队约有四万五千人。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规模远超约翰·帕列奥列格的部队，约翰率部北进。几星期之后——具体日期不得而知，应当是在初夏——两军在佩拉格尼亚［Pelagonia，今为比托拉（Bitolj）或莫纳斯提尔（Monastir）］交锋。

联军几乎一触即溃。尊贵者约翰得到了兄长的命令，有效地利用了三方的不和，而后他靠着出色的袭扰战术将其转化为胜利。尊主米哈伊尔和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相信他们的盟友正打算背叛并把他们交给敌人——这几乎毫无根据——就趁夜带着绝大多数部队逃出营地，到凯法利尼亚岛避难。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John）因不满维尔阿杜安的纪尧姆对其私生子身份的嘲讽，一怒之下加入了尼西亚一方。当约翰·帕列奥列格亲率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的部队出战时，他发现只剩下纪尧姆和曼弗雷德的法兰西与德意志骑兵部队了，而他们在库曼弓骑兵的袭扰下无力还击。曼弗雷德的骑士们纷纷投降并被俘虏，躲到卡斯托里亚附近一垛干草堆的纪尧姆也被俘虏，人们认出了他显眼的门牙。约翰随后进军塞萨利，他的副手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则进军伊庇鲁斯，攻破其首府阿尔塔，大获全胜。

首次进攻君士坦丁堡（1260）

皇帝决心维持进攻势头，在1260年年初亲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战的记载极少，主要参考资料对这次远征的两种描述（阿克罗波里特斯持一种说法，帕希梅尔斯和格里戈拉斯持另一种说法）截然不同，仿佛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米哈伊尔收买了城中一个显赫的拉丁人，他许诺看到信号之后便打开城门，但在关键时刻他没能打开城门，皇帝随即改变计划进攻金角湾另一侧的加拉塔。但他对那里的攻击也以失败告终。没有海军 [5] 的他无法冲击封锁金角湾的铁链；与此同时，加拉塔的拉丁人在许多从君士坦丁堡划船赶来的支援部队的协同下，进行了出乎预料的坚定抵抗。不久之后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因为就算胜利他也不会获得多少收益，便下令退兵了。

对君士坦丁堡那可怜的皇帝鲍德温而言，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率军离开并没有给他多少宽慰。佩拉格尼亚之战后，收复都城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是指日可待。他曾经祈求救援的诸多势力之中，如今只剩教皇和威尼斯共和国尚有可能支援，而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Ⅳ）直接无视了他的请求，威尼斯人——让拉丁帝国落入如此境地的主要原因——此时正有三十艘舰船在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巡逻。为寻找巩固防务的资金，鲍德温在绝望的疯狂之中再度向里亚托的商人们借款，还拿自己的儿子腓力（Philip）当成人质。但威尼斯人支援的意义也很快大打折扣，因为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为了获取海军而和威尼斯的死敌热那亚进行谈判。 [6] 1261年3月13日，他们在宁菲昂签署协议，热那亚人为此将获得威尼斯人曾经拥有的一切特许权，获取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帝国各主要港口的聚居区，并得以在黑海自由航行。对热那亚而言，这是历史性的协议，为他们在东方的商业帝国奠基；对拜占庭帝国而言，这最终成了灾难，两个贸易共和国的海军将最终肃清帝国最后的海军力量，在帝国领土之上与宿敌开战，让帝国无可奈何。但这是未来的问题。1261年春，热那亚人的盟约对米哈伊尔和他的臣民而言，仿佛是上天的恩典。

法兰克人逃跑（1261）

整整一个甲子的外交斡旋、纵横捭阖、沙场拼杀、英雄壮志与壮志未酬行将结束时，君士坦丁堡的光复却以颇为偶然的方式完成。1261年盛夏，米哈伊尔八世派恺撒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 [7] 率少量部队前往色雷斯，监视保加利亚边境并在君士坦丁堡城外进行轻微恫吓，同时也侦察城市的防御情况。当他抵达瑟利姆布里亚时，亚历克修斯从当地的希腊居民口中得知拉丁人此时并未在此驻守，部队乘坐威尼斯人的舰队进攻尼西亚帝国控制的达夫努西亚岛（Daphnusia），那里是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之间航运的重要港口。 [8] 他们还告诉他陆墙之上有一道暗门，他和他的部下可以由此轻易入城。理论上米哈伊尔在1260年9月从加拉塔撤军时签署的停战协议依然未到期，但拉丁人已经出兵进攻达夫努西亚岛，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也不愿放弃如此良机。当天夜间，他最精锐的士兵们悄然溜进城中，突袭了守卫，把他们扔下城垛。之后他们悄然打开了一扇城门。1261年7月25日黎明时分，大部队涌入城中，几乎没有遭遇抵抗。 [9]

在布拉赫内宫睡觉的鲍德温被喧闹惊醒，而后丢下皇冠和权杖仓皇逃命。他一路从城市的一端跑到了另一端，弄伤了手臂但侥幸免于被擒，抵达圣宫的布克里昂小港时见到了一名威尼斯商人。他随即和威尼斯的市政官（podestà）以及其他一些人一同逃走，来到拉丁人控制的埃维亚岛 [10] 避难。与此同时，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和他的部下在威尼斯人的住宅区放火，当水手们从达夫努西亚岛返回，看到住房已成废墟，受到惊吓的家人们在码头瑟瑟发抖时，他们无力发起反击，别无选择，只得返回故土了。余下的法兰克人陷入恐慌，希腊编年史家欣然将其记载下来。一些人躲进修道院中，假装僧侣以免恺撒的士兵们报复；其他人则竭力寻找其他地方隐藏，据说一些人甚至躲进阴沟里。

他们根本不必担忧，屠杀没有发生。他们逐渐从躲避的地方走出，登上在港口等待的三十艘威尼斯舰船，以及一艘近期刚从西西里带来的大航船，悄然离开——不少人还因为携带金银细软而步履艰难。没有人提到他们的数量，也许约有一千人。他们全部登船之后，这支船队同样驶向了埃维亚岛，一路上甚至不敢停下来补给，因为据称许多逃亡者没有抵达目的地即饥饿而死。

当信使带着捷报前来时，皇帝米哈伊尔还在两百英里之外，小亚细亚的米特罗利乌姆（Meteorium）的军营之中安睡。他的姐姐尤洛基亚（Eulogia） [11] 叫醒了他——据阿克罗波里特斯的说法，她挠他的脚趾才弄醒了他——告诉他这一消息。起初他不肯相信，直到他见到鲍德温扔下的仪仗时才相信了。他立即着手准备，三周之后，1261年8月15日，这位“新君士坦丁”（自认为再度“建立”君士坦丁堡的他如此自称）正式进入都城。这算不上凯旋，他也清楚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便以感恩的方式进行。进入金门之后，他首先停下聆听大部长、编年史家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写下的祈祷文，而后他在圣路加（St Luke）亲自绘制的“引路圣母”（Hodegetria）圣像的引导之下，步行从主街穿过城区直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牧首阿尔森尼奥斯随即为他进行了第二次加冕典礼。然而这次加冕礼只为他和他的妻子加冕，并认定他们仍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为继承人。

或许有人要问，米哈伊尔的共治皇帝、十岁的约翰·拉斯卡里斯此时又如何呢？他被留在了尼西亚，被无视并遗忘了。仅仅四个月之后的圣诞节上，他受了瞽刑，那天正是他的十一岁生日。 [12]

第四次十字军的恶果（1261）

从一开始，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便是个怪物。这个背信弃义与贪婪的产物，在存在的五十七年间，没有做出任何成就，任何贡献，也没有任何光辉可言。1204年之后，拉丁帝国就不曾获取任何领土，边界线在不久之后便一路后退到君士坦丁堡城郊，那座帝国诞生之初便被破坏殆尽的城市。奇怪的是帝国竟然能持续如此之久。七位统治者之中，只有埃诺的亨利——若是不考虑耄耋之年的布列讷的让的话——能力可谓出众，但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算了解他们的希腊臣民，更不用说学习他们的语言了。与此同时，法兰克骑士纷纷返回西欧，盟友各奔东西，国库一贫如洗。而拉丁帝国的结束比开始还要可耻——在守军进行徒劳无益的远征时，被少量士兵一夜之间占据。

这场可悲的闹剧若是仅仅影响帝国本身，也许只会在历史上留下可悲的一笔，本书读者也不必阅读如此漫长且可鄙的一章。哀哉，事情并非如此。拉丁帝国的悲惨下场不仅影响了拜占庭，也影响了基督教世界，乃至全世界。希腊帝国再也未能从那悲惨年代的损失之中恢复，精神上的破坏与物质上的破坏一样可观。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失去了剩余领土的大部分，宏伟的建筑化作废墟，精美的艺术品被毁或被劫掠到西欧，帝国的士气也就此一蹶不振。自此以后，拜占庭帝国也许还能够自夸过去的光荣；但展望未来时，就只剩下惊惶恐惧了。

他们的损失还不止于此。在拉丁人掌控帝国之前，帝国统一且不可分割，只有一位君主君临天下，接近天堂并与使徒等同。但这种统一已经不复存在。曾经伟大的观念不复可行。特拉布松的皇帝，在黑海岸边的弹丸之地中顽固地保持着独立。伊庇鲁斯的尊主，竭力想要恢复当年的威望，为此时刻准备迎接君士坦丁堡的敌人，并竭力引领反对者。现在已成碎片的希腊帝国，还能够担负此前的任务，作为东方的最后屏障，为基督教世界抵御伊斯兰教的侵袭吗？

然而基督教世界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改变了。分裂已久的基督教世界如今更是两极分化了。在1054年大分裂之前与之后的几个世纪之中，东西方基督教教会的关系在求同存异与水火不容间波动，然而其分歧仅限于神学争议。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洗劫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拜占庭人眼中，那些亵渎圣坛、掠夺家乡、奸淫亲人的蛮族再也无法被称为真正的基督徒。此后的皇帝们多次努力要让东正教教会与罗马教廷统一，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在1274年的尝试还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这样的尝试不可能持续多久，只因为希腊人宁肯结束一切，也不愿臣服于罗马。“苏丹的头巾也胜过枢机主教的高帽。”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这件圣物现存于巴黎圣母院。

[2]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同意接受烧红的铁条，但前提条件是菲拉德尔菲亚都主教福卡斯（主要指控者之一）亲自把铁条递到他的手上。都主教反对这一要求，声称这是蛮族的举措，米哈伊尔也随即宣称，身为“罗马人生养的罗马人”，他也只愿服从罗马法的判决。

[3] 四份主要资料之中，阿克罗波里特斯声称他八岁，帕希梅尔斯声称他九岁，格里戈拉斯（Gregoras）和斯法兰泽斯（Sphrantzes）声称他六岁（年代较远）。

[4] 声称米哈伊尔还是意大利维泰博的古老家族的后裔的说法缺乏证据，详见D. J. Geanakoplos，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p.18n。

[5] 尽管约翰·瓦塔特泽斯和塞奥多尔二世都曾竭力组织海军，尼西亚帝国的海军规模却一直相当有限。

[6] 和当代许多说法截然相反的是，基本可以肯定是热那亚人先提出联盟的。Geanakoplos，Geanakoplos，pp.83～85.

[7] 他于1259年夺取阿尔塔后升任恺撒。十一世纪时恺撒依然是帝国之中最显赫的头衔，只有皇室成员才能获得，然而亚历克修斯一世将其地位降低之后，此时其地位低于尊贵者。

[8] 对达夫努西亚岛的进攻是不是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调虎离山之计，以便斯特拉特格普鲁斯袭击君士坦丁堡呢？如果并非有意为之，那这一巧合堪称幸运之极，但吉纳科普洛斯（Geanakoplos，Geanakoplos，pp.97～104）在仔细考虑两种说法的证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米哈伊尔向来足智多谋，人们也必须否定这一假说（即使不情愿）。”

[9] 这是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的说法。格里戈拉斯的记载尽管在细节上大多与他相同，但他还提到了一条出口在圣泉修道院附近的地下通道。帕希梅尔斯的说法则是士兵在圣泉门外搭云梯入城。采信哪一种说法由各位读者判断。（“圣泉修道院”，源自据称存在神迹的“圣母之泉”，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以上说法的意思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走地下通道绕过了外城墙，而后直接搭上云梯突破内城墙。——译者注）

[10] 拉丁人以及许多后世的史学家称埃维亚岛为“Negropont”或“Negroponte”，然而这个名字也用来指代该岛、该岛首府哈尔基斯（Chalkis）、法兰克人的领主以及威尼斯在当地的行政机构，因此此处使用希腊语的说法更合适。

[11] 帕希梅尔斯记载称尤洛基亚哄童年的弟弟睡觉时唱的摇篮曲，内容就是他会在未来成为皇帝，从金门进入君士坦丁堡。

[12] 此后他被囚禁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达基拜扎（Dakibyze）堡垒，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305年才在那里撒手人寰。

第十四章 安茹王朝的威胁（1261～1270）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教会分裂者，僭称帝号的人……夺去了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以及整个帝国，驱逐了皇帝鲍德温和那里居住的拉丁人……因此我们准备在上帝的帮助下履行虔敬的职责，修复教会分裂者撕裂的神圣罗马教会，我们共同的母亲。

——《第二次维泰博条约》，1267年5月27日

“瓦西琉斯”返回了都城，君士坦丁堡之中仍存在的少量希腊人一直欢庆到了深夜，城中的钟全部鸣响，僧侣和修女们则从这个教堂赶往那个修道院布置装饰，仿佛重要的宗教庆典一般。然而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并没有参与这些庆典。当他看到自己即将统治的都城时，内心深受打击。城中是一片荒废的景象，教堂坍圮，宫殿倒塌，曾经繁荣的住宅区只剩一片焦土。即使免于1204年兵燹的建筑，也有不少被拆毁用作燃料。没有人打算重建，许多断壁残垣半个多世纪没有人动过。加冕之后，米哈伊尔悄然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侧的圣宫——布拉赫内宫尽管更新也更舒适，在他看来却已被拉丁皇帝玷污 [1] ——考虑将要面对的巨大问题。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都城的防务。毕竟希腊大部分地区仍在法兰克人的控制之下，伊庇鲁斯和塞萨利的统治者尽管是希腊人，却是坚定的敌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同样怀有敌意。威尼斯和热那亚控制着拜占庭帝国的领海以及东地中海大部。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Ⅳ）——原名雅克·庞塔莱翁（Jacques Pantaléon），特鲁瓦一名皮匠的儿子，曾担任耶路撒冷的拉丁牧首，在收复君士坦丁堡十四天之后被立为教皇——不可能就此接受东方拉丁帝国的崩溃；返回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则竭力寻找着再度发起进攻的机会。若是这些西欧与巴尔干的势力部分或全部结成同盟，得到有效的组织与领导，就可以将收复故都的帝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因此皇帝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仔细检查陆地与海滨的城墙，并在必要处进行加固。他清楚，薄弱处正是金角湾一侧的海墙，十字军在1203年和1204年都是从那里突入城中。他最终修造了一道完整的内墙，就此任何舰队发起突击都需要突破两道城防。然而此时他先是建造了七英尺高五英里长、完全遮蔽住海墙的大型木栅应急，还在外面蒙上兽皮以期防火。

当然，在理想情况下，敌人根本就不能进入金角湾。皇帝随即整修了用于封锁敌方舰船航路的巨型铁链。但铁链总归不是坚不可摧，也无法代替强大高效的舰队。因此米哈伊尔在光复都城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开始集中修造舰队。同时他别无选择，只得依靠热那亚人——他在西欧唯一的盟友——并把威尼斯人的宫殿 [2] 转交给他们，竭力要求他们遵守几个月之前签署的《宁菲昂条约》。

之后就是转移政府机构的问题，而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拜占庭官僚系统复杂且时常臃肿，要把各种各样的机构——更不用说机构之中的大小官员——迁移到一座被破坏殆尽的城市绝非易事。得以成行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君士坦丁堡人口锐减。许多希腊人在十字军到来时就离开了，在此后的纷扰之中更有大批居民离开。拉丁人自然占据了可观的空间，但如今这些拉丁人也离开了，让整个荒弃的城区陷入一片死寂。皇帝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把此前背井离乡的难民们迁回都城，并于1262年建立了新的“扎科内斯人”（tsakones）聚居区，这些希腊人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附近，这一地区在前一年被亚该亚大公割让给了他。

向罗马示好（1262）

与此同时，帝国的军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重建工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建必不可少的住处，但米哈伊尔也出力修复被毁的教堂与修道院，他清楚这对激发平民士气是必不可少的。拉丁人认定这些无非他们憎恶的异端的纪念碑，对它们毫无尊重，他们剥去屋顶的铅，刮掉镶嵌画与壁画人像的脸，掳走其中的财宝与圣器。对拜占庭人而言，恢复宗教生活也同时恢复了他们内心之中的爱国情怀与国家荣誉，还让教会决心全力支持米哈伊尔的政策。皇帝也没有遗忘都城之中的公共建筑，比如法庭、剧院、市场和集会所。最终，为了纪念他所做的一切，他在圣使徒教堂前竖立了一根高大的石柱，上面是庇护者圣米迦勒的雕像，石柱底部则是皇帝本人的雕像，手中是君士坦丁堡的模型图，依照传统敬献大天使。他理当得到这座城市与他的臣民，也决心让历史记住这一点。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清楚教皇乌尔班的态度，但他不打算无故激怒他。在尼西亚初次加冕之时他便谨慎地派使团前去教廷，正式告知他继承皇位的消息；此时再度加冕的他再度派出两名使节——他们虽然是希腊人，却曾为鲍德温担任秘书官——并为教皇献上厚礼。但如果希望就此免于承受教皇的愤怒，他的希望就要落空了。帕希梅尔斯记载称一名使节被活剥了皮，另一名使节侥幸逃离。尽管耸人听闻，但教皇的敌意是确定无疑的。

与此同时，乌尔班在鲍德温的催促下准备组织一场新的十字军，为西欧收复君士坦丁堡，并就此革除了支持东帝国的热那亚人的教籍。威尼斯人自然全力支持他，乃至许诺免费运输愿和拜占庭皇帝作战的士兵们。然而其他地方都对此毫不热心，令教皇大失所望。十二世纪发动十字军时的狂热早已荡然无存。法国的圣路易理智地坚称十字军应当进攻异教徒而非基督徒，即使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德意志则在腓特烈二世于1250年逝世后就陷入了混乱。阿拉贡王国对西西里觊觎已久，但对更遥远的土地兴趣索然。至于英格兰，尽管曾经在十字军中出力甚多，教皇似乎却并不关心。现在只剩下腓特烈的儿子曼弗雷德，这也正是他希望的远征，在获取大量领土之外，和罗马的联盟几乎可以保证教皇承认他为皇帝，让他得偿所望。他和鲍德温竭尽所能要和教皇和解，但无果而终。乌尔班继承了他前辈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厌恶，这样的联盟无疑可鄙。他清楚，西西里国王对君士坦丁堡有所企图，若是鲍德温得以复位，功劳最大的人却是曼弗雷德，这样的情况对他而言未免过于危险。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早已建立庞大的情报网，他清楚他们在和教皇联络，也意识到这是致命的威胁。他多年以来试图和曼弗雷德和解，却毫无成效，1262年夏他再度尝试谈判。当时，曼弗雷德的异母妹妹安娜是约翰·瓦塔特泽斯的寡妻，她此时仍然住在帝国的宫廷之中。米哈伊尔提出与自己的妻子塞奥多拉离婚，与她成婚。无论是当时的史学家还是后世的研究者，都很难解读这个怪异的提议。这样的婚姻自然可以让两个统治者关系更近，然而同样会引发极大的宫廷丑闻，牧首阿尔森尼奥斯也一定会革除皇帝的教籍——牧首此前已经公开谴责他对年幼的约翰·拉斯卡里斯的残忍对待。

乔治·帕希梅尔斯宣称米哈伊尔如此做的原因是“热恋”安娜。这个说法也绝非荒诞，已经有两个私生女的米哈伊尔迷恋上一个三十出头的贵妇并非不可能，虽然她故去的丈夫对她的态度一般，但也许她确有迷人之处——我们只能如此推测了。但没有任何现存资料的说法能够确切证明这一点，仅能确知的是，米哈伊尔在牧首、安娜本人和塞奥多拉——她可不想如此被送进修女院——的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个计划，把安娜送到了她兄长的宫廷。作为回报，曼弗雷德放回了此前被伊庇鲁斯尊主俘虏、而后交给他处置的恺撒亚历克修斯·斯特拉特格普鲁斯，但米哈伊尔的政治同盟依然未能实现。

亚该亚的纪尧姆背信（1263）

他并未过于灰心，国内尚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他也决心恢复帝国在1204年之前的边境线。他首先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1262年，他释放了三年前在佩拉格尼亚之战中俘虏的亚该亚大公纪尧姆，作为回报他获得了莫奈姆瓦夏、米斯特拉（Mistra）、迈纳（Maina）、耶拉基（Geraki）这些至关重要的堡垒，以及金斯特纳（Kinsterna）地区，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重新建立统治的第一步就此出色地完成了。他和纪尧姆随即庄严宣誓，绝不互相攻伐，同时纪尧姆还成为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教父，并获得了帝国的大元帅头衔。

不难想见，誓言几乎立即被背弃了。1262年5月，纪尧姆在底比斯和威尼斯人结盟对抗帝国；两个月之后在维泰博 [3] ，他又参与了教皇乌尔班、鲍德温、威尼斯和伯罗奔尼撒的所有拉丁贵族共同结成的同盟，教皇正式下令免除他对“希腊分裂主义者”的誓言。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挑衅。1263年年初，新组建的帝国海军掠夺了法兰克人控制的科斯岛、纳克索斯岛和帕罗斯岛，攻击埃维亚岛另一侧的奥雷伊（Oreos）和卡里斯托斯（Karystos），最终进攻摩里亚东南部，并夺取了拉科尼亚（Laconia）滨海地区大部。与此同时，约一万五千人的陆军——其中三分之一是塞尔柱佣兵——在皇帝的兄弟尊贵者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指挥之下由热那亚舰船运输到莫奈姆瓦夏，并从那里向西北方向进军，围攻拉科戴蒙（Lacedaemon），即古时的斯巴达。亚该亚的纪尧姆此时意识到事态严重，仓促赶往科林斯以动员贵族们，君士坦丁随即放弃围攻，强行军穿越伯罗奔尼撒，进攻纪尧姆的首府安兹拉维扎（Andravida）。

亚该亚公国的灭亡似乎在所难免了，然而纪尧姆留在那里驻守的邑督，一个名叫约翰·卡塔瓦斯（John Katavas）的当地希腊人挽救了事态。尽管他年迈且罹患痛风，卡塔瓦斯还是迅速集结了三百名守军抄小路赶往帝国军营。在简短侦察之后他发现入侵军队在长途跋涉之后已经疲惫不堪，此时仍在休息，于是立即下达了进攻命令。君士坦丁和他的部下对此毫无防备，无力抵抗。许多人被杀，余下的士兵则逃进森林之中躲避。侥幸逃走的尊贵者穿越半岛，一路逃到米斯特拉。

一两个月之后，在小岛斯佩察（Spetsai）附近的海域，总共四十八艘战舰的帝国-热那亚联合舰队向南往莫奈姆瓦夏航行时，遭遇了一支规模较小的威尼斯舰队，总共有三十二艘战舰。这场海战的细节并不清晰，但可以确定的是热那亚人遭到惨败，据说他们有过半数战舰不肯参战，很快便被可耻地冲散了。他们的一名海军将领阵亡，据说人员损失也超过一千。 [4] 他们直到多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在地中海东部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信任，此前雇佣他们的海军巡航的他此时要求退款。

与热那亚的联盟终结（1263）

皇帝也有其他不满的理由。自从《宁菲昂条约》签署、威尼斯人被驱逐之后，热那亚人便涌进君士坦丁堡，大量定居下来并开展大规模贸易，对本地的商业社区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们清楚拜占庭帝国需要依赖他们的船运，因而载运希腊人的货物时便不断加价，而他们激发的敌对情绪很快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米哈伊尔无疑是基于这些考虑，以及他们在斯佩察可耻的表现，才会在1263年秋季武断地下令他们约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解散并返回家乡。《宁菲昂条约》并未就此结束，热那亚人不久之后派来了新的舰队，皇帝也勉强同意了。但这勉强为之的和解并未持续多久，次年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古列尔莫·圭尔乔（Guglielmo Guercio）参与了一起阴谋，要把君士坦丁堡献给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铁证如山，在皇帝亲自质问之下，圭尔乔立即认罪，他和他的同乡就此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宁菲昂条约》签署仅仅三年之后，与热那亚人的盟约便以灾难告终。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此时前所未有地需要盟友。曼弗雷德无视了他的友好提议，法兰西国王路易则忙于筹划十字军而无暇考虑拜占庭问题。现在只剩教皇乌尔班了。他的敌意一如既往，但这种敌意和他对曼弗雷德的态度不同，并非针对米哈伊尔本人，而是希望君士坦丁堡再度臣服于罗马。另一方面，他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关系也愈发恶劣，他清楚曼弗雷德得陇望蜀，宁肯让异端的希腊皇帝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也不愿西西里国王取而代之——米哈伊尔也清楚这一点。和他谈判似乎可行。

此时卡拉布里亚的克罗托内（Crotone）的拉丁教会主教正好在君士坦丁堡。他和大多数卡拉布里亚人一样是希腊人，多年以来他都和帝国保持着联系，此前与约翰·瓦塔特泽斯和塞奥多尔·拉斯卡里斯均有联络。他是米哈伊尔求之不得的中间人，主教就此在1263年春前往罗马，给教皇送上一封信，提出让两教会重新统一。信中是否提出结盟对付西西里国王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起到了不错的效果。7月18日，教皇回信，宣布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派出四名方济各会的教廷使节，全权负责签署教会统一的协议。与此同时，鉴于皇帝和亚该亚大公很快将成为同一宗教的兄弟，他要求双方就此停战。

然而乌尔班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如果米哈伊尔想要让东正教教会重新承认罗马教廷的主权，他也有自己的条件，他依然坚定地要把拉丁人赶出希腊。因此10月初他继续进攻纪尧姆，并宣称教廷使节迟迟不到意味着教皇改变了心意。这个理由并不能让人信服，毕竟那时从罗马前往君士坦丁堡很可能要花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次年春季，方济各会的教士们还没有抵达，皇帝的理由也似乎更充分了，然而这一切最终影响索然。

尊贵者君士坦丁再度率领大军穿越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军亚该亚的首府安兹拉维扎，拉丁人也再度出兵迎击，在城外约十英里的地方，小镇瑟尔吉亚纳（Sergiana）之外，两军开始交战。战斗开始不久，大统帅米哈伊尔·坎塔库泽努斯（Michael Cantacuzenus）——他是君士坦丁的副手，但能力与勇气均远胜君士坦丁——便坠马被杀。尊贵者大惊失色，他立即逃离战场，带着部队围攻位于拉科尼亚北部价值小得多的堡垒尼克里（Nikli）。然而他在那里又遭遇了新的灾难。五千名塞尔柱佣兵的军饷已经拖欠六个月，他们突然之间要求付清欠款，而得不到欠款的他们就此全部叛逃到了敌军麾下。

无能的君士坦丁以疾病为由，抛弃余部返回都城，理所应当地退隐。亚该亚的纪尧姆则就此开始进攻，侵入拜占庭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领土，在塞尔柱叛军的协助之下，他彻底击溃了当地的希腊部队，进军米斯特拉。直到那里，希腊人才进行了成功的抵抗，然而他们依然无力阻止纪尧姆的大军四处破坏，纪尧姆的大军一路抵达莫奈姆瓦夏城下，而后再安然返回尼克里。

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而言，幸运的是纪尧姆此时决定停止进军了。尽管取得了相当的军事胜利，战争还是给他的领土带来了相当的破坏，让他的许多臣民无家可归，部队的损失也不小。 [5] 急于恢复安宁的他甚至在考虑拜占庭帝国的提议，让他的女儿与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la）嫁给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在世的儿子之中最年长的安德罗尼卡，即使这意味着在他死后他的公国将就此并入帝国。在拉丁封臣们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地产在有生之年被没收——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和谈。

米哈伊尔给教皇的信（1263）

皇帝原本距离兵不血刃控制整个摩里亚近在咫尺，当他收到这个消息时的打击也可想而知。沮丧、屈辱而孤立无援的他被迫再度求助于罗马。在近期颇无理地背弃协议之后，他清楚在未来的谈判之中，自己不可能再期望得到什么热情回应了——教皇也已经批准亚该亚公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为十字军战争。他只能给乌尔班提出一份他无法拒绝的提议。

至尊敬的教父至尊，上帝庇佑的古罗马的教皇，我们的神父陛下，君主乌尔班，使徒的教区至高神圣的大祭司……

使节和代表曾经时常往来，但他们无法交流，因为翻译的疏忽，很少能够达成共识。这就让我们同宗兄弟不和，失去和睦而掩盖了真正的信仰……

但来自西方的声音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可敬的克罗托内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就此来到了我们的帝国，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切，我们也就此发现神圣的罗马教廷在信仰上和我们别无二致，我们还拥有共同的感情与赞美诗。因此我们尊崇、信奉并敬仰罗马教廷。教会之中的一切，所有的教士、所有的教区和所有的民族，只要奉献、顺从并敬爱教会，自此就要臣服于我们神圣的教皇陛下。

引述信件的这么一段节选就足以说明为何教皇立即做出了回应。这不但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将归顺罗马教廷，曼弗雷德也将因此被迫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更重要的是米哈伊尔不仅提出教会统一，还提出支持十字军收复乌尔班依然念念不忘的圣地。教皇在1264年5月23日写下的给“帕列奥列格，希腊人杰出的皇帝”的回复，辞藻也是同样的虚伪，时而油腔滑调。信件再度交到了克罗托内主教尼古拉斯手中，他也随即被任命为教皇的全权谈判代表，并带上另外两位方济各会的教士——普拉托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Prato）和桑斯的雷纳琉斯（Raynerius of Sens）。 [6]

使团在盛夏抵达，谈判立即开始，但如果教皇希望直接指定条件，他很快就要失望了。皇帝的代表在谈判之初就解释称他们无权自行决断，而是坚定地要把涉及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交由一场各方都参加的大公会议讨论。教皇的使团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是重大的让步，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因为宗教会议召开之前，乌尔班于1264年10月2日在佩鲁贾骤逝。

霍亨斯陶芬王朝终结（1268）

教皇乌尔班在人生最后的岁月之中最关注的并非拜占庭重归拉丁教会，而是他的死敌——西西里的曼弗雷德。他们的争议不只是私人冲突，教皇和西帝国多年来的对立情绪已经割裂意大利政坛，让其分为两大对立派系：教皇一派的“圭尔菲派”（Guelfs），和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也获得他们支持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无论如何，乌尔班确实厌恶曼弗雷德。而且他依然怨恨曼弗雷德在1258年从他六岁的侄子康拉丁（Conradin）手中夺取西西里王国（控制了南意大利大部，都城位于那不勒斯）一事，此举让他的领土就此与教皇国的南部边境相接。所谓的西西里王国（Regno）传统上臣属于教皇，曼弗雷德发动政变之后，教廷便在寻找另一个更友好的王公来代替他。他们考虑过许多人，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之子兰开斯特的埃德蒙（Edmund of Lancaster），但他最终选择了安茹和普罗旺斯的伯爵查理（Charles），即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弟弟。

两兄弟之间有如此的差异确实可谓罕见。和虔敬的路易不同，查理是个典型的幼子，为他的出身而不满。冷酷、残忍、自大且野心勃勃的他正想借教皇的名义夺取曼弗雷德的王国。同样来自法兰西王国的新教皇克莱芒四世（Clement Ⅳ）完成了乌尔班开始的安排，查理也正式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的妻子（她完全认同他的野心）典当珠宝以支付这次远征；路易则不情愿地批准出发。1265年的圣灵降临节，新国王抵达了罗马。自大的查理自以为能够立即住进拉特兰宫。他是个天生的独裁者，坚信自己是全能的主的神选之人。面对三万十字军——教皇克莱芒已经宣布这次远征为十字军——的曼弗雷德胜算索然。1266年2月26日，他在贝内文托城外被杀，三天之后遗体才被发现。查理不允许以基督徒的方式下葬，他被扔在了贝内文托的桥下，每个经过的法军士兵都要向他的尸体扔一块石头。曼弗雷德的妻子伊庇鲁斯的海伦娜，以及她的三个幼子都被囚禁在诺切拉。此后他们之中三人再未见于历史记载，只有一个男孩例外，他在四十三年之后仍被囚禁在那里。查理明白斩草除根的道理。

1268年，他再度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个道理。曼弗雷德的侄子康拉丁从德意志向南，竭力想要挽回家族的遗产。8月23日，查理在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击溃了他的部队，康拉丁本人被俘虏，随后进行的所谓审判中，他被定为叛国者，在那不勒斯市场之中被斩首，年仅十六岁的他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丁。

塔利亚科佐之战标志着法兰西取代德意志成为南意大利的统治者。如今查理和圭尔菲派在各地掌权，恰如十年前时的曼弗雷德和吉伯林派一般。在君士坦丁堡密切关注着这一切的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并不希望这一变化到来。曼弗雷德已经制造相当的纷扰，而他怀疑查理会是个更难缠的敌人——事实最终证明了他的猜测。接下来的十六年中，他要继续和西西里王国争斗，这一争斗也将持续到他的人生结束。

既然开始，查理就打算继续下去。他即位一年之后便靠着坚持不懈的外交阴谋获取了科孚岛和伊庇鲁斯部分滨海地域，而这是入侵希腊和马其顿的帝国行省的绝佳跳板。1267年5月，在维泰博的教皇驻地和教皇克莱芒、亚该亚大公纪尧姆和被废黜的皇帝鲍德温——他从未放弃夺回皇位的希望——商讨了一个月之后，他签署了两份协议，更明确地展露了他的长期意图。第一份协议让纪尧姆的女儿伊莎贝拉——此前打算与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成婚——与查理的儿子安茹的腓力（Philip of Anjou）成婚，并在纪尧姆死后共同统治他的公国。第二份协议则具体叙述了查理恢复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拉丁帝国的计划，此处有必要进行简短转述。

西西里国王许诺在六至七年间，他或者他的继承人将提供两千名骑兵为鲍德温作战；作为回报，鲍德温需要交给查理亚该亚公国的宗主权，以及除莱斯沃斯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科斯岛之外的所有爱琴海岛屿，还有即将征服的领土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包括君士坦丁堡以及那四个岛屿，但包括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如果勃艮第公爵于格（鲍德温在前一年把那块封地许给了他）没能完成任务的话，还要把塞萨洛尼基国王的头衔给查理。最后，如果鲍德温和他的儿子库特奈的腓力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皇位也要由查理继承。与此同时，威尼斯要获取在帝国的全部旧有特权，为了确立这一和约，库特奈的腓力将会与查理的女儿贝亚特丽斯（Beatrice）订婚，等她到适婚年龄之后便立即成婚。

这份文件无论如何看都可谓惊人。西西里国王确实没有直接索取皇位，鲍德温和教皇克莱芒（此时他已经因查理崛起的速度而不安）也不会同意。但这至少让他立即获取了东地中海的一个小帝国，让他得以从陆路或海路轻而易举地抵达君士坦丁堡——他的代价仅仅是模糊的许诺和稀少的援军，还是在多年之后。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得知这一消息时难免紧张不已，他此时也要面对严峻的威胁，如果安茹的查理成功，他很可能恰如之前的鲍德温一样，成为孤城之中的皇帝。

教皇出缺（1268）

尽管教皇乌尔班的逝世让教会统一的谈判就此延期，但此时的米哈伊尔清楚，在贝内文托之战后，他必须尽快改善和教廷的关系，他也竭力恢复和罗马的联系。然而克莱芒四世远没有他的前任那么随和，坚定拒绝了希腊教会提出的大公会议提议，声称“信仰的纯洁性不容置疑”。因此“和子”问题、有酵饼问题、重要的教会司法问题都不会进行讨论，简而言之，让东西方基督教教会分裂至今的所有神学与礼仪问题将均不进行讨论。克莱芒送给皇帝的是一份“信仰声明”，要求他在谈判之前无条件接受。信中最后一段话如下：

……这封信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宣称我们既不打算为那些被陛下弹压的人伸张正义（本来也不该如此），也不放弃使用其他手段使天主拯救灵魂。

无论最后一句指的是不是打着圣战旗号的安茹大军，其中的威胁意味也足够明显了。

如果教皇保持如此态度的话，教会就不可能统一了。绝大多数东正教教士坚定反对，就算他们打算接受，也不可能接受目前提供的条款。米哈伊尔理智地选择无视了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对圣地发动十字军——他还许诺让亚美尼亚国王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但克莱芒不为所动，当他在1268年11月逝世时，教会的分裂一如既往。

然而教皇就算是不想合作，也总比不可能合作好。查理在教廷的影响相当可观，接下来的三年之中他成功保持教廷无人掌控，就此得以在没有罗马教廷干涉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对待拜占庭帝国，乃至其他一切问题。现在，幸运的是，米哈伊尔还是获得了两个盟友。1267年年末，他重新和热那亚人签约，并允许圭尔乔事件之后被驱逐的所有热那亚人返回，还把金角湾另一侧的整个加拉塔区割让给他们。 [7] 次年年初，他又签署了另一份协议——和热那亚的死敌威尼斯。

早在1264年，米哈伊尔便派另一批使节前往威尼斯；1265年，他同意了一份授予威尼斯一系列特权的协议，就算不能和此前的风光相比，至少也比目前的情况好。威尼斯人一时间拒绝批准，拜占庭帝国依然处于混乱之中，帝国的未来尚不确定，没有必要立即表明立场。然而四年后，情况改变了。其间，缺乏黎凡特基地的他们极易遭受突厥和阿尔巴尼亚海盗的侵袭，也因查理获取科孚岛和伊庇鲁斯部分海岸地区而担忧，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他完全能够封锁整个亚得里亚海。出于这一系列考虑，《第二次维泰博条约》的空洞承诺便无足轻重了。1267年11月，总督雷涅罗·泽诺（Renier Zeno）派属下最出色的两位外交官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全权负责谈判。1268年4月4日，双方最终签署协议，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后得到威尼斯的批准。

事实上这一协议仅仅维持了五年，但其间威尼斯人许诺停战，并停止了对帝国敌人的全部协助，释放了囚禁在克里特岛、莫多内（Modone）和克罗内（Corone）——他们希腊领海之中的三个主要基地——的全部希腊俘虏。作为回报，皇帝许诺尊重威尼斯在各地的定居点，并再度允许威尼斯商人自由居住、往来与贸易，在他的领地之中不会遭受任何阻挠，也不必支付任何税费。只有两项曾经的特权不复存在：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国的八分之三领土——尽管这一宣称的实际经济意义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以及此前的独占经营权。米哈伊尔坚称，热那亚人要保留所有旧有的权利。此前，帝国只给一个共和国完全的特许权而排斥其他共和国的政策，其危险已经显露无遗。自此，他们之间必须自由竞争——但他们必须特别保证不在海峡或者黑海之中开战——拜占庭帝国将从他们的对立之中获益，而不必担心失利者和帝国的敌人联手了。

反拜占庭帝国的联盟（1269）

如果说米哈伊尔的军事力量与外交地位在光复君士坦丁堡之后，此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态势，他的敌人却也愈发强势了。安茹的查理不再受教皇约束，公开准备对抗希腊帝国。西西里王国的所有船坞都夜以继日地工作，食物、钱财、其他补给品和部队被紧急运往摩里亚，查理打算将其用作远征之中的主要桥头堡。为了防止泄密，他禁止了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所有商贸道路。查理也忙于组织与中欧王公的同盟：匈牙利的贝拉四世（Béla Ⅳ）、塞尔维亚的斯蒂芬·乌罗什一世（Stephen Urosh Ⅰ）、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蒂克——他的妻子伊琳妮是被刺瞎并软禁的约翰·拉斯卡里斯的妹妹，她也不会让自己的丈夫忘记米哈伊尔如何对待自己的兄弟。 [8] 为保证万无一失，他甚至派使节联络塞尔柱苏丹、亚美尼亚国王和蒙古可汗；1269年8月，他还和帝国的盟友热那亚签署了商业协议，愤怒的米哈伊尔也就此彻底认定热那亚人朝秦暮楚。（向威尼斯提出的商业协议无果而终。）与此同时，流亡的前皇帝鲍德温和纳瓦拉国王、香槟的特奥巴尔德（Theobald）签署协议，许诺给他征服土地的四分之一——尽管此前许诺给查理、勃艮第公爵和威尼斯人的利益不能受损。当整个西欧与中欧就此联合反对他时，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和他的帝国的前景堪称绝望。

寻找其他潜在同盟没有意义，因为根本没有。皇帝自此只能依靠外交了。唯一的渺茫希望在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路易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也是安茹的查理的兄长，理论上不可能出手相助，米哈伊尔也清楚，他正在准备新的十字军，顾不上其他事情。拜占庭使节匆忙赶往巴黎，送上皇帝的信。信中说，皇帝乐于加入国王对北非的萨拉森人的远征，并提供大量部队，不幸的是国王陛下的兄弟正在筹备进攻皇帝，若是这场战争先开始，双方就都不可能给十字军提供应有的帮助了。1270年春出发的第二批使节则宣称皇帝、教会和人民都准备臣服于罗马，而在与查理的争执问题上，皇帝愿意无条件听从路易个人的决定。

国王立即做出了回应。教皇空缺之时，他立即将消息转交教廷，建议考虑这一问题并派高阶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不久之后阿尔巴诺（Albano）主教便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得到了谨慎而全面的要求：教皇克莱芒此前信中的“信仰声明”，以及明确承认教皇权威的声明，要送到各希腊教堂与修道院中，让帝国之中的所有教会领袖署名，而后送到罗马保存。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要举行一次宗教会议，在会上朗读这一声明，皇帝、牧首、教士和平民要公开表示接受。

米哈伊尔再度决定无视这一提议，他感谢了阿尔巴诺主教的到来并允许他返回，同时派出第三批使节觐见国王路易，包括两名高阶教士，即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书记僧侣约翰·贝库斯（John Beccus）和皇帝教堂之中的副主教君士坦丁·梅里特尼奥特斯（Constantine Meliteniotes），两人都携带了重礼。然而他们抵达西西里东南端的帕塞罗角（Passero）时，才发现十字军已经远征突尼斯。8月初他们抵达那里时，路易已经身患伤寒，病势严重。两周之后他才勉强得以召见他们，轻声说出希望自己的兄弟和皇帝能归于和平。次日，8月25日，他逝世了。“他们两手空空，得到的只有承诺”，希腊使节就此返回了家乡，而此时，安茹的查理刚刚率海军抵达突尼斯。

查理的舰队被毁（1270）

兄长离世之后，全权掌握大军的查理为何不立即放弃十字军，然后出征君士坦丁堡呢？也许是出于他对路易的忠诚——虽然就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而言这不太可能。也许他认为这一战已经进展顺利，很可能大获全胜，因此不肯放弃机会——不久之后他还大败突尼斯埃米尔，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决心。尔后在11月，他航向西西里的特拉帕尼过冬，他的陆海军整装待发，他和部下的士气因大胜而高涨。当兄长离世，最后可能约束他的力量也不复存在时，安茹的查理可谓前所未有地危险，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许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了。

奇迹也就此到来。查理的舰队抵达特拉帕尼不久，11月22日，前所未有的猛烈风暴席卷了西西里岛西部。他最大的十八艘战舰都成了木柴，不计其数的小船、人员和马匹——不少人依然在船上——也一同毁灭，伤亡数以千计，另有大量的物资与补给品沉入海底。几个小时之后，查理的陆军和海军都毁灭了。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得知这一消息时激动落泪，圣母——君士坦丁堡的庇护者，再度解救了这座城。西西里国王在接下来几年都无法对帝国构成重大威胁了。

[1] 帕希梅尔斯记载称宫中“满是意大利柴火烧出的浓烟，粗俗的鲍德温让他的仆人们如此生火”。

[2] 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全能基督修道院，热那亚人立即将其拆毁以宣示胜利，并把一些石料运回热那亚，镶嵌到著名的圣乔治银行之中。

[3] 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1257年选择在距离罗马约六十英里的维泰博居住。此后的教皇们也继续在此居住了二十八年，直到1285年马丁四世（Martin Ⅳ）逝世。

[4] 数据源自威尼斯人卡纳莱的马蒂诺（Martino da Canale），他记载称己方损失为四百二十人。

[5] 萨努多（Sanudo）记载称一个不幸的妇女的七位丈夫全部战死。至于她是拉丁人还是希腊人则不得而知。

[6] 一年前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那四位方济各会的教士又到哪里去了呢？乌尔班的指令是如果他们依然在城中，也要加入使团。然而他们仿佛彻底消失了一般。

[7] 据称米哈伊尔把热那亚人安排到加拉塔是为了避免圭尔乔式的阴谋再度发生。然而事实上，在拉丁帝国时代乃至更早之前，他们就在这一地区聚集了。热那亚人对这一安排完全没有表示异议，他们也在这一地区保持着主导地位，直到被土耳其人征服。

[8] 安茹王朝的记述提及约翰·拉斯卡里斯逃离了他的拘禁地，来到查理在那不勒斯的宫廷之中避难，然而这一记载与帕希梅尔斯和格里戈拉斯的说法都矛盾，而且极不可能。查理也许希望获得一个僭称者以给自己的计划增加合法性，就像1080年的罗伯特·吉斯卡尔。但他既然坚定支持鲍德温，就不太可能一并支持约翰的宣称。

第十五章 勉强的统一（1270～1282）

因为如此机巧地避免了即将降临在我们头上的灾难，我们不应当受责备……而是应当得到谨慎者与睿智者的赞扬。我寻求教会统一只出于一个考虑：急于避免外部威胁成真……但若是为此，我根本不该开始这一切。

——米哈伊尔八世，乔治·帕希梅尔斯引述

1271年8月的最后一周，在安茹的查理的阴谋之下，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整整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教皇就职，这也是教廷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空缺。若不是维泰博的市政官把举行选举的宫殿的屋顶拆下，空缺或许还要继续更久。他的举措起到了他预想的效果，9月1日，列日（Liege）副主教泰奥巴尔多·维斯孔蒂（Teobaldo/Tedaldo Visconti）被选举为教皇。他当时正在巴勒斯坦，陪同英格兰王子爱德华——此后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他立即登上第一艘可出发的航船，匆忙赶回罗马就任，成为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ⅹ）。

与格里高利十世联络（1272）

格里高利在东方的旅途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向来关注圣地，也把他任职期间的主要任务定为收复耶路撒冷。然而他担心若是得不到希腊帝国的支持，收复圣地的可能会愈发渺茫，因此他比他的两位前任都重视弥合东西教会之间的裂痕。即使在离开巴勒斯坦之前，他就给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送去了一封言辞极为热切的信，强调自己希望教会统一；1272年10月，他亲自邀请皇帝参加两年后在里昂召开的教会会议。与此同时，他建议双方应当立即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尽可能在会议召开之前解决分歧。他在信件中附上了克莱芒四世的“信仰声明”，但和他的前任不同，他更为现实。他比克莱芒更清楚米哈伊尔必须面对何种困难，也清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不可能让所有教士、修道院和俗世人明确表达意见。他指出，只要主教们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威就足以了。他给自己的大使下达的指示之中，对自己的规划进行了更清楚的说明。

“我们自愿顺从于教会，承认并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若是“承认”难以保证，也可以加上这一句话或类似语句：“因此我，皇帝，认同天主教的正信。”……但如果“认同”也难以保证，还可以加上这一段话或类似语句：“我们愿意承认这一信仰，承担它，信奉它，并统合于……神圣的罗马教廷，我们的信仰之母……并顺从于罗马教廷，承认其最高地位。” [1]

米哈伊尔八世清楚搪塞拖延很可能会让格里高利转而支持查理，便做了善意回应。他向教皇保证与他使节的商谈已经开始，他本人也把教会统一当作国家的首要任务。他的代表必然会参加随后的会议，他只希望教廷派人保护使团，以免查理“出于对和平的憎恨，提前破坏这一神圣的事业”。这个谨慎之举堪称明智，他清楚西西里国王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拜占庭使团在他的控制区域之中消失，而后再反咬一口，诬告拜占庭根本没有派出使团。

教皇也许有同样的担忧。他立即同意了要求，下令卡西诺峰修道院的院长在帝国使节抵达西西里王国时亲自前去迎接，并护送他们抵达罗马。与此同时，他在和查理商议时，继续强调他应当协助促成统一，而非固执阻挠。国王反对称，在道义上，他有责任遵守1267年签署的《第二次维泰博协议》，在七年内，也就是1274年5月之前发起进攻。然而格里高利请求他推迟一年，在特拉帕尼的灾难之后舰队还没有整备完成的查理自然同意了。

里昂会议（1274）

尽管卡西诺峰修道院院长做了安排，西西里国王保持了克制，希腊使节前去里昂参会的旅途也并不顺利。他们在1274年3月离开金角湾，在马莱阿角（Malea）遭到了春季风暴，他们的一艘船因此沉没，船上的乘员全部罹难，包括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帕纳勒托斯（Nicholas Panaretos）和大译官乔治·沃尔霍约特斯（George Berrhoiotes）。皇帝送给教皇的大批礼物也就此沉入海底，包括数件无价的金圣像，另外还有一块绣金丝镶珍珠的圣坛盖毯，这是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七年前奉献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

余下的三名使节——前任牧首日耳曼诺斯（Germanos） [2] 、尼西亚都主教塞奥法内斯（Theophanes）和大部长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在6月末抵达里昂时，会议已经进行七周。西欧基督教教会中的所有显赫教士齐聚圣让教堂（和1274年时基本一样），包括所有的枢机主教和原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牧首，以及威尼斯人潘塔莱奥内·朱斯蒂尼亚尼（Pantaleone Giustinian），集会人数约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尽管信仰天主教的君主都收到了邀请，但只有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Jaume Ⅰ）前来。安茹的查理的缺席更是颇为显眼。6月24日，三名使节在教会的典礼之中被护送到教皇的宫殿，教皇迎接了他们并致以和平之吻。他们随后奉上皇帝、皇子安德罗尼卡和东正教教会主教们的信件。没有商谈，没有讨论。然而五天后，6月29日，格里高利出席了特殊的双语弥撒，庆祝即将到来的教会统一，教会的使节们各司其职，福音书、使徒书信和信经全部用拉丁语与希腊语朗诵，其中尖锐地重复了三次“和子”。这是最让拜占庭教会如鲠在喉的一句话，如果当时确实三度念出，使节至少是隐藏了自己的不满。

最终在7月6日，统一正式确立。在奥斯提亚枢机主教、未来的教皇英诺森五世（Innocent Ⅴ）进行布道，格里高利致欢迎辞之后，皇帝信件的拉丁语译文被高声朗诵。其中包括了完整的“信仰声明”——自然包含“和子”——并承认教皇的最高地位，唯一的要求是拜占庭教会可以保留旧有的信经（在分裂之前已经存在）以及并不和大公会议的决议抵触的东方礼仪。接下来的两封信中，希腊主教也承认接受教会统一，但要求在任牧首逊位，并承认教廷“在分裂之前拥有的一切权威”——这句话可谓相当含糊，毕竟教皇的一系列宣称都是因为1054年的分裂才得以施行的。最后，大部长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以皇帝的名义发誓，条件和他信中的条件基本一致；教皇吟诵了《赞美颂》（Te Deum），并进行布道以表达对教会和解的欣喜。信经再度以拉丁语和希腊语吟诵，典礼就此结束。二百二十年之后，东方与西方的教会终于统一了。

至少表面上如此。

统一的代价（1275）

1274年夏季，博斯普鲁斯海峡保持着宁静，直到皇帝的使节在晚秋返回时，教士和俗世人才意识到此前谈判的重大意义。承认教皇的最高地位就是很大的屈辱，即使皇帝不断坚称，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之漫长与路程之艰难足以保证牧首不会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他提出，教皇什么时候才会到君士坦丁堡指挥希腊主教们，又有谁愿意经历如此之长的航程去罗马请愿呢？但在许多拜占庭帝国中的教士和俗世人看来，这就是背叛，而且背叛的程度远不止于此。帝国是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帝在凡间的辅助统治者，地位与使徒相当。他在宗教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牧首。但他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他们宣称，皇帝有什么权利改变他们宗教的根基，即东正教的信经呢？信经是缓慢而艰难地在七次大公会议之后才最终得出的，只有在新的大公会议上，五位牧首一同出席时才有权修改信经。因此皇帝直接冒犯了教会法，接受了西欧那本身就不合教规的信经。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更是冒犯了都城的庇护者——圣母。七十年前君士坦丁堡曾经失去她的庇护，而其结果，城中所有成年人都无法忘却。如今他们又要承受何种灾难呢？

皇帝的臣服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几个世纪以来，西欧在他们的眼中不但是异端，也鄙陋、无知、野蛮、粗野；西欧势力占据都城的五十七年之中，他们被一批半文盲的恶棍欺凌鄙视，这段经历更不会让他们改变看法。如今在重获自由仅仅十三年之后，他们便要再度受法兰克人奴役，而他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在1275年1月16日的一次特别活动之后，里昂的典礼在皇宫的礼拜堂中重演了一次。示威者首先走上了街头；当他们得知公开支持统一的约翰·贝库斯——四年前身为圣索菲亚大教堂书记僧侣的他是皇帝派去觐见圣路易的使节之一——被提升为牧首时，人们的情绪愈发激动了。教会陷入了堪与四世纪前的弗提乌斯分裂相比的对立，这种对立甚至影响到了皇室，皇帝的姐姐尤洛基亚——她如今已成修女——坚定反对自己兄弟的政策，皇帝被迫将她拘禁。她在不久之后逃离，来到保加利亚投奔自己的女儿，即于1272年成为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蒂克的第二任妻子的玛丽亚（Maria），她们随即筹备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联盟，决定彻底将米哈伊尔赶下皇位。

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无果而终，而皇帝更担心的是伊庇鲁斯的统治者尼基弗鲁斯——几年前继承了他父亲米哈伊尔的封号——和他的兄弟私生子约翰，塞萨利的统治者。两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然——出于政治考量，将他们的控制地域作为反对统一者的避难所。约翰甚至自称正教的护卫者，并在1277年5月1日召开由避难的僧侣参加的“宗教会议”，正式谴责皇帝、牧首和教皇。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误判了臣民们的情绪吗？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他坚信自己的筹划是解救帝国免遭拉丁势力发起的灾难性入侵的唯一办法，也希望臣民们和自己一样现实。但他清楚如果没能说服臣民，自己便要面对何种后果。在他看来，他是别无选择。抗议持续了几周之后，他依然不肯处理煽动者，直到他确定无法说服他们之后才动用武力。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公开反对统一的人遭到监禁、流放乃至受瞽刑，其他人则被鞭打，还有人被查抄了财产。领导反对者的修道院遭受了格外严厉的待遇，一名格外健谈的僧侣梅勒提奥斯（Meletios）被割掉了舌头。

和罗马统一，就意味着西西里国王和名义上的拉丁皇帝库特奈的腓力——他的父亲鲍德温于1273年逝世——发动入侵的道义基础不复存在，能够暂时解救希腊帝国，也让西欧认定米哈伊尔获取君士坦丁堡的合法性，甚至消除了教皇对他的大计划，即肃清巴尔干半岛的拉丁残余势力的反对。但对皇帝和臣民而言，代价都相当高昂。

争夺埃维亚岛（1275）

使节在抵达里昂参加教会统一典礼之前，他们的君主在巴尔干的新征战已经开始。他的部队占据了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港口布特林托和内陆的堡垒培拉特（Berat），将安茹王朝的部队赶回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佐和阿弗罗那。西西里国王查理对此大为警惕，便尽可能派出了援军，但他忙于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与热那亚和他们吉伯林派的盟军作战，他们接连不断地袭扰西西里岛、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滨海城镇。抽不出手的他无力反击，损失了可观的部队与领土。次年皇帝继续施加压力，同时对塞萨利的私生子约翰发起进攻，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尊主约翰·帕列奥列格指挥，还配备了一支拥有七十三艘舰船的舰队，用于袭扰拉丁人并截击援军。

私生子约翰对此毫无防备，被围困在自己的奈奥帕特拉斯（Neopatras）城堡，但他也不是第一次被困了。他趁月黑风高缒城而下，扮成找马的马夫，悄然穿过了希腊人的营地。三天后他抵达了底比斯，当地的公爵拉罗什的让一世（Jean Ⅰde la Roche）借给了他三百骑兵。他带着骑兵返回奈奥帕特拉斯，从背后对希腊军队发起突袭。尊主约翰竭力集结起部队，但恐慌情绪传播开之后，他们还是溃逃了。

这次胜利展现了私生子约翰的勇敢机智，他不但击败了帝国军队，还羞辱了他们一番，拉丁贵族们因此士气高涨。他们从埃维亚岛和克里特岛迅速集结了一批威尼斯舰船，补充上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舰船，在沃洛斯湾的迪米特里亚斯进攻希腊舰队。起初进攻方占了上风，许多希腊水手受伤或落水。然而尊主约翰及时率领一支当地集结起来的部队从塞萨利赶来， [3] 逐渐扭转了战局。夜间，几乎所有主要法兰克指挥官均被俘虏，拉丁一方的舰船也只有两艘免遭俘虏。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得知这两次战斗的消息时，明确表示他认定胜利远比失败意义重大。然而他的兄弟约翰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近期的胜利也无法弥补在奈奥帕特拉斯的失利，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便辞去了指挥职务，悲哀沮丧地隐退。他的继任者本应当是首席马厩长（protostrator） [4] 亚历克修斯·菲兰索佩诺斯（Alexius Philanthropenus），即迪米特里亚斯之战中舰队的指挥官，但亚历克修斯在那一战中受伤，尚在休养，因此皇帝选择了叛变的意大利人利卡里奥（Licario）负责指挥。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此人来自在埃维亚岛居住已久的某个显赫的威尼斯家族，却因为和一位拉丁贵族的寡妻——卡尔切里的费丽萨（Felisa dalle Carceri）过从甚密而让他们不满。1271年，他投降帝国。他的第一次胜利——夺取卡里斯托斯——得到的回报，便是以帝国的封臣身份全权管辖埃维亚岛，作为回报，他将继续与两百名骑士为帝国服役。接下来的几年间他肃清了哈尔基斯之外的全岛，还从威尼斯统治者菲利波·吉西（Filippo Ghisi）手中夺取了斯基罗斯岛（Skyros）、斯科派洛斯岛（Skopelos）、斯基亚索斯岛（Skiathos）和阿莫尔戈斯岛（Amorgos），菲利波则被押往君士坦丁堡。随后他又夺取了凯阿岛（Ceos）、塞里福斯岛（Seriphos）和阿斯蒂法利亚岛（Astipalaia），以及桑托林岛（Santorini）和锡拉夏岛（Therasia）。利姆诺斯岛（Lemnos）因当地的统治者保罗·纳瓦加奥索（Paolo Navagaioso）和他的妻子坚决抵抗，被围三年之后才投降。

现在最终光复埃维亚岛的机会似乎已经到来，只有其首府哈尔基斯此时仍在拉丁人手中。城外的一场战斗中，该岛的统治者之一，维罗纳的费丽萨（Felisa da Verona）的兄弟吉贝托（Giberto），以及雅典-底比斯公爵拉罗什的让均被俘虏，但利卡里奥得以继续进攻之前，让的兄弟、统治纳夫普利亚（Nauplia）的雅克（Jacques）率大军前来，而拜占庭军队再度被私生子约翰大败的消息几乎同时传来。利卡里奥决定暂缓进攻哈尔基斯。他带着俘虏返回都城，皇帝就此授予他大统帅的头衔，让他负责掌控帝国的所有拉丁雇佣军——米哈伊尔本人就曾经担任这一职务。对维罗纳的吉贝托而言，这一打击太大了，自己最低微的一个臣属穿上奢华的官服，甚至能和皇帝密语，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当场中风暴卒。拉罗什的让更幸运，他在缴纳了三万索尔多（soldi）的赎金后重获自由，然而他也在不久之后死去。

至于利卡里奥，这个突然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的名字，至此又突然消失了。没有人提及他死亡——无论是否战死——或者被解职，我们只能推测他或许在君士坦丁堡病故。他没能等到夺取哈尔基斯的那一天，也没有获取本该属于他的封地，自己土生土长的岛屿。然而身为同时代最出色的海军指挥官，以及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光复巴尔干的漫长努力之中的协助者之一，他应当在本书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

尼古拉斯三世继任（1277）

巴尔干和爱琴海接连不断的战争让教皇格里高利颇为悲哀，但他也意识到自己事实上无法阻止。1275年，他至少成功安排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和安茹的查理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议，然后去世。他希望双方能借此考虑他支持的唯一一种军事行动：十字军。米哈伊尔八世提出十字军将不走水路，而是沿第一次十字军的行军路线穿越巴尔干抵达君士坦丁堡，而后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走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初读此处想必会颇为惊讶。这样的计划可谓相当危险，在其他问题之外，拉丁人还可能就此对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这还可能让他们从突厥人和蒙古人手中光复安纳托利亚。但他们即使得以成功，又如何保证这些土地回归他们原来的主人手中？在帝国的领土之上出现更多的拉丁小政权，对米哈伊尔而言绝非好事。

另一方面，如果十字军确实准备前来，那么更好地利用他们不是更好吗？他至少有机会让安纳托利亚彻底摆脱异教徒的侵扰，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机会吗？他的烈祖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不正是就此利用第一次十字军，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吗？米哈伊尔提出这一提议时应当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然而教皇格里高利对此颇感兴趣。收复基督教大城市，乃至安条克，足以让他动心，军队也可以就此免于忍受漫长且危险的海上颠簸。热切的他甚至打算在1276年复活节之后尽快与米哈伊尔在布林迪西会面，如果米哈伊尔不愿踏入西西里王国（他自然有理由如此），他便亲自渡过亚得里亚海，前往阿弗罗那。

然而1月10日，原定的会面日期三个月之前，教皇在阿雷佐（Arezzo）逝世，他温和且热爱和平的继任者英诺森五世虽然依然和希腊使节保持着紧密联系，对十字军却远没有那么热衷，既不想发动陆地远征，也不想和皇帝会面。两个计划随即均被放弃。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联合基督教世界之力，将突厥人逐出安纳托利亚，并让那里在两百年之后重归拜占庭帝国的机会——虽然也只是个机会而已。出于本章结尾将要说明的原因，这个机会再也没能出现。

英诺森原名塔朗泰斯的皮埃尔（Pierre de Tarentaise），也来自法兰西王国，无耻地操纵教廷事务的安茹的查理自然因他就任而欣喜不已，匆忙赶往教皇的宫殿。查理无法原谅米哈伊尔在里昂战胜自己，也公开反对教皇格里高利与拜占庭帝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他对君士坦丁堡的觊觎依然不减当年，而当他发现新教皇对他们的同情远不及前一位时，据称他因愤怒而撕咬自己的权杖——帕希梅尔斯与同时代的西西里编年史家内奥卡斯特罗的巴尔托洛梅奥（Bartolomeo of Neocastro）均如此记载。英诺森仅担任教皇五个月即逝世，他的继任者哈德良五世（Adrian Ⅴ）则仅在位五个星期，哈德良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一世（John XXI）在即位七个月之后，在维泰博的宫殿的新书房中被垮塌的天花板击中逝世。 [5] 直到1277年11月，枢机主教在一年半中的第四次教皇选举之中，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才得以选出一个免于安茹的查理的阴谋干扰的新教皇，他较长的在位时期也在教廷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改称尼古拉斯三世（Nicholas Ⅲ）的乔瓦尼·加埃塔尼·奥尔西尼（Giovanni Gaetani Orsini）来自罗马最古老也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因此他因查理对教皇事务的持续干预颇为厌烦，更厌烦他公开的皇帝宣称。西西里国王多年来借罗马元老之名干扰——或试图干扰——教皇选举，贿赂法兰西与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为他选择的候选人投票，就像他利用托斯卡纳的帝国摄政（Imperial Vicariate）职务实现自己在亚平宁半岛的政治野心一样。教皇在就任几周之后便将他的这两个职务全部解除，还彻底禁止了查理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的企图。禁止命令并非出于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某种同情，也并非为拜占庭帝国着想，而是希望东帝国与西帝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教皇在其中纵横捭阖以防任意一方过于强大。但米哈伊尔对尼古拉斯的真实想法不甚在意，只要他的敌人屈服，帝国存在至今的威胁就此消除，就足够了。

教皇尼古拉斯施压（1279）

这位教皇仅在一个问题上和前几任教皇坚定保持一致：既然拜占庭帝国在里昂接受了统一，就必须证明统一已经完全实现，希腊教会在礼仪和教义的各种细节上都要遵守罗马的指示。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在里昂的典礼之外，他还于1275年1月在君士坦丁堡同意了这一要求，引发了暴乱；1277年4月，他和儿子安德罗尼卡——1272年加冕为共治皇帝——于布拉赫内宫，在牧首、高阶教士和教皇使节的见证之下，再度口头发誓确认乔治·阿克罗波里特斯在里昂发下的誓言，之后他们签署了一系列的拉丁语文件，确认会谈的要点。其中包括“和子”、炼狱问题、罗马教会的七圣礼、弥撒使用无酵饼、教皇的最高权威，还有向教廷上书请愿的权利。之后一切本该继续进行，不幸的是希腊教士们拒绝进行类似的个人宣誓，而牧首约翰·贝库斯起草的信件特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含糊其词。几个月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开宗教会议试图展现诚意，伊庇鲁斯的尼基弗鲁斯和私生子约翰因坚持旧日的东正教信仰而被谴责——不难想见，约翰也以同样的谴责回敬米哈伊尔、约翰·贝库斯和教皇尼古拉斯。然而对罗马教廷而言，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的真诚依然可疑。

尼古拉斯三世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像格里高利十世那么耐心，外交技巧更无法与他相比。1279年春，他派格罗塞托（Grosseto）主教巴塞洛缪（Bartholomew）率领新使团觐见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首先，“牧首，以及所有的城堡、村庄和其他地点的其他教士，整体必须同意、接受并承认正信以及罗马教廷的优先地位，并为此发誓……而且不得有任何更改或附加条件”。他还附上了誓言的文本。其次，“那些负责布道的人必须公开且谨慎地向聆听者传播正信，并吟诵加上‘和子’的信经”。为了保证这一工作完成，教皇的使团要亲自前往帝国的主要城市，并要求各地大小教堂和修道院之中的所有人皈依正信并接受教皇的至高权威。署名的副本要送往罗马。直到那时希腊教士才能够申请确认他们的职务，此前所有希腊教会职务的任命都被视作不合教规，必须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尼古拉斯特别否决了皇帝此前的请求——牧首的信中将请求重复了一遍——皇帝希望希腊教会保留大分裂之前已有的诸多习俗。他写道：“信仰若要统一，无论忏悔者还是听取忏悔者都不得存在分歧。”最后，教皇还要求任命一位枢机主教特使留在君士坦丁堡。

米哈伊尔向来对他的臣民们保证都城不会有常驻的教皇代表，最后一条要求无疑令他格外不满，但罗马的所有要求都开始愈发令人无法容忍。他的教会——其中大部分人本就不希望统一——明显因一任又一任教皇接连不断的烦扰而愤怒不已，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施压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他和约翰·贝库斯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结果约翰就此逊位，到曼加纳修道院中隐居。他向教廷使节掩盖了这一难堪的事实，声称牧首逊位只是因为年迈，还说服贝库斯邀请他们出席自己逊位的仪式。但他清楚，自己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只能尽可能不冒犯他们，并再度尝试拖延，因此他需要教会的支持。他把高阶教士全部召到宫中，言语前所未有地直白。

你们清楚我为完成目前的协议经历了何等的艰难……我知道我强迫了你们，还冒犯了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家人……我曾相信这一切能够结束，拉丁人不会再做更多要求……但因为那些吹毛求疵者，他们增加了证明教会统一的要求。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他们的要求。我希望提前告知你们，以免使节到来时你们反应过度，或者因我的举动而怀疑我背弃信仰。

在上帝的见证之下，我不会修改我们信仰的一字一句、一丝一毫。我许诺保留我们父辈留下的神圣信经，不只是拉丁人，任何人若敢质疑信经，我都将坚定反对他们。如果我亲切地接待使节们，你们不会因此受损。我相信我们应当善待他们，以免惹出更多的麻烦。毕竟新教皇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像格里高利那样友善。

他的话语起到了作用。希腊高阶教士们在巴塞洛缪主教发言时一语不发，保持了风度，但他们坚定拒绝发下誓言。皇帝所能做的只有写下与两年前类似的声明，但许多签署前一份声明的人如今也拒绝签署，他被迫编造一批主教，伪造一批签名，让文件显得有些惊人。与此同时，为了让教廷使节相信自己的真诚，米哈伊尔带他前往帝国的监狱之中，看看那些反对教会统一的人——包括皇室成员——遭受的下场。最后在9月1日，他和安德罗尼卡当着他们的面重复了口头与书面的誓言。

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巴塞洛缪和同伴们，无论是否相信米哈伊尔和他儿子的信仰真诚，希腊教会的态度足以让他们证实此前的怀疑。无论他们带回何种文件，真正的教会统一依然是异想天开。在拜占庭人的心中，分裂一如既往。

安茹的查理在巴尔干的计划（1279）

如果说教皇尼古拉斯没能让帝国全心全意地回归罗马教廷的掌控，他在调停帝国与安茹的查理的冲突一事上也同样失败。他确实禁止了查理发动他宣称的入侵，但他让冲突双方达成和约的尝试无一例外地被双方无视了——查理依然在暗暗地觊觎君士坦丁堡，米哈伊尔则认为和约会束缚他在巴尔干的行动，而他对亚该亚、伊庇鲁斯和塞萨利的王公们的进攻已经获得丰厚的回报。

亚该亚的纪尧姆在1278年5月1日去世，他的女婿与继承者安茹的腓力先他一年离世。因此，按照1267年的《维泰博条约》，查理将继承公国，并就此获取东欧所有由拉丁人掌控的土地的宗主权。对米哈伊尔八世而言，这个变化影响甚微。亚该亚自此不再有自己的统治者可供当地人效忠，而是由在外的异族统治者管理，对他意义不大——他毕竟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事要忙。查理派来以他的名义统治的邑督们一个接一个地腐化掠夺，而当地人，无论是拉丁人还是希腊人，都准备公开叛乱。帝国军队从莫奈姆瓦夏和米斯特拉的主要基地出发，可以加快收复摩里亚的步伐。

查理也并不在意。如果他打算对帝国发动海上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港口对他而言就相当重要，但他缺少运输船只，而且没能和威尼斯达成协议——他们反倒在1277年和米哈伊尔签订了新协议——海上远征无法成行。因此进攻要从陆路发起。教皇确实禁止进攻，但教皇已经年逾花甲，不可能活太久。无论如何，查理也有在必要时违逆他的心理准备。当进攻开始时，安茹家族的军队将走伊格纳提亚大路——这条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古老交通要道——而这需要在阿尔巴尼亚或伊庇鲁斯北部安排一个桥头堡。拜占庭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压力也不断增加；1279年4月10日，查理和尼基弗鲁斯王子正式签约，为了获取对抗帝国的军事援助，尼基弗鲁斯成为西西里国王的封臣，将一系列的重要据点割让给他。

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之中，人员与马匹接连不断地渡过亚得里亚海，由查理最信任的军官之一、来自萨利的“红发”于格（Hugh the Red of Sully）集结成作战部队。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攻城器械，以及一批工兵、工程师和木匠以提供技术支持。尼古拉斯三世于1280年8月逝世——时机再好不过了——教皇的禁令就此终止。同年秋末，这支八千人的大军，包括两千骑兵和大批萨拉森弓箭手，向东穿过阿尔巴尼亚，来到拜占庭的堡垒城镇培拉特。培拉特位于俯瞰伊格纳提亚大路西端的高耸岩壁之上，是萨利的于格打算在通过半岛时夺取的诸多堡垒之中的第一座，他立即下达了围攻的命令。作为战略要地，这里安排了一支精锐的驻军，但安茹家族大军的规模意味着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当地的指挥官明智地派信使前往君士坦丁堡紧急求援。

信使发现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相当紧张——倒也可以理解。教会统一问题依然在激烈地讨论着，而他不能原谅他的反对者们，他担心其中许多人企图利用安茹家族大军入侵之机将他彻底解决掉。他对威尼斯人也没有多大的信心，他们在1277年的协议后返回了都城，他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即使威尼斯仅仅两年之后就废止了这一协议。如果培拉特陷落，查理将在几周之后抵达塞萨洛尼基，那君士坦丁堡的未来又将如何呢？他派自己的外甥米哈伊尔·塔尔哈内奥特斯（Michael Tarchaneiotes）——他姐妹玛丽亚（Maria）之子——指挥他能集中的最精锐部队前去救援，皇帝还下令全程守夜。至少在那个夜晚，教会统一被暂时搁置了，旧日拜占庭礼仪的礼拜声音回响在数以千计的教堂之中，人们为帝国的拯救而祈祷。

培拉特的胜利（1281）

围攻持续了一冬，其间查理接连不断地给他的爱将送信，鼓励他加倍努力，甚至在12月时下令他直接攻城。但培拉特绝佳的地理位置让攻城者无计可施。于格只能在周边的乡村大肆破坏，期待着希腊守军因断粮而投降。与此同时，守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281年3月，他们终于看到援军出现在地平线外。更令食物短缺的他们欣喜的是，援军带来了大批补给品，他们趁夜用木筏把补给从阿索内斯河［Asounes，今利乌姆河（Lium）］顺水送进了城中。与此同时，塔尔哈内奥特斯遵照皇帝的指令，避免交战，还将军队安排在周边山地的深沟中，等待时机到来。

时机很快到来了。一两天之后，于格决定亲自侦察希腊人的阵地，带着二十五名护卫骑马离开了营地——他的红发格外显眼。突然之间，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坐骑，一群突厥佣兵忽然闪了出来，将他和他的护卫包围。一些护卫闯了出去，逃回营地汇报消息；安茹家族的大军以为自己的指挥官已死，就在恐慌之中掉头逃跑，希腊人——包括城镇之中的守军——则立即发起追击。拉丁骑兵向来身披重甲，能够抵御帝国弓箭手的箭矢，但他们庞大迟缓的坐骑无遮无挡，一匹接一匹地倒下了。傍晚时分，安茹家族的大军大多已经成了拜占庭帝国的俘虏，指挥官几乎无人幸免。俘虏们，包括于格本人，被押到君士坦丁堡，在凯旋式上游街示众。

米哈伊尔八世此后下令在他的宫殿之中绘制展现这一胜利景象的壁画，而这不足为奇，毕竟这次胜利是自佩拉格尼亚的胜利和光复君士坦丁堡之后，帝国对拉丁军队的最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其直接结果是皇帝控制了整个阿尔巴尼亚内陆，以及直到约阿尼纳（Ioannina）的伊庇鲁斯北部。而对安茹的查理而言，这命运攸关的几个小时，让他成了盟友和敌人眼中的笑柄，他两年为组织大军而做的全部努力——以及海量开销——化为乌有，他夺取东帝国皇位的梦想也必须无限期推迟了。

即使梦想必须推迟，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梦想。培拉特的惨败让查理更坚定了毁灭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决心。尽管他损失甚大，情况倒也称不上绝望，而且对他十分有利的消息是，在教皇尼古拉斯逝世六个月之后，1281年2月选出的新教皇是法兰西王国人布里的西蒙（Simon de Brie）。 [6] 西蒙，即此后的教皇马丁四世，原本在圣路易的宫廷之中，而后作为教廷的使节负责安排查理获取西西里的王位。身为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不相信所有意大利人，全心全意奉献法兰西王室，而且毫不掩饰让教廷屈服于法兰西王国的利益的打算。查理自此可以全力继续他的扩张政策，再不必担心来自罗马的阻碍了。

这些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威尼斯。培拉特的惨败之后，再度对君士坦丁堡发动陆上远征已不可能。任何新的远征都必须从海上进军，只有依靠威尼斯人的舰队才能实现。查理近年来拉拢“最尊贵的共和国”的尝试都无果而终，因为1277年威尼斯和拜占庭签订了协议。但四年之后，威尼斯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威尼斯人很快发现这份协议几乎无利可图。威尼斯的贸易在不断衰退，商人被当作二等公民，协议要求的权利也被无视了。对他们而言最值得担忧的是，热那亚人正在迅速发展，享受着原本只有威尼斯人才能享受的所有特权。1279年，总督废止了协议，威尼斯与帝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281年，他已经准备开始敌对行动。7月3日，查理、“拉丁皇帝”库特奈的腓力以及共和国的显赫代表在奥尔维耶托签署协议，许诺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海上远征，而三位君主——查理（或者他的长子）、腓力和总督乔瓦尼·丹多洛（Giovanni Dandolo）——都要亲自参与，在1283年春季出发。威尼斯人要提供至少四十艘帆桨战舰，于4月1日前驶出潟湖，两个星期后与查理和腓力组织的运输船队在布林迪西会合。

皇帝被革除教籍（1281）

教皇马丁并没有签署协议，但协议在奥尔维耶托的教皇宫殿签署的事实，足以证明他对此热切支持。仅仅三个月之后，10月18日，教皇更是突然——且貌似主动地——下令革除拜占庭皇帝的教籍。

我们宣布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自封的希腊皇帝，因为支持希腊的教会分裂者和坚持异端信仰者而被革除教籍……我们绝对禁止所有独立的国王、大公、公爵、侯爵、伯爵、男爵和其他所有的显赫人物，以及所有的城市、堡垒和其他地点与这个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结盟，在他被革除教籍期间和他的任何联络也都必须推迟……此外他占据的土地必须被教会封锁，他的所有教会地产都要被剥夺，他将会遭受我们认为最应当的精神惩罚，而任何与他的旧有盟约……我们都认定其无效。

次年，这一裁决两度重申，但对米哈伊尔而言，一次就够了。没有哪位瓦西琉斯能像他这样对教廷如此低声下气。他和他的儿子两度向罗马教廷宣誓效忠，还接受了他们的所有信条，包括“和子”。他竭尽所能劝说他的教士们效仿他——即使因此冒爆发内战乃至失去皇位的危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今，他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拉丁教会反而革除了他的教籍，在一瞬之间推翻了他——以及之前的至少六位教皇——二十年来的所有努力，让他独自面对他的敌人。奇怪的是，他直到此时也没有宣布放弃教会统一，依然相信誓言有效，认为马丁的继任者有可能取消禁令。但他还是下令把这位教皇的名字从双联饰板——上面刻有公众祈祷时要诵读的名字——上面除去，也暂停了让臣民接受拉丁教会礼仪的全部举措。与此同时，他竭尽所能恢复和希腊教会的关系。若是审判即将到来，他似乎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

安茹的查理如今是欧洲权势最大的君主。除了西西里王国（包括整个南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之外，他也统治亚该亚、普罗旺斯、福卡尔基耶（Forcalquier）、安茹和曼恩（Maine）。他是突尼斯的宗主，也是罗马元老院的成员。法兰西国王是他的外甥，匈牙利国王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是他的女婿。在外交方面，他也尽可能谨慎。他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伊庇鲁斯的希腊王公签署和约，并联合威尼斯共和国，以利用威尼斯海军在地中海的绝对统治地位。教皇是他的傀儡，被迫把一次征服战争升格成十字军。

前一年的挫败给了他不小的教训，此时他准备发动规模更大的海军远征，规模远超他此前的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他在整个西西里征收苛刻的赋税，还以十字军的名义额外征收什一税，让他的许多臣民近乎赤贫。他获取的钱财让他的海军力量轻易超过了奥尔维耶托协议中规定的规模，他在那不勒斯、普罗旺斯和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建造三百艘战舰，另外在西西里还整备了一百艘，这支庞大的舰队足以运输两万七千名骑士及其马匹。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攻城武器、大锤、斧子、绳索、沥青锅，数以千计的铁桩和铁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备品，只为完成他一生之中最大的远征。

他的敌人有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热那亚共和国和本书中第一次出现的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Peter Ⅲ）。佩德罗的妻子康斯坦丝（Constance）是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女儿，他自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合法继承人，自然厌恶在他看来窃据本属于自己的皇冠的安茹家族。自1276年即位之后，他和他出色的意大利大法官——普罗奇达的约翰（John of Procida）便在竭力推翻查理。阿拉贡使团曾经两次秘密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每次返回时都带着拜占庭皇帝提供的大笔黄金到西西里资助反对者； [7] 1280年年末，佩德罗已经不再掩饰自己的攻击意图。他和米哈伊尔的动机或许截然不同，但对安茹的查理的态度是一样的。

阿拉贡的佩德罗和普罗奇达的约翰出色完成了任务。查理在南意大利向来受欢迎，他在当地的统治基本上可谓干练精明，但西西里人向来怨恨他，近年为一场他们毫不感兴趣的战争——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希腊人出身，因而倾向拜占庭帝国——而征收的重税，更让该岛的人民心怀不满。1282年复活节，国王的庞大舰队在墨西拿港下锚，他的邑督们随即到农村与宅地之中挨家挨户强征粮食、草料、马匹乃至肉牛生猪以供大军支用，还不赔偿他们的损失。反对安茹家族的情绪濒于爆发。

西西里晚祷（1282）

火星终于在3月30日，复活节的周一出现。在巴勒莫存世至今的圣斯皮里托（Santo Spirito）教堂之外，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在和暖的春光中等待开始晚祷的钟声。突然一批安茹家族的醉酒士兵出现，其中一人——名叫德鲁埃（Drouet）的军士——开始骚扰一名西西里少妇。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就在旁边，看到此景之后便以西西里人的方式解决：扑上去将德鲁埃刺死。其他的士兵赶上来想为他报仇，却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包围。他们很快也送了命。当晚祷的钟声终于敲响时，巴勒莫的居民穿越城中，召唤他们的同胞与压迫他们的人战斗，并用西西里口音高声喊出：“杀死法兰克人！”（Moranu li Franchiski！）他们此举绝非徒劳，杀戮持续了一整夜。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也被挨个拖出修道院，要他们说出“西西里”。他们认定“ciciri”的发音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发出，没能说对的人都被当场杀死。受害者包括不少妇女，总共两千多人。次日清晨，巴勒莫一个法兰克人都不剩了。

叛乱很快扩散到西西里岛各地。4月末，叛乱者已经抵达墨西拿，安茹家族在港口停泊的七十艘战舰被付之一炬。安茹的查理被迫再度推迟对希腊的远征，下令把南意大利主要港口的两百艘舰船全部调往墨西拿，集结准备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大军用于对抗叛乱者。与此同时他开始征募新军，在7月25日亲自率部渡过海峡围攻墨西拿。围攻持续了一整个夏天，但没能取得什么进展。8月30日，阿拉贡国王佩德罗率大军在特拉帕尼登陆，在9月2日进军巴勒莫，并被立为西西里国王。［虽然他无疑希望获得更合适的加冕典礼，但巴勒莫的大主教因为是法兰克人而被杀，他来自蒙雷阿莱（Monreale）的同僚则逃走了。］两周后他的使节便出现在安茹的查理在墨西拿城外的军营。

形势对查理而言极为不利。佩德罗进军时一路顺风，足以说明他在岛上多受支持。阿拉贡的陆海军力量也堪与他一战。如果他留下来抵抗，有可能被他们的海军封锁，随即便在阿拉贡大军和墨西拿守军之间遭受夹击，无法撤出海峡。唯一理智的决定便是立即退兵意大利，安然重组部队并筹划新的远征，等到明年滨海地区局势有利时出击。他强作镇定，对佩德罗的使节宣称，尽管他自然不会同意他们君主对该岛的宣称权，他还是同意暂时撤退。撤军立即开始，并随着阿拉贡军队前进而愈发加速，但大量辎重和储备留在了岛上，那些不幸留在岛上的士兵则被胜利的墨西拿人尽数屠戮。10月2日，佩德罗进入墨西拿。

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和他的臣民们而言，“西西里晚祷”事件，以及帝国的死敌安茹的查理的威胁不复存在，即使称不上奇迹，至少也证明上帝支持他们。皇帝自然没有筹划圣斯皮里托教堂的事件，也没在此后出兵。然而，他靠着外交阴谋和对西西里叛军的慷慨财政资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事态发展；在临终之际，留给儿子安德罗尼卡的简短自述中，他也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过于谦虚。

西西里人对蛮族国王的残余部队只有怨恨可言，他们鼓起勇气武装起来，为摆脱奴役而战；此时我愿宣称是上帝让他们得以解放，我则是上帝解放他们的手段。我所说的不过是事实。

然而他的紧张情绪至此仍未结束。当他意识到帝国不再遭受西西里国王的直接威胁时，他便对突厥人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此前突厥人趁他忙于西方事务之机加大了对东部边境的压力。当他从安纳托利亚返回之后，他被迫对塞萨利的私生子约翰发动新的进攻——因为身为尊贵者的他的兄弟以及几位主要将军先后离世，他被迫亲自指挥。为了彻底剿灭约翰，他毫不犹豫地请自己的女婿钦察汗国的可汗诺盖（Nogay） [8] 出兵，诺盖立即派出四千鞑靼骑兵前去支援。

米哈伊尔八世逝世（1282）

但米哈伊尔如今已经五十九岁，他的精力已经耗竭。离开都城时的他明显称不上健康。皇后塞奥多拉曾竭力劝他留在君士坦丁堡，至少等到开春再出发，但他拒绝听从，于11月末在马尔马拉海北岸的瑟利姆布里亚登船。但随即一场风暴损坏了他的舰船，他被迫在仅二十英里外的雷德斯图姆（今泰基尔达）上岸。尔后他走陆路继续前进，但当他抵达色雷斯的小村帕霍米奥斯（Pachomios）时便无法继续前进了。他卧床不起，在1282年12月11日星期五逝世，推举其子共治皇帝安德罗尼卡即位。

安德罗尼卡执政后的首个决定也成了他一生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在当晚趁夜将他父亲的遗体运到远处埋葬，盖上浮土以免野兽侵扰。不立坟墓，不安排典礼。按格里戈拉斯的说法，安德罗尼卡如此做的原因是厌恶背弃教会的米哈伊尔——当然他也承认安德罗尼卡是个少有的孝子，但基本可以肯定他的真实动机是让他父亲的遗体得以安宁。他清楚米哈伊尔在都城之中有多不受欢迎，而且既然米哈伊尔没有正式放弃天主教信仰，在东正教教徒的眼中他就依然是个异端——即使教皇已经革除他的教籍——因此不能进行国葬。如果教会必然拒绝他以基督徒的礼仪下葬，那么此事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他的遗体在埋葬地停留了数年，很久之后，安德罗尼卡才下令将其迁到附近的瑟利姆布里亚的修道院。身为收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让帝国免于在西欧联军的全面攻击下灭亡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却是生前与身后均被他的都城流放。

评价米哈伊尔八世（1282）

当代人对米哈伊尔八世的印象主要是收复君士坦丁堡，即使他只是后人乘凉。拉丁帝国已经奄奄一息，无力久持，入城时他甚至没有亲率部队。但他确实称不上军人皇帝，他执政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都不是由他亲自指挥。尽管年轻时的他战功赫赫，即位后他却把战场指挥的任务交给了他人，只有必须走上战场时才如此。这并非因为他胆怯，只是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外交斡旋比军事行动更重要，而在外交方面他堪称大师，或许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之中最优秀的一位。当几乎整个欧洲都与他为敌时，他最清楚何时行动，何时搪塞；何时坚定，何时让步；何时缔结盟约，何时安排婚约，何时威逼利诱。为了保证帝国的安全，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乃至牺牲东正教教会的独立地位。当他离去时，帝国不但比十二世纪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安全，希腊教会也和旧日一样保持了独立。

也可以说他是个幸运儿，但绝大多数伟人都是幸运的，米哈伊尔八世也是一位伟大的皇帝。和所有伟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并不诚实，而且狡诈多谋。他自己或许会辩称，身处绝境之时，他也是别无选择，而事实上无论在即位之前还是即位之后，似乎都很少有人信任他。此外，尽管他并不算易怒，但发怒时的他依然残忍决绝。为了实现教会统一，他在君士坦丁堡推行的政策，即使在拜占庭历史之中也堪称恐怖。他也确实展现了冷酷无情，除了谋杀乔治·穆扎隆和他的兄弟之外，他还对小皇帝约翰·拉斯卡里斯如此残忍，以至于当世之人乃至他的家人都震惊不已，后人读来也难免侧目。然而我们对他的了解越多，我们越会相信，在帝国历史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他的前辈们很少，乃至没有人能够如他这般稳定地掌控帝国。他确实是幸运的，但在危机之中得到他领导的人民更为幸运。

他们的后代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财政上，因为长期的贿赂与绥靖，米哈伊尔让帝国濒于破产。军事上，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忙于欧洲事务，就此让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安纳托利亚肆意妄为，让他们巩固乃至扩大征服成果。他也许还是会辩称自己别无选择，既没有人力也没有物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且西欧的威胁比东方的威胁更大。从短期来看他确实是对的，但绝大部分有着明智思想的拜占庭人都清楚，帝国长久的威胁来自东方，穆斯林是比安茹王朝的国王更强大的敌人，即使暂时并非如此。如果都城位于尼西亚，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力量也许能够保持平衡，更何况塞尔柱苏丹于1243年在库兹达格被蒙古人击败后就再没能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政府迁回君士坦丁堡，几乎可谓灾难。

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位于欧亚两洲的结合部，拜占庭必须同时望向东方与西方，而每一位合格的君主都必须将精力集中在某个方向。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米哈伊尔很难做出其他决定。即使要批评，我们要批评的也应该是西方的国家，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的那些东正教希腊政权，他们利令智昏，一叶障目，因自己的野心而无视了更大的威胁，不仅有对自己的威胁还有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若是拜占庭帝国强大且统一，或许还有力挽狂澜的可能。

[1] 格里高利信件的全文参见J.Guiraud，Les registres de Grégoire X 。译文以及本章的部分内容参考了D.J.吉纳科普洛斯（D.J.Geanakoplos）的前述著作。

[2] 日耳曼诺斯仅担任一年牧首之后便被迫于1266年逊位，原因是米哈伊尔八世对约翰·拉斯卡里斯施瞽刑，他的前任阿尔森尼奥斯因此革除了米哈伊尔的教籍，日耳曼诺斯却没能撤销这一处罚。

[3] 很难说迪米特里亚斯之战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格里戈拉斯坚称这一战并非海战，而是在海滨进行，这至少能更好地解释事态的发展。另一个问题是，据说约翰是在奈奥帕特拉斯听闻这场战斗的，也就是说拉丁人在几个小时之内便集结起了部队发动进攻。但确定无疑的是，希腊人获得了胜利，而且胜利意义重大。

[4] 理论上负责指挥瓦兰吉卫队和轻骑兵。

[5] 约翰是唯一一位成为教皇的葡萄牙人，也是唯一一位出现在但丁的天堂之中的教皇。他也许也是唯一一位医生教皇，他的《眼科医学》（Book of the Eye ）颇受欢迎，尽管H.K.曼（The Lives of the Popes in the Middle Ages ， Vol.XVI）声称：“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在当今看来令人厌恶，而其他的治疗方法过于怪异，难以描述。”事实上他是第二十位称名约翰的教皇，但一些编年史家错误地计算了两次约翰十五世，以讹传讹直至今日。

[6] 不止查理一人推动选择西蒙为教皇。当时奥尔西尼家族（Orsini）在维泰博深受厌恶，以至于暴民闯进会议，劫走了两个奥尔西尼家族的枢机主教，并一直把他们扣押到了选举结束。

[7] 西西里人的传说，以及威尔第（Verdi）的歌剧《西西里晚祷》（Les Vêpres Siciliennes ）之中，普罗奇达的约翰——他亲自出使君士坦丁堡——在随后的起义之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约翰此时年且七旬，这一时期的阿拉贡文件上也有不少他的签名。斯蒂芬·朗西曼爵士（The Sicilian Vespers ，pp.208～209）认为秘密使节可能是他的儿子。

[8] 大约在1272年，米哈伊尔把私生女尤弗洛斯内（Euphrosyne）嫁给了诺盖。他的另一个私生女玛丽亚（Maria）则在1265年和蒙古的伊利汗旭烈兀（Hulagu）订婚，然而旭烈兀在成婚前逝世，玛丽亚随即嫁给了他的儿子阿八哈（Abagu）。在阿八哈于1281年被兄弟艾哈迈德（Ahmet）刺杀后，她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她居住的修女院此后改建为以她为名的教堂——蒙古的圣玛丽亚教堂。教堂遗迹基本留存，那里也是唯一一座自突厥征服至今，持续由希腊人控制的拜占庭教堂。

第十六章 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报复（1282～1311）

在二十年的战争之中，战舰或军营成了他们的国家，武器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勇敢是他们唯一的美德，他们的妻子或情人也和他们一样无畏。据说加泰罗尼亚佣兵的阔剑一下便能连人带马砍开，而这个传说本身就是有力的武器。

——吉本（评论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六十二章

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废止里昂统一，让东正教教会再度回归独立状态。尽管身为共治皇帝时的他被迫支持自己父亲的政策，他内心之中却隐藏着怨恨。他向来虔诚，而且和传统的拜占庭人一样热衷神学——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执着也是他身为统治者最大的弱点之一——他无法忘记自己的父亲逝世时依然无法进入教堂，并为此要永受诅咒，至少他这么认为。他决不肯重蹈覆辙，返回都城之后他便立即正式背弃了此前对罗马的效忠。除先皇之外，牧首约翰·贝库斯是教会统一的最主要支持者，他被解除职务并软禁在修道院之中；与此同时，原本的牧首，即如今已经衰老不堪行将就木的约瑟夫（Joseph），被担架抬上了牧首之位并接受了典礼。那些因坚持信仰而被米哈伊尔监禁的人——无论是僧侣还是俗世中人——则在大街上巡游，接受如同殉道者一般的礼遇。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进行了特别的净化与救赎仪式，就像二十一年前赶走拉丁人时那样。

阿尔森尼奥斯派（1290）

然而欢庆的氛围很快转为愤怒，人群中传来复仇的呼号，要审判那些背叛教会的人。最坚定也最张扬的人是一批教会分裂派，即所谓的阿尔森尼奥斯派。派系名称源自前牧首阿尔森尼奥斯，他此前因米哈伊尔八世残害约翰·拉斯卡里斯而将其革除教籍，最终在1267年被罢黜。尽管阿尔森尼奥斯早已撒手人寰，他们依然不肯承认他的继任者约瑟夫和约翰·贝库斯。在这个教派的最极端者看来，拉斯卡里斯才是合法的皇帝。米哈伊尔只是一个被革除教籍的篡位者，他受约瑟夫加冕的儿子也是如此。

安德罗尼卡竭力安抚阿尔森尼奥斯派，在君士坦丁堡给他们安排了一座教堂，甚至任命了他们之中的一员，萨迪斯主教担任自己的私人教士。然而当牧首约瑟夫在1283年年初逝世时，他选择的继任者是来自塞浦路斯的博学俗世人——他随即称格里高利二世（Gregory Ⅱ）——而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尔森尼奥斯派的成员，他们的怒火随即再度爆发。为了进一步安抚他们，格里高利立即在布拉赫内宫的教堂之中安排了宗教会议。他的两位同僚，亚历山大牧首和安条克牧首受到征召，前来正式宣称放弃教会统一的宣言。安条克牧首得知此事后立即逊位并躲进叙利亚；米哈伊尔的寡妻、皇太后塞奥多拉则公开表示自己坚持希腊教会的正信，并庄重宣誓称她不会再要求让自己的丈夫获得基督徒的葬礼。

这些举动让东正教教徒基本平息下来，但阿尔森尼奥斯派依然坚定。1284年，皇帝甚至允许将在流放地逝世的阿尔森尼奥斯的遗骸迁回都城，并在圣安德鲁修道院特别修建的圣祠之中安葬。六年后的1290年，他还做出了更重大的举措，亲自前去马尔马拉海滨的达基拜扎堡垒，拜访被囚禁在那里二十九年的双目失明的约翰·拉斯卡里斯。乔治·帕希梅尔斯对两人会面的记载相当简短，仅仅提及皇帝请求约翰宽恕米哈伊尔此前对他施加的恶行，并询问能否做出一些弥补，还请求他承认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皇帝。帕希梅尔斯或许是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并没有记载他得到了什么回复。

此时牧首格里高利受到了异端的指控，被迫逊位，而在漫长的空缺之后，安德罗尼卡最终让一名来自阿索斯圣山的隐士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继任职务。对虔诚的皇帝而言，新牧首无可置疑的禁欲主义似乎能让教会最终免于牵涉进喧闹已久的政治事务之中；然而对他的教士们而言，这个人不过是个不肯洗澡的狂信徒，穿着粗毛衣和凉鞋，整天申斥他们世故且贪财。当他开始没收富裕教堂和修道院的财物时，他们便不再掩饰自己的敌意了。阿塔纳修斯遭到了攻击，甚至在街上被投石击中，一度在没有保镖时无法出门。1293年夏季，在小亚细亚忙了几个月的皇帝——他在日益萎缩的帝国领土上竭力安排行政管理与防务——返回都城，见到了显赫教士们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要求革除牧首的职务。他竭力表示反对，但这股力量终究是太强了。10月，阿塔纳修斯最终宣告逊位——尽管他还是亲手写下了一份牧首诏书，诅咒他的敌人以及所有密谋反对他的人。这份文件被他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北侧走廊的一根石柱顶端，几年后才被他人发现——而且自然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塞尔柱苏丹国瓦解（1300）

与此同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愈发艰难了。形势在1284年时确实有过短暂的闪光点，成为鳏夫的皇帝 [1] 迎娶了蒙费拉侯爵纪尧姆五世（William Ⅴ）的女儿、十一岁的约兰达（Yolanda）。纪尧姆依然自称“塞萨洛尼基国王”这个可以追溯至第四次十字军时的封号，这个封号则在名义上作为约兰达的嫁妆送给了他的新女婿。这个问题多年来无人提起，但安德罗尼卡明显认定帝国第二大城市的归属权——他为此支付了可观的费用——不应该有任何的模棱两可。他更清楚如果塞萨洛尼基遭受进攻的话，他就很难进行支援了，因为他已经出于对帝国财政问题的考量，悄然决定大力削减军事力量。

节俭当然是必要的，军事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样需要节省。然而当他在亚洲的领土日削月割之时，皇帝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举措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丧失安纳托利亚早已让帝国失去传统的人力资源来源，帝国多年来被迫依赖异族佣兵。安德罗尼卡的错误不但包括将其规模缩减到近乎自毁长城的程度，他还解散了为帝国服役多年的旧有佣兵军团，而且雇佣流浪者和难民组成的部队，薪酬低廉的他们自然没有纪律或经验上的保证。海军则被他彻底解散——这让热那亚人大喜过望，他们可以就此在提供舰船时漫天要价，并在君士坦丁堡、黑海和爱琴海发展势力，而不必担忧帝国出手干预。突厥人也成了受益者，他们终于抵达了地中海，开始组织海军。当数以千计一贫如洗又走投无路的水手前来投奔他们时，他们欣然接纳了这些舰船制造与航行的专家。

突厥人此时已经不是塞尔柱苏丹国全盛期的统一势力。苏丹于1243年的库兹达格之战被蒙古人击溃之后，他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就此瓦解；旭烈兀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就此灭亡阿拔斯帝国时，塞尔柱人已经沦为蒙古人的附庸。与此同时，一批突厥部落，以及无数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库曼牧民因蒙古人进军而西逃，最终在拜占庭帝国边境的无人地带定居下来。苏丹国瓦解之后，他们便时常在帝国边境侵袭破坏，而在1261年收复旧都之后，对小亚细亚的控制就再未恢复的帝国根本无力抵御他们的侵袭。他们开始认为这类掠夺事实上是所谓的伊斯兰圣战（jihad），即与异教徒进行的宗教战争，他们也几乎自认为“圣战士”（Ghazi）了。十三世纪后半叶，他们的规模持续扩大；十四世纪初，只剩下少数主要据点——尼西亚、尼科米底亚、萨迪斯、布尔萨、菲拉德尔菲亚、洛帕迪乌姆（Lopadium） [2] 和马格尼西亚（Magnesia）——以及少量黑海沿岸的孤立港口，如阿尼亚［Ania，今库萨达斯（Kuᶊadasi）］和赫拉克利亚依然在帝国的控制之下。除去这些孤立无援的飞地之外，余下的安纳托利亚已经完全被突厥人占据。

帝国西部的情况也在迅速恶化。安茹的查理在1285年逝世，把王位留给了他的儿子查理二世（Charles Ⅱ），而那时的查理还是阿拉贡国王佩德罗的囚徒，君士坦丁堡为此欢庆了一番。然而年轻的国王在四年后被释放，很快便对拜占庭帝国展现了和自己父亲同样的敌意与威胁性。1291年——同年，十字军海外王国的最后据点阿科陷落——查理提出与伊庇鲁斯尊主尼基弗鲁斯结盟，并让自己的儿子腓力（Philip）迎娶了他的女儿萨马尔（Thamar）。 [3] 安德罗尼卡立即进行回应，派出他所剩无几的部队，在热那亚舰队支援之下进攻伊庇鲁斯的首府阿尔塔。远征起初出乎意料地成功，他不但收复了约阿尼纳，还一度夺取都拉佐，之后被迫撤军，但这并不能阻止这场联盟。1294年，腓力成婚之后，他以塔兰托大公的名义掌控了自己父亲在希腊的全部财产。自此伊庇鲁斯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封地。安茹家族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威胁依然不过如此，其存在却也确定无疑。

与塞尔维亚联姻（1300）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新君主斯蒂芬·米柳廷（Stephen Miliutin）在1282年 [4] 加冕，称斯蒂芬·乌罗什二世（Stephen Urosh Ⅱ），并在同年宣称支持安茹的查理和伊庇鲁斯结盟，对帝国发起攻击并夺取斯科普里（Skoplje），并定都于此。这让安德罗尼卡愈发紧张。斯科普里是阿克西奥斯河河畔的战略要地，控制着前往塞萨洛尼基和希腊北部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米柳廷正打算和塞萨利的约翰·杜卡斯的女儿成婚——塞尔维亚人与塞萨利的同盟不但将威胁塞萨洛尼基，更会威胁向西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

安德罗尼卡清楚他在军事上的无力，终于在1297年决定通过外交解决。听闻米柳廷的妻子亡故（此时他另有两名侍妾，而且还有那位塞萨利的公主），他提出让自己的妹妹欧多西亚（Eudocia），即特拉布松的约翰二世（John Ⅱ）的遗孀与他成婚。对塞尔维亚的统治者而言，成为拜占庭皇帝的妹夫实在是难以抗拒的提议，米柳廷欣然接受了。然而当安德罗尼卡向欧多西亚提出此事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她不同意。她声称如果自己的兄长相信她会嫁给一个身边有好几个女人的淫荡蛮族，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此人和他妻子的姐妹——一名修女正打得火热，而这一丑闻早已尽人皆知。

皇帝清楚自己妹妹的脾气，自知无法说服她，而他也不想在米柳廷面前丢脸。只剩一个选择了：西蒙尼斯（Simonis），即他和约兰达（伊琳妮）所生的女儿。此时她只有五岁，而她的未婚夫已经近五十岁，但她必须做出牺牲。1299年复活节，他亲自护送西蒙尼斯前往塞萨洛尼基，去见她的新郎，皇帝也亲自出席了这场由奥赫里德大主教主持的婚礼。据说米柳廷欣喜不已，特别是得知新娘的嫁妆是他占据的马其顿领土，不过他也同意让她留在塞尔维亚宫廷之中的儿童居所，直到她成年。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十二世（John Ⅻ）为表示抗议而辞职，但他也找不到这一婚姻的不合教规之处，犹豫了几个月之后又在皇帝的劝说下复职了。

在君士坦丁堡，十三世纪末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烦扰，十四世纪的开始则愈发恶劣。米哈伊尔八世虽然不受欢迎，至少强势且坚决；他的儿子除了近乎病态的虔诚之外，软弱无能，无法阻止帝国愈发迅速的衰颓。1292年年初在小亚细亚时，他发现了一场阴谋，阴谋的领导者是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叛变的皇子被投入监狱，直到十二年后瘐毙。但阴谋并未结束，1295年秋，帝国最出色的将军亚历克修斯·菲兰索佩诺斯——二十年前迪米特里亚斯之战的英雄——因对突厥人的一系列胜利而居功自傲，便发动了公开叛乱。叛乱也无果而终，他被士兵背叛，遭到逮捕并受瞽刑。对他颇为欣赏并信任的皇帝却因为他的背叛而大为震动，再也没能完全恢复。

此外，君士坦丁堡不仅有自己的麻烦，也成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解决纷争的战场。1296年7月——米哈伊尔八世竖立的石柱不幸在地震中倒塌仅几星期后——一支由七十五艘舰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对热那亚人在加拉塔的聚居地发动猛攻，焚烧滨海的港口设施与仓库。帝国的驻军匆忙前去援救，威尼斯人则开始在君士坦丁堡放火，将所到之处，马尔马拉海海墙一侧的希腊房屋全部焚毁。安德罗尼卡立即派使节前往威尼斯强烈抗议，然而加拉塔的热那亚人无心讨论这些外交琐事。他们在12月发动反击，摧毁了城中威尼斯人的主要建筑，并将城中的威尼斯显赫人士全部屠戮。

此时又轮到威尼斯人动手了。次年夏季他们派来了另一支舰队，其中还有总督亲自委派的部队。他们指控皇帝挑唆热那亚人，要他为此前发生的一切负责，并支付全额赔款。若是假以时日，安德罗尼卡也许能够付清赔款并避免事态恶化。但在他筹款之前，威尼斯人趁着锁链还未绞起就突入了金角湾，在布拉赫内宫外下锚，焚毁了皇帝搁浅在岸上的舰船。尔后他们带着一批热那亚俘虏返回了威尼斯。几乎与此同时，一批威尼斯战舰突破了热那亚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端的封锁，进入黑海，夺取了克里米亚的港口卡法（Caffa），即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a），在当地鞑靼人的猛烈攻击之下坚守到冬季才撤退。

1299年，让拜占庭人愤怒的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签署了和约，但威尼斯人依然坚持要拜占庭支付赔款，并于1302年再度掠夺君士坦丁堡，这是七年间的第三次。他们再度突入金角湾，焚烧所有拜占庭建筑。失去海军的皇帝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然而这次他们在一番破坏之后，还占据了马尔马拉海上的普林基波岛，即今比于克阿达岛（Büyükada）。当时那里是安纳托利亚那些因突厥人进军而无家可归的希腊难民的庇护所，威尼斯人威胁称，若是皇帝再不支付赔款，要将他们全部杀死或者掳走。安德罗尼卡面对如此无耻的敲诈却无可奈何，他被迫同意签署十年的停战协议，并确认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全部特权。

奥斯曼部进军（1302）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1302年在各种意义上都是灾难性的一年。初春，皇帝的儿子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Ⅸ）——此前的八年间身为共治皇帝——在卡里亚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5] 被突厥人击溃，米哈伊尔抛下残余部队只身逃走（必须提及，他的许多部下先他一步逃亡了）。后来威尼斯人发起了突袭；几星期后的7月27日，一支以阿兰人为主的拜占庭军队——蒙古人占领了多瑙河河谷，因此库曼人先阿兰人一步逃到帝国——在尼科米底亚城外遭遇了两倍于己的突厥军队，指挥官是当地的埃米尔奥斯曼（Othman）。这一战并不算血腥，战败的希腊人和阿兰人大多撤回了尼科米底亚城中，然而奥斯曼的进军道路已经畅通，他已不可阻挡。他和他的部下向西南沿马尔马拉海南岸包抄，在整个比提尼亚大肆破坏，穿越特罗德（Troad），直到爱琴海海岸的阿德拉米提昂（Adramyttium）。他们没有在尼科米底亚、尼西亚、布尔萨和洛帕迪乌姆这些坚城浪费时间，这些未遭破坏的据点也成了附近地区无家可归的农民们的避难所。帕希梅尔斯描绘了当时悲惨而又颇为常见的情景。

道路上满是难民和牲畜，东奔西走，如同蚂蚁一般。这一大群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免于父母离世之痛。妇女为丈夫流泪，母亲为女儿悲恸，兄长寻找失散的兄弟，到处都是失去亲人的男女老幼。一些人来到城墙之内寻求庇护，一些人在城外休息，余下的人则带着他们所剩无几的家人与财产继续行走。见到如此多的难民，谁能不心生怜悯？就算是铁石心肠，看到这一路上病弱的儿童，绝望的妇女，老人与残疾者，又怎能不落泪……这些恐怖景象，只能说是来自上天的愤怒，是上帝收回了慈悲。

奥斯曼的名字就此初次出现在了历史记载之中。十三世纪末掌管着几乎是安纳托利亚最小的埃米尔国的他，最终建立的王朝却因他而得名奥斯曼帝国。

也是在1302年，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收到了加泰罗尼亚大佣兵团的指挥官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的信。

罗杰·德·弗洛尔（1302）

大佣兵团本质上是来自西班牙的专业佣兵，大部分来自加泰罗尼亚，虽然并非全部如此。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在1281年征募了这支部队，以便在北非和西西里作战。近期他们正在为佩德罗的儿子腓特烈（Frederick）作战，进攻他的兄弟阿拉贡国王海梅 [6] 和安茹王朝的查理二世。然而在1302年8月31日，腓特烈和查理在西西里的卡尔塔贝洛塔（Caltabellotta）签署了和约，该岛的独立地位就此得到确认，而无法返回西班牙的大佣兵团——海梅自然把他们当成了叛徒——必须寻找新的雇主。

罗杰·德·弗洛尔是个吉斯卡尔式的冒险者，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们身后留下的传奇故事难免被转述者添枝加叶。据说他是里夏德·冯·德·布卢默（Richard von der Blume）的儿子，这位格外英俊的养鹰人在雇主腓特烈二世逝世后，便忠实地为他的儿子曼弗雷德和孙子康拉丁服役。然而里夏德于1268年在塔利亚科佐被杀，安茹的查理胜利之后，不但斩首了康拉丁，还没收了他所有支持者的财产，里夏德在巴勒莫的寡妻随即陷入赤贫。然而她得以坐船带着两个儿子前往布林迪西，据说她因为饥饿而晕倒在妓院之外。妓女们救助了她，不久之后她也基于感激和别无选择，成为其中一员。

她的长子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的次子尽管年仅八岁，却乘上了圣殿骑士的战舰。当他在1291年再度出现于史书之中时，他已经在地中海航行近二十年，与巴巴里（Barbary）海盗作战，并将自己的名字鲁特格尔·冯·德·布卢默（Rutger von der Blume）改为罗杰·德·弗洛尔，并成了“猎鹰号”（Falcon）的舰长——名字起得倒是很合适。然而在这一年，十字军海外王国的最后据点阿科遭到马穆鲁克王朝 [7] 的最后围攻。罗杰作为圣殿骑士团的支援者之一，起初英勇奋战，但当他发现陷入绝境之后，他返回了自己的航船，随即被大批恐慌的妇孺包围，他们希望逃走以免落入异教徒之手。罗杰是他们最后时刻的拯救者，但面对如此之多的难民，他自然可以有所选择。他只允许那些携带了金银珠宝的人上船，并收取高昂的费用。“猎鹰号”随即装满了难民，当舰长在塞浦路斯安置难民，并航向母港马赛时，他已经聚敛大笔财富。

然而恶有恶报，时候已到。勒索难民的事被圣殿骑士团团长得知之后，罗杰被赶出了骑士团，并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宣布为窃贼与背教者。他走陆路逃往热那亚，说服了多里亚家族（Doria）给他整备了一艘新船“奥利韦塔号”（Olivetta），随即开始海盗活动，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让自己的财富又翻了几倍。直到那时他才开始为西西里的腓特烈服役，腓特烈也立即委派他掌控海军。身为海军将领的罗杰立即证明了自己的陆战能力与海战能力同样出色，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就此诞生。

也正是他在1302年年末派出两名信使觐见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提出为他服役九个月。在对他本人而言显而易见的利益之外——圣殿骑士和教皇从未忘记他的背叛，而他将就此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他还一如既往索取了高昂的薪酬。他的部下要先获取四个月的预付薪金，数额是帝国佣兵平均薪酬的两倍；他本人则就任大总督——此时在拜占庭官僚系统之中排名第五——并迎娶皇帝的外甥女玛丽亚（Maria），即皇帝妹妹伊琳妮与保加利亚的约翰三世（John Ⅲ）的女儿。他的参谋长科尔伯朗·达莱（Corberán d’Alet）则就任帝国的大总管。

安德罗尼卡清楚自己无处可退，便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1302年9月，三十九艘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舰队驶入金角湾，不但带来了两千五百名作战人员——其中骑兵居多——还带来了他们的妻儿或者情人侍妾，总人数高达六千五百人（这难免要让皇帝惊骇）。罗杰在君士坦丁堡成婚，然而他的部下远没有那么守礼。他们和城中的热那亚人爆发了冲突，按照西班牙编年史家的记述，新婚之夜的罗杰被迫抛下十六岁的新娘，到城中恢复秩序。同一资料估计三千名热那亚人被杀，这个说法明显有所夸张，然而他们造成的破坏至少还是足以让皇帝下令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提早离开。几天后，全军带着女眷渡过马尔马拉海抵达库齐库斯，而那里正在被突厥人围攻。

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战绩与野心（1303）

加泰罗尼亚佣兵就此展现了他们的价值。在他们的奋战之下，突厥人在1303年春便开始全面撤退。另一方面，安德罗尼卡也发现他开始无法掌控这支部队了。原本所有帝国佣兵都由希腊军官指挥，听从皇帝或者将军的指挥。然而加泰罗尼亚人完全不尊敬他们的拜占庭雇主。他们自作主张，安排作战计划，把所有战利品据为己有。他们的高傲自大更是让他们的盟军不满，不久之后和他们共同作战的五百名阿兰佣兵便发现他们的薪酬比自己多一倍了。结果自然是哗变，他们纷纷逃离了战场。当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抵达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在佩盖的指挥部时，希腊人对他们毫无好感，直接关闭了城门。但他们并不在意佩盖，而在意菲拉德尔菲亚。

如今的阿拉谢希尔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小镇，但当时的菲拉德尔菲亚是重要的边境城市与军事基地，那里正遭到围攻。围攻者并非奥斯曼部，而是当时在这一地区势力更大的卡拉曼部（Karamans）。在他们抵达之后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立即投入行动。尽管已经强行军近一百二十英里，他们依然在次日黎明时分发起了进攻。突厥人进行了全力抵抗，但他们的箭矢无法杀伤身披重甲的欧洲士兵。按西班牙编年史家的记载，中午时分，突厥人阵亡了一万八千人，而埃米尔本人带着残部逃离了战场。对罗杰·德·弗洛尔而言，此时是乘胜追击的绝佳机会。他若是就此深入卡拉曼部的腹地，也许能够进一步击溃埃米尔，并让拜占庭帝国重新收复安纳托利亚。然而他没有这么做，却带着部下返回海滨与舰队联系——而他也欣然发现舰队此时已经占据希俄斯岛、利姆诺斯岛和莱斯沃斯岛。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曾经的海盗成了皇室成员，决定性地战胜了突厥人的奥斯曼部和卡拉曼部，控制了小亚细亚西南大部。在如此的胜利之后，他几乎不会再想无私地为拜占庭帝国奋战了——虽然他也许从来都没这么想过。获取皇帝的薪酬当然是好事，但这几个月的经历给了他新的希望——在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敌人虚弱且散漫的安纳托利亚建立独立王国。就此，他在所到之处都独揽大权，甚至处罚或处死任何胆敢冒犯他的拜占庭文官、武官和教士。

加泰罗尼亚佣兵团调往色雷斯（1305）

1304年年初，罗杰·德·弗洛尔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东征。他这么做的原因不得而知，毕竟这意味着任奥斯曼部和卡拉曼部重整旗鼓，但他和他的部队还是在初春出兵，在8月中旬抵达了塔苏斯的“铁门关”。那里的道路极为狭窄，驮畜都必须卸下包袱才能成一列通过，因此是绝佳的伏击场所。罗杰明智地派出斥候骑兵进行侦察。幸而他如此做了，因为一支突厥大军正在那里等待伏击他。一场恶战随即展开，加泰罗尼亚士兵再度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那里停止了进军。罗杰麾下的一些军官请求继续进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叙利亚，但他们的领袖不同意，下令率部返回。

他为什么这么做？编年史家拉蒙·蒙塔内尔（Ramón Muntaner）——他随军参与了这次远征——记载称他接到了皇帝的召回命令。此时罗杰早就不会毫不犹豫地遵守皇帝的命令了。他在意的只是远征让他逐渐远离帝国，如果君士坦丁堡之中出现变故，他必须在附近才能及时利用这一机会。此外，他在马格尼西亚储存了大批财富，如今他开始担心那里的安全。他本人和麾下士兵的薪酬支付情况又是如何呢？尽管骄纵不法，他们理论上还是拜占庭帝国雇佣的部队，皇帝现在已经赊欠近一年的军饷。最后，尽管罗杰是个肆意妄为的冒险者，他也不希望冒不必要的风险。他一生之中一次次谨慎行事，约束冲动的追随者，否决他们的冒险计划。他解释称，在他们行军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还有几个星期冬季就要到来了，他们必须在安全时段尽快返回。

他们就此撤兵，却发现希腊骑士阿塔利阿特斯（Attaliotes）趁他们离开时夺取了马格尼西亚，劫走了全部财富。他们就此开始围攻该城，但城破之前，皇帝送来了另一个更紧急的消息：将蒙古人赶出保加利亚的起义军首领塞奥多尔·斯维托斯拉夫（Theodore Svetoslav）如今已经控制包括拜占庭的黑海港口在内的保加利亚大部，入侵了色雷斯并正在威胁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卡凭自己的军力根本无力抵抗，必须依靠罗杰才能拯救自己的都城。这样的消息自然不能忽视，罗杰立即意识到塞奥多尔带来了新威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塞奥多尔也许会成为他长期计划的新阻碍。防御坚实的马格尼西亚必须暂缓攻击了。他率部穿越特罗德前往赫勒斯滂海峡，渡海后在加利波利扎营。

此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时间线，希腊人和西班牙人的记述存在大量矛盾之处——而且均偏袒己方，以至于无法调和。然而似乎是在1304年到1305年的冬季，共治皇帝米哈伊尔给罗杰传信，声称他和他的部下不必继续服役了；不久之后罗杰还得知米哈伊尔向拜占庭部队下令，不再听从大总督的调遣。记述中没有解释原因，没有说明保加利亚人入侵的危机是否结束，也没有说明为何边境局势就此安定下来。后人难免怀疑，也许保加利亚的入侵危机根本不曾发生，而是拜占庭帝国编造了这一消息，只为让罗杰和他的部下从东方返回，以便监视。

无论情况如何，对罗杰·德·弗洛尔而言幸运的是，此时他正好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因为1305年年初，九艘西班牙战舰出现在金角湾，其指挥官恩特卡的贝伦格尔（Berenguer d’Entença）是罗杰在西西里征战时的战友，此时阿拉贡的海梅二世委派他作为特使觐见皇帝。贝伦格尔此行的目的，除了提供援军之外——虽然罗杰没有求援，但他自然也会欣然接受——还有何种任务我们不得而知。热那亚人竭力散布流言称他参与了恢复拉丁帝国的阴谋，但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纯属谣言；格里戈拉斯则声称他是受安德罗尼卡邀请，前来对付罗杰，这种说法近乎荒谬。无论如何，这位使节还是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很快便成为大总督，罗杰则随即被提升为恺撒。

罗杰获得如此荣誉倒也算是理所应当。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在安纳托利亚至少三次决定性地击溃了突厥人，在不计其数的前哨战中他们也几乎全部取胜。但这也是一种绥靖政策。米哈伊尔无疑清楚，他在保加利亚人入侵时的举措危险且不必要地激怒了罗杰。更重要的是大佣兵团的薪酬已经一年没有给付，两位指挥官在和皇帝商讨时，言语之中的戾气也越来越重了。不幸的是安德罗尼卡依然束手无策。帝国的府库已经耗竭，近期他被迫再度将货币贬值，海博菲隆金币——讽刺的是，这个词的原意为“精炼”——的含金量已经不超过两成。罗杰愤怒地拒绝了用贱金属来搪塞他的企图。恩特卡的贝伦格尔则更有力地表达了他的愤怒。他归还了为他盛放食物的金银器——按帕希梅尔斯的记载，他在归还之前还用它们做了些极度可鄙的事——之后登上他的旗舰，驶向加利波利的佣兵团营地。离开布拉赫内宫时，他直接把总督的仪仗当着宫中所有人的面扔下了船。

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安德罗尼卡为此答应了罗杰的要求，将拜占庭帝国的安纳托利亚领土全部划为他的封地。1305年春，加泰罗尼亚佣兵团便开始返回亚洲。然而在前往封地之前，罗杰打算前往亚得里亚堡，正式拜访与他素昧平生的米哈伊尔九世。他清楚共治皇帝对他和他的部下没有什么好感，对他的不信任比对他父亲的不信任更甚。罗杰的真实目的也许是要改善两人的关系，至少达成一些共识——他和安德罗尼卡之间就没能达成共识。 [8] 他怀有身孕的妻子玛丽亚和她的母亲都恳求他不要去面见自己公开的敌人，但他无视了她们。1305年3月23日，在三百名骑兵和一千名步兵的护卫之下，他前往米哈伊尔的驻地。

罗杰遇刺（1305）

罗杰在亚得里亚堡得到了热情接待并停留了一周以上——这足以证明他并非打算做礼节性访问。米哈伊尔是有意拖延时间，以召集援军歼灭加泰罗尼亚佣兵吗？也许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确认的是，4月5日，起程前往加利波利的前一天晚上，罗杰·德·弗洛尔被刺杀了。当时远在一百多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的帕希梅尔斯记载称，刺客是阿兰人的首领乔治·吉尔康（George Gircon），他的儿子在库齐库斯之战被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杀死，因此对他们的领袖格外憎恨。他还记载称谋杀发生在共治皇帝的妻子、亚美尼亚的丽塔（玛丽亚）闺房的门槛处，至于罗杰为何会在那里则不得而知。西欧的记载——在这一问题上或许更可信——也声称刺客是吉尔康，但刺杀的场合是米哈伊尔安排的欢送宴会。在宴会行将结束时，米哈伊尔按照习俗离开，留他的客人们欢饮，然后一批全副武装的阿兰佣兵突然之间冲进了大厅，人数稀少还醉酒的加泰罗尼亚佣兵们被包围，无力还击，和罗杰一同被杀。

希腊人和加泰罗尼亚佣兵继续和谈已无可能，战争就此爆发。

消息传到加利波利的加泰罗尼亚佣兵团营地之后，他们往亚洲的进军立即停止，渡过海峡的人也被立即召回，而这座城镇所在的半岛也被宣称为西班牙人的领土。佣兵团之后穿越色雷斯，一路上制造骇人听闻的报复性破坏。他们的力量因亚得里亚堡事件而严重受损，但他们很快征募了大批突厥人与保加利亚人，规模很快恢复。多少要为此负责的米哈伊尔九世对事态的发展大为警惕，他竭尽所能阻止他们进军，但他的部队在雷德斯图姆附近的阿普鲁斯（Aprus）城堡之下被彻底击溃，英勇奋战的他仅以身免。

色雷斯省因为处于从西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必经之路上，几个世纪以来屡遭兵燹。阿瓦尔人、匈人、格皮德人、保加利亚人、斯基泰人、斯拉夫人和基督教十字军都曾在此破坏。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他们的屠杀野蛮无情，他们的暴行罄竹难书，仿佛不想让任何一个色雷斯人幸存一般。农田与村庄，乃至城镇被完全废弃，恐慌的难民涌进君士坦丁堡，抛下火光冲天的农田。亚得里亚堡和季季莫蒂霍未被攻破，但驻军也不敢主动出击了。色雷斯，这个拜占庭帝国曾经最富裕肥沃的地区，如今沦为一片荒野。

但荒野无论是对征服者还是对居民而言都意义索然，1308年夏季，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向西进军塞萨洛尼基。他们没能夺取该城，但依然毁掉了其他几座较小城镇，并掠夺了阿索斯圣山的修道院，而后才南下塞萨利，并在1310年继续南下抵达维奥蒂亚，为雅典与底比斯的法兰克公爵布列讷的瓦尔特（Walter of Brienne）服役。瓦尔特对塞萨利觊觎已久，在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协助之下他轻而易举地将年轻多病的约翰二世 [9] 征服。然而不久之后，瓦尔特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是危险的下属。1311年3月15日，佣兵团在赛菲索斯河（Cephissus）河畔歼灭了他的部队，他本人和属下大多数骑士均被杀死。胜利者就此进军雅典，建立起自己的公国，并维持了七十七年。

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就此淡出了本书讨论的范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堪与突厥人一个世纪的破坏相比，花的还是皇帝的军饷。为了支付他们的薪酬，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被迫实行货币贬值，并向近乎陷入绝境的臣民征收了更繁重的税收。他们在色雷斯制造的破坏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修复，被他们驱赶而无家可归的难民涌入君士坦丁堡，几乎导致了饥荒。如果他们履行和安德罗尼卡的协议，继续进攻突厥人，放弃占据领土的企图，他们也许能够阻止穆斯林进军的势头，黎凡特的历史也可能会截然不同。哀哉，这一切没有发生；反之，在第四次十字军几乎正好一个世纪之后，他们给帝国带来了新的重大创伤，而帝国再未能从其中恢复。

[1] 安德罗尼卡的第一任妻子、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五世（Stephen Ⅴ）的女儿安妮（Anne）在他执政一年之前，即1281年逝世。

[2] 即今乌拉巴特（Ulubad）。

[3] 令皇帝更为恼怒的是，萨马尔的父母此前提出让她嫁给他此后成为共治皇帝的儿子米哈伊尔，而这一安排本可以让伊庇鲁斯重归帝国所有。哀哉，牧首以违反教规为名禁止了这场婚姻，这一机会也就此失去了。

[4] 他的兄长斯蒂芬·德拉古廷（Stephen Dragutin），即斯蒂芬·乌罗什一世，在当年坠马受伤，决定把自己的王位分给米柳廷。两人名义上以共治状态统治，直到1316年德拉古廷逝世，但1282年后米柳廷便实际掌控着王国。

[5] 并非西比鲁姆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今伊兹密尔附近的马尼萨），而是米安德河河畔的马格尼西亚，那里距离库萨达斯约三十千米。这里曾是罗马帝国亚洲行省的第七大城市，如今只剩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废墟。

[6] 佩德罗三世于1285年逝世时，他的长子阿方索（Alfanso）继承了阿拉贡，次子海梅继承了西西里。阿方索于1291年逝世后海梅也控制了阿拉贡，但在教皇的压力下，他同意割让西西里以换取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然而西西里人不肯立即重归安茹王朝控制，他们邀请海梅的兄弟腓特烈成为他们的国王。

[7] 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们自十三世纪中期统治了埃及和叙利亚，并延续到了十六世纪初。这些原本作为开罗的阿尤布王朝苏丹护卫的突厥奴隶在1250年谋杀了最后一位苏丹并夺取大权。十年后，他们的领袖拜巴尔在拿撒勒附近的艾因·贾鲁（’Ain Jalut）击败了旭烈兀的蒙古远征军，就此掌控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8] 罗杰前去拜访米哈伊尔九世的真实原因之中，最有趣的一种猜测源自阿方索·洛（Alfonso Lowe）的《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报复》（The Catalan Vengeance ），声称他是被安德罗尼卡和米哈伊尔共同诱骗前往，借口则是讨论推翻塞奥多尔·斯维托斯拉夫并在保加利亚安排合适的统治者，即罗杰的妻舅。但这仅是猜测，是真是假无从确知。

[9] 他是约翰·杜卡斯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第十七章 两安德罗尼卡内战（1307～1341）

自创世之初，恶魔便在残害众人，尽管他并不能随心所欲，至少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安德罗尼卡二世对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孙子安德罗尼卡三世所说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十四世纪的头十年笼罩在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阴影之下，但不幸的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要解决的难题绝不止于此。在西方，塞奥多尔·斯维托斯拉夫依然保持着压力，直到1307年安德罗尼卡把他已经占据的黑海港口割让，还把米哈伊尔九世的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嫁给了他。尔后查理二世的儿子塔兰托的腓力和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教徒组成联军，夺取了都拉佐。与此同时，另一个西欧王公也加入了争夺：瓦卢瓦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的兄弟。1301年，他迎娶了库特奈的凯瑟琳（Catharine），她是拉丁皇帝鲍德温的孙女；现在他又决心要恢复拉丁帝国了。为此他寻求教皇克莱芒五世（Clement Ⅴ）的协助——他也随即公开谴责了安德罗尼卡——并与威尼斯签订协议，联络塞尔维亚的米柳廷（他此时和他的岳父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在1308年联络上了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然而他的妻子于同年去世，继承权落入了他们女儿瓦卢瓦的凯瑟琳手中，而查理自己彻底失去了宣称权——塔兰托的腓力和妻子萨马尔离婚之后，在1313年迎娶了凯瑟琳。尽管这场阴谋无果而终，总归让世纪之初的皇帝紧张了一阵。

在东方，加泰罗尼亚佣兵团于1304年离开安纳托利亚之后，突厥人卷土重来。艾登部（Aydin）于当年夺取以弗所；1307年，奥斯曼夺取了特里科吉亚（Trikokkia）堡垒，就此截断了尼科米底亚和尼西亚的联系；1308年，在夺取以哥念之后，卡拉曼部就此终结了存在两个多世纪、垂死已久的塞尔柱苏丹国。1309年，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更重大的损失，罗德岛（那里已经被热那亚人实际控制多年）被圣约翰骑士团 [1] 占据。帝国日益衰微，皇帝也早已放弃阻止突厥人进军的想法。

君士坦丁堡之中的阿尔森尼奥斯派也愈发不安分了。滋事的苦修士阿塔纳修斯在1293年被罢黜之后他们获得的些许宽慰，因为皇帝在十年后坚持让他复职而荡然无存。 [2] 1304年，安德罗尼卡所有安抚他们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他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控制了他们在莫瑟勒（Mosele）的修道院。次年，安德罗尼卡及时揭露了一场新的弑君阴谋，并发现煽动者约翰·德里米斯（John Drimys）和阿尔森尼奥斯派过从甚密，他随即下令彻底关闭那座修道院，并逮捕了大批派系成员。然而此时这一举措的动力正在迅速消失。被囚禁的约翰·拉斯卡里斯双目失明，已经不像二十年前那样适合登上皇位，而且原本的尼西亚帝国领土大多落入突厥人的手中。1309年，牧首阿塔纳修斯——据说他把拜占庭帝国视作一个巨大的修道院——终于主动隐退到了小修道院之中，他的继承者尼丰（Niphon）则立即着手彻底弥合阿尔森尼奥斯派的分裂。他在一年之中便达成了这一目标：1310年9月14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盛大典礼之中，东正教教会戏剧性地正式统一了。

伊琳妮、米哈伊尔与安德罗尼卡（1316）

安德罗尼卡对此自然是颇为宽慰，但同年他就要面对新的敌人：他的妻子伊琳妮，即蒙费拉的约兰达。结婚时十一岁的女孩如今野心勃勃且自作主张，夫妻关系也愈发紧张。问题的起因是伊琳妮要求她丈夫在死后不要把皇位传给长子米哈伊尔九世，而是让四个儿子均分国土——另外三个当然是她的儿子。安德罗尼卡自然也明智地立即否决了这一提议，皇后就此指责他偏袒长子，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前往塞萨洛尼基，那里不但是她童年成长的地方，她十六岁的女儿西蒙尼斯在邻近的保加利亚宫廷也能够施加影响。她就此在那里居住了七年直到逝世，其间不断筹划针对丈夫的阴谋——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

共治皇帝米哈伊尔在继母抵达那里不久之后也来到了塞萨洛尼基。尽管他只有三十多岁，却已经心灰意冷。勇敢却无能的他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度过，但还没有赢得一场大胜。除了1304年与保加利亚人作战时取得的小胜之外，他的人生可谓接连不断的失败，无论是此前在小亚细亚，还是此后在巴尔干。他近期又被两千突厥人击败，那些人加入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后便留在了色雷斯，佣兵团则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转往希腊袭扰，劫掠所剩无几的乡村，严重威胁了交通线。1311年年初，米哈伊尔率军肃清他们，却一如既往地以灾难告终。他随即被解除了军队指挥权，赋闲于此。

他和亚美尼亚裔的妻子玛丽亚［原名丽塔（Rita），在成婚后按照惯例改用拜占庭人更习惯且可敬的名字］生下了四个孩子，长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聪慧且格外英俊，1316年2月，十九岁的他被加冕为共治皇帝。现在皇位之上已经有三位皇帝，皇位继承也将会至少安稳地持续两代。然而年轻的安德罗尼卡很快显示出危险的轻佻。他酗酒欢宴，赌博取乐，欠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大笔借款，而且好色之名尽人皆知。加冕一年后，他迎娶了一名德意志贵妇，她冗长无趣的名字是布伦瑞克-格鲁本哈根的阿德莱德（Adelaide of Brunswick-Grubenhagen），但生下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之后他便对她失去了兴趣，继续沉迷于旧日的享乐——不过他的好色或许从未中断。

此时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已经让他的父亲与祖父愈发不安，但到了1320年问题才彻底爆发。他怀疑自己的一个情人不忠，就在她的住所外安排了埋伏，准备一举杀死情敌。结果前来的却是他的兄弟曼努埃尔（Manuel），曼努埃尔当场被杀，至于他确实是情敌还是碰巧路过则不得而知。米哈伊尔九世正在因女儿安娜（Anna）离世 [3] 而哀伤不已，又收到了如此噩耗，体弱多病的他无法承受如此的打击。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于10月12日在塞萨洛尼基病故。安德罗尼卡二世愤怒地废黜了自己的孙子，指定自己的幼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继承拜占庭帝国的皇位。

内战随即爆发。

帝国分裂（1321）

老皇帝已经年逾花甲，在拜占庭时代这也算是高寿了，而在他执政的近四十年间拜占庭帝国每况愈下。幸运的是作家与学者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在1290年成为他的主要幕僚（此后出任大部长），并任职到他执政结束，然而塞奥多尔也无力阻止帝国的衰退。色雷斯已成荒野，小亚细亚则已经沦陷。没有海军或商船队的帝国，贸易以及食物供应都要依靠争执不休的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税收与日俱增，但并非用于整备军队，而是要给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和突厥人支付岁贡，乞求他们不在帝国领土上破坏。当年轻的安德罗尼卡拒绝祖父的废黜敕令，在亚得里亚堡高举反旗时，都城之中自然有许多人积极响应——特别是贵族与地产主的儿子们——他们纷纷前来支持他。

小皇帝的副手是约翰·坎塔库泽努斯（John Cantacuzenus），军事贵族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经管理摩里亚，他则是帝国之中重要的地产主，在马其顿、色雷斯和塞萨利拥有大量地产。他比安德罗尼卡年长一两岁，两人是童年好友，而约翰将先后以幕后操纵者、大元帅、反叛者与皇帝的身份，在这个世纪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控拜占庭政坛。对后世而言，他更是留下了一部长篇的帝国历史，详细地记载了帝国从1320年到1356年的情况。在对亲身经历的回忆之外，他还大量引述了原始资料。这部历史难免存在偏颇，但作为同时代帝国最出色的军官与政治家，这部历史自然不能被无视。

安德罗尼卡三世的支持者中，仅次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是塞尔吉安内斯·帕列奥列格（Syrgiannes Palaeologus）。他的皇室身份来自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则是库曼人后裔，而事实证明他是个不可信的盟友。然而他和约翰都购买了色雷斯的官职——卖官鬻爵在帕列奥列格王朝之时就已成惯例——并立即开始安抚在愈发严苛的税收盘剥下不满的当地人。1321年复活节，小皇帝也加入了他们。按照格里戈拉斯的记载，他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免除了这一行省的所有税收，借此举措以及其他许多夸大的许诺，他很快获取了他需要的支持。塞尔吉安内斯随后进军都城，而老安德罗尼卡担心叛乱扩大，便仓促开始和谈。6月6日，双方同意分割帝国，安德罗尼卡二世继续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安德罗尼卡三世则在亚得里亚堡统治。

几年前皇后伊琳妮提出类似的提议时，皇帝大为讶异，但如今的他如此轻易地接受了这一切，也说明了这几年帝国境况的恶化。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老安德罗尼卡坚持要求独自制定外交政策，但他的孙子起初便表明要主导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久之后帝国就事实上分裂了，他们制定的政策截然不同，而且时常互相抵触。

在如此的情境之下和平不可能持续多久，1322年年初双方便重新开战了。奇怪的是战争似乎是由塞尔吉安内斯引发的。他向来嫉妒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他看来此人最受小皇帝喜爱，而这种嫉妒最终让他决心倒戈。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觐见老皇帝，鼓动他教训自己的孙子。但这无济于事。叛军在色雷斯和马其顿深受欢迎，如果这个老人继续反对他们，失去的土地必将更多。1322年7月，两位皇帝再度签署协议，帝国分裂的问题就此解决，两人共同统治整个帝国，并认定安德罗尼卡三世为唯一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卡二世依然保持最高权威，有权否决自己孙子的政策。

这一次，和平持续了整整五年，其间的1325年2月2日，安德罗尼卡三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再度加冕；1326年4月6日，奥斯曼突厥人在围攻布尔萨七年之后最终将其攻破，并定都于此。 [4] 威胁更大的是安德罗尼卡的侄子，即塞萨洛尼基的管理者约翰·帕列奥列格宣称脱离帝国。约翰也是大部长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的女婿，尽管塞奥多尔忠于自己的君主，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控制重要的军事基地梅尔尼克和斯特鲁米察（Strumica）——却立即宣称倒向叛军。约翰随后向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德钱斯基（Stephen Dechanski）寻求帮助（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亲自前往塞尔维亚的宫廷。

若是他成功完成了和国王斯蒂芬的联盟，帝国也许就要面对一个更严峻的新威胁，而祖父与孙子也许会暂时放下分歧，对付共同的敌人。然而约翰·帕列奥列格在抵达斯科普里之后，突然且出乎预料地暴毙，这一威胁就此消失；1327年秋季，内战在七年间第三次爆发。此时两个皇帝都不是独立作战了。斯蒂芬·德钱斯基（他的妻子毕竟是老皇帝的侄孙女）宣称支持安德罗尼卡二世，而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希斯曼（Michael Sisman）——他与斯蒂芬的妹妹离婚，迎娶了塞奥多尔·斯维托斯拉夫的寡妻、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妹妹塞奥多拉——欣然和他的新妻舅结成同盟。战争之中的战斗一如既往地少，也几乎毫不必要，因为年轻的安德罗尼卡——尝到甜头的他许下了越来越多的空洞许诺和捐赠——四处拉拢盟友。1328年1月，他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一同前往塞萨洛尼基，并得到了隆重的欢迎，被承认为君主。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其他主要城镇与堡垒也几乎无一例外表示了支持。

与此同时，他悄然且不紧不慢地准备在春天的降雨结束后进军都城。然而进军之前，他收到了一个不利的消息：沙皇米哈伊尔突然倒戈，派出三千名保加利亚骑兵前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卡不再迟疑了。他亲率先遣部队立即向东进军，截住了保加利亚人并对他们的指挥官声称这是违背他君主一年前签订的盟约，说服他立即撤退。尔后他在给沙皇送去一份愤怒的信件，要求他遵守协议之后，便留下来等待大部队赶上。

安德罗尼卡三世夺取君士坦丁堡（1328）

老安德罗尼卡在1328年春季受到的打击绝不止保加利亚骑兵退兵这一件事。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故伎重施，将君士坦丁堡和周边水域作为他们的主战场，无视希腊居民的苦难。整个4月间，四十艘舰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封锁了加拉塔区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让城中的食物供给近于匮乏。内战期间，敌军在富饶的色雷斯土地上几番践踏，早已摧毁当地的农业，干扰了来自西部各省份的陆路食物补给，现在海上的食物补给也不可行了。仅剩的些许食物都定了高价，而早已被重税榨干、经济活动停滞已久的市民们根本无力购买。人们对老皇帝的支持与日俱减，他的权威也愈发动摇了。

在如此情况之下，他的孙子若是想要进攻都城也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了。1328年5月23日夜，安德罗尼卡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率领二十四人的先头部队，用云梯登上罗曼努斯城门对面的大型堡垒。城中的内应抛下绳索，云梯迅速搭好，小皇帝的部下几分钟之后便翻过了城墙，为同伴打开了大门。其间没有屠杀，没有伤亡，掠夺也极少。老安德罗尼卡从睡梦之中惊醒，起初颇为恐惧，但心情很快就平复了。他只要签字同意逊位，就得以保留皇帝的头衔和徽号，而且可以在布拉赫内宫中居住。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使团前去释放牧首埃萨亚斯（Esaias），他一年前因为不肯遵守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命令革除他孙子的教籍，被软禁在曼加纳修道院中。格里戈拉斯记载称，在返回皇宫时，陪同他返回的并不是高阶教士，而是一批乐师、滑稽演员和舞女，他还因为其中一人的表演而大笑，差点摔下马来。

除了老皇帝之外——也许他会因为摆脱他无力承担的重担而宽慰——最不幸的便是他的大部长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由于没有其他的替罪羊，这位温和的学者就此被认定是他君主所有不幸与失败的原因。他的财产被大部没收，住宅遭掠夺后被焚毁，他本人最初被流放，而后获准返回霍拉的救世主修道院——几年前他自己出资对那里进行了重建与装饰。 [5] 在那里，陆墙与金角湾相接，布拉赫内宫投石可及，他在隐居生活之中度过了余生，于1332年3月去世。

他比安德罗尼卡二世多活了一个月。老皇帝逊位后在君士坦丁堡居住了两年，之后也被迫前往修道院，改名安东尼奥斯（Antonius）。1332年2月13日，他和自己的女儿西蒙尼斯，即塞尔维亚的斯蒂芬·米柳廷的寡妻饮宴，在离席不久之后便逝世了，享年七十三岁。他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在拜占庭的千年历史之中，或许这是最需要强势坚定的统治者的时期之一，而安德罗尼卡二世的软弱也是少见。若是安德罗尼卡二世少一点教士习气，多一点领袖气度；若是他主动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采取行动；若是他拥有自己父亲的外交才能，他儿子的勇气，或者他孙子的勤奋，哪怕只有一半，他也许就能够借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的到来以及塞尔柱苏丹国灭亡之机获利，甚至就此终止帝国的衰退。然而他既没有任何远见，也没有任何清晰的施政目标，只是让帝国从一个灾难滑向另一个灾难，直到安德罗尼卡三世——尽管他有种种缺陷，但他至少清楚自己的目标，也愿意为目标而奋斗——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把他赶下了王位。至于他不幸的臣民们，在四面楚歌之中早已饥寒交迫，还要承担不可理喻的苛刻税收，自然乐于见他失去皇位。

安德罗尼卡三世（1332）

安德罗尼卡三世时年三十一岁。在这十年之间，他终于成熟了。必须承认，拥有一千名猎人、一千条猎狗和一千只猎鹰的他难免要沉迷于打猎之中，也不是所有臣民都支持他参加骑士比武，但他还是在他第二位妻子——萨伏依（Savoy）伯爵阿马德乌斯五世（Amadeus Ⅴ）的女儿安妮（Anne）——的意大利随从们的鼓动之下，把这个竞技重新安排到拜占庭宫廷之中。 [6] 除此之外，他把年轻时的放纵轻佻抛弃了，尽管他仍然会表现出轻佻与鲁莽——而且从来都不曾改掉夸海口的缺点——但他依然证明自己是个无畏的军人，也是个基本清醒的统治者。相比他的祖父，他总归要好得多。

最重要的是他是幸运的，在他十三年的执政之中，有一个政治与军事能力均堪称杰出的助手陪在他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此人对他绝对忠诚。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不只是皇帝的朋友和幕僚，事实上他更鼓舞了皇帝的精神。正是他主导了近期的叛乱，也正是他在叛乱成功之后指导帝国的政策制定。他拒绝了感激他的安德罗尼卡提出授予的所有头衔，乃至摄政者与共治皇帝，也没有任何的虚衔， [7] 只有一个大元帅的职务，即总指挥官。然而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几乎无人不知大权掌握在谁手中。

然而很可能是安德罗尼卡本人，而非大元帅主动做出了他执政时期第一个也最重要的决策。他清楚，因此受损的臣民们更是清楚，帝国的法律体系已经朽烂。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和塞尔吉安内斯·帕列奥列格轻而易举地购买了色雷斯的官职，甚至因正直而闻名、道德高尚的大部长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也毫不犹豫地卖官鬻爵。安德罗尼卡二世大概在三十年前试图处理这一问题，一如既往地失败了。他的孙子在成为独帝不到一年之后，便在1329年安排了数名新法官，作为“罗马人的普世法官”。他们总共四人——两名教士，两名俗世人，并事实上掌控了一个申诉法院，有权纠察帝国各地的司法问题，还要担负监察高级官员腐败和偷漏税的任务。边境地区的法官也被安排了类似的任务。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系统并不算非常成功。盘根错节的腐败向来难以肃清，1337年年初，皇帝和牧首共同出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别法庭上，四名普世法官之中就有三人被证实受贿，就此被解除职务并流放。但他还是立即安排了继任者，这一机构也持续到了帝国终结之日。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1334）

起初，安德罗尼卡铁面无私的对外政策很快起到了效果。在政变一个月后，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希斯曼再度入侵色雷斯，然而此时安德罗尼卡立即对他的领土发动进攻，夺取了保加利亚人的一座要塞据点；两个月之后米哈伊尔再度入侵时，一支拜占庭大军已经集结起来准备迎击。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和约，避免了接下来两年间的纷扰。若不是保加利亚军队于1330年7月28日在沃尔巴兹德（Velbuzd）——今丘斯滕迪尔（Kjustendil）——之战中被斯蒂芬·德钱斯基率领的塞尔维亚军队彻底歼灭，和平也许能持续更久。沙皇本人在这一战中受了重伤，被俘后不久不治身亡。斯蒂芬则安排了他的侄子约翰·斯蒂芬（John Stephen） [8] 统治保加利亚，可怜的塞奥多拉被迫逃亡。

对安德罗尼卡而言，他妹妹的不幸倒是个万幸，这给了他干涉保加利亚事务的绝佳理由。他随即以为她报复的名义夺取了黑海沿岸的港口墨森布里亚和安西亚卢斯，而那里正是二十多年前他的祖父割让给保加利亚人的，此外他还控制了帝国边境的数个堡垒。然而他并没能控制那里太久，因为这两个斯拉夫国家在次年都爆发了宫廷政变。保加利亚的约翰·斯蒂芬和母亲安娜被推翻，希斯曼的外甥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继任；塞尔维亚的德钱斯基则因为没能乘胜追击，被一批贵族谋杀，由他的儿子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继任。两位新统治者随即缔结盟约，斯蒂芬·杜尚迎娶了约翰·亚历山大的姐妹海伦娜（Helena），巩固了这一联盟。尔后他们开始联合进攻，塞尔维亚人入侵马其顿，保加利亚人入侵色雷斯，只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梦想：推翻“瓦西琉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巨大的斯拉夫人帝国。约翰·亚历山大轻而易举地收复了黑海的港口，斯蒂芬则一路向南突入拜占庭帝国边境——必须提及，帝国的内部纷争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其中的重要事件便是1334年，塞尔吉安内斯·帕列奥列格叛逃到了塞尔维亚人的军中。

塞尔吉安内斯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他的母亲出身贵族，尽管父亲并非如此，但他是皇帝与大元帅的密友。他聪慧过人，而且似乎颇有魅力，但他既不守信也不忠诚。他已经在内战之中背叛他的君主，可耻地向安德罗尼卡二世倒戈。不久之后他又意图谋害老皇帝，因此被判终身监禁。然而安德罗尼卡三世掌权后释放了他，塞尔吉安内斯在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坚持之下——记载如此——得到了正式宽恕，还被任命为塞萨洛尼基的管理者。就职之后，他立即开始制造麻烦，密谋对付坎塔库泽努斯，并讨好皇帝的母亲丽塔（玛丽亚）——她在丈夫离世后便居住在这座城中——以至于她收塞尔吉安内斯为养子。1333年，她也撒手人寰，塞尔吉安内斯的新阴谋很快又被揭露出来，这次他企图弑君，想要取代他登上皇位。他此时是否已和斯蒂芬·杜尚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塞萨洛尼基距离塞尔维亚边境实在太近，安德罗尼卡也不打算碰运气。塞尔吉安内斯随即被逮捕并带到都城审判，然而在审判之前，他逃过了金角湾，来到加拉塔，而后经埃维亚岛和塞萨利抵达了塞尔维亚。斯蒂芬·杜尚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允许他指挥一支部队，而他也在1334年春夺取了卡斯托里亚以及一系列的周边据点。

皇帝和坎塔库泽努斯匆忙赶往马其顿，打算彻底消灭塞尔吉安内斯。然而他们觉得仓促集结起的部队未必能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安排了一个诡计。他们派高级参谋军官斯法兰泽斯·帕列奥列格（Sphrantzes Palaeologus） [9] 担任塞萨洛尼基周边几座城镇的管理者，希望塞尔吉安内斯就此上钩，劝说他加入自己麾下。斯法兰泽斯接受请求后则立即获取他的信任，而后按计划轻松地逮捕塞尔吉安内斯，送交皇帝处置。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唯一的例外是在关键时刻斯法兰泽斯没有逮捕叛徒，而是擅自将他杀死了。他因此受到了责备，但不久之后他还是被提升为大主将 [10] 并增加了工资。对皇帝而言这只是个微小的开支，一两个月之后的1334年8月，他就和斯蒂芬·杜尚在塞萨洛尼基边境地区会面，拜占庭许诺帮助塞尔维亚抵御匈牙利，塞尔吉安内斯夺取的土地则将全部归还帝国。

安德罗尼卡需要这些土地，斯蒂芬也清楚地表示，此前两年间他征服的其他土地——包括奥赫里德、普里莱普、斯特鲁米察甚至沃德纳［Vodena，今埃泽萨（Edhessa）］——都要由塞尔维亚人继续掌控。马其顿的大片土地就此永久沦陷，最后的崩溃已经开始。

佩勒卡诺斯之战（1329）

小亚细亚则在加速崩溃。1329年5月末，奥斯曼部在奥尔汗的率领下封锁了尼西亚，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后，皇帝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立即率领四千士兵渡过海峡来到卡尔西顿，沿马尔马拉海滨向东南方向进军。在行军的第三天，他们侦察发现小村佩勒卡诺斯［Pelekanos，今马尼亚斯（Manyas）］之外的小山上屯驻着一支突厥部队。他们不但拥有地利，规模也是他们的两倍，但在简短的军事会议之后，他们决定如果奥尔汗来到平原上发动进攻的话，他们就坚守阵地坚持战斗。战斗就此在6月10日开始。战斗在骄阳之下持续了一天，在傍晚时分拜占庭军队——此时已经击退突厥军队的两次大规模进攻——占了上风。然而他们的伤亡已经相当惨重，他们更清楚此前预留了一支部队的奥尔汗肯定要在次日把他们投入战场。因此坎塔库泽努斯建议在黎明之后，他们应该秘密且有尊严地撤离战场。

他们也就此开始撤军。然而一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士兵因突厥弓箭手的袭扰烦闷不已，他们冲出队列试图驱逐他们。坎塔库泽努斯清楚这样做的危险，他立即掉头想要追回他们，然而不久后见不到约翰返回的安德罗尼卡也掉头返回。他们遭遇了他们所担心的情况，那些冲动的年轻人被包围了，在接下来的恶战之中皇帝大腿受伤。他勉强重新集结起了部队——他受伤流血的坐骑在他抵达之后便倒下了。次日他躺在担架上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事实上他伤得不重，然而一些士兵看到皇帝被抬走，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他们陷入恐慌，而刚刚侥幸逃离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竭尽所能安抚部下恢复了秩序，并及时在菲洛克雷内（Philocrene）城外击退了追击的突厥人。

佩勒卡诺斯之战是拜占庭皇帝与奥斯曼埃米尔第一次在战场上交手。这次战败的程度远不能与曼齐刻尔特之战相比，但可以确定的是，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进军已无可阻挡。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证明很快就会到来：七十年前的帝国都城尼西亚在1331年3月2日陷落。尼科米底亚则在六年后陷落。帝国在小亚细亚剩余的所有领土，除了一两座爱琴海中的岛屿之外，就只剩下一些突厥人尚不屑于进攻的孤立城镇了，比如菲拉德尔菲亚和黑海边的赫拉克利亚。但这些城镇的战略意义相当有限，所有人都清楚它们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奥尔汗控制马尔马拉海的亚洲一侧之后，他可以开始组织海军力量，并开始对欧洲一侧开展近乎接连不断的袭击。

在爱琴海的胜利（1333）

就帝国东方与南方的情况而言，安德罗尼卡只有三件小事能聊以自慰。其一，他开始和突厥人谈判。1333年8月，他渡海来到尼科米底亚，他的借口是鼓励这座被围的城市，但事实上他是打算和奥尔汗进行秘密谈判，许诺给埃米尔支付一笔岁贡，以让他停止进攻拜占庭在亚洲的最后据点。其二，各种证据显示奥尔汗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疯癫狂热的蛮族，而是一个理智文明的人——就像他的父亲奥斯曼那样。他不打算向他占据领土之中的基督徒强行推行伊斯兰教，也没有报复曾经抵抗他的人。在夺取尼西亚之后，他允许城中的居民自行决定去留，而且可以带走圣像和圣物。（然而离开的人相当少。）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一个国家，遵循他父亲在弥留之际的嘱托。他主持正义，热衷学术并笃信伊斯兰信仰，也接纳所有民族和所有教派的人。传教与征服是次要的，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他也清楚日后将有十足的时间去做这些事。

最后一件可以称为宽慰的事便是拜占庭帝国在爱琴海的力量得到了明显加强。安德罗尼卡在继位之后便开始重建海军，几年后拜占庭帝国的舰船就重新出现在这些岛屿之外。也许正因如此，希俄斯岛才会在1329年发生叛乱，热那亚的扎卡里亚家族（Zaccaria）二十多年的统治就此被推翻，该岛也重归帝国掌控。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位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海湾北侧入口处的大陆城市新福西亚（Phocaea） [11] ，在皇帝同年年末从希俄斯岛起航抵达那里之后也宣誓效忠。不幸的是，热那亚并非东地中海唯一的西欧势力。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威尼斯人、塞浦路斯的吕西尼昂家族（Lusignan） [12] ，以及扎卡里亚家族之类的势力——其中不少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后便掌控了一些独立岛屿——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让这一地区免于滨海地区的突厥埃米尔们的蹂躏。

因此不出意料的是，一个设想出现了——基督教政权结成大联盟，首先解决穆斯林海盗，再进军小亚细亚，而后发动全面的十字军进入圣地——这一设想也得到了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的支持。 [13] 然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拜占庭帝国要扮演何种角色呢？尽管威尼斯和骑士团——大远征最主要的推动者——支持帝国参与其中，教皇却坚定反对。他声称只要帝国坚持教会分裂，就不能参与这一联盟。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即使里昂会议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但教廷依然不肯相信，教会分裂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结束的。安德罗尼卡三世自然不会反对教会统一，但他更不想再犯自己曾祖父的失误，不敢自上而下武断推行。其实他并不在意教皇的态度。他不信任十字军，他的臣民也从来都不信任他们，而历史早已证明他们的判断。他忙于处理帝国内部事务，防卫都城和帝国各地——而他清楚，西欧对这一任务不可能有多少同情。对他而言，热那亚人制造的纷扰比突厥人还要多，在丢失希俄斯岛仅六年后，他们便在1335年晚秋占据莱斯沃斯岛，扳回一城。安德罗尼卡立即下令拆毁金角湾对面的加拉塔区的城防，作为报复。尔后他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航向爱琴海商讨结盟——商讨的对象是艾登埃米尔乌穆尔（Umur）帕夏。

绰号“真主之狮”的乌穆尔也是突厥文学中一篇著名史诗的主角， [14] 他是个典型的“圣战士”，一生致力于袭扰基督徒，特别是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圣约翰骑士。他主要活动在爱琴海岛屿附近，甚至在1332年和1333年突入埃维亚岛和希腊本土。他格外厌恶热那亚人，因此欣然接受了拜占庭的提议，结果拜占庭与突厥人的联合舰队在1336年收复了莱斯沃斯岛，不久之后他还会提供规模可观的军队为皇帝在欧洲作战，下文将具体叙述。但这次谈判的结果不只是盟约而已，埃米尔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也建立了延续一生的友谊。在未来，这一友谊的重要意义远比当时他们所能想象到的大。

伊庇鲁斯的纷扰（1337）

安德罗尼卡与坎塔库泽努斯留下的唯一领土上的成功便是塞萨利和伊庇鲁斯——即使控制时间短暂得可悲。早在1318年，这两个希腊政权的掌权家族在几个月的时间之中先后身亡，塞萨利的约翰二世乏善可陈，伊庇鲁斯的托马斯则被他的外甥尼古拉斯·奥尔西尼谋杀，此人也随即掌控了他的政权，迎娶了他的寡妻——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妹妹安娜。约翰死后，塞萨利的政权便瓦解了，大部分土地都遭到了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威尼斯人和各种贵族的分割，只为进行最后的掠夺。只有西北部，特里卡拉（Trikkala）与卡斯托里亚之间的一个角落，依然处于斯蒂芬·加布里埃罗普鲁斯·梅里森努斯（Stephen Gabrielopulus Melissenus）的控制之下——拥有尊贵者头衔的他可能是在皇帝的授权之下统治这一地区。然而1333年他也撒手人寰，他统治的地区也陷入无政府状态。境况在皇帝——幸而此时他本人正在马其顿——以及塞萨洛尼基的管理者米哈伊尔·莫诺马修斯（Michael Monomachus）出手干预之后得以挽回。两人率军匆忙赶往陷入危机的地区，赶走伊庇鲁斯尊主约翰·奥尔西尼（John Orsini）——此人在1323年谋杀了兄长尼古拉斯——的部队，并迅速地重建起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南部领土直接与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控制的区域相接。

在帝国重新掌控塞萨利之后，掌控伊庇鲁斯也是时间问题了。许多臣民依然不肯接受奥尔西尼家族为他们的合法统治者，而接连不断的内部纷争，加上从未停息的外部攻击，早已让曾经繁荣的尊主国濒于瓦解。阿尔塔城中日益强大的支持拜占庭的党派，领袖正是尊主的妻子安娜 [15] ；1335年，在近期塞萨利事态发展的鼓动之下，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这是十七年间奥尔西尼家族第三次谋杀亲人——她也随即以她七岁大的儿子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的名义摄政。两年后，当皇帝返回这一地区平息阿尔巴尼亚人的叛乱时，安娜派使团到培拉特觐见皇帝，提出以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为条件，让她和尼基弗鲁斯在伊庇鲁斯继续统治，但安德罗尼卡不会同意。伊庇鲁斯作为独立尊主国存在了一百三十多年，他坚持要由帝国的官员管理，官员也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那时他委派了自己的另一位亲密战友——首席马厩长塞奥多尔·塞纳德诺斯（Theodore Synadenus），此人也是九年前他对付自己祖父的反叛之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安娜、她的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在塞萨洛尼基得到了地产，准备在那里安然度过流放生活。

然而在拜占庭历史之中，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这次也不例外。年轻的尼基弗鲁斯突然消失，一批伊庇鲁斯贵族将他绑架，这些人无疑和西欧那些希望保持尊主国独立地位的政权保持着联系。他被带到意大利，最终转往塔兰托的女大公，即名义上的拉丁女皇瓦卢瓦的凯瑟琳的宫廷。 [16] 他在那里停留到1338年秋，凯瑟琳陪伴他前往她在亚该亚的住所——她的丈夫腓力也是那里的统治者——并在那里以他为傀儡安排了与拜占庭敌对的伊庇鲁斯叛乱。不久之后她取得了胜利。阿尔塔的帝国官员塞奥多尔·塞纳德诺斯被逮捕并囚禁。1339年年初，年轻的尼基弗鲁斯返回了伊庇鲁斯，在滨海的据点索莫卡斯特罗姆（Thomocastrum）居住下来。

但这场叛乱没能持续多久。除了阿尔塔、约阿尼纳和其他一两座城镇之外，再无其他地区响应。皇帝在1340年一如既往带着坎塔库泽努斯返回，成功围攻了阿尔塔，当年结束之前双方便互相保证大赦，塞纳德诺斯重获自由。随后大元帅赶往索莫卡斯特罗姆，尽管安茹家族的舰队就在滨海地域巡航，他还是轻易说服了尼基弗鲁斯放弃他的宣称，返回塞萨洛尼基。在那里，为做出一点补偿的姿态，他获得了至尊者（panhypersebastos）的头衔，并与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玛丽亚（Maria）订婚。对这个没年满十三岁的孩子而言，这一年确实可谓意义重大。

静修派争议（1341）

1341年初春，皇帝在塞萨洛尼基庆祝了他侄女伊琳妮（Irene）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长子马修（Matthew）的婚礼，两个家族的关系愈发紧密了。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大元帅共同返回君士坦丁堡，淹没于新危机之中。然而这次的危机颇为特殊，或许只有拜占庭帝国之中才会出现。危机源自一批大多居住于阿索斯圣山的东正教隐士，即所谓的静修派（hesychasts）。

“静修主义”，希腊语所谓的“神圣沉默”，并不算新事物。基督教早期的希腊教会就保持着神秘主义的禁欲传统，信徒们一生沉默、静止、冥思。尔后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僧侣西奈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Sinai）在东地中海游荡，宣称靠着某些物理方式能够见到神的影像，即基督在他泊山（Mt Tabor）显圣容时，笼罩基督的神圣光芒。格里高利的说法在圣山上颇受欢迎，他很快成了静修派的核心人物。不幸的是，此事再度激发了拜占庭帝国对宗教辩论的旧有热忱，特别是他们宣扬的方式——下颚抵胸，双眼盯住肚脐，控制呼吸并接连不断地重复耶稣祈祷文 [17] ——太容易引发批评，乃至嘲讽了。

反对静修派的先锋是来自卡拉布里亚的东正教僧侣巴拉姆。他的渊博学识很快引起了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注意，他也得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教职。1339年，他作为秘密特使前往阿维尼翁，向教皇解释拜占庭帝国对教会统一的态度。然而他返回之后便鲁莽地和同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进行了公开辩论，结果遭受惨败。也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耻辱，他发动了反对静修派的激烈运动，认定这只是异端的迷信。但静修派也有他们的代表——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他写下了长篇大论的宣言《神圣静修派的辩护三论》（Triads in Defence of the Holy Hesychasts ）。这份文件随即得到了他在圣山之上所有盟友的支持，成为强有力的证据，而且有力地说服了皇帝——强烈支持静修派的坎塔库泽努斯也出力甚大——决定召开宗教会议解决这一问题。

宗教会议于1341年6月10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皇帝本人亲自出席。会议在一天之中即结束了，静修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巴拉姆和他的作品遭到谴责。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和他的朋友展现了值得赞扬的慷慨，拥抱了他，称赞了他的辩护。他起初承认了错误，然而随后对决议表示愤怒，大声抱怨称这次调查受到了针对自己的操控，而后深受打击颜面尽失的他返回了卡拉布里亚。按坎塔库泽努斯的说法，心灰意冷的他背弃了东正教信仰，投靠了罗马教廷，几番沉浮后成了杰拉切（Gerace）的主教。

在宗教会议的参与者们各自离去之后，皇帝宣称自己精疲力竭，隐退到引路圣母修道院 [18] ，次日他突然罹患热病。接下来的四天之中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直到他于1341年6月15日病逝。他明智且出色地执政，远胜过那位竭力想要赶走他的祖父。年轻时任性的他在成熟之后，成了一位精力充沛、勤于国事而且基本保持着清醒——沉迷打猎之时除外——的皇帝。他的法律改革以及惩治腐败的政策让他得到了臣民的感激，因为他不但提出了这些政策，还实际践行。相比外交和行政，更热衷军事的他行动果断，更幸运的是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自始至终陪伴在他的身边，皇帝也明智地听从了他的建议。

他以及他继承者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登上皇位时帝国大势已去。他在巴尔干的成果——与其说是源于拜占庭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政权内部分裂——没能持续下去，与彻底丢失安纳托利亚相比也可谓微不足道，奥斯曼部距离君士坦丁堡仅有咫尺之遥了。衰颓不是他的过错，他也无力回天。无论如何，他完成了大多数人眼中完全不可能的事，而他与大元帅之间的伙伴关系（确实如此）让悲哀沮丧的臣民们多少打起了精神，以迎接未来更猛烈的风浪。

[1] 即医院骑士团，全名为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他们和圣殿骑士团一样在阿科于1291年陷落后被迫离开巴勒斯坦。此后他们转往罗德岛（那里巨大的救济院存世至今），1522年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夺取该岛后又转往马耳他。

[2] 阿塔纳修斯堪称格外幸运。1303年1月15日，他在修道院中宣称上帝的愤怒将很快降临到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身上。当晚城中就发生了小规模的地震，两天后又发生了破坏更大的余震。

[3] 安娜的第一任丈夫是伊庇鲁斯尊主托马斯（Thomas），但1318年托马斯被他的外甥——凯法利尼亚伯爵意大利人尼古拉斯·奥尔西尼（Nicholas Orsini）谋杀。奥尔西尼随后改信东正教，继承伊庇鲁斯尊主并迎娶了他的寡妻。安娜于两年后亡故。

[4] 夺取布尔萨的是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Orhan），奥斯曼在同年逝世，没能看到他的新都城，但奥尔汗还是把他的遗体运进城中，在城市堡垒中下葬。布尔萨随后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苏丹均安葬于此。

[5] 霍拉（Chora）教堂，即今卡里耶清真寺（Kariye Camii），至今尚存。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其中炫目的镶嵌画与精美的壁画也可谓奇景。镶嵌画中还有塞奥多尔的画像，描绘他将教堂献给基督；教堂南侧祈祷室的拱顶上，壁画《地狱图》（Anastasis ）或许是基督教艺术之中最杰出的作品。

[6] 如前文所述，科穆宁王朝的曼努埃尔一世就颇为热衷这个和拜占庭原本毫无关系的竞赛。

[7] 帝国在之前几个世纪的萎缩导致许多旧有官职事实上已经无法履行原有的职能，变成虚衔，用来给皇帝们封赏宠臣。——译者注

[8] 约翰·斯蒂芬是德钱斯基的妹妹安娜与米哈伊尔·希斯曼所生，此后米哈伊尔为迎娶安德罗尼卡的妹妹塞奥多拉而与她离婚。

[9] 他的姓氏未见记载，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理当清楚，却只称他的名字，还声称虽然他是元老院的重要成员，出身却并不显赫。

[10] 主将即“Stratopedarch”。十四世纪的一份有关典礼的著作记载称，这一职务负责安排部队的补给供应，但其他的记载中这一职务似乎是纯粹的荣誉头衔。

[11] 福西亚［今福恰（Foça）］在1307年或1308年不幸遭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洗劫，在诸多财物之外，他们还劫走了真十字架的碎片、圣母为圣约翰做的衣服，以及圣约翰亲笔完成的《启示录》手稿。

[12] “狮心王”在第三次十字军时夺取了塞浦路斯岛，他最初将该岛交给了圣殿骑士团，而后在1192年交给了法国的吕西尼昂家族。

[13] 教皇于1307年迁往阿维尼翁，此后教廷在那里停驻了七十年。

[14] 《史诗》（The Destan ）是十五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恩维尔（Enver）的作品。

[15] 安娜是希腊人，是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Andronicus Palaeologus）——并不是哪位皇帝，而是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位军官——的女儿。

[16] 凯瑟琳是瓦卢瓦的查理及其妻子库特奈的凯瑟琳的女儿，是皇帝鲍德温的曾孙女。她的丈夫塔兰托的腓力是安茹的查理二世的儿子。

[17] “主耶稣基督，圣子，怜悯我吧。”

[18] 这座修道院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与海墙之间。

第十八章 内战再起（1341～1347）

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对国家破坏最大的都是开明睿智者的缺失。共和国的众多公民，君主国的众多大臣，若是能力出色，那么国家就能够迅速从厄运带来的损伤之中恢复。而当缺少人才时，国家就难免受辱。我因此谴责帝国目前的境况，这个曾经涌现了如此多杰出者的国家，如今已经沉沦至此，以至于当今的官员相比他们的下属没有任何出众之处。

——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对皇太后安妮的使节所说

在安德罗尼卡三世下葬之前，人们便已经明白他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确定无疑的是，长子约翰（John）是理论上的继承者，而他在父亲逝世三天后才满九岁。但拜占庭帝国的君主理论上并非父死子继——即使实际上基本如此——他的父亲也意外地没有将他加冕为共治皇帝。大元帅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并不想成为皇帝，安德罗尼卡曾经多次邀请他分享皇位，但他每一次都拒绝了。他对小皇帝和皇太后萨伏依的安妮的忠诚也毫无动摇。另一方面，他处理国事十三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会觉得自己会不再继续这一任务。他理所当然地进入皇宫之中，掌控司法并维持秩序，保证权力平稳交接。

然而这一任务的困难远超他的预期。他和先皇的紧密关系早已激起相当的嫉妒。安德罗尼卡在世时，这并没有显露出来，如今却显而易见了。也许最憎恶他的就是皇太后安妮，因为她的丈夫更喜欢大元帅陪伴在身边而非自己。之后是牧首约翰·卡勒卡斯（John Calecas），身为已婚的牧师 [1] ，他完全靠着坎塔库泽努斯才得到了提升，先在形式上的选举中成为塞萨洛尼基都主教，而后又得以成为牧首。但约翰·卡勒卡斯的野心战胜了感激之情。他声称，安德罗尼卡此前离开君士坦丁堡出征时已经两度任命他为摄政者，因此这意味着此时也应当由他摄政。

对坎塔库泽努斯的阴谋（1341）

大元帅可以轻易指出，鉴于他此前向来陪伴皇帝出征，因此不可能出任摄政职务，而且目前的情况与此前不同。然而他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个曾经投靠他的人——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Alexius Apocaucus）。这个出身低微的冒险者既没有冒充贵族后代，也没有什么风雅举止。阿珀考库斯和坎塔库泽努斯、塞奥多尔·塞纳德诺斯、塞尔吉安内斯·帕列奥列格一样，是安德罗尼卡三世反叛祖父时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自此他便投靠了大元帅，两人成了好友，他也靠着大元帅获取了可观的权力与大量财富。正是坎塔库泽努斯在不久之前给他安排了海军最高指挥官的职务，他得以掌控一支新组建的舰队守卫赫勒斯滂海峡，对抗突厥人的侵袭。安德罗尼卡逝世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从他和大元帅的关系之中获利，因此他坚持鼓动大元帅登上皇位，毕竟那已经是唾手可得，而他也可以与新皇帝建立起大元帅和先帝般的关系。

然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态度坚决。他有责任保护已经持续八十年，经历了三位皇帝——算上不幸的米哈伊尔九世便是四位——的帕列奥列格王朝，他相信王朝的合法性已经确立。在他看来，接手皇位就是篡权，因此拒绝了这一想法。阿珀考库斯随即背弃了老朋友，决定除掉他，而皇太后、牧首与大元帅达成了一种妥协，共同处理国事。

这种妥协自然难以持续，然而一个月之后，这个三头统治体系便被迫筹备防卫帝国的事宜了。皇帝的死对周边政权而言向来是出兵制造纷扰的良机，没有新皇帝的时期则更是有利。不久之后拜占庭帝国的三个主要敌人便重新开始进攻：塞尔维亚人向塞萨洛尼基进军，保加利亚人集结在北方边境，突厥人则在色雷斯海岸掠夺。面对三个方向的威胁，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被迫自费征募部队，并在7月中旬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取得了可谓惊人的成功，当他于9月返回都城时，他已经恢复边境地区的秩序，和斯蒂芬·杜尚、约翰·亚历山大与埃米尔奥尔汗分别签署了停战协议。此外还有一个来自摩里亚的代表团前来觐见皇帝，因为瓦卢瓦的凯瑟琳决定把公国交给佛罗伦萨的阿恰约利家族（Acciajuoli），当地的贵族们为此愤慨不已，遂派使团提出让亚该亚公国并入帝国。

在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看来，最后一件事是最有利的，若是亚该亚重归帝国掌控，希腊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就必须主动与帝国和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力量就会得到极大的加强。然而事实上，这一提议对他本人而言却极为不利，因为9月23日，为进行谈判，他率部前往色雷斯，而在他再度离开君士坦丁堡时，他的敌人行动了。在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的率领之下，一群帝国显赫人物——包括皇太后安妮（她相信约翰打算谋害她和她的儿子）、牧首，乃至坎塔库泽努斯的岳父和保加利亚人安德罗尼卡·阿森（Andronicus Asen）——宣称大元帅为公众的敌人。他们很快集结起一批暴民——这在君士坦丁堡向来轻而易举——向他的宫殿进军，掠夺一空后付之一炬。他的乡村地产或者被毁或者被没收。牧首终于得以自封摄政者，阿珀考库斯则提升为大总督，并担任都城行政长官。与此同时，约翰的母亲和他家族的其他成员都被软禁在家中，而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或已逃走，或被逮捕。皇太后亲笔签署了一封信件，送去约翰在亚得里亚堡以南约二十五英里处的季季莫蒂霍的军营，要求解除他的职务，解散他的军队。

但这些阴谋家做得过火了。他们的举措堪称下作，利用约翰为帝国出征的机会，为一己私利而搬弄是非，引发了众人的愤怒。当信使抵达季季莫蒂霍之后，士兵们全员支持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直到那时，1341年10月26日，他们才立他为君主。他本人依然反对，坚称约翰五世（John Ⅴ）——尽管尚未加冕——才是合法的皇帝。我们也没有理由质疑他的真诚。毕竟如果他想要获取皇位，他可以在安德罗尼卡死后轻而易举地将其窃据。他的编年史之中还颇不必要地说明自己接受皇位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段特殊而轻松的记述提及，他在就任典礼之上（他要求在欢呼时，皇太后安妮与约翰五世的名字要先于他和妻子伊琳妮）穿上匆忙准备的礼服，结果完全不合身，贴身的衣服太紧，而外衣又太大了。

不管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怎么想，他都是新皇帝，以传统的方式由军队推举——尽管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既然君士坦丁堡的政权不可能承认他，那么这就意味着内战要重新开始了。自立为帝几天之后便传来了牧首革除他教籍的消息；11月19日，约翰五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双方随即开战。

叛乱扩大（1341）

然而情况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不利。多年以来，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之中，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当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接连不断地进军，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都城时，贫民的境况愈发绝望；然而很少交税又能利用地方腐败——直到近期司法改革之前——的富裕地产主们却相对没有受损。

一贫如洗的帝国残存的财富就此集中到了少数贵族手中，大多数国民因此义愤填膺。在西欧社会之中，城镇之中正逐渐兴起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繁盛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效地缓冲了富人和穷人的对立情绪。在拜占庭帝国，这一发展却未能出现，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已无法阻止，其丑恶也是显而易见。驱动暴民袭击大元帅地产的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开了危险的先例。掠夺约翰的宫殿时，贫民们见到了前所未见的海量财富；对他母亲以及追随他的贵族们的类似处理则让他们获取了花样繁多且数量惊人的食物，更不用说金银珠宝了。阿珀考库斯——这次他终于要庆幸自己出身低微了——得以利用这一暴动，自封出身低微者的领袖，并掠夺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授权之下分发的大量财富与特权。

暴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约翰加冕的次日，消息就传到了亚得里亚堡，这颗火星立即在城中引发了与都城类似的暴乱。当地的贵族自然支持坎塔库泽努斯，贫民们立即揭竿而起反对他们，在街道之中四处掠夺破坏。那些没被抓住的贵族纷纷逃命，而平民们以摄政一方的名义掌控了城市，阿珀考库斯也随即承认了他们，派自己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前往亚得里亚堡作为他的官方代表。几周之后整个色雷斯都陷入了暴动，地产主或者躲藏或者逃走。塞萨洛尼基的情况则更为戏剧性。约翰的老朋友、塞萨洛尼基的长官塞奥多尔·塞纳德诺斯原本许诺为他悄悄打开城门，但他还没能如此做就被赶出了城。一个被称为“狂热者”的政治团体代替了他，自行组织政府，并以恐怖统治打压反对者。阿珀考库斯打算再度行使权威，派另一个儿子约翰（John）去那里做名义上的管理者，但“狂热者”直接无视了他。在接下来的七年之间，塞萨洛尼基成了事实上独立的共和国。

此时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几乎绝望了。一个月之前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无人可比，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并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少数政敌除外。他已经赢得一系列的军事与外交胜利，并等待着摩里亚的投降——这会让希腊重归帝国掌控，还很可能扭转拜占庭的国运。现在他成了逃犯，失去了教籍，还成了那个他衷心奉献半生的帝国的公敌。他的住宅已被摧毁，他的财产遭到洗劫，他的地产均被查封。他的母亲被赶出家中，一无所有的她无法经受如此折磨，几星期之后便故去了。他的密友纷纷背叛了他，包括塞奥多尔·塞纳德诺斯，因为他们清楚如果和他保持关系，也有被查抄地产的可能，甚至会被监禁乃至处决。他的名字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代表——即使他在成年之后便在竭力打击腐败。尽管他被推举成皇帝，尚未正式加冕，但他并不希望成为皇帝，在他看来，被迫接受皇位会让合法皇帝对他愈发不满，而他对皇帝的忠诚从未动摇。

他急需盟友，于是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艾登埃米尔乌穆尔送信。然而乌穆尔距离太远，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而言，他已经没什么时间等待了。于是在迟疑许久之后，他还是向斯蒂芬·杜尚求援了。他清楚斯蒂芬是帝国的宿敌，这样做自然会引发公众不满，因此起程前往塞尔维亚之前他允许他的部下选择是否追随，结果只有约两千人跟从，他对此也并不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境况之下，他也不能挑剔，而且他还记得八年前在边境与塞尔维亚国王短暂会面时，两人相处得相当好。当他们于1342年7月，在斯科普里附近的普里什蒂纳（Prishtina）再度会面时，两人相处得更好了，斯蒂芬乐于乘人之危。若是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欣然把拜占庭帝国控制的马其顿基本割让给他，他也许此后还能获取更多，但他还是欣然同意庇护、支持他的新朋友，为了展现善意，他还特意提供了一支佣兵部队协助约翰返回季季莫蒂霍。幸好他派了这支部队，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抵达塞雷时便发现道路被封锁了。他被迫攻城，然而攻城期间他的部队之中暴发了猛烈的瘟疫。他的精锐部队之中约有一千五百人于一周之内亡故，他经历了一番艰难之后才得以返回塞尔维亚边境。此时，在其他担忧之外，他发现自己与季季莫蒂霍，以及妻儿老小失去了联系。

态势逆转（1343）

在斯蒂芬·杜尚的协助之下，坎塔库泽努斯度过了1342年的余下时光。圣诞节之前不久，终于传来了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乌穆尔开始进军。埃米尔接到约翰的信之后便立即开始整备舰队。舰队整备完毕之后他便立即经爱琴海北上抵达马里查河入海口，而后率部前往季季莫蒂霍——那里的部队依然忠于坎塔库泽努斯——并加固了当地的城防，配备了驻军。由于当年冬季气候恶劣，他被迫放弃穿越色雷斯与他的老朋友会师的计划，但他能够提供的帮助已经是无价了，而他的慷慨、自愿以及迅速回应让约翰得到了他急需的鼓励。

态势开始扭转。1342年到1343年的冬季，塞萨利行省宣布支持约翰，开春之后马其顿几座重要城镇也宣誓效忠。阿珀考库斯对此甚为警惕，他率海军抵达塞萨洛尼基，但一两周之后，乌穆尔的旗舰带着约二百艘舰船出现之后，他便仓皇撤走了。这次两位朋友终于得以会面，并共同围攻塞萨洛尼基。该城过于坚固，两人无力攻破，但靠着埃米尔的六千部队的支持，坎塔库泽努斯得以突破封锁，抵达季季莫蒂霍，就此与分别近一年的妻子相见。

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士气在迅速瓦解，城中食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短缺。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近期的胜利是相当大的威胁，然而对皇太后安妮和她的党羽们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突厥人就此得以在欧洲肆意妄为了。乌穆尔的部队一路上肆意妄为，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居民不幸经历过许多入侵军队的破坏，但在残暴上堪与突厥人相比的寥寥无几。突厥士兵并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一地区，加泰罗尼亚佣兵团三十五年前就雇佣了突厥人，安妮的亡夫安德罗尼卡在和自己祖父作战时也雇佣过。近期皇太后也在联系埃米尔奥尔汗，但她的提议被拒绝了，因为埃米尔觉得她的对手能赢。无论如何，这些异教蛮族的活动范围已经不限于亚洲，他们抵达了都城之下，这足以让她惊恐不已。1343年夏，她派一名萨伏依骑士前往阿维尼翁，竭力向教皇克莱芒六世（Clement Ⅵ）请求，让自己进入拉丁教会——她毕竟是在拉丁教会之中成长——并让她的儿子约翰、大总督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以及（最出人意料）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卡勒卡斯全部改信天主教。

至少后两人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安妮因为担心教皇起疑心，她不久之后又向威尼斯和热那亚分别求援。然而她清楚这两个共和国都是无利不起早，她也清楚两场接连爆发的内战已经榨干国库，自己无力支付他们索取的高昂补贴。于是她做了一生之中最著名的骇人举动：在1343年8月，以三万威尼斯达克特（ducat）的价格把拜占庭帝国的皇冠典当给威尼斯共和国。皇冠自然再未能赎回，在某种意义上，皇太后的举措以最为戏剧性的方式表明，曾经称雄世界的罗马帝国，如今沦落到了何种地步。

然而她一无所获。阿维尼翁、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现在当她敌人的地位日渐巩固，她最信任的一些支持者开始逃离。1344年，色雷斯的高级军官约翰·瓦塔特泽斯（John Vatatzes）投向了坎塔库泽努斯；一两个月之后，亚得里亚堡的统治者——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的儿子曼努埃尔也叛逃了，亚得里亚堡则在次年年初投降。至于亚历克修斯本人，他的举措也证明了他日益严重的绝望。他每次离开家中都带着大批卫士，还准备了一艘满是士兵与补给的舰船停泊在金角湾之中，以便在需要时迅速逃离。他怀疑的所有拜占庭人都被他立即逮捕——几乎所有富人都没能幸免。君士坦丁的圣宫——那里废弃已久，部分区域已经坍塌——划出了一块区域看押这些人。

阿珀考库斯身亡（1345）

阿珀考库斯就是死在那里。1345年6月11日，在他对建筑工作进行定期视察时，一些庭院之中放风的囚徒看到他为了和自己属下官员谈话，离开了他的护卫们。他们立即抓住了机会，一批人——据说包括他的侄子——扑了上去。他们起初手中只有石头，很快他们找到了木棍，最后从工人手中拿到了斧子，直接砍掉了他的头颅。他们把他的首级挑在枪头上，骄傲地在监狱的墙头展览。护卫们见到此景，在恐慌之中纷纷逃离了。杀死他的囚犯们留在监狱之中，他们清楚可以在那里据守，避免惩罚，然而他们认为自己并不会遭到进攻。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为民除害，解决了帝国之中无人不憎恶的暴君吗？他们不是应该作为拯救者接受欢呼与奖赏吗？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皇太后的处理命令介于两者之间。她下令至尊者伊萨克·阿森（Issac Asen）命所有囚徒返回家中，并许诺不会对他们做任何报复。不幸的是阿森没能完成任务——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宽厚地解释称他是被工作累垮了；次日早上，阿珀考库斯的一名原属下官员说服了一批水手，前去为他们的长官报仇。水手们有武器，囚犯们可没有。尽管一些人——包括谋杀者在内——率先逃到了附近的新教堂之中，借此逃过一劫，但余下的两百人惨遭屠戮，许多人就死在教堂的门口。

尽管亚历克修斯·阿珀考库斯犯下了诸多罪行，他的死还是极大打击了摄政政府，但这还远不是结束。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而言，他在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前还要做许多工作。此外，他也有新难题要处理：斯蒂芬·杜尚背叛了他。决心征服整个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国王甚至开始围攻塞雷，约翰就此被迫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塞萨洛尼基的境况也令他失望，当地名义上的管理者约翰·阿珀考库斯决心掌控大权，谋杀了“狂热者”的首领，掌控了城市政府。当他得知父亲的死讯时，他公开宣布支持坎塔库泽努斯，提出献城。不幸的是他的敌人先他一步了。约翰和他身在贝罗亚（今韦里亚）指挥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还没能抵达城中，阿珀考库斯及其一百多名支持者就全部被逮捕了。他们被扔出城市堡垒的城墙，而后被下面的暴民撕成碎片。暴民们随后冲上街道，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贵族打死。“狂热者”就此前所未有地牢固控制了塞萨洛尼基。

约翰此时再度急需盟友。斯蒂芬·杜尚背叛了他，埃米尔乌穆尔虽然不曾背约，却在1344年遭遇了教皇组织的拖延已久的基督徒大联盟的进攻，丢失了士麦那的港口，舰队也遭歼灭。然而次年，他还是在色雷斯为他的朋友进行了短暂的征战，但他的支持已经无法与往日相比。与他相邻的萨鲁汉勒（Saruchan）埃米尔如今在吕底亚定居下来，对约翰也持友好态度，曾经为他提供部队，未来也可能继续提供。然而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而言，如果他想收复都城，他需要的帮助规模远大于此。1345年年初，他便和奥尔汗进行了联络。

尽管约翰在政治与宗教意义上和他的同胞一样厌恶突厥人，他和他们的私人关系却相当好。他自己的说法是，他会说突厥语，即使是蹩脚的几句，也足以让他们满意了——毕竟同时代的希腊贵族几乎无人愿意试图学习。他很快和奥尔汗建立起与乌穆尔类似的友谊，两人的关系因为奥尔汗迷上了约翰的二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而更近一步。恩维尔记载称他的三个女儿都如同天堂女神一般；格里戈拉斯则声称为了迎娶塞奥多拉，奥尔汗许诺成为自己岳父忠实的封臣，率全部军队为他服役。他和塞奥多拉于1346年在瑟利姆布里亚成婚。新娘得以保留基督教信仰，此后她竭力在自己丈夫的埃米尔国之中帮助基督徒居民，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坎塔库泽努斯进入君士坦丁堡（1347）

但同年发生了另一件不利的事。复活节的周日，在斯科普里大教堂，斯蒂芬·杜尚被塞尔维亚大主教——近期被他提升为牧首——加冕成为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的皇帝。他的野心昭然若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回应他的夸耀之举，五个星期之后的5月21日，在圣君士坦丁与圣海伦娜的盛宴上，约翰和他的妻子在亚得里亚堡由耶路撒冷牧首拉扎罗斯（Lazarus）加冕——皇冠是当地金匠仓促打造的。五年前称帝的他如今得到了确认。然而他拒绝让自己的长子马修加冕为共治皇帝，而把这个位置留给时年十四岁的约翰·帕列奥列格，他也认定约翰五世才是第一顺位的合法君主。

坎塔库泽努斯加冕两天之前，5月19日，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起灾难：圣索菲亚大教堂东侧在屹立了八百多年之后，突然之间倒塌成为一片废墟。对一如既往迷信的拜占庭人而言，这是最可怕的征兆，上帝也要遗弃他们了。牧首向来不受欢迎，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同年年末，君士坦丁堡之中，或许所有人都在期盼着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返回——当然，皇太后除外。

约翰终于做好了准备，他在城中的内应也安排了计划。他们选择在1347年2月1日迎接他进城，然而即使此时，行动也险些以失败告终。他从瑟利姆布里亚率一千精兵向都城进军时，有意选择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以免惹人注意，行军所花的时间比他想象的长，当他抵达城下时，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四小时。在《历史》（History ）之中，他本人承认当时因担心他的朋友们不在那里而紧张不已，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前一晚因受到阻拦而没能抵达城门，因此也拖了一天才抵达。就此，2月2日夜间，皇帝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离开五年半之后，从金门的狭缝之中溜进君士坦丁堡，他的一千名精兵随他入城。

次日清晨他在布拉赫内宫前集结起军队，以一如既往的谦恭请求面见皇太后。他的请求被拒绝了。

萨伏依的安妮清楚自己战败了，她仓促地竭力讨好征服者。前一天她甚至靠一场主教的集会罢免了牧首。但阿珀考库斯五年间的洗脑早已让她确信，坎塔库泽努斯要杀死她和她的四个孩子，因此坚定拒绝让他进宫。他的一批追随者——不少人在摄政时期被监禁折磨——最终失去了耐心，直接冲向皇宫。卫士们清楚，无论皇太后落得何种下场，最好不要把自己牵连进去，便违抗她的命令打开了宫门。

五天后的2月8日，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的十年之中两位皇帝将共同统治，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地位略高。尔后他们将保持同等的地位，政治犯将全部被释放。双方不得进行任何报复行动，查抄的所有财产要归还内战之前的所有者。简而言之，协议可谓相当合理，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六年前他们没能达成这一协议。

只有一人没有得到赦免——曾经的牧首约翰·卡勒卡斯，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尚在人世的最大敌人。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年革除了他的教籍，还拒绝了他的一切和解请求。他不只是约翰·帕列奥列格的摄政者，也是战败的摄政政府名义上的统治者；他更因为在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返回的前夜被罢黜而大受打击。然而这并不是后者的过错，也不完全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原因在于牧首一直反对僧侣格里高利·帕拉马斯以及静修派的信条。

约翰的第二次加冕（1347）

尽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会议闭幕已久，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议却依然未能结束。巴拉姆在1341年离开之后，一个新人物便立即出现了：僧侣格里高利·阿金戴努斯（Gregory Acindynus）。他对西欧学术颇为了解，如今接替了那位名誉扫地的卡拉布里亚人，成为反对静修派者的新领袖。他口才极好，在1341年首次会议之后的两个月之间便获得了大批支持者，提出要举行第二次会议。坎塔库泽努斯再度出席，得出的结论与此前一样，即支持帕拉马斯，阿金戴努斯则受到谴责。然而第二次会议在8月举行，那时牧首正在密谋获取摄政之位，因而他坚定反对他死敌主持的宗教会议得出的结论。他和阿金戴努斯结成了同盟，而且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

静修派的争端自此以典型的拜占庭方式与内战联系到了一起。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支持静修派，约翰·卡勒卡斯就要反对他们；格里高利·帕拉马斯支持坎塔库泽努斯成为摄政，格里高利·阿金戴努斯就要支持牧首。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府依然稳固时，静修派遭到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帕拉马斯在1343年被逮捕并囚禁，在1344年被革除教籍。而在坎塔库泽努斯即将胜利之际，宗教问题的天平也随之倾斜，帕拉马斯重获自由，牧首则被废黜。这样的分析自然过于简单，比如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就是在政治上支持坎塔库泽努斯，却强烈地——乃至狂热地——反对静修派，自然也会有许多支持静修派的人同时支持帕列奥列格家族。然而纷争的主线足够清楚，也明显地说明了拜占庭历史之中，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从未能保持独立，总是在所难免地纠缠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种倾向，牧首才会出于政治目的操纵静修派。在他倒台、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入城之后，他就无能为力了，故事的结局也颇为简单。坎塔库泽努斯和皇太后共同出席了2月末的宗教会议——卡勒卡斯理所当然拒绝参加——在缺席审判中将牧首罢免，认定格里高利·帕拉马斯的信仰为正统。阿金戴努斯则被迫离开君士坦丁堡，不久之后于流放地去世。新牧首伊西多尔·博哈里斯（Isidore Boucharis）就是静修派的僧侣，他任命老朋友帕拉马斯担任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即使该城此时仍在“狂热者”手中），正式解除了革除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教籍的命令。最终在1347年5月21日，即坎塔库泽努斯在亚得里亚堡加冕一年之后，牧首在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中正式确立了他的第二次加冕。一周之后，约翰美丽的女儿之中最年轻的海伦娜（Helena）在同一座教堂中嫁给了共治皇帝——十五岁的约翰五世。 [2]

加冕和婚姻应当是喜悦的场合，这两次典礼却笼罩着悲哀的情绪。传统的典礼应当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但由于一年前的坍塌，大教堂已经无法使用。拜占庭帝国的皇冠应当用珠宝制成，但老皇太后早已将其典当。在场的人悲哀地发现，皇冠的替代品竟然是用玻璃制造的，随后的饮宴之中酒具是用锡镴制成的，食物则装在廉价的陶盘中。曾经让游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已经不复存在，都被变卖，以筹措军费进行一场本不该进行的内战。

[1] 东正教教会之中，已婚的牧师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得得到提升的，主教以及其他重要教会职务由独身僧侣担任。

[2] 约翰五世与约翰六世的具体指代曾有混淆，目前公认约翰·帕列奥列格为约翰五世，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为约翰六世。尽管约翰六世是执政皇帝，他依然坚持约翰五世的地位居于自己之上。

第十九章 不情愿的皇帝（1347～1354）

我们已经陷入如此可悲的羸弱境况，远远无法统御他人，反而竭力避免沦为他人的臣属……让我们就此再度赢得盟友的尊重与敌人的畏惧。如果继续在绝望中沉沦，陷入可鄙的怠惰，我们将很快沦为奴隶。只有这两种可能，或者维持自古以来的美德拯救帝国，或者以亡国奴的身份侍奉征服者。因此，为了你们的荣誉，为了你们的自由，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的生命，做出高贵的选择吧。

——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向臣民请求捐助，1347年

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写道：“如果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没有陷入帕拉马斯的异端，他也许能够成为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尼基弗鲁斯的异端指控未必属实，但他的意思我们不难理解。约翰六世正直、勇敢、机敏，对政治问题认识的深远程度也堪称屈指可数。如果他在安德罗尼卡三世于1341年逝世时登上皇位，他也许就能够阻止帝国衰落，甚至能让帝国重归繁荣。然而六年之后已是覆水难收，造成的种种破坏已经无法恢复。约翰不幸地接手了分裂、破产、人心涣散且四面受敌的帝国。尽管他已经为解决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崩溃思考多年，也清楚要如何恢复帝国的境况，但当他终于获取了最高权威之后，依然缺少按照计划实施的最后一点力量。

他也有其他的不幸，其中之一便是同时代的斯蒂芬·杜尚，所谓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的皇帝。斯蒂芬成了内战之中真正的受益者，他在其中两面讨好，充分利用了摄政政府和坎塔库泽努斯的无力。在他于1345年9月夺取塞雷之后，他就成了塞萨洛尼基之外的整个马其顿的统治者。一个月之后他在给威尼斯总督的一封信中，自称“几乎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fere totius imperii romani dominus），这一称号也说明，他的野心并不止于马其顿。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他征服了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最终夺取了塞萨利。在这一系列的征服战争中，他仅仅进行了几次短期围攻，一次大规模决战都没有。在他于1355年逝世时，他的帝国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爱琴海，从多瑙河延伸到科林斯湾，其面积远大于此时拜占庭帝国的残存领土。

那时的他几乎是个希腊人了。他的民族早已摆脱蛮族的形象，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大部长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于1298年的外交任务之中拜访塞尔维亚人的都城时，让他记忆深刻的不只是宫廷的奢华，更是其中浓厚的拜占庭风格；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希腊化的速度继续加快。杜尚在希腊统治着他帝国的南部领土，留他的儿子——此后的斯蒂芬·乌罗什五世（Stephen Urosh Ⅴ），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在名义上掌控北部的塞尔维亚领土。他本人能说流利的希腊语，任命希腊人为政府官员并授予希腊官职。在需要时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希腊法律，比如拜占庭圣典学者马修·布拉斯塔勒斯（Matthew Blastares）编写的《司法指南》（Syntagma ）。为了让新帝国建立稳固的司法体系，他在1349年颁布了这一指南，它也成了一系列新法律的基础。

斯蒂芬·杜尚野心的焦点无疑在于君士坦丁堡的皇位，而他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个弱项：塞尔维亚向来是内陆国，即使他获取了出海口，也没有有力的海军。帝国境况越危险，就越有必要修缮都城陆墙。尽管内战几度爆发，巨大的塔楼却依然难以攻破，因此必须从海上攻破君士坦丁堡。没有舰队的杜尚自然无法征服这座城，就像四个多世纪之前的前辈西米恩。他一次次试图和威尼斯人联合进行最后的进攻，但威尼斯人每一次都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们绝不想让羸弱的拜占庭帝国被强悍的塞尔维亚帝国取代。

黑死病（1350）

然而斯蒂芬·杜尚并不是约翰六世面对的第一个难关，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执政的第一年，约翰便要面对比巴尔干半岛上的任何敌人都可怕的威胁。1347年春，君士坦丁堡遭遇黑死病的侵袭，基本可以肯定疫病源自克里米亚城市卡法，那里在蒙古人围攻之下疫病横行，从这个热那亚殖民地逃走的船只带来了致病源。都城多年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瘟疫，却没有哪次瘟疫的烈度与规模可以与这次相比。同时代的意大利城镇埃斯特（Este）的一位佚名编年史家记载称，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有九分之八死于瘟疫，我们可以不采信这一说法——即使我们找不到任何与之矛盾的数据。然而，对仅仅一代人时间之中爆发两次内战，精神已经趋于崩溃的拜占庭帝国国民而言，这也许是他们多年以来忧惧的最后证据：圣母，这座城的庇护者，在庇护了一千多年之后，终于遗弃了他们。

尽管帝国的整体境况不像塞尔维亚皇帝的进军或者黑死病的肆虐那样具有戏剧性，却同样令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忧虑。帝国领土一度从直布罗陀海峡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如今控制的领土仅仅包括原本的色雷斯行省——以及两座重要城市亚得里亚堡和季季莫蒂霍——还有爱琴海北部的少数岛屿（但希俄斯岛在1346年已经被热那亚人重新占据）。这点可悲的残余在1350年之后又增加了塞萨洛尼基，该城于同年彻底摆脱了“狂热者”的领导；但如今塞萨洛尼基不过是拜占庭帝国中被斯蒂芬·杜尚的领土包围的一块飞地，只能通过海路抵达。

经济上的境况更堪称灾难。内战已经将色雷斯乡村化作一片荒野，无法进行任何农耕，突厥入侵者还在接连不断地侵袭，滨海地域则继续经受小亚细亚各埃米尔国的海盗的侵袭。能够获取的食物都由热那亚人从黑海沿岸运来，而他们可以随意停止供给。贸易也早已陷入停滞，格里戈拉斯记载称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区的关税每年多达二十万海博菲隆金币，金角湾对面的君士坦丁堡每年却只能收到三万——海博菲隆金币也在逐渐贬值。帝国政府的大额开销都要靠赏赐或者借款完成，而这还经常被挪用。大约在1350年，莫斯科大公西蒙（Symeon）奉献了大量黄金以期修复近年坍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但这向基督的虔诚奉献几乎立即落入了穆斯林的口袋：这些钱被挪用征募突厥雇佣军了。

约翰首要考虑的事便是巩固帝国残余的那点领土。他的幼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在黑死病中亡故；他的长子马修负责管理色雷斯从季季莫蒂霍到克里斯托波利斯（Christopolis）的大片土地，与塞尔维亚接壤；次子曼努埃尔则在此后负责管理摩里亚，那里也自此成了自治的尊主国。有说法认为约翰进行这些安排是想要让这两位倔强的皇子各尽其才，但这样的解读在他和他们看来似乎没有那么正当。他清楚斯蒂芬·杜尚在夺取这两块土地之前是不会罢手的，他也清楚帝国领土在压力之下会多么轻易地沦陷。内战之后，拜占庭帝国的显赫人物之中就没有多少人依然能保持忠诚了，将这一任务安排给自己的儿子确实可谓明智，他无疑是要把日益萎缩的帝国之中的两块重要的土地交给自己能够信任的人。

然后他开始处理加拉塔区的热那亚人，他们此时正在勒索帝国，榨干帝国的最后一点价值。然而没有舰队——运输船以及战舰——就无法与他们作战，但他没有钱组织舰队。他向富人——仅仅是相对意义上——请求资助，但大多无果而终：他们所有人几乎都失去了大量财富，沮丧的他们对继续捐赠的想法毫无热情。皇帝在一番艰难之后才筹到了五万海博菲隆金币并开始造船，即使这笔钱远远不足。尔后便是关税问题。加拉塔每年的收入是君士坦丁堡的近七倍，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扭转这一不利态势，约翰下令极大削减进口税，外国进入金角湾的船只也终于开始向西停靠，而不是向东停到加拉塔了。

金角湾的战斗（1348）

热那亚人自然进行了强烈抗议，被无视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1348年8月，他们的舰队穿越金角湾，焚毁了遭遇的几艘拜占庭舰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此时正在色雷斯，他的妻子伊琳妮、幼子曼努埃尔和女婿尼基弗鲁斯——他们女儿玛丽亚的丈夫——则鼓动君士坦丁堡的市民进行坚决抵抗。海岸的热那亚仓库被纵火焚烧，巨石和火弹被投向了加拉塔。战斗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周，其间热那亚人得以从希俄斯岛征召更多战船与装备，并在两艘最大的战舰上安装巨型投石机。更可怕的是，他们在另一艘舰船上搭起高塔，塔甚至高过了海墙。完成之后，他们将九艘小船拖过了金角湾，在海墙之外进行了猛烈攻击。仿佛城市要遭遇大规模的入侵了。

然而热那亚人低估了自己的敌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们如同猛虎一般坚持战斗，保卫城市，格里戈拉斯称甚至奴隶们都得到了主人分发的武器，还有人教授他们使用弓箭。塔楼最终坍塌，进攻者在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后被迫退回加拉塔，次日他们派出使节向伊琳妮求和。然而此时拜占庭人热血上涌，皇帝在10月1日返回之后下令加速建造战船，钱财由君士坦丁堡乃至整个色雷斯的居民提供——必要时确实进行了强征。据说来自色雷斯森林的木材用巨大的牛车拖到城中，帝国已经没有运载木料的船只，更何况海路也控制在热那亚人手中。

与此同时，加拉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事修筑。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从今加拉塔区延伸到阿塔图尔克桥（Atatürk）——被加高加固，还增加了两道聚拢在一起的城墙，穿过后方的山丘连成三角形的工事。在山顶建了一座巨型圆柱形塔楼，所谓的“基督之塔”，并以“加拉塔之塔”之名存世至今。 [1] 在进行修筑时，热那亚人时不时提出和谈，但皇帝依然不肯听从。他的舰队正在成形，他也决定将其投入使用。

1349年初春，舰队整备完成，总共有九艘战舰和约一百艘小型舰船，一些是由富裕市民自费出资并整备的。3月初，第一支分遣部队驶出马尔马拉海一侧的船坞，开向金角湾的出口，在5日夜间夺取并焚毁了热那亚人最大的战舰之一。然而随后的事件表明，最初的胜利也许只是运气使然，因为当其他拜占庭舰船在次日抵达之后，他们遭遇了灾难——也证明了舰队的指挥官与水手们对最基础的航行常识都缺乏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难以确知。舰队在金角湾外，今萨拉基里奥角（Seraglio Point）集结时遭遇了一阵狂风？至少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说法以及同时代的另一位见证者，笔触充满爱国情怀的亚历克修斯·马克勒姆波利特斯（Alexius Macrembolites）的记载如此，但接下来的情况就没有合理解释了。所有同时代的资料，尽管都是希腊语资料，却断言称舰船上的人们突然之间同时陷入恐慌，士兵和水手如同旅鼠一般纷纷跳进海中，即使此时他们还未和敌人交战。热那亚人起初以为其中有诈，然而他们抵近之后，发现拜占庭的舰船都被遗弃，于是就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拖回了加拉塔。

屈辱战败（1349）

情况真的就如此单纯吗？除了一大群人突然因胆怯而全部发疯之外，就没有更好的解释吗？若是有，更好的解释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一切只是因为突然的狂风而使毫无经验的水手们惊慌不已，舰长们为何不直接下令收帆划桨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了。但结果确定无疑。海上漂满了人，一些人因为盔甲的重量而下沉，其他人则被水流带向了加拉塔，被热那亚人轻易解决。只有极少数人安全逃走。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城中的围观者们也开始恐惧。

城内、城外以及城门都挤满了人，若是有号手鼓手的话也许能够激励他们作战，但他们如同尸体一般一动不动，直到突然之间掉头逃跑，自相践踏，让远处看到此景的敌人疑惑而惊异，乃至开始同情这场灾难，而非庆祝胜利了。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恶魔的杰作，让人们在无人追逐的情况下，自愿丧命。 [2]

那些奉命绕到加拉塔东侧进行包抄的士兵同样大为惊骇，扔下武器逃之夭夭。在拜占庭帝国漫长的历史之中，1349年3月6日的战败称不上损失最大的一次，却很可能是最可耻的一次。

然而一两周之后，当热那亚的全权代表提出正式签署和约时，条件却格外宽厚。热那亚共和国同意给帝国支付十万海博菲隆金币以上的补偿款，许诺撤离在加拉塔区之外侵占的土地，并保证再不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而拜占庭帝国不必为此做出任何让步。使节在离开时满载着各种礼物并得到格外隆重的欢送仪式，也是理所当然了：约翰和他的臣民获得的远比他们所期望的多，也比他们所应得的多。

在这些谈判胜利的鼓励之下，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很快遗忘了近期的灾难。他决心恢复帝国在世界的名誉，无视他如今激起的不满情绪，向臣民开征新税，并再度开始整修舰队——这次他确保负责的军官和水手们都得到了适宜的训练。很快，他的运气也开始转好。同年年末，他说服了热那亚人——他们终于意识到加拉塔区的繁荣关键在于拜占庭帝国的支持——将近期内战期间占据的希俄斯岛归还帝国。9月，他将和威尼斯的和平协议——于1342年由约翰五世和皇太后安妮签署——延长了五年。

接下来要处理塞萨洛尼基的问题。1345年的流血事件之后，“狂热者”加紧掌控，仅仅在名义上臣服于约翰五世，但坚定反对约翰六世，拒绝1347年被任命为大主教的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入城就职。然而当他们公开讨论把城市献给斯蒂芬·杜尚时，他们终于做得过火了。斯蒂芬（可能颇为鲁莽地）相信了他们的话，率部来到城外。1350年年初，“狂热者”——此时已经陷入彻底分裂——的领袖们被城中人赶走，人们让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的儿子亚历克修斯主持政务，而他公开支持合法政府。约翰六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立即派出自己的长子马修率大军赶往塞萨洛尼基——包括女婿奥尔汗提供的两万突厥骑兵——他本人则和共治皇帝约翰五世从海路前往。奥尔汗突然把部队召回小亚细亚，几乎让远征就此失败，但抵达斯特李蒙河河口时，马修幸运地征召了一批突厥海盗，他们欣然加入。在他们的协助之下，两位皇帝在1350年秋季胜利进入塞萨洛尼基，城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们致以热烈的欢迎。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在不久之后随他们入城。余下的“狂热者”成员或者被流放，或者被送去君士坦丁堡审判。

静修派取胜（1349）

坎塔库泽努斯把约翰五世留在塞萨洛尼基，在马其顿和色雷斯进行了一番征战，收复了贝罗亚、埃德萨和其他一系列堡垒。1351年年初他才返回都城，却发现静修派的争议再度泛起。他们的领袖与主要发言人帕拉马斯前往塞萨洛尼基之后，这一问题并未就此被遗忘，反而促使反对者重新开始攻击。约翰·卡勒卡斯和格里高利·阿金戴努斯均已去世，反对静修派的领袖成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他得到了以弗所主教马修（Matthew）以及其他显赫教士的支持。这一争议很快再度以典型的拜占庭风格歪曲甚至破坏一系列本不相关的事情，影响了整个政坛与官僚体系。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次宗教会议——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和前两次一样亲自出席——在1351年5月28日于布拉赫内宫召开。从塞萨洛尼基匆忙赶来的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和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各自进行了声情并茂的演说，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但会议的结果依然是静修派大获全胜，人们也早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7月，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确认了静修派的信条；8月15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庄严的典礼之中，约翰向牧首卡里斯图斯（Callistus）正式提交了一份教章（tomos ），具体阐述了问题，并号召将所有反对者革除教籍。约翰·帕列奥列格于次年从塞萨洛尼基返回之后也签署了这一文件——尽管格里戈拉斯声称他并不情愿。

可怜的格里戈拉斯无法忘怀自己的失败，也无法原谅自己的老朋友坎塔库泽努斯对自己的背叛。革除教籍让不久之前刚刚成为僧侣的他更是痛苦不已。在霍拉修道院——他在那里被软禁了三年——他每天都在分发传单谴责帕拉马斯、静修派和他们支持的一切。他在1354年获得了自由，但他经历的不公打垮了他，曾经是同时代首屈一指的史学家与神学家的他，如今成了不可救药的偏执狂，曾经的朋友与支持者们也彻底对他失去了同情——尽管他在五年后逝世时，遗体被拖过都城大街示众未免过分了。幸运的是他无法得知，自己的死敌格里高利·帕拉马斯最终在1368年被封为圣人，如今依然是东正教教会的圣人之一。

1349年年末，口血未干之时，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自以为他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海上强权的争斗随着和约签署而就此结束了。悲哉，黑海地区的巨大商业利益对这两个共和国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他们再度开战，因为加拉塔与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拜占庭帝国不得不支持其中一方——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最终的输家。比如1351年5月，一支威尼斯人的舰队驶入金角湾攻击加拉塔区，热那亚人因拜占庭帝国没有及时出兵协助而搭起投石机向城中投射，约翰被迫和威尼斯人结盟。然而威尼斯人几乎立即撤走，他被迫独自面对热那亚人的愤怒。双方就此在7月28日再度进行了一场海战，热那亚人再度取胜。三个月后，热那亚舰队在前往加拉塔时夺取并掠夺了马尔马拉海北岸的港口赫拉克利亚。随后穿越君士坦丁堡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途并不顺利——皇帝谨慎地警告了所有的城镇——但进入黑海之后，舰队随即折向西北，在毫无防备的索佐波利斯大肆破坏。

此时威尼斯人也愈发警惕起来了。前一年11月，热那亚人夺取了埃维亚岛——威尼斯人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他们无疑掌握了主动权，而且决心保持住这一主动权。然而威尼斯也有自己的潜在盟友：阿拉贡国王佩德罗。急于削弱热那亚在西地中海影响力的他和威尼斯人结盟，提供了二十六艘整备完毕的战舰，但要求他们支付三分之二的维护费用。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也以同样的条件提供了十二艘战舰，并附加了几个条件：胜利之后加拉塔区要被夷平，热那亚人夺取的大量岛屿也要归还，另外还要归还帝国的皇冠——已经典当给威尼斯人七年了。

随后的外交谈判和军事整备花了太长的时间。和阿拉贡的盟约在1351年7月才签署，那时坎塔库泽努斯得知威尼斯人——在斯蒂芬·杜尚的协助下——正在和他的女婿约翰五世密谈，后者此时正在塞萨洛尼基。他们似乎许诺借给他两万达克特，让他割让赫勒斯滂海峡入口处有相当战略意义的特内多斯岛。 [3] 坎塔库泽努斯此时无法离开都城，就派皇太后安妮匆匆赶往塞萨洛尼基劝说儿子，并打算阻止斯蒂芬的危险安排。幸运的是她成功完成了两个任务，避免了一场内战，但这对和威尼斯人的盟约而言绝非有利。

海上决战（1352）

结果直到1352年年初双方舰队才在马尔马拉海开战。双方各自委派了杰出的海军指挥官，盟军由威尼斯人尼科洛·皮萨尼（Nicolò Pisani）指挥，热那亚人指挥官帕加尼诺·多里亚（Paganino Doria）则来自在共和国历史之中兴盛了五个多世纪的家族。2月13日，两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加拉塔区的城墙之下开战。主场作战的帕加尼诺拥有地利，他明智地布置舰船，这样进攻者若不收缩战线就无法对他展开攻击。皮萨尼立即看出了这个陷阱。海中风浪不小，白天也行将结束，此时进攻无疑过于莽撞。但阿拉贡指挥官不听指挥。在皮萨尼得以阻止他们之前，他们截断缆绳冲向热那亚人，威尼斯和拜占庭的舰船也被迫跟随。

随后的海战很快就成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争斗。拜占庭舰船还没有和敌人接战就率先逃离，起初展现蛮勇的阿拉贡人不久之后也撤走了。这两个最强悍的海上力量便开始一对一厮杀，双方都毫不留情。大火很快燃起，随后的大风很快将火扩散到了整个舰队，但他们依然坚持作战直到入夜，靠着船只的火光照明。最终风向与水流均处于不利地位的威尼斯舰队被迫投降了。他们损失了大多数舰队，以及约一千五百名最精锐的战士，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损失。这一战发生在黑死病不到四年之后——瘟疫杀死了他们的六成人口——让损失显得更加惊人。日出之后，海面上飘满了船只残骸和死尸，以至于看不到海水了。多里亚发现己方的损失几乎同样惨重，以至于他被迫掩盖消息，以免加拉塔的市民陷入恐慌。他理论上赢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的损失胜过许多场败战。

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而言，这是纯粹的失败。威尼斯人和阿拉贡人都无力再战了，残部在尽可能修复船只之后起航返回西欧。约翰别无选择，只得和热那亚人签署和约。和约在5月签署，在塞萨洛尼基停留过久的约翰·帕列奥列格几乎在同时抵达都城。小皇帝时年二十岁，不再打算和从前那样一味服从自己的岳父了。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世的两个儿子已经控制帝国重要地域多年，小皇帝的母亲，皇太后安妮则于近期在塞萨洛尼基控制整个马其顿。此时他要拿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

约翰六世清楚自己女婿的野心，也担心因此再度爆发内战。他就此许诺让共治皇帝掌控色雷斯大部，这里在战略意义上至关重要，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约翰五世欣然接受了。然而只有一个问题：这一地区包括大城市季季莫蒂霍，以及大部分约翰六世已经赐予自己儿子马修的领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把亚得里亚堡和周边地域划归马修管理，但马修觉得被背弃了，对自己的妹夫心怀不满——更大的问题在于，此时他们的辖区直接相邻了。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打破表面上的平静的却是约翰·帕列奥列格。或许是打算先发制人，他在1352年夏进入马修的辖区，围攻亚得里亚堡。马修立即向父亲求援，约翰六世亲率大批突厥部队前去解围——这支部队由埃米尔奥尔汗提供，由他的儿子苏莱曼（Süleyman）帕夏指挥。约翰五世则寻求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的协助，斯蒂芬·杜尚立即率四千骑兵响应。该城最终得以解围，但事实上意义索然。更重要的是帝国如今再度自相残杀，而更可怕的是约翰六世如今指挥着一批异教徒攻击自己的基督徒臣民。亚得里亚堡解围之后，苏莱曼的突厥部队得以肆意掠夺，在周边的城镇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在受害者和公众看来，老皇帝要为他们的举动负全责。

几个月之后，这些突厥人在封冻的马里查河击溃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军，此时他们至少在名义上是作为帝国合法的雇佣兵与外国入侵者作战。然而此前的暴行截然不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无论是蓄意如此还是无力控制，他的威望都要因为与他们的联系而受损，而且再未能恢复。即使在君士坦丁堡，对他的支持也在迅速消失。人们清楚他并非来自真正的皇室，即使他没有篡位，他也只是作为代理者而已。既然年轻的约翰·帕列奥列格已经成年，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约翰六世分享皇权？更何况，这个人近年来给帝国带来的几乎只有灾难。

废黜约翰五世（1353）

此时的约翰六世或许彻底对权力失去了兴趣。他在1341年便已经买下阿索斯圣山的瓦托佩蒂（Vatopedi）修道院中的一小片土地；1350年，他为曼加纳的圣乔治修道院进行了慷慨捐赠，自此他便时常表示自己渴望成为僧侣。安德罗尼卡三世逝世之后，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合法皇帝约翰·帕列奥列格，即使他可以轻易将其废黜——他的许多朋友也建议他如此。但年轻的约翰是否值得信任呢？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很可能成为威胁帝国存续的巨大弊端，沦为威尼斯人、保加利亚人和斯蒂芬·杜尚的傀儡，既没有避开威胁的决断力，也没有抵御利诱的坚定信念。1353年4月，在他于君士坦丁堡之中的支持者的建议下，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终于做出了他加冕六年之前不敢想象的事：在布拉赫内宫的典礼上，他宣布正式废黜约翰五世，推举自己的儿子马修为共治皇帝。然而他表示帕列奥列格家族并没有彻底失去继承权，约翰的儿子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母亲来自坎塔库泽努斯家族）依然是继承者之一。他随后把自己不幸的女婿和他的家人一同流放到特内多斯岛。

然而这不是他第一次低估了反对者的力量。牧首卡里斯图斯坚定支持约翰五世，因而拒绝为马修加冕，而是宣布革除坎塔库泽努斯的教籍，而后辞职进入修道院。几天之后他偷偷来到加拉塔，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赶往特内多斯岛，被废黜的皇帝热烈欢迎了他。与此同时，原赫拉克利亚主教菲罗西乌斯（Philotheus）被选举为他的继任者。他自然是坎塔库泽努斯家族的热情支持者，但直到1354年2月，马修和他的妻子伊琳妮才最终得以加冕，那时典礼自然也不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而是在布拉赫内宫的圣母教堂举行。

不到一个月之后，3月2日，色雷斯大片土地遭受了猛烈地震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城镇村庄就此化作废墟，在随后的暴雪暴雨之中，许多无处存身的幸存者又因为寒冷而死。曾经庞大的城市加利波利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座房屋依然屹立——但大部分人幸运地乘船离开了。这一灾难本身就已经极其深重，然而突厥人的行动进一步深化了灾难，那些掠夺者就此在色雷斯安家，苏莱曼帕夏的部队更是从小亚细亚渡过了海峡。对苏莱曼而言，这是他期待已久的良机。当身在佩盖的他得知此事后，他立即起程前往受灾地域，带着尽可能多的突厥家庭来到荒弃的城镇之中居住。大部分人前往已成废墟的加利波利，他们的许多同宗在不久之后也前来加入他们。几个月之后城市便被整修一新，城墙修缮完毕，人口组成也从此前的希腊人为主变成了突厥人占绝大多数。

对帝国而言，突厥人在欧洲拿下第一个定居点，是比地震本身还要可怕的灾难。地震造成的损坏是可以修复的，加利波利——从色雷斯前往小亚细亚的主要渡口之一——却似乎要永久沦陷了。约翰六世正式要求归还该城，苏莱曼的回复却是该城是因安拉的意愿而陷落，归还将等同于渎神。他毕竟不是用武力夺取这座城的，他和部下只是占据了一座被当地居民遗弃的城市。皇帝为收复加利波利紧张过度，许诺给付他之前提出的补偿金四倍的钱财，但那位帕夏态度依然顽固。约翰随后向奥尔汗请求商议，后者同意在尼科米底亚会面以具体商谈。然而当约翰抵达时，他只收到了一封信，称埃米尔突然染病，无法前来会谈了。

此时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可能真的认为上帝遗弃自己了。他不止一次想要及时放下俗世的纷扰，回归他所期待的祈祷与沉思的生活，听从创世者的劝导，在宁静中安享晚年。当年夏季，希望和他那位基督徒女婿达成一些协议的他出海前往特内多斯岛，但岛民甚至不肯为他安排停靠，而约翰·帕列奥列格自知态势对自己有利，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会见他。他悲哀地返回君士坦丁堡，面对他已经无力控制的事态变化。

两位皇帝和解（1354）

变化也来得很快。1354年11月21日，约翰·帕列奥列格溜出了特内多斯岛。当晚天空一片漆黑，没有月光，时而降下大雨，但随后一阵顺风让他迅速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22日凌晨，他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在黑暗的掩护之下成功潜入城中。进城之后，他立即宣示了自己的到来。清晨时分，人们纷纷聚集在街道上欢呼他的名字。不久之后，他们难免开始了破坏。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家庭住宅再度被掠夺焚烧，他的许多支持者的住宅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些暴动者夺取了武器库，其他人则进军布拉赫内宫。与此同时，约翰五世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旧圣宫中暂住。

他在11月24日从圣宫之中给自己的岳父送信提出会面，而后的商谈之中他出人意料地体谅老约翰。约翰五世并不坚持要他逊位，而是提议两人继续共治，马修·坎塔库泽努斯则在亚得里亚堡继续终生管理那片土地。约翰六世必须交出金角湾那座他近期整修加固，并配备加泰罗尼亚雇佣兵驻守的堡垒，但他依然是地位较高的皇帝，可以继续在布拉赫内宫居住；约翰五世则在塞奥多尔·梅托西特斯的私人豪宅之中居住，那里是城中最庞大豪华的宅邸之一。

紧迫的危机就此结束了，两位皇帝庄严宣誓，许诺遵守他们达成的协议。然而依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其一就是苏莱曼的突厥部队仍在色雷斯活动，另一则是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愈发不受欢迎了，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在城中人公开的敌意之中，自己的支持者们开始迅速背离。在大约一周之中，他竭尽所能做了安排；在又一次格外激烈的抗议之后，他终于决心做出他斟酌已久的决定。12月4日，在布拉赫内宫的典礼上，他庄严地摘下了皇冠，脱下礼服和带金色鹰徽的紫靴这些皇帝专用的仪服。尔后他穿上东正教僧侣的黑袍。他的妻子伊琳妮也摘下冠冕，在基拉玛莎（Kyria Martha）修女院——十三世纪七十年代，由米哈伊尔八世的姐妹玛丽亚建造——中成为修女，那里也是约翰六世母亲塞奥多拉（Theodora）的安息之地。约翰六世本人首先进入曼加纳的圣乔治修道院，而后转往另一座较小的修道院，那里近期由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约翰·哈尔锡安内特斯（John Charsianeites）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即此后的僧侣约瑟夫（Joasaph），仅仅当了七年的皇帝，但在帝国实际掌权了二十五年，又指引了十年的方向。他又活了二十九年，直到1383年逝世。他隐居之后的头几年之中完成了他的《历史》，记述的时代至1356年为止。完成这一作品后他转而研究神学，并为辩护静修派写下了逻辑缜密的长篇大论。然而他并没能彻底离开政坛，即使他或许希望如此。下文将具体叙述。

帝国破产（1354）

许多史学家，包括爱德华·吉本，质疑约翰所言是否真诚。他的逊位真的如他所说那样主动吗？他难道不是被自己野心勃勃的女婿赶下皇位的吗？我们并不应该这么想。约翰一生虔诚。他梦想退隐至少十五年了，而他近年来遭遇的屈辱与失望足以说服他走出自己盘算已久的那一步。很明显他的臣民已经用不上他，他也已经和女婿约翰五世和解，他比自己更有权登上皇位，至少展现了一些统治帝国的能力。他若是要逊位，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难免要为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感到惋惜。几乎没有哪位皇帝会如此勤奋地为帝国的利益而奋斗，也很少有人的私欲如此之少。他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或许就能够成为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共治皇帝，在安德罗尼卡弥留之际获取皇位更是轻而易举，但他都拒绝了。直到帝国被内战撕裂之后，他才戴上了皇冠，即使那时他也依然衷心拒绝。他若不是相信约翰五世再度开战会让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彻底绝望，也绝不会废黜约翰·帕列奥列格而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不幸的是，他这次自作主张来得太晚了。若是1341年如此，他也许能够让帝国继续维持统一，让国民免于经历十三年的苦痛。但到了1353年，大错已经铸成。

他也确实堪称不幸。约翰·帕列奥列格的鲁莽、静修派的争议、黑死病的肆虐、突厥人的侵袭、热那亚与威尼斯的野心，若是能够免于这一切痛苦，他本可以大获全胜。但当这些压力一并袭来，他便无法完成任务了。然而最大的压力在于帝国已经破产——在财政意义上与精神意义上均如此。国库之中的财富荡然无存，帝国国民的信心也荡然无存了。他们旧有的自信已经化为乌有，恢复旧日伟大的意愿也不复存在。一个鼓舞人心的领袖也许能够激励他们奋斗，约翰·坎塔库泽努斯虽然是精明的政治家与卓越的将军，根本上却是学者习气，并不是一个激励他人的领导者。他没有用坚决与勇气鼓舞他的臣民，反倒失去了他们的爱戴与信任。献身帝国三十五年的他却落得了如此的回报。当他和他的妻子脱掉盛装，换上粗糙的僧袍时，他们心中除了宽慰之外，怕是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1] 旅游宣传和明信片声称该塔建于查士丁尼时代的说法并不可信。这座建筑如今用作酒店与夜总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外侧的露台都是观赏金角湾对面，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伊斯坦布尔城的最佳地点之一。

[2] 格里戈拉斯（Ⅱ，864～865）。本段以及本书后几章中的其他引述要感谢D. M. 尼科尔（D.M.Nicol）教授的著作《拜占庭的最后几个世纪：1261～1453》（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 ）。

[3] 按维吉尔的记载（Virgil，Aeneid ，II，21ff），当木马送进特洛伊时，希腊人就是藏在那里等待进攻的。

第二十章 臣服苏丹（1354～1391）

沙皇选择天堂，

而非凡间称王。

他在科索沃建造教堂，

地板并非大理石铺就，

而是绸缎和红布。

他在那里召来塞尔维亚牧首

和十二位伟大的主教。

在那里他与士兵领取圣餐，

下令作战。

同时王公向士兵下令，

突厥人攻击科索沃……

尔后突厥人战胜了拉扎尔，

拉扎尔就此战死，

他的大军随他死亡。

七万七千名士兵，

每一名都神圣可敬，

遵从上帝的旨意。

——《科索沃组诗》

约翰六世离去后，基督教世界的王公们大多清楚拜占庭帝国濒于瓦解。然而帝国会被何种势力灭亡呢？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督政官（bailo）在辞职四个月之前向他的政府报告，声称拜占庭帝国已经愿意向任何一个要求他们臣服的政权臣服。四个月之后，威尼斯总督提出立即吞并帝国，只为让帝国免于被奥斯曼部吞并。

塞尔维亚帝国崩溃（1355）

然而此时在东欧有一个比威尼斯和突厥人都要强势的力量：斯蒂芬·杜尚。在塞尔维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大部之外，他还控制着远达科林斯湾的希腊本土大部，仅有阿提卡、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除外。斯蒂芬一生之中只有一个梦想，即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他庞大的塞尔维亚帝国。为此他一次次和欧洲所有能够协助他的统治者们谈判，联络了突厥埃米尔，甚至联系教皇，并一如既往地以教会统一作为诱饵。他也许本能够实现自己的野心，并改变欧洲的历史走向，然而壮年的他于1355年12月暴病骤逝，享年四十六岁，而且没有做好继承安排。

他的帝国立即开始瓦解。他的儿子斯蒂芬·乌罗什五世原本负责控制北面的塞尔维亚故地，斯蒂芬·杜尚则掌控希腊人生活的“罗马土地”。他的儿子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无法阻止他的家人，乃至宫廷之中的低微人物 [1] 拥兵自立。一年之内，“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的帝国”就荡然无存了。对拜占庭帝国而言，这仿佛奇迹一般，然而他们也清楚，羸弱不堪的帝国已经无力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约翰五世没有试图收复拜占庭帝国的旧有领土，被废黜的伊庇鲁斯尊主尼基弗鲁斯二世尽管竭力征战，却收效甚微，直到于1358年战死。事实上，杜尚的逝世无非让帝国向新的威胁臣服，塞尔维亚帝国的瓦解给了突厥人期待已久的良机。欧洲再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能抵御他们的进军了。

约翰五世致信教皇（1357）

尽管约翰五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共治皇帝，此时他却只有二十三岁，性格也和他的岳父截然不同。坎塔库泽努斯恬不知耻地讨好奥斯曼突厥，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尔汗，约翰·帕列奥列格在外交问题上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相信拜占庭帝国和突厥不可能和平共存——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他必须解决敌人。这意味着战争，但以帝国现在的情形来看，战争必须以对抗异教徒的基督教大联盟的方式发动。十字军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近年来进行类似大同盟的举措也明显效果不佳。教皇克莱芒六世尽管被流放到阿维尼翁，却依然在1344年组织了对抗艾登埃米尔乌穆尔的联盟。突厥人既然在欧洲夺取了永固的桥头堡，西欧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需要采取决定性行动，否则悔之晚矣。

执政一年后，1355年12月15日，约翰派信使前往阿维尼翁，带上了一封送给克莱芒的继任者英诺森六世（Innocent Ⅵ）的信件，内容是一份详细的长篇请求，请教皇立即派五百名骑士、一千名步兵、十五艘运输船和五艘战舰到君士坦丁堡。这些部队由皇帝亲自指挥，在对付突厥人之外也用来对付他在巴尔干的希腊敌人，为期六个月。其间教皇使节将在都城停驻，监管教会重要职务的任免，以便实现教会统一。随后双方将进行大量的对话，帝国臣服于教廷也将再无阻碍。作为保证，皇帝将把他的次子曼努埃尔（Manuel）——时年五岁——送去阿维尼翁，若是他没能履行信中所做的保证，教皇就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抚养这个孩子，让他接受天主教教育，乃至迎娶任何人。与此同时，曼努埃尔的长兄安德罗尼卡，即皇位的法理继承人，将接受密集的拉丁语言和文学教育，他还会建立三个拉丁学院以便帝国贵族的后代们接受同样的启蒙。如果皇帝无法完成他期待的大规模改宗，至少他本人会改宗；若是他成功完成，那么他就要索取更多更大的协助：至少是一支基督徒大军，将突厥人彻底赶回中亚。这支大军也要由皇帝指挥，皇帝将就此成为“圣母的总指挥与掌旗官”。

这份不寻常的提议在1356年6月送到了阿维尼翁。来自法兰西的英诺森六世理智务实，对此并不上心。他进行了礼貌的答复，对约翰打算收复罗马帝国故地的想法表示赞赏，但没有就他具体的提议进行任何评论。很明显，他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对话，也没有派基督徒大军的打算，他感兴趣的只有皇帝本人改信天主教一事。他因此表示愿意派两位特使前去，在教堂之中承认约翰为基督的忠实子民。

两名特使都是主教——加尔默罗会的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和多明我会的威廉·孔蒂（William Conti）。两人在1357年4月抵达君士坦丁堡，得到了皇帝的热烈欢迎，然而谈判收效甚微。彼得·托马斯的圣徒传记作者 [2] 声称他成功主持了皇帝的改宗，但此后的事态发展证伪了这一点。事实上两位主教意识到情况与约翰在信中所说相差甚远，很快就放弃了努力。孔蒂返回了自己的修道院，彼得·托马斯则转往塞浦路斯，而后成为教皇在东方的代表。至于皇帝，他如此轻松地摆脱这些烦扰，可谓幸运。如果教皇当真，派出他要求的部队，而后要求他履行诺言的话，他将会陷入极度艰难的境地。君士坦丁堡确实有不少人不反对教会统一，包括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这位杰出的学者翻译了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cquinas）的著作，在此时他也改信了天主教。但绝大多数的拜占庭帝国权贵，无论是俗世中人还是教士，依然坚持旧有的信仰。牧首卡里斯图斯——他在敌人约翰六世逊位后复职——近期刚刚促使保加利亚牧首和塞尔维亚牧首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最高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相信约翰五世会对教会统一有多少确实的期望，即便有，也应当在1357年夏消失殆尽了。

约翰·帕列奥列格给教皇送信的事值得在此叙述的原因只有一个：说明皇帝的不可信赖，他会在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冲动行事。他的岳父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向来清楚，约翰五世并不是在帝国内外交困、濒于瓦解之时，能够掌控大权的人。

皇帝前往匈牙利（1366）

与此同时，奥斯曼部在色雷斯迅速扩张。苏莱曼在1354年夺取加利波利后，他们获取了桥头堡，几乎立即开始进军。不久之后其他的突厥士兵，比如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向艾登埃米尔或萨鲁汉勒埃米尔请求的援军，以及其他独立前来的海盗，也加入了他们的麾下四处掠夺。早在1359年，一支先遣部队就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幸运的是这支部队规模太小，无法对该城构成任何直接威胁；但色雷斯的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好的城防，也已经在内战中耗竭，纷纷陷落。季季莫蒂霍在1361年陷落，亚得里亚堡在1362年陷落。夺取的每一座城镇中，都有大批居民作为奴隶运往小亚细亚，突厥移民则鸠占鹊巢。奥尔汗也于1362年逝世。他的儿子穆拉德（Murad）——苏莱曼在两年前亡故——继承了他的埃米尔之位，他很快就证明了他比自己的父亲和兄长都活跃且坚定。他不但在色雷斯作战，还进入保加利亚，在1363年夺取菲利普波利斯，并向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历山大施压，要他共同进攻拜占庭帝国。

当他们筹划联军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约翰·帕列奥列格立即行动起来，在1364年带着残存的舰船与部队亲自对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发动了惩戒进攻，夺取了安西亚卢斯。这在战略意义上价值索然，但在提振士气上倒或许有些价值。尽管帝国已经无力回天，还是偶尔能取得胜利。皇帝返回时，他因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Ⅴ）终于开始安排十字军的消息而短暂燃起希望，十字军的领袖将是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Louis Ⅰ）和塞浦路斯的皮埃尔一世（Peter Ⅰ），他的表亲萨伏依伯爵阿马德乌斯六世（Amadeus Ⅵ） [3] 也积极准备参加。但这支远征军并没有向突厥人进军，而是前往埃及，并在1365年10月可耻地战败。约翰必须再度寻找盟友了。

他试图和塞尔维亚——或者说其残余——联系，派牧首卡里斯图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牧首面见了斯蒂芬·杜尚的遗孀，但他几乎在会面之后便立即逝世了，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毒杀流言在所难免地出现了，尽管没有根据，却无助于改善关系。热那亚和威尼斯虽然态度友好，却也帮不上忙。教皇乌尔班与塞浦路斯的皮埃尔已经出手，结果只是成了他人的笑柄。现在只剩下匈牙利国王路易大帝了。谨慎的他及时从埃及远征之中撤走，和许多信奉同一教派的教徒一样，相比异教徒更厌恶分裂派的他，准备发动一场自己的圣战，他的目标不是突厥人，而是同为基督徒的保加利亚人。1365年，边境行省维丁（Vidin）被匈牙利军队占据——大批方济各派的传教士随即涌进这一地区，他们立即开始以或多或少的强迫方式要求当地人改宗。

这绝非进行外交谈判的最佳场合，然而约翰也许认为他能够说服路易协助他，因此他决定亲自前往匈牙利。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皇帝时常率领大军来到国境之外，但拜占庭历史之中，皇帝还是第一次纯粹作为请愿者前往西方。另一方面，约翰也许会辩称情况从未如此之紧急。他把帝国交给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卡掌管，在1366年的最初几周沿黑海海岸向北航行，而后进入多瑙河抵达布达（Buda），他的两个小儿子曼努埃尔和米哈伊尔（Michael）陪他一同前往。国王路易以适当的礼节迎接了他们，但此时的他已经在和教皇商谈，他在商谈之初便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必须先改宗。只有皇帝和帝国臣服于罗马之后，才有进行军事协助的可能。这次约翰清楚他无法做任何承诺，即使他做了，路易也未必会相信。他把两个孩子留下作为人质（不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4] 之后悲哀地返回了都城——路上还被保加利亚人扣押，保加利亚人自然对拜占庭-匈牙利联盟抱有极大的戒心。

帝国历史之中只有一位皇帝曾被异族俘虏：罗曼努斯四世。他在近三个世纪前的曼齐刻尔特之战中被俘。然而罗曼努斯是被敌对的塞尔柱人俘虏，得到了礼遇，并在一周之后即被释放。约翰则是被他的基督教邻国俘虏，被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历山大彻底无视——即使他是约翰五世的长子安德罗尼卡的岳父——并困在一座边境城镇之中长达六个月。如此对待一位正统的罗马皇帝，上帝在凡间的辅助统治者，此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许最有力地说明了帝国沦落到何等程度。甚至约翰最终重获自由也不是沙皇主动释放，而是颇出乎意料地靠他的表亲萨伏依伯爵阿马德乌斯出手相助。

1365年远征失败之后，阿马德乌斯打算自行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十字军。1366年5月，带着十五艘舰船和约一千七百人，他从威尼斯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决心帮助自己的亲属对抗突厥人。在抵达赫勒斯滂海峡入口处时，皇帝的妹夫弗朗切斯科·加蒂卢西奥（Francesco Gattilusio），即约翰五世妹妹玛丽亚（Maria）的丈夫、热那亚在莱斯沃斯岛的长官，率部与他会合。两人随即联合进攻加利波利，并在两天的猛攻之后夺取该城。这一胜利对拜占庭士气的鼓舞可想而知。此前十二年间，加利波利成了突厥人的桥头堡，穆斯林在欧洲的第一座前哨，接下来的进军均从那里开始。自此穆拉德向色雷斯派出援军就要困难得多了。即使此时，君士坦丁堡城中还有不少人在议论，是否要让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士兵进入城中。幸好在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的规劝之下，城门于9月2日打开。

阿马德乌斯也许直到此时才得知自己的表兄弟被俘虏了——虽然加蒂卢西奥可能已经告诉他。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而后起航北上黑海的港口，以帝国的名义夺取墨森布里亚和索佐波利斯，并对瓦尔纳发动围攻，还给特尔诺沃的沙皇送去最后通牒。拥有一个重要人质的约翰·亚历山大并没有要求将他夺取的港口作为赎回皇帝的条件归还，但此时保加利亚的军力与财力都相当羸弱，阿马德乌斯也不难吓倒他。沙皇最终允许皇帝离开他的领土，约翰也得以在圣诞节之前抵达萨伏依伯爵在墨森布里亚的营地。两人共同在黑海岸边越冬，直到1367年春季才返回君士坦丁堡。

与罗马教廷商议（1367）

问题是，他们为何拖延了这么久？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要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萨伏依伯爵此时急需资金，加利波利、墨森布里亚和索佐波利斯都需要驻军才能保持在拜占庭帝国手中，而这些驻军需要大量的人员与资金。对阿马德乌斯而言，帝国必须至少负担一定的供养费用，并提供士兵以继续进攻保加利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了得到教皇的支持，阿马德乌斯出征之时许诺为教会统一而奔走，事实上也带来了教皇的特使保罗（Paul）——原士麦那主教，此时被提升为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拉丁教会牧首。对这个微妙问题的预先讨论，最好还是在都城之外进行。

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约翰也下定了决心。他不能迫使臣民改宗，更无力要求教会，即使他强行如此，也几乎必然被废黜。但他依然能以个人名义臣服于罗马，还可以安排保罗与东正教教会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以期弥合出现已久的巨大裂痕。但这样的安排也相当困难。牧首菲罗西乌斯 [5] 坚定反对和一个僭称自己职务的人进行谈判。然而约翰提出让他的岳父僧侣约瑟夫——也就是之前的约翰六世，牧首向来热切地支持他——代替他代表东正教教会时，牧首没有表示反对。

这样的安排倒也不算多出人意料。多年以来，人们认定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逊位之后便过着严格的教士隐居生活，沉浸在神学研究之中，只有偶尔皇帝召唤时才会离开。然而事实上，特别是在他的老朋友菲罗西乌斯于1364年重新出任牧首之后，他似乎愈发频繁地参与国事。菲罗西乌斯称他为“政府的支柱，最伟大的参谋，也是皇室真正的一家之长” [6] ，这说明此时他的权力——至少是影响力——和他身为皇帝执政时相差无几。

会谈在1367年6月开始。从拜占庭帝国的观点来看，会谈可谓相当成功。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指出，东正教教会也和天主教教会一样祈求教会统一，但现存的差异必须靠真正意义上的大公会议才能解决，教皇、牧首、大主教和主教们都要从各地赶来会谈，但罗马教廷是不肯接受的。他强调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就像米哈伊尔八世在近百年前的悲剧那样，教会统一不可能片面地自上而下完成，皇帝也无法掌控自己臣民的灵魂。劝说保罗花了一些时间，但他最终还是同意进行他们提出的宗教会议，在两年之内于君士坦丁堡召开。与此同时，他本人将带着阿马德乌斯伯爵和东正教教士的代表，包括牧师与僧侣，返回西欧，为此后皇帝的到来做准备。

约翰五世向教廷臣服（1369）

同年年初，教皇乌尔班打算把教廷迁回罗马，但没能成功。在法兰西王国枢机主教的坚持之下，他被迫返回阿维尼翁，教廷也停留到了1377年。但拜占庭使团在当年夏季来到了意大利，而没有前往法兰西王国，乌尔班在维泰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尔后他们陪同教皇前往罗马——悲凉，衰颓，此时已经近乎废墟——并在10月16日正式入城。然而他们从此便愈发沮丧了，很明显那位牧首保罗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没有得到教皇的明确指示。乌尔班根本不打算召集什么大公会议，更别说亲自参加了。他宣称，拥有最高权威的教廷进行决断之后，还有什么必要在大公会议上辩论呢？11月6日，他签署了二十三封信，分发给所有对教会统一感兴趣的重要人物，强调拜占庭帝国回归统一的重要性，以及皇帝亲自前往罗马的重要性。但信中完全没有提及大公会议，即使是讨论其可能性。约翰·帕列奥列格期待的十字军更是只字未提。

但约翰遵守了诺言。他把长子，即加冕为共治皇帝的安德罗尼卡四世（Andronicus Ⅳ）留在君士坦丁堡摄政，自己于1369年初夏在他的妹夫弗朗切斯科·加蒂卢西奥、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以及其他一些倒向西欧的臣民的陪同下出发——但不包括任何东正教教徒，他们全部拒绝参与一个不肯让步的会议。在那不勒斯登陆之后，约翰在西西里女王的宫廷中做了几天客人，恢复体力并准备参与即将进行的各种讨论。尔后在10月18日星期二，他正式签署了一份文件，宣称自己接受天主教信仰，臣服于罗马教廷和教皇，并用皇帝的金玺确认。周日，在教廷全体成员的面前，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前向教皇表示臣服，跪倒在他的面前并亲吻他的脚、手和唇。随后君主大堂中的弥撒开始。

典礼就此结束。然而这仅仅是私人行为，只代表皇帝一人而已。两教会已经不可能统一，并就此分裂至今；大公会议也不可能再度召开，也不会有对抗突厥人的军事援助。除了极大削弱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之外，曾经真正的罗马人的皇帝在公开场合自轻自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未来也将有更大的羞辱——约翰·帕列奥列格此时却还没意识到。

马里查河之战（1371）

皇帝首次开始和威尼斯总督安德烈亚·孔塔里尼（Andrea Contarini）联络。总督声称，共和国非常清楚帝国目前的财政窘境，认为有必要提起皇冠的事。1343年皇太后安妮以三万达克特的价格典当了皇冠之后，其利息正在迅速上涨。如果近期他们无法拿出赎金，共和国别无选择，只能将其出售了。而且此前他要求皇帝为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受的财产损失提供补偿，总共两万五千六百六十三海博菲隆，但此时仅收到了四千五百海博菲隆。在答复之中，约翰解释称他遭遇了种种困难，请求总督理解——但并不怎么成功。他在罗马收到了一封重修威尼斯-拜占庭和约的信件，和约已经过期两年，如今要继续五年，自1370年2月开始。总督允许补偿款以多年期付款的方式给付，还许诺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府库之中将皇冠保留得更久。然而孔塔里尼提出皇帝可以在返回家乡之前去威尼斯，两人可以友好地商讨各种问题。

在1370年3月离开罗马，于那不勒斯短暂停留之后，皇帝的舰队在5月初抵达威尼斯。正常情况下，拜占庭皇帝首次拜访“最尊贵的共和国”应当得到前所未有的盛大典礼欢迎，但拜占庭帝国已经威信扫地。尽管约翰尽可能展现了风度，却也无法掩盖他和他的帝国欠下大笔债务的事实，而且威尼斯人对穷人没什么敬意。他得到了冷淡的接待以及最简单的典礼。当皇帝和总督会谈时，气氛却缓和了，因为约翰立即提出了一份威尼斯人无法拒绝的提议。多年以来他们觊觎赫勒斯滂海峡入口处的特内多斯岛，他提出割让该岛，威尼斯人为此将归还皇冠，并提供给他六艘战舰以及两万五千达克特——其中四千达克特要立即支付，因为他连返回家乡的资金都出不起了。

总督欣然同意，但灾难随即发生。在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热那亚人得知自己的死敌获取了如此战略要地而震惊不已，他们向摄政的安德罗尼卡施压，安德罗尼卡也随即拒绝割让该岛。近期达成的协议就此被废止，约翰则陷入了艰难的处境。他没有离开潟湖的资金，事实上成了威尼斯人的俘虏。他绝望地向自己的儿子求救，希望他变卖一些教会财产乃至教堂的珍宝以解救他，但安德罗尼卡表示无法接受如此不虔诚的提议，根本不打算帮助他。最后约翰的二儿子，即近期成为塞萨洛尼基管理者的曼努埃尔出手相助。他在深冬离开该城，带着足以解救父亲的金银财宝穿越积雪的伊格纳提亚大路，并打算用抵押品换取更多借款。靠着他的帮助，约翰才得以在1371年3月带着三万达克特以及回程补给离开威尼斯返回家乡。他花了七个月，直到10月末才返回都城。在离开的两年间，除了改信天主教之外，他一无所获。

还有更多的坏消息等着他。欧洲的突厥人自知无力进攻君士坦丁堡，他们便调转方向出兵马其顿。乌格列沙家族（Uglesha）的国王武卡欣——斯蒂芬·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瓦解后实力最强的继承者——以及他的兄弟塞雷尊主约翰·乌格列沙，仓促集结起联军迎敌。1371年9月26日，两军在亚得里亚堡以西约二十英里处，马里查河河畔的赫尔诺曼（Chernomen）交锋。这是突厥人侵入欧洲之后的第一次阵地决战，塞尔维亚军队在这一战中被彻底击溃。武卡欣和约翰均阵亡，河流被塞尔维亚士兵的鲜血染红。

这不只是塞尔维亚人的灾难，对拜占庭帝国乃至基督教世界而言都是灾难。入侵者席卷塞尔维亚、马其顿和希腊时再无任何阻碍。残存的少数塞尔维亚贵族虽然还有些许实力，但他们自此只是突厥领主们的附庸，被迫承认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如此自称）的宗主权，支付岁贡，最可耻的是他们要为他提供军事援助。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封臣，武卡欣的儿子马尔科·克拉尔耶维奇（Marko Kralyevich） [7] 成了塞尔维亚通俗文学之中的大英雄之一，对这个时常处于军事威胁之中的民族而言，这个名字他们记忆犹新，而且时常提起。 [8]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这多少带来了一点宽慰，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借机离开塞萨洛尼基，占领乌格列沙的领土，包括塞雷城。但他无法长期占有这些地区，而他的父亲因帝国财政情况愈发恶劣而挪用了帝国修道院中残留的一半财产。他向修道院明确保证，如果财政情况转好就会把土地全部归还，但情况再未转好。相反，帝国政府被迫采取愈发苛刻的手段，约翰本人则愈发沮丧消沉。1373年，他成了突厥人的附庸，保加利亚沙皇也是如此。在奥斯曼埃米尔获取欧洲土地上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仅二十年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主要政权便全部沦为苏丹的附庸了。

安德罗尼卡背叛（1376）

约翰五世与穆拉德签署的协议条款我们无从得知，因为现存的同时代资料对此讳莫如深。双方大约是在皇帝返回一年之后，于1372年年末开始谈判，并在两三个月之后达成一致。约翰此举可能完全是源于绝望。突厥人控制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后，本来就虚无缥缈的十字军更是完全不可能出现了。拜占庭帝国如今彻底和西方断绝了陆路联系，甚至连表示抵抗都做不到了。约翰或许觉得只有和苏丹联合，才有可能拯救帝国残存的些许遗产。穆拉德至少可以让进入马其顿和色雷斯的突厥掠夺者保持一定的克制，也许还能支援约翰与令他愈发不安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对抗。

但身为臣属自然有必须违心履行的责任。1373年5月，签署协议几个月之后，约翰就被迫前往安纳托利亚与苏丹共同作战了。对他而言这已是极大的耻辱，但不久之后他又得知自己的儿子安德罗尼卡（他或许因父亲和二儿子曼努埃尔愈发亲密而怀恨在心）趁自己离开之机在都城发动公开叛乱——奇怪的是，他的同盟是穆拉德的儿子，同样心怀不满的萨乌吉（Sauji），他也反叛了自己的父亲。幸运的是暴乱没能成功，叛军很快便被迫投降了。愤怒的苏丹刺瞎了萨乌吉，这个无能的年轻人在不久之后死去。苏丹要求皇帝也刺瞎安德罗尼卡和他的幼子——即使他完全没有参与叛乱。约翰尽管厌恶酷刑，却也清楚自己别无选择，然而他还是悄然做了一些仁慈的安排。他们并没有彻底失明，但还是被囚禁在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卡失去了继承权。他的皇储身份被时年二十三岁的曼努埃尔接替，曼努埃尔也随即从塞萨洛尼基仓促返回，并在9月25日加冕为共治皇帝。

仅仅三年后，约翰就要为自己的忍耐而后悔了。1376年3月，十艘威尼斯战舰抵达君士坦丁堡，带来了总督亲自派来的使节。他们提出，既然安德罗尼卡已经被废，就没有理由搁置六年前和威尼斯人定下的协议了。威尼斯人愿意为获取特内多斯岛而另外奉上三万达克特与皇冠，还允许岛上的居民自由保留信仰，希腊人仍可处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之下。他们最后还保证，帝国的旗帜可以与圣马可旗一同在该岛上继续飘扬。

约翰·帕列奥列格自然是喜出望外，君士坦丁堡中的热那亚人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们依然决心阻止威尼斯人获取特内多斯岛，再度向盟友安德罗尼卡求助。1376年7月，他们成功协助他逃出监狱，秘密抵达加拉塔，而后他和穆拉德联系，穆拉德——颇为出乎预料地——给他提供了步兵与骑兵部队，并在进行一个月的围攻之后冲进都城。约翰和余下的家人被迫在金门的堡垒之中抵抗了几天，但很快就被迫投降了。安德罗尼卡满意地把他们关进自己离开不久的阿内马斯塔（Tower of Anemas） [9] 。他掌权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正式把特内多斯岛交给热那亚——这或许是让他逃走的条件之一。一年后，1377年10月18日，他加冕为安德罗尼卡四世，并把自己的小儿子加冕为共治皇帝，称约翰七世（John Ⅶ）。

但热那亚人没有收到他们的回报。拜占庭帝国在特内多斯岛的统治者拒绝献出该岛，然而不久之后，当紧急赶来接受本该属于自己的岛屿的威尼斯舰队抵达时，他欣然向他们移交了主权。为了表示善意，安德罗尼卡被迫支持热那亚人武力夺取该岛。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写道：“他为此被迫准备舰船、补给，还要雇佣士兵，这对他而言比登天还难。” [10] 而他的准备自然没有取得成功。苏丹穆拉德更为幸运。他并不喜欢安德罗尼卡，之前就是他建议刺瞎此人，近期支持他叛乱也是有条件的：归还十年前萨伏依伯爵阿马德乌斯夺取的加利波利。安德罗尼卡掌权后立即割让了该城。1377年年末，这个至关重要的桥头堡重归他的掌控，他在欧洲的领土终于恢复了和小亚细亚的联系，极大地帮助了他接下来的进军。

内战与后续（1382）

被关押的皇帝父子在阿内马斯塔中困了三年，他们如何重获自由则没有明确记载。似乎是他们主动逃离，也有可能是威尼斯人出手协助，就像热那亚人救出安德罗尼卡那样。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他们唯一可能的庇护所：穆拉德在克里索波利斯的营帐。抵达之后，曼努埃尔——似乎由他负责谈判——向苏丹许诺，若是让他和他父亲重掌大权，就增加岁贡，提供额外的军事支持，而最为可耻的让步是献出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最后据点——菲拉德尔菲亚。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突厥人提供了部队，乐于除掉坚定支持热那亚的安德罗尼卡的威尼斯人则提供了一支舰队。1379年7月1日，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穿过哈尔希乌斯门（Charisius Gate）返回都城。安德罗尼卡逃到了加拉塔的热那亚盟友那里，并带走了自己的母亲海伦娜皇后，以及他的外祖父僧侣约瑟夫（曾经的约翰六世）作为人质，他怀疑两人参与协助约翰和曼努埃尔逃离。

次年约翰五世和安德罗尼卡四世之间爆发了内战，君士坦丁堡和加拉塔分别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支持下开战。苏丹的态度颇为暧昧，表面上支持合法皇帝的他，实际上乐于见拜占庭帝国自相残杀，也可能不时援助安德罗尼卡，只为延长战争。加拉塔的堡垒经受了漫长艰难的围攻，战斗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381年4月，战争双方才达成了协议。安德罗尼卡将重新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约翰也成为继承人，并在马尔马拉海北岸获取一块狭小的领土，以瑟利姆布里亚为首府，控制帕尼杜斯（Panidus）、雷德斯图姆和赫拉克利亚。

达成这一协议时曼努埃尔正在和穆拉德一同出征，他的反应未见记载。他比任何人都值得自己父亲信赖，他出资让父亲——并陪同父亲——从威尼斯返回，与父亲共同在君士坦丁堡被囚禁，而且和他的长兄不同，他一向忠于父亲。他在八年前得到了继承权，如今在如此情境下失去继承权，自然有理由怀恨在心。但他更无法原谅自己父亲的懦弱。他愿意为苏丹与他在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敌人作战，但他断然拒绝了突厥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宣称，他依然相信那里是可以守卫的。1382年秋，他返回了塞萨洛尼基——然而他此时并非以约翰委任的管理者名义统治，而是以皇帝身份独立统治——决心不再浪费本应用于与异教徒入侵者作战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去进行家族内斗。对他而言幸运的是，可憎的安德罗尼卡四世在最后一次反叛自己父亲期间，于1385年6月去世，他也就此成了拜占庭帝国残余土地的合法继承人。

1381年，近期的内讧就此结束之后，另一个漫长的争斗也即将结束——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纠纷。从特内多斯岛的争夺开始，战争范围不断扩大，最后一战在意大利的领土与领海上爆发，包括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乃至威尼斯的潟湖。然而此时战火燃烧殆尽，耗竭的两个共和国欣然接受了萨伏依伯爵阿马德乌斯的调停。双方都没有胜利，四年的破坏与流血牺牲之后，双方只是恢复了之前的政治版图。8月23日签署的《都灵条约》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两个共和国可以继续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共同贸易。至于特内多斯岛则保持中立，拆除防御工事，当地居民迁往克里特岛和埃维亚岛，阿马德乌斯亲自保证该岛的中立地位。最终，为了展现善意，威尼斯和热那亚都许诺竭尽所能为罗马帝国重归天主教而奋斗。

但现在的帝国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帝国了，而是四个小政权的集合，由四个所谓的皇帝和一名尊主统治。1383年之后，这些领土都由帕列奥列格家族的成员统治，但每个区域都独立于另外三个区域——然而要臣服于突厥人。约翰五世依然在君士坦丁堡统治，那里已经是奥斯曼苏丹的附庸，任威尼斯与热那亚摆弄；安德罗尼卡四世——在世之时——和他的儿子共治皇帝约翰七世在马尔马拉海北岸统治，对突厥人的依赖更强；曼努埃尔二世统治塞萨洛尼基；约翰五世的四子塞奥多尔（Theodore）则在遥远的摩里亚尊主国统治，首府位于米斯特拉。

最后一个安排需要做一点解释。希腊南部在三十多年之间由约翰六世的儿子曼努埃尔·坎塔库泽努斯卓有成效地统治，但没有后嗣的曼努埃尔在1380年去世，约翰五世决定委派自己的儿子塞奥多尔接替他。曾经的约翰六世依然没能从加拉塔围攻战的漫长囚徒生活中走出，他没有反对，也打算转往米斯特拉居住。 [11] 但他的一个孙子认定尊主国是他家族的合法领土，在突厥人和当地的拉丁王公的帮助下起兵。塞奥多尔最终还是得以开始统治，尽管他被迫承认突厥人的宗主地位。自此他让摩里亚成了衰朽的拜占庭帝国之中最坚实繁盛的地域。

塞萨洛尼基遭遇进攻（1383）

除此之外的所有方向上，帝国都在迅速瓦解。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以塞萨洛尼基为基地，依然试图重建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和塞萨利的统治，坚定地进行防卫，并在1383年夏秋季取得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胜利，却让他吓破胆的父亲在和苏丹外交谈判时颇为尴尬。然而面对奥斯曼大军，这样的胜利意义索然。一支令人生畏的突厥大军——包含大量被征服的基督徒——溯瓦尔达尔河进军，在1380年夺取了奥赫里德和普里莱普，而后向西北方向推进，进入阿尔巴尼亚。在东面，穆拉德的另一支部队席卷保加利亚，在1385年夺取塞尔迪卡，次年进军尼什。1386年，阿索斯圣山的诸多修道院共同向苏丹臣服。如今只剩下塞萨洛尼基，而该城也已经陷入极大的危机。约七十英里之外的塞雷已经在1383年9月陷落，当城破的劫掠结束之后，入侵者难免要把注意力转向他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仍由基督徒掌控的最大一座城市。10月中旬，突厥将军海尔丁（Khaireddin），即“信仰的火炬”——他也是苏丹的大维齐——给塞萨洛尼基下达了最后通牒，不投降则城破后尽数屠戮。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立即做出回应，他召集他的臣民来到城中央的广场，发表了动人的长篇演说，请求他们竭尽全力抵御异教徒，随后他便开始主持城防修造工作。

塞萨洛尼基存留至今的原因仅仅是穆拉德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力量，无法对该城完成有效封锁。因此欧洲的基督教王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海路向孤城之中运送援军和补给。若是他们出手相助，该城也许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曼努埃尔和塞奥多尔也许可以共同统合希腊北部，让这一地区免于落入苏丹之手。但无人援助，几个月之后皇帝便发现他失去了自己臣民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讨论投降。尽管城中满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依然坚守了三年半，但到了1387年春季，市民的士气彻底崩溃，继续抵抗已不可能。他本人依然拒绝投降。4月6日，他斥责塞萨洛尼基的市民懦弱无能之后，起航前往莱斯沃斯岛，任他们自生自灭。三天之后他们开城投降，免于遭受城破之后在所难免的屠戮与掠夺。

塞萨洛尼基陷落之后的三年或许是曼努埃尔一生之中最悲苦的岁月。他的征战已经失败，他也被塞萨洛尼基的市民背弃了，他父亲的绥靖政策取得了成功。他在莱斯沃斯岛上还要进一步经受羞辱，弗朗切斯科·加蒂卢西奥拒绝让他进入米提利尼，他和随从被迫在野外宿营，暴露在夏季的烈日之中。他从那里起程前往另一个对他的态度好不了多少的岛屿——或许是特内多斯岛。在他身边的突厥使团劝说之下，他向布尔萨的奥斯曼朝廷送信表示臣服。他在塞尔维亚与马其顿战败，丢失塞萨洛尼基之后，再与苏丹会面无疑颇为痛苦，这等于亲口承认他的失败，放弃基督徒在巴尔干胜利反击的一切希望。但穆拉德还是以礼相待，热烈欢迎了他，并坚持要求他返回君士坦丁堡，与自己的父亲讲和。

曼努埃尔放弃了斗争，两位皇帝也没有放不下争执的理由，但约翰五世——他只想让苏丹对拜占庭帝国，特别是对自己整体保持友好——因他儿子不听指挥而惊恐不已，决心在正式和解之前先做出处罚。他就此把曼努埃尔流放到利姆诺斯岛，疲惫、沮丧而无路可走的曼努埃尔也似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惩罚。

科索沃之战（1389）

曼努埃尔尚在利姆诺斯岛流放时，1389年夏季，塞尔维亚人进行了最后的英勇举动，决心摆脱奥斯曼人的奴役。在马里查河惨败之后，他们似乎无法统一作战了。尽管羸弱且分裂，回忆起不久之前斯蒂芬·杜尚建立起的短命却光辉的帝国，一批塞尔维亚波雅尔还是得以集结起来，在大公拉扎尔·赫雷贝利亚诺维奇（Lazar Hrebelianovich）——他在斯蒂芬·乌罗什五世于1371年逝世后控制了塞尔维亚北部——的旗帜之下集结起来抵御突厥人的进军。其中包括科索沃南部的统治者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ch），波斯尼亚大公特夫尔特科（Tvrtko）不久之后也率部前来助阵。1386年至1388年，苏丹被迫返回安纳托利亚时，这个联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一系列前哨战中击败突厥人，甚至赢得了一两次决战。但1389年，穆拉德返回巴尔干，带着从亚洲征募的新军团；夏初，他进军科索沃平原，即“黑鸟的原野”。

随后于6月15日进行的决战被写进了塞尔维亚的民间传说之中，即所谓的《科索沃组诗》，最伟大的中世纪史诗之一。沙皇拉扎尔——后人如此称呼——和马尔科·克拉尔耶维奇一样成为民族英雄。然而传奇之中的记述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塞尔维亚人军心涣散，王公们互不相让，许多人都在考虑背叛。这一战的前夜，拉扎尔本人进行了一次演讲，公开指责自己的女婿米洛什·奥布拉维奇（Milosh Obravich）协助敌人。另一方面，穆拉德尽管在当晚花了大量时间祈祷，但他还是坚信自己会大获全胜，于是下令赦免这一地区的所有堡垒、城镇与村庄，他将要统治这片土地，因而不打算毁坏工事，或者不必要地损害未来的臣民。

次日，苏丹按惯常的作战阵型集结起了军队。他本人指挥中军，其中主要是他的近卫军和私人骑兵卫队；右翼为欧洲部队，由他的长子巴耶塞特（Bayezit）指挥；左翼为亚洲部队，由他的次子雅库布（Yakub）指挥。起初，他进展不顺。塞尔维亚人无视了预先派出的两千突厥弓箭手，发动集群冲锋打垮了突厥左翼。但巴耶塞特立即率部包抄，催促部下全速进军解救他们，挥舞铁锤左冲右突。在这次反击之后，突厥人逐渐占了上风，但直到武克·布兰科维奇在天色渐晚时逃离战场，并带走一万两千部下之后，残余的塞尔维亚人才最终崩溃逃跑。

布兰科维奇的背弃是不是因为他和苏丹定下了密约，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情况如何，穆拉德没有来得及说明就暴死了。他的死因也不甚确切，或许是被米洛什·奥布拉维奇杀死，只因为他的岳父诽谤他不忠，因而竭尽所能要证明自己的忠诚。按照最可能的一种记载，他假装背叛到敌军麾下，被带到穆拉德面前。他行礼的时候，趁卫士没有反应过来，突然抽出匕首两次插进苏丹的胸膛——据说匕首尖直接从他的背后穿出。他立即被按倒杀死，但苏丹已经死了。穆拉德最后的举措是召拉扎尔前来——他在这一战开始不久后便被俘虏——并下令将他处决。

苏丹被谋杀的消息传到了西欧，起初他们认为随后的战斗将以基督教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一两个星期之后，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Ⅵ）甚至在巴黎圣母院中进行了感恩仪式。然而逐渐传来的新消息揭示了悲剧的事实。突厥人在新苏丹的出色领导之下取得胜利，塞尔维亚人的军队被彻底击溃。幸存的少数塞尔维亚贵族——包括拉扎尔的儿子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ch）——都被迫向巴耶塞特宣誓效忠。虽然支离破碎，但塞尔维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直到四百年后才得以重新出现。

若是沙皇拉扎尔和他麾下的波雅尔们在七年前团结一心，若是他们向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求援，若是曼努埃尔拼尽全力最后一搏以彻底阻止异教徒，科索沃之战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有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即使基督徒在此时此地获得一场胜利，也很难对巴尔干半岛的未来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突厥人在一两年之后就能够卷土重来，带来装备更好、补给更多、规模更大的部队。他们的人力资源可谓无穷无尽，他们在几周之中便能从安纳托利亚征召新部队，欧洲也有大批基督徒雇佣军愿意为高薪和掠夺的机会而与自己的同宗兄弟开战。残酷的现实是，在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之中，奥斯曼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除非面对集中全欧洲力量的十字军。尽管提出了许多次组织十字军的提议，最终却也没能成行。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东方的基督徒没有希望可言，而他们能坚持这么久，倒也算是奇迹了。

苏丹巴耶塞特（1389）

在科索沃战场上自封苏丹之后，巴耶塞特的首要举措便是杀死他的兄弟与副手雅库布。死刑命令立刻执行了，那位年轻的王子被弓弦勒死。他在战场上英勇善战，颇受臣民爱戴，但对巴耶塞特而言，这些品质总有一天会引发叛乱。他就此开了手足相残的先河，巴耶塞特的曾孙穆罕默德二世更是将此立法，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之中为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家族添加无数弑兄屠弟的污点。 [12]

苏丹决心继续他已经开展的任务。他的精力超乎寻常，他冲动且阴晴不定，迅速下决定之后就立即执行，对阻拦他的人毫不留情，臣民们给他取的绰号“雷电”（Yildirim）可谓恰如其分。在十三年的统治时间之中，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是精明的外交家，但巴耶塞特和穆拉德不同，对他而言外交只是手段而已。他寻求征服，寻求建立帝国。一个苏丹的名号还不够，他现在自称罗姆苏丹，塞尔柱埃米尔在三百年前使用这个名号统治“罗马人”的安纳托利亚。对巴耶塞特而言，“罗姆”所指的范围比阿尔卜·阿尔斯兰和他的继任者们所认为的更大，不仅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也包含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

对新苏丹而言幸运的是，君士坦丁堡此时依然处于皇室的激烈内斗之中。老皇帝约翰五世依然在布拉赫内宫统治，令人齿寒的安德罗尼卡四世已经入土，但安德罗尼卡对自己父亲的怨恨被他的儿子约翰七世继承下来——他在竭力保持自己的继承权的同时，在科索沃之战时于热那亚鼓动一场新的暴动。不久之后他返回都城，见到了巴耶塞特的信使。1390年4月13日夜晚，在苏丹提供给他的一小股部队的支持下，他成功再度推翻了约翰五世，在次日清晨胜利入城。皇帝和曼努埃尔——他在两周前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以及一些忠于他们的人再度躲进了金门的堡垒 [13] ，以不寻常的勇气抵御围攻。

然而曼努埃尔溜出城寻找支援了。他解救自己父亲的前两次尝试没能成功，但8月25日，他租借了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的两艘战舰，另外还从利姆诺斯岛、克里斯托波利斯以及君士坦丁堡（这倒是出人预料）各获取了一艘舰船，还从其他来源获得了四艘较小的船只。幸运的是金门堡垒距离马尔马拉海仅有几百码，还有附属的港口，这支小舰队得以轻易突入。战斗持续了三周，但9月17日星期六，老皇帝和他的部下突然冲出塔楼，趁他孙子不注意时击败了他，将他赶出了城。

在最后彻底和解之后，约翰与曼努埃尔胜利返回布拉赫内宫。然而胜利是有代价的。远在安纳托利亚的苏丹没能让约翰七世成为皇帝，他不但将其视作政治挫败，更视作对他个人的冒犯。愤怒的他要求曼努埃尔立即前来加入他的远征，并给付所有拖欠的岁贡。类似的召唤也对约翰七世下达，他对约翰的不满几乎同样强烈。尽管两人厌恶对方，他们也只能听从。同年秋季，他们被迫接受苏丹的命令，参与围攻菲拉德尔菲亚。结果两位罗马皇帝要直接强迫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最后据点投降了。 [14] 在垂死的帝国遭受的各种羞辱之中，这无疑是最讽刺的一个。

约翰五世逝世（1391）

不久之后巴耶塞特给约翰五世送了一封更加蛮横的最后通牒。金门的堡垒——这里让他在前一年保住了皇冠乃至性命——必须被拆毁。若不履行，苏丹军营之中的曼努埃尔将立即被逮捕并刺瞎。可怜的皇帝别无选择只得听从，然而这是他被迫忍受的最后一个耻辱。入冬之后他返回了私人居所，脸转向墙，一病不起。他在1391年2月16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作为皇帝，他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如果从他1341年11月加冕算起的话——他也是拜占庭帝国一千一百多年历史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即使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于1354年逊位时算起，他也执政了近三十七年，时间与亚历克修斯一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相当，仅他的曾祖父安德罗尼卡二世和十世纪的君士坦丁七世时间比他更长。无论如何，这段时间太长了。在千年历史之中最危急的时期之一，帝国的统治者既平庸又无远见，没有半点成功政治家的特质。早在1355年，他向教皇英诺森提出那份异想天开的请求时，便显示出自己对政治的理解极度肤浅。此后他一次次冲动行事，又一次次引发灾难。在前往匈牙利进行至关重要的外交谈判——还要为此在隆冬时节远行——之前，不预先考虑可能得到何种接待，也不思考能有多大概率成功；在清楚自己赊欠威尼斯共和国大笔债务的情况下，依然仓促前往威尼斯，而且清楚谈判失败的话他连返回家乡的资金都没有；曾经四次被困——保加利亚边境一次，威尼斯一次，在自己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还有两次，完全要祈求他人解救。我们难免怀疑，他的前辈之中，有谁能做出任何一件如此愚蠢的事？这些屈辱大多是自作自受，约翰因此没有获得多少怜悯，却获得了许多讥讽，而这些蠢事对他在西欧声望的打击，甚至比他在奥斯曼苏丹强迫之下的卑躬屈膝还要严重。

约翰五世臣服于突厥苏丹时的消极也和他早年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最终他确实无力回天了，甚至连说一句抗议的话都做不到，更别说抵抗了。然而我们难免要问一句，他的执政时期一定要如此屈辱吗（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可以避免）？他能否派出少许部队支援在马里查河或者科索沃平原上英勇奋战的塞尔维亚人呢？若是由他回答，答案自然是不行，他们也最终失败了。舍生取义的时刻真的到了吗？而且他不是发誓臣服于苏丹了吗？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问题依然存在：马其顿人巴西尔一世，或者与他同名的“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会如何应对类似的情形？科穆宁王朝的亚历克修斯一世，或者他的儿子约翰二世，乃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又会怎么应对？他们都会和约翰五世一样懦弱卑屈吗？

我们难免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但他们又能让帝国的状况转好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之中，已经无法阻挡奥斯曼在东欧和小亚细亚的征服。苏丹的基督徒敌人之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被彻底征服。如今只剩拜占庭帝国，但拜占庭帝国已经如此萎缩、穷困、屈辱且沦丧，无法与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同日而语了。不过，帝国尽管大势已去，却没有放弃抵抗。还有三位基督教皇帝将会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统治，这三位坚定且勇敢的领袖让帝国继续存在了六十年，帝国最终在英勇的奋战之中终结。

[1] 其中一人，武卡欣（Vukashin），以尊主身份统治普里莱普和奥赫里德湖，他原本只是斯蒂芬·杜尚的捧杯仆人。他的兄弟约翰·乌格列沙（John Uglesha）则是沙皇的马夫（hippokomos），此时也成了塞雷的尊主。

[2] 梅济耶尔的菲利普（Philippe de Mézières），这位塞浦路斯的法兰克人王国的大法官写作了《圣彼得·托马斯生平》（The Life of St Peter Thomas ）。

[3] 阿马德乌斯的父亲是约翰五世母亲安妮的异母兄弟。

[4] 两位皇子究竟在布达停留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1367年6月商讨教会统一时，他们已经返回君士坦丁堡。

[5] 为免混淆，此处有必要解释一下：牧首卡里斯图斯和菲罗西乌斯（科西努斯）在1350年至1376年各自掌控了一段时间的牧首之位。支持约翰五世的卡里斯图斯最早在1350年就任，在1353年辞职。支持约翰六世的菲罗西乌斯继任，直到约翰于1354年逊位。卡里斯图斯随即重新出任牧首，直到1363年逝世；菲罗西乌斯随即于次年年初继任，直到1376年逝世。

[6] Antirrhetici libri XII contra Gregoram ，ed.J. P. Migne，M.P.G.，Vol. cli，quoted by J.W.Barker，Manuel II Palaeologus ，p. 37.

[7] 和其他使用西里尔字母的语言不同的是，塞尔维亚语有严格对应的转写体系——毕竟使用拉丁字母的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差别，就如同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差别一般。因此，使用这个体系来写塞尔维亚人的名字更严谨，但一般读者可能会对Dusǎn（杜尚）、Uglješa（乌格列沙）、Kraljević（克拉尔耶维奇）这样的写法感到十分困扰。

[8] “体格健硕的他，战锤用了六十磅铁、三十磅银和九磅金制成；战马皮耶巴尔德（Piebald）是世间最迅捷的良驹，懂得人言；他马鞍的一侧挂着战锤，另一侧挂着盛红酒的皮袋配重。马尔科向来好酒，却千杯不醉。”——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Vol.ⅱ，pp. 167～168。

[9] 这一建筑是亚历克修斯·科穆宁于约三百年前建造，全城最黑暗也最恐怖的监狱，其废墟存世至今，位于陆墙的北端，与布拉赫内宫相接。

[10] Letters ，No. 167. Quoted by Professor 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 ，pp.290～291. 本章题词同样出自此信。

[11] 他于1383年6月15日在那里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12] 比如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Ⅲ），在1595年即位之后，便下令杀死至少十九个兄弟，以及他们后宫中六个受宠怀孕的女奴。（此后他还杀了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亲儿子，但这并不是习俗的一部分。）

[13] 这可能就是所谓“七塔堡垒”（Yediküle）的核心，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对其进行扩建，其废墟存世至今。

[14] 究竟是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没有履行1378年向苏丹献城的许诺，还是菲拉德尔菲亚的居民拒绝臣服于苏丹，我们无从得知。

第二十一章 向欧洲求援（1391～1402）

关闭城门，在城中统治吧，城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苏丹巴耶塞特致曼努埃尔二世

即位几天之后，曼努埃尔二世便展现了斗志。他清楚巴耶塞特可能以拜占庭帝国宗主的身份，安排他的侄子约翰七世成为执政皇帝，他是不可能放任如此危机发生的。当他父亲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依然是苏丹都城布尔萨之中的囚徒。他立即开始制订计划，在1391年3月7日晚上溜出军营，悄然赶往海岸，登上等待着他的一艘舰船，穿越马尔马拉海赶往君士坦丁堡。

城中人热情地欢迎了他。没什么人为先皇致哀，如果臣民们对约翰五世有过一点尊重——从来都没有爱戴——的话，这点尊重也早就耗尽了。领导能力和人品都乏善可陈的他，在之前的二十多年之中对苏丹愈发卑屈，让帝国在西欧受人讥讽蔑视。最恶劣的是，身为东正教教会最大支持者的东帝国皇帝，却背叛了自己的教会。曼努埃尔二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展现出与他截然相反的朝气。正当年的他——即位时已经四十一岁——拥有皇帝应有的气度，巴耶塞特本人发现他仅从外表上就能展露出自己的皇室血统，即使第一次见他的人也能看得出来。他身体康健，精力近乎无穷无尽，简而言之，他更像他的祖父而非父亲。可惜，他并不像约翰·坎塔库泽努斯那样留下一部编年史——现存的资料之中，对这段拜占庭帝国绝望岁月的记述资料又是少得可怜——然而他和约翰六世一样热爱文学，也和传统的拜占庭皇帝一样热衷神学思考。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在信件之中常称他为“哲人皇帝”。最令他宽慰的就是写作讨论基督教教条的文章论述，还要尽可能深奥。他的执行力也很强。1371年和1390年，他两次解救了他那个愈发无能的父亲，而且两次都是大获全胜。换一个幸福年代的话，他或许能够成为伟大的统治者。

然而目前的境况已经容不得伟大。皇帝只是奥斯曼苏丹属下一个羸弱无望的附庸，苏丹本希望恭顺得多的约翰七世登上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因此为曼努埃尔擅自即位而恼怒不已。他的回应是两度羞辱不幸的拜占庭帝国。首先他将一个城区划归突厥商人支配，他们不必遵守帝国法律，他们的案件则由苏丹亲自任命的伊斯兰教法官（qadi）审理。尔后，1391年5月，曼努埃尔成为唯一皇帝仅两个月之后，苏丹再度将他召到安纳托利亚参与新的远征，前往黑海沿岸——强迫履行臣属的义务已经是羞辱，更令他不满的是还有约翰七世陪同（他与此人依然几乎无话可说），他们所到之处的凄惨荒芜更是让他心生悲凉。他给朋友凯多内斯的信中如此写道：

（我们驻扎的）平原一片荒芜，因为本地的居民躲进森林、洞穴与山顶，想要避开在所难免的厄运——毫无人性与正义可言的杀戮。妇女、儿童、老人与病弱者，无人幸免……

这一地区有许多所谓城市，但缺少一个可以被称为城市的要素：居民……当我询问这些城市的名字时，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在摧毁这些城市的时候，名字也随之湮灭了。”……

最无法忍受的是，我要在这些人身边作战，增加他们的力量，损害我们自己。 [1]

曼努埃尔再度加冕（1393）

皇帝在1392年1月中旬返回君士坦丁堡，2月10日星期六他与塞雷的塞尔维亚王公君士坦丁·德拉加什（Constantine Dragash）——他也是苏丹的附庸——的女儿海伦娜（Helena）成婚。婚礼次日进行了加冕典礼。对曼努埃尔而言这并非特别必要，他十九年前已经进行过一次，但他相信以完整的东正教仪式完成这一典礼并尽可能宣示权威，多少能够鼓舞他臣民们的士气。这也能提醒他们拜占庭帝国的意义：自古罗马时代起，皇帝接连不断地延续了十三个世纪——虽然偶尔被流放；无论他要面对何种危险，无论他要遭遇何种羞辱，他依然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与使徒地位相当，是上帝在凡间的代理人。

寒冷的2月，当牧首安东尼奥斯（Antonius）缓缓为曼努埃尔戴上皇冠，曼努埃尔又为他的妻子加冕时，围观的大批群众也感受到了这一点。镶嵌画在烛光中闪着金光，穹顶之中熏香氤氲，大教堂中回荡着加冕的颂歌。此时，真正的皇冠仍然作为典当品留在威尼斯人手中的事实似乎并不重要了；皇帝崇高的半神身份在几个月前，因为陪同异教徒苏丹作战而遭玷污也不重要了；统治了几乎整个东欧的苏丹已经抵达都城之外也不重要了。至少这些鄙陋的现实考虑并不是斯摩棱斯克（Smolensk）大修道院院长伊格纳提奥斯（Ignatius）当时所想，他以狂喜记载了这次他有幸参加的典礼。一位佚名的拜占庭见证者也以同样的热情记载了新加冕的夫妇在向欢呼的臣民致意之后，“由恺撒、尊主和尊贵者牵马”返回宫中。

曼努埃尔在加冕一年半之后得以在相对和平之中度过，但1393年7月，反对苏丹的保加利亚严重暴乱迅速瓦解，次年冬季巴耶塞特把他的主要基督徒附庸召到了塞雷的营帐之中。除了皇帝之外，还有他的兄弟摩里亚尊主塞奥多尔、他的岳父君士坦丁·德拉加什、他的侄子约翰七世以及塞尔维亚的斯蒂芬·拉扎列维奇。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客人到场，抵达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要任由苏丹摆布了。曼努埃尔相信巴耶塞特打算把他们全部屠杀，直到负责行刑的宦官——可能是阿里（Ali）帕夏，他是攻破塞萨洛尼基的海尔丁的儿子——拒绝执行或设法搪塞之后，苏丹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的宗主喜怒无常，时而盲目狂怒，时而谦恭而过度和蔼。此处再引述一个简短的证据。

他首先对我们的随从展现了愤怒，挖出他们的双眼，切掉他们的双手……他的癫狂情绪就此缓和，而后单纯地要求和我签订和约——即使已经以各种不公来冒犯与羞辱我——并赐予我礼物，送我返回家乡，就像给打了巴掌的孩子甜枣一样。

苏丹精神状况不稳且愈发危险的事实，还需要比这还好的证明吗？最终，在给他的臣属下达更恐怖的警告之后，他放走了他们——只有塞奥多尔例外，他被迫陪同苏丹征讨塞萨利，并在极大的压力下交出了莫奈姆瓦夏、阿尔戈斯（Argos）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其他几座堡垒。不幸的尊主被迫同意，但幸运的是他很快逃回了自己的领土，随即废除了之前的许诺。与此同时，曼努埃尔依然因侥幸逃过一劫而心惊胆战，全速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都城被围（1395）

不久之后巴耶塞特再度召他前来。这次他直接拒绝了。塞雷的经历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绥靖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政策在穆拉德在位时还能有效，尽管他时而展现残忍，却基本保持着理智，可以进行和平的商议。而巴耶塞特不但喜怒无常，还背信弃义。曼努埃尔的直觉是正确的，幸存的唯一途径在于抵抗。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清楚他这一决定会带来何种重大后果。拒绝苏丹的召唤就等于抗命不遵，摆脱附庸国的地位，也就等于下战书。

让他走出这一步的只有一个原因：无论巴耶塞特下了多大的决心要战胜他，无论突厥军队如何强大，无论攻城武器如何优越，他依然相信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1203年与1204年，该城在第四次十字军的攻击下两度陷落，但两次进攻都是从海上发起，进攻金角湾一侧防御较差的防守工事。巴耶塞特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行动，他依然没有一支可用的海军。他只能从西面的陆墙进攻，尽管金门堡垒于近期被拆毁，陆墙却一如既往地坚实。城墙矗立了近一千年，拜占庭帝国在城墙下击败了许多野心勃勃的围城者，让他们为自己的无能而恼怒丧气，却时常不需要费一兵一卒。

曼努埃尔很快就有机会检验自己的想法了。1394年春，大批突厥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于秋初开始围攻。苏丹下令彻底封锁该城。尽管时而有舰船试图突破封锁——特别是1395年年初一艘威尼斯商船为城中提供了急需的粮食——重要的补给品却依然极度匮乏。城外的土地已经荒芜——更何况城中人也不可能抵达那里，唯一能够耕种的便只有城中的空地和花园了。许多房屋被拆毁以获取木材，让面包师烤制面包。对市民而言幸运的是，情况很快转好了。封锁并未结束，还持续了八年，其间城墙时而遭受攻击，但喜怒无常的巴耶塞特对围攻逐渐失去兴趣，参与其他更有利的行动之后，压力多少有所缓解了。曼努埃尔终于得以把时间用在外交上——他清楚，帝国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持多久。

拜占庭帝国面对的威胁，也是对西欧王公们的威胁，但西欧王公们很难相信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为此付出相当代价的约翰六世也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瓦西琉斯”。然而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之中，突厥人在巴尔干的迅速进军还是让他们陷入了焦虑。保加利亚随着都城特尔诺沃于1393年7月陷落而最终灭亡，两年后塞萨利也步其后尘。更南方的阿提卡和摩里亚原本已经混乱的形势因为约二十年前一群纳瓦拉（Navarre）冒险者的闯入而愈发复杂。他们坚定反对尊主塞奥多尔，以及近期从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手中夺取雅典的阿恰约利家族。不久之后这一地区便陷入战争，突厥老将埃夫雷诺斯-贝格（Evrenos-Beg）得以浑水摸鱼。他在科林斯城下击败塞奥多尔，并在纳瓦拉人的协助下进入摩里亚，夺取了尊主国中心的两座拜占庭堡垒。之后在1395年5月17日，瓦拉几亚大公老米尔恰（Mircea）在路易大帝的女婿、匈牙利国王西吉什蒙德（Sigismund）的援助之下，在罗维内（Rovine）与突厥人作战。一些塞尔维亚王公作为苏丹的附庸出战，包括斯蒂芬·拉扎列维奇、传奇英雄马尔科·克拉尔耶维奇和曼努埃尔的岳父君士坦丁·德拉加什。虽然这一战没有决出胜负，但米尔恰因此被迫承认苏丹的宗主权。

这一切让西欧大受触动。受影响最深的西吉什蒙德向基督教的全体王公们请愿，这次王公们也回应了。两位对立教皇——罗马的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 Ⅳ）和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也做出了回应。法兰西的骑士们对此特别感兴趣，并在教皇的主持下组成了十字军。至少一万法兰西骑士，以及六千德意志骑士前去与西吉什蒙德的六万匈牙利军队和米尔恰集结的一万瓦拉几亚人会合。另外还有一万五千人分别从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波兰和波希米亚赶来。曼努埃尔尽管在1396年2月和西吉什蒙德签署了协议并许诺提供十艘战舰，但因为处于封锁之中，无力提供多少战略上的协助；不过希俄斯岛和莱斯沃斯岛的热那亚人派出了舰队，负责守卫多瑙河河口和黑海沿岸，罗德岛的骑士团也提供了援助。甚至威尼斯也在漫长的犹豫之后——他们一如既往地考虑着对他们最有利的举措——派出一支小规模的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巡逻，并守卫十字军与君士坦丁堡之间至关重要的交通线。

尼科波利斯之战（1396）

这支大军——基本可以肯定总人数超过十万——在布达集结，于1396年8月沿多瑙河河谷出征。很明显，十字军起初便受相当的宗教热情束缚，热情的年轻骑士们自以为早年的骑士英雄，要把他们一路赶出圣墓教堂的大门。他们扬扬自得地夸耀，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可以用枪尖顶起来。西吉什蒙德试图严明军纪并谨慎行动，却无人响应。远征起初颇为顺利，保加利亚王公斯特拉齐米尔（Stracimir）无视对宗主苏丹发下的誓言，打开了维丁的城门；但随后十字军在拉霍瓦（Rahova）毫无理由地屠杀了当地居民，远征的未来也蒙上了阴影。出发约一个月之后，十字军抵达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并立即开始围攻。苏丹再度展现了自己的“雷电”之名，率部前去解围。

9月25日星期一早晨，一批法兰西骑士在附近的一座小山山顶上发现了少量突厥骑兵，他们就贸然发起了冲击。然而不幸的是，巴耶塞特的大军正在后面他们看不到的谷地之中埋伏。法兰西士兵很快就被包围了。突厥人很快解决了他们，而后冲下山来进攻对此全无防备的十字军余部。随后的战斗变成了屠杀，被俘虏的人之中，讷维尔伯爵约翰因为是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可以获得大笔赎金而没有被杀，其他的一些囚徒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得以幸免。余下的俘虏，总共约一万人，则全部在苏丹面前被斩首。逃走的人——包括西吉什蒙德和圣约翰骑士团候任大团长纳亚克的菲利贝尔（Philibert de Naillac）——勉强登上了威尼斯人的战舰，得以一路逃往西方。一名德意志的俘虏因为年龄太小而得以免于处决，见证了一切的他记载称当船只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时，他和另外三百名幸存的俘虏被迫站在海岸上，嘲笑战败的国王。 [2]

这次怪异而沮丧的远征史称尼科波利斯十字军，也成了历史的里程碑。这不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多国十字军， [3] 也是天主教世界与奥斯曼苏丹的第一次交手。有这样的开头，未来也不会多么光明。

1395年与1396年，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得到了短暂的宽慰。巴耶塞特有其他任务处理，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也大为削弱，大批食物与其他补给品得以运入被围困的城市之中。然而1397年年初，他再度返回，并决定如果君士坦丁堡不肯投降，就强攻破城。幸运的是曼努埃尔对陆墙的信心是正确的，以至于苏丹此后盯上了加拉塔以东较弱的城防。但热那亚人和拜占庭人组成了联军，成功击退了每一次进攻。拒绝放弃的巴耶塞特随后转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加拉塔的守军惊骇地注视着对岸建立起一座巨型堡垒，这座堡垒存世至今，即所谓的阿纳多卢堡垒（Anadolu Hisar）。 [4]

然而相比城防，曼努埃尔更担心的是君士坦丁堡之中的士气。城市再度被封锁，补给在迅速消耗，饥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常见。许多贫穷的市民趁夜溜出城，竭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亚洲，而突厥人将以食物和庇护所来热情欢迎他们。若是城中人同意让约翰七世成为统治者，苏丹就会停止围攻与封锁，这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约翰在城中向来有不少支持者，也会有许多人觉得让侄子取代叔父来终结三年的艰难困苦是值得的。

求援（1398）

开春时，皇帝已经颇为紧张。西吉什蒙德许诺进行新的远征，但他遵守诺言的可能愈发渺茫。3月，曼努埃尔准备在被迫离开时把城市交给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则在4月7日派出三艘战舰“以便皇帝和佩拉（即加拉塔）的热那亚人使用”——后一句倒是罕有的体贴——还表示一旦准备就绪就会派来更多的战舰。事实上，这样的紧急措施并没有派上用场，皇帝坚定守城，不久之后巴耶塞特终于承认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便对围攻失去了兴趣。但他并未彻底放弃。尽管食物补给比之前容易了一些，城中人依然要受苦。一年半之后，1398年9月，威尼斯议会下令，海湾地区的海军总指挥官准备抵御来自加利波利的突厥海军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曼努埃尔则依然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杜卡斯（Ducas）记载称，每天的每一个小时，他都会轻声吟诵同样的祈祷文：

主耶稣基督，不要让世间的基督徒听到，这座城市和其中所有神圣可敬的圣物，在皇帝曼努埃尔在位时落入异教徒手中。

与此同时，皇帝听从威尼斯人接连不断的建议，愈发试图从国外寻求帮助了。这绝非易事，西欧统治者曾经能够燃起的十字军火焰，也因为尼科波利斯的战败而熄灭了。然而曼努埃尔的想法颇为不同：近期的远征尽管以灾难告终，但也证明了基督教世界如果打算为此努力的话，能够取得何种成就。任何一支新的十字军都将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也会在前人摔倒的地方站起来。突厥人可以被赶回亚洲，东欧经久不散的阴云也将彻底消失。于是在1397年与1398年，帝国的使团再次出发，前去觐见教皇，觐见英格兰、法兰西和阿拉贡的国王，以及莫斯科大公，牧首安东尼奥斯也派出了类似的使团觐见波兰国王和基辅都主教。

在罗马，教皇卜尼法斯九世依然因尼科波利斯的战败而羞耻，所以极其乐于洗清人生之中的这个污点。加上他向来在考虑的教会统一事宜，他颁布了两篇诏书——1398年4月一份，1399年3月一份——召集西欧各国参与新的十字军，或者至少要为防卫君士坦丁堡提供财政支持。响应者可以得到完全赦免，各地的教堂也设立了捐款箱。当皇帝的舅父塞奥多尔·帕列奥列格·坎塔库泽努斯（Theodore Palaeologus Cantacuzenus）在1397年10月觐见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时，收到的回应更为喜人。一年前，查理成了热那亚及其海外飞地的统治者 [5] ——约翰七世甚至打算以两万五千弗罗林（florin）以及一座法兰西王国堡垒把皇位出卖给他——因此他不可能对这座危城坐视不管。尽管他无法立即提供军事援助，他还是对塞奥多尔许诺会尽快派出军队，并赠给皇帝一万两千法郎以示善意。

拜占庭使团在1399年夏季抵达英格兰时，可谓来得太不凑巧了。理查二世（Richard Ⅱ）6月和7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爱尔兰，返回英格兰时发现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起兵要推翻他。他在8月被亨利·博林布罗克（Henry Bolingbroke，未来的亨利四世）俘虏，9月正式被废黜，次年2月死于谋杀（也可能是因为绝望而死）。事实上他比曼努埃尔的处境还要艰难，然而他还是接待了拜占庭使团，表达了他的态度，宣布全力支持募集资金——在圣保罗大教堂安排了捐款箱——并下令立即支付三千金马克，即两千英镑。（这笔资金此后全部被热那亚中间人贪污，但那也不是理查能够处理的了。）

另一方面，查理六世则信守承诺，许诺派出部队前往东方的他在1399年如约出兵。指挥官是同时代最伟大的法兰西军官让·勒曼格尔（Jean le Maingre），即著名的布西科元帅（Marshal Boucicault）。元帅三年前参与了尼科波利斯之战，被俘的他在近一年后才付清赎金返回，他急于报仇。他在6月末从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出发，率载运约一千二百人的六艘军舰，一路几次停靠征募士兵，最终突破突厥人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封锁，在9月抵达君士坦丁堡。曼努埃尔热情地欢迎了他，封他为大统帅，和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进行了一系列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但布西科元帅立即意识到这些行动意义索然。想要真正战胜突厥人，军队的规模必须远大于此，并且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获得：皇帝亲自前往巴黎，向法兰西国王求援。

曼努埃尔乐于如此，但仍有一个问题：在他离开之后，谁来照看帝国呢？明显的人选是约翰七世，毕竟如果他另找旁人，约翰自然要再度起兵争夺皇位，但叔侄俩已经多年不曾说话。此时布西科元帅亲自出马，前去瑟利姆布里亚劝说约翰同意和解。两人随后返回君士坦丁堡，帕列奥列格家族内部二十五年来的争斗很快平息了。按照他们的协议，约翰作为摄政者在曼努埃尔离开之后统治，曼努埃尔返回之后则封给他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确实落入了突厥人手中，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有信心将其光复。

曼努埃尔驶向西方（1400）

于是在1399年12月10日，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西方，布西科元帅、皇后海伦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七岁的约翰（John）和四五岁的塞奥多尔（Theodore）陪同前往。事实上他并没有带他们前往法兰西王国，而是安排他们与自己的兄弟在摩里亚居住，这也足以说明他对约翰七世的真实态度。和解确有其事，但如果摄政还打算滋事，他至少不能让家人成为人质。即使如此曼努埃尔也没有放松下来：若是巴耶塞特对伯罗奔尼撒发动突袭怎么办？1400年的头几周，他忙着安排自己的妻儿向威尼斯人的港口莫多内和克罗内逃亡，并为那里的避难所做准备。直到保证了他们未来的安全，他才出发前往威尼斯，和布西科元帅在4月抵达。

两人随即分头行动，元帅径直赶往巴黎安排接待皇帝的事宜。曼努埃尔则在威尼斯逗留了几天，而后通过帕多瓦、维琴察、帕维亚和米兰。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设宴款待皇帝，并赠予他大量礼物，还许诺如果其他统治者愿意出兵的话就亲自陪同他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约翰五世在1370年抵达威尼斯时得到的冷遇截然不同，曼努埃尔在意大利穿行时，所到之处的城镇无不欢庆致敬。截然不同，却也并不算出人预料。约翰前去威尼斯时被视作赖账的乞丐，如今他的儿子被视作英雄。意大利终于意识到了突厥人的威胁。在意大利人眼中，这个高大出众的人——他毕竟是军人——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守卫者，与欧洲潜在的拯救者。

这几年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意大利人开始研究希腊语文学与科学，并对此深感兴趣。在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希腊语在意大利早已无人使用。彼特拉克拥有《荷马史诗》的希腊语手稿，尽管对荷马颇为尊敬，却看不懂手稿的内容。 [6] 希腊语研究长期没有什么真正的进步，直到1396年，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的学生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成为佛罗伦萨新成立的希腊语学科的教授。随后知识如野火一般传播开来。1400年年初，赫里索洛拉斯留下一批人数不多却颇为热切的希腊语学者，以及在意大利首次出现的希腊语语法著作，前往米兰迎接皇帝。在米兰以及其他各地，曼努埃尔发现受过教育的市民们急于学习希腊文化，倾听他的每一句话。身为学者的他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皇帝在巴黎（1400）

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在1400年6月3日——五十岁生日三周之前——来到巴黎。查理六世在郊区的沙朗通（Charenton）骑着雪白色的马进入城中。来自圣丹尼的僧侣见证了典礼全程，因曼努埃尔换马时的动作而惊异。

……皇帝穿着白丝绸的长袍，迅捷地骑在国王提供给他的白马上，脚根本不沾地。在场的人看到他中等身材，肩宽背阔，四肢有力，尽管胡须已经很长而且多有白发，却依然被他的气度折服，相信他是真正的皇帝之材。 [7]

在盛大的队列之中，曼努埃尔来到古卢浮宫，宫殿的一侧整修一新以迎接他。他得到了奢华的娱乐接待，国王亲自与他围猎；他被请到索邦学院（Sorbonne）会见全国最显赫的学者们。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皇帝应有的尊崇。然而礼仪庆典不能掩盖的事实是，他没能达成自己的任务。他与国王及其幕僚们进行了几次谈判，其间他们同意再提供一千二百人，为期一年，指挥官依然是布西科元帅。但他和元帅都清楚，这点部队是杯水车薪。不发动一场全面的多国十字军就不可能战胜突厥人，而查理明显不肯考虑这一可能。

皇帝抵达几周之后，查理就陷入了周期性的精神失常，随后所有谈判被迫推迟，情势未见好转。而曼努埃尔此时正在与卡斯蒂利亚的国王和阿拉贡的国王商谈，两位国王都欣然许诺支援——虽然对支援的规模都说得颇为含糊。他也和圣约翰骑士团的修道长彼得·霍尔特（Peter Holt）讨论前去英格兰的可能。霍尔特指出此时前去英格兰很难达成目的，他此前联络的理查二世在前一年被目前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废黜，亨利正在苏格兰平息叛乱。更重要的是虽然英格兰与法兰西暂时保持和平，双方的关系却依然紧张，很难说英格兰国王是否会接待一位刚刚得到法兰西国王殷勤接待的统治者，即使他地位显赫。

幸运的是这个修道长的担忧并未成真。他和曼努埃尔在加来（Calais）沮丧地停留了两个月，等待亨利从苏格兰返回接见他们，12月时他们终于渡海前往。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停留几天后，他们在圣诞节四天前抵达伦敦。国王在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入城。他的态度并非冷淡，而是同样以至高的尊敬接待了他。他在王国之中的地位仍不稳固，许多臣民认定他是篡位者，或许还认为他是弑君者，因此他有必要借接待拜占庭皇帝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威望。圣诞节当天，他在埃尔瑟姆（Eltham）的宫殿 [8] 之中设宴款待宾客。和在巴黎一样，所有人都被曼努埃尔的威严，以及他和随从身上一尘不染的白丝绸长袍触动。在场者之中包括法学家阿斯克的亚当（Adam of Usk），他记载道：“我想，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君主在萨拉森人的威逼之下，被迫从最遥远的东方来到最遥远的西方岛屿上寻求援助，心中是何等的悲苦……上帝啊，古罗马的荣光，如今何在？” [9]

皇帝对国王亨利的印象似乎也同样深刻。

现在正款待我们的君主，大不列颠的国王（原文如此），他统治的领域可谓小世界了。他的功绩与德行都不胜枚举……他的外表和决断均可谓出类拔萃，他的力量威震四方，他的明察深孚众望。他乐于助人，雪中送炭。他让我们在海运与国运的双重风暴的夹击下，得到了真正的避风港……他的言语也让我们如沐春风，他赐予我们荣耀与关爱……他将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提供重骑兵、弓箭手、资金以及护送这支部队所必要的舰船。

并非所有人都和亨利的客人一样热情，亨利本人尽管无力提供他欣然允诺的军事支援，至少是真诚地同情拜占庭帝国。得知前一位国王提供的三千马克没能到账，他立即下令正式调查。得知这笔钱被私吞之后，他立即进行了补偿，还给曼努埃尔提供了四千英镑，据说是教堂的捐款箱中的资金——英格兰人会对一个几乎没有人去过，大部分人也几乎没有听过的国家如此慷慨，确实令人震惊。

失望（1401）

在英格兰停留了约七周之后，曼努埃尔在1401年2月末返回巴黎。他停留了一年多，和阿拉贡国王、葡萄牙国王、罗马教皇和阿维尼翁的敌对教皇进行商谈，他或许还和查理——此时的他暂时恢复了清醒——共同联络蒙古领袖帖木儿（Tamburlaine），鼓动他率庞大且所向无敌的大军击溃巴耶塞特。他在整个夏季颇为乐观，他在这一时期在巴黎写下的信件得以存留至今，证实他此时依然相信多国准备组成联军共同出征。然而入秋之后，他信件中的语气便愈发失落。阿拉贡国王认定季节已晚；英格兰国王亨利忙于平息威尔士的新叛乱；佛罗伦萨对曼努埃尔派去求援的亲属迪米特里奥斯·帕列奥列格（Demetrius Palaeologus）的回复之中说了许多同情的话，但指出他们要对付意大利的“巴耶塞特”（米兰的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

法兰西王国的答复是最令他失望的。理论上新的十字军应当由法兰西王国主导、组织、安排、创建并制订计划。然而查理六世已经基本失去处理朝政的能力，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犯疯病。而这让他家族之中的其他成员借机争权夺利，让政府愈发陷入瘫痪状态。1401年秋，本应当率法军出征的布西科元帅被推举为热那亚的管理者，而后于10月末就任。但皇帝依然不肯放弃希望。几个月之后他向威尼斯写信，希望总督米凯莱·斯泰诺（Michele Steno）代替查理领导十字军，但总督推脱了。他指出，威尼斯已经为“罗马的基督徒”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如今该轮到西欧其他国家出力了。

在如此挫败之后，为什么希望破灭的皇帝还要长时间留在西欧呢？一些人认为他无颜返回都城，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清醒理智的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已经近两年没有见到他的妻儿，若是事情顺利的话他不会多离开自己的家人和都城一天。但他也下定了决心。他父亲的绥靖政策已经破产，抵抗是唯一的出路。为了抵抗，只要尚存一线说服全欧洲的王公抑或几名贵族改变心意的希望，他也要留下来。

他愿意在此停留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1402年9月，沙托莫朗的让（Jean de Chateaumorand）爵士——布西科元帅让他带三百法军在君士坦丁堡坚守——带着让局势为之一变的消息返回了巴黎。帖木儿的蒙古大军歼灭了奥斯曼的部队，巴耶塞特本人被俘。对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而言，在西欧逗留已经没有意义，他开始准备返程。

[1] J.W.巴克（J.W.Barker）全文引述了这些信件（Manuel II Palaeologus ，pp. 88～96）。这一段基本源自巴克的译文，只是进行了一些缩减，以免读者因曼努埃尔佶屈聱牙的文风而不快。

[2] Johann Schiltberger，Hakluyt Society ，Vol. lviii，1879.

[3] 尽管1444年还有一次同样不成功的“瓦尔纳十字军”，但其规模要小得多。

[4] 如今已然荒弃的堡垒在1452年得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整修，他在对岸建起了如梅利堡垒（Rumeli Hisar）。

[5] 《都灵条约》之后不久，热那亚的政府管理体系便崩溃了。因党派斗争而分裂的共和国在五年内先后选举又罢免了十位总督。直到1396年，热那亚人才自愿臣服于法兰西王国的统治，而这一统治持续到了1409年。

[6] 他和学生薄伽丘（Boccaccio）费了一番周折，最终从卡拉布里亚深处的某座巴西尔会（Basilian）的修道院中找到了一个年老而肮脏的僧侣，在1360年把他请到了佛罗伦萨。尽管他其貌不扬，而且行为怪异——彼特拉克称他如同“克里特岛迷宫的守护者”——薄伽丘还是让他住在自己的家中，请他翻译《伊利亚特》，然而僧侣还远没有完成翻译便不幸遭雷击而死。

[7] Religieux de Saint-Denis，Chronica Karoli sexti ，quoted by J.W.Barker，Manuel II Palaeologus .

[8] 配有城壕的埃尔瑟姆宫存留至今，位于格林尼治东南方向一两英里处。早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时（1327～1377）便修造了这座王宫，爱德华四世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进行了重修，配有巨大桁架屋顶的大厅就是在这一时期修造的。接待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的宫殿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乃至荡然无存。

[9] Chronicon ，p.57. Quoted by 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p.1.

第二十二章 帖木儿的遗产（1402～1425）

若您愿做我的父亲，我便愿做您的儿子。我们之间自此将再无对抗与分歧。

——王子苏莱曼对皇帝约翰七世所说

在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离开君士坦丁堡期间，都城大部分时间处于围攻之中。他的侄子约翰七世竭力抵御，沙托莫朗的让和他的法兰西士兵们也英勇奋战，趁夜或在围城者因其他缘故放松警惕时出城袭击。若是没有他们，这座城或许还要早陷落五十年，毕竟巴耶塞特向来高傲。一份佚名的记载提到，当他贪婪地注视那些宏伟的教堂和宫殿时，心里想的只有将其据为己有。他就想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夺过来供自己居住。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施加压力，或许在1401年的夏秋，他给约翰送去了最后通牒。

如果我将皇帝曼努埃尔赶出了这座城，我并不是因为你们，而是为了自己……如果你们打算表示友好，就此撤离，我愿意把你们选择的任何一个行省交给你们居住；但如果你们拒绝，那么愿安拉与先知见证，我将会把你们全部消灭，不留一人……

拜占庭依然有足够的傲气回应突厥使节。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贫困疲劳，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强大力量——除了上帝，上帝将援助弱者战胜强者。就这样，你们随意吧。

但都城不可能永久坚守。1402年夏季，当约翰从他的叔父那里得知，西欧近期仍没有派出援军的可能，他清楚自己必须准备和谈。按照西班牙在撒马尔罕的蒙古宫廷的使节——克拉维约的鲁伊·冈萨雷斯（Ruy González de Clavijo）的说法，约翰事实上已经和苏丹达成协议，许诺在苏丹击败蒙古入侵者之后立即献城投降。梵蒂冈图书馆之中的一份希腊编年史的记载更是声称，君士坦丁堡已经派出拿着城门钥匙的使节赶往奥斯曼苏丹的营地。无论情况如何，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巴耶塞特的战败来得太快了，而完成这一击的不是曼努埃尔，不是约翰，也不是布西科元帅或者沙托莫朗的让，而是帖木儿。

巴耶塞特被俘与亡故（1403）

帖木儿，即所谓的“跛子帖木儿”，于1336年出生，自称成吉思汗的后人，于1369年在撒马尔罕夺取汗位，三十年后他的统治领土包括阿富汗、印度北部直到安纳托利亚边境的广大地域。他的名字威震亚洲四方。尽管他此时六十有余，他的精力与野心却不减当年。1400年的进攻中他夺取了塞巴斯蒂亚，将该城夷平，屠戮全部居民，然而他没有随即西进，而是转往美索不达米亚处理紧急事务。1402年春，他再度返回小亚细亚，要和奥斯曼苏丹决一死战。

7月28日星期五，在安卡拉以北的丘布克（Chubuk）平原，亲率突厥大军出征的苏丹以一万近卫军精锐为核心居中，左翼交给他的儿子苏莱曼，主要由欧洲部队组成的右翼则交给塞尔维亚的封臣斯蒂芬·拉扎列维奇。基督徒英勇奋战，但穆斯林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巴耶塞特将安纳托利亚的鞑靼骑兵布置在第一线，这是个重大失误，不肯和同宗作战的他们开战之后立即倒戈。一两个小时之后，奥斯曼大军在战场上留下了一万五千具尸体，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无法幸免。然而巴耶塞特拒绝投降，他还没有打过败仗。他撤退到一座小山上，他和儿子们带着他的卫队和近卫军残部继续抵抗直到入夜，情况最终还是陷入绝望了。他的长子穆斯塔法（Mustafa）的结局不得而知，再未见于任何记载，应当是阵亡了。另一个儿子穆萨（Musa）被俘虏。其他儿子逃离了战场，但他们的父亲无法及时逃离，他也被蒙古弓箭手俘虏，披枷戴镣押往帖木儿的大帐，而他的征服者正在和儿子下棋。

帖木儿首先向巴耶塞特致以被俘的君主应得的礼遇，然而他的态度很快便转变了。随后当他在安纳托利亚进军时，据说他把苏丹装在铁笼子里随军行动。 [1] 有时他还用他的俘虏垫脚上马，进一步羞辱苏丹。很快他便抢走了巴耶塞特的后宫供自己享乐，还要苏丹的塞尔维亚妻子德斯皮娜（Despina）裸体为他斟酒。在八个月的折磨之后，巴耶塞特的精神崩溃了。他在1403年3月突然中风，并在几天后死去——或许是因为病重，但很可能是自杀。 [2]

帖木儿此时则如鱼得水。他的大军攻破奥斯曼苏丹国都城布尔萨，入城后大肆烧杀淫掠，而后他们转往自1344年便由拉丁人控制的士麦那——主要由圣约翰骑士团掌控。骑士团英勇抵抗，然而1402年12月该城还是被攻破了，基督徒在小亚细亚的最后据点化作了一片焦土。与此同时，所有奥斯曼苏丹之外的埃米尔们——来自艾登、卡拉曼、萨鲁汉勒等——此前被奥尔汗和穆拉德赶出了自己的领土，许多人逃到蒙古人那里避难，如今他们得到了自己当年的领土。帖木儿的长期目标似乎很快便要达成，即彻底剿灭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力量。巴耶塞特的四个儿子多少算是阻碍，但他们正因为继承问题而自相残杀，只要挑唆他们内斗，他就可以保证他们无法构成严重威胁。

若是他在这一地区停留更久，他也许可以给奥斯曼家族致命一击。然而帖木儿是个游牧民，他和所有的游牧民一样不愿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1403年春，他率大军离开小亚细亚返回撒马尔罕，寻找新世界去征服。两年后他准备穿越草原进攻中国，但对中国而言，幸运的是他在途中逝世了——吉本声称他是因“滥用冰水”而加剧了热病。他没有留下帝国，没有留下合适的管理体系，只留下了毁灭与混乱。几年之后巴耶塞特的儿子们就可以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卷土重来了。

欧洲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帖木儿没有率军渡海，而鲁米利亚（Rumelia），即苏丹的欧洲领土，依然由奥斯曼苏丹稳固掌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那里驻守的大批突厥士兵如今得到了许多为躲避蒙古人而前来的突厥人的支援。最初几个月，即使拜占庭帝国也并不厌恶这些难民，毕竟在安卡拉之战后，帝国畏惧的是蒙古人而非突厥人。如果蒙古人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更多的人力自然更有助于抵御他们。直到得知他们不会发动入侵的消息时，东欧的基督徒们才意识到，他们周边地域的境况愈发恶劣了。

事实上他们也很快意识到，这场大战在很大程度上让事态转好了。首先，奥斯曼帝国因此一分为二，欧洲与亚洲部分不再有正常联系；其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就此解除——这对拜占庭人而言是直接的大喜讯，八年之后，食物供给终于恢复正常，人们终于得以重返日常生活，不必为下一餐而担忧了；最后就是国家士气问题，拜占庭依然处于绝望的危机之中，但事实证明苏丹也不过是凡夫俗子，并非不可战胜。他的军队既然被击败过，就可以被再度击败。

曼努埃尔返回君士坦丁堡（1403）

在法兰西王国得知巴耶塞特战败的消息之后，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似乎依然并不急于返回君士坦丁堡，他直到11月21日才离开巴黎。之后在沙托莫朗的让率领的两百人的护送下，他不紧不慢地前往热那亚，与老朋友布西科元帅会合，布西科元帅也在1403年1月22日安排盛宴款待他。在2月10日离开该城之后，他在3月14日抵达威尼斯。其间他的行程未见记载，然而可以确知的是他在热那亚时试图安排热那亚、威尼斯和拜占庭的三方会谈——虽然没能成功。他也许是想要趁穿过意大利的机会和尽可能多的意大利城邦商议，协助他与突厥人作战。此前他的试探结果可谓失望，但巴耶塞特的失败让他相信，现在是集结欧洲军力最合适的时机，他也愿意为此竭尽全力。

威尼斯也热情欢迎了曼努埃尔，却希望他尽快返回君士坦丁堡。东方形势的变化明显会产生重大的外交变故，共和国也决心全力利用这一变故，他们更愿意和曼努埃尔谈判，而非公开倾向热那亚人的约翰七世。威尼斯因此给皇帝配备了三艘战舰和四十名随从，最终说服他在4月5日起航。即使那时他也坚持要在摩里亚停靠，接上自己的妻儿，并和他的兄弟塞奥多尔商议。 [3] 直到1403年6月9日，他才在自己的都城上岸，赶到加利波利陪同他的约翰七世也随他一同入城。他离开了近三年半。

他还得知了更多的好消息。前一年8月，巴耶塞特在世的儿子之中最年长的苏莱曼抵达加利波利，企图控制欧洲各省份。他的性格和父亲截然不同，他宽容随和，倾向于妥协，更希望在谈判桌而非战场上解决问题，而最喜欢的还是享乐。在预先商谈几周之后，双方在年末进行了正式协商，苏莱曼，以及威尼斯、热那亚、罗德岛骑士团、斯蒂芬·拉扎列维奇和纳克索斯岛的拉丁公爵共同组成的基督徒联盟一同出席。他们共同拟定了和约，并在1403年年初签署。

当曼努埃尔在抵达威尼斯时听闻这一协议的条件时，他几乎无法相信。拜占庭帝国不再是苏丹的附庸，不必支付岁贡，苏莱曼反而尊奉拜占庭皇帝为宗主。为了显示诚意，他归还塞萨洛尼基和周边地区，还有色雷斯的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与阿索斯圣山，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到墨森布里亚，乃至瓦尔纳的黑海沿岸大片土地，还有爱琴海的斯基罗斯岛、斯基亚索斯岛和斯科派洛斯岛。拜占庭和其他签约国的所有俘虏将被释放。最后一个，也是最惊人的条件是，若无皇帝和联盟国其他成员全体批准，突厥舰船不得通过赫勒斯滂海峡或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回报，他只要求缔约各国承认他在色雷斯的统治，定都亚得里亚堡。

曼努埃尔返回都城的首要举动就是亲笔签署这一协议。然而，他对侄子的憎恶情绪再度燃起，将他放逐到了利姆诺斯岛，还很可能——虽然不能确定——剥夺了他塞萨洛尼基管理者的头衔，即使曼努埃尔在离开之前曾经如此许诺。无论原因如何，约翰七世不会欣然接受流放。抵达利姆诺斯岛几周之后他便和岳父——统治西北方向约五十英里处的莱斯沃斯岛的热那亚人弗朗切斯科·加蒂卢西奥二世（Francesco Ⅱ Gattilusio）联系，9月中旬两人率领七艘战舰前往塞萨洛尼基，要武力夺取该城。他们是否抵达该城，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们出发的消息便足以让曼努埃尔清醒起来。10月，双方达成协议，约翰就此在塞萨洛尼基成为“全塞萨利的皇帝”。

流放约翰七世的原因（1403）

曼努埃尔放逐自己侄子的目的是什么？在离开都城前往西方期间，约翰七世的表现堪称典范，他明智地统治，在现存资料中，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篡夺叔父皇位的意图；他和苏莱曼签署了极度有利的协议，极大地巩固了帝国的国力；曼努埃尔返回之后他也展现了风度，毫不犹豫地交出大权。然而曼努埃尔既可谓公正，也不热衷报复，这么做总归要有个原因。只是性格不合吗？只是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侄子，不愿让他留在君士坦丁堡吗？还是说他因约翰向巴耶塞特许诺，在战胜帖木儿之后献城投降——暂且假设传言属实——而愤怒？还是说，在西方遭受如此冷遇之后，他依然希望对突厥人发动军事进攻，因而厌恶签署和约，即使其条件在短期意义上如此有利？如果果真如此，那他为什么又在返回之后立即亲笔签署批准呢？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假说，但都没有绝对的说服力。一些人指出放逐约翰是故作姿态，皇帝只是想讨好帖木儿，因为帖木儿为拜占庭帝国在安卡拉之战后支持突厥人的政策而愤怒。另有人从两份很少提及的同时代文本中，指出小皇帝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Andronicus Palaeologus）在七岁时夭折的消息，他应当是约翰七世和伊琳妮·加蒂卢西奥（Irene Gattilusio）的儿子。（此前史学界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孩童的存在，然而如今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这些文本的说法。 [4] ）如果说小安德罗尼卡是在曼努埃尔前往西方时诞生的——毕竟如果约翰已有继承人的话，曼努埃尔也不会把帝国交给他那么久——并在曼努埃尔返回之前加冕成为共治皇帝，曼努埃尔会有如此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质疑这一假说的主要理由是尽管资料中称安德罗尼卡为皇帝，却没有指出他何时加冕。如果说典礼是在曼努埃尔离开期间进行，其他资料总归会提及。因此很可能是约翰在塞萨洛尼基，身为“全塞萨利的皇帝”时给儿子加冕，如此解释足以推翻这一理论。

真实情况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了。幸运的是约翰在塞萨洛尼基已经满足，也不怀念在都城掌权的日子，没有给他的叔父惹出什么新麻烦，还竭力建造并捐赠各种宗教建筑与慈善设施，以期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在1408年9月逝世，临终时接受了僧袍，并和他的曾外祖父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一样改名约瑟夫。他的继承人共治皇帝安德罗尼卡五世已经先他离去，帕列奥列格家族的长支就此绝嗣。

曼努埃尔再度在君士坦丁堡掌权时，发现角色出现了奇迹般的调换。几年前，拜占庭人为争夺皇位而开战，突厥苏丹在挑唆他们对抗之中渔翁得利。现在突厥人陷入了混乱，他们并不实行长子继承制，此时巴耶塞特至少有四个儿子在争夺奥斯曼苏丹之位；皇帝由于近期的和约被迫向曾经的敌人保持一定的友好，却也无法避免卷入纠纷。

曼努埃尔在摩里亚与塞萨利（1409）

第一阶段的争夺在曼努埃尔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就结束了。四位王子之中，在帖木儿离开后控制布尔萨的伊萨（Isa）被他的兄弟穆罕默德（Mehmet）赶走。他逃到君士坦丁堡，约翰七世允许他在此暂时避难，不久之后他返回安纳托利亚再度开战，却再度被穆罕默德击败，并被下令处决。1404年，另一位王子穆萨，此前和他父亲一同被俘，在巴耶塞特死后获准护送他的遗体返回都城安葬，随后他在亚得里亚堡对自己的兄弟苏莱曼宣战。三年断断续续的小战斗之后，苏莱曼突然表现出不寻常的主动，他进入小亚细亚，在1407年春季趁穆罕默德离开之机夺取了布尔萨。然而，他的最高权威并未持续多久。穆萨在穆罕默德的鼓动之下入侵色雷斯，并开始寻求周边地区基督教国家的支持，1409年苏莱曼被迫匆忙赶回欧洲解救自己的领土。

这一切让曼努埃尔相信，不论1403年的协议提供了多少短期利益，也不能完全相信与亚得里亚堡的突厥政权的盟友关系，更别说安纳托利亚的突厥政权了。他也不能停止向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发出号召，获取他们的实际支持。1404年，他已经向法兰西和阿拉贡派出新的使团；两年后，他和威尼斯续约；1407年，他再度给总督斯泰诺写信，请求他和热那亚人放下成见，联合进攻突厥人。毕竟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趁奥斯曼苏丹国在兄弟阋墙时出手，而这样的机会或许不可能再有了。但威尼斯人不为所动。同年他派自己的另一个密友——此前成功出使佛罗伦萨和米兰的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作为使节觐见巴黎的查理六世。赫里索洛拉斯给国王的礼物之中有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手稿这一无价之宝，用黄金和象牙装裱之后，还配有皇帝、皇后和三个儿子的细密画。 [5] 查理收到礼物后欣喜不已，但并没有许诺支援；此后赫里索洛拉斯先后觐见了英格兰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同样无功而返。

1407年，曼努埃尔患病已久的兄弟、摩里亚尊主塞奥多尔病故。他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尽管与邻近的突厥人和法兰克人——以及近期和圣约翰骑士团——常有摩擦，他却基本保全了领土的完整与帝国的威望。皇帝对他向来喜爱信任，亲自执笔写下了他的悼词；1408年夏，他亲自前去米斯特拉吊唁，由于尊主没有婚生的儿子，他安排自己的次子塞奥多尔接替了他。9月他仍在那里，得知了约翰七世的死讯。他也许能更淡然地对待这份讣告，但约翰也没有后嗣，必须安排继承。皇帝随即返回塞萨洛尼基，安排自己的三儿子，即八岁的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继承。

曼努埃尔在1409年年初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无疑是希望直接掌控塞萨利和摩里亚这两个行省，就此加强帝国在希腊半岛的力量与威望。但在他能够如此安排之前，他再度卷入了奥斯曼苏丹国的内斗。同年秋季，焦急的苏莱曼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返回亚得里亚堡时发现从多瑙河地区出兵的穆萨穿过了色雷斯，如今已经兵临城下。他称皇帝为挚爱的父亲，解释称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他不可能从接下来的战斗之中幸存——他还提醒曼努埃尔，穆萨如果胜利的话，绝对不会像自己那么礼貌。为了展现善意，他还让自己的一儿一女作为人质，并提出与曼努埃尔的侄女——尊主塞奥多尔的私生女——成婚。

哀哉，婚姻未能持续多久。两兄弟在1410年6月与7月的最初两次战斗中，苏莱曼取胜。然而，尽管他并非胆怯，他的性格之中却有不利于掌权的巨大弱点。冬季，穆萨整军备战之际，苏莱曼却躲在宫中酗酒淫乐。1411年年初，他的大军遗弃了他——许多人厌恶他倒向基督徒的政策——亚得里亚堡几乎未做抵抗便陷落了。他作为俘虏在2月17日被带到他的兄弟面前，穆萨立即下令将他绞死。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这是个相当重大的事件。皇帝清楚穆萨的为人，他继承了他父亲巴耶塞特的暴戾、野蛮、活跃与高效，还有他对基督徒的憎恨。他在夺取亚得里亚堡的政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止了1403年的和约，宣称他兄弟的各种让步均属无效。之后他派出部队进入塞萨利、围攻塞萨洛尼基，他本人则率领主力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一路烧杀抢掠大肆破坏。此时他也得以集结起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力量，在无人阻挡的情况之下穿过赫勒斯滂海峡和马尔马拉海，重新开始封锁。

君士坦丁堡城中人的不安可想而知，他们在十年间第二次遭受水陆并进的围攻。然而幸运的是，他们并不会遭受巴耶塞特围攻时的苦难。拜占庭海军尽管羸弱，却足以将突厥舰船赶回地中海，恢复了补给线；与此同时，尽管突厥人对陆墙竭力轰击，陆墙仍岿然不动。穆萨虽然无法突袭夺取该城，却也没有打算离开。若不是皇帝靠他擅长的纵横捭阖打破僵局，僵持可能持续更久。他清楚，让穆萨彻底离开政治舞台的方法只有一个：他的兄弟穆罕默德。1412年年初，他派密使前往穆罕默德在布尔萨的宫廷。

穆萨战败（1413）

巴耶塞特的儿子们的夺权战争如今只剩两方：穆萨和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远比他的兄弟理智且清醒，在他看来，为了终止奥斯曼苏丹之位的争夺，和拜占庭结盟未尝不可。他立即骑马赶往克里索波利斯，曼努埃尔在那里与他会面，并护送他返回君士坦丁堡。皇帝安排了三天的奢华娱乐接待他，一支一万五千人的突厥大军则在同时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第四天，穆罕默德率部进攻他依然在城下扎营的兄弟。最初的进攻并不成功，却也不算惨败，发现穆萨的部队比他想象的更强，穆罕默德及时撤退，返回小亚细亚征召援军。他的第二次进攻得到了少量拜占庭部队，以及斯蒂芬·拉扎列维奇的一小支军队的支援，却依然战败，但穆罕默德远不肯就此放弃。1413年6月15日，一支全新的大军借助拜占庭的运输船渡过海峡，第三次发动进攻。此时穆萨也让许多的部下不满——并非和苏莱曼一样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残忍无情——许多士兵悄然逃走。当他见识到穆罕默德部队的规模时，他只得仓促撤退。他和他的部下退回亚得里亚堡后又继续撤退，直到7月5日，在塞尔维亚的卡穆尔卢（Camurlu）的决战之中他彻底战败。他奋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被带到兄弟面前，被绞死。

请告诉我的父亲，罗马人的皇帝，我在神和我身为皇帝的父亲的帮助下，光复了本该由我继承的领土。自此我将成为他的臣属，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般。他会明白我的殷勤与感恩。他可以随意指挥我，我也乐于作为他的仆人行动。

史学家米哈伊尔·杜卡斯（Michael Ducas）记载称这是穆罕默德——此时鲁米利亚和罗姆（Rum） [6] 的唯一统治者——在胜利之后送给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的信。穆罕默德清楚，也承认这一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皇帝的帮助，而且立即承认了那些苏莱曼签署，却又被穆萨否认的让步。他也清楚在十年的内战之后，苏丹国急需休养生息，以便恢复秩序并重建政府，保证这一和平的最好手段在于，和拜占庭帝国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希腊保持友好关系，即使极其勉强。曼努埃尔对此求之不得，他清楚突厥人的野心，但目前的境况无疑比他继位二十二年之中的任何一个时候都好，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和一位博学且热爱和平的苏丹建立起了紧密的私人关系。未来在上帝手中，但拜占庭帝国或许还是有些希望的。

六里城防（1416）

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已经六十三岁，在同时代可谓高寿的他依然健康且精力充沛，而且决定要给他的儿子约翰留下一个尽可能坚实的帝国——即使崩溃在所难免。帝国的边境线确实距离君士坦丁堡郊区不远了，但是塞萨洛尼基和摩里亚依然归属帝国，此时分别在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和塞奥多尔的掌控之下。他把保护帝国都城之外的两个最后据点视作第一要务，他清楚这两个据点能在君士坦丁堡陷入危机时出手相救，甚至在城破之时作为避难所，给他们继续奋战的机会。他希望能在死去之前去那里拜访。

留下儿子约翰在君士坦丁堡摄政之后，曼努埃尔率领四艘战舰和两艘载运步骑兵的运输船，在1414年7月25日起程前往塞萨洛尼基。尔后他突然停靠在了本来微不足道的萨索斯岛，那里正在遭受莱斯沃斯岛的统治者弗朗切斯科·加蒂卢西奥的私生子乔治（Giorgio）的威胁，而这正是他带部队出行的目的。曼努埃尔花了约三个月才得以重掌主权，然后转往塞萨洛尼基，时年约十四岁的小安德罗尼卡也热烈接待了他们，父子共同在阿索斯圣山出席宗教典礼。1415年春，他完成了任务，率领部队通过埃维亚岛前往伯罗奔尼撒。3月29日，复活节的星期五，他抵达小港科赫莱（Kenchreai），那里距离萨罗尼克湾（Saronic）的伊斯米亚（Isthmia）只有一两英里。

在此登岸是皇帝有意为之，因为皇帝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与儿子塞奥多尔会面，而是实现1408年来到此地时便产生的想法：建立起横穿科林斯地峡的六英里长的坚固防御体系。这一区域基本与如今的科林斯运河相重叠。这并不算什么新想法，早在公元前480年抵御波斯王薛西斯（Xerxes）时就建设了类似的防御体系，公元前369年又扩建了一次。公元253年，罗马皇帝瓦莱里安又进行了扩建，六世纪初扩建的工事则远胜此前建造的工事，总共建造了一百五十三座塔楼，两端各有一个巨型堡垒，主持建造的正是查士丁尼。因此曼努埃尔的任务是整修而非创造，但他的工人们——应当就是从君士坦丁堡带出的士兵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二十五天就完成了任务。 [7] 修建的工事因其长度而得名“六里城防”（Hexamilion），此后伯罗奔尼撒半岛在理论上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大岛——此时半岛大部分土地由希腊人控制，陆路无法突破，由常备的海军防卫海域，至少皇帝希望如此。修造的款项靠向当地人征收特别税收而得以募集，许多不满的当地人甚至发动公开叛乱，但曼努埃尔依然做好了准备。他稀少的军队投入作战，叛军于7月在卡拉马塔（Kalamata）被击败。直到那时，皇帝才起程前往米斯特拉，他的儿子塞奥多尔出城迎接。直到1416年3月他才返回君士坦丁堡。

六里城防是用来防御突厥人的，这明显意味着尽管曼努埃尔和穆罕默德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他依然清楚长期威胁的存在。然而帝国暂时还是得以安稳。穆罕默德依然在安纳托利亚维持秩序，与艾登埃米尔和卡拉曼埃米尔作战；1416年他被迫面对新的危机：一个自称巴耶塞特的长子穆斯塔法的人发动了叛乱，虽然穆斯塔法在安卡拉之战中应已战死，再未出现。叛乱很快就平息了，威尼斯人却鲁莽地安排他逃到了欧洲。此人抵达塞萨洛尼基，乞求年轻的尊主安德罗尼卡，并请求避难。穆罕默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向皇帝请求不要如此公然违背双方的协议，曼努埃尔的回答却闪烁其词。他指出，避难的权利让他无权交出穆斯塔法，但他愿意让此人一生软禁在那里，只要苏丹愿意供给他生活。穆罕默德欣然同意，这个僭称者也就此被软禁在了利姆诺斯岛。双方对这一安排都可谓满意，皇帝和苏丹的关系也几乎没有受损，但曼努埃尔实际上完成了某种阴谋，穆罕默德也清楚这一点。无论那个穆斯塔法是真是假——很可能是假的——拜占庭帝国手中都控制了一个奥斯曼苏丹之位的僭称者，如果使用得当，此人便是个相当有用的棋子。

比萨会议（1409）

1414年年末，宗教大会于康斯坦茨召开，以解决罗马教会近四十年的分裂。分裂在1377年开始，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y XI）将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了罗马。格里高利于一年后逝世，随后的教皇选举可谓一片混乱。罗马城中人清楚，如果法兰西王国的枢机主教们及其支持者成功，选出的人选将返回阿维尼翁，而且很可能一去不返。为了避免让他们的城市承受如此的灾难，他们直接冲进会场，惊恐的教士们选举了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Urban Ⅵ），他也随即宣称留在罗马。不幸的是，在他就职几周之后，他就激怒了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以至于他们就此宣称他的教皇职务无效，并选举了一位新教皇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来代替他。乌尔班在罗马岿然不动，拒绝屈服；随着争议继续，双方都继续选举各自的新教皇。当乌尔班的第三个继任者——八十岁的威尼斯人安杰洛·科雷尔（Angelo Correr）在1406年12月19日就任，称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y XII）时，对立情绪依然毫无衰减。

不到一周之后，格里高利就在马赛和克莱芒的继任者、敌对教皇本笃十三世通信，提出会面。他还宣称，如果本笃同意逊位，他也愿意就此逊位，让枢机主教进行一次不受干扰的大选举。本笃同意了，并提出在萨沃纳（Savona）会面。然而问题几乎立即开始浮现。萨沃纳在法兰西王国境内，因此是支持本笃的区域，而从罗马前往那里路途漫长，花费甚大，耄耋之年的教皇很难走完。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分裂继续，他试图攻破罗马并强行阻止教皇离开。尽管他没能成功，但格里高利还是相信当自己离开之后，这座神圣的城市就不再安全了。最后，繁杂的工作让这个老人疲惫不堪，日益衰朽，愈发无法抵抗家人——特别是他正在贪污教廷钱财的两个侄辈——的压力，他们竭尽所能阻止他逊位。

出于这些原因，萨沃纳的会面最终未能成行。1407年8月，格里高利最终向北出发，但在约定的日期，11月1日，他刚刚抵达锡耶纳。次年4月，当他抵达卢卡时，他最畏惧的事成真了：拉迪斯拉斯出兵进攻罗马。这座城市群龙无首，贫穷困窘，士气低落，几乎没有抵抗便投降了。情况之恶劣堪称前所未有。教皇的支持者都处于流亡之中，互相指责对方不守信用。随着僵局的持续，和解的可能性似乎在迅速减少。这两位教皇自然是指望不上了。1409年3月25日，约五百名教士参加的大宗教会议在比萨召开；6月5日，会议宣布罢免格里高利与本笃，声称两人都是违抗正信的异端和分裂主义者。全世界的基督徒不必顺从两人，而是要见证一个普世的节日。随后会议选举了他们唯一的继任者——米兰大主教彼得·菲拉尔格斯（Peter Philarges），这个曾经在克里特岛乞讨的孤儿如今成了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

读者或许会认为，现在这两位教皇应当安然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次宗教会议的责任。宗教会议不是他们任何一人召开，也没有请到他们任何一人——他们拒绝前来后会议便宣称他们违抗正信——这意味着会议的权威高于教廷。而这样的理论，任何一位教皇都不会同意的。若是多一点外交，多一点机巧，多一点谅解，这两个虽有分歧，却都诚实正直，而且本不希望掌控教皇之位的老人完全可以和解，并就此弥合分裂。然而此时他们只能宣布这一会议不合教规并继续坚持。不久之后，人们就意识到比萨会议的唯一结果在于，让已同时存在两个教皇的基督教世界出现第三位教皇。但枢机主教不肯收回决定，当最无法承受压力的教皇亚历山大在1410年5月骤逝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举了继任者。

许多人认为正是成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 [8] 毒杀了亚历山大。他是否这么做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确实当过海盗，本质上也依然是个海盗。他干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他的平步青云完全是靠着天才般的阴谋与敲诈，他让教廷在道义上和精神上都堕落到堪与十世纪的“教皇艳事”时代相比。 [9] 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涅姆的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of Niem）记载了他在博洛尼亚——科萨曾在这里担任教廷委派的管理者——听到的惊人流言：科萨就任教皇的第一年之中便奸污了至少两百人，包括少妇、寡妇和处女，以及大批修女。他接下来三年间的艳史未见记述，然而平均数据似乎相当可观。他在1415年5月29日的另一场宗教大会——于前一年的11月在康斯坦茨召开——之中因此遭到指控。吉本总结称：“这是世上最可耻的指控，基督在凡间的牧师被指控为海盗、谋杀者、强奸犯、鸡奸者和乱伦者。”所有指控自然属实，宗教会议却从之前在比萨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要求他自己批准这一判决。

尔后在7月初，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同意自愿逊位，要求他作为仅次于未来教皇的教会第二人物存在。不过考虑到一个事实——他已经年且九旬而且极度衰朽，这个特权倒也不算过分，人们认为他不会占据这个位置多久。他确实在两年后离世。那时，敌对教皇本笃也已被罢黜；1417年选出了新的合法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Ⅴ），分裂就此结束了。

天主教的公主（1421）

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向来幻想着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以便让拜占庭彻底摆脱奥斯曼苏丹的侵袭，因此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前几年中教皇明显没有提出什么重大提议的可能，而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由曼努埃尔的老盟友匈牙利国王西吉什蒙德（自1410年成为西帝国皇帝）发起，而且西吉什蒙德坚持允许东方与西方教士的代表共同参加——似乎提供了一个表达他焦虑情绪的机会。不幸的是，他四处出访的使节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他也是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罢黜约翰六周之前，于1415年4月在康斯坦茨离世。但曼努埃尔还是立即派出了新的使节参加会议，再度提出教会统一问题，并为显示善意，提出让他最年长的两个儿子约翰和塞奥多尔迎娶天主教的公主。

新的教会统一商谈和此前的商谈一样无果而终，但两位皇子的婚姻达到了他们父亲期望的结果。1420年，摩里亚尊主塞奥多尔——二十五岁的他依然未婚——迎娶了里米尼伯爵的女儿克莱奥帕·马拉泰斯塔（Cleope Malatesta）； [10] 1421年1月19日，曼努埃尔的长子约翰则极不情愿地迎娶了蒙费拉的索菲亚（Sophia）。约翰的第一位妻子安娜（Anna）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Basil Ⅰ）的女儿，在三年前染瘟疫离世，成婚四年的她那时只有十五岁。约翰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则愈发不幸。按米哈伊尔·杜卡斯的说法，不幸的新娘索菲亚相貌平平，他毫不客气地记载称她前胸如四旬斋，后背如复活节。约翰根本不愿多看她一眼。他尊重父亲的意愿，没有直接把这个女孩送回家，却把她冷落在宫中的偏远角落，而且据说他完全不肯圆房。她最终在1426年登上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的航船逃离，返回她的父母身边，而后成为修女。

约翰·帕列奥列格的第二次婚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给了他一个无法容忍的新娘，而是提供了加冕为共治皇帝的场合。曼努埃尔清楚自己早年在继承争议之中遭遇的困难，明确表示要让自己的长子继承皇位。他也严苛地训练约翰学习帝国管理，以便在精神上与道德上都符合君主的要求。1414年，曼努埃尔把摄政的任务委托给他；1416年，为了增加他的管理经验，曼努埃尔还把他派到摩里亚协助他的兄弟塞奥多尔。在希腊停留近两年之后，二十六岁的约翰返回了君士坦丁堡，而他和他父亲都相信他能够掌控皇权了。

穆拉德进军（1422）

加冕之后，约翰八世（John Ⅷ）在处理事务时的表现愈发突出，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最能体现他影响力的就是帝国和奥斯曼苏丹的关系。穆罕默德在1413年继位之后，双方得以享受和平。然而其间无疑是突厥人获益更多，穆罕默德借机修复了内战之中的许多损失；而君士坦丁堡的年轻一代，包括约翰在内，相信帝国若是要继续存续，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若是曼努埃尔和穆罕默德在世，既成事实不会有多大变化。1421年，当穆罕默德请求取道君士坦丁堡从欧洲返回亚洲时，曼努埃尔拒绝了他幕僚们提出将他逮捕并谋杀的建议。曼努埃尔不但立即允许他通行，还亲自护送他渡过海峡，在克里索波利斯与他同席共餐后才返回。然而不久之后，穆罕默德在1421年5月21日突然逝世。他的死因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记述，一些人说是打猎事故，一些人说是急性痢疾，还有人认为是毒杀。但没什么人指控拜占庭帝国。苏丹国几周之内秘不发丧，以便尽可能减小即位带来的问题。当讣告终于发出时，穆罕默德的长子和储君穆拉德二世（Murad Ⅱ）已经牢固掌握政权。 [11]

君士坦丁堡主战派的声音此时越来越高，他们公开指责曼努埃尔——此时他在全知圣母修道院中躲避肆虐全城的瘟疫——没有及时谋杀苏丹。主战派的领袖包括共治皇帝约翰，现在他们拒绝承认穆拉德，并扶植仍在利姆诺斯岛的僭位者穆斯塔法与他对抗。曼努埃尔得知这一提议时的惊恐似乎并非夸张，但他年事已高，见自己无法说动约翰便任由他决策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判断的正确。穆斯塔法被释放后，在拜占庭帝国的协助之下控制了鲁米利亚大部，但他拒绝如约将加利波利交还给帝国，声称穆斯林不能把征服的土地归还给异教徒。不久之后约翰和他的朋友们就意识到，信任一个冒险者是何等的失算。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1422年1月，穆斯塔法及其支持者登上热那亚的舰船渡海，却被穆拉德决定性击溃，被迫逃回欧洲。一两周之后，穆拉德从小亚细亚率领大军返回，并迅速打破了僭称者的希望。但逮捕并处决穆斯塔法并不足以平息苏丹的愤怒，他决定开战。他拒绝听从前去缓和事态的拜占庭使节的劝说，派部队封锁了塞萨洛尼基；他本人则率主力进攻君士坦丁堡——这并非惩戒打击，而是决心突袭夺取该城。

1422年的围攻战和巴耶塞特的围攻相当不同。巴耶塞特进行的是消耗战，让居民断粮，但穆拉德远没有祖父的耐心。按同时代的见证者约翰·卡纳努斯（John Cananus）的记述，他建起了从马尔马拉海延伸到金角湾，与陆墙平行的巨大土墙，并将投石机和其他器械放到土墙上，以便攻击城中的守军。然而城中的男男女女共同努力，和每一次君士坦丁堡遭受围攻时的市民一样勇敢与顽强。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约翰八世堪称典范，他似乎无处不在，出现在每一段城墙，无休止地工作，接连不断地呼喊激励他人，用他的精力与效率鼓舞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幸运的是苏丹颇为迷信，他来到欧洲时带了一个圣人，据说此人是先知的后代，他声称该城会在8月24日星期一陷落，而穆拉德在当天集结重兵大举攻城。战斗漫长且艰苦，但守军最终守住了城防，突厥人被迫撤退。他们竭尽全力却无功而返。不到两周之后，失望沮丧的苏丹下令放弃围攻，城墙上的哨兵们见到几乎攻破该城的大军拔寨起程向西撤退时，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没有人知道，因年迈体虚而愈发无法参与守城的曼努埃尔，实际上悄然密谋让老苏丹的小儿子、十三岁的穆斯塔法（Mustafa）——此前穆罕默德把他交给曼努埃尔看护——趁兄长离开之机登上奥斯曼苏丹之位。穆拉德得知此事后被迫返回以避免内战再起。在众人看来，这只有一个解释：这座城市的庇护者——圣母，再度拯救了城市。

将塞萨洛尼基献给威尼斯（1423）

秘密支持穆斯塔法是曼努埃尔为帝国立下的最后一件功劳。年轻的王子避开了兄长的掌控，在9月30日带一批随从抵达君士坦丁堡接受盟约；但次日，在曼努埃尔得以接见他之前，老皇帝严重中风，半身瘫痪。幸运的是他思维依然清楚，但这依然导致他的儿子掌控了和穆斯塔法的谈判，以及和方济各会的地区教长（Provincial）马萨的安东尼奥（Antonio da Massa）率领的教皇使团进行的谈判，他们在三周前带着教会统一的九点计划抵达。

事实上这两件事都没有给约翰带来什么麻烦。1423年年初，年轻的穆斯塔法被交给了他的兄长，随即被弓弦勒死。教皇的提议和此前不计其数的提议并无二致，还是坚定要求希腊教会“归入”罗马教会，而后才能考虑军事远征。然而其他方面的事态都在继续恶化。君士坦丁堡暂时得以解困，但塞萨洛尼基依然处于围攻之中，虽然海上能够提供一些补给，贸易却彻底陷入停滞。开春之后，城中陷入严重的饥荒，曼努埃尔的儿子、年仅二十三岁的安德罗尼卡罹患象皮病 [12] ，无力应对。夏初，他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在父兄批准之后，他派使节觐见埃维亚岛的威尼斯长官，将城市献给了威尼斯。

塞萨洛尼基不是被出售，也不是投降。安德罗尼卡极其直白地解释了理由。帝国再无力防卫这座城市，他本人也身染重病，无力应对危机。如果威尼斯愿意承担重任，他只有一个要求：保持该城的所有行政机构与宗教机构原封不动。威尼斯人花了些时间决定，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总督的两名代表赶往塞萨洛尼基，还带来了六艘满载着食物与补给的运输船。9月14日，城外的突厥人无奈地看着土墙上升起圣马可旗。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安德罗尼卡便和妻儿离开，前往摩里亚，成为僧侣并在四年后去世。威尼斯人则派使团觐见苏丹，正式通知他主权转移一事，但他不肯接见他们。

这一年行将结束时，穆拉德依然不肯停止战争。约翰·帕列奥列格打算最后一次向西方求援。在他看来，此时欧洲的所有人应该都能看出危险了。突厥大军随时可以重新围攻君士坦丁堡。在目前的状况下城市不可能久持，如果城市陷落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苏丹继续西进呢？他把摄政大权交给自己十九岁的兄弟君士坦丁（Constantine），并授予他尊主之位，自己则在11月15日起航前往威尼斯。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威尼斯议会同意支付津贴以供他开销——却一无所获。威尼斯人决心为自己的利益奋战到底——埃维亚岛、塞萨洛尼基、摩里亚和其他希腊岛屿。但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态度不曾改变：如果约翰说服了西欧其他国家发动远征，共和国自然愿意参与；没能说服，就算了。

在1424年1月底离开威尼斯之后，皇帝前往米兰和曼托瓦（Mantua），分别和当地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与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 Gonzaga）会谈。夏初他赶往匈牙利，却再度大失所望。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西吉什蒙德认定在东西方教会依然处于分裂之时，没有进行有效支援的可能。约翰让匈牙利和宿敌威尼斯和解的提议也没收获多少善意的回应。悲哀而幻灭的皇帝坐船驶出多瑙河，在11月1日返回君士坦丁堡。

曼努埃尔二世逝世（1425）

境况比近一年前离开时缓和了一些。帝国终于和苏丹讲和了。和平的代价相当高昂，要支付可观的岁贡，并把苏莱曼和穆罕默德赐予的马尔马拉海与黑海的滨海地区归还苏丹。但君士坦丁堡的市民终于得以安歇，而不必担心突厥人的攻城机械立即出现在城外了。约翰发现自己的父亲依然在世时也可能颇为意外。曼努埃尔没能从中风之中恢复健康，他卧床不起，病情日益沉重。然而他的思维依然清晰，并开始为他儿子过大的野心而担忧，在病榻上与他长谈，说明不必要地激怒苏丹或者强行推行教会统一，可能产生什么风险。在一次谈话结束之后，约翰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曼努埃尔对他的老朋友及历史学家乔治·斯法兰泽斯（George Sphrantzes）如此说道：

若是在历史之中的另一个时刻，我的儿子也许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但现在就不合时宜了。他的眼界相当广阔，若是在我们先辈的繁荣时代，这自然是合适的。然而在如今江河日下之时，我们的帝国不需要伟大的君主，而是需要精明的管理者。我担心他的宏图大志反倒会让我们的家族就此灭亡。

不久之后，依照习俗，老皇帝发誓成为僧侣，穿上僧袍，并改名马修（Matthew）。他在1425年6月27日如此度过了自己的七十五岁生日。二十五天后他撒手人寰，于同日在全能基督修道院中安葬。在他葬礼上演讲的是二十五岁的僧侣贝萨里翁（Bessarion），下文还会提及此人。斯法兰泽斯记载称他得到的哀悼远胜任何一位先辈，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也是他应得的。

[1] （帖木儿说：）“若是我如现在的你这样落入你的手中，你会如何处置我？”（巴耶塞特说：）“我会把你投入铁笼之中，在凯旋时带着你巡游我的王国。”（帖木儿说：）“那就如此处置你。”（Richard Knolles，Turkish History ，London，1687～1700.）

[2]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 ）中声称他撞向铁笼的栏杆，脑浆迸裂而死。

[3] 塞奥多尔在1396年将科林斯卖给了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随即决定控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当地人对此极为不满，尊主国也很快陷入混乱。此时艰难之中的尊主被迫向骑士团提议赎回该城，最终在1404年得偿所愿。

[4] 另外一份安德罗尼卡五世（Andronicus Ⅴ）存在的证据是存于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的象牙雕刻，基本可以肯定上面描绘的是1403或1404年，约翰和安德罗尼卡共同在塞萨洛尼基的情景。

[5] 手稿原本打算保存在圣丹尼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世纪时人们往往误以为丢尼修就是法兰西王国的庇护圣人。目前手稿保存在卢浮宫。

[6] “鲁米利亚”通常指代突厥人控制的欧洲领土，“罗姆”（即罗马）本来指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塞尔柱苏丹占领的地区，仍用于描述突厥控制的安纳托利亚。

[7] 其遗迹存留至今，位于今运河的西南方向。运河与工事的走向基本平行，因为土地高低不平，其距离在五百码到一英里半之间。

[8] 他即位的情况以及此后被罢黜的事实，意味着他不应当被列入教皇的名单。1958年被选举为教皇的枢机主教安杰洛·龙卡利（Angelo Roncalli）却颇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个称号。

[9] 见第二卷。

[10] 十五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时年二十岁的纪尧姆·迪费（Guillaume Dufay）为订婚礼谱写了赞美诗《为公主欢庆》（Vasilissa ergo gaude ）。尽管新娘貌美而且道德高尚（至少记述如此），婚姻却并不成功。塞奥多尔颇为厌恶她，以至于一度打算就此逊位并进入修道院，只为彻底离开她。

[11] 穆罕默德最大的纪念碑就是布尔萨的绿色清真寺。他逝世时仍未完全建成，并就此保持了未完工的状态，却依然可谓盛景。使用绿松石装饰的苏丹陵寝——在1855年大地震损毁后修复——就在清真寺后方，同样华丽。

[12] 哈尔科康戴拉斯（Chalcocondylas）的记载如此，其他资料称他罹患麻风病或癫痫。采信哪种说法请读者自行斟酌。

第二十三章 天主欢庆（1425～1448）

当都主教们下船时，市民们惯常地迎接他们，询问：“情况怎么样？会议什么结果？我们胜利了吗？”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出卖了信仰，抛弃了虔诚，背弃了真正的牺牲，要使用无酵饼了。”

——米哈伊尔·杜卡斯

1425年7月21日，当三十二岁的约翰·帕列奥列格成为唯一的皇帝时，他继承的帝国已经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而君士坦丁堡如今也是一片凄凉。早在1403年，克拉维约的鲁伊·冈萨雷斯便记述了城中诡异的荒弃。

尽管城市庞大，城墙环绕范围广阔，城中的人口却极少；城中一些山丘与谷地之中还有庄稼地、葡萄园和许多果园，房屋如同农村一般聚集在这些耕地附近，而这还是城中央的景象。

二十多年后，城市已经遭受三次围攻——每次都有大批市民逃走，而且大部分人再没有返回——和数次瘟疫，人口必然愈发减少。准确的数额难以估量，但1425年时，城中的居民不太可能超过五万人，甚至可能远少于这个数字。

君士坦丁堡的困境（1425）

帝国在经济上也陷入绝境。君士坦丁堡是昔日文明世界之中最富裕繁忙的商业中心，但其贸易早已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把持，现在因为接连不断的战火以及政治上的不稳而愈发艰难，微薄的关税成了拜占庭唯一的财政收入。货币制度已经瓦解，货币如今还在继续贬值。由于接连不断的围攻以及人口减少，食物供给濒于崩溃，时而彻底中断。居民因此严重营养不良，缺乏抵抗力的他们在瘟疫肆虐城中时自然难以幸免。

人力与财力的同时匮乏导致他们无法修复建筑。目前几乎所有建筑都严重受损。许多教堂与空壳无异。君士坦丁巨大的竞技场因为不断坍塌，已经被用作马球场。牧首也早已离开自己的教堂，去更温暖更干燥的地方居住了。即使皇帝的布拉赫内宫也濒于坍塌。约翰执政晚期，另一位卡斯蒂利亚的旅行者佩罗·塔富尔（Pero Tafur）如此记载：

皇帝的宫殿本应该极为奢华，但如今宫殿和城市都展现着其中居民曾遭受并正在遭受的厄运……建筑内部几乎没有维护，只有皇帝、皇后和他们的随从居住的地方才进行整修，而且范围极小。皇帝的国度依然和从前一样壮丽，古时的典礼依然在按部就班地完整进行，但实际上，他是个没有教区的主教……

城中人口稀少。全城分成几个城区，滨海的城区人口最多。居民衣不蔽体，贫困不堪，显示着他们经受的苦难——虽然对这些恶毒的罪人而言，这样的报应还不够。

这份遗产并不会让人欣喜，约翰或许会嫉妒自己的兄弟。尊主君士坦丁的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在他父亲逝世后他控制着一块君士坦丁堡以北的狭小区域，包括黑海港口瑟利姆布里亚、墨森布里亚和安西亚卢斯，突厥人近期允许帝国控制这一地区。从战略上来说这些地方确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皇帝控制这一地区的前提条件是作为苏丹的封臣，而如果穆拉德打算收回这一地区，乃至穿过这一地区进攻都城，很难说他或者君士坦丁又能做什么反抗。曼努埃尔另外四个儿子都在摩里亚——这明确表明了这个希腊南部的尊主国在帕列奥列格家族之中有何等的重要意义。原因也同样明确。摩里亚是可以防卫的，君士坦丁堡则无法防卫。都城的陆墙依然存在，而且在此前二十五年间已经抵御三次围攻。但在这一时期，人口衰减同样不曾间断，每天能够守卫城墙的强健男女都在减少。更大的问题在于士气崩溃。明眼人之中几乎无人怀有获得解救的希望。西欧的援助愈发渺茫，突厥人在短暂的挫败之后，如今由坚决且难缠的穆拉德二世统治，已是前所未有地强大。他必将卷土重来，而当他打算再度发动围攻时，居民很可能主动献城投降，只为免于城破之后在所难免的屠杀与掳掠。

摩里亚却相对稳固。近期这一地区确实遭到了可观的破坏，1423年，突厥大军入侵阿尔巴尼亚之后南下塞萨利，几乎无视了曼努埃尔引以为傲的六里城防。但他们没能久持，城墙此后还被加高加固，而威尼斯——因突厥人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而愈发警惕——许诺在突厥人再度入侵时立即提供支援。威尼斯人的舰船已经在海滨巡航，稚嫩的突厥海军依然无力抵抗他们。群山之中依然存在少许法兰西或者意大利的小王公，控制着狭小的独立领土，但他们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无法激起多大风浪。

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曼努埃尔十年前就抱怨过，伯罗奔尼撒人似乎只为自己而战。尊主竭尽所能调和各派之间的关系，但当地的希腊贵族们不肯效忠拜占庭帝国，公开宣称他们是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前来统治他们的异族势力，这无疑增加了调和的困难。然而相比都城，摩里亚的情况可谓安稳；1425年时，若是可以选择在君士坦丁堡还是米斯特拉居住的话，很少有人会心存犹疑。

米斯特拉（1425）

米斯特拉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泰格图斯（Taygetus）山脉的山坡上，该城于1249年由维尔阿杜安的纪尧姆主持建造，他是第四次十字军的编年史家的侄孙。仅仅十二年后，在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后，纪尧姆被迫向拜占庭献出该城，以及莫奈姆瓦夏和马塔潘角（Matapan）的堡垒迈纳。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之中，这一地区基本上是个狭小偏远的希腊飞地，深入法兰克人的领土，而拜占庭委派的管理者自然更愿意居住在莫奈姆瓦夏，以便和都城保持定期联系。此后，希腊人控制的地域不断扩展，拉丁人的范围不断萎缩，莫奈姆瓦夏也成了前哨。1289年，凯法莱（Kephale）在位置更居中的米斯特拉定居；皇帝约翰六世也在1349年，该城建成整整一百年后，把自己的儿子曼努埃尔，即第一任摩里亚尊主安排在了米斯特拉。

约翰五世的四子塞奥多尔·帕列奥列格继承了曼努埃尔的尊主之位，他于1407年去世后，他同名的侄子又继承了他，称塞奥多尔二世（Theodore Ⅱ）。此时米斯特拉已经不只是一个省的首府，而且是堪与一个世纪前的君士坦丁堡相比的艺术、学术与宗教中心。城中第一座重要教堂始建于1300年，几年后便并入了一座巨大的修道院——布隆托希昂（Brontochion）修道院，城市也随即建起了一座新教堂，献给“引路圣母”。都主教的圣迪米特里乌斯教堂也基本建成，另外两座大教堂——天后圣母教堂（Pantanassa）和全知圣母教堂（Peribleptos）也在不久之后建成，或许尊主曼努埃尔亲自主持了这些建造工程。他无疑负责建造了圣索菲亚教堂，并将其用作宫殿礼拜堂。哀哉，这些建筑如今或严重受损，或彻底坍塌，但许多壁画，特别是全知圣母教堂的遗存，依然摄人心魄。

单是这些教堂本身就足以说明米斯特拉对拜占庭帝国的伟大艺术家们有何等的吸引力，该城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重要。曼努埃尔·坎塔库泽努斯和他的兄弟马修——他在1361年理论上成为共治的尊主，但他把政府管理都交给曼努埃尔处置——都颇有学识，他们的父亲，即逊位的皇帝约翰则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时常拜访米斯特拉，并最终于1383年在那里逝世。其他学者纷至沓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著名的都主教尼西亚的贝萨里翁，以及此后成为基辅都主教的伊西多尔（Isidore）——两人此后都成了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另外还有哲学家与神学家乔治·斯库拉里奥斯（George Scholarius），他此后以真纳迪奥斯二世（Gennadius Ⅱ）之名担任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首任牧首。然而米斯特拉学界之中，最伟大的时刻无疑是拜占庭思想家中最具原创性的乔治·格米斯托斯·柏列东（George Gemistos Plethon）来到此地。

乔治·格米斯托斯·柏列东（1430）

和其他人不同，柏列东并非主动迁居到米斯特拉。早年间他便与东正教教会发生冲突，东正教教会惊讶地得知他在突厥人占据的亚得里亚堡居住了多年，并在那里研究亚里士多德学术、琐罗亚斯德教理念和犹太教神秘哲学。当他在大学发表了柏拉图主义的演讲时，这个在他们看来堪称颠覆性的演讲令教会警惕不已，他们本打算指控他为异端，但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即他的朋友与仰慕者，提出他可以前往米斯特拉，那里的风气更适合他。这正是柏列东所希望的。他清楚，拜占庭帝国不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是古典希腊的文明与学术的继承者；他宁愿在古希腊人生活过的地方生活并教学，也不愿在蛮族的土地上生活。更重要的是，身为柏拉图主义者，他同意这位精神导师屡屡提出的观点，反对雅典式民主，支持斯巴达式的纪律。在米斯特拉，这个距离斯巴达古城仅五英里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除了此后在意大利生活的时期——本章随后将具体提及——之外，柏列东的余生都生活在米斯特拉。他成为元老院的成员与政界要人，但他自认为是这个尊主国的宫廷哲学家，也就是古时柏拉图在锡拉库萨，乃至苏格拉底所扮演的角色。他和学生们在本地的集会广场（agora）之中巡回演讲，并无休止地试图改革、巩固并最终拯救摩里亚尊主国——往往基于斯巴达式的思想。这种改革要依靠由希腊公民组成的常备军，代替此前的异族雇佣兵，征收严苛的奢侈税，并要求高度的忍耐与献身精神。土地收归公有，严密监控进出口贸易，僧侣必须参与劳动以奉献社会。柏列东以一系列备忘录的方式正式提出这些改革，在1415年至1418年交给皇帝曼努埃尔和他的儿子尊主塞奥多尔，但这一切无果而终。即使在如此的危急关头，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对拜占庭人而言也过于专制集权，或者说，太“斯巴达”了。他们一如既往将希望寄托于上帝与圣母，如果必须改革的话，要改革的也不是政治或者社会问题，而是信仰。

若是清楚柏列东的思潮最终将走向何方，他们会更为警惕的。他暮年完成的《论法律》（On the Laws ）——他最终于1452年逝世，享年九十岁——之中提出了一种极度特殊的全新宗教，部分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以及古希腊万神殿创造，复兴旧神——尽管仅仅是作为符号——并臣服于全能的宙斯。悲哀的是，我们只知道这个特殊作品的大纲，余下的部分，在作者逝世之后，他朋友乔治·斯库拉里奥斯（未来的牧首）在惊恐之中将其全部焚毁。尽管乔治·格米斯托斯·柏列东这位先驱者逝世时，他在本国之中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在西欧——特别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他得到了相当的尊崇。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为纪念他建造佛罗伦萨学园；1465年，意大利雇佣兵（condottieri）之中最博学的人，里米尼的西吉斯蒙多·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率领一支威尼斯军队进入米斯特拉，他将柏列东的遗骨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运回自己的家乡下葬。至今，他的坟墓依然在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之中，墓志铭上荣耀地称他为“同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塞萨洛尼基大屠杀（1430）

新皇帝执政的最初五年，摩里亚尊主国的发展颇为顺利。1427年，约翰八世在兄弟君士坦丁和乔治·斯法兰泽斯的陪同下，亲率大军在帕特雷湾入海口歼灭了凯法利尼亚与伊庇鲁斯的统治者卡洛·托科（Carlo Tocco）的舰队。随后签署的和约之中，托科将侄女马达莱娜（Maddalena）嫁给了君士坦丁，同时割让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埃利斯和港口克拉伦扎。两年后君士坦丁又从拉丁大主教手中夺取了帕特雷，甚至得到了苏丹穆拉德的承认，将其纳入尊主国。1430年，摩里亚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在希腊人的掌握之中——仅有威尼斯人控制的重要港口克罗内、莫多内和纳夫普利亚除外。

南方的进展却无法与北方的灾难相比。1430年3月，塞萨洛尼基再度落入苏丹手中。威尼斯人对该城的七年统治并不成功。奥斯曼帝国继续封锁，而威尼斯统治者完全无视了在权力交接时许下的承诺，当地人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以至于他们宁肯无耻地打开城门，接受异教徒的统治。威尼斯人远没有按照许诺把塞萨洛尼基变成另一个威尼斯，而是在接受尊主的献城之后不久便后悔了，他们抱怨称他们每年因此要损失六万达克特——苏丹迫使该城支付岁贡。另一方面，他们还是有荣誉感的，当穆拉德于3月26日率领十九万人的大军——这一数据无疑极大夸大了——要求他们立即献城投降时，得到的回复是城上发射的箭矢。

次日，据说瓦塔德昂修道院（Vlataion，在北侧城墙之内，留存至今）的僧侣们给苏丹送了一封信，建议他切断城外的供水管道。他们是否如此背叛了城市，我们不得而知，但可能性并不大——苏丹也更不可能按照他们的建议行动。这次，他决定依靠纯粹的武力，既然已经集结起一支大军，自然要使用。攻击自3月29日黎明开始，穆拉德本人指挥部队进攻东侧城墙，他认为那里是最脆弱的地段。三个小时之中，他的投石机与冲车大肆破坏，他的弓箭手则以箭雨射击每一个敢在塔楼上露头的守城者。塞萨洛尼基的居民逐渐清楚城市已经无望坚持，他们愈发沮丧，许多人开始逃跑；上午九点之后不久，苏丹的部下开始架设云梯。不久之后一名突厥士兵冲上了城头，扔下一颗威尼斯士兵的首级，激励他的战友们跟进。

塞萨洛尼基的居民十分清楚，一个不肯投降的城市将会遭受何种命运，而突厥人刚刚突入了这座城市。然而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而言，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之中发生的一切，远比他们所想象的情景恐怖。一个目击此事的希腊人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John Anagnostes）描述称，突厥士兵高声号叫着冲进城市的街道之中，疯狂屠杀与掠夺；喊杀声与从父母手中抢走的孩童的哭喊声，与从丈夫身边抢走的妇女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所有的教堂遭到掠夺，许多教堂被摧毁；贵族的住宅被洗劫一空之后，或者被占据，或者被焚毁。屠杀之中的丧生者数量无法估计，但阿纳格诺斯特斯认为，至少有七千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被掳走。

在惯例的三天洗劫之后，穆拉德下令停止掠夺。塞萨洛尼基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他并不希望将其彻底变为废墟。城中居民得到了惯例的教训，幸存者也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下令大赦，将一批被囚禁的显赫市民释放，允许富裕者与贫穷者返回家中，并许诺不会再对他们作恶。各地的基督教信仰将会得到尊重，但一些教堂还是要被改为清真寺，其中就包括最受尊崇的神迹圣像教堂（Panaghia Acheiropoietos），那里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 [1]

或许有读者要问，那么城中的威尼斯统治者——那些曾经自夸要将城市变为第二个威尼斯，并因为坚持抵抗而引发随后的劫掠与屠杀——又是什么结局呢？他们在一片混乱之中跑到港口，登上准备好的航船，驶向最近的威尼斯人领土，即由他们控制的埃维亚岛。当他们返回家乡的潟湖时，才发现总督和元老院对他们的表现极为不满：他们被指控玩忽职守，逃离他们负责守卫的城市，因此遭到囚禁。只得到这点惩罚的他们应该沾沾自喜了，毕竟他们的罪责远超他们的审判者所知。

皇帝前往费拉拉（1437）

远在西方，罗马天主教教会依然在一片混乱之中。康斯坦茨会议没有完成什么事实上的改变，反而在至少一个方面是适得其反，因为与会者称之为全体会议，也就是说其权威直接源自上帝，因此超过教皇本人。这危险地加剧了支持全体会议者与支持教皇绝对权威者之间的旧有争议，以至于对教会的纪律构成严重威胁。教皇马丁五世宣布将于1431年在巴塞尔（Basel）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一纷争。

对约翰八世而言，这样的会议犹如希望之光。和在康斯坦茨一样，来自西欧各个基督教国家的代表都将前来。尽管上一次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这十五年间发生的许多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威尼斯，他们刚刚和奥斯曼在塞萨洛尼基交战，这一战的失败带来的不仅是财政与战略上的损失，还严重打击了共和国的国际威望——这才是最重要的。匈牙利国王西吉什蒙德也是如此，当苏丹在前一年的夏季从塞萨洛尼基北上，穿过巴尔干半岛抵达伊庇鲁斯时，他也是无可奈何。约阿尼纳未经抵抗就投降了，苏丹得以继续穿越阿尔巴尼亚，将他的边境不断向西吉什蒙德的领土推进。这次，也许他们会接受拜占庭帝国的请求，而只要威尼斯和匈牙利做出表率，其他国家自然会追随。约翰参与了全体会议权威问题的辩论。近期所有试图统一教会的尝试也全部在同一个基本问题上争论，拜占庭帝国坚持要求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而拉丁教会拒绝考虑这一提议。如今，在支持全体会议者之中，会不会有能扭转态势的潜在盟友呢？

帝国的使节在1431年夏末抵达教皇的宫廷，他们发现气氛颇为紧张。教皇马丁于2月逝世，他的继任者尤金四世（Eugenius Ⅳ）正竭尽所能确立自己的权威，下令与会者离开巴塞尔，在意大利进行余下的所有会议，以便他牢固掌控，然而与会的代表们则宣称拒绝转移。12月18日，尤金颁布敕令，下令会议解散，并宣称他们的辩论全部无效。这次与会代表则直接动用了康斯坦茨会议时颁布的敕令，宣称这次会议也是全体会议——即使这次会议只有十四位高阶教士出席——因此他们拥有最高权威。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争议仍未结束，其间，约翰发现自己得到了双方更加恳切的请求：会议方请求他尽快派官方代表前往巴塞尔，教皇则同样紧张地要求他不派代表前往。直到1433年皇帝才下了决定，指定了三名使节代表他出席大会。当教皇使节前来抗议时，他另派使团前往觐见尤金。他就这样左右逢源，直到1437年夏季问题才最终了结。

教皇此时被迫放弃了此前的决定，承认会议的合法性。对约翰八世而言更重要的是，教皇也不情愿地同意了拜占庭一方向来主张的观点：真正的统一必须靠整个东方与西方教会的全体代表召开大公会议才能实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的大会显然不适合在巴塞尔召开。此前的六年间已经见证各种不满和恶意，如果期望大会取得成功，就必须重新开始。会议方中的顽固派们表示反对，甚至在1439年宣布罢黜教皇，并选举了一位敌对教皇，但这种武断的分裂耗尽了他们所剩无几的威望，各个基督教国家也先后承认了尤金的权威。

理想的情况下，皇帝当然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新的大公会议，但他也被迫承认，在当前的情境下这是不现实的。因此他接受了教皇的选址费拉拉（Ferrara），并声称他本人将和牧首一同率领帝国的代表团前来。尤金得知这个喜讯之后便立即行动起来。9月，他的特使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开始商讨细节，其他人则和威尼斯人商讨雇佣舰队，以便拜占庭使团以合适的礼仪前往费拉拉。因此约翰八世再度把兄弟君士坦丁留在君士坦丁堡摄政，在1437年11月27日星期三，他开始了这段历史性的旅途，带上约七百人的庞大使团，包括大批第一次来到西欧的东帝国基督教教会要人。还有牧首约瑟夫二世本人——年近八旬，心脏疾病让他行动困难，但依然受众人的爱戴——和十八位都主教，包括亚历山大牧首、安条克牧首和耶路撒冷牧首的代表，其中还有一位青年才俊——尼西亚都主教贝萨里翁。同行的还有君士坦丁堡的圣迪米特里乌斯修道院院长伊西多尔，此前他参加了巴塞尔的会议，并在前一年被提升为基辅与全罗斯的主教。另外还有十二名其他主教。使团的俗世人之中包括乔治·斯库拉里奥斯，他们希望凭借乔治对拉丁神学，特别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思想的了解，能够驳倒西欧的学者。最重要的是，乔治·格米斯托斯·柏列东也从米斯特拉赶来。他们都或多或少倒向西欧。坚定的正统派一方的领袖是马克·欧根尼库斯（Mark Eugenicus），以弗所都主教。身为希腊教会神学家之中的领军人物，他坚定反对“和子句”，而他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中让约翰愈发愤怒与紧张。

皇帝也带上了自己的兄弟迪米特里奥斯（Demetrius），此人在1429年受封尊主。他并不认为迪米特里奥斯能在接下来的辩论之中起多少作用，但他清楚此人是个危险的阴谋家，想要就此看住他，以免他兴风作浪。此后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

在费拉拉的繁文缛节（1438）

代表们在1438年2月8日来到威尼斯，船只在利多下锚。这一次，威尼斯共和国决心不惜开销，为皇帝布置最壮观的迎接典礼。次日清晨，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前来迎接他。按照乔治·斯法兰泽斯的说法——他并不在场，但声称他的记载源自在场的尊主迪米特里奥斯——总督对皇帝十分尊敬，他深施一礼，脱帽站立，让约翰八世就座。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总督才入座，而他的座位在皇帝左侧，略低于皇帝。两人随后商议了约翰入城典礼的具体事宜。福斯卡里而后返回安排正式的接待典礼。

中午，总督一如既往在六名议员的陪同之下，登上总督的典礼驳船“布森托罗号”（Bucintoro），船侧面挂着绯红的织毯，圣马可的金狮则在船尾烁烁放光，桨手的衣服上也绣着金丝。旗舰前进时，其他的船只在旁边各就各位，三角旗在桅杆上飘扬，乐师在甲板上演奏。福斯卡里的驳船与皇帝的旗舰并行，而后福斯卡里登上皇帝的旗舰，再度向他行礼。他原本希望两位统治者乘坐典礼驳船入城，但约翰表示反对。他认为，身为皇帝，他必须坐着自己的舰船进入威尼斯。随后总督下令，将他的旗舰将从利多拖到皮亚泽塔（Piazzetta），全城的居民都在那里迎接这位贵宾，为他齐声欢呼。队列从那里缓缓前往威尼斯大运河，在里亚托木桥下，更多的居民在那里等待着，旌旗招展，鼓乐喧天。直到日落时分，他们才来到费拉拉侯爵的大宫殿 [2] 中，那里将在皇帝出访期间供皇帝居住。皇帝在那里居住了三周，给欧洲各地的王公写信，请求他们亲自或至少派代表前来参会。月末，他本人开始了这段旅途的最后一段行程。

相比在威尼斯的礼遇，约翰八世抵达费拉拉时的迎接典礼堪称乏味，还遭遇了瓢泼大雨。教皇尤金热情地欢迎了他，即使如此也无法掩盖接下来将要发生的问题：教皇要求牧首在几天之后到来时，在自己的面前下跪并亲吻教皇的脚。老约瑟夫是极为温和且礼貌的人，但即使是他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冒犯。收到约翰的警告之后，他拒绝下船，除非教皇收回这一要求。尤金最后还是退让了，若非如此，或许费拉拉的会议根本不可能召开。这仅仅是接下来一系列麻烦的仪式问题之中的第一个，而皇帝和教皇都对影响自己权威的问题格外关心。比如，大教堂中两人座椅的位置，就这个问题双方一度争得不可开交。尔后，当会场转往教皇的宫中时，约翰还坚持要骑马前往自己的座位。由于这不可能实现，他下令在墙上打一个洞，坐在座位上由随从抬进去，以免他人看到他下马，双脚也不必触地。这一切此后都照做了，会议也因为打洞而推迟了很久。

这样的极度“拘谨”看上去或许毫无必要，乃至荒谬。某种意义上这是拜占庭宫廷之中旧有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但在费拉拉以及之后的佛罗伦萨，如此坚持也可谓蓄意为之。如果约翰这次出访西欧能够成功，那么重要的是，他必须被视作一个伟大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基督教帝国的君主；作为基督教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免遭贪得无厌的突厥人侵袭。牧首的官员西尔维斯特·塞罗普鲁斯（Sylvester Syropulus）留下了价值极高却存在偏见的记录，记述了会议的幕后细节，比如前文记载的那段轶事。此外他也记载了皇帝在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就希腊教会教士的态度对牧首提出要求：“如果教会保持了尊严，他们将会尊敬我们，信任我们；如果教士们肮脏不洁，他们就会轻蔑我们，无视我们。”

即使刨除那些繁文缛节上的琐碎争议，会议的开始也相当恶劣。约翰要求在四个月后才开始正式讨论教义问题，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等待欧洲各地的王公及其代表到来，并向他们寻求帮助，而他也决心在他们到来之前不做任何重大决定。然而等了整整一春，直到入夏，也没有哪位王公到来。拉丁世界的耐心日益枯竭，教皇——他负责整个希腊代表团的食宿——也愈发在意他的资金消耗了。6月与7月，为了找点事做，数量有限的希腊人和拉丁人讨论了炼狱问题。无疑，与会者之中的许多人觉得自己此时就在炼狱之中，但他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8月暴发了瘟疫，奇怪的是，希腊人似乎对此免疫——不过皇帝此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费拉拉城中，而是沉迷于他的爱好打猎之中——但城中的拉丁教会代表与普通市民深受其害。与此同时，拉丁人也对这些客人愈发不满。对他们而言，幸运的是，希腊人的耐心也快要耗竭了。在这个极度紧张且多变的时期，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大半年，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许多人已经没有钱财可用，因为教皇的补助款发得越来越少了。最终，再明显不过的是，欧洲的王公没有任何人对这次会议感兴趣，因此根本没有必要继续等待他们。10月8日，与会者终于开始考虑具体事宜，他们也都松了口气。

佛罗伦萨的进展（1439）

最初的三个月之中，他们几乎完全在考虑“和子句”问题，也就是说将这句话写入《尼西亚信经》之中是否符合教法，甚至连圣灵是源自圣父与圣子，还是仅仅源自圣父的问题都无法与这个问题相比。希腊一方的主要发言人是都主教马克·欧根尼库斯，他以45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的一句话作为论点的核心论据：“任何人都不得背诵、书写或者编纂言论，与圣洁的神父们在尼西亚定下的信条相悖。”拉丁教会则辩称，他们争论的“和子句”是一句说明，而不是添加内容，他们也指出希腊教会之中此时诵读的《尼西亚信经》已经和尼西亚会议上的原版内容有相当的出入。但都主教不肯接受。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意义索然；都主教则试探性地回答称，那他们又为什么如此坚决地要留下这句话呢？这个问题还涉及语言学问题。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只会说自己的母语，会上也没有合格的翻译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发现本来应当完全相同的部分之中也有差异。比如，希腊语的“ousia”，其意义为本质，却与拉丁人所说的“substantia”有不少差异。这次会议在12月13日结束，距离达成协议依然遥远。

此时，教皇成功说服与会代表转往佛罗伦萨。他提出的理由是费拉拉的瘟疫仍未结束，但真正的动机几乎完全是一个财务问题：会议已经持续八个月，而且毫无进展。会议仿佛要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教皇的资金也因此愈发紧张。而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至少能帮上忙。迁移的益处也不止于此。当会议在1439年2月末重新开始时，希腊人——疲劳、紧张、思乡且饥饿（按塞罗普鲁斯的说法）——似乎比前一年时更愿意妥协了。3月末，他们同意了拉丁教会的说法——圣灵源自圣父与圣子，而且与希腊教会近年的说法，即圣灵源自圣父而通过圣子产生的说法可以等同。取得这个突破之后，老牧首约瑟夫逝世了。然而，正如某个旁观者颇为刻薄的评论所说，他除了调整个把介词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和子句”问题最终解决之后，其他的突出问题也纷纷解决。希腊教会反对罗马教会对炼狱的论述（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正当理由），反对在圣餐时使用无酵饼（在他们看来，这不但与犹太教相同，也是对酵母所象征的圣灵不敬），此外他们也谴责拉丁教会对信众使用两种圣礼，并禁止世俗牧师成婚。但这一系列问题得到的只有一系列反对。另一方面，当拉丁教会全力攻击东正教教会最近才定下的教条，即对上帝能量的论述时，他们却放弃了辩解。教皇权威问题此前向来是个难题，但巴塞尔会议之后，这个问题过于微妙，因此被尽可能地忽略了。 [3] 主要在皇帝本人——他靠着利诱与威逼迫使臣民服从——的推动之下，盛夏时各个重大问题都达成了共识。7月5日星期日，正式的《统一敕令》——几乎完全是拉丁教会原本意见的宣言，仅仅做了一两处妥协，允许使用希腊语——得到了所有东正教教会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签署，唯一的例外是以弗所都主教，他坚定拒绝妥协，但约翰拒绝他提出反对。拉丁教会随后加上了己方的签名，次日敕令在佛罗伦萨大教堂之中公开宣读，首先由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他在会议全程担任拉丁教会主要发言人）用拉丁语宣读，而后由尼西亚都主教贝萨里翁用希腊语宣读。拉丁版本的开头是“天主欢庆”（Laetentur Coeli）。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没什么可欢庆的。

会议失效（1444）

1440年2月，约翰八世途经威尼斯返回君士坦丁堡。他的回程堪称悲哀。他的第二任妻子蒙费拉的索菲亚在十四年前逃回了意大利，在这次不幸的婚姻结束之后，他迎娶了玛丽亚（Maria）——特拉布松皇帝亚历克修斯四世的女儿。她是约翰一生的挚爱，而他在下船时得知她于几周之前不幸去世，大受打击。对帝国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佛罗伦萨的会议几乎受到了一致谴责。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的牧首拒绝承认其代表们在这一文件上的署名。以弗所都主教马克·欧根尼库斯则成了当时的英雄。签署众人厌恶的“天主欢庆”敕令的人，都被当作背叛信仰者，在都城之中如过街老鼠一般，甚至遭到了殴打——以至于1441年，其中一大批人公开宣称，对签署这一敕令表示后悔，正式收回他们对此的支持。

如此普遍的厌恶情绪无疑对皇帝本人的地位有相当的威胁。1442年夏，他向来野心勃勃的兄弟迪米特里奥斯——他陪伴约翰前往佛罗伦萨，但此后他和乔治·斯库拉里奥斯、柏列东一同先行离开，而后返回了他在墨森布里亚的狭小尊主国——以维护东正教的名义发动叛乱，企图争夺皇位。尽管突厥人出兵支持，他依然迅速失败，被皇帝俘虏并软禁。但他的叛乱只是公众不满的一角，而这种不满不断积累，并在以弗所都主教于次年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激化。事实证明，马克·欧根尼库斯的威胁远超迪米特里奥斯。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不过是个顽固的保守派，可以轻易将他解职，但此时的他成了最无畏也最坚决的信仰卫士。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经历，使他成长为出色的辩论者；他的虔敬与高洁，又让皇帝无法靠对他私人的指控而将他除掉。

此时确有一批支持统一的显赫人物，他们本可以支持约翰，然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在1439年改信天主教后几乎立即成为枢机主教，返回君士坦丁堡几个月之后，他便厌恶地离开了，迫不及待地登上去意大利的船只，再也未曾返回拜占庭帝国的土地。 [4] 他的朋友基辅的伊西多尔，即枢机主教的候选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返回莫斯科之后就被立即解除职务并囚禁——但他此后还是得以逃离，返回意大利，并最终以教皇代表的身份返回君士坦丁堡，下文将具体叙述。乔治·斯库拉里奥斯，这位显赫的拉丁学者则露出了本来面目，他在不久之后便否决了“天主欢庆”敕令，进入修道院中隐居，1444年马克·欧根尼库斯逝世后，公众推举他为反对教会统一者的领袖。

教皇组织十字军（1444）

教皇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自然将这一切的发展忠实汇报了，并认为皇帝要为这一切负责。然而教皇尤金选择暂时无视这些问题——至少暂时如此。教会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而他有义务发动十字军，远征拜占庭帝国的敌人。他若是以教会纠纷为理由拒绝出兵，这不但意味着违背对皇帝的许诺，也等于宣告佛罗伦萨的会议彻底失败，“天主欢庆”敕令将沦为一纸空文。此外，发动十字军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加，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进军无人可挡。多瑙河河畔的巨大堡垒斯梅代雷沃（Smederevo） [5] ，由乔治·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ch）在1420年于贝尔格莱德东南约二十五英里处建造，1439年在遭受三个月的围攻之后投降，布兰科维奇本人逃到匈牙利避难。尽管贝尔格莱德继续坚持抵抗，但塞尔维亚北部已经基本被突厥人占据。1441年，苏丹的军队突入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无疑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因此正是匈牙利人——以及乔治·布兰科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人——组成了这次十字军的主力。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他也是波兰国王，此时两国暂时统一）委任一位匈牙利将军——杰出的约翰·胡尼奥迪（John Hunyadi），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将军（Voyevod） [6] ——为总指挥官，拥有全权的军事指挥权。他把组织十字军的任务交给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切萨里尼，即佛罗伦萨会议上拉丁教会的主要发言人，他向来是尤金的左右手，主要处理外交问题。必需的舰队由威尼斯人、勃艮第公爵和教皇本人提供。舰队将航向赫勒斯滂海峡，穿越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黑海，在必要时溯多瑙河而上与陆军会合，陆军则同时从西北方向开始进军。

1443年夏末，十字军出发时，规模大约为两万五千人，几周之后在塞尔维亚城市尼什城下，他们击溃了鲁米利亚的突厥统治者。进军畅通无阻的他们继续向保加利亚进军，圣诞节之前不久，索菲亚在稍做抵抗之后迅速投降。1444年1月，他们再度取得大胜；暮春时节，苏丹终于警惕起来了。突然之间，他的帝国四面受敌。在安纳托利亚，他正忙于平息卡拉曼部的叛乱。在阿尔巴尼亚，乔治·卡斯特里奥蒂（George Kastriotes），著名的“斯坎德培”（Scanderbeg），在克罗亚（Croia）城堡之中高举反旗。在摩里亚，君士坦丁·帕列奥列格——他和他的兄弟塞奥多尔交换了领地，离开了黑海沿岸的原封地后，于前一年10月接任尊主之位——重建了六里城防，并向科林斯湾发动进攻，并很快夺取了雅典和底比斯，迫使原本臣属于苏丹的当地公爵内里奥·阿恰约利二世（Nerio II Acciajuoli）把岁贡支付给他。显然，如果要维持突厥人的统治，穆拉德必须和敌人进行和谈。

6月，苏丹在亚得里亚堡的宫廷之中接见了拉迪斯拉斯国王、乔治·布兰科维奇和约翰·胡尼奥迪派来的使节。随后的和谈确立了十年的停战协议，在其他的各种让步之外，穆拉德还许诺放弃对瓦拉几亚的蚕食，并归还布兰科维奇在塞尔维亚的封地。一个月之后，拉迪斯拉斯在塞格德（Szegedin）批准了这一和约。苏丹自以为解决了这里的问题，于是前往安纳托利亚，试图彻底解决卡拉曼部的叛乱。消息传到罗马时，教皇尤金和他的教廷都因此惊恐不已。胡尼奥迪近年的胜利，以及近期威尼斯人许诺提供支持的消息，意味着终于有可能把突厥人彻底赶出欧洲了，但如今十字军所有的成果就要如此付诸东流了吗？枢机主教切萨里尼格外愤怒，他绝不肯让自己精心组织的一切无果而终。他匆忙赶往塞格德，立即宣称拉迪斯拉斯国王在苏丹面前的誓言无效，几乎直接下令十字军继续开进。

拉迪斯拉斯应当拒绝的，这不但意味着他违背了对苏丹的誓言——即使有人宣称无效——而且此时他的部队被严重削弱了。原来的十字军部队有不少人已经返回家乡，乔治·布兰科维奇因为和约的条款而欣喜不已，因而决心遵守和约。但还是有少量援军从瓦拉几亚赶来，于是年轻的国王决定完成自己的任务。9月，他率领大军返回，枢机主教本人也陪同他前来，十字军再度出征，尽管遭遇了少许抵抗，他还是成功穿过了保加利亚，抵达瓦尔纳附近的黑海海滨，拉迪斯拉斯认为舰队会在那里等待着他。然而那支舰队此时在别处。穆拉德得知遭到背叛之后，匆忙率领八万大军从安纳托利亚返回，而盟军的舰队——以威尼斯舰船为主——竭尽所能阻止他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失败了。强渡海峡之后，愤怒的苏丹沿黑海沿岸一路北上；1444年11月10日，他将被撕毁的条约钉在军旗上，率部猛攻十字军。基督徒们坚守阵地，在绝境之中展现了英勇，但他们毕竟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不到对方的三分之一，没有任何胜算。拉迪斯拉斯战死，切萨里尼也在不久之后阵亡。大军被全部歼灭，主要指挥官中只有约翰·胡尼奥迪率残部逃出生天。对欧洲的突厥人发动的最后一次十字军就此以灾难告终。这是决定性的一击，基督徒的士气再也没能恢复。

苏丹在摩里亚（1447）

对皇帝约翰·帕列奥列格而言，瓦尔纳的灾难意味着他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他的外交斡旋全部无果而终，他的希望已成泡影。他也清楚，为了这一切，他冒险周游各国，忍受各地王公们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背叛自己的教会，并遭到大多数臣民的怨恨。然而最后的羞辱还没有到来。当胜利的苏丹返回之时，身为他忠诚的附庸，约翰被迫在他凯旋之时欢迎他，向他祝贺。

皇帝的兄弟君士坦丁则没有气馁。他找到了新的盟友——勃艮第公爵腓力五世（Philip Ⅴ）。腓力颇为热衷与异教徒作战，他提供了——或至少许诺提供——舰船来支持那次失败的十字军。他和君士坦丁一样，并未因十字军的失败而气馁。1445年夏季，他派出几百名士兵来到摩里亚，让尊主国得以向希腊中部发动一次新的掠夺，一路抵达品都斯山脉，进入阿尔巴尼亚。一路上，居民纷纷前来欢迎他，而至少一名威尼斯统治者被迫仓皇撤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在亚该亚安排的统治者，率领少量骑兵与步兵离开沃斯提萨（Vostitsa）的基地，渡海来到科林斯湾北部，将突厥人赶出了福基斯西部，即德尔斐周边地区。

最后的冒犯是苏丹无法容忍的。仅仅几个月之前，他逊位给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Mehmet），此时他愤怒地重掌大权，对暴乱的希腊人发动报复。1446年11月，在刚刚被驱逐的雅典与底比斯公爵的陪同下，他率领约五万大军席卷摩里亚。福基斯被夺回，君士坦丁和他的兄弟尊主托马斯（Thomas）仓促返回重建的六里城防，决心全力据守。但他们低估了穆拉德的装备水平。他不仅携带了常备的攻城武器和云梯，也准备了希腊人从未见过的新武器：火炮。他的重炮对城墙进行了连续五天的轰击；12月10日，他下令发动总攻。大部分守军或者被俘或者被杀，两位尊主仅以身免，逃回米斯特拉。

但苏丹并没有打算发动征服战争。这是迟早的事，此时的他还不着急。他此时只是想要惩戒希腊人，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清楚谁才是摩里亚以及其他地区的真正统治者。他将半数部队交给部将图拉罕（Turachan），向南进攻米斯特拉；他本人则率领奥斯曼近卫军沿科林斯湾南岸进军，在所到之处的村镇之中大肆破坏。帕特雷城——尽管大多数平民已经逃到海湾另一侧的诺帕克特斯（Naupactus）——决定坚持抵抗，拒绝投降；穆拉德无视了该城，进军克拉伦扎，与图拉罕会合。他的这位部将没能抵达米斯特拉，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封山无法通行。但他同样进行了大肆破坏与劫掠，所到之处的村镇无一幸免。史学家劳尼库斯·哈尔科康戴拉斯（Laonicus Chalcocondylas）——他的父亲曾经在战争之初作为君士坦丁的信使给苏丹送信，被扣押之后，得以见证了六里城防之战——记载称当穆拉德和将军们返回亚得里亚堡时，他们带走了至少六万俘虏，后世估计有两万两千人死亡。

在某种意义上，尊主们可谓幸运：他们的首府没有遭受进攻。意大利旅行家与古籍收藏家安科纳的奇里亚科（Ciriaco）在1447年7月抵达米斯特拉，他觉得那里和他十年前造访时几乎毫无变化。他觐见了尊主托马斯，拜访了年迈的柏列东，并在劳尼库斯·哈尔科康戴拉斯的引领之下，欣然参观了城下平原处的古斯巴达遗迹。这位现代考古学之父当然对这些更感兴趣，而不是同时代的米斯特拉，但他还是注意到那里的土地肥沃，收获丰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生活也可谓正常——至少对平常的旅行者而言如此。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截然不同。米斯特拉得以幸免只有一个原因：当年入冬很早，而且持续严寒。如果苏丹在5月或者6月发动进攻，而不是11月，图拉罕完全可以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米斯特拉所有的教堂和辉煌壁画，也将化为乌有。

君士坦丁在突厥入侵之后的两年之中，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修复损害上了；苏丹则依然在扩张他的帝国。1448年夏，他转向进攻约翰·胡尼奥迪，即当时的匈牙利摄政者。胡尼奥迪也准备好了。他已经集结一支匈牙利人、瓦拉几亚人和佣兵组成的军队，向南与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会合。然而斯坎德培忙于和威尼斯人争斗，胡尼奥迪被迫在10月17日，在不到六十年前摧毁了塞尔维亚的科索沃之战的平原上，独自面对敌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但到了20日，匈牙利人已经无力再战。约翰·胡尼奥迪逃离战场，但几乎立即被曾经的盟友乔治·布兰科维奇逮捕——此时他成了苏丹的忠实附庸——直到他同意为匈牙利军队在塞尔维亚造成的破坏支付补偿之后，才得以重获自由。

评价约翰八世（1448）

十一天后，1448年10月31日，约翰八世于君士坦丁堡逝世。年仅五十六岁的他，因这几年间的失望而未老先衰，在悲哀之中崩溃。在瓦尔纳与科索沃的战败之后，十字军不会再来了。欧洲也几乎无人认为帝国尚有可能免于被异教徒灭亡，而且有许多人开始怀疑，拯救帝国值不值得——至少在拉丁世界如此。在拜占庭皇帝之中，有关约翰外表的记述最多，特别是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里卡迪宫（Palazzo Medici-Riccardi）完成的《三博士来朝》壁画。 [7] 但很难说他的成就与他的名声相符。弥留之际的曼努埃尔二世明白，帝国此时不需要一位伟大的君主，而是出色的管理者，然而后人意识到， [8] 约翰这两者都称不上。

他既没有自己父亲的能力，也没有自己兄弟的魅力。他违背了曼努埃尔的明智建议，在统治时期大部分时间之中，都在追寻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构想，结果是他牺牲了教会的独立性，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最终仅仅带来了一次远征，而且这次远征不但可谓可悲，也完全得不偿失。

然而我们也不该苛责约翰八世。他尽力而为了，也勤奋地沿着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前进。此外，他继承时的境况早已毫无希望可言，在如此的情境下，他做任何尝试都难免失败。也许，一切已经注定。拜占庭帝国内部腐朽殆尽，外部四面楚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长期或独立决策的可能，沦为欧洲地图上一个几乎找不到的小点，帝国所需要的——或许比其他曾经伟大的国度都更需要——正是一个了结。等待了很久之后，如今，一切终于要落幕了。

[1] 教堂名称源自其中曾经珍藏的圣物，据说是因神迹而制成。穆斯林控制着那里，直到二十世纪初（该城直到1913年仍为土耳其所控制），然而此后仍不幸遭受数次破坏——1923年，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难民在其中安置；1978年6月又遭到大地震破坏。

[2] 这座十三世纪的宫殿，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行了重建，由于世事变迁，如今被称为土耳其商馆（Fondaco dei Turchi），依然位于大运河上游，位于圣玛库拉汽艇站对面。

[3] 在讨论这一问题期间，《君士坦丁奉献书》最后一次作为证据使用，这份文件声称君士坦丁大帝在迁都君士坦丁堡时，将皇冠交给教皇，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立皇帝。仅一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就证伪了这一作品。（见第一卷。）

[4] 在罗马，贝萨里翁建造了一座学院，以翻译古希腊作家的作品并将其出版。当他于1472年逝世时，他已经积累大批希腊语抄本，并将其全部捐赠给威尼斯——这也成了马尔恰纳图书馆藏书的核心。

[5] 其遗址存留至今，而且依然壮观。

[6] “Voyevod”源自斯拉夫语，直译类似于“军阀”，一般是作为地区最高长官的武官。——译者注

[7] 见彩插。

[8] 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 ，p. 386.

第二十四章 灭亡（1448～1453）

汝等可曾听说两面临海一面接陆的城市？在七万以撒之子夺取这座城之前，审判之时不会到来。

——先知穆罕默德，出自古伊斯兰传说

约翰八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第一任妻子年仅十五岁时便染瘟疫早逝了，第二任妻子则让他厌恶至极，他深爱的第三任妻子也没能给他留下继承人。他还有五个兄弟——事实证明他的兄弟太多了，他们互相争执不休，约翰又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其中二弟塞奥多尔早他四个月去世，三弟安德罗尼卡则在塞萨洛尼基早逝。余下的三个兄弟是君士坦丁、迪米特里奥斯和托马斯。约翰正式宣告君士坦丁为继承人，但利欲熏心的迪米特里奥斯，在他兄长六年前从佛罗伦萨返回时，就已经发动一次失败的叛乱，此时他仓促从瑟利姆布里亚赶往君士坦丁堡夺权。他自称反对教会统一者的领袖——乔治·斯库拉里奥斯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在都城之中得到了可观的支持，只是因为他母亲皇太后海伦娜的干预才没能成功。她立即宣称君士坦丁为合法继承人，同时自封摄政者，等待他从摩里亚赶来。幼弟托马斯在11月中旬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全力支持自己的母亲，迪米特里奥斯自知无望成功，便就此退缩了。12月初，皇太后派乔治·斯法兰泽斯前往苏丹的宫廷，请求他批准新皇帝加冕。

未加冕的皇帝（1451）

与此同时，两名信使起程赶往摩里亚，请君士坦丁登基。他们自然无权执行加冕礼，米斯特拉也没有牧首，因此1449年1月6日，在那里进行的典礼可谓纯粹的公众致敬，当地的居民集体欢呼行礼之后，他简单地披上了紫袍。这样的程序至少有一个绝佳的合法先例：科穆宁王朝的曼努埃尔一世也是以类似的方式称帝，约翰二世在奇里乞亚的荒原中安排他登基。然而那时，或者是加冕礼被迫在都城之外进行时——比如1341年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皇帝也必须尽快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接受牧首的加冕，才能获取真正的皇权。然而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他更喜欢使用自己母亲的姓氏德拉加什的希腊语变体，即德拉加瑟斯（Dragases）——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牧首主持的加冕礼。为什么呢？东正教教会自从佛罗伦萨会议之后便陷入了分裂。牧首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Ⅲ）坚定支持教会统一，因此一半以上的教士们不肯承认他为牧首，而视他为叛徒。君士坦丁本人尽自己所能平息此事，尽管如此，他也从未公开谴责教会统一，在他看来，如果保持教会统一能够增加西欧提供援助的可能，即使这种可能微不足道，他也必须负起责任，维持统一。但其代价极为高昂。反对统一者依然坚定认为，向西欧的异端寻求拯救，而无视全知全能的主，不肯在自己的教堂之中祷告，是愚蠢的。没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就意味着君士坦丁无法在道德上要求教士们，或者任何一个臣民忠于自己，然而进行加冕又会引发大范围的骚乱，甚至引起全面内战。

因为没有任何可用的拜占庭舰船，君士坦丁十一世被迫乘威尼斯人的船从希腊前往君士坦丁堡，帝国境况的悲凉可见一斑。1449年3月12日，当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步入都城时，他立刻明白形势是何等的绝望。然而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Ⅴ）——尤金于1447年逝世后继任——不肯，也不能承认他的皇帝身份。自首次讨论教会统一事宜起，教廷就屡屡无视拜占庭一方存在的现实困难，尼古拉斯和他的先辈们一样视若无睹。1451年4月，君士坦丁再度试图说服他，他给罗马送去了一封长信，详细列举了反对教会统一派的具体宣告，然而教皇的回复只是要求皇帝坚定对抗反对者：如果他们反对教会统一，或者蔑视罗马教廷，那么身为罗马教会的成员的他们就要受到惩罚。与此同时，他还提出，牧首格里高利——此前因绝望短暂逊位——必须复职；佛罗伦萨会议签署的敕令也必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宣读，并以感恩弥撒庆祝。1452年5月，教皇最终失去了耐心，派出枢机主教基辅的伊西多尔，以教皇特使身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皇帝有其他要考虑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继承人。他已经四十多岁，而两次婚姻都以丧偶告终。虽然他的两次婚姻可谓幸福，但都没有留下子女。他的结发妻子马达莱娜·托科，在结婚仅过一年之后便于1429年11月去世；他的第二位妻子卡泰丽娜·加蒂卢西奥（Caterina Gattilusio）——莱斯沃斯岛的热那亚统治者的女儿——于1441年嫁给了他，但在成婚几个月之后，她和君士坦丁被奥斯曼舰队暂时困在了利姆诺斯岛上的帕莱奥卡斯特罗（Palaiokastro），她在岛上暴病而亡。此时他必须三婚，并寻找可能的人选。在西欧，有一位葡萄牙公主，她也是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外甥女；塔兰托大公的女儿伊莎贝拉·奥尔西尼（Isabella Orsini）也是可能的人选。在东方，他或许要从特拉布松或者格鲁吉亚的统治家族之中选择新娘。因此皇帝的老朋友乔治·斯法兰泽斯奉命前去进行外交访问，试探他们的态度。

1451年2月，斯法兰泽斯在特拉布松时，他得知了穆拉德二世的死讯。他立即想到了一个妙计。苏丹的寡妻玛丽亚——突厥人所谓“马拉”（Mara）是老乔治·布兰科维奇的女儿，尽管她在十五年前嫁给穆拉德，却没有留下子嗣，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婚姻有名无实。然而她毕竟是她丈夫的儿子、十九岁的穆罕默德的继母，而这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新君主公开与拜占庭敌对。让她就此成为新皇后，不正是控制这个年轻人的最佳手段吗？当皇帝得知这一计策时，他立即被吸引了。帕列奥列格家族和布兰科维奇家族早有姻亲，君士坦丁的侄女海伦娜（Helena）——他幼弟托马斯的女儿——已经和玛丽亚的兄弟拉扎尔（Lazar）成婚。他们立即派出使节赶往塞尔维亚，与女方的父母商议。乔治和他的妻子欣然同意，唯一的反对者是玛丽亚本人，她的反对极为坚决。她解释称，多年以前她曾经发誓，如果能够脱离异教徒的掌控，她将独自度过余生，守贞并做慈善。众人的劝说无法让她改变心意，此后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其实她才是正确的。可怜的斯法兰泽斯被迫前往格鲁吉亚继续谈判，这次谈判很快取得了成果，但提出的婚姻也没有成行，君士坦丁因此孤独地度过了短暂的余生。

穆罕默德二世（1451）

奇怪的是，当那位年轻的奥斯曼王子在亚得里亚堡即位时，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对他依然知之甚少，西欧基督徒对他的了解则更少了。1433年出生的穆罕默德是穆拉德的三子。他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的父亲公开倾向于让他的两位异母兄长艾哈迈德（Ahmet）和阿里（Ali）继位，他们的母亲出身高贵，而穆罕默德的母亲只是后宫之中的奴婢，可能还笃信基督教（但这一点无法确知）。两岁时他就被送到了阿马萨（Amasa），这个安纳托利亚北部的省份由他十四岁的长兄统治，然而艾哈迈德在四年之后去世，六岁的穆罕默德随即继承了他的职务。尔后在1444年，阿里在自己的床上被勒死，凶手是谁却不得而知。穆罕默德就此成了苏丹的继承人，他被紧急召回了亚得里亚堡。此前他的教育被基本忽视了，现在他却要接受宫廷之中最出色的学者的教育，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为他打下了学术与文化的基础，让他此后因此闻名世界。即位之时，除了母语突厥语之外，他还能够流利地使用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

在他人生的最后六年之中，苏丹穆拉德曾两次宣告退位，让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大维齐哈利勒（Halil）帕夏又两度说服他重新掌控大权。他宣称，年轻的穆罕默德高傲且自行其是，向来自作主张的他决心无视大维齐的建议。一次，他曾经接纳了一个狂热的波斯云游僧人，此人却被逮捕并火刑处死，他因此大为恼怒；另一次，他无视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境的骚动，却头脑发热打算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穆拉德在第二次不情愿地复出之后，彻底放弃了退隐的打算，再度在亚得里亚堡掌权，并把他不满的儿子赶到了安纳托利亚的马格尼西亚，穆罕默德也是在那里得知，他的父亲于1451年2月13日因中风而逝世。

新苏丹仅用五天时间便从马格尼西亚赶到亚得里亚堡，他以正式典礼承认他父亲的官员们的地位，调动了一些人的职务。在典礼之中，穆拉德的遗孀前来祝贺他继位。穆罕默德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和她长谈一番，而当她返回后宫时才发现，自己襁褓之中的儿子已经被溺死在浴缸中。看来，年轻的苏丹要除掉所有的威胁。

但他年仅十九岁，在西方看来，他依然太年轻，太不成熟，无法像他父亲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穆罕默德也在尽力显示这一假象。即位几个月之后他便和匈牙利的约翰·胡尼奥迪、塞尔维亚的乔治·布兰科维奇、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签署和约，并给瓦拉几亚大公、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和莱斯沃斯岛与希俄斯岛的热那亚统治者送信，表示善意。在君士坦丁十一世派去祝贺他即位的使者面前，据说他进行了一番浮夸的表演，向安拉和先知发誓，要与皇帝和他的臣民保持和平，和皇帝维持他父亲与约翰八世所维持的友好关系。也许后一个许诺反倒让君士坦丁警惕起来，他很可能正是第一个清醒起来的人，意识到这个年轻的苏丹表里不一，事实上极度危险。

在小亚细亚，卡拉曼部的领袖们却没有这么清醒。1451年秋，他们以为穆罕默德年幼无知，趁他在欧洲时发动了叛乱，企图恢复旧日的埃米尔国。几周之后穆罕默德便率军赶来，他们此时完全有理由为自己之前的鲁莽而后悔。对与此事不直接相关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个不太重要的小插曲，但对拜占庭而言此事有重大的影响。返回欧洲时，穆罕默德本可以乘船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但当他得知一支意大利舰队在海峡附近巡逻时，他决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渡海，登船的地点正是巴耶塞特建造阿纳多卢堡垒的地方，距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英里远。在这里，海峡最狭窄处，穆罕默德决定建造另一座堡垒，就在他曾祖父建造的堡垒的正对面的欧洲一侧。这将使他得以完全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获取一个绝佳的军事基地，可以从东北方向进攻君士坦丁堡，而那时，这座城市唯一的外围防御就只剩下金角湾了。

这个计划存在一个细微的问题：穆罕默德准备建造堡垒的那处土地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他无视了这一点。随之而来的整个冬季，他都用来召集施工人员了，总共集结一千名专业的石匠，并雇用了尽可能多的非熟练工。初春，周边地区所有的教堂与修道院都被拆毁，以便提供额外的建筑材料。1452年4月15日，星期六，堡垒开始动工。

如梅利堡垒（1452）

君士坦丁堡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皇帝徒劳地派遣使团，愤怒地指责他口血未干之时背弃了盟约，而且还指出，当巴耶塞特在亚洲一侧建造要塞时，他出于礼貌询问了曼努埃尔二世的意见，即使这并不是必需的。帝国的使节根本没来得及觐见苏丹就被赶走了。不久之后，第二个使团携带厚礼接踵而至，请求苏丹，能否至少宽恕周边地区的拜占庭村庄？但这些使节也没能见到苏丹。一两周之后，君士坦丁做了最后的尝试：苏丹能否保证，建造这座堡垒不是为进攻君士坦丁堡做准备呢？这次，穆罕默德受够了。使节们被全部逮捕并处决，留皇帝自己去揣测苏丹的想法。

自8月31日星期四，巨大的如梅利堡垒建成之后，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在小村贝贝克（Bebek）之外不远处的堡垒一直存留至今，而且几乎毫无变化。仅仅花了十九个半星期完成全部建筑工作，即使现在也难以置信。堡垒完工之后，苏丹在距离海岸最近的塔楼上布置了三门巨炮，向所有经过的船只宣称，无论它们所属哪个国家，从哪个海港起航，都必须停船接受检查。很快他就履行了宣言。11月初，两艘自黑海前来的威尼斯舰船无视了警告。船员们避开了持续的炮弹射击，然而两周之后，另一艘满载食物与其他补给品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货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没能阻拦这艘船，奥斯曼的炮火还是将其击毁，船员被全部处决，船长安东尼奥·里佐（Antonio Rizzo）则被桩刑处决示众，警告每一个企图效仿他的人。

西欧各国的观念也迅速转变了。看来，穆罕默德二世是认真的。

苏丹对不幸的里佐的处理在基督教世界之中引起了震动。教皇尼古拉斯惊恐不已。此时他真诚地期望出手相助，却也清楚此时的自己无力回天。前一年的3月，当新的西帝国皇帝——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前来罗马加冕时，他已经要求新皇帝给苏丹下最后通牒。没有谁对此在意，更不可能吓倒穆罕默德。法兰西王国依然在百年战争的破坏之中恢复，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Philip the Good）的十字军热情也难免因他的父亲——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曾经在尼科波利斯之战被俘虏一事而打折扣；英格兰也在高尚但能力有限的亨利六世领导下恢复与法兰西王国的战争造成的创伤，而后政局迅速陷入混乱，并在三年后爆发玫瑰战争；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的国王们，此时忙于进行自己的十字军；苏格兰和北欧的国王们，或者是不清楚这个消息，或者根本就不在乎。现在，只剩下阿拉贡的阿方索，在1443年成为那不勒斯国王之后他便热切地想要出兵君士坦丁堡，但阿方索早已公开承认他是想要夺取拜占庭帝国的皇位，因此得不到什么支持。

1452年夏季，当如梅利堡垒的塔楼在狭窄的海峡旁耸立时，曾经担任基辅都主教的伊西多尔已成为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并出任教皇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于此时出发就任。他在那不勒斯耽搁了一段时间，由教廷出资征募了两百名弓箭手，带着他的热那亚人同僚米提利尼大主教莱昂纳德（Leonard）在10月末抵达。他的任务相当简单：按照十三年前佛罗伦萨会议上的安排，监管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统一得以确实执行。他清楚，皇帝完全同意这一点——无论他是否保留意见。都城市民的意见仍然处于分裂之中，如今似乎更倒向伊西多尔了。反对统一的派系依然拥有相当的支持，但当时主管政务的海军总指挥官、大都督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正竭尽全力寻求妥协的方案，因此达成最终的协议并非全无可能。一两周之后，这位枢机主教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曾经的乔治·斯库拉里奥斯，如今的僧侣真纳迪奥斯与反对派领袖公开宣称只靠全能的主就能拯救帝国之时，背弃正信是极度愚蠢的，而达成协议依然遥遥无期。但那时，千钧一发之际，威尼斯舰船被击沉、船长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态势的天平再度开始倾斜。

1452年12月12日星期二，皇帝和他朝廷之中的所有官员，在枢机主教伊西多尔和希俄斯大主教的陪同下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参加弥撒仪式。他们正式宣读了“天主欢庆”敕令，和在佛罗伦萨时一样；教皇和缺席的牧首格里高利得到了合宜的致敬。至少在理论上，统一已经完成。而对伊西多尔、莱昂纳德和他们的朋友而言，这样的胜利毫无实际意义。尽管枢机主教下了相当的保证，但过犹不及，参加者很少。按照莱昂纳德的说法——他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更为现实——连皇帝也是三心二意无精打采，诺塔拉斯则已表达公开敌对的态度。此后，没有人欢庆，反对派也保持了平静。真纳迪奥斯悄然返回修道院，没有进行任何评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支持教会统一的教堂，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内，此后几乎无人前去。市民们或许能够接受无可奈何的事实，但他们依然只尊崇维持旧日礼拜仪式的教堂，让东正教的教堂把他们的祈祷传达给上帝。

穆罕默德表明态度（1453）

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他的大臣们到亚得里亚堡开会。他告诉他们，拜占庭帝国依然相当危险，尽管国力衰微，但这些人天生擅长阴谋诡计，能够给奥斯曼家族带来更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许多的潜在盟友，而这些盟友的实力远强于他们，如果他们自知无法防卫君士坦丁堡，将这座城交给意大利或者法兰西，那时怎么办？简而言之，若是这座城市仍在基督徒的手中，苏丹自己的帝国将不得安宁，他也无法安坐苏丹之位。因此必须夺取这座城市，而现在正是进攻的良机——城中人正士气低落，分歧严重。必须承认，这座城市的城防极佳，但也不是坚不可摧，而且此前的围攻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围城者无法阻止食物与补给品从海上输入。现在，突厥人首次取得了制海权。如果不能强攻夺下君士坦丁堡，他们至少可以坚持到城内人因饥饿而投降——而且必须坚持下去。

穆罕默德所说完全属实。拜占庭帝国对敌军规模的估计向来不可信，但接下来几周之中，在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水手们发现，突厥舰队至少有六艘三桨座战舰 [1] 、十艘双桨座战舰、十五艘帆桨战舰、约七十五艘快速长战船、用于运输的二十艘重型帆驳船，以及大量的轻型帆船与小艇。当舰队在1453年3月于加利波利集结完毕时，即使不少苏丹最亲密的幕僚也为其规模而惊异不已，但他们的惊异之情无法与拜占庭人相比。一两周之后，这支舰队缓缓穿过马尔马拉海，在城下下锚时，城中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陆军正在色雷斯集结。和海军一样，穆罕默德在前一年的冬季亲自监管陆军的组织，确保其武器、装备与工程机械准备得当。他调动了所有的部队，禁止任何一个人离开军营，还集结了海量的非正规军与雇佣兵，只留下少量部队保卫边境和担任大城市的警卫。其数量同样是无法准确估计的。希腊人认为三四十万的说法可谓荒谬。现存的奥斯曼方资料——应当更为可信——认为有八万正规军和两万非正规军，即所谓“巴什-巴祖克”（bashi-bazouks）。正规军中还包括一万两千名奥斯曼近卫军，这些苏丹的精锐部队由基督徒家庭中被掳走的孩子们组成，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并进行多年的严格军事训练与宗教灌输，其中一些人还接受了攻城挖掘与机械方面的特别训练。在法律意义上他们只是奴隶，在军营生活之外再无任何人权；他们得到了正常的薪水，但不肯卑躬屈膝。1451年，为获取更高的薪水，他们就几乎发动了兵变。近卫军的叛乱此后也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延续到了十九世纪。

穆罕默德为他的陆军而自豪，更为他的海军而自豪，但他最自豪的还是他的大炮。这些武器虽然颇为粗糙，却也使用了一百多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在1347年攻打加来时已经使用一门大炮，而在北意大利使用的记载更是比这早了二十多年。

围攻开始（1453）

当时的这些火炮尽管对临时工事有效，面对坚固的石墙却依然无能为力。1446年，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它们已经足以摧毁六里城防；但直到1452年，德意志的工程师乌尔班（Urban）才来到苏丹面前，提出为他修造足以击毁古巴比伦城墙的重炮。 [2] 这正是穆罕默德期待的人。他给了乌尔班他索要的一切，还把他要求的薪水增加三倍；仅仅三个月后便得以在如梅利堡垒安置重炮，并击沉安东尼奥·里佐的运输船。他随后要求建造比第一组火炮大一倍的巨炮，于1453年1月完成，其长度近27英尺，口径达2.5英尺，铸造巨炮的青铜厚达8英寸。在测试巨炮时，一颗约1340磅重的炮弹被打到了1英里以外的地方，在地面上打出了6英尺深的弹坑。两百人奉命准备把这个恐怖的武器运到君士坦丁堡，一路上开道架桥；3月初，由六十头牛拉动，二百人维持稳定的巨炮终于开始移动。

苏丹本人留在亚得里亚堡，直到最后一支部队从安纳托利亚赶来；直到那时，3月23日，他才率部起程，穿越色雷斯。中世纪的军队，特别是携带攻城器械的部队，行动往往缓慢，但4月5日，穆罕默德已经将营帐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他的大军在三天前已经抵达。决心分秒必争的他立即遣使高举免战牌进入城中，宣称他愿意遵守伊斯兰教教法赦免他和他的臣民，保证他们和他们家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只要他们立即主动投降。如果他们拒绝，那么他将毫不留情。

如他预料的一样，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4月6日，星期五的清晨，他的火炮开始轰击。

早在看到第一批突厥士兵到来之前，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就已清楚围攻是不可避免的。前一年，全城的男女老幼在皇帝的率领之下工作了整整一冬，整备防务：修补并加固城墙，清理城壕，储备大量的食物、箭矢、投石、工具和希腊火 [3] ，以及其他各种防卫围攻时必备的物资。尽管主攻方向无疑是西侧的陆墙，马尔马拉海一侧和金角湾一侧的海墙也进行了加固。城中人清楚，第四次十字军时，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正是从布拉赫内宫方向的海墙突入城中。开春之后，准备工作终于完成了。4月1日是复活节。即使在那一天，基督徒欢庆的日子，拜占庭的大多数居民也不肯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但所有人，无论他们支持哪一方，无论接下来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的围攻将走向何方，他们只能虔诚地祈祷，希望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接下来的进攻。 [4]

君士坦丁也在尽力而为。前一年的秋季，他派出新的使团前往西欧，但依然效果索然。安东尼奥·里佐被处决三个月之后，1453年2月，威尼斯共和国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投票表决后派出两艘运输船，各携带四百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助阵，十五艘帆桨战舰也将在整备完毕之后立即前往支援。但3月2日，他们依然在讨论这支舰队的组织问题；3月9日，他们又通过了新的决议，要求尽快组织完成；4月10日，他们给罗马写信，颇自以为是地要求所有的支援舰船要在3月末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等待，在此之后激烈的北风将让舰船难以突入海峡。他们自己的舰船则直到4月20日才离开潟湖，而那时，教皇尼古拉斯亲自租下的三艘热那亚舰船已经载运着他出资购买的食物与战备物资抵达君士坦丁堡——下文将具体叙述。

外族守城者（1453）

幸运的是，为了“最尊贵的共和国”之名，城中的威尼斯人贸易区——必须提及，这里曾为帝国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决定荣耀地面对目前的威胁。其督政官吉罗拉莫·米诺托（Girolamo Minotto），早在1月26日便向本国政府送信，要求派舰队前来解救，同时他数次向皇帝保证援军将迅速到来。与此同时，他还许诺全力支援皇帝，除非得到他特别批准，所有威尼斯船只都不得离开港口。两艘本打算从黑海返乡的威尼斯商船此时正好在君士坦丁堡停泊，两艘船的船长都同意留下来尽力而为。简而言之，威尼斯人提供了九艘商船，其中三艘来自他们控制的克里特岛。他们提供给皇帝的人力规模则难以确知。威尼斯航船上的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ò Barbaro）在他生动的见闻之中记载称有六十七位“贵族” [5] 同胞出手相助，支援守城的威尼斯平民数量自然更多。

守城者之中也包括一支热那亚部队。他们之中许多人正来自他们的加拉塔贸易区，若是突厥人取胜，那里恐怕很难存续。此外还有一批来自热那亚的志愿者，那些年轻人不满本国政府的怯懦——热那亚只许诺给君士坦丁提供一艘船——他们决心为基督教世界而战。他们的领袖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是共和国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围城战专家。他在1月29日抵达，随行的还有七百名私兵，包括一个名字特殊的工程师——约安内斯·格兰特（Johannes Grant），很可能来自苏格兰。最后，还有一位年长的西班牙贵族，自称科穆宁家族后裔的托莱多的唐弗朗切斯科（Don Francisco de Toledo），率领少量的加泰罗尼亚人作战，他们大多是城中的常住人口，也有一些水手自愿加入作战。这种超越国别的团结多少给了皇帝一些鼓励，但随即传来了一个严重的打击：2月26日夜，七艘威尼斯舰船——六艘来自克里特岛——悄然溜出了金角湾，穿过赫勒斯滂海峡抵达特内多斯岛，还带走了约七百意大利人。几天之前，他们的舰长刚刚庄严宣誓要留在城中。对君士坦丁而言，失去如此多的守城者——这事实上抵消了隆哥在一个月前提供的支援——近乎灾难，但或许更伤人的是，他信任的盟友竟能如此背信弃义。

直到现在，皇帝才能准确估量他在守卫都城时所能动用的资源规模。停泊在金角湾的船只中，有至少八艘威尼斯舰船（三艘来自克里特岛）、五艘热那亚舰船，以及来自安科纳、加泰罗尼亚和普罗旺斯的各一艘船，另外还有拜占庭海军残余的十艘舰船，总数达二十六艘，与苏丹的舰队相比简直少得可怜。但当他组织人力时，君士坦丁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境况的严重性。3月末，他要求他的秘书斯法兰泽斯调查城中适宜守城的男丁数量，包括僧侣与教士。所得的人数远比他想象的少：四千九百八十三名希腊人，以及不到两千的外族。他要用这不到七千人，在穆罕默德的十万大军面前，守卫十四英里长的城墙。他告诉斯法兰泽斯，这个数据绝对不能告知他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这座城市了。

4月2日星期一，当哨兵报告称突厥人的先头部队出现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时，皇帝下令关闭城门，拆毁城壕上的桥梁，升起海墙对面加拉塔区阿克罗波利斯（Acropolis）的塔楼（今萨拉基里奥角）的巨型铁索，封闭金角湾的入口。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以及等待首次突击了。

城防（1453）

1453年，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春季，拜占庭帝国依托的城墙从马尔马拉海延伸到金角湾，形成君士坦丁堡的西侧边界。城墙已有千年的历史，因于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建造完成而被称为狄奥多西城墙，但事实上413年建造完成时他依然年幼，真正主持建造的是当时的禁卫军执政官安特米乌斯，在狄奥多西二世在位的最初六年作为他的监护人与东帝国的摄政。不幸的是，仅仅三十四年后，447年，安特米乌斯主持建造的塔楼中至少有五十七座被剧烈的地震损毁——那时著名的匈人王阿提拉正在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重建工程立即开始，并在仅仅两个月之后完成，还增加了外墙与外壕。阿提拉在目睹这一切之后立即掉头离开，接下来的许多个世纪之中，拜占庭帝国不计其数的敌人同样步他的后尘离去。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在中世纪的攻城战中，君士坦丁堡陆墙可谓牢不可破。任何攻城部队都要先穿越六十英尺宽的壕沟，而且大部分的区域还有三十英尺深的水。壕沟之后是一道低矮的垛墙，后面是大约三十英尺宽的坡道，而后便是七英尺厚近三十英尺高的外墙，上面总共有九十六座塔楼。外墙之后又是宽阔的坡道，而后就是主要的防御工事。内侧城墙的底部约十六英尺厚，总共四十英尺高。上面同样有九十六座塔楼，和外城墙的塔楼交错布置。这或许是中世纪建造的最复杂的防御工事。只有北端，贴近布拉赫内宫的位置，仅有一段石墙，而不是三重防御工事，但布拉赫内宫也有独立的坚固城防，而且另有一道壕沟防卫，这道由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主持挖掘的工事，刚刚由一批水手修整完毕。

4月6日，星期五的清晨，大多数守城者已经在城上站定，皇帝和朱斯蒂尼亚尼亲自在最脆弱的部分，即距离陆墙北端大约一英里的“城防连接段”（mesoteichion）督战，吕科斯河在那里穿过城墙，苏丹无疑打算在这里集中攻击。马尔马拉海与金角湾的海墙防守人员则要少一些，但驻军也担负放哨的任务，监视突厥战船的行动。他们向皇帝报告称，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指挥官，即保加利亚的背教者苏莱曼·巴尔塔奥卢（Süleyman Baltoğlu），不但在马尔马拉海一侧不断地巡逻，就此封锁了君士坦丁堡在马尔马拉海一侧的小港，还将舰队集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正对着所谓的“双柱”码头 [6] 。围攻开始三天之后，他率领自己最大的舰船撞击铁索，试图将其击毁，但铁索纹丝不动。

与此同时，苏丹则集中了围攻战中前所未有的大批火炮，猛轰陆墙。攻城第一天的傍晚，他已经将哈尔希乌斯门方向的一段城墙摧毁，而君士坦丁堡主街正是从那里穿越城市中央，通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士兵接连不断地冲击城墙，但他们在箭矢的射击之下又一次次被迫撤退，直到入夜后结束进攻，返回营帐。次日清晨，城墙已经修整完毕，穆罕默德决定暂停射击，将更多的火炮集中到一点。其间，他下令对城外的两座堡垒发动进攻，一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那座新堡垒附近的小村塞拉皮亚（Therapia），另一座位于小村斯托迪奥斯。两地的守军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被迫投降。俘虏被全部处以桩刑并示众，而陆墙的守军可以清楚地看到斯托迪奥斯守军的结局。巴尔塔奥卢也接到了新命令，夺取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仅有最大的岛屿普林基波岛进行了抵抗，这位海军指挥官最终下令将堡垒烧毁，还往火中投入硫黄和沥青。那些没有被烧死的驻军都被立即处决，平民则全部被掳为奴隶。如此暴行所要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不要轻视苏丹。

4月11日，火炮准备完毕，炮击再度开始，并接连不断地持续了四十八天。尽管一些巨炮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发射一次，它们造成的破坏却相当恐怖，仅仅一周之后，吕科斯河上的外墙已多处坍塌，尽管守城者接连不断地用木栅修补，他们也早已清楚这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即使如此，18日夜间的突袭还是被英勇地击退了，按照巴尔巴罗的记载，四个小时的恶战之中突厥人有二百人被杀，基督徒却无人阵亡。海上，皇帝的舰船也取得了值得一提的胜利：巴尔塔奥卢使用从黑海调来的重型舰船，再度试图冲击铁链，结果却依然如故。这些舰船上也有火炮，但无法与高耸的基督徒战舰对抗；希腊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弓箭手则从战舰的塔楼上射击，杀伤突厥舰船上的水手与士兵，迫使他们撤回。

不久之后，同样的水域之中进行了一次更为决定性的战斗。三艘教皇亲自出资整备的热那亚舰船，尽管因为天气状况在希俄斯岛耽搁，如今却终于从赫勒斯滂海峡赶来。他们与一艘阿拉贡国王阿方索提供的、来自西西里的重型拜占庭运输船会合。穆罕默德急切地把海军集结到君士坦丁堡城外，错误地放松了对海峡的警戒，舰船随即得以安然进入马尔马拉海。4月20日，星期五早晨，当他们出现在海平线上时，苏丹立即骑马赶往金角湾，亲自向他的海军指挥官下令，绝对不能让他们抵达城中。如果不能将他们俘虏，就全部击沉。

巴尔塔奥卢立即准备发动进攻。他的帆船迎着南风，无能为力，但双桨座战舰与三桨座战舰——其中几艘船装有轻型舰炮——立即起航；正午刚过，大舰队便冲向了那四艘船。数量占绝对劣势的帝国舰船，在旁观者看来成功的希望极度渺茫，但风向对它们有利，波浪也让沉重的突厥战舰难以操控。更重要的是，帝国的舰船有高度上的优势。突厥舰长们再度暴露在箭矢、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的打击之下，只要进入射程他们就无法躲避，被迫静观这四艘船平静地驶入金角湾。然而，正当他们抵达入口时，风突然停止了。阿克罗波利斯角，即金角湾、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交汇的地方，早在古时就因水流强劲多变而闻名，当基督徒舰船上的帆随着风息而落下时，船员们发现水流正将他们向北推向加拉塔区。

阿克罗波利斯角之战（1453）

情况现在对突厥人有利了。巴尔塔奥卢依然不敢贴近，他把重型舰船尽可能地贴近，用火炮轰击。但这毫无效果。他的火炮射程太近，无法杀伤敌人。基督徒的舰船上中了几支火箭，但火焰被迅速扑灭，没有造成什么损害。绝望的他清楚，以苏丹现在的心境，失败就意味着死亡，于是下令前进发动接舷战。他的旗舰直接撞上了帝国的运输船的尾部。热那亚人则被迅速包围，尽管船员继续投射，但面对周围的三四十艘突厥舰船，他们无能为力。然而他们舰船的高度再度扭转了态势。强行登上敌人的舰船向来困难，而当遭受进攻的船只远比进攻者的舰船高时，进攻者必须迎着箭矢爬过这段高度，几乎不可能成功。热那亚的水手们手持大斧，砍杀了每一个企图攀爬的敌人。最终，突厥人的船桨纠缠在一起，无法动弹，他们的船只成了活靶子。

此时，帝国的运输船仍处于艰难之中。幸运的是，上面装备了可观的希腊火，因此可以抵抗敌人。尽管驱逐了试图登船的敌人，船员却无法摆脱后方的突厥旗舰，武器弹药也即将耗竭。见到运输船受困，热那亚舰船的船长们成功调转方向，将四艘船捆在一起，仿佛海上的城堡一样，抵御周围的混乱。船员们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但他们不可能永远抵御几乎无穷无尽的敌船，他们也愈发绝望。然而傍晚时分，风再度吹起，基督徒的风帆张开，这座巨大的浮动堡垒再度开始移动，缓慢而坚定地驶向金角湾，并撞开所有阻挡的突厥舰船。巴尔塔奥卢眼上中箭——据说还是从己方舰船射来——身受重伤，他清楚自己已经失败。在黑暗之中，他只得下令舰船返回锚地停泊。几个小时之后，在夜晚的死寂之中，铁索悄然沉下，四艘船在寂静之中驶入金角湾。

苏丹在岸上目睹了这一战的全过程，激动的他一度骑马冲进海中，以至于长袍在水中拖行。他愤怒时的暴戾举世闻名，而当他看到自己的舰队遭受如此羞辱时，他大发雷霆，以至于他身边的人开始为他的健康与理智担忧。次日，他召巴尔塔奥卢前来，公开叱骂他愚蠢胆怯，并下令将他立即处决。这个不幸的军官因为他的下属们证实他曾英勇作战而得到了宽恕，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鞭笞一番后解除了职务，财产也被全部查抄——穆罕默德把这些财产分给了他宠信的近卫军。巴尔塔奥卢此后再未见于任何历史记载。

转移舰船（1453）

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五，拜占庭堪称极度幸运，而他们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热那亚舰船的冲击把苏丹吸引到双柱码头，次日他仍在那里时，一门重炮击毁了外墙的瓦克塔提尼安（Bactatinian）塔楼，而这座巨型塔楼正在吕科斯河河谷之上，外墙也因此大段坍塌。如果围城者立即发动突击，君士坦丁堡围城战或许能够早五个星期结束，但穆罕默德并不在那里，无人下令，这个战机也转瞬即逝。当晚，希腊工程师修复了损坏的城墙，次日清晨城墙便依然坚实如故——至少看上去如此。

苏丹却另有打算。刚刚经历的惨败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任务上——夺取金角湾的控制权，无论使用何种手段。早在围攻之初他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并派他的工程师在加拉塔后方铺平一条道路，从马尔马拉海的双柱码头附近开始，穿过今塔克西姆（Taksim）广场附近的山头，在卡斯帕萨（Kasimpaᶊa）抵达金角湾。他们铸造了铁轮与铁轨，木匠们则匆忙打造木支架，以供拖动中等大小的舰船。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但穆罕默德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完成。4月21日，这一工程已完成；22日，星期日的清晨，加拉塔的热那亚人惊异地发现，约七十艘突厥船只在不计其数的公牛拖拽之下，越过二百英尺高的小山，拖入金角湾。

拜占庭城中人则远比他们惊愕，他们完全不知道苏丹是如何完成此举的，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不但他们的主港不再安全，他们也必须额外防卫三英里半的城墙，十字军在1204年突破的正是这一段城防。一周后，他们竭尽所能想要摧毁突厥人的舰船，但突厥人收到了在加拉塔的密探的报告，事先做好了准备。随后的海战之中，突厥人仅仅损失了一艘舰船，基督徒则有五十名最优秀的水手被杀，另外四十人游上岸后，便在城中人的注视下被当场杀死。作为报复，希腊人也把他们俘虏的二百六十名突厥士兵带到海滨，在金角湾对面的同胞的注视下，将他们全部斩首。自此，双方都不可能让步了。

即使此时，皇帝也没有立即意识到穆罕默德完成了何等壮举。在督政官米诺托的鼓励之下，他依然期待着威尼斯人的解围舰队。就算这支舰队前来，又怎么可能安然靠岸？他也渐渐发现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已经背叛。必须承认，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同胞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的指挥下集结起来，在城墙上英勇奋战，但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出手相助，更没有解救基督教兄弟的意思。要他们阻止苏丹将舰船拖入金角湾或许不可能，但他们为何也不发出任何警告呢？真实情况是，如君士坦丁所料，热那亚人向来都不喜欢希腊人，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他们效忠。基督教确实是一种纽带，理论上两个教会更是已经统一，但对大多数的热那亚人（以及大多数威尼斯人）而言，贸易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支持胜利的一方，而胜利的一方将是谁已经显而易见。

似乎为了展现他对加拉塔的完全掌控，穆罕默德如今派人在金角湾上架桥，位置距离布拉赫内宫西北方向不过几百码。此前，他在城外的信使必须绕过一个大圈才能抵达双柱码头的舰队锚地；如今，他们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了。桥梁也有其他的作用，可供五人并排行进的桥梁也可以承受重型车辆，也就是说，如果在车辆两侧加上特制的木筏，重炮就可以用来掩护士兵前进，或者直接轰击海墙了。

5月初，皇帝清楚他不可能久持了。城中的食物已经严重短缺，在马尔马拉海捕鱼早已不可能，突厥舰船进入金角湾后也无法在那里捕捞了。城墙上的守城者必须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为家人寻找食物。如今只剩下一点希望——而且极度渺茫：威尼斯的援救舰队。米诺托送信求援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但根本没有回信传来。救援舰队在路上吗？救援舰队规模如何，有什么货物？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到来？这些问题的答案攸关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的命运。于是，5月3日，星期四的午夜，一艘威尼斯双桅帆船离开金角湾，挂上突厥旗帜，十二名水手换上突厥人的装扮，从铁索之下悄然穿过。

23日，星期三的晚上，他们返回城中，迎着激烈的北风，在突厥人的追逐之下闯进马尔马拉海。幸运的是，威尼斯人的航行能力远胜突厥人，入夜时他们成功进入了金角湾。舰长立即向皇帝与米诺托做了汇报。他带来的消息再坏不过了。他在爱琴海航行了三周，完全看不到那支舰队的踪迹，甚至连任何威尼斯舰船都看不到。当他意识到继续搜寻毫无意义之后，他召集了水手，问他们该怎么做。有一个人要求返回威尼斯，因为君士坦丁堡可能已经在突厥人的手中，但其他人喝断了他的发言。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责任很明确：履行诺言回禀皇帝。他们就这样，冒着再也无法活着离开这座城市的危险，返回城中。君士坦丁十一世哽咽着感谢了他们每一个人。

凶兆显现（1453）

此时，凶兆也开始显现。城中的消极者几个月以来都在说，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皇帝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最后一位皇帝也将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本该是满月的5月24日到来之前，却出现了更大的凶相：5月22日发生了月食；一两天后，当人们抬着城中最神圣也最珍贵的圣母像在城中巡游，寻求拯救时，圣像从台上滑落。人们艰难地将圣像放回原位——突然之间，圣像仿佛沉重无比——并继续巡游，但刚走了几百码，一场城中人都不曾经历的猛烈雷暴席卷全城，滂沱大雨与冰雹直接漫上了街道，巡游被迫中止。次日，君士坦丁堡城中人醒来时发现全城笼罩在浓雾之中，如此浓雾在5月末极为罕见；当晚，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上，一道凡间不曾有过的红光缓缓从底照到顶，又悄然消散。最后的征兆连加拉塔和双柱码头的突厥人也能看到，穆罕默德原本颇为烦扰，但他的占星家宣称这意味着正信将很快照耀到这座教堂之中，让他得以安心。对拜占庭城中人而言，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圣灵离开了他们的城市。

乔治·斯法兰泽斯和其他大臣们再度请求皇帝，在仍有一线生机时离开君士坦丁堡，到摩里亚躲避，等待率领大军收复都城的机会，恰如他的祖辈米哈伊尔八世在两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他们发言时，疲惫不堪的君士坦丁一度昏厥，但清醒过来之后的他依然坚定。他的城市还在，他的臣民还在，他不能弃他们而去。

5月26日，星期六，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对左右的人说，围攻进行太久了。他的大维齐、年长的哈利勒帕夏——他原本就不支持这次围攻，或者说，他向来与顽固的年轻苏丹不和——立即表示同意，并请求他的君主，在解救的舰队或者约翰·胡尼奥迪——传言称他已经出征——的陆军抵达之前尽快撤军。但穆罕默德不肯接受。他依然坚称，希腊人已经弹尽粮绝，沮丧不堪。总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年轻的军官们纷纷表示支持，哈利勒的意见被无视，会议达成了决定。次日将进行准备，再进行一天的休整与祈祷，进攻将在5月29日，星期二的清晨展开。

苏丹没有打算向城中的守卫者隐瞒他的计划，奥斯曼营中的一些基督徒士兵甚至把信绑在箭上射入城中，告知城中人苏丹的打算。但这样的举动意义索然。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准备工作接连不断地进行着——填充壕沟，整备火炮，组装投石机与攻城器械，搬运箭矢、火药、食物、绷带、灭火用水和大军所需的其他不计其数的补给品。夜间，他们点起巨大的营火照明，以便继续工作，鼓声和号声则激励他们努力工作。28日黎明时分，突然之间，一切都归于平静。工作停止了。当他的部下进行最后的物质与精神准备时，穆罕默德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巡视，直到夜深才安歇。

总攻前夜（1453）

城中，之前几个星期的紧张战斗已经让守军近乎崩溃。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向来关系不佳，而此时已经几乎无法交流。即使在最重要的城防问题上，他们都要过问每一个命令，都要争论每一个建议，都要怀疑每一个动机。似乎在一瞬之间，在帝国历史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这一切改变了。最后时刻即将到来时，所有的争执与差异都被放下了。城墙上的修理工作依然在继续——突厥人可以休息，但守城者没有喘息之机。城中的其他地方，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居民离开家中，聚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集体祷告。在教堂的钟声之中，最神圣的圣像画与最珍贵的圣物被取出，加入希腊人与意大利人自发组成的漫长队列。无论是东正教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徒，都穿过街道，从城墙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每一处损毁严重的地点，或者苏丹可能在次日集中轰击的位置，进行一段特别祷告。

皇帝也很快加入了队列，队列结束之后，他把麾下军官们召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讲话。他的演讲稿留下了两个版本，他的秘书斯法兰泽斯和米提利尼大主教莱昂纳德各自留下了一份记载，尽管细节和措辞略有差异，但内容大致相同，将君士坦丁最后一段演讲的主要内容流传到后世。他首先对希腊臣民讲话，告诉他们，人应当为了四种理由而慷慨赴死：为信仰，为祖国，为家人和为君主。如今，他们要准备好同时为这四个理由而死。他本人愿为自己的信仰、都城和臣民而死。他们是伟大高尚的民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们的后裔，在守卫自己的都城时，无疑能够展现出他们先祖的精神，阻止异教徒的苏丹用所谓先知取代耶稣基督的位置。然后他转向意大利人，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保证他在面对将要到来的危险时，依然爱着他们，信任他们。他们和希腊人此时在上帝的旌旗下统一，在上帝的帮助下无往不胜。最后，他缓慢地绕着房屋行走，为自己曾经可能的冒犯，向每个人道歉。

黄昏时分，全城人本能地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此前的五个月中，希腊人大多不肯进入其中，他们认为那里被拉丁教会玷污了，虔诚的拜占庭人不应接受。现在，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下了礼仪上的差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帝国的精神中心，其他任何一座教堂都无法与之媲美。十一个世纪以来，自从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这座城市的大教堂便矗立在这里；查士丁尼建造的巨大镀金穹顶也闪耀了九个多世纪，象征着城市与帝国的信仰。在绝境面前，他们无处可去。

大教堂之中的最后一次晚祷，无疑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城墙上的守城者依然无法离开岗位，但其他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领取圣餐，共同祈祷，在他们熟悉的金色镶嵌画面前，寻求救赎。牧首的座位依然空着，但数以百计的东正教主教、牧师、僧侣和修女自发前来——即使他们之中许多人曾发誓，如果不彻底清理掉罗马教廷的污秽，就绝不踏足此地。同样在场的还有枢机主教伊西多尔，曾经的基辅都主教，人们眼中可憎的背教者，但他此时再度以原来的东正教礼仪分发圣餐，吟诵祷文时，人们也再度心怀敬意聆听。

典礼仍在进行时，皇帝和他的军官们匆匆赶来。他首先向在场的每一位主教，无论是天主教教徒还是东正教教徒，请求赦免自己的罪业，而后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圣餐礼。不久之后，除了几支长明蜡烛之外的其他灯火全部熄灭后，大教堂笼罩在黑暗之中；皇帝独自返回教堂，进行了短暂的祈祷，而后返回布拉赫内宫，向自己的随从告别。午夜时分，在乔治·斯法兰泽斯的陪同下，他最后一次巡视陆墙，保证尽可能加固城防。返回时，他带着自己忠实的秘书来到布拉赫内宫附近的一座塔楼之上，两人共同静观了一个小时，聆听寂静。然后他屏退了乔治。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

第一轮进攻（1453）

君士坦丁十一世或许几乎不曾入眠，因为穆罕默德根本没等到天亮就开始进攻。凌晨一点半，他便下达了进攻信号。突然之间，夜晚的寂静被喧天的鼓号声打破，令人毛骨悚然的突厥人战吼随之而来，仿佛死人都因此震醒。教堂的钟再度鸣响，警告全城人最后一战已经开始。城中的老弱妇孺拥入最近的教堂，或者来到金角湾的圣塞奥多西亚教堂， [7] 那里铺满了玫瑰，正在庆祝这位圣人的盛宴。余下的男人赶往城墙，与已经在那里的人会合，许多妇女也一同前往。

苏丹从未低估过自己的对手。他清楚如果要夺取这座城，必须先耗竭其中的守城者，以车轮战不断进攻，不让他们休息。他首先派出“巴什-巴祖克”，其中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与西亚各地，穆罕默德的军队之中有数以千计的这类非正规军。他们大多未受过训练，使用他们拥有的各种武器，不太可能持久作战，然而他们的最初进攻依然引起了恐慌。对穆罕默德而言，他们有另一个好处：李代桃僵。可以用他们打击敌人士气，让随后跟进的精锐部队能更容易地杀死守城者。他们对城墙猛攻了两个小时，对吕科斯河河谷这个战略要地进行了集中攻击，然而由于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和部下的英勇抵抗，堡垒岿然不动。在凌晨四点之前，苏丹下令他们停止进攻。他们没能突破城防，却也完成了任务，让守城者不得安歇，精疲力竭。

第二轮攻击接踵而至。这次进攻的部队是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部队，他们和那些非正规军截然不同，所有人都接受了训练，纪律严明。他们每个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坚定地想要在天堂之中获取永久的荣耀，成为第一个进入基督教世界最大城市的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投入战斗，在一门巨炮在城墙上打出巨大的缺口之后，他们立即冲了进去，然而基督徒在皇帝的亲自率领之下围拢上来，将冲进来的人杀死，将余下的人赶回护城壕中。得知这个消息时，苏丹一如既往地大发雷霆，却并不担心。他们确实是优秀的士兵，但他也并不希望安纳托利亚人拿走这一战的桂冠。如此的荣誉，当然要由他最宠信的近卫军拿走，此时，他把他们投入了战斗。

基督徒根本来不及重组与休整就要面对第三次攻击了。首先飞来的是一系列的投射物——箭矢、标枪、投石，乃至枪弹。投射还没完全结束，在稳健、冷酷、闻者胆寒的整齐节奏之中，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急行军穿越了平原，无论城上如何投射，队列都不曾改变。保持他们行进节奏的军乐声本身就如同武器，震耳欲聋的鼓号声即使在城市的另一端，乃至海峡对岸都能听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冲向缺口，砍杀守军，趁机架设云梯，并奉命跟随前进，或者休整待命。但城墙上的基督徒不可能有休息的机会。战斗已经持续五个多小时，而且肉搏战越来越多。尽管他们此前成功击退了围城者，但他们也清楚，自己不可能久持了。

灾难终于到来了。破晓后不久，一门重炮的弹药击中了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当即击穿了他的护甲与胸膛。伤并不足以致命，但朱斯蒂尼亚尼自从这一战开始便在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指挥作战，如今已经无力继续。他在剧痛之中倒地不起，尽管皇帝恳求他留下，他还是坚持让随从把他带到港口的热那亚舰船上。君士坦丁对这个受重伤的人的要求或许不近人情，但他清楚，朱斯蒂尼亚尼离开后，他的同胞会怎么样。在城门关闭之前，热那亚守军鱼贯而出。

在城壕对面观战的苏丹是否看到朱斯蒂尼亚尼被击中，我们无从得知，但他还是立即意识到城上出了问题，于是立即下令近卫军再发动一轮进攻。引领冲锋的是巨人哈桑（Hassan），守军还来不及阻拦，他已经闯进缺口。尽管他随后被杀，但越来越多的近卫军追随他的脚步入城，希腊人便很快退往内城墙防守。困在两段工事之间的他们成了突厥大军的猎物，许多人被当场杀死。

攻城战结束（1453）

此时，那些抵达内城墙的近卫军欣喜不已，他们互相祝贺，庆祝自己成为最早入城的人。正在此时，他们惊异地发现内城墙北段已经升起突厥人的旗帜。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大约五十人的突厥非正规军在巡逻时，在城下找到了一个小门，那里位于塔楼底部的隐蔽处，并不牢固。事实上那里是所谓的“剧场门”（Kerkoporta），一个暗门。这一段城墙的指挥官，即热那亚的博基亚尔迪家族（Bocchiardi）的三兄弟，通过这道门对突厥营地发动了数次奇袭。“巴什-巴祖克”勉强打开了这道门，攀上狭窄的台阶，登上塔顶。在没有任何支援部队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动无异于自寻死路，但在朱斯蒂尼亚尼受伤之后的混乱中，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并得以在不久之后升起突厥人的旗帜，并打开大门让后来者入城。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而不是近卫军，最先入城。

然而此时，突厥人已经从缺口之中涌入。君士坦丁本人意识到“剧场门”的境况已经绝望，便返回了吕科斯河河谷的指挥部。在那里，他和托莱多的唐弗朗切斯科——尽管年事已高，唐弗朗切斯科还是在这一战中表现英勇——以及他的侄子塞奥菲洛斯·帕列奥列格（Theophilus Palaeologus）和朋友约翰·达尔马塔（John Dalmata）坚持作战，守卫城门，直到朱斯蒂尼亚尼得以通过。最后，意识到大势已去的他，脱掉了所有的皇帝仪服，在他朋友们的陪同下投入最激烈的混战。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清晨，残月高悬之时，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结束了。城墙上满是死者与濒死者，几乎见不到幸存的强壮守城者。存活的希腊人匆匆返回家中保护家人，竭尽所能保护他们免遭已经开始的掠夺与奸淫；威尼斯人冲向他们的舰船，热那亚人则赶往相对安全的加拉塔。他们发现金角湾格外宁静：大多数突厥水手已经弃船登岸，迫不及待地加入陆军的劫掠。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阿尔维塞·迪耶多（Alvise Diedo）安然率领水手割断了加拉塔铁索的缆绳，在七艘热那亚舰船和几艘拜占庭舰船的陪同下驶入马尔马拉海，而后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离开。每一艘船都装满了难民，不少人跳进海中，游上他们的船，只为免遭城中的劫难。

他们这么做至少可谓明智，因为城中的劫难极为深重。正午时分，城市的街道已经被鲜血染红。房屋被洗劫一空，妇孺被奸淫或杀死，教堂被夷为平地，圣像画被从金框架中拆除，书本的银封也被撕下。布拉赫内的皇宫已成空壳。霍拉的救世主教堂的圣像画与壁画神秘地幸免于难，但帝国最神圣的圣像，据说由圣路加亲自绘制的《引路圣母》（Virgin Hodegetria） [8] ，被砸成四片摧毁。然而最恐怖的场景发生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那里正在晨祷时，疯狂的征服者便冲了过来。其中的人迅速关闭了巨大的青铜门，但突厥士兵很快砸开大门冲了进去。其貌不扬的穷人们被当场杀死，余下的人则被押往突厥人的军营之中，供征服者淫乐。牧师们继续着他们的弥撒，直到被杀死在圣坛前。但虔诚的正教徒依然相信，在最后时刻，一两位牧师拿起珍贵的圣盘圣杯，神秘地消失在圣坛的南墙里。他们将在南墙继续躲避，直到君士坦丁堡再度成为基督徒的城市，他们才会回来继续那次被打断的典礼。 [9]

苏丹入城（1453）

苏丹穆罕默德许诺让他的士兵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进行三天的劫掠；然而如此暴行之后，劫掠在仅仅一天后就奉命结束，士兵们也没有什么怨言。那时城中已经没有值得劫掠的财物，士兵们大多忙于分配与变卖战利品，与俘虏淫乐了。苏丹本人等到一切暴行结束之后才进入城中。尔后，当天下午，在主要官员、伊玛目和近卫军卫士的陪同下，他骑马缓慢通过主街，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在正门外下马，捧起一抔土撒在头巾上，以示谦卑，而后进入大教堂。当他走上圣坛时，他阻止了正在拆毁大理石地板的士兵。他宣称，掠夺并不包括毁掉城中的公共建筑。无论如何，他决定将这座象征神圣智慧的大教堂改为城市的主要清真寺。高阶伊玛目奉命登上布道坛，高唱安拉，仁慈怜悯的真主，真主之外别无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苏丹顶礼膜拜，祈祷，感恩。

离开大教堂，他穿越广场来到旧日的圣宫，这个十一个半世纪之前由君士坦丁大帝主持建造的宫殿如今已经坍圮不堪。当他的便鞋踏上碎石铺成的地面时——上面的一些镶嵌画存留至今——据说他吟诵着波斯诗人的作品：

蜘蛛在恺撒的宫殿结网，

猫头鹰在阿夫拉西阿卜的塔楼上远望。 [10]

他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君士坦丁堡是他的城市了，而那时的他，年仅二十一岁。

[1] 和古典时代的多桨座帆船不同，奥斯曼帝国的多桨座战舰仅有一列桨。三桨座战舰中，每三人操一只桨；双桨座战舰中，每两人操一只桨。

[2] 此前乌尔班觐见了拜占庭皇帝，提出为他建造巨炮，但君士坦丁既没有他索要的钱财，也没有建造巨炮需要的原材料，只得拒绝。如果他同意，接下来两年的态势可能有相当的改变。但无论我们如何猜测，这样的变化也几乎无法改变拜占庭帝国的结局。

[3] 见第一卷。希腊火在八百年来都是拜占庭帝国的秘密武器，十五世纪时似乎依然和七世纪时一样高效。

[4]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守军也有从舰船上拆下的火炮，然而由于缺乏火炮技师和弹药储备，发挥的效果很有限。——译者注

[5] 此处的“贵族”需要进行一些解释。威尼斯贵族并没有世袭封地（原因显而易见），而是源自古时的显赫家庭。在共和国历史行将结束时，一些新贵家族偶尔也有机会靠钱财成为贵族，但十五世纪时贵族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只有那些在约一百五十年之前的“金册”之中的家族才算是贵族。

[6] 今多尔玛巴赫切宫。

[7] 土耳其语称“玫瑰清真寺”（Gül Camii）。格外高耸的圣塞奥多西亚教堂存留至今，但成为清真寺后进行了改建。传说这里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安息之地。

[8] 该画像原本在布拉赫内的圣母教堂，毗邻宫殿。但为了更好地鼓励守城者，它被转移到更靠近城墙的教堂。

[9] 拜占庭帝国残余的部分皇帝卫队，在一座塔楼坚持抵抗到苏丹下令停止劫掠，因而得以在放下武器后和平离开君士坦丁堡。在帕列奥列格王朝，来自北欧的战士几乎不可能得到马其顿王朝与科穆宁王朝时开出的巨额薪水，曾经武功赫赫的瓦兰吉卫队也迅速萎缩，在十五世纪时早已不复见于记载。但在最后一战之中，卫队之中的一些士兵依然挥动着双手大斧，或许他们就是瓦兰吉卫队的孑遗。——译者注

[10] 佚名作。

尾声

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消息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入了恐慌。难民涌向西欧时，他们也带来了这个史诗般的故事，故事也得以完整地流传开来。然而人们说法差异最大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结局。当然，其中有他逃出生天的传说，但大多数人——包括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好友斯法兰泽斯，若是君士坦丁幸存，不可能不和他联系——在记载中基本肯定他是在城破之后被杀。枢机主教伊西多尔扮成乞丐混出城，而后逃到了克里特岛，按他的说法，君士坦丁的遗体在死后被辨认出来，头颅还作为战利品奉献到苏丹面前。苏丹在对死去的君士坦丁一番羞辱之后，带着他的首级胜利返回了亚得里亚堡。与枢机主教的说法类似的各种传言也广为流传。

皇帝的遗体

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的记述中，最有趣的一份记述源自埃维亚岛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萨古迪诺（Nicolò Sagundino），他几乎是在一切发生之后立即完成了这份记载。他在突厥人于1430年夺取塞萨洛尼基之时被俘虏，此后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会议上担任口译员，之后他代表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任务，因此他的见闻应当是相对可信的——尽管他的说法和其他人基本类似，仅仅是基于道听途说。1454年1月25日的那不勒斯，在对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Ⅴ）的一次正式演说之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君士坦丁的死亡，他宣称因为这值得永世纪念。按照他的说法，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受伤之后，他告诉皇帝拜占庭一方已经战败，请求他尽快逃离。君士坦丁拒绝了这个建议，指责他胆怯，他本人坚持要为自己的帝国战死。向城墙缺口行进时，他发现敌人已经涌入城中，不愿被活捉的他要求同伴杀死他，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尔后，他扔掉了身上所有的皇帝仪服，手持长剑加入了格斗。他几乎被立即杀死。战斗结束之后，本希望生擒他的苏丹下令搜索他的遗体。找到他的遗体之后，苏丹下令将他的首级挑在木桩上，到军营之中巡游示众。之后苏丹将君士坦丁的首级，以及城中二十名俊男与二十名美女作为礼物赠送给埃及苏丹。

另一种说法源自马卡里奥斯·梅里森努斯（Makarios Melissenos），这位十六世纪的莫奈姆瓦夏都主教留下了乔治·斯法兰泽斯编年史的扩展版本，他声称寻找皇帝遗体的突厥士兵发现他，是因为他的护胫甲和靴子上有雕刻或刺绣的皇帝鹰徽。这个说法与君士坦丁将身上的所有仪服抛弃的说法略有不符，但混乱之中他也许只扔掉了方便脱下的那些，也不太可能立即找到用来替换的鞋，或者直接赤脚上阵。梅里森努斯还提到，苏丹下令将他的遗体以基督徒的礼仪下葬，这一点没有得到任何其他资料的佐证，而且他的记述是君士坦丁堡破城一个世纪之后的事，因此必须谨慎采信。穆罕默德这样的人，真的会给皇帝留下墓地，甚至是埋骨地，供城中怀念拜占庭帝国的人朝圣与凭吊吗？

即使有这样的考虑，依然有极小的可能是，皇帝的遗体——或者他人所认为的皇帝遗体——被忠实的臣民隐匿并在此后秘密安葬。梅里森努斯声称他最终安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说法不可信。十九世纪时在今维法广场（Vefa Meydani）附近发现最后一位皇帝坟墓的奥斯曼政府的说法同样不可信，这个传说——毫无根据，却被同时代的旅行者狂热传播——基本可以肯定是当地咖啡馆的老板们编造的。如果他的坟墓存在（即使可能性极低），最可能的位置就是圣塞奥多西亚教堂，即今玫瑰清真寺，传说君士坦丁就埋葬在东南边的堤防下面。那里确实有一座小墓室，通过堤防内部狭窄的台阶之后，里面有一具棺木，门楣上用突厥语写着“使徒、基督信徒之墓——愿他安息”。这个传说尽管古老，却是在征服之后出现的，棺木上覆盖的是绿色的布，而这是伊斯兰教常用的礼节。另外当地也有说法认为那里属于一位伊斯兰教的圣人居尔·巴巴（Gül Baba）。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结局，在不计其数的传说之外，或许是最可能也最简单的：他的遗体没有找到，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士兵们一同埋葬在了集体墓葬中。

和皇帝的遗体几乎同样神秘的，是皇帝的佩剑。在都灵的王室武器库中，一把雕满基督教符号的华丽佩剑上刻着希腊语的“君士坦丁皇帝”。十九世纪，奥斯曼政府将其赠送给了都灵派遣的使节；1857年，法国学者维克多·朗格卢瓦（Victor Langlois）对其进行了辨认，认定这把剑无疑正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佩剑，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陪葬品。 [1] 然而他既没有解释这把剑是如何从苏丹的墓地之中取出，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另一把剑——据说是枢机主教伊西多尔在1452年赠予皇帝——在整个十九世纪之中都留存在君士坦丁堡。此外还有一把剑，与前两把剑非常类似，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居民赠给君士坦丁皇子，即希腊王国的继承人的，作为他1886年的成年礼。一些人也以为这是皇帝的佩剑，尽管当时一份雅典的报纸强调这一说法缺乏依据。 [2]

由于他的地位以及充满戏剧性的结局，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传说难免无穷无尽，以至于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也确实值得被称为传奇，而五个半世纪之后，将史实与传言分离开来也是相当困难了。史学家能做的只有转述记载，并尽可能地推测。他们指出了迷宫的入口，却无法指出迷宫通向何方。

幸存者的结局

并非所有拜占庭贵族都和他们的皇帝共命运了。一艘于5月29日逃离金角湾的热那亚船只的旅客名单上，就有六个帕列奥列格家族成员的名字，另外还有坎塔库泽努斯家族的约翰和迪米特里奥斯，两个拉斯卡里斯家族的成员，两个科穆宁家族的成员，两个诺塔拉斯家族的成员，以及没有那么显赫的其他家族的成员。他们抵达希俄斯岛，一些人就此定居，其他人则通过其他途径转往摩里亚、科孚岛、爱奥尼亚群岛或意大利，威尼斯则成了拜占庭流亡者的主要集结地点。出身帕列奥列格家族的安娜·帕列奥列格·诺塔拉斯（Anna Palaeologina Notaras）公主——大都督卢卡斯·诺塔拉斯之女——和她外甥女欧多西亚·坎塔库泽努斯（Eudocia Cantacuzena）在威尼斯居住了多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三十年后，这两位贵妇成了希腊流亡者社区的中心人物。

那些没有在围城战中城破时死亡，也没能逃到西方的拜占庭贵族们，在征服该城的第二天被带到苏丹的面前。绝大多数贵族妇女都被立即释放，但她们最貌美的女儿们——和几个儿子——则被苏丹留下了。被押来的男性贵族之中包括诺塔拉斯和另外九名大臣。他亲自出资为这十个人赎身，并释放了他们。然而这种恩典转瞬即逝。仅仅五天后，在宴会上，有人悄悄告诉苏丹，诺塔拉斯时年十四岁的三子格外英俊。穆罕默德立即下令他的宦官把他抓走，而当宦官回禀称愤怒的大都督不肯让他的儿子离开时，苏丹就派士兵将父子二人全部逮捕，还抓走了诺塔拉斯的女婿，即大元帅安德罗尼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被带到苏丹面前之后，诺塔拉斯依然坚持己见，穆罕默德则下令将他们三人当场斩首。大都督唯一的要求是让两个少年先受刑，免得自己的死让他们胆怯。在他们受刑之后，他也慨然引颈就戮。

至于那些幸存的希腊平民，苏丹决定让他们在他的帝国之中，以自治的社区继续留存，由他们自己选择的领袖来管理，这名领袖也将为他们的言行举止负责。拜占庭贵族体系几乎被完全肃清之后，可能的领袖只剩下牧首了。最近的一位牧首格里高利三世，早在三年前便逊位并逃往罗马了。然而他毕竟支持教会统一，逃走也好：穆罕默德本能地猜忌任何一个和西欧有联系的拜占庭居民。他此时明智地选择了僧侣真纳迪奥斯，即曾经的乔治·斯库拉里奥斯。尽管此人参加过费拉拉与佛罗伦萨的会议，但他已经放弃此前所有教会统一的观点，成了支持东正教一派的领袖。他和修道院中的其他僧侣一样被掳为奴隶，但他最终还是成了亚得里亚堡一个富裕突厥人的仆人，几乎又立即被任命为牧首。1454年1月，他在圣使徒教堂之中——而非圣索菲亚大教堂之中，那里已经是清真寺——就职。他的仪服，包括长袍、权杖和胸前的十字架则由苏丹交到他的手上，恰如之前的牧首们从“瓦西琉斯”们手中接过一样。

穆罕默德借此自封为他的希腊臣民们的庇护者，在帝国之中为他们划出一个区域，让他们自由地信奉基督教。他们不会再有皇帝了，但他们至少还是保留了牧首，成为他们宗教以及民族精神的中心。 [3] 真纳迪奥斯三次出任牧首之位，其间他成功地在突厥征服者的统治之下达成了妥协。他仅仅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职几个月之后，他自愿放弃了圣使徒教堂， [4] 迁往塞奥托科斯·帕玛卡里斯托斯（Theotokos Pammakaristos，“庇佑一切的神之母”）教堂，苏丹也得以借此拆毁了圣使徒教堂，在君士坦丁堡七丘的第四座上建造如今的法提赫（Fatih，“征服者”）清真寺。 [5] “神之母”教堂作为牧首的驻地持续到了1568年，五年后那里也改成了清真寺，今称“征服者清真寺”（Fethiye Camii）。 [6]

直到1601年，牧首才转往毗邻金角湾的费内尔（Fener）城区，并在那里存续至今。然而对忠实的东正教教徒而言，相比牧首具体所在的教堂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牧首，即如今的全希腊教会普世牧首，依然在今伊斯坦布尔。他在本地的信众很少，尽管直到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时，奥斯曼帝国之中的希腊人口数量也远多于希腊王国，拥有的财富也更多，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西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各个东正教团体。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驻地称不上理想，但对每个希腊人而言，其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继续提醒着他们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尽管皇家血脉在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后就断绝了，牧首却延续了一千六百年，自四世纪起便不曾中断。东正教源自君士坦丁堡，那里依然是东正教的中心。

西欧的反应

尽管深切且衷心地惊惶，西欧却没有因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而剧变。两个遭受直接影响最大的政权——威尼斯和热那亚，毫不犹豫地开始和苏丹谈判，以尽可能维持他们的利益。威尼斯人的援救舰队——很大程度上是教皇尼古拉斯整备的——在希俄斯岛下锚，等待合适的风向以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却遇到了从加拉塔逃出的热那亚舰船，得知了灾难的消息。舰队指挥官贾科莫·洛雷当（Giacomo Loredan）主动撤往埃维亚岛，等待新的指令。直到7月3日，阿尔维塞·迪耶多和从君士坦丁堡撤出的威尼斯舰船才返回潟湖。次日，迪耶多对议会进行了完整的报告。如今，威尼斯人或许是第一次开始考虑这一切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这不只是基督教世界的东帝国都城陷落而已，就这一点而言，情绪上的触动在所难免，但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意义早已消散一空。他们也并不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尽管据威尼斯人估计，在围城战与后续的巷战中有约五百五十名威尼斯人或克里特人死亡，损失了三十万达克特。在第三个方面，问题却严重得多：胜利的苏丹将自此随意征服他所想要征服的一切。如今一切都要靠他的善意来决定了。

7月5日，洛雷当和议会选择的威尼斯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接到了命令。洛雷当要尽可能保卫埃维亚岛，并将原本打算运往君士坦丁堡的货物转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莫多内待命。马尔切洛的任务是向穆罕默德保证，共和国决定坚定遵守他的父亲和他曾经签署的协议，要求奥斯曼归还他们掳走的所有威尼斯舰船，并指出这些并非军舰，而是商船。如果苏丹同意延长协议，马尔切洛就应当询问威尼斯能否保留城中的贸易区域，并保留希腊人统治时拥有的所有特权，还要试图让他释放所有被俘的威尼斯人。如果他拒绝或试图提出新的条件，大使必须先和威尼斯议会商议。与此同时，他也获准支配一千二百达克特，用于购置礼物赠送穆罕默德及奥斯曼宫廷官员，以便进行谈判。

马尔切洛很快发现和穆罕默德讨价还价极度困难，接下来许多使节也将明白这一点。直到次年春季，在进行了近一年的谈判之后，他们才得以签署协议。奥斯曼帝国归还了剩余的舰船和俘虏，威尼斯贸易区也得以恢复，由新的督政官负责——吉罗拉莫·米诺托在围城战后已经被处决。然而，那些领土与商业的特权都不复存在了，那正是威尼斯商人得以强大与繁荣的关键。马尔切洛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了两年，竭尽所能说服苏丹改变心意。他失败了。拉丁世界在东方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

热那亚人的情况比威尼斯人更危急，他们在继续耍弄两面下注的把戏。在加拉塔，他们的市政官——相当于威尼斯的督政官——在突厥人进城之时打开了城门，并竭尽所能避免他的同乡们离开。他尽可能早地派出了两名信使祝贺穆罕默德的胜利，并希望热那亚人贸易区的特权保持不变，但苏丹愤怒地赶走了他们。两天后，第二个使团前来时，苏丹的心情好了一些。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可以保留他们的财产，也可以继续保留宗教信仰，但不能敲钟或者建造新教堂。他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中自由行动与贸易，但他们必须交出全部武器装备，并拆毁陆墙与防御工事。所有的男性都必须支付人头税，任何旧日的特权也不复存在。加拉塔此后也将与其他任何自愿臣服于突厥征服者的基督徒社区完全一样。理论上，热那亚在黑海北岸的所有贸易区域可以继续保留，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繁荣的卡法港，但在安东尼奥·里佐死后，便很少有水手再敢强闯海峡，也几乎没有商人愿意支付极度高昂的过路费。除了希俄斯岛之外——热那亚人在那里的统治维持到了1566年——热那亚的商业帝国在十五世纪结束时便化为乌有了。

在罗马，教皇尼古拉斯完全没有表现出和那两个商业共和国一样的犬儒主义和自私自利。他竭尽所能号召西欧发动十字军，呼应他的不只是希腊的枢机主教伊西多尔和贝萨里翁，教皇在德意志的代表埃尼亚斯·西尔维鲁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即未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也全力奔走呼吁。但这毫无用处。西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既没有组织十字军的手段，也没有号召十字军的权威，只能写下几封展现虔诚信仰的信；法兰西与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之后依然疲惫不堪，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欧洲最富裕的王公——尽管表面上最为狂热，在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一个子都不肯出。只有匈牙利的拉迪斯拉斯急切希望出征，但没有盟友他不可能出征，而现在他连约翰·胡尼奥迪都无法指挥，两人的关系早已破裂。

从拜占庭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意义索然。如此规模的突厥大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之中，收复该城已不复可能，让帝国复国也不可能了。行动的时机早就过去了。一个世纪之前，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奥斯曼部，也许能够扭转态势——至少能推迟在所难免的灭亡。这样的行动，尽管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却最终也没有发生；在欧洲踌躇之间，拜占庭帝国已经灭亡。

欧洲的无力

东方的基督徒相信十字军显然不可能到来，他们只能尽可能帮助他们战败的同胞，并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协议。塞尔维亚的乔治·布兰科维奇、摩里亚的尊主迪米特里奥斯和托马斯、特拉布松的皇帝约翰·科穆宁（John Comnenus）、莱斯沃斯岛和萨索斯岛的加蒂卢西奥家族领主，以及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团长，纷纷派遣使节前来，在苏丹的宫廷之中进进出出。穆罕默德对所有使节的答复完全一致：他不打算和他们争吵，只要求他们承认自己为宗主，并支付更多的岁贡。其他政权都同意了，只有骑士团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苏丹要获得教皇的承认，但很显然教皇绝不会如此做。穆罕默德让使节离开了，毕竟以后还有机会对付他们。

事实上，骑士团反而比其他的基督徒政权存留得更久。穆罕默德在1480年进攻罗德岛，但没能成功，并于一年后逝世。他的曾孙苏莱曼大帝在1520年突袭夺取该岛。 [7] 布兰科维奇和胡尼奥迪均于1456年逝世。摩里亚的尊主国此前已经因两兄弟的内讧而分裂，最终在1460年被消灭。次年8月15日，米哈伊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两百年后，大卫·科穆宁（David Comnenus），特拉布松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拜占庭世界的最后一个皇帝，向苏丹投降。两年后，他和他成年的子侄们在君士坦丁堡被处决，尸体扔到城外喂狗。

帕列奥列格家族的后裔

帕列奥列格家族却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尊主迪米特里奥斯成为僧侣，在君士坦丁堡死去；他唯一见于记载的孩子——女儿海伦娜（Helena），和她的母亲一同被带进苏丹的后宫。他的兄弟托马斯逃往罗马，并把圣安德烈的头颅带走，作为礼物献给教皇庇护二世。 [8] 他仍年幼的两个儿子由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抚养。长子安德鲁（Andrew）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当年出生，他的表现令人失望。自称“君士坦丁堡英白拉多”的他娶了一个罗马城的妓女，把所有的封号卖给西班牙的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之后，于1502年在穷困潦倒之中离世。幼子曼努埃尔（Manuel）此后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成婚，留下了两个儿子约翰（John）和安德鲁（Andrew）——后者改信伊斯兰教，并靠着苏丹提供的少量补助安度余生。托马斯的幼女佐伊［Zoe，索菲亚（Sophia）］在1472年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身为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皇帝的侄女，她将双头鹰作为嫁妆带给了自己的丈夫，在他看来，她也带来了拜占庭的精神遗产——就此让莫斯科得以自称“第三罗马”。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正是她的孙子。

如前文所述，至少在十一世纪时帕列奥列格家族便在帝国之中出现了，而在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很久，便有许多帕列奥列格皇室的远亲，与当时的皇帝有近乎不存在的亲属关系。帝国灭亡之后，许多人流亡到欧洲，意大利就有许多姓帕列奥列格的人，特别是在威尼斯、佩萨罗和维泰博。此后这个姓氏又传到了马耳他、法国和凯法利尼亚，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比如雅典、罗马尼亚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锡罗斯岛（Syros）。甚至有人来到了英格兰，康沃尔的兰杜尔夫（Landulph）的圣莱昂纳德教堂，一片黄铜饰板上的铭文读来依然激动人心。

这里安眠着来自意大利佩萨罗的塞奥多尔·帕列奥列格，他是希腊最后一位基督教皇帝的后裔、卡米里奥（Camilio）的儿子，普罗斯博（Prosper）的孙子、塞奥多罗（Theodoro）的曾孙、约翰的玄孙。约翰是君士坦丁·帕列奥列格的二弟托马斯的儿子，君士坦丁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统治者，直到那里被突厥人占领。塞奥多尔迎娶了来自萨福克（Sovffolke）的哈迪耶的威廉·鲍尔斯（William Balls of Hadlye）的女儿玛丽，留下五个孩子——塞奥多罗（Theodoro）、约翰（John）、费迪南德（Ferdinando）、玛丽亚（Maria）和多萝西（Dorothy），于1636年1月21日在克利夫顿（Clyfton）撒手人寰。

我们倒是愿意相信这段话，哀哉，没有证据显示尊主托马斯有个名叫约翰的儿子。乔治·斯法兰泽斯负责记录皇室家族所有后裔的名字，但他只记录了前文提到的安德鲁和曼努埃尔。然而有趣的是，一个名叫利奥·阿拉提奥斯（Leo Allatius）的人——必须提及他是在1648年写下的这段话——明确记载称“安德鲁、曼努埃尔与约翰，尊主托马斯·帕列奥列格之子”。 [9] 很明显，他的可信性无法和斯法兰泽斯相比，但确有可能托马斯有一个名叫约翰的私生子，或者是铭文上有误，提到的约翰是托马斯的幼子曼努埃尔之子，这一点确有可信资料的证实。

无论哪一种说法属实，塞奥多尔都将成为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即曼努埃尔二世的后裔。有趣的是他和他的两位叔父在佩萨罗——身为美第奇家族的臣属——被指控犯下谋杀罪。 [10] 塞奥多尔被流放，最终来到了英格兰，成为一名士兵，而后又成为林肯（Lincoln）伯爵雇的刺客。他和玛丽·鲍尔斯的婚礼在约克郡的科廷厄姆（Cottingham）隆重举行——或许只是为了避免萨福克人的口舌，毕竟他们的长子塞奥多罗在婚礼十周之后就出生了。尼科尔教授写道：“埃克塞特大教堂记载（老）塞奥多尔于1636年10月20日下葬，而非铭文所说的1月21日。1795年，他的坟墓被意外打开，露出了橡木棺。开棺后，他的遗体保存完好，人们发现塞奥多尔·帕列奥列格身材格外高大，有一个大鹰钩鼻，以及很长的白胡须。”

塞奥多尔的儿子费迪南德在英国内战爆发不久之前移居巴巴多斯（Barbados），与丽贝卡·庞弗雷特（Rebecca Pomfret）成婚。他于1678年去世，安葬在圣约翰教堂之中。刻着多利安式石柱和君士坦丁十字的墓碑上，写着一段铭文：“这里安葬着费迪南德·帕列奥列格，最后一位基督徒的希腊皇帝的后裔，1655～1656年任教区教会委员，担任教区代表二十年。于1679年10月3日去世。”他的儿子塞奥多里奥斯（Theodorious）与巴巴多斯的玛莎·布拉德伯里（Martha Bradbury）成婚，并和她返回了英格兰，在斯特普尼（Stepney）定居，而后于1693年在科伦纳（Corunna）去世。他的遗腹女的名字颇为古怪——“戈德斯考尔”（Godscall）。她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若是无法发现新的证据，我们只能认定，这个丧父的斯特普尼女孩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最后一个确知的后裔——姑且认为那位约翰·帕列奥列格确实存在吧。

总结

东罗马帝国于330年5月11日，星期一，由君士坦丁大帝创立；在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终结。在那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零十八天之中，八十八位皇帝或者女皇曾登上皇位——不包括拉丁帝国时期窃据皇位的七位统治者。这八十八位君主之中，其中的一些人——君士坦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希拉克略、巴西尔一世与巴西尔二世、亚历克修斯一世——堪称伟大；其中的一些人——福卡斯、米哈伊尔三世、佐伊和安吉洛斯王朝的皇帝们——则令后世不齿；大多数则是勇敢、正直、虔敬且实干的统治者，他们尽力而为，成就也或多或少。拜占庭帝国或许没能践行其最高理想，可又有哪个政权能如此呢？但至少，帝国不应当落得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在英格兰的恶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爱德华·吉本）——“文明世界之中一切卑劣无耻的集合”。 [11] 这个荒谬的说法无视了诸多事实，拜占庭帝国是高度宗教化的社会，至少在社会中上层之中几乎没有文盲，而且一位又一位皇帝因学识渊博而传名后世；这个社会相当勉强地掩饰了其对十字军领袖们的轻蔑——那些自称贵族的人竟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勉强。同样被无视的是，在西欧的学术之光几乎熄灭之时，这个依然留存了希腊与拉丁古典文化遗产的文明，对西欧文明有何等的恩惠。

最后，同样被无视的是摄人心魄的拜占庭艺术。尽管其题材可谓狭窄，几乎完全限于基督教信仰的诸多神迹，然而在如此的限制之下，拜占庭艺术依然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沉与超脱，这些杰作——圣索菲亚大教堂南走廊的《祈祷》（deesis ）、西西里切法卢（Cefalù）大教堂穹顶的全能基督像、君士坦丁堡霍拉的救世主教堂侧室礼拜堂的《复活》——正是以这些精神为名因此位列人类精神世界最崇高的创造之中。拜占庭帝国之中，画师与镶嵌画师得到的要求可谓简洁——“展现上帝的精神”。这是极大的挑战，西欧的艺术家也很少进行如此尝试。然而在东方基督徒的教堂与修道院中，艺术家们忠实又可谓杰出地多次完成了这一创举。

二十世纪首个也最出色的希腊文化仰慕者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依然坚信拜占庭帝国的伟大源自他所说的“三者合一”，即罗马的体魄、希腊的思想与东方的神秘灵魂融为一体。这三股影响自始至终存在，也各自塑造了帝国独特的个性；事实上也可以说，每一位皇帝或者女皇的性格，都是这三种元素以不同的方式所得的精妙结合。出于这个以及种种其他原因，拜占庭人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然而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拥有同样的弱点，屈服于同样的诱惑，和我们一样有好有坏，相差无多。然而他们不应当和之前的几个世纪一样，被我们禁锢在历史的角落之中。他们的愚行确实很多，他们的罪业同样如此，但当他们的最后一位皇帝勇敢地面对结局时，这一切也应当被原谅了，就像那些世界历史之中诸多的光辉史诗一样，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被写入传奇之中，拥有同样的荣耀。这也是为什么，在五个半世纪之后，整个希腊世界依然相信，星期二是一周之中最不幸的一天；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的旗帜上不是新月而是残月，这提醒着我们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残月高悬；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君士坦丁堡陆墙——坍圮，残破，却依然从一个海洋延伸到另一个海洋——依然是那座城市最宏大也最悲哀的纪念碑。

[1] “Mémoire sur le sabre de Constantin XI Dracosès，dernier empereur grec de Constantinople”，Revue de l ’Orient et de l ’Algérie et des Colonies ，Paris 1858；“Notice sur le sabre de Constantin XI，dernier empereur de Constantinople，conservé à l’Armeria Reale de Turin”，Revue archéologique ，14：1，1857.

[2] 这些信息，以及本章其他部分的许多内容参考了D.M.尼科尔教授的《不朽的皇帝》（The Immortal Emperor ），其中对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后续事件的记述，是现有英语作品之中最完备的。

[3] 苏丹此举的影响在希腊东正教教会之中延续至今，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Damaskinos）从1945至1946年曾担任希腊的摄政者，大主教马卡里奥斯（Makarios）更是成了塞浦路斯总统（1959～1974、1975～1977）。近五百年来，教会履行着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功能，这种传统如今依然不曾消失。

[4] 圣使徒教堂是拜占庭帝国诸多皇帝的墓葬地，其中原本有大量贵重物品，第四次十字军入城时将其劫掠一空，并对墓葬的棺椁大肆破坏。或许，牧首是因为无法忍受其中的凄惨景象而决心离开的。当然，也有苏丹蓄意断绝城中罗马皇帝象征的可能。——译者注

[5] 圣使徒教堂原本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作为他和他继承人的安息之地（见第一卷）。由查士丁尼重建之后，巴西尔一世又进行了整修，并装饰了镶嵌画。法提赫清真寺和周围的大批建筑物则是在1463年至1470年建造，也是城中最早的奥斯曼帝国纪念碑。

[6] 塞奥托科斯·帕玛卡里斯托斯教堂如今依然值得游览。十四世纪初的侧室礼拜堂（parecclesion）之中保留了精美的镶嵌画，与卡里耶清真寺的镶嵌画基本出自同一时代，近年美国拜占庭学会对其进行了修复。

[7] 但骑士团的漫长历史至此仍未结束。在游荡了几年后，他们在马耳他安定下来，直到最终被拿破仑驱逐。骑士团如今在罗马居留，依然享受着独立政权的特权，也和许多天主教国家维持着外交关系。

[8] 这一情景也再现在了罗马圣安德烈教堂——《托斯卡》（Tosca ）第一幕的发生地——的庇护二世墓地浮雕上。

[9] Leo Allatius，De ecclesiae occi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tua consensione ，col. 956.

[10] 这个故事出自尼科尔教授的《不朽的皇帝》。在最后一章，他不仅提到了塞奥多尔，也提到了其他的冒充者，并给出了全部的参考资料。另见帕特里克·利·弗莫尔的《旅人蕉》（The Traveller’s Tree ），pp.145～149。

[11] W.E.H.莱基《欧洲道德史》，1869年。

皇帝列表

拜占庭帝国皇帝

1081～1118 亚历克修斯一世

1118～1143 约翰二世

1143～1180 曼努埃尔一世

1180～1183 亚历克修斯二世

1183～1185 安德罗尼卡一世

1185～1195 伊萨克二世

1195～1203 亚历克修斯三世

1203～1204 伊萨克二世与亚历克修斯四世共治

1204 “连眉者”亚历克修斯五世

1204～1222 塞奥多尔一世

1222～1254 约翰三世

1254～1258 塞奥多尔二世

1258～1261 约翰四世

1259～1282 米哈伊尔八世

1282～1328 安德罗尼卡二世

1328～1341 安德罗尼卡三世

1341～1391 约翰五世

1347～1354 约翰六世

1376～1379 安德罗尼卡四世

1390 约翰七世

1391～1425 曼努埃尔二世

1425～1448 约翰八世

1449～1453 君士坦丁十一世

拉丁帝国皇帝

1204～1205 鲍德温一世

1206～1216 埃诺的亨利

1217 库特奈的皮埃尔

1217～1219 约兰达

1221～1228 库特奈的罗贝尔

1229～1261 鲍德温二世

（1231～1237 布列讷的让）

伊庇鲁斯尊主

1204～约1215 米哈伊尔一世

约1215～1224 塞奥多尔

称帝，后改称塞萨洛尼基尊主

1224～1230 塞奥多尔

1230～约1240 曼努埃尔

约1240～1244 约翰

1244～1246 迪米特里奥斯

伊庇鲁斯尊主

约1237～1271 米哈伊尔二世

1271～1296 尼基弗鲁斯

1296～1318 托马斯

1318～1323 尼古拉斯·奥尔西尼

1323～1355 约翰·奥尔西尼

1335～1340 尼基弗鲁斯二世

塞萨利尊贵者

1271～1296 约翰一世

1296～1303 君士坦丁

1303～1318 约翰二世

穆斯林君主列表

罗姆苏丹

1077（1078）～1086 苏莱曼一世

1092～1107 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

1107～1116 马利克沙

1116～1156 马苏德一世

1156～1192 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

1192～1196 凯霍斯鲁一世

1196～1204 苏莱曼二世

1204 基利杰·阿尔斯兰三世

1204～1210 凯霍斯鲁一世

1210～1220 凯考斯一世

1220～1237 凯库巴德一世

1237～1245 凯霍斯鲁二世

1246～1257 凯考斯二世

1248～1265 基利杰·阿尔斯兰四世

1249～1257 凯库巴德二世

1265～1282 凯霍斯鲁三世

1282～1304 马苏德二世

1284～1307 凯库巴德三世

1307～1308 马苏德三世

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奥斯曼苏丹

1288～1326 奥斯曼

1326～1362 奥尔汗

1362～1389 穆拉德一世

1389～1402 巴耶塞特一世

1402～1421 穆罕默德一世

［1402～1410 苏莱曼］

［1411～1413 穆萨］

1421～1451 穆拉德二世

1451～1481 穆罕默德二世

教皇列表

（1073～1455，斜体为僭称教皇）

1073～1085 格里高利七世

1080～1100 克莱芒三世

1086～1087 维克多三世

1088～1099 乌尔班二世

1099～1118 帕斯夏二世

1100～1102 狄奥多里克

1102 阿尔贝特

1105 西尔维斯特四世

1118～1119 杰拉斯二世

1118～1121 格里高利八世

1119～1124 卡里西图斯二世

1124～1130 霍诺里乌斯二世

1124 塞莱斯廷二世

1130～1143 英诺森二世

1130～1138 阿纳克雷图斯二世

1138 维克多四世

1143～1144 塞莱斯廷二世

1144～1145 卢修斯二世

1145～1153 尤金三世

1153～1154 阿纳斯塔修斯四世

1154～1159 哈德良四世

1159～1181 亚历山大三世

1159～1164 维克多四世

1164～1168 帕斯夏三世

1168～1178 卡里西图斯三世

1179～1180 英诺森三世

1181～1185 卢修斯三世

1185～1187 乌尔班三世

1187 格里高利八世

1187～1191 克莱芒三世

1191～1198 塞莱斯廷三世

1198～1216 英诺森三世

1216～1227 霍诺里乌斯三世

1227～1241 格里高利九世

1241 塞莱斯廷四世

1243～1254 英诺森四世

1254～1261 亚历山大四世

1261～1264 乌尔班四世

1265～1268 克莱芒四世

1268～1271 （出缺）

1271～1276 格里高利十世

1276 英诺森五世

1276 哈德良五世

1276～1277 约翰二十一世

1277～1280 尼古拉斯三世

1281～1285 马丁四世

1285～1287 霍诺里乌斯四世

1288～1292 尼古拉斯四世

1294 塞莱斯廷五世

1294～1303 卜尼法斯八世

1303～1304 本笃十一世

1305～1314 克莱芒五世

1316～1334 约翰二十二世

1328～1330 尼古拉斯五世

1334～1342 本笃十二世

1342～1352 克莱芒六世

1352～1362 英诺森六世

1362～1370 乌尔班五世

1370～1378 格里高利十一世

1378～1389 乌尔班六世

1378～1394 克莱芒七世

1389～1404 卜尼法斯九世

1394～1423 本笃十三世

1404～1406 英诺森七世

1406～1415 格里高利十二世

1409～1410 亚历山大五世

1410～1415 约翰二十三世

1415～1417 （出缺）

1417～1431 马丁五世

1423～1429 克莱芒八世

1424 本笃十四世

1431～1447 尤金四世

1439～1449 菲利克斯五世

1447～1455 尼古拉斯五世

参考文献

Ⅰ 原始资料

资料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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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Abagu，Mongol Ilkhan，253n

Abbasid Caliphate：destroyed，259

Abelard de Hauteville，21

Abu-Shara，Emir，68

Acarnania，308

Acciajuoli family（Florence），295，354

Acerbus Morena，108n

Achaia，220-23，226，245，295

Acindynus，Gregory，304-5，314

Acre，158，162，260，265

Adam of Usk，362

Adana（fortress），46，75-6

Adela，Countess of Blois，40，44

Adelaide of Brunswick-Grubenhagen，wife of Andronicus Palaeologus，276

Adelaide，wife of Roger Ⅰ of Sicily；then of Baldwin Ⅰ，74

Adhemar，Bishop of Le Puy，32

Adramyttium，263

Adrian（or Hadrian）Ⅳ，Pope（Nicholas Breakspear），108-10，113，117，132

Adrian Ⅴ，Pope，241

Adrianople（now Edirne）：Barbarossa burns monastery，94；Venice wins，181-2，184；Kalojan’s victory and sacking of，189；and Catalans，272；1341 revolt，297；surrenders to John Ⅵ，300；remains in Empire，309；granted to Matthew Cantacuzenus，318；in Ottoman hands，328，374

Aetolia，308

Agnes，Princess of France，137，144，153，160

Ahmet，Mongol Ilkhan，253n

Ahmet，son of Murad Ⅱ，413

Aimery，Patriarch of Antioch，121-3，126

’Ain Jalut，battle of（1260），265n

al-Adil，Saif ed-Din，Sultan，159

Alan tribesmen，263，267

Alaşehir，see Philadelphia

Albania，308

Albano，Bishop of，230

Albert of Aix，33n

Aleppo，78-9，99，123

Alexander Ⅲ，Pope，131-3

Alexander Ⅳ，Pope，209，219n

Alexander Ⅴ，Pope，379-80

Alexis，son of Axuch，117-18

Alexius Ⅰ Comnenus，Emperor：accession，1，7，9；subdues Roussel，2；submits to Botaneiates，3；popularity，4；adopted by Mary of Alania，5；rebellion against Nicephorus，6-8，64；appearance and character，9；relations with Ducas family，10-11；relations with Mary of Alania，10-12；coronation，11；married life，12；and Norman offensive，16，19，21-2，25；and defeat of Pechenegs，26-8；strengthens navy，26，52；relations with Popes，29-30；disapproves of First Crusade，32，34-5，42；dealings with Crusaders，35-41，44，61，240；and occupation of Jerusalem，43；Bohemund accuses，46；recaptures fortresses，46；and Crusader hostility，47；subdues Bohemund，48；rule criticized，50-1；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y，52-3；military interests and powers，52，61；reforms，54-5；religious convictions，54-5；unpopularity，54，62；and East-West church differences，56-7；illness，57-60；and renewed Turkish attacks，57-9；achievements，61-2；death and succession，61；recovers Laodicia，68

Alexius Ⅱ Comnenus，Emperor，128，137，140，143

Alexius Ⅲ Angelus，Emperor，156，163，171-2，174，190

Alexius Ⅳ Angelus，Emperor，156，170-71，174-6

Alexius Ⅴ Ducas（Murzuphlus），Emperor，176-8，182

Alexius Ⅳ，Emperot of Trebizond，402

Alexius Apocaucus，294-5，297，299-301，303

Alexius Branas，General，154

Alexius Bryennius，118，127

Alexius Comnenus，John Ⅱ’s son，83

Alexius Comnenus of Trebizond，grandson of Emperor Andronicus，188

Alexius Macrembolites，312

Alexius Metochites，314

Alexius Philanthropenus，239，262

Alexius，protosebastus ，140-41，146，154-5

Alexius Strategopulus，Caesar，208-11，219

Alfonso Ⅲ，King of Aragon，264n

Alfonso Ⅴ，King of Aragon，416，424，438

Alfonso，son of Raymond Ⅳ of Toulouse，39

Ali Pasha，352

Ali，son of Murad Ⅱ，423

Alice，daughter of Baldwin Ⅰ of Jerusalem，76-7

Allatius，Leo，447

Almira，116

Almus，King of Hungary，70-71

Alp Arslan，Sultan，1

Altino Chronicle ，167

Amadeus Ⅴ，Count of Savoy，281

Amadeus Ⅵ，Count of Savoy，328，330-32，338，340

Amalric，King of Jerusalem，142

Amorgos，239

Anadolu Hisar（castle），356，414-15

Anastasius Ⅳ，Pope，107-8

Anatolia，30，32，259-60

Anazarbus（now Anazarva），76

Anchialus，283，328，389

Ancona，129

Ancyra（now Ankara），44-5，72

Andravida，220，222

Andrew，Count of Rupecanina，118

Andrew Palaeologus，son of Manuel，456

Andrew Palaeologus，son of Thomas，446-7

Andria，112-13

Andronicus Ⅰ Comnenus，Emperor，141-4，146-53

Andronicus Ⅱ Palaeologus，Emperor：proclaimed heir，212；proposes marriage to Isabella，223；supports father over church reunion，242，244，249；accession，253；and father’s body，253-4；abrogates Union of Lyon，256；ecclesiastical reforms，257-8；remarries（Yolanda），258；military economies，259；conspiracies against，261-2，274；and Catalan Company，264，266，270，272；anathematized by Clement Ⅵ，273；and succession disputes，274-7；divides rule with Andronicus Ⅲ，277-9；abdicates，280；death，280-81

Andronicus Ⅲ Palaeologus，Emperor：as co-Emperor，275，277-9；and succession to Andronicus Ⅱ，276-8，280-81；occupies Constantinople，279-80；character，281；foreign policy and campaigns，282-5，288；reforms legal system，282；wounded at Pelekanos，285；relations with Ottomans，286；and Church reunion，287；rebuilds navy，287；achievements，292；death and succession，292-3，323

Andronicus Ⅳ Palaeologus，Emperor：and succession，319；Latin instruction，326；and father’s absence in Hungary，329；crowned co-Emperor，333；denies Tenedos to Venice，335；revolts against father，335，337，339-40，346；seizes throne，337-8；flees Constantinople，339；reinstated as heir，339；death，340，346；jurisdiction，340

Andronicus Ⅴ Palaeologus，Emperor，371-2

Andronicus Angelus，General，143

Andronicus Asen，295

Andronicus Cantacuzenus，Grand Domestic，441

Andronicus Cantacuzenus，John’s son，310

Andronicus Comnenus，Alexius’s second son，60，64，83

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Manuel’s cousin，91，120

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Manuel’s nephew，128-9

Andronicus Ducas，4

Andronicus Muzalon，204

Andronicus Palaeologus，Byzantine commander，289

Andronicus Palaeologus，Despot of Thessalonica，373，376-8，385

Andronicus Palaeologus，father of Michael Ⅷ，200

Andronicus，son-in-law of John Ⅱ，87

Andros，181

Angelus family，156；and 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Ania（now Kuşadasi），260

Anna，Empress（formerly Constance），199，204，218-19

Anna，Tsarina，wife of Michael Sisman，283 & n

Anna Comnena：on Mary of Alania，3；biography of father（Alexius），4n；and Alexius’s rebellion，6 & n；on Alexius’s appearance，9；on Nicephorus Botaneiates，9；betrothed to Constantine，15；on Guiscard’s army，16；on Venetian sea battle with Normans，24；on battle of Levinium，27；on Bohemund，37-8，46n；on Constantinople ‘orphanage’，55；on Turkish campaigns，58-9；on mother（Irene），59-60；and father’s death，63；hatred of brother John，63-4；banishment，64-5；marriage（to Nicephorus Bryennius），64；John shows leniency to，66

Anna Contostephana，128n

Anna Dalassena，4，11，51，54n，59，62

Anna，daughter of Michael Ⅸ，276 & n

Anna Palaeologina Notaras，441

Anna Palaeologina，wife of George，6

Anna，Princess of Antioch，wife of William of Villehardouin，208

Anna，wife of Despot John Orsini of Epirus，289

Anna，wife of John Ⅱ of Thessaly；then of Nicholas Orsini，288

Anna，wife of John Ⅷ，381

Anne，Princess of Châtillon，128-9

Anne of Savoy，second wife of Andronicus Ⅲ，281，294-6，299-300，303-6，316-17

Anne，wife of Andronicus Ⅱ，258n

Anselm，Archbishop of Milan，44

Antalya（formerly Attaleia），68，83

Anthemius，Praetorian Prefect，422

Antioch：falls to First Crusade，42-3；John Ⅱ captures，74，76-8，80-81；Manuel reclaims from Reynald，122-3；Frankish rule in，158；and Gregory Ⅹ’s Crusade，240

Antonio da Massa，385

Anton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51，357

Aprus，castle of（near Rhaedestum），271

Apulia：revolt in，111-13，115

Aragon：and Sicily，218

Argos，352

Armenians：in Cilicia，74-5，79，157

Arsenites，257，274

Arsen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05，212，218，234n，257

Arta，185，209，289-90；battle of（1082），22

Asclettin，Norman General，112

Asen，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Asia Minor：political situation in，67-8；John Comnenus campaigns in，68；Turk advance and settle in，259，273-4，286

Astipalaia，239

Athana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58，274

Athens，272，405

Athos，Mount see Mount Athos

Atramyttion（now Edremit），191

Attaleia（now Antalya），68，83

Attaliotes，268

Attica（Duchy of Athens），184

Attila the Hun，422

Aubrey de Trois-Fontaines，193

Avignon：Papacy at，287n，332；Papacy leaves，378

Avlona（now Valona），208，237，241

Axuch，John，Grand Domestic，66，68，86-7，98

Aydin tribe，274

Baghdad，259

Baghras（castle），83

Baibars，Mameluke Sultan，162，265n

Baldwin Ⅱ，Emperor：born，191；regency，194；absences in West，201-2；coronation，201；and Michael Ⅷ’s attacks on Constantinople，209；flees Constantinople，211-12；and Manfred，218；alliance with Urban Ⅳ，219；alliance with Charles of Anjou，226；treaty with Theobald of Champagne，229；death，237

Baldwin Ⅰ of Boulogne，Count of Edessa，King of Jerusalem，36-7，42-4，46，70，74，76-7

Baldwin Ⅰ of Flanders and Hainault，Latin Emperor，180-82，184，188-9，191，199

Baldwin Ⅱ，King of Jerusalem，70，74，76-7，79

Baldwin Ⅲ，King of Jerusalem，120-23，126-7

Baldwin Ⅳ，King of Jerusalem，158

Baldwin Ⅴ，King of Jerusalem，158

Baldwin of Antioch，son of Raymond of Poitiers，127，135

Baldwin，General，146，150-51，154-5

Balian of Ibelin，159

Balkans：Byzantines lose control of，157；Michael Ⅷ’s expeditions in，238-40，245

Balls，Mary（later Palaeologus），448

Baltoğlu，Süleyman，423-6

Barbaro，Nicolò，421，424

Barbarossa，see Frederick I Barbarossa

Bari，1，112，115

Barlaam the Calabrian，Bishop of Gerace，291，304

Bartholomew，Bishop of Grosseto，243-4

Bartolomeo of Neocastro，241

Basel：Church Council（1431），396-7，402

Basil Ⅱ，Emperor（the Bulgar-Slayer），75

Basil，the Bogomil，54

Basil Curticius，General，22

Basil of Ochrid，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90

Basil，St，4

Batu Khan，198

Bayezit，Ottoman Sultan：at Kosovo，343-4；kills brother Yakub，345；reign，345；enforces vassalage on Byzantine Emperors，346-7；and Manuel Ⅱ，349-53；instability，352；besieges Constantinople，353，356-7，365；defeats Sigismund’s Crusade（1396），355；builds castle，356，414-15；defeat and capture by Tamburlaine，364，366-9；death，367；succession，372

Beatrice，daughter of Charles of Anjou，226

Beirut，158

Béla Ⅲ，King of Hungary，128-9，134，144，157

Béla Ⅳ，King of Hungary，229

Béla，son of Almus of Hungary，70

Belgrade：sacked（1183），144

Belisarius，General，18

Benedict ⅩⅢ，anti-Pope，354，363，379，381

Benevento，battle of（1266），225-6

Benevento，Treaty of（1156），117

Berat（fortress），237，246-7

Berengaria of Castile，wife of John of Brienne，194

Berenguer d’Entenga，269-70

Bernard，St，Abbot of Clairvaux，93-4，105，107

Bernard of Valence，Patriarch of Edessa，43，46

Berrhoea（now Veria），302，314

Bertha of Sulzbach，see Irene

Berthold，Duke of Dalmatia，164

Bertrand of Blancfort，124

Bessarion，Cardinal（earlier Metropolitan of Nicaea），391，397，402-3，445-6

Bitolj，see Pelagonia

Black Death，309-10，317，323

Blastares，Matthew，see Matthew Blastares

Boccaccio，Giovanni，360n

Bocchiardi（Genoese brothers），435

Boeotia，184

Bogomils，26，54

Bohemund Ⅰ of Taranto，Prince of Antioch：appearance，17，37-8；in campaign against Alexius，17-22，24，52，147；carves out principality，25；with First Crusade，37；becomes Prince of Antioch，42；captured by Turks and ransomed，43，45；attitude to Byzantium，44；returns to West，46；besieges Durazzo and surrenders to Alexius，47-8；death，48，57

Bohemund Ⅱ，Prince of Antioch，72，74

Bohemund Ⅲ（the Stammerer），Prince of Antioch，126，142

Bolkan，Zhupan of Rascia，71

Boniface Ⅷ，Pope，265

Boniface Ⅸ，Pope，354，357，363

Boniface，Marquis of Montferrat：leads Fourth Crusade，168-70，174，177，180-81；territorial gains，184，192；captures Alexius Ⅲ，190；killed，192

Boril，nephew of Tsar Kalojan，193

Borilus，5

Boucicault，Marshal（Jean Le Maingre），358-61，363-4，369

Bradbury，Martha（later Palaeologus），448

Branas，see Alexius Branas；Demetrius Branas；John Branas；Michael Branas

Branichevo：sacked（1183），144

Brankovich，see George Brankovich；Lazar Brankovich；Vuk Brankovich

Brescia，132

Brindisi，114-15

Browning，Robert：Rudel and the Lady of Tripoli ，127n

Brusa（now Bursa），260，263，278，367；Green Mosque，383n

Bryennius，see Alexius Bryennius；Nicephorus Bryennius

Bulgaria and Bulgars：rebel against Isaac Ⅱ，157；Second Empire formed，157，193；alliance with Barbarossa，160；revert to Orthodox Christianity，196-7；and Mongol invasion，198，200；Theodore Ⅱ campaigns against，204-5；hostility to Michael Ⅷ，216；Roger de Flor and，269；treaty with Andronicus Ⅲ，282；alliance with Serbia，283；Velbuzd defeat（1330），283；hold John Ⅴ，329-30；Ottomans overrun，341，348，354；insurrection against Bayezit（1393），351；and Crusade of Varna，404-6

Bursuk，91

Busilla，Queen of Hungary，103

Butrinto（Albania），237

Büyükada（formerly Prinkipo），263，424

Byron，Robert，449

caesar：as title and rank，210n

Caesarea（now Kayseri），72

Caffa（now Feodosia），262，309，445

Callistus Ⅰ，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15，319，329，331n

Caltabellotta，Treaty of（1302），264

Camurlu（Serbia），battle of（1413），375

cannon：development of，418-19

Cantacuzenus，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Catalans，Grand Company of：service with Andronicus Ⅱ，264，266-7，270；expedition to East，268；and murder of Roger de Flor，271；take vengeance，272；and Charles of Valois，273

Caterina Gattilusio，Empress，second wife of Constantine Ⅺ，412

Catharine of Courtenay，wife of Philip of Valois，273

Catharine of Valois，wife of Philip of Taranto，273，289-90，295

Cecilia，Princess，wife of Tancred，47

Ceos，239

Cephalonia，24，70，157

Cesarini，Cardinal Giuliano，402，404-6

Ceyhan river（formerly Pyramus），72

Chaka，Emir of Smyrna，26，50

Chalandon，F.，6n，75n

Chalcedon，172

Chalconcondylas，Laonicus，see Laonicus Chalconcondylas

Chalkis，239-40

Chankiri（formerly Gangra），72-4

charisticum ，55

Charles Ⅵ，King of France，344，358，360-61，363，373

Charles of Anjou，King of Sicily and Naples：war against Manfred，224-5；as threat to Michael Ⅷ，225-7，229，233-4，245-8，255；interference in papal appointments，227，232，241-2，248；allies，229；and brother Louis’death，231；Crusade in Tunis，231；fleet destroyed，231；and Michael Ⅷ’s negotiations with Gregory Ⅹ，233-4；absent from Lyon Church Council，234；Balkan reverses，237-8；1275 treaty with Michael Ⅷ，240；and Innocent Ⅴ，241；subdued by Nicholas Ⅲ，241-2，245；Balkan territories and campaigns，245-6；Berat defeat，247；alliance with Venice，248-9；power and dominance，249-50；and Sicilian Vespers（massacres），251-2；and Peter Ⅲ of Aragon，252；death，260

Charles Ⅱ of Anjou，King of Naples，260，264

Charles of Valois，Prince，brother of Philip the Fair，273

Chateaumorand，Jean de，see Jean，Seigneur de Chateaumorand

Chernomen，battle of（Maritsa；1371），335，343，348

Chios，131，184，267，287-8，309，314，445

Chosroes，Persian King，21

Christian League，287，302，326

Chrysopolis（now Usküdar；Scutari），7 & n，375

Chubuk plain，battle of（1402），366

Church Councils：Piacenza（1095），30-31；Clermont（1091），31-2，39；Lyon（1245），202；Lyon（1274），232，234-5，237，242，256；Constance（1414-15），378，380-81，395；Pisa（1409），379-80；Basel（1431），396-7，402；Ferrara（1437-8），397，399-401；Ephesus（451），401；Florence（1439），401，404，411-12，416；see also Eastern Church；Roman Catholic Church

Cibotus，34-5

Cilicia，74-7，79，83，119-21，157

Cinnamus，John，see John Cinnamus

Ciriaco of Ancona，407

Civitate，battle of（1053），13-14

Clement Ⅳ，Pope，225-7，230，233

Clement Ⅵ，Pope，273，300，302，326

Clement Ⅶ，anti-Pope，378-9

Cleope Malatesta，wife of Theodore Ⅱ of Morea，381

Clermont（Clermont-Ferrand）：Council（1091），31-2，39

coinage，4，51-2，270，310

Coloman，Tsar of Bulgaria，199

Coloman，King of Hungary，70-71，103

Comnenus，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Conrad，King of the Romans：alliance with Manuel Ⅰ，89-90；title，89n；and Second Crusade，92，94-6，98-100；friendship and alliance with Manuel Ⅰ，100-102，105，123；Roger Ⅱ of Sicily plots against，103，105；death，106-7

Conrad，son of Henry Ⅳ，31

Conradin，Manfred’s nephew，224-5，265

Constance，Princess of Antioch，wife of Raymond of Poitiers，76-8

Constance，Princess，wife of Bohemund，47 & n

Constance，Princess，wife of Raymond，then of Reynald of Antioch，120，126-7

Constance，Queen of Sicily，160，162

Constance，Queen，wife of Peter Ⅲ of Aragon，250

Constance（city）：Treaty of（1153），106，110；Great Council（1414），378，381，395

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itus，Emperor，25

Constantine Ⅸ Monomachus，Emperor，12，54n

Constantine Ⅺ Palaeologus（Dragases），Emperor：assumes temporary regencies，386，397；despotate of the Morea，389，393，405；fate，391，431n，435，438-40；alliance with Philip Ⅴ，406；accession，410-11；and Mehmet Ⅱ’s accession，414；threatened by Mehmet，415，419⁻²⁰ ；in final siege and fall of Constantinople，421，427-31，434-5；addresses commanders，431；sword，440

Constantine Angelus，156

Constantine Bodin，King of Zeta，2，20

Constantine Cantacuzenus，160

Constantine Dalassenus，26

Constantine Dragash，Prince of Serres，351-2，354

Constantine Gabras，Duke of Trebizond，67，82

Constantine Meliteniotes，Archdeacon of the Imperial Clergy，230

Constantine Palaeologus，son of Andronicus Ⅱ，276

Constantine Palaeologus，son of Michael Ⅷ，219，261

Constantine，sebastocrator ，brother of Michael Ⅷ，220，222

Constantine，son of Michael Ⅶ，3，5，12，14

Constantine Tich，Tsar of Bulgaria，205，229，236

Constantinople：First Crusade reaches，33-4；impression on Crusaders，41，171；‘orphanage’，55-6；John Ⅱ’s triumph in，72-3；Manuel Ⅰ’s largesse in，88；Venetians resident in，129-30；massacre of Latins in（1182），143；siege and capture（1203-4），172-5，177-8，353；fire（1204），174-5，215；Fourth Crusade agrees on division of，177，180-81；plundered and sacked，179-80，182；John Asen besieges（1235），197；John Vatatzes prepares to conquer，198；pawns Crown of Thoms to Venice，201；Michael Ⅷ attacks and occupies，209，210-12，215；Latin Empire assessed，212-13；rebuilding，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s in，216-17；walls and defences strengthened，216；population，217；Andronicus Ⅲ occupies，279-80；civil war（1341），296-7；Black Death in，309；Turkish rights in，350；besieged and blockaded by Ottomans（1394-5），353，356-8，365-6；Manuel Ⅱ believes impregnable，353；blockade lifted，368；Musa besieges，374-5；Murad Ⅱ besieges（1422），383-4；depopulation and poverty，388-90；Mehmet Ⅱ threatens，414-15，417-20；final siege and defence，421-2；falls to Mehmet Ⅱ，435-8，450；rule under Mehmet，441-3；modern Patriarchate，443 BUILDINGS：Boucoleon，10；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e，10n，300；St Paul’s，55-6；Blachernae Palace，173-4；church of the Chora（now Kariye Camii），280n；Nea church，301；St Sophia，303，306，310，431-2，437；Land Walls（Theodosian Walls），308，353，375，389，422-3，450；Hippodrome，389；Charisius Gate，423；St Theodosia church（now Gül Camii），433，439；Kerkoporta，435；Theotokos Pammakaristos（now Fethiye Camii），442

Constantius Ducas，Michael Ⅶ’s brother，20

Contarini，Andrea，Doge of Venice，334

Contostephanus，see 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Anna Contostephana；John Contostephanus；Stephen Contostephanus

Corberán d’Alet，266

Corfu：Normans lose and recapture，22，24；Venetian siege（1122-3），70；siege and fall（1149），88，98，102-3；George of Antioch takes（1147），96；Sicilians evacuate，156；Charles of Anjou acquires，225，228

Corinth，369n，377

Corone，228，393

Cos，219

Cosimo de’Medici，393

Cosm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8，10-11

Cosmidion（monastery），6

Crema，132

Crete，181，228

crown jewels（Byzantine）：pawned to Venice，300，306，334，351

Crown of Thorns（relic），201-2

Crusades：First，31-47，240；Second，92-6，98-101；Third，139，159-64；Fourth，165，168-71，172-5，177-8，182-3，213；Fifth，194 & n；Gregory Ⅹ’s（proposed），240-41；John ⅩⅫ’s（proposed），287；Sigismund’s（1396），355-6；of Varna（1443-4），356n，404-6

Cumans（Scythians），27，58，67，98，197，203，208

Curticius，see Basil Curticius

customs revenues，309-10

Cyprus，121，145，160

Cyzicus，5，266，271

Dalassena，Anna，see Anna Dalassena

Damascus，82，99-100

Damaskinos，Archbishop，Regent of Greece，442n

Dandolo，Andrea，166

Dandolo，Enrico，Doge of Venice：supports and leads Fourth Crusade，166-70，174，177，181-3；a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73，180；policy towards Byzantium，175，177；nominates new Emperor，180；territorial claims，181；death，182

Dandolo，Giovanni，Doge of Venice，248

Danishmend Turks，43 & n，44，71-4，82-3，134

Daphnusia，210-11

David Comnenus，Emperor of Trebizond，446

David Comnenus，Governor of Thessalonica，148

David Comnenus，grandson of Andronicus，188

Dechanski，see Stephen Urosh Ⅲ，King of Serbia

Demetrias，battle of（1275），238-9，262

Demetrius Branas，91

Demetrius Cantacuzenus，441

Demetrius Cydones，327，330，333，338，350

Demetrius，Despot of Thessalonica，200

Demetrius Palaeologus，363

Demetrius Palaeologus，Despot of Mesembria，398，403，410，445-6

Demetrius，son of Boniface，193

Demetrius Zvonimir，King of Croatia，2

Despina，wife of Bayezit，367

Devol，Treaty of（1108），48-9，56-7

Didymotichum，161，272，295-6，298-9，309，318，328

Diedo，Alvise，435，443

Diehl，C.：Figures Byzantines ，144n

Dimitriza，154 & n

Dioclea（now Zeta），2n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373

Donation of Constantine，402n

Dorylaeum，96，98，135；battle of（1097），42

Dragutin，see Stephen Urosh Ⅰ，King of Serbia

Drouet，Sergeant，251

Ducas family，10-11；and 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Dufay，Guillaume，381n

Durazzo（formerly Dyrrachium；now Durrës）：Normans capture，17-20，49，147；recaptured，22；Bohemund besieges，47；and Sicilian expedition（1185），147；Sicilians evacuate，156；Venice claims，181；Peter of Courtenay captured at，191；Theodore Ⅱ demands，205-6；Angevins withdraw to，237；Philip of Taranto captures，273

Eastern Church：differences with Roman Church，56，227；hostility to Roman Church，213-14；proposed reunion with Roman Church，214，221-3，227，230，233；1274 union with Roman Church，235-7，242；creed and doctrine，236，243，400-404；Pope Nicholas Ⅱ demands obedience，242-3；reaction against union，257；1310 reunion，274；Andronicus Ⅱ supports union with Rome，287；Councils of 1341，291，304-5；Councils of 1351，315；1367 discussions on reunion with Rome，331-3；and 1431，Basel Church Council，396-7；and 1438-9 Ferrara-Florence Councils，397-402，416-17；internal schism，411

Edessa，46，91-2，314

Edhessa（formerly Vodena），285

Edirne，see Adrianople

Edmund，Duke of Lancaster，224

Edremit（formerly Atramyttion），191

Edward Ⅰ，King of England，232

Edward Ⅲ，King of England，418

Egypt：and Crusades，166-8，181，194n

Eleanor of Aquitaine，Queen 92-3，95，99-100，104

Eltham Palace（England），362 & n

Elvira，Princess of Aragon，Countess of Toulouse，38

Emessa（now Homs），78

Ephesus，274；Council of（451），401

Epirus：Despotate of，182，185，188，200，213；campaign against Thessalonica，205-6；defeated by Nicenes（1259），209；hostility to Michael Ⅷ，216；as fief of Naples，260；Andronicus Ⅲ gains，288-9；Stephen Dushan captures，308

Ereğli（formerly Heraclea Cybistra），45

Esai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80

Euboea（or Negropont，Negroponte），116，181，211，239，316，443-4

Eudocia，wife of Alexius Ⅴ，178

Eudocia，wife of John Ⅱ of Trebizond，261

Eudocia Cantacuzena，441

Eudocia Comnena，Alexius’s daughter，63

Eudocia Comnena，Manuel Ⅰ’s niece，141

Eudocia Melissena，7

Eugenius Ⅲ，Pope，92-3，105-7

Eugenius Ⅳ，Pope，396-7，399，401，404-5，411

Eulogia Palaeologina，Princess，212 & n，236

Euphrosyne，Empress，wife of Alexius Ⅲ，178

Euphrosyne，wife of Khan Nogay，253n

Eustathius，Metropolitan of Thessalonica，146，148-50，153

Evrenos-Beg，354

Felisa delle Carceri，239

Feodosia，see Caffa

Fermor，Patrick Leigh：Roumeli ，154n；The Traveller’s Tree ，448n

Ferrara：Church Council（1437-8），397，399-401

Filioque （doctrine），227，235，242-3，249，398，400-401

Filippo Maria Visconti，Duke of Milan，386

Flochberg，battle of（1150），106

Florence：Church Council（1439），401，404，411-12，416

Foça（formerly New Phocaea），287 & n

Foscari，Francesco，Doge of Venice，398，414

France：and Manuel Ⅱ’s appeal for aid，358-63

Francesco Gattilusio，330，333，343，377

Francesco Ⅱ Gattilusio，370

Francisco de Toledo，Don，421，435

Frederick Ⅰ Barbarossa，Western Emperor：on Second Crusade，94，96；coolness towards Byzantium，106-7；succeeds Conrad，106；appearance and character，108；coronation，109-10；meets Pope Adrian Ⅳ，109；and expeditions against William of Sicily，111-12，116；reconciliation with Pope Alexander Ⅲ，131；and Kilij Arslan Ⅰ，134；leads Third Crusade，159-61；death，161-2

Frederick Ⅱ，Western Emperor（Stupor Mundi ），162-3，195，199，201-2，218

Frederick Ⅲ of Hapsburg，Western Emperor，416，445

Frederick，Duke of Austria，164

Frederick，King of Sicily，264 & n，266

Frederick，Duke of Swabia，161-2

Fulk of Anjou，King of Jerusalem，77-8

Fulk of Neuilly，166

Gabras，Constantine，see Constantine Gabras

Gagik Ⅱ，Bagratid King of Armenia，75

Galata（or Pera）：Genoese settle at，130；Fourth Crusade at，172，177；Michael Ⅶ attacks，209；ceded to Genoese，228；Venetian-Genoese conflicts at，262，279，315-17；Andronicus Ⅲ destroys defences，288；customs revenues，309-10；fights with Genoese at，311-13；Tower of，311，312n；Andronicus Ⅳ in，339；and Ottoman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421，427-8，444-5

Gallipoli，181，320，328，330-31，338

Gangra（now Chankiri），72-4

Garid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1

Gattilusio，see Caterina Gattilusio；Francesco Gattilusio；Giorgio Gattilusio

Geanakoplos，D.J.，207n，210，，233n

Gennadius Ⅱ，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George Scholarius），392-3，398，403，410，416-17，442

Genoa and Genoese：fleet threatens Ionian coast，57；Byzantine trading concessions to，70；relations with Manuel Ⅰ，129-30；excluded from Constantinople，180；Treaty with Michael Ⅷ（1261），210，216，221；control Byzantine waters，216；excommunicated by Urban Ⅳ，218；naval defeat at Spetsai（1263），220；Michael Ⅷ dismisses and ends alliance，221；agreement with Michael Ⅷ（1267），227-9；treaty with Charles of Anjou（1269），229；campaign against Charles of Anjou，237；favoured in Constantinople，248；and Andronicus Ⅱ’s abolition of Byzantine navy，259；conflicts with Venetians at Constantinople，262，279，315-17；fights with Catalans，266；activities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287-8；customs revenues，309-11；conflict with John Ⅵ，311-13；naval victory over Venetians（1352），317；in Tenedos dispute with Venetians，337-8；reconciliation with Venice，340；surrender to French domination，358n；Manuel Ⅱ visits，368；at final siege of Constantinople，420-22，424-6，428，430；ships escape from Constantinople，436，441；agreements with Mehmet Ⅱ，443-5；see also Galata

Geoffrey，Bishop of Langres，95

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Marshal of Champagne，166-9，171-3，175-6，178

Geoffrey Malaterra，18，20

George Acropolites，Grand Logothete，202，204，211n，212，234-5

George of Antioch，96-7，103，116n

George Berrhoiotes，234

George Brankovich，404-5，408，412，414，445；death，446

George Gemistos Plethon，see Plethon，George Gemistos

George Gircon（Alan chieftain），271

George Kastriotes，see Scanderbeg

George Melissenus，22

George Muzalon，204，206-7，254

George Pachymeres：on John Ⅳ’s age，206n；on Michael Ⅷ’s campaigns，209，211n；on Michael Ⅷ’s occupation of Constantinople，215n，217；on Michael Ⅷ’s passion for Anna Vatatzes，219；on Charles of Anjou’s rage，241；on Andronicus’s visit to John Ⅳ，257-8；on Turkish advance to Adramyttium，263-4；on Berenguer，270；on assassination of Roger de Flor，271

George Palaeologus，husband of Anna Ducas，6，8，10，18，20

George Palaeologus，Manuel Ⅰ’s ambassador，128

George Scholarius，see Gennadius Ⅱ，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George Sphrantzes see Sphrantzes，George

Geraki（fortress），219

Gerard of Prato，234

German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34

Germanus，5

Geza Ⅱ，King of Hungary，127-8

Ghazi Ⅱ，Danishmend Emir and Malik，67，72-4，76

Ghibellines，224

Ghisi，Filippo，239

Gian Galeazzo Visconti，Duke of Milan，360，363

Gianfrancesco Gonzaga，Duke of Mantua，386

Gibbon，Edward，88，322，368，380，449

Giberto de Verona，239

Giorgio Gattilusio，377

Giustiniani Longo，Giovanni，421，423，428，433-5，438

Godfrey of Bouillon，Duke of Lower Lorraine，36，43-4

Golden Horn：Mehmet controls，427-8

Gonzaga，Gianfrancesco，see Gianfrancesco Gonzaga

González de Clavijo，Ruy，366，388

Gozzoli，Benozzo，408

Grant，Johannes，421

Greek fire，18，420n

Gregoras，Nicephorus，see Nicephorus Gregoras

Gregory Ⅱ，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57-8

Gregory Ⅲ，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411，417，441

Gregory Ⅶ，Pope，2，20，23，25，29

Gregory Ⅷ，Pope，159

Gregory Ⅸ，Pope，194-5，197-8，201

Gregory Ⅹ，Pope（Teobaldo or Tedaldo Visconti），232-5，240，243；death，241

Gregory Ⅺ，Pope，378

Gregory Ⅻ，Pope（Angelo Correr），379，381

Gregory Acindynus，304-5，314

Gregory Palamas，St，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291，304-5，307，314-15

Gregory of Sinai（monk），290

Grottaferrata，Abbot of，56

Guelfs，224-5

Guercio，Guglielmo，221，228n

Guiraud，J.：Les Registres de Grégoire Ⅹ ，233n

Guiscard，Robert，see Robert Guiscard

Gül Baba，440

Guy de Hauteville，24

Guy of Lusignan，King of Jerusalem，158-60

Habal Pasha，Grand Vizier，413，430

Hadrian Ⅳ，see Adrian Ⅳ

Hama，78

Haram，battle of（1128），71

Harding，Abbot Stephens，see Stephen Harding

Harran，near Edessa，46

Hassan（Janissary），434

Hattin，Horns of（hill），158

Hauteville，de，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Helena，Empress，mother of Constantine Ⅰ，107

Helena，Empress，wife of John Ⅴ，306

Helena，Empress，wife of Manuel Ⅱ，351，359，369，410

Helena，Empress，wife of Theodore Ⅱ，194，197

Helena of Epirus，wife of Manfred of Sicily，207，225

Helena Palaeologina，wife of Despot Demetrius，446

Helena，wife of Lazar Brankovich，412

Helena，wife of Tsar Stephen Dushan，283

Helena，daughter of Robert Guiscard，15-17

Henry Ⅲ，King of Castile，361

Henry Ⅰ，King of England，47

Henry Ⅱ，King of England，135n，160n

Henry Ⅲ，King of England，202

Henry Ⅳ（Bolingbroke），King of England，358，361-3

Henry Ⅵ，King of England，416

Henry Ⅳ，Western Emperor，20-21，23，29

Henry Ⅴ，Western Emperor，56-7，108

Henry Ⅵ，Western Emperor（earlier King of Sicily），160-64

Henry，Duke of Austria，100

Henry Aristippus，118

Henry，Duke of Brabant，164

Henry，Duke of Brunswick，164

Henry of Champagne，Count of Troyes，165-6

Henry of Hainault，Latin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188-91，212

Heraclea，181，260，286，316

Heraclea Cybistra（now Ereğli），45

Heraclius，Emperor，22

Herman，son of Humphrey de Hauteville，21

hesychasm and hesychasts，290-91，304-5，307，314-15，322-3

Hexamilion（defensive wall），377，390，405，407，414

Holt，Peter，361-2

Homs（formerly Emessa），78

Honorius Ⅲ；Pope，191，195

Hospitallers（military order），92

Hugh，Duke of Burgundy，226

Hugh，Bishop of Jubala，92

Hugh the Red，of Sully，246-7

Hugh，Count of Vermandois，35-7，44-5

Hugo Falcandus，114

Hulagu，Mongol Ilkhan，253n，259，265n

Humbert，Cardinal of Mourmoutiers，47

Humphrey de Hauteville，Count of Apulia，21

Hungary and Hungarians：unrest，2；on Dalmatian coast，67；war with John Ⅱ，70-71；aid Serbs against Byzantium，103；Manuel subdues，106，134；hostilities with Manuel，127-9；invade Vidin，329；John V seeks alliance with，329-30

Hunyadi，John，see John Hunyadi

hyperpyron （gold coin），52，270，310

Ibn Jubair，145-6

Iconium（now Konya），45，58，134，161，274

Ignatius，Archimandrite of Smolensk，351

inflation，see money

Innocent Ⅱ，Pope，78n

Innocent Ⅲ，Pope，165-6，169-70，194n

Innocent Ⅳ，Pope，199，202

Innocent Ⅴ，Pope（Pierre de Tarentaise），235，241

Innocent Ⅵ，Pope，326，347

Ioannina，290，396

Ionian Islands，181

Irene Ducas，Empress，wife of Alexius Comnenus：marriage，4，12，59；and Alexius’s relations with Mary of Alania，10；coronation，11，54；position and authority，59；schemes against son John’s accession，60-2；and death of Alexius，63

Irene，Empress，wife of John Ⅲ，193，199，203-4

Irene，Empress，wife of John Ⅵ，311，322-3

Irene（formerly Bertha of Sulzbach），Empress，wife of Manuel Ⅰ，89-91，101，126

Irene（formerly Piriska），Empress，wife of John Comnenus，66，71，73，82n

Irene（formerly Yolanda），Empress，wife of Andronicus Ⅱ，258，274-5，277

Irene（née Gattilusio），Empress，wife of John Ⅶ，371

Irene，Tsarina，wife of Constantine Tich of Bulgaria，205，239

Irene，Tsarina，wife of John Ⅱ Asen of Bulgaria，198

Irene，Tsarina，wife of John Ⅲ Asen of Bulgaria，266

Irene Angelina，Queen，wife of Philip of Swabia，164

Irene Cantacuzena，wife of Matthew，290，320

Isa，Prince，son of Bayezit，372

Isaac Ⅱ Angelus，Emperor，152-3，156-7，159-61，163-4，174-6

Isaac Asen，panhypersebastos ，301

Isaac Comnenus，Alexius Ⅰ’s uncle，4

Isaac Comnenus，John Ⅱ’s son，83-4，88

Isaac Comnenus，Manuel Ⅰ’s great nephew，145，160

Isaac Comnenus，sebastocrator ，Alexius Ⅰ’s brother，6-7，12，21，51-2，59

Isaac Comnenus，sebastocrator ，Alexius Ⅰ’s third son，72，81，86，88，141

Isabella，Western Empress，wife of Frederick Ⅱ，195

Isabella，daughter of Joscelin Ⅱ，83

Isabella Orsini，Princess，412

Isabella，Princess，wife of Philip of Anjou，223，226

Isabella，wife of Henry of Champagne，165

Isidore，Cardinal（earlier Metropolitan of Kiev），391，397，403，412，416-17，432，438，440，445

Isidore Bouchari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05

Italy：revival of Greek in，360

Italy，Southern：Normans in，2，13-14；Alexius fails to regain，57，62；revolt and campaign against William the Bad，111-15；Alexis’s mission in，117-18；Manfred rules，224；see also Sicily

Ivan Ⅲ，Grand Prince of Muscovy，456

Ivan Ⅳ（the Terrible），Tsar，447

Izmit，see Nicomedia

Jacques de la Roche，Governor of Nauplia，239

Jaffa，158

James Ⅰ，King of Aragon，234

James Ⅱ，King of Aragon，264，269

Janissaries：status，418；at fall of Constantinople，433-5

Jaufré Rudel，see Rudel，Jaufré

Jean le Maingre see Boucicault，Marshal

Jean Ⅰ de la Roche，Duke of Athens-Thebes，238-9

Jean，Seigneur de Chateaumorand，364-5，368

Jerusalem：in Muslim hands，32 & n；captured and occupied by First Crusade，42，92；falls to Saracens（1187），158-9；kingdom collapses，162

Joanna，Queen，wife of William Ⅱ of Sicily，160n

Joasaph，see John Ⅵ Cantacuzenus

John Ⅰ Tzimisces，Emperor，3，72-3

John Ⅱ Comnenus，Emperor：status，51；mother intrigues against，60；succeeds on father’s death，61，63；early conspiracies against，64；appearance and nickname（‘the Beautiful’），65；character and temperament，65-6；campaigns in Asia Minor，68；subdues Pechenegs，69-70；concessions to Venetians，70；defeats Hungarians and Serbs，71；expeditions against Danishmends，72-4，82-3；triumph in Constantinople，72-3；and Norman threat，74-5；campaign against Cilicia，76，79；takes Antioch，78-9；at Shaizar，79-80；military powers，80；death and succession，84-6

John Ⅲ Ducas Vatatzes，Emperor：reign，185-8，193-5，197；marriage to Irene，193，203；prepares for re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198-200；second marriage（to Constance/Anna），199，204；subdues Epirus，200；achievements，202-4；death and burial，202，204；truce with Baldwin Ⅱ，202

John Ⅳ Lascaris，Emperor：accession，206-7；blinded，212，218，234n，255，257；death，212n；and Charles of Anjou，229n；Andronicus Ⅱ visits，257；decline，274

John Ⅴ Palaeologus，Emperor：regency and succession question，293，296；crowned，296；and mother’s appeal to Clement Ⅵ，300；and John Cantacuzenus’s crowning，303；marriage to Helena，305-6；in expedition to Thessalonica，314；signs document upholding hesychasm，315；Venetians attempt to subvert，316-17；return to Constantinople（1352），318；conflict with Matthew Cantacuzenus，318；John Ⅵ declares deposed，319，323；fails to recover lost territories，325；hostility to Turks，325-7；proposals to Innocent Ⅵ，326-7，331，347；held by Bulgars，329-30；personal mission to Hungary，329，347；freed by Amadeus Ⅵ，330-31；encourages church reunion and converts to Roman Catholicism，331，333，335，349；visits Venice，334-5，360；conflicts with son Andronicus，335，337，339-40，345-6；as Ottoman vassal，336-42，345-9；imprisonment and release，338；jurisdiction，340；death，341n，347，391；John Ⅶ rebels against，346；reign assessed，347-9

John Ⅵ Cantacuzenus，Emperor（later known as monk Joasaph）：supports and advises Andronicus Ⅲ，276-82，294；pleads for Syrgiannes’s life，284；campaigns against Ottomans，285-6；alliance and friendship with Umur Pasha，288；champions Barlaam，291；defends hesychasts，291，305，307，314，322-3；position at death of Andronicus Ⅲ，293-5；campaigns in Balkans，295；outlawed in civil war，296-8；proclaimed basileus ，296；campaigns in civil war，301；first crowning（1346），303，411；returns to Constantinople，303；agreements over rule，304，321；second crowning（1347），305，411；and state of Empire，309-10，323；builds fleet，311-13；and conflict with Genoese at Galata，311-13；recovers Thessalonica and campaigns in Balkans，314；and Genoese-Venetian conflicts at Constantinople，316-18；and son’s conflict with John Ⅴ，318；declining reputation and unpopularity，319，321-2；and Turkish occupation of Gallipoli，320；abdication and retirement to monastic life，322-3；achievements，322-3；negotiates on church reunion，331-2；reinforces Constantinople defences，423；Histories ，303，322

John Ⅶ Palaeologus，Emperor：as co-Emperor，338，340；as heir，339，356，359；and Bayezit，346-7，352；and Charles Ⅵ of France，358；defends Constantinople in Ottoman siege，365-6；pro-Genoese sympathies，369；Manuel Ⅱ banishes，370-1；reinstalled as basileus of Thessaly，370-1；relations with Manuel Ⅱ，370-1；death，372-3

John Ⅷ Palaeologus，Emperor：childhood，359；as heir，376，382，388；as temporary Regent，376；marriages，381-2，402；relations with Ottomans，383；defends Constantinople against Murad Ⅱ，384；appeals to West for help，385-6，397-9；visits Venice，386，398-9；state of Empire，388，409；campaigns in the Morea，393；and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uncils，396-402；and Varna defeat，406；assessed，408-9；death，408；succession struggle，410

John Ⅱ Asen，Tsar of Bulgaria，193-8，200

John Ⅲ Asen，Tsar of Bulgaria，266

John Alexander，Tsar of Bulgaria，283，295，328，330-31

John Anagnostes，394-5

John Angelus Ducas，185，192

John Apocaucus，297，301-2

John Axuch，see Axuch，John

John the Bastard of Thessaly，208，237-9，242，252-3

John Becc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30，236，242-3，256

John Branas，147

John of Brienne，ex-King of Jerusalem，104-5，197，201，212

John Calec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94-5，300，304-5，314

John Cananus，384

John Cantacuzenus，441

John Charsianeites，322

John Cinnamus，68n，73，82n，98，115，123，125，133

John Comnenus，Emperor of Trebizond，445

John Comnenus，Manuel Ⅰ’s nephew，121

John Comnenus，son of Isaac，John Ⅱ’s brother，81-2，86

John Contostephanus，91，124，126

John Dalmata，435

John Drimys，274

John Ducas，ambassador to Barbarossa，160

John Ducas，Caesar，2，6-7

John Ducas，General，111-12，114-15，118，152

John，Duke of Dura22o，53

John Hunyadi，Voyevod of Transylvania（then Regent of Hungary），404-6，408，414，430，445-6

John Italus，54

John Katavas，220

John，Count of Nevers，355

John Orsini，Despot of Epirus，289

John the Oxite，Patriarch of Antioch，50

John Palaeologus，Despot，238

John Palaeologus，Governor of Thessalonica，278

John Ⅻ，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61

John Xiphilinus，Patriarch，5

John ⅩⅪ，Pope，241

John ⅩⅫ，Pope，287

John ⅩⅩⅢ，Pope（1410；Baldassare Cossa），380

John ⅩⅩⅢ，Pope（1958；Angelo Roncalli），380n

John of Procida，250

John Roger，Caesar，87，120n

John of Salisbury，108n

John Palaeologus，sebastocrator ，208

John Stephen，Tsar of Bulgaria，283

John，Despot of Thessalonica，188，198-9

John Ⅱ Ducas，Despot of Thessaly，272，288

John Uglesha，Despot of Serre，325n，335

John Vatatzes，General，300

John（Joannes）Zonaras，4n，5，50，58，59n，63

Joscelin Ⅰ of Courtenay，Count of Edessa，46

Joscelin Ⅱ of Courtenay，Count of Edessa，79-81，83，119

Joseph，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56-7

Joseph Ⅱ，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97，399，401

judicial system：reforms under Andronicus Ⅲ，282

Kaikawus，Sultan of Iconium，190

Kaikosru，Sultan of Iconium，190

Kaikosru Ⅱ，Sultan of Iconium，199

Kalamata，battle of（1415），377

Kalojan，Tsar of Bulgaria，189-90，193

Karabiga（formerly Pegae），189，267

Karamans，267，274，414

Karystos，219，239

Kastamon（now Kastamonu），72-3

Kastoria，20，22，284

Kastriotes，George，see Scanderbeg

Kayseri（formerly Caesarea），72

Kemalpasa，see Nymphaeum

Kenchreai，377

Khaireddin（‘Torch of the Faith’），Grand Vizier，341

Kilij Arslan Ⅰ，Seljuk Sultan，26，45

Kilij Arslan Ⅱ，Seljuk Sultan，124-5，134-8，160

Kinsterna（district），219

Kjustendil，see Velbuzd

Klokotnitsa，battle of（1230），196，198

Knights Templar，see Templars

Konya，see Iconium

Kösedağ，battle of（1243），199，255，259

Kosovo，battles of：first（1389），343-4，348；second（1448），408

Kuşadasi（formerly Ania），260

Ladislas，King of Hungary and Poland，404-6，445

Ladislas，King of Naples，379

Laetentur Coeli （decree，1439），402-4，414

Langlois，Victor，440

Laodicia（Phrygia），68

Laonicus Chalcocondylas，385n，407

Larissa，battle of（1083），22，49；see also Shaizar

Lazar Brankovich，413

Lazar Hrebelianovich，Serbian Prince，343-4

Lazarus，Patriarch of Jerusalem，303

Lecky，W.E.H.，449n

Lemnos，239，267，342-3

Leo Ⅵ（the Wise），Emperor，4n，26

Leo Ⅲ，King of Armenia，227，229

Leo，King of Lesser Armenia，75，79

Leo Ⅸ，Pope，13

Leonard，Archbishop of Mitylene，416-17，431

Lesbos，184，267，288，370

Levunium，battle of（1091），27，50，69

Licario，Grand Constable，239-40

Lombard League，132

London：Manuel Ⅱ visits，362

Lopadium（now Ulubad），260，263

Loredan，Giacomo，443

Lothair Ⅲ，Western Emperor，75

Louis，Count of Blois，188-9

Louis Ⅶ，King of France：leads Second Crusade，92-5，98-100；divorce，99-100；meets Roger Ⅱ in Sicily，104-5；negotiates with Manuel Ⅰ，133；daughter marries Manuel’s son，137

Louis Ⅸ，St，King of France，202，218，221，229-31

Louis Ⅰ（the Great），King of Hungary，328-9

Lowe，Alfonso：The Catalan Vengeance ，270n

Lucas Notaras，megas dux ，416-17，441

Lusignan family（of Cyprus），287

Lyon：Great Council（1245），202；General Council（and Union；1274），232，234-5，237，242，256

Macedonia，193，205，285，299，335

Maddalena Tocco，Empress，wife of Constantine Ⅺ，393，412

Magna Graecia，14；see also Italy，Southern

Magnesia（now Manisa），260，268-9；battle of（1302），263

Maina（fortress），219，391

Maingre，Jean le see Boucicault，Marshal

Maio of Bari，114

Makarios，Archbishop，President of Cyprus，442n

Makarios Melissenos，Metropolitan of Monemvasia，439

Malatesta，Sigismondo Pandolfo，393

Malik Ghazi，45

Malik-Shah，Sultan of Iconium，3，58

Mameluke dynasty，265n

Mamistra，see Mopsuestia

Manfred of Sicily，207-9，216，218-19，221，223-5

Mann，H.K.：The Lives of the Popes in the Middle Ages ，241n

Mantua，386

Manuel Ⅰ Comnenus，Emperor：treats with Genoese，57n；Constance offered in marriage to，77；heroism，82；accession，84-6，411；returns to Constantinople，87-8；appearance and character，88-9；first marriage（to Irene/Bertha），89-90；relations with Church，89，132-3；sexual activities，89，141；learns of Second Crusade，94-6；treaty with Turks，95，97；hostilities with Sicilians，96-8，104-5；friendship and alliance with Conrad，100-102，105；and Barbarossa，110-11；supports Norman revolt in Apulia，111-16；treats with William of Sicily，117-19；campaigns in Cilicia，119-22；recovers and enters Antioch，122-3；jousting，123，281n；truce agreement with Nur ed-Din，123-4；receives Kilij Arslan Ⅱ，125，137；remarries（Mary），126-7；birth of son Alexius，128-9；acts against Venetians，130；negotiates with Pope Alexander Ⅲ，132-3；dominance，133-4；failed campaign against Kilij Arslan Ⅱ，134-7；decline and death，137-8；achievements and unpopularity，138-9；extravagance，138；pro-Western stance，138-40；and Enrico Dandolo，166-7

Manuel Ⅱ Palaeologus，Emperor：father proposes Western education for，326；accompanies father to Hungary，329；as Governor of Thessalonica，335-6；secures father’s release，336；crowned，337；imprisonment and release，338；and succession question，339-40；jurisdiction，340；resists Ottomans，341-2；exile on Lemnos，342-3；and Kosovo，344；forced to support Bayezit，346-7；rescues father from John Ⅶ，346；character and appearance，349-50，361；succeeds and returns to Constantinople，349：marriage and second coronation，351；relations with Bayezit，351-2；a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353，356-7；seeks Western help，357-9；personal embassy to Paris and London，339-64；returns to Constantinople，368-70；exiles John Ⅶ，370-71；relations with John Ⅶ，370-71；and Mehmet’s succession to Sultanate，375-6；rebuilds Corinth defences，376-7；and Ottoman pretender Mustafa，378；and reunion of churches，381；relations with Ottomans，382-4；suffers stroke，384-6；death，387；and Plethon，392

Manuel Angelus Ducas Comnenus，Despot of Thessalonica，196，198

Manuel Apocaucus，297，300

Manuel Cantacuzenus，Despot of the Morea，302，310-11，318，340，391

Manuel Chrysoloras，360，373，381

Manuel Comnenus，Alexius’s brother，4

Manuel Comnenus，son of Andronicus，188

Manuel Palaeologus，son of Andronicus Ⅱ，276

Manuel Palaeologus，son of Thomas，446-8

Manyas，see Pelekanos

Manzikert，battle of（1071），1-4，330

Maraptica，concubine，153

Marcello，Bartolomeo，443-4

Maria，Empress，wife of Isaac Ⅱ，then of Boniface，157，180

Maria，Empress，wife of John Ⅷ，402

Maria（formerly Rita），co-Empress，wife of Michael Ⅸ，271，275，284

Maria（Mara）Brankovich，wife of Murad Ⅱ，412-14

Maria Cantacuzena，daughter of John，290，311

Maria Comnena，Alexius’s daughter，63

Maria，daughter of John of Brienne，195

Maria，daughter of Manuel Ⅰ，128，141，143

Maria，Queen of Jerusalem，195

Maria，Princess，wife of John Roger，87

Maria Traiana Ducas，6

Maria，Tsarina，wife of Constantine Tich of Bulgaria，236

Maria，wife of Ilkhan Abagu（‘Mary of the Mongols’），253n

Maria，wife of Nicephorus，200

Maria，wife of Roger de Flor，266，270

Maritsa，battle of，see Chernomen，battle of

Mark Eugenicus，Metropolitan of Ephesus，398，401-3

Marko Kralyevich，335-6，343，354

Martha Palaeologina，sister of Michael Ⅷ，246，322

Martin Ⅰ，King of Aragon，361，363

Martin Ⅳ，Pope（Simon de Brie），219n，247-9

Martin Ⅴ，Pope，381，396

Martino da Canale，220n

Mary of Alania，Empress，wife of Michael Ⅶ，3-5，10-12，59，62

Mary of Antioch，Empress，wife of Manuel Ⅰ，126-8，140-41，143

Mary，Empress，wife of Theodore Ⅰ，192，194

Mas’ud，Sultan of Iconium，67，94

Matthew，Bishop of Ephesus，314

Matthew Blastares，308

Matthew Cantacuzenus：marriage，290；not crowned as co-Emperor，303；official responsibilities，310，314，318；conflict with John Ⅴ，318；father names as coEmperor，319；crowned，320；John V’s concessions to，321；as co-Despot of the Morea，391

Mehmet Ⅰ，Ottoman Sultan，372，375-6，378，382-3

Mehmet Ⅱ（the Conqueror），Ottoman Sultan：legitimizes fratricide，345；building，356n；accession，406，412-14；character and background，413，416；threatens Constantinople，414-15，417-18；military power，417-18；final siege and assault on Constantinople，423-8，430，432-3；enters Constantinople，436-7；and fate of Constantine Ⅺ，438-9；and administration of Constantinople，441-2；agreements with Venetians and Genoese，443-5；and Western embassies，445-6；death，446

Mehmet Ⅲ，Ottoman Sultan，345n

Meletios，monk，237

Mélisende，wife of Fulk of Anjou，77

Mélisende，daughter of Raymond Ⅱ of Tripoli，126-7

Melitene，43n，72

Mersivan，near Amasea（now Amasya），44

Mesembria，283，330-31，389

Messina，251-2

Michael Ⅶ Ducas，Emperor，1-2，4，14-15，17，29

Michael Ⅷ Palaeologus，Emperor：agrees to ordeal by hot iron，202-3；relations with Theodore Ⅱ，205-6；regency and accession，206-8；campaigns against Epirus，208-9；unsuccessful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209；treaty with Genoa（1261），210；enters and recovers Constantinople，212-13，215，446；encourages union of Churches，214，221-3，227，230，233，235-7，242-3，246，256，332；rebuilding，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s，216-17，219；and Anna Vatatzes，218-19；actions against Peloponnese，219-20，222-3；disenchantment with Genoese，220-21；negotiations with Urban Ⅳ，221-4；threatened by Charles of Anjou，225-6，231，242，246-7；negotiations with Clement Ⅳ，226-7，229；alliance with Genoa（1267），227-9；alliance with Venice（1268），228-9；approaches Louis Ⅸ，230；Gregory Ⅹ negotiates with，232-3；campaigns in Balkans，238-40，247，252-3；and Gregory’s Crusade 240；Berat victory over Angevins，247；excommunicated by Pope Martin Ⅳ，248-9，256；campaign against Turks，252；and Sicilian Vespers，252；death and burial，253-4；reign and achievements，254-5

Michael Ⅸ Palaeologus，co-Emperor，260n，263，267，269-71，275-6

Michael Asen，Tsar of Bulgaria，199，205

Michael Autorianus，189

Michael Branas，General，121

Michael Cantacuzenus，Grand Constable，223

Michael Cerular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47

Michael Ⅰ Comnenus Ducas，Despot of Epirus，185，190，200

Michael Ⅱ Comnenus Ducas，Despot of Epirus，200，205-8，219

Michael Curcua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88

Michael Ducas，brother of Despot Theodore Ducas，192

Michael Ducas（historian），375，381-2

Michael Ducas，husband of Mary of Alania，3n，4

Michael Monomachus，Governor of Thessalonica，289

Michael Palaeologus，General，111-14

Michael Palaeologus，son of John Ⅴ，329

Michael Psellus，2，54

Michael Sisman，Bulgar Tsar，279，282-3

Michael the Syrian，68n，135n

Michael Tarchaneiotes，246-7

Michael，Prince of Zeta，2

Michiel，Domenico，Doge of Venice，70

Michiel，Vitale，Doge of Venice，130-31

Milan，132，386

Milan，Anselm，Archbishop of，44

Miliutin，see Stephen Urosh Ⅱ，King of Serbia

Milosh Obravich，343-4

Min otto，Girolamo，420，427-9，444

Mircea the Elder，Prince of Wallachia，354

Misis，see Mopsuestia

Mistra，219，222，245，341，377，390-93 407-8

Modone，228，393

Mohammed，Danishmend Emir，73，82

monasteries：lay administration of，55

Monastir，see Pelagonia

Monemvasia，217，219-20，222，245，352，391

money：devaluation of，4，51，270，310

Mongols：reach Danube basin，198，200；Kösedag victory over Seljuks，199，255，259；as threat to Vatatzes，199；advance in Anatolia，205，255；capture Baghdad，259；defeated by Baibars at’Ain Jalut，265n；defeat Ottomans（1402），364，366；reputation，366，368；see also Tamburlaine

Monte Cassino，Abbot of，233-4

Monte Cassino，battle of（1158），118

Monte Cassino，Chronicle of，56

Mopsuestia（later Misis；then Mamistra；now Yakapinar），46 & n，76，86，121

Morea（Peloponnese）：Venice claims，181；Michael Ⅷ’s actions in，219-20，222-3，245；as Charles of Anjou’s base，229；status，310；Theodore Ⅰ in，340-41；Ottomans conquer，354，407；Manuel Ⅱ and，373，376-7；defensible nature，389-90；as cultural centre，391-2；Byzantium recovers，393；end of Despotate，446

Morena，Acerbus，see Acerbus Morena

Morosini，Tommaso，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80

Mosele monastery，274

Mosynopolis，battle of（1185），153-4

Mount Athos：Catalans plunder，272；submits to Ottomans，341；restored to Byzantium，370；Manuel Ⅱ visits，377

Muntaner，Ramón，268

Murad Ⅰ，Ottoman Sultan，328，330，335-8，341-4

Murad Ⅱ，Ottoman Sultan，383-6，389-90，393-6，404-8，412-13

Murzuphlus，see Alexius Ⅴ Ducas

Musa，Prince，son of Bayezit，367，372，374-6

Mustafa，Prince，son of Bayezit，367；pretender，378，383

Mustafa，Prince，son of Mehmet Ⅰ，384-5

Myriocephalum，battle of（1174），135-7，161

Nablus，158

Nauplia，393

navy（Byzantine）：Alexius strengthens，26，52；Michael Ⅷ develops，216；Andronicus Ⅱ abolishes，259；Andronicus Ⅲ rebuilds，287

Naxos，181，219

Negropont，see Euboea

Nemanja，Stephen，see Stephen Nemanja

Neocaesarea（now Niksar），82

Neopatras，238-9

Nerio Ⅲ Acciajuoli，Duke of Athens and Thebes，405，407

New Phocaea（now Foça），287 & n

Nicaea：and First Crusade，34；captured by Crusaders，42；Turks besiege（1113），58；emperor in exile in，182，185，188-9，198，203；treaty with Franks（1214），191-2；treaty with John Asen（1235），197；cultural revival under Theodore Ⅱ，204；campaigns，208-9；lacks navy，209n；and Turkish occupation of Anatolia，260，263，274；Ottomans blockade and capture，285-6 Nicene Creed，400-401

Nicephorus Ⅲ Botaneiates，Emperor，3-9，15-16，26，29，56

Nicephorus Blemmydes，204

Nicephorus Bryennius，dux of Dyrrachium，3，7

Nicephorus Bryennius，husband of Anna Comnena，51，60-61，64-5

Nicephorus Ⅱ，Despot of Epirus，325

Nicephorus Gregoras：on John Ⅳ’s age，206n；on Michael Ⅷ’s campaigns，209，211n；on battle of Demetrias，238n；on burial of Michael Ⅷ，253；on Berenguer d’Entença，269；on Andronicus Ⅲ，277；on Patriarch Esaias，280；hostility to hesychasm，291，305，307，314-15；and Theodore

Cantacuzenus，305；on John Ⅵ’s reign，307；on economic poverty，309；death and degradation，315；excommunicated，315

Nicephorus Melissenus，7-8，12，51

Nicephorus Orsini，289

Nicephorus Palaeologus，father of George，8，20

Nicephorus Palaeologus，Governor of Mesopotamia，207

Nicephorus Phocas，3

Nicephorus，son of Michael Ⅱ of Epirus，200，205，208，237，242，245，260

Nicephorus，son-in-law of John Ⅵ，311

Nicetas Choniates：on death of Alexius Ⅰ，63 & n；on character of John Ⅱ，66；on John Ⅱ’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68n；on John’s campaigns，71n；on Manuel Ⅰ’s appearance，88；on Manuel Ⅰ’s wife Irene，90；on Norman expeditions against Manuel Ⅰ，96-7，116；on siege and fall of Corfu，102-3；on Venetians in Constantinople，130；on Manuel’s withdrawal from Iconium，135；on mercenaries，138；on Alexius Ⅱ，140；on David Comnenus，148；on Sicilian atrocities at Thessalonica，149；on Andronicus，151-3；on Branas’defeat of Sicilians，154；and depletion of Byzantine shipping，171；on Alexius Ⅴ，178；on sack of Constantinople，179；on Morosini，180n

Nicetas，Governor of Bulgaria，33

Nicholas Ⅲ，Pope（Giovanni Gaetani Orsini），241-3，245-6

Nicholas Ⅴ，Pope，411，416，420，443，445

Nicholas，Bishop of Crotone，221，223-4

Nicholas Canabus，176

Nicholas Orsini，Count of Cephalonia，Despot of Epirus，276n，288-9

Nicholas Panaretos，234

Nicol，D.M.：The Immortal Emperor ，440n，448n；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313n，338n

Nicolò Pisani，317

Nicomedia（now Izmit），34，260，263，286

Nicopolis，battle of（1396），355，357，359

Nikli（fortress），222

Niksar（formerly Neocaesarea）；fortress，82

Niphon，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74

Nish，33，144，160，341，404

Nogay，Khan of the Golden Horde，253

nomisma （gold coin），4，51

Normans：capture Bari，2；attack Roman Empire，12，15-22，24，50；in Southern Italy，13；withdraw，22；suffer epidemic，24；as threat to John Ⅱ，74-5；sail against Manuel Ⅰ，96-7，103；revolt and campaign against William the Bad，111-15；rule in Sicily ends，165；see also Italy，Southern；Sicily

Notaras，see Anna Palaeologina Notaras；Lucas Notaras

Nur ed-Din，Atabeg of Mosul，99-100，120，123-5，134

Nymphaeum（now Kemalpasa），185，191；Treaty of（1261），210，216，221

Ochrid，200，285，341

Octavian，Cardinal，132-3

Odo，Bishop of Bayeux，40

Omar，Caliph，32n

Oreos，219

Orhan，son of Emir Othman：captures Brusa，278n；Pelekanos victory，285-6；treaty and friendship with John Cantacuzenus，295，300，302，325；marriage to John’s daughter，302，325；military support for John，314，318；and Turkish settlement of Gallipoli，320；death，328

Orsini，see Isabella Orsini；Nicephorus Orsini；Nicholas Orsini；Nicholas Ⅲ，Pope

Othman，Ghazi Emir，263-4，274，278n

Otto de la Roche，184

Ottoman Turks：capture Brusa，278；blockade Nicaea，285；Pelekanos victory，285-6；westward advance，292，328；in Thrace and Macedonia，299-300，320-21；support John Ⅵ，318-19；settle in Gallipoli，320-21；Chernomen victory（1371），335；conquests and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336，341-5，348，354，368；Kosovo victory（1389），343-4；fratricide，345；siege of Constantinople（1394-5），353-4；defeat Sigismund’s 1396 Crusade，355-6；defeated by Mongols，364，366；treaty with Byzantines（1403），370，372；Sultanate succession struggle，372-6；conquests in Balkans，393-6；and Crusade of Varna，404-5；in the Morea，407-8；threaten Constantinople，414-15，417；naval superiority，417-18，422；final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422-4；see also Turks

Outremer（Crusader lands），44

Pachymeres，George，see George Pachymeres

Paganino，Doria，317

Palaeologus family：survival and line，456-8；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Palaeologus，Ferdinand（d.1678），448

Palaeologus，Godscall（17th century），448

Palaeologus，John（16th century；son of Manuel），446

Palaeologus，Theodore（d.1636），447-8

Palaeologus，Theodorius（d.1693），448

Palermo，251

Pantaleone，Giustinian，Lati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34

Paolo Navagaioso，239

Paphlagonia，188

Paris：Manuel Ⅱ visits，359-61

Paros，219

Paschal Ⅱ，Pope，46，56，108

Patras，393，407

Paul，Lati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31-3

Pechenegs：unrest，2，25-6；defeated by Cumans，27-8，50；escort Crusaders，39，41；John Ⅱ subdues，67，69；serve John Ⅱ，76；serve Manuel Ⅰ，124

Pegae（now Karabiga），189，267

Pelagonia（now Bitolj or Monastir），battle of（1259），208-9，219

Pelagonia，Theme of，53n

Pelekanos（now Manyas），battle of（1329），285-6

Peloponnese，see Morea

Pera，see Galata

Pergamum，191

Peter Ⅲ，King of Aragon，250-52，264，316

Peter Ⅰ，King of Cyprus，328-9

Peter of Courtenay，Latin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191-2

Peter the Hermit，33-5，41

Peter Thomas，St，Bishop，327

Petrarch，360；Trionfo d’Amore ，127n

Philadelphia（now Alaşehir），188，260，267，286，339，346-7

Philibert de Naillac，355

Philip，Count of Anjou，226，248

Philip Ⅲ（the Good），Duke of Burgundy，416，445

Philip Ⅴ，Duke of Burgundy，406

Philip of Courtenay，226，237

Philip，Count of Flanders，137

Philip Ⅰ，King of France，36，47

Philip Augustus，King of France，160，162

Philip，Marquis of Namur，192

Philip of Swabia，King of the Romans，164，170

Philip of Anjou，Prince of Taranto，260，273，290

Philippa of Antioch，sister of Empress Mary，141-2

Philippe de Mézières：The Life of St Peter Thomas ，327n

Philippopolis（now Plovdiv），71，160，328

Philocrene，286

Philomelion，59

Philotheus（Coccin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319-20，331 & n，332

Phocaea（now Foça），287n

Phocas，Metropolitan of Philadelphia，203n

Phocis（region），406-7

Piacenza 30-32，132

Piriska，see Irene

Pisa，57，170，180，379-80

Pius Ⅱ（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445-6

Plethon，George Gemistos，392-3，398，403，407；On the Laws ，393

Plovdiv，see Philippopolis

Poimanenon，battle of（1204），188，194

Prilep，200，285，341

Prinkipo（now Büyükada），263，424

Prishtina，298

Prodromus，Theodore，100n

Psellus，Michael，see Michael Psellus

Ptolemy：Almagest ，118n

Pyramus river（now Ceyhan），72

Qutb ed-Din，161

Radulf，Count of Pontoise，16-17

Radulph of Domfront，Patriarch of Antioch，77

Ragusa，181

Rahova，355

Rainier of Montferrat，141

Rainulf Ⅰ，Count of Aversa，13

Raymond of Poitiers，Prince of Antioch：vendetta with Leo of Lesser Armenia，

75；marriage，77-8；surrenders Antioch to John Ⅱ，77-9，81；at Shaizar，80；John Ⅱ demands further surrender of Antioch，83；conflict with Manuel Ⅰ，87，91；seeks help from Manuel Ⅰ，91；and Second Crusade，99；killed，120；daughter，126

Raymond，Count of Toulouse，202

Raymond Ⅳ of Saint-Gilles，Count of Toulouse and Marquis of Provence，38-42，44-5

Raymond Ⅲ，Count of Tripoli，126-7

Raynerius of Sens，224

Regno（Kingdom of Sicily），224，229；see also Italy，Southern；Sicily

Reynald of Châtillon，Prince of Antioch，120-23，126

Rhaedestum（now Tekirdag），181，271，339

Rhodes，274，287，446

Rhyndacus river，191

Richard，Count of Acerra，146，155

Richard，Count of Andria，113

Richard Ⅰ（Cœur de Lion），King of England，160，162，166，287；death，165

Richard Ⅱ，King of England，358，361

Richard von der Blume，264-5

Rita of Armenia，see Maria，co-Empress

Rizzo，Antonio，415-16，419，445

Robert of Courtenay，Latin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193-4

Robert，Prince of Capua，113

Robert of Clary，176n

Robert Ⅱ，Count of Flanders，40

Robert Guiscard，Duke of Apulia：captures Bari，2；campaigns against Roman Empire，12，15-21，24，35，147；background and character，14；and Michael Ⅶ’s offers，14-15；adopts pretender，16，229n；returns to Italy and takes Rome，20-21，23；aids Gregory Ⅶ，23，29；death，24-5；divorce and remarriage，37；claims to Constantinople，74；barons revolt against，111

Robert，Count of Loritello，112，114-15，117

Robert，Duke of Normandy，40

Roger Borsa，Duke of Apulia，23-4，37，40，57，67

Roger de Flor，Caesar，264-71

Roger Ⅰ de Hauteville，Great Count of Sicily，14

Roger Ⅱ de Hauteville，King of Sicily：rule，67，74，77；Conrad and Manuel ally against，89，101；and Second Crusade，92；campaigns against Manuel Ⅰ，96-7，103；plots against Conrad and Manuel，103-6；receives Louis Ⅶ，104；death，107；barons revolt against，111

Roland，Cardinal Archbishop of Siena，see Alexander Ⅲ，Pope

Roman Catholic Church：differences with Eastern Church，56，227，400-402；and Latin conquest of Byzantium，185，213-14；proposals for union with Eastern Church，214，221-3，227，230，233；1274 union，235-7，242；demands obedience from Eastern Church，243-4；1367

　discussions on reunion，332-3；internal（papal）schism，378-81；see also Church Councils

Romanus Ⅱ，Emperor，25

Romanus Ⅲ Argyrus，Emperor，9

Romanus Ⅳ Diogenes，Emperor，1，3-4，80，330

Rome：plundered by Normans，23；Barbarossa battles in，110；Papacy in，378

Rostand，Edmond：La Princesse Lointaine ，127n

Roussel of Bailleul，2，35

Rovine，battle of（1395），354

Ruben，Armenian prince，75

Rudel，Jaufré，127n

Rum，Sultanate of，3，30

Rumeli Hisar（castle），356n，415-16，419

Rumelia（Turkish European dominions），368，376n

Runciman，Sir Steven：The Sicilian Vespers ，250n

Sagundino，Nicolò，438

St John，Knights of，274，287，367，369n，373，446

Saladin（Salah ed-Din Yusuf），Sultan，158-9

Samos，184

Sampson，near Miletus，188

Santorini，239

Sanudo，Marino，223n

Saracens：capture Jerusalem（1187），158

Sardica（now Sofia），33，144，341，404

Sardis，260

Saruchan，Emir of，302

Sauji，son of Sultan Murad Ⅰ，337

Savona，379

Scanderbeg（George Kastriotes），405，408

Scutari（formerly Chrysopolis），7 & n，366

Sythians，see Cumans

Sebasteia，366

Seleucia（now Selifke），76，161

Seljuks：defeat Empire，1-2；serve with Manuel Ⅰ in Hungary，128；war with Manuel，134-6；Kösedag defeat，199，255，259；abandon sebastocrator Constantine，222；Sultanate ends，274

Selvo，Domenico，Doge of Venice，18，24n

Selymbria（now Silivri），210，339，389

semantron （wooden plank），150 & n

Semlin（now Zemun），33

Serbs and Serbia：acknowledge Byzantine sovereignty，67；war with John Ⅱ，70-71；rebel against Manuel Ⅰ，103；Manuel subdues，106，129；win independence，157；alliance with Barbarossa，160；hostility to Michael Ⅷ，216；as threat to Andronicus Ⅱ，260；alliance with Bulgaria，283；Macedonian gains，284-5；Empire disintegrates after death of Stephen Dushan，325，335；Chernomen（Maritsa）defeat，335，343，348；Kosovo defeat，343-4，348；resist Ottoman advance，343，348

Sergiana，battle of（1263），222

Sergius Ⅳ，Duke of Naples，13

Serg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21

Seriphos，239

Serres，299，301，308，336，341

Servia，205

Shaizar（formerly Larissa；now Saijar），78-80

Sichelgaita of Salerno，Duchess of Apulia，wife of Robert Guiscard，18-19，25，37，147

Sicily：Normans occupy，14；revolt in（1155-6），111-15；peace treaty（1158），118-19；expedition against Andronicus，145-54；atrocities in Thessalonica，149；defeated by Branas，154；withdrawal，156-7；Norman rule ends，165；Aragon covets，218；Manfred rules，224；harassed by Genoese，238；hatred of Charles of Anjou，250；massacres（‘Sicilian Vespers’），251-2

Sidon，158

Sigismund of Luxemburg，King of Hungary and Emperor of the West，354-5，357，381，386，396

Silivri，see Selymbria

Simonis，wife of Stephen Urosh Ⅱ，261，275，280

Skiathos，239，370

Skopelos，239，370

Skoplje，260

Skyros，239，370

Smyrna（now Izmir），302，367

Sofia，see Sardica

Sophia of Montferrat，Empress，second wife of John Ⅷ，381，401

Sozopolis，68，316，330-1

Spetsai，battle of（1263），220-1

Sphrantzes，George，2o6n，386-7，393，398，410，412-13；and final siege of Constantinople，422，430-32；on fate of Constantine Ⅺ，438；on Palaeologi，457

Sphrantzes Palaeologus，284 & n

Steno，Michele，Doge of Venice，363，373

Stephen，Count of Blois，40-41，44

Stephen，brother of Geza Ⅱ of Hungary，128

Stephen Contostephanus，Duke，98

Stephen Dushan，King of Serbia，283-5，295；relations with John Ⅵ，298-9，301-2，307-10；crowned，302-3；conquests，308；lacks fleet，308；qualities，308；at Thessalonica，314；supports Venetians，316-17；supports John Ⅴ，318-19；power and dominance，324-5；death，325；Empire divided，335

Stephen，King of England，92

Stephen Gabrielopulus Melissanus，sebastocrator ，288-9

Stephen Harding，Abbot of Cîteau，93

Stephen Ⅱ，King of Hungary，71

Stephen Ⅲ，King of Hungary，128-9

Stephen Lazarevich，344，352，354，366，370，375

Stephen Nemanja，Serbian Grand Zhupan，129，134，144，157，160

Stephen Radoslav，King of Serbia，196

Stephen Urosh Ⅰ（Dragutin），King of Serbia，229，260n

Stephen Urosh Ⅱ（Miliutin），King of Serbia，260-61，273

Stephen Urosh Ⅲ（Dechanski），King of Serbia，278，283

Stephen Urosh Ⅴ，King of Serbia，308，325，343

Stephen Vladislav，King of Serbia，196

Stracimir，Bulgar Prince，355

Strumica，285

Strymon river（now Struma），154-5

Studius（village，near Constantinople），424

Sublaeum（fortress），135-6

Suger，Abbot of Saint-Denis，105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274n，446

Süleyman Pasha，Orhan’s son，318，320，328

Süleyman，Prince，son of Bayezit，366，369-70，372，374，376

Süleyman，Seljuk Sultan，20

Swinburne，Algernon Charles：Triumph of Time ，127n

Sylvester Syropulus see Syropulus，Sylvester

Symeon，Bulgar Khan，26

Symeon，Grand Duke of Muscovy，310

Syrgiannes Palaeologus，277-8，282-5，294

Syropulus Sylvester，400-1

Szegedin，Treaty of（1444），405

Tafur，Pero，389

Tagliacozzo，battle of（1268），225，265

Tamburlaine（Timur the Lame），Mongol ruler，364，366-8

Tancred of Antioch，Bohemund’s nephew，45，47，49

Tancred de Hauteville，the Elder，13

Tancred，Count of Lecce，146，164

Tarsus，46，75-6

Tekirdag，see Rhaedestum

Tell el-Bashir（formerly Turbessel），83

Templars（military order），79，92，160，287n

Tenedos，316，319，321，334-5，337-8，340

Thamar，Georgian Queen，188

Thamar，wife of Philip of Anjou，260，273

Thasos，376

Theano，woman philosopher，59

Theobald of Champagne，King of Navarre，229

Theodora，Empress，wife of Michael Ⅷ，207，212，218-19，253，257

Theodora Cantacuzena，mother of John Ⅵ，322

Theodora Cantacuzena，wife of Orhan，302

Theodora，daughter of Alexius Ⅰ，185

Theodora，niece and supposed mistress of Manuel Ⅰ，89，100，141

Theodora，Queen，wife of Baldwin Ⅲ，122，142

Theodora，wife of Constantine Angelus，156

Theodora，wife of Theodore Svetoslav，then of Michael Sisman，273，279，283

Theodore Ⅰ Lascaris，Emperor，185-94，203

Theodore Ⅱ Lascaris，Emperor，197，201-6

Theodore Ⅰ Palaeologus，co-Emperor and Despot of the Morea，340-41，352，354，369，373，391

Theodore Ⅱ Palaeologus，Despot of the Morea，369，373，376，381，391-2，405，410

Theodore Angelus Ducas Comnenus，Despot of Epirus：assumes imperial title，185-8；succeeds brother，185；captures Peter of Courtenay，191-2；campaign in Thessaly and Macedonia，193；crowned Emperor of Romans，193，195；defeat and capture at Klokotnitsa，196；blinded，197；daughter marries John Asen，197-8；deposes brother and enthrones son John，198；Vatatzes subdues，198；appoints son Demetrius to throne，199；exile and final imprisonment，200

Theodore Metochites，Grand Logothete，276，278，280，282，308，321

Theodore Muzalon，204

Theodore Palaeologus Cantacuzenus，358

Theodore Svetoslav，Tsar of Bulgaria，268-9，270n，273

Theodore Synadenus，procrastor ，289-90，294，297-8

Theodoric of Niem，380

Theodosius Ⅰ（the Great），Emperor，149

Theodo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137，141

Theophanes，Metropolitan of Nicaea，234

Theophilus Palaeologus，435

Theophylact，Archbishop of Ochrid，52

Theotokos Kecharitomene convent，64

Therapia（village，near Constantinople），424

Therasia，239

Thessalonica：Sicilians besiege and capture（1185），147-51；Sicilians evacuate，155-6；Boniface of Montferrat establishes kingdom，184；Theodore captures（1224），185-8，193-4；Vatatzes appropriates and subdues，188，198；Kalojan threatens，190；Epirots campaign against，205-8；hostility to Michael Ⅷ，216；Andronicus Ⅱ assumes title to，258-9；and Serbian alliance，260-61；Catalans at，272；Zealots in，297，302，314；John Cantacuzenus besieges，299；as Byzantine enclave，309；returned to Byzantium，314；falls to Ottomans，341-2；Süleyman restores to Byzantium，370；Manuel Ⅱ and，373，376；besieged by Murad Ⅱ，385；offered to Venice，385；Ottomans recapture and pillage（1430），393-5

Thessaly，288-9，299，308，354

Thomas，Despot of Epirus，276n，288

Thomas Palaeologus，Despot of the Morea，407，410，445-7

Thomocastrum，290

Thoros，son of Leo the Rubenid，119-22

Thrace：Turks in，58，320-1，328；Pechenegs overrun，69；Baldwin Ⅰ rules，184；Bulgarians expand into，193；Alexius Strategopulus in，210；Catalans ravage，271-2；armies traverse，279；Umur in，299；remains in Empire，309；earthquake（1354），320；Suleyman’s terms for，370

Tibald，Count of Champagne，165-6，168

Tiberias，158

Timur，see Tamburlaine

Tocco，Carlo，Lord of Cephalonia and Epirus，393

Trebizond，67，182，188，213，446

Trikokkia，274

Tripoli，46，158

Trnovo，354

Trybritze pass，135

Tsouroulos，5-6

Turachan，Ottoman General，407

Turbessel（now Tell el-Bashir），83

Turcomans，67-8，83

Turcopoles，45 & n

Turin，Treaty of（1381），340

Turks：Alexius seeks help from，30-1；and First Crusade，34-5，42；revive hostility against Alexius，57-8；expand into Anatolia，255，259-60，263，273-4，286；establish navy，259，286；see also Ottoman Turks

Tvrtoko，Prince of Bosnia，343

Tzurulum，197

Ulrich，Duke of Carinthia，164

Ulubad（formerly Lopadium），260，263

Umur Pasha，Emir of Aydin，288，298-9，302，326

Universal Justices of the Romans（board of judges），282

Urban Ⅱ，Pope，29-31，40，56

Urban Ⅲ，Pope，159

Urban Ⅳ，Pope（Jacques Pantaléon），216-18，221-4，226

Urban Ⅴ，Pope，328-9，332-3

Urban Ⅵ，Pope，378

Urban，German engineer，419

Usküdar（formerly Chrysopolis），7 & n，375

Vahka（castle，Taurus mountains），120

Valerian，Roman Emperor，377

Valla，Lorenzo，402n

Valona，see Avlona

Varangian Guard，19-20，30，69，123，147，173

Varna，330；Crusade of（1444），356n，404-6

Vatatzes，see under individual Christian names

Velbuzd（now Kjustendil），battle of（1330），283

Venice and Venetians：and Norman threat，18，24；aggression towards John Ⅱ，70；mock Manuel Ⅰ，89，103；support Manuel Ⅰ against Sicilians，97-8，102-3，106；and Manuel’s annexation of Dalmatia，129；position in Constantinople，129-30；abortive expedition against Manuel，130-31，134；supply ships for Fourth Crusade，166-9；a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203），172-3；policy towards Byzantium，175-7；plunder Constantinople，179-80；appoint new Emperor，180；territorial claims and benefits from Fourth Crusade，181，183；Crown of Thorns pawned to，201；and Michael Ⅷ’s threat to and occupation of Constantinople，209-11；control Byzantine waters，216；support Urban Ⅳ against Michael Ⅷ，218-19；Spetsai victory over Genoese（1263），220；agreements and treaties with Michael Ⅷ，228-9，245，248；Charles of Anjou and，248；conflicts with Genoese at Galata and Constantinople，262，279，315-16，317；raid Constantinople，262-3；activities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287；Byzantine crown jewels pawned to，300，334，351；reject Serbian alliance，309；peace treaty extended，314，334，373；propose annexation of Constantinople，324；demand payments from John Ⅴ，334；John V visits，334-5，360；Tenedos offered to，334-5，337-8；aid restoration of John Ⅴ，339；reconciliation with Genoa（1381），340；a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394-8），357；Manuel Ⅱ seeks support from and visits，363-4，369，373；support pretender Mustafa，378；govern Thessalonica，385，393-4；John Ⅷ visits，386，398-9；and Ottoman capture of Thessalonica，394-6；and Mehmet Ⅱ’s position at Rumeli，415，417；and final siege and fall of Constantinople，420-22，428-30；nobility，421n；ships escape from Constantinople，435-6；treat with Mehmet Ⅱ，443

Verdi，Giuseppe：Les Vêpres Siciliennes ，250n

Veria（formerly Berrhoea），302，314

Via Egnatia，17，33，147，245-6

Victor Ⅳ，anti-pope，132-3

Vidin：province，329；city，355

Visconti，see Filippo Maria Visconti；Gian Galeazzo Visconti

Viterbo：First Treaty of（1262），219；as papal residence，219n；Second Treaty of（1267），226，228，234，245；palace roof removed，232；Church reunion discussed at（1367），332

Vlataion monastery，Thessalonica，394

Vodena（now Edhessa），285

Vuk Brankovich，Serbian boyar，343-4

Vukashin，King of Serbia，325n，335

Walter of Brienne，Duke of Athens and Thebes，272

Welf，Duke of Bavaria，44-5，103，105-6

West，Rebecca：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336n

William，Duke of Achaia，217，219-20，222-3，226，245

William，Duke of Apulia，67

William，Duke of Aquitaine，44-5

William of Champlitte，184

William Conti，Bishop，327

William Ⅴ，Marquis of Montferrat，258

William，Count of Nevers，44-5

William Ⅰ（the bad），King of Sicily：character and appearance，107；revolt and campaign against，111-15；victory over Byzantines，115-16；Manuel Ⅰ treats with，117-18；and Lombard league，132；death，133，145n

William Ⅱ（the Good），King of Sicily，145 & n，146，160

William of Tyre，Archbishop，65，80，112

William of Villehardouin，Prince of Antioch，207-9，390-91

Xerigordon，34

Xerxes，Persian King，377

Yakapinar，see Mopsuestia

Yakub，son of Sultan Murad Ⅰ，343，345

Yanino，battle of（1082），22

Yolanda，Latin Empress Regent of Constantinople，191-3

Yolanda，wife of Andronicus Ⅱ，see Irene

Zaccaria family，287

Zacynthus，157

Zara（now Zadar），169，181

Zealots（Thessalonica party），297，302，314

Zemun（formerly Semlin），33

Zengi，Imad ed-Din，Atabeg of Mosul，76，78-80，82，91-2

Zeno，Renier，Doge of Venice，228

Zeta（formerly Dioclea），2n

Ziani，Sebastiano，Doge of Venice，131

Zoe，Empress，wife of Romanus Ⅲ，then of Michael Ⅳ，then of Constantine Ⅸ，60

Zoe-Sophia Palaeologina，wife of Ivan Ⅲ of Muscovy，456

Zonaras，John（Joannes）see John（Joannes）Zonara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的衰亡：从希腊君主到苏丹附庸/（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著；李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

书名原文：Byzantium：The Decline and Fall

ISBN 978-7-5201-6195-4

Ⅰ.①拜… Ⅱ.①约…②李… Ⅲ.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Ⅳ.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6184号

拜占庭的衰亡：从希腊君主到苏丹附庸

著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译者/李达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0.625 插页：0.5 字数：439千字

版次/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195-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0692号

定价/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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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雀花王朝的初代国王从诺曼王朝手里继承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流血漂橹的残破国家，随后却将它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帝国，其版图在巅峰时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在这部史诗式的叙述历史中，丹·琼斯提出了一个观点：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远远比不上之前的金雀花国王们，那些同样血气方刚、英勇无畏而足智多谋的帝王。

金雀花王朝的王后当中也涌现了一批性格刚烈的女强人。征服者威廉的孙女玛蒂尔达宁愿掀起一场血腥的内战，也不肯放弃对王位的权利主张。阿基坦的埃莉诺先是当上了法兰西王后，后来又成了英格兰王后。埃莉诺的儿子之一，狮心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勇敢地向萨拉丁发出挑战，不料在归途中遭到暗算。埃莉诺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国王，则被迫向自己的臣民屈服，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契约就是我们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基石。金雀花王朝将英格兰塑造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模样，并制订了许多法律和政治惯例，我们在创建自己的政府时，也借用了这些法律和惯例。

这个时代有骑士精神，有十字军东征，有托马斯·贝克特，有强大修会的崛起，有黑死病，有议会的奠立，有黑太子，也有百年战争。这部《金雀花王朝》的作者是一位天赋异禀的青年历史学家。《冰与火之歌》的粉丝会喜欢这部书。曾经手不释卷地阅读亨利八世历史并且对不列颠最著名君主们的狡黠、奸诈和魅力叹为观止的读者也会喜欢《金雀花王朝》。

本书获誉

第一国际畅销书

《泰晤士报》（伦敦）年度好书

《观察家报》（伦敦）年度好书

“这部历史引人入胜，讲述了一个充满人性优缺点的王朝的故事，足以证明，其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

——《星期日电讯报》

“故事讲得扣人心弦……《金雀花王朝》令人满意，读起来也非常享受。这是一部现实版的《冰与火之歌》，不需要增加妖魔鬼怪。”

——《文学评论》

“这是部妙趣横生的叙述史，书页上挤满了极富个性的人物、对战争和比武的生动鲜明的描摹、身披精美天鹅绒华服的贵妇人和甲胄熠熠生辉的骑士。”

——《标准晚报》

“出类拔萃！气度磅礴，叙述紧扣心弦，这是最上乘的叙述历史。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历史，绘声绘色地讲述宫廷阴谋、凶残诡计和残酷战争，异彩纷呈的王朝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

“这是最具史诗风范、最惊险刺激的历史。我绝不相信会有人不能从中得到无穷乐趣。”

——汤姆·霍兰，《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和悲剧》的作者

“金雀花王朝在塑造英格兰民族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丹·琼斯带着机智、神韵和鲜明的洞见，将他们的故事讲得令人拍案叫绝。这是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是为一个精彩、残暴而嗜血的王朝所做的绝妙肖像，令人耳目一新。”

——海伦·卡斯托，《母狼：伊丽莎白之前统治英格兰的女人们》的作者

“丹·琼斯是大卫·斯塔基的高足，像他的导师一样渊博，同时表现出小说家一般的灵动和情感……这是一部了不起的通俗历史。《金雀花王朝》足以证明，当代的历史著作也能以优美的文笔、机智和魄力探究中世纪的世界。”

——《观察家报》（伦敦）

“这部惊险刺激的叙述史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充满厮杀、个性的冲撞、背叛，以及著名的金雀花王族的暴躁脾气。琼斯是一位优秀的导游，引领我们参观这个动荡的世界。《金雀花王朝》成功地将一个非同一般的家族刻画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电讯报》

因为睿智之士应当考虑到，命运的恩宠反复无常，她的轮子始终在旋转……君主务必小心谨慎，铭记在心，尽管仁慈的造物主……有极大的耐心……但他在惩罚冥顽不灵和恣意妄为之徒时，万般严苛，往往在恶人尚在人世时便对他施加惩罚。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爱尔兰的征服》

谱系

序言

中文版序

地图

第一部 灾祸的年代（1120～1154）

白船

寻找继承人

海难

雄心壮志

惊世骇俗的妻子

征服者亨利

第二部 帝国的年代（1154～1204）

子孙满堂，王国复兴

金雀花国度

不神圣的战争

继承的安排

鹰巢

胜利者亨利

熊熊燃烧的世界

理查登基

东方称雄

背叛

意外的绕道

狮心王归来

至高无上的无地王

软剑王约翰

胜利与灾难

无地王垮台

第三部 对抗的年代（1204～1263）

挽救危局

残酷的主人

末日的开端

布汶战役

《大宪章》

巩固遗产

迟来的亲政

神圣的王权

《牛津条例》

刘易斯之战

从牢狱生涯到伊夫舍姆

豹

第四部 亚瑟王的年代（1263～1307）

登基为王

新的亚瑟王

最后摊牌

国王的城堡

征服的代价

驱逐犹太人

苏格兰的大业和法兰西的诡计

征服苏格兰

危急时刻

旧病复发

第五部 暴力的年代（1307～1330）

国王和他的兄弟

受约束的国王

搜捕

希望与灾难

新的宠臣

内战

国王的暴政

莫蒂默、伊莎贝拉和爱德华王子

最终的较量

虚假的黎明

第六部 光荣的年代（1330～1360）

宫廷政变

光荣的国王，一贫如洗的王国

新的伯爵，新的敌人

百年战争爆发

爱德华三世在海上

雄霸天下

公主之死

嘉德勋位

胜利的十年

第七部 革命的年代（1360～1399）

家事

由盛转衰

好议会

新的国王，老的问题

英格兰群情激愤

危机再临

背叛与伤痛

重塑王权

理查二世的复仇

理查二世垮台

理查二世众叛亲离

终章

推荐书目

译名对照表

谱系

1.诺曼王朝

2.金雀花王朝

卡佩王朝

腓力一世 1060～1108

路易六世 1108～1137

路易七世 1137～1180

腓力二世 1180～1223

路易八世 1223～1226

路易九世 1226～1270

腓力三世 1270～1285

腓力四世 1285～1314

路易十世 1314～1316

约翰一世 1316年11月15日至20日

腓力五世 1316～1322

查理四世 1322～1328

瓦卢瓦王朝

腓力六世 1328～1350

约翰二世 1350～1364

查理五世 1364～1380

查理六世 1380～1422

3.法兰西国王，1060～1422年

序言

金雀花家族是些什么人？其实，本书中的任何人物都不曾用这个名号称呼自己，只有一个例外：安茹伯爵若弗鲁瓦。这个英俊而好斗的红发少年出生于1113年，他在自己的帽子上佩戴了一小枝黄色金雀花，盾牌上则饰有狮子纹章。金雀花家族的名字（Plantagenet）源自金雀花的拉丁文名字（Planta genista），而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则成了英格兰王室的纹章标志。从寒风萧瑟的苏格兰低地到尘土飞扬的中东平原，英格兰的大军都在这样的徽记引领下徐徐前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弗鲁瓦本人从未到过英格兰，对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兴趣，而且，他去世于1151年，三年之后，他的长子才继承了英格兰王位。

不管怎么说，“金雀花”是个霸气十足的威名。若弗鲁瓦的后裔统治英格兰超过两个世纪，其中第一位国王是亨利二世，他于1154年继承王位；最后一位国王是理查二世，他在1399年被自己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废黜。金雀花王朝是英格兰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在其统治时期，我们今天所知的英格兰的一些最基本元素得以奠定。王国的边界被确定下来，与邻国——主要是苏格兰、威尔士、法兰西，但也有低地国家、罗马教廷和最终演变为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诸国——的关系也建立起来。传承至今的法律准则和政府机构的核心模式是在金雀花王朝时期出现的，其中有些是国王们自行缔造的，有的纯属偶然，有的则是国王们被迫建立的。民族历史与传奇的丰富神话被创造出来，对两位民族圣徒——忏悔者爱德华和圣乔治的崇拜也问世了。英语原先是一种低俗落后、相当粗野的地方方言，在这时期演化为议会辩论和诗歌创作的语言。伟大的城堡、宫殿、大教堂和纪念碑拔地而起，其中很多屹立至今，见证了构思、建造和保卫它们的那些人的天才。英雄们呱呱坠地，死得其所，身后留下传奇。还有一些恶棍的名字在历史的书卷中回响，其中一些恶棍还戴着王冠。欧洲历史上最著名和富有戏剧性的一些战役是在这个时期爆发的：布汶战役和班诺克本战役、斯勒伊斯战役和温奇尔西战役、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从诺曼时代到15世纪初期，军事策略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诺曼时代，战争的主体是攻城战；在15世纪初，两军对垒的正面交锋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英格兰军队拥有勇猛无畏的武士和杀伤力极强的乘骑弓箭手，因此能够横扫欧洲。到金雀花王朝末期，英格兰人已经开始探索在开阔海域厮杀的艺术。海战战术的发展落后于陆战，但到了14世纪中叶，英格兰海军已经初具雏形，足以保卫海岸和袭击敌船。无可争议的是，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发生了许多野蛮、暴虐、残酷和愚蠢的事情，但到本书结尾的1399年，这个于1066年被诺曼底的私生子威廉征服的寒冷岛国已经演变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成熟、最重要的王国之一。它的核心便是王室的权力和威仪。

这就是本书描述的历史进程。但本书也致力于娱悦读者。这是一部叙述历史的书，讲述了英格兰的一些最伟大的故事，包括斯蒂芬和玛蒂尔达对抗的内战；亨利二世的骑士们谋杀托马斯·贝克特；1173～1174年的大叛乱；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针对萨拉丁的战争；诸侯反对约翰国王的战争和《大宪章》的签署；倒霉的亨利三世努力对付诸侯的挑战，其中包括他的妹夫和死敌西蒙·德·孟福尔；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南征北战；爱德华二世与皮尔斯·加韦斯顿的奇特恋情和他在1327年的悲惨退位；爱德华三世挑起百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与他的儿子黑太子并肩作战，俘虏了法兰西国王，后来又设立嘉德勋位，以庆祝英格兰新的军事主宰地位；黑死病的肆虐；1381年农民起义中理查二世勇敢地直面瓦特·泰勒的起义军，随后是理查二世的暴政和最终垮台。这些故事本身令人血脉贲张，但也是历史正典的一部分。即便是在21世纪的文化紊乱中，这些故事仍然能够为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英格兰下定义。金雀花王朝的历代君王不仅将英格兰缔造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还发明了“英格兰”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今天和在过去一样重要。

这是一本很长的书，原本或许还可以写得更长。为了方便阅读，我将全书分为七部。第一部“灾祸的年代”讲述的是诺曼王朝末年英格兰的悲惨状况。诺曼王朝从征服者威廉开始，然后是他的两个儿子威廉·鲁弗斯 [1] 和亨利一世的统治。亨利一世死后，一场残酷恶毒的内战席卷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令其陷入瘫痪状态。争夺王位的双方是征服者威廉的外孙斯蒂芬国王和威廉的孙女玛蒂尔达皇后。在近二十年的血腥厮杀之后，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玛蒂尔达一派得胜。在这个时期，英格兰有两个宫廷、两个政府分庭抗礼，公共权力被分割，乡村化为黑烟滚滚的废墟，到处有雇佣兵为非作歹。直到玛蒂尔达与若弗鲁瓦·金雀花的长子亨利·菲茨安普莱斯登基，英格兰才得以统一，恢复良好秩序。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外表邋遢、脾气火爆，但是非常聪明。他就是后来的亨利二世。借助好运气、充沛的精力、优异的军事才华和沉稳执着的个性，亨利二世确立了自己以及英格兰王室对从苏格兰边境到比利牛斯山麓的一系列领土的主宰权。

第二部“帝国的年代”的主题就是亨利二世统治他的辽阔疆土的故事。他的领地逐渐凝聚为一个帝国，尽管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帝国的年代”介绍了亨利二世令人惊奇的军事征服，他与昔日好友托马斯·贝克特的灾难性争吵，以及他与不孝之子们和惊世骇俗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之间的斗争。有人认为，他受到自己妻儿的摧残和困扰，是上帝为了贝克特之死而对他做的惩罚。“帝国的年代”还探讨了亨利二世对英格兰的法律、司法和官僚系统的革命性改革，这些改革给了英格兰延续数百年的司法程序和政府原则。

亨利二世虽然功勋卓越、成绩斐然，但他还是金雀花王朝名气较小的一位国王。他的第三子——狮心王理查一世才是真正的威名远播。他于1189年继承了金雀花帝国，当时欧洲正处于最为激情洋溢的十字军东征的白热化时期。理查一世尽管在英格兰度过的时间非常少，但他死后几十年内就成为传奇式英雄。他一生致力于保卫和扩张金雀花王朝的权力视野。他的征服兵锋远至西西里和塞浦路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甚至抵达耶路撒冷王国。随后他在德意志被俘，花费巨额赎金才重获自由，回国后与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殊死搏斗、争夺遗产。“帝国的年代”于1204年落幕，在这一年，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国王被腓力二世打得落花流水，丢失了诺曼底公国，辱没了家族的军事传统。他的统治将影响随后近一百五十年的英法关系。

第三部“对抗的年代”探讨了约翰的军事失败造成的影响。丧失诺曼底之后，英格兰国王被迫永久性地居住在英格兰，这个局面导致约翰和他的诸侯、教士和凯尔特邻居们不断发生冲突。“对抗的年代”始于约翰治下的黑暗日子。当时，英格兰讨伐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连连得胜，但约翰国王有人格缺陷，他异乎寻常的残忍玷污了这胜利的光荣。约翰对父王留下的复杂的政府机制的滥用引发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一。1215年，英格兰陷入一场漫长的内战，内战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王国应当如何管束一位暴君？为了努力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格兰人缔结了一项被称为《大宪章》的和约，但无济于事。《大宪章》表达了英格兰政府的一些重要原则。后来，在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以及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早期，王权的反对派就将《大宪章》当作自己的战斗口号。在13世纪的余下时间里，所有反对王室的人在危机时刻都会援引《大宪章》作为自己的武器。其中一个主要的反对派人士叫作西蒙·德·孟福尔。“对抗的年代”以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反对德·孟福尔的战争为结尾。

第四部“亚瑟王的年代”开始于1260年，金雀花国王和诸侯之间断断续续的长期内战快要结束了。这个时代的王室英雄是爱德华一世，他魁梧雄壮、冷酷无情、极其凶悍，据说曾把一个人活活吓死。在好斗成性的爱德华一世统治下，英格兰人终于停止内战，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邻居：苏格兰和威尔士。爱德华一世不满足于当英格兰的主人，还打算通过残暴的手段去征服整个不列颠岛，这就是“亚瑟王的年代”的主题。随着英格兰王政的一个新神话被创造出来，亚瑟王传说和搜寻亚瑟王遗迹的活动也越来越受欢迎。爱德华一世将自己打扮为亚瑟王（他原本是传说中的一位威尔士国王）的继承者，力图统一不列颠群岛，开启王政的一个新的辉煌时代。尽管诸侯掀起了一些风波，开始利用一种新生的政治团体（议会）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但爱德华一世几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而他对英格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关系的影响始终没有彻底消失。

爱德华一世尽管不是很受人爱戴，但无疑是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之一。然而，从各方面看，他的儿子爱德华二世都是金雀花王朝最糟糕的国王。本书的第五部“暴力的年代”叙述的就是这位国王的疯狂故事。他完全不能理解王权的最基本责任；他的统治蜕化为一场恐怖的闹剧，外交政策一败涂地，当权者众叛亲离，还爆发了极其残酷的内战。爱德华二世与他的宠臣皮尔斯·加韦斯顿和小休·德斯潘塞的关系给英格兰政治造成了严重破坏。爱德华二世的表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野蛮行径也造成了很大灾难，他毫不妥协地与国王针锋相对，直到自己于1322年被处决。由于兰开斯特伯爵的好战和爱德华二世的昏庸无能，王权遭到践踏和贬抑，最终遭到臣民的群起而攻之。1307年至1330年的英格兰历史书卷沾满鲜血。本书第五部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暴力流血最终是如何结束的。

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国王是爱德华三世，他还在少年时便登基为王，但不得不作为母亲及其情夫罗杰·莫蒂默的傀儡。他很快摆脱了他们的影响，随后三十年的光荣伟大的统治被记录在第六部“光荣的年代”中。百年战争初期，在爱德华三世、他的儿子黑太子和他的表兄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英明领导下，英格兰扬眉吐气，大败法兰西、苏格兰和其他敌人（包括卡斯蒂利亚）。哈立顿山战役（1333年）、克雷西战役（1346年）、加来战役（1347年）、普瓦捷战役（1356年）和纳赫拉战役（1367年）这些陆地战役确立了英格兰战争机器（以长弓的致命威力为核心）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地位。斯勒伊斯（1340年）和温奇尔西（1350年）的海战胜利给了金雀花王朝信心，去涉足海战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竞技场。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儿子们刻意培植一种民族神话，将亚瑟王传说、对圣乔治的新崇拜和骑士精神的复苏（嘉德勋位得到创建）紧密交织起来。他们创造了一种文化，将英格兰贵族团结一心，在战争中勇往直前。到1360年，金雀花王朝的王权达到了巅峰，在内国泰民安，在外雄霸天下。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招手。

英格兰的强盛兴隆来得突然，去的也突然。第七部描述了命运之轮（这是中世纪常用的一个比喻，指的是人生的跌宕沉浮）翻转得是多么快。1360年之后，爱德华三世的统治开始衰败，到1377年他的孙子理查二世登基时，统治的危机已经浮出水面。理查二世继承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一波波的黑死病在欧洲肆虐，将英格兰的经济秩序彻底摧毁。老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发生分裂，而法兰西在查理五世和查理六世治下恢复了元气，又一次开始将英格兰人往海峡方向逼退。理查二世摸到的牌固然糟糕，他的牌技更是奇臭无比。金雀花王朝的王室和宫廷引入了辉煌灿烂的外部装饰；中世纪英格兰的第一批伟大作家——杰弗里·乔叟、约翰·高尔和威廉·郎兰开始他们妙笔生花的文学生涯。但理查二世疑心极重、贪得无厌、凶残暴虐而且满腹恶意，疏远了他的王国里的一些最了不起的人物。到1399年，全国对他都厌倦了，他最终被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废黜。

本书就此落幕。理论上，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继续讲下去。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后裔统治英格兰一直到1485年，那一年，在博斯沃思，亨利·都铎从理查三世手中夺取了王权。事实上，“金雀花”这个名字最早是在玫瑰战争期间被王室使用的，1460年，议会档案记载道，“理查·金雀花，一般被称为约克公爵”，自命为英格兰国王。后来，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将这个姓氏赐给他们的一些私生子女，宣示他们是正统王族之外具有王室血统的人，这表明他们与古老而极富传奇性的王室血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将英格兰的金雀花时代划定为1254年至1400年，原因有三。

首先，这是中世纪英格兰绝无仅有的一个时期，王位能够相对稳妥、顺当地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而不至于发生严重的继承纠纷或争夺王位的战争。除了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和法兰西的路易王子分别在约翰国王暴虐统治的初期和末期对英格兰王权提出了虽然有希望但最终无果的主张之外，在这些年中，英格兰王室没有受到任何竞争者的挑战。诺曼时期（斯蒂芬国王是末代君主）和理查二世被废黜之后的年代就不是这样了。理查二世之后，金雀花王室分裂为两个次级支系：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

其次，我选择描写1254年至1399年这个时期，仅仅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中世纪最激动人心、精彩刺激的时期之一，英格兰历史的许多最伟大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第三，我将本书局限于这个时期，也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这是一部鸿篇巨制，还可以写得更长，达到目前篇幅的好几倍。我也很希望把金雀花王朝的故事一直讲下去，一直讲到该王朝在亨利·都铎登基时悲惨灭亡，但那样的话，卷帙就过于浩繁，不是一册能够在床上轻松阅读的书了。讲完这个故事需要第二本书。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非常愉快。我希望，阅读它也是一种享受。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人士的帮助。如果没有我那无可匹敌的代理人Georgina Capel，这本书绝不可能问世。我还要感谢Helen Castor博士，在我们讨论本书几乎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和智慧，对我鼓舞甚大。Ben Wilson和Sam Willis博士帮助我处理了海军的问题。Richard Partington就爱德华三世的问题给出了有益的建议。Walter Donohue、Paul Wilson和Toby Wiseman在不同阶段对手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当然，所有讹误均由我本人负责。我的编辑Joy de Menil是个维京人，她从最初读到这本书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以极为细致和娴熟的技艺处理了它的文本。同样，我在哈珀出版社的英国编辑Arabella Pike对文本的意见和注解也非常耐心和有洞察力。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伦敦市立档案馆和市政厅图书馆对我帮助极大。我在研究3个世纪欧洲史的过程中参观了许多城堡、大教堂和古战场，这些地方的管理员、向导和工作人员都热情地帮助了我。

最主要的是，我要感谢Jo、Violet和Ivy Jones，她们忍耐了我持续不断的乱涂乱写，因此这本书理当奉献给她们。

丹·琼斯

[1] “鲁弗斯”（拉丁文：Rufus）意思是“红色”，威廉·鲁弗斯得到这个绰号，或许是因为他是个红脸汉子（本书脚注皆为译注）。

中文版序

一千多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个君主国。今天的英格兰君主势力薄弱，没有政治实权，主要是象征意义的。但君主曾经是非常强大的。但如果要考量英格兰或者联合王国的历史，就必须承认君主的重要性。除了17世纪的11年（1649～1660年，当时国王被废黜，英格兰是一个共和国）之外，君主始终是将英格兰的过去与先进联系起来的单一而恒定的机构。

当我们思考英格兰和英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时，仍然倾向于用当时在位的王族或君主来给历史时期贴上标签。所以我们将16世纪称为“都铎王朝时代”；将1714～1830年称为“乔治时期”，因为当时连续四位国王都叫乔治。“维多利亚时代”指的是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时代，当时在位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尽管今天的英国君主的权力相对来讲较弱，但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前几十年的时期时，很可能仍然会将其称为“伊丽莎白时代”，因为当前在位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于1952年登基）。另外，我们不仅用国王和女王的名字来定义和划分英格兰与英国共同的历史，我们还用那些国王和女王的故事来构建我们民族历史的叙述。历史学家们会争论，如此研究历史的方式是不是现代的，是不是恰当的。但事实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本书及其续篇《空王冠》是关于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的，也就是说，12世纪至15世纪末的英格兰，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中世纪晚期”。同时期的中国处于金朝、元朝和明朝初年：这是伟大的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时代，也是战争、侵略和瘟疫的岁月。在欧洲，这是伟大的王国和城邦的年代，各国领导人始终互相征伐，各国间的边界也始终在变化。

叛乱和内战肆虐横行。和中国一样，欧洲各国也遭到了14世纪中叶大瘟疫的毁灭性打击，这可能是近两千年来最严重的人口灾难。天主教会是欧洲的最高思想权威，而拉丁语——教会的语言——是知识阶层的通用语，西方所有国家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用拉丁语来交谈和通信。艺术和建筑被哥特风格所主宰，这种风格在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那些大教堂中仍可见到。社会等级森严，并且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凶暴而酷爱打官司的社会。技术进步相对迟缓，但在欧洲那些新建的大学，比如巴黎、博洛尼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学术非常发达。贸易很繁荣。西方商人与世界各地的商人，包括中国商人，都有着定期的接触，但或许该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发生在地中海东部，欧洲的军队在那里与穆斯林世界的军队展开了一系列漫长的战争，这些战争被集合起来称为“十字军东征”。

在这个时期的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十四位国王统治着一个经历了巨大动荡和变化的国家。我在本书的“序言”中解释了这个时期对英格兰历史（以及英国历史）为何非常重要，以及金雀花王朝为何如此非同寻常。但我在考量这两本书的时候，觉得有必要重复一下，这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时期，它产生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辨。

2009年我开始写这部关于金雀花王朝的史书时，大多数人对这个时期知之甚少。英国和美国的学校大体上已经不开中世纪历史这门课了。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流行文化——电视、电影和历史小说——都聚焦于其他领域：都铎王朝的宫廷、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独立战争或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贵族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在发生改变。HBO的《权力的游戏》（它受到了金雀花王朝晚期历史的启发）这样的电视剧让全世界的大众了解到了中世纪。威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也是以金雀花王朝的历史为基础的）经历了一场复兴，常常在舞台和荧幕上演。2012年，金雀花王朝末代国王理查三世失落的骨骸在英格兰的一个停车场地下被发现，并得到了DNA测试的确认。这个故事在全球媒体引起了轰动。

所以，很幸运的是，这是个写金雀花王朝历史的大好时机。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是《纽约时报》（美国）和《星期日时报》（英国）强力推荐的畅销书。它在英国已被改编为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它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全世界数十万读者的喜爱。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推荐本书的中文版。

丹·琼斯

于伦敦巴特锡

2014年12月

地图

第一部 灾祸的年代（1120～1154）

仿佛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在酣睡。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白船

王子酩酊大醉。在他借用的这艘船上，水手和乘客们全都醉醺醺的。1120年11月25日晚，在诺曼底的巴尔夫勒，拥挤的港口内停着一艘华丽的白色维京长船，在低沉的笑声中轻轻随波荡漾。在船上，英格兰和诺曼底名门贵胄的近两百名俊秀的青年正在纵情欢宴。他们将要在晚秋的英吉利海峡波浪滔滔的水域航行70英里，但现在，他们的船停泊在这个繁忙的港口城镇的边缘。成桶的美酒被滚着运上船，所有人都受到邀请，一醉方休。

这位王子是威廉·艾特林。他是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亨利一世唯一的合法子嗣，他的母亲是苏格兰的玛蒂尔达，这位识文断字、精明强干的王后的祖先是在诺曼征服之前曾统治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族。“威廉”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征服者威廉。“艾特林”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太子的传统头衔。威廉口含银匙、喜好交际，是个符合人们惯性思维的纨绔子弟：长子往往备受溺爱，甚至会被宠坏。一位诺曼编年史家这样描述他：“身披金线织就的丝绸华服，身边簇拥着一大群扈从和卫兵，大放异彩，几乎拥有天堂的光辉。”方方面面的人都对他奴颜婢膝，致以“过分的尊崇”，因此他常常陷入“放纵的傲慢”。

一大群贵族青年环绕在威廉身边，其中有他的异母弟弟——林肯的理查，以及异母姐姐——佩尔什伯爵夫人玛蒂尔达。亨利一世国王特别丰饶多产，一共生了二十四个儿女，林肯的理查和玛蒂尔达是其中两个私生子。威廉的伙伴还包括他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即征服者威廉的外孙；二十六岁的切斯特伯爵理查及其夫人莫德；杰弗里·里德尔，一位英格兰法官；王子的教师奥特弗尔；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堂表兄弟、朋友和王室官吏。他们代表着盎格鲁—诺曼贵族的黄金一代。他们的旅行方式如此奢华恣肆，乃是理所当然。

这艘白船属于托马斯·菲茨斯蒂芬，他的祖父艾拉尔德曾向征服者威廉的入侵舰队贡献了一艘长船。菲茨斯蒂芬请求国王赏他这份光彩，让他把王子一行人从巴尔夫勒安全送回英格兰南海岸。亨利一世开恩允许他运送王子一行，但向他发出了警告：“我把我的儿子威廉和理查托付于你，我爱他们，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威廉的确是一位无比珍贵的乘客。他虽年仅十七岁，却已经富甲天下、春风得意。他在1119年娶了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未来的耶路撒冷国王）的女儿玛蒂尔达。这门婚事旨在消除诺曼人和安茹人之间持续了好几代的敌意。安茹是卢瓦尔河下游的一个虽小但很重要的省份。大婚之后，威廉陪伴着父亲在诺曼底巡游了一年，学习治国之术。亨利一世与狡猾而肥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六世（绰号“胖子”）缔结了一项和约，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其为“极其聪明而小心拟定的和约”。亨利一世这是在手把手地向儿子传授王政的最高艺术，成效显著。一段时期以来，官方公文中将威廉称为“继任国王”（rex designatus），表明他已经出师，将要成为与他父亲共同统治的并列君主。

年轻的威廉生命中的巅峰时刻就发生在几周前，他跪在肥胖的路易六世面前，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向后者致敬。这个半是宗教性质的仪式表明，亨利一世已经将诺曼底公国交给了儿子。仪式确立了威廉作为欧洲最主要政治人物之一的地位，还标志着他已经正式成年。新婚宴尔，又得到一个新的公国，再加上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王：这当然都是欢庆的很好理由，而威廉正在万般陶醉地欢庆。11月的下午时光短暂，晴朗、寒冷的夜晚很快降临，白船停泊在巴尔夫勒，大家纵情狂饮。

白船尺寸很大，足以容纳数百名乘客、五十人的水手队伍和大量财物。诺曼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称它为“装配极其完善，可资御用”。它船身很长，吃水又深，船首和船尾都带有富丽堂皇的雕刻，配有大型中桅和横帆，两舷有划桨用的桨孔。舵在船的右侧，而不是中央，所以船长必须熟悉当地的海洋地理。掌舵的人是看不到船的左舷的。

这时刮起了相当强劲的南风，去往英格兰的旅程应该很快结束。晚间，白船的船员和乘客们向国王的船只道了别。白船原本应当紧随其后，但大家沉溺于宴饮，于是白船在夜幕降临很久之后仍然停泊在港口。白船起航前，神父前来用圣水为其祝福，却在嘲讽和狂笑中被赶走。

酒宴正酣，大家开始自吹自擂。白船及其船员没有携带多少辎重，而配有五十名桨手。船长醉醺醺地吹嘘道，虽然亨利一世国王的船先走一步，但他的白船的横帆吃饱了风，再加上桨手使出全身力气，肯定能比国王先到英格兰。

船上有些人开始担心，水手们都已经酩酊大醉，这种情况下高速航行可不安全。于是，威廉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借口肠胃不适，离开了宴会。他离开白船，另择一艘船回家。还有几个人对王子一行及船员们的狂野和刚愎自用感到不安，也离开了白船。尽管有这些人忧心忡忡地逃离，醉醺醺的水手们还是做好了起航的准备。午夜时分，月朗风清，白船起锚，开往英格兰。“它比有羽翼的箭矢还要迅捷，扫过波光粼粼的海面，”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道。但白船没能航行多远。

不知是由于船上的狂欢，还是简单的导航错误，或是上帝因他的圣水被拒绝而大发雷霆，白船离岸仅仅几分钟时间，就迎头撞上了港湾出口处的一座尖利的岩礁（今天依然可以看见这座岩礁）。白船的木制船首被撞出了一个致命的大洞。猛烈的撞击使得破裂的木板坠入海中。冰冷的海水开始涌入船体。船上所有人的第一要务是挽救威廉的生命。船员们一边尝试舀水，一边在船舷放出了一条救生艇。威廉和几名伙伴及桨手一起爬上小艇，准备返回巴尔夫勒的安全处。这一定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醉醺醺的水手疯狂地从受损的船中舀水，被猛烈冲击抛入海中的乘客们心惊胆寒地尖叫。很多贵族男女的锦衣华服浸透海水之后变得非常笨重，导致他们无法游到安全处，甚至无力踩水。浪涛声与溺死者的哭喊一同在海面上回荡。

小艇驶向港口的时候，威廉在恐慌的呼喊中听到了他的异母姐姐玛蒂尔达的尖叫声。她在呼喊救命，如果无人伸出援手，她肯定要在寒冷和黑暗中溺死。威廉于心不忍，于是命令小艇的桨手返回，去营救她。

这是个致命的决定。行将溺死的人不止伯爵夫人一个。救生艇接近她的时候，其他在冰冷海水中挣扎的乘客看到了它。许多人拼命爬上小艇，求得安全，结果是小艇也倾覆沉没了。玛蒂尔达没有得救，而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继任国王威廉·艾特林也丢掉了性命。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说：“他的脑袋没有戴上黄金的王冠，却在海中礁石上碰了个粉碎。”

白船上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他是一个来自鲁昂的屠夫，到巴尔夫勒登船收缴欠款，却被纵酒狂欢的人们一起带出了海。白船沉没时，他用羊皮裹住自己的身体取暖，同时紧紧抓住浮木，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浑身湿透、跌跌撞撞地爬上岸，将这个噩耗告诉大家。后来，少数死尸被浪潮冲刷上岸。也只有这么几具尸体最终被找到。

亨利一世国王所在船只的水手们清醒冷静，航行得小心谨慎，毫发无损地抵达了英格兰。国王及其家眷开始忙碌起来，准备过圣诞节。巴尔夫勒海难的可怕噩耗传到宫廷时，大家目瞪口呆。起初大家还瞒着亨利一世。权贵和官吏们都不敢告诉国王，他的三个孩子，包括他最心爱的继承人，成了“深海怪物的食料”（这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人们最后派了一个小男孩去向亨利一世禀报。小男孩跪倒在国王脚下，哭哭啼啼地讲述了这个悲剧消息。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亨利一世“跌倒在地，哀恸万分，不能自已”。据说，他后来再也没有笑过。

白船的沉没不仅是亨利一世的个人悲剧，也是诺曼王朝的一个政治灾难。用亨廷顿的亨利的话说，威廉“在将来统治国家的前景，比他父亲实际的统治更重要”。通过威廉·艾特林的婚姻，诺曼底与安茹得以修好。通过他对路易六世的效忠，整个盎格鲁—诺曼国家与法兰西缔结了和平。亨利一世保障自己的土地和遗产的全部计划和努力都依赖于儿子的生存。

威廉·艾特林的意外死亡，以及他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的幸运逃生，将把此后三十年的西欧政治推入一场乱局。

寻找继承人

按照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家的说法，“除了上帝之外，无人能战胜”亨利一世。他是征服者威廉的第四子，统治英格兰长达三十五年，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令英格兰王权达到巅峰。1087年，征服者威廉死后，英格兰和诺曼底被分开了。亨利一世无情地将它们重新统一。1100年，兄长威廉·鲁弗斯死后，亨利一世夺得英格兰王位。1106年，他又在坦什布赖战役中打败了另一个哥哥罗贝尔·柯索斯 [1] ，夺取了诺曼底，此后将罗贝尔·柯索斯囚禁在加的夫城堡近三十年之久。亨利一世鼓励盎格鲁和诺曼贵族融合，令他们的文化和地产横跨英吉利海峡。同时，他选择玛蒂尔达为王后，这样就将诺曼人和撒克逊人的血脉结合在一起，医治了诺曼征服造成的创伤。

亨利一世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和管理者。他建立了极其复杂和成熟的盎格鲁—诺曼政府体制，对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或兄长威廉·鲁弗斯治下的体制做了极大改良。他授予英格兰诸侯以《自由宪章》（遵循撒克逊末代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 [2] ，保障诸侯的权益，并对王权加以限制。他向英格兰各郡派遣王室直属法官，组建大型巡回法庭，调查罪案、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加强王室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他改革了国库，建立了财政机构，每年清算两次账目，并将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财会系统统一到一名财政大臣手下。他还做了很多努力，去保障诺曼底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总体而言，亨利一世的政府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最先进的行政机器之一。“在他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无人敢为非作歹；他为人类和动物都带来了和平。”然而，尽管亨利一世国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一个关键任务上却一败涂地：他始终无法保障未来。

威廉·艾特林惨死之后，亨利一世努力再生一个合法的儿子，好把自己的领地和头衔传承下去。玛蒂尔达王后于1118年去世，于是他在1121年续弦，娶了一位叫作鲁汶的阿德丽莎的少女。奇怪的是，这个生了二十二个私生子的雄壮男人和新婚娇妻却不能生出一男半女。于是亨利一世只剩下一个相当绝望的选择。他不能将王位传给自己的任何一个私生子（比如非常精明强干的长子——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于是打算指定仍然在世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合法子嗣——玛蒂尔达皇后——为继承人。

弟弟在白船事件中丧生的时候，玛蒂尔达十八岁。此时她在德意志已经生活了十年。她在年仅八岁时就被送去那里，嫁给了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五世，他的权威从德意志一直延伸到托斯卡纳。她在中欧的城市和宫殿的奢华光辉中长大成人，品尝到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权力。海因里希五世在自己的广袤疆土上不断巡游，长期不在玛蒂尔达身边，于是她就担任摄政。她曾两次在罗马的盛大仪式场合戴上自己的皇冠。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的身边簇拥着最闻名遐迩和位高权重的伟人显贵。

但在1125年，皇帝海因里希五世出人意料地去世了。她没有子嗣，于是她在德意志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了。亨利一世立刻把她接回英格兰，将自己对国事的安排告诉了她。她返回英格兰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皇后头衔，以及她最心爱的珍贵圣物——圣雅各的手骨。1126年圣诞节，在英格兰宫廷，玛蒂尔达坐在父王身边，他的忠诚的封臣们前来向她宣誓效忠，承认她是英格兰王国和诺曼底公国的继承人。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措施，亨利一世和他的封臣们都对此心知肚明。在12世纪，鲜有女性君主的先例。国王的角色是军人、法官和立法者。这些角色在中世纪不可避免地必须由男性承担。一位国王要求臣民发誓要服从他女儿的统治，这样的要求实在太苛刻。但不幸的是，亨利一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显然，玛蒂尔达需要一个新丈夫来巩固她的继承权。就像威廉·艾特林的婚姻一样，亨利一世寻求与安茹的伯爵们联姻。他与富尔克五世取得联系，安排玛蒂尔达与富尔克五世的长子若弗鲁瓦结婚。1128年6月17日，他们在诺曼—安茹的边界城镇勒芒结为夫妻。这一年，玛蒂尔达皇后二十六岁，她的新郎十五岁。马尔穆蒂耶的约翰记载称，婚礼“一刻不停地庆祝了三周，结束的时候，所有客人都得到礼物的馈赠”。

在婚礼之日，安茹的若弗鲁瓦是个身材高挑、傲慢自负的少年，头发呈姜黄色，精力充沛，还颇有些哗众取宠的天赋。他皮肤白皙，相貌英俊，因此赢得了“美男子”的雅号。传说，他喜欢在头发中佩戴一枝亮黄色的金雀花（拉丁文是Planta genista），于是他得到了另一个绰号：若弗鲁瓦·金雀花。马尔穆蒂耶的约翰后来描述他“令人爱慕，讨人喜欢……擅长辩论……而且特别擅长军事”。在结婚一周前，他在鲁昂被亨利一世封为骑士。他穿着紫色亚麻衣服，外罩双层链甲，配有金马刺，盾牌上绘有金色的雄狮图案，他的剑据说是北欧神话中的铁匠威兰铸造的。婚礼结束后，若弗鲁瓦就成了安茹伯爵，因为他的父亲富尔克五世放弃了这个头衔，前往东方，去登基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虽然拥有荣华富贵，玛蒂尔达仍然兴趣索然。若弗鲁瓦比她小十一岁，而且在诺曼人眼中，安茹人都是些杀害神父、亵渎教堂的野蛮人，在餐桌上的礼节也非常糟糕。传说安茹人是撒旦的女儿梅露西娜的后裔，她嫁给了一位古时的安茹伯爵。她在被强迫观瞻弥撒时显出了魔鬼的原形，飞出了教堂窗户，永远销声匿迹了，但她的魔鬼血液仍然在后裔的血管中沸腾冒泡。这都是远古的传说，但近期也有证据表明，安茹家族的血统是非常危险的。若弗鲁瓦的曾祖父“黑暗的”富尔克三世就因为凶残暴虐而臭名昭著。据说，他发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与一名牧羊人私通之后，就让她穿着婚礼华服，将她烧死在木桩上。而他作为变态强奸狂和强盗的恶名从大西洋海岸一直传扬到圣地。

尽管若弗鲁瓦·金雀花有这样劣迹斑斑的家谱，亨利一世还是认为，他那拥有皇后头衔的女儿还是需要这样一位丈夫。夫妻俩并不琴瑟和谐，但这不是关键。他们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争吵不断，以至分居，但在亨利一世的督导下还是安定下来，完成了他们的政治使命。1133年3月5日，在勒芒，玛蒂尔达生下了他们的长子。夫妻俩为孩子取名为亨利，他注定将继承与他同名的外祖父的王位。复活节星期六，在勒芒大教堂，这个婴儿接受了洗礼，并被纳入圣尤里安的保护之下。但要保障这个孩子的未来，仅有圣徒的保佑还远远不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亨利一世对外孙寄予的厚望将受到质疑和挑战。

[1] “柯索斯”（Curthose，诺曼法语的写法为courtheuse）意思是“短袜子”，这是罗贝尔的绰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记载，罗贝尔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曾嘲笑他为“brevis-ocrea（短靴子）”。

[2] 严格地讲，忏悔者爱德华并非英格兰的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但可以算作韦塞克斯王族的末代君主。他死后无嗣，由妻子的哥哥、大贵族哈罗德·葛温森继位，史称哈罗德二世。哈罗德二世是英格兰的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在黑斯廷斯战役阵亡，于是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开创诺曼王朝。

海难

1135年11月的最后一周，亨利一世及其扈从抵达了位于上诺曼底的利翁拉福雷。两百年来，这座城堡及其周围的森林一直是诺曼底公爵们常常造访的猎苑。亨利一世于星期一夜间抵达这里，打算于次日像他的祖先一样，尽享狩猎之乐。国王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但仍然身强力壮、精力充沛。

夜间，他突然病倒，病情迅速恶化。到这一周结束时，状况很明显，他病得非常重。根据鲁昂大主教的一封信，亨利一世“作了忏悔……捶打胸膛，摈弃了自己的仇恨”。12月1日，星期天，在三天的解罪、祈祷和施舍之后，大主教为亨利一世施行了临终涂油礼，随后国王与世长辞。

尽管许多编年史家记载了亨利一世死时的虔敬礼仪，但其中一位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却记录了国王去世不久之后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国王的遗体被“运到鲁昂，在那里，他的内脏、大脑和眼睛被埋葬在一起”。然后“尸体被用刀子切割出许多口子，撒上大量的盐，然后裹在牛皮里，以遮掩四处蔓延的恶臭，已经有两个看管遗体的人因这恶臭丧命。甚至花了大价钱雇来砍掉他头颅、取出臭气熏天的大脑的那个人也死了，尽管他用亚麻布裹住了自己的脸……”

这是亨利一世之死的具体情况，但他的死亡的政治影响更糟糕。就在他那被涂上香油以防腐的遗体被运回英格兰以便在雷丁教堂下葬的途中，一场宪法危机开始酝酿，并且将会持续近二十年之久。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无政府时期”，但在这个时期生活过的人们更愿意称其为“海难”。亨利一世未能留下一位成年男性继承人，使得盎格鲁—诺曼国家陷入纷争。自玛蒂尔达从德意志归国后，亨利一世曾三次——分别在1126、1131和1133年——要求他的封臣们宣誓对她效忠。但老国王尸骨未寒，臣民们便开始背信弃义。

1135年12月，玛蒂尔达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正在他妻子的家族领地布洛涅。他得知舅舅的死讯后，立刻渡海前往英格兰，直奔伦敦，在那里他被拥立为国王。然后，12月22日，他来到温切斯特，控制了国库，并让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施涂油礼。他迅速采取行动，争取海峡两岸的盎格鲁—诺曼权贵的支持。贵族们很少犹豫或耽搁，迅速投入他的阵营。玛蒂尔达皇后、若弗鲁瓦·金雀花和他们的幼子一下子丧失了继承权。

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诸侯和主教们火速摈弃了玛蒂尔达，这很清楚地说明了12世纪王权的特征。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先例——三十年前，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作为卡诺萨女伯爵，独立在意大利北部实行统治——但这些先例数量极少，难以令人信服。有传闻称，亨利一世在临终前将他的封臣们从对他女儿效忠的誓言中解放了出来。这正是大家愿意听到的。被女人统治可不是个吸引人的前景。

当时王权还有很强的选举性质。如果不是这样，亨利一世永远当不了国王。他分别在1100年和1106年攫取了英格兰和诺曼底，尽管他的哥哥罗贝尔·柯索斯比他更符合正统。现在历史在重演。如果遵照长子继承制度，斯蒂芬没有任何真实有力的权利主张。首先，他还有个哥哥——布卢瓦的特奥巴尔德，后者根据血缘的继承权比他更优先。但斯蒂芬毕竟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德拉的儿子，因此是个可以信服的候选人。他在亨利一世的宫廷和王子们一起长大，并且在其他盎格鲁—诺曼贵族中享有崇高地位。威廉·艾特林死前在白船欢宴的时候，斯蒂芬借口腹泻，在船出港前离去，因此躲过一劫，此后他一直受到亨利一世的宠爱。他时年四十出头，富裕、强悍而魅力十足，而且他的妻子玛蒂尔达的布洛涅伯爵领地对英格兰的羊毛贸易非常重要。他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布卢瓦的亨利在英格兰教会中势力很大，得到许多其他主教的支持。但或许最重要的是，斯蒂芬在权力真空中迅速采取了行动，夺取了王位。《斯蒂芬行状录》的不知名作者写道：“当时无人能够取代国王的位置，去铲除威胁着王国的巨大危险。”

这一切与玛蒂尔达形成了鲜明对比。1135年12月，皇后正怀着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亨利于1133年出生后，她在1134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若弗鲁瓦；她的第三子威廉出生于1136年7月），没办法像她的表兄斯蒂芬那样迅速采取行动。她的丈夫若弗鲁瓦是个安茹人，在诺曼底和英格兰受到很大猜忌，而玛蒂尔达自己的名誉显然也好不了多少。据亨廷顿的亨利记载，皇后“极其傲慢，令人无法忍受……她几乎疏远了所有人”。尽管她的两个儿子——两岁的亨利和一岁的若弗鲁瓦的王室血脉比斯蒂芬更纯正，但在12世纪，蹒跚学步的娃娃不可能仅仅因为出身就被推举为王。在亨利一世去世前的几年中，玛蒂尔达与若弗鲁瓦夫妇和国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他们想把诺曼边界的一些城堡占为己有，而老国王已经许诺将这些城堡送给另外一个女儿作为嫁妆。夫妇俩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些有争议的要塞纳入自己名下，同时等待时机。与此同时，斯蒂芬在巩固自己不是非常理直气壮的统治。

斯蒂芬发现，夺取王位容易，但真正要统治却很难。他依赖着一小群朋友，听取他们的建议，接受他们的辅佐，却未能控制住那些反抗他权威的诸侯。他没有亨利一世那样的深谋远虑、冷酷无情和政治智慧，把原本应当是他的铁杆支持者的人都疏远了。不到三年时间，斯蒂芬在海峡两岸的统治都摇摇欲坠。从1136年起，若弗鲁瓦·金雀花开始从诺曼底南部边界发动一场征服战争，而斯蒂芬无力抵抗他。国王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英格兰，他相继失去了很多权贵的支持，包括：玛蒂尔达的同父异母兄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国内最强大的诸侯；斯蒂芬自己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因为斯蒂芬没有将亨利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是另择他人；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王室行政官员，他的追随者和儿子被斯蒂芬逮捕，尽管斯蒂芬在登基时曾许诺不会骚扰教会及其主教。

斯蒂芬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四分五裂的。他在分配亨利一世小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时慷慨大方，但没有做到公平无私。他向朋友——如沃尔伦和罗伯特·德·博蒙特孪生兄弟——大肆赏赐，却没有去讨好强大的、地位巩固的贵族，如切斯特伯爵雷纳夫。斯蒂芬专横恣意的统治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更糟糕的是，他还愚蠢地去攻击亨利一世建立的专业化政府。他解雇了一些著名的职业官吏，而试图通过贵族军人来统治英格兰，根据他们的衔级来封官。

这一切造成了很大混乱，但对玛蒂尔达却是好消息。1138年，玛蒂尔达颇具影响力的异母兄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正式从斯蒂芬阵营脱离。次年，在若弗鲁瓦·金雀花继续攻打诺曼底的同时，玛蒂尔达向罗马的第二次拉特朗会议发出呼吁，请求裁决公断，并入侵英格兰；她与格洛斯特伯爵联手，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大本营和初生的新政府。内战爆发了。

玛蒂尔达的阵营吸引了一群人数虽少但势力强大的对斯蒂芬心怀不满的贵族，包括布莱恩·菲茨康特和格洛斯特的迈尔斯。这两人都是“边界领主”，他们的领地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蛮荒的边界地带。在玛蒂尔达的父亲在位时，迈尔斯曾是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一位势力强大的官吏。他们改换门庭的结果是，英格兰被一分为二。迈尔斯向英格兰全境的保王党要塞发动进攻，斯蒂芬无力招架；同时，玛蒂尔达的阵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越来越踌躇满志。但皇后的实力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可以一口气将表兄打败。于是，战争打了很久。这一对表兄妹都自称是英格兰的合法统治者，但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全国。

1141年，玛蒂尔达赢得了她的第一场重要胜利。1140年底，斯蒂芬国王将切斯特伯爵雷纳夫垂涎的土地和城堡赏赐给了他的敌人，得罪了这位伯爵。雷纳夫发起了武装反抗，从保王党手中夺取了林肯城堡。1141年2月，斯蒂芬攻打林肯城堡，希望将它收复。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抓住这个良机，率军攻入林肯，袭击王军。在随后的正面交锋中，斯蒂芬的部队一败涂地，国王本人被俘。

这本应是玛蒂尔达的天赐良机。她采纳了“英格兰人的女主”这个新奇头衔，尝试在伦敦安排一场加冕礼。斯蒂芬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现在是教皇特使，他也全力支持皇后。英格兰的许多主要贵族不愿意挽救一个他们早就怀疑的政权，于是抛弃了国王，各自解甲归田。但皇后未能充分利用她的优势。斯蒂芬的妻子领导了强有力的军事防御，继续抵抗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很快和温切斯特主教闹僵，她的傲慢自负惹恼了和她打交道的大多数权贵。为了支撑自己的统治，她向伦敦城征收苛捐杂税，不肯开恩减免赋税。伦敦市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于1141年6月24日将她赶出了伦敦城。玛蒂尔达的作战昏招迭出，居然试图攻打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的主教区。在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中，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被俘。为了营救她的异母兄长，玛蒂尔达别无选择，只能安排一场俘虏交换，释放了斯蒂芬国王。她的短暂胜利只维持了不到八个月，现在付之东流了。

到1142年秋季，玛蒂尔达被斯蒂芬的军队一直追杀到牛津。到11月底，她被包围在自己的城堡内，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海峡对岸的远方，她的丈夫继续推进征服诺曼底的战役，取得了很大成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努力劝说他放弃手头的作战，去营救被围困的妻子，但无功而返。若弗鲁瓦顶多只愿意派出三百名骑士和他们的九岁儿子亨利。

随着圣诞节一天天临近，玛蒂尔达快绝望了。她没有等待丈夫派来的骑士，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智慧。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用白色斗篷裹住自己的身躯，静悄悄地溜向城堡的一座边门，从哨兵身边溜走，走向白雪皑皑的原野。她穿的白色伪装服在幽暗的天际线映衬下如鬼魅一般。她就这样徒步8英里，到达阿宾顿，而没有被俘虏。她在冰冻三尺的原野中行走，雪地里随时都会传来马蹄声，宣告追捕她的搜索队伍的到来。但追兵没有来。在阿宾顿，她遇见了一些朋友，在他们帮助下到达了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安全地带。她得救了，争夺英格兰王国的战斗焕发了生机。

内战中的这个著名故事对玛蒂尔达来说是上苍保佑，对英格兰王国来说却是灾难。得到了生力部队的增援，并且受到他的异母妹妹奇迹般逃生的鼓舞，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继续领导着反抗斯蒂芬的战斗。但战争又一次陷入凶险的僵局。斯蒂芬仍然戴着王冠，但他依旧虚弱无力，不能赢得盎格鲁—诺曼贵族的忠诚。玛蒂尔达比以往强大了许多，但在1141年的溃败之后，在太多人眼中，她已经颜面尽失，没有希望以她自己的名义完成征服。唯一决定性的进展发生在诺曼底，若弗鲁瓦·金雀花迅速占领了这个公国，而斯蒂芬在他的整个统治生涯中只驾临诺曼底一次。到1144年，若弗鲁瓦占领了鲁昂，被推举为诺曼底公爵，于是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有领地的贵族陷入了一个棘手的窘境：为了同一块领地，他们不得不承认两个领主的统治权。

英格兰和诺曼底都在这场战争中元气大伤，尽管诺曼底的损失小一些。从1142年起，英格兰分裂为两个宫廷——一个在斯蒂芬领导下，统治中心名义上在威斯敏斯特和温切斯特；另一个由玛蒂尔达统治，中心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迪韦齐斯。法治和公共秩序荡然无存。按照编年史家纽堡的威廉的说法，国家“遍体鳞伤”。英格兰北方没有国王坐镇，于是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 [1] 鲸吞了威斯特摩兰、坎伯兰和诺森伯兰。在亨利一世治下，英格兰曾富饶繁荣、井井有条，边防巩固，现在却变成了诸多封建领主争权夺利的杀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写道：“仿佛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在酣睡。”

斯蒂芬和玛蒂尔达都以亨利一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设立了各自的政府：他们都有自己的铸币厂、法庭、施恩庇护体制和外交机器。但一山不能容二虎。两个政府都不稳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命令会得到执行，因此没有一个臣民能够信任法治。正如任何一个缺乏单一的、无可争议的中央权威的国家都会发生的那样，权贵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掠夺冲突。全国各地的城堡和新近建造的设防房屋中都驻扎着佛兰德雇佣兵。为了将乡村武装起来，政府强征劳工徭役。地主们自己组织武装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普遍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空气中弥漫着庄稼被烧毁的浓烟，老百姓饱受四处侵袭劫掠的外国士兵的蹂躏。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充斥着对战争造成的苦难的描述。《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记录了一个例子：“国王开始蹂躏索尔兹伯里周边那个美丽宜人、遍地好东西的地区；他们把遇到的一切都抢走，纵火焚烧房屋和教堂，并且做出了更残酷和野蛮的事情：将收割完毕、堆放在田野上的庄稼烧毁，把他们找到的粮食都吃个一干二净。他们在马尔伯勒附近的兽行特别残酷，在迪韦齐斯周边的肆虐非常恐怖，还打算对英格兰全境的对手做出同样的暴行来。”

最终，在1148年，玛蒂尔达离开了英格兰。她为这场斗争已经贡献了那么多光阴，现在却要离开，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在领导金雀花王朝的事业十年之久之后，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海峡对岸，她的孩子们——亨利和两个弟弟若弗鲁瓦与威廉——正在长大成人。玛蒂尔达打算退隐到普雷圣母小修道院（贝克修道院的一个单元，位于科韦伊），舒适地度过余生。她可以去拜访塞纳河对岸的鲁昂，它是诺曼底的首府，被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称为“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于潺潺溪水和葱翠绿荫之间……周围环绕着固若金汤的城墙、壁垒和城堞……”这座城市要好好感谢她，因为就是她在英格兰战线的艰苦努力牵制住了斯蒂芬国王，使得若弗鲁瓦·金雀花得以攻占这座城市。现在她打算要好好欣赏鲁昂的旖旎风光。

但她没有忘记英格兰。她的长子已经快十六岁了。现在轮到他来接过战斗的大旗了。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将要在征服事业中一显身手。

[1] 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是苏格兰的玛蒂尔达的弟弟。玛蒂尔达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之妻，即玛蒂尔达皇后的母亲、亨利二世的外婆。

雄心壮志

1149年4月13日，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在德文郡海岸登陆。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度。他曾听母亲说，这个王国是属于他的。1142年，在最黑暗的时刻，在玛蒂尔达从牛津冰天雪地的荒原中逃亡之前，他就曾造访这个国家。在英格兰陷入危险僵局之时，他在舅舅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的监护和辅导下成长。亨利在布里斯托尔学习了十五个月，在那里邂逅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德，后者将一篇关于星盘的专题论文献给这位年轻人。从1144年起，既是为了安全考虑，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务实，亨利回到父亲身边，帮助他巩固作为诺曼底公爵的地位。现在，亨利即将成年，而且满怀雄心壮志，他要重返英格兰，夺回理应属于他的东西。

亨利是个相貌奇特的少年，喜怒无常，前一秒钟还是豪爽快活，下一秒钟就可能变得暴跳如雷。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红彤彤的面貌和充沛的精力；从外祖父那里，他遗传了盛气凌人的个性和捕捉机遇的敏锐。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为后来的亨利做了一番生动鲜明的描述：“他面色通红，长着雀斑，圆脑袋很大，灰色眼睛敏锐而犀利地闪耀着，发怒的时候眼睛充血，神情热烈暴躁，嗓门粗且嘶哑。他的脖颈从肩膀上微微前倾，胸膛宽阔方正，胳膊粗壮有力。他身材矮壮，容易发胖，这是由于遗传，而不是因为他生活放纵。他通过锻炼来保持体型。他饮食很有节制。”

自幼年起，亨利就显得特别勇敢，尽管颇有些鲁莽。1147年，他第二次前往英格兰，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参战。尽管他只有十三岁，还是招募了一小群雇佣兵陪伴他渡过海峡，到英格兰协助母亲作战。这个狂野少年的到来在短期内令整个英格兰为之战栗：传闻他此次驾临，带来了数千士兵和无尽的财富。其实真相比较接近一场闹剧：少年亨利没钱给他的雇佣兵发饷，于是他们抵达英格兰几周后就弃他而去（“他们因懒惰闲散而削弱，因贫穷匮乏而不堪忍受，于是背弃了这位高贵的少年，”纽堡的威廉写道）。少年亨利的入侵让斯蒂芬感到好笑，而丝毫不感到威胁：他给亨利的雇佣兵发了军饷，让他收拾铺盖返回诺曼底。

十三岁的亨利敢于独立入侵英格兰，不管实际执行得多么糟糕，毕竟勇气可嘉，印证了他在父亲身边征战诺曼底得到的磨砺。至迟到1144年，若弗鲁瓦·金雀花就让他的儿子参与政府事务。亨利目睹了在法兰西大陆的极其复杂而四分五裂的政治中，长期军事战役是如何开展的。他知道自己在接受教育，为担任诺曼底公爵做准备；或许还有人向他暗示，他还会成为安茹伯爵。亨利追随父亲在安茹和诺曼底东奔西走，一口气骑马奔驰几个钟头，学会了纵马狂奔，他的速度后来成为传奇（由于常年骑马征战，导致他的双腿变形，成了罗圈腿）。

12世纪的法兰西分裂为许多松散且不断变化的领地，而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很多地方的统治者比军阀强不了多少。亨利观察着顽强而狡黠的父亲在征服诺曼底的战役中逐渐得胜，学到了很多东西：政治的生存是一场游戏，需要先发制人地应对权力更迭，控制好复杂多变的敌友关系，并在正确的时机向正确的盟友求助，这样才能开疆拓土。在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中，只有最精明和娴熟的玩家才能生存下来。

在这场封建领主的游戏中，亨利知道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是一位皇后的儿子，拥有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法兰西有很多势力强大的公爵和伯爵，但国王只有两个：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亨利深知，要想在欧洲大陆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并与法兰西的新国王路易七世（1137年登基）分庭抗礼，就绝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强大的伯爵或公爵。他是“亨利，亨利一世国王的外孙，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合法继承人”。

1149年，亨利抵达英格兰之后，首要任务便是确立自己的地位：他是母亲事业的可信赖的继承人。英格兰不是他的家乡。他能听得懂英语，但不会说。拥有王室血脉很重要，但他现在需要赢得贵族们的认可。在马鞍上度过的漫长岁月没有白费，他纵马奔向北方，从舅公——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那里接受骑士头衔的册封。1149年的圣灵降临节，他成为一名骑士。拥有骑士的腰带之后，他决心要让英格兰看看，他也拥有骑士的勇武。在南下途中，他尝试攻击约克，但未能成功，不得不逃往海峡，一路遭到王军的围追堵截。这位十六岁的骑士来到英格兰西南部，为正遭到斯蒂芬之子尤斯塔斯攻打的迪韦齐斯解围，然后迅速返回诺曼底。这次出征虽然不算圆满，但他至少赢得了重要的盟友，在战争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150年，若弗鲁瓦正式册封亨利为诺曼底公爵，其实亨利在事实上扮演这个角色已经有几个月之久。次年8月，亨利向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宣誓效忠，宣示了他作为诺曼底公爵的权利和尊严。9月，若弗鲁瓦·金雀花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九岁。据马尔穆蒂耶的约翰记载，若弗鲁瓦从王室的一次会议返回，“在卢瓦尔堡突然病倒，发了高烧，倒在沙发上。然后，似乎是预见到了他的土地和人民的未来，他禁止自己的继承人亨利将诺曼底或英格兰的风俗引入他的家乡安茹，也不准将安茹的风俗引入诺曼底或英格兰”。然后，“彗星的出现预示了这位伟大王公的与世长辞，他的肉体脱离凡间，重归天堂”。

若弗鲁瓦·金雀花风云激荡的一生就这样戛然而止。十八岁的诺曼底公爵如果要实现双亲的雄心壮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战斗会很艰难，但它带来的回报却几乎超出想象。

惊世骇俗的妻子

1152年5月18日，在普瓦捷大教堂，诺曼底公爵亨利与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喜结良缘。婚礼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匆忙准备的，而且流程尽可能地迅速进行。和父亲一样，亨利娶的是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女人。埃莉诺时年二十八岁，而他却是个刚刚过了十九岁生日的焦躁的年轻军人。这位新娘的无穷魅力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她凭借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直言不讳和顽固的政治观点而闻名整个基督教世界。就在两个月前，她还是法兰西王后——路易七世的妻子。埃莉诺为路易七世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路易七世以双方有血亲关系为借口，和她离了婚。

亨利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结婚，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对欧洲政治中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玩家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新娘了。埃莉诺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广袤的疆土。她的阿基坦公国是法兰西王室势力范围的一个关键部分，从安茹边境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统治者和精明的政治家。对决心要在法兰西贵族中确立显赫地位的诺曼底公爵来说，她前不久被法兰西国王抛弃的事实更是增添了她的价值。

埃莉诺的故事超乎寻常。她生于1124年，是阿基坦公爵和普瓦图伯爵威廉十世的长女。威廉十世赞助艺术，热衷于征战，有时与教廷争吵，有时向教会权威虔诚地屈服。她的祖父威廉九世“行吟诗人公爵”是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才子、诗人和歌谣作者。他用法兰西南部的奥克语创作诗歌，讲述诱惑、英雄主义和宫廷爱情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法兰西南部生活的组成部分。阿基坦家族就是以他的形象塑造的。威廉九世于1126年去世，也就是他的孙女埃莉诺出生后不久。十一年后，埃莉诺的父亲在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的途中突然死去。于是十三岁的埃莉诺成了欧洲最丰厚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阿基坦是一片幅员广袤、无序蔓延而组织松散的领地，包括了中世纪法兰西的四分之一以上。它包括加斯科涅领地、波尔多城、巴约讷城，以及圣通日、昂古莱姆、佩里戈尔、利穆赞、奥弗涅和拉芒什等伯爵领地。阿基坦历代公爵领地的北面是普瓦图伯爵领地，南面是西班牙半岛，他们和西班牙的纳瓦拉和巴塞罗那有联系。这是一个温暖、肥沃的地区，通过大西洋海岸上加斯科涅的各个港口经营着葡萄酒和食盐贸易，还拥有重要的旅游业，因为它控制着通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道路，这些道路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少数几个山口汇集。不管谁控制这个公国，都可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权力资源和文化影响。但这种控制权可不是轻易就能到手的。政府的影响力在阿基坦很小。掌握权力的是一大群难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领主，他们对公爵的效忠往往只是名义上的。世人皆知，这可不是一个十三岁小女孩能够统治的地方。法兰西的路易六世国王迅速采取行动。她父亲去世三个月后，1137年7月25日，在波尔多大教堂，埃莉诺被嫁给了路易六世的长子，十七岁的路易王子。与法兰西王室继承人的婚姻使得阿基坦得到了巴黎的保护。埃莉诺结婚仅七天之后，她的公公就去世了。埃莉诺成了法兰西王后。

这位来自南方的精力充沛而高度活跃的年轻王后在冷若冰霜的巴黎王宫很快显得格格不入。法兰西岛和阿基坦的文化差别极大，甚至语言也不同：北方的奥依语与埃莉诺及其大群侍从说的奥克语迥然不同。埃莉诺是个非常世故圆滑的南方人，既让丈夫如痴似狂，也让他心惊胆战。路易七世举止严峻而虔敬，埃莉诺却非常张扬奔放地展现王后的辉煌灿烂。她和侍从们穿着华贵奢侈，纵情享受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这让她丈夫的亲信们惊愕不已。路易七世身着僧衣，饮食简朴。据纽堡的威廉说，埃莉诺后来曾抱怨称，自己嫁给了“一个僧侣，而不是国王”。

从一开始，这段婚姻就在个人和政治两个层面上遇到了严重阻碍。正如法兰西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克莱尔沃的伯纳德所说，埃莉诺有能力“采纳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她怂恿路易七世加入了好几场欠考虑的冒险，其中包括与香槟伯爵的一场残酷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埃莉诺的妹妹彼得罗妮拉与韦尔芒杜瓦伯爵有了一场逢场作戏的私情 [1] 。很快，埃莉诺就有了热衷于制造丑闻和混乱的恶名。1147年，她陪伴路易七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她参与此事的方方面面都引发了流言蜚语。人们（错误地）指责是她导致十字军遭到埋伏、损失惨重，还诬告她与她的叔叔图卢兹的雷蒙亲王（安条克的统治者）共谋，甚至与他有私情。后来的编年史家甚至造谣说，她曾和萨拉丁有过露水情缘，还企图与他一起乘船私奔，这个幻想故事有些奇怪，因为萨拉丁当时只有十岁。在从耶路撒冷回国的途中，路易七世和埃莉诺在图斯库卢姆短暂停留，觐见教皇犹金三世。教皇为这对夫妻做了婚姻辅导，还强迫他们睡在一张床上（配有教皇自己的贵重帷幕），以鼓励他们和解。

这都无济于事。尽管埃莉诺给路易七世生了两个孩子——香槟伯爵夫人玛丽生于1145年，布卢瓦伯爵夫人阿利克斯生于1150年——但到12世纪50年代初，迹象很明显，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如果埃莉诺生了一个男性继承人，或许婚姻还能维持，但事与愿违。1151～1152年的圣诞节，宫廷节庆活动在埃莉诺领土腹地的利摩日举行，一个公开的秘密已经人尽皆知：很快，国王和王后就将像他们之前的许多人那样，分道扬镳。1152年3月21日，一群法兰西主教宣布，路易七世和埃莉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属于被禁止的近亲结婚，他们的婚姻无效。阿基坦公国仍然属于埃莉诺，而路易七世就像卡佩王朝自腓力一世以来的所有君主一样，离了婚。离婚让埃莉诺感到的只有如释重负。

但她高兴不起来，因为她虽然已经二十八岁，但地位就像父亲去世那天一样脆弱。单身的阿基坦女公爵重新开始寻找一位丈夫，向她求婚示好的人很多。1152年3月，她从博让西出发，穿过卢瓦尔河谷，前往她的公国的中心城市普瓦捷。这是一段险象环生的旅程。她深知周边的乡村非常危险，于是尽可能轻装急进。消息已经传开：埃莉诺已经不再是法兰西王后了。据说有绑架者从两个方向追击她。据图尔的一位编年史家说，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五世和小若弗鲁瓦·金雀花（亨利的弟弟，时年十六岁）都打算埋伏埃莉诺，将她劫持，强迫她嫁给自己。

埃莉诺在巴黎宫廷待了十五年，学会了不少政治生存的技巧。她知道自己躲不过婚姻，而且婚姻也是必需的，但她下定决心，这次结婚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愿。所以她在火速前往普瓦捷的途中、甩掉企图绑架她的人时，想到了最有能力保障她未来的那个男人。此时，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曼恩伯爵和图赖讷伯爵亨利·金雀花正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利雪，准备入侵英格兰，打着自己母亲的旗号夺得王位。埃莉诺在前一年见过亨利，当时亨利正和父亲一起访问巴黎，参加和谈。或许在那时候，婚姻不幸的王后和怀揣帝王壮志的亨利就两情相悦，将对方看作可能的未来伴侣。他们当时有没有缔结正式的约定，我们不得而知。

抵达普瓦图之后，埃莉诺向亨利发出消息，请他火速赶来娶她为妻。亨利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时间，取消了入侵斯蒂芬国王的多灾多难王国的所有计划。“公爵被这位妇人的高贵所吸引，被她拥有的极大荣誉所诱惑，心急火燎地带着少数随从出发，快马加鞭，走过漫长道路，很快就称心遂愿，与她结为百年之好。”纽堡的威廉如此写道。于是，1152年5月18日，在普瓦捷的圣母大教堂，亨利·金雀花低调迎娶了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他们的婚礼时间很短，非常低调，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最大的输家是路易七世。他知道埃莉诺一定会再婚，但他以为，她的未来夫婿是他的封臣，而埃莉诺作为他的前妻，应当事先征求他许可才对。他们没有去征询他的意见，这让路易七世对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怨恨。亨廷顿的亨利写道，亨利与埃莉诺的婚姻是“法兰西国王与公爵之间深仇大恨的原因和源泉”。埃莉诺嫁给亨利，一下子改变了法兰西的地图。亨利在诺曼底、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领地现在与庞大的阿基坦公国融为一体。理论上，亨利一个人就控制着法兰西王国几乎整个西海岸和近一半的陆地领土。为了法兰西王室的未来，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离婚，这是个可以理解的决定。但让她落入亨利·金雀花手中，却是个不可原谅的大错。

让法兰西国王更郁闷的是，埃莉诺这次闪婚几个月之后就怀孕了，而且是个儿子，亨利也重新启动了征服英格兰的计划。这不仅让路易七世生不出儿子来成为笑柄，还成为夺走他与埃莉诺的女儿们对阿基坦公国的继承权的威胁。金雀花家族的一位继承人即将出世，他或许会同时统治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不到两年之后，他还将拥有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

[1] 彼得罗妮拉与韦尔芒杜瓦伯爵拉乌尔一世私通。在埃莉诺怂恿下，路易七世允许拉乌尔与其妻布卢瓦的艾莱奥诺尔离婚，而与彼得罗妮拉结婚。艾莱奥诺尔的哥哥——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二世（就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的哥哥）因此向拉乌尔和路易七世开战。战争持续两年，最后王军占领了香槟。彼得罗妮拉和拉乌尔一世被教皇英诺森二世绝罚。后来，新教皇塞莱斯廷二世将他们的婚姻合法化。

征服者亨利

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是一座凄凉的小镇，就像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小镇一样，在内战的蹂躏中饱受摧残。内战期间，马姆斯伯里的城墙和高地城堡至少遭到三次围攻，居民们多年来惨遭折磨和劫掠。1153年1月的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亨利·金雀花虎视眈眈地站在城墙外，准备摧毁这个小镇所剩不多的残余部分。他在冬季渡过海峡，其间险象环生，最后被暴风吹到这里的海岸。这一天是主显节，基督徒们庆祝东方三王拜访尚在襁褓中的耶稣。但亨利此行不是为了向国王致敬，而是要将他推翻。他带来了全副武装的一百四十名骑士和三千名步兵。

《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对这一景象描述道：“一群平民百姓跑到环绕城镇的城墙上，好像要防守城墙。亨利命令他带来的步兵进攻。这都是些心狠手辣之徒，有的用弓箭和投射武器攻击守军，有的努力去破坏城墙。”当时的嘈杂声一定震耳欲聋：弩箭的嗖嗖声、城镇平民逃窜的哭喊声以及攻城武器投掷的巨石砸到城堡墙壁发出的巨响。倾盆大雨和狂风鞭笞着攻守双方。烂泥死缠着所有人。云梯被竖起，亨利凶悍的雇佣兵们轻松地爬上城头。居民们惊慌失措地逃向教堂，在僧侣们那里寻求庇护。雇佣兵们翻过城墙，穷追不舍。如果这位编年史家值得信赖的话，那么教堂遭到了洗劫，僧侣和牧师被屠杀，圣坛惨遭亵渎。

斯蒂芬国王已经在等待亨利的入侵，但他没想到马姆斯伯里会遇袭。斯蒂芬的王军正在攻打叛军驻守的城镇沃灵福德，他以为亨利会赶往那里与他交战。然而亨利不肯这么做，斯蒂芬不得不前去迎战入侵者。“这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大军，有许多贵族，他们的旗帜闪着金光，既美丽又令人胆寒。”亨廷顿的亨利记载道，“但上帝并不在他们那一边，而只有上帝才能给人安全。”天气非常恶劣，追随斯蒂芬的那些人对他们的领袖没什么信心。“天堂的水闸洞开，寒风苦雨敲打着他们的脸庞，似乎上帝站在公爵那边作战。王军的士兵们几乎握不住他们的武器，抓不牢滴着水的长枪。”

斯蒂芬的士兵们浑身湿透，士气低落，不肯作战。内战已经拖了太久，而他们却要在如此险恶的条件下为被围的城镇解围。士兵们在此役中得到报偿或者预付金的希望很渺茫，于是斯蒂芬的军队发生了哗变。“国王……未能达成目标，撤退了。”纽堡的威廉写道。入侵者获得了第一场胜利。纽堡的威廉后来写道，在马姆斯伯里战役之后，“英格兰的贵族们逐渐投靠到亨利那边；于是，他权势日增，取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公爵的威名令他的对手的君主头衔黯然失色”。但还没有这么简单。亨利在评估形势的时候，发现国民已经对战争万般厌倦。他对这些局势做出的反应，再加上他的军事胜利，使得他能够比他的母亲取得更大的进展。

亨利最先注意到的问题包括，他带来的雇佣兵令人畏惧，却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英格兰已经遍地都是外国雇佣兵，他们受到群众的深深怨恨。《斯蒂芬行状录》记载道：“贵族们再也不能忍受他们的兽行和野蛮的傲慢，于是向公爵建议，解散他的雇佣兵，让其各自回家，免得这些人的可耻行为招致上帝的复仇，给他，或者他的部下带来灾难。”亨利倾听了这些建议，表现出了灵活的头脑，这在将来对他有很多助益。他将五百名雇佣兵送回海峡对岸的诺曼底。他们渡海的时候遭遇了大风暴，无一生还。

亨利不愿意给已经精疲力竭的王国带来更多战乱，于是向贵族和主教们提出了和平建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的帮助下，亨利打开了与斯蒂芬谈判的渠道。权贵们渐渐投靠到年轻的公爵这边。

加入亨利阵营的贵族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沃尔伦是盎格鲁—诺曼贵族的精英成员，多年来一直忠于斯蒂芬。莱斯特伯爵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位势力极大的地主，这使得亨利在英格兰的心脏地带拥有了关键的领土优势。莱斯特伯爵也给亨利带来了重要的个人品质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此后的余生一直是亨利最受信赖和最可靠的封臣之一。事实上，他就是亨利吸引到的，而且也是他所需要的那种贵族的典型。莱斯特伯爵将近五十岁年纪，识文断字，受过良好教育。他和威廉·艾特林一起长大，和沃尔伦曾是欧洲各宫廷的年轻宠儿，少年时就非常聪慧，能够和红衣主教们辩论。这对孪生兄弟曾对亨利一世和斯蒂芬忠心耿耿，但斯蒂芬无力保护他们在诺曼底的土地，这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意志。

莱斯特伯爵代表着许多盎格鲁—诺曼权贵面临的复杂处境：他们在诺曼底拥有的领地得到金雀花家族的诺曼底公爵保护，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则在理论上受到斯蒂芬的保护。亨利的任务是说服更多像莱斯特伯爵一样的人，他有能力保护他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财产，而不会使其继续遭受战乱之苦。毕竟，这才是王权的根本目标。1153年春季，亨利开展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活动。在访问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都是支持他母亲的堡垒）之后，他游历了动荡的英格兰中部。在那里，权贵之间错综复杂的条约保障着岌岌可危的和平。这个地区象征着斯蒂芬统治的失败：公共权威完全不存在。

亨利的新策略是做一个好的领主，而不是一位好将军。他没有蹂躏这些地区，而是在乡村坐镇，邀请大贵族们与他和平协商。他没有纵火焚烧庄稼，而是颁布宪章，保障权贵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土地与法律权益。他宣布，他如果要向他人授予英格兰土地，必须得到法律批准，以此表达自己对司法程序的尊重。他周游英格兰，在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王人选，他的巡视越来越像是胜利大游行。

但要完全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1153年7月，亨利在沃灵福德与斯蒂芬交锋。沃灵福德位于泰晤士河一个长河弯内，在牛津东南，离威斯敏斯特和伦敦很近，这对斯蒂芬而言是很危险的。沃灵福德城堡忠于亨利，遭到了斯蒂芬的攻打。王军在该地区建造了一系列较小的城堡和堑壕工事，组成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圈。亨利率军前来为沃灵福德解围，但也感到，战争的结局快要降临了。

斯蒂芬国王已经在守株待兔。8月初，他率领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迎战公爵。就像马姆斯伯里战役一样，士兵们普遍拒绝作战。据《斯蒂芬行状录》记载：“双方的首领……都不愿出战，因为这样的冲突不仅意味着手足相残，还意味着整个王国的毁灭。”人们倒不是厌倦了斯蒂芬的统治，而是厌倦了战争。“贵族们，那些英格兰的叛徒……不愿意作战，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一方获胜。”亨廷顿的亨利写道。但这些“英格兰的叛徒”已经忍受了近二十年内战之苦，他们知道，任何一方在战场上取胜都很可能导致贵族们的土地被大范围没收，国内的分裂局面会持续下去。停战的时机到了。亨利和斯蒂芬同意谈判。“国王和公爵在一条小溪上单独会谈，商讨缔结永久和平的方案。”亨廷顿的亨利写道，“和约是在这里开始的，但要到另一个时机才会完成。”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和平所需的条件：斯蒂芬将不得不承认亨利·金雀花为他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开始医治这场手足相残造成的严重创伤。

斯蒂芬国王的长子——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四世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只知道分裂和战争。有人告诉他，他就是未来的国王，并鼓励他为了保障自己的王位而作战。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称：“几乎所有诺曼人都认为，亨利公爵很快会丧失全部财产。”尤斯塔斯决心要让这尽快成为现实。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与路易七世（尤斯塔斯娶了路易七世的妹妹康斯坦丝）和亨利的弟弟小若弗鲁瓦·金雀花结盟。他们三人要联合起来，尽一切努力反对诺曼底公爵。如果斯蒂芬与亨利和解，损失最大的人就是尤斯塔斯。他的地位超乎寻常地薄弱。

斯蒂芬与教皇犹金三世的争吵导致在1153年的时候，尤斯塔斯尚未被按照习惯指定为共治国王。因此，斯蒂芬可以剥夺自己儿子们的王位继承权（尤斯塔斯还有个弟弟叫威廉），指定亨利为王位继承人，从而获得最终的和平。沃灵福德战役之后，这种方案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称，尤斯塔斯“非常恼火和愤怒，因为他认为战争还没有一个恰当的结局”。为了发泄怒火和挫折感，他向东猛冲，来到贝里圣埃德蒙兹，肆无忌惮地来了一番意义不大的烧杀抢掠。呜呼哀哉，对不幸的尤斯塔斯来说，上帝——或者是圣埃德蒙——对恶人施加了惩罚。疯狂地施暴肆虐不久之后，尤斯塔斯就病倒了。1153年8月初，他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死因可能是变质的食物或者是哀痛过度，但也有人暗示说，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尤斯塔斯之死让斯蒂芬肝肠寸断，他在前一年还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玛蒂尔达。但这也是天意使然，谈判的道路打开了，亨利公爵可以取代尤斯塔斯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一种法律上的领养，将王位交给金雀花家系，并彻底结束了战争。斯蒂芬的次子威廉显然比哥哥更驯良，他接受了一大片土地，作为放弃王位继承权的回报。

双方的谈判在8、9、10月举行，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亨利主持。1153年11月，双方在温切斯特的会议上达成了正式的停战。斯蒂芬正式接纳亨利为养子和继承人。“多么无法估量的喜悦！多么有福的日子！”亨廷顿的亨利欢呼道，“国王亲自在温切斯特迎接年轻的公爵，主教和贵族们的队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举行了游行。”自1135年以来，英格兰终于可以憧憬在大一统王权之下获得和平与繁荣。

和约是在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和仪式中进行的。温切斯特是英格兰王权得到圣化的地方：在这里的大教堂，安息着圣斯威森（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主教，据说曾行许多神迹，如将破碎的鸡蛋复原）和撒克逊诸王，如爱德威，他像斯蒂芬一样，也曾统治着一个战乱不休的国家。全国的达官贵人们群集在清冷的大教堂内，等待斯蒂芬国王和亨利公爵的讲话。

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对儿啊。六十一岁的斯蒂芬带着尊严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斯蒂芬行状录》将他描绘为：“温和、和善、善良。”站在淘气、邋遢的二十岁红发青年身边，斯蒂芬似乎是一个已经离去的时代的遗存。但他优雅地屹立着，向与会者发言，他说出的话足令自己的长子死不瞑目。

“诸公谨记，我，斯蒂芬国王，指定诺曼底公爵亨利为我百年之后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斯蒂芬说道，“我确认，将英格兰王国交给他和他的子嗣。”

亨利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然后，在他未来的所有臣属贵族众目睽睽之下，他向斯蒂芬宣誓效忠，随后，又接受了斯蒂芬的次子威廉的宣誓效忠。这是新秩序的一个公开而显而易见的象征。新的王族家系公开地建立起来了，避免了篡位或废黜在法律上可能造成的混乱。亨利借助良好的军事领导和卓越的外交手腕，成为王位继承人。

庆祝活动富丽堂皇。斯蒂芬带着他的新养子威风凛凛地来到英格兰的古都。“这位高贵的青年在温切斯特受到热烈欢迎，在国王带领下，主教和贵人们举行了光辉灿烂的游行，”纽堡的威廉写道，“然后国王把公爵带到伦敦，他在那里受到无数平民百姓的欢天喜地的欢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温切斯特停战协定》在威斯敏斯特正式签署并公之于众。“和平降临到这个饱经摧残的国度，”亨廷顿的亨利写道，“痛苦的长夜宣告结束。”

从亨利被接纳为王位继承人到斯蒂芬去世这段时间，老国王同意一切政事遵照未来国王的意见来办。他们一道开始了医治破碎王国的漫长过程。他们有三项主要任务：镇压暴力和抢劫行为；驱逐横行全国的外国雇佣兵；拆除斯蒂芬即位以来兴建的大量城堡。当时仍然有极端的派系反对和平进程。1154年3月，在坎特伯雷的一次会议上，亨利得知有佛兰德异见分子要谋害他。据说斯蒂芬的儿子威廉知晓此事。亨利感到，英格兰的局势现已足够稳定，他继续待下去没有必要，也会很危险，于是决定返回诺曼底。斯蒂芬巡视了英格兰北部，并命令官吏们发行一种新货币。与此同时，亨利于当年3月离开了英格兰，选择了一条比较谨慎的路线，途经罗切斯特和伦敦，前往海峡。

1154年10月底，亨利与路易七世联手，在诺曼底和法兰西之间的边境地带（叫作韦克辛）镇压谋反的封臣，这时传来消息，斯蒂芬驾崩了。据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在与佛兰德伯爵会谈时突然病倒。“国王突然感到内脏剧痛难忍，并且流了血（以前也出过这种状况），”杰维斯写道，“他（在多佛尔小修道院）卧床不起，随后与世长辞。”斯蒂芬被葬在肯特的法弗舍姆的克吕尼修道院，长眠在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和放纵的儿子尤斯塔斯身边。

斯蒂芬临终前郁郁寡欢。他对君主的尊严和仪式心醉神迷，而未能自由地指定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再加上丧失了自己的封臣的忠诚和支持，他一定感到奇耻大辱。如果说他的统治是个可悲的失败，那么随后的和约却是影响深远的成功，协商进行得很好，而且得到主要贵族们的支持。亨利和斯蒂芬成功地创造了条件，使得近七十年来王权第一次和平地转移。亨利于1154年12月前往英格兰即位的时候，非常轻松愉快，因为他知道国民都需要他，并且毋庸置疑地会接受他成为国王。他的妻子埃莉诺与他一同前来。她在1153年8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威廉，现在又身怀六甲，很快就要分娩。王位的传承终于安稳无忧了。亨利承诺将给英格兰带来稳定和大一统的权威（这是过去凄惨的九十年中一直为人们所希冀的）。他证明了自己。亨廷顿主教亨利祈祷国王前来的祷文中无疑有阿谀奉承的成分，但确实有真诚的希冀：“英格兰，你长久以来被致命的寒冷所麻痹，现在温暖起来，被一轮新的太阳的热量复苏了。你昂扬起原先低垂的头，擦拭了哀伤的泪水，喜极而泣……带着泪水，你向自己的养子说道：‘你是灵，我是肉：你来的时候，我的生命便复苏了。’”

第二部 帝国的年代（1154～1204）

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战的国王更有资格得到遗产。

斗争和慷慨为国王赢得光荣和领土。

——贝尔特兰·德·博恩 [1]

[1] 贝尔特兰·德·博恩（12世纪40年代～约1215），奥泰福尔（在法兰西的利穆赞地区）男爵和著名的奥克语游吟诗人。1182年，他曾支持小亨利国王反对理查。小亨利死后，德·博恩为他写了哀悼的诗歌，据说因此感动了亨利二世，得到了宽恕。后来，德·博恩还与理查和解，支持他，反对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他在但丁的《神曲》中被置于惩罚骗子和叛徒的第八层地狱。

子孙满堂，王国复兴

1154年12月19日，亨利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身怀六甲的埃莉诺王后站在他身旁。埃莉诺几乎一直在怀孕和生产，这与她做法兰西王后的时候形成鲜明对比。她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与亨利二世一起缔造一个王朝的使命中去。年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主持加冕礼，英格兰的重要主教和权贵都在座。亨利是第一位在加冕时获得“英格兰国王”头衔的统治者，他之前的国王们都是“英格兰人的国王”。加冕礼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在英格兰全境，人们都欢呼：‘国王万岁！’”纽堡的威廉写道，“他们对这位新君主寄予了厚望，尤其是他们看到，他非常审慎、坚定和疾恶如仇，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位伟大君主的特质。”

亨利二世的加冕宪章向全国贵族保证，他将赋予他们亨利一世曾给他们的“特权、赠礼和自由”，并许诺要废除恶风败俗。他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而且与他的前任斯蒂芬不同，没有追溯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人享有的“完善法律和优良风俗”。但宪章具体地表达了亨利二世努力工作、“复兴我的整个王国”的意愿。

英格兰的二十一岁的新国王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律，并且懂得多种语言，尽管他只会说拉丁语和一些法语方言。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他的目标明确和坚定不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喜好鹰犬游猎，在他的广袤领土的森林和猎苑中纵马疾驰。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说他“酷爱狩猎；他常常在黎明时分就已经在马背上，穿越原野，深入森林，攀登高峰，终日不停歇。晚上回家之后，他在餐前餐后都很少静坐……他长时间站立，令整个宫廷都疲惫不堪……”“他平易近人，有很强的优越感，头脑灵活而机智，在礼貌方面无人能及……热衷战事……在民政中谨小慎微……他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非常严厉凶狠，但对被征服的人宽大仁慈，对仆人严苛，对陌生人慷慨豪爽，在公共开支上挥金如土，私人生活上勤俭节约……他勤奋地保护和捍卫和平，周济穷人时慷慨得无与伦比，是圣地的伟大捍卫者；热爱谦卑，压制贵族，藐视傲慢之徒。”

宫廷作家沃尔特·马普的另一段非常有名的描述提及了他很多与上文相同的品质。亨利“肢体强健，相貌英俊……读书很多……平易近人……总是在四处旅行，像一个信使一样纵马狂奔，在令人无法忍受的道路上行进”。他“对陪伴他的佣人很少有仁慈……对犬类和鸟类经验丰富，热衷于驱赶猎狗”。就算是廷臣们的描绘中有溜须拍马和陈词滥调，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熟悉亨利二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精力充沛的统治者。

亨利二世自幼过着四处漫游的生活。尽管他挥金如土地建造雄伟豪华的城堡和宫殿，却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居留。访客常常觉得他的流动宫廷非常恶心：臭气熏天、鼠患成灾，葡萄酒带有醋味，要通过牙齿过滤才能喝。一个不断旅行的人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的。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说，亨利二世常常不作事先通知就突然出现在国土上的任何地方，这令路易七世颇感震惊。法兰西国王说，亨利二世似乎不是骑马的，而是长了翅膀。12世纪的传记家博泽姆的赫伯特说，亨利二世“就像是一辆马车，将所有人都拖在后面狂奔”。

但国王不能把自己的小家庭一起拖着走，因此在盛大的加冕礼之后，金雀花家族感到自己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国王的长子威廉在父母加冕的时候只有一岁多一点，次子亨利于1155年2月28日出生。两个孩子和埃莉诺在英格兰的时候都需要宅邸。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威斯敏斯特宫在内战期间被严重损毁，现在无法居住。于是，在1155年，一家人搬进了泰晤士河另一岸的博门希宫，在伦敦城的另一端。

从这座宫殿，埃莉诺可以随意造访伦敦。她会发现，英格兰首都是一座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到处是贸易和娱乐、小丑和杂耍艺人、犯罪、污秽、绝望和人间温情，好不热闹。坎特伯雷的教士和传记家威廉·菲茨斯蒂芬惊奇不已地对这座12世纪的城市作了一番著名的描绘：

伦敦是个福地，气候有益健康，基督徒们非常虔诚，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地理位置优越，市民们体面可敬，他们的妻子们忠贞得体。另外，伦敦人热衷游乐，造就了许多优秀人物……在东侧屹立着王家要塞，规模宏伟，坚不可摧，从深深的地基之上恢宏地矗立，灰浆掺有牲畜的血。西侧是两座巩固的城堡。城墙在北侧连绵不绝，高大宽阔，每隔一段距离建有塔楼，一共有七座双层城门……

离城市两英里远的河畔坐落着王宫，王宫与城市之间有繁华的郊区相连。王宫无与伦比，内外都戒备森严……北面是农田、牧场和风光宜人的平坦草地，有溪水流过，流水推动水车，发出悦耳的声响。不远处是一座巨大的森林，矮树丛非常繁茂，枝叶遮蔽着野生动物——牡鹿、雌鹿、野猪和野牛……

每天早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做着自己的营生，有的贩卖货物，有的出卖劳动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干着自己的活计。我不应当忘记，在伦敦，在河岸上的船只群中，有人兜售葡萄酒，有葡萄酒的仓库，还有一家小饭馆。每天那里都有五花八门的菜肴，根据季节不同，有不同的蒸菜或者油炸食物，大鱼和小鱼，肉类——穷人可以买到质量较差的肉，富人可以享用高质量的肉——野味和家禽（大小都有）……喜爱精美食物的人可以买到鹅肉、珠鸡肉或山鹬肉，找到这些肉并不麻烦，因为它们都在市场有售，任君采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中间商都可以运来满船商品，在伦敦城出售。

这是一座繁忙、活跃的国际化都市，一定在埃莉诺心中激起了对巴黎的回忆。巴黎是欧洲北部最宏伟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河流、宫殿和绵延的绿荫，那是她第一次品尝当王后滋味的地方。但伦敦一定有些地方让王后很开心，因为埃莉诺在英格兰居住的第一段时期做了她当法兰西王后的时候没有做过的事情：生了一连串健康的孩子。1155年9月，她从生亨利的月子恢复之后，很快又怀孕了：这是个女孩，生于1156年6月，取名为玛蒂尔达，以纪念那位为了金雀花王朝的新国度奋战多年的皇后。

1156年6月，埃莉诺的长子威廉夭折，年仅三岁，因此玛蒂尔达的出生一定为埃莉诺减轻了一些悲伤。威廉被厚葬于雷丁教堂，长眠于外曾祖父亨利一世身旁。这对王室来说一定是个哀痛万分的时期。但在中世纪，孩童早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哪怕王室也是如此，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多生孩子。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没有丝毫耽搁，很快又接连生了两个男孩：理查（1157年9月生于牛津）和若弗鲁瓦（差不多是在理查一年之后出生）。

到1158年底，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有了四个四岁以下的孩子：亨利、玛蒂尔达、理查和若弗鲁瓦。此后还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埃莉诺（生于1162年）、琼（生于1165年）和约翰（生于1167年）。两轮生育高峰之间相隔四年，因为亨利二世在这四年中远离妻子，在王国的边陲。在丈夫外出期间，埃莉诺在王室的统治和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向权贵们的会议介绍自己年幼的孩子们，在亨利二世远离朝廷期间担任摄政。她陪同国王到海外的时候——1156年，他们游历了阿基坦，1158年圣诞节期间又在诺曼底主持宫廷——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留在英格兰，通常住在索尔兹伯里和温切斯特。

亨利二世在英格兰期间常常四处巡游，处理政事和外交，同时抽出时间来满足自己对狩猎的极大嗜好。他在旅行时熟悉了政府管理和狩猎的最佳地点。在他抵达之后，克拉伦登和伍德斯托克的狩猎小屋开始被扩建为正式的宫殿，其奢华足以与欧洲任何一座宫殿匹敌。但全世界的宫殿加起来也不能解决12世纪50年代的一个紧迫问题：新国王如何能医治一个在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英格兰为亨利二世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即编年史家普瓦捷的里夏尔所谓的“他的君主令名的荣誉和尊崇”。但这个富饶的国度，它的港口和城镇，它的嗜酒如命、吃苦耐劳的人民，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需要得到拯救，免得继续萧条衰败下去。亨利二世必须将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曾享有的王权施加于他的新王国。这差不多算得上一场重新征服。

国家的局面乌七八糟。在斯蒂芬治下，王室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王室的土地、城堡和官职都被封赏出去了，而且往往是永久性授予。郡属农场是王室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由各郡郡长负责收缴其产出，然而收入数额低得可怜。到处是具有半王权的伯爵领地，有些地方不仅是治理失当，而且根本就是无法治理。在斯蒂芬与特奥巴尔德大主教就各自的职权范围发生长期纠纷之后，教会和王室的关系也搞僵了。诺曼人征服威尔士南部时建造的要塞落入了贵族和当地统治者手中。英格兰最北部实际上处于苏格兰国王的统治下。

亨利二世的首要任务是将叛乱的余烬彻底扑灭。他的加冕宪章刻意避免对斯蒂芬向教士或世俗贵族授予的特权或财产加以确认。因此，自亨利一世驾崩以来授予的所有特权或土地，除非得到新国王的确认，否则都是不合法的。他下令将斯蒂芬封赏出去的所有原属王室的城堡、城镇和土地都收回，然后废除了斯蒂芬向其支持者授予的伯爵领地。在很多情况下，没收的土地后来又被归还，但亨利二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领主的权利源自他本人，所有人的地位和财产都要感谢金雀花王室的恩准。

与此同时，1154年圣诞节之后，亨利二世开始迅速执行一个计划：拆除非法建造的城堡，驱逐外国雇佣兵。在12世纪，挤满雇佣兵的城堡是军事实力的主要表现，国内这种城堡越多，尤其是没有得到王室许可的城堡越多，社会就越暴力横行和摇摇欲坠。于是，在1155年，几百座城堡被拆除，轰然倒地。在城堡木料坍塌的轰鸣中，佛兰德士兵们被驱赶到海岸，编年史家和普通百姓都对他们恨之入骨。

亨利二世只需要对少数几名权贵采取重大的直接措施。欧马勒的威廉在约克郡的地位一度极为稳固，王室对他几乎束手无策，他的斯卡伯勒城堡是一座巍峨耸立的石质要塞，坐落在一处海岬之上，控制着英格兰东北部的海口和海风吹拂的土地。他的土地和斯卡伯勒城堡都被王室褫夺。赫里福德的罗杰是威尔士的一位边疆领主，不肯服从任何王室权威。他的表弟赫里福德主教吉尔伯特·福利奥特说服他向国王交出了位于格洛斯特和赫里福德的城堡。

温切斯特主教布卢瓦的亨利，即斯蒂芬的兄弟，宁愿选择逃离英格兰，也不愿接受他的兄弟的继承人的统治。于是，他的六座城堡都被亨利二世没收。唯一需要动武才能平定的权贵是威格莫尔城堡的领主休·莫蒂默，他在春末死守英格兰中部的三座城堡，亨利二世不得不派遣了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但休·莫蒂默在向亨利二世正式投降之后，也得到宽大处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土地。

这是一场闪电般迅速的清扫行动，目的是和解，而不是复仇，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亨利二世成功的外交手腕，之前他就是凭借这种手腕确立和执行了《温切斯特和约》。他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室的生存也不曾受到严重威胁，这印证了亨利二世的强有力、统一的王权的广泛吸引力。他以真正符合君主身份的方式运用着司法的利剑和天平。和解如此神速，是形势所需，而不是一种奢侈，因为英格兰仅仅是金雀花王朝庞大领地的一部分。

1156年，亨利二世不得不离开英格兰，去镇压安茹的叛乱。这场叛乱的领导者是他的弟弟若弗鲁瓦。若弗鲁瓦相信，根据他们父亲的遗嘱，亨利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应当被交给若弗鲁瓦。或许老若弗鲁瓦·金雀花的打算的确是这样。一个人同时统治着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是素无先例的。

亨利二世不愿意把自己继承的产业的腹地交给讨厌的弟弟。1151年，若弗鲁瓦曾与路易七世和尤斯塔斯联手，袭击亨利二世在诺曼底的领地，这揭示了若弗鲁瓦的不可靠和不忠诚。如果亨利二世把自己的诺曼底公国与埃莉诺的阿基坦公国之间的土地交给若弗鲁瓦，就是自找麻烦。那样也会影响亨利二世的雄心壮志——独自、直接统治这些广袤领土。

但若弗鲁瓦的问题必须解决。1156年2月2日，一场家庭会议在玛蒂尔达皇后主持下在鲁昂召开了。玛蒂尔达皇后在诺曼底首府颐养天年已经有将近十年，就连亨利二世加冕的时候，她也没有去一趟英格兰。尽管如此，她长期以来一直是长子的知己和谋臣，曾教导他（这是编年史家沃尔特·马普的说法），“理清所有人的事务……绝不要仅仅因为某人的推荐，就向被推荐的人授予任何东西，除非自己对事实有了很好的把握”。在母亲的指导下，亨利二世在与若弗鲁瓦会晤时，还邀请他们最小的弟弟威廉和他们的姑姑佛兰德伯爵夫人西比拉到场，希望能达成一个协议。为了从外交上孤立弟弟，亨利二世在1月底以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领主的身份向路易七世宣誓效忠，并向新当选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派出一个使团，请求教皇允许他不再遵守父亲的遗嘱。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安茹。

不足为奇的是，维持和平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谈判破裂之后，若弗鲁瓦正式兴兵造反。这一年晚些时候，争吵才得以解决，因为南特和下布列塔尼的人民选举若弗鲁瓦为他们的新伯爵。他幸运地得到了自己的一片富饶的新领地，于是他的失望——在他看来，他的继承权被新登基的兄长剥夺了——消解了。

亨利二世喜出望外，为若弗鲁瓦获得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地做了担保。若弗鲁瓦放弃了对金雀花王朝遗产的主张，作为回报，亨利二世赠给他仅仅一座边境城堡卢丹，以及一笔金钱。为了消除分歧，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若弗鲁瓦在南特的新领地使得金雀花王朝的家族产业向卢瓦尔河下游进一步扩张，接近了布列塔尼海岸——这差不多是法兰西海岸唯一尚未被金雀花王朝控制的地区。

若弗鲁瓦得到了安抚，后来在1158年去世，这对亨利二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也表明，尽管亨利二世在平定自己新王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手腕，但他若要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庞大领地牢牢控制，仍然需要亚历山大或者查理曼那样的不懈努力。

金雀花国度

12世纪50年代对亨利二世来说是意气风发的十年。1151年的时候，他的地位还很不稳，并且四面受敌，随后他的势力得到了扩大。他的攻城略地严酷无情而震撼人心。1155年，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唯一曾担任教皇的英格兰人）祝福亨利二世，批准他扩张自己在爱尔兰的势力范围，颁布了教皇诏书《褒扬令》，敦促亨利二世改革爱尔兰教会。虽然亨利二世没有立即执行《褒扬令》的条款，但这已经建立了一个原则。1157年，在佩弗里尔城堡，亨利二世接受了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的臣服，收复了内战期间沦陷的北方边境各郡，并用亨廷顿伯爵领地（一个传统的苏格兰领地）来交换。同年，亨利二世向威尔士派遣了一支军队，试图恢复自己的诺曼先祖曾在那里享有的主宰地位。在此次战役的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中，他在弗林特附近的尤洛森林遭到伏击，险些丧命。像他的每一位祖先一样，他也感到，好战的威尔士人极其强悍。最后，面对亨利二世军队强大的实力展示，威尔士的两位主要王公——格温内斯的欧文和德赫巴思的格鲁菲兹之子里斯被说服投降。这让亨利二世在1158年腾出手脚，通过武力威胁，以自己已故弟弟的名义夺取了南特伯爵领地，于是将他的直接控制区扩张到了布列塔尼公国。同年，他安排自己的长子亨利与路易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订婚。路易七世许诺，将把韦克辛（法兰西与诺曼底之间边境地带的一部分，虽小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女儿的嫁妆，在婚礼举行的时候交付。

亨利二世一点一点、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向和他打过交道的君主和贵族们证明，金雀花王朝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12世纪5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亨利二世主宰的领地已经远远超过他祖先们的想象。但这还不够。

1159年夏季，法兰西南部的山谷赤日炎炎，一支庞大的军队隆隆地向图卢兹城开进。城内的三万五千人战战兢兢地听着步兵的脚步声、战马的奔跑声、大车的嘎吱声、号角和战鼓的轰鸣声，以及拖曳攻城武器的恐怖巨响。这支军队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焦土。卡奥尔、奥维拉尔和维莱米惨遭洗劫和纵火。庄稼被焚毁，财产遭到劫掠。整个图卢兹地区胆战心惊地等待来自西方的又一次灾难。“亨利二世……不仅令远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的普罗旺斯人惊恐万状，”作家和外交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道，“他还攻城略地、征服各民族，打击了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

亨利二世于1159年6月率领这支军队横穿了法兰西南部，这是他一生中组织起来的最雄壮的大军。仅仅在英格兰招募雇佣兵的开支就超过了9000磅，这比前一年王室的全年收入还多。诗人鲁昂的艾蒂安称，亨利二世带来了“钢铁、投射武器和作战器械”，而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说这支军队是“诺曼底、英格兰、阿基坦和他属下所有其他领地的全部军事力量”。亨利二世的目标路人皆知。他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前来的，目标是将图卢兹从其统治者雷蒙五世伯爵手中夺走，纳入阿基坦公国。“国王要收回自己妻子埃莉诺王后赢得的遗产”，托里尼写道。但亨利二世做的还不止这么多。他在开展一场范围极其广大的战役，旨在确立自己对从苏格兰山麓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的最高宗主权。

他麾下有许多大贵族。前不久与他和解的邻居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指挥一支小舰队南下，在普瓦捷与亨利二世会师。南方的领主们，如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和贝济耶与卡尔卡松领主雷蒙·特朗卡维尔也参加了，他们很高兴有机会骚扰一下自己的邻居。负责组织这场战役的那位教士在中军骑行，头戴铁盔，身披锁子甲，甲胄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他就是托马斯·贝克特，英格兰大法官和坎特伯雷总执事。据说，贝克特指挥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包括七百名骑士。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夸张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确信，他的确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这对一名教士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图卢兹攻城战从1159年6月打到9月，代表着亨利二世统治早期在欧洲的宏图大业的巅峰。为了改革和巩固他在1149年至1154年间积攒的庞大领地，他已经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不愿就此满足。在安定英格兰之后，他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将他送到了图卢兹城下。他动用武力，往往是非常雄壮的大军，去侵犯他已经非常漫长的边境线之外的边缘地区。似乎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位国王和公爵，还想当皇帝。

但事实上，他的政策比上面的说法更为务实。亨利二世的目标始终是竭尽全力去保障自己的全部权益。他有时动用武力，有时借助外交手段。只要条件允许，他总会努力确立自己的领主地位，并对自己庞大的领土的边缘地带开战，以便将自己版图的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图卢兹只不过是又一个他的权威受到挑战的边境地带。他从事的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而奋斗。

但图卢兹是出了名的难对付。阿基坦的埃莉诺对这个伯爵领地有非常间接的权利主张，因为她的祖母菲利帕有继承权，但在11世纪90年代被抛到一边，没能继承。1141年，路易七世曾尝试入侵图卢兹，就像亨利二世在1159年做的那样，但被打退了。这并没有让亨利二世知难而退。他拥有合情合理的权利主张和组织一支大军的经济实力，并且在讨伐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取胜之后势头正猛。

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无疑对亨利二世集结的雄厚兵力吃惊不小。但他们对他的成功概率仍然存疑。图卢兹是一座大城市，防御非常巩固，坐落在加龙河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分成三个设防区域。这座古老的罗马城市毗邻一座有围墙的村庄，是在晚近时期在宏伟而美丽的圣塞宁教堂周围发展起来的。在城市和村庄的外围还有一道城墙，而在它们之间的南面，坐落着另一座城堡，叫作纳博讷城堡，是城市统治者的住地。加龙河为守军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水源，在夏天也不会干涸，因此要想通过切断水源让守军屈服是不可能的。

亨利二世的大军尽了最大努力，给该地区的乡村和城堡造成很大破坏，但质疑他的人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1141年路易七世的经历，又一位国王率军攻打这座城市，仍旧折戟沉沙。

如此庞大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攻克这个相对单薄的目标？或许，当地人更喜欢图卢兹伯爵们宽松的统治，而不是亨利二世的入侵大军令人想起的那种严酷的主宰。或许，城市的天然屏障的确使它无懈可击。无论如何，在1159年秋初，亨利二世的战役遭到了决定性打击，因为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路易七世来到了图卢兹。

在法兰西所有的贵族当中，给路易七世制造麻烦最多的就是在12世纪50年代开疆拓土的亨利二世。对卡佩王室来讲，诺曼底公爵升格为国王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封臣，因为他有军事实力和远远优于任何法兰西贵族的血统。在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室领地的边境地带，即所谓韦克辛，麻烦最大。的确，在1156年盛大奢华且极富政治象征意义的仪式上，亨利二世向法兰西国王表示臣服，向路易七世宣誓道：“我，亨利国王，尊法兰西国王为我的领主，保卫他的生命、身体和领地，如果他接纳我为他的忠仆，并保障我的生命、身体和他赐予我的领地，因为我是他的臣属。”如果路易七世坐山观虎斗，任凭亨利二世征服图卢兹的话，他的封建宗主地位就一文不值了，何况路易七世自己差一点就能把图卢兹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另外，雷蒙伯爵还是法兰西国王的妹夫。如果辜负了妹夫，那么路易七世的领主地位就是空中楼阁了。

路易七世抵达图卢兹的时候深知，他只要来到雷蒙伯爵身边，就足以迫使亨利二世深思熟虑一番，是不是要把这场战役继续打下去。攻击雷蒙一个人，是一回事；攻击路易七世和雷蒙两个人，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会在更北方的诺曼底和安茹给亨利二世制造出无尽的麻烦，他为了牢牢控制这些地区已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另外，如果武装对抗路易七世并且失败的话，整个图卢兹远征的象征价值就泡汤了。

亨利二世和他的贵族及主要谋臣（包括贝克特）商议了一番。贵族们的意见是，在法兰西国王没有侵犯亨利二世的君主荣誉的情况下，是不能攻击法兰西国王的。贝克特表示反对，主张立刻猛攻城市。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贝克特落败，被晾在一边。亨利二世放弃了战斗。他声称愿意饶恕卡佩国王和图卢兹城，在米迦勒节前后撤军了。

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将图卢兹战役称为亨利二世的“未竟事业”。它还算不得是灾难，但不可否认是个失败。此次战役中最有收获的事件与攻城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布洛涅伯爵威廉，即斯蒂芬国王的幼子，也追随亨利二世参加此役，于1159年10月在返回英格兰途中死去。他在英格兰的大片地产被王室收回。除此之外，攻打图卢兹的这个代价昂贵的夏季的唯一结果就是，亨利二世知道了自己军事实力的极限。

图卢兹战役的失败还有一个代价，它第一次让亨利二世与他最亲信的谋臣——大法官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不神圣的战争

1158年夏季，也就是托马斯·贝克特率领亨利二世的军队冲向图卢兹城墙的一年之前，他引领着一支更为盛大壮观的队伍，纵马进入巴黎城。他作为英格兰大法官和英格兰国王的仆人，带着和平的善意前来，周身洋溢着严肃的光辉和荣耀。贝克特的使命是与法兰西王室协商，为亨利二世的三岁儿子（也叫亨利）和路易七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玛格丽特缔结婚约，将两个王室联合起来，并为金雀花王朝赢得韦克辛。他理应以他主公的财富和尊严来让法兰西国王肃然起敬。

贝克特做了一番非同寻常的表演。在私生活中，他是个严谨虔诚的人，定期鞭笞自己，身穿粗毛衣服，饮食朴素，从未有过情妇。但亨利二世的大法官懂得如何让群众欢欣鼓舞。他威风凛凛地冲进巴黎，带来了富有异国情调的礼物，举行了奢华的盛典——狗、猴子和似乎无穷无尽的侍从队伍，全都印证了英格兰国王的慷慨和富裕。与贝克特一同前往并且目睹这一切的威廉·菲茨斯蒂芬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载：

他的扈从中有约两百名骑手、骑士、文书、仆役、佣人、武士和出身高贵的侍从，全都排成整齐的队列。他们所有人和他们的随从，全都穿着崭新的光鲜华丽的服装。他还带去了二十四套衣服……和许多丝绸斗篷，作为礼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杂色衣服和外国毛皮、挂毯和地毯，用来装饰一位主教的会客厅。

他的扈从队伍还携带了猎狗和鹰隼……还有八辆马车，每辆车都配有五匹夏尔马。每匹马上都骑着一名身穿新衣的健壮马夫，每辆车上都有一名车夫。有两辆大车专门用来运载啤酒……对不熟悉啤酒的法兰西人，用一种健康的饮料招待他们，清澈，像葡萄酒一样颜色深，口味更精细。其他的大车运送饮食，或幔布、地毯、成包裹的睡衣和一般行李。他有十二匹驮马和八箱金银餐具……一匹马驮着他的小教堂的圣盘、圣坛装饰品和书籍……每匹马都有一名马夫，穿着精神抖擞的衣服；每辆马车都配有一只凶猛的大驯犬，拴在绳索上，要么在车内，要么在车后跟着走。每头役畜背上都坐着一只长尾猴……

然后有大约二百五十人，六人或十人一排，按照英格兰风俗，一边行进一边唱歌。每隔一段距离有成对的猎鹿犬和灵及其管理员……然后是武士，携带盾牌，牵着骑士们的战马，然后是其他武士、男童和驯鹰人……最后是大法官和他的一些朋友……

抵达巴黎……他向每一位贵族、骑士……绅士、学者和市民馈赠了餐具、衣服、马匹和金钱。

这是一场符合国王风范的盛大表演。

1158年，托马斯·贝克特很快成为亨利二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受信赖的谋臣。起初，贝克特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手下的一名文书。特奥巴尔德很赏识这个年轻人的勤奋肯干，逐步提拔他，直到贝克特于1154年成为坎特伯雷总执事。就是在总执事的任上，他与亨利二世相识。亨利二世感到，贝克特非常精明能干，是英格兰大法官的绝佳人选。1155年，在特奥巴尔德的推荐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英格兰政府的最高官吏。贝克特不负众望，在为王室服务的工作中如鱼得水。

12世纪的英格兰政府仍然是凌乱和高度个人化的。廷臣沃尔特·马普为我们描绘了亨利二世宫廷全速运转的戏剧性画面，非常令人信服：“国王出门的时候，总会被人群拦住，被推来搡去；人们对他大呼小叫，推推拉拉；但他耐心地聆听所有人说话，没有动怒的意思；直到被烦扰到无法忍受，他才一言不发地退到安静的地方。”国王处于这样的人群的中心，因此需要一个由大量仆役、文书、外交官和官吏组成的复杂系统。贝克特主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系统。就像随后几个世纪中的那些了不起的王室官吏——亨利八世的首相托马斯·沃尔西或者伊丽莎白一世的耐心的秘书威廉·塞西尔一样，贝克特帮助一位富有领袖魅力的君主绕开了政府日常工作的劳烦，将他的宏伟蓝图化为现实。

1160年前后，贝克特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当时他四十出头，而国王将近二十七岁。这位大法官身材高大，相貌给人以好感，仪态高雅，擅长宫廷谈话的技巧。他获得权力、财富和光荣的崛起之路是非同一般的。他在苏塞克斯的默顿小修道院和伦敦的一所文法学校（可能是圣保罗学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商人，后来商铺失火，家道中落，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在巴黎待了两年时间，学习教会法和民事法，这是中世纪所有年轻的文人必学的科目，但他始终未能毕业。学业中断给了他一种自卑感，此后的一生中，他都一直在为此作补偿。贝克特在学术上欠缺的东西，由雄心壮志来弥补。除了担任大法官之外，他还是坎特伯雷总执事，这是英格兰教会的一个要职。从肯特郡到约克郡的许多地方都是他的俸禄来源，他在伦敦的宅邸非常富丽堂皇，好几位权贵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家里接受教育。

大法官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长鼻子；而国王身材矮壮，头发火红，精力充沛，与人交际时轻松自如（这是他的天性所致，并非局势所需）。这两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贝克特非常重视的那些价值观对国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对维持王权的尊严至关重要。据贝克特的传记作者菲茨斯蒂芬说，大法官“用膳时往往有多位伯爵和主教作陪”。他的餐桌上总是摆满山珍海味，用精致的金银器皿盛放。贝克特喜欢所有彰显领主身份的奢华仪式，而这些恰恰是亨利二世厌烦的东西，所以他很高兴让贝克特替他执行这些繁文缛节。

国王似乎很喜欢自己与大法官之间的近乎滑稽的对照，有时会取笑自己的朋友。菲茨斯蒂芬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贝克特和亨利二世在他们友谊的早期阶段，有一次一同在冬季的伦敦街头骑行。国王指着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可怜乞丐，对大法官说，如果给他一件厚厚的暖和的斗篷就好了。贝克特同意，这是件很慈善的事情。于是亨利二世抓住他，将他背上的精美的红灰两色斗篷扯下来，送给了不知所措的乞丐。国王的侍从们捧腹大笑，贝克特却笑不起来。亨利二世一有机会就打击朋友的自尊。他常常骑着马闯进大法官的餐厅，跳下马来，坐下就吃。这让贝克特非常恼火，国王却笑逐颜开。尽管有这些烦恼和小小的冒犯之处，贝克特仍然是亨利二世的挚友、受信赖的仆人和可以吐露心迹的知己。

最重要的是，国王将贝克特视为两个世界——王室和教会——之间的桥梁。在12世纪的整个欧洲，国王及其封臣们都在为了职权范围和权威的问题与教会当局斗争。各种冲突频发，争议的主题包括：教士为君主加冕的权力；向教皇而不是王室上诉的权力；主教是否有权出国参加会议；国王们是否能与其妻子离婚。欧洲的几乎每一位国王都受到过停止教权（在全国禁止大多数宗教礼拜和圣礼的禁令）或个人遭绝罚的威胁，或者有可能受到这种威胁。教皇犹金三世曾因约克大主教的任命问题与斯蒂芬国王发生争吵，曾试图向他施加上述的两个惩罚。霍亨施陶芬皇朝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曾当选神圣罗马皇帝，是绝无仅有的领土比亨利二世还大的君主。1160年，他在与亚历山大三世教皇争夺主宰权的战争中遭到绝罚。

亨利二世知道，自己统治英格兰的计划不会让教廷和教会开心。他认为教会过于强势，损害了他的王权，因此决心要教训教会，使它听话。建设他的帝国不仅仅是拓展疆域的问题，关键是确立和加强君主在国内的权益和权力。他并不是打算完全压制教会，或者以国王和神父合二为一的身份来统治。但他对国王的特权有明确的界定，并且决意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

特奥巴尔德大主教多年疾病缠身，最后于1161年4月18日在坎特伯雷的宫中去世。他去世时已经是古稀高龄，自1138年被斯蒂芬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亨利二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将他的长子加冕为继任国王，特奥巴尔德曾明确拒绝为斯蒂芬国王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一个驯顺听话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二世还希望能够开启重新定义王权与教权界限的进程。如果能有一个英格兰人做坎特伯雷大主教，那对亨利二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亨利二世认为，贝克特是接替特奥巴尔德的理想人选。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曾任命身兼大主教和大法官两职的人士（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来治理德意志和意大利。亨利二世决定如法炮制。但对英格兰教会的很多人，包括按照传统有权选举大主教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僧侣而言，贝克特的候选人地位越规逾矩了。他没有资格担任大主教，理由有好几个。他实质上是个世俗人物，只有二流的学术水准。他不是法学家，肯定也不算神学家。他显然是站在王室一边的，在为特奥巴尔德服务的时候还曾威胁坎特伯雷的僧侣们。反对的人还不止僧侣们。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皇后也写信来，强烈反对将他的朋友提升为大主教。

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亨利二世的决心。任命贝克特为大法官兼大主教的好处远远胜过坎特伯雷传出的唉声叹气。亨利二世希望将英格兰王国传给自己的长子，由贝克特担任导师和摄政。太子已经将近七岁，按照规矩，贵族子弟到了这个年纪应当离开母亲，开始接受教育，为长大成人做准备。1162年，国王打算让小亨利接受贝克特的教导。如果是在一位大主教家中受教育，岂不更好？1161年6月2日，贝克特被授予圣职。次日，他就被任命为大主教。

在亨利二世看来，贝克特的崛起是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策略有一个严重缺陷。问题不在于教会中其他人的反应，而在于贝克特自己。

尽管得到了冠冕堂皇的头衔和国王的慷慨赠礼，贝克特却感到自己在大主教的位置上很不踏实。部分原因是，遵照传统，英格兰的大主教一般是僧人。贝克特的浅颜色衣服不是僧衣，僧侣们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他们圈内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掌控世俗权力的大法官，现在突然间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在这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受到鄙视。他的神学造诣很浅，而且因为与王室有密切联系，当即就让人产生恶感。他感到了一种痛苦的需求，一定要向他的新会众和上帝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导致他的世界观和态度发生了一个骤然的急剧转变，戏剧性地、灾难性地改变了他与亨利二世的关系。

几乎从就任大主教伊始，贝克特就与王室的政策拉开距离。他的第一个举动是辞去大法官职务，理由是他“一个职位都配不上，何况是两个”。然后，为了教会的土地，他与多位世俗权贵挑起冲突，包括赫特福德伯爵和另一位肯特郡地主——恩斯福德领主威廉。他将自己就职的日子宣布为一个新的宗教节日——圣三位一体日，然后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去了一连串书信，请求加强坎特伯雷的权力，而贬抑与他分庭抗礼的约克大主教的权力。王室忠心耿耿的仆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王室的敌对者。亨利二世曾指望他帮忙在教会内推动王室的政策，结果恰恰相反，他处处与王室作对。贝克特在其余生中一直是一个傲慢自负、令人不快和难以驾驭的讨厌鬼，始终阻挠着亨利二世顺畅地治理国家的努力。

不管贝克特旧貌换新颜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代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不足为奇的是，不知名的战役修道院 [1] 编年史家认为这是一种光荣的蜕皮，是他地位提升导致的一种精神上的转变：“正如俗语所说，‘地位会改变人的行为’，但他不像几乎所有人那样是变坏，而是一天天变得更好。因为他摒弃了热衷世俗的旧面貌，开始努力做一个忠于上帝的新人。”就连一贯对贝克特没有好感的纽堡的威廉也对他肃然起敬：“很快，他虔诚而睿智地斟酌了如此崇高的荣誉可能造成的负担，习惯和仪态当即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说‘这是上帝之手造成的。’或者‘这是全能上帝之手带来的变化。’”

贝克特从忠实的王室鹰犬摇身一变，成为难以对付的教会权益捍卫者，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起初，亨利二世从一定距离之外容忍着朋友这令人恼火的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诺曼事务，无暇顾及英格兰。但他在1163年1月从欧洲大陆返回后，就决心推动一系列的法律和政府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对改善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他在1164年发起的改革计划称为《克拉伦登宪法》，得名自它起草的地方——克拉伦登王家猎苑。这份十六点的文件是英格兰宪法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亨利二世希望借此厘清教会与国王的职权范围之间模糊的界线。这是个充满激烈争端的领域，但他选择的攻击目标是所谓“犯罪僧”，即那些犯有盗窃、强奸、人身伤害或谋杀罪行的教士。

在12世纪晚期，从技术角度看，或许六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个是教士。尽管大多数人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神父，但有很多人属于次级神品 [2] ，或者为了上学读书而进入教会，后来又离开教会，为世俗主公效劳。许多教区神父的教育水平很差，几乎不识字。他们的生活和普通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如果某人犯了法，教士的身份是非常有用处的。教会宣称自己有权惩戒犯罪僧，但教会法规定的惩罚比世俗的刑法要轻得多。教会不会实施神明裁判，也不会摧残犯人的身体，或者将其处决。于是，亨利二世眼中的许多罪犯得以可耻地逍遥法外。亨利二世在捍卫自己的王权时是非常强硬的，在他看来，允许犯罪僧在教会法的庇护下胡作非为是对法律的严重滥用，他绝不会容忍这一点。

这个复杂的争议可以如此简化：亨利二世希望，在宗教法庭上受审的犯罪僧被剥夺教士身份，然后移交世俗当局，进行肉体惩罚。在技术层面，这并没有在宗教和世俗法庭之间建立一个孰高孰低的等级关系，但会使得犯罪教士受到亨利二世认为的公正处罚。贝克特则不惜任何政治代价，坚决抵制任何他认为的对教会权益的侵犯。

1163年夏季，在伍德斯托克会议上，贝克特与国王发生争吵的主题是教会为得到郡长的帮助向其付酬的问题。这是一种税收，传统上是由地主直接付给当地的郡长，为他在郡内维持治安的工作提供资金。亨利二世现在要将这笔税收直接抽入国库，将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并含蓄地提醒整个英格兰，所有政治权力都源自国王的直接权威。这是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财会制度改革。或许除了郡长们之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算不得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主教却自命为国王改革计划的监督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告诉国王，“将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有失陛下的身份”，并补充说，不可以“用法律来强迫”国民。亨利二世大发雷霆，发出了一个重大的誓言。据爱德华·格里姆（贝克特的同时代人，著有贝克特传记）记载，亨利二世向大主教吼道：“以上帝的双眼起誓！它一定会以赋税的形式进入王家金库：你胆敢反对，太不合适了，因为没人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反对你的人。”

但大主教面无惧色：“陛下，您发誓时提及了上帝的双眼，出于对它们的敬意，我的所有土地或者教会的产业，一个铜子都不会交。”其实贝克特本人从郡长酬金改革中并不会损失一分一毫，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实在太顽固了。但这显示了他欲在自己的新位置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和阻挠国王雄心勃勃改革计划的决心。

在这年夏天，先前的朋友反目成仇，关系持续恶化。犯罪僧的问题悬而未决。亨利二世从他的谋臣那里得知，自他登基九年以来，有一百多起谋杀案和数量不详的其他罪案是由教士犯下的，这些人逃脱了王室法庭的惩罚。贝克特将几名犯罪僧处以流放和烙印之刑，将其他罪犯终身监禁，希望借此让亨利二世从根本上改革法庭司法权限的计划流产，但这还不足以说服国王。亨利二世不认为事情可以维持下去。1163年10月1日，亨利二世召集全国的教会权贵们到威斯敏斯特开会。他向听众讲了话，要求他们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古老风俗习惯 [3] 。一场激烈的法律辩论爆发了，王室和教会的律师们唇枪舌剑。亨利二世要求主教们认可，犯罪僧在被教会法庭判处有罪之后，就应当被移交给国王的法庭，进行肉体处罚。如果主教们不肯同意，就必须说明，自己是不是打算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中的任何一条。在贝克特领导下，伍德斯托克的主教们回答说，他们会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但不可违背我们教会的荣誉”，这个回答模棱两可，实际上是保留了将教会法置于比王室法律更高地位的权力。

“在激烈的争吵中，国王不辞而别，离开了伦敦，他的所有事务都被半途搁置，法律纠纷悬而不决，”贝克特的亲密伙伴和传记作者博泽姆的赫伯特写道。次日上午，亨利二世命令贝克特归还在担任大法官期间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所有城堡，并将自己的儿子从贝克特的管教下带走。这个充满恶意的姿态将长达十年的友情彻底粉碎了。后来，在北安普敦的和解努力失败了。亨利二世表示，他认为，大主教应当停止说教，而记住自己的一切都是国王恩惠的结果。“你的父亲难道不是我的农奴吗？”他向贝克特问道，“你过于依赖自己爬升的方式了。”这话真是入木三分。

威斯敏斯特的争吵让双方都满腹怨恨。双方都向教皇亚历山大申诉。但教皇自己有更急迫的麻烦，现在逃离了罗马，流亡在外。他与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发生了争吵，结果是教廷发生了分裂。现在统治罗马的是对立教皇维克多四世，而亚历山大在威尼斯和意大利半岛其他不是那么恢宏的地方舔舐自己的伤口。亚历山大温和地建议贝克特与国王合作，后来的伦敦主教吉尔伯特·福利奥特、约克大主教罗歇、多位红衣主教，以及倍受尊重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奥蒙的腓力都是这么建议的。据蓬蒂尼的罗歇记载，在11月，“大主教在教皇、诸位红衣主教的建议下，在这位修道院院长和他的同行者的劝说下”，同意向国王妥协。他是在牛津私下里认输的。1164年1月底，亨利二世在自己的克拉伦登猎苑和宫殿召开了一次大会。他打算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羞辱贝克特一番。贝克特如坐针毡，含糊其辞，但亨利二世暴跳如雷，发出了一系列的可怕威胁，迫使贝克特在集会于此的权贵们——贵族、官吏和主教们——面前宣布，自己会无条件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这时，亨利二世张开了血盆大口。他没有接受这个精神上的胜利，而是穷追不舍，要求获得有约束力的、明白无误的主宰权。1月29日，《克拉伦登宪法》以骑缝文书的形式颁布，这是书面法律，暗示着它具有永久性和普适性。一份抄本被交给贝克特，一份由国王保管，第三份在皇家档案馆存档，流传后世。贝克特瞠目结舌。这份文件列出了十六个条款，包括他前一天显然已经同意的“风俗习惯”，其中就有亨利二世想要的将犯罪僧移交世俗当局惩罚的计划、限制人们绕过国王的权威向教廷上诉，以及好几个确认王权高于教权的泛泛的条款。

贝克特被国王威逼着接受了他的政策，使得教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屈从地位。事实证明，贝克特是个被国王愚弄的傻瓜，大家肯定一直都是这么看他的。

贝克特深受打击，暂时停止了教会的工作，谴责了亨利二世为他挖下的陷阱。他写信给教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恳求恕罪。按照博泽姆的赫伯特的说法，他“异乎寻常地惴惴不安和忧郁伤心”。他放声痛哭，哀叹自己的不称职，泪满衣襟。他努力向教会其他领导人、向上帝、向自己证明自身价值的疯狂举动结果是一场空。他完全丧失了国王的善意、政治支持和友谊，却未能获得一位更高领主的恩宠。“我看的一清二楚，上帝理应将我抛弃，将我从这神圣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他哭道。手足无措之中，他写信给亨利二世的敌人路易七世，请求支持，在夏季还企图逃往法兰西，但未能成功。

同时，亨利二世一心要报仇雪恨。秋季，他传唤贝克特到北安普敦城堡参加一次权贵们的会议。1164年10月6日，亨利二世之前的朋友被指控在担任大法官期间犯有贪污罪行。贝克特又一次向教皇申诉。亨利二世也去找了教皇，他决心要罢免这位大主教，并恶毒地谴责他向教皇申诉的行为违反了《克拉伦登宪法》。

一方面是侵犯王权的犯罪，一方面是对自己灵魂的亵渎，贝克特在两面夹击之下慌了神。在北安普敦举行的针对他的司法程序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他宣布拒绝听取针对他的判决，拂袖而去，离开了会议厅。他逃离了城堡。次日，天色铅灰，大雨瓢泼，颜面尽失、浑身湿透的大主教在仅四人陪同下徒步离开了这座城镇。1164年11月2日，他逃离英格兰，绝望地冒险乘坐一艘小船强渡海峡，最后在佛兰德登陆，随后去找法兰西国王，寻求他的庇护。在漫长的将近五年之后，他才得以重返英格兰。

[1] 战役修道院位于英国苏塞克斯郡的巴特尔镇（Battle），在黑斯廷斯东北约6英里，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古战场所在地，1095年为纪念黑斯廷斯战役而建，这里也是英格兰末代国王哈罗德二世战死的地点。

[2] 即天主教中较低级的神职人员的品位。

[3]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带来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根据各日耳曼部族的传统，法律由历史上的诸种先例构成，法律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制定，各种法律乃是地方性经验的总结，如果有法典出台，不过是将过往的先例予以编纂，比如《阿尔弗雷德法典》。在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地依据地方上的习惯法予以治理。这便是后世英美法系（或曰：判例法、普通法）的起源。

继承的安排

贝克特从英格兰溜走的时候如丧家之犬，但很快就义愤填膺起来。他在法兰西境内的蓬蒂尼修道院安顿下来。在那里，他满腔怒火地给教皇写抗议信，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大倒苦水。他用怒气冲冲的禁欲苦修来惩罚自己，正如他的伙伴爱德华·格里姆的记载：

从这时起，他满足于吃蔬菜和较粗劣的食物，抛弃了较轻的饰物，偷偷摘去了身上携带的一些精美的东西……他还会待在修道院（即蓬蒂尼）作坊旁的溪水中，在那里待很久，超过肉体凡胎所能承受的程度。为了清洗自己体内似乎存在的欲望的刺痛，他用极度寒冷来折磨自己的身体，因此常常生病……他身上长了一个脓肿，一直化脓到喉咙内部，发展成了溃疡。他在这痛苦中煎熬了很久，吃尽苦头，最后拔了两颗牙，才终于康复。

贝克特在蓬蒂尼期间写的信流露出一种高度的愤慨，随着他流亡的延续，又变成了慷慨激昂地宣示自己正义的激辩。他写了很长的文章来抨击亨利二世的主要大臣，尤其是《克拉伦登宪法》的主要作者，首席政法官 [1] 理查·德·卢西和乔斯林·德·巴利奥尔。1166年的圣灵降临节，在弗泽莱，他发表了怒火冲天的布道文，宣布将他在英格兰的许多敌人逐出教门。

他叫得虽凶，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亨利二世偶尔对贝克特表示一下兴趣，但常常忙于自己各个不同领地的大小事务。随着时间流逝，与大主教的纠纷仅仅显得烦人而已。亨利二世继续自己的生活。他将大法官的职责交给了杰弗里·里德尔 [2] ，但没有给他这个头衔。为了让贝克特气恼，国王还刻意把贝克特的旧职务——坎特伯雷总执事也赏给里德尔。亨利二世不断向路易七世以及自己的诸多谋反的封臣开展边境战争。他致力于征服布列塔尼；在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东部和南部边缘，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缔结盟约；镇压阿基坦的多次叛乱；打退法兰西对诺曼底边境的进犯。尽管贝克特不断口诛笔伐，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在12世纪60年代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毫不理会那个在法兰西穷乡僻壤吃素的自命为道德高尚的前任大法官。

1167年9月，玛蒂尔达皇后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最初十三年中，她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儿子出谋划策，还帮他试探新政策的公共反应，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有时，她还能扮演诺曼底贵妇的角色。全欧洲的大人物，包括路易七世，都来找她征询意见，求她调停。路易七世承认，她在鲁昂事务上很有权威。早在1162年，她就劝说亨利二世不要提升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可谓高瞻远瞩。就在去世前几个月，她还在操持国政，努力弥合儿子与路易七世之间的嫌隙，因为此时这两位国王互相之间的敌意已越来越强烈。

玛蒂尔达去世时，身边簇拥着贝克修道院的僧侣，她漫长的退隐生活就是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的。僧侣们将她的遗体缝在牛皮内，以盛大的仪式将她厚葬，以感谢她曾为他们的修道院教堂捐赠过的奢华珍宝：两顶来自德意志的沉甸甸的黄金王冠、用大理石和白银制成的可携带的祭坛，以及她自己的极其豪华的镶金边的皇后斗篷。她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荣光万丈，因为她分别是三位伟大国王的女儿、妻子和母亲 [3] 。尽管她有两个儿子先于她离世——若弗鲁瓦死于1158年，威廉在1164年突然死去——但她留下的孙子们将来要主宰整个欧洲。

玛蒂尔达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168年，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也去世了。他在1153年投靠亨利二世的阵营，这是争夺英格兰王位斗争的一个关键转折；1154年之后，他担任英格兰的首席政法官（这一职务由多人同时担任）。内战的老将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人世。亨利二世的宏图大业在日渐发展成熟。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说，亨利二世在1168年声称，“现在他终于巩固了外祖父的权威，外祖父在自己的国度里同时是国王、教皇使节、牧首、皇帝和任何他希冀的身份”。亨利二世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安全保障。现在是替未来做打算的时候了。

埃莉诺的最后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生于1167年，取名为约翰。于是亨利二世和埃莉诺一共有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约翰降生时，埃莉诺四十三岁。她的多产也是一种政治成就，因为有了这七个孩子，亨利二世的王朝可以在整个欧洲生根发芽了。他的孩子们的未来就是他的帝国的未来，他为孩子们做的安排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的未来数十年。

在12世纪60年代末，亨利二世最关注的问题是与越来越好斗的路易七世建立稳定的关系。1165年8月，法兰西国王的第三任妻子——香槟的阿代勒终于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腓力。卡佩王朝苦等多年的继承人终于出世了，巴黎街头欢呼雀跃，路易七世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腓力的出世虽令路易七世心头的磐石落地，但也是个催化剂。法兰西国王非常关注未来，想到自己传给儿子的遗产可能会在领土上锐减、威望也大大衰微，不禁高度紧张。他开始想方设法地给英格兰国王下套使绊（庇护贝克特就是为了和亨利二世作对）。以牙还牙的军事交锋在两国的边境地带不断升级，路易七世还开始鼓励亨利二世的那些比较难以驾驭的臣属起来造反：苏格兰国王、1157年被剥夺领地的威尔士王公们，以及在亨利二世大张旗鼓征服布列塔尼公国的压力下局促不安的布列塔尼人。以昂古莱姆伯爵和拉马什伯爵为首的阿基坦贵族们也看到，路易七世是反对亨利二世欧洲宗主权的核心。这两位伯爵都在考虑背弃英格兰国王，转而向法兰西国王效忠。

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在玛蒂尔达皇后去世一年之后，亨利二世将自己的长女玛蒂尔达嫁给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狮子海因里希，借此维持了英格兰王室与德意志诸侯的联系。但这个小玛蒂尔达有四个兄弟，所以她不大可能像母亲一样，被从德意志召回，为英格兰而战。在亨利二世的计划中，这项荣誉属于他的长子——小亨利。在1162年和1163年，年轻的亨利已经接受了英格兰贵族、苏格兰国王和威尔士王公的效忠。他父亲原想将他加冕为继任国王，但由于和贝克特的争吵，只能作罢，因为只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为英格兰国王加冕。即便如此，亨利二世还是清楚地表示，他希望这个儿子将来统治家族的所有领地：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

通过一系列无情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花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亨利二世成功地为自己的第三子若弗鲁瓦和布列塔尼公爵科南四世的独生女康斯坦丝缔结婚姻。然后，他迫使布列塔尼公爵退位，给了他英格兰的里士满伯爵领地作为交换，而以若弗鲁瓦的名义控制了布列塔尼。亨利二世颁布敕令，若弗鲁瓦成年之后将以布列塔尼公爵的身份统治该地，承认其长兄为封建宗主，而长兄则代表公国向法兰西国王效忠。在若弗鲁瓦长大成人之前，亨利二世将亲自统治布列塔尼。

年纪最大的四个孩子只剩下了理查没有安排。在亨利二世所有儿女当中，次子理查与母亲最亲密，因此亨利二世决定让理查继承金雀花帝国中属于埃莉诺的那一部分，即阿基坦公国和普瓦图伯爵领地。埃莉诺的生育年龄已经快过去了，她希望能够重返阿基坦，就像过去那样，独立作为女公爵来统治。如果有理查在身边，她或许能称心遂愿。

阿基坦的独立对路易七世国王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埃莉诺在1152年嫁给亨利二世的时候，路易七世就丧失了对阿基坦的控制权。亨利二世建议让理查统治阿基坦，直接向法兰西王室效忠，而与亨利二世的其他领地拉开距离。为了给炮弹装上糖衣，亨利二世还建议让理查与路易七世的女儿艾丽斯（生于1160年）缔结一门具有战略意义的婚姻。

1169年1月，在曼恩的蒙米赖的会议上，亨利二世向路易七世提出了这个建议。这对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和路易七世来说，都是个慷慨大方的安排。亨利二世或许是一位勤勉的帝国建设者，但他并不打算让自己统治的庞大领地永远完全地融为一体。因此，金雀花王朝的国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帝国应当是永久性地连接在一起的多个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亨利二世的打算是，自己百年之后，这些领土将成为一个联邦，各领地之间的关系可以松散，也可以紧密。根据亨利二世建议的分割，他的统治的长期影响将是，安茹与英格兰和诺曼底统一，阿基坦的中央权力得到加强，改变布列塔尼与法兰西王室之间的封建关系。但亨利二世去世之后，他所做的这一切改变都被抹去了，又恢复到了1152年的状态。

这离路易七世最害怕的局面——一个永久性的帝国，以鲁昂和威斯敏斯特为统治中心，能够胜过在巴黎的竞争对手——相差甚远。蒙米赖会议使得两位国王之间停战，并为未来的封建关系提供了一个新图景。这次会议之前，双方开展了令人疲惫的军事对抗：亨利二世在1167年和1168年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南征北战，镇压叛乱。他还蹂躏了诺曼底边境和佩尔什的属于路易七世封臣的领地。尽管在12世纪，围城和交战是常态，但双方的对抗也持续了太久。

如果条件合适，蒙米赖会议或许能让两位国王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安定。但有一个问题，在这座法兰西要塞的谈判桌上无法解决：托马斯·贝克特。在这次弥漫着和平精神的会议上，亨利二世在蒙米赖与他的老朋友再次聚首。这是他们吵翻以来第一次见面。贝克特在外交压力下被迫向亨利二世道歉，并努力解决已经持续了五年、造成很大伤害的争吵。但不幸的是，贝克特在亨利二世面前表现出，虽然流亡了五年之久，他依旧禀性难移。博泽姆的赫伯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写的贝克特传记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大主教被带到两位国王面前……周遭围着一大群人，都想和他说话……大主教立刻跪拜在国王脚下……但他刚刚跪下，国王立即抓住他，拉他站了起来。

于是，大主教站在国王面前，开始谦卑而热忱地恳求国王对教会开恩。他说，尽管他是个一无是处的罪人，上帝还是将教会托付给了他。按照一般光明磊落之士的做法，他在讲话的开端严厉地自责，将教会遭遇的严重骚乱和残酷苦痛都完全归咎于自己一个人的不足。讲话结束时，他补充道：“因此，陛下，关于您与我之间的整个问题，我现在恳求您，当着法兰西国王陛下、诸位主教、贵人和在场所有人士的面，对我怜悯，给我裁决。”但令国王、调节者，甚至他自己的随从都大吃一惊的是，他补充了一句：“但不可违背上帝的荣誉。”

这真是典型的贝克特的行事之道。在蒙米赖，调停人已经翻来覆去地警告过他，不要在道歉时加上这么一个惹人发怒的限制条件。“但不可违背我们教会的荣誉”这个说法就是围绕《克拉伦登宪法》的激烈争吵的根源。虽然贝克特把它改成“上帝的荣誉”，但他谁都骗不了。亨利二世一听到贝克特最后一句话，就知道他毫无悔改之意。博泽姆的赫伯特写道：“国王对大主教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向他破口大骂，大肆谴责他、训斥他，猛烈抨击，指控他倨傲自负、忘恩负义，对王室的慷慨封赏不知恩图报。”博泽姆的赫伯特还注意到，就连法兰西国王也厌倦了贝克特的冥顽不灵，向他问道：“大主教阁下，莫非您还不满足于当圣徒吗？”和谈结束了，领土安排得很妥当，但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之间的分歧仍然没有弥合。

“莫非您还不满足于当圣徒吗？”这个问题真是有先见之明。在蒙米赖的和解失败之后，1169年11月，亨利二世和贝克特在蒙马特又试了一次，仍然徒劳无功。这一次，亨利二世不肯向大主教伸出橄榄枝。于是贝克特威胁要对整个英格兰施加停止圣事的禁令，并努力争取教皇支持自己。在亨利二世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大统继承做安排的背景下，贝克特已经不仅仅是招人厌烦这么简单了。

1170年7月，亨利二世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他率领自己的长子和一些诺曼主教渡海来到英格兰，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让约克大主教罗歇·德·蓬莱韦克将小亨利加冕为继任国王。大约还有十名主教是加冕礼的见证人。贝克特得知自己的特权遭到如此骇人听闻的侵犯之后，暴跳如雷。在一个短暂的惴惴不安的和平时期之后，贝克特于1170年11月30日来到英格兰，打算惩戒那些敢于参加这场不合体统的加冕礼的主教们。圣诞节，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讲坛上，他发泄了自己的怒火，几乎将他记得起来的所有委屈过他的人全都处以绝罚。然后，他对那些参加小亨利国王加冕礼的人做出了严厉的判决。

圣诞节这天，亨利二世正在下诺曼底的比雷主持宫廷节庆活动。他听到贝克特在英格兰肆无忌惮的煽动破坏活动的消息时，给出了如今在历史上已经臭名昭著的一句评论：“我的宫廷里养的都是多么可悲、可鄙的懒汉和叛贼，居然听任他们的主公被这样一个出身卑贱的教士如此可耻地蔑视！”（这句话常被讹传为“没有人帮我除掉这个讨厌的神父吗？”）

12月29日，四名全副武装的男子用斧子劈坏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扇侧门，闯了进来。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在室内静候他们。这四人怒气冲冲，大主教手无寸铁，他们尝试将他逮捕，他奋起反抗，他们砍掉了他的脑袋上部，用皮靴践踏他的脑袋。

谋杀贝克特的这四名骑士似乎相信，他们是在按照亨利二世的意思办事。在贝克特死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这种说法广泛流传开来。亨利二世前不久还以欧洲第一伟人和亨利一世的继承者自居，现在突然间成了万众唾弃的对象。不仅仅是教会，整个欧洲社会都因这起谋杀而义愤填膺。教皇亚历山大在得知贝克特死讯的一周之内都不肯和任何英格兰人说话，他似乎打算对亨利二世处以绝罚。亨利二世的幸运骤然离他而去。亨利二世通过狡黠的政治手腕和强有力的领导，费尽心机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却因为发怒时的一句话，成了全民公敌。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遭遇的最强大压力，在这重负之下，国王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他去了自己帝国的一个角落，不大可能有人会追踪他到那里：爱尔兰。

1171年10月，亨利二世在爱尔兰的沃特福德登陆。他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没有白费，因为他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不列颠群岛最西面的极限，并且让他躲开了全欧洲的注视。

爱尔兰的局势错综复杂。早在1155年，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就批准亨利二世入侵爱尔兰，但他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前不久，爱尔兰深陷内战，不能自拔。以罗利·奥克罗胡尔为首的联盟将伦斯特国王迪尔梅德·麦克默乌拉哈达废黜，迫使他流亡到英格兰。亨利二世允许迪尔梅德在盎格鲁—诺曼贵族中招兵买马，组织一支军队去复仇。迪尔梅德充分利用了盎格鲁—诺曼贵族的支持，夺回了王位，给了帮助过他的贵族们非常慷慨的报酬。迪尔梅德的恩公包括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彭布罗克伯爵之子，他的绰号“强弓”在欧洲闻名遐迩 [4] 。迪尔梅德、强弓及其盟友们扮演起了爱尔兰殖民者的角色，奠定了他们的自治权。亨利二世不喜欢自己的附庸和封臣拥有这种自治权力。尤其强弓是个特别棘手的角色。他身材魁梧，英姿飒爽，颇有政治家风范，那些为他著书立传的人（如作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他颇为尊重和仰慕。他娶了迪尔梅德的女儿爱娃。迪尔梅德于1171年5月去世后，强弓继承了伦斯特王位，以及爱尔兰南部的大片土地。

亨利二世此番来爱尔兰，带来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令人胆寒的攻城器械，但这仅仅是展示武力，而不是真的打算将强弓这样的人逐出爱尔兰。亨利二世对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颇感满意。当年随迪尔梅德一同入侵爱尔兰的领主和很多本土贵族都向他臣服，他很高兴。强弓的土地和头衔被剥夺，但其中大部分随后又被归还给他，作为直接效忠于英格兰国王的封建采邑。亨利二世的主宰地位和贵族们的等级制度稳固地确立了。亨利二世对明晰秩序的爱好得到了满足。

亨利二世在爱尔兰一共待了六个月，重组了司法管辖区划，确立了自己作为诸侯共主的权益和特权。在他忙碌的同时，贝克特被害后淹没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惊恐开始消退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气消了不少，写信给亨利二世，表扬他在爱尔兰的努力。教皇对爱尔兰的主教们说，英格兰国王是“我的笃信基督的最亲爱的儿子”，他“征服了这个不懂得神圣律法的野蛮粗俗的种族”，并要求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1172年春季，亨利二世在教会眼中的地位已经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得以重返欧洲大陆，举行了一次和解会议。国王和教会之间缔结了一项和约，称为《阿夫朗什和解协议》。

这项妥协结束了亨利二世与教会之间痛苦的争吵。这是一份世俗化的条约，规定在理论上教会和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政教协定，但绕开了大部分更重要的问题，即这在实践中具体如何操作。亨利二世被迫放弃让英格兰主教们严格遵守《克拉伦登宪法》的要求。协议还包含一些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善意条款。《阿夫朗什和解协议》让各方都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给所有人一个台阶下，并避免了冲突。但当时很多人仍然认为，应当因亨利二世在1170年圣诞节的严厉言辞对他加以惩罚。果不其然，《阿夫朗什和解协议》签订一年之内，英格兰国王就遭到了天谴。据《战役修道院编年史》记载，“我主的殉道士似乎在为被害的无辜者复仇，或者说，是我主为他的殉道士的无辜鲜血复仇”。惩罚来自对金雀花国王伤害最大的方面：他的亲人。

[1] 首席政法官（Justiciar或Chief Justiciar）是中世纪一段时期内英格兰、苏格兰等国家的一个重要官职，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首相，是国王的左右手。Justiciar这个词源自拉丁文justiciarius或justitiarius，意思是“法官”。在英格兰，Justiciar起初只是法官，但渐渐掌握军政大权，总是由大贵族或高级教士担任。

[2] 可能是前面“白船”一节中与威廉·艾特林一同乘坐白船的那个杰弗里·里德尔的侄孙。

[3] 玛蒂尔达皇后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德意志国王及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五世的妻子、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母亲。

[4] 其实，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父亲，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也以擅长使用长弓而获得“强弓”的诨名，但他的儿子更有名。

鹰巢

1173年，就在贝克特事件之后，金雀花王朝的领地内爆发了叛乱，这是亨利二世在其长期统治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亨利二世的妻子和三个年纪最大的儿子突然起兵，反抗这位三十九岁的国王。金雀花家族的孩子们联合了一批盟友（其中包括基督教世界一些最强大的权贵），在他们的广袤领土内招兵买马，在各地的城堡驻军。亨利二世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很快意识到，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领导敌对势力的就是他的亲人。他的领土网络摇摇欲坠，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后来，他把这场战争比作是一只雄鹰被自己的雏鹰攻击和消灭。

麻烦是从小亨利国王开始的。1173年初，小亨利的十八岁生日快到了。他已经接近成年，与路易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结了婚。小亨利高大魁梧，满头金发，玉树临风，骑术高超，风度翩翩，热爱骑马，喜欢长枪比武，拥有一大群追随者，他们都鼓励他在骑士生涯中建功立业。他已经两次加冕，因为约克大主教罗歇为他举行的加冕礼存在争议，于是在1172年8月，鲁昂大主教罗特鲁在温切斯特再次为他加冕，这次他的妻子也一同接受了加冕。在两次加冕礼上，小亨利都接受了涂圣油礼，当着一大群骑士的面接受了规格极高的尊崇。在其中一次加冕宴会上，他的父王亲自为他斟酒。年轻的国王为自己的高贵富丽而沾沾自喜，人们普遍认为他傲慢、贪婪、软弱无能且油嘴滑舌。

年轻的国王尽管享有继承人的崇高地位，但并不掌握实权。他接近成年的时候，能够动用的土地收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尽管他得到了许多头衔，但实际上始终没有被真正授予这些土地，而这些表面上面积广大的领地的收入也没有他的份。他过着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因此债台高筑。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亨利二世得到诺曼底公国的全部统治权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而他的长子在十八岁的时候还几乎一无所有。他的岳父路易七世竭力煽动他的不满情绪。

亨利二世为六岁的幼子约翰做的婚姻安排激发了他与小亨利之间的矛盾。为了给约翰提供生计，亨利二世将三座城堡——希农、卢丹和米雷博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这些要塞坐落于安茹和曼恩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尤其希农是金雀花王朝权力的一个重要中心，小亨利认为希农属于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三座城堡都是小亨利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现在却被剥夺了。在三座城堡被授予约翰的几天之后，恼羞成怒的小亨利偷偷从父亲身边溜走，投向法兰西国王的宫廷。叛乱爆发了。

在亨利二世看来，与长子交恶是意料之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十五岁的理查和十四岁的若弗鲁瓦居然也加入了叛乱，从他们母亲（在普瓦捷）身边出发，去投奔路易七世。“恰逢各地的基督徒都放下武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三个儿子起兵造反，反抗自己的父亲”，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如此写道。舆论认为，是阿基坦的埃莉诺煽动自己三个年纪较小的儿子举兵反抗她的丈夫。亨利二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种指控，因为他授意鲁昂大主教写信给妻子，提醒她“有义务带着你的儿子们到丈夫身边来，你必须服从你的丈夫，并且有义务与他一起生活”。

埃莉诺在对丈夫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突然间要反对他，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说，这是因为亨利二世抛弃了她，养了一个情妇罗莎蒙德·克利福德，但这种理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还有人说，这是由于婆媳关系不佳，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皇后的影响力太大，这种说法很荒唐，因为玛蒂尔达六年前就去世了。王后应当有更深层次的怨恨。

1173年，在政治上，埃莉诺和她的长子一样失意。在她与亨利二世的婚姻的最初十五年中，她一直忙于生儿育女。1167年，约翰诞生之后，她的这一段生涯结束了，于是她重新作为阿基坦女公爵，治理这个庞大的南方国度，而正是她将阿基坦带给了丈夫。但在1173年，和小亨利国王一样，她感到自己的政治角色遭到了严重削弱。尽管她仍然扮演着阿基坦女公爵的角色，但她对公国的独立控制权逐渐遭到侵蚀。亨利二世无视妻子的特权，开始自作主张地处置阿基坦的部分地区。他们的女儿埃莉诺嫁给卡斯蒂利亚国王的时候，他将加斯科涅给了她做嫁妆。后来，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和解时，他指示伯爵向小亨利国王效忠，而后者在阿基坦并没有任何权利。埃莉诺从这看出，丈夫将她的公国视作盎格鲁—诺曼王室的臣属，而不是更广泛的金雀花联邦的一个自治的部分。埃莉诺和她的长子一样，开始感到，自己得到的冠冕华而不实，于是她选择发动叛乱来捍卫对自己领地的合法控制权。

在埃莉诺眼中，阿基坦的独立不仅是她个人威望的问题，阿基坦未来的独立对她最宠爱的儿子理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亨利二世对身后事的安排，理查将成为阿基坦公爵。为了这个目的，亨利二世在12世纪70年代册封理查为普瓦图伯爵，这是成为公爵的自然而然的第一步。埃莉诺为理查设立了一个摄政议事会，对他的政治前途关怀备至。目前，埃莉诺在教导理查如何治理公国，那么等他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能接受被架空、在自己的公国内只能满足于一星半点儿的权力吗？那对母子俩来说都是不堪忍受的局面。

于是，埃莉诺开始考虑与她之前绝对不会想到的一个人联手——她的前夫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2月初，她骑马长途跋涉前往巴黎，三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

这是埃莉诺一生中第二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法兰西的乡间骑马旅行。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告诉我们，埃莉诺女扮男装，从普瓦捷附近的费埃拉维纳斯城堡出发，奔赴沙特尔方向。尽管她乔装打扮，但还是未能抵达目的地。埃莉诺现在已经将近五十岁，身体已经不像1152年逃避两名追求者、投靠亨利二世的那个少妇一样强健了。她被亨利二世的部下认出并逮捕，送往希农城堡。当时的编年史家得知消息——王后被捕时穿着男装——的时候，普遍表示愤慨和不相信。

埃莉诺出师未捷，惨遭俘虏，但她已经指导儿子们投奔到法兰西国王的怀抱中。亨利二世发现他们的背叛之后，派遣信使到巴黎，要求孩子们不要再犯傻了。信使发现小亨利国王陪伴在路易七世身边。信使要求他立刻返回父亲身边。路易七世插嘴道：“这是谁的要求？”

回答是：“英格兰国王。”

“并非如此，”路易七世看着小亨利说道，“英格兰国王不就在我身边吗？”

双方都在做持久战的准备。路易七世和金雀花王朝的孩子们吸引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人加入他们的阵营，很多人是被小亨利国王的荒唐许诺——用他的国度的财富来赏赐支持者——诱惑来的。路易七世给小亨利刻了一个国玺，他就开始到处盖章了。小亨利向支持者们发誓许愿，将整个肯特郡赏赐了出去，还有莫尔坦和图赖讷的重要领土，以及数千镑的赋税。得到如此荣华富贵的许诺之后，佛兰德伯爵腓力、布洛涅伯爵马蒂厄和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热情洋溢地加入了小亨利的事业。

在英格兰，他们的支持者包括莱斯特伯爵小罗伯特，他的父亲就是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为亨利二世忠心耿耿地效劳的罗伯特，几年前刚刚去世。北部的几位伯爵、达勒姆主教和诺福克伯爵休·比戈德也参加了叛乱。最后，叛军还招募到了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他在1165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亨利二世对狮子威廉恨之入骨，据说有一次仅仅听到他的名字，亨利二世就暴跳如雷到了癫狂的地步，在寝室地板上翻腾打滚，甚至去吃床垫上的稻草。叛军对威廉的许诺是，他将得到他的前任马尔科姆四世于“无政府时期”在英格兰曾经占有的全部土地。

拿土地和主权来大肆分封，显示出小亨利对王权的真正认识是多么幼稚和有限。在随后十八个月的大叛乱中，小亨利国王主要的角色就是傀儡，被路易七世和那些希望蚕食金雀花王朝势力的盟友们任意摆布。战争的第一阶段于1173年夏季爆发。5月，叛军攻打了韦克辛的一些城镇，徒劳无功。6月和7月，他们占领了欧马勒和德里安库尔，布洛涅伯爵马蒂厄被城堡射出的一支箭矢击中，丢了性命。7月，路易七世和小亨利围攻韦尔纳伊，但这座城堡坚守了很长时间，亨利二世率军赶来援救。叛军败退，亨利二世的军队追杀上去，将对方的后卫尽数屠戮。

与此同时，6月底，苏格兰人进攻了诺森布里亚。他们的战绩相当糟糕。他们未能攻克沃克或沃克沃思的城堡，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周边地区胡乱蹂躏一番，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后在卡莱尔的宏伟石墙前陷入一场血腥的肉搏混战。英格兰王军在城堡总管罗伯特·德·沃克斯率领下，浴血奋战，缴获了苏格兰人的给养和战利品，因此抵挡住了随后的围攻。苏格兰人得知一支英格兰王军部队在首席政法官理查·德·卢西指挥下从南方逼近时，四散败退，在边境地带的其他地方制造了一些小麻烦。

叛军在1173年的战略粗劣而失败。他们的想法是多线作战，把亨利二世拖来拖去，趁他不在场的时候狠狠攻击他的臣属。但这却迎合了亨利二世最大的优势：他在自己的领地内从容地不断转移，果断地采取行动，准确地把握时机去部署雇佣兵，粉碎敌人的抵抗。他鞭策自己的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行军，有一次仅仅花了两天就横亘诺曼底，从鲁昂冲到了多尔。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令人生畏的布拉班特雇佣兵，他们的军饷花费高昂，但是军事素养极高，机动性强，而且非常凶悍残忍。亨利二世曾写道，他欣赏他们的作战技能、进攻时的英勇无畏和超过野兽的凶猛。

亨利二世充满活力的战术不仅震慑了他的那些不是那么坚决的敌人，还揭示出法兰西国王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指挥官和倦怠无力的领袖。很快，这一点就众人皆知，亨利二世尽其所能地利用这一点，在吉索尔与他的儿子们谈判时提出了非常慷慨大方的投降条件。这次谈判中，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他也加入了叛军）大闹起来，拔出利剑，辱骂亨利二世，于是和谈破裂了。国王在自己的庞大领地内还有很多敌人，战争还要持续整个夏天。

战争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进行，亨利二世的一大优势就是，他在各地都有非常精明强干的部下。他在每一块领地都任命了一位有才干的最高指挥官，在国王外出期间，这位指挥官负责全面执掌军政大权。与他的儿子们及其盟友不同，亨利二世不需要用金钱和土地的贿赂来吸引支持者。英格兰首席政法官理查·德·卢西这样的人支持国王是出于忠心和臣属的效劳义务。尽管之前有过不愉快，教会也支持亨利二世。

9月，战争焦点转移到了英格兰。莱斯特伯爵和另外一位造反的贵族休·比戈德招募了一些佛兰德雇佣兵（这些人以前是纺织工人），要蹂躏英格兰。他们在法拉姆灵厄姆登陆，打算取道东安格利亚，向西北方转移，前往英格兰中部。雇佣兵们在乡间行军的时候，平坦而寒冷的平原回荡着他们的战歌。

对“无政府时期”还记忆犹新的人都不愿意看到佛兰德人又一次出现在英格兰。在邓尼奇，妇女儿童向叛军投掷石块。理查·德·卢西从英格兰权贵们那里得到了极大支持，但即便如此，在弗恩汉姆（位于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沼泽地交锋时，叛军仍然占据了四对一的兵力优势。但王军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将莱斯特伯爵的骑士们驱散，将雇佣兵击溃，把他们留给当地百姓去消灭。很多佛兰德雇佣兵溺死在沼泽中。

在中世纪战争中，冬季是传统的停战季节。1174年开春之后，战争再次爆发。这一次，英格兰陷入危局。苏格兰国王在冬季重新集结兵力，他的实力现在非常雄厚。英格兰王军在北安普敦、诺丁汉和莱斯特屡战屡败，诺森布里亚也岌岌可危。更严重的是，佛兰德伯爵腓力已经对圣物发誓，要在7月前全面入侵英格兰。在英格兰权贵们的多次恳求之下，亨利二世终于离开欧洲大陆，乘船前往英格兰。

1174年7月，他从巴尔夫勒出航，率领着一支由布拉班特雇佣兵组成的大军，以及一些直系亲属：小亨利国王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以及亨利二世的孩子琼和约翰。他还带去了一些俘虏，包括他自己的妻子。

海况很糟糕，狂风怒号，波涛汹涌。水手们向亨利二世表达了忧虑，他在全体船员面前说，如果上帝希望他夺回自己的王国，那么一定会把他们安全送到对岸。

亨利二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上帝的意志。他抵达南安普敦的时候，在参战之前，心里揣着一个目标。这或许是他在整个战役中的神来之笔。亨利二世没有直接开赴东安格利亚（佛兰德伯爵腓力正在那里集结大军），而是先去了坎特伯雷。亨利二世有时非常顽固，但通常很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很多人认为，他之所以遭遇如此普遍的背叛和争吵，是因为上帝在为贝克特之死复仇。他还认识到，只要叛乱还和有福的殉道士托马斯·贝克特的事业搅和在一起，就没有和平的希望。

亨利二世登陆三天之后便来到坎特伯雷，决心要做一番表演。拉尔夫·德·狄瑟托如此描述道：“他抵达坎特伯雷的时候，纵身下马，抛却了国王的尊严，于7月12日，星期五，以朝圣者、悔过者、恳求者的装束和打扮，来到了大教堂。在那里，他泪如雨下，哀恸呻吟，唉声叹气，走到光荣殉道士的墓前。他张开双臂，匍匐在地，在那里祈祷了许久。”

在伦敦主教的注视下，亨利二世向上帝发誓，他绝没有要杀害贝克特的意思，但承认自己鲁莽的言辞导致了贝克特的死亡。狄瑟托记述道：“他请求在场的主教们为他恕罪，然后接受了肉体惩罚，聚集在那里的一大群僧侣，每人鞭笞了他三下，甚至五下……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和随后的夜间，他陷入灵魂的极大哀痛，不断祈祷，不曾合眼，斋戒了三天……毫无疑问，他此时已经安抚了烈士的英灵。”此言不虚。亨利二世通过这一场公开忏悔的非同寻常的表演，打赢了战争中最重要的宣传战。许多编年史都写到了国王的这次伟大的忏悔：身体半裸，匍匐在地，在最严酷的鞭笞下血流如注。

在亨利二世国王悔罪的这天上午，在离坎特伯雷很远的地方，狮子威廉正在小憩。他用早餐的时候，头盔就放在旁边。这位苏格兰国王得到了小亨利的许诺，将得到英格兰北部的一些城堡，作为支持小亨利叛军的回报。他又一次对这些城堡发动进攻。苏格兰军队用铁镐、攻城器械和投石机攻打沃克城堡，还试图纵火将其烧毁，但沃克都岿然不动。威廉还派兵攻打卡莱尔和普拉德，同样徒劳无功。他用早餐的时候在考虑下一步行动——向阿尼克多边形城堡令人望而生畏的残存躯壳发动进攻。

但灾难骤然降临。一群约克郡骑士从普拉德追踪苏格兰军队到阿尼克，发动了突袭。一场激烈战斗爆发了，所有苏格兰骑士都战死或者被俘。狮子威廉也成了俘虏。

一名信使从北方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地赶到亨利二世那里，禀报威廉在阿尼克被俘的消息。亨利二世得知此事时正是深夜，他在坎特伯雷安睡。国王欣喜若狂，从床上跳下，叫醒了所有贵族，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喜讯与他们分享，为自己的好运气感谢上帝和殉道士托马斯。叛军一下子丧失了核心，这对亨利二世来说的确是莫大的幸运。

亨利二世在军事上只做了很小的努力，就巩固了自己在英格兰的权力，战胜了在英格兰中部和东安格利亚的敌人。那些没有被武力征服的叛军也在7月底向老国王举手投降。1174年8月8日，亨利二世回到了巴尔夫勒。他离开欧洲大陆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路易七世、小亨利国王和佛兰德伯爵腓力已经攻入诺曼领地，包围了鲁昂。亨利二世之前冒险前往英格兰，是寄希望于鲁昂市民能够在他迅速平定英格兰之前坚守住。他的这个冒险得到了回报。他抱着必胜的信心，集结起另一支军队，由凶悍的威尔士雇佣兵和他信赖的布拉班特雇佣兵组成。法兰西军队迅速放弃了围城。不久之后，路易七世就向他求和。

“在王国的大灾变之后，和平再次来临，”亨利二世的财政大臣理查·菲茨奈杰尔写道，“势力最强大的叛贼……也认识到，要从赫拉克勒斯手中夺走他的大棒，是极其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的。”亨利二世的军事才华和运气远远超过水平很差的法兰西国王和他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们，因此能够将他们击败。妻子埃莉诺的背叛也没有打垮他。现在埃莉诺被囚禁在英格兰的一座城堡内，可能是在索尔兹伯里。1174年，在蒙路易，儿子们向亨利二世求和的时候，他有条件大发慈悲。

亨利二世在蒙路易展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之后，赦免了所有反叛者，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恢复到叛乱爆发两周前的状况。他向每一个儿子都赏赐了城堡或收入，但没有给他们渴望的权力，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尚在世时就分配土地，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亨利国王得到了诺曼底的两座城堡和来自安茹的1.5万镑税收，条件是认可将边境城堡送给约翰作结婚礼物的安排。理查得到了普瓦图的两座宅邸和普瓦图年收入的一半。若弗鲁瓦得到了布列塔尼年收入的一半，他与该公国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的婚姻也正式安排妥当了。除了亨利二世愿意赏赐的财产之外，他不准儿子们向他索要任何东西。然后，他派遣理查和若弗鲁瓦去普瓦图和布列塔尼，镇压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叛乱的余党。

亨利二世对妻子发出了真正的怒火。埃莉诺曾是理查在阿基坦的羽翼初生的摄政议事会的监管者，却滥用了这个职权。她就像在巴黎的前夫一样，麻木不仁地煽动自己年纪最大的三个孩子造反。她的所作所为有违自己的性别和本分。在亨利二世统治的余下时间里，埃莉诺先后被软禁在英格兰南部的多座城堡。这么多年中，她曾在宫廷露过几次面，但再也没有得到过亨利二世的信任。亨利二世还曾在一个短期内努力让教皇批准他离婚，但没有成功。埃莉诺仍然是一个囚徒，远离自己热爱的公国，对她来讲这是最严酷的惩罚。

亨利二世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反叛者是狮子威廉。埃莉诺为了自己的叛变遭受了最残酷的精神惩罚，而威廉则遭到了最严苛的政治惩罚。1174年12月1日，他被迫同意《法莱斯条约》。这项条约在约克签订，规定威廉是直属亨利二世和小亨利国王的封臣，没收了他的许多城堡，并强迫苏格兰贵族、主教和教士向英格兰王室与教会俯首称臣。于是，苏格兰王室成了英格兰王室的臣属，正式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但即便是在苏格兰，亨利二世的惩罚也是有限的，因为他对复仇不感兴趣，最看重的还是恢复自己对领地的正常统治。蒙路易的和约体现了亨利二世最精明的一面。这是他整个统治生涯的巅峰。

胜利者亨利

12世纪70年代的金雀花宫廷非同寻常地光辉灿烂。亨利二世成功地镇压了大叛乱，这胜利使他成为欧洲的一位卓越统治者。路易七世一败涂地。1177年，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在伊夫里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承认两国国王“从此日起，永结友谊，各尽所能、竭尽全力地保卫对方的身体与生命”。亨利二世充分利用三个年纪最长的儿子——他们将是欧洲的下一代统治者——让他们在领地内扫净了他们自己造成的叛乱的余烬。苏格兰国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法莱斯条约》，承认了亨利二世的宗主地位。1175年，爱尔兰的康诺特国王罗利·奥克罗胡尔签署了《温莎条约》，确认了亨利二世作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封建领主的地位，并允许他在两年之后提名自己的幼子约翰为整个爱尔兰的宗主。亨利二世的显赫邻居们似乎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就连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与他相比也黯然失色：英格兰国王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而皇帝与伦巴底联盟之间的漫长战争在1176年5月以失败告终，他在南欧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

现在，所有人都敬仰英格兰国王，认为他才是欧洲最伟大的君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使节和大使在他的宫廷纷至沓来。巴巴罗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兰斯大主教、萨伏依公爵、佛兰德伯爵等向他派来使臣。教皇派来了一位特使——于格松红衣主教，他在亨利二世身边待了好几年，试图劝说他正式宣布将会参加教会的圣战，以支持在欧洲重新掀起一场十字军东征。就连狮子威廉也常常造访亨利二世的宫廷，参加他的议事会。南欧的大贵族之间发生纠纷，都来找亨利二世裁决。权贵们纷纷向他的两个幼女提亲。他的长女玛蒂尔达在1166年嫁给了狮子海因里希，已经享有萨克森公爵夫人的地位。玛蒂尔达的妹妹们的前途甚至更加光明。1176年，国王最年幼的女儿，十岁的琼，被送往西西里，嫁给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次年，十四岁的埃莉诺嫁给了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金雀花王朝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亨利二世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在自己的领地内，尤其是在英格兰，他也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影响力。他统治期间的两大目标是保卫帝国的边界，并在领地内加强自己的权威。大叛乱平定之后，他大体上战胜了那些曾骚扰他边境的敌人。从1174年起，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第二个目标。

1173年叛乱爆发之后，英格兰又一次兴建了大量城堡和堡垒，被国王的敌人们占据。就像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一样，这些木制或石制要塞从地平线上屹立，其壁垒戒备森严，壕沟难以逾越，彰显了占据这些要塞的地区性强权的实力。对亨利二世来说，在没有得到他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占据城堡，是对他的统治的冒犯。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在1176年，亨利二世“将英格兰的所有城堡占为己有”。他驱逐了这些城堡的总管们，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为了强调他这么做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最高公共权威，而不是为了向敌对派系复仇，亨利二世甚至将自己最忠心耿耿的臣属，包括为赢得英格兰国内战争功勋卓著的理查·德·卢西，逐出自己的城堡。一些城堡被拆除，其他的则被重新分配给国内的达官贵人。这一举动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英格兰贵族和主教们保有城堡和军队的权力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国王。

亨利二世始终非常重视城堡及其保有者。自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以来，城堡始终是军事权威的终极象征。亨利二世在统治期间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来修建和维持城堡，仅仅重建英格兰的城堡就耗费了至少2.1万镑。当时，英格兰城堡正在从木质结构转变为更为永久性的、坚固的石制要塞，亨利二世加快了这个变革的过程。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诺丁汉、奥福德、温莎和温切斯特等地，修建了特别庞大的城堡。斯卡伯勒和鲍斯的城堡的石质主楼得到改良，以保卫与苏格兰之间的边境地带。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称，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不仅在诺曼底，在英格兰、阿基坦公国、安茹伯爵领地、曼恩和图赖讷”也都修建了城堡。

但亨利二世城堡建设工程中最闪耀的明珠还要数多佛尔城堡，它坐落于一座巍峨雄伟的白色峭壁之上，俯瞰从英格兰去往法兰西西北部的航道。征服者威廉曾在一座铁器时代山丘堡垒的遗址之上建造了一座土木工事。亨利二世大规模重建曾外祖父的城堡，花了十二年才竣工，耗资近6.5万镑，这比他在位最后十年中在英格兰所有城堡上花费的总开支的三分之二还多。1179年8月，路易七世首次访问英格兰。在拜访贝克特圣龛的四天旅程中，法兰西国王和旅伴佛兰德伯爵腓力最先看到的就是多佛尔城堡。在客人离开之前，亨利二世自豪地带领他们参观了城堡的建筑工地。此时路易七世已经五十九岁，年老体衰，亨利二世一定是非常开心地带这位老对手参观了这座威武雄壮的要塞。一座气势宏伟的城墙俯瞰着峭壁和下方的通海水道，一座巨大的石质主楼正在施工，建成之后足以与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的帝国的那些伟大城堡媲美：洛什、卢丹、蒙巴宗、蒙里夏尔、博让西的要塞（这几地都在安茹），以及法莱斯、卡昂和与法兰西接壤地带的伟大的诺曼堡垒。

12世纪70年代，亨利二世在诸多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威，修建城堡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除了是一位军人之外，亨利二世还是一位精明敏锐、谙熟法律的政治家。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他开启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司法革命，将会长久地影响此后的英格兰政府。

在大叛乱之前，亨利二世最重要的司法成就是1166年2月颁布的《克拉伦登条令》，它将整个英格兰刑法体系纳入强大的王权制辖之下。在诺曼王朝统治下，司法是由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地方性法庭和官衙执行的，它们分别向国王、国王的贵族们和教会负责。为了纠正亨利二世眼中的12世纪60年代的漫无法纪状况，处置抢劫、杀人、盗窃和窝藏包庇等罪行的职责被交给了直属王室的郡长和法官们。贵族和教会设立的法庭仍然存在，但在英格兰全境被国王的司法系统取代了。亨利二世引入了处置犯罪的标准操作程序，旨在通过陪审团——通常包括十二人，在宣誓之后，他们应当向郡长或法官报告在其社区内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将罪犯根除。法庭会对嫌犯处以“冷水神判”，这是一种恐怖的仪式，被告会被捆缚起来，浸入池塘、河流或湖泊。如果沉下去，就表明嫌疑人是无辜的；如果浮起来，则证明他有罪。处置罪犯的刑罚包括肉刑（砍掉罪犯的右脚）、流放或者死刑。罪犯的财产会被没收，缴纳给王室。

根据《克拉伦登条令》，听命于王室的郡长们在调查犯罪时有权干预大领主的私人司法辖区。“任何人，无论在其城堡之内或之外……不得阻挠郡长进入其宫廷或土地。”这是《克拉伦登条令》的规定。这的确是一项革命性的举措，使得国王的司法权触及（或者意在触及）了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国王的法律明确无误地凌驾于其他一切司法权之上。在法律和司法方面，亨利二世已经宣示自己是一国之主。

1176年，在叛乱结束之后，这种理念的象征意义比过去更重要了。这年1月，《北安普敦条令》对十年前在克拉伦登颁布的法律予以重新发布、修改和加强。大叛乱造成的动荡大大增加了秩序的败坏和犯罪的滋生，因此刑罚变得更加严酷：被判处肉刑的罪犯现在不仅会失去右脚，右手也会被砍掉；在“冷水神判”中幸存下来的人，如果仍然有重罪嫌疑，就会被放逐。为了给人民带来司法正义，亨利二世及其谋臣将英格兰划分为六个巡回法庭辖区。直属王室的法官们开始巡游全国，他们的使命是惩奸除恶，恢复英格兰的秩序，同时还要将国王的法律确立为最高级和最终形式的公共权威。法官们对过去发生的犯罪也进行了追诉调查，以确保王室法官们能够惩罚（《克拉伦登条令》所称的）“所有罪行……除了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性质较轻的盗窃和抢劫行为，如盗窃和抢劫马、牛及价值较低的物品”。

在改革刑法的同时，亨利二世还推进了国王在监管民法方面的新特权。他的巡回法官们报告称，强占土地的犯罪与针对臣民人身的犯罪同样严重，于是亨利二世决定引入一个新制度，允许受害者援引王室法律，快速地解决土地争端。一种被称为《近期土地剥夺法令》的新法律程序推动了这种上诉制度。王室法官在调查土地争端时，有权质询陪审团，原告是否被以不公正的方式剥夺了土地；如果陪审员认为原告的土地确实遭到了不公正的剥夺，那么法官会裁决，此案中的被告是否应对此负责。败诉的一方会被处以罚金，以弥补他造成的损失。

在12世纪的英格兰，土地就是权力，因此裁决大贵族之间的土地争端是国王的一个关键职能。现在，在理论上，臣民可以从国王的文书官衙购买一份令状，来保护、争取和收回英格兰的任何土地。这会引发一个“近期土地剥夺”程序，最终由当地的郡长来处理。令状通常很短，且非常公式化。13世纪的法律作家布拉克顿记载称，为了斟酌令状的措辞，亨利二世和他的谋臣们常常夜不能寐。如果这是真的——听起来的确像是真的——也是有原因的。现在，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的运作中，王室法律和王室官吏不可或缺，不仅在王室权贵与法庭发生接触时如此，而且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一直到郡一级。从贵族们的角度看，国王的一项最重要的职权，如今被下放给了一个简单的官僚机器。人们可以向文书官衙，而不是国王本人提起申诉，以解决争端。这是一项价值不可估量的发展，因为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极其广袤，而且亨利二世喜欢到处巡游，且行动速度极快。

1178年，御前会议得到重组。在过去，御前会议始终陪伴在国王身边，不管国王去了哪里，沿途均可接受司法申诉；现在，御前会议的五名成员长期驻留威斯敏斯特，全职从事审案工作。这实际上就成了英格兰的最高法庭，后来被称为王座法庭。英格兰的法律机器被建立起来，独立于亨利二世国王之外，但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并且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数额很大的费用。

到1179年，出现了更多涉及土地法的令状，但国王的传统的、个人的权力更多地被下放给一个官署机构。“最近赠予令状”确立了关于教会圣职及其地产授予的权利。“祖先死亡令状”旨在解决遗产纠纷。“权益令状”允许地位较低的人在认为自己被当地领主的私人法庭冤屈的时候，绕过领主，直接向王室法庭上诉。这项令状此前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变得公式化，将在各郡保障司法正义的法律权力授予了郡长。这一切都表明，王国政府开始发生一场革命。

就这样，在大叛乱的剧痛之后，亨利二世重整朝纲，令英格兰渐渐发生了转变。遍布全国的城堡，要么由国王的臣属占据，要么由国王授权使用，成为王室垄断军权的强有力象征。1181年的《军备条令》鼓励免服兵役税的发展，即权贵们可以不必向国王提供军队和兵役服务，而付给国王金钱作为替代，这促进了英格兰贵族的非军事化，并为王室招募雇佣兵提供了经费。在英格兰各郡，王室司法突然间无所不在。王权如今稳固地在英格兰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1182年2月，在亨利二世四十九岁生日时，他在汉普郡的毕晓普斯沃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自己已经立下了遗嘱。他的遗嘱是非常明确的非政治性的。他向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作了馈赠，赠给英格兰的宗教机构5000银马克 [1] ，赠给安茹的宗教机构1000银马克。他捐出200金马克，为诺曼底和安茹的贫家少女提供嫁妆。他命令四个儿子——小亨利、若弗鲁瓦、理查和约翰——“保障遗嘱的坚决执行，不容违背；若有人胆敢反对或违背，愿全能上帝的义愤和怒火，以及上帝与我的诅咒，降临于他”。遗嘱没有提到埃莉诺，她仍然被软禁着。

亨利二世继续在领土各地巡游，主要是待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但从某种角度讲，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了。12世纪70年代的司法改革是他活力四射的统治中最后一个大刀阔斧的阶段。三十多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勤于政事，兢兢业业。现在是时候考虑自己将给世界留下怎样的遗产了。1182年之后，亨利二世的思绪转移到如何最好地将自己的庞大领地转交给儿子们。但就在这时，数十载的光辉胜利灰飞烟灭，最终给他留下的只有心碎。

[1] 在英格兰历史上，马克（mark）只是财务计算时用的货币单位，从来没有实际发行和流通过。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不断有所浮动。后来，1马克一般相当于半磅（8盎司）。据说是丹麦人把马克带到了英格兰。根据19世纪的资料，作为货币单位，起初1马克细分为100便士，但在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改为1马克分为160便士，1马克相当于三分之二镑或约250克白银。

熊熊燃烧的世界

亨利二世尽管才思敏捷、富于创造力，而且天生精力充沛，但在1183年过五十大寿的时候还是感到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奔波忙碌的一生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马背上过了一辈子，两腿变形成了罗圈腿，现在常常疼痛难忍。1174年，他的大腿被一匹马踢伤，可能导致股骨骨折，始终未能痊愈。腿伤影响了他的整体健康，使得他步履蹒跚。他的腿永久性地跛了，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他仍然持续不断地在各地巡视，但不时病倒。尽管罗马教廷敦促亨利二世公开宣示参加圣战，并前往东方领导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但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世界格局日新月异。路易七世国王长期患病，最后遭遇了一连串令他躯体瘫痪的中风，于1180年9月18日去世，享年六十岁。路易七世的十五岁儿子在前一年被加冕为共治国王，现在正式登基，称为腓力二世。突然间，亨利二世不得不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不是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缔结条约、制定政策。腓力二世比亨利二世最年长的三个儿子都要小，比约翰只大几个月。对这个少年国王来讲，亨利二世简直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物。整个法兰西很快就将属于这些少年。

小亨利国王将成为腓力二世新的较量对手。小亨利也已经被加冕为副王，有时自称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伯爵，亨利国王之子”，而称他的父亲为“闻名遐迩的君主”。腓力二世全面执掌王权，令小亨利愈发蠢蠢欲动。

小亨利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统治经验。1183年2月，他已经二十八岁，尽管拥有冠冕堂皇的诸多头衔，并且还娶了一位卡佩王朝的公主，但实权少得可怜。部分是由于这一点，他在政治智慧和军事技能上进步甚微。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他仍然虚荣、肤浅、幼稚，虽然崇尚光荣伟大，对真正的朝政却知之甚少。小亨利国王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比武场上。和佛兰德伯爵腓力与埃诺伯爵鲍德温一道，他经常出现在欧洲时髦的竞技场上。小亨利国王花费了数量惊人的金钱，将自己打扮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骑士英雄。他的武艺教头是威廉·马歇尔。马歇尔自1170年以来担任小亨利的导师。作为欧洲最勇敢的骑士之一，马歇尔赫赫有名。1179年，腓力二世在兰斯加冕的时候，代表金雀花王朝参加庆典的就是小亨利国王，他在游行队伍中捧着卡佩王朝的王冠，并且带领五百名骑士参加了加冕礼之后的比武大会。尽管有光鲜堂皇的外表，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实权。挫败之下，他开始在父亲的领地内施展拳脚，但结果却令人尴尬，几乎酿成灾难。

1182年夏末，小亨利国王再次向父亲索取土地，用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的话来说是“一些领地，好让他和妻子能够居住，并供养他属下的骑士”。言外之意是，他希望正式占有诺曼底公国。亨利二世拒绝了。就像在1173年那样，小亨利国王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跑到了法兰西宫廷，与腓力二世结盟，与父亲分庭抗礼。亨利二世多次增加封赏的价码，才把儿子哄回来，在圣诞节之后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在勒芒召开，由亨利二世主持，与会者包括小亨利国王、他的两个弟弟理查和若弗鲁瓦，还有萨克森公爵（亨利二世的女婿，前不久和妻子，即亨利二世的长女玛蒂尔达一起被从自己的公国驱逐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亨利二世的目标是确保三个儿子仍然服从他在未来分割金雀花领地的计划。这意味着，要安抚一下长子，显示他的突出地位，同时不能过于冷落两个较小的儿子。亨利二世要求儿子们向他庄重地宣誓效忠，然后又要求理查和若弗鲁瓦分别作为阿基坦和布列塔尼的公爵，向小亨利国王效忠。

理查拒不听命。作为阿基坦公爵，他的领主是法兰西国王，不是英格兰国王，他也无意改变这个现状。在大叛乱之后的十年中，他一直在阿基坦巩固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镇压母亲的公国内桀骜不驯的臣属领主们的反叛，在此过程中锻炼了自己优秀的军事头脑。由于哥哥的所作所为，理查的平叛工作最近变得更困难了。小亨利国王与阿基坦的贵族们勾勾搭搭，试图把他们拉拢到自己麾下，暗示说自己将是一个比理查更好的领主，煽动他们举兵作乱。理查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才遏制住这些叛乱。理查在埃莉诺的亲自督导下学习和成长，他的军事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培养。他和虚荣自负、装腔作势的哥哥之间的关系冷若冰霜。在勒芒，他们之间的宿怨爆发，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理查怒火中烧地冲出会议室，返回阿基坦去加固他的城堡。小亨利国王将自己的妻子送往巴黎的安全地带，与若弗鲁瓦结盟，准备发动进攻。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若弗鲁瓦的描绘令人难忘：“能言善道，油嘴滑舌……他的舌头足以败坏两个王国；不知疲倦，行事伪善，装神弄鬼，撒谎骗人。”亨利二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向另外一个儿子发动内战，他也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支持理查。1183年3月5日，老国王就是这样度过他的五十大寿的：他努力恢复秩序，而金雀花王朝的年轻一代却剑拔弩张，即将展开一场灾难性的内战。与此同时，唯一有可能解决纠纷的人——阿基坦的埃莉诺，仍然被软禁在英格兰。

在随后的短暂战争中，小亨利国王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他装模作样地与父亲谈判，但毫无诚意。他命令自己的臣属攻击外交使节。为了支付雇佣兵的军饷，他在阿基坦四处抢劫城镇居民、教堂和圣龛。他还企图煽动阿基坦的贵族们反叛理查的统治，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亨利二世和理查招兵买马，从一个城镇狂奔到另一个，尽其所能地遏制危险的局势。

最终结束战争的不是军事策略，而是命运。6月初，在袭击凯尔西的一座教堂之后，小亨利国王患上了痢疾。在短暂但是极其严重的病患之后，他于6月11日在南方城镇马尔泰死去。临死之前，小亨利国王请求威廉·马歇尔（他先前的教师和比武伙伴）将他前不久抢来的十字军的十字架送往耶路撒冷。据说他在合眼前还请求为他母亲减刑。6月底，他的遗体被送到鲁昂下葬。世界少了一个油嘴滑舌、惹是生非的青年。小亨利国王始终没有得到过成长的机会，但他也很少表现出希望成长的意愿。即便如此，他的死亡还是让他父亲精心安排的继承计划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二世从哀恸中恢复之后，便开始筹划一个新的未来。1183年秋季，他告诉理查，他应当将阿基坦交给最小的弟弟约翰。这意味着，理查将取代小亨利国王，成为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的继承人，而让约翰接过阿基坦的遗产。

理查坚决拒绝了。阿基坦属于他，他过去不愿意将阿基坦交给哥哥，现在同样不愿意把它让给弟弟。到1184年底，亨利二世认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驾驭理查（现在是他最年长的儿子）。于是，他让理查返回阿基坦，同时准备把约翰送往爱尔兰，将他理论上的爱尔兰国王头衔坐实。同时，亨利二世还考虑将小亨利国王的遗产交给若弗鲁瓦，将布列塔尼（由于若弗鲁瓦娶了康斯坦丝，所以成为公爵）与金雀花王朝的祖传遗产永久性地结合起来，让理查自行待在他心爱的阿基坦。理查也不肯接受这个安排。他组织了一支军队，袭击了若弗鲁瓦领地的边界。

亨利二世在倍感挫折之下崩溃了。最后，他把唯一比理查更有权占有阿基坦的人从英格兰接到了欧洲大陆。默默度过多年牢狱生涯的埃莉诺王后被短暂地释放，来到亨利二世身边。老国王命令理查将公国交还给母亲。当然，实际上这意味着将阿基坦交给亨利二世，因为尽管埃莉诺暂时得到了释放，但仍然是亨利二世的俘虏，而不是他的妻子。但理查最终被说服了。他将阿基坦的控制权正式交还给父亲。在随后两年内，亨利二世始终不肯对自己领地的未来做任何决定性的安排。

问题的确是绕开了，但仍然悬而未决。亨利二世支吾拖延，等待时机，以处置欧洲大陆上由于小亨利国王死亡而造成的边境安全问题。但理查和若弗鲁瓦都没有被立为共治国王或王储，因此亨利二世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仍然没有把握。

1186年7月，命运再一次插手。据多位编年史家说，若弗鲁瓦是个不忠不孝之徒，他与腓力二世过从甚密，指望自己在反对父亲或兄弟的时候能得到法兰西国王的支持。他在巴黎度夏的时候，在一次比武中负了重伤，于8月19日死去，死因或许是重伤造成的并发症。他被厚葬在巴黎圣母院。据说腓力二世国王哀痛欲绝，曾企图要跳入朋友尚未封闭的墓穴。

就这样，亨利二世失去了两个成年的儿子。尽管很少有人像法兰西国王那样悲痛地哀悼若弗鲁瓦——豪登的罗杰称若弗鲁瓦为“地狱之子”和“邪恶之子”——亨利二世的处境比以往更困难了。他不愿意面对显而易见的办法：立理查为唯一继承人。亨利二世似乎一直不相信任何人的本领——哪怕是才华横溢的理查——能够与自己相提并论，能够将他聚集的庞大领土联合起来。1185年1月，耶路撒冷牧首长途跋涉，来到英格兰，将圣城的城门钥匙以及大卫塔和圣墓的钥匙呈送到亨利二世脚下，哀求他前往东方，接受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即便如此，亨利二世在与最重要的封臣协商之后，仍然决定，更符合他利益的选择是捍卫他在欧洲的领地，而不是保卫遭到萨拉丁威胁的基督徒领地。正是这种顽强执拗、不肯放手的精神让亨利二世成为如此伟大的一位统治者，但这很快酿成了他的最终失败。

若弗鲁瓦的死使得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后来被其支持者誉为腓力·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位年轻的法兰西国王统治的最初六年中，他们的关系还很融洽。亨利二世曾帮助腓力二世与佛兰德伯爵重归于好。腓力二世和小亨利国王及若弗鲁瓦都有很好的交情。但现在，二十三岁的腓力二世开始对亨利二世在法兰西的影响感到恼怒。理查在1161年与腓力二世的同父异母姐姐艾丽斯订了婚。她一直被寄养在亨利二世的宫廷，长达近二十五年，却始终没有与理查正式结婚。亨利二世从政治角度出发，一直推迟婚礼，等待自己占上风的时候，那时就能从腓力二世那里榨取最丰厚的嫁妆。但也有丑恶的谣言称，亨利二世自己引诱了这个姑娘。

从1186年起，金雀花王室和卡佩王室之间的关系急剧降温。两国之间爆发了好几次重大的边境战争。因为亨利二世不肯让理查和艾丽斯结婚，法兰西和诺曼底之间的韦克辛边境地区（根据婚约，将是艾丽斯的嫁妆）又一次成为争端的主题。腓力二世宣称自己是布列塔尼的最高领主。在布列塔尼，若弗鲁瓦的继承人是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叫作阿尔蒂尔的男婴。在贝里和图卢兹伯爵领地（1159年亨利二世和路易七世摊牌的地方），两国间的矛盾逐步升级。这是自1173～1174年以来，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之间首次出现严重冲突。

腓力二世没有亨利二世那样的财富和经验，在军事上也不如他老谋深算。但在1187年，腓力二世开始寻找其他办法来给自己的对手捣乱。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当然是借力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前任阿基坦公爵和他的父亲之间开始出现了嫌隙，腓力二世开始尝试插上一手。亨利二世刻意避免确立理查为继承人，且对约翰越来越宠爱，这说明理查的未来地位还远远谈不上大局已定。理查坐立不安，急于离开欧洲，去东方参加十字军运动。在自己的继承人地位得到确定以前，他是不能出征的。

1187年夏季，腓力二世尝试与金雀花王朝的第三位王子结交。理查访问巴黎的时候，法兰西国王对其大献殷勤、百般邀宠。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二世对理查极其尊崇，他们每天在同一张桌子上用膳，分享饮食；夜间，他们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法兰西国王爱他如同爱自己的灵魂，他们互相之间的爱如此深厚，令英格兰国王陛下瞠目结舌”。罗杰关于理查和腓力二世同床的记述后来曾被解释为，理查是同性恋。事实并非如此。它实际上是表明了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与金雀花王朝推定继承人之间突然发生的、强有力的政治友谊。理查害怕自己被剥夺继承权，腓力二世对此善加利用，或许甚至还向他暗示，亨利二世打算让艾丽斯嫁给约翰。

他的招数奏效了。理查离开巴黎，返回在诺曼底的父亲身边。当时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席卷欧洲，理查对圣地魂牵梦萦，因此他与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腓力二世窃窃私语的煽风点火之下，理查开始相信，“他的父亲打算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据传闻说，计划将王位传给幼子约翰”（这是坎特伯雷的杰维斯的记载）。1188年11月，事情到了一个重大关头。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为了争夺贝里和图卢兹发生了战争。在邦穆兰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双方都怒气冲冲，亨利二世和腓力二世大吵特吵，差点动手打起来。在会上，理查直截了当地要求父亲向他保证，一定会将王位传给他。亨利二世一言不发。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理查说：“那么，我只能认为，先前听起来难以置信的事情是真的。”他在腓力二世面前跪下，以阿基坦和诺曼底领主的身份向后者宣誓效忠。这是父子之间最后的、不可弥合的决裂。

1189年1月，亨利二世病痛不断，一直拖到复活节也没有好转。在病榻上，他发出许多书信，恳求理查回到自己身边。但理查不肯动摇，还帮助腓力二世袭扰卧病在床的父亲的边境。6月初，亨利二世身体有所好转，参加了在贝尔纳堡举行的和会，但这一次父子之间又争吵起来。在腓力二世的拼命煽动怂恿下，理查仍然怀疑，老国王要立约翰为王储。

腓力二世和理查向贝尔纳堡发动奇袭，将其占领，还拿下了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堡。6月12日，他们迅速攻击了亨利二世的基地勒芒，也就是五十六年前他出生的地方。

勒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城镇守军为了阻滞入侵者，采取了在郊区纵火的紧急措施。此时刮起了大风，大火蔓延到城镇，很快整个勒芒就陷入火海。亨利二世及其随从快速撤退了。随后，尽管夏季酷热难当，而且亨利二世身体虚弱，但他们还是尝试北上，以强行军撤往诺曼底。

在行军过程中，亨利二世做了一件他漫长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放弃了。在离边境要塞阿朗松10英里处，他原路返回，将自己的大部分随从派往诺曼底，自己却返回了安茹。此时道路和乡间已经到处是腓力二世的兵马，在200英里的危险旅途之后，亨利二世来到了希农城堡巍峨的城墙脚下。这不仅是安茹的，而且是金雀花王朝所有领地上最雄伟的要塞之一，也是亨利二世最喜爱的驻地之一。他进入要塞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在随后两周内，他卧病在床，病情日益严重，身体越来越羸弱。

到7月初，曼恩已经被法兰西军队占领，图尔也陷落了。7月3日，在图尔附近的巴朗，亨利二世强撑病体，与腓力二世面对面谈判。腓力二世滔滔不绝地提出了一大串要求，相当于是要求亨利二世彻底投降，并确立理查为他在海峡两岸所有领地的继承人。老国王此时已经虚弱不堪，随从们扶着他，他才能在马背上坐稳。这一天原本赤日炎炎，暴风雨却骤然降临。亨利二世同意了腓力二世的所有条件。随后，他已经无力骑马返回希农，只得由仆人们用轿子抬回去。

回到希农之后，几乎无力站稳的亨利二世命人呈上所有原先支持他、现在却倒戈到理查那边的人的名单。据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记载，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他最宠爱的儿子约翰。老国王大为震惊，悲痛欲绝，无力承受这种打击。他的病情严重恶化，陷入幻觉，胡言乱语。在一个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在城堡的小教堂接受了圣餐。1189年7月6日，亨利二世与世长辞，他惊人的传奇一生竟在凄惨中落幕。

他遭到了妻子和所有儿子的背叛，目睹自己的出生地化为浓烟滚滚的瓦砾堆，还遭到了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卡佩国王的羞辱。但他在法兰西和不列颠群岛全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垂暮之年降临之前，他战胜了每一位曾经挑战他的国王、公爵和伯爵。他或许是基督教世界最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威名流传千古不朽，因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曼恩伯爵、图赖讷伯爵和爱尔兰领主亨利二世开创了一个新王朝，将会在随后两个多世纪中深刻地影响欧洲。

理查登基

面对父亲的遗体，理查陷入了沉默。他所看到的这副面庞带着近半个世纪的烦恼与光荣留下的印迹。亨利二世死得非常凄凉：孤立无援、哀痛心碎。他给理查留下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极具侮辱性的《巴朗和约》之后。当时，亨利二世在理查耳边恶狠狠地低语道：“上帝保佑我在死前向你复仇。”但上帝没有保佑他。自1187年，理查与腓力二世联手，已经用武力夺取了自己的许多王室遗产——曼恩、图赖讷和安茹的多座城堡。亨利二世去世后，剩余的财产自然而然地属于理查了。

亨利二世的遗体停放在丰泰夫罗的小教堂。这是坐落在安茹与普瓦图伯爵领地（阿基坦公国的权力中心）之间腹地的一座伟大的修道院产业。为父亲灵柩守夜的时候，理查在教堂中殿的冷风中一定会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教堂的穹顶天花板和粗壮冰冷的柱子在他头顶上巍然屹立。站在父亲静默的遗体前，这个擅长行动的人有了一个安静地反思的机会。理查站在灵柩前，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只是看了看曾经奔波忙碌的父亲一动不动的面庞，然后转过身，走出了教堂。一段史诗般的统治结束了。新的统治——他自己的统治，拉开了帷幕 [1] 。

1187年，噩耗传到法兰西，萨拉丁麾下的穆斯林军队攻克了耶路撒冷。这位令人生畏而极富骑士风度的阿拉伯将领所向披靡，是全世界妇孺皆知的名人。整个“海外”——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中东建立起来的各个基督教国家的统称——面临灭顶之灾。理查一世曾听说过诸多以萨拉丁的名义犯下的暴行：神圣的骑士被残忍地屠杀；伟大的军人被处死，如沙蒂永的雷诺先是被萨拉丁亲自用剑砍伤，然后斩首。他一定也听说了基督教军队在7月4日哈丁之战中的惨败：成千上万的西欧士兵在熊熊燃烧的灌木地带惨死，他们在穆斯林弓箭手的致命攻击下纷纷倒地，舌头被烈火烤焦。他一定也听说过穷苦的基督徒被卖到北非为奴的悲惨故事。但最让他苦恼的是真十字架的丢失。这是耶路撒冷王国最神圣的圣物，此前每一支基督教军队出征时都会将它抬在队伍前方，而如今它竟在哈丁被萨拉丁的军队缴获了。

无论是作为基督教的战士，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君主，理查一世都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兴趣盎然。和所有参加十字军运动的人一样，理查一世对异教徒满怀憎恶。但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女王西比拉是他的亲戚 [2] ，因为她是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的后代，而富尔克五世是他的曾祖父。西比拉的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是金雀花王朝的封臣。因此，十字军东征既是宗教圣战，也是理查一世的家事。

1187年秋季，理查一世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位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大领主。由于和父亲的争吵，他前往圣地的远征被推迟了差不多两年。尽管他非常希望成为欧洲十字军运动的领导者，但这项殊荣还是落在了他的妹婿——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 [3] 肩上。得到耶路撒冷失陷的消息之后，威廉二世立即集合了五十艘船和数百名骑士。1188年，年迈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也率军前往“海外”，他的军队开始了途经多瑙河的漫长陆路行军（在此次远征中，巴巴罗萨在一条河中坠马溺死）。理查一世心急如焚，不肯再等。但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上布质白十字（这表示来自英格兰王国的十字军，法兰西的十字军佩戴的十字架是红色的）、动身前往东方之前，他还有两件非常紧迫的事情要处理。首先是保障他的基业。其次，是他与腓力二世的关系。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连的。

1189年9月13日，星期天，理查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王位第二次比较顺利地传承下去。人们蜂拥而至，争相一睹新国王风采。这位三十二岁的国王此前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英格兰人的视线中。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而优雅的汉子，金红色头发，手脚颀长：比他父亲更高雅堂皇，但面貌同样饱经风霜，这是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的结果。人们很容易设想，这将是一个光荣的新时代。

理查一世在英格兰的一排排主教、修道院院长、贵族、骑士和尊贵庄严的官吏们引领下走向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最宠信的世俗贵族们走在他前面，捧着黄金长剑和仪式用的权杖。教士们身穿紫色法衣和白袍，灿丽夺目。队伍最前方是一支大十字架，教堂内的烛光影影绰绰。焚香浓郁而令人恶心的气味弥漫着初秋的空气，队伍接近教堂内殿时，身后便留下了这气息。教堂内回荡着庄严的圣歌。理查一世走到圣坛前，英格兰位高权重的教会权贵和威风凛凛的贵族们在四周注视着他。

他们当中最骄傲的或许是阿基坦的埃莉诺。看到理查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他母亲最大的心愿成了现实，也实现了巫师梅林的一句著名预言：“撕毁契约的鹰将为（她的）第三次筑巢而欣喜。” [4] 亨利二世含恨辞世之后，她挚爱的儿子旋即将她释放，并将亨利二世为了惩罚她参与1173年叛乱而剥夺的土地和收入归还给她。甚至在抵达英格兰之前，理查一世就下令在英格兰政府中为母亲（已经六十六岁）安排一个重要位置。在加冕礼之前的几周内，她周游全国，主持宫廷，并迫使国内的达官贵人们向她宣誓效忠。

在圣坛前，理查一世发出了三个誓言。在福音书和诸多圣徒遗物的见证下，他发誓要以和平、荣誉和尊崇来对待上帝、神圣的教会及教士；第二个誓言是为人民主持正义；最后一个誓言是废除严刑苛法，确立完善的法律。他站在那里，只穿马裤，内衣在右肩处撕裂，脚踩金线织就的凉鞋。这位虔诚的战士一定是特别崇敬地思考了自己的第一个誓言。他正在被宣示为上帝之锤。

理查一世右手持节杖，左手握权杖；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向他的头部、肩膀和持剑的右臂涂了圣油。鲍德温穿着祝过圣的亚麻布衣服、斗篷式长袍、束腰外衣和宽袖法衣——即宗教仪式所用的祭服，袖子很宽，在他手臂周围鼓起。然后，理查一世被授予全能上帝的武器：鲍德温将一把宝剑呈送给他，他将用这把剑惩罚那些胆敢侵犯教会的恶徒；两位伯爵帮他佩戴王室宝库中珍藏的金马刺。

最后，理查一世披上斗篷，被带到圣坛前。大主教公开警告他，君主的责任极其重大，务必谨慎。理查一世不耐烦地答道：“我明白。”他从圣坛上抓起王冠，把它塞到鲍德温手里，示意大主教将王冠戴到他头上。“就这样”，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写道，“已经加冕的国王被引领到宝座前”。

此时，英格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教士们周游欧洲，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大型的招募会，拉拢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圣战，并向他们许诺，圣战者若在战斗中牺牲，其罪孽将得到赦免，将享受永生。不足为奇的是，以尚武好战著称的地区受到了教会特别密切的关注：鲍德温大主教游历了威尔士，招募到了三千名强悍的威尔士士兵，他们以擅长使用弓箭和长枪、战斗力惊人而闻名遐迩。伟大骑士威廉·马歇尔的一位13世纪的传记作者记载了国王的备战工作：

在英格兰停留期间，理查国王筹备了一支庞大舰队，好带他去圣地……许多质量上乘的优质船只配备有塔楼，装备精良，船员也很精干，足可以抵挡任何桨帆船或敌对势力的攻击。

理查的舰队装载了如此之多的金银财宝、大量白鼬和灰松鼠皮毛、数不胜数的餐具、不胜枚举的贵重精致的衣服和各式各样的武器，看过它们的人都很难一件一件点数清楚。各种给养物资非常齐备，应有尽有：成条的腌熏火腿、葡萄酒、小麦、面粉和大量硬饼干……胡椒、欧莳萝、蜂蜡、香料和质量最上乘的药糖剂。还有很多其他饮品、果冻、糖浆、弓、弩和飞行迅捷的利箭。

从1189年9月起，在一个月之内，理查一世花了1.4万镑，订购了数量庞大的物资：1.4万扇烟熏整猪、6万只马蹄铁、数量惊人的奶酪和豆子、成千上万支箭。购买这些海量给养和物资的金钱来自王室所有可以动用的收入来源。

亨利二世生前通过所谓的“萨拉丁什一税”积攒了10万镑巨款。萨拉丁什一税是对所有动产征收的10%赋税，谁要是敢不交，就会遭到绝罚的威胁；征收工作由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执行。但对理查一世来说，10万镑还只是个开始。他审视着自己继承来的帝国，眼尖地找到了父亲不曾发现的新的收入来源。亨利二世也曾卖官鬻爵，但这样得来的收入基本全都用来供养精明强干的王室忠仆，以妥善地管理政府。理查一世在政府管理上一向都不是太精明敏锐。豪登的罗杰记载道：“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拿来兜售：官职、领主头衔、伯爵领地、郡长职位、城堡、城镇、土地，无所不包。”他大肆出售土地，还没有到动摇自己统治的地步，但生意做得着实热火朝天。据说，理查一世曾开玩笑，如果能找得到买家，就把伦敦城也卖了。

在英格兰紧锣密鼓地筹备的同时，理查一世还在处理政事。1189年圣诞节之后，他在诺南库尔与腓力二世会面，签订了一项互助防御条约。法兰西国王也许诺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若是这两位君主同时离开欧洲，就需要高度的互信。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发誓互不侵犯，保护所有十字军战士的财产，并坦诚相待、诚实守信。他们属下的贵族们也立誓要维护和平。但其实双方都满腹猜忌。两位国王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已经打过很多交道，知道诚实守信是有限度的。

在离开自己的王国时，理查一世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置二十二岁的弟弟约翰。约翰在他们父亲统治时期被戏称为“无地的约翰”，但现在是爱尔兰领主，并且得到了在英格兰获得价值4000镑的土地的诺言。理查一世兑现了这个诺言。约翰得到了一个诺曼头衔——莫尔坦伯爵，享有德比、诺丁汉、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这些伯爵领地，英格兰中部的多座城堡，并且还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布里斯托尔、格拉摩根和纽波特的女继承人——结了婚。这些领地非常广大，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势力集团，因此约翰可以轻松地破坏政府的稳定。理查一世从来没有信任过自己的弟弟，并且在与父亲议和的时候，还曾坚持要求让约翰和自己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现在他犹豫不决，先是干脆将约翰逐出英格兰，后来又回心转意（或许是因为听了母亲的建议）。约翰的问题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给约翰很多土地但没有正式权力，是理查一世能想出的唯一办法。

理查一世指定了一些忠诚的官吏，在他远征期间主持朝政。埃莉诺起初的任务是好生关照她的幼子约翰。英格兰的行政工作主要由达勒姆主教休·德·皮伊塞和伊利主教威廉·朗香负责，他们的权责范围以亨伯河为界。理查一世就政府工作向他们作了明确的指示，但他们一定仍然惴惴不安。亨利二世或许曾经证明，一位金雀花国王可以在英格兰境外待的时间比在境内更久，而仍然成功地治国安邦，但亨利二世从来没有到过比法兰西南海岸更远的地方。

最后，理查一世的大军集结完毕，物资也准备妥当，运送兵员和物资的庞大舰队预定将在1190年7月底与他会合。他去了勃艮第，与腓力二世会面。两位国王发誓在战利品方面互通有无，平分得到的所有收益。7月4日，他们在各自的庞大军队护卫下开拔，前往耶路撒冷。在里昂，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法兰西国王的军队开往热那亚，准备在那里雇佣一支舰队；而理查一世的人马则前往马赛。理查一世很注意培植自己的浪漫的神话气息，携带着一把利剑，据说就是亚瑟王的神剑——“王者之剑”。他决心要让这把剑大显身手。

[1] 从这里起，我们将他称为理查一世。

[2] 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后来的耶路撒冷国王）的长子若弗鲁瓦就是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即理查一世的祖父。富尔克五世的幼子——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就是西比拉的父亲。所以，理查一世是西比拉的堂侄，尽管理查一世的年纪比她大三岁。

[3] 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的妻子是理查二世的妹妹琼。

[4] 鹰指代阿基坦的埃莉诺，撕毁契约可能指她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离婚，第三次筑巢可能指理查一世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是早夭的普瓦捷伯爵威廉九世和小亨利国王）。

东方称雄

1191年初的隆冬，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她负责照顾的孩子在缓缓地通过天寒地冻的阿尔卑斯山隘口。他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好几周。夜间他们在隐修院借宿，白天在陡峭崎岖的乡间择路缓行。他们乘坐软轿，带着一群仆人，但在这种旅途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奢侈。他们是王室成员，但前方的路仍然充满艰难险阻。他们要翻山越岭，下山到伦巴底平原，然后前往比萨。

此前，阿基坦的埃莉诺把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从她家中接了出来。她的家是奥迪勒的城堡和宫殿（在潘普洛纳附近），巍然俯视着西班牙北部纳瓦拉地区的炽热平原。埃莉诺把贝伦加丽亚送到儿子理查一世身边，好让他们结为连理。据大多数编年史家说，埃莉诺为儿子找到的这位新娘的聪颖胜过美丽，但本性纯良。

贝伦加丽亚姑娘的此次史诗旅程是好几年前就安排好的。理查一世和他的外交官们一定是费尽唇舌，才说服纳瓦拉国王桑丘六世同意让自己的幼女经历这一场漫长而危险的旅途：贝伦加丽亚要经过多个敌对的王国和艰险难行的地域，去追寻一位正在奔赴世界上最危险战区的国王。陪同她的是理查一世的母亲——欧洲最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女人——这既让人宽心，也让人担忧。

贝伦加丽亚知道，自己与理查一世的婚姻将会非常有争议。英格兰国王与腓力二世的姐姐艾丽斯的娃娃亲还没有解除。尽管有流言蜚语说他的父亲已经诱奸了艾丽斯，但理查一世仍然有正式义务娶她。整个基督教世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其他地方。

贝伦加丽亚很紧张，但值得宽慰的是，她的旅伴经历过更糟糕的事情，经验极其丰富。埃莉诺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头脑灵活，沿途处理了许多外交事务，包括在米兰附近的洛迪会见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儿子和继承人海因里希六世。年轻的贝伦加丽亚会发现，她与理查一世的婚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威望，因为她成了金雀花王朝最高层的成员，而这个王朝的势力和影响从德意志帝国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

埃莉诺和贝伦加丽亚差一点就在比萨赶上了理查一世，最后于1191年3月30日在西西里与他会合。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六个月，而且已经参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冒险。他的大军先是在葡萄牙王国的里斯本登陆，在那里奸淫掳掠，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圣战热情”，然后才到马赛与理查一世会合，并驶向西西里。理查一世在沿着意大利海岸南下的途中经历了不少冒险，有一次他看到一群那不勒斯农民在放鹰，就训斥他们竟敢僭越自己的本分，去搞只有贵族才有权享受的娱乐，不料险些被乱石打死。他抵达西西里之后，擅自征服了墨西拿（西西里国王唐克雷德 [1] 的臣属领地），并在城墙上升起了英格兰旗帜，也就是说，他把与腓力二世缔结的平分战利品的约定抛在了脑后。墨西拿海峡现在挤满了理查一世的重型战船，这让法兰西国王吹胡子瞪眼，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这位战友浮夸奢华的旅行方式着实令人讨厌。

腓力二世在看到理查一世盛气凌人的军事风格时还只是恼火，在得知他迎娶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的计划时，简直是暴跳如雷。理查一世原先将自己的结婚计划严格保密，但在新娘抵达几天前的一次令人丢脸的争吵中，他终于告诉腓力二世，他不会娶艾丽斯。他说自己的父亲勾引了那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腓力二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蒙骗的事实。理查一世给了他1万马克作为废止婚约的赔偿。腓力二世只得收下赔偿金，忍气吞声，最后在震惊和狂怒之下，于贝伦加丽亚驾到几天前离开了西西里。

埃莉诺在西西里待了三天，与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和女儿琼团聚。琼是先前的西西里王后，后来被唐克雷德国王囚禁，直到理查一世在征服墨西拿的时候才将她营救出来。从1177年十一岁的小姑娘琼远嫁西西里以来，埃莉诺就一直没有见过她。但亲人团聚很短暂。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国事（约翰待在那里，对他的兄长来说一直是个隐患）需要埃莉诺回去处置。十字军准备离开西西里、开赴圣地的时候，琼接替母亲，担负起了照顾和监督贝伦加丽亚的任务。婚礼将在圣地举行。

下一个集结点原定是克里特岛，但海上刮起暴风，将理查一世的舰队吹散了。大约二十五艘船被风刮得偏离航行，到了塞浦路斯。当时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希腊领地，由拜占庭的伊萨克·科穆宁统治，他的绰号是“塞浦路斯的暴君”。塞浦路斯对“海外”的海岸城市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集结点，但科穆宁是个反复无常的统治者。理查一世的几艘船在塞浦路斯海岸失事，乘客遭到了科穆宁臣民的欺凌。最可恶的是，琼和贝伦加丽亚乘坐的船在利马索尔外海停锚等待的时候，科穆宁居然企图俘获这艘船。

理查一世于4月22日在罗得岛登陆，得知了自己的妹妹和未婚妻的困境。他决定征服塞浦路斯（就像占领墨西拿一样），好好惩罚一下那里的居民，也不管塞浦路斯其实是个基督教国家。5月5日，他在利马索尔猛冲上岸，打了一场血腥的巷战，努力占领这座城镇。塞浦路斯人败退到了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为了庆祝这场胜利，理查一世于5月12日在利马索尔的拜占庭式的圣乔治教堂与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喜结良缘。诺曼的埃夫勒主教为年轻的王后加冕。婚礼的客人一定包括吕西尼昂的居伊，他是曾经的耶路撒冷国王，因为有普瓦图伯爵的身份，所以也是理查一世的封臣。这无疑是英格兰王室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婚礼和加冕礼之一：在一座塞浦路斯教堂，一位纳瓦拉少女被一位诺曼主教加冕为英格兰王后，到场庆贺的客人包括耶路撒冷流亡者。这彰显了金雀花王朝统治下英格兰王室范围极其广大的影响力。

婚礼结束后，理查一世的军队在随后三周内继续征服塞浦路斯。理查一世将自己的舰队一分为二，让舰队的两部分绕着塞浦路斯岛相向航行。舰队每次停下的时候，空气中一定回荡着恐怖的尖叫，佩戴英格兰圣战者白十字的士兵们猛冲上岸，劫掠城镇、占领城堡、登上敌船。主要的战利品是伊萨克·科穆宁本人。这位暴君坚守了一个短暂时期，但他挚爱的女儿在凯里尼亚要塞被俘之后，他的抵抗意志就瓦解了。他向理查一世俯首称臣，唯一的要求是尊重他的地位，不要用铁镣铐捆缚他。理查一世始终是个风度翩翩的骑士，欣然同意。他特地命人打造了白银镣铐来捆缚科穆宁。

此刻，金雀花帝国扩张到了中东的边缘。理查一世在给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朗香（留在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征服塞浦路斯全岛及其所有据点。”他强迫所有塞浦路斯男子剃掉大胡子，确认了当地的法律和风俗，并指派自己的官吏来管理当地。但与他的父亲不同的是，理查一世更感兴趣的是现金，而不是长期的霸主地位。征服完成之后，他立刻把塞浦路斯卖给了圣殿骑士团，价码是10万撒拉森拜占特。

从塞浦路斯的某些制高点可以远眺黎巴嫩海岸。圣地现已触手可及，充满了诱惑。理查一世丝毫没有耽搁，立刻扬帆起航。1191年6月8日，他抵达阿卡，发现此处的围城战已经热火朝天地打了一年多。腓力二世在几个月前抵达了这里，他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城东。此处的基督教大军还包括占据该城的基督徒，以及德意志和比萨军队等。腓力二世的巨型投石机“坏邻居”正在和穆斯林军队的巨型投石机“坏亲戚”对决。“坏邻居”不时被敌人的火力损坏，腓力二世就命人将它修复。巨石被射入城市、深深砸入地表的隆隆巨响和撞击声，以及随后暴风骤雨般的箭矢，一定会让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人心惊胆寒。

理查一世从海上接近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座陷入消耗战的城市。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达到了想象力所及的巅峰。基督教军队在尝试填平护城河、准备攻城器械的时候，就把臭气熏天、沾染疫病的死马死人当作配重物。

此地已经希望断绝。残忍的暴行遍地肆虐。基督徒妇女们抓住了一艘埃及桨帆船的船员，将他们折磨至死。穆斯林领袖们计划向基督教军队发动恐怖袭击，在敌营里放出数百条毒蛇。法兰西人建造了巨大的攻城器械，穆斯林守军用希腊火 [2] 将攻城武器的操作人员活活烧死。饥肠辘辘的德意志士兵开始吃骡肉。挖掘战壕的劳工累得精疲力竭，在战场上炽热而充满瘴气的环境中几乎窒息。在基督徒营地里，下等妓院迅速蔓生，敌对双方都光顾这些妓女。附近的海面上到处浮动着膨胀的死尸。

理查一世刚刚抵达，就与法兰西人发生了矛盾。欧洲各国并没有组成一个反对异教徒的基督教统一战线，而是把互相之间的重重矛盾带到了圣地。理查一世比腓力二世富有得多，他麾下的士兵军饷丰厚，渴望胜利和劫掠。理查一世招兵买马时开出的价码比腓力二世高，这让后者愈发恼火。

即便没有围城战和内部的混战，阿卡对入侵者来说也是个危险的地方。理查一世在此安营扎寨不到一周时间就患上了一种类似坏血病的疾病，叫作“阿纳尔迪亚病”或“莱昂纳迪病”。他的牙齿和指甲开始松动，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但理查一世作为国王，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宣传工作。患病虽然让他身体虚弱，但他绝不允许疾病耽搁自己的作战计划。为了维持十字军东征的节奏，他向萨拉丁发出书信，要求与他秘密谈判，同时还请求他提供桃子和冰块来帮助他退高烧。萨拉丁派人送来了水果，但不肯与他见面。两位领袖之间建立了信函往来，萨拉丁很快就开始尊重法兰克人 [3] 的这位新领袖。

理查一世在东征期间多次患病，身体羸弱，但他依然坚忍不拔，不肯屈服。7月初，基督教军队加强了对阿卡的进攻，守军濒临崩溃，理查一世坐着轿子亲临战场。他盖着光彩夺目、尽显帝王威仪的丝绸被子，手持弩弓，在帐幕掩护下向穆斯林守军射击，杀死多人，并鼓舞自己的士兵奋勇直前。7月5日，基督教军队终于突破了阿卡的防御。这项功绩既属于从东面顽强猛攻的腓力二世，也属于从北面攻城的理查一世。近两年时间内，基督教军队用掘堑壕、挖地道、投石机抛掷巨石、云梯登城、射箭等手段，坚持不懈地攻打这场城市。参战者成千上万，包括在东方的几乎每一位有地位的基督徒贵族、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的雄厚军力、比萨人、热那亚人、丹麦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朝圣的战士。这座城市能够坚守这么久，彰显了穆斯林守军的极度英勇。

在阿卡陷落之前，萨拉丁和基督教骑士们敲定了一个协议，以避免血腥的洗劫。十字军允许阿卡守军以体面的方式投降，在城头上升起了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的旗帜——他们是攻城的主要领导人，而尽量避免更多的暴力流血。作为回报，萨拉丁答应缴纳20万第纳尔的赎金、释放近2000名战俘，并交还在哈丁缴获的真十字架。停在该城港口的埃及桨帆船舰队的大部分都被俘虏，于是基督徒在黎凡特 [4] 沿海地区的霸权得以大大扩张，穆斯林势力在地中海西进的雄心几乎彻底断送。基督徒们蜂拥冲进阿卡城内王宫之外的部分。经历了漫长而令人神经崩溃的痛苦折磨之后，他们终于可以欢歌狂舞，并在城市比较脏乱的区域狂饮、嫖妓。但这场胜利也播下了灾难的种子，将会在欧洲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阿卡是被欧洲多国军队联合攻克的，理查一世、贝伦加丽亚和琼还是将王宫占为己有。理查一世的盟友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他自4月起就在圣地作战，在阿卡围城战中贡献很大）已经抢先一步到了这里，在王宫悬挂了自己的纹章。理查一世把这些纹章都撕扯掉了。理查一世的傲慢激怒了利奥波德公爵和腓力二世，他们在理查一世手里遭受了数不胜数的怠慢，这让他们的东征之旅充满了屈辱。

阿卡战役之后，十字军东征运动得到了很大鼓舞，但也遭受了意外的打击。腓力二世在嫉妒、思乡和恼怒的联合刺激之下，宣布要班师回朝，因为他认为自己征服了阿卡，参加圣战的誓言就算是兑现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损害了法兰西王室的尊严。事实上，腓力二世受够了理查一世的侮辱。他们的最近一次权力斗争是关于耶路撒冷国王的人选：理查一世推荐吕西尼昂的居伊，而腓力二世支持蒙费拉的康拉德。

阿卡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佛兰德伯爵腓力在攻城战中阵亡。这是欧洲贵族在东方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此事在欧洲的影响更大。佛兰德是欧洲的羊毛和纺织中心，富饶兴旺。如果能将它的一部分纳入法兰西王室领地，就可以大大改善法兰西的财务状况。在东方为了上帝的光荣而战是一回事，但腓力二世内心里毕竟还是个卡佩王朝的君主。对他来说，将佛兰德伯爵留下的富裕领地占为己有才是要紧事。法兰西国王当然更愿意在欧洲西北部为法兰西王室赢得新利益，而不是在酷热难当、肮脏污秽的东方为人作嫁、屈居老二。8月3日，腓力二世从推罗启程，离开“海外”，返回法兰西。

理查一世现在成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他拥有强大的军队、雄厚的财力、庞大的舰队和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现在他还掌握了几乎全部军事指挥权。据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记载，理查一世曾宣称，对他来说，如果让腓力二世待在东方，就像是猫的尾巴上被拴了只锤子。现在锤子被拿掉了，猫可以尽情奔跑了。理查一世在中东将会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光荣，他现在没有义务与别人分享荣耀了。但随着他在圣地停留的时间延长，国内的问题却愈发严重。

[1] 前文讲到的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狮心王理查的妹婿）于1189年11月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堂兄唐克雷德夺取了王位。

[2] 希腊火是最早为拜占庭帝国使用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为早期热兵器，主要应用于海战中。希腊火多次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一些学者和史学家认为它是拜占庭帝国能持续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希腊火的配方现已失传，其成分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一般认为是以石油为基础。

[3] 伊斯兰世界在此时期所说的“法兰克人”指的是法兰西人，或泛指十字军中的西欧人。

[4]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明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为“东方”。

背叛

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 [1] 抵达多佛尔的时候，就像其他每一位初次到访的客人一样，目睹正在兴建的宏伟城堡，赞叹不已。到1191年9月，与已故的路易七世参观工地时相比，这项工程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现在，若弗鲁瓦仰视它巍峨雄壮的方形主楼，回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花费了巨大财富，将这座城堡修建为王室光辉荣耀的象征，彰显着金雀花王朝的世俗权力。

若弗鲁瓦自己也是个威风凛凛的人。他颇具军事才华，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士，还可以算得上是金雀花王朝的一位王子。他是亨利二世与一名叫作伊克奈的女子所生的私生子。据编年史家沃尔特·马普说，伊克奈是一个娼妓。若弗鲁瓦为王室和教会效力，早已飞黄腾达，曾担任父王的大法官，在1173至1174年的大叛乱中还在北方指挥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现在，他是弟弟理查一世属下的第二大宗教权威。在国王远征海外，并且还没有诞下直接继承人的时候，让一个有王室血统的青年留在国内，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何况这个青年还富可敌国、野心勃勃。因此，十八个月前，理查一世在出发前往圣地之前曾迫使若弗鲁瓦像约翰一样，发誓在三年之内不返回英格兰。朝政被交给了威廉·朗香，他综合多重身份于一身：伊利主教、教皇使节、首席政法官和大法官。集政权和教权于一人的最高程度的例子莫过于此。

现在，若弗鲁瓦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约翰结盟，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理查一世在西西里的时候曾表示，如果他在十字军东征中去世，那么他的侄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应当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阿尔蒂尔是理查一世的兄长若弗鲁瓦的儿子，若弗鲁瓦于1186年在巴黎的一次比武大会中丧生。理查一世出征“海外”的时候，阿尔蒂尔大约四岁。二十四岁的约翰对自己兄长的王储人选表示强烈不满。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返回英格兰，占据了诺丁汉和蒂克希尔的大城堡。威廉·朗香的治理不得人心，所以约翰得以招兵买马，反对这位大法官。朗香的出身和背景都是诺曼的，非常专横跋扈，与他试图治理的民众格格不入。为了解决争端，约翰与朗香进行了谈判。约翰迫使朗香抛弃了年轻的阿尔蒂尔，而承认他自己为英格兰的假定继承人。

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在多佛尔登陆的时候得到了约翰的警报：危险迫在眉睫。若弗鲁瓦返回英格兰的消息已经走漏风声，朗香的部下正在奔赴多佛尔，去逮捕若弗鲁瓦。一旦被捕，若弗鲁瓦会被冠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可能会身陷囹圄。若弗鲁瓦匆匆奔逃，穿过多佛尔城，躲进了圣马丁小修道院。

朗香的部下将修道院团团围住，四天之后失去了耐心，便硬闯进去，抓捕他们的猎物。他们发现约克大主教在圣坛旁。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神圣的地方。考虑到前不久发生的时事，这还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大法官的部下向若弗鲁瓦大主教扑过去，将他五花大绑，押出修道院。这让人联想起贝克特被谋杀的情景，令人惴惴不安。若弗鲁瓦被拖着手脚，经过多佛尔的街道，沿途脑袋不断撞击地面。这对若弗鲁瓦来说固然不是愉快的经历，但对威廉·朗香来说却是个政治灾难，现在英格兰的几乎所有教士都敌对他。

约翰的宣传家们开始上蹿下跳。忠于约翰的作家，如诺南的于格，对朗香大肆攻击，嘲讽他是猿猴、侏儒、变态和恋童癖。他遭受的指控罪名涵盖了中世纪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设想的每一桩恶癖和罪行。与此同时，约翰在做控制伦敦的准备。朗香试图阻止约翰入城的时候，伦敦市民封闭了城门，谴责大法官是叛贼。

洋洋得意的约翰将朗香拖到摄政议事会前。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向朗香发出了一连串贪污腐败的指控，并谴责大法官派人逮捕自己的恶行。朗香的权威几乎荡然无存。他的官职被议事会剥夺，被迫为自己的城堡交出人质，还被关押在多佛尔监狱一周之久。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彻底垮台，忙不迭地逃往佛兰德。摄政议事会指定约翰为全国最高摄政。这恰恰就是理查一世试图阻止出现的局面。

在圣地，理查一世所向披靡。尽管条件恶劣，而且他自己疾患缠身，但他还是稳固地控制了阿卡，并且给萨拉丁制造了许多麻烦，尽管用的是非常煞风景的策略。1191年8月，他在阿卡城外的一块平原上屠杀了两千六百名穆斯林战俘。不久之后，基督教军队南下，攻克了耶路撒冷的港口城镇雅法。理查一世与萨拉丁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两位领袖都在试探对方，看能否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其中最淘气的和平建议要数理查一世的一个主意：让他的妹妹琼嫁给萨拉丁的兄弟，条件是这个兄弟必须改信基督教。

约翰兴风作浪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方。1192年4月初，在亚实基伦，理查一世得到报告，他的大法官被罢免了。这消息令人不安，但理查一世已经制定了紧急预案。他派遣林肯主教——库唐斯的沃尔特回国，调解约翰和朗香之间的关系，并担任首席政法官，在政府工作中扮演高度活跃的角色。5月末，理查一世得到了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他得知，约翰正在和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勾结。使节向他警告说，约翰正在进行“可耻的背叛”，英格兰面临沦陷的危险。只有埃莉诺还能遏制住她的小儿子。理查一世从自己的经验深知，如果一位王子与卡佩王朝联手，必将招致灾祸。毕竟，理查一世自己就曾经这样对待父亲。

理查一世目前只是部分收复了耶路撒冷王国，但他在中东待得越久，弟弟约翰和异母弟若弗鲁瓦把英格兰王国搞成瓦砾堆的风险就越大。新的作战季节即将开始。这将是他在“海外”的最后一个作战季节。他只有最后一个机会去战胜萨拉丁、赢得无上光荣了。此后他必须回国，重返诺曼底和英格兰。

1192年4月中旬，意大利贵族蒙费拉的康拉德获悉了喜讯。在圣地征战多年之后，他将要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了。他与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吕西尼昂的居伊的漫长斗争终于要结束了。居伊放弃了对耶路撒冷王位的主张，交换条件是塞浦路斯的宗主权。康拉德将成为“海外”的基督徒世界的永久性领导人，负责继续推动针对萨拉丁的战争。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誉，他对此已经垂涎许久。

4月28日夜间，仍然沉浸在喜悦气氛中的康拉德去博韦主教腓力家用膳。在欢宴一晚之后，康拉德在两侧卫兵的保护下，骑马穿过推罗的街道，打算回家休息。他策马走进一条小巷的时候，看到路两边分别坐着一个人。他接近的时候，这两人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封信。康拉德很好奇，但没有下马。他从马背上探出身来，伸手去接信。这时，拿信的人抽出匕首，向上猛戳，深深刺入康拉德的身体。另外一个人跳上他的马背，猛刺他的身侧。康拉德跌落下马，当场死亡。他担任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还不到两周时间。

杀害康拉德的两名刺客是神秘莫测的拉希德丁·锡南（人称“山中老人”）派来的。他是一个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凶残的宗教派别的领袖，与萨拉丁联手反对基督徒。很快就有流言称，这次暗杀有理查一世在幕后推动，因为理查一世曾支持吕西尼昂的居伊当耶路撒冷国王。“海外”的王权政治又一次陷入危机。这年夏天基督教军队向耶路撒冷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萨拉丁向朱迪亚 [2] 的所有水井下了毒。于是，基督教方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应当继续进攻耶路撒冷，还是集中力量攻击巴勒斯坦南部，以扰乱萨拉丁与埃及的交通线？战事陷入僵局，萨拉丁盘踞耶路撒冷，基督徒则控制着沿海地带。

7月底，理查一世在阿卡周边尝试了一次佯攻，希望能够骗到萨拉丁，让他以为自己的目标是贝鲁特。萨拉丁没有上当。在理查一世不在期间，萨拉丁猛攻了雅法，取得了一场辉煌胜利。穆斯林军队以极其致命的专业技术在城墙下掘壕，将其破坏。7月31日，城墙的很大一部分轰然坍塌，一时间尘土飞扬、天崩地裂。撒拉森人横冲直撞，洗劫了雅法城。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雅法是耶路撒冷的港口，也是基督徒海上优势的一个关键的战略核心所在。

7月31日夜间，理查一世率领一支小规模舰队驶入雅法港。他在绝望之下，选择了逆风航行。国王乘坐的战船上遮盖着红色华盖。红头发的国王涉水上岸，他的红旗在微风中招展。他率领部下逼近城镇，那里每一个街区上方都飘扬着穆斯林的旗帜，街道上回荡着“真主伟大！”的呼喊。一些基督徒船员利用搜罗来的木料搭建了滩头防御工事，而理查一世则指挥部队进攻城镇。

基督徒的进攻猛烈而出人意料。理查一世的人马尽管处于劣势，但仍然扫清了雅法城内的穆斯林入侵者，用弩弓火力将其驱散，将他们赶入内陆。几天后，穆斯林军队重返这座饱受摧残的城市。基督徒骑士组成了刺猬阵型，用弩箭将敌人击退。理查一世又一次赢得了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巩固了他在东方的传奇地位。这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次军事交锋。

双方都无力再战。理查一世写信给萨拉丁，发出警告，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双方都没有力量打下去，只能试试外交手段。1192年9月2日，星期三，双方终于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耶路撒冷仍归萨拉丁所有，但他同意允许少量基督徒朝圣者前往圣墓。推罗和雅法之间的所有土地仍归基督徒。真十字架还在萨拉丁手中。

理查一世从未与萨拉丁谋面，也没有去耶路撒冷朝圣过。他写信给这位苏丹称，他会再回来征服圣地。萨拉丁大无畏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回信说，他想不出会有哪一位君主比理查一世更有可能夺取他的帝国。但萨拉丁已经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后，于1193年3月4日在大马士革与世长辞。他是这个时代最令人畏惧和尊重的穆斯林领袖。萨拉丁尽管能够做出超乎寻常的屠杀和暴行，同时却以慷慨大方、关心民众疾苦著称。他将自己的家产用于周济穷人，去世时只留下少量钱币。尽管理查一世尽了极大努力，但萨拉丁还是收复了耶路撒冷和圣地的几乎所有十字军城市，只有雅法和推罗之间的狭窄地带仍然在基督徒手中。

1192年10月，理查一世起航返回欧洲。他动身时一定十分忐忑。此时他的王位说不定已经被弟弟篡夺了。理查一世将他的外甥——二十六岁的香槟伯爵亨利 [3] 留下，担任耶路撒冷国王。但这位国王只拥有半壁江山。以最严格的标准来看，理查一世的东征是个失败。但它在有一个方面是成功的：狮心王的传说诞生了。

[1] 与亨利二世的另一个儿子布列塔尼公爵若弗鲁瓦（阿尔蒂尔的父亲）同名。

[2] 朱迪亚是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南部和约旦西南部。

[3] 香槟伯爵亨利的母亲是法兰西的玛丽，即阿基坦的埃莉诺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生的女儿。也就是说，狮心王理查是玛丽的同母异父弟弟。

意外的绕道

1193年春末，理查一世创作了一首充满忧郁和沮丧、挫折和思乡之情的歌谣。这首歌用阿基坦的本土语言——奥克语写成，以其第一行“没有一个囚徒”为题，流传了八百多年。其中最著名的两节歌词如下：

没有一个囚徒能将自己的故事

讲得完美，佯装自己并不忧伤；

但作为慰藉，他可以写一首歌。

我有许多朋友，但他们的馈赠都很糟糕；

如果为了等待赎金，我必须被囚两个冬天，

那么他们真够可耻。

我的部下和封臣们都深知，

不管他们是英格兰人、诺曼人、普瓦图人还是加斯科涅人，

我绝不会抛弃一个可怜的伙伴，

让他久留在监牢中。

我这话不是责备他们，

但我依旧身陷囹圄。

理查一世创作这首凄凉歌谣的地点是莫德尔河畔的哈格瑙皇宫，这是一座宏伟的设防猎苑。这座雄伟建筑是由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建造的，目前的主人是他的继承人海因里希六世。皇宫内收藏了大量珠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珍奇。

理查一世结束了东征，开始返乡之旅，却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已经臭名昭著。在东方和他并肩奋战到最后的那些人或许会欣赏他的努力，但那些先走一步回欧洲的盟军却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在这些人看来，理查一世狂傲自负、专横跋扈，理应摔个大跟头。他撕毁了与法兰西国王姐姐的婚约，这对法兰西来说是莫大耻辱。他废黜了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而后者与欧洲的多位重要贵族有亲戚关系。他不肯与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分享战利品，还在洗劫阿卡的时候将利奥波德公爵的旗帜撕下。有流传甚广的传言说，他就是蒙费拉的康拉德遇刺的幕后黑手。西欧的几乎每一位主要君主都有理由恨他。他离开“海外”回国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能够安全通行的地方实在太少。海因里希六世皇帝现在是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的盟友，因此皇帝的领土也不安全。所以，理查一世从圣地返回的路径与出发时大不相同。他的第一个停靠港是科孚岛，他在那里得知，敌人已经切断了意大利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南端之间的几乎所有海上通道和停泊点。返回自己王国的几乎所有道路都要通过敌境。

11月，海况恶化，波涛汹涌。理查一世和少数亲信雇佣了桨帆船，出发北上。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拉外海遭遇海难。在抵达友好的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理查一世的姐夫）的领地（在德意志东北部）之前，理查一世必须走漫长的陆路，穿越中欧，才能最终回家。这条道路的几乎每一段都必须经过敌境。理查一世一行人乔装打扮为朝圣者，开始徒步前进。但欧洲最著名的十字军国王在旅行时怎么可能不被认出呢？刚走了三天，在离维也纳50英里的地方，他们被人认出和告发。理查一世被逮捕，交给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1193年2月，利奥波德将他卖给海因里希六世皇帝，价码是皇帝能够为这位被俘国王索取的赎金的一半。他被皇帝扣押，听候审判，罪名包括谋杀蒙费拉的康拉德和与萨拉丁缔约、出卖圣地。

理查一世被囚禁在皇帝的宫廷的时候，受到严密监视，但并没有受到虐待。根据贵族的规则，他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的。将一位国王投入地牢是惊世骇俗、极不可能的事情。理查一世是一位十字军战士，因此教皇理应禁止基督徒将他监禁。理查一世的外交官们在罗马愤愤不平地提出了这一点。但理查一世仍然被囚禁起来，就像他的母亲曾被他父亲关押，以及他的叔公罗贝尔·柯索斯被外曾祖父亨利一世囚禁一样。他一定会回想起，自己的母亲身陷囹圄十五年，而柯索斯在狱中度过三十载春秋后含恨死去。他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会与他们雷同？

在英格兰，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当然乐于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帝国的监狱把牢底坐穿。这样他就能放开手脚去攫取王位。像之前的任何一位金雀花家族成员一样，约翰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自然不需要别人怂恿。1193年1月，在巴黎，二十五岁的约翰以金雀花王朝大部分领土宗主的身份向腓力二世宣誓效忠，并同意迎娶被他哥哥抛弃的新娘艾丽斯（此时已经三十二岁）。然后约翰返回英格兰，企图掀起一场叛乱。

对理查一世和英格兰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习惯了国王长期在外的国度，还有很多理智的头脑。腓力二世在十字军东征中半途而废，匆匆赶回欧洲将佛兰德攫为己有。现在，他从佛兰德方向对英格兰构成了威胁。为了阻止腓力二世入侵英格兰、支持约翰夺权，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库唐斯的沃尔特加强了海岸防御。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对一位身处异邦的十字军战士的困境表示同情，并且深知理查一世过去的慷慨大方，因此拒绝起兵反对这位身在千里之外的国王。3月，理查一世在狱中提名自己的十字军战友休伯特·沃尔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当选之后，主持了一次大型议事会，与会者普遍同意，应当尽快援助国王。

3月，神圣罗马皇帝将理查一世送上法庭。在云集于法庭的权贵和廷臣面前，理查一世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表现出了极大的庄严、尊贵、雄辩和优雅，令许多人感动得怆然泪下，当地的许多贵族转而支持他。布列塔尼的纪尧姆写道，理查一世“如此能言善辩和威风凛凛，风度高贵勇敢如雄狮，似乎他不是在受审，而是端坐在林肯或卡昂的祖先王座上”。腓力二世试图将他转移到法兰西法庭受审，而理查一世借助了精明的外交手段，与莱茵兰（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叛乱诸侯谈判，帮助他们与帝国和解，卖了个人情给皇帝，于是没有被交给法兰西人。尽管有消息传来，腓力二世的军队横扫诺曼底，占领了吉索尔的大城堡，还正在攻打公国的首府鲁昂，但理查一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向在英格兰的支持者发去信函，安抚和鼓励他们，给世人留下一种至关重要的印象：他的获释已经指日可待。

但要重见天日，必须要付出昂贵代价，他的国库会被一扫而空。理查一世的领地原本就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巨额经济负担而苦不堪言，现在为了筹措国王的赎金，又惨遭横征暴敛，被征收高达25%的收入税和动产税。大贵族们都要为赎回国王出资出力。英格兰全境的隐修院和教堂的羊毛和贵重餐具都被搜刮一空，教士们听到王室官吏走近的沉重脚步声，都会提心吊胆。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记载道：“较大的教堂交出了年代久远的财宝，各教区奉献出了银质圣餐杯……大主教、主教、大修道院院长、小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诸侯们缴纳了他们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熙笃会僧侣和普雷蒙特雷修会的修士们捐出了他们全年的羊毛产出；依靠宗教什一税过活的教士们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埃莉诺和王室首席政法官们的严密监视下，教会和臣民的钱袋都被搜刮一空。在理查一世的王国，全民团结起来为筹措他的高额赎金而努力，几乎完全对他弟弟约翰越来越无耻的夺权努力置之不理，这足以证明，在国民眼中，久经考验的武士理查一世的合法王权的价值是多么崇高。

即便是付出了如此惊人的努力，还是花了足足六个月才筹齐了理查一世的赎金。整个秋天，他郁闷愁苦地听候皇帝发落。被囚禁的狮心王的传说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多年后流传起了许多关于理查一世最喜爱的吟游诗人布隆代尔的夸张故事，讲述他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自己的主公，最后终于在远方听见了他们两人曾一起创作的歌曲，于是查明了主公被囚禁的地点。这个故事虽是后人附会，但理查一世在狱中的确是振奋精神、笑脸示人，在到访的外交官们面前表现得爽朗愉快，尽管奸诈的弟弟正在企图抢班夺权。

1194年2月4日，理查一世重获自由。他付了10万马克赎金，并交出人质（包括鲁昂大主教和萨克森公爵海因里希的两个儿子），保证还将交付5万马克尾款，并且在母亲的劝说下，接受了海因里希六世的一项非君子的要求。在谈判末期，海因里希六世要求理查一世将英格兰王冠交给他作为抵押，许诺将来会归还，但要求理查一世臣服于帝国，成为帝国的封臣。这的确是疯狂的价码，是能够赎回国王的天文数字赎金。但这意味着，在一年零六周的牢狱之灾之后，理查一世终于自由了。此时，帝国的边境上已经困难重重。据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二世给约翰发去了十万火急的信，将这消息告诉他：“好自为之，魔鬼已出笼。”

3月20日，理查一世在肯特郡的桑威治登陆；他离开英格兰差不多已经有四年之久。据拉尔夫·德·狄瑟托记载，三天后，“在装点一新、金碧辉煌的伦敦城，在教士和民众的欢呼雀跃之下，他在达官贵人的簇拥之下走进圣保罗大教堂”。这是一次喜气洋洋的归途。但理查一世没有时间享受盛大的欢迎宴会。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狮心王归来

1194年4月17日，在温切斯特大教堂的小隐修院，理查一世身穿国王的全套华服，佩戴王室全副御宝，威风凛凛、昂首阔步地走出自己的房间。他头戴沉甸甸的王冠，身披典礼仪庆专用的华丽袍服，他上一次穿这套华服还是1189年在威斯敏斯特。就像他加冕时一样，三位伯爵走在他前面，手捧宝剑。其中一位是苏格兰国王威廉，以亨廷顿伯爵的身份参加仪式：狮子走在狮心王前面。

理查一世从小隐修院行进到教堂，周围簇拥着英格兰位高权重的伯爵和骑士们。在教堂内，年事已高但在政治上仍然非常精明敏锐的埃莉诺和她的侍女们在等待一睹国王的威仪。教堂外，人头攒动，争相见证君主的风采。这就是圣地的英雄、欧洲君王们的克星。在被囚的一年多中平添许多皱纹的理查一世回到了自己的国度，将要展示一番自己的强大力量。

这是一次正式的戴冠冕的典礼，其庄严隆重几乎可与加冕礼媲美。这种庆典的惯例在以往诺曼王朝诸王治下保存下来，但在亨利二世时期荒废了。复苏这种仪式并非理查一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的主要谋臣们的建议，他们主张举办一次此类仪式，重新确立国王的权威，昭示天下。理查一世通常对仪式庆典和在公共场合作秀很不耐烦，但这一次严格遵守繁文缛节，全面展示了君主的威仪。

1194年春季，他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回国几天之内，他就完全扑灭了约翰叛乱的余烬，围攻了蒂克希尔和诺丁汉的城堡，绞死乱臣贼子，向他遇见的所有人宣示自己作为君主已经归来。他从懦弱无能的弟弟及其支持者手中没收了大片英格兰土地，罢免了许多郡长，任命他信任的人来充任这些职位、维持国内秩序并收缴赋税以便填充国库。

理查一世在狱中时曾写信给伦敦方面，提名自己的十字军战友休伯特·沃尔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席政法官。沃尔特是一位卓越的政府管理者，在十字军东征中因英勇无畏而威名赫赫。他是亨利二世的财政大臣雷纳夫·格兰维尔的外甥，或许是中世纪一系列王室官吏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他富裕、慷慨、虔诚而雄心勃勃，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和行政，得以飞黄腾达。他曾是亨利二世的忠心耿耿而高效精干的仆人，在“海外”又是理查一世的成功外交官。理查一世被俘之后，沃尔特是第一个找到他并且开始谈判、努力营救国王的英格兰人。理查一世在狱中写信提名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则投桃报李，为国王争取到了政治上的支持，阻止约翰损害远在国外的兄长的王权。现在沃尔特被提升为副摄政。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让理查一世失望。他将王室和教会的事务处置得井井有条。他改革了英格兰的司法、财政和行政体系，增加了政府的收益，扩大了它的影响，提高了它的效率。他受到广泛的信任；他一言九鼎，可以代表国王裁断大事。

有了沃尔特执掌朝纲，理查一世大可放心，自己在返回法兰西征战的时候，会得到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尽管英格兰为了支付国王的赎金已经大伤元气，但还是能凑齐一些军费。理查一世通过卖官鬻爵，筹措了一大笔钱。他有时将官职卖给希望晋身的新人，有时向已经占据某职位的人索取金钱。沃尔特亲自巡视英格兰全境，处理司法事务。这部分是为了在平定约翰叛乱之后恢复法律和秩序，但他也特别一丝不苟地查明了王室采邑和地产的情况，以及各种封建权益，如监护权、照管权和王室获得无人继承之地或财产的权利。他任命各地区的骑士去最大限度地征收各郡的王室赋税，将这些金钱送到国库，登记造册。沃尔特还监督了一项新制度的建立，该制度旨在监管、记录和管理英格兰犹太人的放债生意，这对王室财政来说是件值得忧虑的事情，因为如果向犹太人借款的债务人死亡，而债务尚未偿清，那么债务就会转移到王室。

所有这些措施都延续和加强了亨利二世采纳的政策，即加强王国政府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并使这种影响更为普遍和统一。但这并非理查一世主要关心的问题。休伯特·沃尔特的财政政策很有必要，因为理查一世对王室收入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国王。他的无情索取都得到了满足，而没有招致人民起义或宪法危机，这足以证明英格兰的富庶（诺曼底也很富裕，在12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繁荣）。理查一世作为国王的一项伟大之处就是，尽管他迫使国民做出极大牺牲，却仍然令权贵们对他忠心耿耿。他索取的巨额金钱或许被填入了攻城战和血腥战争的贪得无厌的无底洞，但从来没有恣意浪费过。

1194年5月12日，理查一世从朴次茅斯起航，前往诺曼底的巴尔夫勒。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英格兰。在出发之前，他向朴次茅斯授予特许状，开始在此地兴建城镇和宫殿，后来将这个安宁的沿海村庄转变为英格兰南海岸最重要的军港。财富、人员和武器就通过这个渠道，被输送到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去。随后，他登上舰队中的首舰，离开了自己的王国。在随后的五年中，他在诺曼底待了九或十个月，其余时间都在阿基坦、布列塔尼和安茹，为了金雀花帝国在法兰西的灵魂，与腓力二世殊死搏斗。

理查一世驾临巴尔夫勒的时候，当地人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这是一幅胜利的景象：诺曼底公爵回来了，带来了一支包括一百艘船的舰队、攻城器械、旌旗、甲胄、士兵、战马、骑士、雇佣兵和王室扈从。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纵情饮宴。经历了金雀花王朝近半个世纪风雨的忠诚战士威廉·马歇尔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国王抵达诺曼底时，他的所有人民刚看到他，就向他馈赠精美礼物，向他好言赞颂。他身边始终簇拥着脚步轻捷、跳着优雅舞蹈的人们……欢呼雀跃的人群如此拥挤，令人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如果抛起一个苹果，你都看不到它落地……各处钟声回荡，青年和老人组成长长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唱：‘大能的上帝降临了，法兰西国王要滚蛋了！’”

尽管得到群众的欢迎，理查一世仍然忧心忡忡。他的敌人非常强大。腓力二世中断十字军东征回国抢夺佛兰德的时候，还将富饶的阿图瓦伯爵领地占为己有。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财富和权力，法兰西国王趁机穷追猛打，直指对方的要害：诺曼底。自理查一世的祖父若弗鲁瓦·金雀花在12世纪40年代征服诺曼底以来，诺曼底公国还从未遭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在歹毒的约翰的纵容之下，再加上领地横跨法兰西—诺曼底边境的领主们的变节，腓力二世占领了大片土地，包括韦克辛、西诺曼底大部和海滨领地阿尔克与欧城。这些地盘，再加上他在佛兰德的新领地，使得卡佩王朝第一次得以从海上威胁英格兰海岸。在其他地方，约翰将图赖讷的一些关键城堡封赏了出去，还放弃了对昂古莱姆（阿基坦最动荡的部分）的宗主权。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诺曼底的安全，但腓力二世可以随时在这些地区煽动战火，分散理查一世在主要战区的精力。

最严重的损失是韦克辛地区的吉索尔城堡。吉索尔是整个法兰西最坚固和强大的城堡之一，足以与多佛尔和希农的要塞媲美。吉索尔城堡的外墙布局呈八边形，内有一座圆柱形主楼和一座石质高地，建有戒备森严的防御工事。它位于鲁昂和巴黎这两座互相争斗的都城之间，占据着一个关键的战略地位。诺曼底历代公爵们以这座城堡为基地，得以控制和保卫西欧最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现在它落入了腓力二世手中，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金雀花帝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边境安全被利欲熏心的约翰出卖了。

约翰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金雀花帝国的利益，因此即便理查一世将他视为毕生死敌，也不足为奇。但理查一世没有这么做。他抵达诺曼底之后，约翰立刻来到他的宫廷，匍匐在地，乞求宽恕。威廉·马歇尔对这情景的记述体现出了理查一世对弟弟的怜悯和鄙夷：“国王将弟弟扶起来，对他说：‘约翰，不必害怕。你还是个孩子，而且照顾你的都是些恶人。那些给你进献谗言的佞臣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起身来，去吃饭吧。’”刚有人向国王献上了一条鲑鱼，国王就命令将它做成菜，让行为不端的弟弟享用。

理查一世为什么会原谅约翰？豪登的罗杰认为，这次兄弟和解是阿基坦的埃莉诺促成的。豪登的罗杰出身约克郡，是个编年史家，曾陪同国王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对王室家族政治了如指掌。埃莉诺认识到，王室如果团结一致，势必比手足相残要更强大。在她的建议下，理查一世同意，他的二十七岁弟弟是个奸诈的懦夫，但相信最好与他结盟，而不是和他撕破脸皮。理查一世宽恕弟弟之后，约翰的又一次改换阵营就发挥了作用。他前往埃夫勒（此前他帮助腓力二世驻守这座城镇），将此地的法兰西驻军尽数屠戮，然后宣布自己现在是代表英格兰国王来驻守此地。埃莉诺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于是风风光光地退隐到丰泰夫罗（在希农附近）的家族修道院。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

理查一世没有在宫廷久留。他知道，与腓力二世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威廉·马歇尔将其称为“激烈而危险的战争”，“有一段时间不分胜负”。理查一世的军队成分复杂，包括为封建宗主效劳的骑士、凶悍的威尔士雇佣兵、装备希腊火的单位、富有异国情调的少量撒拉森战士、大量攻城器械，以及常规的弩手和弓手。他的基本策略是亲自率军征战，同时不惜代价地贿赂法兰西边境周围的诸侯，维持一个反对腓力二世的统一战线。

腓力二世部署的兵力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多。他将理查一世从其领地边境的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一座又一座城镇遭到围攻。不少盟约被撕毁，人们在两个阵营中朝秦暮楚。双方的骑士们极其凶残地互相厮杀，他们的残忍有时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马歇尔记述称，在一场战斗中，他独自一路冲杀到米利城堡的城堞上，精疲力竭，无力再战，最后一屁股坐在城堡总管身上，就这样将他缴械。

1195～1196年的冬天，理查一世占了上风。他洗劫了重要港口迪耶普（之前被腓力二世赏给了自己的盟友蓬蒂厄伯爵），并挫败了腓力二世攻打伊苏丹（在贝里）的企图。在随后的和约中，腓力二世放弃了除诺曼韦克辛和一些特别敏感的边境城堡之外对金雀花王朝领土的全部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放弃了与图卢兹的盟友关系，终于结束了在阿基坦西南部已经持续四十年的漫长而令人身心俱疲的代理战争。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局势，说明腓力二世的优先目标正在明确起来。他暂时没有在南方瓦解金雀花帝国或威胁英格兰的计划。他觊觎的对象是诺曼底和韦克辛。腓力二世决心尽一切努力将诺曼底公爵永久性地逐出韦克辛。1196年，他获得了理查一世九岁的侄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的监护权，于是运气开始转变。

阿尔蒂尔是亨利二世唯一合法的孙子，是理查一世的弟弟若弗鲁瓦的遗腹子。若弗鲁瓦去世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康斯坦丝才生下阿尔蒂尔。如果理查一世驾崩且无嗣的话，那么阿尔蒂尔就是除了约翰之外金雀花领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于是在1196年初，理查一世向康斯坦丝发出了专横的命令，要求她把阿尔蒂尔带到他在诺曼底的宫廷。她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理查一世率军入侵布列塔尼。对金雀花王朝的入侵素来没有好感的布列塔尼人立刻将阿尔蒂尔送往法兰西宫廷。

腓力二世现在有了一张制胜王牌。理查一世与妻子——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们结婚已经六年，仍然没有一男半女。几十年前，阿基坦的埃莉诺在六年的婚姻生活中已经给亨利二世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理查一世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时间比父母亲要久，但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子嗣，要么是因为他不上心，要么是有生理缺陷。但古老的传说，即理查一世对男性朋友比对妻子更感兴趣，已经得到了彻底的驳斥。无论如何，阿尔蒂尔在法兰西宫廷待了好几个月，与腓力二世的幼子路易（和阿尔蒂尔年龄相仿）熟识起来。腓力二世找到了另一个有用的楔子，在时机成熟时便可利用它来打击对手。

但到1197年夏季，理查一世的运气又一次好转。他收买腓力二世的邻居们的政策很成功，战局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理查一世从布列塔尼撤军之后，阿尔蒂尔被送回了布列塔尼，康斯坦丝开始辅导儿子参与公国的政事。腓力二世企图与佛兰德伯爵鲍德温结盟，这对理查一世是非常危险的。理查一世对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实施严格禁运，于是破坏了腓力二世和鲍德温的盟约。在攻打加永（法兰西在韦克辛的要塞）时，理查一世的膝盖被弩箭射伤，伤势沉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在诺曼底，他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前进基地：位于莱桑代利的宏伟而奢华的宫殿、城镇和城堡，称为加亚尔城堡。

加亚尔城堡（意思是“坚固的城堡”）是理查一世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很快成了他最喜欢光顾的驻地。这座巨大的圆形城堡巍然屹立于莱桑代利的岩石之上，距加永只有5英里，象征着向法兰西国王发出的挑战：它是深深插入韦克辛腹地的一根尖桩，也是理查一世军事遗产的纪念碑。加亚尔城堡俯瞰着数百英尺之下的开发完善的城镇和宫殿（包括一个内河港口、一个桥梁体系，以及可供金雀花国王主持朝政的豪华宫殿），施工耗时仅两年（相比之下，亨利二世的多佛尔城堡重建工程花了超过十年时间），是理查一世治下所有城堡修建工程中耗资最大的。为了修建加亚尔城堡，英格兰和诺曼底被搜刮得民穷财尽，据说曾天降血雨，可见民愤之大。从朴次茅斯的新军事基地到鲁昂，再到莱桑代利，是一条防线，而加亚尔城堡是该防线的一个端点。从诺曼底到英格兰的交通畅通无阻，即便国王身在韦克辛，王国亦可顺畅地运转。

1197年7月，理查一世终于说服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与腓力二世分道扬镳；到秋季，局势对腓力二世十分不利，于是他请求休战一年。在停战期间，理查一世又获得了一个优势：他在被囚期间与德意志诸侯结下的交情开花结果了。海因里希六世皇帝在西西里作战时突然去世。1198年2月，德意志的诸位选帝侯选举了理查一世的侄子奥托——他的姐姐玛蒂尔达与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的儿子——为皇帝，史称奥托四世。奥托四世是在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宫廷长大的，于1196年被封为普瓦图伯爵，因此与阿基坦公国关系紧密。理查一世可以寄希望于得到他的支持。权力的天平强有力地往理查一世的方向倾斜，腓力二世在东西两面都众叛亲离。法兰西全境的诸侯都认为，诺曼底和阿基坦公爵在军事上又一次稳占上风。当初理查一世被囚禁时，他们争先恐后地背弃他；如今，他们以同样迅捷的速度投奔到他的麾下。

佛兰德伯爵鲍德温在阿图瓦攻击腓力二世，开辟了第二战场；法兰西军队在韦克辛周边转移的时候，理查一世对其大加袭扰。9月，他向位于吉索尔的腓力二世军队发动了一次奇袭。据威廉·马歇尔说，理查一世亲自率军冲杀，高呼“上帝与我们同在！”，“如同饥肠辘辘的狮子一般，向猎物猛扑过去”。法兰西军队溃散的时候，败退的骑士们将一座桥梁压踏了。腓力二世国王很幸运，被人从水里救了上来。“他们把国王从河水中拉上来之后——他唯恐丢掉性命，战战兢兢——他不肯再留在吉索尔……因为他对敌人心惊胆寒。”马歇尔以快活的笔调记述道。

此时理查一世在整个韦克辛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腓力二世在韦克辛的领地差不多只剩下了吉索尔，而这座先前的诺曼要塞与莱桑代利的新要塞相比黯然失色。法兰西国王清楚地认识到，与对手讲和的时候到了。圣诞节刚过，1199年1月13日，腓力二世与理查一世开始谈判，希望能缔结一项长期和约。起初，教皇使节卡普阿的彼得主持了谈判。他希望两位国王尽快和解，以便在新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下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但在唇枪舌剑的谈判中，理查一世显然对教会非常恼火，因为教会在他被囚禁期间抛弃了他，而在腓力二世威胁他领地的时候，也不管不问。理查一世开出的和平条件是，腓力二世从他那里抢走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归还。腓力二世做好了妥协的准备，但希望保留吉索尔城堡，还希望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对这座城堡的控制权。谈判拖到了3月。

3月底，尽管正是大斋期，理论上不准打仗，但昂古莱姆伯爵和利摩日子爵在南方发动了叛乱。理查一世毫不犹豫地率军前去镇压，并亲自带领一支队伍攻打沙吕—沙布罗尔的城堡。

这不是一座大城堡：城堡内包括妇女只有四十个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士。他们人数太少，又缺乏补给，没有作战或据守的条件。理查一世勘察城堡的防御时，无疑认为，短期的围攻便足以粉碎守军的抵抗。

理查一世的军队带来的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恐怖景象：手持刀剑和弩弓的士兵在乡间横冲直撞，在攻打城堡之前先烧毁附近村民的房屋和农场。工兵们在弩箭火力掩护下挖掘坑道。弩箭向城堡的城堞射去，压制守军，使其无法扰乱工兵对他们脚下城墙的破坏。城墙的石料隆隆作响，瓦解坍塌，有时会危及离城墙最近的人的安全。但他们继续挖掘，在破坏石制防御工事的同时，无疑也在削弱守军的意志。

一连三天，他们瓦解坑道，向城墙上的守军射击。一连三天，兵力薄弱的守军顽强抵抗。一连三天，理查一世在士兵们身边扎营，监督他们，指挥他们，动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争取尽快迫使城堡屈服。3月26日黄昏，他离开自己的帐篷，去查看敌人防御的情况。他手持弩弓和椭圆形盾牌，头戴铁盔，但没有任何其他铠甲。在越来越昏暗的夜色中，城堡的城堞上几乎空无一人。

但并非完全无人把守。理查一世举目望去，看到有人活动的迹象。一个人从城堞上探出头来。同时代的英格兰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说这个人叫作彼得·巴西利乌斯。他一手拿着弩弓，另一手拿着城堡伙房的一只煎锅，当作临时盾牌。面对不可战胜的绝对优势敌人，不幸的巴西利乌斯向理查一世一行人的方向射去了一支箭。

理查一世惯于亲临前线。从雅法到加永，他都身先士卒，直面敌军，对自己接受过的训练、自己的战场本能和身边士兵的职业素养充满信心。他曾多次亲自带领士兵拼杀，躲过了无数的箭镞流矢。他热衷于战斗的刺激，酷爱搏杀的高贵事业。此地的敌人虽然微不足道、可怜兮兮，但理查一世对这些人临场鼓起的勇气还是颇为欣赏。他在遭到攻击时素来非常自信，花了一点时间来赞扬勇敢的守军，然后才去闪躲。他的这个耽搁是致命的。无论理查一世的反应是慢了一星半点儿，还是他的自负终于让他付出了代价，他这一次的闪避都不够及时。箭射入了他的左肩，伤口深达约6英寸。

理查一世没有喊痛。他是国王，是领袖。他绝不能让城堡守军士气大涨，也不能让自己的部下军心大乱。他就这么沉静地走回了自己的帐篷，木箭还插在他的肩膀上。

理查一世回到帐篷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他的伤痛一定相当严重。箭没有切断主要血管，也没有伤到心脏，但伤口毕竟太深了。理查一世试着将箭从肩膀拔出，但他用力的时候，箭的木柄断裂，带倒刺的箭头在他体内插得更深了。

他需要专业的治疗。一名外科医生被唤来。人们小心翼翼，免得国王负伤的消息走漏风声。在火光照明之下，外科医生尝试将凶险的金属箭头从国王肩膀上拔出。他深深挖开国王的肌肉，扩大了伤口，寻找深深嵌入体内的倒刺，最后将箭头取出，将伤口包扎完毕。

但夜色茫茫的中世纪战场可不是做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伤口很快化脓，在随后几天感染了。

理查一世的上半身很快被疾病侵袭。他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在中世纪，如此靠近心脏的伤口一旦感染，将是不可能痊愈的。理查一世一直到最后一息都保持着坚毅的军人风度。

他一直待在帐篷内，伤情一直被隐瞒起来，以免动摇军心。他始终没有离开驻地，只有四名军人被允许觐见他。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听到传闻称，在闭门养伤期间，理查一世对医生们的建议置之不理，“行为失控”。后来还流传开了一个关于狮心王的传说：国王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内，一直在和当地的青年享受床笫之欢。这个传说不大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理查一世已经患上坏疽，奄奄一息。只有少数人得知了国王伤情的严重性，其中就有他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沙吕—沙布罗尔终于陷落之后，一名信使被派往丰泰夫罗，禀报年迈的女公爵，她最心爱的儿子已经病入膏肓。埃莉诺十万火急地赶往他身边。1199年4月6日，狮心王理查宽恕了那个拿着煎锅和弩弓的勇敢的守军战士，与世长辞。他的心脏被取出，送往鲁昂，埋葬在他的哥哥小亨利身边。他的遗体、王冠和他加冕时令他非常不耐烦的华服都被送往丰泰夫罗。他被安葬在父亲脚下。他的君主生涯也是从那个地方拉开帷幕的。

至高无上的无地王

1199年4月10日，星期六，漆黑的春季夜晚正在降临。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正在鲁昂，准备就寝。第二天是棕枝主日，也就是庆祝耶稣胜利进入耶路撒冷的节日。他既是英格兰的最高总主教，也是圣地的英雄，曾抵达离耶路撒冷只有投石之遥的地方。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冥思的时刻。天色已经很晚，这时佣人禀报，有客人到访：威廉·马歇尔。他紧急求见大主教。沃尔特害怕这样的拜访已经有好几天了。

这两人都知晓一个秘密的内情。他们，以及少数几名得到信赖的仆人，知道理查一世国王在沙吕—沙布罗尔负了重伤。他们在等待关于国王伤情的消息，虽然怀揣希望，但也为最坏的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沃尔特知道，马歇尔在深更半夜亲自到访，肯定没有好消息。马歇尔的传记记载了两人在当夜的对话。

“来吧，”沃尔特对走过来的马歇尔说道，“把消息与我分享！”但他的表情一定流露出了极端的疑虑不安。

“我可以告诉您，不是好消息，我亲爱的主教大人。”马歇尔答道。

理查国王已经驾崩。这对两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噩耗。这位享年仅四十一岁的国王去世的惊人消息传遍了欧洲大陆，他的臣民和竞争对手们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大动荡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知道，欧洲的政治地图很快就将发生变化。12世纪90年代末金雀花王朝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理查一世的个性、领导力和对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的压制。理查一世的热诚使命——与腓力二世作战，将他逐出自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是他王政的基石，也是将他的所有追随者维系起来的纽带。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之间的休战既是两位国王之间私人恩怨的了断，也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解决方案。理查一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切都将陷入危机。沃尔特大主教在当夜仔细斟酌了这个惊人噩耗的后果，说道：“全部力量都被消灭了。”

两人在渐深的夜色中促膝长谈。理查一世的死亡无法解释。是上帝在惩罚他的贪婪吗？抑或惩罚他的欲望？上帝对他发怒了吗？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大主教和国王的忠诚骑士只能设想未来会如何发展。

理查一世死后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去世前也与妻子非常疏远。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非常鲁莽，在生前没有为王位继承做任何明确的安排。理查一世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是一股脑儿继承了金雀花王朝所有领地的，这就使得继承的问题愈发严重。现在，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比12世纪80年代时（当时阿基坦、安茹和盎格鲁—诺曼王国有可能各自独立，被多个继承者占据）更像是一个帝国的丰厚遗产。自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起，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这个帝国将由一个人继承，那么就有两个可能的人选：他的弟弟约翰，和他的侄子——十二岁的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在执政早期，理查一世曾偏爱阿尔蒂尔，打算将继承权交给他。但据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说，理查一世在临终前指定约翰为继承人。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在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建议下做出的。

但对马歇尔和沃尔特来说，王位继承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他们长谈至深夜，对未来政治局势做了推测。马歇尔是个对金雀花王朝忠心不贰的封建政治家，他支持约翰。沃尔特表示反对。马歇尔认为，阿尔蒂尔身边缺少良臣辅佐。他说阿尔蒂尔“无法接近、傲慢自负”。“如果我们把他召唤到我们这边，他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和打击，”马歇尔说道，“他不喜欢在我们国度的那些人。我的意见是，他永远不应当成为国王。请考虑一下约翰的继承权：他最有权利去继承他父亲以及兄长的领地。”

但约翰的继承权远远谈不上不容置辩。国王的兄长（即亨利二世的第三子若弗鲁瓦，也就是阿尔蒂尔的父亲）的儿子和国王的弟弟，谁拥有优先的继承权？律师和作家们意见不一。在欧洲各国，关于继承权的风俗各不相同，往往决定问题的仍然是候选人的个人才干。在这个4月的深夜，休伯特·沃尔特当然没有办法无可辩驳地为阿尔蒂尔的继承权摇旗呐喊。但根据他对约翰本人的评估，而不是继承法律，他向马歇尔发出了一个严正的警示：“我可以告诉你，永远不会有比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更值得你后悔的了。”

人们实在没法信任约翰。这或许就是他最重要的特点。诸侯和官僚们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言论，也不能信任他的为人。这种不信任往往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到目前为止，他丑事缠身、背信弃义、轻薄浮躁，制造了许多祸端。幼年时，他被称为“无地的约翰”，是父亲溺爱的小宝贝，无知无觉地卷入了王朝政治；在兄长被囚禁的漫长时期，他表现出了贪婪无耻的一面。在理查一世统治的末期，约翰的行为无可指摘，但人们很容易回想起，在理查一世身处海外期间，他做出了多么令人惊骇的丑事。他犯上作乱，与理查一世任命的大臣分庭抗礼；干涉教会圣职的任命；打击理查一世的首席政法官威廉·朗香；怂恿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散布他兄长已死的谣言；哀求法兰西国王帮助他夺取英格兰王位；代表兄长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向腓力二世臣服效忠，将几乎整个诺曼底公国拱手让给腓力二世；企图贿赂德意志皇帝，让他将兄长永久囚禁；理查一世出狱之时金雀花王朝领地和边境的脆弱几乎是约翰一手造成的。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认为约翰不值得信任，这不足为奇。同时代的作家描述了约翰令人不快的仪表，与兄长风度翩翩的骑士光辉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相似，约翰对金钱的索求无度和暴躁脾气已经人尽皆知。在人们眼中，他凶狠残忍，常常向挫败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威胁。但与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不同的是，约翰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心地卑劣。好几位作家提及，约翰及其扈从在听到他人落难时会嘻嘻窃笑。他还年幼的时候，英格兰北部的编年史家纽堡的威廉将斥责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

1199年，兄长意外去世之后，约翰并不能指望自己会顺利地继承王位。他知道腓力二世会支持阿尔蒂尔的继承权。因此，约翰的第一个行动是控制位于希农城堡的国库。他的这个举措是正确的，因为就在他骑马去丰泰夫罗瞻仰兄长陵墓并慰问嫂子的时候，金雀花王朝腹地的民意已经站到了阿尔蒂尔那边。在复活节星期日，安茹、曼恩和图赖讷——这些地区是亨利二世创建的帝国的心脏——的诸侯宣布效忠阿尔蒂尔，一下子切断了诺曼底同普瓦图和阿基坦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勒芒（约翰的父亲的出生地和心爱的城市），约翰被当地驻军阻挡在城外，陷入了腓力二世和阿尔蒂尔军队布下的陷阱。

只有在鲁昂（根据此地的公爵继承规则，公爵的兄弟比侄子的继承权更优先），约翰才得到了一些欢迎。1199年4月25日，他成为诺曼底公爵，戴上了金玫瑰的冠冕。至少这还算是一场胜利，因为如果丢掉了诺曼底，就太惨了。

令人敬畏的埃莉诺此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她纵横捭阖，努力保障儿子在阿基坦的继承人地位。在12世纪90年代初，她对约翰的恶行伤心透顶，但说到底对自己的孩子还是非常忠诚的。曾经是两位国王的王后的埃莉诺如今要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成为三位国王的母亲。她部署了一支由著名的雇佣兵统领梅卡迪耶指挥的军队，袭扰忠于阿尔蒂尔的军队，帮助约翰对抗强大的敌人，去争取王位。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坚信约翰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的马歇尔也开始采取行动。他向英格兰诸侯派去使节，说服他们发誓效忠约翰，理由是：约翰已经是诺曼底公爵，因此对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有利益的人来说，约翰更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地位。于是，在休伯特·沃尔特和首席政法官杰弗里·菲茨彼得的支持下，英格兰诸侯接受约翰为国王。马歇尔在与休伯特·沃尔特的那次夜谈中力挺约翰，但他后来回忆说：“加斯科涅人、利穆赞人、普瓦图人、安茹人、布列塔尼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对约翰的最高宗主权没有好感。”

软剑王约翰

1200年1月中旬，法兰西国王与新登基的英格兰国王在他们领地的边境会面了。他们的年纪只差两岁，但经验却是天差地别。约翰时年三十二岁，当国王只有八个月；腓力二世却已经统治法兰西近二十载。圣诞节过去了，休战（旨在防止在神圣的季节发生战争）在持续。这是约翰登基以来两位国王的首次会晤。他们长谈了正在缔结的停战协定，亲热地互相拥抱。约翰一定感到，自己受到了其他君主的热情笼络。但腓力二世一定知道，金雀花王朝终于出了一个他能对付得了的君主。他对约翰可谓了如指掌。他们曾经并肩作战，也曾互相厮杀，但从未以平等的身份相处过。在他们相处的漫长历史里，约翰的身份始终是娃娃、弟弟、求救者；而腓力二世则是国王和法官。

在理查一世被囚期间，约翰曾打算与腓力二世缔结协约，以便品尝一下王权的滋味。但这些协约表明，约翰虽然渴求权力，但并不真正理解行使权威意味着什么。他在谈判中总是会首先动摇，让对手占尽便宜，自己的权利被一点点抢走，却束手无策。

八个月前的1199年5月25日，约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由休伯特·沃尔特加冕为王。就像过去曾发生的那样，这一次也没有时间举办盛大奢华的典礼。新国王得到了丰厚赠礼和尊崇，但整个加冕礼有种按照规矩办事的俗套意味，而算不得令人心醉神迷的盛景。约翰不能，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新王国待得太久。在受膏和典礼结束之后，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防御诺曼底、安茹和新王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加冕完毕两周之内，约翰便动身前往欧洲大陆。诺曼底局势已经十万火急，他急需盟友。腓力二世支持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安茹、曼恩和图赖讷都遭到了法兰西—布列塔尼联军的攻击。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中段，即连接诺曼底公国与阿基坦公国的地区，面临沦陷的危险。

抵达迪耶普之后，约翰重新确立了理查一世曾小心构建的与佛兰德伯爵和布洛涅伯爵的盟约。这年秋天，他在安茹与腓力二世交锋。约翰在这里干了一番大事业。安茹伯爵领地内最强大的贵族威廉·德·罗什原本支持阿尔蒂尔，现在突然间改换门庭。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和教皇英诺森三世都发来了支持英格兰新王的信函。德·罗什似乎感到，局势在往对约翰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争夺曼恩的一座城堡，德·罗什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了冲突。这对约翰来说是可乘之机。德·罗什在勒芒与约翰会面，正式与其缔结盟约。他给约翰还带来了精彩的礼物：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和他的母亲康斯坦丝。母子俩都已经准备议和。理论上，腓力二世这就没有理由继续打下去了。但这要取决于约翰有没有本事和侄子讲和。他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康斯坦丝和阿尔蒂尔在来到约翰的宫廷时，比德·罗什要心惊胆寒得多。他们不相信约翰会善待他们。9月22日，他们正式向约翰投降。但夜幕降临之后，他们秘密出逃，奔向腓力二世的宫廷。

1200年1月，约翰和腓力二世在边境会晤的时候，局势就是这样。阿尔蒂尔虽然已经向约翰屈服，但目前在腓力二世手中，因此仍然是个潜在威胁。另外，约翰的许多盟友都离他而去，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去了。1199年11月，在香槟举办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佛兰德伯爵、布卢瓦伯爵、佩尔什伯爵和蒙费拉侯爵都宣布要参加圣战。佛兰德伯爵鲍德温抛弃了约翰还嫌不够，还与腓力二世媾和，于是约翰就丧失了在诺曼底的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能力。在1月热情拥抱的五个月之后，约翰和腓力二世签订了《勒古莱条约》，似乎是缔造了永久的和平。

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回顾《勒古莱条约》的时候，记载了朝圣者和商人们的流言蜚语。杰维斯记得，批评约翰的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软剑王。杰维斯自己不敢苟同，因为他认为，战争害得国家民穷财尽，和平才是谨慎的道路。但毫无疑问，约翰统治伊始就向腓力二世妥协，这不是个好兆头。甚至在和约加盖大印的时候，法兰西北部的一位作家——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就对约翰在战争中的“迟钝”极尽鄙夷之能事，毕竟他的兄长理查一世曾以极大的英雄气概雄赳赳气昂昂地奋战。安德烈亚斯斥责说，在勒古莱，约翰大笔一挥，将作为“整个战争的目标”的那些城堡都拱手交给了对手。

腓力二世同意承认约翰为其父兄在欧洲大陆保有的绝大部分土地的领主，但和约的条件明显有利于法兰西。整个诺曼韦克辛，除了理查一世的雄壮的加亚尔城堡之外，都将由法兰西控制。埃夫勒（法兰西和诺曼底之间边境上的另一个关键的伯爵领地）、伊苏丹、格拉赛和布尔日（在贝里）也将划入法兰西疆界。在约翰看来，这些似乎都只是小小的牺牲，但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都知道，有时候小小的让步会招致莫大的灾难。

自1156年亨利二世第一次向路易七世臣服以来，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承认，在理论上，他们在欧洲大陆的领地都是法兰西王室的臣属。但总体而言，这只是个形式。《勒古莱条约》签订之后，约翰把这情况变成了事实上的封建关系。为了换取腓力二世对他权利的承认，约翰同意向他缴纳2万马克，作为继承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正式确立了他对法兰西国王的依附关系。腓力二世在《勒古莱条约》的文本中插入了许多专横跋扈、居高临下的言辞，这是只有宗主对封臣才能使用的。约翰被迫放弃了与佛兰德和布洛涅的盟约，这不仅仅是求和的友好姿态，而是承认，佛兰德和布洛涅首先是卡佩王朝的臣属，因此其最高的宗主是法兰西王室，而不是英格兰王室。只有阿基坦在理论上由约翰保有，因为他是母亲的继承人，所以阿基坦没有被包含在此项条约中。

约翰在勒古莱做了如此之多的让步，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他的哥哥对国民横征暴敛，这是英格兰在史上受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剥削之一。贵族和教会都受到严酷的盘剥，他们能够忍受多久？为了将法兰西国王逐出韦克辛（这片土地面积很小，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在经济上产出很少），还需要修建多少座加亚尔城堡？为了让诺曼底保持永久性的防御状态，需要大量雇佣兵，英格兰还能供养这些雇佣兵多久？约翰身边的朋友们纷纷离开欧洲、参加十字军东征，他还怎么能维持兄长建立的盟约？

对所有这些问题，非常诱人的答案就在约翰于1200年5月签订的条约中。英格兰的新国王对权力有胃口，但不愿意大兴刀兵。于是，在13世纪最初的五个月中，约翰将他的兄长、父亲和祖父花了近一百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地位放弃了。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听到的那些对软剑王约翰的冷嘲热讽或许没有道理，因为挖苦他的人并不知道，一位国王要面临多少烦恼。但很快人们就将看得一清二楚，更严重的麻烦还在后面。

胜利与灾难

1202年7月29日，一大群骑士人声鼎沸地奔驰到米雷博城堡（希农以南不远处）的城墙下。他们有超过二百五十人，算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其目标也令人战栗。他们的任务是俘虏阿基坦的埃莉诺。年迈的太后已经七十八岁，她或许认为，自己的年纪已经够大，不会受到敌军的骚扰了。站在城墙上，她可以看到下方挤满了铆接头盔、链甲、铠甲、弩弓、利剑和长枪。她还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庞：她的十六岁孙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她一生的冒险还没有落幕。

阿尔蒂尔要俘虏自己祖母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在与叔叔约翰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她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俘虏。

在围城的骑士中还有一位，就是于格·德·吕西尼昂，他也有理由对阿尔蒂尔的竞争对手深恶痛绝。两年前，约翰国王突然冲进昂古莱姆（与吕西尼昂伯爵领地毗邻），在吕西尼昂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他的年轻新娘——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已经被许配给了于格，这场婚姻将会把阿基坦最重要的两个家族联合起来。但在1200年8月，约翰劫持了这个十二岁姑娘，在波尔多将她霸占为妻。这对吕西尼昂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促使他们公开反对约翰的统治。自那以后，约翰就使出浑身解数，激怒吕西尼昂家族，并提醒他们，他是与他们的宿敌——昂古莱姆伯爵们——结盟的。结婚之后的两年中，他抓住了不计其数的机会来整治吕西尼昂家族：在拉马什和欧城这样相距遥远的地区袭击吕西尼昂家族的人马和城堡；传唤他们到他的封建法庭，要求他们接受比武审判、与他麾下的武士决斗，但吕西尼昂家族对这无理要求不予理睬。

约翰的高压政策迫使吕西尼昂家族投入了腓力二世的热情怀抱。腓力二世在13世纪的最初两年中一直在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到1202年春，已经万事俱备，他可以向约翰国王开战了。他援引《勒古莱条约》——根据该条约，约翰是他的封臣——命令英格兰国王交出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属地。他为吕西尼昂家族和阿尔蒂尔牵线搭桥。他还将阿尔蒂尔封为骑士，将自己的幼女玛丽许配给他，还承认阿尔蒂尔是布列塔尼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和曼恩伯爵。然后，他派遣吕西尼昂家族和阿尔蒂尔去攻击约翰在安茹的领地。

身体不适的埃莉诺在病床上持续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大为警醒。她认识到，自己的孙子的新朋友们会将她当作目标，这令她非常不悦。果不其然，他们来丰泰夫罗找她了。丰泰夫罗的奢华隐修院一直是她退隐生活的住地。自她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以来，她在丰泰夫罗已经住了大约一年。在那最后一次外交使命中，她长途跋涉前往西班牙北部，在自己的女儿（也叫埃莉诺）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所生的孩子们当中，为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挑选了一位新娘：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公主。当得知阿尔蒂尔和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军队逼近的消息时，她便逃离丰泰夫罗，前往普瓦捷，但在米雷博被追上了。在充满敌意的骑士们包围着城堡壁垒的时候，她的唯一希望就是能有援军从北方赶来。在从丰泰夫罗出逃的途中，埃莉诺挤出时间，给约翰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援信。此时，约翰正在诺曼底组织边境城堡的防御，准备迎战腓力二世的大军。如果要约翰在米雷博城堡陷落之前赶到，除非发生奇迹。而埃莉诺唯一能企盼的就是奇迹。

埃莉诺在米雷博惊恐不安地俯视敌人的同时，约翰正在勒芒集结一支雇佣军，这支队伍是英格兰的征兵官们招募来的。在夏季，他这支由唯利是图的恶徒凶手组成的军队不断膨胀。到7月底，他已经有足够兵力，同时在北方对抗腓力二世，以及在南方攻打吕西尼昂家族。

常有人说（往往是亨利二世的火冒三丈的敌人们会这么说），亨利二世能够在自己帝国的全境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任意一个角落，总是出乎对手的意料。正是这种驱赶自己的战马和军队在金雀花王朝广袤领土上强行军的超人能力，造就了他的许多胜利。约翰秉承父亲的精神，仅仅花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从勒芒赶到了米雷博，这个速度即便对轻装士兵来说也是极其严酷的。

7月31日晚上，他们抵达米雷博，发现阿尔蒂尔和他的部下已经强行进入设防城镇。他们显然预料到会遭到约翰的攻击，于是所有城门用土堆封死，只留一座城门畅通。“他们放心大胆地等待国王的到来，自信满怀，因为他们拥有许多久经沙场的骑士和武士。”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如此写道。但他们的自信误了大事。

约翰从勒芒开拔的时候，与威廉·德·罗什会合了。威廉·德·罗什是在1200年从阿尔蒂尔的阵营转投约翰的。他与国王做了笔交易。作为安茹总管和国王在该地区的主要管理者，他对米雷博了如指掌。他同意指挥对米雷博城镇和城堡的攻击，条件是，一旦阿尔蒂尔被俘，将由德·罗什决定对他如何处置。约翰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驻扎在米雷博被泥土封死的城墙下，德·罗什计划黎明时分发起进攻。

拂晓时，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兄弟若弗鲁瓦正在享用早餐——烤鸽子，这时城镇唯一畅通的大门遭到了突袭，令他措手不及。约翰的士兵包围了城镇，很快就打破了城门。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巷战。勇猛无畏的德·罗什身先士卒，在带领士兵向城门冲击的过程中，他损失了三匹坐骑。叛军看到对方兵力强大且特别勇猛，纷纷逃往城堡寻求庇护。但他们在那里也守不住。在德·罗什的凶悍指挥下，约翰的士兵将对方打得溃不成军，将埃莉诺从城堡内解救出来。据埃莉诺说，阿尔蒂尔、于格·德·吕西尼昂和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以及二百五十二名最高贵的骑士”束手就擒。

这是自1192年理查一世援救雅法以来，英格兰军队赢得的最彻底、最光辉的一场胜利。约翰一下子就粉碎了阿基坦的抵抗，俘虏了阿尔蒂尔。出身高贵的俘虏们身披沉重的镣铐，被押送着游街，一直被驱赶到诺曼底，作为对犯上作乱者的公开警告。阿尔蒂尔和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被押往诺曼底的法莱斯，而于格·德·吕西尼昂则被单独关押在卡昂，那里戒备森严。其余的许多俘虏被送往英格兰的要塞，如位于多塞特郡的科夫堡（它阴森森地俯瞰着珀贝克群山）。他们的铁窗生涯将会凄惨又孤独。

阿尔蒂尔的囚徒生活特别凄凉。法莱斯是一座拥有方形主楼的大型诺曼城堡，是征服者威廉的出生地，与公国的前首府卡昂有紧密联系。在城堡的高墙之后，十六岁的阿尔蒂尔被关押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恶劣环境中。贵族在狱中的生活条件一般会比穷人要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中世纪的监狱都充满了凄凉、危险和孤寂。约翰的监狱则更为恐怖。据熟知战争与骑士规则的威廉·马歇尔说，约翰“将俘虏关押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下，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所有和他在一起、目睹此类暴行的人都感到，他真是极其可耻”。

在封建时代，阿尔蒂尔是一个高级别的小卒，受人摆布。约翰对他的关押是13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禁之一。约翰还没有子嗣，因此阿尔蒂尔是英格兰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而阿尔蒂尔对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领地的继承权直追约翰。阿尔蒂尔来自法兰西大陆野蛮的凯尔特边缘，据说传奇英雄亚瑟王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而年轻的公爵就是以亚瑟王的名字命名的 [1] 。他的地位，以及他与约翰的血亲关系，原本应当为他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阿尔蒂尔知道自己对腓力二世的价值，因此一定推测，叔叔不敢对他怎么样。但约翰不按那个时代的规矩出牌。尽管在米雷博打了胜仗，他却越来越执迷不悟，老是猜疑自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密谋造反。“国王的自负和傲慢与日俱增，”马歇尔写道，“他的头脑因此变得稀里糊涂、缺乏理智。”

我们不知道，阿尔蒂尔在被囚禁的最初几个月中能够听到多少外界的消息，对约翰的行动了解多少。但如果他的确能得知一些风声，就一定会知道，就在他遭受约翰的惩罚、苦守铁窗的时候，整个诺曼底正在他周围土崩瓦解，到处是背叛和不满。各地的人们突然间记起来了，诺曼人和安茹人原本是宿敌。理查一世凭借其个人的领导魅力赢得的忠诚迅速烟消云散，约翰的统治越来越不得民心。

尽管阿尔蒂尔与世隔绝，他被囚禁造成的影响却非常之广。人们抱怨说，约翰如此虐待俘虏，有违骑士精神。甚至他对自己盟友的待遇也很糟糕。威廉·德·罗什率军攻打米雷博的条件是，要将阿尔蒂尔交给他发落。但在1202年9月，德·罗什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国王……始终没有兑现向德·罗什大人许下的诺言，”马歇尔写道，“由于这种怠慢，德·罗什后来投靠了法兰西国王。约翰国王不信任德·罗什，铸成大错。”

丧失威廉·德·罗什的支持已经是个大错了，雪上加霜的是，德·罗什还把约翰的另一位重要盟友——艾默里·德·图阿尔也拉走了。原先完全是由于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坚决调停，艾默里·德·图阿尔才勉强支持约翰。德·图阿尔和德·罗什原本不是一路人，却因为共同反对约翰而团结了起来。他们开始联手袭扰安茹。在背弃英格兰国王一个月之后，他们率军攻占了昂热。约翰坚守安茹，一直死撑到1202年12月，但没有办法抵挡人们纷纷投奔腓力二世的汹涌潮流。安茹的土地一点一点从约翰的掌心溜走，最后金雀花王朝腹地的城池所剩无几了。

在安茹摇摇欲坠的同时，阿基坦也燃起了叛乱的狼烟。1203年初，约翰释放了吕西尼昂兄弟。在之前的两年中，约翰傲慢地拒绝与他们修好，现在却希望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在阿基坦北部拥护他。他们当然不会以德报怨。约翰为了保障臣民的忠顺，曾扣押了许多人质，但这些人质被释放之后立刻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他的统治。约翰对南方的民情一无所知，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无法稳定公国的秩序，公国内势力最强大的居民们既不怕他，也不信任他。

到1203年底，约翰的疑神疑鬼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他看到自己的边疆和土地一天天饱受战争蹂躏，越来越糟糕，法兰西人对他毫无好感，劫掠他的土地……还有许多叛徒跑到了法兰西人那边，助长他们的气焰。”马歇尔写道。12月，约翰返回诺曼底，向各城堡派驻了雇佣兵，进一步疏远了当地人，因为这些雇佣兵为了给养和财富，竟然大肆劫掠当地的城镇和隐修院。

人们越是离心离德，约翰就越是残暴。在英格兰的科夫堡监狱，二十五名犯人企图越狱，被包围起来，断水断粮。他们几乎全都宁肯饿死，也不愿向国王卑躬屈膝。约翰当时离科夫堡很远，但这起暴行也是以他的名义犯下的。

1203年初，约翰命令王室官吏休伯特·德·伯格（阿尔蒂尔的狱卒）弄瞎阿尔蒂尔的眼睛，并将他阉割。对阿尔蒂尔来说幸运的是，德·伯格面对这个十六岁少年的苦苦哀求，于心不忍，下不去手。德·伯格害怕因为抗命不遵而遭到惩罚，放出话去，说阿尔蒂尔因自然原因死亡了。布列塔尼人义愤填膺。他们想到自己的少主惨遭谋害，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雪恨。看到这种反应，德·伯格尝试纠正自己的谎言，透露消息说，阿尔蒂尔其实还活着。但已经太晚了，覆水难收。布列塔尼人对约翰的攻击现在有了坚定的道义做后盾。

约翰居然认为，如果阿尔蒂尔瞎了、被阉割或者死了，对他会更有利。这种荒唐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逻辑思维向来不是这位英格兰国王优先考虑的事情。约翰忧心忡忡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1203年1月，安茹被敌军占领的时候，他险些失去了自己的王后伊莎贝拉，她当时被叛军包围在希农城堡。约翰不得不派出一群雇佣兵，将她救出。

1203年春季，约翰被打垮了。腓力二世及其盟友占据着布列塔尼，还控制了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几乎全部疆土。重获自由的吕西尼昂兄弟步步紧逼，将约翰的军队驱赶到普瓦图腹地，而约翰的母亲年事已高，无力组织防御。法兰西军队无情地攻打诺曼底边境上的各要塞。在诺曼底公国，诺言已经一钱不值。约翰的盟友们作鸟兽散，他们惊慌失措地寻求庇护。阿朗松伯爵也背叛了约翰，他在和约翰一起用膳两天之后就投奔了腓力二世。“罗贝尔伯爵……的行为非常可耻，因为国王……与他分享财富，并亲吻他的口唇，之后，就在当天，伯爵就背叛了他。”马歇尔写道。

约翰面对的是难以逾越的艰难险阻，同时他还举棋不定，因此陷入了瘫痪状态。阿尔蒂尔还在他手中，这是由于他运气好，而不是因为他果敢理智。他在英格兰的王位还很安全，在下阿基坦的控制力也说得过去。但除此之外，一切都说不准。约翰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也没有办法鼓舞其他人抵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枯坐在不断退缩的战线之后，寄希望于上苍。

[1] “阿尔蒂尔”即“亚瑟”的法语读法。

无地王垮台

这一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对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个哀伤的日子。约翰国王却酩酊大醉、暴跳如雷。他在鲁昂落座用膳的时候，觉得自己周围尽是无影无踪的敌人，阴郁的念头压抑着他的心。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自己的公国也不能安全地四处骑行，随时都可能遭到伏击或突袭。

这天晚上，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也在鲁昂。当夜，阿尔蒂尔没有像约翰那样放荡不羁地狂饮作乐。此前有谣言称，他遭到了约翰国王的残酷伤害，这谣言促使约翰国王一败涂地。此后，他就被从法莱斯转移到了鲁昂，此后一直在地牢里坐以待毙。负责将他押解到国王身边的是威廉·德·布雷乌泽，一位特别强大和富裕的贵族，他的产业横跨威尔士—英格兰边境。德·布雷乌泽是约翰的一位亲密盟友；在米雷博俘虏阿尔蒂尔的就是他。在交付年轻的公爵时，德·布雷乌泽知道国王的情绪是怎样的，因此宣布，自己不再为阿尔蒂尔的安全负责。

德·布雷乌泽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濯足节星期四晚饭后，烂醉的约翰变得咄咄逼人。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他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证人说，约翰被鬼上了身。他醉醺醺地走向阿尔蒂尔的牢房的时候，看到他的人一定觉得，这是个恐怖的幽灵。对于这个可怕夜晚发生的真相，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但约翰极有可能走进了牢房，亲手将这个年轻人杀死，然后在尸体上系了一块大石头，将其推入塞纳河。后来，一名渔夫发现了尸体。普雷圣母修道院的修女们害怕约翰的怒火，只能秘密地以基督徒的礼仪将阿尔蒂尔下葬。

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不会在复活节期间做出比这更严重的亵渎神明的恶行。但约翰似乎毫无悔意。事实上，侄子的死似乎让他宽心不少。不久之后，他向母亲发去了一封信，附有暗语“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信使的言辞不能尽述其妙”。

但约翰大错特错。上帝的恩典即将弃他而去，他已酿成大祸。诺曼底、布列塔尼和大法兰西在近几个月以来一直传播着关于阿尔蒂尔命运的流言蜚语。直到1204年，腓力二世的宫廷才完全接受他已经死亡的事实。但就算这还只是个丑恶的谣言而尚未确定的时候，约翰也已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他后来与腓力二世的所有谈判中，法兰西国王始终握着一张王牌。他不厌其烦地告诉约翰：“你先交出阿尔蒂尔，否则永无宁日。”现在，即便约翰想要和平，也办不到了。

1203年夏季，腓力二世开始利用约翰的危险处境——他被困在诺曼底，北面是愤怒的布列塔尼人，南面是兴兵作乱的普瓦图人，而法兰西国王的军队则从东面进逼。约翰继续以鲁昂为基地，在东方战线和鲁昂之间来回穿梭。这两地的消息都不乐观。腓力二世在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恣意行动，不受阻挡。他能够毫发未伤地乘船沿卢瓦尔河行进。卢瓦尔河是一条主动脉，穿过金雀花王朝领地的核心地带。

在这样的环境下，诺曼人的斗志开始涣散。腓力二世刚刚逼近，边境城堡就纷纷投降。约翰丢掉了孔什，然后一瞬间又丢失了沃德勒伊。驻防沃德勒伊的骑士们真够丢人，甚至懒得组织适当的防御。诺曼底的防御就像沙子搭建的城堡一样，迅速土崩瓦解。8月底，法兰西军队大张旗鼓地向众城堡中的明珠——加亚尔城堡进发了。

这座倍受理查一世珍爱的城堡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屹立于巨型岩壁之上，塞纳河在其脚下的河弯处波涛滚滚。腓力二世的军队将这座要塞围了个水泄不通，封锁了河流，希望用饥饿迫使对方屈服。夏末的一个夜晚，约翰企图用一队补给船和雇佣兵突击队打破封锁线。约翰的部下在威廉·马歇尔指挥下，在夏末的温暖夜晚发动进攻。但命运残酷地摈弃了他们。在补给船的桨手们与塞纳河的激流搏斗的时候，他们与陆地上的士兵失去了联系。庞大的舰队在波涛汹涌中被法兰西军队消灭，直到河水在黑暗中被鲜血染红。

约翰营救加亚尔城堡的努力就此宣告失败。法兰西军队的围攻持续到1204年3月，但约翰没有再去努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他在布列塔尼战线上纵火焚烧多尔镇，希望用这起暴行转移腓力二世的注意力，但徒劳无益。在1203年秋季，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约翰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薄弱。有传闻称，他终日与自己的少女妻子沉溺于床笫之欢。人们请求他振作起来，好好准备，保卫诺曼底的独立，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随他去吧。随他去吧。不管他夺去了什么，我终有一天能收复回来。”国王开始漫无目的地在乡间骑行，一个招呼也不打就从宫廷销声匿迹。他害怕在大路上遭到叛徒袭击，所以在自己的公国内也只是在偏僻小径上活动。威廉·马歇尔看到这一切，不禁目瞪口呆。

1203年圣诞节将近的时候，约翰最后一次离开了诺曼底。尽管他许诺说要在自己的公国再停留和战斗一年，12月初的时候他还是私下里做好准备，将自己的辎重送回英格兰。12月5日黎明之前，他从鲁昂出发，纵马疾驰，取道卡昂，赶往巴约。在王后陪伴下，约翰起航前往巴尔夫勒港，经过了那座著名的礁石。1120年，他的舅公威廉·艾特林乘坐的白船上酩酊大醉的乘客们就是在这里命丧黄泉的。这场悲剧是个催化剂，促成了金雀花王朝半个多世纪里对法兰西土地（从鲁昂到图卢兹）的霸权统治。现在，约翰手下那些头脑清醒的船员们绕开危险的礁石、奋力向朴次茅斯航行的时候，金雀花王朝的霸权快要寿终正寝了。在他身后，少数保王党人留在诺曼底继续苦战，希望能够阻挡腓力二世的无情进攻。约翰虽然许诺会回到他们身边，但他始终没有兑现这个诺言。

亨利二世所征服、理查一世所捍卫的广大领土，如今只剩下了其核心部分。除了个别孤立城堡和保王党据点之外，约翰丢掉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绝大部分。在布列塔尼，他是最受唾弃的人。在普瓦图和阿基坦其他地方，他还能够保留名义上的控制，仅仅是因为阿基坦公国的贵族们对他母亲还忠心耿耿。他面对的任务极其艰巨：从英名盖世的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意气风发、繁荣昌盛的法兰西帝国手中收复失地。即便是约翰的父亲和兄长，即便是在他们的巅峰时刻，也是无力回天，何况约翰根本没有那个本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离土崩瓦解的欧洲帝国残留的余烬。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

第三部 对抗的年代（1204～1263）

恶人得志，必然造成残忍暴行。

——威廉·马歇尔

挽救危局

英格兰天寒地冻。这个冬天酷寒难当，生活仿佛停止，希望彻底断绝。在伦敦，泰晤士河冰冻三尺，人们可以徒步从南岸走到北岸。农田被冻得硬邦邦，直到3月才能犁地耕种。冬季作物被严寒一扫而净，饥肠辘辘的人们把尚未开始生长的蔬菜幼苗从地里挖出来吃掉。全国陷入饥馑，物价暴涨。一年之后，燕麦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十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道，民间有传言称，上帝惩罚约翰国王，将诺曼底从他手中夺走，现在英格兰也遭到了惩罚。

约翰困守国内已经有一年。他的日子过得不轻松。尽管他的宫廷生活喜气洋洋又活泼潇洒，放纵地饕餮、被称为“国王的单身汉”的青年们还会提供颇具骑士风度的表演，但大家都能注意到，他们被艰难困苦包围了。到处流传着法兰西即将入侵英格兰的谣言。据说，腓力·奥古斯都找到了讨伐英格兰的借口：布拉班特伯爵和布洛涅伯爵曾对英格兰的部分土地拥有主权，后来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被夺走了。腓力二世攻击金雀花王朝的胃口是没有止境的。约翰丢失自己遗产的本事也令人咋舌。

英格兰朝廷对法兰西入侵的威胁高度重视。在1205年1月举行的一次大型议事会上，约翰命令所有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男性都宣誓要保卫王国、维护和平。若有人胆敢拒绝宣誓，就等同于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国王还颁布法令，在敌军入侵时不采取行动来保卫王国的人将遭到永久性剥夺继承权或者终身为奴的严惩。在冰冻三尺的各港口，所有船只若没有国王的书面恩准，均不得离港。

约翰为什么如此胆战心惊，是很容易理解的。金雀花王朝的基业在法兰西的崩溃非常迅速、猝不及防和令人心碎。在约翰离去之后，诺曼底公国当即灭亡，现在完全属于腓力二世，这是诺曼底在近期历史中首次被法兰西王国吞并。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几乎完全落入敌手，只剩希农和洛什的要塞等为数甚少的据点还在死守，优秀的将士据守着这些城堡，被法兰西人包围得水泄不通。随着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被杀害的消息传开，身在千里之外的约翰的名誉在法兰西王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丧失殆尽。

阿基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204年4月1日，阿基坦的埃莉诺去世了。她享年八十岁，这在中世纪是罕见的高龄。她在丰泰夫罗的修道院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她虽然衰弱不堪，但仍然斗志昂扬，在自己的公国继续支持儿子去对抗不可战胜的噩运。她虽然身披修道服，像修女一样生活，但还在向保王党人赏赐土地和特权，支撑金雀花王朝的事业。

根据她在1202年立的遗嘱，埃莉诺被安葬在丰泰夫罗的教堂，长眠在丈夫亨利二世和最心爱的儿子理查一世身边。12世纪最魅力十足而影响深远的家族的三位成员终于团圆了，他们在生前争斗不休，死后和平共处。埃莉诺墓穴上的肖像保存至今，令这位传奇女性永垂不朽。肖像和她真人一样超乎寻常，捕捉了她的妙龄青春，她眼睛紧闭，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在当时，这肖像象征着知识的巨大力量，在今天也是如此。

丰泰夫罗的修女们为埃莉诺撰写了讣告，向她致敬，并感谢她曾向修道院馈赠的丰厚礼物：金银、珠宝和丝绸。修女们还颇有些阿谀地颂扬道，太后“以其王室后嗣的光辉照亮了世界”。考虑到小亨利国王、布列塔尼公爵若弗鲁瓦和英格兰国王约翰的斑斑劣迹，这句颂词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埃莉诺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王后，她的影响力遍及三个重要地区；尽管她儿子们的行为有时不够理智，她始终疼爱他们、指导他们。

没了母亲的悉心辅佐，约翰在阿基坦希望渺茫。他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的婚姻，以及他对公国内部微妙的政治的笨拙处置，已经冒犯了阿基坦的诸多贵族。在阿基坦，没有一位头脑健全的领主会向英格兰国王效忠或承认他是埃莉诺的继承人，因为他们都害怕被青云直上的法兰西国王剥夺财产。埃莉诺的死讯传出之后，许多曾接受她权威的领主争先恐后地与腓力二世修好。1204年夏季，法兰西国王春风得意地进入普瓦图，这个伯爵领地是整个阿基坦的统治中心。与此同时，约翰的姐夫——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入侵了阿基坦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声称这个地区理应属于他，因为约翰的姐姐埃莉诺享有继承权。金雀花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基石也崩裂坍塌了。

这一切都让约翰灰心丧气。1205年最初几个月，严冬死死地扼着英格兰的脖颈，似乎他的家族在法兰西境内积攒的所有领地很快都要随风而去了。蜷缩着保卫英格兰海岸，是远远不够的。约翰一定也认识到，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本来就不高的名誉和声望必将万劫不复。他必须奋战一把。像梅尔罗斯编年史家那样的人已经在记载他“万般可耻地丢掉了自己在大海对岸的城堡和土地”，这样的话会流传到子孙后代耳边。

1205年夏季，对英格兰可能遭侵略的恐惧消散之后，约翰开始准备兵分两路，向法兰西发动一次大攻势。一支舰队将从朴次茅斯出发，停靠在诺曼底海岸，从西面收复这个公国；同时，第二支舰队将从达特茅斯出发，进军普瓦图。这支军队将由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 [1] 指挥，此人是亨利二世的私生子，与约翰年龄相仿，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与国王是至交好友，常常与他在赌桌上度过许多愉快时光。

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约翰发动了自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他主持了英格兰海军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扩充。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集结了强大的英格兰海军的国王，他在1190年动员了大量舰船，在1196年建造了70艘战船以便在塞纳河上巡逻，并且建立了大型海军基地朴次茅斯，将英格兰与诺曼底联系了起来。现在，约翰继续将海军发展壮大。1203～1204年，他建造了四十五艘战舰，以便在英格兰海岸巡逻；如果要更快地扩充海军，就需要不同的手段。1205年，约翰扣押了所有被认为可以改作军用的船只。即便是只能运载几匹马的船，也被朝廷征用，加入羽翼渐丰的皇家海军。

有了船，还要有足够的士兵和物资来装满这些船。工匠们打造了成千上万的马蹄铁、铁钉、弩箭和箭矢。大量腌猪肉和鹿肉被装上马车，隆隆作响地送到海岸。朝廷铸造了新的全国性货币。各地都发行了印有约翰肖像的新式银便士。为备战服务的人领取报酬时，都会看到银币上的国王肖像：他耳边的头发非常卷曲，胡须修剪得很短；他的眼睛，即便是在钱币的简单肖像上，也死死地瞪着人，看有没有胆大妄为之徒敢于违抗他的王命。

大量这样的钱币被用于招募雇佣兵。仲夏降临之时，水手和武士们被运送到海岸。这一年财政收入中或许有四分之一被用于备战。大量兵员被装载到停靠在索伦特海峡的大型舰船上。据英格兰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这是英格兰曾经集结的兵力最雄厚的一支军队，也是在英格兰所有港口集合船只数量最多的一次。

约翰终于坚定决心地行动起来。但英格兰虽然忙碌，却并非团结一心。约翰虽然能够集结一支大军，但诸侯的反复无常却对他处处掣肘。约翰入侵欧洲大陆的筹备工作虽然貌似十字军东征的大集结，但他的事业并不能激起同样高涨的热情。在过去，诺曼底受到威胁的时候，英格兰权贵曾表现出支持国王的极大热情。亨利二世小心谨慎地遵守诺曼底的风俗，保证他的贵族们在海峡两岸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他维护了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统一，确保大贵族们真正具有盎格鲁—诺曼特征——即在两地都拥有利益和土地。辅佐国王、维护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统一，并保卫它们、抵御外部威胁，符合这些大贵族的利益。

但是，约翰丢失了诺曼底，这造成了深远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已经持续近一百五十年的政治格局：1204年，大多数贵族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保留自己在英格兰的土地，还是保留在诺曼底的财产。他们必须在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中选择其一。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就不再是盎格鲁—诺曼人，而必须作为英格兰或法兰西臣民，向各自的君主效忠。英吉利海峡成了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之间的一道壕沟，而不是将它们连为一体的堤道。有一些大贵族，如威廉·马歇尔，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秘密协议，因此得以保住自己在两个王国的土地。他们的地位仍然是模糊和暧昧的：有些领主为了保住自己在诺曼底的土地而向腓力二世效忠，而为了自己在英格兰的地产而臣服于约翰。他们如果在其中一位国王的麾下作战，就必然会暴露自己与另一位国王私下取得的谅解。

因此，在1205年，约翰驾临朴次茅斯检阅他的雄壮舰队的时候，他发现英格兰诸侯不愿意同他一起出征。在波切斯特城堡，约翰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王指控马歇尔与腓力二世私自媾和、吃里爬外；马歇尔则冠冕堂皇地慷慨陈词，诉说国王对自己如何不堪，并向其他贵族发出警示，称国王准备打算剥夺他的权利，并且“一旦他羽翼丰满，会对汝等如法炮制”。

其他诸侯即便信任约翰的军事才干，现在也不愿意为了诺曼底的土地而流血——因为他们在诺曼底并无直接利益；也不愿意得罪腓力二世，毕竟冒犯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诸侯普遍激烈地反对前往法兰西海岸，于是马歇尔和休伯特·沃尔特恳求国王不要渡海。沃尔特列举了一些务实的理由：腓力二世的财力和军力都比约翰雄厚得多；约翰在欧洲大陆没有几个可以依赖的安全基地，主要是仰仗与普瓦图人的联盟，而普瓦图人天生是背信弃义的奸佞之徒；在腓力二世的诸侯摩拳擦掌要入侵英格兰的时候，约翰国王不应当离开英格兰，令国内空虚；而且，假如约翰战死疆场，英格兰就没了王位继承人。

英格兰诸侯简直是集体哗变，这对国王来说真是奇耻大辱。集结在朴次茅斯的整个远征大军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没有贵族的领导和他们自己的资源，是根本没有希望收复诺曼底的。约翰暴跳如雷。他出海了几天，在海岸来回游弋，希望贵族们会羞愧难当，或者被他说服，从而改变主意，但这希望落空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部队从达特茅斯出发，成功渡过海峡，增援了拉罗歇尔的驻军，但总的来讲，1205年的筹备工作付之东流了。在海峡对岸，腓力二世自行其是，快快活活地巡视那些他的父亲只敢梦想的土地。这年夏季，希农和洛什都陷落了，这意味着，整个图赖讷现在都属于法兰西了。对约翰来说，这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

1204年和1205年的惨败不大可能重演了。在1206年，约翰的运气有所好转。他并没有为了前一年攻打诺曼底计划的流产而气馁，而是调整了计划。1205年冬季，他向海峡对岸送去了成箱的金银财宝，笼络五花八门的潜在盟友；1206年春季，他巡视了英格兰北部，试图用他的个人魅力劝服约克郡、坎伯兰、柴郡 [2] 和兰开夏郡的诸侯，拉拢他们支持他的军事谋略。1206年4月，又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从英格兰开拔，这一次的目标是普瓦图。约翰御驾亲征、一马当先，被他收买或哄骗来的诸侯追随着他。6月，他抵达拉罗歇尔，率军在法兰西南部沿海地区征伐，收复了阿基坦的部分地区。他夺回了圣通日，巩固了对自己妻子的昂古莱姆伯爵领地的控制，并收复了阿方索八世在加斯科涅占去的土地。夏末，国王与强大的普瓦图领主艾默里·德·图阿尔缔结盟约，北上征讨安茹。在那里，他们得到消息，腓力二世（此前他更愿意优先确立自己在诺曼底的统治）正在组织自己的军队。约翰不愿意让自己一整个夏季的收获都因为战败而丧失，于是选择退避，在1206年10月与腓力二世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

这一次远征还算比较成功。但局势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约翰能够统治的只有英格兰、海峡群岛和阿基坦的少量沿海地区，这与他当年继承的广袤领土相比，实在相差甚远。作为英格兰国王，他与前任们的一大区别就是，他只能居留在自己的王国之内。约翰开始学习治理英格兰的时候，整个王国终于明白，让一位焦躁不安、冲动好斗的国王永久地留在国内，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发现，他是一位忙碌的君主。约翰希望对自己的王国了如指掌，所以始终在奔波。这算不得新鲜事，因为不断旅行是执政的一部分，而且英格兰乡村很少有什么地方能够长期供养一位国王及其庞大的宫廷。但即便是按照国王们的标准，约翰也是一位不知疲倦、高度活跃的旅行者。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以上，总是在王家城堡、猎苑、宫殿和庄园间穿梭辗转，休息片刻便立刻冲向下一个目的地。

约翰比亨利二世更热衷于荣华富贵和夸耀炫富。他定期洗澡，这在当时还不是流行的风尚；他内廷的侍从们也沉溺于宫廷的浮华。但国王的宫廷实际上是一支由大车和驮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乡间隆隆行进的时候，队伍足有几百码长。所有器物都是随行携带的：衣饰华丽的仆人们运载着床上用品和贵重餐具、沉甸甸的钱袋、约翰喜爱阅读的珍贵书籍，以及得到严密保护的珍奇珠宝。约翰的小教堂可以在路边迅速搭建起来，他的餐厅亦是如此。车队蜿蜒前进，每天能走20多英里，将泥泞的道路倾轧得泥浆四溅，令路人瞠目结舌。约翰就这样到各地拜访，享受人们的热情款待。

约翰的巡游是一场富丽堂皇的盛景。宫廷的到来固然给负责款待国王及其随行人员的英格兰人造成了很大负担，但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因为约翰治下的宫廷不仅是巡回表演的马戏团，还是主持公义的巡回法庭。

约翰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考虑司法事务。他少年时的教师是亨利二世的主要法官和当时最伟大的法律思想家之一——雷纳夫·格兰维尔。所以，约翰对国王作为最高法官的职责兴致勃勃。他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处理法律事务，裁判审案。他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和平庸无奇的案件也抱有浓厚兴趣。人们也非常需要他来主持公道。他出巡时带着专业法官，到了需要国王的法律来维持正义和裁决的地方，他就和法官们一同审理案件。

约翰的法庭影响了13世纪初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对此有一些超乎寻常的了解。他的司法干预给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带来了好处。有一个小男孩抛掷石块，无意中打死了自己的朋友。约翰缓解了他受到的刑罚。一个神智不健全的人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他显然是清白无辜的。约翰撤销了针对此人的指控。他热情洋溢地投身于各种案件的烦琐细节，而这些案件往往与他的王室特权或利益只有极其细微的关系。他是一位关心平民疾苦的国王。

这一切都非常不寻常，与之前英格兰历代国王的行为迥然不同。亨利二世曾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将英格兰王政的司法工作下放，以保证自己不在国内期间司法机构能够正常运转。理查一世在整个统治期间没有在英格兰待多久，因此效仿了父王的做法。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国王对法律和政府的庞大机器非常感兴趣。他是个热衷于实践、亲力亲为的国王，积极参与政府的日常工作，喜欢亲自干预案件审理，不管这案件是大贵族之间的争端还是孩童之间用石子打架。

当然，约翰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处理政事、维持司法系统的运作。1205年7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久经考验的行政管理者休伯特·沃尔特因背部脓毒性痈发作而去世。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约翰得知沃尔特的死讯时宣布：“我终于成了英格兰国王！”沃尔特已经不在人世，约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新的谋臣和官吏。其中有些来自业已沦陷的欧洲大陆领地。彼得·德·罗什、彼得·德·莫莱、法尔克斯·德·布雷奥泰和吉拉尔·德·阿泰等人的外国姓名和举止习惯提醒了英格兰人，他们的国王不是来自英格兰本土的君主，尽管他现在被限制在英格兰境内。但政府并没有被外国人一股脑儿全盘接收。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仍然占据着高位，包括首席政法官杰弗里·菲茨彼得、财政大臣伊利的威廉和主林务官休·内维尔。

1206年之后，这些达官贵人，以及约翰本人的最高目标非常简单明确：他们需要募集金钱。为了维持雇佣军和笼络欧洲大陆的盟友们去反对腓力二世，约翰需要大量金钱。这项任务对他来讲，比对他的任何一位先祖都更为困难。

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在与卡佩王室作战时有一个优势：他们都是在保卫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去从头征服新的土地。理查一世沿着塞纳河建立的防线需要大量金钱来维持，他在德意志与佛兰德的盟友也需要数额惊人的巨款去拉拢，但这些开支的一部分是由诺曼底和他的其他欧洲大陆属地承担的。约翰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如果他要夺回自己应得的遗产，只能主要依赖英格兰的财政收入。

约翰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搜刮英格兰的金钱，他的横征暴敛世人皆知。敌视他的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散播了许多故事，说约翰吝啬成性，帮助过他的人休想得到慷慨的报答。这总的来讲是诽谤，但它表明，在公众眼中，国王就是一个守财奴，疯狂地将臣民的每一个铜板都搜刮走。当时的确有许多金钱可供他收敛。约翰周游英格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各地尽管在理查一世治下已经承受了非常沉重的赋税负担，但都还欣欣向荣。13世纪初，贸易和手工业蓬勃发展；欧洲大陆发现了新的银矿，于是，自12世纪80年代起，大量白银涌入英格兰，造成了通货膨胀。

1207年，约翰正式开始努力征敛这些资金。他对全国的所有动产征收了十三分之一的重税，相当于每1马克要缴1先令的税。这为王室的金库征集了数额惊人的款项：57425镑，即两年多的财政收入。在此前的二十年中，朝廷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此类的税收试验，但在13世纪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一方面突出说明了英格兰的富庶，另一方面也佐证了王室通过组织有序的行政体系获取收入的能力。约翰当时还不知道，而且这也并非他的本意，但十三分之一的税率后来成为中世纪和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国家财政收入的标杆。

对富人征收直接税只是他搜刮金钱工程的一个部分。对约翰来说，通过王权积累更多财富的最显而易见的工具是司法系统。在这方面，他运用了两种互相紧密联系的策略。第一种策略很简单，就是通过司法裁决来获取利润。当年，亨利二世建立了王室司法和政府的深刻而渗透力极强的体制，使得王家法律的影响力遍及整个英格兰，并且使得王室委派的郡长成为地方政府中最重要的官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热爱行政改革，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理解，司法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王室的文书官衙通过销售令状来营利。刑事案件在法庭审定之后，王室对罪犯进行罚款和没收财产，赚得盆满钵满。大型巡回法庭巡视全境，既恢复了法律与秩序，也给王室带来了一大笔收入；相应的森林巡回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在国王名下的林地犯下的罪行，强有力地维护了王室对英格兰全境面积广袤的森林的所有权，这些法庭完全是营利机构。

1207年至1210年，有一系列森林巡回法庭在运作。许多地区的森林受到侵犯，或者有人在未征得王室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捕猎。约翰从这些地区榨取了成千上万镑的金钱。在这些年间，仅森林巡回法庭就获利8738镑，比1198～1201年收入的两倍还多。这既说明了王室利用司法体制牟利的高效和范围广泛，也印证了诺曼底失陷之后约翰最大限度利用王室特权的新决心。

约翰利用法律来营利的第二种手段更为政治化，最终也给他造成了更多的麻烦。他把法律当作向英格兰的大贵族征税并控制他们的直接工具。

王室法庭或许能为广大民众主持公道，但它最终还是依赖于国王的决断。要让国王的法庭对私人事务展开调查，就必须交费。约翰往往会为此收取很高的费用。在法律案件的每一个阶段，富裕的诉讼当事人都可以向国王行贿，以便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决，或者延缓法律程序的执行。1207年约翰收取此种费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他从一个叫热拉尔·德·弗尼瓦尔的人那里收了1000镑和十五匹骑乘用马，帮助他在针对奈杰尔·德·拉弗托特的案件中解决麻烦。当事人努力为审判和司法程序争取特定的结果时，往往会有数百，甚至数千镑的巨款易手。这些收入并非全都直接进了国王的腰包——许多钱被他的大臣们截留了——但在约翰统治时期，司法程序的收费猛增，导致司法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任何裁决都可以用金钱来收买。从某种意义上讲，世间素来如此，但约翰治下的司法成本激增使得司法系统运转起来越来越笨拙。

与此同时，所谓的“封建附带义务”的成本也迅速增长。英格兰的政治社会建立在领主与其封臣之间联系的复杂体制之上，等级森严，最高层是国王及其诸侯。理论上，国王保障臣民在国内和国外的安全，而臣民们则对其效忠，并遵循风俗习惯，为换取某些特权而支付费用。这些费用中最常见的就是贵族家庭生活的重要仪式：长子受封骑士、女儿出嫁，或者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为了这些事情而向国王支付的费用是约定俗成的，国王在加冕誓言中会发誓要维护国家的风俗习惯，并同意遵守这些风俗，或者在决定谁应当支付什么费用时做到公平、理智。

国王也可以行使君主的某些特权。他可以用公开竞价的拍卖方式迫使一位贵族寡妇与出价最高者结婚，或者向这位寡妇收取一定费用，于是就不强迫她再嫁。在成年（男性成年是二十一岁）之前获得遗产的人不被允许控制自己的土地；国王会以监护人的身份控制这些土地，或者将监护权及其赢利的机遇卖给另外一位封臣。

一位大贵族在一生中可能会因为这些封建义务而欠国王一大笔钱。但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不会真正去索回所有欠款。这些债务可以分期偿清，或者根本不用付，这取决于国王是否宽大慷慨。这是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一种金钱的纽带。

在丢失诺曼底之后，约翰两眼放光、见钱眼开，因此把封建义务税费视为财富与权力的潜在的重要来源。要继承伯爵头衔，需向国王缴纳100镑。在有些情况下，约翰的开价是这个数字的七倍。他还开始要求贵族们尽快偿清欠王室的债务；他要求债务人们按照固定的还款计划来偿付数百镑，甚至数千镑。如果不能偿清债务，惩罚就是没收土地。

1207年发生了第一起没收地产的重大事件。约翰夺走了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产业，这个爵位自第四代伯爵罗伯特·德·博蒙特于1204年去世后一直是空缺的。约翰没有尊重博蒙特的女儿阿米西娅及其丈夫的继承权 [3] ，而是以他们没有偿清欠国王的债务为由，将其土地占为己有，并没收了该领地的收入。这在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但如果说国王的一项根本义务就是保护臣民的财产，那么约翰显然是辜负了他的子民。

在约翰丧失诺曼底之后的岁月里，英格兰王国开始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位国王。政府体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掌控政府的国王的要求却越来越紧迫，并且完全看不到情况会好转的迹象。1207年10月1日，十九岁的王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在温切斯特城堡诞下一个男婴。这是自四十年前约翰降生以来，来到人世的第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亨利，是为了纪念他那杰出的祖父——曾经的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阿基坦领主。这无可争辩地宣示了约翰的意图：募集足够的金钱，夺回他父亲曾经赢得的一切。英格兰别无选择，只能俯首帖耳。

[1] 威廉·朗格斯佩英文为William Longespée，法文为Guillaume de Longue-épée，意思是“长剑威廉”。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号，是因为身材特别魁梧，使用的兵器也超出常规的尺寸。

[2] 即切斯特郡，也就是理查二世自己的势力范围。

[3] 原文有误。阿米西娅是第四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德·博蒙特的妹妹，而不是女儿。罗伯特死后无嗣，产业由两个妹妹及其丈夫继承。阿米西娅嫁给了法兰西的孟福尔—拉莫里领主西蒙·德·孟福尔，他们的儿子也叫西蒙·德·孟福尔，成为第五代莱斯特伯爵。第五代伯爵的幼子也叫西蒙·德·孟福尔，成为第六代伯爵，也就是亨利三世时期的权臣和反对派领袖，下文会详述。

残酷的主人

当时的编年史家常把金雀花王朝的成员比作魔鬼：这些国王们执掌着极大的权力，但有时会残忍到泯灭人性的地步。在这方面，约翰与他的亲人们没有区别。但即便是从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在1208～1211年对王国的统治也算是特别严苛残酷和盛气凌人。这些年里，随着约翰越来越自信满怀、踌躇满志，他对英格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强了控制。作为一位君主，他逐渐成熟起来，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积聚在他以前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不曾拥有过的巨大财富，还将王室权力扩张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冷酷无情地将胆敢反对他统治的家族剥夺财产、流放边远险恶之地。他对英格兰的犹太人大敲竹杠。最令人咋舌的是，他还在争夺教会主宰权的斗争中与教皇分庭抗礼。

1208年2月15日，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凶兆，预示着约翰暴政的开端。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女老少带着满心敬畏和不祥预感，举头遥望漆黑的天空，只见月亮“起初呈血红色，然后变得晦暗不明”。这是一次月食，就像其他天象一样，它对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影响。月食被视为凶兆，不到五周之后，这个凶兆就成了现实。英格兰的教堂钟声戛然而止。由于国王和教皇英诺森三世之间激烈而漫长的争吵，教皇下令对整个王国施行停止圣事的禁令。约翰和英诺森三世之间分歧的根源其实稀松平常，但很快发展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双方为了权力、惯例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争斗不休。这场争端影响到了英格兰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的生活。

故事从1205年开始，约翰入侵诺曼底的行动被迫放弃不久之后，休伯特·沃尔特溘然长逝，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就空缺了。约翰决心要把这个职位授予自己中意的人选：诺里奇主教约翰·德·格雷。此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律专家、法官，有时还担任外交官，另外还曾担任约翰的秘书，在国王从诺曼底撤退期间还曾借钱给国王（用王室珠宝作抵押）。

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程序颇有争议。约翰发现，要想把如此崇高的神职授予给自己的亲信，必须与教会做一番斗争。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全体教士坚称，他们拥有选举新任大主教的古老权力。他们反对格雷，而支持他们的自己人——修道院副院长雷金纳德。12月，约翰亲自出马，声色俱厉地威吓教士们，强迫他们接受格雷。这个消息传到罗马之后，英诺森三世大发雷霆。这位教皇恪守教条、致力于改革，坚信自己对欧洲的所有君主拥有最终宗主权。1206年3月，他推翻了格雷的当选，也否定了雷金纳德的参选资格，而是推出了自己的人选：红衣主教斯蒂芬·兰顿，这位神学家和学者举止虔诚，是个有才华的赞美诗作者，并且有令英诺森三世满意的改革精神。1207年6月17日，在罗马，教皇向兰顿授予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职。

约翰得知兰顿当选为新的大主教后，不禁暴跳如雷。他向罗马发去了怒气冲天的书信，发誓赌咒要捍卫自己的王权，一直到死，并威胁要禁止任何人从他的港口前往教廷。英诺森三世对此置之不理。于是，约翰将坎特伯雷的所有僧侣驱逐出境，宣布兰顿为王室的敌人，并将坎特伯雷教区的财产据为己有。1208年3月23日，英诺森三世做出了回应：对整个英格兰实施停止圣事的禁令。

教皇颁布的停止圣事的禁令是极其严重的惩罚。它禁止执行教会的几乎所有圣事，有效地断绝了整个民族与上帝的教会之间的联系。在12和13世纪，欧洲有许多王国遭受了这样的惩罚，因为这是教皇与国王们斗争时的标准武器。英诺森三世此前向挪威和法兰西发出过停止圣事的禁令。这种惩罚是无限期的，只要教皇仍然不悦，就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于是，从1208年春季开始，约翰的王国陷入沉默，所有的教会圣事都停止了。生活的节奏被中断了。只有告解、临终涂油礼和婴儿洗礼还被允许。除此之外，教堂大门紧闭，教士们闲坐无事。婚礼在门廊上举行，死者被埋葬在城镇的护墙之外、路边壕沟内，没有神父主持葬礼。英格兰被教会逐出门外。

约翰的反应可以与他父亲当年相提并论。起初他怒火中烧：据说，在得知停止圣事的禁令被颁布之后，他陷入狂怒，几乎疯癫，口出恶言、亵渎神灵，诅咒教皇的放肆，以上帝的牙齿起誓要把神父们的眼珠子挖出来，把他们说谎的舌头割掉。但约翰是个实干家。停止圣事的禁令宣布之后的第二天，王室官吏就扫荡了英格兰全境，以国王的名义没收教会财产。约翰的鹰犬将教会名下的粮仓、园林、农田和鱼塘全部充公，让英格兰教士不仅无所事事，而且一贫如洗。约翰命令郡长和其他官吏去代表国王管理这些财产，并委任了各郡的委员会来评估教会的财产，并向教士们支付微薄的津贴，好让他们在下岗期间能够维持生计。两周后，他开始允许财产被剥夺的教士们买回自己的财产，但条件非常苛刻。希望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免受王室直接干预的教士们不得不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奉献给国王。

通过这些巧妙的手段，在英格兰教会与罗马互相疏远的五年间，约翰从英格兰教会搜刮到了数额巨大的财富，并且以此为乐。或许他最有创造性的策略就是将教士们的妻子、小妾和情妇扣押，然后向教士们收缴赎金。很多教士家中养着婴儿，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乖乖掏出腰包。

英诺森三世试图通过禁令让约翰国王对教皇服服帖帖，不料却让约翰趁机发了笔横财。但任何人都不能对教皇妄加嘲弄而不受惩罚。约翰喜滋滋地对禁令熟视无睹，他个人付出的代价是，必须承受教会能够施加的最严酷的惩罚。1209年1月，英诺森三世启动了将他绝罚的程序。当年11月，绝罚令已经发出。现在，不仅是约翰的王国，他本人也被教会正式放逐了。

将一位国王绝罚是极其严厉的判决，因为它默许其他基督教国王进攻英格兰，而不必担心受到教皇的谴责。甚至亨利二世在贝克特被害后都能避免绝罚的命运，然而约翰对绝罚似乎仍然无动于衷。没有人入侵英格兰。最糟糕的结果是，许多英格兰主教逃往海外。但就连这对约翰的王权也没有造成任何负担。主教和隐修院长的席位空缺后，其领地的收入会转为王室所有。

于是，又一项处罚被约翰置之不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的唯一真实影响就是，普通英格兰人的生活有了一点点不方便，而英格兰教士们遭受了严厉的罚款。约翰从停止圣事的禁令获取的收入累计达到约每年2万马克，差不多是1188年的萨拉丁什一税募集款项的三倍。

停止圣事禁令的危机确立了约翰对教会的暂时主宰权，同时他还努力寻求其他手段来压制自己的其他邻居和臣民。1209～1210年圣诞节期间，他将注意力转向犹太人。犹太人垄断了放债的生意，他们在英格兰虽然人口比例很小，但富得流油。在法律上，犹太人是国王的私人动产，只有在王室的保护下，他们才能生存和工作。起初，约翰搜刮他们财富的途径是征收6.6万马克的摊派税，这笔赋税数额巨大，征收的手段也特别严厉。在英格兰全境，犹太人，无论男女，都遭到了迫害。据编年史家考文垂的沃尔特记载，犹太人被“扣押、囚禁，遭到毒刑拷打，以便压榨出他们的钱财，供国王享用；其中有些人不堪忍受折磨，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还许诺会给国王更多”。

这一切都并非新鲜事。1187年，亨利二世征收了犹太人动产的四分之一，充作十字军东征的军费。理查一世加冕后，被十字军东征的狂热煽动起来的暴徒在伦敦的犹太人居住区纵火，大肆抢劫，在大街上屠杀犹太人。但即便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约翰的措施也太残忍了。他向犹太人提出严苛的要求，以恐怖的暴力相威胁。在布里斯托尔，有一个犹太人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他被投入大牢，狱卒们将他的臼齿打掉了。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国王命令狱卒们每天将这个犹太人的一颗臼齿打落，直到他缴纳1万银马克……一连七天，他们每天打落他的一颗牙齿，令这个犹太人痛不欲生，第八天，他们开始动手的时候，犹太人……交出了上述数额的金钱，以挽救自己的第八颗牙齿，尽管他已经失去了七颗”。

这表明约翰的残暴到了多么令人发指的地步。次年，他开始了最令他恶名远扬的复仇行动，即镇压德·布雷乌泽家族。在此事件中，约翰的所有本能和政策都集中突显出来：他贪财如命；他致力于对不列颠的凯尔特边缘地区实施直接控制；他对自己的一些最富有、势力最强大的臣民抱有强烈的敌意。

威廉·德·布雷乌泽是一位出身古老诺曼世家的贵族，他与王室的联系可以上溯到诺曼征服时期。他的妻子玛蒂尔达也出身高贵。他们一起将德·布雷乌泽家族发展壮大，成为英格兰最伟大的名门望族之一，并在威尔士边境地带建立了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扮演的角色与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等人相同：压制土著威尔士人、维护英格兰人的强大势力。

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统治的许多重要事件中，都能看到威廉·德·布雷乌泽的身影。在理查一世丧生的沙吕战役中，他就在前线作战。在约翰统治的早期，他几乎始终陪伴在约翰身边。在威尔士政策中，约翰仰仗像德·布雷乌泽这样的人，将位于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的伯爵领地授予他们，并鼓励他们开展军事征服、开疆拓土。德·布雷乌泽获得了爱尔兰的利默里克附近的土地所有权，为了获取那里的继承权，每年要向国王缴纳相当多的费用。他的家族在萨里郡、赫特福德郡和德文郡都有地产，还拥有两座利润丰厚的修道院（是停止圣事的禁令期间没收来的）。德·布雷乌泽的次子被任命为赫里福德主教。在约翰在位十年后，德·布雷乌泽成了一位势力非常强大的领主，获取了面积广袤的土地和许多监护权、城堡和采邑。他还知悉了许多秘密。1203年，在诺曼底，他是国王信任的近臣，或许还是知晓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死亡真相的少数人之一。

到1208年，在约翰眼中，德·布雷乌泽已经不再是一位受到丰厚奖赏的、有价值的臣子，而是一个潜在的捣蛋分子，向王室缴纳的金钱远远不够。德·布雷乌泽和大多数其他贵族一样，多年来累积了欠王室的大宗债务。为了获取他的诸多头衔和遗产，他欠了国王许多封建税费，总计超过3000镑，需要向王室金库分期付款。1208年3月，约翰开始勒令德·布雷乌泽偿还全部债务。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约翰在索取金钱的同时还要求交出人质。王室信使奉命到德·布雷乌泽宅邸带走人质的时候，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以女人的大胆莽撞”大呼小叫，将王室信使赶走，声称约翰害死了阿尔蒂尔，现在极有可能还要加害她的儿子们。据文多弗的罗杰说，玛蒂尔达叫嚷道，国王“卑劣地谋害了自己的侄子……原本对这个侄子应当以礼相待才对！”

玛蒂尔达的举动即使往轻了说，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令约翰对德·布雷乌泽家族恨之入骨。在随后三年内，他扣押和没收了德·布雷乌泽家族的债务抵押品，并开始罢免他们的职务、削去他们的地位。后来，国王在一封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公开信中向全国解释称，他打击德·布雷乌泽家族是“遵循英格兰的习惯和国库的法律”。但这其实是一场充满恶意但的确合法的政治迫害。威廉·德·布雷乌泽被免除了格拉摩根行政长官的职务，约翰将这个位置交给了他从欧洲大陆带来的一名雇佣军人。德·布雷乌泽家族位于海伊、布雷肯和拉德诺的城堡被王室没收。约翰以收缴债款为借口，允许雇佣兵劫掠德·布雷乌泽的土地。他还雪上加霜地命令德·布雷乌泽家族为这些劫掠行动支付军费。德·布雷乌泽家族进行了报复，攻击了被国王夺走的那些城堡，但这种举动令他们丧失了法律的保护。约翰对他们疯狂镇压，令其如丧家之犬般走投无路，最后在1209年初被迫渡过爱尔兰海，逃往伦斯特，到威廉·马歇尔那里避难。

在约翰登基伊始，马歇尔受封为彭布罗克伯爵，但他和国王的关系始终不是很好。在1205年与约翰发生争吵之后，马歇尔便不再受宠。到1209年底，他和其他一些逃离约翰宫廷的流亡者避居在爱尔兰。马歇尔以骑士精神的宽厚善良欢迎德·布雷乌泽家族，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德·布雷乌泽。爱尔兰人普遍对德·布雷乌泽家族表示同情。那里的许多大贵族都庇护他们，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居所，等待将来与英格兰国王和解。

但约翰无心讲和，不肯与德·布雷乌泽家族取得谅解。恰恰相反，他们成功逃脱他的法律惩处，更使得他决心加强英格兰王室对爱尔兰的控制。他不肯容忍桀骜不驯的主教（其中很多人在停止圣事的禁令期间逃往爱尔兰）和遭迫害的贵族们在这样一个港湾避难。于是，1210年夏季，他集结大军，在彭布罗克调集数百艘舰船，准备入侵爱尔兰。

庞大舰队即将入侵的消息很快飞过了爱尔兰海，一些流亡主教在约翰大军杀到之前向他屈服了。威廉·马歇尔写道，他“深知国王的意图是什么，他（国王）的唯一目标就是寻找机会来伤害他（马歇尔），而且是毫无缘由地伤害”。马歇尔渡海来到英格兰，向国王投降。然后，马歇尔又陪同约翰征讨爱尔兰。这场战役奉行两项主要战略。“他制定和颁布了英格兰法律与风俗习惯，任命郡长和其他官吏，遵照英格兰法律来统治这个王国的人民。”马歇尔解释道，“此后，国王率领大军攻城略地，占领了敌人的多座要塞。”这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战役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多一点，约翰就消灭了在爱尔兰的绝大多数敌人，瓦解了敌对势力。

德·布雷乌泽家族自然是魂飞魄散。玛蒂尔达和她的长子在爱尔兰无处藏身，从阿尔斯特逃往苏格兰。但他们在约翰的追击下毫无喘息之机。1209年8月，约翰率领一支大军兵锋直指苏格兰边境，迫使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诺勒姆条约》。苏格兰不再是反抗约翰的堡垒。玛蒂尔达和她的儿子被俘虏，交给了英格兰国王。与此同时，威廉·德·布雷乌泽逃到了法兰西，作为不法之徒了却残生。他将阿尔蒂尔惨死的全部真相告诉了法兰西宫廷，令其心惊肉跳。

玛蒂尔达在被俘的时候，向国王提议，用4万马克的巨款（这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天文数字）赎回自己和儿子的自由，这印证了德·布雷乌泽家族是多么害怕落到约翰手中。约翰这一次对巨大财富不感兴趣，况且玛蒂尔达显然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他将俘虏送到了温莎或科夫堡。这一年还没过完，他们就丢了性命。

德·布雷乌泽家族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们知道阿尔蒂尔遇害的秘密，所以非常害怕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1210年底之前，玛蒂尔达和她的儿子在狱中被活活饿死。据说母子俩的死尸被发现的时候，蜷缩在牢房一角。男孩的尸体上有牙齿印。他的母亲饿得发疯，想把他吃掉。

得罪约翰国王的人就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到1210年底，约翰明白无误地向英格兰全境宣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教堂沉寂无声，这提醒着胆战心惊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国家，统治他们的是一个被绝罚的国王。牙齿被打落的犹太人和死去的女人们佐证了约翰的残忍无道。十年之间，王室金库大幅膨胀，导致全国出现了货币短缺。苏格兰和爱尔兰被打得头破血流，重新对英格兰王室的威力肃然起敬。1211年，约翰率领两支大军杀入威尔士，讨伐主宰此地的王公——约尔沃思之子罗埃林，也叫罗埃林大王。在取得一系列决定性胜利之后，约翰将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威尔士人。约翰虽然没能在法兰西称雄，但他在不列颠的确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威。考文垂的沃尔特写道：“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万民对英格兰国王俯首帖耳，莫敢不从——世人皆知，任何一位先王都不曾享受此等荣耀。”但对约翰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先祖们遭遇的噩运很快就要降临到他头上。

末日的开端

韦克菲尔德的彼得是约克郡的一位隐士，在英格兰北部名气很大。他智力迟钝，以面包和水为主食，却能未卜先知。据说，基督曾三次向他显身，两次是在约克，一次是在附近的一座叫作庞蒂弗拉克特的城镇。救世主化作孩童的形象，被抱在一位神父怀中，对彼得说道，“太平，太平，太平。”并教导他更为纯洁的生活方式。

1212年，彼得看到了一个新异象。他预言，国王的统治将于下一个加冕周年纪念日（1213年5月的耶稣升天节）结束。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这位隐士说：“异象向我揭示，国王的统治不会超过十四年，末了的时候，更令上帝欢欣的人会取而代之。”

在迷信流行、谣言力量无穷的年代，彼得的预言如野火一般迅速传播出去。国王听到这个传言时，放声大笑，但仔细斟酌后，警惕了起来。他命令将彼得逮捕并押送到宫廷，命令他自己向国王解释。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国王亲自审问彼得，询问“他是否会在那一天死去，或者他将会如何失去王位。隐士答道：‘不必怀疑，到了那一天，你就不是国王了；如果到时候证明我是撒谎，那么任凭你处置。’”

约翰不需要这样的鼓励，马上将彼得送往科夫堡，交给威廉·德·哈考特看押，“将彼得披枷带锁，囚禁在那里，等待检验他的预言”。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尽管彼得身陷囹圄，他的宣言还是迅速传遍了英格兰，“几乎所有听到这预言的人都信以为真，仿佛它是从上天传下来的”。

对约翰来说，1212年原本是春风得意的一年。他远征爱尔兰，旗开得胜：他扣押了许多人质，并设立了许多英格兰化的领地和主教辖区，借此遏制住了最好战的土著王公们。在爱尔兰取得成功的同时，英格兰在威尔士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为了保障在威尔士北部和英格兰西部边境取得的新领土，约翰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城堡。约翰在威尔士占领的新领土比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或太公亨利一世多得多，令土著王公们蒙羞。许多威尔士贵族子弟被扣押在英格兰宫廷，作为人质，以防止他们的家族谋反。宫廷的人气一下子旺了许多。

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卧病在床，国内有人阴谋起事，对他的统治不利。约翰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先前的战果。他向狮子威廉示好，条件是后者必须交出人质和数额巨大的现金。随后，在1212年复活节星期日的宴席间，约翰册封狮子威廉十二岁的儿子为骑士，并为这个少年提供雇佣兵，帮助他打败了觊觎苏格兰王位的古特雷德·麦克威廉。英格兰王室在不列颠群岛牢牢占据了主宰地位。

毫不奇怪的是，连续五年在沙场屡战屡胜之后，约翰的自信心开始恢复。更让他踌躇满志的是，他现在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在丧失诺曼底之后，即便不算从犹太人和停止圣事的禁令获取的意外之财，他也把自己的年收入翻了一倍，常常超过每年5万镑。尽管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快速飙升的通货膨胀，他在1212年的可支配收入仍然比他的哥哥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夕要多得多。多达20万镑的现金被储藏在英格兰的诸多城堡之内。在这些成功的鼓舞之下，约翰感到，重返法兰西、收复诺曼底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拥有足够金钱，可以重新启动理查一世的收效显著的外交政策：贿赂腓力二世的邻居们，组成一个反对卡佩王朝的大联盟。约翰与先前的盟友们（包括他的侄子——新近复位的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和布洛涅伯爵雷诺）取得了外交联系。银便士堆积如山，用于招募雇佣兵和装备一支军队。

但是，在1212年夏季，约翰入侵诺曼底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王国的控制却开始松动。麻烦从威尔士北部发源。约翰在那里的城堡建造工程刺激了负隅顽抗的威尔士残余势力，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他的统治。就在英格兰各地的四十座城镇收到征兵命令（为欧洲大陆的战事做准备）的时候，威尔士内陆的森林和山区突然杀出一支支反抗军，对英格兰的边境城堡发动了游击战。英格兰骑士和士兵们被残忍地斩首，刺鼻的浓烟从被焚毁的城镇废墟上升起。威尔士叛军四处杀戮和劫掠，然后撤回乡村。

威尔士的叛乱是1205年以来约翰的权威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挑战。叛乱规模很大，约翰不得不放弃出征欧洲大陆的计划，将军队集结在切斯特，准备对付边境受到的威胁。8月，为了发泄挫折情绪，他在诺丁汉将二十八名威尔士人质绞死。但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威廉·马歇尔记载道，就在人质们在绞刑架上垂死挣扎的时候，一些匿名信被送到了诺丁汉，发出警告：“假如国王将他开始的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要么会被自己的贵族杀死，要么会被交给敌人，任凭他们发落。”约翰麾下的一些贵族似乎在筹划阴谋，要将他谋害，另立新君。约翰常常臆想自己遭到乱臣贼子的攻击，现在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事实的确如此。

弑君阴谋的主要嫌疑人是尤斯塔斯·德·韦希和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德·韦希自狮心王理查的时代就为王室鞍前马后，约翰曾指派他为与苏格兰人谈判中的联络人，因为他在诺森伯兰和约克郡有大片地产，对野蛮的英苏边境了如指掌。他对约翰心怀不满的原因不详，有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国王曾勾引他的妻子，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对约翰的恶言诽谤。真相更有可能是，德·韦希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贵族，不赞同约翰将英格兰的财富用于争夺在欧洲大陆的土地。东窗事发之后，德·韦希立刻越过边境，逃往苏格兰避难。

菲茨沃尔特则是艾赛克斯北部和伦敦城的一位强势人物。他声称（可能是撒谎）自己反对国王的原因是，国王曾试图强暴他的长女。但事实上，他的怨恨的根源可能更深，既包括与国王的私人仇隙，也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许多英格兰诸侯不喜欢约翰咄咄逼人的强势王政，和菲茨沃尔特有同感。阴谋败露之后，菲茨沃尔特逃到了法兰西。阴谋集团中只有一个倒霉鬼，一个叫作诺里奇的杰弗里的国库官吏落入了国王手中。他死在狱中，这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诺丁汉发现的阴谋使得约翰又一次陷入妄想狂。约翰在诺丁汉读到的信不仅表明他有充分理由畏惧外部敌人——英诺森三世、腓力二世、犯上作乱的凯尔特人，还证实了他一贯的猜疑，即他自己的贵族也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胜利很快变成了满腹狐疑和惊恐不安。在发现阴谋的一个月内，他彻底解散了自己的威尔士军队，并在雇佣兵的护卫下返回伦敦。北方的王家城堡都进入武装戒备状态。1212年秋，约翰开始准备在英格兰王国的北部打一场内战，士兵和运输武器装备的长长队伍逐渐北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约翰向所有贵族发去信函，要求他们各自交出一名人质，以确保他们的忠顺。人质常常是诸侯的儿子或较年轻的亲戚，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编年史家们记载，从1212年夏季开始，约翰无论驾临何处，都带着武装卫队。

约翰和诸侯的关系怎么到了这样的谷底？最简单的解释是，英格兰对这位始终待在国内的国王已经太熟悉、太厌倦了。与金雀花王朝此前任何一位君主相比，人们与约翰相处的时间更久，对他也更熟悉。许多贵族感到很难适应他这种活力四射、亲力亲为的强势统治。他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又残忍暴虐；他对德·布雷乌泽家族的镇压违背贵族的价值观，激怒了诸侯。但国王的残忍并不是谋反的理由。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也很残忍，但他们的威望未曾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亨利二世也曾一口气绞死几十个威尔士人质；理查一世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冷酷无情地大肆屠戮过。

令约翰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他患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他非常狡猾和深藏不露，曾发明了一种复杂的密文——真的是非常复杂，以至于他自己有时也记不住——在发出自己并不希望得到执行的命令时就使用这种密文。他对威廉·马歇尔和德·布雷乌泽家族的待遇无法令其他贵族产生信任之感。他的确没有义务要和贵族们融洽相处，但先是亲吻他们、百般恩宠，然后又让他们的妻儿活活饿死，这说明他的思维很不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约翰的宠臣们都这么惨，那么不受国王信任的人有多少生存机会？

但除了国王的性格缺陷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自亨利二世的改革以来，英格兰王室和诸侯之间就出现了嫌隙。关于完整的王政的具体性质，还有很严重的问题留待解决。在斯蒂芬与玛蒂尔达的内战留下的灰烬之上，英格兰得到重建，王室权威也得到了大范围的、系统性的扩张。现在，王权的影响无处不在。在12世纪中叶，每五座英格兰城堡中就有一座属于王室。在半个世纪的大兴土木和没收充公之后，到1212年，英格兰的城堡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主楼上都飘扬着王旗。普通法得以非常强势地扩张；哪怕是最为卑微的案件，王室也在其审理中直接干预，这种情况在约翰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状态，使得王权深入各郡，而诸侯的权力大大削弱。只有在极少数地方，如切斯特伯爵领地 [1] ，王室的令状还不能随意发号施令。

王室官职越来越多地被出身卑微的人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占据。在前不久还处于诸侯直接控制之下的地方，这些后来居上者和外国人积累了相当强大的势力。在约翰治下，宫廷高官或者政府大吏中没有一个出身于大贵族家庭。在被排挤到权力核心之外的贵族们看来，这些官吏就是一个低贱的朋党集团。国王军队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兵，这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的影响力，而且导致诸侯对国王的归属感——在过去，王室的军事行动是国王与诸侯的共同事业——大大淡漠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给英格兰的普通自由民带来了很大好处。约翰治下的政府越来越专业化。在王室法律的保护下，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财产，并自由地对其加以处置。他们可以在王家法庭击鼓鸣冤，挑战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约翰向他们推销的是一种君权神授、近似神明的光辉灿烂的君王形象。1207年的圣诞节，为了制造君主威仪的盛大场面，约翰不惜挥金如土。他头戴祖母玛蒂尔达的皇冠，手持权杖和黄金节杖，身披饰有金刺绣的紫色丝袍。与内战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两个朝廷分庭抗礼）相比，约翰国王的英格兰团结统一，国运昌隆。

主要的输家是诸侯。这个集团约有一百六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在1205年英格兰与诺曼底分道扬镳之时损失的领土最多。他们有最多的机会和约翰相处，因此他们对朝廷的体验就是约翰的喜怒无常、残忍暴虐和贪财无度。对这些诸侯而言，王权既是一个体制，也是私人间的关系。它的运转依赖于国王一个人的善意。曾任亨利二世的首席政法官的理查·菲茨奈杰尔写道：“对有些人，国王自愿无偿地主持正义，这是为了奖赏他们过去的忠诚效劳，或者仅仅是因为国王的善心；但对其他人……国王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在约翰这样的国王的统治下，这种内在矛盾得到了戏剧性的突出。随着王室法律和司法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贵族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被从根基自下而上地侵蚀了，而约翰反复无常、专横独断地处置他们，又自上而下地对贵族加以压制。

约翰拥有法学家的头脑，把自己的地位也看得非常崇高，因此在自己的两个角色之间看不到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是一位政府领导人，而这个政府逐渐扩张，由程序和体制组成；另一方面，他又是诸侯的封建宗主，有权恣意地剥夺诸侯的财产，对其加以惩罚。这种治理诸侯的私人化手段使得他能够压榨他们的金钱，凭借自己的宗主地位夺走他们的财产，并向他们征收巨额的封建税费或罚金。他认为自己有权裁决诸侯之间的争端和法律案件，或诸侯和他之间的纠纷；他亲自审理这些案件，接受最亲信的谋臣的非正式建议，或者通过国库来查办。案件的审理结果由他本人决定。在他看来，这是国王的特权。的确，这种想法在概念上并不新鲜，但他将其予以实践的规模却是前无古人的。然而，诸侯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1212年底的局势就是这样。约翰仍然急于发动收复诺曼底的战争，并开始投入大量金钱，用于构建实现这个宏图大略所必需的国外联盟。在国内怨声载道的大背景下，他还在追逐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要收复失地，同时还保证越来越心怀不满的英格兰诸侯不掀起全面叛乱，着实需要英雄的领导力、统治才华和极佳的运气。

[1] 切斯特伯爵领地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强大的伯爵领地之一。12世纪时，切斯特伯爵便享有近似王权的极大权力。1237年，末代伯爵去世且无嗣，后来该领地被王室吞并。从亨利三世开始，该领地及头衔只册封给王储。

布汶战役

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战胜利发生在1213年5月30日，对手是法兰西舰队。两天前，五百艘舰船在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指挥下，扬帆起航。渡过英吉利海峡之后，索尔兹伯里伯爵沿着诺曼底海岸一路劫掠，抵达了佛兰芒海岸，驶入茨温海湾。这是一个潮汐形成的小海湾，是去往沿海贸易城市达默和斯勒伊斯的海上必经之路。

船上满载着军人和武器，包括英格兰骑士和外国雇佣兵，他们的军饷来自约翰自1204年以来就积攒起来的大量金钱。他们在茨温海湾逆流而上，驶向达默的时候，目睹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形形色色、遮天蔽日的法兰西舰船，有的停靠在岸边，有的在港口波浪中摇曳，全都在等待入侵英格兰的军队登船。估计有1700艘船，装配齐全，整装待发。港口中船只发出的咯吱声代表着莫大的威胁。

几个月以来，一直有传言说，教皇英诺森三世看到约翰对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令满不在乎，非常恼火，已经宣布废黜约翰，而腓力二世做好了执行这个判决的准备（罗马方面的确已经准备了废黜约翰的文书，但始终没有公开）。腓力二世开始将英格兰视为他的儿子路易的潜在封地，于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筹备入侵英格兰的远征。他的致命意图的证据现在就呈现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眼前。

这位英格兰指挥官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英格兰战船立即蜂拥冲入港口，攻击防卫薄弱的法兰西舰队，将数百艘载着粮食、葡萄酒、面粉、肉类和法兰西军械库关键部分的船只的缆绳砍断，任其漂流入海。其他士兵则抢滩上岸，抢走停靠的船只上的贵重补给物资，然后将这些木船付之一炬。沥青在水中熊熊燃烧，黑烟窜入天空。

腓力二世当时并不在遭受攻击的城镇。不久之后，他匆匆赶到，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法兰西国王看到他的船只在海上熊熊燃烧、喷吐浓烟，似乎大海都着了火，不禁恼羞成怒，”威廉·马歇尔写道，“腓力国王气得发狂，情绪非常恶劣，在暴跳如雷和万般绝望的发作中命令将他的海军的剩余船只烧了个一干二净。”这对英格兰人来说是一次勇敢而意义重大的胜利，消除了随后几年内法兰西人对英格兰海岸的威胁。

腓力二世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伯爵摧毁他的舰队（原定用于执行教皇发出的废黜约翰的判决）的行动其实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大力支持。在向法兰西发动海上攻击之前，约翰在巨大的压力下屈服了，决定与罗马和解，以便减少一个敌人，并削弱腓力二世的力量。劝说他与教皇议和的人当中包括马歇尔，此时他又成了一位重要的谋臣。教皇派出了一位使节——潘德尔夫·马斯卡——去磋商和解的条件。就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舰队起航几天之前，约翰在多佛尔与潘德尔夫会了面。

在那里，在英格兰诸侯的见证下，国王签署了一项条约，向教皇俯首称臣，使自己的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成为教皇的封建臣属。英格兰一下子从基督教世界边缘的弃儿变成了教皇的臣属领地，就像欧洲的其他一些王国（如西西里、波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阿拉贡）一样。“王国变成了神权领地，神权领地则变成了神父的王国。”英诺森三世在获悉此消息后写道。显然，约翰的归顺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即达默的辉煌胜利。

但与罗马的和解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单一事件。达默战役六周之后的7月20日，约翰站在温切斯特城外的莫恩山上，俯视着下方雄伟的城市。他的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华服在夏日阳光下光芒耀眼，廷臣和他们的纯血统骏马的披挂也是光彩夺目。温切斯特五光十色、熙熙攘攘。斯蒂芬·兰顿终于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得以照管他的信众。他在盛大的教士队伍中缓步行进，穿过苏塞克斯丘陵地带，进入这座古城。几分钟之后，约翰和兰顿参加了和解的公开仪式，热泪盈眶，焚香庆祝。双方带着和平的善意亲吻，约翰发誓将热爱和保卫教会。

约翰为这次和解付出了很大代价。首先，他答应向教皇缴纳罚金；其次，他放弃了利用空缺的神职牟利的机会，导致收入减少。但浪子终于回头了，约翰现在深得罗马教皇的宠幸。再加上腓力二世的海军丧失殆尽，约翰大受鼓舞，决定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

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入侵，计划在普瓦图登陆，然后于1214年春夏向北推进。他必须说服贵族们支持他的计划。但以尤斯塔斯·德·韦希为首的北方诸侯（现在他与国王达成了和解，但仍然忐忑不安）拒绝出兵，声称自己没有出征所需的财力。这是约翰统治期间第二次遭遇诸侯的顽固抵制。他果然陷入狂怒。但这一次与1205年不同，他不会容忍自己的雄心受挫。1213年秋季，他一直在准备入侵欧洲大陆，据他给曾经的盟友艾默里·德·图阿尔的信中的描述，这将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军”。

在远征开始前的几个月内，约翰利用自己的封建宗主地位和司法审判的机会大肆征敛钱财。他征收了一笔免服兵役税（贵族的封建义务是向国王的军队提供骑士，或用金钱来代替），税率达到每名骑士3马克，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封建税费也猛涨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威廉·菲茨艾伦继承菲茨艾伦家族的男爵头衔时被征收了1万马克的巨款。约翰·德·莱西为了获得庞蒂弗拉克特的领主地位，不得不缴纳7000马克。寡妇们要想保留自己的嫁妆，并且逃避被强迫再嫁的命运，就得缴纳1000镑。最大的一笔生意是，杰弗里·德·曼德维尔为了与格洛斯特女伯爵伊莎贝尔结婚，不得不交给国王2万马克。伊莎贝尔曾经是约翰的妻子，但他在1199年抛弃了她，娶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 [1] 。她的确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但德·曼德维尔为了娶她而付出的代价着实是天文数字。而且，这些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债务：德·曼德维尔为了迎娶这位曾经是王后的新娘，必须在九个月内分四期将这笔钱偿清。

如此横征暴敛来的金钱并没有被堆积闲置，而是开始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大陆。约翰在自己的侄儿——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支持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在欧洲西北部，荷兰伯爵、布洛涅伯爵和佛兰德伯爵加入了反对腓力二世的斗争。他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以一个钳形攻势将腓力二世困住：第一支部队由索尔兹伯里伯爵指挥，将从佛兰德攻击腓力二世；第二支部队由约翰亲自统领，从普瓦图出发，从南向北进攻。1214年2月，约翰从朴次茅斯起航前往拉罗歇尔。他乘坐的桨帆船上载满了珠宝珍奇、黄金白银，还运载着许多英格兰贵族，以及伊莎贝拉王后和约翰的五岁儿子——理查王子。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动。约翰打定主意要光荣地夺回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

战役起初进展顺利。在整个春季，约翰综合运用外交和攻城，保障了普瓦图及其周边地区。他还与难对付的吕西尼昂家族取得了和解。在1202年，约翰曾在他们眼皮底下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抢走，娶为自己的王后，这对吕西尼昂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约翰的女儿琼（生于1210年）被许配给了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儿子和继承人。6月初，普瓦图已经稳固下来，于是约翰前往布列塔尼，攻克了南特。位于安茹心脏地带的昂热也很快献城投降。腓力二世不肯正面交锋。约翰向世人展示出，金雀花王朝的勇武好战精神长存不衰。

然而灾难降临了。约翰在与一些普瓦图贵族攻打拉罗什奥莫恩城堡（位于普瓦图和布列塔尼的边境上）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腓力二世的二十六岁儿子——路易王子正率军杀来。约翰认为，决战的时机到了。但他的盟友们突然间丧失了信心。与他并肩作战已经几个月的普瓦图贵族们素来以朝秦暮楚著称，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突然临阵脱逃，拒绝与卡佩王朝交战。约翰费了极大精力和资源才构建起来的南方联盟一瞬间就土崩瓦解。约翰无力抵抗路易王子，只得抢在对方兵锋抵达之前撤退，躲到他的行动开始的地方——拉罗歇尔。

尽管这次撤退很不光彩，约翰仍然希望他的南北夹击计划中的北方盟友能够显示出他们的胆量。他在拉罗歇尔等待期间，7月27日，北方盟军在奥托四世皇帝的龙与金鹰的大纛下集结完毕，准备在布汶村附近的平原上歼灭法兰西国王的军队。

在布汶战役中与腓力二世对决的这支大军是典型的中世纪军队：鼓噪、凶暴而组织混乱。每一位指挥官都有自己的人马和自己的旌旗，战略也是非常粗陋的。双方的主要战术就是骑兵冲锋。有的时候，战役很像是比武大会上的混战，但双方的意图更致命。士兵们配备沉重的长枪和好多磅重的链甲，如果他们不幸在战场的污泥中笨拙倒地，链甲有可能会将他们闷死。肉搏战中，布汶平原流血漂橹，到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沉重的金属兵器切入人肉时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咯吱声、奋力搏杀的喘息声，还有垂死挣扎的人的咕噜噜的最后呼吸声。英格兰军队环绕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旌旗周围。他的旗帜为蓝底，饰有以后腿为支点跃立并扬起前爪的黄色狮子。他们在右翼打得非常英勇。双方的统帅都在中军。奥托四世和腓力二世在战斗中都曾落马。战斗持续了漫长的三个钟头，起初帝国军队占上风，后来逐渐变为对法兰西军队有利。

法兰西人最后取胜。他们的骑兵冲锋由欧洲最优秀的一些骑士率领，逐渐压垮了联军。奥托四世和腓力二世率领各自的骑士展开了一场混战，结果是法兰西人大胜。一群萨克森骑士英勇无畏地保护奥托四世，但他最终别无选择，只得脱离战场，策马狂奔的时候险些被俘。佛兰德伯爵、布洛涅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都被俘虏，押回巴黎。巴黎市民和大学生们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地欢庆这场名扬四海的胜利，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周之久。

在遥远的拉罗歇尔，没有人跳舞。消息传来，联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败北，约翰陷入了绝望。他在1214年的战役中投入了全部资本，如今却失败了。这年秋季，他被迫与腓力二世签订了五年的停战协定，据说赔款高达6万马克。国王在财政上已经垮台。他将全部财产都投入了战备，并且他与教会和解，就切断了主要的“快钱”来源。他的军事声誉现在一落千丈。布汶战役之后，约翰作为军事统帅的地位已经一钱不值。

[1] 格洛斯特女伯爵伊莎贝尔与约翰国王离婚后，于1214年1月嫁给了第二代艾赛克斯伯爵杰弗里·德·曼德维尔，他因此获得第四代格洛斯特伯爵的头衔。德·曼德维尔于1216年去世。伊莎贝尔又嫁给了休伯特·德·伯格，即后来的首席政法官和亨利三世的摄政者之一。

《大宪章》

布汶战败对约翰来说是莫大的灾难。当他从欧洲大陆返回英格兰之时，他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如果他能打赢战争收复金雀花王朝的大片土地，国民或许还能原谅他的横征暴敛，就像理查一世在“海外”和法兰西的光辉成就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他的十字军东征买单，并且乐意花费重金将他赎回。但约翰是灰头土脸、两手空空地返回英格兰的。在法兰西大陆，仍然忠于英格兰王室的领地只剩下加斯科涅和波尔多周边地区，这与曾经疆域广阔的阿基坦公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作为战败的国王返回自己的王国时，约翰的地位是非常脆弱和危险的。

自1212年以来，诸侯就蠢蠢欲动，现在公开骚动起来。许多英格兰贵族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必须对约翰的治国之道加以约束；这位冷酷无情地行使自己权柄与特权的国王应当受到某种控制。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在猫的脖子上应当系上怎样的铃铛？

1214～1215年的冬天，国王和诸侯两次会商，都未能解决双方的分歧。1215年1月，约翰在伦敦会见了大约四十名心怀不满的贵族。约翰搪塞拖延地争取了时间，以便写信给罗马，向自己的新的封建宗主——教皇求援。这年春天，双方都写信给英诺森三世。贵族们的要求是，应当迫使约翰遵守亨利一世在1100年加冕时颁布的《自由宪章》。他们提出，应当强迫国王遵守自己在加冕时的誓言——遵从善法、主持公道；他们还认为，国王要求英格兰诸侯缴纳免服兵役税或者提供兵员以便在欧洲大陆作战，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站在约翰那边的教皇使节们认为，国王是蒙罗马钟爱的迷途知返的浪子，不应当受到臣民犯上作乱的烦扰。3月4日，约翰宣布将参加十字军东征，这进一步加强了教皇使节们的主张的力量。作为十字军战士，他得到教会的明确保护，其他基督徒不得攻击他。

贵族们援引亨利一世《自由宪章》精神的做法是非常意味深长的。《自由宪章》在1154年得到了亨利二世的确认。它的规定包括：国王不得掠夺教会财产，不得在臣民继承遗产、结婚或寡妇再婚时收取过高的费用，也不得滥用监护权或扩大王室所属森林的范围。这些指控的确可以被公正地指向约翰国王，但贵族们选择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来为自己辩护，也说明在他们眼里，他们在国王手里遭到的压制是金雀花王朝政府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上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贵族们的这个论点是合情合理的，但教皇对其不予理睬。英诺森三世指派大主教兰顿调解国王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并在罗马召开了讨论此争端的听证会。英诺森三世没有努力去公正地仲裁，而是完全支持自己的封臣——十字军战士约翰国王。英诺森三世写信给英格兰诸侯，坚持要他们缴纳免服兵役税，并停止向国王提出要求。这个专断的裁决无助于解决英格兰严重的政治纠纷。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内战。1215年5月5日，一群反叛者正式向约翰发出挑战，宣布与他断绝君臣关系，否认他是英格兰国王。

起事的贵族的领袖就是1212年的密谋者：罗伯特·菲茨沃尔特（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尽浮夸之能事的头衔：天佑军大元帅）和尤斯塔斯·德·韦希。德·韦希是一群北方贵族的领头人，这个群体还包括威廉·德·莫布雷、理查·德·珀西和霍恩比（位于兰开夏）领主罗杰·德·蒙特贝冈。这些北方诸侯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团体，通过联姻、血缘关系和邻里之情团结起来。他们都有个人的原因去憎恶约翰和金雀花王朝政府。除了这些叛乱领袖之外，还有来自东安格利亚和伦敦周围各郡的一些权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赫特福德伯爵理查·德·克莱尔和他的儿子吉尔伯特，以及艾赛克斯伯爵与格洛斯特伯爵杰弗里·德·曼德维尔 [1] 。参加叛乱的其他贵族还有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赫里福德伯爵亨利·德·博汉和威廉·马歇尔的儿子小威廉。起兵造反的贵族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是几乎所有人，之所以反对约翰，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有些人，如菲茨沃尔特，完全就是毫无原则的好斗之徒。但这些反叛者的心中也有一种思想的萌芽，他们感到政府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但在他们宣布拒绝效忠国王之后，除了诉诸血腥的战争，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改革。5月10日，约翰写信给叛乱诸侯，称他“不会逮捕或驱逐他们或他们的部下，也不会用武力镇压他们，而是会诉诸法律的裁决和法庭上贵族阶层的审判”。对于那些在普瓦图战役前夕受过他特别严厉对待的贵族，他还亲自发出了和解的建议。他表示愿意接受一个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这个委员会将由八名贵族组成，由教皇主持。叛乱诸侯拒绝了这些条件。5月12日，约翰传旨没收叛乱诸侯的土地。可怕的现实已经无法逃避：自1173年以来，英格兰首次爆发了内战。

5月的第三周，索尔兹伯里伯爵（他在布汶兵败被俘，最近被释放）和一群以菲茨沃尔特为首的叛乱诸侯争相冲向伦敦。在夜色茫茫中，他们火速奔向都城，因为控制都城对于控制整个英格兰来说具有关键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伦敦是经济的动力之源，是文化和繁华之都。雄伟的石墙保卫着城市，征服者威廉的伦敦塔屹立在城东，贝纳德城堡在城西。这座城市的天际矗立着许多小小的教堂塔楼，如同针尖一般，环绕在圣保罗大教堂巨大木制屋顶的中央尖塔周围，这尖塔傲然挺立在拉德盖特山之巅。伦敦是贸易与政治权力的轴心。当年斯蒂芬国王在与玛蒂尔达对抗时能够坚持下来，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据守着伦敦城，而在1215年春季，它再一次成为控制英格兰的关键。

5月17日，宁静的星期日上午，阳光还没有将城市屋顶的露水完全烤干的时候，叛军抵达了伦敦。教堂塔楼的大钟发出浑厚、铿锵的晨祷呼唤，这时城市的七座城门被徐徐打开，敌对英格兰国王的军队开进了都城。“富裕市民们支持叛乱诸侯，”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他居住在北安普敦郡的圣奥尔本斯，也在那里工作）写道，“穷人则不敢窃窃私语地反对他们。”索尔兹伯里伯爵抵达伦敦时，已经太晚了。忠于叛乱诸侯的卫兵们驻守着城门。在城墙之内，文书们在撰写公文。这些公文将被发给所有被认为仍然忠于约翰的伯爵、男爵和骑士们，敦促他们摒弃“发伪誓的国王”，投奔到叛军那边去。抢占伦敦之后，叛乱诸侯们占据了一个优势。约翰粉碎抵抗的希望破灭了。

但也不能说诸侯赢了。约翰或许丧失了许多贵族的信任，但他仍然是合法的国王，并且得到教皇的支持。理论上，他仍然有权力剥夺这些敌人的财产，宣布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叛者的意愿是对政府加以改革，不是为了废黜国王，也不是从根本上阉割王权，而是将王权置于合理的界限之内。他们希望国王能够和平地、公正地、守法地治理，但他们自己却违反了法律。对双方来说，这个局面都非常棘手。于是，叛军在伦敦安营扎寨，而约翰将宫廷转移到泰晤士河上游的温莎，两地之间的水路和旱路上来往穿梭着双方的信使，努力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诸侯哄骗国王在一份能够满足反叛者部分诉求的文件上盖章签字。

争吵了一个月之后，一个解决方案浮现出来。6月10日至15日之间，叛乱诸侯的信使们与国王达成了共识，一份称为《诸侯法案》的文件可以作为最终和谈的基础。这份文件包括四十九点，列出了贵族们希望从约翰国王那里得到的东西。它涉及司法和封建惯例，例如国王应该为监护、继承和寡妇再嫁等收取多少费用（双方对这一点争议很大），免服兵役税和在国外服兵役的义务，以及王室直属森林的范围。这份文件为具体的谈判设定了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随后就是持续多日的激烈而琐细的讨价还价。最后，在6月18日，双方达成了一项新协议。约翰的官署发出了令状，命令各郡官吏停止对叛军的军事行动。次日，在伯克郡的兰尼美德，贵族们重新向约翰宣誓效忠。约翰佩戴着玛蒂尔达皇后的全副御宝，以强调自己的王权的古老地位。作为交换，约翰、他的盟友和部分叛乱诸侯宣誓将遵守《大宪章》，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协议之一。

在今天读来，1215年的《大宪章》似乎反映了一个艰难地达成的妥协：双方对它都不是特别满意。一方面，它赋予了国民一系列权益：“英格兰教会当享有自由……伦敦当享有其旧有之自由。”另一方面，它充满了对英格兰风俗习惯的极其精确的表达：各条款具体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向国民征收免服兵役税，何处应当修建桥梁，犹太人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置。它规定，继承伯爵或男爵领地时向国王缴纳的费用应为100镑，骑士爵位继承的费用为100先令。在监护权方面，国王许诺“只收缴合理的收入、合理的习惯费用和合理的服务费”，尽管具体怎样才算“合理”，并没有明文规定。《大宪章》还规定：“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资……俱无须付任何代价……（自愿改嫁）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资应交还之。”“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嫁。”国王承诺：“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若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册封王长子为骑士时之费用。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

《大宪章》的许多条文是涉及约翰的具体政策（如关于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压制商人或与教会争端的政策）的正式条款，但最著名的条款却旨在对臣民的权利做更深层次的阐释，并设置中央政府的权力界限。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人士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四十条更为简明扼要：“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这些条款涉及了约翰统治的整个精神，进而也阐述了王权本身的精神。在约翰居留英格兰的十一年中，诸侯体验到了一种暴政。约翰以专横独断、朋党为奸和高度剥削的方式施政，并刻意运用法律程序来削弱和威胁诸侯。他破坏了亨利二世在1153年表现出来的王权精神——亨利二世周游全国，为所有人，无分贵贱，带来团结和公义。

确定王权——以及国王政府的权力——的合适界限并非易事。确定之后，国王能否恪守其条件，也是个问题。《大宪章》以一个保障条款结尾，指定二十五名诸侯组成一个议事会，假如国王违反宪章，即有权向其开战。这不过是内战的契约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规定国王应当依法治国和确保他确实这么做，完全是两码事。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这些问题始终处于国王和国民的每一场主要分歧的核心。而在1215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氛中，达成协议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大宪章》其实是一项和平条约，而作为和约，它是个莫大的失败。6月19日，诸侯向国王宣誓效忠，选举产生了二十五名诸侯组成的“保障委员会”，并且有相当多的叛乱诸侯同意以《大宪章》的条件作为和平的基础。在这个短暂时期，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国王大为满意，在各处恢复了公义，取消了他业已展开的攻城战。”考文垂的沃尔特如此写道。《大宪章》文本开始公布和传播，“宪章的抄本被送到各城镇村庄，所有看到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并非所有诸侯都接受《大宪章》的文本，有些人当即起兵造反。“亨伯河对岸的某些诸侯选择离去，重新开始作乱。”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

《大宪章》在各地都激起了争论，而最不愿意接受它的就是约翰国王。不到两个月之内，约翰就获得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教皇要求废除《大宪章》，用激烈且非常夸张的言辞写道：“我们完全拒绝承认此宪章，予以谴责，并要求国王不得遵守其条款，诸侯及其朋党不得强迫国王遵守，抗命不遵者将被处以绝罚……我们宣布，此宪章完全地、永久地无效。”战端再开，而且这一次大为升级。这年年底之前，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援引一次宣布约翰为谋害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的凶手的“审判”，宣布约翰已经丧失王位。法兰西国王及其儿子路易王子开始准备，一旦接到英格兰叛乱诸侯的邀请，就兴兵入侵英格兰，废黜暴君。

法兰西军队于1216年5月14日在肯特郡登陆。路易王子发现，伦敦已经恭候他多时。“人们迫不及待、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并向他宣誓效忠。”考文垂的沃尔特记载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向路易王子发出了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令，但路易王子置之不理，进军温切斯特，然后又回过头来，向东南方推进，攻打亨利二世的庞大的门户要塞——多佛尔。

约翰在全国到处流动作战，企图攻打叛军的城镇，并躲避图谋废黜他的敌人。他越来越绝望和郁郁寡欢。这年秋天，在渡过林肯郡的小溪时，他对潮水判断失误，丢失了许多辎重。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他丢失了……移动小教堂及圣物，以及一些驮运许多家用器物的驮马。他的许多扈从被海水吞没，陷入流沙。”

在这绝望的旅程中，约翰染上了痢疾，在整个10月身体越来越衰弱。到10月中旬，他已经需要坐轿子才能行进。他的队伍抵达诺丁汉郡的纽瓦克时，通晓医术的克洛克斯顿修道院院长为他医治，但徒劳无益。约翰于1216年10月19日驾崩，他的王国横遭外敌侵犯，他的王权遭到彻底践踏。他的遗体没有被送往父母和兄长安息的丰泰夫罗，而是被安葬在伍斯特大教堂，长眠在圣伍尔夫斯坦（11世纪的一位撒克逊主教，在约翰统治的早期被封圣）的祭坛附近。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在英格兰居留的时间比在国外久的国王被安葬在一座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城市，或许是非常恰当的。

对考文垂的沃尔特这样的作家来说，约翰统治的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约翰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并不幸福，”他写道，“像马略 [2] 一样，他经历了盛衰沉浮。他对外人慷慨大方，却劫掠自己的人民；信任陌生人，而猜疑自己的臣民……最终，他被自己人抛弃，死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哀悼。”威廉·马歇尔的说法更有诗意。他写道，约翰最后病倒的时候，万分痛苦。“死亡，那强大的侵袭者，那邪恶而残酷的东西，将他牢牢掌控，不肯放手，直到他与世长辞。”英格兰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国王以这种方式死去，也算是恰如其分。

约翰在身后留下了恶名：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国王之一，恶魔般的谋杀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暴政和宪法危机。在他统治的末期，罗宾汉传奇的最初版本开始流行，讲述一位被剥夺财产的英雄如何遭到国王的腐败官吏的虐待，然后对敌人发起血腥的复仇。这些故事的核心就是遭到滥用的权力。在漫长岁月中，约翰的名字与这些故事中最恶劣的邪恶之事紧密联系，他被人们斥责为怪物、失败之徒和魔鬼。但他的所作所为真的比他那广受赞誉的兄长理查一世，或者他的父亲犯下的某些罪行更为邪恶？或许并非如此，但约翰的名誉比他们糟糕得多。

在最同情他的人看来，约翰的最严重罪行是生不逢时，他偏偏在大局崩坏、国运日衰的时节成了国王。他的父兄的那些最残忍无情的本能都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但他却没有他们的幸运。诺曼底失陷时，他无力回天，后来两次想收复这个公国，都折戟沉沙。他无法用个人魅力鼓舞人民成就伟业，但我们不禁要想，假如亨利二世或者甚至理查一世处在约翰在1204年的位置上，是不是能有办法夺回诺曼底？我们很容易理解，约翰在1207～1211年为什么走出这条道路，但除了他在迫害妄想狂驱动下镇压私敌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出，任何一位其他国王站在他的位置上，采取的措施会有任何不同。在四个虚假繁荣的年头中，约翰不仅是王国的君王，还主宰着英格兰教会、英格兰的凯尔特邻国，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和政府机器，这台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平民免受贵族的欺压，即使王室残酷无情地利用这机器满足一己私欲。他没有把诸侯当作伙伴，而是以债主的身份虐待和鄙视他们。他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这样做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多么大的麻烦。

约翰给亲人留下的遗产就是一场灾难性的内战，再加上法兰西的入侵。1215年，《大宪章》只不过是一份失败了的和平协议。约翰不可能知道，与他谈判、协商宪章条款的诸侯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在兰尼美德签订的这份文件的神话，将永远与英格兰历史密不可分。长远来看，事实的确如此。约翰死后的许多年中，《大宪章》被多次重新颁布，13和14世纪的每一场宪法斗争的核心，都是如何阐释这份限制王权的复杂文件。亨利三世努力夺回父亲丢失的权利和领土的时候，《大宪章》逐渐决定了国王与诸侯斗争的具体条件。1225年，《大宪章》被重新颁布，其抄本被钉在教堂大门上，在英格兰全境各城镇公开展出，获得了传奇地位：它的精神代表了英格兰国王的义务，即在其自己制定的法律界限之内统治。这便是约翰的遗产，尽管它的传承颇有些奇特。或许，英格兰诸王中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司法家能够欣赏这其中的讽刺意味。

[1] 就是上文说到的，约翰的前妻伊莎贝尔的第二任丈夫。

[2]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前157～前86年），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七次担任执政官，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在罗马兵败于日耳曼人的危难之际当选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最终击败日耳曼三族（阿姆布昂人、条顿人、辛布里人）。但是罗马社会也因募兵制的实行发生变化，职业军人越来越依附于将领个人，成为其个人的政治资产，最终罗马逐渐走向独裁和帝制。马略与苏拉的内战极大地撼动了末期的罗马共和国。

巩固遗产

约翰驾崩时，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只有九岁，加冕是匆匆进行的。加冕礼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修道院举行，这是一个安全港湾，位于保王党的大后方。在这座诺曼修道院教堂的中殿，为数不多的教会和世俗诸侯惴惴不安地观摩着典礼。温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和埃克塞特主教将一顶简单的贵妇小冠冕戴在了这个孩子的头上。仪式上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王室御宝，因为所有的神圣礼服和完整加冕礼所需的器物都在威斯敏斯特，而威斯敏斯特处于叛军控制之下。这是一次临时拼凑、大为简化的仪式，旨在将约翰权威的残余部分转交给这个幼童。

亨利三世是约翰的长子（次子理查当时仅七岁），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以仪态严肃、言语庄重而闻名。他长大成人之后特别虔诚，热衷于各种崇拜仪式（尤其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且特别痴迷于听弥撒，以至于有时会影响朝政。年幼的国王站在格洛斯特修道院内，在大祭坛前以脆弱的声音宣誓，将终生以荣誉、和平与尊崇对待上帝与神圣教会及其教士；他将为人民主持公道；他将废除严苛的法律和风俗，遵守公正的法律与习惯。

这些誓言有多少现实性？亨利三世当然必须发出这些誓言，因为它们是国王必需的宣誓。但真正维护英格兰、使其免于崩溃的权威在于教皇。孩童国王代表英格兰和爱尔兰，向教皇的代表——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宣誓效忠。他发誓，要将国家置于教会及少数上帝忠仆的治理之下。

90英里之外的威斯敏斯特处于腓力二世之子路易的控制之下。全国各地许多城堡由法兰西骑士驻守。叛乱诸侯邀请法兰西军队到英格兰，因为他们希望从卡佩王族选出一位新国王，而不是忍受金雀花王朝的第四位国王。约翰统治的悲惨结局令英格兰陷入了致命的分裂。王位继承又一次不仅是合法地位的问题，而且是实力的比拼。

在修道院教堂内的那一小群人肯定会意识到，如此这般地开始一段统治生涯，的确是糟糕透顶。自诺曼征服之前的阿特尔雷德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孩子能当国王。而阿特尔雷德的统治也是个凄惨的榜样：在他统治时期，维京人劫掠和侵犯了英格兰，他被废黜一年之久。如果英格兰又一次陷入撒克逊时代的混乱，那么未来不堪设想。

有少数人致力于阻止这样的局面出现。亨利三世非常幸运，他身边有一群忠诚的支持者，他们并不想自己抢班夺权，而是努力去维护脆弱的王权。约翰在临终前托孤给年迈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要他做儿子的监护人。已经七十多岁的马歇尔起初以骑士的克制谨慎接受了这使命，然后又以他非常典型的浮夸风格宣布：“假如除了我之外，全世界都背弃这个孩子，陛下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他扛在自己肩头……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绝不会辜负他，从一个岛屿奔波到另一个，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哪怕我要乞讨为生。”尽管他喜好戏剧性的华丽辞藻，但英格兰的少数忠臣抱有这种态度，得益的不仅仅是年仅九岁、仪态庄严的亨利三世。王朝的未来依赖于此。国王如果要施行自己的全部权力，必然需要一群致力于恢复他权威的忠臣，去对抗王朝面临的严重的、根本性的威胁。

新国王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臣是彼得·德·罗什，他曾担任约翰的首席政法官，现在是温切斯特主教。就是他为亨利三世加冕。尽管他在国内不得民心，但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断断续续地做了亨利三世的良师益友。还有瓜拉，他在王室阵营中，代表教皇赋予国王合法性。最后还有休伯特·德·伯格 [1] ，这位出生在诺福克的保王党人为约翰效劳了十多年。德·伯格被任命为新的首席政法官，好让那些不信任“外国人”的民众也能接受新政府。这些大臣组成了一个联盟的核心，他们的首要和最紧急的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消除淹没了整个王国的重重危机。

北方叛乱诸侯的领袖——路易王子是个危险人物。他和盟友攻占和据守着英格兰全境的许多城堡。很多城堡由外国雇佣军驻防。路易王子控制着英格兰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法兰西战船在英吉利海峡游弋。要将法兰西人赶出英格兰土地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

亨利三世的命运是在林肯决定的。这是威廉·马歇尔金戈铁马的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次。1217年圣灵降临节过后不久，马歇尔从全国各地召集了四百名骑士和二百五十名弩手，在纽瓦克集结完毕后，立刻奔赴林肯。5月20日，他抵达那里，发现路易的军队已经进入这座设防城市，正在攻打城堡。法兰西王子本人正在南方攻打多佛尔，在林肯的法兰西军队的指挥官是佩尔什伯爵，英格兰的大部分叛乱诸侯也在这里。法兰西人知道马歇尔正在开赴林肯，但犹豫不决，未能就应对策略达成一致。就在他们逡巡不前的时候，马歇尔向他的骑士们慷慨陈词，足以与莎士比亚为亨利五世写的演讲词媲美。“这些人用武力抢夺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财产，”他呼喊道，“今天谁要是不奋力拼杀，就是可耻的懦夫……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就一定会为自己的余生赢得永恒的荣耀！”

这番雄壮的言辞想必是收到了效果。在城市的北门前方有一大片开阔地。马歇尔指挥着忠于他的骑士们，告诉他们，如果在开阔地上需要掩蔽，就割断自己马匹的喉咙，躲在死马后面。德·罗什主教指挥弩手，切斯特伯爵雷纳夫率领一群骑士。马歇尔亲自率军向城市发起正面的骑兵冲锋，这令德·罗什和切斯特伯爵心生敬畏、颇为赞叹。这位老将急于交手，在向敌人冲锋之前差一点忘记戴上头盔。他调整好自己的甲胄，率军发动第一波冲锋，迅猛无比地杀入法兰西守军战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足有三支长枪首尾相接的长度那么深。如果这是挽救他效忠了一辈子的王朝的最后机会，他决心全力以赴。

随后是长达六个钟头的血腥厮杀。战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兵器撞击头盔的声音，长枪折断、碎片四溅的声音，肢体被利剑和硬头锤劈砍得粉碎的声音，以及锋利的匕首刺入人和马的身侧的声音，混合起来，不绝于耳，震耳欲聋。他们在街巷中鏖战，直到街道上流血漂橹、人的五脏六腑堆积起来。马歇尔回忆道：“声响极大，哪怕上帝降下雷霆，我们也听不见。”

战斗结束，法兰西人溃不成军。几乎所有领头的叛乱诸侯都被俘虏，而佩尔什伯爵被一支长矛刺穿眼睛、戳入大脑，悲惨死去。战败消息传到身在多佛尔的路易王子那里时，他立刻停止攻城，奔赴伦敦，开始考虑撤退的条件。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等待法兰西人的是更严重的耻辱。8月，休伯特·德·伯格在桑威治海战中大败法兰西人。法兰西人的指挥官是海盗头子——僧人尤斯塔斯，他后来也成为类似罗宾汉的传奇故事的主角。英格兰人向敌人射出倾盆大雨一般的箭矢，并顺风投掷生石灰，烧灼敌人的眼睛。僧人尤斯塔斯躲在船舭内，最后束手就擒。英格兰人给了他两个选择：在攻城器械上被斩首，或者在船栏杆上被斩首。他选择了哪一种命运，我们不得而知。

路易王子感到吃亏已经吃够了。亨利三世的摄政政府已经在战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法兰西王子很乐意收取一笔贿赂，然后撤军。英格兰王室在一个世纪中受到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就此解除了。

在林肯指挥英勇的冲锋之后，威廉·马歇尔担任英格兰摄政超过两年时间。他到了七十三岁的高龄之后，健康才开始衰弱。在忠心耿耿地为金雀花王朝效劳一生之后，他于1219年春溘然长逝。对英格兰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哀伤和沮丧的噩耗，因为马歇尔是一个极其公正和中立的人物，对金雀花王朝忠贞不贰、坚定不移，但如果他相信国王的行为不端或者治国失当，总会加以严厉批评。马歇尔一生的故事与他的时代的所有伟大国王们紧密联系：亨利二世、小亨利国王、理查一世、约翰、路易七世、腓力二世，而且最后还和未来的路易八世在战场上交过手。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摄政，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坚定的原则，世界注定会更为动荡不安。

在临终前的几天内，马歇尔处理了许多事务，包括他的儿女的未来，并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他曾发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希望成为圣殿骑士团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考虑了亨利三世的未来，以及如何教育这位孩童国王，以保障他的王国繁荣昌盛。他卧病在床、忍受病魔摧残的时候，唤来了十二岁的国王，拉住了他的手。他告诉国王，他希望由新任教皇使节潘德尔夫（他于1218年接替了瓜拉）来照顾国王，然后告诫国王要比他的父亲更恪守美德。

“我哀求上帝我主，如果我曾经让他满意过，那么请他一定保佑陛下，让陛下成长为一个可敬可佩的人，”马歇尔说道，“如果陛下追寻某位邪恶的先人的足迹，希望像他一样，那么我向上帝、玛利亚之子祈祷，让陛下早点死掉，免得堕落。”

“阿门。”国王答道。

马歇尔去世的时候，亨利三世的年纪已经够大，臣子们可以就政事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得到了自己的国玺，可以批准那些以他的名义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说他认识到了政府工作的刻板现实，却并不意味着，臣子们对他足够信任，允许他自行处理国家大事。只要他还是个孩子，就注定会有派系斗争，时局注定不可能安定下来。

接替马歇尔的是三个人：潘德尔夫、彼得·德·罗什和休伯特·德·伯格。在内战的浩劫之后重建英格兰四分五裂的政府的工作中，他们三人都发挥了作用。1220年，亨利三世接受了第二次加冕，这也是更为光辉堂皇的加冕，这一次是在更为豪华富丽的坎特伯雷。在此之后，德·罗什失去了国王的恩宠，最终前往圣地。此后主持政府的是德·伯格。在13世纪20年代，亨利三世极大地依赖于这位首席政法官，聆听他的意见，仰仗他的支持，去重建王室财政、镇压好战诸侯的叛乱，以及抵御格温内斯的罗埃林大王领导下的威尔士人的侵犯。

德·伯格向西方征讨，尽了最大努力去遏制罗埃林，同时压榨王室任命的郡长们，迫使他们从各自的郡征敛更多收入，以便充实国王空空如也的金库。但是，没有一位成年君主的王国仍然是一艘由多人共同当船长的航船，任何由孩童统治的国家都显得软弱。1223年，腓力二世驾崩，他的三十五岁儿子路易——他曾经入侵英格兰——登基为王，史称路易八世。他几乎立刻决定攻击英格兰王室在普瓦图的领地。

在早年的国内动荡之后，这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严重的外部威胁。至关重要的一次打击发生在1224年夏季，拉罗歇尔的市民们听到车辚辚马萧萧的喧哗，一支法兰西军队兵临城下。精力充沛的法兰西新王从陆路将攻城器械搬运到城下。英格兰国王年幼、势单力薄、仍然穷得叮当响，而且远在海峡的另一边，因此拉罗歇尔市民们几乎立刻举手投降，向法兰西人出卖了自己的忠诚。

自约翰1214年命途多舛的突击行动以来，普瓦图的防守一直摇摇欲坠。拉罗歇尔失陷之后，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一个关键立足点就丧失了，海峡的航运也受到严重威胁。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解释称：“拉罗歇尔……是英格兰国王及其骑士防御这些地区时通常登陆的地方；但从这时起，这条道路就对国王封闭了。”

与此同时，于格·德·吕西尼昂（他娶了约翰的寡妻伊莎贝拉王后 [2] ，因此算得上是亨利三世的继父）占领了加斯科涅的大部分地区。英格兰控制下的阿基坦原本就缺头少尾，现在只剩下了波尔多和几个海岸城镇。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所剩无几的领地现在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

对德·伯格和年轻的国王来说，收复加斯科涅和普瓦图是头等大事。家族的骄傲取决于此。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有什么意义？葡萄酒商人在这一地区生意兴隆，但他们不是政治家。英格兰诸侯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拥有利益。因此收复普瓦图和加斯科涅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英格兰王室如何为欧洲大陆的战争提供资金？约翰的诸侯拒绝参加他的许多远征，这触发了一场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大宪章》的颁布和内战的爆发。十一年后，德·伯格和亨利三世如何能说服这些英格兰诸侯，让他们奋战流血、去争夺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

这就是亨利三世的漫长统治的余下时间里，王权面临的核心困难。尽管亨利三世并不真正熟悉他的任何一位王室先祖，他却敏锐地感到了历史的责任感：他必须恢复先祖的威望。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需要保卫金雀花帝国在欧洲大陆剩余的土地，将权力扩张到法兰西中部和西部的旧领地，在亨利二世与理查一世在德意志、西西里和卡斯蒂利亚建立的帝国的边缘扩大影响。但恰恰就是这些负担，在约翰统治时期被英格兰诸侯认为无法忍受。1224～1225年，新政权的复兴金雀花帝国的计划急需得到支持。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诉诸恐惧。当时流传着疯狂的流言蜚语，称海峡内遍布法兰西船只，卡佩王朝的王座上又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新国王，英格兰将遭到又一次入侵。如果英格兰诸侯对收复大陆失地不感兴趣，那么防御沿海地带是一项能够鼓舞士气的事业。休伯特·德·伯格充分利用人们对法兰西入侵的恐惧，成功地——至少在短期内——使之成为增加全国军事开支的合理理由。

第二个策略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政治史和随后两百年金雀花王政宪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即重新颁布《大宪章》，借以医治约翰的统治留下的伤痛。1225年1月，英格兰的教会和世俗贵族在一次大会上云集，国王政府宣布将重新颁布《大宪章》。作为政治交换的价码，诸侯同意国王向英格兰的全部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至少在文多弗的罗杰看来，《大宪章》的重新颁布无疑代表了国王与诸侯之间的投桃报李：“与会的所有主教、伯爵、男爵、修道院院长……都表示，如果国王赋予他们追寻已久的自由，他们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王的要求（十五分之一的赋税）。”

《大宪章》在1215年首次颁布之后，还分别在1216和1217年重新颁布过。1217年，与《大宪章》一同颁布的还有《森林宪章》，它限制了国王对英格兰各地大片林地享有的权利，允许平民百姓在这些森林里放牧牲畜、挖掘水渠和从事其他关键的农业活动。在此之前，森林法极其严苛，受到土地所有者们的极大怨恨。王室森林不仅仅是林地，还包括牧场，甚至农场和村庄的一部分。管理这些土地的特殊法律恣意蔓延，若对其加以抵抗，则意味着与王权最强有力的臂膊发生冲突。朝廷委派了委员会去实地勘察王家森林的边界，并上报其地理范围。

长远看来，1225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比约翰在兰尼美德被迫接受的最初版本（在血腥的内战之后，威廉·马歇尔向国民颁布了这个版本）重要得多。《大宪章》的这些版本合在一起，不仅改变了亨利三世的统治，还影响了未来每一位英格兰国王和女王的统治。《大宪章》不再是形形色色的权利的大杂烩，而成为政治原则的象征表达。

1225年2月15日和16日，朝廷向英格兰的每一位郡长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宣示和遵守《大宪章》，对王室森林的边界进行新的勘察，同时还对一笔新赋税的评估和征收做了准备。这笔新赋税将收纳数万镑巨款，为一次远征提供资金。尽管朝廷将此次远征宣传为保卫沿海地带的防御战，但它实际上是王室收复欧洲大陆失地的再征服。

从短期的政治影响来看，这笔赋税极其成功，征集了4.5万镑资金，比朝廷通过封建赋税征集的钱款要多得多。有了这笔钱，亨利三世和德·伯格得以集结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夏季出征，为加斯科涅解围。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是国王的弟弟理查（时年十六岁，精力充沛，他在这年年初被册封为康沃尔伯爵，作为生日礼物），辅佐他的是四十九岁的政治家、沙场老将和国王的叔叔——索尔兹伯里伯爵。

这次远征准备充分，装备精良，且有经验丰富的老将指挥，取得了成功。英格兰军队火速赶往前线，奋勇作战，逐退了法兰西人，阻止他们侵犯阿基坦的最后一部分。索尔兹伯里伯爵很快发现，他无力在一个作战季节之内收复普瓦图。但他的努力为英格兰王室保障了加斯科涅及其利润丰厚的葡萄酒贸易，确保了加斯科涅此后两百多年间对英格兰王室的依附关系。这是亨利三世幼年时期的一个高潮。

但领土和贸易收获的意义也许比不上在国内达成的协议。英格兰王旗在加斯科涅诸城堡上空迎风招展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两份宪章在全国开始流通。王室律师们绞尽脑汁地在宪章中寻找漏洞，尽可能地维护国王的特权。但妖魔已经被放出了瓶子。宪章无论传播到何方，都受到推崇。很快，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宪法层面的协议业已达成。亨利三世的政府启动了一个进程，从此以后，朝廷将用具体的政治自由方面的让步来换取诸侯对王室军事行动的资金支持，这个进程被固定为书面宪章的形式，被分发、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国王达成这项协议的是一群诸侯、主教和其他权贵，这些人的集合或许还不能称为议会，但已经算得上后世议会的雏形。如今，国王的封建特权和相对于臣民的权利成了需要辩论和商榷的议题。这项协议将会在中世纪的剩余时光里维持下去，将会勾画英格兰王政的未来，并为遥远海外的政治叛乱埋下种子。

[1] 前文讲到，休伯特·德·伯格曾在法莱斯看押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约翰命令德·伯格将阿尔蒂尔弄瞎并阉割，德·伯格没有遵命。

[2] 读者请注意，这里的于格是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约1183或1195～约1249）。前文说过的与约翰争夺伊莎贝拉的是他的父亲——于格九世（1163/1168～1219）。于格九世曾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订婚，但伊莎贝拉被约翰抢走。于格十世终于把伊莎贝拉娶了回来，可以说替父亲报了仇。

迟来的亲政

1225年，亨利三世十八岁了。他可以算得上已经成年，或许也理当被视为成年人。《大宪章》的重新颁布标志着他与父王的统治划清了界限，他原本可以借此决定性地开启自己的统治时代。1226年11月，三十九岁的路易八世因痢疾病逝，他的十二岁儿子路易九世登基为王。敌国由孩童执掌朝纲，这对亨利三世本应是特别有利的。

但1225年并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之年。1227年1月，十九岁的亨利三世 [1] 在牛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自己成年。但这仍然未能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关头。尽管国王开始独立于谋臣们，自行组织自己的内廷，但他行使权力的本领还远远不够。他被两方面的力量牵扯着，尤其是在法兰西事务上。1228和1229年，亨利三世努力为收复诺曼底和普瓦图征集资金，同时尽其所能地逃避1225年颁布的宪章规定的义务。但实权显然还掌握在德·伯格手中，他不愿意在欧洲大陆再开战端，这浇灭了国王和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的热情。亨利三世在1229和1230年企图入侵诺曼底，但以惨败告终；德·伯格谨小慎微，阻止了国王的雄心壮志所要求的那种大规模攻势。

这种幼稚和缺乏独立反映了国王的性格。亨利三世自幼一直优柔寡断，且有些单纯天真。他有宏图大略，却没有本事将其付诸实施，也没有胆量像他的先祖（哪怕是其中最糟糕的国王）那样独断专行。德·伯格作为终身首席政法官，贪权恋栈，而亨利三世缺乏掌控朝廷的力量和自信，于是这种现状又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1234年，亨利三世才摆脱了他父亲时代的顾命大臣们。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

亨利三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相伴，因此过分依赖于那些父亲式的人物。而且他有个令人恼火的特点：耳根子软，很容易被人说服，往往会被最新一个建议所左右，而不是听信良策。他继承了金雀花王族的暴躁脾气，曾多次对朋友和大臣们暴跳如雷、出言不逊，有时甚至抓起附近的东西去殴打他们。有一次脾气发作的时候，他曾想用一支钝剑攻击休伯特·德·伯格。但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将自己的谋臣们免职，于是他们继续代表他执掌朝纲，时间久得有些不合宜了。

德·伯格牢牢掌控权力的时间越久，亨利三世的统治就越是百病缠身。首席政法官利用大地产的监护权中饱私囊，而他与主要的年轻诸侯之间争吵的政治后果却要由亨利三世承担。这些年轻诸侯包括威廉·马歇尔的儿子理查和御弟康沃尔伯爵理查，他们原本应当成为新国王身边的保王党的核心，却被德·伯格激怒，在1231年举兵谋反。

德·伯格在主持国政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且与国王本人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但1231年，亨利三世先前的导师——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什从十字军东征回国后，局势严重恶化了。专横跋扈的德·罗什不肯眼睁睁看着德·伯格专权渔利，通过一系列活动，很快又在国王身边占据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这两人展开了争夺亨利三世恩宠的拉锯战。他们都在国王幼年对他产生过父亲般的影响，但始终不能精诚团结。最后，德·罗什得胜了。1232年7月，在伍德斯托克，亨利三世和德·伯格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二十四岁的国王指控他的恩师犯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罪行，包括毒杀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这两人都在前不久去世了，几乎可以肯定德·伯格与他们的死无关）。首席政法官被罢免，在伦敦受到与他同级别贵族的审判（这毫无疑问是在遵守《大宪章》的要求，也符合新的政治现实的需求），被判处终身囚禁于迪韦齐斯城堡。

现在德·罗什掌握着亨利三世和他的朝廷。亨利三世从德·伯格家中查抄了许多贵重珠宝和首饰，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很开心，而且这是他少有的没有债台高筑的时期：1232年9月，德·罗什帮助他征收了一笔赋税，以支付在布列塔尼作战的军费；1233年，朝廷向犹太人横征暴敛。但对大部分国民来讲，局势依然如旧。德·罗什的治理与之前相比没有什么进步；这位主教甚至比德·伯格更不得人心和盛气凌人，而且他的许多追随者就是曾经给约翰制造了灾祸的恶徒，令人憎恶。英格兰需要一位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的国王，而不是通过代理人统治的傀儡。随后两年内，专横跋扈的大臣德·罗什的统治比以前更加蝇营狗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德·罗什将政敌从朝廷排挤出去，为自己和追随者们搞来油水丰厚的王室官职、城堡和土地。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在德·罗什的辅佐下，亨利三世“不经同等人士审判就放逐了许多贵族和诸侯，烧毁他们的村庄和宅邸，砍伐他们的树林和果园，摧毁他们的园林和鱼塘”。《大宪章》的原则横遭践踏。这无助于改善国王与理查·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后者在1233年发动了两次叛乱，激起了一场小规模内战，并且破坏了亨利三世镇压威尔士叛军的计划。

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是不可能长久的。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到1233年6月，亨利三世的权贵们已经开始讨论将他废黜。次年2月，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次大会上，英格兰主教们恳求国王罢免德·罗什及其歹毒的鹰犬走狗，并独立亲政。亨利三世同意了，但就像他在面临危机时常做的那样，他一想到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就胆战心惊。他没有果断地扫清门户、安插新的大臣，而是离开了威斯敏斯特一个多月，参观了东安格利亚的诸多圣所，向博罗穆霍姆修道院的真十字架碎片、沃尔辛厄姆的圣母玛利亚神龛以及其他心爱的修道院祈祷。理查·马歇尔和威尔士的罗埃林大王兴兵作乱，国王却在朝圣。

1234年4月，理查·马歇尔在爱尔兰的一次战役中负伤，后来伤重不治死亡。有些地区的人们指控亨利三世是杀害理查·马歇尔的幕后元凶。这种指控非常荒诞，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到5月，政府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英格兰主教们在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里奇的领导下，威胁要对他施以绝罚。亨利三世终于振作起来，采取行动。他颇感遗憾地命令德·罗什退隐到自己的主教管区，然后第一次亲自执掌政权。他对治理国家不是很感兴趣，但很显然，如果他确实热衷于执政，那么一定会很快落入与他父王同样的严重境地。在德·罗什倒台不久之后在格洛斯特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亨利三世承认，他的大臣们没有遵守规定、允许被指控犯罪的诸侯“在同等贵族面前接受审判”。他撤销了德·罗什的一些强行征地的专断决定，并又一次承诺要遵守《大宪章》的精神，许诺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一定与权贵们的大议事会协商。这次危机之后，亨利三世尽管并不情愿，还是成了一位符合国民精神的国王。英格兰人民现在最为重视的就是国王和诸侯双方都遵守《大宪章》的原则。

但奇怪的是，就在亨利三世开始执掌王权的同时，他经历了一种精神上的变革。在国民怨声载道之际，亨利三世面对着专横独断的权臣、犯上作乱的诸侯和凶暴好斗的威尔士人，这些动荡深深地伤害了他，也让他困惑。于是，他放眼英格兰历史，去寻找灵感。他希望这些灵感能够帮助他最终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国王。他为自己找到的榜样不是他的伯父或祖父，而是一位更遥远的先祖，即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忏悔者圣爱德华。 [2]

爱德华的统治于1066年结束，他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哈罗德·葛温森和征服者威廉争夺王位的战争旋即爆发。在金雀花王朝治下的英格兰，爱德华并不受到尊崇。1161年，由于亨利二世的推动，爱德华被封圣，但人们对他并没有特别狂热的崇拜。约翰要求自己被葬在伍斯特的圣伍尔夫斯坦身边，而不是威斯敏斯特的圣爱德华身边，也说明他对爱德华没有多少感情。但对钻研古代史以寻找一位新的父亲式偶像的亨利三世来说，忏悔者圣爱德华似乎是个颇具诱惑力的人格榜样。

在亨利三世看来，爱德华统治时期的历史很像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爱德华一样，他也是在内战兵燹肆虐、人民饱受压迫的时期登基为王的。和爱德华一样，他也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大臣们的背叛（德·伯格和德·罗什操控亨利三世，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忏悔者爱德华因为戈德温伯爵的背叛而垮台 [3] ）。爱德华身为君主，忍受重重磨难，最终在福音书作者约翰的陪伴下升上天堂。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里援引爱德华的法律，视其为贤君的榜样。约翰国王在1213年被斯蒂芬·兰顿解除绝罚令的时候也宣誓要遵守爱德华国王的法律。对笃信宗教且本性善良的年轻国王来说，忏悔者爱德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范。

从1234年开始，亨利三世越来越痴迷于对忏悔者爱德华的崇拜。他研读爱德华的生平和传说；订制描绘这位圣徒一生中著名场景的图画，张挂在威斯敏斯特和其他宫殿；以越来越癫狂的热情庆祝他的宗教节日——10月13日；并在宪章中提及“光荣的爱德华国王”，将其称为他的“特别主保圣人”。亨利三世打算在自己的余生中始终效仿这位榜样。

尽管在中世纪人们的思维中，对圣徒和虔诚国王的原型人物的崇拜根深蒂固，但亨利三世对忏悔者爱德华越来越强烈的五体投地却有些过火。但这对他的确产生了影响，没有人可以抱怨这一点。从1234年开始，亨利三世终于开始亲政，并且恪守《大宪章》的精神。全国人民多年来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成年之路上走了太久的这个人极富个性，独一无二。亨利三世身高约5英尺6英寸。据说他有一个眼皮耷拉下来，这使得他的面容有了一种狡黠的庄重色彩，与他颇有些沉闷迟钝的性格相当契合。当时国王们的时尚是苦行修道和引人注目的虔诚（与亨利三世同时代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就是个狂热的信徒，他筹划了庞大恢宏的教堂建设计划，如光辉灿烂的巴黎圣礼拜教堂，并且不遗余力地搜集和收购圣物遗迹。1239年，路易九世花费13.5万里弗的令人咋舌的巨款，从君士坦丁堡的鲍德温二世那里买了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但即便是在这个时代，他的笃信宗教也显得非常突出。西欧国王们之间在宗教方面的竞争是一场精神上的游戏。亨利三世决心要成为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国王之一。

他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及他的先祖们那样有魅力，但他比任何一位先王都更热衷于君主威仪的外在表达。他或许是中世纪英格兰历代君主中最热衷于扶持艺术的一位，用赞美古代贤君的绘画和建筑重塑了伟大的宫廷生活中心的面貌。墙壁和窗户上的绘画满是他钟爱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忏悔者圣爱德华的形象随处可见，还有拉撒路与财主 [4] 、四大福音书作者、所罗门床榻守护者，以及圣尤斯塔斯这样的军人圣徒（在威斯敏斯特宫，国王御床上方就有圣尤斯塔斯的画像守护）。亨利三世还请艺术家创作了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安条克攻城战和他的伯父狮心王理查在圣地的传奇事迹的作品。他逐渐成为一位大师级的宣传家，深切地懂得捕捉历史的奥义，具有宣扬王权光荣的本能。平均每年他要花费3000镑用于建筑，这相当于国家财政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在构建王政光辉形象的工作中，他的得力大将是一位叫作奥多的金匠。从1240年起，奥多的儿子和继承人——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担任御用匠人和国王艺术品的保管人，他制作了许多金杯、王冠、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服饰、美丽的蜡烛和精美的珠宝首饰。亨利三世喜欢处于这些美丽艺术品的环绕之下。

在谨慎地向诸侯议事会征求许可之后，二十八岁的亨利三世于1236年1月迎娶了十二岁的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表面上看，他对新娘的选择有些奇怪。此前他与蓬蒂厄伯爵领地的继承人琼订了婚；但法兰西朝廷坚决反对英格兰国王与法兰西北部海岸的一个伯爵领地联姻，于是婚约就被解除了。亨利三世随后向埃莉诺求婚，她是普罗旺斯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四个女儿中的第二个。拉蒙—贝伦格尔四世的长女玛格丽特已经嫁给了路易九世。与亨利三世著名的祖母——阿基坦的埃莉诺一样，普罗旺斯的埃莉诺也带来了法兰西南部的活力四射的影响力和丰厚的利益。颇有争议的是，她没有给亨利三世带来法兰西境内的任何土地。不过，她的人脉极广，不仅通过她的姐姐玛格丽特与法兰西朝廷有联系，而且还通过她母亲的家族，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有关系。埃莉诺的母亲——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 [5] 有五个兄弟，个个都是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在全欧洲都有盟友和关系网络。萨伏依伯爵们控制着进入意大利的北方通道，因此处于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教廷之间外交斗争的核心地带。亨利三世在1235年将自己的妹妹伊莎贝拉嫁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显示出了对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极大兴趣。他本人与埃莉诺的婚姻加强了这种联系。即使金雀花王朝被限制在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亨利三世也仍然决心要在欧洲复杂的权力政治中扮演一个角色。

1236年1月20日是亨利三世与埃莉诺的大婚日，新王后的加冕礼则在六天后举行。亨利三世知道，这两次典礼将吸引整个欧洲的眼球。“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娱乐和荣华都集中于此，”编年史家马修·巴黎 [6] （他与亨利三世的宫廷关系密切）写道。伦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挤满了英格兰的名流贵妇、仆役、扈从和争相一睹国王大婚典礼的人们。“整个城市都装点一新，张挂起了大小旌旗、花环、帷幕、蜡烛和灯火，以及各式各样巧夺天工的装饰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饰物。所有道路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扫去了泥土、树枝和所有令人不快之物。”巴黎写道，“市民们……前去迎接国王和王后的时候，人人身穿华服，争先恐后。”

英格兰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各古城的市民们互相争夺在庆典仪式中扮演角色的权利，竞争非常激烈。从威望极高的任务（比如为王后加冕，或手捧忏悔者圣爱德华的仪式宝剑），到比较平庸的职责（比如挥舞棍棒、勒令拥挤得过于靠前的观众退后，或安排餐桌上的酒杯），仪式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能为它的执行人带来光彩，将所有人团结在王权的盛典中。亨利三世终于拥有了一位能够将他与欧洲高级政治直接联系起来的新娘，确认了自己已经成年，并且有了一个天赐良机来引导英格兰诸侯和平民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他们的忠诚。他的蜜月旅行是在夏季带着新王后游览格拉斯顿伯里，参观亚瑟王的埋葬地。

国王大婚已经足够令全国陶醉，但亨利三世与埃莉诺结婚后又发生了一件对他们的统治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1238年1月，正在飞黄腾达的宫廷贵人西蒙·德·孟福尔与亨利三世的二十三岁妹妹——莱斯特的埃莉诺喜结良缘。这位公主不仅是约翰和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的最小的孩子，还是小威廉·马歇尔（已故的彭布罗克伯爵，国王先前的摄政威廉·马歇尔的长子）的寡妻。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十六岁的埃莉诺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里奇面前发誓要保持贞节、永不再嫁。后来，在德·孟福尔的追求下，她放弃了自己的誓言。

德·孟福尔于1230年来到英格兰，来争取莱斯特伯爵领地的继承权，因为他是阿米西娅·德·博蒙特的孙子。德·孟福尔是个魅力十足、出身高贵的法兰西人，比国王只小两岁。他精明的政治头脑、优异的文学天赋、卓越的军事才华、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人脉和宗教狂热令国王颇为欣赏，后来国王还受到了他的威吓与胁迫。西蒙·德·孟福尔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固执己见、野心勃勃，身穿毛衬衣，饮食有度，常常做礼拜到深夜。德·孟福尔和亨利三世年纪相仿，却又成了国王的一位父亲式人物，亨利三世用孩童仰慕成年人的目光仰视着他。很快，他就成为国王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受信任的谋臣。即便如此，他突然与埃莉诺结婚，还是令全国惊愕了一番。

埃莉诺是英格兰最令人垂涎的一位新娘。她是王室成员，拥有大片土地和极高的地位。尽管亨利三世在自己以及妹妹伊莎贝拉结婚前都征询了诸侯与高级教士的大议事会的许可，但没有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把埃莉诺嫁给了德·孟福尔。这对夫妻是秘密结婚的。这似乎违反了亨利三世在亲政时的诺言（凡遇大事，必与诸侯协调一致），令英格兰的世俗与教会诸侯都大为恼火。

诸侯们反对德·孟福尔与公主结婚的理由是，这会严重扰乱全国和地区性的权力结构，在他原先继承的莱斯特伯爵领地之外，还将给他带来巨额收入和英格兰南部的大片土地。而主教们认为，埃莉诺既然已经发下独身誓言，现在允许她再嫁就有些不像话了。诸侯普遍怒火中烧，以至于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与吉尔伯特·马歇尔（新任彭布罗克伯爵）和温切斯特伯爵联手发动了又一次武装叛乱，国王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把这次叛乱平息下去。

对亨利三世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制造了许多麻烦，但他一般会努力与其和解，因此这次危机很快就解除了。德·孟福尔的地位巩固了，他现在是国王的宠臣和妹夫。他还前往罗马，请求教皇英诺森四世核准他的婚姻。1238年11月，他回国不久之后，埃莉诺·德·孟福尔在凯尼尔沃思为他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夫妇俩为他取名为亨利，也就是国王的名字。

与此同时，亨利三世的年轻王后在宫廷与一群萨伏依人相聚，包括她的三位外交家舅舅：萨伏依的彼得、托马斯和博尼法斯。彼得和托马斯在英格兰期间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三位萨伏依贵族的优雅尊贵、老练世故和广交天下豪杰令亨利三世肃然起敬，对他们慷慨地予以封赏。托马斯继承了佛兰德伯爵领地，因此不需要国王的封赏，但彼得在1241年被册封为骑士，并被封为约克郡的里士满领主。埃德蒙·里奇去世后，博尼法斯于1240年被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于1244年正式就任。在亨利三世赏赐土地和头衔的同时，埃莉诺则忙于安排英格兰和萨伏依各家族联姻，为一些英格兰贵族世家带来了一种新气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局面，但总的来讲，萨伏依人给英格兰带来的益处要多于他们的索取。

1239年6月中旬，十六岁的埃莉诺王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国王自结婚以来就与王后同床（两年前，一个疯子手持利刃冲进亨利三世的卧房，却发现国王并不在那里，因为国王正在别处与十五岁的妻子同床，于是他躲过一劫），现在她终于诞下麟儿，能够延续王室子嗣，令大家都欣喜若狂。

王后产下男婴的喜讯传出后，整个威斯敏斯特宫一派狂热的节日气氛。王宫小教堂的教士们吟唱了《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显权能！》。消息传到伦敦时，人们走上街头，全城举行了庆祝活动。亨利三世对他的臣民要求很高，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喜事而高兴，并做出足够的表示。毕竟这是三十年来第一个降临人世的金雀花王朝继承人。信使们携带着英格兰的大诸侯和主教们的贺喜礼物返回时，国王检查了这些礼物。有些礼物被认为不够分量，配不上这个大喜的场合，于是被退回。国王要求臣民们奉上更贵重的礼物。

这个男孩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金雀花家族的传统名字包括亨利、约翰、理查、威廉，或者若弗鲁瓦。但亨利三世盘算的是一个更异乎寻常的名字。他决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爱德华，以纪念他挚爱的忏悔者。对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或者13世纪英格兰的任何一位贵族子弟来讲，这都是个怪诞的名字。在出身高贵的人看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和古旧。但在亨利三世的设想中，王政会把金雀花王朝征服的历史与古代君王的圣洁联系起来。就像之前的威廉·艾特林一样，爱德华王子（后来人们就如此称呼这个孩子）既代表着英格兰的古老往昔，也象征它的未来，并将给金雀花王朝的王权带来一种崭新的色彩。

在埃莉诺王后的安产感恩礼拜（庆祝妇女产后恢复的宗教仪式）上，国王与德·孟福尔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对双方都造成了无法预见但极其致命的后果。德·孟福尔自平步青云以来，财政上一直有一些困难。为了将自己的哥哥阿莫里 [7] 理应享有的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一半份额买下，他已经花了一大笔钱；1237年，他又宣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这又带来了新的开支。他的妻子又以生活奢靡著称，因此国王的妹婿在金钱上有些支撑不住了。1239年，他从萨伏依的托马斯那里借了2000镑，并在契约上将亨利三世列为担保人，但并没有征询国王的意见。亨利三世对此颇为不满，在安产感恩礼拜仪式上大发雷霆。或许国王龙颜大怒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亨利三世因为允许德·孟福尔娶自己的妹妹而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因此对德·孟福尔一直有怨恨。总之，亨利三世对德·孟福尔的态度从慷慨大方、言听计从一下子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狠狠训斥了德·孟福尔和埃莉诺（此时在怀第二胎），并指控德·孟福尔在婚前就勾引了他的妹妹。国王如此火冒三丈，以至于他的有孕在身的妹妹和先前的挚友不得不逃离英格兰。

德·孟福尔实际上等于是被放逐了，于是决定兑现自己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誓言。康沃尔伯爵理查像他的伯父狮心王理查（与他同名）一样，在1239～1241年领导了一场远征，前往巴勒斯坦。德·孟福尔热情洋溢地加入了此次行动。这次东征被称为“诸侯的十字军东征”，相当成功。理查与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四世联手，收复了加利利，重新修建了亚实基伦的防御工事。在丈夫远征“海外”期间，埃莉诺·德·孟福尔隐居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得到了姐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庇护。

1242年，德·孟福尔从东方返回之后，发现亨利三世踌躇满志，已经准备重新接纳和恩宠他。亨利三世利用威尔士的罗埃林大王的两个儿子之间争夺继承权的争端，支持罗埃林的一个儿子大卫成为格温内斯的新统治者 [8] ，并在格洛斯特迫使大卫向自己臣服，建立了金雀花王朝对格温内斯的宗主地位。和他的父亲约翰一样，在不列颠岛内的主宰地位鼓舞了亨利三世又一次开始考虑远征海外、开疆拓土。他打算讨伐普瓦图。权贵们对此不感兴趣，拒绝批准他征税以便为大规模征服准备军服。因此亨利三世的计划完全是他私人的一次军事行动，他需要尽可能地网罗资金和人才，所以很乐意让自己的妹婿——此时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本领高强的大将——重新回到自己麾下。

最后，远征普瓦图的行动酿成了大祸：英格兰军队规模太小，资金不足，仅有两百名骑士，常常遭到所谓的普瓦图盟友的背叛，而且被路易九世玩得团团转。西蒙·德·孟福尔战绩不俗，但整个行动毫无前景可言。亨利三世遭受了一系列丢人现眼的惨败，事实证明他是金雀花家族中最没有军事才干的一位成员。这次战役导致国王与弟弟理查又大吵了一顿。亨利三世曾许诺，为了奖赏理查在这次必败的战役中的英勇作战，将加斯科涅赏赐给他，但在王后的建议下，又反悔了。在桑特，有人听到，德·孟福尔将亨利三世比作“糊涂王”查理，这位10世纪的法兰西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最终被自己的臣民囚禁了起来。尽管德·孟福尔和亨利三世表面上已经和好如初，但他们不大可能长时间和平共处。亨利三世的亲戚们为数众多、成分复杂，越来越不可能忠诚地辅佐这位虔诚但不幸的国王度过更多风雨飘摇的岁月。

[1] 亨利三世出生于1207年10月1日，因此在1227年1月还是十九岁。

[2] 前文已有译者注，严格地讲，忏悔者爱德华并非撒克逊王朝的末代国王，但可以算作韦塞克斯王族的最后一位君主。

[3] 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1001～1053）是英格兰的丹麦王朝和韦塞克斯王朝时期的强大领主。忏悔者爱德华在登基前长期在诺曼底生活，成为英格兰国王后带了大批诺曼人到英格兰。英格兰当地人与这些外来者之前矛盾很大，戈德温代表英格兰诸侯与国王及其诺曼亲信对抗。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是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后。忏悔者爱德华死后无嗣，戈德温的儿子哈罗德·葛温森成为国王。

[4] 典出《新约·路加福音》，主要是讲财主生前富贵，死后在阴间受苦；名叫拉撒路的讨饭的人生前受苦，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耶稣讲的最有名的寓言之一，在中世纪经常成为艺术作品的主题。

[5] 值得一提的是，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与普罗旺斯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的四个女儿全都成了王后。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次女埃莉诺的丈夫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三女桑琪娅嫁给了康沃尔伯爵理查（亨利三世的弟弟），后来的德意志国王。幼女贝亚特丽斯嫁给了西西里国王查理一世。

[6] 马修·巴黎（约1200～1259），本笃会修士、编年史家、画家、地图绘制师。他虽然姓“巴黎”，而且懂得法语，但其实是英格兰人。

[7] 阿莫里继承了他们的父亲在法兰西的领地。

[8] 罗埃林大王有两个儿子，长子（非婚生）格鲁菲兹，次子大卫（其母琼是罗埃林大王的合法妻子，是英格兰国王约翰的女儿）。罗埃林大王安排让自己的合法儿子大卫继位，但由于大卫有一半英格兰血统，所以还有许多威尔士人支持格鲁菲兹。格鲁菲兹长期被英格兰囚禁，从伦敦塔越狱时身死。格鲁菲兹的儿子就是下文的“末代”罗埃林，即威尔士的最后一位独立君主。

神圣的王权

1247年10月12日，在国王寝室内，烛光亮了整整一夜。这是圣爱德华（英格兰历史上最神圣的国王，与亨利三世的长子同名）升天节的前夜。国王跪在地上，沉浸于祈祷中。此前他斋戒净身，食谱里只有面包和水，现在要彻夜不眠地虔诚祷告，为极其神圣和庄严的仪式做准备。

亨利三世从“海外”的贵族那里购买了一只精细的水晶杯，里面盛放着一些基督圣血，据说是基督在受难时从他的伤口流下的。除此之外，王室还收藏了许多圣物，包括一块印有耶稣脚印的石头，据说是在他升天之前留下的。在圣爱德华的宗教节日，亨利三世将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信众展示这份最新的收藏品。他认为，自己的收藏胜过路易九世名下的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是西欧最伟大的基督教圣物。

他终于又有了一些值得庆贺的喜事。国王和弟弟一反常态，进行了一次安安稳稳的合作。理查监管了对货币的改革，铸造了一种新的钱币，旨在恢复人们对贬值的英格兰货币的信心，同时为国库和他的康沃尔伯爵领地挣得一大笔收益。更妙的是，威尔士也传来喜讯。罗埃林之子大卫在1241年向亨利三世臣服之后，威尔士又一次爆发叛乱。此后，在1247年4月，威尔士王公的联盟又与英格兰王室达成共识，接受亨利三世为他们的封建宗主，于是英格兰在威尔士的统治大大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自亨利三世的父亲统治以来的顶峰。同时，王族也继续添枝增叶。5月，亨利三世将王后的两位女性亲戚嫁给了他的两个监护人——林肯伯爵和康诺特领主。这就将两个重要的诸侯世家直接纳入了王族。

在这个10月的清晨，伦敦的全体教士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雄伟的木制尖塔下，个个都身穿配有白色法衣和兜帽的华丽仪式盛装，他们的下级神职人员围绕在周围，手捧宗教符号和十字架。数百支蜡烛照耀着天色依然晦暗的秋日清晨。他们在恭候国王驾到。

亨利三世来了，只见他衣着简朴，身披没有兜帽的粗劣斗篷，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悔罪者的衣着。他身边侍从衣饰的华丽更是突出了他的朴素。他步入大教堂，双手紧紧握住那小小的水晶杯，举过头顶，目光仰视着这精美的圣物以及更上方的苍天。就这样，他开始了从伦敦到威斯敏斯特的徒步之旅。

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国王在前一晚彻夜不眠，已经疲惫不堪，而且路上坑坑洼洼，他经常会跌跌撞撞，险些摔倒。但在某种意义上，他酷爱将自己的虔诚表现出来，因此甘愿接受这些不适。十三岁时，他曾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三一小堂瞻仰圣托马斯·贝克特的遗体被转入镶嵌珠宝的黄金棺材的过程，肃然起敬，从此以后就热衷于王室虔敬的华丽盛景。他捧着圣血前进的时候（他的双臂高举珍贵的圣物，相当痛苦，因此有两名助手扶着他的胳膊），或许回想起了那一天。

游行队伍在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之前，一定就已经听到了等待他们的喧嚣。修道院教堂内传出歌声、哭泣声和对圣灵的颂扬声。教堂处于大规模重建工程的初期，这项工程于1245年启动，目标是将教堂改为法兰西哥特风格。为了让这座教堂能够效仿和媲美法兰西的那些伟大教堂——圣礼拜教堂、圣德尼大教堂和兰斯大教堂——英格兰朝廷将投入约4.5万镑巨款。工程将增添纤细而高耸的石柱、尖顶窗户和彩色玻璃，其重量将由墙外的飞扶垛支撑。

国王沉浸于祷告中，他率先抵达教堂的时候没有停下脚步。他高举圣血杯，继续前进，绕了教堂一周，然后是附近的宫殿，最后是他自己的寝宫。游行结束后，他返回教堂，将这份无价之宝奉献给上帝、他挚爱的忏悔者爱德华、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教堂和修道院僧众。

这奢华的盛景是亨利三世的王室豪华排场的高潮。在云集于此的英格兰骑士、诸侯和主教面前，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胜利的场面，即便是路易九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高雅宫廷也会艳羡不已。诺里奇主教后来在一次布道中指出，亨利三世的圣物比欧洲的其他任何一件圣物都更珍贵：“十字架是极其神圣之物，因为更神圣的基督之血流在它上面；而非基督之血因十字架而神圣。”据马修·巴黎记载，他补充道：“正是由于英格兰国王的莫大虔敬和圣洁——他是所有基督教君主中最笃信宗教的一位——耶路撒冷牧首送来了这份无价之宝……因为世人皆知，在英格兰，信仰和圣洁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繁荣昌盛。”

这就是亨利三世对王权的概念。国王是一个神圣的位置，其王族血脉一直上溯到诺曼征服之前的年代。像亨利一世一样，亨利三世在将自己的统治与古老的撒克逊王族联系起来，既颂扬王权的英格兰源头，也讴歌它的欧洲大陆式的成熟完善。

但此次典礼的意义绝非仅仅简单地确认王室谱系。它向世人昭示，亨利三世的王权不仅是权利和征服的问题，而且是具有神圣性。国王扮演起了教士的角色，他不像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经常做的那样，与教会分庭抗礼，而是丰富和保护教会。亨利三世是教会与王权之间的调解人，是朝圣者，是施恩于教会的恩主。他与英格兰的灵魂和它的历史交流。

仪式结束后，亨利三世抛去简朴的服饰，换上光彩夺目的华服，它由珍贵的布料制成，缀有金属丝线和黄金。他头戴一顶朴素的金冠，册封自己的同母异父弟弟威廉·德·瓦朗斯和其他几位普瓦图与加斯科涅贵族为骑士。国王从教士—朝圣者摇身一变，成为骑士的领主。

尽管在威斯敏斯特宫墙之外，有许多人很怀疑，耶稣的圣血在髑髅地流下之后，已经过了十三个世纪之久，怎么可能保存下来，但亨利三世的虔诚仪式非常契合当时的风尚，是春季基督圣体圣血节（前一年，列日主教宣布基督圣体圣血节为一年一度的节日）的秋季版本。而且仪式的宏伟奢华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国王要求身在现场的马修·巴黎写一份记录。巴黎对典礼的富丽堂皇的描绘极尽笔墨之能事。但它在政治上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吗？

呜呼哀哉，并非如此。尽管亨利三世在13世纪40年代创造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的王朝神话，但随着他的统治进入第五个十年，他开始遭遇了一系列麻烦，其中大多数都是他自作自受。1258年，爆发了英格兰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西蒙·德·孟福尔原本打算再去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但在1247年5月，他被说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被派去平定亨利三世海外领地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加斯科涅。在1242～1243年远征普瓦图失败之后，亨利三世不得不对法兰西大陆的这个地区加强统治。加斯科涅对他还算忠诚。德·孟福尔被派去加斯科涅担任总督，拥有独揽专断的军政大权，可以半独立地统治该地，以保卫国王的利益，抵御加斯科涅边境周围各个势力的威胁：法兰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

得到了这个新职位，德·孟福尔欣喜若狂。他在叛乱地区几乎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而且远离英格兰王国政府的核心。他起初的表现非常精彩，与该地区的大领主们结盟，在公国的边境周围建立起了一层外交护盾。但没过多久，他的资金就告罄了，于是开始树敌。以难以驾驭、犯上作乱的加斯东·德·贝阿恩为首的加斯科涅贵族不肯屈从于他的高压统治。德·孟福尔严厉地镇压了抵抗他的人。德·孟福尔没收了叛乱者的土地，摧毁他们的房屋，最糟糕的是，砍伐了他们的葡萄树——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惩罚，因为该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葡萄酒。到1252年，加斯科涅民情激愤、怨声载道。

绝望之下，亨利三世将德·孟福尔召回，命令御前议事会对其审判。此事非常棘手，令双方都感到大受冤屈。德·孟福尔受到的指控非常严重。加斯科涅人控诉他是“臭名昭著的叛徒”，对人民敲诈勒索，将政敌囚禁并活活饿死。据马修·巴黎记载，德·孟福尔听到这些对他人格的攻击，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侮辱。他第一次听到加斯科涅人的指控时，向亨利三世怒吼道：“陛下的耳朵和心灵莫非倾向于这些逆贼？您莫非相信这些乱臣贼子，而不相信我——您的忠实臣子？”

亨利三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你清白无辜，那么审查对你有什么害处？”

诸侯对德·孟福尔非常同情。他受审的时候，双方都直抒胸臆，毫不克制地让自己喜怒形于色。德·孟福尔怒火中烧地滔滔不绝，谴责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居然相信加斯科涅人的牢骚，然后询问国王：“谁敢相信，陛下是个基督徒？陛下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解过？”

亨利三世冷冷地答道：“我告解过。”

据马修·巴黎记载，德·孟福尔悲愤地反驳道：“但如果不悔过、不赎罪，告解又有何用？”

在英格兰的权臣显贵和社会名流面前如此谴责这样一位虔诚的国王，是个糟糕的选择。尽管御前议事会判决德·孟福尔无罪，并且他还在一个短暂时期返回了加斯科涅，但他一在那里露面就会激起叛乱。亨利三世不得不亲自前往加斯科涅，大肆封赏一番才平息了骚乱，并做好让自己的儿子接管加斯科涅作为封地的准备。爱德华王子于1254年11月1日在卡斯蒂利亚的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王家修道院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结为伉俪。随后，亨利三世将加斯科涅公国封给了儿子，作为结婚礼物。这为加斯科涅的灾难性治理画上了句号。

作为安排的一部分，亨利三世向德·孟福尔付了一笔赔偿金，以弥补他失去总督地位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但国王对自己曾经的朋友的愤慨言辞很好地概括了随后十年中两人之间的敌意：“我此生最追悔莫及的事情莫过于允许你来到英格兰，以及允许你在英格兰占据土地和头衔。你的翅膀硬了，吃肥了，就来反抗我的权威。”

亨利三世自成年以来，就念念不忘要恢复金雀花王朝的遗产，将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收回到英格兰王室统治之下，但他却没有实现这宏图大略的经济实力。路易九世能够花15万里弗去买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并筹措100万里弗巨款作为十字军东征的军费，而亨利三世为了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简单的跨越海峡的战役，攒起钱来都非常吃力。

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与他的祖先和竞争对手相比，亨利三世太穷了。他从在英格兰的领地，以及行政、司法和贸易中获取的收入，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并且管理得当的话，或许是足够了——事实上，在亨利三世没有在努力夺回自己遗产的时候，他的收入是相当稳定的——但却无力承担开展大规模战争、征服外邦的任务。

亨利三世竭尽全力去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他的箴言装点着威斯敏斯特的“彩室”的墙壁：“不肯付出自己所爱，必不能得到自己所愿。”他希望自己的形象是一位慷慨大方、仗义疏财的君主，能够获得丰富的报偿。他非常喜爱宝石和闪闪发光的金属。他大量投资于建筑工程，并且花钱如流水地收藏艺术品和珠宝（但在13世纪60年代，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财宝典当）。像路易九世一样，他在旅行时极尽奢侈之能事，向自己最钟爱的宗教机构和圣所慷慨解囊予以捐赠，每天的弥撒都由身穿华服的教士主持。他在自己的私人房间内储藏黄金——这是欧洲正在看涨的货币——在成堆的金锭、金叶子和金粉中生活。但与路易九世（其年收入超过7万镑，差不多是英格兰国王的两倍）不同的是，亨利三世在光鲜的外表之下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结构问题。

亨利三世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动成功的海外军事行动，因此他依赖对边缘群体（如犹太人）的没有定规的劫掠和赋税，而这些赋税必须在与最有势力的臣子们协商之后才能征收。我们已经看到，在1225年的协议签订后，亨利三世建立了以政治上的妥协交换征税权的原则。到13世纪40年代末，这种关系已经成熟，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开始认为，他们与国王的会议是合法且符合惯例的用于批评政府政策的场所。1236年，亨利三世将一起法律案件交给“议会”处理，于是这种会议后来就被称为“议会”。

1248～1249年，亨利三世四次请求议会批准征税，以资助西蒙·德·孟福尔对金雀花王朝旧领地的征服，均被否决。议会除了拒绝提供军费之外，还大声疾呼地抗议地区政府蔓延的腐败。亨利三世别无办法，只得出售王室珍宝来筹措资金，在1257年还进行了一次滑稽可笑的货币重铸（使用黄金而非白银作为货币），并大量举债，向强大的诸侯（包括他的弟弟理查）借款。因为诸侯坚决抵抗他征税的企图，亨利三世被迫去压榨其他的、管理不是那么严格的收入来源。他如今集中力量去搜刮骑士和地位较低的臣民。

在13世纪50年代，朝廷多次对犹太人征收沉重的摊派税，但利润越来越微薄。亨利三世的王室巡回法庭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缺，更加卖力地从司法程序中榨取利润。郡长们常常是出生在外国、被朝廷空降到各郡的官吏，负责监管地方政府，在敛财时越来越贪得无厌。亨利三世会向自己的追随者授予多重郡长职位，全然不顾这种政策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可耻的、破坏性的影响。郡长们与自己治下的人民毫无感情联系，对人民也无须负责，于是更加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他们。与此同时，王室大量贩卖封建豁免权，导致王室的横征暴敛在各地难以预测，并且很不均衡。这些政策中的多项直接违背了《大宪章》的精神，有时还悖逆了它的文本。

13世纪50年代一天天过去，亨利三世的政府又一次开始自相冲突。在宫廷，党争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其中的一派是王亲国戚，前不久才来到宫廷，他们被称为吕西尼昂家族。

吕西尼昂兄弟——威廉和艾默尔·德·瓦朗斯是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兄弟，他们是亨利三世的母亲——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王后在第二段婚姻中和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生的孩子。在1241～1242年亨利三世命途多舛的普瓦图战役中，吕西尼昂兄弟起兵反抗路易九世，因此法兰西国王对吕西尼昂家族非常仇恨。威廉、艾默尔和他们的兄弟居伊与若弗鲁瓦，以及妹妹艾丽斯在1247年来到了英格兰。亨利三世热情洋溢而大张旗鼓地接纳了他们，还在1247年10月13日威斯敏斯特的盛大典礼上册封威廉为骑士。国王明显偏袒一方的慷慨引起了普遍的怨恨，何况民众原本就不喜欢外国人。威廉·德·瓦朗斯除了被封为骑士外，还被安排与琼·德·蒙琴西（第一位威廉·马歇尔的外孙女）结婚，于是一跃成为彭布罗克领主，以及威尔士和边境地带许多采邑与城堡的领主。与此同时，艾默尔成了温切斯特的继任主教，而居伊和若弗鲁瓦都获得了一些监护权和金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国王的朋友，他们常常能够为非作歹而逍遥法外。

吕西尼昂家族是一个小集团。他们一起来到英格兰，又作为一个整体被植入英格兰社会，就像王后的萨伏依舅舅们在13世纪30年代那样。但是吕西尼昂家族比王后的亲戚粗暴得多，行为举止也更招人讨厌，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矛盾。在人们眼中，吕西尼昂家族傲慢自负、缺乏礼貌、凶暴野蛮、目空一切，而且生性好斗。即便是在暴力司空见惯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径也到了令人侧目的地步。艾默尔与王后的萨伏依舅舅——坎特伯雷大主教博尼法斯之间发生争端，导致吕西尼昂家族的一群支持者武装洗劫了兰贝斯宫，抢走金钱、白银和餐具，随后劫持了人质，匆匆赶往他们在法纳姆的城堡。国王依赖吕西尼昂家族借钱给他，于是没有认真处罚他们的此次不端行为，对其他违法犯罪也听之任之。事实上，国王的处理决定恰恰相反：1256年，亨利三世发布命令，要求不得执行针对他的宠臣们的司法处罚决定。这是政府的一次严重渎职，不足为怪地被视为直接违反了《大宪章》中“不得向任何人……拒绝或延搁……公正裁判”的条款。

到13世纪50年代，宫廷的诸侯和许多国民都认为，国王被他的新宠臣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荒废了国政。一群诸侯后来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若有人起诉吕西尼昂家族，期望得到判决……国王以最非同寻常的方式迫害原告。本应当是主持公道的法官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敌人。”

至少在诸侯看来，亨利三世对亲戚的过分偏袒越来越违逆了他的基本义务：主持公道，尽可能做到让全体国民都能享有公义，并且尽可能地不偏不倚。他侵害了公共权威，贪图私利。尽管国王生性温和，但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他正在变成一位暴君。更糟糕的是，他还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妄想狂。13世纪50年代的最终问题发生在一个远离英格兰边境的岛屿：西西里。此事既突显了亨利三世对王权的概念，也暴露了他的愚蠢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1250年，亨利三世决定参加十字军东征，于是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他在统治期间一直努力在东方建立一个反法联盟，尤其是和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结盟（亨利三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皇帝），现在却改变了大政方针，幻想着派遣一支大军到中东，去帮助收复耶路撒冷。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8年夺回了耶路撒冷，但在1244年，凶悍的花剌子模部族从遥远的东方纵马杀到，进犯这座城市，几乎将其夷为平地。路易九世于1248年加入了十字军东征，亨利三世打算效仿他。在短期内，他得以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但这并非敛财的诡计。虔诚的亨利三世在宫殿里悬挂着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决斗的图画（这当然是虚构的，两人从未谋面），他真的在幻想，如果自己恢复了家族的圣战传统，他将赢得万世荣光。

但不幸的是，在沉溺于这些异想天开计划的同时，亨利三世在加斯科涅还有真实的义务，这消耗了他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还花光了他的金钱。尽管他通过宗教税积累了一大笔资金，但到1255年的时候，为了恢复海峡对岸的秩序，这些钱差不多已经告罄。但国王依然雄心勃勃地要参加十字军东征。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宏图大略，而是调整了自己的目标，从“海外”转为离家更近的地方。125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开始向全欧洲的君主们兜售理论上空缺的西西里王位，声称自己是该岛的封建宗主，因此有权将它转让。亨利三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希望收复一个遥远的金雀花王朝领地，这个计划将会把他的东征热情和恢复失地的雄心结合起来。

亨利三世的姑姑琼（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女儿）在12世纪80年代曾是西西里王后，在90年代被国王唐克雷德二世囚禁。理查一世在东征途中将她解放出来，然后征服了西西里，给了唐克雷德一个教训。此后，西西里王国卷入了神圣罗马皇帝与教廷之间漫长的战争，成为席卷意大利和中欧的权力斗争的一枚具有战略意义的棋子。1254年，亨利三世派出使节，请求教皇将西西里王国封给他的次子埃德蒙。当年3月，教皇通过使节热情洋溢地批准了这个请求。

如果亨利三世的国库更充实，困扰他的其他问题少一些，并且他拥有更多的军事战略才干，那么为次子保障西西里或许还算是个实际可行的使命。不幸的是，他是个幼稚的幻想家，热衷于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康沃尔伯爵理查是个惹是生非的刺儿头，但比国王要精明睿智得多。他在1252年也接到了请他出任西西里国王的邀请，他断然拒绝，并对教廷大使说：“你还不如对我说：‘我把月亮送给你，或者卖给你，你自己爬上去拿吧。’。”

不管怎么说，从1254年开始，亨利三世的东征计划演变为以教皇的名义征服西西里的义务。1255年5月，此事正式确定了。1255年10月13日，圣爱德华的节日，出席议会的权贵们得知，为了参加远征西西里的行动，亨利三世欠了新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高达135541马克的债务，不禁瞠目结舌。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天文数字，差不多是亨利三世有可能从宗教税中征集的数目的三倍，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数字离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赎金也相差不远。

诸侯得知，亨利三世将用这笔数额庞大、海市蜃楼一般的巨款资助一支军队，穿过法兰西，开赴西西里，取道阿尔卑斯山隘道（由于亨利三世和萨伏依家族的亲戚关系，他可以使用这些隘道），然后从意大利南部发动一场两栖入侵，夺取西西里王位。有鉴于亨利三世平庸的军事才干，这个计划的确是过于雄心勃勃了。雪上加霜的是，亨利三世还同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些义务，英格兰将被处以停止圣事的禁令，他本人则将遭到绝罚。

局面真是一塌糊涂。然而，亨利三世对他的新事业却自信满怀、踌躇满志。他在正式宣布此计划时大张旗鼓。他接纳了西西里教士进入英格兰。1256年，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于次年就任 [1] 。亨利三世认为自己在西西里计划中得到了一个有利的盟友，为之欢呼雀跃。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257年3月，亨利三世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埃德蒙——所谓的西西里国王——引见给他的诸侯和高级教士们，令大家目瞪口呆。那孩子穿着全副阿普里亚 [2] 装束。

真相是，西西里冒险没有一个方面是实际可行的。“王国的贵族们悲哀地看到，仅仅一个人的头脑简单就将他们拖到了这样的败局。”马修·巴黎如此写道。亨利三世的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得到贵族们的支持，他还因如此鲁莽愚蠢的冒险遭到鄙夷。权贵们不愿意为他的计划付出一个铜板，并且一有机会就指出该计划的一连串漏洞。但亨利三世已经发誓要去征服这个实用价值微乎其微的遥远岛屿。而且他和父亲不一样，是打算信守诺言的。

到1257年，全国对亨利三世究竟有没有治国能力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金库空空如也。吕西尼昂家族不得人心。亨利三世致力于完成疯狂的征服西西里的计划，将自己的王国和灵魂都抵押了进去，而没有任何办法偿付军费。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发出不祥的（尽管或许并非是完全当真）的威胁，要执行停止圣事的禁令和对国王的绝罚令。1258年，亨利三世希望能够发生奇迹，于是寄希望于诸侯会帮助他为西西里计划付账，将他们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但诸侯心意已决，要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

如果有任何一个场景能够概括亨利三世在他统治的第四十年的心态，那么一定是在1256年，他命人在威斯敏斯特宫衣帽间内绘制的图画。衣帽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房间，国王在这里洗头，有时会在这里度过几个钟头最私密的时间。在这幅图中，国王的臣子密谋反对他，是一群狗营救了国王。亨利三世年幼时曾目睹父亲的王国遭受入侵。1216～1217年，孩提时代的他曾亲眼看到他自己的诸侯起兵反对他的家族，并且恳求一位法兰西王子来当他们的国王。四十年之后，英格兰诸侯又一次蠢蠢欲动，这些可怕的记忆显然又回来折磨他了。亨利三世终于证明自己的确是继承了约翰的血脉。

[1] 理查在德意志并无实权，仅数次到访德意志，也没有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2] 意大利南部一地区。

《牛津条例》

1258年4月30日清晨，一大群贵族、骑士和他们的扈从向威斯敏斯特宫的御座厅走来，甲胄和身侧佩带的宝剑铿锵作响。领头的是四个人：王后的舅舅萨伏依的彼得、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克莱尔、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和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他越来越成为亨利三世最深恶痛绝的人物）。

这些人拂晓便已起床，对即将展开的冲突期待已久，高度紧张。他们走向亨利三世金碧辉煌的厅堂的大门时，深知自己将给国王送去的信息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他们此次前来，表面上是要回复国王前不久提出的让他们支援远征西西里的要求。但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清君侧，将国王与佞臣吕西尼昂家族分隔，并处理一场已经无法继续忽视的政治危机。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互相帮助……对抗任何敌人，主持正义，杜绝无礼无义之事，挽救对我们的领主——英格兰国王和王权的信心”。

此时，英格兰陷入了一个可悲的乱局。1257年夏季，一种呼吸道疾病横扫全国，后来秋季又大雨瓢泼，毁掉了庄稼，随后又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导致开春之后无法耕种土地。疾病和瘟疫在全境肆虐，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处是肿胀而瘀青的死尸，三三两两地倒毙在猪圈内、粪堆上或泥泞街道上。”马修·巴黎记述道。

三周前，伯爵们及其追随者被传唤出席议会的时候，威尔士爆发了叛乱，叛军的领导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格温内斯亲王——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 [1] ；教皇使节阿尔洛特仍在喋喋不休地威胁，如果国王不付清征服西西里所需的军费，就将执行绝罚令和停止圣事的禁令；吕西尼昂家族则肆无忌惮、横行霸道。4月初，温切斯特主教艾默尔的扈从杀死了重要贵族约翰·菲茨杰弗里的一名追随者，而亨利三世拒绝惩罚凶手。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以回应国王的新一轮募款要求时，诸侯普遍认为，国王已经无力制裁把持朝廷、为非作歹的吕西尼昂派系。

4月30日发生的事情被记载在蒂克斯伯里修道院的编年史中。这部编年史连续记载了这座修道院及全国的历史，其作者或许是从当天事件亲历者口中得知了当时的情况。“将近上午九点，贵族、权臣、伯爵、男爵和骑士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宫，”编年史家记载道，“他们将自己的剑放置在国王大厅的入口处，然后来到国王面前，忠顺有礼地向他致敬。”这些人可不是叛贼。他们在亨利三世面前表现出自己是英格兰王室的朋友，忠于王室理应代表的价值观。但亨利三世看到他们全副甲胄，还是不能释怀。剑或许被放在了门口，但一大群势力强大的诸侯身披铠甲出现在王座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诸位爱卿，这是为何？”他问道，“你们要俘虏我这可怜人吗？”

“并非如此，”诺福克伯爵答道，“但是，让可耻的普瓦图人（指吕西尼昂家族）和所有外邦人从陛下面前、从我们面前逃走，就像从狮子面前逃走一样，那么‘天上的上帝将尽享荣光，在陛下的土地上，善心的人们也将享有和平’。”

亨利三世或许很震惊，但肯定也有所预料。几乎所有人都仇恨吕西尼昂家族，而且冲到他面前的这些人或许还得到了王后的幕后支持。休·比戈德 [2] 说，他代表英格兰的所有诸侯，要求国王宣誓遵从他们的建议；他还要求组建一个包括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其中一半人由国王指定，一半由权贵们推选，亨利三世和爱德华王子应手按福音书起誓，要遵从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亨利三世还应许诺，不再尝试征税；他还应当将御玺——政府的终极工具——交给一名负责任的人士，此人将由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选出。该委员会还将选举产生十五人的长期议事会，来辅佐国王的日程政务，同时议会将三年召开一次，以任命各部大臣。

这些要求真是非同寻常，但在这个4月的早上，国王似乎没有绕过它们的办法。诸侯们的集体政治意志是无法抗逆的。当天，亨利三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手按福音书起誓，唯比戈德马首是瞻。在灾难重重的十年之后，王权将由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其核心功能被交给了诸侯来掌控。

但是，这些诸侯的父辈在兰尼美德的经验表明，国王或许会在纸面上同意受到新的约束，但要具体执行这些约束，却有很多困难。亨利三世就像之前的约翰那样，签字画押之后就变了卦，努力利用自己任命二十四人委员会一半人选的权力，拼命把吕西尼昂家族的人往里面塞。但他这番努力没有奏效：他甚至连十二个仍然支持他的王权并且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衔级的人都找不到。八周之后，另一次议会在牛津召开。这座城镇挤满了斗争双方的骑士们，个个武装到牙齿，他们都打着讨伐威尔士的旗号，但实际上都是在那里准备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牛津，亨利三世的抵抗瓦解了。诸侯们竹筒倒豆子一般数落他的罪过，并指控他没有遵守《大宪章》。“议会启动议程之后，权贵们的建议和不容改变的意愿通过了，坚定不移地要求国王真诚地遵守英格兰的自由宪章。”马修·巴黎记载道，“他们还要求任命一位首席政法官，以主持公道，扶助贫弱，无论对方富贵或贫贱，皆应不偏不倚。他们还就其他国政，为了国民的福祉、和平，以及国王与王国的荣誉，提出了一些要求。”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还发出了另一个誓言，即支持诸侯的改革。但吕西尼昂家族坚决拒绝放弃国王赏赐给他们的土地和城堡。诸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抵抗，将会遭到严厉惩处。据马修·巴黎记载：“威廉·德·瓦朗斯最为气势汹汹。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回答他说：‘你不必怀疑，你要么交出从国王那里得到的城堡，要么掉脑袋。’”吕西尼昂家族惊恐万状，逃离牛津，躲到艾默尔的温切斯特主教辖区避难。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被正式驱逐出境，但在此之前，按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议会“在犹疑不决、充满不确定性的气氛中”解散了。

诸侯在牛津提出的建议是征询了英格兰各郡的骑士们之后做出的，提出了涉及范围极广的改革。它的目的不仅是管理中央政府，还要处理郡一级的严重腐败问题。提出的措施被称为《牛津条例》，几乎和在兰尼美德签订的更为闻名遐迩的宪章一样，涉及了极广的范围。《牛津条例》规定，每个郡由四名骑士负责调查王室官吏的不端行为，并建立了二十四人委员会来监管王国政府。权贵们任命休·比戈德为首席政法官，而所有的主要王室官吏——从财政大臣和大法官到各郡的郡长，以及在各郡执行王权的执行吏、充公产业保管人和城堡总管——都将由议会任命。

1258年10月18日，诸侯以国王的名义向英格兰人民和爱尔兰臣民发布宣言，宣告业已建立的新秩序，要求人民恪守本分，遵守该秩序。集结在牛津的骑士们后来并没有出征威尔士，那里的战争被搁置了。宣言是用法语、拉丁语和中古英语起草的，这凸显了此次改革的全国普遍性质。宣言写道：“望我国子民皆知，我特此认可，我的诸位谋臣，或其中的大部分人，由我本人或国民选出；他们为了上帝的荣光，秉承对我的忠诚，为了国家的福祉，业已做出或即将做出的决断，理应坚定不移、世世代代永久有效。若有人胆敢违逆，我将命令所有忠诚臣民，视其为不共戴天之敌。”两天后，又发布了另一项宣言，核准了一个具体程序。根据此程序，每个郡将根据《牛津条例》，指派四名骑士调查王室官吏的腐败行为。

这两道宣言都是以亨利三世的名义发布的，但事实是，政权已经被从他手中夺走了。诸侯在骑士们（这些骑士将自己的利益写进了《牛津条例》）的支持下，牢牢地掌控了权力。亨利三世的朋友们被驱逐出境，在随后三年内，诸侯议事会执掌朝纲，诸侯的使节接管了与威尔士和法兰西的和谈，并努力说服教皇，请他忘记西西里那桩讨厌的事情。西蒙·德·孟福尔的地位非常突出，他在政治中心具有专横跋扈的影响力，虽然还算不是摄政，但在新政权中处于主宰地位。

亨利三世在遇到危机时往往会选择逃避，并沉溺于宗教。这一次他依然如此。牛津会议之后，他游览了自己最喜爱的圣所——圣奥尔本斯、贝里圣埃德蒙兹和沃尔瑟姆修道院，哀悼自己挚爱的亡女凯瑟琳，她出生时便有严重的残疾，在前一年夭折了，年仅三岁。在国王不理朝政的时候，诸侯继续加速改革进程。1259年10月发布的《威斯敏斯特条例》制定了法律和政府方面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并设立了一个时间表，将会派遣巡回法庭，系统性地调查王室官吏的滥用职权和贪腐罪行。到1259年底，亨利三世已经到了不知所措、完全被架空的地步。

1259年12月4日，路易九世在巴黎的奢华宫殿的果园内，五十二岁的亨利三世跪在苹果树饱经风霜的枝干之间，站在他面前的是比他年幼七岁的法兰西国王、欧洲最圣洁的君主。这两个非常虔诚的男人将执行王权中最神圣的仪式之一。亨利三世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巴黎，而且在前往巴黎途中，他试图每遇到一座教堂就停下来听弥撒，所以原本可能会更慢。就连路易九世也厌倦了英格兰国王的强迫症，于是命令将他途中的教堂尽可能都关闭，这才加快了他的行程。

亨利三世从来就没有快活过，现在是特别地庄严肃穆。尽管西蒙·德·孟福尔和爱德华王子强烈反对，诸侯议事会还是与法兰西缔结了和约。把两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对德·孟福尔本人有利；至于爱德华王子，虽然只有二十岁，但坚决抵制任何对王权的削减。和约的代价是非常沉重和苛刻的：亨利三世被迫向路易九世俯首称臣，永远放弃对帝国的权利主张，并承认自己是以一名法兰西贵族的身份，而不是以国王的身份，继续保有在法兰西境内的土地。当然，过去的英格兰国王也曾向法兰西国王臣服过——1156年，亨利二世在其征服的第一阶段曾向路易七世称臣，以便争取路易七世的支持，去镇压自己的弟弟若弗鲁瓦；约翰在登基之前，为了篡夺兄长理查一世的王位，也曾代表诺曼底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但这些仪式都不像亨利三世的臣服那样一边倒。

在典礼上，鲁昂大主教高声朗读《巴黎条约》的条文。他的嗓音回荡在整个果园。亨利三世放弃了对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曾经统治的许多领地——诺曼底、曼恩、安茹和普瓦图——的权利主张。在法兰西南方，他仅拥有加斯科涅和他妻子的领地（在内陆，包括圣通日和阿热内，在波尔多以北和以东）。为了自己大大削弱的地位，亨利三世还不得不向路易九世“感恩戴德”，向其支付1.5万马克，并向法兰西国王提供五百名十字军骑士两年的军费。就这样，英格兰国王被接纳进了法兰西贵族的班列：他不再是一位只臣服于上帝的君主，而是一名公爵，受命于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

聚集于此、见证仪式的人们离西方世界的一些最神圣的圣物遗迹只有几百码远：圣礼拜教堂收藏着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然而，在亨利三世跪在法兰西国王面前的时候，即便是周围环境的神圣和辉煌，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英格兰王政的一个伟大章节宣告结束了。

亨利三世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诺曼人和安茹人。但世人再也不能假装英格兰国王与勒芒、昂热、鲁昂或图尔这些城市有任何关联。就连独立于法兰西并以此为豪的阿基坦公国的残余部分，现在也被承认是一个封建采邑。亨利三世的诸侯确保了这一点。在离真十字架只有几百码的这座果园内，金雀花帝国从地理上、政治上和封建关系上被宣布寿终正寝。13世纪，整个欧洲的趋势是巩固和守成。路易九世完成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开启的洪业，将法兰西主权从佛兰德扩张到了图卢兹。在12世纪，欧洲版图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疆界逐渐稳定成形。西西里的惨败表明，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早期年代——当时它的王权和亲缘关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海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经无以为继。英格兰的视野变得狭窄了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统治最初四十三年中王政性质的根本性演变的必然结果。国王频繁地重新发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以此换取在海外作战的资金，这就重新划定了王权的界限，重写了王权的规则，构建了国王与诸侯之间治理国家的一个新契约的基础。亨利三世异想天开、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这促进了上述的进程，使得他不断地与诸侯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诸侯发动了合法的“叛乱”，出现了《牛津条例》。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曾经是严格的等级制，现在却变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王权被纳入英格兰政府的结构，虽然仍具有普遍性，但受制于越来越抽象的法律，如果误入歧途，就可能会受到诸侯的纠偏。

与亨利三世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1258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恭维他是“极其虔诚的国王”。然而流传至今的是但丁对他的描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用荣华富贵和光辉灿烂将自己打扮为一位光荣的国王，但事实上他软弱无能，有艺术鉴赏力，对政治却毫无感觉，始终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不能有效地决断行动。他志大才疏，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有执行的才干，因此陷入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重灾难。他身边虽然有一群良臣勇将，却往往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人那里接受错误的建议。他缺乏理智和判断力，自己招来了麻烦之后，从来没有办法摆脱。而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位“极其虔诚的国王”一般会选择逃避，去游览他最心爱的圣所。亨利三世在幼年没有父亲相伴，又被母亲抛弃，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观察和学习另外一位国王治理国家。他一生中都被他人支配，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君主的糟糕人选，因为身为君王，需要极端的自信和自我约束。

奇怪的是，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亨利三世可以完美地扮演最高祭司的公共角色，而且显然乐在其中。他理解王权的形象应当是怎么样的，尽管他并不知道它应当如何运作。在他处于大危机的一个年头铸造的金币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金币作为货币是非常不合适的，上面闪耀着亨利三世的肖像，将他画作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古老王政的代表）和未来的民族圣徒。这些钱币还企图将英格兰王权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威严比肩，效法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奥古斯都金币 [3] 。亨利三世的思维很宏大，并且创建了一种对王室的崇拜，其具体表现为彩色玻璃画和檐壁雕刻、改建后变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威斯敏斯特宫殿和修道院，以及不计其数的王室宅邸，包括克拉伦登宫（在索尔兹伯里附近）。亨利三世的王朝宣传工作做得极好，这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但在1259年之后，他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他老迈衰弱，受尽屈辱，被局势压垮。德·孟福尔和诸侯努力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时候，王权的核心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从亨利三世转移到了他的二十岁的儿子——进取心很强而颇具军人气概的爱德华王子手中。爱德华要再等十年时间才能成为国王，他无疑是金雀花王朝的未来，如果这个显赫王族还能有未来的话。

[1] 即下文所说的“末代罗埃林”。

[2] 休·比戈德（约1211～1266）是第四代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的弟弟，反对派诸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但后来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新政权不满，倒戈加入了保王党，参加了刘易斯战役。

[3] 指的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发布的augustalis金币，在西西里王国铸造，在意大利普遍流通。正面为戴桂冠的皇帝胸像，反面为帝国的鹰徽。

刘易斯之战

1264年5月14日破晓后不久，一支小规模军队鸦雀无声地肃立在苏塞克斯郡刘易斯镇外的山丘上。他们兵力不多，但斗志昂扬。在前一宿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溜过茂密的林地，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他们做好了准备，要进行中世纪军事行动中最罕见的正面交锋。

这支军队仅有数百名骑兵，步兵和仆役的数量是骑兵的好几倍。清晨的太阳升起在天际时，他们俯视着下方人数众多的敌军。在从刘易斯小隐修院到附近城堡之间的将近一英里的战线上，一支王家军队正在排兵布阵，其中有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骑士，就像是为讨伐威尔士做准备一样武装到牙齿，还有数千名步兵，由王亲国戚指挥。他们怒火中烧，嗜血好战，一心要向这些玷污王权太久的逆贼复仇。叛军提出谈判。王军冷嘲热讽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说，除非叛军自己脖子上绕着绞索来投降，否则不会与其议和。

这支小小的叛军的指挥官是五十六岁的西蒙·德·孟福尔，他一条腿断了，所以是坐在大车上亲临战场的。自《牛津条例》签订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德·孟福尔仍然是国王的死敌。1262年，亨利三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份允许他不遵守《牛津条例》义务的诏书，德·孟福尔短暂地离开了英格兰。但在1263年，他又回国，率领一群诸侯发动了叛乱，因为他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亨利三世遵守《牛津条例》。从那以后，他无论行至何处，均不遗余力地煽动反对国王的烈火。年轻的贵族蜂拥而至，云集在他周围。他们对他的军事声望和对抗昏君的决心肃然起敬。敌视亨利三世的作家们将他描述为昏庸堕落、败坏国家。战争起初进展良好，叛军成功地占领了英格兰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但在1月，战局转为对保王党有利。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在牛津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一系列攻城战中打击了德·孟福尔的叛军。到复活节，王军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地区，只有伦敦还被叛军占据。德·孟福尔打算在刘易斯最后摊牌。

这是一个绝望的行动。英格兰本土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打过正面交锋的对决了。与主要的战争模式——攻城和劫掠——相比，正面交锋浪费兵力，不确定性太大，而且非常混乱。中世纪的军事指挥官们都努力避免两军对垒，因此双方都很少有骑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作战，或许一个人也没有。两军在山丘边缘面对面的时候，算总账的时间显然已经到了。德·孟福尔部下的衣服上配有白色十字徽记，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王军的情绪则坚定不移、不肯让步，这也反映了其指挥官——爱德华的精神。

爱德华王子此时还差一个月就到二十五岁生日了。在诸侯起事反抗他父王的六年中，他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力流血和棘手难题。他曾亲眼看到父亲挣扎反抗德·孟福尔遏制和改革王权的企图，还见证了父亲的君主特权的瓦解。叛乱诸侯为了控制王室，迫害王族中被他们认为影响太坏的成员，将法律强加于国王。

爱德华对于改革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1258年，他站在自己的吕西尼昂亲戚一边。次年，他又与改革派结盟。在1260～1263年，他还改换了三次阵营。但到了1264年，爱德华是一位铁杆的保王党。

《刘易斯之歌》的作者大体上概括了爱德华对他的敌人的看法：在德·孟福尔的影响下，“曾经侍奉国王的英格兰民族，如今堕落败坏了，颠倒了自然的秩序，统治着国王和他的儿女”。在战斗的前一天，爱德华命人将一封信送到德·孟福尔军中，指控这位伯爵是“奸诈的逆贼、说谎的恶徒”，并向叛军发誓，“从此刻起，我们将以全副精神和力量，寻找一切机会，竭尽我们所能，去伤害你们的身体和财产”。爱德华负责指挥军队的右翼，在他借宿的刘易斯城堡前方。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好战的边境领主——来自威尔士边境的久经沙场的诸侯，爱德华在少年时代便与他们交好。他的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作为德意志国王的地位垮台后，便返回了英格兰，现在指挥着中军。爱德华的父亲，亨利三世国王亲自统领左翼，在小修道院前方。

面对爱德华的是一群来自伦敦的叛军。他们不是军人。在爱德华看来，这是一群不堪忍受的乌合之众。前一年，爱德华的母亲，即王后，在伦敦街头被暴民用垃圾投掷，这是奇耻大辱。战斗打响之后，爱德华的骑兵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咆哮，向这些伦敦人杀去。

爱德华率领骑兵奋勇冲锋，声势极其猛烈，足以佐证他是一位热爱近距离混战的经验丰富的好骑手。他少年时在国外度过了多年，在欧洲贵族举办的时髦的比武大会上拼搏良久。现在的混战是真实的，而不是比武了。他的攻击如此凶悍，轻松地冲垮了对方的骑兵，将其驱赶过山谷，一直追杀到乌兹河边。他们把叛军战线杀得七零八落，继续追击溃败的伦敦人，在苏塞克斯乡间一直追逐了好几英里，他们触手可及的敌人非死即伤。爱德华的人马重新集结并返回战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他们所向披靡，因此估计剩余的叛军都已经被斩杀殆尽或者俘虏。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王军土崩瓦解的惨状。

爱德华离开己方战线，去追击叛军的左翼，这导致战局转为对王军不利。亨利三世的左翼在叛军的冲锋下败退到了小修道院的墙后。康沃尔伯爵理查率领王军的中路 [1] 猛攻敌人，但冲到高地上之后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于是不得不躲避在一座磨坊内。爱德华返回战场时听到叛军粗哑地唱着歌，对他的躲在这临时城堡内的叔叔大发嘲讽。爱德华还得知，他的父亲也被包围，实际上已经被打败。

王军蒙受了一场可耻的惨败。唯一务实的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投降。德·孟福尔威胁说，如果国王不投降，他就会把俘虏来的贵族，包括康沃尔伯爵理查，尽数斩首。这既突出了他用意的严肃，也表明英格兰政治瓦解到了多么令人胆寒的地步：自威廉一世在11世纪将瓦尔塞奥夫伯爵斩首以来，还不曾有一位英格兰贵族被处决。德·孟福尔提出，可以给亨利三世自由，并保留名义上的国王头衔（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彻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这是必须的），条件是，必须交出爱德华和他的堂弟——日耳曼的亨利 [2] （康沃尔伯爵理查的长子）作为人质。

在战役当天敲定的和约被称为《刘易斯协定》。它的政治条款恢复了《牛津条例》，尽管对其做了一些缓和处理，并要求爱德华的许多边境领主盟友到议会受审。有几个问题被交给法兰西人仲裁，而爱德华和日耳曼的亨利被囚禁起来。亨利三世仍然是国王，但无权指定自己的内廷幕僚人选。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傀儡。国王背后的实权不再由一群诸侯的广泛同盟掌握，而是控制在西蒙·德·孟福尔一个人手中。

[1] 原著中对王军的左中右三路描述混乱，这里参考了维基百科上的Battle of Lewes条目。

[2] 日耳曼的亨利（Henry of Almain）之所以被称为“日耳曼的”是因为他父亲是德意志国王，其实他本人和日耳曼没有多大关系。Almain来自法语Allemagne，即“日耳曼”。

从牢狱生涯到伊夫舍姆

1264年对金雀花王朝来说是跌至谷底的灰暗时期。刘易斯战役之后，国王被带回伦敦，虽然享有自由，但丧失了所有权力。埃莉诺王后被流放。她在法兰西筹划征集一支军队夺回王国，但徒劳无益。爱德华王子、日耳曼的亨利和康沃尔伯爵理查被德·孟福尔授意严密监禁起来，起初被关押在多佛尔城堡，后来转到了沃灵福德。英格兰依然动荡不安、暴力横行，治理得非常糟糕。刘易斯战役之后，内战仍然在继续，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乡村被纵火焚烧，城堡遭到围攻，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严密防守海岸，以抵御外敌入侵。

德·孟福尔获得近似王权的军政大权，原非他的本意，他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棘手。他是个私有产业的领主，却要努力去掌控一个公职。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且控制着国玺，但他的统治权却来自这样的事实：他在战场上打败了自己的主公。他的天性就容易造成不和。爱德华与边境领主们——如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爵士、罗杰·克利福德和罗杰·利伯恩——缔结了紧密的私人友谊，而这些人都是德·孟福尔政权的死敌。曾在刘易斯与德·孟福尔并肩作战的愤怒的年轻贵族们渐渐远离他的朝廷，于是反对派的数量很快开始猛增。在军事胜利之后，他们发现德·孟福尔的政府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孟福尔的政府和亨利三世与吕西尼昂家族沆瀣一气时一样以权谋私、朋党为奸，甚至比以往更严重。不管是以保障安全为借口，还是为了谋取自己家族的私利，德·孟福尔在分配胜利的战利品时都不公平。他将从保王党手中夺来的许多土地、辖区和城堡纳入了自己和两个儿子（亨利和小西蒙）囊中。

异议最多的是二十岁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 [1] 。1262年，国王势力恢复的时候，德·克莱尔被褫夺了继承权，于是他加入到德·孟福尔那边。在刘易斯战役中，他在叛军阵营中作战骁勇，战功卓著，于是得到了一个政府高位的奖赏，这个位置与他作为格洛斯特伯爵的强大势力（在英格兰全境拥有广袤土地）是相称的。但他很快就对德·孟福尔的独裁专断产生了保留意见。他不赞成他雇佣外国骑士的做法，尤其反对将爱德华囚禁在狱中。为了缓解他的这些担忧，德·孟福尔在1265年3月将爱德华释放，但是条件非常苛刻：爱德华丧失了绝大多数王室土地，这些土地都被德·孟福尔家族夺走；另外，尽管他不再被囚禁在城堡牢房内，但德·孟福尔的儿子亨利始终在他身边监视。到1265年初，格洛斯特伯爵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开始害怕，或许德·孟福尔家族的意图远远不只是改革，说不定在图谋篡位。

1265年2月，格洛斯特伯爵离开了德·孟福尔的宫廷，向西行进，前往自己的威尔士领地，借口说这些领地正遭受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的蹂躏。4月，他拒绝参加一次比武大会，到5月已经很明显，他已经彻底背弃了德·孟福尔的事业，开始与保王派的边境领主们一同筹划营救爱德华，推动保王党的事业。在新的条件下，爱德华受到监督，但相对自由，可以接待访客。5月28日，他骑马来到赫里福德，这里正是英威边境地带的心脏。他的监管人兼狱卒亨利·德·孟福尔像往常一样陪伴在他身旁，但爱德华的一些骑士朋友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包括格洛斯特伯爵的弟弟托马斯·德·克莱尔。爱德华此次出行时情绪高涨，似乎困扰他的所有问题都不足挂齿。这些青年骑行的时候，开始玩一个游戏：每个人都被允许试骑所有的马，以判断哪一匹马的速度最快。

这个游戏虽然好玩，但还有一个更实用的目的：让爱德华找到最适合帮助他逃跑的坐骑。他找到了最快的马之后，没有浪费片刻时间。他狠踢坐骑的身侧，向监视他的人喊道：“诸位大人，后会有期！代我向父王问候，告诉他，我希望很快就能见到他，给他自由！”就这样，他以娴熟的骑术纵马奔向远方，几位已经知晓逃跑计划的朋友陪同他扬长而去。他们与藏在附近树林内的罗杰·莫蒂默爵士会合。他们一起骑马赶到莫蒂默在威格莫尔的城堡，然后前往拉德洛。在那里，爱德华与格洛斯特伯爵会面，向他发誓，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孟福尔，他一定会恢复古老的优良法律，废止恶风劣俗，驱逐外国人，并将政府交还给英格兰人。这个诺言差不多与1258年诸侯冲进威斯敏斯特宫时向他父亲提出的要求一模一样。爱德华终于找到了他的中庸之道。

爱德华与格洛斯特伯爵之间的共识形成了一个新的王室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还包括以威廉·德·瓦朗斯 [2] 为首的流亡归国的保王党人和许多边境领主，这些领主们始终把德·孟福尔政权看作休伯特·德·伯格和彼得·德·罗什的贪得无厌统治的又一个版本。他们将在自己的领地，即英威边境地带作战。德·孟福尔匆匆召集军队以抵抗东山再起的保王党人时，爱德华的部下已经构筑起了防御工事。他们摧毁了塞文河上的所有渡口，切断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将德·孟福尔困在塞文河的西岸，也就是属于威尔士的那一岸，于是限制了战场的规模。

夏季，双方的最后决战一触即发。在威尔士，德·孟福尔（他仍然控制着国王）被爱德华的军队打得狼奔豕突；他拖延时间，从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那里借兵，同时他的儿子小西蒙从东面派来了一支骑兵增援部队。德·孟福尔家族处于守势，被保王党联军穷追猛打。由于好斗的爱德华王子亲临一线，保王党军队士气大涨。

8月1日，王军在凯尼尔沃思攻击小西蒙。小西蒙的军队驻扎在英格兰中部的这座大型要塞中，而他本人则住在邻近的小修道院。小西蒙的部下以为爱德华的人马还在伍斯特，离他们还远，因此毫无戒备。他们并不知道，爱德华和格洛斯特伯爵在他们当中安插了探子，包括一个叫作马尔格斯的女扮男装的人。黎明时分，小西蒙和他的部下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严格地说，小西蒙其实已经醒了，但还没穿好衣服——修道院门外响起了马蹄声。小西蒙光着身子抱头鼠窜，逃离战场，躲进了城堡，救了自己的性命。但他的许多骑士就没有这么临场应变的机智了。他们和他们的军旗都被王军俘获。

德·孟福尔得知儿子的支援部队遭到袭击时，不禁大吃一惊。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他匆匆将自己军队的两支会合起来，逃离这个四面受敌的危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渡过塞文河的地方，然后向东进逼伍斯特。爱德华的军队就在几英里外。8月3日夜间，德·孟福尔又一次开拔，这次是向南，前往伊夫舍姆。

次日，德·孟福尔的部下在伊夫舍姆修道院（位于埃文河的一个河弯处）稍事停留，并用早餐。在他们头顶上，天空漆黑，阴云密布。一场雷暴雨正在酝酿。塔上安排了一名瞭望员，透过阴云去观察，等待爱德华或者小西蒙的军队接近。天亮三个钟头之后，地面上响起欢呼声。远方出现了小西蒙的军旗。他们得救了。

真的得救了吗？瞭望员从高塔上发出致命的讯息：赶到的并非小西蒙的军队，而是爱德华的人马，打着从凯尼尔沃思俘虏的小西蒙旗号。

德·孟福尔匆匆跑上瞭望塔，观察爱德华军队的逼近，只见他们的铠甲上佩戴着红色十字徽记，这是模仿刘易斯战役中叛军的白色十字徽记。德·孟福尔伯爵对王军的纪律森严和整齐的进军步伐肃然起敬，以他典型的恢宏风格宣布道：“以圣雅各的臂膊起誓，他们的行军很好。他们这不是自己学来的，而是从我这里偷师。”这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的自傲。德·孟福尔知道，对方的机动胜过了自己。

他无路可逃。在埃文河南岸，莫蒂默率领一支队伍守株待兔，堵死了通过桥梁逃跑的道路。德·孟福尔的部下被困在河弯内，目睹着爱德华的军队进入各自的阵地，占据了修道院以北的制高点——绿山。德·孟福尔的士兵们面对王军，毫无惧色，尽管对方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仍然控制着亨利三世国王，且他就在军中，爱德华的部下或许会因此而束手束脚。决战就在眼前。德·孟福尔和他的部下静候战斗打响。

他们不需要等多久。乌云消散，大雨瓢泼而下，浸透了战场，爱德华的军队发动了进攻。

在寒冷刺骨、浑身湿透的条件下，双方都打得非常英勇。德·孟福尔在他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始终勇往直前、作风凶悍，此时仍然如此。但是王军兵力雄厚，再加上爱德华和格洛斯特伯爵指挥有方，德·孟福尔被打败了。他不得不目睹他的年轻骑士们被从坐骑上拉下刺死。他的儿子亨利战死，另一个儿子盖伊被俘。国王身穿德·孟福尔军的铠甲，因此在战斗中也负了伤。他拼命向企图杀死他的骑士呼喊自己的名字，才幸免于难。

德·孟福尔本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独立于爱德华军队主力的十二人小分队在战场上游弋，唯一目标就是找到并杀死这位伯爵。最后，罗杰·莫蒂默找到了他，将长枪深深刺入德·孟福尔的脖颈，将他当场杀死。随后，他的尸体遭到了令人作呕的摧残。各郡的郡长和伦敦市长得到消息，“莱斯特伯爵的头颅……被砍下，他的睾丸被割掉，悬挂在鼻子两侧；他的头就这样（作为战利品）被送到威格莫尔城堡的罗杰·莫蒂默爵士的夫人那里。他的两手两脚都被砍掉，送到不同地方，交给他的敌人们。这是对死者的莫大亵渎。只有他的躯干被埋葬在伊夫舍姆（修道院）”。出人意料的是，仅仅几周之内，国内就兴起了对德·孟福尔的崇拜，把他视为圣徒。传说他的墓地和他阵亡的战场上都发生了许多神奇的异象。

这一天落幕的时候，战场上遍布贵族的死尸，这些骄傲的大人物就这样倒毙在夏季的倾盆大雨中。德·孟福尔、他的儿子亨利，以及叛军的主要领导人，如亨利·德斯潘塞、拉尔夫·巴西特和彼得·德·孟福尔都死了。还有更多的人被俘或负伤。国王欣喜地与儿子爱德华团圆，然后被送到格洛斯特城堡和马尔伯勒城堡休养。在那里，他按照惯常的方式忙碌着，为教堂祭坛收回圣餐盘。

英格兰的权力被转移到另一个近似国王的人物手中。但这一次掌权的是一位有王室血统的王子。此前，在英格兰13世纪中叶互相争斗的各派系间，爱德华王子长期摇摆不定。此时，他比以往更接近了政治中心。他还不是国王，甚至也不算是英格兰政府中的主导人物。但在从刘易斯战役到伊夫舍姆战役的十四个月中，这位王储已经证明，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和勇猛的战士。

[1] 这是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下文中班诺克本战役中阵亡的是他的儿子第八代伯爵，也叫吉尔伯特。

[2] 即吕西尼昂家族的领头人之一，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弟弟。

豹

这位年轻的王子在13世纪60年代受到世人关注，被他的同时代人视为一个难解之谜。他在英格兰长大成人，曾深深卷入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政治动荡。有些人认为他英勇无畏，有些人却说他是个可耻可鄙的变节者。马修·巴黎记载道：“爱德华身材魁梧，英勇无畏，极其孔武有力，”但民间也流传着一些丑恶的故事，说他是个愚蠢的青年；他的支持者未经允许便擅自闯入沃灵福德和萨瑟克的小修道院，伤害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还偷窃英格兰百姓的粮食；他是一位风光无限的王子，酷爱比武，但本性轻浮且残忍。

爱德华的外貌令人难忘。尽管他孩提时代病病怏怏，但成年之后却身高6英尺2英寸 [1] ，比其他所有人都高一个头。苏格兰人后来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长脚王”。他胸膛宽阔，强健有力，这副体格是在比武赛场上长期磨炼出来的。他自十七岁起就参加比武。爱德华十五岁时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结婚，这位王后比他小两岁。他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也是溺爱妻子的丈夫。他从性情上是一位凶悍的军人，很像他那著名的伯祖父——狮心王理查。在爱德华的少年时代，他的宫殿和猎苑墙壁上到处是狮心王理的肖像。他满头金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个耷拉的眼睑，拥有金雀花家族的暴躁脾气，或许是整个家族历史上脾气最坏的一位。据说，他有一次大发雷霆，把一个人活活吓死。在从德·孟福尔家族手中逃脱以及前往伊夫舍姆途中，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也是一位极具军事才华和睚眦必报的征服者，会毫不犹豫地对被打垮的敌人施加凶残的暴力。

因此，他声望极高，但得到的并不完全是美誉。在诸侯战争之前的政治危机中，爱德华是个朝秦暮楚的骑墙派，赢得了狡猾政治家的名声。在他父亲的派别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中，他多次改换门庭，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阴险奸诈之徒，而是因为他的确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抉择，毕竟他和母亲那边的萨伏依亲戚和父亲那边的吕西尼昂宠臣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是，人们不会轻易忘记他的反复无常。在诸侯战争中，爱德华经常为了夺取政治或军事优势而食言背信。1264年的格洛斯特攻城战（这是伊夫舍姆战役之前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他仰仗包围该城的叛军的骑士风度，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但随后马上就背弃了停战的誓言，将该城的居民扣为人质，索取赎金。

因此，在他的支持者和攻击者眼中，年轻的爱德华都不是一位狮心王，而是一只豹子，凶猛而易变。他加冕时的一首颂扬他的歌曲将他描述为“像豹子一样好斗，像芳香油膏一样甜美”。支持德·孟福尔的《刘易斯之歌》作者则对此阐述道：“他的骄傲和凶猛像狮子；他的反复无常和生性易变却像豹子，从不信守诺言，用甜言蜜语为自己开脱。”

爱德华在伊夫舍姆得胜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医治父亲的满目疮痍的王国。德·孟福尔家族的人或许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死亡或者被打散了，但国家还处于内战的状态。在重建国王政府的过程中，爱德华、他的弟弟埃德蒙 [2] 和他们的表弟日耳曼的亨利（他此前被叛乱诸侯的狱卒送到国外，因此错过了伊夫舍姆战役）这样的保王党人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全国各地都有小股叛军的据点。1265年9月，亨利三世在温切斯特举行的议会上发表了非常有争议的说明，宣布所有孟福尔派叛乱者都将被永久剥夺继承权，他们的土地将被分配给证明了自己对王室忠诚的人。

熟悉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人会向亨利三世指出，他的祖父亨利二世在12世纪50年代为了医治分裂的王国的创伤，施行了迥然不同的政策，在1173～1174年的大叛乱之后为了团结和睦也特别宽大为怀。对曾经挑战自己的诸侯，亨利二世给予的是公道、和平与和解，于是平定了蒙受大灾大难的王国。亨利三世现在做的完全相反：他拒绝接纳曾经反叛他的人。他一下子就毁掉了差不多三百个家族。这不会让国家安定，只会促使失败者愈发心怀不满，而保王党人更加睚眦必报，这最终延长了反对亨利三世的叛乱。

爱德华在伊夫舍姆战役之后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典型的自相冲突。战斗结束后，看到这么多人丧命，他怆然泪下。在随后几天内，孟福尔派的一些主要叛乱者哀求他开恩，不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对这些人的处理很宽大。但在亨利三世宣布向叛乱者报复之后，爱德华违逆了自己本能的理智，和他的支持者一道索取奖赏。1265年秋季，朝廷开始论功行赏，将叛军的财富重新分配。在这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再分配过程中，王子始终站在他父亲那边。在伦敦，亨利三世无情地剥夺了不忠诚市民的财产，爱德华接受了其中一部分战利品。爱德华的一些支持者得到了被没收充公的反叛者宅邸，而爱德华接管了一名非常有价值的俘虏：伦敦市长。

在英格兰全境，各处都有土地和财产易手，许多被剥夺财产的反叛者啸聚山林，组成游击队一样的群体，在户外生活，就像民间歌谣中的罗宾汉的队伍。孟福尔派抵抗的主要中心是凯尼尔沃思城堡，但到1265年圣诞节，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叛军据点。爱德华南征北战，鞍马劳顿地四处奔波，去扑灭抵抗的火焰。这些落难的叛军后来被称为“被剥夺继承权者”。爱德华指挥了清剿叛军的许多军事行动。他渐渐认识到，与嗜血的残酷镇压相比，和解是更有力的工具。12月，他在林肯郡埃克斯霍尔姆的沼泽地带发现了一群叛军在扎营，说服他们投降，避免了流血冲突。随后，他与罗杰·利伯恩一起平定了五港同盟（英格兰东南沿海的五座城镇的集体名称）：黑斯廷斯、桑威治、新罗姆尼、海斯和多佛尔。罗杰·利伯恩的攻城战术非常有效但残暴，爱德华对其加以缓和，向叛军许诺，他们只要臣服，就能得到赦免和自由。

不幸的是，爱德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受到了很大掣肘，因为亨利三世缺乏理智，渴求报复。到1266年复活节，英格兰的一个狭长地带，从东安格利亚到英格兰中部，又爆发了叛乱，于是军事镇压又一次成为唯一可行的手段。5月底，在汉普郡的埃尔顿树林，爱德华与叛军将领亚当·格登（一位经验丰富的骑士）单挑，打败了这支叛军。尽管这次对决的政治意义很有限，但却成了内战的一个较为令人难忘的插曲。两人是在一片林中空地上决斗的，爱德华的支持者们在一旁观战，与他之间有一条壕沟隔开。这场非常浪漫的决斗的故事后来得到了许多美化。据说，爱德华对格登的高超武艺肃然起敬，在战斗结束后将他纳入自己麾下，并赏赐给他一笔金钱。真相是，爱德华把格登打得俯首称臣，绞死了他的叛军朋友们，然后将这名被打败的骑士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即王后。格登不得不付出极大代价，从王后那里赎回自己的自由和财产。

王军虽然进展缓慢，但地位越来越稳固，到仲夏时节便开始进军凯尼尔沃思大城堡。这座巨大的要塞是约翰国王建造的，后来被西蒙·德·孟福尔加以巩固，几乎无懈可击。城堡被宏伟的高墙、防御工事和一座巨大的人工湖环绕，驻扎着一千多人。要突破防御，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去开展肮脏的工程。王军调来了投石机和巨大的木制攻城塔（内设可供弓箭手射击的平台）。攻城现场由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指挥，到处是工兵和技师。王军从切斯特调来特制的驳船，尝试从湖上攻击城堡。攻城者在要塞墙外大规模征集兵员，导致英格兰中部各郡的粮食供应都穷尽了。但爱德华的士兵在这场战斗中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他在东安格利亚继续镇压孤立的叛军，并和妻子一起愉快地度夏。她在7月14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王储夫妇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约翰，以此向诸侯挑衅。

在代价昂贵、损失惨重的几个月围攻之后，王军发现，让凯尼尔沃思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待守军粮食耗尽，这个痛苦的过程可能要持续一年多。“被剥夺继承权者”仍然在英格兰各地制造麻烦，于是保王党人不得不采纳和解的策略。其中政治头脑最睿智的就是教皇使节奥托布奥诺，他和日耳曼的亨利一起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和约，目标是让叛军离开臭气熏天的要塞与保王党人和解（这些叛军的土地和财产已经被封赏给了保王党人）。他们联手起草了《凯尼尔沃思声明》。这份声明有四十一条，由英格兰的主要保王党主教和诸侯向国王、全国人民和神圣的教会发出。它捍卫了国王“自由地行使其宗主权、权威和王权，不受任何阻碍和冲突”的权利，但请求他“任命公正廉洁、不谋求私利、追求上帝的认可和正义的人士，去主持公道，裁断案件”。在强制性地要求国王遵守《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之后，声明继续指出了让追随德·孟福尔的反叛者恢复社会地位和产业的办法：“应采取的手段并非剥夺继承权，而是救赎。”它允许“被剥夺继承权者”赎买原属自己但已经被没收的土地，或者能买得起多少就买多少，但是代价非常昂贵，是地价的五倍至七倍，赎金应当交付给这些土地被朝廷没收之后授予的保王党人。这些条件固然还非常严苛，但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恢复和平的机制。1266年10月31日，这份声明在城堡护墙前被公之于众。城堡守军污秽不堪、瑟瑟发抖并且饥肠辘辘，在12月中旬投降了。

这是走向和平的重要一步。和平是通过共识和谈判达成的，而非血腥的军事镇压。春季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危机，格洛斯特伯爵侵犯伦敦，抗议朝廷处理“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策——“被剥夺继承权者”必须先交付全部罚金，才可以重返自己被没收的领地。好在奥托布奥诺和康沃尔伯爵理查加以干预，危机被化解了。奥托布奥诺说服了英格兰比较富裕的诸侯捐款资助“被剥夺继承权者”，而康沃尔伯爵理查通过谈判为《凯尼尔沃思声明》增加了一个修正案，允许反叛者立刻返回家园，而不是在付清罚金之后。格洛斯特伯爵被劝服从都城撤军，亨利三世得以返回伦敦，于是平定全国的进程算是真正启动了。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现在致力于和解，于是在1267年9月颁布了《蒙哥马利条约》，作为《凯尼尔沃思声明》的后续，将极大的封建权力交给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借此与威尔士媾和。这位威尔士王公曾与德·孟福尔结盟，在诸侯战争的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建立了对格温内斯的主宰权。英格兰朝廷没有强迫罗埃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而是将威尔士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交给他，以换取2.5万马克的贡金。这对爱德华来说是极大的代价，因为它有效地削弱了他在英威边境之外的势力。后来他登基之后费了很大工夫才逆转了这个局面，恢复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但在1267年，为了和平，他不得不咬紧牙关，表示同意。

两个月后，朝廷颁布了《马尔伯勒法令》，这是和解与改革的最后支柱。爱德华批准了此法令，但可能没有具体参与其中。这道法令是一整套范围极广、影响深远的法律条款，涉及了1258年以来一直是探讨话题的政府工作领域。《马尔伯勒法令》在其序言中承认“英格兰王国近期深受诸多磨难和毫无益处的纷争之苦，急需对其法律规章加以修正，以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定”。法令正文分为二十九章，极其详尽，涉猎极广，探讨了诸多法律问题，从法庭的司法权限到王室司法在土地纠纷中的最高权力，到监护权、特许状撤销和集体罚金。法令的文字有很高的技术性，涉及程序、先例和司法权限。这并不是像《大宪章》那样裁定根本性原则的法令，但启动了一个法令改革的漫长进程，这个进程将会一直延续到该世纪末。

爱德华时年二十八岁，接近盛年，他仍然更热衷于南征北战，而不是制定法律。颇为矛盾的是，现在王国开始了疗伤的进程，他的用武之地却越来越少了。英格兰朝廷与叛乱诸侯和威尔士人都已议和，亨利三世又开始制定耗资巨大的计划，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忏悔者爱德华修建一座新陵寝，这位圣徒的遗体于1269年10月13日被转入了新陵寝。王子和他的朋友们没有多少机会去赢得更大的军事声誉了。爱德华、他的弟弟埃德蒙和他的表弟日耳曼的亨利联合资助了一道敕令，允许在英格兰举办比武大会，但这还不足以满足他们对军事冒险的胃口。爱德华如果想要继续他的军人生涯，只能将目光投向更远方——圣地。

自1267年起，路易九世国王就在筹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预计于1270年离开欧洲，目标是击退马木留克王朝 [3] 的苏丹拜巴尔的进军。拜巴尔已经深入“海外”残余的基督教国家腹地。对爱德华来说，这个战场可以为他的声望镀金。他渴望在东方扬名立威，对此心醉神迷，于是尽其所能地拼凑起一笔钱，努力组建一支十字军。为此，他从路易九世那里借了1.7万镑巨款，将用波尔多的收入来偿还。1270年复活节之后，爱德华和他那些同样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伙伴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服参加议会的各郡骑士们（这些人对爱德华的计划满腹狐疑），允许他们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交换的价码则是更新《大宪章》，并对犹太人的放债加以限制，这就让各郡的地主从债务重压之下得到一个喘息之机，腾出钱来资助爱德华的冒险。从5月底开始，英格兰迅速行动起来，爱德华为出发做好了各项准备。他将自己与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之间渊源已久且非常激烈的矛盾交给他人来仲裁。他将自己的土地交给一个以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为首的委员会来打理。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决心要陪他一起参加东征，于是他还指定理查为他的三个幼子（四岁的约翰、两岁的亨利和一个叫作埃莉诺的女婴）的监护人。最后，1270年8月20日，王家的十字军队伍从多佛尔起航，将英格兰的忧愁困扰抛在脑后，奔赴尘土飞扬的东方。

[1] 约1.88米。

[2] 即埃德蒙·“十字背”（1245～1296），前文讲到，他幼年时，父王亨利三世曾打算培植他成为西西里国王，未果。西蒙·德·孟福尔死后，其莱斯特伯爵领地被赏给埃德蒙。埃德蒙后来还获得了兰开斯特伯爵的头衔和其他诸多领地与头衔。他参加了第九次十字军东征，衣服后背上可能曾缝有十字，因此获得了“十字背”的绰号。他是一位勇猛无情的军人，屡建战功，对哥哥爱德华一世忠心耿耿。他的儿子，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就是后来爱德华二世的对头，详见下文。埃德蒙的另一个儿子，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就是爱德华三世时期名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后晋升为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的父亲。

[3] 马木留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木留克将领在阿尤布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木留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第四部 亚瑟王的年代（1263～1307）

如今，岛民团结一心，

奥尔巴尼 [1] 天下一统，

爱德华国王是最高领主，

康沃尔和威尔士都在他手中，

伟大的爱尔兰也屈从于他的意志……

亚瑟王也不曾有这么多采邑。

——布里德灵顿的彼得·兰托夫特的编年史

[1] 不列颠之古名。

登基为王

爱德华的十字军东征起初便布满阴霾，并不顺利。他前往圣地，选择的是一条熟悉的路途：从法兰西南部到西西里（他父亲的雄心壮志就葬送在那里），随后打算取道塞浦路斯前往“海外”。但还没有抵达西西里，他就发现，十字军东征这场全欧洲联合的冒险已经开始分崩离析。路易九世军队的进度比爱德华超前几周。路易九世经过西西里的时候，与自己的弟弟——安茹的查理会了面。安茹的查理完成了亨利三世不曾成功的事业，夺得了西西里王位。爱德华还在法兰西行军的时候，查理说服了他的哥哥路易九世，不去“海外”，而是去讨伐突尼斯，因为西西里的许多敌人正躲在突尼斯，逍遥法外。

法兰西军队起航时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然所向披靡，不料在北非海岸登陆几天之后，军中暴发瘟疫，路易九世也病逝了。目瞪口呆的查理将十字军带回西西里，但法兰西舰队在特拉帕尼港停靠时遭风暴袭击，大部分船只被毁。爱德华、日耳曼的亨利和其他英格兰人于1270年11月抵达西西里，发现法兰西人鸡飞狗跳、溃不成军。他们在岛上过冬，希望来年春天运气会好转，但在1271年1月，路易九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怯懦的腓力三世国王认为天意对法兰西人不利，于是率军从陆路班师回朝，途经意大利返回巴黎。

但爱德华坚定不移。春季，他将日耳曼的亨利派遣回国，以确保法兰西新国王不会试图威胁他在加斯科涅的土地，然后率领剩余的人马继续开赴“海外”。他们抵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5月中旬了。

离开英格兰一年多之后，爱德华发现自己处于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迷宫的心脏。基督徒在“海外”的领地已经缩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法兰克人的统治危机四伏。尽管康沃尔伯爵理查在13世纪40年代曾努力恢复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且路易九世花费巨款来加强恺撒利亚城的防御，但基督教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已经被马木留克入侵者占领。恺撒利亚和耶路撒冷已落入异教徒手中。安条克和据说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十字军要塞——骑士堡 [1] 均已陷落。骑士堡的雄伟护墙曾经抵挡住了投石机的捶打，却因为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基督教王国残余部分的都城是阿卡，一座斗志涣散的城市，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敌国，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害怕会有一支数千人的马木留克军队冲杀到城下。

从一开始，形势就很明显，爱德华的东征注定顶多只能是在无望的战场上的一次小规模出击。基督教势力已经衰微，在中东最宏伟城市的城墙脚下取得辉煌胜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军队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西欧的法兰克骑士，而是从北方和东方杀来的令人心惊胆寒的蒙古骑兵。爱德华和他的伙伴们加入的不是一场宏大的战争，而是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外交斗争。

但爱德华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组织向穆斯林领土的突袭；与在马拉盖（一座离阿卡约700英里的城市）的蒙古领袖阿八哈汗通信；并欢迎偶尔从西欧抵达的生力部队，包括他的弟弟埃德蒙率领的一支队伍。他决心在东征中竭尽所能。1272年6月17日夜，爱德华的三十三岁生日这天，他与妻子躺在阿卡的卧室内。他恍恍惚惚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心头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他的小群士兵饱受酷热和痢疾的折磨。马木留克领袖拜巴尔的兵力和物资补给远胜于他。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于格三世更倾向于和平，而不愿打仗，在前一个月与拜巴尔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这就让爱德华在战场上争取荣耀的希望进一步破碎了。这项和约签订的时候，爱德华不禁暴跳如雷。他拒绝跟和约扯上任何关系，这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很可能还在因此而恼火。

爱德华在这一夜的经历后来很快成了传奇的素材。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名使者。此人声称自己是一名变节的外交官，背叛了拜巴尔。他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准备将自己那边的秘密出卖给爱德华。不管他对爱德华的仆人和卫兵说了什么，他们一定是被说服了，并且感到十万火急，于是唤醒了正在睡觉的王子，请他接见这名访客。爱德华还穿着睡衣，便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卧室，接见了这个不速之客。

这名使者给爱德华奉上的确实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生日礼物：致命一击。爱德华是唯一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他在圣地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拜巴尔希望将他除掉。使者手持匕首向爱德华冲去，刺向他的髋部。但爱德华武艺高强，立刻迎战。“撒拉森人向他冲过去，用匕首刺向他的髋部，刺出了一个深深的危险的伤口。”被称为“推罗的圣殿骑士”的编年史家记述道，“爱德华王子感到自己受了伤，一拳向撒拉森人猛击过去，正好打到太阳穴上，把对方打倒在地昏迷了片刻。然后，爱德华王子从室内桌上抓起一把匕首，刺入撒拉森人头部，将他杀死。”在近距离肉搏战中，很少有人能够与这个四肢颀长的英格兰人匹敌。

但爱德华从刺客的尸体前站起身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伤势沉重。冲到现场的侍从们担心刺客的武器有毒。据传说，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试图将毒液从丈夫的伤口中吸出来，但后来证明，这把匕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毒的。

但爱德华还蒙受着伤口感染的风险，一旦发生感染，就可能导致他像理查一世在沙吕—沙布罗尔负伤后那样，患上坏疽，痛苦万分地惨死。一名医术精良的外科医生挽救了爱德华，使他没有蒙受同样的命运。医生割去了他伤口周围已经化脓的腐肉。爱德华花了一段时间慢慢康复，在9月底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和他们的小女儿琼（出生在阿卡），离开了“海外”，返回欧洲。他们在返乡途中在西西里稍事停留，然后前往意大利大陆过圣诞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些带来噩耗的英格兰信使。亨利三世在短暂患病之后，于11月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在盛大的葬礼之后，他被安葬在忏悔者爱德华的旧陵寝（不久之前，忏悔者爱德华的遗体被迁走）。爱德华在金雀花家族惊涛骇浪的历史中度过了最不凡的见习时光之后，终于成为国王，史称爱德华一世。

他并没有着急赶回英格兰。他将政务托付给罗伯特·伯内尔等大臣，继续留在国外，享受自己作为十字军战士的魅力十足的声望。他在法兰西参加比武大会，代表自己在法兰西的领地向腓力三世宣誓效忠，平定了加斯科涅犯上作乱的骚动。然后，在盛夏的酷暑时节，他起航返回英格兰，准备接受加冕。他的加冕礼预定于1274年8月19日举行。

爱德华一世于8月4日在多佛尔登陆，这是他近四年来首次踏上故土。英格兰此前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现在则隆重而热情地欢迎他归来。在他回国之前，国民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爱德华一世是五十多年来第一位加冕的国王。国民要欢迎的是一个崭新的王族家庭。在加冕礼举行时，埃莉诺王后正处于第十次怀孕的初期，这个孩子于1275年出生，是个女孩，取名为玛格丽特。在亨利三世漫长而动荡的统治之后，终于有了崭新一代的王政和王族。

尽管伦敦市民与爱德华一世曾有过激烈冲突，或许恰恰是这个缘故，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大搞排场，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看呐，爱德华繁荣昌盛的时候，”一个热情洋溢的伦敦人写道，“就像一个新的理查，光辉璀璨！”不幸的是，关于加冕礼没有一份详细描述保存至今，但我们知道，城内悬挂起了金线织就的帷幕，举行了华丽的盛典，国王及其扈从骑马入城，大街小巷人声鼎沸、欢天喜地。在加冕礼的前一天，爱德华一世很有可能从伦敦塔出发，来到威斯敏斯特宫，然后在“彩室”内过夜。这个房间装饰华丽，遍布圣经故事的图画和金雀花家族历史的场景。

爱德华一世徒步走向教堂内十字交叉点处的巨大木制平台时，教堂内一定摩肩接踵，挤满了来自英格兰及邻国的权贵。他们一定目睹了他在祭坛前向两座黄金人像献祭，其一是忏悔者圣爱德华，另外一个是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然后，他发出他的先祖曾经许下的誓言。这个誓言到此时已经算是历史悠久。爱德华一世承诺要捍卫教会，为所有人主持正义，废除败风恶俗，并保卫王室的权益。但与他的许多前任不同的是，爱德华一世在向教堂内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出这些誓言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

爱德华一世的首要任务就是兑现他的加冕誓言中关于保卫王室权益的部分。加冕礼刚刚结束，王室官吏就开始对英格兰全境的王室权益进行一次规模极大的调查，只有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的《末日审判书》 [2] 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次调查被称为“百户邑普查”，因为它的主要对象是英格兰各郡下属的百户邑一级，这是地方行政和司法的一个区划级别。1274年11月至1275年3月，王室调查专员走访了英格兰的每一个百户邑，向当地的陪审团提出极其详尽的问题，调查“在爱德华国王治下的1274～1275年，国王陛下被盗用的权益和权力，以及郡长、王室私产管理官、充公产业管理官和国王陛下的其他行政官吏，或者与国王陛下有任何从属关系的官吏的非法要求”。至少在登记在册的普查结果（其信息都是调查专员们搜集来的）报告上，对此次普查的目的是这么描述的。

“百户邑普查”涉及范围极广，也极其细致。它是爱德华一世的新任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此时还担任巴斯暨韦尔斯主教，并且是一位深受信赖、精明强干的外交官）的第一项大型工程。在爱德华一世远在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伯内尔就曾代为执掌英格兰的朝纲。一直到他于1292年去世，他都一直主管着英格兰的政府和行政改革。他任命的调查专员们搜集到了海量的材料，从令人震惊的滥用职权案例（在某些地区，王室官吏殴打、刑讯和非法监禁他人的罪行不时出现）到滑稽愚蠢的阴谋（艾赛克斯的郡长被指控在1267年动乱期间曾密谋用携带燃烧弹的小公鸡对伦敦发动空袭）。调查专员搜集到的涉及违法犯罪和王室权益受侵害的信息之多，远远超过了朝廷的处理能力。尽管国王派出了一个普通巡回法庭来处置大白于天下的罪案，但他显然没有办法处罚国内所有行为失检的王室官吏。尽管如此，对官吏犯罪的严厉调查惩处还是向所有英格兰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新国王下定决心，要肃清王室官吏的腐败，正是腐败损害了亨利三世的统治，激起了骑士阶层对朝廷的反抗。

“百户邑普查”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效果更重大。它表明，爱德华一世吸取了13世纪50年代诸侯改革计划的教训，并且认真领会了《牛津条例》的精神。爱德华一世将改革纳入王室羽翼之下，并对其加深拓宽，为自己的统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达：他要做一位清扫积弊的君主。

爱德华一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对政治改革有本能的憎恶，但和父亲有一个共同点：花钱的本事超乎寻常。他从圣地返回时，债务已经累计超过10万镑，大部分债权人都是意大利银行家。要妥善处理数额如此庞大的债务，就需要政治共识和财政创新。何况爱德华一世即将昭示天下的外交政策比他父亲的更为雄心勃勃和代价昂贵，因此他需要全国人民的支持。英格兰和不列颠都将在法律上、财政上和政治上发生变化。第一个发生变化的地区是威尔士。

[1] 骑士堡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由十字军建立。1142年，的黎波里伯爵将该城堡封赏给医院骑士团。骑士团经营这个城堡一直到它于1271年被阿拉伯人占领。

[2]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是1086年完成的大规模调查英格兰的记录，由征服者威廉实施，类似于现在政府的人口普查。威廉需要知悉他刚刚征服的国家的信息，以便妥善管理英格兰。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谁拥有什么并使他们交税。书名Domesday（Doomsday的中古英语拼法，意为“世界末日”）从12世纪开始使用，强调了这本书的最终性和权威性。根据其调查结果，当时的英格兰约有150万人口，其中90%以上是农民。

新的亚瑟王

在13世纪的欧洲，亚瑟王的传说风靡一时，令不少人心醉神迷。亚瑟王传奇在当时的艺术、文学和旅游业中得到体现，拥有强大的神奇魔力，令从西西里到苏格兰的男男女女为之癫狂，给他们带来灵感和娱乐。很少有人比新国王爱德华一世对亚瑟王的故事和所谓遗物更为痴迷。

亚瑟王主要是一位想象力创造的虚构人物，并非史实。关于他的传奇自9世纪初就成为欧洲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那时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个不列颠人崛起成为国王，与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对抗。几百年来，他的传奇不断得到改写和翻译，以适应对其感兴趣的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口味。12世纪30年代，作家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他极受欢迎的《不列颠诸王史》一书中插入了记述亚瑟王生平和统治的故事，扣人心弦而极富戏剧性。杰弗里笔下的亚瑟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勇敢地讨伐异教徒（不管是撒克逊人还是罗马人），将侵略者逐出不列颠群岛，统一了不列颠王国，征服了爱尔兰、冰岛、德意志的一部分和奥克尼群岛，并打败了挪威、阿基坦、高卢和巴尔干半岛上的达西亚王国。他是一位充满英雄气概而慷慨大方的国王，他统治下的不列颠王国令全世界艳羡不已。杰弗里记述道，在亚瑟王的时代，“不列颠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巅峰，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饰物奢华无比，人民高雅文明，远远胜过任何其他王国。不列颠的骑士以丰功伟绩而闻名遐迩，他们的衣服和武器颜色相同，风格无二；女人们则以机智享誉四方，也穿着相同的服装；除了在南征北战中证明了自己勇气的猛士，没有人配得上她们的爱情。因此，男人的勇敢鼓励了女人的贞洁，而女人的爱情振奋了战士的大无畏。”在这个骑士的天堂，尽是浪漫情怀、骑士风度和美艳无双。听到这些传奇的中世纪晚期的贵族、骑士和贵妇人们为之心旌摇荡，自然不足为奇。

在亚瑟王传奇被其他作家传播、改写和美化的同时，蒙茅斯的杰弗里的故事被视为不列颠群岛的真实历史，开始被人们信以为真。到爱德华一世呱呱坠地的时候，围绕亚瑟王的虚构传奇，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的行业。1184年，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毁于火灾，亨利二世鼓励僧侣们散播这样的说法——他们在修道院废墟之下“发现”了亚瑟王和他的王后格温娜维尔的墓穴。亚瑟王原本是威尔士人，因此威尔士人都坚信，他终有一日会重返人间，将他们从英格兰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现在，亚瑟王却被宣传为英格兰人 [1] ，而且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僧侣们鼓励到访的游客查看他们发现的所谓的亚瑟王骨骸。在12世纪，亚瑟王传奇已经成为英格兰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英格兰贵族举办所谓的圆桌比武大会，以褒奖英勇精神和技艺高超的骑枪技艺。爱德华一世是个具有传统贵族趣味的青年，自幼便和其他贵族一样对亚瑟王神往不已；他迎娶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的时候，便在蜜月中带她去参观格拉斯顿伯里的亚瑟王墓穴，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对爱德华一世而言，英格兰化的亚瑟王绝非仅仅是娱乐或者宫廷消遣的谈资。这是他整个为王之道的思想模板。正如亨利三世痴迷忏悔者爱德华，视其为自己的导师、灵感之源和拯救者一样，爱德华一世也是通过亚瑟王传奇的棱镜来观察世界的（不过他信仰的亚瑟王传奇是他自己的特殊版本）。他眷恋亚瑟王的神话，就像他的父亲痴迷于忏悔者爱德华那样，对他本人的处境很适宜，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与亚瑟王的问题如同镜像一般。简单地说，亚瑟王是一位威尔士国王，他的使命是打败英格兰人。而1277年的爱德华一世的任务则恰恰相反。

1277年夏季，爱德华一世集结起了他的第一支大军。超过1万5千精兵强将，配备着战马、给养和精良武器，从切斯特出发，沿着滨海道路，开进了威尔士北部。在他们头顶上迎风招展的是五花八门的大小旌旗，标示了这支封建时代大军的不同组成部分。他们声势浩大地开赴格温内斯，目标是击败和铲除威尔士的末代君主——“叛贼和扰乱和平者”罗埃林。

这是一支英格兰民族的军队，爱德华一世、他的权贵们和各郡骑士的代表在一次议会上对集结这支军队达成了共识。爱德华一世从登基一直到驾崩，几乎每个复活节和米迦勒节都要召开议会（一年两次）。1176年11月12日或者在这个日子前后，英格兰人向罗埃林宣战，决心彻底铲除这个惹是生非的威尔士王公，确保王国的安全和稳定。爱德华一世在远赴“海外”的时候只能召集到他自己麾下的少量骑士，但现在有了议会中的诸侯和骑士的支持，他可以调动英格兰举国之力去讨伐威尔士人。

对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而言，威尔士始终是个棘手的难题。自诺曼征服以来的每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会发现，要遏制，或者哪怕仅仅是安抚威尔士，都需要极其丰富的资源，以及超常的耐心和意志。约翰国王曾短暂地主宰过不列颠，打压了威尔士人的风头，但在那之后，英格兰在英威边境之外的势力就越来越式微。罗埃林大王在1240年去世之前，一直以威尔士西北部的格温内斯省为基地，实际上是威尔士的唯一统治者。后来，在诸侯战争期间，他的孙子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后来被称为“末代罗埃林”）与德·孟福尔联手，进一步利用英格兰王室的软弱。1267年，亨利三世安抚全国时签订的《蒙哥马利条约》更是巩固了威尔士人收获的成果。事实上，从罗埃林的角度看，《蒙哥马利条约》是威尔士历史上最伟大的条约之一：罗埃林被承认是独立自主的威尔士君主，直接控制格温内斯，并对威尔士的其他所有领主拥有封建宗主权。《蒙哥马利条约》让爱德华一世不爽，有很多原因。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这项条约迫使他放弃了自己在威尔士境内的领地。而在王权的背景下审视，它还代表着王室权益的巨大损失。

仅仅这些就足够作为发动征服战争的理由了，而在13世纪70年代初，罗埃林更是发出了不断升级的挑衅。他侵犯了什罗普郡和英威边境的几个英格兰伯爵领地，令一些重要的边境领主（包括罗杰·莫蒂默和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德·博汉）火冒三丈。1270年，罗埃林入侵了格拉摩根，与他先前的盟友——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撕破了脸皮。在威尔士国内，罗埃林与他的两个兄弟发生争斗，将其中一个兄弟欧文囚禁，另一个兄弟大卫则流亡到英格兰宫廷。尽管英格兰朝廷屡次要求罗埃林觐见爱德华一世，但他始终拒不听命。他也不肯遵守《蒙哥马利条约》的规定，向英格兰王室缴纳其应承担的1.5万马克贡金 [2] 。

1275年，罗埃林最后一次致命的放肆给了爱德华一世无可争议的开战理由。罗埃林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继承人，于是开始谈判，要将埃莉诺·德·孟福尔带到威尔士。埃莉诺是已故的西蒙·德·孟福尔的女儿，她象征着威尔士人在诸侯战争期间与德·孟福尔结盟，从而给英格兰王室带来巨大伤害的事实。她曾在1267年被许配给罗埃林，但一直在法兰西流亡。1275年，她与这位威尔士王公结婚（罗埃林并不在婚礼现场，而是有人代表他），当年年底从欧洲大陆动身，与丈夫团聚。这一系列挑衅令英格兰忍无可忍，爱德华一世感到自己必须做出回应。他命人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俘获了埃莉诺乘坐的船只，将这位女士囚禁在温莎。但仅仅阻止威尔士王公和西蒙·德·孟福尔的女儿结婚还不够。爱德华一世需要狠狠教训罗埃林一顿。

爱德华一世于1277年入侵威尔士，他的军队在夏季从切斯特沿着滨海道路开进。在骑士、士兵和补给大车沿着海岸前进的同时，还有一支舰队紧随其后，负责阻止威尔士人逃跑或者从爱尔兰获得补给，同时为正在西进的庞大的英格兰军队提供良好的给养。

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非常完善。爱德华一世的将领们管理着后勤。他的得力干将包括罗杰·克利福德、奥托·德·格朗松和约翰·德·韦希这样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猛士，也有沃里克伯爵威廉·德·比彻姆这样的内战老将。英格兰军队在伍斯特设立基地，然后开始集结令人魂飞魄散的攻城武器，准备狠揍罗埃林一把，迫使他俯首称臣。爱德华一世相信他的久经考验的盟友们能够胜任这工作，于是允许他们自行组织战争动员，自己去游览了东安格利亚的各个圣地，在亨利三世最喜爱的圣物前祷告，给人留下爱好和平的印象。看来他父亲的秉性还是有一些遗传给了他。

但在伍斯特的英格兰军队可不是在为和平做准备。他们从格洛斯特郡订购了数十万支弩箭；在法兰西的专门市场上收购战马；爱尔兰的首席政法官征收了小麦和燕麦。朝廷在英格兰全境征用车辆。王室铸币厂制造了大量银便士，用以支付为英格兰的安全和金雀花王族荣耀而战的数千名士兵的军饷。爱德华一世的王家步兵部队中包括威尔士雇佣兵，这足以说明罗埃林的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

比步兵更重要的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大队工兵，他们的任务是开辟横穿威尔士北部的道路，好让爱德华一世的大军顺利通行。来自英格兰内地的成群工兵在弩手和骑士的保护下，修建了一条规模庞大的道路，好让入侵的大军顺利前进。工兵们砍伐了格温内斯心脏地带——斯诺多尼亚山区的茂盛而静谧的森林，肃清了道路两侧，形成了一条开阔、通透的道路，有的地方有数百英尺宽，铲除了威尔士人的游击战所依赖的树林（威尔士人的惯用策略是突然间从树丛中冲出，砍杀毫无防备的敌人，然后消失在茫茫林海中）。在弗林特（亨利二世当年在这里遭到威尔士人的伏击，险些丧命），英格兰军队开始建造一座巨大的木制要塞，作为前进基地。

整个行动是军事动员、筹划和工程上的卓越成就。仅从数字上看，爱德华一世的这支军队不如亨利二世麾下进攻图卢兹的那支军队强大，也比不上理查一世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集结的军队。但此次战役在后勤组织上极其得力，有效地消解了罗埃林的唯一一种战斗力。这位威尔士王公没有办法运用游击战术来袭扰行进中的英格兰军队，因为爱德华一世的工兵砍伐了道路两侧的树木，除掉了游击战依赖的掩护。

英格兰军队深入了罗埃林的领地。8月，他们从弗林特前进到里兹兰，然后进逼康维。他们稳步深入格温内斯的时候，逐渐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和交通线，包围了威尔士人，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英格兰军队每逢主要据点都要停下，工兵们会挖掘地基，以备将来修建永久性的城堡。

罗埃林退缩到山区。爱德华一世推进到康维河，然后在迪甘韦安营扎寨。这里地处敌境腹地，亨利三世曾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堡，如今只剩残垣断壁，佐证了威尔士人对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敌意。

很快，势力较小的威尔士王公们开始背弃罗埃林的事业。致命的打击发生在9月初，英格兰海军在安格尔西岛登陆，将其占领，将那里的庄稼尽数收割，夺走了威尔士最富饶的农田，同时将格温内斯的粮仓一扫而空。这足以让罗埃林认识到，这位英格兰国王是个不可小觑的敌手。几天之后，罗埃林举手投降，并于11月9日在里兹兰签署停战协定。他被允许保有格温内斯，但除此之外的所有领地都被夺走了。罗埃林同意缴纳5万镑罚金，并放弃对与格温内斯交界的四个小郡，以及爱德华一世西征过程中占领的所有领土的权利主张。他与兄弟欧文和大卫的争端将得到解决；罗埃林承认英格兰国王对威尔士王公的宗主权，同意不仅在边境地带的里兹兰，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英格兰政府和权威的所在地）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

罗埃林输得很惨。在爱德华一世看来，《里兹兰条约》是结束此次远征的令人满意的途径。为了巩固英格兰的地位，爱德华一世计划在阿伯里斯特威斯、比尔斯、弗林特和里兹兰建造城堡。现在，英格兰人在威尔士领土的外围控制了大量军事据点。这次远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罗埃林并不知道，这还仅仅是开始。

[1] 原本为凯尔特民族英雄的亚瑟王之所以能够被英格兰朝廷接受和发扬光大，还有一个原因是，亚瑟王的敌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被诺曼人征服。成为英格兰主宰的诺曼人将敌人的敌人视为朋友，可以理解。

[2] 前文说是2.5万马克。

最后摊牌

1278年的复活节，爱德华一世在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举行了一次气氛神秘而诡异的黄昏仪式，打开了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的墓穴。据当地的编年史家——达默勒姆的亚当记载，亚瑟王夫妇的骨骸分别装在一只棺材内，两具棺木紧挨着，棺材两侧绘有图画和纹章。次日，骨骸被转移到修道院内更为豪华的新陵寝。这个陵墓后来在“解散修道院” [1] 期间被摧毁了，但据16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利兰记载，墓穴是由黑色大理石制成的，两端各有两只狮子，顶端有亚瑟王的雕像。这次仪式传播着关于新政权的信息：一方面，威尔士人特别尊崇的亚瑟王已经死了；但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不死，由爱德华一世承袭。国王与王后伉俪此时在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瞻仰亚瑟王骨骸，是在努力将亚瑟王的神话编织到金雀花王族的传说中去。残暴而高效的战役有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

爱德华一世在首次战胜罗埃林之后，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的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大力推进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法律改革的最初几个阶段。1275、1278和1279年，分别颁布了三道涉及范围极广的条例，分别为《第一威斯敏斯特条例》、《格洛斯特条例》和《永久管业条例》 [2] 。它们针对的问题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包括土地保有的规则、保障议员的自由选举、所有自由公民（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权益、司法（《威斯敏斯特条例》）；建立新的巡回法庭制度，在全国调查侵犯王室权益的罪行（《格洛斯特条例》）；以及阻止某些人为了逃避封建赋税而将土地转交给教会（《永久管业条例》）。它们标志着一场通过条例实现的法律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将持续十年以上。

教会的问题也开始让国王烦恼。他希望将伯内尔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教皇尼古拉三世横加干预，任命极其虔诚的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佩卡姆为大主教。国王不得不忍气吞声。佩卡姆是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教会政治家，而且严守圣方济各会的规章制度。他摈弃所有私人财产（这意味着他没有收入，因此常常债台高筑，欠了意大利银行家们大笔债务），坚持要求英格兰教士们严格遵守纪律，并且相信自己有一项神圣的使命，要铲除教会中的腐败和弊端，尤其是通过兼任教职（一名教士拥有多个教区）中饱私囊的行为。他的印章的背面刻着托马斯·贝克特殉道的图景，这强有力地表明了他对教会与王权关系的看法。

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佩卡姆从就任大主教以来，与爱德华一世发生了多次冲突。他对兼任教职行为的立场令国王非常恼火，因为国王通过向教士们授予多重利润丰厚的教职，作为对他们的赏赐，换得了很多好处。关于王家法庭和教会法庭的司法权限的冲突（贝克特当年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与亨利二世对抗），国王和大主教之间也发生了长时间的争吵。佩卡姆喋喋不休地向国王抗议说，他对不少人处以绝罚，王室大臣们却不肯帮助他执行对这些人的处罚。1279年，佩卡姆要求在英格兰所有的主教座堂和牧者团教堂 [3] 悬挂《大宪章》的抄本。为此国王与他大吵特吵起来。他虽然最后被迫让步，但和国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尽管爱德华一世和佩卡姆的个性都非常火爆，但他们都足够明智，没有让他们的矛盾激化到暴力流血的地步。尽管在政治上有很大分歧，但他们总的来讲相处得还算不错，在有些问题上是全心全意地高度一致。他们意见一致的话题之一就是威尔士人。国王和大主教都认为，威尔士人是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佩卡姆能有这样的看法，对他自己的性命是件好事，因为爱德华一世在1282年再一次对威尔士开战，这一次甚至比先前更为血腥。

1282年棕枝主日的前夜，罗埃林的兄弟大卫（曾经是英格兰朝廷的盟友）出人意料地来到哈登城堡——爱德华一世的盟友罗杰·克利福德的住地。这是一座位于圆形土丘之上的40英尺高的雄伟石塔。罗杰·克利福德以为这位威尔士王子会来过复活节，但他来得太早，带领着人马，而且全副武装。深夜，大卫率领一队人马突袭了城堡，将克利福德从床上抓起来。这座石制要塞的走廊里回荡着在黑暗中被割断喉管的人的闷声惨叫。这可不是复活节的拜访。这是宣战。

在随后几天内，威尔士人对英格兰王室官吏加以欺骗、绑架，将他们扣为人质。英格兰人控制的城堡遭到袭击，被成群的威尔士武装叛军闪电般占领；威尔士陷入流血冲突，爱德华一世在里兹兰规定的和平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一次煽动叛乱的是大卫，但他的兄弟罗埃林也在幕后操纵。1277年的叛贼罗埃林曾被接纳进了爱德华一世的内层圈子，被允许与埃莉诺·德·孟福尔结婚，而且爱德华一世在婚礼上亲自担任新娘的监护人。罗埃林被温和地拉进了爱德华一世的贵族阶层。但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家族的传统。尽管在叛乱再次爆发之前，他一直否认自己对此知情，但在1277年之后，他一直在静悄悄地重建自己对威尔士小诸侯的主宰权。

尽管爱德华一世精明地与这兄弟俩都取得和解，但在13世纪80年代初，大卫和罗埃林对爱德华一世仍然有私人的怨恨，根源在于第一次战争之后对没收土地的再分配。在《里兹兰和约》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对英格兰国王越来越憎恨，并且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怨恨扩大为更大范围的争议，即爱德华一世显然意图压制威尔士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在得胜之后，爱德华一世将英格兰的法律、风俗习惯和行政规章强加于威尔士人，其力度比金雀花王朝之前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更强。罗埃林和大卫向他们的同胞们宣传，英格兰国王这么做，是刻意要压垮威尔士人民的精神。在罗埃林与他的同胞——格温文文之子格鲁菲兹争夺阿尔维斯特里（格温内斯东南部的一个郡）的复杂的法律纠纷中，罗埃林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具体体现。罗埃林希望根据威尔士法律来裁决这个争端；爱德华一世坚持将其纳入英格兰的司法权限。关于一小片寂寂无名的土地的争端被有效地演化为一个严重问题，事关威尔士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能否生存下去。结果就是，威尔士人再次起兵反抗英格兰朝廷，而这次反抗与爱德华一世在统治早期面对的那一次迥然不同。在过去，是他自行决定要惩戒一个不听话的邻居。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场事关民族身份认同的战争。

他采纳的入侵蓝图与1277年奏效的计划相似。军队和工兵又一次通力协作，在威尔士乡村开辟道路，所到之处都建立起施工工地。朝廷向英格兰的伯爵们发出征集军队的要求，以获取军事援助。为了解决建筑工程的开支，朝廷向意大利银行家们借了大笔款项。军队又一次在伍斯特集结起来，途经切斯特，进军里兹兰。五港同盟又一次为朝廷提供船只。朝廷又一次依赖边境领主们在南方进行秘密行动。威尔士军队主力被包围在斯诺多尼亚；英格兰军队征集了切斯特的大量木匠，修建了四十艘浮桥船只，搭建了一座巨大浮桥，将安格尔西岛与大陆连接起来。金雀花王朝在海外剩余的据点都受命提供支持，爱尔兰、加斯科涅和埃莉诺王后的蓬蒂厄伯爵领地 [4] 都派来援兵。

这次进军的速度没有五年前那么快。威尔士人不肯屈从于爱德华一世的又一次惩罚性条约。国王也下定决心，绝不让步。他愿意给罗埃林开出的最好条件，就是将斯诺多尼亚划归英格兰，用英格兰的一个富庶的伯爵领地来交换。罗埃林断然拒绝了这个条件。斯诺多尼亚对威尔士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土地，在上个世纪，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写道：“如果威尔士的所有牛羊都聚集起来，斯诺多尼亚也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牧场。”如果将斯诺多尼亚交给英格兰人，那么格温内斯的领土完整必将遭到破坏，而格温内斯是威尔士人抗拒外辱、捍卫民族身份的中心。爱德华一世对此心知肚明。佩卡姆尝试进行仲裁，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双方都在准备决一死战。

威尔士人像往常一样，作战非常骁勇。罗埃林在北方运筹帷幄，而大卫在公国各地更为自由地游击（他们的兄弟欧文退隐到了自己的领地，没有参加这次叛乱）。1282年11月，威尔士人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爱德华一世的加斯科涅支持者卢克·德·塔尼指挥的部队在安格尔西岛的浮桥附近遭到伏击，大批骑士因为沉重甲胄的拖累，溺死在冰冷的海水中。但这些损失还不足以震慑英格兰国王、令其罢手。

英格兰军队一直打到冬天，并得到了数百名加斯科涅士兵的增援。他们对斯诺多尼亚施加了极大压力。12月，罗埃林粮草断绝，害怕会被饿死，于是尝试从自己的藏匿地突围。1282年12月11日，他在边境地带中部的伊尔冯桥（在比尔斯附近）遭到伏击，战死沙场。关于他的死状有太多互相矛盾的说法，他或许是被一支长枪刺穿，浑身血污地俯卧在地，然后首级被砍下送往伦敦。

在圣诞节前不久，罗埃林惨死在一座被枯树环绕的天寒地冻的山坡上，这是威尔士独立运动遭受的最后打击。威尔士人在大卫领导下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季。但在1283年4月，威尔士人的最后要塞——拜里城堡在短暂围城后被占领。6月，大卫遭叛徒出卖，被忠于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人俘获。他被押往里兹兰，然后送到什鲁斯伯里，在米迦勒节的议会前受审。

爱德华一世认为，大卫辜负了自己对他的热情款待和庇护，背叛了自己的宗主权，并且是一个盛产叛徒的家族的孽种，于是对他施加了最严酷的惩罚。大卫被粗暴地拖到绞刑架上，被当作一个卑贱的谋杀犯绞死。但惩罚还不止这些。在他咽气之前，他的肠子被用一把杀猪刀从体内挖出，放在他眼前烧掉。他的尸体被分成四块，分别送到四座英格兰城市。他的首级被送到伦敦，插在伦敦塔的矛尖上。这是叛徒的死法。在伦敦，大卫在死后与他的兄弟团聚了。两位威尔士王公毫无生息地凝视着英格兰的最大城市。与此同时，他们为之献身的国家开启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建筑狂潮。爱德华一世决心要让自己的胜利圆满。为了确保威尔士永远不会再兴风作浪，他启动了不列颠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堡建造工程。

[1] 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与罗马教廷决裂，自立为英格兰教会首领，对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宗教设施进行镇压，剥夺其财产。

[2] 永久管业（mortmain）指的是教会等组织机构（而非个人）拥有的地产。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封建领主在一些关键节点（继承产业、受封产业、成年礼或因叛国而被剥夺财产）时要向国王交税。但如果某产业属于教会，那么就永远不需要缴纳这些赋税。有些领主为了逃避纳税，就将土地在名义上转给教会。1215年的《大宪章》就提及要禁止这种逃税行为。约翰国王在《大宪章》签署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因为特别虔诚，没有执行这些禁令。但随后的爱德华一世为了阻止土地落入教会手中、保障政府税收，颁布了《永久管业条例》，规定任何土地除非得到国王批准，否则不得被转给教会所有。教会占有土地的问题到亨利八世时期才最终解决。他解散了修道院，没收了教会的土地。

[3] 牧者团教堂（Collegiate church）是由非住院僧侣的神职人员（即所谓牧者，canon）维持的教堂，其组织机构类似于主教座堂（Cathedral），但没有主教常驻，也没有教区管理的职责。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每个教区一般都有几座牧者团教堂，全国有数百座，大多在1547年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推动宗教改革时被解散，只有少数牧者团教堂（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伊顿公学的）维持至今。今天，牧者团教堂主要在大学落脚，因此常被误译为“学院教堂”。

[4] 埃莉诺王后的母亲琼是蓬蒂厄的女伯爵。1279年，埃莉诺继承了这个伯爵领地。

国王的城堡

中世纪的建筑工地嘈杂刺耳、肮脏污秽而臭不可闻。每年有七个月——4月至11月，在此期间，坚硬的土地有所松动，天气也允许不间断的室外劳动——城堡建造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在大型要塞修建的地方，周边的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木被砍伐，林地得到平整，石料被开采出来、拖运到工地；熔炉不断轰鸣。延绵不绝的大车队伍运来巨大的圆木和木材，这些都是在遥远的森林中砍伐的。不计其数的技师、劳工、木匠和石匠在新建的大小道路上川流不息。人们在工地周围挖掘深深的壕沟，作为防护，挖出的泥土堆积成山。工人的营地弥漫着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臭气和热气，他们在炽热的夏日阳光下辛劳，也制造出大堆的垃圾和污秽。

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城堡建造家。他是在意大利与爱德华一世结识的，当时后者正在从“海外”慢悠悠地回国继位的途中。国王没有忘记他。詹姆斯出身于建筑世家。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会了石匠手艺，青年时代为萨伏依伯爵们建造了许多城堡。詹姆斯父子在阿尔卑斯山两侧建造了许多城镇和城堡，使他们的宏伟工程如量体裁衣般满足意大利北部富裕贵族们的品位和安全需求。詹姆斯大师是一位军事工程师，是组织和管理工地的专家，而不是建筑师，但他能够以极其严苛的高标准完成雄心勃勃的工程，因此对雇用他的那些国王和诸侯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仆人。他熟悉欧洲各领域（比如运河开凿）的最优秀专家，并且长期在阿尔卑斯山区困难和危险的地形条件下建造城堡，经验非常丰富。

1278年，爱德华一世雇佣詹姆斯大师去完成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工程之一：一系列庞大的要塞，旨在帮助金雀花王朝稳固地控制威尔士亲王领地。这一工程既改变了威尔士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除了理查一世之外，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国王都曾涉足威尔士，但全都不曾在那里留下一个脚印。爱德华一世彻底改变了这种趋势。他的两次入侵消耗了海量的金钱和政治资本，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强行在威尔士建立永久性据点，永远阻止威尔士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兴风作浪。他决意在格温内斯的心脏周围修建一圈雄伟的城堡，让威尔士人无法将英格兰人排斥出去，并且让他们一抬头就看见这些城堡，提醒他们自己是英格兰的臣民。

爱德华一世和他的谋臣们对这些城堡的需求非常明确。它们将被建造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并吸收法兰西西北部和英威边境地带南部的最佳要塞的特点。这两个地区在上个世纪经历的战乱最多，战争持续时间也最久，因此防御工事也发展得最为完善。国王亲自与詹姆斯大师直接交流，指示他建造塔楼和护城河的地点、门柱的具体细节、应当使用的石料与木材的类型和颜色，甚至厕所应当安排的地方。

詹姆斯大师主持建造的大部分城堡屹立至今。其中有些是对现有城堡的大规模改建。其他的则是全新的工程。最早开工的城堡位于威尔士—英格兰北部边境的弗林特和里兹兰、西海岸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和边境地带南部的比尔斯。这些都是1277年爱德华一世第一次讨伐威尔士取胜之后启动的规模有限的建造工程的一部分。前面三座城堡在1282年威尔士人的叛乱（这次叛乱促使爱德华一世第二次征讨威尔士）中遭到袭击，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的结构当时只修建了一半，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不得不从头开始。但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得到重建的时候，整个建造工程的规模和目标都被大大扩充了。除了里兹兰、弗林特和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城堡之外，国王还命令在登比、哈莱克、康维和卡那封建造城堡。最后一座城堡，或许也是其中最雄伟的一座，于1295年在博马里斯破土动工。

爱德华一世的城堡群巍峨雄壮、咄咄逼人，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和其他所有城堡一样，是征服王朝的财富、军事力量和艺术水准的外在符号。但它们也暗含着亚瑟王的意义。爱德华一世修建的不仅仅是军事据点；他在扭曲威尔士人的民族想象，吸收他们的传说，将其编织到金雀花王朝的神话中去。

这些城堡的建造花费了许多年，其中有些城堡，如卡那封城堡，始终未能完工。其中有些是对现存建筑的务实的改造，因此遵守着原先就设定完毕的蓝图。但在北方的那些伟大要塞——其中最优秀的是康维、卡那封、哈莱克和博马里斯——詹姆斯大师运用了一种新的建造模式：多层城墙呈同心圆状，环绕着主楼，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塔楼和两侧都有警戒塔的门楼，并且配有箭眼，这是一种可怕的新发明。敌人几乎不可能将箭射入箭眼，但守城的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箭眼向外发射弩箭。

威尔士城堡受到的建筑学和历史影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最能表达爱德华一世想象力的是卡那封城堡，它建在一座古罗马要塞——塞贡蒂乌姆的地基之上。据说塞贡蒂乌姆是罗马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 [1] 建造的，传说他就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卡那封是用多种颜色的石料建造的，并且塔楼都是八角形，而不是威尔士其他城堡的圆形。卡那封城堡的灵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棱角分明的城墙。在施工期间，据说还发现了马克西穆斯的遗骸，这个“发现”赋予了这座城堡更大的历史意义。马克西穆斯的遗骸被发掘出来，安葬在塔楼教堂内。

在许多情况下，爱德华一世的城堡旁还建有新的设防城镇，设立这些定居点的目的是加强驻军在当地的根基，并提供一些收入，以偿付城堡建造的巨额开支。13世纪是个人口猛增的年代，很多英格兰定居者和工匠都愿意向西迁往威尔士，到那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与充满敌意的被征服的当地人斗争。

1284年春季，在卡那封城堡施工的早期，埃莉诺王后被送到这座城镇，在那里分娩。这或许是她的第十六个孩子。国王夫妇现在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孩，分别叫作埃莉诺、琼、玛格丽特、玛丽和伊丽莎白；还有一个男孩，叫作阿方索，这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至少有另外八个孩子，包括国王的长子约翰和次子亨利，都夭折了）。4月25日，王后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取名为爱德华，与他的父亲同名。婴儿的诞生日与圣乔治的宗教节日相差几天，但除此之外，一切迹象都是大吉大利。一位与父亲一样拥有撒克逊—金雀花式名号的王子，降生在一座历史悠久的不列颠城镇。这个小男孩叫作卡那封的爱德华，他是一面征服的大纛，也是宣传的工具。他是埃莉诺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出世是王朝神话的一部分，这神话以亚瑟王、马克西穆斯和远古不列颠人为素材。这个孩子能够登基为王，或许也是上天注定。1284年8月，十岁的阿方索在温莎去世。突然间，四个月大的爱德华成了在想象中重新构建的不列颠王国的继承人。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创造了王朝神话，还得到了一位新继承人，他的君主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为这一切买单。

[1] 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约335～388），原为罗马帝国驻不列颠的将领，后率军反叛，与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达成协议，成为统治不列颠、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等地的皇帝，后被狄奥多西一世击败并处决。马克西穆斯起兵谋反时曾率领大批本土不列颠人（凯尔特血统）前往欧洲大陆，据说布列塔尼（在今天的法兰西西北部）的凯尔特血统民族就是这么来的。马克西穆斯在威尔士传说中是重要人物，据说曾在塞贡蒂乌姆遇见一位当地少女，与其喜结良缘，后将大片土地赐予其父兄。威尔士后来许多王公诸侯都自名为马克西穆斯的后代。

征服的代价

征服威尔士需要巨大的投资。据估算，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的开支还不算多，为2.3万镑；第二次战争却消耗了约15万镑巨资。其中大部分开支是为了巩固胜利而建造城堡的成本，每一座城堡的开支都在1.4万镑（这是始终未能完工的博马里斯城堡的最终总费用）和2万镑（安格尔西岛城堡的开支）之间。

投资并不全在城堡工程上。作为征服者，爱德华一世强加给威尔士的和平条件非常严厉，就像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那样。与罗伯特·伯内尔主导下的英格兰法律革命相一致，平定威尔士的政策也以法律改革为基础。1284年通过的《威尔士条例》推翻了威尔士本土的大部分法律和行政制度。弗林特、安格尔西岛、梅里奥尼斯和卡那封都被改编为英格兰风格的郡，配有郡长和法庭的行政机器，这种机制组成了地方政府的神经中枢。英格兰的刑法正式取得了比威尔士风俗习惯和司法程序更高的优先权。爱德华一世此次严厉地处罚了威尔士诸侯：许多豪门望族被消灭，他们的土地被占领，财产被没收。然后，英格兰朝廷空降了大批忠于爱德华一世的人，去加快英格兰化的进程。

征服给威尔士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英格兰造成的变化也同样非同寻常。国外（哪怕仅仅是越过英威边境）征服的巨大代价给爱德华一世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必须要保证国内能够维持政治上的共识。在第二次诸侯战争期间，还是个少年的他曾目睹父亲在外交政策上愚蠢地一掷千金，却遭到诸侯的反叛，后者在出钱资助军事行动时已经很不情愿。他决心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进行的同时，爱德华一世还在英格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立法和财政改革。爱德华一世的政府努力一边扫净王国政府中的奸佞宵小，一边向各郡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英格兰行政、司法和财政监管的几乎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这些改革是亨利二世以来法治国家建设的声势浩大的第一步。在亨利三世的昏庸统治之后，有些改革的确是国家急需的，但爱德华一世的政府愿意大刀阔斧地改革的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在不列颠群岛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需要巨额资金。要筹措这些资金，他必须改革。

改革的关键措施是若干条例，这项工作由伯内尔主持。他在英格兰新政府结构的设计中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詹姆斯大师在城堡建造工程中的作用一样。在第二次入侵威尔士之前颁布的三道条例——《威斯敏斯特条例》、《格洛斯特条例》和《永久管业条例》——启动了这一进程。战争结束之后，大规模的立法继续进行。1283年的《阿克顿伯内尔条例》和1285年的《商人条例》涉及债务问题。1285年的《第二威斯敏斯特条例》就像《第一威斯敏斯特条例》一样，是一整套涉猎极广的立法，有五十个极其详尽的条款，规定了新的程序、规章和令状，涉及范围包括：土地的继承和让渡；男性死者的土地被转让给其遗孀；非常棘手的谋杀罪的错误指控；富人贿赂郡长以逃避陪审义务等问题。

这些法律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王国的诸侯处理起土地纠纷和贸易协定来更为轻松。事实上，这些改革深入社会的最底层。1285年的《温切斯特条例》对村一级的刑法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朝廷相信，许多罪犯在村一级逍遥法外，因为陪审团不愿意指控乡邻亲朋、将其判罪，于是庇护他们逃避法律的惩戒。“普通的抢劫、杀人和纵火罪行比以往出现得更为频繁，”该条例写道，“陪审员……对针对外乡人的重罪听之任之，不予惩罚，而不愿意指控罪犯，因为许多罪犯是他们的同乡……国王陛下为惩处此等重犯，在此种案件中确立刑罚，对胆敢庇护或隐匿重犯者严惩不贷。”

《温切斯特条例》要求地方社区负起责任来，检举和揭发重犯，令其无处藏身。如果发生罪案而未能擒获罪犯，那么整个百户邑都将被株连。整个法律和秩序的体制现在变成了每一个臣民都有责任帮助朝廷维护治安。“居住在某地区的居民将对此地区发生的抢劫和其他重罪负责，”《温切斯特条例》严厉地规定，“在有城墙的大城镇，日落至日出之前，城门必须关闭……任何窝藏或接纳破坏治安嫌疑犯的人”都将被视为同犯。

最一目了然的是，《温切斯特条例》改变了英格兰城乡的面貌。就像爱德华一世的工匠在威尔士的林地开辟道路以推动他的征服一样，现在英格兰的所有商业道路都将被肃清扫净，以保障安全：“连接两座贸易城镇的道路，在有树林、树篱或壕沟的路段，应当拓宽；道路两侧200英尺范围内不应有任何壕沟、矮树或灌木丛，以免有歹人潜伏其中。”英格兰的商业动脉被转化成了没有树木的开阔道路，以促进货物和金钱在全国自由流动。

除了法律改革之外，爱德华一世政府还努力精简王室财政。据马修·巴黎说，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货币“由于剪钱币的人和伪币制造者肆虐，出现的严重贬值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外国人，看到这种钱币，只会怒目而视、满腹怨恨”。朝廷在1279年重新铸币，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爱德华一世还对王室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1284年的《里兹兰条例》采取措施，将记录政府金钱往来的卷筒卷宗 [1] 上的旧债收回，王家法庭加快催债和收缴罚金的进程，王室官吏常常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调查人们欠王室的债务。

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王室财政仍然出现了惊人的赤字。到1289年，爱德华一世的收入严重依赖外国银行家的贷款和向僧俗征收定期赋税。他在统治早期就能向僧俗征收高达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在后来多年中仍然能维持这么高的税率，这足以说明他通过改革项目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和公信力。

就像在战争中一样，爱德华一世在法律领域也决心要让他的政府执行激进的、长期性的政策，以便巩固自己百年之后给国家留下的遗产。只有通过这种积极进取的政策，他才有希望将全国团结在自己背后，去支持自己代价昂贵的外交政策。但如果说他的改革是国家急需的，而且对王室的财政和政治安全也至关重要，那么改革也有阴暗面。爱德华一世改革的一个可怕的污点就是他对英格兰犹太人的态度。

[1] 12～19世纪英国的财政记录，又称财政部大档。

驱逐犹太人

1290年10月10日，星期二，伦敦的一群穷苦犹太人登上一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他们手中拿着王室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他们的外衣上佩戴着黄色的、形状像书本的徽章。法律规定，他们必须随身佩戴这种徽章，以便将他们与基督徒区分开。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自己的包袱里。他们的目的地是海岸，到了那里之后要前往欧洲大陆。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英格兰了。

船离开了伦敦城，穿过都城周边的乡村。他们离开的是一座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的城市。在伦敦，朝廷颁布了越来越严厉和苛刻的法律，对他们加以迫害，禁止他们从事贸易或者挣钱，或者甚至不允许他们与基督徒邻居交往，尽管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的会堂遭焚毁，他们的朋友被毒打或绞死，急性子的布道者们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伦敦再也不欢迎他们，也不要他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背井离乡。

他们顺流而下。行进了数英里之后，河面变宽，右舷的肯特郡土地逐渐变得细碎，出现了许多岛屿和沙洲。前方就是开阔的大海，正在退潮。船长是个基督徒，他将船转向南方的谢佩岛。潮水越来越低，他抛下船锚，让船停靠在泰晤士湾落潮后出现的沙岸上。他告诉犹太乘客们，在涨潮之前，他们没办法继续前进了。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自由离船，到沙洲上活动活动腿脚。”

所有乘客都听从了他的建议，走下船，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行走。他们没有注意到，潮水已经在上涨了。

船长当然是注意到了。他和他的水手们都知道，在落潮之后，泰晤士河会重新吞没前不久还显露出来的沙滩，将沙滩上的一切都席卷而去。他匆匆跑到船边，爬了上去。犹太乘客们在沙洲上漫步，现在身处险境，孤立无援。船长向他们呼喊，叫他们向摩西祈祷，摩西曾经为他们分开海水，让他们安全通行，那么就让摩西再这么干一次吧！然后，航船扬长而去，乘客们的行李还在上面。潮水汹涌而至，将犹太人卷走，无一生还。

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后来因为这桩罪行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所作所为是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格兰的少量犹太人期间发生的最丑恶的行径之一。总的来讲，犹太人是安宁地离开英格兰的，上述的残忍行为并不典型。但它印证了13世纪欧洲基督徒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冷酷无情。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犹太人的人口约有2000，居住在大约十五个主要的城市定居点。犹太人仍然像约翰国王时期那样，遵循着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犹太人的人身及其动产均属于国王。”（这可能是杜撰的）但自约翰统治时期以来，犹太人越来越不受欢迎。1240年，三名犹太人在诺里奇被处决。他们的所谓罪状是为一名五岁男童施行割礼。据说他们计划在复活节将这名男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案件煽动了民众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侵犯。1255年，一个叫作乔平的犹太人被指控与一群同谋施展巫术，将一名八九岁的基督徒男童折磨致死。据传说，受害男童的尸体在溪流中不会沉下去，也没办法下葬；据说尸体被投入井中后，发出了香甜的气味和明亮的光芒。亨利三世巡视林肯的时候，下令将乔平处决，还逮捕了九十一名犹太人，将其全部押往伦敦、判处死刑。其中十八人被处死，这时康沃尔伯爵理查干预此事，救下了其他人的性命。13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伦敦和北安普敦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1269年，亨利三世限制犹太人从事贸易活动，并规定犹太人亵渎神明为死罪，应判处绞刑。爱德华一世从十字军东征返回后，通过了《犹太人条例》，禁止绝大多数形式的高利贷（或放债）；限制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某些城市；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徽章，以此对其进行羞辱，此徽章“为两张祭桌拼接之形状，以黄色毛毡制成，长6英寸，宽3英寸”；并对所有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犹太人征收每年3便士的人头税。大约在《犹太人条例》在英格兰颁布的同一时期，太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驱逐了她属地内的所有犹太人。

爱德华一世颁布了严刑峻法，打击剪钱币的罪行（即将银币的边缘剪下一点，积少成多地积攒贵金属），他的法官们在1278～1279年开始惩处此类罪犯，导致犹太人遭受了一场司法屠杀；尽管剪钱币的罪犯中犹太人和基督徒人数差不多，但因此罪行被处决的犹太人的数量却是基督徒的十倍。在13世纪70年代晚期，英格兰的每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户主都曾因剪钱币的嫌疑而坐过牢。在司法恐怖的气候下，常常发生对犹太人家庭敲诈勒索的事件。利欲熏心的邻居们威胁要揭发他们剪钱币，借此讹诈。13世纪80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大规模逮捕和强征摊派税的情况。1283年，犹太人不再享有法律对普通商人的保护。1284年，大主教佩卡姆颁布敕令，要求摧毁伦敦的所有犹太会堂，只留下一座。两年后，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禁止基督徒与“受诅咒的、奸诈的”犹太人交往。

这一切并非英格兰的特殊情况。13世纪或许是整个中世纪反犹浪潮最为汹涌的世纪。欧洲各国君主都采取了类似的压迫措施，镇压各自国内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二世命令西西里的犹太人佩戴T形的蓝色徽章，并将胡须留长。腓力·奥古斯都以来的法兰西诸王要求法兰西犹太人佩戴轮子形状的徽章。不管犹太人居住在何方，虐犹、屠杀、隔离、歧视性法律、迫害和虐待都愈演愈烈。爱德华一世所信仰的基督教咄咄逼人、强悍有力而缺乏宽容，他的所作所为顺应这个充满偏见的年代的大潮。

尽管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并且他们的贸易遭到法律阻挠，犹太人仍然几乎掌控着英格兰的财政领域。他们继续进行非法的放债，还买卖债权。投机商们购买债权，一旦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就将其作为抵押的土地占为己有。显然，落入这个陷阱的地主阶层十分憎恶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在位时受到了宗教和政治上的极大压力，去一劳永逸地消灭犹太人的放债行当。国王一方面非常虔诚，另一方面又急于充实自己空荡荡的国库，因此很容易被这种压力所左右。

爱德华一世从英格兰犹太人那里捞到了不少私人油水。他的父亲为了十字军东征，从犹太人那里一共征收了6000马克。1272～1278年，爱德华一世的财政部试图再从他们手中征敛2万镑以上，但没有成功。爱德华一世也是一位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君主，他对其他宗教的权益的鄙夷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他是个传统的抱有成见的人，并不比他的英格兰同胞更开明，他的态度也并非不寻常。大部分英格兰人的观点与大主教佩卡姆及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德·坎蒂卢普相同——犹太人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承受迫害。

犹太人遭驱逐的直接导火索，就像爱德华一世治下的许多事情一样，是财政。平定威尔士之后不久，国王不得不亲自驾临加斯科涅，去整顿自己对这个公国的统治。他于1286年5月13日离开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待了三年多，重新确立自己的封建权利，建设新城镇，并对公国政府进行系统化。加斯科涅经历了一场范围广大、井井有条、管控有序的爱德华一世风格的改革，当然这都需要金钱做后盾。爱德华一世离开公国的时候，已经欠了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家族10万镑以上的巨款。

他于1289年8月12日返回英格兰，发现那里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他的一些重臣，包括英格兰的两位最高级的法官——王座法庭和民事诉讼法庭的主审法官，被指控犯有严重的腐败罪行。国王的官吏深入调查已经失效的王室权益，招致许多不快和风波，有好几位英格兰伯爵在咕哝着提出质疑——爱德华一世身处国外，却要求诸侯对其在国外的事业提供经济支援，这么做是否合法？10月，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写信给英格兰的每个郡，邀请所有对王室大臣或官吏有怨言的人都到威斯敏斯特，向他的专员们申诉。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如果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他没有办法向议会索要更多金钱。

爱德华一世在思忖金钱的问题，因为他开始考虑重返圣地、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蒙古人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讯息，询问他是否会返回圣地、讨伐马木留克王朝，而他高度信赖的盟友奥托·德·格朗松已经在去往圣地的途中，执行侦察任务。爱德华一世已经开始与教廷谈判，以便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但如果他的这次东征要比第一次更成功，就必须从诸侯和国内较小的地主那里获取相当规模的资金。囊中羞涩，并且为了筹资愿意采纳任何政策，于是他采取了金雀花王朝惯用的手段：向犹太人要钱。地主阶层希望除掉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对这个主意的态度模棱两可，有可能甚至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在1287年驱逐了加斯科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他要在英格兰落实同样的措施。这会为他赢得政治资本，征收一笔赋税，或许还能没收离去的犹太人的财产，从中获取一笔收入。

于是，1290年7月，英格兰的贵族和骑士们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的时候，他们与国王做成了一笔交易。议会批准国王征税，条件是驱逐犹太人。1290年7月18日，《驱逐敕令》被公之于众，命令英格兰的犹太人在11月1日前出境，违者格杀勿论。这道敕令被发布到全国各地，在犹太会堂中高声宣读。犹太人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反抗。他们在夏季开始离开，到秋天的时候，大部分犹太人要么已经离去，要么，就像10月10日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的那些不幸的人一样，丢了性命。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德华一世及其先辈对犹太人的敌意越来越强烈，《驱逐敕令》是这敌意的必然结局。被逐出英格兰的犹太人蒙受了极大痛苦，流离失所，他们抵达的欧洲大陆对他们同样不欢迎。但是，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在英格兰颇得民心，取得了极大成功。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最初十八年中逃脱了死亡或破产的大约两千名犹太人接过通行证离开英格兰的时候，王室税吏开始对留在国内的基督徒民众征税。英格兰的地主阶层，或者至少是那些在议会中得到代表的人，欢呼雀跃，批准爱德华一世向所有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王室最后收到了令人惊愕的11.6万镑巨款，这是英格兰在整个中世纪收到的最大一笔税款。“人们痛苦不堪，哀鸿遍野，”欧斯尼编年史家对这笔赋税给普通英格兰人造成的负担作了这样的描述。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离散的时候，发出了更为凄惨的哀鸣，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爱德华一世又一次表现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愿意施行立法、践行改革。

苏格兰的大业和法兰西的诡计

1290年秋，犹太人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一切迹象都表明，爱德华一世也将启程，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收复在“海外”的失地。他的税吏强取豪夺、压榨僧俗财产的时候，这位“新的理查”似乎即将开启新的死亡与光荣的年代，为耶路撒冷而战。但几个月之后，国际形势就决定，他不会远征东方，金雀花王朝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也不再会有新篇章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在余下的时间里将主要处置离家乡更近的事务：威尔士再次发生叛乱，新近变得咄咄逼人的法兰西王室企图将金雀花王朝逐出加斯科涅，以及与苏格兰的最为血腥的新战争。“所有的威尔士暴君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苏格兰人举起了长矛。”这是1298年流行的一首歌谣中轻松活泼的一句，简明扼要地描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过半的时候，他的战略转折：从对威尔士人的战争改为对苏格兰人的战争。当然，真相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1290年9月初，一支船队从挪威西南海岸的卑尔根起航，前往苏格兰。船上的乘客是位大贵人：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孩，年纪只有六岁。她被称为“挪威的少女”，时局决定，她即将成为苏格兰的女主人。一个处于困境的国家的希望和安全就寄托在她的肩膀上。玛格丽特是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1286年驾崩）的外孙女。亚历山大三世死后，他的国家陷入一场混乱。王位没有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约兰达王后在国王死时身怀六甲，但那孩子后来胎死腹中，而他们没有其他的儿女。

邓凯尔德王族无嗣，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灾难。14世纪的编年史家——温顿的安德鲁在几十年后追溯国无君主的动荡时期，写道：“童贞女所生的基督啊，援助和拯救苏格兰吧，这个国家现在一片混乱。”

1286～1290年，苏格兰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一群摄政者组成的议事会执掌朝纲，努力维持局面，等待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他们最终选择了玛格丽特。1290年夏季，英格兰和挪威朝廷与苏格兰权贵们经过漫长的谈判，同意将玛格丽特送到苏格兰。让一个小女孩来统治当然无法解决宪法危机，于是苏格兰人说服了爱德华一世，让他的儿子，也就是六岁的卡那封的爱德华与玛格丽特结婚。这将是三个王朝的联姻，将英格兰、苏格兰和挪威王族结合起来。1290年7月18日签订的《伯厄姆条约》确认了此次联姻，并保证“苏格兰王国将独立于英格兰王国……永享自由，不臣服于后者”。

玛格丽特从挪威去往苏格兰的旅途并不特别，也不算危险。两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只有一小段北海相隔，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路线的停歇点是奥克尼群岛，这个群岛在苏格兰高地的外海，此地的伯爵们同时向苏格兰和挪威国王效忠。玛格丽特于1290年9月第一周出海，到第三周已经在奥克尼群岛登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外交渠道不断交换着她驾临的消息，以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为首的英格兰外交官们携带着贵重珠宝前往苏格兰，作为欢迎这位少女的礼物。

英格兰外交官们永远没有机会向这个孩子呈上爱德华一世为她准备的厚礼了。9月的最后几天，噩耗从奥克尼群岛传到苏格兰：玛格丽特在岛上患病一周，随后死去了。死因至今不详，但很可能是在海上吃了腐败食物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玛格丽特这么一死，拥有近三百年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之交邓肯一世时代的邓凯尔德王族就灭绝了。苏格兰真正是无父无君了。寻找一位新的统治者的努力几乎令国家分崩离析。

从最初得知玛格丽特的死讯开始，爱德华一世的宫廷与苏格兰的显要权贵之间就频繁传递着信函和请求。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城的主教写的一封书信表明，在玛格丽特死后，苏格兰人普遍担心会爆发内战。权贵们在秣马厉兵，准备用鲜血来填补权力真空。只有爱德华一世这样实力雄厚且威名赫赫的国王能够阻止苏格兰陷入无政府状态。“恳请陛下屈尊俯就，前往边境地带，安抚苏格兰人民，制止流血冲突，好让王国的忠臣良民……拥立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人士为王……”这位主教如此写道。他暗示，如果没有爱德华一世这样的极大权威来主持，那么就没有推举新国王的合法程序可言。

玛格丽特的死讯送抵爱德华一世那里的时候，他刚得知埃莉诺王后于1287年访问加斯科涅时染上的一种热病复发了。她原本在前往林肯与他相见的途中，却于1290年11月28日在诺丁汉郡的哈比村病倒。爱德华一世快马加鞭地去见她，在她病逝前赶到了她身边。埃莉诺享年四十九岁；这对夫妇度过了三十六年的婚姻时光，她为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爱德华一世在世人面前毫无避讳地为爱妻哀悼，他在次年写道，对于这位妻子，“我的爱永无停息之日”。埃莉诺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体腔内塞入大麦，然后被分十二段旅程辗转运回威斯敏斯特。爱德华一世命令在遗体曾停放的地方树立起一些大型分层石制十字架，其顶端有尖顶。这些所谓“埃莉诺十字架”是非常公开的哀悼纪念碑，受到了为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而建的蒙茹瓦十字架 [1] 的启发。另外，爱德华一世慷慨地提供资金，举办奢华的弥撒，帮助埃莉诺王后的灵魂尽早通过炼狱；埃莉诺去世六个月之后，约克大主教向国王吹嘘说，已经为了他亡妻的灵魂举办了4.7万次弥撒（这个数字不大可能是真实的）。

有多达十三人宣称自己对苏格兰王位享有继承权。他们之间复杂的法律斗争被称为“大业”，爱德华一世对监管“大业”抱有极大的兴趣。争端持续了两年，最后两名竞争者是巴纳德城堡（在达勒姆郡）领主约翰·巴里奥和罗伯特·布鲁斯 [2] （一位年迈的贵族，曾担任坎伯兰郡的郡长，还曾陪伴爱德华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在玛格丽特去世后写的一封吊唁信中，爱德华一世自称是苏格兰的“朋友和睦邻”，但他显然把“大业”当作增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影响力的良机。他坚信英格兰国王对苏格兰王室拥有封建宗主权，而在此前，英格兰国王只是间或地宣示过自己的这种宗主权。爱德华一世将尽一切努力，宣告自己是整个不列颠群岛的领主和主人。

“大业”的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对约翰·巴里奥有利，但这个案件错综复杂，如同迷宫一般难以把握。谁有资格对一位国王的任命做出判决呢？争夺王位的人们最后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爱德华一世臣服。但这个决定不是轻率地或漫不经心地做出的。挪威的少女去世一年之后，一次会议在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诺勒姆城堡召开，苏格兰人在此次会议上承认了爱德华一世的宗主权。到1292年11月，案件已经做出定夺。11月30日，巴里奥在苏格兰的古都斯昆登基，成为苏格兰的约翰国王。

如果巴里奥认为自己当了国王之后，就可以与南方的“朋友和睦邻”平起平坐，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一世主持的是选举一位封臣的会议，而不是选举一位和他地位相等的君王。亨利二世和约翰都仅仅让苏格兰国王对他们宣誓效忠，满足于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权力。许多代苏格兰国王都和英格兰朝廷和睦相处，保有英格兰的伯爵头衔（主要是亨廷顿伯爵），并在英格兰的封建制军队中服役。但爱德华一世认为这都还不够。他要求苏格兰国王完全地、公开地臣服于他，不仅仅是在仪式中，在实践中亦是如此。

在登基十天之前，巴里奥用法语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承认他以英格兰王室的臣属的身份保有苏格兰，并“对您忠心不贰，恪守人世间的荣誉，反对您的一切敌人……”10月26日，他在二十三位苏格兰权贵面前，向爱德华一世俯首称臣。

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除了王权的简单仪式之外，爱德华一世还提出，作为最高宗主，他有权听取人们对苏格兰国王做出的法律决定的上诉。这直接违背了1290年的《伯厄姆条约》设想的局面。根据这项条约，尽管卡那封的爱德华和挪威少女将共同统治苏格兰，但有条文规定“苏格兰王国在国内和边境地带的一切权益、法律、自由和习惯，将完整地、彻底地、永久性地得到保全，不受任何侵犯”，并且“苏格兰王国的任何子民，无论缔结任何契约，或犯有任何罪行，或由于其他任何事务，都不受该王国境外任何法律的约束”。今非昔比，爱德华一世决定要更严格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在涉及苏格兰权贵——法夫的麦克达夫（他声称自己享有法夫北部一些土地的继承权，但这继承权被人夺走了）的一起案件中，爱德华一世传唤约翰·巴里奥本人到1293年米迦勒节的英格兰议会答话。巴里奥拒绝承认英格兰议会有权听取来自苏格兰的上诉，但在爱德华一世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让步，撤回了自己的抗议，再次宣誓效忠。这奇耻大辱令巴里奥抱恨终身，始终未能从这打击之下恢复。这位附庸国王和所有服从他的王权的人很快认识到，有了爱德华一世这样一位跋扈的邻居，苏格兰国王只是个虚衔。

但爱德华一世做得太过头了。将英格兰的意志强加于苏格兰王国固然不错，但他丝毫不肯妥协的立场使得巴里奥在两个不可调和的位置之间左右为难。苏格兰国王一方面要满足爱德华一世的亚瑟王式的雄霸天下的野心，同时又要捍卫苏格兰王室的独立性。最终结果就是，巴里奥的王权土崩瓦解，而整个苏格兰掀起了对英格兰人的激烈反抗。爱德华一世远远没有巩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的权威，反而将苏格兰人推进了法兰西人的怀抱。

[1] 蒙茹瓦十字架是中世纪法兰西的一种路标或界碑，碎石堆上方有十字架。“蒙茹瓦”（montjoie）是中世纪法兰西军人惯用的战斗口号，据说源自查理曼时代，其意义并不明确。法兰西王国的纹章上就有“蒙茹瓦”的字样。

[2] 第五代安嫩代尔领主罗伯特·布鲁斯（约1210～1295），他的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最终率领苏格兰取得独立，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

征服苏格兰

在13世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航道以及法兰西的大西洋沿海的航道，都是主要的贸易动脉。欧洲富裕国家的商人们在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转运货物，克服恶劣的条件，冒着茫茫大海的风险，在从佛兰德到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更遥远地方的诸多港口城镇和市场经营获利。商业活动欣欣向荣，各国商人络绎不绝。但在13世纪90年代初，英格兰、诺曼底、佛兰德、加斯科涅和卡斯蒂利亚的众多航海商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它导致从五港同盟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的广袤地区争斗不休，还发生了许多海盗劫掠活动。战旗扯起，私人之间的海战爆发，各民族的鲜血飞溅到大海中，这些海上通道和海湾成了危险的杀戮场。

这场贸易战的起因现在已经难以解释。麻烦最初是从1292年诺曼底的一场纠纷发端的。次年，矛盾升级。到1293年5月15日，升着英格兰和诺曼底旗帜的私人武装之间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流血冲突。到这时，混乱的严重性要求政府加以干预。爱德华一世不愿意被私掠商人的活动卷入到国际矛盾中去，因此尽其所能地加以安抚。他向法兰西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希望与腓力四世商定和平条件。腓力三世于1285年在入侵阿拉贡的战事中染上痢疾，后来病逝，他的儿子腓力四世继承了王位。

腓力四世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爱德华一世，就像爱德华一世居高临下地俯视新的苏格兰国王一样。腓力四世是个英俊潇洒的青年，民间称他为“美男子”（金雀花王朝的缔造者——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也拥有这个绰号）。但在这俊美的外表之下，却是一颗冷酷而顽固的心。但丁称他为“法兰西的大害”，帕米耶主教则写道：“他不是人，也不是野兽。他是一尊雕像。”腓力四世在其统治期间迫害了许多抗拒他权威的群体和臣民。他对圣殿骑士们毒刑拷打，镇压了他们的骑士团。1306年，他搜捕并驱逐了法兰西的犹太人（后来在1315年，路易十世将犹太人邀请了回来；但在1394年，查理六世又驱逐了犹太人）。在臭名昭著的所谓“奈斯勒塔”事件 [1] 中，他以通奸罪将三个儿媳投入监狱，而将她们的所谓奸夫公开折磨致死。他的固执己见和残忍无情甚至超过了爱德华一世。尽管爱德华一世在1286年的一次盛大仪式中以加斯科涅领主的身份向腓力四世宣誓效忠，但是法兰西毕竟太小，一山不能容二虎，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的国王无法和平共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爱德华一世试图将自己的封建宗主权强加于约翰·巴里奥的同时，腓力四世却打算在加斯科涅羞辱爱德华一世一番。腓力四世以贸易战为借口，主张自己有权审判参与袭击的一些加斯科涅公民和官吏。这些人犯没有被交给他，于是他传唤爱德华一世到1293年圣诞节后的法兰西议会答话。爱德华一世派了他的弟弟——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代表他去谈判。但腓力四世在谈判中言而无信。他告诉英格兰人，如果爱德华一世公开宣布放弃加斯科涅，并拱手交出那里的城镇和要塞，并迎娶腓力四世的妹妹——十一岁的法兰西的玛格丽特，那么法兰西朝廷将归还他们在加斯科涅的收益，并撤销传唤爱德华一世参加法兰西议会的命令。

英格兰人上了这个大当。法兰西的新国王厚颜无耻、侵略成性且热衷于对外扩张，而爱德华一世或他的使臣竟然信以为真，的确令人费解。当时的编年史家也感到这不可思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格兰国王一定是贪恋法兰西小公主的美色，就像他的祖父约翰国王劫持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从而危害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一样，丧失了理智。但这种解释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爱德华一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会敏锐地捕捉任何政治机遇来扫清外交渠道上的障碍，以便为自己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无论动机如何，英格兰人都被蒙骗了。传唤爱德华一世去法兰西议会的命令不但没有被撤销，反而三令五申。爱德华一世拒绝到腓力四世面前受辱，就像不久前约翰·巴里奥在他面前受辱那样。于是，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再次燃起狼烟。

结婚计划被搁置了。爱德华一世采纳了13世纪传统的战略：他与法兰西以北和以东的君主们结盟，并计划直接入侵法兰西，以保卫和巩固自己在南方的领地。他的外交官们在安东尼·贝克领导下，开始与德意志国王和低地国家与勃艮第的权贵们谈判。英格兰与这些国家交换现金，并承诺联姻，以换取他们的合作、共同对抗法兰西。同时，英格兰朝廷开始征兵，准备入侵欧洲大陆。

这个计划在理查一世治下奏效，但在约翰和亨利三世时期却遭遇惨败。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因为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统治者一样，他的战线拉得太长，处境非常危险。1294年10月，一支军队在国王经验不足的侄子——布列塔尼的约翰——指挥下被派往加斯科涅，但这支军队的规模比计划得要小。法兰西战线所需要的部队必须留在国内，以维持威尔士的秩序。

就在布列塔尼的约翰起航一个月前，威尔士人在罗埃林之子马多格（末代罗埃林的一个远亲）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叛乱。马多格自称是罗埃林的头衔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的叛乱是在反对1292年针对动产的苛捐杂税。这笔动产税的最后一批是在1294年9月征收的，与此同时朝廷还要求威尔士人去加斯科涅作战。

马多格与威尔士的其他小诸侯携起手来。他的盟友们——梅雷迪思之子凯南、里斯之子梅尔格温和梅雷迪思之子摩根都不是威尔士本土的重要权贵，但爱德华一世在1282年入侵之后已经有效地消灭了威尔士贵族的上层，因此马多格没有多少选择。马多格的人马攻击了威尔士各地的新建的英格兰城堡。所有主要的城堡都坚守下来，但爱德华一世仍然需要从预定用于保卫加斯科涅的军队中抽调很大一部分兵马去伍斯特，以镇压威尔士人。这严重消耗了他的资源。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或许是最强大的霸主，但即便是在法兰西战事爆发之前，为了迅速而强有力地保卫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他对整个不列颠群岛的主宰也受到了消极影响。

爱德华一世第三次入侵威尔士的战争于初冬开始，是他在位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入侵。他的军队于1294年12月开进威尔士，恪守老战术，即由王军从切斯特发动向康维的大规模攻势，同时南面的边境地带的保王党诸侯半独立地发动袭击。此次战争中，爱德华一世遭遇了一些小挫折。威尔士人缴获了英格兰军队辎重的相当大一部分。这年冬天，爱德华一世被包围在康维城堡，汹涌的山洪将他与外界的援兵隔断了。据说他不肯喝自己的少量葡萄酒配额，而坚持将它平分给所有官兵，自己只喝掺蜂蜜的水。他这个姿态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因为洪水退去之后，他很轻松地解除了围困。

春暖花开之际，英格兰人取得了胜利。3月5日，沃里克伯爵指挥的部队在迈道格原野击溃了马多格的人马。“他们是世间有过的最优秀、最勇敢的威尔士人，”哈格内比编年史中保存至今的一封信如此写道。英格兰的战争机器极其强大、满怀自信并且拥有巩固的基础设施，因此威尔士人没有任何胜算。迈道格原野战役之后，爱德华一世感到可以安全地离开康维，于是巡视了威尔士各地。他在这个亲王领地周游三个月，扫清了叛军余孽。1295年6月中旬，威尔士得到平定，叛军魁首均已落网。

这一次，英格兰军队又是轻松得胜，遇到的抵抗极其微弱。但此次战役的军费开支超过了5.4万镑，而在1295至1300年间又花了1.13万镑在安格尔西岛建造博马里斯城堡。此外，加斯科涅战事的珍贵时间也丧失了。

现在他时间紧迫，金钱也少得可怜。加斯科涅急需增援，而英格兰南部海岸在1295年遭到了法兰西战船的袭击：多佛尔被烧毁，多人被杀。但在这个月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上，国王向诸侯发言时，对方的态度却令他发狂：大约四分之一的英格兰权贵宣布自己不愿意参加国王的海外军事行动。13世纪最大的抱怨在1295年和1214年一样振聋发聩：加斯科涅是国王的私事，不是英格兰的公事。

爱德华一世怒不可遏。对那些不愿意出钱支援加斯科涅战役的人，他施加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他还命令一支舰队（由新建的桨帆战船组成）加强海岸的防御。但恐慌情绪在迅速蔓延。有谣言开始传播，说法兰西已经发起对英格兰的全面入侵。国王内廷的一名骑士托马斯·特伯维尔被发现是敌人的奸细。从肯特到康沃尔的南部海岸设置了瞭望哨，心急如焚的人们扫视着海平线，唯恐法兰西舰队的旗帜和风帆会出现，来摧毁英格兰王国。

绝望之下，爱德华一世转而采用一项在过去给他带来很大好处的策略：让步和协商。11月底，他召集了数量极多的诸侯、主教、骑士、市民、各郡人民代表、大小城镇代表，召开议会。这是自爱德华一世筹划入侵威尔士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而且他带着和解的情绪，向大家许诺，不会让任何人因为国王的军事行动而倾家荡产。这次议会后来被称为“模范议会”。传唤议员们开会的令状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危险：“法兰西国王不满足于奸诈卑劣地入侵加斯科涅，还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和陆军，图谋进犯英格兰，从世界上消灭英语。”

于是，整个英格兰都得到号召，奋起保卫王国、抵御卑陋的法兰西人。但在全国人民响应国王的号召、议会开始商讨的时候，又一场离家园更近的危机迫使朝廷暂时搁置加斯科涅的防务。爱德华一世刚刚重新奠定自己在威尔士的统治，他在苏格兰的傀儡——约翰·巴里奥国王就被推翻了。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再次推迟对法战争，将注意力转向苏格兰。

苏格兰战争的起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一世的傲慢。爱德华一世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施加于北方的王国，这远远超越了他的合法的本分。1294年夏季，英格兰朝廷开始征兵，准备干预加斯科涅，爱德华一世传唤约翰·巴里奥和另外十八位苏格兰权贵提供封建军事服务，一同对抗法兰西人。后来爆发了对威尔士的战争，所以这些传唤没有生效，但这又一次证明，爱德华一世不满足于仅仅享有对苏格兰的理论上的宗主权，而是要严格地行使自己的王权。

随着爱德华一世越来越咄咄逼人，约翰·巴里奥在苏格兰的地位越来越弱。苏格兰权贵们的结论是，他无力抵抗苏格兰的邻国，因此根本不配当国王。1295年，他们剥夺了巴里奥的权力，又一次组建了一个十二人的议事会，以他的名义统治国家。

爱德华一世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苏格兰国王的凌辱致命地破坏了苏格兰王权的整个机制。或许他真的没有看到，他对巴里奥的态度和法兰西王室就加斯科涅事务对他提出的要求是多么相似。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叛乱和危机的原因就是，他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对手们受到的压力。1295年，他把两个敌人赶到了一起。这两个敌人在随后的三百六十五年里将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英格兰。1296年，苏格兰政府批准了与法兰西的友好条约。“苏法老同盟”诞生了。

1296年2月，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开拔北上，进攻苏格兰，目标是给这个犯上作乱的附庸国一个痛苦而长久的教训，让它知道，胆敢放肆地与法兰西结盟，将要付出何种代价。国王的驾临突显了边境人民归属感的模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边界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在这个忠诚瞬息万变的地带，两个王国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持久的边界。如果说边界是含糊不清的，但战争的血腥后果却是非常真实的。

爱德华一世率军北上的时候，苏格兰人的袭击劫掠队伍侵犯了诺森伯兰，恐吓和摧毁卡莱尔附近的村庄。英格兰人则一直等到复活节的庆祝活动结束，才开始作战。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特韦德河畔伯立克，这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边境城镇，两个王国对它的争议无休无止，部分原因是它是军事进攻（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取决于谁控制着它）的一个绝佳的出发基地。伯立克战役就像它开启的这场短暂、决定性而凶残的战争一样，非常野蛮残暴，终至流血漂橹。两国的歌谣作者和编年史家都将长久地吟唱和纪念这场战役。

伯立克战役于1296年3月30日，也就是爱德华一世抵达苏格兰边境的整整一个月之后开始，对英格兰人来说起初并不顺利。离六十岁生日已经不远的爱德华一世已是满头银丝，但仍然孔武有力。他按照战前的惯例正忙着册封一些年轻人为骑士的时候，灰蒙蒙的海平线上突然间升起了滚滚浓烟。原来，三艘英格兰战船过早地展开了进攻，其中一艘在城镇附近搁浅。苏格兰人欢天喜地地冲上船去，将它烧毁。

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在罗伯特·克利福德勋爵（一位贵族出身的将领，对边境地带的经验非常丰富）指挥下，在军号鼓舞下，开始推进。伯立克的街道很快被血染红。他们屠杀了伯立克的数千名居民。后来，苏格兰人指控说他们还屠戮了妇女儿童，其中一名孕妇被砍成了肉酱。英格兰人在备战的时候，苏格兰人对他们冷嘲热讽；但战斗打响之后，苏格兰人就笑不出来了。苏格兰人在街道上被砍瓜切菜一般扫倒在地，尸骸太多，无法全部埋葬入土。伯立克成为一场丑恶而恐怖的大屠杀的牺牲品，死尸被恣意投入水井、丢进大海。据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估计，在城镇的教士们恳求国王开恩得到批准之前，有11060人丧命。

战斗结束了，英格兰人占领了城镇，在它周边挖掘了大型防御壕沟。他们欢呼雀跃。壕沟宽80英尺，深40英尺。国王亲自用手推车运送第一批泥土。这是英格兰的强力与胜利的象征。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唱起了一支喜气洋洋的歌。编年史家彼得·兰托夫特记录了这首歌谣的一部分：

苏格兰人溃不成军，

缩在自己的茅屋里，

永远不能繁荣昌盛。

我读的不错，

住在海边的人，

跌进了特韦德河！

爱德华一世就是用这种手段征服了苏格兰。他的三万大军在北方王国推进，屠戮所有胆敢反抗的人。

讥讽和侮辱性的言辞漫天飞扬。苏格兰人把英格兰人蔑称为“长尾巴的恶狗”，因为中世纪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英格兰人长着尾巴。苏格兰人只能打打嘴炮，但英格兰人拥有比嘲讽更强大的武器——精良的战争机器，苏格兰人完全无法与之匹敌。伯立克大捷之后，爱德华一世收到了约翰·巴里奥的一封信，后者悲愤地撤销了自己对爱德华一世的效忠誓言。边境地带的其他地方传来消息，诺森布里亚的农田遭到焚烧，人民遭到屠杀。苏格兰劫掠者报复英格兰人的暴行，以牙还牙地将两百名学童活活烧死在一座教堂内。

下一场战役的地点也确定了。三位势力强大的苏格兰伯爵占领了邓巴的城堡，这是一座古老的石制防御工事，位于苏格兰东海岸一处山丘上。自罗马时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军事堡垒的所在地。爱德华一世派遣萨里伯爵北上去攻打这座城堡。萨里伯爵遭到巴里奥派出的部队的袭击，结果是，苏格兰人又一次遭受奇耻大辱的惨败。据守城堡的三位苏格兰伯爵以及众多男爵、从男爵和骑士都被俘虏。彼得·兰托夫特写道：“三位伯爵被押往伦敦塔……其他人被押往不同的城堡，两人一组骑着一匹马，有的人脚上拴着镣铐，被束缚在大车上。”这对俘虏来说是极其悲惨和可耻的结局，也有力地象征着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人的压倒性打击。

邓巴战役之后，苏格兰人的抵抗冰消瓦解。战役只持续了二十一周，时间很短，而且英格兰人大体上没有遇到抵抗。爱德华一世耀武扬威地在苏格兰各地巡视，率军北上，一直前进到埃尔金和班夫。苏格兰的抵抗如此脆弱，主要原因是约翰·巴里奥的软弱无能。巴里奥分两天（1296年7月2日和10日），在四个地点（金卡丁、斯特拉卡斯罗、布里金和蒙特洛兹）在仪式上遭到公开羞辱。他的短大衣上的纹章被扯下，因此苏格兰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空荡荡的大衣”。他被送到伦敦塔，与被俘的伯爵们待在一起。最致命的打击是，爱德华一世的部下将苏格兰政府档案从爱丁堡掳走，还抢走了苏格兰王室的所有御宝（包括来自斯昆的神圣的宝座基石命运石 [2] ），将其全部送回了伦敦。

命运石被送到南方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做成了一尊特别的加冕宝座的一部分。此后，金雀花王朝在传承王位时都要用到这尊包含了苏格兰王权最神圣遗物的宝座。爱德华一世没有在苏格兰培植一位新国王，而是决定自己直接统治，就像在威尔士那样。曾在宫廷与巴里奥争夺王位的那个罗伯特·布鲁斯的继承人，也叫罗伯特·布鲁斯 [3] ，曾希望英格兰人得胜之后会安排他当国王，因此在爱德华一世军中为他效劳。现在，他被鄙夷地甩到了一边。“你以为我们闲得无聊，一定要替你赢得一个王国吗？”爱德华一世这样问他。

伯立克得到重建，变得金碧辉煌，成了苏格兰境内英格兰权力的中心。在这个城镇召开了一次议会。成千上万苏格兰人南下到这里，直接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爱德华一世向苏格兰强加了一个英格兰政府和行政的新网络，以萨里伯爵为领导人。爱德华一世在将苏格兰国玺交给萨里伯爵的时候开玩笑道：“拉屎对人来说是好事。”苏格兰人就这么被制服了。在为期两年的危机处理之后，爱德华一世终于做好了对法兰西开战的准备。

[1] “奈斯勒塔”事件是腓力四世在位期间的著名丑闻，发生在1314年。国王的三个儿媳被指控犯有通奸罪，这起丑闻对卡佩王朝末期产生了极大影响。
腓力四世有三个儿子，路易（后来的国王路易十世）、腓力（后来的国王腓力五世）和查理（后来的国王查理四世）。路易娶了玛格丽特（勃艮第公爵的女儿），两人感情冷淡，据说路易更喜欢打网球而不是与妻子相处。腓力娶了琼（勃艮第伯爵奥托四世的长女），夫妻关系不错。查理娶了布朗什（奥托四世的另一个女儿）。1313年，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及其丈夫英王爱德华二世访法期间，伊莎贝拉向她的三个哥哥和嫂子分别赠送了刺绣荷包。当年晚些时候，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伊莎贝拉发现自己赠给嫂子的荷包被两名诺曼骑士戈蒂埃和腓力·德·奥耐带在身上。伊莎贝拉据此判断，嫂子和这两人有奸情，于是告诉了父亲。腓力四世对这两名骑士加以监视，断定布朗什和玛格丽特与这两人在巴黎的奈斯勒塔中通奸已有一段时间。起初认为琼没有通奸，但对两个嫂子的丑事知情；后来断定，琼也参加了通奸。
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布朗什和玛格丽特的确犯有奸情。也有人认为伊莎贝拉是在陷害嫂子，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机会更大。涉案人员全部被捕。两名骑士被酷刑处死。布朗什和玛格丽特被剃去头发，终身监禁。琼则被宣布无罪，这可能是因为她丈夫腓力的干预。
这起丑闻严重打击了法兰西王室的威望，使得贵族阶层对女性的歧视增加，因此不接受女性继承王位。路易十世没有儿子，他死后，女儿不被允许继承，因为她是否国王的骨血，值得怀疑。于是腓力五世登基，他也英年早逝，随后弟弟查理四世继位。查理四世死后无嗣，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伊莎贝拉的儿子，也就是查理四世的外甥）。但法兰西人依据萨利克法，拒绝让爱德华三世继位，而是推举瓦卢瓦的腓力（腓力四世的弟弟瓦卢瓦伯爵的儿子）为王。对法兰西王位的争夺就是后来的英法百年战争的起因之一。

[2] 即所谓斯昆石（Stone of Scone），或“命运石”、“加冕石”，乃苏格兰历代国王加冕时使用的一块砂岩。据凯尔特传说，雅各看见天使时（《旧约·创世记》28：10—22），正是头枕此石，因此又名“雅各的枕头”、“雅格的支柱”或者“酋长石”。该石曾被保存在现已废弃的珀斯郡的斯昆修道院中，因而得名。
早在来自爱尔兰的达尔瑞达王朝征服苏格兰之前，他们就有用斯昆石作为加冕石的传统。他们征服苏格兰后，这也变成了苏格兰的传统，斯昆石也因此成为苏格兰的国家象征之一。四百多年间，这块石头始终没有离开斯昆修道院。
1296年，爱德华一世将斯昆石作为战利品掳回英格兰，安置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王加冕宝座“圣爱德华宝座”之下，象征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在英王的主权下。不过，爱德华是否确实带走了真正的斯昆石，这一直都有争论。据传，斯昆修道院的僧侣们将真正的斯昆石藏在了泰河之中（一说埋在Dunsinane Hill）。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现有的这块斯昆石并不完全符合古人的描述。随着这些僧侣的逝去，没有人能再寻找到真相。
1328年，根据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的《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英王爱德华三世同意将斯昆石送还苏格兰，不过，这一允诺从未兑现。
1950年，四名苏格兰学生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窃走斯昆石，送回苏格兰，后被警方追回。1996年，英国政府终于决定将斯昆石归还苏格兰。虽然斯昆石现在已经回到苏格兰，但是英国政府仍然发布了法令，规定将来英王举行加冕典礼时，斯昆石仍然需要运回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放在圣爱德华宝座下。

[3] 即第六代安嫩代尔领主，他的儿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后来打赢了苏格兰独立战争，成为国王，史称罗伯特一世。

危急时刻

1297年2月，议会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爱德华一世国王心意已决，在多年的耽搁和分心之后，他终于要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决一雌雄了。要打仗就需要金钱，要金钱就需要达成共识。爱德华一世在召集政界各种力量开会的时候，发明了一句新的箴言“关系到所有人的事情，应当由所有人一同批准”。而爱德华一世在此次议会上提出的要求确实与每一个英格兰人息息相关。

法兰西局势要求即刻采取行动。在几年的外交努力之后，爱德华一世在法兰西以北建立起了一个同盟。在前一个月，宫廷驻在伊普斯威奇的时候，十二岁的荷兰伯爵娶了爱德华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于是这个同盟算是圆满了。与荷兰结盟的有德意志国王、勃艮第多位诸侯、高尔登伯爵和佛兰德伯爵，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对腓力四世动武。加斯科涅命悬一线。1月30日，林肯伯爵指挥下的英格兰军队在巴约讷和博内加尔德之间遭到了毁灭性的伏击，一败涂地。他们急需援救。

但对爱德华一世来说不幸的是，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的议会并不渴望更多的荣光。议员们群情激愤、怒火中烧，顽固地拒绝出钱去开展又一场昂贵的战争。

英格兰怨声载道。爱德华一世对军费的苛刻要求给每一位地主都造成了极大损失，到13世纪90年代末，国家的开支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即便不算苏格兰战役的开销，近期的战争开支也已经高达25万镑。仅仅为了组建欧洲大陆的北方联盟，爱德华一世就已经欠下了7.5万镑债务。在法兰西和加斯科涅作战的费用会更比这高得多。

爱德华一世征收的赋税是常态化的，而且极其沉重。朝廷对羊毛征收非常严苛的关税（民间称其为“坏关税”），导致商人们向普通农民和羊毛供应者付的价码持续走低。1295年和1296年分别征收了一笔重税。自1294年，王室官吏就开始强行征用粮食和装备。“人民备受压迫，”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写道。朝廷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给全国都造成了打击，教士第一个起来，拒绝继续与国王合作。

佩卡姆于1292年12月8日去世，此后英格兰教会的新任领导人是罗伯特·温奇尔西，他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他的暴躁脾气和犀利头脑可以与爱德华一世相比肩。温奇尔西以教皇诏书为靠山（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这道诏书谴责君主们向教会征税的行为），率领英格兰教士们，公然拒绝为爱德华一世的法兰西军事行动提供任何资金。爱德华一世暴跳如雷，宣布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不法之徒，然后派遣他的鹰犬到全国各地没收教士们的世俗财产。“教士们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了许多冤屈，”吉斯伯勒的沃尔特写道，“神职人员在国王的大道上被抢走马匹，正义得不到伸张，直到他们救赎自己，重新回到国王的保护之下。”爱德华一世获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但他很快就被更多的抵抗缠得脱身不得。

在索尔兹伯里议会期间，国王要求权贵们到加斯科涅作战，而他自己则在法兰西北部领导作战。他的弟弟埃德蒙在1296年初曾率领一支英格兰远征军保卫加斯科涅公国，但在前一年夏天去世了。爱德华一世计划两面夹击腓力四世，因此自然需要兵分两路。他在1294年和1295年都曾提议过此种战术，但诸侯在这两次都表示不满，或者直截了当地拒绝。诸侯和骑士们可以被说服在国王身边作战，但要求他们在外国独立作战，既超出了他们的义务，也不是他们的法律责任。1297年，诸侯普遍不愿出兵作战。在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他同时还是英格兰的最高军务官 [1] ）领导下，权贵们向爱德华一世指出，国王自己打算在法兰西北部作战的时候，没有权力要求诸侯在加斯科涅为他尽军事义务。比戈德的论点特别有力，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作为最高军务官，他的义务是在国王身边为他效力，而不是独立于他、单独行动。吉斯伯勒的沃尔特记载了双方的唇枪舌剑：

“国王陛下，若是与您一同作战，我求之不得，甘愿鞍前马后，冲杀在前，因为这是我的世袭权利，”他说道。

“没有我在场，你也一样要去，其他人也要去。”爱德华一世答道。

“哦，国王陛下，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打算。”伯爵答道。据说国王暴跳如雷，脱口而出：“凭上帝起誓，伯爵大人，你要么去打仗，要么就得上绞刑架！”

“我也凭上帝起誓，”诺福克伯爵答道，“我不去打仗，也不会上绞刑架。”

比戈德的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便国王再强大、意志再顽强，也受到法律的约束，而法律写得一清二楚，他的诸侯没有义务在他不在场的时候为其服兵役。爱德华一世怒不可遏，继续推动向加斯科涅派遣援兵并在法兰西北部筹划作战的努力。他扣押了教会财产，并收回了世俗权贵欠他的全部债务。而有些教士，以及四位最重要的诸侯——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则咬紧牙关，拒绝与国王合作。

议会于1297年3月解散，计划于7月在威斯敏斯特再次召集。但到那时，爱德华一世已经与温奇尔西大主教和一些伯爵取得了谅解。诸侯同意允许他征收一笔赋税，条件是重新颁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7月14日，国王屹立在威斯敏斯特宫外的木制讲台上，向一大群臣民发表演说。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坚持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福祉。据编年史家彼得·兰托夫特记载，国王对听众说：“我是诸位的城堡、城墙和宅邸。”温奇尔西大主教站在他身旁，潸然泪下。爱德华一世宣布他要去法兰西打仗，并要求所有人在他征战海外期间向十三岁的卡那封的爱德华宣誓效忠。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的显赫军职（分别是英格兰的最高军务官和司厩长 [2] ）均被撤除，他们都固执己见。他们开始编纂一个清单，例数国王的罪状。8月，遭到群起攻之的爱德华一世愈发好斗，下令再次对教会征收一笔苛刻的重税，并普遍征收八分之一的动产税，同时还传令出去，从全国各地征用价值5万镑的羊毛。他声称这些措施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他的政敌则讥讽地说，他所谓的“议会”就是“站在他房间里的那些人”。8月22日，反对派诸侯冲进威斯敏斯特的国库，阻止羊毛与八分之一动产税的征收工作，并怒斥国王，指责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农奴一样，横征暴敛。国家在快速地往内战的方向发展。

王国似乎濒临混乱的边缘，爱德华一世却毅然决然地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他这个选择是极其冒险的，但他可不打算在加斯科涅即将丧失的时候枯坐在国内。1297年8月24日，他起航前往佛兰德，开启了入侵法兰西的北线作战。

敌人对他的入侵早有准备，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作战一塌糊涂、徒劳无益。尽管他多次发誓许愿，但花了大价钱才收买来的一些盟友却不愿意出战。德意志国王没有派来援军。爱德华一世麾下来自东安格利亚和五港同盟的水手们更愿意内耗，而不是同仇敌忾。那些愿意参战的佛兰芒盟军则于爱德华一世抵达一周前在弗尔内战役中被腓力四世打败了。抵达欧洲大陆不久之后，爱德华一世被牵制在根特，那里发生了反对他领导的暴乱。没过多久，东方又传来坏消息，德意志国王背弃了盟约。爱德华一世的同盟就像八十多年前约翰的北方联盟在布汶土崩瓦解一样，迅速作鸟兽散，只是或许没有当年那么戏剧性。秋风萧瑟之时，爱德华一世不得不选择求和。10月，英法双方宣布停战。1298年1月底，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

英格兰在战争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急需稳定和恢复。与法兰西的和约或许能够起到这个效果。但苏格兰局势又一次激化了。爱德华一世出征海外期间，苏格兰爆发了反对萨里伯爵的伯立克政府的叛乱。1297年9月11日，一支苏格兰叛军在斯特灵桥大败萨里伯爵指挥的英格兰军队。苏格兰人选择这个作战地点的确是非常巧妙，这是伯立克以北约100英里处福斯河上的渡口。在此之前，萨里伯爵的治理毫无章法、懒散怠惰而收效甚微。打败萨里伯爵及其部下的叛军领袖是一个叫作威廉·华莱士的土匪强盗 [3] 。华莱士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英雄。在战斗打响之前，他怒斥英格兰谈判代表：“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我们此行不是为了苟且偷安，而是为了决一死战，为我们自己报仇雪恨，也为了解放我们的王国！”

1297年，华莱士领导苏格兰的叛乱，短暂地将这个王国团结了起来。华莱士的同胞们册封他为骑士，并宣布在约翰·巴里奥不在国内期间，他就是苏格兰的唯一摄政。他领导着独立运动，决心死战到底，从南方的篡位者手中恢复苏格兰王权。与此同时，在边境以南，爱德华一世不得不直面5月的议会。抱着和解的精神，他安抚了诸侯，许诺对官吏腐败行为进行审理，并支持重新颁布（他儿子的摄政政府在）前一年秋季发布的宪章。

1297年10月10日，爱德华一世颁布了《宪章确认法令》，并加盖国玺。此前，华莱士在斯特灵桥得胜的消息已经传来。《宪章确认法令》重新发布了《大宪章》和《森林宪章》的内容——此时这两部宪章都已经具有传奇色彩——并增补了一些新条款，包括废除对羊毛征收的“坏关税”，并承认，在将来只有在“全国人民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征税。除了确认宪章之外，爱德华一世还许诺，不再以“怨恨和愤怒”对待曾反对他的伯爵们。

5月议会召开的时候，北方已经高度军事化。国库从伦敦搬迁到北方的约克，并开始分配资金，准备在罗克斯堡征集一支超过三万人的军队。6月底，这支军队开拔了。物资补给上出了一些问题，葡萄酒供应得比粮食多。没过多久，步兵部队中的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就开始斗殴。由于缺乏讨伐威尔士时那样的海军支持，这支大军只能饥肠辘辘地北上。在此期间，威廉·华莱士潜伏在苏格兰山区，不断撤退并坚壁清野，将英格兰军队诱骗到苏格兰内地，等待与之对抗的时机。

爱德华一世正打算撤回爱丁堡，这时得知华莱士正在福尔柯克附近的卡伦德树林扎营。他率军星夜急进，于1298年7月22日清晨与苏格兰人交锋。前一夜国王是在户外度过的，不幸被自己的战马踩踏，断了两根肋骨，痛苦不堪。这提醒人们，战争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不确定性。黎明的微光播洒在雾气弥漫的战场上时，安东尼·贝克主持了晨间弥撒。英格兰官兵的目光越过一片沼泽地，看到苏格兰人在卡伦德树林前方排兵布阵，组成了稳固的防御阵势。华莱士将他的人马分为四个刺猬阵型，密密麻麻的长矛指向敌方。这场战斗注定将是激烈而血腥的。

爱德华一世兵分两路，绕过前方的沼泽地，从两个方向夹击苏格兰人。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林肯伯爵从西面进攻，安东尼·贝克从东面冲锋。苏格兰骑兵没有被包含在刺猬阵型之内，临阵脱逃。同时，英格兰军队发射箭矢、投掷石块，将对方的刺猬阵型分割开。阵势被破坏之后，苏格兰人的防御迅速瓦解，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英格兰军队损失了两千步兵，苏格兰人则惨遭灭顶之灾。

此役对威廉·华莱士来说是奇耻大辱，严重损害了他的军事声誉。但苏格兰贵族，包括华莱士自己，都得以安全逃脱，因此，尽管卡伦德树林的沼泽被鲜血染红，但对英格兰人来说，这算不上是全胜，不能够与邓巴战役相提并论。爱德华一世的军队羸弱、饥饿、患病而且内部不和，没有能力控制战场。国王与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之间的关系依然很紧张，而爱德华一世对占领的苏格兰土地的分配更是使得这种矛盾愈演愈烈。国王能做的仅仅是撤回卡莱尔，并派人深入苏格兰、搜捕年轻的伯爵和王位竞争者罗伯特·布鲁斯 [4] 。

[1] 最高军务官（marshal）这个词源自古诺曼法语，最初的意思是马夫或马厩管理人，在中世纪早期指的是英格兰王室的近卫队长，负责王室内廷的安保，后来演化为高级军事指挥官。这个头衔一般是世袭的。本书的重要人物之一，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凭借赫赫武功从默默无闻的骑士崛起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侍奉金雀花王朝四代国王。Marshal一词曾专指威廉·马歇尔一个人。

[2] 司厩长（constable）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国王的军械保管和维护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3] 威廉·华莱士的早年生平不详，众说纷纭，可能是苏格兰小贵族出身。从英格兰人的角度看，他或许真算得上是土匪。

[4] 后来的苏格兰国王，此时的身份是卡里克伯爵。福尔柯克战役后，威廉·华莱士辞去了苏格兰摄政职务。约翰·科明与罗伯特·布鲁斯共同接任摄政。两人素来不和，下文会讲到科明的结局。

旧病复发

爱德华一世虽然已逾花甲之年，但仍然魁梧雄壮，不怒而威。他的暗金色头发变白之后，甚至愈发威风凛凛。他始终是一位极具男性气概的骑士，在1299年迎娶腓力三世的幼女——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这是遵守1297年和约的义务）之后，继续为人丁兴旺的王族添枝加叶。十七岁的玛格丽特是第一位来自法兰西的英格兰王后，成为这位精力充沛的国王的贤妻良伴。他们在坎特伯雷结婚之后，一同返回约克郡。1300年6月，她在那里生下了一个男孩。玛格丽特在分娩期间曾向圣托马斯·贝克特祈祷，于是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托马斯，世称布拉泽顿的托马斯。

国王为托马斯和他的弟弟——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1301年夏季出生）准备了豪宅和大群仆役。王后喜好时尚和珠宝，生活奢侈，因此两位小王子也是尽享荣华富贵。他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就睡在装饰华丽、配有猩红色和蓝色华盖的摇篮中。五十多名仆人奔前跑后地侍奉着他们。他们遍尝山珍海味，生活富足无忧，在最奢华的环境中学习着贵族生活的艺术。曾经有过十四个孩子的老国王对幼子溺爱有加，而年轻的少妇对欧洲贵族的奢侈生活方式有敏锐的把握，而且生性热情奔放。这一对父母为孩子的成长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最好的条件。但是，尽管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生活舒适奢侈，但他们并不是最重要的王室子女。那项荣誉属于卡那封的爱德华，即爱德华一世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生的仍然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那位。

1300年，卡那封的爱德华十六岁了，这个年龄理应开始承担王权的一些责任。虽然13世纪90年代有诸多风波，但这个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还是比他父亲当年要轻松得多。英格兰与法兰西缔结了和约。他自己的威尔士亲王领地大体上已经平定，詹姆斯大师所建城堡的壁垒开始雄起于地平线之上，象征着英格兰的永久统治地位。

诸侯中仍然存在一些耿耿于怀的情绪，但在1302年，爱德华一世与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之间达成了和解，于是摩擦的一个主要来源消失了。但是，爱德华一世与他曾经的朋友和亲信谋臣——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他是苏格兰战争的中心人物）之间却出现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纠纷，事关司法权限和特权。1305年，爱德华一世没收了贝克的土地，表现出自己依然有足够的胃口去压服任何一位胆敢冒犯他的权贵，管他是世俗诸侯，还是教会人士。

但苏格兰依然麻烦不断。1300年、1301年、1303年，英格兰集结军队去镇压苏格兰人，但后者从福尔柯克吸取了教训。他们不肯迎战，因此爱德华一世没有办法像平定威尔士那样令北方王国俯首帖耳。英格兰取得了一些成功：年轻的罗伯特·布鲁斯（“大业”中王位竞争者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在1301～1302年冬季变节到英格兰人这边；威廉·华莱士于1305年被俘，在伦敦惨遭虐杀，他的首级被涂上焦油，插在伦敦桥的矛尖上示众。然而苏格兰仍然不肯屈服。英格兰政府高层需要新的理想、新的领导人和新的生命力，去将这张战争继续打下去。

卡那封的爱德华为这一切做好准备了吗？这位王储肯定是一位强健有力的青年，继承了父亲在马背上的功夫。他还热衷于信守和维护家族的神话。1301年，他命人为切斯特城堡绘制了一幅托马斯·贝克特受难图。次年，他接受了一件礼物：附有插图的忏悔者爱德华传记。

卡那封的爱德华虽然表现出对金雀花王朝传统的尊重，但人们还是担心，他缺乏坚强的意志力，而正是这种意志力使他父亲成为一位英明君主。他不喜欢比武，这说明爱德华一世对前线厮杀混战的爱好没有遗传给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从1300年开始，宫廷普遍产生了猜疑，认为王子跟一个叫作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青年学坏了，行为举止与金雀花王朝王子的身份不相称。在加韦斯顿的怂恿下，王子颇为放肆无礼，令人难以忍受。1305年，年轻的爱德华与国王的重臣沃尔特·兰顿发生争吵。他对这位财政大臣当面“口出粗鄙刻薄的恶言”，国王一怒之下将王子逐出宫廷几个月之久。

尽管这些事情令人担忧，但在1306年，形势所迫，卡那封的爱德华必须被推到前台。北方王国又一次爆发了动乱，这一次的起因是约翰·科明遭到恶毒的谋杀。他是巴德诺赫领主，曾经担任苏格兰摄政，在邓弗里斯的圣方济各会教堂祭坛前被刺杀。凶手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布鲁斯。他在1302年叛逃到英格兰人那边，在1306年3月又在斯昆修道院自立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苏格兰战争狼烟又起。

准备再一次进军苏格兰的时候，爱德华一世的健康开始恶化。罗伯特一世加冕的时候，爱德华一世在温切斯特卧病在床。从1306年春末开始，他只能坐轿子行动。他没有耽搁，立刻着手为卡那封的爱德华掌权做准备。1306年4月，加斯科涅被授予王子，作为封地。圣灵降临节（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日），他在威斯敏斯特获得骑士勋位。他和另外三百名年轻人在典礼上得到册封，火炬被传递给了新一代的英格兰人。这次典礼被称为“天鹅庆典”，因为在用餐之后，爱德华命人呈上了一对金天鹅，示于众人。国王以亚瑟王的风格发誓，在向罗伯特·布鲁斯复仇之前将永不停歇；大仇得报之后，他将在不列颠永远放下武器，而前往圣地，讨伐异教徒。年轻的爱德华表示同意，也以类似的亚瑟王风格起誓，在打败苏格兰人之前，绝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度过两个夜晚。其他骑士们也对着金天鹅起誓。为了显示他们的恪守诚信，一支军队在国王的堂弟艾默尔·德·瓦朗斯 [1] 指挥下被派往北方，镇压犯上作乱的苏格兰人，主持英格兰的公道。

又一次出征苏格兰的时候，爱德华一世知道，他在日渐衰老。要将整个不列颠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追踪布鲁斯的战斗是他一生中最残暴的事件之一。许多伯爵、主教和妇女遭到囚禁，或者被以最为残忍和可耻的方式处死。但这还不够。老国王的部下拼命努力缉拿布鲁斯的时候，王子和继承人却继续在辜负他。父子之间爆发了激烈争吵，尤其是为了儿子对皮尔斯·加韦斯顿过分的宠信。

爱德华一世在率领又一支大军北上的途中，于1307年7月7日（星期五）下午在布拉夫驾崩。仆人们努力扶他起来用餐的时候，死神降临了，这样的死法颇为可悲。他已经患病好几个月，尽管在6月底还生龙活虎地跨上自己的老战马、率军从卡莱尔出征，但他的身体已经毁坏了。漫长的戎马生涯、顽强的政治斗争和勤勉的统治摧毁了他的健康。他享年六十八岁，去世前即便与两年前相比，也憔悴了太多。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却离战区有千里之遥，躲在英格兰东南部逍遥快活。1307年5月，他被迫服从国王的命令，将他的朋友加韦斯顿流放了。

爱德华一世在世时是豹子，是雄狮，是建设者，也是猛击敌人的战锤。死后，他进入了传奇的国度，就像他的英雄亚瑟王一样。在亨利二世之后，为了加强金雀花王室的统治、增长它的威严，他的贡献比任何一位国王都更多。他确立了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大部分地区的主宰，保卫了金雀花王朝残余的海外领地。他整肃了英格兰的法律和体制，铲除贪官污吏，以此换取将战争继续下去的经费。在1290年，他迎合了民众的偏见，驱逐了犹太人。尽管他曾将几位大诸侯逼迫到武装叛乱的边缘，但还是避免了内战，王室的威望和地位从来没有跌落到他父亲治下的那种低谷。

当然，一切成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爱德华一世为不列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却把他的国家搞得几乎民穷财尽。他在行使王权时的残忍和偏执也令人震惊。他给王室留下了高达约20万镑的债务。即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个凶暴而粗鲁的人。英格兰在他强加的经济负担重压之下呻吟哀哭。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满腹怨恨地排斥他自上而下强加的统治。但没过多久，英格兰就开始为豹子的辞世而懊悔不已。

[1] 第二代彭布罗克伯爵艾默尔·德·瓦朗斯（约1275～1324），当时最富裕和强大的诸侯之一，是爱德华二世与其诸侯（以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冲突中的关键人物，下文会有详述。他属于亨利三世时期的权臣吕西尼昂家族，他的父亲就是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弟弟威廉·德·瓦朗斯。他的叔叔也叫艾默尔·德·瓦朗斯，是温切斯特主教，详见前文。

第五部 暴力的年代（1307～1330）

哦，灾祸啊！不久之前还身穿紫袍和精细亚麻华服的人，现在居然衣衫褴褛，披挂镣铐，身陷囹圄！

——《爱德华二世传》

国王和他的兄弟

“你这狗东西！你竟想把土地挥霍出去？你从来没有赢得过任何土地！上帝明鉴，若不是害怕分裂国家，你本不应继承大统！”

据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他是有名的不可靠的史家，常有虚构捏造的劣迹）记载，在1307年2月，爱德华一世与他的儿子——卡那封的爱德华的最后几次争吵中，曾经这样怒斥儿子。沃尔特说，小爱德华曾通过一名中间人，请求爱德华一世将蓬蒂厄伯爵领地封赏给他的亲信、密友和同僚骑士皮尔斯·加韦斯顿。蓬蒂厄是小爱德华的母亲——深受缅怀的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带给金雀花王朝的。老国王狂怒之下先是痛骂儿子，然后动起手来，将这个年轻人的头发撕扯掉许多，然后气喘吁吁地将他赶了出去。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一定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它的真实性。卡那封的爱德华是个怪异的年轻人。在有些方面，他和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魁梧强壮，骑术高超，相貌英俊，但不像他父亲那样口齿不清，也不像祖父那样眼皮耷拉。《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称，他“容貌俊朗，体格健壮”，“但他没有父亲的品格和才华，因为他不关心骑士功业或者威权，而只贪图享乐”。尽管他的外貌颇具王者之风，但从他的统治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他是个非常糟糕的国王。

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爱德华二世继位的时候，形势一片大好。他父亲麾下两名最惹是生非的贵族——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前不久去世了。剩下的势力最大的两位伯爵——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和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分别是爱德华二世的堂兄和外甥。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奇尔西因为1306年与爱德华一世的争吵而被流放；而在前一年曾与爱德华二世发生冲突的王室财政大臣沃尔特·兰顿则被迅速撤职、褫夺土地并囚禁。虽然王室负有约20万镑的巨额债务，但一位精明强干的国王在主要臣民的积极帮助之下，应该能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爱德华二世登基最初的几个月起，臣民们就以怀疑和敌意打量这位国王。他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似乎都与他的地位格格不入。在这个时代，骑士风度和军人勇武仍然是一位理想国王的关键品质，而爱德华二世却常常被描述为腐化堕落之徒。编年史家们对他的许多最恶毒的攻击是在他的统治蒙受灾难的时候写下的，但人们确实普遍地、鄙夷地指责，他沉溺于游泳和划船这样的农民活动。

编年史家雷纳夫·希格登指责爱德华二世更愿意与“弄臣、歌手、伶人、车夫、挖掘工人、桨手和水手”待在一起，而不愿意与贵族和骑士们称兄道弟。的确，他在位时，常有水手、驳船主和木匠在国王内室与他一同用餐。“如果他能把对村俗活动的注意力转移到军事上，定能大大增添英格兰的荣光。”《爱德华二世传》（当时一部记载国王统治事迹的史书）的匿名作者如此哀叹道。王室的一位信使曾说，国王更喜欢用茅草盖屋顶和挖掘水渠（这是农村的活动，更适合下层阶级的工匠，而不是王亲国戚），而不愿听弥撒。尽管其他证据表明爱德华二世是个传统的虔诚信徒，在战斗中也能独当一面，但他不喜欢比武，也不举办这些活动，更不会赞助天鹅庆典那样的大型骑士活动（他自己就是在这次庆典上被封为骑士的）。他对君主在公开场合的恰当举止毫无兴趣，这最终导致他成为老百姓的笑柄。

爱德华二世还特别任人唯亲，这对他的损害要比其他事情大得多。他的整个成年生涯都处在密友们的阴影之下，他对这些狐朋狗友产生了不健康的痴迷。“国王羞辱善良的国民，而将荣誉交给国家公敌，如谄媚逢迎、进献谗言和为非作歹之徒，这些人给他的建议违背王室的利益，也违背国家的利益。他却非常宠爱这些佞臣。”《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爱德华二世一生中有过多位这样的宠臣，但最得恩宠的只有一位。从1300年起，爱德华二世便被一个叫作皮尔斯·加韦斯顿的臭名昭著之徒牢牢掌握在手心。

加韦斯顿是一名加斯科涅骑士。他的年纪比爱德华二世稍微大一点，曾于1297年追随爱德华一世在佛兰德征战，后来又于1300年参加讨伐苏格兰，凭军功得到老国王信任，被纳入王子的内廷。据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说，加韦斯顿“身形优雅敏捷，头脑机智，谙熟礼仪……并且精通军事”。爱德华一世一定认为他是个骑士精神的完美榜样，于是让儿子效仿和学习他。

不料事与愿违。从结识伊始，两人之间就显然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爱德华二世容易受人摆布，被聪明狡黠、野心勃勃而且贪得无厌的加韦斯顿牵着鼻子走。加韦斯顿魅力十足，但傲慢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称，他的自负“让诸侯无法忍受，令众人憎恶和愤怒”。他的洋洋自得让国王喜笑颜开，却让其他人怒火中烧。“如果一位伯爵或男爵走进爱德华二世的房间……而皮尔斯在那里的话，爱德华二世就只对皮尔斯一个人说话，”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他还暗示，“皮尔斯被人们看作是巫师”。

爱德华二世和皮尔斯·加韦斯顿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情人关系，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关系，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们之间可能是一种结义金兰的纽带关系，就像《旧约》里的约拿单和大卫的友情一样，“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 [1] 记载爱德华二世统治事迹的每一位主要的编年史家都说，爱德华二世对待加韦斯顿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而国王在正式公文中也这样称呼自己的朋友。或许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有性的意味，但这在爱德华二世统治初期并不为人所知。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订了婚。像腓力四世这样特别传统和保守的国王绝对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鸡奸者和异端分子。但爱德华二世与加韦斯顿的关系的确过于亲密，令同时代人震惊和反感，被臣民们认为是丑恶可憎、不符合国王身份的。

1305年，此事对全国政局产生了影响。当时，年轻的爱德华与父王的财政大臣沃尔特·兰顿发生激烈争吵。为了惩罚儿子，爱德华一世将加韦斯顿放逐了。次年，在爱德华一世最后一次讨伐苏格兰之前举行的盛大典礼上，加韦斯顿被重新接纳到王室圈子，并被册封为骑士，但他却和另外二十一名骑士一道溜走，到海外参加比武大会去了。为了惩罚他的这种轻率行为，他再次被逐出英格兰，但获准领取每年100马克的年金。

卡那封的爱德华得知父亲在布拉夫驾崩、自己已经成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之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将加韦斯顿从流亡中召回。他将康沃尔伯爵领地封赏给加韦斯顿，并安排他与玛格丽特·德·克莱尔（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与爱德华二世的妹妹——阿卡的琼的女儿）结婚。

这个晋升超乎寻常，配得上王亲国戚。康沃尔伯爵是金雀花王朝最显赫的头衔之一，曾保有这个头衔的最著名的贵族便是亨利三世的弟弟理查，他在当年是欧洲最高级的贵族之一，曾享有德意志国王和普瓦图伯爵的地位。与这个头衔一同封赏的不仅有英格兰西南部的土地，还有伯克郡、牛津郡和约克郡的大片领土，其年收入高达约4000镑。它既是王亲国戚的头衔，也具有极大权力和深远影响。将如此高贵的头衔赐给加韦斯顿这样一名内廷骑士，不仅过分慷慨，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加韦斯顿的荣升激怒了很多人。其中主要的反对者是太后——法兰西的玛格丽特，已故的老国王曾告诉她，会把康沃尔伯爵领地封给她的两个儿子（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也就是爱德华二世的异母弟）之一。这两个小王子尽管年幼，但爱德华二世在1308年去法兰西迎娶腓力四世之女伊莎贝拉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被指定为英格兰政府的名义摄政。但他们没有得到这个任命，这项荣誉又被赐给加韦斯顿。

根据传统，摄政的职位一般被交给一位王室重臣、王族成员或者王后。爱德华二世对此漫不经心，但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大感警醒。加韦斯顿绝对不是金雀花王族的成员。他也不是一位首席政法官、大法官或者大主教。“昨天还是流亡者和丧家之犬，今天却成了国家的摄政和守护者，”《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震惊地写道。但国王的加冕礼表明，摄政还不是加韦斯顿飞黄腾达的最顶峰。

1308年2月25日，爱德华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英法两国的贵族都参加了庆典。人们蜂拥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争相目睹新国王的受膏礼。十二岁的王后伊莎贝拉陪伴在国王身边，他们是于前一个月在布洛涅结婚的。那次婚礼奢华灿烂，有五位国王和三位王后到场庆贺。

修道院教堂和周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参加婚礼的宾客和观众。人潮如此汹涌，以至于挤塌了一堵墙，导致骑士和蓬蒂厄前任总管约翰·贝克韦尔爵士丧命。云集于教堂的贵人们的金丝华服熠熠生辉。法兰西人派来了富丽堂皇的代表团，包括瓦卢瓦伯爵、埃夫勒伯爵、伊莎贝拉的哥哥查理（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布拉班特公爵约翰及夫人玛格丽特（爱德华二世的姐姐）、卢森堡伯爵海因里希（很快将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七世），还有很多其他贵客。英格兰的伯爵、男爵和各郡骑士们挤在这些贵宾身旁，见证这最重要的政治典礼。

老国王的遗体也在现场，一言不发。爱德华一世的新陵寝是用珀贝克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外表光滑，庄严肃穆，上面刻着“在此长眠着爱德华一世，苏格兰人之锤。尊崇誓言”。这箴言冷静地提醒众人，君主负有军事责任。所有曾宣誓要实现统一的、亚瑟王式不列颠的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并且受到在天鹅庆典上发出的誓言的约束。

新国王走进了修道院教堂。他身披绿色长袍，穿着黑色紧身短裤，赤足走在撒着花瓣的地毯上，年轻的新娘陪伴在他身边。国王夫妇头顶上张挂着美丽的刺绣华盖，英格兰的权贵和高级教士们走在他们前面。队伍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规矩，这在加冕礼的时候总是会造成争执。每一位伯爵都有特定的使命。在爱德华二世的加冕礼上，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和林肯伯爵负责捧着宝剑；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的亨利 [2] 捧着权杖；另外四位诸侯——老休·德斯潘塞、彻克的罗杰·莫蒂默 [3] 、牛津伯爵之子托马斯·德·维尔和阿伦德尔伯爵埃德蒙·菲茨艾伦抬着一张礼仪板，加冕礼专用的沉重而奢华的袍子就摆放在那上面。

出人意料的是，皮尔斯·加韦斯顿也出现在了这些达官贵人当中，他走在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的前方，这是非常尊贵的位置。据圣保罗大教堂的编年史家记载，加韦斯顿浑身装束仿佛是“战神玛尔斯”。云集于此的贵族们身穿缀有金线的华服，但加韦斯顿更胜一筹，穿着紫色的绸缎（只有王室才可以用紫色）衣服，上面装饰着珍珠。他捧着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冠，这是王室御宝中最神圣的一件。聚集在此的贵族们必然会将这视为一种恶毒的侮辱。

在瞠目结舌的人们面前，爱德华二世用法语，而不是惯常的拉丁语发出了加冕誓言。他对加冕誓言有所发挥，承诺要维护忏悔者圣爱德华的法律，以及“国民所选择的法律和合法的风俗习惯”。在先王治下，议会经常召开，是表达政治异议、讨论、辩论和谈判的场所。神圣的加冕誓言中认可了国民越来越强有力的作用，这反映了新的政治现实。

但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不是新的加冕誓言，而是加韦斯顿。在每一个环节，他的在场都令其他贵族愤愤不平。仪式进行到为国王穿靴的阶段时，加韦斯顿与瓦卢瓦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共同承担这个光荣义务，为国王配上左脚的马刺。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受膏之后，国王端坐在包含斯昆石的御座上，接受群臣的效忠。加韦斯顿手捧国王的宝剑“慈悲之剑” [4] ，引领着队伍走出教堂。先前进入教堂的时候，宝剑是由兰开斯特伯爵捧进来的。在等级森严、受制于神圣信仰的社会中，这是严重违反规程的行为。这场哑剧继续演下去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不合时宜的抗议声。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加韦斯顿负责组织加冕礼之后的宴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夺了更多荣誉。宴会厅的墙壁上张挂着华丽的壁毯。壁毯上绘制的不是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的纹章，而是爱德华二世和加韦斯顿的纹章。如此明目张胆地怠慢新王后，令到访的外戚怒火中烧。雪上加霜的是，在宴会中（菜肴上得太晚，基本上无法下口），爱德华二世一直和加韦斯顿谈笑风生，而对新娘置之不理。甚至在仪式之前，年轻的王后就写信给父亲，抱怨自己的生活条件太寒酸，而且受到轻视怠慢。她遭受的虐待在此被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更糟糕的是，后来人们得知，爱德华二世将王后的珠宝首饰和结婚礼物中最好的部分都馈赠给了自己的宠臣。

加冕礼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它向整个英格兰政界，以及伊莎贝拉的家人证实，国王对皮尔斯·加韦斯顿非常痴情，这非常危险，不仅不合体面，而且很可能会招致政治灾祸。就这样，爱德华二世疏远和激怒了所有原本希望支持他的人。

仅仅几天之后，加冕礼造成的怒火就演化成了政治危机。预定议会将于4月召开，有传闻说，权贵们将全副武装地前来，惩罚加韦斯顿的丑恶行径。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麻烦，泰晤士河上的桥梁在3月底被拆毁了，国王则逃遁到了温莎城堡。新王登基往往能够带来政治资本、得到人民的善意，但加冕刚过几天，爱德华二世就把这好机会败了个精光。

议会于1308年4月召开时，以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为首的权贵提出了三条宣言，对宪法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他们宣布：“臣服和效忠誓言是针对国王的位置，而不是国王本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国王与他所占据的位置明确地做了一个区分。权贵们要求将加韦斯顿流放，并褫夺他的伯爵领地，因为“他侵犯王室权益……盗窃王家财产……并在国王与其人民之间制造纠纷”。

这不是心怀不满的少数派发出的宣言，而是宪法意义上的反对派发出的明确信号，几乎所有英格兰诸侯都支持它。兰开斯特伯爵、彭布罗克伯爵、沃里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萨里伯爵都支持林肯伯爵，并在威斯敏斯特展示武力，以强调他们是多么认真。温奇尔西大主教在加冕礼期间在国外，现在被国王召回到英格兰。他一回国就站到诸侯那边，威胁说如果加韦斯顿不在6月底之前离开英格兰，就将他绝罚。只有一位贵族，老休·德斯潘塞爵士支持国王。德斯潘塞是一位深受信赖的外交官和赤胆忠心的保王党，他花了一笔巨款（2000磅）安排自己的独生子——小休·德斯潘塞与格洛斯特伯爵的妹妹于1306年结婚。在今后的岁月里，他将紧随国王左右。

尽管支持爱德华二世的诸侯屈指可数，他却仍然犹豫不决。显然加韦斯顿必须离开，也不可能保住他的伯爵领地。但爱德华二世没有直接屈从于反对派、将宠臣流放，而是任命加韦斯顿为爱尔兰总督，并将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一些城堡和地产赏赐给他，好让他维持生计。他陪伴加韦斯顿到了布里斯托尔，然后在那里庄严地目送他登船离开英格兰海岸。

爱德华二世应当能够从他父亲治国的点点滴滴中学到，英格兰王国政治的基础是共识和妥协。诸侯并不是天生就惹是生非或者敌对王权，但他们对君主统治的缺陷或不公特别敏感，如果相信国王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控制政权。令人遗憾的是，爱德华二世看不到这一点。在他眼里，诸侯流放加韦斯顿，是对他挚爱的人的攻击，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在1308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谈判把他的宠臣接回国来。在随后四年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努力，导致英格兰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1] 典出《旧约·撒母耳上》，18：3。

[2] 即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爱德华二世的死对头）的弟弟，后来继承爵位，称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

[3] 彻克的罗杰·莫蒂默是第一代莫蒂默男爵罗杰·莫蒂默（上文讲到的爱德华一世的盟友，在伊夫舍姆杀死西蒙·德·孟福尔的大将）的第三子。

[4] 慈悲之剑（Curtana或Sword of Mercy）传说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剑，前端截断钝平，以示并非用于杀戮，所以称为“慈悲之剑”。它是英王加冕礼所用的五把仪式用剑之一，另外四把分别是献纳之宝剑（The Jewelled Sword of Offering）、国剑（Great Sword of State）、天界正义之剑（Sword of Spiritual Justice）和俗界正义之剑（Sword of Temporal Justice）。

受约束的国王

令人尴尬的加冕礼之后，国民对加韦斯顿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在爱德华二世眼里，这种民愤是毫无根据的。他似乎当真把加韦斯顿当作亲兄弟看待，并且以奢侈的礼物封赏他，情深意切。王后只能可怜兮兮地站到第三位，这让法兰西人怒火中烧；但她毕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还没有做好成为国王性伴侣的准备，也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加韦斯顿被流放到爱尔兰之后，爱德华二世不思进取，没有坚决果断地满足政府的急切需求，而是将全副精力花在撤销他的宠臣受到的刑罚上，并向教皇请愿，求他解除温奇尔西大主教对加韦斯顿的绝罚令（暂时没有切实执行）。国王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带来了致命的恶果。

爱德华二世并不愚蠢，他认识到，要想让加韦斯顿回国，必须对权贵们发起一轮魅力攻势。他启动了一项改革计划，努力赢得主要诸侯和主教们的好感。1309年，朝廷在斯坦福颁布法令，处理官吏强行收购物资以供给王军的问题，以及王室官吏在各郡滥用职权的罪行。作为交换，加韦斯顿被允许于8月返回英格兰，并被重新授予康沃尔伯爵领地。英格兰许多势力最强大的权贵见证了这个事件，包括达勒姆主教、奇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伦敦主教、格洛斯特伯爵、林肯伯爵、萨里伯爵、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但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阿伦德尔伯爵和温奇尔西大主教并不在场，没有认可加韦斯顿的回归。

加韦斯顿归国之后变本加厉，更加放肆妄为。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他给其他几位伯爵取了侮辱性的绰号。他把沃里克伯爵叫作“阿登的黑狗”，把格洛斯特伯爵称为“婊子养的”，把林肯伯爵称为“大肚子”，称兰开斯特伯爵为“匹夫”，称彭布罗克伯爵称为“犹太人约瑟夫”。加韦斯顿还撤除了兰开斯特伯爵一名亲信在王国政府中的职务，以自己的人取而代之，这令兰开斯特伯爵愈发恼怒。加韦斯顿对国王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且极其令人担忧，原因之一是，国家理应积极备战，准备对抗苏格兰人。

1309年，局势愈发紧张。朝廷命令于9月在苏格兰征集一支军队，但后来没有落实。但爱德华二世的官吏们仍然继续征用和强行收购物资，用征来的粮食和给养供给北方的王室驻军。另外还征收了二十五分之一的赋税。苛捐杂税非常沉重，有传闻说，一场农民起义一触即发。

1310年初的议会上，权贵们表达出了极大的愤慨。诸侯普遍拒绝去威斯敏斯特参加议会，而要求将加韦斯顿逐出宫廷。《爱德华二世传》记载称，国王向诸侯妥协之后，议会发表了急迫的抱怨，称“自先王爱德华驾崩以来，君主和国家的状况大为恶化……整个王国受到极大损害……”他们将自己的怨言概括在一份请愿书中。请愿书的作者们指出，自1307年以来，爱德华二世受到奸臣蛊惑，将国库挥霍一空，以至于他的大臣们不得不违反《大宪章》规定的义务，从人民和教会手中勒索物资和钱财。爱德华二世被指控懒散怠惰，丢失了苏格兰，并且败坏了王室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产业。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将苏格兰的险恶局势归罪于爱德华二世，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战线拉得过长主要是他的父亲造成的。但其他方面的指控是有理有据的。为了挽救时局，议会的请愿者们要求“选举十二名谨慎、强大而声誉良好的人士，凭借其判断和决策，改良和处置局势；若发现王国蒙受任何负担，他们应颁布法令，将其铲除……”爱德华二世在位只有三年而已，却需要采取这样大胆和紧迫的措施，表明整个政界对爱德华二世的领导忧心忡忡。诸侯并非被狼子野心和无耻贪欲驱动着去侵犯王权的恶徒，也不是不通情理的宵小。总的来讲，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位强大而公正的国王。

爱德华二世在议会刚开始的时候或许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很快就发现，诸侯的确是玩真的。《爱德华二世传》记载称，诸侯指控国王违背了自己的加冕誓言，并威胁他，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将他废黜：“诸侯团结一致……表示，假如国王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要他当国王，也不遵守对他发出的效忠誓言，这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遵守在加冕时许下的诺言。”

爱德华二世意识到别无办法，只能屈从于民意。1310年3月20日，二十一名改革派诸侯——负责执行改革条令的领主们——被选举出来，并宣誓就职。这个委员会中的保王党和改革派势力均衡，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的多位主教，以及除了牛津伯爵、萨里伯爵以及康沃尔伯爵皮尔斯·加韦斯顿之外的所有英格兰伯爵（加韦斯顿被排除在外，不足为奇）。他们同意于1311年9月公布改革条令。

1310年9月，为了与改革派诸侯保持距离，爱德华二世动身前往苏格兰边境。改革派诸侯正在忙碌地（在国王看来，是放肆地）制定改革王政的计划。爱德华二世在边境一直待到1311年7月。与十年前他父亲在宏伟战役中指挥北上的大军相比，爱德华二世的军队逊色不少，但约三千步兵、一千七百骑兵仍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

但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伯特·布鲁斯继续游击和撤退，避免正面交锋。苏格兰和英格兰国王之间有一些外交接触。加韦斯顿率领一支强大的部队奔赴珀斯，希望能够通过军功赢得民心，但无功而返。最终，爱德华二世的资金和给养消耗殆尽，也没能在爱尔兰或英格兰招募到更多军队，于是结束了这场失败的远征，于1311年夏季南下回国。爱德华二世刚刚离开，罗伯特·布鲁斯就入侵了英格兰北部，造成了很大破坏和苦难。国王返回威斯敏斯特时发现，政治改革的完整方案已经在运作，而他的政敌们力量大增、对他虎视眈眈。

在他讨伐苏格兰期间，有好几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就是其中一个。对国王统治生涯余下时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的死。林肯伯爵（同时拥有索尔兹伯里伯爵领地）在很多方面算得上是权贵中的元老政治家。他威名远播、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他的辞世使英格兰政治损失了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还改变了英格兰贵族权力的微妙平衡。

林肯伯爵的女儿艾丽斯嫁给了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林肯伯爵没有儿子，所以在他死后，兰开斯特伯爵继承了林肯和索尔兹伯里这两个伯爵领地。于是，兰开斯特伯爵得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势力范围，他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利用。甚至在林肯伯爵去世之前，三十三岁的兰开斯特伯爵就已经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悍角色。他已经拥有三个伯爵领地：兰开斯特、莱斯特和德比。他的父亲是爱德华一世的弟弟埃德蒙；他的母亲曾经是纳瓦拉国王亨利一世的王后；他的同母异父妹妹——纳瓦拉的琼是法兰西王后。因此，兰开斯特伯爵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的直系后裔 [1] 。他比国王年长约六岁，两人在孩提时代是亲密伙伴。兰开斯特伯爵在国王统治早期的困难时期曾支持他，但就像其他许多英格兰贵族一样，他也被加韦斯顿的放肆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强行收购物资的严厉举措）激怒而走到了改革派阵营。1308～1309年冬季，他离开了国王的亲信圈子。他往往远离威斯敏斯特，待在自己在北方的领地，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扮演该地区最强大诸侯的角色。

兰开斯特伯爵继承了林肯伯爵的领地之后，一夜之间成了英格兰实力最雄厚的领主。林肯伯爵的遗产使得他的收入猛增到1.1万镑——差不多是第二强大的权贵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的两倍——并且使得他的领地遍布王国全境。他有资本招募数量庞大的私人武装，在全国和地区两个层级都拥有极大权力。

就像历史上的另一位伯爵和金雀花王朝的王亲国戚——西蒙·德·孟福尔（他是亨利三世的克星）一样，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也是个粗暴无礼的角色。他傲慢、易怒、专横跋扈，往往会疏远其他诸侯，很少赢得下属的忠诚。他是个非常不得人心的地主，常常违法侵犯佃户的利益。他得不到人们的爱戴，而他崛起成为英格兰第二强大的人物之后，他的缺乏政治头脑也令人担忧。兰开斯特伯爵终其一生都是改革派诸侯中最狂热的一位。四十一条的改革计划于1311年8月底被呈送给爱德华二世，并在当年11月昭示天下。兰开斯特伯爵在这一计划的筹划起草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311年的改革条令包罗万象，极其详尽。它攻击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追随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强行征用和收购物资；为了还债，海关关税被交给意大利银行家；国王不与议会协商，就发动战争。爱德华二世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在偿清债务之前，他如果要以土地封赏他人，必须征得议会中诸侯的许可；税收被直接交付国库，而不是国王内廷；议会应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并设置特别委员会，以听取对国王滥用权力行为的指控。爱德华二世的整个官僚系统，从他的大法官和财政大臣到各郡的郡长，都将由相应的委员会任命。

1258年的事件又重演了一遍。诸侯夺走了一位昏庸无能的金雀花国王的政权，然后以严格和规范性的方式将政权重新强加于他。但是，国王盛气凌人而满心不情愿，诸侯在实践中如何对抗他的意志，并执行这些改革条令呢？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宪法危机时没有得到解答，在1311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在此之前，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上演——诸侯试图强迫金雀花国王践行改革，后者坚决抵触——都以内战告终。但诸侯别无选择，只能尝试。

有一个要求是可以执行的：放逐皮尔斯·加韦斯顿。就像1308年一样，改革派诸侯向加韦斯顿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指控他是王政所有欠缺不足的罪魁祸首。改革条令中写道，加韦斯顿“蛊惑国王误入歧途”，“巧舌如簧，以各种伎俩诱骗国王，败坏朝纲”，并且“使国王与他的封臣们疏远”。诸侯还怪罪加韦斯顿在没有得到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控诉他在空白的特许状上盖章，“欺骗国王和王室，盗窃其产业”，并“举止狡猾、奸诈和阴险，令王国蒙羞、遭受损害”。这是爱德华二世一生中第三次面对诸侯的愤怒要求：将他的义兄加韦斯顿流放，这一次不仅“逐出英格兰，还应逐出苏格兰、爱尔兰和加斯科涅，以及英格兰国王治下的每一块海外领地，永远流放，不得归国”。

11月3日，加韦斯顿从多佛尔起航，离开了英格兰，在佛兰德登陆。爱德华二世事先已经给布拉班特公爵及夫人写了信，请求他们好好照顾自己被流放的朋友。但这次流放又是很短暂的。11月底，英格兰诸侯颁布了第二套改革条令，可能是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下令发布的。新的改革条令的唯一目的是：将国王亲信圈子中所有与加韦斯顿有关系的人清洗出去。但事与愿违。这些新条款极其严厉、充满挑衅，只是让国王反抗的决心更强。备受羞辱、怒火中烧的国王在加韦斯顿流亡仅几周之后就将他秘密召回。1312年1月初，失势的伯爵又一次返回英格兰，刚好赶上在约克郡见到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后者刚刚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叫作琼的女婴。

爱德华二世几乎立刻开始向全国发布公告，宣布他拒绝同意改革条令，并证实自己已经将加韦斯顿召回，并恢复了他的伯爵地位。2月底，爱德华二世和加韦斯顿庆祝了玛格丽特的安产感恩礼拜。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次节庆活动。

[1] 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外祖父是第一代阿图瓦伯爵罗贝尔，即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的儿子。

搜捕

牛津郡的德丁顿村坐落在一座城堡周围。征服者威廉的兄弟——巴约主教奥多在诺曼征服不久之后建造了这座城堡。彭布罗克伯爵艾默尔·德·瓦朗斯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1312年6月9日晚上，他抵达德丁顿村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在22英里之外的班普顿庄园。

他押解着一个臭名昭著的犯人：皮尔斯·加韦斯顿。彭布罗克伯爵、萨里伯爵和另外两位诸侯攻打了国王宠臣的斯卡伯勒城堡。加韦斯顿于5月19日向他们投降，随后一直被关押着。彭布罗克伯爵以英格兰诸侯的名义羁押着加韦斯顿。他对自己的职责非常认真：在约克与爱德华二世谈判的时候，彭布罗克伯爵同意，如果加韦斯顿在他手中遇到任何伤害，他将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英格兰的大权贵们精诚团结，一同筹划和执行搜捕加韦斯顿的计划。加韦斯顿回到英格兰几周之后，伯爵们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征集兵马，借口要组织比武大会，“以免国民被动刀动枪的景象吓坏”（这是《爱德华二世传》的记载）。招兵买马的真正目的当然是准备向国王和他令人憎恶的宠臣开战。密谋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温奇尔西大主教（他向加韦斯顿发出了绝罚令）、兰开斯特伯爵、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沃里克伯爵，以及两位势力较小的男爵——亨利·珀西和罗杰·德·克利福德。其他诸侯，如萨里伯爵和格洛斯特伯爵知晓密谋，也参与其中，但起到的作用较小。每一位权贵都负责在王国的某个地区维持治安，而彭布罗克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则负责抓捕加韦斯顿。

彭布罗克伯爵、萨里伯爵、珀西和克利福德在一场短暂的围攻之后将加韦斯顿从他的藏身之地——斯卡伯勒城堡揪了出来。诸侯马上开始与爱德华二世就释放加韦斯顿的问题开展谈判，谈判预定于夏季在更靠近伦敦的地方继续。彭布罗克伯爵押解着加韦斯顿南下，在6月一个温暖的夜晚抵达了德丁顿。彭布罗克伯爵尽管庄严宣誓要保障加韦斯顿的安全，在这个夜晚却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宣布自己要离开德丁顿，去班普顿与自己的妻子团聚。他将加韦斯顿留下，只安排了少量卫兵警戒。

这是愚蠢，还是阴险的有意为之？彭布罗克伯爵始终坚持这是疏忽大意，但让英格兰最受仇恨的人单独过夜，并被大量敌人环绕，实在是太天真了。彭布罗克伯爵刚动身几个钟头，沃里克伯爵就率领一大群武士冲进了村。被加韦斯顿鄙夷地称为“黑狗”的那个人现在要来撕咬他的仇敌了。《爱德华二世传》将这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

沃里克伯爵得知皮尔斯的境况之后，便率领一支强大的队伍，秘密接近了皮尔斯的所在地。星期六清晨，他冲进村庄，进入庭院大门，包围了加韦斯顿待的房间。

然后，沃里克伯爵厉声喝道：“叛贼，起来，我抓住你了！”皮尔斯听到伯爵的呼喊，还看到对方兵力雄厚，而看守自己的卫兵没有反抗的意思，于是穿上衣服，从房间走出来。皮尔斯就这样被抓住，没有被当作一位伯爵，而是被视为窃贼，被押走了。他惯于骑乘骏马，现在却不得不步行。

沃里克伯爵春风得意地离开了德丁顿村，他的扈从们吹响号角，在牛津郡延绵起伏的田野上大肆宣扬这场胜利。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队伍两旁，辱骂失势的宠臣。加韦斯顿被押解到沃里克城堡，在那里作为叛国贼被投入监牢。

这并不仅仅是一位伯爵的谋逆行为。加韦斯顿被抓一周之内，兰开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都率领着他们的私人武装和仆役，前往沃里克。参与密谋的小诸侯也动身前往那里。彭布罗克伯爵现在开始对其他诸侯的冷酷无情感到恐惧，向兰开斯特伯爵抗议说，自己曾宣誓要保护加韦斯顿，诸侯却让他非常为难。诸侯置之不理，只是告诫他，将来再宣誓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作为王亲国戚，兰开斯特伯爵是在场诸侯中资历最深的一位，于是开始掌控加韦斯顿的命运。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主持法庭，对犯人加以审判，罪名是违反了禁止他归国的改革条令。他显然是有罪的：这个法庭之所以组成，就是为了定他的罪，法庭所依据的法律也是专门为了消灭他而制定的。

加韦斯顿被判处死刑。6月19日，他被带出牢房，押到兰开斯特伯爵面前。编年史家们描绘了一个凄惨的场景：犯人涕泗横流、哀求开恩。兰开斯特伯爵铁石心肠，将加韦斯顿交给两名武装卫兵。卫兵将他拖了两英里，抵达沃里克以北的布莱克洛山。在山顶上，他被交给两个威尔士人。两人各自向加韦斯顿发出了致命打击：其中一人刺穿了加韦斯顿的身体，另一人砍下了他的首级。首级被送到兰开斯特伯爵面前，验明正身。尸体被丢弃在原地，后来有一些多明我会修士收殓了遗体，将首级缝合到躯干上，然后将遗体送往牛津。多明我会与国王的关系特别亲密，爱德华二世的教师就是多明我会修士，他在成年之后对这个修会也格外恩宠，予以慷慨赏赐。因此，国王的朋友的尸体被加以防腐处理，穿上金线织就的华服，停放在多明我会的房舍内达两年半之久。慈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加韦斯顿死时仍然处于绝罚状态，因此不能下葬。尽管加韦斯顿傲慢自负而且恣意横行，作为国王宠臣，死得如此凄惨，也着实令人震惊。

爱德华二世得知自己义兄的命运之后，悲痛欲绝。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却更加顽固地抗拒改革条令。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如此傲慢的暴行。在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之间的血仇愈演愈烈。

加韦斯顿的死远远没有让英格兰团结起来，而是令政界愈发四分五裂。诸侯当中出现了永久性的分裂：对加韦斯顿被害负有责任的诸侯彻底失去了国王的好感，而彭布罗克伯爵和萨里伯爵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欺骗了，于是变成了坚定不移的保王党。

一百五十多年来，金雀花王朝依法治国。在政治和宪法纠纷中，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有达官贵人因斗争而丧命：托马斯·贝克特悲惨地遇害；西蒙·德·孟福尔战死沙场；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在自己牢房中被残忍杀害。现在，国王的一名亲信在另外一名伯爵的命令下，被深思熟虑地蓄意杀死。加韦斯顿罪过再大，根据王国的法律，也罪不至死。皮尔斯·加韦斯顿是一位贵族，却在布莱克洛山被刺穿身体和斩首。不管其他贵族愿不愿意承认，他是被谋杀的。

绑架、暴力和谋杀在中世纪社会屡见不鲜，但除非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它们在王国政府的正常运作中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现在暴力变成了英格兰的政治工具。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爱德华二世和兰开斯特伯爵陷入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中，金雀花王族出现了自相残杀的危险，而英格兰将随之受苦受难。

希望与灾难

1313年夏天的巴黎见证了中世纪法兰西的顶级愉悦和福乐。6月初，街头熙熙攘攘，客栈挤满了不计其数的贵族老爷、年轻骑士、欧洲各国的年轻贵妇小姐，以及来自外国的贵宾。人山人海的观众欣赏各种表演、仪式和游行。五光十色的织物装饰着大街小巷，市民们建造了一座能够喷洒葡萄酒的喷泉，喷泉上还雕刻着各种奇思妙想的生物：美人鱼、狮子、豹子和神秘动物。在某城区一座有天蓬遮挡的市场内，人们建造了一座有栅栏环绕的人工树林，在里面放养了许多兔子，游客们可以追逐这些驯良的动物，以此为乐。露天戏剧演出和音乐会令人们流连忘返。法兰西的编年史家们断言，这是法兰西曾有过的最辉煌隆重的节庆活动。这个夏季有众多奢华典礼和仪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王后处于这一切的中心。

英格兰国王和王后于5月底到访，陪同他们的有彭布罗克伯爵、里士满伯爵和其他保王党人，包括老休·德斯潘塞和亨利·博蒙特。他们应爱德华二世的岳父——腓力四世的邀请，来到法兰西，参加后者册封近两百名青年为骑士的典礼，受封的青年当中包括腓力四世的儿子们——纳瓦拉国王路易 [1] 、腓力和查理。这次典礼有点像1306年爱德华一世最后一次出征苏格兰前夕举行的盛大的天鹅庆典，当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新骑士们发誓先要征服苏格兰，然后要夺回圣地。但如同在其他事务中一样，法兰西王室下定决心，要让这次庆典胜过之前的任何仪式，令它的光辉灿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英格兰人于6月1日骑马进入巴黎时，受到了万众欢呼、热情洋溢的欢迎。为了庆祝他们的到来，一连举办了六次盛大宴会，爱德华二世为此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为了筹办这些宴会，他为岳父提供了近100头牛、200只猪、380只公羊、200条狗鱼、200条鲤鱼和80桶葡萄酒。在英格兰人主持的宴会上，人们可以在帐篷内纵情飨宴。帐篷是敞开式的，可供公众观赏和仰慕。爱德华二世为宴会安排了马背上的服务。即便是在白天，也有数百支火炬照亮宴会所在的帐篷。他雇用了著名的歌手和音乐家为客人助兴，而纳瓦拉国王的部下则建造了一座“爱情的城堡”，在各道菜之间提供娱乐。

爱德华二世在国内软弱无能、不得人心，但在法兰西却受到万般尊崇，被接纳进了王室的狂欢。《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将他最初六年的统治一笔勾销，称其悖逆了金雀花王朝的价值观，还说国王“除了缔结了光耀门庭的婚姻、生了一个俊美的儿子之外，没有取得任何值得赞扬或者令人难忘的成绩……理查一世国王的开端是多么不同啊，他在位还不到三年，就将他的勇武的光辉播散到远近各地。”但在法兰西，爱德华二世是国王的女婿，因此受到了与他地位相称的欢迎。

英格兰和法兰西王室之所以欢聚一堂，有许多理由。腓力四世在与罗马的长期斗争中最终得胜，可喜可贺：一个法兰西人，而且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成为教皇，史称克雷芒五世；罗马教廷还在1309年迁往阿维尼翁（此后教皇常驻阿维尼翁，一直到1377年，这个时期被意大利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称为教廷的“巴比伦之囚”）。法兰西国王还彻底消灭了圣殿骑士团，这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团的巨大财富和放债的本领使他们在欧洲四面树敌。腓力四世凶残地镇压圣殿骑士团，而教皇克雷芒五世以圣殿骑士团犯有异端罪和鸡奸罪的理由支持腓力四世，导致数百名骑士遭到毒刑拷打和杀害。1311年，教皇正式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它的大部分财富直接落入了法兰西王室手中。另外，英格兰和法兰西关于加斯科涅的纠纷也将得到解决，两国会缔结一项和约。爱德华二世和腓力四世还做出了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决定：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讨伐埃及的穆斯林。6月6日，他们在巴黎圣母院宣誓将发动十字军东征。爱德华二世是金雀花王朝连续第六位发出如此神圣誓言的国王。

前一年6月，加韦斯顿被害，导致险些爆发内战，自那以后，局势有了很大好转。爱德华二世在公开场合哀叹加韦斯顿是多么愚蠢，居然落到了沃里克伯爵的手里，但私下里打算对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实施军事讨伐。他身边的谋臣们进谏说，如果开启内战，就会给罗伯特·布鲁斯一个入侵的可乘之机，国王这才作罢。

花了六个月时间，好不容易才阻止英格兰发生叛乱、陷入无政府状态。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参加巴黎的游乐活动时，都会觉得，现在局势正在好转。首先，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了。加韦斯顿死后，伊莎贝拉王后在她的姑姑——法兰西的玛格丽特（即国王的继母）教导下，逐渐成长起来，成了一位称职的王后。夫君糗事缠身，而她矢志不渝，最后于1312年11月13日在温莎诞下麟儿。法兰西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叫作路易或腓力，但爱德华二世坚持为他取名为爱德华。据圣奥尔本斯的一位僧侣说，这个男孩的降生使得国王暂时忘却了加韦斯顿之死带来的哀伤。王后写信给伦敦市民，宣布王子的出生，首都街头为此欢呼雀跃。温莎的爱德华的出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在出生十二天的时候便被册封为切斯特伯爵。他的存在给政权增添了一分稳定性。喜得麟儿之后，爱德华二世还将自己十二岁的异母弟——布拉泽顿的托马斯晋升为诺福克伯爵。

7月中旬，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结束了在法兰西的奢华旅行，启程回国。此刻，他们最严重的危机似乎已经安然度过了。国王和诸侯政敌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些诸侯继续对国王的其他一些伙伴抱有莫大的鄙夷，其中最重要的是休·德斯潘塞，他差不多是唯一支持国王、为加韦斯顿辩护（一直到他被杀）的贵族。德斯潘塞在诸侯当中是个稀罕的角色，他为了晋升和财富，为了获得土地、官职和头衔，愿意姑息国王的毛病。他大力为加韦斯顿摇旗呐喊，毫无保留地力挺王室政策，这都使得他成为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怀疑的对象。

尽管如此，在10月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上，国王和诸侯间正式取得了和解。法兰西和教廷派出使节，花了几个月时间，从中斡旋调解。最终，爱德华二世同意赦免兰开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亨利·珀西和罗杰·德·克利福德及其盟友，饶恕他们杀害加韦斯顿的罪行。作为交换条件，诸侯同意原谅加韦斯顿生前的盟友，如德斯潘塞。双方都没有提及改革条令，诸侯也没有要求罢免任何大臣的职务。加韦斯顿及其支持者不再被描述为君主和国家的敌人。这不算是完全的和解，但也向那个方向走了重要一步。

更多喜讯接踵而至。11月底，爱德华二世获得了议会的许可，向苏格兰人开战。12月，他出访法兰西，寻求岳父的许可，以加斯科涅公国为抵押，向教皇借款。此事取得了成功，次年春天，罗马送来了2.5万镑贷款，于是爱德华二世得以在北方开展一场大战役。看来，他终于要接过父亲的衣钵，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了。

爱德华二世的苏格兰战役起初进展顺利，前景一片大好。1314年，6月17日或18日，国王率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从伯立克出征。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资金充裕、物资充足。据说，辎重车队从头到尾足有7里格（约20英里）长，此外还有船只在近海航行，随时为部队补充给养。这是1298年爱德华一世的福尔柯克战役以来英格兰征集的兵力最雄厚的一支军队。格洛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彭布罗克伯爵、休·德斯潘塞和罗杰·德·克利福德都带来了相当强大的队伍，此外国王的私人武装和整个军队中还有数千名骑士和步兵。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没有亲自到场，只是派来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律义务规定的最少数量的士兵。他们声称，这场战役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但这是一派胡言。他们不肯出兵的真正原因是，如果爱德华二世在苏格兰得胜，就有能力转过来对付他们，剥夺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

爱德华二世率军从伯立克北上50英里。根据《爱德华二世传》的说法，英格兰大军气势汹汹的推进给人的印象是“它足以横扫整个苏格兰……有人认为，就算把苏格兰全国的兵力都集结起来，也无力抵挡国王的军队”。但对爱德华二世来说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于6月23日抵达斯特灵附近，发现罗伯特·布鲁斯的军队驻扎在“新猎苑”，这是通往斯特灵道路上的一座林木茂盛的猎苑。罗伯特·布鲁斯只有五百轻骑兵和不到六百步兵。半英里之外流淌着一条叫作班诺克本的小溪，它常常淹没周围的土地，形成一片险恶的沼泽地。布鲁斯的部下对这个地利加以利用，特意在地面上挖掘了一些坑洞，然后用成堆的树枝和野草将其伪装起来。

班诺克本战役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6月23日，英格兰和苏格兰骑士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赫里福德伯爵的侄子亨利·德·博汉向罗伯特·布鲁斯发出挑战，要和他单挑。苏格兰国王挥动战斧，将亨利·德·博汉的天灵盖削去了一半，当场将他斩杀。然后，二十三岁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 [2] 与赫里福德伯爵（英格兰的司厩长）争抢前锋的指挥权，给英格兰阵营造成了纠纷。当时的军队按照传统分为三个部分，前锋是其中最靠前的部分，指挥前锋是相当大的荣誉。格洛斯特伯爵虽然赢得了前锋指挥权，但没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在战斗中，他被打落马背，好在逃脱了性命。在当天的另外一场交锋中，英格兰骑兵对斯特灵城堡实施侦察，为攻城做准备，遭到了苏格兰长枪兵的攻击。托马斯·格雷爵士胯下的战马被刺死，他落马被俘。还有许多骑士也被俘虏。

出师不利，但很快，英格兰军中又出现了更多争端。格洛斯特伯爵当晚与国王吵了一架。伯爵认为，官兵在北上的行军过程中已经精疲力竭，急需休整，才能与布鲁斯再战。爱德华二世则希望打下去。他责骂伯爵是叛徒和骗子，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次日上午，两军再次对垒。格洛斯特伯爵努力捍卫自己的荣誉，率领英格兰前锋猛攻苏格兰步兵，这是个鲁莽而冲动的决定。格洛斯特伯爵固然是个勇冠三军的骑士，却未能建立奇功，而是惨遭包围，在混战中血洒疆场。苏格兰长枪兵就像1298年在福尔柯克那样，组成刺猬阵型，大肆屠戮英格兰骑兵。当年爱德华一世的弓箭手以致命的箭雨消灭了对方的长枪兵，但在班诺克本，爱德华二世的弓箭手待在后方，没能及时介入，导致他的骑兵被锋利的苏格兰长枪打得七零八落。

战斗演化成了一场混乱的屠杀，彭布罗克伯爵和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他享有基督教世界第三大骑士的美誉）不得不将爱德华二世从战场拖走。国王在撤退时战斗非常勇敢，他的战马被杀死后，他用硬头锤猛击扑过来的苏格兰人。彭布罗克伯爵和贾尔斯爵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爱德华二世救到安全地点（国王若是被俘，后果不堪设想）。但就连国王的逃跑也有一个令人胆寒的结局。贾尔斯爵士直面悲惨的失败，为了践行骑士的义务，离开国王，重新返回战场，被砍得粉身碎骨。

爱德华二世和五百人的卫队匆匆从邓巴乘船撤退，逃离了苏格兰。他们将数千名士兵抛弃在战场上，任其自生自灭。班诺克本、福斯河和四面八方的沼泽地中到处是已经死亡或垂死挣扎的英格兰人。污泥被鲜血染红，渗入战场上的各条小溪。基督教世界一些最伟大的骑士惨死在罗伯特·布鲁斯军队手中，有的阵亡沙场，有的在企图渡过班诺克本或福斯河时溺水。除了格洛斯特伯爵和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之外，至少有两百名骑士战死，包括罗杰·德·克利福德爵士。彭布罗克伯爵幸免于难。爱德华二世的御玺在战斗中被敌人缴获。赫里福德伯爵和其他许多高贵的骑士被苏格兰人俘虏。英格兰人狼狈撤退，苏格兰人驱赶他们，一直跨过边境。英格兰人之前劫掠的战利品都被抛弃。《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哀叹道：“如此之多优秀的贵族，如此之多军械、贵重服饰和金餐具——全都在一个残酷的日子、一个转瞬即逝的钟头丢失殆尽。”

金餐具和贵重服饰都算不得主要的损失。尽管14世纪初军事策略已经发生变革，步兵与骑兵对抗时不再必然会吃亏，但在班诺克本的惨败仍然是奇耻大辱。布鲁斯在苏格兰达到了空前的强势，甚至有能力自由地在爱尔兰开辟新战线。

而爱德华二世在与诸侯死对头的关系中又一次处于下风。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此前拒绝出兵参加苏格兰战役，因为他们觉得，爱德华二世在军事上无能。现在他们扬眉吐气了。得胜的国王南下镇压境内敌人的局面不曾出现，而是一位灰溜溜的国王逃回来面对他的死敌。国王的时运达到了登基以来的最低点，于是心怀不满的诸侯可以再一次强迫他实施改革了。

[1] 路易是腓力四世的长子，1305年继承其母纳瓦拉女王琼一世的王位，1315年父王死后他又成为法兰西国王。

[2] 这是第八代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约1291～1314），他的父亲第七代伯爵也叫吉尔伯特，曾支持爱德华一世反对西蒙·德·孟福尔（前文有详述），注意不要混淆。

新的宠臣

1315年1月2日，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遗体（用香料做过防腐处理）被安葬在兰利，这是爱德华二世最喜爱的居所之一。这座庄园位于赫特福德郡，曾经属于他的母亲埃莉诺太后。他年幼时曾经到访此地，后来对其加以大规模装修和重建，为王族创造了一座豪华宅邸。粉刷成鲜亮色彩的厅堂被大型壁炉的火光照得通亮，面积足以举办比武大会的场地里豢养着野兽。在主宅周围的园林和葡萄园中有一座叫作“小伦敦”的小屋。它曾经是王室享乐的场所，现在则是国王寄托哀思之地，因为他先前的宠臣终于得到了爱德华二世为他希冀的纪念碑。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比较顺从听话的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雷诺兹解除了加韦斯顿的绝罚令。于是，他的遗体得以从多明我会的停尸所转移到兰利的冰冷土地中。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被包裹在金线织就的布匹中，国王为此花费了300镑。在英格兰大多数主教的注视下，遗体被隆重地下葬。

参加下葬仪式的英格兰伯爵不多。即便是奢华的守灵仪式（其间至少喝了二十三桶葡萄酒）也不足以吸引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们来观看他们杀死的那个人终于入土为安。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堂兄的支持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政治上的矛盾。1312年的幽灵也不大可能帮助他们握手言和。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的岁月里，国王和兰开斯特伯爵努力去和平共处，但是最终徒劳无益。政治上的和好如此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伯爵顽固而傲慢，另一方面是由于国王又一次退缩到一个亲信圈子当中，他对这些亲信百般信赖，但其他人却觉得难以忍受这些新宠。

国王新的小团伙的核心成员都来观摩老宠臣的葬仪。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位最忠君的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在班诺克本救了国王的性命。而赫里福德伯爵前不久被布鲁斯释放，以交换布鲁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德·伯格（她此前被英格兰人俘虏了）。参加葬仪的还有亨利·博蒙特和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他曾是已故格洛斯特伯爵的最重要臣属之一，现在自己成了一位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领主），以及五十多名骑士和爱德华二世的大部分王室官吏。但保王党中最重要的还是休·德斯潘塞和他的儿子，也叫休·德斯潘塞。

“国王朝中的所有奸邪之事，莫不出自他的谋臣，”《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如此写道。他指的是德斯潘塞父子。德斯潘塞家族对爱德华二世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分一毫，加韦斯顿死后，他们就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父子俩都对国王忠心耿耿，因此不断得到奖赏，获取了土地、权力和国王的信任，因此他们得以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老休始终是国王的亲密伙伴，常常陪同国王出国访问。他在英格兰西部逐渐积攒了许多头衔和城堡，同时与兰开斯特伯爵势不两立。《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称，老休“以权谋私，不公正地伤害了许多人；他剥夺了许多贵人和富人的财产”。小休也是如此，他逐渐成了国王的密友和同盟者，甚至比他父亲更受国王信任。这父子俩对爱德华二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国王的统治正快速奔向大灾祸。

1314～1317年，欧洲北部惨遭天灾，先是毁灭性的寒冬，然后是大雨瓢泼的盛夏。1315年5月至10月，倾盆大雨无休无止，引发了滔滔洪水，许多村庄被卷走，耕地被冲毁（有的耕地被永久性摧毁），并在约克和诺丁汉的低洼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湖泊。全国各地都有庄稼被暴雨摧毁，导致英格兰陷入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触目惊心的大饥荒。乡村饿殍遍野。农作物收成骤然减少80%，全村人沦为乞丐。老百姓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鸟粪、宠物、潮湿腐烂的作物，有时甚至吃人肉。为了少得可怜的食物，或者淹水庄稼地的少量收成，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牛羊染上疫病，英格兰的羊毛收入和肉食供应惨遭打击，给毗邻苏格兰的驻军增添了压力。粮食短缺和潮湿环境使得边境上的人们饥肠辘辘，且生活条件极不卫生。

在这令人灰心丧气的大环境下，英格兰权贵竭尽全力地缔造长期性的政治局面。加韦斯顿的葬礼过后不久，议会再次召开。为了稳定王室财政并处置中央和地方蔓延的腐败，诸侯重新颁布了改革条令，清洗了一些王室大臣，撤换了英格兰的所有郡长，命令撤销国王的土地封赏，并向爱德华二世施加压力，敦促他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诉和请愿。在有些情况下，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似乎愿意与保王党权贵（如彭布罗克伯爵）和国王内廷大臣们合作。

合作是必需的，因为内政外交有诸多事务需要处理。腓力四世国王于1214年驾崩，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世继承王位。法兰西有了新国王，因此需要派出新的外交使臣，以保障加斯科涅的地位。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得胜，并且英格兰北部的多位强大领主与世长辞（包括沃里克伯爵，他于1315年8月去世），于是苏格兰人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侵犯英格兰地界。罗伯特·布鲁斯的弟弟爱德华·布鲁斯于1315年5月率领一支军队出征爱尔兰，开辟了英苏战争的新战线。恶劣天气和严重饥馑使得英格兰人无法维持军队长时间作战，因此边境受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又给爱德华二世施加了极大压力。1316年初，在林肯召开的议会上，兰开斯特伯爵被任命为御前会议的领导人，受命执行改革条令、改革王国的行政体系。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兰开斯特伯爵和他的表弟一样无法做到君臣两相情愿、精诚团结的统治。他审视一切政务的视角是：必须执行改革条令，并且国王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诸侯集体意志的控制和核准。但在兰开斯特伯爵看来，这就是目的本身。尽管他气势汹汹地坚持重新颁布和确认改革条令，但他没有多少时间待在威斯敏斯特去真正处理朝政。他暴躁易怒，对国王的宠臣们满腹狐疑（他相信宠臣们在阴谋勾结，要谋害他），因此在北方维持着自己的宫廷，装腔作势，却很少有实际的作为。改革条令要求撤销国王的土地封赏，并规定将来的任何封赏都要经过议会确认。兰开斯特伯爵顽固地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放，这时常令人回想起1312年的争端。他的这种态度也使他与英格兰的其他诸侯日渐疏远，其中好几位诸侯仍然对加韦斯顿被草率地杀害感到非常愤怒。

兰开斯特伯爵近似摄政者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月。从1316年4月起，他退回自己在北方的领地，常驻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他不在朝中期间，爱德华二世的新宠臣们权势日增，炙手可热。其中德斯潘塞父子的地位最为显赫。兰开斯特伯爵一呼百应，领地又特别庞大，因此他仍然是英格兰政治的主导力量，而且他在北方的幅员辽阔的领土和极大的权力使得他成为苏格兰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但除了坚持要求国王遵守改革条令（国王对条令深恶痛绝）之外，兰开斯特伯爵并不愿意参与朝政。

爱德华二世也没有努力去安抚自己的堂兄。他如天女散花一般向自己的新宠臣们（包括德斯潘塞父子、休·奥德利、罗杰·达默里和威廉·蒙泰古）封赏土地，其中大部分土地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在班诺克本阵亡的格洛斯特伯爵没有儿子，于是国王安排小休·德斯潘塞、奥德利和达默里在不同时期分别与他的年轻女继承人们结婚，将他的产业瓜分了。全部五位宠臣都一夜暴富，这公然违反了改革条令，因为改革条令要求国王收回已经封赏的土地，并且将来的封赏要得到议会确认。就连那些比较温和的诸侯（如彭布罗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他们并不对国王阿谀奉承，而是秉承原则地支持国王），国王也给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使命，在战争与和平中为国王效力。爱德华二世并不指望诸侯和领主们出于臣子的本分而效忠他，而是用金钱收买他们，将他们与王室联系在一起（这种手段非常有效）。他把王政变成了私人事业，而非公共事业，促成了一种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文化，使得敌视他的堂兄愈发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1317年，危机愈发严重。夏季，爱德华二世率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北上讨伐苏格兰人，却发现兰开斯特伯爵正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附近集结自己的军队。在无政府状态一触即发、国王权威遭到兰开斯特伯爵破坏（兰开斯特伯爵的权威也遭到了国王的压制）的气氛下，混乱开始升级。9月，继任达勒姆主教的刘易斯·博蒙特和两名到访的红衣主教在从达灵顿赶去参加主教就职典礼的途中，遭到国王内廷骑士吉尔伯特·米德尔顿爵士的抢劫。这一事件让国王和诸侯双方都陷入了莫大的窘困。爱德华二世南下回国后，兰开斯特伯爵的支持者开始攻击属于国王亲信的城堡。

公共权威瓦解之后，彭布罗克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这样的温和派诸侯开始采取绝望的措施，努力挽救和平。他们向爱德华二世的宠臣们表示愿意与他们签订私人契约。罗杰·达默里就签订了这样一份契约，彭布罗克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承诺保护达默里免受任何人（其实就是指兰开斯特伯爵）的攻击，而作为交换，达默里承诺不再骚扰国王、寻求土地封赏，或者做任何有损王室利益的事情。彭布罗克伯爵等人出了如此昏着，说明他们确已无计可施。可以说，王权已经荡然无存，仅仅是由于英格兰主教们的调停，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等温和派谋臣的斡旋和教皇使节的调节，内战才没有在1317年爆发。

在随后三年中，爱德华二世的亲信圈子越来越小，他也越来越受到德斯潘塞父子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小休在1318年被任命为国王内廷的宫务大臣，于是他得以与国王朝夕相处。这个职务曾经由加韦斯顿担任，这可不是巧合。小休·德斯潘塞利用自己在爱德华二世那里的受宠，逐渐扩张自己在威尔士南部原属于格洛斯特伯爵的领地。他通过自己的妻子 [1] 继承了格洛斯特伯爵产业的一部分，但继承格洛斯特领地其他部分的受宠诸侯，如罗杰·达默里和休·奥德利对此十分不满，与他产生了矛盾。爱德华二世允许德斯潘塞气势汹汹地吞并土地、城堡，并在威尔士南部出租土地，这导致国王亲信圈子内部彼此间的关系也变得凶险歹毒、冲突一触即发。

1318年初，一个叫作鲍德勒姆的约翰的制革工人从埃克塞特来到牛津，面见国王，声称自己是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因此英格兰王国“理应属于他”。他说自己在襁褓之中被换走，而国王并非王室血脉。他还提出与国王单挑、争夺王位。鲍德勒姆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英格兰国王，而爱德华二世是冒牌货。这个人显然是精神失常，但他的故事不胫而走。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国王起初对这个怪诞奇谈感到好笑，但后来随着鲍德勒姆的故事开始流传到英格兰各地，不禁怒火中烧起来。战争、洪灾、饥荒和政治动荡给人民造成了莫大苦难，他们非常愿意相信这个丑闻和身份交换的传说。

鲍德勒姆的约翰没有蹦跶多久。爱德华二世在一个短暂时期曾想把他当作滑稽的弄臣养起来，但这实在太危险了。约翰的父母被传来审讯，他自己则受到审判，于7月23日在北安普敦被处以绞刑（在受审时，他声称自己的宠物猫被魔鬼附身，唆使自己犯罪。这只猫也被绞死了）。但爱德华二世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如此大动干戈，是否反应过激了？在鲍德勒姆的约翰的故事在全国流传的同时，爱德华二世正处于一个招摇撞骗的多明我会修士——威斯贝奇的尼古拉斯——影响之下。尼古拉斯自称拥有一小瓶圣油，是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流亡法兰西期间给他的。爱德华二世开始相信，如果用这圣油给自己施行涂油礼，那么不仅他的政治烦恼会消失，他自己还会拥有美德和力量，能够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地。他急于奇迹般地重整朝纲，于是向阿维尼翁的教皇发出紧急请求，希望教皇允许他重新举行一次涂油礼。即便在充满迷信和陈腐观念的中世纪社会，这也显得荒诞不经，突显了爱德华二世脆弱的政治地位和他的愚蠢轻信。最终，他之所以能够避免内战，不是因为圣托马斯加以干预，而是要感谢与兰开斯特伯爵进行漫长而令人疲倦的政治谈判。1318年8月，问题终于解决，国王和他的堂兄之间达成了正式的和约：《利克条约》。根据该条约，一个永久性的十六人御前议事会（包括八名主教、四名伯爵和四名男爵；兰开斯特伯爵不是成员）组建起来，爱德华二世则再一次同意遵守1311年的改革条令。

但这项和约与之前的所有和约一样，非常脆弱，因为它的基础原则无法令任何一方满意。不到四年时间，和约就宣告破产。1317至1321年间，英格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

[1] 小休·德斯潘塞的妻子是埃莉诺·德·克莱尔（1292～1337），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的长女、第八代伯爵的妹妹。第八代伯爵在班诺克本战死后，埃莉诺与其妹妹伊丽莎白（第三任丈夫是罗杰·达默里）和玛格丽特（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是皮尔斯·加韦斯顿，第二任丈夫休·奥德利获得了第一代格洛斯特伯爵的头衔）分别继承了格洛斯特伯爵领地的一部分，并将其带给各自的丈夫。

内战

1321年5月，大批武装人员或徒步，或骑马，穿过了威尔士南部和英威边境。他们劫掠财物，洗劫庄园，摧毁禁猎区的篱笆，屠戮其中的动物。胆敢阻挡他们的仆役和卫兵都被他们杀害或者掳走。他们偷窃武器和粮食，销毁珍贵的特许状和法律文件。他们抢走马匹、牛羊、猪、大车、马车和犁铧。他们闯入民宅，捣毁或偷走贵重物品。据后来的法律档案记载，失窃物品包括一副配有水晶棋子的坚果木棋盘、象牙饰品、黄金的宗教物品和富丽堂皇的壁毯与衣物。

这些人打着国王的旗号，宣称对王室效忠。但他们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部下，而是威尔士边境领主们麾下的士兵。这些领主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彻克的罗杰·莫蒂默及其侄子——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 [1] 、休·达默里、休·奥德利、罗杰·达默里，还有很多贵族。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德斯潘塞父子的盟友，但现在他们竭尽全力去消灭德斯潘塞父子的势力和财产。诸侯对德斯潘塞父子的憎恶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就像之前痛恨加韦斯顿一样。温和派诸侯和教士们不知疲倦地努力维持和平，但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爱德华二世在恬不知耻、肆无忌惮的佞臣怂恿下，疏远了国内两个极其强大的势力集团：以兰开斯特伯爵为首的北方诸侯和西部的边境领主。

在这次叛乱之前的几年中，爱德华二世显示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他有能力做一个强有力的国王。1318年8月，他与兰开斯特伯爵达成和解，10月又在苏格兰取得一场辉煌胜利。保王党劳斯伯爵率领王军，在爱尔兰的福格哈特战役中击败并杀死了罗伯特·布鲁斯的弟弟爱德华。这是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军事胜利，一下子就彻底挫败了布鲁斯的图谋——将金雀花王朝逐出爱尔兰，让苏格兰统治爱尔兰。这表明苏格兰战争的整体局势大有希望。

然后，在1320年，国王访问了法兰西，以蓬蒂厄和阿基坦领主的身份向法兰西的新国王腓力五世臣服。法兰西人要求他以个人身份向他的内兄效忠，这意味着比仅仅臣服更为卑躬屈膝的从属关系。爱德华二世坚决不从，即席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捍卫自己的王权。他告诉腓力五世及其谋臣，两位国王之间的臣服关系是“根据我们的先祖之间缔结的和约来进行的，依照他们当年行事的方式……没有任何人能够合理地要求我们按照其他方式进行；我们也绝不会那么做”。爱德华二世流露在外的愤怒令法兰西代表团大为震撼、噤声不语。

另外，这些成功的背景是，爱德华二世似乎的确是真正在重视王权。伊莎贝拉王后于1316年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埃尔特姆的约翰，在1318年生下了一个女儿——伍德斯托克的埃莉诺。爱德华二世在考虑传承大统的事情。据说他很早起床，关注议会事务，在案件审理中宽大为怀。尽管如此，他的朝政已经被宠臣们牢牢控制了。这一次的宠臣不是皮尔斯·加韦斯顿那样的轻浮傲慢之徒，而是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国民公敌。

1317～1321年，德斯潘塞父子飞黄腾达。他们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的实力日渐强大。小德斯潘塞的势力范围是格拉摩根的土地和城堡，包括加的夫、兰特里森特和卡菲利，其迅猛扩张令该地区的几乎所有领主都大为光火。德斯潘塞父子，尤其是小休，利用他们在国王身边的受宠地位，残暴地践踏其他领主的土地权益，攫取英威边境的土地，并巩固他们在那里原本就已经占地面积广阔的产业。他们不仅激怒了无力运用王室司法体制保护自己权益、抵抗他们的小民，还得罪了大部分边境领主。边境领主们认为，国王偏袒一个人的私利，全然不顾边境地区传统的力量平衡，践踏了该地区的传统法律。德斯潘塞父子还开始把持朝政、隔绝中外。其他诸侯若要接触国王，都必须经过他们这一关。编年史家亚当·穆里穆斯记载称，任何人与爱德华二世面谈的时候，小德斯潘塞都会在一旁，并且放肆地代国王回答。冒犯德斯潘塞父子的人就有可能会被剥夺土地或财产，或者被投入监牢。

1320年底，格洛斯特伯爵的孀居母亲去世了，她名下的高尔领地（其统治中心在斯旺西）成为多位诸侯（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和另一位边境领主约翰·德·莫布雷）争夺的对象。爱德华二世悍然插手，将该领地收归王室所有，然后将其赏给小德斯潘塞。许多边境领主，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奥德利、达默里和罗杰·德·克利福德都对此极为不满。两个罗杰·莫蒂默（分别来自彻克和威格莫尔）原本就敌视德斯潘塞，这下子更加义愤填膺（爱德华一世的盟友，早年的一位罗杰·莫蒂默曾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帮助他抓捕和杀死了一位早先的休·德斯潘塞，因此两家是世仇）。诸侯向国王参奏的时候，国王直截了当地不肯听取他们的抱怨，而德斯潘塞指控他们叛国。1321年初，边境领主们开始自行其是，入侵德斯潘塞的领地。战争爆发了。

边境领主们怒气冲天。兰开斯特伯爵则对国王虎视眈眈，在1321年开始组成一个北方诸侯的联盟，共同反对国王。爱德华二世显然是将英格兰诸侯的大部分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就连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和彭布罗克伯爵这样的温和派诸侯也倾向于反对派阵营（彭布罗克伯爵只是短期动摇，后来又回到了国王那一边）。1321年8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议会列举了德斯潘塞父子的罪状，要求在月底之前将他们逐出英格兰。发出这个放逐令的是伯爵和男爵们，得到了议会批准。反对派诸侯声称他们的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力。伊莎贝拉王后（她在1321年7月初生下了夫妇俩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叫作琼的女孩）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爱德华二世，为了江山社稷向诸侯让步。他妥协了，于是德斯潘塞父子被流放了。但爱德华二世的投降绝非心甘情愿。他虽然答应了妻子的恳求，却语气激烈地发誓赌咒，说在六个月之内他“会做出改正，令世人瞩目、为之战栗”。

1321年12月1日，坎特伯雷大主教雷诺兹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提及了金雀花王族古代史的一个不吉祥的篇章。在召集其他高级教士前来开会的书信中，他强调了局势的紧迫。他写道，国家曾经安享太平，如今却面临内战和触礁的危险。

一百八十多年前，一对表兄妹打了近二十年内战，山河变色、哀鸿遍野。当时的编年史家曾经用“触礁”来比喻国家所处的危局。当年，斯蒂芬国王的权威受到他的表妹——玛蒂尔达皇后的挑战。而现在，以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叛乱诸侯兴兵作乱，爱德华二世面临着丧失权柄甚至丧失整个王国的危险。

小德斯潘塞的流亡仅仅持续了几周。10月初，他被召回英格兰，在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之间的南海岸与国王会合。爱德华二世在内战中的第一个举动是攻打他的前盟友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在利兹（位于肯特郡）的城堡。巴德勒斯米尔的一些部下被处决，他的妻儿被关入伦敦塔。这场攻城战由爱德华二世亲自指挥，所以他对此应负有直接责任。

爱德华二世并非孤立无援。尽管德斯潘塞父子不得人心，但还是有很多人害怕与国王决裂，因此选择和德斯潘塞站在同一阵营。在伯爵当中，支持爱德华二世的有他的两个异母弟——诺福克伯爵（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肯特伯爵（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还有彭布罗克伯爵、里士满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爱德华二世还指挥着一支由国王内廷骑士组成的精锐部队。

反对派诸侯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为首的是边境领主——赫里福德伯爵、两个罗杰·莫蒂默、巴德勒斯米尔和之前的宠臣达默里和奥德利，并得到兰开斯特伯爵的有限支持。兰开斯特伯爵自己一直到1322年1月才参战。反对派尽管不够团结，但起初打得很好，于1321年秋冬占领了格洛斯特、布里奇诺斯和伍斯特这几座边境城镇。但在1322年初，他们遭到了一个沉重打击：两个罗杰·莫蒂默麾下出了不少叛徒，而且他们遭到忠于爱德华二世的威尔士领主的攻击，支撑不住，于是向国王投降，被关进了伦敦塔。他们的投降使得反对派同盟开始垮台：2月，莫里斯·德·伯克利和老休·奥德利也投降了。爱德华二世没收了莫里斯爵士的伯克利城堡，这个决定后来会给国王造成很大困扰。

爱德华二世在政治上愚不可及，在军事策略上却相当精明。他继续逐个击破敌手，使得边境领主们越来越惊慌失措。突然间，反对派开始紧急集合。1322年1月底，赫里福德伯爵、小休·奥德利和罗杰·达默里与兰开斯特伯爵联起手来。但到这个阶段，国王已经占据了军事主动权。爱德华二世开始攻打兰开斯特伯爵的城堡，并且成功地占领了其中一些，包括凯尼尔沃思要塞（它在13世纪反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战役中，兰开斯特伯爵逐渐众叛亲离。他的至少十名臣属要么是不愿意与国王对抗，要么是害怕兰开斯特伯爵一旦战败自己要跟着倒霉，于是改换了门庭。

尽管英威边境和英格兰北部倾向于反对爱德华二世，但他在1321和1322年还是从威尔士本土的领主们，尤其是格鲁菲兹之子里斯和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那里获得了宝贵的支持。威尔士领主们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格兰的边境领主，而不是国王。而且他们与爱德华二世结盟，希望由此获得国王的支持，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夺得更多领土利益。

除了军事镇压之外，爱德华二世还发动了极其精彩的宣传攻势。1322年2月，朝廷起获了足以证明兰开斯特伯爵企图勾结苏格兰人、共同反对英格兰国王的书信。于是兰开斯特伯爵在道义上垮台了，他的军事防御也土崩瓦解。爱德华二世将证明兰开斯特伯爵通敌的书信在全国大肆宣扬。朝廷向大主教、主教和郡长们发出命令，指示他们公开宣读这些信件。兰开斯特伯爵在信中力劝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以帮助他与国王对抗。这对伯爵来说是致命打击。书信被公开十天之后，爱德华二世和效忠于他的诸侯便宣布兰开斯特伯爵是卖国贼，并命令肯特伯爵和萨里伯爵攻打庞蒂弗拉克特城堡。

叛乱诸侯逐渐垮台，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内部鸡飞狗跳、手足失措。诸侯们发生了激烈争吵，有的人主张留下来坚守城堡，有的人则主张突围北上、逃往苏格兰。罗杰·德·克利福德拔剑威胁兰开斯特伯爵，后者才答应放弃自己的要塞。

最后的摊牌发生在约克郡的巴勒布里奇。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企图逃往诺森伯兰，在途中被安德鲁·哈克雷爵士（卡莱尔城堡的总管）截住。哈克雷麾下有四千人，将兰开斯特伯爵的人马打得溃不成军。赫里福德伯爵在战斗中被长矛刺死；其他诸侯，包括兰开斯特伯爵，虽然杀出一条血路，后来乔装打扮成乞丐，企图逃走，但几天后也被擒获。

3月21日，兰开斯特伯爵从约克的监狱被转往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此时这座城堡已经被王军占领。他抵达的时候，国王冷嘲热讽地迎接了他。据《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说，后来兰开斯特伯爵被囚禁在他自己建造的、打算用来囚禁爱德华二世的一座塔楼内。

次日上午，他被从牢房带出，押解到法庭前。裁判团包括爱德华二世、德斯潘塞父子、保王党诸侯和一位专业法官。“他的诸多罪行被逐项审理，每一项都获得了相应的刑罚。”《爱德华二世传》记载道。兰开斯特伯爵受到的判决是绞刑、开膛和斩首。鉴于他是王亲国戚，绞刑和开膛被取消，但他自我辩护的权力也被剥夺。命运得到裁决的时候，兰开斯特伯爵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一个仗势欺人的法庭，气焰嚣张，不听被告的辩护，也不肯开恩。”随后，他被带离自己的城堡，遭到斩首。他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英格兰被处决的地位最高的贵族。刽子手用斧子砍了两三次，才将他的首级砍下。

在有些人看来，他是罪有应得。“兰开斯特伯爵砍掉了皮尔斯·加韦斯顿的脑袋，如今在国王的命令下，伯爵丢掉了自己的脑袋。”《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写道，“国王对伯爵以牙还牙，这或许是相当公道的，因为《圣经》里写道，‘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2] 。

但这绝非伸张正义、惩处恶人，而是朝纲沦丧、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的丑恶升级。爱德华二世在位时惨死的伯爵和男爵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五位国王统治时期的总和。兰开斯特伯爵无数次向自己的表弟挑衅。他谋杀了国王的宠臣，向国王开战，还勾结他的敌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王亲国戚。他受到了审判，被草率地处决，这没有纠正杀害加韦斯顿的错误，而是恶化了以加韦斯顿之死为开端的暴力流血、政治紊乱的危机。内战或许是结束了，但英格兰仍然处于触礁的险境。

[1] 上文讲到的第一代莫蒂默男爵罗杰·莫蒂默（爱德华一世麾下大将，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杀死西蒙·德·孟福尔）的孙子，后来成为第一代马奇伯爵，详见下文。

[2] 典出《旧约·路加福音》，6：38.

国王的暴政

1322年5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被描述为国王与臣民“研讨”和“磋商”的机会。传唤开会的命令被发送到全国各地。五港同盟在德斯潘塞父子流亡期间曾经庇护他们，因此得到奖赏，在议会有了自己的代表；威尔士亲王领地在对抗边境领主的战争中协助国王，也得到了类似的奖励。尽管吸纳了新代表，并且侈谈协商与议和，但爱德华二世召开此次议会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赏赐德斯潘塞父子，恢复其地位，并正式铲除已故兰开斯特伯爵的整个改革计划。

爱德华二世对叛乱诸侯的报复可以说是冷酷无情。议会代表在约克能看到绞刑架，上面悬挂着约翰·德·莫布雷、罗杰·德·克利福德和乔斯林·德·艾维尔的肿胀的尸体，他们都曾是拥有相当的声望与财富的领主，在兰开斯特伯爵死后的第二天被绞死，死时还身披镣铐。4月14日，温和派诸侯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早期，他曾充当重要的议和调停者角色）在坎特伯雷被凶残地处决。他被拖过大街小巷，被吊上绞刑架，然后斩首，他的首级被放在博盖特城门上方示众。

随后更多人被处决。除了上述的几个牺牲品之外，还有二十人因为起兵反叛爱德华二世的统治而被处死。爱德华二世疯狂报复敌人，造成了极大恐怖气氛，令国人震惊不已。伦敦、温莎、布里斯托尔、加的夫和斯旺西都树立起了绞刑架。死刑犯的尸体披挂着镣铐，肿胀腐烂，在绞刑架上悬挂了两年之久。1322～1324年，几乎在每一座大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惨景，令人心惊胆寒：曾经的达官贵人像猪一样惨遭屠戮，被悬挂起来。《历史之花》编年史的作者——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国王“对他的权贵们恨之入骨，到了疯狂的地步，企图彻底地、永久性地消灭国内所有显贵”。

两个罗杰·莫蒂默，即最早攻击德斯潘塞领地的两位边境领主，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在血雨腥风的大环境下，这种宽大有些出人意料。莫里斯·德·伯克利、老休·奥德利和小休·奥德利——他们曾经是国王的忠臣，但后来因为对德斯潘塞父子的仇恨而转到了国王的对立面——也保住了性命，只是被囚禁。伦敦塔挤满了出身显贵的犯人，而反对派诸侯的亲人则被剥夺土地和财产，被关押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的城堡内。

1322年5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几乎取消了1311年以来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企图向国王施加的所有限制。改革条令大部分被撤销，只有六条所谓的“好条款”被保留下来，重新发布在《约克条例》中。内战爆发前启动的针对德斯潘塞父子的诉讼程序被中止，而兰开斯特伯爵的广袤领土开始被收回国王手中。议会还商讨了其他一些事务，如贸易管制和法律程序，并将其交给御前会议处置，但所有在约克的与会者都深知，这些仅仅是国王报复政敌之外的小事。

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没有在大清洗中丧命的反对派诸侯被允许以天价买回自己的土地，但总的来讲，爱德华二世把没收充公的财产都分发给了自己的支持者。擒获兰开斯特伯爵的安德鲁·哈克雷被晋升为卡莱尔伯爵（这是一个新设立的头衔）。保王党诸侯彭布罗克伯爵和萨里伯爵在1318～1319年曾有一些土地被兰开斯特伯爵没收，现在这些土地被归还，另外兰开斯特伯爵自己的一些土地被赏赐给了他们。彻克的罗杰·莫蒂默的土地以及“威尔士大法官”的头衔被赏给了阿伦德尔伯爵。国王的异母弟——肯特伯爵埃德蒙得到了英格兰中部和威尔士的一些城堡，而爱德华二世的幼子——埃尔特姆的约翰在1322年虽然只有六岁，也得到了原属于兰开斯特伯爵的塔特伯里城堡。

丝毫不足为奇的是，得到赏赐最多的当然是德斯潘塞父子。时年六十一岁的老休被晋升为温切斯特伯爵，并得到五片领土以支持他的新头衔，包括珍贵的登比领地，它位于威尔士北部，是从兰开斯特伯爵名下夺来的。小休则得到了格洛斯特伯爵领地的几乎全部土地（尽管没有得到这个头衔）。他在内战中遭袭击和丧失的所有威尔士领地——格拉摩根、茅尔郡和高尔——都被重新收回。随后两年内，国王又将阿斯克、凯南、布雷肯、切普斯托和彭布罗克的一些领地赏赐给他，帮助他把这些西部地产连成一片。他成了南威尔士事实上的主人，富可敌国，年收入或许达到5000镑，而且是王权在西部的托管人，不受任何约束。1322年之后，德斯潘塞父子和爱德华二世一共控制了威尔士差不多四分之三的领土。

德斯潘塞父子平步青云，国王也获利丰厚。充公土地的数万镑收入和失势诸侯缴纳的罚金如今直接流入国王的金库。约克议会批准他征收一笔超过4万镑的赋税，以开展针对苏格兰人的战争。但在1322年8月和9月，爱德华二世入侵苏格兰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伊莎贝拉王后险些被俘。于是国王很快放弃了军事行动，与苏格兰人缔结了为期十三年的停战协定。为保卫北方边境而筹措的款项中有一大半都没有花出去，被装在大木桶里，送回伦敦塔保管。随后国王又以对苏格兰作战为由向教会征税，得到了一笔新的款项。国王对征税非常关心，他的金库也越来越充实。《布鲁图编年史》的作者称，爱德华二世是征服者威廉以来最富有的一位国王。

钱包鼓起来之后，爱德华二世胆子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位暴君。在国民看来，他似乎是在和德斯潘塞父子一起统治国家；后来的编年史家托马斯·德·拉·莫尔写道，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同时拥有三位国王。小德斯潘塞主宰着国家的最高层，在国王签章的文件上附加自己的指示，插手朝中大事，并在政府中扩张自己的党羽网络。

残酷的暴行司空见惯。入侵苏格兰的战役失败之后，爱德华二世向新任卡莱尔伯爵安德鲁·哈克雷——仅仅几个月前，他还享受着君主的恩宠——发起了疯狂报复。哈克雷东窗事发：他在1323年初曾私下里与罗伯特·布鲁斯谈判。他被当作一个普通叛国贼，先被处以绞刑（一直到濒死，随即解开绞索），然后开膛、肢解。巴勒布里奇的英雄在忠君报国的最伟大壮举几个月后就丢掉了性命。

国王的所有敌人都无处藏身、不堪一击。从加韦斯顿被杀，到德斯潘塞父子1321年遭攻击，彭布罗克伯爵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就连他也被迫向国王宣誓效忠，以自己的生命、土地和财产作保。他在政治上失意，后来在1324年死去。与此同时，兰开斯特伯爵死后，他的年轻孀妻艾丽斯·德·莱西和她母亲被关押在约克城堡。德斯潘塞父子强迫这母女俩交出自己的土地，而只给她们一些空洞的头衔和一小笔现金；如果不从，就要将母女俩烧死。被株连的有数百人之多。同时，小休·德斯潘塞在卡菲利城堡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配得上君王威仪的豪华厅堂，花费巨款去聘请工艺大师、购买最精美的建材。他是国王最信赖的谋臣，尽情享受这地位带来的好处，把持朝政，处处伸手。

在他影响下，1322～1326年，国王的暴虐残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国王越来越残暴，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强大或者睿智，都不敢违逆国王的意志，”《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写道，“议会、协商和御前会议没有任何决断的权力……因为国内的贵族看到其他人遭到的威胁和惩罚，噤若寒蝉，任凭国王恣意妄为。因此，国王的意志压倒了理智。国王打定主意的事情，哪怕缺乏理智，也具有法律的效力。”

爱德华二世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充实了王室的金库。但他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行使王权，却只为自己和宠臣们的利益服务，因此对于所有那些得不到他的法律保护、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人们来说，他的宗主地位一钱不值。尽管在内战中赢得了许多光荣，他却毁坏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莫蒂默、伊莎贝拉和爱德华王子

1323年8月1日夜，伦敦塔内静悄悄地活跃了起来。塔内挤满了爱德华二世的政治犯，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来自英威边境的领主：彻克的罗杰·莫蒂默（时年六十多岁）和他的侄子——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二十六岁）。这些曾经的反对派诸侯自向国王投降以来一直被羁押在此。他们接受了审判，被判处死刑。到目前为止，叔侄俩都保住了性命，但国王喜怒无常，而且处在德斯潘塞父子的控制之下，而德斯潘塞父子对整个莫蒂默家族恨之入骨，因此莫蒂默叔侄前景堪忧。

他们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地带的土地被敌人们瓜分，而他们束手无策。但他们打定主意，绝不能无限期地任人宰割下去。在铁窗生涯的几个月中，小莫蒂默设计了越狱计划。8月1日深夜，伦敦塔的副狱长杰拉德·德·艾尔斯佩在狱长和莫蒂默叔侄的警卫们的饮料中放入了蒙汗药。然后，他匆匆跑到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的牢房，打开牢门，带着这位骑士穿过城堡的厨房，来到伦敦塔的南墙下。

两人爬到城墙顶端，放下一具绳梯。绳梯悄无声息地沿着石墙滑了下去，落到下方的泰晤士河中，那里已经有几个接应的人驾着小船恭候多时。莫蒂默和德·艾尔斯佩从绳梯爬下，钻进逃命小舟，划到泰晤士河南岸，然后骑马逃往英格兰南海岸。莫蒂默在波切斯特搭船出海，几天后就逃到了法兰西。

这是一场精彩的大逃亡，令爱德华二世的宫廷手足无措、陷入迫害妄想狂。伦敦塔被认为是国内戒备最森严的要塞，国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竟然从那里成功出逃了！内廷得知了一些传言，声称这只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乱臣贼子图谋夺取王室城堡，甚至派遣刺客去暗杀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从1323年秋季开始，欧洲大陆各地的间谍开始发出报告，大谈涉及莫蒂默的阴谋和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毁灭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

莫蒂默得到了法兰西新国王的欢迎。1322年1月，查理四世继承了他的兄长腓力五世，成为自1314年腓力四世驾崩之后七年中的第五位法兰西君主。就像所有刚登基的法兰西国王一样，他急于表明，自己对英格兰国王对加斯科涅公国的权利非常质疑，甚至抱有敌意。法兰西人在属于英格兰领土的圣萨尔多（位于阿热内）建造了一座设防城镇，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冲突。查理四世以这番争吵为借口，举兵入侵了加斯科涅。爱德华二世派遣肯特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去抗议，这两位伯爵却被法兰西国王傲慢地打发走了。查理四世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给英格兰人制造麻烦。1324年8月，他调动数千军队到加斯科涅公国的边境，开始攻打它的主要城镇。英格兰和法兰西一夜之间又开战端。

在英格兰，战争的爆发使得爱德华二世陷入了一个莫大的困境，也暴露出了这样的事实：他咄咄逼人、制造纷争的治国之道只能毁掉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信任自己的臣民会服从他的统治，因为除了一小撮得到丰厚赏赐的宠臣之外，绝大多数臣民都没有理由对他死心塌地。他逮捕了在英格兰的所有法兰西人，没收了所有法兰西公民的土地（包括王后名下的土地）。但他开始筹划御驾亲征加斯科涅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题。如果他要率军离开英格兰，就必须将大多数仍然忠于他的官吏和权贵一并带在身边，而信任自己十一岁儿子和继承人——切斯特伯爵爱德华的摄政政府。但那样的话，英格兰面对阴谋、叛乱和入侵就显得非常脆弱。如果他将德斯潘塞父子留在国内维持秩序，那么他就很可能像失去加韦斯顿一样失去他们。另外，关于罗杰·莫蒂默在欧洲大陆搞阴谋的传闻还让他胆战心惊，他想象着自己或者德斯潘塞父子如果在海外遇到莫蒂默的鹰犬，可能会被其劫持。

爱德华二世没有率军渡过海峡，而是派出了更多使节去求和。他派出的第一个使团包括温切斯特主教、诺里奇主教、里士满伯爵和亨利·德·博蒙特。失败之后，他派出了规格高得多的使节：伊莎贝拉王后。她之前就有两个哥哥被加冕为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当上国王的哥哥。她和自己的家族一直有亲密的关系，尽管她也曾卷入1314年的奈斯勒塔丑闻。在这桩丑闻中，查理四世的妻子布朗什因通奸被囚禁，她的所谓奸夫则被当众活活打死。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认为，伊莎贝拉王后应该能够说服她的哥哥查理四世，停止对加斯科涅的侵犯。

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决定。尽管王后在夫君的统治风雨飘摇的时期对他始终忠心耿耿，但国王给她的却仍然是侮辱和冷落，就像她在少女时代在自己的加冕礼上被加韦斯顿排挤那样。战争爆发之后，她也被迫忍受了许多凌辱：她的土地被没收，她的仆人被流放或者囚禁，她的日常开销被小德斯潘塞缩减或挪用（她曾写信给自己的哥哥查理四世，抱怨爱德华二世把她当成女仆来对待）。除此之外，小德斯潘塞还派自己的妻子埃莉诺·德·克莱尔去偷看伊莎贝拉的书信。王后忍受了这一切羞辱，在公共场合不动声色，但内心里一定是怒火中烧。“王后万般喜悦地离去了。”《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如此写道。她“很高兴访问自己的故国和亲属，很愿意离开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说实在是轻描淡写。伊莎贝拉是心急火燎、唯恐避之不及地离开了德斯潘塞父子和她那软弱无能、令人生厌的丈夫。

3月底，英格兰王后和她的哥哥欢乐地团聚。1325年4月1日，伊莎贝拉在盛大仪式中进入巴黎。她身穿黑色骑马装，脚踩黑色皮靴，头戴金色帽子。她的谈判技巧并不比任何一位英格兰外交官更厉害，但她尽了自己的义务，尽可能维持了加斯科涅的脆弱的停战状态。使命完成后，伊莎贝拉理应返回英格兰，但她没有这个打算。她在法兰西度过了1325年的夏天，周游兄长的领地，并等待自己的丈夫来访法兰西并在博韦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

她等了又等，但爱德华二世就是不肯离开英格兰。他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王国，也不肯和德斯潘塞父子分离。何况，他也不愿意降低身份、向比自己年轻的法兰西国王卑躬屈膝。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决定让年轻的温莎的爱德华代替父亲去法兰西。他将得到蓬蒂厄和阿基坦领地，然后前往法兰西，亲自向国王宣誓效忠。

爱德华二世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满意，但伊莎贝拉更高兴。她的十二岁儿子被父亲指定为阿基坦公爵，于1325年9月中旬来到法兰西的文森，代表自己的新领地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危机顺利度过之后，伊莎贝拉和她的儿子原本应当即刻返回英格兰，但他们坚决拒绝回到那个危机重重的王国。11月底，伊莎贝拉写信给自己的丈夫，措辞激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德斯潘塞父子的憎恶和鄙夷，并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不想回国。《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转述了她这封信的内容。“我觉得，婚姻将男女结合在一起，夫妇理应共同生活、其乐融融，”伊莎贝拉写道，“但有人硬挤到了我和丈夫之间，企图打破婚姻的纽带；我宣布，在入侵者消失之前，我绝不回国；我要抛弃为人妻的服装，而穿上寡妇哀悼亡夫的黑袍，直到我的大仇得报，直到这个法利赛人 [1] 被铲除。”

王后此处的意思应当是，小德斯潘塞破坏了她的婚姻的政治层面的纽带；而不是抱怨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之间存在性关系。无论如何，伊莎贝拉都在兄长心满意足的支持下留在了法兰西。她对严重羞辱自己的英格兰国王百般嘲讽，并吸引了一群心怀不满的英格兰贵族和高级教士围绕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联盟。她信守诺言，果然穿上了寡妇的黑袍，脸上罩着面纱。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宣言，表达了她遭受的不公，以及她逃离的国家的颓败。

在英格兰，爱德华二世暴跳如雷。他给妻子写去了怒气冲冲的书信，并指示英格兰的所有重要主教都写信给王后，告诉伊莎贝拉，她拒不回国的行为让国民担心法兰西人会入侵英格兰，还指控她“因为对一个人的仇恨，竟企图摧毁如此爱戴你的整个民族”。但伊莎贝拉不为所动。她控制着他的继承人，而且还得到自己的兄长——法兰西国王的保护。她的特殊地位将会使得她的丈夫更加窘困。1325年底，伊莎贝拉犯下了在爱德华二世看来是最怙恶不悛的罪行：她和逃犯——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组成了同盟。

[1] 法利赛人（Pharisees）是犹太人历史上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公元70）的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和思想流派。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Sadducess）、艾赛尼人（Essenes）和奋锐党（Zealots）。法利赛人为保持纯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与撒都该人追求俗世的权力及物欲相对。“法利赛”成为英语常用词，用于形容伪善自大并将律法教条凌驾于精神纲领之上的人。

最终的较量

从低地国家到英格兰的海路非常艰险。九十五艘船组成的舰队挣扎着航向艾赛克斯海岸，风暴捶打着它们，迅猛疾风和惊涛骇浪颠簸着它们。两天内，舰队七零八落，但在1326年9月24日终于看到了海岸线。舰队在萨福克海岸的奥威尔河口靠岸，匆匆卸下了货物。人员、马匹和物资上岸之后，这些船只就迅速出海，返回欧洲大陆。

这支在东安格利亚港口登陆的军队规模不大。其核心力量是七百名荷兰和德意志雇佣兵。此外还有一群英格兰流亡者，包括曾参加巴勒布里奇战役的出身高贵的老将、逃离内战之后国王血腥报复的逃亡者，以及一些在德斯潘塞父子把持朝政期间逃离英格兰而始终未回国的著名权贵。其中有国王的异母弟——肯特伯爵埃德蒙，还有里士满伯爵（布列塔尼的约翰），他们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几乎始终毫不动摇地忠于国王，但现在终于加入了反对派。

这支入侵军队的领导人是英格兰王后伊莎贝拉、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和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切斯特伯爵与阿基坦公爵爱德华。这些流亡者终于回到了英格兰。但他们不是忧心忡忡地前来悔罪的。他们的目标是一劳永逸地除掉国王及其宠臣。

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是一对惊世骇俗的鸳鸯。他们于1325年圣诞节前后相识，很快成为情人。不久之后，他们就相当公开地同居。1326年5月，在查理四世的第三任妻子让娜·德·埃夫勒的加冕礼上，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以夫妻的姿态正式出席，莫蒂默还为爱德华王子捧着袍子（查理四世的第一任妻子——勃艮第的布朗什在所谓的奈斯勒塔丑闻中因通奸罪而被囚禁，与国王的婚姻被撤销；他的第二任妻子——卢森堡的玛丽于1324年在一起马车事故中丧生）。1326年2月，爱德华二世得知了自己妻子的不忠，恼火地说道：“王后不肯到国王身边来，也不允许他的儿子回国。国王还知道，她对莫蒂默言听计从。而莫蒂默是国王最恶名昭彰的敌人和叛贼。”爱德华二世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施压，要他谴责法兰西国王庇护这对奸夫淫妇的行为。在绝罚的威胁之下，查理四世只得命令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离开法兰西。莫蒂默在欧洲大陆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盟友圈子。这对情人在低地国家的埃诺伯爵领地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年轻的爱德华王子与埃诺伯爵的女儿菲利帕订了婚，这让伯爵很高兴。

有了埃诺人的支持，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成功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们能够安全登陆，要感谢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的偏执狂。英格兰处于戒备状态，但防备的是另一场入侵。爱德华二世坚信查理四世会从诺曼底出发入侵英格兰南海岸。他错了。查理四世没有这样的打算。

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率军抵达东海岸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爱德华二世正在伦敦塔和小德斯潘塞一起用膳。听到这消息，他垂头丧气。抵达萨福克的那支军队兵力不多，可能不到1500人。但国王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他的大部分敌人早已在英格兰国内。据《布鲁图编年史》记载，他哀呼道：“呜呼！呜呼！我们全都被出卖了，因为若是没有全国民众的支持，她绝不会带领这么少的军队登陆。”就像之前的约翰国王一样，爱德华二世癫狂的偏执和迫害妄想症导致人们当真背叛了他。

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抵达的消息传遍了英格兰，人们争先恐后地投奔她的阵营。《阿诺尼玛莱编年史》中记载了王后发给伦敦市民的一封用法文写的公开信，其中宣称王后“此行对神圣教会及亲爱的我主国王陛下抱有极大善意，旨在维护和保障全国”。她向所有公民悬赏缉拿“休·德斯潘塞爵士，我们的敌人，也是国家公敌，此乃众所周知”。这封公开信的抄本被贴在窗户上，而带有封印的原本被钉在伦敦齐普赛大街的埃莉诺十字架上，王后的宣传攻势选择这样的地点，大有深意。伊莎贝拉此举意在声明，她是在继承先王及其挚爱的王后的衣钵。她得到了群众的信服。

10月15日，伦敦市民揭竿而起。他们将小德斯潘塞的亲密盟友约翰·马歇尔从其家中拖走，带到齐普赛大街（贯穿伦敦城的通衢大道）上，斩首示众。曾任王室财政大臣的埃克塞特主教被人发现藏匿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门廊上，企图在这座圣殿避难。尽管他全副甲胄，还是在接近大教堂北门的时候被群众从马背上拖下，带到了齐普赛大街。马歇尔残缺不全、血淋淋的尸体还俯卧在地上。市民剥去了主教的铠甲，用一把切面包的刀砍掉了他的脑袋。他的两名扈从也被杀死。

王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上层人士，不管是主教、伯爵、法官还是下级仆役，都抱头鼠窜、四散逃命。爱德华二世最宠爱的多明我会修士们藏匿起来保命。与德斯潘塞政权有关联或者为其效劳的官衙都遭到抢劫、纵火和破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曾树立铭碑，以纪念1311年的改革条令，后来铭碑被拆除。如今，这些铭碑自伯爵丧命以来第一次在圣保罗大教堂被重新树立起来。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率军西进。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几乎刚得知她抵达的消息，就仓皇逃离伦敦塔，奔向他们在威尔士的实权基地，那些领地在1321～1322年的内战中岿然不动。他们发出消息，请他们的老盟友——格鲁菲兹之子里斯和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招兵买马，准备抵抗。国王名下有差不多3万镑巨款，当然有足够的资金征集一支大军来保护自己。

到10月底，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在塞文河湾西岸的切普斯托，而温切斯特伯爵（老德斯潘塞）则据守布里斯托尔城堡。王后和莫蒂默稳步追击。埃克塞特主教的首级被送到王后面前的时候，她已经到了格洛斯特。他们率军穿过英格兰的时候，权贵们纷纷前来投奔。国王的另外一个异母弟——诺福克伯爵（布拉泽顿的托马斯），以及已故兰开斯特伯爵的弟弟——莱斯特伯爵（兰开斯特的亨利 [1] ）都加入了他们。

10月18日，布里斯托尔城堡遭到兰开斯特军队的围攻。温切斯特伯爵拼命想讨价还价，保住自己的性命，但莫蒂默和兰开斯特的亨利都不肯饶恕德斯潘塞家的任何人。攻打八天之后，他们的军队杀入了布里斯托尔城堡，用镣铐锁链将温切斯特伯爵五花大绑，押了出来。

布里斯托尔城堡遭到攻打的时候，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决定，他们最佳的生存机会就是逃往爱尔兰。他们在一小队武士的护卫下，在切普斯托登上一艘船。但是风向不对。一位修士的绝望祷告也没能换来上帝的支援，国王一行人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挣扎了五天之后，被迫在加的夫登陆，逃往恢宏雄伟、据说坚不可摧的德斯潘塞家族城堡卡菲利。

在他们亡命的同时，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在布里斯托尔发布公告，宣布既然国王已经逃离国家，他的儿子爱德华应当掌管政府。这份公告被保存在王室书记处档案中，据说得到了许多高级教士和诸侯的支持，其中包括都柏林大主教、温切斯特主教、伊利主教、林肯主教、赫里福德主教、诺里奇主教、国王的两个异母弟、兰开斯特的亨利，以及“在布里斯托尔的其他诸侯和骑士”。

根据这份公告，爱德华公爵被推举为国家领导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士的同意……公爵和摄政应以其父国王陛下的名义和权力统治和治理国家”。国王被剥夺了权力，而权力被暂时交给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完全处于王后及其情夫的控制之下。他于10月26日正式接管政权。

次日，老德斯潘塞被押解到一个法庭面前，法庭由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主持，刻意模仿当年审讯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那个法庭。老德斯潘塞被指控犯有抢劫、叛国和侵犯教会罪。法庭还告诉他，由于他当年在审判兰开斯特伯爵时拒绝给予后者自辩的权利，现在对他要以牙还牙。披着司法程序外衣的暴力循环在继续：在布里斯托尔的行刑台上，众目睽睽之下，老德斯潘塞先被处以绞刑，然后开膛、肢解，最后被斩首。他的首级被送往温切斯特示众。

在爱德华二世身边的人看来，他们显然彻底完蛋了。德斯潘塞在威尔士领地的佃户们对他没有好感，不愿出来保卫他。10月31日，国王的内廷近侍也抛弃了他们，只剩下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宠臣，以及少数仆人。

国王越来越手足无措、走投无路。他原本可以在卡菲利待很长时间，因为这座城堡固若金汤，物资储备也很充足。他还拥有大量金钱和珠宝，以及国玺、御玺和政府的其他重要物件。但在11月初，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动身前往马格姆和尼思的熙笃会修道院。在尼思，他们发现兰开斯特的亨利和一群诸侯正在到处搜捕他们，这些诸侯或其亲人在内战期间或战后蒙受了冤屈，现在要报仇雪恨。国王、小德斯潘塞和王室大法官罗伯特·鲍多克企图逃跑，可能是沿着一座高山小径逃跑，目的地是兰特里森特城堡。途中，他们遭遇了搜捕他们的人马。国王和他所剩无几的追随者们躲在一座树林里瑟瑟发抖的时候被俘虏了。

11月24日，赫里福德全镇百姓都聚集在集市广场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很熟悉的法庭，为首的是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不到一个月前，他把温切斯特伯爵老德斯潘塞送上了绞刑架。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气焰嚣张、好不威风的小休·德斯潘塞站在法庭前，蓬头垢面，如同丧家之犬。当天早些时候，在鼓点和号角声中，他被押解到了这座城镇。

垮台的宠臣被押进城镇的时候，一大群百姓聚集起来，欢呼雀跃，向他发出嘘声。他骑在马背上，头戴荨麻编成的王冠，以象征他篡夺王权的罪行，他短上衣的纹章被颠倒过来，以宣示他是个乱臣贼子。他的短上衣的正面写着一句出自《新约》的诗句：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2] 在被押解到赫里福德之前的近一周时间里，这个犯人都在绝食，想把自己饿死。但他可没有资格这么轻松地死掉。群众将他拖下马背，剥去他的衣服，在他身上乱涂乱画《圣经》里的口号。然后他被拖到法庭前。

毫无疑问，被告一定会丢掉性命，而且一定会被剥夺自我辩护的权利。阿伦德尔伯爵于一周前在赫里福德被枭首，国王的宠臣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法庭宣读了德斯潘塞的罪状。他的罪状清单非常长，也非常详细，包括违反流亡法令、违反《大宪章》和1311年的改革条令、谋杀、非法监禁、对国民施以暴政、唆使国王在苏格兰开战从而导致数千人丧命、篡夺王权，以及图谋在伊莎贝拉王后及其子爱德华公爵在法兰西期间杀害他们。审案的威廉爵士判处德斯潘塞死刑，按照强盗、叛徒和暴君的死法处置。他将被处以绞刑，然后开膛、阉割，内脏将被挖出并在他面前烧毁，最后被斩首。“受死吧，叛徒、暴君、逆贼！”特拉塞尔咆哮道，“接受正义的裁决吧，卖国贼、恶棍、罪犯！”

德斯潘塞和一同受审的同伙——西蒙·德·雷丁一起被拴到四匹马上，被拖过了赫里福德的大街小巷，一直拖到城堡的外墙下。在那里，刽子手在两名死刑犯的脖子上系好绞索。德斯潘塞被吊到一座特制的50英尺高的绞架上，好让全镇百姓都能目睹他的下场。绞刑架下燃起大火。刽子手登上梯子，用刀割掉德斯潘塞的阳具，然后将其丢进大火。然后他被开膛破肚：肠子和心脏被挖出来，也丢进火焰。最后，他的身体被放回地面，遭到肢解。他的首级被砍下送往伦敦，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他的躯体则被大卸八块，分送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英格兰最臭名昭著的叛徒的结局。在爱德华二世登基以来席卷全国的暴力狂潮中，又有一位大贵族惨遭屠戮。但如何处置国王本人呢？这是个棘手的难题。

二十个灾祸连连的年头向世人证明，国王没有治国理政的本领。但金雀花王朝近一百七十五年的统治一直都建立在国王与诸侯之间不断演化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曾有国王受到废黜的威胁——约翰、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在危机时刻都曾得到可能丧失王位的警告——但并没有国王被真正废黜。英格兰的法律和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高效运转，并且符合大多数英格兰臣民的利益，而法律和政府的最终根基是王权。国王听取谋臣的谏言，在征税和战争的问题上还要征询议会的意见。但他仍然是全部公共权力的源泉，而且如果政府运作正常的话，他还是抵御无政府混乱的坚强壁垒。谁有权力去废黜他，并宣布另外一个人是国王？谁能代表这更高的权威？如果王国单方面地废黜，或者（更糟糕地）弑君，那么王国难道不是在自杀？如果一位国王因为得罪了国内的一个派系就被草率地废黜，那么国家还能有什么秩序可言？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但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事实：必须剥夺爱德华二世的权力。为了这个目的，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的宣传机器开始运作。赫里福德主教亚当·奥莱顿非常活跃地宣传，伊莎贝拉及其子之所以返回英格兰，是因为国王和德斯潘塞是鸡奸者和暴君。他们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第二项指控是毋庸置疑的。从那以后，当代的编年史开始大肆传播爱德华二世是个堕落败坏的同性恋者的说法。

圣诞节的节庆刚刚结束，议会就在威斯敏斯特磋商，该如何裁断国王的命运。就连王后也不被允许去凯尼尔沃思城堡探望丈夫，他在1326年的圣诞节期间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奥莱顿主教说，如果爱德华二世见到妻子，有可能会谋害她。有人说，奥莱顿曾有过这样的言论（尽管奥莱顿本人否认），爱德华二世“在紧身裤里藏着刀子，要谋害伊莎贝拉王后，如果他没有别的武器，就用牙齿把她咬死”。爱德华二世坚决拒绝离开凯尼尔沃思去接受审判。他或许认为，他若是不在场，议会就没有合法性。但他又一次判断错了，司法程序在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仍然照常进行。1月12日，赫里福德主教在议会发言，询问众人，应当让爱德华二世继续当国王，还是让他的儿子继位。到当晚，议会决定废黜国王，请王子继位，于是撰写了指控国王的罪状录。

次日，罗杰·莫蒂默在威斯敏斯特厅发言，宣示于聚集在那里的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权贵们集体决定将无道昏君废黜。随后，威斯敏斯特议会听取了国内主要的主教的布道，给这个决定增添了宗教意义。赫里福德主教围绕《旧约·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无智谋，民就败落”）做了布道。温切斯特主教援引“我的头疼痛”（Caput meumdoleo） [3] 这种说法，解释道，王国的首脑若是奸邪，便会在政体中散布邪恶。最后，坎特伯雷大主教用法语做了布道，援引了中世纪流行的警句“人民的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vox dei）。他告诉众人，上帝已经听到了他们纠正爱德华二世统治弊端的祷告，然后向大家介绍了即将成为新国王的十四岁的阿基坦公爵爱德华。大家吟唱了《荣耀尊贵和颂赞》赞美诗。当天晚些时候，诸侯在伦敦市政厅宣誓保护和捍卫伊莎贝拉王后和她即将登基的儿子的荣誉。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劝服爱德华二世接受国民的意愿，知趣地自动退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二十四名贵族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凯尼尔沃思，与他当面交涉。

兰开斯特的亨利、温切斯特主教和林肯主教在代表团大部分人之前被派往凯尼尔沃思，他们在1月20日见到了国王，告诉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爱德华二世顽抗不从。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记载称，诸侯告诉国王，若不主动退位、让他的儿子继承，就将面临废黜；然后诸侯会选出一位非金雀花血统的新国王，于是不仅仅他自己，他的整个家族都将被剥夺王权。国王潸然泪下，与诸侯继续争执。到剩余的二十一名代表抵达的时候，爱德华二世已经伤心欲绝，必须由兰开斯特的亨利和温切斯特主教扶着他，才能站稳。

1327年1月24日，伦敦市民一觉醒来，听到这样的宣言：爱德华二世“完全自愿地退位，并得到了王国全体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其他贵族和所有平民的同意”，同时还指定了一位新国王。阿基坦公爵爱德华现在成了爱德华三世国王，而老国王则又一次仅仅被称为“卡那封的爱德华”。法官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他曾随王后杀回英格兰，后来又将德斯潘塞父子处死）代表整个王国，正式撤销了对爱德华二世的效忠誓言。诸侯向新国王宣誓效忠。所有反对的声音暂时都被革命派的喧嚣鼓噪淹没了。

[1] 后来继承了哥哥的兰开斯特伯爵头衔，称为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

[2] 典出《旧约·诗篇》，51：1。

[3] 典出《列王纪下》4：19，和合本译为“我的头阿”。

虚假的黎明

2月1日，孩童国王爱德华三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此次典礼安排的速度之快，史上前所未闻。在他父亲治下，王权崩坍到了可悲的境地；新国王及辅佐他的大臣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王权的尊严。好在1月底的时候英格兰的绝大多数诸侯都聚集在伦敦，因此尽管时间仓促，还是能够将他们召集在威斯敏斯特，去见证爱德华三世及罗杰·莫蒂默的三个儿子被三十六岁的兰开斯特的亨利（已故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弟弟）册封为骑士。加冕礼那一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内挤满了权贵和高级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雷诺兹将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冠戴在了这位十四岁国王的头上。这顶王冠对小国王来说太大，也太重，因此在王冠内放置了额外的软垫，免得它在什么关键时刻从国王头顶上滑落，那样的话就太不吉利了。

爱德华三世发出了爱德华二世在1307年曾发出的誓言，包括他父亲严重违反了的第四条誓言：他将“维持和捍卫国民所选择的法律和符合公义的风俗习惯”。加冕礼之后，在威斯敏斯特厅举行了更为奢侈华丽的宴会，庆祝新国王的登基，这样的奢华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将不复出现。大厅内价值连城的珍贵织物和贵重餐具熠熠生辉。宝座的每一边都悬挂着金线织物。欢庆气氛平衡了前一年的血雨腥风（人们的确也急需这样的平衡），并且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政治信息：老国王或许是垮台了，但王室本身仍然是至高无上、光辉灿烂的。

但显而易见的是，王权并未真正恢复元气。十四岁的爱德华三世已经有充分的理智，但还没有能力独立主持朝政。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国王年纪已经够大，不能仅仅将他当作傀儡；但又不够成熟，无法自行统治。尽管他从1327年3月开始掌控自己的内廷，但真正的社稷大权很快落入伊莎贝拉太后手中，国王受到怎样的影响、谁能接触到国王，全部取决于太后的喜怒。罗杰·莫蒂默则控制和影响着太后。没过多久，这对情人就扭曲了他们理应保护的王权准则。

新政权的第一个使命是恢复老国王统治时期流亡者的地位。加冕礼之后第二天举行的议会撤销了1322年对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及其盟友的叛国罪判决，并允许其家族产业和头衔正常地传承下去，其大部分利益都归属兰开斯特的亨利。莫蒂默收复了自己的土地和头衔，然后开始气势汹汹地吞并其他边境领主的土地，从他的叔叔——彻克的罗杰·莫蒂默（他前不久去世了）的财产开始。这一切都不算稀罕，因为莫蒂默和兰开斯特的亨利一样，完全有权收回被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不公正地夺走的财产。但很早就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和之前的掌权者一样贪得无厌。

在丈夫退位、爱德华三世加冕之前血洗政敌的混乱时期，伊莎贝拉太后就已经收回了作为她嫁妆的所有土地，价值约4.5万镑。她的儿子加冕时，她又得到了更多土地，于是她的土地收入达到了2万马克。她一跃成为英格兰最大的地主，比任何一位权贵都富有。太后的富可敌国，再加上她能够得到丈夫和德斯潘塞父子的大量金银珠宝，令旁观者忧心忡忡。

但更令人烦恼的是，太后悍然插手外交政策。在这方面，新政府有三件紧急的大事要处理。阿基坦领地饱受困扰，为了防御它的有争议边界，必须与伊莎贝拉的哥哥——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正式缔结和约。苏格兰人也蠢蠢欲动——在2月1日，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加冕的当天，一群苏格兰人成功地袭击了英格兰人控制的诺勒姆城堡——因此需要动用武力，平定苏格兰人的骚动。最后，爱德华三世还需要一位新娘，为王室添枝增叶、传承大统。

英格兰朝廷的每一个举措都失败了。匆匆与法兰西王室签订的《巴黎条约》的条款于4月中旬被呈送给身在林肯郡的国王。显然，这项条约不仅要羞辱他，还要在经济上严重地挫伤他。英格兰在法兰西西南部的领地被压缩为波尔多与巴约讷之间的加斯科涅海岸。其他领地将由法兰西国王直接控制。为了保住曾经的金雀花帝国剩下的这一山半水的代价是，爱德华三世必须缴纳5万马克的巨款。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显然也深知为了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太高，于是他们在英格兰境内隐瞒了条约的具体细节。这表明，英格兰朝廷在绝望无助之下默认了既成事实，承认英格兰陷于内部纠纷，无暇考虑在法兰西收复失地。

1328年，查理四世驾崩，没有留下直接的继承人。但英格兰朝廷没有做多少努力，去利用这个天赐良机。爱德华三世是腓力四世的三个仍然在世的外孙之一，因此对法兰西王位拥有继承权，但查理四世的表弟——瓦卢瓦的腓力按照严格的男性继承顺序（这后来被称为萨利克法 [1] ）被加冕为王（史称腓力六世）的时候，英格兰朝廷只是做了象征性的抗议。爱德华三世通过他的母亲对法兰西王位拥有继承权，但他只能在1329年前往亚眠，作为阿基坦残部和蓬蒂厄伯爵领地的领主，向法兰西新王宣誓效忠。英格兰人显然没有打算利用他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作为谈判的杠杆，去为他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争取更多的安全。

苏格兰的局面更糟糕。从2月到夏季，边境屡次遭到袭击，成群苏格兰人越境进入英格兰北部，恣意烧杀抢掠。就在爱德华三世在林肯郡读到《巴黎条约》条款而大失所望的时候，王室的命令正在被送往北方，准备按照老规矩，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和约克征集一支军队。

爱德华三世和他的母亲于5月底前往约克，在那里与五百名佛兰芒骑士会合，他们是伊莎贝拉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埃诺的约翰的属下。这支精锐部队在约克（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与英格兰士兵打架斗殴，在街头横冲直撞，很快就让市民怨声载道。尽管这个开头很不吉利，爱德华三世还是于7月初将伊莎贝拉留在约克，自己动身前往苏格兰边境，打算在那里迎战敌人（由老将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指挥）。此次行动一败涂地。道格拉斯一连几周都在逃避追击他的英格兰军队，在月底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他袭击了斯坦诺普园林（达勒姆附近）的国王营地，将国王的侍从杀散。据一部编年史记载，他还冲到国王营地的正中，高呼“道格拉斯！”，砍断了国王大帐的两三根绳索。几天后，道格拉斯率领横冲直撞的军队，撤回了苏格兰境内。

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爱德华三世为了自己的失败怒不可遏、潸然泪下。他的确有理由哭泣：这场战役耗资巨大，为了让英格兰政府免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将王室珠宝典当出去。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接受了事实——他们没有力量在北方开展一场战争，于是签订了《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由罗伯特·布鲁斯于1328年初在爱丁堡签署，后于5月在北安普敦由英格兰议会批准的）。他们与苏格兰人达成和解，可耻地放弃了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宗主权，仅收了区区20镑贡金。条约承认苏格兰为独立王国，由布鲁斯及其后嗣统治，两国边界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相同。爱德华三世年仅六岁的妹妹琼被许配给布鲁斯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大卫，并很快结婚。但这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自1295年爱德华一世的辉煌战争以来，英格兰人为之奋斗的一切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

至少爱德华三世的婚姻已经安排妥当了。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在入侵英格兰之前与埃诺伯爵缔结的联姻盟约得到遵守，于是年轻的埃诺的菲利帕（她出生于1310至1315年间，与爱德华三世年龄相仿）于1327年底被带到了伦敦。这对年轻人于1328年1月26日在约克大教堂喜结连理，婚礼非常奢华隆重，旨在向爱德华三世的北方臣民宣示，王权并没有衰败，就像他的加冕礼向他的南方臣民发出同样的信息那样（在兵荒马乱、民穷财尽的背景下还能维持这般奢华，要感谢慷慨大方的意大利银行世家——巴尔迪家族。多年之后，巴尔迪家族才会吸取到教训，爱德华三世屡次欠款不还，致使巴尔迪家族破产，这场财政灾难也导致了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崛起）。联姻是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的外交政策中唯一成功的方面，尽管伊莎贝拉希望继续行使摄政太后的权力，因此直到差不多两年之后才允许年轻的王后加冕。但在爱德华三世婚礼期间，英格兰本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1327年9月23日深夜，年轻的国王在林肯的寝室内被唤醒，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了。自4月以来，卡那封的爱德华就被关押在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城堡的地牢内。据信使说，他于两天前在狱中因自然原因死亡。因为年轻的国王急需处理与苏格兰局势相关的议会事务，于是指定于12月将老国王下葬。卡那封的爱德华去世时，很少有人质疑他的死因。爱德华三世肯定接受了他父亲自然死亡的说法，并为他安排了葬礼。但随着时光流逝，逐渐流传开了一些对卡那封的爱德华死因的描述，开始向人们暗示，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最初的说法是，老国王是因悲伤或疾病，或某种痛楚而死的。但很快就有人推测，他是被谋害的。

卡那封的爱德华被囚期间，朝廷破获了三起企图营救他的阴谋：第一次是在4月，当时他被囚禁在凯尼尔沃思；后两次分别在7月和9月他被关押在伯克利期间。前两起阴谋的策划者是多明我会的修士；最后一次营救企图的主谋是威尔士人，其中为首的是格鲁菲兹之子里斯，他是爱德华二世的长期盟友，曾在1321年和1322年援助他，在他1326年最后逃亡中也在他鞍前马后。有传闻称，连续发生的营救企图让伊莎贝拉和莫蒂默耗尽了耐心，于是莫蒂默命人将老国王杀死在狱中。1330年10月，有人在议会宣称，卡那封的爱德华是被谋杀的。卡那封的爱德华死亡二十年之后，见闻广博的编年史家——穆里穆斯的亚当记载道，国王死于奸险诡计，是罗杰·莫蒂默指使人将他扼死的。

随着卡那封的爱德华的死讯传播到全国各地，他死于谋杀的怀疑也越来越烈，而关于他死因的说法也变得更为极端。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说：凶手先是将一个小号状的装置插入他的直肠，然后将烧得红热的拨火棍从肛门插进他体内，令他内脏灼烧、生不如死，然后才将他扼死。这成了描述卡那封的爱德华死因的标准说法，因为炮制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似乎刻意营造了一种恐怖的、诗意的象征主义：娘娘腔的、腐化堕落，有同性恋者嫌疑的国王被爆菊至死。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捏造的。但是，卡那封的爱德华很有可能确实是被谋杀的，而幕后元凶的确是罗杰·莫蒂默。凶手可能是莫蒂默的盟友威廉·奥格尔和托马斯·格尼爵士，负责看押爱德华的王室内廷总管约翰·梅尔特莱弗斯爵士也是同谋。

无论如何，卡那封的爱德华于1327年12月20日入土为安。他没有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金雀花王室陵墓、长眠在祖父和父亲身边，而是被埋葬在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1217年的内战期间，年仅九岁的亨利三世就曾在那里加冕）。除了他之外，唯一被埋葬在那里的王族成员是罗贝尔·柯索斯，即征服者威廉的儿子。柯索斯原本可以成为英格兰国王，但被他的弟弟亨利一世囚禁在迪韦齐斯和加的夫近三十年之久。将卡那封的爱德华埋葬在柯索斯身边，恰如其分。爱德华下葬时穿着他在1308年倒霉的加冕礼上穿的内衣。他的墓地上饰有他的肖像雕刻，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几百年中历代国王的陵寝都带有雕像。这固然算不上一场盛大的王室葬礼，但对这样一位国王来说，仍然是个出人意料的庄严尊贵的结局。毕竟，他玷污了英格兰王室，遭到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为严重的判决，即他的政敌于1327年1月指控他的罪行录。这些指控对他的描述是“没有独立治理国家的本领……被奸臣控制和影响，听信谗言”，并且不肯“从善如流，不肯采纳良谏，也不肯致力于妥善地处理朝政”。在他被废十一个月之后，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爱德华二世“将国家压榨得山穷水尽，无所不用其极地毁坏自己的王国和人民。更糟糕的是，他生性残忍、缺乏个性，没有丝毫悔过，不可救药。这些事情如此臭名昭著，无可否认”。

但是，取代他的新政权就比他好多少吗？迹象越来越明显，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忧心忡忡，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牢牢把持着年轻国王，而且他们控制的远不止于外交政策方面。在国内，这对情人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和爱德华二世如出一辙。到1330年，他们变本加厉，英格兰又一次陷入了阴谋诡计、血雨腥风的深渊。

莫蒂默受宠于太后，日渐踌躇满志。他和加韦斯顿、德斯潘塞一样，无法抵制利用自己御前近臣的身份中饱私囊的诱惑。他逐渐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积攒了许多领地，其中很多都是从1326年的叛军那里没收的。在英格兰各地举办的一系列比武大会上，莫蒂默以近似国王的身份照顾着爱德华三世，主持圆桌会议，将自己打扮成亚瑟王（这是暗示他有威尔士血统）。他纵情享受自己作为太后情夫的地位，在1328年的索尔兹伯里议会上，他终于完成了飞黄腾达的最后一步，崛起成为上层贵族的一员。他获得了一个超常而新颖的头衔：马奇伯爵 [2] 。

德斯潘塞扰乱朝纲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莫蒂默就开始气焰嚣张地行事。在他主持下，英格兰在战争和外交这两条战线上都蒙受了奇耻大辱；国王的年轻妻子还没有得到加冕；负责审理盗匪案件的专门巡回法庭被派往各郡，处置肆虐蔓延的暴力和扰乱治安罪案，但都不了了之；而王室虽然从老国王那里继承了许多财产，还从巴尔迪银行大量借款，但还是濒临破产，危机重重。然而，新任马奇伯爵却以公谋私，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对新政权的幻想破灭后，英格兰再次分裂为许多互相攻杀的派系。到1329年1月，以兰开斯特伯爵亨利 [3] 为首的反对派已经威胁要起兵反抗。许多人大肆宣扬，国王没有听取良谏、合理治理国家，因此违反了《大宪章》和他自己的加冕誓言。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以至于朝廷为爱德华三世定做了一套新的甲胄。在差不多整个1329年，十七岁的国王都一直被挡在威斯敏斯特和伦敦之外，被阻止亲自执掌政权；他的贪婪母亲及其情夫就像对待娃娃一样娇宠着他。

好在全面内战最终被避免，但到了1330年春季，爱德华三世不可能再被当成小娃娃架空起来了。埃诺的菲利帕怀孕了，因此她必须于2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接受加冕。同时，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传到了宫廷。有传闻说，两年前在格洛斯特下葬的卡那封的爱德华仍然活着，藏匿在民间。关于爱德华二世保住了性命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尤其是在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中，这位被废黜的国王逃脱了牢狱之灾，躲到意大利，隐居起来，了却残生。这些故事并没有说服力，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330年，曾经参与逼迫老国王退位的人们都非常害怕他会突然出现。

这些谣言的来源之一很可能就是谋害国王的元凶。到1330年，马奇伯爵已经极其不得人心。法兰西人极有可能在筹划吞并阿基坦的残余部分，而莫蒂默企图强行从地方社区和诸侯手中征敛军费去保卫加斯科涅，他这个做法遭到了普遍的唾骂。他树敌甚多，不仅包括兰开斯特伯爵亨利，还有国王的叔叔们——诺福克伯爵托马斯和肯特伯爵埃德蒙。尽管两位王叔都宣称效忠王室，但莫蒂默认为，他们威胁了自己作为国王守护者和监护人的地位。

1330年3月，在温切斯特召开的议会紧急商讨了筹措军费以保卫加斯科涅的问题。在议会的末尾，莫蒂默向肯特伯爵发起了攻击。正要散会时，肯特伯爵突然被以叛国罪逮捕。莫蒂默指控他阴谋勾结（据说还活着的）异母兄爱德华二世（据说在科夫堡）。肯特伯爵被拖到一个匆匆组建、以莫蒂默为首的法庭前。他被指控叛国，法庭上出示了证明他有罪的书信，于是他被判定有罪。他被草率地剥夺财产，他的妻儿被关押到索尔兹伯里城堡，而他自己被带到温切斯特城堡墙外，执行死刑。莫蒂默的裁决野蛮残暴，令人毛骨悚然，一时间竟然找不到敢于执行这个判决的人。最后，被监禁在温切斯特的另一名犯人（负责扫厕所）砍下了可怜的肯特伯爵的首级，以此换取了自己的自由。又一位伯爵丧了命，而且是一位拥有王族血统的伯爵。埃德蒙是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因此地位比之前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更高。

议会解散了，国王前往伍德斯托克去探望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于6月15日，取名为爱德华）时，心情非常颓丧。他曾打算赦免肯特伯爵，但莫蒂默推翻了他的决定。爱德华三世是一位丈夫、父亲和国王，但另一个男人统治着国家，与他母亲上床，而且恣意谋杀他的亲属。国家被爱德华三世的父亲败得一贫如洗，而在莫蒂默残忍、贪婪的暴政之下，濒临土崩瓦解。莫蒂默暴政的三个灾难性年头给英格兰带来的祸端几乎和老国王在位时一样多。行动的时刻到了。爱德华三世处于绝望之中，但他勇敢大胆，开始秘密筹划夺回自己的王权。贤君明主的光辉新时代即将拉开大幕。

[1] 萨利克法（拉丁语：lex Salica），是中世纪西欧通行的法典，因发源于萨利克部族（法兰克人的一支）通行的习惯法而得名。6世纪初，这些习惯法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萨利克法是查理曼帝国法律的基础。
萨利克法包括女性后裔不得继承土地的条款。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女性无权继承土地的规定逐渐演变为对女性继承权的剥夺，并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班牙的历次王位继承战争，起源都是旁系男性继承人对直系女性继承人权利的争议。
英法百年战争的诱因之一，就是法兰西卡佩王朝查理四世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因是查理四世妹妹伊莎贝拉的儿子，要求得到法兰西国王宝座，法兰西方面则认定萨利克法不支持女性系后裔的继承权，查理四世的堂兄腓力六世随之加冕，开创法兰西的瓦卢瓦王朝，爱德华三世虽然妥协，但冲突的火种已然埋下。
英国君主允许女性继承，但汉诺威实行萨利克法，因此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继承英国王位时，不得不把汉诺威王位转让给其叔父恩斯特亲王。此外，在唯一仍由英国统治的原诺曼底公国领土——海峡群岛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衔是诺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而非“女公爵”（Duchess）。
为了回避萨利克法的不利影响，波兰女王雅德维加在1384年继承波兰王位时，宣布自己为国王（Hedvig Rex Poloniæa），而非女王（Hedvig Regina Poloniæa）。

[2] 马奇（March）的意思是边境，这里指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境，此爵位通常被授予居住在此边境地区的大封建主。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仅仅是头衔而已，领有者不必真的在边境拥有领地。

[3] 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就是前文所说的“兰开斯特的亨利”，即与爱德华二世做对的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弟弟，他继承了哥哥的爵位。

第六部 光荣的年代（1330～1360）

愿年轻的爱德华福寿永昌！愿他拥有曾令历代先祖得益的美德。愿他像亨利二世国王一样勤勉，像威名显赫的理查国王一样勇猛无畏，愿他像亨利三世国王一样高寿，愿他拥有爱德华一世国王的智慧，并像他的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相貌英俊。

——《爱德华二世传》中写到爱德华三世出生的段落

宫廷政变

密谋者小心翼翼、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走过诺丁汉城堡地下深处的一条秘密通道。他们至少有十六人，或许超过二十人，全副武装，大多很年轻，对国王忠心耿耿。为了自保，他们都豁出去了。在他们头顶上，城堡正在安静下来，准备过夜，白天的访客都离开城堡，返回城堡之外城镇中的住宿地。地道中只能听得见粗重的呼吸声、铠甲移动时沉闷的撞击声，以及火把燃烧的噼啪声。

他们此行是遵照御旨。当天早些时候，此刻在地道中的五名密谋者和十七岁的国王被带到一个对他们满腹狐疑的议事会面前。为首的是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王后的情夫，他把持英格兰朝政已有三年之久。探子向莫蒂默报告称，国王身边的一群人正在企图刺杀莫蒂默。所有人都坚决否认这个指控。在离开这个审讯时，他们都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

密谋者的首领是二十九岁的威廉·蒙泰古，他是爱德华三世内廷的一名方旗骑士 [1] ，是国王的朋友。不久前，他曾陪伴爱德华三世前往法兰西处理要务，刚从阿维尼翁的教廷返回，他在那里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传达了一些密信。蒙泰古是一个军人、保王党人和国王亲信，就像他父亲曾经是爱德华二世的亲信一样。他担心莫蒂默会谋害国王，因此在这一天告诉国王，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他对国王说：“把狗吃掉，总比被狗吃掉强。”爱德华三世听取了他的建议，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这要么是一场自杀行动，要么是拯救王权的伟业。

在蒙泰古身边弯腰行进的还有爱德华三世内廷的另外四名伙伴：爱德华·博汉、罗伯特·厄福德和威廉·克林顿（三人均为方旗骑士），以及内廷骑士霍恩比的约翰·内维尔。他们都是勇士，做好了在凶险的行动中以死报效主公的准备。行动的关键是第六个人，威廉·伊兰，诺丁汉城堡的警卫。伊兰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熟悉这座要塞的众多走廊和通道。

莫蒂默控制着城堡的钥匙，夜间会将钥匙放在王后枕下，因此蒙泰古及其伙伴正在潜行的这条地道是进入城堡的唯一路径。地道一头连接着城堡外的河岸，另一头是处于城堡心脏位置的伊莎贝拉太后寝室。1330年10月19日，伊兰脱离了自己的岗位，故意将地道内的边门敞开，没有关闭。现在，他利用自己对城堡的熟悉，引导密谋者们在黑暗中行进。

诺丁汉城堡内到处上演着阴谋诡计。密谋集团成员——御医潘西奥·德·孔特罗内为国王在当晚脱身打掩护，甚至帮忙打开了连接密道与城堡主楼的门。伊兰和蒙泰古带领部下从地下深处登上螺旋形楼梯来到王室居所心脏位置时，一定会祈祷，在他们抵达最终的那扇门之前，密谋不要败露。如果莫蒂默抓获了他们的任何一名盟友并从其口中得到真相，那么或许已经派兵在地道中尾随他们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和彻底垮台。在太后的大厅内，伊莎贝拉正与莫蒂默、他的两个儿子杰弗里和埃德蒙、西蒙·贝里福德、休·特平顿爵士和林肯主教亨利·伯格什一同商议如何处置密谋者。他们全然不知，这些密谋者已经离开了地道，进入城堡主楼，正在杀气腾腾地逼近会议厅。

蒙泰古和伙伴们冲进王室寓所时，撞上了内廷总管特平顿，他是安保的最终负责人，当然现在安保已经被破坏了。约翰·内维尔上前杀死了特平顿。这声响令守卫在大厅入口处的少数几名内廷侍从警觉起来。密谋者猛冲进去，将两名卫兵砍死在原地。

莫蒂默拔腿就跑，冲向自己的房间去拿剑。但他和两名谋士被抓住并逮捕。密谋者留了马奇伯爵一条性命，准备将其作为叛国贼送上法庭。莫蒂默的两个儿子和西蒙·贝里福德也被俘虏。据布鲁图编年史家记载，伯格什主教将自己作为教士的尊严丢了个一干二净。他跑向厕所，企图钻进向城堡外护城河内排放粪尿的滑道。蒙泰古的部下追了上去，最终将主教从这肮脏的逃命场所拉出来。伊莎贝拉太后站在大厅门口，在黑暗中哀号，呼喊她的儿子，她相信自己的儿子躲在密谋者的背后。

借助这戏剧性的手段，十七岁的爱德华三世粉碎了束缚自己的镣铐，亲自执掌了政权。政变的次日，国王向英格兰各郡的郡长发布宣言，通知他们，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已经被逮捕，爱德华三世“从此将遵循法理和理智，以符合自己君主尊严的方式，统治他的人民。国家大事将由全国的权贵公议裁决，别无他途”。

莫蒂默被捕后遭到羁押，等待议会发落。这次议会于1330年11月在威斯敏斯特厅召开。他被五花大绑，口里塞着东西，丧尽颜面地被押解到全国诸侯面前。根据议会的官方记载，他受到的指控是“篡夺王权，把持朝政，以君主自居”，并驱使仆人约翰·雷“监视（爱德华三世）的言行，以致我主国王陛下被歹人环绕，无法自行决断，如同生活在牢狱之中”。莫蒂默受到十四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以自己的伯爵领地分裂王室土地、向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开战、诬陷肯特伯爵叛国，以及贪污王室金钱（包括苏格兰人遵照合约缴纳的贡金）。

但最重要的是，议会明确地指控莫蒂默谋杀了爱德华二世。“罗杰擅用篡夺来的权力……命令将（老国王）押解至伯克利城堡。在那里，罗杰及其走狗恶毒、阴险、虚伪地将国王杀害。”档案如是说。这是官方第一次声明爱德华二世是被谋杀的，光是弑君这一项罪名就足以让莫蒂默这“背叛国王和江山社稷的逆贼，被开膛和绞杀”。就像之前几位被判死刑的大贵族一样，莫蒂默也不被允许为自己辩护。但是，随着他于1330年11月29日在泰伯恩被作为叛国贼处死，英格兰历史上一个血雨腥风的一个章节便结束了。

伊莎贝拉没有受到严惩。作为太后，她被解除政权，进入退隐状态。在随后二十七年中，她居住在诺福克的赖辛城堡，过着锦衣玉食、奢华富丽的生活，在王室的外交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参加她儿子的越来越奢侈辉煌的典礼宴会和家庭节庆活动。

爱德华三世还不到十八岁，就能够大胆地发动如此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决定性地夺取了政权。这是让人心头燃起希望的迹象，看来他有足够强大的性格和才干，去恢复这个朝纲败坏的王国的秩序，令其走上正轨。事实证明，他果然是一位盖世明君。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的一举一动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施政之道：发现问题之后，他便会采取激进的，甚至是鲁莽的行动去解决它；他身边围绕着一群亲密而深受信赖的谋臣。他的统治效率很高，令人心醉。但在爱德华三世被普遍尊为英明贤君（或许是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之前，还有许多困难重重的年头。

[1] 方旗骑士（Knight Banneret）是中世纪的一种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下率领部队，而比他们级别更低的骑士则不得不打着别人的旗号来率领部队。方旗骑士的旗帜是方形的，以区别于更低级的骑士们的三角旗。方旗骑士高于下级骑士（Knight Bachelor），而低于男爵。虽然大多数方旗骑士都出身贵族，但这个头衔通常不是贵族头衔，也不是世袭的。

光荣的国王，一贫如洗的王国

诺丁汉政变之后，爱德华三世在国内受到普遍赞誉。1330年11月，他十八岁了，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王权和命运。他的私人纹章图案是灿烂的旭日——金色的阳光从浓云背后迸射出来。年轻的国王希望他的臣民们认识到，他挣脱了母亲的情夫的束缚之后，独立掌权，必将拨开乌云见天日；新国王能够为人民带来光明、勇气和希望。

亲政伊始，他便举办了一系列比武大会，主要是在伦敦周边和东南部。他表现出绝佳的骑士风度；他的宫廷是狂欢、享乐、浪漫和武艺较量的中心。“这位国王热衷于比武大会和与贵妇相伴，不亦乐乎？”北方的编年史家托马斯·格雷爵士如此记载道。这是他在位时期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月都要举办比武大会。这是王国的贵族男女纵情狂欢的好机会，他们换上五光十色、奢侈富丽的服装，扮演起猛兽、神话传说中的异兽和天使仙女的角色，重演历史和传奇中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或者淘气地打扮成修士、商贩或神父，嬉戏打闹，以此为乐。大型的模拟战争打得煞有介事，既让参与其中的贵族们增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训练，毕竟这个时期又狼烟四起、战火延绵。

国王处于这一切热火朝天活动的正中间。他是一个身强体健、具有运动员体魄且雄心勃勃的青年。大多数肖像都将他描绘得面貌略显清秀，眼睛宽阔，眼窝深陷，眉脊平坦，鼻子又长又细。他天庭饱满，并且遵照当时的风俗，成年之后始终蓄着长胡须，14世纪50年代的一首诗说他的胡子是“浆果一般的褐色”。他要么戴着精美的帽子，要么佩戴军事统帅的头盔，浓密而波浪形的头发遮挡住了他的耳朵，从帽子或头盔下凸显出来。他精通骑术，武艺高强，是骑士威严的典范。他和菲利帕王后都嗜好精美的衣服，并且衣服上绣有口号和神秘莫测的王室箴言。爱德华三世后来最喜爱的一些箴言包括“事当如此”（It is as it is）和“白天鹅啼鸣，以上帝之灵起誓，我是你的男人”（Hay Hay the wythe swan/By Godes soule I am thy man）以及“像忍冬一样坚强”（Syker as ye wodebynd）。菲利帕王后喜爱的口号包括“我缠绕着你”（Ich wyndemuth）和“我的吩咐”（Myn biddeneye）。为纪念爱德华三世加冕而打造的钱币上印有这样一句口号，突显了国王一生的自信和治理国家时的从容：“我不曾索取，只是接受。”

外在的作秀和华丽典礼是任何一位国王必备的核心技能，但爱德华三世在这方面的直觉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敏锐——只有亨利三世是个例外。他从远东进口最精美的金线织物，他的袍服上装饰着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形象：豹子、猛虎、鹈鹕和隼。他酷爱音乐，他的宫廷旅行的时候，总伴有行吟歌手的曲调，有鼓点和笛子助兴。国王处在这一切的中心，为自己创造的盛景笑逐颜开。他开设了一座动物园，豢养着狮子、豹子、一头熊和形形色色的猿猴。他像之前的国王们一样，对狩猎兴致勃勃。他在自己的猎苑、森林和英格兰乡间纵马奔驰、追逐和猎杀野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他的先祖当中，或许只有亨利二世在这方面能和他相比。他挥金如土，在奢华的服装和盛大的娱乐活动上花费数千镑，供自己、朋友和家人享受，展现出了值得颂扬的王室光辉。爱德华三世是个魅力无穷的人，把宫廷中的女士们迷得神魂颠倒，和男人们则能建立起亲密的、兄弟一般的深情厚谊。自亲政伊始，他便将英格兰的贵族和骑士们——所有成功的国王都会将这个阶层团结到自己身边——与自己的统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爱德华三世受过传统的贵族式教育，精通与他地位相称的知识和文化。他既会说英语，也会讲宫廷语言——法兰西北部方言。在成长过程中，他身边簇拥着理查·伯里（牛津大学的学者和教士，后来成为政府高官和国王最亲信的谋臣之一）这样的学者，从他们那里汲取到了极大的知识养分，文化水平远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标准（能阅读拉丁文和法文即可）。他是第一位有御笔墨迹留存至今的英格兰国王。他从五花八门的古典文本中学习为君之道。这些文本被称为“君主明鉴”，是欧洲学者们编纂起来的，分析了古今统治者的伟大成就和可耻失败，旨在向他们的君王解释优良的统治原则。

自孩提时代起，爱德华三世就对历史和神话中的伟大英雄心醉神迷，尤其仰慕14世纪流行文学的主流故事，即所谓“九位伟人”的传说。九位伟人包括三位“好的异教徒”——赫克托耳、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三位圣经中的贤君——约书亚、大卫和犹大·马加比 [1] ，以及三位伟大的基督教国王——亚瑟王、查理曼和第一代耶路撒冷国王布永的戈弗雷。他认真研读了帝王们的生平，努力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而避免他们的错误。他对历史的天意注定非常着迷，因为历史既能够预示他一生中的一些事件，也能够为后人的生活奠定基础。同时代人对他在诺丁汉宫廷政变中表现出的勇敢非常景仰，急切地希望看到他实现梅林的预言。爱德华三世没有让群众失望，他于1331年访问格拉斯顿伯里，参观了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的宏伟陵寝，这座陵墓是他的祖父当年下令建造的。事实上，在金雀花王朝的所有先王之中，爱德华三世特别崇敬爱德华一世，命人用金线织物装饰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一世陵墓，像祖父一样热衷于亚瑟王传说，并保证每年都隆重地纪念“苏格兰人之锤”（爱德华一世的绰号）的冥寿。爱德华一世年轻时的贬义绰号“豹子”如今成了爱德华三世王权的象征。爱德华三世的纹章是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 [2]

虽然酷爱荣华富贵，但爱德华三世深切地懂得，王权是国家与君王之间的神圣纽带。当前如此，甚于以往。在有些比武大会上，他喜欢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乔装打扮成普通战士，与同时代人和伙伴们一起比拼。虽然喜爱亚瑟王传说，但他小心谨慎，不去效仿罗杰·莫蒂默的狂妄做法——竟企图扮演这位传奇国王的角色。14世纪30年代，爱德华三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一位比较普通的圆桌骑士，常常是莱昂内尔爵士。最早给他赋予这个角色的恰恰是莫蒂默。1329年，在威格莫尔举办的一次比武大会上，莫蒂默向国王献上了一只带有莱昂内尔爵士纹章的杯子。爱德华三世一直坚持扮演莱昂内尔爵士的角色，在14世纪30年代的许多比武大会上始终佩戴他的纹章，而且还用这位传奇骑士的名字给自己的第三子（1338年出生于安特卫普）取名。这表明，他没有忘记积极进取和努力奋斗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观帮助他推翻了莫蒂默的统治。当然这或许也是个诙谐的玩笑。

从1330年爱德华三世亲政开始的七年中，他逐渐熟悉了自己的王国。几乎持续不断的比武大会使得他在象征意义和社交这两个层面都与自己的臣民走得更近。他与菲利帕王后的婚姻非常多产，1330年生下了王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儿女呱呱坠地：伍德斯托克的伊莎贝拉于1332年5月出生，伦敦塔的琼生于1333年底，哈特菲尔德的威廉生于1336年12月（后来夭折），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生于1338年。尽管这位年轻的国王踌躇满志、八面威风，但英格兰仍然处于极大的困境中。14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中，朝纲败坏，公共秩序荡然无存。1315～1322年发生大饥荒，哀鸿遍野。爱德华二世自登基一直到去世的几十年中始终动荡不安，给无法无天的犯罪造就了滋长的温床。在英格兰中部，福尔维尔匪帮（一个来自莱斯特郡的腐化堕落的乡绅家族）公然大规模烧杀抢掠，目无王法，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政敌，甚至将巡回法官扣为人质。峰区 [3] 也有一个类似的匪帮，叫作科特里尔家族。朝廷虽然多次尝试向各郡派遣司法团队，去恢复秩序、执行王法，但都遇到了抵抗，地方上的滥用职权使得中央政府无力打击犯罪。

为了处置这种局面，爱德华三世决心开展激进的司法改革。巡回法庭制度——郡一级的法庭缓慢地周游各地，一个巡回可能需要七年，甚至更久——已经过时，而且过于笨重。在1332年3月的议会上，爱德华三世听取了大法官杰弗里·斯科罗普爵士主持的关于法律和秩序改革的辩论。最终形成的新体制是，在各郡设立长期性的王室司法机构，以制裁刑事犯罪。这次改革产生了所谓治安官（keeper of the peace）的职位（后来演化成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些官吏将负责地方治安。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比如福尔维尔匪帮案和科特里尔匪帮案，治安官会得到王室指派的临时委员会的支持，包括听证与裁判委员会（oyer and terminer）。王座法庭有时也会零星地处理一些地方治安事务。英格兰司法制度比以往更加完备；此后，再也没有一位国王像约翰国王那样亲自周游全国处理司法事务。但如果说国王的司法角色逐渐淡化，那么爱德华三世则坚决要将国王作为军事统帅的角色发扬光大。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爱尔兰。自约翰于1210年御驾亲征的一百二十年以来，不曾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秩序极其混乱，一派血雨腥风，英格兰国王对定居当地的盎格鲁—诺曼诸侯的控制几近丧失。1332年夏，爱德华三世筹划派遣一支大军，渡过爱尔兰海，重新确立自己在当地的统治。但计划正要实施的时候，却不得不放弃了。1332年8月11日，在苏格兰珀斯附近的杜普林沼泽，支持苏格兰新国王大卫二世（罗伯特·布鲁斯的儿子，也是爱德华三世的妹夫）的军队与叛军（被称为“被剥夺继承权者” [4] ）发生了冲突。这些叛军主要是在班诺克本战役后丧失了自己全部土地的苏格兰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约翰·巴里奥的儿子爱德华·巴里奥，还得到爱德华的盟友亨利·博蒙特的支持。博蒙特是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将，参加过自1298年福尔柯克战役以来苏格兰的每一场主要战役。

“被剥夺继承权者”兵力很少，大约只有一千五百人，是布鲁斯军队的十分之一，却以少胜多，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杀死了许多苏格兰骑士和伯爵。9月24日，爱德华·巴里奥在斯昆被推举为王，苏格兰再一次陷入混乱。爱德华三世放弃了入侵爱尔兰的计划，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北方边境。1333年1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上，他宣布了入侵苏格兰的意图。这将打破《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建立的停战状态，重新开启争夺苏格兰主宰权的战争（这场战争自爱德华一世死后就一直很不顺利）。

1333～1337年，英格兰以约克为陪都。爱德华三世将整套政府机关迁往北方，以便集中精力作战。他的军队中包括王室直属的部队、按照封建制征集的贵族及其骑士，以及外国雇佣兵，包括曾在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指挥下讨伐苏格兰的那些埃诺雇佣兵（尽管那次战役命途多舛）。普通士兵是强行征募的，士兵们离开自己家乡所在的郡之后，会得到按日支付的军饷。除此之外还有轻骑兵、以长矛和刀剑为武器的步兵，以及乘骑机动、下马作战的弓箭手。乘骑弓箭手将会成为中世纪英格兰军队中战术水平最高、杀伤力最强的单位。爱德华三世在其统治期间依赖乘骑弓箭手，视其为自己的精锐，将其地位提高到超过一般士兵。乘骑弓箭手的地位虽然还比不上贵族骑兵，但仍然是14世纪欧洲最令人尊重和畏惧的一群战士。他们和其他士兵的给养都来自对全国人民的横征暴敛，这对英格兰臣民来说是长期的沉重负担。

爱德华三世的战役于1333年春季拉开帷幕。这年夏天，他的指挥官们——包括威廉·蒙泰古、亨利·珀西、兰开斯特伯爵亨利的儿子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这些诸侯的年纪与国王相仿——协助爱德华·巴里奥，越过边境，发动袭扰作战。随后，英格兰军队攻打了伯立克，最后在距伯立克两英里的哈立顿山与苏格兰人交锋。

英格兰军队在哈立顿山采纳的战术就是亨利·博蒙特在杜普林沼泽设计的策略。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这种战术将为他赢得许多胜利。爱德华三世的兵力或许只有苏格兰人的一半，但他在哈立顿山上建立了巩固的防御阵地，部队分成三支，每一支的侧翼都有弓箭手掩护。国王亲自指挥中军；爱德华·巴里奥指挥左翼；国王的叔叔诺福克伯爵 [5] 统领右翼，国王的弟弟康沃尔伯爵（埃尔特姆的约翰）在诺福克伯爵身边。英格兰军队不会向苏格兰人的刺猬阵型发动骑兵冲锋。班诺克本战役已经教会了他们，这种战术就是自杀。大群苏格兰长枪兵冲上山的时候，英格兰弓箭手向他们射出冰雹一般的箭雨，令其阵脚大乱、惊慌失措。苏格兰人还没有冲到英格兰武士面前，大多就已经溃乱。两军展开白刃战的时候，苏格兰人已经疲惫不堪、胆战心惊。爱德华三世率军勇猛地攻击敌人，国王与罗伯特·斯图尔特 [6] （罗伯特·布鲁斯的外孙，年仅十七岁，担任苏格兰的王室总务官）展开了一对一的拼杀。苏格兰人很快溃不成军，爱德华三世和巴里奥的部下重新上马，追杀抱头鼠窜的苏格兰人。战斗结束了，苏格兰的贵族精英又一次遭到灭顶之灾，有六位伯爵战死。国王以恰当的骑士礼节安葬了这些敌人。

爱德华三世在哈立顿山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扶植爱德华·巴里奥当苏格兰国王，夺回了伯立克，并对苏格兰低地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1333年的下半年，他待在英格兰东南部游猎享乐，举办比武大会。1334年初，巴里奥同意让苏格兰恢复到一个附庸国的地位。苏格兰王室又一次成为英格兰王室的臣属。胜利来得实在太轻松。

这么容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自1326年起，苏格兰便与法兰西结盟。1334年6月，爱德华·巴里奥在纽卡斯尔向爱德华三世宣誓效忠的时候，消息传来，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把已经被废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及其妻子琼 [7] 从苏格兰接走，庇护他们生活在诺曼底。大卫二世夫妇居住在加亚尔城堡，也就是狮心王理查建造的伟大要塞。大卫二世不在国内期间，苏格兰的抵抗力量团结在年轻的罗伯特·斯图尔特和马里伯爵约翰·伦道夫周围。1334年冬季和1335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德华三世都忙于率军在苏格兰低地以恐怖手段镇压反抗者，杀得苏格兰噤若寒蝉。1336年7月，他又率军讨伐苏格兰高地，从洛赫因多布城堡营救了一群被关押在那里的贵妇，给自己的骑士传奇增添了不少光辉。除此之外，这场残酷的战役中就没有什么骑士风度可以称道了。除了御弟——埃尔特姆的约翰于9月病逝之外，英格兰人春风得意。爱德华三世的策略——在敌国乡村烧杀抢掠、血腥镇压，以此震慑和威吓敌国百姓——后来被运用到了欧洲大陆，英格兰士兵获得了基督教世界最凶悍军人的威望。

尽管对苏格兰人施加了恐怖统治，但爱德华三世还是没能平定这个国家。爱德华三世和他的朋友们——尤其是格罗斯蒙特的亨利——逐渐赢得了骁勇善战的猛将的美名——学到了战争的技艺，但他们仅仅通过屠杀是不能迫使苏格兰人去爱戴巴里奥的。问题的核心是，叛乱的苏格兰人和法兰西国王之间有盟约。在腓力六世看来，金雀花王朝在苏格兰的行动与金雀花王朝在阿基坦领地的地位是紧密联系的。只要英格兰人不肯接受法兰西对加斯科涅的完整宗主权，腓力六世就支持苏格兰人为其独立而奋斗。到1337年，爱德华三世对通过烧杀抢掠来迫使苏格兰屈服已经不感兴趣。他为君之道的核心在于，直接地、强有力地处理问题。1337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苏格兰，而是法兰西。开辟新战场对他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金雀花王朝最宏大的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1] 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即“铁锤”犹大），是犹太人历史中与约书亚、基甸、大卫齐名的英勇战士。他是古以色列人祭司长亚伦的后裔，犹太祭司玛他提亚的第三个儿子。犹大·马加比继承父亲对抗塞琉古帝国的统帅职位，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犹太人的马加比节，就是为了纪念犹大·马加比在公元前165年收复耶路撒冷的圣殿。

[2] 纹章学里的豹子和狮子外形差不多。行走（passant）中的狮子一般被称为“豹子”，而扬起前爪跃立（rampant）的狮子才被称为“狮子”。这种区分源自法国纹章学，英国纹章学后来不再做此区分。

[3] 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高地，主要位于德比郡北部，也覆盖柴郡、大曼彻斯特、斯塔福德郡、约克郡南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

[4] 此处的“被剥夺继承权者”与亨利三世时期英格兰境内的“被剥夺继承权者”（西蒙·德·孟福尔的支持者）不是一回事。

[5] 即布拉泽顿的托马斯。

[6] 后来继承大卫二世的王位，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二世，开创了斯图亚特王朝（1371～1714年统治苏格兰，1603～1714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

[7] 即爱德华二世的女儿，伦敦塔的琼，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的妹妹。

新的伯爵，新的敌人

1337年3月，议会召开之时，威斯敏斯特处于兴奋和焦躁之中。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兴奋。激进的法律即将颁布。朝廷计划对羊毛贸易实施改革。两条战线上都即将燃起狼烟。但至少在议会的观察者和热爱金雀花王朝富丽堂皇的仪式典礼的人们看来，比这一切都更激动人心的是，王国即将设立六个新爵位。爱德华三世在位已经十年了，亲政也已经七年，他在此期间表现出对贵族的友好和善意。在他举办的比武大会上，他与国内富有的精英武士们耳鬓厮磨。很自然，他对这些人最为亲近。

在此前几十年中，英格兰贵族阶层存在普遍衰败的趋势。爱德华一世对贵族们很不信任，因此很少封赏伯爵领地。他质疑贵族的权利，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所谓的“根据谁的权威？”（Quo Warranto）调查：他的法官们质询诸侯，询问他们行使了哪些权力和司法管辖权，以调查他们是否僭越了王权。爱德华二世在册封大地产和高级头衔时比较有创造性，也很慷慨，但他一般把重要的封赏保留给自己的亲信宠臣，而不愿意扶植大贵族世家，因为他害怕这些人会挑战他的权威。爱德华二世封加韦斯顿为康沃尔伯爵，安德鲁·哈克雷为卡莱尔伯爵，休·德斯潘塞为温切斯特伯爵，他的两个异母弟被封为诺福克伯爵和肯特伯爵；但在这些新册封的伯爵中，只有诺福克伯爵活过了1330年。1328年受封为康沃尔伯爵的埃尔特姆的约翰在苏格兰作战期间病逝，现在长眠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与他的祖父和父亲不同，爱德华三世相信，国王和大贵族之间应当有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互相对抗。在1337年的议会上，爱德华三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哲学。他向与会的贵族们宣称，“我认为，君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分封地位、头衔和官职，以此换取睿智的谏言和强大力量的支持”。他认为，恰恰是因为英格兰贵族（以强有力的伯爵和男爵为首）人丁减少，“长期以来，国家的名望、荣誉和尊严蒙受了莫大损失”。

爱德华三世向全国宣布，他要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培植新一代的英格兰贵族，与其分享王权的威望、分担王权的责任。这些新诸侯都是在他统治十年间证明了自己的精英，其中有几位当年和他一同参加了诺丁汉城堡的政变。他们是雄心勃勃的年轻国王的天然盟友和好伙伴，很快将会与他并肩作战。

这次议会册封了六位新伯爵。首先是威廉·蒙泰古，1330年政变的领导者。自那次政变以后，蒙泰古向国王证明，他既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也是苏格兰战争中的一员猛将。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国王已经赏给他大量战利品、财富和土地，现在又将他晋升为索尔兹伯里伯爵。

1330年政变的其他参与者也同样得到了赏赐。罗伯特·厄福德被封为萨福克伯爵，威廉·克林顿成为亨廷顿伯爵（这个头衔此前是由苏格兰国王保有的）。同时，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后嗣们也得到了头衔，以彰显其高贵地位。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被封为德比伯爵。威廉·博汉，1330年政变的参与者和苏格兰战争的老将，成为北安普敦伯爵。为王室效力多年的军人和罗杰·莫蒂默的早期反对者休·奥德利被封为格洛斯特伯爵。

1337年3月，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的长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是个健康的六岁男孩。从都铎王朝时期开始，他被称为“黑太子”，因为（据说）他的盔甲是黑色的，而且他极其骁勇善战。1337年，他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以反映他作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重要地位。爱德华三世册封他为康沃尔公爵。“公爵”（duc）这个头衔源于法兰西。这是公爵的头衔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本土，以彰显康沃尔这个王室直属的伯爵领地如今享有的特殊地位。已故的埃尔特姆的约翰的头衔被迅速重新授予，这也是在暗示，像加韦斯顿那样出身卑微的人再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崇高的王室头衔了。

为了恭贺这些新诸侯，国王举办了一场盛大奢华的宴会，仅仅在膳食和娱乐上就花费了数百镑。还有二十名骑士得到册封。大家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各自主持着自己的欢庆典礼。

此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土地封赏不是因为爱德华三世心血来潮、慷慨大方。这其实是1337年的形势所迫。国王需要军事上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应当拥有资源、强大的私人势力和为王室作战的义务。不仅苏格兰始终动荡不安，而且与法兰西的战争也又一次迫在眉睫。但这一次，英法对抗的激烈程度将大大升级，风险也更大，而且两位敌手也是自12世纪末理查一世与腓力·奥古斯都较量以来最为桀骜不驯和咄咄逼人的一对。金雀花王朝即将面临的这场战争不会仅仅持续几个月或几年，而是好几个世代。

百年战争爆发

1340年1月26日，爱德华三世率领他的内廷进入佛兰芒城市根特。身怀六甲的王后也随行抵达（这是他们在十年中的第六个孩子，于当年3月6日出生，被称为冈特的约翰，“冈特”是英语中对“根特”的称呼）。为了欢迎国王驾临，当地人准备了盛大的典礼，星期五集市所在的大型开放式广场被加以奢华装饰，以迎接大群观众。广场中心搭建起了平台，周围悬挂着饰有爱德华三世纹章的旗帜。但旁观者对这些纹章非常陌生。

自1198年（狮心王理查在位的倒数第二年）开始的一百四十二年中，历代金雀花国王的纹章都是三只（一般被称为豹子）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背景是鲜红色。现在的王室纹章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三只狮子不是骄傲地横跨整个纹章，而是变成了这种样式：纹章分为四个部分，狮子只占右上和左下部分，其他部分则是蓝色底纹上的金色百合花，这是古老的法兰西王室纹章。而且，法兰西的百合花的位置更优先，处于整个纹章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对历史悠久的英格兰纹章所做的改造着实令人震惊。对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来说，爱德华三世即将传达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

爱德华三世走到平台上，两侧簇拥着他的宫廷显贵，以及佛兰德最重要的三座城镇的市政官。他高声疾呼，压过人群的嘈杂，呼吁根特人民承认他不仅是英格兰国王，还是法兰西国王。他要求他们服从自己，并接受了许多佛兰芒人的宣誓效忠，其中包括佛兰德的居伊（佛兰德伯爵的异母弟）。爱德华三世向在场的人保证，将会尊重他们的自由，保护他们的商业权益。然后他主持了一场典型爱德华三世风格的庆祝活动：比武大会。

在人山人海的根特集市广场上发生的这个事件，是自爱德华一世决心将自己打造为亚瑟王再世以来，金雀花王室形象的最深刻变革。爱德华三世正式自立为法兰西国王，打起了这样的旗号，这个举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关系，即便是在亨利二世时代也不曾有过这么重大的变革。它也引发了两国之间一场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即百年战争），将两国都拖得民穷财尽。

这场战争的根源错综复杂，涉及金雀花王朝历史的深处，以及14世纪的政治。英法两国之间争议的传统焦点，是英格兰国王作为阿基坦公爵的地位。1259年，亨利三世同意签订《巴黎条约》，以阿基坦公爵的身份向路易九世宣誓效忠，放弃了金雀花家族对诺曼底、安茹和曾经的金雀花帝国其余部分的权利主张。自那以后，两国摩擦不断，议题都是阿基坦。

整个14世纪，在欧洲西北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利益连续发生冲突，而法兰西王室也进入了大举扩张的新阶段。法兰西历代国王执着于确立自己的权益，开疆拓土，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自腓力二世时代以来，法兰西还不曾如此咄咄逼人地对外扩张过。这导致法兰西与英格兰在低地国家的贸易战中发生了直接的竞争；苏格兰自1295年便与法兰西结盟，这是英法矛盾的另一个根源；英吉利海峡的航道和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英格兰人渡过海峡向佛兰德输送羊毛（后来还有纺织品），并从波尔多进口葡萄酒。但在这些互相挑衅和冲突的表象之下，是两国王室地位上的根本变化。

1328年，查理四世驾崩，腓力六世继位。自987年于格·卡佩登基以来一直统治法兰西的卡佩王族的直系绝嗣了，法兰西王国迎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爱德华三世年轻时曾访问亚眠，代表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向腓力六世宣誓效忠，这表明他接受了腓力六世的继承权，承认他根据萨利克法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权利。由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早期国内政局动荡，英格兰朝廷当时并没有积极地推动他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就这么放弃了。

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垮台之后，腓力六世作为法兰西国王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年轻的爱德华三世国王远远没有力量去要求对法兰西王位继承的问题进行更正，首先是因为1333～1337年所有适合作战的季节都被用于讨伐苏格兰。因此英法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小心谨慎地进行外交。1332年，两国进行了探索性质的对话，商讨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但在1334年，腓力六世决定支持大卫·布鲁斯，这对英格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挑衅。

并非只有腓力六世在庇护逃亡者。1334年，爱德华三世将阿图瓦的罗贝尔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罗贝尔曾经是腓力六世最亲信的谋臣和密友，后来非常不幸地变成了他的不共戴天死敌。虽然年事已高，他还是勇敢地逃脱了法兰西法律的制裁。爱德华三世欣赏罗贝尔的骑士风度和军事才华，慷慨地庇护他，这招致了法兰西国王和贵族的怒火。14世纪40年代一首佛兰芒语的宣传诗《鹭的誓言》责怪罗贝尔引发了战争，因为他怂恿爱德华三世去夺回自己的合法遗产（即法兰西王位）。

据这首诗的描述，在一场奢靡而浪漫的宴会上，罗贝尔走到国王面前，呈上一只烤熟的鹭，这是他的猎鹰在当天捕获的猎物。“我相信，我抓住的是最怯懦的鸟儿，”罗贝尔向国王和他的廷臣们说道，“它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吓个半死。它惨叫起来，就好像要丢掉性命一样……我打算将这只鹭奉献给人世间最怯懦的人，或者说是世间曾有过的头号胆小鬼，那就是爱德华·路易（即爱德华三世），他原本是高贵的法兰西土地的合法继承人，却被剥夺了这继承权；但他没有胆量，所以一直到死也不会得到法兰西。”

在这首诗中，爱德华三世听了这话，当即发誓“统领我的子民，渡过大海……在那国度点燃战火……迎战我的死敌，瓦卢瓦的腓力，他佩戴着百合花……诸君大可放心，我谴责他，用言辞和行动向他开战”。

《鹭的誓言》纯粹是宣传作品，目的是将阿图瓦的罗贝尔描绘为刁滑的煽动者，而把爱德华三世丑化为大呼小叫、无耻放肆的侵略者。它活灵活现地描绘这图景，令听众们信以为真。的确，爱德华三世对阿图瓦的罗贝尔的庇护为腓力六世提供了开战的借口。1336年12月，腓力六世派遣使臣到加斯科涅，要求遣返罗贝尔。英格兰朝廷拒绝了这个要求，不到一年之后，爱德华三世就派遣使臣到巴黎，去面见“自诩为法兰西国王的瓦卢瓦的腓力”，收回了英格兰国王对其的效忠誓言。可以预见的是，腓力六世立即正式将蓬蒂厄和加斯科涅收为己有。战争爆发了。

1340年，爱德华三世在根特的广场平台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英格兰和法兰西在理论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三年之久。这三年之中，主要还是一场虚假的冲突，双方都在笼络盟友、拉帮结派。爱德华三世的战争努力主要集中在低地国家，他向埃诺伯爵、布拉班特公爵和其他盟友送去了数万镑的贿赂，以建立一个反对法兰西国王的大同盟。这是一项传统的代价昂贵的策略。除此之外，爱德华三世还从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那里购买了帝国总督的头衔，这个头衔赋予他对低地国家诸侯的完整宗主权。这场代价极高的外交活动中唯一的重要军事行动发生在1339年秋季，爱德华三世率军来到法兰西北部，在康布雷西和韦尔芒杜瓦的边境地带打了一场激烈而凶残的战役。同时，腓力六世派遣军队深入加斯科涅，往南一直进逼到波尔多。

但这都只是初步的小规模冲突。1340年，爱德华三世正式宣称对法兰西王位享有权利，于是战事升级。这不再是传统的英法战争。的确，这场斗争的实质仍然是法兰西国王坚持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而金雀花王朝的阿基坦领主不愿对其俯首称臣。英格兰人的策略是历史上常见的手段：贿赂佛兰德和法兰西东部边境的领主与诸侯，以建立一个北方联盟；同时集结一支军队，从南面进攻。但是，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王位宣示了主权，于是英法王室斗争的整个性质都发生了变化。

到1337年10月，爱德华三世已经在书信中自称为“法兰西与英格兰国王”。三年后，在根特的典礼上，他将自己的权利主张昭示天下。这不再仅仅是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战争。这将是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必定只有一方能够生存下去。

爱德华三世在海上

1340年6月24日黄昏，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宣称自己是英法（差不多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国王的六个月之后，他站在自己的旗舰“托马斯”号上，纵览佛兰德的斯勒伊斯的大海。“托马斯”号是一艘形似商船的大型柯克船 [1] ，只有一具方形风帆。翻腾的海水被成千上万法兰西人的鲜血染红了。国王腿部负伤，但这个伤痛也是值得的。在他眼前，腓力六世的“大海军”所属的213艘法兰西和热那亚战船正与120～160艘英格兰战船鏖战。两天前，这支英格兰舰队在爱德华三世的亲自指挥下从东安格利亚起航。英格兰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正在屠戮敌人。

爱德华三世此次渡过海峡，目的是将一支军队送到佛兰德。这是孤注一掷之举，也是形势所迫。两个月前，他的伙伴和盟友索尔兹伯里伯爵与萨福克伯爵在里尔城外作战时被俘。佛兰德被法兰西军队占领，菲利帕王后在根特被扣押为人质。英吉利海峡上有法兰西战船游弋，它们威胁要摧毁英格兰的羊毛贸易。近两年来，英格兰南海岸一直受到法兰西海盗的困扰，南安普敦已经被海盗几乎夷为平地。

爱德华三世筹备一场大规模入侵已经有几个月之久，不可避免地走漏了风声到腓力六世那里。于是，一支庞大的法兰西舰队从诺曼底和皮卡第滨海地区集结起来，受命前去封锁各港口，阻止英格兰军队登陆。爱德华三世向海岸眺望，可以看见法兰西舰队排成了密集队形，战船停泊在茨温河口，用铁链锁起来，分列三排。

整整一夜，英格兰舰队停泊在肉眼可以看到敌人的地方，只见法兰西舰队桅杆如林、有装甲防护的船首虎视眈眈。次日，爱德华三世命令己方舰船于下午三点左右接近茨温河口。英格兰舰队从西南方接近河口，阳光在他们背后，而且顺风。看见敌人雄壮森严的樯橹之后，爱德华三世一定感到焦虑，甚至是畏惧。他即将迎战的是英吉利海峡上曾经集结起来的最庞大的海军力量之一。一旦战败，他必将彻底垮台。

法兰西舰队的第一线包括曾经投入英吉利海峡的一些最大的船只。那些柯克船运载着成百上千的士兵，弩弓像鬃毛一样密密麻麻。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号，这是一艘巨型战船，是前不久从英格兰人那里掳得的。第二线是较小的船只。第三线是商船和王室的桨帆船。

在进攻斯勒伊斯的英格兰舰队起航前往法兰西之前，爱德华三世的大臣们（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为首）曾强烈反对，并苦言力谏：法兰西舰队实力远胜于己方，一旦交战，处于弱势的英格兰舰队将必败无疑。但爱德华三世心意已决，执意率军从奥威尔河口出征。临行前，他对谋臣们训斥道：“谁要是害怕，就留在家里好了。”

中世纪的海战和陆战十分相似，很少有机动作战，或者追击。两支海军交锋时，先是猛烈冲撞，然后是登上敌船，展开绝望而血腥的近距离厮杀。尽管战船会携带投石机和巨型弩弓等重型武器，但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弩箭和武士们的钉头锤和棍棒的凶残猛击。“这场大海战如此恐怖，”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写道，“哪怕是只敢从远距离观看的人，也是傻瓜。”

法兰西舰队的指挥官是于格·齐艾莱和尼古拉·贝于歇，他们为了密集阵型的所谓安全感，牺牲了全部机动性，用铁链将船只锁在一起，分成三列，排布在茨温河口。这个决定毁掉了整个舰队。后两排船只被最前方的一排挡住，没有办法参加战斗。英格兰人进攻的时候，法兰西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躲避正面冲击。

空中充满号角声、战鼓声、箭矢的嗖嗖声，以及巨型战船碰撞时的木材崩裂声。英格兰舰队向法兰西人发动了一波波攻击。每艘英格兰战船都撞上一艘敌船，用钩子和多爪锚死死咬住对方，同时英格兰和法兰西弩手、弓箭手们向对方射出凶残的箭雨。弓箭手们占据制高点，要么是在战船的高高艉楼，要么是在桅杆上。英格兰弓弩手杀死了足够多的守军之后，武士们就登上敌船，展开白刃战。

法兰西人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惨遭屠戮。“这着实是一场血腥残忍的战役。”法兰西诗人和编年史家让·傅华萨（他对百年战争的记述是关于14世纪历史的最伟大著作之一）写道。他记载称：“由于无处撤退和逃跑，海战总是比陆战更激烈。每个人都不得不依赖自己的英勇和武艺，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胜利。”此役中有1.6万至1.8万法兰西和热那亚士兵死亡，要么是在甲板上战死，要么是溺死。法兰西的两名指挥官都丢了性命：齐艾莱的旗舰被攻陷，他本人阵亡；贝于歇则被吊死在自己旗舰的桅杆上。

斯勒伊斯战役是英格兰历史早期最伟大的海战胜利之一。英格兰人自己及其佛兰芒盟友也不敢相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不禁欢呼雀跃。法兰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要么被俘，要么被摧毁，英格兰商船在英吉利海峡受到的威胁一下子就被解除了，而腓力六世丧失了封锁欧洲大陆海岸线的能力。法兰西方面的死亡人数令人震惊。英格兰僧侣和编年史家伯顿的托马斯写道：“战役三天之后，茨温河中……血似乎比水还多。溺死的法兰西人和诺曼人极多，有人讥讽地说，鱼儿吃了那么多死人，如果上帝给它们说话的本领，它们一定会说流利的法语。”

几个世纪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格兰人追溯斯勒伊斯战役，会认为它是英格兰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先兆。16世纪的戏剧《爱德华三世》（莎士比亚可能是其作者之一，但下面的段落一般不被认为是他写的）的作者对战役的结局做了这样的设想：

海水化为紫红色，海峡迅速充满了

汩汩的污血，从伤者身上流下，

海水汹涌地冲进

被击穿的木板的狭窄缝隙。

这里有一颗头颅飞过，与躯干分离，

那里有残缺的手脚被高高抛起，

仿佛旋风卷起夏日的灰尘，

抛撒在半空中。

于是，斯勒伊斯战役成为英格兰航海史的一部分，永载史册。但在当时，这只是民情怨愤的浪潮中的仅仅一场胜利而已。

三年时间里，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的战争已经对英格兰政府和王室财政造成了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严重的压力。斯勒伊斯战役无疑是一场伟大胜利，但它的代价也是极沉重的。

爱德华三世的战争被人们想象得极其宏伟辉煌。拉纳科斯特编年史家估计，从1337年至1340年，向佛兰芒和德意志盟友支付的费用“有人说达到了每天1000马克，也有人说是2000马克”。这是有些夸张了，但并没有过分夸大其词。

1340年，爱德华三世屹立在“托马斯”号上观看法兰西舰队熊熊燃烧的时候，他已经花费了40万镑军费，其中大部分来自向意大利银行的借款，供款人主要是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佩鲁奇家族，但他也向佛罗伦萨的波尔蒂纳里家族、卢卡的布斯德拉吉家族，以及德意志汉萨同盟和低地国家的银行和商人借了很多钱。在国内，北方商人威廉·德·拉·波尔组织伦敦和约克的商人协会向王室借了数目甚至更大的款项，达到几十万磅。尽管当时仍然禁止高利贷，但基督徒的银行和商人们动用了一系列巧妙手段以掩盖这样的事实：他们的贷款利率高达40%。王冠和王室珠宝，以及从英格兰宗教机构强借来的大量贵重餐具被当作贷款的抵押品。爱德华三世在欧洲各地债台高筑，这已经开始给他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就在法兰西舰队被歼灭的整整一个月之后，北安普敦伯爵、沃里克伯爵和德比伯爵在布鲁塞尔被债主扣押。他们是贷款的担保人，而贷款仍然逾期未付。爱德华三世颇花了一些力气才把他们救出来。

在爱德华三世新战争的沉重负担下，英格兰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各阶层都感受到了这压力。赋税极重，而且三天两头就有一笔新税。从1337年至1339年，每年都要征收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1340年，甚至征收了普遍的九分之一的重税。官吏强行征用物资的行为非常猖獗，遭到人民的极大痛恨。朝廷试图操控羊毛市场，将贸易专有权卖给巨商富贾，但这个计划后来失败了。王室的横征暴敛比以往更加严重，穷人不堪忍受其苦，在歌谣中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其中一首叫作《反对国王赋税之歌》的诗抱怨道：“如此沉重的赋税不可能维持长久；钱袋空空如也，谁还能拿出东西来，或者用手触摸任何物事？民穷财尽，再也拿不出一分一厘；我担心，若是有个领袖，他们会起来造反。失去财产，人们往往会变成傻瓜。”

在斯勒伊斯战役时期，出生在1300年的农村劳工很少有人能活过四十岁。当时在两条战线上狼烟滚滚，大饥荒一连持续了七年，碰巧又遇上薪资暴跌，再加上严酷的捐税，而且还有传闻说，爱德华三世非常喜欢自己在佛兰德的代价昂贵的战役，因为这样就有借口举办奢侈靡费的比武大会。要到四十年之后，英格兰才会爆发一场人民起义，但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对金钱的持续苛求已经逼得国家濒临一场政治危机，就像他的祖父在1297年、他的父亲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面对的境况一样。他对金钱的极大胃口很快就将遏制他在法兰西的进展，并令国内怨声载道。

国王乘坐的船只从佛兰德海岸挣扎着前往泰晤士河口的途中，在惊涛骇浪中苦熬了三天。此时是1340年11月，也就是斯勒伊斯战役的五个月之后，冬季已经近在眼前，渡过海峡的航程险象环生。但爱德华三世心急如焚、怒火中烧，急不可耐地要回去，用自己的每一分精力鞭笞英格兰和他的大臣们。他的对法战争正在土崩瓦解——缺乏资金、没有赢得光荣、缺少盟友。爱德华三世坚信不疑，问题出在他留在国内的摄政政府（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为首）。国王确信，大臣们故意掐断他的资金来源，阻挠他继续作战。“我相信，大主教希望断了我的资金，好让人背叛和谋害我。”他后来在给教皇的信中如此写道。

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佛兰德回国，亲自对违逆他旨意的人加以严惩。

1340年11月30日夜，国王乘坐的船只艰难驶过灰蒙蒙、波涛汹涌的泰晤士河口，在伦敦城例行的宵禁开始许久之后才抵达城市。这段航程极其凶险，据《阶梯编年史》（当时的一部史书）的作者说，爱德华三世本人“险些溺死”。午夜前后，船停靠在了伦敦塔旁的码头。

浑身湿透、面色阴沉的乘客们在摇曳的火把光亮中登岸。他们疲惫不堪、瑟瑟发抖且周身湿漉漉的，举目望去，整个伦敦塔似乎都在酣睡。城墙顶端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人活动。大家没有预料到，国王会在此时回国。天黑之后，要塞理应有严密的守备，但没有人迎接国王一行的到来。

伦敦的这座要塞在战时居然无人守卫，爱德华三世不禁暴跳如雷。他冲进伦敦塔，怒气冲冲地四处查看，然后开始列了一个名单，命令部下将这些人带来见他：他的财政大臣、大法官及各自官衙的官吏，他的法官们，伦敦市长，负责管理羊毛贸易的伦敦商人们，当然还有伦敦塔的总管——在他负责下，都城的关键要塞居然无人把守，实在可耻。爱德华三世如此大发雷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年的零星战斗之后，他已经濒临破产。斯勒伊斯战役是一场辉煌胜利，但它之后的几个月却是一场代价昂贵的僵局，腓力六世竭力避免交战。英格兰国王提出了怪异的要求——与腓力六世单挑决斗，或者双方各出一百名骑士决斗。法兰西国王已经快五十岁了，而且身材矮胖，在决斗中肯定不是二十八岁且身强力壮的英格兰国王的对手；何况在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决斗中，他赢了也没什么好处，输了却后果不堪设想。在爱德华三世看来，腓力六世拒绝迎战，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此后，英格兰军队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并且攻打边境城镇图尔奈和圣奥梅尔，花费了大量金钱和人力，但都伤亡惨重，被迫撤退。骑兵扫荡乡村（chevauchée）的唯一目的是在平民中制造恐惧和混乱，或许能让参加行动的士兵们爽一爽，但不能带来战略上的进展。最后，英法两国签订了《艾普勒尚停战协定》，宣布从苏格兰到加斯科涅的各地均停止军事行动，于是一个作战季节就这么徒劳无益地结束了。这可不是爱德华三世三年前宣战时希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在爱德华三世眼中，英格兰在斯勒伊斯战役之后诸多失败的原因就是长期缺乏资金。爱德华三世拖欠了佛兰芒盟友巨款。他曾向盟友们许诺大笔金钱，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在得到这些金钱之前，盟友们不愿意继续作战。因此，他需要大臣们想方设法从国内榨取更多资金。这个问题症结触发了他在位期间最严重的危机。

1340年12月1日，也就是在伦敦塔大发雷霆的次日上午，爱德华三世启动了对自己政府的大规模清洗。他先是罢免了一些高层官吏，然后顺藤摸瓜地处理级别较低的官吏。首先被撤职的是大法官和财政大臣；然后，民事诉讼法庭的主审法官（英格兰级别最高的两名法官之一）遭到逮捕；被捕的还有其他四名法官、伦敦塔总管以及三名英格兰大商人。财政部的一些官吏被免职，国王还指示财政部的剩余职员们对近期的资金流水进行全面审计。随后爱德华三世做了安排，让赋税收入直接交付设在伦敦塔的紧急金库。在伦敦之外，爱德华三世清洗了海关官吏，撤换了大约一半郡长，罢免了全部王室私产管理官和充公产业管理官（这些官员负责在英格兰各郡征收王室赋税）。他还建立了一个称为“听证和裁决委员会”的公共司法调查机构，令其周游各郡，铲除腐败，听取对王室官吏滥用职权行为（可以上溯至他父亲在位期间）的控诉。

然后，爱德华三世开始报复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是摄政议事会的主席，因此在国王看来，英格兰政府的一切弊端均应由斯特拉特福德负最终责任。斯特拉特福德的兄弟——奇切斯特主教罗伯特·斯特拉特福德担任大法官，已经被爱德华三世撤职了。在言辞激烈的一系列书信和公开指控中，国王指控约翰·斯特拉特福德拒不向自己提供资金、阻挠议会的征税请求，以及滥用职权。

斯特拉特福德面无惧色。在他看来，错误不在他的政府，而在于国王本人。国王对国家的要求太苛刻，听信无知亲信的谗言，草率地逮捕自己的臣民且威胁教会的权利，形同暴君。他给爱德华三世的回信同样措辞强硬、怒气冲冲。他称国王为当代的罗波安。这是《圣经》中的一位国王，无视其年轻朋友的忠义良言，压迫自己的人民。

这是一个尖刻的评论。罗波安的一个有名的故事是，他曾告诉以色列人民：“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王纪上》12：14）为了防止这位更喜欢比武大会而不是读书的国王读不懂这个典故，斯特拉特福德还一字一句地解释了自己的比喻。他指控爱德华三世违背了《大宪章》和自己的加冕誓言，并警告他说：“陛下对先王的遭遇一定心知肚明。”

圣诞节和次年初春，爱德华三世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比武大会，都是典型地属于他的风格。同时，他还公开地与斯特拉特福德在书信中交火。在一封信中，国王将对大主教的诋毁升级，控诉他犯有叛国罪。斯特拉特福德将这封令人震惊的语气暴怒的控诉信称为“臭名昭著的诽谤”。

这是个危险的举动。爱德华三世判断得很正确，在他征战海外期间，国内朝政出现了许多纰漏，但要指控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叛国，却有可能被国民视为暴君。斯特拉特福德面对国王的攻击岿然不动，否认了大多数针对自己的指控，并要求在议会为自己辩护。七窍生烟的国王开始在信中对大主教进行人身攻击。斯特拉特福德在与国王激烈对抗的过程中，深知道自己的前任托马斯·贝克特的先例。

1341年3月，议会召开，局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爱德华三世以赋税未交付为借口，命令他的仆人阻止斯特拉特福德进入威斯敏斯特宫的彩室（即议会召开的场所）。同时，他让一些根本无权出席议会的内廷仆役和谋臣进入了彩室。斯特拉特福德义愤填膺，站在彩室门外，手执大主教的节杖，要求允许他入内，否则就不离开。就这么僵持了三天，最后萨里伯爵从中调解，告诉国王：“议会在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议会中理应占据最高位置的人被关在门外，身份低贱、无权参加议会的人却高坐堂上，这很不应该。”斯特拉特福德最终被允许进入彩室，国王却向他提出了三十二项罪名的指控。

如果爱德华三世觉得自己赢了这一轮，就大错特错了。在随后的辩论中，大家很快就清楚地看到，怒火中烧的国王做得太过分，僭越了自己的本分。全体国民都站在大主教那边。一份请愿书被呈送到国王面前，表明大主教得到了一些大贵族、高级教士、伦敦市民和议会中平民代表的支持。面对如此强大的抵抗，国王如果还想保住自己的王位，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1341年5月3日，爱德华三世被迫灰溜溜地妥协。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其他保王党人说服了国王，让他在议会上与大主教和解，并同意一项改革计划。征税官吏从此要对议会负责，并且还对强征物资的行动进行了调查。国王承诺，在将来，国家重臣——大法官、财政大臣、法官、掌玺大臣和王室内廷的主要官吏——将在议会上宣誓就职，而诸侯和王室大臣只能“在议会上，由与其地位相当的人”逮捕和审判。

对爱德华三世来说幸运的是，这是自1297年以来英格兰的全面政治危机第一次得到和平解决。他夸夸其谈地发誓赌咒（这种浮夸的风格倒是很符合亨利二世的秉性），将来再也不会任命一名教士做大臣；他任命的大臣必须是这样的人，即在令国王失望的时候，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其绞杀、开膛和斩首。但他这是哗众取宠，而且忽视了1341年危机对法兰西战争和王国政府未来的重大意义。爱德华三世与大主教的私人争吵造就了一项原则：议会有权对王室的主要官吏进行调查和审视。一个机制被建立了起来，将来英格兰可以借此和平地解决政治危机，而不至于再次陷入血腥的内战。

爱德华三世不情愿的妥协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使得他可以与诸侯协商，筹措新的军费。他不需要征收九分之一的动产税，也不需要被迫借款。议会授权国王对羊毛征收一笔直接税。羊毛是英格兰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利润极其丰厚。近3万袋羊毛被王室征收，用来出售；其价值约为12.6万镑，这是自约翰国王统治末期以来在英格兰征收的最沉重的一笔赋税。

与此同时，菲利帕王后于1341年6月5日在赫特福德郡的兰利王宫生下了又一个儿子。国王为这个婴儿取了一个传统英格兰式的名字——埃德蒙，并举办了比武大会，以庆祝小王子的诞生。随后，诸侯又集体赶往伦敦，参加一系列作战会议，商讨对法战争的下一阶段。爱德华三世一定注意到，他在最近与斯特拉特福德的争吵中幸免于难，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位大贵族起兵反抗他，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或西蒙·德·孟福尔反叛他的先祖那样。尽管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遇到的困难造成了很大压力，他的经济要求非常严苛，而且他自己的行为举止非常冲动鲁莽，但他与大贵族的关系还是异乎寻常地友好。将来他们会有机会享受这种友好关系的回报。

[1] 柯克船（cog）是10世纪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种单桅帆船，汉萨同盟在北欧的海上贸易中大量使用这种船只。

雄霸天下

1346年7月的酷暑，英格兰军队在诺曼底滨海地区炽热的土地上行进着。在他们周围，四处侵袭的成群纵火犯点燃了农田，周遭尽是诡异的橘红色火焰。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座座鬼影幢幢的城镇和村庄，它们惨遭破坏、焚烧和洗劫，惊恐万状的老百姓抛弃了自己的家园。通往内陆的道路上挤满了逃难的平民。7月中旬，七百五十艘舰船在诺曼底登陆，成千上万桀骜不驯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士兵潮水般涌上岸，指挥他们的是英格兰贵族和乡绅阶层的军人。

他们行军的时候，在富饶的诺曼底乡村分散开来，以12～15英里宽的正面前进，一路烧杀抢掠。夏季的空气中一定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回荡着行动太慢或者太羸弱的村民们的惨叫。军队在离海岸几英里处前进，同时还有两百艘英格兰舰船在近海航行，为地面部队提供给养，经过定居点的时候就派遣士兵上岸，将其摧毁。一位王室书记官估计，在离海岸线5英里的范围内，所有村镇都已经被彻底破坏或洗劫一空。

这里曾经是金雀花王朝的土地。很久以前，约翰在位的时候，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向西征讨，对诺曼底烧杀抢掠。此刻，约翰的玄孙爱德华三世正在进行残暴的复仇。他率领着一支或许有一万人的入侵军队，朝相反的方向进攻：穿过诺曼底公国，开赴塞纳河、鲁昂和巴黎。

1341年7月，爱德华三世在苏格兰遭遇了一个挫折。大卫二世从诺曼底返回苏格兰，驱逐了罗伯特·斯图尔特，复辟了布鲁斯王朝。爱德华三世最终于1343年被迫同意与苏格兰缔结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在他的妹夫复辟之后，他竟然没有去欺凌他，是因为海峡对岸的局势发生了变化。1341年4月，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去世，爱德华三世得到了一个机会，利用他人之力去继续对抗法兰西。金雀花王朝与腓力六世崭新的瓦卢瓦王朝之间战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布列塔尼的继承危机。爱德华三世支持约翰·德·孟福尔 [1] 去继承公爵的位置，而腓力六世力挺自己的外甥查理·德·布卢瓦 [2] 。布列塔尼继承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五年。在法兰西西北部作战的后勤问题很大，爱德华三世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他的最大损失就是阿图瓦的罗贝尔，即第一个鼓励英格兰国王争夺法兰西王位的人。罗贝尔成了爱德华三世军中备受信赖的指挥官；他在攻打瓦讷城的战斗中负伤，后来因并发症死亡。

1341～1343年的某个时候，爱德华三世命人制作了纽堡的威廉记载亨利二世统治事迹的史书，该书回溯了那个光荣年代，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统治着诺曼底、曼恩、图赖讷、安茹、布列塔尼和大阿基坦。在爱德华三世心中，战争的目标扩大了，不再是仅仅保卫他的加斯科涅和蓬蒂厄领地。他的雄心壮志在逐渐增长，他开始考虑逆转时间的大潮，回到1259年《巴黎条约》之前的时代，甚至回到1204年诺曼底丢失之前。那个时候，他的祖先统治着一个庞大的欧洲大陆帝国。1344年铸造用来在国际交换市场上流通的一种新金币向全欧洲的商人宣示，爱德华三世的头衔是“英格兰与法兰西之王”。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策略上的说辞。

1345年，英法双方在阿维尼翁就布列塔尼问题进行和谈，由教皇克雷芒六世从中斡旋。和谈失败之后，爱德华三世将战事升级。他计划发动三面夹攻。北安普敦伯爵威廉·德·博汉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了布列塔尼。德比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很快成为国王最好的朋友和最受信赖的指挥官）率领另外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南下，前往加斯科涅。他被任命为阿基坦总督。爱德华三世则亲自率领1.4万至1.5万人的军队渡过海峡，前往诺曼底。总的来讲，这是自约翰于1214年尝试收复诺曼底以来，被派往法兰西的兵力最雄壮的一支军队。

自1340年起，英格兰战争努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爱德华三世抛弃了旧有的战略，即在西北方建立同盟，而是同时在南方直接入侵。建立同盟的代价太昂贵，而盟友们太容易反戈一击。爱德华三世重磅贿赂盟友的受害者之一是巴尔迪银行。英格兰国王没有遵守协定，向盟友们支付巨额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巴尔迪银行的破产。到1346年，爱德华三世仅剩的朋友就是布列塔尼的亲英格兰派和佛兰芒人。1346年在王旗下作战的每一名士兵都是英格兰人。

因此，在国王麾下于1346年7月12日在诺曼底沿岸的圣瓦阿斯拉乌盖登陆的那些凶暴的军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圣乔治！”（法兰西人的战斗口号是“蒙茹瓦—圣德尼！”）他们有不同的专长。差不多一半人是弓箭手，在家乡的村庄里接受过训练，擅长使用杀伤力极强的长弓，精度也不错。其他人是工程师、坑道工兵、挖掘工人、书记员或仆役。很多人是被强征来的，也有一些是获得赦免的罪犯，以服兵役换取自由。令人生畏的物资动员机器收购来大量给养和武器，为士兵们提供装备和补给。他们带来了成千上万张涂成白色的弓、大量箭矢，以及多得吃不完的粮食。

爱德华三世指示军队不得骚扰平民，不得抢劫神龛和教堂，不得恣意纵火。国王命令士兵们保持节制，对“他的法兰西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是一份王室宣言中的说法）哀叹不已。但这只是空想。爱德华三世带来了许多久经沙场、手段高强的老兵，他们统领着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乘骑弓箭手、轻骑兵和武士，但国王指挥的远远谈不上是一支纪律森严、训练有素的军队。入侵军队的规模如此庞大，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强征来的步兵，他们都是些装备很差、纪律涣散的村民。在英格兰，王室的宣传机器谴责腓力六世和法兰西人都是奸细和侵略者，指控他们企图入侵英格兰、让英格兰人全都说法语，还煽动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北部。英格兰平民受到了这种宣传的极大刺激和怂恿。即便是国王下了御旨，也不能阻止这些士兵像疯狗一样把诺曼底撕个粉碎。

大军在乡间前进，一路烧杀抢掠。旌旗和长枪在头顶上晃动。后卫部队的指挥官是勇武好战的达勒姆主教托马斯·哈特菲尔德。国王亲自指挥中路主力部队。前锋指挥官名义上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与康沃尔公爵爱德华，他在多年后享有“黑太子”的绰号。黑太子时年十六岁，魁梧而引人注目，已然是一个骁勇的青年，和他父亲如同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登陆法兰西之后，他立刻和其他青年一道接受了骑士勋位的册封。与他一起成为骑士的伙伴包括威廉·蒙泰古（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儿子）和罗杰·莫蒂默（伊莎贝拉王后情夫的孙子 [3] ）。北安普敦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在黑太子身边辅佐。

爱德华三世此次入侵的准备工作是严格保密的。在大军离开英格兰海岸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目的地。腓力六世得到的情报是，英格兰国王的意图是前往加斯科涅，增援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在其父于1345年去世后，继承了兰开斯特伯爵的头衔），防守艾吉永（在法兰西西南内陆，位于洛特河与加龙河汇流处）。腓力六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正在指挥军队攻打艾吉永。所以，爱德华三世的主力部队在圣瓦阿斯拉乌盖登陆的时候，那里几乎无人防守。

大军于7月26日抵达卡昂。与城堡守军简短谈判之后，英格兰人猛攻城郊的居民区，在大街小巷抛下了2500具死尸，将富裕市民作为俘虏押回英格兰。然后，英格兰军队在塞纳河南岸前进了两周。法兰西军队这才缓过劲来，开始准备防御，拆毁了塞纳河上的桥梁，以阻止英格兰人过河，并沿着塞纳河北岸前进，追踪英格兰军队。

到8月12日，英格兰人已经进抵离巴黎只有20英里的地方。欧洲最大的城市风声鹤唳，巴黎人意识到，如此凶暴残忍而道德败坏的军队将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堪设想的冲击。腓力六世政府不得不调来五十名武士，努力维持都城的秩序。在整座城市及其郊区，人们都在为巷战做准备，每一座房屋都建立了防御工事，大门紧闭。在远方，塞纳河下游的地区，圣克卢和圣日耳曼昂莱等城镇冒出了滚滚浓烟。英格兰人已经近在咫尺。

在圣德尼，腓力六世和谋臣们张皇失措。8月16日，英格兰人修复了塞纳河上的桥梁。为了挡住他们，腓力六世在绝望之下，准备在巴黎以南4英里处的平原与英格兰军队正面交锋。法兰西军队进入了指定地域。但英格兰人既没有南下迎战，也没有东进巴黎，而是迅速北上、奔向佛兰德，打算与贝蒂讷附近的一支佛兰芒军队会师。英格兰军队北上强行军超过一周，速度如此迅疾，以至步兵精疲力竭，鞋底磨坏，而搜罗粮草的队伍将乡村盘剥得一干二净。但他们抵达预定的会师地点时，却发现佛兰芒军队已经放弃作战，开拔回家了。这对英格兰军队来说是个打击，因为法兰西人得到了一个喘息之机，重组自己的军队。腓力六世的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于8月中旬放弃了对艾吉永的围攻，迅速北上，以保卫自己遭到攻击的公国。英法两军都在奔向战场。

1346年8月26日，星期六，两军终于在克雷西村与瓦丹库尔村之间的一座森林相遇。英格兰军队的阵型分成两列，由步兵和身穿令人生畏的板甲的武士组成，他们在行军途中骑马，但战斗打响后都是徒步。黑太子、沃里克伯爵和北安普敦伯爵指挥第一线。国王命令士兵们各就各位，和他们说笑打趣；然后，他摆好了指挥后卫的阵势。步兵的两翼各有一大群弓箭手，他们已经下马，周围是辎重大车，以保护他们免遭骑兵的冲杀。这些弓箭手将会决定这场著名战役的结局。

法兰西军队是一群一群分批抵达克雷西的，但他们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英格兰人。腓力六世向战场投入的兵力可能多达2.5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热那亚雇佣兵。英格兰军的兵力不超过对方的一半。法兰西国王将他的军队分成三路：最前方是弩手，后面是两支骑兵，侧翼是步兵。

双方士兵互相咒骂，等待命令。傍晚6点左右，天空飘起雨来。在震耳欲聋的军号和战鼓声中，命令传达下来，法兰西弩手和英格兰弓箭手开始齐射。英格兰军队的箭矢杀伤力极强：每名弓箭手每分钟能射出五或六支箭，箭雨从天而降，如同暴雪一般。而腓力六世的热那亚弩手的射速不到对方的一半，而且射程不够。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关键的差别，而英格兰的这个优势将在百年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发挥作用：长弓是战场上最致命的武器。

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也许曾告诉腓力六世，英格兰长弓在哈立顿山造成了多么恐怖的杀伤。就算他说过，腓力六世也没有吸取到教训。法兰西骑兵长久以来是法兰西的骄傲，令全欧洲胆寒。他们看到自己前方的弩手溃乱，以为他们胆小怯战。骑兵追逐溃败的弩手时，自己也被致命的箭雨席卷其中，白色木杆和金属箭头如倾盆大雨一般将骑兵掀翻下马。箭杆深深插入人体和马肉，中箭的战马嘶鸣踢打，尖声惨叫，垂死的人则魂飞魄散，扭曲挣扎，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箭矢嗖嗖地射向敌阵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命令发动一场非常新颖的攻击。法兰西的战场上第一次响起了炮声。英格兰人带来了几门大炮，这些是非常原始的火器，利用火药的力量将金属箭和弹丸向敌人的大致方向发射，精度很差。大炮的杀伤力没有长弓那么致命，但是大炮的恐怖轰鸣，再加上箭雨的嗖嗖声，近距离厮杀的武士们疯狂的战斗呐喊声，受惊的马匹的痛苦嘶鸣声，肢体断裂、内脏流出的人们垂死挣扎的惨叫声，以及傍晚时分的战鼓和军号声，使克雷西的战场听起来一定仿佛地狱。

根据后来的评判，这场战役的英雄首推黑太子。他初次喋血，勇猛搏斗，斩杀敌人，砍倒战马，向周围的士兵们呼喊命令。有一次，他被击倒在地，他的旗手在绝望之下不得不暂时丢弃旗帜，将负伤的王子扶起。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格兰传说的一部分，被傅华萨付诸笔端。战况越来越激烈，王子担心自己的部下损失太大，于是传话给父亲，请求增援。

“我的儿子死了？还是负伤了？”据编年史家傅华萨记载，爱德华三世如此问道。得知王子并未战死，而是处境艰难后，爱德华三世答道：“回到他那里，以及派遣你的人那里，告诉他们，不准再向我索要援兵……只要我的儿子还活着，他们就应当给他机会，在今日建功立业。”

激战几个钟头之后，腓力六世国王及其盟友溃不成军。他们的骑兵冲锋非常有技巧。骑兵每次冲锋失败，都会重新组队，以极大的勇气和技艺再一次发动进攻。但他们面对英格兰军队的巩固阵地，就像爱德华二世在班诺克本面对苏格兰人的刺猬阵一样，无计可施。法兰西国王损失了数千人。英格兰战线前方堆积了一千五百四十二名骑士和骑士侍从的尸体，普通士兵的伤亡更是惨重。与腓力六世结盟的许多重要贵族也丢了性命，其中包括盲目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他效仿了班诺克本的悲剧英雄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这位盲人国王得知法兰西人大难临头，深知自己一定会殒身沙场，于是命令部下将他带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的战友们用绳子将他系在自己身上，勇敢地执行这个自杀任务，将他带到鏖战正酣处。除了约翰国王之外，还有两名公爵和四名伯爵阵亡。得胜的英格兰人后来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克雷西战役是中世纪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英格兰人更专业化的征兵模式和自14世纪30年代以来便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战场策略使得他们不仅轻松打败了苏格兰人，还压垮了法兰西军队的全部力量。爱德华三世将捷报发回英格兰，在一封信中吹嘘“整个法兰西大军都被打垮了”。通过多明我会修士（王国政府雇佣他们，作为流动的新闻传播员）的奔走相告，喜讯很快传播全国。克雷西战役是一场振聋发聩、扬眉吐气的大胜利。英格兰人民为了供养横冲直撞的军队而忍受的艰难困苦，现在都得到了触手可及的回报。它还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10月，又有新的捷报传来。拉尔夫·内维尔、亨利·珀西和约克大主教威廉·朱什指挥的军队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十字大败进犯的苏格兰大军。四名苏格兰伯爵被俘，苏格兰的最高军务官、宫务大臣和司厩长全都战死，高级贵族马里伯爵阵亡。苏格兰的整个军事领导层几乎一天之内被消灭殆尽，大卫二世国王被俘虏，然后被押解到英格兰，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的铁窗生涯。

所以，1346年对英格兰军事来说是个好年头。但战争还没有结束。因为爱德华三世策略的核心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他的军队击溃了法兰西国王及其儿子的联军，但却没有赢得诺曼底的民心，没有把群众从法兰西国王的阵营笼络到自己这边来。尽管严重挫伤了腓力六世和诺曼底公爵及其盟友，但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的大胜没有彻底摧毁法兰西的军事实力，也没能彻底压制腓力六世的整体政治力量。

于是双方继续厮杀。在当年夏天的余下时间里，兰开斯特伯爵继续指挥加斯科涅附近的作战。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在布列塔尼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在拉罗什代尔里安击败并俘虏了查理·德·布卢瓦。与此同时，1346年9月，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开始攻打加来。这场残忍而恐怖的围城战一直持续到1347年10月。

从某些角度看，加来攻城战可以说是一场比克雷西战役更宏大的军事行动。参战的英格兰军队多达近2.6万人，这是整个百年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支英格兰军队。英格兰的每一位伯爵，除了四位年事已高或身体衰弱的伯爵之外，都在某个时段参加了这场战役。为了维持这支大军一年多的作战，英格兰财政承受了超乎寻常的压力，征收了许多新的商品税和出口税，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怨愤。但克雷西的胜利改变了爱德华三世的地位。编年史家让·勒贝尔记载道，1346年重塑了英格兰人的形象，使他们从一个可鄙的民族变成了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具骑士风度的民族。英格兰人在加来城墙下安营扎寨的时候，全国的骁将猛士都云集在那里，这既是一场骑士的盛会，也是一支大军的入侵。

与此同时，加来城内粮草告罄，市民们绝望之下开始以马鞍皮革为食。他们死守了一年之久。其间，腓力六世曾将自己的军队派遣到距加来不远的地方，希望诱惑英格兰人放弃攻城，与其交锋。1347年10月，加来市民终于认识到，英格兰人不会放弃，他们也没有办法将其逐退，于是市民代表团在脖子上戴着绞索，以象征自己的彻底屈服，出城向爱德华三世投降。为了展现自己的骑士风度和强大力量，爱德华三世安排菲利帕王后为加来市民求情，最后慷慨地恩准。衣衫褴褛的哀求者们得到了饶恕，但他们的城镇被占领，在此后两个多世纪中始终处于英格兰人控制之下。国王及其伙伴作为征服加来的英雄，凯旋回国。

1346与1347年，发生了金雀花王朝历史上一些最伟大、最致命的战役。但抛却英雄壮举、残忍暴行、顽强抵抗和艰难困苦的场景不谈，另一种毁灭性更强的死亡方式正在欧洲的边缘蓄势待发，它来自亚洲大草原，通过欧洲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商埠进入了欧洲。它前进的速度就连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与之匹敌。1347年，瘟疫到来了，而且无法阻挡。

[1] 约翰·德·孟福尔是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的异母弟，拥有第六代里士满伯爵的头衔，后来成为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四世。布列塔尼公爵与英格兰素来联系紧密，历代公爵或其亲属常同时是英格兰的里士满伯爵。

[2] 查理·德·布卢瓦对布列塔尼公爵位置的权利主张来自他的妻子琼，琼是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的侄女。

[3] 后来他凭军功，逐渐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己祖父的土地和头衔，恢复了莫蒂默家族的地位，受封为第二代马奇伯爵，并且是嘉德勋位最早的获得者之一。

公主之死

1348年的英格兰夏季，阴雨绵绵。尽管天公不作美，英格兰还是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国王于10月凯旋归国。加来既克，法兰西军队在加斯科涅的进攻被阻断。腓力六世在战场失利，在外交会议上也蒙了羞，两国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苏格兰人已经被击溃。英格兰王室和全国人民以奢华的方式欢庆胜利。圣诞节期间，宫廷举办了化装舞会，大家用充满异国情调的面具和服饰打扮自己，各种盛典和节庆活动目不暇接。贵族男女乔装打扮成兔子、龙、雉鸡和天鹅，纵情取乐；国王和骑士们身穿绿色长袍，佩戴孔雀羽毛。圣诞节过后，朝廷组织了一系列比武大会。2月至9月间，雷丁、贝里圣埃德蒙兹、利奇菲尔德、埃尔特姆、温莎、坎特伯雷和威斯敏斯特举办了比武大会和浪漫的戏剧演出及游戏。

每一次比武大会上，国王都密切关注景观的装饰。这些场合总是非常富丽堂皇，王室成员身穿精美紫袍，衣袖和胸前以复杂的图案缀着珍珠和钻石，令人眼花缭乱。有时这些场合显得非常超现实。在一次比武大会上，国王打扮成一只大鸟的样子；另一次，他让伙伴们穿上互相匹配的蓝色和白色制服，或许是为了象征他从法兰西纹章中借用的百合花。在利奇菲尔德，他借用麾下一名久经沙场的骑士托马斯·布莱德斯通爵士的纹章，参与打斗。这是一次展示虚伪的谦卑和战友情谊的奢华表演。爱德华三世在内心深处热爱骑士精神和表演，他还让有名的俘虏穿上华丽的衣服，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和被俘的全部巴黎贵族都得到了华美的衣服，沐浴在国王慷慨恩德的阳光中。

爱德华三世的王族人丁兴旺，有的儿女已经成年，同时还不断有新丁诞生。虽然爱德华三世只有三十五岁，菲利帕王后比他小两岁，但他们已经生了九个孩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时年十八岁，已经是个战争英雄和不折不扣的武士；温莎的威廉还是个婴儿，是6月出生的，后来没有成年便夭折了。

黑太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享受着父亲的恩宠。1343年，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泰古在一场比武大会中丧生，黑太子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位置。目前他是国王唯一处于能够打仗年龄的儿子，在对法战争中既扮演了政治角色，也做了军事贡献。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九岁，冈特的约翰八岁，兰利的埃德蒙七岁（1355年又有一个男孩降生，即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国王伉俪还有四个女儿：伊莎贝拉（十六岁）和琼（十五岁）是和黑太子一起长大的，他们的表妹——肯特的琼是他们的童年玩伴；玛丽和玛格丽特在1348年分别是三岁和两岁，还在蹒跚学步。

爱德华三世通过对法兰西王位提出主张，开启了在欧洲大陆争夺荣光的事业。14世纪40年代末，他还为自己的战略增添另一个成分：他计划为自己的儿女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把自己的家族编织进欧洲大陆的贵族当中去。自亨利二世以来，金雀花王朝还不曾有一位国王生养了这么多健康成年的儿女。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在三岁时便与阿尔斯特伯爵领地的一位女继承人缔结了婚约，但爱德华三世为自己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儿们，找到了更多机会。

1348年8月，比武大会的季节到达巅峰时，他的次女琼即将离开父母，远嫁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的儿子佩德罗 [1] 。金雀花王朝在卡斯蒂利亚有过一些根基：亨利二世的女儿埃莉诺曾嫁给阿方索七世，他们的孙女，也叫埃莉诺，则回到英格兰，成为爱德华一世的爱妻。对十五岁的琼来说，这是一桩光耀门庭的好婚事，因此为她的远嫁做的准备也是极尽奢侈。

琼从朴次茅斯起航，四艘戒备森严的战船负责运送她的仆役和财物。她的大婚礼服能够让我们管中窥豹，了解一下她被期待着以怎样的光辉灿烂来代表她的王朝：这件礼服以450英尺的金线锦缎制成，这是一种掺有金线的厚重丝绸织物。她的第一个停靠港是波尔多，她将在那里上岸，然后南下前往卡斯蒂利亚。船上载着一名才华横溢的西班牙歌手（是新郎在结婚前赠送的礼物）、两名高级王室官吏和一百名直属王室的弓箭手。虽然英法两国处于停战状态，但海峡和加斯科涅仍然是战区。

波尔多市长雷蒙·德·毕卡勒在港口心急如焚地等待客人抵达。琼的船只刚刚进入视野，他就向其乘客和船员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波尔多爆发了一种致命的瘟疫。公主一行不能登陆。

船上的每个人应该都听说过这种瘟疫，它在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从亚洲大草原蔓延至欧洲腹地。欧洲大陆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兰西人称之为“大疫”（la très grande mortalité），英格兰人将它的名字译为“the huge mortalyte”。自16世纪起，历史学家称之为“黑死病”。很不幸，这是个非常准确的冠名。在瓦卢瓦王朝与金雀花王朝互相凶残攻杀的背景下，黑死病的降临改变了中世纪人们的生活和心态。在塞纳河沿岸的村庄、波尔多的葡萄园、克雷西的森林和加来城下，已经有成千上万人被战争夺去生命。黑死病则将杀死数百万人，令民众无处藏身。

此前，黑死病业已横扫塞浦路斯、西西里、圣地和意大利各邦。它在冬季途经马赛传入法兰西，然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它南下通过阿拉贡，冲向卡斯蒂利亚；北上传播至鲁昂和巴黎。腓力六世逃离了都城，但他的王后——勃艮第的跛脚的琼于9月12日染病去世。黑死病传播到一个村庄，那里就升起黑旗。警告人们远离传染地，是唯一的预防措施。

黑死病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肆虐许久，但英格兰目前为止幸免于难。琼公主一行人对毕卡勒市长和他的警告不以为然。英格兰人相信，自1340年以来，上帝已经赐予他们如此之多的胜利；公主及其谋臣或许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免受这最近一次威胁的困扰。他们在波尔多上岸，进入城镇。8月中旬，公主随行人员中的安德鲁·阿尔福德（一位曾参加克雷西战役的老兵）染上了黑死病。自1347年秋季以来，黑死病便以每天2.5英里的速度席卷西欧。爱德华三世的家庭在享受比武大会的荣耀狂欢的同时，阿尔福德躺在隆布利埃尔城堡，像数百万其他欧洲人一样，痛苦不堪地渐渐死亡。典型黑死病患者的皮肤会长出很大的肿瘤一般的肿块，开始的时候有杏子那么大，后来会长到鸡蛋那么大。肿块触摸起来非常疼痛，变大之后会令人体畸形，非常丑陋。如果肿块长在腋下，胳膊就会无法控制地往一侧偏；如果肿块长在脖子上，就会迫使头部永久性地向上抬起。

肿块常常与黑斑相伴，黑斑被称为“上帝的标记”，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症状，表明患者已经被死亡的天使触碰过了。除了这些严重的畸形之外，患者还往往会出现干咳的症状，常常会咯血，并发展成连续不断的呕吐。患者会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似乎他的身体每个部分都会泄露出臭气——他的唾液、呼吸、汗水和粪便都臭不可闻——最终他会精神失常，惨叫着四处游荡，最后痛苦不堪地倒下。

阿尔福德于8月20日病逝。自他踏入疫区的那一刻，他的命运便注定了。公主一行的其他人也很快病倒。9月2日，琼公主病逝。她永远未能穿上美丽的嫁衣，也没能见到在卡斯蒂利亚的丈夫。这个十五岁的少女，正值长大成人的过渡期，却鲜血淋漓、臭气熏天地惨死了。唯一的小小安慰是，她死时还是个处女，而不是孕妇。染上黑死病的孕妇往往会在临终的痛苦中分娩。

1348年9月对爱德华三世来说是个灰暗的月份。噩耗传到英格兰，他的女儿死了。同时，黑死病开始侵袭南部各郡。然后他又得知，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温莎的威廉也死了，只活了三个月。这个婴儿得到了完整的国葬，而琼却没有享受这样的荣耀，她的遗体在波尔多神秘失踪，始终没有找到。

一个月之中失去了两个孩子，国王夫妇悲痛欲绝。但他们没有时间沉溺于私人的哀恸，因为整个王国猛然间陷入了毁灭和绝望的深渊。黑死病横扫全境。它从停泊在南安普敦或梅尔库姆（现在是韦茅斯的一部分，位于多塞特）的一艘船进入英格兰，然后迅速蔓延到威尔特郡、汉普郡和萨里郡。10月24日，温切斯特主教写道，瘟疫“对英格兰沿海地区发动了野蛮进攻”，他一想到瘟疫扩散，就“胆战心惊”。

它仍然继续传播。1348～1351年，许多村庄损失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人口。除了黑死病肆虐之外，碰巧还爆发了羊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苦难。编年史家亨利·奈顿写道：“自不列颠之王沃尔蒂格恩的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死亡记忆。比德 [2] 说，在沃尔蒂格恩在位时，没有足够的活人去埋葬死人。”在1315～1322年的洪水和大饥荒中被严重削弱的定居点现在被完全消灭了。不论宗教信仰和社会阶级，无人能够幸免。从贵为公主的琼，到在大街上流血呕吐至死的乞丐，没有人能够逃脱黑死病的魔爪。爱德华三世能够歼灭腓力六世的大军，面对鼠疫杆菌却束手无策。

[1] 就是下文讲到的“残酷的佩德罗”，黑太子曾帮助他争夺王位。

[2] 比德（672～735），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编年史家及神学家，亦为本笃会修士，著有《盎格鲁人教会史》，被尊为“英国历史之父”。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英格兰北部韦尔茅斯-雅罗的修道院中度过的。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献记载，比德精通语言学，对天文学、地理学、神学甚至哲学都深有研究。传闻就是他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此事记载于他的作品《论计时》中。

嘉德勋位

1349年4月23日是圣乔治的宗教节日，爱德华三世在为全国骑士举办一场比武大会。黑死病正在摧残他的国民，但国王不愿放弃自己酷爱的消遣。他在温莎主持了由比武大会和祷告组成的节庆活动。这座城堡是他的出生地，他还打算于次年在此启动一系列大规模建筑工程。受邀参加比武大会的二十五人大多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将。他们包括黑太子、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德文伯爵、罗杰·莫蒂默（他很快将会重新获得他祖父曾经享有的马奇伯爵头衔）、威廉·蒙泰古的儿子（也叫威廉，现在是新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以及王室的其他伙伴和战友。

比武大会的形式是预先设定好的。骑士们分成两队，每队十三人，骑马对抗，直到其中一队获胜。这一次，竞赛多了几分刺激。索尔兹伯里伯爵和他的总管托马斯·霍兰爵士在敌对的队伍里。他们两人的地位相当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娶了同一个女人——爱德华三世的堂妹肯特的琼。琼是王亲贵胄，时年二十岁，曾与黑太子一起长大。她是爱德华一世的孙女，傅华萨赞誉她是“英格兰第一美人”。

琼年仅两岁的时候，其父肯特伯爵就被罗杰·莫蒂默下令处死。她被菲利帕王后收养，在王室内廷长大，在那里认识了霍兰。她在十二岁时秘密与他结婚，显然也已圆房。但由于他们的婚姻没有得到恰当的许可，或许因为他们的关系仍然保密，所以后来在霍兰征战欧洲大陆的时候，琼被安排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结婚。霍兰回国后，公开宣称自己才是琼的丈夫。琼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两个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她的合法丈夫。她自己更喜欢霍兰，但在中世纪大贵族的婚姻中，个人偏好并非决定性因素。这个案件被一直呈送到教皇，请他裁断。1349年11月，最终的裁决下达，宣布霍兰是琼的合法丈夫。在此之前，琼的两个“丈夫”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

这位光彩夺目的女主角准备观看两个争夺她芳心的骑士拼杀的时候，盛大的舞台也准备就绪了。但这次比武大会还有别的特点，因为爱德华三世决定建立一个后来享誉全球的骑士勋位。在温莎的比武大会上，嘉德勋位正式诞生，这是英格兰最高端、最群英荟萃的骑士团，也是爱德华三世极其成功的两大宣传行动之一。

国王和他的祖父爱德华一世一样，醉心于亚瑟王传奇，热衷于那些英雄伟业、令人生畏的军事声誉和骑士们温柔和善地对待女性与弱者的故事。和祖父一样，他也下定决心，要让金雀花王朝吸收并反映亚瑟王世界的伟大价值观。1344年1月，与腓力六世战争的布列塔尼阶段激战正酣，他在温莎举办了一次比武大会，组建了圆桌骑士团。编年史家亚当·穆里穆斯记述道，国王“主持了一次盛大晚宴，建立了圆桌骑士团，挑选了一些伯爵、男爵和骑士加入，接受了他们的宣誓”。据穆里穆斯记载，国王随后下令在温莎城堡添建一座“最高贵的厅堂”，“以便在指定时间举行圆桌骑士的会议”。这座高贵的厅堂将由石料建成，直径200英尺，外面可能有瓦片筑成的屋顶，就像后世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环球剧场一样。在建造的第一年，开支就高达50717先令又11.5便士。为了效仿亚瑟王传奇，国王即使挥金如土也在所不惜。1345年，爱德华三世为自己的计划添砖加瓦，命令寻找亚瑟王的所谓祖先——亚利马太的约瑟遗骸。

14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战争升级，圆桌计划因为缺乏资金而中止了。布列塔尼战事开支极大，迫使国王将所有资金都用于作战。但是，即使过了五年，爱德华三世也没有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高端、精选的兄弟会，将全国的精英骑士和贵族与王室紧密联系起来。1348年的整个比武季节中，国王都在斟酌设立嘉德勋位。1349年，在温莎，他的想法正式成形，并确定了该骑士团的人员。

用袜带 [1] 来象征一个军人俱乐部颇有些奇怪。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传说是这样的：一次舞会上，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不慎将自己的袜带（戴在大腿上的一种饰物）脱落，爱德华三世将其捡起，说道：“心怀邪念者蒙羞。”（Honi soit quimal y pense），这句话于是成为嘉德勋位的箴言。但这个故事是捏造的，可能混淆了关于肯特的琼的惊世骇俗的婚姻状况的故事，也涉及宫廷的风流浪漫，或者说放荡的男女关系。爱德华三世的伙伴们以淫乱浪荡而声名狼藉，古板而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们很乐意听到这种劲爆的故事，对英格兰宫廷的腐化堕落嗤之以鼻、大摇其头。

嘉德勋位这个名字的真正来源可能是兰开斯特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是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和加来的战争英雄，年轻时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曾佩戴袜带作为装饰，当时袜带还是骑士的穿戴饰物，后来才变成女性服饰。1333和1334年，国王统治的早期，他也曾佩戴镶嵌珍珠和黄金的袜带去参加比武大会。嘉德勋位设立的时候，兰开斯特伯爵三十九岁，爱德华三世三十七岁。或许袜带这个标志物有两层用意：既指涉他们青年时代作为骑士的强悍勇武，也是一个内部笑话，象征他们放荡不羁的青春。

无论缘由究竟如何，爱德华三世遵循的是当时欧洲的时尚：自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于1330年设立“缎带骑士团”以来，在14世纪中叶，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骑士团。14世纪50年代，德意志皇帝卢森堡的卡尔设立了“带扣骑士团”，萨伏依伯爵阿梅迪奥六世创建了“黑天鹅骑士团”。14世纪60年代，西西里国王路易建立了“花结骑士团”，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设立了“星辰骑士团”。后来这种风尚越来越流行。

就这样，在圣乔治的宗教节日，嘉德勋位诞生了。二十六名创始成员庄严宣誓，在每年的圣乔治日举行庆祝活动，如果条件允许，所有成员应当在一起共度这个节日。如果不能在温莎参加庆祝活动，无论身处何方，都应当以同样方式庆祝。骑士团是个神圣的团体，除非有成员去世，否则不会增加新成员。一些伟大的军人，如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沃尔特·曼尼爵士、北安普敦伯爵和亨廷顿伯爵都不属于创始成员。在建立嘉德勋位的比武大会时期，这四位骑士恰好在法兰西，因此他们不得不等待新的机会。亨廷顿伯爵直到1372年才得以加入。达格沃斯还未来得及接受嘉德勋位的著名袍服便去世了。

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设立嘉德勋位的举动非常粗鲁无礼。在亨利·奈顿这样的编年史家看来，英格兰正处于遭受黑死病蹂躏、被战争的财政要求摧残得民穷财尽的时候，国王竟然沉溺于无忧无虑的比武大会，着实麻木不仁。但对爱德华三世而言，设立勋位的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纵情享乐。自约翰以来，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都受到过这样的困扰：骑士和伯爵们不肯在海外作战，导致国王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海外领土。爱德华三世非常幸运地赢得了一些胜利，所以法兰西战争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至少部分地可以说得过去。他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如果上帝收回了对英格兰的恩典、战事受挫的话，国民很快就会质疑，为什么要在海外作战。

爱德华三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海外兵役变成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军役时代遗留的令人厌倦的负担。做一名骑士要付出许多金钱的代价，要承担许多艰难困苦，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因此爱德华三世要用一种新的精英荣誉感将骑士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嘉德勋位就像是一种新的特权阶级，爱德华三世可以通过它来颂扬和褒奖骑士精神。它是一种手段，能够在将来的几十年中，将国王和王子们与他们率领在欧洲大陆作战的官兵紧密联系起来。富有异国情调的法语箴言提醒了所有希冀成为骑士团一员的人们，贵族阶层是一个泛欧洲的兄弟会。爱德华三世之前被迫放弃了在温莎修建圆桌厅堂的计划，现在命令在温莎建造一座教堂。这便是圣乔治礼拜堂，它将成为嘉德骑士团精神上和仪式上的家园。黑死病最凶险的浪潮消退之后，该项工程于1350年启动，花了七年时间才竣工，其开支抵得上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造的一些最宏大的城堡。1350～1357年，朝廷在温莎花费了6500镑巨款，其中绝大部分花在这座礼拜堂上。为了给礼拜堂增添一分真正神圣的神秘气息，爱德华三世把格奈斯十字架送到了那里。格奈斯十字架是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是1283年最终征服威尔士期间从末代罗埃林手中夺来的。

随后几个世纪中，圣乔治礼拜堂始终代表着爱德华三世及其伙伴所推崇的强大武力、宗教虔诚、浪漫情怀和奢华仪式，这几个方面的组合令人心醉神迷。在爱德华三世身上，亨利三世那种对辉煌的视觉效果和优美建筑的敏锐把握力和爱德华一世令人生畏的军事才华熔为一炉。圣乔治礼拜堂的确是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一个高潮，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国王所做的视觉宣传。

[1] 嘉德（Garter）是音译，字面意思就是“袜带”。当时还没有松紧带，女性将袜带（一般是皮革或织物，常带有缎带等装饰）系在大腿上，将长筒袜束住。

胜利的十年

在爱德华三世的早年和统治早期，在宫廷的亚瑟王传奇式华丽排场中，他将自己打扮为圆桌骑士团的谦卑成员莱昂内尔爵士，这是一位和部下并肩作战的好战友。到14世纪50年代，成就既然如此辉煌，自然无须再谦虚，国王开始以亚瑟王自居，从新的卡美洛（即温莎）统治着他的光荣王国。国王在战争中花费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巨款，而这些金钱为他带来了震撼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光荣与威望。英格兰的繁荣与它在战争中的运气是紧密相关的。爱德华三世所到之处都张挂圣乔治的纹章，以提醒敌友，这是他统治下的新的军事秩序。他的海军舰船桅杆上飘扬着红十字旗，舰队的旗舰是柯克船“托马斯”号，得到数十艘其他舰船的支援，游弋在英吉利海峡。他在英格兰的御玺图案中添加了圣乔治，将其与圣母玛利亚并置。1348年，德意志国家的选帝侯们请求他接任神圣罗马皇帝。对自己的强大王权极其自信的爱德华三世拒绝了这个请求。

与法兰西和苏格兰的关系现在完全掌控在国王手中。英格兰宫廷挤满了出身高贵的人质。一大群价值极高的法兰西和苏格兰俘虏被扣押在英格兰，为首的是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欧城伯爵和唐卡维尔伯爵。尽管黑死病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给大规模作战也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但爱德华三世仍然继续讨伐法兰西和苏格兰。英格兰军队时常渡过海峡，发动突袭，有的行动由国王御驾亲征，有的任务则被托付给备受信赖的副手，如兰开斯特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于1349～1350年冬天率领一支小规模军队远征加斯科涅。

1349年12月24日，在艾赛克斯的黑弗灵，宫廷正准备开始圣诞节庆祝活动的时候，爱德华三世收到了令人警醒的告急：有叛徒要将加来出卖给法兰西人。他没有时间征集一支军队，于是率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和一小群值得信赖的士兵，立即秘密前往法兰西。1350年1月1日，爱德华三世的这支精锐小分队抵达了加来，秘密进城。次日黎明前，一个奸诈的意大利雇佣兵在加来城堡上升起了法兰西旗帜，这是个信号，随后一群法兰西骑士通过城门冲了进来。国王已经严阵以待。他和部下向入侵者冲杀过去，打着沃尔特·曼尼爵士的旗号，而爱德华三世则乔装打扮成一名普通骑士，以防被认出和俘虏。加来街头爆发了激烈的肉搏战，国王和他的部下将敌人打退，高呼：“爱德华和圣乔治！”几个小时之内，加来得救了。加来守军的勇猛无畏和这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为世人称颂，为歌颂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勇气的民间传说增添了更多素材。

1350年8月22日，腓力六世驾崩。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继承了王位，史称约翰二世。约翰二世曾在加斯科涅对抗兰开斯特伯爵，还曾率军参加克雷西战役。他登基的这一年，英法两国恰好处于一年的停战期。1350年夏，爱德华三世将注意力转向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这个王国位于西班牙半岛北部，恰好也有一位新王登基，即“残酷的”佩德罗一世。爱德华三世很快发起宣传攻势，造谣说佩德罗一世图谋入侵英格兰。事实上，两国之间进行的是一场贸易战。卡斯蒂利亚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去佛兰德从事羊毛贸易，在途中常常袭击英格兰船只，这非常恼人。对爱德华三世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开战理由。1350年8月29日黄昏，在温奇尔西（位于英格兰南海岸，黑斯廷斯以东几英里处）外海，一支大型英格兰舰队（约有五十艘柯克船）遭遇了二十多艘尺寸更大的卡斯蒂利亚桨帆船。英格兰舰队由国王、黑太子、兰开斯特伯爵、北安普敦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指挥。他们将毫不示弱的卡斯蒂利亚人诱入了一场血腥的海战。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舰船的设计已经有所进步，但在地中海以北惊涛骇浪的海域，中世纪的海战策略还是很原始的，尤其是与陆战相比，毕竟陆军已经发展出了下马作战的武士和乘骑弓箭手。在开阔海域的作战仍然比混战厮杀强不了多少。爱德华三世的战船像撞城槌一样冲向卡斯蒂利亚桨帆船，他的部下则向敌船抛掷系在绳子或铁链上的锋利抓钩，死死咬住敌船侧舷，阻止它们逃跑。然后，成群的骑士尝试强行登上敌船，杀死敌人的水手，将其尸体投入汪洋大海。当时还很少注意船队的阵型和机动，或者远距离攻击。战斗是在近距离开展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

在温奇尔西，国王险些丧命。在号角声和痛苦与愤怒的呼喊声中，他乘坐的柯克船与一艘桨帆船相撞，受到了严重破坏，最终彻底损毁。爱德华三世在甲板上拼死奋战，在卡斯蒂利亚人的箭雨和投掷的铁棍的冲击下，夺得了敌船，才躲过了葬身大海的噩运。与此同时，黑太子的战船与另一艘卡斯蒂利亚船只对战，也受到了严重损坏，幸亏兰开斯特伯爵的战船赶来救援，王子才保住性命。最后，夜色笼罩海峡的时候，一艘敌船差一点就将一艘英格兰船只拖走，而后者运载着国王内廷的许多成员。一名机智的王室仆人沉着冷静地偷偷爬上敌船，砍断了船帆的升降索，才阻止这艘桨帆船带着珍贵的战利品逃走。最终，尽管遭遇不少挫折，但英格兰人还是得胜，并俘虏了多艘桨帆船，将其他敌船摧毁，将数百名负伤的敌人水手投入无情的大海，任其溺死。多年后，温奇尔西战役被称为“海上西班牙人之战”。

在这场海战中，爱德华三世及其主要指挥官和副手毫发无损，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而这位英格兰国王在他光彩夺目的戎马一生中常常仰仗自己的好运气。在随后多年中，卡斯蒂利亚舰队被有效地阻挡在海峡之外，而爱德华三世的海军建立了自己的霸权，护送着商船在波尔多和繁荣的英格兰港口布里斯托尔、伦敦和南海岸之间川流不息。

国王在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特圣龛前感恩，以庆祝这场胜利，随后移驾北方，游猎享乐。同时，他的副手们则返回法兰西，在阿基坦的边缘继续作战。英法的停战协定已经过期，英格兰军队在布列塔尼和加斯科涅赢得了好几场辉煌胜利，于是到1352年秋季，爱德华三世已经牢牢控制了阿基坦、布列塔尼和加来周边地区。由于大卫二世被扣押在英格兰，苏格兰出现了权力真空，英格兰领主们得以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苏格兰低地。在随后八年中，爱德华三世忙于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努力使其能够延续千秋万代。

在制定入侵苏格兰计划的同时，爱德华三世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政府。第一波黑死病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的劳工经济，而在14世纪50、60和70年代，黑死病多次卷土重来，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数十万劳工因瘟疫死亡，导致劳工薪水猛涨。这对骑士地主阶层损伤极大，甚至导致了灾难。而正是这些骑士地主参加爱德华三世的议会，授权他征税，并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官吏。王室是英格兰最大的地主，因此如果地产管理的成本增长过快，王室也会遭到类似的损失。爱德华三世迅速采取措施，应对这个威胁，在1349年制定了《劳工条例》，并于1351年在议会通过，称为《劳工法》。《劳工法》为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行业的工人制定了固定的薪金标准，人为地将工资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马具制造工、剥兽皮工、鞣皮工、皮鞋匠、裁缝、铁匠、木匠、泥瓦匠、瓦匠、造船匠、赶车人和其他所有手工匠人及劳工在其工作的地点，薪金不得超过第二十年（1347年）及其之前普通年份的一般工资水平。”法令的一个典型条款是这样规定的，“若有人胆敢收取更多薪金，应将其投入最近的监牢。”领主有权强制劳工——不管是法律上的自由人还是丧失自由的农奴——为自己服务。同时，食品价格也被人为地控制在较低水平。法令规定道：“屠夫、鱼贩、旅店老板、啤酒酿造商、面包师、顾客招揽人和其他食品销售者应……以合理的价格出售食品。”

《劳工法》旨在保护地主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相当严格地执行了该法律。朝廷派遣专员去调查过高的薪金和物价。随后几十年中，这些调查专员频频出现在各地，调查违法行为，向违令者罚款。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各郡的精英阶层和社会下层之间酝酿出了一种严重的阶级仇恨。令阶级仇恨更深刻的是，这些劳工调查委员会只是地方执法制度大规模整顿的一部分而已，英格兰的掌权阶层等待这种大整顿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爱德华三世不再依赖不定期的、大型的、周游全国的巡回法庭，而是开始利用小型的、常规化的法庭，这些法庭的成员是各地的主要地主。他们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即所谓治安法官（就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设立的治安官的新形式），同时还参加许多其他的地方性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劳工法》的委员会。王国政府的权力正在汇聚到一个有切身利益参与其中的政治阶层手中，这在后来的岁月里将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但从短期来看，爱德华三世的做法——迅速采取行动，处置黑死病造成的最明显经济后果——为他赢得了骑士地主阶层的信任，而他的军费来源就高度依赖这个阶层。

国内安定之后，爱德华三世得以集中精力，努力去永久地平定法兰西和苏格兰。问题的部分所在是，爱德华三世也不知道，永久和平应当是什么样子。他自豪地固守自己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但局势越来越明显，这其实是个讨价还价的杠杆，用来推动谈判、重建一个金雀花帝国。1354年，在吉讷举行的和谈上，爱德华三世提议，他可以放弃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条件是，英格兰将获得对阿基坦、普瓦图、安茹、曼恩、图赖讷、利摩日和蓬蒂厄的完整主权，尽管关于布列塔尼、诺曼底和佛兰德宗主权的争端还远远没有解决。后来，1354～1355年冬季，在阿维尼翁，教皇亲自主持了和谈。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于1351年被晋升为兰开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伯爵开始提出更为咄咄逼人的要求：英格兰应对阿基坦、普瓦图、曼恩、图赖讷、安茹、昂古莱姆、诺曼底、蓬蒂厄、凯尔西和利穆赞享有主权。

英格兰人的要求如此严苛，兰开斯特公爵的谈判策略又如此仗势欺人，因此和谈不欢而散也不足为奇。约翰二世的使臣争辩说，将如此广大的法兰西领土拱手交出，会使得法兰西国王违背自己的加冕誓言。双方都在准备继续作战。到1355年秋，爱德华三世已经组织好了两支庞大的入侵军队，其中一支由他亲自指挥，另一支则交给他的儿子黑太子。目标是给约翰二世一个狠狠的教训，就像他的父亲于1346年在克雷西和1347年在加来受到的教训一样。

英格兰的两支大军于1355年底起航前往法兰西，其中只有黑太子的军队在那里待了较长时间。国王于10月底在加来登陆，要求约翰二世与他交战，但法兰西国王不肯迎战，于是爱德华三世在11月12日班师回朝了。在这年冬天的余下时间里，他集中力量扫荡和镇压苏格兰低地，给当地人造成了极大苦难，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付之一炬，以至于1356年1月被称为“燃烧的圣烛节”。

但苏格兰低地遭到的破坏还远远不能与黑太子及其伙伴在法兰西西南部的肆虐相提并论。1356年春，约翰二世和英格兰人的最终摊牌看样子已经不可避免。黑太子在波尔多过了冬，英属阿基坦的前线到处是武装人员，有的是黑太子旗下的部队，有的则刚刚脱离军队，自行劫掠。5月，又一支英格兰军队在兰开斯特公爵指挥下被派往诺曼底。这支军队严重破坏了诺曼底的好几座重要城镇，然后撤退，约翰二世对其奈何不得。法兰西贵族当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约翰二世的亲戚——恶人查理 [1] （纳瓦拉国王和诺曼底的埃夫勒省的伯爵）开始与国王公然分庭抗礼。恶人查理希望废黜约翰二世，然后扶植王太子（也叫查理）登基。1356年4月，恶人查理因为犯上作乱被捕，但他的弟弟——纳瓦拉的腓力于8月渡海来到英格兰，在克拉伦登与爱德华三世进行了会谈，承认后者为“法兰西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向他宣誓效忠。约翰二世承受的压力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必须对英格兰人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1356年9月19日，决战时刻到了，战场是普瓦捷城外的原野。传统上来讲，普瓦捷是阿基坦公国最重要的城市。黑太子的军队包括六千至八千英格兰和加斯科涅士兵，按照当时的常规战术分为三路，黑太子亲自指挥中军。法兰西军队的兵力是英格兰—加斯科涅联军的差不多两倍。但英格兰军队训练有素、组织有序，而约翰二世的人马纪律涣散、七零八落。尽管法兰西人从克雷西吸取到了一些教训，准备让他们的骑兵徒步进行防御作战，而不是把他们浪费在自杀式的骑兵冲锋当中，但他们缺乏有效的领导，无法将己方的兵力优势发挥出来。黑太子的部下在法兰西战线前方来回运动时，两名法兰西指挥官抵制不住诱惑，发动了进攻。他们向英格兰军队的前锋和后卫发起了传统的骑兵冲锋。两军之间有茂密的树篱阻挡，法兰西骑兵在企图突破树篱时惨遭屠戮。

对法兰西人来说，这是惨遭屠杀、流血漂橹的一天，而这一天刚刚开始。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这是法兰西人败得最惨的一次。在激战中，他们损失了超过两千人，包括波旁公爵、法兰西司厩长、两名最高军务官之一和“金黄火焰”军旗（法兰西军队的神圣红色战旗，据说是用圣德尼的鲜血染红的）的旗手。被俘的法兰西贵族不计其数，包括国王的幼子腓力、桑斯大主教、多位伯爵、另外一名最高军务官，以及约翰二世自己，这是最糟糕的。英格兰军伤亡仅数百人，抓的俘虏价值数十万镑赎金。这是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对法兰西国王的最具压倒性的辉煌胜利，永久性奠定了黑太子光荣的军事荣誉。得胜之后，英格兰军中举行了宴会。黑太子及其高贵的指挥官们以翩翩君子之风，充满敬意地招待大批法兰西俘虏，向其敬酒。约翰二世被颂扬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在战场上比任何其他人打得都更英勇。但在这骑士风度的礼节之外，政治的现实是很清晰的：法兰西陷入了危机，而英格兰人（他们开始非正式地将黑太子称为爱德华四世国王）占了上风。普瓦捷战役中抓获的俘虏被押回英格兰，送到国王那里。国王开始筹划索取这些俘虏的赎金，这将最终达成他的目标——在法兰西重建曾经的金雀花帝国。

漫长而复杂的和谈之后，到1358年1月，约翰二世的赎金被敲定为400万金埃居——相当于666666镑。这是个不可能凑齐的天文数字，即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一数字也让狮心王理查的赎金黯然失色。此外还拟定了《伦敦条约》的草案，其条款和未能执行的《吉讷条约》差不多。爱德华三世放弃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的条件是，对南方的阿基坦、圣通日、普瓦图和利穆赞，以及北方的蓬蒂厄、蒙特勒伊和加来享有主权。如果不是法兰西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的话，双方也许就签约了。在约翰二世国王被俘之后的混乱中，激进改革派将王太子逐出巴黎；而从狱中获释的纳瓦拉的恶人查理向英格兰人提议，将法兰西一分为二，由爱德华三世保有王位和三分之二领土。1358年夏季，法兰西北部爆发了所谓扎克雷起义（“扎克雷”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大量农民揭竿而起，意图消灭贵族和骑士们，因为农民认为这些人是卖国贼。编年史家记载了许多恐怖的暴行，平头百姓向贵族老爷们发起了血腥报复。编年史家让·勒贝尔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民们杀死了一名骑士，将他挂在火坑上烤熟，轮奸了他的妻子，然后强迫这个不幸的贵妇人和她的孩子们去吃骑士的烤熟的肉。

另一位法兰西编年史家让·德·韦内特栩栩如生地描绘了14世纪50年代末法兰西乡村的情景。他描述的是自己的出生地，在贡比涅附近，屡次遭到英格兰人的进攻，已经破败不堪：

这个地区的葡萄藤……无人修剪，任凭它腐烂……农田里无人播种，无人犁地……田野里看不见牛，也没有家禽……路上没有人扛着自己最好的奶酪和奶制品去集市出售……房屋和教堂不再像以前那样——屋顶有人修整，以笑脸迎人——而是化为一座座冒烟的废墟，这情景多么凄惨，是吞噬一切的烈火将它们变成这样……悦耳的钟声还能听得见，但不是召唤信众祷告的信号，而是警报，让大家趁着敌人还远，赶紧躲藏起来……每个人遭受的苦难都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农村……但他们的领主们不去……击退敌人，或者尝试攻击敌人，只有少数例外。

到1358年11月，爱德华三世已经不再相信和平是最好的选择。他开始筹划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入侵。俘虏约翰二世暂时成功说服了他不要那么做，建议他拟定《伦敦条约》的第二稿。在新版本的条约文本中，国王的赎金仍然是400万埃居，但金雀花王朝将得到的领土包括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布洛涅，以及布列塔尼的最高宗主权。

《巴黎条约》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爱德华三世急于将它彻底废除，回到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压倒腓力·奥古斯都的好时代。不足为奇的是，巴黎方面严词反对《伦敦条约》的第二稿。1359年夏季，英格兰朝廷制定了入侵法兰西的计划；10月，国王、兰开斯特公爵和黑太子率领约一万人的军队，兵分三路，从加来出征，向西南方进逼兰斯。这是他们能够挑选的最具挑衅性的目标，因为自公元816年的路易一世登基起，法兰西历代国王均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兰斯离巴黎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英格兰国王攻占了兰斯，一定会在那里自立为法兰西国王爱德华一世。

对法兰西人来说幸运的是，兰斯的防御非常巩固。爱德华三世在兰斯城下仅仅待了五周时间，就于1360年1月放弃了攻城。他通过谈判与勃艮第公爵结盟，然后开赴巴黎，希望诱使法兰西王太子出来与他决战。王太子很聪明，不肯步瓦卢瓦王朝前两位国王的后尘，去直面英格兰武士和弓箭手、拿自己的自由和主权冒险。他固守巴黎，而这座城市固若金汤，即便是踌躇满志的爱德华三世也没有把握能够攻得下巴黎。于是在4月，英格兰国王被迫率领他的军队（由于瘟疫和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军队已经相当衰弱）向布列塔尼方向撤退。他们向西撤退的途中，在沙特尔城外遭遇了雷暴雨，损失了相当多的辎重。天降冰雹，雹块大得能够杀死马匹，这个日子如此恐怖，以至于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英格兰国王开始走背运。1360年不会有克雷西或普瓦捷那样的胜仗。5月1日，双方在布雷蒂尼村开启和谈。谈判持续了七天。爱德华三世接受了一项条约，他将享有南方的阿基坦、普瓦图、圣通日和昂古穆瓦，以及北方的蓬蒂厄、蒙特勒伊、加来和吉讷的主权。他放弃了对法兰西王位、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主张，并将约翰二世的赎金缩减至300万埃居。约翰二世同意不再帮助苏格兰人抵抗英格兰，而爱德华三世同意不再支持佛兰芒人（他们经常反叛法兰西）。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赖讷仍然是法兰西王国的领土。这与一度触手可及的重建亨利二世帝国的雄图霸业相差不少，但仍然是一场胜利。

爱德华三世返回英格兰去过1360年的圣诞节，去宣布并庆祝和平以及他的成就。他和盟友们为了这一切，已经奋战了二十三年之久。1361年1月，议会召开，批准了和约。1361年的圣乔治日，在温莎城堡，爱德华三世的三个儿子——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都被授予嘉德勋位，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功业（爱德华三世的幼子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生于1355年，在国王最近一次出征期间，托马斯是名义上的摄政）。漫长而代价昂贵的战争显然结束了，全国为之欢呼雀跃。

在法兰西，人们情绪低沉。约翰二世国王于1360年12月5日获释返回法兰西，去筹措他的赎金，为此铸造了史上第一种金法郎。但是国家哀鸿遍野，到处是英格兰雇佣兵，他们被爱德华三世的军队解散，现在需要新的活计。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继续摧残布列塔尼和西南部的居民，夺取村庄和城堡，然后将它们卖给不幸的原主人。英格兰沐浴在胜利的光辉中，而法兰西饱经蹂躏。为了筹集约翰二世的赎金，整整一代人掏空了腰包，而且领土也遭到了肢解。这是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一个巅峰。令人震惊的是，命运之轮迅速逆转，光荣的年代突然间灰飞烟灭。

[1] 恶人查理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的外孙。约翰二世是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的儿子。腓力六世是路易十世的堂弟。

第七部 革命的年代（1360～1399）

我的上帝啊。这是一个怪异又反复无常的国度。

——理查二世（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

家事

1362年11月13日，爱德华三世庆祝了他的五十大寿。年事渐高的他有资格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掌握着海量的财富，是一位强大而闻名遐迩的国王，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英格兰，无论是在法律上、文化上、军事上，还是审美上。他正在奔向自己的暮年——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的预期寿命是约六十岁——但是走得潇洒而矫健。

他和菲利帕王后过着光辉灿烂、奢侈华丽的生活。有了大量战利品和从法兰西人那里征收的巨额赎金，爱德华三世享受的的确是帝王的富丽堂皇。1360年，国王与王后的内廷合二为一，因为在《布雷蒂尼条约》之后，国王再也不需要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居住在临时营地中。国王在比武大会、珠宝首饰、飞鹰走犬、精美服饰和奢侈的生活条件上挥金如土。他的登基四十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宫廷纵情享受许久以来第一次较长的和平时期，无休无止地狂欢宴饮。

王室巨大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整修国王的居所。温莎城堡是其中的典范。在出身平民但才华横溢的新大臣——威克姆的威廉主持下，国王斥巨资（14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耗资8500镑）去重新设计温莎，将它变成一座军事王政和宫廷爱情的纪念碑。旧建筑被拆除，在其旧址建造了庞大而奢华的崭新厅堂、小教堂和房间。穹顶和大理石回廊将美丽的各套房间连接起来（菲利帕王后一个人就拥有四个正在施工的私人房间）：一个是卧房，一个祈祷用的小教堂，一个装饰着镜子的房间，还有一个舞厅。这还只是王室的一处居所而已。国王夫妇在泰晤士河流域和新森林 [1] 还拥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华美宫殿与猎苑。

爱德华三世并非沉溺于寻欢作乐。他非常关心民众，关注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1361～1364年，又一轮严重的黑死病重返欧洲，对儿童的致死性特别强。在普遍受苦受难的环境下，国王努力去缓解臣民的痛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他的生日的公共庆祝活动主要是议会的磋商，与会者包括骑士、自治市民和其他公民；王室慷慨解囊。议会听取了数量极多的请愿，尽力去解决尽可能多的问题。议会通过了《征发条例》，极大限制了危害极大的战时物资征用政策，将强征粮食和物资的权限仅限于国王、王后与太子所有。从此刻起，王室的物资征用官吏被称为“收购官”，并且遵照严格的规章办事。当然，在和平时期，爱德华三世更容易做出这样的让步，但是他能制定这样的法律，说明他理解和同情臣民的艰难困苦。

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王国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王国的语言逐渐从法语变成了英语。本土的英语一度被认为是粗鲁野蛮的方言，不适合出身高贵的人士或官吏使用，现在却大大普及了。国王本人说英语。当时所有的贵族都懂英语。云游四方的歌手们用英语吟唱新编的时髦的“罗宾汉”歌谣。在高等学府声名鹊起的约翰·威克里夫在14世纪60年代初令牛津大学的同僚刮目相看，他将《圣经》翻译成了英语，这又导致了罗拉德派的兴起。这是一个异端运动，鼓吹个人对《圣经》和教会训诫进行解读。《圣经》等材料被翻译成英语，大大有助于罗拉德派运动的发展。第一批伟大的英语诗人（杰弗里·乔叟、威廉·郎兰、约翰·高尔和《珍珠》与《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的作者）的时代降临了。爱德华三世认识到了这一点，利用自己五十大寿期间的议会，引领了英语的新时代。《申辩条例》正式将议会发言和王家法庭辩论的语言从法语改为英语（书面档案仍然用拉丁文）。这是又一项颇得民心的法令，旨在改正这样的局面，即“在国王的法庭……申辩的人们……听不懂他们的律师或其他申诉人支持或反对他们所用的语言”。

最后，爱德华三世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人。他已经五十岁了，是时候为自己的子嗣做些安排了。在五十大寿期间的议会上，他的最后举措是为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们授予高贵的新头衔和角色，巩固他们的地位，以便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们能够掌控英格兰这个伟大国家。他一共有十二个儿女，其中九个长大成人。到1362年还有六个儿女在世。年轻的琼死于黑死病。1361年，第二波瘟疫袭击英格兰时，她的两个姐妹被夺去生命。儿童疫病杀死了英格兰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包括十七岁的玛丽公主和十五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国王只剩下了一个女儿：快要过三十岁生日的伊莎贝拉。爱德华三世曾打算把她嫁给一位加斯科涅领主，但被她急躁地拒绝。她坚持除非找到真爱，否则绝不结婚，彻底退出了爱德华三世外交联姻的计划 [2] 。

除了这个倔强的女儿之外，爱德华三世还有五个健康的金雀花王子。除了年仅七岁的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之外，四位王子在1362年得到了丰厚的赏赐。王长子爱德华（王位继承人和英格兰最优秀的军人）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娶了堂姑肯特的琼 [3] 。据被称为“钱多斯传令官”的作家（他是爱德华王子的好友约翰·钱多斯的仆人）记载，琼“是一位特别高贵的女士……倾国倾城，美艳动人，聪颖智慧”。并不是所有人说话都这么客气。他们的婚姻的确是出于爱情，而不是政治利益。琼在此之前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她和托马斯·霍兰爵士生了五个孩子，而她的另一位前夫索尔兹伯里伯爵仍然在世。她酷爱珠宝和华丽服饰，也不能带来任何有利的海外同盟。自亨利二世迎娶阿基坦的埃莉诺以来，黑太子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娶了个拖油瓶的离婚女人的王公。而且从技术上讲，教会也禁止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是堂姑侄，属于被禁止结婚的近亲。

尽管如此，爱德华王子得到了父亲的丰厚奖赏。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享有切斯特伯爵、康沃尔公爵和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年收入超过8000镑。他和琼结婚后，就住在伦敦以南不远处的坎宁顿，这是一座崭新的宫殿，由石匠大师亨利·伊夫利设计。伊夫利后来成为当时最了不起的建筑师。在国王大寿不久前，国王赏赐给太子夫妇一座新宅邸。他还将阿基坦公国赏赐给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王子曾在阿基坦北部边界上的普瓦捷赢得了当时最伟大的一场胜利。国王以这个姿态宣示了一条无可争辩的信息：黑太子已经有能力从领兵打仗的军事统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强大采邑的统治者，而他执掌王权的时刻也不远了。1363年2月，爱德华王子和琼迁往阿基坦公国，主要居住在昂古莱姆和波尔多。

爱德华三世对其他儿子也有安排。他曾读过纽堡的威廉在12世纪写下的记载金雀花王朝早期岁月的编年史。现在，随着他的五十大寿将近，他开始效仿两百年前的亨利二世，为自己的儿子们安排归宿和地位。每个儿子都将在欧洲的不同角落得到自己的土地。

爱德华三世的生日是11月13日，这也是议会的最后一天。他带着自己的第三子——冈特的约翰和第四子——兰利的埃德蒙来到议会，向他们授予了尊贵的新头衔。议会档案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当时的庄严仪式。“然后，大法官向贵族和平民发言，讲到我主国王陛下与一些贵族商谈，上帝在多方面对他恩典有加，尤其是赐予他这么多儿子，他们已经到了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因此他决定增加他们的名望和荣光。即，他的儿子莱昂内尔，当时在爱尔兰，应当被册封为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当时在海外，但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在现场，他们亲自接受了册封：“然后，我主国王陛下为儿子约翰配上长枪，为他戴上配有一圈黄金和宝石的冠冕，并册封他为兰开斯特公爵 [4] ，并授予他册封诏书。然后，国王陛下为自己的儿子埃德蒙配上长枪，册封他为剑桥伯爵，并赐予他剑桥伯爵的册封诏书。”

克拉伦斯公爵、兰开斯特公爵、剑桥伯爵：这些的确是非常尊贵的头衔。他们每个人都在名义上对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一个角落负有责任。

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头衔是相当新奇的。克拉伦斯公爵是一个爱尔兰头衔，其领土在爱尔兰西海岸（克拉伦斯这个名字来自这些土地早先的领主克莱尔家族）。莱昂内尔在此之前已经通过自己的妻子——阿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德·伯格获得了阿尔斯特伯爵领地，现在得到了克拉伦斯公国之后，便成了爱尔兰最强大的领主。莱昂内尔的新头衔在议会宣布的时候，他已经在都柏林。他于1361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指挥着五十名骑士、三百名武士和五百四十名乘骑弓箭手，并受命在爱尔兰征募更多军队。他的命运已经被计划妥当：他将维持和扩张金雀花王朝在狂野的爱尔兰西部的势力。他是自约翰国王以来第一位涉足爱尔兰的金雀花王公。

同时，冈特的约翰被擢升为兰开斯特公爵。之前的兰开斯特公爵是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即爱德华三世的朋友和将领，他于1361年去世，可能是死于瘟疫。冈特的约翰于1359年在雷丁教堂娶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女儿——兰开斯特的布朗什。岳父死后，冈特的约翰继承了英格兰最庞大、最重要的一系列领地。于是，他将爱德华二世的死敌——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遗产重新收归王室，这对在英格兰北部维持秩序和稳定非常关键。

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爱德华三世多次要求苏格兰人接受他的第三子为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的继承人。大卫二世于1357年获释，但还在巨额赎金的沉重负担下挣扎。爱德华三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谈判桌上的姿态，而仅仅是为了诱使苏格兰人支付国王赎金而虚晃一枪，是值得商榷的。但在14世纪60年代初，如果黑太子掌管了阿基坦，莱昂内尔指导着爱尔兰的政策，那么冈特的约翰理应接受培养，去主管苏格兰防御和政事。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还是个婴儿，所以就只剩下了兰利的埃德蒙。国王的第四子被安排参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即佛兰德和低地国家。

1361年11月，勃艮第公爵去世，留下了十二岁的寡妇玛格丽特。她是佛兰德伯爵（马勒的路易）的女儿，是五个伯爵领地（讷韦尔、佛兰德、勒泰勒、勃艮第和阿图瓦）与两个公国（布拉班特和林堡）的继承人。这些土地加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潜在的独立势力，如果联合在一个统治者手下，便有能力制衡法兰西王室的力量。佛兰德拥有许多富庶的贸易城镇，不管谁得到它，都将得到一个金库。

勃艮第公爵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出，爱德华三世就开始秘密谈判，打算安排自己的儿子埃德蒙与玛格丽特结婚。就像黑太子和肯特的琼一样，埃德蒙和玛格丽特也是被禁止结婚的近亲，他们的共同祖先是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他们的婚姻需要得到教皇乌尔班五世的批准，而这位教皇是个法兰西人，住在阿维尼翁，因此他未必会支持英格兰的利益，而背弃法兰西国王的利益。但爱德华三世对这个挑战毫无惧色。他册封二十一岁的埃德蒙为剑桥伯爵，并将法兰西北部的蓬蒂厄和加来这两个伯爵领地赏赐给他，让他在该地区拥有长期利益，然后开始了一场高度活跃、极其精明的外交活动，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其中。

就这样，爱德华三世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大寿。他制定了重大法律，在议会慷慨扶助国民，为亲人加官晋爵，并为他的满堂子孙（尽管已经有不少人辞世）做了千秋万代的安排。他似乎是期望和希望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各自开疆拓土，而不至于互相之间发生冲突，毕竟手足相残恰恰是亨利二世统治末期的一大难题。爱德华三世从纽堡的威廉的史书中学到了一点：如果将好几只小鹰留在同一个巢穴中，它们很快就会互相残杀。

后来的几十年证明，他的孩子们之间的手足情谊比亨利二世的儿子们要深厚得多。不幸的是，尽管王子们血浓于水，爱德华三世在14世纪50年代享有的好运气快要耗尽了。

[1] 新森林地处英国南部，有大量无围栏牧场、低矮灌木丛和森林。它包括汉普郡西南部，并延伸至威尔特郡东南部和多塞特郡东部。今天是国家森林公园。

[2] 伊莎贝拉自幼得到父亲爱德华三世的溺爱和娇宠，特别任性倔强。她拒绝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多门婚事，但父亲并不动怒。1351年，她终于同意嫁给加斯科涅贵族贝尔纳·德·阿尔布雷，但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爱德华三世仍然宠爱她，没有因此发火，还封赏她土地和年金。她三十三岁时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后来，她终于遇见自己的真爱——库西领主昂盖朗七世。昂盖朗是法国贵族，1360被押往英格兰，作为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筹集赎金期间的人质。昂盖朗和伊莎贝拉于1365年结婚，爱德华三世对女儿女婿大加赏赐，未索要赎金便释放了昂盖朗，还封他为英格兰的贝德福德伯爵。后来，理查二世登基后，昂盖朗放弃了自己在英格兰的土地和头衔。伊莎贝拉远离丈夫，在英格兰去世，死状可疑。

[3] 肯特的琼的父亲是第一代肯特伯爵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即爱德华一世的幼子、爱德华二世的异母弟。因此，肯特的琼是爱德华三世的堂妹，也就是黑太子的堂姑了。

[4] 冈特的约翰是后来的兰开斯特王朝的始祖。

由盛转衰

1369年对爱德华三世及其家人来说是惨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失败接踵而至，死神不肯离去，病魔逡巡徘徊。14世纪50年代的光荣似乎突然间消逝了。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国王夫妇及其联合内廷都待在新森林的猎苑，避开威斯敏斯特。夫妇俩垂垂老矣。爱德华三世从妻子的女仆艾丽斯·佩勒斯那里得到了不少慰藉。艾丽斯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嗓音甜美诱人，擅长捕捉上位的机遇。1364年，她为国王生下了他的第一个私生子，后来利用自己作为国王情妇的地位，在宫廷为自己攫取了更多特权。

爱德华三世睿智地利用了在国内的时间。他继续出席重大的场合，比如1364年，他在伦敦同时招待了苏格兰、法兰西和塞浦路斯的国王。他监督了一系列国内改革，通过了新的法律，授权治安法官管理郡一级的治安。议会还通过了反奢靡的规范性法令，规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穿戴何种衣物，禁止下层群众穿戴较奢侈的毛皮、斗篷或鞋子。国王还继续努力将金雀花帝国的遗产连贯地分给孩子们。

但在这光鲜的外表之下，却涌动着朽坏的暗流。尽管爱德华三世的计划很谨慎，14世纪60年代的开支也比较宽裕，但他还是不得安闲。从大约1365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1364年，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在属于冈特的约翰的萨伏依宫（位于伦敦城外）去世。法兰西人立即停止支付约翰二世的赎金。法兰西王国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瓦卢瓦王朝新王查理五世领导下重整山河。新国王下定决心要打败英格兰人，并且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位极其善战的将领来辅佐自己。贝特朗·杜·盖克兰是漫长的布列塔尼继承战争的老将。他与英格兰人为敌已经有二十多年，曾经勇敢坚定地击败兰开斯特公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这样的名将。他逐渐成为英格兰人的灾星，以及游击战和消耗战的大师，将英格兰入侵军队的生命力一点一点磨损掉。

再次燃起狼烟的第一个战区并非法兰西北部或阿基坦（英格兰人前不久在这些地区赢得了许多胜利）。法兰西人利用黑太子的雄心，将英格兰诱骗进了一场错综复杂而特别消耗力量的代理战争，战场则是赤日炎炎、疾病肆虐的伊比利亚。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私生子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继位国王残酷的佩德罗（即恩里克的异母兄）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冲突。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称佩德罗为“卑鄙的恶棍和暴君”，他的名字在西班牙语里与残忍嗜血是同义词。

佩德罗于1350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然后撕毁了与法兰西的长期盟约，转而向英格兰效忠。他自1362年起开始向英格兰示好。查理五世继承法兰西王位之后，决定惩罚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背信弃义。讨伐佩德罗也能给查理五世一个机会去夺回军事主动权。或许更重要的是，众多凶残的雇佣兵长期以来在法兰西乡间游荡肆虐，现在南方有了一场新的利润丰厚的战争，也许会把他们吸引过去。这些雇佣兵多年来盘踞在法兰西，尤其是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卢瓦尔河谷等地，一直是动荡的根源。脱离军队的士兵们独立行动，控制城堡、庄园和教堂，利用这些地方为基地，对周边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他们肆无忌惮地偷窃、谋杀和强奸。一旦一个地区被盘剥得一贫如洗，他们就转向下一个目标。许多法兰西人认为，这些雇佣兵是上帝派来惩罚他们的。新国王则认为他们是稳定治国的障碍。于是，机会来临的时候，查理五世立刻选择支持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帮助他去废黜佩德罗。1366年，佩德罗被逐出卡斯蒂利亚，在边境城镇巴约讷会见了黑太子。黑太子把佩德罗当作朋友，收留了他，并立即同意让英格兰参加这场新的战争。

就像爱德华三世的其他战争一样，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战争同样代价昂贵。黑太子自1363年抵达阿基坦以来，征收了一系列不得民心的炉火税 [1] ，这无助于团结他的新公国，也不利于赢得民众的支持。1366年，他大胆地同意独立承担入侵佩德罗的王国、驱逐法兰西人的全部军费。作为回报，佩德罗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康斯坦丝和伊莎贝拉作为抵押人质（这两位公主后来分别嫁给了黑太子的两个弟弟，冈特的约翰和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承诺将来偿付高达27.6万镑的军费。但是，卡斯蒂利亚这样穷困的小国绝不可能支付这么庞大的战争开支，黑太子一定也知道这一点。

战役起初很顺利。1367年1月6日，大军正在集结的时候，黑太子的王妃琼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的长子爱德华生于1365年）。这个孩子出生在波尔多，被取名为理查，以纪念狮心王理查，阿基坦的埃莉诺最有出息的一个儿子。据坎特伯雷的编年史家威廉·索恩的说法，三位“国王” [2] 参加了他的洗礼：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马略卡国王詹姆斯四世和亚美尼亚国王理查。三位国王到访，而且小王子出生于第十二夜 [3] ：这被认为是极好的兆头，预示这个男婴将来会成就伟大的事业。而对他的父亲来说，这是战役的一个很吉利的开端。

黑太子和弟弟冈特的约翰一道，率领一支由加斯科涅臣民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途经洛格罗尼奥，开赴纳赫里利亚河岸，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正在那里严阵以待。黑太子此时正处于其军事力量的巅峰，而且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过于轻敌。查理五世曾写信给恩里克，明确告诫他，不要与英格兰人正面交锋，但他充耳不闻。法兰西国王在信中说，英格兰军队包括“全世界骑士的精英”。的确如此。约翰·钱多斯爵士、斯蒂芬·卡辛顿和普瓦图贵族吉夏尔·德·安格勒都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官。在从比利牛斯山脉下山的途中，黑太子还将两百名士兵册封为骑士。

英格兰军队的新老骑士们从山区走出，接近纳赫拉镇附近平原时，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惊慌失措。他没有避免战斗，反而在河边摆开防御阵势，准备背水一战。这恰恰是查理五世明确告诫他不要做的事情。4月3日清晨，英格兰军队向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由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杜·盖克兰指挥）发动突袭，攻击其左翼，造成了极大混乱。英格兰人运用的是惯用的老战术，先是用长弓猛射，然后由徒步的武士猛烈攻击。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大败，随后被英格兰骑兵冲杀到河岸边。至少五千人惨遭屠戮或溺死在河里。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逃了一条命，但是杜·盖克兰和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的几乎全部贵族都被俘虏。

从战术上讲，这是爱德华王子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尽管抓获的俘虏的级别没有1356年在普瓦捷的收获那么高。黑太子又一次证明，他在激战之中头脑敏捷、冷酷无情而骁勇善战。但是，如果说纳赫拉战役在军事上是一场彻底的、光荣的胜利，在政治上和爱德华王子个人的层面却是个灾难。残酷的佩德罗虽然夺回了王位，但没有能力筹集资金来偿付自己的拯救者。于是爱德华王子基本上是破产了。加斯科涅领主们对他施加了极大压力，要求他支付报酬。虽然兜售了佩德罗的珠宝，并且从纳赫拉战役的战俘那里收取了赎金，但还是没有办法偿付战争的开支。

更糟糕的是，在西班牙的炽热夏季，感染和疾病横扫英格兰军营。1367年，黑死病虽不算严重，但是爱德华王子的士兵们染上了其他疾病，包括传染非常普遍的痢疾。英格兰军队撤回波尔多的时候，把痢疾也带了过去。无论贵族还是穷人，染上了痢疾之后，都受到极大摧残。大约在纳赫拉战役期间，黑太子染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有时被认为是痢疾，但也有可能是疟疾，更有可能是水肿。在他的余生，这种疾病始终没有治愈，常常令他卧床许久。他返回加斯科涅之后，一位传道士作了布道，将他比作圣子。爱德华王子后来在病重的时候回忆道：“即便是最伟大的王公，也不可以被如此当面吹捧。因为命运随时随地都可以将他击倒，然后他所有闻名遐迩的功绩都会被遗忘，化为尘埃。”

纳赫拉战役之后，黑太子完全变了个人。他疾病缠身，财政破产。这对阿基坦政府以及英格兰在法兰西的整体地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保住了自己的王位，却不肯为此支付一个铜板。尽管杜·盖克兰这样的俘虏带来了丰厚的赎金，但这与爱德华王子的巨额债务相比是杯水车薪。他的唯一办法是对阿基坦征收更沉重的赋税。当地的领主们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368年承认查理五世为“公爵及整个阿基坦公国的宗主”，向他求援。这求援其实就是赤裸裸地请求法兰西国王再次与在法兰西的英格兰人开战。查理五世可不需要多少鼓励。1368年底，法兰西重兵云集在阿基坦边境。到1369年春季，数百座城镇加入了反对金雀花王朝统治的行列，阿基坦的大片地区被法兰西人占领。

与此同时，在卡斯蒂利亚，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卷土重来。1369年3月，他在一座营帐内用匕首刺死了自己的异母弟佩德罗。不久之后，他与查理五世签订了一项条约，为其提供一支大舰队，驶向加斯科涅海岸。不仅加斯科涅的沿海城镇，就连英格兰南部也陷入了恐慌，英格兰人感到海峡又一次受到了威胁。卡斯蒂利亚战役的毫无意义现在昭然若揭。爱德华王子病势沉重，无力再次集结军队来保卫自己的领地、抵抗已经恢复元气的法兰西人。到1370年，他已经在准备带领自己的妻儿和军队残部，返回英格兰。1371年1月，他返回了故国，已然心力交瘁。

在黑太子远征海外期间，他的亲人们的运气也不好。克拉伦斯公爵（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就像他之前的每一位试图将英格兰的风俗和秩序强加于爱尔兰的王公一样，发现自己的任务特别棘手和艰巨。他的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德·伯格于1363年去世，留下了一个叫作菲利帕的女儿。到1366年，他彻底放弃了治理爱尔兰的使命。爱德华三世为他安排了一场纯粹出于利益考虑的新婚姻。莱昂内尔的第二任妻子是十三岁的维奥兰特·维斯孔蒂，帕维亚的继承人和著名的维斯孔蒂家族的成员。维斯孔蒂家族统治着米兰，非常好战，将他们周边的意大利各城邦打得俯首帖耳。莱昂内尔和维奥兰特在米兰大教堂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连庆祝了好几个月，极尽奢侈之能事。据说诗人彼特拉克曾是这对夫妻某次盛宴的高朋。但如此奢侈的生活方式让莱昂内尔丢了性命。结婚几个月之后，他就病倒，最后于1368年10月17日在皮埃蒙特的阿尔巴去世。他的遗体最终被送回英格兰，安葬在萨福克的克莱尔小隐修院。

菲利帕王后的健康也在恶化。1357年，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她的肩膀脱臼，始终未能痊愈。从1365年开始，她已经不能自由行动。到1367年，她只能依赖轿子和驳船出行。1369年8月15日，她去世了，爱德华三世和他们的年仅十四岁的儿子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守在她的临终榻前。国王握着她的手，潸然泪下。在爱德华二世葬礼四天之后抵达英格兰的那个小姑娘成长起来，目睹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家族从莫蒂默—伊莎贝拉政权的傀儡变为欧洲最令人畏惧的王朝。她生活的奢华到了神话的程度。她曾庇护傅华萨，与他熟识。据傅华萨在其史书中记载，她临终前的最后遗愿是请国王帮她偿清欠外国商人的债务。但是，总的来讲，英格兰人民对她还是百般敬仰，视其为一位有文化修养、虔诚、稳重而根基牢固的人物，对她的丈夫和儿子们施加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她与欧洲的名门望族有很好的联系，给英格兰带来了许多外国骑士，并帮助他们融入英格兰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给国家增光添彩。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称她为“一位非常高贵的女士，对英格兰人民的爱恒久不变”。菲利帕是一位优秀的伴侣，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的与世长辞令爱德华三世万分哀痛。

国王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越来越依赖开价极高的医生，这也是六十多岁老人的命运。随着亲人和朋友一个个辞世，爱德华三世开始深居简出。他的最伟大胜利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战争又一次降临。面对查理五世的进犯，战争是爱德华三世懂得的唯一一种反应。据档案记载，在1369年的一次议会上，“全体高级教士、诸侯和英格兰各郡平民一致决定……并得到议会全体议员的赞同，英格兰国王应当重新启用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的名号，如同和约之前的情形……”与法兰西的和约被正式抛弃了。身体孱弱、满心哀恸的爱德华三世不得不在他心力交瘁的长子帮助下，动员全国，准备新一轮战争。

[1] 以灶台的数量，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赋税。

[2] 原文为Magi，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12节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出生时，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或“国王”或“术士”朝拜初生的耶稣。

[3] 即主显节前夕，是一个基督教节日，指1月5日。那天晚上是十二天圣诞季的最后一夜，之后就是圣诞节后第十二日（1月6日）的主显节。主显节纪念的是东方三博士对耶稣基督的朝拜。主显节过后就是狂欢季的开始，一直持续到忏悔星期二（即四旬节的前一天）。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就是为庆祝主显节前夕而作的。

好议会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礼堂内人头攒动，与会者的目标十分明确。这是1376年4月29日，议会的第二天。此前三周内，英格兰大多数权贵从全国各个角落奔赴威斯敏斯特，去参加议会。此外，各郡平民代表、骑士和乡绅也聚集于此。

前一天，议会全体成员进行了会商。病痛缠身的国王从黑弗灵赶来参加议会开幕式，但这是议员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在议会余下的议程里，冈特的约翰作为国王的代表，与其他达官贵人们一起端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彩室。平民代表坐在修道院的礼堂，这是一座八角形的大型石质建筑，僧侣们每天在这里祈祷、阅读并讨论圣本笃规章制度的一个章节。这座礼堂是亨利三世在动荡不安的13世纪50年代改建威斯敏斯特教堂工程的遗物，当时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正以改革朝纲的名义对金雀花王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破坏。地板上的砖块构成了历代国王与王后的肖像、金雀花王朝的王室纹章，以及一句宣示礼堂之美及其建筑者之慷慨大方的铭文：“玫瑰是众花之精英，这座建筑也是建筑中的精英。亨利国王，基督和圣三位一体的朋友，奉献了这座厅堂……”如今，爱德华三世国王的平民议员们踏过砖石砌成的地面，在沿着四墙的石阶上各自就座。在他们头顶上，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倾泻而下，玻璃窗上装饰着纹章符号，旨在向在座众人提醒，金雀花王朝的王权是多么强大。但是，平民议员来此不是为了尊崇王室历史。他们是秉承着德·孟福尔的精神前来的，目的是呼吁国王涤荡朝纲、扫除积弊。

英格兰与法兰西再开战端之后的岁月里，英格兰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无人可以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军事上，英格兰蒙受了一系列灾难。在战争新阶段的初期，英格兰人力图再续1359年的功业。但这一次，敌人更为强大，而英格兰人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且一直没有好运气。老将和私掠者罗伯特·诺尔斯爵士在1370年指挥的扫荡因缺少军费而中止，这次预计两年完成的战役刚打了六个月，诺尔斯的队伍就被迫解散。同一年，冈特的约翰和剑桥伯爵埃德蒙前来援助他们的兄长——疾病缠身的黑太子，帮助他阻挡法兰西人越过阿基坦边境的进攻。他们的努力只是徒劳。阿基坦民众对英格兰的统治没有好感。法兰西大军抵达的时候，一座座城市主动开门投降。1370年9月中旬，利摩日向贝里公爵 [1] 投降。后来黑太子对利摩日进行了血腥报复，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毁，作为惩罚。傅华萨可能对此事作了渲染，将死亡人数夸大了十倍，但他成功地捕捉了这次屠城的恐怖：

黑太子、兰开斯特公爵、剑桥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吉夏尔·德·安格勒爵士和其他人率领军队和大群扈从徒步进城。他们全都武装到牙齿，准备大开杀戒……他（黑太子）经过的时候，市民们匍匐在地，哭喊着：“开恩，高贵的老爷，开恩！”这情景令人肝胆俱裂。他暴跳如雷，对他们置之不理。入侵者一路见人就杀，无人理睬市民的求饶……这一天，三千人，包括男女老少，丢了性命……英格兰军队大肆抢劫，直到城市被洗劫一空，陷入火海。

这是一幅可悲的景象：黑太子坐着轿子，施行毫无意义、十分恶毒的报复，命令将无辜民众斩尽杀绝。这场可悲的大屠杀是他对战争的最后一次重要贡献。到1371年，爱德华王子身体羸弱，无力继续作战，于是返回了英格兰。

次年，英格兰人两次尝试从海上进攻阿基坦。彭布罗克伯爵指挥的舰队被敌人俘虏。第二支舰队由国王亲自指挥，从加来出发，遇上逆风，被迫返回港口。这是国王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失败之后，他离群索居，头脑和身体都已经濒临衰竭。阿基坦公国已经锐减到沿岸的一小片英格兰领地。

现在，冈特的约翰掌握了作战和朝政，而他的军事才干远远比不上自己的父亲或长兄。在布列塔尼，亲英派公爵约翰·德·孟福尔被逐出自己的家园，逃亡到爱德华三世的宫廷。1373年，冈特的约翰指挥了一次军事扫荡，但是法兰西人运用费边 [2] 的拖延战术，不肯正面迎战，而是游而击之，消耗英格兰军队的实力。英吉利海峡内海盗多如牛毛。对很多人，尤其是伦敦的羊毛巨商来说，航运路线受到的威胁太大，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私人舰队来自卫。英格兰国王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就像14世纪4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刻一样，只是个法理上的空中楼阁。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和。1375年，在布鲁日，双方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

坐在礼堂的平民议员和其他国民一样，对这些失败非常熟悉。毕竟，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平民征税，好去为这些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记载道，议会开幕后，大法官约翰·尼维特爵士描述道：“英格兰处于危急之中，濒临被敌人消灭的绝境……因此约翰爵士（冈特的约翰）代表国王，请求国民提供支援，以抵抗国王的敌人。”他说，国王希望“向教会征收十分之一的财产税，向俗民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布鲁日的停战协定在一年后会废止，因此战争必须继续下去。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在海外的失败还不是全部。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爱德华三世强大自信、魅力无穷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权力真空。“渐渐地，所有美好愉悦的事物，所有的好运气和繁荣昌盛，都减少了，扭曲变形了。”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后来写道。国王及其长子都是病怏怏的，无力主持大政。爱德华三世的内廷不再是骑士精神的中心，而是挤满了贪婪歹毒的钻营阿谀之徒，其中最令人鄙视的便是国王的情妇艾丽斯·佩勒斯。前一年，在史密斯菲尔德的比武大会上，她将自己打扮成“太阳女士”，身穿光彩夺目的华丽服饰（全都是年迈的国王给她买的），从伦敦塔出发，骑马去观看比武大会，这令公众议论纷纷。与此同时，在地方上，法律和秩序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一些势力最大的权贵之间爆发了冲突。主教们也不高兴，因为冈特的约翰为了换取教皇在1375年布鲁日和谈的调停，同意教廷对英格兰教士征税，这是14世纪4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腐败蔓延，人心尽失。为了从意大利商人那里快速敛财，英格兰朝廷向商人们出售不在加来市场（是英格兰羊毛贸易的指定市场，政府在那里征税）出售羊毛的特许状。其他商人要么以敲诈勒索的高利率向政府贷款，要么以折扣价收购政府的债权，从中套现。这种做法能够帮助王室在短期内偿还债务，但是却滋长了富人阶层的投机倒把。在伦敦，商人行会和外国商人之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瓦解。这是个危急关头。

因此，平民议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异常激动。不同的利益集团——商贾、骑士和乡绅——达成了共识，即他们有责任向国王及其政府进谏，以纠正流弊。他们知道自己有权这么做，因为如果他们不批准征税，战争就打不下去。他们在礼堂内宣誓互相支持，然后将自己的申诉写成一份篇幅很长的请愿书，呈送上去。随后，他们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发言人，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即马奇伯爵的总管。在长达十周的议会期间（这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议会），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和司法程序，旨在对王国政府实施改革，并遏制那些他们认为正在败坏朝政的人。这次议会后来被称为“好议会”，于1376年4月28日开幕，7月10日散会，几乎每一天都向全国发出了巨大的冲击。

德·拉·梅尔爵士是赫特福德郡骑士阶层的一位重要成员，曾担任该郡的郡长，在1373年爱尔兰战役期间还为马奇伯爵招兵买马。他能言善辩，勇敢无畏，政治上精明强干，而且与议会的贵族议员有良好关系。5月初，德·拉·梅尔爵士向以冈特的约翰为首的贵族呈送了平民的长篇请愿书，并请求组建一个十二名贵族的委员会，与平民代表协商如何重整朝纲。

在好议会期间，德·拉·梅尔爵士讨价还价所用的条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他多次告知冈特的约翰及贵族委员会，若不改革，他们就不批准征税。但德·拉·梅尔爵士和平民议员此次要求直接参与改革具体事务，在政府中占据的地位比以往更加接近核心。上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在1341年，当时的争吵发生在贵族和国王之间，而平民只在背景中扮演了非常小的角色。1376年，他们已经处于斗争的最前沿。

王室急需资金，以便在《布鲁日条约》到期之前做好战备，因此冈特的约翰别无选择，只能倾听。平民议员们七嘴八舌地抱怨王室政策，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是越来越年老昏聩的国王身边亲信的腐败。在耗时甚久的商讨之后，议员们在议会上向三个人提出了正式指控：拉蒂默勋爵，一名老将，目前担任国王内廷的宫务大臣；理查·莱昂斯，富商和王室谋臣，他向王室预支了一大笔钱；国王的情妇艾丽斯·佩勒斯，她攫取了曾属于菲利帕王后的地产、监护权和珠宝，而且她对国王的狐媚蛊惑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写道，她“在那些日子里，权力如此之大，气焰如此嚣张，以至无人敢指控她”。拉蒂默勋爵和莱昂斯遭到了贪污腐化和逃避加来市场的指控。平民议员们要求将艾丽斯·佩勒斯逐出内廷。到5月底，又有更多人受到了指控：王室内廷总管内维尔勋爵以及三名商人。

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指控，冈特的约翰除了拖延时间之外别无他法。他命令议会暂时休会，然后通知父亲，如今国内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王室内廷的许多人将遭到逮捕。据《阿诺尼玛莱编年史》记载，“公爵派遣一些领主去向爱德华三世宣布平民议员们的建议，以及贵族对这些建议的认可，并劝诫国王从自己身边驱逐那些无益之徒……国王和蔼地告诉领主们，他完全愿意做任何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并且他非常乐意遵照他们的建议和良言行动”。国王的回应如此怯懦，的确出人意料。1341年的怒吼雄狮现在已经是一只闷声闷气的老鼠了。

1376年6月，所有遭到平民议员指控的人都在议会受审。有人询问彼得·德·拉·梅尔，是谁提出这些指控，他答道，他们是“共同地”提出指控。议会弹劾的程序就这样诞生了。拉蒂默被指控在布列塔尼犯下了累累罪行，包括勒索国王的钱财和荒废公国的防务。他的罪名还有侵吞大量军费等。他罪名成立，被投入监狱。内维尔勋爵被免职，莱昂斯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艾丽斯·佩勒斯则被勒令离开宫廷，否则将遭流放（尽管没过几个月，她就得到赦免，回到爱德华三世身边）。议会还指定了九人的御前会议来辅佐国王。

这是一次对政府的清扫和整顿，用意良好，但后来产生了当时无法预见的长期后果。议会进行弹劾程序的时候，1376年6月8日，圣三一主日，黑太子去世了，离他的四十六岁生日还有一周。甚至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好议会互相争斗的各派系都在争夺他的支持。理查·莱昂斯爵士给他送去了一大桶黄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去对抗平民议员。黑太子拒绝了这一贿赂，于是莱昂斯把黄金送给了国王，国王坦然笑纳，并说：“他送的东西原本也是属于我的。”

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对黑太子之死的评论是：“英格兰人的希望破灭了。”1376年，很多人感到，爱德华王子的死夺走了英格兰最后一位伟大的英雄。在很多英格兰人心目中，祖国曾赢得的最伟大胜利都是黑太子的功绩：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纳赫拉战役和血洗利摩日。他得到了一场盛大豪华的军事葬礼。他的遗愿是长眠在坎特伯雷，在托马斯·贝克特身边，而不是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他对自己的葬仪做了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指示：“我的遗体被运送经过坎特伯雷镇前往小隐修院的时候，应当有两匹饰有我的纹章的骏马和两名佩戴我的纹章、戴着我的头盔的武士走在灵柩前。其中一人应佩戴我的全副战时纹章，纹章分为四等分；另一人佩戴我的和平纹章，饰有鸵鸟羽毛。应有一套四面旗帜，每一名旗手都应戴着饰有我纹章的帽子。佩戴战时纹章的人身边应有一名武装军人，举着带鸵鸟羽毛的黑色燕尾旗。”这是一位军人的葬礼。他的陵寝装饰着圣三位一体的象征图案（他对此抱有极大尊崇）、他的甲胄（他的赫赫武德的象征）以及他的箴言“Ich dien” [3] （我效劳）。在辞世前的几年中，黑太子因饱受疾病摧残，心理变得有些病态。他的武士精神竟然不能克服脆弱的肉体，这让他非常忧郁。他的遗嘱要求在他的陵墓（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内）周围雕刻一首法文诗，以警世人：

我曾像你一样，享受生命之乐，

终有一日，你也会如我一般。

我还在人世之时，

何曾想过死亡的时刻。

如今我是个可怜的俘虏，

深埋地下，长眠于此。

我的雄伟壮美，已经消逝，

我的肉体业已化作枯骨。

黑太子的去世对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黑太子死后，金雀花王朝的末代君主，一个叫作波尔多的理查的九岁男童被推到了英格兰政治舞台的中心。

[1] 贝里公爵的头衔常被封给法兰西王室幼支。当时的贝里公爵是约翰，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的第三子。

[2] 费边·马克西穆斯（约前280～前203），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统帅。费边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而著称于史册。所谓费边战术，就是避开强敌的锋芒，不与其正面交锋，利用己方地利，拖延交战，零敲碎打，袭扰敌人补给线，将敌人拖垮。

[3] 这是德语，不过是缩略形式，完整写法应当是Ich diene。黑太子的这句箴言来源不详，有两种说法，不过都没有确凿证据。第一种说法是，这原是波西米亚国王盲人约翰的箴言，他在克雷西战役英勇阵亡，黑太子为纪念他，借用了他的箴言。第二种说法是，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得胜，立下大功的是威尔士长弓手。威尔士语“Eich Dyn”（意思是“你的人”）发音接近Ich dien。

新的国王，老的问题

在好议会上，波尔多的理查来到云集于此的贵族和平民议员们面前。数百人为他欢呼，要求赏赐他头衔和荣誉。四面八方都端坐着衣着华丽的权贵、庄重威严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身穿锦衣佩戴珠宝的商人，以及各郡的骑士。他们全都充满希冀地看着这个孩子。这里有的是老人、智者和富人。小理查一定会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一个人而欢呼。对王位的新继承人来说，开始公共生活的方式非同寻常。

这一天是1376年6月25日，距他父亲辞世仅过去了两周多一点时间。好议会的议程仍然在进行中，在努力铲除奸佞、清君侧，法办那些把战争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勇敢地将改革斗争直接推到冈特的约翰面前。黑太子去世了，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紧迫问题：若是老国王随着自己的长子撒手人寰，那么该怎么办？谁能保障金雀花王位安全地传承下去？

爱德华王子死后，他的长子波尔多的理查是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但问题是，他会不会被允许和平地继承王位。这孩子年仅九岁。爱德华三世多次中风，现在卧床不起，神志不清，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未来的国王要过很长时间才能亲政。自诺曼征服以来，孩童当政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了解英格兰王室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亨利三世冲龄期间，英格兰横遭法兰西侵犯，还发生了漫长而损害极大的内战。此外，爱德华三世1327年至1330年也是幼年执政，大权旁落，朝政被贪婪的罗杰·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太后把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国民，尤其是伦敦市民，普遍担心冈特的约翰会图谋不轨、攫取王位。这种看法是很不公平的。冈特的约翰虽然缺乏政治智慧，而且是个残忍无情而雄心勃勃的权贵，却几乎没有篡位的念头。他内心深处是个保王党人。但在1376年，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许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平民议员们要求将波尔多的理查带到他们面前，以便（按照官方档案的说法）“贵族和平民议员可以面见并礼拜理查，尊他为王国的真正当然继承人”。理查在他未来的子民面前登场的时候，空气中一定弥漫着焦虑和绝望的气氛。

他站在议员面前时，花甲之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向在座的贵族和平民代表发表了讲话。他告诉众人，国王已经授意他代表国王讲话。根据议会档案记载，他说：“尽管前任威尔士亲王，尊贵而强大的爱德华王子已经与世长辞，魂归上苍，但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因为他身后留下了如此高贵而优秀的儿子，与父亲一模一样，如同镜像。”

西蒙话音刚落，平民代表便大声疾呼，“一致要求国王陛下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和荣誉赏赐给理查”，就像曾册封他的父亲那样。代表们得知，只有国王一个人才有权册封如此崇高的头衔。但理查就像簇拥在他身边的其他人一样，一定知道，他很快就会享有与他的新地位相称的所有头衔和荣誉。

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被一连串中风摧残得头脑昏聩的爱德华三世驾崩了，临终前身边只有一名神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道，艾丽斯·佩勒斯在最后一次离开国王之前，将他手上的戒指偷走了。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接见一群伦敦市民代表。他们从泰晤士河上来到位于西恩的王宫，却发现国王羸弱不堪，只能用金线织物捆缚着身体，才能在椅子上坐起身来。1377年6月21日，国王终于与世长辞，得年六十四岁，享国五十年有余。

7月5日，老国王入土为安，他的葬礼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奢华的葬仪之一。葬礼为期三天，耗资数千镑。几乎整个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都以黑布装点，数千名身着黑衣的火炬手照亮了城市。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主持葬礼。国王的遗体穿着红色锦缎，饰有白色十字，被安放在棺木内，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长眠于妻子菲利帕王后身侧。在下葬时，一名骑士走进修道院教堂，呈上一支剑和一面盾牌，作为供奉。在温莎，另一支仪式宝剑被放置在圣乔治小教堂的王室专用座位上方。随后，英格兰和金雀花王朝的命运被托付给了他的孙子。整个国家将目光投向理查二世。

他的加冕礼就在一周多之后的7月16日，星期四。前来伦敦观摩王室葬礼的人们看到城市变成了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轴心。圣戴维斯主教亚当·霍顿在议会演讲中称，理查二世是上帝赐给英格兰的，正如上帝派遣耶稣基督到世间拯救万民一样。都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以至于在加冕礼前夜，王室从伦敦塔前往威斯敏斯特的途中，冈特的约翰不得不拔剑，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在齐普赛大街，即横亘全城的东西向通衢大道上，一根管道输送葡萄酒达三天之久，这条暗紫色的河流通向街道西端的一座大型城堡模型处。在城堡模型的塔楼上坐着一些与理查二世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全都身穿白衣，仿佛象征着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新国王登基所带来的重生和净化之感。

理查二世在王室队伍的中心，沐浴着群众的颂扬。在他身边骑行的是他的教师和父亲式人物西蒙·伯利爵士，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军人，曾追随他父亲在阿基坦南征北战，曾在纳赫拉建功立业，还参加过血洗利摩日。理查二世自幼便熟识他，而伯利在小国王加冕前的几年中对他悉心培养和教导。应当就是他辅导理查二世为自己的加冕礼游行做准备。但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小国王为大街上人山人海的嘈杂和激动情绪做好心理准备。

十岁的理查二世立在全国人民面前，庄严宣誓要维护祖先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保卫教会，为所有人主持公道，并遵守他的人民“公正而合理地”选择的法律。然后，他被带到整个修道院人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欢呼。这与惯例颠倒了过来，因为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在国王宣誓之前为他欢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位国王是凭借家族世袭继位的，而不是由群众推举产生的。欢呼平息之后，理查二世接受了涂圣油礼。其间，一块金线布匹挡住了众人的视线。他的手、胸膛、双肩和头部都接受了圣油，这个仪式将他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他接受了象征王权的权杖、宝剑和戒指，然后由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和马奇伯爵为他加冕。对这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心生敬畏的仪式。理查二世心中也明确地知晓，他的王权来自神授。他被西蒙·伯利爵士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带出修道院。周围人潮汹涌，以至于他丢失了一只鞋。

这是他早期岁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场合，人们向他欢呼，尊崇他为基督一般的救世主，要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达官贵人多次呼吁国民服从新国王。加冕礼次日，罗切斯特主教布林顿作了布道，要求所有人为了江山稳固，服从理查二世的统治。在内廷，他常常被装扮成他父亲的形象，周围簇拥着他父亲的老友，并被告诫，一定要成为黑太子没有机会成为的那种英明君主。

尽管国民为了新国王欢欣鼓舞，但对他也有十万火急的要求。英格兰处于严重的危难之中，安全危机愈演愈烈。被称为“伊夫舍姆僧人”的编年史家写道：

这一年……与法兰西的和谈彻底破裂；法兰西人拒绝和平，除非能够达成对他们特别有利的协定……同一时期，苏格兰人烧毁了罗克斯堡……此后，法兰西人于8月21日在怀特岛登陆：他们烧杀抢掠，然后索取1000马克，作为该岛的赎金。然后，他们回到海上，沿着英格兰海岸持续航行，一直到米迦勒节。他们烧毁了许多地方，杀死了……他们能找得到的所有人……人们相信，这一时期英格兰遭到的创伤比此前四十年中敌人攻击造成的损失的总和还要大。（在刘易斯 [1] 与法兰西海盗作战期间）抓获了一名法兰西人……他在临死前宣称，“如果英格兰人选择兰开斯特公爵做他们的国王，现在就不会遭到法兰西人这样的侵犯了。”

孩童国王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局面？

他能做的实在太少。英格兰需要一个自治的机制，等待它的救世主长大成人。很自然的一个先例就是亨利三世幼年时，由威廉·马歇尔摄政。但在1377年，能够摄政的唯一人选就是冈特的约翰。尽管他与议会的平民代表已经和解，但人们还是很怀疑他的动机和能力。1377年2月，冈特的约翰的门客，激进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伦敦受审。冈特的约翰强硬地插手庭审，在都城引发了暴乱。他的行为令人恼火和恐惧，因此他不适合在新政府中扮演一个官方角色。

英格兰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理查二世从加冕起便被视为一位亲政的国王。大臣们假装他有能力亲政。由十二名权贵组成的一连串御前会议受命辅佐他理政，但是令状和特许状都加盖理查二世本人的御玺。政府以他的名义运作，但权力实际上来自他的内廷。国王最亲信的人都是黑太子先前的扈从和仆人，如西蒙·伯利爵士、吉夏尔·德·安格勒爵士（加冕礼之后被擢升为亨廷顿伯爵）和奥布里·德·维尔。这远远谈不上一个完美的安排，但是南海岸处于危急中，而在法兰西和阿基坦，英格兰控制的最重要的两个海港——加来和波尔多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保卫英格兰以及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越来越少的残存领地，政府必须快速运作起来。一个紧迫需求就是找到足够的军费去抵抗法兰西人。必须向全国征税。但不幸的是，这次征税激发了英格兰历史上最暴烈的一次民变。

[1] 苏塞克斯郡城镇，亨利三世曾在此与西蒙·德·孟福尔大战，详见前文。

英格兰群情激愤

大叛乱，或者用历史学家们更常用的说法，农民起义，是英格兰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变。起义的源头是1381年5月底和6月初在艾赛克斯和肯特郡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暴动。1380年11月，议会宣布征收一笔人头税，次年春天开始执行，但收获甚微。王室税吏和法官在各郡对此展开调查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有王室官吏被杀死，而艾赛克斯和肯特的郡长被绑架。

抵抗力量越来越声势浩大，成群起义军聚集起来，开始骑马扫荡肯特郡的主要城镇，抢掠和烧毁梅德斯通、罗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政府档案。起义军的来源是乡村的普通农民，领导人则是“地位较高”的自耕农——教区神父、乡村警官和富农。起义军以律师、王室官吏，尤其是地主恶霸为敌，但其行动有节，有政治意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起义军发布了一道命令，“居住在离海岸12里格范围之内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队伍，而须留在海岸，准备抵御敌人”。

到6月中旬，肯特郡起义军有了一位领袖，瓦特·泰勒。后来有传闻说，他曾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兵，但我们对他的真实生平几乎一无所知。泰勒的副手是来自约克郡的叛教神父约翰·鲍尔，他与罗拉德派运动有联系，对教会权威和教条极其不满。鲍尔曾因在星期日在教堂之外鼓吹异端和煽动性教义而多次被萨德伯里大主教囚禁。他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通俗易懂的口号来宣扬一种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废除领主地位，土地和财富由全民共享。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

肯特和艾赛克斯的起义军劫掠自己的地区时，也与伦敦城的一些心怀不满的群体建立了联系。14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城一直处于派系斗争和宿怨世仇的血雨腥风之中。互相竞争的商人团体和行会之间不共戴天；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互相敌视；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很多方面，他算得上是罗拉德派之父）的支持者和敌对者之间仇隙极深；更普遍的是，学徒阶层和他们的富裕师傅之间也有莫大矛盾。在伦敦人的邀请下，起义军于6月11日向伦敦进发。肯特郡起义军取道格林尼治和布莱克希思，从东南方进军；艾赛克斯起义军则途经麦尔安德，从东北方前往伦敦。

在此期间，理查二世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围绕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内廷谋士、好几位伯爵和商人，以及他的一些亲人，包括他的母亲琼、他的同母异父哥哥托马斯和约翰·霍兰，和他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的年幼儿子）。在起义的初始阶段，国王的谋臣向各郡派遣了武士，企图通过威吓令起义军屈服。武士们被起义军逐退，有的武士甚至被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起义的规模之大，但已经晚了。萨德伯里大主教惊慌失措，辞去了大法官的职位，交出了大印。王室躲进伦敦塔以求自保。他们向起义军发出消息，要与他们会谈。6月12日，来自肯特郡的数万名起义军抵达布莱克希思，在那里扎营过夜。当晚，十四岁的国王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去罗瑟海斯与他的部下磋商，但他的谋臣看到河岸上起义军的庞大人群，手足无措，于是带着国王原路返回了。

瓦特·泰勒和他的部下为此愤怒不已，他们声称自己对国王忠心不贰，目的是除奸臣、清君侧。“平民之间有一句英语的暗号，”《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那就是‘你站在哪一边？’回答是：‘站在理查国王和真正的平民那边。’答不出暗号的人就被斩首……”起义军被剥夺了与他们爱戴的国王会谈的机会，恼羞成怒，当晚纵火烧了萨瑟克。次日，即6月13日，星期四，他们说服了伦敦城内的同情者，让他们放下伦敦桥处的吊桥。他们欢呼雀跃地蜂拥进城，开进河岸街。此处是伦敦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富庶郊区，星罗棋布着宫殿和豪宅。最雄伟奢侈的宫殿是萨伏依宫，即冈特的约翰在伦敦的宅邸。起义军纷纷越过这座宫殿的围墙，纵火焚烧其附属建筑，然后开始破坏宫殿。他们在宫殿内奔来跑去，捣毁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贵重物品拖到大街上，投入篝火中。他们在地窖内发现了成桶的火药，于是将宫殿彻底炸毁了。

同一天，圣殿区域（都城许多律师的住宿地和大本营）遭到市民洗劫，成堆的法律档案被烧毁在大街上。全城的监狱都被打开，曾经逍遥法外的臭名昭著的恶棍被群众揪住，在群众自发组成的法庭上被斩首。白天的暴乱是有目标的，到了晚上，就蜕变成了恣意放荡和酗酒闹事，火舌舔着夜空，抢来的葡萄酒桶被滚到大街上，随意泼洒。

在暴乱的第一夜，理查二世郁闷地站在伦敦塔的一座塔楼上，俯视着在要塞城墙下原野上宿营的这支乌七八糟的大军，那些人都是他的子民。伦敦在燃烧的时候，他和他的谋臣们事实上就是战战兢兢的囚徒，被圈禁在伦敦塔内。尽管14世纪下半叶欧洲爆发了一些类似的起义——1358年法兰西的扎克雷起义是其中最糟糕的例子——但国王的谋臣们还是没有想到，伦敦和东南部的普通百姓竟然会如此凶暴地犯上作乱。遥远的约克和萨默塞特也发生了暴动，情况最严重的是剑桥郡、赫特福德郡、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仅仅四年前还异口同声地支持新国王的英格兰人民现在似乎是陷入了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

是什么促使英格兰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征收了三次人头税，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国民财富征收过直接税。以前是对财产和土地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今却是按人头征税。尽管第二次人头税是根据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分级征收的，富人缴税最多，穷人负担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却是统一税率的，而且显然是累退税，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要严重得多。起初人头税就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后来朝廷派人调查非常普遍的逃税现象，对逃税者加以严惩，于是人们愈发怒不可遏。

自14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城乡就在积累怨恨的情绪，而人头税激发了国民的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横扫英格兰，这次瘟疫一直持续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发，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黑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儿童疫病，撼动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在这个曾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为了应对地主受到的威胁，爱德华三世的政府通过了约束性的劳工法律，制定工资限额，严惩那些索取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从事的工作是给农田除草、收割庄稼、修理屋顶还是装马蹄铁。

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是地区性的法律委员会，其成员中有很多人属于富裕的乡绅阶层，也就是劳工法律的受益者。他们惩罚那些雇佣邻人为自己工作的中富农，还要惩罚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资。为了保障农村精英阶层保有自己的特权地位，律师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开交。劳工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同时也担任郡长、议员和治安法官。人们真切地感到，整个腐败的阶级在压迫英格兰的平头百姓。14世纪末，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濒临灭绝，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来，新的制度和农奴制一样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律师和法官利用这种新制度残酷地压榨穷苦农民，他们的生活和之前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时一样凄惨。

对穷人打击最大的人头税；阻止穷人获得合理工资的劳工法律；对瘟疫的恐惧；惨败的战争，其间艾赛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峡的法兰西海盗舰队的威胁；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成为英格兰救世主的年轻国王被其身边的奸臣腐蚀了。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场撼动英格兰根基的起义。理查二世站在伦敦塔目睹英格兰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对起义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采取行动，承担起国王（何况他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的责任。驱散农民起义军的过程告诉我们，这个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拥有极大的个人勇气，以及对统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对他的一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件极富戏剧性，超乎人们的想象。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说服了起义军的一大群代表，让他们离开伦敦，前往麦尔安德的原野，他许诺将在那里与他们面谈，商讨他们的请求。起义军散去后，国王一行立刻穿过仍然处于动荡中的城市，召开会议。陪伴理查二世骑行的有他的同母异父哥哥们（他的母亲肯特的琼与托马斯·霍兰的儿子们）、他的年轻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现在是白金汉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老将罗伯特·诺尔斯爵士，还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琼坐着马车跟在他后面。她在伦敦城颇得民心，在国王亲政之前一般能够起到促进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对暴民也束手无策。在他们周围，激动不安的起义军和市民们叫嚷着，呼喊着，但国王一行人稳步奔向麦尔安德。他们知道，起义军希望杀掉萨德伯里大主教、财政大臣黑尔斯和几名王室官吏，于是把他们留在伦敦塔内。他们打算以国王的出行转移起义军的注意力，掩护这些人从河上逃命。

这个想法落空了。躲在伦敦塔内的人胆战心惊地从塔门处登上一艘小船，准备逃跑，却被岸边的一名老妇发现。老妇发出了警报，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要塞。与此同时，在麦尔安德，理查二世答应了起义军的所有要求。他命令发布特许状，保证绝不会重新回到农奴制，劳动力将获得自由，并且土地租金不得超过每英亩4便士。他还天真地答应泰勒及其部下，允许他们自由地抓捕他们鄙夷的所有卖国贼，并将他们押到国王面前审判。

萨德伯里和黑尔斯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他们未能逃出伦敦塔，后来暴民冲进要塞，将他们杀死。他们的首级被挑在长竿上，于伦敦各地示众，然后被插在伦敦桥上，俯视城门数天之久。萨德伯里的红色主教冠被野蛮地钉在他的头骨上。还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杀死，包括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医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镖约翰·莱格。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当时也在伦敦塔内，幸亏一名机智的士兵将他藏在壁橱内，他才逃脱了起义军的屠刀。此事将对王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说，暴民的吵嚷“不像人类的喧哗，而远远超过所有的人声，只能与地狱居民的哭号相提并论”。

伦敦塔陷落后，都城一片混乱。在齐普赛大街，几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现在树立起了一座木制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杀害的牺牲者业已凝结的血液。在温特里区的圣马丁，超过一千名佛兰芒商人被杀害，尸体被堆积在大街上。他们曾在教堂避难，但也无济于事，被暴民拖出来屠戮。暴民们认为佛兰芒人从朝廷那里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对外国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没在烧杀抢掠的狂潮中。有目标、有选择的暴动很快蜕化成了普遍骚乱。“暴乱持续了整个白天和随后的夜晚，丑恶的呼喊此起彼伏，动荡不安，非常恐怖。”《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如此写道。

到星期六，局势很明显，必须采取强力措施了。金雀花王家陵寝最神圣的部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忏悔者爱德华圣龛遭到了亵渎。马歇尔希监狱臭名远扬的狱长躲在那里，被一群起义军拖到齐普赛大街，在那里斩首示众。有传闻说，瓦特·泰勒和约翰·鲍尔打算将整个伦敦城烧毁，俘虏国王，将他作为新秩序的傀儡；在这个新秩序中，除了泰勒和鲍尔之外，没有任何领主。

国王及其谋臣（人数已经缩减不少）躲在黑修士区的沃德罗布（这是一家储备丰富的兵器店），制定了一个新的绝望计划。官衙的书记员们快速抄写特许状，大量发布出去，授予英格兰人民自由，同时国王向伦敦的起义军传话，说国王要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的演武场与他们再次面谈。理查二世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圣龛前祷告，为自己鼓劲打气，以便去面对自己有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起义军曾在这座圣龛抓走又一名受害者。下午三点左右，他抵达史密斯菲尔德的时候，伦敦市长沃尔沃思陪伴在他身边。沃尔沃思和诺尔斯已经通知城内的保王党人，很快就会需要他们。预计会发生武装冲突。

理查二世与瓦特·泰勒面对面相会了。这是金雀花王朝历史上最诡异的会面之一。这位起义领袖统治了整个伦敦（控制了都城也就是控制了全国）一个周末之后，似乎已经不知天高地厚。他抓住理查二世的手，猛烈地摇晃（这让国王大吃一惊），并告诉他“尽管放心，两周之内会有新的四万平民到此，我们会成为好伙伴”。

对这个男孩（为他加冕的大主教就是被眼前这个暴徒下令杀死的）来说，这话令他胆寒。但理查二世保持镇静。据《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记载（可能是现场目击者的叙述），国王亲自与泰勒谈判：

国王问泰勒，希望讨论哪些问题，并许诺一定会以书面方式、加盖御玺，批准他的要求，绝不违逆。于是泰勒重述了他的诉求。他要求废除《温切斯特法》之外的一切法律（也就是说，回到爱德华一世时代的司法权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制度，而不是爱德华三世在位时发展起来的由地方乡绅担任治安法官的制度），从今往后任何法律程序不得有违法行为，只尊崇国王一个人的宗主权，除此之外任何领主都不应拥有宗主权，而应由所有人分享权力（也就是说，废除社会和法律上的一切等级制）。他还要求，神圣教会的财产不应由教士、教区神父、牧师或其他教会人士控制，教士……应有足够的生活费，除此之外，所有财产应分给教民。他还要求，英格兰应当只有一名主教……他还要求，英格兰不应当再有奴仆、农奴或佃农，所有人应当都享有自由、互相平等。

这些要求非同寻常，泰勒的宣言如此激进和极富革命性，和疯狂相差无几。但理查二世为了稳住泰勒，就像在麦尔安德安抚他那样，又一次同意“泰勒的全部可以公正地批准的要求，都应得到批准，国王则保留王室的尊严。然后，国王命令泰勒立即回家，不得延误。在国王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位贵族，没有一位御前会议成员有胆量回答平民的话，只有国王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理查二世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镇静自若。

泰勒要求国王送一瓶水来，并粗鲁地往国王脚下吐唾沫，王室一行中有人辱骂了这位起义领袖。随后爆发了一场打斗。混战中，威廉·沃尔沃思市长抽出匕首，刺入泰勒身侧，给了他致命一击。随后市长离开了现场，去召集由诺尔斯指挥的城市民兵，以便将余下的起义军驱散。

理查二世最精彩的时刻到了。泰勒的军队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另一端，离谈判地点较远，但他们明白，大事不妙。泰勒骑上他的小马，跑回到自己的部下那边，高呼国王背信弃义。他半死不活地跌落下马，起义军才认识到，自己被耍了。“他们开始弯弓射击。”编年史家写道。理查二世深知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做出了令自己的臣下震惊的事情：他催动坐骑，径直奔向起义军，宣布他才是他们的统帅和领袖，他们应当服从他。

他的勇气如此之大，思维如此之敏捷，可以与爱德华三世、黑太子或者他的任何一位杰出的先祖相媲美。起义军被他的威严震慑了，纷纷向国王鞠躬。他转移了他们注意力的时候，城市民兵开始抵达。民兵包围了史密斯菲尔德的起义军，将他们赶出伦敦，没有造成多少流血。局势得到了挽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居功至伟的是这个十四岁的孩童国王。革命被避免了，尽管只是暂时避免。

危机再临

十四岁的理查二世表现出了一位国王的胆略。很快人们就会知道，他也有一位国王的雷霆之怒。起义平息之后，朝廷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报复，理查二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理查二世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危机中将自己表现为起义军的朋友，但秩序恢复之后，他的本能却是凶狠而无情的复仇。起义者拿着先前朝廷颁发的特许状，请求他恢复其地位，他当着他们的面撕毁了特许状，说出了这句有名的话：“你们是农奴，将来也永远是农奴；你们永远是奴才，将来我对你们不似先前，而是比先前不知严酷多少倍……蒙上帝洪恩，我统治着这个王国，我将……永远奴役你们，让你们做牛做马，以警戒后世！”这非常残酷，甚至是睚眦必报，但也非常果断。总的来讲，这个十四岁男孩在1381年危机中的举动说明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君主。

这些事件也说明，他已经接近了能够亲政的年龄。他统治初期的摄政会议只维持了三年，现在政府工作是直接由国王内廷执行的。从1381年5月起，档案中出自国王本人——或者至少是加盖御玺——的王室命令越来越多，表明国王在一定程度上亲自批准朝政。

十四岁已经是结婚的年龄，他很快就喜结连理。他的新娘是波西米亚的安妮，即波西米亚国王和继任神圣罗马皇帝瓦茨拉夫四世 [1] 的妹妹。瓦茨拉夫四世和教皇乌尔班六世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劝服英格兰朝廷，让其相信这是一门有利的婚姻。安妮的姐姐是匈牙利与波兰王后，而她的姑姑博纳曾是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之妻。但更重要的是，理查二世的婚姻将在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发挥作用。

1309年，教廷从罗马迁往阿维尼翁，此后一直处于法兰西人的保护之下，一连好几位教皇都是法兰西人。但在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也是法兰西人）将教廷迁回了罗马的精神家园。但他在那里没能统治多久，于1378年3月27日去世。永恒之城爆发了动乱，暴民要求选举一个意大利人为新教皇。于是，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当选教皇，称乌尔班六世。一些法兰西红衣主教对此极为不满，于是逃离罗马，返回阿维尼翁，选举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教皇——日内瓦的罗伯特，称对立教皇克雷芒七世。在随后的三十九年中，欧洲有两位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这个时期被称为天主教会大分裂。

宗教分裂的结果是，欧洲大陆的分野越来越清晰。理查二世与波西米亚的安妮的婚姻巩固了他的王国在这场争端中的地位。英格兰将像德意志和意大利统治者们一样，追随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反对法兰西的对立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支持者包括法兰西、苏格兰和卡斯蒂利亚等。如果英法之间曾经有过结束互相敌视的机遇，天主教会大分裂也将这机遇粉碎了。

理查二世的婚姻对肩负重压的英格兰财政来说也是个负担。理查二世的内兄瓦茨拉夫四世国王已经破产。如果理查二世娶了一位意大利公主，或许能收到一大笔嫁妆。结果他不但不能从婚姻中得利，还得向瓦茨拉夫四世借款1.5万镑，以巩固联姻。这的确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1382年1月，国王大婚、安妮接受加冕的时候，伦敦市民撕毁了装饰城内一座喷泉的挂毯（带有英格兰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以表达对国王婚事的不满。

这是一对怪异而羸弱的夫妇。威斯敏斯特编年史家将安妮描述为“可怜兮兮的小身板”。理查二世金发碧眼，稚气未脱，带有晚期金雀花王族的典型特征：微微突出的眼睛，长长的忧伤面庞。他没有蓄须；尽管在感到自己的君主威严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暴跳如雷，但他说起话来却很羞怯，而且口吃。不管怎么说，十四岁的安妮于12月抵达英格兰时，一段相亲相爱的关系总算开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王对自己的新娘非常忠诚和爱慕。

在这两个纤弱的孩子周围，开始聚集起了一个优雅而奢华的宫廷。理查二世在幼年时便对君王的精美奢华的生活方式很有品位。他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酷爱豪华庆典和宫廷盛景，但始终没有像他们那样热衷于骑马参加比武大会，或者亲自参加厮杀。他更注重视觉效果和审美，强调公开地表达君权神授的观念和复杂精美的仪式。他在埃尔特姆、兰利和西恩的王宫，添加了美丽的私人浴室、舞厅和御膳房（厨艺高超）与香料房，为国王奉上最时髦、富丽、精细而香料极多的膳食。理查二世、安妮和他们的廷臣追寻着最新的时尚：男人们穿着紧身裤、股囊 [2] 、饰有珠宝的高领袍子和昂贵的紧身上衣；女人们穿着量身剪裁的长服，佩戴精美的首饰，鞋子非常长，鞋尖非常尖，以至于必须用袜带将鞋连接到膝盖上。他们的宫廷致力于反映爱德华三世宫廷的光辉灿烂，也和后者一样，很快就债台高筑。

内廷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其人员构成也慢慢开始变化。西蒙·伯利爵士这样的老友仍然是国王的亲信，但黑太子的一些年纪较大的仆人逐渐被一群年轻的内廷骑士取代，如约翰·比彻姆、詹姆斯·伯纳斯和约翰·索尔兹伯里。政府日常工作的主导人物是迈克尔·德·拉·波尔，他曾是黑太子的仆人，五十出头年纪，起初是由议会指派到国王内廷的。德·拉·波尔的父亲曾是富商和爱德华三世的主要金融家。他自己也深得理查二世宠信。但理查二世宫廷的真正明星是年轻的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德·维尔比国王只大五岁，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引起了一些狐疑和抱怨，就像当年另一位王室宠臣皮尔斯·加韦斯顿的崛起引起窃窃私语和极大怨恨一样。托马斯·沃尔辛厄姆措辞严厉地指责德·维尔用黑魔法操纵理查二世，还暗示他们之间存在同性恋关系。

这不大可能是真的。但理查二世的确像所有少年为君的国王一样，一心要栽培自己的党羽。这意味着他逐渐疏远了年纪较大的人，尤其是国王的叔叔们：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剑桥伯爵（兰利的埃德蒙）和白金汉伯爵（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年纪较大的权贵们发现，理查二世及其亲信常常对他们不恭不敬，甚至抱有敌意。国王封赏土地和城堡给自己宠信的骑士们，扰乱了贵族们的既有权力结构。与此同时，理查二世自己的幼稚和毛躁疏远了好几位最资深的诸侯。

这不仅仅是少数人心怀不满的问题。尽管每一位国王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谋臣，但如果他疏离了有权势且经验丰富的人，导致公共秩序紊乱、海外丧师失地的话，那么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理查二世的情况就是这样。1384年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的议会上，阿伦德尔伯爵批评国王纲纪败坏，理查二世气得脸色煞白，（据威斯敏斯特编年史记载），对阿伦德尔伯爵说：“你竟胆敢说，朝纲败坏是我的错！一派胡言！滚去见魔鬼吧！”一年后，他又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考特尼大吵特吵。考特尼批评他治国不力，理查二世当场拔剑要砍杀大主教。幸亏王叔白金汉伯爵托马斯上前阻拦。

这些行为举止显然不符合一位国王的身份。他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出力极少的亲信大加赏赐，令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愤愤不平。但他的祖先们已经学到，如果国王的亲信不至于影响英格兰的军事行动，也不曾利用自己的地位攫取其他权贵的财产的话，那么国人对这些亲信还能容忍。但在军事方面，理查二世非常倒霉。14世纪80年代，战局不可阻挡地往有利于法兰西的方向发展。他的宫廷夸耀华丽的排场、新的狐朋狗友济济一堂的时候，海峡对岸的战局一溃千里。

14世纪80年代初，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摇摇欲坠，前景惨淡。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辉煌相比，如今真是不堪。只有加来和加斯科涅的一小片沿海地区还在英格兰手中。海峡被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舰船占据，而英格兰海军师老兵疲，停在港内慢慢腐朽。海上贸易险象环生，无以为继，以至于羊毛收入跌入谷底。局势如此危急，伦敦市民甚至考虑在泰晤士河口建造一条巨大的铁索，以保护城市免遭敌人纵火劫掠。1380年，查理五世驾崩，查理六世继位，法兰西人的扩张暂停了片刻，但新国王同样决心要将英格兰人逐出欧洲大陆。没了爱德华三世那样的英明君主——他全身心投入战争，有能力、有想法去取得胜利，并能团结全国人民——英格兰的战争机器土崩瓦解、乱七八糟。

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战略。冈特的约翰主张，未来在卡斯蒂利亚。他在1372年娶了残酷的佩德罗的女儿——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这是纳赫拉战役前盟约的一部分（同时，他的弟弟兰利的埃德蒙娶了佩德罗的幼女伊莎贝拉）。1379年，佩德罗驾崩无嗣，冈特的约翰立即正式宣示自己拥有继承权。他相信能够通过“葡萄牙战争”，来帮助英格兰征服伊比利亚。他的兄弟们都支持他，但这实质上是一场私人的、争夺王朝继承权的事业，令冈特的约翰越来越偏离14世纪80年代的政治核心，对英格兰国家利益没有任何贡献。

在大多数英格兰人看来，战争之路在佛兰德。佛兰德离家乡更近，而且欧洲西北部各贸易城市的财富对英格兰羊毛贸易来说至关重要。羊毛贸易仍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王室收入的一项关键来源。另外，佛兰德伯爵领地受到了查理六世的叔叔——勃艮第公爵的直接威胁，他打算将这些富庶的贸易城市逐个收入囊中。1383年，尚武的诺里奇主教德斯潘塞（他是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小休·德斯潘塞的孙子，在镇压1381年东安格利亚叛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动了一场远征佛兰德的“圣战”，希望借助教皇的权威保护这些领土，防止它们落入勃艮第公爵手中。

遗憾的是，尽管资金充裕，而且得到了议会批准，但此次远征装备非常糟糕，出师未捷，不得不撤回英格兰。1385年，佛兰德陷落了。情势越来越明显，逃脱困局的最佳途径就是与法兰西议和。重建古老的金雀花帝国——更不要说将法兰西与英格兰王室合二为一——的梦想破灭了。

1385年，理查二世十八岁了。他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对再次远征法兰西实在提不起劲头来，因为这样的攻势必然代价昂贵而徒劳无功。尽管他的三个叔叔——冈特的约翰、白金汉伯爵和剑桥伯爵都敦促他开战，理查二世倾向于听取大法官迈克尔·德·拉·波尔等人的意见：小心谨慎。即便他想要打仗，在农民起义之后如坐针毡的议会也极不可能批准征税以筹措军费。这年夏天，他打算亲自率军将苏格兰境内的法兰西驻军驱逐出去。这是个务实的选择。国王可以率领贵族远征，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干，稍稍鼓舞一点士气，而不至于花费太多。

然而这场远征也是个大灾祸。理查二世此次北伐率领的军队包括几乎所有贵族、英格兰的全部方旗骑士和约一万四千士兵。大军抵达苏格兰边境时，他为了庆祝这个时节，将兰利的埃德蒙从剑桥伯爵擢升为约克公爵 [3] ，将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从白金汉伯爵晋升为格洛斯特公爵。他册封德·拉·波尔为萨福克伯爵，并授予他的朋友德·维尔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头衔：都柏林侯爵。一夜之间，德·维尔的地位超过了英格兰的其他所有伯爵，差不多与有王室血统的公爵们平起平坐。“恰如星辰令夜空皎洁明朗，尊严使得不仅是王国，还有君王的冠冕熠熠生辉。”理查二世后来对议会如是说。

如此隆重的封官晋爵并没有为理查二世的军事行动增添半点彩头。他的军队向前推进，苏格兰人不肯迎战，而是撤入山区，同时对乡村坚壁清野。这就是1328年令爱德华三世垂泪的那种战术。苏格兰人躲过了进逼的英格兰军队，溜到南方，焚毁了卡莱尔。英格兰人于8月中旬抵达爱丁堡，但是粮草断绝，敌人不见踪影，于是在三周内撤回了威斯敏斯特。这是一次虚弱无力的远征，毫无建树。

1386年10月议会召开的时候，国民情绪愤慨激昂，濒临叛乱。议员们的抱怨和申诉状连篇累牍。英格兰的外交政策萎靡不振。王室财政危机四伏，人们越来越质疑迈克尔·德·拉·波尔经营王室资金的能力。冈特的约翰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英格兰，因为他在苏格兰战役期间提出的建议都遭到冷遇，而且有传闻说，内廷骑士们在阴谋刺杀他。据说，在海峡对岸的斯勒伊斯，查理六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樯橹铺天盖地，犹如森林，这是史上针对英格兰的最宏大的入侵舰队。讨伐苏格兰失败之后，议会对收到的建议置之不理。有人给理查二世发去了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了这样不祥的暗示：理查二世应当“招贤纳士，寻找有地位、德行正直笃实和有荣誉感的人来辅佐自己，与之交好，并避开奸佞小人；他若是这么做，必将赢得莫大的利益和荣耀，争取到民心和爱戴。但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发生与之相反的局面，他本人和他的王国都将遇到极大危险”。国王对这份备忘录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但议会召开时也有人向他提出类似请求，他的答复被记录在案，非常简洁但很能说明问题：“国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议会曾经批准的少量赋税收入也被白白浪费了，国王虽然身无分文，却将他的朋友德·维尔再次擢升为爱尔兰公爵。他获得了在爱尔兰的全部军政大权，正式与理查二世的叔叔们平起平坐。德·维尔是第一个异姓公爵。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至少还是爱德华三世的远房堂兄 [4] 。人们很难不把德·维尔的飞黄腾达与加韦斯顿获得原先专属于王室的康沃尔伯爵领地相提并论。

参加1386年10月所谓“美妙议会”的人们都很清楚，国家正处于领导力的危机中。议会刚刚开幕，议员们就发起了唇枪舌剑的攻击。萨福克伯爵迈克尔·德·拉·波尔站在全体议员面前，宣布开幕，并宣示国王入侵法兰西的计划，平民代表高声疾呼，发出怨言。他们直截了当地指责萨福克伯爵将国王的财政管理得一团糟，将钱花在议会没有核准的用途上去，听凭英格兰海军年久失修，拒绝援救在根特的英格兰盟军，辜负了他们，导致根特被勃艮第公爵吞并。他还被指控贪污腐化，为了一己私利挪用王室收入。萨福克伯爵被当作国王身边所有奸臣的典型。平民代表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以渎职和疏忽等多项罪名对其加以弹劾。在此事解决之前，他们不肯继续议会的议程。

这时国王露出了真面目。理查二世已经结婚，还曾率军征战过。平民代表的放肆令他大发雷霆，他拒绝到威斯敏斯特开会，还从埃尔特姆庄园发信来说，他不会仅仅因为议会的要求，就解雇哪怕只是一个御厨帮佣。为了从中调解，他的叔叔（新晋格洛斯特公爵）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和伊利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被派遣到埃尔特姆，与国王当面商谈。

他们发现，国王大呼小叫、咄咄逼人。他们尝试对他晓之以理，却遭到训斥。编年史家亨利·奈顿记载了他打听到的这次对话的细节：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对理查二世说，如果国王“由于自己不负责任的决心”拒绝参加议会，那么议会有权在四十天后自行解散。理查二世听了之后暴跳如雷。他的叔叔和主教显然触及了他内心深刻的偏执狂（无疑是他幼年的经历催生了这种偏执狂）。“我早就知道，我的子民和平民议员图谋不轨，企图犯上作乱，”他吼道，“面对这等威胁，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寻求我的亲戚——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和帮助，镇压我的敌人。我宁愿向他臣服，也不愿意屈服于自己的臣民。”

法兰西的入侵舰队就在不到100英里之外的地方，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简直不敢相信国王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法兰西国王是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王国的最大敌人。”他们与理查二世摆事实、讲道理，哀求他“想一想陛下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国王，以及陛下的父亲爱德华王子，如何以他的名义，一辈子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险，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不知疲倦地辛劳，去征服法兰西王国……请陛下谨记……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场战争中面对死亡，平民又是如何毫不吝惜地捐赠自己的物资和财产以及无法计数的财富，去维持那场战争”。最后，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隐晦地提及了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事情（“陛下的臣民……有一项古老的法律，遗憾的是，不久以前还动用过”），才平息了理查二世的发作，迫使他承认，他的政府需要改革。

理查二世受到这样的恫吓，才最终来到威斯敏斯特。在那里，他屈辱地目睹“美妙议会”免除了迈克尔·德·拉·波尔和财政大臣约翰·福德姆爵士的职务，并组建了一个任期一年的委员会，负责审计王室财政、控制国库并掌控御玺和国玺。实质上，它将政权完全从理查二世手中剥夺了。十九岁的国王一下子又变成了无计可施的小男孩，他的王权实际上已经被罢免了。他那骄傲的、年轻的心几乎无法忍受这一切。

[1] 瓦茨拉夫四世是波西米亚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之子，于其父去世后继承了在波希米亚和德意志的头衔。尽管他事实上已经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但他从未加冕为皇帝。直到他被诸侯废黜为止，瓦茨拉夫的头衔一直是“罗马人民的国王”。

[2] 股囊（codpiece）为欧洲古时男子裤子的一部分，是裆部的一个布盖或囊，以保护阳具。

[3] 兰利的埃德蒙是后来的约克王朝的始祖。

[4] 格罗斯蒙特的亨利是前文讲到的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的儿子。亨利三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一世和第一代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绰号“十字背”）——分别是爱德华三世与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祖父。

背叛与伤痛

“美妙议会”解散一年多一点之后，1387年12月20日，爱尔兰公爵罗伯特·德·维尔小心翼翼地穿过冬雾，奔向莱德考特大桥（在牛津郡的奇平诺顿附近）。他率领着数千人马，都是在国王直属的切斯特伯爵领地及其周边地区招募来的。他经过的这个乡村地区到处是他的敌人。每个角落都危机四伏。

他正在快马加鞭地赶往东南方，去拜见国王。金雀花王室又遇到了一个危机。1386年10月的“美妙议会”之后，国王与他的主要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和解，反而彻底势不两立了。德·维尔得知英格兰很快就会陷入血雨腥风，于是迅速赶往伦敦。理查二世又一次被他的臣民控制了起来，这些人揭竿而起，反对他的统治，尤其是反对德·维尔对国王的影响。德·维尔知道，他的时间非常紧迫。英格兰一些最强大的诸侯已经派遣军队来追捕他。英格兰全境到处是他的敌人，他们不仅占领了他目前正在小心通过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村庄，还控制了整个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以北的所有地方都密布敌军。他们大军杀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局面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罪责主要在理查二世。“美妙议会”末尾指定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而国王对委员会不恭不敬，态度蛮横。蒙受屈辱而悲愤交加的国王在最初几个月待在泰晤士河谷的猎苑，整日生闷气。1387年2月，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满腹怨恨、愤愤不平的理查二世离开了伦敦，故意与议会对抗，开始了一位编年史家所谓的“大巡游”，即巡视全国。他逃避改革委员会的检查和干预，而检视自己在全国各地能够得到多少支持。

大巡游持续了九个月。他从贝弗利巡游至什鲁斯伯里，集中视察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即临近他的王室领地切斯特的地区。他在巡游途中带上了自己的朋友德·维尔和迈克尔·德·拉·波尔。途中，理查二世开始制定计划，打算在改革委员会一年期满后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他注意到，权贵们动员武力的办法是：维持私人武装，用金钱换取士兵的忠诚；士兵从领主那里定期领取薪金，佩戴领主的徽章，往往还穿着领主的制服，保护领主的利益，如果需要，还要为领主作战。作为切斯特伯爵，他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他可以建立一支常备的私人军队，他不需要害怕他们，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反对他，更不必害怕遭到公开的谴责，就像原本应当忠于他的贵族和平民对他发难那样。他想出了一个计划。理查二世打算培植自己的党羽，除了当国王之外，还要有自己的强大的私人势力。

1387年夏季，理查二世还开始寻找法律手段来撤销“美妙议会”的决议。8月，他两次秘密召集了国内顶尖法官开会，其中为首的是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他是个康沃尔人），作为王座法庭大法官，他是英格兰最高级的两名法官之一。理查二世向他们咨询了约束自己的法律。国王对几名法官以死相威胁，迫使他们做出了裁决，并以司法裁定的形式发表：“上届议会订立的法令、条例和委员会”“有损我主国王陛下的王权与特权”。另外，“有人问法官们，那些强迫国王订立上述法令、条例和委员会的人该当何罪时……他们一致表示，这些人是乱臣贼子，理应受到相应惩罚”。理查二世显然对法官们进行了欺骗和威逼。

上述的回答意义重大。叛乱的幽灵曾经困扰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叛国是个无法挽回的严重罪名，皮尔斯·加韦斯顿、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肯特伯爵埃德蒙和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都因此殒命。为了防止这样的血腥暴行再次发生在英格兰土地上，爱德华三世通过的《1351年叛国罪法案》，将这项罪名仅限于如下行为：谋害或企图谋害国王、王后、王长子的生命，强奸王长女，谋杀大法官、财政大臣或主要法官，或者在国内向国王开战。现在理查二世将叛国罪的定义再次扩大了。叛国犯不再仅仅是企图杀害国王、王亲国戚及最高级官员的人。任何尝试改革或管制王室内廷的人都可能背上这个罪名。法官们在国王的威吓下，裁定那些曾在1386年压制国王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叛国贼。任何无视国王解散议会的命令、弹劾王室大臣或者向理查二世提醒其曾祖父爱德华二世命运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叛国贼。

法官们的意见令人不寒而栗。理查二世于1387年11月返回伦敦的时候，局势很清楚，这年夏天的活动只可能有两个结果：司法大清洗，或者内战。德·维尔疾驰穿过牛津郡的时候，就是在为内战做准备。

战争的起因就在于他。在国王大巡游期间，一个反对派形成了，其具体目标就是让德·维尔及其同党滚出国王内廷。这个反对派被称为“上诉诸侯”，因为从11月4日起，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就正式向国王提起“上诉”（或者说是正式的起诉），指控国王身边的奸佞宵小。被告包括五个人：约克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萨福克伯爵迈克尔·德·拉·波尔、法官罗伯特·特里希林、商人和伦敦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农民起义期间保王党的英雄）和爱尔兰公爵罗伯特·德·维尔。

国王对诸侯的大胆行为怒不可遏，企图征集军队，但失败了。各郡郡长不肯为他招兵买马，声称平民全都支持上诉诸侯。理查二世直接请求伦敦市民的帮助，他们也不肯以他的名义起兵。德·维尔的柴郡兵马是国王的唯一希望。

德·维尔率军穿过潮湿而寒冷的乡村时，深知自己应该畏惧何人。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着意敌对他，而且还找到了两个强有力的盟友：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此时的头衔是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这五个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团队。伦敦的许多名门世家、英格兰各地的骑士乡绅中都有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军队就像手指一样在科茨沃尔德周围张开，准备将德·维尔紧紧攥在手心里。

12月20日上午，德·维尔在波顿附近与格洛斯特公爵的支持者发生小规模交锋，这是他与上诉诸侯军队的第一次遭遇。战况非常混乱，德·维尔麾下的许多切斯特人临阵脱逃。当天晚些时候，可能是在伯福德附近，他与阿伦德尔伯爵的人马发生了另一场小规模战斗。德·维尔的副将托马斯·莫利纽克斯爵士阵亡。爱尔兰公爵颇有些绝望，于是催动部下拼命冲向莱德考特大桥，希望在那里过河。据编年史家亨利·奈顿说，德·维尔相信“如果他能过桥，就能避开敌人”。他认为，杀过泰晤士河、到达南岸，才是安全抵达伦敦、与理查二世会合的唯一办法。

但他很倒霉。他率军冲向那座12世纪桥梁的尖尖的石拱时，发现自己被敌人逮个正着。大桥两侧都站着身穿德比伯爵号衣的武装士兵和弓箭手。他掉转过头，却发现德比伯爵本人率领一大队士兵从背后夹击过来。德·维尔腹背受敌。他别无选择，只得应战。

号角吹响，王旗被匆匆展开，士兵们却窃窃私语地说，双方兵力差异太大，以少敌多很不明智。“他们的人数与敌人相差甚远，”亨利·奈顿写道，“他们也不敢冒犯这么多的诸侯和贵族。”

德·维尔张皇失措。如果他被俘，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暴力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了，他不大可能仅仅被逐出朝廷。他必须挽救自己的性命。他率军冲向大桥，企图强行通过，但接近大桥时发现，那里已经树立起了路障，道路也有三处被切断。一次顶多只能有一匹马通过。“我们上当了！”公爵呼喊着，然后换了马，企图单人独骑沿河岸逃跑。

但迎接他的是更加凶险的命运。德比伯爵亨利从他背后追击，而格洛斯特公爵本人则从他前方迎来。德·维尔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他拿自己的生命赌了一把。“他催动坐骑，抛弃了铁手套和剑，然后一头跳进泰晤士河，”奈顿记述道，“就这样，他凭借极大的勇气，逃脱了。”德·维尔逃走了，最终渡海流亡法兰西。他的部下则当即举手投降。

理查二世在温莎度过了一个忧郁的圣诞节。12月30日，他在伦敦塔与五位得胜的上诉诸侯会面。他们带来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要塞后便紧闭大门。这次会谈气氛非常火爆。上诉诸侯训斥了理查二世的不端行为。他们拿出了国王与德·维尔之间的书信，指责他企图借助法兰西国王的力量来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们要求法办他们指控的五名奸臣，并对国王内廷进行清洗。理查二世仍然盛气凌人，于是他们威胁要废黜他，还暗示说，已经选好了继任的人选（一位编年史家说，他们告诉国王，他其实已经被废黜了，但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在争吵谁应当继承王位，所以还没有具体执行废黜国王的决定）。理查二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并召开议会，商讨新的解决方案。

议会于2月3日开幕。贵族和平民代表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白厅，这里装饰着描绘爱德华一世生平的一系列图画（至今白厅仍然是英国政府行政中心的代名词）。国王在聚集于此的议员面前坐下，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后，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法温特记载，“五位高贵的上诉诸侯……前呼后拥地一同走进大厅，手牵手，身穿金线华服，瞪了瞪国王，然后向他屈膝致敬。大厅内人山人海，甚至挤到了角落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议会对被起诉的王室官吏的案件做了细致的法律研讨。最早一稿的起诉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宣读完毕。被告的罪名包括向国王进献叛国的谗言，提议将法兰西境内的英格兰城堡出卖给法兰西国王，以及贪污王室公款、中饱私囊。令人尴尬的是，五名被告中已有四人畏罪潜逃，只能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只有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到庭，对他的审判于议会开幕两周之后正式启动。

但无论被告是否到庭，裁决都是一样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都被缺席定为叛国罪。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的刑罚是在伦敦城示众，然后作为叛贼和国王的敌人被绞死。大主教最终被判流放。四名被告都被剥夺财产。布雷姆布利出席了议会，并大声抗议，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罪名包括非法处决伦敦监狱中的犯人、篡夺王权、反抗上诉诸侯、强迫公民宣誓忠于国王并反对其敌人。他表示愿意与指控他的人决斗，听候神裁，但被驳回。他被宣布为叛国犯，受到严刑：用囚车拖到泰伯恩，然后被绞杀、开膛并分尸。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他一直在为死者祷告。

随后还发生了许多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大主教内维尔、罗伯特·德·维尔和萨福克伯爵都已逃亡海外，但特里希林没有。议会正式判他有罪的六天之后，有人发现，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屋顶上有个奇怪的人在偷窥议会议程。人们搜查了这座房屋后，发现残酷无情地镇压1381年起义的法官——罗伯特爵士躲藏在桌子下。他穿着乞丐的褴褛衣衫，而且戴着假胡须，但他的独特嗓音出卖了他。人们高呼“抓住他了！”特里希林被从藏匿处拖走，押解到议会，他的妻子当场昏厥，他自己则嘶喊着，要求得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庇护。但他没有得到教堂的庇护。特里希林很快被关入囚车，拖到泰伯恩，押到绞刑平台上，他一直战战兢兢地哭喊着。他的衣服被剥去之后，人们都看见，他身上贴满了护身符。这位法官企图依赖迷信来躲避绞索，真是黑暗的讽刺。特里希林赤身露体地被吊起；最后，刽子手割断了他的喉咙，结果了他的性命。

但上诉诸侯还没有称心遂愿。他们处决了布雷姆布利和特里希林，并缺席判处另外三名被告死刑之后，议会开始对理查二世的内廷进行血腥清洗。很多被认为诱导国王误入歧途的亲信遭到起诉。到5月，理查二世挚爱的教师西蒙·伯利爵士，以及他的内廷骑士约翰·比彻姆爵士、约翰·索尔兹伯里爵士和詹姆斯·伯纳斯全被定罪为叛国，被处以极刑。上诉诸侯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清洗，旨在消灭任何被他们认为与理查二世的倒霉政权有哪怕是细微联系的人，有数十人受害。帮助理查二世宣布“美妙议会”法令是叛国行为的法官们如今自己被判死刑。直到议会解散时，这些法官才被饶了死罪，被改判流放爱尔兰。

理查二世列席了近四个月的审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伙伴和盟友一个个被拖去绞杀、开膛和斩首。他被迫主持议会，随着议程继续下去，越来越感到绝望。伯利受审时，国王与格洛斯特公爵大吵特吵，差点动起手来。理查二世不顾一切地为这个老人辩护，恳求饶他一命；王后甚至向三位主要的上诉诸侯跪下，请求他们开恩。的确，好几位比较温和的诸侯，包括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甚至还有两位地位较低的上诉诸侯——德比伯爵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也主张放伯利一条生路。但在这次“无情的议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和毁灭。二十岁的理查二世已经尝够了一生的耻辱。

重塑王权

“无情的议会”之后的五六年中，理查二世过得很平静。他的许多亲密朋友要么被流放，要么被上诉诸侯处决，但清洗结束之后，英格兰重新安定下来，尽管这安定有些诡异。上诉诸侯达成了他们的所有目标。理查二世受到了管教。双方都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争斗了。

有迹象表明，理查二世似乎吸取到了时事的一些教训。至少在表面上，他努力更勤奋地理政。1389年5月3日，他在御前会议上做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坐在大臣们面前，打断了议程，问在座的所有人，他今年多大年纪。他们答道，他今年二十二岁。理查二世随后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好几位编年史家都将这演说记载了下来。据亨利·奈顿记载，他说道：“若干年来，我接受了诸位的劝诫和教导，我向上帝及诸位深表感激，因为你们管理和维护了我本人，以及我的遗产……但是现在，蒙上帝洪恩，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已经二十二岁了。因此我希望能有自由……拥有我的王国……任命官吏与大臣，并自由地罢免一些在任的官员。”

据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理查二世随后命令约克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辞去大法官职务，交出大印。“国王将大印纳入自己衣服的褶皱中，然后突然起立，走了出去；过了片刻，他走了回来，重新坐下，将大印交给了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尽管他很不情愿接受。然后，他任命了九名官员……全都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和权威。他将格洛斯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从御前会议罢免了。”

这有可能酿成灾祸，但事实上并没有。理查二世开始主持朝政，比以往负责任得多。他申明了自己选拔御前会议成员和非正式谋臣的权利，但也接受事实，即他必须听取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比如威克姆（他在理查二世祖父在位时，在14世纪60年代曾担任大臣）。

冈特的约翰前不久从卡斯蒂利亚回国，与理查二世和解，并成为国王的强有力支持者。冈特的约翰帮助理查二世缓和了与先前的上诉诸侯之间的关系，为国王夫妇举办奢华的狩猎聚会，并尽可能多地与国王手挽手散步，与他长谈。国王公开佩戴约翰的号衣衣领（两个互相缠绕的S形），以此表达对最年长的叔叔的感激。1390年，他授予冈特的约翰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近似王权的军政大权，并且可以将其传承给男性继承人。另外，国王还将阿基坦公国封赏给冈特的约翰，由他终身享有。这个决定抵触了金雀花王朝的传统：自13世纪以来，阿基坦就一直是王长子和继承人的封地。于是，冈特的约翰有了同法兰西议和的动机，因为那符合他的利益。

冈特的约翰参加了1390年3月的御前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协定：所有涉及财政的决定都必须由国王的全部三个叔叔一致批准。理查二世显然接受了这个协定，于是达成了一种新共识，国王和诸侯可以再一次合作了。王室财政恢复了元气（1389～1396年，王室收入增长了36%），议会不再是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战场，而重新恢复了其固有职能，即磋商王国政务的论坛。

如果说爱德华三世的宫廷宣扬的是骑士精神和战争，那么理查二世的宫廷标榜的则是受膏国王的辉煌。宏伟尊贵的新称呼得以普及。在过去，臣民称英格兰国王为“主公”，而如今首次启用了“殿下”和“陛下”这样的称呼，这是对法兰西时尚的效仿。书面的称呼甚至更加浮夸和戏剧性，比如“最高贵、最强大的君主”和“无比尊贵的陛下”。敌视理查二世的沃尔辛厄姆说这些称呼“不应属于凡人，而是神圣的荣誉”，“尽是怪异而谄媚的词语，凡人不配享有”。

理查二世的宫廷变成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中心，当时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在王室庇护下笔耕的。理查二世本人对文学的兴趣很短暂，也没有赞助多少文学作品，但他的宫廷是将英格兰本土语言改造为高雅文学语言的核心场所。伟大的伦敦学者约翰·高尔声称，他于1386年在一艘驳船上拜见了理查二世，在后者的亲自要求下写了《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 ），这是一部长达三万多行的卷帙浩繁、高度复杂的爱情诗。《情人的忏悔》是用英语写的，首版于1390年发表，是献给国王和杰弗里·乔叟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在他与理查二世的宫廷有交情的时期写下的。年事已高的法兰西编年史家傅华萨访问了英格兰宫廷，向理查二世献上了一部法语诗集。约翰·克兰沃爵士创作了一些优雅的抒情诗；阿尔伯马尔公爵爱德华（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儿子，也就是理查二世的堂弟）将一部著名的狩猎教科书从法语翻译成了英语。就连军人廷臣约翰·蒙泰古爵士，也在国外因为对文学的鉴赏和诗歌的创作技巧而得到杰出的威尼斯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赞誉。

国王慷慨大方地资助艺术家和建筑师。到14世纪90年代，本世纪的伟大建筑师亨利·伊夫利已经是个古稀老人。他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最为丰产，现在则为理查二世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杰作：威斯敏斯特厅的改建。他加高了外墙，并增添了巨大的锤梁式屋顶和华丽的类似大教堂的入口。他在大厅内装饰了一系列白色雄鹿（理查二世的私人徽记），并安置了十三座雕像，他们是从忏悔者爱德华到理查二世的英格兰历代国王，象征着英格兰王政一直到金雀花王朝时代的延续性。

不久之后，理查二世得到了一件宝物：威尔顿双联画。这是一幅令人魂牵梦萦的美丽图画，描绘三位圣徒——忏悔者爱德华、撒克逊时代的孩童国王圣埃德蒙和施洗者约翰——将国王引见给圣母和圣婴。理查二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痴迷几乎和亨利三世一样强烈。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那样的武士国王喜欢传奇中的军人，如亚瑟王和圣乔治，理查二世却自诩为和平的君主，而忏悔者爱德华的爱好和平为编年史家们所称道。1395年，国王修改了王室纹章，在百合花和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上添加了忏悔者爱德华的纹章。

威尔顿双联画富含神秘莫测的象征主义：既指涉了理查二世古老的盎格鲁—法兰西血脉，也含有确凿无误的标志，说明他当真相信君权神授。围绕着圣母的天使们佩戴着白鹿的徽章，似乎他们是国王的仆役，来保护他的。在双联画的背面有一只更大的鹿，斜躺着，脖子上戴着项链，项链的坠子是一顶王冠。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光辉灿烂的王权重塑的表象之下，理查二世虽然比以前冷静沉稳了许多，似乎也更讲道理，但实际上禀性难移。14世纪90年代初，他积极地以更专制、更独裁的方式改造自己的统治。王权并不在于王位或它对公共权威的代表，而是在于理查二世本人。英格兰全国各地的骑士和乡绅们开始接受国王的白鹿号衣。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在王室政府中任职。国王不信任他的公共权威机器；他感到自己需要私人的、可见的、仪式性的方式，将国民与自己维系起来，成为他们的直接领主。

在盛大的公共场合中，有时理查二世的典礼会带有一种恶意。1392年，他与伦敦市民因为一笔贷款的事情闹僵，为了和解，需要举行一场正式加冕礼那种规模的大型盛典。理查二世国王和安妮王后身穿华服，走过街头，而城市行会的人们逢迎巴结地恭候着。国王夫妇得到了奢侈的礼物：打扮成天使的小男孩们向他们送上金币；在圣殿区域，有人呈上了一张黄金桌子；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感恩礼赞，包括前往忏悔者爱德华圣龛的游行。一连几个月，伦敦市民仍然在向国王赠礼，以表忠心；1393年的主显节，理查二世收到了一头骆驼，王后得到的礼物则是一只鹈鹕。

在某种意义上讲，接受臣民的卑躬屈膝，是君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金雀花王朝最成功的国王们——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倾向于和臣民们亲热地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和他们隔绝。亨利二世对王权的尊贵不感兴趣，而是喜欢骑马四处奔走，住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与所有面见他的人嬉笑打闹。爱德华三世乔装打扮为普通人，在比武大会上和自己的骑士打斗，而且非常强调平民在政府中的作用。即便是恶名昭彰的约翰国王也曾亲自审理涉及最低贱臣民的案件。然而，理查二世似乎打定主意，要通过宫廷的豪华排场来突出自己的独一无二和优越。

到14世纪90年代中期，国王渴望得到尊崇的欲望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的心理一直非常脆弱和敏感，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精神失常。1394年6月7日，安妮王后在西恩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她多年来一直是理查二世的好伴侣，他对她感情甚笃。悲痛之中，他命令将她去世时所在的宫殿拆毁，尽管他曾花费巨资来改建这座宫殿作为他们的家。然后，他发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誓言：一年之内，绝不踏入任何他曾与亡妻一起待过的房屋，教堂除外。他极其关注仪式，为了等待从佛兰德进口合适的蜡烛，竟然推迟王后的葬礼两个月之久。但这远远不止是对亡妻的哀悼。安妮的去世似乎触发了什么，理查二世又变回了那个急躁暴跳的孩子。他召唤所有权贵于7月29日到伦敦参加葬礼。阿伦德尔伯爵迟到了，来到国王面前的时候，理查二世竟猛击他的面部，打得他满脸流血地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场国王严重失态的葬礼。1392年，罗伯特·德·维尔在法兰西流亡期间被一头野猪弄伤，不治身亡。他的遗体被施以防腐处理，最终于1395年11月被送回英格兰。许多英格兰权贵拒绝参加他的葬仪。那些参加了葬礼的人看到，国王命令打开他朋友的棺材，给德·维尔冰冷僵死的手指戴了金戒指，并最后一次凝视这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的面庞。

安妮去世以及德·维尔下葬之后，理查二世对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越来越痴迷。他鼓励格洛斯特修道院（爱德华二世的安葬地）的僧侣每年纪念这位被谋杀的国王。1395年，他请求教皇将自己的曾祖父封为圣徒。同一年，他命人为自己在威斯敏斯特的墓穴制作了一道奇怪的碑文：“他打倒了所有侵犯王室特权的人；他消灭了异端分子，驱散了他们的党羽。”这可以解释为理查二世对罗拉德派（遵循约翰·威克里夫教导的基督教改革派）的警惕，但也有些潜在的令人不安的成分。

就像他希望封圣的那位先祖一样，理查二世始终没有真正懂得成功王政的本质——将他的公共权威和王国的需求与他私人的意愿、朋友和品味平衡起来。他对爱德华二世五体投地，而这位国王给国家带来的只有分裂、暴力、腐败和流血，这足以说明理查二世对君主义务的理解是何等扭曲。他感到有必要维持他自己的公务人员，说明他有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迫害妄想狂，他在幼年时便已经有了这种毛病。

但在理查二世的性格里还有另外一种本能，主宰了14世纪的最后几年，而且与国王的爱好和平的自我标榜格格不入。那就是，睚眦必报，复仇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理查二世的复仇

理查二世统治的最初十年中，国家动荡不安。在第二个十年里，他花了很大精力让国民恢复对他统治的信任。14世纪90年代上半叶，国王与御前会议紧密合作，朝政运转良好。议会没有试图清洗行政部门，也没有再羞辱国王。王室财政好转。1394年，理查二世花了七个月时间远征爱尔兰，带去了不计其数的年轻贵族和七千士兵。他在一封信中宣示了此次远征的目标：“讨伐那里的叛贼，建立良好的政府，公正地统治我们的忠实臣民。”这次行动非常成功。理查二世在爱尔兰取得的成就（至少在短期看来）超过了自亨利二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国王。

1396年3月，英格兰终于和法兰西缔结了为期二十八年的停战协定，并敲定了联姻：理查二世将迎娶查理六世年仅七岁的女儿伊莎贝拉，嫁妆丰厚，高达80万法郎。1396年10月，新娘被送来时，理查二世与查理六世在阿德尔（离加来不远）会面，庆祝协定的达成。这是一次富丽堂皇的盛会，原野上到处搭建着华美的帐篷，随处可见珠宝和礼物：黄金的船模、配有银鞍具和珍珠项圈的骏马。两位国王以基督教世界的救星自诩，因为英格兰和法兰西终于和平了，或许能够选出一位教皇，结束罗马—阿维尼翁的宗教大分裂。会议还谈到了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次是反对突厥人。在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看来，英格兰终于“沐浴在和平中，但愿能够借助国王的光辉，享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

1397年1月6日，理查二世三十岁了。三十而立，这是他成年旅途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国王终于成了一个男子汉。或者，他真的是男子汉了吗？即便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表明理查二世在内心深处仍然受到很多困扰，他过于敏感，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大发雷霆、进行血腥的报复。在与法兰西谈判过程中，他的严重的迫害妄想狂的一个早期症状暴露了出来。国王希望在和约中加上这样一条：若有必要，查理六世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镇压英格兰人民。和约的最终文本没有包括这一条，但仍然令人担忧。1386年，理查二世曾向阿伦德尔主教和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咆哮，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邀请法兰西人入侵英格兰，来保障他的王位。这表明，借助法兰西之力维护自己地位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在1397年1月的议会上，国民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届议会是在与法兰西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召开的，有人向国王明确表示，并非所有人都像国王一样，对新的和约感到满意。有人在发牢骚，主要是格洛斯特公爵（据傅华萨记载）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打仗。没有战争，他们就没办法体面地生活。对他们来说，和平百无一用。”其他人则抱怨，国王已经三十岁了，至今膝下没有一男半女，王后年仅七岁，于事无补。还有人对阿德尔庆祝活动的奢侈排场表示不满，因为它耗资高达1.5万镑，差不多是一场相当规模的军事入侵的经费了。理查二世向议会要钱以帮助法兰西国王远征米兰，被议会冷冷地拒绝了。他焦躁起来，亲自到议会为了这项政策摇旗呐喊。“教士托马斯·哈克西”向议会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抱怨王室官吏的流氓行径、苏格兰边境的糟糕状况、国王在各郡持续维持私人军队的行为以及国王内廷的“过分奢靡”。理查二世看了请愿书，当即发作，命令将哈克西逮捕，以叛国罪处死（后来考虑到哈克西是教士，撤销了这个判决）。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1397年初，国王（他在同一届议会上自夸为“英格兰王国全境之皇”）为了自己的帝王尊严受到攻击而越来越恼羞成怒。最令理查二世恼火的就是别人的公开批评。理查二世被逼退到墙角的时候最为危险。

1397年7月，曾与国王对抗了十年之久的三位最资深的上诉诸侯再一次与国王交恶。格洛斯特公爵是批评对法停战协定的贵族的领头羊，他一般都躲在自己的普莱西城堡内，（据傅华萨记载）“对国王深恶痛绝，没有一句好话说”。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参与政治。理查二世确保两项高规格的法律争端对沃里克伯爵不利。阿伦德尔伯爵与国王和冈特的约翰争吵过多次，被完全孤立了。他对国王越来越不满，开始拒不参加御前会议。理查二世突然决定开始报复他们，不足为怪。

1397年7月10日，理查二世亲自带人去普莱西城堡抓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死寂的黑夜中疾驰，他们的白鹿号衣表明他们是国王的忠仆。他们的任务非常特别而且重大：逮捕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在他们背后的伦敦，沃里克伯爵已经被投入伦敦塔。理查二世邀请沃里克伯爵赴宴，把酒言欢，宴席快结束时，国王突然站起来，命令将伯爵逮捕、关入监牢。现在轮到格洛斯特公爵了。

天亮之前，他们来到了要塞的雄伟石墙下。他们做好了武装对抗的准备，但很快就发现，格洛斯特公爵在城堡内的人马极少。国王的兵马远远超过他，因此轻松地冲进了要塞。理查二世向格洛斯特公爵问候，称他为“亲爱的叔叔”。然后，国王命令将他逮捕，武装押解到一艘船上，然后将他送往一座位于加来的监狱。

理查二世此次政变的速度和效率就像爱德华三世于1330年逮捕罗杰·莫蒂默一样。二十四小时之内，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理查二世逮捕了1386年的全部三位资深上诉诸侯。格洛斯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是国王亲自逮捕的。阿伦德尔伯爵被他的兄弟坎特伯雷大主教说服自首，理查二世把他关到了怀特岛。上诉诸侯一夜之间就遭到了惩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用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的话说，王国“突然间、出乎意料地陷入了混乱”。在随后两年内，英格兰在理查二世的暴政下噤若寒蝉。

此次政变之后，朝廷发出一系列声明，称这三位诸侯被捕的罪名是“冒犯国王的尊严”，但否认这些罪名与1386年的事件有关。很少有人相信这话。国民众说纷纭，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述了自己的怀疑。《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一部记述理查二世末年的史书，对他比较同情）的法兰西作者听说，上诉诸侯图谋反对理查二世、冈特的约翰和约克公爵。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声称，理查二世相信自己即将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而选帝侯们要确信他有能力惩戒自己的臣民，才会放心把数十万德意志臣民交给他。其他人，如编年史家阿斯克的亚当，干脆就不相信国王的宣言，他在书中写道，理查二世对之前的敌人素来怀恨在心，之前是在韬光养晦，等待自己政治上羽翼丰满之后对其进行报复。不管动机如何，理查二世这么快速和轻松地铲除了敌人，的确了不得。在1397年7月10日逮捕三名大贵族之后，国王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彻底扫清了之前的所有敌人。

1397年9月17日，议会开幕，与会者大多是保王党人，议程是在士兵的监视下进行的。威斯敏斯特厅正在重新装修，所以会议是在一座大型的四边敞开的木屋内进行的。平民和贵族议员在理查二世的三百名柴郡弓箭手的监视下鱼贯进入会议厅。据伊夫舍姆的僧人记载，国王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发布裁决”，以“超过之前任何一位国王的庄严”主持会议。

大法官——埃克塞特主教斯塔福德起立发表开幕讲话，告诉议员们，政府已经采纳了新的准则。他以《以西结书》37：22为主题：“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这是个不祥的开端。斯塔福德主教讲到正题，向议员们宣布：“若国王拥有足够权威来统治，则必须完全掌控全部的君主尊严、特权和权益。”然后宣布了大赦，但“国王指定的五十人”不在赦免之列。但理查二世没有具体指出这五十人是谁，而是让所有心中有愧的人来恳求他的宽恕。随后一年中，有五百人向国王请求宽恕，并得到了赦免。理查二世这是在强迫他的敌人们自己露头。那些得到宽恕的人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

议会开幕一个月之后，理查二世模仿当年上诉诸侯的做法，让七名贵族（理查二世的侄子肯特伯爵 [1] 和同母异父哥哥亨廷顿伯爵 [2] 、萨默塞特伯爵、诺丁汉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托马斯·德斯潘塞勋爵和威廉·斯科罗普爵士）向他的三个敌人提出抗诉。这七名原告后来大多申辩自己是被国王强迫，才这么做的。但他们的起诉得到了充分利用。在国王本人挑选的议长约翰·布希爵士（沃尔辛厄姆称他在理查二世面前卑躬屈膝，“仿佛在向他祈祷”）率领下，胆战心惊的议会撤销了组建改革委员会的法令，并收回了“无情的议会”后对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赦免令。几天后，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伦德尔（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被罢免，遭到流放。

在此期间，冈特的约翰作为总管大臣主持着议会。让这位年迈的公爵扮演这样的角色实在是残忍，但他毕竟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而且在1394年至1396年期间远在阿基坦公国，因此被排挤出了政治核心。现在他必须讨好理查二世，以保护自己的长子——曾经的上诉诸侯德比伯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并赋予自己与凯瑟琳·斯温福德（他的长期情妇，最终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生的孩子 [3] 合法地位。冈特的约翰在议会上身穿带有鲜红色兜帽的长袍。他尽了自己的义务。9月21日，星期五，阿伦德尔伯爵被带到议会受审。冈特的约翰支持国王。阿伦德尔伯爵因为自己在1386年的所作所为被正式控告叛国，而新的抗诉者们在他周围上蹿下跳，对他出言不逊。“你的赦免令被撤销了，叛贼。”冈特的约翰告诉他的宿敌，然后宣布他犯有叛国罪，死罪难逃。“忠诚的平民议员在哪里？”阿伦德尔伯爵悲愤地环视四周，问道。然后他告诉议长布希：“我对你和你那一伙了如指掌，也知道你是怎么爬上来的。”这话对他没有任何助益。他被带出议会，在伦敦塔山被用剑斩首。行刑人手起剑落，阿伦德尔伯爵的首级干脆利落地滚下，而躯干仍然笔直地站立着，直到足以背诵完主祷文的时间过去，才轰然倒地。

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述称，阿伦德尔伯爵的鬼魂一直纠缠着理查二世，“以无法言喻的恐怖威胁他”。如果这是真的，理查二世也没有放弃报复。随后的星期一，轮到格洛斯特公爵了。这的确是令人忧伤的场面，又一位英格兰国王企图处决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公爵。此前，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被派往加来，押解格洛斯特公爵到议会。诺丁汉伯爵走进噤若寒蝉的议会，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格洛斯特公爵已经死了。

诺丁汉伯爵没有告诉议会的是，公爵是在加来被谋杀的，下令的就是他自己，当然最终的幕后黑手是国王。格洛斯特公爵被从监狱牢房带出，带到一座房屋内，在那里被用羽毛床垫闷死，死亡时间可能是9月9日夜间，也就是议会开幕的九天之前。

诺丁汉伯爵宣读了一份所谓的格洛斯特公爵政治悔罪书，其中格洛斯特公爵承认自己犯有许多与1386年事件相关的罪行，承认上诉诸侯曾在几天之内决定废黜国王，但是因为不能决定由他们中的哪一个来继承王位，于是放弃了计划，重新对理查二世宣誓效忠。这个所谓认罪非常可疑。悔罪书的结尾是恳求国王“对我开恩，宽恕我，……尽管我配不上他的恩典”。即便已经死了，他还是没有得到宽恕。他被追加了叛国的罪名。

9月28日，星期五，轮到沃里克伯爵了。他被带到议会时号啕大哭，将自己参与政变归咎于他人，哭喊着哀求国王饶命。一个衰弱的老人哀求饶命，这是一幅可悲的情景。在其他贵族为他求情之后，理查二世判处他在马恩岛终身监禁，并没收了他的全部土地和财产。1386年的上诉诸侯终于被消灭了。新的政治秩序即将开始。

理查二世将垮台的敌人的广袤领地重新分配，建立了一个新的高级贵族阶层。逃脱了惩罚的两位上诉诸侯是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德比伯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他们分别被晋升为赫里福德公爵和诺福克公爵，而莫布雷的外祖母——布拉泽顿的玛格丽特被册封为诺福克女公爵。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成为阿尔伯马尔公爵。理查二世的侄子——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被擢升为萨里公爵；国王的同母异父哥哥亨廷顿伯爵约翰·霍兰则成为埃克塞特公爵。萨默塞特伯爵约翰·博福特被晋升为多塞特侯爵 [4] 。此外册封了四位新伯爵：国王的朋友和廷臣拉尔夫·内维尔、托马斯·德斯潘塞、托马斯·珀西和威廉·斯科罗普分成被封为威斯特摩兰伯爵、格洛斯特伯爵、伍斯特伯爵和威尔特伯爵。这些封官加爵意味着地产、权力和财富的大规模转移。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周。

9月30日，议会闭幕，最后的仪式是对“无情的议会”的模仿，诸侯在忏悔者爱德华圣龛前宣誓支持此次议会的决议。理查二世高坐在宝座上，威风凛凛、大权在握。整个国家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的少数文学门客之一约翰·高尔鄙夷地写道：“在9月，残忍的暴行执利剑横行肆虐。”

[1] 是第三代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后来晋升为第一代萨里公爵。他的父亲是第二代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

[2] 第一代亨廷顿伯爵约翰·霍兰，后来晋升为第一代埃克塞特公爵。他是肯特的琼的儿子，因此是理查二世的同母异父哥哥。

[3] 即后来的权臣博福特家族，都铎王朝的法统便来自冈特的约翰与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儿子约翰·博福特。

[4] 约翰·博福特是冈特的约翰与凯瑟琳·斯温福德所生的长子，因为是非婚生子，所以尽管有金雀花王族血统，仍被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约翰·博福特的孙女玛格丽特嫁给了埃德蒙·都铎，生下了后来的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埃德蒙·都铎没有金雀花王族血统，因此都铎王朝的法统继承自约翰·博福特。所以说，都铎王朝的继承权非常微弱，得国不正。

理查二世垮台

考文垂全城欢呼雀跃。1398年9月16日，星期一，自破晓以来，城外不远处戈斯福德的比武竞技场上便熙熙攘攘，挤满了骑士和诸侯、主教和到访的外国权贵，以及围观的平头百姓。到处是装饰精致华美的营帐，到处是风流倜傥的骑士侍从，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鲜亮号衣，佩戴着银带扣和甲胄，兵器在他们身侧闪闪发光，令人不寒而栗。这天上午九点，将会发生一个稀罕的事件，吸引整个英格兰的注意力。两位公爵将在国王面前决斗，接受神裁。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赫里福德公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之间很可能有一个人会丢掉性命。胜利者将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这将是当时最伟大的骑士场合之一。

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在1386年时曾是盟友，两人一起加入了上诉诸侯，与国王分庭抗礼。在1397年的清洗中，他们仍然享有国王的恩宠，逃脱了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命运，并且在随后瓜分土地和头衔的狂潮中大赚了一笔。然而，现在他们却是不共戴天之敌。两人不断发生激烈争吵，在议会上、在国王面前互相指责谋逆。威严富丽的理查二世决定，解决争端的唯一办法是武装决斗。

两人的纠纷根源极深，非常复杂。其核心问题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于1398年在议会上的发言。他告诉国王和与会的诸侯，理查二世在议会上的报复令莫布雷十分恐惧，于是莫布雷向亨利警告说，他们两个曾经也是上诉诸侯的支持者，很快就会“完蛋”。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说，莫布雷告诉他，他们得到的赦免令一文不值，国王正在阴谋杀死亨利及其父亲冈特的约翰、撤销1327年对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赦免，并将整个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收归王室所有。这是干系重大的指认。要么是莫布雷在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国王之间挑拨离间，要么他的确相信理查二世正在打算铲除整个兰开斯特家族，将冈特的约翰和他的儿子从金雀花王朝的继承顺序中彻底排除，并借此将英格兰最丰厚的遗产之一占为己有。

事实上，两人的矛盾比这更深。理查二世的宫廷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是冈特的约翰、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兰开斯特家族，另一派则是猜忌、敌视和嫉妒兰开斯特家族的人。现在看来，阴谋杀害他们的不是理查二世，而恰恰是莫布雷。理查二世强烈地相信自己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说的是实话，于是将莫布雷囚禁在王室掌袍部 [1] 。但莫布雷的罪名无法得到证实。而且莫布雷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叛逆言论，拒绝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解，并且要求与他决斗，于是国王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考文垂一派紧张气氛，狂热的观众和大诸侯的武装扈从们都急切地等待着，看谁能够从理查二世暴政的最新一出恐怖大戏中生存下来。

上午九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催动白色骏马，从戈斯福德冲出。这匹高头大马的马鞍上装饰着蓝色和绿色天鹅绒，绣着金色的天鹅和羚羊。他身旁跟随着六名身穿号衣的侍从。他身穿熠熠生辉的板甲和链甲，这都是花了很大价钱从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那里买来的。他携带着一支长剑、一支短剑和一把匕首，他的银盾牌上绘有鲜红色十字，这是英格兰和圣乔治的纹章。他向英格兰的司厩长和最高军务官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以武力抗诉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他是叛贼，对上帝、国王、国家和我撒谎”。他宣了誓，检查了自己的武器，并让神父为其祝圣，并吃了点东西，因为战斗可能会持续到黄昏时节。然后，他将头盔上的面罩拉下，在胸前划了十字，从一名侍从手中接过长枪，骑到自己的营帐处，等待莫布雷。他的营帐装饰着许多红玫瑰 [2] 。

在传令官的号角声中，国王驾到了。理查二世像以往一样衣着华丽，大队私人武装士兵（来自柴郡的弓箭手和武士）前呼后拥。理查二世的忠实的平民议长约翰·布希爵士向围观群众宣布，任何人都不得触碰比武场的木栏杆，否则会被砍手。空气中一派杀气腾腾。这时诺福克公爵到了，身穿红色天鹅绒，战马的披挂上饰有银色狮子和桑树。他也宣了誓，然后走进自己的营帐。他纵马穿过栅栏时，高呼道：“上帝保佑义人！”

战斗的时间到了。两位公爵的长枪都接受了测量，然后他们的营帐都被迅速拆除，以便为比武场留出空地。双方各自上马。司厩长和最高军务官撤离比武场。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向对手冲去。莫布雷在原地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一回合的交锋。

突然间，理查二世站起身来，高呼：“停下！停下！”所有人都呆若木鸡。两位公爵被送回各自的帐篷，长枪都被没收，人们议论纷纷。国王开始斟酌此事，人们就在那里枯坐了两个钟头。最后布希终于站出来，向群众宣布了国王的命令。裁判结束了。不会有决斗。热衷于戏剧性事件和君主威严到了强迫症地步的理查二世宣布将两人都放逐国外，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流放期为十年（后来减为六年），莫布雷则是终身流放。

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将1397～1399年称为理查二世的“暴政”，是很有道理的。王权原本用于保护国王的臣民，现在却被用来镇压他们，让国王从中渔利。莫布雷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决斗被中止之后，理查二世戏剧性的绝对专制（于1397年开始）到达了顶峰。金雀花王朝的统治基础原先是对领土、地产和财富的保护。理查二世被自己的权力搞得神魂颠倒，就像他之前的爱德华二世一样，肆无忌惮地滥用王权。

簇拥在国王周围的是他的柴郡人马：骑士、骑士侍从和弓箭手，全都穿着白鹿号衣，他们虽然原本就有义务保卫国王，却为此领取日薪。理查二世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这群暴徒一般的弓箭手和武士，他们互相之间用浓重的北方方言对话，亲热地称呼国王为“迪肯”。夜间，膀大腰圆的卫兵手执粗大的战斧，侍立在国王寝室外，并对他说：“迪肯，有我们守卫，你大可以高枕无忧。”据阿斯克的亚当（他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消息灵通）记载，柴郡人目无法纪，犯下了累累罪行却能逍遥法外：“不管国王去哪里，他们都守护着他……犯下了通奸、谋杀和不计其数的其他罪行。”理查二世所到之处都带着一只凶猛的大灵，它曾是已故肯特伯爵的宠物。理查二世毫无人君之风。他时刻小心戒备，时刻威胁着自己的人民，更像是个骄横跋扈的领主，与他的整个王国为敌。

1397年夏季，国王开始强迫臣民向他借款。他向各郡发出盖着御玺的书信，索要具体数目的金钱。信中债权人的名字是空白。理查二世的官吏向所有他们认为有油水的人发出这种信，实际上是合法的盗窃。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还开始迫使臣民签署文书，承诺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无条件奉献给国王。如果这些人得罪了国王，国王就可以用这些文书，一夜之间让他们倾家荡产。随着国王的妄想狂越来越严重，他甚至要求臣民在“空白特许状”上加盖印章。据沃尔辛厄姆说，“不管国王何时想对签章的人发起攻击，都可以各个击破”。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明目张胆地违反《大宪章》的做法了。《大宪章》是英格兰政体的神圣的奠基文档，每一届议会上都会按照惯例重新颁布一次。

这是理查二世最强大的时候，他编织着一张经济掠夺和人身威胁的大网。整个郡和整座城市被强迫以天文数字的巨款购买国王的赦免令，被迫以数千镑的数额作为忠顺的保证金。1397年，国王向全国发布了“普遍大赦”，赦免所谓的侵犯国王尊严的集体罪行，但条件是，理查二世要终身享有一笔岁贡。两位新晋大员——阿尔伯马尔公爵和肯特伯爵（分别是理查二世的堂弟和侄子）得到授权，利用叛国法令猎捕国王的敌人。理查二世似乎相信，他的复仇铁手给国家带来了和平。1397年，在给巴伐利亚的阿尔伯特的信中，他写道，他“铲除和消灭了”他的敌人，进行了“严酷的复仇”，“给我的臣民带来了和平，蒙上帝保佑，这和平也许能永世长存”。

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他的恐怖统治远远没有安抚全国。他的私人武装越来越膨胀，将国家逼到了内战的边缘。国王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的时候，贵族们也纷纷效仿。他对土地的大规模重新分配严重扰乱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他所到之处都带着自己的武士的习惯影响了权贵们的势力范围，破坏了各郡的稳定，因为地方上的稳定得益于人民对当地权贵的忠诚。理查二世有时显得心理变态，让他自己的廷臣也胆战心惊。有人生动地回忆道，“在一些庄严的场合，他照例执行了君主的仪式后，便命人在室内安排宝座。从晚饭之后到晚祷时分，他就威风凛凛地坐在上面，一声不吭，注视着所有人；他的目光落到任何人身上，不管他的阶级地位如何，都必须向国王屈膝鞠躬”。

恐怖的气氛令人民如坐针毡。不仅仅是贵族坐立不安，普通百姓也掀起了起义和暴动。1398年3月牛津郡自耕农的起义威胁要杀死国王和贵族；同时期伯克郡也爆发了起义，企图在国王巡游该郡时伏击他。大多数新贵的地位全都来自理查二世的恩典，一个不小心就会失去一切，因此对他争相表忠心，但是这种忠诚是毫无深度的。

理查二世刻意让他的贵族们争吵不休、互相敌视和阴谋暗算。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的纠纷体现了理查二世暴政的许多特点，成为全国瞩目的一场戏剧，其高潮部分是，国王重新申明了自己对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1398年10月，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离开伦敦，开始他的六年流亡时，街头挤满了为他送行的忧伤群众，对他说：“在您回国之前，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喜悦。”（这是傅华萨的说法）这恰恰就是理查二世害怕的——其他人得到民心，也是放逐亨利的动机之一。但他们都不可能想到，国王的堂弟很快就回卷土重来。

1399年2月3日，冈特的约翰在莱斯特城堡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灵柩被缓慢地运过英格兰乡村，送葬队伍周围挤满了身穿丧服的哀悼者。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他被“隆重地”安葬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国王在叔叔临终前拜访了他。后来有个故事，说冈特的约翰在死前将自己阳具周围的溃烂处给理查二世看，警告他以此为戒，不要纵欲宣淫，尽管这警告有些多余。

冈特的约翰在其漫长一生中不曾得到普遍的爱戴，但他在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忠诚地为金雀花王朝效劳，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冒险。他曾经指挥大军征战，也曾率领雄壮华丽的外交使团。他曾长期奋斗，希望夺得西班牙的一个王位，虽然最终没能登基，但他养育的两个女儿分别成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王后。在国内，在爱德华三世晚年，冈特的约翰曾同样顽强地捍卫金雀花王朝的权益；理查二世在位时，他也努力保护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权利。他是激进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的早期支持者，也是伦敦的派系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最重要的是，他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大地产，年收入高达1.2万镑。谁要是继承了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就会成为英格兰除了国王之外最富有、最强大的权贵。理查二世在构建自己强大的领地势力范围时，不可避免地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发生冲突。在英格兰中部的广袤地区，国王与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势力范围互相交叠，造成了许多矛盾，双方也为了争夺追随者而发生了竞争。

冈特的约翰的去世对他的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他是整个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因此在1399年，他对表兄理查二世来说是个可怕的幽灵。在考文垂的决斗被取消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都离开了英格兰。莫布雷的公爵领地被剥夺，于是他决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途中在威尼斯死于瘟疫。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流放一般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他到了巴黎，受到查理六世宫廷的欢迎，可以近距离地监视英格兰局势。他看到的情景是，一位国王在努力征服自己的国家。伟大而古老的英格兰领地一个个落入了理查二世及其伙伴手中。曾经属于沃里克伯爵、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诺福克公爵的土地和城堡都被收归王室。1398年，第四代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他有一定的王室继承权，因为他的母亲菲利帕是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女儿，因此他是爱德华三世的曾外孙）在爱尔兰被杀。他的儿子埃德蒙还是个小男孩，于是马奇伯爵领地被国王收入囊中，对其进行监护。

冈特的约翰的葬礼结束后，理查二世去了兰利，那是爱德华二世最喜爱的地方，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遗体被葬在那里，爱德华二世曾在那里考虑对死敌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进行报复。理查二世抵达兰利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据理查二世的忠仆威廉·巴戈特爵士记载，国王宣布，他宁愿让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的后代恢复继承权，也不愿意让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回到英格兰。巴戈特写信给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告诉他，现在国王已经和他“势不两立”。理查二世于3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剥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对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继承权，并判处他终身流放。

理查二世攫取土地到了最厉害的地步。冈特的约翰晚年害怕的事情果真发生了。1399年春季，他的大片遗产被瓜分给理查二世的主要党羽：兰开斯特、塔特伯里和凯尼尔沃思被封给萨里公爵托马斯·霍兰；在威尔士的领地被封给埃克塞特公爵约翰·霍兰；莱斯特、庞蒂弗拉克特和博林布罗克被赏给理查二世的堂弟阿尔伯马尔公爵。剩余的大部分领地都被掌握在王室手中，其丰厚的收入直接流进了理查二世在诸多王家城堡内建立的金库。正如沃尔辛厄姆所说，此刻英格兰全国人民都明白，理查二世放逐自己的堂弟，不是因为后者与莫布雷的争吵，而是“因为这是个攫取公爵的财产的良机”。理查二世不像是个国王，而是个放纵的盗贼。由于这最后一次攫取土地的恶行，他奠定了自己的命运。

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在巴黎得知自己被剥夺继承权时，并不感到意外。他自幼与理查二世熟识，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期间曾躲在伦敦塔的壁橱内，在理查二世与上诉诸侯的长期斗争中曾经反对过他，也曾支持过他。他知道，国王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在同一时间传到巴黎的其他消息也许会让他吃惊：国王打算率军第二次远征爱尔兰。他会将自己的支持者和大部分私人武装都带过爱尔兰海，英格兰在几个月之内会几乎没有军队驻守。

这是个天赐良机，实在不容错过。理查二世在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有敌人，于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他们所有人取得了联系。他的第一个盟友是托马斯·菲茨艾伦，即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自己的兄弟阿伦德尔伯爵被处决的时候，遭到了理查二世的罢免。阿伦德尔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也许不算太好，但他们都对国王恨之入骨。他们还联系到了英格兰国内对国王心怀不满的分子：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亨利从这些人那里得知，如果他入侵英格兰以夺回自己的遗产，应该会得到许多贵族的支持，大有希望成功。

理查二世于5月底出征，于6月1日抵达爱尔兰。他一定知道英格兰本土可能遭到入侵，因为他将王冠和王室御宝——金雀花王权的关键标志物——以及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儿子蒙茅斯的亨利 [3] ，带去了爱尔兰。他还带去了大部分保王派贵族和大量武士与弓箭手，准备讨伐一些爱尔兰酋长。

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的精神病经常发作，因此法兰西政府朝政紊乱，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不构成威胁。他于6月底离开了法兰西。1399年7月4日，他在亨伯河口的雷文斯伯恩附近登陆。他身边只有不到一百人，算不得令人畏惧的入侵。但据柯克斯托尔编年史家记载，他刚刚登陆，“大群骑士和骑士侍从闻风蜂拥而来投奔他”。他的拥护者包括许多北方伯爵和骑士，包括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哈里·“热刺” [4] ，他享有英格兰第一骑士的威名。

理查二世的国民长期以来饱受欺凌和敲诈，于是纷纷倒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阵营。《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写道，“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公爵，为他效力，向他献上自己的财产，无一例外”。整个英格兰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驾临的消息而欢欣鼓舞。理查二世留在国内的政府以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国王的叔叔）为首，主力干将则为国王的宠臣，包括约翰·布希爵士和理查·斯科罗普爵士。他们于7月中旬企图在牛津组建一支保王党军队，但英格兰中部人民都奔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阵营，因此他们不得不向西一退再退。阿斯克的亚当估计，博林布罗克的亨利麾下拥有十万大军。虽然编年史家们惯于夸大其词，但这一次应该没有夸张。

理查二世于7月底回国，企图在威尔士南部召集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已经到了布里斯托尔。从英格兰到威尔士，消息纷至沓来，声称差不多全国都已经背叛了国王。国王乔装打扮为圣方济各会修士，和少数亲信一起，抛下了在威尔士南部征集的兵马，向北横穿威尔士，抵达康维，索尔兹伯里伯爵正在那里征集一支保王党军队。国王抵达那里的时候，愈发垂头丧气。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四万军队作鸟兽散，士兵们纷纷逃离，还把国王的财物——金银珠宝、骏马华服——都抢走了。

到8月初，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几乎已经是英格兰无可争辩的主宰。理查二世无助地枯坐在康维城堡，向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祈祷，并向朋友们絮絮叨叨，希望法兰西国王会来援助他。而全体国民却证明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少得可怜。8月5日，切斯特伯爵领地（理查二世势力的心脏）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求和。8月9日，切斯特城堡未作任何抵抗，便向亨利的军队投降。尽管公爵命令部下不得屠杀柴郡人，但士兵们还是烧杀抢掠一番。编年史家阿斯克的亚当去考丁顿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发现，教堂被洗劫一空，只剩下门和破碎的箱子。

理查二世完蛋了。他的盟友阿尔伯马尔公爵和伍斯特伯爵投靠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他的同母异父哥哥埃克塞特公爵和侄子萨里公爵被俘。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以英格兰总管大臣的身份派遣诺森伯兰伯爵去康维城堡逮捕理查二世。对仍然痴迷于自己君主权威的国王来说，投降的条件非常可怕。他被传唤自行前往议会，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将在议会上担任英格兰的“主审法官”，而国王的五位盟友——埃克塞特公爵、萨里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卡莱尔主教和理查·莫德林将受到审判，罪名是叛国。国王像往常一样暴跳如雷，大呼小叫地要将自己的敌人处死。“其中有些人，”他说道，“我要活活剥了他们的皮！”但他别无选择。他不得不跟着诺森伯兰伯爵走。

理查二世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在弗林特会面了。尽管国王显然已经是公爵的囚徒，但两人还是假惺惺地按照贵族礼节寒暄了一番。亨利向国王鞠躬致敬，理查二世称他为“亲爱的兰开斯特堂弟”。《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是这次会谈的现场目击者，据他记载，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告诉理查二世，他在“您召唤我回国之前”就回到了英格兰，是因为“您这二十二年来朝纲败坏……因此，在平民的认可下，我将辅佐您治理国家”。

“亲爱的堂弟，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么我也很高兴。”理查二世答道。然后他正式向堂弟投降。他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得到了两匹劣马，在武装押解之下，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一起出发，前往切斯特。切斯特城堡不再是患有妄想狂的国王的军事要塞，而是他的监狱。

[1] 掌袍部（wardrobe）是国王内廷的一个部门，负责保管王室的衣服、财宝和甲胄等。掌袍部控制的资金不受财政部监管，可以算作国王私产，由国王自行支配。

[2] 红玫瑰是后来兰开斯特王朝的标志。

[3] 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国王。

[4] 即亨利·珀西爵士（1364～1403），第一代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长子，当时的英格兰名将，在与苏格兰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珀西家族支持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但后来他们又起兵反叛亨利四世，亨利·珀西爵士阵亡。亨利·珀西爵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的主要人物之一。

理查二世众叛亲离

1399年9月21日，沃里克伯爵的兄弟威廉·比彻姆爵士去伦敦塔拜访了被囚禁在那里的理查二世国王。阿斯克的亚当陪同威廉爵士一同前往，他在自己的编年史中写道，这一天恰好是阿伦德尔伯爵被斩首的两周年纪念日。比彻姆和亚当都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忠实支持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专门确定理查二世的情绪和行为”（这是亚当的说法）。

理查二世在伦敦塔已经被关押了十九天。他的年轻妻子伊莎贝拉也在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手中，被软禁在伯克郡的索宁，待遇优厚。8月底，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命令将国王从切斯特城堡送到伦敦，他于9月2日抵达那里。尽管国王被软禁在舒适的住宅内，而不是被锁在地牢里，但访客们还是发现他情绪低沉。失去了日常的仆役，周围尽是兰开斯特家族的间谍，虎落平阳的国王终于形影相吊、众叛亲离。就连他的灵也不见了踪影。国王在威尔士南部的时候，灵弃他而去。

理查二世感到非常凄凉，这是可以理解的。公爵选择伦敦塔作为囚禁他的场所，实在是刻意刺激他。1381年农民起义的时候，国王和公爵两人都曾在这座王室监狱避难，亨利侥幸躲过了被俘和丧命的噩运。理查二世一定回忆起了他童年的那段经历：他站在伦敦塔的一扇孤窗前，俯视着正在燃烧的伦敦城，目睹整个国家揭竿而起。现在他故地重游，国家虽然没有陷入农民起义的无政府状态，但又一次反对他的统治。

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理查二世坐下和客人们一起用晚餐的时候，“悲哀地说起话来”。“我的上帝啊。这是一个怪异又反复无常的国度。”国王说道，“这么多国王，这么多统治者。这么多伟人垮台、丧命。国家无时无刻不钩心斗角、四分五裂，人们自相残杀、互相仇恨。”然后，他开始例数历史上被自己的人民推翻的英格兰国王们。阿斯克听他讲述了“自王国草创以来，遭遇过这等命运的君王们的名字和历史”。这情景多么可悲：喜爱自己祖先的古老故事的国王，如今发现历史在重演，而他自己成了牺牲品。

“看到……他的灵魂所受的折磨，”阿斯克写道，“并且被派来侍奉他的人都对他毫无感情可言，也不习惯于伺候他，而都是些被派来监视他的陌生人，我走时心头颇受触动，自己思忖着他先前的光荣，以及世间命运的反复无常。”

阿斯克的亚当没有具体说理查二世讲的是哪几位国王的悲惨命运，但也不难猜到：他的英雄——忏悔者爱德华在位期间，国内多次爆发叛乱，最后他在诺森布里亚叛乱之后死去；约翰国王，金雀花王朝第一位被诸侯的意志限制了自己特权的君主；亨利三世，曾经被自己的诸侯俘虏；以及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曾努力为他正名，洗去他名字上的污点。

作为国王，理查二世比上述几位昏君和暴君加起来还要糟糕。像忏悔者爱德华一样，他标榜自己的神性，却不知道生儿育女，传承法统。像亨利三世一样，他痴迷于神圣的仪式，却让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征服事业土崩瓦解。像约翰一样，他对自己的人民施虐。像爱德华二世一样，他与兰开斯特家族敌对，攫取自己贵族的土地，以阴谋诡计污染了政治，虽然在很长时期内得到了许多机会来痛改前非，却冥顽不灵。更普遍的情况是，他听信奸臣谗言，攻击和掠夺自己臣民的财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他培植自己的势力，以一个领主的身份与诸侯争夺利益，却没有尽到更高层的义务：提供公共权威。他相信王权就是威望和辉煌外表，却不懂得去领导。最后，他变得一无所有。

阿斯克的亚当与国王共进晚餐九天之后，即9月30日，星期二，英格兰诸侯与平民代表在威斯敏斯特厅开会。这其实就是一次议会，尽管没有国王的批准，它没有完整的议会地位。大厅一端是空荡荡的宝座，上面盖着金线织物。理查二世仍然在伦敦塔。约克大主教理查·斯科罗普起立，向与会者宣读了一份声明。他说，理查二世因为自己无能，已经同意逊位。重新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地位的托马斯·阿伦德尔起立，询问众人是否接受这个事实。据官方档案记载，每一位贵族都表示同意。然后平民代表们呼喊着表示同意。

理查二世真的是自愿退位的吗？他肯定是别无选择。官方档案给人制造的印象是，他是完全自愿地退位的，说自己“无德无能，不配享有王位”。但同情理查二世的史书《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说法迥然不同。它记载了此次“议会”前一晚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与理查二世的激烈争吵。理查二世口出恶言，大发诅咒，要求见自己的妻子，而亨利拒绝在没有经过议会程序的情况下将他从伦敦塔释放，什么都不肯答应。《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记载：

国王大发雷霆，但束手无策，他对公爵说，他（公爵）对他（国王）和国家都犯下了滔天大罪。公爵答道：“议会召开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国王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在室内踱了二十三步，一言不发；然后他脱口而出：“……这二十二年来，你一直当我是你的国王，却怎敢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你像奸诈之徒一样对待我，像叛贼对待主人一样；我发誓，要和你们当中四个最优秀的人决斗。”国王这么说着，将自己的帽子丢到地上。

这仍然无济于事。会议代表们同意将国王废黜，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司法程序快速采取了措施。圣艾瑟夫主教向众人宣读了三十三条废黜国王的条款。这是理查二世的罪状录，从他登基伊始，一直讲到他暴政的最后日子。其中包括：他在14世纪80年代的“邪恶统治”；他对上诉诸侯的摧残（“国王对这些人特别仇恨，因为他们希望国王受到良好的节制”）；他让德·维尔组建一支军队以镇压自己的人民；他驱使来自柴郡的“大群为非作歹之徒”镇压自己的臣民；出售赦免令以敲诈勒索；篡改议会档案、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不公；滥用赋税与贷款；拒绝“维护和捍卫国家的公正法律和风俗习惯”；数不胜数的勒索和欺骗罪行；将王室珠宝运往爱尔兰；违反《大宪章》；一项泛泛而谈但极其严厉的谴责，即“国王的言辞和文字如此反复无常、虚伪矫饰，尤其对教皇和外国君主亦是如此，以至于无人敢信任他”。

罪状宣读完毕之后，圣艾瑟夫主教发出了废黜国王的裁决。然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从议会席位上起立，划了十字，然后宣布王国属于他，用英语说道：“以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义，我，兰开斯特的亨利，在此宣布，英格兰王国、王位及其所有权利与附属物，均归我所有，因为我拥有善良的亨利三世国王的正当血统。由于朝纲败坏、良好法律被废止，国家几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上帝赋予我莫大恩典，让我在亲朋的援助下，收复了王位。”他拿出理查二世的御玺，向众人展示，然后拉住阿伦德尔大主教的手。坎特伯雷大主教领着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走到大厅前部的金御座前。亨利在御座前跪下，作了祈祷。他睁开眼睛，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分别扶着他的一只胳膊，帮他在御座上坐下。威斯敏斯特大厅回荡着贵族和平民代表们的欢呼和掌声。

英格兰人民的呼唤震撼着大厅。巨大的声响向锤梁屋顶（王室耗费巨资请亨利·伊夫利建造的）飞去，环绕着四壁上的白鹿图案，在从忏悔者爱德华到理查二世的十三位英格兰国王的雕像间回荡。这声响还回荡在一个新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的耳际。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一位新国王被选举产生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英格兰王位被突然篡夺了。1399年10月1日，理查二世被正式褫夺全部宗主权和王位。四个月之后，他将会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狱中活活饿死。10月13日，忏悔者爱德华的宗教节日，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为了强调这位新国王的王族血统。但这无法掩盖赤裸裸的现实。在连续八代君主、245年统治之后，金雀花王朝的法统传承中断了。今后，大贵族也能互相攻杀、争夺王位了。理查二世愚蠢而贪婪，他对王权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理解错了，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性的后果，终于将他继承的一切抛进了历史的火堆。

英格兰王政的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帷幕。

终章

亨利四世成功篡位之时，他的热诚拥护者阿伦德尔大主教将他比作犹大·马加比，即《圣经》时代的传奇英雄，他率领上帝的选民揭竿而起，反抗压迫者，将恶人逐出耶路撒冷，并重新净化了圣殿。这是个很有针对性的比拟：与亨利四世一样，马加比也是凭借个人勇气和军事天才，成功地领导人民奋起反抗。他是凭借自己的正义性，而不仅仅是靠出身才成为君主的。

亨利四世登基之后，便开始了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强调新国王的神圣性，以及他在务实的层面上是多么适合当国王。他不仅是在1399年的圣爱德华日加冕的，而且在加冕礼上，他的涂油礼所用的圣油就是据说由圣母玛利亚直接送给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的那一瓶，后来这瓶圣油成为新国王的外公——爱德华三世的得力大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财产。在庆祝亨利四世加冕礼的宴会上，一位骑士——托马斯·迪莫克爵士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厅。他宣称自己是国王的捍卫者，并向众人宣布，谁要是敢质疑亨利四世当英格兰国王的权利，“他做好了准备，要在此时此地，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没有人敢回应他的挑战。

如果亨利四世作为英格兰新国王的地位无可争辩，那么理查二世在被废黜四个月之后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阿斯克的亚当对老国王垮台的速度之快深感惊异，“（理查二世）被命运之轮掀翻，在人民的沉默的唾骂声中，悲惨地落入亨利公爵手中”。阿斯克的亚当在给理查二世的信中写道，若国王“顺应天意和民意来理政，那么您一定会配得上人民的颂扬”。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如此轻而易举地夺得王位，人民对理查二世的死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但就和爱德华二世一样，只要理查二世还活着，旧政权的倒台宠臣们就有可能寻衅滋事。1399年12月，一群前保王党人炮制了一起阴谋，为首的是拉特兰伯爵爱德华（即理查二世的侄子、先前的阿尔伯马尔公爵，后被议会削去了公爵头衔）、索尔兹伯里伯爵约翰·蒙泰古、理查二世的同母异父哥哥约翰·霍兰和侄子托马斯·霍兰（他们的埃克塞特公爵和萨里公爵头衔也被削去了）。阴谋集团企图在1400年1月6日主显节这一天（理查二世的四十三岁生日）冲击温莎城堡，扰乱第十二夜庆祝活动，绑架新国王及其儿子哈里王子（已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阿基坦公爵、兰开斯特公爵、康沃尔公爵和切斯特伯爵），并营救老国王。但幸运女神早就抛弃了理查二世及其同党；由于内鬼出卖，这次阴谋很快就东窗事发，被粉碎了。亨利四世和王子都安然无恙，叛贼分散到英格兰全境，企图煽动民众暴动，但都失败了。托马斯·霍兰和索尔兹伯里伯爵被赛伦塞斯特的愤怒群众斩首，约翰·霍兰则在群众的呼吁下在普莱西（恰好是1397年理查二世逮捕格洛斯特公爵的地方）于傍晚时分被斩首。另一名密谋者托马斯·德斯潘塞爵士在布里斯托尔被平民杀死。人民并没有发动起义来支持老国王，而是对他的党羽再次企图破坏英格兰政体而普遍感到义愤填膺。

主显节阴谋的败露推动了理查二世的最终死亡。被废黜的国王被羁押在庞蒂弗拉克特，终身服刑。据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得知这些不幸的事件后，他精神失常，自行绝食，丢了性命，传闻就是这样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对理查二世较为同情，暗示他是被谋杀的，宣称国王是被一个叫作“皮尔斯·艾克斯顿爵士”的人害死的，他用斧子砍碎了国王的脑袋。真相很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理查二世可能是被新国王的政权下令饿死的，因为新政权再也不能容忍他继续存在，就像罗杰·莫蒂默在1327年不能容忍爱德华二世活下去一样。阿斯克的亚当认为，饿死理查二世的凶手是一个叫作“N. 斯温福德爵士”的人（最有可能是亨利四世的内廷骑士托马斯·斯温福德爵士）。

理查二世的死亡日期可能是1400年的圣瓦伦丁日，到2月17日肯定已经死了。他死后，亨利四世煞费苦心地将自己表兄的尸体展示给全国。理查二世瘦骨嶙峋的遗体被从庞蒂弗拉克特运往伦敦，脸部露出来让所有人见证。遗体在圣保罗大教堂停放两天之后，被运往兰利（位于赫特福德郡）比较私密的王室宅邸下葬。

理查二世被废和亨利四世登基令同时代人颇感惊愕和困惑。阿斯克的亚当的“命运之轮”的比喻特别恰当。老国王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放逐，处于自己暴政的巅峰时，似乎是整个金雀花王族最强盛的一位国王。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他的政府就垮台了，他自己也丢了性命。天意真是不可预测。但理查二世的倒台并非仅仅是由于上苍的反复无常。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残暴行为、凶恶荒政、宠信奸佞给他自己带来了噩运，是咎由自取。他无视自己的王国，一心中饱私囊，持续地蔑视自己的加冕誓言、《大宪章》和议会的尊严。理查二世如此倒行逆施，导致他的血缘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很轻松地夺得了王位。亨利打出的旗号是金雀花王朝最古老的原则，它是自1215年以来每一场政治和宪法危机的核心：国王应当在守法的前提下统治，并接受国内贤良的进谏和辅佐。

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为废黜老国王的行为作辩解，但王室始终没有从理查二世被废的伤痛中痊愈。爱德华二世是被自己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取代的，而理查二世的情况不同，攫取他王位的是一个自称拥有王室血统的贵族，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单方面地抢夺王位的。从父系血统来看，亨利四世或许是最优先的王位继承人，但若考虑母系，埃德蒙·莫蒂默的继承权或许比他更优先，因为埃德蒙·莫蒂默是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女儿——阿尔斯特女伯爵菲利帕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是被废国王的儿子，而亨利四世不是。他只是理查二世好几个堂表兄弟中的一个，大家都是王室宗亲，都有继承权。亨利四世的篡位等于是跨过了卢比孔河 [1] ，再也不能回头。15世纪中叶爆发的战争（今天被称为玫瑰战争），起初是一场事关政治的战争，但由于亨利四世篡位而引发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很快演变成了金雀花王朝的继承战争，直到亨利七世登基，才终于尘埃落定，而亨利七世简直算不上金雀花王族的人（亨利七世登基之后，企图利用大量的浮华排场证明自己拥有爱德华三世的血脉，以将自己的篡位合法化，他和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后来杀害和铲除了英格兰贵族中每一个有金雀花王族血统的人）。理查二世的被废标志着这个悲惨故事的开端。

在某些意义上，亨利四世的登基将英格兰王政倒退回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自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排挤了斯蒂芬的儿子尤斯塔斯，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以来，王室法统的传承还从来没有如此明显地将血缘关系和选举原则及争权夺利的残酷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像金雀花王朝在1189～1377年那样，如此稳定而轻松地传承大统。

当然，理查二世的被废并没有将时光逆转到诺曼时代。金雀花王朝遗产的影响极其深远，到1400年，英格兰已经不再是12世纪中叶的那个盎格鲁—诺曼王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王这个位置已经被完全翻新了。到1400年，国王不再仅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拥有司法裁判、收取封建贡金和代表全国开战的特权，而且是一个保有职位的人。然而，国王虽然有极大权力，但也有极大的责任，受到复杂的宪法契约的约束（这种契约将国王与各阶层联系起来）。诺曼时代的国王们（以及他们之前的撒克逊诸王）有时会授予臣民有限的、极其含糊的自由特许状，并根据习惯法来统治，但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出现了极其复杂和精细的政治哲学，向全国人民阐释了国王的义务，也向国王阐释了国民的义务，还发展出了一大批普通法和法令，借以治理国家。国王仍然是国内普遍权威的来源，但他的权力支撑着司法与立法的复杂体制。

虽然统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国王的行动和个人意志仍然起到极大的作用。国王们的个性，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妻子、兄弟、儿女和堂表兄弟——的个性，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统治和他们的世界。在这层意义上，政治在根本上仍然是无法预测和不稳定的。但是，如今王权与国王本人已经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君主统治的制度和哲学与国王本人之间的区分比以往历朝历代都更明显。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国王都比前一位国王受到政治体制更多的影响，这种体制将广泛的国民吸纳进了政府当中。议会包括各郡平民的代表，而不仅限于大贵族和教会权贵。议会保留着批准征税的权力，以此换取国王听取他们的申诉、为他们主持公道。国民可以审视政府，可以弹劾不称职的大臣，最终连国王也可能被废黜。即便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最精明强干和最成功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也在1297年、1341年和1376年经历过不舒服的时刻。在接下来的15世纪里，议会和战场都将成为政治动荡的论坛。

除了议会之外，金雀花王朝还赋予英格兰一个复杂而根基很深的制度，即王国政府直接参与地方事务。政府工作不再仅仅是侍奉国王的教士、文书和主宰各自领地的大权贵的专利。政务由威斯敏斯特的一群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吏和各郡的世俗官吏执行，这些人来自平民，但代表王室工作。法官、律师、文书、会计、郡长、执行吏、王室私产管理官和充公产业管理官都来自中层阶级，他们这种出身的人现在可以从军，也可以当官。在诺曼时期，参政议政的人只包括少数地位最高的主教和诸侯，而现在甚至扩大到了富裕农民。这些农民就像1381年的起义者那样，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王国政府，并有权以非常高端的方式（高端到令人意外）表达自己的不满。在13世纪，《大宪章》不断得到重新颁布，其文本被钉在几乎每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大宪章》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所有阶层和背景的人们的意识中。1450年，杰克·凯德揭竿而起反对亨利六世，当时的英格兰下层阶级显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英格兰政体中的地位。诺曼王朝治下的英格兰比一个殖民地强不了多少，统治者高高在上，从遥远的地方遥控英格兰。而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和最成熟的王国之一。

王权的象征也经历了演化。现在英格兰有了两位全国性的圣徒：忏悔者圣爱德华和圣乔治。他们代表着金雀花王朝的两副面孔：虔诚的神圣受膏君主和得到上帝佑助的战士。早期的英格兰圣徒，如殉道者圣爱德华和圣埃德蒙，现在大多已经被遗忘了，而忏悔者圣爱德华和圣乔治则被巧妙地编织进英格兰历史的叙述，成为雄伟建筑的装饰，以及王权的象征图像。这两位圣徒仍然继续对英格兰人的想象施加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圣乔治成了英格兰军事荣耀的象征。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追忆这位贤君的统治及百年战争中英格兰命运的最辉煌时刻时写道：“呐喊吧，上帝保佑哈里、英格兰和圣乔治！”爱德华三世鼓励对圣乔治的崇拜，并设立嘉德勋位，给这种崇拜赋予具体的形式。圣乔治成为国民想象的一部分，永垂不朽。

金雀花王朝的两位圣徒为英格兰王权的两个关键核心赋予了神圣的光辉。忏悔者爱德华的光荣陵寝设在改建后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中心，金雀花王朝的家族陵墓就环绕着它。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国王都会被安葬在这座陵墓中。爱德华二世尽管与忏悔者同名，但一生作恶多端，死去的时候没有国王的名分。为了惩罚他可耻的暴政，他被孤零零地埋葬在格洛斯特修道院，与其他国王分开。理查二世同样也没有资格安息在威斯敏斯特。他于1395年命人建造的超级豪华的双人陵墓（以珀贝克大理石为基座，带有铜像）中最后只安葬了波西米亚的安妮。理查二世的长眠之地是兰利，臭名昭著的恶棍皮尔斯·加韦斯顿就被埋葬在那里。直到1413年，亨利五世继位的时候，理查二世的遗体才被转移到威斯敏斯特，终于来到他的妻子和忏悔者爱德华的身边。1381年，在前往史密斯菲尔德面对瓦特·泰勒的起义军之前，理查二世曾在忏悔者爱德华的陵墓前祷告。

圣爱德华享受尊崇最多的地方是威斯敏斯特的王陵，而在较近期受到膜拜的另一位国民圣徒接受景仰的场所则是温莎圣乔治小教堂的嘉德骑士座位。这座小教堂后来由爱德华四世重建，成为英格兰历代君主的另一个长眠之地。爱德华三世建立了嘉德骑士团，礼拜圣乔治，推崇尚武骑士的光荣法则，重新塑造了这位军人国王与大诸侯之间的关系。它为爱德华三世及其儿子们与法兰西的残酷战争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荣誉性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圣乔治甚至取代了神话中的亚瑟王，成为英格兰征服的英雄。毫无疑问，对亚瑟王（其实他原先是威尔士的英雄，于爱德华一世在位时被英格兰人窃取）的崇拜是在金雀花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亚瑟王传说也从民间传说故事的主题演化成了王室排场的可靠元素（而民间传说故事的最早代表是不法之徒替天行道的故事，如罗宾汉的歌谣）。但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圣乔治崇拜则更强大有力。亚瑟王给了爱德华一世借口去征服威尔士和压倒苏格兰（尽管这种借口纯属谎言），而圣乔治的大旗的作用甚至更大：它将国王与贵族和骑士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奋战，并最终鼓舞整个英格兰在海峡对岸征战。自1204年约翰丢失诺曼底、盎格鲁—诺曼王国开始痛苦而永久性地破裂以来，除了爱德华三世，没有一位国王能够完成这样的功业。

在金雀花王朝时代声名远扬的圣徒不只是圣爱德华和圣乔治。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英雄，他们都被认为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尽管并不是全都被封为圣徒。这些英雄是在对抗国王的过程中丧命的伟人。在坎特伯雷，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墓地是英格兰最利润丰厚的朝圣地。这位喜好争吵的大主教被亨利二世谋杀，他的圣龛浸染着鲜血和传说，其神圣程度足以与欧洲大陆上的许多朝圣地（从巴黎的巴黎圣礼拜教堂到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条条朝圣路上有诸多这样的圣所）媲美。从亨利二世本人开始，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都来到圣托马斯的圣龛前，要么是祷告以寻求坚毅的勇气，要么是为了胜利而感恩。圣托马斯的圣龛一直是最神圣的场所，直到1538年，亨利八世解散天主教修道院期间命令将它拆毁。圣龛被拆除，贝克特的遗骨被抛弃在小溪里。今天，贝克特圣龛只剩下了一支小蜡烛和一块匾铭，但贝克特仍然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被害也是英格兰历史正典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肯定比另外两个与金雀花国王对抗的人——西蒙·德·孟福尔和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更有名，尽管这几个人的遗体和圣龛都有所谓的奇迹异象出现。

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战场上的成功，王朝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军事成就给英格兰留下了印迹。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正如英格兰政府和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一样，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革新。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约翰与他们的诺曼祖先有很多共同之处，在他们的时代，战争艺术就是攻城的艺术。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战役几乎全都发生在城堡和设防城镇的城墙下。亨利二世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部署是1159年将金雀花王朝各领地的联军调遣到图卢兹城下，但攻城失败；理查一世的威名是在攻打阿卡和雅法的战斗中建立的，他也死于另一场攻城战，即沙吕—沙布罗尔城下。约翰丢掉了诺曼底，因为他在1203年从腓力·奥古斯都手中争夺加亚尔城堡的大胆尝试失败了；1214年，他率领盟友们企图在布汶与法兰西国王正面交锋，却吃了败仗，这是他的统治的标志性失败。三个风云变幻的年头之后，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王子兴兵攻打林肯城，威廉·马歇尔以亨利三世的名义冲进城，将法兰西军队打退到海峡处，挽救了金雀花王朝。

但从13世纪中叶开始，正面交锋的对阵取代了攻城战，成为英格兰人作战的决定性手段。起初，正面对阵是遭到内战挑战的金雀花国王们的不得已手段：1263年的伊夫舍姆战役中，西蒙·德·孟福尔被残忍地砍成肉泥；1322年，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被自己的堂兄爱德华二世打败之后遭到斩首。从13世纪末开始，英格兰国王们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依赖正面交锋来对付国外敌人。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在福尔柯克和邓巴的大胜令苏格兰闻风丧胆；爱德华二世在班诺克本一败涂地。在1327年凄惨的夏季，爱德华三世在斯坦诺普园林大败，丢尽了颜面，但从中学到了战争艺术的许多教训。1333年，他在哈立顿山报仇雪恨。自此之后，英格兰军队在战场上的排兵布阵成为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场面之一。

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军事上出现了一些变革。他让乘骑武士下马，在近距离作战，并利用乘骑弓箭手扰乱敌人骑兵的冲锋、向敌人步兵射出致命的箭雨。这些军事变革为他赢得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胜利。百年战争使得英格兰人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法兰西可以一决高下，这种观念影响着两国关系，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克雷西和普瓦捷这样的胜仗永载史册，闻名遐迩，而军事策略的革命后来在亨利五世时代达到巅峰。1415年的圣克里斯宾节，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取得了令人咋舌的辉煌胜利，英格兰弓箭手不可战胜的威名得到了确立。在英格兰神话、传说和传奇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令人畏惧的弓箭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格兰弓箭手在圣乔治的十字和英格兰狮子与法兰西百合花并置的大旗下纵马奔向战场；英格兰国王在敌境亲自与法兰西人肉搏；黑太子在克雷西赢得他的马刺（骑士勋位）：这些故事始终是英格兰历史上的标志性画面，被一代代人传颂。

克雷西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爱德华三世正在考虑设立嘉德勋位。克雷西战役也是黑太子的军事生涯和英格兰在军事上的短暂但辉煌的主宰时期的开端，这段辉煌始终被人们所景仰与讴歌。英格兰王室图像符号中有这么多部分，尤其是与嘉德勋位相关的部分，都源自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军事胜利。我们也不能忘记，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理查一世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是多么脍炙人口。对于在21世纪努力共存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十字军东征”这个词仍然有浓重的政治意义。有些现代宣传家会追溯既往，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视为八百多年前理查一世与萨拉丁的战争的延续。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但很有诱惑力。但在当年，“十字军东征”具有关键性意义，将英格兰王室的视野扩展到了中东，让英格兰国王们在最具威望的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金雀花王朝军事遗产的另一个方面奠定了英格兰与不列颠群岛其他部分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大体上延续至今。在金雀花王朝之前，只有神话中的亚瑟王据说曾统一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王国。但从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一直构想着由英格兰统一不列颠群岛，并且只差一点就实现了。为了报复狮子威廉参与1173年的大叛乱，亨利二世第一次将苏格兰变成了英格兰的附庸国。爱德华一世则更进一步，羞辱了苏格兰国王，迫使其向自己俯首称臣，并将苏格兰神圣的加冕石从斯昆修道院抢走，做成了自己的加冕宝座的基石，放在威斯敏斯特。苏格兰的加冕石就一直留在那里，一直到1996年才被归还给苏格兰。但爱德华一世及其孙子爱德华三世发现，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强迫苏格兰人爱戴英格兰国王。金雀花王朝在英苏边境以北的残酷镇压使得苏格兰人对英格兰的仇恨永远不能彻底平息。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植根于13和14世纪的事件，如果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能够在21世纪达成心愿，切断与不列颠的联合，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苏格兰的独立是始自中世纪全盛期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

在威尔士，金雀花王朝留下的印迹同样不可磨灭。爱德华一世从13世纪80年代起建造的一系列城堡至今屹立。它们是很久以前的征服的纪念碑，并提醒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居民们，那场争夺威尔士主宰权的斗争决定了英威关系的许多条件，直至今日。爱尔兰人对英格兰征服者的怨恨同样恒久。在有些人看来，英国—爱尔兰漫长而困难重重的关系史的开端要追溯到1155年，唯一一位出身英格兰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向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亨利二世授予了《褒扬令》诏书。在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中，只有亨利二世、约翰和理查二世曾涉足爱尔兰，但没有什么特别光彩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确立了英格兰人在爱尔兰海对岸称王称霸的观念，也招致了本土爱尔兰人激烈的反抗。这是一个尚未结局的故事的开端，但毕竟是个开端。

除了这一切之外，金雀花王朝还以非常显而易见的方式改变了英格兰。国家在1400年不仅仅是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外观也与过去截然不同。八代英格兰君主大兴土木、赞助艺术，改造了英格兰的外貌。金雀花王朝建造了宏伟的城堡、宫殿和猎苑。他们雇用了各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师。威斯敏斯特、温莎和威尔士诸城堡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在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中，王国在许多其他方面也成熟了。伦敦旧貌换新颜；都城快速扩张，正在成长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在多佛尔，亨利二世晚年改建的雄壮要塞巍峨地俯视白色的峭壁，恫吓着法兰西侵略者。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造就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哥特式尖塔和飞扶垛。自罗马人离去之后，砖石建筑第一次被重新引入英格兰。新城镇和港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多是在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骤降之前建成的。朴次茅斯是理查一世建立的军事城镇，但其他港口，如哈里奇（1238年从亨利三世那里获得特许状）和利物浦（约翰国王1207年建立）在王室的恩宠下也欣欣向荣。同时，14世纪的人口暴跌，许多村庄十室九空，但不能说这是金雀花国王们直接造成的后果。

最后，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英语终于成为主流语言。12世纪40年代，年轻的亨利二世在寒风中登陆英格兰海岸时，他对英语只有最基础的理解。他肯定不会认为英语是一种有用的语言，因为重要的对话都用不到它。当时没有一个有地位或有才能的人会用英语和他说话。亨利二世宫廷的语言是诺曼法语，或许还有阿基坦的埃莉诺及其来自法兰西南方的侍从们说的奥克语。官方文档的语言则是拉丁语。

语言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金雀花王朝末期，甚至更晚近，因为法语仍然是最高雅的宫廷语言，适合贵族们说，而拉丁语仍然是法庭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语言。但到了14世纪，英语的地位已经崛起。1362年为了庆祝爱德华三世的五十大寿而在议会上颁布的《申辩条例》规定，英语为王家法庭和议会的工作语言。这次议会也是中世纪英格兰王权的一个巅峰。于是，原先被认为粗鄙不堪的本土语言的地位逐渐提高。到理查二世在位时，杰弗里·乔叟、约翰·高尔、威廉·郎兰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作者正在将英语从一种愚民和农奴的语言转变为诗歌和学术的语言。后来，英语不仅变成了帝王将相的语言，甚至成了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一种语言。

理查二世的遗体被从庞蒂弗拉克特运往伦敦的时候，一个旧王朝凄惨地终结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个新的动荡不安的世纪拉开了大幕。理查二世的被废和惨死中断了从亨利二世开始的直系继承的法统，给国家带来了耻辱。但这也标志着一个变革、发展、成长的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英格兰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而踌躇满志的国家。在二百四十六年风云激荡的统治中，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英格兰。他们将一个政体松散、脆弱、容易分裂的国家转变成了当时最强大、最进步的国度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给英格兰人的想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约29公里长的河流。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是一句很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这个习语源自前49年，根据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法律，任何将领都不得带领军队越过作为意大利本土与内高卢分界线的卢比孔河，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变。恺撒冒险破除此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

推荐书目

读者诸君若希望对本书探讨的一些重要主题和人物有更多了解，不妨参考这个书单。

若要研究英格兰历代国王生平或英国历史上的任何关键人物，都应从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l Biography 开始，目前在oxforddnb. com网站上可以付费使用（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可以提供免费访问）。

另一个有价值的在线资源是British History Online （british-history.ac. uk），它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以及政府档案。很多图书馆都可以免费访问这个网站。这里特别有用的是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档案（在sd-editions. com/PROME/home. Html也可找到）。

希望阅读关于金雀花王朝的原始文献的读者可以从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主编David C. Douglas）开始，该书的第2、3、4卷覆盖了1042年至1485年这个时期。关于该时期建筑工程的详细资料，可参阅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作者H. M. Colvin，两卷本，1963年出版）。

第一部：灾祸的年代（1120～1154）

关于英格兰早期历史，Robert Bartlett的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2000年出版）很有帮助。亨利一世的标准传记是C. Warren Hollister的Henry I （2001年出版）。

近期研究玛蒂尔达生平的最佳著作是Helen Castor的She-Wolves：The Women Who Ruled England Before Elizabeth （2010年出版）。最新一部专门研究玛蒂尔达的著作是Marjorie Chibnall的The Empress Matilda：Queen Consort，Queen Mother and Lady of the English （1993年出版）。关于玛蒂尔达和该时期的其他英格兰王后，还可参考Lisa Hilton的Queens Consort：England’s Medieval Queens （2008年出版）。关于斯蒂芬，可参阅David Crouch的The Reign of King Stephen （2000年出版）和Edmund King的The Anarchy of Stephen’s Reign （1994年出版）。

重要的第一手编年史包括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 （Marjorie Chibnall编译，1968～1990年出版）、William of Malmesbury的Historia Novella （K. R. Potter译，Edmund King编，1998年出版）和Gesta Stephani （K. R. Potter编译，1976年出版）。

第二部：帝国的年代（1154～1204）

W. L. Warren的Henry II 仍然是金雀花王朝创始人最佳的一部完整传记，但最好同时参阅Henry II：New Interpretations （Nicholas Vincent与Christopher Harper-Bill编，2007年出版）。Ralph V. Turner的Eleanor of Aquitaine （2009年出版）是对金雀花王朝第一位王后的最新研究著作。另可参考Eleanor of Aquitaine：Lord and Lady （Bonnie Wheeler与John Carmi Parsons编，2003年出版）。给亨利二世制造麻烦的大主教的最新传记是John Guy的Thomas Becket （2012年出版）。关于贝克特生平和死亡的原始资料，可参阅The Lives of Thomas Becket （Michael Staunton编译，2001年出版）。Frederick Pollock和F. W. Maitland的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1968年出版）中记述了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

John Gillingham的Richard I （1999年出版）是狮心王的权威传记。Thomas Asbridge的The Crusades （2010年出版）概述和分析了理查一世在圣地的冒险。Frank McLynn的比较传记Lionheart and Lackland：King Richard，King John and the Wars of Conquest （2006年出版）详细记述了理查一世与腓力二世的战争。W. L. Warren的King John （1978年出版）努力将约翰的缺陷与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并置。较老的、对约翰批评较严厉的传记包括Kate Norgate的John Lackland （1902年出版）和J. T. Appleby的John，King of England （1959年出版）。阅读这些书的同时都应当参考King John：New Interpretations （S. D. Church编，1999年出版）。关于金雀花王朝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战争的综述，David Carpenter的The Struggle for Mastery：Britain 1066-1284 （2003年出版）非常关键。关于诺曼底失陷的意义，请参阅Daniel Power的The Norman Frontier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004年出版）。约翰的死敌法兰西国王的最新传记是Jim Bradbury的Philip Augustus：King of France 1180-1223 （1998年出版）。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2、3卷包括古代编年史的长篇选摘，来源包括William of Newburgh、Walter Map和Geraldof Wales的。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 （A. J. Holding编，S. Gregory译，David Crouch注释，三卷本，2002～2006年出版）是一部值得细读的重要著作。Roger de Hoveden编年史的英译本是The Annals of Roger de Hoveden （H. T. Riley编，1853年出版）。Richard Fitz Nigel关于政府和行政的洞见被收入Dialogus de Scaccario and Constitutio Domus Regis （Emilie Amt与S. D. Church编译，2007年出版）。

第三部：对抗的年代（1204～1263）

关于约翰在位时期诸侯叛乱的经典研究著作是J. C. Holt的The Northerners：A Study in the Reign of King John （1961年出版）。J. C. Holt的Magna Carta 是对《大宪章》的精彩研读，并收入了从1215年至1225年《大宪章》的完整文本。Ralph V. Turner的The King and His Courts：The Role of John and Henry III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1199-1240 （1968年出版）研究了约翰在司法中扮演的角色。H. J. Richardson的The English Jewry Under Angevin Kings （1960年出版）研究了约翰对英格兰犹太人的处置。Anthony Julius的Trials of the Diaspora （2010年）将这段历史置于大的背景当中。

耶鲁的书系包括大部分英格兰君主的现代传记，只有极少数君主没有传记，亨利三世是其中一位。读者可参考F. M. Powicke的Henry III and the Lord Edward：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1947年出版）、D. A. Carpenter的The Minority of Henry III （1990年出版）和D. A. Carpenter论文集The Reign of Henry III （1996年出版）。D. A. Carpenter的“King Henry III and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The Origins of the Cult”一文（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第122期，2007年出版）探讨了亨利三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痴迷。Nicholas Vincent的Peter des Roches，Bishop of Winchester 1205-38：An Alien in English Politics （1996年出版）也很重要。关于13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请参阅J. R. Maddicott的Simon de Montfort（1994年出版）。Marc Morris的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Edward I and the Forging of Britain 精彩地记述了爱德华王子在政治危机中的早期参与情况。关于爱德华王子在登基前的政治教育，见“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一文（载于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的1986年第1期）。

关于约翰与诸侯的斗争，Roger of Wendover的Flowers of History （J. A. Giles译，1849年出版）非常有价值。Matthew Paris续写了Wendover的编年史，他和亨利三世的宫廷非常亲近。他的作品以拉丁文出版为Matthaei Parisiensis，Monachi Sancti Albani，Chronica Majora （H. R. Luard编，七卷本，1872～1873年出版）。亨利三世宫廷的书信被收入Royal and Other Historic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III （W. W. Shirley编，两卷本，1862～1886年出版）。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7 （R. F. Treharne与I. J.Sanders编，1973年出版）收入了关于亨利三世与德·孟福尔战争的论文。Thomas Wright’s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 （P. Cross编，1996年出版）收录了当时的诗歌和原始文献。

第四部：亚瑟王的年代（1264～1307）

爱德华一世的全面传记包括Michael Prestwich的Edward I（1988年出版）和E. L. G. Stones的Edward I（1968年出版）。Marc Morris的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以及R. S. Loomis的论文“Edward I：Arthurian Enthusiast”（载于Speculum 的1953年第28期）详细探讨了爱德华一世对亚瑟王的痴迷。关于爱德华一世的城堡，可参阅A. J. Taylor的论文“Master James of St.George”（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的1950年第65期）和Marc Morris的Castle：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2003年出版）。关于具体的城堡，请参考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H. M. Colvin编，两卷本，1963年出版）。

关于爱德华一世和威尔士的关系，见R. R. Davies的The Age of Conquest：Wales 1063-1415 （2000年出版）和Domination and Conquest （1990年出版）。关于苏格兰，可参阅A. A. M. Duncan的The Kingship of the Scots，842-1292 （2002年出版），以及F. Watson的Under the Hammer：Edward I and Scotland 1286-1306 （1998年出版）。英格兰通过法令进行的立法工作在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有了长足进步，M. T. Clanchy的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第二版1993年出版）描述的长期过程涉及了这一点。关于爱德华一世处境最艰难的一年，见Michael J. Hodder的Baronial Opposition to Edward I：The Earls and the Crisis of 1297 （1976年出版）。

亚瑟王传说的最早作者依然值得关注，可参阅Geoffrey of Monmouth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L. Thorpe编，1966年）。爱德华一世的法律被收录在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第一卷中（A. Luders、T. E. Tomlins、J. France、W. E. Taunton与J. Raithby编，1810年出版）。关于苏格兰继位大业的文件收录在Edward I and the Throne of Scotland 1290-1296：An Edition of the Record Sources for the Great Cause （E. L. G.Stones and G. G. Simpson编，两卷本，1977年出版）中。关于爱德华一世政府遭到攻击的一些原始文献，见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Crisis of 1297-98 in England （M. Prestwich编，1980年出版）。关于爱德华一世的对苏战争，一部虽然不是当时撰写但非常有价值的苏格兰编年史是Scalacronica by Sir Thomas Gray of Heton，Knight （J. Stevenson编，1836年出版）。

第五部：暴力的年代（1307～1330）

爱德华二世最新的权威传记是Seymour Phillips的Edward II （2010年出版），是对之前的传记——Roy Martin Haines的King Edward II （2003年出版）的补充。其他参考书包括The Reign of Edward II：New Perspectives （Gwilym Dodd和Anthony Musson编，2006年出版）。Natalie Fryde的The Tyranny and Fall of Edward II 1321-1326 （1979年出版）探讨了爱德华二世统治的末期。J. S. Hamilton的Piers Gaveston，Earl of Cornwall （1988年出版）和J. R. Maddicott的Thomas of Lancaster （1970年出版）分别研究国王的宠臣和敌人。关于他后期的宠臣，可参阅Michael Prestwich的论文“The Charges Against the Despensers，1321”（载于Bulletins of the Instituteof Historical Research 的1985年第48期）。

M.McKisack的The Fourteenth Century （1959年出版）和Michael Prestwich的Plantagenet England，1225-1360 （2005年出版）介绍了爱德华二世统治的背景。关于爱德华二世的妻子的生平，参阅H. Johnstone的文章“Isabella，the She-Wolf of France”（载于History 新系列，1936～1937年第21期）。关于爱德华二世劫后余生的猜想，见Ian Mortimer的The Greatest Traitor：The Life of Sir Roger Mortimer，Ruler of England 1327-1330 （2003年出版），以及Ian Mortimer的文章“The Death of Edward II in Berkeley Castle”（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的2005年第120期）。

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编年史（在本书正文中被称为《爱德华二世传》）是Vita Edwardi Secundi （Wendy R. Childs编译，2005年出版）。爱德华二世与布鲁斯家族之间战争的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是The Chronicles of Lanercost，1272-1346 （Sir Herbert Maxwell编译，1913年出版）。PeterLangtoft’s Chronicle （T. Hearne编译，两卷本，1725年出版）也很有用。其他的古代编年史的选摘和翻译被收入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第三卷（H. Rothwell编，1975年出版）。

第六部：光荣的年代（1330～1360）

爱德华三世有一部非常出色的新传记，W. Mark Ormrod的Edward III （2011年出版）。Ian Mortimer的The Perfect King：The Life of Edward III，Father of the English Nation （2006年出版）也是近期一部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另可参阅J. S. Bothwell编辑的The Age of Edward III （2001年出版）一书中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军事发展的文章。R. Barber的Edward，Prince of Wales and Aquitaine （1978年出版）研究了黑太子的生平。另可参阅Anthony Goodman的John of Gaunt：The Exercise of Princely Power in Fourteenth-Century Europe （1992年出版）。

关于百年战争初始阶段，最好的入门著作是Jonathan Sumption的The Hundred Years War I：Trial by Battle （1990年出版）以及他的The Hundred Years War II：Trial by Fire （1999年出版）。关于1341年危机，见Natalie Fryde的文章“Edward III’s Removal of His Ministers and Judges，1340-1341”（载于Historical Research 的1975年第48期）。关于爱德华三世统治初年英格兰的混乱状况，见E. L.G. Stones的文章“The Folvilles of Ashby-Folville in Leicestershire，and Their Associates in Crime”（载于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的1957年第5系列第7期）。John Hatcher的The Black Death：An Intimate History （2008年出版）是近期关于1348年人口危机的最佳著作。关于爱德华三世时代的骑士风尚，见Hugh E. L. Collins的The Order of the Garter，1348-1461 （2000年出版）。

关于爱德华三世对法战争的所谓起源，见The Vowsof the Heron （J. L. Grigsby与N. J. Lacy编，1992年出版）。Froissart’s Chronicles （G. Brereton译，1978年出版）是关于百年战争及其背景的一部重要而生动（尽管有些不可靠）的编年史，其效仿的榜样是Chronique de Jean le Bel （J. Viard and E. Deprez编，两卷本，1904～1905年出版）。Thomas Walsingham的The St. Albans Chronicle：The “Chronica Maiora” （J. Taylor、Wendy Childs和L. Watkiss编译，2003年出版）是从修士的视角写百年战争的。

第七部：革命的年代（1360～1399）

George Holmes的The Good Parliament （1975年出版）详细记述了1376年诸侯反对国王的事件。G. L.Harriss的Shaping the Nation：England 1360-1461 （2005年出版）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做了背景介绍、概述和分析。Nigel Saul的Richard II （1997年出版）是金雀花王朝末代君主的权威传记。Michael Bennett的Richard II and the Revolution of 1399 （1999年出版）集中分析了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年。

关于英格兰势力在法兰西的衰败，见Jonathan Sumption的The Hundred Years WarIII：Divided Houses （2009年出版）。Dan Jones的Summer of Blood：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 （2009年出版）叙述了瓦特·泰勒农民起义及其后果。Nigel Saul的文章“Richard II and the Vocabulary of Kingship”（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的1995年的第60期）分析了理查二世对君主威严的理解。Caroline Barron的文章“The Tyranny of Richard II”（载于Bulletins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的1968年第41期）描写了理查二世在其统治最后几年对人民的压迫。B. Wilkinson的文章“The Deposition of Richard II and the Accession of Henry IV”（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的1939年第54期）描述了理查二世被废黜的过程。

关于理查二世被废黜的原始文献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第三卷。R. B. Dobson的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 （第二版1983年出版）探讨了大起义和理查二世统治的其他方面。记载理查二世统治的其他编年史包括Thomas Walsingham的编年史Knighton’s Chronicle，1337-1396 （G. H. Martin编，1995年出版）和The Chronicle of Adam of Usk，1377-1421 （C. Given-Wilson编译，1997年出版）。同情理查二世的史书Chronicque de latra？son et mort de Richart Deux roy Dengleterre 由英国史学研究会在1846年出版，提供了理查二世被废黜的许多细节信息。

译名对照表

A

Abagha Khan阿八哈汗

Acton Burnell，Statute of《阿克顿伯内尔条例》

Adam of Usk阿斯克的亚当

Adela（daugh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阿德拉（征服者威廉的女儿）

Adelard of Bath巴斯的阿德拉德

Adele of Champagne，Queen of France香槟的阿代勒，法兰西王后

Adeliza of Louvain，Queen of England鲁汶的阿德丽莎，英格兰王后

Adrian IV Pope阿德里安四世，教皇

Agincourt，Battle of阿金库尔战役

Aimery de Thouars艾默里·德·图阿尔

Alexander III，king of Scotland亚历山大三世，苏格兰国王

Alexander III，Pope亚历山大三世，教皇

Alexander IV，Pope亚历山大四世，教皇

Alfonso VIII，king of Castile阿方索八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Alfonso XI，king of Castile阿方索十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Alice of France法兰西的艾丽斯

Alix，Countess of Blois阿利克斯，布卢瓦伯爵夫人

Alspaye，Gerard d’杰拉德·德·艾尔斯佩

Amadeus，Count of Savoy阿梅迪奥，萨伏依伯爵

Andreas of Marchiennes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

Andrew of Wyntoun温顿的安德鲁

Angle，Guichard d’，Earl of Huntington吉夏尔·德·安格勒，亨廷顿伯爵

Anglo-Saxon Chronicle，The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Angoulême，Count of昂古莱姆伯爵

Anne of Bohemia，Queen of England波西米亚的安妮，英格兰王后

Anonimalle Chronicle 《阿诺尼玛莱编年史》

Argentein，Giles d’贾尔斯·德·阿让唐

Arlot，papal envoy阿尔洛特，教皇使节

Arms，Assize of 《军备条令》

Arthur，King亚瑟王

Arthur of Brittany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

Arundel，Earls of阿伦德尔伯爵

Arundel，Thomas，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托马斯·阿伦德尔，坎特伯雷大主教

Audley，Hugh the Elder老休·奥德利

Audley，Hugh the Younger小休·奥德利

Avranches，Compromise of《阿夫朗什和解协议》

B

Badlesmere，Bartholomew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

Bagot，William威廉·巴戈特

Baker，Geoffrey杰弗里·贝克尔

Baldock，Robert罗伯特·鲍多克

Baldwi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鲍德温，坎特伯雷大主教

Baldwin，Count of Flanders鲍德温，佛兰德伯爵

Baldwin，Count of Hainaunlt鲍德温，埃诺伯爵

Balliol，Edward，king of Scotland爱德华·巴里奥，苏格兰国王

Balliol，Jocelin de乔斯林·德·巴利奥尔

Balliol，John，king of Scotland约翰·巴里奥，苏格兰国王

Bannockburn，Battle of班诺克本战役

Bardi，family of巴尔迪家族

Baybars，Mamluk sultan拜巴尔，马木留克王朝苏丹

Béarn，Gaston de加斯东·德·贝阿恩

Beatrice of Savoy，Countess of Provence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萨伏依伯爵夫人

Beauchamp，Guy de，10th Earl of Warwick盖伊·德·比彻姆，第十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John约翰·比彻姆

Beauchamp，Thomas de，11th Earl of Warwick托马斯·德·比彻姆，第十一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Thomas de，12th Earl of Warwick托马斯·德·比彻姆，第十二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William威廉·比彻姆

Beauchamp，William de，9th Earl of Warwick威廉·德·比彻姆，第九代沃里克伯爵

Beaufort，John，marquis of Dorset约翰·博福特，多塞特侯爵

Beaumont，Henry de亨利·德·博蒙特

Beaumont，Louis，Bishop of Durham刘易斯·博蒙特，达勒姆主教

Beaumont，Robert de，3rd 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德·博蒙特，第三代莱斯特伯爵

Beaumont，Robert de，4th 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德·博蒙特，第四代莱斯特伯爵

Beaumont，Waleran de沃尔伦德·博蒙特

Becket，Thomas，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托马斯·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

Bechuchet，Nicolas尼古拉·贝于歇

Bek，Anthony，Bishop of Durham安东尼·贝克，达勒姆主教

Bereford，Simon西蒙·贝里福德

Berengaria of Navarre，Queen of England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英格兰王后

Berkerley，Maurice de莫里斯·德·伯克利

Bernard of Clairvaux克莱尔沃的伯纳德

Berners，James詹姆斯·伯纳斯

Berwick，Battle of伯立克战役

Bicchieri，Cardinal Guala瓜拉·比基耶里，红衣主教

Bigod，Hugh，Earl of Norfolk休·比戈德，诺福克伯爵

Bigod，Roger，Earl of Norfolk罗杰·比戈德，诺福克伯爵

Birgham，Treaty of《伯厄姆条约》

Bisquale，Raymond de雷蒙·德·毕卡勒

Black Death黑死病

Blanch，Duchess of Lancaster布朗什，兰开斯特公爵夫人

Blanch of Castile，Queen of France布朗什，法兰西王后

Blois，Count of布卢瓦伯爵

Bohun，Edward爱德华·博汉

Bohun，Henry de，1st Earl of Hereford亨利·德·博汉，第一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enry de亨利·德·博汉

Bohun，Humphrey de，2nd 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二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umphrey de，3rd 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三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umphrey de，4th 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四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William de，Earl of Northampton威廉·德·博汉，北安普顿伯爵

Bolingbroke，Henry博林布罗克的亨利

Boniface of Savoy，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萨伏依的博尼法斯，坎特伯雷大主教

Boniface VIII，Pope博尼法斯八世，教皇

Bouvines，Battle of布汶战役

Bracton布拉克顿

Brembre，Nicholas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

Bretigny，Treaty of《布雷蒂尼条约》

Briouze，William de威廉·德·布雷乌泽

Bruce，Edward爱德华·布鲁斯

Bruce，Robert，5th Lord of Anandale罗伯特·布鲁斯，第五代安嫩代尔领主

Bruges，Treaty of《布鲁日条约》

Brut Chronicle《布鲁图编年史》

Burgh，Elizabeth de，Duchess of Clarence伊丽莎白·德·伯格，克拉伦斯公爵夫人

Burgh，Elizabeth de，Queen consort of Scotland伊丽莎白·德·伯格，苏格兰王后

Burgh，Hubert de休伯特·德·伯格

Burghersh，Henry，Bishop of Lincoln亨利·伯格什，林肯主教

Burley，Simon西蒙·伯利

Burnell，Robert，Bishop of Bath and Wells罗伯特·伯内尔，巴斯暨韦尔斯主教

Bury，Richard理查·伯里

Bushy，John约翰·布希爵

C

Calais，siege of加来围城战

Cambridge，Edmund，Earl of埃德蒙，剑桥伯爵

Cantelupe，Thomas de，Bishop of Hereford托马斯·德·坎蒂卢普，赫里福德主教

Carlisle，Andrew Harclay，Earl of安德鲁·哈克雷，卡莱尔伯爵

Carlisle，Bishop of卡莱尔主教

Chandos，John约翰·钱多斯

Chandos，Herald钱多斯传令官

Charles IV，king of France查理四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V，king of France查理五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VI，king of France查理六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de Blois布卢瓦的查理

Charles of Anjou，king of Sicily安茹的查理，西西里国王

Charles “the bad，” king of Navarre恶人查理，纳瓦拉国王

Charter of the Forest《森林宪章》

Chaucer，Geoffrey杰弗里·乔叟

Chester，Alfonso Earl of阿方索，切斯特伯爵

Chester，RanulfEarl of雷纳夫，切斯特伯爵

Chester，Richard，Earl of理查，切斯特伯爵

Children’s Plague儿童疫病

Chronicle of Battle Abbey《战役修道院编年史》

Chronicque de la traison et mort de Richart《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

Clanvowe，John约翰·克兰沃

Clare，Eleanor de埃莉诺·德·克莱尔

Clare，Gilbert de，5th Earl of Gloucester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第五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Gilbert de，7th Earl of Gloucester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Margaret de，Countess of Cornwall玛格丽特·德·克莱尔，康沃尔伯爵夫人

Clare，Richard de，3rd Earl of Hertford理查·德·克莱尔，第三代赫特福德伯爵

Clare，Richard de，6th Earl of Gloucester理查·德·克莱尔，第六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Richard FitzGilbert de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

Clare，Roger de，2nd Earl of Hertford罗杰·德·克莱尔，第二代赫特福德伯爵

Clare，Thomas de托马斯·德·克莱尔

Clarendon，Assize of《克拉伦登条令》

Clarendon，Constitutions of《克拉伦登宪法》

Clement V，Pope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I，Pope克雷芒六世

Clement VII （anitpope）克雷芒七世，对立教皇

Clifford，Robert，1st Baron deClifford罗伯特·克利福德，第一代克利福德男爵

Clifford，Robert罗伯特·克利福德

Clifford，Roger，2nd Baron deClifford罗杰·克利福德，第二代克利福德男爵

Clinton，William，Earl of Huntington威廉·克林顿，亨廷顿伯爵

Comnenus，Isaac，ruler of Cyprus伊萨克·科穆宁，塞浦路斯君主

Comyn，John约翰·科明

Conan IV，Duke of Brittany科南四世，布列塔尼公爵

Conrad of Monteferrat，king of Jerusalem蒙费拉的康拉德，耶路撒冷国王

Constance，Duchess of Brittany康斯坦丝，布列塔尼公爵夫人

Constance of Castile，Duchess of Lancaster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兰开斯特公爵夫人

Controne，Pancio de潘西奥·德·孔特罗内

Cornwall，Earls of康沃尔伯爵

Courtenay，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考特尼，坎特伯雷大主教

Crecy，Battle of克雷西战役

Cusington，Stephen斯蒂芬·卡辛顿

D

Dafydd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大卫

Dafyddap Lywwelyn罗埃林之子大卫

Dagwoth，Thomas托马斯·达格沃斯

Damme，Battle of达默战役

Damory，Hugh休·达默里

Damory，Roger罗杰·达默里

Dante，Aleghieri但丁·阿利吉耶里

David I，king of Scotland大卫一世，苏格兰国王

David II，king of Scotland大卫二世，苏格兰国王

Despenser，Bishop of Norwich德斯潘塞，诺里奇主教

Despenser，Hugh the Elder，Earl of Winchester老休·德斯潘塞，温切斯特伯爵

Despenser，Hugh the Younger小休·德斯潘塞

Despenser，Thomas，Earl of Gloucester托马斯·德斯潘塞，格洛斯特伯爵

Devon，Earl of德文伯爵

DairmaitMacMurchada，king of Leinster迪尔梅德·麦克默乌拉哈达，伦斯特国王

Diceto，Ralph de拉尔夫·德·狄瑟托

Disinherited被剥夺继承权者

Douglas，James詹姆斯·道格拉斯

Dunbar，Battle of邓巴战役

Dupplin Moor，Battle of杜普林沼泽战役

Dymock，Thomas托马斯·迪莫克

E

Edict of Expulsion《驱逐敕令》

Edinburgh-Northampton，Treaty of《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

Edmund of Langley，Duke of York兰利的埃德蒙，约克公爵

Edmund of Woodstock，Earl of Kent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肯特伯爵

Edward，Duke of Albemarle爱德华，阿尔伯马尔公爵

Edward 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二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I （play）《爱德华三世》（戏剧）

Edward （son of the Black Prince）爱德华（黑太子的儿子）

Edward of Woodstock，prince of Wales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黑太子），威尔士亲王

Edward the Confessor，king of England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国王

Eland，William威廉·伊兰

Eleanor，Queen of Castile埃莉诺，卡斯蒂利亚王后

Eleanor （daughter of Edward I）埃莉诺（爱德华一世之女）

Eleanor of Aquitaine，Queen of England阿基坦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Castile，Queen of England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Leicester莱斯特的埃莉诺

Eleanor of Provence，Queen of England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Woodstock伍德斯托克的埃莉诺

Elizabeth （daughter of Edward I）伊丽莎白（爱德华一世之女）

Elizabeth de Burgh，Queen consort of Scotland伊丽莎白·德·伯格，苏格兰王后

Eugene III，Pope尤金三世，教皇

Eustace IV，Count of Boulogne尤斯塔斯四世，布洛涅伯爵

Evesham，Battle of伊夫舍姆战役

Evesham，monk of伊夫舍姆的僧人

évreux，Count of埃夫勒伯爵

Exeter，Bishopof埃克塞特主教

Eynsford，William，Lord恩斯福德领主威廉

Eyville，Jocelin乔斯林·德·艾维尔

F

Falaise，Treaty of《法莱斯条约》

Falkirk，Battle of福尔柯克战役

Favent，Thomas托马斯·法温特

Ferrand，Count of Flanders费朗，佛兰德伯爵

FitzAlan，Edmund，9th Earl of Arundel埃德蒙·菲茨艾伦，第九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Richard，10th Earl of Arundel理查·菲茨艾伦，第十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Richard，11th Earl of Arundel理查·菲茨艾伦，第十一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William威廉·菲茨艾伦

FitzCount，Brian布莱恩·菲茨康特

FitzGeoffrey，John约翰·菲茨杰弗里

FitzNigel，Richard理查·菲茨奈杰尔

FitzPeter，Geoffrey杰弗里·菲茨彼得

Fitzstephen，Thomas托马斯·菲茨斯蒂芬

Fitzstephen，William威廉·菲茨斯蒂芬

Fitzwalter，Robert罗伯特·菲茨沃尔特

Fordham，John约翰·福德姆

Frederick I，“Barbarossa，” Holy Roman Emperor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神圣罗马皇帝

Frederick II，Holy Roman Emperor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圣罗马皇帝

Froissart，Jean让·傅华萨

Fulk III，Count of Anjou富尔克三世，安茹伯爵

Fulk V，king of Jerusalem富尔克五世，耶路撒冷国王

G

Gaveston，Piers，Earl of Cornwall皮尔斯·加韦斯顿，康沃尔伯爵

Geoffrey，Archbishop of York若弗鲁瓦，坎特伯雷大主教

Geoffrey，Count of Nantes若弗鲁瓦，南特伯爵

Geoffrey，Duke of Brittany若弗鲁瓦，布列塔尼公爵

Geoffrey，of Monmounth蒙茅斯的杰弗里

Geoffrey Plantegenet，Count of Anjou若弗鲁瓦·金雀花，安茹伯爵

George，Saint圣乔治

Gerald of Wales威尔士的杰拉尔德

Gervase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杰维斯

GestaStephani《斯蒂芬行状录》

Glanvill，Ranulf雷纳夫·格兰维尔

Gloucester，Robert，1st Earl of罗伯特，第一代格洛斯特伯爵

Gloucester，Statute of《格洛斯特条例》

Godwinsson，Harold哈罗德·葛温森

Good Parliament好议会

Gower，John约翰·高尔

Grandison，Otto de奥托·德·格朗松

Gray，John de，Bishop of Norwich约翰·德·格雷，诺里奇主教

Gray，Thomas托马斯·格雷

Great Revolt大叛乱

Gregory XI，Pope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

Grim，Edward爱德华·格里姆

GruffuddapGwenwynwyn格温文文之子格鲁菲兹

GruffuddapLlwyd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

Guesclin，Bertrand du贝特朗·杜·盖克兰

Gurdon，Adam亚当·格登

Gurney，Thomas托马斯·格尼

Guy de Lusignan，king of Jerusalem居伊·德·吕西尼昂，耶路撒冷国王

Guy of Flanders佛兰德的居伊

H

Hales，Treasurer黑尔斯（财政大臣）

Halidon Hill，Battle of哈立顿山战役

Harclay，Andrew，Earl of Carlisle安德鲁·哈克雷，卡莱尔伯爵

Harcourt，William d’威廉·德·哈考特

Hatfield，Thomas，Bishop of Durham托马斯·哈特菲尔德，达勒姆主教

Henry，Count of Champagne，king of Jerusalem亨利，香槟伯爵，耶路撒冷国王

Henry I，king of England亨利一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I，king of England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II，king of England亨利三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V，king of England亨利四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Holy Roman Emperor海因里希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Henry V，king of England亨利五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I，Holy Roman Emperor海因里希六世，神圣罗马皇帝

Henry VII，king of England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III，king of England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of Almain日耳曼的亨利

Henry of Blois，Bishop of Winchester布卢瓦的亨利，温切斯特主教

Henry of Grosmont，Duke of Lancaster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兰开斯特公爵

Henry of Huntington亨廷顿的亨利

Henry of Trastamara，king of Castile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卡斯蒂利亚国王

Henry the Lion，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狮子海因里希，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

Henry the Young King小亨利国王

Herbert of Bosham博泽姆的赫伯特

Hereford，Earls of赫里福德伯爵

Hertford，Earls of赫特福德伯爵

Holland，Count of荷兰伯爵

Holland，John，Duke of Exeter约翰·霍兰，埃克塞特公爵

Holland，Thomas，Duke of Surrey托马斯·霍兰，萨里公爵

Holland，Thomas，1st Earl of Kent托马斯·霍兰，第一代肯特伯爵

Holland，Thomas，2nd Earl of Kent托马斯·霍兰，第二代肯特伯爵

Honorius IV，Pope霍诺里乌斯四世，教皇

Houghton，Adam，Bishop of St. David’s亚当·霍顿，圣戴维斯主教

Hugh III，king of Jerusalem于格三世，耶路撒冷国王

Hugh of Nonant诺南的于格

Huguzon，Cardinal于格松

Hundred Years War百年战争

Huntington，Earls of亨廷顿伯爵

I

Innocent III，Pope英诺森三世，教皇

Innocent IV，Pope英诺森四世，教皇

Isabella of Angoulême，Queen of England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Castile，Duchess of York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约克公爵夫人

Isabella of England，Holy Roman Empress英格兰的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后

Isabella of England英格兰的伊莎贝拉

Isabella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法兰西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Valois，Queen of England瓦卢瓦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Woodstock，Countess of Bedford伍德斯托克的伊莎贝拉，贝德福德伯爵夫人

Isabella of Gloucester，Queen of England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英格兰王后

J

James IV，king of Majorca詹姆斯四世，马略卡国王

James of St. George圣乔治的詹姆斯

Jean de Venette让·德·韦内特

Jean le Bel让·勒贝尔

Jewry，Statute of《犹太人条例》

Joan，Queen of Sicily琼，西西里王后

Joan de Munchensi琼·德·蒙琴西

Joanna of England，Queen of Scotland英格兰的琼，苏格兰王后

Joan of Acre，Countess of Gloucester阿卡的琼，格洛斯特伯爵夫人

Joan of England英格兰的琼

Joan of Kent，princess of Wales肯特的琼，威尔士王妃

Joan of Navarre，Queen of France纳瓦拉的琼，法兰西王后

Joan of the Tower伦敦塔的琼

Joan the Lame of Burgundy，Queen of France勃艮第的跛脚的琼，法兰西王后

John，Duke of Brabant约翰，布拉班特公爵

John，Duke of Brittany约翰，布列塔尼公爵

John，king of Bohemia约翰，波西米亚国王

John，king of England约翰，英格兰国王

John II，king of France约翰二世，法兰西国王

John III，Duke of Brittany约翰三世，布列塔尼公爵

John XXII，Pope约翰二十二世，教皇

John （son of Edward I）约翰（爱德华一世之子）

John of Brittany，Earl of Richmond布列塔尼的约翰，里士满伯爵

John of Eltham，Earl of Cornwall埃尔特姆的约翰，康沃尔伯爵

John of Gaunt，Duke of Lancaster冈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

John of Hainault埃诺的约翰

John of Hasting，Earl of Pembroke黑斯廷斯的约翰，彭布罗克伯爵

John of Martmoutier马尔穆蒂耶的约翰

John of Salisbury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K

Karl von Luxemburg，Holy Roman Emperor卢森堡的卡尔，神圣罗马皇帝

Kenilworth，Dictum《凯尼尔沃思声明》

Kent，Earls of肯特伯爵

Kirkstall chronicler柯克斯托尔编年史家

Knighton，Henry亨利·奈顿

Knolles，Robert罗伯特·诺尔斯

Knyvet，John约翰·尼维特

L

Laborers，Statute of《劳工法》

Lacey，Alice de，Countess of Lancaster艾丽斯·德·莱西，兰开斯特伯爵夫人

Lacey，Henry，Earl of Lincoln亨利·德·莱西，林肯伯爵

Lacy，John de约翰·德·莱西

La Marche，Count of拉马什伯爵

Lancaster，Edmund，Earl of埃德蒙，兰开斯特伯爵

Lancaster，Henry，Earl of Leicester亨利，莱斯特伯爵

Lancaster，Thomas，Earl of托马斯，兰开斯特伯爵

Lanercost chronicler拉纳科斯特编年史家

Langland，William威廉·郎兰

Langtoft，Peter彼得·兰托夫特

Langton，Stephe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斯蒂芬·兰顿，坎特伯雷大主教

Langton，Walter沃尔特·兰顿

Latimer，Lord拉蒂默勋爵

Leake，Treaty of《利克条约》

Legge，John约翰·莱格

Le Goulet，Treaty of《勒古莱条约》

Leicester，Earls of莱斯特伯爵

Leicester，Henry，Earl of Lancaster and亨利，兰开斯特与莱斯特伯爵

Leland，John约翰·利兰

Leopold，Duke of Austria利奥波德，奥地利公爵

Lewes，Battle of刘易斯战役

Leybourne，Roger罗杰·利伯恩

Life of Edward II，The《爱德华二世传》

Lincoln，Battle of林肯战役

Lincoln，Henry de Lacey，Earl of亨利·德·莱西，林肯伯爵

Lionel of Antwerp，Duke of Clarence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克拉伦斯公爵

Llywelyn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

Llywelyn the Great罗埃林大王

Longchamp，Willam，Bishop of Ely威廉·朗香，伊利主教

Louis，king of Navarre路易，纳瓦拉国王

Louis，king of Sicily路易，西西里国王

Louis VI，king of France路易六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VII，king of France路易七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VIII，king of France路易八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IX，king of France路易九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X，king of France路易十世，法兰西国王

Lucy，Richard de理查·德·卢西

Ludwig IV，Holy Roman Emperor路德维希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Lusignan，Geoffrey de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

Lusignan，Guy de居伊·德·吕西尼昂

Lusignan，Hugh X de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

Lusignan family吕西尼昂家族

Lyons，Richard理查·莱昂斯

M

MacWilliam，Guthred古特雷德·麦克威廉

Madog ap Llywelyn罗埃林之子马多格

Magna Carta《大宪章》

Malcolm IV，king of Scotland马尔科姆四世，苏格兰国王

Maltravers，John约翰·梅尔特莱弗斯

Mandeville，Geoffrey杰弗里·德·曼德维尔

Mandeville，Georffrey de，Earl of Essex and Gloucester杰弗里·德·曼德维尔，艾赛克斯与格洛斯特伯爵

Manny，Walter沃尔特·曼尼

Map，Walter沃尔特·马普

March，Earls of 马奇伯爵

Margaret，Countess of Pembroke玛格丽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

Margaret，Duchess of Brabant玛格丽特，布拉班特公爵夫人

Margaret，Duchess of Burgundy玛格丽特，勃艮第公爵夫人

Margaret，the Maid of Norway玛格丽特，挪威的少女

Margaret （daughter of Edward I） 玛格丽特（爱德华一世之女）

Margaret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 （wife of Edward） 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英格兰王后（爱德华一世之妻）

Margaret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 （wife of Henry the Young King） 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英格兰王后（小亨利国王之妻）

Margaret of Provence，Queen of France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法兰西王后

Marie，Countess of Champagne玛丽，香槟伯爵夫人

Marlborough，Statute of 《马尔伯勒法令》

Marshal，Gilbert吉尔伯特·马歇尔

Marshal，John约翰·马歇尔

Marshal，Richard理查·马歇尔

Marshal，William，1st Earl of Pembroke威廉·马歇尔，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

Marshal，William，2nd Earl of Pembroke威廉·马歇尔，第二代彭布罗克伯爵

Mary （daughter of Edward I） 玛丽（爱德华一世之女）

Mary，Duchess of Brittany玛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

Mathilde of Tuscany Countess of Canossa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卡诺萨女伯爵

Matilda，Countess of Perche玛蒂尔达，佩尔什伯爵夫人

Matilda，Duchess of Saxony and Bravaria玛蒂尔达，萨克森与巴伐利亚公爵夫人

Matilda，Empress玛蒂尔达皇后

Matilda （wife of William de Briouze）玛蒂尔达（威廉·德·布雷乌泽之妻）

Matilda of Boulogne，Queen of England布洛涅的玛蒂尔达，英格兰王后

Matilda of Scotland，Queen of England苏格兰的玛蒂尔达，英格兰王后

Matthew，Count of Boulogne马蒂厄，布洛涅伯爵

Maudelyn，Richard理查·莫德林

Mercadier梅卡迪耶

Merchants，Statutes of《商人条例》

Merciless Parliament无情的议会

Middleton，Gilbert吉尔伯特·米德尔顿

Miles of Gloucester格洛斯特的迈尔斯

Molyneaux，Thomas托马斯·莫利纽克斯

Montagu，John，3rd Earl of Salisbury约翰·蒙泰古，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ontagu William，1st Earl of Salisbury威廉·蒙泰古，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antagu，William，2nd Earl of Salisbury威廉·蒙泰古，第二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ontbegon，Roger de罗杰·德·蒙特贝冈

Montfort，Amaury de阿莫里·德·孟福尔

Montfort，Eleanor de埃莉诺·德·孟福尔

Montfort，Guy de 盖伊·德·孟福尔

Montfort，Henry de亨利·德·孟福尔

Montfort，John de约翰·德·孟福尔

Montfort，Simon de，Earl of Leicester西蒙·德·孟福尔，莱斯特伯爵

Montfort，Simon the Younger小西蒙·德·孟福尔

Montgomery，Treaty of《蒙哥马利条约》

Moray，John Randolph，Earl of约翰·伦道夫，马里伯爵

More，Thomas de la托马斯·德·拉·莫尔

Mortimer，Edmund，5th Earl of March埃德蒙·莫蒂默，第五代马奇伯爵

Mortimer，Edmund埃德蒙·莫蒂默

Mortimer，Geoffrey杰弗里·莫蒂默

Mortimer，Hugh休·莫蒂默

Mortimer，Roger，2nd Earl of March罗杰·莫蒂默，第二代马奇伯爵

Mortimer of Chirk，Roger彻克的罗杰·莫蒂默

Mortimer of Wigmore，Roger，1st Baron罗杰·莫蒂默，第一代威格莫尔男爵

Mortimer of Wigmore，Roger，1st Earl of March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第一代马奇伯爵

Mortmain，Statue of《永久管业条例》

Mowbray，John de约翰·德·莫布雷

Mowbray，Thomas，Duke of Norfolk托马斯·莫布雷，诺福克公爵

Mowbray，William de威廉·德·莫布雷

Murimuth，Adam亚当·穆里穆斯

N

Najera，Battle of纳赫拉战役

Neville，Alexander，Archbishop of York亚历山大·内维尔，约克大主教

Neville，Hugh休·内维尔

Neville，Lord内维尔勋爵

Neville，Ralph，2nd Baron of Neville拉尔夫·内维尔，第二代内维尔男爵

Neville，Ralph，Earl of Westmoreland拉尔夫·内维尔，威斯特摩兰伯爵

Neville of Hornby，John霍恩比的约翰·内维尔

Neville’s Cross，Battle of内维尔十字战役

Nicholas of Wisbech威斯贝奇的尼古拉斯

Norfolk，Earls of 诺福克伯爵

Norham，Treaty of《诺勒姆条约》

Northampton，Assize of《北安普敦条令》

Northampton，William Bohun，Earl of威廉·博汉，北安普敦伯爵

Northumberland，Henry Percy，Earl of亨利·珀西，诺森伯兰伯爵

O

O’Connor，Rory，king of Connaught罗利·奥克罗胡尔，康诺特国王

Ogle，William威廉·奥格尔

Orleton，Adam，Bishop of Hereford亚当·奥莱顿，赫里福德主教

Ottobuono，papal legate奥托布奥诺，教皇使节

Otto IV，Holy Roman Emperor奥托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Owain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欧文

Owain of Gwynedd格温内斯的欧文

Oxford，Aubrey de Vere，10th Earl of奥布里·德·维尔，第十代牛津伯爵

Oxford，Provisions of《牛津条例》

Oxford，Robert de Vere，3rd Earl of罗伯特·德·维尔，第三代牛津伯爵

P

Pamiers，Bishop of帕米耶主教

Pandulph Masca，papal legate潘德尔夫·马斯卡，教皇使节

Paris，Matthew马修·巴黎

Paris，Treaty of （1259）《巴黎条约》（1259年）

Paris，Treaty of （1327） 《巴黎条约》（1327年）

Pedro I，“the cruel，” king of Castile“残酷的”佩德罗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Pembroke，Earls of彭布罗克伯爵

Perche，Count of佩尔什伯爵

Percy，Harry “Hotspur”哈里·“热刺”·珀西

Percy，Henry，Earl of Northumberland亨利·珀西，诺森伯兰伯爵

Percy，Richard de理查·德·珀西

Percy，Thomas，Earl of Worcester托马斯·珀西，伍斯特伯爵

Perrers，Alice艾丽斯·佩勒斯

Peruzzi family佩鲁奇家族

Peter of Capua卡普阿的彼得

Peter of Savoy，Earl of Richmond萨伏依的彼得，里士满伯爵

Peter of Wakefield韦克菲尔德的彼得

Philip，Count of Flanders腓力，佛兰德伯爵

Philip II Augustus，king of France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法兰西国王

Philip III，king of France腓力三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IV，king of France腓力四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V，king of France腓力五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VI，king France腓力六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of Navarre，Count Longueville纳瓦拉的腓力，隆格维尔伯爵

Philippa of Hainault，Queen of England埃诺的菲利帕，英格兰王后

Philip the Bold，Duke of Burgundy勇敢的腓力，勃艮第公爵

Pisan，Christine de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Plantagenets，legacy of金雀花王朝的遗产

Poitiers，Battle of普瓦捷战役

Pole，Michael de la，Earlod Suffolk迈克尔·德·拉·波尔，萨福克伯爵

Pole，William de la威廉·德·拉·波尔

Powderham，John鲍德勒姆的约翰

Puisat，Hugh de，Bishop of Durham休·德·皮伊塞，达勒姆主教

Purveyance，Statute of《征发条例》

Q

Quieret，Hugues于格·齐艾莱

R

Ralph of Coggeshall科吉舍尔的拉尔夫

Ramon-Berengar IV，Count of Provence拉蒙—贝伦格尔四世，普罗旺斯伯爵

Randolph，John，Earl of Moray约翰·伦道夫，马里伯爵

Rashid ad-Din Sinan拉希德丁·锡南

Raymond-Berengar IV，Count of Barcelona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巴塞罗那伯爵

Raymond V，Count of Toulouse拉蒙五世，图卢兹伯爵

Reading，Simon de西蒙·德·雷丁

Reinauld，Count of Bologne雷诺，布洛涅伯爵

Reynolds，Walter，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沃尔特·雷诺兹，坎特伯雷大主教

Rhuddlan，Statute of《里兹兰条例》

Rhys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里斯

Rhys ap Gruffudd of Deheubarth德赫巴思的格鲁菲兹之子里斯

Rich，Edmund，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埃德蒙·里奇，坎特伯雷大主教

Richard，Earl of Cornwall and kings of Germany理查，康沃尔伯爵，德意志国王

Richard，king of Armenia理查，亚美尼亚国王

Richard I，king of England理查一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II，king of England理查二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of Devizes迪韦齐斯的理查

Richard of Lincoln林肯的理查

Richard of Poitiers普瓦捷的理查

Richmond，John of Brittany，Earl of布列塔尼的约翰，里士满伯爵

Richmond，Peter of Savoy，Earl of萨伏依的彼得，里士满伯爵

Ridel，Geoffrey杰弗里·里德尔

Robert，Count of Alen？on罗贝尔，阿朗松伯爵

Robert I，king of Scotland罗伯特一世，苏格兰国王

Robert Curthose，Duke of Normandy罗贝尔·柯索斯，诺曼底公爵

Robert of Artois阿图瓦的罗贝尔

Robert of Torgini托里尼的罗贝尔

Roches，Peter des，Bishop of Winchester彼得·德·罗什，温切斯特伯爵

Roches，William des威廉·德·罗什

Roger，Bishop of Salisbury罗杰·索尔兹伯里主教

Roger de Pont l’Eveque，Archbishop of York罗歇·德·蓬莱韦克，约克大主教

Roger of Howden豪登的罗杰

Roger of Pontigny蓬蒂尼的罗歇

Roger of Wendover文多弗的罗杰

Rotrou，Archbishop of Rouen罗特鲁，鲁昂大主教

S

Saladin萨拉丁

Salisbury，Earls of索尔兹伯里伯爵

Salisbury，John约翰·索尔兹伯里

Sancho VI，king of Navarre桑丘六世，纳瓦拉国王

Savoyards萨伏依家族

Scalachronica《阶梯编年史》

Scrope，Geoffrey杰弗里·斯科罗普

Scrope，Richard，Archbishop of York理查·斯科罗普，约克大主教

Scrope，William，Earl of Wiltshire威廉·斯科罗普，威尔特伯爵

Second Crusade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Sibylla，Countess of Flanders西比拉，佛兰德伯爵夫人

Sluys，Battle of斯勒伊斯战役

Stafford，Bishop of Exeter斯塔福德，埃克塞特主教

Stanhope Park，Battle of斯坦诺普园林战役

Stephen，king of England斯蒂芬，英格兰国王

Stephen of Rouen鲁昂的艾蒂安

Stewart，Robert罗伯特·斯图尔特

Stirling Bridge，Battle of斯特灵桥战役

Stratford，Joh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斯特拉特福德，坎特伯雷大主教

Stratford，Robert，Bishop of Chichester罗伯特·斯特拉特福德，奇切斯特主教

Sudbury，Simo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萨德伯里的西蒙，坎特伯雷大主教

Suffolk，Michael de la Pole，Earl of迈克尔·德·拉·波尔，萨福克伯爵

Suffolk，Robert Ufford，Earl of罗伯特·厄福德，萨福克伯爵

Surrey，John de Warenne，6th Earl of约翰·德·瓦伦，第六代萨里伯爵

Swynford，Katherine凯瑟琳·斯温福德

Sybil，Queen of Jerusalem西比拉，耶路撒冷女王

T

Tancred II，king of Sicily唐克雷德二世，西西里国王

Tany，Luke de卢克·德·塔尼

Templar，of Tyre推罗的圣殿骑士

Theobald，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特奥巴尔德，坎特伯雷大主教

Theobald，Count of Blois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

Theobald IV，Count of Champagne特奥巴尔德四世，香槟伯爵

Theobald V，Count of Blois特奥巴尔德五世，布卢瓦伯爵

Third Crusade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Thomas of Brotherton，Earl of Norfolk布拉泽顿的托马斯，诺福克伯爵

Thomas of Burton伯顿的托马斯

Thomas of Savoy，Count of Flanders萨伏依的托马斯，佛兰德伯爵

Thomas of Woodstock，Duke of Gloucester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格洛斯特公爵

Thorne，William威廉·索恩

Tinchebrai，Battle of坦什布赖战役

Toulouse campaign图卢兹战役

Treason Act《叛国罪法案》

Trencavel，Raymond，lord of Beziers and Carcassonne雷蒙·特朗卡维尔，贝济耶与卡尔卡松领主

Tresilian，Robert 罗伯特·特里希林

Trussel，William威廉·特拉塞尔

Turpington，Hugh休·特平顿

Tyler，Wat瓦特·泰勒

U

Ufford，Robert，Earl of Suffolk罗伯特·厄福德，萨福克伯爵

Ulford，Andrew安德鲁·厄福德

Urban V，Pope乌尔班五世，教皇

Urban VI，Pope乌尔班六世，教皇

V

Valence，Aymer de，Bishop of Winchester艾默尔·德·瓦朗斯，温切斯特主教

Valence，Aymer de，Earl of Pembroke艾默尔·德·瓦朗斯，彭布罗克伯爵

Valence，William de，Earl of Pembroke威廉·德·瓦朗斯，彭布罗克伯爵

Valois，Count of瓦卢瓦伯爵

Vaux，Robert de罗伯特·德·沃克斯

Vere，Aubrey de，10th Earl of Oxford奥布里·德·维尔，第十代牛津伯爵

Vere，Robert de，3rd ear of Oxford罗伯特·德·维尔，第三代牛津伯爵

Vere，Robert de，Duke of Ireland罗伯特·德·维尔，爱尔兰公爵

Vere，Thomas de托马斯·德·维尔

Vesci，Eustace de尤斯塔斯·德·韦希

Vescy，John de约翰·德·韦希

Victor IV，anitpope维克多四世，对立教皇

Violante Visconti，Duchess of Clarence维奥兰特·维斯孔，克拉伦斯公爵夫人

Vitalis，Orderic奥德里克·维塔利斯

W

Wales，Statute of《威尔士条例》

Wallace，William威廉·华莱士

Walsingham，Thomas托马斯·沃尔辛厄姆

Walter，Hubert，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休伯特·沃尔特，坎特伯雷大主教

Walter of Coutances，Bishop of Lincoln库唐斯的沃尔特，林肯主教

Walter of Coventry考文垂的沃尔特

Walter of Guisborough吉斯伯勒的沃尔特

Walworth，William威廉·沃尔沃思

Warenne，John de，6th Earl of Surrey约翰·德·瓦伦，第六代萨里伯爵

Warenne，John de，7th Earl of Surrey约翰·德·瓦伦，第七代萨里伯爵

Wars of the Roses玫瑰战争

Warwick，Earls of沃里克伯爵

Wenceslas IV，king of Bohemia瓦茨拉夫四世，波西米亚国王

Westminster，Provisions《威斯敏斯特条例》

Westminster，Statute of （1275）《威斯敏斯特法令》（1275年）

Westminster，Statue of （1285）《威斯敏斯特法令》（1285年）

Westminster Chronicle《威斯敏斯特编年史》

Westmoreland，Ralph Neville，Earl of拉尔夫·内维尔，威斯特摩兰伯爵

White Ship白船

William，Count of Boulogne威廉，布洛涅伯爵

William，Count of Poitou威廉，普瓦图伯爵

William II，king of Sicily威廉二世，西西里国王

William II，“Rufus，” king of England威廉二世·“鲁弗斯”，英格兰国王

William IX，Duke of Aquitaine威廉九世，阿基坦公爵

William X，Duke of Aquitaine威廉十世，阿基坦公爵

William （son of Henry II）威廉（亨利二世之子）

William de Longespee，Earl of Salisbury威廉·朗格斯佩，索尔兹伯里伯爵

William of Ely伊利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的威廉

William of Newburgh纽堡的威廉

William of Windsor温莎的威廉

William of Wykeham威克姆的威廉

William of the Aetheling，Duke of Normandy威廉·艾特林，诺曼底公爵

William the Breton布列塔尼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Lion，king of Scotland狮子威廉，苏格兰国王

Wiltshire，William Scrope，Earl of威廉·斯科罗普，威尔特伯爵

Winchelsea，Battle of温奇尔西战役

Winchelsea，Robert，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罗伯特·温奇尔西，坎特伯雷大主教

Winchester，Bishop of温切斯特主教

Winchester，Earl of温切斯特伯爵

Winchester，Statute of （1285）《温切斯特条例》（1285年）

Winchester，Treaty of （1153）《温切斯特条约》（1153年）

Windsor，Treaty of （1175）《温莎条约》（1175年）

Wonderful Parliament美妙议会

Worcester，Thomas Percy，Earl of托马斯·珀西，伍斯特伯爵

Wray，John约翰·雷

Wyclif，John约翰·威克里夫

Wykeham，William，Bishop of Winchester威廉·威克姆，温切斯特主教

Y

Yevele，Henry亨利·伊夫利

Z

Zouche，William，Archbishop of York威廉·朱什，约克大主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英）琼斯（Jones，D.）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97-6812-9

Ⅰ.①金… Ⅱ.①琼…②陆… Ⅲ.①安茹王朝（12世纪～15世纪）-历史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051号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

著者/〔英〕丹·琼斯（Dan Jones）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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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812-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17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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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CRUSADE：The Epic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Copyright©2011 by Nigel Cliff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Perennial，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的细节显示了西方人想象中的非洲。左下，一名阿拉伯商人骑着骆驼走近马里帝国的皇帝曼萨·穆萨，后者手持一块出自其黄金富矿的天然金块。右下为红海。爪状的赭色线代表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

在这幅1450年前后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上，一个巨大的海湾切进了非洲。此幅地图描绘了欧洲人抵达传说中伟大的基督徒皇帝祭司王约翰的故乡埃塞俄比亚的希望。图中右侧的彩点代表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

来自《马可·波罗游记》的这张插图显示了据信生活在亚洲的三个奇妙的种族：无头人、独脚人和独眼巨人。

亨里克斯·马提勒斯（Henricus Martellus）对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做出回应，在其148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的原边界上草草画上了好望角。自1世纪的托勒密地图以来，人们对亚洲的描绘几乎没有变化。

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攻。底部是土耳其人的兵营；左侧，金角湾的对岸是加拉达石塔（Galata），热那亚人的营房。远处，拥挤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就是亚洲。

航海家恩里克，选自圣文森特角（St. Vincent）15世纪的三联画屏。

葡萄牙的“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选自同时代的手抄本插图。

曼努埃尔一世的岳父母和敌手——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这是为其婚礼所绘的肖像。

特别像海盗的瓦斯科·达伽马，无名艺术家所绘的肖像，归达伽马的后人所有。

圣加布里埃尔号，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航行的旗舰，选自1568年的《舰队备忘录》（Memórias das Armadas）。

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力帕西镇（Lepakshi）维拉巴德纳庙（Veerabhadra Temple）中的16世纪壁画。安得拉邦曾是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一部分。此幅壁画大致是达伽马及其手下在卡利卡特看到的庙画类型。

1502年，费拉拉公爵的间谍阿尔贝托·坎迪诺将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偷运出里斯本。虽然红海仍是红色的，东南亚的位置也仍多属猜测，但世界的形状开始依稀可辨了。瓦斯科·达伽马的船员谨慎绘制的路线在图中的非洲东岸和印度西岸非常明显。巴西进入了视野，其上画有“教皇子午线”（Tordesillas line），西班牙和葡萄牙据此经线分割世界。

西奈山的圣卡塔琳娜号，1524年瓦斯科·达伽马最后一次航海至印度时所乘的旗舰。

瓦斯科·达伽马的肖像，绘于1524年前后，即他最后一次航海前夕。

1572年的里斯本，选自布劳恩与霍根博格（Braun & Hogenberg）所绘之《世界城镇图集》（Civitates Orbis Terrarum）。古老的摩尔人城堡在右上方；全新的皇家城堡就在中央靠左的水边，这是密切注意船只装卸的最佳位置。据传，里斯本是“在整个东方最著名的贸易中心”。

葡萄牙无赖在果阿像贵族一样虚张声势，选自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的《东印度游记》（Itinerario）。

本书获誉

生动而雄心勃勃……克利夫拥有小说家刻画人物的天赋……深刻尖锐地重现了16世纪葡萄牙的荣耀和卑劣。

——埃里克·奥姆斯比，《纽约时报书评》

以过人的创作天赋和严肃的学术态度讲述的故事。

——詹姆斯·埃卡特，《国家》

喜欢说书高手生动叙事的读者会把本书列为他们的年度好书。

——《克利夫兰诚实商人报》

无疑是本季可读性最强、最迷人、最刺激的图书之一……克利夫……凭借着相当的活力、幽默和叙事技巧写就了本书。

——《堪萨斯城星报》

鲜活地呈现了探索时代的历史……这一领域虽早有前人备述，但克利夫又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视界。

——《出版人周刊》

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添加了有趣的话题，涉及各自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帝国和贸易。

——《科克斯书评》

克利夫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他有力再现了达伽马的成就和荣耀，重新评价了其探险的目标和意义，扣人心弦，发人深思。

——《书单》

一本振奋人心的史诗级著作……惊心动魄的叙述……这是粗线条的历史，但它相当准确，并因叙述的增色而细腻生动。

——《星期日泰晤士报》

插图说明

作者按语

序幕

第一部分 缘起

1.东方与西方

2.圣地

3.家族战争

4.大洋

5.世界末日

6.竞争对手

第二部分 探险

7.指挥官

8.掌握诀窍

9.斯瓦希里海岸

10.乘季风而行

11.绑架

12.危险与欢愉

13.里斯本的威尼斯人

第三部分 十字军东征

14.印度海军上将

15.震撼与惊惧

16.海上的僵持

17.海洋帝国

18.国王的副手

19.狂野不羁的大海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插图说明

1.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的北非，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绘于137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

2.1450年前后，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世界（埃斯特家族图书馆，意大利摩德纳）

3.三个怪异种族，插图选自《马可·波罗游记》，埃杰顿大师（Maître d’Egerton）绘于1410～1412年前后（法国国家图书馆）

4.亨里克斯·马提勒斯（Henricus Martellus）1489年所绘之世界地图（大英图书馆）

5.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插图选自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奇勒（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所著之《海外游记》（Voyage d’Outremer），让·勒塔韦尼耶（Jean Le Tavernier）绘于1458年前后（法国国家图书馆）

6.航海家恩里克，选自15世纪中期圣文森特角（St.Vincent）的三联画屏，努诺·贡萨尔维斯（Nuno Gonçalves）所绘（国立古代美术馆，里斯本）

7.曼努埃尔一世小像，选自1513年阿伦-杜罗（Além-Douro）地区的《新读物》（Leitura Nova ）（国立东波塔档案馆，里斯本/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8.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的婚礼肖像，绘于1469年前后（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马德里加尔德拉萨尔塔斯托雷斯，西班牙阿维拉省/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9.瓦斯科·达伽马的肖像（里斯本地理学会）

10.圣加布里埃尔号，选自1568年的《舰队备忘录》（Memórias das Armadas ）（里斯本科学院/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11.选自印度安得拉邦力帕西镇（Lepakshi）维拉巴德纳庙（Veerabhadra Temple）中的16世纪壁画（SuperStock图片）

12.1502年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埃斯特家族图书馆，意大利摩德纳）

13.西奈山的圣卡塔琳娜号，约阿希姆·帕提尼尔（Joachim Patinir）等人绘于1540年前后（国家航海博物馆，伦敦格林尼治）

14.瓦斯科·达伽马的肖像，格雷戈里奥·洛佩斯（Gregório Lopes）画派绘于1524年前后（国立古代美术馆，里斯本）

15.1572年的里斯本，选自格奥尔格·布劳恩（Georg Braun）和弗朗斯·霍根博格（Franz Hogenberg）所绘之《世界城镇图集》（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海德堡大学图书馆）

16.葡萄牙无赖在果阿，选自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东印度游记》（Itinerario ），约翰尼斯·巴普蒂斯塔·凡·德廷歇姆（Johannes Baptista van Doetechum）雕刻于16世纪晚期（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作者按语

这是一个横跨三个大陆和多个世纪的故事，而且故事中的大多数人名和地名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中的叫法各有不同。恰当地说，瓦斯科·达伽马或许从未改名：我以葡萄牙的方式将其姓氏定为“伽马”，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偏爱“达伽马”这个叫法。 [1] 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做出选择，尤其是考虑到达伽马那位伟大的竞争对手，他的本名叫克里斯托福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 [2] ，而在得到重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被称作“克里斯托旺”或“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如果存在公认的英语名字，本书便采用那个名字；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名字则根据所讨论语言的普遍译法来确定，而非西方人的名字则被译成最简洁、认可度最高的形式。

为了消除读者在各类专业知识方面的障碍，还须做出其他决定。像“中世纪”或“东方”这类表示时代或区域的粗略术语最多只是不确定的标记，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却必须用它们作为必要的界石。日期都参照公历纪元转化为西方通用的形式了。引用非英语资料的译文按照其时代特点或明晰程度，分别采用了古代、近代或全新的译文。海上的距离以探险家所用的里格来表示：一葡萄牙里格大致相当于现代的三英里。最后，我自己花费了很多时日学习如何固定船首斜桁、观测后桅纵帆和挂锚，为的就是尽力减少在书中使用航海术语。希望形形色色的专家们不会对此过于计较。

[1] 依照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译者在后文中仍将其译为“达伽马”。——译者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2] 后文仍依照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将其译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序幕

那三艘怪船出现在印度海岸附近时，天色已晦，但岸上的渔夫们还是能看清它们的形状。 [1] 两艘大船像鲸鱼一样大腹便便，其两侧凸出向上收起，支撑着船头和船尾坚固的木塔。木质的船体经风吹雨打变成斑驳的灰色，船体两侧都伸出很多长长的铁炮，像巨型鲶鱼的触须。庞大的横帆在浓重的暮色中翻滚，一块比一块壮阔，每一块横帆上都有一面帽状的上桅帆，使得整套帆具像一群幽灵巨人。这些异域来客既有惊心动魄的现代感，又带着一股粗俗鄙陋的原始气息，但显然是当地人前所未见的。

海滩上一片惊慌，男人们成群结队，把四条又长又窄的小船拖进水里。他们划着桨驶近大船，看到每块绷紧的帆布上都装饰着巨大的绯红色十字架。

“你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小船到达离岸最近的那艘轮船下方时，印度人的首领喊道。

“我们来自葡萄牙”，一个水手答道。

两人说的是阿拉伯语，这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不过比起东道主，访客们略占优势。印度人从来没听说过葡萄牙这个欧洲西部边缘的小国，而葡萄牙人当然知道印度，为了来到这个国度，他们经历了史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航程。

时间是1498年。十个月前，这支小小的舰队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开始了它改变世界的征程。船上的170个人受命开启一条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线，解开香料贸易的古老谜团，以及寻找一位杳无音信的基督徒国王，据说他统治着神奇的东方王国。在一连串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背后，是一项将要真正改变旧世界的议程：与东方的基督徒取得联系，给予伊斯兰教势力致命一击，以及为征服耶路撒冷这座世上最神圣的城市铺平道路。就连这也不是终极目标——但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便是终局的开端，召唤“耶稣再临”和“最终审判”的号角定会即刻吹响。

时间会证明，这次寻找“应许之地”的结果绝不是一场空。但当前，全体船员最迫切的想法是保全性命。报名参加这次驶向未知世界的航行的人形形色色，有饱经风霜的探险家、侠肝义胆的骑士、非洲的奴隶、迂腐的文书，还有抵罪的犯人。这么多人别别扭扭地挤在一起已经有317天了。他们的舰队沿大西洋划过一个巨大的圆弧，接连数月只能看到单调荒芜的大陆边界。他们抵达非洲南端时遭到伏击，被迫深夜登船。他们曾经断粮断水，也曾饱受疑难病症的折磨。他们曾与湍流和暴风雨搏斗，船只和风帆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他们坚信自己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会洗清他们的罪孽。然而就算是最老练的水手也难免会有病态的迷信和不祥的预感。他们知道，区区牙龈肿胀或不远处毫无觉察的暗礁便可导致死亡，而死亡并非最糟糕的命运。当他们在陌生的星辰下入睡，驶进制图人为使地图生动而用青面獠牙的海兽标注的未知海域时，他们害怕失去的不是生命，而是灵魂。

在观望着他们的印度人眼里，这些天外来客，头发又长又脏，古铜色的脸也脏兮兮的，更像是某个原始品种的海豹。很快，当印度人发现可以把黄瓜和椰子以优厚的价格卖给这些外乡人时，他们的顾虑就消失了，第二天，四条小船又回来引导舰队入港。

那一刻，就连最坚忍的水手也不禁目瞪口呆。

对基督徒来说，东方是世界的发源地。《圣经》是它的史书，它的信仰之都耶路撒冷悬于天地之间，而伊甸园——人们坚信它在亚洲某处散发着芬芳——则是它的奇迹之源。有人说那里的宫殿覆盖着金瓦，不畏烈火的沙罗曼达 [2] 、涅槃重生的凤凰及离群索居的独角兽在那里的森林中悠闲漫游。那里的河水中流淌着宝石，能治愈一切疾病的珍贵香料从树上掉落。长着狗头的人从身边缓步走过，其他人或凭独腿跳跃而过，或是坐下来用巨大的单脚遮阳。钻石在峡谷中随处可见，由蛇守护着，只有秃鹫才能衔回。杀机四伏，近在咫尺的闪耀珠宝更显得遥不可及。

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人知道实情。数世纪来，伊斯兰教徒几乎阻隔了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数世纪来，令人神魂颠倒的谣言与传说融为一体，取代了客观严肃的事实。多少人前仆后继去发现真相，而这一刻的到来竟如此突然。作为世上最繁忙的贸易网络的中枢，卡利卡特 [3] 这个国际商业中心随处可见东方的富人，深阔的港口在水手们的眼前延伸开去。

倒也不必匆忙赶着第一个上岸。他们的期待太多，忧惧也太重。最后，第一个上岸的任务派给了一个被收容上船从事危险工作的人。

第一个随船航行并踏上印度海岸的欧洲人居然是个罪犯。

小船上的人直接把他带到两个北非穆斯林商人的家里，据印度人所知，世界的最西端就是北非了。商人们来自古老的港口城市突尼斯，让来客大感惊讶的是，他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4]

“活见鬼！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一个商人用西班牙语惊问道。

犯人直起了身子。

“我们来这里寻找基督徒和香料”，他神气十足地答道。

旗舰上的瓦斯科·达伽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位葡萄牙指挥官拥有中等身材，体格强壮结实，红润而棱角分明的脸庞像是用铜板焊接而成的。他是宫廷绅士出身，但他的凸额钩鼻、冷酷的厚唇和浓密的胡须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海盗头子。他在28岁时便承担起国家的希望和梦想，虽然他是意外的人选，但船员们已经了解了他的脾气秉性，他们敬重他的勇敢坚忍，也惧怕他的火爆脾气。

他巡视着自己的移动王国时，那双锐利的大眼明察秋毫。强烈的野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让他历尽险境，穿过了此前从未有人征服的疆域，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大冒险才刚刚开始。

早在故事的脉络成形之前，促成我写作本书的那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年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曾不解，为什么宗教战争的爆发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了解日益加深，我意识到我们是被拉回到了一场古代冲突中，而关于那场冲突，我们集体丧失了记忆。我们以为理性早已取代了宗教，支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战争关乎意识形态、经济和自负，而无关信仰。

历史的进程让我们措手不及。所谓的进步是胜利者自我陶醉的故事；失败者的记忆却经久不灭。某些当代伊斯兰教徒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与西方和平共处，而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用他们的话说，梁子早在500年前就结下了。那时，西欧最后一个穆斯林酋长国被消灭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了美洲——也是在那时，瓦斯科·达伽马抵达了东方。那三个事件在充满戏剧性的十年间依次发生，它们彼此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其源头直达我们共同的过去。

在这关键的十年之前的七个世纪，穆斯林征服者挺进欧洲腹地。在欧洲远西地区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先进的伊斯兰国家，而这个国家为引导欧洲走出“黑暗时代” [5] 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基督徒和穆斯林们开始遗忘他们以不同方式崇拜的上主原本是同一位神祇时，伊比利亚便燃起了圣战之火。圣战极其残酷，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伊斯兰教的地盘上开疆辟土，而当葡萄牙人开始其长达一个世纪的远大征程——从而开启了欧洲的“探索时代” [6] ，环绕半个地球去找寻旧主之时，战火仍在炽烈地燃烧着。

时机绝非巧合。数百年来，历史一直是从东方挺进西方的，在“探索时代”的前夜，行军的战鼓敲得更急了。15世纪中期，欧洲最雄伟的城市落入穆斯林之手，穆斯林士兵再一次准备进军大陆的心脏地带。彼时无人能想到还有新的大陆亟待发现，基督徒的救世之愿只能寄望于抵达东方：在欧洲人充满沮丧的想象中，亚洲早已成了一片神奇的疆土，他们可以和东方人同仇敌忾，令普世教会的梦想终得实现。

小小的葡萄牙自行承担起一个真正胆大无畏的使命：成为海上霸主，挫败伊斯兰教。数代人的共同努力使瓦斯科·达伽马的首次航海得以成行，西班牙人也加入了这场竞赛。因为大大落后了，西班牙人决定冒险押注在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意大利怪人身上。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向东驶入印度洋时，哥伦布却第三次西航，最终抵达了美洲大陆。

两位探险家的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既然我们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东方的世界——现在应当总算可以恢复对二人地位的公正评价。为颠覆伊斯兰教对世界的统治，基督徒发起了长达数世纪的反击，瓦斯科·达伽马的三次航海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们彻底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统治时期——西方人称之为中世纪和近代 [7] ——之间划下了一条分界线。它们当然绝非那段历史的全部，但与我们的选择性记忆相比，它们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探索时代”曾一度被美化为拓展人类知识疆界的一次理想主义冒险。如今，人们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场逆转全球贸易平衡的运动。它两者皆是：它改变了欧洲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认知，同时它所启动的全球势力均衡的转向至今方兴未艾。然而那不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还是对新仇旧恨的刻意清算。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水手们生在一个被信仰分为两极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消灭异教徒乃是正人君子的最高使命。随着船帆上血红色的十字架传向四面八方，他们开启了一场新的圣战。他们自认是曾经征战四个世纪的十字军——以基督之名挥舞着刀剑的勇敢朝圣者——的直接继任者。他们身负重任，即要对伊斯兰教发动横扫一切的反击，并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把欧洲的信仰和价值观输送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这正是区区几十个人划着几条木船驶离已知世界、泊入近代历史的首要原因。

要了解欧洲人怀着怎样的激情驶入远洋——这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回到起点。故事始于阿拉伯的风蚀沙丘和炎热的山脉之间，在那里一个新宗教诞生了，并以令人窒息的速度掠进欧洲的心脏地带。

[1] 我所参考的瓦斯科·达伽马首次航行的资料，见本书第七章的注释。

[2] 沙罗曼达（salamander），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和地方传说中代表火元素的元素精灵，salamander一词也有蝾螈之意，而欧洲人的确曾把沙罗曼达的神秘属性加在蝾螈身上，并视两者为同一生物。

[3] 卡利卡特（Calicut），现名科泽科德（Kozhikode），在中国明代古籍中被称为古里，是著名的“香料之城”。该城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西临阿拉伯海。这座城市因成为中国明代的郑和与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两位航海家共同的登陆地点及去世地点而闻名。

[4] 具体来说，突尼斯商人会说卡斯蒂利亚语和热那亚语，前者演变成现代西班牙语，而后者如今仍被热那亚地区使用。

[5] 黑暗时代（Dark Ages），指在西欧历史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段文化层次下降或者社会崩溃的时期。

[6] 探索时代（Age of Discovery），又被称作欧洲历史的“地理大发现”，指15世纪到17世纪。该时期内，欧洲的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7] 史学家们提出的中世纪结束时间各有不同，两个最主要的说法分别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1453年和哥伦布首航的1492年。如果说中世纪的重要主题是欧洲的衰落和伊斯兰教的兴起，那么现代的主旋律当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在全球的权力争夺。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古典世界最后的堡垒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作为现代时期的开端就不大能说得通了。哥伦布直到1498年8月才到达美洲大陆，而他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直到几十年后才开始显现。瓦斯科·达伽马是1498年5月到达印度的，我认为，正是他的这一成就才让欧洲相信，历史的潮流终于扭转了。

第一部分 缘起

1.东方与西方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第一次听到真主这个词，是在610年前后，那时他还无意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神志清醒。

“抱紧我！”这位40岁的商人说，他可怜地打着寒战，爬向自己的妻子，妻子拿了个斗篷披在他身上，抱住了哭泣的他，抚摸着他的头发。他一直在麦加城外一处常去的洞穴里冥想——这是娶了大他15岁的寡妇带来的奢侈——天使吉卜利勒 [1] 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让他陷入了痛苦而狂喜的失神状态，还对他传达了真主的告谕。穆罕默德惊恐不已，他以为自己疯了，打算自行跳下山崖。但那个声音不断在他耳边萦绕，三年后，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道。神谕日渐清晰：对亚伯拉罕和耶稣的信仰确是真知，但它已经堕落了。世上只有一个真主，祂需要伊斯兰——完全顺从。

对麦加的统治者们来说，这真是个坏消息，朝圣者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城市参拜360处神殿，这让前者获取了丰厚的利润。麦加是在汉志 [2] 地区一个繁荣的绿洲上发展起来的，那里燥热的山峦屏障沿着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海滨一直伸展出去。它的威严从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圣殿克尔白天房 [3] ，那个供奉着阿拉伯人主要偶像的“方屋”，向四周辐射开去。朝圣者每年从沙漠蜂拥而至，膜拜这个神圣的所在：绕着那个石立方转七圈，伸长脖子去亲吻方屋的每一个角落，直到被拥挤的人群推回人流的旋涡。长期以来，古莱什 [4] 部落精心策划，把他们对克尔白天房的守护演变成对麦加商业命脉的钳制，穆罕默德最初揭露的腐化堕落就是直接针对他们的。他指责这些贪婪的古莱什人中断了阿拉伯社会的平等进程：他们剥削弱者，奴役贫民，无视理应照顾受欺压的贫苦人的责任。真主注意到了这一切，他们全都会下火狱。

激怒古莱什人的倒不是穆罕默德关于唯一的仁慈真主的说法，甚至不是他宣称自己是真主的代言人这一说法。北方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王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克尔白天房里，耶稣和玛丽的塑像也骄傲地伫立在众多偶像之间。在阿拉伯半岛，犹太移民的影响力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同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伊斯玛仪 [5] 的后代，很多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至高神就是犹太人的神 [6]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诗人-传道者们常年在沙漠上漫游，规劝部落成员放弃偶像崇拜，回归到祖先的纯粹一神论上来。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无可争议的了；让古莱什人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穆罕默德是自己人。他的家族，哈希姆家族，是古莱什人的一个小分支。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是社会微小而坚实的栋梁，而他却背叛了自己的族人。

古莱什人用尽了一切办法，贿赂、抵制、诋毁这个棘手的传道者，最后还使出了深夜行刺的手段。穆罕默德及时溜出了住处，躲开了刀刃，逃往一个遥远的绿洲定居点——后来的“先知之城”麦地那。随着忠实拥护者的不断增多，他在那里建起了在麦加时梦寐以求的全新社会——乌玛（ummah），意即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出身，而是忠诚，人们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将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权利，并将财富重新分配给最贫苦的人。穆罕默德获得的启示越来越多，他开始相信，真主选择他的目的不仅是向族人传递警告，还是让他成为真主派遣到人间的“使者”。

为了把圣谕传播出去，他首先要对付麦加。与古莱什人的惨烈战争持续了八年，伊斯兰教的建立过程充满血腥。在最黑暗的时刻，穆罕默德的脸被人砸伤，满是鲜血，他还被手下的一名武士拉出战场，四处散播他已死的谣言——这才算救了他那些残兵剩将的命。乌玛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就是在那时，穆罕默德向战士们做出了响彻历史的承诺。他得到启示：在战争中被杀戮的人全都会进入最高阶的天堂，“住在园圃之中、泉源之滨，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我将以美目的处女，做他们的伴侣” [7] 。 [8]

穆斯林——“顺从之人”——继续坚持，而克服困难、战胜命运本身就像是神佑的征兆。决定性的时刻并非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一记公关妙招。628年，穆罕默德出人意料地带着1000名手无寸铁的朝圣者现身麦加，声称作为阿拉伯人，在克尔白天房礼拜是他的合法权利。在他庄严地履行仪式时，古莱什人只能恼火地站在一旁，麦加的统治者们突然显得愚蠢而非不可战胜的，对手的力量就此瓦解。630年，穆罕默德终于带着大批教徒重返麦加。他再一次绕着圣地走了七圈，吟咏着“真主至大！”，然后爬进天房，把偶像都搬了出来，在地上砸个粉碎。

两年后，穆罕默德去世时，他实现了史上无人想象过的壮举：他创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信仰和一个不断扩张的新国家，两者密不可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兰军队粉碎了那些对新秩序负隅顽抗的阿拉伯部落，这也是阿拉伯半岛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单一统治者和单一信仰的统一。因为宗教狂热、因为有了新的共同目标，还有生则享有大量战利品、死则获得永生的美好承诺，真主的新选民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他们看到的，是两个超级强权极尽所能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逾千年来，东方和西方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两岸对峙着，这块肥沃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如今则是伊拉克的领土。东边是辉煌的波斯帝国，它守护着一个古老优雅的文化和世上第一个天启宗教，即先知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er）所创的一神论信仰，这种信仰因其创建者的拉丁化名字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而得名琐教——它的内容涉及创世、复活、救世、启示、天堂与地狱，以及一位年轻处女诞下的救世主，其出生的年代先于耶稣数个世纪。在历任沙汗沙 [9] （意为“众王之王”）的领导下，波斯人一直视希腊人为死敌，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波斯国力复兴之后，便转而与希腊的继承者罗马人为敌。古代的争斗是东西方冲突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而到了610年，也就是穆罕默德最初得到真主的启示之时，这种冲突终于爆发为全面战争。

看到一波波野蛮人在西欧肆虐，君士坦丁大帝在欧洲的东部边缘建造了一个新罗马。光彩夺目的君士坦丁堡遥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10] 对岸，在亚洲，这一战略意义重大的狭长水域把黑海的水注入地中海。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躲藏在坚固的城墙后面，眼睁睁地看着波斯人洗劫他们富裕的东部省份，直奔神圣的耶路撒冷而去。很久以前，罗马人曾把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并在据称是耶稣受难地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基督教城市；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本人也曾在传说中耶稣受难、下葬和复活的地方建造了圣墓大教堂 [11] 。如今，让基督徒如末日来临般痛心的是，波斯人拉走了据信耶稣被钉死于其上的“真十字架”，随之消失的还有“圣海绵” [12] 和“圣枪” [13] ，以及这座城市的牧首。在漆黑的天空下，波斯人把圣墓大教堂洗劫一空之后，付之一炬。 [14]

就在即将被历史湮没之时，罗马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波斯则陷入了内战。但胜利者也筋疲力尽。罗马的城市变成废墟，处处是无家可归之人，田园荒芜，贸易中止，人人都受够了为拯救帝国而缴纳的苛捐杂税。在基督教争论不断的时代 [15] ，破坏性最大的是君士坦丁堡在领土范围内强制推行自己的正统基督教的做法。罗马人起初把基督徒投入狮口，现在又转而迫害那些不顺从官方说法的人，在地中海东部的大片土地上，从北方的亚美尼亚到南方的埃及，持不同见解的基督徒望眼欲穿地盼着新政权的诞生。 [16]

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逞强之势，对两个古老的帝国发起了攻击。

636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波斯帝国或许就要在一场怒吼的大象冲锋中，在未来的巴格达所在地附近走向毁灭。“该死的世界，该死的时间，该死的命运，”伊朗的民族史诗如此悲叹道，“野蛮的阿拉伯人已经来到，要把我变成穆斯林”。 [17] 伊斯兰国家的道路北接亚美尼亚，其东北方是与中国接壤的亚洲大草原，东南方是阿富汗，再往前便是印度。同年，一支阿拉伯军队在叶尔穆克战役 [18] 中击败了人数远胜于它的罗马军队，并占领了叙利亚。正是在叙利亚，大数的扫罗 [19] 曾在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安提阿 [20] 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会组织。第二年，耶路撒冷因饥荒而就范 [21] ，向新的征服者敞开了城门，此时距离罗马人得意扬扬地把“真十字架”物归原位不过区区八年。这座被各种信仰撕裂的城市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来说都是神圣的所在，罗马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圣地而持续数百年的争斗，就这样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绵延数个世纪的冲突所取代。

四年后，罗马帝国最富裕的省份——肥沃富有的埃及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就在君士坦丁堡孤立无援之时，被其贬为撒拉逊人 [22] ——“住帐篷的人”——的野蛮沙漠部落成员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占领了他们近来重新征服的所有土地。众多王国和帝国荣耀尽失，纷纷陷落，就连主教们也开始怀疑穆罕默德是否真的受命于天。 [23]

伊斯兰军队从埃及出发，一路向西，穿过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似势不可当的突进却在那里停了下来。

部分麻烦来自国内。穆罕默德尚未指定继承人便去世了，甚至没有留下关于如何选择继任者的明确指示。世敌恩仇很快重燃，为争夺沙漠中一望无际的商队暗地携来的战利品，竞争更加激烈，而这些战利品无一例外都落入了古莱什人囊中，穆罕默德曾严厉指责的正是这个部落的垄断和贪婪。部落间一番尔虞我诈之后，首批四位哈里发——先知的“继任者”总算从穆罕默德的密友和家族中被选了出来，但即使身居如此高位也未能保护他们不受攻击。一个愤怒的波斯士兵在第二位哈里发做礼拜时从背后捅了他，把匕首插进他的肚子，将他开膛破肚。一群秘密结社的穆斯林士兵不满第三位哈里发的奢华生活和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用重棒击杀了他，乌玛因此爆发了内战。第四位哈里发阿里——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也是先知最亲密的心腹——因为过于积极地与他的穆斯林同胞谈判，在清真寺的台阶上被人用毒剑刺杀了。 [24] 他的追随者们始终认为阿里是被穆罕默德亲自净身的继任者，并最终集结为“阿里党”——简称为“什叶派”，是彻底从实用主义的多数派中分裂出来的，后者即所谓的“逊尼派”，“逊尼”的词源意为“先知指明的道路”。

第一个哈里发王朝，即倭马亚王朝 [25] ，在动荡中成立了，它把首都迁出混乱恐怖的阿拉伯，以古老的国际都市大马士革为基地，实施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然而敌对势力仍频频进犯年轻的帝国，这一次麻烦来自外部。阿拉伯军队在北非被衣衫褴褛的蓝眼睛柏柏尔人 [26] 游牧部落阻隔了数十年，后者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原著居民。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造访时，柏柏尔人每次都会从山中的堡垒直冲而下，而且他们一般不会仅仅因为宣称皈依了新信仰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冲锋打头阵的是被阿拉伯人称为卡希娜或“女先知”的一个可怕的犹太勇士女王，她披着赤红的卷发驰骋战场，把入侵者赶回东方，直到最终在与一支阿拉伯大军的战斗中陷入绝境，她战斗到最后一刻，死时剑仍在手。

8世纪初，柏柏尔人的反抗日渐式微，很多人加入了征服者的队伍。区区百年间，穆罕默德的大军横扫地中海盆地四周的新月地带，一路杀向大西洋海岸。

在那里，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欧洲。

世界以惊人的速度回到了原点。一种爆发于东方沙漠的宗教即将从西方闯入目瞪口呆的欧洲。但在性野难驯的柏柏尔人看来，这种宗教本有可能在欧洲那些混战的部落奋起反抗之前便横穿大陆。

这股潮流早晚还会反转。当西方的基督教徒最终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欧洲大陆上就会蔓延起一场关于信仰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驱使着瓦斯科·达伽马驶向东方的心脏地带。

自传奇时代以来，有两座石峰标志着已知世界的最西端。古人称其为“赫拉克勒斯之柱” [27] ，还讲述了这位绝世英雄如何在完成其第十个不可能的任务时造了这两座山峰。赫拉克勒斯受命前往欧洲对岸去偷三头六腿的巨人革律翁的牛群，为扫清道路，他把一座山劈成两半。 [28] 围绕着世界的大洋之水经过这一裂缝冲入地中海。远处是扭动且不断变形的“海洋老人” [29] 和沉入水底的文明亚特兰蒂斯 [30] ，古老传说的碎片失落在时间的迷雾中，千年来，带给水手们无尽的恐怖。 [31]

两千多年来，坐落在赫拉克勒斯南柱附近的，是一个名叫休达 [32] 的港口城市。休达地形复杂，以一条名唤“七峰” [33] 的锯齿状山脉与非洲北岸相连。这一处小小的地峡漂移进入地中海，直到被一个叫作雅科山——也叫灯塔山（Beacon Hill）——的大土丘断然挡住去路。从雅科山山顶便可轻松看到西班牙海岸上直布罗陀巨岩 [34] 的石灰石。直布罗陀即为赫拉克勒斯北柱，得名于汇入大西洋的湍急的海峡。在这里，非洲与欧洲只有区区九英里 [35] 水域之隔，也是在这里，历史一次又一次跨海往还。

我们如今倾向于认为非洲和欧洲是被文明的巨大差距隔开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大陆，但直到不久前，这种差别还毫无意义。多个世纪以来，水上运输货物和人员往来比陆地更容易，贸易和帝国的统治把地中海附近的各民族汇集在一处。早期的开拓者腓尼基人 [36] 在西班牙开采银矿，并在远至不列颠的地方找到了锡矿。他们在北非凸向西西里岛的地带建造了传说中的迦太基城 [37] ，同样出于对瓶颈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视，他们又建造了休达，作为西部前哨。希腊殖民者随之而来，从西班牙到西西里岛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并安排亚历山大大帝贴身护卫的后人作为埃及托勒密王朝 [38] 的法老。接踵而至的是罗马人，他们夷平了迦太基，并在休达设置要塞，将其变成了世界尽头的一座军营。“地中海”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意为“大地的中心”，但政治现实和帝国骄傲促使人们给了它一个更加常见的罗马名字——我们的海 [39] 。正因为这种所有权意识，蛮族汪达尔人 [40] 横扫法兰西和西班牙，从直布罗陀海峡涌入地中海，在地中海附近大一些的岛屿安顿下来，专干海盗的营生，最终洗劫了罗马本土，这一切在他们看来就愈发不可忍受了。

然而，再多的海上交通也未能让地中海北岸各地做好准备，迎接711年发生的那场大事件。那一年，一支穆斯林军队在休达城集结，他们渡过海峡，在西欧开始了长达781年的伊斯兰统治。这只远征军的首领是位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 [41] 的柏柏尔人皈依者，他登陆的岩壁遂被命名为塔里克山——阿拉伯语为Jebel al-Tariq，我们则称之为直布罗陀。

当时，西班牙——中世纪欧洲用这个名字称呼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也包括未来的葡萄牙本土——正处在蛮族哥特人 [42] 的统治之下，后者从汪达尔人那里强取此地，而汪达尔人则是从罗马人手中将其夺来的。短短三年后，哥特人被驱逐到了北方高地，在那里，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国家何以毁灭，他们认为是统治者罪孽深重，招致神罚。 [43] 阿拉伯指挥官们带着柏柏尔人的军队在征服大部分半岛后，便挥师东北，越过狭长的比利牛斯山脉，挺进法兰西。

基督教世界危如累卵。

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阿拉伯大军曾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 [44] 但都未能攻破它高耸的城墙。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的这座城市两次目送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远去，那些战船上都装备着名叫“希腊之火” [45] 的新式武器。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是版图缩小、实力大减的基督教世界的东部堡垒，但它毫无屈服之意。相反，西欧却四面楚歌，仿佛任人宰割的鱼肉。入侵西班牙起初只是机会主义的大胆之举，但很快真正的侵略就从伊斯兰帝国的心脏地带开始了。伊斯兰领袖计划直接进军欧洲，吞并罗马放弃的土地，并从君士坦丁堡的后院巴尔干半岛向它发起进攻。如果成功，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区域占据的新月形地带就会变成满月。

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闯入法兰西，他们横扫阿基坦 [46] ，火烧波尔多 [47] ，沿着从普瓦捷 [48] 到圣城图尔 [49] 古老的罗马驿道行进。穆罕默德去世一个世纪后，一支前进的穆斯林军队距离巴黎的城门只有区区150英里。

在笼罩着欧洲“黑暗时代”的战争迷雾中，随着谣言四起，发生在地中海远岸的重大事件已经逼近。如果说远处响起的滚滚雷声预示着即将有一场直捣基督教世界正中心的突然袭击，这想法如此虚无缥缈，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然而这是一支戴着头巾的军队，受到古怪信仰的驱使，在不为人知的旗帜下驰骋，闻所未闻的陌生号角和铙钹的刺耳敲击响彻云霄，他们用异国语言发出令人胆寒的誓言，在法兰西的秋野上兼程而进。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较量在732年的一天改变了走向。 [50] 在普瓦捷城外的路上，伊斯兰军队撞上了粗野而刚毅的法兰克人 [51] 竖起的一道密实的人墙，这些西部日耳曼人从很久以前便住在罗马帝国境内，领头的是查理·马特，法兰克人都叫他“铁锤” [52] 。步兵队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波波阿拉伯骑兵飞速地撞入前阵，也未将步兵阵列冲垮。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阿拉伯人获得了惊人的丰厚回报的战术 [53] ——断开敌人的前线、射箭时散开队形、在敌军乱作一团时重新集结、一个一个地干掉他们——这时却第一次失败了，穆斯林的尸体在法兰克人的盾牌前高高堆起。零星的战斗持续到深夜，但在曙光来临之时，残存的入侵者也消失了，他们退回了西班牙。

此后数十年间，庞大的伊斯兰军队仍一次再次地穿越比利牛斯山脉；他们偶尔会到达阿尔卑斯山，迫使“铁锤”的队伍重返战场。入侵之举最终日渐消弭，其原因与其说是西面基督教国家的军队英勇，不如说是涌进西班牙的数万名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内部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54] 尽管如此，穆斯林强盗还是控制了阿尔卑斯山的各个山口——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俘获了欧洲最富有的克吕尼修道院 [55] 的院长，他缴纳了一笔堪比国王的赎金 [56] ——而穆斯林海盗纵横七海，直逼得基督徒“连把一块木板放入水中也不可能”，一位哈里发的首席幕僚得意地吹嘘道。 [57] 而在西方，普瓦捷战役 [58] 作为转折点被人们长久铭记。

正是为了描述马特的队伍，一位编年史家首创了欧洲人（europenses） [59] 一词。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群人。大陆之间的地理分界线最初是由希腊人划下的，为方便起见，他们把位于自己东方的大洲叫作亚洲，位于自己南方的洲叫作非洲，其他地方都叫欧洲。随着走得更远，他们为了北方的哪条河标志着欧亚的边界、非洲究竟当始于埃及还是始于尼罗河等问题大伤脑筋，也质疑把一大片陆地分成三个部分的做法有何意义。对其他所有人来说，这种分割全然是武断的。当北欧还属于画成蓝脸的野蛮人生活的偏僻地区，而地中海还是西方文明之内湖时，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们会拥有共同的身份；罗马帝国的亚非各省份也并不因为它们位处欧洲之外而缺少罗马味儿。当拿撒勒 [60] 的耶稣的教义从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时，没有人能预测到其追随者的信仰会成为全欧洲的宗教；埃塞俄比亚是首批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之一，而对基督教思想演变起到深刻影响的教会神父圣奥古斯丁本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正是伊斯兰的军队和他们蔓延到三大洲的帝国使基督教沦为一种欧洲的信仰，只有少数例外零散分布在别处。

世上也从来没有过单一的欧洲基督教。大多数蛮族起初接受的是阿里乌教派 [61] ，这个民间教派认为耶稣是受造物。阿里乌派的一个部落伦巴第人 [62] 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杀死看法与其相左的每一个天主教神父。主教们很多都是古老的元老院家族的后裔，他们在罗马帝国杂草丛生的废墟上苟延残喘，直到6世纪的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 [63] 在与哥特人的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中看到了曙光。法兰克人与罗马帝国达成协议，后者承认其国王的合法性，并以教宗的军队为其后援。双方达成协议的时间是800年的圣诞日，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大帝 [64] 沿着圣伯多禄大教堂 [65] 的台阶膝行而上，在罗马教宗面前俯伏于地，接受加冕，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66] 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皇帝为此大发雷霆却又无能为力。教宗虽只是罗马帝国的主教，却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揭开了日后与东欧的正教会分裂的序幕。 [67]

因为查理大帝的短命帝国很快便四分五裂，维京人 [68] 也从斯堪的纳维亚发起了一波波毁灭性攻击，又因为贫瘠的乡村耸立起石头城堡，城下人口十分稀疏，欧洲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半岛，夹在大洋和伊斯兰绿海之间，风雨飘摇。正因如此，加之缺乏其他解决之道，欧洲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现代欧洲的概念不仅来源于地理疆界，也不仅由于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各民族都有抗击伊斯兰教入侵的共同目标，这些倔强的民族拼凑起来，才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欧洲。

这种新出现的共同身份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伊比利亚半岛仍然被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统治着。随着基督徒开始反击，也恰恰在那里，诞生了最热衷于天主教的国家。其理由简单得惊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姊妹宗教，它们在伊比利亚长期共存。比起驱逐外人，要想把自己的姐妹赶出家门，就得更疯狂地占据道德制高点才行。

在已知世界的最西端，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将会释放出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其影响无远弗届，在此后的数世纪绵延不绝。一切本有可能全然不同。在阿拉伯世界，被伊斯兰教统治的西班牙被称作安达卢斯——这个名字后来用于指代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安达卢斯曾是西方世界最具国际色彩的社会之所在。

自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穆斯林就把顺从伊斯兰教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归入齐米 [69] 一类。异教徒自然是受到攻击的对象——他们面临的选择明摆着：要么皈依，要么死亡——但穆罕默德本人曾禁止追随者们干涉“有经者” [70] 同胞的宗教自由。早期阿拉伯征服者们的做法尤甚：他们设置重重障碍，让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很难皈依，这么做的重要原因是，任何人加入穆斯林精英阶层之后，都可以免除对异教徒收取的人头税 [71] 。然而当大批人口皈依成为常态，事实证明，宽容是有限的。9世纪的一位长于羞辱他人的哈里发下令，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要在住宅外悬挂魔鬼的木像，穿黄色的衣服，坟墓须与地面齐平，而且只能骑“配木头马鞍、鞍后有两个石榴样的球作为标志” [72] 的骡子和驴出行。

在安达卢斯，非穆斯林的地位并不平等——这违背了伊斯兰的教义——但除了象征性的归顺之外，倒也没有人为难他们。这里反而诞生了一个激进的观念：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和工作 [73] 。犹太人，甚至基督徒，开始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例如文书、士兵、外交官乃至议员。曾有一个文雅、博学而虔诚的犹太教徒成为这个伊斯兰国家非官方任命但拥有实权的外交部长 [74] ，而他手下的一位大使还是个基督教的主教。希伯来语在此前的几百年一直只用于干巴巴的礼拜仪式，这时也在犹太诗人的笔下恢复成鲜活的语言，同时塞法迪犹太人 [75] ——得名自安达卢斯的希伯来语名称“塞法拉德”——摆脱了长期以来的野蛮迫害，进入“黄金时代”。基督徒也同样开始喜欢上了阿拉伯文化，他们像阿拉伯人一样穿衣、吃饭、沐浴，甚至用阿拉伯语诵读《圣经》和吟诵礼拜仪式。 [76] 因此，一小群把侮辱伊斯兰教视为己任的反抗者给那些喜欢阿拉伯文化的人起了个绰号——Mozarabs，意为“模仿阿拉伯人的人”。一个名叫尤洛吉乌斯的贵族修士专擅丰富多彩的詈词，他声称穆罕默德曾吹牛要在天堂夺去圣母玛利亚的童贞。 [77] 大多数拒绝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也像其所追随的殉道者一样死去，他们尸体的不同部位被偷偷地带出国境，在四面八方的基督教城镇中颇受人青睐。安达卢斯从来都不算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然而随着不同传统的混杂和相互补充，随着差别本身大行其道，代替了信心不足的社会强制人们服从的做法，拥有自己的观点和欲望的个人从等级森严的世界中脱颖而出。 [78]

这在“黑暗时代”的欧洲是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当时整个欧洲都坠入低谷，坚信世界日益衰老，末日之火已在地平线上摇曳。与之相反，西班牙却充满生机，大地上长满了从东方移植而来的异域新作物 [79] ，飘荡着橙花扑鼻的芬芳。瓜达尔基维尔河 [80] 河畔的伊斯兰教首都科尔多瓦 [81] 成为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壮丽的大都市，市场上堆满了精美的丝绸和地毯，灯火通明的平整街道上挂着提供法律、建筑、外科手术和天文服务的招牌。总图书馆——城里的70个图书馆之一——的书架上堆压着40万册书，比基督教西方最大的收藏也要多上千倍。大清真寺——西班牙语称之为Mezquita——由哥特式教堂改造而成，精致的大理石柱支撑着红白相间的糖果色条纹叠置拱门，成为不断变幻的梦想空间。科尔多瓦有近50万人，一度是世上最大的城市。一位撒克逊修女曾写道：“（它是）世界的辉煌点缀。” [82]

安达卢斯在10世纪达到巅峰，当时的统治者觉得自己创下了宏图伟业，区区埃米尔 [83] 一职实属屈才，因而宣布自己是真正的哈里发，是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的后裔，是所有穆斯林的领袖。为了和他新添的荣耀相配，阿卜杜拉赫曼三世 [84] 在科尔多瓦城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连绵不绝的雄伟城市。城里处处珠光宝气，象牙和乌木雕成的大门朝向护城河环绕的花园，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动物园和缀满琥珀珍珠的花哨雕塑，巨大池塘里的鱼每天要吃掉12000个新鲜烘焙的面包：改朝换代之意昭然若揭。使者们排着长队向新哈里发躬身奉上厚礼，他们在一个半透明大理石铺就的大厅里等待接见，大厅中央那颗巨大的珍珠吊坠下，灌满水银的池子时时被搅动起来，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三个世纪后，历史的手指轻轻一弹，便让欧洲大陆上的伊斯兰强者消弭于无形。和每一个因优越感而衰落的国家一样，安达卢斯也变得过于自满，无暇注意四伏的危机。美丽的童话总会终结，故事的高潮是傲慢的哈里发们在大理石宫殿里与世隔绝，致使国家落入一个名叫阿布·阿米尔·曼苏尔 [85] ——“胜利者”——的邪恶廷臣手中，这样的结局倒也恰如其分。曼苏尔还真是个常胜将军，在参战的52场战役 [86] 中取得了全胜。大多数战役都是以空前的狂热与固守在西班牙北部据点的哥特人后裔作战，曼苏尔的声名远播，为他赢得了“阿尔曼索尔”（Almanzor）这个西化的名字。阿尔曼索尔把在位的少年哈里发关了起来，并在科尔多瓦对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可以与其媲美的雄伟城市，把安达卢斯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还教唆粗野的柏柏尔人甚至基督徒雇佣兵加入他的军事行动，这些都令臣民愤怒不已。1002年他去世后，穆斯林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几年后，不满的柏柏尔人军队毁掉了哈里发国的模范样板，此时距离它惊世崛起只有区区70年。

安达卢斯四分五裂，变成了彼此竞争的城邦的大杂烩，境外的基督徒国王们总算等到了反击的机会。

西班牙的基督教复兴是一个漫长而纷争不断的过程，小王国间无休无止的战乱令人厌烦。根据长久以来的部落传统，统治者们把身后的领土分给子嗣，而后者却纵情享乐，自相残杀。 [87] 战争的涟漪荡漾不息，彼此为敌的君主们常常与穆斯林入侵者结成权宜联盟，跟与同宗教的兄弟结盟一样频繁。不过他们缓慢地南移进入国力渐衰的城邦，然后突然间，历史的一次惊人反转竟指日可待。

千纪之交，西欧终于开始摆脱其血迹斑斑的黑暗笼罩。维京人开始了定居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在查理大帝那个古老帝国的西部，法国开始崭露头角，而德国的祖先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国土上战事不断。罗马教会从屈辱的谷底恢复过来，再次梦想着壮大自己的信众。它在西班牙看到了机会。

1064年，教宗支持与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的战争——这是基督徒第一次公然与信仰相左的敌人作战。从那时起，西班牙人便开始在罗马教宗的旗帜和羽翼下行进，但从来没有真正地团结一致。基督在世间的代表为他们投入战斗提供了切实保证：大规模赦免死者的罪恶。这样一来，他们无须为自己的罪恶忏悔，死后便可立即进入天堂。

这场战争很快有了一个名字——收复失地运动 [88] ——全然不理会穆斯林统治半岛的时间长于基督徒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为了个人荣耀和领土扩张的一系列无序战役演变成宗教解放之战 [89] ，西班牙还有了自己的守护神使徒雅各 [90] 。圣雅各——法语圣雅各（Saint Jacques）的西语拼法为圣地亚哥（Santiago）——在耶稣死后几年于耶路撒冷被斩首，但一位隐士在一颗星星的引导下，在西班牙的一片田垄 [91] 中奇迹般地掘出了他的尸骨。在他那可疑的转世重生中，耶稣的伙伴变成了Santiago Matamoros——“摩尔人屠杀者圣雅各”——而Moro则源自柏柏尔人的罗马叫法，是伊比利亚的基督徒对穆斯林、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统称。摩尔人屠杀者后来又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冠名，这是专对伊斯兰开战的众多军事组织之一，有个令人振奋的口号：“让阿拉伯人的鲜血染红长剑”。从那时起，使徒便经常出现在战火最炽之时，盔甲闪耀，身骑白马，敦促追随者们与异教徒血战到底。

就算到了现在，西班牙基督徒中仍有人不清楚自己到底该效忠哪一方。而那是熙德 [92] 的年代，他以西班牙的英雄之名蜚声四海，尽管他曾经是为穆斯林及基督徒服务的雇佣兵。1085年，熙德先前的主公——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勇者阿方索” [93] 以欺骗手段控制了古老的要塞城市托莱多，因此信仰基督教的托莱多取代了没落的科尔多瓦，成为欧洲的文化之都。在穆斯林建筑师设计的犹太教会堂 [94] 里，托莱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举行着各自的宗教仪式，互不干扰。在托莱多的翻译学校里，穆斯林和犹太人合作，把医学、科学和哲学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文。游客旅人往来于比利牛斯地区，把伊斯兰的文化和学问引进欧洲其他地区，改变了后者的精神生活，以及其装饰风格、菜谱、时尚和歌曲。 [95] 在共存的曙光下，西班牙人成为掌握最新时尚的大师。

托莱多是那个未能实现的平行世界中最后一道耀眼的亮光，是创造力的最后一次竞相爆发。随着基督教军队继续向南推进，伊比利亚半岛上残存的穆斯林统治者开始害怕自己时日无多了。当勇者阿方索的狂热让他放肆僭越，贸然自称是全西班牙的皇帝时，安达卢斯终于开口向海外求助了。 [96]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穆拉比特人 [97] 是个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残忍的穆斯林教派，他们追随的是一位强硬派传教士，此人坚信应严苛训导和定期惩罚教徒。他们已经向南扩张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向北到了摩洛哥一带，如今正迫不及待地准备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抵西班牙。他们甫一到达，便认为自己的教友是一群浑浑噩噩的好色之徒，于是转身回家拿起自己的法特瓦 [98] ——教令，确认自己有权处置那群教友。当他们再度回来时，安达卢斯骄傲的阿拉伯人深吸一口气，投降了。新的哈里发国及时再次联合纷争不断的城邦，向基督徒发起了反击，直到他们自己也日益松懈，被穆瓦希德人 [99] 赶下了权力的宝座，穆瓦希德王朝是从休达涌入的柏柏尔人建立的又一个无坚不摧的王朝。 [100]

穆瓦希德人比穆拉比特人更加热衷于原教旨主义，他们打算把安达卢斯变成圣战者的国度。

很久以前，当伊斯兰教的扩张远远超出阿拉伯半岛时，伊斯兰学者曾把世界分成两部分：伊斯兰世界和战争世界 [101] 。根据这种学说，前者应责无旁贷地对后者施压，直至后者消亡。武装圣战——jihad一词的本意不过是“斗争”，往往是指个人为求真主的恩慈而努力奋斗——成了蒙神认可的扩张工具。随着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穆斯林陷入纷争，圣战本身的威力也日渐消退。而穆瓦希德人不能容忍这种衰弱，除了严厉抨击自己的穆斯林同胞外，他们还宣称将对西班牙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发动一场永恒的圣战。在穆瓦希德人赶尽杀绝和残酷翦除信仰的过程中，基督徒的处境并不比异教徒好多少：他们崇拜神圣的三位一体而不是真正的唯一神，所以便再也不配做受保护的人民了。仍然住在安达卢斯的受保护人民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么死亡，要么皈依。很多人不愿做出选择，宁肯一走了之。

西方基督教世界也曾经历过相似的转变。基督教起初是犹太教信徒的一个不起眼的运动，但它在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官方宗教后，很快就发起了征服世界的战争。罗马军团打着十字架的旗号投入战斗，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野蛮人也照此行事，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就是在利剑的胁迫下皈依天主教的。首次定义了“正义战争”概念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曾谴责说，为了权力或财富而战无异于江洋大盗，但他同样认为，为了维持和平，以暴制暴也是必要的。自奥古斯丁以降，同样的想法影响着烧杀劫掠的野蛮人和维京人，启迪着教宗的宏大梦想以及军营笼罩下的欧洲，直到最后，为基督教而战被看作是反对“敌基督” [102] 的崇高战斗。随着天主教神学家们终于解开伊斯兰教的谜团 [103] ，他们发现如果这两种信仰之间有任何的和解与容忍，那不仅符合教义，也是切合实际的：穆斯林至少承认基督徒是其信仰的先驱（尽管早已走向歧途），而在基督徒看来，新宗教的出现本身就证明自己大错特错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尽管两种宗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造成其最大分歧的正是它们的相似之处。不同于其他任何主要宗教，两者都宣称上帝的终极启示是自己独有的。此外与大多数宗教不同的是，两者都以传播为使命，力图把自己的教义传播给被它们视为异端的没有信仰之人。作为世界性宗教和地理上的邻居，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竞争对手。在西方，这种对抗曾一度因少数开明统治者、伊斯兰帝国的辽阔疆域，以及欧洲的血腥反省而中止。但容忍的最后一缕微光也迅速消失了，伊斯兰世界开始分裂成更加锐利的碎片，而欧洲也终于发起了反攻。

教宗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勇士们发起了武装号令。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士兵南行穿过西班牙，他们满怀着复仇的热情，立志要把伊斯兰教赶出欧洲。 [104]

在世界的西部边缘，日益无法弥合分歧的双方同时爆发了圣战。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战士的后代会以基督的名义跨海征服遥远的国度，这绝非巧合。与伊斯兰作战已融入他们的血液：这正是他们的国家建立之初的使命。

就在争夺西方的战役如火如荼之时，活力四射的欧洲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反击伊斯兰教的战斗始于西班牙，目标直指耶路撒冷，如今这场战斗有了一个将在未来几百年间萦回不绝的名字——十字军东征。

[1] 吉卜利勒（Gabriel），基督教译作加百列，是传达天主信息的天使。他也被认为是上帝之（左）手。

[2] 汉志（Hijaz），又称希贾兹，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北至约旦边境，南至亚西尔地区的沿海地带。得名自境内的汉志山脉。

[3] 克尔白天房（Kaaba），一座立方体建筑物，位于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禁寺内。相传是世上第一人阿丹（亚当）所建。

[4] 古莱什（Quraysh），伊斯兰教这一信仰产生之时占据着麦加城的一支部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古莱什族人。这支部族有多神教信仰传统，并崇拜偶像，最终降服于伊斯兰教。

[5] 伊斯玛仪（Ishmael），基督新教译作以实玛利，按照《希伯来圣经》和《古兰经》的记载，伊斯玛仪是亚伯拉罕与其正妻的女仆夏甲所生的长子。

[6] 犹太人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以撒，他是亚伯拉罕之子，为其父与原配撒拉所生；穆斯林的祖先是伊斯玛仪，他也是亚伯拉罕之子，是撒拉的埃及女奴夏甲所生。阿拉伯人传统上认为，亚伯拉罕修复了克尔白天房，天房是亚当始建，并由诺亚在拜访夏甲和伊斯玛仪时重建的，而诺亚的妒妻逼他放逐了伊斯玛仪。

[7] N. J. Dawood，trans.，The Koran：With a Parallel Arabic Text （London：Penguin，2000），497.

[8] 译文参考了《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73页，第四四章烟雾（睹罕），第五二至五四节。

[9] 原文为拉丁化的古波斯语shahanshahs。

[10]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又名伊斯坦布尔海峡，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海的第一关口，也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11] 原址是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纳发现的。325年，她在去往“圣地”寻找圣物的旅途中，不可思议地发掘出“真十字架”的残片，据信，耶稣就被钉死在它之上，她还找到了穿过耶稣双手双脚的钉子，根据某些记录，还有“圣外套”以及把耶稣绑在十字架上的绳子。她把一些发现物带回国，包括那两枚钉子，其中一枚后来被装进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头盔，另一枚则被钉在他的马辔上；其他发现物被存放在新教堂中。由于传统上认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点正是亚当的头颅下葬之地，人们还认为那座教堂里有世上第一个人的坟墓。参见Colin Morris，The Sepulchre of Christ and the Medieval Wes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2] 圣海绵（Holy Sponge），耶稣受难器具之一。据说在耶稣受难时，罗马士兵用这块浸泡在醋里的海绵供其饮用。

[13] 圣枪（Holy Lance），又称“命运之矛”，相传是耶稣在受十字架刑之后，罗马士兵为确认耶稣是否真的受刑而死，用一支长矛戳刺耶稣的侧腹，此长矛即成为“命运之矛”。它与圣杯、真十字架等同为基督教的著名圣物。

[14] 公元前614年，波斯人洗劫了耶路撒冷。公元前70年，罗马人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犹太人起义，前者焚毁第二圣殿，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并屠杀或抓走了全部人，并从此不许犹太人住在大卫城里。犹太人与波斯人结盟，报了544年前的大仇，却在罗马大军杀回来后又遭到屠杀；他们很快便与阿拉伯人结成了更成功的盟友。

[15] 争论的焦点是基督到底有多大的神性。正教会的观点得自一系列大型评议会，认为耶稣既充满神性，也充满人性，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整合。但帝国的很多臣民对此观点无法苟同。阿里乌斯教徒否认耶稣的神性，基督一性论者否认他的人性，聂斯脱利教派的人宣称他有两种本性，即神性和人性，而其他教派亦坚持形形色色的中间意见。皇帝们相继颁布法令，声称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信仰，并将持异议者判为异端。征服波斯的胜利者赫拉克利乌斯在寻求折中方案时又再度提出了这个恼人的问题，但得出的教义——宣称耶稣有两种天性但只有一个意志的基督一志论——无人满意，他在50年后便被斥为异端。

[16] 数个世纪后，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幸存的独立东方教会的领袖们仍把阿拉伯人看作救星。一位12世纪叙利亚东正教会的主教写道：“复仇之神注意到了希腊人的恶意，他们在自己的辖区残酷地洗劫了我们的教堂和修道院，还恶狠狠地谴责我们，这促使南方的以实玛利的子孙前来拯救我们。”Stephen O’Shea，Sea of Faith：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World （London：Profile，2006），52引用了叙利亚的米哈伊尔（Michael the Syrian）的这段话。

[17] 引自菲尔多西（Ferdowsi）的伟大史诗《列王纪》（Shahnameh ），这部史诗写于公元后第一个千纪之交，最佳译本是由Dick Davis翻译的（New York：Viking，2006）。虽然波斯贵族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们长期对阿拉伯文化充满敌意，对波斯在伊斯兰教之前的辉煌满怀依恋。

[18] 叶尔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uk），636年8月，拜占庭帝国与正统哈里发国的穆斯林阿拉伯武装在叶尔穆克河附近发生的一场重要战役。穆斯林取得了全面胜利，结束了拜占庭在叙利亚的统治。

[19] 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基督教早期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也是基督徒的第一代领导者之一，被奉为外邦人的使徒。大数，又译塔尔索，位于今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东南部，是罗马帝国时期基利家省的首府，使徒扫罗（即保罗）的出生地。

[20] 安提阿（Antioch），奥龙特斯河东侧的一个古老城市。其遗址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城市安塔基亚。公元1世纪时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21] 637年4月，耶路撒冷陷落。根据传统，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欧麦尔（Umar）衣衫褴褛地骑着一头白驴（或骆驼）穿过“悔改之门”。他问牧首大卫王曾在哪里祈祷，于是被领到圣殿山上，却发现那里很长时间一直被用作堆放垃圾。欧麦尔把一些基督徒集合起来，让他们清理那些垃圾，随后盖了一个简易的礼拜木屋，这个木屋后来被阿克萨清真寺所取代（参见第二章）。

[22] sarakenoi或saraceni一词原本指代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非阿拉伯人，但后来用于指代阿拉伯人，继而指代所有的穆斯林。该词语源不明，但4世纪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指出，这个词曾被用于指代该地区的沙漠游牧民族。

[23] 亚美尼亚的主教谢别奥斯（Sebeos）非常恐惧，参见Alfred J. Butler，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and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the Roman Dominion （Oxford：Clarendon，1902），152。在教会的五个大牧首区里，有三个——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如今都在伊斯兰统治者的默许下运作。

[24] 刺杀阿里的刺客狂热地确信，虔诚，而非血统，才是伊斯兰领袖的唯一标准。他简单的清教徒式版本的伊斯兰教就是后来所谓的哈里吉教派（Kharijism），在北非最为根深蒂固。当今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仍零星存在。

[25] 王朝缔造者穆阿维叶一世（Muawiya）是阿布·苏富扬·伊本·哈布（Abu Sufyan Ibn Harb）之子，后者是麦加的重要人物，曾率人攻击麦地那，几乎消灭了伊斯兰教。在同一场战役结束之时，穆阿维叶之母欣德（Hind）扯出了穆罕默德的叔父哈姆扎（Hamza）的肝脏并生吃了它。穆罕默德的孙子也死于这场内战，克尔白天房也被焚毁了。务实的权力政治戏剧性地战胜了教义的虔诚和纯正。

[26] 柏柏尔人的土地从尼罗河延伸到大西洋，他们自称“自由人”（Imazighen）。他们是生存大师，而他们的部落则是异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女先知”的传说一直以来引发了很多晦涩难解的争论，参见Abdelmajid Hannoum，Post-Colonial Memories：The Legend of the Kahina，a North African Heroine （Westport，CT：Heinemann，2001）。

[27] 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西方经典中形容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耸立的海岬。一般认为，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而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一直没有一致的说法。大部分人认同的，一说是位于休达的雅科山，另外一说位于摩洛哥境内的摩西山。

[28] 据说革律翁住在厄律忒亚岛，就在如今的加的斯附近。在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版本中，赫拉克勒斯举起两座大山来纪念他的游历；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说他缩窄了现今的海峡，以防大洋上的怪兽靠近。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第三卷的导言中记录，1世纪的沿海居民认为这座大山是“（赫拉克勒斯）挖穿的；此前被挡在外面的海水得以流入，因而改变了自然的面貌”。赫拉克勒斯双柱迄今仍然位于西班牙盾形纹章的显眼位置；Plus ultra——“天外有天”——的箴言环绕着它们，暗示它们标志着起始而不是结束。

[29] 这个神话人物出现在赫拉克勒斯的第11次任务中，也有人认为他是海神涅柔斯（Nereus）。在那次任务中，赫拉克勒斯被派去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的花园取回不朽的金苹果，赫斯珀里得斯姐妹是一个名叫阿特拉斯（Atlas）的泰坦神族之女，天空就被阿特拉斯扛在肩上。赫拉克勒斯抓住不断变形的涅柔斯，强迫他说出花园的位置，然后把普罗米修斯从痛苦的折磨中解救出来，作为回报，他被告知只有阿特拉斯才可以取到苹果。赫拉克勒斯提出，在阿特拉斯去花园期间替他担起天空的重担；但阿特拉斯回来后，企图欺骗这位英雄永远替他扛着这副重担。赫拉克勒斯请阿特拉斯暂时托一下天空，让他整理一下身上的斗篷，然后逃走了。在另一个说法里，赫拉克勒斯建起双柱，解放了阿特拉斯。

[30] 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关于其最早的描述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据称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被史前大洪水所毁灭。

[31] 有一两个更早期的航海家胆子更大。公元前500年前后，迦太基探险家“航海家汉诺”（Hanno the Navigator）驶过赫拉克勒斯双柱，并可能到达过塞内加尔河。他的旅程记录在《周航记》（Periplus ）中，这是汉诺留在一座神庙里的石牌上的文字的希腊文译本。希罗多德大略提到过早期的非洲环航是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派遣的一支由腓尼基人充当海员的舰队沿顺时针方向完成的；希罗多德对此持怀疑态度，记载说腓尼基人在沿非洲南端向西航行时，发现太阳在他们的右侧，这成为后来一个说法的唯一证据——该说法没有其他证据，只是那些断定埃及和墨西哥的金字塔之间必有联系之人凭记忆传播的。

[32] 休达（Ceuta），西班牙两个位于海外的自治市之一，位于马格里布的最北部，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33] 该山脉的顶峰是将近3000英尺的摩西山（Jebel Musa），那里也是赫拉克勒斯南柱的候选地。

[34] 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巨型石灰岩，高达426米，其北端邻近直布罗陀和西班牙的边境。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这块土地根据《乌得勒支和约》交给了英国。

[35] 约合14.5公里。1英里≈1.609公里，下同。

[36] 腓尼基人（Phoenician），闪米特人的一支，乃犹太人的近邻，定居于古代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地区。腓尼基人善于航海与经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37] 迦太基城（Carthage），北非的古代城市和城邦，位于现在的突尼斯附近。

[38] 托勒密王朝（Ptolemaic），或称托勒密埃及，是在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之后统治埃及和周围地区的一个希腊化王国。王国建立者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托勒密一世，他在公元前304年自立为国王并宣称自己是埃及法老。

[39] 原文为拉丁文Mare Nostrum。

[40] 汪达尔人（Vandals），古代一个东日耳曼部族，在民族大迁徙中，于429年占领今北非突尼斯一带，建立了汪达尔王国。455年，他们从海上出发，并于6月2日无情地洗劫了罗马城。

[41] 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689—720），柏柏尔人穆斯林将军，711年，他在倭马亚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的命令下，领军征服了西哥德的西斯班尼亚（今西班牙）。塔里克·伊本·齐亚德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42] 哥特人（Goths），东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分支部族，从2世纪开始定居在斯基泰、达契亚和潘诺尼亚。哥特人曾南下西班牙甚至北非，代替罗马人统治西班牙和北非。东哥特人于5世纪末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西哥特人在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西哥特王国。

[43] 虽说这次战败的原因是哥特人因连年内战所受的天罚，但当被流放的贵族们设法搁置分歧，选出统治者，并创建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后，他们便得到了神的眷顾，阿斯图里亚斯是基督教国家最终击退伊斯兰教的核心力量。722年，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一个国王佩拉约（Pelayo）在对抗柏柏尔人时获得一场小胜，后来这被认为是基督教复兴的开始。“我与阿拉伯人并无交情，”一个编年史家笔下的他郑重宣布，“也不会屈服于他们的权威……因为我们信仰天主的慈爱，从你看到的这座小山开始，西班牙和哥特人大军的救世就要恢复了。”总有人反复声称哥特族西班牙人与基督教新王国之间有延续性，这有助于证明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的正当性，证明那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收复失地的战争。Joseph F. O’Callaghan，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3），5-6.

[44] 围城发生在674～678年以及717～718年。717年，有80000到120000大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海上有1800艘大帆船来袭。饥饿、极寒和疾病让地面部队人数骤减；希腊之火摧毁了舰队的大部分船只，而残部也在一场反常的暴风雨中被彻底消灭了。

[45] 希腊之火（Greek fire），拜占庭帝国所利用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为早期热兵器，主要应用于海战中。

[46] 阿基坦（Aquitaine），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区，西邻大西洋，南接西班牙。

[47] 波尔多（Bordeaux），法国西南一港口城市，是阿基坦大区和吉伦特省的首府。

[48] 普瓦捷（Poitiers），位于法国中部克朗河畔，是波堤-夏朗德大区和维埃纳省的首府。普瓦捷由凯尔特人的部落所建立，后来落入罗马人的手中，罗马人在此建市。普瓦捷自古就是战略防御的重要都市。

[49] 图尔（Tours），法国的一座古老城市。图尔在古罗马时代已是重要城市，是“耶稣圣容”神视（Holy Face of Jesus）的天主教徒圣地。

[50] 西方传统赋予普瓦捷战役的重要性是阿拉伯作家和修正主义史家无法理解的。然而，在欧洲的创立史中，普瓦捷的地位至高无上。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52章里，爱德华·吉本精彩地假设，如果这场战役的结局相反，“那么如今在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里传授的或许就是对《古兰经》的解读了，那里的讲坛也会向行过割礼的人展示穆罕默德的启示的神圣和真理”。参见André Seguin，Charles Martel et la Bataille de Poitiers （Paris：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44）；Jean-Henri Roy and Jean Deviosse，La Bataille de Poitiers （Paris：Gallimard，1966）。

[51] 法兰克人（Franks），对历史上居住在莱茵河北部法兰西亚（Francia）地区的日耳曼人部落的总称。

[52] 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历任国王的背后都有宫相的支持，在7～8世纪的宫相中，查理·马特是最伟大的一位。马特是宫相丕平二世（Pepin of Herstal）的私生子，他在丕平去世后惯常的混乱中披荆斩棘，统一了今日法国、德国西部和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儿子也叫丕平，751年，其子在教宗的支持下，最终谋夺了王位。

[53] 这种阿拉伯战术名为“连打带跑”（karr wa farr），但对欧洲士兵是不实用的，因为他们在沉重的头盔、铠甲和盾牌的重压下速度缓慢。参见Hugh Kennedy，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London：Routledge，2001）；David Nicolle，Armies of the Muslim Conquest （London：Osprey，1993）。

[54] 迟至807年，托莱多总督还邀请了数百位著名的叛军成员来他宫中赴宴，斩去他们的首级，并将尸体扔进一个预先挖好的坑里。这一可怕的事件史称“坑杀之日”（La Jornada del Foso）。

[55] 克吕尼修道院（Cluny），910年由阿基坦公爵虔敬者威廉在法国勃艮第大区索恩-卢瓦尔省克吕尼建立的天主教修道院。

[56] 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马耶尔（Mayeul）在972年被人绑架。

[57] Ibn Khordabeh，Book of Routes ，quoted in Jack Turner，Spice：The History of a Tempt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2004），96.

[58] 西方（及中国）文献资料普遍将732年的这场战役记录为“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而“普瓦捷战役”更多是指代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发生在1356年的一场主要战役。

[59] 引自《754年编年史》（Chronicle of 754 ）。文本的可信度备受争议，一些中世纪史专家把这个词的出现时间定为中世纪晚期。

[60] 拿撒勒（Nazareth），以色列北部区城市，位于历史上的加利利地区。那里是耶稣基督的故乡。

[61] 阿里乌教派（Arianism），4世纪亚历山大港正教会的包加里教区长老阿里乌及其支持者的基督徒派别。阿里乌看重基督的人性，认为圣子是受造物中的第一位，基督不是上帝也不是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阿里乌教派的教导在不同的大公会议中都被斥为异端。

[62] 伦巴第人（Longbeards或Lombards），日耳曼人的一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今瑞典南部。经过约四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伦巴第人最后到达并占据了亚平宁半岛（今意大利）的北部。

[63] 克洛维（Clovis，466—511），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克洛维在其妻子的劝说下，放弃了大多数日耳曼人所信奉的阿里乌教派，转而皈依罗马公教。这一行动在法国和西欧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为后来克洛维将其统治领土扩张到原罗马帝国高卢地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4]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800年由教宗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成为他所扩张地区的皇帝。

[65] 圣伯多禄大教堂（St.Peter’s），又译为圣彼得大教堂，是位于梵蒂冈的一座天主教宗座圣殿，建于1506～1626年，为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根据天主教会圣传，圣伯多禄大殿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彼得）的安葬地点，历任教宗也大都安葬于此。

[66] 教廷以一份名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从世俗君王那里获得了原罗马帝国西方领土的统治权，该文件据称写于4世纪，在8世纪第一次为人所见，15世纪时被证明是伪造的。

[67] 甚至在西欧，在宗教改革把社会一分为二很久之前，反对者就已经开始谴责圣伯多禄的继任者。其中最坚决也最不幸的是法兰西南部禁欲的清洁派成员：他们认为物质世界充满邪恶，并与奢华腐败的罗马断绝了关系；该异端最终被清除，100万人丧生。

[68] 维京人（Vikings），诺尔斯人的一支，他们是从8世纪到11世纪侵扰并殖民欧洲沿海和不列颠群岛的探险家、武士、商人和海盗。

[69]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dhimmi，意为“受保护的人民”。

[70] 《古兰经》把萨比教徒称作第三种“有经者”，伊斯兰学者后来又加上了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印度教徒。

[71]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jizya。

[72] Philip Khuri Hitti，History of Syria，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London：Macmillan，1951），543.这位哈里发即穆塔瓦基勒（Mutawwakil）。甚至在规模较小的政体里，非穆斯林也被禁止建造新的礼拜场所，有时还被禁止修缮旧场所，教堂钟必须被裹住，而诱人改变宗教信仰则是重罪。

[73] 原文为西班牙语convivencia，意即“共存”。

[74] 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asdai ibn Shaprut）起初是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的私人医生。从医生到大臣是有远大抱负的中世纪男人的一条经典的职业发展道路。

[75] 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犹太人是在70年罗马人洗劫耶路撒冷后移居此地的。哥特人对他们大加迫害：7世纪末，因为怀疑犹太人图谋推翻他们，哥特人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把它们分给自己的奴隶，随后又使犹太人沦为奴隶，并禁止他们信奉自己的宗教。

[76] 保罗·阿尔瓦雷斯（Paul Alvarus）是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他有过一个著名的哀叹，说灵活而高雅的阿拉伯语曾诱惑过他的教友：“基督徒很爱读阿拉伯的诗歌和传奇文学；他们研究阿拉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目的不在于驳斥他们，而是要学习正确优雅的阿拉伯语文风。如今，哪里还有阅读宗教经典的拉丁文注释，或是研究《福音书》、预言书或《使徒行传》的教友？唉！所有才华横溢的年轻基督徒都热衷于阅读和研究阿拉伯书籍；他们斥巨资收集了大量藏书；他们鄙视基督教文献，认为那些不值得关注。他们忘却了自己的语言。能给朋友写拉丁文信件的人跟可以用优雅的阿拉伯语来表达思想的人相比，其比例不过千分之一，他们用这种语言写的诗歌比阿拉伯人自己写的还好。”引文出自John Tolan，Saracens：Islam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Imagin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86。

[77] 尤洛吉乌斯最终因藏匿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穆斯林少女而被捕。在审判中，他欲诱导法官信仰基督教，随后发表了一番演讲，历数伊斯兰教的种种谬误。法官无奈地举起双手，把囚犯送到执政委员会面前，他在那里又发表了一次赞美《福音书》的布道。这个顽固教士的穆斯林同行仰慕他的学问和为人，请他停止这种自我毁灭的疯狂举动，但他又重新开始，最后被斩首了。参见Tolan，Saracens ，93；Olivia Remie Constable，ed.，Medieval Iberia：Readings from Christian，Muslim，and Jewish Sourc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51-55。

[78] 这种觉醒在这个时代的诗歌和歌曲中保存了下来。参见Peter Cole，trans. and ed.，The Dream of the Poem：Hebrew Poetry from Muslim and Christian Spain，950-1492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Salma Khadra Jayyusi，“Andalusi Poetry：The Golden Period，” in Jayyusi，ed.，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Brill，1992），317-366。

[79] 其中有柠檬、酸橙、葡萄、无花果、石榴、西瓜、杏、杏仁、藏红花、菠菜、朝鲜蓟、茄子、棉花、大米、甘蔗、桑树、指甲花，以及棕榈树等。参见Olivia Remie Constable，“Muslim Merchants in Andalusi International Trade，” in Jayyusi，Legacy of Muslim Spain ，759-773；Richard A. Fletcher，Moorish Spa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2），62-64。

[80] 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 River），西班牙的第五长河，也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境内的第一长河。它的名字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大河”。

[81] 科尔多瓦（Córdob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也是科尔多瓦省的首府。

[82] 玛丽亚·罗莎·梅诺卡尔（María Rosa Menocal）把这个著名的说法用作书名，讨论了不同信仰的人共存的文化。那位修女是“甘德斯海姆的赫罗斯维莎”（Hroswitha of Gandersheim）。

[83]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emir，意即“总督”。

[84]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Ⅲ，891—961），伊斯兰帝国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第八任总督（即埃米尔，912～929年在位）和首任哈里发（929～961年在位）。他也是后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最伟大的统治者。他的称号是纳赛尔，意为“常胜者”。

[85] 阿布·阿米尔·曼苏尔（Abu Amir al-Mansur，约938—1002），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安达卢斯事实上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标志着安达卢斯的巅峰时期。

[86] 或者大致如此。52这个数字是开创性的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14世纪提出的。曼苏尔最初的优势得益于当时的大臣托人谋杀了王位继承者的叔叔，从而确保了这个娇弱少年即位，也确保了那位大臣本人的影响力。

[87] 莱昂的桑乔二世这位国王被他的姐姐推下悬崖，以便让位给他们的弟弟（并有可能是她的情人）——托莱多未来的征服者“勇者阿方索”。

[88]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est），是指718～1492年，位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史学家以718年倭马亚阿拉伯征服西哥特王国，以及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建国为收复失地运动的开端，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为终止。这个事件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名称“Reconquista”一词有“重新征服”之意。

[89] 11世纪后期，阿拉贡和纳瓦拉的继承人宣称，他的征服旨在“恢复和壮大基督教会，毁灭异教徒、基督之敌……所以这个王国……可以因基督的荣耀和功绩而获得解放；一旦把那些举行异教徒仪式的人全部驱逐出境，把他们邪恶的错误从此一扫而光，值得尊敬的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可以在那里永远生根发芽”。O’Callaghan，Reconquest and Crusade ，8.无须多言，收复失地运动的诸位国王渴望获得土地和战利品，但在信仰决定一切的时代，如果把这种声明解读为装腔作势，正如只是包裹在圣袍下的机会主义，未免太过草率。

[90] 使徒雅各（Apostle James），天主教也称圣雅各伯、长雅各伯宗徒，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

[91] 即人称“繁星原野”（Campus stellae）的田垄，据说后来在传说中的坟墓附近发展起来的城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即由它得名。997年，阿尔曼索尔攻击并烧毁了圣地亚哥，把那里的教堂大钟运走熔化，铸成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油灯。最重要的是，他的行动使得圣雅各成为收复失地运动的战斗口号，而圣地亚哥城也成为吸引国际朝圣者的圣地。收复失地运动传到科尔多瓦时，油灯又得以回到了故乡。

[92] 这位斗士的真名是罗德里戈·迪亚斯。熙德是阿拉伯语尊称“领袖”（al-sayyid）的西班牙语叫法，这个称号是他的穆斯林军队给予他的。

[93] 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勇者阿方索（Alfonso the Brave of Castile and Leon，1040—1109），莱昂国王（1065～1109年在位，时间有间断），卡斯蒂利亚国王（1072～1109年在位）。从1077年开始，他自称为“全西班牙皇帝”。阿方索积极参加收复失地运动。1085年5月25日，阿方索把西班牙伊斯兰教地区最重要的城池之一托莱多也并入自己的领土。

[94] 这座犹太教会堂最终被一群基督徒暴徒攻占，变成了白色圣玛利亚教堂。彼此竞争的城邦形成了一个旋涡，加之安达卢斯崩溃所释放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使之堪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参见María Rosa Menocal，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Jews，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 （Boston：Little，Brown，2002），40-41，144。

[95] 在安达卢斯最有影响的文化人物中，有一个来自巴格达的歌手名叫齐里亚布（Ziryab），他成为伊斯兰西班牙的时装和时尚权威，并把他的1万首关于爱情、失去和渴望的歌曲带到西方。阿拉伯歌曲越过比利牛斯山，尤其是经过被俘歌女之口的传唱，传到了法兰西行吟诗人的耳中之后，大大影响了欧洲的音乐和文学，或许还启发了典雅爱情的观念。Fletcher，Moorish Spain ，43-45；Menocal，Ornament of the World ，123.

[96] 对穆拉比特人发出邀请的是塞维利亚的埃米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穆耳台米德（Muhammad ibn Abbad al-Mutamid），他在托莱多落入勇者阿方索之手后，说出了他“宁愿在非洲当个骆驼手，也不愿在卡斯蒂利亚做猪倌”这句名言。Fletcher，Moorish Spain ，111.

[97] 穆拉比特人（Almoravids），指11世纪来自撒哈拉的柏柏尔人，“穆拉比特”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意为“武僧”。

[98]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fatwa。

[99] 穆瓦希德人（Almohads），北非柏柏尔人的一支。12世纪初，伊斯兰教神学家伊本·图马特创立穆瓦希德教派，反对穆拉比特王朝。1121年，其追随者阿卜杜·穆明建立政权。1147年攻占马拉喀什，灭穆拉比特王朝，此后王朝定都于此。

[100] 新的统治者未能根除安达卢斯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伊本·鲁世德（Ibn Rushd）——西方人称之为阿威罗伊（Averroës）——在穆瓦希德人派他去其摩洛哥首都马拉喀什担任王室医生之前，是塞维利亚的首席法官。他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坚称，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合乎逻辑的世界，应用理性便可推测其结果，所以科学高于宗教。这段评论在托莱多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并刺激了经院哲学的发展，后者是中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和神学运动。阿威罗伊的理性主义信仰意外地得到穆瓦希德人的哈里发阿布·雅库布·优素福（Abu Yaqub Yusuf）的支持，并被载入1183年的穆瓦希德信经（Almohad Creed），但随着宗教仇恨的升级，这位哲学家被流放，他的书籍也被烧毁。与阿威罗伊同时代的摩西·本·迈蒙（Musa ibn Maymun）在西方被称为迈蒙尼德（Maimonides），他代表了不同信仰的人共存时代的终结。作为阿拉伯化的科尔多瓦犹太人的子孙，他搬去埃及，逃离了穆瓦希德人的迫害，在那里成为另一位王室医生，后来却又在更多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惹上麻烦。他抛弃了自己过去的观念，批驳（在阿拉伯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合作是一场灾难，并预测了伊斯兰教的衰落。而得益于在安达卢斯所接受的教育，他撰写了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与宗教的《解惑指引》（Guide for the Perplexed ），该书成为所有阿拉伯语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他还撰写了很多医学课本，它们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仍被广泛使用。穆斯林伊比利亚的学术影响在其衰落之后很久仍然在欧洲时有显现。

[101] 原文分别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dar al-Islam和dar al-Harb。

[102] 敌基督（Antichrist），指以假冒基督的身份在暗地里敌对或意图取缔真基督的一个或一些人。基督教认为，会有假冒基督的某人否认有关耶稣基督的《圣经》教义，与他的王国为战，虐待基督的门徒。凡是伪称代表基督的人、机构和国家，以及擅自以弥赛亚自居的人，都可说是基督的敌人。

[103] 《古兰经》的第一部拉丁文译本完成于1143年。

[104] 1212年，关键性的托洛萨的纳瓦斯战役（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发生在莫雷纳山脉（Sierra Morena）东麓的一个平原上，这条山脉把安达卢西亚与拉曼查（La Mancha）分开。根据同时代的几份记载，西班牙全军被困在一块高地上，直到一个牧羊人带领他们去了一个通向穆斯林营地的养羊场，他们才幸免于难。和往常一样，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位牧羊人不是凡人，正是一位过世已久的圣人伪装的。

2.圣地

1099年的炎炎夏日，数千名烈日炙烤下的基督教战士穿欧入亚，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喜极而泣，吟诵着祷文，还在天空中看到了幻象。他们在穆斯林火箭的猛攻下匍匐前进，推着木质的攻城器械来到了这座圣城高耸入云的白色城墙前。他们爬上城垛，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街巷间杀出一条血路，战况惨烈得连地上的石头都像在流血。他们刚下战场便拖着沉重的战利品，步履蹒跚地齐聚圣墓教堂，在基督墓前祈祷。耶路撒冷在变成穆斯林城市461年之后，终于重归基督徒所有。

欧洲人激情澎湃地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始于四年前，起点是遥远的法国中部山林。在11月寒冷的一天，13位大主教、90位修道院院长、225位主教，以及大批贵族和骑士聚在一起，聆听教宗发表的重要声明。教堂过于狭小，无法容纳所有的听众，于是人群走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倾听响入云霄的武装号令，向东方发起了绵延数个世纪的圣战。

教宗乌尔班二世 [1] （Urban Ⅱ）本名“沙蒂永的奥多”（Odo of Châtillon），是香槟地区一个骑士家族的后裔。他有此宏愿，是因为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启迪，但真正促使他采取行动的，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迫切请求。

罗马陷落六个世纪后，君士坦丁堡依然认为西欧是被野蛮人临时占据的帝国领土，断然拒绝承认教宗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就在40年前，教宗的使节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 [2] 金碧辉煌的多层穹顶下昂首阔步，当场把牧首逐出了教会， [3] 东正教在盛怒之下和罗马天主教永远分道扬镳了。向罗马求救难免尴尬，但君士坦丁堡别无选择。

君士坦丁堡的广场和街道上林立着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它的赛马场 [4] 被镀金的骑士塑像和10万个座位环绕，教堂像是镶嵌工艺组成的金色火焰，作坊里堆满了精致的圣像和丝绸，要竞争旧世界里最为迷人的国际大都会，君士坦丁堡的对手只有一个。那个可以与之媲美的城市是由阿拔斯王朝 [5] 建造的，这支阿拉伯氏族曾把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撵下大马士革的王座，还把倭马亚王朝的80位落魄亲戚请来赴宴，用他们的血肉作为宴会的主菜，一举消灭了余孽。 [6] 8世纪，阿拔斯王朝放弃了敌对的大马士革，在底格里斯河河畔选址定都，最终选定的地点离幼发拉底河最近，距离波斯旧都泰西封 [7] 高耸的废墟只有20英里。新都被乐观地称为“和平之城” [8] ，后来改名巴格达。

巴格达是延续数世纪的波斯灿烂文化的继承者，加之席卷幅员辽阔的伊斯兰帝国的知识洪流在那里交汇，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的知识源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这里的“智慧之家” [9] ，把希腊、波斯、叙利亚和印度的科学、哲学和医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伊斯兰学者还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测试了《古兰经》。数学家从印度引进了十进制数字系统并对其做出了改善，还解开了代数和运算法则的秘密。造纸的诀窍来自中国犯人，公共图书馆系统让迅速发展的知识体系得以流通。工程师和农学家完善了水车，提高了灌溉效率，并培育了新作物；地理学家绘制了地图，天文学家绘制了星图。巴格达的知识复兴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即便在那时，巴格达的核心也开始腐烂了。

阿拔斯的哈里发们把巴格达建造成一个正圆形的城市，市中心是雄伟的宫廷建筑金门宫。阿拔斯人的生活方式日渐奢华，金门宫成为充斥着美酒佳人、笙歌飨宴的游乐宫；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朝臣觐见哈里发时会亲吻地面，哈里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个刽子手相随左右。哈里发逃避公务，躲进庞大的后宫，那里回响着选自各国的侍妾和狡猾机智的歌女轻柔的脚步声。91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来到巴格达，后者用乘坐在金银马鞍上的骑兵、披挂锦缎的大象、100头狮子、2000名黑种和白种阉人，以及端着冰水和果汁的侍者欢迎他的到来。 [10] 宫殿里悬挂了38000匹金色的织锦，铺了22000块地毯，湖底都镀有锡粉，湖面上漂荡着四条金色和银色的游船。另一个池塘旁种着一株假树，上面缀着水果形状的珠宝，金银树枝上栖息着金鸟和银鸟；假树会听命摇摆，使金属的树叶瑟瑟作响，金属的鸟儿也开始啁啾。这与麦地那的平等主义乌玛相去甚远，随着公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哈里发们用马穆鲁克人 [11] ——从漫游在中亚大草原上的野蛮民族中抓来的土耳其奴隶——组成私人军队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安全保障。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土耳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接受了本地文化，并发起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在九年时间里，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哈里发被谋杀。愤怒的巴格达人爆发了起义，土耳其人烧毁了整座城市。

巴格达的城中心没能守住，幅员辽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中心也同样失守了。在西面，一支什叶派 [12] 控制了突尼斯和埃及，其统治王朝自号法蒂玛王朝 [13] ，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之妻法蒂玛的后裔，把领土扩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200年来，他们坐拥新都开罗，作为敌对的哈里发国实施统治。在东面，波斯的力量一度复兴 [14] ，直到中国西扩把土耳其部落全部推进了伊朗，他们在那里开拓出独立的王国，对哈里发们只是口头敷衍。1055年，塞尔柱王朝 [15] ——以其首任领袖命名的一个土耳其王朝——最终攻占了巴格达，他们称自己的领袖为苏丹，即“权力拥有者”，而把哈里发贬为宗教领袖的光荣头衔。

君士坦丁堡心满意足地全程观察着这些剧变。它收复了一些久违的失地，军队几乎抵达耶路撒冷城下。然而巴格达的衰落绝不意味着它的对手城市的胜利。塞尔柱人很快就穿越了君士坦丁堡的东部边境，他们在短短20年内歼灭了君士坦丁堡的军队，摧毁了它的城池。 [16] 此时他们就聚集在首都面前，古典世界的宝库终于濒临毁灭。土耳其人强迫基督教男童在洗礼盆中撒尿，还鸡奸基督教神职人员、修士甚至主教之类的可耻的传闻 [17] 已在欧洲流传多年，但如果有谁还没听过这些谣言，教宗乌尔班也没给他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教宗在临时搭建的布道坛上发表骇人听闻的宏论，宣称道：

土耳其人彻底毁灭了一些信仰上帝的教堂，同时又把其他教堂改用于崇拜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玷污和败坏了圣坛。他们给基督徒行割礼，还把割礼的血涂在圣坛上，或是倒进洗礼的圣水盘中。他们以杀人为乐，将人开膛破肚，把垂死之人的肠子取出来拴在桩子上，然后用鞭子驱赶受害者绕着桩子跑，直到后者脏腑流出，倒地而亡。他们还把人绑在桩子上，向这些人射箭；他们还捉住一些人，拉长他们的脖子，尝试用白刃一刀砍下他们的头颅。至于骇目惊心的强奸妇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8]

这一连串令人恐怖的事件足以令基督徒热血沸腾，但乌尔班还另有目的。请求天主教骑士前去救助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及其以工于心计著称的皇帝们绝非易事，所以教宗把十字军的目标扭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发兵耶路撒冷。 [19]

在那个年代，哪怕是为了蒙受无名圣人的遗物散发出的神圣恩典，善男信女们也愿意踏上漫长艰巨的朝圣之旅，至于那座耶稣在那里布道、死去并复活的城市，在告解者们看来简直神圣至极。最初几个世纪，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君主原本乐于让基督徒在圣地祈祷，但伊斯兰世界的新势力废弃了这个古老的政策。1009年，一位埃及统治者因为前来的基督教朝圣者人数过多而颇感不悦，下令把圣墓教堂拆得片瓦不留。 [20] 教堂后来因获得了大笔贡金而得以重建，但没过多久土耳其人又来到这座圣城，他们迫害朝圣者的兴致不减反增。乌尔班的话像个迷人的处女一样拨动了骑士们的心弦，耶路撒冷乞求得到解放，而且“从未停止恳求大家对它施以援手”。 [21]

圣城被如此亵渎，的确很难堪，但实际上，乌尔班想让欧洲骑士们挺进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迫切地想把他们赶出西方。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一个受到精良武装和长期训练的庞大武士阶层变得无事可做，唯有彼此攻击、恐吓手无寸铁的民众，更让罗马教会怒不可遏的是，这群人甚至掠夺教会的财产。乌尔班告诫集结的骑士们：“既然你们彼此谋杀、发动战争，常常死于互相伤害，那么就让你们之间的仇恨消解，让争吵落幕，让战争停止，让所有的倾轧和论争都沉沉睡去吧。踏上通往圣墓之路，从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那块土地……为了宽恕你们的罪恶，在天国的不朽荣耀的保证之下，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 [22] 他宣称，基督本人命令他们在他的国度中消灭那些鄙俗的土耳其人。

“这是上帝的旨意！” [23] 骑士们喊道。

乌尔班的花言巧语如此具有煽动性，但为基督而战的说法毫不新鲜。他的首创，是把武装战斗说成骑士们终其一生的朝圣之旅。如此诱人的前景引得成千上万贫苦男女老幼涌向隐士彼得 [24] 这位地狱之火布道者身旁，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拥有一封天堂来信，信中上帝召唤他率众攻打土耳其人。“平民十字军”近乎赤手空拳，却坚信基督会驱散前进路上的异教徒，他们甚至在欧洲的武士们开始集结之前就动身前往东方了。很多朝圣者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路上洗劫了富裕的犹太聚居区。皇帝吓坏了，赶紧转移他们的目标，让杀人如麻的土耳其人去对付他们。

真正的十字军在翌年出发，征途上可怕的艰辛把骄傲的勇士变成了饥饿的野兽，他们切下穆斯林尸体上已经开始腐烂的臀部的肉，把肉放在火上烤，等不及将其烤熟便撕下肉块。而真正让勇士们必遭天谴的，还是攻打耶路撒冷城。人们不会忘记1099年夏的屠杀之日：伊斯兰世界不会忘记，那里的作家咆哮说死了10万人；基督徒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曾不无残忍地在家中津津乐道着自己以上帝之名从事的“伟业” [25] 。目击者报告说，成堆的头颅和手脚散落在大街小巷。妇女在逃跑时遭人刺伤。有人看到骑士们“把婴儿从母亲的膝上或摇篮中倒提起来，砸在墙上，扭断他们的脖子” [26] ，或是劈开死者的肚子，寻找他们“生前从恶心的喉咙吞下去”的金币 [27] 。在被穆斯林尊为圣所，穆罕默德曾在那里骑着飞马夜行，随后又在附近的岩石 [28] 登霄的阿克萨清真寺 [29] ，屠杀规模极大，以至于目击者们开始争论鲜血到底是淹到十字军的脚踝、膝盖还是马缰 [30] 。空气中的恶臭味数月不散，即使在城墙边“堆得像房子一样高” [31] ——这是强迫穆斯林幸存者完成的任务——的千万具腐烂尸体被扔进闷燃的黑色柴堆之后仍然如此，他们在燃烧的尸体中发现了更多被吞下去的金子。屠杀的规模进而增强了十字军骑士关于来自天堂的光荣祝福照耀在他们身上的信念。一个狂喜的修士 [32] 宣称，征服耶路撒冷是史上自耶稣受难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敌基督即将到来，末日之战即将打响。

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王国的首都，通常被称为鲍德温的属于一个长长世系的法兰西国王们都是在圣墓教堂被加冕的。耶路撒冷的北方还有三个十字军国家——埃德萨 [33] 、安提阿和的黎波里——沿地中海东岸一字排开。城堡组成的封锁线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焦土之上拉开，一座比一座宏伟，彼此的距离不超过一天的马程。其中一些大型城堡的镇守者是出名地自律和极其富有的军事组织，它们起初是为了照顾生病的朝圣者、保护他们的旅途安全而建立的兄弟会，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医院骑士团 [34] 和圣殿骑士团 [35] 变成了神圣武士的精英军团，只听从教宗的指挥。圣殿骑士团身骑战马，手持铁枪，是十字军的前锋；他们手握长矛埋伏在战场上，以紧密的队形无声地驰进敌方的前线，装饰着红色十字架的白色披风在身后飞扬。 [36]

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生活如修士般简朴 [37] ，作战如魔鬼般无情，但他们往往是死对头。被西方人称作“海外领地”的那片土地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那是个移植到东方、以异域色彩装扮的小欧洲，在故土上让贵族们互相残杀的傲慢自负，同样肆虐在海外领地，使那里很快便沦为同样的内斗的牺牲品。十字军骑士不断钩心斗角，而其他人则离开教会，融入了当地社会。嗜血的新移民愤怒地发现，他们的前辈戴着阿拉伯头巾，身上喷着除臭剂，盘腿坐在水花四溅的喷泉旁的花砖地面上，欣赏着舞女的演出。新来者给这些人起了一个贬抑的称呼——小年轻 [38] ，同时愈演愈烈的隔阂注定要惨烈收场。十字军国家要想生存，就必须依赖三面环绕着它们的穆斯林之间更加严重的不和。北方，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开始了暴虐的自相残杀。东方是长期不和的叙利亚各城邦。西南方向，长期统治埃及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也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大混乱。其间有一个什叶派狂热信徒的变节教派 [39] 悄悄接近他们，比起杀戮基督教闯入者，这些变节者更热衷于从背后袭击自己的穆斯林同胞。他们的总部隐藏在叙利亚海岸迂回曲折的腹地，位于一片耸峭山石之上的要塞。他们的领袖则是个幽灵般的人物，西方人称之为“山中老人”。据说，为吸引一个路过的十字军战士的注意，他命令门徒从总部所在的要塞上舍身跳崖。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人把这个教派唤作食杂烩者 [40] ，这是个民间常见的贬义词，十字军把这个名字略加修改，称其为“阿萨辛派” [41] 。这距离西方神怪作家的荒诞想象只有一步之遥了，在那些故事中，宗教狂热者在被派去从事自杀式任务之前，有机会一瞥大麻烟雾缭绕之中的纵欲放荡，并被告知他们将会一劳永逸地获准进入安乐世界。无论他们是否进入了迷幻状态，阿萨辛派干掉了大量穆斯林要人，也杀死了不少十字军战士。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统一穆斯林方面比穆斯林自己做得好得多。法德两位国王亲自率领十字军在1147年出发，去收复第一个赢得也是第一个失去的十字军国家埃德萨，却以攻击富裕的大马士革而滑稽收场，后者是唯一一个真正对基督徒友好的穆斯林城市。叙利亚人在解决了自身的分歧、痛击了朝圣的骑士后，开始入侵丰饶而四分五裂的埃及，后者无可奈何地求救于十字军，十字军先是保卫了埃及，随后又攻击了它。

埃及人又被迫向敌人求救，想把自己的同盟赶出去，可这一次，叙利亚人留下来不走了。叙利亚指挥官的侄子，也是其左膀右臂，一个名叫优素福·伊本·阿尤布的库尔德青年作为总督接管了埃及，1171年，他驱逐了最后一个法蒂玛统治者。这位优素福就是西方所熟悉的萨拉丁，他随后经过精心策划，又反向接管了叙利亚。1176年，当塞尔柱王朝久无战事，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再次发动毁灭性攻击时， [42] 萨拉丁同时与双方缔结联盟。十年里，他联合十字军的邻居们，消除了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并对基督教国家迅速收紧了包围。

萨拉丁是十字军最怕的那种对手：既是个战术大师，又是个虔诚的信徒。他致力于复兴实力日渐衰落的伊斯兰圣战，就像十字军中最狂热的基督徒一样。和乌尔班二世一样，他也把耶路撒冷作为建立全新的伊斯兰超级大国行动的核心，但他的野心比教宗大得多。在攻克了圣城耶路撒冷之后，他宣称要分割自己的国土，立下遗嘱，并对欧洲人穷追不舍——“为的是让地球上不再有任何不信仰真主之人，为此战斗到最后一刻。” [43]

1187年，萨拉丁兑现了他的第一部分承诺。那年夏天，他率领三万战士——其中近半数为快速的轻骑兵——西行穿过约旦河。两万十字军出城迎战，其中包括披挂着重型盔甲的1200名骑士。

两军在拿撒勒附近相遇了。

单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基督徒因胜券在握而心跳加快，但无论是上帝还是战术意识都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就在贵族们围绕应该在烈日下跋涉穿过沙漠还是应该等穆斯林送上门来的问题争吵不休时，萨拉丁却把他们都赶到了加利利海 [44] 以西的干燥平原上。夜幕降临，基督徒的水用光了，穆斯林的先锋部队对其怒吼辱骂，向他们射去一阵阵箭雨，并在他们目力所及之处把皮袋里的水倒在地上，还点燃了他们营地周围的灌木丛，浓烟让基督徒们窒息。第二天早上，虚弱的基督徒步兵乱哄哄地冲上名为“哈丁角”的一座死火山，并拒绝下山。骑士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精神饱满的穆斯林军队只用数小时便结束了战斗。 [45]

三个月后，耶路撒冷向库尔德征服者投降了。教宗立刻召集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欧洲三巨头——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 [46] 、法兰西的腓力二世 [47] 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 [48] 都响应了号召。年长的腓特烈在渡河时落马，在土耳其死于心脏病发作。按照传统习俗，他的肉被割下来煮熟后埋葬，骨头则被捆放在袋子里，与他的军队余部为伴。理查围攻海滨城市阿卡 [49] ，他答应放过城内的平民，却在阿卡城投降后屠杀了将近3000犯人。腓力与英王为战利品大吵一架之后回家了，十字军还没有实现目标便渐渐离去了。

一波波新的被武装的朝圣者从欧洲出发去收复圣城，结果同样未能如愿。其中最怪异的要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在威尼斯后台老板的命令下转道前往君士坦丁堡，根本就没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前进。在连续九个世纪久攻不下之后，十字军于1204年第一次攻破了君士坦丁堡高耸的城墙，毁掉了世上最伟大的基督教城市。在壮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醉醺醺的骑士们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祭坛一通劈砍，肆意践踏无价的圣像，还有个妓女在牧首的宝座上一显身手。女修道院里的修女惨遭强奸，妇女和儿童在家中遭人杀害。威尼斯人把镀金的马匹雕像从古老的赛马场运走，去装饰圣马可大教堂 [50] 的大门，他们还垄断了这座城市的商业生活。占领者在自己人中间找了一个人，加冕他为皇帝。之后的半个世纪，有三个罗马帝国共存：被罢黜、流亡他乡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们所建立的帝国，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所谓的十字军拉丁帝国 [51] 。当然，这些统治者对罗马这座城市本身都没有任何统治权。

就这样，乌尔班二世发起的西方入侵东方的大规模运动，反倒对求助于他的那座城市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同样，一切本有可能全然不同。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 [52] 抵达耶路撒冷，和那里的穆斯林统治者坐下来谈判，希望租下这座圣城。腓特烈是个宗教怀疑论者，他从小在国际化的西西里 [53] ——唯一可以和安达卢斯相媲美的基督教国家——长大，赞同三个亚伯拉罕宗教硕果累累的相互交流，而他本人因为没有加入十字军，已经被教宗逐出了教会。他说着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前去赴苏丹的宴会，第二天早上，就连城市中在各个清真寺的尖塔里召唤信徒做礼拜的宣礼员们也出于尊敬而保持了沉默。作为对这种敬意的回报，腓特烈坚称他只有听到悦耳的咏唱声才会留下。租约签署之后，耶路撒冷又回到了基督徒的控制之下长达15年，这引起了双方强硬派的愤怒。

腓特烈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人间奇才” [54] （这倒不一定都是褒义），是个思想自由的异人。这是又一个看似有可能投射出迥异未来之朦胧轮廓的时刻，却再一次迅速凋零。最后，腓特烈的干预让欧洲的局势更加动荡了，十字军也走向了他们不可避免的结局。对很多人来说，最后那个顿悟的时刻是十字军在第七次东征中因为饥荒、疾病以及在埃及遭遇军事失败而走向毁灭，尽管法兰西的路易九世 [55] 发兵征服埃及时曾那般自信满满。“我心里悲愤交集，”一位圣殿骑士因为信仰崩溃而说道，“几乎不敢再苟活于人世。”

看来上帝决定支持土耳其人击败我们……啊，主啊……唉，东方的国度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崛起了。他们会在圣玛丽女修道院上建造清真寺，因为这样的盗窃行为会取悦她的圣子——祂本应为此而哭泣，而我们也被迫顺从。……任何想与土耳其人战斗的人都疯了，因为耶稣基督不再与土耳其人为敌。他们征服了我们，还会继续征服下去。他们每天都会压制着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曾经清醒的上帝如今睡着了，而穆罕默德越来越强大。 [56]

法王路易虽然被人用一笔天文数字的赎金赎回了，后来又被封为圣徒，但一些圣战战士还是丧失了全部的希望，叛变到了穆斯林一边。

最后一个十字军堡垒被颠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难民被围困在巴勒斯坦海滨，看起来，只有奇迹的发生才能阻止伊斯兰吞没欧洲大陆。

正是在那个时刻，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骑兵怒吼着穿过东方。在穿过亚洲蜂拥向西的众多游牧入侵者中，成吉思汗所统一的部落是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也是最具有破坏力的。13世纪初，蒙古的战争机器横扫亚欧大陆东部，转而向西，在伊朗和高加索杀出一条血路。骑兵飞驰穿过俄罗斯，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那里消灭了一支欧洲大军，其中就包括大批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1241年，他们行军至维也纳——而就像他们突然出现一样，他们又突然消失了，因为大汗之死而应召回国 [57] 。

确信末日将至的欧洲在最后一刻获得了缓刑，而伊斯兰世界可没有这么走运。蒙古人在那里待了下来，随着他们无情的推进，无数伟大的城市在他们身后余烬渐消。

当来自大草原的新灾难到来时，哈里发们还在巴格达的宫殿里安乐享受。1258年，蒙古人攻克了和平之城，最终结束了阿拔斯王朝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胜利者忌讳皇族的鲜血四溅，因此最后的哈里发被卷在地毯里遭马匹践踏而亡。巴格达被烧毁，市民遭到屠杀，皇宫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那里的灌溉系统曾让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世上最丰饶的地区之一，此刻则完全被毁，孕育逾5000年文明的土地一片荒芜。

伊斯兰文明再也没能从失败中完全恢复。很多穆斯林对这种打击的反应是闭关自守：这正是托钵僧相继涌现的时代，这些神秘主义者把自己的流离感和隔阂感转为内心世界的斗争，因为这样可以摒弃那个自负任性的自我，展现无边的神力。当一些人反观内心时，另一些人却在回顾过去。无数图书馆遭到破坏，也毁灭了数个世纪的学问积累，伊斯兰的宗教学者团体乌理玛 [58] 便退而变成了一种在基本信念中寻求稳定感的保守主义。乌理玛教导人们所有的外人都很可疑，还禁止非穆斯林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伊斯兰教早期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包容最终被人们遗忘了。

到13世纪中期，蒙古人用战斧、弯刀和长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疆域之辽阔连贯，前所未有。遭到围攻、死守着故国的残余的十字军开始把敌人的敌人看成自己潜在的盟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希望建立起纵横四海的蒙古-基督教联盟，以对抗伊斯兰世界。联合攻击埃及倒是蒙古人自己提出的，此时的埃及由马穆鲁克人统治着，这个王朝是在奴隶士兵撵走了萨拉丁的后裔之后建立的。然而十字军坚持蒙古人必须先接受洗礼，他们才肯参加战斗，就这样，西方人因为不肯妥协，毁掉了另一个有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机遇。相反，很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重建了毁于其手的很多城市，使它们的规模更胜从前。文明的毁灭者蒙古人同样证明了自己也是出人意表的能干的统治者，“蒙古和平” [59] 在亚洲统治了一个世纪之久。

最终，蒙古人自己日益厌腻自满，他们的帝国也沦为内部倾轧的牺牲品。它四分五裂，变成一片零碎的采邑——其中的金帐汗国一直统治着俄罗斯，直到15世纪——这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又是一次大变动。14世纪中期，腺鼠疫降临亚洲，部分被蒙古大军传播，夺去了将近三分之一人的生命。文明再次坍塌，依然衰弱的众王朝丧失了一切权威。“他们濒临毁灭和瓦解，”出生于安达卢斯的一个难民家庭，双亲都殁于黑死病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60] 如此悲叹道，“城市和建筑变成废墟，道路和路标被毁，聚居地和宅第荒废，王朝和部落日益衰落。整个人世间都变样了。” [61]

14世纪的欧洲也同样大大倒退。黑死病在那里夺去的生命和在亚洲一样多，曾经繁荣发达的城市和商业突然陷入停滞。英法百年战争的王朝屠杀拖延得没完没了。迷信再度盛行：在这个时期，有17个教堂吹嘘自己拥有耶稣行割礼后留下来的包皮，居然没人觉得这不合情理。教会的道德劝诫难以为继，罗马教廷自己的统治也举步维艰。1309年，在法兰西国王的压力下，罗马教廷搬到了法国境内。天主教陷入了教会大分裂 [62] ，教宗的合法地位越来越遭到那些支持罗马竞争对手的法国王室之敌的质疑。在迁到法国一个世纪后，比萨大公会议宣称，法国和罗马的两位教宗都是异端，并选出了第三位教宗。这种毫不神圣的混乱直到八年后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 [63] 才得到解决。为期三年的大集会有72000名参与者，利益相关方包括2位教宗、1个国王、32个贵族、47位枢机主教、361名律师、1400个商人、1500名骑士、5000名牧师，以及700名妓女。数代以来第一位毫无争议的教宗重返罗马时，他看到的罗马破破烂烂，连城市的痕迹都很难辨认了。脚手架纷纷架起，“永恒之城”变成了永恒的建筑工地。 [64]

一个多世纪以来，圣战让位于为生存而苟延残喘。然而在偃旗息鼓的表面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并未平息。甚至正相反，双方的敌对状态因被迫转入地下而进一步加剧了。

恐怖过去之后，新的穆斯林统治者从东方望向西方。他们的视野被蒙古人不设限的野心拓展了，再一次开始梦想在旧世界的尽头建立全新的秩序。奥斯曼家族统一了土耳其，他们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军欧洲，把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

绰号“雷霆”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一世 [65] 召集了一次新的圣战。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击溃他们三个世纪之后，土耳其人再次集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的前线向西稳步推进到了匈牙利的边境，欧洲终于开始做出回应。1394年，罗马教宗——在法国还有一个——宣布成立新十字军对抗正迅速逼近的穆斯林。其夸张的目标是把土耳其人赶出巴尔干半岛，替君士坦丁堡解围，并跨越土耳其和叙利亚去解放耶路撒冷，这听上去很耳熟。

结果也在预料之中。

百年战争迎来了一次短暂的和平，权势熏天的勃艮第公爵、事实上的法国统治者“勇者菲利普” [66] 把教宗的战斗号令看作炫耀其巨大财富的新方式。菲利普没怎么考虑如何击败土耳其人这个问题，就决定派他的长子——24岁的“无畏的约翰” [67] 代父出征。

1396年4月，数千名法国十字军东进至布达佩斯，行军因一连串豪华宴会而中断，他们还与备战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 [68] 联手。支持西方一边的还有一大群医院骑士，此外还有日耳曼人、波兰人、西班牙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少数狂热者。一支威尼斯舰队沿多瑙河而上，与这些地面部队会合，同时联合大军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以确定使用何种战术迎击土耳其人。

激烈的争论随即爆发。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根本看不到土耳其人。他们派出了侦察兵，但仍然一无所获。匈牙利人争论说十字军应该按兵不动，坐等敌人进军，应该吸取哈丁角战役的教训。但渴望荣耀的法国人认为奥斯曼帝国充斥着一群懦夫，否决了盟友的意见。大军挥师保加利亚和穆斯林领土，法国人开始蓄意劫掠财物和屠杀平民。最后在9月12日，十字军来到尼科波利斯 [69] 的城墙下，那是建于石灰岩峭壁之上的一座要塞，控制着下面的多瑙河。他们因为没有攻城器械，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大肆庆祝，坐等守城军队投降。当奥斯曼帝国的大军距此地只有区区六个小时的行军路程的消息传来时，大多数人还醉醺醺的。

那场战役非常恐怖，以至于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后来声称，参与此役的战斗人员达40万之多。

这时，法国人内部还在为谁该享有率军冲锋的荣誉而争吵不休。和往常一样，鲁莽轻率者占了上风。匈牙利人、医院骑士团和其他盟友退到一旁，而法国骑士们则向山坡飞驰，迎向奔涌而下的土耳其大军。他们冲破了土耳其人软弱的先锋，不料自己的战马却被鳞次栉比的尖木桩刺穿，而同时扑面而来的，是摧毁一切的箭雨。半数骑士失去了战马，但他们勇敢地继续战斗，并勉力击溃了训练有素的土耳其步兵主力。年轻的骑士们再次不听长者的劝告，身披笨重的盔甲爬上了山，坚信战斗已经结束了。他们登顶后，却听到战鼓声和号角声响起，土耳其骑兵部队喊着“真主至大！”雷鸣般地闯入了视野。

很多法国人扭身朝山下奔逃，其他人则绝望地投入战斗，直到“无畏的约翰”的护卫队在即将被践踏之际俯身在地，为他们的君主求情。无主的战马在平原上四处乱窜，而剩下的十字军队伍则被包围歼灭。很多人逃到多瑙河河畔，但在他们疯狂地爬上等候的船只时，一些船翻了，爬上船的人则拼命阻止自己的十字军同伴继续上船。只有少数人成功抵达了对岸，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在那里或被抢劫，或被活活饿死。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也在少数幸运儿之中，他们坐着一条渔船逃脱了。“我们的失利，”西吉斯蒙德后来对同伴抱怨道，“全怪这些法国人的傲慢和虚荣。” [70] 然而法国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巴耶塞特把最年轻的士兵收到自己的军队作奴隶；剩下的数千人在苏丹和待赎法国贵族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衣服捆起来斩首或肢解。得知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巴黎的丧钟响了一整天。

尼科波利斯战役，与普瓦捷战役恰恰相反：它曾悲壮地未能阻止伊斯兰深入欧洲的脚步。骇人听闻的大失败为中世纪十字军敲响了丧钟。只有跛子帖木儿 [71] 统领之下的旋风般的蒙古复兴，才给了君士坦丁堡和东欧最后一次缓刑的机会：自称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帖木儿与尼科波利斯的获胜者巴耶塞特苏丹互致了一系列侮辱对方的信件，前者随后在战场了擒获了后者，把他关在牢中，直到1403年他死在那里。

此时的欧洲再也没有人严肃地提议另派一支军队去东方了。亚洲再次看到绯红的十字架要到一个世纪之后——那时，它们将会被装饰在海上来客的风帆上。

出人意料的是，那些来客会从已知世界的西部边缘扬帆远航。

十字军发轫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但在一个半世纪中，他们忙着在自己的国土上与伊斯兰作战，根本没空出征争夺圣地。到13世纪中期，基督徒对安达卢斯的征服进展顺利，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骑士们又忙着争夺领地，无暇顾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所燃起的讨伐精神却从未消失，而且在曾经摧毁了欧洲其他地区的东方面前，他们从未因为挫败而受到羁绊。

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新的统治者开始规划更大的梦想，他们的目光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凝视着非洲及其前任统治者的土地。这不是突然萌生、前所未有的探索激情：起初，与他们的神圣战士前辈们一样，驱使他们的也是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对其财富的渴望。而在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大人物的率领之下，他们步履蹒跚、循序渐进地发动了引领他们走向了地球的另一侧的、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刺激大军东征的教宗只能勉强进入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恩里克四世支持的一个与乌尔班二世竞争教宗的人则常驻那里。这位竞争者曾经被卷入与乌尔班二世的前任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一场臭名昭著的斗争，两人都运用了最高的权力。乌尔班曾作为流放犯在意大利游荡多年，依靠他人的施舍维生并欠下了巨额债务；他鲜有机会去罗马，被迫守在台伯河的一座岛上，躲藏在一个忠臣的城堡中，无助地诅咒墙外的对手，而他的支持者则与所谓的敌对教宗的军队打上了持久战。1095年，乌尔班的位子仍然不稳，但十字军的骨干来自他位于法兰西北部的家乡。

[2] 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位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宗教建筑，有近1500年的漫长历史，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是一个“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

[3] 牧首以牙还牙，也把教宗的使节逐出了教会。尽管对教令的合法性存有疑虑，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长期以来本就紧张的关系终于破裂，再也没有恢复。

[4] 赛马场（Hippodrome），是一个罗马竞技场，曾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体育和社交中心。“赛马场”（hippodrome）一词源于希腊语的hippos（ιππος，马）和dromos（δρομος，道路）。

[5] 阿拔斯王朝（Abbasids），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也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阿拔斯王朝于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巴格达，直至1258年被旭烈兀西征所灭。古代中国史籍（新旧唐书）称之为“黑衣大食”。

[6] 750年，阿拔斯王朝击败了倭马亚王朝，并在762年迁都巴格达。这次“鸿门宴”的少数幸存者中有一个名叫阿卜杜·拉赫曼的年轻王子，他一路避开为得到赏金而追捕自己的猎手，来到西班牙，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安达卢斯的统治王朝——倭马亚王朝。

[7] 泰西封（Ctesiphon），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伟大城市，是帕提亚帝国及其继承者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在今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底格里斯河河畔。

[8]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Madinat al-Salam。

[9] 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多译作“智慧宫”，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拉克巴格达的一所图书馆及翻译机构。它是翻译运动的重要机构，被视为伊斯兰黄金时代的主要学术中心。

[10] 这一盛典被11世纪的史家哈提卜·巴格达迪（al-Khatib al-Baghdadi）记述下来，参见Hugh Kennedy，The Court of the Caliphs：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153。

[11] 马穆鲁克人（mamluks），9～16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最早的马穆鲁克人服务于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他们来自高加索地区和黑海北部，大多是被奴隶贩子抓到并贩卖到中东地区的。当时那里有各种游牧民，如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和钦察人。大多数游牧民都不是穆斯林。

[12] 这个支派就是伊斯玛仪派，该支派继承人的合法性可通过一个名叫伊斯玛仪·伊本·贾法尔的伊玛目一直追溯到穆罕默德。一个巴格达迪的传教士把他们的学说带到了突尼斯，909年，他煽动本地人推翻了统治者并支持一个自称是法蒂玛、阿里和伊斯玛仪一系的先知后裔的人。969年，法蒂玛王朝征服了埃及，结束了一个名叫阿布·米斯克·卡富尔（Abu al-Misk Kafur，意为有麝香味的樟脑）的阉人（之前还是奴隶）对该国家长达22年的统治。一个故事说，宗教学者质疑新的统治者哈里发穆依兹（al-Muizz）的血统，他对此的回答是抽出长剑，在地上洒满金币，“这就是我的血统”，他如此反击道。

[13] 法蒂玛王朝（Fatimids），北非的伊斯兰王朝，建都于突尼斯的马赫迪耶，攻打摩洛哥的伊德里斯王朝，征服摩洛哥，并进而占领整个马格里布。969年，法蒂玛王朝征服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埃及，973年迁都开罗。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

[14] 萨曼帝国在9世纪和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它的首都布哈拉与巴格达同为文化中心。杰出人物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家和医生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长期以来尊称他为阿维森纳（Avicenna），他的《医典》（al-Qanun ）是一部集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知识之大成的百科全书，直到近代仍是欧洲和亚洲各个医学院的主要教科书。

[15] 塞尔柱王朝（Seljuks），10世纪逊尼派穆斯林建立的王朝，他们吸收波斯文化，形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亚地区的土耳其-波斯文化。塞尔柱人建立大塞尔柱帝国和鲁姆苏丹国，统治区域从安纳托利亚延伸至波斯，他们也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击的目标。

[16] 发生在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为羞辱对手，获胜的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slan）以颇为仁慈的方式对待败于他手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阿尔斯兰慷慨给予他大量的礼物，并送他回家，而他国内的敌人则剜去了他的双眼。正当君士坦丁堡因为新的内战而分心之时，土耳其人如入无人之境，进入广袤的安那托利亚半岛——那里是罗马在小亚细亚的大省，如今是土耳其在亚洲的国土。转瞬之间，帝国便仅剩下首都和一块易攻难守的腹地。

[17] 据称，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Alexius Ⅰ Comnenus）给佛兰德的罗伯特伯爵写了一封极具煽动性的信。除了详述如何大规模侮辱教会之外，这封信还宣称，土耳其人正排队等着奸污处女，同时让她们的母亲们旁观并高唱淫秽歌曲，还要鸡奸各种年龄段的男人，包括神职人员、修士，甚至主教。这封信是以耸人听闻的小报风格写就的，也许不足为凭，也可能是后来根据真实材料编造的。无论如何，这种非难使得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日益升级的敌意洞若明火。Andrew Holt and James Muldoon，eds.，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Crusades （Oxford：Greenwood，2008），9.

[18] 引文出自修士罗伯特，Thomas F. Madden，The New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5），8-9。乌尔班二世演讲的逐字记载未能留存于世；罗伯特的版本是在事件发生的20年后写就的，它记载了穆斯林的种种堕落，本意或许是为事后证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合法性。

[19] 修士罗伯特记录了乌尔班二世将主要目标锁定为耶路撒冷。考虑到当时在现场的“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教宗转而强调需要保卫君士坦丁堡，抵御快速推进的土耳其人的攻击。此次会议后不久，在他致十字军骑士们的信中，乌尔班二世谈及曾夺取了“基督圣城”的穆斯林的暴行，但并未公开呼吁解放这座圣城，不过他十之八九希望如此。Edward Peters，The First Crusade：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30-31，16.

[20]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当时控制着耶路撒冷，他发动了大规模行动，摧毁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教堂。他肚量更大的儿子和继承人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贿赂，同意重建神殿。1073年，法蒂玛王朝败给土耳其人，失去了耶路撒冷，但在1098年，即十字军到来的前一年，又重新夺回了这座城。

[21] 修士罗伯特所言，引文出自Peters，First Crusade ，4。

[22] Peters，First Crusade ，3-4.

[23] 原文为拉丁文Deus lo volt。

[24] 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约1050—1115），来自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位牧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重要人物。他和沃尔特·桑萨瓦尔率领一支“平民十字军”自发前往耶路撒冷，最后被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的塞尔柱军队所摧毁。

[25] “阿奎勒斯的雷蒙德”所言，援引自Thomas Asbridge，The First Crusade：A New History （London：Free Press，2004），316。据估计死亡人数达到100000人，远超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大概30000人）。

[26] “亚琛的阿尔伯特”所言，见Thomas Asbridge，The First Crusade：A New History （London：Free Press，2004），317。

[27] “沙特尔的富尔彻”所言，见Thomas Asbridge，The First Crusade：A New History （London：Free Press，2004），318。

[28] 这块岩石位于圆顶清真寺之下，该穆斯林圣殿建于7世纪末，最终完胜这座城在宗教建筑领域的竞争对手。在犹太信仰中，这里是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石”，是亚伯拉罕献祭自己儿子的圣坛，也是约柜的安放之所，尽管这三个位置都备受争议。2000年，以色列当时的反对党领袖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圣殿山散步，引发了一场为期六年的报复行动，由此看来，耶路撒冷的宗教冲突仍在不断累积。

[29] 寺名的含义是“最遥远的清真寺”。它是一座位于圣殿山南端的巍峨的石砌建筑，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后很久才建成，却被大众认为是先知“夜行登霄”在人间的最后一站。因为耶稣撒冷很快就没有穆斯林来解释这些，十字军认为这一定是所罗门王建造的犹太第一圣殿。那里同样也没有犹太人留下来指出，早在十字军现身的大约16个世纪前，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便已毁去了所罗门的圣殿。十字军的第一批国王无疑把这座清真寺用作他们的行宫，随后又将其给予了人称“基督贫苦骑士团”的一个新的骑士组织。基督徒想象中的希伯来历史被埋葬在他们脚下的伊斯兰地板下，此后贫苦骑士团又变成了所谓的圣殿骑士团。

[30] 虽说穆斯林作家夸张了死亡数字，以此来激起同信仰之人的愤慨，但基督教作家也出于替天行道的自豪感而夸大了这一数字。在胜利五个月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沙特尔的富尔彻”说，单在“所罗门圣殿”一地便有将近10000人被杀；穆斯林史家阿里·伊本·艾西尔（Ali ibn al-Athir）提供的数字是70000人。两者皆不可当真。“阿奎勒斯的雷蒙德”关于鲜血升到马缰高度的描述直接引自《启示录》一书。

[31] 引文出自佚名所著之《法兰克人言行录》（Gesta Francorum ），in Asbridge，First Crusade ，320。

[32] 修士罗伯特。如今的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就是那个先驱之国。

[33] 埃德萨（Edessa），11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所建立的四个十字军国家之一。埃德萨伯国建立于1098年，主要领土位于今土耳其境内。1098年，布洛涅的鲍德温脱离十字军的主队伍，独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向埃德萨进发。他被当地的掌权者托罗斯收为养子和继承人。1098年3月，托罗斯被刺杀（或被废），鲍德温取得了当地的统治权，冠上伯爵称号。

[34] 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亦名罗得骑士团或圣约翰骑士团，最后演变成马耳他骑士团，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的“准国家”组织持续至今，是最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一。医院骑士团的全称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1099年，本为本笃会在耶路撒冷为保护其医护设施而设立的军事组织，后来演变成天主教在圣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日。

[35] 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全称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是存在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军事修士会。圣殿骑士团创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主要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骑士组成。圣殿骑士团曾是欧洲历史上最富有强大的天主教军事修士会之一，并且在其存在的近200年中对中世纪的欧洲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6] 关于圣殿骑士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参见人称《圣地地点与国家之土地》（Tractatus de locis et statu sanctae terrae ）中无名朝圣者所著的文章，引文出自Helen Nicholson，The Knights Templar：A New History （Stroud，UK：Sutton，2001），67-68。

[37] 圣殿骑士不许拥有财产并发誓保持童贞。一部非常详细的规则手册列出了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就连很小的过错也意味着一年的鞭刑和在地上进餐，规则最终扩展到了686条。参见Malcolm Barber，The New Knighthood：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82，219-221。

[38] 原文为法语poulins。

[39] 阿萨辛派是伊斯玛仪派中很激进的一支，他们对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未能在伊斯兰教国家实行什叶派教义而倍感沮丧。他们发动恐怖行动的结果是整个什叶派运动的名誉扫地。“杀死1个（穆斯林）异端，”一位阿萨辛派侍僧写道，“比杀死70个希腊异教徒更有价值。”引文出自Bernard Lewis，The Assassins：A Radical Sect in Islam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7），48。

[40]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hashshashin。

[41] 阿萨辛派（Assassins），中古时期活跃于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穆斯林“异端”教派，以秘密的暗杀组织闻名。他们以里海南岸山区为根据地，中心设在阿剌模忒堡（意为“鹰窠”）。英语单词“assassin”（暗杀）的词源便是由教派之名而来的。

[42] 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cephalum）。基督徒的目标并未达成。六年后，正教的暴徒屠杀了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数千名天主教徒，还把教宗代表的头颅拴在狗尾巴上，让狗在大街小巷四处走动，而皇帝却袖手旁观。激起这一事件的原因之一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引发的混乱。

[43] 萨拉丁的话是他的侍从和传记作者巴哈丁（Baha ad-Din）记录下来的，引文出自Francesco Gabrieli，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101。

[44] 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传统上称其为海。

[45] 根据萨拉丁那个时代的野蛮标准，他本人就算宽宏大量了。步兵被卖作奴隶，贵族则被扣押用以索取赎金。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中充满恐惧的武修士运气不佳。在穆斯林敌人看来，他们比平常人更加邪恶。神职人员排着队来砍掉他们的头颅，而根据萨拉丁的书记官伊马德丁（Imad ad-Din）的记录，萨拉丁满脸喜悦地在旁观看。参见Barber，New Knighthood ，64。

[46] 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1157—1199），中世纪著名的英格兰国王以及十字军名将。因其在战争中总是一马当先，犹如狮子般勇猛，因此得到“狮心王”的称号。

[47] 腓力二世（Philip Ⅱ，1165—1223），卡佩王朝国王（1180～1223年在位）。腓力二世是卡佩王朝的第一位强大的君主，也是1189～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之一。

[48] 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Ⅰ，约1122—1190），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罗马人民的国王（1152～1190年在位）和神圣帝国皇帝（1155年加冕）。

[49] 阿卡（Acre），以色列城市，位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海以西，距离耶路撒冷约152公里。阿卡是持续有人类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50] 圣马可大教堂（St.Mark’s Basilica），又称“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世界上知名的教堂之一，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天主教主教座堂、天主教的宗座圣殿，也是拜占庭式建筑的著名代表。圣马可大教堂的前身最初建于828年，当初只是总督府当中一座临时性的建筑，用以存放威尼斯的商人们从埃及亚历山大偷运出来的耶稣七十门徒之一圣马可的遗骸。

[51] 拉丁帝国（Latin Empire），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后建立的国家，其拉丁语正式名称是罗马尼亚或罗马尼亚帝国。由鲍德温一世出任首任“罗马尼亚皇帝”。

[52]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194—1250），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罗马人民的国王（1211～1250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年加冕）。他也是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1225～1228年在位）、意大利国王和勃艮第领主。腓特烈二世利用外交手段指导第六次十字军毫无死伤地进入圣地耶路撒冷，被称作“王座上第一个近代人”的知识分子。

[53] 11世纪，两个名叫罗杰吉斯卡尔和罗伯特·吉斯卡尔的诺曼兄弟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取了西西里，而后者则是从君士坦丁堡那边夺取的。诺曼人兄弟是维京人或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在他们皈依基督教很久之后，只要发生战争，就一定有诺曼人参战。然而，这些四处漫游的武士很快便适应了自己的新家，尤其被高雅时髦的西西里所吸引。治理工作交给了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精英，宗教自由盛行一时。穆斯林旅行家吃惊地看到他们在基督教的巴勒莫（Palermo）城受到热情洋溢的接待，那里的女人身穿东方云朵般的丝袍、戴着彩色面纱、脚踩镀金拖鞋，身上画着指甲花彩绘去参加弥撒；他们更加惊异地发现，某些诺曼人说着一口漂亮得体的阿拉伯语。

[54] 原文为拉丁文Stupor mundi。

[55] 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1226～1270年在位）。他曾经发起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被认为是中世纪欧洲的君王典范，绰号“圣路易”。第七次东征时，路易九世很快便攻取了埃及的达米埃塔，但陷入了瘟疫的折磨。随后十字军被马穆鲁克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打败，路易九世被俘。法兰西以大笔赎金赎回了路易九世。

[56] 引文出自Stephen Howarth，The Knights Templar （New York：Atheneum，1982），223。

[57] 当时的可汗是窝阔台，他是成吉思汗的三子，也是后者的第一继承人。

[58] 乌理玛（ulama），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任何一位了解《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与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都可被称为乌理玛。它被用来泛指伊斯兰教中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阿訇、毛拉、伊玛目等。

[59] 原文为拉丁文Pax Mongolica。

[60]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被认为是人口统计学之父。他出生在今天的突尼斯，是塞维利亚的阿拉伯贵族后裔。他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育，1378年写成《历史绪论》。

[61] 引文出自Michael W.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67。基督徒把瘟疫看作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而穆斯林将这场灾难解释为真主给忠实信徒提供的殉教机会。当瘟疫并未像穆罕默德预言的——任何疾病都不会侵染麦加或麦地那——那样，反而传染到麦加时，人们的信念尽管没有被全然摧毁，却也动摇了不少。

[62] 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1417年），罗马天主教会中数位教宗同时要求其合法性所导致的一次分裂。1309年，教宗克雷芒五世被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掳到法兰西王国的阿维尼翁，成立了阿维尼翁教廷。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把教廷由法国阿维尼翁迁回意大利罗马。格列高利十一世去世后，枢机团于1378年一致选出一名意大利人为继任教宗乌尔巴诺六世。但后来其中的13位枢机（大多数是法国人）宣布该选举无效，并另选出一名法国人克雷芒七世为教宗。1409年，枢机主教们在意大利比萨开会，决定罢黜两名造成分裂的教宗，同时任命第三个教宗亚历山大五世。1414～1418年在德国康士坦斯召开的大公会议终于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

[63] 与会人数和职业见Jerry Brotton，The Renaissance Bazaar：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96。大公会议从1414年开到1418年，会议裁定包括教宗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责无旁贷地服从会议的决定，会议任命马丁五世（Martin Ⅴ）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无争议的教宗。

[64] “房屋倾颓成废墟，教堂坍塌，整个街市被人遗弃；而市镇也被饥荒和贫穷所忽视和压抑，”新教宗如此悲叹道。他还说，罗马的居民“一直在把肠子、内脏、头、脚、骨头、血和皮，还有腐烂的鱼肉、垃圾、粪便，以及散发恶臭的腐烂尸体扔到街上，或是违法地私藏起来……并理直气壮、亵渎神灵地胆敢侵占、毁坏街道、小巷、广场，以及教会和世俗的公共和私有场所，或将其据为己有”。从一开始，新罗马就规划了宏伟蓝图，意在代表和加强复兴教会的荣光。教宗尼各老五世（Nicholas Ⅴ）说，人们的信仰将会“越来越坚定，并日益得到伟大建筑的证实”，那些建筑“看上去像是上帝之手打造的”。Eamon Duffy，Saints and Sinners：A History of the Popes ，3rd e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193；Brotton，Renaissance Bazaar ，106.

[65] 巴耶塞特一世（Bayezid Ⅰ，1360—1403），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的执政时期是从1389年到1402年。1391年，巴耶塞特率军围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帖木儿拯救了拜占庭帝国，由于受到巴耶塞特的奥斯曼军队攻击，帖木儿突然向巴耶塞特宣战。1402年7月20日，在决定巴耶塞特命运的安哥拉之战中，巴耶塞特被帖木儿俘虏。

[66] 勇者菲利普（Philip the Bold，1342—1404），瓦卢瓦王朝的第一位勃艮第公爵（1363～1404年在位）。菲利普二世是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好人）的第四子，1363年被其父转封为勃艮第公爵。从1380年至1388年，在其侄查理六世未成年期间，菲利普二世与他的两个兄弟实际统治着法国。1392年查理精神错乱时，菲利普二世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67] 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1371—1419），菲利普二世之子。约翰于1396年名义上领导一支勃艮第十字军讨伐奥斯曼帝国，而实际上勃艮第根本不具备与土耳其人交锋的能力，这一年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惨败，约翰被俘。在支付巨额赎金之后，他在次年被释放。1404年，他继承了勃艮第公爵的爵位。

[68] 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368—1437），查理四世之子，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他是勃兰登堡选帝侯（1378～1388年、1411～1415年在位），1411年被选举为罗马人民的国王，1433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还是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1387～1437年在位）和波希米亚国王（1420～1437年在位）。他致力于终结教会大分裂，终于在1414～1418年在德国康士坦斯召开大公会议，选出新任教宗马丁五世，结束大分裂。

[69] 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希腊西部伊庇鲁斯地区一城市，地处多瑙河河岸的峭壁。现名尼科波尔（Nikopol），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

[70] Barbara Tuchman，A Distant Mirror：The Calamitous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Knopf，1978），561.

[71] 跛子帖木儿（Timur the Lame，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奠基人。他出身于蒙古巴鲁剌思氏部落，打败了西亚、南亚和中亚的其他国家。1362年，他在故乡附近的绥靖地区被打伤成了瘸子，因此人称“跛子帖木儿”。

3.家族战争

葡萄牙国王若昂 [1] 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以合适的方式给他最年长的三个儿子授予爵位，才配得上他们作为这个雄心勃勃的新王朝的继承人的身份。

葡萄牙是五个所谓的西班牙王国中最靠西面的国家，建立于西班牙十字军风生水起的时代。其他四个王国中的三个——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纳瓦拉 [2] 以及阿拉贡 [3] 都是基督教国家；只有一个格拉纳达 [4] 是伊斯兰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群群坚强、热诚的武士得到在进军圣地中途停留的北欧十字军 [5] 的些许帮助，为了在安达卢斯这片旧土上创立新的国家而战斗，这里的人民也为他们来之不易的独立而深感自豪。教宗很早就知道葡萄牙，并给予了他们征服摩尔人领土的神之委任权，葡萄牙统治者们也一直把自己看成罗马的亲密盟友。一位王室编年史家宣称：“葡萄牙王国的建立是上帝的指令和旨意，为的是解开他伟大的神秘面纱并让他的神圣信仰得以升华。” [6]

无论是不是神的旨意，起初，这个年轻的国家就是欧洲的狂野西部。有公正君主、残忍暴君、复仇天使和“爱到世界末日”等绰号的佩德罗一世 [7] 与一位名叫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卡斯蒂利亚美女有染，当他正与其心爱的情妇幽会时，他父亲的心腹们来到现场，斩落了那女人的头颅，这让他狂怒不已，终于在1357年甫一继承王位便查出凶手，亲眼看着两个凶手分别被从胸前和背后剜出心脏。几年后，他让人挖出伊内丝的遗骸，给她盖上王室的长袍，为她加冕，并把她架在身旁的宝座上。他让朝臣排成一队，在他“葡萄牙王后！”的可怕吼声中，他们鱼贯而过，亲吻她只剩白骨的手。佩德罗的继位者“美男子”斐迪南一世 [8] 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撕毁了与葡萄牙的强邻和恒敌卡斯蒂利亚的女继承人的婚约，娶了名花有主的美人莱昂纳·特列斯。莱昂纳有一长串惊人的犯罪记录：最初是影射姐姐不贞，诱使姐夫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事后又得意忘形地宣称一切都是自己编造的。后来她又开始与人通奸。当斐迪南一世的私生子兄弟若昂当场抓住她时，她炮制了一封若昂的通敌信件，陷害他入狱。斐迪南一世拒绝处死自己的异母兄弟，莱昂纳就在行刑令上伪造国王的签名，幸亏狱吏怀疑其中有诈，拒绝执行，才让若昂逃得一死。

“美男子”斐迪南一世去世后，莱昂纳以她11岁女儿的名义摄政，她把女儿许配给了卡斯蒂利亚的国王。很难说葡萄牙人更恨自己的王后还是卡斯蒂利亚人，因为无论如何两者都公开联盟了，葡萄牙人爆发了叛乱，求助于唯一与外国无染的王室血脉。若昂是个私生子，继承王位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他体格强健，下巴突出，看起来国王派头十足。他挺身而出，攻入王后的宫殿，手刃了她的情人。国民议会奉他为王，他前去咨询一位圣洁的隐士——可见若昂不仅爱国，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的意见，而后接受了王位。卡斯蒂利亚把他的当选视为宣战，入侵了葡萄牙；同一年，也就是1385年夏天，若昂的军队以一敌七击溃入侵者，确保了葡萄牙独立国家的地位。 [9]

新王朝需要一位王后，若昂把目光投向了英格兰。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在葡萄牙建国之前就是盟友——很多为其独立而争相参战的十字军骑士就是英格兰人——两国最近又签署了一份永久友好、共同防卫的条约。 [10] 若昂选择的新娘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 [11] 的长女菲利帕。冈特是英王的叔叔，也是英格兰最富有、最不得人心的人，他的女儿在兰开斯特的多个堡垒里长大，从小就跟成群的家臣和兵士打交道，受过无可比拟的政治教育。

菲利帕风光无限地来到葡萄牙，但这场婚姻开始得并不顺利。 [12] 若昂在婚礼当晚未能到场；一位朝臣爬上了菲利帕的床，试图与她达成协议，两人中间放了一柄贞节之剑。朝廷反对这桩婚事：新王后27岁，在中世纪人看来，她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做新娘了。但菲利帕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她很快就让贵族们说法语，学习正确的餐桌礼仪。无论是出于爱情还是敬畏，若昂做任何事情都要征询她的意见，这对王室夫妻虽然外表迥异——若昂满脸胡子、身材魁梧，而菲利帕肤色苍白，一头金红色的头发，还有着一双“英格兰女人的小蓝眼睛” [13] ，但他们几乎从未分离。为行使自己的主要职责——保持血脉，这位超龄的王后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活过了幼年期。她负责孩子们的教育，把她坐在杰弗里·乔叟膝上学到的对诗歌的热爱传给他们——她还学过科学、哲学和神学，此外还有她终生践行的骑士规则。她的几个王子后来被称为“杰出一代”，概因他们的母亲是中世纪最出色的女人之一。

若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用一整年的盛宴，加上马上比武和竞技，舞蹈和游戏，以及欧洲受邀贵族的大量礼物来庆祝儿子们获得骑士地位。

在年轻的王子们看来，如此溺爱地册封骑士，其父的品位实在不怎么样。 [14] 他们彼此低语，认为游戏取乐配不上他们骄傲的血统。1412年夏，里斯本城外，在阴凉群山之上的宫殿里，杜阿尔特王子 [15] 、佩德罗王子和恩里克王子坐在一起讨论。年纪最长的杜阿尔特20岁，恩里克刚满18岁。他们决定去见父亲，请他委任更合适的任务——与“伟大的功勋、勇气、危险有关，能让敌人鲜血四溅” [16] 的任务。就在那时，国王的一个大臣走了进来。他被他们看作心腹，帮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这位大臣的仆人刚从休达回来，葡萄牙人在外海抓住了一批穆斯林囚犯，那个仆人被派去勒索一笔赎金。葡萄牙的贵族甚至神职人员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同类一样，毫无例外地把海盗的营生当作副业，他们的对手也是如此。穆斯林海盗让欧洲惊恐不安了好几百年：他们声名狼藉，以至于地中海的非洲沿岸都因为柏柏尔人海盗而长期被称为柏柏里海岸。

此时距离一支伊斯兰军队首次爬上赫拉克勒斯南柱垂涎地注视欧洲已有七个世纪，但休达仍然是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为基督教世界收复休达是一次精妙的复仇行动，再说，那位大臣指出，那里还极其富庶。他补充说，他本人已经提出了这个想法，但国王把它看成是个天大的笑话。

彼时休达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港口。那里著名的粮仓中堆满了摩洛哥大西洋沿岸出产的小麦。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驼队止步于休达的大陆出入口，卸下象牙、乌木、奴隶和黄金。犹太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商人定期航行到那里做贸易，他们的代理店在海滨鳞次栉比，他们在那些建筑里储存货物、经营生意。宗教狂热偶尔会升温，让外国人颇感不适，但休达算不上激进分子的温床。曾把穆瓦希德人赶出摩洛哥的马林王朝 [17] 对西班牙宣布了圣战，并占领了包括直布罗陀在内的几个沿海城市。但从1358年一位苏丹被自己的高官勒死以来，摩洛哥一直陷于绝望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撇开这些细节不提（当荣耀和战利品近在眼前时，通常无人顾及细节），休达还是个没有信仰的城市，对于王子们来说这就足够了。三人二话没说就去觐见父亲，国王再一次笑得前仰后合。几天后，他们又试了一次，这一次，他们带上了一份理由清单。他们指出，进攻休达可以让他们在一场真正的战役中证明自己。这场战役还可以让本国的贵族练习其骑士技能。自从把摩尔人驱逐出去，并与卡斯蒂利亚缔结和平以来，他们没有了与之战斗的外敌，战斗技能已日渐生疏，这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最年长的杜阿尔特所说，战争是“对操练武器极好的练习，因为缺乏这种锻炼，很多民族和王国消失了，这也可以让我们的臣民多点忧患意识，以免死于安乐” [18] 。此外，葡萄牙有100万上下的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乡村，国家太小太穷，无力支持骑士阶层的奢华作风，一支新的十字军意味着新的劫掠机会。对于这些在敬畏上帝的骑士制度熏陶下长大的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可以向世界证明，葡萄牙对异教徒的憎恨至少不亚于任何基督教国家。

若昂本人此前一直担心，如果没有其他渠道发泄精力，他那些身经百战的骑士们会彼此攻击。即使如此，他还是慎重地召来了忏悔神父、学者和参事。他说他希望了解征服休达能否为上帝效劳。自从十字军的全盛期以来，基督教神学家和法学家对于教宗是否有权自称世界的主宰，对非基督徒予以管束，以及批准开战征服后者渐生疑窦。至于基督教国王是否有权对没有直接威胁的异教徒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同样没有把握；反战阵营指出，经书中认为应该通过传道而不是武器来让他人皈依。罗马教廷自然持不同观点，因为它仍在试图摆脱14世纪教派分裂造成的影响。教廷总是积极支持那些愿意把教宗的特权付诸行动的统治者，有几次还向葡萄牙人颁布了教宗的诏书，授权他们随时开辟对抗伊斯兰教的新战场。 [19]

王室顾问们仔细考虑了若干时日，采取了教宗的立场，认定基督教王子们拥有无条件的许可——甚至义务——去攻击任何异教徒或无信仰的人，无需其他理由。解决了合法性的顾忌之后，王子们又说服父亲放弃了他一长串务实的反对理由——尤其是这个计划的巨大开销——便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军事委员会很快意识到，他们最佳的获胜策略是出奇制胜。但葡萄牙方面对休达的防御、锚泊地点或航行条件一无所知。国王若昂于是策划了一个阴谋。西西里当时在阿拉贡王国的统治之下，那里的寡居王后一直图谋嫁给葡萄牙的王位继承人杜阿尔特王子。外使团筹备就绪，但特使们——一位修道院院长和一位船长，两人都是出了名地诡计多端——按照指示，要为王室的次子、毫无继承权的佩德罗王子求婚，而不是杜阿尔特。

两艘战船装饰着王室颜色的旗帜、天篷和雨篷，水手们也身穿与之相配的制服。他们驶向直布罗陀海峡，在休达附近抛锚停泊。修道院院长作势在甲板上休息，努力记下周围的景观，而船长则划着一条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绕着城市走了一圈。他们完成使命后，就驶往西西里，不出所料，王后对此提议毫无兴趣，于是他们便返回里斯本。他们应召入宫时，修道院院长要了两袋沙子、一卷缎带、半桶豆子和一只盆。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密室里，建造了一座巨型的沙堡，小比例复制了休达的丘陵、峡谷、建筑和防御工事。

即便是在沙盘上看，形势也不容乐观。雅科山周围环绕着一大片围墙、十字墙和塔台，从海滩一直建到山顶的城堡。主城位于丘陵与大陆之间的半岛上，城外还有更多的城墙。半岛的狭部横亘着一条壕沟，把城池与海滨的郊外隔开，陆地的入口处有一座城堡把守。船只可以在半岛两侧停泊，但常有风起且风向会毫无预兆地改变，葡萄牙人需要随时准备好改换锚位和战术。对于这个从来没有发动过海战的小国来说，前景令他们望而生畏。

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王后。若昂严肃地向儿子们解释，菲利帕深受人民爱戴，没得到她的允许，什么也不能做。王子们深知母亲决绝的天性，便试图耍点儿小花招。他们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她，天真无邪地请求母后替他们向国王求情。

“陛下，”菲利帕对丈夫说道，“我想提出一个不该是由母亲替自己的孩子们提出的请求，因为一般来说，母亲总是担心他们受到伤害，会请求父亲让儿子们远离危险。” [20]

“而我，”她继续道，“请求您让他们远离嬉戏和消遣，去面对危险和劳作。”她解释说，王子们那天来见过她，他们说国王不愿采纳他们的计划，并求她说情。

“至于我自己，陛下，”菲利帕强调说，“考虑到他们的血统，一个非常伟大卓越的皇帝、国王和亲王的血统，他们的名字和声望将传遍世界，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缺乏成功的机会，只要他们勤奋、勇敢、高明，定会完成可以媲美祖先的壮举。因此，我接受了他们向我提出的使命，他们的请求让我无比喜悦。”

若昂装模作样地让步了，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只有他的近臣了解这个计划，因而各种各样的谣言开始满天飞：什么葡萄牙要袭击阿拉贡的伊维萨岛 [21] 或西西里岛、穆斯林的格拉纳达，甚或卡斯蒂利亚的塞维利亚，诸如此类。最终召开了议会全体会议，公布了既成事实，要求与会者发誓严守机密。若昂的老战友们都年事已高，但据称，上至90岁的老人都对最后一次征杀战场的机会雀跃不已。“动手吧，老家伙们！” [22] 一位年长的议员喊道，令全场哄堂大笑。老兵们奋力把自己塞进铠甲的景象无疑令人欣慰，但出于谨慎，若昂还是在欧洲骑士圈里悄悄地散布消息说，一次贵族骑士探险行动即将开始。

奉国王之命，有人对全国的船舶数量和状况进行了考察。报告的结果并不乐观，国王下令砍伐了很大一部分王室森林，雇来所有可用的木匠、捻缝工和桶匠。葡萄牙的造船工是个特权阶层：国家的各个港口是地中海和欧洲北部之间的重要中转站，很多意大利商人和水手定居在那里，带来了他们在船舶设计和航海领域的专业技术。 [23] 但葡萄牙的港口根本比不上威尼斯军械库 [24] ，那个国家的生产线制造巨型战船的速度会令访客目瞪口呆。情况很快便一目了然，要想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大舰队，唯一的办法就是租用舰队，于是若昂向西班牙、英格兰和日耳曼派遣了特使，租下他们能够召集的所有高桅帆船。他命令葡萄牙的盐商把自己的库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他，然后再出售这些盐获取大额利润，以此来支付船租；为了支付更多的开销，他还命令任何储备有铜和银的人立即交出存货。铸币厂日夜灯火通明、叮当作响，而货币则悄然贬值。对全国各地的很多商人来说，企业精神跟骑士精神一样，根本就是鬼扯。 [25]

这样一支大型战舰队很难瞒天过海，不过国王的手下另有变通之道。一些葡萄牙商人的货物在荷兰被盗，凭着这个微不足道的借口，葡萄牙派遣一名大使对荷兰人宣战。大使一到荷兰，便设法与执政的伯爵密会，向他吐露了内情。伯爵得知机密后倍感荣幸，同意装作像真的受到威胁一样。预先安排好的这出戏在宫中上演时，伯爵的演出极具说服力，以至于议员们不得不出面制止，荷兰也作势准备开战。

在葡萄牙，三位策划的王子中最年轻也最狂热的恩里克被派到北方的古城波尔图，负责组建半数舰队。他的哥哥佩德罗将在里斯本执行同样的任务。国王自己则忙于督造武器和大炮，让他的长子杜阿尔特担负管理国家的大任，这让年仅22岁的优雅王子数月间夜不能寐，几近精神崩溃。

全国各地的武器都被擦洗一新，裁缝和织工匆忙赶制制服，木匠埋头打造弹药箱，缆索工也在纺捻麻丝。人们大批量地烘焙硬面包（Sea Biscait）作为水手的干硬主食，还屠宰成群的阉牛和母牛，把牛肉剥皮、盐腌，装入桶中。咸鱼在码头被开膛破肚，暴晒在烈阳之下，像一堆堆银色的花瓣。整个国家的人处处窃窃私语，议论着这次神秘使命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与英格兰联合攻击法兰西；有人说是十字军东征圣地，收复圣墓教堂；甚至还有人说要与荷兰打这场不太可能的战争。

葡萄牙的邻国们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忧心忡忡。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一世 [26] 先是得知葡萄牙人准备攻击他的伊维萨岛，随后又变成了他的西西里王国，最后又变成了他和菲利帕的妹妹凯瑟琳共同摄政的卡斯蒂利亚：这种困局让他颇感难受。费尔南多派一名密使去里斯本，希望刺探到葡萄牙是否准备攻击他的领土——如果是，葡萄牙觊觎的到底是哪一块领土。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决定查出真相。无论是因为一心拒绝向摩尔人臣服，还是觉得这样混淆视听也全无坏处，若昂先是说他无意进攻格拉纳达，而后又拒绝对此做出任何保证。特使们对他的含糊其辞不知所措，转而求见菲利帕。他们告诉王后，格拉纳达埃米尔的第一夫人乞求她跟丈夫斡旋一下，因为第一夫人很清楚，女人的恳求对她们的男人很有力量。作为感谢，她会为菲利帕女儿的婚礼送上最昂贵的行头。

菲利帕傲然答道：“我不知道你们的国王跟妻子的关系如何。基督徒可没有王后或公主干预丈夫国事的习俗。” [27] 在一长串激烈抨击之后，她又补充说，送礼的事请第一夫人随意。特使们最后试图以更昂贵的贿赂从杜阿尔特那里获得他们想要的保证。“在我的国家身居高位的人，”王位继承人刻薄地回复道，“没有用自己的声誉换取金钱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称作商人而非贵族或亲王了。”他另外补充道，即便他们把整个格拉纳达都贡献出来，他也不会接受——不过，他还是补充到，他们的国王真没什么好担心的。7月初，年轻的恩里克新近组建完成的舰队拔锚沿着葡萄牙荒无人烟的大西洋沿岸向南航行。行驶200英里后，舰队在一处岩岬转弯，鱼贯通过一条狭窄的海峡，进入塔霍河 [28] 广阔的河口。前方是一片平静辽阔的水域，2000年来，那里一直是一片壮观的深水港湾，它的北岸，沿水边而建的新船坞和仓库后面，葡萄牙的首都坐落在一片矮丘之间。一条设防的山脊横亘其中，向上延伸到山脊的大本营和要塞，那里曾是穆斯林的围墙防御工事，后来被重建为圣若热城堡。

消息传开后，人群涌出城去看这海上的盛会。26艘货船和无数的小艇在前面引路，紧随其后的是6艘双桅船，最后在号角齐鸣中，7艘三桅战船缓缓行进，王子的旗舰殿后。每一条船上都装饰着十字军的八点十字架，小旗都是金色的，还带有恩里克的徽章。绣着他的新座右铭——“顺遂之力”——的天篷覆盖着7艘战船的甲板，每个水手都在自己轮廓分明的制服上神气地装饰着丝质饰物，黑白蓝的背景上覆盖着银色的圣栎花环。王子和他的船长们穿的是简朴的毛呢服装，恩里克非常虔诚，但连他也已成长为一位公关大师了。

佩德罗率8艘王室帆船和几十条小船迎了上来，这些船上都带有国王的更朴素的徽章。各种形状大小的渔船及河船都投入了运送军队、马匹和补给的工作。当时英格兰正准备进军法兰西和阿金库尔 [29] ，所以只有少数外国骑士到场，其中大多数都是愿意去任何地方顽强战斗的常客。尽管如此，集结的大军人数也超过了19000人，其中包括5400名骑士、1900名弓骑兵、3000名步兵弓箭手，以及9000名步兵。 [30] 对于一个勉力维持3000人常规军的小国来说，这样一支队伍堪称庞大。

在更加嘹亮的号角声中，联合舰队停泊在距离大西洋沿岸几英里的地方。对于恩里克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品味的时刻，但没过多久，他就一点儿庆祝的想法也没有了。一艘外国船把瘟疫带到了葡萄牙，他的侍从匆匆赶来，把他母亲生命垂危的消息告诉了他。若昂令人把妻子转移到里斯本北面的一个山顶上的女修道院，恩里克飞奔到那里与家人团聚。

在病倒之前，菲利帕令人锻造了三把宝剑，其剑鞘和护手都是镀金的，并装饰着宝石和珍珠。她本打算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出发的那一刻以这些宝剑来被封爵。如今，她知道自己不能目睹这个荣耀的场景了，她把孩子们叫到床前。据说，她虚弱的病体也没能阻止她在病床上拿出宝剑，明令眼前这三个悲恸欲绝的儿子，吩咐他们在她死后该如何行事。

1415年7月19日，菲利帕去世了，享年55岁。另一个不祥之兆是，她死时恰逢一次长时间的日食。若昂慌乱的顾问们建议他把出发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直到葬礼完毕，瘟疫平息为止。但事实上王后在去世当晚便近乎不体面地被匆匆下葬了（据称是因为夏天太热），第二天葡萄牙王室为她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葬礼，一大群人在教堂外哭泣。对菲利帕最好的纪念是她如此全力支持的十字军东征；哀悼倒不急于一时。

恩里克像往常一样率先行动，他邀请两个哥哥来他的旗舰进餐。他升起旗帜，打开天篷，并命令号兵爬上桅杆吹奏欢快的曲调。那是一个星期天，其他船长们很困惑。他们划着小船靠近，听说出发的时刻即将来临，便冲回自己的船，匆匆脱下身上的丧服。

五天后的7月26日星期五——正是圣雅各日——舰队启航，缓缓驶离沉浸在悲痛中的里斯本。人群聚集在丘陵上，看着船帆在地平线上逐渐模糊，不禁疑问重重。国王怎么能在妻子尸骨未寒时准许这样的狂欢呢？是受到了年轻的恩里克的影响吗？国王总觉得他比他的兄长们更有男子气概。在王室森林里打野猪是一回事，但杀死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年轻的王子们难道以为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过是另一场马上比武，没人敢把他们挑落马下？一切或许终究会以悲剧收场。

怀疑者的担忧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因为这次伟大的出征很快变成了令人绝望的惨败。

离港两天后，国王若昂命令舰队抛锚泊船，最后让军队踏上了他们的目的地。国王的忏悔神父 [31] 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布道，朗读了一份新的教宗诏书 [32] ，诏书重申了葡萄牙讨伐异教徒的权利，并赦免了所有战死疆场之人的罪孽。很多军人不知所云，甚至以为这可能又是国王玩的什么花招。

风停下来的时候，军队才刚刚接受了光荣暴行的训诫。一个星期以来，舰队一直在葡萄牙的南海岸游弋。8月10日，舰队终于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以致仍然控制着休达对面的赫拉克利斯北柱的穆斯林惊恐万状。满载着各式昂贵礼物的小艇驶向国王的战船。他接受了这些礼物，却断然拒绝承诺和平。

庞大的舰队同样让住在塔里法小岛沿岸的卡斯蒂利亚人大吃一惊。据一份记述称，他们起初以为那些战船不过是幻影，就安然入睡了，第二天在薄雾笼罩的早晨醒来时，海面上什么都没有，直到太阳突然照耀在城墙外游弋的舰队上时，他们才从遐想中惊醒。葡萄牙人在卡斯蒂利亚的阿尔赫西拉斯港口外抛锚泊船时，总督带着大群牛羊来到岸边，并派他的儿子向葡萄牙国王进献牛羊。若昂声称自己很高兴，但解释说他的舰队补给充足。总督的儿子觉得需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便跳上马，在海滩上疾驰，戳死了那些牲畜。若昂礼貌地赞扬他英武有力，感谢他此番前来。

这一场戏剧性的插曲之后，国王召集会议，表示要在即将到来的周一进攻休达。他们扬帆起航时，恰好赶上一阵浓雾从大西洋滚滚而来。更糟的还在后头。这个海峡素来以水流湍急和狂风怒吼导致航行艰难而臭名昭著，而葡萄牙水手们由于缺乏经验而寸步难行。佩德罗指挥的运兵船被吹向穆斯林格拉纳达的主要港口马拉加，而王室战船则被直接吹向休达，最终在风向突然改变时被迫拔锚，奋力划向半岛的另一侧。城市的旗帜在山顶大本营招展，上面的两把钥匙象征着休达对于地中海入口和出海口的控制。城墙内的炮弹呼啸而出，还好船只一直设法停留在射程之外。

舰队的其他船只此时尚未跟上，国王派恩里克去寻找它们的下落。他发现兄长们的半数队伍染上了瘟疫，而其他人正因晕船而呻吟不已。此外再加上浓雾和难以驾驭的湍流，他们看样子已经准备放弃了。恩里克传达了父亲的命令，运兵船最终总算到达了休达。

就在那时，一阵暴风雨袭来，把整支舰队赶回了西班牙。国王和他的指挥官们驾着小船，涉水上了卡斯蒂利亚的一片海滩，在沙滩上召开紧急会议。若昂的很多顾问都认为他应该听从这些警示，掉头回家；还有人建议对附近的直布罗陀发起突袭以挽回颜面。国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放弃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实际上他别无选择：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如果在最后一刻退出，定会变成全欧洲的笑柄。

最终，舰队回到非洲沿岸。

观察哨的守军看到第一批葡萄牙船只靠近，继而迅速消失，不知发生了什么。年长的总督 [33] 认为至少有情况在酝酿中，出于谨慎，他派人请求大陆方面的增援。瘟疫和饥饿横扫摩洛哥，城市的防御人手严重不足。不过由于基督徒看来无法驶入正轨，且显然已经退回到海峡的另一侧，他又让很多增援的军队回去了。对葡萄牙人来说，坏天气让他们因祸得福。

那一夜，休达人在每一个窗口都放了灯，假装城市有重兵把守。海上，由于军队准备攻城，更多的火把灯笼照亮了水面。天一亮，葡萄牙人就立刻展开了行动，磨快刀剑，铆紧重甲，练习着挥舞战斧，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孽，砸开木桶尽情享用精选的食物。自东部的十字军东征时期以来，欧洲第一次殖民战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舰队此前穷于应付，显示出国王若昂对航海所知甚少，但他有毕生的陆战经验。他在休达城外逗留并非出于本意，却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制订作战计划。计划的纲要很简单，目标就是攻取要塞，否则葡萄牙人就要正面受敌，但占领要塞之后，整个城市就在他们脚下了。 [34]

国王让舰队的主力移动到城墙脚下。这是一个圈套：战斗的第一枪将是对雅科山的袭击。一小队船绕过山去，在山脚下的海滩停泊，其中有恩里克的王室战船。早在舰队出发前很久，他就乞求父亲让他率领第一次行动，国王和往常一样同意了他的请求。

他们在烈日下汗流浃背，敌人却在岸上挥舞着武器辱骂他们，几个性情暴躁的骑士没等到进攻的命令便自行上了小船。他们涉水登陆，开始战斗，留下恩里克在自己的战船上看着，这让恩里克很不耐烦。他跳进一条小船，命令吹响号角，投入了这场混战。

葡萄牙人很快便把守军推回到围绕在山脚下的城墙边，一窝蜂地追着他们穿过一道城门。混乱之中，恩里克突然看到哥哥杜阿尔特在他前方参战。他赶忙上前，据称两人还有时间交流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恩里克由失望转为精神饱满，他感谢上帝给了自己这样一个好同伴。“我也是，上帝啊，”杜阿尔特反复念叨着弟弟总算来了，答道，“你如此好意来援助我们，真是万般感谢。” [35]

一个高出众人一头的穆斯林战士此时正在轻松屠杀基督徒：他只用石头作武器，但他投掷的力量堪比投石机。一位葡萄牙史家生动地记述道，他全身赤裸，“黑得像乌鸦，牙齿又长又白，丰满的嘴唇也变成了黑色” [36] 。总之这是个恐怖人物，但他被一支长矛刺穿倒下了，他陷入绝境的战友也退回了通向城市的第二道门内。

500名葡萄牙人紧跟着他们挤进了狭窄的小巷。葡萄牙人很快就绝望地迷路了，为了找到方向，恩里克和哥哥爬上一座看起来像是小山，实际上是城市粪堆的土丘。看到守军步步逼近，他们站在粪堆上，一边挡开攻击，一边等待着救援。无人前来救援。恩里克的一大群手下决定争得荣耀，他们无视敞开的城门，却去攻击一座紧闭的城门。在他们用战斧杀开一条血路，企图点燃木门时，城墙上的守军向他们的头顶乱掷石头，大多数人战死沙场。

两位王子把他们的队伍分成小组，终于杀下了粪堆。杜阿尔特前往通向城墙的阶梯，因为白天气温越来越高，他解开扣子，脱下盔甲，这样可以爬得更快一些。恩里克再次落在后面，他脱得只剩锁子甲，追在他哥哥身后。

国王若昂还在城市另一侧自己的战船上，完全没意识到双方已经交战了，他焦急地等待着岸上出现敌人。最后，他派佩德罗去第二舰队发布进攻令。王子回来时说船上空无一人，国王这才发出全面进攻的信号。根据婉转的记述，若昂“丝毫没有显露出喜悦之情”，但他手下骑士们的情绪表露无遗。他们冲向城墙，嫉妒战友把握了先机，唯恐最好的战利品已经被人捞走。攻进城后，他们呈扇形散开，开始蓄意掠夺。城中所见让他们耽搁良久：休达的街道上排列着华丽的大厦和宫殿。“我们可怜的房子和这些比起来就像是猪圈”，一个目击者如实报告道。 [37] 更多的士兵在小房子低矮狭窄的门道里横冲直撞，与数十个惊恐的家庭面面相觑。其中一些家庭有武器，很多人简直是与入侵者以命相搏。其他人则冲到井边，把成捆的财产丢到井里，或是把它们埋在角落，希望收复城市后将其找回。入侵者逐渐制服了他们，很多人死于非命。

国王没有心情制止这种混乱，就算他希望制止也做不到。他刚到岸上腿就受了伤，只得坐在城门外面。后来据称，他为了维护尊严，决定把王室成员留作攻打要塞之用，而不是在攻克城市后才加入战斗。

当杜阿尔特及其部队正忙于占领城墙制高点时，恩里克决定单枪匹马地攻陷城堡，以此来扭转被动局面。他沿着通往大本营的主街前进，迎面遇上了数百名葡萄牙人正在逃避一群愤怒的摩洛哥人的追击。恩里克放下面甲，双臂伸进圆盾的绑带。他等到自己的同胞走过他之后才猛冲向那些追赶者。后来葡萄牙人认出了他们的王子，就转而追随他，穆斯林沿街逃走，基督徒紧追不舍。

守军到达海滨的商人代理店后面，转身再次进攻。葡萄牙士兵也再次后退。恩里克愤怒地冲向敌人，守军从附近那座通向大本营的城门撤退了。

城门设在一堵有雉堞的厚城墙上，后面是保护着第二道城门的一座布满箭孔的高塔，高塔后有一条通道，连着通向城堡内部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城门。在从雉堞投射下来的倾盆火雨中，恩里克带着身边的区区17人冲过第一道城门——据报如此。其余很多人都忙着去掠夺或找水了，另外一些人则已筋疲力尽。有几个人战死了，其中包括恩里克的禁卫军总督，他是为了救自己这位冒失的年轻朋友而牺牲的。恩里克试图把这位伤员拖走，却为了争夺尸体跟对方展开了可怕的拔河。

后来据称，在两个半小时里，年轻的王子在白刃战中奋力前行。他的17位同伴只剩下4个，但不知何故，或许是因为城墙上的守军怕误伤自己人，他们溜进了第二道城门。他们勇猛推进，冲过第三道门，夺取了要塞。国王若昂最终到达现场时，发现城堡已无人看守。这是官方的说辞；更有可能的是，剩下的少数守军看到当时的风向，决定改日再战。当驻军接到撤退命令时，大多数平民已经逃走了，余下的人也纷纷效仿，如果他们还能做到的话。

第二天上午，城市上空回荡着伤员的哭喊声和士兵试图挖出新财宝的铿锵声。他们在疯狂地搜寻黄金时，毁坏了价值不菲的挂毯、丝绸、食油和香料。“破坏让某些出身低贱的人号啕痛哭，”史家如此记述道，这份尽管不能令人信服却相当尽职的记录补充说，“体面人和贵族倒不为这种东西烦心。” [38] 一些惨遭池鱼之灾的热那亚商人在事后向征服者提供了帮助，但获得胜利的葡萄牙人无中生有地诽谤这些商人与异教徒交易，至少有一个商人遭受了酷刑，他被迫吐露出财产的下落。另外一队士兵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蓄水池，正当他们凝望暗处，惊叹于墙上的瓷砖壁画和300根柱子支撑的拱顶时，在蓄水池深处发现了挤作一团的摩洛哥人。他们毁掉了这座蓄水池，连带杀死了里面的平民。 [39]

那个星期天，国王若昂下令在休达的大清真寺高耸的大厅里举行弥撒。首先要把那里刷洗一新。编年史家解释说，摩尔人习惯在磨损的破旧垫子上覆盖新的礼拜用垫，这使葡萄牙人不得不用铁锹掘起垫子，再装篮运出去。在依照仪式擦洗之后，国王、王子和贵族们聚在一处，神父们用盐和水驱除伊斯兰教的鬼魂。随后号角齐鸣，他们吟诵着感恩赞美诗，把这座建筑献给了基督。

弥撒结束后，三位王子穿戴上甲胄，并把母亲的宝剑挂在腰带上。他们跟着一列号手和鼓手走向新教堂，在父亲面前跪下，受封为爵士。不久，他们扬帆返航，受到了迎接胜利者凯旋的热烈欢迎。他们留下3000名士兵以抵御摩洛哥人，后者已在城墙外准备好狙击了。

一天之内就攻克了著名的堡垒城市，这个成就震惊了整个欧洲，只不过仅仅一个月后，它的风头就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盖过了。和葡萄牙的王子们一样，亨利五世也是“冈特的约翰”的孙辈，他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入侵法兰西的战争。 [40] 三位年轻的王子宣称，他们国家的到来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十字军东征，而且三位王子中至少有一位无意止步于此。葡萄牙人追随着先辈的脚步，越过了同一个湍急的海峡，他们起初跌跌撞撞，随后势头越来越强劲，即将继续对伊斯兰教穷追不舍。

只有到了很久以后，人们才会把袭击休达看作葡萄牙整个海外征程的一个缩影。它起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苦战，在年轻人的热诚中谋划成形，在全国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集体努力的培育之下得以实施。它中途受挫，几近夭折。部分由于决绝的勇气，部分由于纯粹的运气，这次突袭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给这个年轻的国家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让它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施展自己的勃勃野心。

[1] 葡萄牙国王若昂（King John of Portugal，1357—1433），即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若昂一世（1385～1433年在位）。他娶兰开斯特的菲利帕为妻，长子阿方索仅活了十岁，因此立次子杜阿尔特为王储。

[2] 纳瓦拉（Navarre），一个控制比利牛斯山脉大西洋沿岸土地的欧洲王国。778年，法兰西君主查理大帝南下进军受挫，他率领兵将穿过龙塞斯瓦列斯隘口回朝时，遭到巴斯克人伏击。大战后不久，巴斯克人独立，所建立的国家到905年改称为纳瓦拉王国。

[3] 阿拉贡（Aragon），最初是法国的一个郡，后来自立为一个王国。925年，阿拉贡与后来的纳瓦拉合并。1035年，阿拉贡又从纳瓦拉王国分离出来，1707年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阿拉贡王国的实际中心是巴塞罗那。该地区现为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区。

[4] 格拉纳达（Granada），位于西班牙南部内华达山麓，达若河和赫尼尔河汇合处，有史以来一直有人居住。1013年，随着兹里德王朝的来临，格拉纳达成为一个独立的苏丹王国。著名的摩尔人皇宫阿尔罕布拉宫就在格拉纳达。

[5] 1147年，几艘满载着英格兰、苏格兰、佛兰芒、日耳曼和诺曼骑士的船在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航途中，在港口波尔图（Porto）停下来补给。波尔图在一个名叫“船坞港”（Portus Cale）的古老的罗马前哨站附近发展起来，那里是9世纪时从柏柏尔人手中夺回来的；随着这个好战小国的不断扩张，“船坞港”这个名字逐渐演变成了葡萄牙。十字军战士们受到关于金银财宝的荒诞故事的诱惑前去增援围攻里斯本的军队，在最热的夏季连续四个月攻击这座堡垒。最后，英格兰人建造了一系列攻城塔，攻破城墙，蓄意掠夺。1189年春，越来越多的十字军来到阿尔加维，在那里屠杀了6000名穆斯林，并残忍地围攻西莱斯城。1249年，阿尔加维终于被占，葡萄牙变成第一个有确定国界的欧洲城邦。

[6] 引文出自Duarte Galvão，Crónica de D.Afonso Henriques ，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62。

[7] 佩德罗一世（King Peter Ⅰ，1320—1367），第八位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1357～1367年在位）。佩德罗（Petro）为彼得（Peter）的葡萄牙译名。

[8] “美男子”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the Handsome，1345—1383），第九位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1367～1383年在位）。

[9] 指阿勒祖巴洛特战役（Battle of Aljubarrota）。胜利的代价是支持卡斯蒂利亚的大多数老贵族都死亡或失踪了，若昂一世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在其支持者中册封了新的贵族。

[10] 里斯本围城之后，一些英格兰骑士留在那里，其中一位被称作“黑斯廷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Hastings）的骑士被任命为里斯本的首任主教。英格兰士兵在阿勒祖巴洛特战役中支持若昂，战役结束一年后，若昂一世签署了葡萄牙和英格兰两国国王的“后嗣和继承人，以及两个王国的臣民之间神圣、永恒、坚固、持续和忠诚的友谊联盟”的《温莎条约》。这个条约目前是欧洲国家之间签订的最早的盟约。H. V. Livermore，A New History of Portugal ，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67.

[11] 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340—1399），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理查二世的叔叔。他名中的“冈特”来自他的出生地比利时的根特（Ghent），英语中将其译为“冈特”。

[12] 菲利帕的迷人故事见T. W. E. Roche，Philippa：Dona Filipa of Portugal （London：Phillimore，1971）。

[13] T. W. E. Roche，Philippa：Dona Filipa of Portugal （London：Phillimore，1971），57.

[14] 策划和执行十字军攻打休达的首要权威是葡萄牙编年史家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他的本意是为其前任宫廷编年史家费尔南·洛佩斯（Fernão Lopes）所著的国王若昂一世编年史提供补充。近期的葡萄牙语版本是Gomes Eanes de Zurara，Crónica da tomada de Ceuta （Mem Martins：Publicações Europa-América，1992）。节选的译本参见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of Henry the Navigator ，ed. Virginia de Castro e Almeida and trans. Bernard Miall（London：Allen & Unwin，1936）.

[15] 杜阿尔特王子（Prince Edward，1391—1438），第11位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1433～1438年在位）。他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次子。杜阿尔特（Duarte）是爱德华（Edward）的葡萄牙译名。

[16]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33.

[17] 马林王朝（Marinids），1244～1465年柏柏尔人的后裔统治摩洛哥的王朝。

[18] 杜阿尔特一世的信件，引文出自Peter Russell，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40。

[19] 诏书是罗马教宗们颁布的，葡萄牙人和英格兰人支持教宗，反对法兰西的索求者。第一份诏书于1341年颁布，这份诏书在1345年、1355年、1375年和1377年分别得到重申。

[20]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52-53.

[21] 伊维萨岛（Ibiza），位于地中海西部，是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一部分。

[22]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57.事实上，与会者就是否支持这个计划并非毫无异议，很多年轻贵族仍然渴望重启对卡斯蒂利亚的战争。祖拉拉说，90岁的老人列队要求参战，不过是诗意地证明这个国家最有智慧的人都支持十字军东征。

[23] 在威尼斯垄断了亚洲奢侈品的贸易后，被迫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的热那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1317年，一个热那亚人被任命为葡萄牙的第一位海军上将。

[24] 威尼斯军械库（Venice’s Arsenale），意大利威尼斯的历史建筑群，位于城堡区，原为国家造船厂和军械库。威尼斯军械库始建于1104年前后，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最大的工业复合体，负责装备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很早即使用标准化零件进行大规模生产。

[25] 几十年后，债权人仍然试图收回他们借给国王的大笔金钱。参见Russell，Prince Henry ，44。

[26] 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一世（Ferdinand of Aragon，1380—1416），阿拉贡、巴伦西亚、马略卡、撒丁和（名义上的）科西嘉岛的国王暨西西里国王（1412～1416年在位）。他也是卡斯蒂利亚的摄政王（1406～1416年在位）。

[27]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66-67.

[28] 塔霍河（Tagus River），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西班牙阿尔瓦拉辛附近的山脉，向西流淌，最终在葡萄牙里斯本注入大西洋。塔霍河全长1038公里，其中716公里位于西班牙境内，47公里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边境，其余的275公里在葡萄牙境内。

[29] 阿金库尔（Agincourt），法国北部阿拉斯西北偏西的一个村庄。1415年10月25日，英王亨利五世在此村重创兵力远胜于己的法军。

[30] 数字是为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一世服务的一位间谍提供的，Russell，Prince Henry ，31。其他人估计的数字高达50000人。

[31] 正如彼得·拉塞尔（Peter Russell）所说，神父认为，若昂一世的大部分罪孽在于在与卡斯蒂利亚的战争中牺牲了大量基督徒的生命；神父解释说，为了挽救良心，国王决心让同样数量的异教徒流血。拉塞尔评论说：“王室随扈中大概无人认为若昂一世让人民付出巨大代价、通过牺牲掉更多的人命来缓解自己良心不安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可奇怪的。”Russell，Prince Henry ，46.

[32] 向若昂一世发布诏书的教宗是若望二十三世（John ⅩⅩⅠⅠⅠ），是比萨大公会议为了对抗法兰西和罗马的教宗而选出的第二位主教。若望二十三世被正式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奸罪、买卖圣职罪和乱伦罪，于1415年5月，也就是他支持的十字军启航两个月前，被废黜并被宣布为敌对教宗。

[33] 休达总督萨拉赫·本·萨拉赫（Salah ben Salah）来自一个著名的非洲航海家族，是附近多个城市的君主。

[34] 此时，祖拉拉（Zurara）让一群摩洛哥青年去寻找休达的总督，并就该如何俘获敌军的舰队、赢取一场大胜，并收获丰厚的战利品给出建议。他们恐怕会如此解释：基督徒因为重型盔甲而步履沉重，只需要在海滩上与他们会战并击倒他们即可，他们将全无回击之力。无论总督是否收到了如此睿智的建议——我们很难想象祖拉拉如何获悉这种消息——他顾及自己精疲力竭的军队，认为最好能阻止葡萄牙人进城。他的很多士兵离开了自己的防御阵地，涌上海滩，结局惨不忍睹。

[35]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98.

[36]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99.

[37] 引文出自C. R. 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Hutchinson，1969），13。

[38] C. R. 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Hutchinson，1969），13。

[39] Valentim Fernandes，Description de la Côte d’Afrique de Ceuta au Sénégal ，ed. and trans. P. de Cenival and T. Monod（Paris：Larose，1938），18-19.巨大的蓄水池里灌满了此城的泉水，希望在那里装满淡水补给的舰船为此项特权要花上一大笔钱。

[40] Malyn Newitt在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1400-1668 （London：Routledge，2005），19中提到了这个巧合。

4.大洋

葡萄牙王子恩里克的雕像在今欧洲西南端的一处岩岬上迎风而立。这个孤单的王子穿着修士服装，凝望对面的非洲，为探索未知的天涯海角进行新的筹划。他的背后是他创建的伟大学校，当代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制图师和领航员都聚集在此，推动着航海科学的发展。每次他的船员们完成大胆的任务返航后，他都会听取汇报，在他无与伦比的地图、图表和游记收藏中加入最新的信息。他已不再是十字军战士恩里克：他是航海家恩里克，是世界的发现者。

这是精心编撰的传奇说法，而真相迥异于此。 [1] 恩里克从未涉足任何出海的船只。虽然他的确对天文学感兴趣，也曾给一些重要的制图人委派过任务，但他的学校根本算不上一家正式的机构。他穿着一件粗毛衬衣，据说终生独身，还是个专心研读神学的学生，但他同样喜欢举办疯狂的奢华聚会。他是第一个发起大规模探索大洋运动的人，而他的探险起初不过是兼职海盗的营生而已。

恩里克在休达载誉而归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他的船不断侵扰摩洛哥海岸，拦截地中海的穆斯林船只，偶尔也攻击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有一次还招致卡斯蒂利亚国王大发牢骚。他第一次对未知土地的发现就直接源于劫掠活动。1419年，一场暴风雨把他的两个船长刮到了大西洋中一个无人居住的群岛。第二年，他派遣一支探险队去那里，声称那些岛屿归王国所有。一位水手惊叹道，马德拉岛是“一个大花园，人人都有金色的收获” [2] 。不过作为其终身领主的恩里克，所获比大多数人更加丰厚。那里很快便被确立为殖民地，开拓先驱们在那里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和女孩分别被取名为亚当和夏娃。

恩里克对探索的兴趣大增，但若只依靠海盗所得，他那些船的航程将极其受限。1420年，直到国王若昂请求教宗让他的爱子担任一个声名狼藉的武修士团体的葡萄牙分会首领时，恩里克的前途才明朗起来。

在欧洲其他地方，圣殿骑士团的衰落与它的崛起一样令人猝不及防。圣殿骑士们被赶出圣地时，他们的神圣光环迅速黯淡下去。然而他们还保有一个由要塞、田产和完整市镇组成的广阔网络，在欧洲社会的根基很深。伦敦的圣殿受托管理英格兰的大多数财富，包括国王、贵族、主教和很多商人的值钱宝贝，甚至还一度保管过御宝。 [3] 巴黎的圣殿是一座高耸的要塞，周围有一条环形的护城河，其围起来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村庄，骑士团在那里经营法兰西的国库。他们权势熏天，以至于欧洲最大的君主们最终都开始耿耿于怀，而且他们中间居然有那么多身披锁子甲的权贵，这些人能够利用修道院的戒律，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数量惊人的财宝，还能直达天听。14世纪初，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 [4] 欠下圣殿骑士的大笔债务就绝非偶然，故他以异端、亵渎神明和鸡奸等常见的凭空捏造的罪名，将骑士们逮捕归案，还胁迫教宗解散整个圣殿骑士体系。 [5] 在巴黎，数十位圣殿骑士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其中包括大团长。这位长者在行刑架上供认有罪，随后又撤回了自己的陈述，并在烈火焚身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双手以祈祷的姿势被绑在一起。

只有伊比利亚的武修士们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圣殿骑士们虽然因守卫圣地而闻名，但他们从一开始便活跃在欧洲的远西部。他们纵马于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前端，坚守在与伊斯兰战斗的最前线，还入主了新占的大片土地 [6] 。对年轻的基督教国家来说，他们的热忱和雄厚的财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葡萄牙，他们从未消失；为洗刷新近远播的恶名，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基督骑士团 [7] ，仅此而已，其他一切都原封未动，包括他们的大量财产。

教宗同意了国王的请求后，恩里克突然间得到了与其野心相匹配的资源，而改头换面的圣殿骑士们也获得了意外的重生，成为“探索时代”的资助人。即便如此，探索也远非恩里克最关心的事情。相反，他把大量金钱和人力都耗费在与卡斯蒂利亚争夺加那利群岛的一场恶斗上了。卡斯蒂利亚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而且群岛上石器时代的居民也连续三次击退了恩里克的军队，这成为他治军生涯中的奇耻大辱。恩里克的锐气不减反增，他发动了又一次摩洛哥十字军东征，继续自己在休达的英勇行为。

休达变成了葡萄牙的鸡肋。穆斯林商人很快就把商旅贸易转到了附近的丹吉尔 [8] ，休达的海滨仓库自此便空空如也。这块殖民地总是被围困，不久，城墙之外的房子尽数被毁，因为本地人总是利用它们来发起攻击。军队给养不足，而且士兵被迫忍受西班牙过往船只的嘲弄，这块驻地变得颇不受待见，只能靠服刑的罪犯来补充驻军力量。永久占领一个与世隔绝的边境哨所，并由海外提供补给，对于资源匮乏的葡萄牙是个巨大的损耗，很多葡萄牙人抱怨说，这么做实属愚蠢。

恩里克却不这么看。在这位渴望荣耀的王子看来，溃败之后应该更加激进而非退缩。那个通向辽阔的未知世界的守护石——赫拉克勒斯双柱——已经不再归伊斯兰世界控制了。过去七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头一次在非洲大陆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他和其支持者们认为，这次胜利证明上帝的恩赐照耀着自己的国家，为了信仰和荣誉，他们需要继续前进。毕竟，北非曾是基督徒的领土；为基督而重获此地，不就是继续推进收复失地运动吗？ [9]

多年来，恩里克一直催促父亲进攻丹吉尔，但未能如愿。1433年，若昂在举国悲痛中去世，书呆子杜阿尔特继位后，恩里克转而全力以赴地说服大哥。杜阿尔特让步了，恩里克一力控制了新的十字军。他冲锋在前，一如既往地过于自信，但他们当年在休达大获全胜是因为动用了很多手段，此刻却一样都没有。租用的运兵船未能按时抵达，他却不肯拖延，即便半数军队仍留在葡萄牙。7000人勉强挤进现有的船只驶向非洲，恩里克对伊斯兰教的诅咒怒骂不断升级，以此激怒他们。而当葡萄牙人兵临丹吉尔城下，挥舞着一面画着基督身披盔甲的旗子，炫耀着教宗送来的那部分“真十字架”时，连恩里克也开始意识到，单凭信仰并不能获胜。丹吉尔比它毗邻的休达港大得多，防御兵力也多很多。而葡萄牙人的大炮火力太弱，不足以攻破坚固的城墙，他们的攻城梯太短，无法攀上城头，围城军队都被包围在海滩附近的营寨里。随着更多的穆斯林军队涌进城市，十字架出现在乌云之间的寻常景象魔力不再，恩里克率领的数百位骑士，甚至包括他的几位禁卫军成员，都逃向船只，弃他而去。他手中唯一的谈判筹码就是休达了，为了让余部安全返回，他的特使们承诺交出休达。恩里克把自己的弟弟斐迪南送去当人质，撤回休达，爬上床，拒绝回应让他回国并对这次灾难负责的反复召唤。

他根本没打算遵守承诺。 [10] 斐迪南在摩洛哥的牢房里日渐憔悴，休达还是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国王杜阿尔特于翌年去世，享年46岁，很可能是死于瘟疫，而不是人们普遍以为的死于心碎。斐迪南在狱中受尽虐待，五年间，他给兄长们写了无数封悲痛欲绝的信，恳求他们开启谈判，让他得以释放，不过还好斐迪南总算死于致命的疾病。恩里克私下或许痛不欲生，但在公开场合他始终坚称他的兄弟——死后被追授为“忠实的王子”——随时准备以身殉教。

作为幼子，恩里克本也可继承王位，但他为永无餍足的野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宗教狂热的时代，他一心无二地想要为清除异教徒立下不朽功勋，全然不管自己会因此而陷入何种黑暗和迂回的境地，无疑会被很多人看作富有骑士精神的真英雄，值得被大加称颂。恩里克又把目光转向了海洋。他每年的掠夺行动都向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迈进一点儿，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

像很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他也知道一个流传很久的谣言：在非洲撒哈拉以南某处，有一座大得惊人的金矿，那是一片广阔区域，葡萄牙人称其为“几内亚”，这是个柏柏尔语名称。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 [11] 中有一张颇有影响的地图，上面画了一个骑骆驼的穆斯林商人走近传说中的皇帝曼萨·穆萨 [12] ，后者当时就在其首都廷巴克图 [13] 。头戴重冠的曼萨·穆萨蹲坐在大陆中心的王座之上，手持巨大的天然金块。“他的国度盛产黄金，”地图上的图例说明如此写道，“让他成为这块土地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国王。” [14]

对黄金的痴迷是可以理解的。欧洲几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金矿，极其缺乏保持经济流动性所需的金银。三分之二的进口黄金是被装在袋子里由骆驼驮着，穿过撒哈拉沙漠跋涉而来的，而基督徒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非洲腹地之外。恩里克预测，开采那里的黄金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使他的国家致富，又能让在交易中获利颇丰的穆斯林商人陷入贫困。

然而，金矿的所在地一直是个严守的秘密，而且与日俱增的挫败感自然会引发一大堆胡乱猜测。

从14世纪开始，欧洲的制图人就开始画一条极长的河流，几乎把非洲大陆纵向一分为二。这条河名叫金河 [15] ，地图上显示它在大陆中部地带的一个大岛周围分流，使那个岛看起来很像非洲躯干上的肚脐。恩里克确信黄金就在那里，随着他的船只向南方越走越远，他开始梦想着上溯金河，找到财宝。

不过有一个明显的障碍。在几乎每一张世界地图上，大西洋都是左侧一个蓝色的小水坑，其下的非洲大陆一直绵延到地图的边缘。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最后一个特征通常是一个不大的隆起，大约在丹吉尔南面500英里的地方，名叫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

这是个让历代水手恐慌不已的名字，围绕它流传着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那里有无数浅滩，船舶很难靠近而不被围困。湍急的离岸流会把船冲向未知的海域。滚烫的河流冲向大海，令海水沸腾。海蛇怪随时准备将入侵者生吞下肚。巨人偶尔会升出海面，用手举起船只。灼热会把白人变成黑人。人们普遍认为，经过这个海角的人无一能够生还。

恩里克不愿被传说吓住。1433年，他的侍从吉尔·埃阿尼什 [16] 返航回国，承认他的船员因为恐惧而不敢接近这个可怕的海角。王子听后又把他派回去，严令他完成任务后才能返航。

埃阿尼什的小船悄然驶近可怕的陆岬。 [17] 海浪和湍流非常强劲，浅滩从海岸上延伸出很远，雾霭挡住了去路，盛行风无疑使得归途艰险重重。然而穿过海角的红色沙丘后，沿岸竟然风平浪静。危险也许是穆斯林虚构出来的，为的是让欧洲人远离他们的商队路线。埃阿尼什班师回朝并获封爵士，恩里克对他大加称赞，说他胜过了历代的智者和水手。

九年后的1443年，恩里克说服了他的哥哥——杜阿尔特去世后的葡萄牙摄政王佩德罗，授权他控制开往博哈多尔角以南的所有船只。

就算对这位积极进取的亲王来说，声称海洋是他的个人财产也是个大胆的举动，且需要付诸实际行动。既有远洋航行的经验，同时又对获得举世无双的经验充满热情的葡萄牙水手只有那么多，所以恩里克被迫去国外寻找新的人手。他在阿尔加维 [18] ——这个名字来自阿拉伯语的西方 [19] ——建有私宅，距离欧洲最西南角的平顶海岬萨格里什角 [20] 非常近便。天气恶劣时，从地中海开往欧洲北部的船只能在它陡峭的悬崖后避风。恩里克派人去迎接每一条船，对船上的人炫耀恩里克的探险家们收集的器具样品，盛赞亲王发现的新陆地以及那里的财富，还会哄骗水手们加入他的舰队。

事实上，恩里克的船只带回国内的不过是些毛皮和油脂，这是因为当时每年对海豹的大规模捕杀已成气候。然而在1441年，一位船长回国时带了“十名黑人男女……一点儿砂金和一面牛皮盾牌，还有一些鸵鸟蛋。某一天，鸵鸟蛋被做成了一模一样的三盘菜，端上了亲王的餐桌，味道跟任何家禽的蛋品一样新鲜可口。而且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提供此消息的人补充道，“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里，再也没有哪位基督教亲王的餐桌上会有这样的佳肴了”。 [21] 即使如此，很多鲁莽大胆的水手还是难以抗拒恩里克的诱惑。来自威尼斯的绅士冒险家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 [22] 在驾驶帆船去往佛兰德的路上被吹上了阿尔加维海岸。恩里克的招募人员立刻就找上船来，用非洲的珍奇宝物款待他。“他们用这种口吻说了很多，”他记述道，“让我们一行人大为惊奇。就这样，他们引起了我越来越浓厚的欲望，想到那边一探究竟。我问他们这位大人是否允许任何人加入航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23] 和最远来自日耳曼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很多其他人一样，卡达莫斯托跳下船，当场就签约了。

金钱和人力一样，在葡萄牙总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即便是在有了圣殿骑士的宝库钥匙之后，恩里克也无法无限期地为昂贵的探险事业提供资金。富裕的意大利金融家们在里斯本开店，恩里克亦许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商人开店和赞助航海，还总是把一部分利润占为己有。新政策取得了成功：1445年，足足有26条船驶向非洲，每条船上都飘扬着恩里克的基督骑士团的红色圣殿十字架旗帜。

那时，亲王的造船匠和船员们已经灵光乍现地想出了如何建造出适合探索大陆沿海（当然安全返航也是同样重要的考虑因素）的理想船舶。这种轻快帆船船身狭长，吃水浅，可以沿着海岸进入内河。它配备了大三角帆——这借鉴了印度洋上的阿拉伯船只 [24] ——可以对最轻柔的微风做出反应，比传统的横帆更容易切风航行。由于只有船尾配备了一个船舱，水手极为不适，船速也十分缓慢。舰队择路下探撒哈拉沿岸时，必须设置持续的岗哨，以观察并对前方是否有浅滩和沙洲的大浪提出警示。必须有人测绘海岸线，而且探索那些离岸的岛屿也很有必要。船员必须投下测深锤来测量水深，而且到了夜晚，所有的工作都要中止。再往南去，强大的水流会把轻快帆船拽向岸边，所以船只不得不航行在看不见陆地的地方。返航时，他们必须朝着大西洋的方向航行很远，顶着东北信风的右舷风，以锯齿形的航道航行，直到足够靠北，可以在西风带顺风回到里斯本。

然而回报颇丰。关于鸟儿飞向何方的古老谜团终于真相大白：在撒哈拉的冬季，水手们发现了燕子、鹳、斑鸠和画眉；夏季，他们还看见了在欧洲过冬的猎鹰、苍鹭和斑尾林鸽。陌生的剑鱼和鱼在他们的网中翻滚，艳丽的鹈鹕和优雅的火烈鸟的肉和蛋为他们的餐桌增添了异国情调。上岸后，他们为眼前的无限风光惊叹不已，有沙丘、岩石，还有生活于斯的各种生物。那里有比兔子还大的老鼠，能吞下山羊的大蛇，生活在沙漠中的大羚羊和鸵鸟，数量庞大的瞪羚、红鹿、刺猬、野狗和胡狼，以及其他完全陌生的野兽。红色和黄色的大群蝗虫弥漫四野，绵延数英里，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地面上的一切荡然无存。龙卷风一日之间便可让贫瘠的土地鲜花盛放，沙暴像滔天大火一样咆哮，把海龟和鸟儿像树叶一般抛来抛去。

他们立起木头的十字架，昭告此地归基督所有，然后出发去接触当地人。探险家们为非洲人错综复杂的王国和部落大杂烩大伤脑筋，那些人各自说着不同的语言，令人头昏脑涨。由于他们自己穿着全副盔甲爬上海滩，前进路上遇到喝骆驼奶的沙漠牧人，或是用海藻烧火炙烤海鱼海龟的温顺渔夫，就高喊“葡萄牙和圣若热！”，还抓来几个犯人充作探子和通事，这样的亮相方式令双方彼此都缺乏理解。

欧洲人胆气渐壮，进兵内陆，他们经过了出产世上最好的椰枣但据称有食人族居住的偏远山区，又经过了房子和清真寺全用盐砖砌成的沙漠小镇。 [25] 他们不时会遇上一支闻名遐迩的骆驼商队。骆驼既是运输工具，也是口粮：运气不佳的骆驼会被迫几个月不喝水，然后痛饮清水，以便在旅途中被杀了用来补水。商人们肤色棕褐，头巾半遮着脸，白色的斗篷镶着红边，赤足行走。这些穆斯林往来于格拉纳达和突尼斯，用白银和丝绸换取奴隶和黄金。他们决心让闯入者身陷困境。

最终，沙漠一方偃旗息鼓，舰队行经塞内加尔河 [26] 的河口，进入人口更稠密的热带地区。一切突然显得更加宏伟磅礴，充满生机。“在我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威尼斯探险家卡达莫斯托还在撒哈拉时便满怀期待地写道，“河那边的人都又黑又高，体格强壮，身材匀称；整个国家一片绿意，树木葱郁，土地肥沃。而河这边的人肤色棕褐，低矮瘦弱，营养不良；土地贫瘠，寸草不生。” [27]

欧洲人在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新世界里眼界大开。在这里，男人用烙铁在自己身上烙下印记，女人用火针给自己文身。男人和女人都戴金耳环、鼻环和唇环，女人还在两腿间悬挂金环。访客们惊叹于参天的大树、蔓延的红树林，还有羽色鲜亮的会说话的鸟儿。他们收购猩猩和狒狒带回国去；他们盯着河马发愣；他们亲眼看见猎杀大象，还品尝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肉，当然，其肉质粗硬、寡淡无味。回国后，他们把异域的礼物呈献给恩里克亲王，其中包括一头幼象的象足、躯干、毛发和用盐腌制的肉；恩里克又把一具成年大象的象牙和象足赏赐给了他的妹妹。

起初，非洲人对新来者也同样痴迷。他们在白人的手脚上吐口水，然后用手揉搓，想看看他们的白肤色是不是染成的。他们似乎觉得，白人的风笛是某种会奏乐的动物。他们划着独木舟靠近轻快帆船，想知道它们是大鱼还是大鸟，直到看见水手便四下逃散——反正葡萄牙人是这样认为的。

让欧洲人沮丧的是，这里的人居然也是穆斯林。尽管如此，他们的信仰却绝不僵化，他们大多很穷，但至少其中一些人愿意和基督徒做生意。在一次上溯塞内加尔河的航行期间，卡达莫斯托受邀前往附近的一座王城 [28] ，和他的开拓者同胞一样，他也满怀期待，希望看到一个欧洲风格的君主和朝廷。当他走近王座时，看到请愿者双膝跪倒，以头抢地，还把沙子洒在裸露的双肩上。他们如此匍匐向前，陈述自己的事由，又被粗鲁地打发走了。因为他们只要犯一点儿小过错就会导致自己的妻儿被逮捕、拍卖，卡达莫斯托认为他们的恐惧也不无道理。他赞许地记录道，国王及其王公贵族们的权势远大于他们在欧洲的同类——又补充说，不过他们也都是“大骗子”。

如果说非洲人的很多习俗看似原始，那么另一些习俗就很难被轻易地评判了。卡达莫斯托很快就与宫廷穆斯林神职人员就宗教的细节展开了辩论。和往常一样，欧洲人在讨论一开始便告知国王他的信仰有误。统治者笑答，如果基督教的上帝是个公正的主，那么他和他手下的水手们进入天堂的机会就大得多，因为欧洲人在尘世间获得的财富和知识要远远多于其他人。“这种说法，”卡达莫斯托评论道，“表现了他良好的推理能力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29] 国王还显示出另外一种对人性的理解，他赠予这位威尼斯的水手“一个12岁的年轻俊俏的黑人女子，说是送给我侍寝。我接受了她”，卡达莫斯托记述说，“把她送到船上去了”。 [30]

不是每个非洲统治者都这样仁慈，探险家们很快就遭遇了无情的袭击。武士们从森林里冲出来，挥舞着用瞪羚皮包裹的圆盾，铁尖倒钩且淬了蛇毒和树液的长矛，还有像标枪一样的梭镖和阿拉伯风格的弯刀。一些武士跳起战舞，唱起战歌；还有些划着独木舟悄然靠近。所有的武士都勇敢无畏，情愿战死也不逃跑。轻快帆船上配备了发射石弹的小型火炮，但还是有很多骑士、侍从、士兵和水手倒在敌人的猛攻之下，而他们试图送到岸上去作为通事之用的俘虏也同样被击毙在沙滩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轻快帆船载着半数水手勉强回国，恩里克开始对逐步升级的敌意提高了警觉。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只有在自卫时才能开枪，但那时他们的暴虐之名早已远播。当下一拨探险家到达冈比亚河的开阔河口（距离里斯本逾1500英里）时，发现传闻已先于他们到达了那里，说他们吃人肉，尤其喜欢黑人的肉。他们溯河而上，大群黑人在森林的掩护下冲出来，朝他们投掷梭镖，发射毒箭。一队队的作战独木舟奋力划向入侵者，体格健壮的武士们身穿白棉汗衫，头戴插着白色羽毛的帽子，卡达莫斯托记述说他们的肤色“非常黑” [31] 。在后来的谈判中，欧洲人很想知道他们这些带着礼物而来的和平商人为什么会遭到袭击。据卡达莫斯托报告，非洲人回答说他们“不想要我们的任何友谊，只求能把我们全杀了，然后把我们的财产献给他们的君王” [32] 。甚至枪声的震撼也不会让他们长久退避，所以这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只好再度匆忙撤退。

随着贸易网络沿着海岸线徐徐展开，葡萄牙人开始想方设法把装着黄金的袋子运回里斯本；葡萄牙近百年来的第一枚金币很快就在里斯本的造币厂里被骄傲地打造出来，这枚金币被命名为“十字军”，这倒也恰如其分。然而事实证明金河不过是海市蜃楼，而恩里克的第二个伟大探索——寻找反抗伊斯兰的强大盟友——也进展甚缓。

在古老的传说中，遥远的海外某处有一个失落的基督教帝国，它君临天下，丰饶无比。据称它的统治者是“祭司王约翰”。祭司王这个词来自古法语司祭 [33] ，但约翰可不是寻常的传教士。欧洲人坚信他是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王，很有可能就是给襁褓中的耶稣带来黄金、乳香和没药的东方三贤者之一的后代。数百年来的猜测，给祭司王的王国平添出无数奇闻怪事，什么有一座不老泉令祭司王数个世纪长生不死，有一面镜子助他看清整个世界，还有一张翡翠桌子被无数燃烧着贵重香膏的油灯照亮，他在这张桌旁宴请三万宾客。在诺亚的寿命被作为公认事实的年代，祭司王约翰这个老朽的存在听来言之有理，至少它证实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共有的梦想。

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不止是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它源自一连串的传闻、骗局和一知半解的事实，但很多当权的人都信以为真，其中包括一系列教宗。

已知的事实是这样的。1122年，一个自称印度主教约翰的男人觐见教宗，把他的土地描述成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国度。20年后，一位日耳曼主教 [34] 报告说，东方有一位基督教国王正与伊朗交战；他还补充说，据他的线人所言，这位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手持一支坚硬的由翡翠做成的权杖。这两则消息此后都没下文了，直到1165年，一份署名祭司王的信件副本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地。这封信的语气傲慢自负，倒是很符合一位宣称统治着72个国王、自诩为“三印 [35] 之帝”的人的做派。信中讲到，他坐在桌旁，有“7个国王”伺候着他，“每个国王又有62个公爵伺候，每个公爵又有365个伯爵伺候。……在我们每日进膳的大堂里，右手边是12个大主教，左手边是20个主教” [36] 。想想满天星辰与恒河沙数，便可对他的王国如何疆域无边、权力无限有些了解——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倒真有些助益。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人就靠源源不断的传奇和奇迹支撑着，这些不羁而神奇的断言让这封信显得更加可信。祭司王进一步解释说，他的王国有“长角人、独眼人、前后都长眼睛的人、人头马（centaurs）、人头人脚羊（cfauns）、人头羊身羊（satyrs）、矮人、巨人、独眼巨人，以及长生鸟和世上几乎所有种类的动物” [37] 。其中有能把牛叼进窠巢的狮鹫，更有能把骑士连人带马抓住杀死的插翅虎，还有一对高贵的鸟儿，它们长着火色的羽毛和利刃般的双翅，已经统领了世上所有的鸟类60年，直到它们自杀式跳入海中才逊位。一族矮人与鸟类展开了一年一度、看起来像是一边倒的战争，而一族射手因为自腰以下全为马身而占尽优势。在别处，四万人忙着给火堆添加燃料，好维持吐丝之虫的生命以使其继续吐丝。

教宗在对着这封特别的信琢磨了12年后，才决定回信。他委托自己的私人医师出发去寻找这位传说中的国王，但这名医师从此杳无音讯。虽然如此，祭司王的这封信还是引发了欧洲的无限遐想，它被译成很多种语言，被人如饥似渴地诵读了数百年。每当欧洲受到海外的威胁，就会有人指望祭司王约翰疾驰来援，一举粉碎异教徒。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人谣传他计划攻打耶路撒冷。蒙古人入侵欧洲时，他又被传说改派到了中亚，人们一度认为他就是成吉思汗与之翻脸的养父 [38] 。据说他拒绝把女儿嫁给成吉思汗，激怒了后者，还输掉了两人之间的战争，干脆被成吉思汗消灭了， [39] 但当欧洲开始梦想使蒙古人皈依时，他又复活了，成为新的蒙古统治者。

据说，祭司王治下的人口数量比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多3倍。 [40] 他有10万常备军，手下的武士个个挥舞着由黄金打造的武器。如有需要，他可以召集100万人上战场；传说他的很多士兵都是裸体征杀，这让他们听来更加吓人。他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支配源源不断的贵金属和宝石。若是与他的无敌军队结盟，欧洲必能让伊斯兰从世间消失。

只要能找到他。

恩里克派人寻找祭司王约翰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国王已经被谣言改派到东非去了。这与他统治印度的旧说法出入不大，因为欧洲人已经开始相信，印度和非洲是连在一起的。东非当时又叫“中印度” [41] ，中印度也是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别名，真是乱上加乱。

众所周知，埃塞俄比亚自古便是个基督教国家，但由于伊斯兰的阻挠，欧洲长期以来与那里的人失去了联系。有人说它与埃及之间有沙漠相隔，穿越沙漠需要50天，并且有阿拉伯裸体强盗横行其间；还有人说，埃塞俄比亚人百病不侵，能活200年。 [42] 1306年，在数百年的沉默之后，埃塞俄比亚特使突然出现在法兰西的罗马教廷上，而且因为双方无疑都渴望取悦对方，这次会面之后，祭司王约翰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牧首。那可不是什么令人振奋的事，因此祭司王约翰很快又由牧首升级为独裁者，被看作埃塞俄比亚这个辽阔而强大的国家无所不能的皇帝。到1400年，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对这一猜想确信无疑，他以新任英王的身份写信给祭司王，因为传说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再次计划进军耶路撒冷。欧洲人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们的君主祭司王，使得偶尔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特使无比困惑，15世纪这些特使继续造访欧洲——1452年有一次，他们出现在里斯本，引起了极大轰动，当然，对于自己受到的接待规格远超设想，他们也颇感荣幸。

欧洲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事实一定会证明祭司王是他们对抗伊斯兰的坚定盟友。然而，就算他决心已定，如何与他取得联系还是个问题。后来总算有地图显示非洲西岸有一个巨大的新月形海湾时，这个难题看似解决了。这个海湾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湾，看起来直达祭司王之国的心脏地带。

多年来，每当恩里克的船只航行至据信这个海湾大张的入口所在的位置时，他都会命令船员们打探印度国及其神父-皇帝祭司王约翰的消息。1454年，亲王向教宗请愿成功，确定了他在大西洋的垄断地位后，他承诺很快就会完成任务，“只要印度人像传闻那样崇拜基督之名，我们就可以与之联络并劝说他们在基督徒对抗撒拉逊人之事上施以援手” [43] 。葡萄牙人接下来又花了几十年时间寻找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根本就不是印度，而是埃塞俄比亚。

恩里克从来没有找到他的埃塞俄比亚湾，也就是那条直达祭司王国土的路线。寻找这位伟大国王的努力仍将继续，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西方基督教世界也将继续争创奇迹。结果证明，几内亚完全没有欧洲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它的贸易站散布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季节性的商队几乎无法到达那里。除了一点点儿黄金之外，探险家们带回国的货物——羚羊皮、琥珀、灵猫麝香和活的灵猫、阿拉伯树胶、芳香树脂、海龟油、海豹油、椰枣和鸵鸟蛋——虽然样数颇多，却难称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44] 更糟的是，非洲人很嫌弃葡萄牙人拿来做交易的大包大包的粗布料，所以恩里克只好从摩洛哥购买漂亮衣服去几内亚转卖。当他的船员们遇到一致抵抗，被迫采取更谦恭的立场时，他解释说贸易只是继续与伊斯兰做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45] 如今，就连这样的说法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在葡萄牙，叛乱的传闻挥之不去。恩里克对金钱和人力的巨额支出看来毫无效果。

有一种近乎与黄金同价的商品的到来终于平息了异议，那就是人。

恩里克第一次成熟的贩奴远航始于1444年，他的手下毫不留情地袭击了阿尔金岛 [46] 上的平静渔村，那座岛屿就在非洲西部凸起处中点的岸边。在夜幕的掩护下，士兵们乘着小船开始行动，拂晓时，他们高喊着“葡萄牙、圣若昂和圣若热！”扑向了岛民。史家记述了那个可怕的景象：

可以看到母亲抛弃了孩子，丈夫抛弃了妻子，每个人只想着逃命，越快越好。有人在海里溺水而亡，有人在茅屋里避难，还有人把孩子藏在泥下，认为这样便可躲过敌人的双眼，过后再来找他们。最终，我们的主对顺利完成任务给予了奖赏，因为我们的人在当日为祂所做的一切，理该享有战胜敌人的胜利，而且努力和付出理应获得回报。祂下令带回165名俘虏，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孩童，死人和自杀的人不算在内。 [47]

掳掠者祷告着转向了附近的一个岛屿。他们找到一个被弃的村庄，伏击了九名男女，这九个人当时正引着驮满海龟的驴群蹑手蹑脚地离开。九人之一侥幸逃生，给下一个村庄带去了警告，让全村人得以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逃离村庄。不过葡萄牙人很快就在一个沙洲找到了划着筏子逃到那里的村民。由于海水太浅，难以乘船靠近他们，葡萄牙人返身搜查了那个村子，强行拖出八个吓得缩成一团的妇女。翌日，他们又杀了个回马枪，来了一次拂晓扫荡。村里还是荒无一人，于是他们沿着岸边航行，不时放人登陆以寻找新的牺牲品。最终，他们发现了一大群逃跑的人，抓住了十七八个妇女儿童，“因为这些人跑不快” [48] 。不久，他们又看见更多的岛民划着筏子逃命。史官悲叹道，当葡萄牙人意识到无法把这么多人装进船里，自己将失去这样一个赢得荣誉和财富的好机会时，他们的喜悦很快就变成了悲伤。不过他们还是向着那群岛民划过去，“虽说这些筏子上满是异教徒，但出于同情，他们只杀了少数几个人。然而可以被相信的情况是，很多摩尔人出于恐惧弃筏而逃，死于海中。因此，路过筏子的基督徒为了在自己的船上装载更多的人，便首先选择孩童，他们总共带走了14个孩子”。

他们为战胜信仰的敌人而感谢上帝，其后“好好服侍上帝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翌日，葡萄牙人再次发动袭击。正准备全力袭击时，一群人冲向他们，他们逃走了。史家自然不肯让侵略者显得那么愚蠢，记载说这些愤怒的岛民是上帝派来挡住基督徒的，以便他们在30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到场之前逃走。不过即便如此，在他们有时间跳进船里之前，“摩尔人已经赶了上来，所有的人都加入混战，场面乱成一团”。葡萄牙人总算逃脱了，并带走了更多的囚徒，其中包括被留在废弃村庄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他们总共把240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塞入等候的船只，那些船的货仓和甲板本已拥挤不堪，老鼠蟑螂成群，仓底污水和烂鱼的臭气熏天，如今又散发出战栗惊恐的奴隶们的恶臭。

当贩运人口的船只抵达葡萄牙时，消息迅速传开。兴奋的旁观者挤在码头上，恩里克骑马赶上，来监督战利品的分发。他骑在马上，咆哮着发出命令，把卑鄙肮脏的场面变成了一场取悦民众的噱头。

艰难的旅程之后，奴隶们看起来都很可怜，当他们被迫裸体列队行进，并展示他们强壮与否时，就连一些葡萄牙人都觉得可怕。“什么样的人才会如此心狠，看到那样一群人竟毫无同情心？”目击这一场面的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 [49] 如此写道，他承认自己落泪了。

有些人一直低着头，他们彼此对视，泪流满面；其他人站在那里哀伤呻吟，他们仰头望天并大声喊叫，仿佛在向自然之父求助；有人以掌击面，四肢伸展地倒向地面；还有人按照他们国家的习俗，以忧伤的曲调唱起了哀歌。虽然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那声音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有多么悲伤。然而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是，现在那些负责分配俘虏的人出现了，开始把他们两两分开……父子分离、夫妻永隔、兄弟星散，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亲友关系的尊重，但凭每个人的运气了……谁能毫不费力地面对这种分离？每当他们被归出一群，其中有儿子看到父亲在另一群里，就会全力以赴地站起来冲过去；母亲紧紧抱住被分在别群的孩子，带着孩子一起摔倒在地；她们为了自己的骨肉宁愿接受无情之人的鞭挞，只要彼此永不分离。 [50]

恩里克满足地看着这一切。他对批评者们的答复是：虽然他没有找到黄金之地，但他为葡萄牙在当世的几个奴隶交易大国中赢来了一席之地。当另一大批奴隶于第二年到达里斯本时，持怀疑态度的人终于沉默了。“现在，”看到好奇的人挤满甲板、几乎要把船挤翻了时，祖拉拉记述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曾是批评者之一。看到囚犯被用绳索绑着走过街道时，人群立刻骚动起来，大声赞颂亲王的伟大美德，如果有人敢于说出和他们相反的意见，也会很快被迫收声。” [51]

奴隶们用戴着枷锁的劳役拯救了葡萄牙的海洋探险。

奴隶制度在中世纪十分普遍。整个穆斯林社会都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奴隶的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伊拉克在9世纪就爆发了有50万人参与的奴隶起义。很多奴隶都是从重商的意大利诸共和国那里买来的，热那亚尤其不在意它贩运的奴隶来自何方，常常会有大量东正教基督徒出现在热那亚的街区。更多奴隶是从高加索地区和撒哈拉运来的，或是由柏柏里海岸的海盗从欧洲沿海抓来的：根据计算，海盗将100万男人、女人和孩童运去北非的市场上出售。 [52] 没有沾染这种肮脏交易的国家凤毛麟角，也很少有人觉得这种交易有什么不对。大多数人觉得这些受害者本来就是一种低等人类；很多人——包括以售卖敌人来换取小麦、衣物、马匹和葡萄酒的非洲军阀在内——认为他们抓住的任何人都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猎物。心肠柔软的基督徒想象那些奴隶原本生活的非宗教环境并不比兽类强多少，以此来安慰自己，却不觉得为拯救某人的灵魂而剥夺他的自由有什么稀奇的。流泪的祖拉拉提醒自己，奴隶制的源头是大洪水过后诺亚对他的儿子含（Ham）的诅咒；他解释说，黑人是含的后裔，须永远顺服其他种族。他安慰自己的读者说，他们所遭受的任何困难，在“等待着他们的美妙新事物” [53] 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永恒的救赎照例是世间苦难的回报，受的苦难越多，未来的慰藉也会相应地增加。在恩里克的有生之年，大概有20000名非洲人被抓住或买下并运到了葡萄牙；到了世纪之交，这个数字增至150000之多。 [54]

恩里克亲王的仰慕者们从未因为他贩奴头目的新身份质疑过他对十字军东征的信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探索大西洋就是继续扩展其毕生追求的十字军东征。由于恩里克致力于对抗异教徒的永久战争，并且由于在大多数人看来反对异教徒的战争顾名思义就是正义之战，他抓住的任何人都是合理的战犯，因此，根据当时的传统，理应将这些人作为奴隶。与普通的奴隶贩子相反，恩里克不断暗示自己之所以涉足这种交易，完全是为了把福音传播给不幸的野蛮人，因而赢得了高度赞扬。在他的国人看来，他贩卖奴隶的劫掠是富有骑士精神的高尚行为，与在战场上抓获俘虏同样值得赞扬。恩里克本人无疑也认为，他的新生意不止获利颇丰，显然还取悦了上帝。

教会不但同意这样的行动，还煞费苦心地明示自己的赞同。1452年，教宗颁布诏书 [55] ，授权葡萄牙人攻击、征服和镇压他们遭遇到的任何“撒拉逊人、异教徒及任何其他非基督教徒”，夺取他们的财物和土地，要他们世代为奴——就算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也是一样。罗马已经给所有在基督骑士团的十字架下参加东征的基督徒赦免了全部罪孽，1454年，罗马教廷又授予恩里克专属的神圣管辖权，所有新发现的领土任由他处置。

不知何故未能找到真正信仰的非洲人身处“基督的律法之外，所以其身体当任凭任何基督教国家处置”，这个令人震惊的观念正是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周游世界时所持的态度。他们并不只是为了发现的快感或贸易的利润而踏上征程的：他们航海的目的就是以基督之名让人皈依和征服他人。宗教热情与空前绝后的劫掠机遇相结合，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致命组合，它将坚定不移地把葡萄牙人吸引到印度乃至更远的地方。

恩里克付出沉重的代价，启动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此大大扩展了欧洲的眼界。他所引领的尝试仍然道路漫长，但当东方传来了令人错愕的坏消息时，它又呈现出全新的迫切性。

[1] 恩里克作为创立了一所突破性的航海学校的孤独科学家形象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葡萄牙编年史，那些史书写于帝国的鼎盛时期，不可避免地把帝国的缔造者传奇化了。这个传说又在R. H. Major在19世纪所著的传记文章《人称航海家的葡萄牙恩里克王子》里得到了明文昭示，因此这种印象很难被消除。参见Peter Russell，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A Lif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6-7。

[2] G. R. Crone，trans. and ed.，The Voyages of Cadamosto，and Other Documents on Western Afric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Hakluyt Society，1937），10.

[3] 这些圣殿并非总像传说中的那样安全。1263年，英格兰后来的爱德华一世和他的父亲亨利三世以及其他王室成员全都身无分文，便借口要看一看王室的珠宝而来到伦敦的圣殿。事实上他们带了一把锤子，砸开一堆宝箱，带走了一大堆他人的钱财。参见Helen Nicholson，The Knights Templar：A New History （Stroud，UK：Sutton，2001），163。

[4] “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268—1314），即腓力四世，卡佩王朝第11位国王（1285～1314年在位），纳瓦拉国王（1284～1314年在位，称腓力一世）。

[5] 法兰西人的逮捕令是在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发出的，那年11月的一份教宗诏书命令欧洲所有的基督教统治者都须照此行事。教宗后来又改变主意，召集了一个法庭，法庭宣告圣殿骑士团成员在各个方面都无罪。但屈于法兰西人新的压力，且又因为腓力独自掀起的丑闻玷污了该命令，1312年的一纸诏书解散了骑士团。

[6] 1131年，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一世试图把整个国家都留给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圣墓教堂的修士们。他的兄弟拉米罗（Ramiro）慌忙离开了自己的修道院后生了一个女儿，并把她嫁给巴塞罗那伯爵，后者作为统治者接管了阿拉贡。拉米罗隐退回到他修士的小房间；圣殿骑士则获得了大量土地和岁入。

[7] 在恩里克的时代，改了团名的圣殿骑士团控制着葡萄牙中部的21个市镇和大量土地。然而，当时它已很久没有攻击过穆斯林了，而且骑士们声称他们只有在国内战斗的义务，拒绝参加攻打休达的十字军，这激怒了国王。若昂一世任命恩里克担任骑士团的首脑，等于王室接管了这个组织。

[8] 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北部一个滨海城市，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的入口，大西洋及地中海的交界处。丹吉尔是一个历史名城，由于它位于地中海出口，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9] 恩里克并非唯一拒绝把直布罗陀海峡看作收复失地运动之障碍的人。早在1291年，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便在他们将来的摩洛哥封邑边界达成了一致意见；1400年，卡斯蒂利亚摧毁了摩洛哥的市镇得土安（Tétouan），它坐落在休达以南大约25英里处，是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基地。在罗马时代，摩洛哥北部曾是西班牙主教教区的一部分，但卡斯蒂利亚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假造的古老的哥特王国的继承者这种自我认定，卡斯蒂利亚想象它曾经统治过摩洛哥和西班牙。

[10] 恩里克的声望仰仗于他在休达体现的英雄气概，他的父亲让他负责这座城的防守；过快便将其拱手让出将会是个令人绝望的丢脸之举，同时还会让葡萄牙新近闪闪发光的讨伐资历成为笑柄。

[11] 这本制作于马霍卡（Majorca）的地图集是由犹太制图师亚伯拉罕·克雷斯克（Abraham Cresques）牵头为法兰西的查理五世而作的。

[12] 曼萨·穆萨（Mansa Musa），14世纪马里帝国的国王（1312～1337年在位）。马里帝国在14～17世纪统治着今西非的曼丁卡高原地区。

[13] 廷巴克图（Timbuktu），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是西非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尼日尔河北岸，历史上曾是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

[14] 引文出自Jerry Brotton，The Renaissance Bazaar：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55。众多的故事中仅此一个包含着真相：在苏丹西部采掘的黄金确实输送到了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廷巴克图等贸易市镇，并在那里被锻造成金锭，通过商队运到北非。强大的马里国王曼萨·穆萨的声望便来自在那里展示的富裕景象。1324年他去麦加朝圣，随行的100匹骆驼满载黄金，还有500个奴隶扛着沉重的黄金权杖。

[15] 原文为西班牙语Río del Oro。

[16] 吉尔·埃阿尼什（Gil Eanes，1395—约1445），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和探险家。埃阿尼什的传记鲜为人知，他是为葡萄牙恩里克王子效力的最早一批航海家之一。

[17] 欧洲的制图师和恩里克的水手们或许误将更加危险的朱比角（Cape Juby）当成了著名的地标博哈多尔角，前者在后者北面140英里处；博哈多尔角本身或许被他们绕过去了，不过这一事实在大约十年后才被人察觉。参见Russell，Prince Henry ，111-113。

[18] 阿尔加维（Algarve），葡萄牙最南的一个大区，位于欧洲大陆的西南角。

[19]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al-Gharb。

[20] 后世人认为恩里克的学校正是位于此处。据编年史家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说，恩里克曾修复一个现有的村庄——后来改名为“王子镇”（Vila do Infante），它原本可能是用作过往船只维修站的。15世纪中叶，在祖拉拉著述时，那里仍然蒸蒸日上，有环城的围墙、一座城堡、几幢房屋，但没有航海学校。恩里克自己的舰队从拉古什（Lagos）出发，沿着阿尔加维的海岸一路向东。

[21] Gomes Eanes de Zurara，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trans. C. R. Beazley and Edgar Prestage（London：Hakluyt Society，1896-98），1：57.勒索来的大批赃物用作了三个穆斯林囚犯的赎金。

[22] 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1432—1483），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他曾效力于葡萄牙王国，为其在非洲西海岸区域进行探险活动。他的航海报告发表于1507年。

[23]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5.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是威尼斯人的真名Alvide da Ca’ da Mosto的葡萄牙语版本。

[24] 传播的过程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参见I. C. Campbell，“The Lateen Sail in World History，”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no. 1（Spring 1995）：1-23。

[25] 如今位于马里北部沙漠中的塔阿扎（Taghaza）曾是拥有十分宝贵的盐矿的地方，被摩洛哥人控制，长期以来都是北非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岩盐被大批商人带到南方并在苏丹用以换取黄金，在那里岩盐如此珍贵，以至于会被切成小块当作货币使用。交易采取一种无声竞拍的形式，这种形式从希罗多德的时代便闻名遐迩了。盐成排堆放，商人退到一旁；矿工上前，在每排盐的旁边放上一定数量的黄金，然后就消失了。盐贩子回来计算一下，看看是接受这些黄金还是等更好的价钱，而金贩子（即前述的矿工）回来或是取走他们的盐，或是提高报价。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商人都完成交易。

[26] 有一段时间，葡萄牙人认为塞内加尔河是尼罗河的一个分支，这个错误被写进了1455年名为《罗马教宗》（Romanus Pontifex ）的教宗诏书里。冈比亚河、尼日尔河和刚果河也都曾相继被误认为是尼罗河的支流。

[27]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28.河南面是沃洛夫人和塞雷尔人的部落。河北面是图阿雷格人的主要族群之一阿扎纳吉人（现代的桑哈扎人或泽纳加人），他们是游牧柏柏尔人，曾是（如今仍然是）撒哈拉的主要居民。

[28] 这个首都属于沃洛夫人的两个王国之一，葡萄牙人与其建立了贸易关系。

[29]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41.

[30]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36.

[31]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58.

[32] Crone，Voyages of Cadamosto ，60.

[33] 原文为古法语prestre。

[34]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异母兄弟“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在其关于耶路撒冷和巴别尔双城史的Chronica de duabus civitatibus 一书中，奥托说叙利亚主教“哈瓦拉的休”（Hugh of Jabala）曾给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东方聂斯脱利教派的国王祭司王约翰的故事。

[35] 三印（Three Indies），这一地理概念来自欧洲人在探索时代之前关于东方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一种说法是东方三贤者中的第一位在内恒河地区（Intraganges，即“第一印度”）建立的王朝征服了其他两印，并建立了上帝的选民之国“三印”；埃塞俄比亚为“第二印度”；而“第三印度”却不知其所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东方”（Orientalis）为第一印度；古也门存在过的一个王国希木叶尔王国（Homerite）所在之地为希木叶尔印度（Homeritæ Indi）；而埃塞尔比亚则被称为“小印度”或第二印度（也有人称其为第三印度）。祭司王约翰所统率的三印之地幅员辽阔，东至恒河湾（Gangicus Sinus），王国西极则为不老泉，北疆有一堵铜浆铁砖砌成的长墙以抵御蛮族，下属的72个王国并非全是人类。

[36] 引文出自Robert Silverberg，The Realm of Prester John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2），2。这封信在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仍广为流传。

[37] 引文出自L. N. Gumilev，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 ，trans. R. E. F.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6。

[38] 欧洲人将他看作蒙古中部克烈部（Kerait）的首领王汗（其原名为脱斡，Toghrul）。欧洲人认为王汗是成吉思汗父亲的亲兄弟，或许还是个聂斯脱利教派基督徒。王汗因为之前保护他的人人功高盖主而企图暗杀后者一事，又给这个故事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老人在逃离战场时被杀，成吉思汗的儿子娶王汗的侄女为妻。

[39] 这个消息的来源正是马可·波罗。十字军战士和史家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也讲述了相同的故事。在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的编年史中，克烈部的首领是祭司王约翰的兄弟，蒙古人击败了这两个王国，成吉思汗的儿子娶了祭司王的女儿为妻。

[40] 祭司王约翰传说的大部分假象来自世界地图上的说明文字，参见Russell，Prince Henry ，122。

[41] 如此称呼以便与大印度和小印度进行区别，此二者大致分别相当于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支那，这些名字都是马可·波罗起的。埃塞俄比亚也被称作第三印度（India Tertia）。这种划分是为了便于专家使用；对普罗大众来说，尼罗河以东的任何神秘之地一般都被认为是印度的一部分。

[42] 参见Travelers in Disguise：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by Poggio Bracciolini and Ludovico de Varthema ，trans. John Winter Jones，rev. Lincoln Davis Hammo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42。

[43] Russell，Prince Henry ，121.

[44] Russell，Prince Henry ，202，211.

[45] 这种声明在当时听来并不像如今这般伪善。在教堂与国家密不可分的时代，各国家宗教的蓬勃和世俗的财富难解难分。十字军老战士们从来都不认为宗教、战争、权力和利益搅在一起有何古怪之处，新战士们的态度也是如此。财富是上帝的赐福：中世纪的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他账本的每一页上方都写了“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这样的祈祷文字。C. R. 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Hutchinson，1969），18.

[46] 阿尔金岛（Arguin Island），位于西非阿尔金湾的岛屿，属毛里塔尼亚。

[47] Gomes Eanes de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of Henry the Navigator ，ed. Virginia de Castro e Almeida and trans. Bernard Miall（London：Allen & Unwin，1936），160-161.

[48] Gomes Eanes de Zurara，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of Henry the Navigator ，ed. Virginia de Castro e Almeida and trans. Bernard Miall（London：Allen & Unwin，1936），164-166.

[49] 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Gomes Eanes de Zurara，1410—1474），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他的作品《几内亚的发现和征服编年史》是现存的关于葡萄牙人在西非的最早报告。

[50] Zurara，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1：81-82.

[51] Russell，Prince Henry ，246.

[52] 奴隶主要是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沿海村落里抓来的，但柏柏里的奴隶商人还从法兰西、英格兰、爱尔兰和尼德兰，甚至冰岛和北美掳人。欧洲企图防止他们的骚扰，被迫纳贡，而美国的第一次海外军事行动便是在1801～1805年和1815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柏柏里战争中抗击海盗。参见Joshua E. London，Victory in Tripoli：How America’s War with the Barbary Pirates Established the U.S. Navy and Shaped a Nation （Hoboken，NJ：Wiley，2005）。

[53] Russell，Prince Henry，244.关于祖拉拉的“诺亚和该隐”理论，参见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2：147。葡萄牙人放弃了拯救灵魂的伪装，40年来一直在非洲酋长和穆斯林奴隶商人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国王若昂三世（1521～1557年在位）意识到他此举让俘虏万劫不复后，终于停止了这种做法，而他的先辈们显然没有。

[54] 估计的数字出自Russell，Prince Henry ，258。150000这个数字出自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31。

[55] 指教宗尼各老五世于1452年6月18日发布的《必须改观》（Dum Diversas ）。并非每一位教宗都支持奴隶制度，在1435年的诏书《像很久之前一样》（Sicut dudum ）中，尤金四世（Eugene Ⅳ）就曾以将其逐出教会来威胁奴隶商人们。

5.世界末日

1453年5月22日，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城头夕阳西下。 [1] 一小时后，一轮满月在澄净透明的天空中升起，但突然间便黯然失色，变成了惨淡的碎片。恐慌的人群彻夜在古老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唯有城外敌人炮火的闪烁红光照亮了他们的道路。最后的罗马人高举着珍贵的圣像，口中吟诵着对上帝、圣母和圣人的祷告，他们知道，古老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天堂动摇，末日将近。

一千多年来，君士坦丁堡在一波波野蛮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攻击下屹立不倒。它经历了毁灭性的瘟疫、浴血的王朝混乱和四处劫掠的十字军骑士而幸存至今。皇帝们的这座金城日渐沦为一个中空的蜂窝；昔日的辉煌建筑尽成瓦砾；居民人口只有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散布在遍地废墟的乡野间。而它依然坚守不怠。它在很久以前便放弃了拉丁语，采纳了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希腊语；西欧人早就把这个帝国改叫希腊帝国了。后代的史家称之为拜占庭，这是这个城市在君士坦丁堡崛起之前的名字。对骄傲的市民来说，它始终是罗马城市，是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21岁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在城市以西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这火光四射的景象在他看来，与其说是罗马帝国的终局，倒不如说是在他庇护之下的复兴。穆罕默德二世 [2] 身高中等，体格敦实，目光锐利，他长着鹰钩鼻子，嘴巴小巧，声音却很洪亮，他精通六种语言，还热衷于研读历史 [3] 。他已经征服了东方原属于罗马的几乎所有领土，历史告诉他，皇城的征服者都可以继承历代伟大皇帝的衣钵。他即将成为合法的罗马皇帝，而他狂妄的野心将为那个神圣而空虚的名字恢复真正的权威。

土耳其人兵临城下，躲在君士坦丁堡城墙背后的皇帝最后一次向西方求助。出于绝望，他曾亲自拜访教宗，并同意再次联合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 [4] 他的使命因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数百年的积怨而失败，甚至在最后的时刻，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还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调停。此外，尽管教廷一如既往地强调它的有利条件，欧洲却几乎再无人想去品尝败在土耳其人手中的滋味了。这一次，再没有教宗的联盟，也没有十字军来守御这座基督教国家的东部堡垒了。

土耳其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配置了一架火力强劲的大炮，炮筒有26英尺 [5] 长，宽度足够一个人爬进去，但炮身过重，需要30对共轭牛和400个人，才能把它安放就位。七个星期以来，它重达1200磅 [6] 的炮弹击中了古代的废墟，像流星撞击地面一样使得地动山摇。无数的小火炮彻底摧毁了防御工事，士兵、修士和妇女争分夺秒地修补缺口。雄伟的城墙被炸得不成样子，但仍然屹立不倒，剩下的几千守军最后一次振作了起来。

对于东正教来说，东方基督教会的首都不只是新罗马，它还是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世界的摇篮。整座城市就是一处被认为拥有神力之圣物的藏骸所 [7] ；其中有名的包括“真十字架”的大部分和“圣钉”、基督的系带鞋、猩红色长袍、荆棘冠，以及裹尸布、喂饱五千人 [8] 的鱼和饼的残余、施洗者约翰 [9] 须发俱全的头颅，还有圣母玛利亚馨香扑鼻的衣服，常常会有人看到她的身影在城墙上漫游，鼓舞守军的信心。在君士坦丁堡的光辉岁月里，圣愚安德烈曾经身为奴隶，后来禁欲苦行，他独出心裁的疯癫被追随者看作极端圣洁的标志。 [10] 他曾承诺，这个大都市永远不必担心敌人入侵，直到地老天荒。“没有哪个国家能俘获或占领它，”他对自己的弟子伊比凡尼奥斯说，“因为它被赐给了圣母，没人能从她手中把它夺走。会有很多国家攻打它的城墙，但只会落得骨断筋折，愧而撤退，哪怕他们能收获它的礼物和不少财富。” [11] 他还说，只有到了最后审判日，上帝才会用强大的镰刀从它下面切开土地，到那时，长期以来承载着这艘圣船的水就会像瀑布一样倾泻在这座城市上，而它会像浪尖上的魔石那样旋转不已，随后一头栽进无底的深渊。对于忠实的信徒来说，世界末日与君士坦丁堡的末日是一回事。

不祥的月食出现一周后，末日来临了。

在号角与横笛的和奏声、定音鼓的隆隆声，以及火炮的雷鸣声中，十万土耳其士兵在夜色的掩护下发起了全面进攻。基督徒和穆斯林在瓦砾堆中展开了白刃战，那些废墟曾是史上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命运跟君士坦丁堡开了最后一个残酷的玩笑。在骚动中有一处城门未关，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在一片尘土、硫黄和硝烟笼罩下，黎明破晓之时，最后一批罗马人溃败了，他们退回弹尽粮绝的城里，跪在地上。

土耳其人沿着梅塞大道蜂拥而入，这条城市主干道还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一千多年前建造的。他们离开大队人马，冲进左右两侧的房屋，声称这些全归他们所有，然后携着战利品大摇大摆地前行。他们屠杀了全城的男人，强暴了那里的女人，其中很多是修女。根据交战的习俗，征服者有权劫掠三天；穆罕默德二世考虑到历史的评说，当天中午便下令停止掠夺，并坚持把幸存者掳走为奴。无人抗议，就连久经沙场的士兵也停下来凝视这静默的奇观。君士坦丁堡终于落入伊斯兰军队手中，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攻城已近八个世纪。

5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穆罕默德二世沿着梅塞大道骑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下了马。他弯腰捧起一抔土，在头巾里把土碾碎，继而走过沉重的铜门，有几扇门已经从门枢上被卸下来了。当他的双眼逐渐适应了这个洞穴般幽暗的所在，看到后墙上闪闪发光的残破镶嵌画时，他拔出宝剑刺向一名正在地上撬大理石板的士兵。基督教国家最伟大的教堂从此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在欧洲，人们认为古典时代的终结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在人们看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城市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

“但近来那个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坏消息是什么呢？”学者埃尼亚斯·西尔维乌·皮科洛米尼，即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在写给当时教宗的信中说道：

谁能怀疑土耳其人不会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上帝的众教会上？世上最著名的圣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即将被毁或被亵渎，这令我心如刀割。无数圣徒的宗座圣殿和建筑奇迹将要变成一片废墟，或遭到穆罕默德的侮辱，这令我悲从中来。至于那里还有意大利尚无从知晓的无数书籍，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唉，多少伟人的名字即将永远消失？这就像是荷马的再次死亡和柏拉图的再度毁灭。 [12]

后来人们发现，那些书籍安全无虞，不过大多数教堂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大批学者纷纷出逃，他们大多携带着成抱的书籍（其中包括古希腊的文献）去了意大利，推动了早期的文艺复兴。 [13] 征服者穆罕默德——他的子民如今这样称呼他——守护着他珍贵的图书馆中剩下的书籍，这位举止文雅的独裁者很快就转而关注当如何重建他所摧毁的东西了。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世上唯一拥有超级强权的统治者，他有的是人才可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将会矗起一座名叫伊斯坦布尔的新城，这座灿烂辉煌的都市足以与征服者的野心相匹配。15世纪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巴扎”将会用拱门连起古老的街道，无数作坊也将忙碌起来，那喧响的节奏已经销声匿迹了数百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将被请回来做工匠和行政人员，牧首将继续照看他东正教的教众，大拉比也将入驻参政院，与穆斯林宗教领袖平起平坐。

而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可不会在珠光宝气的王座上酣睡。这位自封的帝王并不想止步于君士坦丁堡这个古老的新罗马。为求十全十美，他还必须要征服旧罗马。

灾难即将来临之时，一些欧洲人看到了机遇。“特拉布宗的乔治” [14] 是个好斗的希腊移民，后来成为著名的意大利人道主义者和教宗的秘书。他坚信穆罕默德二世会成为世上唯一的统治者，从而应验那古老的预言。根据当时的普遍看法，世界将被笼罩在长期的恐怖统治中，直到最后一位基督教皇帝来统辖一段和平时期，那预示着世界末日将近。乔治发现，人类有望跳过两个世纪的人间地狱，直接进入幸福时代，所以就给奥斯曼的苏丹写了一连串长信。他称苏丹是明君，并为调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出谋划策，目的是让穆罕默德二世受洗，成为“天上人间的（最后一个）帝王”。乔治的末世计划极具野心，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让征服者皈依的人：还有好几位希腊学者，甚至教宗庇护二世都写信给穆罕默德二世，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意识到土耳其人的猛攻中所隐含的救赎机遇，又被一贯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深入东欧，并扬帆驶向意大利。 [15] 七个世纪前，穆斯林进军欧洲的梦想曾被迫止步于法兰西的乡野间，如今那个梦想就要由大获全胜的苏丹实现了。

罗马难免又召集了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次，教宗的灭族计划是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入侵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并彻底消灭土耳其国家。

1454年2月，强大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 [16] ——他还是航海家恩里克的妹妹伊莎贝拉的夫君——举办了一场15世纪最壮观的宴会，为尚未决定的圣战擂鼓助威。数百位贵族聚集在里尔参加“雉鸡宴会”，宴会的招待风格倒是颇适合菲利普这样一位沉迷骑士文学的人。 [17] 大厅里摆放着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装饰着玩具师傅制作的微型自动装置等新奇物件。主桌上单独摆设了一座城堡：其护城河里倒满了用橙汁调制的鸡尾酒，酒从瞭望塔里滴落下来；风车不断旋转的翼板上栖息着一只喜鹊，它是一队弓箭手难以射中的靶子；老虎正在苦苦对付着海蛇；小丑跨上了熊的背；一个阿拉伯人正骑着骆驼；一条船在两座城市间往来不停；一对情人在吃一个被手持木棒的人从灌木丛中赶出来的鸟儿；还有个魔法桶，从中倒出来的可能是甜酒，也可能是酸酒——标签上写着“来一杯吧，如果你够胆量的话！”宴会上的主菜是被推进来的一块巨型馅饼，饼皮被剥掉了，里面有一支28人的弦乐团在演奏。戴着面具的宾客们在48道菜间穿梭时，杂耍艺人在旁翻着筋斗，演员们表演着短剧，一头活狮子在一个女人的塑像旁咆哮，女人像的右乳有加香葡萄酒不断流出，还有人放出两只活猎鹰杀死一只苍鹭，并把猎物呈献给公爵。当晚的正事时辰将至，一个打扮成穆斯林的巨人牵着一头大象进场了。大象拉着一个城堡模型，象身上骑着一个扮成修女的男演员。他宣称自己是“圣教会”（将教会人格化），接着“用可怜兮兮的女性嗓音”发了一通对土耳其人所犯罪过的“牢骚和悲叹”。按照悠久的骑士传统，一个武官庄严地带着一只雉鸡向主桌的宾客炫耀一根缀满黄金、珍珠和珠宝的项链。公爵对着上帝、圣母、贵妇人和这只雉鸡宣誓讨伐异己，参加聚会的骑士和侍从们也纷纷效仿。这样一出戏后，再礼貌地拒绝就绝非易事了。

菲利普公爵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结果却发现，贵族们对宴会的兴趣远胜于诛讨土耳其人，教宗的战争召唤遭到一致漠视。葡萄牙几乎是唯一一个严肃对待十字军东征提议的国家。前国王杜阿尔特之子、恩里克亲王的侄子国王阿方索五世 [18] 如今成年了，他急于建功立业，想让先辈们赢得的神圣武士之名相形见绌。固执的年轻国王自荐为12000人葡萄牙军队的总指挥，但当他派特使去意大利推行他的计划时，很快便被意大利的政治污水溅了一身脏。几个意大利城邦承诺加入十字军，但据特使报告，那些城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守信。特使的怀疑得到了米兰公爵的附和，后者在1456年9月狡猾地写信给阿方索五世，赞赏“刚刚成年的葡萄牙国王在崇高精神的引领之下，希望在与葡萄牙传统的北非战场相去甚远的地方攻打异教徒，尽管事实上他的计划可能会将休达置于危险之中” [19] 。阿方索五世一怒之下宣称，他会独力对战土耳其人。就连他的叔叔也认为他疯了，恩里克慌忙劝阻他把精力转向新的摩洛哥东征。

自命为世间最高君主的罗马教廷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便转而依靠坚定的伊比利亚十字军来扶持其宏大的抱负。1455年，教宗发明了一个“几内亚之主”的称号，授予年轻的阿方索五世，表彰其讨伐的热情；鉴于教宗仍然享有权威，葡萄牙人如今就成为非洲大片土地及其周边已知和未知海域的统治者。无论小小葡萄牙的梦想看起来多么遥不可及，罗马都没什么可损失的，支持他们反而有可能赢得一切。

阿方索五世命人在里斯本的大教堂里当着一群各国要人的面，朗读了这份冗长的教宗诏书 [20] ，那座教堂是建在旧时的聚礼日清真寺原址上的一座城堡式建筑。教宗用热情洋溢的词句赞扬航海家恩里克是“我们心爱的儿子”，而他的发现与征服乃“基督真正的战士”所为。他还申明了新任“几内亚之主”的权利，包括“入侵、搜寻、抓捕、消灭和镇压所有撒拉逊人与任何异教徒，无论身在何处的其他基督之敌，以及他们持有或拥有的王国、公国、侯国、领土、领地及一切动产或不动产，并让他们的人永世为奴”。对于欧洲在海外的任何铁腕行动来说，这都是来自最高权威的最明确的许可，后人称之为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特许状。这份诏书与1452年授予恩里克的诏书一起，多次被拿出来证明数百年欧洲殖民主义和大西洋奴隶交易的合法性。

五年后的1460年，恩里克去世了。当时，他的船队已经从里斯本向南航行了2000英里，他一生对海洋探索的痴迷使葡萄牙的野心得到了惊人的膨胀。他的很多同胞把他尊为英勇的预言家，称他是启动大规模大洋探索的第一人和未来帝国之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也有人认为他是个鲁莽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人觉得，他是个反动的中世纪骑士，对十字军东征和骑士精神痴迷不已。这些说法都没错，但他远超头脑清醒之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和固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并非完人，却独一无二。如果没有他，欧洲对自己海岸线之外的认知进程就会慢得多；没有他，瓦斯科·达伽马或许根本不会启航去印度，哥伦布也根本到不了美洲。

阿方索五世对恩里克的探索毫无兴趣。他继续了叔叔攻打丹吉尔的十字军东征，战况起起伏伏，直到1471年丹吉尔最终陷落时，探索已中断了九年。他最终听从劝说，把探索非洲的事业转包给了一个名叫费尔南·戈梅斯（Fernão Gomes）的里斯本富商。在排除了王室讨伐异教徒任务的干扰后，航海进展神速。戈梅斯的船只绕过西非大陆的巨大凸起，沿着大陆朝正东方向航行。在加纳——葡萄牙人称之为“矿藏海岸”，而英国人后来又将其改名为“黄金海岸”——戈梅斯的船最终发现了恩里克一直没找到的黄金产地，并于1473年再次扬帆南航，他们又越过了赤道。他们总共又向前推进了2000英里。

戈梅斯谋利过多，反而害了自己：第二年，他的合同被终止了，王室收回了控制权。 [21] 贵金属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葡萄牙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南半球时，一种惊人的可能性最终开始激发起这个国家的集体想象力。

几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梦想着发现一条确定的路线以通往遥远的亚洲。几百年来，伊斯兰建起的信仰高墙让这个想法绝无可能实现。然而，如果非洲有尽头，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从欧洲直达东方的航路。完成这一壮举的国家终将改变自身和整个世界。在古典神话中，欧洲来自东方的一起劫持事件。 [22] 传说一个名叫欧罗巴的腓尼基公主在和侍女们嬉戏时，众神之王宙斯把自己变成一头白牛，诱惑他想要追求的公主骑上牛背，继而带着她游到克里特岛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后来解释说，欧罗巴实际上是被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 [23] 抓走的，用以报复腓尼基商人此前的一次绑架，从而引起了欧亚之间的敌对，最终在希波战争中达到顶峰。总之，欧洲之母显然无意远离亚洲的胜地，移情异国的海岸。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东方仍是神奇的国度，本土的一切都无法与之匹敌。有关东方的大多数知识都是从《圣经》推导而来的，又经过中世纪神秘思想的解读。

由于缺乏关于自身边界之外的第一手知识，欧洲从很久以前就退回到用形象来为世界重新赋形的圣经直译主义。在它车轮形的《世界地图》（mappae mundi ）上，三个已知的大陆围绕着一块T形水域而分布。亚洲被放在字母T的横杠上面，横杠对应着尼罗河和多瑙河。欧洲在代表地中海的竖线左侧，非洲在右侧。大洋围绕在圆圈的边缘，正中央的位置是耶路撒冷。按照欧洲的概念，耶路撒冷处于世界的绝对正中心。“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 [24] ，这是《圣经》记录的先知以西结的话，地图也是据此描画的。

这幅地图的最上方，也就是远东地区，就是伊甸园，是人类自身的源头。 [25] 这种教士地理学并无任何象征意义。“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禄”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 [26]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普及率最高的百科全书——把这个人间天堂列为与印度、波斯和小亚细亚一样的东方省份。14世纪的《通史》（Polychronicon ）对“天堂”这一词条的详细解释是，它是由“地球上不小于印度或埃及的一大块土地”组成，“因为这块土地原本旨在容纳所有人类，如果后来人没有犯下罪孽的话”。 [27] 当然，伊甸园在人类“堕落”之后就与世隔绝了：地图上显示，一个挥剑的天使、一堵火墙，或是一片有蛇群出没的荒野守卫着这座园子，它坐落在高得可以触及月球轨道的山顶上，因而在“大洪水”期间滴水未沾；或是建在岛上，唯一的入口是一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上书“天堂之门”。门里面是浓郁的森林、芬芳的花朵和轻柔的微风，还有人所能想象的、代表一切美丽、快乐和幸运的事物。天堂或许遥不可及，但无疑是存在的。

除了《圣经》的权威之外，数百年来，欧洲了解世界别无他法，唯有通过那些遭受了野蛮人的猛袭仍劫后余生的经典文本的片段。典型的中世纪风格把这些片段润色成令其满意的模样。中世纪最畅销的《亚历山大罗曼史》（Alexander Romance ）中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冒险经历，其中讲述了亚历山大有一次邂逅伊甸园的遭遇，这个故事有无数个版本，而且一个比一个牵强。 [28] 在其中一个版本中，亚历山大及其同伴沿着恒河航行，来到了一堵高耸入云的城墙边。在绕着墙底部走了三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一扇小窗，于是就冲上喊话。回应的老门卫说，他们来到了圣徒之城，有生命危险。亚历山大带着一件纪念品离开了那里，那是一块比黄金还重的石头，但一碰到土地就会变得比羽毛还轻，象征着世上最强大之人的结局。那些经由中世纪的创作智慧添油加醋的古代传说也功不可没，致使人们普遍相信亚历山大在旅行中遭遇过很多“怪异种族” [29] ，包括矮人族、食人族、狗头人或是脸长在胸膛上的人，还有些是有头无嘴、靠苹果的香气维持生命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有个公认的名字：最后一个被恰如其分地称作“闻苹果族”。

制图人不但描画了亚当夏娃逃出伊甸园 [30] ，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以及死者在审判日那天分别前往天国或地狱的场景，还见缝插针地画上了空荡荡的巴别塔、无忧无虑的极乐岛 [31] 、枯树 [32] 之地、俄斐 [33] 的金矿、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 [34] 、东方三贤者的王国，以及歌革和玛各 [35] 的野蛮国度——他们四下逃散将会引发世间的末日之战 [36] 。歌革和玛各的国度被画在亚洲最北方，他们被关在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铁门后面，与之一同被关在那里的还有22个邪恶种族。这些地图描绘了饮鲜血吃人肉（包括孩童的嫩肉和流产的胎儿）的可怕部落。这种黑暗的想象并不限于散布恐惧的民粹派，就连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也将其当作福音。13世纪，中世纪科学界的先驱罗吉尔·培根 [37] 敦促进行地理研究，以便基督教世界为抵御即将来临的东方入侵做好准备。

重重臆测之下，欧洲开始认为那些空想的地方是真实存在的，而实际存在的地方却因所知甚少而变成了太虚幻境。关键问题在于，遥远的东方如此神秘，以至于人们至少在某个较深的层面上能够将它们想象成基督教的地盘。

在所有这些谜团中，印度的所在最令人困惑。它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失望和挫败感，因为据信印度是世上最受欢迎的商品——香料的主要产地。没有什么东西比香料辛辣的味道更能令中世纪的味觉深感愉悦了。在全欧洲的厨房里，香料被大量放进酱料里、浸在葡萄酒中，还会在加入食糖后结晶成为糖果，这种糖果本身就被视为一种香料。肉桂、姜和藏红花是每个体面厨师的必备之物，而珍贵的丁香、肉豆蔻籽和肉豆蔻衣也同样无处不在。连乡下人也渴望得到黑胡椒，而富裕的美食家以惊人的速度匆匆吞下从茴芹到莪术（一度受人青睐的姜类植物）的各种香料。15世纪，第一代白金汉公爵的家人每天都要吃掉两磅香料，包括将近一磅胡椒和半磅姜，而如此庞大的摄入量，与国王、贵族和主教们在宴会上倒进锅里的香料袋比起来也相形见绌。1476年“富人”巴伐利亚公爵乔治 [38] 完婚时，厨子们花了一大笔钱采办东方的美味：

386磅。

姜，286磅。

藏红花，207磅。

肉桂，205磅。

丁香，105磅。

肉豆蔻籽，85磅。 [39]

香料不仅能调动味蕾，还碰巧有益于身体健康。 [40] 中世纪的医学生了解到，身体是宇宙的缩影，这个概念来自古希腊医学，并由穆斯林医师传到了欧洲。四种体液分别是火、土、气、水在人体内的对等物，每一种都被赋予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例如血液会让人气色红润或压抑不住地乐观，而黑色的胆汁则导致忧郁。没有一个人有幸生来就有一个完美的平衡，但过度失衡便会导致疾病。食物在保持身体平衡方面尤其重要，和体液一样，食物也根据其所含热量和水分而分为不同的类别。诸如鱼类和多种肉食这样的湿冷食物，在适度添加干热的香料后，危险程度就降低了。更妙的是，人们认为香料是高效的泻药，在那个喜欢对重疾下猛药的时代，这是人们很重视的特性。

每种香料都有其特别的药物用途。在臼和杵的标记下，药剂师将脱水后的宝贝研磨后放进香甜酒、药丸和松香中，然后作为特效药和健康补品出售。黑胡椒这种最常见的香料被当作祛痰剂来治疗哮喘，被当作解毒剂来治疗溃疡，还可以——非常刺激地揉进眼睛里——改善视力。医生开出了各种不同合剂的处方，其用途很多，比如治疗癫痫、痛风、风湿、精神错乱、耳痛以及痔疮。肉桂的功用也大致相近，从治疗高烧到缓解口臭。医生都会推荐用肉豆蔻籽来治疗肠胃道胀气，而滚热的姜汁是治疗男人性欲低下的首选药物。中世纪曾有一位写过众多房中术秘籍的作者给那些为“某位小兄弟”而烦恼的男人提过如下建议：

为交媾而希望其强壮的人，须在交合之前以温水擦拭它，直至其在热量的作用下因血液流入而变红变长；然后须用蜂蜜和姜的混合物涂敷其上，并勉力擦拭。随后便可令其与女人交合，如此男人便可让女人获得巨大的乐趣，她会享受地拒绝让他再次离身。 [41]

除了常规的烹调所用的香料之外，杂货批发商和本地商人还能供应来自世界偏远角落、充满异域风情的各种动植物和矿物珍品。这些东西也被归类为香料，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吸入来服用的。

中世纪的男人和女人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普遍不洗澡，但其生活环境中确实充满臭气。制革厂和冶炼厂的刺鼻气味在居民区上空飘荡。街道上污水横流淤塞，其中混杂着生活垃圾以及被赶到集市上去的马、用鼻拱地的猪及牛的粪便。地板上铺着灯芯草或稻草，还点缀着芳香草料，但其下残留的东西对人有害。伟大的荷兰人道主义者伊拉斯谟 [42] 在去英格兰的途中记述道，重铺灯芯草“缺点多多，底层的残留物纹丝不动，有时会留在那里长达20年，藏匿着痰液、呕吐物、狗和人的尿液、泼溅的麦芽酒、鱼肉碎屑，以及不便提及的其他可憎的东西。只要变天，这些物质就会排出水汽，我认为这对健康非常有害” [43] 。抵抗恶臭的唯一方法便是用奇香，人们点燃辛辣的香料作为熏香，或把它们当香水涂在身上，还会洒在房间各处以营造芬芳的生活环境。对负担得起的人来说，昂贵的芳香是最能慰藉人心的东西；最受人珍视的芳香剂有乳香、没药、洋乳香和香脂等稀有树脂，甚至还有诸如海狸香、麝猫香，以及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种麝身上提取的麝香等更为芳香的分泌物。

人人都知道臭气不好，尽管他们对此无甚作为。人们认为包括黑死病 [44] 在内的传染病都应归咎于恶臭，这种看法把人们对异域芳香剂的酷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着迷。预防瘟疫的无上神药是龙涎香 [45] ，这是抹香鲸吐出或排出的肠道脂肪分泌物，在水中硬化后被冲到东非的岸上，形成一种有硬壳的灰疙瘩，闻起来有动物、土壤和大海的味道。大名鼎鼎的巴黎大学医学院曾开过一种混合了龙涎香和其他芳香剂——如檀香和沉香木，没药和肉豆蔻衣——的处方药，装在名为香丸 [46] 的穿孔金属球中，但法兰西的国王和王后以及少数能负担得起的人吸的都是纯龙涎香。

在那个充满玄秘和神迹的世界，香料是世上最难以获悉的秘密之一。正因为龙涎香如此怪异，它才被赋予了魔力，同样古怪的其他东西也是如此。药剂师私下出售的物品中有一种叫“塔提”（tutty）的硬壳沉积物，取自东方的烟囱；还有一种叫“麻米”（mummy）的东西，有一本一流的药物手册说它是“一种采自死人坟墓的香料”——从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头颅和脊椎上刮下来的，气味难闻，状似沥青。 [47] 山猫尿结晶这种备受珍爱的商品被认为是一种琥珀或宝石，而真正的宝石和次等宝石却和更加稀少的香料堆放在一处，众口相传，说它们具有极其强大的疗效。医生开出青金石的处方治疗忧郁症和疟疾。黄玉可以缓解痔疮。黑玉被碾碎后撒在房子周围可以促发月经，并有驱除恶咒的附加效果。服用碾碎的珍珠可以止血、增加母乳分泌，穷奢极欲之人还服用它来治疗腹泻。如果其他手段都无力回天，宝石与香料的奢华混合物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奢侈骄纵的精英会吞服加入丁香、肉桂、芦荟、肉豆蔻籽、姜、象牙和樟脑的珍珠粉来对抗冬季忧郁的心情，并以珍珠、蓝宝石、红宝石和珊瑚碎片掺加龙涎香和麝香制成的一种精致混合物来延缓衰老——比起用毒蛇肉、丁香、肉豆蔻籽和肉豆蔻衣制成的廉价替代品，这种奢侈的混合物只不过稍微易于消化一些而已。

宝石自然是给富人用的，有少数医生私下里也表示过怀疑，认为那些来自东方的物品不一定比普通的种植草药更加有效。但在那些为买到好东西不惜一掷千金的人看来，产自未知的森林和沙漠，穿越遥远的大陆和海洋而来的香料这个事实本身——以及它们索要的天价——无疑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在颂扬标新立异的消费的时代，沐浴在一片东方的芬香中是豪奢生活的基本要素。在中世纪的世界里，香料是最出众的奢侈品。

香料生意利润巨大，不讲道德的商人在推销时口口声声说是什么东方的舶来品，事实上也经常把它们泡在水里以增加重量，把走味的香料藏在新鲜的下面，甚至把单价比丁香低的银屑加进去掺假。顾客们的愤怒无法遏制：1444年，纽伦堡有一个在藏红花里掺假的商人被人烧死，不过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人们焚烧的都是香料。然而，日益激烈的反香料游说得到的关注自然多于地方上的小偷小盗；真正触犯众怒的是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道德家们严词谴责，说香料——甚至包括“该死的胡椒” [48] ——只会刺激感官、造成暴食和贪婪，且带来的欢愉转瞬即逝。他们怒气冲冲地说，这种依赖香料的习惯把勇敢的欧洲人变成了娇气的废物。最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东方奢侈品的嗜欲耗尽了欧洲的金银财宝，让它们流入异教徒贪婪的手中。

并不是说人们认为香料亵渎了神明，而是恰恰相反。否定者严厉告诫，东方的芳香当属天堂和圣徒，而不属于贪婪的凡人。树脂和香料至少从古埃及时期就在宗教仪式上被用作熏香、香膏和油膏，虽说最初的基督徒认为香气与澡堂、妓院和异教徒的祭坛有关而避免使用它，但它可以召唤超自然神力的想法却挥之不去。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相信，香料又苦又甜的味道是人间天堂的气息，是从来世飘来的芬芳。据说，这种香味与路过的天使紧紧相随 [49] ，证明了它们的存在，而魔鬼则会散发出恶臭味而被人察觉。人们还相信，圣徒们都散发出非凡的香气，而那些死前受过很多折磨的人会相应地拥有一个芬芳馥郁的来世。15世纪，“斯希丹的圣李维娜” [50] 在她还是少女时因滑冰而跌断了一根肋骨，但命不该绝，又活了38年，其间她的身体大块掉落，七窍流血，但据说她的尸体散发出令人垂涎的肉桂和姜的味道。

很久以前，欧洲人就走过香料之路。希腊人探明了道路，而罗马人把克娄巴特拉赶下王位后，在埃及东岸和印度西岸之间建立了正常贸易。 [51] 每年有多达120条巨型货船往返航行，满足罗马人对辛辣味道和外国香水的嗜好，尽管在当时，纯粹主义者也抱怨大量的金银被用来支付东方的那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讽刺作家波西蔼斯 [52] 在1世纪就曾写到过这个主题：

贪婪的商人为钱财而奔忙，

奔向灼热的印度和初升的太阳；

他们从那里带走辛辣的胡椒和贵重药品，

用意大利的货物换得香料而归。 [53]

到了3世纪，阿拉伯人霸占了海路，后来，伊斯兰的崛起又巩固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控制。随着欧洲时来运转，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繁忙的香料市场上讨价还价，这些市场都是根据皇家法令在皇宫大门旁建立的，以便香气扶摇直上，即便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港口，香料、珠宝、东方地毯和丝绸的生意仍然兴隆。然而，欧洲的香料商是供应长链上的最后一环，他们对于这种珍贵的货物产自何方或如何生产等细节一无所知。

无知照例会导致各种臆测满天飞。人们推测，既然香料无疑来自福地，其产地显然就是人间的天堂。 [54] 据一些权威人士称，印度明显盛产香料，由此可见，印度必与天堂为邻。即便如此，据信也有些香料来自其他遥远的地方，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在《圣经》里。《创世记》表明，伊甸园里流淌着四条河，人们认为它们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及尼罗河。长期以来，人们相信这四条河都是从伊甸园中心一个巨大的喷泉中喷涌而出的，但就算是欧洲人也开始对地理上的错位产生疑虑，因此人们认定，这些河流都在地下奔淌，一直到达可见的源头才开始流出地表。在这四条河中，尼罗河是最尊贵的，由于它不太可能流经大海，人们相信它所起源的非洲内陆必与印度接壤。这巧妙地解释了埃及为何遍地盛产香料。一个法兰西人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随军去了那里，他透露说，住在上尼罗河沿岸的人每天晚上都会在河里撒网：“破晓时，他们就把姜、大黄、芦荟和肉桂等渔获按重量出售并运抵埃及。据说，这些东西来自人间天堂，因为在那个天堂一般的所在，风轻而易举便能吹倒树木，就像在我们的土地上，森林里的枯枝总是随风飘落一样；天堂之树上掉落的枯枝落入河中，就被这个国家的商人卖给了我们。” [55]

关于香料收割之法，欧洲的专家们也有满腹之言要说。众所周知，胡椒长在树上，周围毒蛇环伺。“胡椒林有大蛇守护，但当胡椒成熟时，当地人就焚烧树木，火势会驱走毒蛇，”塞维利亚的依西多禄在其百科全书中如此解释道，“是火焰熏黑了胡椒，因为胡椒本是白色的。” [56] 某些权威声称，整个胡椒林不得不在过火后被重新种植，这解释了为何此种作物的价格如此高昂。采摘肉桂也同样耗费人工：

阿拉伯人说，这种干树枝……是由大鸟带到阿拉伯来的，它们把树枝衔回巢中，那些泥做的鸟巢位于人迹不至的悬崖之上。他们发明的取肉桂树枝之法如下。人们把死牛尸体切成大块，放在巢边的土地上。然后人们四散走开，鸟儿飞来，把肉衔到巢中，而脆弱的鸟巢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坠落在地。人们便可上前拾起肉桂。 [57]

更加愤世嫉俗的人怀疑这是阿拉伯商人散布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以此来证明其价格合理，但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说法。先前关于宝石仅见于危险的印度峡谷的传言也是如此：既然无人能爬下山谷，那么获得宝石的唯一途径便是把大块生肉扔下去，然后用受过训练的鸟取回少量闪闪发光的宝石。这种独特的观点甚至让伊斯兰世界也信以为真——巴士拉 [58] 的水手辛巴达的故事里就出现了这个情节——并一直传播到中国。数百年间，故事中的峡谷里又加进了毒蛇，其中有些蛇只需看人一眼便可取其性命。当然，亚历山大大帝自有办法：他会放低镜子，让那些蛇盯着自己看而将自己弄死，不过他也是采用肉与鸟的策略才取到了宝石。

一直到漫长的蒙古和平时期，关于香料产地的第一个真实信息才传到了欧洲。并不执迷于信仰的蒙古人保证了穿越其帝国的所有人的旅行安全，而对于爱冒险的欧洲人来说，能够深入亚洲隐地一探究竟的机会实在难以抗拒。传教士先行一步 [59] ，商人随即跟上 [60] 。意大利人和往常一样成为先驱，其中就包括那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青年。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出发去了大都（今北京），成为深受蒙古皇帝忽必烈信赖的特使。他前去勘定大汗的领土，24年后，又带着金银珠宝和丰富精彩的故事回到威尼斯。他几乎立即就被正与威尼斯开战的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他借以消磨时光的做法便是向一个狱友口述其《行纪》。

马可·波罗口中的亚洲全然没有怪异的种族，他给沙罗曼达辟火的说法泼冷水，还把独角兽重塑为不那么优雅的犀牛。他——或是他的文书助理——倒也不是完全不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行纪》解释说，印度人用大块生肉引诱白鹰飞进有蛇群出没的裂隙，等那些鸟儿吞下钻石后，再从它的排泄物中找出钻石。然而总的来说，他的著作是讲求实际的商人所言——正是这一点让此书读来格外惊心。他描述的中国是一个极其富庶、幅员辽阔的和平繁荣之国，那里有无数规模庞大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数千座大理石桥和停满了船舶的港口。距离中国海岸1500英里——这一过高估计的数字日后大大激励了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就是日本，那里的宫殿都以黄金为顶。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报告日本和印度支那存在的欧洲人；他还是已知的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人，也是第一个传回消息说印度的很多香料都来自其遥远的东方海岛的人，他精确地说，这些香料的种类多达7448种。

蒙古人从未征服印度，而在马可·波罗之后，只有极少数西方人到过这个次大陆。1291年，就在他回到让他大为惊讶的威尼斯之前不久，两位传教士 [61] 在去往中国的途中访问了印度，很快就有第三个人——一个名叫“塞韦拉克的若尔丹” [62] 的勇敢的道明会修士紧随其后，他大部分的人生都在以一己之力维持先辈们建立起来的小小的基督教社区。若尔丹和他方济各会的同伴“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 [63] 均记录了他们在印度的见闻，其中渲染着对新入教之人的诱惑，但也包含一些全新的信息。鄂多立克最终解释说胡椒长在藤上而且是晒干的；还补充说，鳄鱼常在藤园猖獗，但它们胆子很小，一把火就会吓得它们四散逃窜。另一个名叫“马黎诺拉的约翰” [64] 的方济各会修士在1338年作为教廷特使前往中国，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漫游了15年，他描述了胡椒的收割方式，还把伞带到西方，向民众解释了遮阳伞脚架的功用。

在所有新近揭示的信息中，最有煽动性的当属鄂多立克修士的记述，他说印度盛产胡椒，它在那里就像欧洲的谷物一样稀疏平常；他猜测，这种作物只种植在印度西南季风区海岸线上的马拉巴尔海岸 [65] 地区，但从这片种植园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18天。当时欧洲对调味品离谱的高价正怒不可遏，这个消息不啻火上浇油。印度在西方人的眼中越真实，往昔因为香料过于稀有所产生的敬畏就越发荒唐可笑，如今人们更愿意相信香料简直遍地都是。辩论家们开始声称，东方处处都有香料，一钱不值，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传播了那些离奇的谣言，并操纵了供应和价格。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信息一时很难消化。马可·波罗描述的广袤大地对于古人和当时的基督教制图人一样是完全陌生的，他的说法也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它只是同时出现的众多声音中的一个而已，其他游记作者继续兜售和美化古老的故事，有的人甚至都没有离开过故乡。极富想象力的《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一书大概是14世纪中期由一个来自列日（Liège）的法兰西医生所写的，其中详细描述了狗人、闻苹果族和独眼巨人，这本书远比马可·波罗的冷静报道更受读者欢迎。“曼德维尔”游历了中东、中国和印度的大片土地，还绕道去了泉水喷涌而出的、由火焰之剑构筑的墙壁阻隔的天堂之山。这本看似可信的游记坚称，胡椒种植园终究还是有大批毒蛇出没其间，不过倒是可以用柠檬汁和蜗牛将它们轻易驱走。他还说，祭司王约翰因为拥有广阔的胡椒林，以及他的河流中闪闪发光的翡翠和蓝宝石而极其富有。他的土地用一眼味道绝佳的泉水灌溉，这股泉水可以治愈任何疾病，还能让每个人永葆青春，停留在32岁，那正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年纪。

随着蒙古的衰落，陆路不得安宁，终至无法通行，两个大陆间几乎所有的往来都停止了。欧洲对东方心驰神往的一瞥很快就变成了模糊的回忆，古老的幻想已有多少个世纪的传统，所以要想从中分辨事实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但严峻的事实摆在眼前，土耳其人守在君士坦丁堡，欧洲想要染指香料贸易，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这不是享乐主义者的无病呻吟：这种困境给欧洲的经济、政治结构乃至信仰都带来了可怕的威胁。随着价格飞涨，而需求几乎没有减弱，满脑子想着如何维持门面，让包括几个宫廷在内的特权阶层不得不面对真正迫在眉睫的严重的财政拮据。更糟的是，越来越富裕的伊斯兰世界可能会推开穷困潦倒的欧洲的大门，那无疑是基督教国家的灭顶之灾。

在新秩序下，看上去损失最大的欧洲列强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几百年来，这两个海上共和国为了东方贸易的控制权一直纷争不断。一个在15世纪后期走访威尼斯的游人震惊地发现，全世界好像都在那里做生意。“谁能数清这么多的商店，”他惊叹道，“店里供货齐全得像仓库，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布料——各种花色的绣帷、织锦和壁挂，各种地毯，各种颜色和质地的羽纱，各种丝绸；还有那么多仓库，里面堆满了香料、杂货和药物，以及那么多美丽的蜡制品！这些东西令观者目瞪口呆。” [66] 两座城市的财富都要仰仗定期供应的亚洲奢侈品，而供应却日趋枯竭。

然而，在那座建筑师们从东方的清真寺、巴扎和宫殿中获得灵感而新近建成的总督宫里，当威尼斯的市议员们聚在其中开会时，他们闻到了机遇而非灾难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商人们仍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穆斯林对于贸易路线近乎全面的控制，欧洲其他地方与他们竞争的能力比以往更加不足。威尼斯半悬在泻湖之上，与欧洲一直若即若离；在它的邻国看来，它的实力有一种冷硬的光辉，而它的宗教顾忌远远低于贸易。“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 [67] 那里的人喜欢这样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的数月之内，这两个共和国就回来采购奥斯曼帝国的奢侈品，并把上涨的关税转嫁给了顾客。这样的友好协约并未持续多久——穆罕默德二世很快就把其征服者的目光转向了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纵有万般不愿，威尼斯共和国仍然决意发起自己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奥斯曼节节胜利，他们却并未能一手遮天。穆罕默德二世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并肩作战，而埃及人派遣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特使前往意大利，蓄意把穆斯林战友挤出市场。有一个代表团携着香膏、麝香、安息香、沉香木、姜、平纹细布、中国瓷器、纯种阿拉伯马，以及一只长颈鹿来到佛罗伦萨。 [68] 另一个代表团到达了威尼斯，因此这个共和国很快便把大部分贸易转到了埃及的古老港口亚历山大港。

在欧洲其他地方看来，这是一桩丑闻。意大利商人与穆斯林共谋，垄断了香料贸易，而他们的基督教同胞却要为此付出代价。一如既往，需求是发明之母，随着伊斯兰国家再度在欧洲沿岸摆开阵势，绕道海洋前往东方的想法便不再显得那么荒谬了。

这在当时仍是个相当激进的想法，很少有人闪过这个念头，但也算不得标新立异。早在1291年，圣地上的最后一个十字军城堡落入埃及人之手时，热那亚两兄弟就曾把一个近于自杀的英勇计划付诸行动。乌戈利诺·维瓦尔迪和瓦迪诺·维瓦尔迪装备了两条桨帆船，计划经过十年的航行，绕道非洲抵达印度。他们划船穿过地中海，经过赫拉克勒斯双柱，从此便杳无音讯，不过传说他们绕过非洲，最终沦为祭司王约翰的阶下囚——祭司王约翰与基督徒为敌，倒真是令人意外。在瓦斯科·达伽马两个世纪后扬帆起航之前，没有人尝试过同样的壮举，但与东方的海上贸易是削弱伊斯兰的关键所在这个观念渐成信条，在十字军复兴主义者笔端流出的大量宣传文本中不断再现。

1317年，一个名叫威廉·亚当（William Adam）的道明会修士给教宗的侄子枢机 [69] 写了一封名为《如何根除穆斯林》 [70] 的长篇备忘录。亚当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探索印度洋，他建议寻求伊朗的蒙古人的帮助，用热那亚的战船在海上封锁埃及。“在埃及市场上出售的一切，”他解释说，“像胡椒、姜和其他香料，黄金和宝石，丝绸以及用印度的色彩染制的富丽的纺织品，还有其他一切贵重物品，都是从印度带去埃及的，而这些国家的商人们为了购买这些东西，都要冒着被逐出教会的风险去亚历山大港。” [71] 根据亚当所言，两艘热那亚战船已经在蒙古人的领土上建造成功，并已经沿着幼发拉底河驶向了印度洋，但水手中的对立派系很快便内讧起来，船没走多远，人就死光了。七年后，道明会修士“塞韦拉克的若尔丹”主动承担起在印度建立天主教会的任务，他写信给自己的修道会，重申了亚当希望派船去印度洋，对埃及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要求。“如果我们的教宗能在海上建几条战船，”他敦促道，“那会是怎样的成功？又会对亚历山大港的苏丹造成怎样的破坏和毁灭？” [72] 他匆匆赶回欧洲，力陈己见，1329年，教宗派他回印度担任主教，但他回去后不久，就有谣言说他死于石刑。

大约在同时，一个名叫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威尼斯政治家动笔撰写了一份复兴十字军的详细指南。 [73] 这份指南附带的地图不算精确却巨细靡遗，同样也提出要进行海上封锁。对于巴勒斯坦最后一个基督教港口的失守，教廷的反应是禁止与伊斯兰世界的一切贸易，但罗马很快就开始给欧洲的商人放出一条生路，以换取高额酬金。萨努多极力抨击基督教商人用欧洲的财富换取香料，认为这给伊斯兰发动与基督教军队的战争提供了资金。他指出，事情一清二楚，单凭武装远征并不能把穆斯林逐出圣地。当前亟须以逐出教会相威胁，通过巡逻帆船强制执行全面的海运封锁，封锁将大大削弱埃及苏丹的力量，因为他的财富完全来自对香料贸易的控制。十字军海军可在尼罗河溯流而上，完成这一使命。骑士们可以从埃及的新基地出发，与蒙古人结盟攻击巴勒斯坦，重夺耶路撒冷。最后，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舰队，管辖那里的人民和贸易。萨努多向前后两位教宗和法兰西国王力陈了他的计划，但由于这个计划需要欧洲诸多倔强的统治者协同行动，最终不了了之。

正当筋疲力尽的大国忙于回避一个个接踵而来的建议，认为它们全都是愚蠢的异想天开时，小国葡萄牙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古老的世界地图上没有南半球的一席之地。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制图人倒不认为地球是平的 [74] ，但他们的确认为无人生活在赤道以南的对跖之地。人们普遍认为，赤道本身就是一圈炙热的火焰，因为诺亚方舟停泊在北边的阿勒山 [75] ，所以很难想象人们如何南下。此外，《福音书》也认为那里无法抵达，而《圣经》宣称福音已传遍全天下。 [76]

随着以往的世界图像开始变化并最终崩溃，制图业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几十年来，新近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是中世纪和现代的古怪混合品：一半是基于水手们相当准确的波多兰航海图 [77] 或沿岸地图，另一半是填充以食用异域白人的黑巨人或名为“塞壬”的美人鱼。当先进的制图师开始寻找关于地球上遥远地区的更加可靠的信息时，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新事物一样，他们还是要回溯到古典时代。

1406年，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 ）出现在一个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学者的行李中，终于在西方重见天日。托勒密是罗马帝国的公民，2世纪住在埃及，是第一位就如何在平面上绘制球体给出详细指导的地理学家，也是列出世上所有已知地方的全面地名录的第一人。《地理学指南》一书随即被翻译成拉丁语，很快就成为每一个自重的王子、教士或商人图书室里的常备书籍。上溯到一千多年前反而意味着知识上的巨大进步，这恰恰说明了欧洲长期以来是多么与世隔绝。基督教地理学家曾经相信，地球上七分之六是土地，还曾想象过被唯一一个大洋包围的唯一一个超级大陆。托勒密把他的大陆放在一片浅蓝色的背景上，他的地图是一派惊人的水世界景观，海洋到处都是。

也就是说，除了非洲最南端附近，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水。托勒密的非洲没有尽头：它的东西两岸突然变成直角，延展到页面的底部，看似一条座头鲸的尾巴。东岸的延伸线弯过来与亚洲向南伸出的细端相连，使得印度洋像是个巨大的内陆湖。

托勒密的重新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关于地球的概念，但有一个胆大的制图人抓住了时代精神，决定更进一步。1459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委任著名的威尼斯人弗拉·毛罗 [78] 绘制一张全新的世界地图。毛罗是个修士，在穆拉诺岛上的一个修道院里负责地图工坊，他综合了托勒密和马可·波罗的信息，又加上了一位更加勇敢的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情报，这位冒险成瘾的旅行家名叫尼科洛·达·康提（Nicolò de’ Conti） [79] ，他在1419年离家出游，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伪装成穆斯林商人，还在东方游历了25年之久。在弗拉·毛罗的地图上，非洲在离纸底很近的距离止步，一条窄窄的水道把大西洋和印度洋连在一起。 [80] 正是这位狂妄大胆的修士提出了有可能航行绕过非洲这个诱人的建议，而他开拓性的独家观点几乎肯定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

在印度，尼科洛·达·康提得知中国的庞大舰队有时会造访那里的港口。那些巨大的多层船有五根船桅，船尾悬桥上吊着一个巨型的船舵。船体装有三层木板以抵御风浪，还分成了很多船舱，因此即便某个舱漏水，整艘船也依然适航。船上是一排排房门上锁的小屋和厕所，甲板上的花园里种着草药和香料。这些舰船远大于欧洲的货船，而且它们远非中国海上体量最大的船舶。

中国欣然自称“中央王国”，多个世纪以来一直与印度和东非有贸易往来，但在1405年到1433年期间，明朝皇帝上演了一出壮观的海上大戏。在郑和将军——魁梧的穆斯林宦官，某位蒙古军阀的曾孙——指挥之下，七个流动的外交使团到达印度洋。单单第一支舰队就有317条船和27870名水手、士兵、商人、医生、占星家和工匠。舰队中领头的是62条九桅宝船，而为了展示可能会让欧洲人目瞪口呆的慷慨，这些船本意并非收纳，而是发放财宝。他们每航行到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的一个港口，就卸下大量的丝绸、瓷器、金银器具，以及其他中国生产的新奇物品。这种吓人的宽宏大量当然无一例外达到了预期效果：区区数年间，37个国家的特使争相去向北京的皇帝表达敬意。然而即使是中国也无法负担如此无止境的慷慨赠予，1435年，“中央王国”主动放弃了它在印度洋上居高临下的地位。数十年后，它的海军和商人舰队消失于无形——如果不是这样，葡萄牙的东方路线或许确实会遭遇阻隔。

在弗拉·毛罗的地图上，有一段说明记录了一则好消息，说是1420年前后，一条平底帆船绕过非洲 [81] ，朝西南方向继续走了2000英里，这一航程有可能深入结冰的南大西洋。毛罗认为这个消息“信源可靠”，可能就是由他的威尼斯同胞尼科洛·达·康提提供的。而康提恰在传说中这条船启航的前一年就出发旅行了，因而如果他真的听说了这个故事，那一定也是道听途说。弗拉·毛罗还有其他论据：他补充说，他的报信者本人被一场大风暴吹到了非洲西南偏西的2000英里之外。而康提本人的旅行记录仅提到他在搭乘一艘印度船或阿拉伯船前往非洲途中被吹离了航线。由于弗拉·毛罗关于非洲南端的描述与位于北部且距其很远的东非海岸的特征非常相似 [82] ，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制图人曲解了自己获得的事实，发明了新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推测——或许这么做是想取悦他的葡萄牙恩主也未可知。

就是凭借着这样一则小小的信息，人们的信念日益坚定，即印度洋最终必与大西洋汇合一处。这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新点子，但时机已到。

[1] 围城的目击者见闻包括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ò Barbaro）的详尽日记，他是个威尼斯上层社会的医生，乐于谈论同胞们在守城时发挥的作用；还有城市法官乔治·弗兰泽斯（George Phrantzes）的编年史；以及莱斯沃斯主教希俄斯的伦纳德（Leonard of Chios）写给教宗的信件，他当时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教会结盟的谈判。这些叙述被收集在J. R. Melville Jones，ed.，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Hakkert，1972）中。关于拜占庭和围城的历史，参见Steven 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145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John Julius Norwich，Byzantium：The Decline and Fall （London：Viking，1995）；以及Roger Crowley，Constantinople：The Last Great Siege，1453 （London：Faber & Faber，2005）。

[2] 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1432—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他也经常被人们直接以外号“法提赫”（Fatih，意为征服者）相称。他21岁时已指挥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后来更西侵巴尔干半岛腹地、东抗白羊王朝，为日后奥斯曼帝国百年霸业奠下稳固的基石。

[3] 围城期间，穆罕默德二世雇用了一小群意大利文学者给他朗读古典历史学家发人深省的选段。参见Franz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4] 1438年，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John Ⅷ Paleologus）前往佛罗伦萨，提出联盟是防止君士坦丁堡失守的唯一办法。东正教会各地的代表团纷纷赶来，带来了古典时期和基督教早期大量的珍贵手稿，并于1439年7月6日签署了《联盟法令》（Decree of Union ）。但这部法令从未实施：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拒绝接受合并，而意大利人则拒绝向他们派遣援军。1452年，奥斯曼人兵临城下，最后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致信罗马，承诺颁布该协议，但教宗未能说服欧洲各国及时采取行动。

[5] 约合7.9米。1英尺=0.3048米，下同。

[6] 约合544千克。1磅≈0.4536千克，下同。

[7] 这些圣物在帝国神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受难圣物代表了皇帝的天赋权威；摩西的手杖和耶利哥陷落遗留下来的小号被存放在旧宫的显要处，彰显了历史悠久的正统地位。皇帝阿历克塞（Alexius）在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前夕致佛兰德的罗伯特伯爵的信件（或许是伪造的）中，列举了这座城市令人垂涎的全部圣物。

[8] 喂饱五千人（feeding of the five thousand）是《圣经·福音书》中被多处记载的一个奇迹。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听道者吃饱了晚饭，而且其门徒随后在收集残余时，竟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9] 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说法，施洗者约翰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礼，劝人悔改，他因为公开抨击当时的犹太王希律·安提帕斯而被捕入狱并被处决。

[10] 安德烈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过着简朴的生活，只向其弟子伊比凡尼奧斯透露他的神圣智慧。圣愚这种流行现象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中也得到了确证：“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在这世界有智慧，倒不如变得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人。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人们认为他们故意引人愚弄、侮辱和殴打，或是假装疯癫，为的是战胜自负，从而既能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又不会赢来赞美，而人们会仔细梳理他们的话，在其中寻找那些神智健全的布道者所缺乏的先知智慧。

[11] Nikephoros，The Life of St.Andrew the Fool ，ed. and trans. Lennart Rydén（Stockholm：Uppsala University，1995），2：261.

[12] 引文出自Jerry Brotton，The Renaissance Bazaar：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49。

[13] 如此便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建起了直接的联系，让欧洲忘却了伊斯兰世界对其学识的重生所做的重大贡献。尽管拉丁文及随后的希腊文学的重新发现主要是西方所为，但直到近代开始后很久，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仍然受到穆斯林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医生们的工作的启发。

[14] 参见John Monfasani，George of Trebizond：A Biography and a Study of His Rhetoric and Logic （Leiden：Brill，1976），131-136。乔治为征服者效劳的热情让他锒铛入狱，并几乎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5] 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的舰队夺取了意大利港口城市奥特朗托（Otranto），但翌年他去世后，儿子们为了奥斯曼帝国的王座纷争不断，侵略随之停止。如果他们继续侵略，欧洲的未来或许大不相同；几年后，法兰西人毫不费力便征服了大半个意大利。

[16] “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1396—1467），瓦卢瓦王朝的第三代勃艮第公爵（1419～1467年在位），百年战争末期欧洲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所谓“好人”并非指其人品好，而据说是指此人使得一手好剑。

[17] 参见Marie-Thérèse Caron and Denis Clauzel，eds.，Le Banquet du Faisan （Arras：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1997）。菲利普为了庆祝他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联姻，特地成立了一个名叫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组织。

[18] 阿方索五世（King Afonso V，1432—1481），阿维什王朝的葡萄牙国王（1438～1481年在位）。

[19] Peter Russell，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A Lif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320.

[20] 1455年1月8日由尼各老五世颁布的《罗马教宗》。原始文本和英语译文见Frances Gardiner Davenport，ed.，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17），13-26。1456年，新教宗嘉礼三世（Callistus Ⅲ）重申了此前诏书的条款，并应恩里克的请求，承认后者的基督骑士团享有对当时或未来即将征服的博哈多尔角、几内亚以及远至三印所有地区的宗教事务管辖权。

[21] 戈梅斯如此成功，以至于国王封他为贵族并赐予他新的盾形纹章——“盾形饰章的银色底子上有三个黑人的人头，每个人头的双耳和鼻子上都佩戴着金环，脖颈上戴着金项圈，为了纪念其发现，以‘da Mina’作为姓氏。”G. R. Crone，trans. and ed.，The Voyages of Cadamosto，and Other Documents on Western Afric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Hakluyt Society，1937），109-110.

[22] Mark P. O. Morford and Robert J. Lenardon，Classical Mythology ，6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91-293.据希罗多德说，复仇绑架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的海伦，从而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23] 米诺斯人（Minoans），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米诺斯”这个名字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国王米诺斯。

[24] Ezekiel 5：5.

[25] 《圣经》揭示这个世界存在了六千多年，而人们知道文明很久以前便盛行于东方了。亚洲因而自然是人类诞生之地，直到17世纪初，法兰西旅行家让·莫凯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写道，亚洲“幅员辽阔，富有而肥沃，素来便盛产伟大的君主国和一流的帝国，诸如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蒙古、帕提亚、阿拉伯、鞑靼、中国，以及其他印度国家。但最重要的是，该地区是最值得尊敬的，因为第一个人在此地被创造出来，人间乐园植根于此，各个殖民地和种族也源于此地而散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且人类的救赎和我们的救世行动也都在此进行；此外，还因为此地把宗教、科学、艺术、法律、政策、武器和巧妙发明传播到了所有其他地区。”“Preface，” 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

[26] 圣依西多禄是17世纪的塞维利亚大主教，对哥特人皈依天主教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词源》（Etymologiae ）是中世纪的第一部百科全书，是普遍知识的综述，长达20卷本448个篇目。

[27] 引文出自Jean Delumeau，History of Paradise：The Garden of Eden in Myth and Tradition ，trans. Matthew O’Connell（New York：Continuum，1995），53。《通史》是一个名叫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的英格兰本笃会修士所著的。

[28] 《亚历山大大帝天堂历险记》（Alexandri Magni iter ad paradisum ）中记述了这个故事，此书由一个犹太作者写于1100～1175年，后来被译成法语，并有了各个改编版本，被收入《亚历山大罗曼史》和其他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中。参见Delumeau，History of Paradise ，46。

[29] 老普林尼在1世纪进行了种族分类。关于民间传说和神话中的怪异种族——尤其是狗头人——的广泛叙述，参见David Gordon White，Myths of the Dog-ma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30] 参见Scott D. Westrem，“Against Gog and Magog，” in Sylvia Tomasch and Sealy Gilles，eds.，Text and Territ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8），54-75，60。

[31] 极乐岛（Happy Isles），古希腊人认为在遥远的大西洋中的一座岛屿，是死后永生之处。

[32] 枯树（Dry Tree），基督教以“枯树”来比喻不生育者。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6：3。

[33] 俄斐（Ophir），《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港口名，以其富庶闻名于世。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9：28。

[34] 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Ten Lost Tribes of Israel），古代以色列人十二支派（或称部落）中失去踪迹的十支。他们属于北国以色列，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摧毁（约公元前722年）以后，便不见于《圣经》的记载。

[35] 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多次出现在《圣经》的《创世记》、《以西结书》、《启示录》等章节中的种族或地名。见《圣经·旧约·启示录》20：8等处。

[36] 起初，很多欧洲人认为蒙古人就是《圣经》所说的祸根，参见Kurt Villads Jensen，“Devils，Noble Savages，and the Iron Gate：Thirteenth-Century European Concepts of the Mongols，” in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Medieval Research 6（2000）：1-20。圣愚安德烈画过一幅生动的画，描述了上帝打开大门后将会发生什么。他预言会涌出72个国王，“还有他们的子民，也就是所谓的肮脏民族，其污秽和恶臭令人作呕，简直难以详述。他们会散布在普天之下所有的大地上，吃活人的肉，饮他们的血，欣然吞食人间的狗、鼠、蛙和一切污秽之物。……太阳看到世上的可憎之物彼此争夺，会变成血红色。”Nikephoros，Life of St.Andrew ，2：277-283.

[37]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9或1220—1292），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他学识渊博，著作涉及当时所知的各门类知识，并对阿拉伯世界的科学进展十分熟悉。他提倡经验主义，主张通过实验获得知识。

[38] “富人”巴伐利亚公爵乔治（Duke George “the Rich” of Bavaria，1455—1503），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最后一位公爵。他与波兰卡齐米日四世之女海德薇格·亚盖隆卡公主的婚礼，是中世纪最华丽的欢宴之一。

[39] Paul Freedman，Out of the East：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6.

[40] 香料是用于遮盖腐肉的臭气这种长盛不衰的观念，一直以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本地出产的，一般都很新鲜；无论如何，香料比肉类要昂贵得多。香料用于让腌渍越冬的肉类和鱼吃起来更新鲜，让粗涩的葡萄酒美味可口，但香料本身的味道通常就很好了。

[41] 引文出自Sheikh Mohammed al-Nefzaoui，The Perfumed Garden ，trans. Sir Richard Burton，Jack Turner，Spice：The History of a Tempt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2004），222。在一大堆建议之外，酋长（Sheikh）还提议用嚼碎的荜澄茄或小豆蔻粒敷在小兄弟的头上，来“为你也为女人获得无与伦比的享受”。

[42] 伊拉斯谟（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是一个用“纯正”拉丁语写作的古典学者。

[43]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致约克枢机主教的医生弗朗西斯的信，日期不详（巴塞尔，1524年12月27日？），E. P. Cheyney，Readings in English History Drawn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Boston：Ginn，1922），317中援引了此语。信件全文见The Correspondence of Erasmus：Letters 1356 to 1534，1523-1524 ，trans. R. A. B. Mynors and Alexander Dalzell（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470-472。

[44] 这种腺鼠疫无疑是通过被啮齿动物身上的一只感染的跳蚤叮咬而传播开来的。

[45] 阿拉伯传统一般认为，龙涎香是从洋底的喷泉中飘上来的，然而在《天方夜谭》中，辛巴达把泉水放在一座岛上，说怪兽吞食了一种珍贵的物质，然后又把它吐回大海。人们认为它还可以帮助顺产、防止癫痫，并可缓和子宫窒息——中世纪的一种怪病，据称子宫可在腹内移动，上可直达咽喉引发癔症。根据某一位权威人士说，大量性交是最佳疗法，但用芳香油涂润阴道，或把内有草药灰烬的阴茎形金属烟熏器塞进阴道，都有助于把子宫引诱下来。Freedman，Out of the East ，15；Helen Rodnite Lemay，Women’s Secrets：A Translation of Pseudo-Albertus Magnus’s De Secretis Mulierum with Commentarie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131-132.

[46] 原文为法语pommes d’ambre。

[47] 引文出自Circa Instans （1166），Freedman，Out of the East ，14。弗里德曼提到，上好的亚麻、棉花，以及丝绸、稀有染料、动物毛皮、象牙，甚至鹦鹉有时也都被归为香料一类。

[48]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所言，引文出自Freedman，Out of the East ，147。

[49] 圣愚安德烈表示，天使闻起来有一种极其香甜的气味，“这香味源自可怕而无法靠近的神格。因为当天使们站在上帝的可怕王座之前时，就会接收到王座发出的闪电的芬芳，随后它们就会不停地散发出无可名状的神格的芳香。它们决定让某人分享这种甜香时，就会站在他面前，以它们认为合适的程度把这种神香拍在那人脸上，那人得到神香后会进入狂喜状态，因而无法解释这种最令人愉悦的气味从何而来”。Nikephoros，Life of St.Andrew ，2：287.

[50] 斯希丹的圣李维娜（St.Lydwine of Schiedam，1380—1433），荷兰的神秘主义者，天主教会尊封其为圣徒。

[51] 其印度之行记述于《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这是一个说希腊语的水手在1世纪所著的一本详尽的航海知识之书。

[52] 波西蔼斯（Persius，34—62），来自伊特鲁里亚的罗马诗人和讽刺作家。

[53] 引文出自Turner，Spice，81，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译文。跟他们中世纪的继承者一样，罗马的道德家们抱怨香料往好处说是多余的，往坏处说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总之是金钱的巨大浪费。西塞罗以其平实的古罗马风格宣称，饥饿才是最佳的香料。

[54] 14世纪的叙利亚神学家圣厄弗冷（St. Ephrem）解释说，亚当仅以伊甸园的树上滴落的香膏为食。Freedman，Out of the East ，90.

[55] Jean de Joinville，History of Saint Louis，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M. R. B. Shaw（Harmondsworth，UK：Penguin，1963），212.Joinville参加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他还在伤亡惨重的曼苏拉战役（Battle of al-Mansurah）后，目睹了同伴瘟疫缠身的肿胀尸体在尼罗河顺流而下的惨状。

[56] 引文出自Freedman，Out of the East ，133-134。

[57] 希罗多德很久以前便如此记述，西方人无力质疑他。引文出自Andrew Dalby，Dangerous Tastes：The Story of Spices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37。

[58] 巴士拉（Basra），建于635年，是伊拉克第一大港和第二大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夏台·阿拉伯河西岸，南距波斯湾55公里。

[59] 1253年，一个名叫鲁不鲁乞的方济各会修士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艰苦跋涉4000英里，穿过中亚的无树大草原和沙漠，到达哈拉和林大汗的宫廷，在那里参与了一场与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敌对教派的著名辩论。虽然鲁不鲁乞未能让任何人皈依，但他享用了不少蒙古人劲道十足的国酒——马奶酒，还留心记录了他们的风俗和文化。他的继任者中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会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此人于1294年抵达北京，建造了两座教堂，培训了中国的辅祭男童和唱诗班，把《新约》译成蒙古语，让数千人皈依成为信徒，并被任命为北京的大主教。1361年，天主教跟蒙古人一起从中国消失了。参见Peter Jackson，trans.，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ed. David Morgan（London：Hakluyt Society，1990）。

[60] 到1340年，从克里米亚到北京九个月的旅途相当普遍，所以人们当有一部自己的旅行指南。指南的作者是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佩戈洛季（Francesco Pegolotti）的佛罗伦萨商人，他向读者保证，这条道路“无论白天黑夜都万无一失”，不过他建议，为有备无患，最好还是留一把长胡子。意大利商人们选定了这条路线，其他几个欧洲人最终也步其后尘。一个教廷特使抵达蒙古宫廷，却发现在匈牙利被绑架的几个俄罗斯人、一个英格兰人、一个巴黎金匠以及一个法兰西女人已经到了那里。参见Pegolotti，Pratica della Mercatura ，in Henry Yule and Henri Cordier，trans. and eds.，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London：Hakluyt Society，1913-1916），3：143-171。

[61] 此二人是未来的北京大主教若望·孟高维诺和道明会的“皮斯托亚的尼古拉”（Nicholas of Pistoia）。若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布道；尼古拉后来死在那里。

[62] 塞韦拉克的若尔丹（Jordan of Sévérac，活跃期为约1280—1330年），道明会修士，亚洲探险家。他是印度第一个天主教教区——罗马天主教奎隆教区的第一位主教。

[63] 这位修士是中世纪欧洲人中游历最广的人。他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大不里士、巴格达和霍尔木兹，乘船驶向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还在到达中国前拜访了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

[64] 马黎诺拉的约翰（John of Marignola，活跃期为1338～1353年），14世纪到达远东地区的著名的旅行家。

[65] 阿拉伯海和西高止山脉之间印度西南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如今属于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

[66] 引文出自法政牧师彼得罗·卡索拉（Pietro Casola），Brotton，Renaissance Bazaar ，38。1494年，这位米兰神父访问了威尼斯。

[67] 原文为意大利语Siamo Veneziani，poi Cristiani。

[68] Brotton，Renaissance Bazaar ，2.

[69] 侄子枢机（cardinal-nephew），中世纪的一种枢机任命惯例，指以教宗侄子或外甥及类似亲戚关系而被任命为枢机的人。由于教宗的神职人员身份不允许有后裔，因此侄子枢机可说是教宗所能找到的血缘最相近的晚辈，也可说是他的亲信。因此在一段时期中许多重要职务都会由侄子枢机担当。

[70] 原文为拉丁语De modo Sarracenos extirpandi。

[71] 引文出自C. F. Beckingham，“The Quest for Prester John，” in C. F. 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eds.，Prester John：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UK：Variorum，1966），276。1322年，亚当成为苏丹尼耶（Sultaniyah）的大主教，因此也是波斯天主教会的首脑。

[72] 引文出自Harry W. Hazard，ed.，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nd e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5），3：543。塞韦拉克受命担任奎隆的主教。

[73] 萨努多将其著作Liber secretorum fidelum crucis 于1309年首次呈交给教宗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其后又在1323年将其修订本呈交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除地图外，萨努多还提供了现成的作战计划以及大量的后勤情报。

[74] 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是平的这种说法是19世纪的无稽之谈，主要是由华盛顿·欧文写于1828年的幻想小说《哥伦布的生平和航行》（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传播开来的。参见Jeffrey Burton Russell，Inventing the Flat Earth：Columbus and Modern Historians （New York：Praeger，1991）。

[75] 阿勒山（Mount Ararat），坐落在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为土耳其的最高峰。据《圣经·创世记》记载，著名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就在阿勒山上。

[76] Romans 10：18.

[77] 波多兰航海图（portolan charts），13世纪开始，由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制作的一种写实地描绘港口和海岸线的航海图。“波多兰”一词源于意大利语的portolano，意思是“和港口或海湾相关”。

[78] 弗拉·毛罗（Fra Mauro，？—1459），15世纪威尼斯卡玛尔迪斯修道院的修士。作为一位地图学家，毛罗受葡萄牙国王的委托，利用同时代探险家的活动资料，以惊人的精确程度绘制了一幅极大的圆形世界地图。

[79] 有关康提的进一步研究回报颇丰。这个威尼斯人在叙利亚学习了阿拉伯语，又在伊朗学习了波斯语，随后与穆斯林商人一起前往印度。他在那里结婚，拖家带口地辗转于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为了保护家人，他在开罗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瘟疫几乎立即夺走了他妻子和四个子女中的两个的生命。他启程回家，并请求参加教宗谒见仪式，为抛弃信仰请求宽恕；作为惩罚，教宗命令他向使徒秘书和重要的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叙述其游记。虽说游记中偶有不实的想象——包括两个邻近的岛屿，一个住的全是男人，另一个住的全是女人，他们充满爱意的交流受到压抑，原因是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岛屿六个月后便会命丧当场——但他的报告证实了马可·波罗的很多说法，也澄清了他人的一些说法，还使欧洲在关于印度洋的知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约翰·温特·琼斯（John Winter Jones）的英译本于1857年由Hakluyt Society出版，并由林肯·戴维斯·哈蒙德修订再版，可参见Lincoln Davis Hammond，Travelers in Disguise：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by Poggio Bracciolini and Ludovico de Varthem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80] 制图师修士还把耶路撒冷从它原来的靶心位置移开了，这一移动无疑动了根本，以至于他觉得有必要附上一个精巧的自我辩解。“耶路撒冷的确在纬度方向上是世界的中心，但在经度方向上多少有些偏西，”他在地图上谨慎地写道，“但由于西部因为欧洲而人口稠密，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空白的区域，而在人口密度的考量之下，耶路撒冷也是经度方向上的中心。”参见Piero Falchetta，Fra Mauro’s World Map （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6）。

[81] 地图上的说明文字实际上是“一条印度船或平底帆船”，这暗示了其可能根本不是中国船。尽管含糊不清，但弗拉·毛罗的评论仍被作为中国人探索过大西洋，或许还曾在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之前到达过美洲的主要证据。

[82] 考虑到弗拉·毛罗在内陆地区所画的地形细节，他放在大陆最南端的地区或许就是“非洲之角”；又或者考虑到他放在非洲南端之外的那个大岛，他用来表示围绕非洲的海峡也许就是莫桑比克海峡，而那个岛屿就是马达加斯加岛。

6.竞争对手

1475年，43岁的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迎娶了他13岁的外甥女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这桩婚姻并非真爱的结合。

胡安娜的母亲，也就是阿方索的妹妹，嫁给了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恩里克四世人称“无能者”，因而人们普遍认为胡安娜的生父是一个名叫贝尔特兰·德·拉库伊瓦的贵族，这一丑闻让她一生都背负着“贝尔特兰之女”这个外号。 [1] 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贵族厌恶贝尔特兰之女成为他们的女王，转而纷纷支持恩里克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虽然伊莎贝拉17岁时跟她的表兄、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斐迪南私奔了，但至少她血统纯正。1474年恩里克四世去世后，对立派系宣布胡安娜和伊莎贝拉都是女王。胡安娜的支持者匆忙安排了她与舅舅的婚姻，于是阿方索五世宣称自己是卡斯蒂利亚的合法国王。

两个邻国之间开战，战火迅速蔓延到大西洋。 [2] 卡斯蒂利亚人派遣自己的舰队去掠夺非洲沿岸，他们暗中从事这种勾当已有多年。葡萄牙的战船很快处理了他们，但阿方索的陆上军事行动在西班牙的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偃旗息鼓，而当起初支持胡安娜的教宗改变立场并宣布其婚姻无效之时，她的同盟也分崩离析。胡安娜独自遁入一个女修道院；阿方索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写信给儿子若昂，想让位给他，并开始筹划去圣地朝圣。若昂当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国王，父亲就改变心意回国了，他的正式登基被延迟到1481年阿方索五世去世之后。

如果说阿方索体现了他叔叔恩里克性格的一面——他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和对骑士传统的热爱——的话，那么若昂二世就是将恩里克的另一面推至顶峰。他简直就是现代权谋政治统治者的化身：既有超出常人见识所及的雄心壮志，又不过分注重实现抱负的细节。他聪明绝顶又冷酷至极，他以“完美王子”的诨号著称于世，而受他迫害的人们称其为“暴君”。很多受害者都是不惜出卖王室利益而为自己争权谋利的王公贵族。26岁的国王发现自己的国库几近枯竭时，便当机立断，削减了他们的特权。愤怒的贵族密谋推翻他，却一个接一个人头落地。

早在与卡斯蒂利亚开战的一年前，王室便收回了对发现新地的控制权，所以允许自由经营的政策十分短命。看到非洲贸易利润丰厚，新国王迅速采取行动来支持他的海上帝国。非洲奴隶在里斯本抡着铁锤奋力打造船锚、兵器和弹药。若昂二世命令工程师们改进船载基础火炮的瞄准能力和火力，并斥巨资从佛兰德和日耳曼进口了最新式的大型火炮。国王还着手解决舰队自靠近赤道开始遭遇的问题：葡萄牙的航海家在海上用来确定其纬度的参考点——北极星——看不见了。若昂二世潜心钻研宇宙科学，还请来了一班专家。领头的是两个犹太数学家-天文学家约瑟夫·维齐尼奥和亚伯拉罕·萨库托 [3] ，他们重新设计了船只的简单航海仪器，并提供了相关表格，供水手以太阳为基准读取纬度。

舰队定期往来于里斯本和非洲，带来了沿海建造要塞所需的材料和人力——这是帝国中枢的第一个环节。其他船只继续南行。1483年，一个名叫迪奥戈·康 [4] 的水手到达刚果河三角洲，并立起了第一根石柱，石柱顶的十字架上有葡萄牙的纹章、日期，以及国王和船长的姓名。从立起的那一刻开始，这根石柱就标志着葡萄牙探索发现的边界。“自创世以来第6681年，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辰以来第1482年，”他竖立的第二根石柱上铭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至高至善至强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命其禁卫军侍从迪奥戈·康发现此地并立此柱为证。” [5] 康回国后被授予了爵位，随后再次出发。1486年，他到达纳米比亚怪石崚嶒的克罗斯角，那里除了有大量繁殖的非洲毛皮海狮之外，一片荒芜；他或许还到过鲸湾 [6] ，那片被沙嘴保护的深港是继续南下途中的一个重要的补给站。鲸湾距离非洲最南端只有500英里，但康没有成为一个名留青史的人：在一次不成功的刚果探险之后，他死在了回国的路上。 [7]

若昂二世跟他的先辈们一样热切地渴望把基督教传到几内亚，尤其是因为洗礼可以让他获得更加可靠的同盟。逐渐有稀稀落落的非洲人主动皈依，或是被带回来作为人质，在接受信仰的指导后被当作使者派回故乡。他们成了名人，蜚声海内外。一位被废黜的塞内加尔王子比莫伊来到里斯本，引起了很大轰动，他请国王履行诺言，在他皈依后助他重登王位。比莫伊时年40岁，身材高大健壮，一表人才，他留着一把派头十足的胡子，谈吐威严，国王和宫廷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他和24名同伴在旷日持久的欢宴期间接受了洗礼，葡萄牙人一方举办了锦标赛、斗牛、滑稽剧和晚宴，而访客一方则表演了惊人的马上绝技。由20艘战船和一大群士兵、建筑工匠和牧师组成的分遣队护送他们回国，但让若昂二世愤怒的是，舰队司令的妄想症发作，认为这个非洲人谋划叛逆，在途中刺死了比莫伊。

即使没有这样的草率行为，劝人改变信仰的步伐也极其缓慢费力。 [8] 随着葡萄牙的间谍进一步深入几内亚内陆，突然从非洲最深处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情报。

祭司王约翰的消息来了。

1486年，一位特使带着贝宁国王的使节返回里斯本。他宣称，在距离海岸20个月行程的地方，住着一位名叫奥甘内的君主，他受到子民的尊敬和爱戴，就像天主教徒对教宗那样。很多非洲国王去拜访他，接受铜盔、权杖和十字架的加冕，但人们只能见到他的一只脚，他仁慈地从丝绸幕布后伸出那只脚来，供人亲吻。

王室专家们仔细查阅地图，确定从贝宁走到埃塞俄比亚正好需要20个月。故事传说在招手示意，探索发现便一往直前。

若昂二世决定双管齐下，寻找祭司王约翰，再与他兵合一处，前往印度。他会推动海上的航行，与此同时，还会加紧在陆上搜寻可靠消息。

辨明真相的唯一方法，便是派出自己的密探，深入东方。若昂二世先是派两名间谍去寻找祭司王约翰，可结果并不乐观。他们走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遭人警告说如果不会说阿拉伯语便会命不久长，两人就打道回府了。

国王在征询意见后，召来了两个更有希望成功的人 [9] 。佩罗·达·科维良（Pèro da Covilhã） [10] 当年40岁上下，是两人中比较年长的一个，他是在葡萄牙中部埃什特雷拉山脉一个满是花岗岩峭壁和峡谷的地方长大的。作为一个出身底层、机灵世故的孩子，他虚张声势地混社会，获得了为一个卡斯蒂利亚贵族效力的机会——不光要按照贵族的习惯以出生地给自己取名，还要在西班牙骑士间无穷无尽的秘密斗殴中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剑客。他从卡斯蒂利亚回国后混进宫廷为国王阿方索五世效劳，先是作为王室仆役，后来又担任随扈。若昂二世在父亲死后收用了他，派他去监视那些躲过死刑、逃往卡斯蒂利亚的葡萄牙贵族；他的情报至少让两个贵族叛徒丧命。若昂二世后来改派佩罗去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与非斯和特莱姆森 [11] 的柏柏尔人国王们商谈和平条约，这位可靠的特使很快学会了阿拉伯语并熟悉了穆斯林风俗。他反应敏捷、英勇无畏，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还善于装神弄鬼，要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他是个天赐的人选。为他选择的同伴是出身体面家庭的阿方索·德·派瓦（Afonso de Paiva） [12] ，但他和佩罗一样都有吃苦耐劳的山地血统。派瓦是禁卫军侍从，在西班牙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也会说一点儿阿拉伯语。

两人在若昂二世的秘书位于里斯本的家中碰头了，这次会面属于最高机密。在场的还有国王的三个顾问：他的私人教士，同时也是丹吉尔主教和热心的宇宙学家；他的医生，同时也是天文学家的罗德里戈；以及犹太数学家约瑟夫·维齐尼奥。 [13] 三个人开始分析地图，谋划两位间谍的路线。

1487年5月7日，准备工作完成，两人骑马前往距离首都45英里的圣塔伦王宫，远离窥探之眼——那个时代，全欧洲每个宫廷都有间谍出没。

和大多数在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时制订的宏大计划一样，若昂二世的命令说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两个人要到达印度，了解香料贸易。他们要找到祭司王约翰，和他结盟。他们要探索是否真有可能航行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以及到了那里之后如何航行。 [14] 直到那时，他们才能回国提交完整的报告。

这个任务如此大胆，连一向行事不羁的科维良也有些力不从心，他表示遗憾，“他如此渴望为陛下效劳，却力不能及” [15] 。国王告诉他要对自己有信心：他福星高照，也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忠诚的好仆人。

若昂二世的王储当时也在场。曼努埃尔 [16] 面若银盘，是个外表柔弱的年轻人，他长着栗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丰满的双臂“如此修长，双手的手指都垂到了膝部” [17] 。当时，这位年轻的公爵还差几个星期才满18岁，他把三位智者画的地图定稿递给两位间谍。国王从用于支付王室地产费用的宝箱里取出一个装有400枚“十字军”金币的袋子，连同一封“致世上所有国家和地方”的国书，一并交给他们。临走前，他们跪在地上，接受了国王的祝福。

携带这么多钱上路简直就是唯恐没人来抢，弄不好还会因财丧命。两人在口袋里装了一些金币以付日常开销，急忙赶回了里斯本，在那里，他们把这一袋黄金拿给一位显赫的佛罗伦萨银行家 [18] ，换成了一张信用证。

办完此事，两位密探骑马横穿葡萄牙。他们越过西班牙边境，转道去了巴伦西亚，在那里的佛罗伦萨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兑现了信用证，卖掉马，坐船沿着海岸线去了巴塞罗那。这个繁忙的港口有船定期开往北非、法兰西、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在把金子换成另一张信用证之后，两人买船票去了那不勒斯。经过十天的轻松航行，他们到达了维苏威火山脚下开阔的海湾。要去的地方没有银行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最后一次兑现了支票。 [19] 他们把沉重的金袋藏好，沿着阿马尔菲海岸 [20] 南下穿过墨西拿海峡，然后横渡爱琴海，来到距离土耳其海岸不远的罗得岛。

罗得岛是医院骑士团的老家，也是筋疲力尽的海外诸国的最后一个防御阵地。海港上赫然耸立着有雉堞的城墙和突出的瞭望塔，令人难以接近。医院骑士被逐出圣地之后，便以掠夺穆斯林船只为新的目标；七年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试图把这最后一批顽固的十字军分子从他们的岛屿城堡上驱逐出去，但未能如愿。

两位间谍借宿在一个修道院，开始向两位葡萄牙医院骑士征询意见。骑士们建议他们用金子买100桶蜂蜜和一套新衣服。他们朝着伊斯兰领土出发，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扮作卑微的商人——不过这么装扮的目的与其说是针对穆斯林的，不如说是针对意大利商人的，因为前者不太可能会分辨出他们跟其他欧洲人的区别，而后者却戒心十足地要守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好事者的干扰。

两位间谍从罗得岛向南航行到埃及和古老的亚历山大港，开始履行真正的使命。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调查发现将会对瓦斯科·达伽马及其航海先驱同伴们至关重要。

亚历山大港曾是古典世界最伟大的国际都会，是欧洲、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中枢，还是罗马帝国本身的典范。那里闪闪发光的大理石街道两侧排列着4000个宫殿和公共浴室，还有400座剧院，这曾令阿拉伯征服者们大惊失色，正是因为厌恶这种异教徒的洋洋大观，他们才迁都去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很快便衰落了，沦为一个小镇，它所在的帝国也外强中干。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已无影无踪，随之而去的还有托勒密王朝的雄伟宫殿。地震夷平了传说中的航标灯 [21] ，曾经的灯塔高耸，光束一度远达距离地中海海岸35英里处，就在七年前，人们刚刚从灯塔废墟上搬走最后一批巨石，以重复利用，去建造一个海港要塞。“此时，（亚历山大港）看起来荣光不再”，一个富裕的日耳曼骑士马丁·鲍姆加腾 [22] 写道。因为妻子和三个孩子过早离世，他悲痛欲绝，在32岁那年，也就是150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城墙范围甚广，建筑精良，高大坚固，墙上塔楼众多；但墙内并没有城市，那里除了一大堆石头之外，一无所有。” [23]

船缓缓驶进海港中浸没水下的岩石之间，船帆照例降下，以对苏丹表示顺从，船刚停下，便有官员上来检查乘客和船员。商人们经常会把货物藏在最奇怪的地方，企图逃避税赋，一个旅行者吹牛说，曾有一群基督徒“把带来的大部分货物藏在猪肉里，他们最厌恶这东西了” [24] 。

即便遭到了严重损毁，亚历山大港仍然进行着香料、丝绸和奴隶的贸易，并且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它开始重新恢复世界级贸易中心的地位。这是个混乱的港口城市，能听到很多种语言。曾经通往灯塔的宽大石堤的一侧排列着很多意大利人的仓库，里面堆满了等待运往欧洲的东方货物；另一侧是穆斯林为自己保留的一处避风港。这两群人时有激烈的冲突，但既然双方的一致目标是牟利，通常也只是不安地对峙着。

两位间谍穿过嘈杂的街道，找到了隐蔽性很好的寓所。他们的伪装倒是没有被识破，但他们发现，在亚历山大港恶臭的环境里，疾病跟货物一样横行无碍。他们染上了尼罗热，辗转难眠，大汗淋漓，苏丹的代表放弃了对他们的治疗，认为他们必死无疑，还征用了他们带来的蜂蜜——这东西在北非很抢手。他们康复后，那位代表已经卖光了那些蜂蜜，他们索回能拿到手的钱，迅速离开了城市。

乡下地势低洼，一片荒芜，零星分布着椰枣树丛。渔夫从沼泽地里跳出来向他俩强索保护费，夜里，两人抱着自己剩下的物品，坐在地上断断续续地打盹。黎明前他们再次上路，狂风移动沙丘，挡住了前行的道路。最后他们总算看到尼罗河源头的罗塞塔 [25] 尖塔，便雇了一条挂着大三角帆的窄窄的小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们用以消磨时光的是辨认潜伏在甘蔗林中的鳄鱼和废弃在岸边的神秘石碑，或是观看埃及男男女女脱下蓝色的长衫，把衣服缠在头上，以惊人的速度游泳过河。黄昏时分，船员们点亮金字塔形的灯笼，在帆上捆好叮当作响的铃铛，拉起弓，把喷火的箭矢射向夜空，自娱自乐。

快到开罗时，他们看到沙漠中耸立的真正的金字塔像巨人雕刻的山峦。就算在那时，也没有哪个旅客会来开罗不参观金字塔就走。16世纪，一个名叫约翰·桑德森的英国人在埃及搜寻木乃伊：除了几具完整的尸体之外，他还带回600磅破损的木乃伊卖给伦敦的药店，还带回了“一只小手” [26] 送给他的兄弟罗彻斯特副主教。他在两个日耳曼朋友的陪同下，爬上胡夫金字塔的国王墓室，钻进无盖的石棺，躺在里面“闹着玩儿”。 [27] 没过多久，一个名叫彼得罗·德拉·瓦莱 [28] 的意大利旅行家登上金字塔塔顶，把自己和情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和每一个外国人一样，他也彻底被声称能破译象形文字的导游骗了，这样的骗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 [29]

开罗——阿拉伯语为al-Qahira，意即“胜利的”——给欧洲人带来的震惊程度甚至超过了它古代的前身。城市相当宏伟。“他们言之凿凿地坚称城里有24000座清真寺，”马丁·鲍姆加腾记述道，“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30] 很多清真寺都有图书馆、学校和医院，医院不但提供免费诊疗，还有音乐家们演奏音乐抚慰病患；所有的清真寺都用白石建成，在强光之下令人目眩，几乎让复杂的植物雕刻以及墙面上布满的书法铭文为之失色，有一些建造清真寺的材料就来自金字塔。鲍姆加腾说，夜幕降临后，在点燃的火把和油灯的照耀下，尖塔上的宣礼人“不分昼夜，总是在特定的时刻发出一种奇怪而粗野的响亮声音”。日耳曼报信人也说，城里有10000个厨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是在覆盖着灯芯草的巷陌迷宫里完成工作的，他们用头顶着罐子，边走边给菜里加调味品。他还补充了一个惊人的统计信息，只不过这一条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开罗大街上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超过了威尼斯的居民人数。

开罗发展成伊斯兰世界最繁忙、最先进的城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和印度人会聚于此。意大利商人有自己的聚居地，希腊人、埃塞尔比亚人和努比亚人 [31] 也一样。埃及本地的基督教徒科普特人在古老的教堂里做礼拜，数千犹太人也聚集在犹太教会堂里。穆斯林统治者在色彩斑斓的地毯上举办宴会，大吃大喝，而他们为数众多的妻子们等在楼上的房间里，沐浴在丝绸、香膏和香水之中，透过格子屏风偷看街上的世俗生活。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32] 对这座他心爱的城市赞不绝口，他写道，开罗是“世界都会，宇宙花园，各国国民荟萃、人群稠密之地，伊斯兰的圣坛，权力的宝座” [33] 。他狂热地写道，我们在梦中所见“往往会超越现实，但人们有关开罗的所有梦想，都远远不及现实” [34] 。

两位间谍骑驴——只有高官才可以骑马进城——在高耸入云的主城门祖韦拉门上有尖塔的双楼下穿过。尖塔顶上凉廊中端坐的鼓手会以鼓声宣告贵宾的来临，但这两位葡萄牙人没有那么高规格，开罗街头的男孩们朝他们扔来土块、碎砖和发霉的柠檬，算是欢迎。

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两人沿着这座城市最热闹的中央干道穆子大街（Muizz Street）往前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在追求永生的富人们建造的华丽陵墓-清真寺之间，他们看到了开罗大量财富的源头：人头攒动的、香料和香水云集的国家市场。香水市场上罗列着一排排细颈瓶，里面盛着用树脂和岩石蒸馏而成的深黄褐色科隆香水和香膏。香料店里堆满了麻袋和木桶，一直延伸到后面黑暗的隐秘处，商人们在那里用精密校准的戥子称量贵重物品；高温之下，香叶、种子和根茎的气味混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

两位访客奋力挤进满是尘土的小巷，避开周围那些正在吃草或被人赶着往来于露天市场的驴群。他们找到了廉价旅馆——无疑是在到处招揽生意之人的帮助下——并着手计划接下来的旅程。不久，他们就遇到一群来自非斯和特莱姆森的商人，特莱姆森正是科维良熟悉的北非城市。商人们正要前往阿拉伯和印度本土，这位狡猾的间谍于是用那里的方言诱骗他们同意带上自己和同伴一起上路。

时值1488年春，自从他们俩离开葡萄牙，已经将近一年过去了。骆驼备鞍驮重，忍过城门口男孩子们的一阵投掷之后，长长的商队就此出发，前往红海的港口托尔（Tor）。葡萄牙人在他们又吵又臭的坐骑上一路颠簸，穿过了平直多石的西奈沙漠，来到一大片贫瘠的花岗岩山峦，岩石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像是涂了一层油。然后他们又来到一条狭窄的沿海小径，在小径的最窄处，不得不骑马渡海。他们用烘烤了两次的硬饼、干奶酪和腌牛舌作食物，还被迫花大价钱买水喝，哪怕水里蠕动着红色的虫子。强盗在椰枣林里伏击他们，偷走他们的供给，还强收过路费，且必须用银子支付。骡子和骆驼把式一直在涨工钱，一旦有人抱怨，他们就会赶着牲口驮着辎重一走了之。两人很少睡觉，在旅途快结束时，他们精疲力竭，滑下驼鞍，恍惚看见有人夺走了他们仅存的一点儿食物。

香料何以在欧洲如此昂贵，已经显而易见了，而旅途才刚刚开始。

商队最终抵达红海时，向导们又开始信口开河，讲起另一个古老的故事。他们解释说，正是在这里，海水在摩西及以色列的子民面前分开，又冲向法老的追兵。马丁·鲍姆加腾原原本本地记述道，法老战车的辙痕和战马的蹄印清晰可见，“即便此刻毁去了它们，下一刻它们又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 [35] 。红海全长1400英里，形状像一条伸长了身体的蛞蝓朝着北方爬向地中海，欧洲旅人们惊异地发现它根本就不是红色的。蛞蝓的头上伸出两根触须：左边的是苏伊士湾，把埃及和西奈半岛分开；右边的是亚喀巴湾，又把西奈从阿拉伯半岛中分离出来。在它的南端，蛞蝓的尾巴挥进亚丁湾和阿拉伯海，也就是印度洋横亘在非洲和印度之间的那部分。两个水域在那里汇合，非洲的海岸以锐钩的形状蜿蜒向东，环抱着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

两个大陆之间那条狭窄的海峡名为巴布-埃尔-曼德海峡，意为“泪之门”。湍流和散布其间的岛屿使得通行不利，而红海本身的大部分海域也点缀着危险的小岛和没入水中的暗礁。狂风和起伏的波涛时常会使满载的帆船撞向岩石，也有少数出海的船只不把这个海峡放在眼里，继续沿着东海岸航行后半程，直抵麦加的港口吉达，但由航海老手们掌舵的小船多半就要自求多福了。葡萄牙的这两名间谍在小港口托尔搭乘的两条独桅三角帆船——阿拉伯的传统帆船——是几百年来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典型船只。船体是用椰子纤维缝在一起的木板制成的，船帆是用椰子叶编织而成的席子制成的。为了追求机动性，也因为木材短缺，船身较小，哪怕轻微的泡胀也会导致漏水和船身不稳。领航员只能白天工作，由于海盗横行，夜间他们不得不把船开到外海避险。商队驶过“泪之门”前往阿拉伯半岛南部沿岸时，距离他们从开罗启程已经两个月了，海上生活着实艰苦难耐。

两名间谍即将发现香料贸易中心地带那个极其富裕的铁三角了。铁三角的第一个顶点就是他们刚刚到达的港口，而那里处处防御森严，难以靠近。

著名的亚丁海港坐落在也门大陆上凸起的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里。城市依偎在环形山底，犬牙交错的黑色峭壁顶上覆盖着一圈城堡，它们包围着亚丁、几乎延伸到海里。海滨背后坚固的工事补全了这个圆形的防御阵地，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 [36] 认为，整个防御阵地看起来像个巨型的羊圈，颇不寻常。亚丁拥有优良的锚地和天然屏障，还便于控制红海的入口，自古以来便是一流的商业中心，并且作为装载着东方香料以及丝绸、宝石和瓷器的海上船只的重要终点站，亚丁是中世纪世界最富有的贸易城市之一。

来自开罗的一行人到达此地后，把阿拉伯船只吹到位于东南的印度的季风已经开始肆虐了。在盛夏横穿阿拉伯海只可能面临两种结果：要么是死，要么只需短短18天便可到达。耽搁过久就意味着还要再等一年，所以两人决定分头行动。派瓦准备从亚丁短距离航行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寻找祭司王约翰，而科维良准备继续航行去印度。他们计划在各自的探险结束后，回到开罗会合。

科维良搭乘去印度的帆船比红海的那些船大得多，但也是同样的单桅帆船，桅杆向前倾斜，一根长帆桁横穿而过，大三角帆就系在上面，船也是用缝在一处的木板打造的。 [37] 这种船没有甲板，货物用厚厚的藤席盖着，而乘客必须尽其所能地挤进去。躲避烈日几乎是不可能的，阻挡海浪冲刷船身的只有沾满沥青的席子或布条，至于食物，就只有撒了糖和椰枣碎末的半熟干米了。这条三角帆船十分轻快，阿拉伯船长们都是航海老手，但航行至印度的几周时间让人度日如年。

年终将近，科维良沿着印度海岸前往一个城市，他一路上听说了很多那里的奇闻逸事。卡利卡特是贸易铁三角中的第二个顶点，是东方香料和珠宝的汇集之所，这位间谍在此地停留了几个月，调查这些在欧洲以重金出售的神秘货物，其来源和价格究竟如何。他的报告后来对恩主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年后，瓦斯科·达伽马驶向印度，正是肩负着直奔卡利卡特的使命。

2月，科维良踏上归途，一路停靠以记下沿途更多港口的位置和贸易。此时，阿拉伯舰队已掉头回家，他搭上一条前往霍尔木兹 [38] 的船，那是传说中铁三角的第三个顶点。

船驶进了波斯湾（那是红海在阿拉伯半岛东侧的两个入口之一），前往控制着一条狭窄海峡的小岛。随着船靠近，科维良透过塞满港口的桅杆丛林，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城市。上岸后，他发现城里满是来自亚洲各个角落的商人。霍尔木兹坐落在阿拉伯半岛突然伸出、看似在伊朗沿岸造成了凹陷的位置，那里没有绿色植物和淡水，这些东西必须从大陆运来，但它坐镇重要的海路交叉点，是从印度和远东经陆路穿过伊朗到达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的必经之路。那里的市场上堆满了珍珠、丝绸、珠宝、织锦、香料、香水和药物，极尽奢华，无可匹敌。为了顾客舒适，街道上都铺着地毯，屋顶上垂挂着亚麻布篷以遮挡烈日。商人的桌子上摆着美酒和昂贵的瓷器，才华横溢的乐手在人们进餐时奏乐助兴。后来的一位葡萄牙访客报告说，那里的食物比法兰西的好，而一个英格兰探险家惊呼那里的女人美若天仙，不过他觉得她们的“穿着非常奇怪，鼻子、耳朵、脖颈、手臂和小腿上都穿着有珠宝镶嵌的圆环，耳朵上还挂着金银锁，鼻侧贴着长条的金子。由于珠宝太重，她们的耳洞被拉得很长”，他补充说，“可以插得进三根手指”。 [39] 抛开巨大的文化差异不说，这座海岛城市的重要性无可否认。阿拉伯谚语有云，如果世界是一只金指环，那么霍尔木兹就是镶嵌其上的宝石。

如今科维良已经亲眼看见了阿拉伯海上贸易如此繁荣发达，令人目眩，也深切体会到商人们每一步都危险重重，税赋也令人望而生畏。从欧洲出发的海上路线或许更长，但大洋上绝无强盗和海关官员，无疑会大赚一笔。还有一件事：要弄清楚船是否真可以从欧洲径直航行到印度洋。

这位葡萄牙间谍搭乘一艘前往非洲的船离开了霍尔木兹，他在塞拉 [40] 下了船，那个繁忙的穆斯林海港出口黄金、象牙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奴隶。伟大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41] 认为塞拉是“世上最肮脏的城市，臭气冲天，污浊可厌” [42] ，不管海面如何波涛汹涌，街上屠宰鱼和骆驼的臭气还是令人作呕，这致使他最终选择在船上过夜。科维良也没有在这里待太长时间。他着手查明自己能航行到距离海岸多远的地方，且很快就得到了答案。阿拉伯人在东非海岸进行殖民活动已有几个世纪了，但他们的小帆船经受不起南方的惊涛骇浪。此外，就算他们拥有技术，也不觉得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航行，很可能都从未尝试过。长期以来，他们的商队从非洲北部和东部的内陆集中货物，运到地中海和印度洋，而把生意做到西部和显然一无所有的大西洋地区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当然没有试过绕非洲航行抵达荒芜的西欧：既然已经控制了半个地中海，包括那里很多主要的港口，欧洲的货物和大量黄金都主动送上门来，何必还要开辟新路线呢？

非洲之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开。科维良回到北部，于1491年初抵达开罗。回程让他既筋疲力尽又欣喜若狂，他离家已将近四年了。他一定盼望着和他的间谍同伴碰头，然后回国去跟妻子和家人团聚，并接受他当之无愧的奖赏。

他再也没见到他的同伴。他在开罗等待派瓦时，后者却患病离世了。

不畏疲倦的科维良准备独自踏上归程，但他正要动身时，两位葡萄牙犹太人出现在他门口。他们说自己是国王若昂二世派来的，还说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在开罗这个繁华的大都会里找到他。

两人中一个名叫约瑟夫，是个来自葡萄牙北部的鞋匠；另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是个来自南部的拉比。几年前，约瑟夫曾经陆路前往巴格达，大概是去调查鞋类市场的，他在那里听说了霍尔木兹的美妙神奇。回程路上他曾寻找过那位国王，国王对来自远方的信使总是大开方便之门的。拉比也曾去过东方，或许还到过开罗。因为两个间谍未能回国述职，若昂二世决定派这两位犹太人去寻找他们。

新来的人随身带着国王的一封信，科维良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

信的内容很难以令人愉快来形容。若昂写道，如果他们完成了任务，两人应返回葡萄牙，在那里接受至高无上的荣誉。如果任务失败，他们应该让鞋匠约瑟夫带回进展报告，自己则要直到完成任务才可罢手。具体而言，他们必须找到祭司王约翰本人的下落，方能回国。但他们首先要送拉比去霍尔木兹。国王无疑认为，与鞋匠相比，拉比是更可靠的报信人，亚伯拉罕也发誓说除非亲眼看到霍尔木兹，否则绝不回国。

国王若昂二世无从得知他的间谍已经去过霍尔木兹，并准备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情况。科维良身受王命，和以往一样，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一点。他给国王写了一封长信，把信交给约瑟夫后，就和新同伴一起出发了。 [43] 鞋匠回国，这位带信人对于瓦斯科·达伽马即将执行的任务至关重要。

科维良再次穿过沙漠前往托尔，再次经历缓慢而危险的行程，沿红海南下。到此时，这位间谍已是阿拉伯各个港口的常客，因而两人在亚丁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前往霍尔木兹的船。亚伯拉罕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心满意足，两人随后分道扬镳：拉比大概是跟着一个去叙利亚的商队回到了葡萄牙，而科维良则回到了红海。

科维良从那里出发去麦加的港口吉达。他准备全然无视命令，单独行动了。他已经对探险产生了强烈兴趣，像任何执着的探险家一样渴望经历危险，让生活变得更加刺激。

吉达这个富裕繁荣的港口全面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进入。但因为乘坐无遮无挡的船长途旅行，科维良的皮肤早已晒成了古铜色，又因为水手们通常不喜欢刮胡子，此时他满面胡须。另外，他过去四年都和穆斯林一起生活、旅行，穿上了他们的服装，能够流利地说他们的语言，对他们的风俗也十分熟悉。他在吉达没有被人识破，因而决定继续深入——前往麦加。他知道，只要暴露出一点基督徒的迹象，自己就会被就地正法。

这位葡萄牙间谍或许剃了发，光着头，身上裹着朝圣的两件套白色戒衣，进入克尔白天房的圣区，并沿着无数礼拜者在花岗岩石板上留下的足迹，绕着石头房子走了七圈。如果他是在麦加朝觐期间去的，他或许还随着朝圣的人群去了阿拉法特山 [44] ——据称穆罕默德在那里进行了最后一次训诫——然后又去米纳 [45] 朝着魔鬼扔石头，还观看了为纪念易卜拉欣而用公羊代替他儿子来做燔祭的动物大屠杀。心满意足后，他前往麦地那，参观了建在穆罕默德墓地 [46] 之上的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曾遭雷击，大部分的古建被毁。

完成这一套入教启蒙后，科维良离开麦地那前往西奈沙漠，顺道还拜访了古老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47] 。骨瘦如柴的希腊修士像对所有朝圣客一样，匆匆打发他去教堂参加礼拜，他带着赞叹观看了摩西本人也曾见过的，至少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纳 [48] 在到圣地寻找圣物期间，奇迹般地被发掘出来的“燃烧的荆棘” [49] 。这样一来，科维良便了结了自己关于信仰的所有心愿，他随后继续前往托尔，并第五次去了红海。此时已是1493年，自从他和那位拉比一起离开开罗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而祭司王约翰仍然不见踪影。

这位间谍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附近登陆东非，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强大的壁垒一直保护着内陆免受袭击。在穿越沙漠、高地和平原的危险之旅后，他来到“犹大支族之狮” [50] 和“万王之王”亚历山大的宫廷 [51] ，亚历山大及其王朝曾自称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 [52] 的后裔。埃塞俄比亚曾是个强国，在它偏僻的要塞中仍然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国王统辖着规模宏大、层次错综复杂的贵族阶层，有很多妻子和数十个女儿，她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在管理着这个国家。而他本人是个基督徒 [53] ，他的子民也是一样。

亚历山大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访者，科维良则献给他一份用阿拉伯语写就的致辞和一枚雕刻着多种语言的铜质勋章，那是他从离开葡萄牙时便一直小心保存到现在的。两样东西其实都是献给祭司王约翰的，但如今埃塞俄比亚人已经习惯了欧洲人将他们每一个国王都称为约翰，这个习惯虽然古怪，却也无害。

科维良后来报告说，那位君主“非常高兴，充满快乐（地接待了他），并说会很隆重地送他回国” [54] 。这位君主后来没能兑现诺言。几个月后，亚历山大出兵镇压一起叛乱，因在夜间没有被认出来而中箭身亡。他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但在幼年时期便死于疾病，一片混乱之后，亚历山大的弟弟瑙德取代他登上了王座。科维良立即请求新国王履行他哥哥的承诺，却被礼貌地拒绝了。后来瑙德也先于科维良死去，但瑙德的儿子和继任者戴维也不愿放科维良这位游客回国。既然他的先辈们都没有允许这个欧洲人离开，新国王解释说，自己也“没有资格准许他这么做，因此还是维持原状”。 [55]

科维良离开葡萄牙多年，家人无疑以为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他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侨民。他见多识广，又精通数种语言，是埃塞尔比亚宫廷里不可多得的顾问。他在那里被加官晋爵，荣宠有加，最终还被任命为一方总督。长期抗议无效之后，他终于屈从了国王的愿望，在当地娶妻。他显然有能力为自己做出最佳选择，因为后来，在这位前间谍离家33年后，一个葡萄牙使团来到埃塞俄比亚中部，发现他在那里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大腹便便、富足喜乐，膝下儿女成群。 [56] 若昂二世一面苦等着自己派出的间谍回国，一面在推进其总体规划的第二阶段。他选择了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57] 来指挥下一次海上探险，后者是王室禁卫军的一名骑士，也是个富有经验的船长。迪亚士的任务是一劳永逸地解答船舶能否航行绕过非洲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可能，他还将登陆祭司王约翰的领土。

1487年8月 [58] ，迪亚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里斯本，比佩罗·达·科维良和阿方索·德·派瓦出发的时间晚了三个月。其舰队包括两条轻快帆船，还有一条由迪亚士的兄弟佩罗担任船长的补给船，这是个创新设计，用来防止行程与日俱增的远航由于缺乏食物、饮用水和备用零件而中途夭折。尽管对这样的冒险来说，那些船小得令人丧气，但准备工作异常周密，船员们也个个都是老手。同行的还有以前海航途中抓来的两个非洲男人和四个非洲女人，为的是随时派他们上岸打探印度和祭司王约翰的消息。王室规划者认为带上女人是一计高招，因为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容易受到袭击，然而结果是，有一个女人死在去非洲的途中，而其他五人消失在内陆，从此音讯全无。

舰队航行经过刚果河宽阔的河口，在鲸湾受阻，然后顶着一股强烈的近岸流奋力南行。为了加快速度，迪亚士起锚出海，却被卷入了一场暴风雨。13天来，轻快帆船被狂风吹向西方和南方，他们把船帆降下一半，以防船头冲向怒海。到迪亚士总算能把船扳回正道、驶向东方之时，温度已显著下降，走了几天还看不到海岸，他只得转头向北驶去。

山峰很快就出现在地平线上，随着船队渐渐靠岸，他们看到一片自东向西绵延无尽的沙滩，其后是绿地缓坡，牧牛人正在放牧牛群。 [59] 牧牛人看了一眼神秘的船队，就把牛群赶回了内陆。目力所及之处空无一人，几个水手出发去寻找淡水，却遭遇山上投来的一阵石雨，成为众矢之的。迪亚士用弩射杀了一个攻击者，然后舰队急忙回到海上，继续航行。

一路上担惊受怕、精疲力竭的船员们已经受够了。食物几乎耗尽，他们齐声抗议。补给船远远落在后面 [60] ，如果他们继续前行就一定会饿死。他们已经发现了欧洲人前所未见的1400英里的海岸线，单单一次航行就有这么多发现，怎么也该够了吧？

迪亚士最后让步了，不过那是在他的军官们上岸之后才决定的，他们迫使他签署了一份决定返航的声明。正是在回程中，他终于明白无误地看到了一个大海角的岩岬，其后是一连串拔地而起的高峰，围绕着一座顶部平如桌面的高山。他沮丧地将其命名为“风暴角”，而他回国后，国王决定给它一个更乐观的名字——“好望角”。 [61]

这次航行延续了16个多月。船只支离破碎，幸存者的身体也垮了。他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看到了非洲的南端，还带回了精确的航海图，证明了伟大的托勒密的错误。古老的谜题终获破解，消息走漏出去，欧洲的地图也很快被重新绘制。 [62] 然而就在他即将航行驶入东方时，迪亚士却不得不认输了。他向国王汇报时充满歉意，说自己既没能找到祭司王约翰，也没到达印度。那些是他肩负的使命，而他没有达到那个高标准。他的发现并不完满，他的大名也不会载入史册。

到这时，葡萄牙人已经绘制出整个非洲西岸的地图。这一伟大成就证明了其整个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很多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已近胜券在握的他们突然发现，此前所做的一切，可能皆为枉然。

1488年12月聚在一起倾听迪亚士报告的众人里，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1493年3月4日，一条孤独的轻快帆船挣扎着驶进里斯本的海港，停泊在葡萄牙最强大的战船旁。尼尼亚号在暴风雨中受到重创，船帆剥落，船长被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避难所。

这不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往的荣归故里。多年来，他力劝葡萄牙国王资助他大胆冒险，向西航行前往东方。然而若昂认为意大利人最擅吹牛，谎话连篇，他的专家团对哥伦布的提议嗤之以鼻，拒绝让他放手一试。

哥伦布是个热那亚织工的儿子，自幼便对大海着迷。1476年，他作为一个普通海员，随一艘运送洋乳香去英格兰的商船第一次到达葡萄牙。船队在距离阿尔加维海岸不远处、航海家恩里克曾经的行动中心所在地附近遭到猛烈的袭击，当他所在的船开始沉没之时，这位年轻的水手抓住一支桨纵身入海，半游半漂了六英里后上了岸。这种戏剧性的亮相之后，他来到了里斯本，娶了一位贵族的女儿 [63] ，投入了葡萄牙的海军事务。

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提议向西航行前往东方的人。这个念头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近来又屡屡有人重提。1474年，一个名叫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 [64] 的佛罗伦萨著名知识分子曾写信给他的众多通信者之一、名叫费尔南·马丁斯的里斯本天主教修士，提出一个计划，建议向西航行到印度去，因为这“比从几内亚去往香料产地的行程要短”。 [65] 教士把这封信呈给宫廷，该计划在那里受到冷遇，却传到了新来的热那亚人的耳朵里。哥伦布被这样一个宏大的探险和逐利计划打动了，便写信给托斯卡内利，索要一份信件的副本。信件副本如期到达，还附上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佛罗伦萨人建议的路线，哥伦布全身心地投入到密集的研究之中。

他从自己所阅读的材料中得出了几个结论，西行航道看来触手可及。

首先，他得出的地球周长比实际情况要小得多。在这个结论上，哥伦布得到了强有力的权威的支持：伟大的托勒密本人在他的希腊前辈埃拉托斯特尼 [66] 相当精确的计算数值上砍掉了几千英里。托勒密自己的估算后来又被9世纪的波斯天文学家法甘尼 [67] 所取代，在其所著的《天文学基础》一书中，后者得出了更大的周长数字，该书是托勒密学说的修订概要，在当时仍是东西方最为普及的课本。然而，哥伦布以为意大利的长度单位和法甘尼使用的阿拉伯单位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短得多，因此，他认定地球比托勒密想象的还要小。

在缩小了地球以后，哥伦布又延展了亚洲。 [68] 关于从葡萄牙往东驶向中国沿海的距离，时人的估计短至116个经度，这样一来，如果打算走另一个方向，就要跨越大洋航行整整244个经度。托勒密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帮助了——他计算得出的距离是177个经度——但即使如此，航行越过大半个地球还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哥伦布改而求助于托勒密的同时代人——泰尔的马里努斯 [69] ，他得出的数字是225个经度，那样一来，横跨海洋的距离只有135个经度了。

即便采用地球周长的最小估算值和对亚洲跨度的最大估算值，但如果没有定期的新鲜食物和淡水补给站，也无人能在这种航行中存活下来。哥伦布需要的是中途有陆地的证据，为此目的，他又求助于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曾报告说日本距离中国海岸足足有1500英里远，这样在哥伦布的脑海里，亚洲又近了一大截。他确信，日本就在加那利群岛以西大约2000英里的地方，而中国、香料群岛 [70] 和印度本身都在它后面不远处。顺风的话，他几个星期就能到达那里。更好的情况是，去日本的路上还有一块可用的踏脚石——安提利亚 [71] 岛，有传言说，为躲避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有基督徒于8世纪前往那里定居下来，据说它的位置就在大洋深处。

哥伦布大胆地反其时代之道而行之。 [72] 在葡萄牙遭到断然拒绝之后，他又到热那亚和威尼斯力陈观点，不过也没有什么好运。他的弟弟巴塞洛缪去英格兰和法兰西试探国王们的态度，而克里斯托弗则放弃了葡萄牙，转投它的宿敌西班牙。他在那里获得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接见，他们当时在科尔多瓦统治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哥伦布向他们呈交了自己的计划。两位君主在自己的顾问商议期间好吃好喝地供养着这位未来的探险家，但事情拖延得太久，哥伦布又偷偷溜回葡萄牙，想再试试运气。

恰在那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从好望角归来，船停靠在里斯本。迪亚士的发现对哥伦布来说不亚于一个灾难：它终结了葡萄牙对绕道西行的亚洲航线的一切兴趣。哥伦布又溜回卡斯蒂利亚，却得知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专家们认为他的“诺言和提议全无可能，徒劳无功，应予拒绝” [73] 。

两年后，一切都变了。

1492年1月2日，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经过为期十年的艰苦战争后，终于征服了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据说，最后一位苏丹在离城之时转回身去，最后看了一眼阿尔罕布拉宫 [74] 被夕阳染红的、其屋顶被柔光笼罩的尖塔，不禁泪如雨下。“你哭得像个女人，却不能像个男人那样保卫国家”，他的母亲如此责备他，他们就此离开了那里。阿尔罕布拉宫的新主人们身穿华丽的彩绸衣服上山来到宫殿门前——那是安达卢斯的辉煌遗产给世人留下的最后回忆。

穆斯林统治西欧的最后一点儿痕迹也被清除了，王室夫妇立即派人向教宗报信。他们虔诚地自夸道：“我们的主乐意赐予我们对格拉纳达国王和摩尔人的全面胜利，他们是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之敌。……经过如此艰辛的努力、巨额的开销、死亡和流血后，被异教徒占领了逾780年的格拉纳达王国……（终被攻克）。” [75] 信中未提及的尴尬事实是，在过去2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格拉纳达一直是卡斯蒂利亚的附庸国，不仅向其供应绝佳的穆斯林物品，还为其军队补充兵力。

收复失地运动圆满结束了，西班牙已为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天主教双王”——这是心怀感激的教宗赐予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称号——开始着手净化他们的国度。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不久就会皈依，他们对此很有信心，但大众的情绪很快转为复仇。犹太人把基督徒儿童钉死在十字架上，还吃掉其余温尚存的心脏的恐怖故事让整个西班牙都为之战栗，虽然无人能指出谁家的孩子真的不见了，但仍有几个替罪羊被逮捕并活活烧死。1492年8月2日这一天被定为所有犹太人要么接受基督教信仰、要么面临行刑的截止日期，因而在格拉纳达陷落后仅仅七个月，加的斯 [76] 的大西洋港口就挤满了数以万计准备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逃离的人流过大，船长们借机勒索，犹太人须花费重金才能换得货舱里的一方立足之地，然后却被像倒垃圾一样倒入水中，或者被卖给海盗。其他人逃到了北非，却被禁止入城，客死荒野。塞法迪自古以来一直是个童话而非真实的所在，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噩梦。

穆斯林的遭遇也没好到哪儿去。格拉纳达有保证信仰自由的协定，包括保护清真寺、宣礼塔和宣礼员，但这个协定很快就被撕毁了。西班牙的穆斯林没过多久就被强制皈依，随后又被送进刑讯室，看看他们是否真正忠于被强加给他们的这种信仰。宗教裁判所是西班牙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证明，它以此来声称自己是最正当的基督教国家，但也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半岛长期战斗的另一个证明。它还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当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和继任者、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二世 [77] 派海军前往西班牙去拯救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他欢迎难民来伊斯坦布尔并赋予他们公民身份，对任何虐待犹太人的土耳其人以死亡相威胁，还嘲笑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驱逐这么多有钱的臣民实属短视。“你们说斐迪南是个明君，”他讥讽朝臣们说，“而他耗尽自己的国家来让我的国家变得富有！” [78] 伊比利亚愈演愈烈的宗教战火烧回原国，战火让西班牙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都陷入黑暗之中。

把外来事物清除出自己的王国之后，王室夫妇把注意力转向国外。

征服格拉纳达的几个星期后，伊莎贝拉一世召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驳回了他对专家裁决的申诉。这位未来的探险家闷闷不乐地骑着骡子往回走，而与此同时，斐迪南二世的财务大臣正在宫廷里畅所欲言。他指出，哥伦布已经从意大利投资人那里拿到一半资金。这个计划的开销最多也只够为外国使节们举办为时一周的祭典，而王库定可辗转腾挪，找到资金来源。或许哥伦布的财神救星 [79] 那时就已经怀疑自己将被迫自行筹措大部分资金；或许，作为一个受洗的犹太人，他自有理由坚持认为，为了亚洲皈依神圣信仰的回报，哥伦布的计划很值得冒险一试。

伊莎贝拉一世派使者去追哥伦布，正赶上他准备上船去法兰西。哥伦布的条件无礼之极：在他发现的所有土地上，他要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终身年金，他要当西班牙的总督，还要负责每一块殖民地的任命。此外，一旦他登陆，就要被任命为“大洋海军上将”。他的大部分条件都被接受了，但在那时，没有人真觉得他会成功。

1492年8月3日，日出前半个小时，塞满了犹太人的船慢慢驶离加的斯，向东而去，哥伦布也向西驶往亚洲。他的小舰队甫一安全上路，他就在旗舰圣玛利亚号（Santa María）狭窄的船舱里坐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行航海日志。

日志的开头便是“以我主耶稣基督之名” [80] 。

哥伦布打算在回欧洲后把日志献给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因而这本日志是写给他们的。他颂扬了天主教双王对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伟大胜利，说他们驱逐犹太人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还提醒他们，自己已经启程，去完成一件同样神圣的任务：

两位陛下因天主教基督徒和诸位国君献身于神圣的基督教信仰而成为该信仰的宣传者，以及穆罕默德教派乃至所有邪神崇拜和异端邪说之敌，现决定派遣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往印度上述地区拜访上述国君、民族和土地，并（了解）他们和所有地区的情况，以及当以何种方式令其皈依我神圣信仰。我受命不经陆路（即以通常的方式）前往东方，而是经由西方的路线，此路至今无人知晓是否曾有先驱。

他补充说，他很快就会携大笔财富返航，“三年之内，两位君主就能做好准备去征服圣地。我已请两位陛下明鉴，在下此番所得的全部利润均应用于征服耶路撒冷”。

在葡萄牙的日子里，哥伦布与生俱来的航海天赋得到了很好的磨炼，他离开加那利群岛五个星期后就看到了陆地。他不是个天生的领袖：就算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船员们也不止一次威胁说要哗变。他们发现的那块陆地是一个小岛，但友善的原住民表示附近有个大得多的岛屿。哥伦布继续航行，坚信他正前往日本并将探索那里的一段海岸，只是当地人把那个地方叫作科尔巴岛。圣诞节早上，在圣玛利亚号搁浅之时，他已访问了第三个岛，随即返回西班牙。

后来，这三个岛被证明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以及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 [81] ，但哥伦布坚信自己到达了亚洲。的确，东方与他期待的景象有一定的差距。他发现了一种闻起来像是肉桂和坚果的灌木，虽然它又矮小又不宜食用，但如果运用一点儿想象力，它看上去就很像椰子了。洋乳香树当年显然没有结果，而且他带走的黄金结果被证明是黄铁矿——愚人金。住在茅屋里的岛民显然是大汗的贫穷子民，但他在日志中记载道，皇宫无疑就在附近。

当历经风雨的尼尼亚号被吹离了航道，不得不返回里斯本时，这位新上任的大洋海军上将也致信国王若昂二世。信中，他请求获准进入王室海港，以便躲开那些寻宝人，并强调他是从印度地方而不是从葡萄牙的几内亚回来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划着小船上岸时，他的战船就停在哥伦布的停泊处旁边，海军上将忍不住炫耀了他为证明自己的惊人发现而带回来的“印度人”俘虏。

哥伦布在计划之外抵达里斯本的四天后，前去觐见葡萄牙国王。他随身带入宫廷的是最古怪的俘虏和在岛上捡的几样小玩意儿，显然没有香料、宝石和黄金。

国王心情不太好。两年前，他的独子阿方索在塔霍河畔骑马时坠马，极度痛苦地死在了一个渔夫的棚屋里。17岁的阿方索娶了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长女——阿拉贡的伊莎贝拉。天主教双王的独子身患重病，而且由于阿方索看来很有希望同时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继承人，很多人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曾经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来让这起婚姻无效，但纯粹出于政治原因而结合的这对年轻人坠入了爱河，真不让人省心。更值得一提的是，阿方索是个出色的骑手，而他的卡斯蒂利亚随从也在事后失踪了，从此不见踪影。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现在还想靠发现到印度的海上路线来抢若昂二世的风头，摆明了是要让后者难堪。

哥伦布此番雪上加霜，要求国王以新称号来称呼他，并尖锐地提醒他，本大洋海军上将曾给过国王极佳的机会，却遭到了拒绝。若昂二世的一些顾问建议杀了这个放肆无礼的水手，但国王听完了他的陈词。人们还不清楚哥伦布到底发现了什么，但他显然有所发现。上将发言完毕后，若昂二世指出他并没有找到香料。哥伦布解释说他最远只到了日本的外岛，国王于是改变了策略。他毫无诚意地说自己很高兴航行进展得如此顺利，但根据教宗的诏书和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哥伦布的发现无疑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哥伦布回答说自己是遵从双王的命令启航的，并没有到达非洲附近的任何地方；此外，从来没有哪项条约提及西方的新陆地，因为没有人认为那里会有陆地。

若昂二世态度暧昧地微笑着，他回到寝宫，对自己曾让这样一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而有些恼怒，并匆忙写就一封致西班牙的信，威胁要派战船去查明真相，如有必要，将宣布新发现的陆地归葡萄牙所有。这不是虚张声势：他有一支舰队整装待命，如果哥伦布再次出海，他们就会跟上他。斐迪南二世见状惊慌起来，忙派遣一名特使去恳求若昂二世推迟舰队的出发日期，直到问题讨论完毕再行动也不迟。

1493年5月4日，在哥伦布终于抵达西班牙后不久，教宗把世界分成两半，平息了这场争论。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 [82] 不是个中立的调停人。他出生于西班牙，而他的姓氏——波吉亚——后来成了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的别称。他最钟爱的情妇给他生了四个孩子，而他把教廷的大块土地分给了他们。西班牙的凶手、妓女、淘金者和间谍在罗马肆无忌惮，而教宗的宫殿里据称尸横遍野。甚至有谣言说，罗德里戈·波吉亚 [83] 是靠贿赂才爬上圣伯多禄的位子的，但他的候选人地位一定是得益于他的朋友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的干预。天主教双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罗马站在他们这一边。

在教宗的要求下，人们在地图上从亚速尔群岛 [84] 到佛得角群岛 [85] 以西100里格 [86] 的地方，从上到下画了一条线，那两个群岛是在航海家恩里克的时代发现的，仍是葡萄牙最西面的属地。从此以后，这条线以西的一切都属于西班牙。这份长长的诏书安排了新世界的秩序，却故意完全没有提及葡萄牙，其后不久，里斯本的窘境便发生了更加戏剧性的逆转，情况变得更糟了。那年9月，另一份诏书废除了此前给予葡萄牙在新发现的陆地殖民的一切许可。教宗解释说，既然向西方或南方航行的西班牙或许会“发现属于或曾经属于印度的岛屿和大陆”，那么“已发现与即将发现的，已探索与尚未探索的，位于或可能位于或看上去可能位于向西或向南航行或行程的路线上，无论其属于印度西部还是印度南部和东部的地区” [87] 都将归西班牙所有。鉴于印度幅员尚不确定，这样的含糊其辞就足以覆盖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葡萄牙长达数十年的探索突然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西班牙人在第二份诏书正式颁布的前两天，再次派哥伦布向西航行，时机的选择难免让人怀疑是与教宗串通好的。大洋海军上将这次指挥着包括17条船的舰队和一支1200人的军队。他探索了巴哈马群岛和安的列斯群岛，发现了新的群岛，在波多黎各登陆，还再次拜访了古巴。这次的赌注很大，哥伦布急需确凿的证据，以证明他可以把东方的财富带回国。他的手下四处去闻树木，坚信自己找到了香料，哪怕那些树上的果实跟上次一样稀少。哥伦布命令他的新臣民每个季度都要交出黄金作为贡品；他威胁说，若是有人胆敢拒绝，就把他们的手剁掉。由于无法完成定额，很多人被砍掉双手，流血不止而死，而数千人则以服毒身亡来结束这种折磨。还有几百人被围在一处，以装船运回西班牙出售，母亲们在逃走时纷纷把婴儿放在地上，而很多人死在途中。西班牙人以野蛮的狂热烧杀抢掠，不计其数的绞架在新世界各处竖起，景象触目惊心。 [88]

哥伦布还没有回来，国王若昂二世就派特使直接与西班牙谈判。他的海军更强大，而且他很清楚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债务重重，还在忙于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此外，他安插在西班牙王室议会的报信人告诉他，天主教双王愿意把教宗那份骇人听闻的敕令作为一个谈判立场。

双方在西班牙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上会面了，那里离葡萄牙的边界不远。在教宗特使的调停之下，谈判双方制订出一个折中方案。西班牙人同意把分界线西移270里格，大约是在佛得角群岛和哥伦布的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中点位置。葡萄牙人承认西班牙水手在西部发现的所有土地均归西班牙所有，而西班牙则把东部所有陆地的权利让给葡萄牙，不管那里是不是印度。新的条约于1494年6月7日签署，被葡萄牙人认定为一场胜利。更准确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联盟协议，但最终它所引发的问题跟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至于在那些散落的岛屿之中，370里格的量度究竟始于何处，两国留待后人联合远航时再确定，但联合远航从未成行。无论如何，水手们根本无法确切得知自己所在的经度，因而也无法知晓是否越界。也没有人想到考察一下这条线是仅仅把西半球一分为二了，还是会一路延伸到整个地球。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信仰和统治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一场激烈的竞赛。欧洲人连其中有些国家的名字都叫不全，但那些地方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被两个闻所未闻的欧洲列强私相授受了。

[1] 胡安娜的母亲后来又与一个主教的侄子生了两个孩子，这样明目张胆地展示多产终于驱使恩里克四世与她离婚，这对于胡安娜丝毫没有帮助。

[2] 卡斯蒂利亚的继位之战从1475年打到了1479年，两个国家缔结了《阿尔卡苏瓦什条约》（Treaty of Alcáçovas）。除了确定伊莎贝拉继位之外，条约还暂时确定了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在大西洋上的所有权。葡萄牙终于被迫接受了卡斯蒂利亚对加那利群岛的控制；西班牙则承认了葡萄牙对于亚速尔群岛、马德拉岛和佛得角群岛的占有，以及它对“从加那利群岛向南直到几内亚……已发现或未发现之土地”的独享权利。Frances Gardiner Davenport，ed.，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17），44.

[3] 在1492年之前，亚伯拉罕·萨库托（Abraham Zacuto）一直都是西班牙的著名天文学教师，其后他加入了犹太人大批逃离、前往葡萄牙的队伍，成为若昂二世的王室天文学家。来葡萄牙五年后，他逃脱了曼努埃尔一世的强迫皈依，搬去突尼斯和耶路撒冷。除了绘制他的学生约瑟夫·维齐尼奥为海上实际应用所制定的天文表外，他设计了第一个金属星盘，还是瓦斯科·达伽马探险队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约瑟夫·维齐尼奥（Joseph Vizinho）在1481年若昂二世继位后不久便到达葡萄牙；1485年，他出海去进行计算船只纬度的实验。据若昂·德·巴罗斯说，同去的还有国王的医生罗德里戈和日耳曼制图师兼天文学家马丁·倍海姆（Martin Behaim），后者从1480年起便在里斯本了。

[4] 迪奥戈·康（Diogo Cão，约1452—约1486），葡萄牙探险家，15世纪80年代，他沿非洲西岸进行了两次航行，成为第一个发现并深入非洲第二大河刚果河考察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到达西南非洲的鲸湾（今纳米比亚附近）的欧洲航海家。

[5] 引文出自Edgar Prestage，The Portuguese Pioneers （London：A. & C. Black，1933），208。

[6] 或称沃尔维斯湾，这是荷兰人为其重新取的名字，一同改名的还有它所庇护的纳米比亚港口，至今仍在使用。

[7] 多年后，在刚果河（葡萄牙人称之为扎伊尔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块刻着康的名字的石头。尽管其他资料都说康死于克罗斯角，但巴罗斯却说他回到了葡萄牙。参见Prestage，Portuguese Pioneers ，210。

[8] 1491年，在中非西部强有力的统治者刚果国王接受洗礼后，改宗的速度加快了。这位国王名叫恩济加·恩库武（Nzinga Nkuwu），取用的基督教教名是约翰。虽然他和很多朝臣不久便回归了其传统的信仰，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却在葡萄牙武器的帮助下，并因——他声称——圣雅各及时显灵，击败了他堕落的兄弟。阿方索的后代侵犯了天主教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与葡萄牙人的关系不再和睦，还对刚果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

[9] 关于科维良和派瓦的使命最详尽的叙述仍然是Conde de Ficalho，Viagens de Pedro da Covilhan （Lisbon：A. M. Pereira，1898）。关于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科维良的神父的报告见Francisco Alvares，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During the Years 1520-1527 ，trans. and ed.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London：Hakluyt Society，1881）；由C. F. Beckingham和G. W. B. Huntingford编辑的修订版于1961年出版。葡萄牙的编年史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我则使用了近代旅行家的陈述来填补此次旅行的背景。

[10] 他的名字也可写成Pedro（Pêro是古体的写法）、João、João Pêro，或是Juan Pedro；他的姓氏可以写成da Covilhã、de Covilhã、de Covilham或Covilhão。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如今里斯本的印度大使馆就位于Pêro da Covilhã大街。

[11] 特莱姆森（Tlemcen），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是中央马格里布的古都。

[12] 他的出生地点是布朗库堡（Castelo Branco），就在科维良镇南面一点儿。葡萄牙人从摩尔人手中夺取此镇后，把它给了圣殿骑士团，后者保护这个镇子免受来自附近西班牙边境线的频繁袭击。

[13] 某些资料称，第三位专家名叫莫伊塞斯大师（Master Moyses，或称摩西大师）。菲卡略（Ficalho）说，约瑟夫·维齐尼奥受洗时，正是莫伊塞斯为其施洗的；参见Viagens de Pedro da Covilhã ，55。

[14] 根据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在其《航行和旅程》（Navigazioni e Viaggi ）中的记录，此书是1550～155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部著名的游记摘要。葡萄牙语资料没有提及最后一条指示，参见Ficalho，Viagens de Pedro da Covilhã ，56-63。

[15] Alvares，Portuguese Embassy ，267.

[16] 曼努埃尔（Manuel，1469—1521），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1495～1521年在位）。曼努埃尔的堂兄若昂二世死后无合法子嗣，他因而被贵族们选中继位。曼努埃尔一世幸运地继承了若昂二世为葡萄牙建立的航海事业，坐享其努力的成果，因此被称为“幸运儿”。他在位期间，将葡萄牙变成在东方的海上贸易帝国。

[17] 达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oís）所言，引文出自Henry H. 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London：William Hodge，1952），239。戈伊斯还说曼努埃尔一世身材匀称、头部昂起，有令人愉快的表情，但他的描述异乎寻常地全无惯有的矫饰。

[18] 这位银行家名叫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基翁尼（Bartolomeo Marchionni），据称他是里斯本最富有的人。到那时，葡萄牙已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罗伦萨人社区，他们从事着银行和船运生意；马尔基翁尼是其中最著名的成员，与王室有大量的生意往来。

[19] 他们去的银行是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儿子们经营的；这个十分富有的佛罗伦萨家族在全意大利都有办事处。

[20] 阿马尔菲海岸（Amalfi Coast），意大利南部萨莱诺省索伦托半岛南侧的一段海岸线，西面到波西塔诺，东面到海上维耶特利。

[21] 航标灯（Pharos），指从前亚历山大港内法罗斯岛上的灯塔，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

[22] 马丁·鲍姆加腾（Martin Baumgarten），日耳曼探险家，著有1594年出版的《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书。这是谈及巴勒贝克（即“太阳城”）废墟的第一本现代著作，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谈及此书。

[23] Henry H. 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London：William Hodge，1952），392.

[24] “The Travels of Martin Baumgarten … through Egypt，Arabia，Palestine and Syria，” in Awnsham Churchill，ed.，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A. and J. Churchill，1704），1：391.

[25] 罗塞塔（Rosetta），埃及港口城市，今亦称拉希德（Rashid），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

[26] Wilfred Blunt，Pietro’s Pilgrimage：A Journey to India and Ba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James Barrie，1953），58.

[27] Wilfred Blunt，Pietro’s Pilgrimage：A Journey to India and Ba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James Barrie，1953），55.

[28] 彼得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1586—1652），意大利旅行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走遍了亚洲，到过圣地、中东和北非，最远到达过印度。

[29] “金字塔上，”希罗多德写道，“有埃及文字记录了建造金字塔的劳工们所消耗的萝卜、洋葱和大蒜的数量。”Wilfred Blunt，Pietro’s Pilgrimage：A Journey to India and Ba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James Barrie，1953），57.

[30] “Travels of Martin Baumgarten，” 397.关于中世纪开罗和其他伊斯兰城市的更多内容，请参见Joseph W. Meri，ed.，Medieval Islamic Civilization：An Encyclopedia （New York：Routledge，2006）；Michael Dumper and Bruce E. Stanley，eds.，C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xford：ABC-Clio，2007）。

[31] 努比亚人（Nubians），起源于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的一个民族。古代努比亚人在非洲中部及尼罗河较低流域从事贸易活动，促进周围一带的繁荣。他们以巨大的财富闻名于世。多数努比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

[32]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被认为是人口统计学之父。1352年开始从政，1378年写成著作《历史绪论》，1406年3月19日在开罗逝世。

[33] 引文出自Albert Habib Hourani，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3。

[34] Ibn Khaldun，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Selections from the Prolegomena of Ibn Khaldun of Tunis（1332-1406），trans. and ed. Charles Issawi（Princeton，NJ：Darwin，1987），4.

[35] “Travels of Martin Baumgarten，” 401.

[36] 穆卡达西（al-Muqaddasi，约945或946—991），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他是第一个使用自然色彩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

[37] 印度洋上的船舶没有钉子。据说迷信的水手们认为，海面下的巨大磁铁会把钉子拔出来，而更加务实的人重视单桅三角帆船的灵活性，船体没有钉子使它更容易被拖上岸，撞上浅滩后也更有弹性。

[38] 霍尔木兹（Hormuz），伊朗南部一城市，位于霍尔木兹岛上。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阿曼湾，西连波斯湾，素有“海湾咽喉”之称。

[39] 16世纪的英格兰旅行家拉尔夫·菲奇所言，引文出自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71。

[40] 塞拉（Zeila），亚丁湾海岸的港口城市，位于索马里境内。在古典时代，塞拉曾是奴隶贸易的中心。

[41]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摩洛哥的穆斯林学者，被公认为世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他的旅程记录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在30年的旅途过程中，他经过了伊斯兰世界中大部分著名的地方，也到了许多非伊斯兰地区，足迹遍及北非、非洲之角、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

[42] 引文出自Ross E. Dunn，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122。如今，这个索马里镇子被通称为塞拉（Seylac）。

[43] 科维良的信是否抵达里斯本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16世纪的编年史家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先是说信到达了，然后在后期的一个版本中又说信未到。与他同时代的加斯帕尔·科雷亚和加西亚·德·雷森迪（Garcia de Resende）说信件寄到了，但是在若昂二世过世后才到的；雷森迪还补充说，信件是在瓦斯科·达伽马离开后到达的。拉穆西奥说信件寄到了，信中有葡萄牙船可以轻易到达印度洋的消息。18世纪苏格兰的埃塞俄比亚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坚定地认为信件寄到了，还补充了他想象中的信件内容，包括详细的地图等。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时显然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无疑不知道他到了那里后会看到什么。看来这两位犹太旅行家中至少有一个很可能带回了科维良之前发现的消息，即便没有书面证明，但是，唉，几乎可以肯定，真相是永远无法揭开了。

[44] 阿拉法特山（Mount Arafat），位于沙特阿拉伯城市麦加以东，是一座花岗岩丘陵。阿拉法特山又称“仁慈山”。穆罕默德的生命接近尾声时，追随者们陪伴他一同进行朝觐的活动。在阿拉法特山的时候，穆罕默德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著名的“辞朝演说”。

[45] 米纳（Mina），圣城麦加以东五公里处，属于麦加的郊区，因为每年有大批信徒在此搭帐篷准备参加朝觐，又被称为“帐篷城”。该地每年朝圣期间会举行“掷石拒魔”的仪式。

[46] 根据传统，穆罕默德被葬在他的爱妻阿伊莎的房间里，原址后来被隔壁清真寺的反复重建（包括1481年一场火灾之后的彻底重建）所覆盖了。中世纪的基督徒散播谣言，说这座铁坟悬在空中，然后又解释说它是被磁铁支撑起来固定在那里的，以此来嘲弄这个想象出来的奇迹。

[47] 圣凯瑟琳修道院（monastery of St.Catherine），位于埃及西奈半岛南端的西奈山脚下，是一间仍在服务基督徒的古旧修道院。修道院由6世纪时在位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兴建的。

[48] 海伦纳（Halena，246—330），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妻子，君士坦丁一世之母。她有名的事迹是在基督教传说中找到了真十字架。她在天主教及正教会都被视作圣人。

[49] 燃烧的荆棘（Burning Bush），见《圣经·出埃及记》3：2。根据《圣经》所述，这种植物经火而未毁，故而得名。摩西正是在此地受上帝之命，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

[50] 犹大支族之狮（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是以色列民族的十二支族中犹大支族的象征。“犹大之狮”的说法见于《圣经·创世记》49：9。

[51] 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是埃斯肯德（Eskender）这个名字的西化版本。埃塞俄比亚在3世纪的巅峰时期是一股重要的势力，国土南至苏丹，东抵阿拉伯半岛。亚历山大所属的所罗门王朝从1270年一直统治到1974年。

[52] 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在希伯来《圣经》的记载中，是一位统治非洲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与所罗门王生活在相同年代。示巴的位置大约相等于今日的埃塞俄比亚，他们相传是诺亚长子闪姆的后人。

[53] 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被一名希腊廷臣改变信仰后，在4世纪初正式采纳基督教为国教，那位廷臣是在孩童时期被海盗从过往船只上绑架而来的。埃塞俄比亚由于伊斯兰的征服而与大部分的基督教国家隔离，从而保留了其自己的传统，包括一夫多妻制。

[54] Alvares，Portuguese Embassy ，270.

[55] 拉穆西奥所言，引文出自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76。科维良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唯一的欧洲人。一个曾是意大利修士的艺术家声称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0年。阿尔瓦雷斯说“他是个非常可敬之人，也是个伟大的绅士，尽管他是个画家”。另一个欧洲人则倒退回沙漠教父们的禁欲受虐狂状态，他住在峡谷的洞穴里；20年后，他从洞穴里面把入口用砖封死，之后大概很快就死了。其他欧洲人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些人是自愿来的，另一些人则是被海盗抛到岸上的：几乎无人获准离开。

[56] 葡萄牙代表团在1520年5月前后到达，彼时已是73岁或74岁高龄的科维良用他的探险故事款待了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教士友善低调地写道，他是个“一切照命令行事，并坦承一切”之人。

[57]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51—1500），葡萄牙贵族和著名航海家。他出身于葡萄牙航海世家，1487年带领船队航行至非洲大陆最南端并发现好望角，为葡萄牙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8] 关于迪亚士的航行记录异乎寻常地少。没有官方的报告、日志、日记或图表存留下来；不是所有的编年史家都提到此事，有的甚至都没有捎带一提。巴罗斯做了简要总结，说迪亚士在1486年8月出发，1487年12月返回。少数同时代目击者——包括身染热病的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和他遭遇船难的船员们，迪亚士在返程途中救了他们——说他在1488年初发现了好望角，并于当年12月回国，因此，1487年8月这个启程日期被广泛认可。

[59] 迪亚士将此海湾命名为牧人湾（Bahia dos Vaqueiros），并将登陆之处的小海湾命名为圣布莱兹饮水处（Aguada de São Bras），这么取名是因为他发现这处喷泉的那一天是这位圣人的节日。葡萄牙人后来将这个海湾命名为圣布莱兹，后又被荷兰人改称莫塞尔湾（Mossel Bay）。

[60] 余下的同伴回到补给船时，发现留在船上的九人中有六人被杀。第七个人是个文书，据说他看到同伴后大喜过望，以至于当场就断了气。

[61] 这是巴罗斯的说法；杜阿尔特·帕谢科说迪亚士本人将其命名为好望角。

[62] 1489年，亨里克斯·马提勒斯出版了一张世界地图，原本打算显示非洲延伸到了页面的底部。当他听到迪亚士新发现的消息时，地图已经雕版完毕。他没有重新来过，而是把好望角加到边界的上方。

[63] 对于哥伦布而言，菲利帕在各方面均是不二之选。她是巴尔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洛（Bartolomeu Perestrello）的女儿，后者是热那亚人的后裔，也是航海家恩里克派去宣称马德拉群岛归葡萄牙所有的几个船长之一；她的外祖父曾在休达作战。

[64] 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397—1482），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宇宙学家。他根据多年的计算结果，断定由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亚洲（而实际情况则略远）。他的评估为哥伦布所知悉，为其航行计划做好了准备。

[65]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During His 1st Voyage ，1492-93），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Voyages of John Cabot and Gaspar Corte Real ，trans. Clements R. Markham（London：Hakluyt Society，1893），4-5.托斯卡内利致哥伦布的信再现于同一卷内：“我理解您高尚而宏伟的愿望，从东方各地航海到西方，”他如此写道，“上述航行不但可能，还且是真实的，且必然非常可敬，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利润，并会（让您）在所有基督徒中声名大振。”他信心十足地宣称，东方的国王和君主们甚至比欧洲人更急于相见，“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鉴于上述种种，以及可能提及的很多其他方面，我绝对相信拥有莫大勇气的您，以及始终渴望开创一切伟大事业的葡萄牙人民，定会怀着炽热的心和强烈的渴望来完成上述航行”（10-11）。

[66] 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前276—前194），希腊数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的贡献主要是设计出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

[67] 法甘尼（Alfraganus，800或805—870），波斯的逊尼派天文学家，9世纪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月球上的法甘尼火山口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68] 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将欧亚大陆表示为从东到西横跨116度；众所周知，马丁·倍海姆在其1492年的地球仪上将其宽度延伸到234度，甚至比“泰尔的马里努斯”得出的数字还要大。其正确的数字是131度。考虑到这一切，哥伦布将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低估了四倍多。

[69] 泰尔的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约70—130），希腊地理学家、制图师和数学家，他创立了数理地理学，并给托勒密影响广泛的《地理学指南》提供了理论基础。

[70] 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即摩鹿加群岛（Maluku Islands），有时也会被称为“东印度群岛”，是印度尼西亚境内众多群岛板块之一，也是马来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为香料群岛者，多指这个群岛。

[71] 安提利亚（Antillia），中世纪晚期欧洲人虚构出来的一个幽灵岛。构想中，安提利亚位于西班牙以西的大西洋，西非加那利群岛及亚洲的中间，更曾有人绘出虚构的地图标注它的位置。

[72] 哥伦布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形成，而他首次记录和提及某些资料和计算数字的日期是在他的首次航行之后。即便如此，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很早就发现了足以支持他的伟大计划的证据。

[73] 引文出自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Boston：Little，Brown，1942），97。

[74] 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位于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是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古代清真寺-宫殿-城堡建筑群。

[75] 引文出自Joseph F. Callaghan，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3），214。

[76] 加的斯（Cadiz），西班牙西南部一滨海城市，是安达卢西亚加的斯省的省会。

[77] 巴耶塞特二世（Bayezid Ⅱ，1447—1512），奥斯曼帝国苏丹，他的执政时期是从1481年到1512年。他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之子，于1481年父王去世后登上王位。巴耶塞特二世跟他父亲一样包容东西方文化。与许多苏丹不同，巴耶塞特非常努力地确保内部政务的顺利推行，所以他被冠以“正义者”的称号。

[78] 引文出自David F. Altabé，Spanish and Portuguese Jewry Before and After 1492 （Brooklyn，NY：Sepher-Hermon，1983），45。

[79] 这位名叫路易斯·德·圣安杰尔（Luis de Santangel）的大臣的确亲自资助了大部分航行，还募集了额外的资金以免伊莎贝拉一世抵押她的珠宝。哥伦布给圣安杰尔写信描述了他的首次航行。

[80] 这段摘录引自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152-155。哥伦布在航行开始时显然没有时间构思一篇字斟句酌的演讲词，这个开场白是零星写成并在后期添加的。

[81] 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加勒比海中第二大岛，仅次于古巴。该岛位于古巴东南方、波多黎各的西边。

[82]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31—1503），罗马教宗（1492～1503年在位）。他本名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是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外甥。1493年，他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划定了殖民扩张分界线，即“教皇子午线”。

[83] 在其教宗生涯的辉煌时刻之一，亚历山大六世拒绝宽恕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驱逐犹太人的敕令。他接收了一些来自西班牙——后来是来自葡萄牙——的难民来到罗马，这一举动为他带来了很多西班牙的仇敌，但很难证明他本人其实是犹太人只是不敢公开承认这种说法，像他的死敌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所声称的那样。

[84] 亚速尔群岛（Azores），位于北大西洋中央的群岛，为葡萄牙领土。

[85] 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它横跨大西洋中部的十个火山岛，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佛得角”在葡萄牙语意为“绿角”。

[86] 一里格原本是普通船只在一般情况下一小时内航行的距离，约合现代的三海里。

[87] 《不久之前》（Dudum Siquidem ）这一教皇诏书，颁布于1493年9月26日。其原始文本和英译本见Davenport，European Treaties ，79-83。更早的教宗诏书是颁布于1493年5月4日的《除其他事项外》（Inter Caetera ），见pp. 71-78，这封诏书本身是接连发布的三份诏书中的第三份，教宗对西班牙的偏向在这些诏书中渐次提高。

[88] 曾是早期的殖民者，后来宣誓成为主教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emé de las Casas）报告说，殖民者中有很多人本来就是罪犯，他们“打赌看谁能把人一切为二，或是一刀砍下他的头颅；不然他们便会把他开膛破肚。他们抓住婴儿的脚，从母亲怀里扯下婴儿，把婴儿的头撞向岩石。……他们用剑穿过其他婴儿的身体，连同他们的母亲以及所有挡在他们面前之人”。囚犯们被挂在网板吊架上，“高度刚好让他们的双脚离开地面，为纪念我们的救世主和12位门徒并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把印第安人分成13人一组，在其脚下放上木头，点燃木头活活烧死他们”。引文出自Kirkpatrick Sale，The Conquest of Paradise：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lumbian Legacy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1），157。一年四次的纳贡制度很快就被制度化的奴隶制所取代；当然，在消灭原住民人口方面，哪怕是最荒唐的残酷行为都远不及疾病有效。

第二部分 探险

7.指挥官

在里斯本岸边的造船厂里，木制脚手架下的两条船逐渐成形，表面看去，它们并无出奇之处。木匠们完成了粗壮的翼肋框架，把船壳板固定到位，两个船体开始显出同样圆滚滚的形状，同样的方形船头和高耸的方形船尾，跟这个热闹的港口里锚泊的几十条货船没什么区别。它们显然非常坚固——木料是特地在王室森林里砍伐的——但它们的确相当小，整体长度或许只有八九十英尺。只有少数几个知情人知道：它们注定要在未知海域里进行一次异乎寻常的远航。

船匠结束了船体的工作，桅杆高耸，直入云霄，根部固定在龙骨上。桅杆周围铺上了甲板。高大的艏楼和更高处的艉楼 [1] 在主甲板上逐渐成形，它们坚固耐用，待船员上船后，足以作为最后一道防御阵地。船舵固定在船尾的长柱上，柱头上安装了沉重的木制舵柄。船头装上了桅杆，它们像独角兽的角一样派头十足地向上伸出，在必要时可用作备用桅杆。船只守护神的雕刻头像装在船头的显要位置，装备就此开始。

码头工人把一车车石头接力推上陡峭的跳板，倒进船舱作为压舱石。绳匠翻转绕着缆索的大木桶，那些缆索都是亚麻绞成的，帆匠也扛来了用帆布做成的大帆。船头装上铁锚，备件存入船舱。船体的干舷部分涂上了黑色的柏油混合物，以保护木料不致受潮腐烂。水线以下部分的木板间的缝隙都填满了麻絮——从旧的柏油绳索上剔下来的麻丝纤维——并将滚热的沥青泼在上面，形成防水层。当时的船底是用一种难闻的沥青牛脂混合物来涂抹的，用来抵御附着在船体上造成阻力的藤壶，以及把藤壶蛀成筛子的热带寄生虫。与此同时，力工队伍用推车拉来大炮，那些大炮的炮筒是以熟铁条在熔炉中锻造而成的，并以铁箍加固。每条船上都装备有20门大炮，一些沉甸甸的臼炮被捆扎在木制炮台上，其他轻型小炮安装在简易的叉状炮座或铁制台座上，不过即便是最小的炮也重达数百磅。自16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前往非洲的轻快帆船都携带有加农炮，还特别设计了加固的船只来承载大型臼炮，但敏锐的观察者或许会停下来想一想，要知道这两条船本来就比大多数船只配备的武器更加精良。

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观察着每一步进展。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受国王若昂二世之命，建造这两条船。他放弃了轻快帆船，因为以往的惨痛教训使他明白，轻快帆船太小了，如今的航海动辄持续数年而非数月，那样的船实在难以确保舒适，此外它们也太轻，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南大西洋来势汹汹的风浪。这一次，他设计参照的基础是多功能商船，那是将北欧和地中海的造船传统相结合，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新船的主桅和前桅都挂横帆，后桅则挂一面大三角帆。虽然新船的船体较重，船速较慢，逆风航行的能力也不如轻快帆船，但它们比较宽敞，也更稳固安全。迪亚士谨慎地保持了船体设计的紧凑——吨位在100吨或120吨，大约是轻快帆船的两倍——这使得它们可以在沿海的浅水地带航行继而进入较深的河流。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即将进行极其危险的航行所用的船舶，原本是用来在欧洲沿岸拖拉大宗货物的。

从一开始，若昂二世就打算让这两条船航行去印度，但他甚至没来得及亲眼看到它们离开里斯本。 [2]

1495年10月25日，国王久病之后，死神还是降临了，有人认为是王子阿方索之死的悲伤所致，还有人认为他死于经常服用有毒的药剂。他吻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为自己的坏脾气做了忏悔，并拒绝人们以王室头衔称呼他，“因为我不过是长满蛆虫的一袋尘土而已” [3] ，他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终年40岁。他的堂弟和内弟曼努埃尔继位。

在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成年的时代，宫廷中充满了阴谋的气息。若昂二世在与贵族的斗争中杀害了曼努埃尔的哥哥和姐夫。他粗率地认为曼努埃尔本人不过是个懦弱的无能之辈，而且是在私生子若热（Jorge）未能取得合法地位后，才提名曼努埃尔作为继承人的。新国王是个虚荣任性之人：他非常喜爱新衣服，以至于半个宫廷的人都穿着他弃置不要的旧衣物；他还很怕政敌，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国会只召开了三次会议。和不少虚荣之人一样，他也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只喝水，避免吃用油脂烹饪或涂抹过的食物。他很快就得到了“幸运儿”的外号，既因为他不太可能的继位方式，也因为他继位之时恰逢前任寄望之伟业的关键时期。然而，国王和亲王往往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开疆拓土提供新动力，笃守虔诚的曼努埃尔也是一样，无论福祸好坏，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若昂二世推行的新派作风昙花一现，葡萄牙很快又退回到仍带有强烈中世纪色彩的王室世界观，信仰，而非理性思考，将驱使着葡萄牙的舰队径直驶入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

26岁的国王尚未婚配，他继位后不久，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便来提婚，奉上了他们的女儿。新娘就是曾许配给若昂二世之子——曼努埃尔的外甥——阿方索的那位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在阿方索死后悲痛欲绝，她回到卡斯蒂利亚的家中，决定守寡。被人强推进昔日爱人的舅父的怀抱是件残忍的事，她提出须答应自己的条件才同意这桩婚事。曼努埃尔得知，他必须效法她的父母，把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之后，方可成婚。曼努埃尔一世对邻国的土地觊觎已久，当天主教双王的19岁独子在参加姐姐婚礼的途中死亡后，他对于自己新娘的感情急剧升温。曼努埃尔突然变成了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从而也有望成为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最高君主。 [4]

1492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西班牙逃到葡萄牙。如今，他们又要走上逃亡之路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葡萄牙的犹太人口长期以来都被限制在人称犹太区 [5] 的地区里。那里是欧洲比较好的犹太人区：在里斯本，最古老的犹太区占据了商业区和码头之间的优质地产，基督徒白天可以进入，晚上则不得不离开，这让基督徒很懊恼。然而实际上，犹太裔达官显贵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他们对葡萄牙经济的贡献很大，对地理发现也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航海家恩里克曾雇用了航海、制图和数学领域的犹太专家；犹太人中既有备受信任的王室顾问，也有鞋匠约瑟夫和拉比亚伯拉罕这样的特使和探险家。然而在1496年12月5日，葡萄牙境内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接到命令，必须在十个月内离境，否则就要面临死刑。 [6] 到次年复活节，犹太教的会堂纷纷被封，希伯来语书籍被查抄，孩童被迫离开家庭，被送去基督徒家庭抚养长大。

对这项新政策，曼努埃尔私下里远没有他公开表示的那样痴迷。他很清楚大批犹太人离境必然意味着人才流失，也没打算让大部分犹太臣民离开。那些选择离去的犹太人只能乘坐国王指定的船只；他们到达港口时，已经有神职人员和士兵等在那里，强迫或哄骗尽可能多的人受洗。1497年9月，剩下的大多数人被集中带往里斯本被迫受洗；大概只有40个人拒不从命。曼努埃尔宣称，所有皈依的犹太人及其后裔今后将被称为“新基督徒”，他还宣布了一个漫长的宽限期，在此期间，不允许任何人询问他们的信仰。他履行了岳父母在信中表达的愿望，同时全然无视其精神实质，但这只是实用主义的小花招，而非宗教宽容。对那些提出抗议，认为强迫皈依远不如流放——简直令其生不如死——的人，他答复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成千上万的灵魂因此而避免了万劫不复，并受到引领走向“真知”。曼努埃尔点燃了一根很长的引信，宗教净化之火终有一日也会烧到葡萄牙来。

与此同时，无须天主教双王的催促，曼努埃尔还把所有穆斯林从他的国土上驱逐出境。昔日葡萄牙的伊斯兰印记仍然比比皆是，连里斯本的王宫圣若热城堡的壁垒正下方也是一样。纵横交错的街道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卵石铺就的阶梯将它们连在一处，在装饰着流水淙淙的喷泉的小广场上彼此交叉，涂白的墙上时而会有一道缝隙，可以瞥见种着芬芳的橘子树的庭院。 [7] 然而彼时葡萄牙只剩下少数穆斯林，还被限制居住在几条巷子里，他们要缴税，禁止经商，还被迫在头巾上佩戴半月形标记。他们在经济上没什么地位，因而和犹太人不同，他们可以离境。在西班牙完成其宗教净化仪式的前几年，曼努埃尔便已拆散了共存的最后纽带，宣布葡萄牙是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

国王的顾问们对新的内政没什么看法，他们更担心的是他日益浮夸地谈论着要改变世界。很多人利用暴君若昂二世驾崩的机会，表达自己对企图抵达印度的这种愚蠢行径心有余悸。他们指出，这种愿望祸福难料，却必定要冒巨大的风险。就算有奇迹发生——他们能够穿过危险重重的大洋，到达那个广阔神秘之地，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危险又是什么呢？连守住休达都如此艰难，征服印度谈何容易？更糟的是，进攻东方显然要与比自己富裕得多的强国为敌，尤其是埃及和威尼斯，这难道不会让本土遭到威胁吗？

忠言被当作耳旁风。曼努埃尔继承了一种神圣的职责，他决心收获荣耀。当无法用理性说服批评者之后，他回复说，上帝会照顾他的王国，他会把此事交到祂的手中。

年轻的国王坚信葡萄牙的探险事业有神相助，很多臣民也这样认为。这源于一种信念：葡萄牙作为一个诞生于十字军东征的国家，有义务与伊斯兰战斗到底。但曼努埃尔的野心要大得多。1500年眼看就要到来了，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各种世界末日的象征显现出来。曼努埃尔在他虔诚的妻子的鼓励之下，表现出令人惊愕的救世主倾向。他开始认为圣灵直接赋予了他灵感，让他去开创基督教全球化的新纪元。他即将派往东方的舰队将要为曼努埃尔新外政的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铺平道路，那就是发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重新夺取耶路撒冷，《圣经》中曾预言，这一事件必定会引来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像黑暗过后必将重现光明一样。船体接近完工之时，曼努埃尔命令其代理商尽快装备设施。码头工人在每条船的甲板上都安装了两条划艇、一条大艇和一艘轻体双桅帆船，并配备了长桨以便紧急情况下划船之用。船舱里装满了铁箱、石弹石丸、备用船帆和滑车、罗盘和测深铅锤、威尼斯沙漏和各种贸易货品等。军械库里的弩弓和长柄战斧、长枪战矛、鱼叉长剑都安全地堆放在一边。脚夫们扛着一箱箱葡萄酒、食油、醋、一桶桶硬面包 [8] 、腌肉咸鱼和各式干果上了船。规划的航行预计船员们要离家三年，但无人真正知晓航行的归期。

舰队还差两条船。贝里奥号（Berrio）是一条敏捷的轻快帆船，载重量50吨，是从一个名叫贝里奥斯的领航员那里买来的。最后，根据国王的命令，舰队又从里斯本的一个船主那里买了一条载重200吨的军需船。

舰队差不多准备好了，指挥官开始为船员队伍填补最后的空缺。

舰队的负责人并非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扬帆驶向东方之际被桀骜不驯的手下制服了。迪亚士是个职业水手，他的工作一向是探索和绘制航海图。而新使命的首领需要了解航海路线，但他同时必须是个外交官，如有必要，还得指挥作战。他的任务不仅是到达印度；一旦到了那里，他还要与驱逐穆斯林、保卫葡萄牙的力量结盟，共建一个东方强国——所有这一切都要在西班牙到场之前完成。他需要唆使、哄骗和恐吓，如果辩论不行，还须拿枪说服对方。简而言之，此行需要的是一个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既是能指挥水手的船长，又是能与国王们交谈的特使，还是适合执行基督准则的十字军战士。

要求过高，可用之才寥寥。葡萄牙仍是个教会和军功显贵盘踞的蛮荒之地。那里的神职人员子嗣众多，而里斯本新成立的大学水准很低，以至于连续几任教宗都禁止这所大学教授神学。1484年，一位来访的波兰人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着实不屑。他说，各个阶层的葡萄牙人都“粗鄙、贫穷、无礼、愚昧，还要佯装智者。他们让人想起了英格兰，那里的人不承认有任何社会能与之媲美……他们丑陋、阴暗、黝黑，简直像黑奴。至于他们的女人，也鲜有美女；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跟男人一样粗壮鄙俗，不过她们一般都有一双可爱的黑眼睛” [9] 。他补充说，不过至少他们不像英格兰人那样残忍无情，也更忠诚、更稳重一些。

曼努埃尔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年轻朝臣身上，他是一位贵胄（fidalgo） [10] ——国王家族的一位绅士——渴望发财致富，看来也有望处理好各种技巧的平衡。

瓦斯科·达伽马的确是个出人意料的人选，就连葡萄牙的编年史家也不认可任命他的理由。有人解释说他父亲受命指挥这次任务，父亲过世后，达伽马继而任之。另一个人声言，达伽马的哥哥保罗受命在父亲过世后担纲，却因健康问题而婉拒了，但显然足以胜任其中一艘船的船长。第三个人干脆说什么国王看到达伽马走过宫殿，对他很有好感。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指挥这次航行意味着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三年，并很有可能以死亡告终，所以合格之选寥寥无几。瓦斯科·达伽马是曼努埃尔能找到的最佳人选。 [11]

达伽马的血统未能让他在平凡的人生中脱颖而出，就连他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日期都不得而知。他很可能是1469年出生于锡尼什的，那是里斯本以南100英里处的一个小小的大西洋海港。 [12] 传统上认为，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小城堡的灰色城垛之下的一幢简易石头房，他父亲埃斯特旺是当地的镇长 [13] 、最高行政官和军政长官。这是一个体面家族的体面职位。达伽马家族曾在阿尔加维与摩尔人战斗，也曾扛着王室的旗帜参与了抵抗卡斯蒂利亚的战役，而达伽马的母亲伊莎贝尔则是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萨德利的英格兰骑士的孙女，萨德利来到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人战斗，而后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瓦斯科·达伽马大概是五个嫡子中的第三个；他还有至少一个姐妹和一个同样名叫瓦斯科·达伽马的非婚生异母兄弟。他出生时，父亲在神通广大的维塞乌公爵斐迪南 [14] 那里谋了个骑士的闲职。斐迪南是航海家恩里克的侄子、养子和继承人，是阿方索五世的哥哥，曼努埃尔一世的父亲，以及基督骑士团和圣地亚哥骑士团 [15] 的首领。他是个值得拥有的恩主，埃斯特旺在摩尔人屠杀者团体里升至中级职位。1481年，年轻的瓦斯科·达伽马应邀参加了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一次会议，按照骑士团修士的衣着，他受赠一套绣有红十字的白袍，其小臂的形状像一把短剑。这位新晋十字军战士自幼便浸淫在武修士对穆斯林的宿仇之中。 [16]

小镇从城堡起，沿着山坡凌乱地蔓延而下，伸到一个由小海角和岩礁形成的小港，渔夫在那里卸鱼补网。达伽马和他的兄弟们无疑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大海的脾气。作为一个二流贵族的儿子，他或许曾被送到古老而富有学术气氛的埃武拉 [17] 去上学，在十八九岁时或许和同伴们在摩洛哥并肩战斗。显然，他自幼便固执任性、骄傲自大。1492年的一天夜里，他和一个王室护卫一起出行，遇到一个治安官盘问这两个离队者。达伽马拒绝表明身份，治安官企图上前抢他的斗篷。被两个年轻人打退之后，治安官不得不靠几个同僚的帮助才总算从这场恶斗中脱身。

尽管他天生是个暴脾气，1492年，达伽马还是从外省一跃进入了宫廷。那一年，一条法兰西私掠船——一种得到国家许可，袭击劫掠敌船的私人船——截获了一条从非洲满载黄金返航的葡萄牙船。作为报复，国王若昂二世下令扣押了葡萄牙水域内的所有法兰西船只，并派23岁的达伽马去里斯本以南各港口执行王命。根据史家记载，年轻的达伽马当时已在葡萄牙“舰队和海军事务部门”任职，深受国王信任。三年后，达伽马成为国王曼努埃尔家族的贵胄——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专职骑士，还领着两个庄园的岁入。他是个粗人，举止多少有些唐突，但他聪明过人、野心勃勃，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创造财富。人们也许会对他的暴脾气疑虑重重，但就算这不是外交官的理想品质，至少看起来会让船员守规矩。总之，国王明白无误地看到他自信满满、意志坚定，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材料。关于这位在年轻的肩膀上担着葡萄牙——有人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之未来的平凡之人，我们所知的大致就是如此了。瓦斯科·达伽马第一个选定的舰队成员是他的哥哥保罗。他们俩感情深厚，虽然保罗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航海经验，但舰队出海后，忠诚才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两条新造的船分别以雕刻在船头的两位圣人来命名。瓦斯科·达伽马选择了略大一点儿的圣加布里埃尔号（São Gabriel）作为旗舰，任命保罗担任其姊妹舰圣拉斐尔号（São Rafael）的船长。他让一位世家密友尼古劳·科埃略指挥贝里奥号，还让自己的一个家臣贡萨洛·努内斯来指挥军需船。牢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从葡萄牙最有经验的水手中选择了余下的军官。

圣加布里埃尔号成员名单：

佩罗·德·阿伦克尔（Pêro de Alenquer），首席领航员。负责整个舰队的领航，他曾随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航行到过好望角，后来还去过刚果。

贡萨洛·阿尔瓦雷斯（Gonçalo Álvares），航海官。旗舰船长，他曾在迪奥戈·康的第二次航行中任职。

迪奥戈·迪亚士（Diogo Dias），文书。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兄弟。文书又称书记或代笔人，是船上少数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之一，负责保管所有的记录。

圣拉斐尔号成员名单：

若昂·德·科英布拉（João de Coimbra），领航员。

若昂·德萨（Pêro de Sá），文书。

贝里奥号成员名单：

佩罗·埃斯科巴尔（Pêro Escobar），领航员。他曾在费尔南·戈梅斯的舰队中服务，也曾跟随迪奥戈·康去过刚果。

阿尔瓦·德·布拉加（Álvaro de Braga），文书。

军需船：

阿方索·贡萨尔维斯（Afonso Gonçalves），领航员。

士官——包括监督甲板人员的水手长，以及负责仓库和补给的干事——统统列入花名册。

对这次任务来说，与军官同样重要的是一小群译员。其中有马蒂姆·阿方索（Martim Affonso），他曾在刚果生活过，会说数种非洲方言；还有费尔南·马丁斯（Fernão Martins），他曾在摩洛哥蹲班房期间掌握了阿拉伯语。

地位较低但价值不遑多让的还有10个或12个被称作流放者 [18] 的人，他们是从里斯本的监狱里招募来的，都是罪犯，被国王减刑而到船上来服务的。根据达伽马的意愿，他们将要在危险地带上岸去担任探路人或信使，或是收集情报，等待后来的舰队把他们接回来。

能干的普通海员选自此前航行到过非洲的老手，而且尽可能从迪亚士的海员中挑选。有些海员精通对航海至关重要的各种手艺，他们中有木匠、捻缝工、桶匠和绳匠。船上的工作人员还包括炮手、士兵、号兵、童仆、侍者和奴隶，总人数是148～170人。 [19] 与此前的很多次航行全然不同，这次任务因为重要级别很高，船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当然，女人也不许上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水手被指定负责——或是他主动请缨——记录航行日志。他的记录是被保存至今的唯一目击报道，并且虽然人们反复尝试确认他到底是哪一位船员，但我们迄今还是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我们将在故事中尊重他隐姓埋名的意愿，权且称他为“记录者”。 [20]

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俯瞰里斯本的那座古老的摩尔城堡里监督着准备工作，但随着温暖气候再度来临，街道上的垃圾堆开始泛起惯常的臭气，他只好撤到更清爽的地点。为了方便人群前来送别，瓦斯科·达伽马及其船长们骑马出城向东，穿过繁茂的果园和葡萄园、麦浪翻腾的小麦地和大麦地，然后快马加鞭，越过从阿连特茹到新蒙特莫尔连绵起伏的平原地区。

在那里，他们骑马穿过村庄，来到另一个高耸的摩尔城堡。在它雉堞林立的长墙之后，众朝臣盛装出席。国王发表了冗长夸张的讲话，列举了祖先的丰功伟业，历陈他决心让祖先的事业迈向更大的辉煌。

“全靠上帝保佑，我们依仗武力把摩尔人从欧洲和非洲的这些地方赶走了”，为提醒听众注意即将开始的这次航行是漫长的十字架东征的自然延续，曼努埃尔如此回忆道：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寻找印度和东方之土更适合我的王国了——我总是与你们讨论此事。那些地方虽然距离罗马教会如此遥远，但我希望依靠上帝的仁慈相助，我们不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那里的人接受我们的主、圣子耶稣基督的信仰，作为回报我们能在那里的人民之中赢得声名和赞美，而且能够通过武力从异教徒手中夺取新的王国、城邦和巨大的财富。 [21]

他补充说，既然葡萄牙通过探索非洲赢得了权利和财富，那么通过寻找亚洲、获得“古代作家颂扬不已的东方财富”，无疑会带来多得多的荣耀和回报，那些财富“有些已经通过商业交易造就了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强大城邦，还有意大利的其他强大势力！”他强调，自己不会拒绝上帝赐予的这样一个机会，也不会舍弃祖先长期坚持的十字军东征和寄予厚望的事业，那只会令他们蒙羞。

在结束了对朝廷大批怀疑派——这些人对王室捕风追影的寻宝探险没那么热衷——的演讲后，曼努埃尔一世为众人引荐了他选来指挥这次任务的人。他告诉与会者，瓦斯科·达伽马在他受命担纲的工作中一贯表现出色，他之所以选择达伽马，就是因为他“是个忠诚的骑士，配得上这样一个光荣的事业”。国王授予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一个职衔，将其航海家和军事领导的职责合而为一：从现在开始，他被称作舰队的总船长。

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其他船长听命于他们的领袖，并要求他们团结一心，战胜前方必将面对的种种危险。随后，每一个人鱼贯走过国王的面前，跪下来亲吻了他的手。轮到瓦斯科·达伽马时，曼努埃尔一世赠予他一面丝质的白旗，上面绣着基督骑士团 [22] 的十字标志，总船长跪下宣誓：

我，瓦斯科·达伽马，奉您、我的君主、至高至强的国王陛下之命，去探索印度和东方的海洋和土地，我把双手放在这个十字架标志上郑重发誓，我将高举这面旗帜对陛下效忠，对上帝效忠，不会屈服于任何摩尔人、异教徒，以及沿途所遇的其他种族，在一切危险面前，无论是水火还是刀剑，永远捍卫旗帜，保护旗帜，至死不悔。

国王令访客退下，达伽马回到了里斯本。他随身带着自己的航海命令还有给旅途中可能会面的一些大人物——其中当然有三印的祭司王约翰——的一包信件。

在伟大航行即将开始的前夜，舰队首领们的头脑中交织着兴奋与恐惧，恐怕没有人会冷静下来推敲国王讲话的深意。即便仔细推敲，曼努埃尔一世把宗教、政治和经济等量齐观的说法也不会让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丝毫怀疑。就算是不关心这些的人也知道，健康富有的国家是上帝垂青的征兆，也是祂继续广施福祉的信号。用垄断香料贸易来寻求财富就是加强守卫基督教的国家，继而削弱伊斯兰。如果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受到重创，那也是它们咎由自取，谁让它们从来都和东方眉来眼去，而对西方爱答不理？

每个签约参与的人都有自己的动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盘大局上的一个棋子。不过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这盘棋到底有多大。瓦斯科·达伽马的任务不仅是抵达印度；他还要争取盟友和财富，以便葡萄牙入侵阿拉伯核心地带，直捣耶路撒冷。欧洲人要航行绕过半个已知的世界，只为到达地中海东岸附近，这诚然是个惊人之举，但完全出自对祭司王约翰、奇妙的东方，以及香料的价值的坚定信念。逾700年的历史被放在最多170个人的手中，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事，但真正的信徒对此胸有成竹。如果最终证明此法行不通，上帝必会干预此事，补上不足之数。葡萄牙探索大洋的征程始于航海家恩里克，但这项事业也一直是葡萄牙倾举国之力推进的。启航之前，瓦斯科·达伽马得到的是整整四代葡萄牙亲王、船长和水手收集来的情报。丹吉尔的主教——那个为佩罗·达·科维良的任务做准备的热心的宇宙学家——为他提供了地图、航海图和各式报告，其中也许还包括无畏的间谍本人寄回的信件。

最后的补给——淡水、水果，以及面包、活鸡、山羊和绵羊——纷纷被装上了船。船队离开码头，锚泊在城市下游四英里的地方。附近，在一片上好的沙滩后面，就是贝伦（Belém） [23] ——伯利恒 [24] 的葡萄牙语拼法——这个小村庄。曾有一支大舰队在同一地点出发驶向休达，航海家恩里克在这里盖了一个小教堂作为标记。出发的船员去那里祷告航海成功和安全返航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了，1497年7月7日晚，达伽马和他的哥哥及同僚骑马到了那里，彻夜未眠，黎明方归。

当太阳从塔霍河泛着银色光泽的水域上升起之时，水手和士兵们划船过来，加入了他们。军官们都穿着钢铁盔甲，他们的手下身穿皮制短上衣和护胸甲。水手们穿着宽松的衬衣、齐膝短裤、带帽的长斗篷，戴着深色的帽子。 [25] 他们挤进这个昏暗的小教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弥撒，他们的家人、爱人和朋友们聚在大门外。随后钟声响起，戴着蒙头斗篷的僧侣和身穿长袍的神父领着礼拜者来到岸边，每个人都举着点燃的蜡烛，口中吟诵着祷文。到这时，庞大的人群已经围拢过来，他们冲向海滩，喃喃地唱着圣歌，“为那些在此时出发之人的命运哭泣和哀叹，他们投身如此危险的航行，几乎必死无疑” [26] 。神父在听取全体的忏悔，宽恕即将启程的十字军战士所告解的罪恶时，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随后全体船员划小舟上了船。

号角嘹亮，战鼓轻敲，王旗在总船长的主桅上高高升起。基督骑士团的旗帜飘荡在瞭望台上，其他三艘船的主桅上也飘扬着同样的十字军旗。船锚在有节奏的船歌咏唱声中拉起，甲板人员拉动吊索，船帆慢慢展开，露出他们自己的大十字——当年，正是在同样的十字下，圣殿骑士们策马投入了争夺圣地的战斗。

疾风鼓满船帆，舰队缓缓前行 [27] ，先是不知不觉，后来逐渐加速。船上最小的男孩也不会察觉不到惊人的颠簸。那一刻他们似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要与陌生的同伴共度甘苦、驶向未知之地。随着故乡逐渐消失在远方，茫茫海面在眼前展开，闪烁着对探险的无限期待，也带着一丝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在接下来的数个年头，这幅图画将逐渐填满；眼下只需观察和等待。

在保罗·达伽马的船上，记录者写下了他的第一条日志。他记录了日期——1497年7月8日，星期六——和出发地点。随后，他补充了一句简短而衷心的祷告：“愿我们的主上帝允许我们为祂圆满完成这次航行。阿门！” [28]

[1] 这些船楼是西北欧小船的遗产，弓箭手可以在船头和船尾装有雉碟塔楼的商船和战船上向敌人开火。15世纪，艉楼变成了顶上覆有艉楼甲板的住宿船舱，而艏楼则变成了架在船首肘材上的三角形高耸平台，凸向前方。

[2] 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和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之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航海探险为何中止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若昂二世可能在等待间谍们的消息以及与西班牙缔结条约；他无疑哀悼他死去的儿子，还有大量从边界上涌来的犹太难民需要应付。据威尼斯间谍莱昂纳多·达·卡马瑟（Leonardo da Ca’ Masser）说，曼努埃尔一世懦弱无能、优柔寡断，在位的前两年一心谈判联姻之事，还面临着国内对他探险计划的一致反对。一些葡萄牙历史学家所钟爱的什么大量舰队曾在1488至1497年间出发前往印度的想法——甚至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从未得到验证。这种想法基于以下情况：达伽马显然有信心选择一条通向好望角的新路线；若昂二世决心将与西班牙的分界线向西移动270里格，将巴西收入葡萄牙囊中；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显然提到过1495年到访莫桑比克的“法兰克人”船队；里斯本的一家面包房在1490到1497年间硬面包的销量也大幅上升。对于所有这些细节，还是有些合理的解释并未拿腔作势地吹嘘数千假想的水手如何审慎，至于葡萄牙国王如何唯恐天下人不知自己击败了哥伦布，倒也不必挂怀。

[3] 引文出自Edgar Prestage，The Portuguese Pioneers （London：A. & C. Black，1933），246。

[4] 伊莎贝拉的弟弟若昂死在前往婚礼的路上，此前六个月他便已成婚，他的遗孀怀孕了，但他们的女儿胎死腹中，这使得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继承人。1498年，伊莎贝拉死于分娩过程中，曼努埃尔统治两个王国的希望破灭了；他们的儿子两岁时夭折了，这个孩子也曾短暂成为两个王位的继承人。

[5] 原文为葡萄牙语judiarias。

[6] 在2008年举行的一个典礼上，葡萄牙司法部部长何塞·维拉·雅尔丁（José Vera Jardim）把驱逐葡萄牙犹太人的事件称作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他声称，葡萄牙曾在多个世纪对犹太人加以残酷迫害，对犹太人负有精神赔偿的义务。

[7] 里斯本的这一区域人称阿尔法玛区（Alfama），得名于阿拉伯语的“喷泉”或“浴室”（al-Hamma）。在15世纪，只有一座清真寺被保留下来，不过只要保持低调，参拜者仍可获准在那里聚集，管理社区事务。

[8] 又称船饼干或硬饼干。Biscuit 来自中世纪拉丁文“二次烘焙”（bis coctus），不过船上所用的这种紧实的全麦面包为了保质期更长而烘焙了四次。这是水手无法避免的主食，若昂一世在位期间，曾成立了一个王家面包办事处，以保证这种面包的充足供应。

[9] 波佩勒的尼古拉（Nicholas of Popelau）所言，引文出自Henry H. 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London：William Hodge，1952），44。尼古拉关于葡萄牙女人的看法基于敏锐的观察。“她们允许别人直勾勾地看她们的脸，”他写道，“还可以看她们的大部分胸部，为此，她们的连衣裙和外套一般都是低胸的。她们在腰部以下穿着很多条裙子，因此，她们的臀部又宽又美，如此丰盈，我坦白地说，世上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了。”然而，他警告未来的追求者们，她们粗俗、贪婪、薄情、卑鄙、放荡。

[10] Fidalgo 的字面含义是“某人的儿子”，起初被用在贵族血统的人身上，后来指代若昂一世册封的新贵族。在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这个词把那些家族和新一波暴发户——获封的资产阶级骑士——区分开来。

[11] 达伽马最新（也是最好）的学术传记作者认为，达伽马不是国王的选择，而是由一群反对国王的贵族决定的；这位作者卓有见地地指出，曼努埃尔一世之所以接受了他，是因为只要供给不足的舰队遭遇了灾难，就可以把失败归咎于反对方。然而，对于探险航行来说，四条船组成的舰队规模并不算太小，迪亚士和哥伦布的舰队都只有三条船。而如果是为了贸易或殖民航行，这样的规模的确较小，这一事实与葡萄牙当时距离到达印度只差一步之遥的观念不符。参见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67。

[12] 1460年是关于达伽马出生年份的另一种说法。其主要证据是1478年以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之名颁发给一个名叫瓦斯科·达伽马之人的一张通行证，此人当时的年纪一定超过了九岁；不过，达伽马的名字倒不算少见。其他资料尽管并不充分，却认为是1469年，这也是如今的一致意见。

[13] 原文为葡萄牙语alcaide-mor。

[14] 维塞乌公爵斐迪南（Ferdinand，Duke of Viseu，1433—1470），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一世和王后阿拉贡的埃莉诺的第三子。

[15] 葡萄牙独立后，葡萄牙的支部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余部分分离出来。它的根据地在葡萄牙西南部，达伽马就出生在那里，那里广袤的土地让它实际上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16] 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对于达伽马家族和其早期生涯的各种文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参见Career and Legend ，58-68。

[17] 埃武拉（Évora），葡萄牙中南部埃武拉区一城市。

[18] 原文为葡萄牙语degredados。

[19] 在编年史家中，卡斯塔涅达和戈伊斯说船上的工作人员是148人；巴罗斯说有170人。还有其他的估计数字，从佛罗伦萨商人吉罗拉莫·塞尔尼吉的118人到葡萄牙历史学家加斯帕尔·科雷亚的260人，不过这些更不可能。科雷亚和后来的葡萄牙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德·法利亚-索萨（Manuel de Faria e Sousa）两人都认为船上有一个神父（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科雷亚所说之人可能是个文书，并且这两个人在当时都没有人提到过。

[20] 1834年，这部日记被发现后，人们已经就日记作者身份的推测耗费了大量笔墨。通过排除法，出现了两个领跑的候选人：圣拉斐尔号上的文书暨后来印度之家的司库若昂·德萨，以及士兵阿尔瓦罗·韦略（Alvaro Velho）。作者轻信印度充斥着基督徒的看法与后来被归咎于德萨的更加可疑的观点略有冲突，因而那位文书被排除了，大多数葡萄牙历史学家确信韦略才是日记的作者。不过这种证据最多也只能算是间接证据，日记作者的身份仍然不能确定。标准的葡萄牙语版本是Diário da viagem de Vasco da Gama ，ed. António Baião，A. de Magalhães Basto，and Damião Peres（Porto：Livraria Civilização，1945）；英译本为E. G. Ravenstein所译，出版时的书名是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1499 （London：Hakluyt Society，1898），后文引用时称其为Journal 。其他曾经存在过的日记、日志或报告也许都和无数的其他文件一起，消失于1755年那场毁灭性的里斯本地震中，Journal 存留至今，成为那次航行的唯一目击来源。为了补全整个画面，我有选择地撷取了一些早期的葡萄牙编年史，特别是若昂·德·巴罗斯和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达的著作，以及一些近代旅行家的叙述。和往常一样，文献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不统一，包括船型和船名，任务准备、起航和返航的日期，船员人数、姓名和幸存的统计数据，以及舰队走过的路线。我只是在其能给故事增添趣味之处，才会注意到它们跟我的叙述有何不符。

[21] 巴罗斯对王室的听众做出了最完整的报告，参见Ásia de João de Barros，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z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ed. Hernani Cidade and Manuel Múrias，6th ed.（Lisbon：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1945-1946），1：131。

[22] 曼努埃尔从1484年起便是骑士团的大团长，尽管若昂二世的遗嘱规定曼努埃尔加冕后应该把这个位置移交给若昂的私生子若热，但他拒绝放手。

[23] 这个村庄此前名为莱斯特罗（Restello），曼努埃尔一世将其更名为贝伦，并授权在那里建起一座大修道院来纪念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

[24] 伯利恒（Bethlehem），位于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一个城市，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南十公里处。对于基督教而言，伯利恒是耶稣的出生地。

[25] 关于水手的装束，参见A. H. de Oliveira Marques，“Travelling with the Fifteenth-Century Discoverers：Their Daily Life，” in Anthony Disney and Emily Booth，eds.，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34。

[26] 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达所言，参见Robert Kerr，A General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1811-1824），2：303。卡斯塔涅达关于达伽马首次航行的叙述基于Journal 的一个版本，但添加了很多颇有价值的细节。他的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被Nicholas Lichfield译成英文，并于1582年以The First Booke of the Historie of the Discoverie and Conquest of the East Indias，Enterprised by the Portingales，in their Daungerous Navigations，in the Time of King Dom John，the Second of that Name：Which Historie Conteineth Much Varietie of Matter，Very Profitable for all Navigators，and Not Unpleasaunt to the Readers 之名出版。这一文本的修订版转载于Kerr的作品集中。

[27] 第五艘船跟随着达伽马的舰队离开了里斯本。该船由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指挥，开往黄金海岸，迪亚士将在那里接受任命，担任埃尔米纳城堡的队长。

[28] Journal ，1.

8.掌握诀窍

起初一切顺利。7月15日星期六，在离开里斯本一个星期后，加那利群岛出现在四条船船员们的视线中。第二天，他们在破晓时分停船，准备钓几个小时的鱼，黄昏时他们抵达一条宽阔的水湾，早先的探险家将其命名为“金河”，那似乎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夜幕降临，浓雾渐起，保罗·达伽马看不到他弟弟船上的灯笼。翌日浓雾散去，但仍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海面上没有圣加布里埃尔号和舰队其他船只的踪影。

葡萄牙人对这种小事故素有经验，圣拉斐尔号驶向佛得角群岛，那是第一个指定集合地点。接下来那个星期六的拂晓时分，在看不见地平线的海域航行了几近一周后，瞭望员第一次看到了岛屿 [1] 。一个小时后，军需船和贝里奥号也出现了，正驶向同一地点。然而圣加布里埃尔号仍然踪影皆无，几条船重逢后，水手们焦急地相互喊话。他们按既定路线继续前行，但海风几乎立刻平息了，船帆垂了下来。他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漂流了四天，最后在7月26日上午，岗哨才辨认出五里格之外的圣加布里埃尔号。晚上，他们终于赶了上来，兄弟俩的船靠得很近，足以商谈情况。船只离散是个凶兆，为了共庆重聚，号角齐鸣，炮手也发射了数轮臼炮。

第二天，重聚的舰队抵达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圣地亚哥岛，并在背风的圣玛利亚海滩抛锚。帆桁和索具都需要修理，船队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采购了肉、水和木头等新鲜补给上船。8月3日，他们又回到海上，先是向东航行到非洲沿岸，然后改向南行。他们如今来到可怕的赤道无风带，这里一片死寂，多少船只陷于其中，船员们也随时有可能因为饥渴而慢慢死去，随后又经历了多变的狂风和突发的风暴。船只摇晃颠簸，连老水手也饱受晕船的折磨，新手更是接连数日捧着自己的胃向船外呕吐个不停。一次暴风中，圣加布里埃尔号的主帆桁一折为二，方形的大主帆垂下来，像折断的翅膀那样扑腾着；整个舰队停了下来，直到两天后新帆桁安装就位。

继续航行后，船队转舵西南，朝着大西洋的正中心驶去。

在此前每一次已知的航行中，每一位船长——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内——在沿非洲海岸探索时，都尽量靠近岸边行驶。这次可不一样。或许葡萄牙人曾秘密派人去解决了南大西洋的风向规律这个难题——因为保密级别过高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或许他们意识到，横帆船的装备远不如轻快帆船，无法逆东南信风和北向洋流行驶。又或许纯属碰巧加上出于直觉，瓦斯科·达伽马驶向外海去寻找一个大风轮，以便走一条逆时针的弧线，回旋至非洲南端。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个惊人的冒险之举。如果他适时驶离航线，就会乘着西风加速驶向目的地。但如果他搞错了，就会被冲回非洲海岸——或者更糟，他还有可能被吹出已知的世界。 [2]

达伽马的手下别无选择，只能信任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唯一的同伴是大群的苍鹭，那些海鸟与舰队同步前进，直到晚上才振翅飞向远方的海岸。一天，一头鲸鱼在附近浮出水面，引起了船员的骚动：或许和另一次航行的情形一样，水手们敲打着鼓、平底锅和水壶发出噪音，以防这条鲸鱼突然玩心大起，弄翻船只。 [3] 其他时候他们各司其职，逐渐适应了一成不变的海上生活。

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沙漏里的沙子昼夜不停地流动着。船上的童仆每一次翻转沙漏，船钟就会响起；八响过后，岗哨就换班了。离岗的水手交班时会唱起一首古老的小曲：

瞭望台换班，沙漏还在转！只要上帝保佑，就能一路平安。 [4]

每一天都是以在甲板上祈祷和吟唱圣歌开始的。每天早上，水手长一声令下，甲板水手就会泵出渗进船底的水，擦洗盐渍的甲板，刮刷木制构件。水手们调整索具，修补船帆上的破口，用磨破的绳子制作新的绳索，而炮手们则清洗加农炮，并用打靶练习来试炮。准备开火前，他们先把石丸装进长长的炮筒，然后把火药填进圆柱形的金属管。他们把火药管开口的一端楔进炮筒的后膛，在火门里放进一截闷燃的火绳。开火时最好保持一段距离，这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 [5] 在1460年发现的：

火炮发射时，这位国君就站在炮手身旁，好奇心战胜了国王的身份该有的矜持或尊贵，他的大腿骨被一枚构造不当、发射失灵的炮弹炸成两半，他被击倒在地，一命呜呼。 [6]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并预先充填好了足够的火药管以便随时插入炮筒，就可以维持一个缓慢但稳定的开火速度。

炮声隆隆，仆人和侍者为长官擦亮钢铁盔甲，替他们清洗和修补衣服。船舱内，仓库管理员对设备和补给做例行检查。厨房的侍者在甲板上的填砂炉膛烹饪每天一顿的日常热食，人们用大木盘盛着饭食，直接用手指或随身小刀进餐。自船长以下，每一位船员的日常基本口粮都是一样的：1.5磅硬面包，2.5品脱水，少量醋和橄榄油，连同一磅咸牛肉或半磅猪肉，在斋戒日则以米饭配鳕鱼或奶酪来代替肉类。 [7] 果脯等美食是留给高级军官的，事实证明，这些非常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军官们从主桅后的后甲板发布命令，或是沿着梯子爬上艉楼舱顶的甲板以便对当前形势看个仔细。与此同时，领航员们计算位置，校正航线。手头只有些很简单的仪器，这可苦了他们。船队南行，海面上北极星的角度逐渐降低，通过相当简单的计算便可确定纬度。为了计算仰角，领航员们使用一种简化版的小型天体观测仪器，它是经过多个世纪演变而来的。水手的星盘是悬在铜环上的一个铜圈，这是为了确保它在摇摆的甲板上尽可能地垂直。照准仪是以铜圈圆心为轴的一支表尺，用它对准北极星——如果北极星没有被云层遮住的话，星盘周围的刻度即可显示纬度。这是近期的发明，且由于它用黄铜薄板制成，在强风中容易摇晃，因而很难获得精准读数，着实恼人。

夜复一夜，北极星升起的高度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只在赤道上方九度左右，低到与海面齐平，消失在海平面的那一端。在头一次在南半球的天空下过夜的新手看来，仿佛整个世界突然翻转过来了。就算是老手也要惊叹眼前的奇观，再逐渐适应波谲云诡的新天象。葡萄牙人是最早面对在赤道以南航海的问题的欧洲人，没有北极星的引导，他们学会了通过测量正午太阳的高度来计算纬度。眯着眼睛直视太阳（这还是在没有云彩遮挡的情况下）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差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用于航海的精准计时器，因此必须获取大量读数才能测出子午线高度，也就是子午线弧形顶上的那个点。此外，太阳可远不如北极星那般可靠。因为太阳黄道并不沿天体赤道运行——换言之，因为它在天空中的轨迹并非与投射在太空中的地球赤道齐平——它与赤道形成的子午线角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因此，如果航海家希望参照太阳得知自己所处的纬度的话，就需要补偿变量。葡萄牙人再一次抢得先机。达伽马的船上携带着《太阳规则》，这是国王若昂二世的数学家委员会在1484年制定的一系列冗长的表格和详细说明。这些表格为任何一天的太阳偏角，即正午时分太阳与赤道的夹角给出了确定的数字，还指导航海家如何应用该数字测得读数。这是一整套累人的过程，很多人宁愿放弃天文导航而相信自己的直觉，但瓦斯科·达伽马是个对规则一丝不苟的人。

以上是纬度的测量；当时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方法来测量经度。航海家们依仗的是航位推测法，基本上是老练地猜测航速，再根据罗盘显示的方向加以持续校正得来的。罗盘这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安装在艉楼壁凹处，靠近舵柄穿过船尾的地方。磁针附在一张标有罗盘刻度的卡片上，连接在一只圆碗的枢轴上；这个装置靠一盏小油灯照亮，装在一只带盖的木盒里。备用的磁针和卡片，以及给磁针重新上磁的硬石块都小心地堆放在位。瞭望台上的军官大声喊出改变航向的指令、命舵手用力扳动沉重的舵柄转动船舵时，他会密切注意身边的罗盘。由于他的视线被船帆和艏楼、水手以及甲板设施挡住了，罗盘通常是他了解自己面向何方的唯一方法。

在履行职责的间歇，有些人会读书，更多的人则用骰子和纸牌赌博。有的人用钓钩、渔网和鱼叉捕鱼，还会清洗、剔肉和腌渍剩下的渔获。其他人会奏起曲子或唱起海上的歌谣；有几个人养猫养狗，用于猎捕在船舱里到处啃噬的鼠类。很多人只是吃吃喝喝，四下闲荡，谈天争论，在每人每天定量高达两升的葡萄酒的作用之下，偶尔还会打架斗殴。每个人都祈祷。身处这一片未知的海域深处，地平线上永远显现着死亡的阴影，他们的内心始终需要一位能引导他们前进的仁慈的天神。他们独处时祈祷、工作时祈祷，有时也会在船长的带领下集体祈祷。他们在船上的神龛前礼拜，阅读祈祷书，摩挲护身符，并以冗长的祷文和欢庆仪式来度过圣日。

每一天结束时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仪式结束后，夜班人员各就各位，桅杆上也挂起了灯笼。船长回到他位于艉楼的船舱，军官们也回到他们位于底舱和前舱的铺位。其他人睡在哪里都可以——船楼之间抬高的跳板下面、艉楼下的隐蔽处，在热带附近的晚上，如果隔舱里味道难闻，就露天而睡，舱口上方那个唯一的平坦处总是供不应求。规模小得多的轻快帆船只有一个船舱，更不用提私人空间了，人们也挤得更紧。

8月渐逝，炙热的天气让船员病怏怏的。剩下的食物会迅速腐败。淡水开始发臭，人们喝水的时候只好捏住鼻子。浓重的味道四下飘散。人们在烈日下收起风帆和船锚，无论工作还是睡觉都穿着同一套衣服，数月不换。在海上，他们从不理发，也很少洗头——海水太咸，淡水又过于珍贵——头皮上满是虱子。他们蹲在艏楼的锚索和起锚架中间，用一只敞开的箱子作厕所，但箱子在海浪的翻滚中东倒西歪，如遇暴风雨，则连最基本的体面也无法保持了，排泄物总会被冲到船舱里。后来有一位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去东方的旅客曾描述过船上那些最糟糕的时刻如何地艰苦难熬：

我们陷于穷极想象的最无序最混乱的境地，因为人们上吐下泻，污秽物溅得彼此满身都是：耳闻之声唯有饥渴病患及其他不适之人的悲叹和呻吟，诅咒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诅咒上船出发的时间，叱骂自己的父母双亲，更恶毒地说自己才是万恶之源。我觉得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状若疯人。 [8]

灼热的天气、暴风雨和赤道附近的无风带都过去后，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不幸的水手身上。非洲沿岸下起了倾盆热雨，他抱怨道：

后来，如果湿物没有充分晒干，他们就转而诅咒蛆虫。我也是，看到被子湿答答的，上面爬满虫子，这的确是个大麻烦。雨水恶臭难当，一切都腐烂朽坏，不只是身体，还包括所有的衣物、箱子、器具和其他物品。我本人没有更多的衣物可换，被迫将其穿在身上烘干，至于被子，也只能躺在上面，但我完全适应了。至于发烧和腰部的剧痛，也让我习惯了病痛，整个旅途中，我几乎一直患病。

9月过去了，然后是10月，除了一群鲸鱼和大群海豹像光滑的卵石掠过海浪之外，海上生活一如既往地单调乏味。然而到此时，舰队已经到达环大西洋的巨大环形路线的西南端，西风带正把它全速吹回非洲。最后，11月1日星期三，一丛丛马尾藻开始在他们眼前漂过：这是陆地将近的迹象。

那个星期六破晓前两小时，夜班人员放下铅锤测量水深。他们测得的数字是110英寻 [9] ，就是说水深只有区区数百英尺。他们从纬度测算得知，舰队已经来到好望角以北仅30里格的地方。 [10]

上午9点，岗哨看到了陆地。船队汇聚一处，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大松了一口气的船员升起旗帜和王旗，炮手发射了炮弹。

整个航程令人筋疲力尽。焦躁不安的船员们已经93天没看到陆地 [11] ，很长时间没有享用干净的淡水或食物了，这着实令人绝望。然而这次空前的环大洋航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他们避开迎面而来的沿海的风和洋流，省去了几个星期的宝贵的航海时间。瓦斯科·达伽马在其指挥初期便发现了从欧洲到好望角的这条最快速也最安全的航线。

此人决心让自己和船员们突破极限，达成超凡目标，这是他朝着该目标前进的第一次大胆之举。

船队改变航向，靠近海岸，但海岸线与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所绘的航海图和航行指南毫无相似之处。他们再次驶向大海，乘风前进，三天后又一次靠近陆地。

这一次，他们看到眼前有一个宽广的海湾，其后是地势低洼的平原。迪亚士的老水手们以前从未见过此地，探险家们将其命名为圣赫勒拿湾。

受瓦斯科·达伽马之命，首席领航员乘小船出发去测水深并寻找一个安全的停泊之所。这个港湾安全隐蔽，海水清澈见底，第二天，11月8日，舰队在海岸不远处抛锚停泊。

四个月的海上生涯对船造成了严重破坏。它们一艘接一艘地驶进浅滩，开始了名为侧斜检修的艰苦工作。存货堆在船舱的一侧，众人协力牵拉绳缆，船身倾斜。水手们爬梯子登上暴露的船体，把镶嵌在木头上状如数千个小火山的藤壶刮除干净。他们刮去虫子、海螺和海草，把新鲜的麻絮用捻缝凿填进船缝。海滩上点起一堆火，煮得沸腾的沥青被倒进缝隙中。在对船身的另一侧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之后，船只被拉回到水平位置，待船身平稳后被拖到海上。这时，压舱石都浸泡在舱底的污水之中，垃圾和被冲刷进船舱的排泄物散发着恶臭味，船舱内还爬满了老鼠、蟑螂、跳蚤和虱子。人们把有毒的混合浆液铲了出来，换进去新的压舱石。甲板也被擦洗一新，船帆得到了修补，毁坏的桁木和磨损的绳索也用备件替换下来。

工作进行之中，一支登陆小队出发去勘察海岸、寻找淡水、收集木料。在东南方向几英里外，他们遇到一条蜿蜒流过草原的河流，在附近还遇上一群当地人 [12] 。

“这个国家的居民有黄褐色的皮肤，”记录者如此写道，“他们的食物仅限于新鲜的海豹、鲸鱼和瞪羚，还有草根。他们以毛皮为衣，男性成员都佩戴刀鞘。” [13] 他们携带着橄榄木的标枪，枪尖上装着淬过火的角片，而且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一群狗。葡萄牙人惊奇地发现，那里的狗吠起来和故乡的一样，鸟儿——鸬鹚、海鸥、斑鸠、冠毛云雀，还有很多其他鸟类——也都是他们熟悉的物种。

舰队抵达翌日，瓦斯科·达伽马带着几个船员乘船上的小舟上岸。他搭起一个大型的木制星盘，以便测量比海上更准确的纬度，他的手下看到一群非洲人正在采集蜂蜜。海岸线附近，蜜蜂在灌木丛旁的沙堆上筑造蜂房，当地人正忙着用烟把它们熏出来。水手们悄悄接近他们，抓住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把他拖到圣加布里埃尔号上。被抓之人显然吓坏了，总船长让他坐在桌旁，命令两个侍者——其中一个是黑奴——也坐在他身旁，一起美餐了一顿。这位访客渐渐开始自主进餐，待达伽马回来时，他已能愉快地与人交谈了。他在船上过夜，第二天，达伽马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还送给他一些小玩意儿——一些铃铛、水晶珠子，还有一顶帽子——然后放走了他。

正如达伽马所愿，这位访客很快就再次出现在海岸上，还带来了十多个同伴。总船长令手下划船送自己去海滩，一上岸便在非洲人面前摆开肉桂、丁香、小粒珍珠和黄金的样品。他打着手势询问他们是否有类似的东西可供出售。了解到他们从未见过这类东西后，他又分发了一些铃铛和锡制戒指，然后回到了船上。

第二天，另一群人出现了，接下来的那天是个星期日，四五十个当地人聚集在海岸上。晚餐过后，葡萄牙人上岸用一些小硬币换来了一些非洲人用作耳环的海螺壳，以及狐尾草做的扇子。记录者为了找个纪念品，用一枚铜币换来“当地人佩带的一把刀鞘，这似乎表明他们非常看重铜” [14] 。

交易完成后，一个高腔大嗓的水手费尔南·韦洛索问达伽马，他是否可以陪同当地人去后者居住的村庄看看那里的生活。这位业余的人类学家全然不听劝阻，达伽马在哥哥的说服下妥协了。大多数人回到船上，而韦洛索则和非洲人一起去享用搭配着烤菜根的新鲜烤海豹肉。与此同时，保罗·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也留下来，带着一些人收集岸上的浮木和龙虾。他们在搜寻时看见一小群幼鲸游进船队中间，追逐着浅滩处成群的小鱼。保罗和船员们跳上小船紧追不舍，手中挥舞着用绳索连在船头上的鱼叉。水手们瞄准，用倒钩刺中一条鲸鱼的背部。鲸鱼大痛之下乱蹦乱跳，数秒之间便绷紧了鱼线。小船颠簸着歪向一片血沫中；多亏沿岸水浅，鲸鱼冲到水底安静了下来，他们才幸免被拖向外海。

过了一会儿，冒险家和觅食者们回到船上，费尔南·韦洛索飞奔下山，和他一同进餐的伙伴们穷追不舍。他饱餐一顿后，非洲人毫不含糊地打手势告诉他该回自己人那里去了。他惊慌失措地跑回来，开始向舰队大声叫喊。

达伽马一直注意着他何时归来。这时他打信号给各船以回去拯救未来的人种学家，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麻烦，他命令手下人划船送自己上岸。

韦洛索大步走下沙滩，冲向小船，非洲人守在有灌木掩护的地方。然而，水手们并不急着去救他们那位趾高气扬的同伴。四个月来，他们受够了他的自吹自擂，决定让他受受挫折。两个非洲武士目标明确地跑上海滩时，他们还在享受着这场恶作剧。可就在那时，气氛突然就变了，但在援救人员爬上岸前，其他非洲人突然现身，朝小船猛烈投掷，标枪矢石如雨。好几个人受了伤——包括瓦斯科·达伽马，他刚到现场不久，大腿上就中了一箭——登陆小队仓促退回舰队。达伽马把一种用尿液、橄榄油和解毒剂制成的药膏 [15] 涂在伤口上，他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弩手向岸上随意射击。

总船长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他在余下的海上生涯中一直谨记着这个教训。

“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记录者写道，“都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人看作小精灵，以为他们不会使用暴力，因此在登陆时没有首先武装好自己。” [16] 葡萄牙人没有再见到当地人，他们又待了四天，直至修理完毕。11月16日，天刚破晓，他们便离开海湾，朝东南偏南方向驶去。两天后，他们第一次确凿无疑地瞥见了好望角。落日余晖下，群山如舞台布景般熠熠发光，这座地标巍然耸立，如同试图越过它的数十年航程一样壮丽辉煌。

他们虽然看到了好望角，却发现它很难通过。南风沿着海岸呼啸而过，为了出海，船队与之搏斗了四天，但还是被吹回到陆地上。最后在11月22日中午，风改从船尾吹来，他们这才绕过海角。此前只有一支舰队曾在这片水域航行，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也只是在归途中看到了这个传奇的地标。

号手奏起嘹亮的号曲，船员们纷纷感谢上帝引导他们安全航行。

三天来，船队都紧挨着海岸，经过了茂密的森林和许多河川的河口，最后到了一个巨大的海湾，它的河口的水深和宽度都有六里格。迪亚士正是在此处不幸遇到一些牧民的，而且达伽马事先便得到了警告。

探险家们驶进海湾，经过一个岸上满是海豹的小岛，在海滩外抛锚停泊。这将是一次长期停留。三艘主船的补给将尽，军需船上的东西需要转到主船上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只有诡异的一大群肥牛徜徉在岸上。随后，在12月1日，大约有90个人从丘陵中现身，有些人沿着海滩走了下来。 [17] 当时，大多数船员都在圣加布里埃尔号上，非洲人甫一现身，他们就带上武器，划着小船出发了。靠近岸边时，达伽马扔了一把铃铛到沙滩上，好奇的当地人捡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径直走向小船，又从船长手里拿走了更多的铃铛。与迪亚士一起航海的几位老手有些困惑；水手们猜测，或许在他们最近那次小冲突发生之前，消息已经传开，说来访者毫无恶意，还会分发礼物。

伤势未愈的达伽马却没那么乐观。他让手下划船离开非洲人聚集过于稠密之地，划向空旷的海滩，在那里遭遇突袭的概率较低。在他的示意下，当地人也跟了过去。

总船长领着诸位船长、士兵和弩手上了岸，他示意非洲人三三两两地靠近。作为对他的铃铛和一些红色睡帽的回报，他收到了一些精美的象牙手镯。显然，这里大象资源丰富，处处可见大坨的象粪。

第二天，200名当地人带着十几头肥牛和四五头羊出现在海滩上。在最肥的那头牛的背上，有个男人坐在茅草驮鞍支撑的一丛树枝上；其他的牲畜鼻孔中都穿着木棍，葡萄牙人后来才知道，这是牲畜待售的标志。连续数月咀嚼干肉和腌肉，烤牛肉实在令人垂涎。葡萄牙人直接上岸，而招待他们的当地人则取出一些像笛子一样的乐器奏起乐曲，开始跳舞。达伽马此刻兴致勃勃，下令号手吹响号角。葡萄牙人在小船上站起身来翩翩起舞，总船长也加入了他们。

探险家们用三只手镯的便宜价格买了一头黑牛，第二天是星期日，他们美美地享用了牛肉午餐。“我们发现肉很肥，也像葡萄牙的牛肉一样美味”，记录者如此写道。 [18]

双方在喜庆的氛围中放松下来。更多好奇的当地人开始出现，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女人和小男孩，还有成群的牛。女人们站在海岸后边的一面小坡上，男人成群聚集在海岸上跳舞奏乐。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用狐尾草扇风的老人们靠近他们，双方设法用手势交流。一切显得如此欢快，直到水手们注意到部落的年轻人正手持武器匍匐在灌木丛中。

达伽马把他的非洲翻译马蒂姆·阿方索拉到一旁，吩咐他再用一些手镯买一头牛。非洲人收下手镯，把牛赶进灌木丛中，并把阿方索拉到附近的一个水塘旁，葡萄牙人用那里的水灌满了储水桶。非洲人愤怒地问道，为什么这些陌生来客要拿走他们宝贵的水？

总船长开始对整个局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让手下人聚集一处，呼叫阿方索赶紧归队。葡萄牙人退回小船，沿着岸边划到起初登陆的开放水域。当地人跟了上来，达伽马命令士兵系好胸铠，弩弓上弦，枪矛在手，在海滩上列队整齐。展示武力看来奏效了，非洲人向后退去。

达伽马命令士兵上船，他们划出去一小段距离。记录者写道，总船长有些焦虑，极力避免误杀任何人，“但为了证明我们的实力，尽管不愿伤人，他还是命人从一艘大船的艉楼甲板开了两炮” [19] 。非洲人此刻安静地坐在灌木丛前的海滩上。当炮声响起，炮弹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时，他们跳起来四下逃窜，仓皇之下，把兽皮和武器丢弃了一地。一分钟后，两个人跑回来收拾散落的财产，他们赶着牛消失在丘陵之后。其后数天再不见他们的踪影。

由于装配调拨的工作，军需船上的备件和木料消耗殆尽，达伽马命人在拆卸一空的船体中点了一把火。点燃的船体多日闷烧冒烟，像个阴郁的警报信号。然而，水手们很快便忘记了岸上的麻烦——那是总船长操心的事——娱乐才是他们更关心的。一队人划船到海湾中间的岛上，就近观察海豹群。岛上满是海豹，从远处看，整个岛屿就像一堆移动的光滑大石。有的海豹大如熊，吼叫起来像狮子一样，毫无畏惧地攻击人类；最魁梧的水手投出的长矛也对它们毫发无伤。还有些海豹体型较小，叫声像山羊一样。记录者及其观光同伴们数到3000头的时候就放弃了，为了自娱自乐，他们朝着海豹群开炮。还有一些叫声如驴的怪鸟，“大如鸭子，但不能飞行，因为它们的翅膀上没有羽毛”。 [20] 那些是黑脚企鹅 [21] ，探险家们也屠杀了它们，直到厌倦了方才罢手。

在海湾的第12天，余下的三艘船都差不多可以离开了，水手们再次出去装满储水桶。有一次出动时，他们带去了一块从葡萄牙带来的“发现碑” [22] ，这是一种刻有王室盾徽的石柱。达伽马命人用军需船的后桅做了一个大十字架，在地上立起石柱后，把十字架安装在它的顶上。

第二天，就在小舰队扬帆起航时，非洲人终于从灌木丛中现身了。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在观察着无礼的外乡人，现在总算抓到了复仇的机会。十几个人跑出来，把十字架和石柱砸得粉碎，离去的船队上的人将这个场景尽收眼底。

现在是12月7日，船上有一股明显的紧张兴奋的情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上一次只到前方不远的位置便返航了，而瓦斯科·达伽马的人将要进入大自然的神秘地带。很多人坚信，他们将要驶向无法跨越的极限，而他们最大的担心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舰队离开海湾不久，风就停了下来，船帆低垂，船舶终日锚泊。第二天——记录者虔诚地说是圣母受胎节——上午，他们出发了，却迎头遭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23]

浪头高耸成海水的峭壁。舰船被抛向漆黑的云层，又落入深渊。刺骨的寒风拍打着船尾，一切都漆黑一团。各船张挂起满帆，船头都沉入浪中，船长们赶忙下令收起前桅帆。

冰冷的海水撞击在甲板上，浸湿了水手的羊毛外衣。船舱里所有的人手都在泵水，但海水渗透和冲进来的速度超过了他们奋力排出的速度，船舱里泛滥成灾。怒号的天空盖住了领航员的指挥之声，但就算好几个人紧紧抓住在舵柄，船也几乎无法控制。暴风雨最严重的时刻，尼古劳·科埃略的轻快帆船从视线中消失了，最有经验的水手也觉得他们此番定是在劫难逃。他们哭泣不已，对彼此忏悔，挣扎着在十字架后排成一列，他们向上帝祷告，求祂大发慈悲，让他们从灾难中生还。

天空终于放晴了，日落时分，瞭望台上的人看到贝里奥号出现在海平面上，足足有五里格之远。两条船挂起信号灯，顶风停住船。午夜前后，第一班岗哨行将换岗时，科埃略终于赶了上来，但这完全靠的是运气。科埃略根本没看到另外的船只，直到几乎撞上才发现；他航行的方向跟他们一致则完全是因为残风令他别无选择。

舰队被刮到了大海深处，他们再一次驶向大陆。三天后，岗哨看到一条低洼的岛链。佩罗·德·阿伦克尔一眼就认出了它们：五里格之外，从海岸突出来的一块陆岬上，矗立着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立起的最后一根石柱。 [24]

第二天，12月16日，三艘船经过了迪亚士哗变的船员强迫他返航的河口。欧洲人——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人类——从来没有航行经过他们此刻所经之处。他们当晚停船，每一个半睡半醒的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前方会有怎样的千难万险。

第二天，他们顺着西风轻快地航行，但到了傍晚，风向突然转为东风。船队又一次被迫在海上搏斗，他们尽其所能地抢风改向，坚持了两天。风向最终变回西风时，他们又驶回了陆地，想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们很快便看到了熟悉的景色：迪亚士立起十字架的那个岛，这比他们计算自己应该在的地方后退了60里格。一股强大的近岸洋流又把他们拖了回去，他们折返了半程，退向大约两个星期前刚离开的那个海湾。

很多水手认为他们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那堵墙把东方与西方分隔开来。瓦斯科·达伽马完全不信这番鬼话，手下人也已经越来越清楚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舰队沿航线继续前进。

这一次，强烈的顺风吹了三四天，船队逆着洋流徐徐向前。

“自此以后，”和其他人一样放松下来的记录者写道，“蒙仁慈的上帝恩宠，我们得以前行！我们再也没有被赶回去。愿祂保佑我们今后也一直如此！” [25]

他们正航行经过茂密的林地，越是深入其中，树木越高耸入云。这似乎是一个预兆，果然不出所料，海岸也清晰地向东北方向延伸。

在数十年的探索和多个世纪的梦想之后，欧洲人终于驶入了印度洋。

[1] 薛尔岛（Ilha do Sal），也称作“盐岛”，是葡萄牙人以他们在那里开掘的盐矿来命名的。

[2] 达伽马的大胆举动是葡萄牙历史学家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ão）等人所提出的论点的主要证据，即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之后，曾有一连串探险舰队出发航海。Journal 的作者在提到达伽马的航线时并没有大惊小怪，也算是心照不宣地为这种猜想补充了证据。记录的全然静默巧妙地证明了进行的某种非常重要的任务被要求严格保密，但突然对南大西洋的航行条件痴迷不已并不符合发现的规律。看来最有可能的是，达伽马确定航行路线的因素包括从迪亚士的航行中汲取的教训、船只的限制，以及气候的捉摸不定。无论预先计划达到了何种水平，配备了在大西洋周游三个月的基本航海设备的舰队，最终在好望角以北区区100英里的地方止步，以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3] The Voyage of Franç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the Maldives，the Moluccas and Brazil ，trans. and ed. Albert Gray and H. C. P. Bell（London：Hakluyt Society，1887-1890），1：325.

[4] 引文出自John Villiers，“Ships，Seafaring and the Iconography of Voyages，” in Anthony Disney and Emily Booth，eds.，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76。

[5] 詹姆斯二世（King James Ⅱ，1430—1460），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之子（1437～1460年在位）。1460年，他在攻打苏格兰独立战争后被英格兰人占据的最后一座苏格兰城堡时，因一门名叫“狮子”的火炮爆炸而亡。

[6] 引文出自Peter Padfield，Tide of Empires：Decisive Naval Campaigns in the Rise of the West ，vol. 1，1481-1654（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33。帕德菲尔德对舰队所载军火的一些已知的事实做了有益的总结。

[7] 各次航行口粮的数量不同，面包定量从不足一磅到将近两磅。参见Oliveira Marques，“Travelling with the Fifteenth-Century Discoverers，” 32。一般携带的食品还有腌鱼或熏鱼、面粉、小扁豆、洋葱、大蒜、盐、芥末、糖、杏仁和蜂蜜。

[8] Jean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03-204.

[9] 约合201米。

[10] 圣赫勒拿湾在好望角以北33里格，也就是大约100英里处：做出这一估计的佩罗·德·阿伦克尔的误差不到10英里。

[11] 达伽马及其船员远离陆地的航行时间据我们所知是前无古人的；它显然比哥伦布那些哗变的船员们所经历的五个星期要长得多。

[12] 布须曼人或萨恩人，他们是猎手-采集者和畜牧者，自石器时代末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非洲南部。

[13] Journal ，6.

[14] Journal ，7.

[15] 一种常见的疗法。葡萄牙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初次遇到敌对武装力量时，曾用它应付过用蛇毒或致命树汁做成的毒药。

[16] Journal ，8.

[17] 这些人是科伊科伊人，是5世纪便已迁徙到非洲南部的畜牧者，曾与萨恩人混合，两个种族统称科伊桑人。如今认为，科伊科伊人的旧称霍屯督人是一种蔑称。

[18] Journal ，11.

[19] Journal ，12.

[20] Journal ，13.经历了海上数月的艰苦条件之后，水手们无一例外地会对毫无防备的动物释放其压抑已久的攻击情绪。

[21] 黑脚企鹅（Cape penguins），又称非洲企鹅或公驴企鹅，生活在非洲西南岸。

[22] 原文为葡萄牙语padrões。

[23] 在这里，16世纪的编年史家加斯帕尔·科雷亚让达伽马面临了一次全面的哗变，当他以制定返程路线为借口，把首恶们召到旗舰上来，给他们戴上镣铐，并把他们的航海设备扔出船外后，这场哗变就戏剧性地结束了。他发誓说，上帝将是他们的主人和领航员；至于他本人，他绝不会放弃，直到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为止。科雷亚对达伽马前两次航行的陈述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象，其他来源均没有讲到这个故事，只有欧佐留斯（Osorius）简要提到过在好望角附近发生的一次哗变。参见Henry E. J. Stanley，trans. and ed.，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and His Viceroyalt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9），56-64。

[24] 达伽马绕过了一个迪亚士命名为岩石湾（Bahia da Roca，后来改名为阿尔哥亚湾）的海湾以及那些岩岛中最大的一个岛，迪亚士曾在那里举行弥撒并将其命名为克罗斯岛（Cross Island）。珊瑚群岛——迪亚士所称的弗拉特群岛（Flat Islands）——在克罗斯岛之外5里格，距好望角125里格。迪亚士立起石柱的陆岬曾被称作福尔斯水湾，如今被叫作库韦伊胡克（Kwaiihoek）；标志着迪亚士返程地点的河流可能是大鱼河（Great Fish River）或凯斯卡马河（Keiskamma River）。

[25] Journal ，16.

9.斯瓦希里海岸

1497年的圣诞节在船上神龛前的祷告声中过去了。为纪念这个日子，探险家们将自己经过的地方命名为纳塔尔 [1] ，但他们没有时间休息。他们走到了航海图的尽头；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在白纸上填入新图。一切都需要观察和记录，而通常的考验还会进一步拖后腿，诸如桅杆开裂、锚索折断、逆风航行等。最糟糕的是，饮用水就要用完了，厨子别无他法，只能在海水里煮咸肉，做出的食物令人作呕。登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

当岗哨终于看到一个小河口时，新年已经过去11天了。总船长下令在海岸附近锚泊，第二天，登陆小队划着小船出发了。他们靠近岸边时，发现一大群男男女女正盯着他们看。那里的人个头都很高——比葡萄牙人高得多。 [2]

达伽马像往常一样在前面指挥，他命令马蒂姆·阿方索带着一个同伴一起登陆。非洲人平静而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人群中有一人像是酋长，根据阿方索的理解加猜测，他好像在说，来访者在他的地盘上可以随意，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作为回报，达伽马送给酋长一件红外套、一条红裤子、一顶红色的摩尔帽，还有一只铜手镯。夜幕降临，小船返回了舰队，马蒂姆和他的同伴随着非洲人去了他们的村子。路上，酋长把他的新衣服披在肩上。“看看他们给了我什么！” [3] 他对迎上前来的人说，口气中透着惊喜或高兴。他们在众人的掌声中来到了村子，酋长绕着茅屋到处炫耀。他就寝后，来访者被带到一个招待客人的房子，得到小米粥和鸡肉的款待。他们睡得很警觉，主要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睁开眼，都会发现有成群的村民凑在近前盯着他们。

第二天上午，酋长带着两个人出现了，他们准备领着水手回到船上去。酋长给他们一些鸡作为送给指挥官的礼物，并补充说他会把他们的礼物带给一个大酋长，葡萄牙人认为那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国王了。马蒂姆和他的同伴以及两个向导出发走回登陆地点时，吸引了逾200人尾随。

葡萄牙人把这个国度称作“好人国”。这里看来人口稠密，有很多酋长，但女人的数量是男人的两倍。武士们装备着弓箭、铁尖长矛，以及镴柄象牙刀鞘的匕首，他们与相邻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无疑都是由这种性别不平衡引发的。男人和女人的四肢和发辫上都佩戴着铜制饰品。村庄附近是水塘，人们用晒干掏空的葫芦运来海水在此处蒸发，提取海盐。访客们急切地推断说他们一定来到了更发达地区的边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停留了五天，把船锚泊在海上，用亚麻衬衣交易大量的铜，还重新灌满了补给淡水。这一次，非洲人帮助他们把储水桶运回船上，但在他们准备就绪之前，岸边刮起了顺风，召唤着探险家们继续前行。

九天的航行之后，密林左右分开，现出一个大得多的河口 [4] ，那里到处是被红树灌木丛覆盖的沙洲。达伽马决定派一小队侦察兵冒险一探究竟，他命令贝里奥号进入水道。一天后，两条大船也随之驶入。

河两岸地势平坦，沼泽平原上零星分布着一丛丛高大的树，树上的果实古怪却可食。那里的人肤色黝黑、身体强壮，除了短小的棉质腰布之外一丝不挂。葡萄牙人很快注意到，那里的少女样貌非常标致，哪怕她们穿孔的嘴唇下挂着一串吓人的锡编饰物也瑕不掩瑜。记录者写道，非洲人普遍对他们这些陌生来客表示欢迎。人们成群结队地划着独木舟送上土特产，还毫不犹豫地爬上船来，就当欧洲人是老朋友一般。他们带走了铃铛和其他小玩意儿，带领水手们去他们的村庄，还欣然向他们提供淡水，让他们随意取用。

几天后，两个戴着绿缎绣花帽的人划船来到舰队。他们显然是当地的贵族，用内行的眼光审视了船只。他们解释说，他们中间有个年轻人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曾经见过这样大的船。

“这些暗示让我们很高兴，”记录者写道，“因为看来我们似乎真的正在接近自己梦想的目的地。” [5] 看到那两个人不怎么瞧得上自己送上的礼物时，葡萄牙人不开心了：他们还远未到达印度，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冷遇。不过傲慢的绅士们还是命人在河岸上为他们建造了小屋，并一连七天派仆人来用染成红色的布匹交换这些外来客手里的小玩意儿，直到他们逐渐厌倦，划船回到了上游。

葡萄牙人在河上待了32天。达伽马认为经历了这么久的航海考验，船员们有必要好好休息一下，何况他们显然很享受有体贴的美女陪伴左右的时光。与此同时，他们修理了圣拉斐尔号的桅杆，并再次侧斜检修了全部三条船。

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东非是个天堂般的所在，但温暖潮湿的空气中潜伏着危险。很多船员得了重病，手脚膨胀得像气球一样，腿上也破了数百个小口子。牙龈肿得都盖住了牙齿，弄得他们无法进食，呼吸的臭气也令人难以忍受。眼睛流血，眼球开始从他们皱缩的脸上凸出来。离家七个月，可怕的坏血病终于爆发了。

保罗·达伽马是个和蔼热心的人，他日夜看望那些病人，不光安慰他们，还从自己的存货里拿出药品分给他们。船员中没有内科医生，不过由于船上的几位外科大夫——他们还担当理发师——像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瓦莱遇到的人物那样，“相貌丑陋不堪，就算我身体完全健康，被他一搭脉也会生病” [6] ，因此他们的作用非常有限。最痛苦的是伤口化脓，这导致病人全身瘫痪，牙齿也掉光了。大概有30人死亡，而幸存者只能站在旁边，无能为力。

最终，瓦斯科·达伽马下令继续前行。出发前，他立起了第二根石柱，并留下一张纸条，上书手下人为锚泊之处起的名字——好兆河（River of Good Omens）。然而眼前出现的显然并非全是吉兆。舰队刚刚穿过河口的沙坝，旗舰就在沙洲上搁浅了。在人人都以为没有希望，准备放弃时，搁浅的船才总算趁着涨潮再次浮上水面。2月24日星期六，这支小舰队再次回到开放海域。晚上，领航员们制订了远离海岸驶向东北的航线。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沿着相同的方向航行，每天晚上停船，以免撞上什么，但除了一些零星散布的岛屿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3月1日，一大簇岛屿进入视野，这一次，它们距离海岸很近。此时时间渐晚，船队再次离岸锚泊，想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勘察情况。

黎明的曙光显现出一大片平坦的菱形的珊瑚，其边缘是白沙，点缀着绿色植被，周围环绕着一大片广阔的陆地。两个小岛守在出海口旁。达伽马决定先派轻快帆船前去探路，尼古劳·科埃略扬帆前行，沿着边缘进入海湾。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判断错了路线，贝里奥号一头扎进了沙洲。他正试图退出来时，看到一个小型船队从主岛出发了。

这时，其余两条船也跟了上来，岛民们兴奋地试图招呼他们停下来。达伽马兄弟无视大陆和岛屿之间的隐蔽锚地，继续前行，在欢迎队伍的紧追之下，他们抛锚停了下来。七八条小船赶上了他们，还有一支小乐队奏着小曲。葡萄牙人认出了他们吹奏的长颈笔直的小号，这种小号与北非摩尔人用的乐器一模一样。

小船上其余的人热情地示意来客跟着他们驶进岛屿的港口。达伽马邀请一些人上船，与船员一同酒足饭饱。

葡萄牙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岛民说的是阿拉伯语。这既给了他们希望，又让他们十分困惑。这里的人显然是穆斯林，但比探险家们此前见过的任何穆斯林都友善得多。

瓦斯科·达伽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查明自己身处何地，以及这些是何许人也。他再次命令尼古劳·科埃略前往港口测量水深，看看大船是否可以跟进。科埃略试着绕岛航行，却在一处岩岬上撞断了船舵。他终于设法挣脱，轻快帆船一路摇摆地驶进港口清澈的深水中。

贝里奥号刚刚停稳，当地的苏丹 [7] 便率着一大群扈从靠近并登上了船。他身穿一袭亚麻长衫、一件及踝的天鹅绒长袍，头戴一顶镶金边的彩色丝帽，脚踩一双丝鞋，非常惹人注目。他的手下穿着精工细作、染着明快条纹的上好亚麻和棉布服装。他们头上戴着绣金线的缎带帽子，腰带上挂着阿拉伯弯刀和匕首。

科埃略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贵宾，不过他只能向苏丹献上区区一条红色的头巾。苏丹礼尚往来，把他祈祷时手捻的黑串珠赐给了船长，示意后者可以将其视作亲善的信物，还邀请一些水手和他一起上岸。

他们在海岸线的一段岩石带登陆，那里水浅，涨潮时方可容小船靠岸。岸边是一排货栈。附近正在建造几条大船，船体的木头是用椰壳纤维捻缝的，船帆也是用这种多用途材料编织而成的。远处是个相当大的镇子，镇上有一些小清真寺和华丽的墓园，还有用珊瑚石灰岩和石块建造、灰泥粉饰的房子。到处都是成堆出售的椰子、甜瓜和黄瓜，街道上的妇女在贩卖炸小鱼和用煤炉烤制的餐饼。

苏丹召唤水手们去他的家，在款待后送他们回船，并以“一罐子用碎椰枣配丁香和莳萝做成的果酱作为给尼古劳·科埃略的礼物” [8] 。

时至此刻，两条大船也跟着贝里奥号驶进港口。苏丹向他们分发了更多美味佳肴，达伽马急忙做准备迎接他的到访。艰苦航行之后，他的船员们相当有碍观瞻：状态最好的也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最糟的已命悬一线了。总船长命令病患和体弱之人躲到船舱里去，并把其他船上最强壮的人招来。他们在宽松的衬衫外披上皮制短上衣，蹬上靴子，还在衣服下面暗藏好武器。船上升起了旗帜，天篷也搭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时间也刚刚好。

幸亏如此。苏丹盛装出席，随从也穿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乐手一刻不停地吹奏着象牙号角。达伽马迎接苏丹上了船，让他坐在遮阳篷下，用最好的肉和葡萄酒来款待他，还献上了一些帽子、短袍、珊瑚珠，以及从箱底拿出的其他小玩意儿。苏丹瞥了一眼呈送到眼前的礼物，轻蔑地看了看，问外国人是否有猩红色的布料。经阿拉伯语翻译费尔南·马丁斯转达，达伽马不得不答复说没有。宾客没过一会儿就离开了，不过苏丹倒是对他们颇感兴趣，又来了几次，葡萄牙人继续有求必应。

现在，探险家们已经得知自己来到了一个名叫莫桑比克的国家。那些穿着讲究的人是与北方的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坚称他们为白摩尔人）做生意的富商。港口里有四条阿拉伯船，后来他们发现这些船满载着“金银、丁香、胡椒、姜，银戒指，还有大量的珍珠宝石，这些全都是这个国家的人使用的物品” [9] 。欧洲人的新朋友们解释说，除黄金外，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富裕城市，在那些地方，宝石、珍珠和香料均属常见之物，“这些东西堆积成筐，根本无须购买”。

来访者的心跳加速。这是关于传说中的富庶东方的第一个证据，也是他们历尽艰辛要寻找的目的地。发现穆斯林控制了整个海岸——他们后来得知这里叫作斯瓦希里海岸，得名自阿拉伯语中的“海岸居民”，这当然令人不安，但也有好消息。商人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非常富庶的岛屿，那里的人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他们总是在打仗。葡萄牙人踌躇着询问了祭司王约翰的下落，得知他也在附近，统治着大量海岸城市，那里的居民都是“拥有大船的巨商” [10] 。据传说，祭司王的宫廷远在内陆，只有骑骆驼才能够到达，但得知阿拉伯人的船上就有两名来自印度本土的基督徒，算是缓解了他们深深的失望。这个消息还暗示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徒是阿拉伯人的俘虏，不过这两个人不久就被带到了圣加布里埃尔号上。他们一看到船头的圣人像便跪下祈祷。无论是否身为囚徒，这终究确切地证明了整个东方都有基督徒这一事实，这是欧洲人期待已久的。

“这个消息，”记录者欢欣鼓舞地写道，“以及我们听到的很多其他传闻都令人非常高兴，我们喜极而泣，祈求上帝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以便亲眼看见如此热盼之事。” [11] 数个世纪的希望和梦想几乎触手可及：东方的一位基督教国王，他治下富裕得惊人的国民，还有诸多城市，城市中有随处可见的、只需用筐舀起的宝石和香料。

就在来访者们兴奋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局面急转直下。

苏丹某次来访时问外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想知道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他不熟悉的另一个遥远的穆斯林民族？他知道土耳其人是跟他们一样诚实的人。他还说，如果他们是土耳其人，他很想看看他们国家著名的长弓，还想看看他们的《古兰经》版本。

达伽马尽量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他们并非来自土耳其，而是紧邻的一个王国。他很乐意向苏丹展示他们的武器，但表示他们没有携带宗教书籍出海。士兵们拿出他们的弩弓开弩放箭，苏丹看起来又惊又喜。吃过一顿无花果、蜜饯和香料后，达伽马冒险地解释说，他们伟大而威严的国王派他去寻找通往三印的道路。他问是否可以在这儿雇用两个熟悉印度洋的领航员，苏丹欣然同意。两个人适时前来报到，达伽马给了他们每人一小袋黄金和一件短袍。他通过费尔南·马丁斯告诉他们，唯一的条件是，从现在开始，两人中的一个必须始终留在船上。

领航员们上船后不久便制造了麻烦。这些面色苍白的远方来客的行为，他们所说的奇怪语言，以及他们更加奇怪的船，早就引起了怀疑。他们看起来对这个海岸及其土特产一无所知，问个不停，还拒绝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两个人终于明白了，雇用他们的不是某个异域的穆斯林种族而是基督徒，于是两人中的一人找借口离开了。这个人再也没有现身，葡萄牙人便动身前往距离海湾一里格远的一个小型外岛，他们此前获知他就住在这里。船在附近抛锚停泊，达伽马和科埃略指挥两条武装小船直奔岸边，并让另一名领航员也一起。立即便有六条独桅帆船从小岛出发拦截他们。那些船上满是佩戴着弓弩长箭和圆盾的穆斯林战士，他们做手势让葡萄牙人回城。

达伽马命人看住这个领航员，下令让炮手向那些船开火。

炮弹从炮膛中呼啸而出，空中一片隆隆声。

这一刻，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相遇了，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双方的关系也从友善转为敌对。古老的激烈对抗扩展到了新的水域。第一炮打响之后，此后的数个世纪都回响着隆隆炮声。

保罗·达伽马留守舰队，以便随时增派援手，炮声响起后，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贝里奥号冲向阿拉伯船时，后者逃回了主岛，在保罗赶上来之前便消失在城里。

葡萄牙人返回其停泊地点。与苏丹的关系显然无法弥补了。记录者写道，此前苏丹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显然还是十分友善的。“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基督徒后，就准备背信弃义，抓住并杀死我们。被我们扣押的领航员后来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全部意图——如果有能力做到的话。” [12] 葡萄牙人欣然接受这则消息，认为这名领航员一定是被万能的主所感动，才向他们透露了这一阴谋。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船员们出发去小岛举行弥撒。他们发现了一个偏僻的地点，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摆设圣台，举行了圣餐仪式，然后紧接着就扬帆去寻找更加宜人的水域了。

然而天意自有安排。两天后，船队驶过一个背靠高山的海角，风停了下来，他们也慢慢停了船。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一阵微风把他们送出了海，但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时发现，一股强大的离岸流又把他们一路拖回了莫桑比克岛。傍晚时分，他们总算回到了之前举行弥撒的那个小岛上，但那时风向又变成了逆风。他们锚泊等待。这可是他们最不愿意久留的地方。

苏丹听人报告说基督徒又回来了，便派人带着友好的口信去了舰队。特使是个来自北方的阿拉伯人，他发誓说自己是圣族后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还喝得烂醉如泥，告诉葡萄牙人说他的主公希望能跟他们讲和，说之前都是遗憾的误会。达伽马回答说他也如此认为，但首先要求他雇用的领航员回船。圣族后裔离开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没过多久，另一个阿拉伯人带着自己的小儿子来了，请求获准上船。他解释说自己是来自麦加附近港口的一条船上的领航员，正在寻找回北方的船。这多少有些古怪，因为有很多阿拉伯船定期往返于这个海岸，但达伽马同意他上船，这与其说是出于好客，不如说是为了套取情报。新来的人主动提供了一条建议：他说，苏丹讨厌基督徒，他们最好保持警惕。

拖延了一个星期后，达伽马命令舰队回到港口。他别无选择：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饮用水也快喝完了。

岛上没有淡水资源：挖井掘出的也是碱化的盐水，喝这种水的人会染上严重的痢疾。淡水无不来自大陆，而探险家们得知，那里好斗的部落里都是裸身有刺青的人 [13] ，他们把牙齿磨尖，以猎杀的大象肉和他们囚禁的人为食。

水手们无视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入夜后，他们悄悄地放下小船，装上空水桶。午夜前后，瓦斯科·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带上一些人，静静地划船去了大陆。达伽马从苏丹那里雇来的领航员 [14] 提出带他们去饮水处，因而也跟着队伍出发了。然而他们很快便在红树丛中迷了路，开始怀疑领航员只是为了伺机逃走。划了一整夜的船之后，他们又累又气地回到大船上。

第二天傍晚未等入夜，他们又试了一次。这一次，领航员很快便指明了地点，但当小船靠近时，葡萄牙人看见岸上有20个人向他们挥舞长矛，示意他们离开。

达伽马忍无可忍，命令手下的人开火。炮弹冲膛而出，非洲人逃进了灌木丛。水手们登陆，取足了水，然而得知圣拉斐尔号领航员若昂·德·科英布拉的一个非洲奴隶趁人不备逃走了，他们又有些泄气。葡萄牙人很快就愤慨地得知，那个非洲奴隶虽然早先已经受洗变成了基督徒，现在却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第二天，另一个阿拉伯人靠近舰队，送来了一个威胁的口信。他冷笑着说，如果外乡人需要水，可以自己去找，但会不会遇上什么东西让他们畏缩不前，就不得而知了。

总船长终于忍无可忍。他的礼物遭到冷遇，领航员溜了一个，如今，来访者又一个接一个地戏耍他。他被当成傻瓜一样，因此决定给穆斯林一个教训，免得继续丢脸。他给苏丹捎去口信，要求其交回奴隶和领航员，且很快就得到了回复。苏丹盛怒。水池旁的人在欢欣鼓舞中就被基督徒杀死了。至于领航员，他们都是外国人，而苏丹对此一无所知。这些来访者起初表现得老实可信；如今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四处游荡、劫掠港口的下贱无赖。

达伽马召集船长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所有的船都装备上火炮，朝镇子冲去。

岛民早已准备好迎战了。数百个人装备着标枪、匕首、弓箭冲上海滩，用投石器向不断靠近的船投掷石头。加农炮回击之后，岛民退到他们用成排的木板扎牢的木栅后面。他们藏起来虽保全了性命，却也无法再轻易攻击，葡萄牙人连续轰炸海岸长达三个小时。

“最后我们开炮开得累了，”记录者显然被激怒了，却假装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写道，“就回船里吃晚饭了。” [15]

岛民开始带着他们的物品逃跑，划着独木舟逃回了大陆。

晚餐过后，葡萄牙人再度出发去完成任务。总船长的计划是用囚犯交换奴隶和阿拉伯人手中的两个“印度基督徒”。他的哥哥追上四个非洲人划的一条独木舟，把他们拉回到大船旁。另一群水手追踪着那个自称圣族后裔之人的小船。船上塞满了他的个人财产，但桨手一到大陆，便舍弃了这条小船。葡萄牙人还发现了另一条被遗弃的独木舟，上面有“上好的棉织品、棕榈叶编制的篮子、一只盛着一些黄油的釉罐、装着香水的小玻璃瓶、法典书籍、一箱籽棉花束、一张棉网，以及很多灌满小米的小篮子”——这是一个富商的全部家当。达伽马把除了《古兰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分给了水手，他要留着《古兰经》，带给自己的国王。

第二天是星期日，海滩上空无一人。葡萄牙人装满了储水桶，这一次无人敢反对了。星期一，他们再次给小船装备好火炮，出发去了镇子。剩下的岛民都留在自己家里。一些人咒骂着这些野蛮的来客。达伽马不想冒险登陆，看来既然无望寻回失踪之人，他为了保全面子，便命炮手开火。

表明态度后，葡萄牙人离开了锚泊之地，返回小岛。他们不得不再等上三天，直到起风才能航行。探险家们即将沿着航行的海岸流传着令人惊恐的故事。曾有一位旅行者报告说沿途某地“黑人捕捞Pisce Mulier，也就是‘女人鱼’”：

这种鱼和女人很相似，同样有阴部，用身体两侧可充当双臂的鳍夹着幼仔，经常上陆，并在那里放下她的幼仔。黑人渔夫发誓绝不与这些女人鱼有任何瓜葛。它们的牙齿功效强大，（据我所知）可以治疗痔疮、血痢和热病，将其在大理石上研磨，加水搅拌，服下即可。 [16]

他补充说，不管有无禁忌，非洲人“极其喜爱这种鱼，还与其交媾，提振精神”，要知道这些可绝非迷人的美人鱼，它们“面庞丑陋，鼻子跟猪鼻子一样”。不过海岸上纯粹的人类居民就更加可怕。据说，在内陆腹地有一个伟大的国王，他治下的臣民“杀死任何敌人后，都会切下他们的阴茎，晒干后给自己的妻子挂在脖子上，他们相当以此为荣：挂得越多就越受尊敬，因为那证明丈夫更加强壮勇敢”。另一个旅行者的解释也很有启发，他说拥有“一串男人的阴茎” [17] 相当于在欧洲被授以爵位；对东非的武士而言，这“跟我们佩戴金羊毛，或英格兰人被授予嘉德勋章一样”，是个巨大的荣誉。

葡萄牙人顽强地坚持着，3月29日，一阵轻风终于把他们吹向北方。他们顶着洋流慢慢前进，由于要连续起落船锚，海员们的手上长满了水泡。

4月1日，他们航行来到一个热带岛屿的大群岛 [18] ，岛屿边缘生长着红树林，周边都是生机勃勃的珊瑚礁。小船往返于这些岛屿和大陆之间，岸边还有相当规模的商栈。前一夜，在葡萄牙人还离得太远，无法辨认地形时，阿拉伯领航员坚称这些岛屿是大陆的一部分。到这时，达伽马确信人人都在不怀好心地对付他，因而命人把领航员狠狠鞭打了一顿。为纪念这件事，葡萄牙人将第一个岛屿命名为“鞭打岛”。

达伽马决定继续前进，三天后，他们来到另一个群岛。这一次，两位穆斯林领航员都认出了这个地方。他们宣称，舰队在三里格之前刚刚经过了一个基督徒居住的岛屿。

总船长坚信两个领航员故意让他错过了一个友善的港口。船队整日都在设法到达那个港口，但一路顶着强烈的逆风。结果证明他们因祸得福，根据事后的了解，这简直就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因为基尔瓦岛是沿海最强大的统治者的老家，统治者可不是个基督徒。失望的领航员不但不把葡萄牙人引离此地，还企图把他们带进陷阱。

当领航员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便又出了新招。他们说，前面再航行四天，就会见到一个名叫蒙巴萨 [19] 的大城，那里也住着强大的基督徒。时间已晚，但风势正猛，舰队取道向北。夜幕降临时，岗哨看到前方有一个大岛 [20] ——莫桑比克领航员声称那是另一个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城镇的地方。达伽马毫不理会，继续前进，船队顺风前行，速度很快，后来圣拉斐尔号突然撞上浅滩，搁浅了。

时值破晓前两个小时，舰队距离陆地还有几英里远。船员们朝着身后的其他两条船喊破了喉咙，因为它们在黑暗中很有可能撞上前船。圣加布里埃尔号和贝里奥号及时停了下来，放下了小船。

黎明时分，潮水退去，圣拉斐尔号搁浅在一片浅滩上。远处海岸上是一片雄伟的高山，山脚下有一个聚居点。当地人看到商机，纷纷划向受损的船只，很快便卖出一批橘子——水手们认为这种水果比家乡的好多了。达伽马用惯常的小玩意儿犒赏了他们，其中两人留在了船上。

现在，圣拉斐尔号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船锚。各条船上的人们费力地把每一个船锚举到前面的船头处，远离浅滩，然后喊甲板上的同伴放出锚链。晚些时候涨潮之时，缆绳绷紧，大船才漂浮起来，船员们倍感欣慰，发出一片欢呼声。

舰队终于抵达蒙巴萨。

时间是4月7日，星期六。前方在大陆环抱之下，有一个林木茂密的岛屿。巉岩高处面朝大海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城墙高耸的大城。前面的浅滩处有一座灯塔，在差不多与水面齐平的地方，有一个守卫着沙洲的城堡。岛北侧的海港就在眼前，葡萄牙人可以看见那里停泊着大量船只，它们个个彩旗招展，像是在举行什么庆典。他们显然到了一个富裕的重港，为了不落人后，他们也升起了自己的旗帜。表面功夫倒是做得不错，但实际上舰队的状况非常糟糕。很多水手死于坏血病，还有很多人病情很重，船上人手不足的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了。但让幸存者欢欣鼓舞的是，第二天就可以登陆，去听星期日弥撒了。领航员们告诉他们，基督徒在城市中有自己的聚居区，它由自己的法官和领主统治；领航员们保证，他们会以巨大的荣誉迎接来客，还会邀请这些葡萄牙客人到自己漂亮的家中作客。

夜班人员上岗后，其他人都在自己惯常的角落里就寝，期盼着白天的来临。

午夜时分，岗哨大声呼喊。一条单桅帆船从那个城市出发，载着大约100个人迅速靠近，所有人都携带着弯刀和圆盾等武器。单桅帆船逼近旗舰，武装人员企图爬上甲板来。达伽马吼叫着发出命令，士兵在甲板上列队阻挡。他最终同意四名首领登船，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放下手中的武器。

达伽马从士兵变成了外交家。他乞求来者对他的小心谨慎切勿见怪，他一面向他们提供食物，一面补充说自己是个外乡人，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他的客人们面带微笑解释说，他们只是来看看舰队，因为这个景象太惊人了；还补充说，携带武器是他们的习俗，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期间都是如此。苏丹正热切期盼着外宾的到来；如果不是因为时间太晚，他就亲自前来迎接了。

态度微妙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四人离开之时，葡萄牙人仍坚信他们是来看看能否掳走一条船的。他们毕竟是穆斯林，虽然他们也证实了岛上的确有很多基督徒。

星期日的早晨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蒙巴萨苏丹的礼物：一只绵羊，还有成筐的橘子、柠檬和甘蔗。显然，欧洲人已是沿岸地区的名人了，因为他们整日都在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其中有两个特使给达伽马带来了苏丹的戒指，以此来保证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贵宾的安全，并承诺说，如果他们进入港口，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补给。特使们皮肤苍白，自称是基督徒；他们言之凿凿，葡萄牙人就相信了他们。达伽马送他们回去，并以一串珊瑚珠子作为给苏丹的礼物——在一个四周全都是珊瑚礁的海岸，这个礼物可真是平平无奇——还让他们带口信说他准备次日进入港口。与此同时，他派两个流放者亲自去向苏丹重复他的友好问候并侦查现场。

两个人一上岸，一群人就围拢过来，跟着他们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向王宫。走到觐见厅要通过四个大门，每个大门都有手持出鞘弯刀的门卫把守。苏丹亲切地接见了外乡人，并命令手下人带他们参观城市。

一群人蜿蜒穿过两旁都是三层楼建筑的漂亮街道。从窗口望进去，可以看见精美的石膏天花板。女人们戴着丝质面纱，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被锁在一处的奴隶们则戴着脚镣曳步而行。

观光人员最后来到两个商人的家里，有人介绍说他们俩都是基督徒。他们向客人们展示了一幅他们崇拜的画像，看上去像是画成白鸽的圣灵。 [21] 向导解释说，城里还有很多基督徒，葡萄牙人的船一驶入港口，就能见到他们了。巡行结束，他们回到王宫，苏丹再次现身，交给两人一些丁香、胡椒和高粱的样品。他说，这些东西可以被大量出售，他会准许来访者满载而归。他还有很多仓库装满了金银、琥珀、树蜡、象牙，以及其他财富，并承诺会以最低价格卖给他们。

收到这些口信和关于城市的报告后，达伽马大为满意。他征询了三位船长的意见。为了防止印度之行出现差池，他们决定的万全之策是进港储备香料。

舰队起锚，但圣加布里埃尔号无法掉头，漂上了一片浅滩。第二条船直接撞上了它，三条船全都再次抛锚，各自平静下来。

那片浅滩是圣意显灵的另一个实例。船上还有几个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他们以为基督徒绝不会靠近海岸了，就彼此示意，冲向船尾，跳进一条拴在船侧的单桅帆船。数秒过后，两个领航员也跳船下水，游向那条帆船。

瓦斯科·达伽马开始怀疑有诈。那一夜，他审问了那两个未能逃脱的莫桑比克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需动用酷刑才会得到可靠的答案，他令人把油烧至沸腾，滴在他们的皮肤上。

在痛苦呼号的间隙，他们喘着粗气吐露了大致的阴谋。基督徒即将到来并攻击莫桑比克的消息在他们到来之前便传到了海岸以北，人们计划一旦他们进入港口便俘虏他们。

达伽马下令在他们冒烟的皮肤上继续浇滚油。一个受审者蠕动着挣脱了打手，自行跳入海中，全然不顾双手还被绑着。几个小时后，另一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跳海自杀了。葡萄牙人感谢上帝再次从异教徒的魔爪中拯救了他们。

午夜前后，两条独木舟悄然划向舰队，在目力未及之处停了下来。几十个人无声地潜入水中游向大船。几个人在贝里奥号船侧现出水面，手持利刃切断了锚索。他们的皮肤和武器在月光下隐约闪现，但夜班人员以为那是一群金枪鱼。轻快帆船开始漂移，水手们才终于恍然大悟，拉响了警报。更多的水鬼爬上了圣拉斐尔号的甲板，攀到后桅的索具旁，正准备割断绳索。被人发现后，他们无声地潜入水中游走了。

“这些小人向我们使了很多这类邪恶的伎俩，”记录者写道，“但我们的主不允许他们得逞，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 [22]

葡萄牙人仍然坚信蒙巴萨的半数人口都是基督徒，只不过那些基督徒是因为遇上了麻烦而全无前来救援的迹象。他们最终认定，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正在开战，他们见到的那些奴隶显然就是被俘的基督徒士兵。葡萄牙人自说自话地坚信，不管怎么说，那两个基督徒商人都只是暂居于此，所以如果没有苏丹的许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如今，船员们终于恢复了体力。也许是大量柑橘发挥了作用；当然葡萄牙人认为，这更有可能是另一个奇迹。总船长又等了两天，期望有基督徒前来提供给他一名接替的领航员。随后，在4月13日，他下令舰队起航，彼时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横渡印度洋。第二天拂晓时分，岗哨在公海上看到两条小船，舰队立刻扬帆紧追不舍。达伽马认为，如果没有领航员可雇，就必须抓一个。

一条小船逃向了大陆，但在下午晚些时候，舰队抓住了另一条小船。船上有17个穆斯林，还有一些金银和大量玉米。有个老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他年轻的妻子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舰队靠近后，水手和乘客们纷纷跳水，但葡萄牙人跳上他们的小船，把他们从海里捞了上来。

让达伽马不满的是，新俘虏中没有一个领航员，舰队被迫继续沿着海岸北上。

在蒙巴萨以北30里格的地方，葡萄牙人又接近了另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日落时分，他们抛锚过夜，同时密切关注着岸边有无任何邪恶活动的迹象。

第二天是4月15日复活节，但水手们只进行了通常的晨祷。探险家们警惕地环视四周，等着看有谁会主动出击。

前方的海岸线在远处两个岩岬之间拐了个很大的弯，形成一个开阔的波浪形海湾。退潮时，海浪拍打在从沙滩延展出去很远的珊瑚礁上，显露出隐隐闪烁的水塘，倒映出低矮的岩石，其上散布着绿茸茸的一层海藻。镇子在广阔的棕榈树林中沿着海岸蔓延出去，两侧是农场和果园。以棕榈叶为顶的别墅保养得很好，在碧蓝的天幕下高高耸立，白色的外墙十分耀眼；与大多数黑墙的阿拉伯房屋不同，它们有很多窗子，屋顶平台可以远眺大海。这幅场景让葡萄牙人想起了坐落在里斯本以北塔霍河河口的阿尔科谢蒂 [23] ，那是葡萄牙王室的度假胜地，也是曼努埃尔一世的出生地。

从小船上抓来的人告诉他们的劫持者，眼前就是马林迪 [24] 城了。他们补充说，他们刚从那里来，在港口里见到了四条属于印度基督徒的船。如果外乡人能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带来基督徒领航员，此外还有水、木材和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补给。

达伽马迫切需要帮助，就听取了他们的建议。他将舰队移近城市，在半里格开外锚泊。居民和舰队保持着距离：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警告，这些外乡人四处掠夺船只，绑架乘客和海员。

第二天一早，达伽马命人划船把那位年长的穆斯林送到城下的一片沙洲上。他们把他留在那里，他静静地站着，直到一条独木舟从岸边靠近，接他上了船。外乡人还扣着他年轻的妻子作为人质，他径直走向王宫，传达了总船长的口信。他说，来访者是一个伟大而威严的国王的臣民，苏丹会乐于与其结盟的；他们要去印度，非常需要领航员。这一回，外交辞令终于有了受众：苏丹正与邻近的蒙巴萨交战，迫切需要新的盟友；更何况这些好战的同盟还拥有看上去很吓人的舰船。

晚餐后，老人再次出现，带来了一名苏丹的战士、一名圣族后裔，还有三只绵羊。两人传达了统治者欲与外乡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急切心情，说苏丹愿意提供领航员，并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达伽马送他们回去，送上一件男士紧身长袍、两条珊瑚串、三个洗手盆、一顶帽子、一些小铃铛和两条棉布头巾，还让他们带口信说他会在次日入港。

舰队缓缓靠近海岸，苏丹派一条小船又带来六只绵羊，还有丁香、莳萝、姜、肉豆蔻和胡椒作为礼物。空气中飘荡的昂贵香料的香气再次让水手们心跳加速。

随礼物而来的是一个新口信：如果外乡人的领袖希望与苏丹对话，他就会乘单桅帆船在半途与他们会面。达伽马同意了，第二天晚饭过后，王室的单桅帆船从岸边出发了。苏丹身旁是一班号手，其中两个人吹奏的是用象牙制作的巨大号角 [25] ，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号角有一人高，从侧面的开孔吹奏。低沉的声浪和甜美的号鸣混在一处，和谐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

苏丹穿着一袭绿缎缀边的绯红缎子长袍，头戴一条奢华的头巾。他坐在一张铜制的双人椅上，其上堆满了丝绸垫子。他头顶上立着一把绯红色的用缎子做的阳伞，身旁还站着一个手持银鞘弯刀的老家臣。他的手下上身赤裸，但下身都裹着丝绸或上好的棉布。他们头上戴着丝线和金线刺绣的布，身上佩戴着精美的匕首和彩虹丝穗装饰的弯刀。欧洲人被壮丽的场景和王室的威仪深深地吸引住了。

达伽马穿着他最好的骑士装备，12位高级军官相伴左右。他的小船用旗帜和横幅盛装打扮，苏丹接近时，他的水手们划船带着他出动了。两条小船并排停下。两人通过手势和翻译，相互致以热忱的问候，达伽马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受到了国王般的尊敬。

苏丹邀请总船长访问城市并住在王宫里，他会在那里为他接风，一洗长途旅行的疲劳。他建议说，随后他就会回访舰队。这样的邀请实在是充满柔情的慰藉，但达伽马踌躇了。他已有成见，认为无论人们看上去如何友善，踏上明显有重兵把守的穆斯林城市仍太过危险。他答复说，自己的国王严令他不可遵从他人的要求；如有违抗，就会有人把他的行为报告给国王。

苏丹答道，如果他自己在外乡人没有表示善意之前访问舰队，他的人民又会怎么说他？至少他希望知道他们国王的大名。

葡萄牙翻译写下曼努埃尔这个名字。

苏丹宣称，如果外乡人从印度返航途中来拜访他，他会给这位曼努埃尔写信，甚至派一位使节亲自前往。

达伽马感谢了他的礼遇，承诺会再次拜访，并回答了有关此次使命的一系列问题。苏丹详细讲述了探险家们特别感兴趣的有关香料、红海等问题，并答应给他们提供一个领航员。

鉴于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达伽马派人把他俘虏的囚徒带来，把他们都移交了出去。苏丹发誓说，就算有人送给他一座城池，他也不会比现在更快乐了。他心情极其舒畅，绕着舰队环行了一圈，依次称赞了每一条船，无疑也估计了一下舰队可能对他的邻邦造成了怎样的破坏。总船长乘着自己的小船随行其后，命令射石炮的炮手鸣放礼炮。惊恐的穆斯林急忙划桨奔逃，达伽马赶紧示意停放礼炮。苏丹重新镇定下来后，宣称从未有人令他如此欢喜，他非常愿意请船上的一些人帮他作战。达伽马说这不算什么；如果上帝允许他们发现印度并返回家乡，他的国王一定会派一整支舰队来帮助新的盟友。

三个小时的访问过后，苏丹打道回府，把他的儿子和一个圣族后裔留在舰队的船上作为担保。他还是很想炫耀他的王宫，于是便带了两个水手随行。他说，既然总船长不愿上岸，他第二天还会重返海滨。

第二天上午，瓦斯科·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带领两条武装小船划向镇前。海岸上人头攒动，两个骑兵正在表演一场决斗。他们身后是漂亮的街道和水花四溅的喷泉。探险家们得知，城里只有阿拉伯人——大约有4000人，而非洲人多是在农场里劳动的奴隶，住在城外篱笆泥墙的茅舍里。在整个沿海地带，经过数个世纪的异族通婚，从外表上很难区分这两个族群，但无论是何种族，穆斯林精英都自称阿拉伯人，而把非穆斯林叫作卡菲勒（Kaffirs），即阿拉伯语中的异教徒。

苏丹从他位于海滨的王宫里现身。他爬上自己的轿子——装在长竿上的一乘带顶篷的轿子——被人抬下一段石阶来到水边。达伽马的小船在岸边上下摆动，使他很难得体地交谈，因而苏丹再次请求总船长上岸。苏丹补充道，他此番请求完全是以私人名义：他年老体弱的父亲渴望与远道而来、为自己的国王历尽艰险的客人见面。如有必要，他和他的儿子们会留在船上作为人质。即便如此也不足以令达伽马放松警惕，他坚定地坐在自己的小船上，观看主人为他准备的娱乐活动。

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所有印度洋城市里，葡萄牙人碰巧遇到了一个最有可能帮助他们的。有四条船来自印度的消息也千真万确，一群印度人很快就划船来到圣拉斐尔号旁，请求登船。达伽马当时正在那里和他哥哥说话，他让船员们向印度人展示一幅圣坛装饰画，画的是“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怀抱着耶稣基督，身边围绕着使徒们” [26] 。由于这些人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批印度人，水手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仔细检查了他们，认为他们看起来与自己知道的基督徒都不一样。他们穿着白色的棉袍，留着大胡子，头发很长，被编成辫子藏在头巾下；最重要的是，他们解释说自己吃素，这让以鲜肉为生的人觉得非常可疑。但他们一看到圣坛就拜倒在甲板上，舰队在海港停留期间，他们每天都来到神龛前做祈祷，还带来了丁香或胡椒作为小祭品。

这当然让他们最终确认了印度遍地都是基督徒的事实。总船长划船经过印度人的船只，当后者礼炮齐鸣向其致敬时，葡萄牙人更加激动了。

“基督！基督！”印度人双手举过头顶，喜悦地喊道；至少在欧洲人听来如此。

那一晚，印度人请求苏丹准许他们举办一个聚会向外乡人致敬。天黑后，焰火照亮了夜空。印度人用他们的小火炮发射了一轮又一轮礼炮，还声嘶力竭地唱着古怪的赞美诗。

一个星期的聚会、对战表演和中场音乐之后，达伽马的耐心渐渐耗尽。4月22日，王室单桅帆船带着苏丹的一位顾问前来，这是两天来的第一位访客。达伽马命人把他扣住，并派人去王宫传口信，要求派来承诺过的领航员。苏丹原本希望葡萄牙人尽情消遣，忘记自己的使命，加入他的战争，不过他还是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达伽马随即释放了人质。

让欧洲人非常高兴的是，领航员看来也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基督徒。 [27] 他展开一幅详尽的印度海岸地图，向军官们尽述其特色，并说明了大洋的风向和洋流。他显然是个航海老手，对航海的学问也同样懂行。舰队的仪器丝毫不能打动他，他评价说，长期以来，红海的领航员们一直使用类似的装置来测量太阳和星辰的高度，但他和自己的印度同行们更喜欢另一种设备 [28] 。他向他们做了演示，达伽马的领航员们决定让他来负责。

4月24日星期二，号角吹响，风帆升起，舰队旗帜高扬地离开了马林迪。根据一份报告称，看到自己的新朋友离开，苏丹伤心欲绝，并向他们保证说，他将把葡萄牙人的名字“永存心间，莫敢相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29]

天气晴朗，舰队进展顺利。领航员告诉他们一路向北，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海湾，尽头是一条海峡——亚丁湾和曼德海峡 [30] ，通向红海和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他还说，附近有很多大城，既有基督徒的，也有穆斯林的，此外，光是已知的岛屿就有600个。欧洲人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两天后，非洲海岸在视野中消失了。三晚过后，北极星再次出现在海面上。探险家们再次跨越了赤道，但他们这一次是航行在欧洲所有的船所从未到过的海洋上。他们保持着东北的航向，直指印度。

他们身后的敌人多于朋友。他们对非洲的印象充其量不过是一团混乱，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不清不楚。

[1] 纳塔尔（Natal），南非共和国东南部以前的省份名。“纳塔尔”是葡萄牙语中的圣诞节之意。

[2] 班图人是非洲人中的一个大族群，他们在4世纪前后来到非洲南部，取代了很多原住民；他们是农夫、牧人和金属工匠。那条河大概是莫桑比克南部的伊尼亚里梅河（Inharrime），达伽马将其命名为铜河（Rio do Cobre）。

[3] Journal ，17.

[4] 莫桑比克的夸夸河（Qua Qua River）。其上游大约十英里处便是穆斯林贸易定居点克利马内（Quelimane），两位高贵的访客无疑就来自那里。和以前一样，除穆斯林之外，其他人都是班图人。

[5] Journal ，20.

[6] Wilfrid Blunt，Pietro’s Pilgrimage：A Journey to India and Ba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James Barrie，1953），10.

[7] 斯瓦希里海岸的各位苏丹都是各自国土上的独裁者：他们控制了贸易，抽取进出口税，并提供仓库、领航员和修缮船只的设施。他们往往通过一夫多妻的婚姻与内陆贸易网络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本身也是海岸地区的大商人。他们颇具权势，不习惯受外乡人摆布。参见Malyn Newitt，A History of Mozambique （London：Hurst，1995），4。

[8] Journal ，28.市井生活的细节来自Jean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15。

[9] Journal ，23.

[10] Journal ，24.

[11] Journal ，25.

[12] Journal ，28.

[13] 荷兰旅行家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对于那些让白人讽刺黑人是地狱中人——反之亦然——的文化规范出奇地敏锐。他说，一些班图人用烙铁在脸和身体上烙印，直到他们的皮肤看起来像是锦缎的浮雕一般，“他们对此非常骄傲，认为世上没有比他们更好看的人，因此在看见身上穿着衣服的白人时，就会嘲笑和戏弄他们，觉得他们丑得像怪物一样：当他们构思邪恶的形象和图画时，就会创作出穿着衣服的白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并毫无疑问地说服了自己，他们才是肤色正常的人，而我们是错误的仿制品”。The Voyage of J.H.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ed. Arthur Coke Burnell and P. A. Tiele（London：Hakluyt Society，1885），1：271.

[14] 如此急于逃走的领航员更有可能是那个本地人，而不是要求通行的麦加领航员，不过各种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一个。

[15] Journal ，30.对岛民军事力量的估计是从100人到巴罗斯的2000人，和往常一样，较低的估值大概更接近实际数字。

[16]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233-235.莫凯记录到，据说渔夫们还会切开人的咽喉，生饮热血。国王是莫塔帕（Matapa）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在林波波河（Limpopo）和赞比西河之间生活的卡润卡人（如今称修纳人）的国度，因黄金和象牙贸易而在1200年前后到1500年繁荣一时。津巴布韦高原上不朽的石城大津巴布韦是王宫和贸易中心所在地。葡萄牙人把这个王国叫作姆诺莫塔帕（Monomotapa），它得自卡润卡的王室称号“土地劫掠者”（Mwene Matapa），他们起初以为这是统治者个人的名字。尽管在葡萄牙人到来时，莫塔帕已然衰落，但葡萄牙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强国，因此竭尽全力希望渗透进去。

[17] Linschoten，Voyage ，1：275.

[18] 指在莫桑比克北海岸绵延60英里的基林巴群岛（Quirimbas Archipelago）。在沙洲外沿岸航行时，实际上根本看不到地势低洼的大陆。

[19] 蒙巴萨（Mombasa），肯尼亚第二大城市，位于印度洋海岸中非洲东岸的城市，是肯尼亚的主要港口。

[20] 大概是马菲亚岛（Mafia Island），那里也同样完全没有基督徒。达伽马因为身处海上，错过了北面100英里处的桑给巴尔。

[21] 卡斯塔涅达说这些商人是印度人；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爵士认为图画表现的是印度教的一个鸽子神。Journal ，36.

[22] Journal ，37-38.据卡斯塔涅达说，蒙巴萨人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进一步尝试搞破坏。

[23] 阿尔科谢蒂（Alcochete），葡萄牙一城镇，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塔霍河畔。

[24] 马林迪（Malindi），古称麻林地，是坐落于非洲东岸肯尼亚加拉纳河河口的一个港湾都市，濒临印度洋。

[25] 锡瓦号，或称王家号角，是波斯人从设拉子带来东非的，他们在11世纪和12世纪定居在海岸一带。锡瓦号是用铜、木头或象牙制成的。

[26] Journal ，44.

[27] 这位领航员常常会被浪漫地误认为是伟大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唯一貌似可信的证据是16世纪中叶的一部阿拉伯编年史中的一个小段落，文中称“可恶的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是“当时令人惊骇且极不寻常的事件”之一，并附带提及葡萄牙人——“希望他们受到诅咒！”——是在把伊本·马吉德灌醉之后才横穿了印度洋的。卡斯塔涅达、巴罗斯和戈伊斯都说他是个穆斯林，但鉴于探险家们始终没搞明白印度的宗教，Journal 中的这行文字——“我们非常满意国王给我们送来的这位基督徒领航员”（46）——可以被看作暗示他是个印度教徒。关于阿拉伯文的编年史，参见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24。

[28] 指平板仪（Kamal），这是阿拉伯人的发明，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它开发成直角十字杆。

[29] 加斯帕尔·科雷亚所言，见Henry E. J. Stanley，trans. and ed.，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and His Viceroyalt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9），143。科雷亚和以往一样生动有趣，他描绘了在达伽马和马林迪苏丹之间“真正的友谊与诚挚的爱”，这种爱如此之浓烈，以至于在葡萄牙人离开之时，苏丹“无法承受，乘着自己的船与他们同行，一路说着深情款款之语”（141、144）。

[30] 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位于红海南端，在也门和吉布提之间。

10.乘季风而行

逾2000年来，横跨印度洋的航道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陆地温度升降的速度远快于海水。

每年9月，地球倾角趋向北半球，远离太阳，而广阔的青藏高原迅速失温。大陆上的空气依次降温下沉，形成一个巨大的高压冷池。而印度洋保持热量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因为暖空气上升留下空间，冷空气在北印度平原和整个水域上方倾泻而下。到年底时，驶离印度的船只都会被定期而来的可靠的东北季风吹往西南的阿拉伯地区和非洲。

夏季来临，太阳爬上天空，北印和中印的沙漠、平原和高原迅速达到灼热的高温 [1] 。热量形成低压地区，把凉爽湿润的海洋空气吸收进来。5月西南风起，6月到达次大陆，拉来成堆的风暴云，低低地挂在阴沉的天空中。气团咆哮着撞上南印西高止山脉 [2] 的高山阻挡，接着冲向东北方向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云团因而被迫抬升，水汽凝结，降雨把干燥的沙土变成咖啡色的浮岩沃土。三个月后，风向反转，同一模式再度上演。

冬天的季风——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的mawsim，意即“季节”——支配着世上大部分的交易日程，从亚历山大港的集市到欧洲北部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莫不如此。然而首先，抵达印度就需要更为精细的计算。有些埃及或阿拉伯商人想把手中的货物在最短时间投入市场，就会抓住西南季风的尾巴，并在三四个月后返航。然而夏末的季风可能是个致命的同伙。在15世纪40年代，一个名叫阿布德·拉扎克的波斯特使被堵在霍尔木兹海峡，直到季风盛行过半，想到暴风雨会撕碎阿拉伯船，把他们都变成海盗的囊中之物，他竟吓得魂飞魄散：

我一闻到船的味道，所有关于大海的恐惧就重现眼前。我曾昏迷三天，唯有呼吸还表明我仍在人世。待我恢复了一点儿知觉后，我的商人密友们异口同声地说，航海的时机已经过去，在这个季节出海的人全都要置生死于度外，因为这样以身赴险，简直等同于送死。……天气无情，命运多舛，让我的心也像玻璃一样破碎，而灵魂也厌倦了人世。 [3]

与其到时候昏厥，还不如省点儿麻烦，及早出航，哪怕那意味着要一直等到让印度西南部各港口封港的夏季暴雨停歇为止。瓦斯科·达伽马离开非洲的时间正好，这纯属运气——或者按照葡萄牙人后来的说法，是有神相助。

船员在23天里除了快速穿过的天蓝色的海水之外什么也没看到，5月18日，瞭望者看到了陆地。

瓦斯科·达伽马站在艉楼甲板上，凝视着印度。

领航员引导舰队径直驶向以利山（Mount Eli） [4] ，那是印度洋上的航海家们传统上用来作为地标的一处显眼的大山。十年前，佩罗·达·科维良曾到过同一个地点，和那位神通广大的间谍一样，达伽马也去往卡利卡特这个香料集散地。

晚上，舰队再次出海，转舵驶向西南偏南，沿着海岸线航行。第二天，他们重返陆地，但一场巨大的雷暴雨让他们看不清自己身处何方。翌日，一条巍峨的山脉从周围一片漆黑的背景中显现出来，领航员宣布，葡萄牙人距离其探险的目的地只有五里格之远了。

达伽马当场向他支付了报酬，并召唤同仁一起祷告，“大感宽慰，衷心感谢上帝，祂安全地引导着他们来到长期祈盼之地” [5] 。祷告很快就变成了庆祝。如果要打开朗姆酒，那么现在正是时候。

那天傍晚，就在日落之前，小舰队远离看上去很可怕的岩石堆，在岸边1.5里格的地方锚泊。船员站在舷墙前，或是爬上索具，仔细观看岸上的景色。眼前，在最后一束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是金色细沙的半英里长的新月形沙滩，其后是椰树和冷杉。海湾的两头都有岩岬保护，北面峭壁上有一座古老的庙宇。这是一个天堂海滩，在将近一年的海上生活后，这里看上去完全就是很多旅行者的故事里所想象出来的“应许之地” [6] 。

很快，四条小船靠近，船上的水手皮肤呈深栗色，除了腰间的一小块布料之外全身赤裸，他们跟这些陌生来客打招呼，问他们来自何方。其中一些水手是渔夫，他们爬上船来，拿出了自己的渔获。达伽马让手下以他们出的价格买下所有东西，渔夫们怀疑地咬了咬银币，看是不是真的银子。作为回报，总船长得知，舰队锚泊之处附近的镇子叫卡帕德，领航员误将其当成了卡利卡特。

第二天，印度人又来了，达伽马派那位能说阿拉伯语的流放犯随他们去卡利卡特。

当罪犯被引到两个突尼斯商人跟前彼此介绍时，舰队也来到这座城市跟前，突尼斯商人目瞪口呆，无疑是听说他们也来自那么遥远的西方而觉得难以置信。达伽马敏锐地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一片开阔的海滩后面是高大的椰树，被季风刮得像芦苇一样弯向内陆。其后是一排高山，卡利卡特在茂密的棕榈林中绵延数英里。

被派出的罪犯不久就回来了，还带回一位突尼斯商人。探险家们很快就开始叫他蒙萨德，这是他阿拉伯语名字的葡萄牙语误读。

蒙萨德还在对欧洲人出现在印度震惊不已——而且在他看来，他们远非最有可能成此大事的欧洲人。

蒙萨德和他的同伴对这些意外的客人提问道：“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威尼斯的领主没有派人到这里来么？” [7]

达伽马尽职地答道：“葡萄牙国王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他做得对”，两人惊叹着答道。

商人们此前先把罪犯带到他们的下榻之处，招待他吃了一点儿面包和蜂蜜，其后蒙萨德才出发来亲眼看看这支舰队。

“一次幸运的冒险，”他一上船便用西班牙语大声说道，“一次幸运的冒险！大量的红宝石，大量的绿宝石！你们该衷心感谢上帝，因为祂把你们带到这个如此富有的国家！”

全体船员站在那里，瞠目结舌。

“我们听到这话后大吃一惊，”记录者写道，“因为没想到在离葡萄牙如此遥远的地方还能听见有人说我们的语言。”几个水手喜极而泣。“他们随后都谦卑地衷心感谢万能的主，为能得到这样巨大的幸福和好运而感谢祂的恩典和帮助。” [8]

达伽马拥抱了来自突尼斯的人，让他坐在自己身旁。达伽马满怀希望地问他是不是个基督徒。

答案瞬间让一切都黯然失色。蒙萨德坦白地解释说自己来自柏柏里海岸，是经由开罗和红海来到卡利卡特的。他曾在老家见过葡萄牙商人和水手，一直都很喜欢他们。他会尽全力帮忙的。

由于过于兴奋，总船长倒也没有因此而太过失望，他谢过蒙萨德，并承诺给予他丰厚的回报。他还说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蒙萨德，一定是上帝派他来推进这次伟大的使命的。

话题转到了卡利卡特及其统治者萨穆提里（Samutiri）身上，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称这位统治者为扎莫林 [9] 。突尼斯人说，他是个可敬的好人，乐于接待外国国王派来的大使，特别是在他有贵重物品出售的情况下。他补充说，扎莫林非常富有，所有的岁入都来自贸易征收的关税。蒙萨德并没有夸大其词。卡利卡特是印度最繁忙的港口，逾两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国际香料贸易的重镇。大型商业街向内陆延伸了一英里，葡萄牙人不久就发现，前开式的店铺要一直忙到深夜，店里堆满了“各种香料、药品、肉豆蔻，还有人们想要的其他东西；各种宝石、珍珠和小粒珍珠，麝香、檀香、雕、精美陶器、漆器、镀金保险箱，以及全部产自中国的精美物品；黄金、琥珀、树蜡、象牙、白色及被染成很多颜色的粗细棉织品、大量生丝和绞丝、金银器皿、金色面料、薄纱布料、粒面布料、绯红布料、丝质绒毯、紫铜、水银、朱砂、明矾、珊瑚、玫瑰香水，以及各式蜜饯”。 [10] 胡椒、姜和肉桂生长于内陆地区，可供大量出售；其他香料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商品都是从东南部的商栈运送过来的。成群的脚夫艰难地往返于货物盈溢的仓库之间，背上的麻袋把他们的腰压得更弯，他们还不时地停下来，把货物挂在带钩的长竿上。

这一季节，码头近乎全空，但很快就会挤满来自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和吉达港的舰队，它们满载着印度的产品前往阿拉伯地区和伊朗、埃及和欧洲。中国人也曾定期来访，直到“中央王国”衰落，与世隔绝。来访的商人不是被卡利卡特的港口设施吸引来的——葡萄牙人已然发现，多石的海床吃不住他们的船锚，这里也没有防范季风的措施，而且离陆地较近，吃水过浅，只有最小的船才能靠岸——而是因为这里一直精心维护着自己诚实正直的名声。伊朗特使阿布德·拉扎克最终抵达印度时，说那些来自遥远港口的商人们对卡利卡特的安全和公正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们把贵重货物运来销售时，甚至都懒得记账。他解释说，“海关官员自行承担起看管货物的责任，不分日夜尽职尽责。成交后，他们对货物征收相当于其价值的四十分之一的关税；如果没卖出去，无论什么货物都不收分文税金” [11] 。

当地人讲过一个阿拉伯富商的故事。此人路过之时，因为在麦加购买的黄金太重，船开始下沉。于是他把船停在码头，在扎莫林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花岗岩地窖，在里面装满他的财宝。后来他又回到这个城市时，打开地窖，发现一切都原封未动。他将一半的财宝献给统治者，但后者拒绝任何酬答。从那时起，这个商人便拒绝在其他任何地方做贸易，这便是巴扎商业街的由来。另一个传奇故事是，某天，一个阿拉伯商人来到此地，想拿泡菜盒做个诚信实验，把它托付给统治者为其保管。他此前以这种方式测试的其他每一位国王都打开了盒子，偷走了盒内的黄金，但扎莫林追了上来。“你搞错了，”他指出，“这不是泡菜，而是黄金。” [12] 据说，那个商人也定居在卡利卡特。

达伽马派费尔南·马丁斯和另一个报信人去觐见品德高尚的扎莫林，乐于相助的蒙萨德自告奋勇地担当向导。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也正好借机了解更多有关其臣民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看来证实了他们数十年来所梦想的一切。

“卡利卡特城的居民都是基督徒”，记录者写道。 [13]

没错，他们是非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的皮肤是黄褐色的，”他评论道，“有些人留着大胡子和长发，也有人剪短发或剃光头，只在头顶留一小撮头发表明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还会留髭须。他们穿耳洞，戴很重的金耳环。他们腰部以上全部赤裸，下肢穿着非常精细的棉织品。但只有最体面的人才会这般打扮，其他人就尽其所能了。”

“这个国家的女人，”他一点儿也不殷勤地补充说，“一般来说都又丑又矮。她们脖子上戴着很多黄金首饰，胳膊上戴着许多手镯，脚趾上戴着宝石趾环。所有的人都心地善良，显然也脾气温和。不过乍看之下，他们显得贪婪而无知。”

然而让新来的人气馁的是，卡利卡特也有很多穆斯林。他们穿着上好的长外套，戴着绣金线的丝质头巾，还佩戴着银柄银鞘的小刀，在优雅的宝塔形清真寺 [14] 里礼拜。曾有一位旅行者评论说，与“毛发通常相当茂盛、密布在胸膛上部和身体上” [15] 的印度主流人群不同，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头发和皮肤都非常光滑，他们常常在其上涂油，令其现出光泽”。他补充说，他们还“非常傲慢自大”。

没过多久，马丁斯和同伴们就发现，扎莫林住在离海岸有些距离的一座王宫里。三人穿过广阔的落叶林和针叶林，对从未见过的鸟儿和果实赞叹不已，还要留心注意避免遭到老虎、豹子和蟒蛇的袭击。到达王室宅邸之后，他们按照达伽马事先的吩咐，宣称一位大使携伟大的葡萄牙国王的信件来到此地。他们补充说，如果扎莫林愿意，大使会亲自前来觐见。

贵为国王的扎莫林不愿表现出太过惊奇的样子，但他无疑对葡萄牙是何方神圣一无所知。马丁斯解答了他的问题，说他们是基督徒，来自遥远的地方，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他的城市。答案看来很让他满意，三人带着大量的上好棉布和丝绸，以及给大使的口信，回到了卡利卡特。扎莫林说，大使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无须劳烦他亲自长途奔波，因为王室成员正准备动身去卡利卡特。

达伽马被这个口信的友好语气打动了，当一名领航员奉扎莫林之命前来引导舰队去一个更安全的停泊场所时，他愈发高兴。领航员谦恭地解释说，班达里（Pantalayini，即Pandarani）避风港在卡利卡特以北四里格处，但通常是供大船停泊的；那里的水更深，还有一个泥滩可以在季风肆虐的海洋上为船提供些许庇护。

葡萄牙人一直都在惊恐地观察着逐渐恶化的天气。每天傍晚，海洋都会在堆积的暴风云下显出狂暴的灰绿色。大风突然肆虐海岸，雨水飞溅在陆地上，男男女女会毫无预兆地在露天海滩被击倒、被吹走。舰队勉强留在原地，总船长立即下令起航——尽管所有的迹象都有利，他还是要小心谨慎。记录者写道：“我们没有像国王的领航员希望的那样靠近海岸停船。” [16]

舰队到达新的锚位后不久，一个报信人就前来通报，扎莫林已经回到城中。一群高官立刻现身，要陪同葡萄牙来客们去王宫。这群人的首领是卡利卡特的总督 [17] ，同时也是治安首脑，有200名卫兵陪同。高大瘦削的士兵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他们打赤脚，腰部以上赤裸；腰部以下缠着腰布，那是一块白布，穿过两腿间，系在后面。他们的长发在头上打成一个结，无时无刻不携带着自己选择的武器：长剑和小圆盾、弓和箭，或是长矛。

尽管阵仗很大，达伽马还是认为天色太晚，不宜动身。他还有一个推迟的理由。那天晚上，他要召集主要军官开会，讨论是否应该打破规矩亲自上岸。

他小心谨慎的哥哥强烈反对。保罗说，虽说当地人是基督徒，但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穆斯林，而那些人是达伽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消灭他，而不管扎莫林看上去有多友好，他都不可能有起死回生之力。此外，穆斯林是本地的居民；他的弟弟却是个彻底的外乡人。扎莫林甚至有可能与他们勾结一处，杀死或虏获他，如此一来，这次远航就将宣告失败，他们所有的辛苦也都成枉然，他们也可能就全完了。

所有的军官都同意保罗的意见，而达伽马心意已决。他坚称，与扎莫林签订协议是他的职责，获取香料可以证明他们发现了真正的三印。如果让人替他前往，扎莫林或许会视之为对王室的羞辱。关于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当如何说话行事，他不可能向任何人事无巨细地解释清楚。他要去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城池，也无意离开太久。他发誓说自己宁死也不愿玩忽职守——或被他人居功。

年轻的指挥官毕竟有过往的荣耀历史，他的哥哥不再反对了。

第二天，5月28日，达伽马在腰间系上镀金腰带，长剑入鞘。他把镀金马刺拴紧在长筒靴上，头上戴着像神父的法冠那样笔挺方正的帽子。礼服装束完毕后，他从舱室中走出来，准备代表他的国王前往王室。保罗留下来指挥舰队；尼古劳·科埃略守在一条全副武装的小船里待命，小船在安全的情况下离岸边越近越好，直到代表团归来为止。

达伽马挑选了13个人随行，其中有圣加布里埃尔号和圣拉斐尔号上的文书迪奥戈·迪亚士和若昂·德萨，以及翻译费尔南·马丁斯。记录者也是随行的一员。他们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小船用旗帜盛装打扮，水手划向岸边时，号手吹响了号角。

总督上前向总船长致意。一群围观的人早已聚拢，此刻挤上前来想看一眼外乡人。“接待气氛友好，”记录者写道，“这里的人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虽然他们的样子起先看上去有点吓人，因为他们都手持白刃。” [18]

接待队伍提供了一架轿子给达伽马使用，他坐上软垫的椅子。六个强壮的印度人把竹竿举到肩上，总督爬进自己的轿子，护送队伍沿着通往卡利卡特的土路出发了。

他们抵达舰队曾经锚泊的卡帕德小镇后，脚夫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放下椅子。一个当地的要人正等着他们，并示意他们进去用餐。达伽马执意拒绝享用他们提供的美食；他那些随从就没那么谨慎了，享用了一餐涂满黄油的清煮鱼和奇怪的水果。葡萄牙人无疑对遍布地板的牛粪充满好奇，它的部分作用是阻挡四下游走的成群的蚂蚁。“他们的一切东西都难逃这些小动物的破坏，为了阻挡它们，他们把橱柜高高地摞起来，放进盛满水的容器中，蚂蚁想靠叠罗汉爬上去，最后都淹死了”，一个欧洲旅行者曾如此评论道。 [19]

早餐过后，他们再次踏上旅途。离城一段路程后，来到一条宽阔的河旁，这条河先是与海岸平行，随后转头入海。印度人扶着来访者走进了两条连体独木舟，然后爬上周围上下浮动的几十条船。更多的当地人好奇地从树木茂密的两岸观察着他们。小船推进河心，葡萄牙人看到逆流的河水泛着银光远远地延伸到内陆，大船搁浅在岸边。

一行人在上游一里格处上岸，达伽马坐回他的轿子里。各处土地都被分成了封闭的大花园，大房子在高大的树林中堪堪可见。怀抱着孩子的女人也出来看热闹，加入不断壮大的游行队伍。

几个小时后，来访者终于到达卡利卡特郊外。他们深感满意的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建筑就是教堂。

当然，那是个古怪的教堂。

那座建筑物古老而巨大，规模堪比修道院。教堂是一座锈红色石砌建筑，斜顶上铺着瓦，还有宝塔风格的门廊。教堂前是跟桅杆一样高的一根细长青铜柱，上有一只鸟的雕像，显然是一只公鸡，第二根柱子粗壮一些，有一人高。大门旁的墙上挂着七只小铃铛。

达伽马与手下人走了进去。走廊通向一个大厅，里面点着数百盏灯，烟雾缭绕，香气袭人。大厅正中间是一个石制的方形礼拜堂，石阶向上，通往一扇青铜门。

一队神父接待了这一行人，他们上身赤裸，只有三束丝线挂在胸前，像是助祭穿的圣带。四个人走进圣堂，指着藏在幽暗壁龛里的一个雕像。

“玛利亚，玛利亚”，在葡萄牙人听来，他们如此吟诵道。

印度人拜倒在地，来访者也跪了下来，崇拜圣母玛利亚。

神父们把圣水洒在客人身上，还给了他们一种白色的土样物质。关于此物，记录者写道：“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有把它涂在前额、胸膛、脖颈周围以及前臂上的习俗。” [20] 达伽马接受了圣水，却把他那份白土递给了一个手下，并示意自己过会儿再涂，那东西的成分中有献祭品的灰烬。

念完祷告后，探险家们四下环顾。墙壁上是看似圣人的彩色人物像——不过他们“嘴里突出一英寸的长牙，人人都长着四五条手臂” [21] ，丑陋得像魔鬼一样，显然是舶来的圣人。

仪式举行完毕后，一行人又走到阳光刺眼的室外。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砖池沉入地下，里面盛着齐沿的水，与访客一路看到的很多其他水池一样，水面上漂浮着莲花。他们停下来猜测它的用途，然后就随着主人们穿过一个城门，进入城市中心。

行程中，他们又去参观了另一个古老的教堂 [22] ，那里也有一个长方形的蓄水池。等到达伽马和手下出来时，人群拥挤在像箭杆般笔直的街道上，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被包围的外乡人硬挤进一处房子，等待总督弟弟的救援。他终于来了，带着鸣放火枪的士兵和演奏着军鼓、号角和风笛的军乐队。记录者写道，此刻探险家们的随从还包括2000名武装人员；有一份记载称，有5000人试图伴随他们穿过街巷。 [23] 出乎意料的是，印度居然是个疯狂的地方。

队伍再次出发，更多的当地人加入进来，其他人则站在房顶上或是从窗户里往外看。他们最终走近了扎莫林的王宫，人头攒动，人海如潮，根本无法猜测到底有多少人。虽然如此拥挤，葡萄牙人却被他们对总船长表现出来的极度体贴和尊敬深深打动了——“比西班牙人对待国王的礼遇更甚”，记录者写道。 [24]

时间已是日落前一个小时。在这个很大的建筑物入口外的广场上，王室的仆人们递上椰子，用树荫下桌上的镀金水壶为他们倒上干净的水。一群外表尊贵的新面孔出来迎接访客，加入了总船长周围的贵人行列。十个扛着银头棍棒的门卫把守着大门，人们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身在葡萄牙的人根本想不到我们在这里享受的接待有多隆重” [25] ，达伽马对手下人说，他一贯沉着镇定，见怪不怪，此刻却悄然露出了一点惊奇。

里面是一个绿荫如盖的巨大庭院，花床、果园、鱼塘和喷泉中间零星分布着办公处和寓所。 [26] 四道大门通向谒见庭，这里人群太挤，只能需求第一，礼貌第二。葡萄牙人被迫挤开一条路，“乱棍击打人群” [27] ，而更多的脚夫则用棍棒让他们平静下来。

一个消瘦的小个子从最后一道门里走出来，他是扎莫林的首席神父。他拥抱了总船长，引他觐见王室。宫廷里能容纳两三千人，但人群过于兴奋，弄得葡萄牙人不得不更用力地推搡，印度人还挥舞着弯刀砍了几个人。待大部分人群进来之后，脚夫们用肩膀挤上门，再用一根铁棒拴紧，并设置了守卫。

暮光中，瓦斯科·达伽马终于来到这个人的面前——他穿越了12000英里，就是为了见到他。

“山峦与海浪之王”（Samutiri Tirumulpad） [28] 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被安排坐在洁白无瑕的一堆棉垫上。棉垫下是一张上好的白棉布，棉布垂到舒适的褥垫上，褥垫下面是铺着绿天鹅绒的长椅。地板上铺着同样的天鹅绒，墙上挂着更多的各色珍贵壁毯，长椅上方是一个天篷，“非常洁白、优雅、华丽” [29] 。扎莫林身穿棉质的长款舍瓦尼（Sherwani），这是一种前开襟的外衣类服装，胸膛裸露，腰间系着莎笼式的伦吉（lunghi）。一切显得低调而奢华，但他本人的装扮又珠光宝气，耳朵和腰带、手镯和指环上都有大量珠宝。 [30] 他的右边是一个金台，上面放着一只跟大锅一样大的金盆，里面堆放着王室的首选药品——帕安（paan），这是用切片槟榔混合香料和牡蛎壳磨成石灰、再用苦蒟酱叶包裹起来制成的。 [31] 一个专门的帕安侍者站在一旁，现场制作这种刺激性的混合物，而扎莫林则一刻不停地咀嚼着这种东西。他的左边是一个巨大的金痰盂，供他吐残渣，另一个侍者站在那里，随时准备用摆在那儿的银罐子里的提神饮料来为他湿润上颚。当时访客们或许思忖了一番：原来欧洲的大部分金银最后都流到这里，被当作财宝积存起来，还被打造成精美的装饰品。在这一刻到来之前，还没有哪个欧洲人见到过这么多金银。

达伽马上前觐见扎莫林。他低下头，双手高举合掌，随后在空中握紧双拳。他一直在练习当地的礼节。他又重复致敬了两次，尽量模仿他看到的印度人的样子。

他的手下也纷纷效仿。

扎莫林示意总船长再靠近一些。然而达伽马曾被人告知，只有帕安侍者才能接近王室成员。他决定还是不要冒犯为好，因此留在原地没动。

扎莫林改而扫视葡萄牙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并命令他们都坐在他看得到的地方。13个人坐在一条凸起的石铺路上，这种石块路面在宫廷里到处都是。仆人们拿来水让他们洗手，还给他们剥开小香蕉和菠萝蜜。访客们此前从来没见过这两种东西，像困惑的孩童一样盯着水果看。扎莫林带着慵懒的兴味看着他们，不时对他的帕安侍者做些揶揄的评论，露出他因咀嚼太多而染成深橘红色的牙齿和牙龈。接下来是外乡人的第二轮尝试，仆人们把金色的大口水罐递给他们，示意他们喝水，但嘴唇不要碰到容器。一些人把水直接倒进喉咙，呛着了，还有些人倒得满脸满身都是水。扎莫林笑得更厉害了。

瓦斯科·达伽马的座位被安排在王座对面，扎莫林转脸看他，并邀请他对宫廷上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说朝臣们稍后会把外乡人讲话的内容告诉他的。

达伽马面露难色。他用手捂住嘴巴——这是他得知的正确的讲话方式，免得他的呼吸玷污了王室的空气——宣称自己是伟大的葡萄牙国王派来的大使，他的口信只能入扎莫林一人之耳。

扎莫林似乎赞成这种做法。一个侍从引着达伽马和说阿拉伯语的翻译费尔南·马丁斯走进一间密室。扎莫林和他的首席代理商、主教，以及帕安侍者一起跟着进来了，并解释说这几位都是他的心腹。那位代理商是扎莫林的商业代理，从着装上就能一眼看出是个穆斯林，但无论访客们如何担忧，他的在场都至关重要：国王和大使——一个说当地的马拉雅拉姆语，另一个说葡萄牙语——的讲话必须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过来。

葡萄牙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留在外面，他们看着一个老翁费力地搬走王座，还企图看一眼在楼上走廊里向下偷窥的公主们。

密室中，扎莫林坐在另一把盖着绣金布料的长椅上，问总船长想要什么。

瓦斯科·达伽马发表了长篇大论，记录者后来誊录在案。

达伽马解释说，他是葡萄牙国王派来的大使，而葡萄牙国王是很多国家的君主，远比任何印度统治者都富有。60年来，国王的祖先们一直在派船寻找通往印度的海路，他们知道，在那里会找到跟自己一样的基督教国王，而扎莫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他们命人找到印度的唯一原因，而不是为了寻找金银，因为他们已然有了大量金银，无需更多。众多船长出海航行一年，甚至两年，最终都耗尽补给，一无所得而被迫返航。如今，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国王登基了，他命令船长瓦斯科·达伽马本人带领三条船去见印度基督徒的统治者，否则不许返航，违者处死。国王还委托他带给扎莫林两封信，但现在天色已晚，他将在次日呈上信函。作为礼尚往来，国王曼努埃尔请求扎莫林派大使前往葡萄牙；达伽马补充说，这是基督教国王之间的习惯，除非他从卡利卡特带人回去，否则他绝不敢在自己的君王和主人面前现身。最后，他的结束语是，他受命告知扎莫林本人，葡萄牙国王渴望成为他的朋友和兄弟。

卡利卡特欢迎总船长，扎莫林更加简洁地答道。他本人把总船长看作朋友和兄弟，也乐意派遣特使去见后者的国王。

时间已晚，扎莫林询问——反正葡萄牙人是这样理解的——访客们是希望与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一起过夜。

如果说扎莫林对于外乡人来自何方仍感困惑，达伽马也仍对他在非洲九死一生的经历心有余悸。“两者都不是”，他谨慎地答道，并乞求获准自行宿夜。这显然是个非同寻常的要求，但扎莫林命令他的代理商为外乡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东西。达伽马随后告辞，对于其事业的启动感到非常满意。

此时已是晚上十点。会谈过程中，季风已全力袭击了整座城市，大雨倾盆。达伽马发现他的人都在一个露台上避雨，露台顶上有一盏巨大的铁制油灯，灯光摇曳。没时间等待暴风雨停歇了，在代理商的引导下，他们出发去找宿营之地。

空中充满了震颤的轰鸣和霹雳般的雷声，低垂的闪电撕裂天际，倾盆大雨突然把街巷变成了泥泞的河道。即便如此，还是有大群人流连在王宫大门之外，葡萄牙人再一次加入了游行队伍。

总船长被引向他的轿子，六名脚夫把他抬到肩上。其他来访者在泥泞中缓慢前进。随着暴风雨越来越大，人群也挤了过来，葡萄牙人发觉自己在陌生国度的夜晚迷失了方向，尚无片瓦可供栖身。

城市大而分散，达伽马请求的夜宿之所还在很远的地方。一天的兴奋过后，他筋疲力尽，路途漫无尽头，他生气地问那位代理商，他们是否要走上一整夜。

代理商体贴地下令改变方向，把来访者带去他自己的家里。

葡萄牙人被带进一个大院子，四周有宽阔的游廊围绕，上覆悬垂的瓦顶。到处都是地毯，更多巨大的油灯照耀着每一个角落。对于习惯了船上生活的水手们来说，这是个奢华的住所，让他们多少感到有些窘迫。

风暴渐息后，代理商找来一匹马送总船长走完余下的路程回到营地。印度人骑马不用鞍子。大使的尊严不允许他滑进泥潭中去，因此达伽马拒绝上马。一整天的庆典立即变成了整夜的闹剧。

最终，葡萄牙人抵达了宿营地，发现他们的一些人已经在那里了，还从船上搬来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总船长非常需要的床。

水手们还搬来了指定送给卡利卡特统治者的礼物。第二天一早，达伽马把它们摆开，记录者做了清点：

条纹布料，12匹

绯红头巾，4顶

帽子，6顶

珊瑚，4串

黄铜洗手盆，1箱6只

糖，1箱

油，2桶

蜂蜜，2桶

任何东西在呈送给扎莫林之前都必须先经过总督和代理商的审查，因此达伽马派了一个报信人，把自己的意图转告给他们。两人前来检查货物，爆发出一阵不可置信的大笑。

他们责备板着脸的总船长说，这些东西不配献给一个伟大而富有的国王。来自麦加或印度任何地方的最穷的商人也会拿出比这更体面的礼物。只有黄金还行；国王是绝对不会收下这些小玩意儿的。

两人的嘲弄没完没了，达伽马沉下脸来。他慌忙解释以掩饰自己的尴尬。他没带黄金来，他说；他是位大使，不是商人。他的国王不知道他是否能抵达印度，因此没有给他与帝王相称的礼物。他献上的是他自己的礼物，他只拿得出这么多了。如果国王曼努埃尔命令他将来返回印度，一定会委托他带来璀璨的金银财宝作为礼物。在此期间，如果扎莫林不接受他的礼物，他就会把东西送回船上去。

两位高官不为所动。他们坚持说，这是此地的习俗，每一个受到王室接见的外乡人都要呈上相称的礼物。

达伽马又尝试了一次。他承认，自然应当入乡随俗，他也正是因此才希望送上这些礼物，出于上述原因，礼物虽轻，但价值丝毫不少。两人再次坦率地拒绝把这些无礼的东西进献给国王。

既然这样，总船长答道，他自己会去跟扎莫林说，然后返回自己的船。他冷淡地补充说，他会把情况如实相告。

总督和代理商至少勉强同意了这个要求。他们说，如果达伽马稍等片刻，他们会亲自带他去王宫。因为他是个外乡人，如果他独自觐见，扎莫林会很生气；此外，城里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他需要有人护送。说完他们就走了，留他一个人在那里坐冷板凳。

这是耻辱的一刻，它暴露了葡萄牙渗透东方的整个计划中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如此明显，居然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1] 印度大沙漠，又称塔尔沙漠，夏季温度可达50摄氏度；海水的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出头。每年季风的日期和强度变化很大，但马拉巴尔海岸总是首先迎来暴雨的地区。其余的气团飘向孟加拉湾，在那里吸收更多的水汽，以高达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冲进喜马拉雅山东部，然后再转向西面，在印度河-恒河平原降下滂沱大雨。

[2] 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印度南部的一座山脉，位于德干高原的西部，呈南北走向，长度约1600公里，平均海拔900米。西高止山脉东坡平缓，西坡陡峭。

[3] “Narrative of the Journey of Abd-er-Razzak，” in R. H. Major，ed.，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Being a Collection of Narratives of Voyages to India in the Century Preceding the Portuguese Discover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London：Hakluyt Society，1857），7-8.

[4] 又称德利山（Mount Dely），如今被称作艾兹马拉山（Ezhimala）。这座山丘直插入海，现在是一个海军学院的建筑工地，不对公众开放。

[5] 卡斯塔涅达所言，见Robert Kerr，A General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1811-1824），2：344。

[6] 在最近一次访问时，天堂沙滩被随意散落的废弃凉鞋、软膏管和药瓶所玷污。海浪在沙地上翻腾，被浅滩上嶙峋的岩石高高掀起。海岸线的后面就是一根平淡无奇的混凝土柱，上书：
瓦斯科·达伽马在此登陆KAPPKADAVU1498年卡帕德海滩（Kappd）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作卡普阿（Capua）或卡珀卡特（Capocate），位于卡利卡特西北偏北十英里处，如今人称科泽科德。严格来说，达伽马没有在那里登陆；他首先在Pantalayini Kollam踏上印度的土地，葡萄牙语称此地为班达里（Pandarani），位于沿海岸线向北四英里处。Pantalayini Kollam后来被附近的Quilandy镇所取代，如今被称作库伊拉恩德伊（Koyilandy）。

[7] Journal ，48-49.

[8] 卡斯塔涅达所言，见Kerr，General History ，2：357。

[9] 扎莫林（Zamorin），一个由印度教徒奈尔群体建立的世袭王室，该王国中世纪时统治着马拉巴尔海岸（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扎莫林从12世纪至18世纪统治了近600年，首都设在印度南部重要的贸易城市卡利卡特。

[10] Kerr，General History ，346-347.14世纪30年代，伊本·白图泰到达卡利卡特时，那里已经是个挤满国际商人的繁忙海港了。1421年和1431年，中国旅行家马欢随着郑和的舰队到访卡利卡特和科钦城，并在其广为流传的《瀛涯胜览》中描述那里贸易的热闹场面；J. V. G. Mills翻译的英译本由Hakluyt Society于1970年出版。

[11] “Narrative of the Journey of Abd-er-Razzak，” 14.

[12] K. V. Krishna Ayyar，The Zamorins of Calicut （Calicut：University of Calicut，1999），86.

[13] Journal ，49-50.

[14] 这些醒目的清真寺依然矗立在科泽科德市中心的Kuttichira池塘周围，尽管由14世纪的一位也门商人和船主建造的Mishkal清真寺是在1510年葡萄牙人将其付之一炬后重建的。涂饰着鲜明的绿松石色和蓝色的天窗，雕花的设计，以及多层次的覆瓦屋顶，都在显示着与这座城市古老的印度教寺庙的相似之处。

[15] The Voyage of J.H.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ed. Arthur Coke Burnell and P. A. Tiele（London：Hakluyt Society，1885），1：278.范林斯霍滕津津乐道地补充说，印度人是“整个东方最好色、最淫荡的种族，以至于他们七八岁的女童中鲜有还是处子之身的”。

[16] Journal ，510.

[17] 原文为拉丁化的阿拉伯语wali。

[18] Journal ，51.

[19] Jean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41-241v.

[20] Journal ，54.

[21] Journal ，55.

[22] 尽管可能意味着一行人是沿着环形路线前往王宫的，但这仍可能是指卡利卡特最重要的印度教圣地大里寺（Tali Temple），也是14世纪规划的城市网格的中心所在。巨大的门廊通往庭院，从那里引向林立着锃亮的铜像的大堂；内殿里有一座用黄金打造而成的、镶满珠宝的两英尺高的湿婆神阳物象征（shivalinga）。

[23] 参见佛罗伦萨商人吉罗拉莫·塞尔尼吉的信件，引文出自Journal ，126。塞尔尼吉还传递了达伽马的水手们带回家的消息，称80年前曾有四桅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其船员是留着像日耳曼人那样的长发，除了嘴边之外全无胡须的白人基督徒——定期访问卡利卡特。“如果他们是日耳曼人，”他推论道，“在我看来，我们就早该对他们有所注意了。”（131）他们实际上是中国人。关于郑和宝船舰队的回忆在卡利卡特显然还历历在目，尽管他们最后一次造访此地也是在达伽马到来的67年前了；印度人之所以如此兴高采烈地欢迎葡萄牙人，或许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以为是中国人回来了。

[24] Journal ，55.

[25] 卡斯塔涅达所言，见Kerr，General History ，2：364。

[26] 和Journal 以及各种编年史一样，我对卡利卡特王宫的描述借用了包括阿布德·拉扎克（Abd al-Razzaq）、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弗朗索瓦·皮拉德（François Pyrard）、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以及彼得罗·德拉·瓦莱在内的前后诸位旅行家的叙述；后者对王宫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还配了插图。王宫的地点如今是一个名叫Mananchira广场的公园；现在仍可见到扎莫林那些巨大的浴池。

[27] Journal ，56.

[28] 葡萄牙语的Zamorin是Samuri的讹传，后者是Samutiri Tirumulpad这个完整称号的常用缩写。除此之外，这个词的衍生仍不清楚。Samutiri或许是Svami（梵文“主人”）的讹传，而敬称的Sri或tiri本身或许是敬称Tirumulpad 的缩写。另外，Samutir也许是Samudratiri的一种简写形式，后者去除敬语tiri 后的意思是“以大海为国界之人”，尽管扎莫林的另一个称号Kunnalakonatiri（去掉敬称后）的意思是“山峦与海浪之王”。K. V. Krishna Ayyar在Zamorins of Calicut ，24-26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29] 引文出自吉罗拉莫·塞尔尼吉的信件，Journal ，126。

[30] 大多数材料如是说，不过少数资料纵情于大量的东方幻想之中。“他穿戴着那么多饰物，”葡萄牙编年史家迪奥戈·都·科托（Diogo do Couto）如此写道，“手臂上戴着那么多珠宝手镯，从肘弯处一直戴到拇指，因负担过重，需要两名侍从每人撑住一条手臂。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只无价的颈圈。双耳上戴着同样质地的耳环，上面镶嵌着美丽的红宝石和钻石，它们的重量把耳朵拉向肩膀，所以他身上携带的贵重物品的确价值不菲。他自头至腰赤裸，而围住腰间的是一块金色和丝绸的多层布料，其尾端垂到膝间；他头上戴着一条四指宽的珠宝头饰，富丽堂皇，价值连城。”引文出自The Voyage of Franç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the Maldives，the Moluccas and Brazil ，trans. and ed. Albert Gray and H. C. P. Bell（London：Hakluyt Society，1887-1890），1：415。

[31] 波斯大使阿布德·拉扎克染上了嚼槟榔这个古老的习惯。“这种东西，”他写道，“让人容光焕发，脸色明亮，和葡萄酒带来的沉醉状态相差无几，能够缓解饥饿感，还可以激发饱足之人的食欲；可以去除嘴里的讨厌气味，还能强健牙齿。很难形容它的激励效果以及它所引起的快乐。”Major，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32.

11.绑架

探险家们到来之时，印度文明已经延续了4000年。时代赋予了这块次大陆三个主要的宗教、一个复杂的种姓制度、无数建筑奇迹，还有一个曾经改变了世界的智识文化。就算舟车劳顿之后最疲惫的旅行者，也会滔滔不绝地对它赞美不已。

15世纪40年代，波斯大使阿布德·拉扎克离开卡利卡特，前往毗奢耶那伽罗城（Vijayanagar） [1] ，南印雄霸一方的帝国就是以此城命名的。在路上，他看到一个全以青铜浇筑而成的惊人庙宇，唯有入口上方蹲坐的巨型类人动物塑像不是青铜的，它是黄金打造而成的，以两颗巨大的红宝石为眼。那不过预示了他即将见到的富贵奢华景象。毗奢耶那伽罗城坐落在一个陡峭山脉的山脚下，有三重城墙，周长60英里。宏伟的城门之内，大道两旁林立着装饰华丽的府邸，一路延伸到气势庄严的背景之中；阿布德·拉扎克被特地带到一个很长的妓女集市上去，那里装饰着特大的动物雕像，还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迷人女郎走出自己的房间，在座位上扭捏作态。最纯朴的工匠身上也佩戴着闪闪发光的珍珠和宝石，当年的中国大太监在这里四处游逛时，伴其左右的是打遮阳伞的人、号角手还有以将巧妙谀词填满雇主耳朵为业的赞颂者。大约在同一时期到达毗奢耶那伽罗城的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达·康提写道，国王“显然与众不同：他娶了多达12000个妻子，其中有4000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步行跟从，只负责厨房的工作。还有大约相同数量的妻子打扮得更漂亮一些，骑马随行。其余的妻子乘坐轿子，其中有两三千人入选宫中的条件是她们自愿投身火海为他陪葬” [2] 。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建立于一个世纪之前，一名印度教僧侣启发了南印倔强的统治者们，让他们团结起来抵抗自北而来不断蚕食其领土的伊斯兰势力。葡萄牙人到来之时仍是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鼎盛时期。然而尽管它如此辉煌，也不过是个内陆帝国，对沿海的影响充其量也只是若有若无。300个港口中有很多都是独立的城邦，只在名义上属于王朝，而穆斯林商人对这些城邦聚集财富至关重要。

712年，穆斯林来到印度，但大规模入侵则始于10世纪末。和他们之前的波斯人和希腊人一样，狂暴的土耳其和阿富汗军队也被传说中遍布次大陆的财富所吸引，他们粉碎了印度教的武装，逐渐将其文化渗透到印度已有的丰富文化中。只有南印位于伊斯兰各帝国 [3] 遥不可及之处，但即使在那里，从伊斯兰教勃兴初期开始，便活跃着穆斯林的商人们。来自麦加、开罗、霍尔木兹和亚丁的商人在马拉巴尔海岸 [4] 定居，并与当地女人通婚；他们的后代被称为马皮拉人，在阿拉伯人的舰队中做事。长期以来，卡利卡特尤其是富有强大的穆斯林社群的大本营，以致它的起源早已被传得面目全非。有个阿拉伯故事说，最初有个名叫切鲁玛·佩鲁马尔——也有人叫他舍曼努·佩尔马鲁——的印度教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动身去麦加朝圣。出发前，他把自己的国土分给亲属，但把一小块土地赏给了一个朴实的牧牛人。那块土地发展成卡利卡特，牧牛人变成了第一个沿海的国王扎莫林。其实更有可能的是，该城市的开放市场传统使它广受阿拉伯商人欢迎，但无论如何，他们控制了这个王国的对外贸易，由自己的埃米尔和法官统辖，并与扎莫林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扎莫林因此而富足起来。据统计，他们率有十万大军，形成了一个贵族武士种姓，即奈尔 [5] ；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没完没了的庆典、宴会和节日，从封地仪式开始，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尸体在檀香木和沉香木的柴堆上焚化以后很久。每遇有扎莫林过世，出于尊重，王国内的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到脚剃去毛发，仅留眉毛和睫毛；一切公共事务都要停止两周，任何咀嚼帕安的人都要冒被人切掉嘴唇的风险。因为扎莫林这个种姓的女人享有非同寻常的性自由——并且因为根据习俗，扎莫林会聘请一位婆罗门，也就是最高种姓的神职人员或学者，来取其妻子的童贞——因而他们通过其姐妹的血统来继承王位，新的扎莫林通常是上任扎莫林的外甥。在就职仪式上，先是把牛奶和水洒在他的身上，然后是一个沐浴仪式。祖传的脚镯——一个镶嵌着珠宝的沉甸甸的黄金圆筒——被扣紧在他的脚踝上，他被蒙上双眼，用青草按摩全身。随从们用树液和清水灌满九只银香炉（分别代表着决定人类命运的九颗行星），在他们不断往里扔酥油和大米的火上加热，再把加热后的溶液从头顶浇在他的身上，直到倒空为止。随着曼怛罗 [6] 轻声传进他的耳朵，他走进自己的家庙去朝拜守护神和王朝的金刀。随后他走进私人训练场，在那里分别向27位守护神祇鞠躬，并从世袭的武器指导者那里接过自己的国之重剑。在拜倒在主教面前接受三次王室祝福——“保卫牛群和婆罗门，做山峦和海浪之王”——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更衣室，戴上其余的国宝级饰物。最后，他端坐于铺在黑地毯上的一张小白毯上，在数百盏金灯的闪烁灯光下，婆罗门把大米和鲜花洒在他头上。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必须要悼念前任，不剪指甲，任由乱发丛生，不更换衣物，每天只吃一顿饭，一直到最后自己继位为止。

他在位期间，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都是向太阳祷告，然后再做一个小时的芳香油按摩。他在王宫的水池中沐浴，贵族们在旁为他脱去衣服，他沐浴完出池，随从们会为他擦干身体，并用更多的昂贵芳香油为其按摩。仆役把檀香木、沉香木与藏红花和玫瑰水一起捣烂做成糊剂涂抹在他身上，然后用树叶和鲜花蘸水洒遍他的全身，再把他祖先的润湿骨灰涂在他的前额和胸膛。这些穿戴仪式进行的同时，王国中的十几位标致少女把新鲜牛粪和水在大金盆里混合，递给一队清洁女工，后者用双手把稀释的牛粪涂到王宫的每一处地方来消毒。去过自己的寺庙后，扎莫林回到用餐凉亭待上三个小时，简短处理国事之后，就在接见室里安坐下来。如果无人觐见，他就和贵族、小丑以及江湖郎中们一起消磨时光，用骰子玩一种博弈游戏，观赏士兵斗拳，或者只是嚼帕安。

他偶尔会坐着丝绸衬里、竹竿上嵌着珠宝的轿子出宫；每逢他不得不走路时，必先有人在他的脚下铺上厚羊毛毡。铜管乐队在前面开路，其后是弓箭手、长矛手和炫耀剑术的佩剑武士。四位侍从走在王轿前面，手持由上好棉布和绣花丝绸制成的阳伞，成对的仆人在王室成员的两侧散开，帕安侍者随时准备好金杯和金痰盂。更多的小厮拿着黄金打造的国之重剑及各种金银水罐和成摞的手巾随后而行。“国王想用手摸鼻子、眼睛或嘴巴的时候，”一个目瞪口呆的葡萄牙旁观者写道，“他们就会从水罐里把水倒在他手指上，其他的人递上自己携带的手巾，供其擦拭。” [7] 后面跟着的还有王室的外甥、总督和官员们，四周的杂耍演员翻着跟斗，小丑们讲着笑话。如果队伍是夜间出行，他们还会用巨大的铁灯和木头火炬照亮道路。

葡萄牙人懵懂闯入的，正是这种古老、复杂和丰富的文明。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印度教，也没留意过佛教或耆那教。在蒙巴萨，达伽马的间谍误将印度教的鸽神当作了圣灵。在马林迪，他的船员误将“奎师那！” [8] 听成了“基督！”在卡利卡特，登陆小队以为印度教庙宇是基督教的教堂，把婆罗门对某个当地神祇的祈祷曲解为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还以为庙宇墙上的印度教人像是异域的基督教圣人。除此之外，各个庙宇里满是动物神和神圣的阳物像，而且印度人对牛的热爱也令其深感困惑，但葡萄牙人对未能符合其预想的一切皆不以为然。因为众所周知，穆斯林痛恨崇拜人形偶像，葡萄牙人认定他们遇到的大多数印度人显然不是穆斯林；并且因为欧洲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只考虑到两种宗教，所以那些人无疑就是基督徒了。就印度人而言，邀请来访者去他们的庙宇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如果来访者对他们的宗教有亲切感，他们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被人叫作基督徒的确很奇怪，但这也许是语言障碍惹的祸。无论如何，这都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在卡利卡特，自上到下都不赞成讨论宗教。一个欧洲来访者说道：“就该主题展开任何讨论、质疑或争吵都是严令禁止的；因此那里从来不会发生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争论，在国王恩泽和权威的庇护下，每个人都活在巨大的信仰自由中，国王把这当作统治的核心信条，并着眼于让他的王国变得富有，大力促进通商。” [9]

无知加上一厢情愿，驱使着欧洲人绕地球航行了半圈，葡萄牙人整个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两个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假设。一是印度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与西方兄弟重聚后必将喜出望外，继而赶走其穆斯林同盟。二是不管他们拥有多么无法估量的财富，印度人一定都很朴实，只需对着他们唱一支歌，他们就会把贵重的财宝拱手交出。

此前，只有几个欧洲人到过马拉巴尔海岸，而对卡利卡特的人来说，皮肤苍白衣物累赘的外乡人是新奇事物，他们纷纷赶来一睹为快。尽管他们外表粗俗肮脏，印度人还是以适当的礼节欢迎了他们，而作为回报，他们呈上的礼物则只有普通的杂货商才拿得出手。总之，他们的举动显得荒谬可笑，更糟的是，跟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富商相比，他们看上去实在穷酸落魄。

瓦斯科·达伽马力不从心，全然不知该何去何从。礼物受到冷落之后，达伽马整日等待着两位高官再次现身。他们没来，但他出丑的消息显然传播得很快。一拨又一拨穆斯林商人出现在他的宿营地，大肆嘲笑那些被人拒收的货物。

这时，总船长对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怒不可遏。他抱怨说，印度人原来如此冷漠无情、不可信赖。他准备去王宫，却在最后一刻决定再等一等。和往常一样，他的手下就要轻松许多，因为不必顾忌尊严问题。“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记录者写道，“我们自己消遣，和着号角唱歌跳舞，玩得很开心。” [10]

第二天早晨，两位高官终于现身了，引着葡萄牙人去了王宫。

庭院里林立着武装卫兵，达伽马等了四个小时。正午时分，骄阳似火，温度还在不断上升，礼宾官出现了，告诉总船长只能带两个人进去。

“我昨天就在等你了，” [11] 来访者刚一走进听力所及范围，扎莫林便如此斥责他。

达伽马不愿丢脸，他温和地回答说，长途旅行令他疲惫不堪。

扎莫林激烈反驳道，总船长曾经说过他是从一个非常富有的国王那里领命来建立友谊的。而他却没有携带任何证据。那么他心目中的友谊是一种什么概念？他还承诺要递交一封信件，却连这个也没拿出来。

“我什么也没带来，”达伽马回道，坚决不去理会这种冷遇，“因为这次航行的目的只是发现。”他还补充说，没有人知道他此次能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抵达卡利卡特。如果其他船只步其后尘，扎莫林就会看到他的国家有多富裕了。至于信件，他当然带了一封，并会立刻呈上。

扎莫林拒绝受人摆布。他问总船长想发现的是什么？是宝石，还是人？如果他们是来找人的话，为何不带礼物？也许他带了，只是不愿呈送罢了。他得知，他们的一条船上有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金像。

达伽马愤怒地答道，那座雕像不是金的，而是木像镀金的。就算它是纯金的，他也不会把它送出去。圣母玛利亚引导着他安全渡过大洋，还会引导他回到自己的国度。

扎莫林让步了，转而要看那封信。

达伽马请求道，首先，他应该召来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因为穆斯林想害他，他们无疑会误传信件内容。

扎莫林表示同意，所有的人都等着，直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出现。

他们恢复交流后，达伽马解释说，他有两封信：一封是以他自己的语言写就的，另一封是阿拉伯语的。他能看得懂第一封信，知道其中没有任何冒犯的内容；至于另一封信，他不懂阿拉伯语，它也许尽善尽美，但也可能含有招致误会的差错。他大概是希望“基督徒”能与费尔南·马丁斯用阿拉伯语协商一下，他已把后者带进了宫廷，为的是在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之前，仔细检查一下信件的内容。然而事实上那位年轻翻译只会说阿拉伯语，却根本不会读，达伽马的缜密计划破产了，最后被迫把信交给四个穆斯林。 [12] 他们读了一遍，大声翻译成国王的语言。

信件充满了葡萄牙王室的恭维之辞。信中说，国王曼努埃尔得知，扎莫林不仅是全印度最强大的国王之一，而且还是位基督徒。他立即派人与其建立友谊和贸易往来。如果扎莫林能许可他们购买香料，他就会送来很多印度没有的东西，如果他的总船长携带的样品不能令人满意，他很愿意送来黄金白银。

一想到新的可征税货物将会源源而来，大幅提升其收入，扎莫林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他问达伽马：“贵国的商品都有些什么？”

“很多玉米，”总船长答道，“布料、铁、青铜，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这些商品都带来了吗？”扎莫林问道。

“作为样品，每种都带了一点”，达伽马答道。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他回到船上去，他就会命人卸货，可以有四五个人留在宿营地作为人质。

让达伽马愤怒的是，扎莫林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总船长现在就可以把人都带走；他可以像普通商人一样，把船妥当地停到港口里去，卸下货物，尽其所能以最好价格出售商品。

达伽马无意做这类事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货物几乎一钱不值；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直接与扎莫林缔结条约，而不是来和穆斯林商人交换小玩意儿的。他退出宫廷，叫上手下人，一起返回了营地。天色已晚，因此他也没打算当即离去。

第二天上午，扎莫林的代表们带着一匹供他使用的马来了。不管这是不是恶作剧，达伽马拒绝再度被羞辱，要求抬轿来接。一行人绕路去一个富商那里借了一顶轿子后，踏上了返回舰队的艰苦旅途，陪同他们的还有另一大队士兵和更多好奇的群众。

其余的葡萄牙人均徒步前进，很快就落到了后面。总督坐着自己的轿子赶上来时，他们正尽其所能地在泥泞中艰难跋涉，但不久后，总督和大队人马就无影无踪了。船员们迷了路，在内陆游荡到了很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总督派一名向导前来相救，他们或许还会走得更远。最终在长日将尽之时，他们找到了路，抵达班达里。

他们在港口路旁的一个供旅行者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处找到达伽马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达伽马怒视着手下，不留情面地说，要是他们跟上队伍，他如今已经上船了。

总督带着一大群手下和他在一起，达伽马立即要求他们提供一条小船。印度人建议他等到翌日早上，并解释说，现在时间已晚，他有可能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达伽马不听劝阻。他坚持说，除非总督立即给他一条小船，否则他就回城告知扎莫林，他的官员拒绝护送访客回船。他还说，他们显然企图扣押他，这种对待基督教同胞的做法实在糟糕。

“他们看到船长面色阴沉，”记录者写道，“就说他当然可以立即启程，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给他30条小船。” [13]

一片黑暗中，印度人把葡萄牙人引到海滩上。往常停靠在那里的小船似乎都随着主人们消失了，总督命人去找。达伽马疑心越来越重，他确信总督在虚张声势。为小心起见，他悄悄地让手下的三个人沿着海滩去找尼古劳·科埃略的船；如果找到了，就告诉他回避一下。侦查小队一无所获，但当他们回来后，却发现其他人都消失了。

总督一发现三个水手失踪了，就护送余下的外乡人去了一个穆斯林商人的宅邸，并把他们留在那里，他解释说，他和士兵们要回去寻找走散的人。时间已晚，达伽马让费尔南·马丁斯从宅邸主人那里买了一些食物。在精疲力竭的跋涉之后，大家饥肠辘辘，极不雅观地倒在地板上，开始享用鸡肉和米饭。

搜寻队伍直到早上才回来，那时，达伽马的情绪已有所缓和。他心情愉快地对手下人说，看起来印度人终究还是友好的；他们警告不要连夜赶路无疑也是对的。手下人第一次没有像指挥官那样乐观，他们疑心重重地环顾着周围的一切。

时间是6月1日。还没找到那三个侦查员，达伽马猜测他们跟科埃略一起走了。他再次要求派船，但总督的人没有同意，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最后他们说，如果总船长命令自己的舰队停到离岸更近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小船。此中有诈，因为扎莫林也提出了相同的请求，但达伽马坚决不肯让舰队和船员们身处险境。他答道，如果他下了这样的命令，他的哥哥就会以为他被俘了，并会立即启程回国。

印度人反驳说，除非他按他们所说下达命令做，否则他和他的人就不得离开。

双方看来陷入了僵局，达伽马愤怒地涨红了脸。他简单扼要地说，那样的话，他最好还是回卡利卡特去。他还说，如果扎莫林希望他留在这里，拒绝让他离开，那另当别论，他会欣然听命。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扎莫林无疑会很想知道是谁在公然违抗他的命令。

印度人看来缓和了一些，但还没等任何人有机会采取行动，一支更大的武装军队就出现在房前，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除非有撤岗命令，否则任何人都不得出门，就算是解手也不行。

官员们很快就带着新命令回来了。他们说，如果舰队不靠岸，葡萄牙人就必须交出船帆和船舵。

达伽马反驳说他们绝不会照做。印度人怎样处置他都可以，但他绝不屈服。不过他又说，他的人正在挨饿；如果要扣押他，能否先释放了他们？

守卫拒绝撤离。他们回答说，葡萄牙人必须待在原地。就算饿死了也不管；他们根本无所谓。

总船长和他的人开始担心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但还是竭力扮出一副勇敢的面孔。正当他们等待逮捕者的下一步举动时，一名失踪的水手出现了。他说，前一天晚上，三个侦查员的确找到了尼古劳·科埃略，但科埃略没有像达伽马敦促的那样远远避开，而是继续驻扎在海滩附近等着他们。

达伽马悄悄地告诉一个手下人溜出去传话给科埃略，严令他速回舰队，把船开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水手偷偷溜出去跑下了海滩，跳上一条小船，立即向舰队划去。然而守卫发现了他，高声叫喊起来。突然，消失的印度小船出现了，守卫们把一支颇具规模的小型舰队拉进水中。他们狂怒地追赶撤退的葡萄牙人，但很快就发觉根本赶不上他。他们转而回到岸上，让总船长写信给他的哥哥，命令他把舰队带回港口。

达伽马回答说，他个人非常乐意服从，但就像他解释过的那样，他的哥哥绝不会听命。就算他服从了命令，水手们也不愿送死，他们绝不会让步的。

印度人不相信他的话。他们反驳说，他是指挥官，下达的命令难道还有人会不服从吗？

葡萄牙人挤在一处商量对策。达伽马此刻已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船队远离港口；他解释说，一旦进港，远程火炮就会毫无用武之地，他们也会轻易被俘。他还说，印度人俘获舰队后，无疑会先杀了他，然后杀死其余的人。他的手下表示同意，大家英雄所见略同。

一天下来，局势越来越紧张。那一夜，100名卫兵聚集在囚犯们的房前轮班把守。他们带着刀剑、双刃战斧和弓箭，越来越焦躁不安。葡萄牙人得知，他们会被一个一个地带到远处，至少会挨一顿痛打，不过他们仍然用丰富的当地食材给自己好好准备了一顿晚餐。

第二天一早，总督回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因为总船长曾告诉扎莫林说他准备卸下货物，他就应该下令完成此事。按照卡利卡特的习俗，所有的船都要立即卸货，船员和商人也要留在岸上，直到生意成交。这一次，他们可以高抬贵手，货物一上岸，达伽马和他的人就可以回到船上去。

达伽马并未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但看到自己毫无争论的余地，就坐下来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他解释说自己被捕了，不过他很小心地说自己得到了优待，还告诉保罗把一部分——并非全部——货物送过来。他补充说，如果自己未能尽快返回，保罗应该认为他仍然在押，且印度人企图劫持船只。那样的话，保罗应该起航回葡萄牙，向国王解释一切。他还说他相信曼努埃尔一世会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而他也必定会恢复自由。

保罗立即把部分货物装上一条小船，不过在与报信人激烈讨论之后，他差人带话回来说，如果不能和弟弟一起回国，他就没脸活下去了。他还说，他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这一小队人就足以让达伽马重获自由。

小船到岸，货物被转移到一个空仓库。总督信守诺言，放了达伽马和他的人。他们回到舰队，把文书迪奥戈·迪亚士和一个助手留在岸上照看货物。

“我们对此欣喜若狂，”记录者写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逃出了那些人的魔掌，他们简直与禽兽相差无几。” [14]

[1] 这个名字来自梵文的“胜利之城”。卡纳塔克邦北部的亨比村（Hampi）如今坐落在它壮观的遗址上；1565年，穆斯林军队击败这个帝国后攻陷此城，从那以后这里的人口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水平。Robert Sewell，A Forgotten Empire：Vijayanagar （London：Sonnenschein，1900）中有16世纪的两位葡萄牙旅行家关于此城的生动叙述。

[2] 引文出自Travelers in Disguise：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by Poggio Bracciolini and Ludovico de Varthema ，trans. John Winter Jones，rev. Lincoln Davis Hammo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9-10。康提解释说，举行殉夫自焚是“为了给葬礼添光加彩”。除了在妓女集市和王室“工作”之外，毗奢耶那伽罗城的女人还从事着文职人员、商人、诗人和艺术家的工作。

[3] 德里苏丹国建于1206年，被土耳其和阿富汗诸王朝统治，成为印度新的武装基地，帮印度抵御来自蒙古人的大灾变。在度过无尽的血腥阴谋、35位苏丹中有19位遭人刺杀后，1398年，这个国家的天罚以帖木儿的面目出现了。帖木儿以旋风般的战役重建蒙古帝国——或者以葡萄牙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他声称要掠夺印度教异教徒的财富，使他们皈依真正的信仰，并让伊斯兰教壮大起来——他横扫开伯尔山口并攻陷德里，一天之内就处死了10万囚徒，把整座城夷为一片废墟。他继而猛攻中国，在一个严寒的冬季死在那里，但苏丹国遭遇灭顶之灾，大半印度又回到独立的印度王公手中。

[4] 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线上的狭长地带。在地理学上，由于西高止山脉的西向斜坡阻止了季雨的迁移，组成马拉巴尔海岸的地区是南印度最湿润的地区。中国宋元时期称这里为“马八儿国”。

[5] 奈尔（Nairs），印度南方喀拉拉邦马拉巴尔海岸的印度教徒种姓。传统上，喀拉拉邦的王室、民兵和土地管理人也与奈尔有关。

[6] 曼怛罗（mantra），指据称能够“创造变化”的音、音节、词、词组、句子、段落。曼怛罗起源于印度吠陀传统，后来逐渐成为印度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中也常被用来祈福、消灾、驱魔等。

[7]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trans. Mansel Longworth Dames（London：Hakluyt Society，1921），2：26.

[8] 奎师那（Krishna），又译为黑天、克里希那。最早出现于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最重要的神祇之一，被很多印度教派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也是最具吸引力者。

[9] The Voyage of Franç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the Maldives，the Moluccas and Brazil ，trans. and ed. Albert Gray and H. C. P. Bell（London：Hakluyt Society，1887-1890），1：404-405.根据荷兰旅行家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所言，印度的穆斯林同样相信印度教与基督教之间几无差别。

[10] Journal ，19.

[11] Journal ，62-63.

[12] 人们好奇的是，达伽马为何不让马丁斯把葡萄牙语信件大声翻译成阿拉伯语，或许是后者的阿拉伯语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吧。无论如何，必须留下阿拉伯语信件以供检查。

[13] Journal ，64.

[14] Journal ，67.

12.危险与欢愉

马拉巴尔海岸的落日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壮丽地沉入印度洋。天空中满是橘色和柠檬色、奶油色和蓝色的条纹。海上，一团团积云闪闪发光，下部被余晖照耀着，恰似天堂波浪起伏的底面。地面上空，一缕缕翻卷的云团变成了美妙而强烈的紫罗兰色，看上去像是刷到了棕榈林的梢头。轻柔的海浪把古铜色的涟漪送到岸上；漂浮的水藻团，海上最后几条小船，以及在岸边树枝间翻飞的乌鸦，都在将熄之火的背景下现出剪影。白日在绿松石色、蔚蓝色、果汁黄、鲑鱼粉、焦茶色和沙色织就的五彩缤纷中逐渐消退，云色渐暗，随后又变成蓝色、灰色和白色的一片水彩污渍，夜幕降临卡利卡特。

就连最强悍的水手也很难对印度之美无动于衷。然而那些诉说着天堂里潜伏着危险的古老传说此刻都变成了现实。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这里毕竟是毒蛇守护着胡椒种植园的东方。

达伽马回船后的几天里，葡萄牙人的仓库接待了络绎不绝的访客，但没有买家。穆斯林商人似乎只是为嘲笑他们而来，几天过后，达伽马派一个报信人带着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去了王宫，抱怨自己和手下及他们的货物所遭受的待遇。他补充强调说他等待着扎莫林的命令，一旦扎莫林决定了采取何种行动，他和他的舰队愿意随时效劳。

报信人很快就带着一个奈尔贵族回来了，奈尔贵族是来守卫仓库的，随行的还有七八位来验货的商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合适的货物，这些商人就顺手买下。他报告说，扎莫林听说他的手下人扣押总船长非常生气，准备惩罚那些坏基督徒。至于穆斯林，他授权葡萄牙人杀死任何擅闯其仓库的人，不必担心报复。这位统治者不知道葡萄牙国王到底有多强大，因此决定避免正面冲突。

商人们待了八天，但对欧洲人的货物也不看好，什么也没买。穆斯林现在倒是不来了，但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水手们每次登陆，他们的敌手都会往地上吐痰。“葡萄牙，葡萄牙”，他们嘶声说道，把这个国名变成了一种嘲讽。达伽马命令手下一笑置之，但他们的心情日趋紧张。

残酷的事实显而易见：在班达里，无人会购买哪怕一包布料，因此达伽马又派了一个报信人去找扎莫林，请他准许把货物转到卡利卡特城里去。统治者再次施恩，让总督组织了一队脚夫，把整批货物扛了过去。扎莫林向总船长保证，这笔费用由他本人支付；葡萄牙国王的一切财物都不会因费用问题对其国家造成负担。

时间已是6月24日。海面上的巨大起伏令船只颠簸不已，巨大的雨滴像石弹一样砸在甲板上。卖不出去的货物正靠肩扛船运送往卡利卡特，但几乎无人对它们抱有什么希望。达伽马推断哥哥一直都是对的，便发誓再也不踏足任何外国海岸。既然如此，他便决定，只有让手下人把自己仅有的几样东西拿去交易香料才算公平，也算是聊胜于无。他跟手下的船员说，最安全的做法是每船一次只派一人上岸，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交易，而无需把大批人质置于险地，成诱敌之饵。

手下照办，三三两两地上岸，经过停在海滩上的小船、渔夫的棚屋和小寺庙，经过在雨中玩耍和舞蹈的孩童，沿着漫长的小路走到卡利卡特。他们一路瞥见了坐落在茂盛的花园和果园之中、被刷成鲜绿和明蓝色的有拱廊的凉亭，兴奋地看到无处不在的灰猴子用后腿站立，磨着牙行动鬼祟。每一所房子无论大小，其入口处都有一个大门廊，木地板闪闪发光，跟桌子一样干净，随时为外乡人提供食物、饮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根据近来的经验，葡萄牙人欣慰地发现，至少当地人对自己教会的兄弟还是很热忱好客的。记录者写道，水手们“沿路受到基督徒的欢迎，有一个水手走进一幢房子吃饭或睡觉时，他们表现得非常高兴，还任其取用想要的所有东西” [1] 。

挤在全是男人的狭小空间长达一年后，探险家们厚着脸皮盯着印度女人看。她们自腰部以上全裸，在脖颈、胳膊、大腿和手脚上戴了很多珠宝。她们的耳朵眼里填上了黄金和宝石，当地的时尚显然是把耳垂扯得越长越好；一位旅行者报告，扎莫林王后的耳朵一直拉到跟乳头齐平。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的是，水手们很快便发现，在上中层种姓中，婚姻并非神圣的结合。女人可以同时接待几个“来访丈夫”；最受欢迎的女人会有十个以上丈夫。男人们集中资源，让妻子住进她自己的房子里，每个丈夫来过夜时，都把武器支在门外作为信号，让其他人远离。

女人们也盯着葡萄牙人：他们也一样充满了神秘感，穿着乱作一团的笨重衣物，在炎热天气中汗流浃背，身上像海绵一样往外渗水。有些人或许并未止步于相互了解；即便不是这样，“公共女人”也随手可得，其中有些人也是兼职的妻子。在社会化的妓女体系、有高超性技巧的妓女和东方香水药膏的香味之间，欧洲男人们觉得自己来到了性欲的天堂，这一发现引发了很多出于道德的抱怨和纵欲过度。然而，满足自有其代价。尼科洛·达·康提就曾见到过很多女人经营的商店，里面出售奇怪的东西——一种金、银或铜制的小坚果大小的东西，像铃铛一样叮当作响。他解释说：“男人在娶妻前就到这些女人这里来（否则婚姻会破裂），她们在男人阴茎的皮肤上切开多个小口，在皮肉之间放置多达12枚这种‘铃铛’（多少随他们的意愿而定）。阴茎缝合后，会在数日内痊愈。这么做是为了满足女人的淫荡欲望：因为阴茎上的这些隆起或肿块会让女人在性交时获得巨大的快感。某些男人的阴茎向下延伸到两腿之间，行走时可以听到叮当的铃声。” [2] 康提可不愿意这么干，这个意大利人宁愿“被女人嘲笑阴茎短小，还纷纷邀请他去做矫正”，也不愿为取悦女人这般苦了自己。

更加好奇的水手们还报告了更奇怪的习俗。牛四处游荡，甚至还会走进王宫，并得到隆重的优待，连扎莫林也会起身给它们腾地方。而人们会避开很多男男女女，就像他们是麻风病人一样。婆罗门和奈尔沿街行走时会喊：“走！走！”这是在警告低种姓的人让开道路。如果哪个下等人未能退到一旁低下头，无论他多有钱、多有势力，上等人都可以“随意刺死他，没有人会过问他这么做的理由”。 [3] 一旦被人触碰——就算是被葡萄牙人碰一下——出身高贵的人必须进行沐浴仪式来清洁身心；他们解释说，如果没有采取防备，他们就会沐浴一整天。

最低种姓的人不能接近城市；他们住在乡野，靠田鼠干和鱼干维生，如果触碰到较高种姓的人，他们自己及其亲属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此说来，很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所有种姓中最不洁的——方士和驱魔师——却会在扎莫林生病后受到追捧。他们在扎莫林的门前支起帐篷，把自己的身体涂成彩虹色，戴上由花草制作的花冠，点起一堆篝火。在号角、铜鼓和铙钹的嘈杂声中，他们呐喊着跳出帐篷来做鬼脸、吐火，在明火中跳上跳下。两三天后，他们在地上画圆圈并在圈里吐口水，直到魔鬼上身，告知该如何治愈王室之疾。扎莫林必定会照做。

更奇怪的是印度人的宗教仪式，即使是从小听着圣人自虐的故事长大的欧洲人也咋舌不已。他们发现，有些狂热的教徒在祭司面前已经做好了自我献祭的准备：

这些人脖子上戴着一个宽大的铁圈，前面部分是圆形的，后面极其锋利。连在前部的一条链子垂在胸前。牺牲者把双脚插进铁圈，两腿抬起、脖颈弯曲地坐好。然后，当演讲者讲完某些话后，他们会突然伸直双腿，同时伸直脖子，切下自己的头颅，将生命奉献给他们的神。这些人被看作圣人。 [4]

节日是这种自杀式奉献行为特别频繁的时段。在一年当中的某一天，一队大象拉着一辆车，车里装着一座神像，由浑身佩戴珠宝、吟唱着圣歌的女郎们陪伴着穿街走巷。一个来自欧洲的旁观者报告说，很多印度人“被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自愿躺在车轮前的地上希望被车碾死，他们说，神灵们乐见这种死法。还有人在身两侧分别切开一个切口，在身体里穿进绳子，把自己挂在车上作为装饰，半死不活地挂在那里与偶像相伴。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牺牲，也最令神灵满意”。

而在外乡人看来——不管是穆斯林和基督徒——殉夫仪式是最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习俗。据一个旅行者报告，印度法律规定，丈夫去世，原配妻子必须被烧死，其他各位妻子结婚时就“已明确约定她们要以死为葬礼添加光彩，这被认为是她们的无上荣光……。火堆点燃后，盛装打扮的妻子在一大群人的陪同之下，在号角、长笛和歌声中欢快地绕着火堆边走边唱……继而跃入火中。如果有人表现出恐惧（此事经常发生，看到其他人在火中遭受折磨的恐怖场景，她们惊呆了），无论是否愿意，她们都会被旁观者扔进火中” [5] 。西方人对这种场面产生了病态的着迷。“真是太神奇了，”另一个旁观者说，“女人的身体居然有这么多油，一个女人的身体便可作为油脂烧光五六个男人的身体” [6] 。

在完成了有关印度文化的速成培训后，水手们出发去海港后面人群拥挤的广场和集市。他们试图在那里出售自己的少量财产——一只黄铜或红铜手镯，一件新衬衫，甚或他们身上脱下来的旧亚麻衬衫。他们也觉得自己对于葡萄牙货物在东方的价值过于乐观了：在葡萄牙被认为是非常精美的服装，在这里只值原价的十分之一。在这里，那些东西根本不值钱，买家随便给点什么都卖——一把丁香，一束肉桂，一两块石榴石、蓝宝石或极小粒的红宝石——只要能带回一点儿纪念品。晚上，商人们用门闩和大铁锁锁上店铺，扎莫林的官员们在商业区周围降下栅栏，水手们也回到船上。

船员在城里自由活动时，市民们则纷纷划船出海，爬上葡萄牙人舰船的甲板，用椰子、鸡肉和鱼来交易面包、饼干或硬币。很多人带着孩子来看外国气派的船。有些人显然饥肠辘辘，达伽马命令手下人给他们食物，不过这倒并非出自慷慨，而是“为了建立和平亲善的关系，让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而不是惹人讨厌” [7] 。公关工作做得非常好，城里来的访客们直到深夜才离船回城，总船长对此振奋不已。他决定在卡利卡特留一个代理商、一个文书和一个小职员，好越过商人直接出售货物给市民。在友好的本地基督徒的帮助下，他希望葡萄牙人最终能在印度扎根。

每个人都轮流上岸之后，时间已到8月，达伽马为回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下令返航之前，他派文书迪奥戈·迪亚士去通知扎莫林舰队已准备起航，并请求派送承诺过的大使。迪亚士还将向统治者献上最后一份礼物——一口装满了琥珀、珊瑚、头巾、丝绸和其他漂亮东西的箱子，并请求扎莫林以大量肉桂和丁香，以及其他货物的样品作为交换。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说，留在这里的代理商将在资金到位后支付这些香料的费用。达伽马这么做几乎没抱什么希望，但他非常清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回国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后者曾抵达三印，他可不愿犯同样的错误。

迪亚士等了四天。当他最终获准去觐见厅时，扎莫林向他投来了令他不安的一瞥，但还是很不耐烦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对礼物不屑一顾，待迪亚士说完后，扎莫林警告他说，葡萄牙人必须支付完海关离境税后才能离开。

迪亚士告退，说他会转达这个口信，但他再也没能回到舰队去。他刚一离开王宫就被人尾随，当他在葡萄牙人的仓库停留时，一伙武装人员冲了进来，堵住了门。与此同时，一个公告传遍全城，禁止任何船只靠近外乡人的舰队，违者处死。

迪亚士、代理商、文书以及他们的助手们都被关在仓库里。跟他们一起来的有个当仆人的非洲男孩，他们让他设法去舰队那里通报他们身处困境。男孩溜到渔夫的营地，雇了一个船长让他用船送自己出海。在夜色的掩护下，渔夫划到舰队那里，看着他的乘客登船，然后划回了岸边。

葡萄牙人听说此事后，比以前更加沮丧和困惑了。

“这个消息让我们很难过，”记录者写道，“不仅因为我们看到一些自己人落入敌手，还因为这妨碍了我们出发的计划。另外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我们全身心托付的一个基督教国王，竟然对我们做出这样敌对的举动。与此同时，我们倒不觉得他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那些来自麦加等地的摩尔商人对我们有所了解，可能对我们充满恶意。” [8] 他们还是不明白扎莫林为何没有跟他们一样对这个历史性时刻激动不已——多么令人振奋啊，他的基督教兄弟终于不远万里，航海抵达了东方。

另一个访客的到来很快使他们有所启发。突尼斯商人蒙萨德之所以会经常造访舰队，主要原因是达伽马曾雇他上岸收集情报。在他的帮助下，葡萄牙人总算拼凑出一个可信的版本，了解了事情何以出现差池。

作为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他们没有给扎莫林带来合适的贡品，蒙萨德解释道，这对城里的穆斯林来说是个大礼。马皮拉人起初担心葡萄牙人或许会毁掉他们的生意，因而曾密谋俘虏达伽马，夺取其船只，并杀死他所有的手下。他们暗示扎莫林的顾问，说总船长并非大使，不过是个惯于抢劫掠夺的海盗，还向总督提出了诉讼。总督及时向扎莫林报告说，外面盛传这些葡萄牙人是被其自己的国家流放的私掠船。他还说，那封据称来自葡萄牙国王的信件无疑是伪造的，哪一个头脑正常的国王会只为了建立友谊而派大使去那么远的地方？即便这是真的，友谊也意味着交流和帮助，但对印度来说，葡萄牙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远在天边。此外，这位据说强大无比的国王送来的礼物可没能证明他的实力。他敦促扎莫林最好还是守着穆斯林奉上的利润，不必相信那些来自世界尽头之人的承诺。

据蒙萨德说，扎莫林对传言大感惊讶，因此对欧洲人的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与此同时，商人们贿赂总督扣押达伽马及其手下，以便派人暗中行刺。总督跟着告辞的探险家冲出城，除非扎莫林改变了主意，否则绝不会让俘虏离开。尽管阴谋失败了，但穆斯林还是继续活动，最终扎莫林也拿定主意站到后者一边。蒙萨德警告达伽马和他的手下，千万不要进城，那是拿性命开玩笑，两位印度访客也再三强调了同样的警示。“如果船长们上岸的话，”他们强调道，“他们的头就会被砍下，国王向来是这么对待那些来到他的国家却又不向他进贡黄金之人的。” [9]

“事态就是如此”，记录者无望地写道。

葡萄牙人信以为真。不过瓦斯科·达伽马之所以陷入麻烦，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按照这里的习俗，大使应当向扎莫林呈献贵重的礼物。同时，按照这里的法律，来访的商人应当对自己接受的款待和保护报以什一税。达伽马以大使和商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却未能履行这两项义务。

真相处于两种说法之间，但无论如何，他们当前无能为力。葡萄牙人既没有基督教的同盟，也没有舀起来如春花般烂漫的香料，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诉诸武力。第二天无人来访，但第三天，有四个年轻人带着他们贩卖的珠宝靠近舰队。小心谨慎的总船长认为他们是穆斯林商人派来的间谍，但还是热情欢迎他们，希望随后会有要人出现。

四五天后，一行25人来到船旁，其中有六个奈尔贵族。达伽马请君入瓮，俘虏了这六个人，还另外抓了十几个人。其余的人被塞进小船送回岸上，身上携带着总船长请两个印度人用马拉雅拉姆语写的一封信，以呈交给扎莫林的代理商。这封信的主旨是葡萄牙人提出交换人质。

消息传得很快。人质的亲友聚在葡萄牙人的仓库门前，强迫守卫释放俘虏，并故意把他们送到代理商的房前。

时间是8月23日，达伽马决定假装出发。季风仍在猛烈地吹着，船队被吹向大海，距离比他预期的还要远。第二天，他们又被吹回了陆地。两天后仍然没有看到他们的人出现，在更加不间断的狂风之下，他们再次漂离了岸边，直到海岸在海平面上依稀可见。

第二天，一条小船带着口信靠近了。迪奥戈·迪亚士已被移交王宫。如果葡萄牙人释放人质，王宫就把他交还给他们。

达伽马确信他的人已经遇害，而敌人企图争取时间。他知道阿拉伯舰队数周之后便会到来，还坚信卡利卡特的穆斯林正在武装，准备夹击基督徒。他威胁要对小船开火，并警告报信人最好带着他的代理商一起回来，至少也要带来他的口信。他咆哮道，他们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会砍下人质的头颅。

大风忽起，舰队沿着海岸前进。

在卡利卡特，达伽马的策略似乎起了作用。扎莫林派人召来迪亚士，这一次他对待迪亚士的态度明显友善多了。他问迪亚士，总船长为何要带着他的臣民起航？

迪亚士怒不可遏，刻薄地回答道，扎莫林应该很清楚个中缘由，他囚禁了迪亚士及其手下，至今仍然阻止他们回到船上去。

扎莫林装作大吃一惊。他说，总船长做得对，然后突然对他的代理商发难。

他以威胁的语气问道：“你不知道我最近刚刚处死了另一个代理商，就因为他对来到我国的一些商人索要贿赂吗？” [10]

他又转向迪亚士。

他对迪亚士说：“带着你的人回船去吧。告诉船长把他抓的人送回来。告诉他，我记得他说过想在岸上立柱子的事，那些送你们回船的人会把柱子带回来立在那里的，当然你也可以留在这里看管你们的货物。”

临走前，扎莫林让迪亚士用铁笔在棕榈叶上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葡萄牙国王的。

在通常的美言之后，信中这样写道：“贵国绅士瓦斯科·达伽马来到我国，我对此十分高兴。我的国家盛产肉桂、丁香、姜、胡椒和宝石。我愿意换取贵国的黄金、白银、珊瑚和绯红布料。”

扎莫林命文书把信交给总船长，请他转交他的国王。最终，他觉得不妨看看外乡人是否会带着更有价值的货物回来。

8月27日上午，七条小船带着迪亚士和他的人驶向葡萄牙人的舰队。印度人不愿太靠近达伽马的船，在经过一番辩论后，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圣加布里埃尔号的船尾上拴着的一艘大艇。获得自由的船员爬上船去，小船后退了一些，等待着回应。

印度人没有带来葡萄牙人的货物，因为他们满以为代理商和他的人员能回到城里去。达伽马此时却另有打算。现在他的人都安全上船了，他可不想放这些人走。他命人把柱子搬到小船上，并释放了几名人质，包括那六个奈尔贵族。但他还留下了六个人，答应如果第二天把他的货物归还，便释放他们。

第二天，友善的突尼斯商人手忙脚乱地出现了。蒙萨德爬上船来，气喘吁吁地请求庇护。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扣押了，而且他担心自己有性命之忧。印度人看见他与葡萄牙人关系友好，便指控他是个隐蔽的基督徒，是被派来暗中监视这座城市的。他哀嚎道，他这人一贯运气不怎么好，如果留在城里，无疑会被谋杀。蒙萨德已经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报信人，达伽马同意带他去葡萄牙。

上午十点，七条小船靠近了舰队。摊开在横坐板上的是葡萄牙人的12包条纹布料。扎莫林的人坚称他们在仓库里找到的东西就这么多了。

达伽马毫不客气地让他们滚开。他的翻译大声喊道，他根本没把那些货物放在心上，并准备把囚犯带回葡萄牙去。的确，很多货物仍然下落不明，但更重要的是，达伽马需要一些印度人来证明他的发现，而扎莫林食言而肥，没有派来大使。作为临别赠言，他警告小船上的人当心。他发誓如果走运，他很快就会回来，那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听穆斯林的话，称他和其船员们为盗贼，是有多不明智了。他一声令下，炮手用一轮火炮齐射响应了他的话，印度人慌忙划船逃走。

时间已近8月底。达伽马与船长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很快便做出了决定。记录者如实记录了下来：

鉴于我们发现了自己前来寻找的国家以及香料和宝石，并且看来不可能与这里的人民建立友好关系，我们最好还是离开。我们决定带上我们扣押的人，因为一旦重返卡利卡特，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我们扬帆返回葡萄牙，并为我们如此幸运，能有如此重大的发现而大声欢呼。

谁也不能假装此番一切顺利。年轻的指挥官谈吐得体，但未能与扎莫林达成协议。他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令人难堪。三个月后，船上的储备几乎消耗殆尽。最糟的是，葡萄牙人原以为那些人是基督教兄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敌意让葡萄牙人深感震惊。

探险家们的失误很快就对他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困扰，但即便如此，瓦斯科·达伽马实现了惊人之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开辟的路线日后会有成千上万人追随，数百万人的生活会随之发生永久的变化，即便不一定变得更好。

现在他要做的事便是回国。事实证明，那成为整个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返程路上的第一天，麻烦就开始了。

舰队驶离卡利卡特仅有一里格之远，便因为无风而被迫停航了。船员们正等待风起时，突然发现有70条长划艇正从岸边向他们蜂拥而来。船上满是穿着加厚的胸铠和红布背甲的全副武装的马皮拉人。像达伽马此前猜想的一样，穆斯林商人一直蠢蠢欲动，他们准备了一支作战舰队，只不过他们扣押闯入者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没能等到阿拉伯的大船到来。

炮手们急忙各就各位，等待总船长发出信号。敌人刚一进入射程，他就下令开火。火光闪过便是一声轰鸣，炮弹呼啸着穿越海面，在小船附近溅出大量的水沫。桨手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此时海风终起，外乡人张满了风帆，桨手们划得更加卖力了。他们跟着逃离的船只追了一个半小时，最终老天保佑，一场暴风雨把葡萄牙人扫到了外海。

短暂的恐慌过去之后，船队保持着向北的航线。为了回国，达伽马认识到他需要沿着海岸航行，直到赶上冬天雨季凉爽的东北风。一段时间后，东北风会把他平稳地吹回非洲。不过那仍然是至少三个月以后了：季风要到11月才开始改向。

让领航员的工作更加复杂的是，舰队如今驶进了赤道无风带。微风一会儿从陆上、一会儿从海上飘荡过来，随后又消失了。暴风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而后又归于一片死寂。船队费力地沿着海岸线前进，离开卡利卡特12天后，他们只前进了20里格。

达伽马一直在反复考虑着此前发生的一切，他选了一个人质——一个瞎了一只眼的人——带着一封致扎莫林的信上岸了。在蒙萨德用阿拉伯语写的那封信里，达伽马为带走扎莫林的六个人作为人质而道歉，并解释说他的目的只是让他们为他自己的发现作证。他补充说，他原本可以把代理商留在岸上的，只是因为怕穆斯林杀了他才没这么做；他本人决定不过于频繁地上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最后，他希望两个国家能够为了共同的优势和利益而建立友好关系。由于他不能指望一封信就能改变状况，他一定很精明地提到了俘虏们提供给他的情报，这个沿海地区的国王，坎纳诺尔 [11] 的科拉蒂里正与卡利卡特的扎莫林打仗呢。

到9月15日，船队前进了60里格，他们在一群小岛附近锚泊。其中最大的岛屿形状狭长，南端岩石嶙峋，上有小丘，边缘有海滩延伸到北侧，岛中央被一片状如高伞的棕榈树覆盖着。此岛两里格之外是一处开阔的沙湾，其后是茂密的森林。从海湾驶来的渔船在那里出售渔获；总船长分发了几件衬衫给渔夫们，他们高兴得眉开眼笑。

达伽马终于在友善的气氛中放松下来，他问当地人是否同意他在岛上立一根柱子。“他们说，”记录者写道，“实际上他们非常乐意，因为立起柱子就证明我们是和他们一样的基督徒。” [12] 至少葡萄牙人是这样理解的。

柱子被抬到目标位置，葡萄牙人以这根柱子的圣人名字——圣玛利亚——为这个岛屿命名。这几乎不能算是什么重大战利品，但人人都盼着回国，也就没那么在乎沿途的收获了。

那一夜，船队赶上一阵从陆地吹来的微风，继续向北行进。五天后，他们经过一连串美丽青翠的丘陵，看到前方离海岸不远处还有五个岛屿。 [13] 他们在大陆附近的锚地停泊，达伽马派遣一条小船去寻找足够他们用到非洲的淡水和木材。

刚一登岸，水手们就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把他们引到两山之间从河岸上冒出来的一条裂缝前。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冒着气泡的清澈泉水，作为报答，达伽马给了向导一顶红睡帽。和往常一样，他问年轻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那个人回答说自己是个基督徒；至少不是穆斯林，所以就只剩下另外一个选择了。达伽马告诉他说，葡萄牙人也是基督徒，年轻人似乎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不久又有更友善的印度人出现了，并提出要带来访者去一个肉桂树林。水手们回来时，怀里抱着闻起来多少有些像肉桂的树枝 [14] ，还带着20个当地人，他们扛着鸡、成罐的牛奶和葫芦。在经历了那么多麻烦之后，情况似乎终于有了转机。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还在等待潮汐转向，以便驶进河口好将水桶灌满时，岗哨看到几里格之外有几条船正沿着海岸行驶。达伽马起初不以为意，船员们也忙着劈木材。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离得远，那些船看起来比实际的要小。一吃过早饭，他就命令一些人划着小船去核实那些船上的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小心起见，他还找了一个水手爬上桅楼瞭望台，后者大声喊道，六里格外的公海上有八条静止不动的大船。

达伽马决定慎重行事。甲板被清理一空，他命令炮手等那些船一驶进射程便击沉他们。

起风时，印度人的船队开始移动，他们迅速驶到距离葡萄牙人两里格的地方。在达伽马的指挥下，舰队一下窜出去，随时准备开火。

印度人看到三条怪船径直开向他们，便转舵向海岸驶去。仓促之间，印度人的一条船的船舵折断了，其船员把一条小船抬下船尾，跳进去划向陆地。尼古劳·科埃略的轻快帆船距离那条弃船最近，他的人急忙登上那条船，希望在船舱里找到丰富的战利品。但他们只找到了一些椰子、四罐棕榈糖，以及一大堆弓箭、盾牌、刀剑和长矛；船舱里除了沙子什么也没有。

其他印度船只都已靠岸。葡萄牙人没有逼近，因为这会让他们丧失炮弹的优势，所以他们选择在船上向对方开火，那些船员仓皇地逃进内陆。过了一会儿，达伽马的手下放弃了射击，拖着俘虏的船只退回到安全距离。他们还是不知道那些船来自何方，但第二天上午，七个当地人划着船靠近了。这些当地人透露，逃走的人说他们是扎莫林派来追捕葡萄牙人的。为首的是一个名叫蒂莫亚的声名狼藉的海盗 [15] ，如果他能做得到的话，定会杀死所有的人。

显然不能再回大陆了。第二天上午，舰队离开此地，在一个岛屿附近锚泊，葡萄牙人随当地人称之为安吉迪乌岛。印度人曾说过可以在那里找到另一处淡水源，他们让俘获的船搁浅之后，尼古劳·科埃略就出发去侦查全岛了。

科埃略在一处原始荒凉的海滩登陆，一头钻进一处茂密的椰子树和热带长青林。突然，他看到一座山丘上有个看上去像石造大教堂的废墟。

只有礼拜堂仍然孤独地矗立着，上面重新覆盖了干草。科埃略向内窥探。

三块黑石头立在中央，一些印度人正朝着石头祈祷。面对葡萄牙人的询问，他们解释说阿拉伯水手们用这个岛来补充淡水和木材，还把居民都赶走了，他们是回来崇拜圣石的。

搜索队在教堂附近发现了一个用同样的毛石建造的大水池。水很干净，他们灌满了一些水桶。他们继续往前走，又在岛屿的最高点看到了一个大得多的水池，把剩下的水桶也都灌满了。

到这时，三条船的状况都很糟糕，极不适合航海。船员们开始了漫长的修理过程，他们把贝里奥号拖到教堂废墟前的海滩上，腾空船舱，倾翻船身。

就在他们努力修船时，两条大艇从大陆方向靠近了。它们让葡萄牙人想起了轻快的浅水单桅货船——那些小型桨帆船吃水很浅，只有一根桅杆——柏柏里海岸的海盗们就是乘着这种船突袭过往船只的。随着听起来像风笛的神秘乐声，桨手和着鼓点划桨。桅杆上飘荡着旗帜和横幅。葡萄牙人可以看见远处海岸边还潜伏着另外五条船，看样子是等着看情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出动。

来自卡利卡特的印度人激动地警告劫持他们的人不要让这些访客登船。他们说，这些人是纵横此间的海盗。他们会假装友善，但时机一到，他们就会拿出武器，抢走所有的东西，还把船上的人掳走为奴。

达伽马命令圣拉斐尔号和圣加布里埃尔号开火。

小船上的人赶紧躲避，还朝外乡人喊叫着。“塔姆巴拉姆！塔姆巴拉姆！”他们喊道，意思是“主啊！主啊！”

葡萄牙人已经知道这是印度语中的上帝之意，他们推断这些人试图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即便如此，他们猜这一定又是一个诡计，于是继续开火。桨手们急忙掉头回岸，科埃略乘着自己的小船追赶，直到最后，达伽马担心再生枝节，举起信号旗召回了他。

第二天，船员们仍在忙着修理贝里奥号时，十几个人乘着两条小船出现了。他们穿着体面的衣服，还带了一捆甘蔗作为给总船长的礼物。他们把船拖上岸，走上沙滩，请求获许看看外乡人的船。

达伽马可没有接待来客的好心情。现在看来整个沿海地区的人都知道葡萄牙人来了，而葡萄牙人对这个海岸却近乎一无所知。每天都会有新的威胁迫在眉睫，他确信这些新来的人是被派来打探情况的。他对他们吼叫着，他们后退了，并对乘着另外两条船前来的12个人发出了警告。

贝里奥号再次漂浮起来，船员们转战圣加布里埃尔号进行修理工作。

虽然受到了不友好的接待，但本地人还是陆续前来，有些人还设法把鱼、南瓜、黄瓜和闻起来有点像肉桂的整船绿枝卖给葡萄牙人。最后达伽马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手里挥舞着木制十字架走上海滩时，才算疑心渐消。

这位新的来客40岁左右，说一口流利的威尼斯语，还会说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日耳曼语。他身穿一件亚麻长袍，头戴一顶利落的穆斯林小帽，腰带上插着一把短小的弯刀。他径直走到总船长面前，伸出双臂抱住了他。在拥抱过其他船长后，他说自己是个来自西方的基督徒，年轻时便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为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君王服务。他承认自己不得不皈依伊斯兰教，但直到今天，他内心里还是个基督徒。那天他正在君王的房间里，突然从卡利卡特传来消息，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群人，说着奇怪的语言，从头到脚穿着衣服。他立即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欧洲人，就跟自己的主人说，如果不能获准去拜访他们，他会痛不欲生的。

他又说，他的君王就是宽大仁慈的化身。君王让他邀请外乡人到自己的国家来，在这里，他们可以自行取用所需要的一切——香料、补给，甚至是船只——而且还允许他们永远居住在此地，只要他们愿意。

达伽马对这位彬彬有礼的来客颇有好感。他以自己生硬的热情感谢来客的提议，并询问了来客君王的国度，得知那是个名叫果阿的地方。而那位唠叨的客人却只问他要了一块奶酪，并解释说要把奶酪送给留在大陆上的一个同伴，作为他们见面如此顺利的纪念品。奶酪拿了出来，一并奉上的还有两条新近烘焙的面包，但他并不急着离去。记录者写道，他拉拉杂杂地说了很多话，有时甚至会自相矛盾。

保罗·达伽马疑心顿起，决定跟那些把他送来的水手们聊聊。他们是印度教徒，与这位穆斯林顾客没有太深的交情。他们平静地说，他是个海盗，他的船就在海岸附近呢，只等他一声令下就会出击。

保罗上报了这个消息，葡萄牙人擒下了他们的访客。士兵们把他推到搁浅的船体上，一边痛打一边审问。但他仍然坚称自己是个诚实的基督徒，达伽马命人把他捆起来吊在桅横杆上，拽着他的胳膊腿上下拉。被放下来后，他气喘吁吁地吐露了一些实情。他告诉他们，关于葡萄牙人到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四面八方；整个国家都出动了，想要加害于他们。整个沿岸地区的大型武装力量都聚焦在船上，就藏在附近的溪流上；只等40艘武装船前来打头阵。

几轮酷刑也未能让他改变其他说法。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试图解释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外乡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如何，但葡萄牙人很难听清他的低语。达伽马叫停了酷刑，命人把他关在一条船上，并给他包扎伤口；他决定带这个人回葡萄牙去，作为另一个线人呈献给国王。

圣拉斐尔号还没有被倾翻修理，但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这时，来自吉达、亚丁和霍尔木兹的阿拉伯舰队已经抵达印度，如果新的情报可靠的话，马上就会有大规模的袭击。最后要做的便是拆散所俘虏的船作为备件。那条船的船长一直站在岸上看着，希望能在外乡人走后收回他的船。当他看到船一片一片地被损毁，按捺不住地直冲过来，提议用一大笔钱来换回船只。这是非卖品，达伽马蛮横地答道；既然它是敌人的，那么他情愿烧了它，于是他便这样做了。

10月5日星期五，舰队起航。在船只驶离岸边足够远，看到他们不可能再返回陆地后，囚徒也终于招供了。或许他受够了被拴在艏楼里：俘虏的牢房极不舒服，盐水不断灌进来，浇得他浑身湿透，身边的船锚不断起落，人们还会去那里解手。他宣称此时无须再掩饰什么了。他的确受雇于果阿的统治者，他在宫廷时，有消息传来说外乡人在海滨迷路了，不知该如何回国。他的君王知道有很多船被派来抓捕他们，不愿见到战利品落入敌人的手中。君王于是派自己的仆人来引诱外乡人到他的国家去，如此一来，他们就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了。他听说基督徒英勇好战，而他正需要这样的人参加他与邻国君王们无休止的战争。达伽马未能在选定的时间离开印度，他的手下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冬季季风的持续微风还未到达探险家们逗留的这个纬度。船队一再被气旋横扫上来，随后又陷入死寂。从10月到11月，再从11月到12月，他们依然看不到陆地的影子。酷热难忍，食物即将耗尽，淡水逐渐变质，而且也开始要用光了。可怕的坏血病很快卷土重来，蹂躏着水手们消瘦的身躯。后来有一艘葡萄牙船上的乘客曾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病的急速发作及其引起的恐慌。他写道，他的膝盖缩得很小，甚至都无法弯曲，双腿双股都黑得像坏疽一样，还必须反复刺穿皮肤，放掉糖蜜似的腐败血液。他每天都在舷外的索具上摇摆，对着一面小镜子，用刀切开腐烂的牙龈，因为牙龈已经肿得盖过牙齿，让他无法进食了。切掉牙肉后，他用尿清洗嘴巴，但第二天牙龈还是一样肿得老高。同行的几十个人都有同样的症状，他觉得自己正乘着死亡之船随波逐流：

此后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每天一睁眼，除了只能看到甲板上横七竖八被遗弃的尸体外什么也看不到，大多数人无助地死去，有人死在箱子后面，眼睛和脚底都被老鼠吃掉了。还有人被发现死在床上，他们被放血、移动胳膊后，血管开裂，血流光了。他们时常在得到自己的定量（大概是一品脱的淡水）后，把它放在身边以备饮用，而当同伴们口渴时，会趁这些可怜的生病倒霉蛋睡着或转向另一侧时，偷走他们的这点儿水。他们有时在甲板下的黑暗地方，看不见彼此，如果他们抓住有人偷他们的水，就会打作一团，彼此攻击。因此，他们的水时常会被剥夺，而且就是因为缺少一点点水而悲惨死去，无人愿意帮他们这点儿忙，哪怕是父子、兄弟之间也是如此，难耐的口渴往往会迫使人去劫掠自己的同伴。 [16]

远离家乡，又备受病痛折磨，有几十个淳朴热情的人在症状出现的短短数天之内便在恐惧和孤独中死去了。死亡不啻一种解脱。就像十字军是为了基督教而战一样，他们也被告知，他们的逝去也会洗清一切罪孽。在炫目的阳光下，他们闭上眼睛，一个绝无苦难的舒适来生在召唤着他们。同伴们把他们的尸体扔进大海，仪式越来越少，死亡愈演愈烈。

在炎炎热带，又有新的疾病袭击了衰弱的幸存者。热病让他们颤抖谵妄。感染的皮肤上长出脓疮和瘤子。一种有毒的菌类污染了面包，引起呕吐和腹泻，随后又是痛苦的痉挛、幻觉和狂躁，直至出现干性坏疽、积水和死亡。 [17] 一个水手说，在最可怕的折磨之中，“有一种像溃疡的病在臀部暴发，里面满是虫子，一直啮咬到肚子，然后人就在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中死去：治疗这种病还没有比用柠檬汁清洗臀部更好的疗法”，他补充道，“因为那样可以阻止虫子在那里繁殖”。 [18] 船上本无隐私；现在更是没有了尊严。

圣诞节临近，每条船上只剩下七八名水手。几乎无人相信自己还能活下去，瓦斯科·达伽马严格执行的铁一般的纪律彻底崩溃了。这些人朝着圣人大声呼喊，发誓说如果得救，就给他们重塑金身，还乞求圣人们饶了他们的小命。他们要求总船长服从上帝的旨意，返回卡利卡特，而不要让他们在公海上死去和腐烂。达伽马和他的船长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在绝望中最终同意，只要风向有利，就返航。

在最后一刻，天气变了，这次航海任务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我们感动了慈悲的上帝，”记录者写道，“祂给我们送来一阵风，在六天里把我们送到看得见陆地的地方，我们为此欢呼雀跃，仿佛我们所看到的那片陆地就是葡萄牙。” [19]

时间是1499年1月2日。再过几天，顶多再过几个星期，三条船就会变成幽灵船，在冷酷无情的蔚蓝海洋上随波逐流了。当破烂不堪的舰队靠近非洲海岸时，时间已是深夜。他们停泊下来，第二天早晨侦查了海岸，“为的是弄清楚上帝把我们带到了哪里，因为船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人能在航海图上标明我们身处何方” [20] 。目力所及之处，一条植被的绿色细带在广袤的海天之间一路延伸出去。

接着便是一场辩论。一些人确信他们距离大陆还有300里格，此刻是在莫桑比克附近的一些岛屿之间 [21] ；他们在那里抓住的一个囚犯告诉他们，这些岛屿很不利于健康，坏血病流行，这些对他们太有意义了。

激烈争论间，岗哨看到了一座城市。原来，那里是索马里古老的港口摩加迪沙 [22] ，曾经是东非海岸上最重要的伊斯兰转口港。高大的房屋围绕着一座壮丽的王宫，四座城堡守卫着外围的城墙。在他们的危险处境下，探险家们不敢撞大运，用一轮轮炮轰传达了自己的感情之后，他们沿着海岸继续向南航行。

两天后，舰队在一片死寂中漂流时，暴风雨突如其来，扯断了圣拉斐尔号的绳索。更多的麻烦还在后面：几个身体还算健康的人在修理船只时，一个海盗发现了这支受创的舰队，从附近的一个岛屿 [23] 发起突袭。八条挤满人的小船冲向葡萄牙人，但炮手们跃向自己的位置，一片弹幕炸得海盗们飞奔回自己的城镇。当日无风，他们没有受命追击，这或许颇让船员们感到宽慰。

1月7日，岗哨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马林迪海湾。即使面临如此困境——应该说尤其是在如此困境下——达伽马也不愿冒险入港停泊，船队在城外锚泊。苏丹立即派出一大队人迎接他们，送来绵羊以及和平友善的口信。非洲人友好地说，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期待着总船长的到来。

达伽马派一贯稳妥可靠的费尔南·马丁斯搭苏丹的小船上岸，他此行的迫切任务是采购尽可能多的橘子。他们第二天回来了，带着各种水果和大量淡水。苏丹命令穆斯林商人去拜访外乡人，并向他们提供鸡肉和鸡蛋。对于那些病得最重的人来说，这些来得太晚了：很多病人死在马林迪，被葬在了那里。

旅途的恐怖让达伽马变得软弱，在如此绝望地渴求帮助的时候，他被苏丹对他及其手下们表达的善意打动了。他派人送给苏丹一件礼物，并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请求苏丹给他一根象牙，让他呈献给葡萄牙国王。作为两国友谊的标志——也是为了让敌人清晰地看见——他还请求获准在海滨立起一根柱子和十字架 [24] 。苏丹答复说，出于对国王曼努埃尔的爱，他有求必应。他已经为石柱准备了一个上好的位置，就在镇子前面、他的王宫旁边，达伽马要的象牙也会奉上，他还派来一个穆斯林男孩，男孩恭顺地宣称自己平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前往葡萄牙。

葡萄牙人在马林迪待了五天，尽情享受了苏丹准备的各种款待，记录者写道：“我们曾与死亡面对面，在航程中受尽苦难，现在总算休息过来了。” [25] 他们在1月11日上午出发，第二天经过蒙巴萨时，未敢停留，尽快航行。

他们安全驶离那座城市的视野之后，便锚泊在一个海湾，卸下圣拉斐尔号上的货物，将这条船付之一炬。剩下的人已经不足以驾驶三条船，而且无论如何，连续航行很多个月没有修理的圣拉斐尔号也不堪重负了。整个过程用了15天，其间有很多非洲人来访，用鸡肉来交易水手们所剩的最后几件衬衫和手镯。

又过了两天，他们再度起航，剩下的两条船经过了距离大陆六里格的一个大岛 [26] ，他们在离家的行程中曾与那个岛擦肩而过。来自马林迪的男孩说，这是桑给巴尔岛，是斯瓦希里海岸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探险家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此地：看来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探索。

2月1日，船队在倾盆大雨中到达莫桑比克。他们避开城镇，锚泊在将近一年前举行过弥撒的那个小岛。他们这次也举行了弥撒，达伽马决定再立起一根石柱。雨下得太大，登陆小队无法点火融化用来固定顶部十字架的铅，因此石柱上没有安装十字架。

几天后，幸存者们离开东非，航行绕过好望角。虽然有传言说那里有很大的基督徒社群，他们却遍寻不见，实在令人沮丧。和往常一样，祭司王约翰也神龙见首不见尾。斯瓦希里海岸仍然在守卫着它的秘密；还需另一次航行才会让它献出最丰富的宝藏。

一个月后，葡萄牙人到达了曾让总船长腿部中箭的那个海湾。他们停留了一个多星期，捕捞、腌制凤尾鱼、海豹和企鹅，并为进入大西洋航行补充淡水。3月12日，他们起航回国，但只驶出十几里格，便被强烈的西风送回了海湾。风一停，他们就再次出发，3月20日，他们再次驶过好望角。记录者写道，至此，“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的人都身体健康，体格强壮，不过我们又经历了寒风，数次濒临死亡” [27] 。在经过了赤道的炎热之后，航行在南大西洋的感觉就像发热病人感受到阵阵寒意。

连续27天的顺风把两条船吹到距离佛得角群岛不到100里格的地方。他们又回到了家乡的水域，但历经沧海，眼前熟悉的景色却带上了一种不现实的怪异氛围。

航程轻松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最后一个苦难即将到来。

船队到达这些岛屿之前又陷入了死寂。微风迎面而来，他们尽其所能地迎风向前。非洲沿岸全是暴风雨，这有助于领航员们确定自己的位置，但天空很快就暗了下来，海上掀起一阵猛烈的旋风。尽管有闪电在他们周围撕开黑暗，两条船还是失去了联系。

尼古劳·科埃略还在掌舵贝里奥号。这一次没有指定的集合地点，因此他径直驶向了家乡。1499年7月10日，他那条破烂不堪、漏水严重的轻快帆船摇摇晃晃地驶进卡斯凯什的渔港，那里就在里斯本南面，位于大西洋的滩嘴上。葡萄牙人很早以前就认为这支舰队失踪了，人群冲上海滩，欢迎英雄归来。

科埃略来到国王面前，报告了印度海路的发现。这个重大的使命持续了732天。船队至少航行了24000英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以时间还是以航行的距离来衡量，这都是史上已知的最远的航行。

瓦斯科·达伽马的船几周后也到了，它的船缝裂开，抽水泵呻吟着维持船体的漂浮。出发时大约有170个人；此刻只有大约55个人活着回来了。

总船长不在船上。返程中，他的哥哥染上了肺结核，船离散后，保罗的状况明显恶化。达伽马等了一天也没看到轻快帆船，便出发前往圣地亚哥，在离开故乡的航行中，舰队曾在那个港口集合。他一到达圣地亚哥，便让圣拉斐尔号的前文书若昂·德萨负责修理他的旗舰，并在船修好后驾驶着它回国。

达伽马租了一条快速的小型轻快帆船，载着他垂死的哥哥飞速前往里斯本。他们离开后不久，保罗的状况便极度危重，达伽马改变航向，去了亚速尔群岛中的特塞拉岛。

他们到达那个岛屿一天后，保罗就去世了。瓦斯科·达伽马把他挚爱的哥哥葬在一个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印度海路的发现者步履沉重、满怀悲伤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1] Journal ，69.

[2] Travelers in Disguise：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by Poggio Bracciolini and Ludovico de Varthema ，trans. John Winter Jones，rev. Lincoln Davis Hammo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13-14.

[3] The Voyage of J.H.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ed. Arthur Coke Burnell and P. A. Tiele（London：Hakluyt Society，1885），1：281.这类玷污的规则让欧洲人完全不明所以。如果一个非印度教徒在递水端饭时触碰了一个高种姓印度教徒的仆人，食物会被扔到地上。如果他进入后者的房子，碰到了任何东西，则必须在那里举行洁净仪式，否则无人会在那里吃饭。如果一个基督徒坐在一个婆罗门或奈尔身旁，后者会立即站起来；如果这个基督徒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坐了下来，印度教徒会清洗自己的全身。害怕玷污还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把东西扔给而不是递给其他宗教的人，以及把液体灌进他们嘴里，而不是让他们从容器中直接饮用等做法。

[4] Travelers in Disguise ，32-33.目击者是尼科洛·达·康提；他还报告了在毗奢耶那伽罗城看到的致命节日。范林斯霍滕提到一个类似的庙节，庙节上，信徒从自己身上砍下大块肉扔在车前；彼得罗·德拉·瓦莱看到有殉道者把钩子插进后背，把自己挂在梁上，一拉控制杆便开始旋转。不那么暴力的虔诚举动同样让欧洲人感到古怪：让·莫凯报告说看到一个赤裸的印度教徒“蹲坐在一个牛粪火堆前，把灰烬都洒在身上，他把像女人一样的长发堆在肩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丑恶怪异的景象：他盯着火堆一动不动，连头都不转一下”。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44.

[5] 引文出自Niccolò de’ Conti，Travelers in Disguise ，28。康提是描述殉夫自焚的第一个欧洲人，这种做法在印度的伊斯兰地区是被禁止的。

[6]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242.莫凯（Mocquet）接着讲了一个妓女的故事，她的客人“与她热情似火，以至于当场死亡，她对此大为苦恼，在他们火化他的尸身时，她想到他为了爱她而死，那么她也可以为他而自焚，尽管他们不过只是好友而已”。

[7] Journal ，69.

[8] Journal ，71.

[9] Journal ，72.

[10] Journal ，74-75.

[11] 坎纳诺尔（Cannanore），印度西南部一港口，12世纪时是与波斯和阿拉伯有密切商业联系的重要贸易中心。其君主被称作科拉蒂里（Kolattiri）。

[12] Journal ，80.

[13] Journal 中误称有六个。Panchdiva群岛在果阿（Goa）以南40英里处；葡萄牙人落锚的最大岛屿的葡萄牙语名叫安吉迪乌岛（Anjediva），如今被称作Anjadip。在关于大发现的葡萄牙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 ）的第九篇中，其作者路易·德·贾梅士（Luís Vas de Camões）称之为“爱之岛”，并以丰富的细节将其描述为一个小天堂；他说是维纳斯将其放在航海者的途径的路上，作为水手们摆脱疲惫劳碌的避难所。

[14] 这些是桂皮树的枝条。干燥的树皮是一种香料，与肉桂类似但品质略差。

[15] 印度私掠船长Thimayya，葡萄牙人称之为蒂莫亚（Timoja），此人后来为葡萄牙人通风报信和提供补给；他在夺取果阿时起到作用，还曾短暂地担任果阿印度人的总督。

[16]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205-206.

[17] 这种病以圣安东尼骑士团的修道士之名被命名为“圣安东尼之火”，该骑士团以其治疗此病的专长而闻名；现代名称为麦角中毒。这种病是吃了长在谷物上特别是黑麦上的麦角菌（Claviceps purpurea）所致。此病所引发的大量惊厥的发作颇有争议地被归咎于巫术；其对精神病的影响类似于LSD。

[18]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231-232.

[19] Journal ，87.

[20] Journal ，88.

[21] 塞舌尔群岛距离莫桑比克大约有300里格或900英里；马达加斯加岛貌似距离海岸更“远”，但其实只有60里格或180英里。

[22] 摩加迪沙（Mogadishu），位于东部非洲偏北的印度洋岸海港城市，也是索马里第一大城市。中国古称木骨都束。

[23] 这个镇子是帕蒂镇（Pate）；与之同名的岛屿是拉穆群岛（Lamu Archipelago）中最大的一个，位于肯尼亚北岸附近海域。

[24] 顶上有一个十字架的柱子仍然矗立在一块几乎被潮水侵蚀殆尽的岩岬上，这块岩岬位于海湾中央，在马林迪镇南面不远处。这不是起初的那根柱子，由于原本的柱子冒犯了本地人，很快就被移走了——标牌上说是因为“憎恶”，不过苏丹倒是将其小心存放在王宫里，十字架或许被留存至今。

[25] Journal ，91.

[26] Journal 中错误地记载距离“相当于十里格”。

[27] Journal ，92-93.

13.里斯本的威尼斯人

1501年8月20日，新任命的威尼斯共和国特别大使 [1] 来到葡萄牙宫廷，对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华丽的颂词。

直到最近，La Serenissima——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宁静之城”，威尼斯人如此称呼自己的共和国——才刚刚注意到葡萄牙的存在。然而两年前曾有一封信抵达威尼斯，让它的公民们放下了一贯的骄傲。威尼斯的日记作者吉罗拉莫·普留利（Girolamo Priuli）记录了信件的内容：

6月来自亚历山大港的信件里说，从印度人写于开罗的信件中得知，印度的主要城市卡利卡特和亚丁接待了葡萄牙国王的三条船，它们是被派去打探“香料岛”的，舰队的指挥官是哥伦布。 [2]

如果说这封信的细节不着边际，它的主旨却非常清楚。威尼斯在东方贸易领域有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普留利和他的很多威尼斯同胞一样，对这个消息持怀疑态度。他承认，如果这是真的，无疑是个爆炸性新闻，但他连一个字也不相信。落后的小小葡萄牙总是忙着寻找祭司王约翰，算计着非洲黄金的那点儿蝇头小利，根本无暇挑战西方最大的贸易共和国。然而没过多久，一大批长篇大论的疯狂信件便从里斯本的意大利人那里寄到了国内的商人家中。一个名叫圭多·德蒂的商人给佛罗伦萨的家人写信，说葡萄牙人“发现了世上所有的珠宝以及所有的香料和宝石贸易”。他预言——虽然竞争对手遭受的痛苦让他非常满意——这个消息“对（埃及）苏丹非常糟糕，对威尼斯人也一样，一旦他们失去与东方的贸易，就不得不回去钓鱼，因为经这条路线运来的香料的价格是他们无法匹敌的”。他还说，这是个出色的发现，“葡萄牙国王应当受到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祝贺。当然，每一个国王和大君主，特别是那些临海的国家，都必须探索未知的事物，扩展我们的知识，因为那才是赢得名誉和荣耀、声望和财富的正道” [3] 。

执政团——威尼斯的最高政务会——仔细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派其西班牙大使前去调查。他很快发回报告说，葡萄牙国王已经另派了13条船去卡利卡特购买香料，而且另一支舰队已在港口准备就绪，不日即可出发。跟他的信一同到达威尼斯的还有另外一封信，是某位“蒙上帝恩赐的葡萄牙暨阿尔加维此侧及海那边的非洲部分的国王、几内亚的君主，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之航海与贸易征服地之主，曼努埃尔阁下”写来的。别看他的新头衔这么夸张，曼努埃尔一世究竟发现了什么还远未明朗，但显而易见，他的来信旨在颠覆威尼斯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国王挑衅地提议，威尼斯人今后应该从葡萄牙而不是从埃及购买香料。由于威尼斯的财富就来自它近乎垄断了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所以分享利润的建议很难有诱惑力，但曼努埃尔一世决定让威尼斯给葡萄牙应有的尊重，两国平起平坐。

收到信三天后，威尼斯参议院任命了它的第一个驻葡萄牙大使。参议院选择了29岁的贵族后裔彼得罗·帕斯夸利戈（Pietro Pasqualigo）。帕斯夸利戈在享有盛誉的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葡萄牙宫廷上以一口完美的拉丁文发表演说，意在造成轰动。

奉承是必需的，而他却谀辞如潮。他宣称，每一个时代都会颂扬曼努埃尔一世的丰功伟业，在往后的日子里，欧洲人都会承认自己对他的感激远大于古今所有的国王：

此前未知的种族、岛屿和海岸，要么屈服于您的军事力量，要么在您的威慑之下自愿请求与您缔结友谊。古代最伟大的国王和从未被征服的国家曾经无可非议地夸耀自己把国土延伸到了海洋，但您，我无敌的国王，完全可以为自己把势力发展到南半球和对跖点而感到自豪。最伟大和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您的指挥之下，天性迥异的种族会集一处，你用贸易把两个不同的世界合二为一。 [4]

他一本正经地惊叹道，曼努埃尔一世已经超越了埃及人、亚述人、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甚至亚历山大大帝本人。他的高尚品格举世皆知，全欧洲的人民和国家都感谢上帝派给他们这样一个国王，他的“美德、智慧和幸运不仅保护了在萎靡中踉跄的基督教世界，还将其拓展到四面八方”。

阿谀奉承过后，帕斯夸利戈提出了此次使命的真正主题。他承认航海是好事，但“保卫世上最高贵的地区免受异教徒狂暴的蹂躏，是更加合宜的事情，远比威名不朽要光彩和美好”。他说的自然不是天堂或耶路撒冷，而是威尼斯。这个共和国受到“最残忍的恶人”——凶猛强大的土耳其苏丹 [5] ——的威胁，即便在当时，苏丹也无疑正在制造凶暴的新式武器来打击基督教世界。“我觉得您所做的事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优秀、勇敢或高尚了，”大使甜言蜜语地说道，“简而言之，只有这一件事才与您天神一样的品性和非凡卓越的能力更加相称。”

威尼斯的确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1499年，在法兰西入侵意大利，奥斯曼帝国以将近300艘船的舰队发起了一场凶猛攻击之后，这个共和国的海军还处在从重创中慢慢恢复的过程中。执政团前所未有地承认国力虚弱，开始征召自己的公民入伍——彼得罗·帕斯夸利戈的三个兄弟那时正在海上抗击土耳其人呢——并且眼看着战争就要从灾祸变成败北，执政团已奏请罗马宣布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前不久才以基督教斗士的身份自居——1483年，教宗曾因威尼斯拒绝停止对一个意大利公爵开战而将整个城市逐出教会（那场战争是罗马自己密谋策划出来的）——但欧洲受到的威胁无可否认，因此召集了十字军。年轻的特使回想起曼努埃尔一世祖辈们的战斗热情，将他的要求重新设计为代表基督教信仰对抗苏丹、那个“险恶地伺机毁灭基督教人民的……沾满了基督徒鲜血的野蛮人”的一场圣战。

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派了35艘全副武装的战舰和一支相当规模的步兵武装去救助威尼斯。和他的叔叔阿方索五世一样，他甚至谋取到了亲自率领新的十字军的邀约，只不过事实上舰队抵达时，国王并没有跟来，而且舰队来得太晚，派不上什么用场了。表面上，帕斯夸利戈是前来传达共和国的感激之情，并敦促曼努埃尔一世做出更大的牺牲的。实质上，他私下的目的是密切注意国王寻找印度的事业，一队老练的间谍假扮成外交代表团随行，协助他进行工作。

年轻的大使发回的第一封官方公报就转达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在他到达之前两个月，第二支抵达印度的葡萄牙舰队已经返航了。

审慎的普留利在日记中写道：

对威尼斯人的国家来说，这比土耳其战争或任何其他可能发生的战争更加要紧。葡萄牙既然已经发现了这条新路线，其国王会把所有的香料带回里斯本，且毫无疑问，匈牙利人、日耳曼人、佛兰芒人和法兰西人，以及以前翻山越岭来威尼斯购买香料的所有人都会转向里斯本，因为那里离他们的国家更近，也更容易到达；他们还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香料来到威尼斯须经过叙利亚全境，并穿过苏丹的整个国家，而且一路上要缴纳最繁重的关税。同样，在威尼斯国，他们也支付了繁多而苛重的关税、进口税以及货物税。如此说来，由于有苏丹国和威尼斯城之间的所有关税、进口税和货物税，可以说一件价值1达克特 [6] 的物品价格会增至60倍甚至100倍……

因此我推断，如果从里斯本到卡利卡特的航行继续下去，就会造成威尼斯桨帆船上的香料变少，威尼斯商人们也会像失去了牛奶和营养物的婴儿一般无助。于是我可以清楚地预见到威尼斯城的毁灭，因为商业凋零会造成资金短缺，从而让威尼斯彻底丧失昔日的荣耀和声名。 [7]

威尼斯人给里斯本施加了压力。一些印度特使跟着最近一支舰队来与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帕斯夸利戈的随员私下接触了他们，解释说葡萄牙国王身无分文，他们就是从威尼斯赶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威尼斯是基督教世界最卓越的国家，一切都要经过它的准许。此外，威尼斯只对贸易感兴趣，葡萄牙人却是些战争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攻击印度的穆斯林。印度人开始相信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幸好瓦斯科·达伽马带他们去参观了葡萄牙的国库，让他们好好看了看国库越堆越高的黄金，他们的担心这才有所缓解。早在瓦斯科·达伽马回到葡萄牙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就已经命令全国举行了庆祝游行，“向我们的主回表谢意” [8] 。他以同样的愉快心情，给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匆匆写了一封信，要说明此次地理发现的宗教和贸易意义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封信写得再好不过了。

“至高至善的君王和女王，至强的君主和郡主！”这封信如此开头：

两位陛下已经知道，我们命令家族里的一位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哥哥保罗·达伽马，率领四条船出海探险，如今距他们出发之日已有两年。跟我们的先辈一样，此项事业的主要目的也是侍奉上帝我们的主……蒙主恩眷，他们一路顺遂。现在，一位船长带回口信，我们得知他们的确到达并发现了印度及其临近的王国和贵族领地；他们进入并航行于那里的海洋，找到了大城市、宏伟的建筑和宽阔的河流，以及大量居民，那里的人经营着所有香料和宝石贸易，用船（同一批探险家们见到和偶遇了很多体量巨大的船只）将货物运到麦加，从那里转往开罗，再从开罗运往全世界。我的船队带回来了一些香料，包括肉桂、丁香、姜、肉豆蔻和胡椒，以及其他各类香料，连带其树枝和树叶；此外还有很多各种精美的石头，诸如红宝石等。他们还曾到过一个国家，那里有金矿，与香料和宝石一样，他们并没有尽其所能地带回金子，因为他们此行没有带去商品。

我们深知，两位陛下听到这些也会感到非常快乐和满意，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尽快通报这个好消息。并且两位陛下会相信，据我们所知，这些探险家们遇到的基督徒虽然在信仰上并不是很坚定，也不曾拥有全面的基督教知识，但一旦让他们皈依上帝并在这方面得到全面强化，他们是能够更加尽心尽力地侍奉上帝并更加尊崇这一神圣信仰的。同时，在他们的信仰得到加强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消灭那些地方的摩尔人了。此外，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如今让那些地区的摩尔人富裕、经由他们之手而全无他人干预的大型贸易，能在我们的管制之下转移到我们王国的国民和舰船手中，以便今后欧洲这一部分的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香料和宝石的自给自足。这是上帝因慈爱所发出的指令，在祂的帮助下，这会使我们以更大的热情推动自己的设想和意图（特别是关于）对这些我们已征服之区域的摩尔人开战，两位陛下对此非常坚决，我们对此也怀着同样的热情。

恳请两位陛下看在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个巨大恩惠——我们也对此深表感激——的份上赞美祂，而那些赞美也是祂应得的。 [9]

曼努埃尔一世很清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的风头渐退。这位热那亚探险家还没有找到香料、宝石、基督徒，也没有找到中国的大汗。1498年，就在瓦斯科·达伽马驶入印度洋之时，哥伦布终于到达了他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寻找的大陆，但这次经历尤其令人沮丧。他沿着海岸行驶时，船队跌跌撞撞地驶入奥里诺科河 [10] 宽阔的河口，迷失方向的领航员认为这样的湍流一定是从大斜坡倾泻而下的。因而推断自己正沿着天堂圣山（Holy Mountain of Paradise）——一个他想象中从地表直插苍穹的巨大隆起，像乳房上的乳头——的山麓小丘逆流而上。因为知道人类无法进入伊甸园并在那里生活，他居然在恐惧中逃走了。哥伦布往往带着方济各会修士的朴素习惯，总觉得自己是被选定来拯救众生灵魂的；最近他开始听到上帝的声音，认为他命中注定要在地球上发现新的天堂，以此来实现古老的预言 [11] 。然而他的信心受到巨大的打击，还绞死了一些反抗的船员。当他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后，水手们以及被他许以无限财富的殖民者们 [12] 指控他滥用酷刑、管理不善，这位53岁、饱受关节炎和眼部发炎之苦的探险家锒铛入狱，带着镣铐被送回西班牙。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瓦斯科·达伽马显然战胜了劲敌。哥伦布所承诺的事情，达伽马实现了。哥伦布乘风西行36天到达陆地时，达伽马却穿越大西洋，沿着非洲东岸到达印度，并历尽艰险返航归国。哥伦布不过会晤了几个部落成员，而达伽马却从敌对的苏丹手中逃生，并与强大的国王谈判，还带回了香料、信件以及可以做证的人质。不管哥伦布发现了什么——目前还完全不清楚——达伽马已经开启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路线，并揭示了如何绕道伊斯兰世界的方法。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葡萄牙国王总算有机会揭他姻亲的老底，真是高兴得无以言表。 [13]

完成了这个愉快的差事之后，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给教宗、枢机团和葡萄牙驻罗马的代言枢机，重申自己的立场。他指示他们要为上帝对葡萄牙国的偏爱而举行公开的感恩仪式，还提醒他们，依照1497年的一份教宗诏书——那是教宗最后一次尝试在两个敌对的势力间进行裁决——他和他的后嗣们“对我们业已发现的一切都（享有）完全的君权和统治权”。 [14] 他周密谨慎地补充说自己别无他求，但他亲切地请求“对于如此新奇、伟大的近世功绩再一次表示满意，以便获得教宗陛下的再度批准和声明”。

千纪近半，曼努埃尔一世决定继续为自己争取基督教世界首席君主的名号。他宣称，他的发现不只是为了葡萄牙，还会让每一个基督教国家获益，因为“对异教徒造成的损失指日可待”。 [15] 穆斯林很快就会消失，圣地将被收复，东方的基督徒将会回到真正的天主教正路上来。尽管如此，他也不介意与敌国共享这种荣耀。要从葡萄牙人那里拿到航海图几乎是不可能的，驻西班牙的威尼斯大使的文书写道：“因为国王颁布了命令，胆敢把航海图送到国外的任何人都将获判死刑。” [16]

在国内，这位弥赛亚-国王开始大兴土木，把里斯本夷平重建，做派之奢华，足以配得上他膨胀的野心。除了宏伟的新王宫以及为容纳即将从印度运来的大批货物而建的宽敞仓库外，他还下令在贝伦建造一座巨大的教堂和修道院，位置就选在航海家恩里克小教堂的原址，人们将在那里为征服者曼努埃尔和他伟大祖先的灵魂祈祷。为了向他的上一任国王致敬，他决定以至高无上的仪式把国王若昂二世的遗体移往他处。曼努埃尔一世带着棺材在全国游行一番，陪同他的队伍包括一众贵族、主教和教士们，一个唱诗班，手持火炬的人，以及“由小号、芦笛、萨克布号和鼓组成的喧闹乐队” [17] 。仪式结束后，他命人在深更半夜打开棺材。据说，“他看到尸体上覆盖着一层石灰粉，就命令教士们用竹管吹干净，他本人也帮了把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死者的双手和双脚。这是生死两位国王的一次颇具戏剧性的会面，颇值得一看”。

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预言，说有一位“最后的皇帝”将一统基督教世界、征服异教徒，并率领最后的十字军夺回圣地。彼时，全世界各民族将会步入正轨，新的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基督也会重返人间，统治世界。曼努埃尔一世在还没有征服哪怕一小块土地之前，就开始表现得像个皇帝，但他心中的帝国并不只是一个领土概念。和哥伦布一样，他也确信自己就是“人间的上帝之手”；和旧时的十字军战士一样，他也坚信是上帝的意志让他消灭穆斯林，并引导他的人民光荣地走向耶路撒冷。国王坚定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度有基督徒的这一消息。祭司王约翰本人仍然杳无踪迹，但尼古劳·科埃略和他的船员们一回国便解释说，卡利卡特“比里斯本大，那里的人都是印度基督徒”。 [18] 的确，那里的教堂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也无人每日念诵祷文，但教堂里有钟也有洗礼盘。“这些基督徒，”一位名叫吉罗拉莫·塞尔尼吉的佛罗伦萨商人向他的同胞们报告说，“相信耶稣基督是圣母玛利亚所生，没有罪恶，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葬在了耶路撒冷。他们还听说过罗马的教宗，但除此之外，他们对我们的信仰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后，圣加布里埃尔号在里斯本靠岸，那位来自果阿、会说威尼斯语的人也在船上。

塞尔尼吉设法抓住机会询问了他，并立即给佛罗伦萨去信，订正他此前的信件。一个新的信息提供者告诉佛罗伦萨人，印度有很多人崇拜牛，只有少数几个基督徒。他还说，传闻中的教堂“实际上是偶像崇拜者的庙宇，里面画上的都是那些偶像，而不是圣人” [19] 。

“在我看来，”塞尔尼吉在家书中写道，“比起什么那里有基督徒，却没有教区、神父和献祭弥撒，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更高。我觉得除了祭司王约翰的基督徒之外，那里应该没有什么正经的基督徒。”

然而这位信息提供者很快就改口了。他被引荐给国王，即刻便意识到说些别人爱听的才是成功之道，而不要说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的第一个举动——与突尼斯商人蒙萨德一起——是请求受洗。他取名为加斯帕尔，这是追随星星去伯利恒的三个东方国王之一的名字，还以曾逮捕和折磨他、如今又是他教父的达伽马的姓氏为姓。事实上，加斯帕尔在成为穆斯林之前是个犹太人 [20] ，但他既然已经是个基督徒了，就开始为印度的宗教信仰描绘出一幅捕风捉影的画面。 [21] 他说，基督徒住在印度的14个国家里，其中有12个国家的全部或大多数人口都是基督徒；至少有10个国家的国王是基督徒，这些国家有223000名步兵和逾15000名骑兵，还有12400头战象，每头大象背上的木楼能负载十几个武士，冲锋时，象牙上还能伸出五把刀。

曼努埃尔一世欣喜若狂。他确信，游历甚广的加斯帕尔是上帝派来推动他的伟大计划的。如果他想在竞争对手抢先之前与印度的基督教统治者结盟，那么时机就非常重要，因此，他让四条船和两条全副武装的轻快帆船随时待命，准备在耐人寻味的1500年1月起航前往印度。这次任务的目的很快就从建立贸易基地扩展到打击非洲和印度沿海地区，舰队规模也膨胀到13条船。指挥官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22] ，他也是位小贵族，还是名基督骑士团的骑士；他手下有一千多人，包括五位神父。卡布拉尔受命将赤裸裸的十字军讨伐消息传给印度洋的穆斯林和异教徒——要么皈依，要么灭亡：

在以武力和世俗的刀剑攻击那些地区的摩尔人和偶像崇拜者之前，他要先让神父和修士运用其精神之剑，向他们宣告福音，以及罗马教会的训诫和要求，让他们放弃偶像崇拜、邪恶仪式和习俗，自行皈依基督的信仰，为的是使所有的人都加入到宗教与友爱的团体中来，因为我们都是由同一个造物主创造的，也被同一个救世主所拯救，那就是被众位先知应许、祖先在其来到人世间的数千年前便盼望着的耶稣基督。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正义的宗教所确定的自然和法律主张带给当地人。如果当地人抗拒从命，不接受这种信仰的律法；或是拒绝为了保护人类之目的，遵守本应在人间维持的和平的规则；如果当地人禁止商业和贸易这种在所有种族间调和与获得和平和友爱的手段……在那种情况下，就应该让火与剑发挥威力，向那些人发动激烈的战争。 [23]

曼努埃尔对基督徒的要求完全不同。他给了卡布拉尔一封致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的信，在信中他解释说，葡萄牙是凭借“上帝之手”的指引才到达印度的，这是祂赋予的任务：

因为人应该坚信上帝我们的主，祂并不准许我们这一航海壮举仅仅是为了在贵国和我国之间建立贸易，获取短暂的世俗利益，而同样是为了灵魂的精神利益和救赎，我们应该给予后者更高的重视。只有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在贵国与我国之间得到交流与结合这一事实才能够让祂认为得到了更好的服从，正如耶稣基督降临人间的前600年一直如此，直到由于人类的罪孽，如预言那样出现了一些教派和对立的异端……而这些教派占据了贵国与我国之间的大部分土地。 [24]

在公开发表这番告诫后，卡布拉尔还要私下传达另一个口信。他将要求扎莫林将所有的穆斯林赶出自己的海港；葡萄牙人今后会提供阿拉伯人带来的商品，只会更好、更便宜。曼努埃尔一世向他的指挥官发布了最后一个绝密命令：如果扎莫林不肯乖乖地同意只与葡萄牙人做贸易，卡布拉尔“应当以他对瓦斯科·达伽马的伤害行为为由，对他发动残酷的战争”。扎莫林或许是个基督徒兄弟，但他显然被人误导了，曼努埃尔要抓紧时间了。

卡布拉尔得到的命令还要求他与印度的其他基督徒国家建交，并竭尽所能地阻止穆斯林的海运，这些命令都是在达伽马的建议下制定的。他的船长中有好望角的发现者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还有达伽马的亲密同伴尼古劳·科埃略。贝里奥号的领航员佩罗·埃斯科巴尔再次作为领航员出发，若昂·德萨和达伽马任务中的其他老手也与其同行。加斯帕尔·达伽马作为翻译前往，同样在船上的还有作为俘虏从卡利卡特带回来的五个人以及马林迪苏丹派来的那位年轻特使。

即便这么多老手凑在一起，此次任务也运气不佳，灾难频发。在舰队延期于1500年3月9日出发后不久，一条船就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的海域失踪了。卡布拉尔试图复制达伽马的环大西洋路线，但他的航线在西南方向上走得太远，到达了陆地。他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岛，在举行过弥撒、竖起一个十字架之后，他派一位船长把这个意外的消息带回国去。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好望角海域袭击了余下的11条船，有4条船和船上所有的人一起沉没了，其中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掌舵的那条船，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发现的那个风暴肆虐的海角了。在前往印度途中，另一条船也消失在恶劣天气中，舰队的船只数量减少到6条。

时值夏末，按照他得到的命令，卡布拉尔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驻扎下来，准备袭击可能来自北方的阿拉伯船队。船员们向神父忏悔并接受了圣事，而他们等待的猎物却没有现身。卡布拉尔转而驶向卡利卡特，9月中旬，他旗帜飘扬大炮闪耀地抵达了那里。

老扎莫林在达伽马离开后不久便去世了，他野心勃勃的年轻继任者更热衷于和欧洲人开启贸易。几个当地要人径直来到船队，其后是欢迎的队伍、一支乐队，以及扎莫林本人。这一次，葡萄牙人有备而来，他们带来了金银的盆罐、水壶、酒壶等财宝，还有大量金色的柔软服饰，包括软垫、帐篷和地毯等。卡布拉尔呈送了曼努埃尔一世那封了不起的信，葡萄牙国王在信中表示很高兴终于与基督徒兄弟重聚了，虽然扎莫林对此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给了卡布拉尔一个雕刻在镀金牌子上的王室许可令，以保证葡萄牙人的贸易安全。这次会面在一片惊慌失措的人质交换中结束了，但不到两个月后，葡萄牙的代理店就在一幢面朝大海的大房子里建立起来，印有王室盾形纹章的旗帜在屋顶上飘荡。

然而，葡萄牙人很快便发现，当他们抵达之时，阿拉伯舰队已经停在港口了。之前大胜瓦斯科·达伽马的商人们愕然地看到一支比自己大得多的葡萄牙舰队驶进视野，12月，事态终于发展到紧要关头。葡萄牙人扣押了一条出发前往吉达的穆斯林船，声称其离港违反了他们与扎莫林的协议，即他们有权率先装载香料。作为报复，一大群穆斯林商人袭击了葡萄牙人的新代理店。70个人被困在那座大房子中，包括舰队的神父。在三个小时的战斗后，他们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上船，却几乎全军覆没。

等了一整天也没见扎莫林传来口信，卡布拉尔认为后者批准了这次袭击，便一路杀向海港里的阿拉伯船只。

这是一次不公平的竞争：六条葡萄牙船的火力远远超过了整支穆斯林舰队。

多个世纪以来，印度洋上的贸易鲜受战争的干扰，那里没有海战的传统。接缝工艺的舰船不够结实，导致不能安装重型火炮，而且其设计也几乎不可能让它们适应新的威胁。无论如何，火炮虽起源于中国，且一直都在穆斯林军队中使用，但它们只流传到过印度偏僻的小块地区，从留存下来的少量样品来看，它们既短小又粗糙。而葡萄牙和欧洲所有的滨海国家一样，世代在海上作战，尽管它的船载火炮远非完美，其在紧急情况下造成恐怖的能力却是无可否认的。火药的出现或许让战争中不再有骑士精神，但它是葡萄牙建立东方帝国不可或缺的媒介。

卡布拉尔俘获了十几条大船，杀死、淹死和关押了数百人。他运走了他们的香料货物和三头大象，将其屠宰腌制作为食物，还把船都烧了。晚上，他命令船长们放下小船，让大船尽可能安全地靠近岸边。他们在城下排兵布阵，破晓时分便朝岸上开火了。炮弹扎进面海的人群，摧毁了房屋和庙宇，又杀死了数百人。“人们惊恐万分，”记载中写道，“连扎莫林都从王宫里逃了出来，他的一位奈尔要人也被落在身边的一颗炮弹炸死了。就连一部分宫殿也被炮弹摧毁。” [25]

扎莫林立刻改变了对新盟友的看法。卡布拉尔正准备离开时，一支大舰队出现在海平面上。双方还未交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迫使他们当晚锚泊。第二天早上，卡布拉尔改主意了，认为最好不要重启战端，便匆匆赶往外海，而来自卡利卡特的小船却一直紧追不放，直到跟到夜幕降临。葡萄牙指挥官遵从瓦斯科·达伽马的建议，在一年中这个最适当的时段前往非洲，但在靠近马林迪时，一条船在暴风雨中被刮到了岸上。那条船着火了，不得不被废弃，13条船中只有5条回到了里斯本。

这次航行并非一无所获。根据达伽马的情报，卡布拉尔发现了他的前辈错过的两个重要的非洲港口——西非大部分黄金的交易渠道索法拉 [26] ，以及曾长期统治斯瓦希里海岸的一个苏丹王朝的岛国首都基尔瓦。他受到已经学乖了的莫桑比克统治者明显友善的欢迎，马林迪苏丹则像往常一样周到好客。他与坎纳诺尔和科钦 [27] 这两个繁忙的印度港口取得了联系，这两城都与扎莫林不和。他在这两个城市里装载了满船的香料，并在科钦留下一队人马来建造代理店。曾经消失在印度洋上的船只最终又重新现身，有消息说它误闯了马达加斯加。重要的是，卡布拉尔在出航途中以为自己首次发现的岛屿其实是巴西，而且这段海岸正好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确定的教皇子午线以东。卡布拉尔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一个史上第一的壮举：他的船队到达了四个大洲。

欧洲的视野正以莫名其妙的高速度不断扩展，但卡布拉尔未能收获荣耀。他没有发现基督教同盟，也没有让哪怕一个人皈依。他失去了数百位老水手和半个舰队。他任凭卡利卡特的商人毁掉了葡萄牙人的代理店，尽管他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但仍然未能平息叛乱。综上所述，他没有像国王期望的那样大胆开拓或马到成功。对于一个被指派去完成一项不可能之任务的人来说，如此评价过于严苛，但卡布拉尔的余生都在耻辱中度过。

曼努埃尔一世尽量把事情往好处想。王宫举行了一场盛宴欢迎舰队归来，钟声响彻里斯本，全国各地掀起了游行，更多的报捷信件被寄往西班牙。但国王夸下的海口眼看要变成一纸空文，很多顾问再次敦促他见好就收，放弃这个危险的事业。此外，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派了很多船去与土耳其人战斗，还派了更多的船去攻击摩洛哥人——全都未能取得成功——更不用提即便在那时，还有很多舰队直奔北大西洋 [28] ，去寻找教皇子午线葡萄牙人一侧的更多陆地。国家过分扩张，也牺牲了太多的生命；人们私下里窃窃私语，为了曼努埃尔一世对统治世界的疯狂追求，天知道还要牺牲多少生命。

然而，国王毫不妥协。甚至在卡布拉尔回国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就已派出由若昂·达诺瓦 [29] 指挥的另外四条船，达诺瓦是个中级军官，在宫廷中势力很大。曼努埃尔一世确信，那时，卡布拉尔那支令人生畏的舰队要么已让大批当地人皈依了基督教，要么已让印度俯首称臣，因此，达诺瓦接受的命令只是去弥补卡布拉尔的遗漏之处。

根据一份报告的记载，新的舰队绕过好望角，在一根树枝上挂着的旧鞋里发现了卡布拉尔留下的一张纸条。达诺瓦起航穿过印度洋，在扎莫林的海港里还烧毁和击沉了几条船。他参观了科钦城的代理店，又在坎纳诺尔新建了一家，但就在他等待季风送他回家时，载满了穆斯林士兵的几十条船从卡利卡特向他冲来。葡萄牙人用大炮击退了那些小船，天暗风息之时，穆斯林挂起了谈判的旗子。达诺瓦怀疑有诈，继续开火，但他的火炮最后将近烧坏，便也用自己的旗子做出了回应。直到第二天时双方都同意停火，然而敌人就在近处锚泊，神经过敏的葡萄牙人盲目地朝着暗处开火，又度过了紧张的一夜。和卡布拉尔一样，达诺瓦也认为最好改日再战，舰队于1502年9月带着大批香料和大量战利品返回了里斯本。

这当然不足以令迫不及待的国王满意。为了让萎靡不振的十字军重回正轨，显然得炫耀自己势不可挡的武力才行，而这需要葡萄牙最英勇的骑士来主持。

只有一人能够胜任。 [30] 瓦斯科·达伽马最终在1499年夏末返回了里斯本。 [31] 他还在为哥哥的死难过，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悲痛中。

在感谢上帝让他免遭不测之后，他告知国王自己已经回来了。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一队贵族护送他到了宫廷。庞大的人群涌了进来，渴望一睹新晋民族英雄的风采，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他已经离世了。当他来到王室成员面前，史家记述道：“国王授予他荣誉，称他发现三印为上帝的荣耀、为葡萄牙国王的荣耀和利益，也为葡萄牙人的名字在世上永垂不朽，贡献良多。” [32]

当国王问达伽马想要什么奖赏时，他选择了锡尼什的世袭贵族身份，他父亲曾在那里担任总督。12月，国王授予他这一头衔，但圣地亚哥骑士团拒绝放弃其在封地上的权利，哪怕是对它自己的回头浪子。探险家亲自施压，但随着事情的延宕，他的仆人与总督的手下爆发了冲突。将近两年后，他仍在等待，而为了弥补他无法收缴的土地税捐，王室草草拼凑了一大笔津贴。

与此同时，国王命令文书们起草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拨款函 [33] ，以正式庆祝达伽马的壮举。这封长信追溯了从航海家恩里克到瓦斯科·达伽马本人的发现史。信中颂扬达伽马战胜了与他的前辈们所面对的都不一样的致命危险——那些危险夺去了他的哥哥和手下很多人的生命；还赞扬他为基督而完成了“最出色的服务”，即发现了“印度，那是世界之风土人情的记述者们认为的世上最富有的国度，是世上历代的皇帝和国王无不觊觎的国度，是葡萄牙为了寻找而不惜花费重金、让众多船长以及很多人为之丧生的国度”。信中预言道，此番发现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不仅属于我们的王国，而且属于整个基督教世界：迄今为止异教徒一直享受着印度提供的利益，我们将对其发难；更让我们充满希望的是所有印度人都将团结在我们的主周围，他们将会看到自己能够顺利地获得指引去了解祂的神圣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徜徉其中了”。

曼努埃尔一世还说，君主应该毫不吝惜地对此给予奖赏，并在随后做出了详细说明。达伽马及其家族和后代都获准在名字前面加上“堂”这一前缀，此尊称等同于英格兰的“爵士”。探险家被任命为王室议会成员，还获得了其后代可以继续享有的另一笔可观的年金，以及每年寄钱去印度购买香料且无须缴纳王室关税便可自由进口的权利。最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海军上将，“那里全部的荣誉、特权、自由、职权、司法、税收、免役税以及关税，均属该海军上将所有” [34] 。西班牙有大洋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葡萄牙如今也有了印度海军上将瓦斯科·达伽马。这个称号肆无忌惮地无视印度人会对此事有何看法，但对近在家国的既定受众来说，这个信息明白无误：哥伦布还在忙着穿行于大西洋之时，达伽马却已实现了两人共同的目标。

这是个慷慨的决定；而同为宫廷贵胄的尼古劳·科埃略得到的金额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此外，有大量文字记录说达伽马从印度带回了利润可观的大量胡椒、姜、肉桂、丁香、肉豆蔻、虫漆和宝石，他把用这些换取的银器收藏了起来。

然而，和同时代每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一样，他知道真正的权力来自土地和荣衔。他一直在施压，希望得到应许给他的领地，同时也开始向交游广泛的卡塔里娜·德·阿泰德女士献殷勤。他们成婚后，达伽马的门第又升了一级。卡塔里娜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在历史上全然不见记述，不过日后她给达伽马诞下大群子嗣，表明这场婚姻并不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达伽马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当机会来临，有望统领一支强大的新舰队时，他无法抗拒这个能让自己声名赫奕的机遇。

在抢占先机的赌徒看来，这是个值得冒险一试的危险之举。如果他成功征服了印度，就会得到国王的青睐，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如果失败，他也许会像倒霉的卡布拉尔一样，蒙受王室怠慢之耻。他衡量了风险，下了赌注。

1502年1月30日，瓦斯科·达伽马在里斯本大教堂正式被任命为印度海军上将。在聚集的高官中，有一位费拉拉公爵的特使阿尔贝托·坎迪诺（Albert Cantino），他向其雇主详细汇报了这一重大事件：

首先，每个人都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弥撒，仪式结束后，上面提到的堂·瓦斯科身穿内衬白貂皮的法兰西式绯红缎子斗篷，穿戴着与斗篷配套的帽子和紧身上衣，斗篷上装饰着一条金链，走到由全体廷臣陪同的国王跟前，然后有一人上前当众致辞，赞美了国王的卓越与美德，甚至称他在所有方面的优秀表现都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随后，他转向海军上将，长篇累牍地赞美他，并赞美他过世的先辈们，重述了他如何通过勤奋和活力而发现了印度的这一地区，（而）致辞结束后，一个传令官手持书册走过来，让堂·瓦斯科向国王及其后裔发誓将永远效忠，（当）宣誓结束后，他跪在国王面前，国王从手中拿出一枚戒指交给了他。 [35]

王室的旗帜被交给了主持的主教，他庄严地为之祈福，然后将其还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拔剑出鞘，将剑放在海军上将的右手中。国王把旗帜交到他的左手，达伽马站起身来，亲吻了国王的手指。其余的骑士和贵族列队走过，如法炮制。“在最辉煌的乐声中，仪式就此结束。”

印度海军上将堂·瓦斯科·达伽马在号角齐鸣中走出教堂，与不到五年前出海的那个年轻探险家相比，他的身影变得伟岸了许多。来自威尼斯的那位年轻的大使也在当日列队向他致意的显贵之中。

不管是不是间谍，彼得罗·帕斯夸利戈都与葡萄牙国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曼努埃尔一世封他为爵士，甚至还请他做王子的教父。然而，两人之间充满温情的私交并未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葡萄牙对东方如此痴迷，令威尼斯越来越恐惧，即便威尼斯在达伽马起航当月还送给曼努埃尔一世一条闪闪发光的黑色刚朵拉船 [36] ，船舱里装饰着金色的布料。“最尊贵的共和国” [37] 仍然企图说服国王曼努埃尔去攻击地中海的穆斯林，而不是航行半个世界，去打击流淌着它生命之血的贸易命脉。

两个月后，威尼斯改变策略，召回了大使。1502年12月，执政团改而成立了一个由15位要人组成的特别政务会 [38] ，专门应对葡萄牙危机。由于劝说失败，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阴谋破坏了。

同一个月，政务会派遣一个名叫贝内代托·萨努多的神秘特工前往开罗。萨努多的任务是让埃及的苏丹相信，葡萄牙人对穆斯林的威胁与其对威尼斯的威胁一样大。他受命提出两个策略以消除这种威胁。其一是苏丹取消关税，以便威尼斯人与葡萄牙人竞争。可就连威尼斯也知道此事要从长计议。其二是“找到迅速而隐秘的方法” [39] 来制止葡萄牙人航行抵达印度。威尼斯人不太愿意请求穆斯林盟友对基督徒竞争者使用武力，但他们同情哪一方无可置辩。萨努多预言，如果葡萄牙人在印度遭到一致反抗，他们很快就会重新考虑此事。苏丹或许可以和卡利卡特的扎莫林谈一谈，敦促他“做出与其智慧和力量相匹配的事来”。言下之意昭然若揭。

[1] 关于威尼斯特使的故事，感谢Donald Weinstein及其著作Ambassador from Venice：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1501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0）。另见George Modelski，“Enduring Rivalry in the Democratic Lineage：The Venice-Portugal Case，” in Great Power Rivalries ，ed. William R. Thomps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9）。

[2] 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0。

[3] 参见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trans. and eds.，Voyages de Vasco de Gama：Relations des expe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3 ，2nd ed.（Paris：Chandeigne，1998），186-188。

[4] 引文出自Weinstein，Ambassador from Venice ，45-46。

[5] 数十年来，尽管欧洲仍然处于奥斯曼征服的可怕威胁之下，还是有很多人同意帕斯夸利戈的看法，认为人们再次痴迷于发现遥远领土会使得故土面临无人看守的危险。16世纪中叶派驻奥斯曼帝国的奥地利大使奥吉耶·吉斯兰·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写道，很多基督徒放弃了凭借在战场上保卫信仰来寻求荣誉的中世纪的英勇，转而偏爱“横穿广袤的海洋，为了黄金而去寻找三印和对跖点”。那些航行对于全球势力均衡所产生的影响直到很久之后才日渐明晰。Bernard Lewis，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5.

[6] 达克特（ducat）是欧洲从中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期间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一类金币或银币。

[7] 引文出自Weinstein，Ambassador from Venice ，29-30。

[8] 曼努埃尔一世致监护枢机的信件，日期为1499年8月28日，引文出自Journal ，115。

[9] Journal ，113-114.

[10] 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南美洲第三大河，发源于委内瑞拉南部靠近巴西的帕里马山脉，最终注入加勒比海帕里亚湾。全河呈半圆形绕过圭亚那高原。

[11] 哥伦布在《预言之书》（Book of Prophecies ）一书中写到了将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末日计划，他把自己的声名地位都押在这个计划上；他从1501年便开始写这本书，直到过世前一年仍在修订此书。

[12] 哥伦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抱怨说，殖民者们“认为黄金和香料遍地都是，随便就能用铲子收集，他们没有想到那里虽然有黄金，却是埋在矿里的，而香料则长在树顶上，所以他们需要挖矿采金，还要收割并处理香料”。引文出自Felipe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34。

[13] 当时，曼努埃尔实际上还未与天主教双王的一个女儿结婚。伊莎贝拉死于1498年；1501年，曼努埃尔娶了她的妹妹玛利亚，后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即王位继承人若昂三世。

[14] 引文出自Journal ，115-116。曼努埃尔还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写了信。

[15] 1500年1月（具体日期不详）的批准函，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171。

[16] 多梅尼科·皮萨尼（Domenico Pisani）的文书安杰洛·特雷维桑（Angelo Trevisan）对编年史家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Domenico Malipiero）所说，引文出自Henry H. 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London：William Hodge，1952），28。圭多·德蒂（Guido Detti）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曼努埃尔因为害怕他们的路线和情报会被泄露给外国势力，所以命令达伽马和他的手下交出航海图，违者处死，而且还没收他们的货物。“但我相信，不管他们怎么做，人人都会知道（这些情报），其他的船只也会启航去那里”，他补充说。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188。

[17] 引文出自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 ，203。

[18] 吉罗拉莫·塞尔尼吉的信件，日期不详（1499年7月），引文出自Journal ，125，134-135。圭多·德蒂附和了这个消息，他解释说，卡利卡特人“严格来讲并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每三年自行受洗一次，以此作为忏悔和净化罪孽的手段。但是，他们承认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存在。他们有配钟的教堂，那里只有两个水池，一个盛圣水，另一个放香膏，既没有任何其他的圣礼，也没有任何派别的神父或修道士”。印度教是基督教的变体，或至少与其有某些密切关系，这一观念难以被动摇。“整个马拉巴尔地区的人和我们一样，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即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从坎贝湾到孟加拉，人人都持此信念”，葡萄牙王室派往印度作为“药品代理商”的药剂师托梅·皮雷如此写道，他还写过1512～1515年关于亚洲的全面调查。时至1552年，若昂·德·巴罗斯仍把印度教三重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当作婆罗门的三位一体，不过他指出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颇不相同。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183；The Suma Oriental of Tom é Pires ，trans. and ed. Armando Cortesão（London：Hakluyt Society，1944），1：66。

[19] 塞尔尼吉的第二封信，日期不详（1499年），引文出自Journal ，138。

[20] Journal ，137.塞尔尼吉说加斯帕尔生于亚历山大港，曼努埃尔在其致监护枢机的信中也大概是这样说的。巴罗斯补充说，1450年当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时，加斯帕尔的父母逃离了波兰的波兹南。卡斯塔涅达说，他有一个犹太人妻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后来受洗后被命名为巴尔塔萨。

[21] 印度和其他“卡利卡特以南沿岸诸王国”每个地区各自的统计数据附于Journal ，96-102，其中的一些王国实际上位于东南亚。

[22]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约1467—约1520），葡萄牙航海家、探险家，被普遍认为是最早到达巴西的欧洲人。

[23] Henry E. J. Stanley，trans. and ed.，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and His Viceroyalt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9），186-187中引用了巴罗斯的总结。

[24] 卡斯塔涅达所言，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162。

[25] 卡斯塔涅达所言，见Robert Kerr，A General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1811-1824），2：418。

[26] 索法拉（Sofala），非洲南部印度洋一港口城市，位于如今的莫桑比克沿岸。

[27] 科钦（Cochin），印度喀拉拉邦最大的城市和主要的港口。1996年，该城市改回古名柯枝（Kochi）。

[28] 指挥官是加斯帕尔·科尔特-雷亚尔（Gaspar Corte-Real）。1500年，据说他到达了格陵兰和纽芬兰，而挂着英格兰国旗航行的意大利人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可能已于1497年在纽芬兰登陆了。第二年，科尔特-雷亚尔再次出发，或许看到了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但他和他的船都失踪了；因此，来年驾船去寻找他的是他的兄弟米格尔。

[29] 若昂·达诺瓦（João da Nova，1460—1509），为葡萄牙服务的加利西亚探险家，航行过大西洋和印度洋，是阿森松岛和圣赫勒拿岛的发现者。

[30] 实际上，指挥权先是被授予了卡布拉尔，他当时在宫廷里仍然有支持者。卡布拉尔的诋毁者们，特别是达伽马的舅舅文森特·索德雷指责卡布拉尔是个无能之辈，并成功地操纵了局势。待达伽马获得大权，受命终身指挥任何开往印度的舰队之后，问题迎刃而解。

[31] 关于达伽马的归期，众说纷纭。巴罗斯、戈伊斯和雷森迪给出的日期是8月29日，卡斯塔涅达说是9月8日，还有资料说是9月18日。巴罗斯认为，达伽马刚回国那几天可能在故土隐居，随后才公开进入城市。

[32] 卡斯塔涅达所言，见Kerr，General History ，2：394。

[33] 引文出自Journal ，230-232。传统上认为这封信写于1502年1月10日，但有可能是在1500年1月寄出的，参见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169-170。

[34] 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172.

[35] 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194-195.

[36] 这条漂亮花哨的船仍可在里斯本的海军博物馆看到。

[37] 指威尼斯。

[38] 原文为意大利语giunta。

[39] Weinstein所言，引文出自Ambassador from Venice ，77-78。

第三部分 十字军东征

14.印度海军上将

硬面包被烘焙出来，一桶桶葡萄酒滚上跳板，横幅、旗帜和十字架也在冬季的微风中飘荡。惯例的祈祷过后，告别的礼炮齐鸣，瓦斯科·达伽马在1502年2月10日驶出里斯本。 [1]

舰队总共有20条船，不过及时准备就绪的只有15条。达伽马选择坚固的圣哲罗姆号（São Jerónimo）作为旗舰。他的舅舅、基督骑士团的骑士文森特·索德雷在埃斯梅拉达号（Esmerelda）上指挥着由五条船组成的一支小舰队。众位船长中还有达伽马的另一个舅舅布拉斯·索德雷，以及达伽马的内兄阿尔瓦·德·阿泰德。海军上将那位靠不住的教子加斯帕尔·达伽马再次惹眼地出现在船员中。余下的五条船将于4月初启航，由他的堂弟埃斯特旺·达伽马在巨大的新旗舰海洋之花号（Flor de la Mar）上指挥。他会十分怀念保罗·达伽马坚定的支持和平静的声音，但比起第一次，这次新的出海任务更像是家族生意了。

这也是全欧洲的生意。里斯本城里到处是外国金融家、商人和水手，人人都在谈论着印度和香料。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热那亚人、西班牙人、佛兰芒人、佛罗伦萨人，甚至还有少数叛变的威尼斯人每天都来碰运气，想看看能不能找点儿跟东方事务有关的差事。新的舰队过于庞大，葡萄牙人难以独力支撑，因而有很多外国人登记加入。

达伽马领到的航行命令所彰显的野心令人震惊，不过它们至少比国王给卡布拉尔设定的末日预言般的行程要具体得多。联合舰队要去支持那些不堪一击的葡萄牙代理店，并武力胁迫更多的非洲和印度城市答应有利的贸易条款，还要对付卡利卡特那位野蛮的扎莫林。当舰队在印度洋上志得意满后，将会兵分两路。瓦斯科·达伽马会将率领舰队的主体，载着宝贵的香料返回葡萄牙。与此同时，文森特·索德雷船坚炮利的小舰队将会留下来逐步升级对穆斯林的战争。除了保护葡萄牙的利益之外，他还要永久封锁阿拉伯人的船运，制止香料流入红海，并扼住埃及的经济命脉。如果一切按计划实施，葡萄牙人不久便会航行到红海，与从摩洛哥向东穿过非洲艰苦跋涉而来的军队会合一处，进军耶路撒冷。

第一批15条船像往常一样将佛得角群岛作为停留的第一站，神父们在那里举行了弥撒。船员中有不少新手，达伽马主舰队中的新小猪号（Leitoa Nova）上有一个佛兰芒水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岛上的居民。“那里的人完全赤裸，”他在日记中不经意地写道，“男女都一样，他们都是黑人，丝毫不以没穿衣服为耻，女人们像猴子一样和男人说话，而且他们不分是非善恶。” [2]

穿行大西洋是对勇气的考验，这次比往日更甚。3月6日，舰队顺风离开佛得角，但很快就因为无风而停航了。一连多日，人们除了钓大鱼之外无事可做，一个水手记录说这里的鱼外表古怪可怕，跟弗里斯兰奶牛一样重。随后海风渐起，随之而来的是连着六个星期的多变天气：波涛汹涌的大海、猛烈的狂风，以及从各个方向横扫船队的雹暴。3月底，大熊星座和北极星都从夜空中消失了，4月2日，烈日当头，在无影的强光之下什么都看不到。就连晚上也闷热难忍，所有的人都在热浪中病倒了。

船队很快驶过赤道，正午的太阳被他们甩到背后，夜空中出现了南十字星座，在缥缈的云间清晰地闪耀着。人们看到陪伴着他们的成群飞鱼一同跃出水面，灰色的白头军舰鸟与它们齐头并进，不时垂下巨大的双翼，用长喙捕捉猎物。遇到有大型捕食者追踪时，鱼群就跃得更高，以至于有时会有一二十条鱼同时摔落在船里。不过有时一连多日，连鱼和鸟也消失了，目力所及，不见活物。只有稀疏平常的小事故频频打破这可怕的静寂：桅杆折断，或是一条船狠狠地撞上另一条，以致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两船分开。

4月23日圣乔治节，舰队终于等到了顺风，得以重回正轨。达伽马跟船长们商量，询问他们认为此地离好望角还有多远，然后向东南偏东方向航进。随后风向又转为逆风，他们被吹向西方，直奔巴西而去。5月底，他们再次回到了预定的航线，因位置足够靠南，初冬的日子只延续了不到八个小时，在一场“雨、雹、雪、雷和闪电” [3] 轮番轰炸的暴风雨中，西风带将他们吹过了好望角。

一个日耳曼水手记录道，现在，令人窒息的炎热让位于“日耳曼从未有过的寒冷。我们都手脚冰凉，因为太阳停在北边，很多人都冻死了。海上风暴交加，实属奇观” [4] 。他把湿透了的外衣紧紧裹在身上，但当他得知不到两年前有四条船（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指挥的那条）正是在此处失事的消息后，浑身颤抖得更厉害了。多日里，舰队卷起船帆费力穿过大雨瓢泼的怒海，当海军上将指出有一群鸟儿白日捕鱼夜晚栖息于陆地时，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说这是个明显的标志，证明海岸就在附近。船长们以收帆后能达到的最高航行速度前进，5月30日，他们终于看到了陆地，抛锚停泊。松了一口气的水手们庆祝时，领航员观察了海岸线，将其与手中的航海图比较，得知他们已经过了好望角100里格。

大自然没打算放过他们。“我们拉起船锚，继续前进，”日耳曼水手继续写道，“可当我们到了海上时，一场大风暴突然降临，我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肆虐的海上风暴。”船首斜桁和桅杆像细枝一样纷纷折断，三条船从视野中消失了。海浪撞击船舷、洗刷甲板，他们与浪头、湍流和海风搏斗了三天三夜，就连老水手也确信他们大限已到。在最糟的时刻，一头巨大的海豚跃出水面，几乎跃过了桅杆，让迷信的水手们惊慌失措。不久，一只鱼鳍像船帆一样高的座头鲸在周围游了很长时间，闹出好大的动静，人人都被这个凶兆吓得战栗不已。让他们大感宽慰的是，这些来访者原来都是好兆头：暴风雨变成了顺风，人们在微弱的阳光下摊开湿透了的衣服，把它们晒干。

舰队不久便驶入印度洋，海军上将召开了所有15条船的船长会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文森特·索德雷的五条船径直驶向莫桑比克，其他船只将停靠在著名的黄金贸易城市索法拉 [5] 。准备在索法拉出售的货物被转到达伽马的船上，一个星期后，主舰队到达那里，在远离海岸上移动不定的低洼沙地抛锚停泊下来。

在西方传说中，索法拉据信是《圣经》中富可敌国的港口俄斐，所罗门王宝藏的所在地，示巴女王的都城，抑或三者皆是。“船长告诉我们，那位前往伯利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黄金的国王就曾住在这里；但现在的国王是个异教徒”，日耳曼水手记录道，他说的异教徒当然是指穆斯林。城市的位置随沙移动，葡萄牙人到来之时，这座城坐落在河口小岛上的棕榈林和农园之中。大陆环抱着这座小岛，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海湾，顺水驶出河流的船把腹地的金矿运到此处。

达伽马又召开了一次船长会议。他指出，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既对敌对行动有所防备，又不致显得过于好斗，以免引来对方先发制人的袭击。他们达成一项决定：每一位船长都全副武装好自己的船只和手下，但要把武器藏起来。

破晓时分，小船划向陆地。海滩上已经挤满了人，随着欧洲人靠近，15～20个人把一条独木舟拖进水里。五六个阿拉伯人爬了进去，用桨推岸撑船来迎接外乡人。独木舟划进招呼得到的地方后，达伽马的代言人威严地宣布他有葡萄牙海军上将的口信。阿拉伯人报告给苏丹，随后带着香蕉、椰子和甘蔗等礼物回来。他们说苏丹欢迎外乡人，正等着他们的口信呢。

达伽马不愿冒险，便请求在手下登陆前先扣押一些人质。很快就上来了两个看上去很有地位的阿拉伯人，两个葡萄牙人也随即出发前往王宫。他们返回时带来了更多的欢迎之词和更多的香蕉、椰子，还有一头牛。一条小船测量了处处是浅滩但仍可航行的海港后，旗舰和另外三条船驶进了海湾。10～12天的贸易开始了，其间欧洲人用普通的玻璃珠、铜戒指、羊毛制品和小镜子换得了很多黄金。交易过程很友好，不过据一份报告记载，达伽马花时间秘密调查了周边地区，以寻找修建城堡的最佳地点。

这次任务在收获金钱上来了个开门红，但一条载满黄金的船在离开海港时撞上暗礁，船员们在沉没之前堪堪撤离了船舱，又导致财富骤减。舰队其余的船只驶向莫桑比克，一个星期后与索德雷的分遣舰队会合。这一次，莫桑比克苏丹满脸堆笑，甚是合作。在暴风雨中失去方向的三条船中有两条也在港口里避难，而索德雷的手下正忙着用从葡萄牙带来的备件打造一条武装轻快帆船，这条船将会留下来用于在非洲海岸巡逻。舰队装载了淡水和木材，并用更多的珠子交易了黄金，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上将口述了一封信，列出了他打算行驶的航线。在他把信送进城，吩咐人把它交给第二波到来的船队后，13条船便出发驶向下一个停靠港。

达伽马在第一次航行时就听过不少有关基尔瓦岛的情况，多个世纪以来，此地一直是东非最强大的苏丹的大本营 [6] ，那些阿拉伯最高君主控制着整个海岸线，从南部的索法拉和莫桑比克到北部的蒙巴萨和马林迪。王朝已经衰退一段时间了——有宽敞壮观的庭院、泳池和王宫的巨大宫殿在俯瞰印度洋的海角上朽坏——三年前，最后一位苏丹被其埃米尔谋杀后，这里便被永久地废弃了。然而，这个岛屿仍然非常富裕。那里的重量级穆斯林商人是索法拉和莫桑比克黄金和象牙贸易的中间人，这两个地方太靠南了，季风又不断转向，印度和阿拉伯的船队很难安全地往返；他们还用船运来内陆津巴布韦的巨大花岗岩高地出产的黄金矿藏，一同被运来的还有白银、琥珀、麝香和珍珠。城里的高大房子都是用涂以灰泥的石头垒成的，十分气派，坐落在精致的花园和果园中间，还装饰着观赏性的壁龛。大清真寺有坚实穹顶的蛋盒式屋顶和林立的珊瑚柱，看起来像是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Mezquita）的缩微版本。基尔瓦的辉煌岁月或许已经逝去，但它仍然是个闪耀夺目的目标。

两年前，卡布拉尔按照达伽马的建议，航行来到此岛，提出签订贸易和友好条约。起初，篡权的埃米尔易卜拉欣连声赞同，但他很快便认为葡萄牙人看起来过于好战，他们无法给他带来舒适的生活，因而退回到自己的王宫，锁上宫殿大门，还设置武装护卫重兵防守。葡萄牙人和往常一样，确信穆斯林决定不与基督徒做贸易，达伽马此次便受命要让基尔瓦吃点儿苦头。

7月12日下午，舰队在岛外锚泊，达伽马观察了地形。海港里樯桅如林，还有更多的船被拖到海滩上。男男女女涉水穿过沙滩和红树根，去海里泡澡，这是他们日常的消遣。黑奴和穷人几乎都光着身子；阿拉伯人穿着丝质和棉布的长袍。“他们身材匀称，”一个欧洲人记录道，“不过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很吓人。” [7]

达伽马觉得自己会遭到冷遇，就以一阵喧噪的炮火宣布自己的到来。一条小船很快靠近，但那只是卡布拉尔留下来的一个流放者。这位罪犯上交了一封信，是若昂·达诺瓦在返程途中交给他的。除了给后来的人补充些有关卡利卡特的骚乱信息和坎纳诺尔那边的进展之外，达诺瓦还警告说，他们就算跟基尔瓦的统治者搞好了关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达伽马派此人带口信回去见埃米尔。他宣布，葡萄牙的海军上将是国王派来与基尔瓦讲和的，还有很多货物可供交易。

埃米尔听到这个口信后立即病倒了。

达伽马把所有的船长召集到他的船上来开会。埃米尔易卜拉欣显然企图避而不见，对此他询问了大家的意见。他们商定了策略，然后在第二天上午，船长们用全副武装的小船载满了人出发上岸。他们划到王宫前，在自己的小船上指挥行动的达伽马向埃米尔传达了一个新的信息。特使宣称，如果埃米尔不听从告诫接见海军上将，舰队就对王宫开火。

反复折腾一番后，埃米尔的身体状况大见好转，可以在一群人的陪同下来到岸边了，那个日耳曼水手估计陪同人员有逾2000人。4个人抬着面如死灰的易卜拉欣来到海军上将的小船前。他在地毯上坐好后，达伽马告诉埃米尔，自己带来了国王的一封信，但由于时间有限，他会把大意告诉埃米尔。如果埃米尔想要得到葡萄牙的保护，就要支付一大笔黄金，还要以当地的价格提供给葡萄牙人需要的所有商品。作为在本地封臣的一个象征，他应向葡萄牙王后敬献十颗珍珠的岁贡，并在王宫挂上葡萄牙的旗帜。如果他抗命，达伽马就会把他扔进船舱，钉上板条封闭舱口。

颤抖的埃米尔不习惯被人用这样的语气呵斥，他问海军上将，此行是想讲和还是开战。和平还是战争，都悉听尊便，达伽马答道，这取决于埃米尔的态度。达伽马还说，如果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毫无疑问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埃米尔选择了和平，但他还想耍个滑头。他十分遗憾地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贡品，不过他一定会尽力。达伽马坚称争辩无益，但易卜拉欣把协商过程扯得很长，最终同意支付一笔在数额上少得多的金钱。毕竟，原则最重要。

埃米尔移交了三名高官作为人质，然后随即被人抬回岸上。 [8] 人群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乐的呼喊声，为庆祝避免了战争，他们争相在杀人篡位者的脚前抛撒细枝。欧洲人划船回到大船上后，很快就有一些小船带着整个农场的山羊、鸡和牛等祭品靠近了他们。

三天后，保护费就在一群吟唱着“葡萄牙！葡萄牙！”的妇女的陪伴下送来了，她们看上去像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作为回报，埃米尔也收到了他的人质、一些绯红色的斗篷、14段深红色天鹅绒和由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签署的一沓信件。信中国王彬彬有礼地接受埃米尔成为封臣，并承诺保护他的国度，还有一面用金线绣着王室盾徽的丝旗。旗帜被系在一支长矛上，在仪仗队、礼炮齐鸣，以及演奏着小号、响板和军鼓的乐队的陪同下送上岸去。务实的易卜拉欣敬礼接受了这个宝贵的纪念物。他决定全力以赴，旗帜在全城游行一遍，引来更多人叫喊着“葡萄牙！葡萄牙！”，并且在随后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旗帜升到最高的塔上。

当佛兰芒水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半裸的当地女人，惊叹于岛上的大尾绵羊和巨大的洋葱时，达伽马命文书为随后到来的舰队起草了一份教诲备忘录。他宣称，埃米尔曾对他非常无礼，“为此，我让所有的人全副武装，决定消灭他，我乘船来到他的宫门前，将船首停在陆地上，随后派人以无礼得多的态度把他叫来，比此前他对待我的表现更甚，于是他同意照办并前来相见，我与他讲和并建立了友谊，条件是他向我的国王纳贡”。 [9] 由于埃米尔现在是葡萄牙的封臣，达伽马命令其后继者，只要埃米尔信守诺言便将继续维持和平。他补充上自己计划的航行路线的详细概况，并吩咐后来者日夜兼程地赶上来，信尾的署名是“海军上将堂·瓦斯科”。

在船只都已倾侧检修完毕、擦洗一新，并重新填塞了船缝后，他们整装待发。他们花了两天时间到达外海；像达伽马在信中警告 [10] 的那样，海潮翻涌，使得船出港变得非常困难。当他们还在试图摆脱困境时，埃斯特旺·达伽马驾驶着海洋之花号驶进了视野，这时所有人的恼怒顿时一扫而光，快乐的气氛笼罩着舰队。埃斯特旺是在5月离开里斯本的，然而他的舰队中有两条船在好望角频发的暴风雨中失踪了，于是他留下口信，希望他们能赶上来。

16条船组成的联合舰队向北航行到了马林迪。如果他们盼望的是盛传已久的苏丹的款待的话，未免要失望了。季风开始咆哮，大雨倾盆，船队被吹离城市五里格之远。他们在一处小海湾锚泊，动身去寻找水源。与此同时，达伽马命令船长们列出他们希望装载哪些香料，以及他们带来的钱数和货物清单。他解释说，当他们穿越海洋时，他希望为印度的业务日程列出周密的计划。他有一份秘密的待办事项：私商资助了几条船，他决定不让他们为了宝贵的香料而彼此竞争——或是与国王的代理商竞争。“我们都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把我们的货物和资金，以及我们要买什么报告给他，我们能买多少香料取决于我们找到的香料质量和价格”，一个意大利商人的代理商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如此写道。 [11]

马林迪的苏丹看到船队经过，便派人给海军上将送去一封信。信使避开夜间在岸边游荡的野兽，涉水走过齐腰深的海水找到了他，达伽马也回以友好的问候和更多指示，吩咐余下的船只不要耽搁。他此次航行的任务中，非洲部分或多或少已经按计划完成了，所以达伽马决定直奔印度而去。仅仅停留了两天后，舰队在7月29日星期五起航。

季风并未帮忙。一场风暴把舰队吹向阿拉伯半岛附近，当舰队最终抵达印度时，却发现自己位于卡利卡特以北很远的地方，身处穆斯林控制的区域。那个佛兰芒水手记录说，船队沿着海岸向南航行经过一座城市，那里的苏丹拥有至少8000匹马和700头战象。他还说，欧洲人俘获了400条船，“我们杀了那些人，放火烧掉了船” [12] 。

无论这场可怕的屠杀是否发生过——如果确实发生过的话，规模也几乎一定小得多——印度海军上将决定将阿拉伯人一举逐出阿拉伯海。这是国王下达的命令。卡利卡特的大屠杀和其对葡萄牙舰队的袭击都使得这项任务刻不容缓。达伽马随时准备完成其身为基督徒的职责，毫无疑问，想到要为自己早先受到的对待而报私仇，他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几天过后，舰队到达安吉迪乌岛，在第一次航行中，加斯帕尔·达伽马就是在那里被俘的。如今，数百名水手患上了坏血病，被抬到岸上，住在临时的避难所里。神秘的疾病让新手们吓得魂飞魄散，那位佛兰芒水手猎杀了一条五英尺长的蜥蜴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友善的当地人带来大量食物——鲜鱼和熟鱼、黄瓜，以及香蕉，葡萄牙人对后者非常着迷，称其为“印度无花果”——但还是有六七十人死了。

一天上午，海平面上出现了一片风帆，海军上将派出三条大船和两条轻快帆船上前拦截此船。他们驶近时，那条船挂出旗帜，爆发出奔放的欢呼声。那条船正是5月出发、在好望角被延误了的两条船之一。它属于一个名叫鲁伊·门德斯·德·布里托 [13] 的“新基督徒”富商所有，船长是佛罗伦萨人乔瓦尼·博纳格拉齐亚（Giovanni Buonagrazia）；船上还有一个名叫托梅·洛佩斯（Tomé Lopes）的文书，他主动承担起完整记录航行过程的责任。它跟舰队的其他船只会合后，水手们涌上船来打听葡萄牙的消息，并询问是否带来了信件。新来的这些人拜访过马林迪，把苏丹给他们的鸡肉和橘子转送给还在恢复中的病人们。

5月出发的舰队中第二条走失的船很快也现身了，庞大的舰队出发前往马拉巴尔海岸三个大港中最北边的坎纳诺尔。欧洲人沿途俘获几条小船，夺走了他们的大米、蜂蜜和黄油等货物。友好统治者的臣民都被释放了；其余的人留作奴隶，他们的船也被烧了。海军上将命令船长们等在海上，不要进入坎纳诺尔的港口开始贸易。他们停在以利山的对面，那里是阿拉伯领航员驾船时依仗的地标，也是达伽马本人第一次到达印度的地方。

如今，全体人员都了解这个计划。那位佛兰芒水手尽量删繁就简地记录。他们准备埋伏下来等待从阿拉伯前往卡利卡特的商船队伍，“那些船载着运到我们国家去的香料，我们希望消灭他们，那样一来，只有葡萄牙国王能从那里将香料收入囊中” [14] 。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条船出动巡视海上的航道，待这条船值班结束后，另一条船就会来接班。这种接力持续了数天，所获无多。一个名叫费尔南·洛伦索的船长企图登上一条有大量船员的巨型四桅帆船，但在发射了六七炮以后，弹药耗尽了，而且随着夜幕降临，猎物逃跑了。属于鲁伊·门德斯·德·布里托的那条船总算俘获了一条波斯湾采珠船 [15] ——一种双头的小型独桅帆船，但那条船上只载着填絮和番薯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是开往友善的坎纳诺尔的。接连几天，达伽马一边密切监视着船上的24名穆斯林水手，一边决定自己的行事方案；最后，对于同盟的需要战胜了信仰的冲动，他把这些人交给了随舰队返回印度的坎纳诺尔大使。

没过多久，这24个人发现，他们简直是九死一生。

舰队随时待命，枪炮上膛，军官穿上盔甲准备行动，并鞭策着手下的船员——这些人因为补给日渐缩减而越来越焦躁不安。9月的最后两天，来自吉达和亚丁的贸易船队终于乘着季风的尾巴来了，一个合适的目标驶入了视野。

鲁伊·门德斯·德·布里托船上的文书托梅·洛佩斯后来完整地记述了接下来那几天发生的惨事。 [16]

庞大的阿拉伯船出现在海平面上时，圣加布里埃尔号正在值班侦查。岗哨高喊出现来敌，炮手们迅速就位，从船头开火警告。

欧洲人明明看到那条船上有武装，但奇怪的是，它却停下来降了旗。圣加布里埃尔号靠近查看，士兵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登上了那条船。

这条阿拉伯船被称作米里号（Mîrî）。让葡萄牙人深感满意的是，此船正是开往卡利卡特的。船上挤了240个男人，还有逾50名妇孺。 [17] 大多数人都是去麦加朝觐后回家的朝圣者，但卡利卡特最有钱的十几个商人也在船上。他们惯于应付马拉巴尔海岸的沿岸海盗，认为逞勇与海盗搏斗倒不如用船上的一部分财富来换取自由。

名头最大的商人名叫乔哈尔·法基 [18] ，欧洲人得知，他正是麦加苏丹在卡利卡特的代理商。米里号是他个人舰队中的一条，他来负责谈判事宜。

应法基的要求，印度海军上将亲自接见了他。这位穆斯林显贵开出一个高价，同时为了保全面子，他以常见的阿拉伯人的做派拿出一笔明目张胆的贿赂，作为常规的生意往来。达伽马解释说自己的桅杆断了，阿拉伯人说他可以支付一大笔黄金为他换一根新的；此外，阿拉伯人以自己的名义保证葡萄牙舰队的每一条船的船舱里都会装满香料。

达伽马拒绝了。五年前，卡利卡特的穆斯林说他是海盗时，他曾大发雷霆。他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又被当作海盗了。然而这五年间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达伽马的第一次远征是三条小船进行的探索性航行，而这第二次却是有刀枪林立的舰队支持的征服之行。彼时，他是个探路者。现在，他是个十字军战士，他要做的可不是敲诈勒索那么简单，而是比那要血腥黑暗得多。

法基抬高了出价。他保证，如果他自己、他的侄子以及他的一个妻子能获得自由，他就自费运来四条大船满载的香料。他本人会留在旗舰上作为人质；海军上将只需允许他的侄子上岸去筹措此事即可。如果货物没有在15～20天内到达，他就任凭他们处置，米里号上的贵重货物也是如此。此外，他还会和扎莫林斡旋一番，确保将返还葡萄牙仓库里的货物，并化解过去不幸的敌对行为，重修旧好。

海军上将粗暴地命令商人回到自己船上去，并转告他的穆斯林同胞交出船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与粗俗的欧洲人显然无法谈判，法基的骄傲大大受挫。

“我指挥这条船时，”法基回答道，“他们照我说的做；现在你指挥这条船了，你去告诉他们吧！” [19]

不过，他还是回到了米里号上，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商人们把少量黄金送交葡萄牙舰队。达伽马收下黄金，随后派小船去搜查阿拉伯船只，期望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自己船上的一个船员在转移缴获的货物时，失足掉下船舷。两船在水流的作用下相撞，把水手的身体碾得粉碎。海军上将的盛怒更无法平息了。

伏击海上的舰船是兵家大事。欧洲商人的代表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旁观，而达伽马则与船长们闭门磋商。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听说士兵们在米里号上缴获了大量金银币，还有土耳其天鹅绒、水银、铜以及鸦片。“我们甚至都不能谈及这次的战利品，”他写道，“尤其是因为没有我们的份。我们被告知，这不关我们的事儿。” [20]

僵局已经持续了五天。“时间是1502年10月3日星期一，”托梅·洛佩斯写道，“我余生的每一天都会记得这个日子。” [21]

现在，达伽马的士兵们从阿拉伯的船上拿走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阿拉伯船已经是个死靶子，海军上将命令手下回到自己的小船。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米里号拖到海上去，使其距离葡萄牙舰队足够远，然后再放火烧了它，同时烧死船上所有的人。

士兵们走上米里号，在整个甲板上纵火，待火焰燃起、浓烟滚滚时，他们便跳回小船。一些穆斯林赶紧闷熄火苗，逐个踩灭它们。其他人拉出几门小炮，迅速架设起来，这是他们刻意藏起来没让搜查队伍发现的。朝圣者和商人们到处找来可以用作弹药的东西，包括船舱里成堆的压舱石中那些拳头大小的石块。显然没有任何投降的可能，他们决定战斗到死，而不是被火烧死。

小船里的士兵发现火灭了，便划船回去重新点火。他们一靠近，男男女女就都朝他们开炮和投掷石块。面对冰雹般落下的投掷物，欧洲人畏缩不前并迅速撤退。离开一段距离后，他们企图用自己的火炮击沉米里号，但小船装载的炮太小，无法对其造成真正的伤害。

穆斯林女人扯下她们的珠宝，把金银宝石紧紧攥在拳头里，一边朝着小船摇动双拳，一边冲着袭击者尖声叫喊，让他们全都拿走。她们把婴儿和小孩子抱起来，绝望地恳求基督徒可怜可怜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商人们最后一次喊叫着表示如果能饶他们一命，他们愿意付一大笔赎金。

达伽马躲在视线之外，通过一个小舷窗观察着情况。托梅·洛佩斯目瞪口呆：既震惊于海军上将拒绝发慈悲，又诧异他何以甘愿拒绝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他看来，这笔赎金无疑足够换取摩洛哥所有的基督徒囚犯的自由，还能给国王剩下一大笔财富。贝尔加莫和他的代理商同伴们无疑在想他们的利润会有多少化为乌有。而船员中还有许多狂热的基督徒，跟他们的十字军前辈一样，杀死和平的商人与朝圣者一点儿也不会让他们良心不安。他们的信仰之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人，这种观念虽泯灭人性，却是根深蒂固、无法被动摇。与前世后代的神圣斗士一样，他们避免直视受害人的眼睛，继续着自己虔诚的事业。

米里号还漂浮在水面上。绝望的穆斯林把盖在货物上的床垫和脚垫都铺在甲板中央，同时躲在临时的避难所后面以密集的炮火进攻葡萄牙人。托梅·洛佩斯的船距离他们最近，他和船员们可以看见小船里的同伴们摇着旗子，呼叫他们前去救援。他们开船过去把士兵救上船来，半数人上了这条船，另外半数人上了他们先前俘获并一直拖着的那条小采珠船。炮手们对着米里号狂轰滥炸，炮弹砸进了米里号桅杆的基座，把木头劈成碎片。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就径直驶向敌船。

米里号比他们的船要高大得多，所以基督徒转过船尾，以便船楼顶部可与阿拉伯船的船腰齐平。穆斯林立即开始行动。他们把绳索扔到洛佩斯的船上，不待水手们反应过来，便迅速跃过间隙。他们紧紧抓住旨在挡住寄生生物的网子，沿着索具爬上来，又把绳索扔了回去。米里号上的人抓住绳头，把两条船紧紧地拉在一起。

基督徒突然陷入了大麻烦。在如此近的距离内，他们的火炮毫无用处。40名水手寡不敌众，每次露头就引来像冰雹一样击打过来的石块。几个士兵爬进瞭望台，用他们数量严重不足的长枪和箭矢予以还击，但穆斯林捡起它们，又重重地回击到甲板上。洛佩斯和同伴们被迫退缩，躲到阿拉伯人的视线之外：只有一个装备了弩箭的士兵阻止了米里号上的人一拥而上。

洛佩斯后来记录道，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他们的感觉也确实如此——然而当光线终于开始微弱下去时，战斗却毫无罢手的迹象。穆斯林还在继续战斗，“他们的精神非常了不起，虽然我们打伤打死了他们很多人，但看起来无人垂死，也没有人觉得自己负伤了” [22] 。他们把箭从身上拔下来，向攻击者猛掷回去，一秒钟都不耽搁地重新回到战斗中。十四五个穆斯林跳上葡萄牙人的船，以屈辱者的超人之力朝艉楼猛攻过去。受害者现在成了复仇者，推开刺穿胸膛的长矛冲向大门。在艉楼里防御的葡萄牙军官和士兵们匆忙杀出一条血路撤退，沿着梯子下到主甲板。只有托梅·洛佩斯和船长乔瓦尼·博纳格拉齐亚留下来继续战斗。船长绑在身上的胸甲在石雨的打击下已是凹痕累累，虽然他还站在那儿，但他的皮带松脱，胸甲最后也落到了地上。他转向身旁那位忠实的朋友。

“哦，托梅·洛佩斯，船上的文书啊，”他说，“所有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呢？”

身负重伤的他俩也离开了艉楼。穆斯林冲进来，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米里号上的人精神振奋，冲上了葡萄牙船的甲板。此时大多数欧洲人都已负伤，有几个已经死了。其余的人畏缩在船帆后面，那是他们剩下的唯一掩护了。

逆风之下，葡萄牙舰队的其他船无法行动，但最终还是有一些船可以围住敌人以采取行动。他们不能开火，唯恐误杀自己人，正当他们观望时，有几个同伴放弃希望投海自杀了。一些米里号上筋疲力尽的伤员在试图回到自己船上时也失足落水，但还是有一波波新的攻击者攻上船来。

最后，一条大些的葡萄牙船乘着微风直奔米里号而去。穆斯林爬回自己的甲板，切断绳索起航了。胡利奥号（Julioa）虽比它受到攻击的姊妹船要大，但船上的人打量了一眼怒火万丈的敌人，便决定放他们走。米里号眼看着就要远去了。

直到那时，瓦斯科·达伽马才乘着利奥纳达号（Lionarda）赶到了现场。主力战舰就在其身后不远处，他们赶紧出发追赶逃走的猎物。这时狂风突起，海上掀起巨浪，他们在水面上跌宕起伏，先是被海浪推到米里号前面很远处，后又被吹到它身后很远的地方。他们摇晃着追到射程之内放了几炮，但没有命中目标，随后又偏离了航线。恐怖的追赶持续了四个昼夜，米里号上的男女伤员趴在甲板上，呼唤先知救他们逃离基督徒的魔掌。

结局像整个交战过程一样卑鄙龌龊。一个年轻的穆斯林跳下米里号的船舷，游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最接近的葡萄牙船之处。他对船长说，如果他们答应救他一命，他就告诉他们击沉阿拉伯船的秘密。他会在那条船的船舵上系一根绳子，鉴于米里号已经大伤元气，他们就不必一路追赶下去了。

这个叛徒执行了他的任务，大炮也开火了。“如此一来，”托梅·洛佩斯记录道，“经过整场战斗，海军上将非常残酷地下令连船带人一起烧掉，没有丝毫的怜悯。” [23] 尖叫声响彻云霄。一些穆斯林手持小斧跳入海中游向葡萄牙船，但在试图砍船底或爬上甲板时被击毙。余下的几乎所有人——将近300名男男女女——都溺死了。 [24]

那位年轻的叛徒品尝了短暂的复仇快乐后，在眼前的惨象前受尽煎熬。他告诉基督徒，米里号上曾藏有大量的财宝，他们此前都没有找到。金银珠宝都被藏在油桶和蜂蜜桶里，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命不久长后，就把它们都扔进海里了。

葡萄牙人显示了一点儿仁慈，这也是出于实用目的：在击沉米里号之前领走了17个小孩 [25] 。他们相信，强迫这些小孩受洗后，就能拯救这些孩子的灵魂。他们还抓了船上的领航员，那是个驼子，有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实用经验，他们立即给他找了个差事。

达伽马带着残忍的满足，口述了一封致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的信，把它交给那个领航员去传达。信中解释了海军上将在米里号上的所有灵魂中只饶过了一些孩子和如今正充当信使的这个男人。达伽马宣布，为了报复在卡利卡特被杀的葡萄牙人，其余的人都已被杀，孩子们都已受洗，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有个葡萄牙男孩被摩尔人带去麦加变成了穆斯林。他补充说，“这是葡萄牙人弥补其所受损害的示范之举，余下的事情将在卡利卡特本城完成，他希望这一天很快到来” [26] 。

瓦斯科·达伽马重返印度，效忠的是一位梦想着迎来遍地都是基督徒时代的国王。随着他的视野不断扩大，空想家的分寸感也日渐减少，而统治世界和公平竞争绝无交界。即便海军上将曾有过任何自然正义的观念，也都作为牺牲品献祭给圣战的召唤了。

[1] 关于达伽马的第二次航行，有几份目击者的叙述被留存至今。其中最完整的是随船航行的葡萄牙文书托梅·洛佩斯的叙述，那艘船是由鲁伊·门德斯·德·布里托资助并由乔瓦尼·博纳格拉齐亚担任船长的，该船于1502年4月从里斯本出发，作为舰队的一部分由埃斯特旺·达伽马指挥。洛佩斯的叙述目前只有一个意大利语译本，它被寄往佛罗伦萨，并由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在16世纪50年代出版，参见“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1：687-738。第二份记录是达伽马主舰队的一个水手用葡萄牙文写的；其对舰队的第一段航程的记录尤为详细，但对后来的航程便是零星的记录了。其手稿存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Leonor Freire Costa，ed.，“Relação anónima da segunda viagem de Vasco da Gama à Índia，” in Cidadania e história：Em homenagem a Jaime Cortesão （Lisbon：Livraria Sá da Costa Editora，1985），141-199中翻印了此内容。第三份原始资料是一个名叫马泰奥·达·贝尔加莫（Matteo da Bergamo）的意大利代理商写的两封信，他的船是埃斯特旺·达伽马舰队的一部分；尽管两封信的长度和细节不一，显示的日期却都是1503年4月18日，并为了安全之故，是经由不同的船寄给了他的雇主——一个名叫詹弗兰科·阿费塔迪（Gianfranco Affaitadi）的克雷莫纳人，其在里斯本经商。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有两份复制品；两个版本的法译本均可参见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trans. and eds.，Voyages de Vasco de Gama：Relations des expe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3 ，2nd ed.（Paris：Chandeigne，1998），319-340。其他幸存者的叙述均较短，但对普通水手的经历的描述很有价值，特别是对那些第一次前往非洲和印度、看什么都新鲜的水手。已知的第一份叙述是新小猪号上随主舰队航行的佛兰芒人写的，1504年便已问世。原稿和英译本的复制品以Calcoen：A Dutch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to Calicut ，trans. J. P. Berjeau（London：B. M. Pickering，1874）之名出版。第二份是德语的，在维也纳手稿中位于葡萄牙文的叙述之后，作者也在达伽马的舰队里，但由于留存的文本并不完整，时常引人误会，也有可能是舰队返航后由笔记或一本日记汇集而成的一份报告的复制品。这份资料与葡萄牙手稿一起首次出版于Christine von Rohr，ed.，Neue quellen zur zweiten Indienfahrt Vasco da Gamas （Leipzig：K. F. Koehler，1939）。20世纪60年代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吕刻昂图书馆（Lyceum Library，如今在斯洛伐克科学院的中央图书馆）找到一篇大致可算是此文缩写本的版本，大概属于一个名叫拉萨鲁斯·纽伦堡（Lazarus Nuremberger）的代理商，他在里斯本和塞维尔都很活跃。此文及其英译本和早期发现之旅的其他手稿残片一起出版，见Miloslav Krása，Josef Polišenskyâ，and Peter Ratkoš，eds.，European Expansion（1494-1519）：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in the Bratislava Manuscript Lyc. 515/8（Codex Bratislavensis）（Prague：Charles University，1986）。不同的叙述在很多细节方面并不一致，甚或彼此矛盾，但和以往一样，我没有对自己的推论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除了上面提到的英译本外，翻译都是我本人所为。

[2] Calcoen ，22.

[3] Calcoen ，23.

[4] Krása，Polišenskyâ，and Ratkoš，European Expansion ，78.

[5] 尽管基督徒关于索法拉的看法只是幻想，穆斯林作者却早在10世纪便将其描述为一个重要的黄金来源地。自达伽马抵达之后，沙滩位移明显，曾经繁荣的港口很久以前便消失在海中。Calcoen 一书的作者戏剧性地声称，那里的居民拒绝与葡萄牙人做生意，担心他们溯流而上，找到路线进入祭司王约翰的国度，那里位于内陆，要不就是被围墙全然封闭了起来。他补充说，索法拉的苏丹当时正与祭司王约翰的臣民对战；葡萄牙人从被捉来当奴隶的人的口中得知，他们的国土上满是金银宝石。谣言无疑源于船上的八卦。

[6] 基尔瓦岛上的遗址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如今只能通过涉水走过浅滩才能到达。关于它迷人的历史，参见H. Neville Chittick，Kilwa：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1974）。至于一种近代的观点，可参见Hans Mayr，“Account of the Voyage of D. Francisco de Almeida，Viceroy of India，along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in Malyn Newitt，ed.，East Africa （Aldershot，UK：Ashgate，2002）。

[7] 汉斯·迈尔（Hans Mayr）所言，见Newitt，East Africa ，14。

[8] 根据曾经多少同意此说法的卡斯塔涅达和科雷亚所说，埃米尔把他的一个主要敌人交作人质，并拒绝交纳贡金，就是希望达伽马杀了他；最后，人质自行筹措了钱财。达成交易后，达伽马亲切地询问新的封臣是否有敌人，他可以帮忙消灭；埃米尔试图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挽救，说他们最怕的是蒙巴萨的基督徒——他的主要对手——如果需要的话，他无疑会交出一大笔贡金。

[9] 信件于1502年7月20日写于基尔瓦（Kilwa），葡萄牙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藏品，引文出自Mss. 244，No. 2，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02。

[10] “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个港口，而且这封信在外面便交到你手上，那就不要进港，因为很难从这个港口出去，你该继续前行，按照上述的一切忠告行事”，他写道。

[11] 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328。在编年史家中，巴罗斯说舰队在马林迪以南八里格的一个海湾停留；卡斯塔涅达说达伽马短暂访问了这座城市；科雷亚详尽描述了达伽马会见苏丹的过程，苏丹再次像兄弟一样拥抱了他。所有这些都与目击者的叙述相矛盾。

[12] Calcoen ，26.那个佛兰芒水手说舰队乘着季风向东北方向前进，于8月21日抵达“一个叫Combaen的大城”的不远处。此城是坎贝（Cambay），600年来一直是古吉拉特邦的重要港口；如今被称作肯帕德（Khambhat），其海港早已淤塞。他说舰队沿岸向南行驶，到达一个名叫Oan（可能就是果阿）的城市；他声称他们就是在那里俘获并烧毁了400条船。其他文章均未证实此次袭击。马泰奥·达·贝尔加莫说暴风雨把他们刮到Dhabul（孟买）；洛伊斯（Lopse）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但称其为Calinul。

[13] 船主可能是一个“新基督徒”家族的成员，是著名的宝石商人和商业银行家。1504～1508年，有人提起在安特卫普为舰队融资的鲁伊·门德斯（Rui Mendes），当时那座城市已经成为葡萄牙香料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中心。1512年，一个名叫迪奥戈·门德斯（Diogo Mendes）、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的人搬到安特卫普长住下来，成为非常富有的香料大王。到16世纪中叶，这个家族经营着大部分的香料贸易并控制了几个股票市场。参见Marianna D. Birnbaum，The Long Journey of Gracia Mendes （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3），15-22。

[14] Calcoen ，27.

[15] 不同型号的单桅帆船可以靠龙骨的设计，而不是差异极大的用途或个头加以区分。就连龙骨的设计也会随着时间逐渐演变：采珠船是单桅帆船中最成功的船型之一，它后来在葡萄牙的影响之下，演变出方形的船尾。

[16] 我关于这场战役的叙述基于托梅·洛佩斯极为详尽的报告，而补充的细节来自其他目击者和编年史家。

[17] 数字来自可靠的洛佩斯，但各种估计值之间的差异极大。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和不知姓名的葡萄牙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大约是200；那位佛兰芒水手说是380，而日耳曼水手则认为是600；巴罗斯说是260人，再加上逾50名妇女和儿童；科雷亚和以往一样夸张，他说有700人。

[18] Lopes’s “Ioar Afanquy.”

[19]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01。

[20] 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330。“关于这个主题，还有很多故事既无需透露时间，也无需表明地点”，贝尔加莫隐晦地补充道。

[21]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03。

[22] 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704.

[23] 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705.

[24] 第一批船返回里斯本时，有人告诉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科尔比内利（Francesco Corbinelli），达伽马焚毁了满载黄金的米里号但赦免了船上所有的穆斯林商人。除非他大错特错了，不然至少会有一个人为达伽马的行动感到羞愧。信件是于1503年8月22日写于里斯本的，可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354。

[25] 数字来自一位姓氏不明的葡萄牙作家；马泰奥·达·贝尔加莫说有20个小孩。后来，至少有一些孩子作为修道士学徒被送到贝伦的修道院。

[26] 若昂·德·巴罗斯所言，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208。

15.震撼与惊惧

十字军的旗帜在欧洲舰队的桅杆和瞭望台上放肆地飘扬着。从极远处都可以看到展开的风帆上绯红色的十字架。它们可不是用作装饰，也不是作为虔诚或恳求保护的标记。不是每一个参与此次航行的人都知道曼努埃尔一世粉碎伊斯兰世界的疯狂野心，并自命为“寰宇之帝”的，但认为自己此次参与的是一次和平贸易之旅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

瓦斯科·达伽马的绝大多数手下完全清楚他们的同情心应该放于何处。对水手和士兵们来说，海军上将是值得他们不假思索地为之效忠的公认领袖。对船长们而言，他是个精明的指挥官，会经常咨询他们的意见，同时也绝不推卸责任。对神父们来说，他是个致力于上帝之事业的十字军骑士。平民永远是被卷入战争的，敌方的人民也永远被夸张成非人的异类，而当人们认为自己是为信仰而战时，战争的残酷往往会步步升级。在征服者屠城乃家常便饭的时代，达伽马的拥趸和死敌都不会把他袭击米里号看作不合情理的做法。只有像文书托梅·洛佩斯这样耽于沉思之人，才会震惊于圣战的人道悲剧。

商人的代表们之所以宁愿选择谨慎行事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理由。他们的雇主为舰队提供了一大笔资金，而马泰奥·达·贝尔加莫私下里注意到，海军上将似乎决心把十字军事业置于贸易之上。堂·瓦斯科已明确表示，他只会允许少数人离船，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应该在他安排的地点、以他确定的价格购买香料。他们别无选择，就像贝尔加莫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他的决心，不想反对他，所以都欣然同意了”。 [1] 然而，如果再发生像对米里号那样的野蛮袭击的话，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买到任何东西带回国去。

十字军东征或许对商业不利，但达伽马考虑的是更为长远的前景。这位倔强的船长变成了铁腕的海军上将。他毫不担心别人对他的恐惧多于热爱，也无意减弱对那些阻碍葡萄牙前进之人的攻击。然而，他很快认识到，大自然跟海军上将及其国王们的抱负可没有任何瓜葛。

几天之内，又有四条独桅大帆船出现在海平面上，圣保罗号（São Paulo）开船去追赶它们。阿拉伯船逃往陆地方向，其中有三条船在一条河流的沿岸消失了。第四条船慌忙之中撞上了浅滩，圣保罗号赶上了来，抛下锚钩，避开了浅滩。登船小队蜂拥而上，很多穆斯林跳海逃生。然而，基督徒刚一登船，被俘之船便发出令人惊恐的吱嘎声，然后倒向一侧。圣保罗号也随着它一起倾斜了，船员们被迫赶紧分开这两条船。受损的船只缓缓没入海浪，孤立无援的人们抓住任何够得到的东西以等待援兵。欧洲人放下小船，但船桨在巨浪中毫无用处。巨浪开始肢解轻体的独桅帆船，登船小队还未获救，船身就因灌满了海水而开始下沉。包括满仓盾牌刀剑在内的货物全都被冲上岸去，那里出现了一群当地人，准备把遇难船只洗劫一空。

10月13日，达伽马在好望角失踪的三条船中的最后一条也驶进了视线之内。它消失了太久，人人都以为它已经沉没了，在海上，情绪从沮丧立即转为庆祝的情况时有发生。

舰队追踪阿拉伯船已有一个月，再也没有掉进罗网的新船了。在此期间，达伽马一直都收到来自坎纳诺尔的科拉蒂里（Kolattiri）的信件，后者反复向他保证随时为他效劳，可以把自己境内所有的香料都给他，任他定价。装船的时间即将耗尽，达伽马不情不愿地下令起航。10月18日，19条船绕过一个岩岬，途经一处突出的海角，在看得见坎纳诺尔僻静海港的地方停泊下来。

在葡萄牙人最近两次突围时，科拉蒂里对他们显然非常友好。在他派往葡萄牙的大使带着俘获的采珠船上的24个人一起到来后，这种倾向就愈发明显了。这24个人听到了那场与米里号短兵相接的战斗——他们当时被锁在船舱里，而那条船就系在托梅·洛佩斯的船后——而此时终于到家了，他们吹响了号角，以示宽慰。

带着礼物的特使们很快便靠近了基督徒的舰队。他们发誓要为葡萄牙国王效劳，并补充说科拉蒂里非常渴望与海军上将会面。达伽马也同样想与印度国王会面，但他拒绝上岸。他决定不再相信任何人；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最近的所作所为大概也让他们不再信任自己了。

如果达伽马不准备离开漂浮区域，那么科拉蒂里也不准备踏出自己的王国。为了解决这个困境，他们制订了一个详尽的折中方案。岸上的大象拉来几十根树干，一队木匠动工打造了一座坚固的栈桥。栈桥马上便深入海中。

第二天，海军上将接管了一条轻快帆船。在艉楼甲板绯红色和绿色交织的天鹅绒遮阳篷下，他在一把华丽雕椅的精美座垫上坐定。他穿着一件丝质长袍，戴着两条沉甸甸的金链，一条绕于脖间，另一条斜挂于胸前。26条小船同他一道前来，每条船上都装饰着基督骑士团的旗帜和整套武器。侍从们用号角、军鼓和响板奏出威严的曲调，水手们跳起了快步舞，小舰队驶向栈桥。

科拉蒂里在400名奈尔士兵——曾有一位葡萄牙史家声称有10000人，不过这很可能是夸大其词——的陪同下出现在陆地上，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群异域动物，天真的佛兰芒水手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新来到印度的人也同样惊奇地看到，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显贵都上身赤裸。

工匠在栈桥的两端各建了一个凉亭，亭里悬挂着色彩艳丽的织物。士兵们在岸边的凉亭前停下，科拉蒂里和30名侍从走入亭子。他们过了一会儿才出来：骄阳灼人，科拉蒂里年过70，而一行人也跑得力不从心了。

当海军上将的轻快帆船靠近海边的凉亭时，科拉蒂里也走下了栈桥。两个人舞动着有牛头装饰的重杖走到他前面，另有二人手持画有白色鹞鹰的棍棒在周围跳舞；托梅·洛佩斯嘲弄地记录说他们看起来像一对葡萄牙女郎。

科拉蒂里下了轿，坐在一张用帷幔装饰的豪华躺椅上。达伽马仍然拒绝登陆，不知所措的国王被迫屈尊，隔水与他握手。观众跟着译员一起上前，在栈桥和艉楼甲板间来来回回地喊着外交辞令。

由于科拉蒂里如此通融，达伽马也亲手——这是惹人议论纷纷的一个外交违例行为——递给他一套装满藏红花和玫瑰水的奢华的镀银餐具。科拉蒂里通过仆人卑微的手递给海军上将一堆巨大的宝石藏品，还把一些小号的宝石分发给了船长和军官们，说是他的一点儿心意。

达伽马迅即把话题转到了生意上，但他想要定下香料关税的企图遭到了国王的断然拒绝。国王答复道，访客们来访的时间太早了，香料还没运来呢。总之，他不关心这些问题。他会命令商人们来拜访欧洲人，那样他们就可以谈生意了。

两小时后，科拉蒂里声称自己累了，随即离去。葡萄牙人在他沿着栈桥远去时放了一轮礼炮，达伽马回到舰队后通知商人们采取一致行动。马泰奥·达·贝尔加莫记录说，对于葡萄牙国王和海军上将的要求，科拉蒂里一切照办，包括对卡利卡特的扎莫林宣战，以及强迫国内的商人们以海军上将制定的价格出售香料。达伽马决定自己做主，为葡萄牙国王达成最划算的交易，但科拉蒂里实际上根本没有答应任何这类的要求。

第二天，商人们来了，可让达伽马沮丧的是，他们全都是穆斯林。他们和往常一样，对欧洲人的货物嗤之以鼻——葡萄牙人确信这不过是个议价的策略——但更糟的是，他们的要价远高于往年。一番讨价还价后，谈判破裂了，达伽马开始嗅到一丝险恶阴谋的味道。 [2]

海军上将有丢脸的严重危险，外国人拒绝照他的规则行事，这逐渐引发了他职业性的愤怒。他打发走那些商人，并立即向科拉蒂里发出了警告。他抱怨说，国王显然不是葡萄牙人真正的朋友。国王派穆斯林商人前来之事，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对基督徒自古便充满仇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3] 。他语带威胁地补充道，他可以在嘹亮的军号声和火炮的隆重致敬之下，归还已经装船的少量香料。

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在上一次舰队到来时留下的葡萄牙代理商手忙脚乱地赶来了。帕约·罗德里格斯（Paio Rodrigues）和手下人在坎纳诺尔待了将近一年，他向海军上将保证，他们认为这里的国王和人民都极其亲切。达伽马让帕约留在船上；他怒气冲冲地表示自己与科拉蒂里恩断义绝。帕约并不受达伽马的指挥，他断然拒绝执行命令，并坚持说，无论海军上将愿意与否，他都要回去。

达伽马先是怒发冲冠，随后略作让步。他让帕约给科拉蒂里带去一个新的口信。他宣布，舰队将要去更友好的港口购买香料，但这个国家的穆斯林最好不要再认为自己很安全了。此外，如果留守的基督徒受到伤害或遭到任何形式的侮辱，科拉蒂里的人民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10月22日黎明，船队在到达区区四天后就起锚出发了。他们沿着海岸航行，中途停下来拦截了一条采珠小船，俘虏了20个人并缴获一货舱椰子绒。他们很快便看见一个小港口，那儿有三条大船被拖到岸上，达伽马亲自率领着挤满了士兵的两条轻快帆船和八条小船向着它们进发。看到大炮开火，欧洲人越来越近，一些人跳下船向陆地逃去。一个男人跑下海滩，坐进一条船出发了，他飞快地划船以躲避炮弹，还对海军上将喊道，他是科拉蒂里的一个封臣，这里周边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坎纳诺尔。因此，他愿意与葡萄牙人和平相处——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拒绝把这几条船出租给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用来跟葡萄牙人开战，为此，他本人就已经与卡利卡特处于交战状态了。他还说，如果海军上将怀疑他话中有诈，他可以把其手下人留作人质，并证明他所说的一切。

达伽马勉强打消了顾虑。

那天深夜，帕约·罗德里格斯的一个手下带来了科拉蒂里的一封信。国王带着些许忍耐和尊严说，这封信是对他收到的口信的回应。如果海军上将想要杀死或绑架他的人民，那么悉听尊便，因为他不会派一兵一卒对抗自己的葡萄牙盟友。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会维持自己与葡萄牙国王缔结的和平，他对此非常珍视。然而，他一定会向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告知这里发生的一切。至于城中的基督徒，海军上将可以尽情地攻击他们，而他却不会伤害或羞辱那些基督徒。

帕约的附信也是类似的内容。

达伽马愠然作色。葡萄牙代理商显然教会了科拉蒂里把海军上将看成变节者，并威胁要越过他上诉。

以葡萄牙的抱负之远大，它一直都要求印度的统治者把他们全部的贸易都转向西方，并赶走领土上的全部穆斯林。眼见着没多大希望让他们自愿做到这些了，而且达伽马也比以往更加确定的是，必须施以颜色，他们才会服从命令。他复仇之心已决，兵进卡利卡特。

舰队途经达伽马初次登陆印度的班达里时，俘获了另一条采珠小船。和往常一样，水手们被俘，其中有两名水手吸引了从米里号上掠来的孩子们的注意。孩子们吓坏了，极想为新主人立功，他们指控这些囚犯们曾经参与过对卡利卡特代理店的袭击。一个男孩说，他还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听到其中有个人吹嘘自己杀了两个基督徒，而另一男孩说第二个人曾经砍下过一只基督徒的手臂。达伽马令人宣布将为了正义而处死这些水手，然后把他们绞死在桅杆上。他们并非孩子们的恐惧心理的第一批受害者：几天前，孩子们曾指控另一个穆斯林从葡萄牙人的仓库偷东西，达伽马令人用长枪刺死了他。

他们刚刚抵达印度，扎莫林便听说一支强大的欧洲舰队正向他驶来。

他决定，与其等待被人袭击，不如先发制人。舰队还在坎纳诺尔时，达伽马就听说扎莫林给马拉巴尔海岸三个最富足的港口中最南端的科钦城国王写了一封信。扎莫林预言，葡萄牙人将会对全印度造成巨大的损害，统治者们的唯一对策便是紧密团结，一致拒绝向外乡人出售后者垂涎的香料。他说，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基督徒就会放弃一切回家去；如果做不到，他们最终都会沦为葡萄牙国王的臣民。

科钦城的国王拒绝了。他跟趾高气扬的扎莫林不比跟坎纳诺尔的科拉蒂里亲密到哪里去，他回信说自己已经跟葡萄牙人签订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条约。他把扎莫林的信和自己的回信都给葡萄牙代理商看了，后者复制了这两封信，呈交海军上将。

扎莫林的计划破产，就派了一名大使去见达伽马本人。这位大使宣称，他的国王别无他求，但求和平与友谊，尽管一切的麻烦都是葡萄牙代理商的错，他们完全是自己找死，而他自然会把基督徒留在他城里的货物物归原主。其中的一些货物的确已经上交，用来抵付他们欠下的税，还有一些货物，他给了卡布拉尔烧毁之船的船主；但可以指定法官来决定谁欠谁什么东西。他补充说，至于那些死者，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综合考虑之下，基督徒也算是为自己所受的损失报仇雪恨了。

舰队接近卡利卡特，海军上将和扎莫林之间的口信往来也开始不同寻常起来。

达伽马在抵达班达里之前没做任何回复。他最后通过一个来自坎纳诺尔的奈尔士兵做出了回应，如果扎莫林希望与他修好，首先必须返还偷走的所有货物，扎莫林有一天的时间处理此事。

最后期限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

10月29日，舰队来到卡利卡特，不祥地排列在海平面上。一名新特使很快便乘着小船，摇着停战旗赶来了。他穿着方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服装，口中喊着“感谢上帝！” [4] 爬上船来。他很快便被人揭穿是个穆斯林，他为此辩解说，伪装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登船。他向海军上将致敬，并适当地说了些欢迎驾临之类的客套话，随后又复述了扎莫林第一个口信中的内容。他还说，葡萄牙人不但击沉了米里号，淹死了数百名男男女女，而且即使到了现在，还在绞死扎莫林的臣民。这样看来，是否可以算是大仇已报了？

无论他们怎么看，达伽马对赔偿都不再有兴趣了。他一心要斩断多个世纪以来将各个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答复说，在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无论是访客还是居民——被驱逐出卡利卡特之前，他不会签订任何条约，“因为自创世之初，摩尔人便是基督徒的敌人，反之亦然；他们总是彼此对抗，也因此，我们制订的协议从来不会持久” [5] 。他最后说道，如果扎莫林希望和平，从此应不得让任何一条阿拉伯船进入他的港口。

扎莫林听到达伽马的无礼要求后，派人送来了一个慎重的答复。他指出，他的领土上有逾4000户阿拉伯人，其中很多是让他的王国富强的大富商。他的历代祖先都欢迎他们，他们也一直是诚实的人。和列祖列宗一样，他也多次接受他们效劳，仅举一例，他们经常会借钱给他保卫边境。如果他回报他们的是迫使他们流亡，那会是一种丑陋而不当的行为。他绝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海军上将也不该怂恿他如此行事。然而，他随时准备以任何体面的方式为葡萄牙人效劳，还派遣了自己的大使来表达自己对和平的强烈愿望。达伽马把信扔到一旁。“简直就是侮辱！”他咆哮道，令人把大使扣押起来。

在外交角力进行期间，葡萄牙人忙着在回水区俘虏渔夫、劫掠小船。尊贵的扎莫林受够了外乡人将他看作下属，而自己却表现得像嗜血的海盗一般，便派另一名特使带来了直白得多的口信。他宣称，如果葡萄牙人希望和平，那就应该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他们若是还想要回自己的货物，应赔偿对他的城市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但首先他们必须归还从米里号上拿走的所有东西，那些属于他的人民。他提醒葡萄牙人，卡利卡特是一个自由港：他既不能阻止任何人来这里经商，也不能撵走任何一个穆斯林。如果海军上将同意这一点，他们便可达成协议，但他不能为此做担保。他作为国王，金口一开便已足够，如果外乡人对此仍有怀疑，他们应该立即离开他的港口，永远不要在印度露面。

达伽马放弃了所有的克制，派信使带着宣战的口信回去了。他威胁说，如果没有让他百分之百满意，第二天正午便会向城市开火。除非准备好付清他们提出的赎金，否则扎莫林就不必费心再派人来传信了。他这个强大的葡萄牙国王麾下的区区骑士便足以胜过印度的统治者。他大发雷霆地说：“棕榈树当国王都比他强。” [6] 另外，他还对国王咀嚼帕安的习惯大肆嘲讽了一番。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欧洲人降下前桅帆，将15艘船一字排开，船头都朝着岸边；只有4艘最大的船留在后面不远处。他们可以看见，扎莫林正候着他们呢。他在水边移栽了一排排的棕榈树，以临时围成一道栅栏，这样既可以阻挡欧洲人登陆，还可以改变他们的炮火走向。

炮手们把大炮移到前甲板，他们看到岸上闪烁着数百个灯笼，像是坠落的星辰。在灯笼的光线下，人们开始在海滩上四下蠕动着挖坑。随后，他们拉来铁炮，炮筒向上安置在沙滩上。

黎明来临时，达伽马下令前线船只尽可能靠近海岸线锚泊。随着岸上的人们到达主阵地，守军队伍也从棕榈叶的遮蔽中走出来。人数远比任何人在前一天夜间想象的要多得多。

11月1日中午是达伽马指定的截止时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海军上将开始行动。在他的命令之下，小船在舰队周围游走，把前些日子里抓获的穆斯林俘虏分配到各条船上。 [7] 每条船上都被送过去两三个俘虏，此外还有口信，提醒他们注意新小猪号桅上的信号旗。

正午一个小时后，信号旗升起来了。每条船的囚犯脖子上都套上了绞索，绳头被扔上桅桁。不断挣扎的人被吊到桅顶，在全城人众目睽睽之下吊在那里。托梅·洛佩斯看到索具之间摇晃着34具尸体；马泰奥·达·贝尔加莫数到有38具。

岸上如潮的人群惊恐不安地看着。达伽马的旗舰和一条轻快帆船分别都朝人群中开了一炮，把他们赶向陆上。其余的船也开火了，印度人四下奔逃，石弹在身边砰砰落下的时候，他们纷纷跳进沙坑，然后再爬出海滩。他们逃跑时，欧洲人大声地嘲讽奚落。沙坑里的人开始反击，但他们只有一些老式的火炮，准星不着边际，装填弹药也耗时过长。船只纷纷把炮火转向他们，他们一个个露出头来，逃向城里。他们四肢并用地缓缓向前移动，一个小时后，海滩上空无一人。

对城市的轰炸郑重其事地开始了。炮弹在头顶隆隆飞过，狠狠地撞进土墙和岸边的茅草屋里。被削掉树冠的棕榈树裂成碎片，吱嘎作响地倒了下去。很多男女和儿童遇害，成千上万的人四下奔逃。

暮色渐浓，达伽马造成的恐怖逐渐提升。随着他的命令在各条船之间大声传递，水手们从索具上切下尸体，在砍掉头、手和脚后，把躯干部分送上旗舰。达伽马命人把这些尸块堆放在一条俘获的小船上。这条小船被系在一条单人小艇后面，一名水手独自拖着它出去，任它随波逐流，漂向岸边。

血腥的尸堆里伸出一支箭，箭杆上拴着海军上将的一封信。 [8] 达伽马用马拉雅拉姆语建议扎莫林好好看看他给予这些人的惩罚，而这些人甚至都没有参与过对葡萄牙代理店的袭击——他们甚至都不是这座城的居民，不过只是其伙伴而已。他宣称，等待凶手们的死亡远比这更加残酷。他还说，基督徒友谊的价码提高了：现在，扎莫林不但要归还他侵吞的货物，还要补偿为了让他醒悟而轰炸他所耗费的火药和弹药。

葡萄牙人把绞死之人的肢解尸块抛下船去，让潮水把它们冲上海岸。

小船接近海岸时，几个市民走上前来，被这可怕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在皎洁的月光下，欧洲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场景，达伽马命令手下不许开枪。夜虽然已经深了，但很快就有大群的人来到岸边。他们厌恶地扭过头去，非常惶惑惊恐，然后步履艰难地走回家中，其中有一些人怀里抱着亲人的头颅。死者的亲友举行了守夜，他们在悲痛之中没有点燃蜡烛或灯笼，以防葡萄牙人企图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微风把挽歌与哀悼的声音传到葡萄牙舰队，直至凌晨时分，水手们噩梦不断，难以安眠。

瓦斯科·达伽马给了扎莫林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第二天，他很早便醒来发动致命的一击。天刚刚破晓，他便命令炮手们准备好最大的火炮。岸边的简陋房屋已被炸成齑粉，现在，炮弹撞进了后面高地上的宏伟建筑。随后，无疑是一个特别的乐趣，他让手下瞄准了扎莫林的宫殿。随着时间的流逝，托梅·洛佩斯数出18条船的火炮共发射了超过400发炮弹。

中午，达伽马下令停火，等待扎莫林投降。前线的船只退了下来，但岸上音讯皆无。

海军上将倒空了一条俘获的采珠船上的蜂蜜桶和干果桶，把这些美食分发给各船。然后，他把那条船停在岸边，纵火焚烧。欧洲人开始吃晚餐时，采珠船还在继续燃烧，就像警报信号塔一样，有十几条船从海滩出发，前来割断采珠船的绳索，把它拖走。达伽马的手下把餐盘推到一旁，爬进船里后，高速划船追逐掉头回岸的印度人。当他们靠近时，水边聚集了一群来势汹汹的人。他们觉得与其继续靠近，不如回舰队去比较好。

此时夜幕降临。采珠船仍然浓烟滚滚，达伽马认为自己功德圆满了。实际上，他也没别的什么可做了。只要他留在水上，就有火力上的巨大优势，而且敌人也毫无经验。基于宗教的原因，以凶狠闻名的奈尔士兵严禁在海上进食，也很少登上船只。他们的穆斯林同伴倒是不受这种禁令的束缚，但他们是商人和水手，而不是武士。然而，在陆上的白刃战中，奈尔人会大大胜过达伽马的手下。印度海军上将把他与卡利卡特的扎莫林之间的对峙升级为全面战争，但与所有拒绝踏上陆地的进攻方一样，他只能寄望于自己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让敌人从内部崩溃。

11月3日，达伽马下令离开这座已经半是废墟的城市。他留下文森特·索德雷指挥着六条大船和一艘轻快帆船以封锁海港，自己则沿海岸向南前往科钦城。

科钦城是马拉巴尔海岸众多港口城市中的新贵，只有150年的历史，是由季风而非人力造就的。当地人还在谈论着1341年那场狂暴的季风，当时的古老港口穆奇里（Muchiri）——罗马人所熟知的繁华之地，也是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时，犹太人的逃难之所——附近的回水区彻底移位，重新形成了一片由岛屿和湖泊组成的水上迷宫。老港口已经淤塞，附近的一个国君就利用新地形，将贸易引到自己的首都。

科钦城建造在蜿蜒的沿海半岛尽头那片拇指形的陆地上。拇指地带与北面三根手指的密林地带相对，第四根手指向大陆方向蜷曲。维宾岛是最西边的那根手指，几乎挨到了城市的边缘，只留下一个狭窄的开口，可通向一连串平静的泻湖以及由七条大河形成的水路。这个海港是马拉巴尔海岸最好的港口，很快就繁荣起来。科钦城的标志性风景——蜘蛛网一般的巨大渔网，从岸上用巨大的木制枢轴升降——是数十年的中国来客留下的遗产，还有一个偏居一隅的巨大的犹太商人社区，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君。

王室野心勃勃，誓要胜过更加富有和古老的邻国，尤其渴望能胜过卡利卡特那位目空一切的扎莫林。作为海岸地区的至高统治者，扎莫林长期保留着出入科钦城的权利，并妄自褒贬那里的国王是否称职。葡萄牙人的突然到来是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科钦城的邦主乌尼·戈达·瓦尔马（Unni Goda Varma）张开双臂欢迎外乡人。如果有什么地方会欢迎印度海军上将的话，那个地方就是科钦城。

11月7日，舰队驶入视野，包括卡布拉尔留下的两名代理商在内的欢迎人群立即朝海军上将欢呼。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商人们也知道欧洲人早晚要来。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卡利卡特的亲友们的信件，详细描述了他们遭遇的死亡与毁灭，并请求协助他们以解除封锁。他们愤恨地抱怨说，基督徒甚至不让他们捕鱼，他们因此挣扎在饥饿的边缘。这两名代理商告诉达伽马，这里不乏对他怀有敌意之人，不可掉以轻心。

消息还有不少，好坏参半。代理商们还听到风声，说有一支巨大的舰队正在集结，准备与基督徒开战。据称扎莫林租借和征用了逾200条船，已经出发来找葡萄牙人了。其中一条大船撞进了科钦城的海岸，船员们说这支庞大舰队的其他船只都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失踪了。代理商心满意足地报告说，科钦城的国王抓住了所有的人，还对扎莫林不理不睬。和往常一样，如果天气对他们有利而对敌人不利，葡萄牙人就推断是上帝之手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并为他们的获救而感谢上帝。

当天，国王的一个儿子来向海军上将致敬。他解释道，此行是特别感谢海军上将在沿海岸一路焚烧掠夺的过程中，没有伤害科钦城的船只。他转达了其父王的谢意，感谢海军上将出于对后者的尊重而向其臣民所表现出的好意，他承诺说，作为回报，父王会亲自进行最有利的安排，给葡萄牙人的船全都装满香料。

达伽马逐渐放松下来。他的手下开始修理船只，并为期待中的满载而归清理空间。到达三天后，国王捎来口信，说今天是开始装船的良辰吉日，码头上开始堆积起像小山一样的胡椒堆。然而，价格还未确定，商人们很快便举行了罢工。四天后，达伽马被迫请求与国王会晤。他的船舱还空空如也，也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会晤时间定在舰队到达一个星期后的11月14日。在常规的号角礼炮声和飘扬的旗帜下，海军上将乘着一条轻快帆船出发了，他率领船长们航行驶入海港的入口。国王坐着轿子来到岸边，陪同他来的有六头战象，以及——一位葡萄牙水手声称——一万名随从人员。仆从们给他打扇，礼宾官们手持权杖为他挡住人群。轿子停下了。王室的号手举起乐器吹奏出曲调，几门火炮也鸣放了礼炮。葡萄牙人以自己的号角声和火炮轰鸣作为回应。特使往返其间传达着外交辞令，但就在会晤正要开始时，狂风骤起，隆隆的雷声响彻云霄，漆黑的天空撕开了一个口子。国王捎来口信说此系凶兆，会晤重新安排在两天之后。

当达伽马再次前来时，邦主已经到海港了，他坐在由四条采珠船连在一起而做成的一条大筏子上，筏子上铺了厚木板。托梅·洛佩斯记录说或许是人群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是未被召集，国王身边只有四五个卫兵相随。

海军上将的轻快帆船甫一接近，国王便笑容满面地上了船。如同坎纳诺尔的场景重演一般，达伽马给了他——又是亲手递交的——更多的银盆银罐，以及看起来像是用纯金打造的镀金盐瓶，此外还有一把镶银王座、100枚“十字军”金币、一匹天鹅绒以及两只锦绣软垫。邦主送给海军上将及其军官更多的宝石。一番冗长而兴高采烈的谈话之后，他同意了达伽马的条件，签订了价格表，海军上将护送他的浮台回到王宫的码头。

商人们对价格抱怨不已，但卖家已经在海滨聚集了。葡萄牙人开始昼夜不停地把东方的珍品装船：胡椒、姜、小豆蔻、余甘子、阿勃勒、良姜、蓬莪术、野月桂、丁香、安息香，以及明矾。

不久，文森特·索德雷率领着留守卡利卡特的三条船驶入视野。他们死里逃生。扎莫林暗自筹备了由20条采珠大船组成的另一支舰队，准备袭击他们。一切就绪后，由一支渔船组成的小舰队把基督徒诱到河口，达伽马第一次来访时曾意气风发地驶过那里。舰队埋伏在棕榈树林中，印度人迅速包围了欧洲人，一时间箭如雨下。遭遇埋伏并因而负伤的葡萄牙人大为恐慌，一个炮手企图射击一条渔船，但由于瞄准过高，炮弹击沉了载着印度舰队指挥官的采珠船，他们这才得救。那条采珠船倾覆之后，印度人前去救援，葡萄牙人这才有足够的时间逃出生天。

跟索德雷一同前来的有一名来自坎纳诺尔的特使，他来到卡利卡特，请人带他去见海军上将。他告诉达伽马，国王派他来说，愿意以欧洲人在其他任何地方能拿到的最低价出售香料，如有必要，国王会自掏腰包补上差价，此外，国王还愿意以葡萄牙人的报价购买其出售的所有商品。

达伽马派索德雷去了解情况并装满国王的船只，这场豪赌在关键时刻终见成效：与欧洲商人竞价购买香料相比，他让马拉巴尔海岸的国王们变成了生意上的竞争对手。然而，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和他的商人同行们还是在抱怨科钦城的条件。一批批的胡椒即将见底，而欧洲的商品却像往常一样难以脱手。城里的商人们总是索要高价，或是另找理由停止装船，他们不止一次违抗国王的命令，完全拒绝交易。达伽马好几次被迫绕开代理商向邦主痛骂这些穆斯林的卑鄙行径：一天，他悄悄迫近邦主的宫殿，以庆祝为幌子对其炮击，而国王也顺势假装在阳台上享受地观看。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和他的同行们没有得到什么足够的回报。“我们不断自问，”意大利人写道，“这次航行是否能装满哪怕一半船舱。” [9] 他们对坎纳诺尔的报价已经不再感兴趣了。“海军上将派了三条王室船，”他补充道，“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想去那里，据我们所知，他们没多少胡椒，肉桂也品质不佳。”

国王坚定地站在葡萄牙人一边，穆斯林商人则策划了一个阴谋。三个农夫接近正在海港装载香料的胡利奥号，把一头牛卖给了水手们。信仰印度教的国王自然听闻了此事，便向海军上将提出强烈控诉；和扎莫林一样，他在即位时也曾发誓首先保护圣牛，其次保护婆罗门。达伽马立即派人前去声明，说他的手下已被严禁买牛，违者将处以鞭刑，而且他们将立即抓捕企图出售任何与牛有关之物的人并将其带到国王面前。三个人带着另一头牛来了，他们被拉到海军上将面前，达伽马把牛和俘虏都交给了国王。托梅·洛佩斯说，他们未经审问，立即被判以刺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双肾和胸膛都被一根尖桩刺穿，用桩子支撑着他们的脸，然后他们被放在地面上架起在一支长矛的高度，四肢展开拴在四根柱子上，无法从柱子上降下来，因为柱子上有一根横木把他们固定住了。印度人就这样对这三个人执行了判决，就因为他们出售了上面提到的牛” [10] 。

正是在这跨文化协作最令人满意的一刻，一大批印度人出现了，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新来之人告诉堂·瓦斯科，他们是代表住在沿海南面很远的30000名基督徒而来的。他们解释说自己的祖先是使徒多马 [11] 的追随者，后者就埋葬在他们的城里。据托梅·洛佩斯报告，他们“从外表上看非常高贵”，还带来了绵羊、鸡和水果作为贡品。

达伽马的航行让欧洲的地图彻底改变了，但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圣经》地理学家的主观臆测的影响。因此，耶稣的门徒之一曾经到过印度这种说法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新来的人解释说，在更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名为奎隆（Quilon）的通商大城，其附近的陆地凸入大海，那位使徒在临死前奇迹般地建造了一座大教堂。 [12] 传说这位圣多马衣衫褴褛地来到这里，目的是让印度最低种姓的人皈依新教。 [13] 一天，一根巨大的浮木漂进海港，搁浅在海滩。国王派了很多人和大象，想把它拽进内陆，但它纹丝不动。这位衣着不整的使徒保证，如果国王能赏赐他一块土地来为他的主建造一座教堂，他就能移走这根浮木。他召来能找得到的所有木匠，日夜不停地锯那块浮木，最终建造了教堂的框架和外墙。中午时分，多马拿铲子铲了一堆沙子，沙子变成了大米，工人们饱餐一顿。工作完成后，他又把木片变成金钱付给他们。不久，这位使徒变成了孔雀的外形，被猎人射中了。他飞向天空时是一只鸟，但被射落地面时又变回了人。他被人下葬，但右臂拒绝留在地下。每当有人把它推回土里，第二天它就再次冒出来。掘墓人最终让步了，就随它伸出地面，很多地方的朝圣者纷纷赶来围观这一奇迹。一些中国访客企图砍下其手臂带回国，但当他们举剑去砍手臂时，它却终于缩回到了墓中。

访客们更加平淡无奇地解释说，圣人的追随者曾经派遣五个人去和世上的基督教教友们取得联系。他们最终到达波斯 [14] ，那里有一群说古叙利亚语（这种语言跟耶稣所说的阿拉姆语很相似）的基督徒，他们独立于基督教世界而繁衍了数百年。从那时起，波斯教会就一直派主教来照料印度的教徒。

在搜寻祭司王约翰长期无果之后，在以为找到了无数印度基督徒时最初感到欣喜，但依稀察觉到他们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真正的印度基督徒。诚然，他们像自己的波斯导师一样，都是聂斯脱利教派的教徒，相信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截然分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属异端。诚然，根据那位日耳曼水手的记录，他们的神父赤足、戴头巾，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肤色黝黑。但他们有六个主教，在十字架前的圣坛上举行弥撒，还有圣餐仪式，尽管用的是酒渍葡萄干而非葡萄酒。不过，这总算是个好的开端。

达伽马怀着巨大的喜悦欢迎了这些来访者，并将绸布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他们询问了欧洲的教堂和神父，以及水手们来自何方、有何习惯，当听到这些人居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跨越万水千山才来到这里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希望成为葡萄牙国王的封臣，作为忠诚的象征，他们带给海军上将一支顶部镶银、装饰着小铃铛的绯红色曲柄杖，还有一份来自他们首领的信。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显然准备好了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教友，反抗在自己的城市里占据支配地位的印度教统治者和穆斯林。他们勇敢地建议，如果葡萄牙国王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一座城堡，他就可以统治整个印度。

消息传回基督徒的居住区，12月中旬，第二个代表团也从奎隆赶来。他们告诉海军上将，他们城里有大量香料，达伽马则派三条船沿海南下。佛兰芒水手就在这三条船的队伍中，他报告说奎隆有“将近25000名基督徒”，在“将近300个基督教教堂”里做礼拜，“还以使徒和其他圣人的名字为教堂命名”。 [15] 他在参观圣多马教堂时发现，这座教堂被海水隔绝，附近的那座镇子也大半被毁，基督徒必须进贡才能在那里居住。然而，欧洲人还是装载了大量胡椒，以及一些肉桂和丁香，并以现金、铜和从米里号虏获的鸦片作为货款。

新收获的胡椒终于抵达科钦城。马泰奥·达·贝尔加莫还在抱怨他的货物卖蚀本了，抱怨科钦城的药品和宝石供应严重不足，还抱怨那里的商人缺斤短两，但船舱还是很快就被装满了。与此同时，从坎纳诺尔回来的一条轻快帆船带来了文森特·索德雷的消息，说他不仅满载了香料，还在海上俘获并劫掠了三条大船。其中一条船上有逾100人，大多数都已被俘或被杀。如果诚实通商不能奏效，海上劫掠总是另一条维持收支平衡的解决之道。

[1] 参见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trans. and eds.，Voyages de Vasco de Gama：Relations des expe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2nd ed.（Paris：Chandeigne，1998），329。

[2] 葡萄牙代理商经常抱怨他们被收取了过高的价格；而事实是，他们往往缺乏硬通货，对他们所售卖的商品的需求很少，他们还一贯拒绝按市场价格支付。

[3] 参见“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707。

[4] 原文为拉丁文Deo gratias！

[5] “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712.

[6] “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714.

[7] 根据日耳曼水手所言，达伽马通过一个在葡萄牙受洗的荷兰犹太人问那些俘虏，他们死的时候是想作为基督徒还是保持自己的信仰。他坚称大多数被问到的人都想受洗，这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此会饶他们一命，而是为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信仰万能的上帝。在那位姓氏不明的葡萄牙作家的叙述中说，有32个人被施以绞刑。

[8] 巴罗斯报告了第一部分，洛佩斯报告了第二部分。和往常一样，加斯帕尔·科雷亚让这个插曲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他说，这个假修道士的耳朵、鼻子和双手被串在脖子上，然后被人放进一条小船里，并附上一张给扎莫林的条子，建议他拿这些东西做咖喱。其余活着的囚犯也被断肢变成残废，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也被扔进那条小船；然后，达伽马“命人把他们的双脚捆起来，他们已经没有手来互相解开绳子；并且为了不让他们用牙齿解开绳子，他命令手下用棍棒敲掉囚犯的牙齿，手下依令行事；囚犯们被放进小船，混合着身上流下的血被堆在一起；然后他下令把草席和干树叶铺在他们身上，挂帆驶向海岸，并点燃了这条船”。科雷亚声称有逾800名穆斯林被这样谋杀了；还有更多的人被葡萄牙人从脚向下吊起来当靶子用。其中有三个人乞求受洗，他们在神父的带领下做完祈祷后，达伽马仁慈地勒死了他们，“以免他们受箭矢之苦。弓弩手们射箭刺穿了其他的人；但射向这些人的箭并没有穿入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是落到了地上”。科雷亚的故事未经证实，很有可能是编造的；即便如此，达伽马的可怕行动也必须放在大背景下来看待，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并非指控海军上将，而是在美化他和他的十字军。Henry E. J. Stanley，trans. and ed.，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and His Viceroyalt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9），331-334.

[9] 参见Teyssier and Valentin，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332-333。

[10]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20。

[11] 使徒多马（Apostle Thomas），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据教会的传统说法，多马后来去印度传播福音并殉道。

[12] 如今被称作Kollam；不过传统上认为圣多马的埋葬地点在金奈（Chennai）南面的麦拉坡（Mylapore）。

[13] 这些传说的详述请参见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trans. Mansel Longworth Dames（London：Hakluyt Society，1921），2：97-99，127-129。这类故事有大量版本；孔雀殉教的插曲可能来自印度教或佛教的一个故事。

[14] 最有可能是波斯人率先到达了印度。5世纪，基督论争议后出现了叙利亚基督教；6世纪，它的几个教派之一波斯教会或东正教会的传教士到达了马拉巴尔海岸和中国；9世纪，很多叙利亚基督徒移居到印度南部。14世纪末，帖木儿基本上扫清了波斯基督徒；印度的基督徒社群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但分裂成两个群体，分别遵循不同的叙利亚仪式。17世纪，一些圣多马教派的基督徒在葡萄牙的压力之下与罗马建立了联系，而其他的教派反抗葡萄牙人，并与罗马决裂，印度的基督徒社群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形成了西叙利亚圣多马基督徒、东叙利亚圣多马基督徒、西叙利亚罗马天主教徒、东叙利亚罗马天主教徒、非叙利亚罗马天主教徒、两个正教叙利亚教派，以及其他至今仍然存在的教会的大杂烩局面。

[15] Calcoen：A Dutch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to Calicut ，trans. J. P. Berjeau（London：B. M. Pickering，1874），29.

16.海上的僵持

科钦城和奎隆城里的欧洲人欢天喜地地度过了圣诞节。节日的气氛只是在12月29日受到了轻微的影响。当时圣安东尼奥号（Santo António）上酣然入睡的水手们在一阵颠簸中醒来，发现锚索突然断了，他们撞上了海岸，海水正以惊人的速度涌进来。他们开了两枪，小船赶忙来救援，但大船整晚都搁浅在那里，直到上午才被拖走进行紧急修理。

1503年开始了，就连达伽马对卡利卡特展示的极度野蛮行为也产生了得偿所愿的效果。扎莫林曾派遣两条采珠船来侦查舰队；葡萄牙人俘虏了船只，就地处死了船员。但如今扎莫林派代表团带来一封新的信件，再次保证他将对葡萄牙人友好相待。如果海军上将愿意回来，扎莫林承诺将赔偿被押的货物；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海军上将若提出将任何人作为人质，他都会满足其要求，直到海军上将完全满意为止。

一位婆罗门在儿子和两个奈尔人的陪同之下送来了信件。“这位婆罗门，”洛佩斯写道，“像是个主教和修道士，还是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 [1] 洛佩斯还说，跟他种姓里的其他人一样，就算在国家处于战争期间，婆罗门也能十分安全地旅行，因为任何伤害他的人都会被立即革除教门，绝无赦免的可能。当婆罗门宣称他希望和他们一起回葡萄牙时，葡萄牙人更感受宠若惊。他解释说，他带了足够的珠宝来支付路费，如果他们允许的话，他会买一些肉桂来做点儿小生意。他甚至还问他的子侄是否可以跟他一起去学拉丁文，并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教导。

这在达伽马听来不啻天籁之音，他被哄得连素来职业性的疑心也没了。他认为自己显然用轰炸让扎莫林有了一些觉悟，便决定亲自带大使回去。船长们纷纷提出抗议，但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如果扎莫林背信，他就把这位婆罗门及其同来的信使一并绞死。这风险值得一冒：如果能让卡利卡特俯首称臣并将其交给葡萄牙人控制，他就可以班师凯旋了。

海军上将把尊贵访客的珠宝和香料安置在旗舰上。他登上堂弟埃斯特旺的海洋之花号，在一条轻快帆船的陪同下驶向卡利卡特。

科钦城的商人们目睹海军上将离去后，立即开始缺斤短两。他们抱怨说，原来国王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都没用：薄情的基督徒又回卡利卡特去买香料了。达伽马把科钦城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堂·路易斯·科蒂尼奥，他是位富有的贵族，也是利奥纳达号的船长，科蒂尼奥去跟商人们理论。到深夜两点他还未能达成协议，于是便写信派乔瓦尼·博纳格拉齐亚去追海军上将请他下令。船上还有博纳格拉齐亚的兄弟和托梅·洛佩斯，洛佩斯再次详细叙述了整个经过。

海风软弱无力，这位意大利船长花了三天才到达卡利卡特。他到达后，在距离岸边半里格之处缓缓前行，但海洋之花号踪影全无。他认为海军上将已经缔结了和平条约并离开此处与其舅舅会合了，便径直驶向坎纳诺尔，但强劲的东北风让他无法接近海港，只好又回到卡利卡特，此时他仍然坚信一切顺利。幸运的是，风向再次拒绝合作，他便又回到坎纳诺尔，终于在那里看到了一直不见踪影的船只，它全副武装，“仿佛随时要迎战1000条敌船” [2] 。船长们升起旗帜和横幅，船员们也分享了彼此的经历。

洛佩斯得知，达伽马一到卡利卡特城外，就派轻快帆船前往坎纳诺尔去接他的舅舅，只有十几个水手留下来保护自己，达伽马亲切地与那位婆罗门交谈，并请他向扎莫林复述内容。达伽马说，两个敌人变成极好的朋友，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基督徒也会成为扎莫林的朋友。从此时起，他们会像兄弟一样做生意。

婆罗门承诺在夜幕降临前回来，但代替他前来的是另一个信使。这位信使宣称，金钱和香料都已为海军上将准备好了，请他派一位可靠的人进城结账。

达伽马开始怀疑自己被愚弄了。他大发雷霆，回答说他连年纪最小的童仆都不会派去。他跟扎莫林说过无数次了，把欠他的东西都送回来，否则一切免谈。

信使建议他至少再待一天，还说他了解扎莫林及其人民的意愿，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他也承诺会带着答复回来。

那天晚上，在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岗哨看到一条采珠船从岸边出发了。再看时，发现那看上去像是一条小船，实际上是系在一处的两条船，正径直朝他们驶来。

军官们叫醒了海军上将。他匆忙穿好衣服走上甲板，很有把握地认为扎莫林终于送来了自己等待已久的货物。但事与愿违，他看到有七八十条采珠船悄悄从岸边划来，认定它们必是准备清晨捕鱼的渔船队。

两条领头的船毫无预警地开火了。铁炮弹掠过海面，撞进了海洋之花号。舰队中的其余船只从后面赶上来全力开火。只要有基督徒现身，箭镞就像黑雨一般从月光照耀的天空中密集落下。敌人已然距离过近，火炮毫无用武之地，欧洲人只得爬上桅杆用石头还击。

达伽马在此期间俘获了一条采珠船，把这条船拴在海洋之花号的船尾。但由于印度人在船上装满了木头和火药，然后纵火焚烧这条船。火焰跃上艉柱，水手们慌忙切断绳索。水流及时带走了燃烧着的船。

天将破晓之时，更多的船从岸边出发了。孤单的葡萄牙船周围很快就群集了200条船 [3] ，它们一进入射程便开始射击。他们的火炮很小，但图谋报复的扎莫林显然是倾巢而出，带上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武器。

海洋之花号陷入绝境。拉进船锚的缓慢过程会让水手们暴露于致命的炮火之下，他们只好冲过去砍断绳索。

船帆张起，但船一动不动。前一天晚上，达伽马秘密下令放下一个特别的船锚，以防扎莫林的人砍断其他的锚索。它连着几条铁链。达伽马的人蜷缩在无情的箭雨之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轮番用斧头砍断铁索。

船最后动起来时，天时已晚，敌人的舰队全力追赶。海风几乎立刻停了下来，船帆垂落，追击的小船再次聚集在达伽马舰队周围。

文森特·索德雷的船和两条轻快帆船及时漂进视野。他们看到眼前的场景，便拿出船桨，费力地划向印度舰队。离得够近后，他们的大炮开火了，印度人四下逃散，退回城里。

印度海军上将颜面尽失。他被婆罗门的奉承所蒙骗，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他受了伤——一个葡萄牙水手说他身中11箭。他误判了对手的勇气，差点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达伽马命人把留下的特使——包括那位婆罗门的儿子——都吊在轻快帆船的桅杆上，并下令船只尽可能地靠近城市并来回巡游。一群人出来观看并詈骂不已，葡萄牙人对他们开了火。印度人有足够的时间观看这场可怕的演出，海军上将令人从桅杆上取下尸体，将尸体扔进一条俘获的小船。他附上最后一封致扎莫林的信，然后把船送到岸边。

“你这个贱人！”信中写道，“你派人叫我，我应召前来。你已丧尽天良，如果力之能及，你还会继续作恶多端。你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待我再次前来之时，定会要你偿还旧债，到时金钱可毫无用处。” [4]

威胁的效果逐渐消失，达伽马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兑现诺言。他撤回坎纳诺尔，在那里遇到托梅·洛佩斯的船。他们停留了几日装载香料，随后便驶回科钦城，与卡利卡特保持安全距离。

与卡利卡特之间的持久战有毁掉整个任务之虞，但瓦斯科·达伽马再次回到了科钦城这个安全港。舰队重新编制，水手们讲述了彼此的遭遇，海军上将又跟科钦的国王有过两次会晤。他们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在城里建立了一个永久的葡萄牙代理店，编制是30人，但达成的事项远不止于此。总代理商自此管辖科钦城里所有的葡萄牙人——以及印度所有的基督徒。代理商得到国王明确的授权，可以其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处理任何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这表明国王站在了欧洲人一边，当然也表明达伽马对自己的信仰之无法抗拒的魅力多有信心。这绝非简单的贸易条约：它使欧洲在印度的第一个殖民地得以建立，至少在理论上把印度的基督徒变成了葡萄牙国王的臣民。邦主以为，这寥寥数语显然没付出什么代价，却让加强其统治成为欧洲人的利益所在。事实上他很快就会看到他付出的代价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高得多：这个协议危险地侵犯了邻国统治者的权利。

2月10日，随着前去参见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携带着给国王的信件登船之后，达伽马在科钦城的任务也就大功告成了。他计划最后一次回到坎纳诺尔，随即扬帆回国；他思忖着如果与科拉蒂里缔结了相似的协定，就可以对顽固的扎莫林形成夹击之势——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挑拨新的盟友彼此为敌。然而，他还没有出发，便有更多令人不安的消息沿着海岸传了过来。扎莫林重新编制集结了一支可怕的新舰队，这一次，他决心亲征，一劳永逸地除掉野蛮的葡萄牙人。

达伽马带着一股冷冷的怒意，准备与其决一死战。他的计划是诱敌出洞，在敌人充分准备好之前便激怒他们发动攻击。海军上将和他的舅舅文森特扯起所有的风帆全速前进，而堂·路易斯·科蒂尼奥则乘着小船巡行舰队的其余船只，通知船长们压住阵脚并保持一定距离。

两天后，科蒂尼奥的护卫舰队缓缓前进到距离卡利卡特四五里格的地方，岗哨看到由阿拉伯单桅帆船组成的一支大型舰队正从北方向他们驶来。洛佩斯数出有32条，那位佛兰芒水手数出有35条，而一个葡萄牙水手数出了36条，不过马泰奥·达·贝尔加莫说有38条。每条船上有多达500名士兵，而且这些船比此前袭击欧洲人的小船也要大得多——还远远大于最大的葡萄牙船。达伽马把它们引了出来，但它们毫无措手不及的迹象。

基督徒的舰队迎风航行，进展很慢，而穆斯林的舰队顺风满帆前进，迅速逼近。当欧洲人还在奔向自己的战斗岗位时，阿拉伯大响板发出的不祥节奏便随着微风传到他们耳边。

葡萄牙船队中又发出一阵新的喊叫声。一大群采珠船和长划艇从城里向他们冲来，所有的船都全副武装，枪炮轰鸣。达伽马的手下赶忙还击，但小船越逼越近。印度人学乖了，他们一直逼近到欧洲人的炮火无法施展的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就可以利用数量上的优势来肉搏了。轻快的小船旋即靠近舰队，在大船间进进出出，箭如雨下。

葡萄牙船不仅满载货物，而且船况也不佳。舵手们用力转动舵柄时，船只反应缓慢，此时舰队也分崩离析，分别漂向大海和陆地。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两条来自科钦城的商船跟着他们。它们船速更慢，被扎莫林的船瞄准了。两条船的船主虽都是穆斯林，但达伽马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牺牲掉他们，因为那会有损刚刚与其国王签订的协议。在他的紧急信号下，舰队慢慢地在两条船的周围重新集结。

情况危急，但欧洲人有显著的优势：他们的大炮仍然远胜敌人的所有武器。现在，阿拉伯舰队驶入射程，而且有一条葡萄牙船驶入大海的距离远大于舰队的其他船只，它对着敌人开火了。炮手们命中了几炮，单桅帆船撤回了卡利卡特。海风几乎立即停了下来，此时欧洲人也几乎无力追赶了。

达伽马高声发出了新的命令。在印度人还在向他们开火时，船员们放下小船，把它们拴在大船的船头，然后奋力划桨，把整个舰队沿着海岸向前拖进。长时间的辛劳之后，他们来到卡利卡特的海边，距离敌人越来越近。一阵枪林弹雨在阿拉伯船的船舷上留下了大量弹眼，阿拉伯船溃逃入城。

两条轻快帆船放出长桨，出发追击阿拉伯人的旗舰。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把其中一条新近涂过柏油的轻巧单桅帆船吹向岸边，而负载很重的另一条轻快帆船则在其后缓慢行进，射击不停。旗舰拒绝投降，轻快帆船被迫保持距离。追击一方只有几十个人，寡不敌众。

最后，一条葡萄牙大船终于动作迟缓地驶进了海港。它在与一条阿拉伯船搏斗时，另一条船撞上了后者的船舷。穆斯林水手们纷纷跳海游向岸边。基督徒划着小船追赶他们，向他们投掷长矛，将他们刺死在海中；根据托梅·洛佩斯所言，数百人中只有一人悄悄溜走，侥幸逃生。

欧洲人登上那两条单桅帆船，发现有个男孩躲在角落里。达伽马立即命人把他绞死，但随后又改了主意，派人审问他。男孩告诉捉住他的人，说扎莫林蒙受了巨大损失，命令穆斯林商人们自行出战；并威胁说如果不遵从就会“砍下他们的头，连他们的女人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5] 。他们的船上装满了扎莫林购买、讨要或借来的所有武器，而且他每天都会朝他们大发雷霆，说自己是为了他们才与基督徒开战的。7000人加入了舰队，誓要击败葡萄牙人，至死方休，但到最后，扎莫林不得不派人用棍棒抽打，才迫使他们上了船。他们的毫无准备导致了战斗的失败：战争刚一开始，从岸上放了几炮，极度紧张的船长们便认为那是撤退的信号了。

俘获的船上有少量战利品 [6] ：一些干果、大米和水，七八门保养不良的短粗火炮，一些盾牌和刀剑，以及大量的弓箭。搜查期间，葡萄牙人又找到两个躲藏起来的穆斯林，没等他们开口求饶便杀了他们。一切完毕后，葡萄牙人纵火烧了这些船。

欧洲人怒火中烧。舰队的其余船只全力追赶，直到船头冲上了岸边，但其余阿拉伯船的船员们已经逃向了陆地。就连托梅·洛佩斯也奇怪海军上将为何不下令烧了这座城市。他辛辣地写道，唯一还算对扎莫林有所受照顾的，便是“从海上吹来的风带着盛怒呼啸了整晚，把所有的死人吹上岸去，以供他们在闲暇时统计人数”。 [7]

随着船上已载满香料以及归期将近，炮声停息了下来。达伽马制定了前往坎纳诺尔的航线，希望这下总算镇压了令人恼怒的扎莫林——不过他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

2月15日中午，19条船到达目的地，成船的穆斯林商人立即赶来会晤。商人们已经得知卡利卡特的消息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些让人吃惊的情报。他们说，扎莫林那支舰队总共有16000人，葡萄牙人杀死了1000人，单是被俘的两条船上就死了将近700人。在旗舰上的500人里，半数死于炮击，另一半人被炸掉了手臂、腿或脚。那条船本身伤痕累累，在回岸途中几乎沉没。

让达伽马万分满意的是，商人们还说扎莫林在一座小山上的塔楼里目睹了整场战斗。更妙的是，报信人中有好几个对扎莫林和他的战斗丧失了信心，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带到坎纳诺尔来了。他们说自己在卡利卡特快要饿死了，食物的价格达到平常时候的两倍，那座城凭借自己的食物来源只能再维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还说，因为海路上没有来货，很多大商人也放弃了那座城市。扎莫林愤怒地发狂，发誓要把落在他手中的第一批基督徒活活烤死。

这些人并没有责备葡萄牙人，而且与此相反，总的看来，他们对其胜利相当满意。科拉蒂里非常高兴。他欢迎来自卡利卡特的“难民”，还付钱帮他们招募船员，而且正准备派船援助欧洲人。瓦斯科·达伽马对他的老对手的无情攻击最终说服了他站在基督徒这一边。

达伽马认为他终究可以信任坎纳诺尔的统治者。他安排在一幢宽敞的房子里成立了一个拥有20名雇员的永久代理店，并承诺他的同胞每年都会回来。科拉蒂里发誓保护他们并向他们供应香料，海军上将则允诺保护科拉蒂里的王国免受攻击。离开前，达伽马献给国王一些亮闪闪的黄金和绯红长袍——那正是他在四个多月前从米里号上偷来的用土耳其天鹅绒做成的。

船舱如今装满了香料，储藏室里也贮满了淡水、鱼和大米。2月22日，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第二次离开了印度。他的两个舅舅文森特·索德雷和布拉斯·索德雷带着他们的三条大船和两条轻快帆船留下来以维持印度洋的治安——这是东方水域上的第一支常驻欧洲海军。

海军上将决定走一条新路穿越印度洋，便直奔莫桑比克岛而去。这条路线避开了马林迪及其忠诚的苏丹，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达伽马或许根本不会到达印度，但走这条路线回国可以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

对欧洲人来说，这片辽阔的大洋仍是一片陌生的水域。穿越其间，他们经过了未知岛群 [8] ，还沿着浅滩想要上去一探究竟。一个岛上的居民点燃一大堆篝火以吸引他们，但考虑到他宝贵的货物，达伽马决定加紧赶路。

连着七个星期，船队迎风航行，还经历了暴风雨，最后挂着满帆在风平浪静中漂流。船只在水上变得行动迟缓，而且漏水严重，水手们开始祷告上帝，希望能在沉船之前到达陆地。两条小船走在前面，最后在4月10日破晓之前，他们测到了海床，开炮庆祝。第二天上午，水手们发现了熟悉的非洲海岸绿色带，4月12日晚上，他们在莫桑比克锚泊。

漫长的旅途、沉重的载荷，以及反复的战斗都在考验着欧洲海上科技的极限。现在，14条船中有很多都已经完全不适合航行了，他们再一次卸货并把船倒向一侧。船体上布满虫孔，看上去就像是用木栓板做成的，此时除了仔细检查木头，用小木棍填进孔洞之外别无他法——据洛佩斯估计，大概有五六千个洞。随后，这些船要重新捻缝，重新在水面上浮起，重新装货，并装满淡水和木头。

达伽马选择让船况优于其他船的圣加布里埃尔号和圣安东尼奥号扬帆前进，好把消息传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每条船上还带有一份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写给他雇主的信件副本。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几天来一直忙着给他的信件做最后的润色，而且他一定希望没有人会想偷看。他写道，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远比葡萄牙人此前以为的更加可怕，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我看来，在里斯本时关于我们的船比他们的好的观点是错误的；凭借我们的经验，无疑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在我看来，只要我们不与卡利卡特缔结和平，他们永远有可能拿起武器，因此，如果我们想保护自己而不是逃走，就需要武装精良的大型船只。因为如果不是他们今年遭受了重大损失——横扫卡利卡特、坎纳诺尔和科钦城的暴风雨毁坏了逾160条船，且无一人得救——我担心，甚至敢肯定地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留在那里，或许也无法装载他们货物。但如果至少有12～15条200吨位装备精良的船来到这一地区，就可以相当安全地装载和找到货物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9]

他还说，瓦斯科·达伽马本人有好几次都坚称国王根本不会让任何商人自行武装，但他建议雇主捍卫自己的利益，既不要让葡萄牙人侵蚀，也要留一手对付印度人。他抱怨道，达伽马拒绝让他和同行们自己商谈合同条款，命令他们把未售完的货物留给国王的代理商，回里斯本再付款给他们，否则就把他们扔到海里去，还把每条俘获船只上的战利品都留给王室。意大利人强烈要求商人们检查他们的协议条款，并应要求海军上将为其侵害行为给予赔偿。

4月19日，两条船离开莫桑比克。 [10] 海军上将本人于十天后带着八条船起航，两天后，最后五条船也尾随而去。

在岗哨看到达伽马的舰队调转头向他们驶来时，最后的船队才刚刚离开海港。他的海洋之花号和利奥纳达号这两条船进水过多，几乎无法摆脱困境。海军上将命令所有的13条船返回莫桑比克继续整修。

5月4日，达伽马又选了两条船先出发，以防之前最先出发的那两条船遭遇不测。幸好如此。5月20日，在他们尽其所能修缮船体之后，11条余下的船再次出海。不过，数天之后，他们又回去了。

托梅·洛佩斯的船也在其中，他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他们出发的前八天一切顺利。随后，一场毫无预兆的暴风雨把大海搅动得就像沸腾的大锅一样。夜幕降临，就在利奥纳达号直接撞上洛佩斯的船时，人们正在进行热诚的祷告。碰撞导致后者的部分艏楼被切断，干舷部分也裂成碎片。横桅索缠绞在一起，由于浪头太大，试图解开绳索的人在索具间剧烈摇荡。洛佩斯的船终于挣脱了纠缠，而利奥纳达号却再次径直驶向它，撞进了靠近船头的船舷。撞破的开口很大，周围的横桅索、木板、铁链和船帆纷纷破碎。水手们确信自己在劫难逃了，每一条新的裂痕和巨响都让他们的心脏狂跳起来。大多数人放弃了补救，跪下来祷告上帝。

最终，一些更勇敢的人设法切断了索具，两条船分开了。水手们接力把舱内上涨的水舀了出去，一些人用泵，其他人则是徒手使用各种容器。另一队人带着灯笼涉水走进船舱，发现船体底部没有漏水。可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坚信船就要沉了，13个逃兵跳船游向利奥纳达号。

洛佩斯和其余留在船上的人确信是上帝相助才侥幸逃过一死。文书写道，从这场大自然发威的灾难中生还简直是不可能之事，每个人都发誓回家后要去朝圣。无论那是不是奇迹，他们仍然称不上安全。只要试图掉头朝海军上将制定的方向航行，海水就再次涌上来，船也会危险地歪向有洞的一侧。海浪依然汹涌，军官们决定在甲板上冒险点燃篝火，通知舰队中的其他船只。

达伽马的船第一个到达现场，他嘶吼着问他们是否想要弃船。他们大喊着回答说，如果上帝保佑，他们还能支撑到第二天上午。第二个出现的海洋之花号表示愿意派出它的小船。海洋之花号的船员试图说服同伴，在这样猛烈的大海上注定要沉没，但洛佩斯和他的手下坚信他们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

5月31日，舰队再次返回陆地，领航员们发现他们才离开莫桑比克十里格的距离。他们尝试了三次才进入海港，第二天，洛佩斯的船跟着他们挣扎着驶入海港。船舱漏水、急需修理的利奥纳达号也回来了，倾侧船身的过程重新来过。

时间流逝，食物补给行将耗尽。人们的面包和葡萄酒定量配给已经减少了。四天后，他们第三次到达莫桑比克，他们买的大米吃完了，转而吃非洲小米，不过最后也将其耗尽了。最终，他们只好吃加工桶底剩下的硬面包屑——好在老鼠还没有把它吃光。因为没有油或蜂蜜，所以只好用水煮这些面包屑吃。托梅·洛佩斯尖酸地写道，结果是“不需要任何调料，因为这东西闻起来像死狗一样，但我们还是得吃，因为大家都在挨饿” [11] 。

到6月15日，情况糟糕透顶，以至于达伽马命令三条船立即离港回国。他们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在暴风雨中走散并在船几乎要沉没后，终于看到了好望角。那儿仿佛是在显示自瓦斯科·达伽马首次航行到印度洋时至今的五年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那儿他们遇到了新近驶向印度的两条葡萄牙船。礼炮过后，小船出发了。那边传来国王新得了一位王子的消息，还送给他们数袋面包。回家的水手们在路上看到小群的鲸鱼在好望角附近游弋，开枪打死了脑满肠肥的大金枪鱼，还在一个岛上稍作停留，捕捉并烤制了大群的鸟儿，那些鸟根本不知道提防人类。据那位佛兰芒水手说，鸟儿并非唯一的牺牲品。7月中旬，补给再次耗尽，7月30日，他就事论事地写道：“我们找到一个岛屿，在那里杀死了至少300个人，也抓住了很多人，还在那里取了淡水。” [12] 他无疑像往常一样极尽夸张之能事，不过托梅·洛佩斯（他的船等在近海处）倒是非同寻常地对此保持沉默。

小舰队驶向佛得角群岛。舰队驶入一场狂风暴雨时，距离那些岛屿尚有一段距离，被迫在漆黑一片的大海上锚泊。所有的人都病了，他们已经有20天没有面包可吃。日耳曼水手也在其中。他报告道，紧要关头，总算有另一条葡萄牙船驶过，“我们从那条船得到了面粉，用它来烘饼熬粥，美美饱餐了一顿。每隔两三天就有人死去，而剩下的人病得越来越厉害，风向的变化也令他们非常沮丧” [13] 。三条船最终到达了亚速尔群岛，在那里获取了大量新鲜食物，然后顺着西风带的强风驶向里斯本。

在莫桑比克，余下的船只一旦得到补给后便三两成群地出发。印度海军上将等到最后，在6月22日出海了。船队中的两条船在一个暴风骤雨的黑夜与其他船走散了，据一个葡萄牙水手记录，他们在船舱漏水的情况下，艰难地航行回国。他们驶向亚速尔群岛时，全体人员都病了，以至于无人可以驾驶船只。吃的东西除了爬满蛆的发霉硬面包之外别无他物，病员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两条狗和带上船用来捕鼠的两只猫。

香料的气味在船队到达之前便传到了陆地上。1700吨胡椒、肉桂、丁香、姜、肉豆蔻、小豆蔻、巴西苏木、沉香木、余甘子、阿勃勒、良姜、蓬莪术、安息香、樟脑、罗望子、麝香以及明矾的香气充满了船舱，盖住了出海将近两年之人的臭气。

8月底，第一批船到达里斯本，他们带回的消息使瓦斯科·达伽马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马泰奥·达·贝尔加莫的老板詹弗兰科·阿法塔提向当时在西班牙的彼得罗·帕斯夸利戈报告说，“要么展示仁爱，要么施以武力，他无所不能。” [14]

10月10日，印度海军上将高奏凯歌地驶进里斯本。到10月底，至少有13条船回来了。有一条船在途中的索法拉搁浅了；舰队里另一条最老旧也最小的船在一场暴风雨中回到了家，锚泊在里斯本外五英里处。“风力太大，”一位目击者报告说，“所有的锚索都断了，海浪把船撞成碎片，海员们在这些碎片上漂流上岸，淹死的人不超过四个。” [15] 要不是有这些情况，达伽马一条船都不会损失。

他的成功与他的伟大对手所遭遇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海军上将开始其第二次航行三个月后，大洋海军上将也从西班牙出发，开始了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后，当地总督无视他说的海上正在酝酿着一场飓风的警告，拒绝了他进入港口的要求。两天后，第一支西班牙的载满宝物的舰队离开了这个殖民地，径直驶向了热带风暴。30条船有20条沉入海底，它们带着大量黄金，载着包括总督本人在内的500个人。哥伦布的四条老爷船避进了一个河口，暴风雨过后，他动身前去探索他上次航行遇到的大陆。他在巴拿马得知从此地行进数日，就会到达一个全新的大洋，他确信自己很快就要找到一条可以通行的海峡，直抵印度了。

他始终未能去寻找这条海峡。舰队躲开飓风后，又遭到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的重创。一条受损的船陷入河中，还被附近的部落袭击，最终他被迫弃船。余下的三条船上布满了虫洞，漏水速度极快，在不得不放弃另一条船后，他们只能返航回国。最后两条船在驶向古巴时遭到另一场暴风雨的猛烈袭击，哥伦布被迫在这两条船沉没前在牙买加将它们拖上岸去。牙买加没有西班牙人，水手们孤立无援。一位船长从当地酋长那里买了一条独木舟，划船去了伊斯帕尼奥拉岛，那里的新总督立即把他投入牢房关了七个月。瓦斯科·达伽马到家时，哥伦布还被困在牙买加，他试着镇压了由半数船员发起的一次哗变，还预言了一次月食，吓得岛民赶紧给这些漂流者提供粮食。

宫廷的人来到海边欢迎堂·瓦斯科，并陪同他去了王宫。游行队伍在军鼓和号角声中穿过街道，一个听差端着一个大银盆在前面开道，盆里装满了基尔瓦进献的黄金。他到达王宫后，把这座金山献给了曼努埃尔一世。

第一次，宝贵的贡品从著名的东方城市被带回这里。第一次，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成为葡萄牙国王的封臣。第一次，曼努埃尔一世在印度有了成千上万的臣民。卡布拉尔那次混乱的航行所埋下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了。

曼努埃尔一世以华丽慷慨的词句赞扬了海军上将，这也有助于抬高他自己的声望。他赞不绝口地说，瓦斯科·达伽马超越了所有的前人。他攻击了“麦加的摩尔人，那是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敌”，与两位印度国王签订了庄严的条约，还把舰队安全地带回国，“装着巨大的财富满载而归”。 [16] 至于那些来自基尔瓦的黄金，曼努埃尔一世命人将其熔化，做成了一只闪闪发光的圣体匣，将其安放在贝伦的大修道院教堂里。圣体匣奢华的细节体现了非洲雕刻术和东方珍奇的美轮美奂，证明葡萄牙的新势力一飞冲天，以及香料带来的巨大利润。

[1] 参见“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724.科雷亚骇人听闻，同时无疑也不合逻辑地声称，达伽马用余烬折磨那位婆罗门，最后又切下他的双唇和双耳，把狗耳缝到他耳朵的位置。各种资料关于信使的人数和阶层、他们的使命，以及他们的命运均说法不一。

[2] “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scritta per Tomé Lopez，” in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Navigazioni e Viaggi ，ed. Marica Milanesi（Turin：Einaudi，1978-1988），726.

[3] 马泰奥·达·贝尔加莫给出了这个数字。舰队回国时，据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科尔比内利说，敌船的数量后来增至400条甚至500条。

[4]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28。

[5] 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730.

[6] 据卡斯塔涅达说，战利品有很多，包括很多瓷器和银器，以及一座黄金神像，神像的眼睛是绿宝石的，胸前还有一大颗红宝石。科雷亚还说，水手们在船舱里找到很多女人，其中有一些漂亮的女孩，达伽马把他们留给王后。不过，这些说法都不可信。

[7]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30。

[8] 指拉克沙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靠近非洲时，舰队驶过塞舌尔群岛、科摩罗，以及阿米兰特群岛（Amirante islands），后者是以印度海军上将瓦斯科·达伽马之名来命名的。

[9] 参见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trans. and eds.，Voyages de Vasco de Gama：Relations des expe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3 ，2nd ed.（Paris：Chandeigne，1998），338。不知为何，这个意大利商人在此处以及信件通篇中都把“里斯本”说成了“君士坦丁堡”。

[10] 洛佩斯说有15条船离开了莫桑比克；如果他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在那里建造的轻快帆船便可取代在索法拉损失的船只了。这份叙述在某些出发日期以及回城的其他细节上不一致；我主要参照的是洛佩斯的记录，但不同船只上的目击者对整个故事予以补充。洛佩斯和那位日耳曼水手几乎必然是随同一个群体离开的。葡萄牙水手与达伽马则是一同随最后的船队在6月22日离开的。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在4月18日为其信件做了最后的润色，他以其一贯的自信向雇主保证，他会在六天内离开，并在归途中超过其他状态不佳的船只。他于次日寄出了信件，他的证言也止于那一天，但他的耐心无疑经受了最后一次严峻的考验。

[11] 参见Lopes，“Navigazione verso le Indie orientali，” 736。

[12] Calcoen：A Dutch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to Calicut ，trans. J. P. Berjeau（London：B. M. Pickering，1874），32.

[13] Miloslav Krása，Josef Polišenskyâ，and Peter Ratkoš，eds.，European Expansion（1494-1519）：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in the Bratislava Manuscript Lyc. 515/8（Codex Bratislavensis）（Prague：Charles University，1986），80-81.

[14] 信件在1503年8月20日写于里斯本，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25。

[15] Krása，Polišenskyâ，and Ratkoš，European Expansion ，81.日耳曼水手说，一条船在8月19日归航，一条船在8月27日，另一条船在10月7日，有九条船在10月10日，还有一条在10月14日归航。24日，老船在里斯本的海上失事。“还有一条小船没回来，”日耳曼人补充说，“大家担心它也失事了。”不过根据原始材料，一直到11月仍有船只陆续抵达。

[16] 1504年2月的授权函，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227。

17.海洋帝国

仅仅数年前，里斯本还是个地处世界边缘的城市。现在，它变成了能与东方最富有的贸易中心相媲美的商业枢纽。来自三大洲的舰船云集在它的海港。那里的仓库里全是鼓囊囊的装满胡椒的袋子。堆满了棉布和锦缎、麝香和龙涎香、乳香和没药、丁香和肉豆蔻的小车在大街小巷中辘辘驶过。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墙上挂着东方的花毯。全欧洲的人都赶来观看、购买和品尝这些刺激的新鲜事物。

近来被扩展的世界带来了一股不受束缚的自由浪潮。对于欧洲的探险家而言，去目睹新的大陆，认识新的种族，并把作为见证人的所见所闻、惊人的纪念品，甚至充满异国情调的宠物带回国，都是令人不能自已之事，翻版马可·波罗们一个个抛家离子，踏上通向东方的漫漫征途。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Lodovico de Varthema） [1] 就是其中之一，1502年，他怀着对探险、声望和异国艳遇的强烈渴望离开了博洛尼亚。根据瓦尔泰马引人入胜的《游记》所述，他在叙利亚把自己伪装成马穆鲁克士兵，在一次守卫一支骆驼商队时与50000名阿拉伯人展开战斗，偷偷溜进了麦加的克尔白天房围地 [2] 和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坟墓，与亚丁苏丹的一个妻子发生了一段激情四溢的风流韵事，在搭乘一艘葡萄牙船返回欧洲前，还赢得了穆斯林圣人的声誉。

勇猛的葡萄牙人开启通向东方的道路当然不是为了取悦少数冒失鬼。这个小国家自行承担了大部分艰苦工作，而工作才刚刚开始。

里斯本的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宣称，瓦斯科·达伽马带着其君主所希望的“征服全印度”的明确目标向东方航行。 [3] 达伽马本人钢铁般的意志为数十年争夺统治权的残忍战争设定了方向。而印度已不再是个概念，不再是欧洲人瑰丽的凭空想象。那是一片辽阔的次大陆，深受内部纷争的困扰，但也因自身的错综复杂而充满生气，且出乎意料地对外国人骚扰其海岸地区无知无觉。葡萄牙人才刚刚开始绘制海岸线的地图，而内陆地区还是个难解之谜：那正是海战的局限所在。

公平而论，银行家的论述比事件的发展超前了一步。对于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手下而言，印度是达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个目的便是曼努埃尔一世成为耶路撒冷之王的狂妄野心，这种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步并非征服印度，而是驱逐那里的穆斯林商人。达伽马在这个任务上倾尽所能，而他那位王室克星仍然安坐在卡利卡特的王宫里，且商人们也仍然从事着贸易。葡萄牙人在前方的道路上并没有发现等待着将自己的军队交由他们指挥的祭司王约翰，遇到的少数基督徒也无力集结部队，为葡萄牙人的宏伟事业添砖加瓦。他们尚未止住香料流向埃及，也远未走近红海——那条他们认为定会把他们带往圣地的水道。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曼努埃尔一世的总体规划显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富，而这会让葡萄牙在东方越陷越深，只有最轻信的信仰狂热分子才不以为然。

国王没有被吓倒。信仰和火炮会征服一切。然而到达印度要绕世界的大半圈，如果没有合适的负责人，王国就无法控制以其名义进行的活动。

达伽马自己那些亲戚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文森特·索德雷和他的兄弟布拉斯留在印度，全面执行保护葡萄牙代理店和掠夺穆斯林海运的任务。严厉的外甥刚一离开，他们便认为第二个任务要比第一个有赚头得多，于是就出发去劫掠那些载着香料和丝绸去红海的船队。他们的船员对此吵闹不休，倒不是出于道德义愤，而是因为这两兄弟拒绝与之分享赃物。一位愤怒的船长向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告发了兄弟俩；他写道，布拉斯偷走了所有货物，“没有为国王大人登记在册，还任意取用很多其他东西，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他哥哥准许他为所欲为”。 [4] 一些贝都因牧人建议他们把船移出风暴路径，因为一场大风即将来临，可自大的兄弟俩对此一笑置之，他们为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位船长假装虔诚地将后果报告给国王：

“结果是，国王大人，第二天的风如此强势，海上波涛汹涌，文森特·索德雷的船撞向岸边，布拉斯·索德雷的船随即也撞了过去，桅杆断了，每艘船的船头都有六条锚索。”文森特当场死亡；凶狠的布拉斯爬上岸去，先是把剑刺入他从劫掠的船上抓来的一个领航员，随后又刺死了从米里号上抓来的那个驼背领航员。海军上将本人曾指示舅舅们好好利用驼子的专门技术；曼努埃尔一世的报信人也补充说，他是全印度最好的领航员，也是“国王大人必不可少的人才”。

在海员缺少的情况下，扎莫林把握住了机会。他把怒火发在造反的科钦城国王身上，后者仍固执地拒绝违背与基督徒签订的条约，扎莫林率大军跨过国境线。邦主与葡萄牙代理商、文书和守卫被迫逃离这座被毁的城市，躲在附近的一个岛上。下一支葡萄牙舰队到来时，他们还在那里，葡萄牙人让邦主重登宝座后，印度的第一座欧洲城堡就在科钦城建造起来，那是一座仓促兴建的木结构建筑，名为曼努埃尔城堡。

局势很快明朗起来，只有永久性的武装占领才有望达到曼努埃尔一世的目标：一举清除穆斯林的海洋贸易。这就需要任命一名指挥官，好就地做出决策，1505年，曼努埃尔一世任命了第一位印度总督。就像国王为自己和海军上将编造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也是在传递意图而不是表达实际情况，但它标志着葡萄牙人任务转型的开始，他们将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大海转移到陆地。曼努埃尔一世选择了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Dom Francisco de Almeida），他是个久经考验的老兵，曾在1492年围攻格拉纳达时参战，曼努埃尔一世不仅给予他签订条约、发动战争、伸张正义等所有权力外，还命令他在印度洋周边建造一系列城堡。

阿尔梅达将首站选在基尔瓦。他的士兵登陆后直奔篡位的埃米尔而去，仁慈地“一路饶过了不反抗的摩尔人” [5] 。一位廷臣在窗户里拼命挥舞着达伽马留下的旗帜，高声吼着“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人对他不理不睬，直接砸破了王宫的大门，当一位神父和一队方济各会修士高举着十字架，吟唱着感恩赞美诗的时候，他们仍在四下乱砍，一路劫掠。埃米尔逃走了，阿尔梅达任命了一个傀儡取而代之。他征用了海边最坚固的房子，并把附近的建筑夷为平地，将那幢房子变成一座由重兵把守的城堡，一个队长率领80名士兵驻扎在那里。

欧洲人转了进入蒙巴萨。苏丹一直在等着他们，其炮弹从海港入口的城堡里朝他们呼啸而来。他们予以回击，直到城堡的火药仓库被引燃，整座建筑陷入一片火海后，他们才火力全开地驶入海港。士兵们武装登陆，冒着飞石和箭雨向前推进，把城里的木屋都付之一炬。城墙和茅草屋顶一片火海，周围的砖石建筑也受到了连累。一个名叫汉斯·迈尔的日耳曼水手参与了这次远征，他报告说“大火烧得连在一处，持续了将近整整一夜” [6] 。幸存者逃进城外的棕榈林，第二天早餐过后，入侵者彻底搜查了还在冒烟的废墟，用斧子和攻城锤破门而入，中途还用弓弩干掉了屋顶上最后的守军。他们抵达王宫后，在那些奢华的厅堂里横冲直撞，一个葡萄牙船长爬上屋顶，升起了王室的旗帜。他们用两轮马车拖走了大堆的财宝，其中包括后来进献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张漂亮的地毯。据那位日耳曼水手说，当时有逾1500名穆斯林男女和儿童死亡，而只有5名基督徒被杀，他把这种差距归为神的恩典而非人祸。

舰队驶向印度，在坎纳诺尔建起一座城堡后，葡萄牙人前去与扎莫林进行一年一度的对峙。

1506年3月，卡利卡特总共用209条船——其中包括84条大船——袭击了只有11条船的葡萄牙舰队。博洛尼亚探险家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当时碰巧路过，他也投入了战斗。

扎莫林最终总算配备了足够的火炮——让瓦尔泰马感到讽刺的是，这些大炮是意大利制造的——情况对欧洲人很不利。阿尔梅达的儿子洛伦索负责指挥，他把手下的人叫到一处，以一位真正的十字军战士的言辞鼓舞他们为了信仰而牺牲：

“哦，先生们，哦，兄弟们，今天是我们必须记起基督受难的日子，要感念祂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赎回了我们这些罪人。今天就是我们抹掉所有罪孽的那个日子。为此，我恳求诸位，我们决心大力打击这些狗辈，因为我希望上帝会赐予我们一场胜利，而不会选择辜负信仰祂的一方。” [7] 随后，一个神父手持十字架做了一次令人振奋的布道，全部免除了他们的罪孽。“他很会说话，”瓦尔泰马后来回忆道，“我们大部分人都热泪盈眶，祈祷上帝，恳请祂让我们战死沙场。”

鼓声隆隆，枪炮齐鸣，瓦尔泰马写道，“那是一场最残酷的战斗，流血无数”。战斗延续到次日。“那情景真是感人，”意大利人回忆道，“我看到了一个船长的英勇行为，他驾着一条大帆船大肆屠杀摩尔人，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另一个船长跳上一条敌船。“耶稣基督啊，赐予我们胜利吧！助长汝之信仰吧”，他喊道，随即又砍掉几个敌人的头颅。印度人在无情的攻击面前四下逃散，欧洲人残忍地追杀他们。他们返回现场后，年轻的指挥官派人清点了尸体。瓦尔泰马记录了结果：“他们在岸上和海里，以及被俘获的船上找到了那些被杀的人，总共有3600具死尸。要知道还有很多人跳海逃跑了。”这些本已准备好殉道的人却迎来了一场胜利，因为根据瓦尔泰马所言，尽管敌方使用了意大利火炮，但基督徒无一人死亡。

洛伦索还在庆祝得胜之时，一位年纪几乎与他父亲相仿的葡萄牙船长却抢了他的风头。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8] 第一次到达印度洋时已年过50。他中等个头，面色红润，长着一个大鼻子，还长着“使他看起来德高望重的一把大胡子，一直垂到腰带下，在腰带处打了个结” [9] 。他是与王室有远亲的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以措辞优雅而闻名。他还是个坚定的十字军战士，年轻时曾在摩洛哥战争中服役十年。他是圣地亚哥骑士团（正是瓦斯科·达伽马在孩童时加入的屠杀摩尔人的组织）的一名指挥官，很早便认定未来在于东方。他坚定有力的目光跟达伽马颇有几分相似，但如果说年轻的达伽马的个人勇气和魄力与这位前辈旗鼓相当，老人不畏惧的残暴举动却远胜前面那位年轻人——而且他还喜欢把脾气发在自己人身上，这点也让他的后辈难以望其项背。

1506年，阿尔布开克带着六条船组成的分遣舰队出发，去切断通往埃及、阿拉伯和伊朗的供应链。他很快便夺取了红海入口附近的一个岩石岛，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堡。他从自己的新基地派遣特攻队在“泪之门”扫荡那些开往亚丁和吉达的船只。第二年，他出发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另一侧去封锁波斯湾 [10] 。他的进攻舰队在马斯喀特 [11] 马掌形的海港——波斯湾入口处的一个古老港口——锚泊并发起了首次奇袭。士兵们翻过这座名城高高的土墙，冲进了街道。他们杀出血路直取胜利，还切掉了活下来的男男女女的耳朵和鼻子。随后，他们带着一把斧子去了大清真寺——那是“一座美丽壮观的建筑，大部分以雕刻精美的木材建成，上部由灰泥所建” [12] ——并将其付之一炬。阿尔布开克在附近的一连串港口和城镇实施恐怖统治，继而转向他的主要目标——霍尔木兹。他到达那里后，威胁要用当地居民的骨头来建造城堡，还要把他们的耳朵钉在门上，一番恐吓之后，他以技艺超群的航海技术和占优势的火力摧毁了那里的全部舰队。霍尔木兹的年轻国王成为曼努埃尔一世的封臣，一座名为“圣母得胜堡”的葡萄牙城堡——当然是用石头而非骨头建造的——在这座传说中的城市矗立起来。 [13]

阿尔布开克有条不紊地关闭了伊斯兰东方贸易在海洋上的各个终点站。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料运进葡萄牙船的船舱，亚历山大港的市场变得空无一物。埃及人不愿再袖手旁观，坐视自己的垄断地位成为绝响，他们的盟友威尼斯人也是如此。

1500年，开罗郊外的一个香脂树园 [14] 突然变得颓废了。

如果不是照管树林的科普特教派修道士声称幼年的耶稣曾在那里种下第一棵幼苗的话，这个消息也不会引人注意；据说，宝贵的香料是耶稣汗水中的精华，圣母玛利亚在耶稣让其喷涌的泉水里涤洗并拧干他的衬衫时，流出来的就是香料。 [15] 几百年来，在苏丹治下人民关注的目光下，修道士们从这些树中提炼了一种树脂香胶。这种香胶泡在油中，其浸汁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治愈所有的病痛。浸汁的销售受到严格控制——威尼斯人自然是喜爱这种东西的客户之一——欧洲人要斥巨资才能购得小瓶装的这种圣油。然而古老的树林突然消失，就像它们从来不存在一样，无论哪一种信仰的埃及人都惋惜它们的消逝。

这是一个古怪的标志，它象征着瓦斯科·达伽马对香料之路造成的破坏。近1000年来，印度洋上的贸易都是由穆斯林主导的，旧秩序突然被葡萄牙人打破了。对伊斯兰世界的破坏带来了经济衰退，他们的骄傲旋即便遭到了重重一击。和枯萎的香脂树林一样，古老的定居生活方式突然遭遇“寒风”，他们束手无策了。

1504年夏，一个方济各会修道士带着埃及苏丹发出的最后通牒来到罗马教廷。 [16] 这个修道士是耶路撒冷锡安山修道院的管理人，那里仍在埃及人手中。他警告说，如果葡萄牙人不立即离开印度洋的话，苏丹便威胁要毁坏圣地的基督教朝圣地点。教宗和这件事撇清了关系，把修道士送到了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那里，并附上一封信，请他出策该如何回应。曼努埃尔一世回复说，如果圣地被人触犯，他会发起一次新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去保卫圣地。他用自己的家族对伊斯兰的屡屡胜利来提醒教宗，并发誓会坚持到底，直到所有的异教徒被彻底镇压。他还说，他已经克服了那么多艰难的障碍，这证明他的追求无疑是受到上帝保佑的。

在前往觐见教宗的路上，修道士中途在威尼斯停下来。执政团正式要求埃及人不要把他们的威胁付诸行动，随后立即派遣一个新的密使前往开罗。特使弗朗切斯科·泰尔迪伪装成珠宝商，在私自谒见苏丹时才揭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向埃及统治者保证，欧洲军力分裂，远未达到进军圣地的地步。葡萄牙同时威胁着威尼斯和埃及的生计，苏丹必须及时打断他们。

威尼斯暗地里是埃及的同伴。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横穿印度洋时，大量香料抵达亚历山大港，就连威尼斯人都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全部买下。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航行返航的那一年，他们的船半空着就离开了。四分之三的威尼斯商船都被封存起来，其余船的航行次数也只有以往的四分之三。

威尼斯人抛弃了所有与葡萄牙人友好的幌子，把自己的命运与埃及拴在了一起。执政团把更多间谍送往里斯本——有个间谍暴露了身份 [17] ，被投进曼努埃尔一世的地牢——甚至还一度重新恢复了古老的运河计划，即从苏伊士湾开始，连通红海与地中海。最后，这个想法在接洽苏丹之前便被束之高阁了，威尼斯转而着手为苏丹建立一支海军。

为了对葡萄牙长期酝酿的计划来个惊天大逆转，威尼斯准备把穆斯林的船舶带入红海，破坏基督徒的贸易。

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也警惕地关注着自己的东方贸易逐渐流失之事。土耳其苏丹与埃及苏丹的关系甚至比跟威尼斯的还要糟糕，但受到威胁的三方力量此刻结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联盟。伊斯坦布尔向埃及提供打造海军舰队的材料，以及操作它们的军官和炮手，威尼斯富有经验的造船专家来监督建造过程。威尼斯人看着零件运到亚历山大港，又看着它们被驼队载着穿越沙漠，最终在红海海岸上组装起来。

12条宏伟的威尼斯风格的大帆船——全都是用橡树和松树木打造的——出现在苏伊士湾的脚手架上。大船的船头和船尾都安装了土耳其的铜铸火炮，不过并没有安装船舷，因为船桨和桨手在那里占据了过多的空间。舰队出发，驶向印度。

拖延很久后，威尼斯舰队在1508年初到达，在第乌 [18] 的海港锚泊，那是位于印度西北部印度河三角洲河口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古吉拉特港口。他们计划与卡利卡特的扎莫林派遣的一支舰队会合，后者在最近的失败后再次重建了海军，然后再一起航行向南，摧毁岸边所有的葡萄牙城堡和代理店。然而，埃及人迟到了，扎莫林的船已经离开。他们转而与第乌的穆斯林统治者提供的一支分遣舰队联手，在焦尔 [19] 附近重创了一支葡萄牙的小舰队。葡萄牙人的死亡名单中有卡利卡特战役的英雄、阿尔梅达之子洛伦索。

这是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第一次遭遇海战失利，胜利的鼓声在开罗连响了三天。然而，埃及人没有乘胜追击。舰队返回第乌，在冬日的季风期留在原地不动，船体被搞得一团糟，船员也纷纷离开。翌年，阿尔梅达驾着老旧的海洋之花号 [20] ，率领18条葡萄牙战舰逼近这个港口。身经百战的欧洲人在几个小时内便赢了这场血战，复仇心切的总督沿岸航行，用火炮近距离射击囚犯，把他们的头颅和四肢投向路过的城镇。扎莫林终于求和，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建造了一座城堡。

威尼斯人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旨在劝说伊斯坦布尔赞助另一支埃及舰队，但他们的请求被当作了耳边风。第乌战役七年后，土耳其火炮削减了埃及刀剑骑兵的精英，马穆鲁克统治了267年的动荡岁月很快便走向终结。土耳其人把注意力转回了欧洲，未来30年他们将不再派遣大舰队对抗葡萄牙人。与此同时，罗马教宗也与法兰西和西班牙结盟，挫伤了威尼斯的锐气。 [21] “尊贵之城”被勒令整整一个世纪不得扩充领土，尽管它后来重获这一权利，却再也无法恢复昔日霸主的地位。

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样，葡萄牙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幸运，如有神助。威尼斯锐气尽消，它的埃及盟友也一败涂地，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得到了保障。开辟通往亚洲其他地方的海路易如反掌。

总督阿尔梅达虽然冲冠一怒，誓为其子复仇，却对曼努埃尔一世的救世主计划没有那么热衷。他受到商人游说团体以及通过抢劫阿拉伯船只获利的贵族们的影响，开始坚信陆上战斗会逐渐耗尽葡萄牙在海上聚集的财富。他向国王建议，最好利用海军的力量来胁迫印度的统治者，并逐步扩大有组织的海盗这个利润颇丰的生意。当坎纳诺尔的科拉蒂里从宿敌卡利卡特的扎莫林那里得到帮助，袭击了城中的葡萄牙要塞时，他的立场就更有说服力了。曾与达伽马谈判的那位科拉蒂里去世了，新的统治者发誓要让葡萄牙人为其击沉一艘印度船的可恶事件——葡萄牙人把那艘印度船的船员缝进一段段帆布中，把他们活活投进大海——付出鲜血的代价。一支大军把城堡围困了四个月之久，后来多亏海潮把龙虾冲到他们的门口，才使葡萄牙人免于饿死，此后不久，援军也到了。

就在阿尔梅达敦促曼努埃尔一世收起野心之时，宗教迫害开始在葡萄牙肆虐。1506年，一个被人怀疑是新基督徒（marrano） [22] ——受洗的犹太教徒，私下里仍保持着原先的信仰——的人指出，看似从十字架上散发出来的缥缈光晕或许有个不那么神奇的解释，这一说法让整个里斯本愤怒起来。一群妇女把这个怀疑论者拽出教堂活活打死，一个神父做了狂热的布道，敦促信众彻底根除内部的敌人。还有两个神父挥舞着十字架穿街过巷，一群当地人和海港船上的水手把骚乱继续了下去。在血腥的两天里，2000个男女遭到屠杀，连看上去有点像犹太教徒的一些天主教徒也被残忍杀害。圣战的狂热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控制了。

曼努埃尔一世处死了包括神父在内的元凶。然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把东方纳入基督徒世界是他的历史使命，他用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取代了不情不愿的阿尔梅达。 [23]

十字军东征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和他的国王一样，阿尔布开克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普遍的基督教一统天下，伊斯兰教逐渐消弭。为了支付这一切产生的巨额费用，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掌控不得不变成一种钳制——还必须由王室垄断，愤愤不平的商人们对此抱怨不已。王室代理商们再也不会在印度的码头前为成袋的胡椒讨价还价了。他们必须要发现大多数宝贵香料的终极源头，必须要建造更多的城堡，让芳香的财宝落入葡萄牙人手中，还要打造一支舰队作为漂浮的仓库，在小队战舰的护送之下把香料运送回国。

阿尔布开克的热情有时会让他失去理智。有一次他曾考虑给尼罗河改道，从而让埃及陷入干旱；还有一次，他图谋盗走先知穆罕默德的尸体， [24] 用它来勒索赎金，以交换耶稣撒冷的圣墓教堂。如果手下的人表现出哪怕最轻微威胁到他的宏伟计划的违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在桁端上绞死，或是砍下他们的鼻子、耳朵和双手。然而这个宗教狂还是个天资惊人的海军战略家。他很快便意识到，只建立在舰船之上的帝国不久就会垮掉，何况那些舰船还管理不善，船员训练还严重不足。如今，新兵如潮水般从葡萄牙涌来，但很多人不过是农场工人，必须从头开始训练。必须建立一支预备队作为替补。船只也需要修理、改装并切实地补充给养。阿尔布开克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海军基地，他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地点。

果阿岛由多条潮沟与大陆分隔，这让它易于防守，还形成了一个有屏障的良港。继卡利卡特之后，这里成为印度最繁忙的港口，还备有大量经验丰富的造船匠。在此从霍尔木兹运来阿拉伯马的生意十分兴隆，印度有权有势的人对此需求强烈，因为这些马在次大陆的闷热气候中无法繁殖。这座城古老、庞大而富有——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饶有趣味地宣称，连国王仆役的鞋面上都装饰着红宝石和钻石——并且和印度北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它也在穆斯林的手中。在一个名叫蒂莫亚的野心勃勃的印度教私掠船长的帮助下——扎莫林曾派此人追捕瓦斯科·达伽马——阿尔布开克从富有显赫的果阿苏丹那里夺取了此城。几周内，他被迫在一支庞大的穆斯林军队面前撤退，但三个月后，他又率领着一支新的舰队回来了。他的人屠杀了岸上的守军，把他们赶入城中，杀气腾腾地闯进街巷。在血腥的劫掠期间，很多果阿人在试图游水过河争取自由时溺水而亡或命丧鳄鱼之口。阿尔布开克满意地写信回国向国王报告说，有6000名男女和儿童被杀，而只有50名葡萄牙人丧生。

果阿如今是扩张主义殖民势力的大本营，其基地遍布西印度洋，其附近国家的大使们纷纷前来向这位好战的新统治者表示祝贺。阿尔布开克用土地、房屋和职位来收买手下与当地的印度教女人结婚。异族通婚从一开始便问题重重，一位史家记述道：

一天晚上，一些婚礼在举办之时，新娘们乱作一团，以至于一些新郎和本属于他人的新娘上了床；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岔子，每个人又找回自己的妻子，既然大家都彼此彼此，也就不追求什么名誉贞洁了。某些绅士以此嘲笑阿尔布开克奉行的手段，但他固执己见，成功地把果阿变成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的首府或中心。 [25]

葡萄牙舰队从果阿出发探索东南亚。他们已经去过锡兰，那里是世上最好的肉桂产地，1511年，阿尔布开克向东航行，到达马来半岛。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国际港口城市，它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繁忙的船运航线——狭窄的咽喉地带。这座城也叫马六甲，其影响无远弗届。一个葡萄牙代理商曾夸张地宣称：“无论马六甲的君王是谁，他的手都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26] 这倒也不是毫无道理的：马六甲是中国水手西行的终点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住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人称“中国山”（Chinese Hill），来自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的商人航行去那里采购丝绸和瓷器。一个强大的穆斯林苏丹统治着这座城市和周边的各处土地，但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更让它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目标。

阿尔布开克旗帜飘扬、炮火齐鸣地驶入海港，纵火烧毁了几十条船。他的军队步行上岸，在激烈的肉搏战之后——一阵投射精准的长矛雨让敌方的战象暴跳起来，把身上的兵士摔倒地上——最后一位苏丹逃跑了。另一座城堡拔地而起，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出发前往北方和南方的据点。

在北方，暹罗——今泰国——的国王对富有的马六甲觊觎已久。阿尔布开克派大使前去洽谈结盟之事，在搭乘一条中国帆船出发探路后，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到达泰国的欧洲人。1513年，一支探险队从马六甲出发向东航行，到达中国的广州，葡萄牙人将其命名为Canton。最初的接触就是一场灾难：中国人击沉了两条葡萄牙船，葡萄牙特使们因其同胞——中国人认为他们是野蛮人——行为不端而被判以死刑。这群死刑犯中有一个人名叫托梅·皮莱资，曾经是里斯本的药剂师，他动笔记述了这个过程，并自我辩解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推进圣战，与可恶虚伪的穆罕默德那虚假奸邪的宗教 [27] 做斗争，就算付出再高昂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最终，葡萄牙人在附近的澳门建立了永久基地，开始涉足中国的海外贸易，而三个被吹离航线的商人偶然间发现了日本，并在长崎建立了另一个有利可图的商栈。 [28]

葡萄牙人向南方和东方航行，到达印度尼西亚和香料群岛。分遣舰队以马来领航员作为向导，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迂回行进，穿过小巽他群岛 [29] ，到达摩鹿加群岛 [30] 。在这里的一些锥形的火山岛上，他们总算找到了世界上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衣的源头。随着印度教和佛教日渐式微，伊斯兰教甚至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基督徒还是找到了足够的同盟，建立了一个滩头堡。这些盟友中就包括特尔纳特岛 [31] 的苏丹，他与其死敌，附近的蒂多雷岛 [32] 苏丹，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丁香生产商。

葡萄牙的各处领土在地图上都只是针尖大的地方，但联合起来就勾勒出一个辽阔的海洋帝国。殖民地、要塞和属地在非洲的东西两岸蔓延，穿过波斯湾，沿着印度西岸一路深入东南亚。令人吃惊的是，自瓦斯科·达伽马首次驶入东方后，时间只过去了区区14年。“在我看来，”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在东南亚长期旅行后断定，“如果可以取悦上帝，如果葡萄牙国王一直像现在这样无往不胜的话，他将会是世上最富有的国王。他的确配得上所有的赞美之词，因为在印度，尤其是在科钦城，每个宗教节日都有10～12个异教徒受洗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通过这位国王所做的一切，基督教每天都在发展壮大。为此，或许可以认为是上帝将胜利赐予了他，将来还会继续带给他成功和繁荣。” [33]

曼努埃尔一世从不羞于向全欧洲炫耀其刚刚拥有的豪华气派，这令后者震惊不已，1514年，他派遣一支令人惊叹的代表团去觐见罗马的教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头大象，陪它同行的有140个身穿印度服装的侍从和一群异国的野兽，其中包括一头来自霍尔木兹的猎豹。令人尴尬的是，曼努埃尔一世克扣了大使的花销，特使不得不借了一大笔钱，以继续沿途的表演。教宗来自见多识广的美第奇 [34] 家族，却为此签署了另一份诏书，并以私人的身份回赠了大量礼物。曼努埃尔一世决意压倒教宗，在第二年又派遣了一支满载着香料和一头犀牛的船队开往罗马作为回礼，不过那条载着有角兽的舰艇还未到达目的地便在热那亚沉没了。

葡萄牙国王一边享受着东方的富丽奢华，一边向耶路撒冷和永恒的荣耀发起最后一击。

圣战的狂热坚定了葡萄牙人的意志，加之贪求香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打破了穆斯林对世上最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的垄断。然而，曼努埃尔一世根本没有制定过脚踏实地的战略，也没有伺机而动的手段来实现其横扫东西方并挺进圣地的宏大野心。他始终认为，上帝会为了祂的子民而插手干预，帮助他们完成祂至高无上的计划。

那个计划很快便开始动摇了，速度之快，令人眩惑。

1515年，10000名葡萄牙士兵登陆摩洛哥 [35] ，在穆斯林成排大炮的弹坑之间前进。他们此前建造的木头城堡和大多数舰船都被炸成了碎片，惊慌失措的十字军战士们逃回了家。曼努埃尔一世把4000人送进了鬼门关，而他向东行军穿过非洲的计划在地狱般的战火硝烟中就此告吹。

同一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很多敌人终于共谋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因为阿尔布开克曾轻率地请求国王授予他果阿公爵的爵位，所以剥夺其指挥权反倒变得容易多了。这位36岁的帝国创建者再次征服霍尔木兹后，在返回都城的途中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便陷入深深的沮丧。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一本正经的信，报告自己的行动，由于他的手开始颤抖，所以这封信不得不由文书代写，而在帆船穿过浅滩即将进入果阿时，他去世了。他下葬时身穿十字军战士的全副盔甲，对这位功绩仅次于瓦斯科·达伽马、带着血红的十字架挺进东方的人，这样隆重的葬礼恰如其分。

勇士已逝，软弱贪婪的人物纷纷登场。

1517年，一支庞大的葡萄牙舰队载着逾3000名士兵和水手从印度出发，去争夺红海的控制权。入侵计划已酝酿了数年，但时机从未如此适宜。奥斯曼的苏丹、冷酷的塞利姆一世 [36] 刚刚征服了埃及及其属地、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但从前属于马穆鲁克的国土仍在一片混乱之中。一时间，曼努埃尔一世的终极目标看似唾手可得：从苏伊士湾出发，只需数天行军便可抵达耶路撒冷。

舰队到达亚丁，十字军战士们在那里遇到了意外的热烈欢迎。 [37] 亚丁正陷于大规模恐慌之中，奥斯曼帝国正大举入侵，后者素有残暴对待阿拉伯人的恶名。一个名叫拉扎勒斯·尼恩贝格尔（Lazarus Nürnberger）的日耳曼商人报告说，葡萄牙人只消说一声他们想要这座城，城市就会当即移交给他们。然而优柔寡断的指挥官们没有接受通往红海的钥匙，而是继续向吉达进军。他们抛锚停泊，开会商议后，认定通往麦加之路被重兵把守，故不值得冒险进攻。他们掉头回到亚丁，但那里的总督此时已经对踌躇不定的基督徒失去了信心，舰队又慢慢腾腾地回到了印度。抵达印度之时，大多数人即便没有开小差，也在暴风雨中消失了。

随着贪污和投机盛行一时，羽翼初丰的帝国迷失了方向，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宿怨再次抬头。1516年，在他挚爱的伊莎贝拉一世长眠12年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也去世了。王位传给了他们的女儿“疯女”胡安娜 [38] ——这绰号来自她总是疯狂地猜忌她的花花公子丈夫“美男子”费利佩 [39] ——和胡安娜的儿子查理 [40] 。随阿拉贡而来的还有西西里、撒丁和那不勒斯的王座。查理从他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父亲那里获得了家族在勃艮第和尼德兰的广袤土地。1519年，他祖父死后，他继承了奥地利大公国，并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葡萄牙的利益来说，几乎没有比这更大的威胁了。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如今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刚刚到达塞维利亚，一个葡萄牙水手便带着一个惊人的计划来到他面前。

斐迪南·麦哲伦在印度洋上花了八年时间为他的国家探险和战斗。他曾参加过阿尔布开克征服果阿和马六甲的战斗，回国后又加入十字军，讨伐摩洛哥。他坚信自己应该得到晋升，然而他出任船长的请求在葡萄牙宫廷中无人理睬。沮丧之下，他和此前的哥伦布一样，把自己以及长期积累的知识都献给了西班牙。

麦哲伦向未来赞助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假设你想把在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划的那条教皇子午线扩展到东半球去。根据他的计算，你会发现香料群岛在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侧。当然，这条线并不存在——早在23年前，没有人想到欧洲人会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争夺所有权——但如果西班牙人在东南亚露面，那么他们的存在本身必然会推进这一目标。

只有一个问题：葡萄牙人垄断了通往东方的好望角路线。这不止是个实用性的问题。因为欧洲的海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海家的技能，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发现的海上航线是一种归赞助国所有的知识产权。那么，西班牙必须找到另一条航线——一条向西的航线。

1506年，在最后一次从牙买加回国后不到两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世了，他至死都坚信自己到达了亚洲。当时，另一个为葡萄牙效力的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41] 探索了巴西海岸，断定这片大陆向南延伸的地方比哥伦布想象的要远得多。翌年，世界地图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名为亚美利加的新大陆，就是以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的。

美洲仍被看作通往东方道路上的障碍 [42] ，它本身并未成为目的地，而且人们也不比以往更清楚，它可以像非洲那样被绕过去。然而，麦哲伦大胆承诺他可以成就哥伦布未能实现的目标——向西航行，到达东方。他放弃了葡萄牙国籍，与查理签订了合约，查理授予了他圣地亚哥骑士团指挥官的称号。1519年9月，他率领一支五条船的舰队出发了，去寻找绕过美洲的南方航线，而愤怒的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也派了一支分遣舰队紧随其后。

三年后，只有一条船艰难地驶回西班牙。逾200名水手死于暴风雨、海难、哗变和战争，其中包括麦哲伦本人——他在菲律宾插手当地酋长间的一场争吵时被人刺死。这个舰队只有18个幸存者，但他们是第一批完成环球航行的人。葡萄牙对到达东方的痴迷驱使它的老对手绕过美洲，横穿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仅仅30年前，还根本无人设想过这个大陆和大洋的存在。西班牙大帆船很快便会横穿太平洋，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运到墨西哥和秘鲁，并载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新开采的白银回国。

如今，查理五世也认为自己获得了神的授权，要他毁灭伊斯兰，造就一个全新的基督教世界。皇帝派遣一支舰队追随麦哲伦的航程，占领了香料群岛，并宣称这些岛屿归他所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们再次离家去国，专心致志地划分世界，这一次是在西班牙的边镇巴达霍斯。葡萄牙的天文学家夜以继日地确定香料群岛的位置，为安全起见，制图师也匆忙修改了他们的地图。西班牙在葡萄牙代表团中安插了一个身居高位的告密人，但场面火爆的谈判还是无果而终。多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邻居在地球的另一边纷争不断，直到葡萄牙向西班牙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黄金作为西班牙对其权利的认可，两国的争执才偃旗息鼓。 [43] 很久以后，才有人证明麦哲伦是错误的：摩鹿加群岛终究还是在那条假想线的葡萄牙一侧。

那时，“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早已过世。这位有远见的国王一直坚信自己天降的使命，1521年12月在里斯本蔓延的流行病击倒了他，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的祈祷似乎终于得到了回应。那年春天，有人报告说一支葡萄牙远征军在埃塞俄比亚登陆，到达了那里的宫廷。一封名为“关于发现祭司王约翰之事致国王我主之信”被仓促写就，曼努埃尔一世最后一次做起了虚荣的白日梦。他致信告知教宗，他们已经在和祭司王约翰建立同盟关系了；很快，麦加、先知之墓，以及“穆罕默德的邪教”就都会被扫荡殆尽。 [44] 当结果证明埃塞俄比亚的君主远非对基督徒几百年祈祷的回应时，激动兴奋变成了失望沮丧。

曼努埃尔一世的船队从小小的葡萄牙出发，建立了第一个欧洲帝国。他们探索了从巴西到中国的海洋，改变了欧洲对世界的看法，还突破了自身能力的限制。然而，曼努埃尔还是未能实现自己庞大的野心。他原本计划行军穿越非洲、沿红海而上、消灭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夺回耶路撒冷，可最终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曼努埃尔一世关于最后一次率十字军东征发表过不少长篇大论，但他从未离开过家园半步。

国王若昂三世是曼努埃尔一世生前疏远的19岁的儿子和继位者，他的加冕仪式盛况空前，而他所继承的帝国却像一条无舵之船一样漫无方向。他迫切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在他遥远的国土为他树起威望。

瓦斯科·达伽马最后一次应急前来，为国效力。

[1] 洛多维科·德·瓦尔泰马（约1470—1517），意大利旅行家、日记作者和贵族，其意大利文原名写作Ludovico di Varthema，以作为进入麦加朝圣的第一个非穆斯林的欧洲人而闻名。1510年，其《游记》（Travels ）在罗马出版。

[2] 瓦尔泰马伪装成朝圣客，就葡萄牙航行的影响如此戏弄一个麦加商人：“我开始对他说，如果这就是蜚声世界的麦加城，珠宝和香料在哪里，据说那里充斥的各种商品又在哪里。……当他告诉我，造成当前惨状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国王时，我假装悲痛万分，大说国王的坏话，只是他不知道，我暗自欣喜基督徒进行了这一趟旅程。”Travelers in Disguise：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by Poggio Bracciolini and Ludovico de Varthema ，trans. John Winter Jones，rev. Lincoln Davis Hammo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82.

[3] 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27。这位银行家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基翁尼，正是那位给佩罗·达·科维良开信用证的富豪。

[4] 佩罗·德·阿泰德（Pêro de Ataíde）致曼努埃尔一世的信，1504年2月20日写于莫桑比克，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30。不久以后，布拉斯·索德雷神秘死亡，卡斯塔涅达和戈伊斯坚持认为，这两个兄弟因为抛弃了科钦城的国王而受到上帝的谴责。阿泰德把剩下的船带到印度，并致信曼努埃尔要求赏金，但还未能等到他的信件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他便于次年死于莫桑比克。

[5] 汉斯·迈尔（Hans Mayr）所言，见Malyn Newitt，ed.，East Africa （Aldershot，UK：Ashgate，2002），12。

[6] Malyn Newitt，ed.，East Africa （Aldershot，UK：Ashgate，2002），15.

[7] Travelers in Disguise ，214-219.

[8]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葡萄牙贵族，海军将领，其军事和政治活动创建了在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帝国。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依靠成功的策略征服世界的军事天才。

[9] Manuel de Faria e Sousa，The Portuguese Asia ，trans. Captain John Stevens（London：C. Brome，1694-1695），1：207-208.

[10] 或称阿拉伯湾，这个名称是伊朗和阿拉伯诸国之间争论的话题。

[11] 马斯喀特（Muscat），阿曼首都，濒临阿曼湾。

[12] Walter de Gray Birch，ed.，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Dalboquerque，Second Viceroy of India （London：Hakluyt Society，1875-1894），1：81.

[13] 在阿尔布开克的几名队长反抗烈日炎炎之下建造城堡的繁重工作，逃亡印度后，霍尔木兹很快便失守了。此城在1515年才被彻底夺回，夺城之人还是阿尔布开克，不过其军力强大了许多。霍尔木兹奠定了葡萄牙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东部诸港口的霸主地位；葡萄牙人统治着该岛，直到17世纪被波斯-英格兰联军夺取了此地。

[14] 参见Stefan Halikowski Smith，“Meanings Behind Myths：The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ee of the Virgin at Matarea，” i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23，no. 2（December 2008）：101-128；Marcus Milwright，“The Balsam of Matariyya：An Exploration of a Medieval Panace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6，no. 2（2003）：193-209。

[15] 关于玛利亚给耶稣洗衬衫的故事，参见William Schneemelcher，ed.，New Testament Apocrypha ，vol. 1，Gospels and Related Writings （Louisville，KY：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3），460。在另一个版本中，耶稣折断了约瑟的手杖，种下断枝，从他亲手挖的井里取水灌溉，这些断枝立即长成了香脂树苗。参见Otto F. A. Meinardus，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Cairo：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99），21。

[16] 这位修道士名叫弗拉·毛罗；苏丹是坎苏·高里（Qansuh al-Ghuri），长期执政的凯特贝（Qaitbay）死后引发了继位权之争，四位苏丹走马灯般地就任后，坎苏·高里在1501年掌权。参见Donald Weinstein，Ambassador from Venice：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1501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0），78-79。

[17] 间谍名叫卡马瑟，他假扮商人，把他的加密报告转交给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在他抵达里斯本之前，佛罗伦萨银行家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基翁尼的侄子就揭露了他的身份，但曼努埃尔一世最终还是释放了他。在报告中，他准确预测葡萄牙人虽有能力占领印度周边水域，却无力征服麦加，封锁全部的阿拉伯船运，或永久性地垄断香料贸易。他的情报促成了威尼斯人与穆斯林伙伴共命运，密谋针对葡萄牙的复仇计划。参见Robert Finlay，“Crisis and Crusade in the Mediterranean：Venice，Portugal and the Cape Route to India，1498-1509，” in Studi Veneziani n.s. 28（1994）：45-90。

[18] 第乌（Diu），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i）的一个沿海城镇，位于第乌岛的南端，紧邻阿拉伯海。

[19] 焦尔（Chaul），西印一沿海城镇，位于孟买以南60公里处，现已成废墟。

[20] 这条大帆船是“探索时代”最著名的船之一。与达伽马一起回到里斯本后，她在1505年随同阿尔梅达回到东方；除了在第乌获胜之外，她还参加了对霍尔木兹、果阿和马六甲的征服。这条老船带着大量财宝从马六甲返航时，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了；很多船员死于海难，在这条船上的阿尔布开克不得不乘一条临时的筏子划到安全地带。很多寻宝人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仍未找到这条沉船。

[21] 三股势力形成了康布雷同盟；决定性的交战是1509年的阿纳迪洛之战（Battle of Agnadello）。同盟迅速瓦解，威尼斯收复了很多失地乃至尊严。说到底，是葡萄牙人挑起的全球贸易革命宣告了威尼斯的逐渐衰落——跟它的奥斯曼帝国盟友一样。

[22] 很多新基督徒，或称conversos，都被怀疑是秘而不宣的犹太人，并被贴上了马拉诺的标签，也就是西班牙语“猪”的意思。一些人的确在私下里继续秉持犹太人的观念，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在社会动荡期间，多疑和偏执被不断累积；就在里斯本大屠杀之前不久，瘟疫袭击了这座城市，遭人怀疑的马拉诺成了替罪羔羊。曼努埃尔一世除了处死首恶之外，还把对新基督徒的宗教调查的中止期延长了20年。据估计死亡人数高达4000人。

[23] 阿尔布开克在1508年被任命，但这位直率的总督拒绝接受任命，还把他的继任者投入大牢。谨慎的阿尔布开克等待时机，最终在1509年11月上任了。阿尔梅达在返程途中被杀，当时他的手下很不明智地在好望角附近偷牛。

[24] 关于阿尔布开克的计划，参见Birch，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Dalboquerque ，4：36-37。阿尔布开克不是第一个打算偷取穆罕默德遗骸的十字军骑士。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一个名叫“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ud de Châtillon）的法兰西人精神特别错乱，发动了一次入侵红海的荒谬计划。雷纳德通过婚姻取得了外约旦的贵族身份，那是耶路撒冷王国的一个贫瘠的角落，向南延伸到亚喀巴湾，横跨从叙利亚到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和朝圣路线。因为离奇地期待威尼斯在苏伊士采取后期行动，他打造了一支预制构件的战船舰队，用驼队将构件运到海湾的埃拉特港，在那里组装并在红海下水。除了拦截从印度和非洲来的商船之外，雷纳德还计划找到穆罕穆德的坟墓，挖出他的尸体，带回来埋在自家后院里。他预计，如此一来，朝觐之地就会转向外约旦，而他就会因此而暴富。一支十字军分遣队在阿拉伯半岛登陆，开始抢劫朝圣者；在他们最终陷入绝境时，距离麦地那只有数英里之远了。愤怒的萨拉丁下令杀死所有的人，至少要阻止他们泄露红海贸易的秘密；四年后，他在哈丁角实现了誓言，砍下了野蛮的法兰西人的头颅。雷纳德引来了萨拉丁，破坏了十字军东征的整体行动。

[25] 曼努埃尔·德·法利亚·索萨所言，见Robert Kerr，A General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1811-1824），6：137。

[26]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 é Pires ，trans. and ed. Armando Cortesão（London：Hakluyt Society，1944），2：287.马六甲的财富要归功于帖木儿，帖木儿对丝绸之路上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而在1402年，中国改从海上出口自己的商品。

[27]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 é Pires ，trans. and ed. Armando Cortesão（London：Hakluyt Society，1944），1：2.

[28] 商人们于1542年到达日本；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建立永久定居点。两地之间的船运通道是获利极丰的贸易环路的关键所在。商人们从果阿运送象牙和乌木至澳门，同时在那里购买丝绸和瓷器。由于中国禁止与日本直接贸易，他们驶向长崎，在那里用价值昂贵的货物换取白银。由于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在日本高得多，在返程途中，他们回到澳门，购买大量中国奢侈品，再将它们运往欧洲。

[29] 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 Islands），位于爪哇岛以东的印度洋和帝汶海之间，与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等组成的大巽他群岛相对。

[30] 摩鹿加群岛（Moluccas），位置处于苏拉威西岛以东、新几内亚以西以及帝汶以北，是马来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其为香料群岛。

[31] 特尔纳特岛（Ternate），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该群岛的主岛哈马黑拉岛的西面。

[32] 蒂多雷岛（Tidore），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特尔纳特岛的南面。

[33] Travelers in Disguise ，230.

[34] 美第奇（Medici），佛罗伦萨13～17世纪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该家族产生过四位教宗。

[35] 他们的目标是在马穆拉［Mamora，如今被称作迈赫迪耶（Mehdia）］建立一座城堡，好控制塞布河（Sebou River）上游至非斯（Fez）的路线。尽管曼努埃尔在非洲遭遇挫折，他仍然希望能行军穿过摩洛哥南部，直抵埃及和巴勒斯坦。

[36] 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20），奥斯曼帝国苏丹（1512～1520年在位），在位期间为奥斯曼帝国广开国土。

[37] 1513年，在其担任总督期间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败中，阿尔布开克的军队在亚丁高耸的围墙下被击退；守军知道自己如果败北会威胁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因而下定决心击退敌人。这次失败只是让延迟到四年之后的审判更加令人难堪，1538年，亚丁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葡萄牙没有完全控制亚丁-霍尔木兹-卡利卡特的贸易三角，所以再也不能完全阻挡香料抵达伊斯兰世界。

[38] “疯女”胡安娜（Joanna the Mad，1479—1555），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之次女。她是卡斯蒂利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母。

[39] “美男子”费利佩（Philip the Handsome，1478—1506），奥地利大公。他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疯女”胡安娜的婚姻成为该王国的共同统治者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

[40] 查理（Charles，1500—1558），即位前被通称为奥地利的查理。他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罗马人民的国王卡尔五世（1519～1530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阿拉贡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西西里国王卡洛二世（1516～1556年在位），那不勒斯国王卡洛四世（1516～1556年在位），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在欧洲人心目中，他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开启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41]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佛罗伦萨商人、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美洲（全称亚美利加洲）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经过对南美洲东海岸的考察，提出这是一块新大陆的观点，而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哥伦布都认为这块大陆是亚洲东部。

[42] 正是在卡洛斯一世统治期间，科尔特斯（Cortés）和皮萨罗（Pizarro）毁灭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开始向南美洲输送基督教。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热切希望到达东方。1526年，科尔特斯认为有必要因没有找到通往香料群岛的西方路线而向西班牙君主致歉；1541年，皮萨罗的弟弟贡萨洛（Gonzalo）进行了一次探险，横穿厄瓜多尔，寻找传说中的肉桂之国，但损失惨重。科尔特斯将阿兹特克的城市比喻成穆斯林的格拉纳达，并把他们的庙宇称作清真寺；在西班牙征服者的猛攻下，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所激起的对穆斯林的神圣复仇，在伊斯兰教从未存在过的新大陆上演了。

[43] 除了把摩鹿加群岛割让给葡萄牙之外，《萨拉戈萨条约》（1529年）还确定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权利。结果证明，后者也在葡萄牙的半球内。

[44] 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283。曼努埃尔仍然抱有常见的误解，认为穆罕默德被葬在麦加。

18.国王的副手

21年来，堂·瓦斯科·达伽马一直忙着以他的名望大发其财。

海军上将从印度回国后就成了富翁。他带回成箱的奢侈品，有谣言说其中包括一批极其漂亮的珍珠。国王慷慨赐予他更丰厚的奖金，并准许达伽马自行派人去东方谋利，并免除了他整个家族的税赋。堂·瓦斯科甚至获准在王室森林狩猎，并可对偷猎者收取罚金。

然而，他并不满足。地位意味着一切，而他还只是个贵胄，一位宫廷绅士而已。他最渴盼的荣誉——他父亲的锡尼什镇的独有权——仍然求之而不得。不出所料，他把自己不断扩大的家族不管不顾地搬到那里，还给自己建造了一幢十分气派的新住宅。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大团长向国王报告了这位骑士的放肆举动，国王别无选择，只得命令堂·瓦斯科、他的夫人及子女在30天内离开锡尼什，且永远不要再在那里露面，否则要受到“那些不听从国王和君主之人所应受”的处罚。 [1] 达伽马再也没有回过那个他想要传给后代的镇子，他也从圣地亚哥骑士团转而向基督骑士团宣誓效忠。

很多贵族认为，探险家如此一意孤行太过出格。由于他比自己的出身已经提升了很多而仍不满足，贵族们责备他是个不知节制、忘恩负义、不可理喻之人。达伽马不加理会，继续索取。1518年——麦哲伦变节投向西班牙的第二年——他威胁说他本人也要离开葡萄牙去为别国效劳，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失去几个航海家去投靠对手是一回事；失去国家的海军上将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国王拒绝让他离开，让他先冷静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希望你能认清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决定再次为我们效劳，而不是采取你提出的极端做法” [2] 。堂·瓦斯科留了下来，第二年，即他被粗暴地赶出锡尼什的第12个年头，也是他从印度回来的第16个年头，他被授予维迪盖拉 [3] 伯爵的头衔。传达这个消息的王室信件宣称，他被升为贵族是对他为国立功的回报，“特别是发现三印并在那里进行殖民，不但给我们以及我们王国的王权和贵族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而且也为当地居民和所有基督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福祉，因为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得到了升华”。 [4] 达伽马作为帝国事务的顾问一直活跃在政坛；现在，他是国家仅有的19位高等贵族之一，也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光彩夺目地亮相。

当年轻的新国王恳求这位55岁的显赫老人重返当年获胜的战场时，他决定冒险一搏。帝国是他参与创下的基业，为了他的形象而再次为之努力的机会太过重要，难以拒绝。

1524年4月9日，瓦斯科·达伽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发前往印度。 [5] 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年方19、即将出任印度海域总船长的埃斯特旺和更年轻的保罗（Paulo）。 [6] 出发前，达伽马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保证，一旦他有不测，他的头衔和财产将会直接传给他安全留在国内的长子弗朗西斯科。

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航行到东方时只是个小小的总船长。这次出发时，挂在他身上的头衔如重重盔甲一般。除印度海军上将和维迪盖拉伯爵之外，还有印度总督。新总督——阿尔梅达死后，他是获此荣衔的第二人——在出发前不久才接到这一委任，在国王面前三次庄严宣誓效忠。

这次的任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十分重要。葡萄牙人在佛兰德采购了最先进的大炮，还量身定造了几条大船；达伽马的旗舰西奈山的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 do Monte Sinai）上的船首人像是个亚历山大的殉道者，她在罗马酷刑轮上被判以死刑，据传闻，她的尸体在500年后被掘出，其浓密的头发还在生长。舰队一共有14条大船和轻快帆船，载着3000个男人——还有几个女人。很多人是航行印度的老手，还有相当数量的骑士、绅士和贵族，他们或被吸引或被说服来为伟大的达伽马效力。女人是在最后一刻溜上船的。在艰苦的航海中带上妻子、情人或“慰安妇”是被严令禁止的，这更多是因为她们的在场会引发动摇士气的争执，倒不是为了她们的灵魂安宁。禁令时常会遭到无视；一位乘客记录道，在一次航行中，拉主帆的水手沦为阶下囚，因为他“养了一个从葡萄牙带上船的姘妇，而她上船时正怀着孕，然后在船上分娩了”。 [7] 达伽马这个向来纪律严明之人曾发誓要制止这种船上的放荡行为；在离开里斯本之前，他命人在船上和岸上宣布，在海上如发现任何女人，她们都“会被当众鞭打，即便已婚的女人也一样，而她的丈夫会被戴上脚镣遣送回葡萄牙；她会沦为奴隶和俘虏，并被罚没俘虏的赎金：在自己船上发现女人却未将其送交的船长将会失去此行的佣金” [8] 。警告还被写上标牌并被钉在桅杆上；没有人会对此毫不知情，或者怀疑伯爵履行诺言的决心。

舰队经过好望角时经历了熟悉的考验，于8月14日到达莫桑比克。舰队刚一锚泊，就有三个女人被拖到旗舰上。在海上航行的舰船是世上最没有私人空间的地方，想把她们长期稳妥地藏起来绝无可能。达伽马对于此次印度之行的船员的抗命之举面色铁青，下令把女人关押起来，留待日后处理。

补给品的情况更糟。准备离开非洲时，达伽马派一条轻快帆船去向一贯耐心的马林迪苏丹致歉并送去信件和礼物。这条轻快帆船的船员、船主和领航员对他们来自马略卡岛 [9] 的船长早已心怀不满。一旦远离舰队，他们便自行其是，谋杀了船长 [10] ，逃到红海去四处劫掠了。

大自然看来也在协力对付归来的海军上将。一条船撞上了非洲岸边的暗礁，尽管船员获救，他们也只得弃船。舰队越洋驶向印度时，遭到西南季风的重创，一条大船和一条轻快帆船消失在大洋中央，从此杳无踪影。剩下的十条船靠近海岸时，狂风变成死一般的寂静。岗哨在黎明时分突然发现，整个海洋开始像一锅烧滚的开水，仿佛要沸腾起来。海浪打得船体砰然作响，力量之大，水手们不禁以为他们撞上了一个巨大的沙洲，有一个人还跳海了。船开始颠簸摇晃，其余的人降下船帆，放落小船，高声警告。发现整个舰队都在用火炮发射求救的信号弹时，他们哭喊着乞求上帝的怜悯，显然，他们落入了邪恶力量之手。他们放下铅锤测量水深，长绳放尽也没有测探到海底，只能更加卖力地在胸前画十字。

海浪停止了，随后又卷土重来，像此前一样强烈。舰船再次严重倾斜，人们在甲板上翻来滚去，箱子从一头滑落，猛撞向另一头。剧烈的震动变化无定，“每一次的时间都不过一句信条 [11] 的长度” [12] 。

海军上将如一棵橡树一样挺立在甲板上。一个粗通占星术的医生向他解释说，舰队驶入了海底地震的震中地带。

“拿出勇气，朋友们！”他对手下喊道，“大海是因为害怕你们才颤抖的！” [13]

达伽马回来了。

三天后，海震平息，一条船俘获了一艘从亚丁回国的单桅帆船，其上有六万枚金币和价值三倍于斯的货物。在没有扎莫林可供教训的情况下，达伽马取走了财宝，把船员放了。这一次，他决定首要任务是要给国人树立一个榜样，为了避免任何表面上的不当行为，他命令文书详细列明每一枚“十字军”金币的收支情况。

穆斯林无意之中复了仇，告诉俘虏他们的人说，海岸距此地只有三天的航程。六天后，还是没有陆地的踪影，疑窦渐生的船员们开始窃窃私语，认为那块陆地在海震中被吞没了。当他们想起欧洲几个主要的占星家曾预测，双鱼座的所有星球将会联合引发第二次大洪水 [14] 时，不由得恐慌起来。一些葡萄牙贵族曾给自己准备了建在山顶上的避难所，里面装满了一桶桶饼干，足以维持到洪水退去的那一天，然而事实是，那一年比往年更加干旱。

船队走错方向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两天后，他们到达焦尔，洛伦索·德·阿尔梅达便是命丧于此的。三年前在那里建起了另一个葡萄牙要塞，周围的殖民地也发展了起来。

达伽马公布了国王的委任，任命他为总督，就此走马上任。

瓦斯科·达伽马从来都不是个大梦想家。他是国王的忠诚仆人，毫不妥协地执行着国王的命令；他是个天生的领袖，确定方向后便矢志不渝地坚持到底；他充满厌恶地远远看着他的海洋变成一块自由放任之地——让王室付出惨重代价。他尽职尽责地声明，他会尽可能“让国王富足起来，因为人民能够获得的最大福祉便是让国王丰衣足食” [15] 。他决心驱走因十年行贿和惠赠所积聚起来的叫花子和累赘，用他自己亲手挑选的人来填补很多岗位。焦尔的军官被就地撤职，所有并非因公前往城市街巷的人都被命令立即上船，否则便要被罚没薪水。临走前，达伽马向城堡的新队长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如果达伽马取而代之的总督堂·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不出所料现身了，队长要拒绝让他上岸，无视他的命令，并且只给他提供可以维持四天的食物。

船上那些罹患幽闭恐惧症和被坏血病缠身的水手们请求上岸，但达伽马不予理睬，继续向果阿驶去。果阿人以公开致辞和奢华的庆祝活动迎接他，他被游行队伍抬着去了大教堂和城堡。第二天，他剥夺了城堡队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拉的指挥权，并就市民对城堡队长的一长串指控展开调查。指控的内容包括他未经指控或审判便把他的对手投入监狱——其中有城市的律师和法官——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把他们的妻儿从家里赶出去。前来指责佩雷拉犯下更多“滔天恶行” [16] 的人群络绎不绝，达伽马不容分说，宣判狂怒的前队长赔偿所有人的损失。

佩雷拉至少把他没收的房产用在了正当的地方：一家富丽堂皇的医院 [17] ，用来接纳每年在东方生病的成百上千的欧洲人。然而，很多钱都被挥霍在这家医院和同样奢华的圣弗朗西斯修道院上，没有剩下分毫来购置火炮等必需品。达伽马视察了医院和病人，其中一些人看起来是把这里当作旅馆，他命令负责的医生，除非来人能够证明其病症，否则不得接收任何人住院。如果来人是因为打架受伤的，也应被禁止入院；总督不容分说地指出，他们受伤的原因不外乎女人的麻烦，这种病无药可治。与此同时，船上的很多病人对其接受的治疗十分不满。达伽马反驳说他完全清楚该如何让他们好受些，同时他宣布，俘获之船的战利品人人有份，已经准备好发放了。医院里的大批病友们也被这个消息吸引来了；可当他们试图回船时，发现自己已被排除在外。

三位女性偷乘者的问题还在等待处理，市公告员宣布了判决：

“正义属于我们的国王！这些女人应当受到鞭刑，因为她们无惧于他的正义、不顾其下达禁令，越洋来到印度。” [18] 那当然也是东方最高统治者达伽马的正义，他给予的惩罚必须得到实施。

在果阿，葡萄牙女人非常罕见，不管她们的灵魂高贵还是卑俗，她们的困境立即变成了广受关注的争议性问题。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仁爱兄弟会，甚至果阿主教都向总督的官员表示抗议，乡绅们拿出赎金要求释放她们。

达伽马对此置之不理，鞭刑定在了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前不久，方济各会修道士和仁爱兄弟会在总督寓所前挥舞着十字架游行示威，宣称他们此行是为了最后一次提出赦免请求。达伽马命令他们把十字架放回圣坛，等他们回来后，他发布了一篇冗长的演讲。他以冰冷的语调说，举着十字标志在他的住处游行“是一个阴谋，此举是向人民显示他是个残忍无情之人”，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当兄弟会的人试图解释仁爱的价值时，他粗鲁地反驳说，仁爱是留给上帝而不是给人的，他发誓，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在他任期内犯罪，他就会命人将其在城门之内就地正法。

女人们按期受到鞭刑，杀鸡儆猴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人民对这些女人的遭遇大感震惊，”加斯帕尔·科雷亚 [19] 记载道，这位自封的史家当时正在印度，“并认为总督是个残忍的人；但看到他执行意志的态度如此坚决，他们又感到非常恐惧，行事也变得非常谨慎，还改善了印度存在的很多弊病，特别是从那些放浪形骸、无恶不作的绅士入手。”

不管他的做法多么独断专行，新总督无疑比他的上一任正直得多。果阿市议会的议员们向国王若昂三世写了一封长篇报告，颂扬达伽马为王室效忠、补偏救弊和赔偿受害者的决心。 [20] 他们尤其惊讶的是，他拒绝收礼——这是贿赂的一种礼貌说法——这些礼物是理所当然献给新总督的。然而，达伽马急于展开工作，让议会沮丧的是，他在上门请愿者依然门庭若市之时便离开了果阿。他留下命令——堂·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在此地既不受欢迎，也无人会听从他的命令——然后便登上一条平底快艇沿岸南下，他的舰队在后面紧紧跟随。

在自从达伽马上次到访至今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通向科钦城的水路河口和海港有大批好战的穆斯林海盗出没，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破产的商人，对葡萄牙人充满了深深的恨意。每年夏天，他们会用帕安和鸦片提升士气，出海与占领者交战；可能被迫在国王的大帆船上终生劳役的威胁不但没能制止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不管不顾，他们俘虏的任何葡萄牙人如果不能尽快缴付赎金，就会被立刻杀死。达伽马听说了很多类似的恐吓，但仍坚持驶入这些河流，亲自一探究竟。海盗们在瞭望塔上看到了入侵者，让总督愤慨的是，这些留着夸张的大胡子的人竟乘着他们轻快的小船厚颜无耻地冲向迟缓的葡萄牙船队，哪怕他们已经看到了前来维持海岸治安的八条船的分遣舰队。达伽马立即派他的儿子埃斯特旺率一支武装小舰队去教训他们，而他自己则率六条船驻守在河中的沙洲之间。他发誓说，一旦整顿好内务，他便要回来对付这些祸害。

前一任总督还在逍遥法外，但达伽马最终在海上遇到了他的兄弟。堂·路易斯·德·梅内塞斯正从科钦城向北航行去见堂·杜阿尔特，后者正要从霍尔木兹南归。旗帜升起，鼓号齐鸣，但达伽马坚持让路易斯掉头与他一起去科钦城。

舰队在坎纳诺尔短暂停留，达伽马在那里更换了另一位船长，并因为新的科拉蒂里允许穆斯林在他城里经商，以及未能根除海盗的巢穴而威胁要惩罚他。惊恐的国王交出了为首的穆斯林，这个牺牲品被投入监狱，不久被执行了绞刑。

达伽马避开了26年来一直是葡萄牙眼中钉的卡利卡特，在11月初到达科钦城。

舰队入夜后抛锚停泊，火炮发射致敬，却无意中炸死了一条轻快帆船上的两个人。炮火还点燃了一条前一晚走失又悄悄溜进海港的大船。这条船属于一个商人，因他不辞而别以抢在竞争对手的前面，达伽马给他戴上了镣铐。

第二天，堂·路易斯乘着一条由奴隶划桨的装饰豪华的大帆船来了，后甲板上站满了科钦城的绅士们，桌上摆着豪华的早餐，他还提议送达伽马登陆。达伽马拒绝了，乘着自己的船出发进城。

自达伽马上一次来科钦城至今，已经过去了21年，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岸边建起一个全新的葡萄牙镇子，镇子的首领以热情洋溢的演讲欢迎了新总督。手持十字架的教士护送他去了葡萄牙人主要的教堂，仪式过后，国王也乘着大象来了。达伽马在城堡里安顿下来，免除了队长的职务，坐镇指挥部，以军人的效率把腐败、臃肿的帝国变成了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就连被委以最低阶职位的官员也受命向总督报告，由他亲自严格盘问。文书们被召来在他面前起草文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不具备读写能力。他坚持亲自任命每一个船长，如果他们企图避开他的检查，就会被处死。他还威胁说，如果商人们继续占王室磅房的便宜，他就要扣押他们的船只和财产，并把他们从东方驱逐出去。他取消了已婚男子的薪水和口粮，除非他们应召参战或在船上工作。他调查了官员从税收里中饱私囊的指控，逮捕了几个人。他禁止船长们在未经他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把葡萄酒桶装上船，还禁止那些没有在战场上杀过敌立过功的男人打架。他有针对性地声明，只要是立过军功的士兵，他都会给予军人的荣誉，无论他们是不是绅士。

老探险家始终用钢铁般的纪律来约束他的船队，如今，他又采用严惩不贷的方法来治理自己的帝国。“他命人宣布，”加斯帕尔·科雷亚记载道，“除非是星期日或圣徒纪念日去教堂的时间，否则任何海上的人都不能穿斗篷，如果违反，治安官将收走斗篷，违者将会在泵房被关上一天；每一个拿火绳枪兵的兵饷的人都要把火绳系在胳膊上。他尤其谴责那些穿斗篷的士兵，因为那根本不成体统。他规定，士兵们的奴隶也应该是能够协助一切劳役之人，因为在国王的船上从事听差的工作时，不准他们穿得像个玩偶一样。” [21] 总督宣称，如有任何人不喜欢新的财政紧缩政策，只要他既没有债务，也没有在接受调查，就可以随时回葡萄牙去。他宣布三个月的特赦期，赦免在他到任前人们所犯的罪行，以免帝国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对于那些盗取火炮的人，赦免期则缩短为一个月；事实证明，一些队长和军官把自己的枪炮卖给商人，而商人又把它们转售给葡萄牙的敌人，如有人要求查看记录，他们就会把簿册付之一炬。

达伽马自行制定了一个惩罚计划，即便群情激奋，他仍拒绝放慢脚步。他每天早晚视察海滩和库房，催促卸船。他派两条船去锡兰采购肉桂，又派四条船去马尔代夫袭击一个穆斯林海盗的巢穴，这些海盗以掠夺往返于印度洋的补给船队为生。他准备好一支分遣舰队，在儿子埃斯特旺的率领下前往红海；还召来一个热那亚造船大师，设计出一支比马拉巴尔海岸的海盗船速度更快的新舰队。“先生，我会给您建造双桅帆船，快得能抓住蚊子”，船匠如此答道。 [22]

更多的威胁即将来临。必须要对付西班牙人 [23] ——达伽马发誓，无论是否订立了条约，如果按他的方式行事，西班牙船只都会跟它们的船员一起神秘消失。土耳其人正在北方集结，年复一年，他们似乎越来越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倾巢而出，挑战葡萄牙的海洋控制权。与此同时，一位主教写信给葡萄牙国王 [24] ，抱怨扎莫林及其穆斯林子民一直都在迫害印度的基督徒；他说，很多人被烧杀劫掠，他们的房屋和教堂也被烧成废墟。达伽马再次计划对宿敌发动大规模袭击，旧恨新仇一时间涌上心头。商业舰队刚一出发，他便宣布，“他要去毁灭卡利卡特和印度的所有沿岸地区，无论陆上海上，要把摩尔人杀得一个不留。” [25] 即便在一个内部斗争不断、又被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邻居威胁的帝国，圣战的火焰仍在真切地燃烧着。

在维迪盖拉伯爵出现之前，科钦城内的5000名葡萄牙人中有很多人都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达伽马严厉苛责的手段为他树敌无数。公众集会都带着威胁的目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开始离开科钦城，好使他们的生意远离总督的视线。大多数异议都有已经靠边站的堂·路易斯·德·梅内塞斯的支持；加斯帕尔·科雷亚记述道，半个科钦城的人看来都在他家一起进餐，晚餐过后就开始策划阴谋。路易斯的哥哥杜阿尔特在焦尔和果阿受到冷遇，他最终到达科钦城后，事态发展到了顶点。达伽马把一长串对他前任的投诉带到了印度，他开始秘密地传召证人。各路人等指控梅内塞斯把国王的钱都用在自己的生意上，打破了王室对香料的垄断。他还偷偷占用了死于印度的欧洲人的地产，还把奴隶当作工资分给士兵和水手。他和欧洲殖民者的妻子们偷情，更不用说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女人了；他还收受穆斯林统治者的贿赂，对他们网开一面。前任总督刚一驶入港口，达伽马就派了一队代表去禁止他上岸，并安排将他转到另一条船上，准备把他作为囚犯带回国去。 [26]

梅内塞斯是伯爵之子，他本人又是个颇有势力的贵族，不仅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主要人物，还是个著名的战争领袖。他对新的维迪盖拉伯爵根本不屑一顾，所以姗姗来迟。他沿路中途停下来为回国的行程装满箱子，还随身带来了一大批从霍尔木兹弄到的战利品、贡品和贿赂品。他拒绝交出这些东西，并居高临下地对待总督的特使。然而，梅内塞斯没有料到，达伽马已经鼓舞了手下人，很多人对他侍奉国王的忠诚决心敬佩不已。当梅内塞斯提醒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是其父亲亲自封他为骑士的，那位使者却反驳说，如果国王有令，他会二话不说，砍下自己亲生父亲的头颅。

被罢黜的总督还没有正式移交权力，他在海港等待着，希望事态的发展能帮他摆脱这个自以为是的新总督。他的支持者们总是及时向他通报岸上的情况，他们很快便给他带来了惊人的希望之光。

多日来，瓦斯科·达伽马一直忍受着莫名其妙的剧痛的折磨。他的脖子根上长了很多硬疖子，一转头就疼痛难忍。他在城堡里自己房间的床上发号施令。加斯帕尔·科雷亚说，被迫卧床让他“怒不可遏，再加上他对很多不得不做的事情费尽心力，这加重了他的病情”。 [27] 在痛苦的折磨下，他只能用嘶哑的声音低声下达命令。

晚上，达伽马秘密地把忏悔神父叫到床边。他被移到一个葡萄牙贵族的家里，还召来了官员。他让每个人签名宣誓将继续执行他的计划，直到另一个总督来接替他为止。然后，他向神父忏悔罪孽，领受了圣礼。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口中喃喃自语着最后的愿望，文书记下了他的遗嘱。他让儿子们率领香料舰队返回葡萄牙，如果仆人们想回去，也都带回去。他指示他们把他的衣服和最好的家具捐给教堂和医院；其余的东西带回国，什么也不要卖。他要求把自己的尸骨运回葡萄牙 [28] ，并命令一个在场的证人给国王写信，乞求国王照料他的妻儿，并雇用他的随从。最后，有传闻称，他命人给他在果阿鞭打的三个女人每人寄了一大笔钱，以便她们得遇佳偶，尽早成婚。

达伽马死于凌晨三点。那天是1524年的圣诞节前夜。无人哭泣，无人落泪。屋里一片寂静。房门整日关闭。天黑之后，他的儿子和仆人宣布了他的死讯，很多亲友前来悼念。不久，全城的人都聚在葡萄牙教堂附近的庭院中。

气氛庄严肃穆，但某些人大松了一口气，宽慰远超悲痛。“船长、代理商、掮客和其他官员一定对总督的死非常开心，”达伽马去世四天后，他的一个仰慕者写信给国王说道，“因为他们可不希望在自己家里施行他带来的正义。” [29]

这位伟大探险家的遗体被穿上了丝绸衣服，腰间围上镀金的皮带，宝剑入鞘，高筒靴被装上马刺，头上戴着方帽。最后，这位十字军老骑士的背后披上了基督骑士团的斗篷。

敞开的棺材被抬进大厅。抬棺人个个都穿着军人的斗篷，把棺材扛在肩上。达伽马忠诚的手下手持点燃的蜡烛走在旁边，镇民们跟在后面。无论好坏，如果不是瓦斯科·达伽马，他们中无人会到印度来。

维迪盖拉伯爵、印度海军上将暨总督被葬在方济各会简朴的圣安东尼教堂。第二天，修道士们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弥撒，达伽马的两个儿子坐在人群中间。晚上，两个年轻人私下回到教堂哀悼。“这合情合理，”加斯帕尔·科雷亚说，“毕竟他们死去的父亲如此德高望重，又对葡萄牙王国立下了如此不朽的功勋。” [30]

“因为我们的主，”他继续说道，“乐于赐予此人如此强悍的精神，他毫无畏惧，在发现印度的过程中，经历了如此众多的生死难关……全是因为对主的爱，为了他天主教信仰的广泛传播，为了巨大的名誉和荣耀，以及葡萄牙的授爵，上帝对这个国家仁慈有加，才让葡萄牙变成如今这番模样。”

达伽马曾带着一封继任信函来到印度，信的封口处有国王的徽章。它在教堂被人撕开并大声朗读。让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大感愤慨的是，他发现他们兄弟二人都失业了。

香料舰队载着达伽马的儿子们和梅内塞斯兄弟俩航行回国。不满的两兄弟弄得两个年轻的孝子苦不堪言，但最后他们总算遭到了报应。绕过好望角后，路易斯·德·梅内塞斯的船在一场暴风雨中失踪；后来，一个法兰西海盗 [31] 透露是他自己的兄弟俘虏了那条船，杀死了路易斯和船员，最后将船付之一炬。堂·杜阿尔特也险遭海难，但还是回到了葡萄牙。有传闻说他在驶向里斯本途中短暂停留，把他的财宝埋在岸边。船在入港前沉了，有人说这是暗中破坏，为的是掩盖他盗窃了原本属于国王的财宝。无论出自这个原因还是别的不法举动，国王把堂·杜阿尔特投入大牢七年之久。当然，地下的宝藏再也没有被找到。

[1] 1507年3月21日在托马尔（Tomar）颁布的王室命令，参见A. C. Teixeira de Aragão，Vasco da Gama e a Vidigueira：Estudo Histórico ，2nd ed.（Lisbon：Imprensa Nacional，1898），250-252。

[2] 1518年8月曼努埃尔一世致达伽马的信件；参见A. C. Teixeira de Aragão，Vasco da Gama e a Vidigueira：Estudo Histórico ，2nd ed.（Lisbon：Imprensa Nacional，1898），257-258。

[3] 维迪盖拉（Vidigueira），葡萄牙一城镇，位于该国南部。

[4] 1519年12月17日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件，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81。苏布拉马尼亚姆（Subrahmanyam）说，葡萄牙当时只能召集“两位公爵，两位侯爵，一位伯爵-主教，以及十二位其他伯爵”。

[5] 在撰写达伽马前两次航行时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添油加醋的编年史家加斯帕尔·科雷亚关于第三次航行的叙述更可靠一些。到1524年，他在印度已待了十年以上；他16岁时作为士兵第一次到达印度，但让他倍感宽慰的是，他被任命为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秘书。和往常一样，故事中充斥着官方的编年史和当时的文献。

[6] 1534年，保罗·达伽马死于马六甲的一场海战。1540年，埃斯特旺·达伽马成为印度总督；1541年，他率领一支海军探险队进入红海去袭击奥斯曼舰队，但他到达苏伊士时，发现敌方预料他会来，于是被迫撤退。他的弟弟克里斯托旺率一支十字军在埃塞俄比亚登陆，一支装备了奥斯曼加农炮的穆斯林军队入侵了那里并宣布圣战。克里斯托旺被俘，来年被处死，但他的介入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成功防守很有帮助。埃斯特旺死于威尼斯，他逃到那里是为了避免与国王为他选择的妻子成婚。在其他的兄弟中，最年长的弗朗西斯科继任维迪盖拉伯爵，而两个最小的弟弟——佩德罗和阿尔瓦相继担任马六甲的队长。

[7] Jean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07.

[8] Henry E. J. Stanley，trans. and ed.，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and His Viceroyalt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9），394.

[9] 马略卡岛（Majorca），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利阿里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位于西地中海。

[10] 船长是莫塞姆·加斯帕尔·马略基姆（Mossem Gaspar Malhorquim）。次年，这条轻快帆船被俘并被带往印度，很多船员在那里死于绞刑。

[11] 拉丁语的“信条”（Credo）即基督徒念诵的“我相信”（I believe）。

[12] Stanley，Three Voyages ，383.

[13] 各种版本的引言都被认为是达伽马说的，此语出自Manuel de Faria e Sousa，The Portuguese Asia ，trans. Captain John Stevens（London：C. Brome，1694-1695），1：280。

[14] 这种看法在欧洲广为流传。56位作者匆忙写出133本著作，成千上万的伦敦人逃往高地，还建造了大量方舟。参见Lynn Thorndike，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vols. 5 and 6，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5：178-233。

[15] Stanley，Three Voyages ，396.

[16] Stanley，Three Voyages ，390.

[17] 医院的建筑虽然壮观，效率却受到了限制，因为主治医师们和其他葡萄牙官员一样，都是三年任期。他们刚找到窍门治疗不熟悉的热带疾病，就要回家了。

[18] Stanley，Three Voyages ，394-396.

[19] 加斯帕尔·科雷亚（Gaspar Correia，约1496—约1563），葡萄牙历史学家，著有《印度传奇》（Lendas da Índia ），此书是关于葡萄牙在亚洲的统治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20] 参见Stanley，Three Voyages ，Appendix，pp. x-xvi的原始文本和pp. 385-390的Stanley的译文。果阿的新队长对殖民地存在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果阿的神父太多，他们过于享受与本地妇女结婚，以至于无法组织适当的防御。参见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316。

[21] Stanley，Three Voyages ，397-398.

[22] Stanley，Three Voyages ，405.

[23] 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胡安·德·苏尼加（Juan de Zúñiga）向卡洛斯一世报告，西班牙指望不上达伽马。据苏尼加说，除了威胁要击沉西班牙的船只之外，总督还发誓不理会任何赋予西班牙在摩鹿加群岛之权利的协议，会不惜一切代价把群岛留在葡萄牙人的手里。1523年7月21日写于托马尔的信件，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299-300。

[24] 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325.1523年，克朗加诺尔（Cranganore）的主教堂遇袭并被焚毁。

[25] Stanley，Three Voyages ，412.

[26] 就算被赋予总督的权力，达伽马还是逾越了他的权限。据卡斯塔涅达说，堂·杜阿尔特收到一封王室信件，赦免他和手下受达伽马的管辖，并准许他留在印度，直到回国的舰队准备完毕；如有必要，他将在坎纳诺尔的城堡里等待时机，那里将成为他在这段时间的私人封地。科雷亚说，杜阿尔特拒绝登上达伽马指定的船，而达伽马威胁说要击沉他所在的船；在与总督进行一番激烈辩论以及和一同就餐的人挥泪告别后，路易斯来到他哥哥身边并说服他上岸了。Stanley，Three Voyages ，417-420.

[27] Stanley，Three Voyages ，422.一种说法是达伽马当时患上了口咽型炭疽。

[28] 达伽马的遗骸直到1538年才被护送回国。19世纪时，遗骸以隆重的仪式移往里斯本，在贝伦的修道院重新下葬，该修道院当年是为了纪念他的第一次航行而建造的。多年后，人们发现取错了尸骨，又举行了一次朴素得多的仪式，把真正的遗骨移往新墓。

[29] 佩罗·德·法利亚（Pêro de Faria）的信件，1524年12月28日写于科钦城，引文出自Subrahmanyam，Career and Legend ，343。

[30] Stanley，Three Voyages ，427.

[31] 为了报复他兄弟的行为，这位海盗和他的船员都被砍下双手，船也被付之一炬，这个行动引起了法兰西海盗针对葡萄牙人连续多年的残酷报复。

19.狂野不羁的大海

把瓦斯科·达伽马派去解决印度问题的年轻国王很快就被宏伟王朝的幻想弄得神魂颠倒。和他的父王一样，他也开始幻想着一点一点地遏制印度洋，最终把它净化成基督教的湖泊。他对穆斯林发动了更加残酷的战役，建造了更多的城堡，而达伽马遏制帝国过于庞大的愿望很快就被人遗忘了。随着前哨基地在地图上越设越远，一年一度运到里斯本的香料仅够维持要塞驻军的费用，葡萄牙逐步变成一个领土众多的国家，收入主要仰仗向农民征税。

香料仍被王室垄断，由欧洲商人们资助的葡萄牙船只开始往返于印度洋，他们载着波斯马匹到印度，又把印度纺织品运到印度尼西亚和东非，还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运去日本。事实证明，所谓的跨国贸易比漫长的好望角航线更有利可图，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中很快便超过了穆斯林商人；到16世纪中叶，洋泾浜葡语取代了阿拉伯语，成为东方各个港口的贸易语言。然而，随着与葡萄牙的定期通航日渐中断，帝国的广袤领土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了。

只有意志最坚定和生活最窘迫的人才会渴望去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工作，和他们的十字军先辈们一样，很多前往东方的人在家时都孤陋寡闻。他们决心像贵族一样生活，对如何发财致富却不太挑剔。退学的学生、囚犯、犯罪团伙、被绑架的青年，以及身无分文的小伙子纷纷涌出葡萄牙，令人震惊的堕落故事也开始传回欧洲。

各种传闻四起，法兰西旅行家让·莫凯记述的情景最为悲惨。 [1] 作为法兰西国王的王室药剂师，莫凯负责利用来自全世界的树脂、矿物和芳香剂为国王调制药物。也许是因为整日接触东方的舶来品，他逐渐产生了漫游世界的强烈愿望。国王准许他去漫游全球，条件是他必须给王室的珍奇室带回古怪美妙的纪念品，莫凯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冒险历程。在去过非洲、南美和摩洛哥之后，他在第四次出行时来到了果阿。和同时代的很多冒险家一样，他也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自己的旅行，还连篇累牍地攻击葡萄牙人。

16世纪中叶，果阿已经发展成一个殖民地大都市，有“东方罗马”之称。 [2] 那里的街道和广场旁排列着50座教堂和大量女修道院、济贫院，以及有数千名神职人员任职的教会学院。雄伟的白色大教堂是一位大主教的座堂，他的教区从好望角一直延伸到中国。矗立在繁茂的印度植物之间的总督宫殿、公共建筑和权贵府邸都是文艺复兴和早期巴洛克建筑的精彩范例，庆祝节日和胜利时，大街小巷一派壮观的场面。然而，华丽庄严只是表象，果阿仍是个酒吧妓院云集、打架斗殴不断的边陲小镇，士兵团伙在街上闲逛，一个自封的葡萄牙贵族以武力掌握了实权。

新来到这里的人顶着非常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穿着家常便服跌跌撞撞、半死不活地下船来，却遭到恶意的嘲笑——“满头虱子的家伙”是对这些人常用的侮辱词——他们只好躲在住处、船身下面或是教堂后面，直到搞清楚如何把斗篷或刀剑典当出去，穿得像个老油条，才敢出来。让·莫凯辛辣地写道，他们数周之内便开始自称绅士，“但他们不过是些农民和小商贩”。他说，一个名叫费尔南多的时髦青年引起了一个富婆的注意，在葡萄牙的老雇主之子认出他来的时候，他正戴着大金链子，在一群奴隶的簇拥下昂首阔步呢。费尔南多假装不认识雇主之子，当被问及尊姓大名时，“旁人替他做了回答：这小子难道不是从前给我父亲养猪的人吗？这位时髦青年听得此话，把那人拉到一旁，坦言自己就是那个养猪的，但他告诉那人自己在这里被人尊称为‘堂’，是个了不起的绅士，并乞求那人不要作声，还给了那人一些钱；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另外好几个人认出他并从中渔利”。其他新来的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如果他们吐露了实情，马上就会遭人殴打。就连低阶的士兵也人人自带一名男童，替他们拿着阳伞或斗篷，装出威严气派的样子，如果发生争执——这是常事儿——团伙中只要有人敢拒绝全力支持他们，就会被赶出团伙，还会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

果阿在鼎盛时期曾有逾20万居民——和巴黎当时的人口数量一样，多于伦敦或里斯本的人口。然而，其中只有几千葡萄牙人，而且大多数还是梅斯蒂索人 [3] ——殖民者和原住民女人的混血后代。其余的是印度教徒、印度基督徒和奴隶，每一个葡萄牙人家庭和每一个神学院、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有大量奴隶。奴隶都受到虐待。印度人如果没向新的统治者鞠躬或脱帽致敬，就会遭到刀砍、竹棍抽打或是被人用长长的沙袋敲打。一群船长在夜里去偷一座印度庙 [4] 里的金像，中途点燃了附近的民房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他们在庙里发现有500个圣女在跳舞守夜。这些圣女看到入侵者后就互相挽臂扣腿，在把她们分开之前，葡萄牙人发现自己放的火烧到了庙墙外。他们从女人的耳朵上抢走首饰，为了得到戒指，还砍断了她们的手指，最后没能抢到金像便仓皇撤退。据说，这些女人“悲声震天，不忍卒听。葡萄牙人迅速逃离，而这些虔诚的年轻女子却葬身火海，无人能救。葡萄牙人就是如此对待他们最好的朋友和同盟的”。

毫无疑问，舞女们很担心自己的贞洁，因为在葡属印度，女人实难保全自己。与印度社区保持联系的梅斯蒂索人和略有财产的未婚女孩尤其容易受到凌辱。葡萄牙人会收买后者的奴隶，以便接近她们，然后她们飘飘然地随着葡萄牙人闪电般私奔，而当情人把她们的珠宝在赌桌上挥霍殆尽，她们往往就会被勒死埋掉，至少有一个女人被埋在了自己寓所的地板下面。与此同时，葡萄牙丈夫们一边在妻子愚钝的目光下跟情人放荡玩乐，一边又怀疑他们的梅斯蒂索妻子给他们下了药。莫凯说，他们疑心病非常重，以至于谁只要看他们的女人一眼都会惹上麻烦。

（而如果他们看到妻子与另一个男人说话）马上就会掐死或毒死她们；他们掐死老婆后，会叫邻居来帮忙，说他们的妻子在椅子上昏过去了，但她们再也没醒过来。有时，他们会派人请来理发师给她们放血，说她们身体不适；理发师走后，他们会解开止血带，让鲜血继续流淌，直到这个可怜可悲的人儿死亡；然后，他们又会叫来邻居，把故事编得惟妙惟肖，让邻居看到他们的妻子在睡梦中发生了怎样悲惨的不幸。

还有人把妻子带到小河或池塘里去游泳，“在那里让她们喝上一肚子水；过一会儿，就派奴隶去找他们的女主人，而她们被发现淹死在水中，知情的丈夫却装出很吃惊的样子，还装作为此伤心不已”。那个法兰西人补充说，他就认识一些干掉了三四任妻子的人，不过传说女人也会干掉她们通奸的丈夫，通常是借助毒药。很多人会怪罪气候：莫凯说，那里的天气“太热了，以至于任何男人只要有办法跟女人或少女说上话，就必然想从她们身上获得自己渴望的东西”。

殖民者对待奴隶的方式最为过分。每次都从亚洲和非洲抓来数百名奴隶，奴隶被剥去衣服，在果阿的拍卖场上展示，出售的价格不到一匹阿拉伯马的十分之一。当作处女卖的女孩会被人检查，确保她们的处女膜完整无缺；一些女孩会给人做妾，其他的则被泼洒上香水送去卖淫。莫凯说，无论奴隶做什么，只要没能让男女主人满意，都会被殴打致死。“他们把奴隶的双脚铐起来，用短粗的棍棒抽打，一次500下，还让后者趴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轮流击打这个可怜的人，仿佛那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一段圆木。”莫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主人特别虔诚，则就会用念珠来记录击打的次数。“如果在主人看来，打人的那些人碰巧没那么强壮，或是想要对同伴宽厚一些，他就会把他们变成挨打者，毫不留情地痛打他们。”

在莫凯冗长的谴责文字中，这种邪恶的虐待就算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令举世震惊。法兰西人举了一个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写道，晚上，他在寓所里被打人的声音烦扰得不能入眠，“微弱的声音喘息着，因为他们用麻布堵住被打者的嘴，不让其喊出声来。在一顿痛打之后，他们用剃刀把奴隶的身体划破，然后用盐和醋揉搓，以防溃烂”。他说，主人有时会让奴隶趴在地上，用烧红的铁铲把猪油滴在他们赤裸的肉体上。一个印度女孩曾跑到他的寓所，“大喊救命，并乞求我发发慈悲；但我也爱莫能助，这让我万分难过。她被人带走放在地上，接受了无情的笞刑”。一个梅斯蒂索女人杀过五六个奴隶，把他们埋在自己的花园里；她在惩罚最后一个受害人时，负责施鞭刑的奴隶停下来告诉女主人挨打的人已经死了。“‘不，不，’她答道，‘她在骗人……继续打，继续打，她可是只老狐狸。’”一个奴隶因为未能及时响应主人的召唤，被人在背上钉了一只马掌，很快就死于坏疽；另一个奴隶的眼皮被缝在眉毛上。一个男性奴隶因为泼溅出一些牛奶而被人绑住双手吊起来两三天，随后又“挨了一顿痛打”。莫凯听说一个年轻女人在他的寓所被打，店主的兄弟解释说，跟其他人遭遇相比，这简直不算什么。

他还告诉我，他当店主的哥哥有一天买了个日本奴隶，那是个美丽的女孩，他跟妻子共进晚餐时无意间开了个玩笑，说这个奴隶的牙齿特别白，他的妻子当时没说什么，可当丈夫出国后她看到机会来了，就让人把这个可怜的奴隶抓起来，无情地拔下她所有的牙齿；她还臆断丈夫与另一个女奴隶有染，于是便命人烧红烙铁，烙在这个女奴的阴部，这个可怜的女人当场毙命。

莫凯总结说：“这就是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用在他们果阿奴隶身上的残忍野蛮的手段，那些人的处境连畜类都不如。”直到多年后，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让他不寒而栗。

几乎没有正义可言。一群群葡萄牙人戴上面具，在晚餐时间闯入民宅，从桌子上把餐盘扫进他们的赃物袋；然后要求主人付赎金换回盘子，还要另付赎金来换房主的性命。如果这些葡萄牙人被擒，他们早备好了火药袋，袋子上绑好火柴，威胁说如果有谁胆敢靠近便炸死谁。凶手逃到大陆等待大赦的宣布：军队里盛行开小差，士兵数量永远不足。与此同时，总督相继中饱私囊，对穷人施行暴政。大量香料、黄金和象牙根本没在王室簿册上出现过便消失了。船长们把用于补给的半数金钱收入囊中，手下人只剩下一半的口粮，在败血症、霍乱、痢疾和疟疾等一长串致死原因的后面又加上了饥饿。国王无可奈何，只得缩减王室的商船队，把任期三年的城堡队长的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样做只能是鼓励债务缠身的官员在卸任前变本加厉地盘剥。索法拉的一个队长 [5] 谋杀了他的大债主——一个穆斯林商人，并继续大开杀戒，以巩固与他勾结的另一个穆斯林商人的地位，而且当国王的代理商提出控诉时，还企图把代理商刺死。葡属东方变成了狂野西部的先驱，士兵们收到的薪水是以克拉计算的砂金，船长们也对着彼此的船队开炮。

以前每一次十字军东征所释放的无法无天的力量也被带到了东方。暴力滋生暴力。莫凯说，当暹罗国王抓住一些罪大恶极的西方人时，也没有显示出半点克制：

他下令把一些人一丝不挂地放在铜煎锅里，在火上一点一点地烤死；还有的人被固定在两堆篝火之间折磨而死；还有人被扔到他的象园中，被大象碾压而死：他在这些可怜的葡萄牙人身上施用了一千种野蛮的酷刑。

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东南亚还难说是个开化之地。上述这位暹罗的统治者听说他的指挥官们因为他们妻子无法忍受他们不在身边而拒不出战时，“派人把这些女人带来，下令切掉她们的私处，系在她们丈夫的前额上，并下令让这些指挥官游街示众，然后砍下他们的头颅”。根据传闻，巫师们激起了一个缅甸国王对人民的愤怒，他决定把所有的人全部杀光：连续三年，他禁止任何人犁地播种，违者处死，导致其治下的居民同类相食。而葡萄牙人则是外来的魔鬼，随着他们的侵略性愈演愈烈，以前的朋友也纷纷倒戈。“三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非常厌恶葡萄牙人，”一个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兴味盎然地说道，“乡亲们看到他们四处搜刮，日渐中饱私囊，还想让自己成为那些地方的贵族。……我认为麻烦会越来越大。” [6]

重重困难之下，葡萄牙人探索的最初目的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葡萄牙志在讨伐异端的历任国王原本计划把大量财富从伊斯兰东方吸到基督教欧洲来，随后征服全世界的异教徒和野蛮人，并让他们皈依基督教。虽说大部分财富都落入他人的袋中，但计划的第一部分算是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如果最初是信仰引领着他们冲向东方，而对于后来的绝大多数帝国建设者来说，引导他们的远非信仰，而是肮脏的掠夺。

葡萄牙人喜欢声称，多亏他们抵达了东方，才阻止了整个印度都屈服于伊斯兰。他们当然痛击了马拉巴尔海岸的穆斯林，而后者对丧失权力的回应就是在圣战中寻求殉教 [7] ，这种做法断断续续地一直延续到20世纪。即使如此，他们制定政策的本意也很难说是为了赢得更多人皈依，更不要说能迎来葡萄牙历任国王所梦想的基督教世界大同了。最终，他们走上了强制皈依的老路，宗教裁判所的黑影蔓延到果阿的大街小巷。

早在1515年，曼努埃尔一世就曾向教宗请愿，希望在葡萄牙建立宗教裁判所。

曼努埃尔一世的要求也是他与天主教双王之女结婚的另一个结果。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在其执政初期曾向罗马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宗教法庭，折磨、审判和处死异教徒，但自13世纪初以来，这些做法便少有人用了。曼努埃尔一世请愿之时，宗教裁判所已经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罗马教廷将其在葡萄牙的首次登场延迟了21年。4年后的1540年，第一批马拉诺 [8] 在葡萄牙的第一次信仰审判 [9] 中被公开判决，火刑开始了。

此时，若昂三世变成了和他父亲一样的福音派信徒，本国殖民者的野蛮生活方式越来越让他难堪。当然，暴力绝非问题所在；真正让人担心的是有那么多殖民者沉迷于印度的世俗享乐，就快入乡随俗了。国王转向了新成立的耶稣会 [10] ，包括依纳爵·罗耀拉 [11] 本人在内的创始人中，除一人外都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1541年，也就是若昂三世下令摧毁果阿所有印度教庙宇的一年后，耶稣会派纳瓦拉的巴斯克人方济各·沙勿略 [12] 前往东方。

沙勿略提高殖民地居民道德水准的努力在一片漠不关心的沉闷薄雾中烟消云散。四年后，他放弃了努力，致信若昂三世，认为在果阿建立宗教裁判所是净化其殖民地的唯一方法。沙勿略动身前往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听众更容易接受他的福音传道，在宗教裁判所终于建立起来的前几年，他在努力到达中国的途中去世了。 [13]

当时，葡萄牙将非洲和印度纳入天主教的怀抱已逾50载。罗马看到葡萄牙人情感冷漠，开始对其持悲观态度，同时教廷提醒国王，在其发现之地授其权柄的条件是传播信仰，如今国王似乎已经遗忘了这个交换条件，教会威胁要把亚洲开放给所有的人。威胁多少起了点儿作用。殖民地政府给贫穷的印度教徒提供大米，还给高种姓的人提供了工作，只要他们受洗。很多“大米基督徒”在水中受了浸礼，领取奖赏后，一切照旧。

理论上宗教裁判所只对基督徒有管辖权，但它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宣告印度教的公开活动为非法，违者将被处死。印度教徒近来刚被瓦斯科·达伽马及其同时代的人误认为基督徒，如今却被赶进教堂，去听人嘲笑自己的宗教，并受到一整套歧视制度的管制，从小小的禁令——禁止骑马或坐轿子——到毁灭性的大事，包括禁止基督徒雇用印度教徒，反之亦然。更多的印度人排队受洗，他们没有摆脱供奉小偶像或屏声息气地咏唱的老习惯，和大米基督徒一样，他们也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宗教监管，稍有不慎就要被施以宗教净化的火刑。

很多逃离了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新基督徒”在印度又成了它的受害者。成百上千的人被烧死在大教堂广场的火刑柱上，更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穆斯林区域去避难。最后，宗教裁判官还突袭了曾经如此渴望与瓦斯科·达伽马及其国家结盟的圣多马基督徒。1599年，宗教裁判所声称圣多马基督徒奉行的是一种异端形式的东正教，强迫他们全体皈依了天主教。宗教裁判官焚烧了他们的经书，废除了古老的礼拜用语，还把他们的神父投入大牢，并派刺客暗杀他们。地牢和酷刑室人满为患，宗教裁判官把受害者的财产纳入私囊，还与殖民地政府共谋，以把他们移交葡萄牙人控制来恐吓他们。

果阿宗教裁判所是所有声名狼藉的，最残酷、最邪恶的灵魂法庭之一，同时也极其失败。 [14] 纠缠于教义的纯粹性无法让来自迥然不同的宗教传统的人皈依。而试图理解那些传统并将当地教堂融入其间的传教士们则要有效得多，然而他们中有些人正是因为成功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整体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教士仁慈地放弃了宗教裁判官的优越感，他们到达中国，学习了当地的语言，并以当地的风格来打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尽管当众布道意味着斩立决，但他们还是吸收了大量的皈依者，其中有地位颇高的满族人，甚至还有一些地方长官。然而，他们也遭到了葡萄牙主人的讨厌行为的牵制，而让·莫凯对于传教士在日本的艰苦经历有其自己颇为典型的刻薄解释。他说：

日本人是敏感而谨慎的民族，他们对葡萄牙人的计划心知肚明，那就是在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后，葡萄牙人就会不择手段地剥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因此，他们并不接受葡萄牙人示好，更不会渴望由葡萄牙人来统治了，这或许正是他们杀害如此众多的耶稣会教士的原因之一，而后者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日本人非常疼惜自己的妻子，而葡萄牙人除了将他们的妻子掠走之外别无他求，尤其是掠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妻子，这样，若日本丈夫想要换回自己的妻子，葡萄牙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提条件了。

“我在三印时发现，”莫凯愤怒地补充道，“葡萄牙人的通奸、野心、贪财和贪吃是印度人未能轻易地变成基督徒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个法兰西人当然有针对葡萄牙人的种种偏见，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帝国保护伞的庇护，传教士们确实无望取得重大的进展，而且还有很多人殉道。

奇怪的是，当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遭受到的迫害越来越多，而当年驱使瓦斯科·达伽马来到印度的对穆斯林的敌意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不是因为穆斯林没有造成威胁。1524年，一个名叫巴布尔的乌兹别克军阀经由阿富汗的山路闯进印度，他的血统可怕至极，父系是帖木儿一族，母系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巴布尔决心夺回他应得的遗产，他建立了帖木儿家族的德里帝国，欧洲人称其为莫卧儿帝国。莫卧儿人横扫北印，但他们没有海军，无法在海上挑战葡萄牙的霸权地位，而葡萄牙人出于实际考虑，拒绝与他们交战。让西方人更加惊恐的是，日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终于将它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东方的海路上。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海战从印度打到印度尼西亚，但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十足把握让自己的海军力量越过红海。1538年，一支由80条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从埃及出发，发动了“圣战”，准备一劳永逸地“报复葡萄牙异教徒的邪恶行径” [15] ，但第二次第乌战役以葡萄牙人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557年，土耳其人的威胁永远地被解除了。

1565年，在距离葡萄牙的活动中心更近的地方，曾一度不可一世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终于败在邻国穆斯林苏丹的手下。苏丹的大军兵发海岸地区来驱逐葡萄牙人，殖民者在经历了一次严酷的十月围城后，只得盘踞在果阿。而在那之前很久，帝国的大多数随心所欲的垄断者早就开始认为，和根除穆斯林相比，与穆斯林商人结盟更有利可图。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与日俱增的通缉犯和从舰队逃出来在亚非四处游荡、通过婚姻进入当地的贸易网络并接受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信仰的人。很多人以当帝国的掮客为生，久而久之，几乎都看不出那是个葡萄牙人的帝国了。在东非，一种金钱至上的共存局面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到16世纪70年代，彼时一位年轻的葡萄牙国王 [16] 染上了讨伐的狂热，派遣新的军队在印度洋沿岸屠杀穆斯林。

随着16世纪的临近，十字军舰队日渐衰落。原因很简单：愿意并能够随时航行去东方的葡萄牙人不多了。

死亡的阴影永远跟随着探险家们，但在轻视生命的时代，冒险的回报是值得以命相搏的。祈盼天堂而恐惧地狱的人渴望成为十字军战士；出身贫寒的人渴望一睹东方的富庶。而精英把持着财富不放手，信仰最终在疾病、饥荒和暴风雨面前不堪一击。就连虔诚的人也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选择了他们来实行祂的计划。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葡萄牙最伟大的史家在16世纪中叶悲叹道：“现在看来——由于我们的罪孽，或是某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上帝之明——在我们的船队深入的埃塞俄比亚这块伟大土地的入口，祂以致死的热病的形式，放置了一个手持火剑的险恶天使，阻止我们深入内陆，找到灌溉这个尘世乐园，并从那里流向大海、流向我们征服的很多地方的泉水——金河。” [17]

在瓦斯科·达伽马首次航行之后的30年里，大约有80000葡萄牙男人——还有一些女人——前往殖民地。大概只有8000人后来回国了。对于一个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过1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个难以承受的损失。当可怕的瘟疫再次袭击葡萄牙、导致无数人丧生时，王国各处的市镇和村庄呈现出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

多亏东方的魅力渐渐褪去，才避免了全面的崩溃。

绕过非洲的航行曾经是个致命的障碍，如今却也早已变成了乏味的家常便饭。没有新的海岸可供探索，没有新的种族可以遭遇，也没有新的星座可供制图，最终找到巨大财富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葡萄牙人仍然坚持着旧制度，即把水手和士兵分开，两者均由出身高贵的人而不是能力强的人来负责指挥，在船上斗殴也令人沮丧地变成了海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收取佣金的商人们在2000吨吨位的船上堆满货物后，斗殴就愈发频繁，那种船在设计时只考虑了承载能力而没有考虑是否适航或舒适。自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以来，舰船的设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都是船楼置后，船体呈球状，这种船体积越大就越是头重脚轻不稳定。它们负荷了过多的货物和乘客，船况不佳，船员也都是些生手和奴隶，每四条船就会有一条遭遇灾难。

在所有因船难、海盗和战争而葬身大海的葡萄牙船中，有一条船的命运在后来的每一次航行中都产生了反响。

1552年2月，圣若昂号（São João）离开科钦城 [18] ，它的船舱里塞满了有史以来最重的货物。航行季节已近尾声，船在好望角附近驶入暴风雨。主桅和船舵全断了，船也撞进了纳塔尔海岸。120个幸存者——其中包括船长、一个名叫曼努埃尔·德·索萨·德·塞普尔韦达的贵族和他的夫人莱昂诺尔女士——在自己的衣服里塞满了财宝爬上岸去。他们没有补给，很快便口干舌燥、饥肠辘辘，遇上一群非洲人后，请后者带他们去见国王。

国王捎话给外乡人，不准他们进入自己的村庄，但如果他们在树丛中扎营，他就会给他们送去食物。因为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这些人就依令行事，享用了他们得到的食物，并决定等下一条船经过。他们用来防身的只有从沉船上抢救出来的五支滑膛枪。

曼努埃尔·德·索萨派一个手下去为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幼子要一幢房子。国王答复说可以借给他一幢，但他的人必须分别住在当地各个村落中，因为他养不起所有的人。他还说，酋长们会带他们去新家并照顾他们，但首先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德·索萨没理会一个酋长警告这些遭难者应该团结的建议——也无视自己更坚定刚强的妻子的抗议——命令手下交出滑膛枪。

“你们放下了武器，”莱昂诺尔女士悲伤地说，“如今我已全无希望，只有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消失了。”

船长再也不以领导自居，他让手下各显其能，自行回家。他说他要留在原地，只要能让上帝高兴，他愿意和全家人一起死在那里。非洲人带着成群的水手穿过灌木丛，到了他们各自的村子，在那里把他们剥光了一顿痛打，还把他们洗劫一空。在国王的村庄里，非洲人拿走了曼努埃尔·德索萨和他的家人、五个女奴以及留下来陪他的十几个手下的珠宝和钱币，让他们去找其他同伴。

四散的很多小队人马设法重新集合起来，但无人负责指挥。没有武器、衣物或金钱，他们艰难地穿过险峻的地带，一些人去了森林，另一些人走向群山。备受屈辱的半疯船长带着虚弱不堪的余部上路了，但他们刚一动身就遇到更多的非洲人，非洲人剥去他们的衣服，还伤了德·索萨的一条腿。莱昂诺尔女士企图用双拳挡开攻击她的人，但丈夫求她放弃抵抗，任人剥衣，还“提醒她每个人生来都是赤裸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她应该服从”。儿子们哭喊着要吃的，她只得躺在地上，用她的长发盖住羞处，在沙地里把自己埋到腰部。她拒绝移动，就算她的老保姆把撕破的斗篷递给她遮体，可为了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她也再没有动过。

其他男人羞愧难当地避在一旁。“你们看到我们的境况了，我们走不了多远了，必须为了自己的罪孽而死在这里了，”莱昂诺尔女士对沉船的领航员说，“你们继续前进吧，自己逃命去，把我们托付给上帝吧。如果你们有生之年还能到达印度或葡萄牙，请告诉人们，你们把曼努埃尔·德·索萨和我还有孩子们留在了这里。”

大多数人蹒跚着走进灌木丛，而德·索萨的腿流着脓，他意识不清醒地爬出去寻找水果。他回来时，莱昂诺尔女士因为哭泣和饥饿而半昏了过去，他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他把儿子小小的尸体埋在沙里。第二天他回来时，发现女仆们正在他的妻子和另一个儿子的尸体旁哭泣。他送走那些女人，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妻子的尸体。半个小时后，他站起身来，把家人都埋葬了，然后他就消失在灌木丛中，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三个女奴隶成功逃到果阿，在那里讲述了这个令人难过的故事。37年后，另一条葡萄牙船在不远处出事 [19] ，一个当地的酋长来看这些海难幸存者，并提醒他们不要在陆上行动，因为窃贼们会来抢劫、杀人。“他还说，曼努埃尔·德·索萨·德·塞普尔韦达当年路过此处时，其父亲曾经警告过他，”一个史家记录道，“但他没有听从建议，从此失踪了。”水手们改而涉水去了一个小岛，在一个废弃的葡萄牙定居点扎营，那个定居点是象牙商人建造的。在水手和士兵们开始吵嘴打架时，船长——另一位葡萄牙贵族——把自己关在一个半废弃的小屋里，乞求手下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因为他又老又累，看到自己和妻子面临如此困境，便决定在那里当个隐士，以忏悔自己的罪孽来度过余生”。四年后，另一伙遭遇海难的人却表现出更好的纪律性，他们在陆上前进了三个多月，直到遇上舰队的其余船只。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向他们的领队鞠躬脱帽的非洲人。“我要亲吻阁下的双手”，他以葡萄牙人的方式说道，原来他是由圣若昂号上的葡萄牙幸存者们抚养大的。

圣若昂号、愚蠢的曼努埃尔·德·索萨和悲惨的莱昂诺尔女士的恐怖故事不断浮现在迷信的水手们眼前，像幽灵一样提醒着他们一切邪恶和罪孽的存在。总有笨重庞大的宝船在海上消失，周期规律得可怕。无论它们的船长身份有多高贵，往往都是极其蹩脚的领袖。当地原住民往好了说不过是冷漠，往坏了说，他们对入侵者有极其强烈的嫌恶。气候严重破坏了欧洲人的身体，热带疾病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伤亡数字非常惊人：单是在果阿医院里，整个17世纪便有25000个病人死亡。印度洋沿岸的墓碑标志着无数年轻人在生命盛放之前便丧命于此。还有无数人葬身大海或在那里失踪，他们的缺席所带来的伤痕是他们来过世间的唯一证据。

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戈梅斯的耶稣会神父总结了很多不幸之人的感情。17世纪40年代，戈梅斯本人也曾在斯瓦希里海岸遭遇海难。他走去最近的村子，求见当地的酋长。一个皮肤粗糙、胡须灰白的老人出现了；戈梅斯大胆推测他一定是瓦斯科·达伽马那个时代的人。

“我开始抱怨大海对我们如此恶毒，”神父说，“然而酋长的答案在我看来非常睿智。”

“‘先生，如果你明知道大海狂野不羁没有理智，为什么还要冒险出海呢？’” [20]

[1] 以下引文出自Jean Mocquet，Travels and Voyages into Africa，Asia，and America，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Syria，Jerusalem，and the Holy Land ，trans. Nathaniel Pullen（London，1696），246-246v，267-268，249-252v，259-260，262-263。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和弗朗索瓦·皮拉德对果阿的描写只是略为平淡了一些。

[2] 关于果阿旧城，参见José Nicolau da Fonseca，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Bombay：Thacker，1878）；Anthony Disney，The Portuguese in India and Other Studies，1500-1700 （Farnham，UK：Ashgate，2009）。

[3] 原文为葡萄牙语mestiços。

[4] 这座庙宇临近科钦城，虽然它在葡萄牙人的盟友看来是个圣地，但葡萄牙人还是袭击了它。

[5] 这位队长是堂·若热·特莱斯·德·梅内塞斯（Dom Jorge Teles de Meneses）；代理商是若昂·韦略（João Velho），他在1547年给国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讲述其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参见M. D. D. Newitt，A History of Mozambique （London：Hurst，1995），1-3。

[6] 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于1524年11月16日在威尼斯参议院的演讲，引文出自Sanjay Subrahmanyam，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350。

[7] 一篇题为The Gift to the Holy Warriors in Respect to Some Deeds of the Portuguese 的马皮拉史诗记录并赞美了反抗运动。在1921～1922年的一次马皮拉人起义中，或许有多达10000人死亡。参见Stephen Frederic Dale，“Religious Suicide in Islamic Asia，”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no. 1（March 1988）：37-59。

[8] 马拉诺（marranos），指被迫改信基督教，暗中仍奉行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

[9] 原文为葡萄牙语auto da fé。

[10]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可以说是维新派，专向年轻人传教，重视神学教育，奉行军事化管理，并要求会员对修会和教廷的命令绝对服从。

[11]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罗马公教圣人之一。他在罗马公教会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宗教改革。

[12] 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也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他率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天主教会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

[13] 1552年，这位修道士先驱死于热病，被葬在一个海滩上；翌年，他的尸体被带往果阿。他如今仍然安息在果阿旧城仁慈耶稣大教堂的一个宏伟的墓园里，双臂遗骨中的一条被带去罗马的耶稣教堂，另一条本来被人想带到沙勿略曾工作过两年的日本，但最终只到达了澳门。

[14] 这种特别法庭直到1812年才被废除。大部分的记录被毁；受害者人数不详，但据信受到审判的至少有16000个案件。参见A. K. Priolkar，The Goa Inquisition （Bombay：Bombay University Press，1961）。L’inquisition de Goa：La relation de Charles Dellon（1687），ed. Charles Amiel and Anne Lima（Paris：Chandeigne，1997），这本著作是一个以笔调严酷冷峻出名的法兰西目击者所讲述的现代版本。

[15] 引文出自K. M. Mathew，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Navigation in India，1497-1600 （New Delhi：K. M. Mittal，1988），214。

[16] 1557年，三岁的国王塞巴斯蒂昂继承了王位，他深受其耶稣会导师的影响，决心努力传播信仰。1569年，他制订了一个被葡萄牙商人大肆吹捧的计划，意在攫取姆诺莫塔帕传说中的非洲金矿，但在实施之前，他将此次行动的道德问题提付一群律师和神学家来讨论。返回的答案是拟议中的战争可以用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在该地区被杀，以及当地的国王庇护穆斯林为理由，且只要以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为其首要目标，它就是正义的。塞巴斯蒂昂派遣葡属印度的前总督弗朗西斯科·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作为一支大军的首领；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耶稣会的一名神父，根据王室的命令，巴雷托须听从后者的建议。他们没有直奔金矿，而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屠杀海岸地区的穆斯林，随后出发去追踪谋杀那位神父的人。还未达到目标，巴雷托和他的大部分手下就死于热病，但这次探险标志着在非洲内陆殖民和福音传道的联合行动的开始。

[17] 若昂·德·巴罗斯所言，引文出自Peter Russell，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A Lif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343。

[18] 关于它的故事，参见M. D. D. Newitt，ed.，East Africa （Aldershot，UK：Ashgate，2002），99-103。这段叙述首次出现在Bernardo Gomes de Brito的História Trágico-Maritima 中，这是1729～1736年在里斯本出版的一部两卷本海洋灾害文集。英文节选译本参见C. R. Boxer，ed. and trans.，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1589-1622 （London：Hakluyt Society，1959）and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1559-1565（Cambridge：Hakluyt Society，1968）。

[19] Newitt，East Africa ，105-106.

[20] Newitt，East Africa ，65.戈梅斯在1645年之前不久遭遇海难。

尾声

1516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在64岁高龄时搬到了法兰西。他随身带去了三件作品：两幅宗教画和一幅谜一般的肖像，后人称后者为《蒙娜丽莎》。

一条隧道把列奥纳多带塔楼的庄园和法兰西国王所偏爱的寓所昂布瓦斯城堡连在一起。弗朗索瓦一世 [1] 当时只有22岁，但两人几乎每天见面，还成为彼此忠实的朋友。列奥纳多赴法三年后去世时，弗朗索瓦一世双臂环抱着他的头。“世上再没有另一个人，”国王悲叹道，“能像列奥纳多这样博学了。” [2]

文艺复兴早已来到法兰西。知识界的变革发轫于竞争激烈的意大利各城邦，在那里受到来自东方的灿烂文明的滋养，又随着战火来到北方，把对于学识和艺术的新的兴趣带到了一个痴迷于战争的国度。弗朗索瓦一世派他的代理商们去意大利买下绘画作品、雕塑和手稿，甚至还企图把列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连墙皮带画都搬到法兰西去。他在王国里处处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城堡，其中包括世上最惊人的狩猎屋香波尔城堡，列奥纳多本人也参与了设计，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那里招待了他的死敌——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

两人渊源颇深。20年前，19岁的卡洛斯一世击败了24岁的弗朗索瓦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人结下的梁子如此之大，以至于卡洛斯数次提出要和法兰西国王单挑。最伤及法兰西自尊的是，1525年，两人在争夺对米兰公国的控制权时，卡洛斯的军队抓住了弗朗索瓦，法兰西国王被挟持到马德里，被投入了大牢。

参战期间，弗朗索瓦让自己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 [3] 留下来当摄政王。当路易丝听说儿子被俘后，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

第一位特使在波斯尼亚失踪了，但第二个特使抵达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他鞋里藏着致苏丹苏莱曼大帝 [4] 的信，请求他与法兰西联盟。列奥纳多·达芬奇或许对此不敢苟同。他在搬到卢瓦尔河 [5] 的十多年前，曾为伊斯坦布尔设计过一座高耸的单跨桥。苏莱曼的祖父拒绝了达芬奇这个大胆的提议，认为它荒谬而不切实际，转而聘用了列奥纳多的托斯卡纳同乡米开朗琪罗。

然而，盟约最终还是达成了，苏莱曼厌恶他的对手自称罗马皇帝，便给卡洛斯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释放法兰西国王并缴纳岁贡，否则就要自食恶果。卡洛斯拒绝了，1529年春，奥斯曼军队向他所在的城市维也纳进军。苏莱曼的12万大军虽在人数上远胜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民兵的守军，但土耳其人在冬天的泥泞中艰难跋涉后身体状况不佳，补给也快用完了，一场大雪过后，他们悲惨地撤退了。

这次失败的围攻成为土耳其军力巅峰时期的标志，但奥斯曼帝国仍是文艺复兴世界里唯一的超级力量。土耳其人沿着早期阿拉伯征服者们的道路，从埃及向西行军，很快便席卷北非。60000名奥斯曼士兵和水手把医院骑士团的最后500名骑士赶出了位于罗德岛 [6] 的要塞，把他们逼回了马耳他。一个名叫海雷丁 [7] 的柏柏里海盗——人称“巴巴罗萨”——被指派为奥斯曼的舰队上将，他在地中海独霸一方。法兰西与土耳其人结盟让其他基督徒大感震惊，但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535年，法兰西在庄严朴特 [8] 设立了常设大使馆，就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皇宫的入门处，大使们在那里受到接见，此名因而延伸为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别名。奥斯曼的战舰在马赛过冬，并联合法兰西发动了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攻。法兰西舰队随后在伊斯坦布尔过冬，直到弗朗索瓦和卡洛斯最终宣布停战后，盟军的战役才告一段落。停战后不久，法兰西国王便邀请他的宿敌来到香波尔城堡，炫耀他华丽的新地毯。

短暂的融洽气氛很快又变得冷若冰霜。卡洛斯的手下刺杀了弗朗索瓦派驻奥斯曼的大使，基督徒再次与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基督徒。 [9] 巴巴罗萨的船队与法兰西海军联手摧毁了尼斯，那座城市属于卡洛斯的一个盟友，尽管这位前海盗素以其对盟友反应冷淡而闻名于世。“你们的海员往桶里灌的不是火药，而是葡萄酒对吧？” [10] 他质问嗜酒如命的法兰西人。奥斯曼舰队及其30000名水手和士兵在土伦过冬时，弗朗索瓦命令全城的人口撤离，还把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土耳其人和法兰西人的联盟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尽管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 [11] 败给了基督教神圣同盟，之后又在1683年围攻维也纳时以惨败收场。

法兰西不是倒向伊斯坦布尔的唯一一股欧洲力量。1578年，一个名叫威廉·哈博恩（William Harborne）的英格兰商人到达庄严朴特，并向苏丹穆拉德三世 [12] 表达了敬意。翌年，穆拉德三世开始了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通信。作为回应，女王送给苏丹一座精美的旅行钟，更有争议的是还送给他大量的铅以供其制造弹药，其中大部分铅是从天主教修道院的屋顶上剥下来的。这已经不是伊丽莎白头一次与伊斯兰国家缔约了：她曾经批准过向摩洛哥出售盔甲和弹药，也曾给那里的统治者写过热情洋溢的信件并派驻大使。

当时，宗教改革把欧洲一分为二，变成两个敌对的神学阵营。 [13] 1570年，教宗把“自命为英格兰女王，实为罪恶之仆从的伊丽莎白” [14] 驱逐出教，伊丽莎白转向伊斯兰世界去寻找可能的盟友，以一同对付居于首位的天主教势力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统治者一样，奥斯曼的苏丹也乐于接受这种主动示好。与教宗的恶语相向大相径庭，他在信中称女王为“所有追随耶稣的女人中引以为豪的人物，救世主的子民中最杰出的尊贵女士，拖曳着尊贵庄严之长裙的基督教公众事务的女仲裁人，英格兰领土的女王，伊丽莎白女王陛下”。 [15] 他指出伊斯兰教和新教是同源的信仰；与天主教徒不同，两者都厌恶偶像崇拜，相信经书的力量。伊丽莎白回信表示十分赞同，并随信附上了一些破碎偶像的残片，而在1583年成为第一位英格兰驻庄严朴特大使的威廉·哈博恩用能够取悦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说法，恭维穆拉德三世是“最令人敬畏、最仁慈的皇帝” [16] 。哈博恩在苏丹的顾问耳边窃窃私语了一些睿智的忠告，两个国家便开始讨论发起一场对西班牙的联合战役。

说是西班牙，但伊丽莎白把葡萄牙也算在里面了。威廉·哈博恩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年，葡萄牙24岁的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 [17] 在一场讨伐摩洛哥的灾难性战役中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全速冲进摩尔人大军，人们推测他已阵亡，但很多葡萄牙人信仰塞巴斯蒂昂主义——相信这位年轻的国王会突然现身，在葡萄牙最黑暗的时刻力挽狂澜——一些冒牌货也借机利用了这一希望。王室成员的失踪所引发的接二连三的继位危机，与塞巴斯蒂昂主义的流行不无干系。曼努埃尔一世的三个孙子、孙女和外孙都宣称自己有权继承王位，1580年，三者之一进军葡萄牙，击败了众望所归的王储。新国王是法兰西的老对手卡洛斯的儿子，其父亲去世后，他成为西班牙的国王费利佩二世 [18] ，同时也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和米兰公爵、低地国家的领主，在他与亨利八世 [19] 那位信仰天主教的女儿玛丽 [20] 的四年婚姻期间，他还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让他的很多新子民失望的是，傲然独立的葡萄牙被并入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且还是由西班牙领导的帝国。

60年来，同属“探索时代”先锋的这两个国家被束缚在一种很不自在的联盟关系里。通过结盟，葡萄牙发现自己站在了英格兰与荷兰的对立面。1568年，数十年来一直在欧洲北部转售葡萄牙的东方货物的荷兰为反抗费利佩二世的统治，发动了八十年战争 [21] ；作为回敬，费利佩二世禁止他们去里斯本。1585年，与费利佩之妻同父异母的伊丽莎白一世派遣一支军队去援助荷兰的清教徒，开始了长达19年的英西战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22] 开始劫掠西班牙各港口和满载宝物的舰队，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环球航行，西班牙无敌舰队扬帆直抵英吉利海峡，却遭到惨败。

多年来，英格兰与荷兰的探险家为了找到通向东方温暖海域的北方通道，勇敢地穿越了俄罗斯和加拿大冰冷的不毛之地。如今既然葡萄牙已成敌人，对于以武力控制其通往亚洲的海上路线若是稍有任何踌躇，都会遭遇民族主义的怒火。

1592年，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残部艰难航行回国的四年之后，一支英格兰的海军分遣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海域俘获了一艘巨大的葡萄牙轮船。这艘上帝之母号（Madre de Deus）——船身全长165英尺，7个甲板上装备有32门铜制大炮，还有逾600名乘客和船员——当时正满载着财宝从印度回国，它比海上任何一条英格兰船都还要大上三倍。俘获这条船的舰队驾驶它回到了英格兰，它在达特茅斯造船厂的船坞里被高高架起。英格兰人把它编入库存清单，这令整个国家的人都目瞪口呆。五年后，理查德·哈克卢特 [23] 在他伟大的英格兰游记概略中简单介绍了这一劫掠品，他的题目极具误导性：“上帝之母号被俘，向敌人表现出超凡人性”。 [24] 他还提及在制订清单之前，一大批珠宝神秘地消失了。

人们发现，货物主要……包括香料、药物、丝绸、印花棉布、棉被、地毯和颜料等物品。香料有胡椒、丁香、肉豆蔻衣、肉豆蔻、肉桂、生姜；药物有安息香、乳香、良姜、余甘子、索科特拉岛芦荟、散沫花；丝绸包括大马士革花缎、塔夫绸、薄绢、仿金织物、中国生丝、散丝、捻线白丝、卷柏枝。印花棉布有布克棉布、劳内斯棉布、宽白棉布、精美上浆棉布、粗白棉布、褐宽棉布、褐粗棉布。还有遮篷和菱纹粗布毛巾，粗绢和粗布被子，以及土耳其风格的地毯。还要加上珍珠、麝香、灵猫香和龙涎香。其余的货物数量虽多，价值却不高，如象牙、中国瓷器、椰子、毛皮、漆黑的乌木、乌木床架、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树皮衣料，以及工艺品等。

码头上一团混乱，怒气冲冲的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沃尔特·雷利爵士 [25] 去抢救属于她的那部分战利品。货物价值50万英镑，这是个天文数字，几乎相当于英格兰国库的一半。就算从远处赶来的所有水手、渔夫和盗贼个个都把自己的衣衫塞得鼓鼓囊囊，余下的货物也价值15万英镑之多，“足够（以女王陛下为首的）众多冒险家们坐地分赃，皆大欢喜”。

哈克卢特在他迷人的目录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想法，那是瓦斯科·达伽马及其海上先驱朋友们十分熟悉的调子：

此时我不禁开始思考并认识到上帝对我国的青睐，上帝把这笔买卖交给我们时，显然发现了那些秘密交易和印度的财富，而在此之前令人奇怪的是，那些财富一直不为人所知，还狡猾地使我们蒙在鼓里；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曾白驹过隙般地一睹那些财富的芳颜，如今一切已真相大白，人尽皆知了。因此，上帝垂青我们，其旨意看来是（如果以我们的软弱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话）让我们与他们交易那些东方的印度宝物，并通过合法交易的创立，改善我们促进真正的宗教和祂的圣事之手段。

颇有帮助的是，那条葡萄牙船还贡献了一份文件，它“被封在一只香柏木盒子里，用将近一百层上好的卡利卡特布料包裹着，仿佛那是举世无双的珠宝”，这份文件详尽描述了远东的贸易体系。

这不是从东方泄露的唯一的商业机密。哈克卢特的书中还收录有英格兰人拉尔夫·菲奇 [26] 的报告，菲奇曾于1583年携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出海。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俘获了菲奇，把他投入果阿的牢房，但他成功越狱，开始了印度、缅甸和马六甲之旅。几乎同时，荷兰人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 [27] （他虽然是坚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却在印度为果阿大主教担任了六年的秘书）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葡萄牙人在亚洲航海的书，他的书甫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三种语言。 [28] 两个旅行家都描绘了异域东方的繁荣景象，并严厉谴责了无法无天的葡萄牙帝国，但范林斯霍滕除详细列举了欧洲、印度、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各条航线之外，还在书中收录了他在果阿秘密复制的一捆海图。

葡萄牙死守了一个世纪的秘密突然被公之于世。一场旨在打破葡萄牙对东方贸易长达一个世纪的垄断的竞赛开始了，这一次，两个对手是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成立的两家东印度公司。

在俘获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上帝之母号两年以后，第一支英格兰舰队从印度返航。第二年，第一支荷兰舰队离开了阿姆斯特丹。 [29] 这两次航行都给其船员们带来了致命灾难，但它们证明了葡萄牙船并非唯一能够成功抵达印度的船舶。

荷兰人加紧造船，舰船一出厂便被派往东方，很快便赶上了英格兰人。1603年，一支荷兰舰队在新加坡海域俘获一条葡萄牙船，后者载着1200捆中国丝绸和数量惊人的麝香，随之引发了争吵骚动，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 [30] 在其《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一书中提出了激进观念——海洋是国际领域，应向所有的人开放。在这块公正的遮羞布的掩盖下，荷兰人开始占领葡萄牙帝国分散在各处的要塞。1604年，卡利卡特的扎莫林刚刚与葡萄牙人联手扑灭了一次穆斯林反叛，现在又急忙与荷兰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对抗葡萄牙人。每年冬季，荷兰人都从印度尼西亚的新都巴达维亚——如今的雅加达——出发，去封锁果阿。他们在1641年夺取了马六甲的大城堡和贸易中心，1656年征服了科钦城，1658年攻克了锡兰，1663年又占领了坎纳诺尔。随着全世界的香料都从巴达维亚流向正西方的好望角荷兰殖民地，继而再被运往尼德兰，阿拉伯海的季风就不再控制世界贸易了。红海和波斯湾的古老港口陷入沉寂，那里的市场除了奴隶和椰枣外什么都没有。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那些足智多谋的商人们幸存了下来，生意甚至还蒸蒸日上，但买卖转向了最新的流行品——咖啡。

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追随着葡萄牙人的脚步，同时还可以吸取先驱的教训。两个国家都开始建造线条流畅的大帆船，这种船更易操控，火力也强于笨重的葡萄牙船，他们还把船员编成统一的水手-士兵战斗小队，由职业海军指挥官负责统领。葡萄牙逼得对手们创立了第一批现代海军，而它施行的由王室来垄断香料贸易的失败尝试，也鼓励了新的竞争者转而信任自由企业。自由企业并不意味着毫无管制；对葡萄牙商业造成严重破坏的剧烈冲突恰恰表明有必要对供应链进行严格控制。荷兰人把当地商人逐出市场，直接控制了香料群岛中的很多岛屿，还杀掉大量居民，或是把他们变成奴隶。

荷兰人在东南亚安顿下来，而英格兰人却从葡萄牙的困境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那时，说波斯语的莫卧儿人和欧洲人一样，都不是印度的原住民，莫卧儿人已经征服了除南方一小块地区之外的全部印度次大陆。1615年，一个名叫托马斯·罗爵士 [31] 的英格兰大使抵达莫卧儿宫廷，还成为皇帝的酒友，并与其缔结条约，条约规定东印度公司获得了整个帝国的独家贸易权。同时，英格兰还与波斯联手，波斯当时由什叶派的沙阿统治，决心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地位，1622年，盟军把麻烦不断却占领霍尔木兹长达一个世纪的葡萄牙人驱逐出去。虽说这家公司的商人们最终还是拿起了武器，但它跨越宗教分歧展开合作的意愿让它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权力结构，这是葡萄牙人从来未曾做到的——连想都没想过。可这对东方的古老文化意味着更大的灾难。香料的狂热最终消散，茶叶以其不可思议的高价变成了欧洲人最新的时兴物品，英国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换取中国生产的茶叶，把中国整个国家的人都变成了瘾君子。

正是由于英格兰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为了土地和贸易展开激烈的战争，东方的海洋才受到彼此敌对的欧洲各国的战舰和海盗船的侵扰，而且每一个国家都企图克敌制胜，在武力上超过他国。瓦斯科·达伽马开启的海路变成了邪恶的殖民地争夺的通道，这种争夺看似永无止境。

时至今日，果阿的葡萄牙旧都仍是一座鬼城。葡萄牙的仓库、医院、宅邸和宫殿都已杳无踪迹。这座绵延不断的城市一直是热病肆虐之地，19世纪，这座城市遭到遗弃，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只有几处壮观的教堂遗留下来，点缀在绿化草地上很是引人注目，像是宗教主题公园里的景点。成群的游客前来苦思那些教堂建在这里的目的，参观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墓园，以及印度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所遭受的意外的苦难。夕阳西下，旅游团离开时，这些承载着昔日梦想的特大号纪念物像被遗弃的巨型新娘一样，在一些耐心的神父和修女的照料之下沉思着。

穿过印度洋则是葡属非洲首都的废墟。莫桑比克岛在果阿灭亡几十年后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最终让人们抛弃了通往东方的好望角航线。殖民地房屋的废墟里长出了树木，生锈的火炮被胡乱丢弃在海军老船厂的地上。一座庞大的新古典主义医院建筑年久失修，耸立在一个大广场旁，这个配有乐队演出台的广场如今是当地孩子们的游乐场，孩子们跟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住在由茅屋组成的人口稠密的村庄里。耶稣会神学院的漂亮红砖建筑 [32] 前面是一个刚强坚定之人的塑像，他身穿十字军军装，拳头紧握在胸前，长剑随时准备出鞘，坚毅的双眼凝视着远处的大海。这座塑像在最近一次暴风中倒下了，尽管它又被放回底座上，但曾经拼写着VASCO DA GAMA之名的字母脱落了，再也没有被复位。这座雕像非同一般，但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仿佛是对其主题人物后世名声的一个适当的注解。

在这段历史的起点休达，非洲圣玛利亚的庇护所仍然把航海家恩里克1421年捐赠的圣母像放在首要位置。这位葡萄牙亲王把画像送给当时正在守卫这座城的基督骑士团骑士们，据说它曾多次显灵，尽管在1640年葡萄牙与邻国开战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时，圣母像却未能阻止休达站到西班牙一边。如今那里仍属于西班牙，但它的所有权受到与其海岸相连的摩洛哥的激烈争夺，正如西班牙也在争夺位于它对面、人称赫拉克勒斯北柱的直布罗陀一样。数个世纪的圣战武士们脚踩过的路径仍依稀可见。

实际上，休达近年来所受到的关注是多个世纪以来最多的。2006年，人称基地组织军师的埃及伊斯兰圣战前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呼吁把休达从基督徒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33] ；两年后，他称联合国是伊斯兰教之敌，因为联合国认为休达是十字军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休达虽失去了往日的战略地位，但在伊斯兰军队从那里出发向欧洲进军的1300年后，在葡萄牙军队到达那里、开始了它周游非洲的长途冒险600年后，在某些人看来，它仍然象征着穆斯林报复西方的希望。

2001年，扎瓦赫里宣称安达卢斯的陷落是一场“悲剧”，这背后另有隐情。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安达卢斯不仅是个理想的社会，也是学识和文化的天堂，它的丧失标志着伊斯兰教长期倒退的开始。极端主义分子毫不怀念曾经令安达卢斯繁荣的宗教宽容：在他们看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的伊斯兰领土必须被收回。在扎瓦赫里为昔日大唱赞歌三年之后，一个圣战组织声称对马德里连环爆炸案负责，那次爆炸把四列通勤火车炸得粉碎。“我们成功地打入十字军欧洲的心脏地带，打击了十字军同盟的一个基地”，该组织如此吹嘘道，随后又声称它意在清算宿怨。 [34] “十字军”是近年来经常在人们耳边萦绕的另一个词，它不仅出现在恐怖主义分子的辱骂中，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也出现在乔治·W.布什总统的讲话中。 [35] 伊斯兰领袖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为了解放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十字军-犹太复国主义联盟” [36] 盟友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职责所在。

不消说，但仍有必要说的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公然冒犯了主流伊斯兰教。很多这类声明本质上都是“探索时代”之前几十年里基督教好战分子的话语的翻版，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更加令人心惊的是基地组织回击西方所偏爱的手段：通过炸飞机来破坏其贸易，并导致“对美欧间的贸易和交通至关重要的航空业损失惨重” [37] 。把飞机换成船只，把大西洋换成印度洋，我们就回到了500年前。悲剧是，恐怖主义分子的陷阱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把大量的资源投入所谓的反恐战争，而我们的军队再次陷入中东的困局，伊斯兰主义者关于一场新的十字军讨伐已经打响的说法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听众，尤其是联想到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此同时，很多西方人开始担心他们的穆斯林邻居，认为后者是打入自己内部的敌人，所涉各方都在尝试启用古老而原始的语言，把他人歪曲成中世纪的狂热分子或堕落的恶魔。

从我们的现代视角来看（一直以来它都看似万无一失，直到最近才变得岌岌可危），以及历史学家在为历史写过的那么多死亡证明之后，我们仍很难理解古老的冲突为何阴魂不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共同的过去，需要采取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才能洞察真相。

将近1400年前，两个伟大的宗教迎面相遇，开始争夺世上的财富和灵魂。两个宗教本是同根生，也在同一种土壤中接受滋养。它们既是拥有共同遗产的邻居，也是争夺同一块土地的对手。它们各自声称掌握了终极真理，也各自致力于把上帝的最终启示传递给全人类。两者都欢庆胜利，消除死亡带来的痛楚，尽管它们展示了那么多神的荣耀，又对那么多贫病苦难施以援手，但都还是让黩武主义成为它们共同的阴暗面。无论是对穆斯林还是对基督徒而言，信仰都不仅仅是私事，不只是向往一种不可能的理想境界的内心追求。信仰是上帝给予其子民的一种公开的信任，用以在世上建立祂的社会，正因如此，几乎无人认为用刀枪来替天行道有何不妥。

八个多世纪之后，基督徒仍在为同一块古老的土地与穆斯林进行着一场看似大势已去的对抗，而有一小撮人大刀阔斧地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他们在盟军和自认为能在东方找到的财富的帮助下，直奔伊斯兰的中心地带而去。葡萄牙人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传播真正的信仰，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552年，西班牙史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宣称，通向东西印度群岛的海上航线的发现“与造物主道成肉身以及死亡一样，并列为自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38] 。两个世纪后，人文学家仍在重复着同样的观点，只不过他们的说法更加世俗化。“发现美洲以及经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道，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39] ，1776年，亚当·斯密如此写道。这两个事件都源自葡萄牙的探索，在大多数人看来，其重要性不分轩轾。就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发现的重要性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众所周知，西方为了获得胜利，必须首先征服东方。

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洋的那一刻，正是欧洲开始认为世界的实力均衡向己方倾斜之时。随着数个世纪被束缚的幻想让位于清晰确定的事实，全新的知识和地理视野也随之开启。殖民地建立起来，教堂在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拔地而起，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看起来也不再无懈可击了。自然资源中的巨额财富——金银、人力，当然还有香料——统统落入基督徒的手中，西方总算找到了钳制奥斯曼帝国之法，最终还在奥斯曼的家门口击退了它的挑战。 [40] 若非如此，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命运、美洲的殖民，以及当时未知的新世界的发现或许都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正是瓦斯科·达伽马打响了发令枪，开始了其在亚洲数世纪漫长而苦难的西方帝国主义征服 [41] ，也正是人称“探索时代”的全球讨伐的成功，才使得西方基督教将其与伊斯兰的宿仇看作“黑暗时代”的老朽遗物而不再理会。然而，就算在基督徒之间、穆斯林之间彼此开战，乃至他们偶尔还会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之时，那旧日的宿仇始终是历史上的一股强大暗流。 [42] 对于梦想着哈里发再世就能一统天下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这是未竟的事业，而在殖民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包括联合国和民主概念本身——都是西方正在实施的阴谋，旨在把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是更巧妙伪装之下的十字军。与此同时，新时代开始了，中国和印度重新获得了它们的传统地位，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正当我们应该竞相争夺全球市场和人才时，却发现我们自己又再度陷入古老的宗教冲突。

听天由命很容易。基督徒和穆斯林似乎都在很久以前便分别把自己关在各自的阵营中，我们对此无计可施。没有谁拥有权力的垄断地位，相互理解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然而我们对彼此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合作时而蓬勃发展，但圣战永无尽头。

还有一个办法——很多凭直觉拒绝把世界分割成敌对宗教集团的男女所展示的办法。科尔多瓦和巴格达的穆斯林是引起剧烈的文化互动的炼金术士。托莱多和西西里的基督徒也继续了他们的进步传统。腓特烈二世曾与苏丹坐下来谈判，租下耶路撒冷。征服者穆罕默德这个有教养的暴君曾把伊斯坦布尔变成一个国际大熔炉。列奥纳多·达芬奇随心所欲地寻找开明的赞助人。甚至还有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及其盟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像早期的十字军骑士一样，无数欧洲人也被亚洲古老的文化迷住了，很快便能入乡随俗，这让他们的同胞感到惊骇不已。

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一贯既富创造力又具毁灭性。这种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和顽固分子很快发现自己落伍了。连探路者葡萄牙人自己也应属此列。说到底，驱使着瓦斯科·达伽马及其探险家伙伴们走过半个地球的虔诚信念同时也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他们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最后的十字军东征——打一场终结所有圣战的圣战——这个想法永远是个疯狂的白日梦。

[1] 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1494—1547），被视为开明的君主、多情的男子和文艺的庇护者，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1515～1547年在位）。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繁荣的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潮。

[2] 雕刻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报告，引文出自A. Richard Turner，Inventing Leonardo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52。

[3] 萨伏依的路易丝（Louise of Savoy，1476—1531），法国贵族，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之母，曾在1515年、1525～1526年及1529年摄政。

[4] 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奥斯曼帝国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1520～1566年在位），兼任伊斯兰教最高精神领袖哈里发之职。

[5] 卢瓦尔河（Loire），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最后注入比斯开湾。这里代指法兰西。

[6] 罗德岛（Rhodes），爱琴海上一岛屿，距离土耳其仅18公里。

[7] 海雷丁（Khayr ad-Din，约1478—1546），著名海盗，更是阿尔及尔的苏丹，因脸部长满胡子，史称巴巴罗萨二世。“巴巴罗萨”是红胡子之意。

[8] 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指奥斯曼帝国的底万（即国家议会），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地方。庄严朴特一词取自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珀皇宫大维奇尔总部的门户，苏丹在那里举行欢迎仪式，接待外使。

[9] “我无法否认，”1531年，弗朗索瓦一世对威尼斯大使乔治·格里蒂（Giorgio Gritti）说，“我希望看到土耳其人叱咤风云并随时准备开战，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是个异教徒，而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是为了削弱皇帝的力量，迫使他花费大笔费用，并让反对这一强敌的其他政府放心。”引文出自André Clot，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trans. Matthew J. Reisz（London：Saqi，1992），137。

[10] Harold Lamb，Suleiman the Magnificent：Sultan of the East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1），229.

[11] 勒班陀（Lepanto），希腊一沿海城市。1571年10月7日，欧洲基督教神圣同盟联合海军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勒班陀近海开战，史称勒班陀战役。神圣同盟由西班牙帝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依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圣约翰骑士团所组成。

[12] 穆拉德三世（Murad Ⅲ，1546—1595），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的执政时期是从1574年到1595年。

[13] 马丁·路德认为圣战的整体概念有违基督的教义，不过他后来修正了早期的观点，即土耳其人是消灭敌基督——教宗——的鞭子，因此不应抵制。

[14] 引文出自Kate Aughterson，ed.，The English Renaissance：An Anthology of Sources and Documents （London：Routledge，1998），36。

[15] 引文出自Susan A. Skilliter，William Harborne and the Trade with Turkey ，1578-1582：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Ottoman Relat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23。英格兰人和土耳其人都用拉丁文写信。关于盎格鲁-奥斯曼协约，可参见Albert Lindsay Rowland，England and Turkey：The Ris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New York：Burt Franklin，1968）；关于更广泛的观点，可参见Nabil Matar，Islam in Britain，1558-168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6] Susan A. Skilliter，“William Harborne，the First English Ambassador，1583-1588，” in Four Centuries of Turco-British Relations ，ed. William Hale and Ali Ihsan Bagis（Beverley，UK：Eothen，1984），22.

[17] 塞巴斯蒂昂一世（Sebastian Ⅰ，1554—1578），葡萄牙第16任国王，若昂三世之孙。

[18] 费利佩二世（Philip Ⅱ，1527—1598），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556～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国王费利佩一世（1581年起在位）。他的执政时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19]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格兰亨利七世次子，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年4月22日继位。他也是爱尔兰领主，后来更是成为爱尔兰的国王。

[20] 玛丽（Mary，1516—1558），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都铎王朝第四位和倒数第二位君主（1553～1558年在位）。她在其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六世死后继承王位，并在英格兰再次恢复了罗马天主教，在此过程中下令烧死了约300名异端人士，此举为她赢来“血腥玛丽”的绰号。

[21] 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又称荷兰独立战争，发生于1568～1648年，开始是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费利佩二世在政治和宗教上对低地十七省霸权的统治。

[22]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探险家和航海家，据知他是继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海的第二位探险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在英国，他是名垂千古的英雄，而在西班牙却是恶名昭著的海盗。

[23] 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航海家和探险家。他编辑了第一手的英国探险报告，最早于1589年收入他的《英国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一书出版。

[24] Richard Hakluyt，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Glasgow：MacLehose，1903-1905），7：116-117.文献的发现见“The Epistle Dedicatorie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econd Edition，1599”（1：lxxii）。

[25] 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而闻名。

[26] 拉尔夫·菲奇（Ralph Fitch，约1550—1611），伦敦绅士、商人、探险家。他是最早访问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和印度洋、印度和南亚的英格兰旅行家之一。

[27] 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航海家和探险家。他曾在印度生活过若干年，后又因海难而被困于亚速尔群岛两年。他的印度游记最早出版于1595年。

[28] 1595年，范林斯霍滕发表了一篇关于葡萄牙人在东方航海的记述；翌年，他匆忙赶印他的游记全文，从而一夜成名，获利颇丰。游记的一个英译本题为I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 West Indies ，出版于1598年；一个德译本也在同一年面世。一个名叫贝尔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西班牙水手和神父把菲奇和范林斯霍滕的记述付梓出版；他关于葡萄牙到中国航线的记述的英译本在1579年出版了。

[29] 英格兰人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爵士——曾与葡萄牙人一起航行和战斗——在1591年带领三条船出发，到达过桑给巴尔、马六甲和锡兰；1594年，只有其中一条船挣扎着回国，船上有25名幸存者。1600年，兰开斯特指挥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支舰队到达了印度尼西亚，在西爪哇省的万丹（Bantam）建立了第一家英国代理店。1595年的荷兰探险队由科尼利厄斯·德·豪特曼（Cornelius de Houtman）领导，他早期曾被派往里斯本刺探有关香料群岛的情报。他的那次航行为坏血病、致命的斗殴、海盗袭击和战斗所困，豪特曼回国后，却发现他被范林斯霍滕先发制人。1599年，据说他被亚齐（Aceh）的海军女上将及其全是女兵的海军所杀。

[30]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基督教护教学者，亦为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其《海洋自由论》主张公海可以自由航行，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如荷兰、英国提供了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突破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洋贸易的垄断。

[31] 关于这位造诣颇深的大使的一生，参见Michael J. Brown，Itinerant Ambassador：The Life of Sir Thomas Roe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关于他的印度之行的日记和信件，见The Embassy of Sir Thomas Roe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Mogul，1615-1619 ，ed. William Foster（London：Hakluyt Society，1899）。

[32] 占据了城市的旧行政中心的这座建筑，在葡萄牙取缔了耶稣会后被征用为总督的宅邸。如今，那里是一座沉睡的博物馆。

[33] Time ，June 26，2007.

[34] The Times （London），March 13，2004.

[35] 在2001年9月16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乔治·W. 布什称，新近对恐怖分子的宣战是一次“十字军东征”。他的发言人后来为他的措辞表达歉意，但第二年，总统再次把正在进行的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Ron Suskind，“Faith，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2004.

[36] 这个发表于1998年2月的声明，其标题为《向犹太人和十字军发动圣战》。它还声称，阿拉伯半岛“自从安拉整平地面、造出沙漠，并用大海将其环抱以来，还从未被十字军这样的力量闯入过，他们像蝗虫一样散布其上，蛀蚀它的财富，彻底毁灭了它的种植园”。Peter L. Bergen，The Osama Bin Laden I Know：An Oral History of Al Qaeda’s Leader （New York：Free Press，2006），195.

[37] Sunday Times （London），November 28，2010.

[38] 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Dedication” to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Saragossa，1552）.

[39]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dwin Cannan（London：University Paperbacks，1961），2：141.

[40] 当然，其他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奥斯曼人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即便他们的帝国在后宫阴谋和地方保护之下日益衰落，而西方进入了启蒙时代，但只有他们的道路才是最好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发现之旅关键性地打破了平衡。研究伊斯兰教和中东的著名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观点很有道理。“伊斯兰军队的最后落败和撤退无疑是维也纳勇敢的捍卫者首先触发的，”刘易斯写道，“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应归因于上述探险家们，是他们的跨洋航行和对黄金的贪婪激起了（欧洲对手们的愤怒）。无论他们的动机为何，他们的航行把大片的新土地归入欧洲人的统治或影响范围，使大量金银和资源任由欧洲人处置，因此让欧洲掌握了新的力量，能够借此抵抗并最终打退了穆斯林入侵者。”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6.

[41] 在印度，从达伽马抵达此地到独立的整个殖民时代被打上了瓦斯科·达伽马历史时期的标签，参见K. M. Panikkar，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1498-1945 （London：Allen & Unwin，1959）。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葡萄牙人对于南亚和东亚的大帝国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狭义地说，确实如此；但在当时，与印度的贸易收支根本就不是葡萄牙的一个考虑因素，更不用说中国了。印度是目的地，但削弱伊斯兰教才是目标。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些探索影响深远；当瓦斯科·达伽马向东方航行时，印度和中国两国就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42]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圣公会和法国天主教会与奥斯曼的穆斯林联手与俄罗斯的正教会作战。英法两国人不仅希望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还故意支持伊斯兰教与东方基督教战斗，西方神职人员自然谴责后者是半异教徒的异端。从1453年以来，俄罗斯人便声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俄语中的tsar（沙皇）便是“罗马皇帝”之意，莫斯科也被称为第三罗马。西方同盟一想到俄罗斯人会彻底颠覆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转而建立起俄罗斯人自己——以及正教会——在第二罗马的占领，就尤为恐惧。

致谢

本书的写作既是一次学习，也是一场探险。在研究过程中，我钻研了里斯本和罗马的历史，坐船到斯瓦希里海岸去寻找废弃的旧城，还在喀拉拉和果阿遭受到了季风的蹂躏。我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摩洛哥行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印度，有幸得到很多人的建议和帮助，也跟他们建立了友谊。其中大多数人此前都是陌生人，比如卡里萨·基亚（Karisa Keah），他特意引导我去了解久远的东非史中的冷僻知识。我受到的恩惠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但与他们的谈话和友谊会永驻我心中。

如果没有历代史学家的学术工作，这样涉猎广泛、跨度巨大的一本书必不可能付梓。哈克卢特学会（Hakluyt Society）版珍本游记的译者和编辑们把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翻译成英语。我还大量借鉴了古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记录在注释部分。伦敦图书馆（London Library）的融洽气氛让查询艰深难懂的资料成为一件乐事。我还要感谢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和国家航海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里斯本的国立古代美术馆（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葡萄牙国家档案馆（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里斯本地理学会（Sociedade de Geografia）、摩德纳的埃滕斯图书馆（Biblioteca Estense）、海德堡大学图书馆（Heidelberg University Library）、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图书馆，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图书馆馆员和馆长们。

马西米利亚诺·杜兰特（Massimiliano Durante）和弗朗西斯科·维列纳（Francisco Vilhena）耐心地帮我解释了中世纪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那些复杂的从句。安杰莉卡·冯哈泽（Angelica von Hase）阅读了手稿并提出很多令人信服的建议。在我决定撰写这个主题，那漫长且时而曲折的研究过程中，朱莉娅·卡尔特施密特（Julia Kaltschmidt）随时会为我提供宝贵意见。

在美国，对于我这个摸索着艰难写作第二本书的作者而言，我的代理人亨利·杜诺（Henry Dunow）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需要高见的时候他又变成我的导师。我要真诚感谢哈珀出版社的编辑特丽·卡滕（Terry Karten），感谢她总是在第一时间提供支持。还要感谢哈珀出版社的戴维·科拉尔（David Koral）、萨拉·奥德尔（Sarah Odell）、比尔·罗托（Bill Ruoto），以及文字编辑汤姆·皮托尼亚克（Tom Pitoniak），当然还有南希·米勒（Nancy Miller）。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并与她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因为写作期限，婚礼策划未能尽善尽美，爱情的光彩居然跟我研究的那些往往阴暗丑陋且清一色的男性资料搅在一处。我但愿手头的主题更加浪漫一些，还好婚姻是一生的托付，而不是一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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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basid caliphate，32-33，43，436n

Abd al-Rahman Ⅲ，25，431n，436n

Abd al-Razzaq，214，218-19，232，481n，482n

Acre，40-41

Adam，William，115-16，458n

Aden，133，137，233，370，503n

　Gulf of，212

Affaitati，Gianfranco，351，490n

Affonso，Martim，165，184，188

Afghanistan，15

Afonso Ⅴ of Portugal，98-100，118，121-22，125，275，453n，460n

Africa，16，21. See also Cape of Good Hope；specific places

　Barbary Coast，53，90，217，261，450n

　Berbers and，17

　blacks as sons of Ham，90

　camel caravans，79

　Cão exploration（1482），123

　Ceuta as Christian foothold in，73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124，461n

　Dias’s exploration（1487），140-41，465n

　East，as Middle India，84，449n

　fauna and flora，78，80

　Gama’s voyage of 1497，171-212

　Gold Coast，100

　gold of，74-75，82，100，163，272，287，300，353，447n，491n

　Gomes explorations（1469-74），100

　Guinea，74，86

　inhabitants encountered by Europeans，79-80，178-82，183-85，188-89，190，448n，474n，475n，476n

　Islam in，81（see also specific regions ）

　legends，200-201，476n

　maps of，prior to exploration，75-76，118

　Portugal’s boundary markers in，123

　Portuguese colonization of，508n

　Portuguese exploration（1445），77-81

　Portuguese named as rulers of Guinea，99

　salt mines of，79，447n

　search for Sinus Aethiopicus ，85

　sea route to Asia and，119-20，429n

　Senegal River，79，448n

　slave trade and，86-91

　Swahili coast，188-212，269，270，287，406，475n

　western coast mapped，141

　Whale Bay，123，461n

Age of Discovery，5，6，72，411，420

Agnadello，Battle of，501n

Alfonso Ⅰ of Aragon，446n

Albuquerque，Afonso de，359-60，499n，503n，504n

　ambitions and death of，369-70

　Christian conversion of East and，365

　fanatical schemes of，365，501n

　Flor de la Mar and，501n

　Goa and，366-67

　as governor of India，365，501n

　Magellan and，371

　Malacca taken by，367

　as naval strategist，365-66

　sends ambassador to Siam，367

　sends expedition to Canton，367

Alexander Romance ，102

Alexander the Great，14，18，103，111，454n

Alexander Ⅵ，Pope（Rodrigo Borgia），149-50，467n

Alexandria，115，116，127-28，214，272，360，362，415，427，488n

Alfonso the Brave，27-28

Alfraganus，143

Algeria，21，125

Aljubarrota，Battle of，442n

Almanzor（Abu Amir al-Mansur），25-26，433n，434n

Almeida，Francisco de，357

　death of，501n

　Flor de la Mar commanded by，363，500n

　piracy and，364

　replaced by Albuquerque，365，501n

　son killed at Battle of Chaul，363

　as Viceroy of India，357，377

Almeida，Lourenço de，358-59，363，380

Almohads，28-29，53，434n

Almoravids，28，434n

al-Qaeda，417

Alvares，Francisco，465n

Álvares，Gonçalo，164

Alvarus，Paul，432n

ambergris，106，107，456n

Americas，372. See also Columbus，Christopher

　conquistadores and Christianity，503n

　discovery of，importance，419

　Spanish trade route to Asia and，372

Amirante Islands，497n

Andrew the Fool，St.，94，452n，455n，456n

Antilla island，144

Antioch，Syria，15，37-38

Antwerp，493n

Arabia，7，34，119，132，134，137，427n，428n，501n

　Albuquerque and blockade of，360，499n

　Conti and，459n

　Crusaders in，502n，511n

　monsoon and，213，302，306

　origins of Islam，11，12，13，16，28，34

　Ottoman Empire and，370

　trade，127，131，214，218，273，308，360，367

Arabian Nights ，33

Arabian Sea，132，133，135

Arabs. See also Islam

　Christian，12

　Christian adaptation to culture of，24

　as descendants of Abraham，12，425n

　dhows（ships），133-34

　Mecca and，11-12

　as Moors，27

　Mozarabs，24，432n

　Quraysh tribe，12，16

　as Saracens，15-16，427n

　spice trade and，110

　tactic of karr wa fan ，20，430n

　as traders，109

Arianism，21-22

Armenia，15，427n

aromatics，106，108，456n

Asia，21. See also Arabia；China；India；specific locations

　as birthplace of mankind，101，453n

　bubonic plague in，44-45

　European access to，111-13

　European adventure seekers and，354-55

　Europeans blocked from，3，100

　Gama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in，420

　legend of Prester John，82-85

　missionaries and route to，111，457n

　Pax Mongolica，44，111-13，457n

　sea route to，6，100，115，119-20，166，279，419，429n

　spices，gems，and myth，110-11，194

　West’s view of，as magical realm，3，5，101，102，215，478n

Assassins，38-39，439n

Ataíde，Catarina de，291

Ataíde，Pêro de，356，499n

Augustine，Saint，21，29

Averroës（Ibn Rushd），434n

Avicenna（Ibn Sina），437n

Azores，150

Babur，400-401

Bacon，Roger，103

Baghdad，Iraq，15，32-33，34，43，436n

Barbarossa（Khayr ad-Din），408-9

Barreto，Francisco，508n

Baumgarten，Martin，127-28，129，132

Bayezid Ⅰ，46，48

Bayezid Ⅱ，146

Belem，169，280，353，472n

　Gama buried at，506n

Berbers，17，19，20，21，25-26，27，53，428n，429n

Bergamo，Matteo da，306，310，311，316，317，320，326，332，336，342，351，490n，493n，494n，497n

　report to employer，347-48，497n

betel leaves，226，325，482n

Book of Prophecies （Columbus），487n

Braga，Álvaro de，165

Brahmin，234，236，248，333，484n

　Gama duped by，337-41，496n

Brazil，287，299，372，469n

Bruce，James，464n

bubonic plague（Black Death），44-45，60-61，106，402，441n，455n，459n

Budapest，46

Buonagrazia，Giovanni，307，313，338，490n

Busbecq，Ogier Ghiselin de，486n

Bush，George W.，418，510n

Byzantine Empire，92，512n

Cabot，John，489n

Cabral，Pedro Álvares，282-88

　attacks on Malabar Coast，285-88

　Brazil found by，284，287

　discovery of Sofala and Kilwa，287

　disgrace of，287，291

　gifts for Zamorin，285

　at Kilwa，302-3

　King Manuel’s mandate to，282-84，285

　mishaps and lost ships，284，287

　order to make war on Calicut，284

　passed over for second voyage，489n

　rounding Cape of Good Hope，284

　seizure of Arab ship，285-86

　spice trade and，287

Cadamosto，Alvise，77，79，80-81

Cairo，128-30，233

Calicut（Kozhikode），India，3，217-18，233-34，237，355，479n

　alliance with Cannanore，364

　Cabral and（1500），285-86

　Cannanore at war with，258

　caste system in，248-49，483n

　Christianity in，219，281，488n

　churches（Hindu temples），223-24，480n

　customs，224-26，236，247-50，482n，483n

　Gama and，216-17，245-57

　Gama and crew detained in，240-44

　Gama demands expulsion of Arabs，324

　Gama drawn into ambush，337-40

　Gama pursued by war fleet，341-45

　Gama’s bombardment，326-27，328

　Gama’s captives，254，256，284

　Gama’s grisly letter to，327，495n

　Gama’s vengeance，322-29

　gold of，226，227

　Hinduism in，mistaken for Christianity，219，223-24，281-82，488n

　inhabitants of，219，221，480n

　Mîrî massacre by Gama，308-15

　Muslims in，219，228，233，479n

　palace，224-26，481n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385，505n

　Portuguese attack of 1506，358-59

　Portuguese factory，285，287，327

　Portuguese fort，363

　Portuguese war on，286-87，288-89

　sacred cows of，248

　sexual practices and，247-48

　Sodré left to blockade the harbor，329

　spice trade and，134，217，239，479n

　wali ，221，240-41，243-44，252-53

　Zamorin，217，219-20，224-25（see also Zamorin）

Callistus Ⅲ，Pope，453n

Cambay（Khambhat），India，493n

Camões，Luís Vas de，485n

Canary Islands，72，143，147，171

Cannanore，307

　Cabral voyage of 1500，287

　Christians in，322

　envoy to Gama，332

　envoy to Portugal，318

　Gama and，307，318-22，341，383

　Kolattiri（king）of，258，318-20

　Nova’s mission and，288

　Portuguese alliance with，345-46

　Portuguese factor，320-21，322

　Portuguese fort，358，364

　spice trade and，318，320，332，341

　war with Calicut，258，320

Cantino，Alberto，291-92

Cão，Diogo，123，164，165，461n

Cape of Good Hope

　Cabral rounding and death of Dias，284

　Dias voyage and，140-41，465n

　Gama’s voyages，178，182，269，299-300

Cape Verde Islands，150，171-72，270，284，298，350，472n

Casas，Bartolemé de las，467n

Catholic Church

　bestows Lord of Guinea on Afonso Ⅴ，99

　bulls granted to Portugal，55，62，91，99，280，369，443n，444n，453n

　call for new Crusade（1454），97-98

　corruption in，150

　demarcation line for Spain and Portugal，149-50，371，467n

　Elizabeth Ⅰ excommunicated，410

　excommunication of Venice，275

　failure to defend Constantinople，93

　forced conversions of St. Thomas Christians，399

　Great Schism，45

　Henry the Navigator and，91

　Inquisition in Portugal，397-99

　Islamic threat to，427n

　League of Cambrai，363，501n

　mysteries of Islam and，29，435n

　Ottoman Empire and，96-97，451n

　papacy，22，26，30，45，46，55，93，96-97，431n

　papacy and the Crusades，31，34-36，40

　Portuguese alliance with，50

　prohibition against trade with Islamic world，116

　reprisals against Venice，363-64

　schism with Orthodox church，22，32，93，431n，436n

　slavery and slave trade，450n

　Sultan’s ultimatum to，361，500n

　war against Islam and，30

Ceuta，18，19，53-64，68，444n

　al-Qaeda and，417

　Monte Hacho，56

　Portuguese atrocities in，68，445n

　Portuguese Crusade，52-68，169，443n，444n

　Portuguese occupation of，72-74

　in recent years，417

　Seven Peaks，18，429n

Ceylon，367，385，414，458n，510n

Charlemagne，22，26，431n

Charles Ⅰ of Spain（Emperor Charles Ⅴ），371，372-73，409，503n

　Magellan and，372

　rivalry with Francis Ⅰ of France，407-9

Charles Ⅳ of France，459n

Charles Martel “the Hammer，” 20，21，22，430n

Chaucer，Geoffrey，52

Chaul，India，380-81，386

China，34，43，111，143

　Calicut and，218，480n

　Christianity reaches，457n，458n，496n

　as economic force，512n

　European merchants reach，457n

　Jesuits in，400

　loss of sea power，15th century，119

　Malacca and，367，502n

　Marco Polo and，111-12

　opium for tea，416

　Portuguese trade established，368，502n

　ships of（junks），118-19

　sinking of Portuguese ships and execution of envoys，367-68

　trade by，119

　Zheng He and treasure boats，119，479n

Christianity

　Arianism，21-22，426n

　in China，457n，458n，496n

　conversion of Africans and，123-24

　conversion of the East and，365，397，398-99

　Copts，360-61

　East（Asia），view of，3，5

　in Ethiopia，21，139，464n

　as European faith，21-22

　forced conversions，397

　fundamentalism，22-23

　Great Schism，45

　Iberians as zealots，22

　in India，211，219，228，236-37，281，334-36，488n，496n

　Islam compared to，29

　Islamic repression of，24

　Jerusalem and，15

　just war and，29

　Monothelitism，426n

　Mozarabs and，24

　nature of Christ，426n

　Nestorian，335，426n，448n，449n

　as People of the Book，23

　in Persia，335，496n

　relics found by Helena，14，426n

　relics in Constantinople，93-94，451n

　relics in monastery of St.Catherine，138

　“Rice Christians” and，398-99

　saints，spicy smell of，108

　seaborne trade as means of undermining Islam，115-17

　spices，use of，108

　superstition in，45

　Syriac，15，335，399，427n，496n

　war against Islam，6，29-30（see also Crusades；Portugal）

Clement Ⅴ，Pope，459n

Cochin，323，329

　Cabral’s voyage of 1500 and，287

　first European fort in India at，356

　Gama and，329-34，336，337，338，341，383-87

　Jewish merchants in，329

　Nova’s Indian mission and，288

　raja，Unni Goda Varma，330，331-32，341，356

　spice trade and，330-32，336

　treaty with Portuguese，323

　war with Calicut，356

Coelho，Nicolau，164，210

　on Anjediva，261

　Cabral and，284

　in Calicut，222，241，242-43

　as captain，Berrio ，164，186，192-94，260，261，270

　encounter with pirates，262

　in Malindi，210

　in Mozambique，192-94，198，476n

　report to the king，270-71，281

　rewards for voyage of 1497，290

Coimbra，João de，165

Columbus，Bartholomew，144

Columbus，Christopher，5，100，142-51，372，419，425n，474n

　as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146，148，149，150，290

　atrocities by men，151，467n

　conditions of，146，150-51

　disasters befalling，352

　Ferdinand and Isabella backing，146

　funding for，144，146，467n

　Gama outshines，279

　idea to sail west to the East，142-43，466n

　imprisonment of，279，487n

　journal of，147，467n

　landing in New World，148

　marriage of，142，466n

　miscalculations by，112，143，466n

　need for proof of Indies，251

　Panama and，352

　piety and religious writing，279，487n

　voyage of 1492，147-49

　voyage of 1493，150-51

　voyage of 1498，6，278-79

　waning of star，278-79

Comoros Islands，497n

Constantine the Great，14，94，138，426n

Constantinople，14，15

　Battle of Manzikert，437n

　Battle of Myriocephalum，440n

　exodus of books and scholars，95-96

　Fourth Crusade and razing of，41

　Hagia Sophia，32，41，95

　Hippodrome，32，41

　holy relics in，93-94，451n

　Islamic threat to，19-20，430n

　the Mese，94

　Mongols and，48

　Ottoman conquest，92-95，113，128，159，451n

　request for Rome’s help against the Turks，31，34-35，93，451n

　Roman identity of，92

　spice trade and，109

　Turks defeat，39

Contarini，Gasparo，507n

Conti，Niccolò de’，118-20，232-33，248，459n，484n

Corbinelli，Francesco，494n，497n

Córdoba，24-25，144，433n，434n，435n

Corinthians，452n

Correia，Gaspar，384，386，387，388，464n，471n，474n，478n，492n，493n，504n，505n

Corte-Real，Gaspar，489n

Corte-Real，Miguel，489n

Cortés，503n

Council of Constance，45，441n，444n

Council of Pisa，45

Coutinho，Luís，338，342

Couto，Diogo do，481n

Covilhã，Pêro da，124-39，140，168-69，461n，462n

　camel trek to Red Sea，131-32

　dispatch to King John，137，464n

　in east Africa，135-36

　in Egypt，127-31

　journey to Calicut，133-34

　journey to Hormuz，134-35

　posting to Fez and Tlemcen，125，131

　return to Cairo（1491），136

　return to Hormuz，wanderings in Arabia，and stay in Ethiopia，137-39，464n

　spy mission，orders for，125-26

Cresques，Abraham，446n

Crimean War，512n

Crusader states（Edessa，Antioch，Tripoli），37-38，39，42-43

Crusades，6，30，31，34-43，48

　First（1095-99），31，35-38

　Second（1147-49），39，442n，501n

　Third（1187-92），40

　Fourth（1202-4），41，440n

　Seventh（1248-54），42，110，457n

　Age of Discovery as global，420

　attempts to revive，116-17

　Bush’s use of word，418，510n

　going native and（poulins ），38

　indulgences granted to Christians on，91

　Last Crusade，160，281，374，421

　Nicopolis（1396），46-48

　papal bulls of Crusade granted to Portugal，55，62，280，443n，444n

　People’s Crusade，36

　sentiment of，speech（1506），358-59

　today’s Muslim extremists and，418

Damascus，16-17，32，39

Dark Ages，5，20，24，35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Gibbon），430n

De modo Sarracenos extirpandi （Adam），115-16

Detti，Guido，273，487n，488n

Dias，Bartolomeu，161，164，172，178，179，182，186，187，472n

　Cabral’s mission of 1500 and，284

　Cape of Good Hope discovered，140-41，144，164，465n

　cross erected on island，187，475n

　lost at sea，284，299

　overseer of new Gama ships，156-57

Dias，Diogo，164，222，244，251-52，254-55

Dias，Pêro，140-41

Diu，Battle of，363

Drake，Sir Francis，411

Eanes，Gil，76

Eastern Orthodox church，22，32，93-94，431n，436n. See also Syriac Orthodox church

East India Company，415，510n

Edessa，37-38，39

Edward of Portugal，53，55，58，59，65-66，73，74，98

Edward I of England，445n

Egypt，44

　balsam trees wilting and，360-61，500n

　Battle of Diu and，362-63

　Copts，360-61

　Covilhã and Paiva spying and，127-31

　Fatimids in，34，38，39，436n

　Islamic conquest of，15-16

　Mamluk rule，44，363

　mummy hunting by Europeans，129

　Ottoman Empire and，114-15

　Ottomans defeat Mamluks，363

　Portuguese blockade，298，355，360

　pyramids，129，463n

　Saladin and，39，44

　spice trade and，110，115，116，362

　Syria invades，39

　Venetian alliance with，293，360

Eighty Years’War，411

El Cid（Rodrigo Díaz de Vivar），27

Elements of Astronomy （Alfraganus），143

Eli，Mount，215，307，478n

Elizabeth I of England，409-10，411，412

England

　alliance with Dutch，411

　alliance with Ottomans，409-10，512n

　alliance with Portugal，51-52，442n

　assault on Agincourt（1415），60，68

　capture of Portuguese Madre de Deus and treasure，411-13

　defeat of Spanish Armada，411

　East India Company，415

　exploration by，411

　first fleet returns from India，414，510n

　modern navy of，415

　tea trade，416

　Temple in，71，445n

Ephrem the Syrian，St.，457n

Epiphanos，94

Erasmus，105-6

Eratosthenes，143

Escalante，Bernardino de，510n

Escobar，Pêro，165，284

Ethiopia，21，84-85，138，464n

　Christianity in，21，139，464n

　Covilhã in，138-39

　Crusade to，504n

　kings of，138-39

　Prester John and，124，133，139，373

Eugene Ⅳ，Pope，450n

Eulogius，24，432n

Europe

　belief in second Great Flood，379，505n

　bubonic plague in，45

　Christianity and，21

　desire for gold，74-75，82，100，163，226

　East and balance of power，419-20

　expanded world and adventure，354-55

　expulsion of Islam，30，435n

　first use of term “Europeans，” 21，431n

　geography and the Bible，109-10，457n

　Hundred Years War，45，46

　intellectual impact of Muslim Iberia，435n

　Islamic threat to，5，17，19-30，274-75，420，452n，486n，511n

　mapmaking in，75

　medieval life，filth and aromas of，105-6

　Mongol invasion，43，48

　Mongols and access to Asia，111-13

　Mongols as biblical scourge，454n

　Muslim bandits and，21，431n

　mythology of Europa，100-101，453n

　spice merchants，109

　spice use in，103-8

　superstition in，45

　Viking invasions，22，26

Évora，Portugal，163

Faqih，Jauhar al-，309-10，493n

Fatimids，34，35，38，39，436n，438n

Ferdinand，Duke of Viseu，163

Ferdinand，Prince of Portugal，73

Ferdinand and Isabella of Spain，121，370-71

　Columbus and，144，146

　conquest of Granada，144

　ethnic cleansing by，Inquisition，145-46

　expulsion of Muslims and Jews，146

　letter from Manuel Ⅰ，277-78

　Manuel Ⅰ as son-in-law，157-58，279，487n

　Spanish Inquisition and，398

　treaty with Portugal，151-52

Ferdinand Ⅰ of Aragon，58-59

Ferdinand Ⅰ of Portugal（the Handsome），51

Fitch，Ralph，413，510n

Florence，126，273，462n，480n

France，18-19，21，26，45，46. See also specific monarchs

　alliance with Ottoman Empire，408-9，509n，512n

　Battle of Poitiers，20，48，97，430n

　Cathars of，431n

　English invasion（1415），60，68

　invasion of Italy，452n

　Islamic invasion，19-21

　League of Cambrai，363，501n

　Renaissance，407

Francis Ⅰ of France，407-9，509n

Frederick Ⅰ，Emperor，40

Frederick Ⅱ，Emperor，41-42，421

Fulcher of Chartres，439n

Gama，Álvaro da（son），504n

Gama，Cristóvão da（son），504n

Gama，Estêvão da（cousin），297，305，338，490n

Gama，Estêvão da（son），376，383，385，504n

Gama，Francisco da（son），376，504n

Gama，Gaspar da（Venetian-speaking man from Goa），282，297，306-7，488n

　Cabral’s mission of 1500 and，284

Gama，Paulo da（brother）

　as adviser to brother，Vasco，221，246

　as captain，São Rafael ，164，171，196

　death of，271

　kidnapping of Gama and crew and，244

　suspicions of man from Goa，263-64

Gama，Paulo da（son），376，504n

Gama，Pedro da（son），504n

Gama，Vasco da，100

　as Admiral of India，290，291-92，376

　anti-Muslim sentiments，163，324

　appearance，4，221-22

　background，family，court career，162-64

　birth date，place，162，470n

　burial at Bélem（1538），506n

　burial in Cochin，388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4，163，175，375-76，378-79，382，384，386，505n

　as Count of Vidigueira，376，504n

　as Crusader，17，316

　death of，387，506n

　desire for rank，375-76

　fame of，351，375

　as a fidalgo ，162，470n

　hero’s welcome for，352-53

　honors upon return to Portugal，277

　islands named after，497n

　King John and，163-64

　King Manuel and，162，164，166-67，289-91，470n，471n

　last wishes，387，506n

　marriage to Catarina de Ataíde，291

　men’s loyalty to，316，386

　oath of allegiance，167

　in Order of Santiago，164，359，470n

　rewards for，289-90，291

　right to command，489n

　search for Asian sea route，115，166，279

　Sines and，162，289，375

　titles of，376-77

　vendetta against Zamorin，284，306，385

　as Viceroy of India，377-87

　wealth of，375

VOYAGE OF 1497，1-4，6，187-271

　animals killed，185，270，474n

　Arab fleet threatens attack，264

　Berrio ，men of，164

　bishop of Tangier and，168-69

　brother，Paulo and，164，171，196，221，222，246，271

　brute force used by，254

　at Calicut，240-57

　Canary Islands and，171

　cannon and weaponry，156，173

　Cape of Good Hope and，178，182，270，474n

　Cape Verde Islands，171-72，270，472n

　capture of boat and hostages，206-8

　careening of ships，179，261

　Chronicler of voyage，165，170，180，182，184，185，186，187，190，195，196，206，219，222，224，227，241，244，247，253，257，263，267，269，270，471n

　Coelho reports to king，270-71

　crew as Crusaders for Christ，266

　Crusader crosses and Order of Christ banner，169-70

　daily life at sea，173-74，176

　daily rations，174，473n

　degredados with，164，204，216

　departure from Belem，169-70，472n

　disappearance of Pole Star，174-76

　ditty sung at changing of the watch，173

　encounters with Africans，178-82，183-85，188-89，190，474n，475n

　encounter with Arabs/Muslims of Malindi，206-12，268-69，486n

　encounter with Arabs/Muslims of Mombasa，201-6

　encounter with Arabs/Muslims of Mozambique，192-200，476n

　food obtained en route，183-84

　Gama wounded，181-82，183，474n

　gifts brought，and mistakes about，230-31，237-38，251，252

　Hinduism，mistaken for Christianity，236

　hostages taken by，254，256，257

　Indian Ocean crossing，214

　Indian Ocean reached by，187

　India reached by，1-4，5，214-15，425n

　injuries of men，181-82

　instructions from Dias，178

　instruments used by pilots，212，477n

　interpreters，164，184，188，194，222

　João de Coimba as pilot，165，198

　length of voyage，271

　men sailing with，2，164-65，471n

　Monçaide（merchant of Tunis）and，216-17，219，252-53，256

　navigation charts for king，280，487n

　new route to Cape of Good Hope，172-78，472n

　Nicolau Coelhu as captain of Berrio ，164（see also Coelho，Nicolau）

　padrões （boundary markers）set up by，185，191，259，269，485n，486n

　Pêro de Alenquer as pilot，164，186

　pilots for Indian Ocean crossing，195-96，197，198，201，202，215，476n

　pirate raid on，from Pate，268，485n

　plots against，in Calicut，252-53，254

　from Portugal to Indian Ocean，171-87

　preparations for voyage，160，168-69

　religious practices on ship，176，215

　return journey to Portugal，257-71

　return to Portugal，289，489n

　river sojourn in East Africa，190-91

　St.Helena Bay named，179

　sailor’s garb，169，472n

　São Gabriel ，men of，164

　São Gabriel chosen as flagship，164

　São Gabriel returns to Portugal，281

　São Rafael ，men of，164，165

　São Rafael burned，269

　scribes（clerks）with，164-65，222，244，471n

　search for Prester John，168，194，270

　Seychelles，Madagascar，and，267，485n

　ships for journey，155-57，161，164

　sickness and hardship，176-78，188，190-91，197-98，203，206，265-67，270

　spices and，193，204，208，251

　storeship，men of，164，165

　storeship burned，185

　storm，186，474n

　torture used by，264

　toxic fungus in bread and，266，485n

　Venetian-speaking man from Goa，262-64，282

　vow to never set foot ashore，246

　voyage up Africa’s east coast，188-212

　Zamorin letters，238-39，255，258，483n

　Zamorin of Calicut and，219-20，221，225-28，230-31，237-57，260-61，262

VOYAGE OF 1502，297-353

　accomplishments of，353

　aggression against and massacre of Arabs，306，316-17，492n

　animals killed，350

　Brahmin delivers Zamorin’s letter and deception，337-38，339，341，496n

　Calicut and vengeance，322-29

　at Cannanore，307

　Cannanore and safe harbor，345-46

　Cannanore and trade，318-22

　cannon of，343

　captains’buying list，306

　careening of ships，347，349

　Christians encountered，334-36

　Cochin，329-34，336，341

　Cochin as Europe’s first Indian colony，341-42

　conversion of Muslims and，495n

　Crusader flags，316，318

　daily life at sea，298-99

　departure from India，346

　departure from Lisbon，297，490n

　envoy from Cannanore，332

　Esmerelda and subfleet commanded by Vicente Sodré，297，298

　execution of Muslims by，322，324，326，327，337，341，344，494n，495n

　expulsion of Muslim merchants and，324，355

　eyewitness accounts，490n

　fleet of，297，347，490n

　Flemish sailor on，298，305，306，307-8，342，490n，492n

Flor de la Mar and Lionarda in need of repairs，348，349

　Flor de la Mar commanded by Estêvão da Gama，297，305，338，339-40，490n，500n

　funding by merchants，316

　Gama’s meeting with Kolattiri，318-20

　German sailor’s account，299-300，303，335，350-51，490n，494n

　hostages taken by，304，492n

　Indian Ocean crossing，306，346，497n

　journey homeward，346-53，497n

　Julioa ，314，333

　at Kilwa，302-5，492n

　leaves first permanent European naval presence in Eastern waters，346

　Leitoa Nova ，298，326，490n

　Lionarda ，315，338

　Lionarda in collision，348-49

　Lisbon return，351-52，498n

　looting and piracy by，307-8，309，317，321，325，336，497n

　Malindi and，305-6，492n

　Mîrî booty，336，346

　Mîrî children and，315，322，494n

　Mîrî hunchbacked pilot and，315

　Mîrî massacre，308-15，316，493n，494n

　mishaps at sea，317，347-50

　missing ships reunite with，307，317

　Muslim merchants and，330，333

　rounding Cape of Good Hope，299-300

　sailing instructions，297-98

　Santo António beaching，337

　São Gabriel and，308-9

　São Gabriel and Santo Antonio sent ahead to Lisbon，347-48，497n

　São Jerónimo as flagship，297

　São Paulo sinking，317

　sickness and hardship，298，307，349-51

　Sodré left to blockade Calicut，329

　at Sofala，300-302

　spice trade and，317，318，320，330-32，336，341，494n

　vow to never set foot ashore，318-19

　wounding of，340

　Zamorin and，337-38，341-45，497n

VOYAGE OF 1524，376-88，504n

　attack on Calicut planned，385

　at Cannanore，383

　capture of dhow，379

　at Chaul，380-81

　at Cochin，383-87

　confrontation with Spain and，385，505n

　at Goa，380-82

　letter of succession with，388-89

　as loyal servant to king，379-80

　mishaps at sea，378-79

　Mozambique reached，377-78

　murder of Majorcan captain，378，504n

　Muslim pirates and，382-83

　purging of corruption and replacing of personnel，380，383，386-87

　Santa Catarina do Monte Sinai as flagship，377

　seaquake during，378-79，505n

　ships for journey，377

　sickness and hardship，380

　sons accompanying，376，504n

　women stowaways and，377-78，381-82，387

Genghis Khan，43，48，84，401，441n，449n

Genoa，57，67-68，109，114，89，144，443n

Geography （Ptolemy），117-18

George of Trebizond，96

George “the Rich，” Duke of Bavaria，104

Germany，26

Gibbon，Edward，430n

Gibraltar，18，19，63

　Strait of，19，55，62，73，446n

Ghuri，Qansuh al-，500n

Gilbert of Hastings，442n

Goa，264，366，416

　Catholic Church in，391

　Dutch blockade，414

　existence today，416

　exposés of Portuguese in，391-97，506n

　Gama’s flogging of women，381-82

　Gama’s voyage of 1524 and，380-82

　Hindus persecuted，398

　hospital at，380-81，505n

　inhabitants of，392

　Inquisition in，397，398-400，507n

　lawlessness in，395-96，507n

　massacre of，366

　mestiços ，392

　mixed marriages in，366-67

　monastery of St.Francis at，380

　Municipal Council’s letter to King John Ⅲ，382，505n

　as Portuguese naval base and colony，366-67，391-97，401，502n

　as “Rome of the East，” 391

　slavery in，392，394-95

　Timoja and，485n

　tomb of Francis Xavier，416，507n

　Venetian-speaking man from，263-64，281-82

　women mistreated in，392-95

Gomes，António，406

Gomes，Fernão，100，165，453n

Gonçalves，Afonso，165

Granada，Spain，50，59，144-45，357

　Malaga，63

Greece，14，18，21，92，108-9

Greenland，489n

Gregory Ⅶ，Pope，436n

Gritti，Giorgio，509n

Grotius，Hugo，414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Maimonides），435n

Guiscard，Roger and Robert，440n

Hakluyt，Richard，412，413

Hanno the Navigator，429n

Harborne，William，409，410

Hasdai ibn Shaprut，431n

Henry Ⅳ of Castile，121，435n

Henry Ⅳ of England，85

Henry the Navigator，70-91，98，168，280，466n

　Ceuta Crusade，53，58-68，169，446n

　death of，99

　exploration and search for gold，75-82

　Isabel，sister of，97

　Jews employed by，158

　Knights Templar and，71，77

　legacy of，99-100

　legend，image of，70，445n

　piracy and，70-71，74

　recruiting sailors，76-77

　search for Prester John，84-85

　slave trade and，86-91

　Tangier campaign，73-74

　war against Islam and，90-91

Henry Ⅴ of England，68

Heraclius，426n

Herodotus，101，429n，448n，453n，457n，463n

Hinduism

　in Goa，392

　in India，233

　mistaken for Christianity，204，223-24，281-82，477n，488n

　persecutions，398，399，400

　Portuguese atrocity in Goa and，392-93

　rules of pollution，248-49，483n

　suicidal acts of devotion，249-50，484n

holy war. See also Crusades；Portugal

　alternatives to，420-31

　contemporary，origins of，4-5

　Crusades as，6，30，31，42

　Europe against the Ottoman Empire，97，275

　Gama and，315

　human tragedy of，316

　Iberia and，5

　Islamic-Christian，45，49，146，401，420

　Last Crusade and，421

　Luther’s rejection of，509n

　Manuel Ⅰ and divine mandate to fight Islam，158-59，167，276，278，282-84

　Mîrî massacre by Gama，308-15，316，493n，494n

Hormuz，134-35，214，233，366

　Portuguese conquest，360，370，499n

　Portuguese ejected，415

Horns of Hattin，40，47，502n

Houtman，Cornelius de，510n

Hundred Years War，45，46

Hungary，46-47

Ibn Battuta，135-36，479n

Ibn Khaldun，44-45，130，433n

Ibn Majid，Ahmad，477n

Ibn Ziyad，Tariq，19

India

　antiquity of civilization，232

　beauty of，245

　Cabral’s mission of 1500，282-89

　Calicut（see Calicut，India）

　caste system，248-49，483n

　Christianity in，211，219，228，236-37，281，334-36，399，488n，496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112，116

　colonial era，512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Portugal，276-77

　as economic force，512n

　Europe’s first colony in，341-42

　Europe’s first permanent naval presence in Eastern waters，346

　first European fort at Cochin，356

　forced conversions to Christianity in，397，399

　Gama reaches（1498），1-4，5，214-15，425n

　Gama’s voyages，1-4，187-269，297-353，376-88

　Hinduism，202，219，223-24，236，477n，480n，483n

　Inquisition in，399

　Islam in，15，219，228，233-34，482n

　Kappad，215

　legend of Prester John，82

　location of，143，150

　Malabar Coast，112，233，237，245，285-87，307，309，323，329，385，397，458n，478n，496n

　Mappilas in，233，252，257

　Marco Polo and，112

　Mughal Empire，401，415

　multi-cultures of，233-34，482n

　piracy，309

　Portugal and expulsion of Muslim merchants，355

　Portuguese colonization，355

　search for，103

　spice trade and，103，116

　suicidal acts of devotion，249-50，484n

　suttee，233，482n

Indian Ocean，116，117，118

　Adam’s exploration，115

　Arabian Sea and，132

　Arab ships with lateen sails on，77

　Chinese treasure ships in，119

　Christian-Muslim hostility and，196

　Gama’s crossings，6，187，195，206，306，346-47

　Laccadives and Maldives，436，497n

　monsoons and，213-14，265，306

　Mount Eli as navigation point，215

　passage across，213-14

　Portuguese forts built around，357-60

　sea route to Asia via，120，125-26，135

　shipwrecks，406

　spice trade and，136

　uncharted regions，346

Indonesia，368，398，414，510n

Iran，34，43，83，115，218

　national epic，15，427n

Iraq，14. See also Baghdad

Isabella of Aragon，148-49，158，469n

Isidore of Seville，St.，101，454n

Islam.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Christianity compared to，29

　dar al-Harb （House of War），28

　dar al-Islam （House of Islam），28

　dhimmis （protected peoples），23，431n

　disunity，11th century，38-39

　dream of reborn caliphate and restored empire，420

　end of Iberian rule，144-45

　erudition in，24，32-33，44，432n，452n

　European conquest，5，17，19-30

　Europe blocked from East by，3

　fall of empire，33-34

　fatwas （legal opinions），28

　fundamentalism，22-23，28-29

　Gama’s hostilities with，196-99，201-6

　heavenly rewards for death in battle，13

　in India，15，219，228，233-34，482n

　Ismailis sect，436n

　Jews and Ottoman Turks，96

　jihad，28，39，46

　jihad against Portuguese，397，507n

　jihadists today，417

　jizya （tax on nonbelievers），23

　kaffirs （infidels），210

　Khariji movement，428n

　Mappilas，233

　mass conversions to，23

　Mongol invasion，43-44

　Mughal Empire，400-401

　Muslim traders，233

　mystical tradition in，43

　non-Muslims banned from Mecca and Medina，44

　origins of，11-13

　Peoples of the Book and，23，431n

　Portuguese closure of Eastern trade，360，361

　power struggles within，20-21，430n

　as progressive，12

　Shia，16，34，38

　slavery and，89

　in Spain，19，20-21，22-26，28-29，417

　spread of，13-23

　successors to Muhammad and，16，428n

　Sunnis，16

　ulama（religious scholars），44

　Umayyad caliphate，16-17

　ummah （community），12，13

　war with the West，origins，4-5，417-19

Istanbul，96，146，409

James Ⅱ，King of Scotland，173

Japan，112，143

　Portuguese at Nagasaki，368，502n

Jerusalem，3，31，37，459n

　al-Aqsa Mosque，37，427n，438n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14，31，35，426n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14

　destruction by Persians，14，426n

　destruction by Romans，14，426n，432n

　Dome of the Rock，37，439n

　Egyptian control of，35，438n

　Egyptian sultan threatens to destroy pilgrimage sites，361，500n

　First Crusade and，31，35-38

　Islamic conquest of，15，35，39-40，427n

　Manuel Ⅰ and，159，298，355

　on mappae mundi ，101

　massacre of 1099，36-37，438n，439n

　Temple Mount，439n

Jews，12，53，329

　alliance with Persians，426n

　as cartographers，446n，461n

　convivencia and，435n

　as descendants of Abraham，12，425n

　exodus from Spain，145

　forced conversions，158-59，461n

　Gaspar da Gama as，488n

　Islamic repression of，23

　in Istanbul under Ottomans，96

　Kahina “the Prophetess，” 17，428n

　Lisbon massacre，365

　marrano （secret Jew），364-65，501n

　as People of the Book，23，431n

　in Portugal，122，136-37，158-59

　in Spain，23-24，27，145

　in Toledo，synagogue of，27，434n

Joanna the Mad of Castile，371

Joan of Castile（Beltraneja），121，460n

John Ⅰ of Portugal，50-68，71，73，442n，444n

John Ⅱ of Portugal，443n

　Columbus and，148-49

　conversion of Africans and，123-24

　Covilhã and Paiva and，124-39

　Covilhã’s dispatch，137，464n

　death of，157

　death of son，Afonso，148-49，158，468n

　Dias expedition（1487），140-41

　exploration and，122

　heir，Manuel，126，157

　Jewish advisors and envoys，122，136-37，175，461n

　as Machiavellian ruler，122

　Manuel I’s reburial of，280-81

　murders by，157

　search for Prester John，124，125，140，141

　sea route to Asia sought，125

　ships built for Gama’s voyage，157，468n

　treaty with Spain on new lands，151-52

John Ⅲ，King of Portugal，374，390，398

　Vasco de Gama and，374，382，390

John of Gaunt，Duke of Lancaster，52，68

John of Montecorvino，457n，458n

John the Fearless of France，46-47

John ⅩⅩⅢ，Pope，444n

Joinville，Jean de，457n

Jordan of Sévérac，112，116

Kahina “the Prophetess，” 17

Kappad，India，215，222，478n

Kilwa，Africa，201，287，302-5，353，357，492n

Knights Hospitaller，37-38，43，46，47，127，408，439n，440n，446n

Knights Templar，37-38，42，43，71，438n，439n，440n

　African exploration（1445），77-81

　crosses of，6，38，77，169-70

　as Order of Christ，72，77，163，446n

　Philip the Fair’s charges，71，445n

　power of，in Europe，71-72，446n

　Temples of，71，445n

Kublai Khan，111

Laccadives，497n

Lancaster，Sir James，510n

Las Navas de Tolosa，Battle of，30，435n

League of Cambrai，363，501n

Leonardo da Vinci，407，408，421，508n

Leonor Teles，51

Lepanto，Battle of，409

Lewis，Bernard，511n

Linschoten，Jan Huygen van，413-14，476n，483n，484n，506n，509n，510n

Lisbon，Portugal，2，60，61，122-23，169-70，287-88，291-92，442n

　Alfama district，159，469n

　Castle of St.George，60，159

　Columbus lands in，148

　as commercial center，354

　Ethiopian envoys in，85

　Italian merchants in，77

　Jews massacred，364-65，501n

　Manuel I’s rebuilding，280

　papal bull of 1454 and，99

　siege of，442n

Lombards，22

Lopes，Tomé，307，316，318-20，331，333，337，338，341，342，344，348-49，350，490n，493n，497n

　Mîrî massacre，308-15，493n，494n

López de Gómara，Francisco，419

Louise of Savoy，408

Louis Ⅸ，King of France，42

Lourenço，Fernão，308

Lusiads （Camões），485n

Lydwine of Schiedam，St.，108

Macau，368，502n

Madagascar，267，287，485n

Madeira，71，466n

Mafia Island，202，477n

Magellan，Ferdinand，371-73

Ma Huan，479n

Maimonides（Musa ibn Maymun），435n

Malabar Coast，233，237，245，358n

　Christianity reaches，496n

　monsoons and，478n

　pepper growing and，112

　piracy along，309，385

　ports of，307，323，329

　Portuguese elimination of Muslims along，397

Malacca，367，414，502n，510n

Maldives，385，497n

Malindi，307

　Cabral’s mission of 1500 and，287

　envoy from，269，284

　Gama and，206-12，268-69，305-6，378，478n，492n

　pillar erected by Gama，269，486n

Malta，408

Mansa Musa，74，447n

Manuel Ⅰ of Portugal，126，157-60，207，358，361，462n

　ambitions unfulfilled，373-74

　Belém church and monastery，280，353

　Cabral’s mission，282-84，287-88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468n

　conversion of East and，365，368

　conversion of the Jews，158-59，461n

　Crusade to recapture Jerusalem，159，298，355

　crusading message to Muslims and pagans，282-83

　death of，373

　death penalty for revealing sea route，280，487n

　divine mandate to fight Islam，158-59，167，276，278，280，281，316，357，361，364

　exhumation of John Ⅱ，280-81

　Ferdinand and Isabella as in-laws，279，398，487n

　forts in India ordered by，357-60

　Gama and，162，166-67，289-90，297-98，353，470n，471n，489n

　as heir to Castile，158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and，275，288

　Indian enterprises，273，275

　Inquisition in Portugal and，397-98

　letters on Gama’s success，277-80，487n

　letter to Venice，demanding spices be bought from Portugal，273

　Lisbon rebuilding by，280

　marriage to Isabella，157-58，469n

　marriage to Maria，487n

　Moroccan Crusade debacle，369，502n

　North Atlantic exploration，288，489n

　Nova’s mission to India，288-89

　papal bull of 1514 and，369

　Pietro Pasqualigo and，272，273-76

　search for Prester John，168，272，373

　showing off magnificence，368-69

　Viceroy of India appointed，357

　war against Moroccans，288

Mappilas，233，252，257

maps and mapmaking

　Africa depicted on，75-76，118，460n

　Cape Bojador on，75-76，447n

　Catalan Atlas（1375），74-75，446n

　Dias expedition and redrawing of，141，465n

　Fra Mauro’s，118，119-20，459n，460n

　Gama’s voyages and，334

　Garden of Eden on，101-2，454n

　Jerusalem at center of the world，459n

　mappae mundi ，101-3

　Marco Polo and，113

　Prester John and，449n

　Ptolemy’s Geography and，117-18

　revisions in 15th century，117-18

　scriptural geographers，102-3，334

　Southern Hemisphere absent from，117

　world-is-flat myth，117，459n

　world map of Henry Martellus，465n

　world maps，75

Marchionni，Bartolomeo，126，462n

Marinids，53-54

Marinus of Tyre，143

Martins，Fernão（canon），142

Martins，Fernão（interpreter），165，194，219-20，222，227，239，241，268，483n

Mauro of Venice，Fra，118，119-20

Mayr，Hans，357-58

Mecca，11-12，13，44，233，373，441n，503n

　Jeddah（port），137-38，370

medicine

　ambergris and，106，456n

　aromatics，use of，106

　four humors and，104

　gems，semiprecious stones，and，107

　odd apothecary goods，106-7，456n

　spices，use of，104-5，107

Medina，12，44，138

Mediterranean region，18

Mehmet the Conqueror，92-97，114-15，127，410，421，451n，452n

Mendes，Diogo，493n

Mendes de Brito，Rui，307，308，490n，493n

Meneses，Duarte de，380，382，383，386-87，389，505n

Meneses，Jorge Teles de，507n

Meneses，Luís de，383，386，389

Michelangelo，408

Middle Ages，6，425n

Mîrî massacre，308-15，316，493n，494n

　children taken off，315，494n

　hunchbacked pilot of，315，356

　looting of，336，346

Mocquet，Jean，391-97，393，394，395，396，400，453n，473n，476n，480n，484n，506n

Mogadishu，268

Moluccas. See Spice Islands

Mombasa，201-6，208，236，269，492n

　razing，and Portuguese fort built，357-58

Monçaide（merchant of Tunis），216-17，219，252-53，256，282

Mongols，43-44，48，84，111，113，454n，458n

Morocco，53-54，63-64，66，70，163，288，410，446n

　Portuguese debacle of 1515，369，502n

Mozambique，192-200，267，269，287，485n，499n

　existence today，416-17，510n

　Gama’s voyages and，301-2，347，351，475n，497n

　Jesuits in，416

　statue of Vasco da Gama，416-17

　Vicente Sodré’s fleet and，300，301-2

Mughal Empire，400-401，415

Muhammad the Prophet，11-13，16，503n

　burial place，138，464n

　death of，13

　schemes to steal remains，365，501n

Muqaddasi，al-，133

Murad Ⅲ，409，410

Myriocephalum，Battle of，440n

Nairs（warriors），234，244-45，248，254，256，319，323，328，337

Naples，126

Netherlands（the Dutch）

　alliance with England，411

　expedition of 1595，510n

　exploration by，411

　Mare Liberum doctrine and，414

　modern navy of，415

　Spice Islands colonized by，415

　spice trade and，414-16

　war with Spain，411

Nicholas of Pistoia，458n

Nicholas Ⅴ，Pope，441n，450n，453n

Nicopolis，Battle of，47-48

Nova，João da，288-89，303

Nunes，Gonçalo，164

Nürnberger，Lazarus，370，490n

Ocean Sea，70，101，150

Odoric of Pordenone，112，458n

Ogané，124

Old Man of the Sea，18，428n

Order of Christ，72，167，318，375，446n，472n. See also Knights

Templar

Order of Santiago，163，164，289，359，375，386，470n

Ottoman Empire，45-46，420，511n

　Aden taken by，503n

　alliance with Egypt and Venice，362

　alliance with France，408-9，509n

　Barbarossa and，408-9

　Battle of Lepanto，409

　Battle of Nicopolis，47

　Battles of Diu，362-63，401

　Constantinople，92-95，113，451n

　control of trade and，114-15

　English alliance with，409-10

　Otranto captured，452n

　Portuguese inroads，362，501n

　sieges of Vienna，408，409

　as superpower，408

　Venice attacked by，274-75，486n

Outremer，38，127

Paiva，Afonso de，125-33，136，140，461n，462n

Palestine，34，109

Panama，352

Panchdiva Islands，259，485n

　Anjediva（Anjadip），261，306-7，485n

Pandarani（Pantalayini Kollam），India，220，240，246，322，323，479n

　Gama sets foot on Indian soil，221，479n

Pasqualigo，Pietro，272，273-76，280，292，351

Pegolotti，Francesco，458n

Pelayo，429n

Pereira，Francisco，380-82

Perestrello，Bartolomeu，466n

Persian Empire，14-15，335，415，426n，496n. See also Abd al-Razzaq

Persian Gulf，499n

Persian Samanid Empire，34，437n

Persius，109，456n

Peter，Prince of Portugal，53，55，58，60，63，66，76

Peter Ⅰ of Portugal，50-51

Peter the Hermit，36

Philip Ⅱ of France，40，41

Philip Ⅱ of Spain，411

Philippa of Portugal，52，56-57，59，60-61

Philippines，503n

Philip the Bold，Duke of Burgundy，46

Philip the Fair of France，72，445n

Philip the Good，Duke of Burgundy，97-98，453n

Philip the Handsome of Castile，371

Pillars of Hercules，17-18，53，73，115，428n，429n

piracy

　Barbarossa，408-9

　Barbary Coast，90，261，450n

　death of Luís de Meneses and，389，506n

　First and Second Barbary Wars，450n

　by French，163

　Gama’s voyage of 1502 and，307-8，309，336

　Indian Ocean pirates，214

　Malabar Coast pirates，309，385

　Morocco and，446n

　Muslim corsairs，21，53

　Muslim merchants as，382-83

　Portuguese，53，70-71，356

　in Red Sea，133

　Sir Francis Drake as privateer，411

　slave trade and，90

　Timoja，260-61，366，485n

　Venetian-speaking man from Goa，262-64

　Zamorin and，260-61，262

Pires，Tomé，368

Pius Ⅱ，Pope（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95，97

Pizarro，503n

Pizarro，Gonzalo，503n

Poitiers，Battle of，20，48，97，430n

Polo，Marco，111-12，143，449n，459n

Polychronicon ，101

pommes d’ambre ，106

Portugal，60，72-73. See also Lisbon，Portugal

　African exploration，77-81

　African gold sought by，74-75，82，272

　African riches gained by，167

　African trade，122

　Alcochete，207

　the Algarve，76，77，442n

　alliance with England，51-52，442n

　Battle of Aljubarrota，442n

　Battle of Diu，363

　bubonic plague in，60-61

　Cabral’s mission of 1500，275，282-89

　caravel for exploration built，77-78

　Ceuta Crusade，54-68，443n，444n

　Ceuta occupation，72-74

　China and，367-68，502n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148-49

　colonies in the East，355-68

　conversion of East and，398-99

　costs of empire and，390

　as Crusaders，117，401-2（see also Manuel Ⅰ，King of Portugal）

　Crusade to Ethiopia，504n

　depopulation of，402

　Dias’s exploration（1487），140-41

　Dutch and，411

　Eastern trade usurped by English and Dutch，414-16

　Egypt blockaded by，298，355，360

　emblems on ships，60

　as Empire，390

　Empire，exposés of，391-97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motives，2

　explorations，original purpose，397

　in 15th century，161-62，469n

　first fixed borders in Europe，442n

　Gama’s voyages（see Gama，Vasco da）

　Goa and，366-67

　gold coinage，the “Crusader，” 82

　Henry the Navigator，53，58-61，63-68

　holy war with Calicut，285-86

　ignorance of Asia’s religions，236-37

　independence of，51

　India，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276-77

　in India，first colony at Cochin，341-42

　India’s Christians and，236-37

　Indonesia and Spice Islands reached，368

　Inquisition in，397-99

　in Japan，368，502n

　Jesuits outlawed，510n

　Jews expelled from，158，469n

　Jews in，122，136，158-59

　Jews massacred，364-65，398

　Knights Templar as Order of Christ，72

　loss of Madre de Deus ，411-13

　loss of São João ，403-6

　in Macau，368，502n

　Madeira claimed by，71

　as maritime power，5，272-73，275-76，282，287，353，361，364，368，493n

　marranos ，364-65，398，501n

　Muslims（Moors）in，50，159，442n

　Muslim traders replaced by，322，390

　naval expansion in Far East，367-68

　naval system，antiquated，402-3

　navigation advances，122

　navigation and trade secrets，280，371-72，413-14，487n

　North Atlantic exploration，288，489n

　Nova’s mission to India，288-89

　papal bulls and，98-99，150，280

　papal sanction for subjugation and plunder of Saracens，pagans，and unbelievers，91

　papal sanction for war against Islam，50，55，62，443n，444n

　piracy by，53，70-71

　Porto，58，442n

　ports，57，59-60

　Portuguese colonization，357-59

　recruiting sailors，76-77

　Red Sea campaign，370-71，503n

　religious intolerance，364-65，501n

　“Rice Christians” and，398-99

　Rome，papacy，and，50

　Sagres Point，76，447n

　salt producers，57

　sea route to India，importance of，276

　ships designed for capacity，403

　shipwrights in，57

　slavery and，86-91，122，384，450n

　Spain as rival，121，151-52，288，370-72，460n

　spice trade as crown monopoly，365，390

　subsumed into Spain，411

　Tagus River，59-60

　Tangier campaign，73-74，100

　trade as advancing struggle against Islam，86，449n

　Treaty of Alcáçovas，460n

　Treaty of Badajoz，373

　Treaty of Tordesillas，151-52，288，371

　Treaty of Zaragoza，503n

　Venice and，272，274-76，292-93

　weaponry of，286，358，377

Prester John，2，82-85，113，115，281，448n，449n

　Covilhã and Paiva search，124，133

　Dias search，140，141

　Gama’s search，168，194，270，335，355

　kings of Ethiopia as，84-85，139，373

　Sofala and，491n

Priuli，Girolamo，272，276

Protestant Reformation，410，431n，509n

Ptolemy，117-18，143

Pyrard，François，506n

Quilon，India，334，335-36，337，458n，496n

Quirimbas Archipelago，477n

Raleigh，Sir Walter，412

Red Sea，132，137，138，209，355，385

　Bab el Mandeb and，212

　Portuguese blockade，298，360，503n

　Portuguese conquest attempted，370-71

Renaissance，407，408，452n

Resende，Garcia de，464n

Reynaud de Châtillon，501n

Rhodes，127，408

Richard the Lionheart，40-41

Robert the Monk，437n，438n

Rodrigues，Paio，320-21，322

Roe，Sir Thomas，415，510n

Roman Empire，14，15，41

Rome. See Catholic church（Rome）

Rome（city），45，150，441n

Rule of the Sun，175

Russia，44，512n

Sá，João de，165，271，471n

St. Anthony’s fire，266，485n

St. Catherine Monastery，Sinai，138

Saladin（Yusuf ibn Ayyub），39-40，44，440n

Sancho of Leon，433n

Sanderson，John，129

Santiago de Compostela，27，433n

Santiago Matamoros ，27，434n

Sanudo Torsello，Marino，116-17，458n

Sanuto，Benedetto，293

São João ，shipwreck of，403-6

Saracens，16，427n

scurvy，191，203，265-67，307，510n

Sebastian of Portugal，401，410-11，507n

Seljuks，34-35，38，39

Sernigi，Girolamo，281-82，480n，488n

Seville，Spain，434n

Sewell，Robert，482n

Seychelles，267，485n，497n

Sharon，Ariel，439n

ships. See also Gama’s voyages

　cannon installed on，122，156，173，286

　careening，179，261

　Chinese junks，118-19

　Columbus’s，147，148，151

　dhows，132-33，134，308，463n，493n

　forecastles and sterncastles，155，468n

　galliots of Barbary Coast pirates，261

　Gama’s，155-57，164，467n

　Gama’s request for faster vessels，385

　lateen（triangular）sails for，77，447n

　loss of the São João ，403-6

　navigating south of the equator，174-76

　navigation，astrolabe for，174

　Pole Star and，174

　Portuguese，for Ceuta assault，57-58，60

　Portuguese，towering vessels for carrying capacity，403，411-12

　Portuguese caravel，77-78，140，156

　sailor’s garb，169，472n

　sambuk，308，493n

　scurvy and，191，203，265-67，307

　sea biscuit，161，469n

　shipboard activity，daily life at sea，173-74，176

Siam（Thailand），367，396-97

Sicily，18，41，55，57，58，371，411，421，440n

Sigismund，King of Hungary，46-47，48

Sinbad the Sailor，111，456n

Sines，Portugal，162，289，375

slavery

　Barbary Coast pirates and，90，450n

　Catholic church and，450n

　Egypt and，128

　Gama’s orders on Cochin and，384

　in Goa，392，394-95

　in medieval world，89-90

　Portugal and trading in，86-91，122

Smith，Adam，419

Society of Jesus（Jesuits），398，400，416，507n，508n，510n

Sodré，Brás，346，355-56，499n

Sodré，Vicente，297，298，489n

　blockade of Arab shipping and，298

　blockade of Calicut’s harbor，329，332

　corruption and，355-56，499n

　Gama’s 1502 voyage and，297，298，300

　looting and piracy by，336，356

　Mozambique and，300，301-2

　as naval presence in Indian Ocean，346

　rescue of Gama at Calicut，340

Sofala，287，300-301，351，396，491n，497n，507n

Spain（Iberia），371

　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30，435n

　Castile and Léon，50，51，54，62，63，72

　coat of arms，428n

　Columbus and，6，144（see also Columbus，Christopher）

　convivencia and，23，27，159，431n，433n，435n

　crops of，24，433n

　Crusades and，48

　Dark Ages and，24，433n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by，5-6

　five kingdoms of，50

　Goths in，19，429n

　holy war born in，5

　Inquisition，145-46，398

　Islamic（al-Andalus），5，22-26，28-29，44，48，417，434n

　Islamic（Granada），50，59

　Islamic conquest of，19

　Jews in，23-24，27，145，431n

　jihad against Christians and Jews，28-29

　Knights Templar and，72

　La Jornada del Foso（Day of the Pit），430n

　League of Cambrai，363，501n

　Madrid bombings by jihadists，417-18

　new Crusade（15th century），49

　Order of Santiago，27

　papal support for war against al-Andalus，26-27

　patron saint，St. James，27

　Portugal gained by，411

　Reconquest，26-28，31，72，144-45，429n，433n，503n

　religious oppression in，146，373

　rival monarchs and fratricide，26，433n

　rivalry with Portugal，151-52，288，370-72

　trade route west to Asia，372

　Treaty of Alcáçovas，460n

　Treaty of Badajoz，373

　Treaty of Tordesillas，149-52，371

　Treaty of Zaragoza，503n

　War of the Castilian Succession，121

Spice Islands，143，272，503n，510n

　Dutch colonization of，415

　Magellan’s idea to claim，371-72，373

　Portuguese reach，368

　Spain-Portugal rivalry，373，503n，505n

　Treaty of Badajoz and，373

spices，103-8

　adulteration of，107-8

　cassia trees，259，262，485n

　India and，103，112-13

　of Malindi，208

　medicinal use，104-5，107

　of Mombasa，204

　of Mozambique，193

　mystery of，109-10

　pepper，331，332

　pepper and other spices demystified，112-13

　price hike and European instability，113-14

　purpose of，104，455n

　religious rituals and，108

　sexuality and，105，455n

spice trade，2，108-17

　Aden and，133

　Alexandria and，128，362

　antiquity of route，108，456n

　Antwerp and，493n

　Calicut and，134，217

　Cannanore and，318，320，332

　Cochin and，332

　Columbus and search for sea route，142

　decline of，416

　Egypt and，115，116-17，131，298

　Gama’s voyages and，168，239，306，317，318，320，330-32，494n

　Hormuz and，134-35

　India and，103，116

　Italian merchants in，114，115

　Lisbon and，354

　missionaries and route to Asia，111，457n

　Mongols’downfall and closing of overland routes，113

　Muslim merchants and，320，360，361，494n

　Ottoman Empire and，114-15

　Portugal as trading nation，273，276，287，353

　Portugal’s crown monopoly of，365，390

　Portugal usurps Muslims，361

　Portuguese blockade of，298，503n

　Portuguese replaces Arabic as language of commerce，390

Sudley，Frederick，162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408

suttee，233，250，482n，484n

Syria，15，16-17，34，38，39，109

Syriac Orthodox Church，335，399，427n，496n

Tamerlane，48，400-401，496n，502n

Tangier，72，73-74，100，125，168-69

Teldi，Francesco，361-62

Thomas the Apostle，St.，334-35，494n，496n

Timbuktu，74

Timoja，260-61，366，485n

Toledo，Spain，27-28，434n

Tor，port of，131，132-33，138

Tordesillas，Spain，151，284，371

Toscanelli，Paolo dal Pozzo，142-43，466n

Travels （Varthema），354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113

Treaty of Windsor，442n

Tripoli，37-38

Tunis，4，216，425n

Tunisia，34

Turks，34，36，45-46.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assault on Constantinople，34-35

　assault on Jerusalem，35

　assault on Venice，274-75

　Mamluks（Turkish slaves），33

　scandalous rumors about，34，437n

　Seljuks，34，38

Umayyad caliphate，16-17，32，428n，436n

Urban Ⅱ，Pope，31，34-36，39，41，435n，437n

Valencia，Spain，126

Valle，Pietro della，129，191，481n，484n

Vandals，18-19

Varthema，Lodovico de，354，358-59，366，368，498n

Velho，Alvaro，471n

Velloso，Fernão，180-81

Venice. See also Conti，Niccolò de’

　Arsenale，57

　Battle of Agnadello and，501n

　Battle of Diu and，362-63

　Egyptian alliance with，293，360，500n

　excommunicated by Rome，275

　gondola for King Manuel，292，489n

　as La Serenissima，272

　Marco Polo and，111-12

　Ottoman threat to，274-75，486n

　papacy strips of territorial gains，363-64

　Pasqualigo sent to Portugal，272，273-76，292

　Portugal as trading threat to，272，275-76，292-93，501n

　rebuff of Columbus，144

　sac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41

　St. Mark’s Basilica，41

　secrecy of Portugal’s sea route and，280，487n

　secret agent sent to Egypt，361-62

　Signoria of，273，292，362

　spice trade and，109，114，362

　spies sent to Lisbon，362，468n，500n

　Suez canal proposed by，362

　as trade center，114

　as trading power，443n

Vespucci，Amerigo，372

Vienna，408，409，511n

Vijayanagar Empire，India，232-33，401，482n，484n

Vikings，19，22，26

Virgin Mary，24，94，360-61，432n，500n

　Hindu deity mistaken for，236

Vivaldi，Ugolino and Vadino，115

Vizinho，Joseph，122，125，461n，462n

William of Rubruck，457n

women

　of Calicut，India，219，247-48，480n

　flogging of stowaways by Gama，381-82

　mistreatment in Goa，392-95

　mistreatment in Siam，396-97

　of Sicily，440n

　suttee and，233，250，482n，484n

　of Vijayanagar，India，482n

Xavier，Francis，398，416，507n

Yarmuk，Battle of，15

Yemen，133

Zacuto，Abraham，122，460n

Zamorin of Calicut，217，338

　alliance with Dutch，414

　appearance，226，481n

　armada against Gama raised by，330

　as Christian ruler，228

　conflict with Portuguese，286-87

　customs of，235-36

　death and succession of，234-35

　death of old，successor and Cabral，285

　dispatches pirates after Gama，260-61，262

　first，legend of，233

　Gama and crew kidnapped by，240-44

　Gama in 1498 and，219-20，221，225-28，230-31，237-44，245-57

　Gama pursued by war fleet，341-45

　Gama tricked by，337-38，339-40，497n

　Gama’s bombardment of palace，328

　Gama’s gifts，230-31，237-38，251，252

　Gama’s last letter to，341

　Gama’s letter to，258

　Gama’s vengeance and，322-29

　King Manuel’s letter to and order to banish all Muslims，283-84，285

　letter to King Manuel，255

　palace of，224-26，481n

　Portuguese attack of 1506 and，358-59

　second Battle of Diu and defeat，363

　security and justice of port and，218-19

　titles of，225，481n

　Venetian-Egyptian support for，293

　war with Cochin，356

Zanzibar，269，477n，510n

Zawahiri，Ayman al-，417

Zeila，135-36

Zheng He，119，479n

Zimbabwe，302，476n

Ziryab，434n

Zoroastrianism，14

Zúñiga，Juan de，505n

Zurara，Gomes Eanes de，88-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英）奈杰尔·克利夫（Nigel Cliff）著；朱邦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Last Crusade：The Epic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ISBN 978-7-5201-0643-6

Ⅰ.①最… Ⅱ.①奈…②朱… Ⅲ.①加马（Gama，Vasco Da 1469-1524）-生平事迹 Ⅳ.①K835.52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4914号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

——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

著者/〔英〕奈杰尔·克利夫（Nigel Cliff）

译者/朱邦芊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李洋 沈艺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375 插页：0.625 字数：415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643-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6849号

定价/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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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Kingdom of Ice：The Grand and Terrible Polar Voyage of the USS Jeann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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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被讽刺漫画家画成了一个老人（《名利场》杂志）//

/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1874年11月9日《纽约先驱报》刊登的异想天开的动物骗局//

/利西翠妲号，贝内特的众多游艇之一//

/朱利叶斯·勒布朗·斯图尔特在画作中描绘了贝内特的游艇纳莫娜号上的生活//

/杂志画家描绘的约翰·克里弗斯·西姆斯颇受欢迎的地下空洞理论//

/杰拉杜斯·麦卡托大约在1600年所画的显示有开放极海的北极地图//

/神秘“天涯图勒”地图，奥劳斯·芒努斯画于1539年//

/塞拉斯·本特1872年设想的到达北极的“温暖通道”//

/1876年费城百年纪念世博会上的科利斯蒸汽发动机（斯坦福大学报纸档案）//

/奥古斯特·彼德曼博士//

/纽波特游乐场草坪上的网球比赛，贝内特出现在前景中（贝内特的收藏，《国际先驱论坛报》档案）//

/乔治·德隆//

/艾玛·德隆//

/乔治和艾玛·德隆的女儿西尔维//

/领航员约翰·达嫩豪//

/博物学家雷蒙德·纽科姆//

/工程师乔治·梅尔维尔//

/气象学家、《纽约先驱报》记者杰罗姆·科林斯//

/冰区引航员威廉·邓巴//

/轮船舵手威廉·宁德曼//

/轮船舵手威廉·宁德曼//

/执行官查尔斯·奇普//

/随船军医詹姆斯·安布勒医生//

/珍妮特号，当时还叫潘多拉号，于1870年代中期在格陵兰拍摄的照片//

/珍妮特号于1878年在法国勒阿弗尔，即将启航前往旧金山//

/德隆以其队员的冰上长征//

/德隆以其队员到达了开放水域//

/亨利·莫顿·斯坦利//

/年轻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海军少将乔治·梅尔维尔，摄于1910年//

/约翰·缪尔//

/《珍妮特号被弃》，詹姆斯·盖尔·泰勒画于1883年（瓦列霍航海画廊/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海滩）//

/法国著名画家乔治·路易斯·普瓦勒-圣-安热的画作《珍妮特号的沉没》//

/1881年12月，珍妮特号的部分船员在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摆好姿势，拍摄了这张照片//

/1884年纽约市为乔治·德隆举行的葬礼（艾玛·德隆文件）//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广场上的珍妮特号纪念碑//

/2000年卫星拍摄的西伯利亚的勒拿河三角洲//

/本书作者在俄罗斯的勒拿河三角洲美国山的珍妮特号纪念碑前//

/本书作者手拿一根古老的长毛猛犸象牙在弗兰格尔岛（谢尔盖·戈尔什科夫/摄）//

本书获誉

汉普顿·塞兹以精彩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冒险故事，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也最令人心碎的冒险之一。《冰雪王国》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的航程不但远至最荒凉的北极，还深至最幽微的人性。

——戴维·格兰

《迷失Z城》作者

汉普顿·塞兹这部书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冰雪王国》充满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和生动真实的场景，让一个曾举世瞩目的极地冒险故事焕发出鲜活、豪放又充满人情味的生命力。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大洋深处》和《邦克山》作者

凭借着从故纸堆里翻出的信件和日记，对极地景观的亲身经历，以及讲故事的高超技巧，汉普顿·塞兹用魅惑的神力召唤着注定沉没的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和她勇敢船员们的英魂。随着戏剧化升级——在冰上、海上和陆地上——这些人的性格，以及他们英勇非凡的领袖愈发突出。翻开第一页，读者就会被吸引到冰上不愿离开，直到每个人的结局真相大白。

——卡罗琳·亚历山大

《忍耐》与《恩惠号》作者

汉普顿·塞兹是全美国最豪迈、最迷人的故事高手之一，他用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这个奇妙的冒险故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冰雪王国》远远不止是一个极地探险受挫的故事。塞兹描绘了一群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大胆、危险又有一些荒唐，他不仅讲述了一个经典的冒险故事，也细腻地描绘了美国历史上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即所谓的镀金时代。它的趣味性大大超越了多数历史著作。

——斯科特·安德森

《阿拉伯的劳伦斯》作者

汉普顿·塞兹是个故事大王，在这本书中，他以极其生动的笔调讲述了或许是人们听说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极地远征。这是一本让人爱不忍释的书。

——马克·博登

《黑鹰坠落》作者

先用两天时间读完整本书——快速阅读，因为珍妮特号那些勇敢船员的经历惊险刺激，然后再放慢速度，为的是细细品味叙事的明晰通畅以及结构的简洁质朴。这次探险所遭遇的巨大灾难，还有德隆船长及其同伴们英勇的、真正西伯利亚式的苦难经历，一切终于有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记录者，那就是汉普顿·塞兹。

——伊恩·弗雷泽

《西伯利亚游记》作者

汉普顿·塞兹写了一部北极惊悚小说，这是真实可信的叙事杰作，令我读不舍手，夜而忘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那广袤荒凉的冰海上，这些非凡的人到底遭遇了什么。

——S.C.格温

《夏月帝国》作者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好故事，讲述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讲故事高手之一。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故事本身情节阴郁、扣人心弦，而汉普顿·塞兹的讲述勾魂摄魄，书中魅力无穷的人物经历了那么多恐惧和英勇的瞬间。我一读完，就立刻翻开第一页又重读了一遍。

——坎蒂丝·米勒德

《探索困惑河》作者

《冰雪王国》把大放异彩的人物和丰富翔实的资料注入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中，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中那个迷人但鲜为人知的时代，它无疑在当代有关气候变化的热烈讨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地狱般幽暗背景下的荒野探险故事。

——T.J.斯泰尔斯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第一大亨》作者

这本出色的著作中处处是壮怀激烈的英雄人物，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年轻国家在全球施展抱负的伟大时代。它是叙事性非虚构类历史作品的佳作。《冰雪王国》已在伟大的海洋探险故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米切尔·朱科夫

《迷失香格里拉》作者

扣人心弦……《冰雪王国》是一部才华横溢的非虚构叙事作品：其文生动、其情感人、其声悲壮，和任何一部节奏完美的恐怖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但要有趣得多，因为这还是部纪实作品……美国的英雄主义往往是以战胜命运的单一视角来呈现的……这本书远为细腻精妙，它描述了场面宏大的灾难，以及人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

——《泰晤士报》

随着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加深，英勇无畏的探险家必定很难再发现让他们激情澎湃的未知土地了。想必探险文学作家也同样会觉得沮丧，那毕竟是很有价值的文学门类：伟大的故事不都被讲完了吗？不过，千万别低估一流作家的创造力。汉普顿·塞兹的《冰雪王国》再现了一群航海家立志成为第一批到达和勘察北极的人——他们为此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艰辛——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本出色的好书……这里就不剧透珍妮特号船员的命运了……这是一部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品，精妙刺激。

——《华盛顿邮报》

引人入胜……塞兹查阅了不为人知的文件、日志，并亲自前往珍妮特号及其船员们到过的北极地区考察，写出了一部节节递进的叙事作品。《冰雪王国》读来令人心碎神伤，因为它讲述了探险家们为生存而战的种种艰难困苦：疾病、致残的冻疮、雪盲症，还有随时会被饿死的危险。面对如此狰狞恐怖的细节，读者仍然忍不住一口气读完，想看看德隆和他的手下如何克服每一个障碍——即便永远有下一个障碍在前面等待着他们。

——《今日美国》

（塞兹的）《冰雪王国》充满生动的细节，他根据珍妮特号的悲剧加工而成的故事既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表明人类为北极探险事业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他关注心理描写，船员们在他的笔下成为鲜活的个体……如果只想知道珍妮特号船员的命运，谷歌一下自然不难，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冰雪王国》读来酷似一流的史诗级惊险故事。德隆和他的同伴们不仅成为未知地理疆域的探险者，也探知了人类苦难和绝望的极限。在如此刻苦自励地忍受失望和苦难方面，德隆能与劳拉·希伦布兰德《坚不可摧》中的主人公路易斯·赞佩里尼相媲美。

——列夫·格罗斯曼，《时代》杂志

一流的极地历史和探险故事……文采斐然，令人不忍释卷……塞兹生动地再现了（那次航程的）恐怖。《冰雪王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作者的讲述精彩绝伦。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难以忘怀……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史诗，讲述了人类在极不寻常的北极背景下忍受的种种苦难……（塞兹对）人们面对的现实挑战和他们周围怪诞场景的描述堪称杰出。随着德隆和船员们试图自救，故事开始变得悬念重重，心理活动日趋复杂……随后出现了更加陌生和古怪的转折，他们进入了一片在地图上没有被标注亦无人居住的土地，我很遗憾不能再说得更细了，那会让还没有读过《冰雪王国》的人觉得扫兴。塞兹的书是历史和故事的精妙结合。

——《洛杉矶时报》

这是美国自己尝试的一次壮丽的极地探险悲剧，汉普顿·塞兹这部极为引人入胜的新书，讲述了一个不那么家喻户晓的事件……随后发生的故事——为生存而战，以及将近1000英里跨越北冰洋的跋涉——则成为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征程之一。塞兹用他高超的技巧展开的故事唤起了我们的悲悯和痛苦：德隆和他的船员们忍受了惊人的苦难。但这里亦不无美感……（塞兹）以老到的笔力描写了西伯利亚和北冰洋的地理环境，探险家们在征程中看到了丰富的鸟类和动物世界，他们在征程中穿越了一望无际的冰层、风暴肆虐的海面、危险难测的冻土、岩石嶙峋的海岸和熔岩炽烈的火山岛。

——《波士顿环球报》

故事令人心碎，叙述节奏完美。

——《纽约客》

献给我的哥哥

林克·塞兹

1957～2013

在远离尘嚣的荒凉冰国，

船里响起了沉痛的哀歌，

她在冰板中扭动，在咆哮的漩涡里肉搏，

终被紧扼住脖颈，再也动弹不得。

坚硬的浮冰不时碎裂，肆无忌惮，

鞭挞着船身厚板卷裹的表面，

疲惫的水手们终于倒下一片，

渴望着亲人的抚慰和温暖的家园。

毫不餍足的坚冰把铁钳握得更紧，

不能让到手的猎物侥幸逃离。

船长的命令在夜空中骤然响起，

“全体弃船，立刻离去！”

看着她蹒跚着悄然走远，

硬汉们也忍不住伤痛和悲叹，

她的魂魄在风中呼号，那高高的桅杆，

为最真最美的船拨响了哀戚之弦。

承载希望的船此刻已沉入虚空，

曾经骄傲的船呻吟着躺进黑洞，

当白日终于结束了无尽的劳动，

她的坟茔被极光染成了绛红。

——约阿希姆·林格尔那茨（Joachim Ringelnatz），《珍妮特号的沉没》

并非每个人都能受到恩典……你必须先经历苦难，历尽艰险，对大千世界的悲苦有所了解。那样，你的眼睛才能看到恩典。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1

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全体成员名单

序幕：冰上受洗

第一部分 一片空白

1.周日死亡狂欢惊魂记

2.世界之巅

3.万物之主

4.为你我将不顾一切

5.北极通道

第二部分 国魂

6.世界发动机

7.心满意足

8.哥达的智者

9.潘多拉号

10.一别三年，或一去不返

11.祝福

12.第二次机会

13.美国北极探险

14.竭人力以征之

15.新的入侵者

第三部分 教人忍耐的荣耀领地

16.死巷

17.被咬住了

18.兴风作浪

19.万一遭遇不测

20.假象和陷阱

21.几乎永照不熄

22.看不见的手

第四部分 勇气未消，血性尚存

23.在孤寂的冰海上

24.发现陆地

25.寻消问息

26.死神来袭

第五部分 世界尽头

27.都玩儿完了

28.永不绝望

29.空想的大陆

30.又一块应许之地

31.宝贵的八天

32.已知的世界

33.怒海狂涛

第六部分 星辰的低语

34.十四个幸运儿

35.等你到了纽约，请记住我

36.哪怕为此财殚力尽

37.疯狂地比手画脚

38.恐怖的梦魇

39.白色的幽暗

40.整个俄国都会支持你

41.等候天亮的守夜人

42.穿越时间长河的荒野哀歌

尾声：只要还有一块冰让我立足

致谢

部分参考文献

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全体成员名单

海军军官

乔治·德隆（Geroge De Long）上尉，指挥官

查尔斯·奇普（Charles Chipp）上尉，执行官

约翰·达嫩豪（John Danenhower）军士长，领航员

乔治·梅尔维尔（John Melville），工程师

詹姆斯·安布勒（James Ambler）医生，军医

民用科学家

杰罗姆·科林斯（Jerome Collins），气象学家、《纽约先驱报》记者

雷蒙德·纽科姆（Raymond Newcomb），博物学家

专责职务人员

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冰区引航员

约翰·科尔（John Cole），水手长

沃尔特·李（Walter Lee），机械师

詹姆斯·巴特利特（James Bartlett），一级司炉

乔治·博伊德（George Boyd），二级司炉

阿尔弗雷德·斯威特曼（Alfred Sweetman），木匠

海员

威廉·宁德曼（William Nindeman）

赫伯特·利奇（Herbert Leach）

卡尔·格尔茨（Carl Görtz）

爱德华·斯塔尔（Edward Starr）

海因里希·凯克（Heinrich Kaack）

弗兰克·曼森（Frank Mansen）

阿道夫·德雷斯勒（Adolph Dressler）

沃尔特·沙尔维尔（Walter Sharvell）

路易斯·诺洛斯（Louis Noros）

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

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

亨利·沃伦（Henry Warren）

阿尔伯特·屈内（Albert Kuehne）

汉斯·埃里克森（Hans Erichsen）

内尔斯·艾弗森（Nelse Iverson）

乔治·劳德巴赫（Geroge Lauterbach）

厨师和乘务员

阿三（Ah Sam）

查尔斯-东星（Charles Tong Sing）

因纽特猎人和橇夫

阿列克谢（Alexey）

阿涅奎因（Aneguin）

序幕：冰上受洗

1873年4月底，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母虎号三桅蒸汽帆船驶出纽芬兰岛的康塞普申湾，一路冲开拉布拉多海岸附近松动的浮冰和大冰块，前往季节性海豹猎场。 [1] 快到中午时，母虎号遭遇了一桩怪事：一个因纽特人独自驾着皮筏子，远远地跟他们打招呼，那人使劲挥舞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这位土著显然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爱斯基摩人 [2] 不会跑这么远，到北大西洋这片危险的开放水域上来。待母虎号慢慢驶近，就听他用口音浓重的英语高喊着：“美国船！美国船！”

母虎号的船员把身子探出船栏，试图分辨出这个因纽特人在说什么。恰在此时，雾散了，他们看到不远处一片边缘参差的浮冰上有十几位男女和几个孩子，看样子是被困在那里了。看到船只，被困的人群欢呼起来，朝空中鸣枪庆贺。

母虎号船长艾萨克·巴特利特（Isaac Bartlett）命令船员将救生艇放下水。待到那群在漂浮的冰上的人——总共19人——上船，人们立即看出，他们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他们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冻伤累累，眼神都有些恍惚了。他们刚刚在早餐上吃完海豹肠，嘴唇和牙齿上还沾着血污。

“你们在冰面上待多久了？”巴特利特船长问道。

人群里一位名叫乔治·泰森（Georage Tyson）的美国长者上前一步，答道：“从10月15日就在上面了。”

泰森的回答在巴特利特听来匪夷所思。10月15日距当时已经196天了，这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这块浮冰上漂浮了将近七个月。那块承载他们的摇摇欲坠的浮冰，正如泰森所说，简直就是“上帝专为他们而造的筏子”。 [3]

巴特利特又询问了泰森一些问题，惊异地了解到，这些可怜的漂流者曾在举世闻名的北极星号（Polaris ）上航行。（也就是那个因纽特人喊叫的“美国船！”）北极星号是一艘蒸汽拖轮，因为要抵御冰山撞击，被加固得笨重丑陋。北极星号美国探险船的北极探险由美国国会提供部分资金，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支持，它两年前从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New London）出发，在前往格陵兰岛的途中靠岸停泊了几站，从此便杳无音讯。

北极星号刚刚穿过北纬82度，创下了当时航海到达的最高纬度纪录，就陷在格陵兰岛西岸的冰面上动弹不得了。后来在1871年11月，其探险指挥官、辛辛那提人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Charles Francis Hall），一位心事重重、性情古怪的空想家，在喝下一杯他怀疑被下了毒的咖啡之后神秘死亡。霍尔死后，群龙无首的探险队彻底解散。

1872年10月15日夜间，泰森和另外18名探险队员临时露营的一大块冰突然与母船旁边的冰断开，漂进了巴芬湾。包括几个因纽特家庭和一个新生婴儿在内的漂流者再也没能回到北极星号船上，就此把自己托付给了脚下的这块浮冰。他们身不由己，向南漂去，历冬经春，睡在因纽特人的圆顶雪屋里，以海豹、独角鲸、海鸟和偶尔捕获的北极熊为食。在漂浮的那些日子里，因为没有任何燃料可供取火烹食，他们即使运气好能找到食物，也只能生吃动物的肉、内脏和血。

泰森说他们这群人“被命运愚弄了”。 [4] 他说他们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被汹涌起伏的巨浪、劈面而来的冰山和肆虐咆哮的狂风“像个毽子一样” [5] 踢来踢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群漂流者竟然全都活了下来。他们总共在海上漂流了1800英里 [6] 。

泰森的故事让巴特利特船长瞠目结舌，他欢迎这群不幸之人来到自己的船上，用热腾腾的鳕鱼、土豆和咖啡招待他们，又及时把他们送到纽芬兰岛的圣约翰斯 [7] ，然后美国海军的一艘船接上他们，径直驶向首府华盛顿。匆匆对泰森等幸存者盘问一番后，人们了解到一些真相，其中之一就是尽管北极星号有些破损，它可能依然完好无损，探险队其余14名成员也许还活着，守着那艘漏水的船，被困在高纬度的格陵兰冰面上。海军当局盘查了幸存者，了解到北极星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领导危机，船员们曾暗中商量过哗变，查尔斯·霍尔确实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近一个世纪之后，法医专家掘出了他的尸体，在身体组织样本中发现了中毒剂量的砒霜。）泰森虽不愿说出阴谋叛变者的姓名，却仍为霍尔之死鸣冤叫屈。“那些阻挠和破坏探险的人，”他怒吼道，“定逃不过上帝的惩罚！” [8]

听到举国瞩目的远航驶向歧途的悲惨故事，美国公众震惊了，纷纷呼吁派遣一支救援远征队重返北冰洋寻找幸存者。就这样，在得到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的批准后，美国海军立即派出一艘轮船，即美国军舰朱尼亚塔号（Juniata ），前往格陵兰，搜救被困的北极星号。

朱尼亚塔号的指挥官是丹尼尔·L.布雷恩，这艘单桅帆船在美国内战期间的大西洋封锁中参与过激烈战斗，船身上满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它在6月23日离开纽约港时，全美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祝愿它载誉归来。朱尼亚塔号的格陵兰远征具备一切新闻要素：这是举国关注的惊心动魄的救援故事——却也是个侦探故事，带着一丝阴谋的色彩，可能还沾着谋杀的血腥。《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也简称为《先驱报》）的一名记者将会在圣约翰斯登上朱尼亚塔号，报道整个搜救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驱报》记者的在场，寻找北极星号成了1873年夏末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朱尼亚塔号的副指挥官是一名来自纽约市的年轻海军上尉，名叫乔治·德隆。德隆只有28岁，一双蓝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戴一副夹鼻眼镜，是个渴望建功立业之人。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体重达195磅 [9] 。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的德隆发色姜黄，肤色偏浅，浓密的小胡子在嘴角边的皱褶处突然垂下。只要有时间坐下来，他总是叼着一支海泡石烟斗，埋头读书。他微笑起来倒是很亲切，微胖的脸颊也略显柔和，然而这些都难掩他下巴轮廓的那股子尖锐苛责，看过他样貌的人常常会说起他的这一面部特征。德隆是个意志坚定、义无反顾的人，他严谨高效、一丝不苟，言行举止处处展示着巨大的雄心抱负。他的一句口头禅是“马上就办” [10] ，这成了他的座右铭。

德隆曾经航海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欧洲、加勒比海、南美，以及美国整个东海岸——但他此前从未到过北极，对这次航行也不怎么望眼欲穿。德隆还是更习惯去热带地区。对北极的伟大探索让霍尔那样的探险家几欲疯狂地沉迷于斯，大众也跟着激动不已，但德隆却没怎么在意过。对德隆来说，朱尼亚塔号前往格陵兰岛的航行不过是另一次任务而已。

他似乎也不喜欢圣约翰斯，朱尼亚塔号停泊在那里采买补给，造船师们为船头包上铁板，以防它很快就会遭到坚冰的破坏。当朱尼亚塔号到达位于格陵兰岛西南岸那个已经天寒地冻的小村庄苏克托彭（Sukkertoppen）时，德隆在信中对妻子说：“我一生中从没见过如此阴郁荒凉的苦寒之地，但愿我永远不会流落在这个被上帝彻底遗弃的地方 [11] ……那个所谓的‘镇子’——姑且这么叫吧——只有两栋房子和十几间用泥巴和木头垒起来的茅舍。我到其中一间茅舍里待了一会儿，从那以后就浑身瘙痒。 [12] ”

德隆深爱着他的妻子艾玛，一位来自勒阿弗尔的法裔美国少妇。不得不离开妻子到这么远的地方，让他深恶痛绝。他和艾玛结婚两年多了，但聚少离多，因为德隆总是要执行海军的任务，接二连三地出海，几乎从不着家。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西尔维对他这个父亲来说简直就是个陌生人。德隆家在曼哈顿的22街上拥有一套小小的公寓，但他根本没在那儿住过。艾玛说丈夫这人“命中注定不能和深爱之人长相厮守” [13] 。对自己长期不能归家，德隆也无能为力，这就是职业海军军官的生活。

但德隆时而也会梦想有个假期，与艾玛和西尔维一起过上另一种生活，要么在美国西部的某个地方，要么在法国南部的乡下。他在格陵兰写信给艾玛，谈起自己的梦想。“我总忍不住想，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该多么快乐，”他说，“每次分别，我都会制订那么多计划……我们一起去欧洲某个宁静的地方，在那里过上一年离群索居的生活，该有多好。在那里，没有海军部这样那样的命令来骚扰，也没有什么麻烦让我们不得安生。亲爱的，我觉得这次航行结束之后，我或许就能请一年的假，那时我们就能在一起，找个没那么昂贵的地方，拥有我们自己的小家。这没什么难的，你不觉得吗？” [14]

德隆对极地风光的鄙视不久就烟消云散了。随着朱尼亚塔号跨过北极圈，沿着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那段参差不齐的西海岸线一路北上，他不由自主地被打动了。他对北极越来越着迷，那里遗世独立的壮观景象，那里的海市蜃楼和各种离奇光变，那里的幻月和血红的月晕，还有那里厚重氤氲的大气层改变并扩大了声效，让人觉得仿佛生活在穹顶之下。他觉得自己似乎在呼吸着稀薄的空气。他开始被“冰原反照”现象迷住了，这种低空光晕表明前方有很大一块浮冰。风景愈发瑰丽动人：冰凿的峡湾，冰山崩解后立即形成的高耸冰山，冰冷的海浪拍打浮冰的清脆声音，环斑海豹不时从冰层中探出头来窥视，弓头鲸在深灰色的海峡中喷出水柱。这是德隆见过的最纯粹的自然，他开始爱上这里了。

朱尼亚塔号在7月底到达迪斯科岛 [15] ，那是格陵兰岛最北端的狂风肆虐之地，处处是热气蒸腾的温泉和北欧海盗的传说，彼时，德隆的这一场冰上受洗仪式已近完结。他全副武装，裹着毛皮，脚上穿着海豹皮制的靴子，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我们在船上预备了12条雪橇狗，”他写道，“你真应该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船身被污垢和煤屑染黑了，我们把狗拴在煤堆里，把羊在船头套好，船两侧挂满牛肉，到处堆着鱼。我们补给充足，出海前往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

随船北上途中，德隆开始深思，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和他的探险队到底经历了什么。探险队在哪里开始走向歧途，什么样的决定导致了它的毁灭？北极星号现在在哪里，还有没有幸存者？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他对等级、纪律和动机等问题很感兴趣——行动是如何组织的，以及这种组织可能会在何种情况下分崩离析。德隆觉得他在这个谜团上越陷越深，比起海上的无聊日常公务，解开这个谜团可要有趣多了。

7月31日，朱尼亚塔号到达位于北极圈以北400英里的冰封小村乌佩纳维克之后，北极星号极地侦探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德隆和布雷恩船长上岸拜访了一个名叫克拉鲁普·史密斯的丹麦官员，此人是丹麦王国派驻北格陵兰的皇家督察。史密斯督察说了些关于查尔斯·霍尔的很有意思的事，霍尔及整支探险队两年前曾在此地短暂停留，随后就在北极腹地消失了。史密斯也不知道北极星号此刻在哪里，抑或还有没有幸存者，但他道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说霍尔曾经预感到自己将命不久矣。

霍尔到达乌佩纳维克时，曾暗示船上的人意见不合，有人正谋划着剥夺他的指挥权。他感觉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家，就要客死北极了。霍尔对此确信不疑，因而把一捆重要文件和其他东西留给了史密斯督察，请后者替他保管。

《纽约先驱报》的记者马丁·马厄（Martin Maher）提到，史密斯“非常详尽地叙述了一次争吵的细节”，称探险队的某些成员在争吵中“力图让船员们对（霍尔）心怀偏见”。 [16]

根据史密斯此刻的描述，早在进入冰面之前，霍尔的探险就已注定失败。“北极星号上的军官和船员们士气低落，”马厄写道，“霍尔船长显然对自己的死亡有了某种疑惧或预感。” [17]

在布雷恩船长看来，乌佩纳维克是朱尼亚塔号能够安全到达的最北边界。尽管船头包覆了铁板，但轮船在设计和装备上都不足以应对大量冰块的撞击。然而，朱尼亚塔号载有一条名为小朱尼亚塔号的备用艇，它更加灵活，能够穿越重重冰山和浮冰群。这条28英尺长的单桅帆船有一个小型蒸汽引擎，能为三叶螺旋桨提供动力。布雷恩想让六名下属驾驶小朱尼亚塔号沿着峡湾海岸继续北行400英里，到一个名叫约克角（Cape York）的地方继续搜寻。

布雷恩预计，这个从属性的搜寻工作大约需要几周时间，但此次任务危险重重，前途未卜。小朱尼亚塔号看上去弱不禁风，比一叶扁舟好不到哪儿去，要知道像眼前这样的冰原曾经导致不少捕鲸船队全军覆没。布雷恩知道自己无法命令任何人承担这次危险的任务，只能期待有人主动请缨。

德隆第一个举起手，很快大家就决定让他担任小船的船长。德隆的副官是来自纽约州北部的查尔斯·怀南斯·奇普（Charles Winans Chipp），此人稳重可靠，也是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还有七人与德隆同行，包括一名爱斯基摩翻译、一名冰区引航员和《先驱报》的马丁·马厄。布雷恩跟他们一一告别，并在给德隆的书面命令上写道：“我将竭诚恭候诸位完成这次自告奋勇的危险任务，早日凯旋。” [18]

8月2日，他们带着足够60天的补给，还拖着一艘载有1200磅煤炭的橡皮筏，驶离了朱尼亚塔号。德隆在一连串浓雾弥漫的岛屿和上千座小冰山（也称残碎冰山）中小心翼翼地穿行，小型蒸汽引擎一路铿然作响。他们在金尼托克、台西乌萨克等几个偏僻的因纽特人定居点稍事停留，便继续驶向茫茫大海，极力躲避着隐藏在四面的冰山。在巨大的冰山下，船身显得那么渺小而不堪一击。

马厄说他“从未目睹过如此壮丽的景观……在船上看那一望无际的冰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千上万峻峭的巨型冰山沉郁地漂进巴芬湾，谁都会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生敬畏，并苦苦思索如何才能不被它们撞得粉身碎骨”。 [19]

最终，小朱尼亚塔号身陷一大片整块浮冰当中动弹不得，德隆无奈，只好驾驶着小船反复撞击冰块，把用于加固船体的绿心硬木板都撞成碎片了。他们被笼罩在一片冰冷的浓雾中，所有的绳索都结了一层冰。“我们身陷重围，正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随时有可能葬身冰原，”马厄写道，“我们最后总算开辟了一条西向的水道，在苦苦奋战12个小时后，终于再次看到了开阔的海面。” [20]

德隆喜出望外。他和奇普上尉一直很享受这次航行，并勇于直面挑战。“我们的小船美好如梦，除了说话，无所不能，”他在一封后来寄给艾玛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有一段日子收不到我的来信，千万不要担心。我们可能会意外地陷在冰面上，整个冬天都出不去，你要到春天才会再次收到我的来信。不过放心吧，我觉得15天后就能返回母船了。” [21]

在约克角以南40英里时，德隆把船靠在一座大冰山旁边，用斧头砍下一大块冰，准备用作小朱尼亚塔号的淡水储备。突然，头顶高悬的冰山臂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德隆感到危险将至，赶紧驶离，片刻之后，巨大的冰块就劈头砸下，俯冲入海。这继而导致整座冰山摇摇欲坠，最终倒了下来。船身只要再靠近区区几英尺，德隆的小朱尼亚塔号就要葬身海底了。

截至目前，德隆还没有发现北极星号的任何踪影，也看不到幸存者的任何迹象；看着眼前这迷雾笼罩、杳无人烟的茫茫冰原，要说还有人能幸存，或许都是痴人说梦。然而随着小朱尼亚塔号慢慢挺进高纬度海域，越来越接近北纬75度线，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神秘疆域。北极腹地错综复杂的环境像谜一样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充满生机，如此陶醉于当下。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北极科学家们所谓的“喜冰之人”——一种只想置身于冰天雪地的生物。

8月8日，小朱尼亚塔号再次遭遇大雾。海水变得桀骜不驯，几小时后，海面上刮起狂风，小小的船身在冰块密布的巨浪中上下翻腾。“每剧烈晃动一次，”德隆后来写道，“海水就大量涌上船来，水花四溅，船上的一切都淹没在水中，我们拼命往外舀水，但无济于事。” [22]

风暴把海上原有的冰原变成了危险地带，又从周遭冰山上砍断新的冰块，将它们横扫入肆虐的大海。小朱尼亚塔号随时有可能粉身碎骨。“如今回首仍然令我战栗不已，”德隆写道，“我只能说，我们能够活着，完全是上帝创造的奇迹。” [23] 马丁·马厄在《先驱报》中报道称：“怒海的狂浪撞击着冰山，那些庞大厚重的冰块被劈开，以震耳欲聋的声响落入海中。小船和船上的一切眼看就要走向毁灭。我们身陷这可怕的地方，危险的冰块都是致命的兵器，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呼啸而来。” [24]

狂风肆虐了36个小时，小朱尼亚塔号居然没有散架，待风暴渐渐平息，德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可怕冰原，但他仍然决心继续驶向约克角。他写道：“我可不愿意临阵脱逃。”但他的煤炭补给严重不足，船员们也都陷入饥寒交迫、浑身湿透的惨状。由于木柴和火种都被水浸透，他无法点燃锅炉。一名船员把一根摩擦火柴贴身捂了好几个小时，才总算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想尽办法，不久后终于把蒸汽引擎噼里啪啦地点着了。

德隆一整天都在破冰而行，但此刻他觉得，继续航行只是鲁莽愚勇。他必须考虑“那会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带来多大的危险”，他写道，说他觉得肩上的责任太重，“不想再担当如此重责了”。 [25] 德隆与奇普上尉商量了一下，他越来越佩服后者临危不乱的决断力。8月10日，乔治·德隆上尉一反常态，宣布放弃努力。他说道：“已经不可能继续搜救北极星号的船员了。” [26] 他们已经冒险行进了400多英里，越过了北纬75度线。但现在，就在距离约克角只有8英里的地方，小朱尼亚塔号转身踏上了归程。

（德隆不知道，北极星号的所有幸存者——总共14人——已在那年6月被一艘苏格兰捕鲸船救出。他们被带到了苏格兰的邓迪 [27] ，那年秋天才最终回到美国。）

德隆驾驶着小朱尼亚塔号穿越断断续续的冰原向南行驶。因为没有煤炭为蒸汽引擎供给燃料，他被迫因地制宜，把厚厚的猪肉片扔进锅炉里。

经过800多英里的往返航程，小朱尼亚塔号终于在8月中旬与母船团聚。布雷恩船长对小蒸汽轮船的这次航行任务没抱什么希望，但德隆却像英雄凯旋一般，受到了朱尼亚塔号全体船员的欢迎。“整艘轮船上的人兴奋得沸腾了，”德隆写道，“人们挥舞着绳索向我们欢呼。踏上母船的那一刻，我整个人裹在厚厚的毛皮里几乎看不见脸，但他们走上前来嘘寒问暖，仿佛我是死而复生一样。船长上来跟我握手时，激动得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28]

朱尼亚塔号回到了圣约翰斯，又从那里返回纽约，9月中旬它抵达纽约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上岸后，德隆避开了新闻记者，悄无声息地溜到了妻女身边。

然而在夫妻重聚之后，艾玛立刻注意到丈夫变了。乔治在格陵兰度过了他的29岁生日，但变化与年岁无关，而是他整个人、他的神情举止都迥异于从前了。他像是生了一场热病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重返北极。他终日埋头于各种北极文献和北极地图中，并积极报名参加可能前往北极腹地的下一次海军探险。

艾玛写道：“这次冒险对他影响至深，让他不得安闲。”她开始怀疑丈夫在格陵兰岛上的梦想，他们前往法国乡间度假的计划将永远不会实现了。“北极病毒留在了乔治的血液里。” [29]

那个基本的问题，曾经使得查尔斯·霍尔及以前的探险家们充满激情、不畏艰险的问题，也开始撕扯德隆：人类该怎样抵达北极，抵达之后会看到怎样的景象？那里有没有开放的航海路线？有没有不知名的鱼类和兽类，冰上有没有怪物，甚或某种消失的文明？这么多人相信那里有通往地心的漩涡，真是这样吗？有没有长毛哺乳动物和其他史前生物仍然在北极的荒野上游荡，这一路会不会还有其他自然奇观？或者有没有可能，极地根本就是另一番天地：因为受到大洋暖流的影响而绿草如茵？

艾玛说，他越是深思北极的问题，“就越渴望知道答案，那答案本身就足以让他满足。北极给他施了一道魔咒，从他返回纽约的那一刻起，就对北极的秘密魂牵梦萦”。 [30]

[1] 我关于泰森及其团队被发现这段故事的描述主要摘自泰森在其著作《北极历险》（Arctic Experiences ）中的叙述，该书于1874年首次出版。其他主要资料包括昌西·卢米斯著《奇异悲惨的海岸》（Weird and Tragic Shores ）、理查德·帕里著《冰的考验》（Trial by Ice ）以及《纽约先驱报》1873年的新闻报道。

[2] 一般认为爱斯基摩人带有贬义而用因纽特人代称，但实际上两者所指并不严格等同，本书中两个词皆有出现，译者据原文忠实译出。（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3] Tyson，Arctic Experiences ，230.

[4] Tyson，Arctic Experiences ，310.

[5] Tyson，Arctic Experiences ，322.

[6] 约合2900公里。本书均以英里和英尺作为距离单位，1英里约合1.61公里，1英尺约合0.3米。另外，本书中1英寸约合0.03米，1码约合0.91米。

[7] 圣约翰斯（St John’s），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首府及最大城市。

[8] Tyson，Arctic Experiences ，232.

[9] 1磅约合0.45公斤。

[10] Emma Wotton De Long，Explorer’s Wife ，54.

[11] Emma Wotton De Long，Explorer’s Wife ，70.

[12] Emma Wotton De Long，Explorer’s Wife ，71.

[13] Emma Wotton De Long，Explorer’s Wife ，58.

[14] Emma Wotton De Long，Explorer’s Wife ，85.

[15] 迪斯科岛（Disko Island），也称凯凯塔苏瓦克岛，意为“大岛”，是格陵兰的第二大岛，位于格陵兰本岛西海岸以西的巴芬湾中。

[16]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0，1873.

[17]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0，1873.

[18] George Washington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4.

[19]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0，1873.

[20]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0，1873.

[2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74.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8.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2.

[24]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0，1873.

[2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1.

[2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81.

[27] 邓迪（Dundee），苏格兰第四大城市，位于苏格兰东部北海沿岸泰河河口。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2.

[2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89.

[3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0.

第一部分 一片空白

1.周日死亡狂欢惊魂记

1874年11月8日，星期日，临近午夜时分，第二天的《纽约先驱报》早版即将问世，在百老汇街与安街（Ann Street）的交叉路口，一座被煤油灯点亮的建筑内正骚动和忙碌着。 [1] 楼里，电报机响个不停，报社的压印滚筒转动不休，设备间里叮当作响地疯狂重排着金属活字，文字编辑们为最后的改动叫嚷喧哗；楼外，在瑟瑟寒秋中，送报员的长队已经排到了货运码头，他们驾着送货马车，等着把用麻绳捆好的一摞摞报纸装车后，带往沉睡中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按惯例，夜班编辑会让人把报纸的草稿版呈交出版人审查核准。这绝非易事：《纽约先驱报》的老板可是个独断专行、事必躬亲的管理人，他会把蓝色铅笔削得如猎刃一般尖利，常常会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潦草地写满很难辨认的批注，有时写不下还要在下一页接续。通常，他在德尔莫尼科餐厅享用过美酒佳肴后，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喝几壶咖啡，然后就开始折磨员工，直到报纸最终敲定付印。编辑们最怕他持续到凌晨的长篇大论，他可能会要求他们把整个版面废掉重来。

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 Jr.） [2] 时年32岁，瘦高个子，派头十足，留着一撇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双手白皙修长。他那双蓝灰色的眸子看起来冷淡傲慢，却闪着狡黠的光芒。他身穿剪裁合体的法式西装，脚蹬柔软的意大利正装皮鞋。为了适应黑白颠倒的长时间工作，他在顶楼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床，他喜欢大清早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补上一觉。

据大多数人估计，贝内特是纽约市第三大富豪，确定的年收入仅次于威廉·B.阿斯特 [3] 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 [4] 。贝内特不仅是《先驱报》的出版人，还是主编和独资所有者，而当时的《先驱报》很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他从父亲老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 Sr.）那里继承了报社的产业。《先驱报》素来有集新闻娱乐于一身的美誉，字里行间弥漫着报社老板那股子狡猾刁钻的幽默感。但是，《先驱报》也有首屈一指的新闻报道；为了通过电报和跨大西洋电缆获得最新的报道，贝内特花费的开支比其他任何报纸都要可观。贝内特费尽心思挖来美国赫赫有名的文学天才们为他撰写长篇特稿，如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 [5] 和沃尔特·惠特曼之类的作家都曾为他效力。

贝内特还是纽约市最风流的钻石王老五之一，以跟粗俗歌舞明星闹出绯闻和流连于纽波特的欢歌酒宴而闻名于世。他是联合俱乐部 [6] 的会员，也是个醉心户外的运动健将。八年前，他在首届横跨大西洋帆船比赛上获得冠军。他后来在把马球以及竞技自行车、竞技气球驾驶等运动引入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871年，贝内特29岁时，成为纽约帆船俱乐部 [7]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他眼下仍担任着这一职务。

人称“会长”的贝内特不但能驾驶漂亮的帆船，也因快马加鞭驰骋城中而远近闻名。有时，在喝过几杯白兰地之后，他会于深夜驾着驷马马车横冲直撞，沿着月下的公路绕曼哈顿狂奔。警觉的路人往往被这夜奔的出格行为弄得莫名惊诧，因为贝内特纵马奔腾时几乎总是裸体。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对现代新闻最有创意的贡献，恐怕要算他关于报纸不应只报道新闻，还应制造新闻的理念。他认为编辑的任务不该只是写报道，而应该精心安排大规模的公共戏剧化场面，激起公众的热情，为他们制造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一位美国新闻历史学家后来所写的，贝内特“能够利用静止的场景，让它们变得鲜活起来”。 [8] 正是贝内特在1870年派遣亨利·斯坦利远征非洲腹地，寻找传教士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 [9] 。虽说利文斯通当时根本就不需要寻找，但斯坦利在1872年发回给《先驱报》的加急报道却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贝内特一生都在找机会重现那一次的荣光。

批评家们对此嗤之以鼻，说这些独家报道只是“噱头”，或许如此吧。然而贝内特相信，如果派一流的新闻记者前往世界各地去追踪人类的秘密或解决某个地理谜题，必将带回有趣的报道，这不但能助报纸大卖，还能传播知识。贝内特愿意斥巨资让这类报道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他的报纸反响不一、毁誉参半，但从不乏味。

此刻，就在这个11月的清晨，《先驱报》的夜班编辑多半已把刚刚编好的早版草稿交给了他那善变的老板，这会儿心里也一定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呢。那天《先驱报》的头条新闻如果操作得当，定能在城里引发戈登·贝内特梦寐以求的轰动。那是《先驱报》自创报以来最不可思议、最悲惨的独家报道之一。新闻标题是《周日死亡狂欢惊魂记》。

会长粗略浏览了一下报纸，立刻就被那些惊悚的细节吸引住了：那个周日傍晚，位于纽约中央公园正中心的动物园正要关门时，一头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它在园内横冲直撞，杀死了一位喂养自己的饲养员——用犀角把他顶得面目全非。当时正在给动物们喂食的其他饲养员都奔赴现场，大概是趁乱吧，各种食肉巨兽——包括一头北极熊、一头黑豹、一头努米底亚雄狮、几条鬣狗和一只孟加拉虎——相继逃离了圈栏。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不忍卒读。那些巨兽有些起初还互相攻击，继而就开始袭击当时碰巧在中央公园散步的路人。人们被踩踏、被虐打、被肢解——还有更糟的。

《先驱报》的记者们不遗余力地记述了每一个细节。黑豹如何蹲伏在一个人的尸体上，“血腥地啃噬着他的头颅”。 [10] 非洲母狮在好几个猎物身上“吸饱了血” [11] 之后，如何被一伙瑞典移民开枪射死。犀牛如何顶死了一个名叫安妮·托马斯的女裁缝，接着又向北跑去，最后在一个为下水道工程挖掘的深坑里身陷囹圄。北极熊如何重伤并杀死了两个人，然后又阔步跑向了中央公园的上水塘。在贝尔维尤医院，医生们如何“为缝合可怕的伤口而忙得不可开交”，并觉得“有必要进行若干截肢手术……据说有个少女就死于手术刀下”。 [12]

到截稿之时，很多脱离樊笼的野兽仍然在逃，这促使威廉·哈夫迈耶（William Havemeyer）市长发表声明，要求执行严格宵禁，直到“危险”平息。“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先驱报》报道说，“公园里满是伤员，野兽还在那片人工林里埋伏着，准备随时扑向没有警觉的行人。” [13]

贝内特根本没有取出那支蓝色铅笔。他仅此一次没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议。据说他靠在枕头中间，为这篇精彩的故事发出了享受的“呻吟”。 [14]

《先驱报》的报道通篇以平静客观的语气写成。作者们添加了不少私密的细节，受害人名单上充斥着纽约人的真名实姓，有些还是名人。然而，报道本身是一场恶作剧。在贝内特的怂恿下，编辑们炮制了这个故事，证明纽约市缺乏应对大规模紧急事件的撤离计划——编辑们还指出，中央公园动物园里的很多樊笼都很脆弱，亟待修理。编辑们随后写道，中央公园过时的动物园远不如巴黎植物园里那座先进的动物园。纽约是时候跟上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准了，整个美国也是一样，距离建国一百周年只有区区一年半的时间，至少应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公园来展示地球上的珍奇物种。

为防止任何人指责《先驱报》欺骗读者，编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任何人如果读完了《周日死亡狂欢惊魂记》整个故事，就会（在最后一页的隐秘处）看到以下免责声明：“当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切勿信以为真。” [15] 报道还称，市议员们从来没想过，城市在真正发生紧急情况时会陷入怎样的一团乱麻。“纽约将如何面对这样一场灾难？”《先驱报》问道，“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正是由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的。” [16]

根据经验，贝内特知道没有几个纽约人会读完整篇报道并看到结尾的负责文字，他的估计没错。那天早晨，当被无烟煤的煤灰熏黑的云朵如往常一样，开始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上空出现之时，人们读到早晨的报纸立刻就陷入了一片混乱。警觉的市民直奔城市码头，希望能乘坐小船或轮渡逃离城市。数万人注意到市长的“声明”，一整天都不敢出门，等着危机解除的消息。还有人荷枪实弹地朝着公园进发，准备猎杀恶兽。

哪怕是最天真的读者，也本该一眼看出那篇报道是假的，但那还是一个轻信的时代，那时还没有广播、电话和快速运输系统，城市居民主要从报纸上获得信息，并且往往很难分辨真相和谣言。

后来的几期报纸继续添油加醋。现在，《先驱报》报道说纽约州州长约翰·亚当斯·迪克斯（John Adlam Dix）——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亲自走上大街，开枪打死了一只孟加拉虎作为个人战利品。动物名单也加长了很多，详细列举了逃出动物园的其他动物，包括一头貘、一条蟒蛇、一只沙袋鼠、两只卷尾猴、一头白毛豪猪和四只叙利亚绵羊。一头灰色大熊进入了第五大道的圣托马斯教堂，在那里的中间过道上，它“扑上一位老妇人的双肩，用利齿死死咬住了她的脖颈”。

报纸同业的编辑们大惑不解。要说《先驱报》赶在他们前面并不新鲜，但面对这么明显的大事件，他们的记者怎么会全无收获，哪怕是只言片语？《纽约时报》的城市编辑奔向位于桑树街（Mulberry Street）的市警察局，责备警局为何只给《先驱报》提供消息，而全然无视他自己这家备受尊崇的报纸。就连《先驱报》的有些工作人员也上当了：贝内特手下最有名的一位战地记者显然没有看到最后那条备注，那天早上带着两把左轮手枪出现在办公室，随时准备冲向街道。

果不出所料，贝内特的竞争对手们严厉指责《先驱报》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径，并称其传播的大规模恐慌可能会导致死伤。《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写道：“没有老板或编辑的同意，这样精心准备的报道根本不可能见诸报端——假设这家奇怪的报纸还有一位编辑的话，我大概得任由自己的想象力尽情驰骋，方才有‘它还有编辑’这种怪异的想法。” [17]

人们对这些充满正义感的愤怒声音置若罔闻。“野兽骗局”——这是人们后来对该报道的昵称——为《先驱报》赢来了更多的读者。它似乎巩固了人们的观念，即贝内特总能把住这座城市的脉搏——他的日常新闻就是新鲜有趣。“该事件不但没有损害报纸的名声，反而为它赢得了美誉，”一位纽约新闻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它让整个城市有了谈资，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公众似乎很喜欢这个玩笑。” [18]

贝内特对整个事件大喜过望——它迄今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报纸骗局之一。该报道甚至成功地实现了它冠冕堂皇的目标：事实上，动物园的牢笼确实得到了修理。

诚然，它远没有斯坦利寻找利文斯通的报道那样轰动一时。贝内特还是得寻找机会，让那种有利可图的传奇故事重现报端。他的记者们奔赴世界各个角落的现场，寻找下一个会一鸣惊人的新闻。他在澳大利亚、非洲和中国都派驻了记者。他们每天发回报道，讲述欧洲衰落王室的纵情酒色、华尔街的喧闹欢腾，以及狂野西部的枪林弹雨。他们也在南方重建区域四处游荡，报道着那里各式各样的奇诡骗局。

然而最让贝内特感兴趣的方向还是北方。那个方向上，在极地的午夜阳光下，他嗅到了世上最大的秘密。那些身穿毛皮、前赴后继地奔赴北极的人已经成为国家偶像——是那个时代的飞行家、宇航员和游侠骑士。人们总是渴望读到关于他们的更多故事。在贝内特看来，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科学家-冒险家，他们的探索完全凭借着某种残酷的传奇氛围和孤注一掷的骑士精神。贝内特本人在运动生涯中屡屡历险，他希望手下的记者们也能以同样的热情完成报道任务。他固执地认为，在这个冒险的英雄时代，手下最好的记者应该身赴冰区，追踪报道那些勇敢无畏、孜孜不懈地寻找圣杯的人物。

[1] 关于这次巨大的动物骗局，我的叙述主要摘自该新闻报道本身，即最初发表于1874年1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有好几个版本。另见塞茨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们》（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第304～309页，以及奥康纳的《丑闻频出的贝内特先生》（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第131页。

[2] 以下无特殊说明，均指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3] 威廉·B.阿斯特（William B.Astor，1792-1875），美国地产大亨，后成为全美国最富有的人。他父亲是靠跟印第安人做皮草生意起家的，他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财产，并大量投资房地产。他用在曼哈顿地产的投资所得建成了纽约东村的阿斯特图书馆，后被并入纽约公共图书馆。

[4] 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依靠航运和铁路致富的美国创业企业家、慈善家。他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也是历史上最富裕的美国人之一。他捐资创办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范德比尔特大学。

[5]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作家、小说家、诗人，属于写实主义风格，代表作为《红色英勇勋章》。

[6] 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成立于1836年，是纽约历史最悠久的私人社交俱乐部。

[7] 纽约帆船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世界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帆船俱乐部，多次承办世界性的帆船比赛，还是历史上美洲杯帆船赛的指定举办场所。会员只有通过俱乐部的邀请才能入会。

[8]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71.

[9] 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的发现者，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之一。利文斯通深入非洲腹地，与外界失去联系六年，有谣言说他已客死非洲。1871年11月，《纽约先驱报》的斯坦利终于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见到了利文斯通，见面时斯坦利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Dr.Livingstone，I presume？”）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利文斯通是方圆几百公里唯一的一位白人。无论真假，这句话因出现在1872年8月10日《纽约先驱报》的社论中而人尽皆知，后来又出现在《大英百科全书》中。

[10]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1]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2]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3]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4]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337.

[15]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6] 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9，1874.

[17]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2.

[18]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338.

2.世界之巅

北极。世界的顶端。顶点，极点，巅峰。那是个磁场，也是个充满磁力的观念。它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个天体谜题，与金星或火星表面一样，因为不解，所以诱人。北极既是个实地场所，也是地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个抽象概念，是地图上所有曲线的交会之地。谁能够站在地球最北端的那一点，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面南而立的无冕之王。那里每年有半年是无边的黑暗，另外半年则沐浴着灿烂的日光。在某种意义上，时间在那里停止了，因为地球上所有的时区在极地汇聚一处。

这些都是专家们了然于胸的，至少他们自以为心领神会。然而除此之外，关于极地的一切——它是冰原、陆地还是海洋，那里冷还是暖，湿还是干，荒凉孤寂还是有鸟兽栖居，山峦起伏还是有错综复杂的隧道通往地心，万有引力或地磁定律在那里是否适用——还是个巨大的谜团。

正是这个谜团让查尔斯·霍尔近乎走火入魔。在北极星号的探险之旅开始之前，他曾写道：“在我们的地图和地球仪上，从北纬80度附近到北极是一片空白，这是令我们的时代蒙羞的巨大耻辱。亿万年前，上帝把这个完完整整的美丽世界赠予人类任其处置，然而时至如今，仍有一块必定是最美丽、最荣耀的地方不为我们所知，仿佛那不是上帝所造，每念及此，我便心有愧疚，无地自容。” [1]

“北极问题”——媒体有时会冠以这样的名头——已日渐令人神魂颠倒、意乱情迷。人们必须要知道巅峰之上有些什么——不仅科学家和探险家们执着于斯，普罗大众也念念不忘。根据伦敦《雅典神庙》 [2] 的说法，北极是“我们梦想中高不可攀的目标”。当时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厄内斯特·贝姆（Ernst Behm）认为，人类迄今仍对地球的两极一无所知，就好像一家之主不知道自家阁楼是什么样子，他强烈的好奇心可想而知。“就像一家人必定要熟悉自家住宅里的每一间屋舍，”贝姆写道，“人类也一样，自鸿蒙初辟便渴望了解这个应许给他作为栖息之地的星球，了解其上的每一块陆地，每一处海洋，每一片区域。” [3]

《纽约时报》当时的一篇社论也呼应了贝姆的观点：“人类不会任由一个谜团悬而未解，不会因为无法揭开谜底，而在地球的纵轴顶端留下一个永恒的问号。” [4]

到1870年代时，这成了地球表面最大的谜团。（南极当然也一样神秘陌生，但由于探险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碰巧都位于北半球，南极被认为是更难实现的目标。）很难理解北极何以如此令世人心痒难搔。从儒勒·凡尔纳的书籍到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书中那位科学家主人公为了追杀自己制造的怪物，穿越浮冰直抵北极），通俗文化和世界文学里充斥着关于北极到底是何面目的猜想。人们还提出了很多现实考虑，为寻找极地圣杯正名——或许可以在那里占领大片陆地，开采矿藏，发现航海路线，建立殖民地，记述全新物种。这是悬而未解的地理难题，也是有待摘取的荣誉桂冠。然而，北极探险说到底还有更为根本的返祖原因：要抵达人迹未至的最远处，登上世界之巅。

“在那个被施以魔法的北极圈内，”《大西洋月刊》宣称，“有地理学界雄心勃勃的目标……即最终解答北极问题。可以说，多年来历尽艰险却壮志未酬反而刺激了探险的欲望；我们越了解自己的星球，地理学家们就越渴望亲眼看到那个神秘莫测的极点。” [5] 1871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人类寻找极地形容为当代首要的科学和地理难题：“环绕着我们这个星球纵轴线的北端，那一大片迄今无人到访的陆地或海洋，是最大也最重要的探索领域，有待我们自己或未来一代人为之不懈努力。” [6]

诚然，爱国热情也让人们陷入痴迷。当时的美国人从南北战争的废墟之上慢慢崛起，渴望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有人指出，极地探险有助于这个分裂的国家实现统一，可以成为所有美国人——不管北方还是南方——共同追求的事业。对一个仍在修复战争疮痍的共和国来说，雄心勃勃的探险考察使它有机会以一种准军事但说到底还是和平的方式施展自己的力量。

1827年，英国海军军官威廉·帕里领导的探险队被举世公认为第一次明确以到达北极为目的的严肃探险。自那以后，大多数最尖端的极地探险都是由英国海军部领导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海军部第二海务大臣约翰·巴罗 [7] 对北极的一切都有种近乎宗教狂徒的热情，也是因为自从大败拿破仑之后，皇家海军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没有几场大战可打。昔日最强海军的大船还没有怎么用就朽坏了，很多军官因为无事可做而被打入冷宫，只能领半数薪水，却仍胸怀壮志。英国人主要的关注焦点一直是找到一条横跨加拿大最北端的航海路线——此外他们也一直在寻找此前失踪的英国探险队员，那些为探索这条难以捉摸的西北航线而消失在茫茫征途的探险家。

但时至1870年代，人们已经不再专注于寻找西北航线，而转而关注抵达北极本身，将其作为纯粹而抽象的探索目标。不光是英国，法国、俄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都纷纷厉兵秣马或谋谟帷幄，都想让自己国家的探险队第一个到达北极。美国认为它有实力在这场伟大竞赛中一争高下，很多美国人热切地渴望将星条旗插到世界之巅。

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渴望向北推进可以被视为“昭昭天命” [8] ——整个国家一路西扩、开疆拓土的热潮——的延伸。1869年，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建成之后，西进运动结束了——或者至少它的征服到达了一个新阶段，不再需要那么多冒险探索，而更多地开展起占领和殖民的人口填充工作，不过这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儿。但在1867年，美国以区区720万美元从沙皇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这片辽阔的新边疆有待开发，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未知世界。因此，举国西进的运动在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就右转变成了北进运动。

1873年，整个国家仍在谈论着这次收购，试图了解美国在那么遥远的北方拥有多大一片土地，以及要它来做什么。花在这片俄裔美属领土上的钱仍然充满争议——阿拉斯加仍被大众称为“苏厄德的冰箱”“苏厄德的错误”“苏厄德的北极熊花园”，以嘲讽主张并最终谈妥这笔买卖的前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 [9] 。然而，美国人也想知道本国新的北部边疆之外还有些什么——他们渴望出现一个英雄，成为北进运动的化身。

乔治·德隆自认为他可以成为那个化身。自从亲自前往北极之后，他的心思就开始围绕着北极问题打转。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登上北极探险者的功德碑——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耻辱柱。揭开终极谜题——到达北极——成了德隆唯一的目标。“如果我不能成功，”他写道，“起码也要因为曾经尝试过，而让后人记住我的名字。” [10]

探索的渴望先是让他殚精竭虑，继而又渐令他魂牵梦萦。终其一生，德隆苦苦纠缠着这个问题，再也没有放弃。

在他还未抵达纽约之前，德隆就已经因为指挥小朱尼亚塔号探险的勋绩而成为满城皆知的名人了。《纽约先驱报》的记者马丁·马厄曾通过电报从圣约翰斯发来长篇加急稿，报纸的编辑们以连载的形式让那些报道见诸头版头条。小朱尼亚塔号沿格陵兰海岸往返行驶了800英里，马厄认为这段壮丽航程几乎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德隆自告奋勇担当起这一危险使命，去解救他素不相识的人，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当然，还有他面对自己小小的蒸汽轮船即将葬身坚冰，仍继续北行的坚定意志。

德隆和他的小朱尼亚塔号的故事被国人争相传颂。马厄在赞歌中写道，

她（小朱尼亚塔号）那次前往约克角的著名征程，是整个探险队迄今最勇敢、最卓越的功绩。该计划想法之大胆、执行之纯熟，鲜有先例。然而形势紧急，召唤志愿者的呼声得到了意志坚定的回应。无须重述那一叶小舟如何在快速集结的冰凌中力度空前地克难攻坚；面对燃料极度短缺，英勇的船长孤注一掷一往直前，哪怕肆虐的狂风巨浪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他一次次被击退，却始终高呼着“前进！”；因为进入了一条在北极被认定为歧途的水道，小船陷入坚铁般的冰窟动弹不得，而在她全力以赴撞开冰面重获自由之后，又不幸遭遇了不可逾越的顽固障碍，这最终挫败了她继续前行的努力。如果你愿意，尽可以耻笑他们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但）德隆上尉及其勇敢的下属们正是以纯粹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投入这场举国振奋的高尚事业中，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垂史册。 [11]

如此声名大噪让德隆很难堪。他“讨厌公众的喝彩声”，艾玛写道，“并小心地避开公众的目光。他只是尽到本分，认为没必要如此夸张”。 [12]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宣传的力量，意识到既然他计划重返北极，名人效应应该还是有用的。

报纸之所以如此大肆渲染德隆的光荣事迹，原因之一是那个秋天所有其他关于北极星号的零星报道都很令人沮丧。该探险队在离开美国之前就已是一盘散沙了。航行缺乏纪律，也没有明确的使命感。派系林立，酝酿着阴谋和疑心——例如，北极星号上的大部分德国人甚至很少跟美国人说话。探险队长查尔斯·霍尔先是被看扁，继而被质疑，最后显然是被谋杀了。

霍尔死后，其他人算是松了一口气，但随后便陷入了士气低落和群龙无首的困境。探险队的航海日志、记录和科学仪器全都无影无踪了。当他们扎营的浮冰块断裂，漂流得离母船越来越远时，北极星号上的人们显然没有为寻找同伴付出丝毫努力。与此同时，那群漂流者也始终对彼此充满疑惧，往往还会暗中筹谋同类相食的残忍暴行。后来进行的一项海军调查挖掘出他们各种令人不快的行径。那次探险从头到尾都是恐怖粗野的——整个过程鲜有英雄，给美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死神那可怕的阴影无处不在，紧紧尾随着这条幽灵船。” [13]

在明智的人看来，北极星号的远航当是一个警示，提醒人们只要进入北极，危险便如影随形。但是乔治·德隆不这么看。德隆分析过霍尔的探险，关于应该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更有效、更科学地探险，他已有决断。德隆暗自发愿说，如果他是北极探险的船长，就会更好地利用最新的技术。他会起用严格遵守纪律的海军军官，使哗变根本无法抬头。他会更小心谨慎地挑选船员——没有结党，确保职位和族裔均衡。他会把船身包覆得更加坚固以抵御坚冰，还会准备更加充足的粮食、药品和科学仪器等补给。

德隆觉得，有必要修正霍尔的错误，为海军争光——也为美国争光。

由于新近声名鹊起，德隆也进入了新的社交圈。1873年11月1日晚，他受邀参加了亨利·格林尼尔（Henry Grinnell）的晚宴，后者是纽约赫赫有名的慈善家和富有的船业大亨。 [14] 格林尼尔是个北极迷，几十年里资助了无数次北极探险航行——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74岁的他胡子全白了，但仍气质尊贵，穿着优雅时尚，虽眼球突出、目光呆滞，但头脑灵活，喜欢盘根问底。格林尼尔是美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家里收藏有全美国最丰富的关于北极的书籍、地图和图表。他的名字已经不可磨灭地镌刻在北极——埃尔斯米尔岛 [15] 上有一大片区域被称为格林尼尔地（Grinnell Land），就是向他致敬。为了解决北极问题，没有哪一个美国人投入过比他更多的思考和财务支持。

这天是周六，当晚格林尼尔召集了一群科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和航海家来到他位于曼哈顿邦德街17号的豪宅中，讨论关于北极探险的最新理念。格林尼尔的客厅里，桌子四周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地图，在场的绅士们将德隆看作英雄，也是美国下一次北极之行理所当然的指挥官。集会的目的之一本是为了分析霍尔探险失败的原因——格林尼尔本人也为那次探险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次溃败留下了哪些教训？未来的探险当怎样组织？或许最重要的是，应该采取哪条路线？

越来越多的舆论似乎认为，格陵兰并非到达北极的最佳门户。霍尔这次灾难性的探险又为该地区乃不祥之地贡献了最新证据。德隆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北极路线，并为此做了一番研究。从格陵兰返美之后，他曾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即事实上的美国捕鲸之都。他在那里咨询了很多捕鲸船船长，这群饱经风霜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北极的洋流和风向。老水手们跟他说，如果通过格陵兰驶向北极，德隆必会事倍功半——有人说那是“上坡路”。他们认为格陵兰附近盛行的洋流和风向会把浮冰块往南推，所以朝那个方向航行需要一路与浮冰搏斗。

然而，他们说，如果德隆经由北太平洋和白令海峡驶向北极，航行会顺利得多；事实上，那会是一段“下坡路”。德隆非常理性地对待这些观点：它们是未经科学验证的事实，只是专业人员为得到珍贵的动物油脂，每年前往冰块边缘探险所获的实际经验之谈。然而，船长们讲的道理很简单，与其跟大自然作对，何不顺着它，让它与你并肩作战？

事实上早在1869年，一支原本应由一位名叫古斯塔夫·朗贝尔的科学家指挥的法国探险队，曾计划经由白令海峡抵达北极，但因为普法战争爆发，那次探险被取消了。两年后，巴黎被围，朗贝尔死于战斗之中，探险便再也无法成行。

此刻在格林尼尔豪宅里的人们啜饮着手中的白兰地，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他们似乎对经由白令海峡前往北极探险的想法很感兴趣。那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路线——可以用美国新近购得的阿拉斯加领土作为出发点。在那个11月的寒夜，在邦德街烟雾弥漫的聚会上，这个绝妙的好主意呼之欲出。格林尼尔举杯说道：全力以赴，一路下坡，冲向北极！

德隆很庆幸得到了格林尼尔的邀请，也对格林尼尔支持自己作为下一次北极探险队长的人选充满感激。他大大方方地走到格林尼尔跟前，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愿意支持这次探险吗？

出乎在场各位的意料，格林尼尔说他不愿意。他已决定不再资助北极探险。北极问题仍令他着迷，但他老了、累了，很多健康问题不容小觑。他投入那些探险中的钱已经够多了。他作为北极探险资助人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许霍尔的探险队也把他吓怕了。

但有谁会承继他的志向，继续前进呢？德隆想。他应该去找谁？他意识到海军部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北极探险还将继续的话，他们需要一个新的赞助人。

德隆在房间里踱步思忖，眼前只有一个答案：贝内特。

[1] From a letter by Charles Hall，reprinted in Loomis，Weird and Tragic Shores ，229.

[2] 《雅典神庙》（Athenaeum ），伦敦著名的文学周报。

[3] Ernst Behm，quoted in T.B.Maury，“The New American Polar Expedition and Its Hopes，”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870.

[4] Editorial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1879.

[5] Maury，“New American Polar Expedition.”

[6] C.R.Markham，“Arctic Exploration，” Nature ，November 30，1871.

[7] 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英国政治家、作家。早年曾在英国第一个驻华使馆工作，在华期间迅速掌握了汉语。1797年，他作为马戛尔尼爵士的私人秘书，陪同后者前往好望角的开普殖民地。1804年，他回国在海军部担任第二海务大臣。在这个职位上，他是北极探险航行长期的积极推动者。

[8]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是19世纪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标语和坚定信念，认为美国被赋予天命，应当向西扩张横跨整个北美大陆，直达太平洋。

[9] 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1801-1872），美国律师、地产经纪人、政治家，1861～1869年分别在林肯政府和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担任国务卿。

[10]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16.

[11] From a se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Herald in the fall of 1874，reprinted in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87.

[1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88.

[13] Times （London），May 24，1873；also quoted in Clements R.Markham，“Arctic Exploration，” Nature ，May 29，1873.

[14] 我关于在格林尼尔家举办的聚会的描述摘自艾玛·德隆著《探险家的妻子》，第89页；乔治·德隆著《珍妮特号航行》1∶25；以及格特里奇著《冰封》（Icebound ），第21页。

[15] 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加拿大北极群岛中最北岛屿，世界第十大岛，面积196235平方公里，南邻巴芬岛，与东边的格陵兰岛仅隔一条狭窄的内尔斯海峡。

3.万物之主

几个月后，在1874年5月5日清晨，一群人聚集在纽约第38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路口。人头攒动，其中不乏纽约城最时髦的绅士们，他们站在自己锃光瓦亮的四轮马车和双座马车旁，互相赌长较短。鬃毛修剪得光彩齐整的高头骏马排成长队，在泥泞的街道上跺着蹄子。一阵北风吹得道旁的榆树沙沙作响，晨雾中，树影下，林立着一座座褐砂石建筑的公馆府邸。两旁的小巷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马车——双座四轮折篷马车、四座四轮大马车、出租马车以及公共马车。那是个星期二的早晨，城市上空飘着细雨。大颗水珠从人们头顶上嗡嗡作响的电报线上滴落。然而，第五大道上气氛欢乐，时间这么早，就能看见有人在传递着威士忌酒瓶，还有人不时吸上一匙鼻烟。

人群正中央站着一个矮小强壮的男人，不停地伸展四肢，做些柔软体操，他叫约翰·惠普尔（John Whipple）。惠普尔这位年轻贵族是联合俱乐部的重要人物，虽然身材矮胖，却是相当出色的运动员。和那个阶层的大多数绅士一样，他也通骑射、善扬帆，但惠普尔最擅长的还是竞走这个只有少数人参与的运动项目。事实上，他是竞走冠军，相传他是全国走路最快的人。在那些年举办的竞走比赛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天早晨，惠普尔身穿黑色马裤，头戴黑色运动帽，正准备跟他最新的挑战者一决高下。

约定的上午7点将至的几分钟前，第五大道425号那座双拼豪宅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惠普尔的对手出现在门廊上。他身穿斜纹软呢运动衫，头戴白色运动帽，脚蹬一双及踝皮靴。看到他离开府邸，疾步走下漉湿的台阶，人群用一阵欢呼声来迎接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贝内特从未在竞走运动中一试锋芒。他只是直言对惠普尔的运动天赋表示怀疑，希望把他从冠军宝座上赶下来。4月初的一天晚上，两人在联合俱乐部的大厅里约定了一场比赛，赌金定为6000美元，他们在地图上画出一条10英里长的路线，起始点是贝内特的褐砂石宅邸，终点是杰罗姆公园的赛马俱乐部会所，横穿布朗克斯区的哈林河。卫冕者和挑战者于是各自制订计划开始了艰苦训练。比赛日期定于5月5日，风雨无阻。

此刻贝内特走下台阶，来到人群拥挤的街道上，身边跟着他的教练。《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站在人行道上，在纸上快速潦草地记录着这一幕。他在报道中写道，两位竞技对手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贝内特几乎要比对手高出半头。他的对手身材矮小，却浑身肌肉，举步生风。” [1] 两位裁判各持一块怀表，在起始线两旁各就各位，仲裁人向两位运动员问好，重申比赛规则：不得冲撞，不得偏离既定路线——当然，还不得变走为跑。

两个街区外的教堂钟塔开始敲钟报时，竞赛双方并排蹲伏着。待教堂的钟敲响了第五声……第六声……第七声，仲裁人喊道：“开始！”竞走选手们出发了，两人沿第五大道向北，大步流星地走过克罗敦蓄水池（Croton Reservoir），走过镀金时代好几位贵族那带塔楼的府邸，走过前一年才刚刚开放的中央公园下游区。绵羊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偶尔还会听见第64街兵械库附近的动物园里传来几声大型兽类的嚎叫。

竞赛双方继续沿第五大道北行，各自的教练偶尔会跳到他们前面，指导己方竞赛者，或指出技术漏洞。“两人的步法极佳，”《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都在一开始就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显然是希望在比赛开始不久就让对方精疲力尽。” [2] 道路泥泞湿滑，两位竞走选手都很难保持步态平衡——这对比赛双方造成的压力实在“令人唏嘘” [3] 。

与此同时，起始线附近的观众爬上等在一旁的马车，不久就“沿着第五大道疾驶，几乎与两位参赛者并行了”。贝内特每走一步就甩动一下双臂，“事实上”，记者写道，“他走这一趟用的臂力和脚力一样多”。 [4] 这个技巧似乎对《先驱报》的出版人很有效，快走完第一英里时，贝内特已经领先几英尺了。惠普尔对此显然很沮丧，但他“依旧保持着稳定的步伐，希望能在中长区段让对手耗尽体力而败”。

贝内特甩掉运动帽和斜纹软呢外套，“再次精神焕发地前进”。他不时抱怨靴子里进了不少小石子，但仍甩开对手一大截。惠普尔“当仁不让”，但两人在110街左转，沿圣尼古拉斯大道北上时，贝内特看起来已经有可能爆冷获胜了。 [5] 在《纽约时报》那位记者看来，惠普尔正“缓慢但确定无疑地败下阵来”。他气喘吁吁，一度索性坐在了路边的人行道上。

贝内特走到哈林河上的麦克库姆斯桥时，已经超过对手300码 [6] ，正“一鼓作气”向终点冲刺。他步履轻快地穿过福坦莫，沿中央大道向北，最终在8点46分55秒胜利穿过了杰罗姆公园的入口。7分钟后，惠普尔才摇摇晃晃地穿过终点线。当有人问他怎么回事时，前冠军只能猜测自己大概是“训练过度”了。

贝内特对自己的胜利倒是无所谓。他已经习惯了获胜，他是一个既期待胜利，又羞于成为关注焦点的人。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何以大爆冷门时，他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哦，我也一直在走路嘛，你知道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啦，”他如此说道。 [7] 贝内特和惠普尔在杰罗姆公园的俱乐部会所共享了一顿便餐，然后就回到了曼哈顿——据后来概算，拥趸们凑起来的赌金高达5万美元。

亨利·格林尼尔晚宴上的客人们建议德隆前去一见的这位百万富翁平生最喜欢制造轰动。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总是放荡出格、刁钻促狭，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气势磅礴的表演。贝内特喜欢快，竞走、快艇、快马加鞭、快意情场、快战快决、快捷通讯，以及任何可能会加快整个国家脉搏跳动的大胆新技术或新设计。因此，1874年年初，当乔治·德隆来到纽约，造访贝内特位于百老汇和安街交叉路口的那座白色大理石办公楼时，他遇到的是一位开明善解的倾听者。德隆表明心意，说自己渴望抵达北极，他阐述了此事为何刻不容缓，说他相信美国注定要在北极探险方面领先一步，并提到格林尼尔已经厌烦了为航行提供赞助。考虑到美国海军左支右绌的现状，由美国人带头的探险队需要一位捐助者来接替格林尼尔。德隆认为，任何前往北极的专业探险都必须是一个独特的合资事业——必须是由私人慷慨资助的国家项目。

贝内特喜欢这个雄心勃勃的北极探险构想，他甚至还闪过一个念头，要亲自加入德隆的探险队。向北极进发是国家之福、科学之光、体育之幸，当然更是他的报纸大卖之机遇。这正中他的下怀。

这位公子哥出版人喜欢德隆，喜欢他的坚韧毅力，喜欢他一腔热忱又不失克己，还有那副眼镜背后闪烁的熠熠光彩。因为在格陵兰的卓越表现，德隆理应成为指挥下一次北极探险的人，而他的探险依靠的将是《纽约先驱报》的赞助。贝内特的报纸可以就这一事件肆意发挥——这个探险故事要比斯坦利从非洲发回的报道更加精彩。德隆本人当然可以撰写主要叙事，但《先驱报》也可以派遣记者登上探险船，定期发回报道。贝内特将为这一切埋单。

两人商定的结果是，德隆去寻找一艘能够抵御北极坚冰的坚固轮船，并开始召集探险队员。与此同时，贝内特将去咨询欧洲一流的科学家和地理学家，收集关于如何解决北极问题的最新资讯。

德隆就此别过，分手时他和贝内特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朋友，而是目标一致的同谋。“两人从一开始就彼此吸引，贝内特承诺尽全力资助探险项目，”艾玛·德隆写道，“贝内特一下子就意识到，德隆正是他要找的人。” [8]

他们还真是一对奇怪的组合。然而，尽管他们遭遇了重重障碍，导致探险迟迟不能成行，但德隆和贝内特都不会轻易放弃梦想。

乔治·德隆已经找到了他的美第奇 [9] ，但仅凭这短短的初次纽约之行，他根本无法想象贝内特其人有多刁钻古怪。德隆不知道贝内特有多少痴心妄想，多少怪异偏见，多少一时兴起、心血来潮。贝内特可能是纽约城最抢手的单身汉，但他也是纽约城最善变的顽童。

他是“可怕的贝内特、疯狂的会长、跨大西洋电缆的独裁者”，一个传记作家写道；他自认为是“万物之主之一”。 [10] 一位曾长期在《先驱报》任职的编辑后来评价他的老板“是浪漫文学领域里的统治者，他本人又是个满脑子浪漫想法的统治者。他兴之所至，无不可为，没有什么规则不能打破”。 [11]

老贝内特有个习惯，就是漫不经心地走进巴黎或纽约某个最华丽的餐厅，在路过走廊时猛扯一下桌布，盘子和玻璃器皿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把周围的食客们吓个半死，他则若无其事地走到最后排自己提前预订的桌边坐下。 [12] （他当然不会忘记开一张支票赔偿损失。）有一次，他在阿姆斯特丹听完音乐剧表演后，邀请美丽的女主角和整个演出团队到他的游艇上观光。然后，他悄无声息地把游艇开到海上，接下来的几天就在大西洋上漫无目的地航行，这事实上是扣下整个演出团体，让他们反复为他表演——其间还试图勾引涉世未深的年轻小演员。回到岸上后，贝内特很乐意支付一大笔钱给阿姆斯特丹剧院，以弥补后者的损失。 [13]

贝内特有很多强烈的好恶，外人很难捕捉。他早餐喜欢吃麦鸡蛋 [14] 。他游艇上的服务人员不得留胡子。他有几百支温度计和气压表，天气的任何一点点变化都令他着迷。他溺爱博美犬，养了几十只，只给它们喝法国的维希矿泉水。贝内特认为这种喜吠的小型犬能极其精准地判断人的性格，以至于他有时会完全根据应聘者进门时小狗的反应，来决定是否录用其做编辑。（有些应聘者了解到贝内特有此癖好并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顺从狗的意志之后，来面试时便在大衣口袋里塞几片生肉。）贝内特还对猫头鹰迷恋不已，他经常出入之地处处可见活的猫头鹰、猫头鹰图片、猫头鹰胸像、袖口链扣和文具上的猫头鹰图案等。它们装饰着他的褐砂石豪宅、游艇和乡村别墅。它们眨眼的瞬间、扭头的样子和黑夜出行的生活方式都令他深为心醉。

很难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身上才会有这么多怪癖，而要不是因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同时也是个无与伦比的优秀出版人，对美国公众可能为之感动和陶醉的东西有着惊人的敏锐和深邃的直觉，这些怪癖也不值一提。他是通讯时代的教父级人物，跟他一起工作固然可怕，但他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机构之一。

德隆从来未曾了解他的恩主，但拥有这样一位恩主是他的幸运。他找到的这个人不仅腰缠万贯，而且对于能宣告现代世界即将来临的故事永远欲求不满。

[1]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2]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3]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4]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5]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6] 约合274米。

[7] “A Walking Match，” New York Times ，May 6，1874.

[8]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91.

[9] 美第奇（Medici）家族是佛罗伦萨13世纪至17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其资助了很多艺术和建筑名人和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家族在科学方面也有突出贡献，曾赞助过达·芬奇和伽利略等天才。

[10]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8.

[11] Crockett，When James Gordon Bennett ，19.

[12] See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39.

[13] See Crockett，When James Gordon Bennett ，234.

[14] 麦鸡是一种鸻科麦鸡属的鸟类，多数是候鸟。“麦鸡蛋”（plover’s eggs）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一道昂贵的美食。

4.为你我将不顾一切

美国的新晋北极英雄是一位天赋异禀又矛盾重重的年轻人。艾玛·德隆认为，丈夫的内心“摩擦不断” [1] ——一时兴起与艰苦奋斗形成鲜明对照，热爱冒险刺激和渴望长久基业显露强烈反差。德隆也可以是个很浪漫，有时甚至很放纵的人。他有着艾玛所谓的“一颗如饥似渴的心” [2] ，但他也情愿大半生都生活在严苛纪律的束缚之下。他对自己的目标一清二楚，会以执着的信念不懈追求——阻力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坚定。

德隆喜欢歌剧、交响乐和小说佳作，他的信也写得一丝不苟，能用优雅华美的辞藻表达细致微妙的感情。他宠爱自己的小女儿西尔维，讨厌被派到海上执行任务，因为这使他无法与娇妻幼女共度温馨的家庭生活。他把家里的一应事务和理财管账都交给艾玛打理，自己对家务事并不怎么上心。但在指挥船务时，他又刻板苛责，循规蹈矩。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他的指挥风格是“铁板一块” [3] 。德隆是个标准的海军军官，但他最痛恨的，莫过于海军的等级森严、海军的官僚政治、海军的繁文缛节，所有这些都让他觉得厌烦和无聊。

德隆认为他的一些最糟糕的性格特点都要归咎于海军。他曾写道：“海上生活会让人的脾气变得很差。马克·吐温曾在《异乡奇遇》里说，出海会彰显‘一个人的所有缺点，还会让他养成一些新的坏毛病——他从未料想过自己会那般卑鄙’。我怀疑我自己那些生硬刻薄的性格缺点都是出海惹的祸。” [4] 他承认他可能“对下属很严厉”，但那正是一个海军军官的本分。“我只能说，我从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德隆有一次写道，“我的职责就是命令，他们的职责就是服从。” [5]

德隆知道，1870年代的美国还远远称不上一流的海军强国。虽说美国海军正在缓慢进步，但很多欧洲列强都把那支不成气候、落伍过时的美国舰队看成笑话。海军历史学家彼得·卡斯腾（Peter Karsten）的说法是，它是由“各种破损失修”的“笨重旧船”组成的“一支三流舰队……简直是全世界的笑料”。 [6] 身为美国海军也根本没有什么刺激的冒险，多半要被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拿着可怜的薪水，遵守严苛的纪律，晋升过程低效缓慢，往往要为一个军衔争红了眼。

大多数任务不过是在外国海港上“亮个相”，在船上执行一些乏味无趣的任务。当时的一位下级军官说，海军生涯“简直看不到希望。我们生命中最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就浪费在“最无聊、最无趣、最无用的任务上”。 [7] 和很多年轻军官一样，德隆也常常觉得他在浪费风华正茂的青春。“一潭死水的海军，”一位海洋学者写道，“可不是朝气蓬勃的青年该去的地方。” [8]

乔治·德隆正是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一腔热血，踌躇满志。难怪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北极仍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可以借此逃避无聊的海军日常生活，建功立业乃至名利双收，有可能得到更快晋升，更何况还能献身科学、报效国家。那条通往光荣的道路是普通的海军生涯无法给予的，至少在和平时期如此。无须参战，只要不畏艰险地奔赴北极即可培养和建立战时才有的锐气和殊勋。最重要的是，它还是当上舰船总指挥的快速通道，这是德隆年轻时就一直怀有的志向。

乔治·弗朗西斯·德隆1844年8月22日出生于纽约市，是布鲁克林一对下层中产阶级夫妇唯一的孩子。德隆的父亲祖上是法国胡格诺派 [9] 教徒，他沉着稳重，不问世事，对德隆没什么影响。家里是乔治那位信奉天主教的母亲说了算的，她很爱儿子，但对他过于保护，几近压制了他的青春期。母亲永远都在担心他会受到伤害，因而不准乔治在外玩耍或跟邻里的孩子们满街疯跑。她总是要儿子规矩守时，命令他每天上下学走很长的路。艾玛说德隆的母亲“对他有种病态的关怀”，严禁他溜冰、游泳或划船，因此他“被小心翼翼地与户外隔离开来，没机会参加一般男孩子的活动”。 [10]

一天，一伙街坊男孩误以为他的独来独往是自觉高人一等，因此埋伏在路边，等他走近时用雪球打他。在混战中，德隆的耳膜被碎冰片扎伤了，造成了内耳感染。家庭医生担心德隆可能会丧失听力，照顾了他好几周时间。一位北极历史学家后来半开玩笑地写道，那次事件似乎是一个预兆——“那是德隆第一次遭遇充满敌意的坚冰。” [11]

因为整个少年时代都被关在家里，乔治虽愤愤不平，却仍然培养了十足的书生气。“因为在冒险那方面受到限制，他只好投入全部的精神和体力追求知识，”1880年代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一本人物略传如是说。 [12] 乔治几乎住在了曼哈顿中城的商业图书馆（Mercantile Library），甚至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在那里担任图书馆员。他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帝王、政治家和将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虽然整个少年时代都被无趣地保护着，此刻他却开始向往冒险生涯。16岁时，他觉得自己的中间名“弗朗西斯”太过娘娘腔，就冒出了正式更名为“乔治·华盛顿·德隆”的想法。父母不解，但他坚持要改，改名的事也就正式确定下来。

差不多在同时，乔治开始研究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战役，并沉迷于弗里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那些惊险刺激的远洋故事。这些书籍让他极度渴望进入海军学院学习。他想象着自己扬帆海上，参加海战，把船停靠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海港。“由于长期受到压制，”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那本人物略传指出，“他跃跃欲试，充满了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13]

乔治的母亲坚决反对唯一的儿子参加海军，说那样的生活太危险了。她希望乔治成为律师、牧师或医生。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凭借坚定的毅力和其他手段，他终于登上了南下前往华盛顿的火车，在海军部长面前力陈自己符合条件，为自己争取到了美国海军学院1861年秋季的入学名额。

内战期间，林肯政府觉得应当谨慎行事，遂把海军学院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迁至纽波特那个混杂的建筑群内，于是德隆就在罗得岛（Rhode Island）度过了海军学校学生生涯。（年轻时的戈登·贝内特也常在夏天前往纽波特度假，还常常把游艇停靠在那里。）在海军学院，德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一丝不苟的军校生。他在那里茁壮成长——“我总算是如鱼得水了，”他后来说道。 [14] 1865年春，就在内战即将结束时，他以班级第十名的成绩毕业了。

内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一代年轻人常常会有一种自卑情结，觉得自己与历史擦肩而过，未能赶上父兄辈经历的伟大事件。上一代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难免让德隆这样的年轻人觉得无用武之地，因而永远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如果德隆无法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他或许可以在冰原上创下伟业。

然而，德隆早期的海军任务却毫无光荣可言。他先是在美国军舰卡南代瓜号上服役，这艘七炮位的小军舰曾在北方对南部邦联实施封锁期间经历过激烈战斗。德隆到卡南代瓜号停泊的波士顿海军造船厂报到的那一天，做了件有趣的事。他在查看自己在船上的宿舍时，发现那个船舱被分来了四个军校生，但只有两个铺位。另外两个人似乎根本没有床位，要么就只能每天夜里在吊床上摇晃了。于是德隆大步流星地走到波士顿海军造船厂的司令官办公室，去找司令官——一脸威严的海军少将塞拉斯·斯特林厄姆（Silas Stringham）——提意见。

“将军，”他说，“我是被分配到美国军舰卡南代瓜号的海军军校学员德隆。长官，我查看了船上的宿舍，特意前来请求您在出海之前命人为我们加两个铺位。” [15]

斯特林厄姆将军盯着眼前这位鲁莽的年轻人。“你是美国军舰卡南代瓜号的海军军校学员德隆？”

“是的，长官。”

“哦，美国军舰卡南代瓜号的海军军校学员德隆，我命令你回到美国军舰卡南代瓜号上去，你能在统舱里有张吊床就很幸运了。”

受挫的德隆照做了。船员们为他如此莽撞奚落了他好一阵，但最终却是他们自己沦为笑柄：就在卡南代瓜号离港出海前夕，一群木匠上船来新建了两个铺位。斯特林厄姆将军记住了德隆的建议。（多年以后，斯特林厄姆和德隆提起这件趣事时还大笑了一阵。）

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德隆为达目的，从不怕麻烦上司。“他总是能够得偿所愿，”艾玛说，“因为他敢于提出要求。” [16]

德隆在卡南代瓜号上服役三年。作为欧洲小分队的一部分，这艘小军舰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上航行，保护美国的利益，在欧洲、北非和中东的各个海港中亮相。1868年6月，军舰停靠在法国勒阿弗尔准备大修。勒阿弗尔的码头区有很大一片防波堤、干船坞和造船厂，那是个美丽的国际性城市，附近就是塞纳河流入英吉利海峡的入海口。它远处环绕着诺曼底地区绵延起伏的青山，近处不乏俯冲入海的悬崖峭壁。

这年24岁的德隆于是就有了一个假期，与同行军官在巴黎狂欢痛饮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勒阿弗尔。在那里，他前往美国轮船大亨詹姆斯·沃顿（James Wotton）家里参加晚宴。此人外号吉米船长，是纽约和勒阿弗尔轮船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和妻子玛格丽特有很多孩子，他们的豪宅坐落在一个名叫“海岸”（La Côte）的山坡上，将热闹的海港城市和远处英吉利海峡翻腾的白色浪花尽收眼底。沃顿家喜欢宴请各种有趣的人，用美食和舞会招待他们，他们对驶入海港的美国海军军官更是出了名的慷慨好客。家里有个台球室和一个很大的舞厅，常常请乐手在那里演奏华尔兹。

这天傍晚，德隆被沃顿家的女儿艾玛迷住了。这个17岁的美丽少女长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时常带着无忧无虑的表情，还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艾玛在纽约和勒阿弗尔两地长大，在法国公立中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认为是“一位优雅的小姐” [17] 。德隆对她一见钟情，华尔兹一开始，他便径直走过去找到她的跳舞卡，在空着的地方写满了他的名字。艾玛对这位年轻军官颇感兴趣——她觉得他“神气、高大，有着宽阔的双肩”，但有一点儿“太主动”，用她后来的话说，“此人显然意在征服”。

一周后，沃顿家又有一场舞会。舞会结束时，德隆领着艾玛走到舞厅中央的沙发那里，开门见山地说想要娶她为妻。

艾玛吓住了。“但我们还不怎么认识呢！”她抗议道。 [18]

舞者旋转的裙裾在德隆的脸上飘来蹭去，但他一点儿也不为所动。“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他对她说，“就像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出现。”

艾玛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的狂热。一方面，她喜欢他。“我慢慢地被乔治·德隆吸引了，”她写道，“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让我崇拜的品质。” [19] 但又觉得他“强烈的感情”令她害怕。“他追求的攻势不减。”她说。那天舞会结束，乔治跟卡南代瓜号上的其他军官一起离开时，她很困惑。“我不知所措，”她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20]

造船工人完成了对卡南代瓜号的修理，小军舰计划几天后就离开勒阿弗尔前往地中海。德隆眼见无望，便写了一封信给艾玛：

因为离开之前或许没机会与你单独谈话了，我斗胆请你读这（几）行字……相信你定能看出它们出自一颗诚挚的爱你的心。此刻写信的我很消沉，我就要离开你了，在我和我热爱的人儿之间，即将横亘着如此难以跨越的鸿沟。我不能不争取一下便失去你。为你我将不顾一切。 [21]

艾玛虽然被他的信感动了，却并没有回信。她决心不屈服于他热烈的表白。但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她送了一份离别礼物给他——一个她自己缝制的蓝色丝袋，里面装着她的一绺头发，还有一个镶嵌了六颗珍珠的金色十字架。准备这个小礼物让她自己也很吃惊。“我不想让他两手空空地离去，”她后来写道，“即便在那时，爱情已经在一个自以为免疫的人身上施展它的恶作剧了！”

她的礼物让德隆心花怒放，他把她揽在怀里，第一次吻了她。第二天，卡南代瓜号离港出海了。

几个月后，德隆被派遣到另一艘船上，他来到纽约，安排了与詹姆斯·沃顿的会面，后者当时在美国出差。德隆想正式向沃顿先生请求迎娶他的千金。

会面起初进行得出奇顺利。“你父亲跟我说话的语气亲切而热情，或许我的德行还配不上他这般和蔼相待。”德隆在写给艾玛的信中说，“他说首先爱情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容不得任何人有些许干预，并慷慨地说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自行决定这类事务。但尽管如此，父母应该担负起照顾子女的责任，以确保他们生活得幸福美满。” [22]

沃顿拒绝同意这门亲事。他提出要考验德隆一番。刚刚晋升海军上尉的德隆不久将出发执行新的航海任务——这一次是在美国军舰兰开斯特号上服役。这艘蒸汽动力的小军舰将前往加勒比海和南美，此行可能要三年之久。沃顿说，如果三年后，乔治和艾玛仍对彼此怀有爱意，那时他会全心全意地祝福两人的婚姻。

这么长时间的考验期让德隆很苦恼，但他以坚定的意志力接受了。“我下定决心，”他从巴西写信给艾玛说，“将我从自己的国土上放逐。我一心一意，坚贞不渝地爱着你，我将竭尽所能地让自己配得上你，要么就彻底屈服于压力。” [23]

因为热带又闷又潮，艾玛送给乔治的小礼物看上去有点儿旧了。它成了一件抱歉的吉祥物，象征着他迟迟无法得到的爱情。“可怜的小丝袋！”他写道，“海水、海风和潮热褪掉了它鲜亮的颜色。你若见到，大概都认不出它了。” [24]

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又过去了，德隆在南美的海上远航，爱意始终未变。他与艾玛的通信在1870年中断了，那年普鲁士军队攻入法国，包围了巴黎。普法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了近代全面战争的丑恶模样。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被困的巴黎人靠吃老鼠、狗和猫维生，只能通过信鸽或热气球与外界通信。沃顿一家人害怕勒阿弗尔不久也会落入普鲁士人之手，匆匆收拾了几箱子银器和其他贵重物品，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到怀特岛 [25] 。

乔治得不到消息，他不懂为什么自己给艾玛的信全都石沉大海了。他绝望地在里约热内卢写道：

在这漫长的整整一年里，我望眼欲穿地徒劳等待着。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日渐憔悴，越来越觉得活着是沉重的负担。我没有理想，没有生活目标。唯有你的只言片语才能救我于水火。 [26]

到那年年底，普鲁士恐怖解除了，艾玛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勒阿弗尔，才总算能给德隆回信了。“我实在是万分抱歉，”她写道，“要让你经受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带给你这么大的折磨。我只希望和祈祷没有让你彻底伤透了心。请记住你是完全自由的。”然后，她写下了一句多少有些隐晦的结束语：“而我心未变。”

乔治乐观地把这句话解读为她仍旧爱着他，并宣布他们漫长的考验期结束了。他对这一充满希望的解读如此确信，以至于两天后他就请了假，背上背包跨越6000英里路程，经由纽约到达了勒阿弗尔。他提前寄了一封短信宣告他此行的目的：这次，他终于要来迎娶他的新娘了。

然而，艾玛真实的情感还是犹疑不决。她喜欢他——这是真心的——也不想再折磨他了。但提到结婚，她仍然摇摆不定。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以前就是个轮船船长），她怀疑嫁给海军军官可能要面对生活的艰辛；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长期两地分居，疑心重重的漫长等待，以及常年若有若无的陪伴。她觉得嫁给他就意味着在等待中度过余生。

乔治在1871年2月到达勒阿弗尔时，很多外国军舰停泊在海港保护各国国民，以防仍在围攻巴黎的普鲁士军队突然进攻这个海港城市。代表美国的是美国军舰谢南多厄号，这艘小军舰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德隆熟悉的军官。沃顿一家邀请德隆住在他们位于海岸山的豪宅。一见到艾玛，乔治立刻将手伸到背心口袋里，取出一只漂亮的钻戒，套到了她的手指上。“我的心软了，”她写道，“但仍然七上八下，就是没法下定决心。” [27]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是一段疯狂的求爱期。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补上——虽然有两年多的间歇通信，但这对年轻情侣对彼此还不怎么了解。乔治和艾玛常在防波堤上漫步一个下午，晚上，沃顿家仍继续举行他们经常性的晚宴和舞会。艾玛开始改变了对乔治的看法。“我很快就爱上了（他），”她说，“我对他越熟悉，就越爱他。” [28] 他有一种“冒险精神”，她想，但“骨子里透着优雅”。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渐渐了解了他何以“如此执拗地追求我，我完全相信他的预见，我们的确很适合彼此。我（已经）找到了能给我一生幸福的伴侣”。

婚期确定了：3月1日。那不会是个白色婚礼；因为战争，勒阿弗尔的白色锦缎和丝绸全部断货，艾玛只好临时凑合一下了。婚礼的地点也得凑合。在法国，婚姻是民事契约，但当时在勒阿弗尔找不到拥有法定权力主持仪式的官员——官员们都在巴黎，而停战协议还在协商中。不过，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严格来说，仍然停泊在海港的美国军舰谢南多厄号是美国领土。他们可以在军舰的甲板上举行婚礼。一个是海军上尉，一个是出身造船业大亨家庭的年轻女子，在船上举行婚礼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1871年3月1日晚间，谢南多厄号装饰着喜庆的彩旗和中式灯笼（Chinese Lanterns）。来宾们身着晚礼服和海军制服，在防波堤上等待着谢南多厄号的小船从母船上划过来。最后来宾都到齐了，新娘和新郎走上甲板。一位名叫乔治·华盛顿——这名字一听就是美国人——的牧师主持了婚礼。艾玛和乔治在当晚10点整被宣布结为夫妇，甲板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并久久回荡在深夜的海港之中。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

[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41.

[3]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62.

[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65.

[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4.

[6] Karsten，The Naval Aristocracy ，278-79.

[7] Karsten，The Naval Aristocracy ，281.

[8] Karsten，The Naval Aristocracy ，282.

[9] 胡格诺派（Huguenot），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新教归正宗的一支。胡格诺派受到1530年代约翰·加尔文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1555年至1561年期间，大批贵族和市民皈依胡格诺派。在此期间，天主教会首次用“胡格诺”（意为“结盟会”）称呼加尔文的信徒，而胡格诺派则自称改革者。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

[11] Guttridge，Icebound ，8.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

[1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9.

[15]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9.

[1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9.

[1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2.

[18]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6.

[1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9.

[20]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33.

[2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9.

[2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36.

[2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38.

[2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35.

[25] 怀特岛（Isle of Wight），大不列颠岛南岸岛屿，南临英伦海峡，北临索伦特海峡，是英国英格兰的名誉郡、非都市郡、单一管理区，面积有380平方公里。

[2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40.

[2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44.

[28]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51.

5.北极通道

从格陵兰归来的德隆孜孜探索的课题，建立在一个颇有诱惑力的宏大构想之上，这个构想的发展演变已有数百年，充满着对称之美和魅惑之力。德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跟北极有关的书籍，通晓这个构想的细枝末节：有多少探险者前赴后继地测试它的真伪，有多少思想家深思它更大的可能性。德隆对它深信不疑，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乃至性命，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可以让这个构想走出理论的范畴成为现实，他定将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探险英雄之一。

这一广为世界顶级科学家和地理学家笃信的构想是这样的：北极的天气并没有那么冷，特别是在夏季。相反，世界之穹顶被一片无冰的温暖浅海覆盖，那里的水域完全可以顺利航行，跟加勒比海和地中海没有什么差别。这片温热的北极流域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很可能还栖居着某个消失的文明。地图绘制者们对这片水域的存在深信不疑，将其画在地图上已是当时的惯例，且往往干脆把地球的顶端标记为开放极海。

杰拉杜斯·麦卡托发表于1595年的北极地图即便全然出于想象，却也美丽非凡，那幅地图上就显示了一片无冰的极海，虽为多山的陆地环绕，却能够通过位置对称的四条河道与大西洋和太平洋自由连通。伊曼纽尔·鲍恩绘制于18世纪晚期的地图称这片表面无冰的水体为“北大洋”（Northern Ocean）。英国海军部曾在整个19世纪制作了难以计数的地图，其上都显示有一片基本无冰的海域，美国海军委托制作的航线图大半也是如此。

谁也没有见过这片空想出来的开放极海，但那无关紧要。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这一构想已经形成了自身的逻辑。它被标定在地图上的同时，也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与亚特兰蒂斯 [1] 或黄金人 [2] 一样，它也是建立在故事、传闻和吉光片羽的信息之上的美好想象。层层叠加，岁岁增补，科学家和思想家们论证了这一空想概念的可行性、可能性，最后又证明了它的必然性。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能够把它从人们的集体想象中驱走。

为解释开放极海的概念，很多荒谬可笑的观念流传开来。有人说这是地球自转的翻腾效应使然。有人说是排热口造成的，或是因为极地的太阳射线被极度放大。还有人坚持认为，因为每年有半年时间全天暴露在阳光下，积聚的热量足以使极地的寒冰融化。何况当时还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较深的盐水水体不可能结冰，只有靠近海岸线的浅表海水才会如此——因此极海必然是开放的。这些解释都透着一股焦灼的急切，跟试图运用复杂的神学论据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样孤注一掷。在数个世纪里，人们居然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去解释一个被普遍相信但从未有人亲眼见过的事物，真是一桩奇事。

当然，也有人质疑开放极海的理论。在德隆出场的那个年代，最著名也是最直言批评的怀疑者是皇家地理学会的秘书长克莱门茨·R.马卡姆爵士。在《未知区域的入口》一书中，马卡姆说开放极海是个“害人不浅”的观念，声称它“大大损害了探险进程和科学地理学的进步”。 [3] 支持开放极海的论调“显然全都不着边际”，马卡姆嘲讽地说，“居然还有精神正常的人相信它，真是令人震惊”。但马卡姆的否定只是少数派的观点；开放极海理论在大众的心中萦绕不去，成了令人浮想联翩、心痒难抑的固定观念。它必须是正确的。

自人类开始北极探险，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向北航行，就一定会发生同样的事：他通常会在北纬80度附近遭到坚冰的阻隔。但开放极海的理论认为，这一北极冰障只环绕在一大片温暖水域的外围，是一个“束带”，有时人们把这个外圈称为“圆环域”或“冰带”。如果探险者能用经过加固的轮船撞破这个冰圈，最终定会发现开放水域，顺利地到达北极。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冰带中找到一个缺口，一个冰面比较薄弱或能够融化的地方，类似于一个天然的入口。

德隆下定决心要找到那个入口——为此，他将利用最详细的地图、最先进的设备，以及最新的海洋学、气象学和航海理念。

一篇发表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agazine ）1869年11月那一期的长篇论文对德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论文有一个诱人的题目——《北极通道》（Gateways to the Pole），在对每个支持开放极海观念的理论展开一番论述之后，提出了一个有十足把握的方法，声称这个方法可以帮助航海者找到一条易于航行的通道，从而前往那片神秘的温暖水域。“我们有理由相信，”文章开头宣称，“通往北极的道路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最终有了答案。” [4]

这篇论文重点讨论了著名的海军军官塞拉斯·本特（Silas Bent）的思想。本特上校大半生都在太平洋上航行，在那里为美国海军进行了大量的水文地理测量。因为曾在1852年随海军准将马修·佩里 [5] 一同进行了打开日本国门的历史性航行，本特对一种名为“黑潮”（日语写作“Kuro Siwo”）的庞大洋流特别感兴趣，太平洋的黑潮差不多相当于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

虽然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渔民早在数世纪之前就已熟知黑潮的存在，但在本特敏锐地观察到它一望无际的浑浊之前，还没有人正式研究过它。黑潮从热带水域横扫而来，掠过中国台湾和日本，最终流入开放的太平洋。和墨西哥湾流一样，它也是一股暖流，因而成为一个传送带，为北太平洋的海洋哺乳动物送来各种营养物、浮游生物、磷虾和其他食物。从外围的公海看去，这股暖流就像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它呈现出特有的蓝黑色，又深又暗，难免让水手们隐隐觉得有些鬼气森森。这股洋流是冰冷海域上的一条温暖河流，它势不可当地向北移动，似乎直奔白令海峡而去。

科学家们关于黑潮的确切流向提出过很多猜想，但本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觉得黑潮一定会流经白令海峡，藏身于北极的冰层之下，一直流向开放极海。本特觉得大西洋一侧的墨西哥湾流也大致如此，流经挪威，向西北横扫而去。（事实上，墨西哥湾流的力量之强，足以使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港口全年无冰。）本特认为墨西哥湾流继续朝北流去，最终藏身在北极冰层之下。

本特认为，这两股强大洋流的汇聚正是开放极海温暖无冰的原因所在。在本特看来，黑潮和墨西哥湾流在地球表面形成了完美对称；它们是一个巨大分布系统的两条水线，把热量从热带地区传输至北部区域，从热带到寒带。本特的推理是，地球就像一个精纯的有机体，自带设计精巧的循环系统。

本特写道：“大气中有循环；一切动物的身体内都有循环；海洋也有循环——所有这些循环都有永恒不变的规律可循，无论循环如何调整、态势如何，均始终严格遵循那些规律。海洋、大气和太阳之于地球，就像血液、肺部和心脏之于动物机体整体。自然界的一切都有其平衡。” [6] 本特认为，黑潮和墨西哥湾流向北灌输和流动，“就像血液带着其赋予生命的温暖和营养，从动物机体系统的心脏流向全身一样流向地球的肢端”。

《普特南月刊》的那篇文章指出，黑潮和墨西哥湾流合成一力，裹挟了足够的热冲击，将北极某些区域的“气候彻底改变了”：“因为起源于热带，携带着太阳热量的潜能，它们，仅凭它们，就能刺穿极地的冰层，凿出通往极地本身的路线。” [7] 本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探险家前往地球之巅的航行中，温度计比罗盘更管用。

再往前推，塞拉斯·本特的观点大多建立在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海洋学者、天文学者和气象学者马修·方丹·莫里 [8] 的研究基础之上。莫里有时被称为“海洋探路者”，他曾带头进行过关于海风和洋流的全面研究，收集了大量数据信息，并把那些信息整合进完备详细的航线图中，那些航线图至今仍有人在研究。

莫里与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U.S.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的局长亚历山大·达拉斯·巴赫（Alexander Dallas Bache）一起，是美国支持开放极海理论的一股中坚力量。莫里关于极海理论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逸事证据：来自西伯利亚诸河流的浮木被冲刷至格陵兰沿岸。北极腹地的捕鲸者们曾报告说看见过大量海鸟在秋季越过杳无边际的浮冰向北迁徙。俄国探险者曾提到在西伯利亚北岸更靠北的地方发现冰间湖，即冰帽覆盖的大片无障碍水域。（莫里指出，每年5～7月，格陵兰岛西岸以外的巴芬湾极北端往往会形成一片规模可观的开放水域。早在17世纪初就有人描述过这片水域，久而久之，捕鲸人干脆就把它叫作“北部水域”。）

在他的权威著作《海洋自然地理学》中，莫里写到了一头在白令海峡附近捕到的露脊鲸。那头鲸鱼的肉里嵌着一根旧鱼叉，其上带有一艘轮船的印记，而该轮船只在格陵兰附近航行。如此说来，这头受伤的鲸鱼浮游千里，从北大西洋一直游到了北太平洋。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知道这些鲸鱼不可能在冰下游这么远的距离。”莫里的这一结论毫无问题。 [9] 它也不可能绕过合恩角 [10] ，然后沿太平洋一路北上至白令海峡。“海洋的热带区域，”他指出，“对于这头露脊鲸而言就像一片火海，它不可能穿过，也根本不可能进入。”在莫里看来，这头鲸鱼在白令海峡附近被捕获就构成了“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至少在某些时候，从大陆的一侧到另一侧，通过北极海的开放水域是可以连通的”。

莫里之所以对开放极海理论近乎走火入魔，与他对另一个重要海洋现象的兴趣密不可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该现象，即墨西哥湾流。莫里对这个洋流的宽度、速度、力度和热度等属性的理解远胜同时代的人。每次谈到它，这位航线图和细节的大师就会诗兴大发。“海洋中有一条河，”他在《海洋自然地理学》中写道，“墨西哥湾是它的源头，北极海就是它的入海口。世界上没有第二条水流如此波澜壮阔。它的水流比密西西比河或亚马孙河更加湍急，流量更比此二者大上千倍。就算远至卡罗来纳海岸，它的水体也呈现出靛蓝色。水体特征非常明显，在与一般海水交界之处，肉眼就能将其分辨出来。” [11]

塞拉斯·本特认为，黑潮的力量丝毫不逊于墨西哥湾流。“在流量、速度和范围上，它们几乎没有差别”，《普特南月刊》的那篇文章如此指出，二者的盐度、温度和对气候的巨大影响都不相上下。 [12] 本特猜测，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黑潮的力度更大，因为太平洋要比大西洋大得多。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下一次通往北极的大进步应该来自白令海峡方向——那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攻角。

塞拉斯·本特和马修·方丹·莫里的理论尽管都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科学的支持，却也从神话、寓言和信仰中汲取了养料。开放极海概念的各种说法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流传。在地球顶端有一个安全温暖的所在——那是冰漠上的绿洲，是极地的乌托邦——这一观念似乎早已深深嵌入了人类的心灵。

维京人传说在世界的北端有一个地方，有时被叫作“天涯图勒” [13] ，海水都去补充地球各个角落的江河湖海了，所以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希腊人认为地球的最北端有一块“极北之地”（Hyperborea），那是一个日头永不落、泉水永不枯的所在，传说它毗邻俄刻阿诺斯河 [14] 和里菲山 [15] ，那里住着狮身鹫首的可怕怪兽。关于圣尼古拉斯——也就是圣诞老人——住在北极的观念，似乎是距现在很近的传说了。最早提及圣尼克家住北极的还是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在1866年的一期《哈珀周刊》上发表的一幅漫画——艺术家为他的圣诞季雕版画册“北极圣诞老人村” [16] 做了插图说明。然而，纳斯特的奇想——在地球之巅有一处温暖、欢乐、友善、宜居的地方——背后更大的概念却有着古老的根基，与美国人在整个19世纪对北极的魂牵梦萦遥相呼应。

很多早期科学家曾想象，极地必然有巨大的涡流或排热口，以便逸出极大量的热能或电极能。牛顿假设地球是一个两极扁平的椭球——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两极的陆地和海水距离地球的温暖内核更近，因而气候可能相当温和。18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就是因为计算出那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轨道而举世闻名的那一位，认为地球是一个空心球，内里充满发光的气体，栖居着各种动物，甚至还有人。哈雷认为地壳在两极变得非常薄，会把散热气体的气柱发散到大气层以内——这是他对于北极光的解释。

关于无冰开放极海的推理如此之多，其驱动力是一个现实的愿望：如果可以发现一条通往极地的无障碍路径，其商业潜力将十分巨大。数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和荷兰人特别热衷于发现一条从北边通往亚洲的航线，以使他们在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争中获得先机，后两者已经垄断了绕过合恩角和好望角的南部航线。因此，找到一条无冰的北部通道就成为16、17世纪的人们苦苦追求的圣杯。威廉·巴伦支 [17] 和亨利·哈德逊 [18] 等著名探险家成为开放极海概念的各种说法的忠实信徒，尽管他们在长途远洋航行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证明它的存在。

开放极海理论最早期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18世纪英格兰的一位名叫戴恩斯·巴灵顿（Daines Barrington）的律师和博物学家。巴灵顿的证据充其量也是暧昧不明的——似乎主要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小酒馆里讲述的17世纪的荒诞故事，说的是一位荷兰捕鲸者声称自己曾航行到北极，背靠一片“自由开放的海水”，那里“气候和煦温暖，跟阿姆斯特丹的夏季没有两样”。 [19] 在巴灵顿看来，这就能够证明北极至少在一年中有一段时间是无冰且可以航行的，他不屈不挠地鼓动自己的政府组织一次通往北极的探险。

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一大波骗子、探险家、科学家、伪科学家以及纯粹的怪人继承了巴灵顿的衣钵。1820年代，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奇异怪人小约翰·克里弗斯·西姆斯（John Cleves Symmes Jr.）在全美各地游走，极力主张地球的南北极都有很大的空洞，与它们相连的网络可能有很多地下洞穴。 [20] 科学家对此报以嘲笑，但他的“两极空洞”说被写入了他的畅销书《西姆斯的同心球体理论》（Symmes’ Theory of the Concentric Spheres ），引发了大量读者的共鸣，最终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促使国会在1836年拨款30万美元资助一次野心勃勃的南极之行。

两年后，埃德加·爱伦·坡显然受到了西姆斯的中空地球理论的影响，出版了一部奇异怪诞的小说，名为《楠塔基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自述》（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在爱伦·坡的叙述中，小说的同名主人公航海到了从未有人涉足的南极地区，并且穿过一道冰障，来到了一片温暖的极海，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岛屿，岛上居住着一个消失已久的人类族群。

然而，整个19世纪，跟开放极海有关的大多数行动和大部分文献主要关注的还是北极。该理论最百折不回的支持者是约翰·巴罗爵士，他在很长时间里担任英国海军部第二海务大臣。 [21] 整个19世纪上半叶，巴罗派遣了无数支探险队进入格陵兰和巴芬湾附近海域，去证明开放极海的存在，或者至少发现一条季节性的无冰路线——一条越过加拿大北部与太平洋相连的西北通道。

巴罗促成的最大也最著名的航行是1845年的富兰克林探险。约翰·富兰克林 [22] 船长和他的船员们驾驶着恐怖号（Terror ）和幽冥号（Erebus ）这两艘装备出奇精良的船只，从英格兰起航了。在格陵兰沿岸停靠了几站之后，富兰克林和船员们——据称总共129人——冒险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从此便杳无音信。尽管在1840年代末到1850年代初，有无数搜救探险队去寻找他们，富兰克林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神秘厄运仍然不得而知，在数十年里，这都是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一种主流说法是富兰克林和他的船员们还在开放极海航行——他们只是找不到出口。

1853年，热爱冒险的美国探险家以利沙·肯特·凯恩驾船起航，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搜救富兰克林，二是发现开放极海。第二年，在沿格陵兰岛西北海岸行进时，凯恩的一名探险队员偶遇了一片看似开放的海域。事实上那只是浮冰群的一个狭小的季节性缺口，但凯恩觉得他的探险队已经做出了史诗般的大发现。

“在这片开放海域上，海豹在欢腾，水鸟在觅食，”他后来写道，“它的浪涛翻滚而来，铿锵顿挫地拍打着海岸，仿佛（一个）古老的海洋发出庄严的咆哮。荒无人迹、冰冷博大，还有那绿色的海水发出的神秘喘息，所有这些都给此情此景染上了一股醉人的魔力。” [23] 凯恩说，看到开放极海“完全能够激发至高无上的情怀……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不渴望着想方设法进入这片明亮而孤寂的海域”。后来根据凯恩的探险报告出版的地图，把整个北极地区用明确的黑体字标注为开放海域。

1860年，另一位美国探险家艾萨克·伊斯雷尔·海斯 [24] 医生引领着一支北极探险队沿埃尔斯米尔岛海岸北上，在那里，他也认为自己瞥见了凯恩所说的开放极海。“北极周围的海水，”海斯报告说，“一定位于已知的包围着它的冰带之内。” [25] 但海斯回到美国时，内战已经爆发，似乎没有人对他的断言有多少兴趣了。

开放极海构想消停了一阵子，然而关于空心地球的北极有排热口的说法却因为1864年儒勒·凡尔纳的《地心历险记》的出版而再度流行起来。凡尔纳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奥托·李登布洛克（Otto Lidenbrock）的德国教授，他在冰岛落入了一个沉睡火山的火山口，之后来到一片温暖的地下海，其岸上有成群的乳齿象，以及一头巨大的古猿人怪兽，它们基本上可以被描述为进化过程中缺失的一环。至少在文学作品中，开放极海的概念已经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内战过后，美国公众逐渐又重新燃起对该理论的兴趣。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对开放极海带着近乎宗教的狂热笃信，但他的探险惨遭不测导致很多人开始怀疑，为了一个空想的抽象概念，再去牺牲更多的人和船是否不够理性。然而，塞拉斯·本特的理论又为该论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或许开放极海归根结底还是存在的；或许只是因为霍尔等探险家选择了错误的路线，在某个错误的地方遭遇了坚冰。他们不知道强大的温水洋流能够为他们冲破坚冰。

就这样，随着本特的新理论的问世，人们对开放极海长达数个世纪的痴迷获得了最后一次机会。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年轻的探险家勇敢地去测试本特的猜想了。

本特给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主席写过一封信（《普特南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引用了这封信），他在其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本特说，墨西哥湾流和黑潮“是唯一可行的通道” [26] ，经由那里，船只可以到达开放极海，并继而驶向北极。未来的某一位航海家或许只需要跟随这两股洋流到达它与坚冰遭遇之处即可；在那里，他会看到冰盖在热带海水锲而不舍的温暖悸动下变得柔软薄弱——他也就能从那里穿过一个冰雪消融的入口直抵开放极海。本特给这个理论上的入口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他称之为“通往极地的温暖通道”。

《普特南月刊》以狂热的笔调写道：“一个伟大而坚定的思想家已经成功地为我们搭建了一座跨越极地深渊的桥梁。” [27] 该文章呼唤一位像德隆那样的年轻人出现，以验证本特思想的合理性。“这一深邃瑰丽的猜想或许不会得到最高当局的认可，也不会得到任何北极探险家的拥护。在一段时间内，它或许不得不停留在科学推论阶段，且只是一堆无人问津的数学算式。”

然而最终总会出现某个挑战者，某个北极英雄，找到那条“温暖通道”并一举得到圣杯。从纯粹发现的角度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荣耀，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冒险。“谁能说，”《普特南月刊》那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在北极圈内不会发现某种人类的踪迹——人类的一些分支被我们已经听说过的这些强大洋流冲到此处，他们将用高声的欢呼迎接前来找寻他们的航海者，他们中间或许有些本是上帝的选民。” [28]

[1] 亚特兰蒂斯（Atlantis），意译为大西洋岛、大西国、大西洲，是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最早的描述见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据称其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被史前大洪水所毁灭。

[2] 黄金人（El Dorado），它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最早始于一个南美仪式，部落族长在自己的全身涂满金粉，并到山中的圣湖中洗净，而祭司和贵族会将珍贵的黄金和绿宝石投入湖中献给神。

[3] Clements Markham，quoted in John K.Wright，“The Open Polar Sea，” Geographical Review 43，no.3 （July 1953）.

[4] T.B.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Putnam’s Magazine 4，no.32 （November 1869）.

[5] 马修·佩里（Mattew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2年就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奉命打开日本国门，当年11月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出航，最终于1853年7月在日本浦贺入港。

[6] T.B.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Putnam’s Magazine 4，no.32 （November 1869）.

[7] T.B.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Putnam’s Magazine 4，no.32 （November 1869）.

[8] 马修·方丹·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1806-1873），美国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地图制作师、作家、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外号有“海洋探路者”和“现代海洋学与海军气象学之父”；1855年，在其著作《海洋自然地理学》（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出版之后，他又获得了“海洋科学家”的称号。

[9] Maury，quoted in Wright，“The Open Polar Sea.”

[10] 合恩角（Cape Horn），南美洲智利火地群岛南端的陆岬，被广泛认为是南美洲的最南端。

[11] Maury，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25.

[12] 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13] 天涯图勒（Ultima Thule），在远古地理中，“图勒”是指“遥远的北方”，常常被描述为人类所能到达的最北之地，后来用“Ultima Thule”（直译为“最遥远的图勒”）来指代遥远得无法企及的地方。

[14] 俄刻阿诺斯河（Okeanos），俄刻阿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海神，古希腊人认为一切江河湖海都源自俄刻阿诺斯河，那里是地球上一切水体的发源地。

[15] 里菲山（Riphean Mountains），古希腊人把现今俄罗斯境内的乌拉尔山脉称为“里菲山”。

[16] For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omas Nast’s depiction of Santa’s polar home，see 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harp/1225.html.

[17] 威廉·巴伦支（William Barents，1550-1597），荷兰海上探险家，曾于1594年抵达北纬77度15分，创造了当时人类到达的最北点的纪录。

[18] 亨利·哈德逊（Henry Hundson，1565-1570），英国探险家和航海家，以探索西北航线而闻名。虽未曾打通西北航线，但成功地到达了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哈德逊湾、哈德逊海峡和哈德逊河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 The Dutch tale is quoted at length in Wright，“The Open Polar Sea.”

[20] 值得一提的是，西姆斯的“两极空洞”说至今仍有市场，相关理论构成了“地球空洞说”这样一个活跃而坚挺的同种亚文化，可参见www.hollowplanet.bogspot.com等网址。

[21] See Fleming，Barrow’s Boys .

[22] 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1786-1847），英国船长及北极探险家，在搜寻西北航线之旅中失踪，他和其他队员的下落在其后十多年间成谜。

[23] Maury，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219.

[24] 艾萨克·伊斯雷尔·海斯（Isaac Israel Hayes，1832-1881），美国北极探险家、医生和政治家。他在1861年北极探险归国后，声称自己和以利沙·肯特·凯恩在1856年报告的一样，也看到了传说中的开放极海。

[25] Hayes，quoted in Mowat，The Polar Passion ，117.

[26] 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27] 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28] Maury，“Gateways to the Pole.”

第二部分 国魂

6.世界发动机

1876年7月的第一周，正值美国建国百年大庆，整个国家都把注意力投向了费城。这座博爱之城 [1] 不仅是一个世纪之前《独立宣言》的签署之地，它还在举办一个世界博览会，因而那一周，炎炎夏日中的费城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十万游客。 [2] 有37个国家参展的百年纪念博览会设在费尔蒙特公园近400公顷的园区，隔着斯库尔基尔河与费城相望。这是美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到那年夏天结束之时，共有近千万人前来参观，对博览会250个展馆和展厅中的近3万件展品惊叹不已。因园区太大，主办方启用了新近发明的高架轨道系统——一种早期的单轨铁路——在两个最受欢迎的建筑物之间来回接送参观人群。

人们已经眼花缭乱，所见果然令其目眩神迷。展出的新发明很多，其中包括雷明顿打字机，一种名为“计算机器”的带弦线的精巧装置，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发明，留着胡子的苏格兰人亚历山大·格拉海姆·贝尔称之为“电话”。（贝尔在展厅的一端朗诵哈姆雷特的独白，展厅另一端的参观者从一个小小的扬声器里就能够听到发明者的声音。“天呐，它会说话！”贵宾参观者巴西的佩德罗皇帝惊呼道。）

整个夏天，举国上下人人都在谈论着博览会。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几次亲自前往博览会，也设法确保他最好的记者都在费城现场，报道世界各国显贵人物——贵族与君主、作家与艺术家、科学家和铁路大王——的行踪。《先驱报》每天都有关于百年纪念博览会的报道——事实上，经过特别安排，贝内特就在现场用一台巨大的印刷机印制了数千份报纸发往全国各地。乔治·威斯汀豪斯和乔治·伊士曼等年轻的创业企业家也出现在百年纪念博览会上，在展品中贪婪地寻找那种相互激发出来的创意火花。29岁的托马斯·爱迪生也在现场展示了一个名叫“电笔”的古怪小装置。另一位出色的美国发明家摩西·法莫发明的发电机也吸引了一大群观众，他用那台发电机为一套人工照明系统（即电弧灯）提供动力，明亮的灯光穿透了费城的夜空。

奇珍异品还不止这些。在日本馆，一种名为葛（kudzu）的快速生长的豆类植物出现在轻信的西方观众面前。在其他展馆，观众们会盯着罗丹的新作品，听着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演奏的音乐，为弗里德利·奥古斯特·巴特勒迪的自由女神手持的巨大火炬（其他部分还在法国建造）连声惊呼。正是在这里，在百年纪念博览会上，美国公众首次了解到一种名叫亨氏番茄酱的新式调味料，一种用檫树根皮调制的滋滋冒泡的海尔斯乐啤露，还头一回尝试了一种新鲜的热带水果——它被端上来时用锡箔纸包着，用叉子食用，它的名字叫香蕉。

然而到目前为止，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还是机械厅，该展厅形似洞穴花房，占地14公顷——几乎是梵蒂冈城的圣伯多禄大殿占地面积的三倍。厅内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机械，因为有无数抽泵、涡轮、发电机、车床、拉锯以及各种机械设备的精巧的新装置运转，充满着轰隆声、嗡嗡声和嘎吱声。展厅里摆放着一排排发明——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发明，很多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莱恩-沃尔夫氨气压缩机就是一例，这是一种精巧的制冰装置。布莱顿·瑞迪发动机也是一例，这是内燃发动机的一种实用的早期原型。还有塞斯·托马斯钟表公司生产的重达7000磅的摆钟，经过调试，它可以控制零星分布在整个展厅的其他26口钟。还有新型机车制动机、新型电梯，以及各种改良版本的旋转滚筒印刷机。

然而，机械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展品还是为其他一切机械提供动力的大发动机。这一大型中央发动机也被叫作“百年纪念蒸汽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它重逾650吨，是由天才的美国工程师乔治·科利斯（George Corliss）建造的，通过总共一英里长的地下轴承网络，能为整个大厅展出的8000多台小型机器源源不断地提供蒸汽动力。

5月博览会开幕的那天，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曾在15万名来宾面前拉动杠杆，启动了这个庞然大物。被启动之后，这台巨型发动机发出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呜呜声——《科学美国人》的一名记者将它们描述为“一声低语……可以妙喻为机械的乐音”。 [3] 机器之巨，让总统的身躯也不再伟岸。它比五层楼还要高，被立在巨大的展厅正中心的平台上，像个活雕塑，有着前倾的机械臂、上下摆动的曲轴和细密的齿轮。单是它的调速轮就重达56吨，被调至当时最先进的每分钟36转。

整个夏天，大型中央发动机最终成为大众寄予厚爱的新宠，并以某种动人的方式成为博览会本身的象征。正如《科学美国人》所说，它是整个博览会“非凡的、跳动的钢铁之心” [4] 。沃尔特·惠特曼前去参观博览会的那天，坐在这台精巧的庞然大物前面，一言不发地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称它为“钢铁运动员” [5] ，认为正是通过发明这样的新机器，“美国的天才们才最为充分自由地表达了自我”。

在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稿件中，豪威尔斯提到“强大的活动梁将其活塞猛然插下，巨大的飞轮积聚全力地转动着，让一切为之颤抖，上百个生动传神的细节不差毫厘地精准运作”。 [6] 这个优美光洁的庞然大物的设计几近完美，基本上是自行运转的。“整个装置的强大难以言喻，其正中间，”豪威尔斯说，“放着一把椅子，工程师坐在上面读报纸就像坐在宁静的凉亭里。他偶尔会放下报纸，登上覆盖框架的一段楼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体某处滴上一滴油，然后从容不迫地走下来，重新拿起他的报纸。”

其他国家的游客也被机械厅里排列的超凡技术震撼了——特别是科利斯发明的发动机。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一种全新的能量爆发，本土天才们进入了创造的全盛期。一种美国风格的制造业似乎正在兴起——它依靠的是自动化，是可互换部件，是机器制造的还可为其他机器提供动力的机器。伦敦的《泰晤士报》感伤地写道：“美国人如今的发明就像希腊人的雕塑和罗马人的绘画：这是天才。” [7] 其他英国观察家也发出了低沉的绝望之音：“如果把我们跟1876年的美国人相比，”一位名叫约翰·安德森的著名英国工程师在关于百年纪念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中写道，“那无疑就是在确认……我们已经失去了早先的领导地位，将它拱手让给了美国人。” [8]

在7月那闷热的一周，百年纪念博览会上最为卓越的贵宾之一，是一位名叫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彼德曼（August Heinrich Petermann）的德国教授。彼德曼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最卓越的地理学家，但他一生深居简出，很少出门旅行，此前也从未到过美国。在美国东岸来回旅行期间，他在费城待了十天，看遍了所有展馆——为自己的所见而震惊和狂喜。在他看来，百年纪念博览会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超越了此前在欧洲举办的历届博览会。这里明白无误地彰显了美国在世界文化中所处的地位”。 [9]

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彼德曼博士是个严肃而内向的人，他的手很小，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留着整齐浓密的胡子。他通常都穿一件正式的燕尾礼服，配上丝质马甲和领带。那年他54岁，有着一双珠宝商的慧眼——虽小但目光锐利，行动和谈话都一丝不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作为一个继承了洪堡传统的博学者，他可以就科学世界的任何话题滔滔不绝、有理有据地高谈阔论。然而，在那副冷静克制的外表之下，他有些急性子，很长时间都深受躁郁症的折磨。有时他的脸上会带有思慕的感伤，一丝忧郁，以及悲观主义的厌世情绪。他总是免不了跟人吵架，狂热地捍卫自己的观点，甚至常常在外衣口袋里放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彼德曼说一口无懈可击的英语，只是稍稍带点英国口音，因为他曾在伦敦生活多年，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一名卓有成就却备受争议的会员。他在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工作过，还在很短的时间里担任过维多利亚女王本人的贴身“自然地理学家和石刻师”。

1850年代，彼德曼回到了他的故乡，森林茂密的德国内陆腹地图林根。正是在那里，在宁谧的中世纪古城哥达，他创建了一个地理学研究所，出版世界上最为精美的地图。他的工作就像一台精准调试的机器，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尊敬。除其他工作外，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月刊《彼德曼地理通报》（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的编辑，该月刊主要发表来自探险前线的最新地图和文章。

彼德曼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哥达的智者”，他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理论制图师”之一。也就是说，他时刻关注着地球上还不为人所知的少数几个空白处，那些人类从未涉足或描述过的地方。一点点填满那些空白，他把这看作自己个人的和职业的使命。彼德曼有一个习惯，即全面系统地采访新近从非洲丛林或澳洲内陆等地归来的探险家，把他们的报告和野外草图合成之后，他和他的制图师团队就能够为地球上的空白之处涂上一些更细部的阴影。英国著名制图师J.B.巴塞洛缪在描述彼德曼对未知地区的热情时写道：“在自己的地图上填满那些未知的空白之处令他无比着迷，以至于只要有地方尚未有人探索，他的内心就不可能平静。” [10]

没有哪个地方比北极更让彼德曼神魂颠倒了。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英德两国鼓吹北极探险。他就此课题写过几十篇学术论文，发表过无数次演说。他坚信，了解北极——那里的洋流、风、热调节系统、地下的骚动和地磁偏差——是了解整个地球更大运作机制的核心。北极是关键，是解决更大谜题的万能钥匙。“没有对北极的了解，”他写道，“所有的地理学知识都只是碎片。” [11]

彼德曼或许是全世界最慷慨激昂、不知疲倦地支持开放极海理论的人。他确信在那条移动的北极浮冰“束带”之外，探险家可以找到他所谓的“极地流域”，那里充满相对温暖的海水。的确，他自己的公司制作的北极地图就清楚地显示着一个无冰的北极。“整体而言，浮冰形成了一条移动的束带，在其极地一侧，海水或多或少是无冰的，”他辩称，“冲破这一冰带的船只将在高纬度找到一片可以航行的海域，直达极地。” [12] 问题是如何在冰面上找到一条正确的通道，一个完美的门户。他坚持认为，到达北极会是“小事一桩。一艘合适的轮船在一年中适当的时候，就能前往北极一趟，两三个月就能返航”。 [13]

彼德曼坚信蒸汽发动机将在到达极地流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技术的重大突破终将制造出一台发动机——它足够强大高效，能带领轮船冲破浮冰，到达更远的开放极海。这是彼德曼对机械厅展品体现的力量与控制如痴如醉的原因之一。乔治·科利斯的百年纪念蒸汽发动机在这位德国教授的耳边奏起了美妙的音乐。看起来，美国人终于拥有了合适的技术，能够制造出一台引擎，推动人类冲向北极。

就北极问题而言，彼德曼已经不指望英国人了。英国探险家们拒绝关注他的理论，固执地试图通过格陵兰岛西岸突入北极，他轻松就能预言他们将遭遇怎样的困境和灾难，并屡屡应验。近些年，彼德曼把所有关于北极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自己那个刚刚统一的国家。1868年，以及之后的1869年，他亲自组织和资助了两支由德国人指挥的雄心勃勃的探险队，力图通过格陵兰东岸到达极地，他确信这条路线是通往“极地流域”的一条更有利的通道。（彼德曼本人并未冒险参与这些航行；他更喜欢在自己位于哥达的庄园里运筹帷幄，指挥千里之外的航行。）

两位德国探险家虽做出了英勇的努力，却没有收获多少成果。尽管如此，彼德曼仍然呼吁同胞们继续朝北极进发。然而，到1870年代初，德国财政入不敷出，面对整个北极探险的巨大成本和风险，实在有心无力，畏首畏尾。

但在百年纪念博览会上参观一周之后，彼德曼确信，美国人才是下一波领导北极探险的勇者。彼德曼一直密切关注着北极星号的航行，众人看到的是灾难，他却从中看到了机遇。他写道：“美国人的北极研究已经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 [14] 他说英国人“说了九年的大话，批评别人的努力和意见，自己却毫无建树”。紧随北极星号探险之后，彼德曼呼吁美国引领一次雄心勃勃的新航行，直通北极。这类“美国政府的崇高行动”，他说，“将会让英国人羞愧地闭上嘴巴”。 [15]

“美国，”他宣称，“已经在北极英雄谱中加入了凯恩、海斯和霍尔的名字，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他承认极地项目定会有巨大的风险。可能有人会在到达北极的过程中遇难，这个事实无须回避，但考虑到它对人类社会的裨益，纵有危险也值得尝试。为地理发现而做出牺牲对人类的回报显然要比战壕里的大多了。“我很难相信没有船只和生命的牺牲，怎会成就这样一番伟大的事业，”他写道，“（然而）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高贵生命就只能在那些惨无人道的战争中被屠杀呢？这样一番伟大的事业，难道不值得少数几个人为之献出生命吗？” [16]

彼德曼不懂为什么欧洲社会曾经那般豪气地支持雄心勃勃的探险队前往遍地瘴气的非洲丛林，却不愿支持他们大胆冒险的青年前往北极腹地，偶尔牺牲几条生命。他坚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北极地区可要比黑暗大陆 [17] 安全多了。“几十年来，”他说，“我们的探险家们前赴后继地在最危险大陆的腹地遭到屠杀，尤其是在非洲，有些人死于疯狂的土著居民之手，还有些死于那里致命的气候，而在北极探险中遭遇的这类危险和牺牲充其量不过是罕见的特例。” [18]

但是，彼德曼在美国——尤其是在费城——所见到的一切，都让他坚信，美国拥有成就这一伟业的国民勇气。在参观百年纪念博览会之后，彼德曼游历了华盛顿、巴尔的摩以及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他还去了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各城镇，后来又去了尼亚加拉瀑布。他在所到之处大受欢迎。美国的顶级科学家们热情款待了他。在华盛顿，他见到了总统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官员们举办了一场正式的招待会。记者们处处跟随着他，大段大段地引用他的观点。他的美国之行就像他卓越的职业生涯结束之时的一个颁奖大典。整个行程是一场愉快的意外：彼德曼从不知道他在美国会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受众。

7月10日，彼德曼受邀在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演讲，演讲活动就设在第五大道和第18街交叉处的奇克林厅（Chickering Hall）。会堂里闷热难耐——那年东北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高温——然而观众却鱼贯而入，都想一睹这位德国名人的风采。彼德曼后来说：“我都快要热死了。” [19] 一位古典风琴师演奏了一小段协奏曲，彼德曼随后便走上了演讲台。

他说不尽这个国家的伟大非凡和勃勃生机，并感谢主办方如此盛情款待。“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人民，让我万分荣幸。”他的演讲开场白如是说。美国首都华盛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个首都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城市规划之上，广场和公园的规模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他尤其热爱纽约，那几天他一直住在豪华的布雷伍特酒店（Brevoort Hotel）。“这个城市，”他说，“特别是它的百老汇，在我看来就像一条本初子午线，东西方两个世界在此汇聚。” [20]

在参观安纳波利斯时，彼德曼博士碰巧赶上了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看到快乐的海军军校学生拿到毕业证书，把学士帽抛向高空，他也跟着激动不已。他坚信美国总有一天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在战争中，也在和平探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海军。“当我在安纳波利斯了解到目前只有一艘军舰在役时，”他说，“我突然觉得这个强大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如此热爱和平的国家。”

奥古斯特·彼德曼不久就会回到德国，但这次美国之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一切完美得超乎想象，”他说，“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让我充满欣喜。”他认为，美国如今已经是驱动世界运转的发动机。它是“地球上可能出现的一切人类进步和文化的源头，这是一个备受喜爱的富有国家，是一片拥有美妙的天然力量的国土”。

最后他提到令人惊叹的百年纪念博览会，总结说：“这是你们第一个百年的里程碑，祝愿在座诸位和这个国家在未来能够成就同样非凡的进步和繁荣。” [21]

[1] 博爱之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费城（Philadelphia）的名称源于两个希腊语单词，philos意为“爱”，adelphos意为“兄弟”，所以费城也被称为“兄弟之爱之城”或“博爱之城”。

[2] 我对于百年纪念博览会的描述主要摘自《纽约先驱报》整个1876年夏天的连续的新闻报道。另见琳达·P.格罗斯（Linda P.Gross）和特丽莎·R.斯奈德（Theresa R.Snyder），《费城1876年百年纪念博览会》（Philadelphia’s 1876 Centennial Exhibition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阿卡迪亚出版公司（Arcaclia Publishing），2005年。

[3] “Machinery Hall Notes，”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June 10，1876.

[4]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76，”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December 2，1876.

[5] William Dean Howells，“A Sennight of the Centennial，” Atlantic Monthly ，July 1876.

[6] William Dean Howells，“A Sennight of the Centennial，” Atlantic Monthly ，July 1876.

[7] See the Centennial Exhib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http：//libwww.library.phila.gov/CenCol/overview.htm），offered by the Philadelphia Free Library，under the heading “Machinery Hall.”

[8] See the Centennial Exhib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http：//libwww.library.phila.gov/CenCol/overview.htm），offered by the Philadelphia Free Library，under the heading “Machinery Hall.”

[9] Petermann’s remarks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876 ，148-56.

[10] J.G.Bartholomew，“The Philosophy of Map-Mak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a Great German Atlas，”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8 （1902）：37.

[11] Oswald Dreyer-Eimbcke，“Heinrich Berghaus and August Petermann，” IMCoS Journal 79 （Fall 1997）.

[12] Petermann，quoted in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of the Polar World ，18.

[13] Petermann，quoted in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of the Polar World ，22.

[14] Guttridge，Icebound ，17.

[15] Guttridge，Icebound ，17.

[16]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1.

[17] 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指非洲。

[18]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22.

[19] Petermann，quoted in the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20] Petermann’s remarks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876，148-56.

[21] Petermann’s remarks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876，148-56.

7.心满意足

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喜欢让人们觉得他是个横空出世的人物，是十足的天赋异禀，没有倚财仗势，全凭单枪匹马。但要想了解他在纽约的社交环境，以及在当时一片混乱的美国新闻界的非凡地位，就必须往前追溯，去看看他的父亲老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创下的同样卓尔不群的基业。

老贝内特是个冷峻严肃的书呆子，于1819年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凭借着精明的生意直觉加上近乎受虐狂式的工作态度，终于在16年后创办了《先驱报》。从一开始，他就希望自己的这份廉价报纸“莽撞无理” [1] ，此举大获成功。他对政客和商人的抨击丝毫不留情面，以致频繁受到死亡威胁，有好几次当街遭到暴打。他还收到过一个炸弹邮件。有个宿敌曾企图淹死他。但是，挫折只会让他越战越勇。他无所畏惧，也喜欢扮演因传播忠言而惹人讨厌的耶利米 [2] 的角色。他的报纸指名道姓，他的记者们也总是深入城市中充满奸邪丑恶的阴沟死角。1836年，他在报纸头条报道了一个妓女被斧头砍死的残忍故事，为报道这个下流故事，他进行了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刊载在报纸上的全尺度采访。（他采访了受害者所在妓院的老鸨，这让上流社会的情感备受伤害。）

竞争对手报纸的财经页面往往对华尔街的诡计视而不见，但老贝内特的《先驱报》会定期发表他们关于最新的股市欺诈和诈骗的深入调查。一位名叫A.A.克拉森的投机商被《先驱报》上的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激怒了，在街上伏击贝内特，用马鞭抽他。据贝内特的传记作者称：“然而，马鞭只抽了一下就断了，掉在人行道上；贝内特礼貌地捡起断鞭，递给了袭击者。” [3]

老贝内特是这个城市里最众所周知的牢骚大王，他也的确名副其实：他过早地头发花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有严重的斜眼及鹰钩鼻，棱角分明的脸不时会紧张得抽搐一下。因为长得太难看，他曾有一次被赶出妓院，姑娘们在身后追着他打，嘴上说道（反正他后来是这么说的）：“你这么丑，没资格来我们这儿嫖。” [4]

老贝内特有多不招人待见，他的报纸就有多受人追捧。《先驱报》很快就成了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作为它的独资老板，老贝内特成了亿万富翁，但财富并没有为他在纽约社交圈赢得一席之地。老贝内特仍然是个贱民，被排斥在上流俱乐部和沙龙之外。但他又怎么会在乎这个？“美国社会包罗万象，”他吹嘘道，“自然会有拒不邀请我参加聚会的人。” [5]

老贝内特对任何问题立场分明。例如，他坚决反对妇女平权——“母性是治愈躁狂症的最佳疗法，”他说，“我们将为所有感染此病的人推荐这一治疗方案。” [6] 他的人生观甚至没有一丝利他主义的拖累。“在他看来，崇高的社论和热心公益的改革全是扯淡，”一位传记作家如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自私、贪婪，本质上不值一提的；人类境况根本不会改观，新闻媒体当然不会对此有任何贡献。” [7] 相反，老贝内特整日忙于“出品全城最新鲜生动的报纸，看着自己的精明眼光转化成资产表格、发行数量和广告收入的可观增长”。 [8]

然而，1840年的一天，老贝内特的心突然被一种自己不熟悉的情感拉扯了一下：爱情。他迷上了一位爱尔兰女人，她只有他一半岁数，名叫亨丽埃塔·克雷安（Henrietta Crean）。克雷安小姐是个时髦的攀龙附凤者，至少精通六种语言，靠教授钢琴和辩论为生，被众人称为纽约城最优雅的年轻女子。老贝内特对此当然毫无异议；他在自己的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议论她，称她“有着最完美的身段——她的头部、颈部和上半身简直就是最纯正的古典雕塑的模样”。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老贝内特爱得神魂颠倒。他们很快就走入婚姻的殿堂，并在1841年5月诞下一个男孩，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先驱报》的死对头纽约《太阳报》适时通报了男孩的降生，但坚持认为这么漂亮的男孩不可能是贝内特的。）他们很快又生了三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没有早夭，她的名字叫珍妮特。

亨丽埃塔·贝内特痛恨自己的这一身份：美国出版界最有争议的反人类之人的妻子，是此人证明自己成功的战利品。1850年11月的一天，她在跟丈夫沿着百老汇散步途中，老贝内特被一伙治安维持会的人袭击，领头的是个名叫约翰·格雷厄姆的人，当时正在竞选地方检察官，遭到了老贝内特的反对。亨丽埃塔充满恐惧地看着丈夫在大街上被打得奄奄一息，而两个警察就站在附近袖手旁观。老贝内特身体恢复之后，亨丽埃塔说她受够了纽约。她不想再参与丈夫那种大风大浪、沾满墨水的生活，觉得这里也不适合孩子们的成长。她带着年幼的詹姆斯和珍妮特一起逃往巴黎；除了几次短期旅行外，她再也没有回来。老贝内特很快就回到了自己坏脾气的单身汉生活，独自一人经营着报纸。

因此，詹姆斯和珍妮特是在海外长大的，照顾他们的是对他们宠爱有加的爱尔兰母亲，教育他们的是最好的法国家庭教师。他们不用整日面对大洋另一端那位阴沉严肃的父亲，却享受着他出钱资助的奢侈生活。

詹姆斯十几岁时，便常常回纽约跟父亲待一段时日。老贝内特希望儿子能最终接手报纸，因此给他分配了一张办公桌，还给了他几项职责，至少让他做做样子。然而，小少爷对新闻——或任何工作都毫无兴趣。他发现纽约的上流社会，也就是当年排斥他父亲的那个社交圈，对他却张开了怀抱，他也开始与一伙放荡不羁的人交往起来。《太阳报》的一位编辑说他受到人们的喜爱，还称他是“饱经世故的漂亮公子，处处冒险、无所畏惧”。 [9] 早年间的一位传记作家评价说：“若一一列举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同伙’做的那些疯狂的荒唐事，能写一部《一千零一夜》。” [10] 如果不在欢场里纸醉金迷，他一定会花很长时间在自己的游艇上，所以后来就成了虽不无莽撞，但也还算杰出的水手。他的父亲在1860年专门为他建造了一艘帆船亨丽埃塔号，詹姆斯开始参加帆船比赛，在美国和英国都赢得过大赛。

内战爆发后，詹姆斯想去联邦海军服役，但他从未受过任何海军训练。发现这行不通之后，他很快为自己买到了美国海关缉私局（U.S.Revenue Cutter Service）的一个职位，被任命为“第三副官”，并在自己捐赠的游艇亨丽埃塔号上任职。他在长岛附近巡逻，还参与过佛罗里达海岸外的海军封锁。小贝内特报效国家的时间很短，但那有助于《先驱报》与美国海军建立密切联系，且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1866年，小贝内特赢得了第一届越洋帆船比赛的冠军，驾驶享丽埃塔号用了13天21小时55分钟的时间，从新泽西州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航行至怀特岛。不在公海上航行的日子里，小贝内特开始对《先驱报》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年年底，病中的老贝内特把报纸的支配权彻底转交给了儿子。（老贝内特于1872年去世，享年76岁。）

打一开始，小贝内特就是个独断专行、高深莫测的老板。“我是这份报纸唯一的读者，”他常常跟编辑们说，“你们要取悦的只有我一个人。”但他关于好的新闻报道的直觉近乎完美，《先驱报》的发行量大幅增加。跟他吝啬的父亲不同，小贝内特愿意斥巨资收集新闻，并把记者们派到越来越远的现场去采访。1869年，他突发奇想，派了一名记者去非洲寻找戴维·利文斯通。据说他派遣年轻的亨利·莫顿·斯坦利时，命令简洁得近乎可笑：“去找利文斯通。”斯坦利当然照办了，他发回的独家报道进一步增加了《先驱报》的发行量。

贝内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出版人。他是个花花公子，一个喜欢户外冒险运动的人，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他那种走钢丝式的管理风格会把记者们逼得发疯，但也常常会激发他们在极短时限的重压下写出精彩的报道。报纸的整个运作架构非常微妙，但居然行之有效。在贝内特无比古怪的领导之下，《纽约先驱报》成为全美国——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最有趣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一位在贝内特的高压下辛苦多年的记者兼编辑将在《先驱报》工作比作在法国外籍兵团 [11] 服役：“暴戾的老板那反复无常、蛮横无理的做派竟颇有魅力。据说女人们常会被这样的人迷倒。当然，报社记者也一样。” [12]

1877年元旦那个大雪天，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把马车停在了西19街44号，告诉马车夫在车里等着他，便摇摇晃晃地上了台阶，去参加未婚妻家里正开得热闹的节日聚会。纽约城里一直在流传的谣言是真的：詹姆斯·贝内特在戏弄调笑过多位女明星和名声可疑的女子之后，终于跟一位体面的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恋爱订婚了。婚礼定在几周后举行。

这位幸运的女子名叫凯洛琳·梅（Caroline May），是名医之女，她家住巴尔的摩，夏季在纽波特度假，还在曼哈顿拥有这栋豪华的联排别墅。据称凯洛琳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下巴骄傲地翘起”， [13] 而且据另一份记述称，这个女人“美丽非凡……娇媚可爱，胆识过人”。 [14] 她自然不是一般女子，要不怎么会实现很多纽约人认为不可能的成就呢？一位传记作家写道：“吉米·贝内特这位欢场老手，让体面社会望而却步的人，全裸的马车驾手，鲁莽的马球选手，生活奢侈大手大脚的交际家，看来也要回归温顺乏味的家庭生活了。” [15]

从当地人能记得的时代起，时髦的纽约人一直遵循着元旦那天“串门聚会”的传统。家家都会钻进自己的马车，在快乐的歌声和叮叮当当的马车铃铛声中，到全城各处去参加款待来宾的家庭聚会，那里觥筹交错，人们用白兰地和波本威士忌蛋酒（bourbon eggnog）传杯弄盏。这些聚会是“大醉的借口” [16] ，一位贝内特的同时代人后来写道。贝内特整日都在各家“串门”，到下午4点敲响梅家的房门时，他已经醉醺醺了。

贝内特被请进温暖的门厅，且以他一贯的敏捷速度径直来到了吧台。他向来喜欢来梅家逗留，梅家人似乎也很赞赏他这个未来女婿。凯洛琳是贝内特的妹妹珍妮特的闺中密友，这进一步巩固了两人的关系。据说贝内特真心爱着凯洛琳，跟她结婚的打算看来也是真的。前一年夏季，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曾写道，她在纽波特坐上了他的马车车厢“上座” [17] ，他也常常驾游艇带她出海。在纽约，这一对金童玉女，频繁出现在歌剧院、晚餐会和剧场中。

“女孩的闺蜜们都认为他们是绝配，”一份报纸写道，“（而）贝内特的朋友和父执辈也都很满意这桩亲事。” [18] 应凯洛琳的要求，贝内特从巴黎最好的店家订了一整套婚纱、珠宝和内衣，运抵纽约港时，据称海关官员收取的关税就高达9000美元。婚礼规模不大，只有家人参与，其后贝内特和他的新婚妻子将登上俄罗斯号轮船航行至欧洲，他们在那里安排了一场行程满满的蜜月旅行。

在这个众人欢庆的元旦，婚礼计划一切照旧。然而，贝内特似乎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安定下来，就算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凯洛琳，他对婚姻生活却仍有疑虑。在他们订婚期间，她好几次被迫跟他解除婚约，多是因贝内特喝得酩酊大醉，或跟着好友们寻欢作乐，做出让人羞愧难当的出格事儿来。一个八卦专栏作家断言贝内特会“在任何时候喝得兴高采烈”，还说酒精会“放大他的冲动个性……他在保持‘自我’时所自诩的很多冷静高贵的品性，此时大多荡然无存了”。 [19]

不过，某些社交圈内还是燃起了不灭的希望。一个纽约社会版专栏作家乐观地写道，贝内特“已经有一段时日” [20] 没有痛饮，而且看似“很殷勤地照顾自己的未婚妻，以至于所有的朋友都开始希望，这一次他真的要走入婚姻了”。

眼下贝内特闯入了梅家的客厅，跟凯洛琳、她的父母和几个姐妹一一打招呼。客厅里还有许多人是贝内特联合俱乐部的好友，他一一与他们打招呼，很多人跟他寒暄玩笑，也有人亲密地拍拍他的背。屋内一角烧着壁炉，另一角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一群唱圣歌的人围在四周。贝内特说了几句下流话，一个仆人端过一盘增浓潘趣酒，他顺势又灌了自己一杯。

此时的贝内特完全丧失了理智。他站在大钢琴旁边，解开腰带，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小便，他的尿液呈弧形洒落在钢琴里面。（也有报道说他对着壁炉撒尿。）不管怎么说，沿用一位记录者的说法，贝内特显然认为他要“泵出污水” [21] ，且一点儿都不觉得在上流社会的沙龙内部做此举动有何不妥。“贝内特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先驱报》的一位编辑多年后写道，“作为一个绅士——或者不管何人，这么做都有失体面。” [22]

客厅瞬间陷入混乱。高贵优雅的客人们仓皇后退，逃离现场。女人们高声尖叫，有的还昏厥了过去——或者佯装昏厥的样子。就在贝内特抖落尿液之时，他的一群朋友把他围在中间，希望知道看在上帝份上他到底想干什么。后来有两个壮汉动作敏捷地架着他离开梅宅，把他扔在自家马车旁的大街上，但即使到那时，他也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

直到第二天早晨，贝内特彻底清醒过来之后，才开始思考自己做了什么。梅家派人来送信，通知他婚约解除了——这一次是永久解除。在信步走向联合俱乐部的路上，他发现好友们跟他说话的口气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漠。街上的路人也向他投来尴尬的目光。纽约城上上下下对贝内特各种新鲜古怪的不端行径并不陌生，但这次他真是太过分了。

贝内特一定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但他为人傲慢，不想对梅家正式道歉，也不想与凯洛琳修好。或许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想怎么排尿、在哪儿排，干他人何事？他在自己的宅子里躺了一天，几家竞争对手的报纸纷纷猜测他出城了——《太阳报》报道说他“逃到加拿大去了”。 [23]

但丑闻并没有消停。1月3日，贝内特午饭后走出联合俱乐部，正打算登上在第五大道等着他的马车的台阶，一个站在人行道上的黑影朝他迫近。这是凯洛琳的弟弟，从巴尔的摩赶来的弗里德里克·梅（Frederick May）。梅时年26岁，身材魁梧，是个老派的南方人，信仰骑士精神和家族荣誉。他此番前来就是要报复贝内特如此公然让梅家（更不要说梅家的钢琴）蒙羞，誓要恢复姐姐的名誉。

梅挥舞着马鞭开始抽贝内特。贝内特起初没有动手，梅继续抽他，把贝内特抽得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这个场景给人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之感——《先驱报》创办早年间，贝内特的父亲也曾多次在公共场所遭到痛打。

“要不你干脆杀了我，咱们一了百了？”贝内特最后开口说道。 [24] 他抓住袭击者，跟他扭打在地。到这会儿，联合俱乐部的窗口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旁观者。有一两分钟，两人滚在地上，彼此痛揍，直到“从人行道到排水沟的雪地都沾上了鲜血”，一份报纸报道说。 [25]

最后，联合俱乐部的几个会员冲到街上，把扭打在一起的两人拉开。梅沿着第五大道走了，而贝内特爬上了自己的马车，手捧着下巴，疼得龇牙咧嘴，鼻梁上有一道难看的伤口。

鼻子上的伤不算什么，但贝内特的骄傲受到了严重伤害，接下来的几天，他只好默默地品尝着自己酿的苦酒。之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自己的不快，他知道来自南方的对手一定会欣然接受这个方案。珍妮特一直在第五大道的宅邸里跟哥哥在一起，她泪水涟涟地希望阻止他这么做，但无济于事。贝内特已经下定决心：他要向梅提出决斗。

贝内特派去下挑战书的信使是他的朋友查尔斯·朗费罗（Charles Longfellow），就是那位大诗人 [26] 之子。梅跟朗费罗说他接受贝内特的挑战，两人决定将秘密决斗地点设在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交界处，靠近一个叫屠宰沟（Slaughter’s Gap）的地方。决斗的时间定在1月7日。

时至1877年，决斗在全美各地都已被定为非法，而且它也的确是个古老过时乃至野蛮的风俗。贝内特和梅都清楚，任何地方的检察官只要听到风声，都会不遗余力地告发他们；无论谁在决斗中存活下来，都有可能面临长期监禁。因此他们商定，关于决斗的一切细节都将绝对保密。

两位决斗者及其随从——包括外科医生——以化名乘火车来到了一个名叫屠宰站（Slaughter’s Station）的乡间车站，下车后又在积雪的路面上步行了一段路程。他们用来安抚起疑的当地人的说法是，他们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派来的官员，前来勘探一条新的铁路支线。一个小时后，他们来到提前说定的跨越两州边界的一片草地上，距离察普坦克河（Choptank River）飘满麝香味的河岸不远。他们派人在附近的高地上放哨，以确保决斗双方都没有被人跟踪。

大概2点，两人脱下大衣，各就各位，彼此相隔20步。两人各自选好手枪并装上子弹，他们的随从也都站在一旁，为他们说些打气的话。梅来时穿着深色服装，但他的随从觉得黑色在积雪的背景下会更显眼，就给他又套了一件浅色的外衣。纽约《世界报》的一篇报道后来说，梅侧身站着，后背迎着风，举枪的那只胳膊护着身侧，手肘顶着髋部——而贝内特先生“正面朝着对手，虽然身体更多地暴露在危险中，却能让他更好地瞄准目标”。 [27]

“准备好了吗？”一位随从喊道，待两位决斗者都点头表示肯定之后，他开始报数：“一、二、三……开枪！”两人同时举起武器对准目标。

随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尚有争议，但最有可能的版本是梅先扣动了扳机。他的手枪显然哑火了（也有些记录说他故意放了空枪）。这让贝内特有机会气定神闲地从容射击。几秒钟过去了——目击者们看到贝内特的胡子都在抖动乃至直立了起来，觉得他可能非常紧张。据说他就在那一刻忽然对败局已定的对手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开枪了，但子弹只是擦伤了梅，击中了后者举枪那只手臂的肩膀下面几英寸处。伤势的严重程度刚好够梅的外科医生宣布其“丧失战斗力”。弗里德里克·梅无法继续决斗了。

贝内特和梅都宣布自己对此结果“心满意足”，的确如此——事件就此结束。双方都对这一最幸运的结果大感欣慰，但两人没有握手，甚至在拖着脚在雪地里往回走时，也没有跟彼此说一句话。

贝内特与他的随从查尔斯·菲尔普斯医生同行。“嗯，大夫，”他问道，“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28]

“如果我有权决定对方的生死，杀死他定会让我万分难过，”菲尔普斯医生回答说。随后，他看着贝内特鼻梁上那道难看的肿疤，又补充道：“不过我绝对忍不住要朝他开枪。”

据说梅被带到马里兰州他一位叔叔的家里，没过多久，医生就宣布他痊愈了。贝内特及其随从团队入住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在那里要了好多大罐啤酒。他的《先驱报》没有报道决斗的故事，但《纽约时报》发表了好几篇报道——其中一篇开心地提到整个事件“和谐友好地”结束了，“双方本有可能以惨剧收场，最终却显然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现场”。据《纽约时报》称，两人都没有受到危及“生命、肢体或内脏” [29] 的伤害。

贝内特-梅事件被称为在美国境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正式决斗。如果说这样的断言不实，它的确可算是最后几场之一，而且因为参与双方都是名人，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量调查。好几个州的执法人员都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起诉；所有目击者都坚守着保密的誓言。菲尔普斯医生甚至曾因为拒绝对纽约地方检察官召集的大陪审团做证而被监禁。决斗双方团队的成员希望平息事件，因而放烟幕弹，匿名向新闻媒体散布谣言说梅根本没有受伤——这也是后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故事版本。

尽管如此，当贝内特回到纽约，他发现自己在梅家所犯的大错既没有被遗忘，也没有被原谅，而他在其后参与的这场决斗，更是为人人笑传的社交恶行又增加了一层法律争议。他现在就跟他父亲以前一样，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不过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第五大道的主人们决定“他们不想再取悦一个显然没有家教的人”，贝内特的一位传记作者如此说道。 [30]

对于自己被人排斥，贝内特的反应很奇怪，或许那也恰恰是贝内特的风格。如果梅家不再欢迎他，如果纽约社会对他避之不及，如果地方检察官下定决心要调查他，那么贝内特就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他将永远离开纽约。跟他母亲曾带着他和幼小的珍妮特离开那样，他也会抛弃在美国的生活，把自己放逐到巴黎。他从此将与这个给他的报纸定名的城市断绝关系，而选择远隔大洋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每天依靠极其昂贵的跨大西洋电缆来跟编辑们沟通，传递他的每一个古怪要求。“看样子不像是贝内特放逐了自己”，一位传记作者后来写道，倒像是“他在自己的宇宙中抛弃了纽约”。 [31]

1877年1月中旬的一天，他悄然来到码头，登上了前往法国勒阿弗尔的一条轮船。他很快便在巴黎安顿下来，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栋很大的美好年代公寓 [32] 里。但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他从朋友那里听说弗里德里克·梅也来到了巴黎，还是想要为姐姐的名誉找他报仇。贝内特害怕遭到伏击，于是预订了一套据称“绚丽夺目”的盔甲——一副甲胄——并且把它穿在外衣里面长达几周之久。最后，他实在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紧张，也不想再整天穿着又热又沉的盔甲了，就差遣朋友去跟梅对质，问他到底想做什么。贝内特的一位巴黎熟人后来写道：“梅先生宣称他没有杀人计划，大松一口气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这才脱掉了盔甲。” [33]

贝内特一度与一位名唤“A夫人”的俄国贵妇厮混，后者相传是“巴黎社会最不受欢迎的女人”。他并没有对凯洛琳·梅旧情复燃——而是选择在接下来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单身。他再也没有搬回纽约。

[1]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6.

[2]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期的一位先知，《旧约圣经》中《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列王纪上》《列王纪下》的作者。他的逆耳忠言遭到同胞的痛恨，但他仍忠心地传讲与国家政策相违的信息，甚至必须与政治、宗教领袖为敌。

[3]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23.

[4]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46.

[5]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27.

[6]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26.

[7]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30.

[8]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30.

[9]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66.

[10]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34.

[11] 外籍兵团（法语：Légion Étrangére），为法国的正规部队。自1831年，路易-菲利普一世批准建立至今。外籍兵团曾参与法国大小战事，拥有相当重要的功绩。军团成员以招募外籍人士为主。

[12]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24.

[13]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6.

[14]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67.

[15]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5.

[16]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67.

[17]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2.

[18] Quebec Saturday Budget ，January 20，1877.

[19] Quebec Saturday Budget ，January 20，1877.

[20] Quebec Saturday Budget ，January 20，1877.

[21]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6.

[22]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68.

[23]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40.

[24] Seitz，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268.

[25]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39.

[26] 指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世界上第一首被译为中文的英语诗就是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 ）。

[27] Hartford Weekly Times ，January 13，1877.

[28] New York Times ，May 17，1878.

[2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1918.

[30]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42.

[31]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44.

[32] 美好年代公寓（belle époque apartment），当时的一种酒店式公寓。“美好年代”是欧洲社会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美好年代”是后人回顾这一时代的怀旧叫法。

[33] O’Connor，The Scandalous Mr.Bennett ，144.

8.哥达的智者

1877年3月，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对北极探险的兴趣日渐加深，决定即刻前去拜访北极问题专家奥古斯特·彼德曼博士。贝内特换乘了好几列火车，先从巴黎一路向东穿越整个法国乡间，又辗转进入德国内陆。贝内特牢骚满腹，称乘坐火车真是“累人的旅行” [1] ，在火车的哐哐声中穿越如此乏味的长距离，去一个他的报纸无法发行、他的游艇也无法深入的地方，实在有违他的品位。他穿过了图林根的森林，这片古老的大地倾斜起伏，像一片墨绿色的海洋。火车进入一片肥沃的盆地——一个到处是牧牛草原和芥菜田的地方，之后便轧轧地驶入整齐乏味的哥达镇内。

哥达是个中世纪风格的城镇，大约有1.5万人，极为古雅，处处是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大街、高耸入云的教堂塔尖和简洁质朴的石砖建筑。公共广场喷泉的水来自一条运河，淡水通过它从15英里外的一条河流流过来。城镇附近是座巨大的巴洛克式城堡——建于1650年代的弗里登施泰因宫（Friedenstein Palace）。当时的一位新闻记者将哥达形容为“梦境一般让人昏昏欲睡的城镇……看似已经有100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了”。 [2]

贝内特去了尤斯图斯·佩尔特斯（Justus Perthes）出版社，也就是彼德曼博士的地理学研究所所在地。哥达虽然是个偏远蛮荒之地——以贝内特抱持偏见的视角来看一定如此——它却一直都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中心。说来很不协调，这个乡间小镇还是个书城。这里不光出品很多地图和地图集，还出品百科全书、字典、年鉴、杂志以及各种专业出版物。整个镇子沉浸在设计、平版印刷术、铜版雕刻、彩印、装订，以及该行业其他各个方面的艺术和精妙机械中。小镇生活的节奏中透出一股子认真的完美主义，夜深人静时人们似乎能感受到蒸汽动力的转筒印刷机那轰隆隆的震动声。

彼德曼在自己研究所的制图室里接待了贝内特，在那里，他的制图师学徒们蹲坐在倾斜的绘图桌旁，用圆规、马鬃画笔和晕滃笔忙碌着。彼德曼喜欢把客人带到这里。他的月刊《彼德曼地理通报》就是在这里设计制作的——他无数的地图集也一样。虽说哥达公爵已经授予彼德曼哥廷根大学——该大学位于哥达西北75英里处——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讲席，但那个职位充其量不过是个闲职，他也很少到校园里去。哥达镇上这个忙碌的工作室才是他真正的家。他在一个开放的办公室进行各种涂涂画画的案头工作。贝内特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位著名的制图师，索性就叫他“博士阁下”。

很长时间以来，彼德曼的研究所一直都是最新地理学知识的情报枢纽。探险为他的地图集补充信息，他的地图集又继而为探险提供帮助。他办的月刊的拉丁语座右铭是“Ubique terrarum”——意为“遍天下”——该口号的旁边还常常画着古老的衔尾蛇图案：一条蛇衔着自己的尾巴。这个形象反映出彼德曼的循环推理理念，这是他的哥达事业之核心：世故自行增衍，生生不息。

彼德曼一贯喜欢炫耀自己的小小帝国，他以完美主义的极高效率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他对劳碌工作的下属常常冷酷无情，也吝于表扬他们。“他善于教授知识，但很少表扬学生的功课，”佩尔特斯出版社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他是站在同事的背上成为世界顶尖学者的。” [3]

尽管如此，他建立的这座机构仍有着令人惊叹的非凡之处。在他繁忙的工作室里，一幅对地球这个星球刻画得极其精准的图画正在逐渐成形，其清晰度也日益提高。在这里，他们给世界的每一处冠以名字、画上轮廓并着以颜色——每处河流、海角、峡湾、冰川、沼泽和地峡。对彼德曼的地图制作师们而言，没有一个细节不值得关注。每个明显的海拔差异都被标注出来，每条主要的洋流、每条道路和铁路、每个绿洲和每条沙漠商队路线，哪怕是已经被连成串的跨大陆电报线和沿着洋底铺设的包线电缆，它们已知的位置也被标在地图上。

彼德曼的地图无出其右。它们信息可靠、更新及时、技术领先、制作精美，通常都是手工着色的。它们含有丰富的数据，将地势起伏和坡度表现得非常精细，还有无数环形和螺纹状的等温线来表现气候、人口密度以及海洋气候变化的微妙差异。他的工作人员能够极为迅速地制作一张新地图。法国大众词典出版商拉鲁斯（Larousse）出版社曾在几年前对彼德曼的工作脱帽致敬：“如今彼德曼已被一切文明国家认定为我们这个时代地理科学首屈一指的权威。” [4]

参观了他的地理研究所之后，彼德曼又带贝内特参观了佩尔特斯出版工厂，那里有铜版雕刻机器和大型印刷机。随后，他们又漫步来到彼德曼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庄园。他们经过花园前往书房，那里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北极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一位北极历史学家曾说，彼德曼已被视为全世界的“极地之父”，是所谓“地理世界的国际总裁”。 [5] 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哥达，坐在那里聆听他关于北极探险的高见。他赢得了无数的盛赞和荣誉学位，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及许多国家的皇室都曾授予他荣誉奖章。

然而，奥古斯特·彼德曼确实有些乖僻。他关于北极的许多见解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错得离谱，甚或荒诞不经。例如，他曾建议探险家们每当遇到北极腹地的一个土著部落，至少应从中绑架一男一女两名爱斯基摩人，以诺亚方舟的形式把他们带回来供科学家们研究，并带他们游街示众。他有个拿手的理论——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那就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般都天生适合北极探险的艰苦旅程。（或许这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北极的气候温暖宜人吧。）他还坚持认为多盐的海水不可能结冰，至少其结冰程度不可能让整个极地覆盖上冰雪；他认为浮冰只是挤在北极海岸线周围，主要是淡水河在北极的入海口结成的。有时他也会提出一个稍有不同的论点：海水或许可以结冰，而一旦结冰，其盐分就会被萃取或析出成为“盐霜”。不管怎么说，他认为，浮冰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盐分——因此北极探险家们可以将冰帽看作未经过滤的淡水水源。

在北极问题上，彼德曼总是“一意孤行地每每猜错”，研究德国极地探险的历史学家大卫·托马斯·墨菲如此写道。“这些观念在现代读者看来绝无可能，简直有悖常理，而且回头来看，它们大错特错，都有点儿近乎离谱了。” [6]

彼德曼本人从未冒险前往北极。的确，在美国的短期逗留是他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最雄心勃勃的旅行了。另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他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摇椅漫游者”。然而，面对那些已经到过北极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他反而更加固执己见。彼德曼在很多方面都是个谜一样的怪人——他是个充满斗志的浪漫主义者，一个热爱奇观的一丝不苟的梦想家。“他这个人不乏非凡卓越的优点，但缺点也糟得一塌糊涂，”墨菲写道，“他无疑富有远见、精力充沛且意志坚定，在他的领域极有天赋，也不乏公关技巧。”但他也是个“愚蠢的怪人，他关于北极地理那些古怪离奇的错误观念导致一个又一个北极探险家身陷困境”。 [7]

尽管如此，贝内特仍然被彼德曼迷住了，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洗耳恭听。贝内特在三个小时的会面中只做了一些粗略的笔记，因此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但他后来又派遣了一位《先驱报》记者重返哥达，重新记录谈话内容，并报道了教授关于一流的北极探险的各种观点。

哥达的智者赞成贝内特资助新的极地探险的意愿。“北极是属于全世界的事业，”彼德曼跟《先驱报》记者说，“如今刚果河和尼罗河的源头问题已经探明，北极就变成了有待人类继续探索的一件大事。” [8] 他说美国人将是当仁不让的先锋。如果说他以前对此还犹豫不定，这次参观百年纪念博览会就让他对此确信无疑了。

当然，英格兰在北极探险方面仍然拥有最多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团队，但他对英国人怀有深深的疑虑。彼德曼对联合王国爱恨交加。 [9] 尽管他生长在哥达附近的布莱歇罗德，在波茨坦受的教育，但彼德曼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一直在伦敦，也深爱英国文化。他于1850年代中期回到德国，但仍然每天阅读伦敦的报纸，每天下午都喝英式下午茶，密切关注着皇家地理学会的公告。他的妻子克拉拉是英国人，他们在家里也说英语。三个女儿都受到了英式教养，成长为体面的英国少女。

如果说彼德曼骨子里是个亲英派，英国却无情地抛弃了他。部分原因是自俾斯麦上台和普法战争之后，英国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高涨。另外也跟风格有关：英国的主要探险家和北极思想家们都不喜欢彼德曼。他们觉得他越来越异想天开和固执己见。伦敦的《泰晤士报》开始冷落他，皇家海军也一样。一遇到北极这个话题，彼德曼就变得脾气暴躁，而且只要遇到不同意见，他就跟人争执不休。他曾在皇家地理学会担任过很长时间的重要会员，但那里的主管们后来也开始排斥他。看上去，彼德曼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弃儿。

彼德曼在英国的劲敌就是皇家地理学会的克莱门茨·R.马卡姆。马卡姆把彼德曼说成是招摇撞骗的假行家。“彼德曼博士对北极探险事业造成了严重伤害，”马卡姆争辩说。 [10] 他认为彼德曼最喜欢的课题——开放极海理论，纯属鬼扯。（由于屡受挫折，英国人开始放弃极地航海这个想法；考虑到那里除了冰之外什么都没有，马卡姆和英国其他几位主要的探险支持者都认为在前往极地的过程中，雪橇和补给站的作用要比轮船更大。）

“所有的经验，”马卡姆写道，“似乎都在证明，极地流域如果没有紧实的整块冰覆盖，就必定密布着无法航行通过的浮冰，其间只不过有些孔隙而已。”马卡姆警告说，彼德曼关于可以顺利航行至北极的观点将把年轻水手送上死亡之路。他讥笑说，彼德曼认为水手们可以“穿透环绕着他想象中的开放极地流域的冰带或束带……航行过去。在哥达写出这些话当然不费他什么力气”。 [11]

谢拉德·奥斯本（Sherard Osborn）是皇家海军上将和探险家，同时也是皇家地理学会的卓越会员，他也添油加醋。“我觉得乘轮船深入北极是极其错误的，”他写道，“我不会参加任何为此目的而组成的探险队，除非彼德曼博士阁下亲自参与航行。” [12]

彼德曼感到被他曾经热爱的第二祖国唾弃，只好在遥远的哥达紧紧依附于自己的神秘世界，几乎不再关注英国人在北极所做的一切。

然而，美国人又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彼德曼的兴趣。在他看来，他们有着最为怪异有趣的行事方式。美国人似乎无视阶级结构和资历辈分。他们能以一种灵活而积极的方式把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让政府支持和民间资助并行不悖，军事荣耀和民众自豪互不冲突。美国人可以凭借着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和组织活力到达北极，他对此深信不疑。彼德曼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能如此快速地从内战中恢复过来，并努力投身于北极探险十分钦佩。“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写道，“美国人在结束了一场昂贵的战争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还有足够的资本投身科学。” [13]

当然，彼德曼也很清楚贝内特曾派遣斯坦利去非洲之事。他明白这是助报纸大卖的噱头，但即便如此，斯坦利的艰苦跋涉也带回了扎实的知识，还刺激了公众对更多探险发现的胃口。后来，斯坦利也在哥达见到了彼德曼，教授吸收了这位探险家实地考察收获的知识，制作了非洲内陆的最新地图。贝内特对科学做出了真实持久的贡献，彼德曼对此感激不尽。

彼德曼觉得，贝内特和德隆不乏斯坦利踏上黑暗大陆时所特有的坦率直接和充满干劲的实用主义，所以他们定能到达北极。“总有一天，”彼德曼跟《先驱报》记者说，“斯坦利在非洲所表现出来的常识和决心会体现在一位航海家身上，有了这些，他就一定能发现北极。我认为北极探险是对科学有益的。每一次探险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我们看到的越多，就越想要发现和了解。成功只是相对的。” [14]

贝内特真正想要咨询“博士阁下”的是攻角问题：德隆应该如何到达北极？有没有一条最佳路线，可以冲破坚冰，到达开放极海？

不出所料，彼德曼对这个问题有一整套详尽的理论。他说，首先要放弃格陵兰。通过史密斯海峡的路线产生的结果一再令人心碎。查尔斯·霍尔的探险只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行而身陷困境的最新例证而已。探险家们在那里将无一例外地遭遇彼德曼等人所谓的永冻海，这条古冰圈环绕着北极，绝对没有希望通过。

“经由史密斯海峡已经成了习惯，”彼德曼说，“人们对它坚信不疑，因为二三十年前，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相信这条路线。富兰克林是沿着那个方向前行的，凯恩、霍尔、海斯，以及其他所有的著名航海家也都是一样，他们为那一大片区域涂抹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于是人们就有了错觉，仿佛如果不能经由那条路线到达北极，就根本不可能到达北极。关于非洲的探索也曾有过同样的错觉。想想那些深入非洲的探险队吧，他们总是选择古老的、前人走过多次的路线，当然会遭遇同样的结局——失败和死亡。”

毫无疑问，是时候选择一条全新的路线了。彼德曼读过塞拉斯·本特关于黑潮的论文，很熟悉后者的“温暖通道”观点。彼德曼同意本特的观点。能够冲破坚冰前往北极的地方应该是白令海峡，这一点与德隆的想法不谋而合。那条路线不仅没有人尝试过，而且黑潮很可能会是一道强大的温水洋流，足以软化坚冰，开辟出一条通往开放极海的通道。

然而彼德曼指出，还有另一个强大的理由支持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极的做法。在西伯利亚东北海岸之外，距白令海峡不远处，有一片神秘的大陆，在某些地图上被标注为“弗兰格尔地”（Wrangel Land）。数个世纪以来，它的存在不过是一个谣言、一片海市蜃楼、一个笼罩着迷雾的梦。人们对它是什么并没把握。或许它是一个岛屿，或许是一片大陆，或许还是一条通往北极的神奇通道，也有可能它根本就不存在。在被称为“弗兰格尔地”之前，在各种捕鲸路线图上还给它草拟过一系列其他名字：泰克根地、普洛弗岛、凯利特地，等等。

1822年，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海岸的楚科奇 [15] 土著跟俄国资助的航海家费迪南德·冯·弗兰格尔谈起了北边的一片陆地，大气条件适宜时，他们可以看到那片陆地。楚科奇人从未到达过那里，但每隔几年，在晴空万里、云开雾散的日子，北极折射光的情况有利时，海上会升起一座多山的陆地，宛如梦境。楚科奇人称之为“隐形岛”，他们还提到有一个被遗忘的民族居住在那里的传说。他们见到过野生驯鹿群从西伯利亚大陆穿过坚冰向北行进，据说它们是在季节性迁徙中到那片神秘的陆地上去吃草。也曾有人见到成群的野鹅和海鸟朝着那个方向飞去。动物们似乎知道一些人类不知道的秘密。

受到这些传闻的诱惑，弗兰格尔男爵朝着那个神秘的陆地航行而去，但他受到了坚冰的阻挠，甚至都未能一瞥真容。近30年后，一条英国船的船长前去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消失的探险队时，认为自己看到了远处的北极地区有一个大岛。后来，捕鲸船船长们也坚称看到了它，尽管他们的说法尚存争议。德国捕鲸人爱德华·达尔曼（Eduard Dallmann）据说还在1866年短暂地登上了岛屿。

那里一定有些什么——彼德曼坚信这一点。而且他（基于北极捕鲸者的传闻和俄国探险家的古老报告）认为，这片陆地的周围是一片开放水域。“众所周知，”他曾写道，“在西伯利亚海岸以北，且跟它的距离相对较短的地方，有一片四季开放的海。” [16]

如今彼德曼径直阐明观点：贝内特和德隆应该利用那片开放海域，将弗兰格尔地作为他们探险的目标。终于可以了解到这片陆地，将会为科学做出多大的贡献啊！他说，在他们前往极地的路上，贝内特的团队应该试图登陆弗兰格尔地，并在那里探索一番，将它收归美利坚合众国所有。

彼德曼有自己关于弗兰格尔地的非正统理论。他认为它是北格陵兰岛的延伸——格陵兰岛包围着整个北极，构成了一片横越极地的巨大大陆。彼德曼已经制作出一张看上去相当荒谬的地图，其上显示着这片想象中的土地，他喜欢称之为“跨极地带”。随着格陵兰岛向北伸进从未有人到过的北极腹地，陆地越来越窄，变成长喙形，向北延伸1000多英里深入北极，最终到达弗兰格尔地。这一极长极窄的半岛两岸都有开放极海包围，显然有一条无冰的海岸线——这块有待证实之地的象鼻子——在地图上看上去非常荒谬。但彼德曼恰恰因为它的滑稽可笑而更加热切地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

彼德曼认为，贝内特的探险家们应该径直前往弗兰格尔海岸，看看它究竟通向哪里。如有必要，他们可以在陆地上过冬，以驯鹿或可能在岛上生存的其他猎物为食。他们可以将弗兰格尔地用作通往最终目标的阶梯。如果他们到达了开放极海，就能驾船冲向北极。如果不行，则可以用狗、雪橇或小船进行最后的冲刺。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能够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证实或证伪他的跨极地带猜想。这么做，他们很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人到达的地方更加靠近北极。

彼德曼坚持认为这是通向北极的最可行的通道。“可能我是错的，”他如此对《先驱报》的记者说道，“但证明的方式是找出证据。在我看来，如果一扇门打不开，那就去推推另一扇门。如果一条路线屡屡受挫，不妨试试另一条。对于任何以诚实的态度探索北极地区的计划或探险，我都将给予最美好的祝愿。” [17]

但别搞错了，彼德曼说，北极航行可能充满危险。他总是强调这一点。“伟大的任务必须要三思而行，”他曾在一支德国北极探险队出发之前写道，“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必须有性格坚定的伟人。如果有任何疑虑或踌躇，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18]

彼德曼承诺为贝内特的探险队提供全套北极路线图和地图，并尽其一切可能为探险提供帮助。但在对贝内特的新计划如此热心的背后，彼德曼的内心涌动着一股痛苦的回潮，一种退隐的悲壮。他似乎是在哀悼着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他三个女儿中有一个在两年前死于一种不明所以的病症，根据某个记录，发病原因是“用脑过度” [19] 。

女儿的死打破了他生活的平衡。他的情绪变得消沉。躁郁症是他的家族遗传病；家里的好几位男性成员——据说包括他的父亲和一位兄弟——都自杀了。现在彼德曼和妻子克拉拉的关系也几近崩溃。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仿佛那是他唯一可做的事。彼德曼孤注一掷地紧紧抓住关于北极的梦想；彼德曼意识到，贝内特提议的探险可能是他在公众面前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渴望贝内特和德隆能够成功。

贝内特一回到巴黎，就匆匆写就了一封激情澎湃的短信给德隆。“我刚从哥达访问归来，我去拜访了彼德曼博士。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大名。我向你保证，我跟他在一起的三个小时绝对大大回报了这一路上的疲惫和乏味。他告诉我，他过去30年一直都在研究北极问题，他坚信一定可以到达北极。” [20]

贝内特转告德隆，白令海峡恰是通往北极的正确道路——德隆的想法没错。“彼德曼说我们可以在夏季出发……只要有合适的船只和一个富有冰上航行经验的船长。” [21]

彼德曼让一切听起来充满诱惑且毫无困难，以至于连贝内特本人都染上了北极病毒。过去那只是他一时着迷，但现在他也想自己驾船前往北极。贝内特信末的话一定吓了德隆一跳。他写道：“在你那条船之外，我正郑重考虑再准备一条船，我自己沿着彼德曼博士的路线朝北极进发。” [22]

[1] Bennett letter to George De Long，quoted in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16.

[2] “The Unknown Arctic World：Interview with Dr.Augustus Petermann，”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3] Ludwig Friedrichsen，quoted in Espenhorst，Petermann’s Planet，200.

[4] Ludwig Friedrichsen，quoted in Espenhorst，Petermann’s Planet，202.

[5]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62.

[6]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20-21.

[7]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17.

[8]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9] 德国学者菲利普·费尔施在他最近出版的传记《奥古斯特·彼德曼如何发现了北极》中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这一主题。费尔施2012年7月在柏林接受采访时再次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10] C.R.Markham，“Arctic Exploration，” Nature ，November 30，1871.

[11] C.R.Markham，“Arctic Exploration，” Nature ，November 30，1871.

[12]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62.

[13] Undated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1870s，Correspondence of August Heinrich Petermann，Perthes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Erfurt Gotha Research Library.

[14]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15] 楚科奇（Chukchi），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5万人。

[16] Petermann，The Search for Franklin .

[17]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18] Petermann，quoted in Murphy，German Exploration .

[19] See Felsch，Wie August Petermann ，239.

[20] Bennett letter to George De Long，reprinted in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7.

[21] Bennett letter to George De Long，reprinted in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8.

[22] Bennett letter to George De Long，reprinted in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8.

9.潘多拉号

自打戈登·贝内特初次见到乔治·德隆，这位出版人资助北极探险尝试的渴望就越来越热切。从1876年到1877年，他一直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德隆保持着密切联系，想确信这位年轻军官的雄心没有减退。“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能做成这件事，”德隆写信给艾玛说。 [1] 1876年秋，贝内特说服德隆向海军部请假，来英国寻找一条适合航行到北极的船。当然，贝内特会支付一切费用。

德隆立即抓住机会行动了。他正为此事烦心呢，因为最近有个名叫亨利·豪盖特（Henry Howgate）的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队（U.S.Army Signal Corps）军官向国会游说一项在高纬度某处建立美国殖民地的新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从那里进军北极了。这个计划力图通过陆路而非航海到达北极，让德隆很担忧。这样一来，陆军，而非海军，就会引领探险行动，而德隆的领袖地位就会被替代。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海军，德隆觉得他很有必要去寻找一条船——而且还得尽快才行。

德隆乘坐轮船于12月到达英格兰，他发现那里的极地探险界正在热议英国领导的一支北极探险队最近刚刚归来，其通过格陵兰西岸到达北极的努力几近溃败。这支由英国海军军官乔治·内尔斯指挥的探险队创造了航行至“最北”的新纪录，但船员们得了坏血病，返航之前还遭遇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德隆在萨默比宅邸（这是出版人在林肯郡拥有的古典风格的乡村大宅）见到贝内特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内尔斯的惨败，然而两人都同意继续执行他们计划的任务。随后，德隆便开始了工作。他在英格兰各处漫游找船，并派遣雇来的代理人团队在他之前先去英国的各个主要港口打听，进行秘密调查。德隆连续三周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波，偶尔在火车上打个盹儿或者凑合吃点儿什么。“我喝茶伤了胃，”他跟艾玛抱怨说，“因为喝茶太多再加上睡眠不足，我像猫一样紧张不安。” [2]

他把关注焦点放在了苏格兰各港口，由于该国成熟的捕鲸和海豹捕猎产业，他觉得一定能在那里找到一条“足以对付坚冰”的船。他巡行于邓迪和彼得黑德的各个船坞，与船长们亲切交谈——有时也试图用一点儿威士忌来让他们放松。但他没有发现哪个船主愿意放弃他们那些经历过坚冰考验的船。“市场对鲸须的需求极大，”德隆烦躁地写道，“这个春夏，他们恨不得随便逮着一条什么船就出发去捕鲸。” [3]

德隆原计划前往汉堡和欧洲其他主要港口，但他先在考斯（Cowes）停留了一下，那里是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上一个著名的游艇之都。他在那里打听到，一艘名叫潘多拉号的船刚刚从艰难的北极之行中成功归来——事实上那正是贝内特资助的航行，贝内特的《先驱报》记者们也尾随其后，写了很多加急报道。德隆听说，这艘小船目前没有出海，并有可能待售。在一个大风卷着雨雪肆虐的“可怕的一天” [4] ，德隆赶往码头打听，总算找到了人们所说的那条船。

德隆对潘多拉号一见倾心，他觉得那是一条“微型”船。 [5] 潘多拉号是三桅船，但也有一台驱动螺旋桨的蒸汽发动机，长146英尺，宽25英尺。在充分装载和装备的情况下，她能吃水15英尺。她装备了三桅杆并携有八条小船，包括一条蒸汽驳船和三条捕鲸小艇。她的船头很尖——为防冰进行了加固——船尾呈收窄的圆形。潘多拉号上能舒适地睡下30个船员，这正是德隆觉得他应该带到北极的人数。她的排水量为570吨。

让德隆对潘多拉号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她可喜的历史：她似乎是一条沉浸在好运中的船。她在英格兰的德文波特（Devonport）建造，于1862年第一次下水，曾在非洲海岸外胜任皇家海军的炮艇达四年之久，后来才转卖给私人。随后，潘多拉号卸载了火炮，重新装配前往北极，而且曾两度航行至格陵兰，在那里她表现出色，成功地逃脱了坚冰的破坏。

潘多拉号是前皇家海军船只这个事实让德隆感到欣喜。直到那时，大多数北极探索都是由英国海军部执行的。德隆对这一领域的英国传统充满敬畏，作为一名来自海军弱旅的军官，他对这个在海上叱咤风云如此久的国家怀有一种尊敬。他觉得自己作为美国人，有望指挥一艘前皇家海军炮艇前往北极腹地，这一想法本身就让他很有成就感——仿佛探险的薪火跨越大西洋传给了一个更年轻、更有抱负的野心家。

潘多拉号的问题只有一个：她是非卖品。她的主人是很有成就却不无古怪的绅士探险家艾伦·扬（Allen Young），他非常宠爱自己的探险船。扬本人曾在她两度前往格陵兰的航行中担任船长。他喜欢这条小船的线条、她的可靠，以及，用他的话说，随时欣然“听命于驾驭” [6] 。潘多拉号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她甲板上度过的日子给了他很多甜美的回忆。

有时，他的探险风格也有些古怪。有一次，在巴芬湾的浮冰边缘航行时，扬捕捉到一头活的北极熊，他把它捆绑在后甲板上，在用氯仿和鸦片混合物喂过它之后，他试图驯服这头巨兽，以把它当作自己船上的吉祥物。 [7] （他还曾在船上养过一只宠物猪。）因为驾驶着潘多拉号为国家所做的勇敢而离奇的贡献，扬最近被授以爵位。

艾伦·扬爵士曾沿着巴芬岛的东岸航行，去追索英国海军部多少年来一直渴望完成的目标：找到一条跨越加拿大北部通往白令海峡的西北通道。不出所料，和以前所有的西北通道探险一样，厚厚的坚冰击退了他的努力。然而，潘多拉号在陷入嘎嘎作响的浮冰之后却表现得出奇地好。用扬的话说，船在航行期间“陷入重围” [8] 。他能够听到船身木料的呻吟和断裂声。压力巨大，以至于他命令船员们用火药炸碎周围的浮冰堆，然而“浮冰仍然狠命压迫着我们这条可怜的小船。如果潘多拉号再出现更多无力抵抗的迹象，我们都准备好弃她而去了。我觉得她即将葬身冰窟，根本无望逃出生天”。 [9]

但是，潘多拉号坚强地挺过来了。扬后来发现尽管“经历了艰苦的战斗”，船所受的伤害却不过是一片螺旋桨叶被压弯了。 [10] 仿佛这艘快乐的小艇有个守护天使一样。“我们都完好无损，”扬跟海军部大臣吹嘘他的航行时说，“又可以无比安全和舒适地在海上逍遥了。”

在格陵兰的历险过程中，船主跟他的船之间看似形成了一种永远形影不离的关系。尽管德隆出了高价，艾伦·扬爵士仍然不肯卖。他现在要潘多拉号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了；他就是想永远拥有她——完全出于感情因素。

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一年后，扬一时冲动决定要卖船，于是立刻联系了贝内特。贝内特从巴黎赶来，当场就用6000美金买下了她。但是，扬不久便对自己的鲁莽决定感到后悔，他再次找到贝内特，希望把潘多拉号买回来。贝内特当然寸步不让。

一从海军部请得长假，德隆立即回到英国监督潘多拉号的清理和重新装备，在纽约为海军服役的一年里，他一直全神贯注地阅读各种关于北极的资料。这一次，德隆带上了艾玛和他们五岁的女儿西尔维。他们在伦敦西区的新卡文迪什街15号一家简朴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1878年春夏之交的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德隆每天都去泰晤士河，潘多拉号在德特弗德的一个名叫沃克斯工场的干船坞里。“现在的一点儿小小的疏忽，”德隆写道，“都可能会在最终的探险中让我们功亏一篑。” [11] 为修缮船只，贝内特拆取了他自己的比赛用艇无畏号上的零件和固定件。艾玛说，德隆“在潘多拉号的准备过程中对她的关注真是无微不至”，而随着探险计划的加速，她觉得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巨大的旋涡”。 [12]

那年暮春，他们辗转于各种晚餐会和聚会中，在德隆一家看来，那就像是一场开不完的送行会。德隆觉得他不过是北极部门的一名新手，然而他在伦敦的最后几周，人们待他却像他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一样。他见到了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以及形形色色的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退休的北极探险家们纷纷要求加入他的探险队。英国最伟大的北极殉难者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一位亲戚为德隆即将启程的航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德隆在聚会上承诺将寻找已经消失很久的探险家和他庞大的探险队，任何迹象都不放过（到此时，他们已经消失33年之久了）。艾伦·扬爵士也为德隆举办了聚会，并捐赠了自己的大量北极书籍和地图，让它们留在潘多拉号上。

听到这么多关于探险的议论，连小西尔维也能感觉到有大事发生，但她太小了，不可能理解即将发生什么。

“爸爸要去哪儿？”她有一次如此问道。 [13]

“去北极。”艾玛回答说。但西尔维耸了耸肩，大概觉得那是个玩笑，仿佛她的父亲即将前往某个故事书里所提到的神秘之所，比如地球中心或者月球表面。

伦敦《泰晤士报》注意到发生在泰晤士河沿岸的热闹场景。“潘多拉号已在沃克斯工场被整修一新，”该报纸宣称，“可以说几乎是一条全新的船了。不日即可出海。” [14]

德隆和贝内特决定在法国勒阿弗尔进行进一步的整修工作，潘多拉号还将在那里停靠一个月之久——他们也将在那里为船正式更名，并将其注册为美国船只。贝内特此时已经回到了巴黎，他正在为船想一个新名字，一个没有这么多不吉利的神话内涵的名字。出于良心，他无法让全体船员驾驶着有这样一个名字的船前往北极，毕竟在希腊故事中，用这个名字命名的盒子里装着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和瘟疫。

德隆决定自己驾驶潘多拉号从英国前往法国，之后再绕过南美洲到达旧金山，在那里，船只还会在美国海军的造船厂进行进一步修理。艾玛和西尔维会陪着他，和一小队船员一起，驾驶着潘多拉号航行至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年仲夏，探险队将正式启程，前往白令海峡——以及北极。

1878年6月下旬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潘多拉号在伦敦市中心停靠补给之后，沿泰晤士河轻装上阵了。她顺流而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教堂从眼前滑过。德隆和艾玛心情激动，他们正驶向她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也是他们相爱和结婚的地方——法国的勒阿弗尔。

[1] 乔治·德隆写给艾玛·德隆的信件，见艾玛·德隆所著《探险家的妻子》第155页。

[2] 艾玛·德隆所著《探险家的妻子》，110.

[3] 艾玛·德隆所著《探险家的妻子》，113.

[4] 艾玛·德隆所著《探险家的妻子》，109.

[5] Guttridge，Icebound ，28.

[6] Young，The Two Voyages of the ‘Pandora ’ in 1875 and 1876，38.

[7] Young，The Two Voyages of the ‘Pandora ’ in 1875 and 1876，40.

[8] Young，The Two Voyages of the ‘Pandora ’ in 1875 and 1876，115.

[9] Young，The Two Voyages of the ‘Pandora ’ in 1875 and 1876，116.

[10] Young，The Two Voyages of the ‘Pandora ’ in 1875 and 1876，137.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7.

[1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88.

[1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88.

[14] Times （London），May 23，1878.

10.一别三年，或一去不返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在他的船边踱步，在海边的晴日下细看她优美的线条。跟他曾拥有过的几艘帆船相比，潘多拉号没有那么光鲜、快捷或雄壮，也不怎么好看。但他认为她是一艘“坚固”的小船——还拥有经历过好几次冰雪考验的优势。他们还会在她身上做很多工作。然而，贝内特是个倾向于认为自己随便看看就能找出航海漏洞的人，坚信他新买的这条船已经为航行至北极腹地做好了准备。他也说不出这艘坚固的小船给了他怎样的感觉，但他知道，她的远航必将成为报纸头条。

那是1878年7月4日，潘多拉号停靠在勒阿弗尔的防波堤背后一个安全的小码头上，那恰恰是谢南多厄号在当年那个夜晚停泊的位置，乔治和艾玛·德隆在其甲板上步入婚姻殿堂。事实上，这是潘多拉号存世的最后一天了——她将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仪式上正式更名。

贝内特决定以自己妹妹的名字给她改名为珍妮特号（Jeannette）。他包了一列火车从巴黎赶来，带着惯常随从的一群时髦公子哥和运动健将，以及几位前来报道这一事件的《先驱报》新闻记者。珍妮特本人也来了，随她一道前来的——那当是维多利亚时代求爱规则的最大尺度了——是她的情郎艾萨克·贝尔，一位富有的纽约棉花经纪人和投资大亨。

然而，人群中最著名的嘉宾还要属亨利·斯坦利，那位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深入非洲丛林的威尔士裔美国探险家，后来又因把那次探险写成了一本书而更加名声大噪，书名就是《我是如何找到利文斯通的》。

大家在弗拉斯卡堤海滨度假酒店和赌场的午餐会上集合。那里是上诺曼底海滨的一个单调的奢华之所，巴黎富人常在夏季来这里避暑。海滩上，小小的条纹帆布更衣室在海风吹拂下鼓起。穿着一件式泳衣的肌肉男们频频跳入冰冷的大西洋，孩子们在沙上建起沙堡，女士们身着灯笼裤，在遮阳伞下打盹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公共场所游泳是不得体的行为。）

在弗拉斯卡堤的招待厅，贝内特坐在一张狭长宴会桌的一端，德隆坐在另一端。出版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敬酒和感谢，用疏远的眼神打量着这一切，他修剪整齐的两撇小胡子直立着，随着酒精开始起作用，他的脸上浮起了一抹坏笑。

但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就好像是从远处观察庆典似的。贝内特在一大群人中间会奇怪地变得很害羞，也不习惯成为焦点，即使那摆明了是他自己的聚光灯。他像个冷静中立的钟表匠，是那种喜欢让周围的场景动起来，然后坐在一旁开心地欣赏后果的人。

德隆和斯坦利邻座，“整个午餐会上一直都在热烈地交谈”，艾玛后来回忆道。 [1] 德隆跟这位浮夸自大，有时还很粗鲁的探险家截然不同，但他和斯坦利也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话可说。极地和非洲腹地——它们有时被称为寒带和热带——是当时地球上遗留的两大地理秘密，而且两人又拥有同一个古怪的赞助人，资助他们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区域。

斯坦利有一种东西是德隆渴望的：经久不衰的声名，因为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又在文学上大获成功而加持的声名。德隆也打算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北极远航的书。但斯坦利坚称——他的口气可不全是玩笑——他会为德隆的探险写一本详尽可靠的记录。那将是贝内特一直心心念念的让报纸大卖的独家报道——是精彩的重演。

“你看，德隆，”斯坦利说，“我打算写一部《我是如何找到利文斯通的》的姐妹篇，书名就叫《我是如何找到德隆的》！” [2]

后来，聚会的人们逐渐散开，漫步前往潘多拉号停靠的码头。那是个温暖晴朗、薄雾弥漫的日子。西尔维头戴一顶手写着“珍妮特”字样的草帽，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吃着杏子，无忧无虑地在母亲长大的海边玩耍。随着人群慢慢聚拢，珍妮特·贝内特和艾萨克·贝尔一起走开了一小会儿——“这对情人，”艾玛说，“爱得如胶似漆。” [3] ——直到典礼开始才再次出现。

从海神的视角来看，为潘多拉号更名要算一个非常暧昧的行为。就好像她原来那个源于神话的名字还不够沉重似的，水手们一直都有一个迷信，绝对不该给船改名字。有人说这是对船自身的灵魂的冒犯，还有人说这么做就是不好，基本上等同于玩命。

然而，戈登·贝内特一生都在藐视规则。他有很多自己的航海迷信，各种奇思怪想和莫名恐惧，而这一次实在不算什么；贝内特喜欢给他的船改个什么名字跟任何人无关。

的确，用“珍妮特”给一个北极破冰船命名实在不算高明，但这么做符合时代潮流。那个年代有一种日渐盛行的趋势，就是用妻子、母亲、侄女和姑母的名字给船只（哪怕是注定要历经艰险的船只）命名——仿佛召唤一个最喜爱的女性（不管她有多娇媚、多柔弱或者多像个老年贵妇），并因此能神秘地软化前路上的艰难险阻似的。

贝内特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最大的可能性是出于对家人的愧疚。自打他离开纽约在巴黎奢侈地定居下来，贝内特很少见到妹妹。除了给珍妮特支付各类账单之外，他很少履行过父亲遗嘱中要求他细心照顾妹妹的条款。珍妮特本人不是很喜欢船，也从未要求哥哥用她的名字给船命名。然而，出于责任感，她还是从美国坐船赶来，又从巴黎乘火车来到勒阿弗尔，亲临现场为庆典增光。

德隆扶着珍妮特来到船头，人们拿出了一瓶最好的香槟酒。（贝内特在这个环节自是一掷千金。）剪彩后，珍妮特带着甜美妖艳的微笑，在刚刚漆好的船身上砸碎了香槟酒瓶。

潘多拉号就此便成了珍妮特号。根据贝内特的华盛顿代理人在国会促成的一个特别法案，她被注册为美国船只，并即将被宣布为美国军舰。一面美国国旗骄傲地在桅杆上随风飘扬。

亨利·斯坦利站在人群前排，举起手中的酒杯，劝德隆讲几句话。“还是不要让我讲了吧，”德隆说，“斯坦利先生，您才有权在这里讲话——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我的探险任务尚未开始。” [4] 正如德隆一贯所说的，他不希望做出任何“成就奇迹的承诺。前路坎坷，不是什么浪漫故事。我们可能一别三年，也有可能一去不返”。 [5]

贝内特以自己惯常的超脱看着典礼进行。他始终“站在幕后”，艾玛说他“根本不可能让他到前台来积极参与”。 [6] 或许出版人此刻所想的已是其他的事——他定好第二天乘船前往纽约，对《先驱报》的办公室来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视察。

这一小群人离开珍妮特号，走回弗拉斯卡堤酒店，当晚会有整晚的庆祝和敬酒活动，人们将在烟雾缭绕中推杯换盏。这一夜过后，贝内特和他请来的嘉宾都将散去，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让德隆基本上独立地去规划和开始自己的航行。珍妮特将和艾萨克·贝尔一起赶回纽约，几个月后他们就会结婚，很快就要在纽波特另建一所优雅的“木屋”。 [7] 斯坦利将回到非洲继续探险，那一事业既为他加官晋爵，也让他恶名在身，他残忍的探险经历为约瑟夫·康拉德 [8] 写作《黑暗之心》提供了部分灵感。 [9]

贝内特祝愿德隆一路顺风，说两人要在珍妮特号于旧金山装载补给时才会再次见面。当德隆跟他汇报，说艾玛会跟他一起度过这1.8万英里（合28968公里）的航程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贝内特很惊奇，还有点儿震惊。后来德隆觉得那一刻，他在这位终生单身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丝悲哀。“你妻子一定很爱你，”贝内特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愿意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 [10]

贝内特为德隆提供了三个人同行；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愿意签约一同前往北极探险。其中两个人，阿尔弗雷德·斯威特曼（Alfred Sweetman）和约翰·科尔（John Cole）都曾在贝内特的游艇上工作过多年。斯威特曼是个瘦高个的英国木匠和机械师，他为人可靠，只是严谨得近乎沉闷。（他跟德隆说他的年龄是“三十八又六分之五岁” [11] 。）科尔这位爱尔兰人是个动作敏捷的水手长，虽然个头刚过5英尺，但据说他在绳索上攀爬的动作灵巧得像只猴子。科尔人称“杰克”，13岁起就在海上生活了。“你会发现科尔是你能见到的最好的水手之一，”贝内特跟德隆说，“遇到危险时，他一个人便价值千金。” [12]

贝内特推荐的领航员叫达嫩豪，这是个古怪而聪明的家伙。约翰·威尔逊·达嫩豪（John Wilson Danenhower）军士长那年29岁，出生于芝加哥，是海军学院毕业生，他曾受到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高度推崇，后者最近乘坐美国军舰大丽花号在地中海附近航行时认识了他。达嫩豪是个高个子，讲究礼仪，相貌英俊逼人，双手修长，满脸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一头浓密的黑发剪成板寸。他的脸因为那种伶俐的敏感而时有抽搐，一对勺子一样的大耳朵和一双有穿透力的黑色眼睛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漏掉任何东西。达嫩豪长期以来一直热切地渴望到达北极。他跟德隆说他“一心一意” [13] 只想去北极。

德隆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达嫩豪是个聪明的健谈者，带着一丝嘲讽的幽默感。他阅读过大量天文学、磁现象、物理学和北极探险史方面的书籍。他的航海知识看似绝对权威。除执行过其他任务外，他还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天文台工作过。尽管如此，他的言谈举止还是让德隆有些犹豫。一天在勒阿弗尔，一位美国军官跟德隆说了一个有趣的八卦：他曾听说，达嫩豪一度出现过“脑子问题”，被判定为精神失常。当德隆把这条烦心的消息跟贝内特汇报时，后者阴沉着脸答道：“还有什么比北极的冰层更能让人精神失常的么？” [14]

即便如此，德隆还是在环南美洲航行中雇用了达嫩豪作为领航员——并且将这段航行作为一次考验。德隆想，如果达嫩豪的精神仍然“不正常”，前往旧金山的漫长航行一定能让“他的旧病的任何潜伏症状” [15] 显露出来。

贝内特同意这一计划。分别时，他对德隆提出的唯一的要求一如既往地有些奇怪：他和达嫩豪从勒阿弗尔乘坐珍妮特号出发，直到他们到达旧金山，其间任何人不得离开珍妮特号，一刻也不行。虽然整个航行可能长达200多天，但在珍妮特号穿过金门海峡之前，无论遭遇何种情况，任何人均不得上岸。

贝内特没有解释为何会有这么一条古怪的命令。那只是他脑子里的各种古怪念头之一——当然，他希望人们能遵守这一命令。

7月15日，珍妮特号从勒阿弗尔港出发了。那天早晨，艾玛的童年闺蜜们来到码头，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用各式各样的法式奶酪和其他美味祝愿她一路顺风。“她们不知道我何以如此胆大”，她回忆道，并说大部分法国女人“都深爱着故乡，总是迟迟无法下决心离开”。 [16]

作为临别礼物，朋友们送给了她一排开花的盆栽植物，让她在海上点缀她的船舱。她把它们放在穿过她房间的后桅周围——把那间小屋变成了一个微型的热带丛林——还用绳索把几十个硬陶土罐都扎牢了。

航行的前几周非常顺利，珍妮特号沿着葡萄牙和摩洛哥海岸朝西南斜下，之后途经加那利群岛，进入广阔的大西洋。天气晴好，海上很平静，风向也有利，以至于德隆根本就没开过蒸汽引擎。“我们航行的过程中，”艾玛说，“没有震动，没有噪声，海水只是在珍妮特号穿过时泛起涟漪。” [17] 乘务员萨缪尔是个出生于瑞士的戏剧演员，有着完美无瑕的声线，常常会在船上的厨房里忙碌时高唱悦耳的咏叹调。（事实上，他曾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唱过一季。）

艾玛和乔治从未有过如此漫长的快乐假期。他们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珍妮特号上丰富的藏书，世上出版过的每一本关于极地旅行的书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艾伦·扬爵士把他的很多旧书都捐献了出来，贝内特也让出了自己收藏的一整套北极文献。德隆还收集了数量惊人的航线图和地图，其中很多是从彼德曼的哥达地图公司买来的，包括已知的北纬65度以北海域的每一张航线图。

“我们如痴如醉地研读着关于北极的一切”，艾玛说，一心一意地只想着“前方的伟大目标”。 [18] 达嫩豪也常常在海图室跟他们一起热切讨论，谈及穿过白令海峡的最佳路线，北极可能的风向和洋流，以及到达弗兰格尔地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艾玛沉浸在这些交谈中，开始意识到“科学的力量如此巨大，难怪会有人前赴后继地为之献身”。

有时，德隆会把艾玛从她读书的椅子上拉起来，手挽着手在甲板上散步，在带着咸味的薄雾中聊天，小西尔维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虽然西尔维和我将与父亲和丈夫分别很久，”艾玛写道，“但我们从未说过一句后悔或担忧的话——我觉得我们连想都没想过。” [19]

[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3.

[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3.

[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4.

[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4.

[5] Guttridge，Icebound ，28.

[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4.

[7] One of the nation’s best surviving examples of shingle-style architecture，the Isaac Bell House in Newport is now a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8]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他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是康拉德的代表作，讲述了在刚果河运送象牙的船员马洛的故事。这本书探索了人性中固有的黑暗面，涉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野蛮、文明等多个主题。

[9] See Tim Jeal，Stanley ：The Impossible Life of Africa’s Greatest Explore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and Frank McLynn，Stanley ：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Explorer （London：Random House UK，2004）.

[10]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19.

[11]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17.

[1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2.

[13] Guttridge，Icebound ，27.

[14] Reference to Bennett’s comment is made in De Long to Bennett，May 15，1879，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5] Reference to Bennett’s comment is made in De Long to Bennett，May 15，1879，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4.

[1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7.

[18]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7.

[1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8.

11.祝福

1878年7月15日，也就是珍妮特号从勒阿弗尔出发的当天，《纽约先驱报》特别关注此事，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奥古斯特·彼德曼的长篇报道。在这篇题为《未知的北极世界：专访著名德国教授奥古斯特·彼德曼博士》的文章中，作者及其专访对象都为珍妮特号即将在北极腹地做出的发现而激动不已。到此时，彼德曼已经成为这次探险的指路人——它最主要的理论支持者，它的幕后人物。虽说德隆和贝内特都没有把彼德曼的话当成千真万确的信条，但教授的观念确已构成了整个探险项目的科学和知识框架。彼德曼把他最好的北极航线图和地图都给了贝内特，而且多少有点儿诡异的是，哥达的智者把他最大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次探险的成功上，期待着它能够证明他关于北极的猜想都是正确的。

因此，贝内特知道发表彼德曼对这次航行的关注自有其价值，于是就派了《先驱报》的一位记者从柏林出发，与这位“开明热心的哥达学者” [1] 待了一天时间。那个温暖的夏日是哥达的市集日，小镇十分热闹。农民们赶来出售大量的樱桃和刚刚宰杀的厚片小牛肉，幽会的情人们沿着林荫小道曳足而行。“金发的孩童们在街上顽皮地嬉闹，”《先驱报》的记者写道，“啤酒铺里挤满了身穿最古怪的乡村服装的人，他们就着奶酪喝啤酒。” [2]

彼德曼邀请记者进了他的庄园。一开始谈话，他就跟记者谈起了后者的雇主。“我很高兴贝内特先生提出了这次极地探险的计划，”他说，“以我的了解，珍妮特号完全能够胜任这次航行。” [3] 彼德曼仍然坚持他的开放极海理论。“极地的核心区域多少应该是无冰的”，他说，尽管他也有所让步，说那里或许不会“像地中海或墨西哥湾那样永远畅通无阻”。不过，他又说道：“我确信像珍妮特号这样的一艘船一定能在那里航行。”

彼德曼坚守着关于船只的传奇，他并不认为可以通过雪橇到达北极。或许可以用狗拉雪橇作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却不应将其视为“探险必不可少的元素”。他争辩说：“那不是狗可以完成的，只有人类才能最终在北极成就大业。我倾向于走海路。你需要一艘很好的船，轮船也不错，我愿意对那些能驾船返航的人致以敬意。” [4]

哥达的智者在谈及德隆可能会在北极发现人类文明的前景时非常激动。“如果他们发现爱斯基摩人就住在北极，”他说，“我不会觉得奇怪。那并非全然不可能。”

他预言，从天气和健康的角度来看，珍妮特号的航行可能会顺风顺水。他说：“就健康而言，北极区域要比斯坦利探险的刚果有利一百倍。”在他看来，缺少光照可能对某些人的神经是种折磨，但北极的天气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糟糕。“你完全能够经受住寒冷，还能在那里健康地生活，”他说，“真正考验身心的是漫漫长夜。”

“这么说，”《先驱报》记者问道，“您认为人类无疑将终有一天会到达北极？”

彼德曼回答道：“就像人类无疑已经到达了刚果。我希望贝内特先生的探险就能够发现北极。” [5]

《先驱报》的采访到此为止。“这些话，”记者最后说，“是在我们从博士的住宅穿过花园走到大门时，他神采飞扬地说出的祝福语。夕阳已经落下，夜幕降临，古老的小镇似已哼起了摇篮曲，正慢慢地进入宁谧的梦乡。”

彼德曼那天确实表现得很乐观，但事实上他已备受折磨。过去两年来越演越烈的躁郁症继续加重。几个月前，在1878年5月，他跟妻子克拉拉离婚了，几天后便一时冲动娶了来自贝恩堡镇（Bernburg）的德国女人托尼·普菲斯特。朋友和熟人们都觉得这一举动太过疯狂，因为他几乎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人。果然在几周后，人人都觉得这桩新的婚姻注定要失败。

他很难过，克拉拉也一样。彼德曼想念与克拉拉和女儿们在一起的熟悉的昔日时光，但她们都已经搬回英格兰了。“良心的谴责噬咬着他的骨髓，”早期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头上笼罩着不祥的阴影，生活越来越暗淡。” [6]

彼德曼的神经备受折磨。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他对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热情，无法坐在钢琴前弹奏，也不再读报关心什么国际新闻。他对工作也显得无精打采。柏林已经替代哥达，成为地图制作、出版和探险辩论的中心。彼德曼感到自己丧失了前沿地位，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才能江河日下。

1878年9月25日，他被人发现在自己的庄园里上吊自杀了。 [7] 自杀的念头显然已经压在他心头一段时日了，因为他留下了一张写于三周前的字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对朋友们说过很多含义模糊的话——回头来看，那些话的确让人心头泛起阵阵凉意。

收到他自杀的消息后，远在伦敦的克拉拉匆匆给彼德曼家的一位好友写了信。“我常常在想彼德曼庄园会发生什么事，”她写道，“哦，天呐，这一切简直是我的一场噩梦。”她的“命运很悲惨”，克拉拉说，但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他可怜的小妻子，尽管他严重地误解了我”。 [8]

彼德曼作为当地的英雄被葬在哥达镇边的一个绿荫如盖的墓园，他在国际上被誉为地图制作的殉道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北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新的手稿，那是他正在撰写的关于非洲探险的相关问题的文章。然而，即使在他抓住绳索之时，想必也知道那艘有希望实现他最美妙梦想的船只正驶向旧金山——随后将前往北极。

接受《纽约先驱报》的采访，成为奥古斯特·彼德曼公开发表的最后讲话。

[1]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2]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3]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4]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5] New York Herald ，July 15，1878.

[6] Hugo Ewald Weller，August Peterman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Geographischen Entdeckungen der Geographie und der Kartographie im 19. Jahrhundert （Leipzig：Wigand，1911），27.

[7] 有几个早期记录声称或暗示彼德曼是开枪自杀的，但如今大多数研究彼德曼的学者，包括他的传记作者菲利普·费尔施，都认为彼德曼是上吊自杀的。

[8] Letter from Clara Petermann to a friend in Gotha，Correspondence of August Heinrich Petermann，Perthes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Erfurt Gotha Research Library.

12.第二次机会

随着珍妮特号驶近赤道，海水变得出奇地平静，到处是鳗鱼、海龟和海豚。一天早晨，好几条飞鱼摔上甲板——“正好被船员们捉住当作早餐，”艾玛说。 [1]

沿巴西海岸驶出几百英里之后，珍妮特号遭遇了一次巨大的热带风暴。在风暴最为肆虐之时，大浪横扫过甲板，珍妮特号的主帆杆断了。帆布制的主帆在索具上狂舞，船非常危险，几近倾覆。德隆和达嫩豪后来总算捆紧了松动的帆杆，但风暴呼啸了一整夜，船舱里处处是晃动泼溅着的海水。

艾玛待在自己的铺位上，把小西尔维紧紧抱在怀里，只盼着“速死” [2] 。当轮船在公海中起落时，艾玛的朋友们送给她的那些陶罐植物纷纷倒在地上。在漆黑的船舱里，她能听到“花盆一个接着一个地掉下来”。第二天早上查看残骸时，艾玛看到所有被蹂躏的植物和碎片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不爱讲话的木匠阿尔弗雷德·斯威特曼用一根备用的木料临时做了一个新桁杆，不久珍妮特号又挣扎着继续航行了。接近中午时，一对显然被卷进风暴中的鸣禽在船四周飞翔，最终落在甲板上。它们大概是从巴西来的，是两只燕雀类的鸟儿，船上谁也不认识这是什么鸟。其中一只就落在达嫩豪浓密的平头上。“它一定以为自己藏在灌木丛里呢！”艾玛笑着说。它们显然被风暴弄得筋疲力尽，这两只鸟儿可能已经飞行数千英里了。

两只“小客人”成了船上的吉祥物——每个人都很喜爱它们、欢迎它们，将它们视为某种吉兆。艾玛试图在自己的船舱里照顾它们，帮助它们恢复健康。她给它们喂食谷物、面包和切碎的奶酪，但两只鸟儿什么也不吃。其中一只很快就死了，大概是死于饥饿和疲惫。乘务员萨缪尔还写了一首诗哀悼“它悲惨的命运” [3] 。在举行了一场肃穆的葬礼之后，他把自己的诗篇和那只死鸟一起装在一个瓶子里，扔进了大海。

另一只鸟儿似乎有所好转。但几天后，它飞出了艾玛的船舱，当时舱门竟无意中被打开了。船员们在甲板上乱作一团，力图逮住它，但鸟儿最终还是在船上高高腾起，飞向大海。“它有三次试图回到船上，我们以为它会成功，”艾玛写道，“但它很快就没了力气，落入海水淹死了，真让我们难过。” [4]

一天，珍妮特号正驶近阿根廷的最南端，距离火地群岛 [5] 不远，达嫩豪军士长把德隆拉到一旁，说有事要跟他坦白。

达嫩豪说他曾一度犯过“抑郁症”。那是在三年前，他驾驶着朴次茅斯号航行在夏威夷附近时。他也说不出是什么触发了他的抑郁症，但当时他华盛顿的家中的确有一些“麻烦事儿”。他海上航行了六个月，在各个海港上停靠，一直等待的一封重要信件却始终没有到达。在德隆听起来，他似乎是犯了心病：他觉得达嫩豪跟自己一样，有着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

无论如何，那时达嫩豪的抑郁症犯了。随船军医将他列入了病号名单。最后看他没有好转，就把他送回了华盛顿，他同意在那里接受政府精神病院一位医生的治疗。

达嫩豪一心以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接收入院的。然而，精神病院的门一被关上，那里的人们对待他就跟对疯人一样了——控制、隔离，无视他的抱怨，他写给外面的信也被扔掉。他试图逃跑，但被制服了，又重新被关进软壁病房。达嫩豪想，要不是他在华盛顿的父母认识海军部长，八成现在都还被关在那里——海军部长听说达嫩豪被监禁，立即让他们把他放了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全部真相，”达嫩豪跟德隆说，“我认为我跟任何海军军官一样健康。我从没有精神失常过。” [6]

这一切让德隆船长很难立即做出判断，但他赞赏达嫩豪的坦率，要知道他是自愿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我相信他，”德隆写道。 [7] 因为达嫩豪的问题发生在三年前，且显然没有复发，德隆倾向于认为他是无辜的。或许这可能是错误的，但德隆一贯坚持的原则就是要给人第二次机会。除此之外，达嫩豪的推荐人实在位高权重：如果U.S.格兰特总统都觉得他不错，他也一定能胜任珍妮特号上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达嫩豪在航行中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一直是个健谈有趣的同伴。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抑郁。“他活泼开朗，”德隆写道，“对工作认真负责……是个很好的海员和合适的领航员。” [8] 除非德隆在旧金山了解到其他信息，他心意已决：达嫩豪将随珍妮特号前往北极。

在海上行驶了80天后，珍妮特号驶入了麦哲伦海峡。德隆和达嫩豪有好几个星期都在应对那些危险的横流，它们横亘在一大片浓雾弥漫的岛屿中间。最后，珍妮特号终于进入了起伏涌动的太平洋。沿着智利海岸线缓慢行驶时，德隆知道他需要在某处上岸，去修理那个临时配备的桁杆，但船长深深铭记着贝内特坚持任何人不得上岸的命令。他决定不在岸边停泊，径直北行，这让艾玛很烦恼。“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看到陆地了，”她写道，“我想踏上陆地的渴望简直强烈得无法抑制。” [9]

当时正是南半球的春天，在南美大陆冰雪覆盖的最南端，天气仍然寒冷刺骨。乔治和艾玛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一个冒烟的开放炉火旁，就着它忽明忽暗的火光读书。风暴如此频繁，以至于萨缪尔不得不在厨房和餐厅中间安装导向绳——但即便如此，他仍常常蹒跚摇晃，“餐盘中的菜经常会倾倒得甲板上到处都是，我们那顿饭就只好省略那道菜了”。

沿智利海岸继续向北时，一场暴风突然笼罩在珍妮特号上空。太平洋上的大浪“猛烈地暴起”，艾玛写道，珍妮特号会“在海浪掠过时浑身颤抖”。有那么恐怖的一刻，船严重倾侧，右侧边缘都浸到了海水中。“海面剧烈倾斜，风暴把我们的四周变得一片漆黑。我们只好坚持着，将命运交给轮船。”珍妮特号开始进水，似乎随时会有翻船的危险。

就在那时，转眼间，风暴过去了，海风平静下来，珍妮特号又四平八稳了。一片狼藉中，萨缪尔为紧张的船员们送来了坚果和咖啡，一脸平静的德隆从舰桥上下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没有人说起，”艾玛写道，“我们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 [10]

离开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岸，天气温和下来，也暖和了。大多数的傍晚艾玛和德隆都在甲板上度过，尽情享受着热带的空气。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10月的夜晚——“一起看南半球的群星璀璨，船在海上平稳前行，乘务员轻声吹着口哨，我们几乎都不敢大声出气，生怕惊扰了那美好的一刻。” [11] 木制的船身发出安静的吱吱声，帆索浅浅地呻吟着，风哼着歌儿穿过帆具。乔治·德隆和他的妻子从未如此快乐。那么多年来，他何以如此痴迷于航海在艾玛看来一直都很抽象，是导致两人无法团聚的障碍。如今在这短暂的航程中，它却把两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珍妮特号驶过墨西哥大陆，随后到达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然后一路北上，到达山峦起伏的加州海岸。圣诞节后的两天，它穿过金门海峡时，煤仓里只剩下最后一桶煤了。

从勒阿弗尔出发，它用166天航行了1.8万英里。德隆觉得珍妮特号的表现好极了，达嫩豪军士长也这么看。大家都满足了贝内特古怪的愿望，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人登过岸。

[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0.

[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29.

[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1.

[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1.

[5] 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南美洲最南端的岛屿群。

[6] De Long to Bennett，May 15，1879，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7] De Long to Bennett，May 15，1879，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8] De Long to Bennett，May 15，1879，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4.

[10]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8.

[1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37.

13.美国北极探险

在金色的加州阳光下，德隆船长仔细检查了他那艘历经风霜的船，每一个气阀装备，长长的船身上的每一块列板，他都一一细看。他想看看她是否还有尚未显露的弱点。有没有腐朽的木料？漏水的接缝？最微不足道的缺陷都有可能造成他以及跟他一起前往北极之人的性命陷入险镜。珍妮特号经受住了这次航行的考验——事实上表现得很出色——但他知道，她还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北极航行做好准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他们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为了抵御大浮冰的压力，珍妮特号必须要比以往任何北极探险船都加固得更加结实才行。

1879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船都停泊在旧金山附近的马尔岛海军造船厂，等待着一个由特别指派的海军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对她进行检查。马尔岛是西海岸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有时候那里会建造新船只，太平洋分遣舰队的现有船只也定期开来进行维护和检查。那里的铸造厂、管件加工车间、机械加工车间、沥青车间、锯木厂、烟囱和起重机，都聚集在一个水上的干船坞周围，这一切都坐落在一个偏僻河口附近的湿软岛屿上，纳帕河水从那里流入旧金山湾。

每天早晨，钟声敲响，早班开始，整个造船行业的人——木匠和铜匠、锡匠和车把式、水管工和油漆工、捻缝工和桶匠——都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开始了辛苦的劳作。马尔岛是国力日兴的美国的西部前哨，这个国家的海军仍然十分薄弱，但不久就会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切都会逐渐被改善，帆布变蒸汽，木料变金属，而这里正是它装备良好的修理厂。在总部大楼顶上蹲踞着一只白头海雕的铜皮雕像，那只巨鸟保持俯冲下水的姿势，好像是在跟这个国家的船只告别，它们纷纷驶向广阔的太平洋。

很多大船——双桅帆船、浅水重炮舰、轻武装快舰、纵帆船、单桅战舰等——都曾在马尔岛下水启程或大修。但整个19世纪，这个造船厂流传最广的传说，还要数那艘在波士顿建造的54炮护卫舰，即古老的美国军舰独立号。按照一位海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艘军舰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跟岛上的海鸥一样，成了马尔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沿造船厂停泊了很多战舰，身形纤长的珍妮特号看上去脆弱而低调。刚开始正式检查时，海军工程师们对她颇不以为意。他们认为，要抵御坚冰，珍妮特号还需要大做修理——特别是她的船身。他们完全不明白在这艘探险船还是潘多拉号时，如何能够历经三次北极航行还能安然返航。

当然，这些人做这份有偿工作，就是要越谨慎越好，而且他们知道自己的建议不会对他们在海军的升迁有什么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一切费用都是由贝内特支付的情况下。尽管如此，工程师们还是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评估：他们宣称，甲板必须拆除，舱壁得重建，要安装新锅炉，得改造煤仓，整个船身得用更多的木板进行加固。他们提出要增加无数的横梁和支柱。修理和改装清单越拉越长，他们预估费用将高达5万美元。

德隆虽然知道很多修理工作都是必要的，也知道他和船员们将是这些建议修缮工作的受益人，但还是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工程师们的建议让他深受困扰。“必须阻止他们，”他写道，“要不他们会把我们毁掉的。” [2] 贝内特从来不会被账单吓倒，但德隆觉得他有责任确保工程师们没有炮制出不必要的修理项目来敲诈这位远在他乡——且出了名地大手大脚——的出版人。“我认为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德隆在到达加利福尼亚后不久写信给贝内特说，“我正在努力减少开支，我将像对待我自己的账单一样审慎严谨。” [3]

一切工作都将在马尔岛进行，但德隆知道，真正能够决定船只修理及其装备、供给、人员配备的权力中心，远在3000英里之外的东海岸。他想去咨询海军部、史密森学会 [4] 、海军学院，以及这个国家最棒的科学家和北极理论家们，更不用提贝内特在《先驱报》的代理人了。德隆在旧金山登陆不久就听说了奥古斯特·彼德曼在哥达去世的消息，这是此次探险本身的巨大损失，他觉得有必要找到各类专家和权威人士来填补这一空白，而他们只可能在东部。

然而最主要的是，德隆讨厌受到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力量的挟制。在加利福尼亚时，他说：“我没有足够的武力对他们施加影响。” [5] 考虑到华盛顿“无疑是说话最管用的地方”，他给海军部长写了一封信，安排了一次遥远的跨国公差。

德隆将让约翰·达嫩豪军士长在这里负责监督马尔岛的日常运作。回到加州后，他对达嫩豪的欣赏更是与日俱增。德隆请领航员在与工程师们商谈时尽可能地得体周全——但也要密切监视着开支情况。“钱不经花，”德隆跟达嫩豪说，并强调他希望比对待自己的钱更加当心地对待贝内特的钱，“我现在把这一切交给你负责，希望你以最大的谨慎来履行我的愿望。” [6]

2月的第一周，德隆跟艾玛和西尔维一起在奥克兰坐上了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火车。

火车向东开了一周时间，其间德隆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迫切的问题：谁将跟他一起前往北极？到目前为止，他为填补探险队员名单取得了一些间歇性的进展，他希望在华盛顿期间将大量时间都用来面试候选人。航行需要30个人，包括20个掌握不同专业技能的海员——他们将由5名海军军官来管理，再加上冰区引航员、1名医生、2名民用科学家，以及一两名橇夫。

然而，无论是军官、海员还是科学家，谁会自愿前往北极，完成如此危险而又困难重重的使命呢？有些事情的吸引力与当时那一代人有关：大多数申请人都跟德隆一样，刚刚错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斗。这些年轻人渴望得到他们的父亲在内战战场上赢得的荣誉，渴望在某个令人敬畏的冒险事业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如果不是战争，起码得是跟战争大致相当的东西。

有几位申请人以前到过北极，对那里奇妙的光晕、荒凉的天地、勾魂摄魄的美丽异景念念不忘。这些人跟德隆一样，也对北极痴迷到几近疯狂的地步，也因为无法完全解释的原因想要重返北极。

还有探险本身也自有其魔力。对某些美国公众而言，珍妮特号探险之伟大、之光荣、之迷人，怎么夸大也不过分。更何况还有民族主义情结掺杂在其中——他们要在北极打败其他国家——因而德隆的航行对某些年轻人而言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德隆接到了来自全美和全球各地的数百份申请，在那趟漫长而颠簸的火车旅行中，他给其中最有希望的申请人回了几十封信。（不过，其中很多申请者都很可疑。让德隆尤其困扰的是一位早熟的少年不断寄信来，说自己可以不收取任何报酬参加北极探险，声称他可以“编辑一份报纸并进行杂耍表演，在北极寒冬的漫漫长夜供船上的人们消遣取乐”。 [7] ）

德隆最想找的是身体健康的未婚男士——年富力强的海员，而且最好不饮酒、愿意领取海军微薄报酬的候选人。只要有英语读写能力，外国人也来者不拒。他更偏爱斯堪的纳维亚人，不过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也都可以接受，而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尤其是法国人则应该“直接拒绝” [8] ，他在一张纸条上这样写道——这真是个奇怪的偏见，要知道他娶的就是一位法裔美国女人，他自己也有法国胡格诺派的血统。他希望船上有个不错的音乐家，能在那些孤独的苦寒之夜让大家开心一下。厨子的手艺必须是最棒的，而且考虑到其不得不烹制一些古怪的食物，还得足智多谋才行。

不过，德隆最需要寻找的，还是一种绝对遵守海军纪律的品质——用他的话说，要“毫无疑虑地遵守每一项命令，不管是什么命令” [9] ——这恰是北极星号以及其他下场悲惨的北极探险队所缺乏的品质。

约翰·达嫩豪将成为珍妮特号的领航员——德隆对此确信不疑。英国木匠阿尔弗雷德·斯威特曼和爱尔兰水手长杰克·科尔都在环南美的航行中表现出色，德隆决定也把他们都留下。瑞士戏剧演员和歌剧演唱家萨缪尔为船上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他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北极。他在船上做乘务员的任务结束了；他一直渴望回到纽约的舞台上。这样一来，德隆还得再去别处招人。他离开旧金山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城里越来越多的华人中间物色人选，希望为珍妮特号上的厨房填补空白。达嫩豪不久就会到中国城去面试候选人。

德隆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副舰长和副指挥官人选：他的老朋友查尔斯·怀南斯·奇普上尉。德隆没有忘记奇普在小朱尼亚塔号上的英勇表现和明智决断。奇普在海军方面的经验广泛而又深入。在十多年的海上生涯中，他曾在单桅帆船、护卫舰和炮舰上服役，并且好像哪儿都去过：不光去过北极，还去过暹罗（泰国）、古巴、挪威、台湾岛、地中海东部及其岛屿和沿岸各国、朝鲜、北非。奇普是纽约州金斯顿人，那是哈德逊河上的古老城镇，位于曼哈顿以北90英里处。186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军学院。他人很清瘦，一头深色头发日渐稀少，从结实的前额梳到后面，留着一脸胡子，一双眼睛深陷，目光坚定。他的性情极为沉默寡言。“他很少笑，也很少说话”，德隆写道，但奇普“永远忠实可靠” [10] ，是个绝对忠诚的军官。贝内特给海军部发了一封电报，当时还在中国服役的奇普就立即被调派到了珍妮特号。在德隆乘火车前往华盛顿的途中，奇普也正乘坐轮船越过太平洋，前往旧金山。

德隆也决定了另一名海军军官的人选：乔治·梅尔维尔（George Melville）将作为珍妮特号的工程师。据说他跟那位伟大的作家 [11] 是远房亲戚。梅尔维尔是个机器方面的即兴天才——这位满手油污的专家似乎在轰隆隆的锅炉和蒸汽的强烈气浪中最为自在。他时年38岁，声音洪亮、身材矮胖结实，因为有一头稀少的卷发而显得头特别大，就像小小的鸟巢中放了一颗巨大的鸟蛋。他是纽约本地人——和德隆一样，也在布鲁克林长大。梅尔维尔嘴里脏话不停，但他远离酗酒和赌博，其他的毛病也一样没有。他在波士顿和纽约海军造船厂的表现都很出色，是一名鱼雷专家，也曾在各种战舰上服役，好几次都跟德隆共事。总的来说，梅尔维尔已经在海上度过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他还自学了矿物学、动物学和其他许多学科，并样样精通。

海军高层非常重视梅尔维尔多方面的才华，很不愿意批准他的长假，梅尔维尔那长期经受折磨的妻子海蒂也一样。海蒂跟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莎朗山（Sharon Hill），那是费城附近的一个小自治市镇。海蒂是个漂亮女人，也是个酒鬼，脾气很坏，有过精神病史——这大概就能解释梅尔维尔为何喜欢接受长期任务——这能让他远远地逃开家庭。“他的家庭和家人的秘密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一位熟人说。 [12] 但和德隆一样，梅尔维尔也在一次前往格陵兰执行任务时染上了北极“病毒”，决心一定要再次回到北极腹地。他阅读了大量关于“北极问题”的书籍，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自有见解。德隆觉得梅尔维尔“是一流的男人和兄弟” [13] 。本月之内，他就会来旧金山报到了。

德隆重点关注填补的空缺还剩下最后一个，那就是探险队的军医。他调查了各个军衔等级，唯一合适的人选是位一流的海军军医，他本人也随时准备且愿意去北极：合格的外科助理医师詹姆斯·马卡姆·安布勒（James Markham Ambler）。安布勒医生那年31岁，是个温柔安静的英俊男子。他来自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Fauquier County）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也是一位医生），那个县就坐落在华盛顿附近的蓝岭山脉脚下。安布勒少年时就在内战中作为骑兵参战，但他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个肮脏的联邦监狱里思考人生。安布勒曾在华盛顿学院（如今的华盛顿与李大学 [14] ）接受教育，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在1874年加入海军之前，他已在巴尔的摩行医三年。

安布勒执行过很多任务，其中之一就是随一艘轻型护卫舰在西印度群岛航行了很长时间。他最近刚刚订婚——因此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显然对北极航行没有太大的热情”。 [15] 但作为一个在军事监狱里待过的人，年轻的医生似乎不会被任何有关北极的恐怖吓倒。德隆渴望在华盛顿与安布勒见面；医生正在附近的弗吉尼亚休假，跟家人一起共度闲暇时光。

德隆一家抵达华盛顿后，在艾贝特旅馆（Ebbitt House）住了下来，这家有名的旅馆坐落在14街和F街夹角处，在陆军和海军高层军官中颇受欢迎。那是一座六层建筑，有着复折式屋顶和欧陆风格的餐厅，提供诸如“红醋栗果酱烤鸭”之类的美食。威廉·特库姆塞·舍曼 [16] 将军在旅馆里包下了一间套房，内战期间的海军上将戴维·迪克森·波特 [17] 也一样。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艾贝特旅馆将是德隆一家的住所和行动基地。

几天后，德隆见到了海军部长理查德·威金顿·汤普森（Richard Wigginton Thompson）。作为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律师和政治家，汤普森是个瘦高且行动笨拙、显然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人，他年逾古稀，头发花白，长着一双凸出的眼睛和一个鸟嘴形的大鼻子。他是作为文官被提拔上来的，没有任何航海经验，据说对海军部长一职毫无准备，以致常常闹笑话。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不过也可能是讹传。那就是汤普森任职后不久，到一艘新战舰上去视察。当他下到船身内时，这位一脸狐疑的新水手失声喊道：“天呐，真见鬼，这么长的船，里面居然是空的！” [18]

虽然对探险之事一无所知，但汤普森部长宣称自己将绝对无条件地支持德隆前往北极的行动，并承诺尽其所能为年轻的船长提供必要的权力，将其作为一项国家任务来进行。“在你的航行中，我打算赋予你与指挥舰队的海军将官同等的权力，”汤普森对德隆说，“这次探险必须成功，你应该为一切背叛、反抗和灾祸做好准备。” [19] 汤普森是个乐观主义者，坚信通过白令海峡这条路线，德隆必能“打开北极通道”。

在汤普森的敦促下，国会立即行动，在2月27日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宣布德隆的航海为一项国家行动，同时认可这次航行的几乎一切费用将由普通公民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承担。该法案指出，每一个在珍妮特号上服役的人都必须“遵守《战争条款》和《海军军规军纪》”。严格说来，德隆虽然只是一名美国海军上尉，但他将行使探险队队长的职责，奉海军之命前往北极，插海军军旗，并将拥有其他权力，“一旦船员发生叛乱，立即将其制服”。该项目如今彻底披挂上了星条旗，也被赋予了一个正式名称：美国北极探险。

接下来的几周，德隆将继续在海军部大楼里追着各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刻不停地敦促他们” [20] ——看来他已经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德隆通过与达嫩豪定期联络，远程监督着珍妮特号重建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也几乎每天都和远在巴黎的贝内特联系。“来自旧金山的一句话就能把我鼓动起来，我会立即向海军部开火，”他给出版人写信说。 [21] 贝内特也回电报说他很高兴“你如今能在华盛顿说得上话了”。 [22]

总的来说，德隆对自己的努力非常满意。汤普森部长承诺在必要时干预，防止马尔岛的工程师们对珍妮特号进行琐碎或过分的修理。汤普森还说海军将提供一艘军舰拉着更多的煤和其他补给跟着他们，最远可到达阿拉斯加，“如果有合适的军舰停泊在旧金山的话”。 [23]

简言之，德隆这次来东部的一切任务都即将圆满完成。华盛顿看来很支持他和他的探险——不光是海军部，国会、史密森学会，甚至白宫都是如此。一天晚上，德隆一家受邀前去与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和第一夫人会面。艾玛觉得总统是个“安静而和善的绅士，但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24] ——这个描述多少印证了人们关于这位胆小怕事的俄亥俄州人的传言。他是内战英雄，曾五次负伤，他被选上——有人说“被任命”——的这次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他虽在民选中输了，但在国会将20张颇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判给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后，他最终入主白宫。（因此，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承认他的总统职位的合法性，称他为“拉票福德”。）

德隆一家与海斯总统的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走形式。“他对北极探险一无所知，”艾玛说，“接见我们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25] 如果说那个晚上看上去很无趣，这可能部分要归因于第一夫人露茜·海斯和她的无酒政策——这个政策为她赢得了“柠檬汁露茜”的绰号。（据说，在海斯那个有节制的白宫，“水流似酒”。）

由于海斯总统看似对即将起航的北极探险不感兴趣，艾玛希望多少更活泼一些的海斯夫人能拯救他们的小小聚会，“但连她也未能让那个晚上的气氛活跃起来”。 [26] 德隆一家离开时，露茜给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正式宴会，艾玛对此举表示感激，但觉得宴会“刻板”极了。

几天后，德隆终于见到了珍妮特号未来的军医詹姆斯·安布勒。海军军医来到艾贝特旅馆做了自我介绍。德隆一眼就喜欢上了他，但安布勒医生要报告一个坏消息：他对约翰·达嫩豪“精神错乱”的病例进行了审慎的医学调查，情况看起来要比德隆料想的严重得多。

安布勒拜访了政府精神病院，在那里见到了曾经为达嫩豪治疗“抑郁症”的医生们。他们似乎觉得达嫩豪的精神病复发的可能性很高，特别是在像北极那样的恶劣环境中。

之后安布勒又做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调查。他在海军医务局找到了达嫩豪从在朴次茅斯号上服役开始的病历，1875年时达嫩豪就是在那艘船到夏威夷附近时首次发病的。这些病例显示，达嫩豪曾被宣布“不适合服役”，并提到除了让他变得衰弱的抑郁症外，他还出现了颈部脓肿。（安布勒认为，这些难看的破损有可能表明达嫩豪患有梅毒——事实上，朴次茅斯号的医生提到，它们的起源“跟服役无关”。）医生继而指出，“阴沉”“抑郁”的达嫩豪“反复在我面前表现出强烈的跳海自杀倾向”。 [27]

安布勒告诉德隆，他的明确评估结果是：一个被宣布为不仅精神不稳定、抑郁，而且还有自杀倾向的人，是无法胜任北极探险船的军官职位的。安布勒认为达嫩豪的症状——无论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随时有可能复发。“经过深思熟虑，我的意见是，”他后来写道，“潜伏的疾病在很多年后仍有可能复发。” [28]

这对德隆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因为他非常喜欢达嫩豪，还把马尔岛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负责了。的确，达嫩豪对开支的私密细节的了解仅次于德隆本人。“我找不到人替代他，”德隆写信给贝内特说。 [29] 他担心把达嫩豪从名单中除去的做法会让后者陷入绝望的旋涡，可能再也无法恢复了。“如果他的精神真的不稳定的话，现在让他下船可能会招致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极端情况。”但另一方面，德隆知道安布勒说得对。“看起来，”他写道，“我该做什么已经非常明确。”

德隆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做最为妥当，只好跟达嫩豪的弟弟倾诉，后者是华盛顿的一位知名律师。德隆请他想出一个家庭原因，使他哥哥不可能出发去北极，某种“家务事性质”的说法可以让达嫩豪的个人和职业名誉都免于受损。德隆跟达嫩豪的弟弟说，自己正“力图宽严并举，对所有相关方都显示出最大善意，你大概觉得奇怪，我对你哥哥的关心丝毫不亚于他的家人”。 [30] 但这位弟弟拒绝参与这样的阴谋。达嫩豪“非去不可”，他弟弟说。 [31]

达嫩豪的家人跟海军部政治高层有交往，约翰的父母开始在背后操作，以确保儿子被正式宣布能够执行北极任务。几周后，海军部发布了一条通知，正式宣布所有关于达嫩豪的精神状况的疑虑都“毫无根据，特此声明”。德隆被告知“当手下官员看似完全可以胜任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显示出对其能力的不信任”。 [32] 德隆认为，这些文字的深刻含义是，将达嫩豪从名单中删除将被视为迫害下属官员——此举可能会把他推到军事法庭上。

德隆束手无策。不管他愿意与否，达嫩豪都将跟他一起前往北极。

在艾贝特旅馆的三个月里，德隆全身心地沉浸于这些琐事，几乎废寝忘食。“我忙得晕头转向，”他写道，“而且困难缠身。” [33] 他花了很长时间为珍妮特号寻找补给、探险设备和科学器材。他买了一台便携式观测台，以便架设在浮冰上进行天文学和气象学观测。他买了一个小暗房来冲洗探险队的照片。他研究了最新的去盐蒸馏器，并收集了大量磁力和气象设备以及用于保存各种生物样本的化学溶液桶。

他预订了4.5万磅肉糜饼（一种用干肉、莓果和脂肪做成的肉干类食物）及各种罐头食品。为防止坏血病——北极探险队的经典克星——他用发酵的马奶试制了一种名为马奶酒的饮品，据说那是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广泛饮用的东西。发现此法不可行后，他又试验了一种浓缩柠檬汁配方，然后把十几桶这样的酸性黏液托运到了旧金山。

德隆想让珍妮特号上的人们尽可能舒适和便捷。船上会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一流的医务室、装备各种现代步枪和手枪的枪械库、一套精选的游戏和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台小风琴，方便大家享受现场音乐。德隆“把珍妮特号在荒凉的北极所需的一切都想到了” [34] ，他对此颇感自豪。艾玛从未见过丈夫如此奔波忙碌。德隆总是在“不停地”敦请催促，她写道，“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查看，什么细节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买来了电报键、电池和数英里的铜线，计划在浮冰上把它们串起来，以便军官们可以跟派遣到离船较远的小分队进行联络。他听从史密森学会的建议，与亚历山大·格拉海姆·贝尔进行了有关“电话”的协商，后者曾在百年纪念博览会上引发了巨大轰动。德隆买了两台电话，希望能有助于冰面上的长途通信。

德隆对在北极乘坐热气球也很感兴趣。这个点子让贝内特很兴奋，他总是急于尝试各种新发明或新装置。德隆考虑在珍妮特号的桅杆上绑一个热气球，以便“增加高度，扩大视野” [35] 。在热气球的篮子里安插一个哨兵可以帮助德隆选择最佳水路，穿过厚厚的冰层。“在高处观察一次，”他写道，“就可以免去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很多冤枉路。”德隆觉得气球也可以用于为很重的雪橇提供“起重力”，从而“降低将它们拖过大浮冰和小山丘的难度”。

然而，在咨询了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气球驾驶员”——一位是来自美国费城的气球驾驶者萨缪尔·金（Samuel King），另一位是他的法国同事威尔弗雷德·德·冯韦尔（Wilfrid de Fonvielle）——之后，德隆放弃了这个想法。两位专家都表示，产生足够的热气让气球鼓起来并浮在空中，所需的煤量极大。德隆失望地写信给贝内特说，除非他碰巧在北极腹地“发现一处煤矿，否则，无论是出于实用性还是经济考虑，都不建议你采用热气球”。 [36]

气球的想法或许就此搁置了，但电灯如何？据德隆观察，几十年来，那些前往北极的探险队“在漫长的冬季有好几个月没有光源，队员们深受折磨”。 [37] 他觉得电灯——当时被称为“人造太阳”——将是对船员们非常有用的设施，有时几乎能创造奇迹。他想象在船的绳索上高高捆起一个电灯网络，人们可以在灯下工作、活动，甚至下船在冰上玩玩球类运动。

那时，托马斯·爱迪生正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公园（Menlo Park）那座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力图完善白炽灯泡的设计，用他的话说是试图挑出“瑕疵”。技术仍然有待改进，但电弧照明这种较低级的照明方式已经可以用于工业环境等场合了。电弧灯是在两根碳棒间的小块空隙里传导高压电流，产生的光不但极其明亮，而且还很刺眼。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38] 很讨厌电弧灯发出的焊枪般的强光。“如今夜间亮起了一种新的城市星光，”他写道，“它可怕、怪异，且对肉眼有害，简直就是噩梦之光！” [39]

尽管如此，德隆仍然渴望把光亮带到极寒的北部。“我想在北极的冬天偶尔为船提供照明，”他给爱迪生写信说，“让船员们享受它对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好处。” [40] 为北极照明——这是个浪漫的想法，但也是可行的。年轻的发明家能否帮助德隆实现这一目的呢？

爱迪生热心地回复了德隆，他当然看到了将自己发明的灯带到北极去，会带来怎样的公关效应。他的白炽灯泡仍在测试阶段，但电弧照明系统已经可以使用了。他立即给德隆写了回信，建议贝内特派一位代表从《先驱报》来到他的实验室，亲自考察他的电弧灯和发电机。

《先驱报》立刻派来了首席科学记者杰罗姆·科林斯，现场演示安排在楼上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条电路上的15盏电弧灯发出强光——几乎有点儿太强了。它们是用爱迪生发明的一个手摇装置启动照明的。它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爱迪生在一封信中跟德隆解释说，“只需要你的船员们动动肌肉。如果没有蒸汽了，可以用传动带连接发电机，手摇这个装置来启动它，船员们可以帮着驱动机器，借此取暖”。 [41] 如果德隆的船员们厌倦了手摇，爱迪生还可以提供一个双马力小型蒸汽发电机，以让船员们休息一会儿。

德隆同意了这笔买卖，在爱迪生的电灯公司下单了：4条电路，每条有15盏碳灯（共60只电弧灯），还有所有必要的电线、一台发电机和其他设备。门洛公园的一个文员在笔记中写道：“为北极照明的机器已经运出。”电弧灯系统通过火车运到旧金山，承诺可以提供比3000支烛光更亮的光源。德隆写道：“连植物都能在它的照耀下生长。” [42]

[1] Lot，A Long Line of Ships ，32.

[2] Guttridge，Icebound ，41.

[3]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4] 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也是美国唯一一家由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5]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6] Guttridge，Icebound ，43.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8.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8.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8.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43.

[11] 指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也担任过水手和教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白鲸》（Moby Dick ，1851）。这部作品出版后，读者的反应相当冷淡，直到1920年代之后才获得广泛认可，如今被誉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12] Guttridge，Icebound ，72.

[13] De Long to Danenhower，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4] 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1796年，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向学校捐赠了2万元的股票，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学校。为表达敬意，校董会决定将学校更名为华盛顿学院（Washington Academy）。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1865年，美利坚联盟国前军队总司令罗伯特·E.李开始担任学校校长直至1870年去世，因此学校最终更名为华盛顿与李大学。

[15] Guttridge，Icebound ，44.

[16] 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部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战略而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曾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制订“东西战线协同作战”计划。

[17] 戴维·迪克森·波特（David Dixon Porter，1813-1891），美国海军上将，波特家族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在美国内战中建立卓越功勋之后，曾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18] Hamilton，President McKinley，War and Empire ，21.

[19] Guttridge，Icebound ，5.

[20]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21]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22] Bennett to De Long，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23] Thompson to De Long，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2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47.

[25]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47.

[2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47.

[27] Guttridge，Icebound ，47.

[28] Guttridge，Icebound ，48.

[29]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30]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31]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32] Guttridge，Icebound ，49.

[33]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34] Guttridge，Icebound ，52.

[3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9.

[3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9.

[37]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38]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与旅游作家，也是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品有《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1883）等。

[39] Stross，The Wizard of Menlo Park ，77.

[40] De Long to Edison，April 21，1878，and Collins to Edison，May 2，7，and 9，1878，Papers of Thomas Alva Edison，Rutgers University.

[41] Guttridge，Icebound ，51.

[42]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4.竭人力以征之

虽然德隆本人一直都在华盛顿，但在马尔岛修船工人们缓慢的努力下，一艘全新的珍妮特号即将问世。她从里到外彻底改头换面，外观整修一新，内部结构也进行了改造。

在船舱内，海军设计师们安装了双索具网状支架和铁制箱形梁来抵御坚冰的冲击。珍妮特号的船头填充了实木，外部也用最坚固的美国榆木制成的新木板进行了加固。她的船底也加垫了六英寸厚的俄勒冈松木列板。每一个裂隙和缺口中都填满了热沥青。船上更换了甲板。客舱进行了重新安排，安装了足够躺下33人的铺位。她的煤仓也大大扩充，可以装载超过132吨煤。新增了重型水泵，发动机也大修过。缝制了一套新的船帆，绑上了新的绳索。整条船被刷得焕然一新，缝隙中也填满了防漏的麻絮。

在轻甲板上，工程师们安装了一台蒸汽动力的绞盘，在遭遇厚重的坚冰时，它可以吊起船舵和螺旋桨，使之不致受损。该绞盘还可用于“拖曳”船只，也就是使用捆绑在冰锚上的绳索或锁链锚定浮冰，用绞盘牵引船只前行。马尔岛的机械师们建造了两个当时最先进的新锅炉，还安装了脱盐装置，每天可以过滤500多加仑 [1] 的淡水。

珍妮特号的生活区也根据严寒天气的需要进行了彻底改装。她的客舱和前甲板上都装了厚毛毡做成的隔热层。木匠们为她做了新的突出船首和门廊，尾楼甲板上垫了很多层厚厚的油漆帆布。船上安装了新的保暖系统。已经提前在阿拉斯加下了订单，全面补给皮衣、皮靴、皮手套和毛毯。购买了雪橇，以及酒精炉和取暖帐篷，这些都是专为在北极地区露营而设计的。

根据一位海军历史学家的说法，珍妮特号已经“为遭遇坚冰进行了加固，比以往的任何探险船都要结实”。 [2] 德隆和艾玛一起在那年5月到达旧金山时，他直奔造船厂，对自己的新船贪恋地看个没够。看到船只在他离开期间经历了如此彻底的改造，他深感震撼。“我对她满意极了，”他写道，“一切正合我意。” [3]

德隆对达嫩豪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船长说：“他圆满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一切任务。” [4] 如此改头换面的修理工程，最终的账单竟还不到5万美元。德隆认为这主要归功于达嫩豪的警觉，现在，他越发为自己曾考虑把领航员从船员名单中除去而内疚了。

6月，德隆在来自造船厂的一个军官委员会的陪同下，驾驶珍妮特号进入旧金山湾，以测试她的新引擎和回转能力。她的重建主要关注的是结构完整性，而不是灵活性或速度。珍妮特号在水上虽颇显迟钝，但还是完美地通过了测试。

整个5月和6月，德隆在东岸采购的商品和补给开始陆续到达马尔岛。爱迪生的电弧灯被送到了船上，还有贝尔的电话和电报设备。便携式观测台部分安装完成。暗房建造完毕，还有整箱的玻璃板和其他照相器材。装卸工们把珍妮特号的武器也运上了甲板——雷明顿步枪和霰弹枪、温彻斯特连发枪、英式自动击发手枪、2杆捕鲸枪、10支前装式步枪、2万匣子弹、500只雷管、6大桶爆破火药和70磅弹丸。随后送到的是航海和科学设备：测时计、比重计、臭氧计、磁力计、无液气压表、定位导航仪、六分仪、摆锤、天顶仪、望远镜、试管、本生灯、经纬仪等。

虽然爱迪生的发明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德隆知道探险队度过漫漫长冬的主要照明光源仍然是灯火。于是，珍妮特号携带了250加仑的鲸油、数百磅动物油脂、数千根灯芯以及各种灯——牛眼灯、球形灯、煤油灯和手提灯。

最后装载的是食物、饮料和药品——足够33个人健康存活三年的补给。只要仔细查看一下载货单，就会发现他们未来的饮食非常单调：珍妮特号携带了2500磅烤羊肉、3000磅炖牛肉和腌牛肉、3000磅咸猪肉和100磅羊舌。在大部分时间，船上的人要喝咖啡、茶和炖肉汤，以及每天定量的柠檬汁。但喜欢烈性酒的人看到清单可以振作一下：船上的一个仓库里放满了各种酒类，一直顶到天花板，大桶的白兰地、黑啤酒、浓啤酒、雪利酒、威士忌和朗姆酒，还有很多箱百威啤酒。

与此同时，德隆在填补珍妮特号的人员空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各位军官、科学专家和海员从各地陆续到达马尔岛，以便彼此熟悉——也熟悉一下他们这艘被加固的冰上方舟，未来几年，他们将以此为家。在海员中有三个广东小伙子，是达嫩豪从旧金山雇来的厨师、乘务员和船上侍者。军官查尔斯·奇普和乔治·梅尔维尔在一个月前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在造船厂协助达嫩豪对珍妮特号进行最后的修缮。

如今其他主要参与者也动身前往马尔岛。德隆知道他需要一位“冰区引航员”，此人必须对浮冰和北冰洋的各种严酷脾性非常熟悉。在旧金山的各个码头上寻觅一番之后，船长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人。这是个经验丰富的捕鲸船船长，老家是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名叫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邓巴现年45岁，坚忍的面庞饱经海上的风霜，他是个忠实本分的人，过早花白的头发修剪得又短又硬。他10岁就出海了。作为海豹和鲸鱼捕猎者，邓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白令海峡附近的危险水域中度过的，他在那里练就了一套“对付坚冰的出色本领”，一份报纸报道说，“以及最有价值的各种智谋计策”。 [5]

邓巴曾到过南极洲附近的严寒水域以及整个南太平洋，他的船曾经触礁沉没，后来有人从一个荒凉的珊瑚岛上把他救出。邓巴是探险队内年纪最大的成员，但梅尔维尔形容他“硬朗矍铄，是有经验的扬基船长的绝佳典范”。邓巴会是整条船的眼睛——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将高坐在桅杆上搜索覆冰的海水。德隆觉得能找到他是自己的幸运。

德隆雇用的探险队博物学家是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民用科学家雷蒙德·纽科姆（Raymond Newcomb）。他29岁，为人害羞，面色苍白，长得像个地精，下巴周围毛茸茸的，看起来像个少年。纽科姆是史密森学会大力推荐的。他曾在美国鱼类及渔业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f Fish and Fisheries）工作过，自称是“自然史、鸟类学和动物学的初阶学生”。 [6] 他来自一个显赫的新英格兰家庭（祖父是参加过莱克星顿战役的独立战争英雄）。德隆觉得纽科姆是个聪明认真的人，很容易相处，只是有些胆小。然而，这位博物学家很少旅行，几乎从没有在海上生活过。他似乎在解剖刀、甘油糊剂，以及制作动物标本时用的那些冒烟的酸性物质中感觉最为自在。他需要在北极证明自己。

另一位前来报到的民用科学家、爱尔兰人杰罗姆·科林斯是个风头更盛的人物。科林斯在科克郡学的工程学，但他是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一直在贝内特的《先驱报》做首席气象学家。他是贝内特派到门洛公园去跟爱迪生谈论电灯问题的科学记者。作为天气预报领域的先驱，科林斯为国际气象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对盛行风向模型的了解做出过很大贡献。从纽约，他就能分析出正越过大西洋向东行进的风暴前锋，并将警报发电报传给《先驱报》在伦敦和巴黎的办事处，以便欧洲的读者为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做好准备。他对天气预报所做的改进曾为他赢得了巴黎世界气象大会的称赞。

科林斯可不是个死板的天气呆子。他年轻时是一位重要的爱尔兰共和党活动家，也是秘密民兵组织“盖尔人之家” [7] 的创始人之一。来纽约之前，他曾在英格兰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计划帮助几位被关押的芬尼亚 [8] 同志逃出伦敦监狱——但行动失败了，他不得不躲藏了一段时间。他后来还牵头进行过一项研究，考察利用潜水艇颠覆英国海军的可行性。

科林斯的政治立场显然已经不那么棱角分明，他的事业也经历过多次转折。在成为气象学家之前，他参与过港口建设、桥梁建设、铁路勘探，还参与过新泽西州曼哈顿附近一个盐沼的大型土地开垦项目。

贝内特建议科林斯参加航行。这位爱尔兰人将作为探险队的气象学家、摄影师和“首席科学家”，还将是《先驱报》的“特约记者”。科林斯是个多才多艺的妙人，会唱歌，也会弹钢琴——能就几乎一切话题高谈阔论一番。我们以后会知道，他还固执地喜欢说双关语俏皮话。

达嫩豪觉得科林斯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票友——按照领航员的说法，那种过于好辩的人“对什么都知道一点儿，却没一样精通”。 [9] 不过，德隆虽然也有点怀疑，却似乎很高兴科林斯能加入。“他有大量的一般性知识，”船长写信给贝内特说，“我相信他必将在北极做出一番事业。” [10]

一直以来，一个重压在德隆心头的问题是，随着珍妮特号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将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来到旧金山，祝愿珍妮特号的船员一路顺风。贝内特答应要来，但补充说他到达加州之前不会对任何人暴露行踪。这位出版人坚持不让任何报纸——哪怕是他自己的——对他在美国东海岸登陆之事有所耳闻。

他会乘坐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的一艘轮船从利物浦到达纽约。随后在夜色掩护下转乘等在那里的一艘游艇，一份记录说他“像个幽灵一样偷偷上岸” [11] ，并在新泽西租下一列火车，车窗完全被遮住。根据计划，贝内特将乘坐火车到达奥马哈（Omaha），然后再转乘另一列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专列火车，后者将很快把他送到加州，正好能赶上探险队出发。

德隆不明白贝内特干吗非要搞这么复杂的秘密行动。这一切如此古怪。“不管你怎么仔细计划着不露脸”，他对贝内特提出异议，每个人都会知道“你就是那个派遣船只并支付全部费用的人”。按照德隆的说法，贝内特是“探险行动的发起者和促成者” [12] 这一事实天下皆知。

德隆不知道的是，贝内特需要超脱，需要神秘感，这是他最重要的性格。他喜欢阴影，就像那些装饰着他的庄园、游艇和报社办公室的猫头鹰一样。他无法直接或热心地投入任何事。贝内特的确是个幽灵——德隆这样坦白率真的人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这位赞助人。贝内特到达后自会前往现场。德隆能做的只是数次向白星航运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询问到达时间，除静心等待之外无能为力。

正因为贝内特间谍式的恶作剧，导致事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走向，搅乱了德隆平静的内心。1878年，著名的芬兰-瑞典探险家尼尔斯·阿道夫·埃里克·努登舍尔德 [13] 教授开始了为期好几年的航行，要走完东北通道——也就是从芬兰到白令海峡，沿着欧亚大陆的整个北岸航行。努登舍尔德和他的织女星号（Vega）轮船在那年大部分时间都杳无音信，贝内特渴望为他的报纸再造一次“斯坦利寻找利文斯通”式的凯旋，想让德隆先在西伯利亚东北岸寻找努登舍尔德，然后再前往北极。即便努登舍尔德没有消失，贝内特也觉得两位探险家的会面将是一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定能登上头版头条，让报纸在全球销量大增。然而，寻找斯堪的纳维亚人可完全是另外一项单独任务，这次绕道会耽误珍妮特号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它就无法充分利用北极冰雪融化的那个短暂的夏季窗口期了。

德隆对这个新命令非常恼火，但他并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贝内特没有直接向德隆传达寻找努登舍尔德的愿望，而是通过海军部长汤普森转达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贝内特写信给汤普森说，“人道主义动机表明，救援和帮助努登舍尔德教授是首要目标。” [14] 部长在回信中承诺要“将救援努登舍尔德教授作为始终不变的重要目标”，随后正式向德隆下达了命令。

“到达白令海峡后，”德隆接到的新命令写道，“你必须在你认为可能获得有关努登舍尔德教授下落之任何信息的时间和地点尽可能仔细地调查。如果你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安全的，则可继续航行至北极。否则，你必须继续搜寻，尽你所知所能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救助。” [15]

德隆怒不可遏。他不明白为什么海军要置本次航行任务的成败于不顾，去救助一支其他国家的探险队，而且他觉得后者既没有消失，也没有遭遇任何重大危险。在他看来，人们对这位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的“担忧毫无必要”，全球各地的大多数北极专家也持同一态度。努登舍尔德自始至终的计划都是紧沿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海岸线航行，所以他不会离陆地太远——而且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本来就不会听到他的任何音讯。“我一点儿都不担心努登舍尔德的安危，”德隆说，“就像我确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升起一样。” [16] 他完全没猜到这些命令背后的真正原因——贝内特渴望再次为他的报纸制造一个轰动的大新闻。让德隆担心的是，寻找努登舍尔德可能会耗尽整个夏天。“待我们找到他们再向北行进时，可能就太晚了，”他烦躁地想。这样一来，珍妮特号事实上就要耽搁一整年的时间。

德隆对这一插曲的反应是他面临新障碍时一贯的本能反应：以自己特有的固执和乐观态度埋头苦干。“我相信眼前越是出现困难，”他写信给艾玛说，“我的决心就会越大。” [17] 努登舍尔德安然无恙——对此他确信无疑。德隆会在西伯利亚沿岸的几个村庄略停几站，很快一切疑虑都会烟消云散。幸运的话，这次绕道也不过耽误他一两周的时间。他会执行海军的命令，然后继续北行。

距出发日期还有十天，德隆在马尔岛上举行了一次委任庆典，在庆典上他规定整个探险队必须遵守海军军纪，并正式宣布珍妮特号为美国海军军舰。德隆召集所有军官和海员来到甲板上，向他们宣读《战争条款》以及珍妮特号的正式航行命令。船长那天身穿带有金色蕾丝和肩饰的军礼服，他的夹鼻眼镜反射着海湾远处的亮光，一把锃亮的剑挂在他的身侧。奇普、达嫩豪、梅尔维尔和安布勒站在他身边，他们的帽子都潇洒地斜戴在头上。艾玛也在场，手里拿着她自己为探险队缝制的丝质蓝旗——这面旗帜将被悬挂在新发现的土地和北极。

23名海员身穿海军蓝服装，各就各位在甲板上站好，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冰区引航员邓巴和两位民用科学家纽科姆和科林斯。德隆大声宣读了贝内特电报信的一些段落，后者承诺一旦珍妮特号迷路或搁浅，他必会派人救援。“我将不惜利用一切金钱和影响力追踪你们并派去援助，”出版人如此发誓说。 [18] 如果珍妮特号上有人员死亡，已婚者至少可以放心，“我将会保护你们的遗孀”。

艾玛把丝质蓝旗升上桅杆，它跟美国国旗一起在微风中飘扬。轮船现在将驶向旧金山，在那里做最后的补给，但那是官方的补给。轮船已经正式服役，她的名字前面如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称号，她现在是“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了。

德隆对自己的轮船和船员们充满自豪。“我心意已定，”他写信给贝内特说，“只要珍妮特号在海上漂流一日，只要我们活着一日，就会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我们有优秀的船员、充足的食物、精良的轮船，万事俱备，定将竭人力以征之。” [19]

[1] 1加仑约合3.785升。

[2] Guttridge，Icebound ，60.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4.

[4]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5]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6]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27.

[7] 盖尔人之家（Clan-na-Gael），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美国活动的一个爱尔兰共和主义组织，它是“芬尼亚兄弟会”的继承者，也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姐妹组织。

[8] 芬尼亚（Fenian），1850～1870年代爱尔兰独立运动组织，是都柏林的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和在纽约成立的芬尼亚兄弟会的统称，其成员在爱尔兰大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在美国主要是爱尔兰裔移民。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是芬尼亚的核心，并以爱尔兰共和国的名义行使权力。

[9]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30.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7.

[11] Guttridge，Icebound ，53.

[12]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3] 尼尔斯·阿道夫·埃里克·努登舍尔德（Nils Adolf Erik Nordenskiöld，1832-1901），芬兰和瑞典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北极探险家。他是著名的芬兰-瑞典科学家家族——“努登舍尔德家族”的一员。

[14] Guttridge，Icebound ，38.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9.

[16]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

[17]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64.

[18] De Long to Bennett，Jeannette correspondence，National Archives.，56.

[19] Nourse，American Explorations in the Ice Zones ，372.

15.新的入侵者

1879年7月第一周的一个深夜，德隆和艾玛在旧金山皇宫酒店（Palace Hotel）包房的起居室里消磨时光。屋里到处都是书、航线图、账簿和轮船蓝图，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德隆满脑子想的都是各种恼人的细节。

造价500万美元的皇宫酒店四年前刚刚开业，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酒店——用安德鲁·卡内基的话说，“工程之巨，举世皆惊”。皇宫酒店的天花板有14英尺高，755个套房全部装有私人卫浴设施、早期的空调，以及电动呼叫按钮，客人可以通过对讲机将其要求传达给酒店的侍者大军。皇宫酒店还配有液压电梯这种新奇装置，它们装饰着红杉面板，时人称之为“升降室”。

德隆和艾玛尽力在这家奢华的酒店里品味在一起的短暂时光。（西尔维暂时住在爱荷华州艾玛的姐姐家。）但即将分离的苦痛重重地压在两人心头。多日来，德隆一直被各种杂务分心，无法专注于跟航行有关的无数细节。艾玛全程陪在他身旁，阅读他的信件，跟他一起筹划，做他的参谋——整个过程“尽量不让我的情感占上风”。 [1] 在环南美航行中，艾玛逐渐对珍妮特号的每个细节了然于胸，她还全神贯注地参与规划，德隆已经开始把她看作探险队的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了。

艾玛暗自也希望能加入他的北极探险，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抵达极地是丈夫一个人单方面的梦想。他对北极的迷恋始终如一，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过去五年他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努力、奔波和准备工作，都是为了这一周的到来。“几年来，他的全部心思都凝结在这一点，”她写道，“他从没有想过靠时来运转而功成名就，他是那种一心关注伟大事业的人，不是为了自身的荣耀，而是因为成就伟大的事业本身就能让他的内心获得满足。” [2]

那天晚上，德隆从正在读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上抬起头，凝视着艾玛。她穿一件黑色天鹅绒睡袍，戴着一条淡蓝色项链。他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看着她，让艾玛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在想，”他说，“你会是一个多漂亮的寡妇啊。” [3]

艾玛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这样多愁善感不符合他的个性。德隆不是那种纵容自己胡思乱想或情感泛滥的人。她有种扑在他怀里的冲动，想要对两人都感受到的强烈情感投降，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正如她后来写道：“我担心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样我们俩都可能崩溃。” [4] 她担心如果他俩有一人踌躇不决，“那么无法言说的悲伤就会四处蔓延……毁了我们最后几天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德隆还在给她压力。“如果发生了不幸，”他说，“千万不要披麻戴孝的。”如果他死在北极，他希望妻子的穿着依然简单优雅——就像她今晚这样摄人心魄。

艾玛努力镇定了一下，回答道：“我不会当寡妇的。” [5]

德隆没再往下说。事已至此，即使他有不祥的预感，现在也不能终止航行了。正如他后来给她的信中所说：“我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我们两人谁都无法让我后退。” [6]

后来，德隆让她过来坐在自己的膝上。“我用手抱住他的脖颈，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艾玛回忆道。他们彼此爱抚，想要延长这片刻的欢愉，而此刻皇宫酒店的窗外已开始车马喧嚣，陡峭的街道上响起了市井嘈杂。“我们平静地聊了一个多小时，都极力地控制着自己，没有情感泛滥。” [7]

过去的几个星期，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乔治·华盛顿·德隆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为他高唱赞歌。他能感觉到整个国家的希望压在他的肩上，也正是这些支撑着他度过了艰难时刻。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一时间成了彻头彻尾的名人。一夜成名多少让他有些尴尬。他没学过该怎么面对，天性也不爱出风头——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 ）说，德隆是敢于“迫使北方的斯芬克斯说出自己秘密” [8] 的人。贝内特的《先驱报》的一位记者称赞德隆“把命运抓在手中，献祭给北极发现的圣坛”。 [9] 《纽约商业广告》宣称：“如果这位英勇的指挥官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那将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地理冒险之一。北方之谜的解开将成为本世纪的一件大事。” [10] 纽约州北部的一家报纸更是激进，称珍妮特号的这次探险让“人类无限接近一次伟大的发现，在它面前，连哥伦布发现美洲都相形见绌了”。 [11]

这些过度煽情的宣言表明，珍妮特号承载着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渴望成为世界强国的远大抱负；这次探险所体现的自豪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勇敢的德隆的指挥下，珍妮特号将会发现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写道，“他将采取一条新的路线，尝试迄今未经考验的天才途径。这位新的入侵者能否成功迫使北极道出它深藏已久的秘密呢？” [12]

贝内特的《先驱报》在旧金山派驻了一位特约记者，事无巨细地报道探险队的启航，但贝内特本人仍然不见踪影。恩主的缺席让德隆极为失望，他将此看作一个不祥之兆。贝内特还是按照一贯作风，直到最后一刻才答复德隆，但也只是很含混地说他当然希望看到自己的项目启动。

后来，他又不知从欧洲的哪个地方发来了一封电报。“万分遗憾我无法亲自前往祝他一路平安，希望能在他凯旋时前去送上祝贺，”报文写道，“告诉他，我坚信他有足够的能量和勇气，衷心感谢他对我如此忠诚。祝愿这次探险大获成功，令举国振奋。” [13] 然而，贝内特再次重申，如果德隆失败了，他将不遗余力地搜寻和救援。

这就是典型的贝内特：粗暴、冷淡、傲慢，但在金钱方面近乎无限慷慨。这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冷漠之人。贝内特大概根本没打算来旧金山——他讨厌人群，讨厌情感，最重要的是，他讨厌满足他人的“期待”。他已经在勒阿弗尔跟他们道别，那就够了。他会用开支票来表示对德隆的信任。

事实上，就在那一周，他刚刚开了一张大额支票。海军部长理查德·威金顿·汤普森此前曾跟德隆提过，将派出一艘满载优质煤的快船，最远跟到阿拉斯加，这样珍妮特号就不用承担这么大的载重量了。海军官员们还提过可以派一艘军舰为珍妮特号护航至白令海峡。但随后智利与玻利维亚的战争爆发，导致他们“必须增加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军力”。 [14]

行期将近，海军部长给德隆发来最后一封信，祝他一路顺风，并祈愿“无所不能的上帝保护” [15] 他那艘漂亮的船。他还通知德隆，已经找不到船只运煤或为珍妮特号护航了。德隆怒不可遏，不得不慌乱地寻找替代方案。“政府弃我们于不顾，”他写道，“让我们自行解决……令人绝望。”愤怒之极，他写道，这次航行“命悬一线”。 [16]

贝内特几乎没有一句抱怨，发电报说他会花钱雇用一艘私人船弗朗西斯·海德号。这艘包租的纵帆船重达92吨，加上它额外的煤储备，将花费贝内特几十万美元，但那不是问题。他从巴黎发电报给德隆说：“你的任何要求都必将得到兑现。” [17]

德隆感激地回信说：“感谢上帝，在国家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时，还有一位支持者帮我渡过难关。” [18] 尽管如此，贝内特不参加送别庆典的决定仍然伤害了他的感情。“我很震惊地收到了你最后决定不来的电报，”德隆写信给贝内特说，“对探险队的成功而言，这就像一次直指核心的打击。”

在珍妮特号启航前最后几天，德隆在旧金山处处受到祝福。他每到一处，便有人群为他欢呼，脱帽致敬。在皇宫酒店，他收到了数不清的来信。朋友和祝福者们送给他各种小饰品和护身符让他带上船，其中包括一支据说有魔力的长笛。“只要你在岸边吹奏这支长笛，”随附的纸条上写道，“我保证狼群都会冲下山来，嚎叫不止。” [19] 一个圣经书社给船员们送来一箱子圣经。加州州长威廉·欧文召开了一次午餐会。旧金山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扬“勇敢而成就卓著的指挥官”和他“挑选的意志坚定的队员”。 [20] 一位声称“有看透世事之神力” [21] 的通灵者在本地颇受欢迎，她举办了一次降神会，其间她声称已经知道德隆“能够抵达的地方将要比任何在世者都远”，他会从这次探险中安然归来，最后“寿终正寝”。

德隆收到了来自各种北极理论家和怪人的无数信件。其中一位郑重其事地预言，在北纬87度，德隆及其探险队员们将“到达一个区域……在那里，他们将遇到来自地球空心的热风”。 [22] 另一位作家确信，德隆的探险队将证明“太平洋和英格兰之间”通过白令海峡“进行跨大洋商业交流是可行的”——德隆要做的只是把路线记入航海图，该路线可以很容易通过灯塔和浮标系统予以标注。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都争先恐后地要锁定对德隆的“独家”专访。船长拒绝了所有来者，通常只是生硬地回答说：“我对此事无话可说。”德隆很久以前就知道沉默是金——而且他也没时间浪费在接受采访上。“他还未到北极就已冷若冰霜，”一位记者悲叹道，“什么也融化不了他的心。”

一天下午，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为德隆和他手下的几位军官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来自西海岸各地的著名科学家都来参加了。他们想知道德隆想在北极了解到什么，以及他希望实现怎样的成就。面对这些质询，德隆踟蹰地站起身，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他在开场白中说：

这是世上最难的事情之一，事实上，让一个进行这样一场探险的人在出发之前说出自己“要做什么”，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到达北纬71度之后，我们将进入一片空白领域。因此，请不要试图让我解释我们“要做什么”。如能承蒙诸位在我们远行之后仍念念不忘，我们将在返航时努力汇报“我们做了什么”，我敢说那一定十分有趣。对于各位有如此雅兴，希望了解我们这次罕见的任务，我只能报以诚挚的谢意。 [23]

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举杯祝福探险成功，并在德隆及其军官们离场时起立鼓掌。

几天之后，德隆前往旧金山的商业交易所（Merchants Exchange），探访一个与众不同的专家团体——一大群北极捕鲸船船长，那时他们正好在港口。这次会面是由德隆的好友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安排的，这位画家非常了解捕鲸者的世界，因其生动逼真的北极风景画而备受赞誉。布拉德福德觉得德隆应该了解“他们凭借其丰富经验所获得的一切信息，以及任何可能的建议”。 [24]

聚会最终变成了关于北极自然条件的研讨会，布拉德福德成了研讨会的主持人。捕鲸船船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他们都是满身油腻、头发斑白的男人，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比任何人都了解北极有多残酷危险、反复无常。他们跟德隆几年前在新贝德福德遇到的那些人来自同一个兄弟会，他正是在那里了解到，通过白令海峡前往北极基本上是一条“下坡路”。现在，这些船长又跟德隆讲起他们了解的主要洋流和肆虐的狂风，以及白令海峡周围冰面的古怪行为。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故事和传言，还讲述了他们听说的关于神秘的弗兰格尔地的一切。

德隆对他们的建议深表感激，也细细追问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直言浮冰会有致命的危险。1871年夏，32条捕鲸船载着上千人进入白令海峡以北的浮冰区域，在那里船毁人亡。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捕鲸者认为如果德隆一直往前走，最终一定能够看到开放极海。“我们真羡慕德隆船长，”捕鲸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豪曼（Benjamin Franklin Homan）船长后来写道，“北极附近那片温暖的海域该有多么美丽非凡、温暖宜人啊，那里一定生长着各种生物和夏季水果。住在那片葡萄园里的日子多惬意啊！” [25]

另一位捕鲸船船长一直“不祥地沉默着”，布拉德福德回忆道，“一句意见也不说，一个建议也没提”。 [26] 这位沉默寡言的人名叫埃比尼泽·奈（Ebenezer Nye），是一位传奇的捕鲸人。他是沃拉斯顿山号（Mount Wollaston）捕鲸船的富有船长，也曾在很多其他捕鲸船上有过非凡经历。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时年57岁，他从9岁起就一直在海上捕鲸，据说曾多次从公海奇迹般地生还。他曾有三次在北极遭遇船难，有一次在救生船上环南太平洋漂流了21天，体重下降了70磅。布拉德福德觉得奈船长“是该行业中年纪最大、最勇敢也最出色的人……关于航行至严寒海域会遭遇怎样的危险，谁都没有他知道的多”。 [27]

奈的沉默让布拉德福德感到不安，他终于站起身来，点了奈的名。“奈船长还没有分享他的意见了，”布拉德福德宣称，“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奈不情不愿地站起来，说了他的想法。“先生们，我就此事没有多少话可说，”他张口说道。 [28] 他说他本人也会沿着跟德隆一样的浮冰路线去寻找鲸鱼，在弗兰格尔地附近。“德隆上尉，”奈问道，“你的船很坚固，对吧？”

是的，德隆答道。在马尔岛经过所有加固之后，他认为珍妮特号已经“坚固得足以应付北极航行了”。

“配备精良？”奈继续问道。

是的，德隆说。

“你带有足够的补给，尽可能地带足了煤？”

德隆说他会的。

奈船长细想了一下他听到的回答。“好，那么，”他说，“就把它带到冰上让它去漂流吧，你也许会成功的。或者你也有可能走向毁灭——成败的概率大致相当。”

7月8日是珍妮特号出发的日子，那天一早便阴云密布，仿佛在应验奈船长的预言。整个早晨，旧金山上空乌云蔽日，风雨交加。商业交易所这边，船长们怒视着这样的坏天气，纷纷预言珍妮特号将“出师不利” [29] 。“她沿海岸北行这一路估计都会遭遇这样的鬼天气了，”有人听到一位船长说。 [30] 然而到午前，阳光开始穿透云层，风也停了，变成了一股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微风，这恰是珍妮特号航海的有利风向。不久天气便晴朗如洗，只有一层稀薄的雾气笼罩着塔玛佩斯山。一位记者说：“大自然终于大发慈悲了。” [31]

随着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人群涌向码头和电报山两翼，到午后，一位观察家称电报山上黑压压一片，看上去就像“一头巨大的豪猪那鬃毛直立的后背”。 [32] 在集市街的尽头，破旧的梅吉斯码头因人群拥入而岌岌可危。在内河码头，警察不得不设置路障，挥舞着警棍在人群中维持秩序。

公众关注的对象就停泊在芳草地岛的岸边，在浅滩轻轻地上下摆动着，帆桁挺直，偶尔会从烟囱里冒出几缕黑烟。“那条整装待发的小船”，《上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 ）写道，是“上万双眼睛注目的对象”。 [33] 珍妮特号的主桅上飘动着美国国旗和艾玛缝制的蓝色丝质探险队队旗。船身新刷了油漆，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因为煤储备和补给都已装载完毕，船身明显低了一些。可以看到有几位探险队员在甲板上走动或爬上绳索。记者写道，其他队员靠在防波堤上，“用伤感的目光凝视着这座富庶奢华的城市，他们的双脚也许再也无法踏上这里的街道了”。 [34]

几十艘游艇从海湾划过——那些漂亮的休闲艇都有着时髦的名字，像欢乐号、奇迹号、生机号、纯贞号、娇羞号等。当地游艇俱乐部响应会长的号召，全体出动前来护送德隆出海。与那些游艇一同出现的还有拖轮、渔船以及前来送行的祝福者们包下的轮船。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船只上，船长们正在聊天打发时间，他们聚拢在一处，等待着出发一刻的来临。

下午2点，珍妮特号的军官和船员们全都上船了——除了德隆。船长还跟艾玛一起在皇宫酒店的套房里。他穿戴着整齐的制服，正在给华盛顿方面写一封正式的信函——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1879年7月8日

尊敬的海军部长，

R.W.汤普森阁下——

长官，

我十分荣幸地向您汇报，珍妮特号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将于今天下午3点启程前往北极地区。我深知此次出海任务庄严神圣，但我向阁下保证，我定当竭尽所能，为这艘船、为海军和国家增光。我坚信，到目前为止，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先生已经积极而慷慨地解决了一切补给问题。特此为记。

谨启。

乔治·W.德隆 [35]

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德隆对艾玛点点头，他们一起搭乘皇宫酒店的“升降室”下楼，坐进了在外等待的一辆马车里。车夫很快就把二人带到了位于华盛顿街尽头的码头。下午3点整，当德隆夫妇从马车上下来时，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据估计那天有一万多人来到码头送行。

那真是“好大一群人”， [36] 德隆说，电报山上“黑压压的全是人” [37] 。他转过身，向人群脱帽致意；随后他和艾玛从一群名人中挤了过去，走向水边。那里有数千名旁观者在吹口哨和挥动着帽子。这对夫妇登上一条小船，轻松地划向珍妮特号。按计划，艾玛将陪伴德隆到金门海峡，在那里跟丈夫最终分别。她和德隆的密友、已经登上了珍妮特号的威廉·布拉德福德将搭乘一艘护航的游艇回到城里。

下午4点左右，珍妮特号起锚，螺旋桨在水中转动起来。船慢慢地转向阿尔卡特拉斯岛。因载有很重的煤和补给，有些怀疑者质疑德隆恐怕连移动最慢的北极冰山都躲不过。船“蠕蠕而动”，《旧金山纪事报》写道，“以致嘲讽之声四起，说在未来遇到危险之时，她大概逃不过缓慢靠近的冰钳的利爪”。 [38] 以她当前的速度，这家瓦列霍的报纸写道，“它到达北极大概不会超过十年……如果风向有利的话”。 [39]

随着珍妮特号驶进海湾，游艇纷纷从她身旁掠过，人们抓住蒸汽渡船的栏杆，挥动着如云的手帕跟她道别。工程师梅尔维尔觉得这么多“快乐的船员叫好，鸣枪之声震耳欲聋”，真是“隆重”。 [40] 德隆看着这么“盛大的场面”，几乎落下泪来。

然而，船长没法不注意到，送行场面中并没有海军的身影。“出发盛典中见不到一名海军军官，”德隆写道，“这是对我的羞辱。” [41] 正因为他知道有三艘太平洋舰队的轮船——警笛号、阿拉斯加号和塔斯卡罗拉号——就停泊在几英里外，他们的缺席尤其引人注目。仿佛这还不够让德隆丢面子，一条执行其他任务的海军拖轮就在珍妮特号附近驶离马尔岛，连汽笛都没有嘟嘟地响一声。在艾玛看来，这种“轻蔑的待遇” [42] 是因为海军对珍妮特号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妒忌不满，此次航海项目的公私合力性质也让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特权阶级颇觉不适。

但就在珍妮特号即将穿过金门海峡时，陆军补偿了海军对她的轻视：第四炮兵队在旧金山要塞的城墙上鸣炮11响，以示敬意。响彻云霄的轰隆声飘过水面，让珍妮特号的人欣喜非常。科林斯看到那些大炮“冒出浓浓的白烟，翻滚着落在城墙下的海面上”， [43] 欢呼了起来。梅尔维尔称之为“人们祝他们一路平安的庄严祈祷……这是航海出发时最好的吉兆”。 [44]

德隆行军礼回复了陆军的礼遇，附近的各条拖轮也响起了“刺耳” [45] 的汽笛合鸣。“这时我们看到在山姆大叔的要塞上，破旧的国旗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科林斯写道，“再见了，勇敢的战士们，愿你们的枪炮永远欢迎朋友，吓退敌人。船上没有一人脸上露出一丝伤感。我们幸福地感受到，上百万人在向我们传递着友好的祝福。” [46]

不久，珍妮特号就驶进了太平洋，投身到海浪中，转舵向西北行进。头顶上的天空雾气蒙蒙，海风也带着一丝刚猛。科林斯坐在那台小风琴前，奏起了吉尔伯特和萨利文刚刚创作的喜歌剧《皮纳福号军舰》 [47] ，试图调节气氛，让艾玛和德隆开心一点儿。6点左右，一条名为欢乐号的游艇停靠在他们的船尾附近。德隆知道它的目的：艾玛和布拉德福德要回旧金山了。“分别在即……时间到了，”科林斯写道，“我们要跟文明世界暂时告别了。” [48]

艾玛找时间单独跟安布勒医生待了一会儿，她已把他看作一位知己了。“请紧紧陪伴在我丈夫左右好吗？”她对医生说，“你知道，指挥官永远难逃孤独的宿命。” [49]

安布勒保证说他会的，但又给自己的话加了一句限定的注脚。北极是个怪异的所在，他说，“我们无疑都会丧失分寸感，请对我们宽大和仁慈一些”。

德隆插话道：“该走了。”一条小船从吊艇架上落下，艾玛与其他几位军官一一握手致意，在科林斯看来，她“有着英雄一般坚定的神情”。 [50] 随后，她转头对一些船员说话。“团结一心，振作起来……胜利属于你们！”她说，“我请求你们，始终跟船长并肩作战。” [51]

德隆和艾玛登上船，布拉德福德跟在他们身后。船上的水手们驶向欢乐号时，科林斯说：“珍妮特号的后甲板上几乎人人都潸然泪下。” [52] 布拉德福德觉得这短暂的航程让他心如刀绞。“大家一言不发，气氛压抑，”画家后来写道，“只有船桨在桨架中砰然作响，海水的激流汹涌澎湃。” [53] 到达欢乐号船边时，德隆握着妻子的手，只说了声“再见”。她把手臂缠在他的脖颈上，亲吻了他。只有到了那时，德隆写道，“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分别的压力……深觉错愕”。 [54]

艾玛爬上了游艇，转身看了德隆一眼，在布拉德福德看来，那一眼便是“虔诚而沉默地祈祷他平安归来”。布拉德福德能够看到“她因为遗憾自己无法跟他一起面对考验而更觉得分别难以承受”。 [55] 德隆似乎有些犹豫，“好像就在那一刻丧失了勇气”。他随即恢复了平静，转身对水手们坚定地说：“走吧，伙计们”！然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艾玛看着珍妮特号远去，直到它变成了海平线上一个灰色的点。当它终于消失在视线之外时，她走下甲板，随着欢乐号一起返回旧金山。“我只想一个人静一会儿，”她写道，“那一刻我仿佛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就好像……一切都结束了。” [56]

珍妮特号上，德隆坐在指挥桌前。他欣慰地在日志中记录，美国北极探险终于启航了。他写道：“轮船开始了她的航行，正前往白令海峡以北那片未知的世界。愿上帝的慈悲与我们所有人同在。” [57]

《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珍妮特号成了“矗立在金色夕阳下的一道长长的暗影”，随即便消失了。“三年后，德隆很可能载誉归来。此刻，他消失在世界的尽头。他将驶向无尽的未知，世界只能将目光投向黑暗之边，等待着终有一日，珍妮特号的孤帆闪起第一道白光。” [58]

[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59.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0.

[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59.

[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59.

[5]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0.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4.

[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0.

[8] San Francisco Examiner ，July 9，1879.

[9]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10] New-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 ，July 8，1879.

[11]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32.

[12]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9，1879.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0.

[14] San Francisco Examiner ，July 9，1879.

[15]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31.

[16] Guttridge，Icebound ，6.

[1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57.

[1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0.

[19]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9.

[20]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2.

[21] “Interview with a band of Spirits，interestd in Arctic Explorations，” June 30，1879，Emma De Long Papers.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38.

[2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1.

[24]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

[25] see www.south-pole.com/aspp005.htm.

[26]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

[27]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

[2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

[29]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30]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31]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32]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9，1879.

[33] Daily Alta California ，July 9，1879.

[34]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9，1879.

[35]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9.

[3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64.

[3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65.

[3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9，1879.

[39] Vallejo Times ，July 9，1879.

[4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

[41] Guttridge，Icebound ，6.

[42]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4.

[43]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4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

[45]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9，1879.

[46]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47] 《皮纳福号军舰》（H.M.S.Pinafore ），一部两幕喜剧。1878年5月25日，该剧在伦敦首演。剧本讽刺了皇家海军、议会政治和不合格的权威人士。

[48]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4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1.

[50] New York Herald ，July 9，1879.

[5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2.

[52]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9，1879.

[53] William Bradford in the Boston Herald ，quoted in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2-63.

[54] Guttridge，Icebound ，7.

[55]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3.

[5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3.

[57] Guttridge，Icebound ，7.

[5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9，1879.

第三部分 教人忍耐的荣耀领地

16.死巷

就在珍妮特号朝北驶向白令海峡时，另一艘举世闻名的船正沿着俄国的北太平洋海岸南行，驶出白令海峡。那是阿道夫·努登舍尔德的探险船织女星号。此时世上还无人知晓，不过这位芬兰-瑞典裔科学家和探险家一个月前走出了他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冬季营地，已在去往日本的路上，他将在那里宣布自己的伟大成就：努登舍尔德是第一个走完整条东北航道的航海家 [1] ——他航行穿越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织女星号环绕了大部分欧亚大陆，已经成功走完了俄国北冰洋沿岸的8000英里海岸线。

德隆从一开始就猜努登舍尔德没事——的确，他根本未曾真正遭遇过什么危险。斯堪的纳维亚人不需要谁来“寻找”，就像远赴非洲的利文斯通无须搜救一样。但是，贝内特希望创造自己的“德隆遇见努登舍尔德”那电光火石的一刻，此时也宣告失败了。

然而，努登舍尔德从冰上出来的时机对德隆实在不利，他只差一星期就能跟努登舍尔德的船相遇。德隆驶近阿拉斯加海域时，织女星号正在前往日本千岛群岛的路上。正如一位北极历史学家所写：“在阿留申群岛和诺顿湾之间那片浓雾深锁的白令海上，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和她意欲寻找的船擦肩而过。” [2]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在酝酿着另一则坏消息。那年初夏，一艘由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派遣的纵帆船驶出了北冰洋，它刚刚对北太平洋和白令海进行了一次雄心勃勃的多年期研究。测量局雇用的水道测量家和气象学家们对洋流、水深、盐度、温度和盛行风向模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具体说来，此次测量志在了解日本的黑潮。虽然大部分数据还有待分析，但清晰的模型已呼之欲出。

研究结果显示，黑潮在强度、温度和可靠度方面均无法与大西洋的湾流相提并论。黑潮横扫日本沿岸进入公海之后，会分解成数不清的次级洋流，其强度亦逐渐减弱。如果说它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白令海峡的主要趋势是向南流动的冷水洋流。

该测量的最终报告撰写人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博物学家威廉·希利·多尔。多尔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科学家——曾在鸟类学、人类学、海洋学和古生物学等多个领域发表过论文，也为史密森学会进行过无数次气象学研究。多尔曾在阿拉斯加各处游历，他的名字在该地区广为人知。

多尔关于黑潮的报告十分明确。“黑潮不会向北边阿留申群岛和堪察加半岛之间的流域输送任何明显的支流，”他写道，“不会有暖水洋流从白令海进入白令海峡。白令海峡无法携带一股足够规模的暖水洋流，哪怕是对就在其北边的极地流域也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就我们当前所知，更易于航行的北极通道无望存在，或者笼统地说，不存在什么北行的中间通道。在就此课题展开的调查中，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能支持那个广泛传播但不合逻辑的概念，即在北极海的任何地方存在有大片无冰的海域。” [3]

在这些毁灭性的研究报告发表之时，德隆早已从旧金山出发了，所以他根本没机会看到它们。它们几乎对珍妮特号探险所依据的全部科学理论提出了质疑——那些都是在大众的想象中无数次被反复证实过的理论。（珍妮特号启程之后，《先驱报》曾宣称：“毋庸置疑，白令海峡有一股温暖的洋流从太平洋流入北冰洋。”）然而，正如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冰盖下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洋流。没有通往北极的温暖通道，而且可能也没有开放极海。塞拉斯·本特、马修·方丹·莫里以及已故的奥古斯特·彼德曼都大错特错了。

珍妮特号还在一路向北颠簸而行时，华盛顿的科学家和官员们逐渐消化了这些最新数据。他们了解到的每一条信息似乎都表明，德隆的航行在远未正式开始之前，就已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一位即将深入研究这套测量数据的科学家是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托马斯·安蒂塞尔 [4] 。安蒂塞尔博士在纽约美国地理学会发表演说时，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结论。德隆前去寻找的那条通道“并非深入北冰洋的真正门户”，他说，“实际地讲，北太平洋在北边没有什么出口；白令海峡不过是一条死巷”。 [5]

[1] For the navigator’s first-person account of the voyage，see Nordenskiöld，The Voyage of the Vega Round Asia and Europe .

[2] Guttridge，Icebound ，65.

[3]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15 （1883），101-32.

[4] 托马斯·安蒂塞尔（Thomas Antisell，1817-1893），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家、教授，以及“青年爱尔兰”组织成员。他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还曾担任日本明治天皇政府的顾问。

[5] Nourse，American Explorations in the Ice Zones ，368.

17.被咬住了

8月12日，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穿过金门海峡出海后一个月有余，便悠闲地进入了阿拉斯加州圣迈克尔附近的海湾。她在诺顿湾抛锚之后，城堡上的一位哨兵为迎接珍妮特号的到来，在一门老掉牙的铸铁炮（那还是俄据阿拉斯加时代的大炮）里装填炮弹，发射了几枚礼炮。

圣迈克尔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33年建立的一个贸易站，是美国与其位于远北 [1] 地区的新占领土进行大部分商品交易的收集站和交易中心。那个地方倒没什么特别的——几间破旧的仓库，一个弹药库，一些由几个小平房集成的村落，还有一个古老的俄国东正教教堂。然而，这大概是德隆在前往未知区域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了。他将在这里采买补给、装满煤仓、收集毛皮、买狗并寄出信件。

他们的驻地坐落在距离育空河三角洲最北端出海口不到100英里的地方，红棕色的河水沉积物从那里远远地注入大海。圣迈克尔常常会有捕鲸人、海豹猎手、矿工、陷阱捕手和商人光临，还有些代理商出售补给给想要进入阿拉斯加腹地的人。据说，每年从圣迈克尔装船运出的大量毛皮和皮革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

这个季节，来自旧金山的船只纷纷抵达，成百上千名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会在城堡外扎营，与各个毛皮公司的代表见面，用生皮、皮革和鱼干交换印花棉布、枪支和朗姆酒。成群的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旁，用来点火的浮木是育空河的大浪冲下来的。在这个季节，人们常常在午夜的阳光下闹饮，进行摔跤、拔河竞技，这是“狂歌痛饮”的季节，捕鲸者们如此形容他们酒后的狂欢。

德隆也想让他的船员们享受几天北极的夏季时光，品味一下美利坚帝国最外延、最北端这个热闹城堡里的喜庆气氛。不过，他还是觉得圣迈克尔是个“悲惨的所在” [2] 。德隆觉得，那里有一股腐败的气息，是由酒精和贪婪助长的堕落和放荡。但他知道在离开此地之前，这可能是他们对文明世界——姑且就算这是文明世界吧——的最后一瞥了。他写道：“我们或许还能把（圣迈克尔）看成某种世俗的乐园。” [3]

从旧金山到圣迈克尔近3000英里的路程，德隆走了35天。他说轮船因为载煤过重而“像头猪一样地摇摆前行” [4] ，但最初几天，他们享受了风平浪静的航海时光，船上的气氛也十分欢快。每到夜间，科林斯会坐在风琴前弹一些小曲，船员们有人打着手鼓，有人拉起小提琴，大家唱起歌来。

其他时候，起初没那么热情的科林斯会试图对船员们讲几句双关语俏皮话。不过一旦“开闸放水”，科林斯便一发不可收拾。“有些还不错，”德隆评价说，“有些就糟透了。” [5] 他那些俏皮话往往很难理解，或许是因为它们的爱尔兰背景，其他人根本不明白有什么好笑之处。“起初我们全都拒绝他的俏皮话，”德隆写道，“每次他一讲，我们会一脸懵懂，像孩子一般探寻地看着他，请他解释两三遍，直到他最终受不了了，说我们离旧金山越远，智商就越是直线下降。不过现在我们让他随便讲，讲得好会受到表扬，讲得不好会被我们狠批一通。” [6]

总之，德隆极其享受跟船员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他们是“我们的小家庭”，他说，“简直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船员了。没有任何人流露出一丝不满，也没有一句听上去像是愤怒的话”。他们是美国镀金时代的缩影——那是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意志坚定、自力更生，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过上比自己远离的旧世界更好的生活。他们中有德国人、两个丹麦人、两个爱尔兰人、一个芬兰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挪威人、一个俄国人，还有法裔美国人、荷裔美国人、几个苏格兰裔爱尔兰人以及三个华人。

德隆对华人厨子阿三（Ah Sam）和乘务员查尔斯-东星（Charles Tong Sing，也叫查理）尤其满意，两人都是从旧金山的中国城雇来的。德隆觉得阿三的厨艺很棒，而且越来越好。他是个非凡的面包烘焙师——虽说煮的咖啡对船员们的口味来说太淡了，但他很快就摸准了他们的好恶，看似过得如鱼得水。在德隆看来，阿三和查理“不谙世事”且“无忧无虑”，似乎“既不担心未来，也不怀念过去”。

但德隆雇来的第三个华人船员——船舱侍者阿兴（Ah Sing）——显然是个天大的错误。阿兴神经紧张，动作失调，简直无药可救；他不会说英语，还不停地在船上摔跤，把食物和饮料洒在就餐者身上，把杯盘碗碟摔在地板上。他“就是一根废柴”，德隆心想，“此人愚蠢至极，现在就已经让我觉得沮丧了”。 [7] 阿三和查尔斯-东星不停地纠正这位侍者，用滔滔不绝的华语责备他。阿兴脸上的微笑颇让人心烦，他的微笑虚弱而甜腻，无时无刻不挂在脸上，后来谁都受不了了——特别是梅尔维尔。德隆说：“只要我下个命令，梅尔维尔一定现在就把他带到岸上一枪毙了。” [8]

德隆在阿留申群岛上的乌纳拉斯卡岛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采买货物，包括毛皮、海豹皮、鹿皮、毯子、6吨鱼干和150吨煤。他通过一艘南行的轮船邮寄了一些信件，然后就向北进入了雾气蒙蒙的白令海继续漫长的航行，直奔圣迈克尔。

好几天来，珍妮特号都遭遇了巨浪，船上那些经验不足的新手因为晕船而死去活来。阿兴看起来“像一具行尸走肉”，德隆说，“他像是自己前世的一个影子，他的长辫子变成了在风中飞舞的一团乱发。我真害怕他会死掉”。 [9] 不过，最难受的还是爱尔兰俏皮话大师。“可怜的科林斯整日晕头转向，估计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德隆如此写道，不过他又开心地提到，“总算有几天听不到他的俏皮话了。” [10] 然而，让船长遗憾的是，随着珍妮特号驶近圣迈克尔，科林斯又恢复了活力，“又开始讲俏皮话了”。

德隆不得不在圣迈克尔停留了将近一个星期，等待贝内特在旧金山包下的补给纵帆船弗兰西斯·海德号赶上他们，带来最后一船煤。于是船长就趁此机会忙活其他事务。他买了熏鱼和生肉，委托当地的因纽特人为他们缝制毛皮大衣和豹皮毯子，还买了鹿皮靴，以及各色狼皮和貂皮。他在村民中间打探任何有关努登舍尔德行踪的消息，哪怕是传言也好（不过这里没人知道）。阿拉斯加商业公司的代表们又给他添置了一些武器和弹药。他从因纽特人那里买来40条雪橇犬——“它们很棒，都是充满活力的幼兽，我今天上岸去看它们，它们已经很友好地开始跟我亲近了。” [11]

带着狗上路一直都在德隆的计划中，但他知道自己和手下的船员们对如何驾驭或照顾这些动物一无所知。于是他又到村民中去雇用两位熟手加入探险队。他很快就找到了两个愿意签约的年轻人——一位自称猎人的阿列克谢（Alexey），还有一位是他的朋友，名叫阿涅奎因（Aneguin）。两位因纽特青年都能说一些英语，但对探险所知甚少——不知道他们要去往何方，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们愿意来主要是因为那笔在他们看来高得离谱的报酬。阿列克谢每个月会得到20美元，还有一笔给他妻子和儿子的少量生活补贴。不仅如此，探险结束时，他还能带回一支温彻斯特连发枪和1000发子弹这些特别的礼物。年轻一点的阿涅奎因没有结婚，所以报酬稍低一些。

弗兰西斯·海德号总算载着一船煤姗姗来迟，德隆把出发日期定在了8月21日。那天早上，两位因纽特橇夫上了船，了解了珍妮特号的一些情况。一位因纽特姑娘也跟着上船待了一小会儿。她是阿列克谢的妻子——这位矮胖羞涩的少妇虽赔着笑，却难掩对丈夫的担心，他们年幼的儿子也跟着上来了。他们告别的场面让珍妮特号的每个人动容，许多人无疑思念起自己的妻子或女友。这对夫妇坐在舱门附近的一堆土豆袋上，手牵着手，难舍难分。

科林斯在给《先驱报》发的新闻急件中记录了这一场面，他觉得阿列克谢的妻子“在此情此景下表现得非常得体”，她“坚毅中透着对丈夫的眷恋”。他们逗留了一会儿，温柔地说了一会儿话，泪水涌上了他们的双眼。海鸟在他们头上盘旋而过，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被吊上船，轮船吱嘎作响。这对因纽特夫妇“彼此发誓要永远相爱”，科林斯说，“令我深受感动”。 [12]

德隆或许想起了自己跟艾玛分别的场景，也同样被感动了。他试着找了点船上的东西给这位因纽特少妇作纪念品，毕竟未来的两三年里，她的丈夫都将在这条船上生活。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用烫金字印着“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字样的瓷器茶托和茶杯了。德隆还送了一支口琴给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的妻子充满感激地接受了礼物。她“似乎因为得到这独一无二的宝贝而大喜过望”，科林斯写道，“立刻把它们藏在了她那件毛皮裙的大口袋里，那里简直就是个仓库”。 [13]

德隆终于宣布所有来访者下船的时间到了，阿列克谢不舍得妻子离开。“他们拉着手拥在一起，在船上慢慢地挪动着步子，”梅尔维尔说，“直到最后，才总算带着无限的疑虑和恐惧，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14]

在正式向北航行之前，德隆还要完成一个任务：他还要解决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阿道夫·努登舍尔德的行踪之谜。他不一定非得找到努登舍尔德不可，但必须提交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后者的船，即织女星号，已经安全过冬，无须帮助。德隆仍然对这一任务十分气恼，但既然这是海军部长本人亲自委托的，他就不能推诿塞责。当然，德隆并不知道谜底早已揭开。他担心不得不为此徒劳之举浪费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8月21日晚，珍妮特号起锚了，一路向西前往西伯利亚沿岸，去打探“消失”的探险家的音信。弗兰西斯·海德号紧随其后。

珍妮特号在狂风中驶过白令海时，一排巨浪冲到船上，打在德隆船舱的前端。顷刻间，窗户被打得粉碎，他的屋里海水泛滥。“我当时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写道，“突然被淹在海水中，身边全是碎玻璃，我的东西全都在水上漂着呢。” [15]

船驶近俄国的圣劳伦斯湾，德隆派一群人上岸打听努登舍尔德的消息。楚科奇土著们似乎知道有一艘外国船曾在海岸北部的一个冰封的海湾过冬，还有些土著回忆说，7月时曾看到一艘轮船沿着海岸向南开走了。

德隆没有再浪费一点儿时间，他掉头北行，前往迪奥米德群岛 [16] 和白令海峡。8月27日，在白令海峡附近的开放海域，珍妮特号和她的供煤船弗兰西斯·海德号就要分道扬镳了。德隆给煤仓里加了最后一次煤，又把他的信件——包括他写给艾玛的最后一封家信在内——交给了另一条船。他还决定把不成气候的船舱侍者阿兴也送回旧金山，因为留着他已经没用了。“我开除了那个华人男孩，”德隆写道，“他带着一贯特有的、幼稚乏味的微笑上了纵帆船，以哲学家一般的淡定接受了宿命的安排。” [17]

随后珍妮特号便一路向北，而弗兰西斯·海德号则南行而去。在弗兰西斯·海德号携带的那捆信件中，有一封是科林斯给《先驱报》撰写的新闻急件，他在稿件最后写道：“这一刻我们的感受跟所有留在家园的人一样，此去北行，相信上帝会保佑我们，给我们好运。再见了！” [18]

德隆径直前往东角——如今的杰日尼奥夫角——也就是亚欧大陆的东北端。在那里，靠新雇来的橇夫阿列克谢当翻译，他从当地村庄的一位老妇人那里获知，确实有一艘探险船曾在沿岸更靠北的一个名叫科柳钦湾的地方度过了寒冬。

穿过北极圈后，珍妮特号下一个登陆地点是谢尔采卡缅角。那里的土著领着德隆的一些船员在苔原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地点，他们说，一个外国团队曾在那里安全过冬。那里有几顶帐篷，德隆的船员们找到了一些印有“斯德哥尔摩”字样的锡罐，以及潦草地涂写着瑞典文字的纸条。船员们还发现了达嫩豪所谓的“一些斯德哥尔摩职业美女的有趣照片”。 [19] 楚科奇土著给船员们看了一些他们收到的礼物：雕有花纹的海军服纽扣——显然是瑞典、丹麦和俄国的。楚科奇人通过手语和手势说明，冰一融化，那条外国轮船就安全出发，朝东驶去了。

在德隆看来，所有这些构成了足够有力的证据，表明谜底已经揭开——他也就不再负有任何侦查职责了。“我想每个人都心存感激，”他写道，“我们终于知道努登舍尔德是安全的，可以继续赶路，去往弗兰格尔地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20]

就这样，德隆终于可以自由地向北推进了。8月31日，他掉转珍妮特号的船头，驶出科柳钦湾，朝着传说中弗兰格尔地的方向驶去。他必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利用最后的夏季窗口期尽可能到达北极腹地。达嫩豪说，直到此时，“我们才觉得自己的北极航行真正开始了”。 [21]

头两天，他们在风平浪静的无冰海面上顺利航行，但随后开始遭遇越来越大块的流冰。天气变得冰冷刺骨，温度骤然降到零下7摄氏度上下。一场暴风肆虐之后，绳索表面都包上了一层光滑的白色薄膜——这是突如其来的不祥先兆。“一大片积雪封霜，”德隆说，“煞是好看。” [22] 他不担心下雪，但害怕结冰。“我们注意到有大块浮冰在周围慢慢聚合，”他写道，“周围浮冰的平均厚度看似有7英尺左右。”

这么早结冰的确出乎意料，但有个好消息可以与之相抵：9月4日，邓巴在岗哨上看到了赫勒尔德岛（Herald Island），那是楚科奇海上一处很小的峭壁，在捕鲸者中赫赫有名。［它虽然跟贝内特的报纸同名，但两者可没关系，这个岛是1849年由第一个发现并登陆之人为其命名的，此人是奇力爵士 [23] ，是英国皇家海军赫勒尔德号（HMS Herald）的船长。］赫勒尔德岛显然被标注在德隆的航海草图上，但他知道离它再远一些，在它以西50英里外那片雾蒙蒙的海上，应该就是弗兰格尔地，也就是彼德曼口中那个高深莫测的跨极地带。无论在真实意义还是在引申意义上，那都是德隆的目标，然而到现在为止，他还看不到它的真面目。

第二天，船员们确实瞥见了弗兰格尔地——或者至少他们以为那是。“在午前有好几次，”德隆说，“我们分明看到赫勒尔德岛之外的西南方远处有陆地。我首先倾向于认为那是海市蜃楼造成的幻象；但我们看到了边缘轮廓清晰的高耸雪山形状，而那不可能是海市蜃楼，所以我才坚定了信心，认为我们确实看到了（弗兰格尔地）。” [24]

又见到几次之后，每个人都确信无疑了：弗兰格尔地！一想到距离这个目的地如此之近，可以在那里找到过冬营地并开始探索未知区域，他们便禁不住满心狂喜。

然而，喜庆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时船已轰然陷入越来越大的冰块之中，让他们头晕目眩地缓缓倒向船舷。德隆爬上桅楼瞭望台，试图看出漩涡的形状并继续前行，以从迅速缩窄的水道中突出重围。“我们的船舷刮擦受损，”他写道，“但这都是与冰作战留下的光荣负伤的痕迹。” [25]

眼前的景象让德隆想起了他指挥着小朱尼亚塔号在格陵兰岛附近的情形。他常常不得不突进某一条水道，反复猛击冰块，才能强行进入一个小小的缝隙。船头的撞击往往会在船头前方留下复杂的蛛网状裂缝。德隆说，珍妮特号通常能“在浮冰中挤出一条裂缝，勉强通过”。在强行挤过这些逼仄通道的过程中，他越来越依赖邓巴的建议。这位新英格兰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洞见，能看出别人无法察觉到的结冰模式。梅尔维尔说，他是“我们中间那位古老的水手和北极权威……他敏锐的眼光来自于海上漂流40年的丰富经验” [26] 。

有时，船员们不得不把捆上绳索和滑轮的爪钳固定在前方的冰上，用蒸汽绞盘猛拉珍妮特号向前或“拖曳”其前行。珍妮特号的蒸汽引擎加足马力，蒸汽绞盘摇摇晃晃，发出巨大的叮当声，黑烟和热蒸汽喷涌而出。有时为了省一些煤，德隆会让船员和狗队跳到冰上，用尽全力拖拉船只。船员们和狗队发出咕哝和嗥叫声，伴随着浓重的潮气，在裂缝有望扩大的浮冰上使劲拉船。船员们立在原地拉紧绳索，嗥叫的狗群也竭尽全力，一起拖拽。

但德隆的选择越来越少。此刻他的四面八方全是冰，把前进的道路包围得死死的；水路和缝隙全都在闭合。“浮冰上的每一条哪怕有一点点偏北的缝隙都试过了，”梅尔维尔说，“冰阻断了我们所有的退路。” [27] 每当轮船劈开一条缝隙勉强通过，梅尔维尔都会看向船尾，看到那条缝隙又再次闭合，像一个巨大的钢制捕兽夹那样，啪地合上了它的利爪。

船四周聚集的压力惊人。炸裂声此起彼伏，参差不齐的锯齿状碎冰块以千钧之力相互撞击，不时形成冰脊。浪花四下喷涌，突破冰隙嘶嘶作响。巨大的冰板吱吱嘎嘎地彼此碾过，在巨浪中上下摇摆，慢慢将另一块冰磨成碎片，随之响起了刮擦声、刺耳的叹息和其他各种刺耳的声音。

德隆力图找到一条可以将他带往弗兰格尔地的水道，但纯属徒劳。大浮冰不断迫使他转轨朝向东北，离他的圣杯越来越远。他们又有几次看到了弗兰格尔——德隆估计“那是一块台地，山峦起伏”——但它渐渐淡出了视线。“这是我们两个月前从旧金山启航时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在今年冬天到那里探险，”德隆绝望地说，“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28]

此时，珍妮特号的船身在越来越大的冰板上连续撞击反弹，前所未有地震荡起来。现在，很多地方的冰已经有15英尺厚了。船头好几次在大浮冰上高高翘起，咯咯吱吱地被迫停下，被遏制了去势后又重新滑到水中。

然而，珍妮特号历久弥坚。德隆不得不信任那些曾竭尽全力为她加固船身的马尔岛的工程师；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努力工作似乎见到了成效。“她剧烈地摇晃着”，达嫩豪说，但“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损害。的确，我们的船坚挺地抵御着震荡”。 [29]

9月7日星期日，船员们觉得右舷又积聚起新的压力，然后突然间，一块巨大的浮冰将珍妮特号掀到冰面上，船身剧烈倾斜。其他浮冰块也密集出现在船周围。船身在压力之下滴答作响，发出呻吟。短短几分钟，珍妮特号就完全受限，动弹不得了。她负担过重的蒸汽引擎喘息不已，烟囱也冒出浓浓黑烟，但她一寸也挪不动。按照旧时北极捕鲸人的说法，船“被咬住了”——他们那个行当有一套颇为古怪的委婉行话。

达嫩豪写道：“我们熄了火，用冰锚把船固定在原地。寸步难行。” [30] 珍妮特号被固定的位置跟水平面有一个很不舒服的夹角，弄得船员们站不直也坐不住，躺在铺位上都怕滚下去。冰还在四周聚积，咯咯声不断，释放出大量气泡，又在冰面自身的空隙处破裂。但它已经变得坚不可摧了。

德隆望着眼前的大浮冰，努力思考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水温计并没有显示有暖流朝北推进。黑潮在哪里？如果有温暖通道的话，显然不在这里。开放极海似乎遥不可及。“目力所及，只有一望无际的冰，”德隆写道，“它不光看上去从不曾破裂变成水……而且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现在我们要想突出重围，至少得有一场地震才行。” [31]

他当然一直都知道，珍妮特号总有一天会像这样被围在冰中，但他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如此偏南的地方，还是在季节这么早的时候。他本希望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到达北纬80度，但现在只不过才到北纬72度，就已经千里冰封了。这几乎令德隆感到难堪。他原计划在弗兰格尔地沿岸某处登陆，在那里找到一处安全的洞穴停船过冬，以免她遭到更大块浮冰的剧烈碾压。然而，此时珍妮特号所遭受的压力却要大得多——简直是德隆无法估计的无常之力。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恶毒地诅咒因为徒劳地寻找努登舍尔德而耽误的时间。德隆相信——他很可能是对的——正是在西伯利亚沿岸浪费的那一周时间，致使他无法在弗兰格尔地登陆，导致他在来年之前无法在探险路上实现任何重大成就，或突破人类航行的“最北”纪录。

然而，船只被困并没有让船长心灰意冷。他希望这块浮冰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是一反通常季节模式的意外。北极捕鲸人曾告诉他“9月下旬和10月上旬，这个纬度带会经历‘秋老虎’”，他乐观地写道。温暖天气的再一次爆发“终会把我们解放出来”，他对此确定无疑。“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异常的结冰现象，期待着9月的狂风会把冰吹化，为我们开出水路。”

但有时德隆似乎又接受了他要被困在这里过冬的事实。的确，他似乎欣然接受了逆境，并努力寻找它可能的意义。“这是一块教人忍耐的荣耀领地，”他说，“我确实很失望，大概没人了解我的失望有多深切。我们无可奈何，只有接受现实，原地不动。” [32]

就在珍妮特号遭遇冰封的同时，一支美国捕鲸舰队正沿着同一块浮冰的南缘行进，想在起程返回旧金山之前，寻找这一季最后的收获。这三艘捕鲸船的船长都看到北边远处大约10英里外，距赫勒尔德岛不远的地方有一艘船。就算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海伦马尔号捕鲸帆船上的鲍德瑞船长也能看出那是一艘轮船，正在挣扎前行。

鲍德瑞拿出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想看看那艘船有什么动静。他确信那不是一艘捕鲸船。时节太晚，不可能再有捕鲸船远离文明世界，朝那个方向航行了。然而从那艘船上冒出的黑烟不断变化的轨迹，他看出那艘船正在企图冲出浮冰，颠簸震荡着朝北边和西边前行，但显然未能如愿。

海伦马尔号和同行的船只海风号（Sea Breeze）及黎明号（Dawn）回到加州后，几位船长看到的景象被刊登在旧金山的报纸上。这是美国军舰珍妮特号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33]

[1] 远北地区（Far North），指北极和亚北极地区。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8.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8.

[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2.

[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9.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9.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9.

[8] De Long to Emma De Long，August 18，1879，Emma De Long Papers.

[9] De Long to Emma De Long，August 18，1879，Emma De Long Papers.，1∶42.

[10] De Long to Emma De Long，August 18，1879，Emma De Long Papers.，1∶43.

[11] De Long to Emma De Long，August 18，1879，Emma De Long Papers.，1∶48.

[12]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4.

[1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4.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51.

[16] 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孤悬于白令海峡中央的一个群岛，分属美国和俄罗斯的领土。

[1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52.

[1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6.

[19]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3.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57.

[21]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4.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59.

[23] 奇力爵士（Sir Henry Kellett，1806-1875），英国皇家海军中将和探险家。1848年，他受命协助搜寻失踪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香港的奇力岛、奇力山和奇力湾都是以他命名的。他通过白令海峡航行穿越楚科奇海，发现了赫勒尔德岛，岛名“Herald”与《先驱报》（Herald ）同名。

[2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59.

[2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0.

[2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6.

[2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1.

[29]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

[30]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

[3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4.

[3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0.

[33] See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6-27，and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44.

18.兴风作浪

那年8月，就在德隆艰难北上之时，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正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跟好友们一起度夏，还拜访了妹妹珍妮特·贝内特·贝尔。他把游艇停靠在码头，那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航海、竞技马车以及同穿着白色法兰绒球衣的一伙人狂饮作乐上。他对梅家的失礼已得到了原谅，他也再次成为纽波特“别墅度假族”中的一员。的确，贝内特被认为是聚会上备受欢迎的灵魂人物。《纽波特水星报》（Newport Mercury ）在他8月2日到达当天就报道说：“大家立即意识到，又一个充满喜庆气氛和热闹活动的季节即将拉开序幕，因为贝内特先生有足够的能量和冲劲来开动这辆欢乐的马车。” [1]

贝内特是纽波特读书会（Newport Reading Room）的会员，这个沉稳体面的组织只吸收最杰出、最富有的绅士入会。他觉得那地方沉闷无趣，于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他决定搅动读书会的一潭死水。 [2] 他显然已经跟来自英格兰的马球老友、英国骑兵上尉亨利·奥古斯塔斯·坎迪豪饮一通了。贝内特挑战坎迪——显然是挂了彩头的打赌——问他敢不敢做点儿一定能让读书会那些乏味的会员大惊失色的事儿。坎迪接受了挑战，于是两人酝酿了一个计划。

当天傍晚，坎迪上尉身穿全套马球服，骑上他的小马驹，出发前往读书会坐落在贝尔维大道上的那座明黄色的豪华会所。他骑着马上了前门台阶，穿过了会所的两扇门，进入会所的前厅。据说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管理员高声叫了起来：“先生，您可不能骑马进来！”但坎迪丝毫不予理会，继续进入沙龙，穿过酒吧，出入其他房间，无视坐在那里阅读报纸、品尝杜松子酒和苏打水的俱乐部会员满脸困惑的表情。随后坎迪熟练地掉转马头，走出前门，扬长而去。

坎迪不但赢了这场跟贝内特的对赌，还展示了他无可挑剔的骑术，但读书会的会员立刻谴责了他的行为，并发誓不让他和贝内特再踏进俱乐部会所半步。读书会如此冷淡地对待这场胡闹虽在贝内特的预料之中，但也刺激了贝内特的好胜心。他一怒之下，决定另建一个俱乐部跟读书会分庭抗礼，他决心让那里更活泼、更喧闹，没有这么多传统束缚手脚。他决定称之为“纽波特游乐场”（Newport Casino）。

贝内特在贝尔维大道读书会的街对面买了一大块地。他立志将纽波特游乐场建成巨型的欢乐宫殿——让纽波特摆脱沉闷窒息的形象。那里将设置一个保龄球馆、一个台球厅、草地网球场、一家剧院、一家餐厅、几个酒吧和一个舞厅。他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年轻的斯坦福·怀特，他是纽约著名的麦金-米德-怀特建筑师事务所 [3] 的合伙人。短短几个月，设计图便画好了，建筑也破土动工了。游乐场计划来年夏天盛大开幕。

贝内特脑子里酝酿着一个新点子：纽波特游乐场将举办竞技网球锦标赛。他已经成功地把马球引进美国，如今还要引进这一在英国最热门的球拍类运动。他梦想着让自己的游乐场成为美国网球的摇篮。 [4]

那年接下来的几个月，贝内特都在兴致高昂地构思这些宏伟蓝图。他要让世人看看纽波特读书会的那些人有多无聊、多扫兴。那个夏天，贝内特满脑子天马行空的构想，但它们都与北极相差十万八千里。

[1] Newport Mercury ，August 2，1879.

[2] 我关于坎迪在读书会的恶作剧的记述主要摘自纽波特报纸在1879年夏季的报道，也摘自约翰·汉隆的《网球的摇篮注定摇晃得厉害》（The Cradle of Tennis Was Meant to Be Rocky），该文章刊登在《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 ）1968年9月2日那期。

[3] 麦金-米德-怀特建筑师事务所（Mckim，Mead & White），美国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在20世纪初名噪一时。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1853-1906）是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

[4] See International Tennis Hall of Fame & Museum，Tennis and the Newport Casino （Charleston，SC：Arcadia，2011），and C.P.B.Jefferys，Newport ：A Concise History （Newport：Newport Historical Society，2008）.

19.万一遭遇不测

珍妮特号离开旧金山后，艾玛·德隆知道她必须“让自己心如铁石”——用她自己的话说——“才能熬过这漫长的等待”。 [1] 那天她回到皇宫酒店自己的房间后便陷入麻木状态。她心力交瘁，对一切不闻不问。“我什么也不想做，”她写道，“连想都不愿意想。”她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西尔维还在中西部的姐姐家里。她的父母此前去了澳大利亚，原本定在珍妮特号启程那天到达旧金山，结果他们搭乘的轮船在路上耽搁了，还要一个星期才到。有好几天，她把自己的房间变成了一个黑暗的洞穴，待在里面不见天日。

德隆的密友、珍妮特号启航那天从金门海峡陪伴她回到岸上的威廉·布拉德福德一年中有几个月住在旧金山，还在那里经营着一个工作室。一天他来拜访艾玛，看到她备受煎熬，就提议来点消遣活动：何不去约塞米蒂 [2] 玩儿一趟？

艾玛的脸上立即有了光彩。她还从未去过那里，也没有游览过加州的壮丽河山。威廉说会带上颜料和摄影器材，在他的妻子和艾玛一起野餐及游览河谷时，捕捉一些入画的风景。

跟威廉·布拉德福德在一起总能让艾玛感到安心。他是个沉着冷静的人，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庞，淡黄色卷发，鬓角处卷得特别厉害。他那年56岁，曾9次前往北极，大多数时候都在格陵兰岛附近，每次都安然返航，不仅身体毫发无损，心情也平和愉悦。 [3] 他是那个冰封世界最有表现力和说服力的福音传播者之一。他的北极风景画讲究细节，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很好的销量，维多利亚女王也曾委托他画过一幅作品。他还是位于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的资深会员，他在全球各地的演讲大大助长了公众对高北纬地区的集体想象。布拉德福德描绘的北极充满异域风情和冒险乐趣，是一片有着独特壮观景象的地域。在他的著述、画作和摄影作品中，北极有其独特的美感，哪怕在它最可怕的时候，也不乏超凡脱俗的气质。

“一场暴风雪在大浮冰的边缘肆虐而过，没有什么比这更壮丽的景象了，”布拉德福德曾写道，“海水以其凌厉之势，一浪接着一浪，猛掷在浮冰上，把它撞碎、扯破、撕裂，把巨大的冰块抛掷在它负隅顽抗的表面。那是自然元素之间的一场大战，看一眼便永生难忘。” [4]

本质上，布拉德福德的作品关注的是人类的内心对未知的渴望。他骨子里是个探险家，跟乔治·德隆一样有着北行的冲动，两人亦惺惺相惜。布拉德福德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附近的一个小城，是哈德逊河派 [5] 的忠实信徒，他最著名的画作主题包括搁浅的捕鲸船、形状怪异的冰山、身穿毛皮的人遭遇北极熊，以及午夜阳光照耀之下的冰川峡湾。那都是一些荒凉乃至危险的风景，他却总能在其中注入一股奇妙和美感。

能跟一个同样觉得那片天地如此严酷又如此诱人的朋友在一起，让艾玛心生宽慰。她试图想象心爱的乔治正朝着布拉德福德描述的那片浪漫天地行进。他的画作，以及他神情举止中的宁静，让她也更加安心了。

于是艾玛跟布拉德福德一家一起，先是乘坐火车，后又是马车，向东朝高脊山脉出发了。他们漫步在卡拉韦拉斯森林的红杉林中，其中一棵巨大的红杉树被命名为珍妮特，以纪念这次探险。他们去了约塞米蒂，那里的瀑布和巨大的扇形花岗岩美得令人咋舌，如埃尔卡皮坦、半圆石、哨兵岩。这次远足恰是艾玛此时最需要的。“我起初觉得对一切都没什么兴趣，”她说，“但也逐渐为眼前的美丽风光陶醉了。”这“有益于我从心如死灰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我又开始享受生活了”。 [6]

艾玛回到旧金山时，已经完全恢复了。她的父母也从澳大利亚抵达，已在皇宫酒店里等她了。艾玛很高兴与家人团聚并一起游览这座山城。他们乘火车前往爱荷华州的伯灵顿，艾玛的姐姐跟丈夫S.L.格拉斯哥将军住在那里。过去几个月，西尔维一直寄养在他们家，现在格拉斯哥一家邀请艾玛和西尔维在珍妮特号远航期间就住在这里。这座轮船城坐落在峭壁上，俯瞰密西西比河，艾玛将在这里“熬过漫长的等待”的大部分时间。她给德隆的信写得很勤，虽然知道它们很可能到不了他手里；她称之为“写给未知的信”，写信也变成了一种有治愈效果的仪式。每一封信她都额外抄写两份，分别寄往好几个北极地点——位于阿拉斯加、格陵兰和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的捕鲸和贸易前哨。之所以将后面两个目的地列入，是因为她满怀希望地设想珍妮特号在到达北极之后，可能会航行穿越开放极海，出现在北冰洋另一侧的漫漫冰川中。

在伯灵顿的格拉斯哥家住下之后不久，艾玛染上了一种不明所以的病毒，这迫使她不得不卧床休息了几周。那时，她尚未收到来自北极的任何报道，开始有些担心了。但就在她身体恢复、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之后，一扎来自阿拉斯加的信件到了。乔治写给她的信终于远渡重洋，来到她的手中。

其中一封信提到，他把她的一张照片还有西尔维的一幅肖像悬挂在床头。在他们漫长的环南美航行之后，乔治已经习惯了有她俩在珍妮特号上陪伴着他，以至于他总是想象她们就在身旁。“我每天会有六七次不小心叫出你们的名字，”他写道，“看到你们不在，我有多失望啊！我觉得自己大概再也无法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日子了。” [7] 8月9日的信中则写道：“有时我会想，世上所有北极探险带来的荣耀，大概也抵不上有你陪伴的五分钟所带给我的快乐。”

乔治还保留着艾玛在他们谈恋爱期间在勒阿弗尔给他的礼物，那个他还是单身汉时就随身携带的小小纪念物，这些年每次出海他都带着。“我又看到了那个有你一绺头发和十字架的蓝色小丝袋，”他写道，“现在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随身带着，我还是像11年前那样满怀相思。” [8] 其中一个信封里有一张他的照片，上面写着：“送给我的妻子，让她了解我的行踪。”

大多数信件都是得体直率、公事公办的风格，充满钜细靡遗的航海细节——这很自然，因为德隆已经把艾玛看成自己探险队的一名下属军官了。但在最后一封所署日期为8月27日的信中，他的语气变得温柔了。这封信被包在这一季的最后一捆北极来信中，也是他进入冰区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信。

8月27日

我们此刻正在把最后一批补给装船，今晚7点就要出发了。天气晴好——南风清凉，海面静如平湖，我去心似箭。然而，似乎还应该再说一次再见。我既以身赴险，就须有始有终。

再见了，送上一千个吻。愿上帝助我，让你为丈夫的名字感到骄傲。不要忘记我，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接我的妻子和孩子回家。愿上帝保佑你、赐福你，不管你在哪里，愿你对我的爱始终不渝。

万一遭遇不测，我们此生再也不能相逢，请记住你的一切，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始终是世间男子所能娶到的最忠贞、最美好、最深情的妻子的模样。我全身心地爱着你……我的宝贝，亲爱的，再见了。 [9]

[1]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71.

[2] 指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又译“悠仙美地”“优胜美地”），是美国加州中东部横跨图奥勒米县、马里波萨县和马德拉县东部部分地区的国家公园，占地747956英亩（3026.87平方公里）并延伸到了内华达山脉的西坡。约塞米蒂虽然不是第一个指定国家公园，但它对“国家公园”这个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盖伦·克拉克和本书后文中提到的约翰·缪尔等人所做的工作。

[3] For more on Bradford’s biography and art，see Frank Horch，“Photographs and Paintings by William Bradford，” American Art Journal 5，no.2 （November 1973），61-70.

[4] Anne-Marie Amy Kilkenny，“Life and Scenery in the Far North：William Bradford’s 1885 Lecture to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American Art Journal 26，no.1-2 （1994），106-8.

[5] 哈德逊河派（Hudson River School），美国一批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发起于19世纪中期的艺术运动。之所以名为“哈德逊河派”，是因为该画派早期的主要作品描绘的都是哈德逊河谷及其周边景色，后来才有画家开始将描绘的范围扩展到新英格兰、加拿大海洋省份、美国西部和南美洲。

[6]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69.

[7]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77.

[8]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77.

[9]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88-89.

20.假象和陷阱

整个9月，以及整个10月，珍妮特号一直被困在冰上。德隆已经不存幻想：他们整个冬季都会被困在这里，是时候为此做准备了。他让船员们卸下船舵，把它在甲板上高高吊起，放在安全地带。他让他们用铅白粉和牛脂涂抹引擎，排空管道里的水以防冻裂。他分发了皮衣，还让木匠们又给甲板室加固了一层，在上面覆盖了好几层隔热毛毡。为减少船体散热，他命令船员们在珍妮特号四周建起高至舷栏的雪堤。

珍妮特号主要是往西北方向漂流，但浮冰的运动很不规律，每天甚至每一分钟都在变化。有很多次过了几周乃至几个月，他们发现自己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船身严重向右倾侧成一个锐角，有时会在阵阵强风中颤抖起来，不过除此之外她倒是相当稳定，夹在自己的冰板里岿然不动。梅尔维尔觉得船“就像被嵌在一个模子里” [1] 。在德隆看来，珍妮特号“跟在干船坞里一样稳固” [2] 。

在漂流中，他们始终关注着弗兰格尔地。他们从它的北边经过，看到了从未有人见过的弗兰格尔的景象，就像是从月球的黑暗一面越过一样。在珍妮特号穿过它的最北端时，德隆开始明白两件事。第一，他们不可能到达弗兰格尔了——浮冰群把他们冲得太远，且来势汹汹，让他们根本无法安全着陆。

德隆意识到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从弗兰格尔地北侧望去，又漂流穿过了它可能与更北边的任何陆地连接的地方，他现在终于了解了真相：弗兰格尔地是一个大岛而非大陆。彼德曼关于大片跨极地带的说法是错误的。“彼德曼博士的理论已经站不住脚了，”达嫩豪写道，“因为它显然是一座孤岛。” [3] 弗兰格尔跟格陵兰没有任何关系（“那备受吹嘘的大陆” [4] 到此为止了，梅尔维尔讽刺地说）。地图也得改了：弗兰格尔地应该被降级，现在它只能是弗兰格尔岛。

德隆还成功地把另一个传说也扔进了垃圾堆：温暖通道。他们被身下这块坚不可破的冰牢牢困在这里，自然让德隆怀疑起塞拉斯·本特那个很受吹捧的理论，但还是珍妮特号缓慢而仔细地收集的很多科学数据，更加坚定了船长的看法。每天，他手下的船员们都会下船在海冰上凿洞，对海水的深度、洋流、盐度以及局部重力和温度进行仔细测量。他们从没有发现过有任何一点点证据表明有温水洋流朝北流动——或者说朝任何方向流动。这里根本没有黑潮。每次德隆凝视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冰面，都会诅咒那个华而不实的理论，正是它让他们陷入了眼前的困境。船长说：“我宣布，通往北极的温暖通道是一种假象和陷阱。” [5]

德隆甚至开始怀疑世人尊崇的开放极海的概念。眼前这坚不可破的冰似乎不是一条可轻松通过的“束带”或“圆环域”。它像是永无止境地向外延伸，而浮冰内部积聚的压力表明，更厚的冰层正在集结，其广袤与浩瀚超乎想象。“这自古便是一片死海吗？”他心想，“冰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出口？显然它一定有边界，如果你说这片大洋的冰一直凝结到赤道附近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片荒凉的冰川会一直蔓延，直到末日的号角吹响。” [6]

深夜，德隆和达嫩豪在军官室烟雾缭绕的会议上开始猜测真相：北极被一片无边无涯且不断变化的冰壳笼罩着。没有大片陆地，也没有开放水域，但这片冰盖确实是移动的，看似在捉摸不定的洋流和风的作用下顺时针移动。达嫩豪说：“我们中间有人说，北极地区被一顶巨大的‘冰帽’覆盖着，它似乎以手表指针的方向缓慢地大面积移动；当然，在不同的地点，漂流的方向也不同。” [7]

珍妮特号的探险就此摆脱了它一开始的组织构想——那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浪漫想象——代之以探索真实的北极到底是什么样子。这继而使德隆逐渐明白，前路茫茫，行之维艰。他们或许还是能够到达北极，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可能航行到达那里。

现在，德隆不得不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现实可行的船上秩序。日常作息表开始形成。所有人必须在早上7点起床。厨房7点15分开火。8点供应早餐。接下来直到上午10点是船上自由活动时间。中午测量水深。

随后他们便出发前往冰上，做两个小时的活动。有时他们会穿上雪鞋在船四周踏步走，通常手里会拿着枪，以备海象、海豹或其他猎物出现。也有时如果冰上有不错的平坦点，他们会穿上滑冰鞋滑冰。他们还常常在浮冰上踢足球赛。

下午3点供应晚餐，之后厨房熄火以节省煤。晚上7点到8点之间会提供茶点。夜间达嫩豪会为所有新来者开设一节基础航海课，而其他军官会在军官室抽烟，并对当天的活动进行总结。10点熄灯。

除了德隆确定的少数节庆场合外，不得饮用朗姆酒或烈酒。每月第一天，安布勒医生会为每一名军官和船员做健康检查——任何人不得例外。周日德隆会当众诵读海军《战争条款》，然后带领大家进行简短而虔诚的礼拜仪式。

日复一日，这成了大致安排，但某些人也有具体的任务要完成。达嫩豪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气象和天文观测。安布勒医生不看病时会在船舱里四处走走，测试二氧化碳是否超标，并给饮用水进行硝酸银测试，以确定它的盐度。

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这两个因纽特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对付德隆所谓的“我们那群流氓”狗，它们几乎永远都在争斗、嚎叫，在甲板上随处便溺。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讨厌待在闷热的船舱里，后来甚至在甲板上建起了他们自己的披屋。他们是了不起的猎人——每隔一天人们就会见到几头新鲜的海豹挂在绳索上——但这两个阿拉斯加人有时会在冰上做一些很奇怪的事，那些神秘的举动让其他人觉得很恐怖。他们对着月亮说话。他们用烟草作为给冰的献礼。他们预测狗的行为，其准确度常常令人震惊。有一次在射杀一头巨大的海象之后，阿列克谢裸着一条胳膊，一直伸进猎物的喉咙处，然后把胳膊拔出来，把温热的血擦到自己的前额上。他说：“这样会有好运。”还有一次，阿列克谢杀死一头海豹后，从它的每条后腿上切下小块肉，还切下海豹的胆囊，把它们仔细埋在冰上的一个洞中。“这样会有更多的海豹，”他解释说。 [8] 不过，德隆还是对这两位因纽特人肃然起敬，认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无声的高贵” [9] 。

两个华人移民阿三和查尔斯-东星则守着船上的厨房，他们在那里学会了烹制海豹肉馅油炸面团、烤乳海鸥这样的美食，还有海象腊肠——那是所有人的最爱。（“那可是稀缺美食，”德隆宣称。他认定海豹和海象“都不容小觑”。）阿三和查理还在自己的伙房里睡觉，他们用帘子隔出一小块区域，把那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除了唱歌和玩牌外，他们在忙完锅碗瓢盆之后似乎只有一项娱乐活动：喜欢在冰上放飞五颜六色的风筝，那些风筝都有着纸质的长饰带，其他人看着他们放风筝也很开心。阿三和查理“看似无悲无喜”，德隆写道，“不管遇到什么天气，什么情况……这样的寒冷天气也对他们没什么影响，跟在热带享受春光没什么两样。他们跟船上的其他人没什么交流，但整日欢天喜地，有彼此做伴就很满足了”。 [10]

史密森学会推荐的博物学家纽科姆终日忙着打鸟、在浮冰上猎奇、疏浚海底的蓝泥，以便捕获各种海洋生物。他的研究室变成了一个小型屠宰场，各种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或肢体堆得高高的，跟他工作所需的收敛剂混合后，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他的藏品包括一具海象胚胎、无数海星和双壳贝、各种北极鱼类、几只海鹦、一只翼幅7英尺的信天翁以及两只罕见的楔尾鸥。大多数人都觉得纽科姆——有人叫他宁科姆——古怪变态。梅尔维尔说：“我还是离他越远越好。” [11]

德隆也觉得纽科姆是个怪胎，但还是很佩服他如此醉心于工作。“自然史得到了细致的观察，”德隆不得不承认道，“任何动物或鸟类只要来到船附近，都会有生命危险。”纽科姆很少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或许可以被看作我们中间那个沉默的一员，”德隆写道，“但他在海图室有自己的小空间，整日钻研着自己的各种工具，倒也乐在其中。” [12]

总的来说，船员们似乎过得还不错。德隆称他们为“我们这小小的侨民群体”，他很高兴看到“大家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每晚都会弹奏起自己的乐器，还会唱歌。不少人都有优美的歌喉，我都想组建一支唱诗班了”。 [13]

不过渐渐地，人们不可避免地感觉到生活单调乏味。“我们被迫组成如此亲近的小圈子，毕竟是违反自然的，”德隆写道，“生活空间太小了。”他承认在某些日子里，少数几个人看似“精神状态‘不佳’”，因而觉得“日子变得冗长起来”——但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如果北极圈内的生活舒适安闲，”德隆如此推理道，“那大家都会来这里生活了。我们的不适感本有可能更强烈了，对此我们得心存感激。” [14]

如果说日常作息安排得还算井井有条，那要归功于一个人：船上的执行官查尔斯·奇普上尉。奇普是个不合群的人，他说话干脆果断，不苟言笑，有时甚至会让其他人感到不适。他没事的时候，大多会研究夜空中闪烁的极光。但德隆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这位副手了。“奇普会不言不语、不疾不徐地把一切安置妥当，”德隆说，“他已经将船上的大小事务都归位理顺了。今天我视察船只时发现它非常整洁，而且人人都衣着得体，一切看上去很像个军舰的样子。” [15]

奇普擅长保持各项事务正常运行，而一旦出了问题，德隆最信任的人则是梅尔维尔。似乎没有什么是这位工程师搞不定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他解决不了的。德隆“越来越发现他是个无价之宝” [16] 。如果机器的某个部分出了故障，他会把它拆开重装，从其他机器中拆取部件。夏天时，引擎上的一个泵杆坏了，梅尔维尔轻松地跟德隆说他可以做一个新的——或者如果船长愿意，他可以做20个新的；对他而言这没什么区别。

通常，梅尔维尔手上都会拿个管道配件、烙铁或焊炬，走在哪里都修修补补，或者发明点儿新玩意儿，改善船上的生活。他想出了一种记录风速的新方法。他还设计了一种小型机器，可用来卷皮靴的鞋底，那些皮靴是船员们用在阿拉斯加购买的生皮缝制而成的。如果蒸馏器里滴出的水变得太咸，梅尔维尔就会把整个装置拆开重装，这样就能析出绝对纯净的饮用水了。每次德隆问他是否可以造一个这样那样的装置，梅尔维尔都会走到制图板前很快画出草图。通常答案都是“嗯，可以做”，那成了梅尔维尔的魔法咒语。

梅尔维尔唱歌声音洪亮，诅咒也中气十足，以至于德隆不得不当众批评他亵渎神明。但他“总是开朗健谈，友善快活”，德隆说。 [17] 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以及“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梅尔维尔是这次探险的亮点之一，”德隆说，“我相信他用几个桶箍就能做出一个引擎来。” [18]

珍妮特号每天的例行事务之一，就是设置陷阱用诱饵捕熊，通常诱饵就是阿列克谢射杀的某只海豹那血淋淋的内脏。截止到此时，船员们已经远远地看到过几只北极熊，还看见冰上有数不清的熊爪印，但德隆想在船上的餐桌上吃到新鲜的熊属动物烤肉。最初几周，他们用捕熊夹捉到的唯一猎物是探险队的两条雪橇犬——它们被从钢爪上拔下来时高声嚎叫，尽管受了伤，但总算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伤残。

9月17日清晨，奇普与来自新英格兰的捕鲸者和冰上引航员邓巴出去检查熊阱。在距离船只大约1英里的地方，他们看到有一个捕兽夹弹开了。不过，被捕到的熊把捕兽夹从固定着它的冰锚上拽走了，邓巴看到冰上有一串血印。熊拖着捕捉器前行，在冰上留下了很大范围的刮痕，使得这头野兽的逃离路径一目了然。

奇普和邓巴马上回船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并收集装备，开始全方位的猎熊行动。梅尔维尔和德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久四个人就冲到了冰上。在追寻血迹长达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看到另外两头熊的痕迹，受伤的熊两边各有一头。在德隆看来，那就像是“两个不离不弃的朋友在两旁鼓励它快逃”。

他们在冰上跋涉了6英里，因为穿着厚重的皮衣而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最终他们来到冰上的一处地势较低的地方，看到了自己的猎物仍然带着捕兽夹，痛苦地嚎叫着。那是一头幼小的公熊，它的左边前爪只有一小块地方被钩破了。其中一个同伴仍然陪着它——一头幼母熊。“母熊根本没想抛下它不管，”德隆充满敬佩地说，“跑前跑后的，仿佛在诱导它继续跑。看见我们，两头熊都用后腿站起身，悲惨地嚎叫起来。” [19]

梅尔维尔说这两头熊在浮冰上狂奔起来，“笨拙得像母牛，却又快得像头鹿，弄得雪都像风中的羽毛一样飞了起来”。有时公熊的“好奇心战胜了它的理智，（会）停下来看看这些陌生的生物怎么敢来追它，要知道它可是北极地区的君王啊”。 [20]

当被捕兽夹弄伤的熊和它的同伴终于被逼到绝境，邓巴和奇普用自己的温彻斯特步枪朝它们开了火，梅尔维尔也用自己的雷明顿后膛枪小试身手。德隆开枪给了它们致命一击，如他所说，“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21] 。

奇普和邓巴被派回到船上去找人和雪橇犬来拖拉战利品。几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珍妮特号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一起跟来了。看起来大家都想参与这次猎杀活动，那个下午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节日” [22] ，德隆写道。大家搭起一个秤盘，称量了两头动物的重量：母熊422磅，公熊580磅。

事实上它们只是小熊——一个月后，邓巴又捕杀了一头更大的，重量高达半吨——但这两头是珍妮特号第一次猎杀到熊，因而成了大家愉快的记忆。科林斯带来了自己的照相器材，捕捉到了猎人及其战利品的形象。后来他们把熊剥皮处理，把肉和毛皮堆在了雪橇上。到下午，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油腻和血污。但“大家都很开心”，德隆说，“就像获得了一场胜利”，因为他们知道，当天的晚餐要吃美味的鲜肉了。 [23]

射鸟高手纽科姆可不会被这些大型动物猎人打败。他独自一人在冰上走了一段距离，射杀了“七只美丽的幼鸥” [24] ，他骄傲地宣称，并把它们加入了他越来越多的尸体藏品中，留待制作标本。

到10月中旬，随着黑暗日益加深，德隆觉得是时候试一试爱迪生的电灯了。他一直期待着用它们鼓舞士气——在夜间照亮船只，那是美国天才发明的令人艳羡的新奇玩意儿。

让爱迪生的电灯亮起来这个任务对杰罗姆·科林斯来说极为重要。他的头衔是探险队的首席科学家。他是去门洛公园跟爱迪生商谈的人，亲自订购了电弧灯、发电机等器材。科林斯比德隆更加坚定地相信，电灯会让船上的人们恢复元气。

但德隆已经开始对科林斯的能力有所怀疑了。这位爱尔兰气象学家有多项职责，其中之一是探险队的正牌摄影师，他用那台从美国光学公司（American Optical Company）购买的双摆动锥形折箱相机拍摄了无数照片——大伙儿一起杀熊那天他就拍了不少，他也的确曝光了底板。然而出了点问题：科林斯把曝光后的底板带进暗室，却从没有拿出过洗好的照片。原因让他很尴尬，几乎令他非常羞愧：他找不到在旧金山订购的显影药液了。他在船舱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在保存感光板的盒子里来回翻找。显然他们根本没把它带上船。他知道，这一疏忽完全是他的错。

所幸梅尔维尔还想着带来了自己的照相器材，包括显影药液。后来，探险队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梅尔维尔拍摄的。

另一个特别分配给科林斯的任务是在冰上架起“观测台”——那是个便携式帆布装备，用冰锚固定之后将装满气象学仪器。应德隆要求，科林斯和奇普上尉连上了电话线，以便无论谁在观测台那里，都可以定期与母船联络。然而，当科林斯连接上贝尔的新发明之后，它们的作用却非常有限，信号很快就消失了。脆弱的铜线一旦受潮就无法正确传导，它在坚硬的冰面上状况频出，导致信号中断。显然，贝尔实验室提供的24号裸露铜线是个错误的判断。无论如何，电话成了摆设，这倒不该归咎于科林斯，但不知道为什么，德隆就是把这算作了首席科学家基本没用的另一个证据。

事实证明梅尔维尔才是真正的首席科学家，他知识更渊博，应变更机智，也更精通科林斯应该掌握的那些仪器。科林斯的确是气候专家，但他最喜欢的是俏皮话的“科学”，而此时他的俏皮话也将近枯竭。人们厌倦了他的文字游戏——“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25] 纽科姆有一次冲着他如此喊道——但科林斯还是不肯停。他在音乐方面也江郎才尽。当他坐在小风琴前弹奏活泼的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精选曲目时，他看不出大家都已经对此厌烦透顶了。

但科林斯看得出，梅尔维尔霸占了他的角色。他既痛苦又愤怒，日渐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开始藐视德隆的权威。他不出舱活动，拒绝安布勒医生每月给他检查身体。他很晚才起床，整个上午都在抽烟，无谓地忙活自己的琐事。日复一日，他跟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科林斯发觉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他很可能压根儿不适合这类工作。这人有很多天分，但都跟航海生活无关。他此前从不曾长期在海上生活，无论是来北极还是去其他任何地方，也从未在一个像乔治·德隆这样严厉苛责的人手下工作过。他从根本上无法理解德隆就是这艘船的绝对权威，里里外外都是德隆一个人说了算。此外还有，科林斯有爱尔兰人那种长期培养的受迫害感——一旦被轻视，他就很难摆脱这种情绪。他与德隆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地位模棱两可：他既不是军官，也不是海员，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平民，虽说他可以跟军官们一起就餐，却没有正式的海军军衔。他觉得这种情况让他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局”，这一点很可能没错。 [26] 他或许是船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又是贝内特钦点的探险队随行记者，科林斯觉得自己应该有权不受海军纪律的约束，但德隆不这么看。显然，科林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尊重。

因为上述所有原因，爱迪生的电灯能否成功亮起来，就成了科林斯面临的重要考验，决定了他在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上真正的地位。

10月15日，科林斯从盒子里取出了60只碳灯，德隆让人将它们高高地挂在绳索上。一台名为巴克斯特锅炉的小型蒸汽引擎被点燃，用以提供蒸汽动力，科林斯把它连接在爱迪生的“发电机”装置上，后者又连接在电灯电路上。科林斯在一堆机器和电线中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但即便他启用了70磅的蒸汽压力，仍然无法启动爱迪生的装置，装置上那个小小的电流计指针几乎根本就不动弹。

人们带着充满希望的表情不停地抬头看绳索，但电灯线路就是不亮。大家的脸上都露出失望的表情，仿佛美国辜负了他们。

科林斯困惑不已。他的确没有在旧金山测试过那些电灯，但在门洛公园他曾亲眼见到它们的作用有多神奇——以“大于3000支烛光的光芒”照亮了爱迪生的实验室。为什么现在就不亮了呢？

德隆请梅尔维尔帮着解决问题。把爱迪生的装置拆开之后，工程师得出的结论是，它一定在船经过白令海峡时的那次巨浪中泡过水了。他把装置晾干，试图解开所有的电线并再次绝缘，但还是没用，连梅尔维尔这位珍妮特号上的伏尔甘 [27] 都没法让电灯亮起来。

几天后，安布勒医生跟德隆说，他做了一个关于爱迪生的电灯的怪梦。在梦中，失踪很久的英国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来珍妮特号参观。安布勒医生领着富兰克林参观了整条船，激动地跟他说起爱迪生的电灯；当然，在富兰克林的时代，这个发明根本连想都没有人想过。但富兰克林直言不讳地打断他。“你们的电动机械，”他说，“一文不值。” [28]

“我开始担心富兰克林说的话没错，”德隆写道，“爱迪生的电灯绝对毫无价值。为了让这个机器工作，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29] 或许是爱迪生的错，但德隆把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科林斯。无论如何，按照德隆的说法，那些灯“都化为乌有，销声匿迹了” [30] ——也就是说，被扔进了无人问津的垃圾堆。他厌恶地让科林斯把它们装进盒子里束之高阁。科林斯很沮丧，他的情绪跟无法点亮的北极一样黯淡阴郁。

就这样，白天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冷——自然光越来越弱。太阳慢慢从极地的天空中隐去。11月16日，它彻底消失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再也不会升起。人们不得不靠鲸油蜡烛和煤油灯度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和他的公司关于“点亮北极”的承诺也就此失败。

接下来的71天，珍妮特号将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9.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77.

[3]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13.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9.

[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80.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48.

[7]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18.

[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80.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33.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33.

[11] Melville，quoted in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47.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3.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4.

[1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99.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3.

[1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8.

[1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3.

[1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3.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5.

[2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7.

[2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5.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5.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65.

[24]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80.

[25] Newcomb，quoted in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59.

[26] Guttridge，Icebound ，75.

[27] 伏尔甘（Vulcan），古罗马神话中司火和冶炼的神。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2.

[2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2.

[3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77.

21.几乎永照不熄

在德隆宣布爱迪生的电灯“绝对一无是处”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这位发明家在位于新泽西州门洛公园的实验室就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几个月来，爱迪生一直在研究一种安全可靠的白炽灯泡——这种电灯会发出稳定舒适的光亮，不会闪烁不定或突然熄灭。诀窍是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作为耐用的灯丝，为此他尝试过白金、炭精棒、木片、棉线和亚麻线，甚至钓线。而现在，爱迪生自豪地对记者们说，他已经掌握了原理。他声称原理“非常简单，连擦鞋童都不难理解”。 [1]

1879年10月21日夜间，爱迪生在试验中使用了一种用碳化缝纫线制成的灯丝。一只装有这种新型灯丝的真空灯泡被装在实验室的一个小平台上。接通电源之后，灯泡亮了起来，全无闪烁地亮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试验持续了40多个小时，灯泡始终放射出稳定的亮光，此时爱迪生终于不耐烦了，又增强了电力，直到灯丝最终发出嘶嘶声，烧毁了。

“电灯已臻完美，”爱迪生对《纽约时报》得意地宣称。 [2] 这倒不尽然，但此时他的白炽灯泡的确即将成为现实——而且跟他卖给德隆的电弧灯系统相比，是个很大的飞跃。他的公司还大大改善了发电机的可靠性：爱迪生提供给珍妮特号探险队的那个型号给客户造成了无数的麻烦，但在他彻底修改设计之后，接下来的若干代发电机的性能都相当可靠了。

到那年11月，在申请了白炽灯泡的专利之后，爱迪生尝试了一种用碳化竹子制成的新型灯丝，它可持续照明达1200多个小时。12月，爱迪生到处公开演示，并收到了首批商业订单。“我们会让电变得极其便宜，”他说，“到时候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蜡烛。” [3]

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升起。德隆却与之擦肩而过，相隔不过几个月。当贝内特的《先驱报》的一位记者问爱迪生，他的灯泡将照耀多久时，这位发明家嚼着满嘴的烟叶，然后回答道：“几乎永照不熄。” [4]

[1] Stross，The Wizard of Menlo Park ，79.

[2]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1879.

[3] Thomas Edison ：Life of an Electrifying Man ，14.

[4]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2，1879.

22.看不见的手

大约在太阳消失的同时，冰面又开始移动了。声音震耳欲聋——先是冰块之间刮擦碰撞的声音，然后是更可怕的冰块撞船的声音。喧嚣是在11月的一个寒冷的清晨开始的。德隆被一股“混乱刺耳的声音”吵醒。“我在陆地上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他说，“把轰隆声、尖叫声、呻吟声还有房子轰然倒塌的声音糅合在一起，大概就能想象当时的情形了。” [1]

他走出去研究那块浮冰，那里被他形容为“一个漂流无定的大理石采石场” [2] 。没过多久，其他人也都来到了甲板上。在梅尔维尔听来，那声音起初像是“远处有人开炮” [3] ，只是越来越大。“仿佛有巨石滚落和被看不见的手投掷下来，那些巨大的压缩体尖声唱起了一首刺耳可怕的丧歌。”

达嫩豪觉得大浮冰“比古老的土耳其墓地还要混乱” [4] 。人们恐惧地看着巨大的冰块“像玩具一样被推来搡去”，纽科姆说，这偶尔会让船像“即将痛苦地死去的海中巨怪一样”呻吟起来。噪声如此吓人，连狗都开始哀鸣了；纽科姆听到那些狗“极其怪异地齐声嚎叫起来” [5] 。

然后，冰块开始挤压轮船——事实上扼制住了这条船。填的絮柏油和马尾松树脂从接缝中被挤出来。甲板一度隆起。木板显然受到了重压，德隆觉得它们马上就要裂开了。

他有好几次都准备弃船了。补给都堆在了甲板上，小船随时准备放下，雪橇上堆着足够维持40天的必需品。德隆命令船员每天和衣而卧，各自把背包和铺盖卷都准备好。除了倾听——还有等待之外，他们无事可做。

“我们每天生活在焦虑中，十分疲惫，”德隆写道，“平日里坐在温暖的炉火旁读到有人在冰上过冬，一定会觉得浪漫而刺激，但事实上这足以让任何人愁得未老先衰。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但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在每天早上感恩一夜无事，每天夜里感恩一日平安。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有点像生活在一座火药厂上，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担心血肉横飞。” [6]

有一个时刻，德隆觉得自己肯定要见证珍妮特号的毁灭了。在月光照亮的冰上，船员们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碰撞，听到爆裂声。两块巨大的浮冰撞在一起，造出一个冰脊。在撞击的前沿，大浮冰互相挤撞折叠，启动了一个隆起的连锁反应，看似直冲珍妮特号而来。德隆、奇普和几位船员站在甲板室的舱顶上眼看着它到来，就像一列狂奔疾驶的火车。德隆抓住一根柱子高声喊道：“快抓牢！”当隆起迫近时，吓呆了的人们赶紧寻找最近的绳索或覆盖物，低声祷告着，迎接那巨大的撞击。“冻浪冲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梅尔维尔写道，“我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有眼看着它可怕地前行。” [7]

然后它越过舷栏，在右舷墙上撞出一个洞，整个甲板上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碎片。船突然倾斜，颤抖起来。船员们也在各自悬挂的绳索上扭动着身子。有些被飞来的冰块砸中了脸。然而，这暴虐的冰浪虽然来势凶猛，但几秒钟就过去了，浮冰仍在船的另一侧炸裂，仿佛有个巨大的海怪正从冰层之下穿过。人们鸦雀无声，只有吓坏了的狗不住地呜咽。

不可思议的是，珍妮特号竟没有伤及要害。“船目前还好，”纽科姆惊奇地说，“但谁也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我已经准备好了枪支和背包，任何时候只要接到通知就离船……至于去哪儿，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8] 梅尔维尔对船居然经受住了这样的冲击感到震惊，只能猜测“她还大限未到” [9] 。他把功劳归功于在马尔岛所做的工作——“强有力的桁架坚强地经受住了冲击，”他指出。

船员们就像一群罪犯被宣判缓刑，欢天喜地地开始动手修船。“他们唱着歌，带着表面上的镇定开着玩笑，”梅尔维尔说，“清理甲板上的碎冰，把碾碎舷墙薄板的悬垂冰块推开。各司其职，秩序井然。” [10]

德隆觉得珍妮特号获救只能是天意：“浮冰上可不是船待的地方，我全身心地渴望着能够出去。但只有最顽固的无神论者，才会看不到我们能这样奇迹般地虎口脱险，乃是上帝伸出了援手。” [11]

到11月底，浮冰才总算安定下来。12月2日，德隆对眼前的情况感到很安心，也能试着正常睡眠了。“我今晚应该能够脱衣服休息了，”他写道。 [12] 他已经连着三周没有过这样的奢侈。不过，作为一个失眠症患者，自从被冰围困以来，他很少能完整地安睡一个小时。

在上床休息之前，他迈步下船走到夜色笼罩的冰面上。他享受这样的午夜漫步，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能独自一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套上皮衣，点燃海泡石烟斗，围着船只闲逛，走到他们堆放垃圾和灰烬之处以外的清洁冰面上。在清冷的月色星光下，珍妮特号再次安稳地镶嵌在坚冰中，看上去“仿佛是从仙境里飘落下来的”，他心想。站在离船100码之外，“能欣赏到最自然原始、令人生畏的美” [13] 。这种“庄严的静寂”让人“感觉到自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德隆散步时，常常会看到极光、流星雨、月晕或神奇的幻月的光影流动。一天夜里，一个神秘的光球在珍妮特号附近的大浮冰上舞动——它闪烁跳动着，忽明忽暗，寂灭之后再度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又在冰上跳了一会儿舞。

“我觉得今夜是我有生以来最美丽的夜晚，”一天夜里，德隆在漫步后写道，“夜空晴朗无云，月明如洗，群星闪烁，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儿声响惊扰这静夜。船只和周遭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几条长长的电线伸到三脚架和观测台上方，到处都会有圆圆的隆起，上面积着霜，狗儿在那里沉睡。珍妮特号在夜空的映衬下仿若一座浮雕，每一根绳子和翼梁上都裹着厚厚的雪和霜——真是难得的美景。” [14]

但德隆随后会审视自己，仿佛为自己的狂想曲略感尴尬。“我起了个头，却写不下去了，”他写道，“我好像知道曲调的旋律，却永远记不得歌词。如此诗兴大发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自从遭遇冰封以来，德隆一直很担心达嫩豪的精神状态。身处冰中的恐怖、漫长极夜的阴沉、近乎监禁的生活状态会让人担心焦虑，可能导致幽闭恐惧症——德隆觉得，北极的生活体验简直就是精神失常的完美孵化器。因此船长一直都在谨慎地观察着达嫩豪，担心领航员的忧郁症——他的“精神错乱”，他曾经的“脑子问题”——可能会复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德隆对自己的领航员的表现出奇地满意和钦佩。与奇普及梅尔维尔一样，达嫩豪也是探险队的中流砥柱。他足智多谋，勤奋钻研，性情温良。很多个夜晚，他们在军官室里消磨时光，抽烟、开玩笑、看地图，召开他们自己的北极研讨会。达嫩豪不但没有复发忧郁症，甚至还是他的开心果。“他的努力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陷入消沉，”德隆写道，“他得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高度赞扬。” [15] 尽管如此，德隆说，“他身上还是有一种东西让我无法捉摸。我很想绝对信任他，却做不到”。

到目前为止，达嫩豪唯一的健康问题是他的左眼视力恶化。他显然得了某种结膜炎，让他的水晶体又痛又痒。安布勒医生起初还不以为意。领航员常常在灯光不足的桌前长期伏案，对着航海地图思索、计算，查看精密仪器，这些自然会让眼睛感到疲劳。严格说来，船在冰封期间没有多少“领航”工作可做，但达嫩豪一直都在细致地观察，想确定珍妮特号的精确位置，同时也在考虑跟探险有关的宏大科学问题。达嫩豪非常勤奋，德隆说，“你觉得他每天都在啃书本”。 [16] 每个人都觉得领航员需要停止工作，让眼睛休息一下。

但几星期后，达嫩豪的病情恶化了。疼痛折磨得他几乎无法思考。安布勒医生又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的虹膜出了问题。它发炎了，显得“反应迟缓”，还奇怪地变了颜色——多少有点像泥浆的颜色——他的眼睛里流出了黏性的汁液。

12月底，安布勒决定彻底审查达嫩豪的整个病史。在盘问了很久之后，领航员终于承认，他确实染上过性病，不过他坚信已经治愈了。这时，安布勒医生跟他说没有：他得的病就叫梅毒性虹膜炎，是二期梅毒患者中相当普遍的症状。梅毒是一种奇怪的致命性疾病，会导致身体和精神的无数疾病。它往往会假扮成某种其他疾病，所以医生们称之为“大骗子”。安布勒以前见过并且治疗过梅毒性虹膜炎，它可能会非常严重。除非达嫩豪极为小心——或极为走运——他的左眼可能会彻底失明。而且，他的右眼始终有可能染上同样的疾病。

安布勒在达嫩豪臀部注射了一些汞——那是当时治疗梅毒的标准做法，虽然该疗法并不可靠，因为它有无数的毒副作用。（医生们有一句名言：“金星一夜，水星一生。” [17] [18] ）为减轻疼痛，安布勒将亚麻布在鸦片酊中浸泡过后为他湿敷。他还给达嫩豪的眼中滴了少量阿托品来扩大瞳孔，目的是保持瞳孔张开，防止虹膜黏结在水晶体上。如果这些滴液不管用，安布勒就不得不做手术，把探针刺进眼组织，放出黏性附着物，以防虹膜和水晶体接合在一起，成为永久的伤疤。

安布勒说，现在达嫩豪的眼睛不能再承受任何光亮——哪怕是烛光或月光也不行。安布勒命令领航员戴上被烟熏黑的雪镜，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把病眼蒙住。达嫩豪的铺位本来就已经黑得像坟墓了，但还需要再搭一个帆布帘把他的窗户彻底遮住。他的领航和天文研究必须停止。从现在起，达嫩豪得待在他的地牢里，哪儿都不能去。

听起来医生似乎是在宣判达嫩豪被无限期单独监禁了，不过，安布勒还是给了达嫩豪一点恩惠：他承诺不告诉德隆梅毒的事——至少暂时不告诉他。安布勒到船长所在的船舱报告，只说达嫩豪已被列入病号名单，他的左眼“出问题了”。安布勒没有提及性病，但他告诉德隆，领航员的左眼可能会失明。

德隆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深感震惊，也为自己的朋友和下属感到绝望。“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参与了，”德隆写道，“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偶尔下去陪他在黑暗中坐一会儿，说会儿话。不过他还是很开心的，他有着强大的意志力，下决心面对现实，跟病魔斗争。” [19]

圣诞节的早晨在黑暗凄冷中到来了，狂风怒吼，外面的气温低得螺栓和金属固件全都受冷收缩，在船身的木料中折断破裂。夜间，一条熟睡的狗在浮冰上蜷缩着，身体紧紧地附着在冰面上，得用铲子把它掀开才行。什么观察也不可能了，因为仪器的透镜上全是霜和水蒸气。船里长期积聚的凝结水汽形成一层绿色的浮垢，粘在墙面、天花板和防水壁，以及船内的所有其他表面之上。

“这是我一生中最凄凉的一天，”德隆写道，“显然，我正是在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度过这一天的。” [20] 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他觉得自己根本没什么可庆祝的。他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周，华盛顿的海军部已经把他提拔为海军少校。他想念着艾玛、西尔维和他们温暖舒适的家，几乎提不起精神起床。

当几个船员来到船尾，分发他们用珍妮特号的小印刷机私下里印制的菜单时，德隆的情绪高涨了起来。下午3点船上将举办圣诞晚宴，其后会有娱乐演出。德隆看着那份丰盛的菜单 [21] ，口水都流了下来——

汤

菜丝清汤。

鱼

香煎鲑鱼。

肉

北极火鸡（烤海豹肉）。冷火腿。

蔬菜

青豆罐头。豆煮玉米。

奶酪番茄通心粉。

甜点

英式罐头梅子布丁加冷酱。百果馅饼。

马斯喀特椰枣，无花果干，杏仁，榛子，英国核桃，

葡萄干，轮船从法国直购的各种糖果。

酒

奶白雪莉酒。

啤酒

伦敦烈性黑啤酒。

法式巧克力和咖啡。

压缩饼干。

雪茄。

北极轮船珍妮特号。

被困于浮冰，位于北纬72度。

圣诞晚宴非常成功，大家都有些热泪盈眶了。后来大家举杯祝酒，每个人都喝了一两杯梅尔维尔用爱尔兰威士忌和几样秘制原料调制而成的“一种美味的饮料” [22] 。饭后，阿列克谢表演了阿拉斯加土著舞蹈，随后在阿道夫·德雷斯勒（Adolph Dressler）的小提琴和阿尔伯特·屈内（Albert Kuehne）的手风琴伴奏下，有人跳起了踢踏舞。喜庆的气氛很有治愈效果。只有一个不和谐音符：科林斯拒绝参加。他正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忧伤呢。自从爱迪生的电灯拒绝发光以来，科林斯就畏缩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怎么都不肯出来。这一天，他尤其没有什么欢乐的心情。

但人们总算成功地说服科林斯负责他们准备在新年那天举办的杂耍演出。科林斯喜欢这个计划。他是杂耍的总导演，要写场景和穿插故事——还要在表演中点缀他想用的所有双关俏皮话。

31日午夜，站岗的船员敲出一阵急促的钟声，宣布新年的到来。军官和船员们在后甲板上集合，为珍妮特号欢呼三声。第二天早晨，一位扮成黑人的船员为大家分发了打印好的节目单，宣布当晚将举办“欢乐的珍妮特号杂耍”表演。除其他节目外，它还包括一个交响乐序曲，小提琴独奏，由永远精力充沛的水手约翰·科尔表演的吉格舞，还有“举世闻名的大西北人（the Great Northwest）阿涅奎因以他独有的滑稽”表演的节目。

当晚8点30分，大家都来到甲板室，那里已经搭起了舞台，有帷幕，还有用作脚光的提灯，整个舞台前部都用彩旗装饰一新。达嫩豪的左眼包着厚厚的绷带，坐在后排。科林斯宣布演出开始，在开场白中读了一些他所谓的“机智的谜语”。那都是极其糟糕的谜语，但船员们很高兴他又回到了大伙儿中间，也就没人管那些谜语好不好了。

“为什么，”科林斯说，“那根立柱长得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先生？”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甲板室的支柱。” [23]

“你们觉得为什么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从来不缺燃料？”

“因为我们的船上有科尔 [24] ！”

科林斯如此这般地说下去，无视众人的大笑，最终把珍妮特号上每个成员的名字都编进了谜语或打油诗。然后，演出正式开始了——有唱歌、小品和舞蹈。各幕之间穿插有“活人画”——这是科林斯的叫法——就是一些哑剧场景，描述的主题包括“水手在哀悼一个死去的水兵”（两个哑剧演员对着一个空的白兰地瓶子黯然神伤）以及“我们的好女王安妮”（阿涅奎因身穿曳地长裙）。表演幼稚而业余，但每个人都很喜欢。德隆觉得屈内的小提琴独奏“真的不错，特别是考虑到水手的生活可不会让他的手指变得柔韧纤细” [25] 。阿三和查尔斯-东星背诵了一段粤语民谣，然后就假装比起剑来。德隆说后来“科尔先生为我们表演了压轴的吉格舞”。

自从他们离开旧金山，各级军官和船员们还没有哪一天像这样欢乐、这样亲如手足。“我们晚上11点才散场，”德隆说，“大家都心满意足：我们的船很好，滑稽表演很成功，我们自己表现出色，又以这样美妙的方式迎接了1880年新年的到来。” [26]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5.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5.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9.

[4]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8.

[5]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84.

[6] Guttridge，Icebound ，106.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2.

[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82.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3.

[1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0.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94.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95.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72.

[1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1.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5.

[1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94.

[17] 金星一夜，水星一生（One night with Venus，a lifetime with Mercury），这里用了两个双关语，Venus是“金星”，同时也是“维纳斯”，这里指代美女；Mercury既是“水星”的意思，也是“汞”的意思。

[18] See Flaubert，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1∶239.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5.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2.

[21] the bill of fare is reprinted in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84.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1.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4.

[24] 科尔（Cole）与“煤”（coal）同音。

[2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4.

[2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04.

第四部分 勇气未消，血性尚存

我最亲最爱的丈夫——

我开始感觉到似乎是时候收到你的音讯了。我希望你留下了一些信件，会有人发现它们，给我带回来。我渴望看到你的字迹，更是如此热切地渴望见到你，而且愿为团聚的欢乐付出一切！

每天下午5点钟，我都感觉你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得准备好迎接你。我常常想象你坐在船上自己的房间里，端坐在大椅子上，饭后抽着烟斗，独自享受着你的荣耀，多想跟你分享这一切啊。

又是一整年过去了；这是1880年最后一封发往北极的信，也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让人给你捎信。愿重逢的快乐不会迟来太久，愿我不会在痴等中黯然老去。

艾玛 [1]

[1] 这里及本书其他地方选摘的所有艾玛·德隆的信件节选均摘自艾玛·沃顿·德隆的私人文件，系德隆一家借给本书作者使用的。

23.在孤寂的冰海上

珍妮特新剧场

盛大开幕！

地址：弗卡斯尔大道与鲍威利街路口

门票低廉：完全免费

演出将于晚8点30分开始

晚10点可预订雪橇

距离剧院几步远

即可品尝到李氏酒厂出品的美酒

一整年过去了，一切如旧：同样的煤气灯点亮的舞台，同样急需阳光的演员，同样的乐手们演奏着同样的乐器。外面是同样沉闷的天气，同样的胃在接受着同样的节日盛宴，同样张开的双唇在啜品着同样掺水冲淡的朗姆酒。科林斯还是晚会主持，把自己那些俏皮话强加给坐在那里享受另一场晚会的观众。科尔跳着疯狂的吉格舞，因纽特人表演着土著舞蹈，阿三和查理唱着粤语民谣。一切都没有变。

这是1880年年底的新年前夕，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仍然困在冰中。在8月份最热的那几天，它曾经看似能够逃离浮冰的牢狱，但冰很快又封住了去路，绝无可能消解。此刻他们已经在浮冰中被困16个月了，漂流了1300英里——距离倒是足以到达北极甚至更远的地方了。然而，他们漂流的路线却总是盘旋环绕着退回原处，因此他们目前所在地距离他们第一次进入浮冰群的位置不过300英里远，位于西北方向。

当然，他们对彼此都有些厌烦了，但大家都还活着，而且总的来说都还算健康。虽然煤储备在减少乃至告急，船仍然是个温暖舒适的所在。死了几条狗，但珍妮特号的全体船员都还健在——它已成为在冰海上缓慢漂流的一艘方舟。

但还要在浮冰上被困一年实在是个沉重打击，人必须要没心没肺一些，才能坦然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为迎接1881年的到来，大家排练了另一轮节目。到达“剧场”时，有人给嘉宾分发了用起皱的彩纸做成的花，让他们插在纽扣上。乐队奏完序曲，科林斯以一首诗开场——

在孤寂的冰海上我们欢聚一堂，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晨光。

此刻我们快活地聚在一起，

甲板室荡漾起欢声笑语。

我们的思绪早已飞出船舷，

回到远方的故土和亲友身边。

魔力悄然降临，他们轻声问询——

“怎么还不见远去的亲人——我们的儿子、兄弟和夫君？” [1]

然后，盛会开始。服装比前一年稍稍活泼了些，舞台的布景也更精致了点儿，但除此之外，节目都似曾相识。到现在为止，演员中最出彩的是年轻的英国运煤工沃尔特·沙尔维尔（Walter Sharvell），他把自己变成了德隆形容的“一个姿容标致的年轻小姐” [2] ，戴着假发，穿着白色长袜，还成功地把自己健壮的上半身塞进了一条婀娜的花布长裙里。这位颇受欢迎的变装皇后在台上调笑摇摆，在整船的孤独男人们看来实在是风情万种，要知道他们已经将近500天没有见到一个女人了。

船员们最后一个节目是高唱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之后德隆站起身，说几句新年寄语。船长总结了过去的12个月，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辛酸和失望。自从第一次遭遇坚冰，他们并没有朝北极前进多远。他们一直“在四处漂流，简直就是现代版漂泊的荷兰人 [3] ”，德隆在日志中写道，“33个人已经心力交瘁”。1880年一事无成。这一年完全是停滞的、毫无变化的、单调的——是在时间中凝固的一年。一切似乎都原封未动。

不过，那倒也不尽然。回首往事，德隆还是看到了一些高潮和低谷。有英勇悲壮的时刻，有细碎真实的快乐，也有出色完成的工作。有天才的机械发明，也有怪异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大气奇观。有令人振奋的猎熊活动——有一次他们打回的一头公熊竟重达943磅。有几天相当热，人们被晒成了龙虾般的红色；也有2月的一天，气温低到了零下50摄氏度。他们每天都在玩西洋棋和扑克、双陆棋和象棋。天气转暖时，他们曾把漂亮的珍妮特号几乎每个内外表面都擦洗一新，并重新刷了一遍。7月4日，他们用旗帜和彩旗把它装扮一新，放礼炮祝贺美国国庆。当短暂的北极夏季再度变为寒冬时，冰面上“又开始充满了恐怖的尖叫声和摩擦声”，德隆说，“听上去也像在庆祝着什么”。

梅尔维尔说，冰上生活的新鲜感早已褪去。“我们的笑话和故事彻底枯竭了，因为反复咀嚼过太多次，那些笑点也变得乏味，”他写道，“船上的人们，不管是军官还是船员，都找到了自己的伙伴，志趣相投的人开始三三两两一起散步、聊天、打猎。留在船舱里的人更多是在阅读而很少聊天，高级军官们每天似乎也要更亲近一些。” [4]

如果说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却已经深深陷入很少有人经历过的心理困境，内在心理的变化让他们有了根本不自知的外在表现。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他们的个性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出了最真实的一面。每周日的礼拜仪式上，德隆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想起《圣经》里约伯的故事 [5] 。“《圣经》里记录他以超乎寻常的耐心经受住了无数考验和折磨，”德隆写道，“不过据我所知，约伯从未被困在浮冰里。” [6]

在最沮丧的时候，德隆考虑过放弃珍妮特号，前往西伯利亚或阿拉斯加。但是，他不能放任自己那么做。“我憎恶那个想法——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他说道，“船对我们始终如一，我们也该对她不离不弃。” [7]

最悲惨的时刻发生在1880年1月19日。从船身内部传来了奇普中尉的一声可怕的叫喊：“快开水泵！”珍妮特号终于受不了坚冰多日累积的扭绞和震动了。它漏水非常严重——据估计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000加仑。被发现时，船舱里的海水已经齐臀了。但天气很冷——船外周遭的温度在零下34摄氏度上下——水一漏进来，就立刻变成了雪浆。

甲板上的德隆启动了弃船的紧急程序。但在船舱里，一位名叫威廉·宁德曼的船员挺身而出，展现了非凡的人格力量。威廉·弗里德里希·卡尔·宁德曼那年30岁，是来自德国吕根岛的移民，他的头衔只是普通水手，但此人可一点儿也不普通。他此前的人生经历已足以让他在船上脱颖而出。宁德曼是霍尔前往格陵兰岛的北极星号探险队的幸存者，曾跟随泰森在那块浮冰上漂流了18个月，又回到北极去寻找失踪的同伴。而早在北极星号的悲剧之前，宁德曼就已经因为在一次船难中大难不死而赫赫有名了：三年前，他曾在一条美国私家游艇上做船员，那条船在从北非离岸之后沉没了。宁德曼被突尼斯的阿拉伯人救起，却被后者扣为人质，索要1.5万美元赎金。宁德曼其人似乎总有着不可思议的好运，他不仅对北极痴迷不已，而且看似对船上的艰难困苦也不以为意。在珍妮特号出发的前几个月，他刚刚加入美国国籍。宁德曼上船时担任的职位是轮船舵手。

从珍妮特号出发那天起，宁德曼就在海员中脱颖而出。他是工作最勤奋、抱怨最少、最足智多谋，也是危险时第一个自告奋勇冲到前面的人。离开旧金山的第二天，一个很重的舱口盖掉下来砸到他手上，几乎砸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安布勒医生担心地给他缝合了，但宁德曼一声不吭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拒绝被列为病号，哪怕一天也不行。“宁德曼像头牛一样任劳任怨，”德隆说，“似乎永远不知疲惫。” [8]

宁德曼还很抗冻。他的循环系统似乎与众不同。在冰冷刺骨的冬天出去打猎时，他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他的船舱里比谁的都冷，他的双脚早已习惯了冰霜。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北极生物。正如科林斯在他的一篇打油诗里所写的：“自亚当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像宁德曼/这样热爱北极的严寒和苦难。” [9]

此刻宁德曼又只身拯救被水淹没的船舱。在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在冰窖一般的黑暗里辛苦劳作，把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毛毡、填絮、牛脂、灰泥、水泥、炉灰——往显然在漏水的木框中填塞。这期间的大多数时候，另一位中坚分子也在帮他，那就是英国木匠和机械师阿尔弗雷德·斯威特曼。两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冰冷的雪浆已经及膝；其他人想要加入，但几分钟就受不了了，双脚冻得抽痛发紫。

在他们干活的同时，梅尔维尔发明了一个蒸汽泵和虹吸管系统，其他人也连续不断地摇动手摇泵。梅尔维尔拆了爱迪生的发电机，用里面的零部件组装自己的系统。后来，他又设计了一架风车，能带出更多的水，它转动的叶片是用旧锡罐临时做成的。新装置很快就“咯吱咯吱地开始运转了”，德隆说，而且“完美得简直可以作为宝贝代代相传”。 [10]

这时宁德曼和斯威特曼也没有闲下来。他们刚刚把漏水的速度减到每小时几百加仑，就开始在最前端的船首舱建造一个更加防水的隔板。他们总共连续工作了16天，几乎根本没停过，每人轮流睡上几个小时，常常顾不上吃饭。新隔板总算大功告成，彻底填补了漏洞，止住了进一步漏水。危机结束，船只得救了，宁德曼和斯威特曼也都累垮了。德隆在日志中做了特别标注，推荐两人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他们虽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漏水的问题根本没有彻底解决。水泵的咯吱声和铿锵声为余下的航程蒙上了持久的不安——它们总是在提醒着人们，大难随时可能到来，可能就在几声机械敲击之后。

德隆试图多了解宁德曼一些。他踏实的为人、坚定的意志和严苛的工作准则，在船长看来非同寻常。他是个绝对的受虐狂，似乎越是在酷寒中，就越是上紧发条。他没有军衔，但德隆认为，宁德曼早已经成为探险队的一线成员。

宁德曼对赞扬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反应冷淡。这人喜怒不形于色，留着黑色的胡子，皮肤粗糙，说话铿锵有力，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他是个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他也不愿意参加德隆每周日主持的礼拜。“我信仰自然，”他说，“自然就是我的神。我不相信来世，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接受所有惩罚的地方。” [11]

整个1880年，狗也成为珍妮特号冒险的一个核心部分。它们出门打猎、拖拉重物、给人们带来欢乐，也制造出无数麻烦，但已经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同伴。有一次，海员们用30条狗把他们猎杀的一头重达2800磅的巨型海象拉回船上。人们已经逐渐了解了狗的习性，给它们起名字，还选出自己最宠爱的狗。卡斯马卡、汤姆、快银、杰克、王子、斯麦克、俾斯麦、坏脾气、小瘦子、狐狸、丑栓、假蹄子、鼻头、呼噜、乔、吉姆、阿姆斯特朗、独狼、宾果。它们什么都吃——腐烂的鱼、海豹内脏、海象油脂、劣质食品、各种流质食物——还能出奇的健康。“一个个肥得跟包子似的，”德隆说，“还像热带的人一样懒得动弹。” [12]

那些狗总是在打架，有时还往死里斗，但它们也遵循着一些微妙的亲疏关系，因而它们之间也有很多极为温情脉脉的时候。只有阿列克谢看起来了解它们，能在决战关头到来之前很久，就看出狗之间正在酝酿的敌意。

有一次，他和邓巴一起带着一群狗出去猎杀海象。在路上，宾果逃脱了束缚，其他狗因为嫉妒而惊慌，纷纷跑去追它。阿列克谢对邓巴说：“过一会儿，那些狗就会（因为它离队）好好教训它一通的。” [13] 狩猎队当天下午回到船上，一无所获。大约半个小时后，汉斯·埃里克森（Hans Erichsen）向德隆报告说，宾果在一场恶斗中被其他狗杀死了。

阿列克谢的预言恐怖地成真了。德隆写道：“虽然过去了三四个小时，但那些狗还记得离队的事儿，在离船距离足够远的地方找到了宾果，在埃里克森走近之前扑上去狠命撕咬一番，以至于它被带回船上之后不到十分钟就死了。我们剥了它的皮，以备将来缝制皮衣，它的尸体放在甲板室顶上冷冻，很可能成为凶手狗们的美餐。” [14]

德隆自己也喜欢上了一条狗，一只名叫鼻头的意志坚定的幸存者。航行开始不久，鼻头卷入一场大战，受伤感染之后，头和鼻子都难看地肿得老高。让德隆深感钦佩的是鼻头“绝不放弃生命的神奇力量”，这是德隆的说法。“虽然我知道它对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但在这严苛无情的苦寒之地，我愿意给它机会，让它尽全力抓住那根生命的稻草。它偶尔看似奄奄一息，比如今天，它躺在垃圾堆里的一块破垫子上，看样子只有一息尚存。我因为忙着观察四周的情况，就把射杀它的事儿推迟到了下午，但那时我出去看到它竟然没死，还自己走出了100码的样子，活蹦乱跳的，仿佛死神从来没有走近过。” [15]

德隆注意到另一条狗杰克时常会来到鼻头身旁。“杰克守护着它，不让其他狗接近它，为它带路，为它清理，”德隆如此写道。船长为这些温情脉脉的慈悲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么做似乎不会给杰克带来任何切实的回报。但最后鼻头的情况急剧恶化，德隆觉得让它活着反而对它是残酷的折磨。“多日来，”德隆说，“它像个影子一样越来越衰弱。它躺在冰上，身体的热量把身下的冰都化出一个洞，它渐渐地越陷越深，终于消失了。” [16]

于是鼻头被带到船的另一侧射杀了。“那可怜的野兽死了”，德隆说，而它的朋友杰克似乎“无法理解它消失的事实”。杰克在鼻头生前的那个冰洞旁徘徊了很久，“带着探寻的焦虑”，德隆说，“多么令人心碎啊！” [17]

达嫩豪是另一种斗志旺盛的幸存者。领航员1880年全年都被关在自己的暗室里。他的梅毒发展到后期，开始出现腿部溃烂和口腔内外溃疡等其他症状。他的左眼看来确实要彻底失明了。虽然安布勒医生定期给他用阿托品，但他眼睛里的黏性物质还是不断出现，使得虹膜和水晶体都黏在了一起。

1月，疼痛越来越剧烈，领航员已经无法忍受了，安布勒医生决定进行手术。他给达嫩豪服用了一些鸦片，找了三个壮汉进来抓住患者的胳膊和腿。然后，安布勒医生用一把刀和一支橡胶探针切开了角膜，查看左眼的前房。他用抽吸器“抽出了大量浑浊液体”，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8] 疼痛钻心，但达嫩豪坚毅地挺住了。

德隆时而会把头伸进屋里看看手术的进展。“我不知道谁最值得钦佩，”他写道，“是外科医生的技术和决断，还是达嫩豪的坚毅和刚强。” [19]

手术算是部分取得了成功，但接下来的六个月，安布勒医生不得不一次次地做手术，将“化脓物质”从他的眼睛里排出。整个1880年，达嫩豪总共经历了十几次手术。

此时德隆已经知道了真相：达嫩豪患有梅毒，他本人早在签约登上珍妮特号之前就已知晓此事。安布勒尽力保守这个秘密，但当溃疡开始出现时，他做什么都没用了。船长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震怒。原来如此，这才是为什么他的眼睛和皮肤会疼痛，还有他的“脑子问题”，以及他的病例中突然出现的抑郁症，全都有了答案；众所周知，梅毒会让人发疯的。达嫩豪自己认为他已经痊愈根本没用——那时还没有能够“治愈”梅毒的疗法。德隆认为，达嫩豪保守这一秘密已经构成了不可原谅的故意欺骗罪行，会让整个探险陷入万劫不复。达嫩豪既然知情，从一开始就应该回避。

尽管如此，船长仍不禁为达嫩豪承受病痛时没有一句抱怨的坚忍和沉着深深打动了。“现在他的病情要常常使用刀和探针，”德隆写道，“不过不见好转。他以超常的毅力忍受着监禁和手术的疼痛。但他再也无法为探险做任何工作，我担心他此生也做不了什么工作了。” [20]

回想整个1880年，德隆觉得最怒不可遏的，还是航行毫无进展：他们承受了这么多艰难险阻，却似乎始终在原地转悠。这让他想起了机器——只要燃料供应不断，就持续不停地进行同样的重复性工作的机器。他悲叹自己所谓的“机械地用食物、热量和衣物为系统提供支持，为的就是让人的引擎运转下去”。他说，人“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台高级点儿的机器而已。启动和上过发条之后，他就要单调不停歇地运转，跟钟表没什么两样”。 [21]

他还想起了耕畜和其他役畜，它们总是沿着一条狭窄的路线辛勤劳作，从不出圈。“我常常想，拉锯的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在木板上踏步，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一般看不见锯子，看不到自己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它每天早起晚歇，生活却总是回到原点。而且以马的立场来判断，它应该可以预见到自己明天乃至余生的每一天都将如此重复。如果那匹马有推理能力，我会可怜它，现在却也佩服它的想法和感受。” [22]

然而即便在陷入如此感伤的思考时，德隆通常还是能控制住自己。“一个身负如此神圣使命的人怎么可以这般胡思乱想，”他写道，“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日后我也会嘲笑自己吧。” [23] 他坚持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的座右铭是“永不绝望”。“在这巨大的监牢里，”他说，“一种无法定义、无法解释的东西一直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身体里还有一个更小的声音告诉我，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和热情，一切不该就这么结束。” [24]

于是在1880年的最后一夜，当德隆起身站在全体船员面前时，他力图传递一些希望，那是他每天鼓励自己、让自己振作起来的希望。不过，他从不擅长演讲，也没有想好该说什么。他吸了一会儿烟斗，在当晚的气氛中喝了点酒，然后开口了。他说：

和生命中的每件事一样，这次航行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我们即将告别过去的一年，迎来崭新的一年。过去的16个月，我们漂流了1300英里，每天都与危险面对面地搏斗。我们被挤压、被翻滚、被撕扯，如果不是船里的人们意志坚强，船身早已破裂崩溃。整整一年，我们每天都从渗漏的船身里抽水，让她容我们栖身。而我们仍然栖身在此。面对未来，让我们坚定希望，成就一番事业，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飘扬在我们头顶的国旗。我们勇气未消，血性尚存。 [25]

德隆的话让在座的船员备受鼓舞，他们的欢呼声响彻甲板室。永不绝望！我们勇气未消，血性尚存！午夜，他们按照传统，为过去的一年敲响了八声钟，又为新年敲响了八声。德隆跟船员们说晚安，然后在军官室里跟梅尔维尔和邓巴一起待了一会儿，才进屋去在他的日记上写下几行字。“在北纬73度48分，东经177度32分，美国北极军舰珍妮特号正式迎来了她的1881年。我在日记本上翻开新的一页，以此开始新的一年，希望在我们的运气簿上，上帝也能为我们翻开新的一页。” [26]

我亲爱的丈夫——我给西尔维搭起了一棵圣诞树，她高兴坏了。我们那天晚上一起装扮圣诞树，圣诞节早晨，我领着她走进客厅，那棵树上挂着无数的玩偶和小玩意儿，光芒四射地立在那里。那个晴朗的圣诞节早晨，我们俩站在树旁，显得那么孤寂，真让人悲伤。只好寄希望于来年的圣诞节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下决心的时候，我给自己制订了好多宏伟计划，但首先最重要的是，我要停止担心焦躁，开朗乐观、活泼积极起来。我想此刻的你一定笼罩在无边的暗夜里，但到2月，你就可以看见阳光了。你早就渴望着阳光照耀了吧！

爱你的艾玛

[1]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6.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95.

[3] 漂泊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 ），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漂泊的荷兰人通常在远距离被发现，有时还散发着幽灵般的光芒。据说如果有其他船只向它打招呼，它的船员会试图托人向陆地上或早已死去的人捎信。在海上传说中，与这艘幽灵船相遇在航海者看来是毁灭的征兆。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5.

[5] 典出《约伯记》（The Book of Job ），这是《希伯来圣经》的第18本书、基督教《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1卷，也是《圣经》全书中最古老的书籍之一。《约伯记》讲述的是一个善良的人遭受了极度苦难的故事。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96.

[7] Guttridge，Icebound ，133.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44.

[9]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7.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56.

[11]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49.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56.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1.

[1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82.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60.

[1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12.

[1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12.

[18] Guttridge，Icebound ，121.

[19] Guttridge，Icebound ，121.

[20] Guttridge，Icebound ，125.

[2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68.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80.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480.

[2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185.

[25] 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00.

[26] 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01.

24.发现陆地

整个1881年春天，珍妮特号继续在北极浮冰上高低起伏地漂流，朝着西北方向蠕动着。冰上现出新的裂缝，那是它即将融化的先兆，但似乎并没有打算将他们放行。

5月17日黎明，天色阴沉黯淡，但下午靠近傍晚时分，铅灰色的天空开始放晴，终于可以看到水平线了。晚7点，其他人在做些晚上例行的事务时，一贯警觉的邓巴正在岗哨上透过望远镜观察嘎吱作响的浮冰群。邓巴最近的表现很奇怪——好像有什么让他感到很不安。他凭借水手的敏感，注意到风向和冰的漂流模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过去一个星期左右，他似乎觉得远处背风一侧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浮冰自由移动，把大块的海冰撞得支离破碎。

突然，邓巴对着下面的船员发出一声奇怪的叫喊，那喊声太奇怪、太意外了，以至于他们起初都没有分辨出是什么意思。“有陆地哦！”他高喊道，“有陆地哦！就在右侧船头！”

那是远处的一处景象，大约在50英里外，一个灰色的凸起小块，其上耸立着小山丘和压力脊。几天来，德隆一直在研究着这一新奇的事物，想知道那是不是幻觉——或许是光的折射，海市蜃楼。他对此没有把握，因为它常常被雾霭挡住，一片低低的云就在它的上方盘旋不去。但几天后云消雾散，用肉眼也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岛：一个火山样的圆锥形高地，其上沟壑纵横，高耸的两翼白雪皑皑。没错。那就是陆地，自从1880年年初，弗兰格尔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之后，这是他们400多天来看到的第一片陆地。在他的日记中，德隆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原来除了冰之外，这世上还有些别的东西。” [1]

他们朝着它漂流而去，德隆查看了他的航海图。地图上显示他们所在位置方圆数百英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贝内特从彼德曼那里买到的最新地图也是一样。过去一年，他们已经漂流跨越了从未有船只经过的大片北冰洋。德隆的脸上一定浮现出一丝微笑，因为结论已经确凿无疑。“我们有了新的发现，”他写道，“感谢上帝，我们的航行总算并非一无所获。” [2]

德隆在日志里的语气是狂热的。“我不知道这个矗立在冰雪荒原中的无人孤岛在自然机体中占据着怎样的一席之地，事实上我也不关心这个。那是坚实的陆地，而且它会一直在那里，时间亘古绵长，足以让登陆之人了解到自己身处何方。” [3]

他为这片新陆地取名“珍妮特岛”，并开始规划登陆事宜。船员们陷入了狂喜。“一时间，”梅尔维尔写道，“所有年轻的先知们都出现在高高的冰丘上，查看那块被我们发现的陆地。大家喜出望外，仿佛第二个歌珊地 [4] 突然出现在视野中。” [5] 船员们用双筒望远镜研究那座岛，开始想象自己看到了活的猎物在珍妮特岛遥远的海滨迁徙。“有些看得远的热心人士，”梅尔维尔说，“还一五一十地描述那里有驯鹿正在四处欢腾；有些视野更远的人甚至还能辨出雌雄。” [6]

后来，5月25日，邓巴又看到了另一片陆地。他起初猜测那不过是珍妮特岛突出来的一部分，但到5月27日，就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岛，比珍妮特岛大得多，位置大概在后者西北方向30英里外。更何况，船此刻正在朝着它的方向漂去——已经与小小的珍妮特岛失之交臂了。

因此，德隆船长和船员们又把这个更新、更大的岩石岛作为新宠。德隆把它命名为“亨丽埃塔岛”，它既是贝内特的爱尔兰母亲的名字，也是贝内特用于赢得首届跨大西洋帆船比赛冠军的那条纵帆船的名字。（对于这样一块坚硬的战利品而言，这个名字和“珍妮特”一样，都太过女性化，不过还是要考虑到这些男人已经23个月没有女人陪伴了，如此取名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看那块岛屿。德隆说，亨丽埃塔岛“成了每一双眼睛追逐的目标……像沙漠上的绿洲一样赏心悦目”。它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的物神。“我们盯着它，”德隆说，“对它评头品足，猜测它的距离，盼望着一股强大的顺风把我们直接吹到它面前，毫无疑问，哪怕有人说那里有一座金矿，能把我们变成坐拥金山宝库的富翁，我们也欣然相信。” [7]

船员们想象着在亨丽埃塔岛上找到一个安全港，在那里露营一段时间——修补船上的漏洞、吃新鲜的肉、好好体会踏上坚硬的陆地是什么感觉，他们几乎都不记得那感觉了。“我们会好好享受双脚踏上坚硬地面时的感觉，彼时我们心中的快乐一定堪比走在纽约中央公园，”德隆说，“我们大多数人每晚就寝之前都要仔细看看我们的岛，生怕它会融化消失。” [8]

到5月底时，亨丽埃塔岛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和鲜明。科林斯和纽科姆忙着画草图：那里有险峻的陆岬、多礁的岬角、流动的冰河。它似乎是一个直径约为4英里的圆形土丘，是积雪覆盖、高温冶炼、海风削切、寒冰雕凿而成的一块造物主的杰作。然而，德隆暗自希望岛内腹地或海滨暗藏的小海湾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栖居地。或许他们可以在那里猎杀熊和海象、收集浮木、饮用淡水，以及去鸟类栖息地掏鸟蛋。他梦想着初夏时节在那里度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让探险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

但是，浮冰突然又剧烈搅动起来，德隆担心他们这艘大致朝向亨丽埃塔岛漂流的船可能会偏离航向，就像面对珍妮特岛一样错失良机。5月31日，他看登岛希望渺茫，决定选出一些人和狗，派一支先遣队率先登陆，在岛上粗略地考察一番。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计划：周遭湍流密布，四下里到处有坚冰破裂，勘探者们很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困在某一块断裂的浮冰上漂流至死。冰上随时可能出现裂口将他们吞噬。单单一次风暴或意外降临的大雾就有可能挡住视线，让他们长时间看不到船，以致从此音信皆无。

然而德隆觉得，比起这些风险，勘察任务会带来太丰厚的回报，因此他选出了船员中的“菁英”去尝试登陆亨丽埃塔岛。才干出众的梅尔维尔将是先遣队的总负责人。邓巴将作为领队，他比谁都了解脚下古怪无情的冰。德隆派了四位最强壮、最能干的船员，宁德曼、埃里克森、沙尔维尔和司炉詹姆斯·巴特利特来拖拉装备。德隆本人渴望带队——他说，那是“我强烈的愿望”。但奇普最近好像患上了一种肠道疾病，不得不加入达嫩豪的病号行列。德隆断定他现在离开船只和船员们去奔赴这次光荣的使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9点时，梅尔维尔和他的团队在冰上集合，他们将带领15条狗拉着一架麦克林托克雪橇（McClintock sled），上面放着一个筏子。他们带着手枪、子弹、一顶帐篷，以及能够维持10天的补给。装备和补给加起来有近1吨重。其他船员聚拢过来为他们欢呼，用大型铜炮齐鸣几响为他们送行。这是近两年来，第一次有探险队员与大伙分离。人们在主桅杆上挂了一面巨大的黑旗，作为梅尔维尔返回母船的标记。

梅尔维尔下令出发，在先遣队员嚓嚓的脚步声和犬吠声中，他们启程前往白雪皑皑的亨丽埃塔岛。据他们最好的估计，那座岛只有12英里远，但必须经过一段看似简直无法穿越的地带——一片“骚动的荒野”，梅尔维尔形容那是“乱七八糟的冰沼” [9] 。

离船500码，冰上的一个裂口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迫使他们不得不把筏子放下水，把雪橇和补给先运送到对面的冰上。但他们无法哄诱那些狗跳下冰冷刺骨的水中——它们拒不从命的嚎叫声响彻冰面。2条哈士奇犬甚至逃脱了缰绳，朝母船的方向奔去。珍妮特号上几个跑得快的人拦住了2条逃兵狗的去路，把它们拖回到梅尔维尔这里，后者重新把它们拴在了队列中。

一整天以及整个明亮的极地之夜，德隆都派一位瞭望员在岗哨上注视着离去的人。梅尔维尔和先遣队员们在浮冰群上徐徐前行，总是路途不顺，绕道颇多。他们的进程缓慢得近乎可笑。看着他们，就像是观察一列蜣螂在处处阻隔的沙漠中走远。他们先是变成了冰上的一堆黑点，之后变成了一块污渍，继而又变成一个小小的斑点——直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彻底从视线中隐去，消失在坚硬的冰脊之后。

德隆船长很快就为另外的麻烦而焦头烂额。整整一周，船尾的冰压越来越大，自从首次困在冰中便开始折磨珍妮特号的漏水问题日益严重。德隆命令船员们不停地转动手摇泵，同时再次搭起了风车。它那椭圆形的巨大叶片在强劲的海风中摇动着，每小时能从漏水的船舱中带出100多加仑的水。然而，在做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还是很难跟上漏水的速度。据德隆估计，船每天漏进的水达到了4874加仑。

为了减少对船尾的压力，德隆让人带上铲子、大锤和冰锯，让他们在船舵和螺旋桨围阱四周挖出一条堑壕。“冰坚硬得像燧石，”德隆写道，“像个可靠的心腹旧友那般，不肯放手。” [10] 冰牢牢地固着在船上，每铲下一块冰，上面都会附有裂缝中脱落的条状填絮。在有些地方，船板的纹理都清晰地印在了被铲下的冰块上。

祸不单行，德隆还面临着此次航行中最严重的一次健康危机。梅尔维尔带队出发的第二天早上，安布勒医生报告说，好些留在船上的船员——至少有7人——都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热病”。不管那是什么病，安布勒担心它可能会变成瘟疫。（“下一步会是什么？”德隆恼怒地在日志中写道。）连着几周都有船员主诉一连串奇怪的症状：倦怠、入睡困难、没有胃口、体重减轻、贫血、舌上有金属味，尤其是肠部绞痛。有些人注意到手上有轻微的颤抖，还有些人似乎有尿血的症状。

最近病患又增多了，现在奇普、纽科姆、屈内、阿列克谢、阿三、查尔斯-东星，甚至安布勒医生本人都身染此疾。纽科姆尤其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如死灰” [11] ，德隆如此写道。纽科姆原本十分渴望加入梅尔维尔的团队，去亨丽埃塔岛上探险，此刻他忧愤交加。纽科姆觉得自己作为整个航行的博物学家，有责任去研究可能生活在这座新岛上的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然而，他却卧床不起。

安布勒医生没有把握，但经过好几天从早到晚的医疗检查，他现在凭借自己的专业经验猜测，这个怪病的根本原因应该是铅中毒。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非常严重了。铅中毒可能很快会发展成精神错乱、中风、肾衰竭乃至死亡。医生知道他必须立即找到污染源；探险队的生死存亡全在此一举。

连着几天，梅尔维尔带着他的5人先遣队在冰上奋力挣扎。岛的冰蚀围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在咫尺，但梅尔维尔的行程要比他所想象的更加艰难和缓慢。邓巴在前面领路，手里拿着一面丝质黑旗作为记号。他们每天只能前进几英里，在高高低低的冰板上辛苦地攀上爬下。“路上堆积起几百万吨冰块，”梅尔维尔写道，“仿佛支离破碎的冰块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永恒的恶战，可怕的尸体堆积如山；那些巨大的冰尸看样子还在拼命奔逃，躲避身后的冰块那永无休止的追击。” [12]

那条装着帐篷和所有食物的筏子在麦克林托克雪橇上摇摆着。几人用长帆布绳系在自己身上拉着筏子，和狗并排拖拽行李。有时那些哈士奇犬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添乱的。它们不停地互相抓挠撕咬；有好几次，队员们不得不打断它们的混战。在这高低起伏的地带，狗总是在抢身上的挽具，把绳子缠在彼此的脖子上——梅尔维尔说，常常把“它们自己死死地缠在一处，活像一篮子鳗鱼” [13] 。

到出行第四天，他们发觉，拖着近1吨重补给的筏子显然永远到不了亨丽埃塔岛。因此，梅尔维尔决定把船和其他东西都留下，只携带一天的补给，向岛冲刺。那是个万里无云的晴天，亨丽埃塔岛的轮廓清晰地展现在阳光下，梅尔维尔觉得它近在咫尺——它那“参差不齐的黑色岩石上”，他写道，“显现着铁元素的斑纹”，仿佛是在一个“巨大的高炉” [14] 中冶炼过的。于是几个人赶紧把筏子放在一个高高的冰丘上，还把一面黑旗绑在船桨上，坚实地插进冰里，作为他们回程的标记。此外，埃里克森还把他闪亮的毡帽挂在桨尖上。

梅尔维尔知道把船和食物补给留在这里是个“危险的权宜之计”，如此一来，安全回到这里就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气”了，万一再遇上坏天气就更糟糕。但他想不到其他办法既可以抵达亨丽埃塔岛，又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可以活着回到母船。

因为负重大大减轻，他们进展迅速。但到第二天早晨，早餐吃了羊汤炖猪蹄之后，他们立即出发，却出现了又一个大麻烦：前一天持续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对邓巴的双眼造成了恶果，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这位饱经风霜的捕鲸人大半生都在海上，常常就在北极地区，还从来没有患上过这种古老的疾病——光角膜炎，即所谓的雪盲症。邓巴本来是先遣队向导，应该是这群人中视力最好、在前面给众人指明道路的。但他此刻却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了。他的眼睛灼烧抽搐着，不停地流眼泪。他的瞳孔收缩，角膜也发炎了，整个视野跳动着奇异的光斑。然而邓巴为人骄傲倔强，不肯坦白这一令人苦恼的真相——他的确什么也没说，直到每个人都看出来他不对劲了。

梅尔维尔试图安慰邓巴，请他坐在雪橇上。他这样像个醉汉一样在冰上踉踉跄跄丝毫无益——还有可能伤着自己。但老冰区引航员拒绝成为别人的负担。当梅尔维尔命令他坐在雪橇上时，他怒吼道：“那就把我留在这里好了！”

“他苦苦祈求我们把他留在冰上，那样子真令人心碎，”梅尔维尔写道，“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击垮，他悲从中来。” [15] 虽说邓巴坚持不肯，但同伴们还是把他抬上了麦克林托克雪橇（“老绅士对此深恶痛绝，”梅尔维尔写道），他们继续前往亨丽埃塔岛，现在埃里克森拿起了丝旗，担任冰区引航员。

他们看不见岛了——它隐藏在暴风雪的背后。但梅尔维尔一直在用罗盘指示方向，知道他们离岛越来越近了。他们急速前进，后来雪橇落入冰中，几乎被冰冷刺骨的海水淹没。邓巴在雪橇中无助地骂着脏话，抓住雪橇的横杠，直到埃里克森冲过去帮忙。魁梧健硕的丹麦人蹲伏在麦克林托克雪橇上方，把它从似泥浆的水塘中拎上来放在冰上，仿佛那是个小孩玩具。梅尔维尔一面称赞埃里克森“力大无穷” [16] ，一面想要是没有他，大家这会儿估计已经山穷水尽了。这一次，他几乎确定无疑地救了邓巴的性命。

6月2日那天晚间，6个人总算连拖带拽地登上了亨丽埃塔岛。他们兴高采烈，筋疲力尽，又心下甚慰。他们在狭窄的海滩上漫步，走上一片荒地，那里的岩石因为遍布苔藓和地衣，都变成了黑色。这是他们642天以来第一次踏上陆地。邓巴因为感觉到他所谓的“摩擦着我的蹄子”而喜上眉梢。在硬地上漫步的感觉美妙，但也有些陌生，全然不同于走在倾斜成奇怪角度的船上，也全然不同于走在浮动的冰雪块上；他们腿脚的肌肉已经不习惯了，因此起初他们的步态蹒跚而迟疑。

亨丽埃塔岛虽然是一片古老的陆地——岛上的火山岩可以追溯到5亿年前——但从所有的证据来看，梅尔维尔和他的同伴们显然是第一批登岛的人。了解到这一点让工程师感慨万分；好似觉得做出重大发现的那一刻美妙而难忘。对探险家而言，这是始终鼓舞和激励着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历尽艰难险阻梦寐以求的幸福时刻。同时，梅尔维尔也不无恐惧。从没有人到过这里，或许从没有人想过要到这里。“我们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写道，“周遭的寂静令人生畏。”他们登陆的是“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它那陡峭的陆岬耸立着，“亘古不变，像哨兵一样，盘问着我们这些陌生的不速之客”。 [17]

他们的确到达了世界尽头。由此向东1000多英里，向西近1000英里，亨丽埃塔岛都是最北端的陆地，是北极腹地的一颗孤星。在世界的这一端，再没有哪一片陆地如此接近地球之巅了。 [18]

梅尔维尔“以伟大的耶和华和美国总统的名义”将这块处女地宣布为美国领土。之后他从一个小小的柳条瓶里撒出几粒玉米，算是为这个小岛行了“浸礼”。埃里克森在多岩的地面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后来他们又登上岛的侧翼，梅尔维尔和同伴们回望着他们挣扎前进的那片冰原，充满成就感。幽光之下，他们可以看到10多英里外的珍妮特号，它仍然困在冰中，又换了一个角度，尴尬地倾斜着。

明天他们得赶紧回去了。但此刻他们支起帐篷，爬了进去，用梅尔维尔的话说，很快“扑进了睡神的怀抱” [19] 。

在珍妮特号上，安布勒医生和德隆船长还在疯狂地寻找污染源。又有好几个船员出现了中毒症状，安布勒有些惊慌了。

船上的过滤系统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德隆让人把整个装置拆除了，细心地检查有没有把铅过滤到饮用水中的迹象。他们发现其中有几个铅制管件，但都状态良好，看上去不可能是导致主诉急性症状的致病因。

安布勒又用了一天时间才总算找到了罪魁祸首。晚饭时船员们每人喝了一碗番茄汤，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每晚都喝。其中一个人似乎嚼到了什么硬东西，从嘴里拿出来一颗金属丸。其他人各自在自己的汤碗里也找到了更多小金属丸。他们没在意，但有个人突然开了句玩笑：“谁对着番茄开枪射击来着？”

这句话让安布勒医生的思绪飞转起来。仔细检查后，他确定那些小块金属就是铅，猜想一定是在漫长的航行中，番茄中的天然酸性物质与用于密封马口铁番茄罐头的铅焊料发生了化学反应。有些罐头都被挤压得不成样子，内里都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铅氧化物。船员们每天摄入的虽不多，但会逐日稳步积累。

关于有谁出现了这些症状似乎无迹可寻，亦无道理可讲——每个人的新陈代谢都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影响，”德隆奇怪地说道，“大家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啊。”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查尔斯-东星——他和纽科姆是最严重的“铅中毒患者”——是个番茄狂，“他特别喜欢吃这种蔬菜，每天都吃很多”。 [20]

从探险一开始，安布勒医生就坚持全体船员定期吃番茄来预防坏血病；和柑橘类水果一样，番茄也被认为是治疗坏血病的良药（虽然当时科学界尚且不知道其原因是它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然而在这次事件之后，北极探险的一个相互对立的危险又呈现出来：食物本身可能会救命，但保存它们的罐子又有可能会致命。

“好不容易两年没得坏血病，第三年又差点儿被致命的铅中毒害死，”德隆发牢骚说，“真是得不偿失。” [21]

安布勒医生本人也病得很重，但还是对此事负责到底。受污染的番茄被扔掉了，还制定了新的食谱，其中增加了浓缩柠檬汁的日摄入量。几天后，安布勒开始看到病人有所好转。最让他担心的是梅尔维尔和冰上的那几个人。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疾病倒下，动弹不得。

到这时，德隆船长对雪橇队的安全也开始感到“持续的不安”。按照他的估计，梅尔维尔和同伴们这时应该回来了。过去两天，冰上起了极寒的浓雾，致使能见度只有不到50码。瞭望台上的哨兵不仅看不到梅尔维尔的先遣队，甚至连整个岛都看不见了。

德隆盯着浓雾看了好几个小时，心里希望它能散去。他苦苦地用目光搜寻着跨越浮冰急急赶路的人影。他们别无选择，他说，只有“退回到我们熟悉的做法，在一片茫然中等待”。既然看得见的灯塔已经没用了，他不时命人发射铜炮，作为听得见的“灯塔”。德隆开始后悔派出先遣队探岛的决定，他担心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6月3日大清早，梅尔维尔和同伴们匆匆吃了早餐，就出发去亨丽埃塔岛探险了。岛上将近一半土地都覆盖着冰川。除了很大一群鸟——主要是海鸠，它们在多岩的悬崖上筑巢，那里到处都是海鸟粪——之外，并没有其他生命迹象。那些鸟此前从未见过人，也不知道怕人。沙尔维尔端着鸟枪走向鸟巢，射杀了一些。海鸠完全吓呆了，对死到临头毫无预感。

几个人环岛转了半圈，画草图、丈量土地、兴奋地行使他们作为探险者的首要特权——命名权。那里于是就有了西尔维峰、奇普峰、邓巴角、贝内特岬。梅尔维尔和手下爬上了一个陆岬，邓巴宣布把它叫作“梅尔维尔岬角”，但其他人觉得叫“秃头岬角”更好，以纪念总工程师亮闪闪的光脑袋。他们在冰海面以上250英尺的岩石裂缝中竖起了一个堆石界标。梅尔维尔在其中放置了一个锌条箱，其中有几份《纽约先驱报》和一个18英寸长的铜质制版圆筒 [22] ，上面有德隆船长亲笔撰写的珍妮特号航海到目前为止的书面记录。

梅尔维尔虽然“因为此次任务的成功而激动不已” [23] ，却并没有在亨丽埃塔岛上流连忘返。他知道他得赶紧回到筏子和补给存放处，并尽快返回母船，以防它漂离视野或超出人力所及的范围。几个人从岛上收集了一些纪念物——一些苔藓、一些石头样本，还有沙尔维尔杀死的海鸟。在登陆火山岩岛不到24小时之后，梅尔维尔的团队重新整理雪橇出发了，埃里克森举着丝质黑旗在前面带路。

天气“阴冷”而“无情”，大雾弥漫，他们前两天都不得不靠罗盘指路。海水的开放水道阻断了前路，好几次雪橇都彻底湿透了。浮冰回旋爆裂，震荡声不绝于耳，狗都吓得惊慌失措。更糟的是，宁德曼病倒了。他因为剧烈的绞痛而直不起腰，几乎可以肯定是得了和船上的病号们一样的铅中毒。梅尔维尔从没见过宁德曼这种状态；他一直是船员中最健壮、最结实的，但此刻德国人也在“忍受着不知所以的剧痛”，梅尔维尔如此写道。 [24]

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帐篷里，梅尔维尔在药箱中翻查，给宁德曼找出了一瓶辣椒酊。这种用红辣椒和其他几种强力辣椒过滤而成的辣椒酊提取物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痉挛解毒剂。但工程师的手指冻得麻木了，打不开瓶子。总是笑眯眯的埃里克森来帮忙，把塞子从小瓶中拔出，给了宁德曼几滴辣椒酊。健壮的丹麦人笨手笨脚地把辣椒酊提取物撒得满手都是。他不以为意，到药箱里找出了一瓶橄榄油缓和剂，大大咧咧地在酸痛的身体、磨破的股沟、刺痒的眼睛、被晒破皮的脸上都涂满了油。

突然埃里克森的身体就像起了火一样；他忘了手上还有辣椒酊油。“结果，”梅尔维尔说，“他大惊失色，我们却乐不可支。” [25] 埃里克森尖叫着，阵阵刺痛，他惊愕地双眼圆睁冲出了帐篷，脱掉衣服，在雪地上翻滚，以冷却其刺痛的皮肤——梅尔维尔说他“像条鳗鱼”那样扭动着身子。帐篷里的每个人都好一通狂笑，连宁德曼也不例外。

邓巴斜眼看着帐篷外那个裸体的人，笑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埃里克森，你身上热得把雪都化开了吗？” [26]

到6月3日时，德隆已经担心得坐立不安了。梅尔维尔在哪里？船长意识到在能见度这么低的天气派出探险小队可能是个徒劳甚至愚蠢的决策。他能做的只是不停地鸣响铜炮，希望梅尔维尔能用它导航，速速回到船上。

6月4日早晨，天气放晴了。寒冷刺骨，风车叶片在冷风中发出呼呼声。哨兵看不到梅尔维尔的队伍，但亨丽埃塔岛却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德隆让人在冰上升起一团大火，点上焦油和麻絮，弄出浓浓的一团黑烟。梅尔维尔只要在20英里内就一定能看见。然而，还是看不见他的身影。

一头北极熊显然是受到了浓烟的刺激性气味的诱惑，笨拙地朝着船只缓缓而来，人们看见它时，它正在浮冰上支起的晾衣杆上蹭身子，在船后的冰上蜷缩着的几条雪橇犬周围吸鼻子呢。爱德华·斯塔尔（Edward Starr）第一个行动起来。他抓起手枪开了一枪，但没打中。他跳上冰，在熊的身后狂追，又开了两枪。“布伦熊 [27] 跑了”，德隆写道，那头巨兽“听到子弹在冰上响起”之后似乎跑得更快了，“但是，哎呀！我们的600磅鲜肉就这样跑掉了”。 [28]

第二天，6月5日早晨6点，瞭望台上的哨兵拉响了警报，脱口喊道：“看见小分队了！”德隆冲上甲板，果然看到了一面闪亮的丝质旗帜在好几英里之外的冰丘间时隐时现。他太激动了，跑上高台，想用望远镜好好看看。他蹦上台阶，立刻就被当头一棒击倒在地，几乎昏了过去。他头晕眼花地站起来。血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滴在后甲板上。阿三惊恐地看着船长，说：“哦，天呐！好大的洞！”

德隆因为急于了解到梅尔维尔的消息，忘了最近刚刚重装上的风车。一个尖利的叶片划破了他的头，留下一个4英寸长的大口子，安布勒医生命令他立即到医务室去。但离开之前，船长必须要知道梅尔维尔的先遣队是不是每个人都安然归来了。从望远镜晃动的透镜中看去，几个人在一个冰脊后面出现了。德隆看到6个人形在浮冰上跋涉，埃里克森在前，戴着他的旧毡帽，手里举着旗子，德隆这才“如释重负” [29] 。

“感谢上帝，”德隆写道，“我们在地球上一块新发现的土地上登陆了，我们没有遭遇灾难，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旅程。”

安布勒医生为德隆缝合了伤口，上了石膏，不久，船长就在冰上和其他人一起欢迎出行者们归来。他们拥抱，大笑，喝威士忌，“狗们也高声嚎叫”。梅尔维尔看不出“谁更开心一些，是迎接者还是归来者”。 [30]

当梅尔维尔问起船长头上为何缠着大绷带时，德隆羞怯地说他被“风车撞了一下”。然后，他微笑着拥抱了梅尔维尔。“干得漂亮，老伙计，”他说，“真高兴看到你们回来。” [31]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44.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45.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45.

[4] 歌珊地（Goshen），指Land of Goshen，是《圣经》中约瑟在埃及为希伯来人安排的居住地，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代，他们就是从那里离开埃及的。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6.

[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7.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46.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46.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1.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2.

[1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8.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

[1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

[1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1.

[1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

[18] 1979年，亨丽埃塔岛——在俄语中写作 “Genriyetty Ostrov”——成为一支著名的苏联滑雪探险队前往北极的出发地。

[1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2.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59.

[2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0.

[22] 这个孤寂的纪念物在那里封存了57年之久。1938年，一个随苏联破冰船考察的俄罗斯生物学家团队爬上了梅尔维尔岬角，在一个倒塌的堆石界标旁边找到了锌条箱和制版圆筒。制版圆筒已经被北极熊啃食过，但其中那份德隆用飘逸的草书手写的记录却仍依稀可读，只是羊皮纸长期被水浸泡，近乎毁掉了。在圆筒附近，俄罗斯科学家们找到了埃里克森插在地上的旗杆，一些用过的各式猎枪子弹——无疑是沙尔维尔杀海鸠时留下的。那些遗物被送到了圣彼得堡。

[2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2.

[2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4.

[2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4.

[2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4.

[27] 布伦熊（Bruin），童话故事《列那狐》中的一只拟人动物。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2.

[2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6.

[3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5.

[3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5.

25.寻消问息

就在德隆与船员们因为新征服了一角陆地而兴致高昂之时，同一周，另一艘美国军舰正从阿拉斯加经白令海峡沿着西伯利亚东岸向北挺进。这艘军舰就是加固的柯温号（Corwin）轮船，它正沿着参差不齐的浮冰边缘蠕蠕而行，等待着夏天的到来以融化冰雪，为他们打开通往北极的门户。

柯温号的船长加尔文·胡珀（Calvin Hooper）是美国海关缉私局——如今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前身——的委任官员。柯温号那年5月离开旧金山母港，在这趟季节性航行中有很多任务要完成：递送北极邮件，核实捕鲸舰队的安全，制止非法威士忌和军火交易，在阿拉斯加施行各类诱捕和交易条例，并深入各条船只内部，查看有无违反年度海豹捕猎规定的情况。然而柯温号这次航行最迫切的目的，是要打听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下落，它生死未卜，牵动着万千国人的心。

胡珀在西伯利亚沿岸几个很小的聚居地停留时，听到了一个消息，它经过多种语言的过滤，在各个村庄之间口口相传，添油加醋地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细节。楚科奇人提到在北部的某个地方，大概在沿海岸向北数百英里处，有过一次船难。一艘美国船被困在冰中漂流了好几个月，最后被碾碎了，木头被撕成碎片，冰上到处都是遗骸。船上的人经历了疾病等可怕的磨难。有些楚科奇土著大概还见过尸体。

胡珀对这些表现出有保留的兴趣。他写道：“虽然众所周知，这一带的土著说谎成性，但他们报告的消息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成分的。” [1] 他心想，发生海难的会是珍妮特号吗？会不会是几艘美国捕鲸船——包括前一年秋天失踪的警醒号（Vigilant），以及预言奇准的埃比尼泽·奈指挥的沃拉斯顿山号——其中的一艘？或者也有可能这根本就是狡猾的土著们编造出来骗取酬金的？

无论如何，胡珀船长都必须探知详情。到6月的第一周，他已经追踪着这一悲剧故事的线索，向北行进到了浮冰的边缘。

前一年，全美各地的报纸都在呼吁派出救援船，查找德隆的下落。有些报纸夸张地宣布德隆和所有船员都已遇难。艾玛·德隆整个冬天都在安静地游说，想激起公众支持救援的情绪。到1881年年初，要求探知珍妮特号之谜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必须要知道德隆和船员们在哪里。仿佛这个国家把它的同胞送到了地球的某个黑洞中，或者送到了另一个星球上，而现在，为了科学，为了国家自豪感和情感解脱，此事必须有一个了结。

事实上，许多北极“专家”对珍妮特号的航行都很乐观，认为她没有消息才是好消息——表明它已经越过了冰点障碍，正一路朝着极地前进。“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担心珍妮特号，”奥匈帝国的北极探险家卡尔·魏普雷希特 [2] 在报纸上直抒己见，“这艘船的目标是在无人区有所发现，不能指望它始终与家里保持联系……德隆先生没有理由为了那些期待得到他的音讯的人，而在外层冰面流连。没有消息……应该被看作探险成功的迹象。” [3]

贝内特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曾写信给艾玛·德隆：“我希望外面那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关于珍妮特号的预言没有吓到你。我完全相信船只和船员们绝对安全。她迄今杳无音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恰是她探险成功的最佳佐证。” [4] 在纽约举办的一次美国地理学会会议上，北极探险家艾萨克·海斯认为，所有关于德隆的担心都毫无道理。他说：“我并不认为珍妮特号已被坚冰撞毁，或困于其中动弹不得。”当他提到坐在观众席中的艾玛时，全体观众起立为她鼓掌。“我在台下看到了德隆夫人的面庞，”海斯说，“我想在此表达我的坚定信念，她的丈夫此刻如同坐在她的身边一样安然无恙，当然，没有她在身边，他不会那么幸福快乐。” [5]

或许如此吧，但国会被全国发来的行动请愿狂轰滥炸。美国地理学会恳请白宫和美国海军立即展开救援。那年3月刚刚就职的新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亦全力支持救援行动。国会拨款近20万美元装备合适的救援船只，并仓促组建了珍妮特号救援航行委员会，由一位功勋卓著的海军少将率领，开始监督救援行动。贝内特会在需要之时另外捐助资金。救援委员会认为，严格来说，搜寻只是谨慎行事。人们的担忧没有什么绝对可信的理由。“整个北极探险的历史充满危险，九死一生，（且）总是在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合理的生还希望之时大获成功，”委员会在初期报告的结尾写道，“我们相信珍妮特号和她英勇的船员们平安无事。” [6]

尽管如此，艾玛·德隆还是越来越担心丈夫和船员们的安全。她持续收到乔治·梅尔维尔的妻子海蒂的来信，后者坚称珍妮特号已全船覆没。海蒂·梅尔维尔的信很奇怪。她声称自己有超凡的感应能力，宣称“我此生再也见不到我丈夫了”。她固执地认为丈夫的鬼魂曾经来看望过她：“他走到我跟前——他说过如果他死去，他的鬼魂就会来找我——还穿着一袭白衣。” [7] 艾玛觉得梅尔维尔夫人的精神大概出了问题，但随着救援船在1881年春准备出发前往北极，她自己对珍妮特号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柯温号是被派出的三艘美国船中的第一艘。另一艘船，联盟号（Alliance）军舰，将带着200人从诺福克 [8] 出发，向远至挪威北部的北极区域前进，理由是珍妮特号可能已经穿越了极地，会出现在冰盖的另一侧。第三艘救援船罗杰斯号（Rodgers）将在夏末从旧金山出发，其路线稍有不同，它将穿过白令海峡前往更北边的冻海。戈登·贝内特确保联盟号和罗杰斯号上都有《先驱报》的顶级记者，艾玛·德隆把写给丈夫的所有信件的副本——她一年到头从未间断的“写给未知的信”——交给两艘军舰的船长各一份。

柯温号的胡珀船长从华盛顿的长官那里接到的命令，字里行间都对珍妮特号充满希望，认为它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很小。“你须在北极仔细打听珍妮特号轮船的进展和下落，”命令上写道，“并在可能时与（它）取得联络，实施一切所需的援助。”胡珀接到的命令明确表示相信他一定会“带回一些（关于失踪探险家们的）消息” [9] 。他们将利用这一路遇到的所有捕鲸人、海豹猎手、海象猎手、商人和土著之间的传言，寻找德隆的探险队，并悬赏以获得有助于发现珍妮特号的可靠消息。到这次季节性航行结束时，柯温号将在海上行驶超过1.5万英里。

胡珀的任务是尽快到达白令海峡，一旦冰情允许，就直奔弗兰格尔地。德隆从航行一开始便说过，他的目标是从弗兰格尔一路向北到达极地。德隆船长曾经跟艾玛说，他计划在弗兰格尔东岸每隔25英里便堆起明显的堆石界标，并于埋在石头下面的锌条箱里留下纸条，为将来的搜救者提供方便。因此，胡珀得到的命令便是寻找这些堆石界标，并根据隐藏于其中的纸条上书写的任何线索展开搜救。

托马斯·柯温号轮船（SS Thomas Corwin）是西海岸最适于航海的北极船只。她于1876年在波特兰建造，是一艘单螺杆蒸汽动力上桅帆纵帆船，船身长137英尺，用坚固的奥尔良杉木建造，并用镀锌铁和洋槐木栓加固。要说能够抵御坚冰，它大概远不及珍妮特号，但柯温号曾在三年里圆满完成了北极航行任务，她的船身最近刚刚加了厚厚的橡木板外壳，用于抵御浮冰。

船长是个头脑冷静的职业航海人，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在数学和航海方面天赋异禀。加尔文·莱顿·胡珀时年39岁，他出生在波士顿，是个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人，涂了发蜡的头发闪闪发亮，留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他12岁时就作为船舱侍者离家出海了，21岁成为一艘快帆船的大副，内战之后就一直在美国海关缉私局工作。他从事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事业，要求他既是船长，又是公海上的外交家、侦探、海关官员和边境治安官。他的船上装备有精良的武器，他也有充分权限没收财产、扣押船只、征收罚款、逮捕犯罪嫌疑人——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当场击毙他们。他那张老海员的面孔上执拗的表情似乎在说，他这么做丝毫不会感到良心不安。美国新近购得的阿拉斯加州人烟稀少，是一片充满野性和暴力的领土；如果那里还有法律的话，加尔文·胡珀就是法律。

除了胡珀在这次夏季航行中肩负的所有其他任务之外，柯温号上的船员们还要近乎不停歇地完成各种科学和地理任务：测量水深、测量温度和气压、修改路线图、画海岸线草图、收集样本。

柯温号上最著名的——或者说很快就会出名的——科学名人，是一位出生在苏格兰的植物学家，他最近一直在研究冰川在约塞米蒂河谷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这个瘦小结实的人长着一脸蓬松的红胡子，一双炯炯有神的蓝色眼睛是惊骇的吟游诗人所特有的。他定期为旧金山的《晚间公报》（Evening Bulletin）撰写文章——不过，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就叫约翰·缪尔 [10] 。

在成为全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之前，在他发起自然保护的战役——这些不但启发了国家公园系统的建立，还促成了整个现代环保运动——之前，约翰·缪尔是个闲不住的博学者，利用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来支付自己前往渺无人迹的荒野之地远行的费用。和生活在湾区的每个人一样，缪尔也对珍妮特号的航行及全国上下渴望知道她的行踪之事了然于胸。旧金山自认是珍妮特号的母港，各大报纸都在不停地猜测德隆的下落。

然而，缪尔对珍妮特号之谜倒没那么感兴趣。他是胡珀的熟人，之所以决定接受船长的邀请登上柯温号，是因为这次航行让他有机会研究比珍妮特号大得多的谜题：在大陆的形成、大陆桥的形成，以及古老海洋的潮涨潮落中，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缪尔曾两次前往南阿拉斯加，对其广袤无垠的原始荒野迷恋不已。但他还从未到过北极圈以北区域，没有见到过永久冻土层或极地浮冰那种磨碾乾坤之力。一位自然历史学家后来写道，登上柯温号航行的缪尔希望“回望远古洪荒……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荒野之人，总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图景” [11] 。他对造物的原始过程很感兴趣，尽管历经数百万年，在宏大背景下，那些过程或许仍然清晰可见。

缪尔少年时便移民到美国，但他的身上仍然透着一丝苏格兰人的轻快活泼。他在威斯康星州长大，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念了几年书，之后曾徒步横穿美国南部1000英里，直到佛罗里达州，后来又到了古巴。基于复杂难解的奇思妙想，缪尔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至今已在那里生活了13年。他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内华达山脉，在那里放牧羊群，发现了一座高山冰川，对高耸入云的红杉进行了野心勃勃的实地考察，写了一本关于冰河时代的巨著却未能完成，是最早登上加州最高峰的几人之一，还在约塞米蒂做向导。

缪尔最近刚刚结婚，对妻子路易莎承诺说他将停止流浪的脚步，和她一起定居下来，住在奥克兰东北部金色丘陵上那片为她父亲所拥有的广阔果园里。然而远游的召唤终究不可抗拒：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仅仅两个月，缪尔就加盟了柯温号，这次航行至少会持续六个月——当然，如果轮船陷入坚冰，还会再持续一年。在缪尔看来，那可是“绝妙的冰上时间” [12] 。

柯温号在5月第一周离开旧金山时，马林山（Marin hills）两翼开满了金色的罂粟花，祝福者们乘坐的游艇与出发的轮船一起驶入海湾——堪称旧金山人送别珍妮特号盛况的迷你版本。柯温号有20名船员，包括几个日本裔船舱侍者。它穿过金门海峡之后便转而向北，胡珀在太平洋上北行了两个星期，之后又摸索着穿过雾气蒙蒙的阿留申群岛，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和一场来势凶猛的大风。

轮船在阿留申群岛停留了几次。就缪尔所见，阿留申土著居民因为接触了“文明”——先是俄国文明，继而是美国文明——而彻底被毁了。捕鲸人、海豹猎手、皮毛公司的代表让他们染上了各种新的恶习，却削弱了他们古老生活方式所特有的元气。“在偿还了公司的旧债之后”，缪尔写道，阿留申人“会把剩下的钱花在零星琐物上，买来远不如自己的毛皮厚实的衣服，买来啤酒，立即变得下流而堕落、互相羞辱、打老婆等。短短几年间，他们早已不再如以往那般强健，打猎也没那么在行了，生下的孩子也不管，任凭他们早夭。总的来说，他们在一步步走向毁灭”。 [13]

柯温号驶进白令海，在普里比洛夫群岛 [14] 停靠了几站，那里的阿拉斯加商业公司每年为获取毛皮要射杀大约10万只海豹。柯温号越向北航行——到那些没受到多少外来影响的地方——情况就越有好转。在普洛弗湾附近的西伯利亚海岸，胡珀拜访了一个由30名楚科奇土著组成的小的定居点。他和船员们应邀进入了一间半埋在地下的小屋，屋顶极其简陋，就是用动物骨头和浮木组成的一张网，上面盖着海象皮。进到屋里，缪尔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很温馨、很干净、很奢华的卧室，其四壁、屋顶和地板都是用毛皮建造的，用一平盘鲸油点灯，灯芯是一点苔藓”。缪尔发现这些人很快乐，营养充足，与周遭世界和谐相处。“这些楚科奇人白天在风雪天气里打猎，晚上退回到他们用毛皮搭建的温馨小家，脱下衣服，伸展开疲惫的四肢全然放松下来，哪怕在最严寒的天气也要裸睡。” [15]

胡珀被楚科奇人在炉边的热情感动了，尽管他们提供给美国人的食物在这位船长看来完全不能吃：水煮海豹内脏、腌制发酵的海象肉、生的鲸鱼肉、整碗凝血块，还有漂在腐臭的动物油上的莓果。胡珀写道，那些食物“闻起来让人……阵阵恶心，但我们不得不敬佩生活在当地之人的慷慨天性，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好的食物分给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倾其所有”。 [16]

这些美国人和楚科奇人一起抽烟喝茶，并受邀参加他们的体育比赛：赛跑、掷标枪、投石子，以及扛着巨大的浮木堆。那些土著力大无穷且动作灵活，但表示他们不会游泳。柯温号的随船军医欧文·罗斯写道，“他们极力避开水”，尽管他们能够非常熟练地使用自己的“小型梭状独木舟，那简直就是他们的海上脚踏车”。医生还提到他们对孩子非常和善（“那些孩子不像我们自己托儿所里的孩子一样整日胡闹”），他对楚科奇人在性交方面的混乱既感兴趣，又深恶痛绝——“他们慷慨地把女人免费提供给陌生人，那些女人明显更加偏爱白人。” [17]

缪尔后来会写很多关于楚科奇人的长篇著述——关于他们的微笑和大笑，关于他们轻易相信的天性，关于他们父子之间那些细碎的温柔场景。看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让他感到很兴奋，它虽然脆弱，却仍保留着一种自古已有的正直。看到一位丈夫跟他轻声抽泣的妻子告别的场景，缪尔深受感动，改写了莎士比亚的名句：“一丝人情味便让世界充满亲情，荒野里的楚科奇人有多少人情味啊。” [18] 在他看来，他们要“比白人更加自律，却远没有后者那么贪婪、无耻、狡诈……这些人让我很感兴趣，跨越这么远的距离来认识他们是值得的”。 [19]

5月底，在西伯利亚海岸圣劳伦斯岛西边的一个叫马库斯湾的地方，柯温号上的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美国船难的消息。一群楚科奇土著登上柯温号，声情并茂地讲了这个故事。他们说有三位海豹猎人曾前往谢尔采卡缅角——好几百英里外的一片荒凉的陆岬——西边很远的冰上，发现有一艘船困在浮冰之间，船员们都死在甲板上或船舱里了。海豹猎人们显然从船骸中拿了一袋子钱，缪尔如此写道，“以及他们能拿走的所有物品，他们给其他土著看了某些物品，这个故事就这样在沿岸的各个定居点之间传播开来”。 [20]

缪尔认为这个故事是真的。他觉得楚科奇人在讲述时“神情非常诚实，而且他们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确信无疑”。然而和胡珀一样，缪尔也觉得他们有可能想靠这个收取酬金。“我们倾听着他们水分极大的讲述，”缪尔说。 [21]

第二天，柯温号在圣劳伦斯湾又遇到了更多熟悉船难故事的楚科奇人。他们来到船上售卖海象牙和海豹皮靴。一个名叫杰鲁查的老头坐在柯温号肮脏的甲板上，要了一杯水，就开始讲故事——“他讲话的声音很响亮、很激烈，带着吼叫和咆哮声，”缪尔回忆道，“还做出狂乱的手势。”通过一位楚科奇人说着尚属过关的“捕鲸人英语”（缪尔觉得那是“四分之三的脏话加上近四分之一的俚语” [22] ）给他们做翻译，杰鲁查描述了那条船的桅杆如何被冰折断、船身如何被穿透、内部如何被灌满海水。那老头又说四周的冰上随处可见“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不过，他似乎不确定到底有一次还是两次船难。

胡珀觉得可疑，因为杰鲁查太夸张，细节描述也太过生动了。“他讲故事的样子”，船长认为，“很认真，很有感染力，如果不了解楚科奇人的性格，还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内容都是现编的。” [23] 杰鲁查根本停不下来——缪尔说他“滔滔不绝，像个常年喷涌的山泉，带着很深的胸腔共鸣音，有时听来就像狮吼……（他）就连吃饭的时候也很难抑制自己雄辩的口才”。 [24] 后来，他问胡珀有没有朗姆酒卖，并“带着猛烈的手势”强调那会“大大增加我的快感”。胡珀船长不久就从其他村民那里了解到杰鲁查是出了名的骗子——胡珀说，他是“当地最糟糕的老流氓之一” [25] 。另一位楚科奇人则直言他是个“狼心狗肺的恶人”。

胡珀问杰鲁查是否知道弗兰格尔地，他觉得德隆此刻一定被困在那里，或者至少曾经被困在那里。船长给老头看了一张航海图，问他是否知道这个出现在北边海域的神秘大陆。杰鲁查连想都没想就说：“啊，当然，那里有很多白狐狸嘛。”他说西伯利亚西北角海岸的土著常常到那里去射杀北极狐。“然而一旦进一步逼问他，他就答不上来了，”胡珀写道，“他承认从不认识任何穿越那片大陆的人，不过年轻时确实听说过这些事。” [26]

另一方面，杰鲁查描述的美国船只失事在重要细节上却与胡珀船长在马库斯湾听到的传言一致。“无论如何，”胡珀想，“看来确实有事实的成分，我现在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北边的土著确实看到了些什么。”

胡珀知道，柯温号无法到达传说中船骸的具体位置。浮冰挡住了他的去路，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也不会融化。他不得不雇用几个楚科奇向导和狗队，派一支规模小一点的队伍在陆上沿西伯利亚海岸去调查真相。

当胡珀宣布他打算如此行动时，杰鲁查回答说去也没用；失事船只上的人都死光了，船也漂走了。

胡珀说：“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7]

但杰鲁查还是说没用。眼下这个季节的冰雪太软，无法很好地使用雪橇。当他看到美国人还是打算去寻找他们失踪的同胞时，缪尔说，他“觉得我们简直就是蠢得不可救药的白人垃圾” [28] ——并继续不管不顾地自说自话。

胡珀出发去白令海峡两端的各个村庄买狗，雇用当地人来驾驭它们。他在迪奥米德群岛成功靠岸，那是位于海峡正中央、分列国际日期变更线两边的两块火山岩颈。虽说两岛相隔不到3英里，但是大迪奥米德岛属于俄国，小迪奥米德岛属于美国。胡珀从迪奥米德的因纽特人那里买到了19条狗，每条狗的价格是一麻袋面粉。

胡珀掉转柯温号的船头，去西伯利亚寻找更多的狗和向导。在一个聚居地，船长找到了一个名叫“楚科奇·乔”的人，他英语不错，可以给探险队当翻译。胡珀又去了一个名叫塔普坎的地方，那是坐落在河口沙洲上的村庄，有20座小茅屋。村民们出来迎接胡珀的队伍，缪尔说：“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被让到驯鹿皮铺就的贵宾座上。双方握手时，他们都很和善地微笑，还努力重复我们的问候。我们谈到计划在陆上旅行时，女人们热情地加入了讨论，孩子们也听得很仔细。” [29] 两年前努登舍尔德曾把织女星号停在离此地很近的地方过冬，一位村民拿出了俄国制造的一把叉子、勺子和指南针，那是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送给他的礼物。

胡珀的队伍应邀走进了一间鹿皮小屋。一个女人正在喂孩子吃饭，另一个女人则在用煤火烤海豹肝。询问了几位塔普坎老人之后，胡珀成功地雇用了几个男人和好几条村里的狗陪他们一起完成登陆任务。正要出发回到冰上的柯温号上时，他们雇来的一名塔普坎男子听到了令他心碎的声音。“他的小儿子听说父亲要走，哭得很厉害，”缪尔写道，“无论女人拿什么来安慰他都没有用。我们在冰上狂奔，走出村庄半英里之外还能听到他的哭喊声。” [30]

柯温号离开时，村民们还聚在冰的边缘，许多人无疑在想，他们或许再也见不到村子里的那些人和狗了。

第二天傍晚，柯温号陷入了楚科奇海的浮冰，橡木船舵都被弄断了，只剩下甲板上方吊起的那一小部分还算完好，船员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手忙脚乱地临时装配了一副新舵，真是狗嚎人叫，乱七八糟。

为了避开风力形成的浮冰群，胡珀艰难地驶向科柳钦岛，陆上探险小分队将带着狗队在那里登陆，开始漫长的陆地探险。小分队的队长是海军中尉威廉·赫林，他的同伴包括海军准尉雷诺兹，一位名叫格斯勒的水手，以及几个橇夫，还有作为翻译的楚科奇·乔。他们共有25条狗、4辆雪橇，足够维持两个月的食物，以及一条跨越开放水域的皮船。

胡珀确保赫林中尉对命令了然于胸。正如缪尔所写，他们此去是要搜寻海岸，“找到珍妮特号的船员或任何有关探险队下落的消息；询问见到的当地人；并查看海岸线的突出地块有无堆石界标或任何其他信号”。他们要尽可能地朝西北方向行进，至少要到达扎尔金角，然后返回塔普坎，柯温号将于大约一个月后试图在那里与他们会合。

船员们和狗队离开母船，越过浮冰一路跋涉，终于在科柳钦岛登上了陆地。“狗们满地打滚，兴高采烈地竞相奔跑”，缪尔写道，但“在阳光明媚的南国文明世界，很难想象这里阴冷的天空、肆虐的海水、顽固的坚冰、强劲的风雪构成了怎样一番骇人景象”。 [31] 柯温号转头朝阿拉斯加驶去，为的是完成其他任务和收集更多情报。“登陆小分队逐渐消失在寒冷阴郁的天海间，”缪尔在日志里写道，“我们也继续赶路了。” [32]

我最亲最爱的丈夫——

看到有这么多营救你们的行动，我们真应该无限感恩。这么多搜救船都启程了，应该总有一艘能找到你们。这个夏天将考验我们大家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期待着你的消息，乃至你的归来，如果不得不再等一年，该多令人失望啊！尽管如此，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坚持到底。

纽约的冬天过得真快。我很少去剧院；说来奇怪，我一点儿都不想去了。从前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好开心，而我一个人享受不到那份乐趣。

我有时候会想象你被困在冰中，无法控制船只，因希望受到阻滞而心力交瘁。我衷心希望并祈祷你们的友谊仍在，还能互相帮助，希望并祈祷你们那个小小的队伍无病无灾。

爱你的妻子

艾玛

[1]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9.

[2] 卡尔·魏普雷希特（Karl Weyprecht，1838-1881），奥匈帝国探险家、海军军官。他是著名的北极探险家，也是北极科学探险国际合作的倡导人。

[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8.

[4]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92.

[5] Guttridge，Icebound ，148.

[6] Guttridge，Icebound ，155.

[7] Guttridge，Icebound ，148.

[8] 诺福克（Norfolk），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汉普顿锚地的一个独立城市。

[9]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xxi.

[10]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他写的大自然探险广为流传，特别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的描述。缪尔帮助保护了约塞米蒂山谷等荒原，并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他的著作及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形成。

[11] Bill McKibben，in his foreword to Muir’s Cruise of the Corwin，xv.

[1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xxxviii.

[13]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5.

[14] 普里比洛夫群岛（Pribilof Islands），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东南部的群岛。

[15]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33.

[16]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18.

[17]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42.

[18] 莎士比亚的原句是“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意为“一丝人情味便让世界充满亲情”，摘自《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1602）。

[19]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70.

[20]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31.

[2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31.

[2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5.

[23]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10.

[24]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57.

[25]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10.

[26]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10.

[27]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34.

[28]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34.

[29]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41.

[30]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43.

[3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49.

[3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49.

26.死神来袭

1881年6月的第一周，珍妮特号仍在继续往西漂流，亨丽埃塔岛已经在阴沉的天空下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灰色影子。虽然梅尔维尔认为亨丽埃塔岛没什么可取之处——没有大型野兽可以捕猎、没有安全港，也没有可以烧火的浮木——但德隆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遗憾。他写道：“可以说（亨丽埃塔岛）已成往事，早在多日以前就已经在视野中消失了。” [1]

船仍然困在一块巨大的冰板中动弹不得，但海水日益变暖，冰也破裂变软。船员们常常会在四周瞥见大片彼此隔开的开放水面。对于这么久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的人来说，那是怎样一番景象啊——流水波涛起伏，激起朵朵浪花。宽阔的海洋是他们熟悉的，只要他们能进入开放水域，一条回家的路便豁然开朗。

然而，回家并不是德隆心中的首要目标。他盘算的是，船距离极地只有区区700多英里了，他内心里仍然渴望到达那里——或至少沿开放海水向北挺进，可以声称打破了“最北端”的纪录。考虑到船目前的糟糕状态，他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就是不愿放弃北行的追求，特别是眼下看到周围有这么多开放海水。

德隆的想法有多坚定，春天的天气就有多善变。一个小时之内，先是阳光灿烂，接着下大雾、起强风、下雨、雨又变成寒雾、吹得到处都是冰，然后又见晴天。在船的四周，船员们总能听到剧烈的震动声，那是融化的浮冰解体并撞击其他大块浮冰的声音，新的旧的撞在一起，把碎冰片高高扬起。然而到现在为止，珍妮特号还安全地停靠在自己的冰岛中心——梅尔维尔称之为“我们那片友好的浮冰”——周遭的骚动尚且不能伤她分毫。德隆说：“我们正缓慢而庄重地移动，在空旷的荒野中保持着一丝体面。” [2]

无论瞬间的天气如何多变，大趋势显现无疑：春天很快就要结束，夏天即将来临。德隆写道：“天气看来总算准备变暖，也是时候了。”现在，太阳掠过地平线后，再也不会从它的背后消失。新夏和暖，开始出现生命的迹象。船员们仿佛能感受到地球本身也开始呻吟着倾斜了。

一天早晨，岗哨上的邓巴觉得自己看到有鲸鱼在远处冰面的一个豁口浮出水面。还有一天，估计有500多只的一大群绒鸭呈箭头形飞过天空，正向着北方低飞。（关于它们为什么要朝着那个方向飞，成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此处以北的什么地方还有更多的海岛，甚或如彼德曼猜测的，有极地大陆吗？）众狗看到这一景象激动起来，跟着鸟群奔跑，最终却被开放水域挡住了去路。

这么多迹象表明，又要到夏天了，德隆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大家也都一样。暖空气和冰雪融化让他们预先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一定随时会开启一条大水道，最终释放珍妮特号。达嫩豪说：“我们知道那重要的一刻即将来临，珍妮特号即将从巨大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3]

然而解放究竟是好是坏，他们没有把握。船已经被冰蹂躏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人说得清再度下水之后，她还能否航行。那块支撑着她的浮冰纵然危险重重，但或许是她唯一还能浮在水面上的地方。达嫩豪就这么看，他担心“我们下水之后会在狂暴肆虐中不知所措”。 [4] 他似乎确信，解放了的珍妮特号可能遭遇的危险要远大于“在魔鬼的铁钳中”。他认为船可能会“被浮冰块相互撞击的压力挤碎，在那些浮冰块中，珍妮特号简直就像个玻璃玩具”。 [5]

6月的第一周，冰持续松动，现在看来，结果相当乐观。梅尔维尔注意到水下的船身松动了；因被压弯而开口的木板也恢复到原来的轮廓——它们再次放平，首尾衔接。漏水慢了下来，将近一年来第一次变成了水滴。

太阳的持续照耀让船员们看到他们整个冬天过得有多凄惨，梅尔维尔称之为“40条狗和33个人在一个小空间一起生活了6个月的可怕后果”。 [6] 人们积极投入了春季大扫除；德隆要求船员们每一个表面都要擦洗，每一条毯子都要敲打，每一张动物毛皮都要抖开。船舱里像奥吉亚斯 [7] 的牛圈一样臭气熏天，人们从中扫出来动物骨头、老鼠屎、毛皮垢屑、残渣和狗粪。他们用虹吸管从水池中抽出死水，如德隆所说，那味道很长时间一直在“刺激着我们的鼻孔”。每个可以移动的东西都被带到冰上擦洗一番，并在阳光下晾干。缺乏阳光的船员们享受着这一繁重的、多半在户外进行的劳动，因为经过漫长的冬天，每个人都“因缺乏阳光而异常苍白”，梅尔维尔说，“就像长在暗室里的蔬菜”。 [8]

在发现珍妮特岛并成功登陆亨丽埃塔岛之后，全船上下都洋溢着一种谨慎的乐观。每个人都觉得这次航行尽管饱受挫折，但总算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登上了地球上人类前所未见的数百英里土地。达嫩豪认为他们为地理学、对洋流的认识，以及北极气象学都贡献了不少新知识，同时也驱散了很多顽固的观念。德隆说他们起码“戳穿了其他人的那么多理论” [9] 。开放极海理论总算要被终结了，温暖通道也一样。事实证明，黑潮根本无助于改变白令海峡以北地区的气候或融化那里的坚冰。他们了解到弗兰格尔只是一座孤岛，跟格陵兰没有任何连接点。德隆的探险队始终未间断地在冰下测量海底水深，这几乎已能证明一个重要的地理学真相：极地水域确实如彼德曼所说是一片海洋，但那是一片终年结冰的海洋。

他们还证明了其他事实。冰盖的旋转尽管变化无常——无论因为洋流还是风的作用——却有一个主流的方向，总的来说，它们始终在正道上——朝着北极方向。因此，捕鲸人的说法并非全错：在某种意义上，大自然通向北极的路线确实是“下坡路”。

珍妮特号还为营养科学和医学做出了贡献：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一个人死亡，谁也没有染上可怕的坏血病。“如果我们（能够）在返程时无人死亡”，达嫩豪写道，这次航行就应该被判定为“巨大的成功”。 [10]

到6月第一周时，船员们的情绪在这种新的乐观主义和日渐焦虑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投入日常工作中，却无法忽视那种激动人心的迹象，即很快会有大事发生——可能是美妙的奇迹，也可能是灭顶之灾。德隆宣称：“这次航行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了。” [11]

6月11日午夜时分，大事真的发生了。当大多数人都在明亮的极地之夜睡去时，冰面裂开了一个参差不齐的缺口，珍妮特号滑入水中。在达嫩豪听来，那声音就像是“她从山上或从滑道中落下一样”。 [12] 珍妮特号一下水，便立即平稳下来，在冰冷的海水中轻轻地上下摆动。

将近两年后，船终于……漂浮在水面上了。那是一种陌生的感觉。所有的人都从铺位上起来，穿上衣服，冲到甲板上去细细体味这一时刻。

珍妮特号不光开始漂浮，她还十分坚挺。梅尔维尔和德隆对船身内外进行了彻底检查。船舱里的漏水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她漂浮于其上的那片坚冰包围的礁湖风平浪静，清澈明澄，此刻的船体轻盈平稳，自她从加利福尼亚的造船厂出来之后就没有这般从容过。他们擦净了每一寸可见的船身之后，船长的情绪更加高昂：船体看起来依然结实稳固。德隆说，“后艉什么损伤也没有”，他现在觉得“让船漂浮在水上继续航行没有任何问题”。 [13] 在马尔岛上花了几个月时间加固船体显然有了回报：珍妮特号经受住了将近两年的坚冰的钳制。

船员们为他们的好运而欢呼起来。正如达嫩豪所说，船最终被“从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平静地漂浮在美丽的碧水表面……那是个小池塘，她终于可以将两侧浸入水中了”。 [14] 附近仍有样子难看的旋转浮冰，但珍妮特号此刻看似平安无虞。

船悠闲地在她的小池塘里沐浴阳光，第二天，也就是6月12日，下午3时左右，德隆请梅尔维尔打开相机，为漂亮的船拍一张“肖像”。梅尔维尔欣然从命，拿着三脚架和其他照相设备摇摇晃晃地走到冰上。当他鼓捣照相机时，巴特利特和阿涅奎因打猎回来了，他们拖着一头新鲜的海豹，在浮冰上留下一串血迹。

冰面沉声静气，梅尔维尔说，船在明亮的阳光下轻轻摇晃着，样子“绝美如画” [15] 。梅尔维尔把头伸到罩布下，为美国军舰珍妮特号拍摄了她存世的最后一张照片。

半小时后，梅尔维尔正在甲板下面的暗室里洗照片，浮冰又开始聚拢了。船员们听到了一声可怕的摩擦声，冰面开始前所未有地撞击船身。压力恢复了“巨大的势能”，德隆说，“船体到处开裂”。 [16] 他知道珍妮特号“大限已到”，迅速全副武装，冲上甲板。声响震天，仿佛珍妮特号正被殴至重伤。纽科姆显然感受到了她的“呻吟和颤抖”，听到“船体一片嗡嗡作响，甲板接缝开裂，水线之上的整个船体都摇摆起来”。德隆在船上四处奔跑，追踪每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情况。“轻甲板开始扣紧，”他说，“右舷似乎再次开始漏水。”两个单独的冰面正以无法估量的强大力量夹紧船只。船体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被压力拱起来，而是被压了下去。

德隆和邓巴一起站在冰上，审视着眼前的形势。“好了，”船长问，“你怎么看？” [17]

邓巴的语气很沉痛：“到明天，她要么被压在浮冰下，要么被抬到上面。”

这一切发生时，梅尔维尔还在下面的暗室里，他不愿在照片洗出来之前离开工作岗位。他在黑暗中加紧进程，听着撕裂的声响，而他拍摄的珍妮特号的照片还在化学试剂盘里泡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压力不断增加。之后一个巨大的冰爪冲破了右舷的煤仓，不久船身便灌满了水。“它受到了致命一击，正在迅速沉没，”纽科姆写道，“船再坚固也经不起这样的夹击。” [18] 有些船员认为船一定没救了，便奔向各自的铺位抓起背包——为防备像这样的灾难发生，那些背包早就准备好了。

总算来了，很多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害怕却也断断续续有所准备的这一声丧钟：“弃船！”德隆喊道，“弃船！”

德隆的声音充满元气却并没有绝望。仿佛他很久以前就早已屈服于这一刻，仿佛他早已在头脑中为这一刻留下了庄严的一席之地。他站在船桥上，嘴里叼着烟斗，审视着眼前的一片混乱。

数月前，德隆就已经为应对这种情况制订了一个紧急计划——对于哪些设备和补给应当挽救、以何种顺序挽救，做出了周密的安排。船员们早已研究过计划并演练了多次。每个船员都有具体的工作要做，也都有一个时间表。现在，德隆从容地指挥行动，每个人都投入自己的任务中。

几块大木板被搭在船舷上端用作活动舷梯。珍妮特号的日志和其他官方文件被包在帆布里传递到冰上。安布勒医生护送铅中毒的病号。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牵着狗下船。达嫩豪拆下眼睛上的绷带，抓住自己的领航仪器和航线图。斯塔尔下到已经迅速积水的弹药室，拖出一箱又一箱的弹药。科尔和斯威特曼在操作吊艇架，把驳船和一条捕鲸船摇到冰上。邓巴在研究周围的浮冰，看在哪里露营最安全。其他人都在拖拽食物、毛皮、帐篷、炉用酒精、药品、绳子、枪支、船桨、绳索、雪橇和小木筏。

听见船内的骚动，梅尔维尔放弃了珍妮特号的照片，把毛玻璃板留在了盘子里。从暗室里冲出来后，他发现机舱天花板上有一条可怕的锯齿状裂缝。然后他爬上甲板，投身于手边的工作。

到晚上8点时，珍妮特号已经向右侧倾斜成23度角。如果不抓住固定的东西，没有一位船员能够站立。冰继续扼紧船身。军官室里已经灌满了水。到处都有螺栓脱落、木料呻吟、金属开裂的声音。梅尔维尔写道：“每个接连而来的打击都朝着船的中心传递，并出奇清晰地在两侧船舷轰鸣，听起来就像丧钟。” [19] 纽科姆说，舷梯“从夹盘上跳起，像鼓面上的鼓槌一样在甲板上跳起舞来”。 [20]

德隆很高兴他们挽救了最重要的东西。爱迪生那些没用的电灯被留在了船上，贝尔的设备也一样。所有在探险期间曝光的照相底板——包括梅尔维尔刚刚拍摄的那张照片——都存储在船舱下面最深处，再也找不回来了。考虑到船员们在逐渐沉没的船上攀爬很不安全，德隆命令所有人离开珍妮特号，待在冰上。水很快漫上来，在下面干活的最后一批船员已经来不及蹬着梯子上来，不得不通过顶棚通风窗逃离。

德隆船长似乎想跟他那艘将沉的船单独待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她倾斜的甲板上，抓住绳子或矮柱，或是任何能让他站稳的东西。他是珍妮特号的第一位、最后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船长，他不想弃她而去。过去三年，他爱船如命。是他找到了她，带着她绕过好望角，在旧金山给了她重生。他驾驶着她走过了数千英里的未知海域，超过了曾经穿过北极这一地区的任何船只。珍妮特号在任何情感意义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她葬身冰海也是他一个人的损失。

他失望得近乎自责起来。“未来的人们提起我时，会说此人曾指挥北极探险，却在北纬77度沉船了，真是难以承受……我觉得假如我跟我的船一起沉没，结果也没什么不同。” [21]

德隆又沉默地逗留了几分钟。船解体时那种可怕的动静小了许多，此刻只有海水涌进的声音了。德隆挥了挥他的熊皮帽作为哀悼，高声说道：“再见了，我的老船。” [22] 然后他跳上浮冰，严厉地下令任何人不得再上船。

他们在冰上过夜，33个人带着他们的狗，眼看着早先的家园缓缓地悄然远去。他们把所有物品整齐地摆放成长排，并搭起了帐篷。天气温和——气温是零下5摄氏度——奇怪的是，气氛居然很愉快。梅尔维尔甚至称之为“欢乐”——但只不过有点像小男孩路过墓园时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那种快乐。阿列克谢宣称他“感觉良好”。乔治·劳德巴赫（George Lauterbach）吹起口琴，有人唱歌，有人讲笑话，总之大家都想方设法不去想几百码外那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午夜时分，珍妮特号整船侧翻，就像一头伤势严重的野兽侧身躺着。她的下桁端靠在冰上。德隆觉得这么盯着船临死前的痛苦毫无意义，就命令船员们进去睡觉了。

走进帐篷，他们就在冰面铺上橡皮布毯，爬进了睡袋。一个小时后，断裂的巨响惊醒了整个露营队伍。船长帐篷的正下方裂开了一个大口，位置就在德隆卧身之处的下面。如果不是很多人躺在他的两侧——用他们的体重固定着橡皮布毯——德隆，很可能还有埃里克森，或许会掉落在冰冷的水中。

人们在裂缝上面铺上厚木板，以确保不会有人掉下去。邓巴重新评估了露营地附近冰面的情况，宣布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因此在德隆的指挥下，他们又朝远处行进了几百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点——重新安置了食物、船只、雪橇和狗——再次安营扎寨。直到过了凌晨3点，他们才总算安定下来。

此时，珍妮特号几乎彻底消失了。排烟管的顶端近乎与水面齐平。她仍然侧身躺着，随着冰的变向而轻轻摇晃。不时会从船身内部发出一声叹息或呻吟，但战斗已经结束了。

4点钟换岗哨时，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木料和铁器咯咯声大作，珍妮特号突然像牵线木偶一样跳了上来，垂直地漂浮了几分钟，就像复活了一样。但她随后便开始径直沉入水中，并逐渐加速。哨兵屈内高声叫道：“还有谁想最后看一眼珍妮特号——她就在那儿了！” [23]

船沉了，桁端折断向上，与桅杆平行，用梅尔维尔的话说，就像“一具巨大的可怕骷髅在头顶上拍手”。 [24]

随后，海浪最后一次卷来，珍妮特号彻底从视线中消失了。达嫩豪说，“我们的老伙计、好朋友珍妮特号在忍受北极怪兽的拥抱那么多月之后”，什么也没留下。 [25] 她沉没的具体地点是北纬77度15分，东经155度，那里距离北极极点以南仅仅700多英里。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探险队员们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梅尔维尔说：“那种感觉很少有人能够体会。我们寄托了那么多愉快情感在她身上的逃生手段，就在我们眼前毁灭了。我们现在几乎与世相隔，得到援助的希望十分渺茫。” [26]

他们距离最近的大陆——中西伯利亚的北冰洋海岸——也有将近1000英里。即便他们拖着所有的东西和小船到达了那里，那个目的地所呈现的也是地球上最荒凉、最无情的景观。他们几乎不了解中西伯利亚那些稀稀落落的聚居地，那里的海岸线和内河的地图绘制也很不充分。西伯利亚主要是作为沙皇流放——永久流放——罪犯和政治犯之地而闻名的。德隆和他的队员们对前方是怎样的穷途末路心知肚明：他们唯一的希望竟是个著名的绝望之所。

然而，在荒凉和绝望背后，队员们也感到一丝解脱。他们被困在浮冰中已有21个月，而现在，无法行动、不得不在无奈的漂流中等待和疑虑不安，并且忍受囚禁生活的单调乏味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们知道前路上会遇到什么。他们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逃出生天。他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史诗般的生存之战——但他们渴望行动起来。梅尔维尔写道：“我们欣然觉得，既然我们知道船已经没用了，现在就应该立即出发，越快越好，踏上南行的漫漫征程。” [27]

夜深人静，浮冰也怪异地安静下来，仿佛冰还在心满意足地消化它刚刚吞下的大餐。队员们盯着珍妮特号沉没留下的那个空洞。除了倒着漂浮在水上的一个木箱，她什么也没有留下。“一条狗发出了一声悲伤的嚎叫” [28] ，纽科姆说，仿佛在为他们的船歌唱一首安魂曲。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9.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67.

[3]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36.

[4]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30.

[5]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37.

[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4.

[7] 奥吉亚斯（Augean），希腊神话中的埃利斯国王，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拥有大批牲畜。因传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从未打扫，污秽不堪，所以在西方常以“奥吉亚斯的牛圈”（Augean stables）来形容“最肮脏的地方”或“累积成堆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5.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36.

[10]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37.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54.

[12]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37.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72.

[14]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38.

[1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9.

[1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74.

[1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8.

[1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06.

[1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8.

[20]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06.

[2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23.

[2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0.

[2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1.

[2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2.

[25]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43.

[2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2.

[2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2.

[2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06.

第五部分 世界尽头

27.都玩儿完了

整个6月，柯温号救援船都沿着白令海峡蜿蜒前进，拜访海峡两岸的堡垒和村庄。加尔文·胡珀船长穿过迷雾和坚冰缓缓而行，一边等待着雪橇探险小分队从西伯利亚海岸带回更多关于发生在北边的美国船难的消息，一边处理着自己的日常事务。柯温号遇到了不少美国捕鲸船——大多属于新贝德福德和楠塔基特的公司——那些船长说，这一年渔获丰富；经过了一个罕见的温和冬季，冰面后退的程度和速度都远超预期，现在很多船都已满载鲸油和鲸骨。胡珀有时从远处就能看到捕鲸船的炼鲸油锅冒出一缕缕炼脂的黑烟，在海上拖着很长的尾巴，那是他们正在煮鲸脂，把它变成一桶又一桶的油。

温和的冬季和快速退去的坚冰让胡珀船长有理由对德隆的下落怀有乐观的预期。如果他被困在北方某处，也一定可以在这一年走出困境。“如果珍妮特号还在，”胡珀写道，“她没有理由不能在今年驶入开放水域，因为毫无疑问，今年海水开放的程度已是多年未遇了。” [1]

胡珀的职责之一，是在阿拉斯加的海角和海岛上巡逻，搜寻朗姆酒商人——事实证明他们的非法酒类交易给当地人带去了灾难。6月末，正是为行使这一职责，胡珀船长在圣劳伦斯岛靠岸了，那是位于极寒的海水中间的一处新月形火山岩，四周全是参差不齐的冰，就在育空河口的正西边。圣劳伦斯岛有将近100英里长，约20英里宽，是美国阿拉斯加领土的一部分。三年前，岛上还有逾1500个尤皮克人 [2] ，住在沿海岸分散的十几个已固定下来的村庄里。他们的文化古老而繁荣，主要以捕猎海象为生。但后来，仅一个冬天的时间，这些人就因为某种疾病或饥荒而近乎灭绝了。

1881年6月24日晚6点左右，胡珀在该岛南岸一个小小的爱斯基摩村庄旁把柯温号停了下来。船长与缪尔、史密森学会的博物学家爱德华·纳尔逊，以及船医欧文·罗斯一起，划着一条小船前往岸边，拿出野外望远镜查看地形。缪尔说，那个岛“是块荒凉阴沉的黑色熔岩陆地，其上分布着不少火山，被冰雪覆盖，连一棵树也没有”。 [3] 救生艇登岸后，他们步行越过一片沙砾石海滩，又走过一段长满苔藓地衣、有白雪覆盖的松软地面。处处可见盛放的石南和其他鲜艳的野花从雪中探出头来。但一行人走近村庄时，却看不到一个人。“我们开始害怕，”缪尔说，“这里大概一个活人也没剩下。” [4]

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他们一跳。俯瞰村庄的高地上有一片适合夏季居住的茅屋，几个爱斯基摩人的喊声从那里传来，随后他们又下来迎接美国人——缪尔觉得他们“看见我们很高兴”。胡珀问他们村民都去哪儿了。他们咧开嘴露出古怪的笑容，答道：“都玩儿完了——没啦。” [5]

“死了？”

“对，死了！”

胡珀问死去的村民被埋在哪里。当地人就把美国人领到一座房子背后，在那里的一个岩石坡上，晾着八具仍在腐烂的尸体。缪尔写道，他们的东道主“对着那可怕的场景微笑着，眼前全是咧嘴的骷髅和从萎缩的棕色皮肤里露出的白骨”。 [6]

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在村庄附近时，胡珀一行人开始意识到饥荒有多严重。缪尔数了数，大约有200具尸体，大都“盖着正在腐烂的兽皮”，也有些尸体已经“被乌鸦掏空了”。 [7] 很多“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因为幸存的亲戚们还有力气时，就是从那里把他们拖出来的”。

胡珀说，裸露在地上和堆在屋里的尸体那么多，以至于“如果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几乎就走不了路了”。 [8] 缪尔在单单一座房子里就数出了30具尸体——“其中大约有一半就像柴火一样被堆在屋角，另一半在床上，看样子就像安静而冷漠地迎来自己最终的命运”。 [9]

正是为了避开这可怕的景象，少数幸存者——大概十几个吧——才住到了山上的夏季茅屋里。

圣劳伦斯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捕鲸人怀疑是暴发了某种瘟疫，但还有人认为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尤皮克人在1878年夏季和秋季根本没有狩猎——究其原因，则是美国贩子向圣劳伦斯岛的岛民非法贩售了大量朗姆酒和威士忌。因为酒，尤皮克人的生活彻底停顿——“只要有朗姆酒，”胡珀写道，“他们就喝酒打架，别的什么也不干。” [10] 缪尔说，因为醉酒，“他们对于囤积冬天的日常食物储备也不上心了”。的确，胡珀在一个茅屋附近看到那儿堆着八个空的威士忌酒桶。

然后又遭遇了极寒的严冬，冰比以往厚得多，这样就更难找到海豹和鲸鱼了。到1879年年初，整个圣劳伦斯岛上的尤皮克人就开始挨饿。他们吃自己的海豹皮衣，吃茅屋上的海象皮屋顶，吃船上的海象皮封膜。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充饥，却导致他们病得很厉害。后来没有吃的东西，他们就把自己的狗也宰了，直到最终彻底找不到任何食物。随后，圣劳伦斯岛的村民就开始三三两两地死去。

全岛的人口数字令人震惊：1879年，也就是珍妮特号启航并在北行路上途经该岛的那一年，逾1000人——占全岛人口的三分之二——消失了。传统的解释只提到了大饥荒这部分原因。酒和寒冬当然都是促成因素——特别是酒。然而，还有比这宏观得多的事件，使得这次大饥荒的发生无法避免：前十年，来到北极的美国捕鲸者为了增加其货运的价值，开始大量猎杀海象，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整个1870年代，美国捕鲸船从白令海峡地区掳走了多达12.5万头海象。屠杀成为捕鲸业有利可图的副业。捕鲸者们把海象的脂肪熬成油，把砍下的象牙卖到远至英格兰和中国的象牙市场。仅1876年的一个季节，就有3.5万头白令海峡的海象被捕杀。

与北极捕鲸的危险和艰苦相比，“捕海象”简直容易得不像话。捕鲸者们发现，他们不用站在摇摇晃晃的敞舱船上挥动标枪和鱼叉，而只需走到冰上，用来复枪对着海象的头直射，就能杀死大量海象，然后就可以宰杀、剥皮和熬油了。在船上点起炼油锅，单单一头壮年雄兽的脂肪就足够捕鲸者们炼出20多加仑的油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工业效率惊人的屠杀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尤皮克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季节性狩猎。到1880年代时，白令海的海象已经几近灭绝了。

这是美国人很熟悉的故事——野牛和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故事——的北极版。这里和大平原一样，在短短几年内，一个民族作为主食的猎物遭到大量屠杀，导致了毁灭性的大混乱和可怕的连锁反应——也带来了一个文化启示。

圣劳伦斯岛的经历让约翰·缪尔久久不能忘怀。“那场面太骇人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把好几种场景悚然并列，如此写道。“海鸥、麦鸡和鸭子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翔、在水里游泳，纯白的海盐被浪涛拍上岸，苔原上鲜花盛放，一直铺到白雪覆盖的火山”，然而村庄却“沉浸在死亡中，惨状令人目瞪口呆”。 [11]

在缪尔看来，美国人在北极的出现迄今为止有百害而无一利。发生在圣劳伦斯岛的惨象只是美国整个西北边境当前大趋势的一个极端的缩影而已。缪尔现在看到，这个冰封的荒原有多广袤就有多脆弱——其迁徙的脆弱节律、人口的相互依存以及生存的习惯模式经历了数万年才逐渐确定下来。然而，这一切似乎正在他的眼前迅速消失。

阿拉斯加归属美国领土不过十年出头。沙皇的影响本来就弱，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虽然也不能说与俄国捕猎者和商人的接触改善了阿拉斯加土著的生活——远非如此——但俄国毛皮公司却很少能达到美国捕鲸者、贸易代理商和毛皮公司的企业组织水平及其追求的极高效率。只需系统性地引入几样东西——连发来复枪、烈酒、金钱、分割动物肉的工业方法——就足以让阿拉斯加的土著文化以创纪录的速度土崩瓦解。

“就算不考虑酒的因素，”缪尔写道，“商人们携带的几样东西，食物、衣物和枪支等，就能导致当地人堕落，使他们不再自力更生，不再练习打猎的技巧。”缪尔担心，“除非我们那个将这些人收归自己管辖的政府能够施以援手……否则他们将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一个都不剩”。 [12]

6月29日，柯温号停泊在距离小小的塔普坎村几英里的一处冰缘。一股强风从北方吹来，船在巨浪中上下颠簸。用野外望远镜查看过海岸线之后，胡珀船长非常激动和欣慰地看到，在一个白色帐篷顶上，一面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赫林中尉和他的陆地探险小分队回营了。船上的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满怀期待。胡珀说：“整个船上都开始热切地猜想，他们有没有大获成功。他们发现珍妮特号了吗？” [13]

胡珀开始安排派出一队人上岸，但后来他注意到赫林的人迅速撤营，正在冰上朝着柯温号的方向艰难行来，方才作罢。赫林他们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但最终总算来到了船上。那时，海浪已经汹涌澎湃，胡珀船长意识到他不能再停靠在当前的位置了。他们赶紧给塔普坎的橇夫支付了报酬——一支来复枪、一些弹药、一匹印花棉布和其他几样东西；然后，胡珀就把柯温号驶向了开放海域。

待海浪终于平息下来时，胡珀把赫林等几位美国探险队员召集到他的船舱，得知了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赫林带领着三个美国人和三个土著橇夫，在6月2日离开了他们在科柳钦岛上的登陆地点，开始在冰上跋涉。 [14] 起初极为艰难——雪橇坏了，狗群吵闹不停，道路湿滑难走——但他们很幸运地遇上了几位土著海豹猎人，后者带他们到了自己的居住区，大概在那以西25英里远的地方。

科柳钦村有26座房屋和大约300人。镇子上的长者热情地接待了美国人，邀请他们到他的茅屋，在那里喝了一杯又一杯的俄国茶。赫林询问了西边一艘美国船遭遇海难的消息。他跟赫林说这里的大部分村民以前从未见过白人，那也是为什么他们对这些美国客人如此好奇的原因。土著们用驯鹿肉和新鲜的鳕鱼肉盛情款待访客们，他们一直到凌晨4点还没有睡，一直在喝咖啡，讲故事。

经过一天的休息，赫林带着小分队再次上路，沿着北冰洋海岸向西跋涉了一周时间，每天晚上用浮木点燃篝火，烤干他们湿透了的毛皮衣履。他们途中经过了好几个村庄，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无边无际的荒凉冰原上艰难前行。在路上，他们搜索堆石界标或珍妮特号的任何其他迹象，但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们到达了一个叫“盎曼”（Onman）的小聚居点，那里有5间茅屋。几个村民跟赫林说他们听说过海船撞毁的故事，还说如果他继续朝西走20英里左右，就能到达一个名叫“旺科兰姆”的村庄，那里的人知道得更多一些。

于是赫林中尉就赶紧上路前往旺科兰姆，在那被热情地请进了村里的一间茅屋。他分发了烟草和咖啡等礼品，解释了来访的目的。村民们微笑着点头，然后立即招来三个人，说后者能给他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船难故事。经过翻译楚科奇·乔的拼接，他们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

去年秋天，新冰刚刚结成之时，我们到一个我们称之为康卡皮奥的岛附近去打海豹，在那里看到一艘撞毁的船正朝着岛的方向漂流而下。我们到船骸上，船上已经灌了半舱水。三条桅杆都在甲板附近的位置被截断了用来生火。

我们在船舱里发现了四具尸体——其中三人躺在床上，一人漂在水上。他们都死了一段日子了。皮肤开始风干、发黑，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当时风向变了，我们害怕待的时间太长，就收集了几样东西离开了船。第二天晚上，风向转为南风，船骸就漂离海岸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

赫林中尉询问他们从船上拿走了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看到书或文件？他问。

没有，他们说，那些东西对我们没用。

赫林解释说，他最关心的是船的身份。它有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有没有跟其他的船不一样的地方？

海豹猎人想了一会儿，说：我们看到有人把一对鹿茸高高地挂在船上。赫林对这个奇怪的细节很感兴趣——那听起来不像是德隆这样的指挥官用来装饰美国海军军舰的东西。在跟三位猎人大致画出了图形之后，赫林确定那对鹿茸就挂在艏斜帆桁上。

赫林想知道猎他们从船上还拿了些什么东西。三位猎人离开了，很快又带回来一小批战利品。其中有两把木锯、一把斧子、一支鱼叉、一瓶鸦片酊、一块刀片、一副眼镜、一个烛台和一只炉用金属平底锅，锅上有费城制造商的印章。没有一样东西上面有人名，但有一把餐刀的手柄上刻了一个字母V。

赫林谢过几位猎人，高价买下了他认为最能帮助确定船只身份的物件。他问村民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弗兰格尔的地方，那是冰面以北的一片神秘地带。正如他后来跟缪尔说的，“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在那个方向还有陆地。但一个老人跟他们说过，很久以前曾听说有一群人从北方某个遥远的神秘陆地穿越冰面而来”。

赫林又反复问询，在确认他们在方圆几百英里内没有听说过任何其他美国船的消息后，他决定返回塔普坎，以免随着盛夏来临，岸冰变得更加难对付。他和小分队驱赶着狗向东行进，于6月中旬到达了塔普坎。

在等待柯温号返航的那段时间，几个美国人应邀参加了村里为第一次成功捕猎海象举行的庆祝活动。海象的头被砍下来带到了酋长的茅屋里，庄严地置于房屋中间的地上。一群村民聚在这个长着胡须的战利品周围，然后酋长开始了长篇演讲，命令幼子把受到福佑的驯鹿和海豹肉等祭品放到海象的嘴里。随后，仪式在户外继续，人们扯下片片海象肉，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扔出去。然后又是一番敲鼓唱歌跳舞狂欢；美国人因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这样的庆祝场景让他们振奋了不少。

在塔普坎，赫林中尉遇到了一群海象猎人，他们声称不仅见到过珍妮特号，还在她北行时上过那艘船。那是1879年夏末，德隆在打听努登舍尔德的消息时，曾在谢尔采卡缅角短暂停留。海象猎人们跟赫林说，那是“一艘有着三根桅杆的轮船” [15] ，船上有两个来自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他们是从后者戴的唇饰物——嘴唇上的饰钉——分辨出来的。他们还告诉赫林：“她的甲板上有很多狗和雪橇。”

这些细节都对，赫林中尉把这些铭记在心。他认为这些描述“表明这些土著……留心观察着海岸附近发生的一切。如果有一艘船或者一群白人在那之后到访，土著们一定知道，我们也一定会有所耳闻”。 [16]

胡珀船长仔细地聆听了赫林中尉的故事，有两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个是餐刀上刻的字母V，他也亲自查看了那把餐刀。第二个是猎人们观察到一对鹿茸挂在艏斜帆桁上。美国捕鲸船警醒号（首字母是V）曾在艏斜帆桁挂着一对锯茸。那是一种商标，捕鲸舰队的船长们对此都很熟悉。

胡珀认为，谜团解开了。这里提到的船难显然不是珍妮特号。那是警醒号，一艘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建造、重达215吨的木质捕鲸小帆船，船长是查尔斯·史密瑟斯。1879年10月，其他北极捕鲸人在赫勒尔德岛的西南方最后一次看到警醒号，她在那里被困冰中。警醒号本打算带回价值1.6万美元的鲸油和鲸须。史密瑟斯和30名船员驾驶着她从夏威夷扬帆启航；胡珀猜测，全体船员都遇难了。

然而，珍妮特号还有希望。胡珀船长仍然坚信德隆的探险队员都还在世，要么被困在神秘的弗兰格尔地，要么被困在那附近。

胡珀船长觉得快速变薄的浮冰和反常的温和气候是他到达弗兰格尔的最佳时机。7月第一周，柯温号驶离了西伯利亚海岸，一路向东，前往阿拉斯加的圣迈克尔。

1881年6月12日

我最亲最爱的丈夫——

我强烈地预感到今年夏天一定会见到你或者听到你的消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无论你在哪里，愿上帝赐福你，保佑你，让你和所有同行之人安然归来。替我问候珍妮特号上我的朋友们——我不敢说下去，因为她可能已经葬身海底，此刻你们大概正在挣扎求生，或许在船上，或许在冰上。

没关系，我亲爱的，无论如何我都将振作起来，无论你怎样归来，何时归来，我都将张开双臂迎接你……

艾玛

[1] New York Times ，July 21，1881.

[2] 尤皮克人（Yupiks），居住在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沿岸和俄罗斯最东端楚科奇自治区的原住民，是爱斯基摩人在亚洲和阿拉斯加的分支。

[3]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6.

[4]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8.

[5]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10.

[6]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86.

[7]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9.

[8]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22.

[9]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9.

[10]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0，11.

[1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09.

[1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11.

[13]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24.

[14]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24-29.

[15]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31.

[16]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31.

28.永不绝望

德隆带着探险队员们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冰海长征，一寸一寸地朝着他们熟悉的世界——至少是能看到人的地方——挪动着步伐。他们的队伍在冰上拉出去好几英里长，用梅尔维尔的说法，就像一群“流浪的昆虫” [1] 。他们被冻得四肢僵硬，劳动量惊人，但奇怪的是居然很开心——开心他们终于摆脱了困在船上的监禁，欣慰他们又可以活动了，而且正热切地建立起同甘共苦的纽带。他们的目标是俄国中部和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但在他们的想象中，此行的目的地是家，是回到妻子、母亲和女友身边，那里有肥嫩的鸡肉和新鲜的果蔬，有柔软的床铺和温暖的炉火，有饶舌的八卦也有捏造的故事，即使国人认为他们不能完全算是凯旋，但起码也会对他们报以激赏的欢呼。

德隆和邓巴带着野外望远镜和便携式棱镜指南针，在远处的浓雾中艰难攀爬，他们在队伍的最前方，把黑旗插在冰里，给后面的队员指路。他们称之为“路”，但事实上他们冒险的路线不过是一条没有那么危险的迂回路径，要穿越各种裂缝、冰丘、冰脊、闪着微光的融雪水塘的迷宫，这一切的形态无一稳定，不断变化。也就是说，船长和他的冰区引航员——后者早先的雪盲症已经痊愈了——前行所依靠的，不过是他们最好的直觉。

他们喊道，跟上队伍！沿路前进！后面的人听到这个词难免会觉得荒谬可笑。正如达嫩豪所说，所谓的“路”上只有“齐膝的雪”和“需要一队工程人员才能夷平的隆起的冰块”。 [2] 然而，他们步履沉重地蹒跚着，皮肤晒伤，嘴唇皴裂，穿着味道发酸的生皮，带着裂开的冰镜，唱着船歌，顽强地行进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坚冰、碎冰块和雪地中。

6月的阳光只要穿过浓雾，就有一种奇怪的穿透力，仿佛瞄准雪地发射X射线。在强光照射下，肮脏的冰原有时会出现一些生命的迹象——蟹爪、熊粪、蚌壳、白骨、鹅毛、植物种子、浮木、海绵，如此等等。回旋的海水和翻腾的冰块把一切新的旧的动植物都搅在一起，变成一锅北极大杂烩。

安布勒医生照顾病人；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照顾狗。而其他人每天都过得像挽畜一样，辛劳地拽着麻绳和帆布挽具。他们要用临时改装的雪橇拖拉重达8吨以上的补给和装备，雪橇厚重的橡木条板用光滑的鲸鱼骨钉在一起，其上的横木是用威士忌酒桶的桶板制成的。除了3条备受摧残的小船之外，他们还要拖拽很多东西，包括药箱、弹药、炖锅、炉灶、帐篷杆、船桨、来复枪、航行日志和日记、船帆、科学仪器、木筏子，以及200多加仑的炉用酒精。

说到食物，他们起初盘点了3960磅肉糜饼、1500磅硬面包、32磅牛舌、150磅李比希 [3] 浓缩牛肉汁、12.5磅猪蹄，还有大量的小牛肉、火腿、威士忌、白兰地、巧克力和烟草。每一磅、每一盎司在一开始都仔细称量过，然后又同样仔细地分配给各辆雪橇和队员，除了病号之外，每个人拖拉的重量基本相当。

一趟拖不走这么多东西，他们要搬两趟——有时得三趟，才能把东西从后面拖到前面。这意味着对许多搬运者来说，每前进1英里，事实上要来回跨越5英里。这样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做一整天，可能意味着要一刻不停地跋涉25英里甚至更远。就算在坚实的硬地上这也是奴隶的劳动，而这到处是开裂的洞口和纵横交错的海水水道，其地形之艰难超乎想象——德隆说，眼前的景观“混乱得可怕”。 [4]

队员们往往不得不把船放下水，通过一条窄窄的水道，再跳上来重新把船放在雪橇上。有时他们需要用一大片浮在水面上的冰块作为渡船，通过水道前往另一侧的冰岸。“修路队员们”得用镐在结着硬壳的冰中凿出一个光滑的凹槽，砍去高高的冰丘顶端，或者在冰雪融化之后形成的碧绿池塘上修建德隆所谓的“堤道”或“浮桥”。

梅尔维尔说，每天的行程结束时，大家全都“累瘫了” [5] 。有人因为疲惫而晕厥。还有人因体温过低而发抖，那是因为浸在冰水中的时间太长了。德隆往往会选择跟队员们一起拖拉重物，他说“世上没有比我们更疲惫、更饥饿的人了……每一块骨头都酸痛”。 [6] 达嫩豪也跟船长一样，注意到每个人每天“都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辛苦的一天”。

尽管过着像驴子一样的生活，艰难至此，但出发后刚开始那几周，大多数人却出奇地满足。几乎每个人都说过自己很开心。他们睡得很香、胃口很大，每天的生活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是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

“我们现在活得很有尊严……身体极其健康，”德隆起初惊奇地写道，“每个人都欢快活泼，整个营地看上去生机勃勃……处处都有歌声。” [7] 梅尔维尔注意到队员们总是在“高声喧哗”，往往还会发出“大笑和善意的调侃……没有哪一条船在经历了如此严苛的困境之后会像这样，几乎没有人抱怨”。 [8] 每当他们在冰上行走，都会唱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和旅行歌，像《去都柏林的崎岖路》之类的：

吵吵闹闹的一群人见我步履蹒跚，

和我一起加入混战。

我们迅速排除了障碍，

走上去都柏林的崎岖路。

虽然冰面粗粝难行，但冰景有时也很美。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浮冰群的底面，哗啦啦的响声不断，听起来悦耳宜人，就像上百万只昆虫拍打着羽翼。在有些地方，队员们会看到古怪而素朴的界碑闪着超凡脱俗的碧蓝光芒，这是由古老的压缩冰块隆起而成的。在浮冰的某些地段，会有一种海藻留下一片亮红褐色的东西——人们称之为“雪藻”。

德隆写到过太阳光如何穿透浓雾，它“闪烁着，像醉汉眨着眼睛” [9] 。他注意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呻吟声和尖叫声”把浓烈潮湿的空气都变得鲜活起来，那些声音是因为冰块相互碰撞，大型的“雪鼻子”一寸寸隆起所致。不时会有一块巨大的浮冰翻滚着突然颠倒过来，把小鱼儿纳入囊中。鱼儿们喷溅着唾沫，在小空间里蜿蜒回转，疯狂地寻找生路，要逃出这新造的牢狱。

德隆和队员们在6月18日傍晚离开了珍妮特号的沉没地点。出发前，德隆草草写下一张纸条：“我们撤营了，在冰上朝南方出发，希望上帝保佑我们能到达新西伯利亚群岛，在那里乘船前往西伯利亚海岸。” [10] 船长把纸条用一片黑色橡胶卷好，放进一个小水桶中，把它留在冰上，希望“有人能看到它”。

像这次航行的几乎一切相关事务一样，德隆预见到了可能会有这次撤退——很久以前就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尽无遗的规划。他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首先，他决定逆转作息安排：他们将在白天睡觉，在干爽凉快的傍晚行军——6月底，傍晚的温度通常都在零下7摄氏度上下。夜间的冰雪更坚固，有足够的光照——绝不会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如此便避开了正午刺眼的阳光，可以大大降低雪盲症和过热的风险。他们在早上8点吃“晚餐”，然后爬到帐篷里睡一个白天，其间把湿透的皮衣在外面晾干，因为白天的温度有时会超过4摄氏度。

德隆很长时间都在推敲人员组织系列。他把探险队的33个人分成了三个小队，每队大致11个人。每个小队都分配有一条船、一辆雪橇和一个扎营区，由一名军官指挥。每辆雪橇和每条船都有一个名字、一面旗帜，还有一句话刻在上面——其中之一是“凭此徽号汝必得胜”，另一个是“永不绝望” [11] 。

在他们回家的漫长征途中，这一由小规模船员队伍组成的系统将是最主要的组织理念。每个小队一起拉货、一起休息、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如果必要，还将共赴黄泉。德隆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希望能在这次远征中注入一种团队精神和团队忠诚的元素：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同伴们失望，谁都想让自己团队的表现超过其他团队。这一简单精巧的系统不仅能够充分调动个人的荣誉感，还能调动起个人对所在团队的自豪感。

德隆认为，把探险队分成小队还有助于防止小小的不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德隆对北极探险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十分警醒，因为哗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永远忘不了霍尔船长在北极星号航行中的命运。德隆知道，在极度压力下，如果给人们以足够的自由表达不满而不加以遏制，会产生怎样致命的后果——某个错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都可能会在头脑中被无限放大；一个小小的误会事件或曲解的评论可能会在整个团队传播开来。

远征开始时士气高昂，但德隆知道，士气很快就会瓦解，他必须对一切有足够坚实的把握和掌控。他特别担心科林斯，后者一直很愤懑，对德隆的敌意也一直很明显。达嫩豪也是个潜在的导火索——哪怕他连在雪地里走路都摇摇晃晃得像个酒鬼，而且他也不像德隆那样，觉得梅毒致盲让自己变成了废人，因此对于被列入病号名单十分羞恼。德隆深知现有的威胁就有好几个，认为把这些人分在几个不同的小队，在冰面上相隔若干英里，可能会最大限度地遏制暴乱的种子在艰苦考验中日益长大。

在这样一次长征中，必会有抱怨和不满的声音出现，德隆对此确定无疑。他知道在北极冰原上朝着开放水域费力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在各种探险年鉴上，他还不记得看到过哪一次航行的艰难程度可以跟他们此刻相提并论。他估计，他们现在距离西伯利亚海岸有将近1000英里，但也有可能会途经新西伯利亚群岛——地图上对这些岛屿标注得很不清楚，也很少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永久冻土层岛屿。当然，也就没有可能会遇到救援。就他所知，地球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他们是否还活着。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达嫩豪所说，他们将在真正意义上“为生存而战” [12] 。德隆知道“只要朝正南方向走，我们必会到达开放水域”。几个月来，他们已经沦为牲畜，每天拉着挽具劳作12个小时。然而，至少有6个人病得太重而无法拉货——他们的铅中毒症状减退得很慢，“没有力气”。有些铅中毒患者如果不拉什么东西还能走，有些则虚弱得必须用病号雪橇拉着。最糟糕的是奇普。他连穿衣服的力气也没有，站都站不起来。因为不断地给他服用白兰地和鸦片，安布勒医生注意到奇普“感到非常疼痛、痉挛，而且得不到休息……当前的一切形势均对他的好转无益……他面色苍白，脉搏微弱”。

“怎么才能让他渡过难关？”德隆对老朋友奇普的状况深感忧虑，“昨晚他整夜都在呻吟，翻来覆去。我真的很担心他。” [13]

德隆知道，完成这次撤退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只有能支撑60天的补给。然后或许还能靠吃狗维持几周，但那以后就无以为继了。食物储备有限，北极的夏日也屈指可数。德隆船长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抵达西伯利亚。这是一场与时间和现有的食物量争分夺秒的战役——他们不但要移动得快，还必须高效。然而，在这到处是雪浆和水坑的长路上，他们一样也做不到。德隆以极大的克制轻描淡写道：“我们的前景不怎么令人振奋。” [14] 他不知道队员们那点不可或缺的好脾气何时会耗尽。

他的主要支柱是梅尔维尔。德隆知道，如果没有他，自己根本无法面对眼前这冰上大逃亡。首席工程师跟橡木一样坚实，他的判断永远明智，他的公正感永远不偏不倚，他随机应变的本领似乎永无止境。他看来对疾病免疫，也根本不会抱怨。德隆对梅尔维尔的评价言简意赅，但说服力一点儿不减：“只要有他在——身体强壮且健康——我就能渡过一切难关。” [15]

在珍妮特号船上时，探险队员们从没有过食物匮乏的时候。两年来，他们一直都食物充足，饮食的多样性也算令人满意。如今在冰上，他们的饮食基本上缩减为两样主食：李比希浓缩牛肉汁和肉糜饼，前者像法式清汤那样加热啜饮，后者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混合物，用各种肉干、剁碎的浆果和动物脂制成，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很多探险队的主要食物来源。肉糜饼热量充足、营养丰富，可以保存数年，且重量轻、易储存，也很少变质。但它就是单调、单调、单调。德隆心烦意乱地提到肉糜饼已经替代了“我们的鱼、肉和鸡” [16] 。它又黏又咸，乏味得令人作呕。它黏在口腔上颚，涂布在牙齿和舌头上。它因为难以消化而从胃里泛出一股酸臭气息。它黏在手上和指端。身体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肉糜饼：他们已经变成了行走的肉糜饼。

其次——这事儿也没办法委婉地表达了——肉糜饼让他们便秘。它像水泥一样沉在消化道底端，像是把人拖在地狱里动弹不得。比较粪便学变成了营地上围炉夜话的主题。安布勒医生的行医尊严也难免受损，因为他变成了各种通便剂、鳕鱼肝油和栓剂的分发者。（安布勒的行医日志很快就充满了这类迷人的条目：“今早劳德巴赫的情况好转，排气通畅了……阿列克谢今天感觉很好，大肠蠕动正常……我自己有一次拉了很多血……” [17] ）

每天吃肉糜饼还让人们开始做起关于食物的梦，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怀念在珍妮特号上的每日三餐，虽然大家都承认有些寡淡，但比较而言简直堪称美味。他们坐在小小的炉火周围，一边把肉糜饼沫从牙齿上剔下来，一边热烈地讨论起回家之后要如何大吃大喝。奇普梦想着烤得软嫩多汁的鹧鸪。德隆一说到煎牡蛎就根本停不下来。纽科姆想念南瓜饼。其他人则喋喋不休地说着猪颈肉和新鲜蔬菜、玉米棒上的金色颗粒、一盘肉末土豆泥或者浓香的甜点。梅尔维尔幻想着整只的灰背野鸭——工程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将如何烹制鸭子，不久人们都开始讨论起“根据个人的口味切下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饕餮一番——啊！” [18]

除了无趣的饮食之外，队员们还面临着一个更讨厌的问题：持续的潮湿。由于北极世界正随着夏天的来临慢慢融化，人们根本无法干爽。他们的皮肤总是湿黏起皱，一层层地脱皮。他们的睡袋变得像纸浆一样。每蹒跚地走一步，靴子里就会喷出水和雪浆。梅尔维尔说，他们的生皮鞋底变得极软，感觉就像是“走在牛肚上” [19] 。每当试图睡觉时，他们身体的热量就会融化橡皮毯下面的雪糊，不久就躺在冷水坑里了。安布勒医生写道：“穿着湿衣服睡在湿冷的冰上，早晨起来每一块骨头和每一块肌肉都疼痛难忍。今天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刻不疼。” [20]

仿佛是嘲笑他们的悲惨境地，斯塔尔还曾在一袋咖啡的底部发现了一张手写字条——显然是1879年春天在纽约给咖啡封装的人写的逗趣的话，但在眼前的情形下却显得很残酷。斯塔尔忍住笑，大声把它念出来：“特此预祝你们的伟大事业取得进展和成功。希望当你们读到这几行字时，会想起你们为了科学事业而抛在身后的温暖家园。如果方便，给我回信。我的地址是：纽约市鲍克斯街10号，G.J.K.。” [21]

不久又有新问题出现了：他们的狗不对劲了。先是吉姆，有一天在拉雪橇时发作了严重的癫痫。人们把吉姆从队列中拉出来，它在冰上躺了好一会儿，剧烈地扭动和颤抖着，仿佛很冷，但那是个骄阳似火的暖日。几天后，狐狸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没过多久就在一个水塘子里淹死了。汤姆的症状不同。它有几分钟迷失了方向，显得很糊涂。其后就在它看似恢复意识时，它突然掉转方向对着跟它一起拉货的同伴独狼，毫无道理地发起了猛烈攻击。

德隆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疾病。是食物出了问题？还是食物匮乏所致？传染病？还是疲惫？无论如何，他没办法放弃这么多狗劳力，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大群狗。有些狗在拉货时很火暴好斗，被判定不堪大用，最终被射杀，成了其他狗的食物。杰克是条好狗，也是众人最喜欢的狗之一，但因为后背受伤不得不暂时停止拉货。一天，在大伙儿乱七八糟地通过一条开裂的水道时，杰克被留在了一块浮冰上。好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不见了，而那时，德隆宣称再回去寻找已经太危险了。杰克就此永远消失。

不久，某些人的行为也出现了跟狗没什么差异的情形。率先崩溃的人大大出乎德隆意料：爱德华·斯塔尔。德隆一直觉得斯塔尔是个“行为端正，无可指摘的人” [22] 。他、宁德曼和埃里克森三人一贯是情绪最稳定、冲在最前面的劳动力。但有一天在与梅尔维尔等人一起拉货时，斯塔尔进到船里，拿出一双湿靴底，把它们扔在了冰上，厌恶地咒骂着。梅尔维尔转身瞪视着斯塔尔：那双靴底是梅尔维尔的，他又是粘又是缝，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弄好备用。“你给我捡起来——下不为例！”梅尔维尔命令道。 [23] 但斯塔尔拒绝从命。“我才不管那是谁的靴底呢，它们放在了我的睡袋上！”他咆哮着。梅尔维尔脸色铁青，他重复了一遍命令，但此时斯塔尔变得愈发乖戾，就是不肯拾回靴底。

这时德隆说话了，命令斯塔尔照着梅尔维尔的话做。斯塔尔还是不肯。他站在船边，嘴里无端地咒骂着。“你倒是会挑地方放你那双湿嗒嗒的靴子底呢！”他嘟囔道。德隆不得不调动自己全部的人格力量，让斯塔尔闭嘴，并重复了让他拾起靴底的命令——第二次，然后又说了第三次。附近的人都一脸惊奇地看热闹。最后，斯塔尔总算不情不愿地服从了命令，但就是不肯闭嘴。

“站好！”德隆命令道。他走近斯塔尔质问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斯塔尔奇怪地声称他不知道梅尔维尔跟他说了什么。“现在你处于监禁状态，”船长说。 [24] 他准备稍后再处理斯塔尔的违纪行为。

这是第一次有人公然藐视德隆的权威。这是个很小的裂口，导火线也是一连串荒谬的小事。但它是个先兆。

撤退的第八天，德隆进行了天文学测量，想看看他们的具体进度。那是6月25日，他测量时满怀希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投入了极大精力，全体人员也都极为乐观，一切都在最好的状态。他用六分仪测量的中天高度显示他们的位置是北纬77度46分。这很奇怪，显然是错了，因为这距离他们在珍妮特号的沉没地点测定的纬度大大偏北了——实际上，这是他们整个探险过程中到达的最北端。

第二天，德隆用了一种名为萨姆纳位置线的天文导航方法验证了他先前测得的读数。他奇怪是不是设备出了问题——或许他们在冰上跋涉这一路的颠簸摇晃把什么东西弄坏了，又或许他哪里犯了错。他猜想是因为星光的折射，或者北极腹地的某种现象干扰了仪器。他再三检查了测量数据，且绘制了更多的萨姆纳线，又在午夜进行了一次六分仪测量。读数还是跟先前一样。

德隆挖空心思搜遍了自己所有的航海知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错在哪里？第二天正午，他请梅尔维尔进行了一次上中天测量。最终测得的纬度仍然一样，他才总算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以为过去八天他们大概向南前进了20英里，但科学测量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事实上他们向北和西北漂流了28英里多。换句话说，他们在其上跋涉的浮冰向北漂移的幅度超过了他们向南前进的速度。他们如此辛苦跋涉，却是南辕北辙。或者用梅尔维尔更偏爱的词，他们“后退了”。德隆再次用极其克制的口气写道，这“足以令人深思和不安”。 [25]

德隆无法鼓起勇气对队员们宣布这个大挫士气的发现。他甚至无法对几个最亲密的军官承认这一事实。他说：“我躲着（他们），免得他们问我。” [26] 船长讨厌如此畏首畏尾——他天生就不是个支吾其词或躲躲闪闪的人——但眼下的严峻形势，他也不知该如何解决。他确信，“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一旦公布，会引发巨大的挫折感，甚至会让全队上下一蹶不振”。

他只能向安布勒医生和梅尔维尔倾诉。工程师没有闪烁其词，直言他们确实陷入了困境。他说：“眼前的形势实属无望。”他注意到队员们很快都变得“失望和疑心重重，猜中了首次测量位置结果保密的原因”。 [27]

那是德隆船长第一次表达出真正的绝望。他写道：“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道路行进，就再也出不去了。” [28]

哦，我亲爱的丈夫——

我望眼欲穿地等着你回来，连信也写不好了。我已经等不及夏天结束，无论如何请给我个准信儿吧。我已经耐心等待了这么久，但现在似乎等不下去了。不过，我仍将竭尽全力。

你一定筋疲力尽了吧；漫长的流放生涯一定耗尽了你所有的耐心；你一定万般渴望着回家，回到家人和朋友们身边；你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我祈祷你能克服它们走向胜利，为自己所做的牺牲获得丰厚的回报。等你回来，我和西尔维会设法让你忘掉那些噩梦。

我正在为你回家后我们未来的快乐生活做详细的计划呢，你一定也一样吧；我们一定要把那些计划付诸实施，让我们的余生充满红尘中应有尽有的欢笑。

[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3.

[2]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48.

[3]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他创立了有机化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1852年，他发明了浓缩肉汁，用来研究如何治疗霍乱这种急性消化道传染病。

[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2.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4.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0.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11.

[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9.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1.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589.

[11] 原文为拉丁文，分别为“In hoc signo vinces ”和“Nil desperandum ”。

[12]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0.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5.

[1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38.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4.

[1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31.

[17] Ambler，“Private Journal，” 193.

[1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1.

[1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8.

[20] Ambler，“Private Journal，” 196.

[2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5.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41.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41.

[24] Guttridge，Icebound ，181.

[2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6.

[2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11.

[2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1.

[28] Guttridge，Icebound ，173.

29.空想的大陆

在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双十字架下，萨满巫师们聚集在木栅堡垒外的草丛中。一个暖和的夏日，在北极的野花丛中，他们开始了召唤极地神灵的仪式。沿岸到处是来自沿海聚居点乃至从很远的腹地赶来的土著们。他们跳舞、唱歌、诵经、敲鼓，召唤着远北的神灵。

在前往弗兰格尔和北极腹地寻找德隆之前，胡珀船长曾在阿拉斯加的圣迈克尔短暂停留，采购煤炭和补给。此刻他虽然对这些仪式持怀疑态度，却又想让萨满人告诉他，他们能否听到有关珍妮特号下落的消息。神灵们知道些什么？德隆是否还活着？柯温号是否应该冒险深入冰原，去寻找消失的探险家们？

这些也都是圣迈克尔的当地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因为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这两位因纽特土著签约加入了德隆的探险队，已经两年没有消息了。圣迈克尔附近的土著对德隆的队员们记忆犹新——他们购买了毛皮，把狗们一起带上船，雄心勃勃地讨论要驾船深入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极北之地。阿列克谢的妻子仍在等他，但和所有的村民一样，她也忧心忡忡。

约翰·缪尔惊奇地看到圣迈克尔沿岸、堡垒附近和阿拉斯加商业公司的库房里“忙碌的人群”攒动的古怪活力。“他们活动在岩石峭立的海滨，构成了一副奇怪而野性的图景，”缪尔写道，“女人们支起帐篷，割下一捧一捧的干草，铺在地上作为皮革地毯的垫子；孩子们睁着野性而好奇的眼睛；一群群衣着华丽的武士如彩虹的颜色般整齐排列着，严肃、残忍，又不失冷漠的尊严；还有……大包粗糙的黑色或棕色的熊皮、貂皮、鼬皮、狐狸皮、海狸皮、水獭皮、山猫皮、驼鹿皮、狼皮和狼獾皮，很多皮毛上还带着张开的爪子和直立的毛发，仿佛仍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1]

圣迈克尔四周是很大一片火山区，周围的冻土上零星分布有50多个火山锥、火山口和火山湖。来自四面八方的因纽特人认为，这片沸腾的、散发着恶臭的区域是刚刚死去之人的灵魂进入阴间的地方。缪尔沿着其中一个火山口走下去，注意到“火山口周围和锥侧尽是灰烬和浮石灰渣……偶尔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据说那是神灵在某个死去的人体内操控而发出的声音”。 [2]

或许恰是这闷热窒息的景观中那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吸引着巫师们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探讨生死和阴间的问题。骗术和腹语大师们戴着花里胡哨的面具和样式古怪的长手套，他们的身上到处是文身，还戴着用熊爪和动物牙齿做成的饰物，行走时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

萨满巫师们给胡珀船长的答案毫不含糊：珍妮特号毫无希望。它已经永远地消失在北极的海冰中。

德隆和他的队员们呢？他们在哪儿？

他们命运已定，萨满巫师们说。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然而这还没完。巫师们还有一条严正警告是针对胡珀船长的。如果柯温号冒险进入冰中，它将遭受和珍妮特号一样的下场。他们对胡珀说，去了北边，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条来自阴间的紧急报告对加尔文·胡珀根本构不成任何困扰。船长是个倔强而直率的世俗之人，他那新英格兰的血液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迷信。然而，胡珀雇来做翻译的那位因纽特年轻人却被萨满巫师的预言吓到了，他恳求他们即刻停止航行。在他看来，柯温号此番无异于直奔地狱而去。

胡珀只好另寻他人，总算又雇到了一位他所谓的俄罗斯-因纽特年轻“混血儿”，名叫安德烈沃夫斯基，他似乎足以胜任，而且也不容易受到凶兆的影响。然而，为谨慎起见，胡珀决定带上足够柯温号度过整个冬天的煤、食物和补给，以防它像萨满人预言的那样陷入冰中。

缪尔觉得，很多在圣迈克尔露营的印第安人都很“野蛮”、“危险”。他能感觉到他们与商贩的关系大大损害了他们的自立能力：“他们疏于打猎，闲暇时间都花在赌博和打架上。” [3]

缪尔确信，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采矿者进入阿拉斯加的这些地方，那些印第安人的不满还会进一步恶化。关于金银矿的传言正在不断升级；事实上，据说已经有人看到一群探矿者出现在距此地大约100英里的上游了。他们驾驶着纵帆船从旧金山赶来，缪尔写道，“为的是寻找一个纯银的矿山”。作为北加州人，缪尔太熟悉“淘金热”有多恶俗，此刻他带着一丝无奈，感觉到这里的未来也难逃厄运。“不久大概就会有无数人蜂拥赶来挖掘新矿了”，他如此写道，到那时，就连这个边远的荒野之处也会被挥动着淘选盘和尖嘴镐的人大举入侵。 [4]

缪尔注意到这里和圣劳伦斯岛一样，也同样受到了来自美国人的有害影响。尤其是连发枪的引入，已经改变了当地人打猎的节奏。几年前，圣迈克尔周围的群山是数万头野生驯鹿的天堂。现在，因为装备了猎杀水牛的来复枪，爱斯基摩人和其他当地人会成百上千地屠杀驯鹿，缪尔说，杀死之后就把它们“留在倒下的地方，连生皮都懒得剥”。猎人们“只把它们的舌头割下来，尸体的其他部分就留给狼吃了”。 [5]

在出发前往北极腹地之前，胡珀曾在阿拉斯加商业公司的代表那里存放了一捆艾玛·德隆前一年写给丈夫的信。他还把一些重要托运物品转给了圣保罗号，那是隶属于该公司的轮船，即将开往旧金山。那些物品中有旺科兰姆村的西伯利亚海豹猎人从美国捕鲸船上拿走的遗物，胡珀认为那艘捕鲸船就是失事的警醒号。

（那年夏末，旧金山的商业交易所公开展示了这些和其他遗物，希望能确定失事船只及其消失的船员们的身份。可以确定的是，其中一样东西，即那副眼镜，是埃比尼泽·奈的，也就是曾经不祥地跟德隆说“就把它带到冰上让它去漂流吧，你也许会成功的。或者你也有可能走向毁灭——成败的概率大致相当”的那位坚忍不屈的捕鲸船船长。这是合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奈曾经在警醒号附近捕鲸。奈的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他和警醒号及沃拉斯顿山号两艘船的全体船员都消失在他曾耸人听闻地警告过德隆的那块浮冰上。）

7月9日，胡珀船长起锚将柯温号驶离圣迈克尔时，海水似乎充满了凶兆。欧文·罗斯医生写了“奇怪的折射光等古怪现象” [6] 。缪尔描述了一种“古怪的血色夕阳，陆地在雾气中幻化成最古怪的形状，（并）从燃烧的冻土上升起浓烟”。 [7] 但胡珀不会被这些不祥的气氛震慑住，他把船头转向西北，朝着白令海峡和更远的北极腹地行进。缪尔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那“极北苦寒的世界尽头”。 [8]

他们的目标是弗兰格尔地，但整个7月，那块陆地始终被深锁在冰中，也被笼罩在迷蒙细雨里，因而不可能到达，甚至连看都看不见。缪尔称弗兰格尔“这片神秘的陆地”是“从未有人涉足的海岸”和“消失已久的岛屿”。纳尔逊则称之为“地理学家们争议多时的”陆地。罗斯宣称它是“存疑的北方陆地”，并且开始认为它是“虚构的神话” [9] 。

胡珀船长渴望能在寻找德隆探险队踪迹的同时，一举证明弗兰格尔地的存在。但直到7月底，胡珀能够到达的距离弗兰格尔最近的地方是赫勒尔德岛。胡珀知道，人们最后一次看到珍妮特号正是在距离赫勒尔德岛不远处，那是1879年9月的第一周，看见它的是三艘美国捕鲸船。

赫勒尔德岛很小——不到6英里长——但它很高，岩石耸立的顶峰高度超过了海平面1000英尺。胡珀想，如果能到达那里，就能眺望到北极的冰面和弗兰格尔，或许还能看到消失的珍妮特号。如此一来，他的目标就变成了首次登陆赫勒尔德岛，他知道有缪尔这位一流的登山家，他一定能到达顶峰。

7月30日晚10点，在经历了胡珀所谓的“穿过狭窄弯曲的水道，好一阵颠簸、挤压和急转弯” [10] 之后，船长把柯温号停泊在了距离浓雾笼罩、寒冰深锁的岛屿几百码远的地方。大多数人一跳上浮冰，就以疯狂的征服者心态冲向到处是鸟儿的岩石，而缪尔却冷静地用野外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悬崖，确定了登山的最佳路线。他拿起斧子，向着一个陡峭的冰川山峡出发了，而船上的其他人无一例外是登山新手，正在几百码外吵嚷喧哗地往上走。他们很快就陷在厚厚的雪地里，随后又因卵石如雨滑落而身处险境，缪尔却进展顺利。他用斧子凿出一条冰道，稳扎稳打地往上走，身旁是成千上万只鸟儿“立在狭窄的岩架上，跟杂货铺货架上立着的瓶子似的”。 [11] 一个小时后，他就登上了悬崖，山顶已近在咫尺了。

缪尔享受着他的孤单。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沿着顶峰漫步，一边记笔记、画草图，一边匆匆收集各种植物样本。他没有看到珍妮特号的任何踪迹——没有堆石界标，没有遗留物，也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证据。

然而，从那里俯瞰到的全貌威严壮观，他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遍。为表达那令人心生敬畏的庄严之美，他使用了自己特有的史诗般慷慨激昂的语句，在他后来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者之后，也曾因这样的语言风格闻名遐迩。“午夜时分我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时间片段之一，”他写道，“一种最深沉的静默仿佛压迫着眼前这无边无垠、人迹未至的景观，冰锁的重洋向北延伸到目力所及之外。” [12]

在西边，缪尔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神秘的弗兰格尔地……矗立在蓝白色的冰原上，是一条由山坡和溪谷构成的摇摆曲线”。那是个很大的岛屿，因为山峦叠嶂而更加诱人。看着它们，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冰雪融化，好登上那些山。“灰白色的山峦耸立在眼前，”他写道，“令我这个登山者心荡神驰。” [13]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罗斯医生赶上缪尔来到山顶，两人在一个岬角竖起堆石界标，标明他们来过了。罗斯写道：“正值午夜，太阳闪烁的光辉照耀着这一大片冰海和花岗岩。” [14] 罗斯把一个瓶子放入堆石界标，里面是柯温号的登陆记录，以及一份1881年4月23日的《纽约先驱报》。

与此同时，柯温号的其他船员都分散在海岸边和岛屿的陆岬，寻找珍妮特号来过的踪迹。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显然，不管德隆此刻在哪里，他从未来过这儿。“如果在任何明显的地方建起过堆石界标，”缪尔说，“我们不可能看不到。” [15]

就在他们离开赫勒尔德岛，开始摸索着穿过已经阻塞的纵横冰道回到开放水域时，一头壮年雄性北极熊朝着柯温号的船头游过来。胡珀觉得那头熊正“吸着鼻子闻着空气里的味道，仿佛是想通过嗅觉了解这个陌生的来访者”。 [16] 船长拿起一支很重的上了膛的来复枪瞄准了目标。他想给船上的厨房添点鲜肉，也想给自己的床铺加一条漂亮暖和的皮毯。

熊努力想分辨这个侵入它的家园的“冒烟的黑色庞然大物”是什么，此刻缪尔觉得自己居然站在熊那一边。“它是一头模样高贵的野兽，力大无穷，在亘古不变的冰原上勇敢地活着。”然而，它终不敌胡珀的枪法。缪尔说：“最后它的脖子上挨了一枪，鲜血染红了蓝色的海面。” [17]

8月的前两周，柯温号在浮冰上探索着，想找到一条通往弗兰格尔的路。如罗斯所说，他们的小船“在迷宫般的水道上被挤压和撞击”，有时“被大块的冰彻底卡住，动弹不得” [18] 。而弗兰格尔仿佛在戏弄他们——时而隐在云层后面，时而从迷雾中探出头来，时而又因为北极大气层的扭曲而怪异地耸立着。因为折射而凸起时，胡珀写道，弗兰格尔的山峦“仿佛出来迎接我们，继而又渐渐隐去，最终彻底消失在视线之外”。

有一次船员们在冰上发现了一块木头——最终确定为某一条船的前桅下帆横桁。“上面还黏着一些绳索的碎片，”缪尔说，“似乎已经在冰上搁浅了一两个冬天。” [19] 胡珀仔细研究了那块木头，觉得那可能是一条捕鲸船上的，不过也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来自珍妮特号。

最后在8月12日，柯温号在冰上找到了一条很有希望的水道，可以把他们带到距离弗兰格尔足够近的东南岸附近，以便放下驳船。胡珀命令下属鸣炮。炮声在丘陵和山峰间回响着。“通知我们的到来，以便附近如果有人的话可以听到，”缪尔说。 [20] 他们乘坐驳船向岛驶去，其间胡珀和他的登岛团队开始意识到弗兰格尔有多大，其内陆山峦如此绵长，地形如此多样，难怪过去几十年里水手们偶尔瞥见它的刹那，会以为它是一块大陆。这是个巨大的岛屿，有78英里长，起伏的冻土上点缀着盛开的五颜六色的北极野花。时值夏日，早已没有了冬天那一望无际的白，代之以短暂的褐金色，高山上只有几处仍被日渐融化的白雪覆盖。

弗兰格尔岛的面积达2900平方英里，虽说他们只能看到它的很小一部分，但胡珀和队员们知道，这里跟赫勒尔德岛有天壤之别。这处原始的史前景观有一种特别令人难忘的神奇力量，用缪尔的话说，“它那从未有人碰触的新奇中，有一种宏阔庄严的野性”。在用野外望远镜观察岛屿时，缪尔能看到“起波纹的小山窟和它们不同的色调，（以及）看似小河航道的沟渠……我们凝视着一望无际的荒野，它那么诱人地展现在眼前，我们又那么急切地想去探索——那些圆形的冰川凸起和丘陵，高山上有美丽的冰雕景观，还有长长的峡谷伸向远方”。 [21]

他们登陆的地点是一处黑色的狭长暗礁，它延伸到一条湍急河流的入海口前。几名队员在距离一个弓头鲸骸骨不远处，姑且用一块浮木做旗杆，竖起了一面美国国旗，胡珀宣布弗兰格尔是美国的新占领土，并重新给它取名为“新哥伦比亚岛”。

几个人在海滩上分散开来，另一些人深入岛内腹地。他们在沿岸发现了几个人造的物体：一个饼干盒的碎片、一块水桶狭板、一根船索。但所有这些都是饱经摔打、磨损，又被碾成碎末的漂流残骸，仿佛它们曾在浮冰中被翻搅过一通。胡珀和手下没有找到珍妮特号上任何人曾在此生活过的迹象——甚至没有迹象表明曾经有人登陆过这座岛屿。

“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缪尔想，“大概都很难找到比这更荒凉的陆地了。”的确，如果珍妮特号的任何人曾在这里登陆，他们一定会在这条河边留下堆石界标——他们一定会在这松软的冻土上留下脚印。“如果有任何人在冰雪融化之后，在夏天的任何时候行走于这片陆地上，其后几年，哪怕是最迟钝的观者，也能看到他的足迹。” [22]

然而，柯温号的船员们什么也没看到。

虽然他不能在此久留，但缪尔对弗兰格尔岛心生敬畏。他当然不知道德隆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一片大陆，而只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岛屿。无论它的面积有多大，缪尔觉得这是个动物可以繁荣生长而人类却无法长期生活的原始之地。（事实上，弗兰格尔岛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惊人，以至于生物学家后来称之为远北的科隆群岛 [23] 。岛上生存着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太平洋海象，也是最大的雪雁栖息地之一。这里还是雪鸮、北极狐以及大量旅鼠和海鸟的家园——然而，有别于西伯利亚大陆的一个好消息是，这里没有蚊子。）

缪尔觉得，弗兰格尔天然就是北极熊的栖息地（至今仍然如此——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北极熊兽穴）。“我们在坚冰边缘到处都能看到很多北极熊，”缪尔写道，“它们胖乎乎的，且数量很多，自由自在，仿佛这片陆地从来就是属于它们的。它们是这坚冰包围的荒野中无与伦比的存在之王，弗兰格尔地完全可以改名为白熊地。” [24]

在某种意义上，弗兰格尔是一片存在于时间之外的陆地——这里的生命似乎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由于这个岛屿在冰川期从未彻底结冰，在冰川融化期间也从未被海水彻底淹没，其腹地峡谷的土壤和植被就成了地球上残存的未受到任何干扰的更新世冻土。

法老建造金字塔时，大象正在弗兰格尔漫步——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猛犸象生活过的地方。其中一个侏儒亚种直到公元前1700年还在这里繁衍着，那时别处的猛犸象已经灭绝6000多年了。岛上随处可见它们巨大的弯曲象牙静静地躺在碎石海滩、峡谷和河床上。

但胡珀和队员们无法在岛上长时间逗留，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另一个地质时代遗留下来的任何石化纪念品。岛屿太大，一天根本看不完，一个星期都不够。胡珀烦躁地发现他不得不离开了。冰面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新变化，对柯温号构成了威胁。他朝空中鸣枪几声，召集分散的探险者小队，一起爬进了驳船。在朝母船行进时，他们因为发现了新的陆地——并把它收归为自己国家的领土——而激动得满脸通红。“我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块新领土有多大，”缪尔写道，“未来很多个世纪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极地气候 [25] 发生某种巨大的变化。” [26]

胡珀已经放弃了寻找珍妮特号。他掉转柯温号船头，朝白令海峡驶去，目的地是旧金山，他不知道如果他再往西行进一点儿，再沿西伯利亚的浮冰边缘航行短短几周，就很有可能会遇上德隆的队伍。

[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83.

[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15.

[3]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82.

[4]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14.

[5]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28.

[6] Rosse，The First Landing ，2.

[7]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17.

[8]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202.

[9] Rosse，The First Landing ，1.

[10] Rosse，The First Landing ，52.

[1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55.

[1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54.

[13]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54.

[14] Rosse，The First Landing ，3.

[15]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78.

[16] Calvin Hooper，Report of the Cruise of the U.S.Revenue Steamer Thomas Corwin，1881 ，54.

[17]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56.

[18] Rosse，The First Landing ，4.

[19]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65.

[20]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67.

[21]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221.

[22]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76.

[23] 科隆群岛（Galápagos）位于太平洋东部。群岛全部由火山堆和火山熔岩组成，赤道横贯其北部，因受秘鲁寒流影响，气候凉爽且极干旱。这些岛上有着加拉巴哥象龟，加拉帕戈斯陆鬣蜥，以及加拉帕戈斯企鹅等奇特的动物栖息，许多动植物都是全世界独有的。该群岛的生物独特性启发了1835年9月来访的达尔文，促使他开始重新深思物种的真正起源。

[24]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77.

[25] 弗兰格尔后来被俄罗斯据为己有，后者如今控制着这块无人居住的岛屿，将其作为高度限制的联邦荒野保护区。2012年夏季，我为了给《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稿件，曾前往该岛实地考察。由于柯温号团队首先在该岛插上了美国国旗，美国的某些团体坚持认为弗兰格尔应属美国领土，曾积极游说美国国务院向国际法庭施加压力，争回领土权利。

[26] Muir，Cruise of the Corwin，169.

30.又一块应许之地

距离弗兰格尔岛西北将近1000英里处，德隆船长和他的队员们正坐在潮湿的帐篷里护理自己的伤口，他们搭帐篷的地方是东西伯利亚海上正在快速融化的冰盖。那是7月4日——22天前，珍妮特号沉没了；16天前，他们开始了穿越浮冰的大撤退。

因为国庆，他们强颜欢笑。美国国旗在帐篷上方飘扬。他们拿出了一瓶白兰地。劳德巴赫吹起了口琴，蜷缩在倒扣的捕鲸船下面的众狗闻声嚎叫起来。但这些都掩饰不住士气低落的事实。前几周那苦中作乐的兴奋高亢、共同奋斗的兄弟亲情，全都消失了。船歌早已听不见了。

人们筋疲力尽，他们紧绷的皮肤上纵横着斑斑血痕，嘴唇开裂，面庞浮肿，手上都是结痂和水泡。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雪盲症、烂脚病和胃肠疾病。他们已经沦为一群在冰上行走的伤员病患。每一根骨头都在刺痛，每一块肌肉都在抽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

安布勒医生不再一一记录自己治疗过的那些扭伤、抽筋、撞伤和肌肉痉挛了。他的止痛药已经用完了。有些人的手脚出现了奇怪的震颤性神经疾病——以及冻疮带来的溃疡。达嫩豪的眼睛又发炎了，这是让安布勒尤其担心的事。奇普的铅中毒发作已经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海因里希·凯克（Heinrich Kaack）的双脚上全是难看的血泡。阿列克谢腿上的脓疮怎么也痊愈不了，安布勒不停地给他敷火棉胶溶液和干净的包扎带也无济于事。埃里克森因为牙痛整晚睡不着，劳德巴赫那刺痛的抽筋让他直不起腰，德隆说他看起来像是“随时准备去参加葬礼” [1] 。

有些人还出现了剧烈的颤抖，还有人似乎正变得疯狂。饥饿与干渴如影随形。他们的帐篷漏水，身上的毛皮臭气熏天，靴子湿嗒嗒地渗出冰冷的海水。在辛苦的劳作中，新的绝望情绪又回来了。他们眼下正努力完成的任务本身——力图到达开放水域——似乎越来越可疑，因为他们拖着的那三条木船都已撞得不成样子了（“软得像篮子一样”， [2] 达嫩豪这么形容它们），它们被放下水后还能不能漂起来都成问题。

与此同时，狗也饿得开始以皮缰绳为食；它们骚动不安，早已不堪大用。安布勒说：“它们扭打得难解难分，看着真让人生气，打心眼里想骂人。” [3] 那些狗正在慢慢地被饿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最喜欢的狗，会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它一些，”达嫩豪写道，“但这根本不够。” [4] 许多病得最厉害也最饥饿的狗一条一条地癫痫发作然后命若悬丝——人们因而不得不拖拉更重的货物。

但许多人根本拉不了货。有些人连路都走不了，少数几个甚至都站不起来。德隆称这些人为“无力者”。梅尔维尔把他们的营地形容为有“看着让人难过的一群人”，以及一堆“老弱病残、破帆烂船”。 [5]

到目前为止，德隆还能够在全体队员中维持纪律而无须诉诸武力——事实上，他在整个探险过程中还没有动用过一次武力。然而尽管如此，反对意见甚或哗变的想法已蠢蠢欲动，不过这不是说有人认为自己能比德隆指挥得更好，也不是说有人关于眼下该做什么或者该往哪儿走还有更好的主意。如果不满开始蔓延，那就是因为不高兴而凸起的反骨。很小的性格缺陷被放大，微不足道的失误被看成不可饶恕的罪行。抱怨变成了正义，占据了人们全部的心思。

两个民用科学家尤其让德隆觉得难以对付。纽科姆根本没用——这人除了安布勒医生所谓的“混日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他整天在队伍后面待着，对军官们嘟囔着污言秽语。梅尔维尔觉得纽科姆“不仅没用，连样子也不装”。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是整个团队中个子最矮、身体最弱的一个，但也是性格最倔的。安布勒对他都快要无计可施了。“他还没有学会一言不发地服从命令，”医生写道，“（好像）让他停止说话就是伤了他的自尊似的。” [6]

与此同时，科林斯也变得更难对付了。爱尔兰人对德隆的憎恶，以及反之，德隆对他的不满，已经变成了怨恨。德隆事实上把科林斯软禁起来，让他远离其他所有人，或许是因为害怕后者真的会试图激起哗变。其他军官似乎跟德隆一样鄙视科林斯。他们觉得科林斯虽然是个不错的来复枪手，但除此之外笨拙无能，往往会在冰上帮倒忙。（梅尔维尔说他笨得像头“爱尔兰母牛”。）有一次，德隆暴躁地对科林斯吼道：“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你再碰任何东西！” [7] 至少他现在孤独一人，再也不说双关语俏皮话了。

面对所有这些考验，德隆的日志里出现了更多克制的温和说法。望着眼前这一团挤在一处的冰和融水，他们得要好几周才能过去，他坚忍地预言道：“我们还得在这里待几天。”一周有好几天的时间因为浓雾而辨不清方向，德隆只会写“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位置”。被肆虐的暴风雪阻断了前路，他会潦草地写到那天的天气“一点儿也不宜人”。摔进冰窟，整个人脖子以下全都在冰冷的水中湿透了，德隆会不冷不热地提到那天的“行程有点儿棘手”。

德隆承认，像残废的驴子一样挣扎劳作，每天却也只能前进一两英里，“这的确令人沮丧”。但面对挫折，他似乎能把身板挺得更直——活得更好。他忍受痛苦的能力，他对任何怠惰行为的鄙视，他钢铁般的工作意志——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确有受虐狂倾向，但这些也得益于他的乐观自信。他几乎总能在夹缝中寻找到一点儿乐观的理由。

有一次，在度过了噩梦般的一整天后，德隆在晚上打开日记本写道：“疲惫、寒冷、潮湿、饥饿、困倦、失望又厌烦；但已经准备好明天再次面对这一切。” [8]

还有几个人也跟德隆一样目光远大、意志坚定。海员中最出色的有宁德曼、路易斯·诺洛斯（Louis Noros）、巴特利特、斯威特曼和埃里克森。他们强壮得像牛一般，似乎对一切疾病都免疫，而且总是热心帮助他人，有一股坚忍不屈的意志。军官中梅尔维尔仍然是德隆最坚定的靠山。工程师永远不会出错。

然而，德隆发现即便是对这些人，这冰上长征也几近无法忍受——无论在身体上、心灵上还是精神上。“世上再没有比这冰上雪橇远征更艰难的劳作了，”他写道，“每天就是拖拉、滑倒和颠簸，突然被横在胸前的拖绳带得离地而起，实在是可怕的考验；用冰镐在坚硬的冰上凿砍弄得人浑身骨头酸痛。每天十个半小时这样的苦役没法让人不崩溃。” [9]

安布勒更是直言不讳，坦承“从没有人干过这样繁重的劳动，我希望以后也再不会有”。回忆起自己在内战的战犯监狱里度过的日子，他补充说：“我见过人面临艰苦考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还从没有见过有人经历这样的困境。我们已经行走了40天，承受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每天19个小时的劳作之后仍毫无怨言，他们都很开心，微笑着面对一切。” [10]

德隆必须承认安布勒说的没错，但船长能看到人们的好脾气在逐渐耗尽。他们的肉糜饼已快吃完，也很久没有看到任何野生动物了。目力所及之处根本看不到开放水域——这些移动的雪泥和粗石的迷宫似乎延伸到无限的远方，没有界石可以作为目标，地平线上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可以让他们的辛劳有个盼头。西伯利亚中心海岸距离他们似乎仍有500英里远。更何况，德隆知道，时间正在一点儿一点儿过去。北极的短暂夏季很快就要过完，他们即将被困在冬季的冰面上。

不过至少到那时，冰的行为会变得合理一些。至少到那时，它会冻成某个可靠的形状，有坚硬的表面可以踩踏。眼前的冰根本没有秩序、没有常性。它的每一项属性——颜色、质地、硬度、广度、晶体结构、破裂点、移动的趋势、断裂的可能、吸收或反射阳光的能力——似乎全都在一刻不停地变化。

这就是彼德曼所谓的永冻海。这是千年以来，各种元素在正欲冻结和已经冻结的、融化的和再次冻结的冰上撞击搅动的作用结果。盯着它看一整天，可能没有一刻连贯的时候。一会儿针状冰晶变成了条状的水坑，一会儿又变成厚厚的雪幕、波光粼粼的新的冰穴、雪沼、海水礁湖、碎片和冰砖的狼藉战场、鬼魅般的蓝色冰雕，然后又变成了经风搅打的皱纹状的雪——俄国人称之为雪面波纹。浮冰的逻辑、它的拒斥力和吸引力，根本无法预测。它准确地诠释了“随机”这个词的含义。

在冰上溅起四面水花并蹒跚而行的众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模式，一种可预测或可用的规律，好让他们有章可循。然而，这里并没有什么模式或规律。这片融化的冰景似乎根本就是一种北极数学圆周率——是一连串永不重复也永远无解的数字序列。每一个弯曲的迷宫，每一条闪烁的水道，每一座冰丘和压力脊，每一处蜂窝般的裂缝都是全新的设计思路，神秘难解。

起初，德隆力图寻找词汇来描述冰的这一让人恼怒的特征。在一页又一页的日志上，他绞尽脑汁地想出不同的措辞。他说到“丑陋的裂缝”，说到“极其狂暴的开裂”冰原，“一团糨糊，到处都是洞”，“冰块像条纹样的大理石”，“水道在堆起的冰块之间缓慢而曲折地流出了一条条狭窄的支脉”，“骇人的大块冰丘和冰砖”，“谜一样的冰水交融”。最后他似乎厌倦了各种说明性词汇，索性干脆把它们替换成了一个“万金油”的词：一团糟。“可怕的一团糟”，他写道，“恶臭而丑陋的一团糟”，“这恶臭的一团……糟冰”，“令人烦恼的一团糟”，“松动的浮冰变成了一团糟”，“一团乱糟”，“这滑动转移的一团糟”。

轮番搅动的冰块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可能找到淡水——真正的淡水。德隆命令负责淡水的队员只从最高的冰丘上刮下冰雪，只刮到表面以下一英寸处。他们收集来的水喝起来味道还好。但当安布勒医生对他们的饮用水进行硝酸银测试时，测得的盐度却高得惊人。结论再明白不过了：盐已经渗透到这片冰雪世界的角角落落，哪怕最高、最安全的地方也不能幸免。一个多月来，他们一直都在不知不觉地喝盐水——要知道他们饮食中的肉糜饼已经够咸了。德隆又能在长长的清单上记下奥古斯特·彼德曼的又一个危险的错误观念：已故地图制作师关于浮冰是取之不尽的淡水资源的理论，德隆说，“被彻底戳穿了” [11] 。

无法分辨他们当前的哪一种健康问题应当归咎于一直以来摄入的盐水，或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德隆尤其担心坏血病，当时很多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跟摄入盐度太高有关——于是他增加了浓缩柠檬汁每天的配给量。然而，船长知道这也坚持不了多久，他们必须找到淡水。

在这个独立日，人们都试图高兴起来，他们开心地扔掉了开裂的冰镜，暂时不去想行走在这“一团糟”上的种种烦恼。然而，德隆独自一人待在他的办公帐篷里，一反常态地陷入了悲伤。他苦乐参半地想起三年前的这一天，黯然神伤。“冰上插满了国旗，庆祝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对我，这是忧伤的一天，”他写道，“三年前的今天，珍妮特号在勒阿弗尔更名，人们说了很多开心的话，有过很多美好的期待，现在那一切全都跟着船一起消失了。没想到三年后我们会这般困在冰上，只剩下一个冻海沉舸的故事，又当如何面对家乡的父老。” [12]

在勒阿弗尔那个晴朗的日子，艾玛就在德隆身边，贝内特说如果珍妮特号遭遇麻烦，他会派斯坦利去北极。然而现实地说，德隆知道他和队员们身处的位置是任何救援者都无法企及的。贝内特帮不了他们，祖国也帮不了他们，当太阳在地球的那一端升起时，他们的国家就要庆祝第一百零五个国庆日了。帐篷上方飘扬的美国国旗似乎在嘲笑德隆，似乎在预示着他的国家无能为力，他自己则孤独得要命。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努力鼓舞士气。他们必须自救。

然而，保全所有人性命的重大责任开始让他心情沉重。“对那些跟我一同前来的人，我有义务带他们安全地回去，我必须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这一目标，”他在那天晚些时候写道。他不得不“直面惨淡……理解它可能的寓意” [13] 。

八天后的7月12日，德隆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那天大清早，他们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平线闪烁。跟往常一样，是邓巴最先看到的。他走在队伍最前面，超过其他人一大截，把黑旗插在冰上。一瞬间，南边很远处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邓巴发誓说他看到了岛——一个闪着亮光、山峦凸起的大岛。然而，云层又突如其来地闭合了，邓巴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看到了他以为自己看到的东西。

晚饭后过了一会儿，云层又裂开了，这一次，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眼前升起了一个明亮的景象，”梅尔维尔写道。 [14] 全队上下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达嫩豪将它形容为“‘鲸鱼背’，看上去很像个被冰雪覆盖的岛”，不过它的样子“被大气现象严重扭曲”，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它的存在”。德隆是极度怀疑派。“是有什么东西看上去确实很像陆地，”他承认道，“但浓雾会变出这么多骗人的形状，让人不敢轻易相信自己看到的任何景象。”

尽管如此，船长的兴趣还是被大大地激发了起来，他拿出彼德曼的地图，研究起上面画的新西伯利亚群岛的粗略地形。根据他对当前位置的推算，最近的已知岛屿——在他的地图上被标注为“法捷耶夫岛”（Ostrov Faddeyevsky）——距离也在西南方向120英里以外。那太远了，不可能是他们刚刚看到的那团模糊不清的陆地。“我不敢相信我们今天看到陆地了”，他最后写道，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那不过是海市蜃楼。

然而第二天，人们又看到了那个岛。这一次的细节生动清晰，他们不可能看错。“太阳在南方明亮地照耀着，”梅尔维尔写道，“陆地格外清晰地凸起在眼前；蓝色的山峰高高耸立，下面就是冰和海水，而一片白得刺眼的云正如梦一般从它的上方飘过。”那是“最完美的景象”，工程师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就像“又一块应许之地”。 [15]

德隆重新规划了他的行程，决定直奔这片陆地，他猜想这应当就是法捷耶夫岛。那一刻，整个长征的行进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陆地可能意味着食物、淡水、浮木，还有可能获救。同样重要的是，陆地可以作为他们的目标、动机和焦点。岛屿距离他们所处的位置还有很多英里，然而它给人们带来了强烈冲击。大家又开始响应宁德曼那干净利落的“呦-嘿-呦”的集结号，仿佛前所未有地振奋起来。梅尔维尔说：“每个人立刻都变成了大力士。” [16]

随着距离岛屿越来越近，野生动物开始出现了。天空中到处飞翔着海鸠、楔尾鸥、海雀、海鸬鹚，还有很多其他鸟类。在前面的冰原之外，偶尔还能瞥见海兽的形影。7月14日，在德隆的准许下，科林斯拿起自己的温彻斯特连发来复枪，出发去打猎。一个小时后，他带着一头海豹回来了。人们已经太久没有吃到鲜肉了，于是德隆放弃了他一贯坚持的把尸体挂起来散去热气的习惯。他们当场就宰杀了海豹，剔出脂肪和脊椎，把温热的肉切成小块，立刻就在一锅浓缩牛肉汁的清汤里炖上了。

那是无上的美味。“很久以后我还会记得这场盛宴，”德隆说，“我们觉得简直跟在德尔莫尼科餐厅就餐没两样。” [17] 安布勒的说法更含糊一些。起初“它味道鲜美” [18] ，他“吃了不少，但后来我就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喜欢它的味道了”。后来，他们又把脂肪熬成油脂，涂在了漏水的靴子和帐篷上。

几天后，科林斯和安布勒一起去打猎，拖回了更大的猎物——一头海象。科林斯先对着正在游泳的海象开了一枪，打中了它眼睛周围。“海象沉下去了，”德隆说，“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然而片刻之后，有人听到一声刺耳的咆哮，看到喷出的血液在浮冰上飞溅。那时安布勒追着海象跑过去，对着它的头颅又开了五枪。邓巴拿着一把小刀追了过去，在它的一只脚蹼上穿了一个洞，就在它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用一条绳子将它穿身而过。

一大群人前去把海象拖回了营地。它是头幼小的雄性，重达1500磅。德隆对他们有如此好运惊奇不已。“单是最好的部分，腰部嫩肉、上腰肉、心、肝、脑、蹼，就足够我们所有的人吃三顿还绰绰有余，”他写道，“狗要是馋，可以整天吃个不停。” [19] 他们宰杀海象时，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虾、海葵、海参和胡瓜鱼。其尸体的每个部分都有用。皮可以切成小块做靴子底，脂肪可以用作油脂和做饭的燃料，骨头可以用来支撑他们已经开始摇晃的雪橇，象牙可以送给猎人科林斯和安布勒作纪念，但随后还可拿来改制成镐。德隆觉得炖出来的肉“很不错，不过没有炖海豹肉那么好，其肉质有点糙，也不够香”。 [20] 纽科姆觉得煮好的肉皮“跟猪蹄一样，要是加点醋就是一道美味”。 [21]

四天之后，他们的食品贮藏更加丰富了。7月24日，他们看见一只小北极熊——因为行走在陆地上，它的表皮都变成了肮脏的棕色。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追了这头巨兽一会儿，从远处开了两枪，但都没有打中。几个小时后，卡尔·格尔茨（Carl Görtz）再次看见了它。那头野兽已经到了距营地几百码远的地方，看样子是被炖海象肉的味道吸引过来了。“格尔茨悄悄爬到离他100码远的地方，”德隆写道，“对它开了两枪，成果喜人。” [22]

熊肉餐比他们最近吃的其他盛宴都更加美味。他们用肉糜饼空罐头作炉子，煎了肉排和肉块。后来，梅尔维尔说，他们又“用它的脂肪作燃料烤了熊掌，还把它的肋排肉炖了”。 [23] 两天后，尸体已经全都派上了用场。几顿饭的功夫，他们把一头500磅重的熊全都吃掉了。

这些鲜肉对探险队员们的好处怎么说都不过分。笑声又回来了，他们的观察力变得更敏锐，耐力也增强了。包括奇普在内的病号们全都痊愈了。他们继续朝岛屿进发，船歌再次响彻天地之间。

若干天来，那块大陆一度消失在浓稠的大雾之后。越来越多的动物的出现却似乎成了告密者，表明他们离岛越来越近，但他们仍然没有把握。一天，虽说岛屿仍然模糊，但头顶的天空却晴朗了挺长一段时间，足够船长仔细测量他们的位置。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收起设备，他就让梅尔维尔立即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体队员。

“伙计们！”工程师用尽全力高声喊道，“船长说我们过去一周行进了21英里——现在的洋流也对我们有利。” [24] 冰面北移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他们朝南行进的速度了，所以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他们总算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他们以梅尔维尔所谓“重新焕发的活力”徒步前行，穿过浓雾继续进发。

正是在这个欢快但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安布勒医生居然看见了一只活的蝴蝶在浮冰群中上下翻飞。在浮冰上能看到如此美丽，简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众人的脸上露出了憧憬的微笑。一只蝴蝶——两年多来他们从未看到过这种扑腾的昆虫的任何亚种。它不可能是冰上的“常客”，德隆写道，“一定是从陆地上被吹过来的”——此刻，陆地一定就在附近，而且必将足够温暖和繁茂，才能养育这样非同寻常的生物。

这优雅美丽的小东西激发着众人继续前进。

就在他们朝着岛屿蹒跚而去时，一个人又回到了病号名单上。那就是达嫩豪——他的梅毒眼疾又进一步恶化了。安布勒医生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医生在他的笔记中写道，那只眼睛“充血……发炎……红肿”。安布勒觉得大概还需要做一次手术，但医生做手术所需的大部分仪器都随船沉入了冰海。他能做的只是用奎宁和消炎药膏治疗，并定期清理，但那只眼睛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让达嫩豪的情况更糟的是，他断然否认自己有病。他说自己看得很清楚——且看似对此深信不疑。但在行进过程中，他不停地掉进冰隙里，哪怕是最小的障碍也会绊倒他。他那只病眼上扎着绷带，另一只眼因为戴着雪镜而光线很暗，也因为梅毒造成的神经症状可能影响了他的平衡感，用安布勒的话说，领航员现在“变成了累赘”。然而达嫩豪的自尊，他不希望让同伴失望的想法，不允许他承认现实。他坚持认为他也能拖拉重物——而且事实上还是冰上最强壮的人之一。

安布勒和达嫩豪的争执发生几天后，德隆不得不介入了。他让人把领航员叫到他的办公室帐篷里。“你看不见，”德隆说，“从你在冰上踉踉跄跄的样子就看出来了。”

达嫩豪不同意。他说，恰恰相反，他强壮而健康，视力一点儿不比旁人差。

德隆打断他道：“达嫩豪——你真的很碍事！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帮倒忙。”

那么你准备让我做什么？领航员问。

“在安布勒医生把你从病号名单上去除之前，我不准备给你分配任何任务。现在你给我回病号雪橇上躺着去。”

达嫩豪还试图解释，德隆再次打断他：“你可以走了。”

达嫩豪从帐篷里出来时，一脸的错愕和愤怒。他再次去安布勒那里报到，并爬上了病号雪橇，像一大坨肉糜饼那样被别人拉着走。医生一脸厌烦地看着达嫩豪。他回想起在华盛顿时，他曾一开始就强烈建议德隆不要让达嫩豪参加探险队。他希望这位梅毒患者现在能“非常悔恨”来到北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病了，很可能会卧床不起”。然而，达嫩豪顽冥不化，一直“讳疾忌医” [25] 。

现在达嫩豪的欺骗不仅让他自己，也让其他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危险。安布勒说：“我想从没有人像我们现在这样……被这么一个病患弄得狼狈不堪。”但安布勒很快就忙着想别的事去了。他意识到，在弗吉尼亚老家，那天是他未婚妻的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小女人……一定21岁了。三年前的今天我们在一起好快乐。”晚餐时安布勒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手里“只有一锡杯的茶，举杯遥祝她身体健康” [26] 。

众人继续穿越迷雾艰难前行。好几次，云开雾散，岛出现在眼前，但折射光非常古怪多变，根本无法判断它到底还有多远——或者中间的冰面情况如何。德隆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眼前千变万化的情形。他说：“我越看越糊涂。”安布勒在他的日志中写道：“随着我们的前进，岛似乎在后退。” [27] 起初它看似被冰包围着；过一会儿，它似乎又从开放的海水上升起。然后又消失了，不久又出现了。“我坐在那里，对着这个东西研究了一个小时，观察了每一次变化，”德隆写道，“我相当没有把握。” [28]

同样让德隆迷惑的是他们此番前往的到底是新西伯利亚群岛中的哪一个岛。他再次打开航线图，现在确定它一定是利亚霍夫群岛（Lyakhovsky Islands）——小利亚霍夫岛和大利亚霍夫岛位于新西伯利亚群岛的最南端——中的一个。然而，如果它的确是利亚霍夫群岛中的一个，那么他的地图就画得相当粗糙——差100多英里呢。德隆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难题，忽然意识到他没有考虑另外一个可能性：或许这根本就不是新西伯利亚群岛中的一个。或许这是一个新岛，跟亨丽埃塔岛一样，是从没有在地图上标注甚至从没有人看到过的岛屿。“我又一次燃起了希望，”他因为激动而满脸通红地写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29]

雾更浓了，人们又有好几天看不到岛屿。然而，他们可以感觉到正离它越来越近，因为能听到海岸的冰不停摩擦的声音，以及听起来像是数百万只海鸟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啁啾声。他们常常看到单只的鸟从头顶飞过，鸟喙上还叼着食物。

7月28日，耀眼的阳光穿透了云层，岛屿突然无比清晰地出现在面前，距离不足1英里。它的最高处有数千英尺高，耸立在不规则的冻海上。这个岛的面积比亨丽埃塔岛或珍妮特岛大得多，在巨大的冰川中褶裥而立。海岬上长着苔藓，好几处陡峭的悬崖上都有鸟粪留下的条纹。梅尔维尔可以看到“悬垂的黑色玄武岩石块，上面不时有一块块红色苔藓，还有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以前的腐烂植被留下的脏污”。眼前的岛屿就是“巨大的岩石，会被时间的大手劈开然后碾成粉末”。 [30]

众人摘下茶色冰镜，放下肩上的拖绳，大口喘着粗气。在纽科姆看来，那片“陆地到处是奔腾的湍流、冰川，巨大得难以攻取的岩石据点（以及）高耸的峭壁，其雄伟庄严简直无法形容”。 [31] 数千只海鸥、刀嘴海雀、三趾鸥和海鸠蜂拥而来，“遮天蔽日”。就在鸟儿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叫声背后，还有一种声音，一种稳定的低音，一种纽科姆所谓的“嗡嗡声，仿佛来自一大群蜜蜂”。 [32] 这混合低音是鸟儿们的轻轻碰触、喁喁轻语、吃吃傻笑，是在成千上万的岩壁和鸟巢间忙碌穿梭的声音。那是生命本身拨动的琴弦。

众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有些人感动得落下泪来。他们从未见过或听过这么多鲜活的生物挤在一处。

虽近在咫尺，但德隆可以看到，登岛仍是个艰难的考验。他们与海岸之间的冰面险象丛生，是一轮“迷惑和麻烦”的旋涡——他想，它们造成的障碍足以“阻止歌利亚前进” [33] 。安布勒预测说他们“全体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行” [34] 。然而，人人都被岛上的景观激发了斗志，德隆决定利用这重新焕发的活力，一鼓作气，向前冲刺。

7月29日，当他们终于踏上那多岩的海岸时，德隆把手下那群脏兮兮、湿淋淋的队员召集在一起发表了宣言。他必须要扯着嗓子大喊，才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那群尖叫的鸟。“我们艰苦跋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到的这个岛，”他说，“是一个新发现。我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名义将它收归美国所有。” [35]

人群中响起了三声欢呼，接着就散开到岛上去寻找生火用的浮木。虽然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个个都筋疲力尽，”德隆说，“已经不可能再走更远的路了”——但他们享受着脚踩着坚实大地的感觉。除了梅尔维尔和探访亨丽埃塔岛的小团队外，珍妮特号的队员们已经有697天没有走在干爽的陆地上了。安布勒医生开心地享受着他所谓的“在我的身体和土地之间恢复了电路连接” [36] 的奇妙感觉。

不久，多岩的海滨便响起了篝火的噼啪声。美国国旗在德隆骄傲的营地上空飘扬——这一次，他想，那些国旗不像是在嘲笑他了。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01.

[2]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5.

[3] Ambler，“Private Journal，” 199.

[4]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7.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3.

[6] Ambler，“Private Journal，” 198.

[7] Guttridge，Icebound ，175.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68.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36.

[10]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2.

[11] Guttridge，Icebound ，124.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23.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23.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2.

[1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2.

[1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3.

[1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46.

[18]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0.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59.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60.

[21]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09.

[2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67.

[2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2.

[2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2.

[25] Ambler，“Private Journal，” 197.

[26] Ambler，“Private Journal，”，第200页。有些记录称安布勒医生是举杯遥祝自己的妹妹生日快乐，而不是未婚妻。

[27] Ambler，“Private Journal，”，201.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54.

[2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51.

[3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3.

[31]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0.

[32]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0.

[33] George De Lo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61.

[34]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2.

[3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79.

[3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1.

31.宝贵的八天

起初，那声音压根儿没对他们的耳膜造成任何冲击；那更像是一声来自地心的低沉震动。大多数人正在他们的豹皮睡袋里打着呼噜，因为太累而根本听不到什么声音。但随后大地“震动和颤抖起来”，梅尔维尔说，带着“远处轰隆的咆哮声”。 [1] 这粗糙刺耳的隆隆声积聚了极大的力量和强度，连鸟儿都从它们悬崖边的栖息地被驱赶得满天乱飞。帐篷里，几双眼睛睁开了，面容因困倦而扭曲着，不解地皱着眉头。那是一种从没有任何人听到过的喧哗和骚动。很多人觉得一定是地震了。

德隆和队员们从帐篷里踉踉跄跄地走出来，透过北极的黎明之前越来越微弱的光，一脸惊愕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在他们头顶1000多英尺高的碎石山坡上，正发生着剧烈的山崩。岩石碎片正“势不可当地朝我们迎面扑来” [2] ，梅尔维尔说。

所幸，探险队扎营的砂石口跟那座山坡之间隔着一条窄窄的河流。哗啦啦坠下的岩石在河流中高高地堆积起来，“把河水抽打成泡沫”，纽科姆说，“水花溅得有50英尺高”。 [3] 如果不是有那条河在中间挡着，梅尔维尔说，“我们就要被埋在这冲刷而下的石堆下面了”。

灰尘和沙砾遮天蔽日地笼罩在营地上空——众人被呛得几乎窒息，但同时也为他们的好运而陷入沉思。他们不得不惊奇：难道是岛屿想告诉他们什么？仿佛这片此前从未有人侵入的原始北极岩石以最强烈的声音反对探险队的到来。山崩沉积了“数量惊人的落石”，德隆说。不过，这一近乎灭顶之灾也没让他特别铭记于心。他们此行经历了那么多考验，他写道：“什么奇事都不足为奇，没有意外才叫出人意料。” [4]

德隆只对一件事情感到意外：事实证明，他们登陆的这个岛屿是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宝地。7月30日，他们登陆后的第一天早晨，他派遣侦察小队到岛上各处去考察，他们带回来的报告着实喜人。他们发现了海岬、高原、火山锥、几个冰川，还有数不清的岩石矿苗，煤层密布。队员们收集了一对风干的驯鹿角，一些猫眼石、紫水晶和玄武熔岩的样本，以及好几副海洋哺乳动物的骨骼。他们发现了熊、狐狸、兔子和松鸡的足迹。岛屿延伸出若干英里，一两天时间根本考察不完。

德隆为他们有如此惊人的发现而倍感欣喜，决定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贝内特岛”。在他看来，这个岛现在已经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了。“我把贝内特岛加入美国的国土中” [5] ，他写道，又把他们营地旁边那座高耸的悬崖命名为“艾玛角”。

如今，这个岛屿在俄罗斯地图上被标注为“贝内塔岛”，它的面积约60平方英里，到目前为止，是名为德隆群岛的那个无人居住的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与它相比，亨丽埃塔岛虽然也被认为是德隆群岛的一部分，却只有区区4.6平方英里。）贝内特岛上的最高峰有1400英尺高，岛上有四条冰川，其中一条有560英尺厚。虽然岩石嶙峋，没有树木生长，但岛上大部分地方都覆盖着低矮的苔原植物——非禾本科牧草、灌木、苔藓和地衣。数十亿年前，贝内特岛曾是更新世晚期白令平原底升起的一座孤山，白令平原曾经把西伯利亚和北美大陆连接起来，如今则已经被淹没在北冰洋下面了。

在贝内特岛上的那些天，德隆船长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能在岛上探索一番并为之绘制地图——无论如何，这是探险队首个重大的地理发现。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自己必须与北极的时钟争分夺秒。他和全体队员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迅速南移。然而，出发之前他们必须积聚力量、修补船只，只有重整旗鼓，方能面对前路的重重困难。休息、探险和继续前进，这个微妙的三角折磨着德隆。他知道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都命悬一线。“如果在这里耽搁太久，”他意识到，“问题就严重了。” [6] 他当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像沙漠的绿洲一样，这个岛上也有生命，尽管它们都很脆弱。然而，在此流连不去必将把他们带向死亡。

梅尔维尔力劝德隆花些时间去探索贝内特岛。他写道，“任何有着英勇或恢宏气概的人”都能看到探索的价值。相反，梅尔维尔说，“孱弱的、胆怯的或过分谨慎的人却总是想办法逃避探索”。 [7]

最终，他们在贝内特岛上待了宝贵的八天。在很多方面，他们在这里的生活都是田园牧歌式的——用梅尔维尔的话说，是“短暂地逃离我们压力重重的劳作”。他们的饮用水是冰川刚刚融化、从山上顺流而下的甘甜的清流。他们在篝火上把水烧热，几个月来第一次洗了个热水澡。由于沿海岸散落着大量浮木，取暖也很方便，那些浮木往往堵塞在那里，在德隆看起来像是个“朽坏了的码头” [8] 。岩石嶙峋的苔原上遍地是美丽的北极野花，还有一种可食用的辣根菜——德隆称之为“坏血病草”——这给他们的食物里添加了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

而且他们根本不缺肉。到处都是海鸟，飞在空中，遮天蔽日，它们的繁殖地也满都是鸟蛋。德隆派几个小队上悬崖去大批杀鸟。很多鸟不怕人，乃至人只需要放慢速度走近它们，用石头就能把它们砸死。它们的肉口感强韧，但在熊油里煎一下还是很美味的。梅尔维尔喜欢“用潜鸟、信天翁、海鸥、刀嘴海雀和其他海禽炖的一锅鲜”，而德隆写道，“我还真不记得吃过比这更丰盛的美味呢！”

其他人起初觉得鸟肉太肥了，不易消化。“吃下去之后的反应有点像小牛肉，”达嫩豪说，“包括医生在内，几乎每个人都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9] 安布勒言简意赅地写道：“鸟肉餐——老鸟太硬，幼鸟较嫩。” [10] 纽科姆是个鸟类爱好者，但关于将这些有翼生物用作食物的评价也只是“还好”而已。不过，如果跟大量的坏血病草色拉一起食用的话，浓郁的炖肉要更容易消化一些。

德隆知道，找到这个岛纯属意外的幸运，是在他以为已经山穷水尽之时，一场纯粹的好运降临。日子一天天过去，此刻他看到大家又变得生机勃勃，他们的眼睛里又有了新的亮光。“仿佛主在指引着我们行动，”他写道，“要感恩的太多了；虽然工作这么艰苦，但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大家胃口好极了，睡得又香又长。”

还有些事情让德隆觉得贝内特岛是个快乐的避风港，其一就是他不需要再密切关注纪律之事了。他跟奇普说：“让大家像在美国领土上一样自由。” [11] 在贝内特岛上的八天，德隆给队员们分配了很轻的任务——研究海潮、收集动物遗迹或地理学标本。除此之外，他觉得眼下几乎就像是到达了一个海港，在那里短期度假。他觉得这对大家的士气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他自己也是如此。大家都需要暂时休息一下。

科林斯又可以跟大家交流了，也能随意在岛上四处走动，条件是他要带上笔记本，详细描画地形。达嫩豪也可以自由活动了，唯一的警告是他那只病眼必须包起来，且要尽力保护自己，不要走在营地上方那些危险的山坡上。纽科姆完全恢复了他受雇时的身份。他毕竟是探险队的博物学家，尤其精通鸟类学——在这个没有人探访过的荒岛上聚集着无数的鸟，很多都是极其罕见或鲜为人知的物种。

每天早晨，纽科姆都会拿起他的笔记本和鸟枪出发，用他的话说，往往是独自一人“徒步旅行”一整天。他总算来到了属于他的天堂。这是他最初加入探险队的理由；这是他的专业第一次直接派上用场。

一天，他顺着一个有着尖利岩石的山谷攀爬了很远，那些岩石“高耸，像是巨大的古老城堡”。一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踩在这些古老岩石上的人，他又欢喜又畏怯。“我或许是第一个双脚踩在这里的人，”他写道，“我站在那里观望时，几乎期待着看到某个巨人骑士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怎么能，或者有什么权利胆敢入侵他的领地。” [12]

还有一天，纽科姆沿着他所谓的“四分五裂的危险岩石”爬了1200英尺去观察一个刀嘴海雀——一种大型的海雀科鸟类——的栖居地。纽科姆可以跟鸟在一起待一整天也不厌烦。他聚精会神地观察了好几个小时，从一个高高的岩架上观察它们，那里覆盖着红色地衣和鸟粪的污渍。“我真羡慕这些美丽的小东西，有这么温馨的家，”他说。那些刀嘴海雀“坐成一长排，像参加市政厅会议的公民一样，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峭壁间不停地回响”。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鸟类繁殖地”。 [13]

纽科姆从陡坡上下来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把鞘刀深深地齐柄插进岩屑里，以免一个踉跄摔下悬崖。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坡地对着他大喊：“小心，长官！”那是满脸惊恐的沙尔维尔。纽科姆扭过头，看到身后发生了山崩，“巨石和土堆向我扑来”。正是他自己这一路上的动作使上面远处的什么东西发生了错位，才触发了这次大规模移动。“我看到还有机会躲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就赶紧进去了，就在那些死亡投射物飞驰而下时，将将躲过一劫，”纽科姆回忆道。他把这次经历称为“死里逃生” [14] ，并继续愉快地研究海鸟。

营地里，木匠斯威特曼正在上演着航海工程中少有的奇迹。他发现三艘船全都破旧不堪，怀疑它们还能否在水面上漂浮了。就拿那条捕鲸船来说，它的尾柱已经裂了，龙骨翼板——距离龙骨最近的木板——已被击穿。三艘船都需要填絮、修补和加固，还得特别设计索具，以支撑起简陋的船帆，为他们前往西伯利亚海岸提供动力。

手头的工具有限，且除了一些形状古怪的浮木和海象骨之外没有正经的木料，斯威特曼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着手修补和加固船只。留在营地测气压和进行天文学观测的船长看着斯威特曼，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就是个动手的天才啊，德隆想。当然，梅尔维尔也有一些聪明的点子，区区几天时间，三艘船全都补好，可以航海了。

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宁德曼有一次在岛屿的南岸考察时，还看见了很大一片的开放水域。他跟德隆形容说，有“大型水道通向西南方，而且冰还在分解，正开辟出新的水道”。从他们的营地望向海面，较小的水道也开始变得开阔了。德隆知道机会来了。坚冰的世界终于打开了一个极小的出口——就在北极夏天即将结束的这几个星期。

德隆注意到，在营地旁边堆着的浮木中有一块上面有小小的刻痕。他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那是用斧子凿刻的痕迹，这根已经褪色的灰色木棒曾经被用作篱笆桩。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一块大陆或岛屿漂过来的，但在这荒凉的海岸看到它却让德隆心有所感；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看到人类文明的迹象，隐约地暗示着在眼前的苦难之外，还有一个充满生机的美丽世界。

有了可以航行的船只和能够行船的开放水域，这块曾经作为工具的木块提醒德隆，他们的确能够以那个人类社会为航行的目标，而它就坐落在南边地平线上的某处。

然而出发之前，德隆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要思考：他应该怎么处理那些狗？他们在阿拉斯加带了40条狗上船，它们如今还剩23条。它们很多都病弱体衰，或野性不羁，难以驾驭。德隆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它们身上浪费食物了——在登陆贝内特岛之前，它们已经每天要吃掉1磅肉糜饼了。无论如何，只有三艘船，也确实没有它们的地方了。

所以就不得不挑拣一些狗。德隆走到浮冰上，仔细地观察每一条狗。他跟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商量，因为他们最了解那些狗。这不是容易的事，但他们最终挑选出11条狗。“这些，”德隆写道，“都已经很衰弱了，有的还有癫痫的毛病。（它们）干的活没法补偿它们的食量，我必须优先考虑人命。” [15]

8月5日，他给埃里克森下了命令。丹麦人把它们一条一条地拉到一个小山丘后面。11声枪响在山谷间回荡着。众人都不忍心去想这悲惨的事。（达嫩豪只说了句“可怜的牲畜” [16] 。）德隆看到吉姆和汤姆走时特别难过；它们都是他最喜欢的狗，干活也老实忠诚。唯一的安慰是他还有12条健康的狗——包括呼噜，它已经成了整个探险队的吉祥物。

德隆不打算吃任何一条被枪决的狗。除了每个人都明显不喜欢狗肉之外，他觉得那些都是病畜。当然，他们在贝内特岛上待了一个星期，早就没有饥饿的危险了。

在这坚硬的永久冻土层上埋葬尸体也近乎不可能。于是在一个小小的葬礼之后，他们把那些狗的尸体投向了大海。

第二天，在扔掉了一些雪橇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之后，人们开始装船。他们在贝内特岛上的假期结束了。

出发的时机恰到好处。几乎的确是一夜之间，夏季之门似乎就要关闭了。冰雪的世界正在报复性地卷土重来。“我们在这里短暂的逗留期间，”梅尔维尔写道，“变化多大啊！我们登陆时，冰川融化的水还正汹涌澎湃呢！”而现在，工程师写道，“冬天真的已经来了……水流正在干涸，新冰开始结块”，北极的野花“曾经那么鲜艳夺目，转眼就穿上了冬衣”。 [17] 德隆注意到在一周的温暖天气过后，大家突然“冷得整日打战了”。有些人用木棍敲打自己的腿脚来行“笞刑”，为的是刺激血液回流。这可疑的土法子“让我们的脚很疼，但也没怎么暖和”。

8月6日早晨9点30分——珍妮特号沉没后第55天——德隆命人把三艘满载的小船推进了浅滩。那天，德隆说，“天气不好” [18] ，约零下2.8摄氏度。变幻无常的阳光挣扎着穿破云层。小船因为载重而吃水很深，但斯威特曼的修补很牢固。

告别贝内特岛时，在邓巴高高建起在悬崖上的一处岩石界碑里，德隆留了一张纸条，旁边放着一根船桨做记号。纸条上写着：

贝内特岛，艾玛角。

北纬76度38分，东经153度25分。我们撤营了，开始越过浮冰向南航行，希望能蒙上帝的恩典到达新西伯利亚群岛，从那里乘船前往西伯利亚沿岸。我们有三条船，30天的补给，以及足够的衣物，且因为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身体健康。起初上船的每个人都活着，没有得坏血病。虽然我们偶尔能看见很多通往西南方向的开放水域，但尚不能确定能否驾船继续航行，抑或被迫再次在冰上拖拽行李。

美国北极探险队指挥官乔治·W.德隆 [19]

就这样，他们消失在风暴中，三艘小船颠簸前行，肮脏的船帆绑在松动的桅杆和咔嗒作响的翼梁上。德隆深情地最后一次回望着他的发现，岛屿的最高峰“像穹顶般耸立着……在雾中若隐若现”。 [20] 他们一路向南，艰难曲折地穿行在冰块间，冬天已经来到了身边。“我们那美丽的岛，”梅尔维尔说，“穿上了一袭白衣……它最后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一个隐约的轮廓，像鲸鱼背那样弯曲着，直入云霄，仿佛要将自身的雪白和云朵的银光融为一体。” [21]

我亲爱的乔治——

如果你知道珍妮特号及其船员的命运得到了举世关注，会很高兴吧。我收到了几十封电报和信件。当然，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急于采访我，但我礼貌而坚决地谢绝了采访。我不想再让我的丈夫去完成任何任务了。我希望他舒服地待在家里，要不我一定跟他离婚。

艾玛

[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4.

[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4.

[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3.

[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0.

[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79.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0.

[7] Melville to Emma De Long，August 27，1883，Emma De Long Papers.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86.

[9]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5.

[10]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3.

[11]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3.

[12]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3.

[1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2.

[14]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2.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1.

[16]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7.

[1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6.

[1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2.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89.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4.

[2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7.

32.已知的世界

那是骨骼浮冰肆虐的时段。那段时间，眼前尽是越来越窄的融水塘和没有出路的水道，处处是近乎无解的水之谜。浮冰堆太软，全是窟窿，很难放心地乘雪橇前进，但又没有足够的开放水域可供航行。于是他们就只有在这冰筑的迷宫里摸索着穿行，有时把三艘船放在水里航行，有时把它们从凝结的冰上拖到融化的冰上。这些没有尽头的水道“蜿蜒曲折，错综复杂”，德隆写道，“让我想起了迂回曲折的汉普顿宫 [1] ”。 [2]

德隆称之为“骨骼浮冰” [3] ，是因为他觉得那就像一堆骨头纠缠在一起。它像是一个漂浮在灰蓝色海面上的恐龙墓地，也像一个盛着冰的遗骨匣——干净的白色肋骨、带翼的椎骨，以及有眼眶的开裂头骨，白色的眼球在眼眶中松动地漂浮着。

他们在这样的浮冰上下内外奋战了15天。有时他们得花整整半天的时间沿着一条看似开通的水道前行，到头来却发现它渐渐变窄并最终堵死了。有时他们要把一切拖到一块冰板上，在冰上搬运半英里才能到达较宽的水道。有时他们得用凿子、冰镐和绳索撬开一大块浮冰，才能凿出通往另一条狭窄水道的路。他们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向南前进——一天有时9英里，有时5英里，有时12英里。达嫩豪觉得这样的两栖旅行“非常严峻”，“但比在冰上拖动雪橇好多了”。 [4] 梅尔维尔称之为“泰坦巨人的苦役……穿过水池、水塘、裂隙和冰丘，它们深度不一，有些齐膝，有些快要没脖颈”。 [5]

德隆试图靠近浮冰堆但又避免靠得太近，因为它们往往都有着从水下伸出来的尖利冰舌，可能会导致船只搁浅——或把船身刺破。海浪不断啃噬着坚冰，把它撕裂，弄得到处是暗道和隐形的孔洞。“冰化了很多，”德隆写道，“有大量的空洞延伸到海水里。” [6] 梅尔维尔形容一块浮冰，说它“被疯狂打来的海水从下面洞穿，海浪直冲到20英尺高；当海浪透过厚厚的冰层从洞中冲上来时，一下子出现了上千个排水槽，活像一大群鲸鱼窜了上来”。 [7]

有一次，连着好几天，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离开船舱。他们挤坐在那里，有几个人在划船桨，其他人在附近的冰上向前活动去搜索水道。船舱里的人长时间坐着发抖，在舱底板冰冷的泥浆里跺着麻木的双脚。吃饭时，他们嘴里嚼着肉糜饼或啜饮着热的牛肉汁，那些补给都像雪堆一样紧紧地堆在船的肋槽处。虽然他们进展缓慢，生活单调得令人沮丧，水手们却根本没时间睡觉——甚至不能有一刻放松，因为船随时可能漏水，他们不得不频繁地往外舀水。

不仅如此，三艘船载着太过沉重的人员和补给，一点点汹涌的浪涛就能让它们陷入危险。有时狭窄的水道通向涌着白浪的海湾，梅尔维尔说，船在那里“就像马戏团的马一样胡蹦乱跳”。 [8] 德隆担心其中一条船一定会翻，但也找不到应对之法——他们不得不考虑把总重量再减少三分之一。

于是船长就开始搜寻哪些东西可以扔掉。他对探险队携带的每一样物品都列了详细的清单——每一个线轴、每一块油灰、每一根木料，每一把斧头、锉刀和尖钻——继而把他认为并非不可或缺的东西抛出船外。

但在他的清单中，到目前为止最重也最累赘的东西，除了木筏之外，便是那些长长的雪橇，它们有着坚实的橡木滑槽，此前德隆一直用它们来拖动船只。自从离开了贝内特岛，他把雪橇横放着——把它们横跨在三艘船的船舷上端。这样导致它们笨重的木头两翼总是溅起两侧的水，船也跟着摇晃颠簸。“雪橇这个巨大的累赘，”安布勒医生说，“高高地架在船尾，拖我们的后腿，还干预我们的航向。”

德隆该怎么做已经不言而喻，然而这太冒险了。随着探险形态的变化，他们将不得不变成完完全全的水上生物——不再行走在冰上。他们将不得不把雪橇拆掉用作柴火，因为在到达西伯利亚海岸之前，这一路都将乘船航行了。如果再遇到很长的一段冰路，他们将没有任何东西来拖动脆弱的船，平底船在冰上颠簸、碰撞、斜滑可能会被毁坏而无法修补。更何况，德隆的队员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任何滑槽，仅凭肉身拖动沉重的船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谓的挣扎。

于是，德隆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大自然身上，希望前面再没有大块的浮冰挡住去路。他知道这需要谨慎的深思熟虑，因为北极的夏天已接近尾声，白天越来越短，黑暗慢慢地回到了夜晚的天空。不过，现在才8月中旬，他们每天都在向南挪动，正逐渐接近北纬75度线，这让他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冰海会继续开裂。

然而也有可能并非如此。他知道，北极文献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在很靠南的纬度，天气出奇地暖和，但落单的人却死在大得出奇的浮冰上。无法预测的北极有办法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人犯下的任何一点儿小错误都会被无限放大。毁掉雪橇虽能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安全，但也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毁灭。

不过，把雪橇用作柴火也是个迫切的需要；他们用来做饭的酒精已经所剩无几。至少在几天的时间内，有这堆新柴火，他们就不必烧宝贵的炉用燃料了。他们一有机会停下来，停靠在一块足以搭营的大块浮冰上，德隆就命令斯威特曼和宁德曼把船上的雪橇和木筏捣毁。那些木头将以最节省的方式燃烧——只用于做饭，不用于取暖。那天晚上，当他们在雪橇木燃烧得噼里啪啦的火堆上用小火炖煮可怜的晚餐时，有几个人怀疑眼前燃烧的或许无异于自己葬礼上的柴堆了。

德隆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剩下的12条狗的问题。它们的问题与其说是重量，不如说是它们古怪的行为。它们在船上很不安生，每次它们四处扭动，水就会从桨架那里灌进来。那些狗已经变成了危及人身安全的东西。德隆虽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但还是难以抉择。或许他们还需要狗来拉货（尽管雪橇已经毁了，这一点也很可疑）；或者——求上帝饶恕——他们还需要狗的蛋白质。德隆骨子里是个爱狗之人，用他的话说，他真想把这12条狗全都“留到最后”。

然而不久又发生了新的意外。一天，三艘船刚刚沿着一块大浮冰的边缘慢下来，4条狗——斯麦克、阿姆斯特朗、迪克和独狼——就跳到冰上蹦蹦跳跳地跑掉了。德隆驾着第一艘驳船大大领先，过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这个消息，但已经太迟了。“时间太宝贵” [9] ，他说，没法派出搜索队去浮冰上追上狗，再把它们拖回来。因此，三艘船又继续缓缓而行。那天后半夜，当众人烹煮和食用晚餐时，听到那几条离群的狗的“哀号” [10] 在浮冰上回响。

几天后，又有几条狗以同样的方式逃走了，德隆终于不情不愿地宣布，“最合理的做法”是射杀所有的狗。他不想让它们再离群走失，那只会让它们受罪，最后在冰上饿死。“我很遗憾”，德隆说，他让人把它们“带出去枪决了”。 [11] 一下子杀死这么多狗，让有些人非常难过——埃里克森尤其悲伤，他最喜欢的王子也被射杀了。

最后，德隆选择留下两条：卡斯马卡和呼噜。用达嫩豪的话说，它们似乎是“仅有的两条行为足够理性，可以跟在我们身边的狗”。 [12] 然而，卡斯马卡太笨太大了，因而几天后它也被射杀了。在阿拉斯加上船的40条狗中，到现在探险队只留下了1条。“只要不危及我们的安全，”德隆暗自发誓，“我就要留下呼噜。” [13]

与此同时，达嫩豪上尉的眼疾再次复发，特别是在阳光充足的晴天。虽然他的左眼上仍然缠着绷带，右眼戴着雪镜，但情况还是不断恶化。他的病眼分泌出大量黏液，安布勒说它“肿得老高” [14] ，角膜下面发炎的区域越来越大。医生用碘酒和奎宁治疗，每天都在自己的日志上记录着进展：“发炎”“粘滞”“红肿”“巩膜上出现血管”。安布勒不敢想做手术摘除达嫩豪病眼的事情。医生既没有合适的仪器，也没有麻醉药剂。他们得把达嫩豪按在冰上，安布勒得拿一把锉刀把那只眼睛摘除，除了一点点酒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病人缓解疼痛。

奇怪的是，达嫩豪仍然否认他的眼睛问题严重，坚称三艘船中的一艘应该由他指挥。他被安排在梅尔维尔的捕鲸船上，但他的军衔比梅尔维尔高，作为海军学院毕业生和领航员，他觉得自己的经验和权威被藐视了。然而，德隆关于达嫩豪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他还在安布勒的病号名单上，达嫩豪就不能领导其他人，也不能安排给他任何可能置他人于危险的职位。

领航员愤怒而郁郁不乐。暗自酝酿着阴谋。他声称要报复——指出只要他们一回国，他就要利用自己家庭的关系让德隆永远离开海军。安布勒仔细观察着达嫩豪，开始觉得他的行为接近于妄想症了。根据达嫩豪“很古怪的想法”，安布勒写道：“他似乎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坚定地认为众人联合起来让他无法行使自己的合理职权。他反复试图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已经制造了很多麻烦。无论如何，我都不觉得一个人病成他这样还……（是）个正常人，能够指挥一艘船和一队人。” [15]

然而，达嫩豪顽冥不化。他几次三番去找德隆，坚持要指挥梅尔维尔的捕鲸船。“你是病号，”德隆回答道，“你不适合指挥。你看不见。”

达嫩豪否认，说他一点儿也不瞎：“我完全可以行使职责。”

“我不能让你拿其他人的性命当儿戏”，德隆说，然后又补充说领航员如此不停地抱怨“不像个军官的样子”。

“我能把这句话视为人身攻击吗？”达嫩豪质问道。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德隆咆哮着，命令他离开了自己的帐篷。 [16]

8月20日，离开贝内特岛14天后，德隆和队员们艰难航行了一整夜，在一块巨大的冰面上扎营。他们情绪高昂，因为在南边不远处，他们看到的全都是无障碍的水域。看样子，他们总算走到了那块骨骼浮冰的尽头，来到了开放海水的边缘。还有更好的消息，那天午前，乔治·博伊德（George Boyd）高兴地冲德隆大叫，说他在西南方向看到了陆地。

德隆一贯是个保守的人，他举起野外望远镜，亲自观察了那模糊的轮廓，表示不同意，说自己“拿不准”。然而到当天下午2点，“它已经足够清楚了”。 [17] 德隆考察了彼德曼的航线图，顿时又重新燃起了乐观的希望之火。他说：“我觉得那毫无疑问是新西伯利亚岛”——俄国人称之为Ostrov Novaya Sibir [18] 。它看上去大约距离他们20英里远。新西伯利亚岛是一个地势较低但面积很大的岛——方圆4000平方英里。根据彼德曼的记录，那个岛无人居住，但沙皇派去寻找猛犸象牙的化石猎人曾好几次探访那里。

德隆激动起来：他们总算来到了已知的世界。自从两年前漂过赫勒尔德岛之后，德隆第一次看到了一块存在于地图上的陆地。

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次在开放水域航行了，他们那天白天剩下的时间，以及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修补船身、修理索具、重新分配物资，把雪装进船里，抛弃掉最后几盎司不必要的东西。那天晚上在他的帐篷里，德隆写道：“我希望明天天气晴朗，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在水上起航。” [19]

然而第二天一早，德隆从帐篷里钻出来，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南边除了冰之外，什么也没有。一夜间，风向来了一个大转弯，把他们吹得背离了新西伯利亚岛。通往岛屿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没有水道，没有河流，只有一大片翻搅的浮冰。“这么多冰聚合在我们周围，”德隆说，“看样子我们再也无法航行了。” [20] 梅尔维尔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四周看不见一点儿水，风把浮冰都吹到了一处，我们似乎永远也走不出这片荒野了。” [21]

德隆派出一个侦察队去查看冰情。他们的侦察结果毫无希望，周围残酷地混合着坚硬的外壳和黏状物体。不可能通过或在其上前行，无论乘船还是乘雪橇都不行。说到底，德隆已经没有可以运船的雪橇，而且——除了呼噜之外——也没有狗来拉雪橇了。

他不敢相信他们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坏。几个小时前道路还是畅通的，但现在德隆和队员们被困在这里，再次成了冰的囚徒。除了留在原地，希望风向再次发生变化之外，别无选择。梅尔维尔说：“我们只能等待有利的变化，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因为已经习惯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往好处想。” [22] 安布勒医生开始觉得有人在暗中活动，企图哗变。他说：“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我们。” [23]

一天，两天，三天，他们被困在冰上。无法行动让德隆感到压抑。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同时还在消耗同样宝贵的补给——他竟无能为力。随后三天变成了一周，还是挪动不得。在每天日志的字里行间，德隆的焦虑逐步升级。“我们又失去了一天时间，这一天过得真是无聊而愚蠢……又一个厌烦的日子疲沓地过去了……已经浪费了七整天的时间……形势还是没有好转，令人沮丧而失落，我们消耗着补给，但毫无作为。” [24]

即便德隆将每个人的补给量减半，他们的储备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他们还有充足的肉糜饼——大概1400磅，但其他东西都在迅速耗尽。他们没糖了。没有压缩饼干了。柠檬汁喝完了。大部分浓缩牛肉汁都煮光了。最后一点儿咖啡也喝完了。用作木柴的雪橇也烧完了。“形势之严峻前所未有，”梅尔维尔说，“现在，我们的生存变成了单纯的补给问题。” [25]

烟草也用光了，这是最无法忍受的。几个人还有私藏，但大部分烟草都已抽完。很多人开始用茶叶和煮过的咖啡渣做成一种混合物替代烟草，它虽有种难闻的辛辣味道，但能缓解部分烟瘾。主要是让人有点儿事做，能暂时不去想眼前的辛劳和烦闷。

起初，德隆对这种假冒混合烟草嗤之以鼻，然而后来随着自己的存量也越来越少，他开始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觉得明天我也（要）尝试一下了，”他写道，“因为今天晚饭后，我的最后一斗烟草就要抽完了。”

短短几天，德隆越来越烦躁易怒：“我承认我这几天想抽烟想得要命。” [26] 不过没过不久，永远兴高采烈的埃里克森就来施以援手了。大块头丹麦人“给了我一小包宝贵的东西”，德隆写道，“我说我只要一斗就行，但他坚持多给我一些，说他们六号帐篷里还剩下一些，够抽一阵子呢”。德隆谢了又谢，收下了礼物，又立即转送给安布勒和宁德曼一些。

那天晚饭后，德隆坐下来奢侈地抽了一斗烟。“现在，”他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说，“理查又是好好的理查了。” [27] [28]

几天后，德隆用完了埃里克森给的礼物，最终还是在人造烟草的诱惑面前屈服了。“因为没有烟抽难受了一整天，今晚我也开始抽茶叶了，居然惊喜地发现它能大大缓解烟瘾。” [29]

刑期还在继续。八天，九天——还是动弹不得。事实上那并非实情：虽然他们眼前滋生蔓延的冰堆拒绝消失，但它是移动的。他们宿营的那一大块带着融雪的冰沼一直都在漂移，方向也大致正确：向南。只要浓雾散去，德隆就能看出他们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西伯利亚岛虽已在东边很远的地方了，但一个新的岛屿溜进了视线，就在西南方向。

德隆确定那是法捷耶夫岛，是新西伯利亚群岛中另一个被描画模糊的碎片。这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是以一个名叫法捷耶夫（Faddeyev）的俄国皮货商的名字命名的，他曾为寻找生皮在这里待了一个季度，还建了一座小茅屋。德隆发现，风向和当前的洋流都把他们所在的浮冰送到了新西伯利亚岛和法捷耶夫岛之间的那条狭窄水道中。虽然这么长时间动弹不得，他们事实上却取得了很大进展。

他们被困冰上的第九天，8月29日，奇普兴高采烈地来到德隆的帐篷报告，说西南方向开通了一条大有希望的水道——基本上就是朝着法捷耶夫岛的方向。德隆立即撤营，把所有补给和船只在浮冰上拖出去好几百码，到达了这条新水道的边缘。那天夜里，他们在水边支起帐篷，第二天一大早，看见水道又开得更大了，德隆命令队员们准备把船放下水。水道里都是快速移动的打旋冰块，然而在受了整整十天的监禁之后，德隆很想试一试。“在这样一个鬼门关把船放下水的确棘手，”他写道。 [30] 但他们还是把船从浮冰上推了下去，开始沿着水道谨慎航行——希望它无论多蜿蜒曲折，最终都能把他们带到法捷耶夫岛。

他们用了一整天时间，但一直朝着岛的方向走，尽管有不少浅滩阻隔，但最终总算把船开上了荒凉的法捷耶夫岛海滨。他们享受过贝内特岛上的岩石嶙峋，但这里是他们离开阿拉斯加之后第一次踩在真正的土壤上。“经历了过去十天的巨大压力，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德隆说，“再次脚踩在苔藓和草地上让我很兴奋，我冻僵的双脚也恢复了正常温度。”他们从海滨移动到一个长着绵软地衣的台地上，在那里支起帐篷，收集了一堆浮木。“呼噜高兴地在四周疾驰着，追着旅鼠，这里的地上到处都是旅鼠洞，”德隆说，“我们一行人则开始更认真地寻找可食用的猎物。” [31]

队员们发现了新近排泄的鹿粪，一些毛茸茸的鹿角，还有一只野兔的足迹。一群黑雁鼓动着双翼掠过了苔原。另一群人找到了一个水塘，那立刻成了饮用水源。纽科姆找到了两根巨大的化石骨骼——说它们是一头长毛猛犸象的胫骨和腓骨。在距离登陆点1.5英里的地方，斯威特曼和阿三发现，在一处清澈的湍流溪水附近，有一座倒塌破败的小茅屋——可能是法捷耶夫本人几十年前建的。但没有痕迹表明最近有人登过岛。德隆派了好几个猎人去追踪野兽足迹，那头鹿显然已经跑远，进入岛内腹地了，无疑是看到探险队的到来而受到了惊吓。猎人们打了十几只鸭子，觉得没必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鹿，岛太大了——法捷耶夫岛的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里——湿软的苔原上分布有无数的水塘和湖泊。

于是德隆决定8月30日夜间暂时在此露营，然后再前进。第二天早上，他们划入海湾，沿着法捷耶夫岛的南岸向西前行。周围没有冰，但水往往很浅，行船很危险——三艘船总是在沙洲上搁浅。人们从船上可以看到，岛上到处都是野生动物——鸭子、鹅、猫头鹰，不久还发现了几只海豹。下午5点30分左右，德隆试图再次在法捷耶夫岛岸边登陆，在那里准备晚饭并再次宿营，但靠近岸边有太多沙洲，以至于他们进不到岸边500码以内的范围里。

天色渐晚，看样子他们必须要在船上过夜了——事实证明，这一晚上需要几乎不停地“改变航向，把船拉到有足够深的水的地方让它漂起来”，德隆写道，“谁都不可能睡觉了，我们在极度不适中等待着曙光。” [32]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缓慢小心地沿着岛的轮廓前行，沿着海岸走了大约70英里。在法捷耶夫岛上射到的12只鸭子在德隆的驳船尾部扑腾着——他留着它们，以备晚些时候再享用。海水汹涌，德隆觉得除非他们全速前进，否则海浪必将越过船的栏杆，让船失控。“事实上，”他说，“海水不时地漫进来，浇得我们浑身湿透，还得一刻不停地往外舀水和用泵抽水。”每一波大浪打来，船上的人都彻底浸泡在水中。“我的天！”梅尔维尔写道，“这冷水澡洗得！” [33]

奇普指挥的第二艘驳船是三艘船里最慢的一艘，总是落在后面。它一度干脆不见了。那48个小时，德隆根本不知道奇普和他的小分队的下落，包括最受人敬重的冰区引航员邓巴。德隆和梅尔维尔把船拖上了一块冰台，在他们的桅杆上插上黑旗，等待着奇普的出现。德隆心焦如焚——奇普，他的得力助手、他的副官、他从格陵兰岛时期至今的老友。“如今焦虑和烦恼早已成了我的恒常伴侣，”德隆写道，他一心只想知道奇普可能的下落，“此刻焦虑的强度更是加倍。” [34]

9月3日傍晚，德隆终于欣慰地大松一口气：奇普的驳船出现了，正沿着北边那块冰的边缘缓缓前行。失踪的人终于和德隆团聚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真高兴终于又看到他们了！”梅尔维尔说。奇普和他的船员们没少受罪。他的驳船撞在一个沙丘上，一度几近倾覆。奇普、邓巴和所有的船员看上去虚弱而憔悴——尤其是邓巴。这位捕鲸人晕厥了几次，身体很难保持平衡。安布勒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患上了“眩晕症” [35] 和心跳过速。“邓巴看上去病得不轻”，德隆写道，他看到邓巴“坐下时总是栽倒和朝一侧摇晃。我担心他在第二艘驳船上受了很多罪，但他没有说。情况的确严重，因为这一个小时大家只顾着激动了，还没人说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6]

就在安布勒尽可能地照顾邓巴时，德隆决定把他存着的12只鸭子烹煮了，庆祝奇普全队归来。“我担心它们会坏，”德隆说，“所以就用它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37] 在飘着香味的炖锅旁，他们举杯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发誓在到达安全地点之前，再也不分开了。

第二天，9月4日，他们的宿敌——冰——又回来了，阻断了前进的道路。早上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船在冰上走，德隆称之为一块“崎岖而混乱的浮冰”。没有拉船的雪橇，对船的平底是沉重的打击，几艘船的船底不断遭到磕碰撞击。“很长一条木板从龙骨上剥落了，”德隆烦躁地说，“船身上也有很多刮擦。”德隆一度掉进了一个几乎没顶的冰洞。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的皮衣一直“不舒服地黏在身上”，他说，“虽然医生给了我一些白兰地喝下去取暖，我还是冻得钻心沁骨”。 [38]

那天晚上他们终于把自己拖上了法捷耶夫岛临近的岛屿，科捷利内岛（Kotelny）的海岸（两个岛屿的形成与同一块海底平原有关）。科捷利内岛如今是新西伯利亚群岛中最大的踏脚石，也是世界上50大岛屿之一。它是由俄国猎人和商人伊万·利亚霍夫（Ivan Lyakhov）在1773年发现的，19世纪初曾有毛皮商和化石象牙猎人登陆过好几次。和新西伯利亚群岛中所有其他的岛屿一样，它也无人居住。

在岛上那些德隆称为“灭烛器一样的山丘” [39] 的包围下，他和队员们在科捷利内岛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好在他们找到了成堆的柴火。“一长排浮木被扔在海滨，从水位标一直堆到了冰旁，”梅尔维尔写道。 [40] 不久他们就点起了熊熊燃烧的篝火。德隆说：“虽然被烟呛到，又被火苗烫着，但我们站在篝火周围，算是把自己烤得半干了。”梅尔维尔觉得，那是“我们自离开美国之后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好营火……我们前身暖和，后背冰冷，湿透了的外衣已经基本上被烤干了”。

他们扔进火焰的好几根废料棍都有着梅尔维尔所谓的“友善的斧头印记”。这让露营者们的热情大大高涨起来。梅尔维尔说：“这些沉默的文明印记对我们的内心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让我们想起了遥远的家乡和故人。” [41]

德隆和队员们非常享受围着温暖的篝火，就在科捷利内岛上待了两个晚上。德隆发现自己长了很多冻疮，这是很疼的血液循环疾病，导致他的脚上长满了溃疡，几乎走不了路。其他人也有初期冻伤。连着几周，每个人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又湿又冷。对他们来说，比食物更迫切需要的，是让自己干爽暖和起来。如果打猎的收获再大一点儿的话，德隆或许会在科捷利内岛上逗留更长时间。但打猎几乎不可能：一层厚厚的德隆所谓的“管制雾” [42] 使人什么都看不见，把能见度减少到几码。他们唯一能接近的主菜原料是“几只黑鸭子”，梅尔维尔说，“它们胆怯地在海上拍着水”。 [43]

在科捷利内岛上寻找遗留物和纪念物就开心多了。一行人潜入泥沼的山丘，像一群寻找宝物的快乐孩子。宁德曼带回了一个鱼桶上的铁环。赫伯特·利奇（Herbert Leach）带回了一根完整的猛犸象牙，还有人见到了小一些的象牙标本。阿列克谢发现了一个修建得很不错的小木屋，它的缝隙里堵满了泥和垃圾。他还带回来一只木制饮水杯、一些木制器具和一枚金属硬币，那是一枚1840年的俄罗斯戈比 [44] 。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尤其是硬币——在这浓雾弥漫的北极显得极不协调。钱的概念让人想起来就忍俊不禁，跟这偏僻的荒野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科捷利内岛上唯一兴盛的动物或许就是旅鼠了，这种北极的穴居啮齿动物的种群年度保有量从过剩急转至几近灭绝，后来又有所回升。那时它们一定处于循环的高峰期，因为根据德隆的描述，它们四处乱跑，“不计其数”——偶尔会被雪鸮追逐。这种毛发蓬乱的啮齿动物哪里都要走一遭，最后进入帐篷里。德隆写道：“科林斯先生昨晚显然有个枕边人，那就是旅鼠，因为他今天早晨从帐篷里出来时，一只小生物从他皮衣的帽子里跳出来，在沙子里打洞钻进去了，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 [45]

9月6日，德隆和探险队员们离开了科捷利内岛，但他们面对的条件堪称悲惨。风力更强了，把海水抽打成泡沫四起的白浪，其上还布满了浮游不定的冰块。“我们几乎被掀翻了，” [46] 达嫩豪说，“只要撞上这些冰块中的一块，我们必死无疑。” [47]

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海水中航行，其艰难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为了保命使劲儿地划桨，”梅尔维尔说，“海水咆哮着，嘶吼着……水手们被风浪遮住了视线，只有用尽全力拼命划桨，他们没有任何保护的双手冻僵了，流着血；船在巨浪中任意起伏颠簸。”自从珍妮特号启航以来，船员们第一次遭遇了最直接、最基本意义上的身为水手的考验。梅尔维尔非常感动：“肆虐的冰海把他们浇透了，这些身负重任的人却创造了奇迹。” [48]

他们没日没夜地在巨浪中航行，目标是西南偏西。那些不适应航海的人——包括阿三和科林斯——被晕船折磨得死去活来。在30多个小时里，三艘船有时前跌有时侧滑，好几次都几近翻船。风太大了，德隆让人把帆折叠起来以减小面积；这让船身稳定了一些，但同时又大大降低了速度。谁也没有合过眼；大家都警觉地注视着梅尔维尔所谓的“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面前的危险”。舵手稍有差池，他说，“我们就会葬身鱼腹”。 [49]

梅尔维尔的捕鲸船最是危如累卵。有一次，达嫩豪写道：“一股绿色海水裹足了力量冲过整个左舷，水瞬间灌进来，溅得桨手座板上都是；她摇晃着眼看就要沉没，但大家人手一只汲水斗，飞快地把水舀出去，她不久又漂上来了。我以前在船上从没有那么恐惧过，但这一次的形势最危险、最可怕。如果再有一波海浪打过来，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活命。” [50]

9月8日——珍妮特号沉没后第88天——德隆在拉普捷夫海（Laptev Sea）看到一块孤独的浮冰正懒散地上下摆动。他随即招呼另外两艘船，决定到那块浮冰上休息一下。“我实在可怜身边这些又冷又累的人，”德隆写道。 [51] 他们把船拖上了一小块冰，在那里扎营。用梅尔维尔的话说，他们“或许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群人，哆哆嗦嗦地挤作一团”。 [52] 梅尔维尔冻得头脑混乱了，他唱起歌，为的是让自己“灌满了冰水的脑子”兴奋起来。安布勒说：“我因为抽筋和寒冷而浑身麻木，除了脑子还在动之外，有几次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然而，医生还是打心眼里佩服海员们能如此坚忍不拔地面对苦难的考验。他写道：“大家的情况大概不会比我好，但他们都挺住了，没有一句怨言。” [53]

他们当时的位置就在北纬75度以南，在西伯利亚海岸东北方向100英里多一点儿。他们支起帐篷，脱掉冰冷的外套。呼噜在人们旁边蜷缩在冰上，人们嚼着大块的肉糜饼，喝着在酒精炉上烧热的茶。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就爬进了自己的海豹皮睡袋，如梅尔维尔所说，“问心无愧地进入了梦乡”。 [54]

[1] 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前英国王室官邸，位于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边的里士满。王室虽已迁出，但王宫的历史魅力及其园林的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伦敦不可错过的人文历史景点，素有“英国的凡尔赛宫”之称，是英国都铎式王宫的典范。汉普顿宫内的迷宫由许多栅栏围成，布置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向导或图纸的帮助，很难走出来。迷宫内蜿蜒曲折的小路长约800米。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1∶205.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06.

[4]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7.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7.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05.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7.

[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8.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9.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9.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9.

[12]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57.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699.

[14]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9.

[15] Ambler，“Private Journal，”，205.

[16] See Guttridge，Icebound ，186.

[1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3.

[18] 原文为拉丁化的俄语，意为新西伯利亚岛。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4.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5.

[2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7.

[2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0.

[23]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5.

[2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7.

[2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0.

[2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9.

[27] 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第五幕第三场。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19.

[2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21.

[3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22.

[3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23.

[3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26.

[3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9.

[3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29.

[35]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0.

[3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1.

[3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32.

[3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36.

[3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2.

[4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2.

[4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6.

[4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1.

[4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2.

[44] 戈比（kopeck），俄国、苏联及后来独联体国家使用的钱币，1卢布相当于100戈比。

[4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37.

[46]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63.

[47]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18.

[4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7.

[4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8.

[50]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62.

[5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3.

[5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59.

[53] Ambler，“Private Journal，” 208.

[5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0.

33.怒海狂涛

8个饥肠辘辘的猎人组成了一支侦察纵队，横跨这一小条陆地。每个人都手握来复枪或猎枪，集体向南行进。他们发现了一只牝鹿和它的幼鹿，此刻正在这潮湿的沙洲上扫荡——“准备作战，”德隆说 [1] ——坚信他们最终一定能遇上猎物。

9月10日一大早，德隆和探险队员们在此停留，这是位于西伯利亚海岸东北方向100英里处的谢苗诺夫斯基岛（Semyonovsky Island）沿岸，海风狂舞。德隆派猎人们去岛的北端打猎，并约好几个小时后在南部会合。他们在岛上欢蹦乱跳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谢苗诺夫斯基岛是新西伯利亚群岛的最后一块陆地，之后他们就要投奔怒海，向西伯利亚大陆危险地冲刺了。

把谢苗诺夫斯基岛叫作岛屿是好听的叫法。它只有几英里长，八分之一英里宽，是拉普捷夫海上的一处偏僻的低地泥岬，有一半都隐没在海水之下，荒无人迹。这座岛屿正在快速萎缩，以至于安布勒医生预言这块“窄条陆地” [2] “很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消失，只剩下一串小岛”。（他说得没错：在接下来的50年里，谢苗诺夫斯基岛持续被侵蚀，到1960年代初，它就消失了。如今它只是一处淹没在海水之下的沙洲，主要因对航海造成危险而得名。）德隆对这样的侵蚀程度也感到惊讶。“岛屿的南端已经被侵蚀成刀锋形了，”他写道，“大片陆地……低伏在海滨，（还）有巨大的裂缝，可能会继续发生滑坡。” [3]

谢苗诺夫斯基岛（有时也被拼写为Semenovsky）是1770年由一位俄国商人发现的。他追逐着一群迁徙的驯鹿从西伯利亚海岸穿过浮冰来到这里。德隆派出的猎人们此刻正在追逐的牝鹿和幼鹿或许正是那群迁徙的鹿群的后裔。人们猜测那只牝鹿这一季诞下幼鹿的时间大概太晚了，以至于已经无法跨越冰桥回到大陆上，所以这两头鹿才会在这里离群度夏。

猎人们发现两头驯鹿之后，开了好几枪。幼鹿跑了，但牝鹿踉跄着，最终被神枪手诺洛斯一枪撂倒。猎人们把它的尸体拖回到泥泞的悬崖边缘，扔在了海滩上。德隆命令给船卸货，宰杀这头野兽，点燃篝火，立即做饭。肉被烤熟了，一个小时之内就被大伙儿吃得一点儿不剩——除了骨头和鹿角，他们准备把这两样留着炖汤。就连呼噜也享受了一番。“那头鹿有120磅，”梅尔维尔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吃掉了整整1磅喷香的野味，喝掉了1夸脱的茶——简直就是一顿饕餮盛宴。” [4]

有人发现了一个沼泽水塘可供饮用。然而水中没有盐，正如梅尔维尔所说，它“颜色浑浊，味道腐臭，有一股子沼泽的味道，里面充满了微生物和红色幼虫”。但是他们对能够点起熊熊燃烧的篝火感到激动和高兴，而且那顿野味盛宴也余味无穷，所以倒也不怎么在意水的味道。梅尔维尔说：“我们最后爬进去睡觉时，湿湿的睡袋有点讨厌，不过也没多大关系，因为此前我们几乎都忘记了美食吃到撑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如此美好，身心都得到了满足，想到明天还有一锅鲜香的好汤，更是惬意舒畅。” [5]

他们很快就沉沉睡去，一夜酣甜无梦。“在谢苗诺夫斯基岛上的温暖和安全面前，”德隆写道，“我们那些不值一提的困难和不便似乎都慢慢消失了。” [6]

第二天，9月11日，人们在营地边缘发现了幼鹿，无疑是在寻找它的母亲。阿列克谢和其他几个猎人出发去追，一直追到岛的另一端，但最终也未能逮到它。在泥泞的山丘上，猎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猎物的踪迹——大概是一只狼，也可能是一头熊——猜想幼鹿大概在那里遭遇了最后的劫难。

其他人也都各忙各的。安布勒出去做了一次地理学探访，发现了一样东西，他觉得是乳齿象牙化石；纽科姆走了很长的路去找鸟。其他人散在岛上各处，徒劳地想看看有没有迹象表明曾有救援队登上谢苗诺夫斯基岛，来寻找消失的珍妮特号。然而，大多数人一整天都在修补船只，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航海考验。那天风平浪静、浓雾弥漫，气温在零下1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区域徘徊。德隆计划第二天早上离开谢苗诺夫斯基岛。他们焦躁地讨论了接下来连续几天，船只将如何在汹涌的怒海上前进。它们经历了足够的考验，德隆深知三艘船的状态差异很大。

德隆指挥的第一艘驳船或许是最稳定的，但他带的人最多——总共14个——还要带最大分量的补给，以及探险队的全部航海日志、文件和科学标本。呼噜也将跟德隆一起航行。德隆的驳船从船头到船尾横梁共有20英尺4英寸长，最宽的地方有6英尺。和其他船一样，她也有着鱼鳞式的外壳——船身的木板以隔板间的方式重叠在一起。她用铜加固过，有六条桨，是艘很重的橡木平底船。虽然第一艘驳船很慢——梅尔维尔觉得她“是个迟钝的海员”——但她也“是一艘很棒的海船，能出色地完成航行任务”。 [7]

梅尔维尔指挥的是一艘捕鲸船，设计跟驳船稍有不同。她的首尾两头很尖，因为用鱼叉捕鲸要做剧烈的动作和迅速辗转、腾挪。这艘捕鲸船有24英尺4英寸长，是三艘船里最长的，张满帆时，她也是最快的。达嫩豪回忆起马尔岛的首席造船师曾跟他说，“她是他见过的最坚固的船，我们的经验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她在冰上航行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考验”。 [8] 这艘捕鲸船似乎需要不停地修理，但她的骨架很坚固，梅尔维尔觉得她一定能坚持下去。

最让人担心的是奇普的船，也就是第二艘驳船。她是德隆这个小舰队里最慢的船，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它显然也是三艘船里最小的（从头到尾只有16英尺3英寸长），建得也还算坚固，但海浪一大，她就会陷入麻烦。德隆为了弥补这一弱点，已经让其他两艘船的载重远远超过额定量；第二艘驳船上只有8人。

虽然这艘小驳船有种种缺点，但有些人很喜欢她，因为她是三艘船里面受到撞击最轻的。在冰上那么长时间的拖拽中，奇普的小船在雪橇的怀抱中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因为她没有悬垂部分，几乎没有遭到破坏。此外，奇普的船员也都是探险队中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水手——包括邓巴、斯威特曼和奇普本人。如果说还有谁能带领这艘船躲过危险，就只有这些人了。

然而，德隆还是为第二艘驳船忧心忡忡，连奇普也开始对此持保留意见了。梅尔维尔写道：“奇普第一次抱怨起他的船来。在那以前她一直是众人的宠儿，的确，大家都觉得她坚固而高效。” [9] 达嫩豪附和奇普的担心，也觉得第二艘驳船“是条很糟糕的海船”。他虽然几乎看不见，但他那天下午跟奇普一起出去抓松鸡去了，领航员觉得虽然奇普的“健康状况比以往有所好转，也很高兴”，但他“对前景并不十分看好”。 [10]

这天是星期天，德隆沉浸在沉思默想和谨慎喜庆的情绪中。他花了好长时间读《圣经》。他注意到，那是“船被撞毁，我们被弃在冰上漂流的第91天”。经历了这么多危难艰险，在500多英里难以承受的冰上长征之后（如果算上所有的返程，就有好几千英里），他们马上就要到达俄国大陆了——全体人员都还活着。邓巴的心脏问题让德隆很担心，达嫩豪的眼睛也是，但除此之外，总的来说他们的健康状况还算良好。只要天气不错，他们清早就出发。

怀揣希望，又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之后，德隆写了一份登岛记录，让人把它带上悬崖，埋在一根20英尺高且深深插入泥土中的旗杆之下。

北冰洋，谢苗诺夫斯基岛

1881年9月11日，星期日

兹证明我们已到达本岛并计划离开，在我们跟国内取得联系之前，如有任何人前来搜救，希望他能看到我们留下的这份记录。珍妮特号在浮冰上漂流了两个冬天之后，最终被撞毁而沉没了……沉没的位置是北纬77度15分，东经155度。船上包括军官和船员在内的33人已于昨日下午成功登陆本岛，准备明天早晨驾驶三艘帆船继续朝勒拿河口行进。全体人员均身体健康，没有坏血病，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顺利到达勒拿河的聚居点。我们还有大约7天的补给。

美国北极探险队指挥官

乔治·W.德隆 [11]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5点起床，6点吃完早饭，7点30分就出发了。天气看上去还不错——海面平静无冰，一股强风来自东北方向，气温也还算适中，为零下0.6摄氏度。德隆命令梅尔维尔和奇普紧跟着他——用他的话说，保持在“招呼得到的地方”。整个早晨他们一直照做，三艘船形成了整齐的单向纵列，进展顺利，一帆风顺地行驶了16英里多。有一次梅尔维尔发信号说他遇到了麻烦，三艘船在一块小浮冰旁边停留了一下。梅尔维尔的捕鲸船显然撞到了一块沉在水下的大冰块，右侧船底有一处受到重创。不过对于永远足智多谋的梅尔维尔来说，这只是个小问题，他很快就把漏洞补上了。

中午时分，他们在一处冰块旁边停了下来，吃了一顿茶和肉糜饼的简式午餐。士气高昂——“每个人都很高兴，”梅尔维尔写道，“满怀希望，因为当前的风向，只要它别变得太凶猛，我们完全能够在海上航行一夜便可以到达（西伯利亚）。” [12] 当船员们在船上堆满雪作饮用水时，德隆、梅尔维尔和奇普在浮冰上徘徊，商量着航行策略，以及在三艘船的状态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起风了，该如何尽可能让三艘船紧跟着彼此。

德隆想让他们尽一切可能一起航行。他们的目标是勒拿河三角洲，具体而言是一个在地图上标注为巴金角（Cape Barkin）的地方。三位军官一起站在冰上，对着彼德曼的区域地图思索着。德隆跟梅尔维尔和奇普说，巴金角距离他们有“八九十英里远，正西南方向”。德隆说，他们可以从巴金角朝内陆行进，沿河行驶，最终能够到达某个当地人聚居点。根据他的航线图和笔记，整个三角洲上的这类村庄不计其数，他们应该能够与当地居民取得联系。那时他们就安全了，他向他们保证说：“因为无论冬夏，那里都有很多土著。” [13]

但是，万一他们在航海时走散了，每条船的船员都必须尽可能照顾自己。在确保自己安全之前，不需要担心其他任何船只的安危。最终的目标是在勒拿河的一个大村庄，即地图上标注为布伦（Bulun）的地方集合，看上去它的位置大概在海岸上游100英里左右。“不要等我，”德隆说，“寻找一个土著向导，沿河继续前进，尽快到达安全的地方。一定要确保你们自己和团队全都安全，才能分心考虑其他人的事。” [14]

此刻，德隆全神贯注地思考着近在眼前的航行——情况又出现了让人担忧的新转折。他盯着海水看时，可以看到海风正逐渐变强，海浪马上就要起来了。天气似乎在酝酿着暴风雨。德隆拿出仪器测量，注意到气压已经下降。如果他们要在暴风雨之前赶到西伯利亚，就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就这样，三位军官互相道别，祝彼此好运。然后就出海了，彼时他们面临的，按照达嫩豪的说法，已经是“怒海狂涛” [15] 。德隆又高喊着提醒大家保持在可以招呼的距离。就这样，三艘船乘风破浪，往西南方向驶去。

三艘船的顺序本来应该是德隆在前，梅尔维尔紧随，奇普殿后。

德隆希望三艘船的样子像一只母鹅领着两只小鹅，但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很快就破坏了他的计划。保持在可以招呼的距离显然已经不可能了——看见彼此都难。虽然德隆已在全帆航行，但她沉重的负载导致驳船在水中行走得太慢，海浪总是拍到船的边缘，阻碍着她的前行，14个人也都被浇透了，大多数人还要一刻不停地往外舀水。（呼噜蜷缩在地板上，很快就被浇得像一只湿老鼠。）安布勒也在德隆的船上，他抱怨说：“船尾和中部舷侧全是海水……我们航行的海洋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了。”

正如预测，奇普的船大大落在了另外两条船的后面，有时完全被甩在了视线之外。小船显然受到了重创。每次德隆回头看时，奇普、邓巴和其他船员似乎都在拼命挣扎，一边拉扯着船帆，一边费力地把船转向正轨。整个下午，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奇普的船每次落入浪底，都会彻底从德隆的视线中消失。德隆无法想象奇普怎么能经受住更多这样的重击。

与此同时，梅尔维尔的捕鲸船又太快了，以至于他已经无法保持原本指定的位置——紧跟在船长的驳船后面。梅尔维尔试图收卷船帆，但还是在加速。随着风浪越来越强，他发现让船慢下来反而很危险。海浪前进得比她快，不断拍打着船尾，几乎漫过了梅尔维尔和船上其他10个人的头顶。

傍晚时分已是翻江倒海的惊涛骇浪。德隆意识到狂风正全速呼啸而来，而且似乎越来越大。德隆船上的人虽然也在为生存挣扎，情况却要比梅尔维尔的船员好多了。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击打着捕鲸船，梅尔维尔最终向德隆发信号，有一刻靠近后者时对他高喊：“我必须全速前进了，不然会翻船的！” [16] 德隆似乎打手势让他走，梅尔维尔于是打开了船帆。突然间，他向前一个踉跄，冲到了老远之外。德隆能看出梅尔维尔还在挣扎，但至少他的速度很快。

然而，德隆回头却已经看不到第二条驳船的影子了。它消失了。德隆心想奇普这次死定了。德隆的一些船员仔细盯着海平面，觉得有一刹那间，他们瞥见了远处的浪峰漂荡着一艘倾覆的船，但天色太暗，他们并无把握。德隆知道他不能回去找自己的朋友，在这样的大风中，转向几乎必死无疑——何况他的船上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坐下哪怕一个人了，所以救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奇普的驳船翻了，他和船员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存活。冰冷海水的温度不超过零下1摄氏度。

此刻，在海上急速前行的德隆已经看不到梅尔维尔了。他也消失了。大浪的泡沫、飞溅的海水和冰雨完全遮挡了视线，什么也看不清，但每次冲上大浪的浪尖，德隆船上的人都能瞥到灰色的海平面，那里什么也没有。黑暗彻底笼罩了拉普捷夫海，暴风雨还在继续咆哮着，德隆和他的13名船员知道，此刻他们已是一片孤帆，在狂风恶浪中踽踽独行。

[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5.

[2]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1.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5.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0.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0.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6.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3.

[8]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61.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9.

[10]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64.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47.

[1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1.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1.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2.

[15]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66.

[1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4.

第六部分 星辰的低语

我亲爱的爸爸：

你好吗？我此刻正在上音乐课，我上学了。……我会把考试卷子寄给你。我学习很努力，想等你回来时给你惊喜……

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回到我们自己温馨的家。妈妈现在在拼命攒钱，要为我们买一所房子。

我们非常想念你，希望你早日归来……我每晚都为你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你，保佑你成功，保佑你安然无恙地回到我们身边，这里有妈妈，还有

爱你的女儿，

西尔维·德隆

34.十四个幸运儿

整个晚上，狂风不断击打着德隆的船，它在大浪中上下颠簸，抛戈弃甲。一阵强风把主帆撕成了两半，另一阵风干脆把桅杆折断了。德隆和宁德曼开始临时思考解决方案，但不久就发现，在这样凶猛的大风中航行根本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干脆一头扎进暴风雨，尽全力划出去。

宁德曼受命负责做一个海锚。他很天才地用几支船桨、一个水桶和一些废木料做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用丁字镐把它坠下去。这个装置让他们稍微稳了一些，但水还是不停地往船里灌，让舀水的人整夜不得安生。一个轰天裂地的大浪打来，让驳船的“水漫到了横梁”，宁德曼说，“要是再有一点儿海水进来，她就要翻了”。 [1] 那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悲惨的一夜。“风越来越大，”安布勒简略地写道，“我们的船严重受损，水灌进来，整夜在海浪的峰谷间颠簸。我们刚舀出去一点水，就又有新的灌进来……舀水，争分夺秒地舀水。” [2]

黎明时分，风还没有发泄完它的愤怒。在微弱的光线下，德隆不停地看向地平线。没有陆地的影子，也没有奇普和梅尔维尔的踪迹。德隆船上的人只要有一刻空闲就为其他船员的命运担心。这时，每个人似乎不得不这样想了，他们的姐妹船均已倾覆，两艘船的船员——总共19人——都死了。1条狗和14个人坐在第一艘驳船上：德隆、安布勒、宁德曼、诺洛斯、埃里克森、凯克、格尔茨、科林斯、阿三、阿列克谢、沃尔特·李（Walter Lee）、德雷斯勒、内尔斯·艾弗森（Nelse Iverson）和博伊德。他们的处境虽然悲惨，但此刻都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在一整天中，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冰冷的灰色海浪中颠簸，等待着天气大发慈悲。傍晚6点左右，那一刻似乎真的来了。带着一股意外的突然，风小了，德隆的情绪激动起来。然而，海水还是不肯平静；的确，浪涛跟之前一样汹涌。于是众人不得不在船里再蜷缩一夜，在狂浪中翻滚着，因为不断有海水打进来而神经紧张。“简直就是受难，”科林斯写道，“我们挤作一团，除了祈祷万能的主施以慈悲之外，无能为力。”

“我们36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安布勒写道，“这一夜到底漂到了哪里，只有天知道。” [3] 至少他们还可以抬头看天。云突然散去，月亮和星光清冷地闪耀着。极光不时会在蓝色的苍穹上翻滚。

到第二天早上，9月14日，海终于恢复正常，可以继续航行了。德隆问船员们有什么可以贡献出来做成船帆的，宁德曼拿出一张吊床和一条破旧的雪橇罩子。格尔茨和凯克拿出缝纫针，动手把两样东西缝在一起，做成主帆的样子。在宁德曼修理旧桅杆时，德隆命人拉起海锚并拆除。不久后，他们竖起桅杆，支起现做的船帆，再次起航了。

原本应该高兴才对，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德隆——没有心情庆祝。船长的冻疮又复发了，弄得他无法掌舵。他抱怨说双脚已经麻木了，还被安布勒形容为“从喉咙里（发出）神经质的轻笑”。 [4] 德隆在船尾他自己的睡袋里勉强坐起来，喝了点白兰地，想写日志，但连这个也做不到——他的双手也麻木了。

埃里克森的双脚虽然也冻得不像样子，但他勇敢地接过了船舵，他们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航行。第二天，9月15日早上10点左右，宁德曼在小船尾台上站起来，窥见地平线上有低低的黑点，在他看来那像是陆地。他跟德隆报告了这一发现，后者当时还在船舱里护理着手脚。船长似乎很怀疑，安布勒也站起来观察，却什么也看不见。但几个小时后，陆地突然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每个人都明确无误地看到，那不是幻觉。

西伯利亚！亚洲大陆……宽阔浩大的勒拿河三角洲。过去三个月，有多少次他们怀疑自己再也到不了这里了？自从开始撤退以来，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明显的理由，一个近在咫尺的清晰理由，相信自己或许可以得救。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站在船舵跟前的埃里克森看不到任何类似于正经河口，即一条主干道、一个通往三角洲的合理路口的地方。不仅如此，在研究了其间的水流后，他看见一层薄冰正在沿海流域形成，它的位置就在勒拿河的入海口与更大的海洋流域相接的地方。

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与新的障碍迎面遭遇了。那是淡水冰——最近刚刚结成的，脆弱易碎，厚度不过四分之一英寸。起初他们倒是可以硬闯过去，但第二天早上，9月16日，他们就动弹不得了，不得不用船桨把冰敲碎，才能蠕行通过那些沟槽和水道。

这个办法起初还管用，但很快又突然遇到了新的问题：船搁浅了。虽然距离陆地还有3英里，但他们却深深地陷入了泥潭中。这里的潮滩不及2英尺深，德隆和手下的船员们牢牢地陷在了一个塞满了淤泥的狭长入海口，而从这里冲向大海的，是地球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勒拿河发源于北冰洋以南近3000英里处、贝加尔湖附近的一条山脉，它位于俄罗斯腹地，距离蒙古国边境不远。河水流经雅库特 [5] 那些森林茂密的荒野时，吸收了一条又一条支流——基棱加河、维季姆河、奥廖克马河、阿尔丹河、维柳伊河。勒拿河是全世界第十一长的河流，流域面积逾96万平方英里，居世界第九，那是一片沼泽密布、到处是蚊子的苔原和针叶林地。勒拿河携带的沉积物数量巨大——这条河浩浩荡荡，把淤泥和沙砾排进北冰洋长达50多英里。

勒拿河向北流入一片全年大部时间是冰冻的海水，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水系中鲜有如此的。每年秋天，它最先结冰的地方不是源头，而是入海口，也就是说在那里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阻碍了它自己悬河泻水的巨大力量。随着北冰洋的冬天来临，河水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流动，到下游就会遭遇不断加厚的坚冰的阻塞。

面对阻塞，河水唯一的反应就是向四周扩展，疯狂地寻找其他水道入海。换句话说，每条河流都有在入海口呈扇形展开的倾向，而在这里，冰扭曲和放大了这种倾向。在勒拿河的冰坝背后形成的压力之巨，致使河水急剧拓宽，超过了1.1万平方英里。这些奔腾喧嚣的膨胀水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三角洲之一。

从空中看，勒拿河三角洲很像是从西伯利亚大陆长长地伸入拉普捷夫海的一个巨大肿瘤。在这块125英里宽的突出陆地内，无数的河水支流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蜿蜒扭曲地通过多沙的浅滩，那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成千上万的水塘、湖泊和牛轭沼泽地。勒拿河三角洲有1500多个岛——只不过这个数字一直变化不定。河水冲过这片淤积层形成的烂泥地时，分成了7条主要的支流，后者又再分成几十条更小的支流，构成了一列列水渠，这些水渠在不同的季节变换着航道，像毛细血管一样流入北冰洋。河水这种不停歇的探索一直持续到初冬，最终，天气变得非常寒冷，以至于这一巨大的自然探路工程随即彻底受阻——逆流而上，整个3000英里的流域全部结成坚冰，变成了一条冰的超级高速公路。

如果有一份1882年出具的报告，它会写道：“这个荒凉的地区没有路线图，也的确不可能为它描画任何固定的路线图，因为随着每个新季节的到来，这里的水道不断变化。” [6] 彼德曼的地图是当时出版的唯一还算详细的地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出来的，处处是重大错误。他的地图显示有8条通道可以到达三角洲，但事实上有200多条——而他的地图上标出的仅有的几个地名、地标和村庄要么就是位置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这就是德隆和船员们在1881年9月16日下午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前景。他们距离三角洲只有3英里，但已经动弹不得了，在河流的大量沙砾沉积物上搁浅了。

德隆站起身来评估形势时，脑子里只有一个解决方案。他让大家爬到船外去减轻船的重量，这样船就能在水面上高出几英寸。人们费力地走在湍急的河水中，聚在驳船周围开始引导她朝陆地走去，有时则需要猛推。只有呼噜和几位无法行动的人还留在船上。

在清澈的浅水中，涉水的人能看到他们路过的凝结淤泥层上华丽的花纹，这是由水流的作用而形成的。小鱼在水中到处奔逃。水深不一，有的地方是1.5英尺，而有的地方足有4英尺，但总的来说越靠近陆地的地方就越浅。他们的靴子踩进泥里，有时候根本拔不出来。几个人受够了，干脆把皮靴扔进驳船，光脚涉水前行。

船时常搁浅，迫使船员们把她抬起来，把船头转个角度冲着更开阔的水道。这是很累人的活，因为水冷而更让人难受，很快他们的腿脚都麻木了。大多数人都在舷缘咕哝着用力拖拉，还有几个人在最前面艰难跋涉，用船桨砸碎刚刚结成的新冰，搜索到达陆地的最佳通道。

整整一天，他们只能走走停停，前进了大约1英里。只有涨潮时才能移动——退潮时船就会陷入泥潭。宁德曼说，到傍晚时“大家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7] 他们爬进船里跟呼噜躺在一起，吃了一顿只有牛舌的单调晚餐。后来，安布勒请大家脱掉靴子让他检查一下脚，结果吓了他一大跳。在冰水中跋涉一天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的脚都高高地肿起，呈现出难看的青白色。安布勒担心冻疮会在船员中蔓延。博伊德、埃里克森、科林斯、阿三和德隆船长的情况最糟糕，每个人的手脚都冻坏了。

浅水湍急起来，“不停地流进船里”，宁德曼说，“大家身上都湿了”，睡袋也“用不成了”。 [8] 他们浑身打战，蹲在船的弧形肋板上，熬过了德隆所说的“最悲惨、最难受的一夜” [9] 。驳船被架在沙洲上，随着河流和海潮的来回涨落而不时摆动着。

第二天早晨，德隆和船员们又开始艰难前行。到那天中午，他们在河水与淤泥的迷宫里只前进了0.5英里。形势险恶；看起来陆地似乎在戏弄他们。它就在1.5英里之外的地方，但他们就是到不了。德隆担心这样永远也上不了岸——即使上了岸，他们的脚也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冻僵了。

就这样，他被迫做出了背水一战的抉择：把驳船丢弃在浅滩上，带着自己的东西走向海岸。德隆一直希望无论如何把船留住，因为知道他们可能需要它逆河流而上。但现在他开始坚信，等不到船发挥作用拯救生命，他们就已经被船拖死了。必须弃船。

人们把自己的东西抱在怀里，排成长长的一列往海岸走去，呼噜挣扎着，在他们中间溅着水前行。宁德曼和诺洛斯是14个人里最强壮的，在前面带路。他们用船桨和奇形怪状的木料做了个代用的筏子，驮着肉糜饼和其他沉重的东西。

德隆抓着一些珍妮特号的记录和日志，因为冻疮严重而在队伍的后面艰难跋涉。这些大开本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对船长来说却已经成了不可亵渎的东西。它们是珍妮特号探险唯一的遗留物，是他们此番远航的唯一记录，也是他们的探险和科学成就的唯一真实可见的证据。“只要还有人能拿得起它们”，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们留住。

穿过泥泞的浅水之后，水变得及膝深了，有时及腰深，往往每前行一步，都有湍急的水流在他们的大腿旁嗖嗖流过。即便在水稍浅一些的地方，人们仍然无法高抬起他们麻木的双腿踏破新冰的薄片；只能在这些冰的中间挤过去，胫部都被割破了，流着血。呼噜拼命地挣扎，以至于阿列克谢大部分路程都是拎起它扛在自己的肩上走过的。

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之后，宁德曼和诺洛斯把肩扛的筏子扔在干爽的陆地上。后面的12个人也蹒跚地涉过海潮涌动的浅水，一个一个来到陆地上。他们疲惫地高呼起来，在海岸边集合了——虽头晕眼花，但兴致勃勃，为他们终于跨过了这巨大的门槛而松了一口气。从珍妮特号沉没的位置到这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英里——但由于大多数人要在冰盖上来回行走很多次去拖拽行李，事实上跋涉的距离已经超过了2500英里。他们的长途漂泊终于告一段落，现在开始了全新的旅程。不管前路上还有什么障碍，那总不会再是咸水和海洋浮冰。变形的探险之旅结束了。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冰上生物，后来又是海上生物，现在终于回归了陆地生物。

海滩荒无人烟。一排杂乱的浮木顺着一条看似停滞的河道轮廓堆积着。几只海鸥在天空中盘旋。狂风荡荡，冷雨斜斜。天色太暗，德隆无法测量方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在哪里。他看不见梅尔维尔或奇普的影子，周围根本没人——没有人造物品、没有足迹，也没有房子。这个地方看起来跟新西伯利亚群岛的任何一处同样荒烟蔓草，凄凉冷僻。

这让德隆很吃惊。他只能猜测他们是沿着大河的某条不知名的荒僻水道上岸的，彼德曼的地图上没有画出这条水道。彼德曼的航线图和注释指出，整个三角洲有无数的聚居地，勒拿河口常常有繁忙的小船穿行。德隆一直确信他们很快就能遇到当地人——这是他选择西伯利亚沿岸的这个地点作为目的地的主要原因。

但是，彼德曼提供的信息基本上全是错的。雅库特土著和当地其他部落的人群的确会冒险来到勒拿河三角洲这一带的北部边缘，但只是小规模前来，且只会在夏天的几周时间这么做。他们住在简陋的茅屋里，靠诱捕狐狸、猎杀驯鹿和捕鱼为生，数百年来一直如此。然而到9月中旬，他们总会回到河流上游的村庄里去，躲避因北冰洋秋冬季结冰而形成的危险水患。

也就是说，德隆来晚了一个星期。“我们必须直面眼前的形势，”他心情沉重地写道，“走到某个聚居点去。” [10]

德隆不知道的是，海滨附近的确有一个很大的村庄，位于三角洲的西北边缘。那个村庄名叫“北布伦”（North Bulun），是个百人聚居点，海拔很高，足以躲过勒拿河的季节性水患。如果德隆登陆的地点再靠西8英里，他就能看到一条清澈的支流，顺着它航行，一天之内即可直达北布伦。那样的话，他和船员们就根本不需要弃船了。然而，他不可能知道这些。彼德曼的地图上既没有那条水道，也没有那个村庄。

还能走路的几个人又艰难地涉水走回搁浅的驳船，第二次运了些东西回来，然后又是第三次。夜幕降临，他们捡拾了好大一堆浮木，不久就在海滩上生起了明亮的篝火。他们把湿透了的皮衣和贴身衣物挂在篝火上烤干，半裸着站在周围，不停地敲打、挤压和揉捏麻木的四肢，想找回一点儿感觉。

他们双脚的情况让安布勒医生感到触目惊心。大多数人都有明显的冻疮症状——紫色的水泡、苍白的皮肤、神经损伤，这些都是组织坏疽的先兆。“每个人都冻坏了” [11] ，宁德曼说，但情况最糟的是科林斯、博伊德、埃里克森和阿三。华人厨子爬进自己的睡袋，痛苦地呻吟着。

安布勒最担心埃里克森。丹麦人的腿可怕地肿胀起来，小腿变得坚硬，脚上全是难看的水泡，安布勒医生把那些水泡一割开，就有带血的黄色浆液喷出。安布勒为埃里克森的双脚涂上碳兑凡士林，并用棉絮包扎好，扶着他坐到篝火旁。

当大多数人在篝火旁休息复原时，宁德曼和诺洛斯两个人还在干活。他们在漆黑的暗夜里涉水回到船上，想再取几样东西。一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把东西放在海岸上，又扭头回去再来一趟。

这两位坚强不屈的人简直就是超人——他们的双脚不怕湿冷，循环系统强健得超乎想象，仿佛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跟别人不同的血液。没人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回船的路上漆黑一片，我们看不到篝火，也看不到海滩；不过我们还是挤过破裂的新冰，摸索着又回来了”。这两个人总是让德隆大吃一惊——尤其是宁德曼。船长已经在德国人遏制珍妮特号船里进水那一次推荐他荣获国会荣誉勋章，现在看来，他还配得上再来一次嘉奖。

宁德曼和诺洛斯一直到半夜才睡觉。但他们睡得很香，似乎没怎么把在冰冷刺骨、潮水弥漫的浅滩上来回跋涉的两栖劳动放在心上。

9月19日，他们重整旗鼓，把大部分不大必要的东西——包括文件、经线仪和自然史遗物——都埋在一个隐蔽处，并在沙滩上插了一根帐篷支柱作为记号，德隆准备越过三角洲的荒原向南进发了。他们剩下的食物只能支撑几天，德隆知道他们必须找到一条路，走出眼前这泥沙淤积的困境，找到勒拿河的主道。他给船员们读了一段《马太福音》：

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寻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

安布勒医生这几日都在忙着治疗那么多冻伤发紫的脚，对他们能够到达某个聚居地的前景很是悲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希望并不大，”医生如此写道，“必须行动起来，走到河边。” [12]

德隆虽然行走也很困难，但还是对未来抱有更大的希望。船长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刚毅。在营地附近的隐蔽处，他在一个废弃的工具盒里留下了下面这份记录：

1881年9月19日，星期一

勒拿河三角洲。

以下14位具名人士均属珍妮特号船员，于本月17日晚间在此登陆，将于今天下午继续起程，力图到达勒拿河沿岸的某个聚居地：德隆、安布勒、科林斯、宁德曼、格尔茨、阿三、阿列克谢、埃里克森、凯克、博伊德、李、艾弗森、诺洛斯、德雷斯勒。我们在谢苗诺夫斯基岛留下了一份记录，埋在一个木桩下。珍妮特号上包括军官和船员在内的33人于本月12日（一个星期前）早上分三艘船离开该岛。当晚在强风中走散，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其他人的音信。我的船于本月16日早上到达本岛，我认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勒拿河三角洲。在连续两天试图登陆或到达某个河口都遭遇搁浅之后，我抛弃了船只，我们带着补给和装备涉水登陆。现在必须在上帝的帮助下步行前往某个聚居点。我们都很健康，还有可供四天用的补给、武器和子弹，从船上只带走了书和文件、毯子、帐篷和一些药品。我们似乎还有希望度过眼前的困境。

指挥官乔治·W.德隆 [13]

我亲爱的丈夫——

我不得不对周围的人强装出一副勇敢乐观的样子，不能因为我的忧伤让他们担心。我想在西尔维面前表现得高兴一点儿。她无法理解眼下的形势，我也不想让她理解。我觉得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爱你有多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会愿意跟你说这些不够淑女的话，你知道我这人一贯很克制拘谨。但我知道你一定跟我一样渴望爱与安抚。

现在天色已晚，我在书房里给你写信。小西尔维已经香甜地睡着了，睡前她对主祈祷父亲健康平安。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两条狗舒展着四肢卧在壁炉前的皮毯上。如果你在，会怎么跟我一起共度良宵呢？还是你那里更舒服温馨？我还是不要这样挑逗你了——在我们见面之前，我不知道你还能经得起多大的挑逗。

艾玛

[1] Navy Department，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75.

[2]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1.

[3]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1.

[4]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1.

[5] 雅库特（Yakutia），苏联加盟国之一，1991年正式更名为萨哈共和国。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802.Also see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02.

[7]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77.

[8]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78.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53.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54.

[11]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79.

[12]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2.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56.

35.等你到了纽约，请记住我

漂流者们在三角洲上潮湿的迷宫里穿行了两天，因为总是担心走错而烦恼不已。他们没法走直线，永远都到不了另一块更干爽的河岸、更可靠的某一角陆地，也找不到更清晰的线索，好把他们带离这恶意满满的荒凉之地。他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沿行的河流是不是那条河流——而不是随时可能断裂，或逐渐消失在某个无路可行的沼泽之中的某一条支流。在彼德曼的航线图上，这片陆地被标注为永久冻土上的沼泽地。

远处有几个隆起的弓状山形，在大小不一的河水另一侧若隐若现。河水的形态千差万别：曲折的河渠、微咸的水塘、宽阔的水湾、凝滞和断流的水道。这一切都在迅速结冰。当地人和动物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事实上他们已经走了。每一项本能都在告诉他们，大片寒冰即将卷裹而来，而那些冰会导致水灾，水灾会让现有的冰激烈重组。这样的突变每年准时发生。远处有几只落在后面的鸭子和鹅看似正在集结，准备迁徙。在这个节点，任何还留在这里的动物，不管是鸟类还是哺乳动物，都是漂泊者、落后者，同德隆及其队员们一样流离失所。

这是一片险恶的陆地，似乎更适合猛犸象、剑齿虎和披毛犀生存，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更新世冻土。沿着那些流动的水道，混乱地堆积着被冲刷成白灰色的木头，它们都曾是俄罗斯针叶林地带绿色森林里的树木，从那里漂流了1000英里才到达下游的此处。德隆除了沿着树木聚积的河道前进之外别无选择——他无法远离这么多热源，就像沙漠旅者无法远离某条维系生命的溪流一样。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年中最不该在这片水泽迷宫中跋涉的时候。夏天，人可以涉水走过大部分河流，实在不行用个筏子即可。冬天，所有的溪流和水道都冻得很结实，会在水上形成一条高速公路，尽管寒冷刺骨，通行却也相对容易。但现在正好尴尬地处在中间，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积雪开始让陆地的线路和形态变得模糊，而且河道表面结的那层薄冰尚无法支撑起一个人的体重。他们身处冰天雪窖，却享受不到天冷的任何好处。

还好没有蚊子。夏天最热的时候，蚊子会让任何凭着蛮勇穿越勒拿河三角洲的恒温动物吃尽苦头。据称，黑云般席卷而来的蚊子能杀死驯鹿，或让人发疯。德隆总算晚了两个多星期，没有碰上那些厉害的昆虫。

在行进过程中，德隆最担心的是几位冻疮患者。博伊德和阿三的状况都很糟糕，但他们似乎有所好转，而埃里克森的情况却在继续恶化。过去两天的行走让他痛苦不堪。即便宁德曼用浮木给他做了一根拐杖，埃里克森还是只能跛行，每次笨重地跳一下，他眼里就充满了泪水。大家觉得他的冻疮最严重着实有点儿讽刺，他可是全队中唯一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此外，他们一直都觉得埃里克森的顽强是不可战胜的。科林斯曾在一首打油诗中写道：“他强韧得像一张晒得黝黑的皮革/一个人能顶仨大个子帅哥。” [1] 丹麦人是个友善的大块头，身体结实、性格开朗，他非常乐于助人，以至于这一次，同伴们很久才意识到他的情况有多严重。

前一天最糟糕的时刻，埃里克森坐在白雪覆盖的苔原上，拒绝再移动半步。“我走不动了！”他哭喊道，“我一步也走不动了！” [2] 宁德曼过来帮忙时，埃里克森恳求他走开。他准备待在这里等死，不想再拖大家的后腿了。宁德曼让他的朋友别放弃。他安慰埃里克森说，他们会好起来的，不久就能在彼得堡庆祝获救了。但是，埃里克森对他吼道：“想去彼得堡你们自己去——我一步也不走了！”

德隆和安布勒医生走到埃里克森近旁，好说歹说才哄他站起来，又开始走路。但德隆忧心忡忡，他写道：“他的情况确实很严重。” [3]

关于他的情况有多严重，那天晚饭后安布勒把绷带从埃里克森的右脚上拿下来时，就一目了然了。医生被眼前的情形吓呆了：一大块腐肉从他的脚掌脱落下来，掉在地上。安布勒没跟埃里克森说起这个。他小心地把它扫走了，接着就埋头包扎伤口。但医生看见有骨头裸露出来。他忍着难过给埃里克森把脚包好，然后走出去跟德隆商量。

埃里克森虽没有仔细看自己的脚，但也知道事情不对劲了。他转身悄悄地问宁德曼道：“宁德曼，你知道冻疮是怎么回事吗？” [4]

宁德曼在格陵兰时曾经得过冻疮，他努力装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说道：“见过啊。刚开始发作的时候，肉会变青，然后发紫嘛。”

埃里克森想了一会儿，说：“医生拿掉绷带的时候，我看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脚上掉下去了。” [5]

宁德曼不忍心说出实情。“埃里克森，我猜你刚才在做梦呢。”

“不是，”丹麦人坚持说，满脸都是担忧的神情，“我敢肯定，我确实看见有什么东西从脚上掉下去了。”

9月21日下午，他们离开海滨后两天，德隆一行人看见远处的景象而激动起来。前方，在蜿蜒曲折的河流沿岸，并排立着两座木屋。一座已经破落不堪，而另一座看上去像是新盖的。德隆觉得它们不像是粗糙的夏季茅屋，而可能“是为长期居住而建造的”。大家的心都因为同样强烈的想法而怦怦直跳：会有人住在里面吗？

在队伍前列当先锋的几个人——阿列克谢、宁德曼和诺洛斯——冲了上去。他们把两扇门各打开了一条小缝儿，却沮丧地发现两座房子都是空的。不过火炉里有新烧的灰烬，且从房子的情况来看，宁德曼断定不管它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离开这住所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周。安布勒觉得这两座小房子“状况不错”，他们还在房子里看到了象棋棋盘、木叉子、铅笔头，以及，照德隆的说法，“多少有点技术的工匠使用工具的迹象”。附近有个陷阱，一只狐狸的头还在里面——但狐狸的身体，德隆说，“已经被吃掉或者从颈部割掉了”。 [6] 他们还在河岸边看到了显然是为了悬挂和风干兽肉而设的其他装置。

木屋的主人在哪里？这显然是个猎捕营地，但给人感觉建造得还是十分讲究的。它有可能是德隆的地图上标注的一个叫乔尔博戈耶（Tscholbogoje）的聚居点吗？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万一他的地图上标注为“村庄”的地方都是无人居住的打猎小木屋可怎么办？德隆写道，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两间小木屋就是所谓的‘聚居点’，我们获救的机会就真的非常渺茫了”。 [7]

德隆想，如果这的确是乔尔博戈耶，那么他距离地图上标注的下一个可能的聚居点还有80多英里。他觉得队员们肯定走不了那么远。他注意到他们只剩下能维持两天的肉糜饼了，还有“三个跛足的人，每天走不了五六英里”。这伤残三将——阿三、博伊德，尤其是埃里克森——让船长很为难。他写道：“我当然不能抛下他们，（但）他们确实无法跟上需要达到的速度了。” [8]

于是德隆制订了一个计划：他们将在这两座小屋里过夜。早晨，他会派出两名最强壮的人先往前走，希望能找到某个聚居点并确保有人来帮助他们。其他人都将留在这里，把这两座小屋作为大本营，等待救援。因为小屋里相对暖和一些，阿三、博伊德和埃里克森至少还有机会恢复，万一救援在一周内到达不了的话，他们还能继续朝前走。

那天下午，人们收集了浮木，不久就在小屋里点起炉火。宁德曼在附近发现了一只死海鸥，因为鱼饵的诱惑，它落入一个捕猎狐狸的陷阱。很快这只海鸥就被送到阿三手里让他炖汤，但他一开始拔毛，就发现海鸥已经完全腐烂了。

趁天还亮着，德隆让阿列克谢带一支雷明顿猎枪出去打猎。他祈祷阿列克谢能有好运——否则，船长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饿死。“除非上帝赐我们以食物”，德隆写道，要不就只好把呼噜吃掉，然后就无计可施了。德隆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个无解的问句：“等到狗也被吃掉了呢？” [9]

那天夜里9点左右，阿列克谢回到小木屋。他敲门的声音惊醒了大家，好些人都已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带来了好消息——事实上，他怀里正抱着好消息呢：一头刚刚被射杀的野兽的臀肉。阿列克谢激动地说：“船长，我们逮到了两头驯鹿。就在3英里外。”他带回了这块臀肉和两条鹿舌为证。德隆写道，阿列克谢“用无与伦比的策略成功地悄悄接近兽群，在离它们25码处打死了两头。真棒，阿列克谢！最黑暗的时候一过去，就是黎明”。 [10]

剩下的鹿肉可以等早上再去取，但这成了眼下大家庆祝的理由。德隆命令厨房立即烹肉给大伙儿吃。大家谁也不睡了，高兴地把鹿肉切开，一个小时之内就吃上了美味的鹿肉排。

第二天早上，德隆派宁德曼、阿列克谢和另外5个人去把那两头鹿的尸体拖回来。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在吃鹿肉，好让安布勒尽全力照顾埃里克森、阿三和博伊德，以便其身体条件可以步行。看到这么多鲜肉，德隆改变了计划，他决定还是别派两个人先去寻找聚居点了。现在大家都要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两天，让病号们恢复过来，”德隆写道，“还可以一边吃鹿肉一边再去寻找更多吃的东西带着一起走。” [11]

然而，阿列克谢好运不再，找不到鹿了，两天后，德隆决定继续向南行进。他很不舍得离开这两座温馨舒适的住处——因为烧着炉火，小木屋的温度始终在21摄氏度左右——但他们不得不继续前行。埃里克森似乎好一点儿了，阿三和博伊德已几近痊愈。德隆在其中一座小木屋里留下了一支破旧的温彻斯特来复枪，作为“给下一个访客的惊喜” [12] 。出发之前，德隆写了一个记录，翻译成六种文字，放在其中的一座小木屋里，请求发现该记录的人把它转交给美国海军部长。

珍妮特号北极探险轮船

在勒拿河三角洲的一座小木屋里

据信位于乔尔博戈耶附近

1881年9月24日，星期六

以下具名人士，珍妮特号上的14名军官和船员，于9月21日从北冰洋步行到达此处。我们射杀了两头驯鹿，当前有了足够的食物，还看到有更多的驯鹿，也不必担心未来几天的情形。三位伤残人士现在可以走路了，我们即将继续踏上征程，还有能够维持两天的鹿肉，另有能够维持两天的肉糜饼和三磅茶叶。

乔治·W.德隆

四天后，德隆和船员们碰到了另一座小屋，这一座就足够所有人住了。它在德隆的眼中就像“一座宫殿”，虽然他猜想如果在美国，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个“连给狗住都嫌破的小脏屋”。小屋高高地建在山坡上，下面是宽阔的河流，和前两座小屋一样，它看上去也是最近刚有人住过。从房子周围“新烧的灰烬和剩肉” [13] 来看，德隆觉得它的样子就像是前一天晚上刚刚有人住过。阿列克谢在附近的雪地上发现了鹿皮鞋印，他觉得也就是一两天前留下的。几英里外，他和宁德曼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木屋，里面有一条鱼还新鲜着呢。

德隆试图确定他们的位置。最合理的猜测是，他们正走向三角洲的尽头，朝着一个在他的地图上被标注为萨加斯特尔（Sagastyr）的地方行进。至于萨加斯特尔是个聚居点，还是又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或许这个就是——他就不得而知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手上的地图有多粗略。他写道：“地图和眼前这片陆地很难对得上。” [14]

德隆不知道他在哪里。但这些鹿皮鞋印——以及第二天发现的另外两串脚印——让他心怀希望，或许某个聚居点的人就在附近呢。这些在雪地上留下脚印的人是谁呢？德隆时不时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人在跟踪和监视着他。这是个幽灵的国度，居民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他猜想奇普或者梅尔维尔的船只的幸存者已经到达了某个聚居点，开始寻找他们了。“如果奇普或梅尔维尔成功了，”德隆写道，“他们当然会派人回来找我们。” [15] 他觉得这或许能解释那些新鲜的脚印：此时此刻，或许正有人在外面寻找他们的下落。

德隆心里想着有此可能，便命人在陆岬的最高处点燃一团烽火，并立起一根（用浮木）临时做成的旗杆，用一张黑色毛毯作为旗帜。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待在小屋里，尽可能地让人注意到他们。安布勒写道：“上帝保佑，我们的烟火可以被前来救助的人看到。” [16]

安布勒觉得小屋就是“上帝所赐”，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筋疲力尽了”。 [17] 每个人都急需休息。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跋涉了四天，每晚都在低至零度的气温下露营，用大块的帐篷布盖在身上取暖，对此德隆说：“跟在货物上搭块防水布没两样。” [18] 他们无数次跌进冰洞里，有一次用一个临时凑合的摇摇欲坠的筏子渡过一条湍流的大河时，差点翻船。然而现在他们又安全了，至少还有足够的食物。前一天，就在德隆发现他们的食物补给只剩下最后一点儿肉糜饼时，阿列克谢又射杀了一头高大的雄鹿。

“毋庸多言，这极大地缓解了我的压力，”船长提到阿列克谢的捕猎成果时如此写道，“万一（阿列克谢）失败，我们的补给就只剩下可怜的呼噜了。”德隆开始觉得他们能够遇上猎物和住所都是上帝的恩赐：“如果神圣的主真的能显灵，帮助贫困交加、流离失所的人，我们眼下就是一例。现在如果再能听到那两艘船及其船员的消息，我就真的无忧无虑了。” [19]

那样说当然言过其实了。船长还有一长串的忧虑——排在首位的仍然是埃里克森。如果说他刚刚在前一座小屋里有了一些好转，过去四天，那些成果又消失殆尽了。他现在情况极其悲惨。询问过安布勒医生之后，德隆在日志中写道：“埃里克森脚上的溃疡已经导致大面积皮肤脱落，他脚上的筋和肌肉都露出来了。医生担心大概不得不把他的两只脚各锯掉一半，甚至还有可能全都得锯掉。” [20]

肉体腐烂的味道非常难闻，安布勒一直忙着把它们剪下来。埃里克森的脚趾变成了血肉模糊的黑色残肢。他还说自己觉得下巴僵硬，以及安布勒所谓的“右侧无力”。医生怀疑埃里克森大概一步也走不动了。“天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能维持多久，这人可能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安布勒写道，“如果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聚居点，我还有希望救治他的脚，但如果不行，他的双脚，甚至他的生命，乃至整个团队的生命，大概都要牺牲了。” [21] 就在这最后关头，安布勒的态度仍然很坚定；尽管埃里克森曾几度祈求，但他们就是不能抛下他不管。安布勒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人独自留下。”

第二天，一只海鸥在营地上空飞过，显然是被山坡上飘扬的黑毛毯吸引来的。阿列克谢果断地射中了那只倒霉的鸟，把它变成了一顿将将够喝的肉汤。几个人用海鸥的内脏作饵，去冰上钓鱼，但什么也没有钓上来。宁德曼出发到附近乡村去打猎，看看“有没有任何收获”，但也没什么好运气。

与此同时，安布勒医生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进行那个臭气冲天的工作，对此他在日志中做了医疗记录：“从埃里克森的右脚上截除了四个脚趾，左脚也截掉了一个，是从跖骨关节周围锯掉的。” [22] 截肢手术对埃里克森来说倒是出奇地容易，因为他的脚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后来当他开始感觉到疼痛时，安布勒给他服用了一些鸦片并试图安慰他。但医生对这位病人已经绝望了，其他人也不敢相信那位强壮坚忍的丹麦人会沦落到这番境地。科林斯难过地哀叹，手术“让一个高大能干的人变成了残废，他的海员生涯就此结束了”。德隆觉得自己对埃里克森的惨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写道：“真是让人揪心啊！我多希望能把这个人原原本本地带回给他的朋友们，然而现在却不得不截去他的骨肉。愿上帝怜悯我们。”

每天晚上，他们都保持小屋外的烽火燃烧着，黑旗一直在风中飘扬。但无人前来救援。不管那些脚印是谁的，也都在越来越深的积雪中消失了。德隆还是无法甩掉被人监视的感觉，但监视者就是不肯现身。他想象中的场景——珍妮特号的其他幸存者们正在整个三角洲仔细寻找他们——也没有希望出现了。他写道：“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如果其他人活着，为什么不来寻找我们呢？” [23]

事实上，过去几天，德隆他们的确被跟踪了；那不是他的想象。一周前，两位来自泽莫维亚拉赫村（Zemovialach）的雅库特猎人在雪地里看到了船员们的脚印。两位雅库特猎人跟踪了好几天，最后在这群美国人休息复原的第一对小屋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不久前烧火的碳迹，也看到了德隆留下的那支老旧的温彻斯特来复枪。他们把枪揣了起来，又跟踪了德隆一行人好几天。

但后来他们就不再跟踪了。两位土著从安全距离研究了这些陌生人，开始怀疑他们是“走私者” [24] ，用他们后来的话说是走私犯、罪犯、小偷。雅库特人担心如果他们现身，这些肮脏不堪、蓬头垢面的外国人一定会杀死他们。他们悄无声息地转身朝自己的村庄走去，那个村庄位于西南方向近100英里处，在勒拿河一条偏僻的支流沿岸。

即便仍在小屋里流连，德隆也计划着继续前行。在侦察了地形之后，他开始确信他们到达一个名叫萨加斯特尔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的话——唯一办法，就是横穿身下的那条河，他们所处的小屋就建在那条河高高的堤岸上。但过河可不是说说那么容易：这里的河道有500多码宽。要么现在动手做一个坚固的筏子，要么就不得不等到河面结更厚的冰，步行过河。

现在冰太薄、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动弹不得。德隆说：“身陷困境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25]

另一个问题是拿埃里克森怎么办。他还能经得起远征的折腾吗？宁德曼能否建造个雪橇之类的东西，抬着他走过河水的冰面以及过河之后的冻土呢？安布勒再次手术，又锯掉了埃里克森的几根脚趾，医生现在觉得，大概两只脚都得彻底截肢了。安布勒还注意到病人患上了破伤风，他猜想一次高烧“很快就会发生并要了他的命” [26] 。埃里克森常常神志不清，整晚都在用丹麦语说胡话，让其他人不得安睡。德隆说：“他身体虚弱，浑身发抖，闭着眼睛不停地说胡话……我们已经处境凄惨，他的样子更让人不忍卒视。” [27] 安布勒跟德隆说：“除非能尽快在某个聚居点待很长一段时间，对埃里克森给予精心的照顾和治疗，否则他危在旦夕。” [28]

德隆无计可施。在他看来，埃里克森的状况此刻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团队的生存了。德隆写道：“如果继续前进的话，很有可能会缩短他的生命；如果我把大家和我一起留在这里，埃里克森倒是能多活一阵儿，但我们可能都要饿死了。我们的生命面临着巨大危机。”最后，德隆还是顺从了更好的直觉：绝不能把任何人留下不管。无论前路有多艰险，都必须抬着埃里克森一起走。

10月1日上午——珍妮特号沉没后第111天——德隆发现河道已经冻得差不多，可以尝试着过河了。他在小屋中留下了一份记录，说尽管他们“不畏前路艰险”，但队伍中有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很糟，“脚趾因为冻疮而被截除了”。

他们慎重地在冰冻的大河上前行，队伍分散开来，以防重量集中到某一个地方把冰压破。即使如此，每走一步，还是能听见冰面嘎吱作响，有时立刻就会出现可怕的锯齿形状。他们用两根残破的浮木桩临时做成了一辆雪橇，把埃里克森绑在雪橇上，用几根长绳子拖着这位一路呻吟的残疾人，绳子必须很长，与地面形成一个锐角，这样拖者和被拖者才能分隔出安全的距离——还是怕重量过于集中。

最后他们总算安全过河，在河对岸再次集合，开始了更为艰难的行军。他们在坑洼不平的地形上行走了超过12英里，用“雪橇”拖着可怜的埃里克森高高低低地颠簸着。两天后，他们仍然游走在荒野中，进展缓慢。他们一度在雪地中看到一个人的脚印，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着那些脚印走，但最后脚印却消失了。德隆开始意识到，他们离萨加斯特尔还远着呢，甚至开始觉得萨加斯特尔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

德隆现在确信无疑，他的地图“根本没用，我必须一直向南走，相信上帝会引领我到达一个聚居点，因为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们已经无力自救了”。 [29] 此处复杂得像个迷宫，地形纵横崎岖，德隆根本找不出它的逻辑。“我们经常碰到一条河缩窄成一小条冰，这让我困惑不已，”德隆写道，“它的路线蜿蜒曲折、凌乱无序。在这一带挣扎着寻找出路既耗费体力又浪费时间。毋庸讳言，我们虚弱不堪。”

德隆意识到以他们当前的状态，他可能应该放弃他背负的那些沉重的日志了，但他就是做不到——它们早已变成了他的命根子。他说：“只要我还能拖得动双脚，就必须带着这些记录。” [30] 他可以把它们埋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再用浮木堆成的界标作为记号——但他知道此处全都是勒拿河的泛滥平原。在地里埋进任何东西都会被春天的河水泛滥毁掉。

科林斯尤其不同意德隆带那些沉重的书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抱怨那些“日志本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根本无力负担了”。）但时至今日，爱尔兰人怒火中烧，早就开始挑剔德隆“指挥队伍的整体计划” [31] 的方方面面，他把船长比作“马蛭”，说他“毁了我们逃生的机会”。他跟好几位心腹好友说，他一直都小心记录着事件的发展——大概都是对德隆的严厉批评——他把日记本藏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万一他遭遇不测，希望有人把那份记录寄给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的编辑。

阿列克谢曾几度离队打猎，也没有打到什么猎物。德隆储备的最后一点肉糜饼吃完了，现在他和队员们真的要挨饿了。他别无选择，10月3日，他给艾弗森指派了任务，后者把呼噜领到他们的露天营地后面，照着它的头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开始宰杀剥皮。德隆写道：“不久就做好了一锅肉汤，大家急切地分着吃了，只有医生和我自己没吃。我们俩觉得那些肉让人想吐。” [32] 他们用狗的头、心、肾和肝炖了肉汤。宁德曼说：“其中有几个人不怎么在意。” [33]

那天夜里的气温骤降到零下17.8摄氏度，大家都靠在火的周围，挽臂挤在一起。阿列克谢和德隆试图一起取暖。德隆说：“要不是（他）用自己的海豹皮围着我，（让）我靠他的体温取暖，我觉得我多半已经冻死了。真的，我一直都在打战发抖。”为了保护埃里克森，他们把他牢牢地捆在那辆代用的雪橇上，把他拉到火旁边。但他的“呻吟和胡话在夜风中响起”，德隆写道，“这是多么悲惨凄凉的夜晚啊，但愿我此生再也不会经历了”。 [34]

那天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埃里克森因为精神错乱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扔在一旁。人们直到早晨才注意到，但为时已晚：埃里克森的手都快冻僵了。博伊德和艾弗森赶紧给他揉搓，好让他的手恢复一点儿血液循环，但安布勒知道，埃里克森的双手现在也要跟他的双脚一样受罪了。他丧失了意识，显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早晨6点左右，他们把他在雪橇上捆得更紧，又开始向南跋涉。

几小时后，他们看到了另一间小屋，立刻进去避寒生火。安布勒仔细检查了一下埃里克森的情况，发现他已濒于死亡。德隆说他“只剩一息游魂了”。他的脉搏微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衰变的痕迹已经从他的脚踝处上移到了小腿。德隆领着众人一起为他祈祷。

两天后，10月6日早晨8点45分，安布勒转向在小屋里集结的人群，摇了摇头。“他总算解脱了，”医生边说边合上了埃里克森的双眼，“愿他安息。” [35]

33岁的职业海员，来自丹麦艾勒斯克宾的北海渔民汉斯·埃里克森就这样死去了。德隆写道：“我们的队友离开了人世，上帝啊，我们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36]

他们没有工具掩埋他，即使有，在永久冻土层上也几乎无法掩埋任何东西。德隆认为“海员的坟茔当在水上”，因此决定把他的尸体交付河流。他们脱下他的衣服分发给大家，把他的尸体用一块帐篷门帘包好缝起来，里面放了一些土块，好增加重量让它下沉。艾弗森拿到了他的《圣经》，凯克剪下了他的一绺头发。他们把一面旗帜盖在尸体上面，把他拖到了岸边。

简短庄严的仪式过后，他们用斧头在冰上凿了一个洞，把埃里克森推入了冰冷的勒拿河中。河水上空回荡着三轮齐射的枪声。宁德曼用他在茅屋里找到的一块旧木板刻了墓碑，把它悬挂在门上。碑文写着：

　　　　　　纪念

　　　　　　汉斯·埃里克森，

　　　　　　1881年10月6日。

　　　　　　美国军舰珍妮特号。

10月9日早晨，天空晴朗干爽，天气在连续几天寒冷的降霜之后相对暖和了一些。德隆把宁德曼叫到跟前，跟他商量自己酝酿了好几天的计划。他想让宁德曼利用天气暂时转暖，走在队伍前面，去寻找救援。

自埃里克森死后，又有好几个人出现了冻疮症状，德隆本人尤其严重，科林斯和李也是一样。他们只剩下几磅狗肉了，靠着在煮开的河水中放入白兰地和用过的茶叶，做成一种掺水烈酒来维生。如果全队一起行动，每天走不了几英里。德隆说：“我们全都没力气了，而且好像是在迷宫中到处乱走。” [37] 他觉得把宁德曼派出去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德隆之所以选择宁德曼，是因为后者一直是队伍中最强壮的人，而且最有可能成功。德裔舵手的足智多谋、能力超凡自是毋庸置疑，他在格陵兰经受过的考验也已经证明，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生存本能。科林斯自告奋勇随宁德曼一起去，但德隆嘲笑爱尔兰人说：“以您现在的状态，科林斯先生，您出了营地连5英里都走不到。” [38] 当然，船长也确实信不过科林斯；后来有人猜想，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船长仍然担心如果科林斯最先到达了安全地点，他一定会奔向最近的电报站，把一份充满偏见的探险记录发给《先驱报》。

阿列克谢或许是除宁德曼之外最合适的人选，但德隆希望因纽特人能跟大家在一起，因为他是最好的猎人。有阿列克谢这个神枪手在，再加上一点点儿上帝的眷顾，船长对未来仍心存乐观。他说：“我相信上帝，也相信既然祂此前一直都在喂养我们，现在也不会让我们饥饿而死。” [39]

路易斯·诺洛斯是第二强壮的人。他会陪着宁德曼并服从后者的命令。他们将轻装上阵——如宁德曼所说，“就穿着我们身上一样的衣服” [40] ，再加上一支来复枪、40发子弹、几条毯子和一点儿供饮用的掺水的烈酒。德隆跟两人说：“如果你们找到了猎物，就回来。”

然而如果他们找不到，船长希望他们能一直朝南走，目标是一个名叫库马克-苏尔特的村庄，他觉得到达那里需要四天的行程。德隆说：“宁德曼，你要竭尽全力，如果能找到救援，就尽快回来找我们，如果不能，那你就跟我们一样了。你知道我们目前的状况。” [41]

德隆让安布勒选择是否跟宁德曼和诺洛斯一起走，医生拒绝了。安布勒写道：“我觉得，我的职责要求我现在必须和他以及大部队在一起。” [42]

船长说了一句祈祷词，然后大家聚在宁德曼和诺洛斯周围，跟他们一一握手。每个人都满含热泪。科林斯因为动情而声音颤抖地对诺洛斯说：“如果你将来到了纽约，请记住我。” [43]

就这样，两人转身开始了他们的征程，沿着河岸一路向南。安布勒说：“上帝会帮助他们的。” [44] 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河流的一个拐弯处，德隆的队伍为他们欢呼三声。

我多想和你在一起，多想见到你，多想照顾你啊！我不敢想象你现在的处境有多悲惨。我一直试图耐心等待我那受苦受难的丈夫的音信，不用说我有多担心，多焦虑了。这三年我备受煎熬，但都勇敢地挺了过来，现在还会继续挺下去。我不是个愚蠢的女人，不会丧失理智。我会努力让自己不去沉迷于一切凶兆和感伤的思绪。我多希望此刻能和你在一起啊！

艾玛

[1]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298.

[2] Nindemann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80.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1.

[4]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81.

[5]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81.

[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3.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3.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3.

[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58.

[1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5.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5.

[1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7.

[1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4.

[1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9.

[1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4.

[16]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4.

[17]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4.

[1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62.

[1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2.

[20]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2.

[21]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4.

[22] Ambler，“Private Journal，”214.

[2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8.

[24]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125.

[25]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5.

[2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6.

[2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84.

[2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76.

[2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82.

[30] Guttridge，Icebound ，225.

[31] Guttridge，Icebound ，210.

[3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87.

[33]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90.

[3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87.

[35]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5.

[36]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0.

[3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2.

[38]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130.

[39]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1.

[40]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94.

[41]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194.

[42]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5.

[43]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37.

[44]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5.

36.哪怕为此财殚力尽

到1881年秋，艾玛·德隆早已因为担心珍妮特号的命运而寝食难安了。柯温号于10月21日驶进旧金山港，报告说它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8000英里北冰洋海岸进行了地毯式搜查，船员们没有发现有关珍妮特号下落的任何蛛丝马迹，连传言都没有听到过一句。此外，柯温号团队历史性地登陆弗兰格尔，证明了它只是一个岛屿，这让艾玛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原本希望丈夫和船员们可以在假设的跨极地大陆北上，直达北极甚至更远的地方。

她如今心不在焉得近乎可笑。一会儿摔碎了这个，一会儿掉落了那个，在商店里买东西忘了付钱就神不守舍地往外走。她满脑子除了珍妮特号什么也想不起来。11月11日，当美国军舰联盟号在挪威以北的水域搜查归来时，艾玛更加担心了。联盟号带着近200名船员于那年6月16日从诺福克启航，行驶了1200英里。船长乔治·亨利·沃德利（Geroge Henry Wadleigh）中校报告说，根本没有发现关于珍妮特号及其船员的丝毫迹象。贝内特最好的记者之一哈利·麦克唐纳也在船上，后来发表了一系列颇受欢迎《先驱报》电讯，描述了他们的航程。

联盟号曾在雷克雅未克停留，成为第一艘在冰岛该海港停泊的美国海军船只。（冰岛人对美国人非常着迷，尤其是船上的几位黑人海员，麦克唐纳说当地人觉得那些黑人海员简直就是“从博物馆里逃出来的新奇玩意儿” [1] 。）随后沃德利又掉转联盟号船头，驶向挪威的哈默菲斯特，后来又去了挪威以北的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岛。一路上，联盟号遇到了无数捕鲸人、海豹猎人和海象猎人，但没有收获到一丝有关珍妮特号的消息。沃德利的船员们印刷了很多种语言的布告分发出去，悬赏有助于发现珍妮特号下落的任何消息。

联盟号到达了北纬80度10分、北极以南590英里左右的地方，据信是有史以来所有军舰到达的北纬最高点。但紧接着沃德利就被浮冰阻断了去路。看着眼前冰障的肆虐无情，麦克唐纳开始怀疑人类大概永远也到不了北极：“任何人，只要他见过这片冰雪荒原，被人类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堆成冰丘、挤压成山一样的冰脊，都会冒昧地断言，人类到达那至高无上的巅峰之前，不知还需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 [2]

回到美国后，联盟号的一位军官也言简意赅地呼应了艾玛·德隆的担忧：“关于珍妮特号的船员们是否安全，我们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信心满满了。” [3]

与此同时，第三艘肩负寻找德隆任务的船只，美国军舰罗杰斯号，也在那个夏天走遍了堪察加半岛和西伯利亚的数千英里海岸。但其船长罗伯特·贝里（Robert Berry）上尉发回的报告也一模一样：没有发现珍妮特号的迹象。罗杰斯号的一队船员曾经在约翰·缪尔及其同事登陆的几周后登陆弗兰格尔岛，他们有能力展开大规模勘察，因而深入岛内腹地逾20英里。现在，罗杰斯号停靠在西伯利亚东北沿海的一个小海湾过冬，计划派遣一队人带着狗沿海岸线打探德隆的消息，一直向西走到科雷马河。罗杰斯号船上也有一位《纽约先驱报》的记者。 [4]

1881年夏天的全部搜索都失败了，却大大刺激了公众想要了解德隆命运的渴望。各方都在规划着1882年春开始的多个救援探险行动——如今搜寻珍妮特号已经成为国际性事件。自从寻找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以来，全世界还没有对哪一支北极探险队有过如此强烈的关心。在哥本哈根，一位名叫霍加德的皇家丹麦海军尉官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在整个西伯利亚沿岸开启一次雄心勃勃的大搜索，重走努登舍尔德最近刚刚成功穿行的东北线。在圣彼得堡，俄国当局向北西伯利亚的每一位指挥官和部落代表发出警报。在加拿大，联合王国的殖民地部写信给哈德逊湾公司的所有总督，敦促他们通知北美北冰洋沿岸的捕猎者和公司雇员，要密切关注珍妮特号的消息。

与此同时，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也开始规划自己的救援行动。12月，该学会的克莱门茨·R.马卡姆发表声明说：“美国人民应当坚信，英国地理学家们不仅对珍妮特号上英勇不屈的探险家们怀有最深切的同情，还欣然积极动用一切力量，确保搜查无一处遗漏。” [5]

在《纽约先驱报》的一位社论作者看来，善意的呼声超过了富兰克林消失后的公众反应。“在北极探险史上第二次，又一支伟大的探险队很可能消失在北冰洋了，”《先驱报》如是说，“还将有另一次与富兰克林一样的搜救，但只有一点不同——那一次是英国和美国人搜索了北极圈附近一个有限的区域；而这一次将是在整个‘未知区域’进行一次彻底搜索，参与者包括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 [6]

过去一年，贝内特也一直都在关注救援行动的话题，但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忙。他怀揣着要开办一份新报纸的梦想，报纸的名字就叫《巴黎先驱报》（Paris Herald ），目标读者主要是跟他一样侨居海外的美国人。他在蔚蓝海岸的一个名叫博略（Beaulieu）的风光秀丽之处买下了一座漂亮的海滨庄园。他还在自己位于凡尔赛宫附近的乡间住处主办了多次奢华的打猎活动，同时那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地中海航行。

此外，贝内特也为他的新创造——纽波特游乐场——的开业而忙碌，其成功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那是个巨大的木石结构的鱼鳞瓦建筑，有宽阔的阳台、露天酒吧，庭院里还有修剪得完美无瑕的网球草坪，其规模足够容纳几千名观众。“旧世界和新世界都无出其右，”一位报社记者在游乐场盛大开业时夸下海口，“我怀疑世上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热闹、更豪华了。” [7]

8月，纽波特游乐场举办了刚刚成立的美国国家草地网球协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Tennis Association）的第一届全国冠军赛 [8] 。那是第一次在美国国土上举办网球锦标赛。一位名叫理查德·达德利·西尔斯的哈佛毕业生大出风头，连赢五场。贝内特的梦想实现了，纽波特游乐场确实成为美国竞技网球运动的摇篮，那里一年一度举办的锦标赛就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前身。（纽波特游乐场一直都在举办全国冠军赛，直到1915年夏天，锦标赛才移师纽约州的森林山。）

就算忙于游乐场事务，贝内特也不忘定期与艾玛·德隆联络，1880年夏末还曾邀请她北上到纽波特来他的“寒舍”做客。 [9] 那座名叫“石头庄园”的小型宅邸地段很好，就坐落在贝尔维尤大道沿街，游乐场的对面。他邀请艾玛乘坐他的新游艇冰隙号出海，据说这艘游艇造价5.5万美元。贝内特的妹妹珍妮特·贝尔那年夏天也来到了纽波特。她和丈夫最近刚刚有了一个儿子，但贝内特可不想扮演宠溺外甥的舅舅的角色。贝内特写了一张10万美元的遗产支票塞在了外甥婴儿床的床尾，就再也没有看过外甥一眼。

贝内特向艾玛承诺，他将不遗余力地寻找她的丈夫。在他看来，北极问题就像一场惊心动魄的马球或网球比赛——一场让人血流加速的运动、一场心神爽快的挑战、一场游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对此确信无疑。如果事与愿违，那就是玩游戏本应承担的风险。他觉得没有什么比为探险事业而死更加光荣了——那是为国家争光、为海军牺牲、为科学献身。当然也是为《纽约先驱报》服务。他曾经跟一位记者说：“《先驱报》就是一切，而人什么也不是。”

然而，到1881年年底时，就连贝内特也开始觉得珍妮特号一定遭遇了不测。他也开始相信，船只很可能已经撞毁，现在正静静地躺在海底。至于德隆和船员们，詹姆斯·戈登·贝内特还是满怀希望的。他从巴黎给艾玛发了一封电报：

不要担心你丈夫和他英勇的船员。如果政府太小气，拒绝另派一支搜救队的话，我将自费组织搜救，哪怕为此财殚力尽。我自己对珍妮特号的安全信心十足，希望能对你有所启迪。贝内特。 [10]

[1]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72.

[2]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75.

[3]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2，1881.

[4] For a thorough first-person account of the voyage of the Rodgers in search of the Jeannette ，see Gilder，Ice-Pack and Tundra .

[5]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80.

[6]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81.

[7] Newport Daily News ，July 29，1880.

[8] See International Tennis Hall of Fame & Museum，Tennis and the Newport Casino （Charleston，SC：Arcadia，2011），and C.P.B.Jefferys，Newport ：A Concise History （Newport：Newport Historical Society，2008）.See also Hanlon，“The Cradle of Tennis Was Meant to Be Rocky.”

[9] See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99.

[10] See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199.

37.疯狂地比手画脚

宁德曼和诺洛斯穿越勒拿河的荒原艰难跋涉时，西伯利亚的冬天就像个自由落体的重物一样轰然降临了。 [1] 夜里一天比一天冷，气温早就降到了零下。有时候他们似乎只能靠不停地动才能不让自己冻死。声音变得清脆，脸上的液体都冻住了。雪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寒冷已经变成了有形的存在，默默地横扫三角洲的一切生命，猛烈的态势不亚于在充满氧气的房间里燃起一堆火。在夜间最冷的那几个小时，他们的呼吸都在空气中凝固成一团闪亮的云朵飘落在地上，根据当地部落人的说法，它落地时会发出一声微弱而清脆的金属音，他们称之为“星辰的低语” [2] 。（北半球有史以来的最低气温，零下67.8摄氏度，是后来一个苏联气象站在勒拿河以东测得的。 [3] ）

宁德曼和诺洛斯前行的进度稳健而坚定，但他们身体太虚弱，根本走不快。他们平均每天走13英里。诺洛斯吐血了，甚至有开枪打死自己的冲动。他最低落的时候，因为想到了远在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家人，才没有自杀。

他们的大部分行程都像做梦，一长串单调的日子组成的毫无变化的乳白色梦境，只有少数几个时刻清晰地在脑子里萦绕不去：一只雪鸮瞪着他们。他们把一堆破旧的雪橇劈碎了当作柴火。一个土著的尸体葬在山坡上的一口箱子里。一只乌鸦，一直在头顶上不住地盘旋。

在那冗长走不到边的平地上，唯一竖起的地标是一座岩岛，像桩子一样矗立在勒拿河水中。那巨大的危岩名字就叫“岩岛”。天晴时，从100英里外就可以看到它。在北极大气的折射下，岩岛耸立在泛滥平原的那一端，呈现出各种扭曲的形状；它时而像城堡要塞，时而像从海里探出身子的鲸鱼，时而像某种史前兽类的雄壮脊背。不管它呈现出什么形状，宁德曼和诺洛斯一直把它作为他们向南前进的路标。

两人没有帐篷或任何形式的屋舍，每晚都像穴居动物一样。他们睡在某个河岸上的一处天然洞穴里，睡在某个峭壁的背风处，睡在被扔在冰上的一个破旧的平底船的篷子下面，有时候则须自己在雪地里挖个洞睡在里面。

他们赖以为生的营养更是稀缺。一天，宁德曼射死了一只雷鸟，那是北极松鸡的一个物种。后来他还逮到了一只旅鼠，他们把这个小小的啮齿动物连毛带皮串在木棍上烤着吃了。他们用一种低矮的柳树类植物的根泡茶。一天在河水附近，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吃的鱼头。其余的时间，他们不得不啃自己的靴底，或把海豹皮长裤一块一块地揪下来放在嘴里咀嚼，为了让它更可口一点，他们会把它泡在水里，然后在火上烤焦。

行走了一个星期后，两人虚弱不堪，往往根本无法逆风前进。就在他们几近绝望之时，10月19日夜间，他们在当地人称为“布尔库尔”（Bulcour）的地方看到了几座小屋。他们在其中一间里面点上火，就瘫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从10天前离开德隆，他们总共行走了129英里。

第二天，在附近的一座小屋里，他们在一堆破烂的网中发现了大量干鱼，看上去像是粗糙的锯末。那种鱼几乎没有味道，当地人把这种鱼肉加热粉碎后提取灯油，根本不宜食用。宁德曼和诺洛斯全然不管它上面全是青色的霉菌，急不可耐地将腐臭的粉末一把一把地塞进嘴里。他们很快就病倒了，第二天出现了严重的腹泻，排泄物里还有带血的黏液——显然是患上了痢疾。即使如此，他们还在吃那些鱼，为了胃里有食物的快感，患病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10月22日中午时分，他们听到小屋外面有一种飞速移动的奇怪声音。在他们听来，仿佛有一大群大雁在头顶上俯冲而过。剧烈的饥饿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听力，以至于他们都不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宁德曼把门开了条小缝儿，看到有东西在移动；他恍惚间看到一只驯鹿的头和鹿角。他抓起来复枪，正要上膛，门突然开了。门槛边上站着一个穿着暖和皮衣的当地人——他的身后有一辆雪橇，套着一队驯鹿，正在雪地里打着响鼻、跺蹄子呢。

当地人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两个灰头土脸、半死不活的外国人住在自己布尔库尔的部落小屋里。宁德曼和诺洛斯看见这个访客，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因为除了珍妮特号的船伴之外，他们已经809天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了。

宁德曼踉跄地上前迎接他。那人看到宁德曼怀里的枪，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举起双手，跪在地上，求宁德曼不要开枪。宁德曼把枪扔在角落里，恳求当地人进屋来。那人犹豫了一下，但后来看到宁德曼给他递来一口鱼，就往前走了一步。当地人名叫伊万，他看了看那发霉的粉末，摇了摇头，用手势和表情表示那不能吃。

伊万注意到宁德曼的靴子破旧得不像样子，就回到自己的雪橇上，拿来了一双新的鹿皮靴作为礼物。宁德曼谢过了他，开始跟诺洛斯一起疯狂地比手画脚，企图向伊万表明并不是只有他们2人，还有11个人正在北边某地的冰天雪地里待着呢。此举毫无用处——伊万没做出一点儿他听懂了的表示。相反，他表示他得走了，并举起四根手指，宁德曼解读为他要么四个小时、要么四天后回来，也不知到底是哪个。伊万爬上雪橇，吆喝着那群驯鹿走了。他沿着河朝西走去，几分钟后就消失不见了。

宁德曼和诺洛斯陷入了沉默，面面相觑，担心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让当地人抛下他们自行离去。他们开始绝望，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访客了——他们失去了最后的获救机会。宁德曼诅咒自己不该拿枪，他现在确信，一定是那支枪吓跑了伊万。

但那天傍晚，伊万回到了布尔库尔，还带来了另外两个矮小结实的人，这两个人是坐在由几十头驯鹿拉着的雪橇来的。访客们带来了一条已经被剥皮切成块的鲜鱼。诺洛斯和宁德曼二话不说把那些鱼块囫囵吞下，根本不管那还是生的。随后，伊万给两位可怜的人穿上了鹿皮衣，盖上毯子，引导他们出门上了雪橇，像对待宝贝货物一样把他们细心地安顿好。

没过多久，一行人在夜间的冰雪上飞奔起来。他们向西行进了大约15英里，看见了前面山坡上支起的一群鹿皮帐篷。大约有100只驯鹿在附近圈着。透过半透明的鹿皮帐篷，宁德曼和诺洛斯可以看见里面闪烁的火光，还闻到了空气中烹制食物的香气。他们能听到帐篷里传来的笑声和热闹的聊天声，还隐约有女人和孩子的声音。

直到此时，两个漂流者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他们要得救了。

宁德曼和诺洛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来到了一群雅库特人中间——这是个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的大型半游牧部落，他们的世界是围绕驯鹿建立起来的。雅库特人的面部特征很像蒙古人，但其语言更接近土耳其语。雅库特人兴起于13世纪，从贝加尔湖附近的森林里迁徙至中西伯利亚的高纬度北部大陆。到1830年代，俄国政府让大部分雅库特人皈依了东正教——有时是用枪杆子逼着，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万物有灵论信仰，相信自己的萨满巫师的神力。

雅库特人是骄傲而慷慨的民族，很久以前便解开了三角洲的谜题，并在数个世纪以来，日益完善了在极寒条件下繁荣生存的技艺；的确，在有些人看来，他们似乎宁可在极寒中生活，享受它带来的清净，以及不受沙皇辖制的独立感。他们的大部分自由就来自于能够在别人根本不愿意居住的地方生活。在雅库特人的土地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上帝高高在上，沙皇远在天边。”

宁德曼和诺洛斯被迎到雅库特人的营地里，后者给他们递来了热水，让他们清洗肮脏的手和脸。但宁德曼自己洗不了——他的手几乎冻成了残废，指甲变成了参差不齐的长爪子。一个雅库特女人看他可怜，跪在他身边温柔地为他擦拭肮脏而长满冻疮的脸。这善意的举动，这来自人类的第一次触摸，让宁德曼百感交集。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过她。

吃过鹿肉盛宴之后，宁德曼和诺洛斯在炉火旁待着，企图向当地人解释他们的困境：还有其他经历船难的水手正在北边挨饿呢。有11个人被困在雪中。他们试图用棒线画、疯狂的手势，以及在炉灰里画小人儿来表达自己的境况。但雅库特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尴尬地微笑点头。他们或许仍然在琢磨这两个流浪汉怎么会在三角洲着陆，他们从哪个方向来，来自哪个国家——或者星球。雅库特人可能怀疑宁德曼和诺洛斯是逃犯、被流放的政治犯或海盗。两个美国人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沟通，那天晚上就放弃了，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雅库特人撤营了，开始向南进发——如果想救德隆，那实在是南辕北辙。中午时分，驯鹿队伍登上了一个高高的山坡，从那里可以看到岩岛，就是宁德曼和诺洛斯作为指路标的那座巨型岩岛。宁德曼指着岩岛的方向，再次试图讲述珍妮特号，以及自己的船伴们正在北边挨饿受冻的故事。他在雪地里画图，请求队伍首领把队伍往那个方向带。但雅库特长者只是露出苦笑，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多一些理解的样子，也没有任何将带队掉转方向的表示。

接下来那天，雅库特人的队伍到达了一个名叫库马克-苏尔特的小村庄，也就是德隆在派遣宁德曼和诺洛斯先行时本来想要到达的地方。那天是村里的宗教吉日，宁德曼和诺洛斯被队伍带着四处走，成了人们好奇的研究对象。宁德曼后来回忆说：“大家都停下来看我们，都想知道我们是谁，从哪儿来。” [4]

有人递给宁德曼一艘玩具船，他又开始用它讲述珍妮特号的故事。所有村民都聚在四周，听他讲述那个悲伤的故事：船如何离开美国驶入大海；它如何陷入冰中漂流了两年；它如何瓦解，在远北之地沉入大海；33个人如何在冰上拖着三艘船跋涉了三个月才走到开放的海水；然后，三艘船又如何在一场海上风暴中离散。

“然后，我又给他们看一幅海岸线的地图，”宁德曼复述道，“我们的船到了这里，不知道另外两条船情况怎么样。”他用铅笔记号表示他们搁浅了，又用夸张的手势和表演再现了他们如何沿着勒拿河岸跋涉，队伍中的一人在哪个地方死去，被埋尸河里。宁德曼说：“人人都在拼命地摇头，仿佛在说，这个故事让他们很难过。” [5]

然后，宁德曼又跟他们做手势，表示他和同伴离开了船长和队伍，已在三角洲上行走了10天。他用恳求的语气说他现在需要村民们的帮助，回去救助他的船伴，要不然他们全都要死了。

故事讲完后，宁德曼看着聚集在他四周的雅库特人，从他们空洞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或许为他的表演所吸引，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们了解了我希望他们了解的一切，”宁德曼说，“然后突然发现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 [6] 有些人或许觉得他是个疯子，在说胡话。毫无疑问，库马克-苏尔特的村民们根本没有表示他们会提供帮助。

宁德曼无法让他们明白船伴们的悲惨困境——同时他无时无刻不焦急地注意到时间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逝——这让他近乎精神崩溃。第二天，他们仍然在库马克-苏尔特的小屋里躲着，他终于因为悲伤难过和心灰意冷而崩溃，止不住地抽泣起来。一个雅库特女人可怜他，陪着他坐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了他新提出的请求：希望他们带他去布伦，也就是德隆提到过的坐落在勒拿河较南边的那个更大的聚居点。宁德曼希望能在那里遇到会说英语或他的母语德语的人。或许他还能在布伦找到能听懂他的话的俄国当局——帮助他启动救援行动。

当村民们安排一个驯鹿队和一个橇夫准备带他们走时，两位美国人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解释自己是谁，以及德隆遇上了什么麻烦——他们计划把这张纸条交给驻布伦的政府当局。

就在那时，一个名叫库斯玛（Kuzma）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大块头俄国人来到了村里，认识了宁德曼和诺洛斯。库斯玛当然没有主动说，但他事实上是个被流放的犯人，因为偷盗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受过教育，显然也见过不少世面。没人知道库斯玛来库马克-苏尔特做什么，因为他住的地方距此地将近100英里，在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呢。库斯玛不说英语，也不说德语，但他立刻就燃起了宁德曼和诺洛斯的新希望。他一看到这两个肮脏的漂流者，开口就说：“珍妮塔？美国人？”宁德曼猜想库斯玛在某份俄国报纸上读到过珍妮特号探险的报道，或者与官员谈话时听说过它。无论如何，他似乎对他们的身份有点儿概念——这是个极好的开端。

当宁德曼和诺洛斯提到包括船长在内的另外11位遭遇船难的美国人还在冰上受罪时，库斯玛拼命地点头。仿佛库斯玛一下子就懂了他们在说什么。看见宁德曼和诺洛斯写的纸条，库斯玛做了件奇怪的事：他把纸条从他们手中拿走，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宁德曼大声抗议，但库斯玛就是不肯还给他，不久他就什么也没说，从村里逃走了。

村民们慷慨地送给两位美国人新鲜的毛皮和很多熏鱼，让他们在去布伦的路上吃，第二天，他们由驯鹿队带着出发了，橇夫是个能干的雅库特人。他们10月29日晚间到达布伦。那是个温暖舒适的聚居点，大概有35座茅屋和木屋，还有个很小的俄国东正教教堂。宁德曼和诺洛斯受到了热情接待——不久村里的神父和俄国指挥官就接待了他们。人们给他们分了一间小茅屋居住，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一边从痢疾中复原和休息，一边等待着指挥官的消息。他们看上去仍然十分可怜——双脚一瘸一拐、浑身冻疮、面容憔悴、胡子拉碴、衣衫褴褛。他们又有过几次无力的尝试，企图让村民们知道启动救援刻不容缓，但都没有成功。

11月2日晚，他们听到自己茅屋的大门被推开了。然后，里屋那个用毛毡和鹿皮做的隔热门也被推开了几英寸，一个身穿毛皮、面无表情的人出现在门缝儿里。屋里很暗，哪怕访客正安静地往里走，两位美国人也看不清他是谁。宁德曼躺在所谓的床上，诺洛斯在桌子边站着，正用带鞘短刀削下一块黑面包往嘴里塞。

访客好像有点奇怪的样子。他站在门边，停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脸上现出奇怪的笑容。

“嘿，诺洛斯！”那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你好吗？”

诺洛斯从正在被切成片的面包上抬起头，看到了朝他走来的陌生人。那人拿下斗篷，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还有一个熟悉的光头。

泪水一下子涌上了诺洛斯的双眼，他失声尖叫起来：“天呐！梅尔维尔先生——您还活着！” [7]

[1] 我关于宁德曼和诺洛斯向南跋涉的叙述主要摘自宁德曼对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见《珍妮特号军舰的沉没》（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第196～211页。另见德隆和纽科姆著《我们那些消失的探险家们》（Our Lost Explorers ），第130～138页，以及乔治·德隆著《珍妮特号航行》2∶801-826。

[2] See Middleton，Going to Extremes ，50.

[3] See Riordan and Bourget，World Weather Extremes ，27.

[4]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206.

[5]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207.

[6]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205.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64.See also Loss of the Steamer Jeannette，211.

38.恐怖的梦魇

自三艘船在暴风中走散，51天过去了——德隆那条驳船上的人最后看见梅尔维尔的捕鲸船在拉普捷夫海上的风暴中翻滚，已经是51天以前的事，他们以为另外两条船上的船员全都葬身鱼腹了。 [1] 此刻，宁德曼和诺洛斯看见梅尔维尔，就像看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走进他们的小屋。他们难以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终于又见到了活着的船伴，又听到了英语，知道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并不孤独。

诺洛斯哭喊道：“梅尔维尔，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活下来了呢！我们曾以为捕鲸船上的船员都死了，第二条驳船也一样。”

梅尔维尔脱下皮衣，在阴暗小屋的湿暖空气中拥抱了两位朋友。他浑身是伤，满面风尘，那张坚毅的脸上有几处发紫的冻疮疤，但他看上去比宁德曼和诺洛斯好多了。梅尔维尔看见自己的同志也不禁泫然泪下——那是高兴和欣慰的泪水，但也是难过的泪水，一想起他们曾经历过怎样的惨状，工程师就悲从中来。他能看出来，这两位黑眼圈的生魂定然已经尝过了死亡的滋味。

梅尔维尔要讲的故事跟宁德曼和诺洛斯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和他们一样，他要讲的也是在荒野中困苦挣扎四处游走的故事。他说，他们的经历就是“一场恐怖的梦魇”。然而，好运站在了梅尔维尔一边。

9月12日下午，捕鲸船上的11个人——梅尔维尔、达嫩豪、纽科姆、利奇、巴特利特、科尔、查尔斯-东星、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弗兰克·曼森（Frank Mansen）、劳德巴赫和阿涅奎因——跟德隆的驳船分开了，用梅尔维尔的话说，“疾行而去” [2] 。但海上的风暴越来越狂暴，船舵有一部分被吹走了，船受到重创。梅尔维尔船上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无法躲过巨浪的袭击。看着茫茫大海，他们确信此刻自己就是探险队仅有的幸存者。梅尔维尔说：“大家都觉得只有我们的船没有在风暴中倾覆。”

梅尔维尔让船头顺着风向，跟德隆的做法差不多，他也用帆布、船桨和帐篷杆子的杂烩制作了一个复杂的海锚，用帐篷支架和铜壶绑在绳子上坠着它。那装置当然说不上精致，却是个天才的作品，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帮助梅尔维尔和他的船员们度过了这场风暴。

然而，那一整夜他们都在不停地“全力以赴地抽水舀水”。海浪每三波一组地冲过来，船员们计算着舀水的时机，以便赶得上下一轮冲进来的海水。最好的舀水员是阿涅奎因和查尔斯-东星——他们一起蹲伏在船底，奋不顾身地往外舀水。不过每组之间的间歇太短了，不久“无情的海浪还是会击打过来，在我们身上结冰……它一灌进来就立刻变成雪泥”。于是，疯狂的舀水又得再来一遍。梅尔维尔后来发现，晨光“并没有丝毫改善我们的惨状，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的可怜样”。 [3] 梅尔维尔浑身僵硬得像个人体模型，他的手“肿着，全是水泡，还因为寒冷和血液凝固而裂开了口子”。他们看不见陆地，眼前只有望不到边的青灰色海水翻搅着。船底的隔间原本小心翼翼地堆着用作饮用水的清洁的雪，现在也被海浪淹没，他们没有能喝的水了。

因为没有仪器，梅尔维尔和达嫩豪只能靠太阳和星光让捕鲸船朝三角洲的方向行驶。梅尔维尔行船的路线与德隆的驳船完全不同。工程师把捕鲸船掉转到几乎正南方向，朝着三角洲的东南扇面而去，而德隆的方向太偏西，是朝向三角洲北部入海口那片更阴暗、因而也更少有人居住的流域。两队在靠近陆地时，之间相隔了好几百英里。

9月14日，捕鲸船在一个泥泞的浅滩上搁浅了，但梅尔维尔还是看不到陆地。他们从浅滩那里退出来，朝着东南偏东的方向走，穿过沙洲的泥沼，最终进入一条开阔的河道，结果表明那是勒拿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它棕色的缕流深注大海，河水汹涌而湍急。他们在这里转向正西，轮换使用船桨和船帆逆流而上，一个小时后，水就从半咸变成了微甜。随后在9月17日，他们看到了远处的两片陆地——标志着这条宽阔支流的真正河口。他们终于到达了西伯利亚。

但是，在驶入勒拿河逆流而上一天之后，梅尔维尔却越来越糊涂了。他的地图是从《彼德曼地理通报》上复制下来的，上面有无数的地方被标注为当地人的冬季茅屋。但船员们朝河水的两岸看去，根本看不见任何有人居住的痕迹——只有一条湍急、宽阔，散发着麝香味的河，其宽度超过4英里，沙岸上堆着浮木。梅尔维尔说：“我们恶毒地诅咒彼德曼，他所有的作为都引我们步入了歧途。” [4]

他们已经在狭窄的捕鲸船上蜷缩了超过120个小时，此刻的境况实在不堪。梅尔维尔后来写道：“寒冷让我们失去了活力，头脑、行动和语言都变迟钝了，纽科姆抱怨牙龈痛——据说是坏血病的先兆——其他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明和剧烈的耳鸣。” [5]

但最折磨他们的还是四肢。“我们的手流着血，裂开的口子不忍卒视，”梅尔维尔写道，“血泡和溃疡都挤在一起，身上的肉摸起来胀湿松软。脚、腿和手彻底失去了知觉。”利奇的双脚尤其糟糕（几乎跟埃里克森上岸时的情况一样惨）；利奇脱下靴子，看到自己的脚趾已经变成黑紫色，皮肤和指甲向后卷着，梅尔维尔说，活像在火中烤过的羽毛。

船员们不光境况悲惨，有几个人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们经常看见科尔自言自语，他有时看上去与现实脱节。达嫩豪仍然因为德隆决定让梅尔维尔指挥船只而愤懑不已——要知道领航员的军衔更高——此刻更是满嘴胡言乱语，有时还高声骂人。（梅尔维尔是否知道达嫩豪患有梅毒不得而知，但这种疾病确实会出现间歇性发疯的症状。）有一次纽科姆不过犯了点儿小错，达嫩豪就扑在他身上掐他的脖子，弄得无助的博物学家几近窒息，达嫩豪嘴里还喊着：“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你！” [6] 其他船员不得不把两人拉开。

在这些最艰难的时刻，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们团结，能让他们忽略所有的罪过和差错，那就是同甘共苦的兄弟情谊，他们坚信在一起渡过的危难面前，一切都微不足道。他们一起艰苦奋斗，锻造了宽大仁慈的手足之情。“共同走过的历历艰险与重重危难，让我们培养了更亲密的友谊，”梅尔维尔说，“那条纽带把我们所有的人连在一起。” [7]

眼看着煎熬就要到达极限时，他们遇到了恩赐：9月19日上午，他们看到几间小茅屋，像是个打渔用的营地。梅尔维尔说：“当时，我们心中的喜悦不亚于突然看到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8] 他们上了岸，在那些风吹日晒的破烂小屋旁边用浮木烧起了一团熊熊篝火。然而，火的融融暖意却让他们的身体更痛了，仿佛有无数带电的钢针扎着他们的四肢。

虽说营地看起来在这个季节已经被弃置不用了，但几分钟后，三个当地人驾着三条独木舟出现在一个沙洲附近。他们正朝着另一个方向行进，显然没打算理会这些探险队员和他们的哀号——又或许只是因为看到这11个貌似野人的入侵者盘踞在他们打渔的营地上，让他们震惊不已。

当地人退到勒拿河的另一岸，梅尔维尔命令几个手下跟他一起跳上捕鲸船去追。他们很快就来到三条独木舟的旁边，但当地人“显然因为害怕或怀疑，极其腼腆”，一个劲儿往后躲，想跟他们保持距离。梅尔维尔用英语跟他们打招呼，然后用德语，继而又用法语，但都没有用。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微笑起来，嘲笑我相继使用各种我哪怕略知一二的蹩脚外语，徒劳地企图跟他们说上话。” [9]

好说歹说，在一番哄劝之后，一个比其他两人胆大一点儿的年轻的土著划着桨朝他们走近了一点点。经过反复地说和手势，梅尔维尔终于了解到他的名字叫托马特。他的样子像个骄傲的武士，又像个花花公子，身上吊着烟袋和一个很讲究的烟斗，皮裤上点缀着铜饰，大腿上捆着一把刀。但他只是个少年——不大可能解救这群来自地球另一侧、衣衫褴褛的船难海员。他的船里有一些用白色马毛织成的渔网，一条新钓上来的鱼，还有一只死雁。梅尔维尔命手下抓住托马特的船，别让他走掉。年轻人似乎被这截留的举动吓了一跳，但梅尔维尔又打了一会儿手势，终于说服他和两位同伴到篝火旁，跟美国人一起坐一会儿。

托马特和同伴们都是鄂温克部落的成员，这是另一个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的半游牧部落，广泛分布在西伯利亚中北部。鄂温克人有蒙古人血统，且因拥有大量耐寒的长毛北极马而闻名，他们至少部分皈依了基督教，使用的语言全然不同于雅库特人。梅尔维尔等人与三个土著坐在篝火旁，后者拿出死雁和鱼让他们做熟了吃。

端着仓促熬好的肉汤，美国人试图跟这三个鄂温克人沟通，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只是拿出自己的东西给对方看。托马特对美国人的枪尤其感兴趣——还被纽科姆随身携带的一张家人的照片迷住了。托马特从来没见过照片，他不停地亲吻着那神奇的图片，在胸前划着十字，显然以为那是什么圣人的画像。

托马特和他的同伴们相当友好，但过了一会儿，梅尔维尔就明显看出，这几位贫穷的当地人无法真正帮助他的团队，他们显然不愿意领美国人回到自己的村庄，不管它在哪里。对于勉强能在北极糊口度日的民族来说，11个美国人实在太多了，他们养不起。托马特似乎觉得梅尔维尔和他的队员是来自北方遥远的冰上的超自然物种。梅尔维尔开始“从他们的举止中看出，他们对我们有疑惧感”。看他们的行为，他怀疑他们“准备悄悄溜走，置我们的危难于不顾”。 [10]

此刻，梅尔维尔充分意识到，虽然他们总算遇到了人，但还远远没有获救。他们多半不得不继续深入勒拿河三角洲，到达一个有足够规模，能够容纳像他们这样庞大而穷困的群体的聚居点。梅尔维尔反复询问关于布伦——在彼德曼的地图上被明显标注出来的地名——的情况。托马特又是闭眼睛又是打呼噜，表示布伦距离此地要“睡好多觉”才能到，又表示前往那里的路途很危险。

相反，托马特领他们到了他自己的家，一个名叫“小布尔吉亚”（Little Borkhia）的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那里墓园的十字架的数目要比活人多得多。好几个晚上，美国人被安置在一个类似圆顶帐篷的建筑物里，用梅尔维尔的话说，那里“肮脏不堪”，而且“到处是陈鱼腐骨的臭气，但我们还是很开心有了这么舒服的住处，因为夜间的室外狂风呼号，暴雪肆虐”。 [11]

梅尔维尔及其队员们从小布尔吉亚沿着“蛇一样蜿蜒的河流”北上，不断地踩碎刚刚在河面上结成的新冰。9月25日，他们到达了一个名叫阿尔扈（Arrhu）的茅屋聚居点。四天后，又到了一个被建在河水中的沼泽岛上的聚居点泽莫维亚拉赫。那里大约有30个鄂温克人和几个雅库特人，是他们这一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勉强称为村庄的地方。

梅尔维尔原本打算继续马不停蹄地赶往布伦，但他们到达泽莫维亚拉赫时正赶上冬季刚刚开始——乘船航行为时已晚，而在冰上行走又为时过早。那是航行和乘雪橇之间的过渡期。村民们又是咕哝又是夸张地打手势，坚持说在河水彻底冻住之前，前往布伦太危险了。

梅尔维尔请求他们至少派个人带他去布伦，但没有任何当地人愿意冒险开启这样危险的旅程。梅尔维尔知道，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无异于自杀——是“可笑的英雄气概” [12] 。泽莫维亚拉赫没有足够的狗组建雪橇队；梅尔维尔看到的只是几条“可怜的野狗”。显然，梅尔维尔手下的探险家们已经走不动了。“我看了看手下的人——他们虚弱、饥饿、眼神空洞，”梅尔维尔写道，“再看看四周，褴褛的衣衫，跛行的腿脚，我断定那确实太冒险了。” [13]

于是他们把捕鲸船从河上拖到没有冰的地方，在村庄附近的几个巴拉干（balagan）——一种金字塔形的木头建筑，泥瓦屋顶，皮革铺地，冰板当窗——中住了下来。他们不得不等待两三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的延误让他们极其不满——“无法行动要比死在路边更糟，”梅尔维尔如此说——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被困在勒拿河中间这个小岛上，周遭的冰正在慢慢闭合。他们对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不抱任何希望，认定自己就是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仅有的幸存者了。

事实证明，他们被禁锢在泽莫维亚拉赫是因祸得福，因为梅尔维尔和他的探险家同伴们太需要休息了。村民们似乎比梅尔维尔更了解这一点，他们出奇地慷慨仁慈，照顾着这些冻坏了的客人。梅尔维尔注意到，村里的女人们尤其对他们感同身受——“她们在仔细检查我们冻坏了的四肢后，同情地摇摇头，甚至为我们的惨状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14] （半瞎的达嫩豪说：“当地的女人们虽然很丑，但真是体贴善良。” [15] ）土著们不大清楚这些外国人是谁、来自哪个国度，或者为什么会降临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有些人似乎觉得他们是从冰里蹦出来的。然而，居住在泽莫维亚拉赫的人每次邀请他们前往自己烟熏火燎的温暖的巴拉干里面时，总是请捕鲸船的船员们坐在贵宾席上，并倾其所有地招待他们。

事实上，他们的财产并不多。这是个穷苦的民族，眼下又是冬天——的确，他们的饮食中严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以致失明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每天捐出四条很大的河鱼，再加上梅尔维尔所谓的“少量腐臭的油煎鹿脂——煎锅很脏，里面全是鹿毛”。 [16] 他们还熬制出大桶大桶的“稀汤”——少量鱼鹿肉汤加入大量河水“稀释”而成的汤。

鄂温克人每天还跟他们分享三四只死雁。这种食物让美国人难以下咽，因为按照当地人的古怪传统，他们食用禽类的方法是把它们深度发酵。他们喜欢在脱毛季宰杀大雁，而在余下的夏日里把未经清洁的尸体整个挂在茅屋旁边晾干。到秋天，那些禽类就变得，用某些人的话说，“相当臭了”。梅尔维尔写道：“那些大雁……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了，散发着臭味，以至于我们想把它们挂起来，却只见其下水和汁液往下掉。”就算是对这些早已习惯了饥不择食的探险队员来说，这也实在有点儿恶心。

梅尔维尔把困在泽莫维亚拉赫的那段日子称为“被迫消闲”的时期，其间队员们靠唱歌和玩牌来打发时光，那纸牌当然是破破烂烂、七拼八凑的。他们把肿胀的四肢放在热水桶里浸泡；修补自己破旧得到处是洞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喝下一杯又一杯苦茶，抽一种粗糙的俄罗斯混合烟草。他们用鄂温克人的象牙梳子梳理自己蓬乱的毛发，那种梳子是用长毛猛犸象的象牙化石制成的。他们用浮木雕刻出的粗糙的象棋棋子，进行激烈的象棋比赛。他们写信，希望一到某个文明的地方就寄给家里。早晨，他们会游逛到结冰的河边，帮着鄂温克人拖回当天的猎物。

阿涅奎因甚至还有时间开始一段罗曼史。作为因纽特人，他长得有点像招待他们的鄂温克人——至少后者似乎认为如此——他也能说一点儿对方能听懂的俄语。他们很快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梅尔维尔写道：“阿涅奎因四处拜访他那些古铜色皮肤的兄弟姐妹，他们开始给他修理鹿皮靴，给他缝补衣物；最后，终于有传言说阿涅奎因在村里找到了一位心上人——他羞涩地承认了，称赞她人品好，称她是‘他棒棒的小老女人’。” [17]

梅尔维尔担心他们有可能患上坏血病，考虑到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吃着散发着恶臭的腐坏食物，他意识到有些队员可能还会感染上痢疾或伤寒症。就算当地的食物如此可疑，梅尔维尔知道，他的生命，以及团队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全都指望着这些慷慨的鄂温克人和雅库特人，哪怕他们传统上还是游牧民族。梅尔维尔说：“我最担心的是，既然这些土著的生活方式多少是四海为家的，他们可能会在某个夜里像阿拉伯人那样卷起帐篷，不声不响地悄然离去。” [18]

梅尔维尔还担心科尔。他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似乎已经进入了梦境，整日胡言乱语。梅尔维尔断定科尔精神失常了，“不是易怒的那种，而是很欢乐，整日唠叨着各种胡话。他对时间和周围的情境彻底丧失了感觉”。科尔总是说他“厌恶了（自己周围）这些陌生的神秘同伴”。他一再坚称想见那个“老女人”。他想象自己是个职业拳击手，开始练拳击，对着虚空猛击，有时还会挥击某个从他眼前路过的人。

利奇的病情也在恶化——他那长了冻疮的双脚让他疼痛难忍。他待在火旁边，越来越没精打采、身体发热、情绪低沉，好像灵魂慢慢离他而去。他脚趾上的肉坏死脱落，露出了骨头尖。他的好朋友巴特利特自告奋勇做医生，照顾他的每一个需求。梅尔维尔写道：“（他）显然出现了坏疽，只要有一天不管他的脚趾，那味道就难闻得厉害。巴特利特每天都准备一壶热水清洗溃疡，手拿一把大摺刀，非常娴熟地割去腐肉。” [19]

得益于巴特利特不间断的悉心照顾，利奇最终好转了。他一有精神，思绪就飞回了老家，写了一封信给他远在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的母亲：

我亲爱的妈妈：

起初我们待在冰上，后来我们的船（我们的家）没有了，艰难的日子就此开始。我们遇到一场大风，几乎把我们从苦海中解脱了。我的脚冻僵了，寒气从双腿一直窜到整个身体，我觉得谁把它们砍下来我估计也感觉不到。我们上岸时，我整个人都是僵的，走不了路，疼得厉害，双脚也开始腐烂。我的一位伙计巴特利特拿一把刀把腐烂的地方割掉了，我大约有一半大拇脚趾都被割掉了，只剩下骨头在那里凸出来。我现在走路还有困难，而且我觉得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好。我尽可能地和气待人。我的命还没有彻底被夺走。哦，妈妈，你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回想起来，那些日子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一个奇怪的梦。

我想我已经唠叨了不少我的苦难经历了。天啊！我多想念家里人啊！替我向城里城外的所有人问好，对自己慷慨一些，相信我，爱你的儿子。

赫伯特 [20]

美国人在泽莫维亚拉赫待了近两个星期后，偶遇了一位有趣的访客。他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俄国大块头，样子像个战士，靠在整个三角洲频繁往来，贩卖和交换货物为生。这就是库斯玛。他住在一个名叫塔姆斯的极小村庄，狗拉雪橇要走半天才能到。库斯玛有股子神秘的气质——像是个颇有手腕的人——但他显得很能干，对梅尔维尔的困境很感兴趣。梅尔维尔写道：“他看上去开朗聪明，我一看见他就燃起了很大的希望，超过了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人。” [21]

到那时，梅尔维尔已经学了点不纯正的俄语，库斯玛很快就理解了美国人讲述的故事梗概：梅尔维尔和队员们是经历船难的美国人，他们的船是珍妮特号，他们划着一条小船到了泽莫维亚拉赫，困在这里等待冰面变硬。库斯玛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些烟草、五磅盐、几袋子黑麦面粉、糖和茶叶，还弄来一头驯鹿给他们吃。

梅尔维尔跟库斯玛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俄国人能去布伦，带回食物、衣物和驯鹿队，梅尔维尔将把那条捕鲸船送给他，外加500卢布。库斯玛每到一处都要散播消息，说美国人悬赏1000卢布，希望有人能带信给梅尔维尔，告知失散的其他两支小队的下落——哪怕只是报告被冲上岸的遗骸。库斯玛接受了交易条件，但坚称他还有一个星期才能安全启程，因为河水冻得还不够坚硬。

梅尔维尔没把握他是否应该信任库斯玛——那人显得有点儿滑头。在西伯利亚的这一带，梅尔维尔说：“我了解到，人们不觉得撒谎是罪过；相反，如果谎撒得聪明，会被看成一种成就。” [22] 但梅尔维尔别无选择，只能敲定这笔交易。

严格说来，库斯玛倒也没有撒谎，只不过没有道出全部实情。梅尔维尔不知道，库斯玛这个流放罪犯如果冒险只身前往布伦，就会被判死刑。他得等他村里的长者——一位名叫尼科莱·恰格拉（Nicolai Chagra）的人——陪他一起去那里。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会耽搁更长时间，但10月16日库斯玛终于出发前往布伦了。他估计如果一切顺利，来回需要五天时间。

人们在泽莫维亚拉赫等了近两个星期。梅尔维尔写道：“我们无数次爬到茅屋顶上，焦急地寻找着库斯玛的身影，但都失望而归。”最后在10月29日，他真的回来了，“从没有哪个消失的爱人受到过如此热切的欢迎”。 [23]

然而大家一眼就看出，库斯玛并没有履行自己的交易义务。他没有带来食物、衣物和驯鹿队——而且他很快就解释说，他根本就没去布伦，但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进展。在一个名叫库马克-苏尔特的小地方，库斯玛了解到一些情报，他觉得有必要立刻赶回来通知梅尔维尔。为了解释，库斯玛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的文字让海军工程师愕然失色。它有一部分写道：

北极轮船珍妮特号沉没……于9月25日左右在西伯利亚登陆；急需救援，去寻找船长、医生和其他（9个）人。

美国海军海员

威廉·F.C.宁德曼

路易斯·P.诺洛斯

请速回复：急需食物和衣物。 [24]

库斯玛解释说他遇到了两个半死不活的美国人，他们写了这张纸条，现在看似正在布伦歇脚。他不知道的是，宁德曼和诺洛斯在库马克-苏尔特提到的那11个幸存的船伴并非梅尔维尔团队的成员；库斯玛不知道还有11个美国人正在北边某个地方挨饿受冻。库斯玛以为宁德曼和诺洛斯所提到的“船长”就是梅尔维尔呢。

梅尔维尔立即行动起来。他现在要把其他人留在泽莫维亚拉赫，只身赶往布伦，在那里，他将和宁德曼和诺洛斯一起前去搜救德隆。现在他知道实情后，责备自己没有早一点儿强行前往布伦。库斯玛帮助他从塔姆斯村组织了一支狗队，找了两位鄂温克橇夫，还找人做了一辆新雪橇。

10月31日上午，气温降到了零下28.9摄氏度，梅尔维尔和他的橇夫出发了。他们一路穿越坚硬的冻土，拉雪橇的是11条“颜色和大小各异的杂种狗……队伍混乱，叫声震天，所有的狗都在嚎叫、撕咬，从后面咬住彼此不放”。 [25] 由于河道冻得很结实，他们赶路的速度出奇地快。橇夫只需偶尔用带铁尖的木棍抽几下雪橇犬，他们就在暴风雪中一路不停地前进，终于在三天后到达了布伦。

梅尔维尔从雪橇上下来，走进村庄中央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好奇的雅库特人聚拢在他四周，很快就引他到了两位美国人居住的小屋。梅尔维尔打开门闩，门开了一条小缝儿，露出了两位心爱的船伴的面庞，他已经51天没有看见他们了。

当他们得知不仅梅尔维尔活着，捕鲸船上的11个人都活了下来，宁德曼和诺洛斯喜形于色。他们跟工程师一起彻夜不眠，给他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包括埃里克森被截肢，后来又被埋葬在冰中的事。梅尔维尔决心一旦可行就立即出发前往勒拿河三角洲。他听说德隆一行人有可能还活着，又错愕又惊喜。他会尽一切努力寻找狗队、雪橇和补给，并进行为期几周的搜寻。他一定要在北极的冬天真正到来之前赶紧行动。

梅尔维尔本希望宁德曼和诺洛斯跟他一起去，但他说，这“根本不可能” [26] 。他们“病得厉害，几乎走不了路，剧烈地上吐下泻——都是因为吞食了那些腐臭的鱼”。梅尔维尔只好拿出他自己的彼德曼画的三角洲地图，让宁德曼和诺洛斯把他们行走的路线详细地标画出来——他们在哪里登陆，在哪里离开德隆，他们被雅库特游牧民救起的小屋在哪里，以及这一路上的各种地标。

梅尔维尔那一夜的大部分时间都醒着，在起草一封电报，要分别呈送给《纽约先驱报》伦敦分社、驻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美国公使，以及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长威廉·亨利·亨特。梅尔维尔的急电将由一连串的狗队和驯鹿队分程递送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市，那是南边最近的电报站所在地。梅尔维尔知道，他的电报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能被送到目的地；伊尔库茨克位于距贝加尔湖不远的西伯利亚南部，距此地将近3000英里。

梅尔维尔将把宁德曼和诺洛斯留在布伦，并安排捕鲸船上的其他人来这里集合。后面那些人将一起南行1000多英里，前往位于勒拿河岸上的小城雅库茨克（Yakutsk），那是西伯利亚这一带距离“文明”世界最近的地方。

在找到了狗队、一位哥萨克向导和几位雅库特探路人后，梅尔维尔于11月5日出发前往勒拿河三角洲。他在宁德曼的小屋里留下了一张给达嫩豪的纸条，要求领航员带领全队前往雅库茨克。“我有一张很不错的路线图去寻找失踪者，”梅尔维尔说，“如果时间和天气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到北海岸去寻找船上的文件、经线仪等物品。我可能要离开一个月。不要担心我的安全，这些当地人会照顾我的。”

[1] 我关于梅尔维尔的团队穿越拉普捷夫海上的狂涛恶浪到达安全地带的描述基于乔治·梅尔维尔的长篇记录《在勒拿河三角洲》，第65～164页，以及他对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证词，《珍妮特号军舰的沉没》，第126～134页。另见达嫩豪著《珍妮特号纪实》（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第65～93页；以及德隆和纽科姆著《我们那些消失的探险家们》一书中纽科姆的叙述，第318～331页。

[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65.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71.

[4] Fleming，Ninety Degrees North ，222.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77.

[6] Guttridge，Icebound ，213.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78-79.

[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81.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88.

[1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94.

[1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93.

[1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43.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43.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13.

[15] Danenhower，Narrative of the “Jeannette ，” 87.

[1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11.

[1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29.

[1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28-29.

[1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27.

[20] Leach’s letter home is reprinted in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38-39.

[2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35.

[2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38.

[2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43.

[2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44.

[2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50.

[2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65.

39.白色的幽暗

梅尔维尔跟两位船伴告别，准备重返勒拿河的冰雪荒原。他一定是铁下心来继之以死，才会做此选择，因为他也得了冻疮，疲惫不堪，饥饿难耐，连续几个月食用半腐坏的食物，他的消化系统也饱受蹂躏。他重返三角洲的季节也如同赴死——西伯利亚的寒冬笼罩着大地，带来了直欲摧城的暴风雪和不见天日的极夜，气温也会骤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

工程师知道他准备不足得近乎可笑。他虽然颇有外语天赋，但对雅库特语一无所知，他觉得当地人“每次都要大大折腾一番才能听懂我的俄语” [1] 。他对狗队也几乎没有经验，也不知该如何在望不到边的冻土上生存。他将要穿越的这片大多数地方都无人居住的迂曲荒原——面积相当于佛罗里达大沼泽 [2] 的三倍，而且还是一个冰冻的大沼泽，只有少数几个可以辨认的地标，如今还都被冰雪遮盖住了。

他知道在这样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寻找德隆是不切实际的，也知道在这个季节如此行事有多危险。然而，船长和船员们有可能还活着；只要情况属实，他知道自己就必须去。他试图想象自己的同志们憔悴不堪地在那荒郊野外，啃食着鱼头或生皮靴底，四肢冻得发紫，身体的热量一点点流失。他只能希望他们像宁德曼和诺洛斯一样遇到好心的游牧民，或者在勒拿河的某条支流遇到一艘船，或者已经被某条北极救援船派遣的搜救队接走，或者有好运碰到一群迁徙的驯鹿，能用它们的皮肉维持生命。

梅尔维尔觉得，即便他此去发现德隆和船员们全都死了，搜救仍然至关重要。他知道三角洲有狼、狐狸、吃腐肉的猛禽，偶尔还有北极熊，所以即便船伴们都死了，他也希望“让他们的尸体免受野兽的毁损”。 [3]

春季河水泛滥是更大的问题。梅尔维尔写道：“看这片土地的样子，显然如果我耽误到春天，同志们的一切痕迹都会被泛滥的河水冲走，那时洪水会彻底淹没三角洲，把巨大的浮木桩冲到冲积平原以上40英尺的高处。” [4]

只要有可能，他还决心拯救探险队埋下的记录或科学仪器，以防它们被洪水冲走。宁德曼给梅尔维尔标画出了他们在岸边埋藏航海文件、记录、经线仪和自然史遗物的具体位置。梅尔维尔知道，找到那个埋藏点非常困难，但为拯救这些遗失的东西，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在布伦，梅尔维尔认识了一位俄国官员，格雷戈里·比尔绍夫（Gregory Bieshoff）指挥官——梅尔维尔形容他是“哥萨克英勇男子的典范，很大的块头，气度威严，凛然难犯”。 [5] 比尔绍夫神通广大，已经安排好了狗队、补给和两位当地人向导。虽然梅尔维尔此时没有什么作为回报，但他承诺哥萨克人，美国政府最终会给当地人支付日薪，补偿搜救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比尔绍夫本人可能收取的任何经纪费用。

两位向导——瓦西里和托马特——都是年轻强壮的土著，熟悉三角洲，也熟悉那里分布的茅屋和打猎住所，但对眼前的行动持极大的怀疑态度，觉得梅尔维尔一定是疯了。他们有生以来，一到冬天，人人都从三角洲逃走，还没见过谁在这个季节往那儿奔的。这次行程与他们的一切本能和习惯相悖；在瓦西里和托马特看来，这次任务无异于自杀。不过两人有钱花了，而且听说有人命在旦夕，他们说自己愿意一试。

11月5日，瓦西里、托马特和梅尔维尔爬上雪橇，朝着北方出发了。梅尔维尔后来写道：“我出发时对未来既满怀希望又不无恐惧，既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又害怕迎来最坏的结局。” [6]

日复一日，他们都在穿越白色的幽暗。那是一个梦幻世界，浓雾弥漫，雪堆遍地，很少有动物或人的痕迹——“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梅尔维尔说，“毫无生气。”雪橇的滑索在冰上刮擦受阻。托马特和瓦西里用他们奇怪的突厥语高声叫喊着命令。众狗拼命地拉着绳索。西伯利亚的寒风在耳边怒号。

梅尔维尔的目标是布尔库尔，也就是那个名叫伊万的土著第一次在供打鱼的小屋中发现宁德曼和诺洛斯的地方。托马特和瓦西里说他们对那个地方很熟，所以尽管地形在梅尔维尔看来毫无特点，但他们似乎对路线了如指掌。

连日来一直站在颠簸的雪橇后部，梅尔维尔得了冻疮的双脚已经让他难以忍受了。它们肿胀发炎，还起了水泡，而且，据他说，“似乎丧失了一切知觉”。 [7] 在一个名叫布鲁劳赫（Buruloch）的极小的茅屋聚集点，一个消瘦的雅库特女人可怜梅尔维尔，用温热的大雁油脂敷在他的脚上，那臭气熏天的药物居然有着神奇的效果。

一行人到达布尔库尔时，梅尔维尔生起了一团熊熊烈火，在火旁暖脚后才总算是恢复了知觉。他在茅屋里四处查看，发现了“宁德曼和诺洛斯留下或丢弃的好几样小东西”。梅尔维尔还看到了他的船伴们吞食的鱼粉，不过他可不打算分享这些散发着臭味的东西。然而，他和两位向导的食物也好不到哪儿去：瓦西里和托马特把生的冻鱼切成能一口吃下的碎块；还把驯鹿角和鹿蹄在锅里熬煮，撇去表面的浮沫喝汤。三个人用一点儿茶叶冲下这些食物，然后就沉沉睡去，众狗则蜷缩在茅屋门外的雪堆上。

第二天早上，梅尔维尔仔细研究了地面。在有些地方，风把雪吹走了，他能隐约看到宁德曼和诺洛斯在结成硬壳的冰上留下的旧足迹，用梅尔维尔的话说，他们就是从那里“逃出死亡的魔爪” [8] 的。他还在几个地方看到宁德曼或诺洛斯“在新冰上跌入冰窟”的痕迹。接下来的好几天，梅尔维尔和两位雅库特向导沿河追溯足迹，最终到达了宁德曼在地图上标注为“雪橇之地”的地点。宁德曼和诺洛斯曾在这里把一些雪橇劈碎了当作柴火，现在梅尔维尔还能看出他们燃烧篝火的炭灰残余。几天后在一间小茅屋里，他还发现了一条在珍妮特号上的煅铁炉里制作的皮带——他认出了皮带扣上的标记。

梅尔维尔觉得自己就像个执行搜查任务的侦探，在穿越难以想象的巨大荒原时拼凑微小的线索，整理出一张粗略的地图，居然出奇地精准。到目前为止，宁德曼的路线图是正确的；三角洲确实如他记忆的那样在眼前展开。梅尔维尔此刻所在的位置距离宁德曼和诺洛斯与德隆分开的地方只差几英里远了。

但接下来的几天，随着他们驾着雪橇深入到冰雪荒原内部，梅尔维尔确信他“丢了线索”。脚印褪去了，或者被雪盖住了，他们碰到的几间茅屋显然很多个月都没有人住过。宁德曼的路线图似乎不适合这片纷乱迷惘的荒地。梅尔维尔心烦意乱地说，整个三角洲“不过是一群岛屿的集合” [9] 。

瓦西里和托马特开始质疑继续搜寻是否值得。狗已经饿得半死，也筋疲力尽了。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肆虐的暴风雪把能见度降到了只有几英尺。两位向导恳求梅尔维尔返回布伦。但工程师，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不为所动”。梅尔维尔不停地驱赶着他们，他这一路上已经学了一点雅库特语和俄语，在它们中间掺杂着“我从自己丰富的母语中随机选择的几句激烈的骂人话，他们总算从我强烈的语气中推测出了它们的含义”。 [10] 梅尔维尔觉得他离德隆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近了，确信他们马上就要取得重大突破；他不能在此时放弃寻找。

然而，条件越来越恶劣，梅尔维尔开始怀疑他的雅库特向导们在谋划着抛弃他。一天早上，他们确实试图这么做了；托马特和瓦西里溜出他们住的茅屋，绑好雪橇，准备出发，置他于不顾——或许就把他永远地留在这里了。工程师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踉跄地出了门，抓起托马特的铁尖棒，“给了他重重一击”。看到托马特和瓦西里继续朝雪橇跑去，梅尔维尔抓起枪朝空中放了一枪。“子弹在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梅尔维尔说，“听到枪声后，两位土著都趴在地上。然后他们转身跪在地上，开始惊惧地划着十字”，恳求梅尔维尔别杀他们。 [11]

虽说暂时避免了危机，但梅尔维尔意识到，他必须制订一个新计划，重拾起两位雅库特人的信心。他决定他们先去一个名叫北布伦的小村庄，那是距离北冰洋海岸不远的一小块有人迹的陆地，是冬天三角洲地区少数几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北布伦应该位于他们西北方向120俄里，即80英里。他们可以在那里尝试采购更多的补给和健康的狗。他们将从北布伦沿着北冰洋海岸朝东行进，希望能发现德隆埋葬日志簿和仪器的地方。利用埋葬地址作为新的出发点，就又可以追溯德隆进入内陆的足迹了。

瓦西里和托马特似乎很喜欢这个新计划——至少在他们理解的程度上是这样——几天后他们到达了北布伦，那里的村民们热情地欢迎梅尔维尔的到来。他被领到一个位于村子正中的圆顶帐篷里，熏脏而油腻的室内满满地挤坐着十几个人。梅尔维尔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斑驳混杂又臭味浓烈的一群人挤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 [12]

雅库特人听说了关于三角洲这一带的雪地上出现了陌生脚印的传言。他们还发现，有很多诱捕野兽的罗网都被连根拔起当柴火用了。梅尔维尔说，他们“很奇怪那些都是谁的脚印，起初还担心有什么海盗团伙或流放罪犯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然后，几个雅库特人拿着他们在三角洲荒地上发现的物件来到梅尔维尔跟前。一位土著给他看了一支损坏的温彻斯特来复枪，说是有人留在一所茅屋里的——梅尔维尔一眼就认出那是珍妮特号探险队的枪。然后一个老女人走上前来，梅尔维尔说她在“前胸深处”掏了半天，才取出一张德隆写于9月22日的纸条。那张纸条是有位猎人捡到的，上面写着：

1881年9月22日，星期四。

珍妮特号北极探险轮船

在勒拿河三角洲的一座小茅屋里

据信位于乔尔博戈耶附近

无论谁发现这张纸条，请务必转交给美国海军部长。9月19日，星期一，我们把一堆物品留在海滩附近，竖起一根长杆作为记号。那里有航海仪器、经线仪、轮船过去两年的日志簿、帐篷、药品等，东西太多，我们已完全无力携带。因为有队员伤残，我们花了48个小时才走了12英里。昨晚我们射杀了两头驯鹿，当前有了足够的食物，我们还看到有更多的驯鹿，也不必担心未来几天。

指挥官乔治·W.德隆上尉 [13]

有了这些线索的启发，梅尔维尔恨不得立刻就上路。第二天，11月13日，他带着健康的狗队，又新增了几位雅库特向导陪伴托马特和瓦西里，一起出发了。一天后，他们到达海滩，那里的冰块“在岸上堆着，像无数个德鲁伊石 [14] ” [15] 。几小时后，梅尔维尔找到了作为埋藏点记号的旗杆，跟德隆描述的一模一样。梅尔维尔一把它指给橇夫们，他们“便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想要看看那里埋着什么”。他们把雪和沙子挖开，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枪、帐篷、医疗用品、航海仪器、一本大开本的《圣经》，以及让梅尔维尔看后倍感欣慰的船只的航海记录，这些全都完好无损。雅库特人“满脸惊喜……（他们）还从未看到过一个雪堆里能挖掘出这么多战利品”。 [16]

同一个埋藏点内还有一个很大的锡箱，里面全都是岩石样本、苔藓等在贝内特岛上发现的自然界的小零碎。梅尔维尔把它仔细打包，和其他东西一样放在雪橇上时，雅库特人一脸迷惑。他们怀疑地盯着锡箱内部，用手翻了翻里面的物品。梅尔维尔说：“他们彼此议论了一番之后，终于爆发出一阵狂笑——怎么会有人傻到这种地步，自己马上就要饿死了，还会带着一堆没用的石头长途跋涉。” [17]

梅尔维尔花了好几个小时，徒劳地寻找第一艘驳船——德隆在泥泞的浅滩上抛弃的那条船——最后他只好断定那条船一定被冰撞碎了。他也看不到奇普的船及其团队的任何迹象。

梅尔维尔和橇夫们在距离海岸不远的一间茅屋里安营扎寨，生起了篝火。雅库特人在德隆的埋藏点里挖出的东西中发现了一个柳条瓶，里面有少量酒精。梅尔维尔写道：“那些土著很快就发现我有酒精，全都聚在周围想要分到一口。”

“就一点儿，就一点儿嘛！”托马特恳求道。

梅尔维尔拒绝了，说那酒精“只能用来点火”——是炉用燃料，不能喝。然后，另一个年轻的雅库特人抓住瓶子扭身跑了。“我在他出门前抓住了他，”梅尔维尔说，“酒精洒得满地都是，他趴在地上急切地舔光了那宝贵的液体。”梅尔维尔一怒之下把剩下的酒精全都倒进了炉灰里，“它着起火，燃烧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怜的托马特和他的朋友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 [18]

梅尔维尔利用宁德曼的标注，沿着德隆的路径，从北冰洋海岸转向内陆开启了搜索。起初好几天，他们的路线显然是正确的——梅尔维尔不时能看到脚印，他甚至还找到了那辆代用雪橇的痕迹，驳船的船员们曾在冰上用它拖着奄奄一息的埃里克森。又过了几天，梅尔维尔还是找不到埃里克森死去的那间小茅屋，也就是宁德曼在一块破木板上刻下粗糙碑文的地方。

梅尔维尔担心他又一次丢了线索——同样，雅库特人也再次为继续搜寻而惴惴不安了。但托马特跟梅尔维尔透露的一个情报给了他希望，让他觉得德隆有可能还活着：雅库特人在整个三角洲都藏着食物，类似于一个个食物存储站。他们在严酷而无法预测的气候中四处游走，就是靠这种方式活下来的。为了预防自己在长期狩猎的过程中遭遇灾难，他们会在这里存一堆冻鱼，在那里藏一些死雁。托马特提到，事实上就在几英里外就有23头驯鹿的肉被存放在某个高架平台上，以防它遭遇洪水或被食腐肉的禽兽掳走。梅尔维尔想象着德隆和他的人有没有可能奇迹般地发现这些食物存储站，那么充足的食物能够支撑他们存活到现在。否则，他心想：“若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距离救命的食物如此之近，那真是令人疼惜不已。” [19]

到11月20日时，梅尔维尔还是没有任何新的发现，最终准备放弃搜寻。连他也看出来，这么做是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他们身体冻僵了，士气极其低落，他说狗队也“彻底走不动了”。事实证明，西伯利亚的冬天实在是人类不共戴天之敌。

1860年代，法国科学家路易斯·菲吉耶曾在《地球与海洋》一书中生动传神地描写过这一片陆地。菲吉耶说：“冻土是大自然的坟墓，是洪荒世界的茔冢……大气变得浓稠；星辰渐弱，忽隐忽现；大自然的一切都沉沉睡去，如死寂一般。”他说，在冻土上，“人，甚至雪，都不断地冒烟，水蒸气立刻变成数以百万计的冰针，在空气中发出声响，像厚重的丝绸因摩擦发出的噼啪声。驯鹿为了相互取暖挤在一起，只有乌鸦，那代表寒冬的黑鸟，在清冷的天空中展翅凌云，它孤独地飞过，留下一长串稀薄的白色水汽”。 [20]

这就是让梅尔维尔绝望败北的自然景观。他不得不计划另一个季节再来。此刻他必须掉头向南回到布伦，在同样冰冻的迷宫中，那需要一个星期的行程。他关于这趟行程的记忆模糊而悲惨。梅尔维尔说：“当寒夜降临，我觉得我们在雪地上毫无目的地辗转挣扎，真是生不如死。在我看来，这可怕的行程简直盼不到头。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清醒，但就是丧失了知觉，而且连句话都说不出来，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 [21]

梅尔维尔开始更充分地理解了德隆为什么要把这一切物件埋在沙子里：它们对狗造成的负担太重了。他担心拖着这么重的货物最终可能不仅让狗丧命，整个团队也要跟着遭殃。“我偶尔会决定在下一个安全地点把那些物件埋藏起来，在可能的时候再回来取；但沉思片刻，回想起我们这一路有多珍视这些宝贝——那是我们两年历尽艰险的全部记录和宝贵积累——我就对眼前的风雪咬紧牙关，再次发誓我无论如何都要带着它们一起走。” [22]

梅尔维尔于11月27日到达布伦，他的脸被风吹得红肿，满是冻疮，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和雅库特向导们这一趟走了23天，在冻土上蜿蜒曲折地行走了逾1400英里。

珍妮特号的大多数幸存者都跟达嫩豪一起向南出发，前往河水上游1000英里外的雅库茨克了；只有宁德曼、诺洛斯和其他几个人还在布伦迎接梅尔维尔。工程师对他们说，他很难过，没有带回好消息，只找到了海滩的埋藏点。他说，“我很遗憾未能找到我失踪的伙伴”，但还比较“欣慰的是，我已经尽力了。如果德隆和他的队员们还活着，受到土著的照顾，他们一定跟我自己一样好好的。如果他们死了，那么土著对我的规劝也是明智的，如果我一意孤行，非要在这个季节继续搜寻的话，我自己也要没命了”。 [23]

这趟搜寻至少让梅尔维尔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勒拿河三角洲的精确地图，那无疑比现存的任何地图都更加精确——跟彼德曼那张错误的地图相比更是天上地下。如果德隆在登陆时能有这张大大改善的地图，他和队员们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在布伦休养几天之后，梅尔维尔也准备出发南行。布伦这座贫苦的小城无力再供养他们——的确，美国人已经占用了当地本来刚刚勉强够吃的食物和牲口。梅尔维尔、宁德曼、诺洛斯等人将乘坐驯鹿队拉的雪橇向省府雅库茨克行进，在那里与珍妮特号的其他幸存者再度会合，复原养伤，试图跟外界取得联系，以及更加周密完备地规划搜救德隆和奇普的行动。他们会在春季返回三角洲——那时天气会暖和一些，不过希望能在勒拿河的洪水泛滥之前赶回来。

梅尔维尔感谢比尔绍夫指挥官提供的帮助，并敦促他在梅尔维尔本人去雅库茨克期间继续给三角洲各处分散的土著施加压力。梅尔维尔写信给比尔绍夫说：“我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渴望能为寻找我失踪的同伴们进行细致而不间断的搜救。有必要对一切——每一处住所和茅屋，无论大小——进行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书籍、文件或该团队的成员。” [24]

12月1日，梅尔维尔一行人带着在海岸上找到的珍妮特号的遗物，朝着南边的雅库茨克出发了。

1881年12月22日，伦敦

以下报文是《先驱报》伦敦分社今天凌晨2点20分收到的：

12月21日下午2点5分，伊尔库茨克

珍妮特号已经在北纬77度15分、东经157度被冰撞毁。

船只和雪橇成功撤退至勒拿河西北50英里，三艘船在那里因强风而失散。

总工程师梅尔维尔掌舵的捕鲸船于9月17日到达勒拿河东部河口。受到冰的阻隔，它被困在河中央。我们发现了一个土著村庄，而且河水一闭合，我就跟指挥官取得了联系。

10月29日，我听说德隆船长、安布勒医生及另外12名船员所在的驳船曾在勒拿河北部河口登陆。每个人都境况堪忧，冻伤累累。指挥官派遣当地的探路人寻找他们，我们将继续努力搜寻，不找到他们绝不罢休。

第二条驳船仍杳无音信。请速汇钱至伊尔库茨克，急用。

（签名）梅尔维尔 [25]

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海军部

1881年12月22日

致伊尔库茨克，美国海军梅尔维尔工程师：

请尽一切人力和财力 [26] 确保第二条驳船上船员的安全。请为那些已经获救的生病和冻伤之人提供最好的照顾，一旦可行，请把他们转送到暖和的气候条件下。海军部将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

部长亨特

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务院

华盛顿的海军部长已于今天收到美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霍夫曼先生发出的急电，保证俄国当局将采取最积极的措施寻找和救援失踪船员。 [27]

一收到珍妮特号的消息，居住在巴黎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先生立即利用电报转了6000卢布，通过罗斯柴尔德先生转账至圣彼得堡，并要求今后为救援和照顾德隆上尉及其队伍支付的一切费用均从贝内特先生那里支取。

最亲爱的乔治：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允许，能到圣彼得堡，我希望最快能在一两个月后见到我亲爱的丈夫。我渴望到那里去跟你会合。我多想跟你在一起，照顾你啊。我害怕去想你此刻有多憔悴，但我不怕这趟旅行。如果你还在病中，我不知道前往西伯利亚是否可行，否则我定会不远万里地到你身边去。我给贝内特先生发过电报，问他能否让我到你的身边照顾你。贝内特回答说他已经派了一名记者过去；即便我可以早一点儿，跟他一起出发，但为了让一个女人能在严冬的西伯利亚安全地行进，需要大量额外的准备工作，会造成严重的耽搁。但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世上任何人都给不了的更好的照顾，我可以让你身体复原，健康起来。

艾玛

[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9.

[2] 佛罗里达大沼泽（Florida Everglades），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亚热带沼泽地，面积逾1.5万平方公里，有上万个岛屿。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9.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9.

[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70.

[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72.

[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74.

[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81.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16.

[1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89.

[1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85.

[1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2.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3.

[14] 德鲁伊石（monuments of the Druids），位于英格兰北约克郡的伯明罕荒野。在该荒野方圆50公顷的范围内分布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曾认为怪石林立的伯明罕荒野为德鲁伊（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所创造，直到20世纪才最终确认它们是侵蚀和持续风化的结果。

[1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28.

[16]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2.

[17]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6.

[18]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07.

[1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198.

[20] Figuier，Earth and Sea ，225.

[2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20.

[2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18.

[2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21.

[24]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22.

[25] Melville’s telegram is reprinted in its entirety in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84-85.

[26] Melville’s telegram is reprinted in its entirety in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86.

[27] Melville’s telegram is reprinted in its entirety in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86.

40.整个俄国都会支持你

从远处看去，城市像幻影一样矗立于冰冻的勒拿河西岸：城关塔楼、木头尖顶、洋葱形屋顶，成百上千的桦木火堆在熊熊燃烧，风吹日晒的老房子蔓延开来，被滚滚浓烟环绕着。梅尔维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西伯利亚这一带很大一片的土地都隶属于雅库特，雅库茨克是它的首府，是个5000人的聚居地，居民大多是土著，也有大量被流放至此的政治犯和罪犯。它在1632年建立时是个哥萨克要塞，后来一直是沙皇毛皮垄断的前哨和繁荣的猛犸象牙贸易中心。雅库茨克被公认为世上最冷的城市——它至今仍保留着这一称号，也是世上最大的完全建立在永久冻土层上的城市。虽然它很冷，但每到夏天，土壤表层的几英尺会融化成充满瘴气的泥塘，因此房屋必须建在加厚的木桩上，以防地基在泥塘中下陷。

梅尔维尔翻越上扬斯克山脉，深入亚纳河谷，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随驯鹿雪橇队到达雅库茨克。他晚上睡在小木屋里，偶尔也睡在雅库特人家的马厩里。这一路先是穿过北极圈以南，继而重返勒拿河，完全冻住的勒拿河就像一条高速公路。这1000英里的行程虽然艰苦，却也没有遭遇灾害和危险。

12月30日，梅尔维尔驶进雅库茨克后，就被带到了当地俄国最高官员、大总督乔治·恰尔涅夫（George Tchernieff）家里。大总督是个全副军装的健壮男子，一个60岁出头的单身汉——梅尔维尔说他“像标枪杆一样挺拔，白发飘逸，大鹰钩鼻子，面庞英俊，举止洒脱，很有军人的威严”。 [1]

恰尔涅夫上下打量着梅尔维尔，仔细查看他结痂的脸和肮脏的皮衣，热情得一度让梅尔维尔有些不知所措。但随后恰尔涅夫便拥抱了工程师，亲吻他的双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梅尔维尔受过的苦让他难过地唉声叹气。他一次次拥抱梅尔维尔，泪水滑过面庞。梅尔维尔写道：“他是个军人，所以并没必要为我的样子感到难过。” [2]

过去一周以来，大总督一直都在期盼着梅尔维尔的到来。恰尔涅夫邀请他进屋，让他坐下来享受了一顿丰盛奢侈的午餐：汤、鱼、牛肉、土豆和其他蔬菜，以及一点儿红葡萄酒、一点儿马德拉岛产白葡萄酒、一杯伏特加。午饭后他们还享受了雪茄和一瓶香槟酒。

过去一周，恰尔涅夫与达嫩豪定期会面，后者在12月17日就带着珍妮特号的幸存者们到达雅库茨克了。大总督给这些美国人装备了合适的衣物，安顿他们住在清洁的公寓里，那里有煤油灯照明的温暖卧室，还安排他们定期洗蒸汽浴，享受正宗的俄罗斯浴。他还给他们零花钱，以及他们需要的所有食物。他安排了一位哥萨克卫兵看守和保护着科尔——发疯的科尔的精神问题比离开勒拿河三角洲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医生们为利奇治疗冻疮，为达嫩豪治疗眼睛。恰尔涅夫对珍妮特号船员的接待规格不亚于款待自己军营里受到嘉奖的战士。

此刻大总督希望确保梅尔维尔也能舒适安心。还有什么他可以为美国人做的吗？

有，梅尔维尔答道。他想在天气允许的时候立刻重返勒拿河三角洲，继续寻找他失踪的指挥官。他想要狗、驯鹿、一个经验丰富又会说多种语言的向导。他想要钱和烟草，将它们作为这一路上分发给土著的礼物。他想要一些官方的支持信件，以及足够的补给，以支撑他们进行可能会长达两三个月的搜查。

“我的孩子，你的希望都能满足，”恰尔涅夫跟梅尔维尔保证说，“整个俄国都会支持你。” [3]

梅尔维尔与珍妮特号其他幸存者在他们暖和的宿舍里再次见面时，惊异地发现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好极了。他们穿着紧实合脚的靴子和漂亮的硬领白衬衫，用俄式铜壶煮茶。梅尔维尔写道：“他们看样子很舒服、很开心，而且已经跟当地居民很熟，时常相互走动了。很多人也有了心上人，如果在这里住的时间再长一些，有些人可能会在这里娶妻了。” [4]

达嫩豪的左眼已彻底失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右眼也“在跟着受苦”。不过除此之外，他看上去倒是健康快乐，兴致高昂。“我总是朝好处想，”达嫩豪在雅库茨克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天性就喜欢看光明的一面。过去三年的经历那么惨痛，正是这样的处世原则让我熬过来了。” [5]

只有一个人的情况更加糟糕。杰克·科尔现在精神完全失常了——如果不考虑他的悲惨遭际，他的疯狂倒颇有点儿喜感。他跟梅尔维尔说他不久将要迎娶维多利亚女王。他还说自己最近走了好运，并相信那位为了他的安全看护（有时监禁）他的哥萨克卫兵是他的“贴身侍卫”。不知何故，科尔不停地问同伴们要火柴，好让他点火。

雅库茨克的一位摄影师给珍妮特号的13名幸存者照了一张合影：梅尔维尔、达嫩豪、纽科姆、宁德曼、诺洛斯、威尔逊、查尔斯-东星、阿涅奎因、劳德巴赫、巴特利特、科尔、曼森和利奇。这张照片后来变成了印版，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队员们身穿厚厚的皮衣紧紧聚在一起。达嫩豪的左眼上盖着一块黑色绷带。整个看去，他们的表情无悲无喜——只有执着、坚定和骄傲。

雅库特人对美国人非常好奇。如人们所知，自1787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到访过这里。 [6] 那一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热爱冒险的探险家约翰·莱德亚德（John Ledyard）曾在当时还是驻法国大使的托马斯·杰斐逊的鼓励下，进行了一趟环球旅行，到过西伯利亚的这一带。在雅库茨克冰雪覆盖的宽阔街道上，土著们簇拥着珍妮特号的船员，送给他们食物和礼物。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雅库特人和梅尔维尔在三角洲上遇到的那些贫苦土著全然不同。他们住在结实的木结构的房子里，门都是用生皮制成的。和蒙古人一样，他们也爱马，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培育出一种高大的长毛马品种，非常耐寒。雅库特人狂饮马奶，更喜欢吃马肉而不是牛肉。他们的语言跟现代土耳其语非常接近，以至于据说“君士坦丁堡人完全能够听懂” [7] 。

他们是灵巧的金属匠和象牙雕刻大师。这一带的猛犸象牙数量惊人——永久冻土层中保存着大量原始状态的巨大象牙。雅库特人用象牙做成珠宝、扣饰、器具、梳子、小雕像以及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根据他们的部落传说，猛犸象是一种生活在地下，像鼹鼠一样掘洞的动物 [8] ，一接触新鲜空气就死了。

在雅库茨克期间，珍妮特号的幸存者们才首次获知了外部世界的消息。他们距离最近的电报站，即伊尔库茨克，仍有近2000英里远，但这个聚居地偶尔也会听到些传言，还有些似是而非的国际新闻。比方说，梅尔维尔就听说，1880年，当珍妮特号还被困在冰中时，一位名叫加菲尔德的人当上了美国新一任总统。然而在1881年7月，加菲尔德总统被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暗杀者开枪射中。总统坚持了几周，最终还是由于伤口感染不治身亡。

加菲尔德遇刺尤其引起了梅尔维尔在雅库茨克遇到的俄国人的强烈共鸣，因为同年3月，俄国也经历了一场非常类似的突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遇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引爆炸弹，炸死了他。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本来计划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然而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却废除了父亲很多开明的举措。圣彼得堡距离雅库茨克足有5000英里远，但这里还是能感受到暗杀的影响。

虽说雅库茨克的流放犯已经够多了，但每天还是有很多新的流放犯拥入。他们来自俄罗斯帝国的各地，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克里米亚来的，还有从波兰来的。很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被流放至此——且往往要终身在这里度过。很少有人被控告犯罪，他们只是被分发了一张“行政命令”就被送到东边，要在这没有铁窗的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片土地本身既无边又无情，一定能禁锢住他们。他们的故事天愁地惨，这让梅尔维尔意识到，珍妮特号的悲剧也只是这片惨淡哀伤的大地上的悲剧之一罢了。

梅尔维尔遇到过一个流放犯，名叫莱昂，是个年轻的虚无主义知识分子——工程师说，那是个“消瘦、阴郁、面容憔悴的年轻人，头发又黑又长，一直留到肩膀”。 [9] 莱昂在莫斯科大街上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被终身发配到西伯利亚。在路上，一位哥萨克军官给莱昂看了他的拘捕文件，上面写着：“我们无法证明此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不过他是个法学院学生，无疑是个危险人物。”

莱昂还介绍梅尔维尔认识了一群流放犯——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在筹划着坐船逃出西伯利亚。梅尔维尔知道，“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最大胆的希望，因为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从北冰洋的冰上逃离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无异于穿越熊熊燃烧的火海。然而在我离开之前，他们跟我说他们打算尝试一下”。他们把珍妮特号的船员们看作“最不同寻常的现象”，梅尔维尔如是说。在珍妮特号这样悲惨的船难故事中寻找安慰，其绝望程度可想而知。梅尔维尔说：“在他们的眼中，我们就像希望的灯塔一样。” [10]

莱昂和他的流放犯同伴们找来了几个罗盘和其他仪器，试图做一个六分仪。他们一直在收集地图和路上的补给。他们的计划听起来很荒谬，跟珍妮特号的航程正好相反。他们打算建一艘小船，顺着勒拿河漂流1000多英里到达北冰洋，然后再试图沿西伯利亚海岸航行近2000英里到达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在自由的美国寻求避难了。“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梅尔维尔说，“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年轻、聪明、优雅的人被终身监禁在北极荒漠中。” [11]

（第二年，梅尔维尔听说莱昂和其他12名流放犯一起，的确实施了大胆的逃亡计划。梅尔维尔写道：“他们避开了追捕者，经历了很多困难，成功地沿勒拿河顺流而下，经过了河口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眼看就要到达大海。但翻滚的海浪让他们害怕了。” [12] 他们中的两名逃犯向当局自首；其他人很快被捕，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更加恶劣绝望的流放之地。）

为迎接新年到来，大总督恰尔涅夫在公共活动室举办了一场盛会。大家喝酒、跳舞、娱乐，整晚都有一支大型乐队演奏助兴。雅库茨克的精英全体出席了晚会，珍妮特号的船员们也一样。一位高级官员扭头跟梅尔维尔笑着解释说：“只有在这个晚上，男人们才跟自己的老婆出双入对，而不是搂着别人的老婆寻欢作乐。” [13]

随着午夜的钟声敲响，恰尔涅夫高声宣布1882年的到来。他提议为新任沙皇的长寿、为美国军舰珍妮特号英勇无畏的船员们的身体健康干杯。梅尔维尔被他的热情打动了，但随着晚会继续进行，人们不加节制地豪饮香槟酒和伏特加，他开始觉得厌烦透了。在他看来，雅库茨克的每个人都已经醉了好几个星期，这种状态至少还会持续一个星期，因为后面还有宗教节日和公共假期。梅尔维尔写道：“在俄国，喝得酩酊大醉是个障碍和祸根。俄国人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劳动，沉迷酒精，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智慧远超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 [14]

珍妮特号的幸存者们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离开雅库茨克了。梅尔维尔最终收到了美国海军部的电报，海军部确认收到了他早先的电报，并通知他将大多数幸存者送到南边“更温和的气候”中，好让他们身体复原，为回国的漫长行程做好准备，他们要跨越六个时区去圣彼得堡，从那里去伦敦，再乘坐轮船回到纽约。达嫩豪将带领9位船员出发——除了巴特利特和宁德曼，梅尔维尔认为这两个人最能干，能够在他即将进行的勒拿河三角洲大搜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1882年1月9日，达嫩豪一行人乘坐着驯鹿队的雪橇朝伊尔库茨克方向出发了。在梅尔维尔所谓的“阴郁霜冻的一天”，大总督恰尔涅夫和雅库茨克的半数居民都来送行。梅尔维尔、巴特利特和宁德曼眼含热泪地跟自己的同胞告别，然而，很多雅库茨克市民也热泪盈眶——特别是那些流放犯，他们想象着这些出发的旅人到达终点之后便可以享受自由了。梅尔维尔说，那些流放犯“觉得美国人就要回美国了。他们用渴望的目光望着这些旅人，羡慕着他们的这趟旅行。我同情这些可怜的流放犯，他们一脸向往地凝视着我们的船员小队，好像他们是要去往天堂的快乐精灵”。 [15]

写上一封信时，我还没有完全了解形势。我以为你跟梅尔维尔先生在一起，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他们还没有找到你，而且当宁德曼和诺洛斯离开时，你冻伤累累，眼看着就要饿死了。这一切在我眼前构成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让我连想都不敢想，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到我最最亲爱的丈夫了。

一想到你受了那么多苦，我的心都碎了。多希望我当时能一意孤行，立刻启程到你的身边啊，不管那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多希望我能启程去找你，为你做点什么啊！你这人最没耐心，一定能够了解这日复一日望眼欲穿的等待是何等的煎熬。我最亲爱的丈夫，我绝不放弃。

我能做的只有相信上帝。我日日在希望与恐惧中挣扎，每一分钟都在对上帝祈祷。我的精神状态极差，此刻连信都快写不下去了。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是折磨啊。只能寄希望于你能遇上善良的土著。时至今日，我想你的命运早已决定，非此即彼。

[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3.

[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4.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6.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2.

[5] Danenhower’s letter home to his mother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Herald ，December 30，1881.

[6] For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John Ledyard’s improbably adventurous life，see Gifford，Ledyard：In Search of the First American Explorer .

[7]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145.

[8]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96.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47.

[1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48.

[1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50.

[12]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51.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9.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82.

[15]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276.

41.等候天亮的守夜人

一个星期后，梅尔维尔也离开了雅库茨克，但是朝相反的方向——北边——出发了，他要重回勒拿河三角洲。 [1] 这一次他不仅带着宁德曼和巴特利特，还带着一个由士兵和雇来的向导组成的随行队伍。大总督恰尔涅夫兑现了诺言，看样子确实是整个俄国都在支持梅尔维尔。工程师总算拥有了进行彻底搜索所需的一切资源：官方支持信件、翻译、探路人、劳力、挖掘工具、健壮的狗和驯鹿、结实的雪橇，从雅库茨克一路向北贯穿全程的补给，以及散布在三角洲各处的食品存储站，那里存储着1万条干鱼。在西伯利亚的这一带，人们还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资源集中在一起。

然而即便有了这一切，搜寻还是举步维艰。梅尔维尔光是到达三角洲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在那里遭遇了一刻不停的狂风。风暴肆虐了一月有余。大多数时候梅尔维尔根本动弹不得。

3月中旬，天气终于暂时好转，梅尔维尔赶紧趁势出发。他和宁德曼还有一些雇来的最能干的雅库特人一起，马不停蹄地赶往宁德曼和诺洛斯跟德隆分开的地方。梅尔维尔打算从那里往南分散开来，以系统的方式，分四个象限逐一搜寻。

连续一周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但3月23日，梅尔维尔沿着河流的一条偏僻结冰水道的宽阔弯道前进，发现前面几千码外的雪地中有个黑色的东西。他们赶紧朝那里走去，发现那应该是一种记号：四根木棍用绳子捆在一起。这个临时搭建的小工程上悬挂着一支猎枪。梅尔维尔立即认出那是阿列克谢的雷明顿。梅尔维尔陷入了沉思：这是个坏兆头。阿列克谢是队伍里唯一一位真正的猎人，是德隆的支柱。梅尔维尔查看了枪管，里面没有纸条。他不懂为什么要把猎枪放在这里。如果这是个记号，它想要标记什么呢？

虽然一切都深深地掩埋在雪地下面，但梅尔维尔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德隆和他的人曾在河流的这处荒凉的弯道上扎营。他请雅库特人在平地上仔细搜索，自己和一位名叫拉康迪的土著到坡道上去，拿罗盘测位置，也在高处俯瞰这一大片地方，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梅尔维尔一上到坡道，就发现了一块衣服的碎片，然后又找到了半埋在雪中的一双手套。他来到一个生过火的地方。这里有大量浮木——有些已经烧得炭黑——都是从河那边拉过来的。附近还有一大块河冰，显然是准备作饮用水的。

接着梅尔维尔看到雪地里露出来一件熟悉的东西，距离炭黑的圆木不远。那是一把铜质茶壶，因为在火上烤了无数次，已经被熏黑了。梅尔维尔大踏步走上前想捡起它，而就在那时，他被另一样东西绊了一下：一个人的胳膊和手，从雪地里伸出来，冻得僵硬，弯成一个奇怪的角度。拉康迪手里的罗盘掉在地上，吓得后退几步，在胸前划着十字。

在火坑附近，梅尔维尔发现了另外两具尸体。他让人把宁德曼找来，那时宁德曼正在很远的河边往下游搜查呢。在这重要的时刻，他希望宁德曼在场，跟他一起面对和消化这样的发现，做一个见证人。

等待宁德曼的工夫，梅尔维尔和拉康迪在雪地四周巡视。他们发现了一个药箱、一把斧头和一个近4英尺长的锡筒，里面装着珍妮特号这一路航行绘制的大量路线图和地图。

在距离露出地面的手臂几英尺远的地方，梅尔维尔发现了一个小笔记本。他拾起来，立刻就认出了笔迹。那是德隆船长自珍妮特号沉没那天起开始记录的“冰上日志”。皮面日记本已经很破旧，上面都是水渍，但里面的记录仍清晰易读。根据其上的记述，也根据梅尔维尔从眼前的情境中猜测出来的细节，一幅关于德隆的移动路线和他们苦难经历的清晰图景浮现出来。梅尔维尔先看了看最后一页日志，然后又翻到前面开始仔细阅读，寒风把纸页吹得噼啪乱响。

10月9日，就是宁德曼和诺洛斯离开大家，出发向南走的那一天，德隆和队员们碰到了好运。那天阿列克谢打回三只雷鸟，他们炖了一锅热汤。因此而有了点力气之后，11个人踉踉跄跄地往南走了几英里，循着宁德曼和诺洛斯的足迹。在河水边上，他们发现了一条已经腐烂的独木舟，就在里面躲了一夜。

第二天，10月10日，阿列克谢看到雪地里有更多雷鸟的足迹，但他无法让任何猎物现身。他们在一处雪堤的洞穴里扎营，没有吃的，只能一人吃一勺甘油，那是从安布勒医生的药箱里找到的一种无色无味的软膏。这显然不够，几个人开始啃自己身上的鹿皮衣。德隆写道：“大家都很虚弱，求上帝帮助我们。” [2]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根本动弹不得，无力再迎着狂风前进了。他们越来越饿，只好从地里挖出一簇簇地衣和北极柳科植物，用它们烧茶喝。“每个人都日渐虚弱，”德隆说，“都快没力气去捡柴火了。” [3]

10月13日，德隆写到那已经是珍妮特号沉没的第123天了。他开始绝望。他们没有吃的，只能多喝点儿柳枝茶。德隆一直眼望南方，希望宁德曼在土著的帮助下再次出现在视野中，但没有人来。“我们无法逆风行走，待在这里就意味着饿死，”他写道，“没有宁德曼的消息。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上帝，除非上帝施恩，否则我们就完了。” [4]

他们又把自己往前拖动了一两英里，然后发现沃尔特·李不见了。他们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发现了他，他躺在雪地里，求众人别管他，说他只想死在那里。他无精打采，看上去心烦意乱。大家聚集在他身边，诵读祷词。终于说服他又站起来走路，随后就在一条溪流对岸有雪堤的地方扎营。不久又刮起了大风，又一个“可怕的夜晚”降临了。

第二天他们又有了一点儿好运：阿列克谢射死了一只雷鸟，那天晚上除了柳枝茶外他们又能喝点汤了。10月15日早晨，他们煮了两只旧靴子做早餐，费好大力气啃皮革。阿列克谢状况不佳。德隆在日志里说他“垮了”，不想再出去打猎了。大家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宁德曼的身影，黄昏的薄暮中，德隆觉得他看见南边地平线上有营火的黑烟。

第二天早上，安布勒宣布阿列克谢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他的脉搏很微弱，瞳孔已经放大。安布勒为因纽特人施了洗礼，德隆为他向主祈祷。

那天傍晚，阿列克谢死了。安布勒记录他的死因是“饥饿与寒冷造成的身体衰竭”。 [5] 德隆把一面海军军旗盖在他身上，第二天，他们把他放在河面上，用冰板覆盖了他的身体。人们想起阿列克谢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阿拉斯加的圣迈克尔，他们曾登上过珍妮特号。

德隆知道阿列克谢不会孤单——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衰竭。他们浑身发抖，什么也做不了，双手的动作极不协调，因为循环系统正把血液从四肢抽回，以供应重要器官。因为阵阵的饥饿感，他们的身体开始分解代谢肌肉和结缔组织。他们正从机体内部一点点走向终结。

到10月19日时，10个人都动弹不得。他们得把帐篷分了当鞋用——因为一直在吃自己的靴子和海豹皮靴，不得不这么做——而那把他们最后一点儿力气也耗光了。

现在李和凯克也要走了。德隆说他们“完了”。德隆为病人念祈祷词，传统上，祈祷词包括《诗篇》 [6] 里的这一段：“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人等候天亮。”

凯克死于10月21日午夜时分，李是第二天中午死去的。剩下的人想把他们的两位同志放到安置阿列克谢尸体的那块冰上，但没有力气。科林斯和安布勒帮船长把凯克和李拉到帐篷的角落里，至少把尸体挪到视线之外。

现在只剩下了8个人。当时，每个人都显现出凯克和李死前出现的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他们看到猎物，也根本无法端枪瞄准了。他们的腹部可怕地肿胀起来。几个将死之人缓缓爬向火堆，有的甚至就躺在阴燃的灰烬上。他们思绪模糊，判断也变得飘忽不定，对世界的意识越来越弱。到此时，几个最虚弱的人可能已经心律失常了，有些人甚至可能出现了幻觉。

德隆写道：

10月23日，星期日——（珍妮特号沉没后）第133天。 [7] 大家都很虚弱。一整天都在睡觉或休息，后来总算在天黑前拉进来一些木头。读了部分礼拜词。脚疼。没有鞋。

自那以后，日志变成了一连串对天数和死亡事件的触目惊心的平铺直叙，仿佛德隆是荒岛上的漂流者，为保存体力，只做了最简单的事实记录。

10月24日，星期一——第134天。难熬的夜。

10月25日，星期二——第135天。

10月26日，星期三——第136天。

10月27日，星期四——第137天。艾弗森不行了。

10月28日，星期五——第138天。艾弗森清早死了。

10月29日，星期六——第139天。德雷斯勒夜里死了。

10月30日，星期日——第140天。博伊德和格尔茨夜里死了。科林斯先生也快死了。 [8]

德隆的日志就写到这里。梅尔维尔合上了日记本，抬头望着结冰的勒拿河。

宁德曼到达时，梅尔维尔摇了摇头，说：“他们都在这儿了。”三具冻僵的尸体躺在梅尔维尔的脚下：分别是阿三、安布勒医生和德隆船长。根据梅尔维尔读到的记录，他相信在河边距离阿列克谢的猎枪不远的地方，他们还能找到另外8具尸体。

梅尔维尔派两位雅库特人在河边的雪地里挖掘。他们连着几个小时“没命”地干，梅尔维尔说。最终挖出了一个老火坑的木头和灰烬。他们发现了一个锡制水壶、一些衣服残片、一只毛手套，以及两口锡箱，里面装着书和文件。突然间，两位雅库特人从火坑转身跑开了，梅尔维尔说：“就像大恶魔本人在后面跟着他们似的。” [9]

他们用土著语言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死人！死人！两个死人！”

梅尔维尔爬进洞中，看到了一具尸体部分暴露在外的头，然后是另一具尸体的脚。雅库特人不情不愿地继续工作，不久就挖出了第三具尸体的后背和肩膀。

这种残忍可怕的工作持续了两天。有些尸体紧紧粘在冰上，不得不跟木头块一起撬出来。最后，梅尔维尔和劳力们找到了凯克、李、艾弗森、德雷斯勒、博伊德和格尔茨。他们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阿列克谢。

他们开始把尸体一一摆放在冰上。宁德曼仔细搜了他们每个人的口袋，把他能找到的东西全都分别放进袋子里，袋子上标着死者的名字。梅尔维尔吃惊地看到那些尸体的样子都很“自然”。他写道：“死者面部保护得极好，看上去像大理石一样，脸颊上的红润也冰封得好好的。他们的面庞丰满，因为冰冻的过程让脸部稍微肿胀了一些；但四肢就不行了，样子惨不忍睹，还有他们的腹部，也都缩成了一个巨大的洞。” [10]

梅尔维尔还注意到他们的鞋都被吃光了。他写道：“我在他们中间没有看到一只完整的鹿皮靴，哪怕一块生皮和皮革也没有。死者的衣服都被烧得不成样子，（因为）他们离火太近；先死的几个人身上残破的衣服被扒了下来。博伊德几乎整个人都躺在火中，衣服已经烧焦了。” [11]

挖掘者们最后总算找到了科林斯。爱尔兰人的脸上盖着一块法兰绒红布。他的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串念珠，脖子上放着一只青铜十字架。他身上还有各种文件和一个笔记本。宁德曼仔细看了科林斯一会儿。他有些地方与众不同。在探险的大部分时间里，科林斯一直很悲愤，或许他把对德隆的怨恨带进了阴间。宁德曼说：“他面朝上躺着，双手紧握拳头，表情非常愤怒。整个团队中没有哪个人有他那种表情。他牙关紧咬，样子很辛苦，仿佛死得非常痛苦。” [12]

凯克和李的衣服都被人扒了下来，但除此之外，尸体全都保存完好。没有任何同类相食的迹象——不过梅尔维尔一定考虑过阿列克谢的尸体不见了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因纽特人的尸体。如果德隆他们几个真的把他吃掉了，营地里一定会有泄露内情的证据，但梅尔维尔找来的劳力们翻遍了这个地方，也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支持这一猜想的证据。梅尔维尔和宁德曼最终得出了一个简单得多的结论：阿列克谢的墓地破冰而出，他的尸体被勒拿河的暗流冲走了。

除了阿列克谢，梅尔维尔已经能够解释德隆小队中全部11个人的下落了。工程师把德隆、安布勒和阿三的情况分开考虑，因为他们的位置距离其他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有近1000码。

现在，梅尔维尔开始分辨出这一场景的逻辑所在。由于船伴们是从北边过来的，阿列克谢第一个死去，他们把他放在了不远处的冰上，在上面竖起了他的枪。梅尔维尔本以为那个记号是给未来可能路过此地的搜寻者竖起的界标，但也有可能是为他们倒下的猎人而立的墓碑。阿列克谢死后，他们在河水上游100码的地方扎营，生起篝火。7个人在这里死去——凯克、李、艾弗森、德雷斯勒、博伊德、格尔茨，最后是科林斯。

然后就只剩下阿三、安布勒医生和德隆船长三个人了。现在梅尔维尔觉得自己理解了他们的逻辑。德隆决定朝高一点的地势移动，部分原因是要生起烽火，最后一次努力吸引土著的注意。但到那时，船长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追随其他同志走向死亡。他担心大家的尸体以及珍妮特号所有的记录在春天发洪水时被冲走，那样一来，关于探险队的所有记忆就全都不复存在了。于是，三个人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儿力气试图在峭壁上扎营。他们把木头拖上去，还拖了一块河冰当作饮用水。他们把航海路线图的圆筒、安布勒的药箱、茶壶和斧头都带了上去。接下来，他们大概要下来取那些记录和书籍，或许还想把尸体也运上去，但他们的身体太虚弱，根本无法在那么深的雪地里把这么多东西拖上山。

梅尔维尔写道：“他们一定完全没有力气了，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就倒下了，让那些记录听天由命去吧。他们生起一堆火，煮了些柳枝茶。我发现茶壶时，里面有四分之一是冰块和柳枝。”他们在南边支起帐篷布挡着火，但冬天的寒风还是把它吹灭了。 [13]

阿三应该是三人中第一个死去的。当梅尔维尔从雪地里把他挖出来时，华人厨子脸朝上躺着，表情平静，双手叉在胸前，仿佛是他小心地摆成那个姿势的。

德隆可能是第二个走的。10月30日之后他的日志里就一片空白了——“科林斯先生也快死了”——不过梅尔维尔注意到，有一页纸从本子上被撕了下来，他觉得德隆有可能提笔给艾玛写了一封家信。如果是这样，那封信也不见了。

德隆向右侧身躺着，右手放在脸颊下面，头朝北。他的双脚微微并拢，左臂抬起，臂肘弯成一个锐角，手里什么也没拿。从体位来看，梅尔维尔觉得德隆最后的动作可能是抬起左手把日记扔到身后的雪地里，好离余烬远一点。他的胳膊被冻成了那个奇怪的姿势——正是梅尔维尔刚开始搜查山坡时，差点被绊倒的那个硬东西。

拂去积雪，梅尔维尔发现德隆在海军军服大衣上面还套着一件乌尔斯特大衣。他把经线仪挂在脖子上。身旁是艾玛·德隆为珍妮特号探险队缝制的那面蓝色丝质队旗，那面本应飘扬在北极上空的旗帜。在船长的口袋里，梅尔维尔发现了一块银表、五枚20美元的金币、两副眼镜，还有一个丝袋，看上去像是个信物。丝袋里面有一绺头发，还有个镶嵌有六颗珍珠的金色十字架。

只剩下安布勒医生了。梅尔维尔没有十分的把握断定安布勒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但医生右手拿着德隆的海军指挥官手枪。那或许是他在船长死后，从船长那里拿过来的。

梅尔维尔仔细检查了安布勒医生的尸体，发现他嘴上和胡子上有血迹，头上还有积雪。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安布勒医生是自杀，自己结束了折磨，但梅尔维尔找不到伤口，他仔细检查了手枪，枪膛里有三发上了膛的子弹：枪没有开过。

工程师又细细查看了一番，很快就发现了血的来源：安布勒把左手抬到离嘴唇很近的位置，梅尔维尔注意到他食指和拇指之间的肉上有一道很深的咬痕。医生临死之时啃了自己的手——可能是想要一点儿热量或水，也可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行为。

梅尔维尔试图想象安布勒最后的时刻——一只手握着手枪，另一只手给自己提供奇怪的安慰。梅尔维尔写道：“在那种凄凉的死亡场景中，安布勒等待着，无疑还希望有鸟或野兽来扑食尸体，也好给他自己提供点儿食物。他手拿武器，站岗放哨，孤独地守望到最后一刻。” [14]

艾玛·德隆在旧金山离开珍妮特号时，曾请求安布勒医生：“请紧紧陪伴在我丈夫左右好吗？你知道，指挥官永远难逃孤独的宿命。”外科医生说他会的，他的确践行了自己的承诺，直到生命尽头。德隆和安布勒是并肩死去的。

在安布勒医生的腰带下面，梅尔维尔发现了医生自珍妮特号沉没那天起记录的日志。那多半是技术日志，详细记录了药品分发、疾病治疗和手术的进行过程。但在最后几页，梅尔维尔看到了一封信，是安布勒写给远在弗吉尼亚的弟弟的。那封信写于10月20日，就是凯克和李死的前一天，宁德曼和诺洛斯在距离此地以南120英里的布尔库尔被雅库特土著救起的前两天。安布勒医生已经预见到自己的结局，想跟家人说句再见。

勒拿河畔

1881年10月20日，星期四

弗吉尼亚州玛科姆福基耶尔公司

爱德华·安布勒先生亲启

我亲爱的弟弟：

我写下这封信时怀着微弱的希望，不知道上帝能否仁慈地施恩，让家中的你们看到它。我本人已经没有多少生还的希望。我们越来越虚弱，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任何食物了。我们几乎没法去拉木头过来取暖，再过一两天，木头就要用完了。

我写信给你们所有人，我的母亲、妹妹、凯利弟弟和他的妻子家人，想跟你们说我此刻，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深深地爱着你们。如果拜上帝的恩赐，让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们大家，我希望能再次享受家的宁静温馨。母亲知道我自幼便对她十分依赖。上帝保佑她在人世间好好生活，愿她舒适快乐、健康长寿。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恭顺地低下头，服从上帝的意志。永别了，我所有的朋友和亲人。

爱你的哥哥，

J.M.安布勒 [15]

伊尔库茨克

1882年5月5日

下午1点20分

以下为发自雅库茨克的特别加急电报，刚刚到达本地：

我已经找到了德隆上尉和他的团队成员；全都死了。

还找到了所有的簿册和文件。

我将继续寻找奇普上尉带领的团队。

梅尔维尔 [16]

[1] 关于梅尔维尔搜寻并最终发现德隆最后的营地的记述主要摘自梅尔维尔的《在勒拿河三角洲》，第283～331页；以及梅尔维尔对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所做的证词，《珍妮特号军舰的沉没》，第145～156页。另见宁德曼的证词，《珍妮特号军舰的沉没》，第217～223页。

[2]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6.

[3]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6.

[4]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6.

[5]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5.

[6] 《诗篇》（Book of Psalms ），《圣经·旧约》的组成部分，是古代以色列人对上帝真正敬拜者所记录的一辑受感示的诗歌集，包括150首可用音乐伴唱的神圣诗歌。这些诗歌除了对主的颂赞之外，更含有许多祷告。

[7]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797.

[8]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800.

[9]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36.

[10]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35.

[11]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38.

[12] See Hoehling，The Jeannette Expedition ，163.

[1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33.

[1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35.

[15] Ambler，“Private Journal，” 216.

[16] Melville’s telegram is reprinted in Henry Llewellyn Williams，History of the Adventurous Voyage ，70.

42.穿越时间长河的荒野哀歌

众人把10具尸体用帐篷布仔细包好，装上了雪橇。 [1] 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后，梅尔维尔领队向南走了12英里，十几支狗队奔驰着穿过冻土，朝一个当地人称库伊尔卡亚的小山上跑去，那里比泛滥平原高400英尺。这个岩石嶙峋的峭壁“像斯芬克斯一样冷峻严苛”，梅尔维尔说，它“不满地俯视着队员们消失的地方”。雅库特人通常都躲着这座山——据说这里住着巫师——不过这是北部三角洲最突出的地形，地势很高，永远不会被洪水冲走。

梅尔维尔带人用从河边各处找来的木条打造了一口巨大的棺材——7英尺宽，22英尺长，22英寸深——用榫卯钉在一起。他们把尸体脸朝上放在里面，对着升起的太阳。随后钉死了棺盖。

接下来，他们从永久冻土层中挖来了数百块附着地衣的岩石，堆在棺材上面，高高地堆出一个三角形的纪念碑。巴特利特和宁德曼用浮木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足有20英尺高，横木有12英尺长。他们用狗拉雪橇把它吊起来，在纪念碑上固定好。还用凿子和木槌刻下了碑文：纪念1881年10月死于勒拿河三角洲的北极轮船珍妮特号军官及船员。 [2]

4月7日，他们终于完成了这沉痛哀伤的任务。梅尔维尔把这个地方叫作“纪念碑角”（Monument Point），但雅库特人给它另起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美国山”（America Mountain）。在晴朗的日子里，从100英里外都能看到那个十字架，在北极的大气中“悬浮”着。

梅尔维尔、巴特利特和宁德曼还将在北极沿海待上一个月——寻找奇普及其船员的下落，不过最终什么也没找到。但此刻他们在自己的雅库特朋友的见证下，向乔治·德隆，向美国军舰珍妮特号恢宏而严酷的远征，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在可怕的静默中，”梅尔维尔写道，“我们小心地安葬了死去的同志。葬礼如此简单，寂静如此深远，白色的荒原如此美丽，令我们肃然起敬。在那里，永恒的冰雪就是他们的裹尸布，肆虐的极地暴风将为他们歌咏穿越时间长河的荒野哀歌。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适合英雄长眠了。” [3]

到我们重逢之日，会很快把这一切全都忘记吧；一切像个噩梦——一个总算醒来了的可怕梦魇。不管你此刻的处境有多危险，我仍然坚信上帝，把希望维持得再久一点儿。我常常梦到你，你的样子还不错，只是很难过，不像素日那般强壮了。哦，我的最爱！我说不出有多爱你。你受了那么多苦，我感同身受，疼在心里。我一直向上帝祈祷。我最最亲爱的丈夫，再坚持一下，活下来，回到我的身边来吧！

[1] 我关于梅尔维尔为他的同志们建立的纪念碑的描述部分，是基于我本人于2012年夏季对美国山的考察。还可参见梅尔维尔的《在勒拿河三角洲》，第340～345页；宁德曼的证词，《珍妮特号军舰的沉没》，第221～222页；以及德隆和纽科姆的《我们那些消失的探险家们》，第371～373页。

[2]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72.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344.
我在2012年夏季前往美国山原址时，梅尔维尔建造的纪念碑还保留在那里。一群俄罗斯科学家最近又对该原址整修一新，也修缮了那个大十字架，天气晴朗时，在去往北冰洋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它。

尾声：只要还有一块冰让我立足

1882年9月13日中午刚过，库纳德邮轮 [1] 帕提亚号穿过奈洛斯海峡驶进纽约港。那是个凉爽的秋日，天空碧蓝如洗，水面波光粼粼。 [2] 远处，曼哈顿暗灰色的高耸楼群悄然映入眼帘。梅尔维尔已经四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乡了。对他而言，这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他已经迟来太久的回家的时刻。然而，他没有忘记，这也是个沉重的日子：就在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的捕鲸船与德隆和奇普的船在暴风中离散了。

珍妮特号的大多数幸存者在达嫩豪的带领下，于那年5月回到了纽约。但梅尔维尔一直是整个国家讨论的焦点，他的归来被视为需要见证的历史时刻。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码头上等待着他的到来。在公众眼中，工程师寻找死难船伴的不懈努力，即使没有希望也要向西伯利亚的荒野深处挺进，已经成为颂扬忠诚的同志情谊的壮丽史诗。人们为他写歌、写诗，写报刊文章，更不要说《纽约先驱报》还有几十篇报道。如果说德隆是为珍妮特号探险而牺牲的英雄，那么梅尔维尔就是生还的英雄。现在不光《先驱报》，所有的报纸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采访他。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不在港口上欢迎的队列中。出版人兑现了为珍妮特号埋单的所有承诺，自然也收获了爆炸性新闻：他派遣多位记者前往西伯利亚，他和报社编辑们利用珍妮特号的故事大做文章的方式甚至超越了斯坦利从非洲发回的报道。他的一名记者威廉·亨利·吉尔德曾乘坐美国军舰罗杰斯号救援船前往白令海峡，但随着轮船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他被迫登上了陆地。随后，罗杰斯号的一名海军军官查尔斯·帕特南在一块浮冰上漂进了大海，从此杳无音信。吉尔德乘坐狗拉雪橇向西穿过西伯利亚行进了2000英里，才听说珍妮特号船难的消息。他截住一个装满梅尔维尔的信件的密封口袋，快马加鞭地前往伊尔库茨克的电报站发回报道，吉尔德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布珍妮特号沉没的人。

《先驱报》的另一位记者约翰·P.杰克逊找到了德隆和队员们下葬的地点，暂时掘出了尸体，跟外界说是为了收集遗物和文件，但更有可能是想找找有没有同类相残、谋杀等不当行为的证据（当然他什么也没找到）。当艾玛·德隆听说丈夫的埋尸之所遭此亵渎时，她对贝内特说这是“我一生中吞下的最苦的一杯毒药”。尽管如此，杰克逊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是跟吉尔德的报道一样，轰动一时。

那天跟梅尔维尔同在帕提亚号上的，还有珍妮特号的另外两位备受瞩目的幸存者——宁德曼和诺洛斯——以及一些非常珍贵的货物。他们把美国军舰珍妮特号这次航行的所有航海日志、航海图、文件和自然史物品全都细心地装在板条箱和盒子里。梅尔维尔还带着德隆的日志以及船长分开记录的关于冰上长征和穿越三角洲的日记，后者一直记录到死前最后一刻。他还带着他们在珍妮特号死者尸体上找到的所有纪念品。六个月来，他小心地看护着这些宝贵的盒子。

为了回到纽约，梅尔维尔、宁德曼和诺洛斯环球航行了1.2万英里：从勒拿河三角洲穿越冻土到达雅库茨克，然后穿越针叶林带到达伊尔库茨克，然后又乘坐马拉雪橇穿越大草原到达奥伦堡的铁路起点，从那里乘火车经过900英里烦闷的旅程到达了莫斯科。

在圣彼得堡，沙皇邀请三位来到皇家宫殿之一的彼得霍夫宫（Peterhof）。在乘坐皇家马车到达后，三个美国人受到了款待——享用了干邑白兰地和雪茄，然后被带进皇宫的一个大厅里。

亚历山大三世是个秃头、粗暴、虎背熊腰、目光炯炯的人，他接待了梅尔维尔和两位海员。沙皇很了解珍妮特号的经历，希望代表整个俄国对美国人表示哀悼。他说：“我相信，你们的同志的牺牲只是因为我们的气候恶劣，并非我的人民心肠冷酷。” [3] 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温柔地查看梅尔维尔的双手和手指，那上面还有冻疮的疤痕。她说：“我真希望你们再也不要到冰天雪地的北方去冒险了。” [4]

梅尔维尔一行离开俄国后途经柏林，后来又在宁德曼的出生地，波罗的海的吕根岛上停靠了一站。在那里，这位在当地出生的德国人在村口受到了“一大群农村姑娘” [5] 的欢迎，一家报纸报道说，“她们都手拿鲜花，头戴花环”。

然后又到了英格兰，美国探险家们在利物浦登上了帕提亚号，开始跨大西洋航行。随着轮船离纽约越来越近，一艘名叫海洋之珠号的私家游艇前来迎接她，上面全是城里的达官贵人、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家人。三位探险者换乘海洋之珠号，受到了迎接者的夹道欢迎。梅尔维尔的弟弟、两个妹妹和一个侄女都上前拥抱了他。宁德曼的未婚妻，一位姓纽曼的小姐，安静地在甲板上等待着他。《先驱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这对恋人“相对无言，只用目光传情，脸上满是喜悦，把微笑播撒在周围每个人的脸上”。 [6]

艾玛·德隆的父亲詹姆斯·沃顿船长也在海洋之珠号上。他以德隆家代表的身份上前迎接了几位幸存者。走到梅尔维尔跟前时，沃顿忍不住泪流满面。梅尔维尔也哭了，他说：“上帝啊！您失去了儿子，而我失去了一位挚友！” [7]

虽然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梅尔维尔看上去却很健康。他的一位家人觉得他“看上去几乎跟以前一样，只是有点儿瘦了”。 [8] 《先驱报》的一位记者说，他的眼睛“仍一如既往地闪烁着深情的光芒”。然而在那光芒的背后，一定有无限悲伤，因为梅尔维尔了解到在他探险的路上，妻子海蒂已经彻底精神失常 [9] ，她饮酒无度，几乎要了自己的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莎朗山，邻居们见到海蒂推着一辆空的婴儿车四处走，跟里面一个假想的婴儿说话。让梅尔维尔欣慰的是，海蒂没有来纽约，但他知道几天后他一回家，就得面对现实了。

海洋之珠号在第23街的码头边靠了岸。在两长排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中间，探险家们走出码头，朝等着他们的马车走去。梅尔维尔这一天有很多事要做，要公开讲话，还要会见政要。但他首先要拖着几盒文件和遗物赶往市郊，去见艾玛·德隆。

最初收到确切消息，知道丈夫已死时，艾玛陷入了短暂的紧张性精神分裂状态。她住在爱荷华州的伯灵顿，远离喧嚣，远离东岸的报纸和人们窥探的目光。她几乎无法接受这样悲惨的消息，仿佛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讯息。“我仿佛被大海淹没了，”她说，“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没有人打扰，不跟人说话，无知无觉。” [10]

但她随后便意识到，她有责任为珍妮特号探险代言，筛选丈夫的文件，编辑和出版他的日志，照顾他的遗产，以及同行的其他各位——无论是牺牲者还是幸存者——的遗产。按惯例，要为所有沉没的海军军舰组建一个官方调查法庭，这需要她的配合和证词。她需要安慰那些死难者的亲人，为他们争取勋章、嘉奖和抚恤金。不管她是否愿意，她知道，她代表着珍妮特号探险的公共形象。或许，她一生中余下的岁月都要扮演探险家的妻子的角色。

她一再地问自己，珍妮特号探险到底值不值得——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艰险、苦闷、牺牲，却只是在人类最终寻找北极圣杯的路途上前进了那么一小步。“为了这点儿知识，让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她问道，“人类的努力是不能这样衡量的。牺牲永远比安逸高贵，无私的生命在孤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世界因为苦难的赐予而变得更加丰饶。” [11]

艾玛搬到父母位于纽约的公寓里，在9月这个晴朗的日子，刚刚从码头下来的梅尔维尔敲响了公寓的门。他想来表示敬意，也送来了德隆的文件、日志和个人物品。但他同时几乎带着中世纪骑士的侠义精神，前来向她效忠。他为妻子海蒂给艾玛写的那些信及其对媒体歇斯底里地说的那些话向艾玛道歉——他称妻子为“我娶到的那个不幸的妇人” [12] 。他后来写信给艾玛提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时说：“我已在不幸中生活了17年，除非死亡能清除障碍，否则我似乎无力逃脱这一切。”

梅尔维尔对艾玛说，他仍将为珍妮特号探险队献身，为成为它的一员而倍感自豪。他提醒她说，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珍妮特号的航行可能会遭受诟病和怀疑。作者们可能会书写矛盾的历史，哗众取宠的人或许会利用这个故事为己牟利。梅尔维尔想让艾玛知道，为了纪念她的丈夫——他敬爱的船长——他将奋斗到底，一寸也不退让。

“我将与你和德隆并肩站在一起，”他对她说，“只要还有一块冰让我立足。” [13]

那天晚上，纽约市在德尔莫尼科餐厅为梅尔维尔、宁德曼和诺洛斯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宴，那里很可能是曼哈顿最豪华的餐厅了。150多人身着盛装，前来为3位幸存者举杯庆祝。

整晚，名人政要们——联邦法官、美国参议员、海军总工程师，如此等等——一一起身讲话。在亦悲亦喜地为死难者举杯之后，人们请梅尔维尔本人起身说几句话。他的话简短得近乎草率。“先生们，”他以低沉的声音开口说道，“我谨代表我自己和两位同志，只能说我们已经尽了全部本分，我们尽力了，如果我们没有努力过，就根本算不上男人。” [14]

当晚最有表现力的赞辞是纽约市市长威廉·罗塞尔·格雷斯发表的。格雷斯市长望了望宁德曼和诺洛斯，回忆起他们跟德隆和挨饿的队友们告别的情景。他说：“分别之时，在勒拿河两岸，站在及膝深的雪地里，人们对两位先行去寻找救援的队友发出了三声欢呼声，彼时坟墓已在召唤他们，而从那里传出的最后的话语是‘等你到了纽约，请记住我’。是的，我们记得他们。我们记得他们冒险的勇气，也深知忍受苦难需要更大的勇气。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在欢声笑语中迎接在座的三位绅士回家，但欢乐的背后是沉痛的哀伤，我们失去了那些勇敢的人，他们再也无法重归故土。” [15]

晚宴后梅尔维尔和两位船伴应邀乘坐马车环游全城。路过百老汇时，那里的情景让他们眼花缭乱。宽阔的大道上闪烁着明亮的灯光，刚刚安装上的明亮的电弧灯网把纽约的黑夜变成了白天。

1883年，乔治·德隆的遗体和他的同志们的遗体一起，被从美国山上搬走，在由美国海军和俄国政府联合安排的一场漫长而盛大的送葬行程中，运到了美国。海军部长称德隆和他的队员们是“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烈士”。在曼哈顿为他们举行的葬礼上，成千上万的哀悼者来到现场，随后德隆和他的五位探险家同志一起被葬在了布朗克斯的伍德朗公墓；同一年，他的航海日志经由艾玛·德隆编辑后出版，大受欢迎。虽然珍妮特号探险遭到海军调查法庭和国会听证会的质询，产生了大量争议，但两个法庭都维护了德隆的威严和声誉。1884年，纽约市将东河沿岸的很大一片地命名为“珍妮特公园”（如今的越战老兵广场）。六年后，梅尔维尔在勒拿河建造的那块纪念碑和十字架的复制品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广场上矗立起来，俯瞰着塞文河。阿拉斯加东北部的一座山脉以德隆的名字命名，海军的两艘舰艇也是如此。在俄罗斯，德隆在北极腹地发现的那一片岛屿——珍妮特岛、亨丽埃塔岛和贝内特岛——被称为德隆群岛。

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里，奥古斯特·彼德曼的工作仍然是地图制作界不可忽视的力量。2004年，《彼德曼地理通报》在出版了近150年之后，终于在哥达停刊，永远地关上了大门。这位地理学家的遗产仍然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地名中，包括澳大利亚的彼德曼山脉、南极洲海岸外的彼德曼岛，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冰川之一，格陵兰岛的彼德曼冰川。他的名字甚至在太空中得到永生：月球北极地区的一处地形被天文学家们称为彼德曼环形山。如今，彼德曼的地图已十分罕见，往往会在拍卖会上拍出数万美元的高价，受到世界各地美术收藏家的追捧。

在珍妮特号航行之后，开放极海理论基本上无人问津了，不过最近的气候预测显示，到2050年，大片大片的北极浮冰将在夏季全部融化。在珍妮特号之后，再也没有其他北极探险家严肃地将寻找开放极海作为探险目的。然而有一个著名的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曾故意把自己困在西伯利亚以北的冰中，想重走珍妮特号的漂流轨迹。1885年，他读到一篇文章，说乔治·德隆的海豹皮衣被冲到了格陵兰岛西南沿海，它用了四年时间，沿着浮冰的水流缓缓前行了5000英里——穿过了北极，或至少离那里已经很近了。他猜想这件遗物的漂流路线显然遵循了北冰洋浮冰的主要走向，于是在1893年尝试乘坐一艘设计更为精良的船只重走珍妮特号的航线。南森的探险几乎到达了北极，三年后他那条结实的船法拉姆号（Fram）从浮冰中跃入北大西洋，他没有成功，但也没有受伤。

乔治·梅尔维尔一生都未曾把冰雪北国抛诸脑后。他在1884年重返北冰洋，寻找另外一次灾难性的美国极地探险——格里利探险（Greely Expedition）——的幸存者，且一直孜孜不倦地支持美国挺进北极。梅尔维尔跟海蒂离婚后又再婚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华盛顿。他在海军内部晋升为美国海军总工程师，最终的军衔是海军少将。在梅尔维尔的监督下，美国海军舰队经历了大规模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木头到金属、从风力到蒸汽动力的改革。他在1903年退休时，美国海军拥有了一支跻身世界前列的现代化海军舰队。他总是受邀到各地巡回演讲，写了一本关于珍妮特号探险的畅销书《在勒拿河三角洲》（In the Lena Delta ），誓死捍卫德隆的名誉。梅尔维尔1912年死于费城。有两艘海军军舰——一艘驱逐舰供应舰和一艘海洋学研究舰艇——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乔治·W.梅尔维尔奖是海军奖励航海工程成就的最高奖项。

从珍妮特号航海的痛苦折磨中复原之后，约翰·达嫩豪也成为演说圈很受欢迎的人物，成了对德隆的探险乃至整个北极探险持否定态度的著名批评家。达嫩豪雄辩道：“是时候叫停了，不要再去探索北极中部海域了。我们有更好的事业去展示真正的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达嫩豪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有好几年时间，他当上了一名成功的海军军官，看上去也很快乐。但1887年，他的抑郁症再次发作。达嫩豪独自一人住在安纳波利斯的寓所里，将一把史密斯文森点32手枪对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

约翰·缪尔再也没有返回北极腹地。他在随柯温号航行之后，逐渐卷入了环保战役，最终在1892年年初与人共同创立了塞拉俱乐部 [16] 。缪尔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设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认为是环保运动的先驱。他死于1914年。缪尔死后出版的《柯温号航海纪实》（The Cruise of the Corwin）记录了他参与寻找消失的珍妮特号的海上航行，如今已是北极文学的经典。

在赢得勋章和海军嘉奖之后，查尔斯-东星沉迷赌博和犯罪，好几次入狱服刑。作为纽约一个华人犯罪大帮派的头子，他据说要为至少六起谋杀案负责；他变成了传说中的“刀疤脸查理”，因为他曾在珍妮特号上受伤，脸上留下了一道五英寸长的伤疤。188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他最近因为残暴无情和力大无穷在唐人街臭名昭著，被怀疑涉嫌数起大胆而手段娴熟的抢劫案。”查尔斯-东星晚年改邪归正，据说在洛杉矶开了一家中餐馆，曾做过法庭口译，还曾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他的死亡信息不明。

威廉·宁德曼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他在纽约如期迎娶了纽曼小姐，但很快就鳏居，独自一人抚养他们唯一的儿子比利。在20年时间里，宁德曼都跟爱尔兰裔美国工程师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密切合作，后者被公认为现代潜水艇之父。作为霍兰德造出的原型艇的炮长和鱼雷发射员，宁德曼把好几艘新造的潜水艇运送到日本，供后者在日俄战争中使用。1913年，在儿子比利于哈德逊河的一次独木舟事故中淹死的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宁德曼死于布鲁克林。

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到死都是《纽约先驱报》及其姊妹刊《巴黎先驱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前身）的出版人。他一生都过着奢华的生活，其做派的最佳体现或许就是他在1901年为自己建造的梦幻游艇了。总长314英尺的利西翠妲号各种豪华设施一应俱全，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浴室、一个剧院，以及一个铺了草垫的牛圈，他在里面养奶牛，每天早晨为自己提供新鲜的牛奶。贝内特对体育事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增无减。他创建了数个帆船和汽车的杯赛，1906年，他还资助了一次国际气球比赛“戈登·贝内特航空杯”，该赛事一直持续至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单身汉，不过最终在73岁时，娶了路透新闻通讯社家族的乔治·德·路透的孀妇莫德·波特为妻。

贝内特1918年死在自己位于法国博略的庄园里，死时身边围绕着他心爱的狗狗们。他被葬在巴黎，陵墓以很多猫头鹰石雕作为装饰，距离戈登·贝内特大道不远。1924年，《先驱报》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纽约论坛报》合并了。除贝内特岛外，一颗小行星——305号戈登尼亚小行星——也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他的声名在大不列颠依然响亮，在那里“戈登贝内特！”这个惊叹句仍然时有人用，表示大大出乎意料。

珍妮特号探险队的成员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是赫伯特·利奇，就是梅尔维尔小队中那位差点在勒拿河三角洲死于冻疮的海员。出生在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的利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鞋厂工作。1928年，他跟艾玛·德隆一起，为伍德朗公墓的一座献给乔治·德隆和珍妮特号其他死难者的巨大花岗岩雕像揭幕。利奇死于1933年。

1909年，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和马修·汉森到达了北极——不过他们声言的很多细节都存有争议。在他早期的一次北极探险尝试中，皮尔里曾发现一封艾玛·德隆在1881年手写给丈夫的信。那封信仍然用红色的蜡油完好地密封着，不知何故到了格陵兰的一座荒凉的小茅屋里，在那里20年无人问津。他把那封从未打开过的信还给了艾玛。

1938年，年过80的艾玛·德隆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探险家的妻子》（Explorer’s Wife ）。（那一年，随着一本名为《冰上地狱》的畅销小说的出版，珍妮特号的故事再次受到瞩目。后来，奥森·威尔士把《冰上地狱》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广播剧。）艾玛·德隆一生都没有再婚，她晚年孤独一人住在她在新泽西购买的一处农场里——但她说自己很快乐。她说：“我一无所有，只剩下对丈夫的回忆了。”她不仅是个寡妇，还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西尔维·德隆。西尔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红十字会的护士，后来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1925年死于乳突炎。艾玛·德隆1940年去世，享年91岁。她被葬在伍德朗公墓，长眠在丈夫的身边。

[1] 库纳德邮轮（Cunard liner），或译为冠达邮轮，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邮轮航运公司，成立于1840年。

[2] 我关于梅尔维尔到达纽约的情景描述主要基于《纽约先驱报》1882年9月14日的报道。

[3]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12.

[4] Melville，In the Lena Delta ，412.

[5]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398.

[6]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4，1882.

[7]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4，1882.

[8]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4，1882.

[9] See Guttridge，Icebound ，264-65.

[10]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20.

[11] George De Long，The Voyage of the Jeannette，2∶869.

[12] Melville to Emma De Long，August 24，1882，Emma De Long Papers.

[13] Emma De Long，Explorer’s Wife ，225.

[14]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476.

[15] De Long and Newcomb，Our Lost Explorers ，476-477.

[16] 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或译作山峦俱乐部、山峦协会、塞拉山俱乐部、山岳协会、高山协会和山脉社等，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草根环境组织。

致谢

研究和写作珍妮特号探险的故事是一场游历四海的大冒险，历时三年、跨越三大洲，有太多的好心人要一一感谢。首先我必须特别感谢凯瑟琳·德隆，作为乔治·德隆的远亲，她送了我一份所有历史学家都梦寐以求但鲜有机会一睹为快的神奇礼物：一口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旧箱子，里面全是发黄的信件。我看到的那口箱子里放着艾玛·德隆的所有信件和私人文件，凯瑟琳体贴地把它们借给我，让我在研究期间尽情使用。

我在巴黎和勒阿弗尔的工作进展顺利，全依仗时代生活出版机构的资深研究员玛莉亚·温琴扎·阿卢瓦西孜孜不倦的努力。还要感谢《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贝尔纳黛特·墨菲领我去该报社的地下室，打开尘封多年的关于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档案。伊丽莎白·艾丽丝对贝内特位于滨海博略的庄园和他在法国南部的其他住所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考察。此外，我能去巴黎首先要感谢戴维·霍华德和《单车》（Bicycling ）杂志的编辑，那次我还肩负着报道环法自行车赛的任务。

在德国，我的实地考察员、翻译和向导是永远足智多谋的米克·哈格纳。感谢霍斯特·理查森和米夏埃拉·卡斯滕在爱尔福特的慷慨款待，以及哥达佩泰斯-费尔拉格档案馆的彼得拉·魏格尔博士。感谢安德烈娅和斯文·约翰斯在柏林热情地接待我。关于奥古斯特·彼德曼的生平，感谢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利普·费尔施给我的指导和启发。

感谢斯坦福的曼迪·麦卡拉和爱德华兹媒体研究金项目（Edwards Media Fellows Program）为我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助金，让我能沉浸在斯坦福大学卷帙浩繁的镀金时代报纸档案中。位于加州马丁内斯的约翰·缪尔国家历史遗址、马尔岛博物馆，以及瓦列霍海军和历史博物馆，都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马克·莫伦帮我筛选了那里堆积如山的珍妮特号的一手资料，真是帮了大忙。还要感谢吉姆和佩尼·科纳韦、杰西卡·戈尔茨坦和彼得·布拉斯洛以及肯和弗洛丽·德塞尔在我驻留华盛顿期间的款待。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的资深馆长詹姆斯·奇弗斯对本项目早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特别感谢波士顿大学的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米切尔·佐科夫跟志趣相投的我分享了他收藏的珍妮特号的研究资料。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读书室的档案员们慷慨地为我的研究提供帮助，贝内特的纽波特游乐场的博物馆员们也是一样，纽波特游乐场如今已经变成了国际网球名人堂及博物馆。

《国家地理》杂志以多种方式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支持，包括送我到挪威，我正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珍妮特号探险，后来又送我到白令海峡和俄罗斯的弗兰格尔岛。在该杂志内部，我特别想感谢杰米·施里夫、维多利亚·波普、奥利弗·佩恩、布拉德·斯克赖伯、尼古拉斯·莫特和克里斯·约翰斯。我在俄罗斯的工作全仰仗卢德米拉·梅克蒂切娃的出色工作，她是《国家地理》杂志的研究员、翻译和全方位协调人，是个传奇人物。在莫斯科，新闻记者吉姆·布鲁克和杰弗里·泰勒、摄影师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弗兰格尔岛自然保护区主管亚历山大·格鲁兹杰夫，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米哈伊尔·斯蒂绍夫等人的深刻见解让我受益匪浅。我曾乘坐破冰船前往弗兰格尔岛和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如果不是因为文化遗产探险邮轮项目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戴维·博文、罗德尼·拉斯和利安娜·邓希尔的慷慨接待和艰苦努力，那次旅行根本不可能成行。

《户外》杂志从一开始就鼓励我撰写本书，并为我提供了一笔差旅资助金，最重要的是，送我到地球上最难以到达的地方之一——俄罗斯的勒拿河三角洲——去寻找美国山上的珍妮特号纪念碑。衷心感谢玛丽·特纳、克里斯·凯斯、艾米·西尔弗曼和整个《户外》团队。在雅库茨克，我要感谢北方民族博物馆的全体馆员。我必须要感谢维塔利·日丹诺夫船长和他的副官安德烈·克鲁科夫在他们工作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普特斯基耶405号为我安排了一个铺位，才帮我到达了德隆最后在勒拿河三角洲上艰难跋涉的那片荒野原址。

在圣菲，我幸运地拥有两位一流的研究助理；德文·麦克劳德和亚历克西·霍罗威茨有创意、有毅力、有热情、有干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感谢我的德语翻译和朋友达格·达舍，感谢两位古董地图的专业鉴赏家威廉·塔尔博特和理查德·菲奇。还要感谢迪克·施托莱、詹姆斯·麦格拉思·莫里斯、凯文·费达科、莫里·伦纳德、马修·赫克特、吉恩·阿克、伊丽莎白·洪克、勒内·利维博士和罗伯特·里迪博士。雷维尔·卡尔真是让人惊喜，总是能就一切有关航海的问题给予宝贵建议。我还要大声感谢伊科内克咖啡馆的人们，那里是我的写作大本营，感谢我的好朋友和摄影大师加里·奥克利。

非常感谢梅伯恩文学非虚构会议（Mayborn Literary Nonfiction Conference）的乔治·盖茨乔，该会议在我最艰难的时刻让我吸收了不少创作之氧。感谢科罗拉多学院的斯蒂文·海沃德和巴里·撒切特，我在那里当客座教授期间，为写作本书注入了急需的灵感。凯洛林·亚历山大、奈特·菲尔布里克、约翰·伯克斯托斯、戴维·夸曼、吉姆·多诺万、伊恩·弗雷泽和比尔·布罗伊尔斯都发表了宝贵见解。尤其感谢大气与海洋联合研究所的凯文·伍德博士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约翰·哈滕多夫。我有幸与珍妮特号探险队成员的几位后人取得了联系，尤其是艾米·诺索姆·约翰逊、杰弗里·威尔逊和麦琪·贝克，这对我的写作颇有助益。肯·德塞尔的好眼力大大改进了我的手稿质量。

这本书，乃至我的每一本书的写作和出版都离不开人格魅力无穷的斯隆·哈里斯和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CM）的全体工作人员。我特别感谢ICM纽约公司的海瑟·卡帕斯，以及洛杉矶公司的罗恩·伯恩斯坦。衷心感谢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托德·道蒂和梅丽莎·达纳茨科，当然还有永不停歇的比尔·托马斯——15年来，他一直是我忠诚的编辑和朋友。

最高的赞美留在最后：从伦敦到勒阿弗尔，再到旧金山，最后到西伯利亚，我的妻子和家人陪伴、鼓励我艰难地走过了写作这部极地英雄故事的每一小步——他们总是让我最深切地感受到，回家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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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美）汉普顿·塞兹（Hampton Sides）著；马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In the Kingdom of Ice：The Grand and Terrible Polar Voyage of the USS Jeannette

ISBN 978-7-5201-0215-5

Ⅰ.①冰… Ⅱ.①汉…②马… Ⅲ.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②极地-科学考察 Ⅳ.①I712.55②P9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5591号

冰雪王国

——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

著者/〔美〕汉普顿·塞兹（Hampton Sides）

译者/马睿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李洋 刘玉静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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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7.625 插页：0.625 字数：403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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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at the Root：A Racial Cleansing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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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美国笔会“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奖”决选名单

入围科克斯奖初选名单

南方的树会结出奇怪的果，因为树叶和树根都染着血。

——刘易斯·艾伦（Lewis Allan），1937

引言 一地之法

1.尖叫

2.暴动、暴乱、骚乱

3.失踪的女孩

4.暴民群体乘胜追击

5.旋风中的一根稻草

6.撒旦的骑兵

7.法律的威严

8.系紧套索

9.我们谴责这种行为

10.扼杀在摇篮中

11.绞刑架

12.当他们还是奴隶时

13.逼到灶台边

14.驱逐，1915—1920

15.抹除痕迹，1920—1970

16.谋杀米格尔·马塞利未遂

17.兄弟会游行，1987

18.沉默即认可

尾声 一群野狗

作者后记

图片来源

索引

引言 一地之法

整个晚上，梅·克罗（Mae Crow）时而清醒，时而陷入昏迷。搜救者们呼唤她名字的声音在松树林中回荡，最终渐渐飘散在树蛙的呱呱声中。在亚特兰大北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山麓地带有一条查特胡奇河（Chattahoochee River），梅·克罗就是在河流沿岸的树林中遭到殴打，然后被留在原地等死的。此时躺在血泊中的梅奄奄一息，已经无力回应那些呼喊声。直到黎明时分，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隘谷时，一位从小看着梅长大的农民沿一条蜿蜒小路走到这里。发现梅之后他停住了脚步，紧接着一边转身往回跑，一边大声召唤其他人来帮忙。

到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9月10日，福赛斯县（Forsyth Country）治安官已经逮捕了3名年轻的黑人嫌疑人，他们分别是16岁的欧内斯特·诺克斯（Ernest Knox）、18岁的奥斯卡·丹尼尔（Oscar Daniel）和24岁的罗布·爱德华兹（Rob Edwards）。对于前两个人来说，他们会经历历时两个月的审讯、定罪、判决及最终被执行绞刑的过程，在此期间，政府三次动用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Georgia National Guard）的士兵才确保了他们的安全。对于第三位囚犯罗布·爱德华兹来说，死亡则来得更快。“大个子罗布”认罪的谣言刚一传出，一群白人农民就冲到了县监狱。据一位目击者称，他们先是朝蜷缩在牢房里的罗布开枪射击，然后用撬棍猛击他的头部。也有人说罗布被带出来时一息尚存，并乞求施暴者放过自己。但当他被拖到马车后面并被绞刑套索套紧脖子的时候，罗布已经咽气。随着众多看热闹的人涌向镇广场，有人在电话杆的横臂上搭了一根绳子，用它来将爱德华兹软绵绵的尸体吊高。人们用手枪和霰弹枪轮流向他的尸体射击，每当这具破损的尸体在大量子弹的冲击下在空中旋转起来时，数百人的人群就会爆发出欢呼声。

在1912年的佐治亚州，对黑人动用私刑是再常见不过的事。第二天早上，被放在法院大楼前面草坪上的爱德华兹尸体的惨状似乎能够让最渴望复仇的人也感到满足。不过几周后，报纸报道了年仅18岁，被认为是福赛斯县最漂亮的姑娘之一的梅·克罗因重伤不治而死的消息。在梅的葬礼当天，成群结队的白人男子聚集在全县各个交叉路口。他们站在商店的门廊上，或挤在满是尘土的谷仓门口低声交谈。他们走到坟墓旁边时，都会摘下帽子将它按在胸前；在看到梅的母亲阿齐（Azzie）对着棺材哭泣时，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据梅的一位同学描述，这些人整个下午都非常安静，表现出对受害者一家的尊重。但夜幕降临之后，用她的话说，福赛斯县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1] 。

当天夜里，成群结队的白人男子骑着马朝零星分布在河边林地中和草场上的一个个木屋而去。住在这里的黑人中有不少是他们从出生就认识、一辈子都在一起劳作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告示和标语、步枪、火炬及成捆的炸药向这些黑人传达了一个信息：福赛斯县的黑人要么在第二天日落之前收拾行装，离开该县范围；要么留下来，像罗布一样受死。

到10月底，夜骑者已经成功迫使总数为1098的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几乎全部成员背井离乡。被逃难者抛在身后的是他们的房子、学校、店铺、牲口和田里等待收割的庄稼。一夜之间，所有教堂都空了，黑人们曾聚集在一起吟唱《约旦河》（River of Jordan ）和《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 ）等圣歌的地方突然间变得诡异的安静。

这次大清洗非常成功，仅仅几周之内，这里已经没有黑人可让暴民去威胁、恐吓了。无论是那些参加了袭击活动的人，还是在夜骑者出动时冷眼旁观的人，至此又重新过上了平静的乡村生活。他们把无人照管的牲口赶进自家围栏，给原来邻居的奶牛挤奶，给快要饿死的猪喂食。到了吃饭时间，白人家庭的成员们围坐在餐桌前，低着头祈祷，然后享用最后一批由黑人圈养的牲畜提供的肉食。再然后，他们也不会放任田里成熟的玉米被浪费掉，而是将丰收的果实都摘回了自己家。又过了几年，当最后几栋“黑人木屋”也损毁倒塌了，白人们就捡走有用的木材、拆掉破败的篱笆，彻底抹去曾经用来分隔黑人的和白人的土地的界线。

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之后，福赛斯县一直是一个“全白”县。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大流感（the Spanish in-fluenza）、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都没能改变这种状态，福赛斯县曾经有过黑人的印记渐渐都被野葛覆盖了。生活在这个县里的人大多是曾经的私刑者和夜骑者的后代，他们为围绕着自己的南方其他地区发生的各种变化而摇头哀叹。他们在报纸上读到蒙哥马利（Montgomery）、萨凡纳（Savannah）和塞尔马（Selma）发生的冲突时，还会为本县保持的传统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这里未受破坏的美景和平静的生活都直接得益于“将黑鬼赶走”。在整个20世纪中，只要有人破坏这种种族禁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白人们都一定会采取行动，将入侵者赶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间隔好多年才发生一次，但每次发生这种事，都是在提醒佐治亚人：尽管1912年的种族清洗运动好像已经成了遥远的历史，但实际上它一直没有真正地结束。在福赛斯县，还有很多人真心相信“种族纯洁”是他们的传承和与生俱来的权利。正如他们的曾祖父们一样，这些人依然认为哪怕是一张黑人面孔，都是对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威胁。

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就在福赛斯县长大，我住的地方距离梅·克罗下葬的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Pleasant Grove Church）仅几英里远。我们一家是在1977年搬到这里的，当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我的童年时光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佐治亚州最恶名远播的“白人县”的保护罩中度过的。起初，因为年纪还小，我并不能理解福赛斯县与美国其他地方的区别。不过，随着我渐渐长大，我意识到对于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20世纪中的很多事件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没有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没有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也没有《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相反，福赛斯县的白人依旧我行我素，仿佛在南部施行的民族融合政策对他们不适用似的。我认识的所有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几乎都还在用“黑鬼”这样的蔑称来指代黑人。我在那里生活的整个期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仅限白人”还是有效的当地法律。在很久之后的今天，直到远离了这个地方，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很多白人想象中的美国长大的，而是在近似于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那样令人恐惧、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长大的。

1987年是那次大驱逐发生的75周年，一群活动家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以抗议福赛斯县仍在执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被称为“兄弟会游行者”（The Brotherhood Marchers），他们租了一辆大巴，从位于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King 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出发，沿400号公路驶向福赛斯县。当巴士开到福赛斯县县治卡明（Cumming）的郊区时，车上的黑人活动家和白人活动家都下了车，在一条有双车道的县大道上排好队，开始进行福赛斯县有史以来第一次民权示威活动。他们几乎是立刻就遭到了聚集在附近草场上的数百名本地人的攻击。那些本地人挥舞着南方邦联旗帜，举着写有“维持福赛斯县全白！”内容的标语牌涌上这条大道，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加入了齐声高喊“黑鬼滚回去！黑鬼滚回去！”的口号的行列。这些人还向和平示威者投掷石块、酒瓶、砖块及他们能在道路两边的杂草丛中找到的任何东西。

当县治安官韦斯利·沃尔拉夫（Wesley Walraven）发现很多“敌对游行者”都携带了大量危险武器时，他提醒兄弟会游行者说自己已经无法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并敦促他们停止示威活动。大部分活动家不情愿地返回到大巴上，当他们乘坐的车驶入匝道，返回亚特兰大时，本地白人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就连游行组织者、身经百战的民权运动老兵霍齐亚·威廉姆斯（Hosea Williams）都不禁为这样的场面感到震惊。威廉姆斯在1965年带领了第一次塞尔马游行（Selma march），在挥舞着警棍的亚拉巴马州警察的攻击下侥幸生还。当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几十年后，他却还要再次面对另一群粗暴的白人极端主义者。距离发生在埃德蒙·佩特斯大桥（Edmund Pettus Bridge）上的“血腥星期天”已经过去了22年，但威廉姆斯明白自己在1987年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种族隔离在佐治亚州的福赛斯县依然存在且盛行。

我的父母和姐姐是当天少数几个加入兄弟会游行者队伍，与他们共同抗议示威的福赛斯县居民。当载有兄弟会游行者的大巴离开后，我的家人却发现自己要面对数百名危险的暴民，往日那些温文尔雅的乡村绅士和朴实厚道的农民眨眼之间就彻底变了样。与其他参加兄弟会游行的几乎所有人不同的是，我的家人就居住在福赛斯县。沃尔拉夫治安官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于是让我的父母和姐姐赶紧坐到警察局巡逻车的后座上。当许多人涌到警车周围，朝着车窗大喊“白人黑鬼！”时，我的家人只能弯腰躲在车窗下面。

那一年我16岁，因为去晚了，所以没来得及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当我终于赶到卡明的镇广场并开始寻找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向着县法院前进的成百上千名年轻人形成的人流中。直到看见人流之中有人高举着一个用绳子结成的绞刑套索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参加什么和平集会，而是不知怎的闯入了三K党（Ku Klux Klan）庆祝胜利的活动现场。当我低着头，费力地想要从人群中挤出去的时候，我听到了麦克风被打开时的嗡嗡声。接着，尖利的嘶吼声从公共扩音设备中传来：“支持白人势力的举手！”作为响应，我身边的这些福赛斯县同乡也都疯狂地齐声嚎叫道：“白人势力！”

当天晚上，全国的各个新闻节目里都播出了男人们声嘶力竭地大吼“黑鬼滚回去！”的画面，紧接着是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加里·哈特（Gary Hart）和科雷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站在讲台前发表谴责暴力和偏见的讲话的镜头。他们要问的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近20年之后，在距离他的出生地仅40英里的地方，种族仇恨之火怎么会依旧在北佐治亚的山区里熊熊燃烧？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次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福赛斯县防卫联盟（Forsyth County Defense League）的领导人弗兰克·雪利（Frank Shirley）在接受采访时回答记者的原话：“我们白人赢了，黑鬼跑了。” [2] 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佐治亚州福赛斯县的时间似乎静止在了1912年。

《根部之血》这本书旨在尝试理解我家乡的人们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以及探究他们如此迫切要保持一个“仅限白人”的世界的根源。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从1912年9—10月那次充满暴力的种族清洗运动开始说起。白人男子们就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第一次在鞍袋里放上霰弹枪的子弹、绕成圈的绳子、装满汽油的小罐子和成捆的炸药，然后用这些工具威胁福赛斯县的黑人，迫使他们为了保命而逃离。

我是在黄色校车的后座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当时我们正缓缓行驶在布朗桥路（Browns Bridge Road）上，路边就是放牧奶牛的草场和养鸡的鸡舍。我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买下了这里的土地，他们希望躲开亚特兰大不断扩大的城市郊区，重新发现小镇生活的乐趣，就像他们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以西不远的怀拉姆（Wylam）长大时体验过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在查特胡奇河上修筑堤坝，拦出了一个拉尼尔湖（Lake Lanier），那之后，第一批“湖人”（lake people）就向北迁移至此。到70年代初期，像我父母一样的职场青年也开始把这里作为亚特兰大的“睡城”。

1987年1月17日，佐治亚州卡明镇

1977年夏天搬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孩子。可是9月一开学，我意识到对于卡明小学的其他所有人来说，我就是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滑头的城里人。我从小踢足球而不是打橄榄球，我会骑自行车而不是摩托车。有一天，当我激动地指着一群满身是泥的荷兰奶牛感叹不已时，在农场长大的男孩们都突然大笑起来，然后还怜悯地摇了摇头。

我进入的是一个没有人喜欢外来者的世界。校车上所有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似乎都有某种亲属关系，他们身边的可能就是他们的表姐、侄子或姨妈等。我还注意到他们很多人的姓氏与自己居住的街道同名，比如皮尔克家的孩子在皮尔克渡口（Pirkle’s Ferry）下车，凯恩家的孩子在凯恩湾（Cain’s Cove）下车。每天早上，一个名叫约翰·布兰布利特（John Bramblett）的男孩总是拿着午餐盒，站在一个写着“布兰布利特医生路”（Doctor Bramblett Road）的牌子旁边等车。这些家庭在福赛斯县生活的时间已经长到足以像指路的路标那样界定他们，比如那些集中在一起的斯特里克兰家族（Cluster of Stricklands）、卡斯尔伯里家族（Cluster of Castleberrys）和马丁家族（Cluster of Martins）聚居区域。我至今还记得二年级开学第一天，住在霍尔茨克罗路（Holtzclaw Road）上的霍尔茨克罗老师在放学时跟我说：“该走了，拿好你的书包，孩子。”（“G’won now’n’fetch yer satchel，child.”）他的用词和口音让我以为父母不光是向亚特兰大以北迁移了40英里，更是穿越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另一个世界。

其他孩子一听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就会问无穷无尽的问题：我们在亚特兰大是不是住在摩天大楼里？我看没看过亚特兰大猎鹰队的橄榄球比赛？我见没见过成群的黑鬼？那些黑鬼有没有尝试杀死我们？

我在以前住的地方也听过其他孩子管黑人叫“黑鬼”，但我父亲绝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使用这个词。我曾多次见到他因别人使用这个词而怒发冲冠的样子。我还记得我母亲雇来打扫房间的叫罗丝（Rose）的黑人妇女。我也能隐约想起有一次家里没人，我蹭破了膝盖上的皮，于是罗丝抚着我的后背，一边把我的脸按向她那感觉凉凉的白色棉质围裙，一边安慰我说“没事的，会没事的”。我还记得在我家附近的拐角处，总有十几个像罗丝一样的黑人妇女凑在一起结伴回家，她们会沿着山坡向下，渐渐走出我的视线。她们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年幼的孩子身边去了，我对她们居住的地方毫无了解，只知道那离我们很远很远。

坐在福赛斯县的校车上，我明白对于坐在我周围的这些孩子来说，种族隔离的界线既不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也不在白人雇主和黑人雇工之间，而是在所有美好的、值得珍视和热爱的事物与所有被他们视为邪恶、肮脏和应当被轻视的事物之间。这里总有讲不完的“黑鬼笑话”。起初我太害怕了，什么也不敢做，只能在他们笑的时候跟着笑。后来我终于鼓足勇气向我的朋友保罗（Paul）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福赛斯县人似乎都对黑人恨之入骨，这里明明一个黑人都没有。

保罗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帕特（Pat，帕特里克的昵称）？”他说着坐在了我旁边的校车座位上，“你从没听说过三K党吗？”

我说我听过，我在一次游行中看见过他们，而且……

但是保罗摇了摇头。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女孩在那边被强奸，最终丧命了。”保罗望着车窗外对我说，“当人们在树林中找到她的时候，你知道人们是怎么做的吗？”

我没有回答。保罗朝地板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咧开嘴笑得很得意：“白人把所有黑鬼都赶出了福赛斯县。”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或者说是对于这些传说和神话的最粗略的概述。我承认在那次公车上的对话很久之后，当我已经去北方上大学的时候，我有时还会为了让人震惊而给他们讲这个故事。我其实是在吹嘘自己如何在所谓的“救赎”之地长大，那里是一个真正的“白人县”，县边界上还有人带枪巡逻，这些农民肩上搭着绞刑套索，会朝越境者投掷石块。我的同学们对此感到惊恐，同时又听得入迷，因为这个故事符合他们对于南方的所有刻板印象，也让他们确定了自己是比佐治亚州杰思罗大学和杜克大学的学生更开明、更进步的人。然而，即便是在反复讲了这个故事许多年，在这个故事成了我的招牌内容之后，我对它的了解依然不比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多多少。至于发生在福赛斯县的真实的谜一样的过往——那些已经查不到名字、查不到影像，曾经在那个被我称为家乡的地方生活过，后来却彻底消失了的人——我对他们仍然一无所知。

2003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到图书馆研究17世纪伦敦暴发的黑死病上。那时，全世界的档案馆都在忙着对馆藏实现电子化，敲几下键盘就可以查找出年代久远的手稿和文件这件事，还让我觉得无比惊讶。对历史记录研究越多，我越意识到，网络正在成为某种望向过去的哈勃望远镜。只要你足够仔细、足够长久地通过“镜头”观察，那么原本遥远、模糊的历史事件就会像明亮的星星一样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决定看看这个望远镜能够为我揭示关于我家乡的最初传说的哪些内容：那个关于一个女孩遇害和裹着白床单的夜骑者的古老的恐怖故事。我总想知道这一切会不会只是种族主义者们幻想出的情节，不过当我在一个老旧新闻的数据库中输入“福赛斯”和“1912”这两个关键词时，屏幕上显示出了一系列内容，而且那些文章的标题真的都在讲述一件据称被3名黑人男子强奸并杀死的18岁少女的事情。一份报纸的头版新闻的标题是“女孩在卡明被黑人谋杀”（Girl Murdered by Negro at Cumming）；另一份上则写着“他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为自己的罪行而被绞死”（Confessed His Deed...Will Swing for Their Crime）。 [3] 接着，我又点击了一篇刊登在《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Constitution ）上的文章的链接。当文章中的图片渐渐完整地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无比惊讶。

我一直认为梅·克罗的谋杀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传说，甚至一度怀疑非洲裔美国人是否真的在福赛斯县居住过。然而此时，事情的真相，或者至少是某种比我以为能找到的更接近真相的内容突然摆在了我的眼前：画面中的3个白人士兵站在一节火车车厢前，正在看守6名黑人囚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福赛斯县的黑人，虽然我没有办法确认他们是否真的实施了那次“令人发指的袭击”，但当我放大图片仔细研究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图片中的囚犯们都那么年轻、那么胆怯，都是和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他们正从这张老照片里回望着我。他们身处于旧世界即将终结，而我了解的那个全白人的福赛斯县即将形成的时代。他们在火车轨道前的样子被定格在此，看着这些从近一个世纪之前看过来的人物，我忍不住感到这个展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秘密，更是一种责任。

1912年10月4日，《亚特兰大宪法报》

随着阅读了越来越多关于这些受到指控的人的内容，我意识到这张照片引出的疑问比它带给我的答案更多。如果图片中的人物包括“会为自己的罪行而被绞死”的“诺克斯和丹尼尔”，那么他们是图中的哪两个？如果他们两个是被指控强奸和杀死梅·克罗的人，那么其余那些人都是谁？照片中戴着一顶猪肉派帽的青少年是谁？他应该还在长身体，而且因为长得太快，他的上衣显然已经小了一个码。照片最右侧，那个穿着工装的年轻男孩又是谁？他一边手肘支在身旁年纪大些、明显表露出担忧情绪的男子的大腿上。照片中唯一的黑人女子是谁？她的身材娇小、骨骼匀称，我竟觉得照片中的她似乎还隐隐露出了一个微笑——也许是我想多了。新闻标题中说她帮忙“收紧了（套在她亲弟弟脖子上的）绞刑套索”，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照片中突出位置上这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又是谁？他双腿分开，两手分别抓住膝盖，仿佛是在保护照片中的这一群人。

我就是从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后开始写作本书的，我意识到我听过的故事虽然已被无数谎言和偏见曲解了，但在它的深处，埋藏着一个几乎让人无法承受的可怕真相。真的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被推向了死亡，那个充满暴力的季节留下的可怕阴影笼罩了整个20世纪。在闪烁着亮光的电脑屏幕前，我还意识到，福赛斯县的黑人群体被驱逐的故事因为缺乏人物、时间和地点等信息，而被当作了某种人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属于遥远时代的神话。但实际上，它就是一次人为的，而且至今还在持续的恐怖活动。 [4]

我的一生都生活在福赛斯县种族清洗活动的余波之中，我想尽可能去了解那些从有黑人时代的福赛斯县消失的人物和地点的情况，以着手恢复被公共行为抹去的历史印记。我决心记录更多的内容，不仅是要证明大驱逐真的发生过，还包括它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怎么发生的，以及被驱逐的人是谁。

就是从那时起，我给自己安排了这个弄清事件真相的任务。不是因为真相能有效地弥补过往，也不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既成事实；而是因为我要靠更加完整地揭示福赛斯县的黑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失去了什么，来告慰那些已经逝去的人。

[1] 露丝·梅·乔丹·贝里（Ruth Mae Jordan Berry）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由亨利·丹·贝里提供。

[2] “White Protestors Disrupt ‘Walk for Brotherhood’ in Georgia Tow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1987.

[3] “Girl Murdered by Negro at Cumming，” Augusta Chronicle ，September 10，1912；“Confessed His De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4] 关于美国20世纪种族清洗运动的概况，参见James W. Loewens’s Sundown Towns：A Hidden Dimension of American Racism （New York：New Press，2013）。

1.尖叫

1912年9月5日，星期四，埃伦·格赖斯（Ellen Grice）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有人说这件事发生在她父母约瑟夫和卢娜·布鲁克斯（Joseph and Luna Brooks）的房子里，也有人说格赖斯当时是在自己家中。她的丈夫，一位名叫约翰·格赖斯（John Grice）的年轻农民，“在午夜前后进入房间，看到自己的妻子，然后立刻发出了警报” [1]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呼喊求救，或是谁最先听到了她的求救声，或是在她求救后几分钟之内都发生了什么。但当时南方各地的报纸马上就向自己的读者们报道了埃伦·格赖斯在事后给出的解释：她是“被一个出现在她床上的黑人男子惊醒的” [2] 。

当福赛斯县的白人们听到格赖斯讲述的一名黑人强奸者强行穿过一扇敞开的窗户进入室内的故事时，他们根本没有花哪怕一丁点儿的时间来探讨其中的疑点。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消息已经从一户人家传到另一户人家，从一间乡村商店传到另一间乡村商店，福赛斯县的白人都为此群情激愤。当消息传到县治卡明时，政府当即授权一支由白人男子组成的武装队带着一群猎犬展开搜捕。领导这些人进行准备并和他们一起骑马去寻找格赖斯的袭击者的是治安官威廉·里德（William Reid），此人会在即将暴发的血腥“种族冲突”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1912年，通常被称为比尔（Bill）的里德刚满50岁，当时他正处于当选福赛斯县治安官的第二个任期中。这个工作给他的家族运势带来了巨大的提升，他在获选前后和家人一起拍摄的肖像照显示了他多么迅速地成了卡明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在照相馆拍照时，里德年幼的儿子们都穿着双排扣西服，系着丝绸领带；他的妻子玛莎（Martha）穿着时髦的缎子裙装；里德本人也衣冠楚楚，领带上别着别针、头发上抹着头油，西服上衣敞开着，露出了里面的金质表链。这一切让他看起来没有一点儿在地里干活的乡巴佬的样子。

不过在1906年当上治安官之前，里德确实就是村里的一个农民，从小在父亲的农场里长大，每天种地喂猪，与其他在佐治亚州山区贫瘠的红黏土上劳作的农民一样，遇上收成不好的年景，生活就会很艰辛。当选治安官之后，里德很快成了镇上的名人，每天戴着警徽、握着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此时的他可不想再回到乡下的家族农场里干活了。从那一时期的报纸内容中可以看出，里德就是福赛斯县法律的代言人。除此之外，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了另一份隐晦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文件中，这份文件是20世纪20年代时，一位秘书用安德伍德打字机在一张泛黄的半透明纸上打出来的。文件的题目为《三K党肖尼克拉文骑士团》（KNIGHTS OF THE SAWNEE KLAVERN OF THE KU KLUX KLAN） [3] ，在文件包含的100个创始成员姓名中，福赛斯县治安官威廉·W.里德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1912年选举中，里德治安官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他的副治安官米切尔·盖伊·拉默斯（Mitchell Gay Lummus）。这个清瘦的年轻男子当时只有34岁，是南方邦联战斗英雄安德鲁·杰克逊·拉默斯（Andrew Jackson Lummus）的孙子。拉默斯从小生活在位于维克里溪（Vickery’s Creek）的农场里，那周围不仅居住着不少白人邻居，还有一些长久定居且家境不错的黑人农民，比如贾斯珀·戈伯（Jasper Gober）、阿奇博尔德·纳科尔斯（Archibald Nuckolls）和艾萨克·艾伦（Isaac Allen）。 [4] 1912年夏天，拉默斯也看中了县治安官这个位子。他无疑也像里德一样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过更紧迫的原因是拉默斯急需升职加薪。他的妻子萨万娜（Savannah）在1909年因脑膜炎不幸离世 [5] ，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女儿，分别是11岁的利利（Lillie）、8岁的朱厄尔（Jewell）和3岁的格雷丝（Grace）。 [6] 鉴于此，拉默斯不得不雇用一个住家保姆来帮助他照顾这三个突然失去母亲的小女孩。满怀希望的拉默斯在1912年5月宣布参加竞选，但是在7月败给了里德。 [7]

治安官比尔·里德和妻子玛莎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威廉（William）、罗伯特（Robert）的合影，拍摄于1908年前后

因此，1912年9月6日星期五早上，坐在治安官办公室里听到埃伦·格赖斯遭遇黑人强奸者“暴行”的故事的人是壮实、多话的比尔·里德，而不是高挑、安静的盖伊·拉默斯。到上午10点多钟，里德和他的武装队已经骑马抵达了卡明以南8英里、距离埃伦·格赖斯家不远的一片佃农聚居区。早在一群小男孩沿路狂奔，大喊着治安官带了一群猎犬朝这里来的时候，比格溪（Big Creek）的黑人雇农和佃农们就都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出现在他们眼前。拉默斯是带队的二把手，所以他要负责下马去挨家挨户地敲门，让里面的住户逐一出来接受治安官的问话。

截至9月7日星期六日出时分，里德和拉默斯已经逮捕并囚禁了一个名叫托尼·豪厄尔（Toney Howell）的青少年嫌疑人及四个被认定为共犯的男子，他们分别是以赛亚·皮尔克（Isaiah Pirkle）、乔·罗杰斯（Joe Rogers）、费特·切斯特（Fate Chester）和约翰尼·贝茨（Johnny Bates）。 [8] 豪厄尔是卡明最受尊敬的两位黑人居民——摩根和哈丽雅特·斯特里克兰（Morgan and Harriet Strickland） [9] 的外甥，他是在收获季节来到舅舅和舅妈在比格溪的农场里提供一些他们急需的帮助的。另外几个囚犯的共同点仅在于他们都是未婚、不识字的黑人男子，并碰巧都居住在这次“卑鄙的袭击”的发生地附近。《梅肯电讯报》（Macon Telegraph ）的记者在报道中暗示了这种逮捕标准的武断性，称武装队骑马前往比格溪“随便搜罗了几个嫌疑人” [10] 。

托尼·豪厄尔被盯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是在福赛斯县，而是在临近的米尔顿县（Milton County）长大的。因为对于里德和拉默斯来说，豪厄尔是在比格溪的黑人中少有的一张不熟悉的面孔，所以他就成了群体中最该被怀疑的人。这与43年之后在密西西比州莫尼（Money）发生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事件”非常相似。《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Atlanta Georgian ）后来承认针对豪厄尔的证据全部是间接证据，而且在1912年时，“袭击”和“强奸”之类词语的定义被故意模糊化了，它们几乎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有黑人男子和白人女性牵涉其中的事件。 [11]

治安官比尔·里德和副治安官盖伊·拉默斯，拍摄于1912年前后

这就意味着，一旦托尼·豪厄尔被指控进入了埃伦·格赖斯的卧室，他就会被认为实施了某种与性有关的“袭击”，无论他是不是真的进了那个房间，或者是否真的碰过格赖斯。一位记者说：“如果有人实施私刑，托尼·豪厄尔很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12] 在执行吉姆·克罗法 [13] 的南方，这样的报道不仅是一种预测，还是对潜在的施私刑者的指令。

到星期六中午，卡明周围偏远地区的家庭也都聚集到了镇上，他们是为每周的集市而来的。此时，豪厄尔和另外四名黑人都被关在福赛斯县的监狱里，埃伦·格赖斯的事情成了所有人谈论的焦点。但是根据《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报道，格赖斯的父亲约瑟夫·布鲁克斯来到镇上，并带来了他女儿因为在比格溪附近遭受了所谓的袭击而“情况危急”的消息之后，“激烈的情绪”才蔓延开来。 [14] 这个消息对于这群人来说有一种电击似的效果，很快就有一群白人聚集到枫树街（Maple Street）上的砖砌的小监狱周围，要求把囚犯带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广场上热烈地讨论这件事，一位记者称，整个镇上萦绕在一种“坚决渴望立即复仇的氛围” [15] 中。

从外表上看，在人群中穿行的格兰特·史密斯牧师（Reverend Grant Smith）与福赛斯县其他“受雇用的黑人”肯定没什么区别。当时48岁的史密斯牧师是福赛斯县贫穷黑人组成的底层阶级中的一员。虽然这个群体的人数占据了县总人口数的10%，但依据佐治亚州的吉姆·克罗法，他们几乎彻底被剥夺了公民权。虽然1870年颁布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确定获得自由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但佐治亚州立法机构于1877年颁布了全国第一个累积人头税制度，接着在1898年建立了最早的“白人初选”体系之一。 [16] 在一个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负担不起人头税的地方，在一个初选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几乎必然会最终当选的地方，这些做法带来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中没有任何人负责维护像格兰特·史密斯这样的黑人的权利，黑人在占大多数的白人的意志面前没有任何抵抗力。

史密斯靠在福赛斯县连绵起伏的山地农田中采摘玉米和棉花维持生计。在那个“群情激愤”的上午，他很可能就是在帮助雇主将收获的作物送到集市上出售。然而，对于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黑人教徒来说，史密斯是一位著名的传道者，也是该地区黑人牧师领袖之一赛拉斯·史密斯牧师（Reverend Silas Smith）的儿子。在重建时期，赛拉斯的花体字签名曾出现在“有色人种”结婚证书的底部。格兰特是赛拉斯和乔安娜·史密斯（Joanna Smith）的长子，出生于1863年， [17] 当时美国还处于混乱的内战中，格兰特恰恰是最后一代从出生就自动成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虽然他那时还太小，记不得什么，但格兰特·史密斯确实是九个兄弟姐妹之中唯一一个作为白人合法财产而开始自己一生的人。

但是，出生在解放黑人奴隶前夕也意味着史密斯最早的记忆里包含了到自由人学校上学的经历。内战结束之后，佐治亚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学校，它们都是各个北方援助协会和联邦政府成功确立佐治亚州曾是奴隶的人们有受教育权利的成果。所以，格兰特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能够读写的人，因为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是在国会重建期（Congressional Reconstruction）结束之后才达到入学年龄的，而那时，北佐治亚的有色人种学校体系已经被破坏殆尽。当格兰特·史密斯从卡明广场上兜售货物的农民、小贩和商人中间穿行时，人们可能看不出他有什么外在的不同，不过就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初那段短暂却充满希望的时期，格兰特·史密斯得以成为一个让佐治亚人像惧怕黑人强奸者一样畏惧的人——一个直言不讳、受过教育的黑人。 [18]

当格兰特·史密斯听说摩根·斯特里克兰的外甥托尼被控强奸，还有成群的白人即将化身动用私刑的暴民时，史密斯牧师最终忍不住对人群中的某个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就凭一个“可悲的白人女子”的一面之词，人们就闹出这么大动静，这真令人遗憾。 [19]

史密斯的话刚一出口，他四周的白人男子就都震惊得好像无法动弹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看彼此，然后攥紧了自己赶车到镇上来时使用的马车鞭和小皮鞭。因为所谓的对格赖斯的袭击而怒火中烧，但苦于无法接近被关在监狱中的囚犯的暴民们此时发现了一个更容易下手的对象：这个识文断字、固执己见、“傲慢自负”、竟敢质疑白人女子的可信度的黑人传道者。据一位目击者称：“他说的话瞬间就被传开了……怒不可遏的暴民们都扑向了他。” [20]

皮鞭抽响的第一声把四面八方的人都吸引了过来，人们迫切地想要穿过层层围绕的人群挤到史密斯跟前。他不仅遭受了皮鞭抽打，还被身边的人拳打脚踢。据推测，当时聚集在一起的暴民约有300人，外围的人只能听到人群的欢呼声和喊叫声，听不到史密斯的呻吟和呼救。当一批浑身是汗的施暴者打累了之后，下一批施暴者会接替他们继续对史密斯进行殴打。目击者称这位传教者“几乎要被打死了”，于是其他人就开始捡拾碎木，准备点燃篝火，打算将格兰特·史密斯活活烧死。 [21]

就在人群得偿所愿之前，治安官里德和副治安官拉默斯挤进了人群，设法将史密斯拖走了。他们把传教者带到法院里，先是把他锁到了巨大的地窖中——不是怕他跑了，而是怕那些潜在的私刑者冲进来。在听到史密斯的呻吟之后，里德最终同意将“囚犯”带到楼上，并找来一名医生为他处理伤口。 [22]

当浑身是血、衣衫破碎的传道者被抬着经过查利·哈里斯（Charlie Harris）的办公室门口，另有数百名暴民聚集在一起大喊着要求把史密斯交给他们的时候，这位镇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寻求帮助了。如果他想让格兰特·史密斯和另外五名被关在卡明监狱里的黑人免遭这群人数越来越多且决心越来越坚定的私刑者杀害的话，仅靠瘦弱的副治安官盖伊·拉默斯和巴不得将黑人交出去的标准的南方人比尔·里德是肯定不行的。于是，卡明镇镇长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让接线员征用所有的外线，给身在亚特兰大的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Governor Joseph Mackey Brown）打了一通紧急电话。就在哈里斯将听筒按在耳边等待接通的同时，治安官里德则站在不远处观察暴民的情况——他在人群中看到的很多面孔，无疑正是那些在不久的将来会和他一样成为三K党肖尼克拉文骑士的人。

39岁的查利·哈里斯镇长本人当时也正处于在社会层级的阶梯上努力攀爬的时期。和里德一样，他是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的儿子。19世纪90年代中期，原本帮助父亲干农活的哈里斯被北佐治亚农业大学（North Georgia Agricultural College）录取。 [23] 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法律系。 [24] 他在那里似乎交到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朋友，所以到1908年3月，哈里斯的名字就出现在了佐治亚州颁发的一份公司营业执照上，他和合伙人由此获得了修建一条新铁路的权利。这条名叫亚特兰大东北线（Atlanta Northeastern）的铁路将以州首府亚特兰大为起点，以小镇卡明为终点。

考虑到地处山区的福赛斯县在内战结束后一直顽固地抵制发展进步的现实，这个项目的野心可以说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但它也可能真的会带来巨额利润，就像邻近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凭借其位于查特胡奇河沿岸的地理位置而发展壮大一样。相比之下，河流以西的卡明与河流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所以无法利用河流运输的优势。已经建成的沿河谷铺设的南方铁路线（Southern Railway）和穿过坎顿（Canton）向西去的亚特兰大、诺克斯维尔和北部铁路线（Atlanta，Knoxville & Northern）也都绕过了卡明。

从镀金时代初期开始，福赛斯县的领袖们就一直在讨好铁路公司。到1871年，一群公民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并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设法说服南方铁路公司在卡明增加一站。尽管当地人预计“这将给本县带来巨大的人口和财富增长” [25] ，但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并没有被这样的前景说服。1872年时，还是之前的那个委员会又公开保证“会将道路权利授予第一个建造穿过本县的铁路的公司” [26] 。然而又过了20年，1891年的福赛斯县依然在费力地说服里士满和丹维尔铁路公司（Richmond and Danville Railroad）相信卡明是一条新铁路支线的理想终点站。本地商人迫切地需要铁路，他们甚至提出“向铁路公司捐款2万美元” [27]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这种保证的反复出现证实了很多居民对于一条铁路线的强烈渴望，以及他们因一个个铁路公司都选择绕过卡明而感到的失望和挫败。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挂在卡明广场上的，写着“查利·L.哈里斯先生”的名牌包含了一种少见的先天优势的集合。哈里斯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和企业家，又有本地农民男孩衣锦还乡的身份背景。他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些亚特兰大的大人物，那些人正是能够最终将卡明纳入南方交通运输版图中的人。

亚特兰大东北线的建造计划最终于1908年获得通过，通过销售股票筹集的5万美元都被用来购买土地和在铁路沿线建造发电厂。 [28] 铁路一旦建成，福赛斯县的火车站会让这里的农业经济发生转变，并让这个地区彻底脱离艰苦的重建时期。《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说：“计划建造的这条打算连通亚特兰大和卡明的铁路将被证明是伟大的交通运输领域中最伟大的项目之一……届时，佐治亚州的税收基数将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增加，北佐治亚的人口也将增加好几十万。” [29]

不过，这个无比乐观的估计没有提及的一个事实：尽管福赛斯县距离州首府很近，但这里依然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地区。这里有少数几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和进步领袖，绝大多数还是贫穷且没有文化的白人，他们对于有乘客乘坐火车从亚特兰大来此这件事的感觉更多是担忧而非欣喜。铁路线可以给镇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带来商业机会，但同时也会让福赛斯县陷入各种各样的竞争，并接触到大城市里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纷繁复杂。对于很多谨慎小心的山地人来说，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要被抵制，而非欢迎的。 [30]

然而，在1912年夏天的时候，查利·哈里斯设想的还是一个有闪闪发光的火车驶进卡明火车站的未来，它会把财富、科技和新世纪拥有的所有好处带到福赛斯县。当哈里斯和他的合伙人铺开崭新的地图，憧憬为亚特兰大东北线建造高大桥梁和宏伟隧道时，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能够实现的目标。他们肯定觉得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止自己的计划。

查利·哈里斯，1912年

格兰特·史密斯在卡明广场上被马鞭抽打的那个早上，福赛斯县的黑人会众们正聚集在镇外的“有色人种卫理公会会众露营地”（the Colored Methodist Campground），准备进行他们一年一度的野餐和烤肉活动。每年9月收割开始时，人们就会举办这项传统活动，参加者是由非洲裔美国人群体形成的各个乡村小教区的数百名信徒，这些教区包括芒廷集市教区（Mt. Fair）、夏洛浸信会教区（Shiloh Baptist）、斯托尼波因特教区（Stoney Point）、巴肯班德教区（Backband Church）和夏奇拉格教区（Shakerag Church）。这个活动能让群体中最贫困的成员也分享到农场生活最大的幸福之一：吃到烤玉米、豇豆、利马豆、饼干以及插在烤肉签上烤了一夜的整猪。

1912年活动期间，最早抵达活动现场的那些家庭听说了比格溪有五个年轻男子被逮捕的消息。当摩根和哈丽雅特·斯特里克兰的外甥托尼·豪厄尔被指控强奸的消息传开，加上有从广场上回来的人提到白人扬言要对格兰特·史密斯实施私刑之后，聚集在一起的很多黑人感到忍无可忍。一群原本打算照管烤肉架的男子开始向镇上进发，因为他们知道史密斯牧师落在比尔·里德手里并不比落在暴民手里安全多少。

1912年时，福赛斯县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佃农和雇农。不过，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黑人与一些身份显赫的白人关系紧密，这些人之中有不少是黑人会众的领袖。参加星期六野餐活动的人里就有一个名叫约瑟夫·凯洛格（Joseph Kellogg）的，他在1897年帮助建立了有色人种卫理公会会众露营地，还在肖尼山（Sawnee Mountain）附近拥有一个200英亩的农场，那是福赛斯县归黑人所有的面积最大的地产。 [31]

另一位出席活动的人是小利瓦伊·格林利（Levi Greenlee Jr.）。他的父亲老利瓦伊·格林利最近刚刚去世，生前曾常年担任夏洛浸信会教区的牧师，去世后还给子女留下了位于卡明镇内的120英亩土地。 [32] 老格林利受人爱戴，他在19世纪90年代时受邀加入了由北佐治亚各地的白人神职人员组成的高塔协会（Hightower Association），成了该群体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黑人成员。 [33]

根据留存下来的夏洛浸信会教区的会议纪要，我们仿佛还能听到格林利牧师在某个平常的周日向来到教堂的人表示感谢的致辞，他感谢人们“捐献的6.36美元”。当格林利接过奉献盘、望向面前的所有会众时，他看到的不仅是那些熟悉的黑人面孔，还有不少前来听他布道的白人。格林利对所有人的慷慨表达了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谢我们的白人朋友们……感谢他们奉献的每个10美分和25美分。” [34] 这意味着，当小利瓦伊·格林利和其他黑人一起，充满担忧地从会众野餐活动现场前往镇上时，他们还是有理由希望在县法院外大片愤怒的人群中找到少数几个充满同情心的白人同盟者的。

约瑟夫·凯洛格，日期不明

此时同样赶往卡明的还有数百名来自周边地区的白人。他们都带着装满子弹的步枪和霰弹枪，因为他们都听到了一个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的谣传：有人说，由于被格兰特·史密斯遭到袭击的消息激怒，一大群黑人已经从有色人种露营地出发。谣传中甚至提到黑人暴动者装了一车炸药，打算“引爆整个镇子……连妇女和小孩也不放过” [35] 。

一位目击者称白人们“骑着马、赶着马车、开着机动车，或者步行……涌向镇中，到法院四周徘徊”，广场随之变成了“带着武器的男人们的麦加……从他们臀部上方鼓起的外套就可以判断，这些人都是带着武器来的”。 [36] 那些没有带枪来的人，也可以到善于抓住商机的枪支商贩那里购买，后者已经在法院门口的草坪上支起了桌子，售卖各种步枪、霰弹枪、手枪和装在木箱里的子弹。

如果埃伦·格赖斯遭强奸的故事代表了南方白人最清晰的幻想之一，那么让人们相信这个新谣传的原因则是他们的幻想之二，即疯狂的黑人会奋起反抗，向他们曾经的主人复仇。这种恐惧还因为最近各种关于北佐治亚山区的大规模“种族战争”的报道而愈发强烈了。仅仅一个月前，即1912年7月，整个佐治亚州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卡明以西60英里外的小镇普莱恩维尔（Plainville）发生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激烈战斗” [37] 的警告。

普莱恩维尔事件的起因并不是什么大事。有一个黑人女孩和一个白人男孩在同一个果园里摘桃子，后来这个名叫艾维·米勒（Ivey Miller）的男孩被一块石头砸到了，他说石头就是那个黑人女孩明妮·赫德（Minnie Heard）扔的。但第二天，当明妮的父亲来到镇上，想要跟米勒家解释情况并讲和的时候，一群白人把他痛打了一顿，还警告他永远不许再到镇上来。根据《梅肯电讯报》（Macon Telegraph ）的报道，明妮·赫德的父亲没有再来，但是女孩的叔叔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了普莱恩维尔。白人一看见他，就指控他和另外三名黑人男子“意图阴谋烧毁小镇” [38] 。于是人们把这几个黑人抓起来，让他们排成一排站在墙边，然后用鞭子抽打他们。后来一名黑人看到了逃跑的机会，当他和其他黑人一起逃跑时，他用手枪朝追赶他们的白人开枪，于是白人也开枪回击。当时是下午，正有一趟从查塔努加（Chattanooga）沿南方铁路线驶来的火车经过此地，所以头等厢里的乘客们从餐车的窗口看到他们最古老、最深刻的恐惧成了现实——白人和持有武器的黑人之间进行的激烈的枪战。 [39]

四名黑人都受了伤，他们躲在森林里审视自己的处境，很快就得出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结论。勇敢地与暴民群体对抗的结果就是：他们要么会被抓到，然后被私刑处死；要么会经历审判，但陪审团肯定全部由白人组成，那些人很可能还是刚刚被他们击中的白人的亲戚朋友，所以审判的结果必定是被处以绞刑。当这四个人从树叶间隙中看到武装队正在靠近时，他们决定与其向那些白人投降，还不如在枪战中被打死，因为这些白人往往会对非洲裔美国人施以酷刑、阉割、枪毙，甚至是把他们活活烧死——即使那些受害者做的事远远不及他们四个人做的这么不可饶恕。

设法逃到了一间本地黑人小木屋中之后，他们躲在里面，将木屋作为堡垒，守住窗口的位置，以观察外面步步逼近的暴民。有些人说枪战持续了一整夜，另一些则称整个过程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等到硝烟散尽，包括戈登县（Gordon County）治安官在内的三位有头有脸的白人受了伤，另有十名黑人男子和两名黑人女子中枪，不过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在案，也没有任何报道提及他们是死是活。《梅肯电讯报》称：“战斗是在黑人用尽弹药之后才结束的，大批白人进入木屋，将他们打到失去意识为止……后来警察不得不举着手枪站岗，才阻止了这些白人实施私刑。” [40] 连远至旧金山和纽约的报纸都把这起事件描绘成了“一群黑人突袭”警察，而非黑人在私刑实施者面前自卫。 [41]

1912年9月，福赛斯县白人居民对于普莱恩维尔的“种族战争”的记忆还很清晰。当他们拨动柯尔特手枪的转轮，或是给温彻斯特步枪的螺栓上油，或是用拇指向放在膝盖上的霰弹枪的枪管里推子弹时，他们一定认为普莱恩维尔事件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清楚明确的：那里的白人治安官都中枪了，多亏勇敢的武装队才阻止了黑人的暴动。法院门口应景地出现了一个枪支市场，在其中闲逛的白人都认定自己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所有人都听说了黑人大军正顺着托尔伯特街（Tolbert Street）赶来，还带了一车炸药的传闻。白人们相信，卡明很快就会遭到围困。随着太阳在广场上方越升越高，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用所有能够找到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镇子。

[1] “Two Companies of Militia Prevent a Serious Race Riot，” Macon Telegraph ，September 8，1912.

[2] “Troops Rushed to Cumming in Autos to Check Race Riot，”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7，1912.

[3] Don Shadburn，The Cottonpatch Chronicles （Cumming，GA：Pioneer-Cherokee Heritage Series，2003），Appendix H，478-79.

[4] 1880 U. S. Census，Vickerys Creek，Forsyth，Georgia；roll 147；p. 402C；Enumeration District 075；image 0085；FHL microfilm 1254147.

[5] Forsyth County Heritage Book Committee，Forsyth County，Georgia Heritage ，1832-2011 （Waynesville，NC：County Heritage，Inc.，2011），222.

[6] 1910 U. S. Census，Settendown，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10B；Enumeration District 0043；FHL microfilm 1374201.

[7] “County Candidates，” Macon Telegraph ，June 21，1912.

[8] “More Trouble at Cumming，” Augusta Chronicle ，September 12，1912.

[9] 191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18A；Enumeration District 0036；FHL microfilm 1374201；Returns of Colored Taxpayers，1912，Big Creek，Forsyth County，Georgia Archives，Morrow GA.

[10] “Two Companies of Militia Prevent a Serious Race Riot，” Macon Telegraph ，September 8，1912.

[11] Roberto Franzosi，Gianluca De Fazio，and Stefania Vicari，“Ways of Measuring Agency：An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Narrative Analysis to Lynchings in Georgia （1875-1930），”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42 （2012），1-42.

[12]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home edition.

[13] 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1965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者注

[14]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home edition.

[15]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final edition.

[16] C. Vann Woodward，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85.

[17] 1880 U. S. Census，Little River，Cherokee，Georgia；roll 140；FHL microfilm 1254140；p. 254B；Enumeration District 026；image 0089.

[18] 191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16B；Enumeration District 0036；FHL microfilm 1374201.

[19] “Two Companies of Militia Prevent a Serious Race Riot，” Macon Telegraph ，September 8，1912.

[20] “State Troopers Rescue Negroes at Cumming，Ga.，”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8，1912.

[21] “Troops Rushed to Cumming in Autos to Check Race Riot，”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7，1912.

[22] “Militia Prevents Clash of Races at Cumming，” Columbus Enquirer -Sun ，September 8，1912.

[23] “Alumni Personals，” Delta of Sigma Nu Fraternity ，26.3 （1909），988.

[24] Regis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1906），112.

[25] “Railroad Meeting at Cumming，Georgia，”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ch 11，1871.

[26] Carroll County Times ，January 12，1872.

[27] “They Want a Railroad，”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ust 29，1891.

[28] “Petition for Charter，” Marietta Journal ，July 9，1908.

[29] “Trolley for North Georgia，”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uary 9，1910.

[30] 关于人们对于新世纪发生的变化感到焦虑的更多内容，参见Steven Hahn，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37。

[31] Forsyth County Return for Colored Taxpayers，1912，Big Creek District，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32] “Sheriff Sales，” Baptist Leader ，January 19，1893.

[33] Garland C. Bagley，History of Forsyth Count y，vol. 2 （Milledgeville，GA：Boyd Publishing，1990），691.

[34] Garland C. Bagley，History of Forsyth Count y，vol. 2 （Milledgeville，GA：Boyd Publishing，1990），812.

[35] “Trouble at Cumming Prevented by Militia，”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8，1912.

[36] “Trouble at Cumming Prevented by Militia，”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8，1912.

[37] “Race Riot，Sheriff Shot，” Macon Telegraph ，July 28，1912.

[38] “Race Riot Ends，Order Reigns in Plainville，” Macon Telegraph ，July 29，1912.

[39] “Race War：Whites Clash with Negroes Near Calhoun，”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y 28，1912.

[40] “Plainville Quiet After Two Days of Excitement，” Macon Telegraph ，July 30，1912.

[41] “Shot in Race Riot，” New York Times ，July 29，1912.

2.暴动、暴乱、骚乱

卡明镇镇长查利·哈里斯算是白人群体中最温和的一派，不过在发生了普莱恩维尔的“种族战争”之后，就连他也难免感到忧心忡忡，以至于他教会了妻子如何开枪，这样即使自己不在，妻子也可以保护好他们的家。哈里斯8岁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记得在格兰特·史密斯遭到鞭打的那个上午，他的父亲给妻子迪斯（Deasie）打来一通紧急电话，告诉她是时候给步枪装上子弹了。

在（那个）让人激动和恐惧的时刻……镇上的男人们听说一群黑人正在肖尼山附近集结。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入侵卡明镇，实施抢劫，甚至杀人或恐吓公民。我父亲已经教会了我母亲如何射击……他让她准备好步枪，装好子弹，但还不用打开保险，然后带着枪到门廊去，确保孩子们都待在她身边。如果看到一群男人靠近果园，她就可以朝天开枪，把他们吓走……

（但是）当我们都坐在门廊上之后，电话又响了。我年纪最大的哥哥利昂（Leon）进屋接听了电话。他带回来的信息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陷入任何危险。谣传的起源是有人在肖尼山附近看到两个黑人男孩……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抓松鼠。 [1]

尽管伊莎贝拉的母亲在没有开枪之前就接到了第二个电话，但是全县像她一样的白人依然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他们会警惕地望向远处的地平线，同时把枪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这就是当时人们的臆想程度，即便像迪斯·哈里斯这样属于上层社会的白人也会把两个抓松鼠的男孩当成嗜血的黑人入侵者。他们的家人很可能又穷又饿，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去抓松鼠，而白人却错误地认定他们意图“抢劫，甚至是杀人”。

当黑人们从有色人种卫理公会会众露营地向镇上走去时，这些原本是来参加教会野餐活动的人一定感受到了围绕着他们的那种被激发到极致的恐惧和歇斯底里。无论黑人们在出发时曾抱有怎样的迫切和决心，但当他们终于转过街角，到达镇中心时，他们还是因为广场上的景象而停下了脚步。一位目击者称“从周边地区赶到卡明的白人足有500名” [2] ，而且“人们购买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准备保卫自己的家园” [3] 。另一位观察者说：“老步枪、新式或旧式的霰弹枪以及所有能找到的各种手枪，都被人们装好子弹端在手里，随时可以射击。” [4]

黑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正在把枪套别在腰带上和向衣兜里装子弹的白人，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大战一场。黑人们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毫无胜算，所以他们放弃了任何营救史密斯牧师、托尼·豪厄尔及其他被关在卡明监狱里的囚犯的希望。于是，他们立即开始撤退，希望起码能提醒在有色人种卫理公会会众露营地的人们都不要到镇上去。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黑人逃跑了”，不过在他们脱身之前，一群白人还是发现了他们，并一路追到了教会烤肉活动举办地。“至少100名白人进入活动场地，命令黑人离开，” [5] 另一位目击者称，“他们接受了警告……所有冒险到镇上去的黑人都立即逃走了。” [6]

把野餐的人群都赶走，并且警告黑人不得进入卡明镇之后，暴民们就将注意力转回到格兰特·史密斯身上。当天上午，他们虽然让浑身是血的牧师逃出了自己的手掌心，但他们都清楚，牧师就被藏在福赛斯县法院里的某个地方，这种近在眼前却得不到的状态让他们非常恼火。根据查利·哈里斯的女儿伊莎贝拉的说法，尽管里德治安官和拉默斯副治安官反复提出警告，但白人们依然拒绝离开。最终，哈里斯镇长只好放下手中的笔，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亲自到外面和这些白人对话。

伊莎贝拉·哈里斯回忆说：“暴民们都聚拢过来后，我父亲站在法院的台阶上向他们发表讲话。”当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这位卡明镇镇长尝试和他们讲道理，并保证法律和正义会很快得到伸张，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采取超出法律界限的行动。伊莎贝拉说：“父亲请求他们回家吃饭，冷静冷静，换换脑筋，不要使福赛斯县进一步蒙羞。”

哈里斯显然希望自己能够激发人们心中善良的一面，不过当他转身向法院大门走去时，一个农民高声喊道：“我们不想吃饭，上校……我们要拿黑鬼当饭吃！” [7]

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响应的欢呼声，哈里斯能做的只有摇摇头，回到办公室中。随着暴民的声势越来越嚣张，哈里斯拿起电话，让接线员再次紧急接通亚特兰大。这一次，哈里斯告诉布朗州长，如果没有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的保护，格兰特·史密斯和其他囚犯很可能活不过今晚。

接听哈里斯电话的人是约瑟夫·麦基·布朗，他是在1908年当选佐治亚州州长的。他的父亲约瑟夫·E.布朗（Joseph E. Brown）在内战期间也担任过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麦基·布朗是在切罗基县（Cherokee County）县治坎顿长大的。切罗基县与福赛斯县相邻，布朗在此时还拥有山麓地带的一片农田。所以虽然通常被戏称为“小乔”（Little Joe）的布朗延续了自己家族的政治朝代，终日游走于亚特兰大的社会顶级阶层中，但他对于北部乡村中的贫穷白人还是非常了解的。当哈里斯说福赛斯县将出现严重的“私刑狂潮”时，布朗不需要镇长做任何解释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紧张。

1912年时的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麦基·布朗

布朗知道一群愤怒的白人暴民能干出什么，这不仅因为他是在坎顿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还因为每周都会有各种报告被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即便是当时报纸上的一篇简讯都足以让人意识到布朗执政期间的佐治亚州官员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频发状况，这些种族恐怖主义活动通常被称为“无法无天的行为”：

1910年2月1日：“据说夜骑者在哥伦比亚县（Columbia County）杀死了一名黑人，烧毁了几栋房屋和教堂。试图调查真相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 [8]

1910年12月15日：“派克县（Pike County）的……黑人们陷入了恐慌，因为夜骑者会对黑人施加鞭刑……佐治亚州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已经向州长请求派遣军队。” [9]

1911年1月20日：“因为有人匿名发布了公告，扬言黑人将遭遇无法预料的危险，或是被私刑处死，所以已经有数百名黑人离开了特纳县（Turner County），剩下的也即将离开。在这个时节发生这种情况，会给雇用黑人在自己的田地上工作的农场主带来巨大的困扰。” [10]

在20世纪初期，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暴民日益猖獗的暴力活动不仅扰乱法律和秩序，还会给整个州的农业经济和大型企业的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在1912年8月16日，也就是格兰特·史密斯遭到袭击不到一个月之前，佐治亚州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授予州长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权力，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应付卡明广场上出现的这种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危机。这项新法规定，如果州长有合理理由“担心可能会发生暴动、暴乱、骚乱、叛乱、暴民围攻、非法集会，或是同时出现以上多种情况” [11] ，那么他就可以下令出动军队，军队直接听令于州长本人，而非城镇和县市官员。

批评者们反对这种削弱地方控制权的举措，认为这相当于“免除了镇长和县级官员的权力” [12] 。但该法案的初衷恰恰就是要从小镇治安官手中夺取控制权，因为这些人通常不是加入了实施私刑的暴民行列，就是与暴民的领袖同流合污。这项新法旨在保护嫌疑人的权利，不过对于撰写法案条文的那些人来说，新法更重要的目的是保障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和实业家们能够获得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之后，这种劳动力对于雇主们来说就成了不可或缺的。 [13]

哈里斯说服州长相信聚集在卡明的暴民群体规模已经超过里德和他的副手们能够控制的程度，于是布朗第一次尝试使用了自己的新权力。他给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的I. T.卡特伦少校（Major I.T.Catron）打电话，下令让州民兵队伍中的两个精英连队——玛丽埃塔步枪队（Marietta Rifles）和坎德勒骑兵卫队（Candler Horse Guards）集合人员，向公民征用私有车辆，直接驶向卡明。

当州长派遣玛丽埃塔和盖恩斯维尔的军队前来的消息传开后，围在法院门口的暴民们开始冲撞紧锁的法院大门，要在民兵队伍抵达前最后一次尝试把格兰特·史密斯抓出来。《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称：“暴民中比较疯狂的那些（试图）强行冲进法院……抢走关在里面的黑人。然而，以拉默斯为首的副治安官们抵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14]

就在双方进行角力的时候，暴民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注意到了远处道路上扬起的尘土，其他人也开始听到一种低沉的嗡嗡声，这种声音还随着车辆的接近而变得更清晰了。当越来越多的人转头看去时，一长串“大马力机动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些车正沿着达洛尼加街（Dahlonega Street）迅速朝法院门口的人群驶来。

当这支由福特T型（Model T）、万国（International）、麦金太尔（McIntyre）和阿克姆敞篷车（Acme Roadster）组成的车队停下来时，广场上的大多数人都感到难以置信，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还以骑马、驾马车或骡子车或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地方，这样的景象足以暂时让即使是最嗜血的私刑者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正如布朗州长和哈里斯镇长承诺的那样，骑兵队已经抵达，但他们却不是骑马来的，而是乘坐一长串闪闪发光、平稳行驶的漂亮机动车来到镇上的，福赛斯县人还从没有见过像这些机动车一样的东西。

坎德勒骑兵卫队和玛丽埃塔步枪队的52名士兵穿着带披肩的制服和齐膝高的黑色靴子，肩上背着52杆完全相同的斯普林菲尔德卡宾枪，他们走上街道，组成阵型，然后鞋跟一碰，立正站好。 [15] 对这群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穿着工装裤，一整个下午都在试图冲进法院大门的暴民来说，这个景象的意义再明白不过了。卡明确实遭到了入侵，但不是被黑人叛乱分子，也不是被疯狂的黑人强奸犯，而是被代表州长和整个州经济利益的职业军人。他们来这里就是要让所有福赛斯县人，无论黑白，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去。

新闻报道普遍宣称，尽管布朗州长犹豫过是否要干预地方事务，但当他决定派遣部队之后，他就会授权部队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布朗说：“如果民事当局申请军队协助，就理应认为当局需要的是可以动用武力的士兵。” [16] 当州长在佐治亚州立法机构进行演讲时，他重申了将依照新法维护秩序的决心，即使有平民因此丧生也在所不惜。州长宣称：“镇压无政府状态是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有时他们必须像射杀外国侵略者一样射杀（暴动者）。” [17]

玛丽埃塔步枪队，“防暴连”，拍摄于1908年前后

面对52名已经被授权自行决定何时开火的“可以动用武力的士兵”，卡明的暴动者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们像当天整个上午挑战哈里斯镇长那样公然抵抗州长的军队，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落得头部中弹的下场。因此，当太阳开始落到肖尼山背后时，人群中的绝大部分都服从了哈里斯镇长在中午就下达过的命令：离开广场，回家吃已经冷掉的晚餐。只有暴民群体中那些最固执的成员还留在这里，充满厌恶地看着士兵们在格兰特·史密斯周围围成一个“中空的四边形” [18] ，护送这位牧师走下法院的台阶，穿过枫树街，前往福赛斯县监狱，他将和另外五名格赖斯案嫌疑人一起被关在那里。

随着暴民群体的咆哮声被哨兵在空旷街道上来来回回巡逻的脚步声取代，囚犯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虽说他们遭到逮捕这件事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他们此时还活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听了一下午私刑者的诅咒和威胁之后，看到副治安官拉默斯在漆黑的天色中提着灯笼出现在牢房门前，打开一个个沉重的铁门，命令他们走出牢房，这肯定是囚犯们经历过的最让人紧张、仿佛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时刻。

直到此时他们才知道，民兵接到的命令是不仅要防止有人实施私刑，还要安全地护送囚犯离开福赛斯县。一名目击者描述了“士兵们如何在监狱前站成两排，让这六名黑人从他们中间走到等在那里的汽车上的情景” [19] 。在卡明历史上可以说是最戏剧性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还有一些坚持到最后的本打算实施私刑的人，“尾随士兵们来到监狱外，看着囚犯们”从民兵组成的夹道中间走过。这几名黑人拖着锁链艰难迈步时还能“听到嘲笑、抱怨、咒骂和嘘声”。他们登上等在那里的机动车后，就一直蹲在机动车的地板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福赛斯县，直到接近亚特兰大北部郊区时才直起身，然后他们都被关在了玛丽埃塔监狱中。

黎明时，卡明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13名士兵组成的队伍整晚都在街上巡逻，整个地方都安静得很诡异。早餐后，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县，那些前一天还在请求查利·哈里斯允许他们“拿黑鬼当饭吃”的男人此刻都坐在教堂里，身上穿着硬挺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腿上放着摊开的祈祷书和赞美诗。最后一批坎德勒骑兵卫队队员是在中午前后返回盖恩斯维尔的，亚特兰大的编辑们很快就发表文章祝贺州长成功阻止了私刑，并避免了佐治亚州山区再次爆发“种族战争”。《亚特兰大宪法报》宣称：“严重的种族骚乱得以避免，卡明不会再有麻烦了。” [20]

埃伦·格赖斯的父亲约瑟夫·布鲁克斯和她的丈夫约翰·格赖斯在星期天下午与哈里斯镇长和蓝岭山脉巡回法官牛顿·A.莫里斯（Blue Ridge Circuit Judge Newton A.Morris）进行了一次特别的闭门会议。虽然没有他们谈话的内容或时长的记录被留存下来，但这次会议肯定涉及了一些鼓动官方展开进一步行动的问题。有一种可能是布鲁克斯和他的女婿都想要得到审判会马上进行的保证，被指控袭击了埃伦·格赖斯的嫌疑人就算逃脱了暴民们的私刑，也必须被绳之以法。

不过，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格赖斯的家人想要确保有关她与托尼·豪厄尔之间接触的细节不会被公之于众。1912年时，几乎没有人哪怕是敢于提及白人女性和黑人男子之间存在两相情愿的通奸行为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892年，一位名叫艾达·B.韦尔斯（Ida B. Wells）的反对私刑的改革者就公开抨击了这套被她称为“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的俗套谎言”的说辞。韦尔斯说白人妇女心中充满了对年轻力壮的黑人男子的渴望，很多情况下，她们只有在被抓到与自己的黑人情人同在一张床上的现行后，才会宣称自己遭到了强奸。韦尔斯写道：“南方有很多白人女性愿意和黑人男子结婚，她们不敢是因为这样做会遭到社会的抛弃，甚至是法律的制裁。” [21]

即使是到了1912年，这样的观点依然会被认为是极度危险且违反法律的。不过私下里，福赛斯县的很多黑人难免怀疑埃伦·格赖斯的故事会不会只是又一个套用“俗套谎言”的例子而已。如果格赖斯真的被发现和“黑人同在一张床上”，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她主动邀请黑人进入她的房间的？无论约翰·格赖斯和约瑟夫·布鲁克斯与卡明的官员们谈论了什么内容，所有报纸上的报道都提到了关于他们会议的议题“没有被公之于众” [22] 。

暴动人群都散去了，囚犯也被安全转移到了玛丽埃塔监狱，埃伦·格赖斯的亲属也得到了保证，此时的查利·哈里斯镇长肯定迫切地想把这一整件事都抛到脑后，他就可以继续去规划卡明作为亚特兰大东北铁路公司终点的未来了。据说哈里斯为关于黑人家庭在格兰特·史密斯遭到袭击后弃家出逃的报道而“火冒三丈”。这位年轻的镇长在接受《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采访时试图淡化所有这些负面的关注，他告诉记者说：“镇上今天特别安静，黑人们的担忧已经被平息了。” [23]

哈里斯非常清楚，如果亚特兰大人将卡明与私刑者和暴民统治联系到一起，那么这里的财务和政治风险都会大大增加。所以，星期天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托尼·豪厄尔被逮捕的下场足以让福赛斯县最暴力的白人也感到满意。等豪厄尔和其他囚犯被押回福赛斯县时，他们将接受蓝岭巡回法院的审判，而不是任由野蛮的主张私刑的暴民群体处治。所以，当哈里斯说他相信福赛斯县的“种族冲突”已经差不多结束时，他肯定是真诚地这么认为的，他甚至还会高兴地认为自己就是布朗州长偏爱的那种尊重法律与秩序的人。

哈里斯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回家吃饭的同时，在卡明以东8英里外一个叫奥斯卡维尔（Oscarville）的小村庄里，一位名叫阿齐·克罗（Azzie Crow）的妇女正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像其他几乎所有的福赛斯县人一样，阿齐当天上午也去了教堂，下午到她的妹妹南希（Nancy）家做客。南希的孩子们和阿齐最小的两个女儿邦妮（Bonnie）和埃斯塔（Esta）及双胞胎儿子奥比（Obie）和奥维（Ovie）年纪相仿。在离开教堂前，阿齐让自己18岁的女儿梅在当天下午到姨妈家去，因为她需要梅帮助自己带年纪最小的几个孩子回家。 [24]

然而直到晚饭时间过了，太阳也已经落到树梢之下，梅却依然不见踪影。阿齐最终自己把孩子们送回了家，途中她还顺路去乔治·乔丹（George Jordan）家的农场打听女儿的去向。乔丹家的女儿艾丽丝（Alice）说她下午看见过梅，还和梅一起站在杜兰德路（Durand Road）向东通往沃尔德里普（Waldrip）的岔路口聊了会儿天。乔丹回忆说，梅和她道别之后就匆匆朝着姨妈家的方向去了。 [25]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一家人的担忧也越来越深。巴德·克罗（Bud Crow）最终决定打着灯笼，在杜兰德路上来来回回地寻找自己的女儿。一位邻居在听到他呼唤女儿名字的声音后也出来帮忙寻找。没过多久，人们就组成了一支搜救队，然后分成小组分别到奥斯卡维尔的松树林、果园和玉米田里寻找。直到最后一丝光线也渐渐褪去，萤火虫都出来活动了，人们在各处呼喊梅名字的声音依然隐隐飘荡在空中。他们在南希姨妈家和克罗家之间的这2英里中找了又找，还有人到树林里或沿河边搜寻了一整夜。然而当又一支带着猎狗、灯笼和手杖的搜救队伍于黎明时分返回时，他们带来的依然是没有找到巴德·克罗家大女儿的消息。

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对这次事件的第一手描述，文章作者都是一听到在埃伦·格赖斯宣称遭到强奸仅几天后，那个北佐治亚地区的县里又发生了貌美白人女孩失踪事件的消息就立即赶到这里来的记者们。一位记者写道，星期一早上“天亮之后，人们恢复了搜救活动，而且还加大了搜寻力度。队伍被分散开来，到更多偏远僻静的地方寻找失踪者”。这位记者还说，就是在此时，“几位搜救者……在沿着一条距离克罗家仅1英里的被废弃的老路艰难前行时，碰巧发现了俯卧在地上的失踪少女”。 [26]

大家整晚都在寻找，祈祷着听到梅从树林中发出呼应的喊声，或是发现她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去拜访哪个朋友了，又或是遇到其他什么能够解释一切的倒霉事也好。但搜救队发现的梅的状况偏偏是阿齐·克罗最可怕的噩梦。据目击者称，梅的头部受了重伤，“她的颈部被划开了很深的口子，人倒在一大滩血泊之中”。一位记者报道说“她显然已经被丢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她此时还活着，还有微弱的呼吸，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把她抬到车上，送回了家中。约翰·霍肯赫尔医生（Dr.John Hockenhull）和G.P.布赖斯医生（G.P.Brice）……（在那里）展开了一场与死神的搏斗，试图挽救这个女孩的生命”。 [27]

关于这次袭击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卡明的白人听到之后都感到“痛心疾首，怒不可遏” [28] 。《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自格赖斯遇袭事件后，“公众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状态还没有来得及平复” [29] ，当时数百名本地人都是迫于政府军队的武力才从本镇广场上离开的。此时，当他们听到有关梅·克罗的伤势的令人恐怖的描述后，很多人都认定福赛斯县里的黑人强奸者因为有了政府军队的保护而变得大胆起来，所以才再次袭击了一位白人女孩。

不过，这一次可没有坎德勒骑兵卫队和玛丽埃塔步枪队在这里碍事了，他们都已经遵照命令分别返回在盖恩斯维尔和亚特兰大的基地了。就这样，这波新的“种族冲突”将由县治安官和数百名愤怒的当地白人自行解决。州长、镇长和民兵指挥官们大可以谈论他们的正当程序和“法制”，不过对于福赛斯县的很多人来说，清算新仇旧恨的时机已经到来。

[1] 1987年1月28日，伊莎贝拉·D.哈里斯写给马克思·吉尔斯特拉普（Max Gilstrap）的书信，附言p.5-6。由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 Libraries，ms2687（m）提供。

[2]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final edition.

[3] “Troops Rushed to Cumming in Autos to Check Race Riot，”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7，1912.

[4] “Terror in Cumming，Race Riot Fear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1，1912，home edition.

[5]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final edition.

[6] Columbus Enquirer ，September 8，1912.

[7] 1987年1月18日，伊莎贝拉·D.哈里斯写给马克思·吉尔斯特拉普的书信，附言p.1。

[8] “Riders Burn 4 Churche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910，p. 4.

[9] “Terror Reign in Georgia，”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6，1910.

[10] Chicago Defender ，January 28，1911.

[11] The Code of the State of Georgia，Adopted August 15th ，1910 （Atlanta：Foot & Davies），1912，article 2，§6480. §141-42；Acts of 1912.

[12] “Hitch in the Law，” Augusta Chronicle ，September 14，1912，2.

[13] 更多关于在20世出现的欺压和重新奴役非洲裔美国人劳动者的例子，参见Douglas Blackmon，Slavery By Another Name （New York：Anchor，2009）。

[14]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final edition.

[15] “Troops Rushed to Cumming in Autos，”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7，1912.

[16] “Soldiers Who Shot Augustans Acquitted，” News Herald （Lawrenceville，GA），September 24，1912.

[17] Railway Age and Railway Review 55.2 （1913），52.

[18]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1911-1912 （Atlanta：Charles P. Byrd），1912，appendix 2，p. 12.

[19] “Trouble at Cumming Prevented by Militia，”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8，1912.

[20] “State Troops Rescue Negroes at Cumming，”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8，1912.

[21] Ida B. Wells-Barnett，Southern Horrors （pamphlet，1892），reprinted in Ida B. Wells-Barnett，On Lynchings （Amherst，NY：Humanity Books，2002），31.

[22] “Threatened Lynching at Cumming Averted，”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7，1912，final edition.

[23] “Cumming Girl，Throat Cut，Found in Woods，”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

[24] 出自梅·克罗的妹妹埃斯塔·盖伊·克罗·韦瑟福德（Esta Gay Crow Wetherford）于2000年12月5日写在梅的肖像背后的内容。由黛比·弗迈特提供。

[25]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由亨利·丹·贝里提供。

[26] “Girl，18，Throat Cut，Found Unconscious in Woods Near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home edition.

[27] “Girl，18，Throat Cut，Found Unconscious in Woods Near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home edition.

[28] “Cumming Negro Caught by Posse，”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home edition.

[29] “Two Negroes to Hang October 25th，”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4，1912.

3.失踪的女孩

和其他许多农民家的孩子一样，巴德和阿齐的长女每年也只有在播种和收割之间几个月的空闲时间里才去学校读书。即便是在此期间，梅还是会经常缺课，每个学期她有大约1/4的时间不得不留在家里帮母亲料理家务，因为这个除她之外还有八个孩子的大家庭里总是有很多活要干。 [1] 关于梅在遇袭之前生活的最后一点书面记录出现在1910年。一个名叫埃德·约翰逊（Ed Johnson）的登记员站在克罗家门口的树荫下向阿齐了解情况，然后用舌头舔了舔钢笔的笔尖，并在一个巨大的黑色封面普查登记簿上记录了相关信息。

梅·克罗，拍摄于1912年遇害前

1910年人口普查记录的克罗一家的信息

记者们很快会开始用“这片地区里最杰出的种植园主之一” [2] 的说法来指代梅的父亲，这种描述会让人以为他是穿着白西服、系着蝴蝶结领结的种植园所有者。然而实际情况是，人称“巴德”的利奥尼达斯·克罗（Leonidas “Bud” Crow）在福赛斯县从不曾拥有过一块土地，他耕种的土地及他们一家居住的房屋都是租来的。克罗家祖上原本不是这样的处境。1861年时，梅的祖父艾萨克（Isaac）前往道森维尔（Dawsonville）应征入伍，成了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员。那时他家在奥斯卡维尔附近拥有200英亩土地，价值超过1000美元。可是在经历了包括马纳萨斯战役（Manassas）、钱斯勒斯维尔战役（Chancellorsville）和葛底斯堡战役（Gettysburg）中一些最血腥的战斗之后，幸存下来的艾萨克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了。 [3]

原本有财产的自耕农艾萨克·克罗在打仗回来之后发现生活全变样了。 [4] 1904年时，他的女儿南希在一份养老金申请表上写明，她的父亲“没有任何财产可供处置”，她列举的向政府申请救济的理由还包括这位老人“身体……衰弱，已经耗尽了精力”。当被问及克罗在过去几年里靠什么生活的时候，他家的一位朋友回答说：“他尝试种地……他和妻子尽己所能（养活自己）。”被问及他们拥有什么财产时，这位朋友的回答是“一无所有”。 [5]

在整个北佐治亚，战争留下的创伤是毁灭性的。南方军队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投降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片挣扎着想要复兴的地区一直遭受着信贷严重不足的困扰。重建时期施行作物留置权制度，其运作方式是：像艾萨克·克罗这样在祖先留下来的田地上耕作，但是没有资金雇用劳动力、购买种子和工具的农民，每年春天都要以秋天的预期收获为担保借款种地。这就意味着，一旦遇到干旱、严重的霜冻，或其他什么坏运气，农民这一年的辛苦劳作就得不到任何回报。

当艾萨克·克罗这类农民去银行寻求帮助时，他们通常都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尽管从气候和土壤条件上说，福赛斯县的山区地形并不如佐治亚州南部地区那么适宜种植棉花，但是很多贷方仍然不要谷物，反而要求借方用有可能更值钱的棉花作为留置物。结果，太多人改种棉花造成的供大于求使棉花价格下跌了不少，而小规模种植的农民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这让他们几乎不可能偿还利率高达12%—13%的贷款。借用1888年时一位福赛斯县农民的话：“据说36%的福赛斯县农民都背负了贷款……但是50个借款者里面找不出一个有能力偿还本金的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6]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整个19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佐治亚的很多家庭每年都要抵押农田才能有钱播种，所以用不了几个糟糕的年成，他们的土地就永远归银行所有了。 [7]

就这样，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克罗家就从内战前在自己祖先拥有的土地上耕种的地主变成了只能租地耕种的佃农——他们依然要犁地、播种、收割，但是他们的收获里只有一小部分归自己所有。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克罗这样的佃农不仅要和其他白人竞争工作机会，还要和刚刚形成的整个自由黑人阶级竞争。更何况，很多土地拥有者都认为黑人是比贫穷的白人更有吸引力的佃农和雇工。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在法院中也没有任何权利，所以把土地租给贫穷黑人的地主可以高枕无忧地相信，任何涉及租金、作物分享比例或工资的争议都将由白人说了算。

当那个名叫埃德·约翰逊的人口普查登记员和阿齐·克罗了解完情况并礼貌告别之后，他就走出了这个有很多孩子在玩耍的院子。日落之前的几个小时他都在继续调查，先后敲开了奥斯卡维尔这个小村庄另外几户人家的家门，包括比伊斯家（Buices）、格拉韦家（Gravitts）、达纳韦家（Dunaways）和亨普希尔家（Hemphills）等。最终的普查结果是这里总共有居民63人， [8] 而且这些在厨房或谷仓里忙碌，或是在约翰逊走过田间一排排玉米时和他打招呼的人无一例外全是白人。直到他走到杜兰德路尽头，在刚刚过了沃尔德里普家的地方敲开村子里少数几个黑人家庭的房门时，他才总算遇到了第一个黑人。接受他询问的人是58岁的巴克·丹尼尔（Buck Daniel），约翰逊站在门口，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在他的登记簿上记录下了他当天调查的最后一户人家的情况。

丹尼尔出生于1852年，在获得自由之前，只有一条记录证明了他的存在：1860年时，他还是用某种计数符号代表的属于佐治亚州奴隶主的财产。但到1875年，有证据证明丹尼尔一家具有不错的适应力，或者至少是具有吃苦耐劳的品德和一点儿运气，所以他们在成了自由人之后过得还不错。根据1875年的税收记录判断，丹尼尔和他的父亲亚当（Adam）已经积攒了价值100美元的私人财产。 [9] 对于两个曾经是奴隶的人来说，这个数目算得上一笔小小的财富了。

无论这些钱是靠挣工资攒下来的，还是因为某一年的好收成得来的，或者是从前的主人赠予的，又或者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反正到了1890年，这些财产全都化为乌有了。税务官的报告上说巴克·丹尼尔的“总资产”是5美元。 [10] 能够暗示他在战后那些年里兴旺和衰败的仅剩的一点记录是他多次迁居的事实。他曾反复跨越查特胡奇河两岸，有时在福赛斯县境内，有时在临近的霍尔县（Hall）境内。在一个黑人劳动者会受到欺凌和欺诈，而白人雇主却不会受到惩罚的年代，丹尼尔在河流两岸来来回回的踪迹显示了他很可能是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以及他为找到能够养活人口越来越多的家庭的工作而经历的艰辛。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丹尼尔还在河流另一边的霍尔县境内为一位名叫卡尔文·温戈（Calvin Wingo）的白人工作，后者是当地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当时48岁的丹尼尔和第二任妻子卡蒂·马尔（Catie Marr）生活在一起，他们共育有六个孩子，其中包括简·丹尼尔（Jane Daniel）和她的弟弟奥斯卡。好像养活这么多孩子的负担还不够沉重似的，19世纪90年代晚期时，巴克和卡蒂又收留了四个亲戚。一个名叫妮蒂（Nettie）的妹妹在22岁时成了寡妇，她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查利（Charlie）、埃尔马（Erma）和欧内斯特·诺克斯。 [11]

在1900年至1910年间的某个时候，巴克和卡蒂带着一大家子人来到了位于福赛斯县东部边沿的奥斯卡维尔，那里有一小片集中的农田。虽然奥斯卡维尔是一个白人占压倒性数量的村庄，但是他们在这里可以租到不错的田地，还能在那些拥有最多土地的地主的农场里找到各种受雇的机会。巴克和卡蒂年纪最大的两个儿子，19岁的哈利（Harley）和17岁的西塞罗（Cicero）都受雇于一个名叫威廉·巴格比（William Bagby）的白人，剩下的家庭成员在奥斯卡维尔十字路口以北1英里外，也就是杜兰德路尽头的地方租了一片田地。他们租的这片地的主人是马库斯·沃尔德里普（Marcus Waldrip），沃尔德里普的一名雇工就住在丹尼尔一家隔壁，他也是福赛斯县这个区域里少有的几户黑人之一。这个20多岁的雇工名叫罗布·爱德华兹，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丹尼尔一家搬来之后没多久，绰号“大罗布”的爱德华兹就开始追求巴克十几岁的漂亮女儿简，到1912年时，简已经成了他的普通法妻子。 [12] [13]

像巴德·克罗这样还在重建时期的经济困境中艰难挣扎的白人农民，对像罗布·爱德华兹和巴克·丹尼尔这样的黑人邻居总是充满警惕之心。克罗家在奥斯卡维尔居住的时间非常长，长到人们提到奥斯卡维尔时会称它为“克罗镇”。爱德华兹、丹尼尔以及丹尼尔那些高大健壮、年富力强的儿子的到来意味着有更多人来争抢本就稀少的工作机会，而白人土地所有者们在选择下一年的雇工和佃农时却可以有更多选择了。完成普查登记的埃德·约翰逊与巴克·丹尼尔道了晚安，然后沿着来路向山坡下返回。他应该会经过汤姆·克罗（Tom Crow）的杂货店、宰恩山学校（Mt.Zion School）、秘密共济会会员礼堂（Oddfellows Hall），以及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的洁净的白色尖塔。1910年5月，当约翰逊解开系马的绳子，启程返回卡明的时候，奥斯卡维尔看上去肯定还和北佐治亚其他以农耕为主的古雅小村庄没有任何区别。

妮蒂·诺克斯应该是在丹尼尔一家搬来福赛斯县后不久就出了什么事，因为她从档案记录里彻底消失了，只留下她的三个孩子，15岁的查利、14岁的欧内斯特和12岁的埃尔马自力更生。1912年时，乔治·乔丹的女儿露丝（Ruth）14岁，她回忆说妮蒂的孩子们在搬来福赛斯县后不久就“变得无家可归了”，虽然他们的亲戚巴克和卡蒂已经尽己所能地救济他们，但这三个孩子还是几乎活不下去了。乔丹说：

我记得有一次自己从他们三人面前路过，当时天气非常冷，我看到这几个可怜的小孩躲在（一个）废弃的（鸡）笼外面，抱成一团取暖……他们用两三段旧炉子上的烟管做烟囱，在上面烤土豆片和一种红色的蠕虫……我们管那叫鱼虫。这些孩子经常帮我父亲摘棉花。 [14]

查利、欧内斯特和埃尔马肯定处于随时可能被饿死的边缘，尤其是在艰苦的冬季月份里，他们既没有摘棉花的工作可做，也没有什么捡拾野果或猎取小动物的机会。巴克曾让自己的儿子哈利和西塞罗向他们的雇主威廉·巴格比打听打听有没有工作机会给欧内斯特。到1910年时，巴格比的儿子吉尔福德（Gilford）招收诺克斯为自己的“雇工” [15] 。说雇工其实是有些夸张的，因为当巴克·丹尼尔告诉欧内斯特·诺克斯说他以后可以在巴格比先生家居住和工作的时候，这个孩子才14岁。不过，巴格比的提议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他至少将拥有一张能睡觉的温暖的床，一个能遮风挡雨的住处，还有比烤“鱼虫”好一些的伙食。

欧内斯特·诺克斯，1912年10月2日

1912年9月9日星期一，露丝·乔丹一醒来就听到了姐姐艾丽丝的好朋友梅·克罗在奥斯卡维尔外面的森林中失踪的消息。乔丹回忆说：

当天早上我（去）学校上课，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只有老师还在。所以我们俩一起离开教室，加入寻找（梅）的行动中。不过我们还没走多远就看到一群人朝这边走来。我们停下脚步，看着载着梅的车通过。当时的车大多是福特T型。人们把一个担架似的东西搭在前后车座的顶端。我们县里没有什么医院，所以人们就把她送回了家。 [16]

加入跟随在车后人群中的乔丹发现，奥斯卡维尔的十字路口突然变成了犯罪现场，这里不仅出现了大批记者，还有像比尔·里德和霍尔县的威廉·克罗治安官（Sheriff William Crow）这样的执法人员，更有来自河流两岸的数百名白人。 [17]

乔丹说，当这么多人在小村子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时，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几个坐在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院子里看热闹的黑人男孩身上。鉴于格兰特·史密斯在仅仅两天前还差点儿被暴民群体实施私刑，这些男孩完全有理由关注这些越聚越多的为这次袭击而“精神紧张”的白人的动向。露丝·乔丹说：

住在距此100英里内的人几乎全都来了，那些黑人男孩当时就躺在教堂的草地上……本县重要人物之一……走过去问了他们一会儿话。他们都喜欢这个人，因为他对所有人都很和善。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准备离开，但是随即又转回来对男孩们说：“我捡到了这面镜子，是你们谁的吗？”然后他就把镜子拿给他们看，欧内斯特·诺克斯说：“是的，先生，是我的。”

根据《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报道，这里说的“镜子”也是在树林中找到的，而且就在梅·克罗身边不远处。镜子后面还有一个标签，标签“显示它是沙克尔福德商店（Shackelford’s store）出售的，沙克尔福德先生本人也指认购买这面镜子的人就是（欧内斯特·诺克斯）”。 [18] 在现场发现的这面手持样式的镜子被很多白人看作案件中最确凿的证据，他们认为这足以证明欧内斯特·诺克斯就是袭击梅·克罗的人。不过，无论是报纸还是公诉人都没有提道，当吉尔福德·巴格比的年轻“雇工”第一次受到询问时，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是他的镜子，也没有试图掩盖自己是从沙克尔福德先生那里购买这面镜子的事实。诺克斯似乎完全不知道承认拥有这面镜子会把自己卷入一起罪案。

这位“重要人物”一听到镜子属于欧内斯特·诺克斯，就决定和他进行单独对话。乔丹说：

这个人问欧内斯特是否愿意坐车到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喝点水，等他们远离人群之后，这个人就停住车，让欧内斯特下车。然后这位重要人物告诉欧内斯特说自己知道是他犯的罪，不过他必须说出共犯是谁。起初，黑人男孩否认自己知道任何事。

接下来，这个人解下水井上的绳子，把它缠在欧内斯特的脖子上。在黑人男孩看来，如果他不说出所有事，就会被吊死。 [19]

很快，整个州的报纸都开始宣称欧内斯特·诺克斯爽快承认是他袭击了梅·克罗，不过记者们都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认罪是在他遭受一种被称为模拟私刑的逼供手段时做出的。 [20]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报纸在报道执法者对黑人嫌疑人采取的各种通过恐吓逼迫他们认罪的手段时，总是带着一种觉得这种事很有意思的口吻。比如说，就在诺克斯被引诱到奥斯卡维尔的水井边的同月份，一份明尼苏达州的报纸上就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模拟私刑逼出真相》（Mock Lynching Extorts Truth）的文章，讲的是威斯康星州基诺沙（Kenosha）的安德鲁·斯塔尔治安官（Sheriff Andrew Stahl）如何使用“新颖的方法吓唬（一个）黑人”。根据报道的内容，当一名黑人被指控涉嫌盗窃高额财物时，“斯塔尔治安官召集了一群表演逼真的‘暴民’，黑人寡不敌众，在几乎马上要被吊死的时候放弃了抵抗，供述了罪行”。

对于此类逼供手段的受害者来说，真实的和“模拟的”暴力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一场安排来哄骗嫌疑人的表演也可能——而且几乎是经常会——进行到一半就变成了当场处决，尤其是当受害者拒绝屈服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就更高了。袭击受害者的白人们很快就会从扮演暴民变成真正的暴民，在基诺沙的那个非洲裔美国人只是做了唯一能保住自己性命的事，那就是供认任何白人袭击者要求他供认的罪行。

露丝·乔丹的书信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欧内斯特·诺克斯如何被一步步引导至“认罪”的过程的叙述。她讲的故事说明了诺克斯当时无疑也和基诺沙的那名男子一样，面临绝望的选择。当一个男人“用水井上的绳子缠住（他的）脖子时”，诺克斯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即将性命不保，因为他知道白人男子可以对贫困的黑人青少年为所欲为——尤其是在自己正被怀疑袭击了一个白人女孩的情况下。当绳子在他的脖子上收紧的时候，不难想象呼吸困难的欧内斯特·诺克斯最终是怎样张开嘴，承担下了那个男人说的任何罪名。当这位“重要人物”告诉奥斯卡维尔的其他人说欧内斯特·诺克斯在井边认罪了的时候，记者们都飞快地跑去寻找离自己最近的电话。第二天上午，凶手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行”的消息就占满了《亚特兰大宪法报》和《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头版。

然而，考虑到被指控强奸的嫌疑人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通常会遭到酷刑折磨、阉割，最终被活活烧死的对待，一个强奸并重击了一名白人女性的黑人青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不趁夜逃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反而选择在第二天上午观看几百人聚集到奥斯卡维尔的热闹，这种做法合乎情理吗？如果诺克斯有罪，他还会回到自己在吉尔福德·巴格比家的床位睡大觉，然后在第二天上午看着治安官和副治安官们在整片地区寻找线索吗？

所有描述都说，最初的调查一无所获，直到一位富有的白人男子揽着诺克斯的肩膀，带他去附近的井边喝水，案件才有了突破性进展。当他们返回时，治安官里德、镇长哈里斯及其他福赛斯县的白人都得到了他们最需要的：“一个光着脚、样貌凶恶”，而且承认自己实施了“卑鄙的袭击”的黑人强奸者。 [21]

即便是过了几十年之后，露丝·乔丹在1980年时依然小心地没有透露那个在井边对诺克斯用刑的人的身份，不过我们几乎可以确认他的名字是马文·贝尔（Marvin Bell）。《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说贝尔是驱车前往奥斯卡维尔，“迫切地想要解开案件谜团” [22] 的一大群卡明男子中的一员。《盖恩斯维尔新闻》（Gainesville News ）报道说没过多久，“诺克斯就坦白了，马文·贝尔先生驾驶机动车迅速把他带到了这里”。 [23] 作为福赛斯县历史最悠久、家境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后代，当时35岁的贝尔显然符合露丝·乔丹给出的受所有人爱戴的“重要人物”的描述。

马文·贝尔曾经是卡明棒球队里的明星，他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福赛斯县的建立者之一、福赛斯县最受尊敬的政治家海勒姆·帕克斯·贝尔（Hiram Parks Bell）的亲戚。 [24] 19世纪30年代时，还处于童年时代的海勒姆·帕克斯·贝尔就开始承担协助清理家族田产和修建栅栏之类的工作，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坚毅的性格。后来他成了自己所处时代中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体现着许多南方白人的理念。1861年，他当选为佐治亚州参议员，但是他辞去职务，应征加入了南方邦联军队，从一名列兵一路晋升为佐治亚第43军团上校。后来一直被称为“贝尔上校” [25] 的他在1864年和1865年担任过南方邦联国会代表，此后又分别在1873—1875年和1877—1879年两次在美国众议院担任代表佐治亚州第九区的议员。

美国众议院议员海勒姆·帕克斯·贝尔

贝尔还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强烈反对授予黑人公民身份的《1866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866），还将之称为“愚蠢的立法……目的是骚扰和羞辱白人”。贝尔认为自己“有能力且爱国”，因为他参与了19世纪70年代迫使黑人官员无法就职的活动，并“制定了确保白人统治黑人的宪法”。 [26]

当大名鼎鼎的海勒姆·帕克斯·贝尔的亲戚马文·贝尔抵达奥斯卡维尔时，他肯定会表现出一副让人不可错认的拥有势力、财富和权威的姿态。当贝尔把水桶上的绳子草草系成绞刑套索套在诺克斯脖子上时，处于福赛斯县社会阶层两个极端的两人在这一刻被命运禁锢在了一次可怕的接触中：贝尔站在白人势力结构的最顶部，诺克斯处于黑人下层社会的最底部。所以当马文·贝尔贴着诺克斯的耳边说让他认罪时，诺克斯必然会遵从他的要求。

贝尔出身自卡明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其身份能够解释为什么虽然他差点儿亲手把诺克斯勒死，但是他却没有把诺克斯交给奥斯卡维尔的农民们组成的暴民群体。贝尔认为那些人属于远比自己低下的阶层，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点燃篝火，渴望有机会把欧内斯特·诺克斯绑在柱子上烧死。所以，马文·贝尔很快就从逼迫诺克斯认罪的人变成了救他一命的人。

《亚特兰大宪法报》的一位记者称：“如果囚犯没有被偷偷带走，那么除非出动军队，否则什么也阻止不了他被烧死的命运。” [27] 《盖恩斯维尔新闻》强调了这次新的私刑热潮如此狂猛不仅是因为克罗遭受的袭击，还因为人们仍为自己在两天前刚被政府军队赶出卡明，所以无法对格兰特·史密斯和托尼·豪厄尔动用私刑的事而耿耿于怀。一位目击者说：“因为上个星期四在福赛斯县……积攒的强烈情绪，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个黑人（诺克斯）没有被带到卡明去，那么他一定会被私刑处死。” [28] 但是，几分钟前还威胁要结果了他的小命的马文·贝尔此时已经把吓得不轻的男孩推进车里，然后发动了福特T型车的引擎。

贝尔向东一直开出了福赛斯县的边界，然后从布朗桥上横穿查特胡奇河，进入了临近的霍尔县县治盖恩斯维尔。他将诺克斯交给了这里的治安官威廉·克罗。根据《盖恩斯维尔新闻》的报道，“当人们得知那个黑人被关在（霍尔县的）监狱里，并且已经认罪之后，关于要实施私刑的流言就传开了”。 [29] 很快，盖恩斯维尔监狱就被包围了，他们之中不仅有听说黑人强奸者被关在这里的霍尔县男子，还有赶着车或骑着马，一路追随诺克斯和贝尔前来的福赛斯县人，他们是在夜色降临之后才抵达的。一位《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描述了“将执行私刑的谣言（如何）被随意传播”，以至于J.B.琼斯法官（Judge J. B. Jones）出于对囚犯人身安全的考虑，下令将他转移至亚特兰大。 [30]

就欧内斯特·诺克斯还不长的一生来说，这个星期一绝对是他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一天。晚上7点15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一次被一个白人紧紧地抓住了手腕。当他听到副治安官亨利·沃德（Henry Ward）的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咔哒声时，他一定在担忧自己是不是要被从前门扔出去，任由那些主张实施私刑的暴民处治。然而，与他想的正相反，沃德把囚犯从后门悄悄带了出去。在那天之前很可能还没坐过一回汽车的诺克斯再次被推到了一辆已经启动引擎的汽车后座上。诺克斯能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以及轮胎压过碎石路时发出的嘎吱声，甚至还有黑暗中渐渐被抛在身后的叫喊声。第二天的报纸向自己的读者们介绍了副治安官沃德因为担心有人追踪，“仅用了几乎破纪录的三个小时就从盖恩斯维尔开到了亚特兰大”的事，这意味着副治安官车的时速几乎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40英里。 [31]

诺克斯当晚是在富尔顿县监狱（Fulton County Jail）过夜的，那里被所有佐治亚人称为“塔楼”，这座威风壮观的石砌堡垒就是被设计用来将亚特兰大最危险的入侵者和最坚定的私刑者阻挡在外的。当从盖恩斯维尔返回的人群带来诺克斯已经被转移到塔楼的消息时，福赛斯县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又被耍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就此放弃。午夜之后，一位《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还在忙着用打字机记录下这一天发生的所有情况。他写道：“从盖恩斯维尔和福赛斯县周围山区来的白人们都被气疯了，尽管犯罪的黑人已经被关到了53英里之外的地方……但这里恐怕还会出现更多种族冲突。” [32] 当16岁的欧内斯特·诺克斯在城市发出的嗡嗡声中辗转反侧时，很多福赛斯县人同样彻夜未眠，他们还在为一周之内出现两起白人女子遇袭事件而震惊，更为法律程序的烦琐和拖沓而愤愤不平。

[1]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47，n. 1.

[2] “Cumming Ga. Girl，Throat Cut，Found in Woods，”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final edition.

[3] Muster Roll of Company L，38th Regiment，CSA （ancestry.com）；1860 U. S. Census，Population Schedule. NARA microfilm publication M653，1，438 rolls. 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e especiallyForsyth County，Georgia，roll M653_121；p. 491；Selected U.S. Federal Census Non-Population Schedules，1850-1880，CensusYear：1870；Chestatee，Forsyth County，Georgia.

[4] 1880 U. S. Census，Chestatee，Forsyth，Georgia；roll 147；FHL microflm 1254147；p. 444B；Enumeration District 078；image 0170.1900 U. S. Census，Chestatee，Forsyth，Georgia；roll 197；p. 1A；Enumeration District 0033；FHL microfilm 1240197.

[5] Indigent Pension Application，Isaac Crow，Forsyth County，1904，Confederate Pension Applications，RG 58-1-1，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6] “The Mortgaging of Farm Lands，”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ember 9，1888，18.

[7] 更多和克罗家一样迅速衰败的地产所有者的例子，参见William F. Holmes，“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The Georgia Experienc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2.4 （1988），628；and C. Van Woodward，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7-1933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1），175-204。

[8] Alan Candler and Clement Evans，eds.，Georgia：Sketches，Counties，Towns，Events，Institutions & People ，vol. 2 （Atlanta：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06），47.

[9] Georgia Tax Digests ［1875］，Forsyth County，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0] Georgia Tax Digests ［1890］，Forsyth County，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1] 1900 U. S. Census，Wilsons，Hall，Georgia；roll 202；p. 13B；Enumeration District 0077；FHL microfilm 1240202.

[12]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13] 普通法婚姻（common-law marriage）指没有在民政或宗教机构正式登记婚姻关系，是一种习俗上或实质上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也被认定为夫妻关系成立。——译者注。

[14]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15] 1910 U. S. Census，Chattahoochee，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7A；Enumeration District 0041；FHL microfilm 1374201.

[16]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17] “Cumming，Ga.，Girl，Throat Cut，Found in the Woods，”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final edition.

[18]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 n，September 10，1912.

[19]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20] “Mock Lynching Extorts Truth，” News Tribune （Duluth，MN），October 1，1912，12.

[21]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22] “Cumming Ga. Girl，Throat Cut，Found in Woods，”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9，1912，final edition.

[23] “Rapist Brought Here，” Gainesville New s，September 11，1912.

[24] 1998年，佐治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依此创设的新的贝尔-福赛斯巡回法院就是以海勒姆·帕克斯·贝尔命名的。2004年，福赛斯历史学会将其新的所在地命名为海勒姆·帕克斯·贝尔中心（Hiram Parks Bell Research Center）。

[25]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1774-2005，House Document 108-222.

[26] Hiram Parks Bell，Men and Things （Atlanta：Foote and Davies，1907），135-36.

[27]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0，1912.

[28] “Rapist Brought Here，” Gainesville News ，September 11，1912.

[29] “Rapist Brought Here，” Gainesville News ，September 11，1912.

[30]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0，1912.

[31]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0，1912.

[32]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0，1912.

4.暴民群体乘胜追击

星期二早上，比尔·里德是带着一肚子怨气去上班的。他先是被马文·贝尔抢走了风头，接着又因为“认罪的强奸者”被送到了盖恩斯维尔警方而不是他这个卡明治安官手中而颜面尽失。特别是当并不是欧内斯特·诺克斯一个人袭击梅·克罗的说法流传开来之后，里德也面临逮捕更多嫌疑人的压力。仅仅一夜之间，关于克罗伤势的初步诊断报告就被发展成一个详细的恐怖故事。很多年后，露丝·乔丹说：“那些人（对梅）实施了多次强奸，他们还咬了她的腿……分别割下和咬下了她的乳头。在一个小时之内，整个县的人都准备好了武器，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 [1]

里德和拉默斯星期二一早就骑马来到奥斯卡维尔，发现一群白人已经将马库斯·沃尔德里普的田地围了起来，还抓住了沃尔德里普的一名雇工——被称作“大罗布”的年轻黑人爱德华兹，据说袭击发生当天，有人曾看到他和诺克斯在一起。虽然在亚特兰大的所有报纸上，诺克斯才是“认罪的强奸者”，但是他被关在遥远的富尔顿塔楼里，有亚特兰大市警方的保护。因为不可能接触到诺克斯，奥斯卡维尔的白人此时将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罗布·爱德华兹身上。像托尼·豪厄尔一样，爱德华兹最容易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这是因为他是在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所以被规模不大、与世隔绝的奥斯卡维尔本地人群体视为外来者。

《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报道称，当里德和拉默斯赶到现场时，他们“立即上前，把这个黑人从抓住他的那些人手中带走了” [2] ，后者本打算就在沃尔德里普的田地里实施私刑，将他烧死。以有强奸嫌疑为理由将爱德华兹逮捕之后，里德和他的副治安官迅速赶回卡明，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人数不断增长，而且都带着霰弹枪或手枪的白人。在过去几天里亲眼看着格兰特·史密斯、托尼·豪厄尔和欧内斯特·诺克斯先后逃出他们的绞刑套索之后，人群中的大部分暴民已经对法律失去了耐心。此时，他们以防止县里的白人女性再遭受攻击为己任。人们一路追捕爱德华兹直到卡明，一位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气氛：

所有乡村道路上都有骑着马、带着武器的男人，他们都是朝县治去的……（爱德华兹）被捕的消息仿佛是通过某种无线电报传遍了所有地方。福赛斯县的男人们……已经集结一整天了，他们胳膊下面夹着步枪和猎枪，还有些人的裤子后兜里插着威力强劲的转轮手枪，这一点可以从被顶得翘起来的外衣上看出来。人们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安静，但是他们会集结在街角处……等待时机。 [3]

《亚特兰大报》（Atlanta Journal ）认为当里德和拉默斯终于把爱德华兹带回卡明广场，并费力地从人群中穿过，最终将他锁进带铁栅栏的牢房时，“暴民的情绪（变得）极度兴奋” [4] 。从监狱的窗口向外望去，他们可以看到超过2000人围绕在这个砖砌的小监狱周围。 [5]

当卡明的律师、商人和乡绅从自己的写字台或柜台前抬起头，探看是什么引发了外面的骚动时，他们看到了和上一个星期六“种族冲突”开始发生时同样的混乱场面。此时和那时一样，又有成百上千的白人男子在广场上大吼大叫，喊得声音都嘶哑了，他们提出的要求正是让官员交出那个受到指控的黑人男子。与之前的史密斯、豪厄尔和诺克斯一样，罗布·爱德华兹大概也能从人群的喊叫中辨认出几个熟悉的声音——他很清楚那些人的名字和长相，因为他们曾一起在福赛斯县的果园、棉花田和玉米地里干活。当这些人扬言要划开他的喉咙、对他实施阉割，然后把他当成猪一样放在火上烤的时候，爱德华兹知道他们并不是说着玩的。当拉默斯带着一大串哗啦啦响的钥匙走进来又走出去的时候，这个高大、笨拙的24岁青年除了默默地看着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就是在此时，比尔·里德做出了一个在他作为福赛斯县治安官的整个任期内最应当被视为犯罪的行为——他干脆消失不见了。一位记者在写到治安官的擅离职守时，把它说成了一件似乎不值一提的小事：“（治安官）一把囚犯关进牢房就马上离开了，留下拉默斯副治安官全权负责。” [6]

不过，考虑到当时正在上演的福赛斯县治安官和副治安官之间的政治角力——虽然里德在1912年选举中战胜了拉默斯，但是他在1914年还要再次面对后者的挑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里德此时的消失不见其实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计算。州长已经下令要求地方执法者制止在福赛斯县蔓延的暴民群体实施的暴力行为，然而未来将成为三K党成员的里德（他的名字会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当地三K党成员名单里） [7] 无疑是支持外面那些呼喊着要求警方把爱德华兹交给他们的暴民的，他也和那些人一样迫切想看到有黑人因为梅·克罗遭受的袭击而受到惩罚。要帮助那些人得偿所愿，里德只需要不作为就可以了。因此，当外面的暴民越聚越多，私刑的威胁越来越严峻的时候，里德却将拉默斯叫来，跟他说这个小监狱就交给他负责了。然后里德就从办公桌前起身，正正帽子，没做任何解释就从广场上的人群中挤了出去。他向外走时肯定会在人群中看到自己的朋友、亲属，他无疑还会向他们点头示意。

通过让拉默斯负责应对这个巨大的危机，里德不仅轻巧地避开了一个可能给他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烫手山芋，而且还顺势把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推进了火坑。如果年轻的副治安官无法抵挡住私刑者，那么当州长从亚特兰大打来电话的时候，要承担责任的就是他了；如果拉默斯用什么办法成功阻止了渴望实施私刑的人群，那么到了选举治安官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维护黑鬼的人”，因为他阻碍了福赛斯县白人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报仇。

当里德骑着马，缓缓地沿卡斯尔伯里路（Castleberry Road）往家走的时候，他肯定十分清楚自己让盖伊·拉默斯和罗布·爱德华兹陷入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处境。在1912年的佐治亚州，暴民群体冲入县监狱，抢走黑人囚犯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卡明此前就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50年前的1862年，《宪政主义者日报》（Daily Constitutionalist ）曾报道一个由E.刘易斯法官（Judge E. Lewis）审理的案件，此案涉及一个“福赛斯县黑人男孩在上星期六夜里被四个男人从卡明监狱里劫走并吊死了。这个男孩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非礼一位女士，这几个男人就是这位女士的亲戚，他们实施这个行为时都处于暂时休假期间”。这种简单直白、毫无感情的描述显示了被警察羁押的黑人囚犯会被私刑者劫走，并被在公共广场上随意处决的情况有多么寻常：“人们对于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了。” [8]

1870年时，《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报道了另外三个福赛斯县黑人居民，“于某天早上在自家门前被就地吊死在路边……老哈钦斯（Hutchins）被用一条旧的拴牛链吊在一棵树的枝丫上……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从灌木丛里砍下的柔韧绿枝条吊死的”。 [9] 16年后的1886年，一个名叫皮特·霍姆斯（Pete Holmes）的福赛斯县男子，因被指控强奸一个10岁的白人女孩而被关在卡明监狱里。《亚特兰大宪法报》称霍姆斯是一个“肤色深黑、油嘴滑舌的15岁男孩”。报道还称：“当案件的信息被传开后，（女孩）家的朋友们都被激怒了，天黑之前，就有一大群暴民聚集起来要私刑处死霍姆斯。”第二天，霍姆斯被判处15年监禁，但是“人们认为这样的刑罚还不够”，要不是县治安官偷偷把他从监狱后门带出去，并尽快送到了富尔顿塔楼，霍姆斯肯定逃不过被暴民群体痛下杀手的结局。 [10]

这样的场景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的福赛斯县依然常见，以至于在1897年时，乔治·戈伯法官（Judge George Gober）专程从亚特兰大来到卡明，对一位名叫查利·沃德（Charley Ward）的人进行审判。这个人被指控强奸了一位显赫农场主的15岁女儿。《梅肯电讯报》报道说：“戈伯依据法定最高刑判处他20年监禁。法官之所以快速审判，就是为了避免私刑，因为人们已经计划在圣诞节当天处死沃德。” [11]

早些时候的这些私刑或几乎被实施的私刑可以说明，1912年9月10日星期二这天捶打卡明监狱大门的男人们并不是难以抵挡一时的激情，尽管这是最常见的对私刑者的解读；相反，他们是在亲身参与一种历史悠久的惯例。很多人都从自己的父亲和祖父那里听到过人们以前实施私刑的故事，所以当罗布·爱德华兹因涉嫌强奸而被捕的时候，这些人发现自己终于有机会延续这一重要的传统了：他们要证明自己也都是看重名誉的人，也一样决心保卫白人女子。

如果里德应对暴民实施私刑问题的方式就是假装没有问题，那么他的策略还真起了作用，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的。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拉默斯“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袭击者们警告他如果不让开可能会自身难保”。在外面这几百人眼中，拉默斯不过是一个需要克服或通过的障碍，拉默斯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喊叫和咒骂，据说他“锁上了监狱的大门，还放下了最重的门闩”。 [12] 他挡在囚犯和外面的暴民中间，隔着别住的大门请求领头的暴民们冷静下来，回家去，让蓝岭山脉巡回法院审理罗布·爱德华兹的案件。

不过外面的人悄悄嘀咕起来，很快，一个被派到临近的铁匠铺里找工具的人被领到人群最前面，此人一手紧攥着一根长撬棍，另一手拿着一个大锤。撬门的人只砸了一下，监狱前门就嘎吱嘎吱地掉下了一些碎片。此时拉默斯拔出手枪，张开手臂，退向后面的一排牢房。当撬门的人又砸了第二下之后，日光就通过木板门上的裂缝照了进来。根据《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报道，就这样，“暴民群体乘胜追击” [13] 。一位记者是这样说的：

人群最前面的是一些所有人都认识的农民，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暴动，甚至没有人尝试遮挡自己的面部来隐藏身份，他们根本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别着门闩的大门……在几下重击之后就轰然倒塌，暴民的领头者先冲了进去，紧接着所有挤得进过道的人也都挤了进去。 [14]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爱德华兹的拉默斯被推到了一边，与此同时，几十个人踩着大门的碎片冲进监狱，直奔位于建筑后方的一排牢房。爱德华兹就被关在其中的一间，这个站在牢房里、后背抵着红色砖墙的囚犯已经无路可退。

当暴民的领头者抓着一个黑人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数千名赶到镇上的白人爆发出欢呼声，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亲眼见证这样的景象的。《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称：“那个黑人被带到室外，已经吓得面如死灰，眼里充满了绝望的恐惧。”还有一位记者注意到：

爱德华兹低声祈祷，向暴民乞求仁慈，不过他的声音很快就被雨点一般降临到他身上的拳打脚踢盖住了。人们从临近商店里拿来的一条长绳，并把一个绞刑套索套在了这个黑人的脖子上。暴民相互争抢对爱德华兹施暴的机会。他们还没有开枪的唯一原因是担心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必然会误伤，甚至打死身边的朋友。

暴民群体迅速穿过街道，朝公共广场走去，用绳子拉着此时已经无力行走的爱德华兹的人走在最前面，任凭被拖拽的身体在石板路上磕磕碰碰。广场一角的带横臂的电话杆成了现成的绞刑架。人们把绳子的尽头从横臂上搭过来，然后十几个人一起拉，就把吊在绳子另一头，此时很可能已经咽气的黑人拉到了半空中。 [15]

经过一周的挫败和失望，这次成功抢夺和杀死黑人的过程仅用了几分钟。我们已经不可能确认爱德华兹是被枪打死的，或是被撬棍击碎了头骨，还是在被用绳子拖到卡明广场的过程中窒息而死。但是当他那血淋淋、软绵绵的身体最终被高高地吊在人群上方时，数千人都端起了上膛的枪支，瞄准尸体射击。疯狂的嚎叫声和庆祝的欢呼声在人群中爆发。一位目击者称：“到处都是手枪和步枪的射击声，尸体已经被破坏得不成人形。” [16]

《玛丽埃塔报》（Marietta Journal ）宣称“暴民群体射尽了子弹之后就静静地散去，返回到各自的日常工作中了” [17] ，不过也有其他描述说，人群中有不少人抬头看着爱德华兹的尸体时不仅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比之前更加充满渴望。他们终于杀死了强奸嫌疑人之一，现在他们的心思又转到了与格赖斯遇袭案相关的五个被逮捕的年轻人身上，后者都被关在向南仅仅40英里的玛丽埃塔。当其他人还站在这里呆呆地看着爱德华兹尸体的时候，暴民群体的领头者已经开始招呼同伴登上驶向玛丽埃塔监狱的车——他们希望在格兰特·史密斯和托尼·豪厄尔身上重复他们刚刚对罗布·爱德华兹所做的一切。

查利·黑尔（Charlie Hale），佐治亚州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1911年。黑尔像罗布·爱德华兹一样是被从当地监狱里劫走，然后被吊在镇广场的电话杆上的。劳伦斯维尔位于卡明以南20英里处

里德治安官是在这些“激情时刻”全都平息之后才露面的——这样他就可以宣称自己以为罗布·爱德华兹一直在他的牢房里睡大觉。让拉默斯掌管监狱的结果是，里德治安官可以一边摇头一边告诉记者，自己不知道是谁破坏了监狱大门，谁开了第一枪，以及年轻的副治安官是怎么没能保护好囚犯的。听说有一些私刑者急速朝镇外去了之后，里德给在玛丽埃塔的莫里斯法官打了个电话，提醒他“一些山地人扬言要到那里去……冲进当地的监狱”。 [18] 为应对这样的情况，莫里斯命令科布县（Cobb County）的J. H.金凯德治安官（Sheriff J. H. Kincaid）再次转移格赖斯案的囚犯。这一次他们将被送到本地区中那个能够抵挡任何暴民群体的监狱——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塔。欧内斯特·诺克斯就是在前一晚被送到那里以确保其安全的。

最终，从福赛斯县出发的汽车在快到达玛丽埃塔之前就掉头返回了，因为一个当地农民告诉他们格赖斯案的囚犯们已经被转移至塔楼了。这些暴民是在天黑之后才回到卡明广场的，他们驾车缓缓经过被大锤和撬棍弄成碎片的监狱大门，也经过了被破坏得几乎不成人形的罗布·爱德华兹的尸体。直到此时，他还被吊在法院附近街角的电话杆横臂上。一位《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记者在向南返回亚特兰大之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景象，他写道：“（爱德华兹的）尸体到现在还被吊在那里，其上有很多弹孔，被风吹得摇来晃去，像是一个对被吓坏的、正匆匆逃出小镇的黑人们的警告。” [19]

直到最后一批人也开始往家走，里德才下令让拉默斯把爱德华兹的尸体取下来，拖回福赛斯县法院前的草坪上。《北佐治亚人报》（North Georgian ）报道说：“他的尸体整晚都在（外面），没有人看管，也没有人碰过。” [20] 第二天上午，福赛斯县的验尸官W.R.巴尼特（W.R.Barnett）跪在已经僵硬的尸体旁，检查了爱德华兹肿胀的脖子上的撕裂伤、他身上数百个被子弹或大号铅弹打出的弹孔以及头骨上的伤口。巴尼特的报告结论是这个24岁的黑人男子身上有多处枪伤，外加头部受到钝器重击。虽然多位目击者描述了“所有人都认识的村民”来到这里，而且“没有人尝试遮挡自己的面部来隐藏身份”， [21] 但巴尼特的报告上写的依然是罗布·爱德华兹死于“未知之人” [22] 手中。

卡明的西坎顿街（West Canton Street），拍摄于1912年前后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佐治亚州的报纸都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次血腥仪式是福赛斯县“种族冲突”的终结而非开始。《切罗基进步报》（Cherokee Advance ）称“福赛斯县人的怒火是极大的，他们只是做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做的事……如果黑人欺侮了白人女性，无论是在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盎格鲁-撒克逊人都会组成暴民群体，亲自上阵”。 [23]

《亚特兰大报》也认为，虽然这样的杀人方式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如今白人已经出气了，卡明“不会再有冲突了” [24] 。《盖恩斯维尔时报》（Gainesville Times ）的一位记者甚至认为福赛斯县的白人暴民群体没有做出更糟糕的行为、没有私自处死更多人是值得庆祝的。这份报纸的编辑称：“一周之内发生两起袭击案件让人们的精神都绷紧了，（但）他们还是凭借惊人的自制力控制住了自己。” [25]

[1]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2]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

[3]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

[4] “Cumming Jail Stormed，”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10，1912.

[5] “Mob Lynches Negro，” Watchman and Southron ，September 14，1912.

[6]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

[7]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Appendix H，478.

[8] Daily Constitutionalist ，June 11，1862，3.

[9] “Outrages in Georgia，” Chicago Tribune ，July 8，1870，3.

[10] “Wanted to Lynch Him，”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ust 28，1886，8.

[11] “Twenty Year Term，” Macon Telegraph ，December 25，1897.

[12]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

[13]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

[14] “Mob Batters Down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one star.

[15] “Mob Batters Down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two stars.

[16] “Mob Batters Down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two stars.

[17] “Negro Lynched by Mob at Cumming，” Marietta Journal ，September 13，1912.

[18] “Negroes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1，1912.

[19] “Mob Batters Down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two stars.

[20] “Dr. Ansel Strickland Scores Daily Papers，” North Georgian ，November 22，1912.

[21] “Mob Batters Down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 final edition，two stars.

[22]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09.

[23] “Editorial，” Cherokee Advance ，October 4，1912.

[24] “Cumming Jail Stormed，” Atlanta Journal ，September 11，1912.

[25] “Editorial，” Gainesville Times ，September 11，1912.

5.旋风中的一根稻草

格兰特·史密斯当众受鞭刑的事已经让整个黑人群体战战兢兢，而罗布·爱德华兹的尸体被吊在镇广场上的景象则直接将不少人送上了逃离福赛斯县的旅程。避难者们赶着货车排成长队，有的向南逃往亚特兰大，有的向东逃往盖恩斯维尔，还有的向西逃往坎顿。福赛斯县的非洲裔美国人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可能让比尔·里德追究那些谋杀了罗布·爱德华兹的凶手的责任。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白人在这次杀人事件之后不会继续骚扰其余的黑人邻居的话，那么他们在第二天一早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卡明附近的一栋建筑起火，紧张情绪又迅速升温了。

当人们听说一个名叫威尔·比伊斯（Will Buice）的白人的店铺，在夜间不知什么缘故突然起火之后，他们就认定这是黑人纵火犯在为之前的私刑实施报复。《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说：“种族战争的阴云还笼罩在福赛斯县的上空……今天它可能会化作血雨腥风降临到这片土地上。” [1] 这场火灾被认定为卡明此时也像普莱恩维尔一样，处于发生黑人暴动的边缘的证据。一位观察者还写道：

有传闻称黑人们……已经带着武器行动起来了，这让小镇中的妇女们感到非常恐慌，就连最保守的男人也担心昨天的私刑和今天的火烧商店只是一场可能席卷整个福赛斯县的种族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可能造成很多伤亡，公民们要做好防范灾难的准备。 [2]

不过传闻是一码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码事。绝大部分黑人居民此时只顾得上尽力保护家人，哪有工夫组织什么报复行动。像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其他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福赛斯县的黑人们明白，即便是最温和的抵抗或最微弱的抗议也足以招致新一波的白人暴力。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位俄克拉何马州奥基马（Okemah）的黑人女子在1911年时，因在私刑暴民面前维护15岁的儿子而被杀死的事，尽管这位黑人母亲本身并没有实施过任何犯罪行为。报纸曾报道，劳拉·纳尔逊（Laura Nelson）与一位指控她儿子偷盗的白人对质，结果纳尔逊被从自己家中拖出来，在遭到反复强奸之后，她和她试图保护的儿子一起被并排吊死在一座横跨加拿大河（Canadian River）的桥的桥边。 [3]

如果福赛斯县黑人群体中有谁想要公开指认杀死爱德华兹的暴民群体的领导者，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这种举动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风险。仅仅几年后的1918年，佐治亚州朗兹县（Lowndes County）一位名叫玛丽·特纳（Mary Turner）的孕妇就因为公开哀悼自己的丈夫海斯（Hayes）而被杀死。当玛丽威胁要通过宣誓控告使法院发出对绑架并私刑处死她丈夫的人的逮捕令时，白人立即做出了回应，即便以执行吉姆·克罗法的佐治亚州的标准来衡量，其迅速和野蛮的程度也是十分罕见的。根据历史学家菲利普·德雷（Philip Dray）的说法，“在包括妇女和孩子的围观人群面前，玛丽被扒光衣服，系着脚踝倒吊起来，全身洒满汽油后活活烧死了。这样的酷刑过程中，一个白人男子还用一把猎刀划开了她的肚子，胎儿掉到地上，哭了一声就被踩死了” [4] 。

被私刑处死的劳拉·纳尔逊，1911年

与玛丽·特纳一样，简·丹尼尔肯定也感受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哀痛、愤怒和恐惧——在得知表亲欧内斯特被捕不到一天后，其丈夫罗布那布满数百个弹孔的尸体就被吊在卡明广场上，任由白人观看。但是简知道，如果她想到县官员那里寻求正义，或是发表一句谴责，那么可能连她自己也要面对死亡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在佐治亚州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以后也还会继续发生：私刑处死一个黑人之后，暴民们通常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受害者还在世的家庭成员身上——可能是因为他们悲痛欲绝，可能是因为他们要求警察逮捕凶手，还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究竟是谁扣动了扳机或把绳子搭上了树木的枝丫。与其他成千上万被私刑处死的黑人的遗孀一样，简·丹尼尔知道自己想要平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声不吭。

最终，即使一声不吭也不足以自保了，因为9月11日星期三，报纸报道了简·丹尼尔、她的弟弟奥斯卡和他们的邻居埃德·柯林斯（Ed Collins）都以与克罗遇袭案有关为由遭到逮捕。《亚特兰大宪法报》称“卡明差一点点儿就要再次发生实施私刑的情况了”，当时“一群暴民聚集起来要带走……这几个黑人……还要把他们吊在前一天吊过他们同伙的那根电话杆上”。不过这一次查利·哈里斯镇长已经有所准备，在暴民们能够组织起第二次对县监狱的围攻前，他和里德及他的副治安官们就“悄悄地（把囚犯们）带出了监狱……并用机动车把他们送到了亚特兰大”。 [5]

把简、奥斯卡和埃德·柯林斯安全地送进富尔顿塔之后，那里的福赛斯县黑人囚犯总数达到了11人。比尔·里德在星期三上午接受了亚特兰大记者的采访。《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上题为“恐怖当道的鲜活故事”（Graphic Story of Terror Reign）的文章以里德为核心人物，向读者介绍了这位带着一车黑人囚犯来到亚特兰大的“很上相的福赛斯县治安官”，以及在佐治亚州的山麓地区发生的暴民失控的传闻。眯着眼看了看大片聚集在自己面前、举着铅笔准备记录的记者们，里德迅速找到了自己角色的定位，即留着大胡子，带着六发式转轮手枪在北佐治亚的边界地区打一场“种族战争”的乡村警察。里德开口说道：

卡明的人民连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夜色降临会给本镇和临近县市的居民带来恐惧和担忧，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担心背叛、担心纵火、担心有人从背后捅自己一刀。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白人都准备好了，能够迅速粉碎黑人的任何暴动。人们情绪激动，白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安感。 [6]

考虑到对黑人教堂和房屋的突袭已经迫使很多黑人家庭从福赛斯县边界逃离，里德对于福赛斯县情况的描述不仅是一种歪曲，更是一种妄想。他提到了白人惧怕“黑人的暴动”，以及可能被“从背后捅一刀”的担忧，然而事实却是，仅有的真正的“暴动”都是由白人义警和纵火犯发起的。就在黑人家庭不得不时刻守卫自己的房屋，仔细聆听是否有马蹄声，或是小树枝被踩断的不详声音靠近的时候，白人却一直处在一种偏执的被害妄想里，他们始终无法抛开自己最深刻、最古老的恐惧，那就是奴隶的子孙后代终将就白人的祖先犯下的罪行报仇雪恨。

当记者将话题转向罗布·爱德华兹被私刑处死时，里德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塑造成小报八卦中的明星。私刑发生当天，这位治安官煞费苦心地把抵挡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政治支持者在内的暴民群体的烫手山芋丢了出去。不过一来到亚特兰大，他立刻抓住机会，把自己重新描绘成试图挽救罗布·爱德华兹，但最终没能成功的英雄。

里德说：“暴民开始聚集时，我正在家中，针对这个黑人的怒火已经彻底爆发。”尽管报纸上的报道都说是拉默斯“锁上了监狱的大门，还放下了最重的门闩” [7] ，但里德此时却声称自己才是真正勇敢地尝试阻挡私刑者的人：

我意识到试图将（爱德华兹）带出监狱送到别处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只有一件事可做——我藏起了监狱的钥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抵挡不住暴民群体，但是我可以让他们无计可施。 [8]

只靠这一招，这个经过里德改编的故事版本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他不仅抹杀了拉默斯副治安官坚守阵地的英勇行为，还宣称自己——狡猾的福赛斯县老治安官——才是那个延缓暴民行动的人。里德还暗示，他的灵机一动最终没能救下罗布·爱德华兹，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尽全力。里德告诉记者，就在他把监狱钥匙藏起来“几分钟后”，

一群人数过百的暴民来到我家让我交出钥匙。我对他们说他们拿不到钥匙，并请求他们不要采取暴力……后来有人打了个信号，这群人就都（返回）监狱去了。那里已经没有守卫了，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照管监狱并看管囚犯。

里德不仅把拉默斯完全排除在了叙述之外，还省掉了自己当时擅离职守的事实，里德暗示他是监狱的最后一道防线。“暴民们疯狂地冲进监狱，看到锁就敲碎”，里德这样描述，还增添了足够多的细节，好让读者忽略他当时其实并不在场的事实。

愤怒的人群冲破了关押罗布·爱德华兹牢房的大门，把这个胆怯畏缩的黑人拖拽到走廊里……有人用大锤敲碎了他的头骨，之后还有人朝他开枪射击。

作为最后的修饰和升华，里德说当监狱遭到袭击时，他的“几个朋友把（他）拦在了家里”。之后他还不忘提醒读者，即便他当时在监狱里，他这个“人高马大的治安官”也没办法救下爱德华兹：

当然，就算我当时在场也没用……虽然我体格非常强壮，但面对人数众多的暴民，我也会像旋风中的一根稻草一样。

治安官还没讲完他的故事，《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一位记者就意识到这是个大新闻，于是迅速跑回报社提交了自己的报道。就这样，通过一次东拉西扯甚至是法斯塔夫式（Falstaffian） [9] 的采访，里德宣称自己机智地藏起了监狱的钥匙；他被暴民限制了行动自由；虽然他体格强壮、力大无比，但是就算他凭借某种超人的努力摆脱了限制他自由的人，他也不可能阻止这场私刑。这位未来的三K党成员，自比为私刑暴民形成的“旋风中的一根稻草”的治安官在说完这些之后，就坐车离开了，末了他还透过车窗说了一句他为“黑暗来临时自己将身处其中”感到忧虑。 [10]

这场福赛斯县的“种族暴动”获得佐治亚州报纸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卡明见证了从格兰特·史密斯几乎遭遇私刑，到玛丽埃塔步枪队抵达准备镇压一场想象中的种族战争，再到浑身是血的梅·克罗被找到，最终到罗布·爱德华兹被杀死，以及十几个年轻黑人嫌疑人被囚禁在富尔顿塔中等待审判的全过程。9月12日下午，当里德开车向北返回卡明时，亚特兰大的编辑们正忙着校对此后将近一个月内最后一篇关于福赛斯县的文章。他们向读者保证：“平静重新成了卡明的主流，没有任何形式的骚乱出现。” [11]

第二天早上里德去上班时，他发现镇广场在多日的风波之后第一次重新热闹了起来。县里有钱人家的妻子们又敢上街了，关于黑人革命的幻想也随着卡明几乎完全恢复正常而被人们抛到了脑后。

所有人都知道囚犯会被从亚特兰大送回福赛斯县接受审判，他们的返回必将让县里的“暴力因素”再次激增，尤其是如果有证人被要求出庭就梅·克罗的伤情提供证词的话——实际上也确实有人就此作证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为了缓和情绪，莫里斯法官已经宣布格赖斯案和克罗案都被推迟到蓝岭山脉巡回法庭下次开庭时再审理，也就是要等到10月底。这让县里的白人有一种不确定感，特别是奥斯卡维尔的巴德和阿齐·克罗的女儿此时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因头部伤势很重，伤者的情况依旧危急。哈里斯镇长和拉默斯副治安官并不是唯一对未来充满警惕的卡明居民，他们都想知道一旦梅·克罗的死讯传来，卡明又将陷入怎样的混乱。

对于成百上千生活在福赛斯县的黑人来说，最可怕的危险已经降临，只不过这样的消息要在很多个星期之后才能传到亚特兰大。在克罗被袭击后的几天里，福赛斯县白人自发组织了一种夜间仪式，每到黄昏时分，他们就会聚集在县里各个岔路口。这些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包括装在挎包里的铜质子弹、霰弹、装满煤油的用塞子封口的玻璃瓶，还有从鞍袋顶端露出来的一捆捆“红十字”牌炸药。夜幕降临后，这些夜骑者就会抱着同一个目标出发：让私刑处死爱德华兹带来的恐怖情绪不断升级，以此将福赛斯县的黑人永久地赶出去。

1907年，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把佐治亚州每个“有色”人种都亲身体验过的感受写成了文字，那就是“南方的警察体系主要是为控制奴隶而设置的……实质上，每一个白人都可以心照不宣地被认定为是这个体系中的一员” [12] 。就20世纪最初的十年来说，任何白人男子都有权依法追赶和逮捕逃跑的奴隶的日子才过去仅仅50年，本地不少人的父亲或祖父在奴隶制废除前就曾经是那些武装队中的一员。

因此，在很多白人看来，每天晚上日落前后，每家的成年男子都被招呼着加入朝着分散在奥斯卡维尔外查特胡奇河沿岸、卡明北部的肖尼山山脚下，或南边的夏奇拉格和比格溪的黑人聚居区而去的队伍这件事，在很多白人看来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至于那些生活在卡明镇中的黑人，将他们都赶走的过程则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个别情况甚至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大多受到了富有的白人的保护，他们在这些富裕人家做厨子或仆役。鉴于此，夜骑者们最先袭击的目标都是摘棉花的雇工、佃农以及拥有小面积农田的土地所有者，而加入最初一波逃亡大军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无力抵抗的家庭。

关于突袭活动的书面记录非常少，文字记录出现的时间间隔也很长，而且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对夜色降临后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的报道。 [13] 因为记者们都是在驾车逃难的难民数量扩大到实在无法被忽视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我们很难确定在这种恐怖行动最开始出现的那些夜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些袭击后来成了亚特兰大的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比如“黑人逃离福赛斯县”（Negroes Flee from Forsyth）、“愤怒的白人把黑人赶出福赛斯县”（Enraged White People Are Driving Blacks from County） [14] ］，但类似的袭击很可能在梅·克罗于9月初被发现之后就开始了。夜骑者会朝房屋的前门开枪，向窗户里扔石头，同时大喊黑人家庭“滚出去”的时候到了之类的警告。不过在所有的恐怖措施中，火把和煤油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火光是对所有看到它的人的警告，烧毁房屋也可以确保受害者无法再返回这里。10月中旬，《奥古斯塔纪事报》（Augusta Chronicle ）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至少有20栋房屋……以及5间黑人教堂被烧毁” [15] 。

纵火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被恐惧氛围笼罩。不过对于福赛斯县的穷苦黑人农民来说，焚烧教堂带来的打击才是真正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破坏了黑人群体的精神家园，还破坏了杜波依斯所说的“黑人生活的社交中心”。1903年，坐在位于福赛斯县以南仅40英里之外的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办公室里的杜波依斯，把佐治亚州农村里的黑人会众描述为整个黑人群体的“非洲裔族群特征的最独特表现形式”。杜波依斯这样写道：

以一间典型的教堂为例，（它是）用佐治亚州的松木建造的，教堂里铺着一块地毯，有一个不大的管风琴和几排座椅。这个建筑就是一个黑人群体的核心俱乐部。礼拜仪式、主日学校、两三个乐器社团、女子社团、秘密社团以及各种群众集会等不同的组织都在这个教堂里活动。所有娱乐、宴会和讲座也都在这里举办……教堂收集的数目可观的善款都被用来维护教堂的运作，这里能够为无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能把陌生人介绍给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消息都是由教堂发布的，慈善援助也是由教堂分配的。这个社交、教育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精神中心。收割结束后，教堂在每个周日都会举办两场传教活动，向人们宣讲关于堕落、罪孽、救赎、天堂、地狱及诅咒惩罚的内容。 [16]

从福赛斯县的地图上将这样的地方抹除的行动进行得非常彻底。时至今日，留存下来的只有很少一些信息，都是关于教堂的建立日期，教堂用地的地段编号，以及少数曾经在这里做礼拜的牧师和会众的名字之类的。巴克和卡蒂·丹尼尔每周日上午前往的就是奥斯卡维尔外不远的巴肯班德教堂，他们的儿子西塞罗、哈利和年纪最小的奥斯卡，还有女儿简也会一同前往，坐在父母身边聆听一位名叫伯德·奥利弗（Byrd Oliver）的本地农民兼牧师的布道。比格溪附近的斯托尼波因特教堂是哈丽雅特和摩根·斯特里克兰常去的教堂。1912年8月的某个周日，他们肯定带着前来探望他们的外甥托尼·豪厄尔去过这里。托尼被介绍给其他会众，并受到了和舅舅、舅妈同属一个教堂的会众的欢迎。位于卡明镇外不远的凯莉·米尔路（Kelly Mill Road）上的夏洛浸信会教堂是由老利瓦伊·格林利牧师创建的，这座教堂是很多在卡明工作的女仆、厨师、杂役和男管家的精神家园。

其他黑人教堂的模糊印记都被隐藏在位于莫罗（Morrow）的国家档案馆留存的手写账目中，在位于阿森斯（Athens）的佐治亚大学收集的藏品中，甚至是在福赛斯县法院地下室里堆积的文件中。 [17] 法院地下室里的一个金属档案柜顶上有一个纸板箱，里面还装着曾经由黑人居民建立的芒廷集市教堂、夏奇拉格教堂和斯托尼波因特教堂所占地块的地契——除了名字和大致位置，关于这些教堂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1912年秋天，白人在教堂的长椅和木质地板上洒满了汽油和煤油，然后躲到外面的夜色中，并在离开之前，抛下点着的火柴。在整个福赛斯县，那些曾经矗立着黑人教堂的地块的土壤中肯定都含有大量的灰烬。

为了赶在其他人之前，也为了让报道更加耸人听闻，记者们几乎是从梅·克罗在树林中被发现那天起，就开始发布她的死讯。《奥古斯塔纪事报》在9月9日的头版上就宣布“女孩在卡明被黑人谋杀”（GIRL MURDERED BY NEGRO AT CUMMING），文章告知读者，“黑人的受害者已于今晚在她位于卡明附近的家中去世”。 [18] 《梅肯电讯报》的报道更加夸张，宣称当欧内斯特·诺克斯袭击克罗时，他“把她打昏，然后扔下了（一个）悬崖” [19] 。只要有一份关于克罗死讯的虚假报道出现在报纸上，其他编辑就会觉得自己的报纸也不得不有样学样。《亚特兰大宪法报》上一篇典型的跟风文章就在结尾处向读者通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尽管人们竭尽全力抢救她的性命，（克罗）还是在周一下午不幸逝世。” [20] 10月初，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至于《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变本加厉，发文章称卡明因为“两位白人女子死于黑人之手” [21] 而爆发了骚乱。

然而事实是，这段时间埃伦·格赖斯一直在比格溪活得好好的，她无疑正和丈夫约翰一起忙着料理家务，打理规模不大的农场。在她的指控引发了这么多混乱之后，格赖斯选择尽量保持低调。与此同时，梅·克罗仍躺在奥斯卡维尔家中的病床上，根本没有去世，她的父母巴德和阿齐一直在照料她并为她祈祷。在梅被发现几天之后，约翰·霍肯赫尔医生甚至告诉记者说“她很有可能恢复健康” [22] 。

对于许多当地人来说，养伤中的梅成了某种让他们着迷的对象，至少有两个男人为了看一眼病榻上的美丽姑娘而在醉酒的情况下前往了克罗家。据阿齐·克罗说：“当我们的宝贝女儿躺在那里生死未卜的时候……某个星期天，惠勒·希尔（Wheeler Hill）和另一个男人竟然在喝得醉醺醺之后靠近了我们的房子。”克罗说：

希尔和他的朋友想要看看黑人对她做了什么……他们逗留了一会儿，趁我们不注意，绕到房子后面……然后推开后门爬上楼，进入了我们宝贝女儿卧床养伤的房间。

尽管克罗一家因为希尔的擅闯民宅而感觉受到冒犯，但巴德和阿齐在给《北佐治亚人报》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们不反对以他们女儿的名义进行的突袭行动，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迫切地渴望摆脱“那些地狱的恶魔，也就是那些黑人”。 [23]

随着9月一天天过去，第一缕凉风在查特胡奇河上吹起了阵阵涟漪。尽管县里的医生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办法，梅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越来越虚弱，无论她母亲怎么祈祷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她陷入昏迷的第二周的某个时间里，乔治·布赖斯医生（Dr.George Brice）告诉巴德和阿齐说梅感染了肺炎。1912年9月23日，也就是在被从森林中找到两周之后，梅·克罗去世了。

梅的葬礼是在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举办的，那里距离她从小到大生活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同时也处于所有姓克罗的人家聚居的区域的中心。据她的同学露丝·乔丹说，梅的棺材被放入地下的场景几乎让奥斯卡维尔的白人无法承受。乔丹回忆说：“她被安葬之后，这里似乎就变成了人间地狱。一入夜，到处都是枪声，（还有）小木屋和教堂被点燃。” [24] 乔丹还说她听到有白人在大喊：“朝所有能找到的黑人开枪。” [25]

与奥斯卡维尔的大多数白人一样，乔治·乔丹和他的妻子玛蒂（Mattie）也是贫穷的佃农，不过露丝·乔丹听了一辈子关于她母亲年纪很小就失去母亲时，“一位住在附近的黑人妇女……如何成了一个（对玛蒂来说像）母亲一样的存在，并教会玛蒂做饭、做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妹”的故事。因此，当他们听到枪声、闻到远处的火场飘来的烟味时，乔治和玛蒂都为他们的黑人邻居感到揪心。

后来，露丝的父亲在某个时间里决定出去看看一对名叫加勒特和乔茜·库克（Garrett and Josie Cook）的非洲裔美国人夫妇是否安好。这对夫妇在乔治·乔丹作为佃农耕种的土地附近拥有27英亩农田。 [26] 乔治告诉妻子说他要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考虑到成群的夜行者正在活动，福赛斯县对于乔丹这样的47岁白人农民来说也已经不安全了。“那天夜里，当他沿着道路前行时，”露丝回忆说，“一群带着武器的白人男子朝他逼近，吓得他返回了家中。” [27]

天一亮，乔治·乔丹就朝加勒特·库克家去了。露丝·乔丹说“爸爸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好”，结果发现他们的房子上“布满了弹孔，连屋内的桌腿、椅子和床都被打烂了”。乔治呼喊库克一家的名字，最终他们从躲藏了一夜的树林中走了出来：

爸爸告诉这个男人说自己愿意和他一起到属于他的田地中守卫，防止别人将他的地抢走……但是这个男人回答说：“乔治，那样我们两个人都会死的。”然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福赛斯县。 [28]

之后的几天里，乔丹一家每到日落时分就能听到夜骑者出动的声音，露丝·乔丹说这样的情况“天天”上演，“直到一个黑人也没有了为止”。 [29] 当被问到她的父亲是否因为试图帮助黑人邻居而受到本地人质疑时，乔丹回答说据她所知“没有任何参与这些事件的白人再提起过这个问题” [30] 。

卡明镇镇长的女儿伊莎贝拉·哈里斯当时才8岁，她也记得那个可怕的9月，尤其是在得知夜行者并不是什么来自福赛斯县外的“山地人”，而是由所有人都认识的普通白人组成的之后，她觉得更加害怕了。哈里斯回忆说，有一天她从卡明的学校走回家，“属于暴民群体中的几个男人从我旁边的土路人行道上超了过去”。哈里斯说，当这些人匆匆而过时，

他们目视前方，眼里充满了怒火，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气愤和决心而变得冷漠。我感到非常害怕……所以我爬到了路旁的栅栏顶上，待在那里，直到这些表情吓人的人都走远了才下来。 [31]

这样的暴民可能就是处在杜波依斯所谓的“种族隔离界限”另一边的人，但是这些人和在梅·克罗去世后的几周内受到他们恐吓的黑人绝非互不相识。当像加勒特和乔茜·库克这样的黑人居民被石块砸碎玻璃的声音或是门外马缰甩动的噪音惊醒后，他们听到要求他们离开的警告通常来自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属于曾雇用他们去犁地或摘棉花的雇主和地主；也可能属于和他们做过交易的商人；还可能属于常年和他们一起工作或住得很近的白人邻居。

尽管9月初，参加教会野餐的黑人还有胆量试图抗议白人迫害格兰特·史密斯，但是在爱德华兹被私刑处死及梅·克罗去世之后，把为数不多还留在县里的黑人居民都“赶走”的工作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1912年，23岁的乔尔·惠特（Joel Whitt）是福赛斯县本地的一个农民。他说最初的时候，夜骑者们就像露丝·乔丹记得的那样使用枪支和火把。但是后来，惠特回忆说：“有些人开始把树枝和木棍捆成小捆放到黑人的房子门口。” [32] 10月底时，如果你在一个黑人家门口放上这样一捆东西，那么哪怕是坚持最久、最骄傲的黑人农民也会在天亮之前举家迁离。

[1] “Bloodhounds on Trail of Cumming Firebu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1，1912，extra edition.

[2] “Terror in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1，1912.

[3] “Mother and Son Lynched，” Clinton Mirror （Clinton，IA），May 27，1911.

[4] Philip Dray，At the Hands of Persons Unknown （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246.

[5] “Sheriff Saves Three Negroes，”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2，1912.

[6] “Quiet Reigns in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2，1912，home edition.

[7] “Mob Batters Down Jail Doo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0，1912，final edition，one star.

[8] “Quiet Reigns in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2，1912，home edition.

[9] 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创作的艺术形象。他的名字法斯塔夫已成了体型臃肿的牛皮大王的同义词。——译者注

[10] “Trouble Over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September 12，1912，extra edition.

[11] “Sheriff Saves Three Negroes，”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2，1912.

[12] W. E. B. 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78.

[13] “Forsyth People Ask for Troops，” Augusta Chronicle ，October 19，1912.

[14]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3，1912；“Enraged White People Are Driving Blacks from Count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1912

[15] “Forsyth People Ask for Troops，” Augusta Chronicle ，October 19，1912.

[16] Du Bois，Souls of Black Folk ，92.

[17] Garland Bagley，History of Forsyth County ，vol. 2，845；Sheltonville Historical Society，“A Report of the Records Committee on the History of Sheltonville and the Sheltonville Community，” April 20，1962.

[18] “Girl Murdered by Negro at Cumming，” Augusta Chronicle ，September 9，1912.

[19] “Second Outrage Shocks Cumming，” Macon Telegraph ，September 10，1912.

[20] “Negro Is Rushed in Fast Machine to Fulton Tow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10，1912.

[21] “Martial Law in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2，1912.

[22] Gainesville News ，September 9，1912.

[23] “Letter from Mr. and Mrs. L. A. Crow，” North Georgian ，October 1914，转引自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35-36。

[24]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25] 2016年1月6日，作者采访露丝·乔丹的孙女，苏珊·贝里·罗伯茨。

[26] Forsyth County，Returns of Colored Taxpayers ，1912，New Bridge District，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27] 2016年1月6日，作者采访苏珊·贝里·罗伯茨。

[28] 2016年1月6日，作者采访苏珊·贝里·罗伯茨。有记录证实加勒特·库克在1912年10月11日以200美元的价格将土地卖给了一个名叫乔治·奥利维特（George Olivet）的白人。Deed Book 2，p. 101，Forsyth County Courthouse.

[29]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30] 2016年1月8日，作者采访露丝·乔丹的儿子，亨利·丹·贝里。

[31] 1987年1月24日，伊莎贝拉·哈里斯写给马克思·吉尔斯特拉普的书信。

[32] 转引自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30。

6.撒旦的骑兵

在大批难民涌入临近各县的同时，不少福赛斯县居民却为别人批评福赛斯县感到不满，还就这些已经登上全州各大报刊头版头条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告诉记者说，这些“暴力因素”都来自外面，“只有极少数本地居民……参与了示威活动”。 [1] 在被问及把罗布·爱德华兹拖出县监狱，然后实施了私刑的团体的人员组成时，一位卡明男子宣称“那些暴民都是生活在”福赛斯县以北“丘陵地带或来自临近各县及山区里的人”。 [2]

在20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代又一代的白人继续将福赛斯县反复发生的种族暴力归咎于“外来者”。比如1987年时，福赛斯县的县委员会委员戴维·吉尔伯特（David Gilbert）就宣称攻击非洲裔美国人和平游行者的人都不是本县的人，然而事实是，八名被逮捕的人员中有七人的固定住址是在福赛斯县。吉尔伯特还对记者说：“真正让我不安的是这整件事都是由外来者搞出来的。这不过是一群外来者想在福赛斯县惹出点儿麻烦。” [3]

距离1912年越远，白人就越频繁地试图将人们对于福赛斯县延续已久的偏见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一个特定的人群上，那就是三K党。不难理解，他们之所以选择以此为借口，是因为它不仅免除了普通的“本县居民”在驱逐时期犯下的罪过，还暗示着本县人也是这群戴着兜帽、会点燃十字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入侵的受害者。这个论点唯一的不合理之处在于，1912年时，美国根本没有三K党。

今天的人们在听到三K党这个名字时，想到的其实是这个组织第二次出现时的样子。三K党的第一次存在是被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Ku Klux Klan Act）终结的。该法案不仅授予种族暴力的受害者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也让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拥有了在查处种族恐怖主义者罪行时暂停遵循人身保护令 [4] 的权力。在重建时期，得到国会授权打击三K党活动的美国司法部逮捕并定罪了许多该组织内最早加入、最暴力的成员。结果就是，三K党的第一位大巫师，曾任南方邦联将军的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于19世纪70年代初号召这个组织自行解散。到1872年时，联邦检察机构认定原本的三K党已经不复存在。 [5]

在最初的那些起诉活动结束后的40多年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个三K党根本不存在。它的重生也不是出现在南方乡村地区的农田里，而是出现在D. W.格里菲思（D. W. Griffith）于1915年拍摄的好莱坞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中。电影中塑造的穿着戏服的“白色骑士”是白人女性的守护者，也是理想化的内战前世界的拯救者。格里菲思塑造夜骑者的灵感不仅来源于重建时期的“三K党成员”，还来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创作的浪漫小说。其小说中英勇的苏格兰高地人会采用点燃十字架的方式召唤族人参加战斗。 [6]

格里菲思这部突破性的电影改编自小托马斯·迪克逊（Thomas Dixon Jr.）的戏剧《族人》（The Clansman ）。电影中的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数以百万计的白人观影者却把它当作“用画面记录的历史”。有人说该评价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白宫观看这部电影时做出的，但这个说法不可信。 [7] 随着《一个国家的诞生》在全国掀起热潮，一些人就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模仿艺术作品中的内容。1915年，当电影第一次在亚特兰大的福克斯剧院上映时，电影院附近的街道上满是裹着白色床单、戴着尖顶兜帽的男人，很多人甚至骑在用白布盖住的马上，这些装扮和电影中英雄的造型一模一样。一进入电影院，观影者就被电影讲述的一位贞洁的白人妇女遭野蛮的黑人强奸者跟踪的内容迷住了。《一个国家的诞生》用南方白人最鲜活的幻想点亮了影院的屏幕，这个幻想就是黑人的反抗。在格里菲思的电影中，黑人的反抗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性方面的。如电影中的反派角色黑白混血儿赛拉斯·林奇（Silas Lynch）一边指着窗外狂暴的黑人士兵，一边对他的白人受害者之一说的那样：“看到了吧！我的人已经占满了街道。我要用他们打造一个黑人帝国，到时候你会成为站在我身边的王后！” [8]

鉴于无论是格里菲思的电影还是三K党的第二波复兴都还要再等三年才发生，称1912年时福赛斯县黑人是被裹着白床单的三K党成员“赶出去”的说法根本就是天方夜谭。1912年时的确有一群人骑着马在夜色中出动，前去恐吓黑人家庭，不过他们并不是穿着长袍的“白人骑士”，他们也没戴着尖顶兜帽。相反，福赛斯县的夜骑者们可以是农场主、雇农、铁匠、小商店的店员等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像比尔·里德一样通过竞选获得职位的官员。1912年秋天，福赛斯县白人并不需要三K党的地方支部、支部官员或燃烧的十字架来召集他们实施私刑。正如露丝·乔丹所说，在那个时候，仅靠“本县居民”就足够了。 [9]

如果暴民群体不是由戴着面具的三K党成员，而是由大家都认识的“表情吓人的” [10] 本地人组成的，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些普通人最开始是如何集结起来成为夜骑者的？也就是说，一群农民是怎么决定去点燃以小利瓦伊·格林利和伯德·奥利弗这样受尊敬的人为领袖的教堂，以及用霰弹枪朝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Eliza Kellogg）这样平和的地主家的房子不停射击的？他们又是怎么鼓足勇气，去威胁卡明最有钱有势的白人家里的厨师和女佣的？试想进行这些活动需要多少组织工作，而且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几个月就结束了，而是一直持续了数年；再想想要维持种族禁令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需要多少努力？这么大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最终参与的这场惊人事件的？

如今被称为佐治亚州福赛斯县的这个地方曾经是切罗基印第安人的家园。早在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和第一批佐治亚殖民者于1773年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前，印第安人就已经在这里居住几个世纪了。18世纪晚期，当白人定居者不断将他们赶到越来越向西的地方时，原住民领地和美国领地之间的界线也随着一个又一个条约被打破，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被划定。 [11] 到19世纪初，佐治亚州的原住民都被限制在了该州西北角的一小片区域中，那里被称为切罗基领地，今天的福赛斯县就坐落在该范围之内。

联邦政府一直试图“教化”切罗基人。在19世纪最初的十年里，生活在北佐治亚的这些原住民依然抱着能够和新的白人邻居和平共处的希望。1809年前后，一个名叫塞阔雅（Sequoyah）的切罗基人开始创造用于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最早的可书写的字母表。到19世纪20年代，切罗基人在佐治亚州西北部的定居点里已经有了自己建造的学校，归他们所有的锯木厂和铁匠铺，还有报社之类活跃的文化机构，比如部落报纸《切罗基凤凰报》（Cherokee Phoenix ）就是其中之一。好莱坞文化中可能充满了白人关于印第安人住在圆锥形帐篷里、用弓箭打猎的想象，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生活在佐治亚州山麓地带的切罗基人已经和他们的白人邻居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们也是这个多种族杂居且融合度不断提高的边疆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然而到了1828年，人们在达洛尼加（Dahlonega）发现了黄金，这引发了对切罗基人领地的新一轮侵占。据说第一个发现佐治亚州山区有金子的人叫本杰明·帕克斯（Benjamin Parks），他是在猎鹿时发现了天然金块。帕克斯告诉《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

消息一传开，人们的兴奋之情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好像没用几天的时间，全世界就都知道了，因为每个州的人都赶来了……有人步行前来，有人骑马或赶车前来，他们看起来完全像疯了一样。 [13]

切罗基人在努力容忍白人蚕食他们领地的行为的同时，还被剥夺了在法庭上的一切公民权利，就算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盗他们的财物，他们也无法获得任何法律上的救济。《切罗基凤凰报》的编辑在1829年时这样写道：

我们的（白人）邻居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也不尊重人性的原则，如今他们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收割了大量庄稼。该州法律还宣称，根据该州法律和宪法设立的任何法院，不会受理印第安人作为诉讼参与方的案件。这些邻居跨过了（佐治亚州和我们领地之间的）界线，抢走了属于切罗基人的牲口。切罗基人想去追回财产，结果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牲口被舒服地圈养在那些强盗的地盘里。我们是受到欺凌的人。（就算）我们无权得到任何补偿，我们仍然能够深刻感受到我们的权利受到了践踏。 [14]

白人探矿者很快还从偷盗牲口发展到强占切罗基人的整个农场——虚假索赔能够获得州政府土地管理机构的官方核准，这使他们的胆子变大了。美国国会通过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之后，佐治亚州的官员就开始打起切罗基人领地的主意，盼望着某一天政府军队能够前来强迫所有原住民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去。1832年，佐治亚州针对原本属于切罗基人的土地进行了两次抽签分配，最终这些土地都被分给了佐治亚州的白人定居者。

理论上，参加抽签的人只有在被抽到的土地原本无人占有时，才能获得对该土地的所有权，然而现实却是，无数的白人将这些幸运签视为赶走切罗基居民的许可证，就连很多原本拥有兴旺农场的居民都难逃厄运。1833年5月，《切罗基凤凰报》的编辑向读者介绍了这样的情况：

一个勤劳的印第安人通过多年的持续耕作、苦心经营，把自己的土地变成了宝贵的财富，然而一群佐治亚州的赌徒抽中了奖券。赢得这个幸运签的人可以向州长申请（土地）授权，只要他单方面保证这片土地不归印第安人所有，政府就会批准他获得授权的要求。然后，这个幸运的中签人……就带着上了膛的手枪，进入属于乌托仑萨（Ootawlunsta）的地产，用（枪）指着他，将无辜的切罗基人从他精心耕耘的田地上赶走……切罗基人注定要遭受损失。 [15]

随着这些白人“先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再加上佐治亚州官员不愿遵守最高法院先后做出的两个支持切罗基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的决定，签订《新埃科塔条约》（Treaty of New Echota）的时机最终到来了。一小部分切罗基人在违背部落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意愿的情况下，于1835年签订了这份条约。条约规定切罗基人将全部领地割让给美国，以换取在俄克拉何马的一块保留地。《新埃科塔条约》签订后，北佐治亚的切罗基人从1838年春天开始被州民兵集合起来并关进临时搭建的围栏中，在那里等待开启被迫向西迁移的旅程。规模最大的切罗基人迁移堡垒之一就是位于今天的福赛斯县境内的坎贝尔堡（Fort Campbell）。 [16]

卡明镇镇长查利·哈里斯的外祖父阿伦·史密斯（Aaron Smith）曾在坎贝尔堡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麾下服役。这位上将是负责切罗基人迁移的指挥官，他带领的队伍被称为佐治亚卫队（Georgia Guard）。这些卫兵的残忍程度是出了名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本是来北佐治亚淘金的，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赶走切罗基人来实现个人私利。

查利·哈里斯就是听着他的外祖父曾经如何用枪逼迫切罗基人家庭离开自己家园的故事长大的。根据哈里斯的儿子戴维（David）所说，1838年整个秋天，阿伦·史密斯和其他民兵都在福赛斯县的松树林深处搜寻切罗基人抵抗者，直到最后一个据点也被击破才罢休。史密斯下令“找出……在树林中忍饥挨饿地躲避起来的可怜的老印第安人……这些人都是不愿意前往为迁移而设置的集中营的人” [17] 。约翰·G.伯内特（John G. Burnett）也是一位在切罗基人迁移期间服役的陆军列兵，他说在1838年时自己目睹了“美国战争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行动……我看到他们像牛羊一样被赶上645驾向西迁移的马车。迁移的路程就是一条死亡之路” [18] 。

1839年，当北佐治亚最后一个切罗基人也被迫踏上前往800英里以外的俄克拉何马的旅程后，刚刚被清除了人口的切罗基人领地就这么落到了白人土地投机者、淘金者、律师和农民的手中，他们要么是在1832年的抽签分配中抽到了40英亩的分配指标，要么是花钱购买了别人抽中的指标。

这就是福赛斯县的真正起源。虽然该县一些最古老家族的后人们一直在纪念他们那些被称为“先锋”的祖先，但事实真相是早期的白人定居者不顾部落首领和最高法院的反对，无情地霸占了切罗基人的领地，他们所谓的土地“无人占有”是因为民兵把16000名原住民集中囚禁到迁移堡垒里，然后像赶牲口一样把切罗基人赶出了佐治亚州。 [19]

1912年，当一种新的“种族冲突”爆发时，福赛斯县已经是一个亲身体验过一次快速驱逐一整个族群的行动的地方。像查利·哈里斯一样，很多居民都是从参加过切罗基人迁移活动的亲戚口中听过关于那件事的第一手叙述的人。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当有人提议县里的黑人不仅要为谋杀梅·克罗而受惩罚，还应当被彻底赶出本县时，福赛斯县的白人打心眼儿里清楚，这样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毕竟，很多家族拥有的土地还有他们的生计，就是通过19世纪30年代那场种族清洗得来的。

本地作家唐·沙德伯恩（Don Shadburn）写了很多关于福赛斯县历史的书。他在书中宣称其祖先在最初进入切罗基人领地时，不得不亲自开垦崎岖不平的山麓上的荒地。沙德伯恩写道：“（19世纪福赛斯县的）庄稼都由农民家庭亲手耕种，完全没有奴隶的参与——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本地群体都被认为是一群天性骄傲、多疑、敬畏上帝且有些古怪的人。” [20]

然而，沙德伯恩对这些辛勤耕作、敬畏上帝的白人山地人“本地群体”的赞美之所以能成为长期存在的谎言之一，是因为这个说法中包含了一个真实的核心。许多只拥有少量土地的福赛斯县农民确实没有依靠奴隶的劳动来耕作他们的红土地；奴隶在山麓地带也确实不像他们在更靠南的大种植园中的那样随处可见，因为那里的占全球统治地位的棉花经济的存在基础正是奴隶制度。尽管福赛斯县绝大多数早期定居者不曾拥有奴隶，不过还是有比例上占少数但数量很可观的一部分人是拥有奴隶的。当他们在1839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曾经的切罗基人领地时，他们带来的大量受他们奴役的黑人男女也为在这片蛮荒、偏僻的山区里谋求生存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斯特里克兰家族是拥有最多奴隶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是老哈迪（Hardy Sr.）。他在1832年跟随第一波中签者一起来到福赛斯县，并且很快就建起了几个全县最多产的金矿。1840年时，他拥有7名奴隶，过了十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名。到1860年，哈迪的四个儿子，小哈迪（Hardy Jr.）、托尔伯特（Tolbert）、乔尔（Joel）和雅各布（Jacob）共同拥有的奴隶总数已经猛增到113名。他们依靠这么大规模的免费劳动力经营着斯特里克兰矿场和斯特里克兰种植园，后者是福赛斯县最大的玉米、小麦和燕麦生产地之一，斯特里克兰一家也因为这些产业而变得非常富有。 [21]

黑人获得解放之前的最后一次奴隶普查结果显示，福赛斯县的奴隶总数是890名，他们分属于近200个奴隶主家庭，拥有奴隶的家庭数量占全县家庭总数的15%。 [22] 虽然没有哪个家庭拥有和斯特里克兰家族一样多的奴隶，但是不少其他白人男子也会依靠奴隶在自己的农场和矿场里劳动，以及在家里做家务。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戴维和马丁·格雷厄姆（David and Martin Graham），S.W.克莱门特（S.W.Clement）及约翰·贝利（John Baily），他们各自拥有的奴隶数量也超过了30名。 [23]

被老哈迪带到山区来的男男女女在1840年和1850年的奴隶情况编目里都被列为“黑人”，但1860年的普查结果显示，斯特里克兰家族拥有的113名奴隶中有超过21人被人口普查登记员列为“黑白混血儿”。这样只是根据奴隶肤色做出的区分当然并不科学，但登记员在如何看待斯特里克兰家族奴隶人口增长上的变化显示了一种可能，即奴隶群体迅速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家族中的白人家长们强奸了非洲裔黑人妇女。即便是在今天，斯特里克兰家族奴隶的后代还会讲述一个故事，那就是他们肤色略浅的祖先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父亲就是自己的白人主人。 [24]

至少有一个曾经在佐治亚州当过奴隶的人明确告诉一个听其倾诉的白人，像斯特里克兰家族农场这样的地方会出现很多“黑白混血”婴儿绝非偶然。1937年，卡丽·梅森（Carrie Mason）在接受联邦作家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成员采访时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丈夫）乔治的肤色那么白？”然后她自己给出了答案：

因为他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吉米·邓恩先生（Mister Jimmie Dunn）的白人绅士。他的母亲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梅森（Frances Mason）的黑人女子。没错，女士，他的主人就是他的父亲。我看出你很惊讶，不过那时候这种事一点儿也不稀罕。我就听过一个白人男子对他儿子们说“到黑鬼的住处去，给我多造一些奴隶出来”的故事。 [25]

老哈迪·斯特里克兰的四个成年儿子就像卡丽·梅森故事中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可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黑白混血儿”奴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很多归其所有的混血奴隶的父亲。海勒姆·帕克斯·贝尔议员还是个小男孩时就随全家搬到了新开放的切罗基人领地，他宣称在他的童年时代，福赛斯县的居民“通过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根本不关心奴隶制的形成或废除” [26] 。不过人口普查显示的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状况：数据显示福赛斯县人对奴隶的劳动以及整个奴隶制文化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19世纪佐治亚州的其他地方。

佐治亚州殖民地立法机构最早在1757年建立了“奴隶巡逻”制度，原因是人们对于奴隶起义的广泛担忧。《建立和规范巡逻活动法案》（Act for Establishing and Regulating of Patrols）要求所有奴隶主在天黑之后安排人手在他们的种植园边界巡逻，任何走出种植园的奴隶身上必须有书面许可文件。起初，这样的工作是由种植园主自己负责的，不过很快，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开始雇人代为巡逻。这些被整个南方的黑人称为“肉饼滚子”［pattyrollers，与巡逻员（patrollers）拼写近似］的巡逻员通常是贫穷的白人，他们的简陋房屋就在奴隶劳作的土地旁边，他们领受薪水要做的工作就是抓捕任何出现在种植园范围之外的奴隶，然后对其施以鞭刑。这最早一批的“夜骑者”既对富有的白人邻居心存妒恨，又迫切想要证明自己并不是社会中的最底层，所以他们之中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工作充满了冷酷的狂热。 [27]

关于奴隶巡逻的书面记录很少，而关于曾经在福赛斯县活动的这些巡逻员的记录更是完全不存在。所以，大部分已知的信息都来自口述历史，比如一个叫爱德华·格伦（Edward Glenn）的人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格伦曾经是一个奴隶，19世纪50年代，他在奥斯卡维尔附近的克林顿·布朗（Clinton Brown）的种植园劳动。1937年，他回忆自己作为奴隶的日子时确认了战前的福赛斯县实行过严格的巡逻体系。格伦说：

当逃跑的奴隶（在布朗的种植园外被抓到后），他们会受到惩罚……我看到过一个妇女被扒光衣服，按倒在田地里的一根树桩上，头悬在一边，脚悬在另一边。人们把她绑在那里，用鞭子狠狠地抽她，在很远之外都能听到她的惨叫声。

格伦描述了白人巡逻员还会使用一种叫“盖默伦棍”（Gameron Stick）的惩罚工具：他们让“奴隶双臂抱着曲起的膝盖，然后把他的手臂绑在一根从腿下面穿过的木棍上。这个捆法（也）被称作‘西班牙雄鹿’……奴隶站不起来，但是会被扒光衣服，并被推得倒向一边，然后（巡逻员）就开始用鞭子抽他，直到见血为止”。威廉·麦克沃特（William McWhorther）是邻近的克拉克县（Clarke County）的一个奴隶，他说“巡逻员就是撒旦的骑兵。如果他们在主人的领地外抓到一个黑奴，而这个黑奴身上又没有主人提供的通行证的话，那么黑奴就要倒大霉了；他们很可能会杀了他”。 [28]

这样的情节在那些被赶出福赛斯县的家庭内部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中也很常见。安东尼·尼尔（Anthony Neal）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祖先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在19世纪80年代时成了福赛斯县拥有最多地产的黑人，不过他们的人生也是从做奴隶开始的。尼尔说，伊丽莎还是奴隶的时候曾经反复尝试逃跑，就在南方邦联军队于1865年投降、佐治亚州的奴隶终于获得自由的时候，伊丽莎已经再次逃跑了。据家族传说称，人们不得不先把为躲避巡逻员而躲藏起来的伊丽莎·凯洛格哄骗出来，才能够告诉她，她已经自由了。 [29]

1912年的报纸将福赛斯县的“冲突”描述为一种由所谓的埃伦·格赖斯和梅·克罗的强奸案引起的突然爆发的种族暴力。但是，对于许多福赛斯县的白人来说，他们认为骑马出去，通过暴力方式惩罚被他们视为罪犯的黑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夜间活动在很多家庭中都是延续已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些被称为“撒旦的骑兵”的贫穷白人男子受雇到县里的道路上巡逻的时候。

不过在奴隶获得解放之后，这种由社会底层白人充当实质上的义警的做法就不再执行了。1912年8月，州立法委员会重新将义警暴力定义为“暴动、暴乱（和）骚乱”，这给了州长的军队使用致命武器镇压这些情况的权力。对于像查利·哈里斯和他在亚特兰大东北铁路公司的合伙人之类的新一代白人来说，这样“无法无天的行为”已经不再被视为为管理黑人劳动者而必须采取的暴力。对于他们来说，那些一直以来负责约束黑人劳动者的暴民都是不道德的、粗野的，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影响公司的生意。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过去南方的富有白人和贫穷白人之间的权力模式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不易被发现，但的确是根本性的。像哈里斯一样的人们此时迫切地想要融入本县以南仅仅40英里处的亚特兰大出现的经济发展热潮，所以他们有一种保证黑人劳动力供应的内在动因，还有消除新南方生意人对于福赛斯县是那种“无法无天的定居点”的担忧的需求。像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这样两个一贫如洗、目不识丁的黑人被告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佐治亚州几乎必然“要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吊死”，但对于哈里斯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是被吊死在某棵树的树枝上，而是要在法律批准的前提下，被吊死在依法搭建的绞刑架上。为了让亚特兰大东北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放心，卡明的年轻镇长必须安排一场审判，一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公平正义的审判。

[1] “Cumming Blacks to Waive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9，1912.

[2] “Six Blacks Threatened with Lynching，”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8，1912.

[3] “Leaders in Georgia County Say Outsiders to Blame for Violence，” Wilmington Morning Star ，January 19，1987，p. 10A

[4] 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是指法院根据被军警机关非法拘留的人的申请，对军警机关发出的应将该人即送法院处理，以决定对该人的拘押是否合法的命令，是通过法律程序保障基本人权及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译者注

[5] David M. Chalmers，Hooded Americanism：The History of the Ku Klux Kla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1），18-19.

[6] Sir Walter Scott，The Lady of the Lake ，“Canto III：The Gathering，” lines 1-18.

[7] London Melvin Stokes，D.W.Griffith ’s “The Birth of a Natio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11.

[8] D. W. Griffith，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at 2：48：48.

[9]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10] 1987年1月24日，伊莎贝拉·哈里斯写给马克思·吉尔斯特拉普的书信。

[11] Francis Paul Prucha，The Great Father：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235-42.

[12] 更多关于执行《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之前在福赛斯县生活的切罗基家庭的内容，参见Don Shadburn，Unhallowed Intrusion：A History of Cherokee Families in Forsyth County，Georgia （Cumming，GA：Pioneer-Cherokee Heritage Series，1993）。

[13] “A Georgia Jaunt，”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y 15，1894，2.

[14] “New Echota，” Cherokee Phoenix ，May 27，1829，2

[15] “Atrocious Injustice，” Cherokee Phoenix ，May 18，1833，3.

[16] Two of the largest Cherokee removal forts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5.

[17] David A. Harris，Stories My Grandmother Told M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1964），14.

[18] Diary of John G. Burnett，转引自James C. Cobb，Georgia Odyssey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7），5。

[19] Prucha，The Great Father ，235-42.

[20]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192 （emphasis added）.

[21] Selected U.S. Federal Census Non-Population Schedules，1850-1880，Census Years：1850 and 1860；District 31，Forsyth，Georgia ［database online］. Provo，UT：Ancestry.com，2010.

[22] Stephen A. West，From Yeoman to Redneck in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 ，1850-1915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8），204.

[23] 1840，1850，and 1860 U. S. Census—Slave Schedules ［database online］. Provo，UT：Ancestry.com，2004.

[24] 2014年10月25日，作者采访戴德丽·布朗-斯图尔特和勒罗伊·布朗（Leroy Brown）。

[25] “Ex-Slave Interview：Aunt Carrie Mason，Milledgeville，Georgia，” in The American Slave：A Composite Biography ，ed. George Rawick （Greenwood，1972），vol. 13，p. 112.

[26] Hiram Parks Bell，Men and Things （Atlanta：Foote and Davies，1907），51.

[27] Gladys-Marie Fry，Night Riders in Black Folk History （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5），82-109.

[28] Rawick，The American Slave ，3.

[29] 2014年4月2日，作者采访安东尼·尼尔。

7.法律的威严

当梅·克罗的死讯传到亚特兰大时，针对欧内斯特·诺克斯的正式起诉书上又多了谋杀这项罪名。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强奸并杀害梅·克罗，简·丹尼尔作为强奸和谋杀的共犯，托尼·豪厄尔强奸埃伦·格赖斯这几个案件被于10月3日星期四在福赛斯县法院开庭审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将判决在任何将非洲裔美国人系统性地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的地方审判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违宪，因为这样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关于同等保护的条款。不过这个判决是在20多年后的1935年才做出的。 [1] 所以在1912年时，格赖斯案和克罗案的囚犯们将在卡明由一个全白人的陪审团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且他们接受判决的地点就在卡明的镇广场上，也就是罗布·爱德华兹的尸体被子弹打成筛子，然后作为一个对本地黑人的无声警告留在原处展示给公众的那个广场上。

鉴于被指控为强奸者的囚犯们要被送回“种族冲突”的中心，莫里斯法官在9月27日星期五这天开车前往亚特兰大，就自己担忧的问题与州长当面沟通。他要求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在审判进行期间实施军事管制，并再次派遣州军队前往以避免私刑的出现。布朗州长对此的回应是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宣布福赛斯县进入“暴动状态” [2] ，并下令派遣三个连的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护送囚犯向北而去。

确保了有军队的保护之后，莫里斯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第二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上：寻找足够勇敢，或者说足够愚蠢到愿意为这些囚犯辩护的人。莫里斯明白，要求任何白人男子来承担这个任务都是非常困难的。本州大部分律师已经根据以往的经验意识到，为黑人客户辩护最好的结果是很快败诉，最坏的结果则是为自己招来那些追着罗布·爱德华兹不放并最终将其杀死的人们的骚扰。

根据《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报道，在10月1日，也就是距离开庭仅剩两天的时候，莫里斯召集了8名律师来到自己面前，他严厉地盯着每个人的眼睛，要求他们履行参与公益诉讼的义务。针对这样的要求，“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不能为黑人辩护的理由”，而且其中四人准备好了应对法官要求的完美托词——他们已经“受雇于控方”。 [3]

这四位经验丰富的律师都来自玛丽埃塔，他们迫切想要借这个案件增加自己的受关注度，更不用说确保被告被定罪将为他们赢得多少人的感激之情。领导这个律师团队的人是副检察长J. P.布鲁克（J. P. Brooke）。布鲁克是查利·哈里斯的朋友，也是亚特兰大东北铁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4] 同样加入控方团队的还有玛丽埃塔镇镇长尤金·赫伯特·克莱（Eugene Herbert Clay）。他是美国参议员亚历山大·克莱（Alexander Clay）的儿子，也是一位年仅31岁的政治新星。在看过控方团队律师名单之后，很多卡明人肯定都在点头窃笑；眼见着自己的名声和自己的铁路受到了这些负面关注的影响，查利·哈里斯几乎动用了全部的政治关系，召集了一群极有势力的朋友。

与此相反，组成辩方团队的律师都是卡明和附近的坎顿的小镇律师。 [5] 莫里斯在这些人表示了拒绝之后依然指定他们担任辩方律师。亚玛谢·费希尔（Amaziah Fisher）、艾萨克·格兰特（Isaac Grant）和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都是土地买卖、合同纠纷和租赁协议方面的律师，对于参与如此轰动且受到南方所有报纸高度关注的强奸和谋杀案件的辩护毫无经验。领导辩方团队的人是玛丽埃塔的弗雷德·莫里斯（Fred Morris，与莫里斯法官无亲属关系）。人们都知道他与控方律师团队中的很多人是密友。另外一位豪厄尔·布鲁克（Howell Brooke）则是控方律师团队中副检察长布鲁克的儿子。至于最后一名成员，一位年仅21岁的律师，他甚至比被指定由他做辩护人的两个青少年被告大不了几岁。

莫里斯法官已经准备好正式开启蓝岭山脉巡回法院的秋季审判活动了。律师们被分成了两队，一队是有才华、有势力、有经验的大律师们，在镇上众多摄影师和记者面前夸夸其谈，充满野心的尤金·赫伯特·克莱就是成员之一；另一队则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官指派的对此类案件毫无胜算的法学院学生和小镇律师们。时至此时，除了被告还没有抵达之外，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10月2日星期三上午11点，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的拉克·麦卡蒂中尉（Lieutenant Rucker McCarty）来到富尔顿塔，签署了确认接管四名囚犯（克罗案的欧内斯特·诺克斯、奥斯卡·丹尼尔和简·丹尼尔；格赖斯案的托尼·豪厄尔）及两位重要证人（埃德·柯林斯和以赛亚·皮尔克）的文件。柯林斯是奥斯卡维尔的一个农民，据说他在梅·克罗遭到袭击的当天曾经和罗布·爱德华兹及奥斯卡·丹尼尔在一起；皮尔克是在9月的第一波逮捕活动中和托尼·豪厄尔一起被逮捕的，当时一起被逮捕的另外五名黑人男子很可能在富尔顿塔直接被释放了，不过文件上完全没有提及他们的情况。

一张当天早上拍摄的照片显示了麦卡蒂的军队沿亚特兰大的街道上向火车终点站行进的情形，简·丹尼尔和她的弟弟奥斯卡就走在军人组成的队形中心。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各份报纸将奥斯卡·丹尼尔描述为“光着脚、样貌凶恶” [6] ，但读者在照片上看到的只是一个十几岁男孩，与周围行进的民兵对比下显得格外瘦小。在成百上千的亚特兰大市民震惊的围观下，简一手提着长裙的裙摆与弟弟并肩而行。他们两人的手腕被同一个手铐铐在了一起。在奥斯卡后面的是戴着猪肉派帽、穿着白衬衣的托尼·豪厄尔。这个同样纤瘦的男孩已经有近一个月没有走出过亚特兰大的监狱了。

1912年10月2日，简·丹尼尔、奥斯卡·丹尼尔和托尼·豪厄尔（照片中央，从左至右）被押送到亚特兰大火车终点站

到了火车终点站，囚犯们被安排登上了一趟专列，火车向着北边的山麓地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在位于卡明以东，距离卡明还有13英里的比福德（Buford）下车，这里是一个火车只做短暂停留的小镇。下车的总人数超过了200人，包括167名押送囚犯的民兵，以及囚犯、新闻媒体人员和要参与审判的律师们。民兵队伍的指挥官卡特伦少校安排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贴身守卫小队” [7]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围绕在囚犯身边，防止有私刑者和暗杀者偷袭。南方火车公司的火车头在火车道上喷吐着蒸汽，军队人员陆续下到面积狭小的月台上。卡特伦少校抬起手臂，下令队伍在此短暂停留，开始吃午饭。 [8]

随着正午的太阳经过最高点，民兵们都用完了本地旅店提供的热饭热菜。囚犯们吃了饭并获得了一小段休息时间，然后就坐在同行的大批人员中央的几根铁路轨枕上等待。就在卡特伦命令他们起身，开始进行当天的漫长行军之前，一位摄影师拉长了相机的伸缩皮腔，眯眼看着相机的取景器。当快门被按下时，摄影师捕捉到了这次福赛斯县大驱逐中最难以磨灭的一个景象，这张照片很快就被刊登在了《亚特兰大宪法报》上。

1912年10月2日，福赛斯县的囚犯们在佐治亚州比福德（从左至右）：简·丹尼尔、奥斯卡·丹尼尔、托尼·豪厄尔、埃德·柯林斯、以赛亚·皮尔克和欧内斯特·诺克斯

当天下午，军队走过了绵延数英里的松树林和河谷地区，途中有成百上千好奇的本地人从家中走出来，迫切地想看看军队和那些臭名昭著的囚犯。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福赛斯县之后，队伍在日落时分抵达了镇外的郊区。卡特伦下令停止前进，随着他的声音传到队尾，所有民兵都卸下了背包和铺盖卷，在据卡特伦所知是由本地治安官自愿提供的一片空地上支起了白色帆布小帐篷、建起了营地。 [9]

很多传言称“北佐治亚的山地人”为了这场审判又一次涌入了卡明，还说其中很多人“携带了武器，打算制造麻烦”。 [10] 所以天黑之后，当一队平民出现在营地边缘时，紧张的哨兵大喊道：“谁在那儿？”然而令他惊讶的是，举起双手回应他的并不是一群穿着工装裤的农民，而是一群戴着眼镜、穿着上好羊毛西装的律师。一位记者写道：“今天晚上，莫里斯法官，里德治安官，玛丽埃塔的弗雷德·莫里斯、约翰·柯林斯和坎顿的豪厄尔·布鲁克（从卡明）来到了营地。” [11] 被认出来之后，他们就提出要和六名囚犯单独谈话。

关于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到访、他们和囚犯们谈了什么以及谈了多长时间，没有任何记录留存下来。不过，莫里斯法官和辩方律师弗雷德·莫里斯在营火前私下会面这件事不免让人产生疑虑。法官或律师在庭审前会见被告自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具体到这位法官和这位律师，如今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在美国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的由暴民群体做出的暴力行为之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15年，暴民们绑架并杀死了利奥·弗兰克（Leo Frank），因为这个犹太男子被判定强奸并谋杀了一个名叫玛丽·帕甘（Mary Phagan）的白人女孩。

牛顿·莫里斯法官、前州长约瑟夫·麦基·布朗、尤金·赫伯特·克莱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弗雷德·莫里斯都参与了那个案子。牛顿·莫里斯实际上就是将弗兰克从州监狱里绑架走的幕后主使，不过他假装在私刑结束几分钟后才赶到现场，成功地骗过了包括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在内的很多记者，让他们相信是他的出现才阻止了暴民们焚烧弗兰克的尸体。就这样，在福赛斯县的审判过去短短三年之后，莫里斯法官就在设法确保了一个男人被私刑处死的同时，让自己获得了英勇抵抗暴民的美名。哈罗德·威林厄姆（Harold Willingham）是一位非常了解莫里斯法官的本地律师，他说莫里斯一辈子有权有势、受人尊敬，不过在玛丽埃塔，不少私下里认识莫里斯的人都说他与人们以为的大不相同。威林厄姆说：“他纯粹就是个表里不一的杂种。” [12]

简、奥斯卡和欧内斯特不可能知道审理他们案子的法官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玛丽埃塔外的树林里主导一场私刑，但是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要指望完全由福赛斯县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主持公道有多么不可能。就算法官不判处他们死刑，他们也都明白那些涌入卡明的农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的。一个卡明男人的话诠释了这种不言而喻的威胁：一旦有囚犯被免于一死，“人们的意志”会确保他们不能活着走出福赛斯县。 [13] 在庭审前夕，《盖恩斯维尔时报》的编辑表达了绝大多数白人持有的观点，那就是诺克斯和丹尼尔的庭审可以而且应该以唯一的判决告终。一位记者写道：“这些畜生一定会很快被认定罪名成立。” [14]

考虑到被宣告无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囚犯们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与莫里斯合作，寄希望于他们之中至少某些人能够逃过一劫。简·丹尼尔、埃德·柯林斯、以赛亚·皮尔克和托尼·豪厄尔从重新进入福赛斯县境内开始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不过，他们肯定都想知道，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的死会不会就可以让福赛斯县的白人们满足了，绞死两个人是不是就足够了。

1915年，利奥·弗兰克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外被私刑处死。牛顿·A.莫里斯法官（最右，系着领结，戴着草帽）站在围观人群之中

得到卡特伦少校点头许可后，莫里斯法官穿过民兵在归比尔·里德所有的草场上设立的哨岗。然后他和律师们一起跟随一名士兵，走过两堆燃烧着的营火，最终来到了简·丹尼尔和其他囚犯所在的一小片帐篷中。囚犯们试图在这里获得一些休息，但此时的他们肯定都难以入眠。

在营火边与简及其他受到指控的男子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之后，莫里斯和律师们再次穿过哨岗，然后在里德治安官的护送下返回了卡明。他们来这里提出了什么样的谈判条件，又要求了什么样的回报都没有被报道给公众。不过第二天的晚报读者都惊奇地发现，被指控男子之一的姐姐突然地，而且据称是自愿地“充当了州政府的证人” [15] ，并同意为控方提供证词。出于一些没人能够或者说没人愿意解释的原因，年轻的简·丹尼尔的命运在那个夜晚突然发生了改变。

10月3日星期四上午吃过早饭后，士兵们收起帐篷，做好了护送囚犯们走过卡明尘土飞扬的街道，完成最后一英里行军路程的准备。据一位观察者说，北佐治亚各地的人都被这热闹的景象吸引来了，这个小镇“从来没有这么拥挤过” [16] 。在士兵的围绕下，囚犯们沿着卡斯尔伯里路前进，他们看到的是嘲讽的表情，听到的是“山地人”发出的嚎叫。据一位记者说，那些人“（之前）一直在准备武器，他们威胁说不会让黑人被告活着走到监狱”。 [17]

为了保护囚犯的安全，州长早已下令让卫队士兵武装到牙齿，并展示出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据《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第五团的士兵们不仅肩上背着斯普林菲尔德卡宾枪，还“被下令不使用普通的转轮手枪，改为配备陆军的大口径短筒手枪……这种枪能够自动射出11枚重型子弹，而且重新装弹需要的时间也很短”。 [18] 针对为这次审判而聚集到卡明的人，布朗州长在公布的戒严令结尾做出严正警告：“虽然政府希望温和地实行戒严，但不要认为政府不会采取严厉、坚定的手段来确保戒严得以实施。”莫里斯法官在走向法院的途中被问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提醒这位记者注意，军队已经获得了可以随时开火的命令。莫里斯说：“任何扰乱秩序的行为（都会）面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 [19]

里德治安官召集了84名男子履行陪审员的义务，所以当莫里斯法官敲响他的小木槌，宣布佐治亚州政府诉欧内斯特·诺克斯案开庭后，选择陪审员就是第一项程序。上午11点，在询问了56名陪审员候选人之后，控辩双方选出了12名双方都接受的陪审员。落选者中有5人是因为年龄超过了60岁。至于另外39人为什么不适宜作为陪审团成员，一位特别擅长轻描淡写的亚特兰大记者描述道：“他们对控辩双方的看法不是完全公正。” [20]

就这样，法官将12名当选的白人男性陪审团成员记录在案，他们之中有11人是雇农，剩余的一人是“本地磨坊的看门人”。 [21] 这群在其他时候可能并不起眼的“本县居民”中还包括两个在20世纪20年代初会成为“三K党肖尼克拉文骑士”的人，他们分别是E. S.加勒特（E. S. Garrett）和威廉·哈蒙德（William Hammond）。 [22] 负责守卫法庭大门的是里德治安官，之后他会与另外两个人一样穿上白色的袍子，戴上兜帽，成为三K党成员。坐在律师团队中间的弗雷德·莫里斯和豪厄尔·布鲁克之后会参与私刑处死利奥·弗兰克的活动。坐在法庭正中间的，则是将会导演弗兰克的私刑的牛顿·A.莫里斯法官。

法官无疑意识到了庭上有许多记者，他要求窃窃私语的旁观者们保持肃静，然后声如洪钟地宣布自己会“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快审判速度”，与此同时确保审判的“公平和公正”。莫里斯法官严肃、专横地扫视了一下整个法庭后说，整个过程的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威严”。 [23]

卡明法院，拍摄于1912年前后

如果说莫里斯的讲话让欧内斯特·诺克斯看到了哪怕一丁点儿希望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在控方开始传唤当天第一位证人时就破灭了。梅的父亲，通常被称为巴德的L. A.克罗先生被列为本案的正式原告，他的样子很值得同情。克罗先生坐在庭上，手里抓着帽子，向人们讲述他疼爱的女儿，以及那个他第一次看到她满身是血的早晨。他还讲了他的妻子阿齐在那两周的时间里如何在梅的病床前祈祷，也讲了女儿在不久前去世和被安葬的情况，这个法庭上的很多人都出席了那场葬礼。一位记者写道：巴德·克罗“被迫重复了一遍女儿遭受侮辱的悲惨故事，他的陈述让（哪怕是）最铁石心肠的旁观者也深受触动”。 [24]

接下来的两名证人是乔治·布赖斯医生和约翰·霍肯赫尔医生。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控方的诉讼策略。他们会要求一个接一个目击者反复描述梅受的重伤，从而激发当初导致人们对罗布·爱德华兹实施私刑的那种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他们知道，光是梅·克罗破损、受辱的身体的画面就足以确保欧内斯特·诺克斯被判有罪。

去世女孩的父亲让法庭上的人全都热泪盈眶，医生们对梅被敲碎的头骨和被划破的喉咙的描述让人们震惊不已。接下来出庭作证的是从富尔顿塔返回北边受审的囚犯之一，在奥斯卡维尔种地的黑人农民埃德·柯林斯。没有人知道柯林斯的妻子朱莉娅（Julia）在丈夫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是否知道他的情况，但是如果她有胆量到卡明来旁听审判的话，这将是她从9月中旬到此时为止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丈夫。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中至少有两天，记者们错将挂在卡明广场电话杆上的尸体当成了柯林斯的。当柯林斯站起来走向证人席的时候，他之所以会被错认的原因在所有人看来都很清楚了：和人称“大罗布”的爱德华兹一样，埃德·柯林斯也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年轻黑人男子。

柯林斯此时不是被辩方而是被控方传唤作证的，因为他讲的故事能够作为指控诺克斯和丹尼尔的间接证据。他说，在梅·克罗失踪的当天，诺克斯和爱德华兹到他位于奥斯卡维尔的家中待到了晚上10点左右。对于控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柯林斯作证说“他们借走了一个灯笼……还（说）他们要朝克罗家的方向去，那里距离柯林斯家大约有2英里” [25] 。

仅凭这些，控方就试图证明过去一整个月里传遍了家家户户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故事的情节是欧内斯特·诺克斯在杜兰德路遇到了梅·克罗，他用石块击打了梅的头部，然后将失去意识的梅拖进树林中，再然后他就去找罗布·爱德华兹以及他的亲戚简和奥斯卡，把他们领回了犯罪现场；当晚这三名男子在那里反复强奸了梅。

这样的叙述让起诉丹尼尔和诺克斯的行为获得了正当性，它还表明了埃德·柯林斯和简·丹尼尔为何会被逮捕，最重要的是，它把人们私刑处死罗布·爱德华兹的行为重新定义为对他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的公平惩罚。一位控方律师转身背对着埃德·柯林斯，给陪审团的成员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诺克斯、丹尼尔和爱德华兹向柯林斯借了一个灯笼，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待得太晚了，也不是因为外面太黑了，更不是因为回家的路太远了，而是因为一位美丽的白人女孩当时失去意识地躺在树林里，他们需要灯笼的亮光找到她。

埃德·柯林斯，1912年10月

如果法庭上的任何人对此有所怀疑的话，控方律师的下一位证人则提供了看起来不容辩驳的证据，欧内斯特·诺克斯曾亲口认罪。马文·贝尔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什么都说了，可就是没说诺克斯之所以认罪是因为他当时经历了模拟私刑的逼供。贝尔重复了一遍此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故事版本：9月8日星期天，欧内斯特·诺克斯在梅·克罗从她父母家走到姨妈家的途中遇到她，他难以抵制自己的性冲动，猛击后者的头部导致其失去意识。诺克斯将梅拖进树林里后，又找来了爱德华兹及自己的亲戚简和奥斯卡。贝尔说简是被弟弟、表亲和丈夫强迫前往的，为的是让她在三个男人轮流强奸克罗的时候“提着灯笼”。

当马文·贝尔返回自己的座位时，旁听席上的绝大多数白人都在点头对这个显然毫无说服力的故事表示认可。第二天的《亚特兰大宪法报》将之称为“本州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强奸案之一” [26] 。欧内斯特·诺克斯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几位不太情愿的辩方律师身边，直到莫里斯法官从椅子上站起身，敲了一下小木槌，宣布午间休庭。

[1] Norris v. Alabama ，294 U.S. 587 （1935）.

[2] “Martial Law Will Be Declared in Forsyth，”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28，1912.

[3] “Lawyers Appointed to Defend Negroes，”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1，1912，2.

[4] Railway Review ，48 （1908），733.

[5] “Cumming Is Quiet on Eve of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1912.

[6]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7] “Cumming Is Quiet on Eve of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1912.

[8] A. M. Light后来提交了一份要求报销“给军队提供到卡明的马车的费用”的申请；Alice Mashburn因为“为执行任务的军队提供食物”而收到了28.75美元的补偿；比福德的Merchant’s Hotel的所有者要求政府支付军队的全部餐费，共计65.50美元。见于1912年10月民兵指挥官办公室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9] “Cumming Is Quiet on Eve of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1912.

[10] “Troops Off to Cumming with Six Negroes，”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2，1912，extra edition.

[11] “Cumming Is Quiet on Eve of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1912.

[12] “a fourteen-karat son of a bitch ”：Steve Oney，And the Dead Shall Rise （New York：Vintage，2004），522.

[13] “Letter to the Editor” by Ansel Strickland，North Georgian ，November 22，1912.

[14] “Trials at Cumming，” Gainesville Times ，October 2，1912.

[15] Royal Freeman Nash，“The Cherokee Fires，” The Crisis 11.1 （1915），266.

[16] “Bayonets Guard Blacks as Trial at Cumming Begins，” Atlanta Journal ，October 3，1912.

[17] “Martial Law in Cumming as Blacks Are Tried，”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2，1912，extra edition.

[18] “Martial Law in Cumming as Blacks Are Tried，”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2，1912.

[19] “Troops Uphold Law，”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2，1912.

[20]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21]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22]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 s，478-79.

[23]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24] “Troops on Guard as Two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25]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26] “Troops on Guard as Two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8.系紧套索

在休庭期间，里德治安官又抓住机会扮演了一个勇敢的县级执法人员的角色。在某一时刻，里德从围在法庭周围的密集人群中挤出来，靠近一群围上来的记者，低声地告诉他们自己刚刚接到了来自亚特兰大的紧急消息。一位记者说，治安官提醒大家“有1000发子弹正在被送到卡明的路上……（不过）他不肯说出消息的来源”。

如果说写下这些话的人对治安官讲的故事持怀疑态度，那可能是因为这不过是治安官里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这样的运输活动确实发生了，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威胁真实存在。不过这个举动清晰地反映了里德在审判当天的状态：他迫切地想要哗众取宠，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推到舞台中央，尤其是当摄影师们的镜头都被穿着富尔顿蓝色制服的帅气士兵们吸引走之后。当一位记者要求里德说一下消息的详细内容时，治安官承认“他并不认为这个说法属实”，但是他马上又加了一句，说自己“正在安排拦截的行动，以防真有此类货物在运送途中”。 [1]

无论里德如何夸大自己作为福赛斯县守卫者的角色，莫里斯法官才是审判当天的真正主导者，而卡特伦的士兵们则是这场大戏中的明星。一位记者注意到，虽然“当天在卡明有不少男人打定主意……要制服治安官的武装队，把囚犯吊死在最近的树枝上”，但那些“认为这两名强奸犯应当被立即处死的人们，都被举着军队的步枪、看起来说一不二的人（吓住了）”。 [2]

对于成百上千在法院周围闲逛，总想找机会看看里面囚犯的白人来说，戒严标志随处可见。据《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军队守卫把“人群控制在安全距离之外，否则他们可能会找机会迅速干掉那些受指控的黑人” [3] 。《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报道：“卡特伦少校安排了24名士兵在法庭内站岗，同时在走廊中、楼梯上、院子里和围绕着建筑的篱笆旁边也都安排了小分队。其他士兵则到镇子的街道上巡逻，如果出现了任何示威行动，还有一队随时待命的后备力量可以即刻出动。” [4] 这篇文章被刊登出来时还附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士兵端着随时准备射击的步枪，高高地站在法院墙壁突出的平台上，以防有人试图朝窗子里射击。

重新开庭之后，第五团的哨兵只允许“法庭警卫、律师、报社通讯员、被要求履行陪审员义务的候补陪审员、证人……及少数几名身份显赫的公民” [5] 进入法庭。这几位身份显赫的公民包括查利·哈里斯镇长、贝尔家族成员、霍肯赫尔家族成员、斯特里克兰家族成员和来自卡明其他富有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就是最初说服布朗州长派遣军队的人，也是能够从迅速且让人信服的审判中获得最多好处的人。

10月的第一周，全县的玉米、棉花、烟草都到了收获时节，在田里一排一排地等待着劳动者去采摘。换作以往，这正是农民们最忙碌的时候，然而此时的情况却是，所有的田地里都没有人在劳作。对于那些在下午再次开庭前向法院栅栏处的哨卡出示入场许可，然后进入法庭就座的商人、种植园主和大地主来说，收割工作被搁置的原因究竟是黑人家庭都被赶走，还是贫穷的白人都到卡明来看穿着富尔顿蓝色军装的士兵并不重要。对于这些“身份显赫的公民”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让这次审判快点结束以及让全县的雇工回到田地里干活。

就连曾经站在法院的台阶上看着那些想要实施私刑的暴民群体的查利·哈里斯，也与这次审判有着紧密的私利关联。因为他此时已经售出了价值120万美元的亚特兰大东北铁路公司股票。 [6]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亚特兰大的报纸上全是福赛斯县发生强奸、谋杀、私刑和纵火案的新闻。哈里斯和他的合伙人J. P.布鲁克，也就是控方团队的首席律师，都迫切地想要向投资者、潜在客户和政府监管机构证明山麓地带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些无法无天之人的天下，而是一片宁静祥和、能够进行利益丰厚的商业活动的地方。与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很多属于上流社会的白人一样，他们似乎都认定如果获得平静的代价是用为期仅一天的审判把几个黑人青少年送上绞刑架，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当下午的庭审重新开始后，这个案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囚犯们此时肯定已经明白，这些衣着光鲜的白人其实与外面广场上那些疯狂的南方白人穷鬼和“山地人”一样危险，而且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迫切地渴望在日落之前就把绞刑套索系紧。

莫里斯法官原本打算一天审结诺克斯、丹尼尔和豪厄尔的所有案件，但是午间休庭结束，当所有人重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之后，他们可以感觉到这样的诉讼程序还是不能满足聚集在法院窗外的暴民群体。《亚特兰大报》的安格斯·珀克森（Angus Perkerson）写道，如果“不是所有的黑人都被判处绞刑，市政官员和军队指挥官都担心外面人群的愤怒情绪会被刺激到危险的程度”。珀克森说问题在于如果诺克斯、丹尼尔和豪厄尔被认定犯有强奸罪和谋杀罪，他们当然可以被判处死刑，但是简·丹尼尔的罪名是从犯，她面临的法定最高刑是监禁。至于埃德·柯林斯和以赛亚·皮尔克，更是仅仅作为证人被控制起来而已。

当卡特伦坐到自己紧挨着法官席的座位上时，他扫视了一圈陆续返回座位的人群。他已经在脑海中预演了一遍最糟糕的情况：暴民群体不肯接受除全部六名囚犯都被判处死刑以外的结果，否则就会武力抢夺囚犯。珀克森写道：“如果这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落入）暴民群体手中，所有人都承认……那意味着这个人立即会被私刑处死。” [7] 随着庭审恢复进行，卡特伦下令让自己的民兵给步枪上膛，并安装刺刀。

佐治亚州政府诉欧内斯特·诺克斯一案被传唤人员名单中的一些证人，原本要在下午的庭审中出庭作证，其中包括里德治安官和克罗家的四位白人邻居——约瑟夫·麦克卢尔（Joseph McClure）、W. R.斯托瓦尔（W. R. Stovall）、罗伊斯顿·史密斯（Roysten Smith）和C. O.沃利斯（C. O. Wallis）。 [8] 这些人将描述他们整夜寻找梅，以及在奥斯卡维尔外的树林中发现她的情况。通过传唤这些证人，控方的目的无非是坚持自己的策略：让证人们一遍一遍重复描述梅身上恐怖的伤势，以及让人们确信欧内斯特·诺克斯在梅被发现的那个早上“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不过，控方并没有执行这个罗列间接证据的计划，因为莫里斯法官刚一就座，副检察长J. P.布鲁克就起身宣布控方不打算传唤原本计划出庭的多名白人农民，而是改为传唤福赛斯县黑人简·丹尼尔。当这位身材瘦小的年轻女子朝法庭前部走去时，下面的人群都在议论纷纷。《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简·丹尼尔的出庭让人们非常意外，这连她的律师都不知道。前一天下午律师和简像往常一样会面时，简什么也没告诉他。然而到了今天早上，她却向里德治安官及控方助理律师赫伯特·克莱讲述了这次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的整个经过。” [9]

不过，如果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简·丹尼尔是自愿选择作证指控她的弟弟和表亲，那么她选择向比尔·里德和尤金·赫伯特·克莱坦白这件事真的合乎情理吗？一个月前，当暴民群体扬言要私刑处死简的丈夫罗布时，里德故意擅离职守；而克莱则是控方律师。这样的两个人是简·丹尼尔最该惧怕的，她怎么会主动向他们坦白呢？远比这个说法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归里德所有的草场上扎营的那天深夜，法官和律师们向简·丹尼尔提出了让她无法回绝的交换条件：如果她愿意出庭作证，愿意看着那些杀死她丈夫的凶手的眼睛，说出他们最想听到的内容，她也许还可以让自己和其他一些囚犯免于一死。

根据《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报道，简宣誓将如实作证之后，就向被要求安静下来的在场人员讲述了她的表亲欧内斯特·诺克斯如何“在那个星期天从教堂做完礼拜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一群黑人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回家去了”。她还确认了之前的证词，即诺克斯9月8日晚上去了埃德·柯林斯家，他和罗布·爱德华兹离开时借了一个灯笼，然后“朝克罗家的方向去了”。

然而从这个时间节点之后，简的证词就和在场人员已经听过的情节不同了，她似乎是至此为止第一个提供了某种目击者证言的人。根据报纸报道的内容，简告诉控方律师说当晚早些时候，欧内斯特“在（梅）后来被拖进树林的（那条）路上和她搭讪，借机用石头将其打昏……她被拖进树林120码深处，在遭受了残忍的对待后，被留在那里等死”。 [10]

简接下来还讲了当天深夜，奥斯卡、欧内斯特和她的丈夫罗布如何打着灯笼出现在她面前。她说这几个人强迫她来到树林中的一片僻静处，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克罗。简说“那些黑人在毫无知觉的受害人身上一逞兽欲” [11] 时，自己被迫举着灯笼，否则这三个男人就要连她也杀了。不难想象当时的法庭上会爆发出怎样的愤怒嚎叫——莫里斯法官敲着木槌要求旁听者保持肃静，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一切，警卫们则围绕在简就座的椅子周围，一边抓紧枪托，一边紧张地看了看卡特伦。

简讲的故事让白人感到毛骨悚然，但肯定还有很多人听后是松了一口气的，因为她的讲述会让那些参与杀死罗布·爱德华兹私刑的人彻底认定这次私刑不是骇人听闻的共同谋杀，而是传统的法外惩罚。任何人都能看到年轻的欧内斯特坐在那里听着表亲给出这些证言时的样子，不过无论他看起来有多么人畜无害，简的证言都足以让在场人员相信诺克斯就是福赛斯县的嗜血黑人强奸者之一，也是很快就要“从卡明前往地狱” [12] 的杀人犯。

没有记录显示法庭为诺克斯指定的律师对简进行了交叉质证或以任何方式质疑了她的证言。然而，一个辩方律师本应该就此提出很多问题：如果诺克斯真的是在路上遇到梅·克罗，并且出于某种原因袭击了她，那么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他该做的难道不是逃命吗？说他走了几英里去找罗布·爱德华兹、奥斯卡·丹尼尔和简·丹尼尔，然后再把他们都领回犯罪现场，为的就是对失去意识的克罗进行轮奸，这样的事有哪怕一丁点儿可能性吗？如果他告诉罗布·爱德华兹和简·丹尼尔自己袭击了一个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让欧内斯特·诺克斯有多远逃多远，这样才能躲过福赛斯县的暴民。相反，案发的第二天早上，人们却看到欧内斯特在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的草坪上看热闹——恐怕在全世界人看来，这都应当是一个心里没有鬼的男孩才有的表现吧。

陪审团的讨论只持续了19分钟。在下午4点8分的时候，法院的大门打开了，陪审团的12名白人男子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莫里斯法官询问他们是否得出结论时，陪审团主席汤姆·普尔（Tom Pool）起身回答道：“本陪审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 [13] 莫里斯法官让喧闹的旁听人员安静下来，然后告诉诺克斯说明天早上，他将就强奸和谋杀梅·克罗的罪行接受宣判。

让法庭上的人全都震惊了一次之后，简·丹尼尔又被迫在当天第二场审判中再次登场，不过这次观看她“表演”的不再是坐满所有座位的旁听人员，而是只有控辩双方的律师团队、仅剩一排的记者和一些疲倦的民兵。在终于听到他们期盼已久的恐怖故事，并为欧内斯特·诺克斯被定罪而欢呼庆贺之后，成百上千名来看审判的白人就都开始朝镇外走了，为的是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与此同时，对奥斯卡·丹尼尔的审判也正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推进。到太阳落山时，卡明的广场上已经变得非常安静，一位记者甚至听到了从法院开着的窗子里传来的第五团就地扎营后点燃的营火燃烧的噼啪声和士兵吃饭时勺子碰到锡碗的叮当声，他还听到“兵团里出色的男高音们……充满感情地温柔吟唱”。 [14]

听了长达8个小时庭审的记者们也都累了，可是出庭作证的简又被迫完整重复了一遍那个可怕的故事：三个黑人男子强奸并谋杀了梅·克罗；她的弟弟奥斯卡在这次袭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当奥斯卡、欧内斯特和她的丈夫罗布·爱德华兹轮奸克罗时，自己如何站在一旁举着灯笼。那些仅剩的旁听者肯定也对奥斯卡发出了嘲笑和嘘声，就如他们之前对他的表亲欧内斯特的态度一样。最近乎同情的一个表述是某位记者在描述18岁的奥斯卡·丹尼尔时写道，“他的样貌比诺克斯更接近人类” [15] 。

与向马文·贝尔“供认罪行”的表亲不同，奥斯卡·丹尼尔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直到被处死时也没有改变过立场。而且在简讲的故事里，奥斯卡也是被迫牵扯进诺克斯和爱德华兹发起的阴谋中的。即便是在那些迫切期待绞刑的白人看来，奥斯卡似乎也是三个人里危害最小的。当他戴着手铐坐在那里，借着蜡烛的光亮看着姐姐，听她用低声的叙述把自己送上死路时，起码有几位陪审员肯定觉得自己眼前的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黑人强奸犯，而是一个被吓坏的十几岁男孩。

陪审团对这第二个案子的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当莫里斯法官最终询问陪审团的决定时，陪审团主席埃德·约翰逊宣布：“本陪审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 [16]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20分，就连帐篷里民兵的低语也停止了。嗓音嘶哑的莫里斯法官起身宣布奥斯卡·丹尼尔犯强奸罪，同时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将在第二天一早接受宣判。

经过12个多小时的审判，两个案子都审结了。当法官和律师们收拾东西走出法院，来到卡明广场上时，最后一批围观者也开始往家走了，只有卡特伦少校的一些哨兵还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巡逻。为保证欧内斯特、奥斯卡、简和其他囚犯的安全，他们没有被移送到简陋的老旧监狱去，而是在被第五团层层包围、谨慎保卫的法院里过了一夜。莫里斯法官曾向一位记者抱怨自己上午打个盹的习惯都被案件打破了，此时他终于可以回到他在本地旅馆的房间休息了。

住在法官隔壁的是另一个将会参与处死利奥·弗兰克的私刑的人——尤金·赫伯特·克莱。后者一定为这一天发生的惊奇反转感到满意。两名罪犯毫无意外地被判定有罪，但更重要的是，简的证言让镇上所有人听到了他们期盼一个多月的目击者描述。亚特兰大的政治家们嘴上怎么批评福赛斯县人处死罗布·爱德华兹的行为都可以，但是克莱知道，如果简讲述的那种耸人听闻的情节发生在任何政治家的女儿身上，他们自己大概也会抄起撬棍泄恨。

审判结束几个小时之后，卡明下了一场大暴雨。据一位记者说：“午夜时分天气突变……雨水在（民兵的）帐篷下面汇聚成细流，站岗的哨兵都被淋了个透湿。” [17] 第二天早上，前往法庭的莫里斯法官发现，前一天还挤满数千人的广场上此时只有几处泥泞的水坑，以及几个被雨水淋透、疲惫不堪的哨兵。法官经过他们身边时，哨兵会立正敬礼。莫里斯本人曾经是玛丽埃塔步枪队中的一名上尉，他对民兵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决定将上午庭审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赞扬这些人“充满勇气和绅士风度”的表现。

不过，法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判处两名黑人罪犯死刑。莫里斯非常迅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上午9点，他坐到法官的席位上之后，就命令欧内斯特·诺克斯起立，然后宣布诺克斯“将被套住脖子吊死，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接着，莫里斯又以同样的方式判处奥斯卡·丹尼尔死刑。佐治亚州法律规定定罪和处决之间的间隔是至少20天，莫里斯判给了两名罪犯多活一天的时间，所以他们被一起处决的日子就定在了10月25日。

法官接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当天最主要的话题上：第五团的杰出表现。诺克斯和丹尼尔被带出法庭时，都是从下巴方正的卡特伦少校身边经过的。当时法官在自己的座位上转向少校的方向，面对着立正站好的指挥官发表讲话，记者们则在争抢拍照的好位置。这两个黑人男孩垂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走廊上，他们听到那个判决自己死刑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赞美白人群体“令人钦佩的克制”，以及对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士兵的慰问。莫里斯说：“福赛斯县公民表现出了这样的克制，足以证明他们的理性。” [18] 最后，法官以对穿着富尔顿蓝军装的士兵们的赞美作为讲话的结语。这段内容后来被印在了各大报纸上：“我想要感谢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军官和士兵。每个人都表现得充满勇气和绅士风度。他们经历了巨大的艰辛……他们为来这里做出了牺牲。” [19]

上午10点30分，案件正式审结，士兵们拆了帐篷，重新站成把囚犯围在中间的队形，然后开启了在泥泞中返回比福德的长途跋涉，他们要到那里才能登上返回亚特兰大的火车。《亚特兰大报》的安格斯·珀克森报道说在士兵们向镇外走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数百名男子组成的人群，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口头威胁或尝试采取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新的平静态势可能反映出白人对于审判过程和两人被判处死刑的结果感到满意。但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太累了，从人们的脸上不难看出，疲劳是最普遍的感受，甚至连民兵们也是如此。珀克森写道：“部队中的所有人都穿着湿衣服，他们开始行军时……都已经精疲力竭、浑身泥污。” [20]

阿萨·坎德勒（Asa Candler）是民兵队伍中的一名上尉，后来他告诉记者说，从卡明返回比福德的过程中，当队员们走过泥泞的道路，跨过涨满的查特胡奇河分支和溪流时，欧内斯特·诺克斯在某个时候突然说话了，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当坎德勒问诺克斯有什么问题时，后者看了看周围的士兵，然后请求军官许可他“逃跑” [21] 。上尉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告诉他部队里有“很多人能够击中1000码以外的逃跑者”。诺克斯点头说他明白自己请求的是什么：他想要的就是“被当场杀死”的机会。最后坎德勒拒绝了，在前往比福德的余下路程中，诺克斯和丹尼尔被手铐铐在了一起。

当火车抵达亚特兰大后，负责的官员做出了一些让人惊讶的举动。将诺克斯和丹尼尔安全地关进牢房之后，他们把简·丹尼尔、埃德·柯林斯和以赛亚·皮尔克带到富尔顿塔门前，解开他们的手铐，然后说他们都可以走了。这三个人随即消失在城市中，再也没出现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他们无疑都迫切地想要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当数百名难民从福赛斯县逃走时，他们的家人很可能也分散在逃亡队伍中。

另一个没有被释放的囚犯是托尼·豪厄尔，莫里斯法官本打算以强奸埃伦·格赖斯未遂的罪名审判他，但在诺克斯和丹尼尔被宣判的当天，里德治安官向法官汇报说，受到传唤、要为格赖斯案出庭作证的黑人都没有到场。埃伦·格赖斯本人显然也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因此，莫里斯法官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因为证人没有到庭……（豪厄尔的）案子将被推迟到2月开庭时再做审理”。 [22] 法官还下令将豪厄尔与诺克斯和丹尼尔一起关在富尔顿塔。记者们注意到当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法庭时，莫里斯公开表现出了对比尔·里德的不满。法官肯定感到纳闷：整个福赛斯县，怎么会连一个能作证的黑人都找不到呢？

[1]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2]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3]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4]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5] “Troops Guard Negroes’ Trial at Cumming，”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3，1912，home edition，5.

[6] “Contracts to Let，” Steam Shovel and Dredge ，12 （1908），764.

[7] “Bayonets Guard Blacks as Trial at Cumming Begin，” Atlanta Journal ，October 3，1912.

[8]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Appendix K，489.

[9] “Troops on Guard as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10] “Troops on Guard as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11] “Troops on Guard as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12] “Letter to the Editor” by Ansel Strickland，North Georgian ，November 22，1912.

[13]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17.

[14]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15]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2.

[16] Don Shadburn，Cottonpatch Chronicles ，217.

[17]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4.

[18] “Governor Is Pleased with Militia，”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6，1912.

[19] “Troops on Guar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4.

[20] “Troops Return from Forsyth，”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5，1912.

[21] “Troops Return from Forsyth，”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5，1912.

[22] “Two Negroes to Hang Oct. 25，”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4，1912.

9.我们谴责这种行为

伯德和迪莉娅·奥利弗（Delia Oliver）的住处与埃德·柯林斯及其妻子的住处之间只隔了两户人家，他们距离罗布·爱德华兹、奥斯卡·丹尼尔和欧内斯特·诺克斯在“种族冲突”爆发前居住的地方也都不远。1912年10月时，看到自己的三个邻居都被逮捕，其中一个还在卡明广场上被私刑处死之后，奥利弗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能留在福赛斯县的日子不多了。在审判之后的几周里，他眼看着黑人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因为一个接一个的黑人家庭都决定宁愿踏上风险未知的旅途碰碰运气，也好过留在这里面对带着武器且越来越危险的福赛斯县白人。

福赛斯县的义警最终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连远在纽约的一些报纸也向自己的读者介绍了大量黑人“受夜骑者的恐吓”而逃离家园的故事。一位《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写道：“反对黑人的运动是从福赛斯县开始的。”他还说：

地方执法者对针对黑人的迫害行为不加禁止。实施这些行为的人都骑着马，成群结队地给全县范围的黑人家庭发警告，威胁他们马上离开……很多受人尊敬、辛勤劳作的黑人出于恐惧，也不得不抛下自己的财产逃命。 [1]

作为在白人数量占压倒性优势的奥斯卡维尔种地的佃农，伯德·奥利弗就是这样一个“受人尊敬、辛勤劳作的黑人”，他和妻子迪莉娅共有7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14岁。这一家人是步行向东朝查特胡奇河的方向迁移的，他们和其他很多难民一样，打算前往霍尔县的有火车站的盖恩斯维尔镇。

伯德·奥利弗，日期不详

奥利弗一家离开福赛斯县的旅途与他们数百个邻居的经历相似，不过和那些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次逃亡痕迹的家庭不同，伯德·奥利弗向女儿多萝西（Dorothy）讲述了整个过程。多萝西说：“他经常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给我们讲故事……直到15、20年之后他仍然在讲。他坐在那里叙述这段经历时总是用手掌托着下巴，眼泪会顺着他的手臂流到袖子里。他为这件事哭过很多次。” [2] 当福赛斯县在1987年再度登上全国报纸的头条时，77岁的多萝西·拉克·奥利弗在《盖恩斯维尔时报》上重述了父亲的那些回忆。

多萝西说1912年时，“我父亲亲眼见证了所有事”，她指的是欧内斯特、丹尼尔和柯林斯被逮捕，黑人的房屋和教堂被烧毁，以及夜间传来的让黑人迁移的最后通牒等。“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伯德·奥利弗告诉女儿说，很多黑人家庭被迫抛下了“整桶的糖浆、罐装的食物、家族纪念品，以及所有财产中最重要的一项——农田”。多萝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问父亲是不是真的在“全白”的福赛斯县长大。奥利弗于是讲了他的家庭如何为了安全而与其他难民结成旅伴，一起穿过到处都有白人暴民的地方的故事：

（他加入的）这个队伍里大约有75人……他们走一段路就会数数（队伍的人数）。就在他们快要到达河边时，他的三个 [3] 亲属失踪了。不过你不可能再回去找他们了。 [4]

根据家族传说，伯德和妻子迪莉娅是在逃难途中走散的，三个最大的女儿跟着母亲，四个年幼的孩子跟着父亲走了11英里才抵达盖恩斯维尔镇。伯德和这四个孩子在1920年人口普查时重新被登记在案，当时他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比拉·拉克（Beulah Rucker）生活在一起，伯德是在霍尔县安顿下来之后与拉克相识的。

我们不清楚伯德和迪莉娅在逃出福赛斯县时是否主动选择了分头行动，可能是迪莉娅和年长的孩子们没能成功抵达约定的团聚地点，也可能是她们在途中遭遇了什么暴力的袭击。反正有记录确认了伯德·奥利弗在逃出福赛斯县的过程中失去一半家人的事。虽然他和第二任妻子比拉后来成了盖恩斯维尔黑人群体中的领袖，还建立了全州最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学校之一，但据多萝西说，她的父亲从未忘怀被他抛在福赛斯县的一切。与其他很多人一样，他的人生也被1912年秋天分割成了两段。

当越来越多像伯德和迪莉娅这样辛勤劳作、遵纪守法的人选择背井离乡之后，福赛斯县的白人土地所有者们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深感担忧。《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得很明白，随着暴力活动的蔓延，夜骑者已经不只是威胁黑人居民，他们还会骚扰许多雇用黑人的白人雇主：

最近，一些雇用了很多黑人，并表示会保护自己雇工的白人种植园主都收到了警告。夜骑者向这些种植园主发出通知，声称如果他们不停止保护黑人，那么他们的谷仓和房屋也会被烧毁。 [5]

所有人都知道纵火威胁在北佐治亚的白人口中可不是说说就算了的事。随着恐怖情绪的升级，突然有大量难民涌入了与福赛斯西部接壤的切罗基罗县。一位目击者称：“上周有三辆坐满人的马车停在这里，我们被告知在坎顿及其周边还有几辆这种运送人员的马车。” [6] 霍尔县的居民也看到由无家可归的黑人家庭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沿着离开福赛斯县的道路向外迁移。《萨凡纳论坛报》（Savannah Tribune ）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入侵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 Invaded）的文章，描述了“大批黑人从福赛斯县和临近各县”来到这里的情况。文中还讲道：

他们都是被愤怒的白人赶出家乡的。那个山地县里的每位种植园主都收到了匿名信……内容是威胁要点燃或炸毁有黑人居住的房屋，以此作为对不遵从命令者的惩罚。很多例子中，白人暴民群体会到农场中有黑人居住的房子前明目张胆地要求他们迁离。 [7]

A. J.朱利安（A. J. Julian）是一位长期在福赛斯县生活的居民，他是约瑟夫·麦基·布朗的老朋友，在听到关于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的报道之后，他直接给州长写了封信，为的是确保州长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对诺克斯和丹尼尔的定罪并没有给暴民的暴力活动画上句号，而且实际情况正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朱利安写道：

亲爱的州长，我想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请您注意。您应当保护盖恩斯维尔及福赛斯县公民的安全，尤其是福赛斯县的……现在有一群在夜间活动的掠夺者……他们几乎赶走了所有黑人……而且，他们非常胆大妄为。治安官们似乎都很胆怯，表现得像懦夫一样。

朱利安还讲了一群年轻黑人女子和她们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们遭到突袭的事，白人夜骑者特意确定了所有成年黑人男子都不在家，妇女们也没有武器之后才登门：

上周，五名男子来到（一栋）黑人的房子前……他们先派一个年轻男子前去查看黑人男子是不是都不在家，然后又询问了黑人妇女们有没有枪。看到房子里没有男人也没有手枪之后，他们就都冲上来，命令妇女们离开。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有一个妇女的孩子还非常年幼。等黑人走了之后，白人男子开枪打死了她们的几条狗，还把所有家具、衣物和床品堆在院子里，连同狗的尸体一起点火烧了。

朱利安显然是想要用这样的画面来让州长感到震惊：年轻的母亲抱着年幼的孩子，在狂风暴雨中被赶出自己的家，至于家里所有的家当，则“连同狗的尸体一起”全被烧了。朱利安知道布朗州长还会为一件事感到担忧，那就是暴力活动造成富饶农田被荒废在那里无人耕种。

（今年）会有成百上千英亩的土地……无人打理，这会造成本州和各县税收收入减少。如今想找雇工和佃农都很难。这样的状态还要继续下去吗？如果不对这些暴行加以制止，最终一定会导致种族战争的爆发。 [8]

朱利安提议的“制止”非常简单：追查并逮捕实施暴力活动的人，然后积极对他们提起公诉。

布朗在回复这封信时提出，如果有人能够指认对黑人公民实施暴力的行凶者的话，指认的人将获得50美元的奖励。他还说他也“谴责在这片地区对人们犯下这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违法者”。不过，尽管布朗和朱利安一样担心这些情况带来的经济后果，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尽可能地由当地人自行解决，而不是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出面干预。布朗在给朱利安的回信中给出的结论是：“守法的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这些不法之徒，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9]

到10月中旬时，一群福赛斯县的白人打算照布朗说的做，他们宣布要在卡明法院举行一场公众集会，解决将黑人居民赶出本县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这个问题显然不会自己悄无声息地消失，所以在10月16日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梅·克罗葬礼当晚福赛斯县变成“人间地狱”三个多星期之后，忧心忡忡的公民们聚集在一起探讨“守法的人们”要如何叫停，甚至是逆转黑人逃离的状况。很多人肯定认为反对暴力和保护黑人是出于道义和作为基督徒的责任，毕竟这些黑人住在他们家中、给他们做饭，还帮他们照看了几代人的孩子——有些人家的黑人甚至从奴隶制被废除前就在这些家庭里服务了。用一位本地人的话说：“他们赶走的黑人厨娘在我家照看过17个孩子！” [10]

杰里迈亚和南希·布朗（Jeremiah and Nancy Brown）的孩子们，他们都是在1912年被赶出福赛斯县的。从左至右分别是哈里森（Harrison）、罗莎莉（Rosalee）、伯蒂（Bertie）、弗雷德（Fred）、娜奥米（Naomi）和迈纳·布朗（Minor Brown），照片拍摄于1896年前后

出席这次公众集会的有种植园主、磨坊主和矿场主，此外还有许多无法想象没有黑人“仆从”为他们服务的富有白人家庭的成员。这些人都抱着同一个迫切的目标，那就是尽快阻止恐吓活动，以防哪天早上自己一觉醒来，发现所有非洲裔的雇工、看门人、司机、厨师和洗衣女工全都趁夜逃走了。卡明镇镇长查利·哈里斯主持了这场集会。担任大会秘书的是24岁的约翰·F.埃科尔斯（John F. Echols）。埃科尔斯就是在卡明长大的，后来他到亚特兰大读书，最近才刚刚回到家乡，在哈里斯的律师事务所里做办事员。

埃科尔斯在他的速记本上记录的官方决议显示，卡明有很多白人都为天黑以后发生的事深感困扰。他们的决议向州长说明了此时发生的暴力活动并不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袭击，而是“某些不明身份的人”之间一种相互配合的“行动，旨在将黑人赶出本县，这样意图的证据是他们写给所有黑人，并投放到该群体成员的家门口或邮箱中的书信，信中的内容不仅是通知黑人必须离开，还对其进行了威胁。有些白人也收到了信——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也是有损公众利益的”。 [11] 在给州长附上的说明信中，哈里斯补充道：“好几个黑人教堂都被烧毁了，黑人居住的房子也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射击，这些人还通过邮递的方式给黑人发送恐吓信……我们确信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 [12]

信中提到的最后一个细节，即关于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发送恐吓信可不是什么小事，因为它意味着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仅违反了县级和州级的刑法，还违反了联邦法律。哈里斯借此暗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兼职镇长或一个小县城的警力能够解决的，而是值得州长和联邦司法机关给予重视的。作为求助内容的一部分，那些参加了集会的人们申明他们追求的是和平与秩序。他们还说：“我们谴责这种行为，并保证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向本县遵纪守法的无辜黑人提供合理合法的保护；以及为找到真正的违法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提供协助。” [13]

这份决议呼吁佐治亚州北区联邦法院的威廉·T.纽曼法官（Judge William T. Newman）展开调查；它还提醒佐治亚州的官员们，鉴于诺克斯和丹尼尔很快就会被送回卡明，并在卡明广场附近被执行绞刑，福赛斯县公民们要求州长派遣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前来协助“维持秩序，保证和平，镇压已经存在的邪恶势力”。最后，决议还向布朗州长和纽曼法官请求“立即采取行动”，并特别强调了比尔·里德治安官在阻止暴力活动的工作中必须负起的责任。文件结尾处写道：“我们保证支持里德治安官，并向他提供保护本县无辜公民所需的援助。” [14] 考虑到里德在杀死罗布·爱德华兹的过程中与暴民串通一气的行径，这样的说法此时听起来无非是种悲剧性的一厢情愿。

10月份这次公共集会做出的声明清楚明白地传达了停止暴力的呼声，它还证明了大规模驱逐活动爆发三周之后，许多白人居民已经意识到自己身边正在发生什么，并且尝试阻止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他们没有选择坐视不理，而是请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调查破坏活动，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15] 。

布朗州长在五天之后给出的回复与哈里斯镇长请求他协助的呼吁一样清楚明确，州长写道：

我收到了你们……要求我为恢复福赛斯县的和平秩序提供援助的来信，作为回复，（我）在此声明这个问题需要法官、治安官和其他地方官员通力合作；除非地方官员告知州长他们不能执行法律以恰当地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州长无权采取任何行动给予保护。我真心希望福赛斯县正直的公民能够联合起来保护那些遵纪守法、在本地和平寻求就业机会的人。 [16]

虽然卡明的决议还呼吁纽曼法官发起联邦级别的调查，并凭借他的职权逮捕那些发出恐吓威胁的人，但是这位法官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纽曼正忙于参与美国最初的“毒品战争”：起诉成千上万进行小规模烈酒走私的穷人。佐治亚州在1908年通过了最早的一些禁酒令之后，大批走私者被逮捕。20世纪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玉米的价格一直很低，再加上北佐治亚有很多地方都不通火车，成千上万的山地居民发现运送成箱用玻璃瓶装着的私酒比翻山越岭运送成堆的玉米要容易得多。而且一罐罐被戏称为“白色闪电”的烈酒在被送到盖恩斯维尔和亚特兰大之类的地方以后，能够在黑市上卖出任何整车的农产品都不可能卖出的价钱，所以玉米和用同等重量的玉米制成的威士忌带来的收益有天壤之别，难怪走私者宁愿被联邦“税务官员”逮捕也要冒这个险。 [17]

1912年秋天，纽曼法官在北区法院巨大无比的皮封面记录簿里写满了制作蒸馏酒的穷困白人被定罪的内容，他们的罪名往往是偷逃联邦税款。 [18] 同样是在这个月份，夜骑者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向非洲裔美国人发出恐怖威胁，可是法官的记录簿里连一个针对他们的案子也找不到。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福赛斯县的某个绿树成荫的山谷里静悄悄地制作一罐烈酒，那么政府会派出一支税务官员大军到北佐治亚逮捕这些烈酒走私者，并毁掉他们的蒸馏器具。可白人要是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朝黑人的房子射击、扔炸药，或者点火烧毁黑人居民的房子，迫使他们弃家逃命上，联邦政府却可以像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一样假装看不见、听不到。

1915年夏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官方杂志《危机》（The Crisis ）的主编杜波依斯安排了一位名叫罗亚尔·弗里曼·纳什（Royal Freeman Nash）的记者到福赛斯县调查这起大规模驱逐黑人的事件。调查结果被刊登在1915年11月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唯一摆脱南方人视角来评论此次事件的书面记录。纳什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秘书，也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作为一名白人，他能够相对不引起注意地进入福赛斯县这样的地方。另外，常年调查种族犯罪的经验也让纳什练就了一种善于引导受访者吐露心声的本领。

在采访了福赛斯县各地的白人，以及逃到临近各县的黑人群体的成员之后，纳什描述了白人在1912年时是如何利用黑人邻居的悲惨处境为自己谋利的。白人抓住机会，以远低于商品实际价值的价格买下了黑人的牲口和农具。纳什写道：

黑人收到要求他们离开福赛斯县的恐吓信中规定的时限往往是24小时、36小时，偶尔也有十天之内的，这意味着黑人要毫无准备地离开，不得不抛下他们在世上所有的财物。在另外一些例子中，黑人们会有几天的时间来卖掉自己的财产，一头价值25美元的奶牛也就能卖8—9美元，一头15—20美元的猪也就能卖4—6美元。至于房子和田地的价格更是低得跟白送没什么两样。如果黑人拥有一头骡子，他还能运走一些家具，否则这些东西在他离开之后都会被烧掉。

纳什还写到了如果黑人居民尝试坚持不走会遭遇何种可怕的结局。一个接受他采访的家庭收到的最后通牒甚至不是由成年男子，而是由两个白人小孩送来的：

不按时离开意味着到了夜里，会有白人带着炸药或火炬偷偷前来点燃房子。这样的结果太可怕了，以至于一个黑人家庭被迫接受了在24小时内离开的要求，而且威胁他们离开的通知是由一个5岁和一个6岁男孩（送来的），他们这么小就已经从自己的长辈那里学会了如何玩这个游戏。

在福赛斯县的白人儿童学习如何恐吓黑人邻居并将他们赶出自己住处的“游戏”的同时，一小拨非洲裔美国人还想尝试继续和平地生活在镇上，他们希望凭借自己与富有白人的紧密关系来让自己获得某种保护。纳什采访了一位卡明旅馆的黑人雇员，她讲述了即便是在“多次收到通知之后……旅馆老板仍然让她继续工作到1月，不过因为担心自己实在无法继续保护仆人的生命安全，老板最终还是让她离开了”。纳什还听到了发生在福赛斯县一些农场中的类似故事，那些白人老板也是在收到暴民的反复威胁后才怀着遗憾和抱歉的心情解雇了长久以来一直为自己工作的雇工。在被问到有没有白人保护黑人例子的时候，一个福赛斯县农民告诉纳什：

那边的老罗珀（Roper）离不开自己的黑鬼，因为后者对他的农场了如指掌。年轻人多次提醒罗珀让那个黑人离开，但是罗珀非要留着黑人。于是有一天夜里，白人们只好在黑鬼的房子下面放了一根炸药……不，他没有被炸死，不过被吓得马上逃到霍尔县去了……我估计他不会再回来了。要知道，年轻人都是怀着福赛斯县是一个属于白人的县的观念长大的。 [19]

就这样，在梅·克罗去世之后，白人一个农场接一个农场、一个木屋接一个木屋地将最后一个胆敢留在福赛斯县的黑人居民也赶走了。那些想要保护黑人的人也都受到了教训，炸药和火把让他们明白了抵制这个新的“仅限白人”法则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里德治安官对实施这些恐怖行为的人的身份了解多少，也无论他在这些夜深之后发生的恐怖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反正在1912年的福赛斯县，因为危害黑人财产和生命安全而被逮捕或相关逮捕令被签发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到10月中旬，《达洛尼加金块报》（Dahlonega Nugget ）的编辑已经可以宣布：“一位福赛斯县的绅士上周来到本地时告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黑人都走了。没有留下一个人来讲述事情的真相。” [20]

[1] “Georgia in Terror of Night Rid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1912.

[2] “Tears Flowed Years After Forced Exodus，”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22，1987.

[3] 奥利弗在逃难过程中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女儿，但此处引用的是多萝西的原话，作者认为应当予以保留。——译者注

[4] “Tears Flowed Years After Forced Exodus，”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22，1987.

[5] “Georgia in Terror of Night Rid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1912.

[6] “Cumming Negroes to Hang Oct. 25th，” Cherokee Advance ，October 11，1912.

[7] “Gainesville Invaded by Negroes，” Savannah Tribune ，October 19，1912.

[8] A. J. 朱利安在1913年2月22日写给约瑟夫·麦基·布朗的书信。Joseph Mackey Brown Papers，MSS41，box 4，folder 3，Atlanta History Center.

[9] 约瑟夫·麦基·布朗在1913年2月25日写给A. J. 朱利安的书信。Joseph Mackey Brown Papers，MSS41，box 4，folder 3，Atlanta History Center.

[10] Royal Freeman Nash，“The Cherokee Fires，” The Crisis 11.1 （1915），268.

[11] “Resolution Adopted by Mass Meeting of the Citizens of the Town of Cumming at Court House of Forsyth County，Wednesday，October 16，1912.” 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的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2] “To His Excellency，Joseph M. Brown，Governor，” letter from Charles L. Harris，October 17，1912. 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的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3] “Resolution Adopted by Mass Meeting of the Citizens of the Town of Cumming at Court House of Forsyth County，Wednesday，October 16，1912.” 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的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4] “Resolution Adopted by Mass Meeting of the Citizens of the Town of Cumming at Court House of Forsyth County，Wednesday，October 16，1912.” 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的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5] “Ask Aid to End Crime in Forsyth，”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8，1912.

[16] “Mssrs. C. L. Harris & J. F. Echols，” October 21，1912，约瑟夫·麦基·布朗州长的通信记录，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7] David M. Fahey，“Temperance Movement，” New Georgia Encyclopedia ；http：//www.georgiaencyclopedia.org/articles/history-archaeology/temperance-movement，accessed October 1，2015.

[18] Minute 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Northern District，Judge William T. Newman，1912-1913. National Archives，Morrow，Georgia.

[19] Royal Freeman Nash，“The Cherokee Fires” The Crisis 11.1 （1915），266.

[20] Dahlonega Nugge t，October 18，1912.

10.扼杀在摇篮中

奥斯卡维尔以东几英里外的查特胡奇河对岸也有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县，那里也有贫穷、遭受剥削的黑人和身处社会底层的白人。1912年秋天，霍尔县境内也广泛掀起了种族冲突的疯狂浪潮，这里的居民们也目睹了一大波类似袭击黑人雇工和黑人住所的情况，不过这些事件的结果与福赛斯县事件的绝对有天壤之别。

无论霍尔县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原本是何种程度，反正这种紧张在数以百计流离失所的黑人家庭涌入霍尔县之后升级了。黑人要么在通往盖恩斯维尔的路边露营，要么到居住在镇上的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的亲朋好友家里借宿。《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称：“黑人的大批涌入让很多脾气暴躁、无法无天的人怀有的怨恨情绪猛增。” [1]

在10月某一天的早上，《盖恩斯维尔时报》告诉读者：“有一群人来到市政厅附近的M.A.盖恩斯先生（Mr.M.A.Gaines）的工地上，人数从十几到一百不等，他们命令黑人泥瓦匠全都停止工作……黑人们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了，而且没再回来，（所以）到此时为止，这栋建筑还处于未完工的状态。” [2] 没过多久，本地的农场主们也开始受到类似的骚扰，这些滋事者不仅要求他们开除黑人雇工，还要求黑人永远离开霍尔县。10月14日的《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说：

一群白人暴民出现在一个名叫乔·胡德（Joe Hood）的黑人家，胡德住的地方位于盖恩斯维尔以北大约3英里处。一位代表要求胡德离开这片地区，（但）这个黑人当着白人的面摔上了门。于是这群人一起朝房子扫射，胡德和妻子及家人用床垫和寝具作遮挡，平安地逃了出去，不过他们的房子已经布满了弹孔。房屋各面都有霰弹枪打出来的大洞，以及手枪和温彻斯特步枪打出的小弹孔。 [3]

和福赛斯县的情况一样，这样的袭击也是将黑人，尤其是可能和自己竞争雇用机会的黑人劳动力赶出本地的持续努力中的一部分。一位记者写道：

黑人的逃离不仅让这一整片地区因为农田荒废、劳动力流失而遭受损失，连盖恩斯维尔的显赫生意人也受到了……充满敌意的白人的袭击。城里的很多黑人司机被命令放弃自己的职位，还有人寄出了匿名信，要求雇主解雇自己的黑人雇员。 [4]

尽管“头脑冷静的”居民都希望暴力活动能够局限在地方范围内，不要影响盖恩斯维尔作为贸易中心的名声，但到了10月12日星期六，霍尔县的暴民还是上了佐治亚州所有报纸的头条。当时，南方铁路公司的招牌线路，往返于纽约和新奥尔良之间的特别快车（New York & New Orleans Limited）正停靠在霍尔县南部边界的弗劳瑞布兰奇（Flowery Branch）补充饮用水。在此期间，车上那些要前往亚特兰大的乘客从列车车窗里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恐的景象：一群暴民正在将一个黑人男子拖下列车。这个名叫W.A.弗莱克（W.A.Flake）的黑人是在邮件车厢上工作的，似乎仅仅是看见他穿着制服就足以让当地白人怒不可遏。一名目击者称：“白人暴民一边咒骂，一边危险地挤在列车旁，他们一直恐吓弗莱克，把他吓得躲在车厢角落里。这趟车的列车长D.P.怀特（D.P.White）站在车门口命令暴民们走开，他威胁说谁敢上车他就会（朝谁）开枪。” [5]

这样的突袭事件清楚地说明霍尔县也没能躲过1912年时让福赛斯县发生变化的那股白人恐怖主义风潮。不过霍尔县虽然在10月里出现了不少袭击黑人的事件，但是冬天来临的时候，这里已经恢复平静，成群结队的夜骑者也放弃了在查特胡奇河东岸再创造一个“白人县”的努力。鉴于在同一条河的两岸发生的种族清洗运动以一成一败的结果告终，人们自然会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同。驱逐非洲裔美国人这件事为什么可以成为福赛斯县特征的一部分长达近百年，而在霍尔县却只能昙花一现？

袭击比尔·赫斯（Bill Hurse）的事件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赫斯是一个在霍尔县生活和工作的佃农，他租种的是一位名叫雷蒙德·卡莱尔（Raymond Carlile）的富有白人种植园主的土地。卡莱尔的农场位于弗莱克险些被处以私刑的那条铁路侧线不远的地方。《盖恩斯维尔新闻》报道说，10月14日星期一，也就是火车遭到突袭的两天之后，“五名夜骑者来到位于雷蒙德·卡莱尔先生领地上黑人居住的房子前”，试图强迫赫斯带着家人逃离。不过记者注意到，与福赛斯县的情况不同的是：

等待夜骑者的是所有像他们一样的掠夺者都理应遇到的抵抗——端在地产主人手中的霰弹枪。大约10点的时候……在黑人比尔·赫斯的房子前出现了开枪的情况。卡莱尔先生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他下定决心不让别人赶走给自己种庄稼的人……所以在听到有人朝他佃农居住的房屋射击时，（卡莱尔）抓起自己的霰弹枪赶到现场保护他的黑人和财产。卡莱尔不仅向掠夺者们还击，还一直追赶他们，最终抓住了一个名叫托布·塔洛斯（Tobe Tullus）的参与者，还获得了足以指认没被逮住的（其他）同伙的信息。

枪击结束后，卡莱尔知道赫斯和他的家人已经安全了，于是就将被他抓住的托布·塔洛斯交给了霍尔县治安官威廉·克罗，并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况。第二天早上，克罗带着一队副治安官骑马前去将其他参与袭击卡莱尔的黑人佃农的夜骑者全部捉拿归案。

被指参与了（夜骑者）队伍的人包括威尔·詹金斯（Will Jenkins）、巴德和杰西·马丁（Bud and Jess Martin）、托布·塔洛斯和沃什·帕根（Wash Phagan），警官们已经获得了对他们每个人的逮捕令。

托布·塔洛斯是唯一（在袭击发生当晚）被抓住的，他被关在霍尔县的监狱里。警官们还展开了对其他参与者的抓捕活动，只要他们不离开本县境内，就一定会被抓住。 [6]

就在《盖恩斯维尔新闻》即将付印之前，编辑们又在最后时刻补充了一个新进展。读者们由此得知：

巴德·马丁、威尔·詹金斯和沃什·帕根已经被朗·斯潘塞先生（Lon Spencer）和约翰·坦纳先生（John Tanner）逮捕……这三人乘坐第12号火车返回盖恩斯维尔后也被关进了监狱。斯潘塞先生是克罗治安官手下经宣誓就职的副治安官……他已经返回弗劳瑞布兰奇，并积极地控制住了局势。他将逮捕任何可能参与了夜骑者行动或做出了其他不法行为的嫌疑人。警察和人民将立即阻止……夜骑者的破坏行为，威胁守法的黑人离开家园的行动必须停止，而且是马上停止。 [7]

虽然克罗治安官本人与在河对岸被谋杀的白人女孩还是远房亲戚，但他告诉记者说自己会找到并逮捕对黑人家庭实施暴力的白人。他后来还说：“我们不需要军队，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8] 托布·塔洛斯、巴德·马丁、威尔·詹金斯和沃什·帕根都因为袭击赫斯而接受了审判并被定罪，很快还有五名白人会因为赶走盖恩斯维尔市中心的盖恩斯先生工地上的黑人泥瓦匠而坐牢。这一案件中的犯人的名字也被刊登在了《盖恩斯维尔时报》的头版上：“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汤姆·霍尔（Tom Hall）、纽特·斯特里克兰（Newt Strickland）、约翰·斯特里克兰（John Strickland）和托尔曼·斯特里克兰（Tolman Strickland）因妨碍从事合法职业的人”而被定罪。 [9]

这些公诉案件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佐治亚州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在这里，白人因对黑人实施暴力而受到惩罚的例子非常罕见。一个目睹过福赛斯县突袭活动的人后来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有几名警探在那里……抓住一两个（夜骑者）并给他们定罪，其他想要实施暴力的同伙一定会被震慑住。” [10] 通过抓捕并囚禁霍尔县那些最初的也是最大胆的违法者，执法者们传达了一个福赛斯县的白人们从来不用考虑的信息：胜选就任的本地官员会追究“无法无天的”白人的责任，即便受害者是黑人也不例外。如罗亚尔·弗里曼·纳什在《危机》上写到的那样：

当霍尔县的南方白人穷鬼开始……在本县范围内扫荡时，据本地小道消息说，几乎在同时就传出了不惜花费1万美元也要将这种趋势扼杀在摇篮中的说法……恐怖活动发生后24小时内就有11人被逮捕，没过几天这股风潮就偃旗息鼓了。 [11]

佐治亚州毕竟还是佐治亚州，1912年时，奴隶解放运动保证的自由在很多方面还都是一句空话而已。不过当数以百计的福赛斯县难民跨过布朗桥，踏上查特胡奇河东岸的时候，他们确实可以小小地松一口气。在霍尔县，杀死黑人至少仍然被视为犯罪。

[1] “Trouble Brewing in Hill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4，1912.

[2] “Drove Negroes Off Gaines Building，” Gainesville Times ，October 16，1912.

[3] “Trouble Brewing in Hill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4，1912.

[4] “Trouble Brewing in Hill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4，1912.

[5] “Trouble Brewing in Hill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4，1912.

[6] “Nightriders Arrested That Shot Up House Near Flowery Branch，” Gainesville News ，October 16，1912.

[7] “Nightriders Arrested That Shot Up House Near Flowery Branch，” Gainesville News ，October 16，1912.

[8] “Arrest Is Made in Race Trouble，”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uary 31，1921，9.

[9] “Five Men Arrested for Running Negroes Off Gaines Building Last Thursday，” Gainesville Times ，October 16，1912.

[10] Royal Freeman Nash，“The Cherokee Fires，” The Crisis 11.1 （1915），267.

[11] Royal Freeman Nash，“The Cherokee Fires，” The Crisis 11.1 （1915），268.

11.绞刑架

福赛斯县大驱逐最声名显赫的代言人是一位名叫安塞尔·斯特里克兰（Ansel Strickland）的富有的卡明医生。他是内战前福赛斯县最大的奴隶主哈迪·斯特里克兰的后代。在罗布·爱德华兹遭私刑处死之后的几周里，斯特里克兰医生给《北佐治亚人报》写了一封充满愤怒之情的信，内容全是在指责那些暗示“无法无天的行为”在福赛斯县有多么猖獗的亚特兰大编辑。斯特里克兰医生向读者提问道：“如今什么是法律？法律应当是人民的意志……（如果）本县的人民感到满意，就没别的可说。法律是由人民定的。” [1] 随着诺克斯和丹尼尔的死刑执行日期临近，斯特里克兰医生会主动申请在自己的领地上执行绞刑真是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

莫里斯法官在法庭上做出的指示很明确：死刑执行地点应位于“距离县法院一英里范围之内……环境私密，仅许可行刑官员、足够的警卫、被告的亲属和（他们）要求的神职人员到场” [2] 。莫里斯知道一场公开的处决非常容易“引发暴民的暴力活动” [3] ，所以他下令这场处决应当是庄严、谨慎的——然后他就将安排行刑的工作全交给了比尔·里德。

当治安官第一次沿着斯特里克兰家房子后面一片长着草的斜坡下行，放眼观察归医生所有的低处草场时，他肯定立即意识到了在这里行刑的可能。因为这片草场距离法院很近，所以严格来说它是符合法官的指示的，从枫树街步行到这里也没多远。与此同时，当里德眯着眼睛抬头望向围绕在草场三面的山脊时，他绝对能看出这种有马蹄形山坡围绕在宽阔、平坦草地周围的地形就是一个天然的露天剧场。成千上万的观众可以聚集到山坡上，铺好毯子，带着孩子和野餐篮，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行刑过程。一旦处决顺利开始，里德知道那些观众都会为他将两个被定罪的黑人强奸犯送上绞刑架而欢呼叫好。

当莫里斯得知绞刑架要被竖立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地点时，他下令起码要在行刑地点周围搭建某些形式的遮挡。 [4] 因此，里德的手下在斯特里克兰医生的草场上竖起了15英尺高的木栅栏，围出了一片30平方英尺的空场——所有这些只是为了应付法官关于绞刑架和垂死的囚犯应当被遮蔽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要求。

不过，在囚犯即将被处决的前几天里，已经有方圆几英里之内的人赶来观看木工的搭建工作。当这些人在山坡上找好位置就座的时候，莫里斯法官这个计划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一旦这些15英尺高的栅栏出一点儿问题——比如说不知怎么被点着了——那么执行绞刑就不再是莫里斯法官设想的有尊严的、私密的过程，而是会变成某种有观众围观的阴森可怖的剧场表演。

10月24日星期四，这个小镇被越来越多迫切想要观看本县在过去50年里的第一次依法处决的人挤满了。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也在此时踏上了他们最后一次向北返回福赛斯县的旅程。如果这两个有亲属关系的男孩躺在富尔顿塔中的简易床上时还抱有什么最后希望的话，准备好手铐的副治安官的出现就足以让他们从幻想中清醒：他们要被送回家乡处决了，届时还会有那些鞭打了格兰特·史密斯，私刑处死了罗布·爱德华兹，并且几乎将他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赶出福赛斯县的白人在旁围观。在副治安官的命令下，两个男孩站起身，伸出手戴上手铐，从众多摄影师组成的夹道中艰难地走出去，最后一次出现在巴特勒街（Butler Street）上围观者的视线中。

布朗州长被哈里斯镇长说服，相信比尔·里德绝不是会抵抗想要实施私刑的暴民的那种人，所以他在六周之内第三次签发了宣布福赛斯县再次处于“暴动状态”的行政令，并安排第五团护送囚犯走完这段他们已经熟悉的前往卡明的路程。当士兵们沿着亨特街（Hunter Street）前往终点站时，诺克斯和丹尼尔再一次被围在了行进队伍的中央。半途中，一位一直无法接近囚犯的摄影记者冲进了一栋办公楼，爬上高层，然后把镜头从窗口伸出，对准被摄目标。他拍出来的是一张上帝视角的全景照片，这张照片也是已知的关于16岁的欧内斯特和他18岁的表亲奥斯卡的最后一张照片。

第五团登上了4点30分出发的南方铁路火车，并于当晚6点抵达比福德。休整用餐之后，他们就开始向着福赛斯县行军。根据部队中的主医务官阿诺德·林多默医生（Dr. Arnold Lindorme）的说法：“天气状况完美，凉爽且有明亮的月光，我们走得很快，在凌晨1点30分抵达了卡明的法院。” [5]

里德治安官此时已经在广场上等候了，把囚犯和他们的守卫安排到法院里过夜之后，里德和卡特伦谈论了第二天行刑的计划。治安官告诉卡特伦说，不幸的是，法官下令搭建的栅栏出了点儿意外状况。

《基奥维信使报》（Keowee Courier ）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就在军队抵达几小时前，一群暴民如何来到“绞刑架的搭建地点，破坏了栅栏，并用做栅栏的木材点起了巨大的篝火”。从安塞尔·斯特里克兰家可以看到这片草场，房子里的人肯定也能听见这里的动静，所以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这位卡明医生很可能听到了狂欢人群庆祝自己胜利的欢呼声。蓄意破坏者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莫里斯法官关于保证行刑过程私密的指示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他们拆除并烧毁了栅栏，但是非常小心地确保用来吊死诺克斯和丹尼尔的绞刑架不会遭到一点儿损坏。《基奥维信使报》的那位记者说道，“今天早上”，原本立着栅栏的地方“只剩下一堆灰烬，但是绞刑架本身没有受到破坏”。 [6]

第五团从富尔顿塔前往亚特兰大终点站；箭头指向的是囚犯诺克斯和丹尼尔

当卡特伦少校听说比尔·里德竟没有安排人员看守栅栏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治安官本人就是福赛斯县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卡特伦在自己的报道里详述了他对于县治安官的担忧：

我问他是不是不打算重建（栅栏），他说他找不到修栅栏的木材了。但我在我们进入卡明的路上看到过一大堆木材，所以我告诉他我可以用（那些）木材修建栅栏，而且他需要从我的部队里借用多少人帮忙都可以，但是他拒绝了我的提议，也没有解释原因。

第二天上午，听到火灾消息的莫里斯法官下令让县牧师赫舍尔·琼斯（Herschel Jones）重建栅栏，但卡明的商人全都拒绝出售木材。城中甚至还流传出了一个执行绞刑当天使用锤子犯法的说法，传播它的人们之间肯定只要一个眼神或一个点头就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 [7]

卡特伦怀疑里德和那些烧毁栅栏的人明摆着就是串通一气，他们的阴谋就是要让处决成为一种供人围观的大场面：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治安官根本就是支持潜在暴民的，（而且）他选择在这个地方搭建绞刑架就是为了让栅栏被破坏，然后让前来观看行刑的人都有一个绝佳的视野。我相信（里德）纵容了拆除栅栏的暴民，甚至有可能就是他让亲信做的。

他答应行刑应当一早进行，以避免人群聚集后出现混乱的无法控制的局面。（然而）背地里他却让见证处决的医生12点再来……我相信他是在操纵法律来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为的是获得一个公开争取暴民一方青睐的机会。 [8]

卡特伦发现的情况似乎能够说明，比尔·里德在行刑这件事上动的心思一点儿不比他当初将看守罗布·爱德华兹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交给副治安官拉默斯时做的算计少。此时作为县治安官的他不但不打算控制福赛斯县的暴民，反而想尽办法来为他们提供一场公开上演的绞刑，比尔·里德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要成为舞台上的核心。

10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吃完早饭，里德就朝斯特里克兰家的草场中央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和已经在长满草的斜坡上选好最佳观看位置的家庭打招呼。为确保绞刑以人道的方式进行，林多默医生在现场监督，他像卡特伦一样为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治安官选择的行刑地点简直是实现其目的的最好场所，这个目的就是让成千上万聚集在此的人看到他这个治安官的成就。这样的景象让笔者感觉自己是参加了一场18世纪初期的处决活动似的。 [9]

骡子、马匹和马车将托尔伯特街和凯莉米尔路堵得水泄不通，数以千计赶来观看行刑的人都在山坡上找好了位置。卡特伦的士兵用铁丝网在绞刑架周围拉起了一条长100码的警戒线。卡特伦说可以进入警戒线以内的人包括“新闻记者、临近各县的两三名治安官，还有福赛斯县治安官的几位亲属” [10] 。里德治安官享受着人群的关注，并利用职务之便给“几位亲属”安排了最佳观看位置。他把黎明到囚犯抵达之间的这段时间都用来哗众取宠，以及助长人们对即将举行的绞刑的期待了。卡特伦在报告中说：

他非常聒噪，总是要让所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还把一个年轻人摔倒在地，然后抓着对方的脚将其拖到了山脚处，并（尝试）其他方法把事情闹大。警戒线外面的暴民一直在招呼里德说如果有需要就找他们帮忙，里德也总是回答说一定会的。他始终都在和警戒线外面的这些人高声对话。治安官的行为太过分了，要不是需要他执行法庭的判决，我一定会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他……（他就是）公开支持暴乱的。 [11]

根据多位目击者的说法，随着观众的期待不断累积，越来越多“在草场四周山坡上占据了位置的人都迫不及待地盼着绞刑开始，就像渴望看到马戏团游行的焦急等待的观众一样”。观看行刑的人群中甚至有很多抱着孩子的父母，“（由于）绞刑架周围的木栅栏都被烧毁了，山坡上的人可以对处决过程一览无遗，把每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 [12]

当卡特伦为这样的“节日气氛”感到恶心的时候，他的士兵们倒是没有遭遇人群中任何人的挑战。那些人似乎意识到私刑在此时是多此一举，因为里德已经为他们安排了观看州政府批准的处决的机会，这个盛况足够充满戏剧性。不过，诺克斯和丹尼尔还是要从法院走半英里来到行刑地点，他们对于暴民随时可能失去耐心、直接亲手杀死他们的恐惧，一定和对于绞刑架的恐惧同样深。如卡特伦说的那样：“大部分人都是看热闹的，不过也有不少邪恶的、无法无天的人混在人群中……我们根本没法辨识他们之间的区别。” [13]

在绞刑开始前，还有另一批观众要被引导着通过军队的哨岗，进入警戒线范围之内就座。当这些人出现在草场边缘时，整个人群都安静了下来，一上午的时间里，声音粗哑的男人们第一次噤声了，母亲们也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吵闹，就连比尔·里德也停下了持续好久的过火表演，摘下帽子，摆出一副严肃的姿态。

五千多名围观者看着一名士兵将巴德和阿齐·克罗领到位于绞刑架底座旁边的座位上，失去女儿的被害者父母将在这里亲眼看着诺克斯和丹尼尔被吊死。跟在他们身后的是20岁的儿子梅杰（Major），也就是梅的哥哥。再后面是梅的弟弟妹妹们，包括埃德（Ed）、李（Lee）、林塔（Rinta）、双胞胎奥比和奥维、年仅7岁的邦妮和才18个月大的埃斯塔。这群孩子就是近7周之前，作为长女的梅在奥斯卡维尔外的树林里遭到袭击之前，打算去接回家的那些人。对于聚集在山坡上的人们来说，梅的伤心欲绝的父母和他们身后一长串难掩悲痛的孩子形成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画面。

按照惯例，被定罪的囚犯在被送上绞刑架之前会获得一次讲话的机会。关于这两个人临终遗言的记录有各种版本。《福赛斯县新闻》（Forsyth County News ）宣称：“诺克斯在临死前认罪了，但是奥斯卡·丹尼尔带着自己罪行的秘密钻进了绞刑套索，他至死都拒绝认罪。” [14] 不过另一位目击者称：“这两个黑人一个字都没说，他们几乎是冷漠地走向了死亡，对于等待自己的命运显然已经无动于衷了。” [15]

根据克罗家族内部流传下来的故事，奥斯卡·丹尼尔被领着穿过用带刺铁丝网围成的警戒线后，曾转头直视阿齐·克罗。他迎着她的目光，完全没有躲闪，可能是想与她进行某种无声的交流，告诉她无论她女儿遭遇了怎样可怕的经历，自己绝没有参与其中。要么是新闻记者们距离太远没有看到，要么是他们选择不提及这次短暂的眼神交流。所以在之后的40年里，这件事成了藏在梅母亲心中的秘密。直到1952年，她在临终之前才向女儿埃斯塔承认自己仍然记得奥斯卡·丹尼尔当时的表情，而且余生一直活在不知道那个男孩有没有被冤枉的可怕恐惧中。 [16]

不过，就算阿齐当时想要阻止死刑，她也做不了什么。山坡上已经挤满了数千名前来观看两个囚犯被执行绞刑的人。而且卡特伦少校和他的部队也接到了严格的命令：确保法院判决的死刑被顺利执行。无论阿齐在与奥斯卡·丹尼尔目光交汇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她最终什么也没说。没过一会儿，里德治安官和两名见证行刑的医生就起身走向了自己的岗位。看到里德点头示意后，拉默斯副治安官带着诺克斯和丹尼尔沿一条狭窄的楼梯爬上了绞刑架，那上面已经有两根套索悬在与他们视线水平的高度了。

梅的母亲阿齐·克罗，拍摄于1950年前后

1912年时，吊着罪犯的“脖子直至其死亡”依然是最主要的处决方式，彼时距离法院改为使用新发明的电椅处决犯人还有十多年的时间。电椅之所以会受到青睐是因为用绳子吊死人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美国的司法官员最早从詹姆斯敦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使用绞刑处决罪犯，不过直到20世纪，行刑失败的例子依然屡见不鲜。佐治亚州法律规定福赛斯县牧师赫舍尔·V.琼斯负责设计绞刑架并准备适用于诺克斯和丹尼尔的绞刑套索。在实施私刑时，暴民可能是随意把绳子的另一头绕过任何一根树枝或最近的电话杆就可以了，不过在执行这场正式的死刑时，琼斯可是有不少问题要解决的。

绞刑的目标是当罪犯从特定高度坠下去时，活结自动收紧，将罪犯吊在绳子末端，下坠的力道应当足够折断罪犯的脊柱。如果一切依计划好的那样顺利，这样的处决方式可以说是当时能够实现的最人道的方式了，因为它能够确保罪犯即刻毙命，而且免去了鲜血喷溅的可怕景象。不过执行绞刑总是伴随着两个令人讨厌的风险：斩首和勒杀。如果下坠产生的力量太大，颈椎可能就不是被折断，而是被彻底切开。此时在山坡上俯瞰绞刑架的很多观众可能都还记得1900年一个名叫本杰明·斯内尔（Benjamin Snell）的佐治亚人接受的那次绞刑处决。《亚特兰大宪法报》对当时出现的巨大偏差做了详细报道：

沉重的绳子割断了杀人犯的脖子，他的气管和血管都被切开了，颈椎几乎被碾成了粉末。是（斯内尔）脖子后面足够强韧的肌肉，让犯人的头与身体免于彻底分家。鲜血几乎是瞬间就从断开的动脉里喷涌而出，染红了囚犯身上的白色亚麻衬衫和假领，然后顺着衣服向下流到鞋上。这是最令人作呕的场面……如果绳子再长四英寸，罪犯铁定会被斩首。 [17]

显然，制定斯内尔绞刑计划的人算错了数字。出现绳子过长的错误最常见的原因是出于避免和斩首一样惨不忍睹的另一种情况的愿望，那就是囚犯被吊在绳子末端扭曲、喘息、蹬腿和呻吟的景象，勒死一个人的过程非常缓慢，受刑者会发出很多噪音。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绳子太短，犯人下坠的力量不足以折断颈椎。这样的情况下，犯人最终也会窒息而死，不过坚持时间最长的可能要过半个小时才能彻底咽气。

10月初的时候，赫舍尔·琼斯画好了诺克斯和丹尼尔将从上面坠下的绞刑架的草图。他肯定参考了当时广泛使用的“下坠表格” [18] ，表格的内容是根据罪犯的体重确定绞刑套索的长短。对于琼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这两个要被处死的人都不是成年男子，而是青少年。按照表格上的算法，诺克斯和丹尼尔要使用9～10英尺长的绳子，这个长度通常是吊死妇女时才适用的。也就是说，要想折断这两个人的脖子，赫舍尔·琼斯必须建造一个很高的绞刑架，还要准备两根特别长的绳子。

经过了充满紧张情绪和暴力活动的几周之后，绞刑架上的仪式只花了不到一分钟。卡明的第一浸信会教堂牧师西奥·威尔斯（Theo Wills）带领人们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这让哪怕是最吵闹的围观者也安静了一会儿。根据《福赛斯县新闻》的报道，当威尔斯终于睁开眼睛，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副治安官盖伊·拉默斯和副治安官门罗·琼斯（Monroe Jones）捆住两个黑人的手和脚，然后把绞刑套索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19] 被用黑色的麻布袋罩住头之前，诺克斯和丹尼尔看到的最后的景象就是站在山坡上的几千名白人的脸——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富人也有穷人。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如果眯起眼远眺，他们还能看到凯莉米尔路上几栋宏伟建筑的房顶，高出树梢的十几座小教堂的尖顶，还有在灰蒙蒙的远方若隐若现的、位于镇子边缘像驼背一样鼓起的肖尼山的熟悉轮廓。

他们甚至可能还看到人群边缘，与私人司机和赶车人站在一起的福赛斯县仅剩的几个黑人。到10月25日时，仅有的还留在这里的黑人家庭都是不愿意抛下自己在镇上拥有的房子的业主，以及那些在卡明最富有的白人居民家里做仆人的人。如果有“城镇黑人”在诺克斯和丹尼尔被捕之前就认识他们，那肯定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就是目不识丁、曾赤着脚在奥斯卡维尔外的农田里干活的人。诺克斯和丹尼尔没有看到的是他们的家人：无论是简·丹尼尔、巴克和卡蒂·丹尼尔，或是奥斯卡的哥哥西塞罗、欧内斯特的妹妹埃尔马都没有出现，他消失已久的母亲妮蒂·诺克斯就更不用说了。过去一个月里经常肩并肩出现在一起的两个表兄弟此时都站在了木制平台上，拉默斯副治安官给他们扎紧将遮住他们的眼睛，也就是要掩藏他们将死时的面容的头套，然后又拉过绞刑套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并收紧了活结。

一贯追求戏剧效果的里德让囚犯在活板上站了很久，此时的活板是被绞刑架下面的绳子拉紧而闭合着的，绳子的另一端缠在治安官所站位置旁边的一根杆子上。伴随着聚集在山坡上数千名白人的吼声，里德抬起一只胳膊，“用一把短柄斧头砍断了控制机关的绳子”。《福赛斯县新闻》报道说，随着一声“短促的‘咔嚓’声，两个黑人的灵魂进入了永恒”。 [20]

巴德和阿齐·克罗无声地看着两个人的身体坠入阴影之中，吊在绳子的末端剧烈地挣扎了几下，朝一个方向转了几圈，然后又慢慢转了回去。林多默医生说：“犯人在12点被执行绞刑，（到）12点11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21] 林多默医生说的这个时间证明赫舍尔·琼斯的计算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脊柱被折断的犯人来说，11分钟属于心脏彻底停止跳动所需的时间的正常范围。 [22] 山坡上的人们欢呼叫喊着，表达了自己的认可。15分钟后，医生示意可以将犯人的尸体放下来了。一个流传了几代人的说法是当诺克斯和丹尼尔被放平并摘掉头套时，处于旁观席第一排正中的巴德和阿齐·克罗距离这两具尸体仅有几英寸远。82岁的露丝·乔丹记得“被谋杀的女孩全家都坐在距离绞刑架最近的地方”，她还说当里德“砍断吊着两个男孩尸体的绳子后，尸体几乎就落到了（他们的）脚边”。 [23]

短短几个星期前，巴德·克罗还站在自己肢体残破的女儿床边，也亲眼看到了罗布·爱德华兹的尸体被平放在法院草坪上，这个秋天他已经是第三次面对别人的尸体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诺克斯和丹尼尔的尸体前面停留了一下，就带着全家人跟随一个士兵穿过带刺铁丝网走出了警戒区域。

吉姆·克罗法执行期间，成百上千张明信片和以私刑为内容的照片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白人经常收集实施私刑的纪念品，当天来到安塞尔·斯特里克兰的草场上的人们也不例外。在从尸体旁边列队缓缓通过时，民兵排成的警戒线让观看行刑的人们无法割下尸体的手指或脚趾，不过卡特伦少校无法阻止里德和他的手下将吊死囚犯的绞刑套索剪成小段作为纪念品发放给众人。 [24]

这些“纪念品”中的绝大部分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消失不见，只有其中一段因为被留在福赛斯县法院而成了某种可以被公众看到的东西，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绳子还被夹在一个巨大的带皮面的文件夹中，这个夹子里的内容是1912年的高等法院会议记录。因此，当被驱逐出福赛斯县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后代于1987年来这里寻找诺克斯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时，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因为人们还记得，那本会议记录是用一段积满尘埃、几乎散开，但是还能够被辨认出来的麻绳做标记的。

安塞尔·斯特里克兰的低洼草场上已经出现过一次火烧栅栏的情况，所以卡特伦少校担心，“如果将两名罪犯的尸体留在卡明，他们很可能会被人烧毁”。 [25] 在过去一个月发生的各种情况之后，卡特伦少校最不想见到的莫过于一群喝醉的白人围着两个被点燃的黑人尸体跳舞的场面。于是少校命令他的士兵将尸体放进由本地送葬者提供的松木箱子，然后将箱子抬上了一辆雇来的马车。之后林多默医生“给塞尔曼医生（Dr. Selman）打了个长途电话，商量好（将尸体）运到亚特兰大……供州立解剖委员会使用，运输费用由该委员会承担” [26] 。

天黑之后又过了很久，卡特伦少校派遣的一支小分队才抵达亚特兰大的勒基街（Luckie Street），穿着白色长大褂的威廉·塞尔曼医生正在会幕浸信会医院（Baptist Tabernacle Infirmary）门口等着他们。医生让助手将两具尸体放置在地下停尸房中，以防有亲人或朋友前来认领。不过到第二天塞尔曼医生查房时，一直没有人从前门或后门进来询问这两个被定罪的强奸犯的事情。所以到星期五上午，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尸体被冲洗干净，可供“使用”了。在塞尔曼医生点头示意后，一群年轻的外科学生调好了他们的额带反光镜，举起手术刀，开始研究两个无名黑人尸体的颈部撕裂伤和折断的脊柱。

[1] “Letter to the Editor” by Ansel Strickland，North Georgian ，November 22，1912.

[2] Minute Book of the Forsyth County Superior Court，October 4，1912. Forsyth County Courthouse.

[3] “Reform in Legal Hangings，”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26，1912.

[4] “Thousands Cheer at Hanging，” Keowee Courier ，October 30，1912.

[5]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Georgia，1911-1912 （Atlanta：Charles P. Byrd，1912），Appendix 2，22.

[6] “Thousands Cheer at Hanging，” Keowee Courier ，October 30，1912.

[7] 2014年2月24日，作者采访唐·沙德伯恩。

[8]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0.

[9]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3.

[10]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1.

[11]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0-22.

[12] “Knox and Daniel Hung Last Friday，” Forsyth County News ，October 31，1912.

[13]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1.

[14]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Knox and Daniel Hung Last Friday，” Forsyth County News ，October 31，1912.

[15] “Fence Was Burned to See a Hanging，” Augusta Chronicle ，October 26，1912.

[16] 2015年1月20日，作者采访黛比·弗迈特。

[17] “Murderer Snell Dies on Gallow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e 30，1900.

[18] 对比http：//www.capitalpunishmentuk.org/hanging2.html。

[19] “Knox and Daniel Hung Last Friday，” Forsyth County News ，October 31，1912.

[20] “Knox and Daniel Hung Last Friday，” Forsyth County News ，October 31，1912.

[21]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3.

[22] 更多关于20世纪早期绞刑程序的内容，参见http：//capitalpunishment.uk.org/hangings （accessed December 1，2015）。

[23]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24] 2014年2月24日，作者采访唐·沙德伯恩。

[25]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0-21.

[26] Report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Appendix 2，23.

12.当他们还是奴隶时

绞刑结束后不久，佐治亚州某个地方的一位业余摄影师从定影池中取出了一张负片，将它对着光线举起来细看。它是如今人们知道的唯一一张在处决当日拍摄的照片。那天，摄影师爬上高处，然后转回身，打开相机的伸缩皮腔，拍下了在托尔伯特街上排成长队的马车。当时有数以千计的围观者正从安塞尔·斯特里克兰的草场上返回卡明。照片前景中的两个男人直视着镜头，他们的表情在吉姆·卡劳时期的许多关于私刑的照片上很常见：阴郁但自信，严肃但带着明显的满足感。

1912年10月25日，聚集在诺克斯和丹尼尔被处决的绞刑架附近的人群，远处背景中的是肖尼山

不过这张照片中最令人惊讶的内容还要数画面右下角站在人群中的三名黑人青年男子。当时，福赛斯县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都已经逃出该县，而这几名年轻人属于一个坚持留在卡明的小群体的成员，他们仍然希望能够熬过这一暴力时期，好保住让他们不惜冒着巨大风险留在这里的一切。

三人中的一人坐在一辆马车赶车人的位置上，他已经解开了系着骡子的索具，让它自己在路边吃草。另外两人在被拍进照片时正在谈话。站在左边的人戴着一顶满是褶皱的帽子，穿着白衬衫和一件朴素的外套，不过站在三人中间的最后一名黑人则是一副有钱人的打扮，他头上戴着精神的圆顶礼帽，穿着长款轻便外衣，系着领结，背心的扣眼里还穿着一条金表链。

这个衣着讲究、满身贵气的形象与人们对于1098名被赶出福赛斯县的黑人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大多数被赶走的人确实很穷，而且目不识丁，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罗布·爱德华兹、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就都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也有其他一些黑人通过自己的技能、耐心、运气和几十年来的辛勤劳作，不仅在奴隶解放后的福赛斯县生存了下来，甚至还成了繁荣兴旺的人家。像照片中这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一样，成功的黑人居民都是最后才离开福赛斯县的——这不是因为钱财和地产能够让他们免受暴民的骚扰，而是因为如果离开，他们受到的损失比其他人都大。

1912年10月25日，观看了诺克斯和丹尼尔的绞刑的三位目击者

约瑟夫·凯洛格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是全县拥有地产最多的黑人。1865年佐治亚州的奴隶终于获得解放时，约瑟夫的父母埃德蒙和汉娜（Edmund and Hannah）就开始打造他们作为福赛斯县自由公民的全新生活。他们比大部分曾经是奴隶的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有八个成年子女，其中六个是年轻力壮的儿子。凯洛格夫妇曾经的主人名叫乔治·凯洛格（George Kellogg），是一个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搬到佐治亚州的白人商人。他送给这对夫妇一小块田地。 [1] 到1870年，也就是南方联邦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仅仅五年之后，62岁的埃德蒙向税务官申报的“总资产”是125美元——对于一个受奴役60多年的人来说，这个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了。又过了四年，埃德蒙已经在卡明北部的肖尼山附近拥有多处地块，总面积80英亩，申报价值达345美元。 [2]

埃德蒙的长子约瑟夫出生时也是属于白人主人的合法财产，但他获得自由身份时才23岁，所以他成年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并不是沉浸在毫无希望的被奴役中，而是见证了一个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变化。比如1867年7月2日，约瑟夫和他的弟弟刘易斯（Lewis）在福赛斯县法院和白人们一起排队，换作两年前，这些白人还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地买卖他们。轮到兄弟二人时，他们签署了宣誓效忠美国政府的誓言，然后将自己名字上一个小小的“X”标记划掉，这就意味着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有投票权的人”。 [3] 再比如1868年7月21日，他们听说佐治亚州批准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即便是几乎没有任何实践，但这至少从理论上承认了不分公民的肤色或“无论之前是否被奴役或强制劳动，法律都应给予平等保护”。 [4] 到1870年，约瑟夫他们还庆祝了黑人投票的权利以《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形式获得了神圣的法律保障的消息。

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们还需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才能实现重建时期之初的联邦立法者向凯洛格这样的人们做出的承诺。不过埃德蒙、约瑟夫和其他凯洛格家的人在19世纪70年代获得了一年接一年的大丰收，并将收入重新投资到购买更多、更好的福赛斯县土地上。那时的他们完全有理由对自己将来也许真的会获得法律和政府的保护抱有希望。看着他们在肖尼山山脚下的大片农场时，他们肯定真心相信福赛斯县会成为他们永远的家园。

满怀着这样的希望，29岁的约瑟夫·凯洛格在1871年9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向18岁的伊丽莎·汤普森（Eliza Thompson）求婚。当她接受求婚后，他们没有像奴隶制时期的黑人一样，双双从一把扫帚上跳过去就算礼成，而是在本地牧师赛拉斯·史密斯的陪同下一起走到了卡明。这位史密斯牧师恰巧就是40年后，在同一个镇广场上遭到众人鞭打的格兰特·史密斯的父亲。不过在约瑟夫和伊丽莎举行婚礼时，1912年的大驱逐还是非常遥远的未来。1871年9月7日 [5] ，史密斯牧师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字，此刻的他们对于这个新美国一定抱有极高的期待——黑人将在那个国家里享有各种权利，比如为付出劳动得到公平的回报，比如拥有土地和投票权，甚至是当选政府官员。

即便是在获得自由后，福赛斯县的绝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依然留在自己曾经被奴役的农场上劳作，而且和整个南方的其他黑人一样，在新的契约劳动体系下，他们依然普遍受到白人的压榨和欺骗。不过像约瑟夫和伊丽莎这样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权对白人向他们施予的不公提出抗议，甚至有了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的可能。在福赛斯县，法律的表现形式一直是本地治安官，而此时，这里出现了美国政府在本县的代表，代表的办公室就设在卡明广场上。挂在办公室大门上的牌子上写着“BRFAL”，它是“难民、自由民和被遗弃的土地局”（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这个全称的首字母缩写，但镇上的人都简称其为“局子”，不过每个人在提到这个名字时感觉各个相同，有人对其恨之入骨，有人对它感激不尽。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建立的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是政府战争部下属的一个部门，这个机构原打算在南方邦联投降后运行一年，其明确的任务就是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的困难阶段，帮助保护像约瑟夫和伊丽莎这样的人的权益。1865年3月3日，也就是林肯遇刺一个月之前，他签署了立法文件，该文件让自由民局有权“在所有……本地法院……漠视黑人享受法律公正对待的权利的地方”，判定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纠纷。 [6]

联邦官员很快意识到佐治亚州的福赛斯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由民局于1867年3月在卡明设立办公室，负责人是亚历山大·伯勒斯·纳科尔斯（Alexander Burruss Nuckolls）。37岁的纳科尔斯是一位本地的浸信会牧师，也是佐治亚州第一批自由民局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是由戴维斯·蒂尔森准将（Brigadier General Davis Tillson）任命的。蒂尔森最为人所知的一件事是推翻了谢尔曼的《第15号战地命令》（Field Order 15），该命令的内容是将佐治亚州海岸地区大片被遗弃的种植园分配给获得自由身份的奴隶。蒂尔森不仅没有履行分给黑人“40英亩田地和一头骡子”的承诺，还任命了一群像纳科尔斯牧师这样的人担任自由民局的官员。他们根本无法胜任强制愤愤不平的本地白人遵守联邦法律的工作。因为他们也是本地人，与之前的奴隶主有很深的联系，需要通过维持现状来确保个人利益。

让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根据自由民局最初的安排，在这个机构里工作的官员不从政府领取工资，而是通过为白人地主证明劳动合同来获得报酬。这个体系在整个南方都被滥用了，所以当凯莱布·西布莉上校（Colonel Caleb Sibley）取代蒂尔森成为自由民局局长时，他意识到这个部门已经变得多么腐败，以及它在保护弱势的非洲裔美国人群体方面的失败多么令人哀伤。正如西布莉所说：“获得任命的白人居民可耻地滥用了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他们有时还会施加格外残酷的惩罚。” [7]

1867年，西布莉解雇了绝大部分原自由民局官员，改为任命北方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他希望由此建立一些不偏不倚的司法裁决机构，以让获得自由的奴隶们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公平。1867年4月1日，纳科尔斯被解除了卡明自由民局官员的职务，取代他的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J.布赖恩少校（Major William J. Bryan）。布赖恩享受的1200美元年薪将由他效忠的美国政府支付，所以他的忠心自然不会属于本地的白人地主们。 [8]

作为自由民局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布赖恩少校将他在福赛斯县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解决黑人提请裁判的、因雇主拒绝遵守口头或已签署的书面劳动协议而产生的争议上。像之前南方各地的奴隶主们一样，福赛斯县的白人种植园主也经常被传唤到自由民局的法庭上，原因往往是这些白人种植园主们没有向黑人雇工兑现他们应获得的那部分农作物产品或报酬。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黑人第一次有权利要求获得合理的工资。

记录显示，在布赖恩少校审理的案件中，很多被告都是那些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最显赫的奴隶主家族成员。托尔伯特·斯特里克兰是哈迪·斯特里克兰的后代，在1860年时拥有100多名奴隶。1867年10月的短短一周内，托尔伯特就六次出现在布赖恩少校面前，原因都是被指控拒绝向雇工支付工资或拒绝向佃农交付属于他们的农作物，尽管这些产品是靠他们一整年的辛勤种植、打理和收获才得来的。

在这一个接一个的案件中，布赖恩少校总是会做出对黑人原告有利的裁判。通常在黑人劳动者提供了说明“根据合同”他们应获得什么的详细文件之后，布赖恩少校的绝大多数判决结果都是让白人雇主遵守原本的协议。显然，在没有法庭判决的情况下，很多白人会想尽办法逃避支付。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在法庭记录中全名只登记为约翰的黑人雇工作为原告起诉名叫牛顿·哈勒尔（Newton Harrell）的雇主。哈勒尔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内容是约翰同意不要工资，只以劳力换取食宿和衣物。经过仔细的审查，布赖恩确认哈勒尔提供的是假协议，所以他判定“合同是伪造的”。

在法庭上获得胜利的黑人在天黑之后也总是会为他们的胜利付出代价。当一群白人种植园主被迫向黑人雇工支付工资后，尾随自由民局的判决而来的却是整夜的恐怖袭击。布赖恩说输了官司的白人会采取报复措施，“（他们）趁夜闯进（一个人的）住处，朝原告开枪射击……另一个（黑人家庭）被烧了……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福赛斯县” [9] 。

布赖恩还有权审核和撤销民事法庭做出的涉及自由民的裁决，许多这样的案件都涉及白人主人依法对未成年儿童“承担义务”的情况。从理论上说，这种安排是一种社会福利，为的是向在战争中失去父母、贫困无依的黑人孤儿提供住处、食物和衣物。福赛斯县很多曾经的奴隶主都主动要求将这样的孩子收作“学徒”，教会他们某种技能，作为交换，“学徒”要为主人提供几年的劳动。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学徒体系被严重滥用了，布赖恩在一个接一个的案例中发现，此类合同的目的就是毫不掩饰地恢复奴隶制。这些黑人儿童都被那些在废除奴隶制以前就奴役着他们整个家庭的白人主人“承担义务”了，他们为这些人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或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福赛斯县最年轻的“学徒”是约翰·A.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他在被名叫M. C.查斯顿（M. C. Chastain）的主人“承担义务”时还不到5岁，却要为主人工作到年满21岁。 [10]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曾写道，在整个南方，“从奴隶制时代流传下来的理念”在重建时期“展现出了令人惊奇的顽强”，他发现这是“因为那些习惯了对奴隶享有一切权力的人觉得雇主和雇工之间寻常的等价交换让他们难以接受”。 [11] 这无疑正是福赛斯县曾经的奴隶主们的想法。一直到内战结束很久之后，这些人还在为维持奴隶解放前的社会秩序而斗争。比如1866年3月，哈迪·斯特里克兰就前往自由民局的办公室，要求为名叫托马斯·斯特里克兰（Thomas Strickland）的16岁黑人男孩“承担义务”。在列出了允许托马斯继续住在斯特里克兰种植园中奴隶木屋的条件后，这份文件规定托马斯必须严格遵守哈迪·斯特里克兰的命令，并听从主人的劝告。

托马斯……要在这里居住（并）提供服务……直到他年满21周岁……（他要）遵守前述H. W.斯特里克兰的命令……对主人忠心耿耿，任何时候都不能泄露主人的秘密，也不能擅离职守或疏于照管前述斯特里克兰的生意。 [12]

大多数以这种方式被“承担义务”的孩子根本不是孤儿，而是他们曾经的主人的囚犯，他们在黑人解放之后很久依然被奴役着。一位名叫珍妮（Jenny）的黑人母亲曾向自由民局投诉老约翰·霍肯赫尔，此人是曾为梅·克罗治伤，并在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的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小约翰·霍肯赫尔医生的父亲。布赖恩少校在和珍妮谈话之后写道，霍肯赫尔“如今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扣押了她的两个儿子……还拒绝让她与他们见面”。 [13] 夏丽蒂·拉姆齐（Charity Ramsey）投诉说她的三个孩子都被他们曾经的所有者扣押，“既没有获得他们的同意，也不支付他们任何报酬”。托马斯·赖利（Thomas Riley）的说法则更加直白，他请求自由民局帮他要回“被偷走的孩子”。 [14]

在审理并裁决类似的案件近一年之后，精疲力竭、沮丧泄气的威廉·布赖恩在1867年10月的月度报告中附上了一段个人评论。在一页写满了白人主人扣押黑人儿童、雇主虐待或欺诈黑人雇工，以及义警威胁要把“一所黑人儿童的学校”烧毁等案件的内容最后，布赖恩承认了福赛斯县自由民的处境有多么令人绝望。在这个地方，有钱有势的白人拒绝承认黑人的合法公民身份，还对应当向黑人支付报酬的观念深恶痛绝。布赖恩写道：“通过我的观察，我可以自豪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辖区内有自由民局，这里的有色人种根本不可能获得比他们受奴役时获得的多一分一厘的报酬。” [15]

布赖恩不仅为非洲裔美国人在福赛斯县所处的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担忧，还对他在这里看到的日趋恶劣的暴力活动感到警惕。因为国会中南方民主党人的反对，自由民局已经被迫缩减规模，黑人的处境也随之愈发糟糕。一年之后，布赖恩又给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出警告：

过去20个月里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恶劣。在切罗基县和福赛斯县似乎出现了……劫匪、杀人者和未被逮捕的入室盗窃者，他们给遵纪守法的白人和黑人公民都带来了恐慌……就联合种植后却拒绝兑现属于自由民的农作物份额一事，投诉的人非常多。我担心形势很快就会急转直下。 [16]

如果布赖恩的话听起来像是对于如果他的办公室关闭，福赛斯县会发生什么而感到担心，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确实不幸言中了，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卡明自由民局最后的一些书面记录了。1867—1868年是卡明自由民局最积极发挥作用的一段时间——当时的黑人劳动者可以依靠联邦政府的权力要回拖欠他们的财物，悲痛的母亲们也可以向布赖恩少校寻求帮助，请求他救回“被偷走的孩子”，可是到了1868年1月，卡明的自由民局永久关闭了。

1月是布赖恩少校在卡明的最后一段时间。很多白人都憎恨他，因为他按照林肯原本计划的那样忠实地利用了自己的职权。布赖恩在给亚特兰大上级的最后几封信中写道：“在自由民能够获得政府官员的保护之前，他们的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实质好处。” [17] 后来布赖恩被调到了位于玛丽埃塔的自由民局，这个缺乏资金、失去了华盛顿支持的机构，在人员和分支机构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到1869年底，玛丽埃塔的自由民局办公室也被关闭了。到1872年，整个联邦自由民局都被终止运行了，于是司法权又重新落到了南方各地的本地治安官手中。 [18]

1906年，《盖恩斯维尔新闻》采访了一位名叫乔治·哈里斯·贝尔（George Harris Bell）的白人男子。他回忆了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自己在福赛斯县度过的童年时光。贝尔的回忆无疑证明了布赖恩少校对于自己离开后这里的黑人居民将遭遇什么处境的担忧是正确的。在奥斯卡维尔悠闲散步的贝尔向同行的记者讲述了“泰勒家的男孩们”的故事：

从内战之后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一直在（福赛斯县）横行霸道。招惹他们的人可要倒霉了，因为他们一定会找上门去。这家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天黑以后到某个他们不喜欢的人家里去，朝着房子射击，或是向水井里扔横木或石头，拆掉房子周围的栅栏和附属建筑，划开羽毛褥垫，有时还会抢走人家的猎枪、手枪或任何被他们看上的东西。我家的房子离他们的很近，所以星期天早上，我经常看到他们疲乏地返回家中，那准是因为他们在星期六夜里又去突袭了。 [19]

贝尔记得，这群白人夜骑者早在1912年之前很久就开始驱逐县里的黑人了。当时“几位公民……鞭打了一个黑人，然后强迫他骑在一根长栅栏上，他们把他抬到查特胡奇河上的威廉渡口（Williams’ Ferry），让他到河对岸去，而且再也不许回来”。 [20]

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尽管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又在自由民局解散后失去了法律保护，但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他们还是慢慢地把日子过得兴旺起来。到19世纪90年代时，国会重建期实施的所有利好措施几乎都被吉姆·克罗法中压迫性的条款所取代，但是凯洛格一家依然忙着遵循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和他的塔斯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在19世纪末给南方黑人们提出的建议。连杜波依斯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南方对于黑人来说是一片死地，只有工业化的北方才能带给他们人身安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希望。不过1895年时，在自己最著名的演讲《亚特兰大妥协》（Atlanta Compromise）中，华盛顿宣称南方的玉米地和烟草田永远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园。华盛顿说：

南方1/3的人口是黑人，对于那些小看与作为邻居的南方白人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的黑人，我要说的是：“发掘你身边的宝贵财富。”开发你身边的资源，采用各种适当的方法结交你周围的所有种族的朋友。 [21]

华盛顿认为通往更好生活的道路要通过辛勤的劳动、节俭和储蓄来实现。非洲裔美国农民、劳工和商人只有在成为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生产力，在他们的贡献与白人的兴旺与否息息相关之后才能享受真正的安全。华盛顿可能还描述了福赛斯县的凯洛格家族，他写道：

黑人……应当通过技能、智慧和人品等毋庸置疑的价值为他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做出贡献，让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至关重要……黑人学会创造多少别人渴望的和必需的东西，他就（会）收获多少尊重。 [22]

1874年埃德蒙去世后，约瑟夫·凯洛格继承了家族的土地。 [23] 他正是布克·华盛顿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不知疲倦、勤劳高效的黑人农民。约瑟夫扩大了家族财富，包括机械、房屋和牲口，在1880年时，这些财产的总价值接近600美元。有记录显示，约瑟夫在1890年又买了50英亩土地。 [24] 到1900年人口普查时，凯洛格家族已经成为将土地出租给其他黑人家庭，然后用收入购买一年比一年更多的土地的大地主。 [25]

因此，当人口普查登记员埃德·约翰逊在1910年4月从卡明出来向北走时，他遇到了68岁高龄、连须发都花白的约瑟夫·凯洛格，后者在1842年出生时还是奴隶，如今却拥有面积超过200英亩的农场。 [26] 在肖尼山附近绵延起伏的山坡上铺展开的这片农田是让县里很多人感到嫉妒的财产，尤其是那些不拥有土地的贫穷的白人。他们从路边走过时偶尔会停下脚步，艳羡地看看这些农田，然后摇摇头，为老凯洛格的好运气愤愤不平。

[1] 2014年4月2日，作者采访安东尼·尼尔。

[2] Selected U.S. Federal Census Non-Population Schedules，1850-1880，Census Year：1870；District 31，Forsyth，Georgia ［database online］. Provo，UT：Ancestry.com，2010.

[3] Georgia，Office of the Governor. Returns of Qualified Voters Under the Reconstruction Act ，1867. 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4] Christopher C. Meyers，ed.，The Empire State of the South：Georgi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ssays （Macon，GA：Mercer University Press，2008），172.

[5] Records of Marriages，Book D，1868-1877 ，154. Forsyth County Courthouse.

[6] H.R. Exec. Doc. 11，39th Congress，1st Session，1865，45 （Serial 1255）；reprint Circular No. 5，May 30，1865.

[7] H.R. Exec. Doc. 1，40th Cong.，2nd sess.，1867，673-74 （Serial 1324）.

[8] Order of Col. Caleb Sibley；W. J. Bryan，letter to O. O. Howard，Washington，DC. Records of the Field Offices for the State of Georgia，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 ，1865-1872，Cumming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45.

[9] 威廉·J.布赖恩少校在1868年5月写给Col. Caleb Sibley 的报告。W. J. Bryan，report to，May 1868. Records of the Field Offices for the State of Georgia，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 ，1865-1872，Marietta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58.

[10] Records of Binding Cases，Probate Court Records of the Forsyth County Courthouse，box 40，“Colored.”

[11] Eric Foner，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Harper，2014），59.

[12] “Binding Agreement：H. W. Strickland and Thomas Strickland，Free Boy of Color，” March 1866，Records of Binding Cases，Probate Court Records of the Forsyth County Courthouse，box 40，“Colored.”

[13] Records of the Field Offices for the State of Georgia，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1865-1872 ，Cumming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45.

[14] 转引自Jonathan Dean Sarris，A Separate Civil War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2），148。

[15] Records of the Field Offices for the State of Georgia，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 ，1865-1872，Cumming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45，112.

[16] 威廉·J.布赖恩少校在1868年10月31日写给Major Mosebach的书信，Marietta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58。

[17] 威廉·J.布赖恩少校在1868年8月27日写给Major Mosebach的书信，Marietta Office section，National Archives at Washington，DC，M1903，roll 58。

[18] 关于佐治亚州的自由民局的权威研究，参见Paul A. Cimbala，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Nation：The Freedmen ’s Bureau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rgia ，1865-1870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7），以及Sara Rappaport，“The Freedmen’s Bureau as a Legal Agent for Black Men and Women in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3.1 （1989），26-53。

[19] 乔治·哈里斯·贝尔的回忆，originally in the Gainesville News ，September 26，1906。Excerpt reprinted in “Days of Long Ago，” Gainesville Times ，May 16，1976.

[20] 乔治·哈里斯·贝尔的回忆，originally in the Gainesville News ，September 26，1906。Excerpt reprinted in “Days of Long Ago，” Gainesville Times ，May 16，1976.

[21] 布克·T.华盛顿于1895年9月18日在亚特兰大举行的棉花之州国际博览会（Cott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上发表的演讲。此处内容依据的是1906年制作的该演讲的录音，Columbia Gramophone Company，G. Robert Vincent Voice Library，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DB 191。

[22] Booker T. Washington，Up from Slavery （New York：Doubleday，1901），202.

[23] Selected U.S. Federal Census Non-Population Schedules，1850-1880，Census Years：1880；District 879，Forsyth，Georgia ［database online］. Provo，UT：Ancestry.com，2010.

[24] Georgia，Property Tax Digests，1793-1892 ，Militia District 879，Post Office：Cumming，Year：1890 ［database online］. Provo，UT：Ancestry.com，2011.

[25] 1900 U. S. Census，Cumming，Forsyth，Georgia；roll197；p. 2B；Enumeration District 0036；FHL microfilm 1240197.

[26] 1910 U. S. Census，Cumming，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6A；Enumeration District 0039；FHL microfilm 1374201.

13.逼到灶台边

福赛斯县的很多白人把绞刑结束后的几天用来祝贺比尔·里德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坚决反对亚特兰大的报纸对治安官的批判，还为其百般辩护。里德像主持一场欢闹的乡村大集一样执行了一场处决，想方设法保证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不是被隐蔽在15英尺高的栅栏后面，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吊死。在挤满观众的行刑现场用一把斧头利落地砍断绞刑机关的里德，如今成了全县最受赞颂的英雄之一。

然而，一些亚特兰大的编辑批评这位治安官压根不应该把处决变成表演，而卡特伦少校也不应当允许他将处决进行下去。《亚特兰大宪法报》宣称：“政府出钱（让军队）大老远赶到卡明……就是为了确保这样的事（不会发生）……结果处决还是在大约5000人的围观下进行了，他们都是专程前来围观的。” [1] 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的统帅威廉·奥比尔将军（General William Obear）批评卡特伦没有将处决推迟到栅栏被重新建好后再进行。当布朗州长听说那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对军队指挥官和里德本人都进行了猛烈地抨击，称福赛斯县的执法者是佐治亚州“最软弱无能的治安官”之一，一心只顾着拉选票，根本没有勇气对抗暴民。

这样义愤填膺的批判出自布朗之口未免有些讽刺，因为仅仅三年之后，他自己也加入了莫里斯法官的绑架团体，并协助在玛丽埃塔外的树林中将利奥·弗兰克私刑处死。当布朗号召像里德这样的治安官应阻止私刑暴民的时候，他肯定不是说他们应当阻止自己和莫里斯这样的人。相反，真正让布朗觉得受冒犯的似乎是里德的行为不够精明巧妙。诺克斯和丹尼尔无论如何都会在当天被处死，无论是否有数千名欢呼雀跃的白人见证，也无论里德是否将处决变成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围绕着的马戏表演。与其说争议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倒不如说是形式礼仪。《亚特兰大宪法报》也认为里德的首要罪名是公然“迎合暴民”。其编辑还暗示说，这样的滑稽表现对于佐治亚州的声望和作为一个州的抱负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位批评者总结道：“一名官员可以昧着自己的良心，表现得像个傻子，（但是）他没有权利让整个州因他而受到指责。” [2]

对里德来说，更麻烦的是绞刑结束没几天就被刊登出来的一篇文章。经历了一整个月的“兴奋”之后，福赛斯县本应恢复到法治和有序的状态，开始进行已拖延了很久的收割工作。然而10月29日的《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说，一位名叫达布纳·埃利奥特（Dabner Elliot）的白人男子在前一晚遭到了袭击，“这位福赛斯县的富有农场主被打碎了头骨，今天还处在病危状态”。 [3]

整个县的居民都为这条消息而不安起来，不仅因为埃利奥特是一名富有且广受爱戴的种植园主，更因为失去意识的他被发现的地点和袭击者的作案手法。《亚特兰大宪法报》描述：

今天早上，拉默斯副治安官前往卡明以北7英里处的犯罪现场进行调查。袭击发生在前一天晚上10点前后，埃利奥特先生正驾着马车走在这个很少有人经过的路段上。他是从盖恩斯维尔回来的……（但是）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线索了，因为他此时还处在昏迷中……他显然是被钝器击中了头部，枕骨都被敲碎了。 [4]

福赛斯县的人都不敢公开说埃利奥特遭受的袭击与两个月前梅·克罗所遭受的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无论趁夜伏击埃利奥特马车的人是谁，反正此人是在埃利奥特从盖恩斯维尔返回，走到“卡明以北7英里处”时作案的，也就是说，此案的作案地点距离奥斯卡维尔村那条宁静的小交叉路不远。而且埃利奥特被袭击后的状态也与梅·克罗相同：他也被拖进了路边的树林，同样是因头部受了重伤而昏迷不醒。

当医生宣布埃利奥特重伤不治之后，人们就认定这是复仇心重的黑人袭击者为了给爱德华、诺克斯和丹尼尔报仇而杀死了达布纳·埃利奥特，几乎没有一个白人愿意考虑除此之外的任何可能。不过私下里，肯定会有人对埃利奥特几乎以和梅·克罗完全一样的方式、在几乎相同地点丧命的事实怀有疑问——被宣称是杀害克罗的凶手的人不是都死了，奥斯卡维尔的所有黑人不也都被赶出了县界了？卡明的领袖们迫切想要将这段死亡和暴力的时期抛在脑后，他们显然希望两个人被处以绞刑已经终结了福赛斯县的“麻烦”。但唯一的问题是：在奥斯卡维尔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杀人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伺机而动。

巴克·丹尼尔一家还在为奥斯卡、欧内斯特和简的丈夫罗布的死而哀痛，无疑也因为简的证言是将她的弟弟和表亲送入坟墓的关键而寝食难安，他们在逃亡的最初几天里暂时住到了在霍尔县县治盖恩斯维尔西部郊区形成的一个棚户区里。因为有一条向南通往亚特兰大、向北一直通往波士顿的铁路，盖恩斯维尔对于乡村地区的黑人一直很有吸引力。自从奴隶获得解放之后，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黑人数量一直很稳定。在此前的40年里，盖恩斯维尔的黑人居民数量从1870年的60人增长到1910年的1600人。到1912年秋天，有色人种占了盖恩斯维尔人口的近1/3。 [5] 即便是最宽容的白人也会为移民的数量感到惊讶，《亚特兰大宪法报》就用文章敲响了警钟，宣称“盖恩斯维尔正受到入侵，好像这里是某种难民的避风港……黑人聚居区里人满为患，寻求安全庇护的黑人越来越多，不少小棚屋或房子里最多住着六个家庭”。 [6]

不管丹尼尔一家是何时进城的，反正他们是踏入了另一个世界，它与只有宁静农田和雇农居住的小棚屋的奥斯卡维尔完全不同。1912年的盖恩斯维尔是一个旅游胜地，想要到北佐治亚山区中寻求清凉的人经常会在节假日期间来到这里。这里有豪华的酒店、繁忙的火车站和坐在闪闪发光的机动车里的游客。城市需要雇用大量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可以做保姆、厨师、司机或管家，相对于福赛斯县那些一贫如洗的雇农，城里黑人的生活更加稳定。1908年邓拉普水力发电大坝（Dunlap Hydroelectric Dam）建成后，盖恩斯维尔成了巴尔的摩（Baltimore）以南第一个在人行道上安装使用电能的路灯的城市。 [7]

走在灯光明亮的城市街区中的时候，巴克和卡蒂肯定能在模糊不清的陌生人群中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用难民的话说就是其他“从福赛斯县出来的”家庭的成员。被迫离开的不仅仅是贫穷、不拥有土地的黑人，还包括其他各行各业的黑人：丹尼尔家族这样的雇农和佃农、牧师、拥有土地的黑人种植园主，还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学校教师等。抵达城中之后不久，这些家族就开始在霍尔县创造新的印记。

利瓦伊和伊丽莎白·格林利（Elizabeth Greenlee）的儿女们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会在这里建立一座格林利殡仪馆，这个建筑在建成后几十年里都是盖恩斯维尔的地标性建筑，他们家族的生意也是北佐治亚最成功的由黑人拥有的事业之一。另外一个名叫伯德·奥利弗的黑人在定居霍尔县不久之后，结识并最终迎娶了名叫比拉·拉克的年轻妻子。后来奥利弗帮助拉克建立了一座塔斯基学院样式的学校，这座为非洲裔美国人建立的学校被称作州工业高中（State Industrial and High School），它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让北佐治亚的黑人接受教育。 [8] 最后还有像威利·布赖恩特（Willie Bryant）这样的孩子们，当时才14岁的他已经能够记住曾经发生的暴民袭击事件，但因为年纪尚小，所以可以迅速适应城市里的新生活。到1920年，布赖恩特在南方铁路获得了一份工会工作，并且已经走上了加入盖恩斯维尔中产阶级黑人群体的道路。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像布赖恩特一样，很多其他福赛斯县的难民都在霍尔县开启了新生活——他们当然还要忍受种族隔离制度的沉重负担，但是至少也体验到了电气化、工业化的20世纪的便利，这正是查利·哈里斯拼命想要带给卡明的。

即便是简·丹尼尔似乎也在河对岸找到了一些幸福。被从富尔顿塔释放之后，简返回了北方，最终在盖恩斯维尔和家人团聚。1913年时，她在城中一户有钱人家里洗衣服，还认识了一个名叫威廉·巴特勒（William Butler）的年轻人。穿着制服，开着小型运货车，在盖恩斯维尔制冰公司（Gainesville Ice Company）做司机的巴特勒在简眼里肯定就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男孩。没过几个月，习惯被简称为威尔的巴特勒就向这个被他称作贾妮（Janie）的姑娘求婚了。1914年2月5日，巴特勒夫妇成婚，并在盖恩斯维尔黑人社区的中心位置——亚特兰大街9号——组建了新家庭。 [9]

关于那些朝其他方向逃离的黑人家庭的书面记录非常少，大多数情况下，古老的故事就是他们踏上走出福赛斯县尘土飞扬的红土路的旅程留下的唯一痕迹。8岁的奥林·柯林斯（Olin Collins）和自己的兄弟克拉伦斯（Clarence）一起被父母乔治和凯蒂（Katie）放上车，他们在两个男孩的身上盖了一条旧被子，然后赶着拉车的骡子以最快的速度连夜离开了福赛斯县。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求先走出福赛斯县就好。一开始他们朝着临近的切罗基县的坎顿走，最终到达了西北20英里之外的一个名叫泰特（Tate）的小镇。

到这里之后，乔治·柯林斯要么是下定决心主动拜访，要么就是碰巧幸运地获得了与塞缪尔·泰特先生（Mr. Samuel Tate）的见面机会，后者是镇上唯一的工厂——佐治亚大理石公司（Georgia Marble Company）的所有者。 [10] 像盖恩斯维尔那些会保护在自己的磨坊里干活，给自己洗衣服、做饭的黑人的富有白人一样，泰特先生很快就成了柯林斯一家的新雇主和守护者。所有记录都显示，如有任何人胆敢威胁对于开采粉色大理石生意至关重要的黑人劳动力，“上校”泰特都会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

像柯林斯一家这样的贫穷黑人逃离时只带走一些拿得走的东西就行了，但是那些富裕、不甘心就这么抛弃财产的家庭则还抱着一丝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返回此地，或是至少能以接近公平的市场价出卖财物。作为本县拥有土地最多的黑人，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不愿出售他们在肖尼山附近积累起来的200英亩农田，他们甚至不愿出售自己在卡明镇广场上拥有的小块地产。 [11] 当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逃跑以躲避暴民的时候，凯洛格在向南去往玛丽埃塔前，从自己的白人邻居们那里借了些钱，并用自己的地契作为抵押。这样的做法有两层好处：第一，借款让凯洛格有足够的钱支撑一大家人在逃亡时期的生活，当时他还在希望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第二，那些借钱给凯洛格的人如今有必要在他不在的时候好好照管他的地产、农用工具和附属建筑——因为一旦凯洛格不能还钱，这些东西就都属于债主们了。当然，这也意味着避免约瑟夫和伊丽莎返回是对白人邻居们最有利的选择。

对于许多白人来说，无论他们是选择参与、抵制，还是无视福赛斯县夜骑者的突袭活动，黑人地产所有者遭遇的灾难都给他们带来了此生难遇的绝好机会。20世纪初，山麓地带的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因为使用了化学肥料和农业机械，原本的贫瘠土地转变成更多产、更值钱的农田。土地价值和农作物产量的激增意味着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约瑟夫·凯洛格在肖尼山附近的大片地产在让没有土地的白人艳羡不已的同时，也变得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

在一个让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富有的市场环境中，福赛斯县的贫穷白人肯定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爬上去，只能等待某些机遇的出现。19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当一个接一个的黑人家庭被用枪逼着卷铺盖走人之后，这样的机遇终于出现了。随着约瑟夫·凯洛格这样最骄傲、最兴旺的黑人家庭也迫于威胁背井离乡，福赛斯县突然变成了一个买方市场，这在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中可是头一遭。

即便是最温和的白人也明白，随着暴力的升级，以及越来越多的黑人群体四散奔逃，黑人土地所有者可能会愿意接受低于实际价值的报价。一位福赛斯县的土地所有者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在）福赛斯县的200英亩土地……和（一间）位于卡明公共广场上的商用街角地皮，面积100×175”。这个描述符合约瑟夫·凯洛格在1912年时需要缴税的200英亩土地和一块镇上地皮的情况，看来这个匿名的挂牌出售广告应该就是凯洛格做出的最后努力之一。这些财产是他的家族凭借辛勤劳动、坚强意志和精明的商业头脑经过40多年才积累下来的，凯洛格希望尽量减少损失，找到愿意按接近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他财产的人。凯洛格可能是希望通过在亚特兰大报纸上登广告找到一个不是完全了解他的困难处境，因此也不会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打压价格的买家。

在广告的最后，卖家补充说如果不能以现金交易，他也愿意用自己在福赛斯县的农田“交换黑人聚居区的土地” [12] 。这样的提议暗示了卖家希望在远离福赛斯县的夜骑者和纵火犯的地方重新定居，以此躲避与白人为邻的固有风险。仅凭这个用土地交换“黑人聚居区的土地”的要约就足以证明，无论这个登广告的人是谁，他似乎已经承认了一个很快就会被所有人看清的现实：无论他有多么兴旺、能做出多少贡献，福赛斯县都容不下一个黑人。

与此同时，上流社会的白人们还在继续高唱反对暴力的论调——他们抗议的不仅是清洗运动的不公，还有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贫困的白人恐吓他们的黑人邻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暴力的“南方白人穷鬼”开始威胁富裕的白人雇主和地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早在12月初，一位有此遭遇的种植园主就开车前往亚特兰大专程拜见约瑟夫·麦基·布朗。他警告州长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运动，劳动力状况……会变得非常艰难……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很快就要被迫去洗衣服、做饭，甚至是承担下贱的仆役劳动。除此之外，农场主们也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找不到去田里干活的人。” [13]

到1912年底和1913年初的时候，出现了一条清晰的战线。布朗州长在州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到了夜骑者带来的更大的威胁。他说：

我已经获得可靠消息，今年，福赛斯县有相当数量的农场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置，那些人就是因为受到这些威胁才逃走的……这些农场没有理由失去它们的生产力，本州的白人妇女也不应当被逼到灶台边或洗衣盆前。 [14]

布朗呼吁法律和秩序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因为白人农场主们要想获得利润，上流社会的白人家庭要想像以往那样正常运转，这种“欺凌”就必须停止，那样才能恢复到有黑人雇工在田里干活、有黑人妇女在家中洗衣服做饭的模式。

然而在福赛斯县，有些地主并不同意州长的说法，即黑人雇工是本州经济的关键因素。他们争论说，干农活正在迅速变为“白人的工作”——银行家本杰明·亨特（Benjamin Hunt）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亨特引用了1910年普查时收集的“棉花大县”的数据，在分析时，他竟把福赛斯县也纳入棉花大县的行列，由此得出结论：佐治亚州生产力最高的县一律是“白人农民多的”，生产力最差的一律是“黑人多的”。 [15]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白人县”和“黑人县”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包括非洲裔美国人面临的信贷限制、他们买不到最好的地块，更不用说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在文化和法律体系中想尽办法给黑人设置的五花八门的障碍。尽管如此，亨特还是认定佐治亚州的棉花帝国是白人智慧的产物和“白人的生计”。他写道：“美国在棉花事业上的成就应当归功于白种人，而不是黑人奴隶和黑人劳动力。”

一种修正主义版本的历史就是这么否认每个佐治亚人都亲眼见到的事实的：自他们有记忆以来，该州绝大部分的棉花田就是由黑人在种植、照管和收割。亨特提出的棉花是“白种人的农作物”的说法抹杀了受奴役的黑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辛勤劳作，也无视了像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这样的黑人农民获得的成功。他的观点还让白人可以宣称自己对于这个棉花帝国享有独占权——至少在亨特看来，这个帝国就是由白人独立建造的。

不过这个说法仍然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都被赶走且永远被禁止返回的地方，地主们要如何种植农作物。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很多白人就指出在佐治亚州烈日灼人、潮湿闷热、易患疟疾的气候中进行农业种植的核心要素是强迫劳动，没有奴隶制度，白人根本养不活自己。正如一位名叫托马斯·斯蒂芬斯（Thomas Stephens）的殖民者在1742年说的那样：

这里的极度高温，以及在开垦荒地时的极度困难和危险……（还有）糟糕的收成……都使得白人绝无可能靠自己在这里进行任何有成果的种植……佐治亚的这些可怜人要想不依靠黑人生活……就像希望他们自己变成黑人一样不可能。 [16]

但是在依靠黑人劳动力生活了200年之后，本杰明·亨特却宣称白人农民如今可以不依靠他们而兴旺地生活下去，因为20世纪初的科技发展了。亨特说：“我希望这个世界能认识到……机器带来的经济变化（已经）让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正确的思考方式是，我们应当从这个自由的白人劳动力时代的角度，而不是从过去的黑人劳动力时代的角度考虑问题。” [17]

面对着家中女人们的抱怨，承办诺克斯和丹尼尔处决的卡明医生安塞尔·斯特里克兰也开始像1913年初的本杰明·亨特一样思考应对之道。当卡明的上流社会家庭艰难地适应福赛斯县新的“仅限白人”时代时，斯特里克兰给《北佐治亚人报》写了一封信，就那些不适应家务劳动的人要如何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提出建议。斯特里克兰说道：

好吧，老伙计，既然黑人都离开福赛斯县了，你最好跟我一样卷起袖子干起来吧。在过去33年里，我一直雇用黑人为妻子洗衣服，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而在1912年10月22日上午，我的黑人洗衣妇通知我说洗衣服的工作只能由我妻子承担了，（因为）人们没有给黑人恰当的保护。我明确地告诉她，如果让她留下来洗衣服意味着我要把女儿送给黑人男孩糟蹋，那么她可以滚了。

因为仆人胆敢抗议福赛斯县的暴民暴力狂潮而将他们开除之后，斯特里克兰告诉读者说：

我立刻订购了更好的洗衣盆、洗衣桶、绞干机等，还准备和家里的男孩一起承担洗洗涮涮的重活。（这种新）洗衣桶可不是糊弄人的……我看到北方的女人就是用这种高级的机器洗衣服的，（相比）佐治亚人洗衣服的老办法，她们洗衣服的日子就像去野餐一样轻松。

有了现代设备，也接受了黑人仆从已经离开且永远不会回来的现实之后，斯特里克兰骄傲地宣称他的家庭已经“采用了清洗合作计划，我们不用依靠黑人……我将致力于让洗衣服的日子变成能让女士们感到愉悦的日子”。 [18]

斯特里克兰显然为“不用依靠黑人”感到骄傲，而且还想说服福赛斯县的其他人相信，这种新机器完全可以取代突然消失的黑人雇工——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黑人虽然只占本县人口的1/10，但其提供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的比重可远高于这个数字。正如本杰明·亨特想象新机器和化学肥料能够弥补农场中黑人劳动力的流失一样，斯特里克兰也为福赛斯县的家庭主妇们描绘了一个用现代洗衣桶和绞干机取代女仆、男管家和洗衣妇的远景，他甚至还要把家务活变得“让女士们愉悦”。

20世纪20年代，像斯特里克兰和亨特这样富有的种植园主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美国农场生活就是因为新科技的应用而出现了彻底变革。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发明家们就开始尝试使用蒸汽动力的农用机械。不过蒸汽引擎体形笨重、使用成本高，所以根本无法与骡马竞争。尤其是在佐治亚州的山区农村里，这种劣势更加明显，因为这里的农场规模比较小，在农场上种植作物产生的收益根本不足以抵消这样大笔的投资。1900年时，美国仍然有2100万匹马和骡子，平均每个农场有4匹。 [19] 它们可以犁地、拉动打谷机和收割机，可以耙松土壤，还可以作为穷人和富人同样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对内燃机的改进让固定式燃气发动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机器并没有取代马匹，不过它们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抽水、搅拌黄油，以及前面提到的洗衣服等工作中。

1902年，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发明问世了：第一批以汽油为动力的自推进牵引机样品被制造了出来，它们很快就因其简称“拖拉机”而出名。这些体积更小、更稳定可靠、价格也更便宜的机械不仅取代骡马成了犁地的工具，还使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大部分收割工作实现了机械化，这些变化使得庄稼产量实现了增长。1913年，当安塞尔·斯特里克兰描绘福赛斯县农场的未来时，他设想的白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方法是不仅要用属于同一阶层的白人劳动者，还要用这些不知疲倦、闪闪发光的机器来替代消失的“黑人雇工”。仅仅四年之后，斯特里克兰设想的一切就实现了，因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推出了第一台真正实用的小型拖拉机——福特森（Fordson）。该产品在1917年时的售价是不到1000美元，它很快就成了农用机世界中的福特T型车。 [20]

即便是在今天，福赛斯县举办的一年一度的20世纪初拖拉机大游行仍然是闻名整个佐治亚州的活动。每年7月4日，这些拖拉机都会在卡明广场上拉响汽笛，喷出滚滚烟云。对于长期居住在此的居民来说，这些颜色艳丽，费尽心思修复、保养的拖拉机就是“美好往昔”的象征，那个时候，农耕还是该县最主要的产业，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亚特兰大的富裕郊区。

每年的拖拉机大游行上从未被提及的事实是，这些机器就是在种族清洗活动刚刚结束之后的几年里开始出现在福赛斯县的。那时的农民们望着满是残茎的农田，自这个县成立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打理每一寸耕地都要靠白人亲力亲为了。“白人雇工控制的机械设备”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反正像本杰明·亨特这样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当第一批烧汽油的拖拉机开始用它们的圆盘耙耙松福赛斯县的红土地时，白人肯定盼望着这些新机器能够将本县打造成一个更加繁荣兴旺的地方——这些机器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成群结队、全副武装的白人清除了这个地方上的黑人住所、黑人教堂和黑人本身。此时，拖拉机将确保他们既不用和黑人劳动力竞争，也不用担心黑人劳动力带来的复杂问题。

就在福赛斯县的种植园主们努力适应新出现的仅限白人劳动力的状况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参与了在美国最高级别政府内部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清洗运动。威尔逊是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他是一位支持奴隶制的牧师的儿子，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度过了性格成型期，之后，威尔逊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等要职。1912年，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改革者和工人阶级之友的形象，最终击败了进步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他关于帮助那些“渴望实现个人利益的人”的誓言获得了大批黑人选民的支持——黑人们对威尔逊寄予厚望，甚至忽略了他的南方血统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时期公开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表态。1909年时，威尔逊认为招收黑人学生是“完全不明智的” [21] 。可是在1912年选举活动高潮期间，他向黑人选民发表声明，保证会让黑人得到“绝对公平的对待” [22] 。

1913年3月，杜波依斯在《危机》上写了一封致新就任总统的公开信，明确指出非洲裔美国人选民对他的支持是建立在一种期许的基础上的，那就是威尔逊能够遵守诺言，利用总统的职权为种族平等做出贡献。杜波依斯写道：

先生，您的就职……对于有色人种来说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我们黑人用选票帮助一个（能）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之后最让他的国家受益的人上台执政……战斗开始了，而您，先生，从这个月起就踏入了竞技场。

我们希望被当作人对待。我们想要拥有选举权，我们想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我们想要私刑不再发生。我们想要不再如牛马一样被集中在电车或火车的特定位置。我们想要谋生的权利、拥有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不受限制和诅咒地消费自己收入的权利……以您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一起流血流汗建成的共同的国家的名义，威尔逊总统，请忠实于美国民主的最高理想。 [23]

杜波依斯放弃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改为支持威尔逊，并帮助新总统赢得了比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获得的都多的非洲裔美国人选票，这位《危机》杂志的主编显然是想提醒威尔逊总统：他欠美国黑人一个大大的人情。

然而没过多久，威尔逊就用一个尖锐的回击“报答”了杜波依斯对他的信任：他很快着手授权内阁成员按照种族对政府办公楼内的洗手间和食堂进行隔离，以及在自重建时期起一直是种族融合的公务员体系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威尔逊在任命新的政治官员时从不考虑非洲裔美国人候选人。1914年，当一份黑人报纸的主编门罗·特罗特（Monroe Trotter）前往华盛顿要求总统“遵守总统的职责，并兑现当选前对有色人种选民的承诺，取消这些种族隔离措施”时，威尔逊依然顽固不化。总统告诉特罗特及其他黑人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联邦政府的隔离制度“不是一种羞辱”，而是“一种福利，你们这些先生们也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之后，威尔逊就将代表团请出了白宫，还说如果黑人领袖们再想获得面见总统的机会的话，他们必须“另找一位代言人”。威尔逊在批评特罗特这个哈佛大学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graduate）成员时说：“你的举止冒犯了我……你的口气充满了愤怒。” [24]

1913—1921年，在担任总统的两届任期里，威尔逊持续在华盛顿推行吉姆·克罗法，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候选人不够格获得绝大部分政府职位，连美国财政部和邮政部门都在内阁高级官员的命令下实行了种族隔离。 [25] 1918年时，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中谈到了自己的偏见。他写道，美国内战之后，“伟大的三K党”崛起，帮助南方消除了“无知的黑人选民给政府带来的难以承受的负担”。 [26]

因为在白宫中有这样一位总统，全国各地，特别是曾被威尔逊称为家乡的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变得越发有恃无恐。这片地区的邮政局和政府机构中的大批黑人员工遭到解雇，他们还被禁止从事其他政府工作，而这些工作原本就是有色人种进入中产阶级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途径之一。1913年，亚特兰大的税务局局长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威尔逊对种族隔离的支持给所有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像佐治亚州这样地方的黑人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位局长说：“南方政府中没有黑人的位置，黑人就应该在玉米地里干活。” [27]

然而，尽管有威尔逊在白宫倒行逆施，阻碍了种族问题方面的进步，还有像安塞尔·斯特里克兰这样的福赛斯县人大肆宣扬种族清洗后纯洁的白人劳动力的好处，但是卡明的很多家庭主妇们都已经为缺少黑人“仆役”而感到厌烦，为承担所有家务而感到精疲力竭。1912年的种族清洗运动刚刚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劳拉·霍肯赫尔（Laura Hockenhull）就催促丈夫——卡明医生约翰·霍肯赫尔想办法联系他们曾经雇用的仆役，无论他们逃去哪里，也要将他们引诱回来。显然是抵挡不住霍肯赫尔提出的高薪诱惑，而且是在得到了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的承诺之后，布莱克一家、史密斯一家和格雷厄姆一家在1913年2月初搬回了他们在归霍肯赫尔所有的土地上的小木屋里，试图静悄悄地恢复以前的生活。

奥费利娅·布莱克（Ophelia Blake）是一名53岁的寡妇，她在夜骑者迫使她逃走之前已经在霍肯赫尔家做了很多年的女仆。和她一起逃走的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两个儿子，18岁的路易（Louie）和16岁的阿德金森（Adkinson）。 [28] 亚历克斯和弗洛拉·格雷厄姆（Alex and Flora Graham）在被赶走之前也租住在霍肯赫尔的土地上，他们的儿子伦纳德（Leonard）4岁，亨利才2岁。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也是一个雇农，和他住在一起的有其妻子安妮（Annie）和四个孩子：12岁的拜尔（Byel）、8岁的埃迪（Eddie）、6岁的罗斯福（Roosevelt）和3岁的卢拉（Lula）。

劳拉·霍肯赫尔的仆人们竟然答应返回这件事就足以说明福赛斯县的难民在外面的前景有多么艰难，再加上由秋入冬之后，收割带来的对劳动力的稳定需求也消失了。虽然三家人一起返回肯定能让他们安心一些，但是他们在这里的处境依然岌岌可危，不仅与曾经熟悉的黑人群体完全脱离了，而且只有在归霍肯赫尔所有的土地范围内才不会受到白人暴民和私刑者的骚扰。

他们的回归并没有引发什么反应，如果说这还让奥费利娅·布莱克看到一点福赛斯县已经重新变得安全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没过多久就破灭了。《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称，1913年2月19日星期三晚上，“身份不明的人”潜入霍肯赫尔的私人土地。他们向布莱克家、格雷厄姆家和史密斯家的大人小孩正在睡觉的“黑人木屋”下面的架空部分扔了一捆炸药，炸药上连着长长的引线，这些人蹲在黑暗之中，唯一暴露他们存在的只有划火柴时一闪而过的亮光。一位目击者称，在归霍肯赫尔医生所有的土地上发生的爆炸“几乎惊动了整个镇子……（而且）爆炸产生的冲击让许多建筑都出现了晃动。刚刚返回卡明不久的黑人们……被吓得魂飞魄散。镇子上的人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点燃炸药的人们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29]

报道中没有提这三家人是生是死，自此以后，他们就从福赛斯县的所有书面记录中彻底消失了。奥费利娅·布莱克、弗兰克·史密斯和亚历克斯·格雷厄姆想要重返家乡，然而无论他们多么小心、多么低调，白人在那个深夜给出的回应传达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信息：福赛斯县已经是一个仅限白人的地方了，就连在这里出生、长大的黑人也要被迫看清夜骑者给他们的警告。如果他们像霍肯赫尔一家及他们的雇农这样违抗命令的话，那就是在自寻死路。

位于霍肯赫尔私人领地边缘的“黑人木屋”被炸成了一堆碎片，不过霍肯赫尔医生和妻子劳拉居住的大宅则毫发未损。受到不知姓名、不露面目的夜骑者的惩罚之后，这位医生和他的妻子似乎终于接受了自己生活在一个种族清洗后的世界中的现实，尽管他们并不支持这种事，但是已经被吓得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了。1922年，被亲切地称为“约翰医生”的霍肯赫尔去世时，福赛斯县的居民纷纷表达了对他的敬爱之情。报纸上的公告说他“温和、善良，对自己遇见的最卑微的人也能体贴关照”。 [3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没有非洲裔美国人绝望或鲁莽到要跨过县界进入福赛斯县。但是在少有的几次黑人出现在“仅限白人”区域内的情况中，这些黑人往往会遭到逮捕并被指控犯下了罪行。1914年4月，有报道说一个名叫威尔·菲利普斯（Will Phillips）的32岁男子，因试图在卡明偷盗商人的财物而被抓获，人们“跟随他在泥泞中留下的脚印从卡明一路追到他在比福德的住处”。《亚特兰大宪法报》的一位记者写到这个黑人“聪明透顶”，还宣称：

他盗窃的方法（是）在夜深人静时潜入商人家中，偷走放在他们裤兜里的店铺钥匙，然后再到店铺里将放钱的抽屉洗劫一空。

听到这样的指控后，拉默斯副治安官在菲利普斯位于比福德的家中逮捕了他，然后像对待1912年的囚犯一样，把菲利普斯送到了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塔。 [31]

菲利普斯当然有可能真的在卡明偷了熟睡中的商人们的店铺钥匙，然后偷走了镇广场上的商店钱箱里的钱。但考虑到福赛斯县作为私刑者、纵火犯和挥舞着霰弹枪的夜骑者的家乡的名声，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一个黑人会选择卡明作为实行盗窃的地点。威尔·菲利普斯住在比福德，那里是南方铁路线上的一站。在每个工作日结束营业后，那里都会有装满钱财的钱箱放在各个店里。要接受当时逮捕他的理由，我们就得相信菲利普斯放着近在咫尺的目标不偷，却非要向西走上13英里来到卡明，进入这片仅仅在几年前还有数以千计的黑人被白人暴民枪击、威胁，甚至炸毁或烧毁他们的房子的地方以身涉险。

更可能的情况是，菲利普斯因为进入福赛斯县范围内而被抓的。逮捕他是为了巩固人们对于一个曾经熟悉的信息的认识：福赛斯县不允许非洲裔美国人踏入半步。菲利普斯在1914年5月被带回北方受审，他在福赛斯县监狱度过的那一夜肯定令他惊恐万分。第二天上午，他被认定罪名成立，并被判处在佐治亚州服刑40年，其间还要和其他囚犯被锁链锁在一起进行体力劳动。 [32]

1915年10月的记录中有另一个类似的案件。一个名叫乔·史密斯（Joe Smith）的黑人被指控在卡明入室盗窃。报纸上的报道称，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卡明的里德治安官奉命将史密斯捉拿归案，据说后者居住在利昂县（Leon County）”。 [33] 利昂县位于佐治亚州南部与佛罗里达州的交界之外，不过比尔·里德仍然不畏路途遥远前去抓捕嫌犯。无论是什么吸引史密斯擅入“属于白人的”福赛斯县，法律的触手最终还是伸出了300多英里将他逮住。

此类起诉活动强化了福赛斯县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的阵地和佐治亚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县的名声。尽管有些非洲裔美国人居民可能是回来寻求报仇机会的，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不过是想找回丢失的或被偷走的财物而已，比如牲畜、家具、农具或其他在匆忙躲避夜骑者时没来得及带上的贵重物品等。然而，不论这样的返回有多么短暂、多么隐蔽，如今他们都必须明白，身为黑人，光是出现在福赛斯县就足以让他被逮捕。

[1] “Obear Censures Public Hanging，”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26，1912.

[2] “A Disgrace to Georgia，” editorial，Atlanta Constitution ，November 7，1912.

[3] “Assassins Wound Forsyth Farmer，”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0，1912，但报纸上写明的发稿日期是October 29，1912.

[4] “Assassins Wound Forsyth Farmer，”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30，1912，但报纸上写明的发稿日期是October 29，1912.

[5] Ann Short Chirhart，“‘Gardens of Education’：Beulah Rucker and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Georgia Upcountry，”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Winter 1998，834.

[6] “Trouble Brewing in Hill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4，1912.

[7] William L. Norton，Jr.，Historic Gainesville and Hall County：An Illustrated History （San Antonio，TX：Historic Publishing Network，2001），29-30.

[8] 更多关于伯德·奥利弗和比拉·拉克·奥利弗的内容，参见Beulah Rucker Oliver，The Rugged Pathway （n.p.：1953），以及Ann Short Chirhart，“‘Gardens of Education’：Beulah Rucker and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Georgia Upcountry，”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Winter 1998。

[9] 霍尔县1914年2月5日签发的威廉·巴特勒和简·丹尼尔的结婚证书，Georgia，Marriage Records from Select Counties ，1828-1978 （ancestry.com）；1920 U. S. Census，Gainesville Ward 2，Hall，Georgia；roll T625_261；p. 5B。

[10] Kathleen Thompson，“Racial Violence in North Georgia，1900-1930，” Pickens County Progress ，October 13，2011.

[11] Forsyth County Return for Colored Tax Payers，1912，Cumming District，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更多关于约瑟夫·凯洛格的土地交易的内容，参见Elliot Jaspin，Buried in the Bitter Wat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7），135。

[12] “A Bargain” （classified advertisement），Atlanta Constitution ，March 22，1914，A10.

[13] “Georgia Negroes in Terror，” Keowee Courier ，December 25，1912.

[14] Journal of the Senate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Regular Session，June 15，1913，21.

[15] “White Man Predominates in Culture of Cotton，”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ember 8，1914.

[16] Thomas Stephens，The Hard Case of the Distressed People （London：1742），转引自Jeffrey Robert Young，ed.，Pro Slavery and Sectional Thought in the Early South ，1740-1829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6），63。

[17] “White Man Predominates in Culture of Cotton，”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ember 8，1914.

[18] “Dr. A. Strickland on the Wash Tub，” undated letter to the editor，North Georgian ，reproduced in Garland C. Bagley，History of Forsyth County ，vol. 2 （Milledgeville，GA：Boyd），1990，622.

[19] Emily R. Kilby，“The Demographics of the U.S. Equine Population，” in The State of the Animals IV （Washington，DC：Humane Society Press，2007），176.

[20] William White，“Economic History of Tr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March 26，2008；https：//eh.net/encyclopedia/economic-history-of-tractors-in-the-united-states，accessed October 1，2015.

[21] “At Princeton，Woodrow Wilson，a Heralded Alum，Is Recast as an Intolerant On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2015.

[22] 转引自Cleveland M. Green，“Prejudices and Empty Promises：Woodrow Wilson’s Betrayal of the Negro，1910-1919，” The Crisis 87.9 （November 1980），380。

[23] “An Open Letter to Woodrow Wilson，” The Crisis 5.5 （March 1913），236-37.

[24] “Mr. Trotter and Mr. Wilson，” The Crisis 9.3 （January 1915），119-20.

[25] “Mr. Trotter and Mr. Wilson，” The Crisis 9.3 （January 1915），119-20.

[26] Woodrow Wils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 9 （Harper & Brothers，1918），58.

[27] 转引自Cleveland M. Green，“Prejudices and Empty Promises：Woodrow Wilson’s Betrayal of the Negro，1910-1919，” The Crisis 87.9 （November 1980），383。

[28] Don Shadburn，Pioneer History of Forsyth County，Georgia （Milledgeville，GA：Boyd），1981，287；1910 U. S. Census，Cumming，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 1A；Enumeration District 0039；FHL microfilm 1374201.

[29] “Dynamite Exploded Under Negro Houses in Cumming，”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ch 20，1913.

[30] “Dr. John H. Hockenhull，” Forsyth County News ，November 23，1922.

[31] “Negro Who Is Charged with Robbing Stores in Cumming Is Arres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il 9，1914.

[32] Georgia’s Central Register of Convicts，1817-1976 ，Series 21/3/27. Georgia State Archives，Morrow，Georgia.

[33] “Governor Harris Asks Return of Negro Now in Florida，”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19，1915，7.

14.驱逐，1915—1920

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两届总统任期内，种族隔离的规定在南方变得更加僵化严格、更具有压迫性，不过没有哪个地方比福赛斯县更致力于彻底的种族清洗制度。即便是本州其他地方的人在接触到这种“仅限白人”规则的执行者时，也会觉得就算是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他们的行为也远远超出了一般标准，福赛斯县因此恶名远播。

1915年9月，佐治亚州南部托马斯维尔（Thomasville）的《时代企业报》（Times -Enterprise ）刊登了一篇旨在让读者感到震惊的报道：在佐治亚州的山区里，竟然确实存在着一个“没有黑人的县”。记者写道：“所有（黑人）家庭都被赶出了该县，如今连一辆载着黑人仆从的汽车都别想从那里通过。这个事实已经获得一位刚刚去过那里的医生的证实。” [1] 这位名叫赫德森·穆尔（Hudson Moore）的医生是一位亚特兰大富人，他在1915年9月4日这天前往福赛斯县法院办事，随同他向北而来的包括“一位黑人护士和一个黑人司机”。目击者称，穆尔进入法院，把护士和司机留在外面等候，就在穆尔和官员谈话时，“他听到外面爆发了骚乱，赶快跑出来看，结果发现已经有数百人聚集在一起，把他的两个仆人围在中间，并向他们发出威胁。于是穆尔先生带着自己的两名雇员坐进车内，飞一样地开出了该县边界”。 [2]

穆尔医生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黑人雇员出现在卡明广场上这个行为在当时就足以被很多本地白人视为他们犯下了应当接受绞刑的罪过。在穆尔先生令人恐怖的行程之后不久，另一群白人贵族也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乘坐汽车在北佐治亚山区旅游的时候，他们的黑人司机把车开到了黑人不该进入的查特胡奇河西岸。

佐治亚州商会计划利用最近疯狂流行的风光的驾车旅行活动来吸引资本，于是，在1915年秋天组织了一场名为“看看佐治亚”（Seeing Georgia）的活动。活动内容是带领一群热爱驾驶机动车的人穿越本州北部地区，人们每晚还可以在不同的镇上过夜。“看看佐治亚”活动吸引了镇长、商业领袖、上流社会妇女，以及想要在南方寻找投资机会的北方资本家的关注。参加活动的人员名单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比如佐治亚州商会主席查尔斯·J.黑登（Charles J. Haden）、州农业部部长詹姆斯·普赖斯（James Price）和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州理工学院院长K. G.马西森（K. G. Matheson）。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些显赫的生意人，比如亚特兰大的第一位斯蒂旁克汽车经销商A. C.韦布（A. C. Webb），以及曾经的赛车选手、如今的凡士通轮胎和橡胶公司区域经理怀利·韦斯特（Wylie West）。 [3]

当卡明镇镇长查利·哈里斯得知这个活动将吸引一批有钱有势的人进入山区时，他动用了自己在佐治亚州商会里的人脉关系，让福赛斯县成了建议路线中的一站。哈里斯知道“看看佐治亚”是一个宣传自己的家乡，也是向整个佐治亚州证明一旦亚特兰大东北线完工，人们可以在这里赚多少钱的难得机会。

1915年10月3日，“看看佐治亚”活动的参与者们前往福赛斯县途中

从梅肯到米利奇维尔（Milledgeville）再到阿森斯之后，活动的第二段路程就要在北佐治亚的山区里进行了。游客们可以在途中欣赏颜色艳丽的秋日彩叶，并在当时最先进的塔卢拉瀑布（Tallulah Falls）水力发电厂附近过一夜。之后，游客们的行程是向南进入霍尔县，然后从那里继续向西，在卡明做短暂停留。

不过，当游客们在盖恩斯维尔吃午饭的时候，一群霍尔县居民强烈敦促活动领队谢绝查利·哈里斯的邀请，彻底绕过福赛斯县。他们担忧的理由正是：大部分载着众多白人男女的汽车都是由穿着制服的黑人司机驾驶的。听到关于疯狂的白人暴民的提醒之后，有些司机请求雇主允许自己从盖恩斯维尔乘火车回家，为的就是避免进入赫德森·穆尔的雇员在仅仅一个月之前差点被私刑处死的“白人县”。

根据记者的说法，当哈里斯听说游客们可能放弃前往时，他立刻派出一名信使，以不要命的速度开车赶到盖恩斯维尔。哈里斯的人抵达时，活动组织者们正在讨论是否绕过福赛斯县。这个信使安抚车队中的所有黑人司机说他们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卡明镇镇长亲口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10月4日星期一上午一直在下雨，盖恩斯维尔和卡明之间的红黏土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负责为《梅肯电讯报》报道“看看佐治亚”活动的记者埃玛·马丁（Emma Martin）称，一长串的机动车在向西行驶的过程中多次出现要依靠本地人的帮助才能继续前进的情况。她写道：“无论什么时候车子打滑，都有好几十名霍尔县的朴实农民前来施以援手，他们骑马或步行陪着我们一直行进到福赛斯县边界。”

不过当他们转过最后一个弯角，看到布朗桥就在前面的时候，马丁才得知，现如今，就连霍尔县的白人农民都认为福赛斯县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而且并不把交界线仅仅当作两个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标记而已。马丁说：

他们都不愿意过桥，原因是队伍中有黑人司机。我们多次接收到关于进入福赛斯县的风险提示……但是我们得到了卡明镇镇长和社会群体中优秀成员的亲口保证，说那里不会有麻烦，也不会有危险。 [4]

选择信任查利·哈里斯，甚至是把自己司机的性命交到他手中的游客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从查特胡奇河上那条又窄又吱嘎作响的木板桥上通过之后，长长的车队驶入了一个位于交叉路附近的宁静聚居区，这座村庄在地图上被标为奥斯卡维尔。这显然就是组织者向游客承诺的在这次旅行中能够看到的古朴乡村。不过，根据《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记者的描述：

小村子里的农民看到来自亚特兰大的W.A.麦卡洛（W.A.McCullough）车上的黑人司机，就开始追赶他。有人朝他们扔了一块柴火，几乎砸中这个受到惊吓的黑人司机的头部，麦卡洛先生和他的客人们也险受殃及。 [5]

另一位目击者说：

当麦卡洛的车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后，有一个人看到是黑人司机在开车，就大声喊了起来：“伙计们，看那边，抓住他，抓住他。”当车飞速从他们身边开过时，一个男人抓起一根木头就扔了过来……从这里开始到进入卡明的过程中，咒骂、威胁和向汽车投掷石块等行为曾多次出现。 [6]

参加这次旅行活动的上流社会成员们都出身自佐治亚州最富有的一些家庭，不难想象当他们透过沾满污泥的挡风玻璃向外看去，第一次见识不停咒骂、凶恶暴力的福赛斯县白人“山地人”时，会有多么心惊胆战。黑人司机狠踩油门，在被雨水浸透的土路上不断打滑，像鱼尾一样左右摇摆着驶出了奥斯卡维尔，向着他们希望能成为避难港湾的县治飞驰。

满脸笑容的查利·哈里斯早就在卡明广场等候了。当听到游客们在奥斯卡维尔的“遭遇”后，镇长向众人保证，艰难的路程已经结束，黑人司机此时都是绝对安全的。《亚特兰大宪法报》称哈里斯“无比诚恳地安抚游客说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伤害……（与此同时）学校的孩子们排成一排唱起了歌”。然而，当有黑人坐在卡明法院外排成一串的机动车上的消息传开后，整个镇里的“暴民精神”沸腾了。孩子们刚刚结束他们的表演，游客们就匆匆回到车上快速离开了，因为“情况开始向着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记者报道说：

几个人聚集在一辆罗马车周围，威胁要抓走车里的黑人司机……一个男人抓着黑人胳膊，说道：“我抓住胳膊了，谁去抓住他的两条腿。”辛普森先生（Mr. Simpson）一边警告这些白人不要将他们的威胁转化为行动，一边让司机加速，（直到）他的车冲出了车队，从其他车旁边开了过去。 [7]

经过几个月的期盼，“看看佐治亚”活动终于为福赛斯县带来了查利·哈里斯渴望的商人和大投资者——那种能够帮助他将卡明转变为繁荣且拥有铁路的城镇的人。结果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惊恐地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机动车飞快地从主街道上全速逃离，后面还跟着一边吼叫一边朝汽车扔石头的白人暴民群体。

埃玛·马丁告诉她的读者，自己和其他几位参与活动的女士“被转移到一辆车速较快的福特车上……她们像从12厘米口径的炮口中射出的炮弹一样飞速驶离卡明，然后又一路开出了福赛斯县……为的就是躲避恶毒的咒骂和投来的石块”。马丁说此时这辆车是由一位白人游客驾驶的，黑人司机“则和我一起坐在后座上，坐在前座上的沃尔夫人（Mrs. Wall）手里还抓着一把手枪”。

当他们的车飞快地驶向福赛斯县边界时，马丁一直弯腰躲在车窗高度以下，她还看到坐在自己身边的黑人因为恐惧而“面色苍白”。最后她说，“我们的车经过一个小木屋，木屋的门廊上坐着一位黑人妇女”，直到此时，“黑人司机才直起身来说：‘我知道我们现在回到上帝的国度了’……他说的没错”。 [8]

袭击的消息传到亚特兰大后引发了极大的愤慨，很多“看看佐治亚”活动的参与者都发誓要公开谴责那些试图对自己的雇员实施私刑的暴民。当旅行车队在泰特停下来吃午餐时，一位名叫赖特·威林厄姆（Wright Willingham）的律师，也是曾经的高等法院法官对记者们发表了讲话，并号召州政府的领袖们针对福赛斯县的种族禁令采取行动。威林厄姆说：

一种责任心让我无法对在风景优美的福赛斯县发生的事保持沉默，这种义务是突然被推到我们眼前的……我们在那里直面了这个县很多居民秉持的一种，与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美德完全相反的精神。原因就是这里的黑人男女和儿童都被赶出了他们的家乡，以及我们的一些游客雇用了黑人司机……情况最糟糕时，一些福赛斯县公民甚至要在卡明广场上从我们的车里强行抓走黑人司机，天知道他们想要怎么对待他。 [9]

威林厄姆还说，要不是一位白人乘客“掏出了他的转轮手枪”，卡明广场上可能就要再出现一场私刑处决了——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镇长、躲在车里参加“看看佐治亚”活动的游客，以及站在一旁、胳膊下面还夹着歌曲集的小学生的面。威林厄姆接着说道：

我们不能再这么无所谓地看待这些事，而是必须将它们交给本州的爱国人士处理。佐治亚州的州长、在立法机构里代表这个州的议员们及高等法院的法官们都不能对这个州内滋生的混乱状态置之不理……如果（这种情况）不受到控制，（它）最终会将自己的毒牙深深地插进我们的国家。 [10]

1915年10月5日上午，坐在自己位于卡明法院内的办公室里浏览各份报纸头条新闻的查利·哈里斯肯定会感到沮丧失望。就在一天前，第一次到访北佐治亚的记者们还在描述“这片地区里的奇迹让人们心中充满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我们认为自己穿过的是一片资源丰富的土地，（而且）……感受到了对于这些乡村发展潜力的深刻敬意”。南方各地的商人都读到了达洛尼加蕴含的丰富矿藏、“令人着迷的纳谷基山谷（Nacoochee Valley）”，还有在霍尔县内正处于建造之中的铺了路面的道路网等消息。 [11] 可是到了星期二上午，在哈里斯努力了几个月，好不容易确保旅游车队会经过卡明之后，记者们却报道了与之前那些描述完全不同的福赛斯县的故事。全州的读者都读到了游客妻子举着手枪抵挡暴民靠近的内容。甚至连远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纽约州的报纸都从谈论哈里斯家乡的资源和商业机会变为介绍那里普遍存在的偏见了。一篇头条文章的题目是《佐治亚州的南方白人穷鬼朝黑人司机扔石头》（Georgia Crackers Rock Negro Chauffeurs），另一篇的则是《被佐治亚州暴民扔石头》（Stoned by Georgia Mob）。 [12]

被传达给哈里斯在亚特兰大的投资人的信息是无比明确的。哈里斯从1912年起就在尝试向他们保证福赛斯县是连接州首府和山麓地区的铁路岔道的最理想的终点站。但第一批接受了镇长和佐治亚州商会邀请的商业领袖代表团刚来就被满嘴咒骂、怒不可遏的白人用石头砸回去了，他们甚至还想抓住客人的黑人司机，对其处以私刑。

这之后不久，查利·哈里斯终于放弃了他屡受挫折的铁路建造计划。1916年，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向另一个竞争团体颁发了执照，许可他们修建“一条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向北至罗斯韦尔（Roswell），然后向东北经阿尔法勒特（Alpharetta）抵达卡明……的城市间线路”。 [13] 这就是哈里斯从1908年起一直努力想要建造的那条。不过与哈里斯的亚特兰大东北铁路一样，这条铁路也永远不可能建成。

作为替代，镇长将他的注意力悄悄地转向了南方，在远离毁灭了他在福赛斯县的一切努力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的地方，新的机会已经出现。1915年，佐治亚州出现了象鼻虫，南佐治亚的棉花经济因此迅速遭遇重创。这意味着就在哈里斯开始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的同时，南佐治亚也开始有大片已经荒废的农田被低价变卖。1919年，哈里斯决定孤注一掷，举家从卡明迁往了克里斯普县的县治科迪尔（Cordele，Crisp County），在这个位于福赛斯县以南200英里外的小镇上定居。 [14] 哈里斯一到这里就建立了南佐治亚土地和拍卖公司（South Georgia Land and Auction Company），然后与本地的科迪尔银行和信托公司（Cordele Bank and Trust Company）的合伙人一起，开始购买和出售南佐治亚的大片农田。20世纪20年代，查利·哈里斯在科迪尔赚了很多钱，他把让他成为福赛斯县领袖之一的精力、才华和渴望全都投注到了这里。

哈里斯的离开从很多方面来说就是停止抵抗清洗运动的开始，随着温和派一个接一个离开，或者是干脆选择像约翰和劳拉·霍肯赫尔那样接受现实，卡明的未来就落入了安塞尔·斯特里克兰之类的人手中，他们都相信福赛斯县曾经是，也应该一直是“一个属于白人的县”。

米切尔·盖伊·拉默斯副治安官在1912年时曾英勇地试图阻止人们对罗布·爱德华兹处以私刑，还曾两次试图将比尔·里德从县治安官的位子上拉下马。不过1914年他第二次竞选失败之后不久，拉默斯也受够了这个问题重重的家乡。如果新世纪的火车轨道不会修到福赛斯县了，那么拉默斯决定主动搬到它们能够连通的地方去。

1917年，拉默斯应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正住在亚特兰大，他在那里的工作是佐治亚铁路和能源公司（Georgia Railway and Power Company）的一名城市有轨电车司机。曾经的副治安官似乎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他把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卡明，但他本人再也没有回到福赛斯县生活。 [15]

拉默斯租住的地方是詹姆斯·特拉维斯（James Travis）在皮埃蒙特大道（Piedmont Avenue）上经营的食宿公寓，那里距离位于巴特勒街的铁路站场非常近，所以也是在电车司机和火车乘务员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租住地点。不过也有很多其他各行各行业的工人和商贩住在这片区域，比如制鞋匠、机械师、剃头匠、泥水工、书商、家具商和杂货商。根据20世纪20年代拉默斯住所所在的亚特兰大第六区的人口普查记录，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从世界各地刚刚抵达的移民都相安无事地住在这里。 [16] 每天早上，拉默斯沿着皮埃蒙特大道向巴特勒街的铁路站场走去的时候，他可能会从正在用俄语、德语、意第绪语、西班牙语、汉语、土耳其语或意大利语聊天的人身边经过。即便是他的美国人邻居也都是从美国的各个地方来到亚特兰大的。虽然从特拉维斯的廉价出租屋开车到被拉默斯抛下的北边的“白人县”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但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里和福赛斯县都像是地球的两极。

拉默斯和哈里斯曾经是福赛斯县黑人居民最明显的白人同盟者，不过大驱逐几年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随着他们的离开，最后一点儿对于种族清洗活动的公开反对也销声匿迹了。被他们抛弃的这个地方与其他也出现过夜骑者或进行过种族清洗活动的县不同，福赛斯县真正成功地将非洲裔美国人拦在了县边界之外。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公开批评这种偏见和恐吓，这里的居民表面上也恢复了和佐治亚州其他乡村里的人没什么两样的生活，但实际上，福赛斯县仿佛是像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17] 一样进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沉睡中。福赛斯县白人在1912年犯下的共同罪行是激烈的和爆发性的，但将这样的历史渐渐抹去的过程则是缓慢的、悄无声息的，而且是用一个栅栏接一个栅栏逐渐封闭起来的。

[1] “A County Without a Negro in It，” Daily Times -Enterprise （Thomasville，GA），October 7，1915，4.

[2] “County Bars Colored Men，” Appeal （St. Paul，MN），September 14，1915.

[3] “Stoddard to Lead Tourists，”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ember 3，1915.

[4] “Ms. Martin Insists Trouble Was Serious，”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9，1915.

[5] “State Tourists Come To-night to Atlanta，” Atlanta Georgian ，October 5，1915.

[6] “Georgia Tourists Are Greeted with ‘Irish Confetti，’”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5，1915.

[7] “Georgia Tourists Are Greeted with ‘Irish Confetti，’”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5，1915.

[8] “Ms. Martin Insists Trouble Was Serious，”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9，1915.

[9] “Seeing Georgia Tourists Stoned，”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5，1915.

[10] “Seeing Georgia Tourists Stoned，”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5，1915.

[11] “Tourists Find Motoring in Georgia Like a Trip in Enchanted Land，”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4，1915.

[12] “Georgia Crackers Rock Negro Chauffeurs，” New York Age ，October 14，1915；“Negro Chauffeurs Are Stoned by Georgia Mob，” Huntingdon Press （IN），October 5，1915.

[13] Railway Age Gazette ，60 （1916），377.

[14] “Among Cordele Leaders Who Plan Section’s Growth，” Macon Telegraph ，September 23，1920.

[15] Forsyth County，Georgia Heritage 1832-2011 （Waynesville，NC：County Heritage，Inc.，2011），222. 根据他孙女的说法，有一天拉默斯去了亚特兰大，“然后再也没回来……再没有人见到他”出现在福赛斯县。

[16] 1920 U. S. Census，Atlanta Ward 6，Fulton，Georgia；roll T625_252；p. 3B；Enumeration District 114；image 1101.

[17] 《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背景是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乡村，故事描述了一个荷兰裔美国村民瑞普·凡·温克尔在山上睡着，20年后才醒来，发现小镇已经人事全非。——译者注

15.抹除痕迹，1920—1970

记者埃利奥特·贾斯平（Elliot Jaspin）对于土地交易的详细调查显示，尽管福赛斯县的一小部分黑人土地所有者因尽早出售土地而卖出了接近公平市价的价格，但绝大部分黑人要么是以极不合理的低价出售土地，要么干脆两手空空地离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白人邻居最终还是会将这些财产据为己有。贾斯平写道：

每笔交易都被详细地记录在一个巨大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就放在福赛斯县法院的地下室里，每次廉价出售都代表一个黑人如何（在福赛斯县）努力谋生，结果却被恐怖活动彻底毁灭的故事……总共有24个非洲裔美国人土地所有者和7座教堂……出售了他们的土地，（而且）他们出售土地的时机显示了当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慌有多强烈。最糟糕的一笔买卖是亚历克斯·亨特（Alex Hunter）在大驱逐三个月前刚刚花1500美元买下了一个农场，当不得不在死亡和逃离中做出选择时，亨特于1912年12月以550美元的价格将该农场卖掉了。 [1]

贾斯平还发现，尽管亚历克斯·亨特不得不以土地价值1/3的价格出售土地，但他依然是比其他很多人幸运的，因为还有不少人离开时失去了一切。贾斯平写道：

就另外34个黑人土地所有者来说，根本没有他们出售土地的记录存在。但这并不能改变任何结果。等白人带着钱来为这些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缴税的时候，法院书记员就会将其记录为交易完成……直接无视这中间的所有权间隔……在大驱逐三年之后，那些原本归黑人所有且并没有经过买卖的农田中，有近2/3都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侵占了。 [2]

当时的种族禁令依然被严格粗暴地执行着，白人确信黑人土地所有者们不可能再回到这里来重新主张他们的权利了。如果有人冒险尝试，据说白人们不仅会用霰弹枪和手枪来保卫自己侵占的土地，而且还会给自己找到所谓的法律依据，即普通法中的“逆权侵占”原则：如果一个人到县法院签署一份宣誓书，宣誓自己“持续地、公开地、众所周知地”占据某块土地并为该土地缴纳了税款，那么根据本州法律规定，原本的“逆权侵占”将在七年之后“转变为所有权”，因为原所有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收回自己的财产。 [3] 在佐治亚州，设立这种法律权利的初衷是鼓励有效地使用荒废土地，它还规定了任何新所有权“不能是通过欺诈手段得来的，（而且）必须是公开的、持续的、排他的、不间断的及和平的” [4] 。

黑人土地所有者抛弃他们在福赛斯县的土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拿着武器的人的闯入、纵火、放置和引爆炸药，但是佐治亚州的人都知道，这些原因里没有一个能与“和平的”沾边儿。尽管如此，当白人居民走进法院要求将很久之前就被自己用栅栏圈起来据为己有的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时，县政府的书记员根本不会提出任何异议。1912年时，福赛斯县对于黑人的大驱逐成了全国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但是关于随后出现的盗窃行为获得州政府法定认可这件事，却没有引起除被驱逐的黑人土地所有者之外的其他人的关注。用贾斯平的话说就是：“土地就摆在那里任人侵占，有人能为它缴税，（县）税务官何乐而不为。” [5]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在卡明小学上学的白人小孩都已经是对于曾经合法拥有那些被偷走土地的黑人没有任何记忆的一代人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在福赛斯县看到一个黑人居民。如《梅肯电讯报》在1921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样：“福赛斯县人多少都会为他们将黑人全赶走这件事感到骄傲。” [6] 再加上1912年的那些暴力突袭活动已成为过去，这里的市政领袖们终于有了可以吹嘘的事：当北佐治亚各个地方持续遭受“种族冲突”的困扰时，福赛斯县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尴尬。

非洲裔美国人曾经在福赛斯县生活过的印记也开始消退，只有那些知晓其中含义的人才认得出仅存的属于那个旧世界的残留物。1921年1月，一位驾车从亚特兰大向北行驶的记者写道：“跨过查特胡奇河后不久……（就能看到）一根砖砌的烟囱矗立在一片焦黑的废墟中间……再向前走1英里（还能看到）一个旧锅炉竖在一堆碎石上，那原本是一个小教堂兼学校的地基。” [7] 很多读者读到这里肯定会想起暴民们将1000多名黑人居民从福赛斯县赶走时的情形，然而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提到废弃的房子为何会变成“焦黑的废墟”，也没提到曾经使用那座如今只剩一堆长着青苔的碎石的“小教堂兼学校”的人是谁。

20世纪2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其他一些县市的夜骑者依然会成为报刊上的头条新闻，不过在曾经被认为是无法无天之地的福赛斯县，人们却发现这里曾经发生的“种族冲突”很快就被很多白人遗忘了，连整个县的声望也已经恢复了。1923年，《亚特兰大宪法报》请一个名叫阿诺德·B.霍尔（Arnold B. Hall）的北佐治亚人描述一下福赛斯县，结果他完全没有提及那些驱逐活动，反而称这里是“老佐治亚州一个美名远播的县，有富饶的土地，施行轮作，动物产业和园艺活动方面也很先进，这里能够给人们带来全新的目标，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 [8]

福赛斯县的白人辩护者们很快还提出1912年的种族清洗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绝对。有记录证明，尽管在1910年人口普查中被登记为黑人或“黑白混血儿”的1098名居民几乎全部在1920以前离开了福赛斯县，但当名叫维斯特·比伊斯（Vester Buice）的人口普查登记员于1920年2月进行人口普查登记时，他最终还是在福赛斯县与它南边的米尔顿县交界处附近的比格溪区域发现了一小拨黑人家庭。 [9]

这几户居民分别是埃德和伯莎·穆恩（Ed and Bertha Moon）一家、威尔和科里·斯特里克兰（Will and Corrie Strickland）一家，以及马文和鲁比·罗克斯（Marvin and Rubie Rocks）一家。他们都聚集在福赛斯县南部边界最边缘，尽管还在福赛斯县境内，但是已经尽最大可能远离奥斯卡维尔了。这个群体中最兴旺的是威尔·斯特里克兰一家，他的父亲詹姆斯在1850年出生时就是斯特里克兰种植园里的奴隶。 [10] 因为斯特里克兰种植园对待奴隶是出了名的恶劣，所以老哈迪得到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哈恶魔”的绰号。不过詹姆斯·斯特里克兰在奴隶获得解放后依然留在福赛斯县， [11] 1867年时，他也到卡明法院签署了效忠誓言，成为新获得自由的年轻黑人之一。 [12] 与约瑟夫·凯洛格一样，他似乎也一直非常勤劳、耐心。经过几十年作为佃农的辛勤耕作和积累，到1900年时，詹姆斯和妻子罗莎娜（Rosanna）已经成为他们在比格溪耕种的那片土地的所有者。1910年时，耕种这片土地的人变成了詹姆斯的儿子威尔，他也做得不错，至少足够养活自己那个有十个孩子的大家庭。 [13]

为福赛斯县辩护的人总是会以1920年的人口普查作为依据，称居住在威尔·斯特里克兰农田附近的这23名黑人证明了非洲裔美国人没有被赶出该县。然而很明显的是，在1000多人被赶走之后，仅仅23人返回并不意味着清洗运动不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充满暴力且涉及面广泛。相反，这其实暗示了只有白人斯特里克兰家族的雇员获得了某种赦免或至少是某种保护，因为这个家族在本县的势力是无人能及的。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在第一波暴力狂潮中，斯特里克兰、穆恩和罗克斯这三个黑人家庭各自去了哪里，不过有切实证据证明他们也和其他非洲裔美国人一起逃走了。当埃德·穆恩在1918年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居住地是在卡明以东40英里之外的梅斯维尔（Maysville）。这个小镇是白人斯特里克兰家族于19世纪在杰克逊县（Jackson County）帮助下建立的。 [14] 杰克逊县碰巧是福赛斯县最大的奴隶主——哈迪、托尔伯特和奥利弗·斯特里克兰（Oliver Strickland）的出生地，他们家的不少亲戚当时仍然生活在那里。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当福赛斯县的暴民威胁像埃德·穆恩这样的黑人雇工离开时，白人斯特里克兰家族干脆将这些黑人转移到了位于杰克逊县境内的家族农场里。等暴力形势有所消退之后，1920年人口普查开始之前的某个时间，斯特里克兰家族又把他们的黑人劳动力悄悄地带回了福赛斯县，只要这些黑人待在斯特里克兰家族领地范围内，与外界隔绝，就可以获得保护。

无论是受到了工资的诱惑，还是惩罚的威胁，或者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在1918年之后的某个时间，这23名黑人冒着极大的风险跨过了那条隐形的福赛斯县边界，并且在1920年时被列为福赛斯县居民。报纸上没有提过他们的存在，暴民群体也没有聚集到斯特里克兰领地的边缘。除了维斯特·比伊斯在他的人口普查登记簿上草草写下的记录外，没有关于这些黑人存在的其他记录。本地人对此也许和看到“看看佐治亚”活动中的黑人司机时一样怒火中烧，不过他们大概也明白挑战有钱有势的白人斯特里克兰家族并不是个好主意。193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个黑人群体中还剩16个人。 [15] 到193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这些人已经全部离开了。穆恩一家去了盖恩斯维尔。威尔和科里·斯特里克兰向南迁移9英里，去了米尔顿县的阿尔法勒特附近。至于马文和鲁比·罗克斯的去向，则没有任何记录。

在查特胡奇河对岸的霍尔县，简·丹尼尔正计划一个更有野心的逃离——不是仅仅躲开福赛斯县的私刑者和夜骑者，而是要彻底离开南方。在192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当时29岁的简靠在自家后院里为白人洗晒衣物为生的记录，她的丈夫威尔则在盖恩斯维尔的其他某个地方通过操控木头控制杆来移动钢钳子，好把重量50磅的冰块送到白人宅院的后门。不过当人口普查登记员于1930年再次回到亚特兰大街时，邻居们告诉他说巴特勒夫妇已经离开了，他们从盖恩斯维尔的火车站登上一辆向北行驶的火车，加入了同属于他们这代人的众多年轻黑人组成的迁移大军。 [16]

20世纪30年代初，简·丹尼尔和威尔·巴特勒在底特律的天堂谷（Paradise Valley）地区租下了西奥多街467号（467 Theodore Street）的房子。 [17] 在福赛斯县的乡村长大，之后移居有火车站的小城盖恩斯维尔的简突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繁荣的工业化大都市。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简和威尔居住的这个街区住满了出生在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之前一直以租地耕种或在农场里干活为生的人，不过他们如今变成了厨师、女佣、砖瓦匠和夜间看门人。

为底特律的黑人居民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地方还要数汽车城的各个繁忙的工厂，比如位于皮盖特和圣安托万大道（Piquette and St. Antoine）交叉处的费希博德车身制造厂（Fisher Body），位于克拉克街（Clark Street）的凯迪拉克底特律装配中心（Cadillac’s Detroit Assembly），以及杰斐逊大道（Jefferson Avenue）边的哈德逊汽车制造厂（Hudson Motors plant）。前半生都在以松树林、棉花田和平静无波且呈深绿色的查特胡奇河为背景的乡村环境中度过的简，将在四周都是冒着烟的烟囱和闪着光的钢锭的环境中度过后半生。在这个城市最繁盛的时候，一位来访者形容它的脉搏就是“锤子敲打钢板发出的声音” [18] 。

1942年2月，底特律悬挂的抗议黑人租户入住索杰纳·特鲁思住房建造项目的标语

简那一代人中的一位移民，将她抛诸身后的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生活形容为“睡在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上” [19] ，简和威尔一起定居底特律之后，肯定也有类似的松一口气的感觉——离开佐治亚州，逃离那些杀死了简第一任丈夫罗布、还在她弟弟奥斯卡和表亲欧内斯特被吊死的尸体前欢庆的白人。简和威尔没有孩子，不过他们在底特律的侄子侄女们都知道姑姑和姑父来自遥远的地方，那里有佐治亚州的南方白人穷鬼和三K党成员。很多年后他们说：“佐治亚州不是贾妮姑姑喜欢谈论的一个地方。” [20]

不过，如果巴特勒一家以为自己已经避开了白人恐怖主义，那么他们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底特律人一起，在1943年夏天被现实粗暴地惊醒了。因为城里的白人决定划定一个种族纯洁的区域，把黑人限制在这条隐形的界限外，任何想要跨界的黑人都要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载着来自南方的移民的火车抵达时，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情绪就开始不断累积。1910年，城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只有6000名。到1929年，大约12万新增的黑人居民在底特律定居，十年后，这个数字在1940年时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20万人。 [21] 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欧洲移民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美国，他们来此的原因大多相同：高薪和低失业率的吸引力，以及避开他们在本国遭受的暴力和掠夺。

到20世纪40年代初，城镇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已经达到了临界点。1942年冬天，冲突彻底爆发了。这一年，联邦政府展开了一项新的索杰纳·特鲁思住房建造项目（Sojourner Truth housing project），目的是为贫困的黑人家庭建造专门的住房，但是建房地点却选在了主要是白人居住的天堂谷北部区域。1942年2月28日，当最初一批租户前来入住的时候，附近的白人在距离住宅楼不远的一片空地上点燃了一个十字架。到第二天早上，又有1200名带着武器的白人暴民聚集在一起，阻止黑人居民入住——尽管大多数黑人已经签了租约并支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白人在住宅楼前面组成了一条警戒线，当两辆黑人驾驶的汽车试图强行通过封锁时，冲突爆发了。直到骑着马的警察带着霰弹枪和催泪瓦斯赶来才终止了这些暴力行为。

1942年4月，在底特律警察和1600名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Michigan National Guard）士兵的保护下，168个黑人家庭终于搬进了住宅楼。 [22] 其中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像简和威尔·巴特勒一样从南方迁移到底特律的。加入索杰纳·特鲁思项目的第一晚，黑人住户们只能伴着从新建成的高楼窗口中传进来的白人含有种族歧视内容的嘲弄声入眠，他们之中不少人一定在想，自己是不是刚躲过了一群夜骑者，又遇到了另一群。

白人暴民将非洲裔美国男子从底特律的有轨电车上拽下来，1943年6月21日

索杰纳·特鲁思项目引发的骚乱不过是简和威尔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里经历的各种灾难的前奏。那个夏天，25000名帕卡德汽车制造厂（Packard）的工人离开了生产线，就因为黑人雇员获得升职，可以和白人做一样的工作了。一个怒不可遏的男子在工厂外表示：“我宁愿看到希特勒和裕仁胜利，也不会和黑鬼一起工作。” [23]

在1943年6月20日晚间，帕卡德工厂外的推搡和叫嚣发展成为更严重的暴力活动。当时，两名年轻的黑人男子被驱逐出了底特律河上的贝尔岛公园（Belle Isle Park）。一群黑人和一群白人在连接公园和城市的桥上发生小规模冲突。冲突结束后，“黑人在贝尔岛桥上强奸并杀死了一名白人妇女”的谣言迅速传遍了全城。 [24]

很多人肯定都明白，这不过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充斥在南方私刑体系中的一个“俗套的谎言”。不过一旦一群怒火冲天的白人相信有一群黑人男子“侵犯”并谋杀了一名白人女子，然后将她的尸体扔进河中，这个故事根本不是真的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简有胆量在那之后的三天里进城，她肯定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成群结队的白人拉拽着黑人穿过街道。

目击者讲述了暴民突袭并殴打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的黑人乘客的事：一个名叫摩西·基斯卡（Moses Kiska）的58岁黑人男子因为在城中的白人地盘等车遭到枪杀；另一个不知名的黑人男子在伍德沃德街（Woodward Avenue）上被人用棍棒殴打，当时还有四名白人警察在一边袖手旁观。简和威尔的房子距离伍德沃德街仅隔两个街区，这一地区很快就成了战区。当军队抵达镇压暴乱的时候，已经有34人确认死亡， [25] 其中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被用木棍活活打死的。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写道，在北方，他至少有能够“躲在里面向外射击的窗口”。在1943年6月的底特律，像简和威尔·巴特勒这样的黑人居民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举着装满子弹的步枪，紧张地提防着暴民前来。很多袭击者其实操着欧洲口音而非南方口音，不过他们的面部表情也因为简在福赛斯县看到过无数次的相同的仇恨而扭曲狰狞。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她一生中总是在做的那样：寄希望于未来会有所不同。底特律市政厅上飘扬的密歇根州旗帜上的拉丁语箴言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期待更好的事情（Speramus meliora ）。” [26]

简和威尔在北方努力打造新生活的那几十年里，福赛斯县依然像沉睡了一样对外面的变化视而不见，在它的周围，整个佐治亚州都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白人极端主义的深渊。1933年州长竞选的获胜者是南佐治亚农场主尤金·塔尔梅奇（Eugene Talmadge）。他喜欢看奶牛在州长大宅前的草坪上吃草，他获得农村地区贫困白人的选票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打造成防御“黑人接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塔尔梅奇在1933年至1943年间完成了三个任期。作家吉尔伯特·金（Gilbert King）称他为“在三K党猖獗的地方进行统治的种族仇恨的煽动者” [27] 。1942年时，塔尔梅奇在一次典型的竞选演讲中回答了一个关于学校完整性的问题，为此他重申了自己的种族分离立场：“朋友，我在上帝面前向你保证，只要我是州长一天，黑鬼就别想到白人的学校上学。” [28]

在这一时期内，对于福赛斯县内部的仅有的一点了解来自一个名叫海伦·马修斯·刘易斯（Helen Matthews Lewis）的白人妇女。1934年，10岁的刘易斯跟随当上县邮递员的父亲搬到福赛斯县居住。她记得当时福赛斯县的人仍然抱着最初的无端恐惧，也仍然为将“黑鬼赶出去”而觉得骄傲。刘易斯说：

他们给（还是孩子的）我讲他们怎么在法院周围吊死黑人的故事。我知道他们曾经私刑处死了一个被指控（强奸了梅·克罗的）人。这样的故事很多。我闭上眼就能在脑海中想象出法院四周挂着许多尸体的景象。 [29]

20世纪30年代，刘易斯还会不时看到黑人投递员胆战心惊地经过福赛斯县：“（那时），开着卡车给商店送货的黑人都不敢从车里出来……他们都会躲在车后面。”刘易斯还记得很多福赛斯县的居民对于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破坏种族界限的行为也会迅速做出反应——无论对象是躲在货车后面的黑人送货员，还是骑着自行车向北前往霍尔县途中无意错入福赛斯县境内的黑人老者。刘易斯说：

有一天父亲送完信回家，说自己看到一个黑人老者骑着自行车，穿过福赛斯县前往盖恩斯维尔。父亲说“我担心老者可能得从切斯特蒂（Chestatee）穿过”……（遇到）粗暴的切斯特蒂男孩。（父亲）说“老者肯定过不了那一关”，于是他开着车走了，说他“要找到这位老者”，找到之后，父亲就把老者送到了盖恩斯维尔。 [30]

刘易斯还记得另一个20世纪30年代末的外来者打破这个不成文规矩的例子：一位妇女带着服侍自己很长时间的黑人女仆搬到了福赛斯县。刘易斯说：

我当时在（福赛斯县高中）上学，这位老师……带着一名黑人妇女……来到镇上。黑人妇女既是她的陪伴者，也是她的女仆。据说黑人妇女此前一直在这位教师家里服务。这位教师是教音乐的，黑人妇女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些年轻人……半夜三更带着火把来到她家，包围了她的房子，让她起床带着她的黑人女仆返回亚拉巴马。 [31]

2010年采访刘易斯的记者听到这些内容后忍不住惊叹了一声“天啊”，刘易斯却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我在福赛斯县生活的经历就是这样的”。她还说“那里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刘易斯显然是被在电话杆上随便吊死人的故事，以及黑人员工穿过卡明时要躲在防水布下面的情景吓坏了。不过对于她的同学来说，“只有白人的福赛斯县”似乎就是万物最自然、最永恒的法则。1941年刘易斯从福赛斯县高中毕业时，福赛斯县的黑人群体留下的痕迹早已被烧掉、毁掉或悄无声息地融入了白人的领地。

对于曾经的那段时光，仅剩的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些景象，而且是要非常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的。刘易斯记得，自己搬出福赛斯县之前不久，有一次走到一个朋友家门口时，她发现通往房子的踏脚石上有一些模糊的刻字。当跪下来仔细查看后，刘易斯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走过的这条路就是用有黑人时的福赛斯县的残留物铺就的。她说：“那些石块（都是）墓碑，是一个黑人公墓里的墓碑。有人把这些墓碑挖出来，带回家，然后把它们当石板用。” [32]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风暴来而复去，并没能改变福赛斯县乡村居民的平静生活。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福赛斯县的人们一直忙于在原本的玉米田和棉花田里搭建鸡舍，蓬勃发展的美国家禽业给北佐治亚带来了新的兴旺。从福赛斯县县治开车前往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Ebenezer Baptist）并没有多远，这个教堂是马丁·路德·金担任牧师的教堂，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中心之一。然而因为没有黑人居民可被隔离，卡明的法院里没有带着“有色人种”标志的水龙头，卡明的餐馆和路边的旅馆也不用在玻璃窗上悬挂“仅限白人”的告示。相反，当整个南方的种族分离主义者都要面对自由乘车运动者、民权运动游行者和午餐柜台静坐者的斗争时，福赛斯县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堡垒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尽管福赛斯县之外的整个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但其古老的、不言而喻的规则依然维持着，每一代新人甚至还会更加坚定地遵守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里传下来的禁令。1968年5月，也就是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一个月之后，住在一个亚特兰大住房项目中的十名黑人小学生组成了一支队伍，他们向北来到福赛斯县，这是他们教区露营活动的一部分。带队的两名白人辅导员是门诺派教徒（Mennonite），他们不知道福赛斯县的种族禁令。黄昏时分，当孩子们在拉尼尔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露营地扎帐篷时，一群白人从黑暗中现身，要求他们离开，并警告他们说“我们不允许黑鬼在天黑之后待在本县”。 [33] 一周后，当亚特兰大的活动家返回这里抗议那些白人的恐吓行为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佐治亚州巡逻队提供的人身保护，因为白人聚集在他们的帐篷周围齐声大喊：“天黑之后等着瞧！” [34]

被问到这次冲突时，卡明银行总裁罗伊·P.奥特维尔（Roy P. Otwell）向记者保证，他“读到新闻时很遗憾……这样的事并不能代表福赛斯县……当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时，人们总是描述得很过火，形容得很夸张，（而且）福赛斯县的人民（被）大大地误解了”。 [35]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曾经的私刑者和夜骑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去世，关于大驱逐的最后记忆也被他们带进了坟墓。这些人的身份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了。不过根据一位名叫马库斯·马什伯恩（Marcus Mashburn）的本地医生的叙述，那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无疑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向自己的黑人邻居发起了一个月的恐怖行动之后，他们就恢复了原本平静的农场主、商店主、生意人的生活，一个个都成了敬畏上帝、定期去教堂的基督徒。

马什伯恩是一位在福赛斯县行医几十年的老医生，他在晚年时曾向一位采访者透露道：“在本县各地出诊治病的过程中……（我）目睹过很多参加了暴乱和私刑的人的临终时刻。”马什伯恩描述了许多因为1912年的事件而遭受愧疚折磨的老人。他说自己看着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因为自己在私刑处死黑人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而死得很惨”。 [36] 即便是60年后，医生仍然小心地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或太过直接地说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罗布·爱德华兹不是被“无法确定身份的人”谋杀的，也不是被山上冲下来的三K党成员杀害的，而是像露丝·乔丹记得的那样，死于“县里的普通人”之手。 [37]

在几代人的沉默之后，这个公开的秘密反而成了要被小心保守的隐私。知道的人也只有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才会向精心选定的少数几个人吐露真相。马什伯恩医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心灵因为自己参与过谋杀而不堪重负”，到了临终时刻，“他们知道，自己做的那件事是错的”。 [38]

[1] Elliot Jaspin，Buried in the Bitter Wat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7），136.

[2] Elliot Jaspin，Buried in the Bitter Wat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7），136.

[3] “Adverse Possession，”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Cornell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ccessed August 6，2015.

[4] Park’s Annotated Code of the State of Georgia，1914，Embracing the Code of 1910 （Atlanta：Harrison Company，1915），§4164 “Adverse Possession，” 2341.

[5] Jaspin，Buried ，136.

[6] “Let’s Stop Advertising，” Macon Telegraph ，January 28，1921.

[7] “Serious Race Trouble in North Georgia，” 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 ，January 22，1921.

[8] “Forsyth Makes Advances，”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28，1923.

[9] 192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T625_257；Page：16B；Enumeration District：49；Image：592.

[10] 188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147；FHL 1254147；Page：408D；Enumeration District：076；Image：0098.

[11] But James Strickland stayed in Forsyth ：190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197；Page：11A；Enumeration District：0030；FHL microflm：1240197.

[12] signed his oath of allegiance ：Georgia，Office of the Governor. Returns of qualifed voters under the Reconstruction Act，1867. 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13] 1910 U. S. Census； 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T624_188；Page：16B；Enumeration District：0036；FHL microflm：1374201. 詹姆斯·斯特里克兰拥有的80英亩土地的地号分别是2-1-990和2-1-1000。Forsyth County Returns for Colored Taxpayers，1912，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福赛斯县系谱学家Donna Parrish认为威尔·斯特里克兰的土地在1943年2月5日被他的继承人出售了。http：//www.donnaparrish.com/forsyth/1912/strickland_james.html，accessed 8/14/2011.

[14] World War I Draft Registration Cards，1917-1918 ［database online］. Provo，UT，USA：Ancestry.com，2005. Registration State：Georgia；Registration County：Jackson；Roll：1557077.

[15] 1930 U. S. Census，Big Creek，Forsyth，Georgia；Roll：357；Enumeration District：0001；FHL microflm：2340092.

[16] 更多关于向北迁移的内容，参见Isabel Wilkerson’s The Warmth of Other Suns：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 ’s Great Migration （New York：Vintage，2011）。

[17] 2014年2月23日，作者采访玛蒂·丹尼尔（Mattie Daniel），Directory of the City of Detroit，1930，U.S. City Directories ，1821-1989，Ancestry.com，accessed November 13，2015；1940 U. S. Census，Detroit，Wayne，Michigan；roll T627_1839；p. 9B；Enumeration District 84-25。

[18] Kenneth Stahl，“The Great Rebellion：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1967 Detroit Riot，” http：//www.detroits-greatrebellion.com/The-Road-to-67-.html，accessed October 1，2015.

[19] Laura Arnold，转引自Glenda Elizabeth Gilmore，Gender and Jim Crow：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 ，1896-192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132。

[20] 2014年2月23日，作者采访玛蒂·丹尼尔。

[21] Campbell Gibson，Population of the 100 Largest Cities and Other Urban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 to 1990 （Washington：U.S. Bureau of the Census，Population Division，Working Paper 27，1998）.

[22] “The 1943 Detroit Race Riots，” Detroit News online，February 10，1999，http：//blogs.detroitnews.com/history/1999/02/10/the-1943-detroit-race-riots/；accessed February 27，2015.

[23] “The 1943 Detroit Race Riots，” Detroit News online，February 10，1999，http：//blogs.detroitnews.com/history/1999/02/10/the-1943-detroit-race-riots/；accessed February 27，2015.

[24] “The 1943 Detroit Race Riots，” Detroit News online，February 10，1999，http：//blogs.detroitnews.com/history/1999/02/10/the-1943-detroit-race-riots/；accessed February 27，2015.

[25] “The 1943 Detroit Race Riots，” Detroit News online，February 10，1999，http：//blogs.detroitnews.com/history/1999/02/10/the-1943-detroit-race-riots/；accessed February 27，2015.

[26] “The 1943 Detroit Race Riots，” Detroit News online，February 10，1999，http：//blogs.detroitnews.com/history/1999/02/10/the-1943-detroit-race-riots/；accessed February 27，2015.

[27] Gilbert King，Devil in the Grove （Harper，2013），262.

[28] Rome News-Tribune （GA），August 2，1942.

[29] 2010年5月28日，杰茜·威尔克森（Jessie Wilkerson）采访海伦·马修斯·刘易斯（U-0490）。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Collection 4007，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30] 2010年5月28日，杰茜·威尔克森（Jessie Wilkerson）采访海伦·马修斯·刘易斯（U-0490）。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Collection 4007，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31] 2010年5月28日，杰茜·威尔克森（Jessie Wilkerson）采访海伦·马修斯·刘易斯（U-0490）。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Collection 4007，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32] 2010年5月28日，杰茜·威尔克森（Jessie Wilkerson）采访海伦·马修斯·刘易斯（U-0490）。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Collection 4007，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33] “Cumming Deplores Racial Harassment，”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8，1968，3.

[34] Stephen Tuck，Beyond Atlanta：The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in Georgia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2003），242.

[35] “Cumming Deplores Racial Harassment，”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8，1968，3.

[36] Garland C. Bagley，History of Forsyth County ，vol. 2 （Milledgeville，GA：Boyd Publishing，1990），614.

[37] 露丝·梅·乔丹·贝里在1980年11月手写的情况描述。

[38] Bagley，History ，614.

16.谋杀米格尔·马塞利未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踩到福赛斯县的雷区，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雷区的存在，至少大部分佐治亚州的白人就不知道，而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个县的恶名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所以几乎不会有人误走进该县境内。偶尔有来自亚特兰大或查塔努加的黑人卡车司机会冒险从福赛斯县境内抄近道，但他们不仅会加速通过，还要一直祈祷自己的车千万不要半路没油或爆胎。大多数情况下，佐治亚州的黑人会想尽办法避免经过福赛斯县，即便那可能意味着要多开几小时的路程，或是要跟白人同事换班，反正他们坚决不会进入这个自己从小就被警告过的属于暴力的南方白人穷鬼的县。 [1]

我们一家是1977年搬到福赛斯县的，我的父母认为卡明是一个能让我们逃离亚特兰大郊区的世外桃源——近到能够让他们往返于这里和城中的工作之间，但又远到还保留着一片田园景象，有连绵起伏的草场和风格古雅的镇广场。我们的房子在布朗桥路上，距离东边的奥斯卡维尔仅几英里。虽然我们听到过关于福赛斯县有很多种族主义者和三K党成员的传闻，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描述可以被用来形容几乎所有佐治亚州乡村县市。

当时7岁的我只能模糊地感觉到福赛斯县曾经发生过“不好的”事情，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事竟发生在距离我家仅几英里的地方。我在卡明小学的同学用20世纪30年代时海伦·马修斯·刘易斯的长辈向她解释问题的方式，向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生解释了为什么“福赛斯县没有黑鬼”。1978年，当我们这些少年棒垒球联盟球队成员爬上一辆皮卡的敞开式车厢里参加卡明的国庆节游行时，我看到一群肖尼三K党成员走在我们后面，他们全都戴着尖顶兜帽、穿着白色长袍，一边招手，一边向人群抛撒泡泡糖。

尽管如此，福赛斯县在还是孩子的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这是一个悠闲、成员间关系紧密的群体，如本地人喜欢说的那样，这里的男孩打棒球和垒球，女孩骑马、跳芭蕾。我朋友的爸爸每周末都去钓鱼、打猎。每个周五晚上，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在福赛斯县高中的橄榄球场看台上。我学会了在朋友们讲“黑鬼笑话”时静静地坐在一边，闭口不提我家人持有的自由派观点。我的父母是在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公牛”康纳（Bull Connor）当政时期的伯明翰长大的，我们在福赛斯县看到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新鲜。我的父母曾经在种族融合的问题上与他们的父母抗争过。我父母在伯明翰和亚特兰大参加民权运动游行示威时，也曾遭到过种族主义者的嘲讽。他们告诉我，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同样的方法，从福赛斯县内部促进变革。

然而，在1980年7月，也就是我们搬来三年之后，这里发生了一件我知道肯定是不同寻常的事情。起初我是从母亲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她是《盖恩斯维尔时报》的自由记者，有一天她接到报社编辑C. B.哈克沃斯（C. B. Hackworth）打来的电话。他说前一晚，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枪击，他让我母亲开车到阿森斯公园路（Athens Park Road）了解一下事件的始末。

在那个年代，听到枪响并不稀奇，无论是从拉尼尔湖上传来的，还是在松树林中回荡的枪声，可能都只是南方的村民在打白尾鹿或驱赶鹌鹑而已。所以当母亲前往阿森斯公园的时候，她以为等着自己的无非是打猎意外、家庭暴力，或某些农民乱射流浪狗之类的故事。

不过，在花了一下午时间，挨家挨户地调查采访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前一天在阿森斯公园路上发生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没有人愿意谈论这次枪击，不少人在得知她的来意后，甚至当着她的面摔上了门。在接下来几个星期中，她最终了解到了事实真相：福赛斯县的白人再次因为一个黑人跨过县边界而袭击他。

1980年7月26日上午，米格尔·马塞利（Miguel Marcelli）和女朋友雪莉·韦布（Shirley Webb）受邀前去参加一个由韦布工作的单位——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复杂数据研究电脑公司（Sophisticated Data Research）举办的野餐活动。 [2] 活动组织者选择了拉尼尔湖作为野餐地点，那里是职场青年们都很喜欢的周末休闲场所，在400号公路的延长线让从亚特兰大北部开车到湖边变得非常方便之后就更是如此了。

28岁的马塞利是亚特兰大的一名消防队员，他出生在美属维尔京群岛，她的女朋友、37岁的雪莉·韦布是在接受了复杂数据研究电脑公司的工作之后，从家乡芝加哥搬到亚特兰大的。所以，当他们沿着双车道的乡间公路行驶，前去与公司同事们一起聚会时，无论是马塞利还是韦布都完全不了解福赛斯县。当他们开车驶入有雇员和宾客正在摆放餐食、支起排球网的公共公园时，看到的就是一派田园诗歌般的景象：高大的松树下，有红色黏土的湖岸边，搭着一个供人乘凉的亭子。

不过，就在他们到达后不久，整条阿森斯公园路都传遍了“有一对黑鬼”在湖边欢笑嬉戏，同一群白人朋友聚会的消息。公园里的本地人看到马塞利和韦布来来回回击打排球时都震惊了——不仅因为两张黑人面孔出现在福赛斯县，还因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危险。

梅尔文·克罗（Melvin Crowe）家也属于克罗家族的一支，只是不知他们从何时起决定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多加了一个字母“e”。不过奥斯卡维尔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家庭是巴德、阿齐和梅·克罗的近亲。梅尔文的父亲伯顿（Burton）在1912年时只有9岁，他是和梅的双胞胎弟弟奥比和奥维一起长大的。奥比和奥维也是梅在遭遇袭击前要去接回家的众多弟妹中的成员。1929年出生的梅尔文·克罗还属于旧时候的奥斯卡维尔，从小听着梅的故事长大。梅的死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他的父亲、叔伯、祖父和一些表兄弟们亲眼见证过，然后反复讲给他听的真实事件。

所以，当梅尔文·克罗听到传闻并亲自开车去查看时，那里的情景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距离头部遭受重击的梅被发现的地方还不到一英里，距离梅一天天衰弱、最终不治身亡的病床或欧内斯特·诺克斯第一次“供认自己罪行”的地方也不远。然而，如今这里竟然有两名黑人，手牵着手，在拉尼尔湖中水深齐膝的地方涉水前行。

克罗看到的这两个黑人的景象可能是有些模糊的，因为据他的邻居们说，他“总是把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喝酒上，然后开着车在这片地方转悠，偶尔去拜访几个朋友” [3] 。克罗当天上午做的就是这些事，在看到马塞利和韦布之后，他开车到一个名叫鲍勃·戴维斯（Bob Davis）的朋友家中，戴维斯的一个名叫布赖恩·威廉姆斯（Bryine Williams）的朋友当时也在，于是这三个人开始计划针对他们看到的一切“做点儿什么”。在他们开车返回阿森斯公园路之前，戴维斯拿了一把手枪。克罗后来说，他们本来是打算把那对黑人吓走：“我们谈了把他们的车胎打爆的计划。”为免别人不清楚他的意思，他还补充了一句：“我不喜欢有色人种。” [4]

马塞利最初开始感到麻烦靠近是因为他听到一辆皮卡车的轮胎在砾石路上碾过的声音，这辆车非常缓慢地从长满青草的野餐区域驶过。当天下午，这辆车反复出现了好几次，每次都从通向公园外面的土路上开走，但是过几分钟就又开回来。有一次，当马塞利到皮卡车附近捡球时，他说他发现司机“凶恶地看着我”。作为一个在佐治亚州生活的黑人，马塞利曾经无数次见到过满面怒容的白人。他说：“我没有把这当回事，我以为他可能什么时候都是那副表情。” [5]

不过到了下午6点15分，当马塞利和韦布抖落毛巾上的沙子，准备把东西都装进后备厢时，这辆皮卡车又出现了。这一次司机把车停在马路对面，堵住了马塞利他们出去的路线。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一个中年白人男子，他盯着他们，一言不发，然后猛踩油门开走了。

随着天光逐渐变暗，马塞利和韦布与韦布的朋友们道别，然后坐进车里，迫切地想将刚才的事情忘掉，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返回亚特兰大，他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他们驾车上坡驶向干线公路的时候，韦布注意到道路前方有一大团尘埃云几乎遮蔽了整条路。与此同时，在梅尔文·克罗的皮卡车上，鲍勃·戴维斯抬手示意，他向克罗点点头，然后说：“就在这儿停车，让我下去。”

当马塞利和韦布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艰难地想要看清前面的路的时候，韦布突然接连听到两声闷闷的爆裂声，紧接着就惊恐地发现马塞利无力地倒了下去，身体瘫在方向盘上。马塞利后来回忆说：“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接着头和脖子有一种‘晃动’的感觉。我听到雪莉在尖叫，我们的车似乎是在自动行驶。” [6]

韦布说当自己转头看向马塞利的时候，她“以为他死了……他的左半边脸上全是血”。当车子开始转向时，韦布努力地抓住方向盘，最后车开上了路边坡，整个翻倒，但车子的引擎和车轮还在旋转。此时前座上的马塞利浑身是血，已经失去意识。韦布从碎裂的车后窗里爬出来。她步履蹒跚地离开翻倒的汽车，大声呼喊求救。这时她看到“一群男人……站在路边的山坡上”，于是就向他们走去。可是随着她的走近，韦布震惊地发现，“他们正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开怀大笑”。 [7] 韦布吓坏了，因为她确信这些人就是刚刚枪击马塞利的那伙人。她转身跑回山下的公路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求救。

一个名叫基顿（Keaton）的本地人当时正在院子里干活，他听到枪声，接着是轮胎刹车的刺耳声和玻璃的碎裂声后，就跑过去查看情况，并发现一个用他的话形容是“悲痛欲绝的黑人妇女” [8] 正从公路上朝他走来。

雪莉·韦布恳求基顿：“你能帮帮我吗？你能保护我吗？还有，求求你，救救他。”韦布一边说一边指着损毁的汽车。 [9] 基顿告诉她自己会“让妻子报警”。当韦布求他开车送自己回公园的凉亭，好让她找到自己的朋友时，他只是又重申了一下自己的妻子会报警，然后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一边摇头一边说“我做不了别的”。 [10] 雪莉·韦布被独自留在街上，她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仍处于那些带着武器的白人男子的视线范围内。

当梅尔文·克罗站在自家车库门口的车道上，望着子弹射来的方向时，鲍勃·戴维斯正冲进他家房后的树林中。梅尔文看到戴维斯已经脱下了自己的衬衫，用它裹住一把手枪，然后向着松树林深处跑去。几分钟之后，戴维斯两手空空地走了回来。仍然情绪激动、气喘吁吁的他看着克罗说道：“我想我杀死了那个婊子养的黑人。” [11]

当警察在枪击的第二天来到梅尔文·克罗家调查这起事件时，即便是对于被起诉的恐惧也不足以让他对此闭口不谈，或是减损他为此感到的骄傲。兰迪·西姆斯警探（Detective Randy Sims）把克罗家作为开始调查的第一家，不过是因为他们家距离街上还散落着许多车窗玻璃碎片的位置最近。当他和另一位警官做自我介绍时，克罗脱口而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必须有人把黑鬼阻挡在福赛斯县之外。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了。” [12]

与克罗的对话让调查人员相信，他绝不仅仅是一个佐治亚州常见的种族主义者，相反，他把自己视为已经维持了近70年的“仅限白人”原则的守护者。煽动了吓唬马塞利和韦布的计划，并且开车将鲍勃·戴维斯送到案发现场的克罗显然也参与了这起犯罪，当警官们站在草坪上听着很快就朝一种认罪坦白的方向发展的回答时，他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克罗本人开的枪。不过即便是在克罗意识到自己成了嫌疑人之后，他也没有对警察提到戴维斯或是自己看到这个朋友把手枪藏在森林里的事。在被问到是否知道开枪人的身份时，梅尔文选择了沉默。一辈子都生活在福赛斯县的他似乎对指认“身份不明者”的后果感到畏惧。他对西姆斯警探说：“我不会告诉你是谁做的，我不会说的……因为（如果我说了），我会被烧死的。” [13]

整个枪击事件的完整过程是在法庭上作证的埃塞尔·克罗（Ethel Crowe）讲出来的。她是梅尔文的共居人，出生于1911年，她也是属于旧时候的奥斯卡维尔的人。她小时候也听说了梅·克罗被强奸并杀死的事，还接受了黑人都是充满淫欲的野兽的教育。作为谨慎、与世隔绝的奥斯卡维尔农民群体的一员，埃塞尔见证了福赛斯县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迁。但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她依然没遇到过一个黑人在阿森斯公园路上朝她走来，最后停在她家前门外的情况。

不过，这样的事在鲍勃·戴维斯跑进树林里隐藏他用来朝米格尔·马塞利射击的手枪几分钟之后，竟然真的发生了。被传唤出庭就当天的情况作证的埃塞尔·克罗描述说自己“看到路上有一名黑人妇女，还听到她在呼救”。根据新闻报道，法庭上坐满了本地白人，他们静静地看着作证的埃塞尔，“她的嘴唇有些颤抖，她的回答断断续续的，中间夹杂着无声的啜泣”。控方律师问她帮助雪莉·韦布做了什么。

埃塞尔·克罗告诉陪审团：“我什么也没做，我家门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事。”

在自家房屋的车道上，站着一个瑟瑟发抖、满身血迹的妇女，她给梅尔文·克罗的姑姑出了一道让她害怕的选择题：要么走出来帮助这个妇女和她受伤的男友；要么视而不见，装作自己不曾听到枪声、撞车的声音和这个女人的求救声。被问及在发现雪莉·韦布在厨房窗外后她做了什么时，埃塞尔·克罗看着自己的腿，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做。”她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当时很害怕。” [14]

迈克尔·法内尔医生（Dr. Michael Farnell）是亚特兰大格雷迪医院（Grady Hospital）的外科主任。他作证说米格尔·马塞利是被“9毫米口径的手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左耳后方”，这个穿透伤距离他的大脑近到“可能让马塞利除了遭受已经形成的创伤之外，还要留下神经方面的后遗症”。 [15] 经过紧急手术，马塞利康复了，他已经能够在梅尔文·克罗和鲍勃·戴维斯的庭审上出庭作证，讲述他在福赛斯县的这次经历。一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评审团最终判定两人加重攻击罪罪名成立。

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佐治亚州的黑人在福赛斯县被私刑处决，被枪击和殴打，还被烧毁房屋以迫使其离开。在随后的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原本归黑人所有的土地被悄无声息地夺走。此时，终于有两名白人因为跟踪和朝一名黑人男子射击而被逮捕并最终定罪。然而，《盖恩斯维尔时报》没有强调克罗和戴维斯是福赛斯县长久的白人恐怖主义历史中第一批为自己行为接受惩罚的人，反而赞美评审团破除了福赛斯县是一个充满偏见、缺乏包容的地方的“传说”。通过给戴维斯和克罗定罪，“十二名男女……击破了这个传说” [16] 。与此同时，该报还不忘重申那个老套的理论，称“福赛斯县不寻常的全白状况（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偶然形成的” [17] 。

当定罪判决给所有的媒体关注画上一个句号，所有的新闻报道车也都驶上400号公路返回亚特兰大之后，本地人终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平静和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七年之后，一个大得多的非洲裔美国人群体向北而来，这一次他们不是走错路，而是自主选择跨过福赛斯县的边界，来这里对维持了75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抗议，并要求在“福赛斯县揭开和平与友爱”的时代新篇章。

很快，整个国家的人们都了解到这个县里竟还有白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布朗诉教育局案判决，或《1964年民权法案》或其他一系列针对居住和就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的立法的约束。当站成两排的黑人和白人民权运动游行者在1987年1月17日这一天出现在贝瑟尔景观路（Bethelview Road）上，朝着卡明法院行进时，福赛斯县居民组成的吵闹、无秩序的人群已经聚集起来等着他们了。就像自己的祖父甚至曾祖父一样，聚集在这里的人们依然坚信自己有权生活在一个“全白”的群体里。当摄影师和新闻报道团队支好照相机、摄影机时，人群齐声高喊起了反抗口号，他们还展开了一个长长的白色横幅，上面写着“种族纯洁是福赛斯县的安全之本”。

[1] 2014年10月25日，作者采访戴德丽·布朗-斯图尔特。

[2] “Gunshot Victim Returns for March，”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23，1987，p. 10A.

[3] “Trial Hears 2nd Witness in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8，1980，p. 12A.

[4] “Forsyth Jury Convicts Crowe in Shooting Here，” Forsyth County News ，November 25，1980.

[5]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6]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7] “Gunshot Victim Returns for March，”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23，1987，p. 10A.

[8] “Trial Hears 2nd Witness in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8，1980，p. 12A.

[9] “Trial Hears 2nd Witness in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8，1980，p. 12A.

[10]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11]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12]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13] “Forsyth Shooting Trial in Third Da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9，1980，p. 14A.

[14] “Forsyth Jury Finds Man Guilty of Assaulting Black，”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20，1980.

[15] “Trial Hears 2nd Witness in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18，1980，p. 12A.

[16] “A Myth Exploded in Forsyth County，” Gainesville Times ，November 21，1980，p. 4A.

[17] “Lily-White Forsyth Looks Ahead—Racial Change Is Blowing in the Wind，” Atlanta Journal ，November 8，1977.

17.兄弟会游行，1987

1986年12月，种族冲突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头条，因为纽约市皇后区的霍华德海滩区域内有四名黑人男子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殴打。23岁的非洲裔美国人迈克尔·格里菲思（Michael Griffith）在被一群挥舞着棒球棍的白人青少年殴打后不幸去世，袭击者的理由是这个黑人青年擅自跨越了一个口头约定的种族界限。当时，本来已经伤得很重的格里菲思试图逃命，他想要快速冲过一条繁忙的公路，结果被经过的汽车撞到了。 [1] 作为对这起致人丧命的事件的回应，1986年12月27日，阿尔·夏普顿牧师（Reverend Al Sharpton）带领1200名示威者在霍华德海滩的街道上进行了抗议。与此同时，愤怒的本地白人则大吼着各种种族侮辱言辞，并要求黑人抗议者从他们的地盘上滚出去。

霍华德海滩抗议不到一个月之后，一位名叫查克·布莱克本（Chuck Blackburn）的人想出了一个他认为对于福赛斯县人来说比较温和的提议：所有反对“恐惧和恐吓”的人都应当聚集起来进行一次短距离的示威游行，路线是沿9号公路步行到他教授空手道和冥想的布莱克本学习中心（Blackburn Learning Center）。布莱克本告诉记者：“克服对遭受攻击的恐惧是武术的一个基本主题。”而且他想用这次游行证明“种族主义在福赛斯县已经走向衰落了”。 [2]

布莱克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旧金山搬到卡明的，他得知自己在亚特兰大的黑人朋友们都不肯踏足福赛斯县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所以在1987年1月，布莱克本宣布了他关于进行公开抗议这种现状的活动计划。他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居民用参加被他称为“兄弟会步行”（brotherhood walk）活动的方式来纪念“1912年事件75周年”。除此之外，为活动选定的日期也是为了呼应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3] ，这个节日是前一年刚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此时依然在持续引发很大的争议。

1987年1月17日，佐治亚州卡明

本地的报纸和电台报道了这件事之后，当地立刻出现了对布莱克本计划的广泛反对。他给地区神职人员写信，希望他们的教区居民中能有人来参加活动。布莱克本告诉记者，但是“只有一名牧师回信……而且随后就打了退堂鼓” [4] 。这位牧师是夏洛联合卫理公会（Shiloh United Methodist）的吉姆·马丁牧师（Reverend Jim Martin），他撤回自己的支持的原因是他的会众对此激烈反对。马丁牧师在“兄弟会步行”活动几天前说：“查克称有一大部分人是支持人们彼此之间像兄弟一样友爱，而且认为种族并不重要的，他们只是没有公开发表这种想法而已。但是，我认为他想错了。我想他已经意识到了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想法还都不曾改变。” [5]

当办公室的电话铃开始不分昼夜响个不停，不论男女老少都打电话来警告他如果继续组织示威活动将面临什么后果的时候，布莱克本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么天真。来电中声音最温和的一个人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觉得你试图让黑鬼到这里来不是个好主意……我们选择在福赛斯县生活的原因就是为了躲开他们。”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电话中充满感情但也带着明显的威胁说道：“你不能改变现状，无论它有多糟糕，或你有多努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你离开这个县，可能是活着离开，也可能是躺在棺材里离开。”

至于那些男人表达的则全是恶意恐吓，以至于布莱克本和他的学生们不得不带上武器，并全天候在他的店面学校前安排守卫。一个来电者说：“我知道（有些人的）房子被烧了，所以你也该小心了。”就在布莱克本从百叶窗的缝隙向外观望，并重新检查门锁的时候，他办公室的电话又响了。布莱克本让答录机自动录下了留言，从小小的听筒中传出来的是一个男人压低的声音：“我在一颗30-06步枪的子弹上刻了你的名字。” [6]

因为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布莱克本取消了原定在1月9日举行的活动，他告诉《福赛斯县新闻》的记者：“那些威胁……比我预想的还要暴力得多，（这个群体中的）好人们还没有做好与之对抗的准备……福赛斯县也没有做好准备。” [7]

当布莱克本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兄弟会步行”的计划被他的朋友迪安·卡特（Dean Carter）接管了。卡特是一个白人建筑工人，也是和布莱克本一样的武术爱好者。他住在盖恩斯维尔，许多被驱逐出福赛斯县的家庭都在盖恩斯维尔重新安顿了下来。卡特和他的妻子塔米（Tammy）也受到了威胁，其中一个来电者对他们说：“星期六之后……你们就没命了。” [8] 不过迪安和塔米决定坚持下去，在活动将要举行的前一周，卡特联合到了经验丰富的亚特兰大活动家霍齐亚·威廉姆斯。后者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马丁·路德·金进行民权斗争的核心圈子中的重要成员。当威廉姆斯同意凭借他的影响力和经验帮助此项事业之后，更名为“兄弟会游行”（Brotherhood March）的这个活动，以及福赛斯县大驱逐的惊人故事都开始获得全国媒体的关注。

面对大量负面报道，卡明的市政领袖们又搬出了老一套：不但没有承认和面对本县的历史，反而将矛头指向本州甚至全国其他地方因种族问题导致的袭击，还质疑人们为什么偏偏只把福赛斯县提出来横加指责。县委员会委员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说：“我从1956年至今一直居住在这里，据我所知，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种族相关的事件。”这样的观点令人惊讶，因为仅仅7年前，这里还发生过亚特兰大消防队员米格尔·马塞利被梅尔文·克罗和鲍勃·戴维斯开枪击中的事件。哈林顿肯定也在报纸上读到了1986年11月发生的“在福赛斯县境内为一个卡明人（工作）的五名墨西哥建筑工人……被闯入他们住处的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殴打”的报道。这几个墨西哥人说那些白人“让他们离开福赛斯县，否则就要他们的命”。 [9]

在游行即将开始的前几天，《福赛斯县新闻》上的主要论调是厌烦，还有想要厚着脸皮把这件事熬过去的企图。在一篇题目为《让我们干点儿更有意义的事》（Let’s Get on to Better Things）的专栏文章中，编辑劳拉·麦卡洛（Laura McCullough）提出受这些负面关注侵害的人不是佐治亚州的黑人公民，而是福赛斯县的居民：“截至这期报纸被送印的时候，那个自由游行、兄弟会游行，还是武术游行什么的活动就结束了，真是谢天谢地。也许到那时，福赛斯县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你还记得那个位于亚特兰大以北，只有重新规划土地、学生人数膨胀之类问题的宁静城镇吗？” [10]

类似的表示厌烦的论调在卡明也出现过，发表此类观点的人是福赛斯县商会负责人罗杰·克罗（Roger Crow），此人也是梅·克罗的远房亲戚。在游行之前的那个星期四，随着紧张情绪在全县范围内加剧，克罗站在县法院门前的台阶上代表福赛斯县的企业主们发表了公开声明，谴责“外来者”的暴力威胁，还谴责了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克罗说：“我们不会宽恕那些抱着值得怀疑动机做多余的事的人，他们是在人为地创造大破坏，更何况这些人都来自本县境外。”他还说，有些人“想要将福赛斯县描述为一个无法无天、坚持逆时代潮流的有种族歧视的地方”，但是“这根本不是事实……福赛斯县不应遭受少数莽撞之人的无端诽谤”。 [11]

当政治家和商人们为福赛斯县的名誉受损而担忧时，其他人则在忙着召集人员，组建一个被称为“福赛斯县防卫联盟”的组织。他们回应兄弟会游行的工具不是社论文章或新闻发布会，而是装满子弹的手枪、用长绳结成的绞刑套索和在游行同一天组织一个“白人势力集会”（White Power Rally）的计划。整个卡明镇上随处可见张贴的标语和被插在汽车前挡风玻璃雨刷下面的传单，内容都是号召白人“反对支持种族混杂者在福赛斯县举行游行！”虽然县治安官韦斯利·沃尔拉夫告诉记者，防卫联盟只代表了“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但其声明中还提及了白人群体感受到的更广泛的恐惧和担忧，而这些情绪的起因是亚特兰大稳定的向北扩张。

20世纪70年代，佐治亚州的州际公路系统让州首府的边界从原来的市区附近不断向外扩张，以至于亚特兰大的郊区都要扩大到福赛斯县人的家门口了。这正是20世纪初，查利·哈里斯始终没有建成的铁路本要给山麓地区带来新理念、新面孔和新的商业机会。当查克·布莱克本在1987年建议举行“兄弟会步行”活动时，大批像我父母一样的职场人士都搬到了该县境内的“湖边别墅”中。高速公路不仅带来了新活力和新资金，还带来了大批黑人居民入住福赛斯县的可能性。

白人势力集会的组织者利用的就是白人对于城市的恐惧，他们组织的集会不仅是为了赞颂“白人势力”，还是为了保卫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定义了福赛斯县的长久的“种族纯洁性”：

我们反对的是支持种族融合的人……是像查克·布莱克本和卡特一家这样，像《福赛斯县新闻》《盖恩斯维尔时报》，以及其他本县境外的挑拨者和共产主义种族融合者之类的想要让我们的群体变得污秽的人。 [12]

如果说这种让人们武装起来的号召旨在动员本县居民的话，那么它确实起到了效果。兄弟会游行两天前，《盖恩斯维尔时报》的编辑预测说“双方各有大约100名成员会参与游行示威活动”，不过他也和本地执法者一样，严重地低估了参与者的数量。因为“种族融合者”要入侵福赛斯县的想法让很多人惊骇不已，所以在1987年1月17日上午，超过2500名白人聚集到了将作为兄弟会游行起点的那个交叉路口。 [13]

上午10点，位于贝瑟尔景观路和9号公路拐角处的一个加油站里全是皮卡车和蒙着白单子或穿着迷彩服、带着打猎工具的男人们。本县居民，同时也是“维持福赛斯县全白委员会”（Committee to Keep Forsyth County White）领导的弗兰克·雪利向记者保证，“绝大部分示威者（是）来自福赛斯县的” [14] 。当一辆坐满了民权运动游行者的车从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出发，沿400号公路北上时，雪利已经打开扩音喇叭，煽动人群齐声高喊：“黑鬼滚回去！黑鬼滚回去！” [15]

当一位满头银发、穿着西服和风衣的老者现身时，在停车场周围闲逛的白人们迎来了当天的第一个高潮。这个拄着手杖，沿着贝瑟尔景观路跛行，同时向人群挥手致敬的人叫J. B.斯托纳（J. B. Stoner）。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一直是南方最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之一。1977年时，他因为在1958年炸毁位于伯明翰的贝瑟尔浸信会教堂（Bethel Baptist Church）而被起诉，这也让他成了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眼中的传奇。 [16] 根据法庭上的证词，斯托纳之所以以弗雷德·沙特尔斯沃思牧师（Reverend Fred Shuttlesworth）和他的贝瑟尔教堂成员为袭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在亚拉巴马州的民权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斯托纳指示他的手下在教堂外放了一个装着16根炸药的燃烧的油漆罐。在这个简易爆炸装置被引爆之前，一个过路人发现了它。沙特尔斯沃思牧师的警卫们迅速将炸弹转移到了街上。几秒钟之后炸弹就爆炸了，北伯明翰所有建筑的窗户都被震得咯咯作响，第28大道的地面还被炸出了一个火山口那么大的圆坑。

逃避起诉多年之后，斯托纳终于在1980年被定罪，他因下令放置爆炸装置而被判处十年监禁。1986年11月，就在福赛斯县举行白人势力集会仅仅两个月之前，斯托纳获得假释，提前出狱。曾经以不知悔改的种族恐怖主义者形象登上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斯托纳获释后不久，就带着某种持偏见者中的名人的派头来到贝瑟尔景观路，他身边挤满了迫切想要和他握手、得到他签名的福赛斯县年轻男子。在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来福赛斯县时，斯托纳回答：“为了帮上帝清除犹太人、半犹太人和黑鬼……让黑鬼进来，就等于让艾滋病和毒品进来。而我们不想要艾滋病和毒品。”在人群欢呼着表示赞同的时候，斯托纳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不想要黑鬼。” [17]

对于成百上千名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来说，斯托纳就是“永不停息”地反对种族融合精神的化身，尽管在1987年时，绝大多数种族分离主义者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场战斗。数以百万计在晚间新闻中看到斯托纳影像的人认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合潮流的人——一个依然活在20世纪50年代、满嘴仇恨言辞，会在教堂放置爆炸物的种族主义者。不过1987年1月17日那一天，在吉姆·华莱士（Jim Wallace）开的加油站的停车场里等待着与即将到来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示威者交战，以保卫只有白人的福赛斯县的这些人无疑都是斯托纳的同类，他们还像欢迎英雄一般欢迎了斯托纳。 [18]

1987年1月17日，第一次兄弟会游行当天，斯托纳在散发传单，传单上面写着“感谢上帝让他们患上艾滋病……种族隔离是必须的，因为艾滋病是一种种族疾病”

当斯托纳的出现带来的兴奋之情平静下去之后，人群就准备好展开真正的行动了。县治安官韦斯利·沃尔拉夫在附近的草场上用绳子隔出了一片区域，并要求防卫联盟的支持者们到指定的区域内活动。这些人不情愿地向草场中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挥舞着南方邦联旗帜和写着“维持福赛斯县全白！”标语的牌子。直到此时，沃尔拉夫治安官才注意到参与敌对游行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佐治亚州调查局（Georgia Bureau of Investigation，GBI）探员邦妮·派克（Bonnie Pike）后来承认说：“随着人群不断扩大……我们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人手。” [19]

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人群开始喧闹起来，沃尔拉夫治安官转头看到一辆大巴车正从400号公路上沿一个斜坡开上来，然后停在了贝瑟尔景观路的路肩上。车内的霍齐亚·威廉姆斯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站在下车台阶的最后一级上，听着他的现场指导员们最后一次对游行者宣讲注意事项。威廉姆斯最初是从马丁·路德·金那里学到这些规则的：比如找一个同伴，两人一组，列队前进，不大声叫喊；无论其他人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也无论他们说的或做的有多么粗俗、多么带有歧视性、多么含有威胁、多么充满暴力，游行者都要做到不还手、不还嘴。

这种不接触策略不仅深植于马丁·路德·金的基督教理念和他对于甘地的非暴力抗议的研究中，还是他从实际经验中总结而来的成果：严格的纪律准则和不动摇的非暴力方式有利于让新闻媒体和旁观者看清楚游行者是受害者，而非煽动者。特别是在塞尔马发生“血色星期天”屠杀之后，威廉姆斯更加清楚白人男子袭击和平抗议者的画面比所有演讲和布道加在一起更能启发人们觉醒。威廉姆斯的团队在车上指导着游行者们：如果有一个词是带着愤怒说的，那么这个词一定不能是抗议者说的；如果有人挥了一拳或扔了一块石头，这个人一定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

沃尔拉夫治安官指示大巴车司机把车开过敌对游行参与者所在的区域，到更远一点儿的地方再让乘客下车，以便尽可能隔开这两批人。当车门打开时，游行队伍的领导们先下到了柏油马路上，在一片灰蒙蒙的日光下踩上了佐治亚州著名的“白人县”的土地。当他们的眼睛适应了车外的光线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些聚集到附近的本地白人并不是看热闹的旁观者，而是某种更接近暴民团体性质的人群。当那些人看见霍齐亚·威廉姆斯之后，他们之中有数百人强行翻过带刺的铁丝网，朝游行者的方向跑过来。

1965年3月7日，霍齐亚·威廉姆斯（前排左侧）和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前排右侧）带领游行者穿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

人们普遍相信，而且很多报道也是这么说的，那就是和平游行者全都来自福赛斯县以外。《福赛斯县新闻》说：“福赛斯县的人……显然都没有加入（兄弟会）游行的队伍中。” [20] 然而尽管大部分活动家都是来自亚特兰大的，但例外也是存在的。比如我的母亲、父亲和我18岁的姐姐雷切尔（Rachel）就一直坐在我们的老旧别克车上，紧张地看着加油站方向由无数南方邦联旗帜组成的海洋，他们在贝瑟尔景观路已经等了半个上午了。

我父亲下了车，和游行领导者说明虽然他是白人、是南方人、是福赛斯县的居民，但是他来到这里是想要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想要和他们一起传达渴望改变的声音。虽然他们在车上等待的时候没有被敌对游行者发现，但是当我父母和姐姐站进游行者的队伍之后，白人人群中就开始有人指着他们大喊：“喜欢黑鬼的人！”听到这些喊声时，我母亲和姐姐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里，等待游行开始。站在距离我父亲只有几英尺远的一个男人朝他吐口水说：“和其他人一起滚回亚特兰大去，滚回黑鬼镇去吧，你们这些白黑鬼！”

1987年1月17日，霍齐亚·威廉姆斯（画面中央）在福赛斯县领导第一次兄弟会游行

随着第一次兄弟会游行终于在福赛斯县拉开帷幕，敌对游行者们不再假装听从治安官的安排。沃尔拉夫治安官向威廉姆斯承认，他被这里出现的大批人群搞了个措手不及，包括本地副治安官、州公路巡警和佐治亚州调查局的警官在内，他总共只有70人的警力，却要试图控制白人势力集会召集来的数千人。 [21] 鉴于人群的规模和狂热情绪，发生袭击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所有警力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游行者队伍上，所以几乎没剩几个人手去把敌对游行人群控制在道路边缘以外。最终，游行者才按照计划走出几百码，愤怒的白人就站满了道路两边，形成了一个游行者不得不冒着风险穿过的夹道。 [22] 沃尔拉夫治安官指示司机将他的大巴车开上来与霍齐亚·威廉姆斯并排，然后让车以步行的速度随着队伍继续向前，这样至少能够为队伍提供一点儿掩护。

游行者们确实是需要被保护的，因为虽然大多数站在道路两边的人只是在高喊“黑鬼滚回去！”或“维持福赛斯县全白！”的口号，但是其他一些人则开始向游行者投掷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比如木棍、土块、砖块、破碎的啤酒瓶和石块。当威廉姆斯被投掷物砸到一边脑袋之后，沃尔拉夫治安官将游行领导者们集中在一起，警告他们自己无法保证每个人的安全。不过威廉姆斯决心继续游行。当天晚上，人们在全世界的新闻频道上都看到了这段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景象：一个须发斑白的61岁老人，一边躲闪着朝他飞来的石块，一边不可置信地摇头，同时坚持继续向前。

霍齐亚·威廉姆斯，1926年出生于佐治亚州的阿塔普格斯（Attapulgus），从小在执行吉姆·克罗法的南方长大。他在13岁时还几乎遭遇了与欧内斯特·诺克斯和奥斯卡·丹尼尔一样的命运。当时，一群来自迪凯特县（Decatur County）的白人暴民冲到威廉姆斯家门口，指控他强奸了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根据威廉姆斯本人的叙述，他的祖父举着霰弹枪抵挡这些人，直到“一位友好的白人邻居前来调停，才避免了更暴力的场面发生”。 [2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姆斯在一个完全由黑人组成的陆军部队里服役，战争结束后，他还因为在一次纳粹轰炸中英勇负伤而被授予紫心勋章。1945年，从战场上回到家中养伤期间，穿着军装的威廉姆斯在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Americus）的一个汽车站差点儿被一群人殴打致死，原因是他竟然敢穿着军装，还试图在一个带有“仅限白人”标志的饮水龙头上喝水。用威廉姆斯的话说：“我曾亲眼看着自己最好的战友遭到折磨、被杀死、被炸成碎片。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战场的土地上洒着我的鲜血……所以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为什么上帝一次又一次把我送到死神门前却又总是将我拉回来……因为他还要让我在这场人权运动的战争中冲锋陷阵。” [24]

后来，威廉姆斯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中的领袖之一，还是马丁·路德·金的密友。马丁·路德·金喜欢称呼他为“我的狂人，我的卡斯特罗” [25] ，因为威廉姆斯敢于挑战法院的命令、藐视挥舞着警棍的警察，甚至是在最危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面前游行。詹姆斯·厄尔·雷（James Earl Ray）在1968年刺杀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威廉姆斯也在孟菲斯的洛林旅馆（Lorraine Motel）内。这场谋杀发生后，威廉姆斯发誓会将马丁·路德·金的事业延续下去。他比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其他人都更多地参加到了街头斗争中，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亲自领导游行和抗议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威廉姆斯成了亚特兰大政界一个声名显赫，但也充满争议的角色，尤其是在他因被指控酒后驾车和交通事故后逃逸而遭逮捕之后，很多白人都借此嘲笑他。 [26]

到1987年，也是马丁·路德·金去世近20年之后，威廉姆斯早已经过了自己最辉煌的年代，而且还成了佐治亚州广播节目中经常被拿来开种族玩笑的笑料。不过，当他在漫天的石块和酒瓶中行走在福赛斯县的时候，他仿佛也重新走上了他取得过人生最大胜利的那个舞台，重新扮演起了那个总是能够展示他老派勇气的角色，这正是他最伟大的力量源泉。贝瑟尔景观路上吼叫、威胁的暴民越多，威廉姆斯越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就如马丁·路德·金曾经教导他的那样，也如他们在伯明翰、萨凡纳、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塞尔马做过的那样，威廉姆斯用非暴力对抗暴力。在朝佐治亚州种族隔离的最后一个堡垒——福赛斯县法院前进的过程中，威廉姆斯一直紧握着扩音器，用他沙哑、颤抖的声音带领游行者一遍一遍喊出他们的口号：“我们终将胜利。”

在游行者的四周，本县警察和佐治亚州调查局警员正忙着实施逮捕。当对被戴上手铐的人进行搜身时，他们发现很多来参加白人势力集会的人都把装满子弹的枪插在牛仔裤上或藏在外套下面。在沃尔拉夫治安官告诉威廉姆斯他担心如果示威活动继续下去，可能会发生枪击之后，游行者才不情愿地同意回到大巴车上。车门打开，游行者们开始上车的同时，暴民们都发出了欢呼的嚎叫。

作为最后的反抗，游行者们乘车驶过了进入卡明的最后几英里，然后在镇外不远处的布莱克本的学校门前象征性地步行走过了终点线。即便如此，用记者埃利奥特·贾斯平的话说：“兄弟会游行如果想用这种象征性的举动证明自己战胜了种族主义，那么他们不可能说服任何人。” [27] 在乘车返回马丁·路德·金中心的归途中，所有参与活动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那群挥舞着南方邦联旗帜、朝他们扔石头的白人大军击败了，那些白人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祖先从1912年起就在捍卫的领地。要结束福赛斯县长达75年的种族隔离，仅靠一个下午是肯定不够的。

记者们收集了双方对当天事件的反应，并采访了来自冲突双方的人员，包括：沮丧的行动家们；狂喜的白人敌对游行参与者；还有宣称问题根源不是福赛斯县的驱逐历史和种族暴力，而是媒体对一个平静群体的不公报道的县领袖。

霍齐亚·威廉姆斯还是一如既往地直率，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从没见过这么深的仇恨，我参加民权运动已经30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在亚特兰大的后院就有一个南非……那里有10岁或12岁的青少年在用尽全力嘶吼着‘杀死黑鬼’。”在被问到是否计划重返这里进行第二次游行时，威廉姆斯回答：“我想我必须回去。” [28] 另一位民权斗争中的老兵R. B.科顿·雷德牧师（Reverend R. B. Cotton Raeder）的话呼应了威廉姆斯感受到的震惊，他说：“我曾无数次身处这样的环境，但没有一次比这里的更糟糕。” [29]

代表商会、卡明市和本地教会的发言人们全都迅速进入了损失控制模式。商会的罗杰·克罗承认这些暴力行为“令人难堪”，但是他将数百名袭击了游行者的本地人全部归为“外来者”，还说道：“绝大多数（福赛斯县）公民支持每个人的权利，他们都是敬畏上帝、辛勤工作，而且大都是遵纪守法的人。” [30] 第一浸信会教堂的B. V.富兰克林（B. V. Franklin）也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不认为我们看到的景象能够代表这里的居民。” [31] 即便是当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孩子们挥着拳头、齐声高喊“黑鬼滚回去！”的镜头时，县委员会委员詹姆斯·哈林顿还在向记者保证说“这里的人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憎恨任何人”。

92岁的老罗伊·奥特维尔是本县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的家长，他的话概括了绝大多数居民的心愿，那就是让那些要求终结福赛斯县种族隔离以及清算历史的人别再计较这些事了。奥特维尔说：“如果他们别来打扰我们，这些事情会慢慢平息下去，那时人们也许能更容易接受黑人。” [32] 奥特维尔亲眼见证了1912年的事件。那时17岁的他一辈子居住在这个没有显示出任何会发生变化的迹象的地方。然而，即便是在夜骑者第一次恐吓福赛斯县黑人居民的行动已经过去75年之后，奥特维尔依然死守着只有时间和耐心才能给这个县带来种族融合的观念。他相信游行只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刺激。

为了宣称福赛斯县的“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旁观者，像克罗和奥特维尔这样的领袖人物不得不假装听不见其他本地人在记者面前发表的声明。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参加白人势力集会时，34岁的福赛斯县男子威廉·格里芬（William Griffan）说：“我想他们应该找一个比卡明更合适的地方游行。我的祖父曾在1912年为将黑鬼赶出这里做了贡献。他们还吊死过一些黑鬼。” [33] 另一位一辈子都生活在福赛斯县的雷福德·格林德尔（Rayford Grindle）告诉记者：“这里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有黑人入住本县。”和他一起站在第二浸信会教堂门口接受采访的妻子贾尼丝（Janice）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补充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一直以来都是只有白人的。” [34]

另一位本地人罗恩·西曼（Ron Seaman）是骑着马来参加敌对游行的，他骑马狂奔时，身后还有一面敌对游行者的旗帜随风飘动，这让他在白人势力集会中成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形象。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敌对游行者时，西曼回答：“他们应该印一些……靶子，等黑鬼一下车就发给他们。” [35]

即便是那些留在家中、没有参加集会的福赛斯县居民也大多是支持福赛斯县防卫联盟的。凯莉·斯特里克兰（Kelly Strickland）居住在距暴力行为发生现场仅一英里处，她在游行结束几天后给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Governor Joe Frank Harris）写信说：

哈里斯州长，我对这些感到厌烦。我只希望所有这些快点儿结束，我（还）希望所有人都别来打扰我们……我绝对愿意邀请一个黑人来我家吃饭。我爱他们，也尊敬他们，我只是不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很抱歉，但这是我的权利。 [36]

一个名叫比尔·博尔顿（Bill Bolton）的福赛斯县男子在写给州长的信中不但不谴责人们对游行者施加的暴力，反而为白人要因此忍受的困扰抱不平：

我们福赛斯县居民一直被利用、被辱骂、被指责，然而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我们的民权谁来保障？……福赛斯县的人民不过是想开创一份事业、建立一个适合组建家庭的体面的地方……我们没有打扰外面的世界，所以外面的世界为什么非要来打扰我们？ [37]

其他一些人也写信向州长保证，引起“麻烦”的都是外来者，而不是福赛斯县的历史或福赛斯县多数居民对于黑人的态度——尽管新闻报道的内容与他们的说法恰恰相反。用卡明的一位哈茨菲尔德夫人（Mrs. Hartsfield）的话说：

绝大多数的被逮捕之人都不是本地人。据我所知，那天都没有人冒险进城去……福赛斯县可以说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友好、最安全的地方。路上的人都会互相招手问候……这个地方一直很低调，我们一直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可是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我们没伤害过任何人，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整个国家的人都把我们当成坏人。 [38]

福赛斯县的暴力过往被抹杀得太彻底了，以至于很多居民都真心相信哈茨菲尔德夫人告诉州长的话：没有哪个地方比福赛斯县更宁静祥和，也没有哪个地方比福赛斯县更不应该因袭击兄弟会游行者而遭到外界的愤怒谴责。对于一辈子生活在“种族纯洁”保护罩里的人来说，维持福赛斯县“全白”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1] “A Racial Attack That，Years Later，Is Still Being Fel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2011.

[2] “March，”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5，1987，10A.

[3]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Martin Luther King，Jr. Day）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以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生日。日期定为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在他生日1月15日前后。——译者注

[4] “Proposed ‘Walk for Brotherhood’ Is Cancelled，”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1，1987.

[5] “Couple Hopes to Revive March，”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4，1987.

[6] “Racist Threats Fail to Break Efforts for a Freedom March”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1987.

[7] “Proposed ‘Walk for Brotherhood’ Is Cancelled，”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1，1987.

[8] “Racist Threats Fail to Break Efforts for a Freedom March”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1987.

[9] “Racists Rout Brotherhood March，” Bangor News ，January 19，1987，11.

[10] “Let’s Get on to Better Things，”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

[11] “The Right to Demonstrate，”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6，1987.

[12] Plaintiff’s Exhibit 61，Hosea Williams v.Southern White 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District Court of the Northern Division of Georgia，March 24，1987.

[13] “Mob of 2，500 Racists Attacks 75 Marchers，”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

[14] “Klan Supporters Hold Own ‘March，’”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3

[15] “White Protestors Disrupt ‘Walk for Brotherhood’ in Georgia Tow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1987，24.

[16] Diane McWhorter，Carry Me Home：Birmingham，Alabama，The Climactic Battle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1），133-35.

[17] “Klan Supporters Hold Own ‘March，’”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

[18] “Klan Supporters Hold Own ‘March，’”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

[19] “Terror in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2B.

[20] “Walk，”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3A.

[21] Hosea William v. Southern White 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District Court of the Northern Division of Georgia，March 24，1987，Civil Action C87-565A.

[22] “Police Admit We Lost Control，”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2B.

[23] Peter Levy，ed.，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America （Santa Barbara：Greenwood/ABL-CLIO，2015），338.

[24] Christopher M. Richardson and Ralph E. Luker，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495.

[25] Taylor Branch，Pillar of Fire：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63-65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124.

[26] “Civil Rights Veteran Hosea Williams Faces Battle to Keep His Credibility，”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1991.

[27] Elliot Jaspin，Buried in the Bitter Wat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7），142.

[28] “Walk，”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3A.

[29] “White Protestors Disrupt ‘Walk for Brotherhood’ in Georgia Tow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1987，24.

[30] “Second ‘Freedom March’ Set for Saturday，”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21，2012.

[31] “County Leaders Denounce Violence，” Forsyth County News ，January 18，1987，2A.

[32] “Georgia County Haunted by 1912 Incident，” Gainesville Sun ，January 23，1987.

[33] “Police Admit：‘We Lost Control，’”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2B.

[34] “Rights Groups May Pursue Effort in White Count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1987，A15.

[35] “Police Admit：‘We Lost Control，’”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2B.

[36] 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的通信记录，Forsyth County Folder，March 5，1987. 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37] 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的通信记录，Forsyth County Folder，January 28，1987.

[38] 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的通信记录，Forsyth County Folder，January 29，1987.

18.沉默即认可

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被第一次兄弟会游行时的景象震惊了：年轻的白人女子对着和平的抗议者大喊“黑鬼！”；儿童被举在父母的肩膀上和他们一起高呼“白人势力！”；像霍齐亚·威廉姆斯这样的民权运动领袖在躲避向他扔来的石块和玻璃瓶。没过几天，随着游行组织者的重新集结，关于举行第二次示威活动的消息也传了出来。迪安·卡特告诉《盖恩斯维尔时报》，第二次游行将一路走到县法院，而且县治安官韦斯利·沃尔拉夫也承诺他们会做好准备，“哪怕需要调用300名州警察和所有佐治亚州调查局探员也在所不惜” [1] 。当天气预报员祈祷游行当天下大雪的时候，霍齐亚·威廉姆斯告诉记者：“无论当天天气冷得像冰，还是热得像地狱，我们都会（再次）到福赛斯县游行。” [2]

1987年1月24日早上，我是被直升机从我家房子上方飞过的隆隆声吵醒的。直到我们被拦在一个在卡明外设立的军事检查点，等待炸弹探测犬探测了我们的车之后方可通过时，我才意识到第二次游行将与第一次完全不同。1月17日那天，福赛斯县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也许占据了新闻头条，不过一周之后的此时，无论整个福赛斯县如何挣扎，都不能避免被连拖带拽地拉入20世纪的现实。这一次，1500名敌对游行参与者都被350名州警察、185名佐治亚州调查局探员及2000名佐治亚州国民警卫队士兵，控制在指定区域之内了。 [3]

第二次兄弟会游行是这个福赛斯县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分，因为全国乃至国际新闻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200辆包车沿400号公路行驶，将2万多名和平游行者送到佐治亚州最臭名昭著的“白人县”的镜头被播放给了全世界。参加游行的人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著名民权运动老兵约翰·刘易斯、安德鲁·扬（Andrew Young）、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和科雷塔·斯科特·金。科雷塔称这次抗议是“一次家人、运动参加者和所有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的大聚会” [4] 。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和威奇·福勒（Wyche Fowler）、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美国总统候选人加里·哈特等数十位名人和媒体人也都出现在了队伍的前方。

就连曾经在奥斯卡维尔遭到枪击的消防员米格尔·马塞利也从亚特兰大赶来，这是自1980年他差点儿被梅尔文·克罗和鲍勃·戴维斯杀死之后第一次重返福赛斯县。他告诉一位记者：“七年前，我差点儿毫无理由地死掉，而且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不过现在我要为马丁·路德·金的自由和梦想而游行。” [5] 马塞利的回归是当天具有代表性的事例，这一天既是美国民权运动者的重聚，也是福赛斯县对自己长久以来的不包容的历史的持续否认。如约瑟夫·洛厄里牧师站在法院前的台阶上对本地人讲话时说的那样：“我们来福赛斯县不是为了让你们感到恐惧，我们来……是为了激励你们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6]

直到接近黄昏时分，卡明广场上的讲话才终于结束。我和父母，还有姐姐一起走向我们的车。我们看着那几十辆大巴载着疲倦的和平游行者从福赛斯县的县级公路上驶出，驶上返回亚特兰大的坡道。在我们周围，国民警卫队士兵都朝公路商业区前面的一片停车场走去，那里是他们的行动指挥基地，他们在那里登上运兵车，然后那些笨重的绿色卡车就排成长队开走了。最后，卫星新闻车也开走了，大批的记者摘下衣领上的话筒，合上笔记本，收起摄像机，纷纷驾车离开了。

1987年1月24日，进行第二次兄弟会游行的巴士抵达

这是我们在一周之内第二次被单独留在福赛斯县。我们开车回到在布朗桥路上的房子，这段路程不远，我们到家时天才刚黑。这栋坐落在拉尼尔湖边的房子就在奥斯卡维尔以西几英里外，这里的样子一直没有变：房子周围有松树林、绿草地，还有很多出身于福赛斯县最古老家族的邻居，比如马什伯恩家和凯恩家、卡斯尔伯里家和斯特里克兰家、惠特洛家（Whitlows）、本森家（Bensons）和克罗家。我们知道这些家庭起码是为游行引发的关注和不便感到厌烦的，甚至可能一想到数千名黑人和像我们家这样的白人支持者聚集在卡明广场上就会怒火中烧。即便如此，我的父母还是感到欣喜若狂，就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抗议游行时感受到的一样。他们确信我们做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通过公开抗议福赛斯县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正在改变人们的感受和想法，这将引领落后的福赛斯县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未来。

不过虽然我当时只有16岁，但我也有我的疑问。根植于福赛斯县如此之深的恐惧文化真的能够被一次和平游行改变吗？哪怕这是一次有2万人参加并被播放给全世界观看的游行。在75年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一个下午输入的种族和谐之后，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就此宣布福赛斯县已经从长久的“种族纯洁”的噩梦中觉醒了？我们真的能够像白人观察者们自1912年以来一直自说自话的那样相信“卡明很平静……不会再有麻烦了”吗？

兄弟会游行者走向福赛斯县法院

1987年1月24日，国民警卫队士兵和敌对游行者

第二次兄弟会游行当天晚些时候，福赛斯县商会会长罗杰·克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耸耸肩膀，说道：“当这些人完成他们的哗众取宠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7] 另一位福赛斯县居民给《盖恩斯维尔时报》写信，认可一旦游行者回家，福赛斯县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这位写信者说道：“白人不想让黑人（来这里），我们需要终结这件事，然后把它忘掉，过去75年里我们一直能够不想这些……抛开这个话题，因为如果你不抛开的话，一定会有麻烦出现。” [8] 在《盖恩斯维尔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一个名叫史蒂夫·惠特迈尔（Steve Whitmire）的人总结了大部分本地人的感受。惠特迈尔相信，兄弟会游行是某种“反福赛斯县运动”的一部分。尽管长达数小时的新闻影像记录了完全相反的内容，但他依然向读者保证：“我从没看到过任何福赛斯县人侵扰任何人。”惠特迈尔在文章结尾还回应了霍齐亚·威廉姆斯提出的福赛斯县白人应正式为1912年大驱逐致歉的要求，他说：“霍齐亚，你以为这是在让你搭顺风车吗？这个世界不欠你什么，福赛斯县更不欠你什么。” [9]

1987年2月初，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刚刚成为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不满六个月，她来到卡明广场录制一期《奥普拉·温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 ）时，前面提到的这类蔑视性的言论正充斥在整个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奥普拉说节目的目标“只是要问问为什么福赛斯县在过去75年里不允许黑人在这里居住”。为了得到诚恳的回答，奥普拉和她的制作人决定只允许福赛斯县居民参加节目录制，这意味着除了奥普拉和她的工作人员之外，这场被拍摄下来的非正式公开集会就是一场“全白”的活动。 [10]

在一个坐满本地人的餐馆中，奥普拉把麦克风传给一个又一个白人受访者，问他们为什么仍然支持一个持续了75年的种族禁令。很多现场参与者说他们为最近发生的暴力行为感到遗憾，但即便是面对奥普拉，绝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他们宁愿“维持福赛斯全白”。

奥普拉向一位中年妇女提问时说：“你不认为其他种族的人有权利住在这里吗？”这位妇女的回答是：“他们有权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白人社区，我们也应当有权这样选择。”

奥普拉的目光从一位观众转到另一位观众，然后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害怕黑人会做什么？”一位身材高大、留着络腮胡的二十几岁男子站起来说，比所有事更让他害怕的就是“他们来到福赛斯县”。他说“我以前住在亚特兰大”，但现在“那里变成了鼠害肆虐的贫民窟！”当坐在他周围的人鼓掌、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候，他补充说：“他们不在乎，他们根本不在乎！”

在被问及他说的“他们”是否指“全部黑种人”时，这个人回答说不是，“只是黑鬼”。奥普拉挑了挑眉毛，然后问道：“你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这名男子主动要求帮助她理解其中的区别。

“黑人是黑人，黑鬼是黑鬼。”他说道，“黑人？他们不会想要来这里，他们不会想要引起任何麻烦，这种人是黑人。黑鬼则总是想来这里找麻烦。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当在场的许多人都为那名男子鼓掌时，奥普拉垂下了拿着话筒的手，只是盯着摄像机的镜头。

节目录制结束后，奥普拉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群体中的很多白人（不仅惧怕黑人）甚至会惧怕其他白人。”她还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在福赛斯县感到非常不舒服”。她的团队在天黑之前打包离开是有原因的，当被问及她第二天有什么安排时，奥普拉回答说：“我要走了。” [11]

第二次兄弟会游行不到一周后，深受鼓舞的霍齐亚·威廉姆斯组建了一个“终结福赛斯县恐惧和恐吓联合会”（Coalition to End Fear and Intimidation in Forsyth County）。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他本人，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本杰明·胡克斯，马丁·路德·金中心的科雷塔·斯科特·金，亚特兰大的犹太教圣殿的阿尔文·休格曼拉比（Rabbi Alvin Sugarman of the Temple），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约瑟夫·洛厄里。此时的兄弟会游行已经获得了整个国家的关注。霍齐亚的联合会认为，将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转化为实质性胜利的方法是与福赛斯县官员进行谈判。

1987年1月30日，威廉姆斯给罗杰·克罗和其他市政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列出了联合会的要求，并发誓如果得不到回复，他们将组织第三次兄弟会游行。威廉姆斯这样写道：

我们认同福赛斯县的大多数公民是忠诚、爱国的美国公民。但是也有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仍然抱有一种暴力的三K党的思维，这些迷失方向、丧失美国精神的男男女女必须受到救赎。是的，我们知道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但是如果像你们和其他有责任心的福赛斯县领袖这样的好人能够坐在“兄弟友爱的桌子前”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在上帝的眼中一切都是可能的。 [12]

在这样一个安抚、温和的开头之后，威廉姆斯话锋一转，列出了县领袖要避免前一周的游行再度发生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威廉姆斯提出，第一，最重要的是“那些有土地（被）非法占有的人应获得完全的赔偿”；第二，要调查在平等受雇机会方面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第三，调查违反《1968年公平住房法案》（1968 Fair Housing Act）的情况；第四，“本地执法机构必须雇用相当数量的黑人”；最后，威廉姆斯还要求“在福赛斯县和（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之间……进行教师、学生、牧师和执法机构警官的教育交流”。 [13]

威廉姆斯用这个清单表明，联合会不会被模糊的承诺和带着笑脸的保证糊弄过去，相反，他们要求具体、切实的行动。在29年之后的今天看来，霍齐亚的信就是一幅直击根深蒂固的偏见，挑战顽强地存在于众多美国人群体之中的机构性种族歧视的蓝图。而这些顽疾即便是在21世纪的美国也依然随处可见，比如弗格森（Ferguson）、查尔斯顿（Charleston）、巴尔的摩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联合会不需要甜言蜜语，他们要求的是财务上的赔偿，是联邦法律得以贯彻，是招收并留用黑人警官的积极行动，是通过教育打破种族壁垒的全面计划。最本质的问题是，他们相信1987年的福赛斯县“种族问题”能够通过1912年时就在霍尔县实行成功的同一种方式解决：依法制裁针对黑人受害者的犯罪者，不再让福赛斯县白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美国宪法和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的约束。

联合会的要求清单是一个大胆的开场，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是对他们所有目标的否决。卡明的领袖们同意组建“卡明/福赛斯县双种族委员会”（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但既不认可该组织的人员构成，也不认可其宗旨和任务。霍齐亚提出他的联合会应当占据该委员会的一半席位，另一半委员人选则从福赛斯县的各个组织中选出。但卡明的白人领袖们却说占据双种族委员会一半席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应当由不特定的“黑人群体中的领袖”担任，而且委员会应当以广义的种族关系问题和“回应最近几周出现的问题”为工作内容。 [14]

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为争取平等对待而进行的斗争后，在度过了一直被告知南方白人需要耐心和时间做出改变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后，霍齐亚一眼就看出了这些计划中隐含的骗局。他对此做出的回复是毫不含糊的：

先生们，你们的做法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请你们明白，（为了）将福赛斯县改造成为一个公平、民主的社会……我们不会接受你们在本州寻找一些受白人利益控制的黑人“山姆叔叔”。

霍齐亚还明确表示，整个双种族委员会要讨论的不是广义的美国种族问题，而是联合会详细地分条列出的那些不公：

双种族委员会的首要责任是解决我们在之前的沟通中提出的要求。如果你们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福赛斯县再次举行我们曾经在伯明翰、塞尔马、萨凡纳……及其他种族歧视的堡垒进行过的同样坚决抵制的运动。 [15]

在兄弟会游行喊出了迎接新黎明的豪言壮语之后，2月初的局势其实是这样的：尽管联合会中包括马丁·路德·金的遗孀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亚特兰大的领袖拉比及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这样的人物，一群本地白人领袖仍不愿意接受威廉姆斯的团队为与他们平等的伙伴。福赛斯县的白人也不愿意调查违反联邦就业和住房法律的情况，更不愿意认真考虑赔偿1912年大驱逐受害人的事。

新闻媒体的摄像机拍下贝瑟尔景观路上暴民采取暴力活动的影像仅一周之后，福赛斯县法院的会议室里也充斥着关于种族主义的争吵，因为本地的律师和商人们拒绝接受福赛斯县亏欠霍齐亚·威廉姆斯及其代表的黑人群体的说法。

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最终通过选定双种族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方式解决了这个争议。他任命了卡明白人支持的六名委员，又任命了霍齐亚的联合会认为满意的六名委员。威廉姆斯本人没有获得任命，但是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奥米拉米（Elisabeth Omilami）是委员之一。这个卡明/福赛斯县双种族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举行了多次会议，州长给委员会安排的任务是改进福赛斯县的种族关系。

双种族委员会于1987年12月22日提交给哈里斯州长的官方报告最醒目的特点是，它并非一份调查结果，而是两份：一份意见书是由本地的白人成员撰写的，另一份则是由大部分在亚特兰大居住的联合会的黑人成员撰写的。换句话说，即便已经在一起工作近一年之久，两个种族依然像福赛斯县一直以来的状态一样隔离着，而且他们对于委员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对1912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的看法也是截然相反的。

双种族委员会中的不少白人委员都在福赛斯县拥有大片的地产，他们毫不令人意外地拒绝了将土地归还受害者并做出经济赔偿的想法。他们对于这个要求在本地群体中引发的恐慌大书特书。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卡明律师菲尔·贝蒂斯（Phil Bettis）激烈地否认了土地最初是被偷来的说法，还说 1912年的黑人集体出走只在“一定程度上”与白人的暴力活动有关。

双种族委员会中的福赛斯县成员在他们的意见书中承认“种族事件……据说导致了大量黑人离开福赛斯县境内”，但他们宣称“经济因素在黑人出走的问题上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声称“象鼻虫的出现、经济萧条的初期迹象和亚特兰大黑人人口情况的变化……肯定都在黑人出走的问题上发挥了同等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福赛斯县的1098名黑人难民中的绝大部分是“自愿迁移”的。 [16] 很难说福赛斯县意见书的作者是否知道象鼻虫最早是1915年才出现在佐治亚州的， [17] 但他们肯定知道——因为这里的白人已经吹嘘了好几代——福赛斯县的黑人大规模出走与暴民的暴力活动不是碰巧同时出现，而是后者直接导致了前者的发生。

尽管像菲尔·贝蒂斯和罗杰·克罗这样的人在1987年时还在坚持抵赖，但当记者埃利奥特·贾斯平在2007年前往调查时，他依然发现了大量能够证明黑人土地所有者遭到了掠夺的证据——所谓“被遗弃”的土地慢慢地、悄悄地被算进了曾经的白人邻居的财产范围。 [18] 讽刺的是，这些证明了盗窃行为的书面文件就被储存在县法院的地下室里，双种族委员会还在这一层上面的会议室里开过会。即便如此，福赛斯县白人写出的意见书的结论依然是“非法占有土地的罪名……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指控” [19] 。

时至今日，那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都不再是鸡舍、奶牛草场或猪圈，而是成了郊区住房开发用地，那里建造了很多价值上百万美元的房屋。曾经在县法院挤挤眼、点点头就被白人据为己有的土地如今成了亚特兰大大都市范围内最有价值的房地产之一，福赛斯县也已经跻身美国最富有的前25名县市之列。 [20]

在拒绝了霍齐亚·威廉姆斯号召改变的要求之后，白人领袖们反而在提交给州长的意见书中谴责了被驱逐家庭的后裔。报告责怪他们“抓住引发不和、人为创造的争议不放”，用“永不停息的指责”骚扰本地白人，报告说就是他们的行为“助长了深刻的、还可能是不受控制的怨恨”。 [21]

扭转局势、倒打一耙的卡明白人领袖们将“引发不和”的原因归咎于非洲裔美国人抗议者，还号召黑人“放弃对抗和恐吓的策略”。在报告的结尾处，他们宣称“福赛斯县是大都市亚特兰大的一个兴旺、现代的郊区县，与1912年时的福赛斯县……已经完全不同。福赛斯县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福赛斯县也不会给别人施舍，这里只欢迎公平和努力……已经有150年历史的福赛斯县就是凭借这两种特质建立起来的”。 [22]

贝蒂斯和其他白人委员仍然认为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这说明，“全白”的福赛斯县对事实的否认不是种族主义导致的结果，反而恰恰是引发种族主义的首要原因。通过将过去的罪恶记忆从脑海中抹去，一代又一代在其他方面正直、守法的白人公民就能够继续让自己相信，每次出现新的暴力都是一次特殊的事件，他们不应为此负任何实际责任。

双种族委员会中的非洲裔美国人成员意识到了这种否认和抵赖在延续福赛斯县的偏见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在提交给哈里斯州长的报告中也是这么论述的。委员会成员费尔克·沃德（Felker Ward）写道：

在福赛斯县，似乎有一种盛行的哲学，如果对仇恨煽动者和有暴力倾向者做出的……不受欢迎的举动……视而不见，那么这些不好的事就会自己消失。然而事实是……第一次游行后被逮捕的八个人当中，有七名是福赛斯县居民。（这种）否认和不作为使得充满仇恨的哲学和行动不断增多并广泛蔓延。沉默都被理解为了认可。 [23]

为了与卡明领袖们这种传统悠久的，而且确实已经被一代代暴力的白人“理解为认可”的保持沉默做斗争，委员会中的黑人成员建议州长帮助福赛斯县实施“能够明确推行一种民主气氛的机构性变革”。

黑人委员的意见书号召创建永久性的种族关系委员会，让它与“执法部门（及）民间的、宗教的、社区的机构紧密合作，以消除仇恨群体和那些利用种族问题引发暴力的人的影响力和存在感”。意见书还提及，这样一个委员会“应当拥有调查投诉、举行听证、收集信息……提供争议协商和监督本县人际关系发展状况的权力”。 [24]

换句话说，非洲裔美国人群体的代表们号召在卡明建立永久性的监督机构，并依法授予该机构调查种族问题引发的犯罪的权力；当暴力事件真的发生时，这个机构有权指认行为人，以及确保所有人依法获得同等的保护，即便是在佐治亚州这个臭名昭著的“白人县”境内也不例外。

双种族委员会的报告是在1987年12月22日被提交给乔·弗兰克·哈里斯州长的。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提议在当时听来一定是让他觉得过于激进了。他当然不会依据这个建议做出行动。然而实际上，这个想法在比人们以为的早得多的时候就存在了。如果哈里斯利用州长办公室的权力让它成为现实的话，福赛斯县就会彻底恢复到它在120年前的1867年时最后出现过的样子。就是在那一年，威廉·J.布赖恩少校把联邦自由民局的登记簿打包装箱，锁上了他在卡明广场的办公室大门，将福赛斯县留给了本地治安官管理。

现在去卡明的话，你会发现时间给这里带来了许多霍齐亚·威廉姆斯的联合会在1987年时费尽心力斗争而不得的变化。那时，双种族委员会提交的由黑人和白人分别撰写的两份对立的报告，并没有被州长视为福赛斯县正在上演的种族隔离的解决方案，反而被当作了证明这个问题有多么棘手的证据。结果，在威廉姆斯最初提到的任何要求都没有获得解决之前，在县领袖没有认真讨论过任何赔偿方案之前，在很多人认为对于福赛斯县未来的种族融合至关重要的种族关系委员会也没有建立之前，哈里斯州长就解散了双种族委员会。

哈里斯这个支持经贸、支持发展的民主党人在对记者讲话时，反而呼应了福赛斯县白人领袖们的观点：“美国各处……都有福赛斯县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只有佐治亚州才有的问题。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些问题。”在被问及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福赛斯县的暴力和恐吓时，哈里斯对法律救济一带而过，反而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人们的态度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我想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发展和趋势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25]

1988年1月，兄弟会游行一周年纪念时，霍齐亚和白人敌对游行者都再次进行了活动，不过这一次双方的人数都变少了。为避免引发负面关注，绝大多数福赛斯县人都选择留在家中。在被问及游行是否给福赛斯县带来任何变化时，一位名叫汤姆·普鲁伊特（Tom Pruitt）的本地居民摇摇头说：“他们游行不会让我觉得困扰，但会引发（某些人的）敌对情绪……你不能逼别人逼得太紧，他们会发狂……就像响尾蛇那样。” [26]

1988年，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以阴谋剥夺兄弟会游行者民权的罪名成功起诉了三K党组织者。我母亲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就她在1987年1月17日的亲身体验提供证言。这场集体民事诉讼的结果是判决三K党领袖赔偿近100万美元，这几乎让隐形帝国（Invisible Empire）和南方白骑士（Southern White Knights）破产。 [27]

认为这样的胜利能够让福赛斯县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想法虽然是好的，但现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依然没有多少有色人种敢于或愿意搬到福赛斯县去，尤其是在全国的电视屏幕上都播放着成群的白人在卡明广场上大喊“黑人滚回去！”的镜头的情况下。游行结束几年后，绝大多数佐治亚州黑人依然将福赛斯县视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前往的地方。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地区主管纳尔逊·里弗斯（Nelson Rivers）的话说：“对于这附近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来说，福赛斯县具有一种负面的含义……就像孟菲斯永远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地方，卡明则永远是兄弟会游行的地方。” [28]

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福赛斯县的总人口在44000人以上，其中共有14名非洲裔美国人。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黑人是居住在福赛斯县边界以内的，但认为他们是福赛斯县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或者说他们走在卡明的街道上会觉得像在家中一样自在肯定是错的。相反，这些最早的跨越古老种族界限的人，似乎只是几个居住在诸如阿尔法勒特、约翰溪（Johns Creek）和萨旺尼（Suwanee）这样的亚特兰大北部郊区的黑人，他们的房子只是刚好跨过了福赛斯县的南部边界。这些人有可能是数以十万计刚刚来到佐治亚州的移民中的一员，他们对于县边界的确切位置和搬到福赛斯县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危险都不清楚。

不论原因为何，反正这些黑人家庭迈出了尝试踏入这个古老的“仅限白人”区域的第一步。这也是在世之人记忆中第一次出现非洲裔美国人的到来似乎被默默接受的情况。到1997年时，福赛斯县的总人口是75739人，其中黑人居民的数量增加到了39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的比例确保了福赛斯县仍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前600个县市中白人比例最高的……这个数字达到了99.3%”。 [29] 又过了三年，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口普查登记员登记的选择在福赛斯县生活的佐治亚州黑人有684人，但是对于总人口已经接近10万的福赛斯县来说，黑人的比例依然只有0.7%。不过，到2010年，居住在此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上升到了4510，占全县居民总数的比例也上升到了2.6%。 [30]

这些数字说明，在兄弟会游行之后的20多年里，时间、财富和经济增长已经缓慢，但稳步地将福赛斯县改造成一个能够包容少量黑人居民，不再通过暴力措施执行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种族禁令的地方。随着成千上万在亚特兰大工作的人和新企业的雇员搬进福赛斯县居住，这里的人口也从1987年的38000人增长到2015年的20多万人。原本那些福赛斯县的守卫者和传统的“种族纯洁”的拥护者在人数上已经被与本县历史无关或对它的种族主义过往只有最模糊印象的人超越。在21世纪最初几年，福赛斯县是整个国家中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县之一。到亚特兰大郊区的扩张大潮最终冲破界线，席卷卡明之后，这个地方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佐治亚大学社会学家道格·贝克特尔（Doug Bachtel）的说法，古老的种族禁令最终“自然死亡” [31] 了。

2007年，第一次兄弟会游行20周年纪念日这天，《盖恩斯维尔时报》注意到，1987年时曾有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民权游行者的那个交叉路口周围，如今有了“几家银行（和）小饭馆、一个超市，以及真正的郊区生活的标志——一家星巴克咖啡店” [32] 。曾经是松树林和绿草地的地方如今都变成了大片的房地产地块，还有人给它们取了诸如“肖尼种植园”“查特胡奇橡树林”“贝瑟尔景观草地”之类的名字。

居住在这些规划整齐并安装了大门的小区中的绝大多数住户还是白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为在本县设立了总部的跨国公司工作的，比如西门子公司（Siemens）、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和拉法基集团（Lafarge）等。不过，在1987年时几乎没有非白人居民登记在册的福赛斯县如今已经拥有10%的拉丁裔居民和8%的亚裔居民。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仍然只占人口总数的3%，但是这个比例每年都在上升，而这个县的偏见的旧名声则随着亚特兰大郊区的繁荣一点点儿淡去。亚特兰大的中产阶级黑人们也被那些吸引了大批白人移民的特点吸引到这里，比如距离亚特兰大北部很近，住宅存量充足，又有本州最好的公立学校体系之一等。如一位名叫阿兰达·沃勒（Alanda Waller）的福赛斯县新非洲裔美国人居民告诉一位记者的那样：“我是家长教师联合会的财务主管……你从这一点肯定能看出来，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33]

[1] “Carter Vows Return to Forsyth，”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9，1987.

[2] “Williams：March Birth of a New Struggle，” Gainesville Times，January 23，1987，9A.

[3] John McKay，It Happened in Atlanta （Globe Pequot，2011），151.

[4] “Forsyth at a Glance，”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22，1987，7A.

[5] “Black Man Shot in Forsyth Plans to Return，” Associated Press，January 24，1987.

[6] Tyler Bridges，The Rise of David Duke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128.

[7] “Calm and Quiet Returns to Cumming，” Gainesville Times ，February 1，1987，11A.

[8] “Leave Forsyth Like It Is Now，”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8，1987，4A.

[9] “Forsyth Has Too Much Class，” Gainesville Times ，February 1，1987，2F.

[10] 霍齐亚·威廉姆斯和其他游行领导者为该节目拒绝黑人观众入场而聚集在场外，结果被福赛斯县治安官韦斯利·沃尔拉夫以“非法集会”为名逮捕。奥普拉告诉记者她为有人被逮捕感到“非常非常抱歉”，还说“我对霍齐亚·威廉姆斯充满尊敬”。“Talk Show Pickets Busted in Georgia，” Hour （Norwalk，CT），January 10，1987，2.

[11] “Talk Show Pickets Busted in Georgia，” Hour （Norwalk，CT），February 10，1987，2.

[12] 1987年1月30日，霍齐亚·威廉姆斯写给罗杰·克罗的书信。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Cumming，GA.

[13] 1987年1月30日，霍齐亚·威廉姆斯写给罗杰·克罗的书信。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Cumming，GA.

[14] 1987年2月2日，卡明市长H. Ford Gravitt等写给霍齐亚·威廉姆斯的书信。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Cumming，GA.

[15] 1987年2月4日，霍齐亚·威廉姆斯写给罗杰·克罗的书信。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Cumming，GA.

[16]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2.5-2.6. 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

[17] P. B. Haney，W. J. Lewis，and W. R. Lambert，“Cotton Production and the Boll Weevil in Georgia：History，Cost of Control，and Benefits of Eradication，” Georg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s Research Bulletin ，March 2009，2.

[18] Elliot Jaspin，Buried in the Bitter Wat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7），135-36.

[19]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2.8.

[20]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data/summary-file.html，accessed August 5，2015.

[21]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2.9；2.23；2.1.

[22]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2.23.

[23]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3.17.

[24] Report of the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 ，December 22，1987，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3.21.

[25] “Georgia，It’s a Diverse State，” USA Today ，August 31，1987，11A.

[26] “Anniversary March Peaceful in Forsyth，” Item （Sumter，SC），January 17，1988，6A.

[27] McKinney v. Southern White Knights，et al.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Civil Action Number 1：87-cv-565-CAM，October 25，1988.

[28] “Many See Their Future in County with a Past，” New York Times ，April 8，1999，A18.

[29] “Many See Their Future in County with a Past，” New York Times ，April 8，1999，A18.

[30] U.S. Census Bureau. Population data for Forsyth County，Georgia. Prepared by Social Explorer （accessed February 20，2014）.

[31] “Forsyth County Overcomes Racist Reputation with Population Boom，” Savannah Morning News ，March 14，1999，11A.

[32] “Painful Past，Prosperous Future，” Gainesville Times ，January 17，2007.

[33] “Georgia County Draws Minorities，” Bloomberg Business，March 18，2011.

尾声 一群野狗

如果你现在开车到卡明转转，你会看到白人中间也有不少黑色和棕色肤色的人——他们就在福赛斯县的商店里工作或购物，在镇广场的街道上散步，或送自己的孩子到本地学校上学。不过，你在这里无法找到1912年的一丝痕迹，也不会看到任何对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定义了这个县的种族清洗的承认。相反，如今这里展现的看不出时间、辨不出地域的标准美国郊区风貌，已经彻底地遮盖了它的过去，以至于在县里做收银员的黑人年轻男女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就在短短几十年以前，福赛斯县还是一个“仅限白人”的县，他们自然也意识不到，被这些小区、商场和大型购物中心占用的地皮，曾经属于诚实、勤劳的黑人农民。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这里没有被私刑处死的罗布·爱德华兹的纪念碑。这里也没有像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利瓦伊·格林利和伯德·奥利弗这样的黑人领袖的照片，而南方邦联人物的肖像却摆满了县历史学会纪念馆。这里更没有任何标识能让现在的新黑人居民知道，他们绝不是第一批居住在福赛斯县的非洲裔美国人。

相反，你朝广场上望去就能看到一座宏伟的青铜雕塑。那是南方邦联国会议员、美国众议院议员，自诩为“白人统治黑人”秩序的守卫者的海勒姆·帕克斯·贝尔。贝尔是著名的本地人之子，他在华盛顿时最出名的事件出现在1874年11月，彼时夏威夷的卡拉卡瓦国王（King David Kalākaua of Hawaii）作为一国元首来美国访问。卡拉卡瓦国王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有人听到这位佐治亚州的议员跟一位同事开玩笑说在南方还施行奴隶制的时候，这位国王“肯定能卖1500美元”。贝尔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他的南方民主党党团会议（caucus of southern Democrats）成功地推翻了非洲裔美国人在国会重建期取得的一切成果。被称为“上校”的贝尔直到人生晚期还在为帮助镇压了被他蔑称为“想要让非洲人和白人平起平坐的社会革命的企图” [1] 而感到骄傲。

从贝尔的雕像走到主街道和特里布尔·加普路（Tribble Gap Road）的拐角处，你能发现福赛斯县新收获的财富的迹象比比皆是：高耸的新法院，有玻璃幕墙的新县监狱，还有各大主要银行的营业网点，等等。不过这里没有任何提示能告诉你，在1912年9月10日的下午，罗布·爱德华兹是在哪里被吊在电话杆上的。你也看不到一张旧街道上站满了政府军队士兵的老照片，那些士兵都是被派来镇压福赛斯县的暴民，平息这里反复出现的“暴动状态”的。

向西朝凯莉·米尔路走去，你会看到一座美丽的大宅，这是修复后的安塞尔·斯特里克兰医生故居，如今它是卡明—福赛斯县商会（Cumming-Forsyth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的办公场所。走进这栋房子，你会受到兰德尔·图森特（Randall Touissant）的热情接待，他是经济发展部的副主任。福赛斯县拥有支持商贸的良好环境的福音就是由这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传达至世界各地的。从斯特里克兰故居再向南走，经过索舍尔瑟克尔（Social Circle）的公共住房项目，再沿一片长满青草的山脊向下，你就能到达一块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不过已经修好的水泥人行道和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斜坡都说明这里即将有新的建筑工程拔地而起。朝三面环绕的青翠山坡上望去，你也许就能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了：木匠曾经在这个“天然的露天剧场”中央搭建莫里斯法官要求的栅栏，不过这些著名的栅栏很快就被烧毁了。1912年10月25日上午，5000名带着毯子和孩子的围观者就是在这些山坡上庆祝两名黑人青少年被处以绞刑的。从布朗桥路开车朝奥斯卡维尔的普莱森特格罗夫教堂驶去，你能看到全县唯一与1912年事件相关的纪念物：巴德和阿齐·克罗的长女梅的墓碑。

如果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么在大驱逐之后的100年里，获得胜利的福赛斯县白人已经成功地将种族清洗的历史彻底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了。任何了解1912年发生的那些罪行的人都希望看到反思、道歉甚至是真相和和解的表现，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是震耳欲聋的沉默。如今，福赛斯县人融入了亚特兰大的勇敢的新世界，并获得了他们那些耕地、杀猪、赶骡子的祖先想都想不到的财富，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福赛斯县人显然想要忘掉关于谋杀、私刑、窃取和恐怖活动的故事，让这些内容只留存在尘封的本州档案中，或安全地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只有数量很少且还在日益减少的一些曾经听前辈亲口讲述过这些故事的人，才知道那些地点的重要意义。

或者，你可以向南前往亚特兰大，到马丁·路德·金的出生地奥伯恩大街（Auburn Avenue），等待有人给你开门后进入马丁·路德·金中心档案馆。你可以填写一个要求查看“福赛斯县的盒子”的表格。你会在这个盒子里发现一摞布满灰尘的老式磁带，每个磁带盒上都贴着白色标签，标签上面用铅笔写着：“卡尔·迪克森”（Carl Dickerson）、“约翰·伯德·特里”（John Byrd Terry）、“安妮·李·布莱克”（Annie Lee Blake）。

如果你想听这些磁带，馆员会将你带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老式的磁带播放器。你要把耳朵贴近银色的小扩音器，才能在空调和录音机嗡嗡的背景音下听清一些在1987年春天已经风烛残年，但在1912年秋天还都是孩子的老人们用低微、虚弱的声音接受的采访录音。他们会靠近话筒，伴随着静电干扰带来的杂音，讲述他们的家庭在一片黑暗中准备好骡子车，把破旧的被子蒙在头上，听着木制车轮在多碎石和泥泞的车辙的道路上磕磕绊绊的声音，伴着夜色或黎明前的紫色天光，永远地离开福赛斯县的经历。

凯瑟琳·哈钦斯·安德森（Kathleen Hutchins Anderson）8岁时的一天晚上，她的祖母凯瑟琳·布莱克（Catherine Black）突然出现在查特胡奇河对岸正对着福赛斯县的比福德。接受采访时已是老人的安德森回忆了看到总是处变不惊的祖母突然流着眼泪出现在她家的房子里时，自己感到多么震惊。

安德森还记得，乔治和凯瑟琳·布莱克都出生于“奴隶时代”，所以在1911年，当他们的儿子阿朗佐（Alonzo）在肖尼山附近给他们买了一栋房子和一小块地的时候，他们感到多么难以置信。房子距离他们的朋友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家不远。这是乔治和凯瑟琳一生中第一次拥有一间朴素的小木屋和13英亩农田，外加一匹马和一头骡子。 [2]

这些财产让两位老人能够在佐治亚州的红黏土上开创出一份平静、简单的生活。据他们的孙女回忆，两位曾经的奴隶都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意外之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属于一位白人主人的财产，到年老时，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份平静的生活，自己种菜、自己从井里打水，随心所欲，别无他求。安德森说：“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得那么幸福——被奴役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甚至没有鞋……然而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家——他们觉得无比满足。他们有四五个房间，我爸爸曾经在周六晚上带我们去祖父母家，我们会在那里过夜……他会把我们放在马车上，我们赶车去，然后（我会）睡在他们的床脚处。” [3]

当采访者问到她祖母逃离卡明的恐怖威胁的那个晚上时，安德森说：

她到我家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只记得她是哭着来的。妈妈拥抱了她……大人让我们几个孩子去另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坐下说话。（祖母）一直在说她太难过了。他们不得不抛下所有东西逃命……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他们以前从没拥有过任何东西。我想她一直没有从发生的一切中恢复过来……我知道她会哭泣。她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4]

当八岁的凯瑟琳从另一个房间里偷偷出来，爬进祖母怀中时，她的爸爸试图让她走开，说祖母累了。但是凯瑟琳·安德森记得自己问祖母落在她家的娃娃怎么样了。

熬过了奴隶制、吉姆·克罗法，又从举着火炬的福赛斯县夜骑者手下逃生的凯瑟琳·布莱克把孙女转过来和自己面对面，然后说她很抱歉，“一群野狗进了她家”把娃娃咬坏了。她一边抹去小女孩棕色面颊上的眼泪，一边说：“我会给你买一个新娃娃，等我们回到家，我就给你买一个新娃娃。” [5]

[1] Hiram Parks Bell，Men and Things （Atlanta：Foote and Davies，1907），135-36.

[2] Forsyth County Return for Colored Tax Payers，1912，Cumming District，Georgia Archives，Morrow，GA.

[3] 凯瑟琳·安德森1987年接受采访的录音。Forsyth County Box，King Center Archives，Atlanta，GA.

[4] 凯瑟琳·安德森1987年接受采访的录音。Forsyth County Box，King Center Archives，Atlanta，GA.

[5] 凯瑟琳·安德森1987年接受采访的录音。Forsyth County Box，King Center Archives，Atlanta，GA.

作者后记

没有娜塔莎·特雷休伊（Natasha Trethewey）友善但坚决的敦促就不会有这本书，正是她在十多年前激励我讲出这个故事。在工作中经常需要与种族问题做斗争的娜塔莎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在纽约共同乘坐一辆出租车，她转过身问我为什么她这个来自南方的黑人女子一直在撰写关于“身为黑人”的文章，而我这个来自全美种族歧视最严重地方的白人男子却从来没有针对“身为白人”发表过只言片语。娜塔莎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与这个问题无关？”回想当时的我如何为自己的沉默寻找借口让我感到羞愧，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正是她的问题促使我开始写这本书。

我知道要发掘我的家乡隐藏的过往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有一个最根本的难题需要克服：我居住在布鲁克林，而我打算发现的和我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近1000英里之外的南部。为了找到重返家乡的办法——也是为了更接近档案馆、图书馆、法院和那些还保留着大驱逐之前福赛斯县痕迹的家庭故事，我必须依赖于新老朋友的慷慨帮助。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批准我享受一个学术休假，没有这个假期，我永远不可能前往佐治亚州进行那些重要的研究之旅。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提供的艺术和研究经费资助（Arts and the Common Good Grant）帮我支付了飞机票、租车费，以及在莫罗、阿森斯、盖恩斯维尔、比福德及卡明的酒店住宿费。

当我试图梳理越来越多，而且往往是令人难以招架的报纸文章、信件、军方报告、录音采访、地图、照片、案件记录和人口普查记录等材料时，我很幸运地拥有两位经验丰富、乐于助人的良师益友。一位是我的经纪人和朋友唐·费尔（Don Fehr）。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本书，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参谋，我永远不会写出这本书。另一位是泰德·吉诺维斯（Ted Genoways），他曾多次为我指明前进的方向，他作为记者的出色工作就是指引我的榜样。我永远为获得他的友谊心怀感激。

在我开始在佐治亚州的法院、图书馆和档案馆挖掘资料时，我意识到还有另一个问题很难解决。1912年时，福赛斯县虽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传道者、教师和土地所有者，比如利瓦伊·格林利、格兰特·史密斯和约瑟夫·凯洛格，但该县的绝大部分非洲裔美国公民都是佃农和雇农，比如巴克·丹尼尔和伯德·奥利弗。这后一类人从不曾拥有一英亩土地、没签过一份契约或者支付过哪怕一美元的房产税。这几乎自然而然地意味着，福赛斯县种族清洗运动的受害者在留存下来的记录中是毫无话语权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过任何书面痕迹。当逝者的声音在我周围响起时，我最迫切想要听到的，往往也是最微弱和最难以辨认的。

1912年难民的后代帮助我填补了许多空白。在过去的四年中，我很幸运地能够与被迫迁离福赛斯县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曾孙辈、孙辈，（少数情况下）甚至是亲历者的儿女充分地面谈或通信。我尤其要感谢戴德丽·布朗-斯图尔特（Deidre Brown-Stewart）和查尔斯·格罗根（Charles Grogan），乔治和鲁迪·拉克（George and Rudy Rucker），罗杰·贝利（Rojene Bailey），查尔斯·莫罗（Charles Morrow），杰拉尔丁·奇克斯·斯蒂芬斯（Geraldine Cheeks Stephens）和梅布尔·李·萨顿（Mabel Lee Sutton），埃尔马·布鲁克斯（Erma Brooks），塞思·斯夸尔（Seth Squires），琳达·卡鲁斯（Linda Carruth）和邦妮·拉特利（Bonnie Rateree）。

我跟安东尼·尼尔的交谈比与其他任何后代的都要多，尼尔给我讲述了他的祖先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的故事。尽管他已经是第五代后人，但尼尔依然为他的高曾祖父母摆脱奴隶制、成为福赛斯县土地所有者的壮举感到自豪。他们为拥有这超过200英亩的土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还创建了凯洛格家族重聚活动（Kellogg Family Reunion）——这个活动从1916年就开始了，至今从未间断。在各地开枝散叶的凯洛格家族成员每年都要团聚一次，团聚地点在亚特兰大和芝加哥二者之间交替，也就是让那些留下来的人和那些离开了佐治亚州并沿着铁轨向北迁移的亲友们相互拜访。尼尔说，虽然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但是亲人之间的联系一直很紧密。因为这是他的祖先们的愿望。他说，在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之后，家人对于约瑟夫和伊丽莎·凯洛格来说就是一切。

盖恩斯维尔—霍尔县黑人历史协会（The Gainesville-Hall County Black History Society）也欢迎我参加了他们2014年的年度会议。我在那天晚上结识了芭芭拉·博德斯·布鲁克斯（Barbara Borders Brooks），她不仅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在盖恩斯维尔黑人社区的向导。我们一起开车走遍了霍尔县，为的是寻找离散在各处的福赛斯县人。芭芭拉和我访问的大多数后代都太年轻，不曾亲身经历那次大驱逐，但他们尽力回答了我的问题，包括从壁橱里翻找出褪色的照片，还帮助我联系上他们更多的亲属。有时候，受访者甚至会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从记忆深处召唤出最遥远、几乎被遗忘的关于福赛斯县的故事。

2015年7月，我终于找到了奥斯卡·丹尼尔的侄女玛蒂（Mattie）。我惊讶地发现她就住在盖恩斯维尔郊区的一家养老院里。我已经花了一天时间挨家挨户地敲门打听，并追逐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线索，所以当我被带进她的房间时，我的脉搏都加快了。“我是来询问关于你家人的故事的。”我一边说一边走近玛蒂的病床，我手臂下夹着的马尼拉文件夹里塞满了家族谱系图、新闻剪报和长长的问题清单。“家人？我没有家人。”玛蒂说。这位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女士此时已经82岁了。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将目光转回了正在播放《幸运轮盘》（Wheel of Fortune ）的电视机上。经过半个小时的连哄带骗，我试图勾起她对奥斯卡、欧内斯特、巴克和凯蒂，或曾经住在福赛斯县的任何亲戚的记忆，可是最后玛蒂挥挥手把我赶走了。

当我第二天早上再去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插着鲜花的小花瓶作为给她的礼物。这一次玛蒂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可是她说的内容都不是关于福赛斯县、她父亲西塞罗或者奥斯卡叔叔的，最后这位在她于1932年出生20年之前就去世了。相反，玛蒂谈到的是一个让她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柔和、明快的人。当我问她是否知道简·丹尼尔这个名字时，玛蒂的视线从电视转向了我。“贾妮姑姑，”她说，“你说的是贾妮·巴特勒。”

根据我之前的研究，1912年10月在从富尔顿塔楼被释放后，简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我找了几个月也没发现她的任何信息：她不在盖恩斯维尔或亚特兰大，也不在孟菲斯、芝加哥或纽约。如今，玛蒂一句话就解开了这个谜题。“贾妮嫁给了一个姓巴特勒的男人，威尔·巴特勒。我曾坐火车去底特律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学。”

当我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潦草地做着笔记的时候，我只希望档案能证实玛蒂的故事，结果正是如此：简和她的新丈夫威尔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了大迁徙，他们定居下来之后，简就让她的哥哥西塞罗把他的女儿玛蒂送到北方来。我问玛蒂那次1945年的旅程怎么样——当时她13岁，是乘坐火车来到底特律这个忙乱的大城市的。玛蒂转身直视着我回答道：“我非常喜欢那次经历，我喜欢北方。”

我在佐治亚州的行程总是很忙乱，上午是采访从福赛斯县逃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后代，下午是在卡明与福赛斯县白人的后代交谈。在这些白人后代中，我要特别感谢洛伦·维尔（Lorene Veal），她生动地回忆了她还是个小女孩时的奥斯卡维尔，还帮我弄清楚了克罗家族庞大复杂的谱系。亨利·D.贝里（Henry D. Berry）与我分享了他的母亲露丝·乔丹给他讲述的关于1912年的故事，他和他的女儿苏珊·贝里·罗伯茨（Susan Berry Roberts）还告诉了我乔治和玛蒂·乔丹试图帮助他们的黑人邻居的事。简·斯通·埃尔南德斯（Jane Stone Hernandez）向我介绍了关于伊莎贝拉·哈里斯的一切；约翰·索尔特（John Salter）和康妮·彭德里（Connie Pendley）欢迎我加入福赛斯县历史学会（Historical Society of Forsyth County）；《皮肯斯县进步报》（Pickens County Progress ）的凯瑟琳·汤普森（Kathleen Thompson）帮助我追踪了那些通过为佐治亚大理石公司工作而获得安全保障的难民。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黛比·弗迈特（Debbie Vermaat），她慷慨而优雅地回答了我无穷无尽的问题。作为梅·克罗的甥孙女，黛比与这个故事有着独特的关系，我对她坚定不移的坦诚深表感激。

我还要感谢一些在我之前研究过相关问题的人。特洛伊·登普西（Troy Dempsey）和我分享了他关于大驱逐的研究成果，他还成了我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埃利奥特·贾斯平写的关于强占黑人土地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帮助；马可·威廉姆斯（Marco Williams）执导的电影《放逐》（Banished ）让我想要去接触更多亲历者的后代。给我最多关于“过去的福赛斯”的指导的人是已故的唐·沙德伯恩，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白人群体的情况。我和唐之间的互动非常微妙，当我寻找文件和信息时，我确信他拥有这些内容，但是有时他会自行决定不将某些内容公之于众。每次我去卡明，我们都会在史蒂文的乡村厨房（Steven’s Country Kitchen）一起吃午饭。他经常带着一大堆地图、照片和快要散架的老旧登记簿前来，其中一些看起来完全值得被博物馆收藏，而不是扔在唐的汽车后备厢里。他总是友善而慷慨。我们对家乡历史的共有的但又完全不同的痴迷让我们建立起一种意想不到的友谊。唐从来没有让我付过一次账。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比尔和南·菲利普斯（Bill and Nan Phillips）。虽然他们是在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公牛”康纳和乔治·华莱士当政时的亚拉巴马州长大的，但是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参与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甚至不惜为此与家人发生冲突。他们的勇敢始终激励着我。

感谢其他许多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可能不记得自己给我帮了多大忙，但我不会忘记。这些人是玛丽·安妮·安德烈（Mary Anne Andrei），乔尔·比尔（Joelle Biele），威尔·考克斯（Will Cox），马特·多诺万（Matt Donovan），杰西·杜克斯（Jesse Dukes），梅里尔·费特尔（Merrell Feitell），瑟奇·费兰诺斯基（Serge Filanovsky），戴维·格斯纳（David Gessner），珍妮弗·格罗茨（Jennifer Grotz），勒妮·莫里斯·汉德（Renee Morris Hand），雷切尔和杰夫·海登（Rachel and Jeff Hayden），切斯特·约翰逊（Chester Johnson），尼尔·利瓦伊（Neil Levi），乔·墨菲（Joe Murphy），汤姆·普拉托尼（Tom Platoni），詹姆斯和葆拉·菲利普斯（James and Paula Phillips），赫什·索尼（Hirsh Sawhney），德尔芬·施兰克（Delphine Schrank），汤姆·斯莱（Tom Sleigh），帕特里克和莉萨·惠切尔（Patrick and Lisa Whelchel）。另外，我还非常感谢蒂凡尼·雅尼克（Tiphanie Yanique）和摩西·杰里（Moses Djeli）的慷慨和宝贵的真知灼见。

阿兰·塞利尔诺·梅森（Alane Salierno Mason）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成为她的作者之一是一个令人愉快且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经历。借用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的话来说就是：和那些擅长自己工作的人共事是一大幸事！我也很感谢她在诺顿的所有同事，尤其是玛丽·潘托哈（Marie Pantojan）对我孜孜不倦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我出色的文字编辑邦妮·汤普森（Bonnie Thompson），她在很多方面改进了这本书。

这个项目始于我在看到一张福赛斯县囚犯的照片时感到的震惊和敬畏。每当我发现一张新图片，我的精神也会得到提升。我希望有更多关于福赛斯县非洲裔美国人群体的照片，但大多数雇农唯一的记录就是标记了一个“X”的姓名，因为这个县的穷人很少有机会站在镜头前。在我搜索仅有的那些图像碎片时，我很幸运地与许多摄影师和收藏家取得了联系。我非常感谢乔·托马索夫斯基（Joe Tomasovsky），莫莉·里德·吴（Molly Read Woo），詹姆斯·迈克尔（James Michael），鲍勃·拉姆塞克（Bob Ramsak），杰夫·斯莱特（Jeff Slate），本·查普尼克（Ben Chapnick）代表的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和“蜘蛛”马丁（Spider Martin）。感谢加里·多斯特（Gary Doster）的卡明复古明信片，以及美联社的梅利莎·蒙特罗（Melissa Montero）。

当我们都还住在佐治亚州的时候，我并不认识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但他也偶然参加了1987年1月的三K党庆祝活动——当时我还是个高中低年级学生，但他却是一名拥有高速盒式磁带录像机的亚特兰大年轻人。30年后，和他一起看他当时拍下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我们还意识到，当时也许我们就并肩站在一起，看着弗兰克·雪利拿着麦克风在卡明广场上高喊“白人势力！”多亏了约翰和他的视频，我对那天的很多记忆都得到了确认。

没有档案专家和图书馆员的帮助，我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他们默默无声地为我们所有人保留住了过往的痕迹，他们的工作是高尚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佐治亚州档案馆的斯蒂芬·恩格兰德（Stephen Engerrand）和艾莉森·赫金斯（Allison Hudgins）；莫罗国家档案馆的内森·乔丹（Nathan Jordan）；马丁·路德·金中心档案馆的辛西娅·刘易斯（Cynthia Lewis）；亚特兰大历史中心（Atlanta History Center）的杰达·哈里斯（Jada Harris）；哈格里特珍本书和手稿图书馆（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的查克·巴伯（Chuck Barber）；佐治亚大学佐治亚州报纸项目（the Georgia Newspaper Project）；北佐治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德鲁大学玫瑰图书馆（the Rose Library）；普拉特艺术学院图书馆（Pratt Institute Library）和纽约大学博斯特图书馆（Bobst Library）。感谢纽约大学英语系的约翰·吉勒里（John Guillory）和欧内斯特·吉尔曼（Ernest Gilman），他们教会了我获得这些逐渐褪色的文物后如何使用。

最后，埃伦·布雷热（Ellen Brazier）、西德·菲利普斯（Sid Phillips）和卡姆·菲利普斯（Cam Phillips）是给予这个项目最多希望、鼓励和耐心的人。对这最重要的三个人我要说：爱，爱，爱。我对你们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图片来源

引言第8页：Photo ©Molly Read Woo.

引言第13页：“Militia Guards Negroes During T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4，1912.

正文第4页：Photo by C. W. Motes，Atlanta，Georgia.

正文第5页：Photo by C. W. Motes，Atlanta，Georgia.

正文第12页：From the Marietta Journal，May，17，1912.

正文第14页：Photo courtesy of Bonnie Rateree.

正文第21页：Library of Congress，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photograph by Harris & Ewing，LC-DIG-hec-01046.

正文第25页：Photo published by Alfred Selidge Postcard Co.，St. Louis，Missouri.

正文第31页：Photo courtesy of Debbie Vermaat.

正文第32页：1910 U. S. Census，New Bridge，Forsyth，Georgia；roll T624_188；page 11B；Enumeration District：0041；FHL microfilm：1374201.

正文第38页：From “Troops on Guard as Two Rapists Are Convicted，”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4，1912.

正文第43页：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Brady-Handy Photograph Collection：LC-BH832-158.

正文第55页：Photo courtesy of the Georgia Archives，COB831-82.

正文第57页：Postcard published by the Cumming Drugstore，courtesy of Gary Doster.

正文第60页：Postcard published by G. H. Farnum，1911.

正文第91页：From the Atlanta Georgian，October 2，1912.

正文第93页：From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4，1912.

正文第96页：Photo courtesy of the Atlanta History Center，Kenneth G. Rogers Collection.

正文第98页：Postcard published by the Cumming Drugstore，courtesy of Gary Doster.

正文第101页：From the Atlanta Georgian，October 2，1912.

正文第115页：Photo courtesy of the Beulah Rucker Museum，Gainesville，Georgia.

正文第120页：Photo Courtesy of Charles Grogan. Nancy （Greenlee） Brown was the granddaughter of Reverend Levi Greenlee Sr.

正文第136页：From “Soldiers Guard Gallows—Sheriff Springs Trap，” Atlanta Georgian，October 25，1912.

正文第141页：Photo courtesy of Debbie Vermaat.

正文第147页：Photo courtesy of Jimmy Anderson.

正文第149页：Photo courtesy of Jimmy Anderson.

正文第183页：From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10，1915，6.

正文第199页：Library of Congress，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FSA/OWI Collection，LC-USW3-016549-C.

正文第201页：Associated Press. ©IC photo

正文第219页：Steve Deal/AP.

正文第226页：Photo courtesy of Southline Press，Kenan Research Center at the Atlanta History Center.

正文第228页：Black Star/Charles Moore.

正文第229页：AP Photo/Gene Blythe. ©IC Photo

正文第239页：Photo courtesy of Joe Tomasovsky.

正文第240页：Photo courtesy of Joe Tomasovsky.

正文第241页：Photo courtesy of Joe Tomasovsky.

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Page numbers in italics refer to figures and illustrations.

Act for Establishing and Regulating of Patrols（Georgia），79-80

adverse possession，184

Allen，Isaac，2

Anderson，Kathleen Hutchins，244-45

Armstrong，John A.，147

Atlanta，Knoxville & Northern Railway，9

Atlanta Northeastern Railroad Company，9-11，26，81-82，99，175，180

Bachtel，Doug，240

Backhand Church，11，64-65

Bagby，Gilford，36

Bagby，William，34，36

Baily，John，78

Barnett，W.R.，53-54

Bates，Johnny，4

Bell，George Harris，150

Bell，Hiram Parks，40-41，79，242

Bell，Marvin，40，42-43，45，95-96，104

Bethel Baptist Church bombing，213

Bettis，Phil，234，235

Biracial Committee（Cumming/Forsyth County），232-37

The Birth of a Nation （film），71-72

Black，Alonzo，244，245

Black，Catherine，244-45

Black，George，244

Blackburn，Chuck，207-9，212

black churches

Backband Church，11，64-65

burning of by night riders，64，65，115

importance to black community，64

Mt.Fair，11，65

Shakerag Church，11，63，65

Shiloh Baptist，11，12，65

Stoney Point，11，65

black community of Forsyth County

exodus in 1912，63，69，107-12，117-19，234

expulsion of African Americans，ⅹⅱ-ⅹⅲ，ⅹⅵ，63，69，117-19，183-86

gathering of black men after Smith’s arrest，13，69

land bought or seized by whites，183-85

after 1990，238-40

Blake，Adkinson，169

Blake，Annie Lee，244

Blake，Louie，169

Blake，Ophelia，169，170

Bolton，Bill，223

Bond，Julian，225

BRFAL. see 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BRFAL）

Brice，George P.，29，67，93-94

Brooke，Howell，85，88，92

Brooke，J.P.，84，85，99，100

Brooks，Joseph，1，6，25-26

Brooks，Luna，1

Brotherhood March

arrival in Cumming，215-16

counterprotesters，ⅹⅳ-ⅹⅵ，206，208，212-18，220，228

and demands by Coalition to End Fear and Intimidation in Forsyth County，230-37

First Brotherhood March，ⅹⅳ-ⅹⅴ，207-23，224

Forsyth County Defense League，ⅹⅵ，211，215，222

media coverage，ⅹⅵ，210-11，220-21，225

proposed by Chuck Blackburn，207-9，212

response after Second Brotherhood March，226-30

Second Brotherhood March，224-26，227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lawsuit，238

third march in 1988，237-38

threats to Chuck Blackburn，209

White Power Rally，ⅹⅵ，211-13，218，220，222

Brown，family of Jeremiah and Nancy，114

Brown，Joseph E.，20

Brown，Joseph Mackey

about，20-21

calls from Charlie Harris about Smith，8，19-20

criticism of execution spectacle，153-54

Georgia National Guard deployment，22，23，84，91-92，128

lynching of Leo Frank，89，154

photograph，20

reaction to complaints about night riders，113，116，161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206

Bryan，William J.，145-50，237

Bryant，Willie，157

Buice，Vester，186，187

Buice，Will，55

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BRFAL）

after appointment of Bryan，145

on “binding” of children to white masters，147-48

court cases under William Bryan，146-49

end of operations，149-50，237

establishment by Lincoln，144

office in Cumming，144-49，237

Burnett，John G.，76

Butler，Jane（nee Daniel），see Daniel，Jane

Butler，William，157-58，188-89，191-93，192

Candler，Asa，106

Candler Horse Guards，22，23，25，29

Carlile，Raymond，122-23

Carter，Dean，209-10，212，224

Carter，Tammy，210

Catron，I.T.

criticism of，153

on day of Knox trial，97-98，100，102

on day of sentencing，105

and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28-32，134，138-39

protection of Grant Smith，22

transfer of Forsyth prisoners for trial，87-88，90

Chastain，M.C.，147

Cherokee lands and people in Forsyth County，73-77

Cherokee Territory，73-75，76-78，76-79

Chester，Fate，4

Civil Rights Act of 1866，41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206

The Clansman （Dixon），72

Clay，Alexander，84

Clay，Eugene Herbert，84，85，89，101，104-5

Clement，S.W.，78

Collins，Clarence，158

Collins，Ed

arrest after Crow assault，58

at Buford，Georgia，ⅹⅹⅰ，87 ，95

as material witness，85，94，100

neighbor of Byrd and Delia Oliver，108

release after trials，107

Collins，George，158

Collins，John，84-85，88，90-91

Collins，Julia，94，108

Collins，Katie，158

Collins，Olin，158

Colored Methodist Campground picnic，11-12，18

Connor，Bull，199

Cook，Garrett and Josie，67-68，69

Crow，Azzie

census of 1910，30-31，33

concern for missing daughter，27-28

at daughter’s funeral，ⅹⅱ

during daughter’s illness，66-67，93

and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33-34，137-38

photograph，134

Crow，Bonnie，27，133

Crow，Burton，201

Crow，Ed，133

Crow，Esta，27，133

Crow，Isaac，31-32

Crow，L.A.（Bud）

competition with black neighbors，35

during daughter’s illness，66-67

and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33，137-38

rental of farm，31

search for daughter，28

trial testimony，93

Crow，Lee，133

Crow，Mae

death，ⅹⅱ，67，201

disappearance，27-28

discovery after attack，ⅹⅰ，28

funeral，ⅹⅱ，67

　headstone，243

　medical treatment，29，66，67

　photograph，31

　search for，ⅹⅰ，28

　sickness after assault，66-67，201

Crow，Major，133

Crow，Obie，27，133，201

Crow，Ovie，27，133，201

Crow，Rinta，133

Crow，Roger，211，221，222，228，230，234

Crowe，Ethel，204-5

Crowe，Melvin，201-2，203-4，205-6，210，225

Crow household in the census of 1910，30

Crow，William，37，43，123-24

Cumming，Georgia

　gathering of black men after Smith’s arrest，13，69

　Ku Klux Klan celebration after Brotherhood March，ⅹⅵ，ⅹⅶ

　“Seeing Georgia” tour，174-80

　West Canton Street，c. 1912，54

　white mob actions after Grice assault，13-14，16，18-19，22，29

　see also Forsyth County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232-37

Cumming-Forsyth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211，221，228，242

Dahlonega，Georgia，74，180

Daniel，Adam，34

Daniel，Buck，33-34，36，65，156-57

Daniel，Catie Marr，35，65，157

Daniel，Cicero，34，36

Daniel，Harley，34，36

Daniel，Jane（Jane Butler）

　agreement to testify for prosecution，89-91

　alleged role in Crow assault，95-96

　arrest after Crow assault，58

　charges against，83，100

　courting by Rob Edwards，35

　in Detroit，Michigan，188-90，191-93

　in Gainesville，Georgia，157-58，188

　marriage to Will Butler，158

　parents，34

　photographs，ⅹⅹⅰ，86，87

　release after trials，107

　silence after death of Rob Edwards，57-58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trial，85-92

　trial testimony，100-102，103，104-5

Daniel，Oscar

　alleged role in Crow assault，95-96

　arrest after Crow assault，ⅹⅰ，58

　body used by surgical students，139

　charges against，83

　execution，133-34，136-38

　parents，34

　photographs，ⅹⅹⅰ，86，87，229

　sentencing，105

　transfer to Atlanta after trial，106-7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execution，127-28，129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trial，85-92

　trial，103-4

　see also State of Georgia ⅴ. Ernest Knox

Davis，Bob，201-2，203-4，205-6，210，225

Detroit，Michigan，188-93

Dickerson，Carl，244

Dixon，Thomas Jr.，72

Dray，Philip，56

Du Bois，W.E.B.，62-63，64，117，151，166-67

Dunlap Hydroelectric Dam，156

Echols，John F.，114

Edmund Pettus Bridge，ⅹⅴ，216

Edwards，Rob

　alleged role in Crow assault，94-96

　arrest，45-47

　corpse left on courthouse lawn，ⅹⅱ，53，55，83，138

　death，ⅹⅰ-ⅹⅱ，50-51，53-54，197

　neighbor to Daniel family，35

Elliot，Dabner，154-55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law，83，143，236

farming in Georgia

　cotton as a “Caucasian crop，” 161-62

　farm mortgages and foreclosures，32

　horses and mules used in 1900，164-65

　introduction of tractors，165-66

　new technologies，164-66

　reliance on black workers，161，162

Farnell，Michael，205

Fifteenth Amendment，6，143

Fifth Regiment，91，98，103-5，128，129

Fisher，Amaziah，84-85

Flake，W.A.，122

Foner，Eric，147

Ford，Henry，165

Forrest，Nathan Bedford，71

Forsyth County，Georgia

　“all white” tradition，173-82，185，193-96

　arrest of blacks who entered county，170-72

　author’s youth in，ⅹⅵ-ⅹⅸ，198-99

　Cherokee lands and people，73-76

　Cherokee removals，76-77

　Cumming/Forsyth County Biracial Committee，232-37

　early white settlers，73，75，77-78

　expulsion of African Americans，ⅹⅱ-ⅹⅲ，ⅹⅵ，63，69，117-19，183-86

　as modern suburb of Atlanta，165，212，235，239-41，242-43

　outsiders blamed for mob violence，70-71，72

　“Seeing Georgia” tour，174-80

　slavery in，77-78

　“whites only” rule in，173-82，204

　see also Cumming，Georgia

Forsyth County Defense League，ⅹⅵ，211，215，222

Forsyth prisoners at Buford，Georgia，ⅹⅹⅰ，87

Fourteenth Amendment，83，143

Fowler，Wyche，225

Frank，Leo，88-89，90，92，104，154

Franklin，B.V.，221

Freedmen’s Bureau. see Bureau of Refugees，Freedmen，and Abandoned Lands（BRFAL）

Gaines，W.A.，120，124

Gainesville，Georgia，see Hall County and Gainesville，Georgia

gallows construction，127，129，134-36

“Gameron Stick，” 80

Garrett，E.S.，92

Georgia National Guard

　Candler Horse Guards，22，23，25，29

　on day of Knox trial，97-98，100，102，104

　on day of sentencing，105-6

　and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31-32

　Fifth Regiment，91，98，103-5，128，129

　Marietta Rifles，22，23，24，29，61，105

　protection of Grant Smith，22-25

　protection of Knox and Daniel，ⅹⅰ

　Second Brotherhood March，225，226，228

　transfer of Forsyth prisoners for trial，ⅹⅹⅰ，83-84，85-88，90-92

　transfer of Knox and Daniel for hanging，127-28，129

Gilbert，David，70

Glenn，Edward，80

Gober，George，49

Gober，Jasper，2

gold discovered at Dahlonega，74

Graham，Alex，169，170

Graham，David and Martin，78

Graham，Flora，170

Graham，Henry，78

Graham，Leonard，78

Grant，Isaac，84-85

Grant，Ulysses S.，71

Great Migration，188

Greenlee，Levi，Jr.，12，73，157，241

Greenlee，Levi，Sr.，12，65

Greenlee Funeral Home，157

Grice，Ellen

　arrests after Grice attack，4

　Grant Smith comment about，7

　and “old threadbare lie，” 26

　report of attempted rape，1，4，14，26，28

　scream on September 5th，1912，1

　white mob actions after Grice assault，13-14，16，18-19，22，29

Grice，John，1，25-26

Griffan，William，222

Griffith，D.W.，71

Griffith，Michael，207

Grindle，Janice，222

Grindle，Rayford，222

Hackworth，C.B.，199

Haden，Charles J.，174

Hale，Charlie，52

Hall，Arnold B.，186

Hall，Tom，124

Hall County and Gainesville，Georgia

　black exodus to，109-10，111，120，125，156

　electric streetlamps，156

　night riders in，122-24

　racial attacks in 1912，120-25

Hammond，William，92

hanging

　crowd at，127，131-33，136-37，140-41，243

　as execution method，134-36

　gallows construction，127，129，134-36

Harrell，Newton，146

Harrington，James，210，221

Harris，Charles L.（Charlie）

　about，9

　and accounts of Cherokee removals，76，77

　Atlanta Northeastern Railroad Company，9-11，26，81-82，99，175，180

　belief that “race troubles” were over，26-27

　communication with Governor Brown，8，19，128

　concerns about Plainville “race war，” 17

　incentive to protect black defendants，82

　and mass meeting about night riders，114，115

　meeting with Ellen Grice’s family，25-26

　photograph，11

　relocation to Cordele，Georgia，181

　and “Seeing Georgia” tour，174-80

　transfer of Crow suspects to Atlanta，58

　and white mob after Smith’s arrest，19

Harris，David，76

Harris，Deasie，17-18

Harris，Isabella，17-18，19，68

Harris，Joe Frank，222，233，236-37

Harris，Leon，17-18

Hart，Gary，ⅹⅵ，225

Hartsfield，Mrs.，223

Heard，Minnie，14

Hightower Association，12-13

Hill，Wheeler，66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lson），168

Hockenhull，John

　death，170

　and dynamiting of worker cabins，169-70

　rehiring of black workers，169-70

　silence regarding purge，181

　treatment of Mae Crow，29，66，148

　trial testimony，93-94，148

Hockenhull，John Sr.，148

Hockenhull，Laura，168-69，181

Holmes，Pete，49

Holtzclaw，Mrs.，ⅹⅷ

Hood，Joe，121

Hooks，Benjamin，225，230

Howard Beach（Queens，New York City），207

Howell，Toney

　arrest after Ellen Grice’s attack，4-5，12

　charges against，83

　photographs，ⅹⅹⅰ，86，87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trial，85-92

　trial postponement，107

Hughes，Langston，192

Hunt，Benjamin，161，162-63，164，166

Hunter，Alex，183

Hurse，Bill，122-23，124

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75

Jackson，Jesse，ⅹⅵ

Jaspin，Elliot，183-84，185，220，234

Jenkins，Will，123，124

Jenny，complaint to Freedmen’s Bureau，148

Jim Crow laws，6，151，162，168

John，complaint to Freedmen’s Bureau，146

Johnson，Ed，31，33，35，104，152

Jones，Herschel Ⅴ.，130，135，136，137

Jones，J.B.，43

Jones，Monroe，136

Jordan，Alice，27

Jordan，George，27，67-68

Jordan，Mattie，67

Jordan，Ruth

　on Crow assault，45

　on Ernest Knox mock lynching，37-38，39-40

　on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38

　on homeless Knox children，35-36，37

　on Mae Crow’s burial，67

　on night rider violence，67-68

Julian，A.J.，112-13

Kalākaua，David（king），242

Kellogg，Edmund，142，143，152

Kellogg，Eliza Thompson，73，81，143-44，158-59，162，244

Kellogg，George，142

Kellogg，Hannah，142，150

Kellogg，Joseph

　Colored Methodist Campground，12

　increasing prosperity，150-51

　move to Marietta，158-59

　photograph，13

　property listed for sale，160

　property owned，12，73，81，142，143，152

　as qualified voter，143

　slavery，143

　wedding，143-44

Kellogg，Lewis，143

Kincaid，J.H.，53

King，Coretta Scott，ⅹⅵ，225，230

King，Gilbert，193

King，Martin Luther Jr.

　assassination，ⅹⅵ，196，219，238

　birthplace，243

　Ebenezer Baptist Church，195

　on Hosea Williams，219

　nonviolence，215

Kiska，Moses，192

Knox，Charlie，34，35-36

Knox，Erma，34，35-36

Knox，Ernest

　arrest，ⅹⅰ

　body used by surgical students，139

　at Buford，Georgia，ⅹⅹⅰ，36，87

　charges against，83

　childhood poverty，34，35-36

　“confession，” 39-40，42，95，100，201

　execution，134，136-38

　hired by Gilford Bagby，36

　mirror found near Mae Crow’s body，38

　mock lynching，37-38，39-40，42，95

　sentencing，105

　taken to Gainesville jail，42-43

　transfer to Atlanta after trial，106-7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execution，127-28，129

　transfer to Cumming for trial，85-92

　transfer to Fulton County Jail（Atlanta），43-44，53

　see also State of Georgia v.Ernest Knox

Knox，Nettie，34，35，137

Ku Klux Klan

　Bill Reid membership in，2，8，47，61，92

　celebration after Brotherhood March，ⅹⅵ，ⅹⅶ

　in Cumming’s Fourth of July Parade，199

　disbanding in 1870s，71

　i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68

　rebirth，71-72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lawsuit，238

Ku Klux Klan Act，71

land lotteries，75，76，78

Lewis，Helen Matthews，193-95，199

Lewis，John，216 ，225

Lindorme，Arnold，128，131，137，139

Lowery，Joseph，225，230

Lummus，Andrew Jackson，2

Lummus，Grace，3

Lummus，Jewell，3

Lummus，Lillie，3

Lummus，Mitchell Gay

　arrest of Rob Edwards，45-47

　arrest of Will Phillips，171

　attempt to stop Edwards lynching，49-50，130，181

　campaign for sheriff，2-3，47，181

　and Dabner Elliot’s murder，155

　and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34，136，137

　Grant Smith taken into custody，8

　photograph，5

　protection of Grant Smith，22

　relocation to Atlanta，181-82

　search for Ellen Grice’s attacker，4

　transfer of Grice suspects，25

Lummus，Savannah，3

lynching

　abductions from Cumming jail，48-49

　death of Rob Edwards，ⅹⅰ-ⅹⅱ

　Laura Nelson，56，57

　Leo Frank，88-89，90 ，92，104，154

　Mary Turner，56-57

　mock lynching，37-40，42，95

Marcelli，Miguel，200-205，210，225

Marietta Rifles，22，23，24 ，29，61，105

Marr，Catie，34

Martin，Bud，123，124

Martin，Emma，176，178

Martin，Jess，123

Martin，Jim，208-9

Mashburn，Marcus，196-97

Mason，Carrie，79

Matheson，K.G.，174

McCarty，Rucker，85

McClure，Joseph，100

McCullough，Laura，210-11

McCullough，W.A.，177

McWhorther，William，80-81

Miller，Ivey，14

mob violence

　after Ellen Grice assault，13-14，16，18-19，22，29

　after Mae Crow assault，45-54

　Grant Smith horsewhipping，7-8

　law for controlling violence，22，81

　outsiders blamed for，70-71，72

　and “Seeing Georgia” tour，174-80

　see also lynching；night riders

Moon，Bertha，186，188

Moon，Ed，186，187，188

moonshiners，116-17

Moore，Hudson，173-74，175

Morris，Fred

　appointment as defense lawyer，85

　lynching of Leo Frank，88-89，92，154

　meeting with Forsyth prisoners before trial，88，90-91，101

Morris，Newton A.

　appointment of defense lawyers，84-85

　on day of sentencing，105-6

　lynching of Leo Frank，88-89，90

　meeting with Ellen Grice’s family，25-26

　meeting with Forsyth prisoners before trial，88，90-91

　order to move Grice prisoners to Atlanta，53

　postponement of Grice and Crow cases，62

　privacy fence ordered for executions，126，127，129-30，243

　request for martial law，83

　State of Georgia v.Ernest Knox ，92-93，96-98，100，102-3

　Toney Howell trial postponement，107

　trial of Oscar Daniel，104

Mt.Fair，11，65

“mulatto” or mixed-race slaves，78-79

Nash，Royal Freeman，117-19，124-25

Neal，Anthony，81

Nelson，Laura，56，57

Newman，William T.，115，116-17

night riders

　burning of black churches，64-65，115

　convictions of Knox and Daniel，108-9，111-15

　described in New York Times ，108-9，111

　dynamiting of Hockenhull worker cabins，169-70

　in early 1920s，185

　and Griffith’s film The Birth of a Nation ，71-72

　in Hall County，122-24

　“lawlessness，” 21，63，81，112

　long tradition of，81

　after Mae Crow’s funeral，ⅹⅱ，67-69

　mass meeting about violence by，113-16

　occupations and social rank，72-73，80

　as old men，196-97

　raids after Crow assault，62-65

　raids in the 1870s，150

　and “slave patrol” system in Georgia，80-81

　threats sent through the mails，115，117

　threats to white planters，111-12，160

　see also mob violence；racial cleansing

Nuckolls，Alexander Burruss，145

Nuckolls，Archibald，2

Nunn，Sam，225

Obear，William，153

Oglethorpe，fames，73

“old threadbare lie” that Negro men rape white women，26，192

Oliver，Beulah Rucker，110，157

Oliver，Byrd

　Backhand Church，65，73

　flight from Forsyth County，108-11

　in Hall County，157

　photograph，109

　State Industrial and High School，157

Oliver，Delia，108，109，110，111

Oliver，Dorothy Rucker，109-10，111，157

Omilami，Elisabeth，233

Otwell，Roy P.，196，221，222

Parks，Benjamin，74

pattyrollers，80，81

Perkerson，Angus，99-100，106

Phagan，Mary，88

Phagan，Wash，123，124

Phillips，Bill，ⅹⅴ，199，217，225-27

Phillips，Nan，ⅹⅴ，199-200，217，225-27

Phillips，Rachel，ⅹⅴ，217，225

Phillips，Will，170-72

Pike，Bonnie，215

Pirkle，Isaiah

　arrest after Ellen Grice’s attack，4

　at Buford，Georgia，ⅹⅹⅰ ，87

　as material witness，85，100

　release after trials，107

Plainville “race war，” 14-16，17

Pleasant Grove Church，ⅹⅳ，35，37，67，103，243

Pool，Tom，103

Price，James，174

Prohibition law in Georgia，117

Pruitt，Tom，238

racial cleansing

　Cherokee removals from Forsyth County，76-77

　expuls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from Forsyth County，ⅹⅱ-ⅹⅲ，ⅹⅵ，63，69，117-19，183-86

　failure in Hall County，120-25

　Forsyth County 1915-1920，173-82

　in government，by Wilson，166，167-68，173

　land bought or seized by whites，183-85

　“whites only” rule in Forsyth County，173-82，204

　see also night riders

Raeder，R.B.Cotton，221

Ramsey，Charity，148

Ray，James Earl，219

Reid，William W.（Bill）

　about，2-3

　absence after Edwards arrest，47-48，52-53，59，101，116

　account of “race riot，” 58-60

　arrest of Joe Smith，172

　arrest of Rob Edwards，45-47

　criticism for execution spectacle，153-54

　on day of Knox trial，97

　execution of Knox and Daniel，126-28，129-32，134，137-38，153

　Grant Smith taken into custody，8

　meeting with Forsyth prisoners before trial，88，90-91，101

　member of Ku Klux Klan，2，8，47，61，92

　photographs，3，5

　search for Ellen Grice’s attacker，1，4

　transfer of Crow suspects to Atlanta，58

Richmond and Danville Railroad，9

Riley，Thomas，148

Rivers，Nelson，238

Rocks，Marvin and Rubie，186，188

Rogers，Joe，4

Roosevelt，Theodore，166

Rose，ⅹⅷ

Ross，John，76

Rucker，Beulah，110，157

scaffold construction，127，129，134-36

Scott，Winfield，76

Seaman，Ron，222

“Seeing Georgia” tour，174-80

Selman，William，139

Sequoyah，73

Shadburn，Don，77

Shakerag Church，11，63，65

Sharpton，Al，207

Shiloh Baptist，11，12，65

Shiloh United Methodist，208

Shirley，Frank，ⅹⅵ，213

Shuttlesworth，Fred，213

Sibley，Caleb，145

Sims，Randy，204

“slave patrol” system in Georgia，79-81

Smith，Aaron，76

Smith，Annie，169

Smith，Byel，169

Smith，Eddie，169

Smith，Frank，169，170

Smith，Grant

　about，6-7

　arrest/taken into custody by Reid，8

　comment about Ellen Grice，7

　horsewhipping，7-8，55，144

　protection by Georgia National Guard，22-25

　threats to lynch，12

　transfer to Marietta jail，25

Smith，Horace，124

Smith，foe，172

Smith，Lula，169

Smith，Roosevelt，169

Smith，Roysten，100

Smith，Silas，6，144

Snell，Benjamin，135

Sojourner Truth housing project（Detroit），189，190-91

Sophisticated Data Research，200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238

Southern Railway，9，15，87，121，128，171

Spencer，Lon，123-24

Stahl，Andrew，39

State of Georgia v.Ernest Knox

　appointment of defense lawyers，84-85

　appointment of prosecution team，84

　Bud Crow testimony，93

　Ed Collins testimony，94

　George Brice testimony，93-94

　Jane Daniel testimony，100-102，104-5

　John Hockenhull testimony，93-94

　Judge Morris，92-93，96-98，100，102-3

　jury selection，92

　Marvin Bell testimony，95-96

　prosecution’s narrative，94-96

　subpoena list，100

　verdict，103

Stephens，Thomas，162

Stoner，J.B.，213-14

Stoney Point，11，65

Stovall，W.R.，100

Strickland，Ansel

　and Cumming-Forsyth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242

　hosting of Knox and Daniel executions，126-27，129，131，138，140，163，243

　on replacing black workers with machines，163-64，165

　support for Forsyth expulsions，126，168，181

Strickland，Hardy Jr.，78

Strickland，Hardy Sr.，78-79，126，146，147-48，186-87

Strickland，Jacob，78

Strickland，James，186

Strickland，Joel，78

Strickland，John，124

Strickland，Kelly，222

Strickland，Morgan and Harriet，4，12

Strickland，Newt，124

Strickland，Oliver，087

Strickland，Rosanna，186

Strickland，Thomas，147-48

Strickland，Tolbert，78，146，187

Strickland，Tolman，124

Strickland，Will and Corrie，186-87，188

Sugarman，Alvin，230

Taft，William Howard，167

Talmadge，Eugene，193

Tanner，John，123

Tate，Samuel，158

Terry，John Byrd，244

Till，Emmett，4

Tillson，Davis，145

Touissant，Randall，242

Travis，James，181

Treaty of New Echota，75-76

Trotter，Monroe，167-68

Tullus，Tobe，123，124

Turner，Mary，56-57

Waldrip，Marcus，35

Wallace，George，199

Wallis，C.O.，100

Walraven，Wesley，ⅹⅴ，211，215，218，220，224

Ward，Charley，49

Ward，Felker，236

Ward，Henry，43

Washington，Booker T.，151-52

Webb，A.C.，174

Webb，Shirley，200-205

Wells，Ida B.，26

West，Wylie，174

White，D.P.，122

Whitmire，Steve，228

Whitt，Joel，69

Williams，Bryine，202

Williams，Hosea

　after First Brotherhood March，221

　after Second Brotherhood March，230-31

　call for Forsyth whites to apologize，228-29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1950s and 1960s，ⅹⅴ，216 ，219

　Coalition to End Fear and Intimidation in Forsyth County，230-33，237

　early life，218-19

　First Brotherhood March leadership，210，215，217 ，218-20，224

　letter to Roger Crow，230-32

　nonviolence，215，219-20

　photographs，216，217

Willingham，Harold，89

Willingham，Wright，178-79

Wills，Theo，136

Wilson，Woodrow，72，166，167-68，173

Winfrey，Oprah，229-30

Wingo，Calvin，34

Young，Andrew，2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部之血：美国的一次种族清洗/（美）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3

书名原文：Blood at the Root：A Racial Cleansing in America

ISBN 978-7-5201-7625-5

Ⅰ.①根… Ⅱ.①帕…②冯… Ⅲ.①种族主义-历史-研究-美国 Ⅳ.①D7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30767号

根部之血

——美国的一次种族清洗

著者/〔美〕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

译者/冯璇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李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5 字数：244千字

版次/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625-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7153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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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 2014 by Charles King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W. W. Norton &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伊斯坦布尔的小酒馆里，酒保正在倒茴香酒。

伊斯坦布尔的冬天，迎着风雪站立的塞拉哈廷·吉兹。

展翅飞翔的白鸽：金角湾一隅，背景是16世纪落成的苏丹苏莱曼一世建筑群（也称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水上风景：一男一女乘坐伊斯坦布尔特色的渡轮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背景是老城和加拉塔大桥。

伊斯坦布尔的小咖啡馆里，一群男子围坐一圈，其中几人抽着传统水烟。

金角湾陈旧的木帆船杂乱地摆放着，背景是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歌舞表演：伊斯坦布尔的夜总会上，两名或许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女舞者正在表演。

看橱窗：一名沿佩拉大街行走的女子，背后是一辆汽车和一个传统搬运工。

伊斯坦布尔，一名男子奔跑着追赶有轨电车。

保守派：20世纪20、3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后宫的“黑太监”齐聚一堂。

歌舞表演：伊斯坦布尔一家俱乐部舞台上的女舞者。

伊斯坦布尔的爵士乐：四人乐队。20世纪20年代前后，女歌手拿着当时典型的电子扩音设备——喇叭筒。

伊斯坦布尔的某家俱乐部，没准是马克西姆，一群系黑领结的社交客，塞拉哈廷·吉兹（右二）。

1929年安卡拉跨年舞会的合影，穆斯塔法·凯末尔（中）。

人们正在佩拉区塔克西姆至杜乃尔电车路线的轨道上宰杀公羊献祭，或许是为一辆新的有轨电车举行的揭幕式。

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两名女子正在随心所欲地跳绳。

伊斯坦布尔女子在加拉塔大桥附近散步，背景是耶尼（新）清真寺。

加拉塔大桥的公众集会。

受审的诗人：法庭上的纳齐姆·希克梅特（左）。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馈赠：一名渔夫正在分拣刚刚捕捞的鲭鱼。

20世纪30年代初，选美评审：一名参加土耳其小姐大赛的选手摆好姿势，接受评委的审查。

1932年环球小姐：科瑞曼·哈里斯的宣传照。

1939年4月，友好访问：约瑟夫·戈培尔（前中）及随行人员游览圣索菲亚大教堂。

1944年，加拉塔区的防空演习：佩拉大街空无一人，伊斯坦布尔的消防员头戴防毒面具，在加拉塔萨拉伊公学的大门外站岗。

1938年11月，遗体告别仪式：哀号的群众和阿塔图尔克出殡队列的警官。

1941年3月，爆炸过后：手提箱炸弹炸毁的佩拉宫休息室。

1944年，加拉塔区，战争的轻松时刻：一名办公室职员正在向一名女同事展示他的防毒面具。

游行的法西斯分子：年轻的意大利人——或许是伊斯坦布尔意大利小社区的成员——经过塔克西姆广场的共和国纪念碑时法西斯式的敬礼。

工人正在清除电车轨道上的冰雪。

1944年8月，安全的避难所：来自黑海海岸的犹太难民刚刚抵达锡凯尔吉火车站，他们可能是遇难的莫弗克号救援船的幸存者。

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一名女子骑自行车驮着另一名女子。

佩拉宫的正门入口。

本书获誉

金精确细致地把这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梳理出了几条主线，这本书有大量的考证研究，读起来非常过瘾，引人入胜。

——贾森·古德温，《纽约时报书评》

上佳之作——查尔斯·金以（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为棱镜，从各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近东的历史，他的讲述详尽有趣，充满了纯粹的叙事力量。堪称一部传世经典！

——罗伯特·D.卡普兰，《地理的复仇》和《向东去鞑靼》作者

极佳的通俗历史，非常有趣的权威著作。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伊斯坦布尔这般丰富多彩，金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座城市、一种文化所在混沌无序和矛盾冲突之中蕴藏的活力，并将其进行了重塑。

——约瑟夫·卡农，《伊斯坦布尔走廊》作者

通过这段难忘的、浓缩的历史，查尔斯·金向我们讲述了佩拉宫的过去——这座华丽的酒店曾经蜷缩在一个由阴谋、暴力、性和谍报活动筑成的阴暗的海市蜃楼里，所有这一切都与奥斯曼帝国逐渐隐没的辉煌形成了对比。我爱这本书。

——西蒙·温彻斯特，《喀拉喀托火山》和《改变世界的地图》作者

这段社会历史有关全世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既富有教益，又很有趣。书里透过各种人物，从托洛茨基到海明威，从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音乐家到前途无量的教皇，讲述了伊斯坦布尔的自我转型，如何从落后闭塞的避难所变成活力四射的大都市的故事。《佩拉宫的午夜》这本书散发出真实的土耳其式芬芳。

——史蒂文·金泽，《新月和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土耳其》作者

从穆斯林选美皇后、格鲁吉亚皇室到列夫·托洛茨基，各色人物都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印迹，金机智地串起了他们的故事，不只素材丰富，可以吸引普通读者，细节又很到位，也满足了专业人士。

——《出版人周刊》

精彩绝伦……一座古城成长的烦恼，在这一背景下还隐藏了多部人物传记。

——凯特·塔特尔，《波士顿环球报》

这本书能够让我们仔细端详这座历久弥新的古城。

——梅丽莎·戴维斯，《西雅图时报》

这本书极富感染力，令人着迷。

——兰迪·朵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地图

序言

序幕

大酒店

灰色舰队

占领

反抗

博斯普鲁斯的莫斯科

君士坦丁堡

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

摩登时代

远去的面纱

像松鼠一样生活

孤岛生活

皇后

圣索菲亚大教堂

暗影战争

书面记录

吉兆门

尾声

致谢

年表

注释

词汇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地图

1935年的佩拉区/贝伊奥卢区周边地区

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序言

要记述这样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达方式难免会前后不一。我在书里总把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包括说1930年以前的事，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我有时指的就是“君士坦丁堡”。以此类推，奥斯曼帝国时代，“穆斯林”指代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现在沿用这一标签，也并未考量他们之间信仰程度的差别。事实上，这个群体中后来有许多人自称是土耳其人。另外，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教徒一直认为他们自己与希腊本土的国民不同，于是我用英文也做了区分，称前者为“希腊人”（Greeks），后者为“古希腊人”（Hellenes）。还有，我总是把独立大街（Istiklâl Avenue）叫成“佩拉大街”（Grande Rue），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这条大街被正式命名后，许多人仍习惯使用这一旧称。

如果没有资料记载的特殊拼法或对应的英文名词和称谓（比如，帕夏不能译成帕萨），我拼写土耳其单词往往是按照土耳其语的习惯方式。提及某些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土耳其的穆斯林，我可能会用不止一个名字，因为直到1934年，他们才采用家族姓氏。在此之前，人们的称谓一般是名字加后缀尊称，比如，“帕夏”是指将军或地方高官，有身份的男人被称为“贝”（Bey）或“阿凡提”（Efendi），同样，地位尊贵的妇人被叫作“哈尼姆”（Hanɪm）。故此“伊斯麦特·帕夏”相当于“伊斯麦特将军”，“哈里斯·贝”相当于“哈里斯先生”。

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布局，我主要描述了大体方位，你看一眼地图就会知道这有多么不准确。但是伊斯坦布尔的地理特征就是这样，它的地势走向没有严格的东西或南北。从前佩拉区（Pera）山地周围如今被划成许多区域，大部分并入了贝伊奥卢区（Beyoglu）。

当然，如果读者想要查证本书出现过的人物与地点，上述这些惯常叫法之间的细微差别也不会造成什么障碍。毕竟，伊斯坦布尔是座很包容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这么广大，即便一千人死在这里，他们的愿望也会悄然没入这片浩瀚的人海。

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游记》（Seyahatname ），17世纪

宫殿空寂，喷泉不语，

古树枯败，朽木入泥……

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大移民之路上最后一个死亡营地。

伊凡·蒲宁（IVAN BUNIN），《伊斯坦布尔》（Stambul ），1905年

过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狭长海峡给世界惹了许多麻烦。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欧洲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前赴后继争抢的仍是君士坦丁堡。

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君士坦丁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stantinople ），1917年

序幕

我第一次看见佩拉宫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个年代，你必须有相当具体的理由才能走进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区域，比如，台灯需要换新的电线，或者你要拜会某个变性的娼妓。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实，通体都是绿色的大理石贴面，尽管世纪华彩消退大半，但与周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的多层建筑相比，仍然十分显眼。走进佩拉宫的东方酒吧，我没遇见什么客人，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我停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leblebi ），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难料。1892年，佩拉宫刚刚开业，服务的客人都是乘坐东方快车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名流显贵，几十年后，这家酒店却成了异乡人最平常的落脚之地。佩拉宫的电梯有着铸铁框架、木质轿厢，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在欧洲安装的第二部电梯，像鸟笼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阶梯中间上下穿行；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这栋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时尚的佩拉区。19世纪，佩拉大街早已声名远播，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你会经过许多世界强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与合法妓院就位于佩拉宫附近的同一条街巷，英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款待政府官员常去的鎏金的餐馆和昏暗的俱乐部也距离酒店不远。

佩拉宫如同西方在东方耳边最后的低语，是全球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建成的最雄伟的西式酒店。佩拉宫当初和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向往苏丹、闺房和托钵僧的欧洲旅人踏进东方世界时停靠的第一个港湾，只是经过二十余载的风雨洗礼，这家酒店早已不复往昔。

国内革命推翻了苏丹长期的封建统治，拉开了十多年政局变迁和暴力冲突的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军事战败，外国占领紧随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立运动，翻开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决意挣脱土耳其民族的过去，放弃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化、同质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新领导人把首都向东迁移二百英里，迁到多风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挥别了故都陈腐的记忆。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 ）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 [1] 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

面纱与闺房、费兹帽与大礼服逐渐消失，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象征伊斯兰教神旨的特定体制——不久也寿终正寝。土耳其不再沿用麦加历法，改为巴黎和纽约的计时方式。部长和将军们陆续迁往安卡拉，外国大使馆也跟着搬走了。伊斯坦布尔人去楼空，顾影自怜。土耳其知识分子形容，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 ），摇摇欲坠的城墙岸壁、落没将倾的华厦宅邸、风蚀雨浸的滨海别墅无一不流露出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土耳其人的彷徨无措却也隐含着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学会了用逃避（keyif ）来消解内心的呼愁，他们用歌唱掩饰泪水，用欢笑回应恐惧，另一个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尔渐渐苏醒。牛车、电车和汽车在同一条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会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谋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工的身影。小巷深处传出的新音乐既有油滑大胆的交响爵士，又有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琴手拨弄琉特琴的断续弦音，还有黎凡特黑社会的悲伤情歌。你可以到美裔俄籍黑人经营的马克西姆俱乐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园酒吧（Garden Bar）随着棕榈滩七人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乐曲成宿跳舞。

宣礼塔和托钵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新式的伊斯兰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座小岛，不仅能接纳流浪汉，还向奋斗者张开怀抱。它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帝国古都，如今却梦想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岁月无情，人世流转，如果你看过佩拉大街的冬日残阳，遇见过街头巷尾的乞丐骗子，那么你就会憧憬另一个不同的国家，向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凭意志、顺形势想要改变的现实。

五百多年以来，西方人想象的伊斯兰世界一直是对伊斯坦布尔的描摹：黄金时代的恢宏大气，盛世繁华的转瞬即逝，独裁统治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莫名其妙的糟糕取舍。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伊斯坦布尔出人意料地欣然接受了西方理念，这个地理上连通欧亚的城市即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试验田，坚定不移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我革新。

在这一再造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故都同时反映出西方模式最好和最坏的两面：乐观又偏执；一边呼唤人权，一边专横行事；既想要逃避过去，又希望抹杀过去。游客抱怨伊斯坦布尔似乎不复从前，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来越像他们自己。“我们这些文明的西方人，” [2]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游历土耳其时写道：“同情甚至轻视时下的非西方社会，这些社会笼罩在某些强权的阴影之下，似乎被剥夺了阳光，丧失了活力……然而，如果我们凑近细瞧就会发现，这一大团似是而非的阴影正面……竟是我们的嘴脸。”

游览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黑暗面心照不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品尝过自身文明的苦果。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欧洲和近东的帝国全部覆灭，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西方人有时反而成了贫穷的移民，东方人则成了勉为其难的东道主。一波又一波的欧洲人以往日无法想象的身份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踏上这片土地，不再是征服者，也不再是启蒙先驱，而是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绝望透顶的流民。他们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被轰下佩拉宫的门阶：他们中有酒醉的水手、破产的生意人，有典当传家宝和旧皮草的前朝贵胄，也有被欧洲政府撵走的少数族群，还有内战、宫斗、世界革命的残兵败将。

我在伊斯兰国家爵士乐时代的史料海洋中巡航，邂逅了一位不可思议的旅伴，我想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的一系列限量版土耳其影集，第一次记住塞拉哈廷·吉兹（Selahattin Giz）这个名字。吉兹是一位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他日常所见的一切，大多数是模糊的、运动的细节。我查找了土耳其银行存放的他的档案资料，发现了一本标签为“卡扎”（Kaza ）的大影集，其中有许多可怖撼人的相片：汽车的残骸，倒地的行人，杜乃尔隧道的地下缆绳突然断裂后的满目疮痍，马车倾斜着通过车站前方的下坡路等。大都是街头小报争相刊载的题材；除此之外，还有野猫、影子、小情色等一些慵懒的个人摄影体验。

翻看吉兹的影集时我恍然大悟，这部摄影作品所折射出的生活正是我想要了解的那个销声匿迹的世界。我还发现，吉兹的个人生活也是深具伊斯坦布尔特色的流亡与复兴故事的真实写照。

1914年，吉兹出生于萨洛尼卡（现在的塞萨洛尼基）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家乡最初是希腊城邦，居民主要是塞法迪姆犹太人，在他出生前两年，也就是1912年，被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后来，巴尔干战争结束，这场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区域性预演的战争又把萨洛尼卡送回希腊的怀抱，新政府极力想抹掉多元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们拆除了宣礼塔，把清真寺改建为教堂，将穆斯林的房屋和企业都转到了基督徒名下。

吉兹一家跟随其余几十万穆斯林一同离开了欧洲东南部的故乡，定居在伊斯坦布尔的贝拉贝伊区（Beylerbeyi）。这片紧靠博斯普鲁斯的亚洲区聚居着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重现了吉兹家曾经熟悉的多元化生活模式。不过塞拉哈廷生活和事业的重心都在海峡的另一边，他常常在佩拉区流连忘返，混迹于电影院、街头艺人和卡巴莱歌舞厅之间。20世纪20年代末，塞拉哈廷还是著名的加拉塔萨拉伊公立中学（Galatasaray Lycée）的学生，叔叔在他的割礼（sünnet ）当日，送了他一台相机，自此塞拉哈廷全身心地投入摄影，整日带着他的蔡司依康四处游走。凭借优秀的镜头语言，他最终走进了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日报《共和报》（Cumhuriyet ）的暗室。1933年，他正式加入报社，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报社最出色的摄影记者。1994年，塞拉哈廷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

翻看吉兹的相片——以及影集中收录的其他佚名摄影师的作品——就仿佛参加一场城市巡游，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观光客，几乎没人能够想象伊斯坦布尔拥有这样的昨日时光。这些相片弥足珍贵，留住了许多难以复制的历史时刻，俄罗斯歌舞团的金发女演员嬉皮笑脸地挥舞双臂，苏丹后宫的太监齐聚一堂，穆斯林群众宰杀公羊祭祀有轨电车，消防员戴着奇异的防毒面具参加防空演习，女学生听闻开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逝世的消息悲痛欲绝，跳绳的成年女子露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骑车的姑娘在骄阳下飞扬的黑发和衣裙，还有某个朋友在冬日的伊斯坦布尔抓拍的吉兹——他面带微笑，软呢帽的边沿积满雪花。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么有时它也是有益的冲击：促使我们回想过去的生存方式，祈祷方式和饮食习惯大相径庭的族群——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教士和俗人，难民和本地人口——比邻而居，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新开始。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是全球化的都市，城市空间无限延展，容纳了一千三百多万人，比希腊、奥地利和瑞典的人口还要稠密。确切地说，这个城市的人口总量超过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古老的渔村变成了时髦的郊区，昔日的近郊变成了城市中心，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甚至比新建的清真寺和购物中心还高。即使在穆斯林的圣日，阿拉伯语宣礼的呼喊也压不住咖啡馆里传出的土耳其流行音乐。午后，你可以观赏希腊东正教的牧首宝座，参观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部和土耳其首席拉比的办公室，也可以去陵寝祭拜穆罕默德的亲密伙伴。对伊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无论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阿拉维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切尔克斯人，他们现在都十分笃定，这座城市就是他们的家园。

伊斯坦布尔的崛起始于旅行者熟知的君士坦丁堡的没落。流动的移民筑就了这座新城，不管这些男男女女出于什么目的迁入或离开，他们都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代伊斯坦布尔人，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代君士坦丁堡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人们坐立难安，不断道别，佩拉宫并不是唯一一处见证瞬变、亲历重建的地方，但是在一拨接一拨的难民、移民和流亡人士眼里，这家古老传奇的酒店象征着旧时代向新纪元的过渡，体现了东方和西方、帝国和共和国、怀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中心。

[1] “Constantinople，Dirty White，Not Glisteningand Sinister，” Toronto Daily Star，Oct. 18，1922；同前，“Waiting for anOrgy，” Toronto Daily Star，Oct. 19，1922；同前，“A Silent，Ghastly Procession，” Toronto Daily Star，Oct. 20，1922，全都引自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27-32。

[2] Toynbee，Western Questions ，1.

大酒店

“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个城市简直是得天独厚的世界之都。” [1] 16世纪，佛兰德外交家、旅行家奥吉尔·盖斯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写道。公元前7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拜占庭建成。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定都此地，更名为新罗马。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军队攻入，拜占庭帝国灭亡。土耳其人把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Kostantiniyye ），这一名称源自希腊单词“君士坦丁波利斯”（Konstantinoupolis ）；犹太人借用了单词的前两个音节，叫它库什塔（Kushta ）；亚美尼亚人借用了单词的后两个音节，叫它波利斯（Bolis ）；斯拉夫人则称它为沙皇格勒（Tsarigrad ）。

踏海前来伊斯坦布尔依然是世间最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从船舷放眼望去，在波光粼粼的浪涛和闪闪发亮的树梢的映衬下，古城浪漫诱人，独绝天际。这座位置绝佳的城市隐藏着现代化的真相——处处都是宽阔的马路、巴黎风格的商场和有轨电车，不复当年拜占庭教堂和奥斯曼清真寺勾勒的神秘图景——所以，经由陆路抵达难免令人兴味索然。蜿蜒的街巷、拥挤的道路、建满房屋的小山丘，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匹铺展的安纳托利亚地毯，缀满了红色和褐色的补丁，消煞了海上初见的惊艳之感。1910年，一位游客极力推荐，说让伊斯坦布尔保持魅力的方法 [2] 很简单，就是“绝不上岸”。

与其他大城市不同，伊斯坦布尔的中央铁路枢纽十分隐蔽。锡凯尔吉火车站窝在萨拉基里奥角的半山腰，距离拜占庭皇帝和奥斯曼苏丹的宫殿不远。19世纪6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ülaziz）正在推行改革，他曾表示：“如果我的国家修建铁路，我愿意让行驶的列车穿过我的身体。” [3] 车站建成二十多年后，行车路线确实经过他的继承者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Ⅱ）的领地，而且为了铺设铁轨，还拆除了部分拜占庭海堤和托普卡帕宫（Topkapɪ Palace）的层叠花园。游客一看见云雾缭绕的苏丹王宫或许会激动不已，慨叹如梦如幻的东方奇境，其实这只是绕行海岬的机车蒸腾而生的水汽。

1890年，锡凯尔吉火车站投入运营，但即便在旅客如织的全盛时期，它也极少受到关注。在伦敦的圣潘可拉斯（St.Pancras）或布达佩斯的盖莱蒂（Keleti），一趟铁路旅行的结束好似锣鼓齐鸣的乐章高潮，列车吱吱嘎嘎地驶近，掠过街旁雄伟的建筑，最终停靠在屋顶高耸的车站大厅。而在锡凯尔吉，火车进站更像是沉闷的终曲。由于铁轨材质低劣又疏于维护，列车只要越过土耳其边境，就必须减速慢行 [4]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形容这段旅程为，狂乱的快板（allegro con furore ）转入节奏明确的连音（legato ）。列车沿着马尔马拉海海岸行驶，在风吹日晒的丘陵和岩石海岸之间颠簸穿行，最后绕过金角湾湾口的岬角驶进车站。1921年夏，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乘车抵达锡尔凯吉，他一开始以为只是中途停靠，等待错车，后来才发觉是真的到站了。“这是哪里？不会吧，哦，这确实是……君士坦丁堡。” [5]

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伊斯坦布尔人只得无奈地接受铁路旅行的时刻表和天气预报。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来自爱琴海的希腊殖民者最早安顿在马尔马拉海东部的卡尔西登。过了一段时日，波斯统帅前来视察，谴责他们见识短浅。他说，只有瞎子 [6] 才会放弃一水之隔的战略海岬，选择卡尔西登作为殖民地。后世的希腊殖民者比较精明，他们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拜占庭。这个城市看似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贸易中心，但它所处的航路却连通了地中海和黑海以北的希腊边境。

千年之后，君士坦丁大帝指定拜占庭为东罗马的新都，并没有详述原因，只说他是帝国唯一的神，欣然接受上帝的旨意。这座城市远离西方蛮夷，又不存在罗马旧都的异教传统，优势非常明显。新罗马（Nova Roma ）开疆辟土，逐步深入海岬和西部的丘陵地区，几个世纪后，又括进了北方高地。时光流转——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君士坦丁大帝即位，栖息在海上的拜占庭人和生活在陆地上的几乎一样多，他们在两大洲、三大水系之间来回奔忙：微咸的金角湾，其水源是城市西部的两条小溪；盐度更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持续与黑海进行水体交换；还有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海峡最终汇入地中海。

拜占庭的法典将产权人的海洋视野神圣化，整个拜占庭帝国城市生活的日常事务自然而然涉及水陆两方面。拜占庭人凭借连接南北航线的地理优势，建立了主要依托向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来往船只征税的地方经济。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线设立海关，指明关卡执法官的薪金由帝国国库发放，然而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 [7] 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所述，官员们还是会向过往的船长随意叫价。商人经常抱怨，他们的船只要途经帝国首都，就会被榨干。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这座城市发展惊人，新建的教堂和民宅从拜占庭的老城区逐渐外扩，一直延伸至山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种敲诈勒索。

拜占庭帝国的后继者也承袭大致相同的方法，从而控制了水陆资源。奥斯曼人的先祖是中亚的突厥夷族，他们几经辗转，不断西迁，和拜占庭人持续接触了大约两个世纪，到了近代，他们已经和拜占庭人无异，在文化方面兼容并蓄，还融合了不同民族的血统：游牧民、战士、皈依的信徒和当地土著，他们出于对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苏丹的忠诚而团结一致。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 [8] 特意颁布了一项保护造船工程师和水手的特殊法令，奥斯曼人自此逐步发展出了一套井然有序又极其复杂的规则体系，用来管理城市水道。

博斯普鲁斯沿岸，许多雅郦（yalis ）隐蔽在渔村乡榭之间，渡客的帆船来来往往，串起了这些贵族消夏避暑的海边别墅。根据乘客的身份地位，每艘船配备的船桨数量 [9] 都有严格的规定：海军司令是十八支；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首相）、大阿訇（seyhülislam ）和外国大使是十支；地区和各大城市的地方长官是八支；中级军官和重要公民是六支。海岸护卫队不仅要防范船只倾覆，还要检查船只是否违反了有关船桨的规制。

最富丽堂皇的当属苏丹的御用船队，每艘船都精挑细选了二十四名桨手，鎏金的柱子支撑着金色的流苏华盖，船首加装了镀金的猎鹰饰物，船尾还搭建了苏丹专用的高台。每年炎炎夏日，苏丹和随从的礼队（selâmlɪk ）都会走水路前往清真寺，船队漂洋过海的场面蔚为壮观，19世纪君士坦丁堡敏锐的观察家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曾经这样形容：

澄静的海面 [10] 遍布着各个国家的大小船只——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数不胜数的穹顶、尖塔和宫殿仿佛烫上了一层金，丰富多彩的景观显然更加灿烂——这个无与伦比的真实场景就像童话般光彩夺目，大概只有阿拉丁神灯的魔法幻境才能超越……这是欧洲仅有的帝王奇观，吸睛的焦点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

怀特说，亲眼见过这个场面的人就不难理解，博斯普鲁斯的船夫为什么会被大众追捧，被视作奥斯曼帝国男子气概的完美榜样，被当地人赞美为伊斯坦布尔最灵巧的情人。 [11] ，博斯普鲁斯海峡下游登记在册的船夫大约有19000名，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掌管着16000艘小艇，村寨里还有数千艘开往黑海的船只。19世纪后期，蒸汽渡轮出现，这些小船才逐渐减少。但是外国水手从他们的船舰上仍能看见 [12] 奥斯曼帝国的王室船队在欧亚海岸的宫殿之间往返。皇家驳船上的桨手穿着金色制服，姬妾乘坐精雕细琢的船艇紧随其后，整个船队激起的层层海浪翻滚着没入现代巡洋舰的倒影中，就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旧世界与新世界默默地擦身而过。

在这座城市漫游，你不仅需要认识街道和广场，还得知道船埠、码头和轮渡站。火车需要渡轮运输才能在欧洲和亚洲海岸的车站之间往复。锡凯尔吉火车站主要服务西部的站点——色雷斯和巴尔干半岛，而1908年建于亚洲海岸的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则通向东部的站点——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尽管人们常说伊斯坦布尔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坐拥两大洲的城市（1973年和1988年先后建成两座连接欧亚大陆的跨海大桥，还有一座正在建设），但人们先前只能把这句话理解为，火车可以通过近海航运到达海峡另一边的车站。直至2013年，博斯普鲁斯的海底隧道正式通车，这句话才真正实现，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完全在干燥的陆地上进行洲际旅行。

“不要以为 [13] 每个人都能了解大海。”16世纪海军司令毕尔·雷斯（Pirî Reis）在《奥斯曼帝国航海手册》（Kitab-ɪbahriye ）中告诫道。¹³ 风暴来袭，海水变黑，浪涛猛击海堤，渡轮撞击泊位，博斯普鲁斯海峡臭名昭著的驻波和洋流疾速抽打着海岬，使这条狭窄的海峡看起来更像是一条河流，而不是大海的延伸，早期的海员和船夫常常对此束手无策。即使在人造卫星导航时代，博斯普鲁斯海峡依然是令港口引航员和船长紧张难安。

陆地上的生存环境也同样变化莫测。伊斯坦布尔坐落在全世界最活跃的一条地震带上，每隔十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拜占庭帝国的编年史作家记录了伊斯坦布尔发生于公元402年的第一场大地震 [14] ，此后，小地震和灾难性事件屡见不鲜。557年，众多教堂毁于一旦，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的穹顶也多处受损。989年和1346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两度塌陷。奥斯曼帝国为此还特设了一个政府部门，全面负责灾后重建，这个部门总是十分繁忙。1489年、1509年、1557年、1648年和1659年，大地震夷平了不计其数的屋宇房舍，石头尖塔像火柴一样突然折断。1766年夏，伊斯坦布尔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地震和余震，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和卡里耶清真寺（Kariye mosque）壮观的穹顶轰然坍塌，托普卡帕宫也严重损毁，苏丹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Ⅲ）考虑到自身安全，不得不暂时逃离这座城市。1894年，大巴扎（Grand Bazaar）等主要公共建筑惨遭大面积破坏。

奥斯曼帝国因此出台法规，要求用木材替代石头建造民宅，从而减少地震造成的伤亡。但这个解决方法引发了另一难题。在城内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巷道狭窄，水源又远在山下，所以大规模的火灾频繁发生。一盏油灯或者炭盆飞溅的火星都可能将整个居民区燎为灰烬。反叛的禁卫军——护卫苏丹的精锐部队和保镖——就曾为发泄心中的不满，故意放火烧毁了数千间房屋。扭曲变形的铁器，外露的石头地基，城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区域只留下这些残垣断壁。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近五个世纪里，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辈子至少会经历两次灾难性的地狱之火。17世纪后，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焰史诗”——记叙恐怖火灾和生命奇迹的长篇诗歌——一直是伊斯坦布尔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一擦黑 [15] ，欧洲区或者亚洲区的某个地方就可能突然起火。”一位观察员写道。¹⁴ 不算个别居民区小范围的火情，1569年、1633年、1660年、1693年、1718年、1782年、1826年、1833年、1856年、1865年、1870年、1908年、1911年、1912年、1915年和1918年，这座城市都发生过重大火灾 [16] 。新建筑焚毁，有时可能会暴露出古代的宝物。“我和许多考古界的朋友曾经多次探查大火烧焦的地区，” [17] 1908年，一位城市居民口述，“因为我们发现，有的地方以前看不出任何线索，现在历经火海的洗礼，残存的石头物件却可能暴露一些我们想要的信息。灾后的景象……让我联想到庞贝古城。”

消防员（tulumbacɪ ）在狭窄的坡道上只能像帕夏的轿夫那样高举水罐跑步行进。他们“着火了！着火了！”（Yangɪn var！）的呼喊声与穆斯林的宣礼和野猫的午夜呜咽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背景音乐。第一次进城 [18] 的探险家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 ）就碰见过一群半裸的疯子，他们一边尖叫，一边追着他在佩拉大街上奔跑。赫伯特心想，这群人肯定是在打击异教徒吧。当他气喘吁吁地到达酒店，别人才告诉他，这些人其实是一队赶赴火场的消防员。对个别屋主来说，救火方法有时比火灾本身还要糟糕。消防员配备的手动泵只能有效扑灭小面积的火灾，一旦火险有扩大的可能，他们的常规做法就是在火势蔓延之前，利用钩链拉倒近旁的建筑物。伊斯坦布尔火灾频频，事实上消防员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虽然火险无法消除，但是农村居民仍然大量涌入，城市空间加速扩张，到19世纪早期，拜占庭古城内的空地已然所剩无几。民宅的门廊常常直冲大街，家家户户都在房屋的上层设计了凸窗，以便多挤出那么一丁点儿的生活空间，街巷因此变成了幽暗的隧道。就连金角湾南部 [19] 的要道、从城市西门行至苏丹托普卡帕宫的主路——帝梵街（Divanyolu），最宽的地方也就约二十英尺。庞大的清真寺建筑群几乎占领了古城的七座山丘，巴洛克风格的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Nuruosmaniye mosque）坐落于第二座小山，第三座山上修筑了气势磅礴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Süleymaniye mosque），塞利米耶清真寺（Selimiye mosque）位于第五个山冈。城内人口激增，住宅用地越来越少。一团小火苗就能轻易点燃这个拥挤不堪的城市，一条街连一条街，直到把整片区域烧个精光。几张1912年拍摄的老照片 [20] 真实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场大火之后，一群无家可归的伊斯坦布尔人卷着铺盖，携带成堆的木制家具，聚集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ahmet mosque，或称“蓝色清真寺”）旁边古老的石头方尖碑周围。

即便如此这些灾害还是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发展机会。频繁发生的灾害几乎夷平了整座城市，市政规划者、地产投机商和政府官员可以趁机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构建城市景观。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规整街道，创建新的公共空间并装配排水系统。在被火灾摧毁的街区，小公园和小广场替换了店铺林立的小巷，取代了杂乱无章、凸窗成排的木制棚屋。如今，游客在大巴扎迷宫似的通道里仍会迷路，但这样的街景其实就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多世纪以前初步规整后的城区。相形之下这座城市当前的街区竟如同网格一样整齐。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等一些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因为早期屡遭破坏，现在周边的街景开阔敞亮 [21] 。

奥斯曼政府与其他帝国一样，长期实行所谓的强制性移民（sürgün ）政策。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为促进城市人口繁衍曾经推动强制性移民，而他的继任者却用这项政策实现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想惩治造反的村落，有的是要把工匠和牧人送去帝国需要这些技能的地区。但是与国家政策、战争和经济移民相比，自然灾害才是更多伊斯坦布尔人规律迁移的主要原因。1870年6月，熊熊大火横扫金角湾的北部高地，佩拉区的许多地方只余下碎石瓦砾。这一时期，富裕阶级和外国投资人敏锐地嗅出了伊斯坦布尔城景周期性重建所暗藏的利益气息。但是他们的计划有赖于另一项变革——也是当初建成锡凯尔吉火车站的原因——铁路时代的来临。

1883年10月，一个周日的傍晚，一列短短的火车驶出了巴黎东站。在成排的新电气灯的照明下，站台上人头攒动，大家一起见证了这次启程。这个动力强劲的蒸汽机车拖挂的车体并不长，只有一节行李车、两节卧铺车、一节灯火通明的餐车，以及尾部存放扁皮箱的邮仓车厢和超大号的传动装置。乘客们很快就适应了车厢环境，他们满心期待地开始了一千八百英里、横穿欧洲大陆的旅行。这正是第一次出发的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的首趟旅程是比利时工程师佐治·纳吉麦克（Georges Nagelmackers）一手策划的宣传活动。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次首旅的来由——是他最强硬的对手。在铁路迷眼中，纳吉麦克确实是欧洲铁路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普尔曼才是真正的誉满天下。普尔曼的创新在于开发设计了可以寝卧的车厢，即著名的普尔曼卧铺车厢。19世纪60年代初，他的设计模型在美国推出，每节车厢都按上下两行排列了二十个铺位。乘客搭乘火车进行长途旅行自此成为可能，尽管铁路车厢不过是安装了车轮的简易小屋，但无论如何，乘客们现在终于可以在类似床的铺位上舒服地躺卧了。

普尔曼的概念或许假以时日才能被大众接受——毕竟那个年代，衣衫不整地睡在一群陌生人中间的想法实在太过新奇——1865年，因为一桩意外事故，普尔曼的试验车厢被投入使用。当年，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刺杀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悼念总统逝世唯一正确的方式似乎就是一场盛大的送别。于是一周后，覆盖黑布的送葬列车载着林肯的遗体从华盛顿出发，缓缓驶向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让沿路的哀悼者有机会送他们的总统最后一程。为了方便和总统遗体同行的家人和侍从休憩，列车后部钩连了普尔曼卧铺车厢。即使这是一出令人悲恸的国家悲剧，但是普尔曼却在其间证明了火车旅行并不是尘土飞扬、炉渣播撒的痛苦经历。借用一位铁路历史学家的一句话，火车旅行也可以是 [22] “难忘的（因此有利可图的）旅行方式，是车轮上优雅生活的实例”。

没几年，普尔曼卧铺车就逐步占领了美国市场，还开始进军欧洲市场。1870年，纳吉麦克去美国考察 [23] ，返回欧洲后，他下定决心取代普尔曼，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卧车生产商。纳吉麦克坚持不懈地游说法国的铁路公司和政府采用他生产制造的卧车（wagon-lit ）。他研发的卧车加装了德国设计的新型悬架系统——转向架，这个集成装置可以利用独立的活动轮轴支撑车体，缓冲减震，为乘客创造更加平稳舒适的睡眠环境。

1876年12月，纳吉麦克的布鲁塞尔基础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几年后，这家公司的商标就成了欧洲大陆长途豪华旅行的代名词：两头雄狮相向而立，支撑着两个交缠的花体字母WL，周围环绕着公司的法文名称——欧洲国际铁路卧车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Express Européens ，以下简称欧洲卧车公司或WL公司）。没有人预先料到，一家铁路公司可以管理整个欧洲大陆铁道线路的运行。铁路不仅象征了国家威望，也是欧洲王国和帝国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允许外国火车——尤其还坐满了外国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通行，几乎不受护照的限制和海关的干涉，这绝对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欧洲卧车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的资助下营运路线已连接了巴黎和维也纳，并且计划着进一步连通保加利亚。此外，纳吉麦克的另一项创新——餐车——还解决了乘坐火车长途旅行的吃饭问题，乘客不必再依赖小站站长提供的乏味饭菜或者陌生人递来的黑暗料理。纳吉麦克打造的卧车就像是一件艺术作品，车厢的内部装潢使用了大量的抛光黄铜和原木镶嵌，而且摆放着气派的高背座椅和皮革沙发，还加装了造船工程师专门为紧凑空间设计的折叠桌椅和隐蔽隔间。

1883年，通过东方快车的第一次远行，欧洲卧车公司不仅展示了短短几年自身业务的迅速发展，还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把铁路延伸至欧洲边缘，直达伊斯坦布尔。纳吉麦克邀请了一些欧洲二流的知名人物前来捧场：旅行作家和散文家、法国和比利时的部长、德国的新闻记者、奥斯曼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奥地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火车穿越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的疆界时 [24] ，一支十一人的乐队也加入了这趟旅行。伴随着火车朝着黑海的方向加速前进，他们在餐车摆放好乐器，奏响了华尔兹等一段段乐曲。

然而，首列东方快车并未走完全程。旅客必须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港下车，转乘轮船继续前往伊斯坦布尔。包括十五个小时的黑海行船在内，整段旅程 [25] 总共八十一小时四十分钟。主要原因在于纳吉麦克的野心超出了奥斯曼帝国基础设施的客观现实。

185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 [26] 完全没有铁轨，与奥匈帝国八百多英里，英国约六千英里的铁轨完全无法相提并论。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但发展重点还停留在边远地区，并没有将帝国的首都和欧洲其他的中心城市连接在一起。尽管开端不顺，可纳吉麦克最终还是愿望成真。短短五年，奥斯曼帝国全方位铁路服务就已经扩展至伊斯坦布尔，实现了主干线与欧洲铁路网的贯通。到1905年，纳吉麦克逝世的那一年，你完全可以乘坐火车从巴黎出发，一觉睡到苏丹的首都。一年之后，阿尔卑斯山脉的辛普朗隧道通车，从基督教国家的中心前往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变得更加容易。乘客下车的地点接近欧洲的地理边界，距离各大历史古迹和旅游景点都不是很远。当时某位观察家形容，这是 [27] “西方世界对君士坦丁堡的兼并”。即使经验丰富的旅行者，走近停靠在法国东站的东方快车时，也会抑制不住地兴奋。“我要坐着火车出发了！ [28] 我上车了！我竟然真的坐上了传说的蓝色列车，外面还挂着牌子：加来—伊斯坦布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写道，后来她时常乘坐火车旅行。

东方快车的第一批乘客都下榻在佩拉区，这里是欧洲旅行者的常规目的地，但是这个城区的酒店总体质量不高，房间又很紧张，为欧洲卧车公司同时提出了挑战和机遇。公司在佩拉区的边缘买进了一块地皮。这块1870年佩拉大火烧焦的土地地面朝着新修的博蒂尚公园（Les Petits-Champs），这个公园在市政规划者灾后辟建以前是伊斯坦布尔的公墓之一。虽然公园的历史听起来有点恐怖，可是近几年，这片绿地周围出现了一系列巴黎风格的建筑，旁边的大道也已变成了城内最新潮的酒店街，所以没几个游客会知道，向导与翻译所指的这条充满异国风情的大街——卡布瑞斯坦大街（Kabristan）——在土耳其语里其实是墓园的意思。

1892年，欧洲卧车公司决定在卡布瑞斯坦大街和扎普丘拉尔大街（Çapulcular，或称暴徒大街）交叉路段的这块地皮上投资兴建酒店。这块地最早属于 [29] 苏丹捐建的伊斯兰教基金会，1881年，被在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都根基深厚的亚美尼亚商人和银行家世家伊萨恩斯家族收购，伊萨恩斯家族事后或许很后悔把这块地皮卖给了欧洲卧车公司，因为几年后，佩拉宫开业，生意非常红火。

与同样位于佩拉大街的罗德斯酒店（Hôtel de Londres）、布里斯托尔酒店（Bristol Hotel）、大陆酒店（Continental Hotel）、安格特瑞酒店（Angleterre Hotel）以及老对手托卡良酒店（Tokatlian Hotel）等附近其他一流的酒店设施相比，佩拉宫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是唯一一家由同一个公司所有并经营的酒店，是欧洲卧车公司泛欧洲服务网的组成部分。至少对新一代富有的欧洲游客来说，佩拉宫与尼斯、蒙特卡洛等城市的姐妹酒店 [30] 都是他们偏爱的落脚地，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奢华享受，他们就像是在玩收集游戏一样。入住欧洲卧车公司旗下的每一家酒店如同后来的四季酒店和丽思卡尔顿酒店 [31] ，佩拉宫带给客人的良好体验也不是因为它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它是产业链的一环——里斯本的阿维尼达皇宫、巴黎的奥德赛等大型酒店集团为了兑现承诺，在各大旅游目的地提供豪华、安全、水准一致的住宿服务，建造的所有酒店都遵循类似的风格和统一的标准。《布勒旅游指南》（Guide Bleu ）对佩拉宫的描述是 [32] ，这家酒店配备了“电梯、卫生间、淋浴、暖气、电灯等所有舒适的现代化设施，还附送金角湾壮丽的美景”。

那段时期的灾害地图 [33] ——了解城市格局变迁的最佳来源——显示了伊斯坦布尔整个欧洲区严重受损的面积以及灾后尚未重建的区域。佩拉宫所在的地段恰好位于佩拉大火过后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商业金融中心，连排的四五层建筑展现了这个城区的新貌，其中许多是本地希腊、亚美尼亚企业家和金融家的财产。这些仿照现代巴黎风格的大楼，面朝着博蒂尚公园，外墙平整，窗户敞亮可以远眺城市西郊，是城里欣赏日落的最佳地点之一。夕阳西下，残留余温的光线倾洒在大理石的楼面上，反射出火焰般绚丽夺目的辉光，营造出一种超脱尘世的意境。此外，建筑师还为这些建筑设计了一系列内部走廊，与佩拉区的传统步道——佩拉大街连通。

没有人能想到，佩拉大火过后仅仅二十年，这片城区就先后出现了两条著名的大街——佩拉大街和墓园大街（Graveyard Street），这两条大街车水马龙，拥有城内最壮观的内部通道和拱形游廊。20世纪头十年，金角湾高地的新街景令四处游历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34] 大开眼界，他声称，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有几分纽约魅力（allure new-yorkaise ）。

[1] Busbecq，Turkish Letters ，34.

[2]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38.

[3] 引自Dalal，“At the Crossroads of Modernity，” 135. 参见Gül，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54.

[4] Christie，Come，Tell Me How You Live ，12.

[5] Dos Passos，Orient Express，in Travel Books and Other Writings ，133.

[6] Herodotus，The Histories ，4.144.

[7] Procopius，Secret History ，in Procopius，25.2-6.

[8] George Makris，“Ships，” 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99.

[9] White，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1：38-41.

[10] White，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1：51.

[11] White，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1：51-52.

[12] Private Papers of G. Calverley Papers，p. 36，IWM.

[13] Pirî Reis，Kitab-ɪ bahriye，1：59.

[14] DBIA，3：33-35. 耳熟能详的：DBIA，7：425-26.

[15] Bibesco，Eight Paradises ，229.

[16] DBIA，7：426-38.

[17] Pears，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314.

[18] Herbert，Ben Kendim，26-27.

[19] Çelik，Remaking of Istanbul ，4.

[20] DBIA，7：426-38.

[21] Gül，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49-51.

[22] Barsley，Orient Express，20.

[23] Behrend，History of the Wagons-Lits ，3.

[24] Behrend，History of the Wagons-Lits ，7.

[25] Cookridge，Orient Express ，86.

[26] Inalcɪk with Quataert，eds.，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2：804.

[27] A. Van Milligen，Constantinople （1906），205，引自 Çelik，Remaking of Istanbul ，102.

[28] Christie，Come，Tell Me How You Live ，

[29] Çelik，Tepebasɪ ，172-74.

[30] Behrend，History of the Wagons-Lits ，12.

[31] Sperco，Istanbul indiscret ，80.

[32] De Paris à Constantinople，178.

[33] 见Jacques Pervititch Sigorta Haritalarɪnda Istanbul and Dagdalen，ed.，Charles Edouard Goad’ɪn Istanbul Sigorta Haritalarɪ 。

[34] 引自Mansel，Constantinople ，354。

灰色舰队

佩拉宫建成的时候，奥斯曼帝国首都还是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渡轮在城市水道上来来往往。欧洲的奢侈品陈列于佩拉大街沿街商店的玻璃橱窗里。贝西克塔斯、加拉塔萨拉伊和费内巴切的新足球俱乐部——这几支队伍后来代表着伊斯坦布尔人民内部的基本分歧——主办了庆典比赛和联盟锦标赛。希腊托运人、犹太布商、阿拉伯采珠人、库尔德商队队长和亚美尼亚金融家都自认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君主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臣民。

奥斯曼帝国源远流长，它的覆灭是外交史上始料未及的大事。各国争执不休，如何从帝国的灭亡中渔利成了19世纪大国外交的固定话题之一。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轻蔑地把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自1683年，苏丹军队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确实一直在缓慢撤退。几乎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官员——从苏丹的高级顾问到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等敏感边区的地方长官——都能觉察出帝国正在加速衰落。

19世纪50年代，所谓的东方问题——领土争端、民族主义运动和国际僵局——搅起了奥斯曼帝国的暗潮，招致英、法、德，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势外交和军事干预。19世纪60年代初，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高地人发动攻击，几十万穆斯林难民涌向边境，寻求苏丹庇护。1877年至1878年，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之间兵戈相向，虽然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最终和平解决，但奥斯曼帝国却失去了统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欧。五十几万穆斯林被迫迁移 [1] ，在苏丹不断缩小的版图上寻找新的避难所，一波又一波的强制移民（muhacirs ）直接构成了奥斯曼帝国整整一代的新国民，其中许多人都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基督教国家的执政者并不在意本国仓皇逃跑的穆斯林，他们更关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能否受到翼护。他们迫使奥斯曼帝国豁免当地刑法和民法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的处罚。

20世纪伊始，没有哪个大国领袖——甚至时常担心海外霸业不稳的欧洲君主——会像年迈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样接二连三地面对暴动、叛乱和游击运动。19世纪70年代，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接棒此世纪中叶开始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这项伟大的改革力图通过精简政府机关、建立现代教育、修筑新的公路和铁路、打造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奥斯曼帝国赶超欧洲列强。然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生性多疑，又对改革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在他治国理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外国债权人，军事方面听从英国和德国顾问的建议，而他个人的安全感则来自全国的谍报网络，间谍们每天源源不断地把书面报告送达这片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森林，送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居住的耶尔德兹宫（Yɪldɪz Palace）。据称，举报人不计其数 [2] ，以至于佩拉宫不得不放置指示牌，请求政府特工把酒吧的座位让与消费的客人。

1908年，少数军官组成的阴谋组织——著名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又称统一进步党（Unionists）或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受君主立宪，恢复了先前解散的帝国议会。统一进步党内部几乎清一色都是奥斯曼帝国新一代军官，19世纪70年代，因为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变更，他们中许多人曾经跟随父辈颠沛流离，所以他们深知这道海湾就是横亘于帝国和强国之间的鸿沟。统一进步党眼见奥斯曼帝国一次次的军事失利，眼看沉重的外债一点点压垮了他们的国家，终于忍无可忍地在萨洛尼卡这个面向海外欧洲的西部城市、这座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前哨关卡发起了改革运动。他们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撼动了20世纪许多国家的民心，这一帮雄心勃勃的少校和上校揭竿而起，对抗着垂暮将军和软弱政客所把持的政权。他们相信，只要宪法归位，帝国就会重拾坦志麦特时代凋敝的理想。

几个月以来，伊斯坦布尔感觉像是卸下了重担，人们其乐融融。“就连社会最底层的乌合之众 [3] 的内心都激荡着一种崇高的情感，他们脏兮兮的脸庞挂着泪水，一些小掌柜甚至撇下店铺不管，加入了游行队伍。”穆斯林作家、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Halide Edip）回忆，“小偷和罪犯似乎也没有了……简直就是太平盛世。”只是新得到的自由很快就衍生出各种开脱的借口。报业工人断章取义地援引宪法，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贩夫走卒公开在大街上售卖烟草，叫嚷着宪法支持他们打破国家垄断；小男孩一边向过路的汽车投掷石块 [4] ，一边大喊：“自由！自由！”（Hürriyet var！）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都主张帝国转型，要么改造成多民族的君主制国家，要么解体为多个主权国家，要么转变成土耳其民族国家。

1909年，有人在伊斯坦布尔发动政变，企图撤销宪改，统一进步党奋起反击，派遣武装部队前去保卫改革成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细瘦孱弱，弯腰弓背，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他象征着衰落的帝国，他的因循守旧促发了宪制改革——被强行送上火车，流放到萨洛尼卡，统一进步党在当地的支持者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统一进步党推举他的兄长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Ⅴ）坐上了王位，并且控制了关键的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关。各个派系你争我抢，从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到支持帝国分权管理的政治精英，人人都想在伊斯坦布尔争得一席之地，最终，三位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军官恩维尔（Enver）、杰马勒（Cemal）和平民塔尔（Talât）——脱颖而出，形成了三头统治，成为操控王权的幕后势力。

国内的政治动乱啃噬着伊斯坦布尔，反对派和外国势力也在帝国边缘不断挑起事端。保加利亚在自封的国王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奥匈帝国吞并了过去三十年一直由奥斯曼帝国受权托管的波斯尼亚至黑塞哥维那一带。1911年秋，意大利宣告扩大版图，跨越地中海侵吞奥斯曼的黎波里塔尼亚省（现在的利比亚）。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更是让奥斯曼帝国丢盔弃甲，阿尔巴尼亚独立，马其顿和克里特岛被割让，帝国几乎完全撤出了欧洲大陆。伊斯坦布尔距离前线战场仅仅二十多英里，城市向陆一侧的土方防御工事闹得人心惶惶，连绵不绝的炮火几乎能震碎门窗玻璃。大量穆斯林难民从农村涌入，遭到了本地人的报复和营地士兵的排挤。

1914年夏天还未来临，奥斯曼人就已饱经风雨，这个国家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人口迁徙和经济危机。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持续升级，苏丹原本想要保持中立，但是因为与英国的经济纠纷，再加上德国的利诱，为统一进步党效力的部长与司令们最终倒向了德国阵营。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接过了奥斯曼军队的作业指挥棒，对他们进行了改组整编。两艘德国巡洋舰——“戈本”号（Goeben ）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 ）——作为新型现代化海军核心力量的代表驶进了马尔马拉海，船长和全体船员都是德国人。10月，这两艘军舰横渡黑海，先发制人地炮轰了俄国南区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没过几天，俄、法、英三个协约国政府就向加入德国和奥匈同盟国阵营的奥斯曼帝国宣战。穆罕默德五世作为哈里发——沿用了四个多世纪的宗教头衔——全球伊斯兰教领袖也号召全体穆斯林发动讨伐协约国的圣战（jihad ）。这是全球伊斯兰教统治者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发布圣战的号令。

随后的若干年，帝国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国民非常后悔，他们指责这是柏林的威逼利诱，是统一进步党的阴谋诡计。战争的浪潮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席卷首都，奥斯曼帝国各条战线的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协约国也部署了双管齐下的作战计划：一支武装力量突袭巴尔干半岛，直逼伊斯坦布尔；另一队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向西挺进，攻占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阵地。不过交战双方在这两条战线上都没能迅速取胜。这场仓促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新盟友争夺赛，双方都想拉拢中立国家——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自己的阵营。

协约国和同盟国争取支持的筹码都是领土承诺和战后自由。协约国宣称，阿拉伯人可以借此摆脱苏丹的操控，俄国人可以接管伊斯坦布尔以及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通往地中海的战略要地，英、法、俄三国可以瓜分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广袤无垠的土地，希腊可以得到爱琴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对普通的奥斯曼士兵来说，这些预想的疆域划分——虽说是秘密协商的，但几乎人尽皆知——很快把军事对抗演变为生存之战，因为失败的代价太过高昂：奥斯曼帝国覆灭，国家支离破碎，甚至首都可能都保不住了。

“艾莎，美丽的天使，” [5] 开战几个月后，奥斯曼步兵队长给妻子写信诉说，

我们这里被英国人轰炸了。我们无法休息，粮食也所剩无几，我们的人正在因为疾病而大批大批地死去。大家怨声载道，我祈求上帝让这一切赶快结束吧。我眼看着美丽的君士坦丁堡变为废墟，孩子们倒在屠刀之下，现在或许也只有上帝的恩泽可以阻止这一切了……天呐，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加入这场邪恶的战争？

这封信是在这名队长的尸身上发现的，奥斯曼军队与大英帝国部队当时刚刚在加里波利结束了一场战斗。加里波利半岛原本是协约国进军伊斯坦布尔计划的第一站，他们想要牢牢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切断经由地中海运输到伊斯坦布尔的补给。但是因为作战方案考虑不周，又遇上奥斯曼将士的顽强抵抗，1915年，协约国部队基本一直被打压，只能退守在距离沿海登陆地点不远的沟壑和灌木林里。最后，协约国放弃并终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奥斯曼人民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战双方都精疲力竭，投入加里波利战役的兵力多达七十五万，充分说明了海陆攻击对伊斯坦布尔构成的巨大威胁。达达尼尔海峡布满了水雷，协约国战舰散落的残骸堵塞了航路，原本活跃的海上贸易只得中止。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供职的统一进步党意图借由这场战役挑唆海外的穆斯林起义，他们想利用苏丹的哈里发身份鼓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法属北非和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反抗当地政府。英国人反过来也企图煽动苏丹的阿拉伯国民起来抗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探险家T.E.劳伦斯（T. E. Lawrence）。尽管诡计没能得逞，但是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仍然时时留意着国内政治与外交阴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热衷于揭发所谓的第五纵队，声讨他们赞同协约国对帝国领土的图谋不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正规军队和编外民兵组织了围捕，驱散了可能效忠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和其他东正教教徒聚居的村落。亚美尼亚革命团体也在帝国人口稠密的地方举行了多次起义，其中一些人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公然行动，1896年，他们筹划了一次惊人的袭击，抢劫了佩拉大街北段的奥斯曼帝国银行。可是以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三位领导人为核心的军方与政界，尤其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的特设机构（Special Organization）却官方回应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死亡运动。

这个特设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听从军队指挥的准军事组织，消灭国家的潜在敌人。奥斯曼军队在东部战线接连受挫，尤其是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他们在萨里卡米士与俄军殊死拼杀，遭受重创，特设机构及其支持者认为亚美尼亚人在暗中破坏了战争努力，于是加快了消灭亚美尼亚人的节奏。1915年3月，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 [6] 决定屠杀或驱逐生活在敏感边境地区的几十万亚美尼亚人，逮捕或暗杀亚美尼亚社会的关键人物和政治领袖。19世纪70年代，大批穆斯林因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变迁而四处流浪，现在他们的后代加入了统一进步党 [7] ，又开始为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谱写相同的命运篇章。1915年4月24日至25日晚间 [8] ，两百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从伊斯坦布尔被赶到了安纳托利亚乡村，其中一些人原本就是难民，他们好不容易逃脱了东部地区反亚美尼亚人的暴力行动，千里迢迢前来首都寻求中央政府的庇护和救济，结果却也惨遭驱逐。亚美尼亚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肯（Grigoris Balakian）回忆，除了他，被关押在中央监狱里的还有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社区的许多重要人物——议员、编辑、教师、医生、牙医，银行家——以及一同被卷入暴力狂潮的普通人。没过多久巴拉肯又被送往安纳托利亚中部，他在那里被迫游街示众，忍受监禁、辱骂和虐待，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漫长的岁月。三年后，他假扮成一名德国士兵，想方设法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巴拉肯把他自己的苦难经历以及朋友、牺牲者、通敌分子的悲惨遭遇编录成辑。他说自己是其中的幸运儿 [9] ，“多亏了大笔的贿赂或者权势阶层的人物关系，我才能成功返回君士坦丁堡，才会有机会获救”。许多人命丧黄泉，即使死里逃生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亚美尼亚教会的首席作曲家、唱诗班主唱高米达斯·瓦达巴德（Gomidas Vardabed）后来获得准许回到首都，但是很快就逃去了巴黎，年复一年，他最终精神崩溃，死在了法国的精神病院。

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又组织了多次围捕。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澜难平，三角绞刑台 [10] 就立于宏伟的奇力克阿里帕夏清真寺（Kɪlɪç Ali Pasha mosque）的墙外，在大群男女老幼和德国士兵的围观下，许多亚美尼亚人在这里被处死。后来，或许是因为德国官员施压——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私刑和驱逐会对战争产生不良影响——伊斯坦布尔剩余的亚美尼亚人才免遭清洗。此次战争期间 [11] ，反亚美尼亚的暴力行动和驱逐政策导致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口几近消灭，造成奥斯曼帝国六十万至一百多万名基督徒死亡。

这些种族灭绝式攻击是为了促进奥斯曼帝国新一轮的战地胜利，但是接下来三年的军事消耗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地位。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奥斯曼针对希腊和俄国的新进攻毫无进展，在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军队面对大马士革的失守和英军的火力压制又乱了阵脚。德国在西线也越陷越深，被协约国的新攻势围困。

伊斯坦布尔的英法侨民的房屋屡屡受袭。达达尼尔海峡有效的封锁措施和俄国在黑海的巡逻队阻断了航运，港口整日空空荡荡。煤炭短缺，煤气厂关闭，夜晚的城市一片漆黑。百姓每天多买一条面包都需要警方许可，面包店因此频繁爆发争斗。即便限量供应，制作面包的面粉仍然不足，有时也只能混合一定比例的稻秸。城内毒虱肆虐，数千人感染恶疾，民众都尽量避免进入拥挤电车等密闭空间。

战争刚刚打响，西部邻国保加利亚就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同盟阵营。但随着战争的发展，1918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报纸爆料面对战场失利、腹背受敌的局势，保加利亚权衡再三，同意和协约国单独签署停战协议。奥斯曼帝国西面的防御土崩瓦解，而协约国部队集结在希腊边境，伊斯坦布尔又恰好位于容易攻击的范围之内。奥斯曼政府很快就传话给英国人，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

1918年10月，“阿伽门农”号（Agamemnon ）战舰停靠在爱琴海的穆德洛斯，英国战争办公室和奥斯曼帝国两方代表在船上会谈了三天。10月30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与主要协约国的战争。没过两周——1918年11月11日11时——德国也宣布停火，请求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点。全面停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还未等伊斯坦布尔人思忖作为战败国的未来，协约国就赶来告诉了他们答案。

1918年11月13日早晨，阴云密布，一支钢铁舰队自南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每艘战舰的主桅上都迎风飘扬着大面的海军舰旗，打头的是英国的旗舰“苏佩尔布”号（Superb ），其后依次是“无畏”号（Temeraire ）、“纳尔逊勋爵”号（Lord Nelson ）、“阿伽门农”号，以及五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紧接着是法国的无畏战舰，意大利的巡洋舰和希腊的驱逐舰则走在队尾。

极目远眺，灰色的舰船星星点点。遍布整片海域的“那个宏大的场面 [12] 令人难忘，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海军联合舰队威风凛凛地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此（我相信是永远）结束了土耳其的暴政——男女见面可以握手，但不准讲话——全体基督教徒内心激荡着巨大的喜悦。”一名英国目击者写道，这是伊斯坦布尔有史以来迎接的最大规模、最致命的外国武装舰队。

上午8时左右，舰队司令和船长们下令抛锚。船上的水手放眼望去，叹为观止的古老的海堤背后布防着成排的海岸炮和其他工事。虽然船已进入苏丹宫殿四面的火炮射程，但是并没受到火力拦截。

胜利者一边在曾经的对手面前耀武扬威，一边长驱直入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城市。其余战败国的首都——柏林、维也纳、索非亚——并没有进驻这么庞大的协约国部队。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自认为他们不仅是战胜方，而且是解放者，自认为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是顺应天意，解救当地人民免遭愚昧政府的荼毒，帮助基督教徒摆脱伊斯兰教规则的束缚。“阿伽门农”号的炮手、二等水兵F.W.特平（F. W. Turpin）感慨：“我何其有幸，可以亲眼看到这一幕。” [13]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看法。麦加埃米尔的女儿穆斯巴哈·海达尔（Musbah Haidar）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周边高地聚集的数万群众一起目睹了协约国部队的威仪。她是王室宗亲，她的父亲是伊斯兰圣城的守护者。她从自家的宅院向外张望，默默注视着希腊旗舰“阿维奥芙”号（Averoff ）扬帆直抵苏丹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门前的帝国码头。当地希腊东正教教徒 [14] “掩饰不住的狂喜”，穆斯巴哈回忆说，而像她这样的穆斯林却“一脸茫然……他们的帝国崩裂了”。

穆斯林难民逃离了巴尔干半岛的战火，在古老的瓦林斯水道桥周围搭建了棚户区。他们压平废弃的油罐 [15] ，修建铁皮房屋来抵御冬雨，整个社区看起来就像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巨型广告。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肯在亚美尼亚种族清洗时期曾被驱逐出城，后来，他乔装打扮坐着小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恰逢协约国舰队抵港。“阿凡提，我们生活的时代可真糟糕！” [16] 穆斯林船夫向他抱怨说，“外国舰队明目张胆地开进君士坦丁堡，我们穆斯林却只能眼睁睁地旁观，说出去谁会相信？”

协约国占领的那段日子，人们常常看见头戴蓝纹平顶帽的法国军官和身穿卡其制服、头戴钢盔的英国同僚在老城街道上并肩前进。塞内加尔步兵 [17] 和意大利神枪手（bersaglieri ）沿着佩拉大街来回巡逻，他们帽子上的长羽毛随着微风轻轻舞动。英国代表团高级将领乔治·米恩（George Milne）先是下榻在佩拉宫，后来住进了从德国克虏伯钢铁集团征用的位于郊区塔拉布亚的滨海小屋。法国元帅路易斯·弗朗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Espèrey） [18] 原本想骑着白马，派头十足地进城，却发现英国上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前一天也举行了相同的仪式，而且排场更加盛大。他即刻搬到了帕夏建在风景宜人的村庄奥塔科伊（Ortaköy）的宅院，聊以自慰了。“这就像是……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两位女主角，” [19] 英国联络官汤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回忆道，“如果我们能把其中之一留在更衣室，这出戏就会更加精彩。”

不久，伊斯坦布尔就唯主要协约国马首是瞻，被划分成不同的控制区。英国人管治着佩拉区和加拉塔区，法国人控制着金角湾南部的老城区，意大利人则占领了亚洲区边缘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协约国的联军接管了城市治安，特派专员接受委任，负责审判罪犯、监视港口活动、监察维持监狱秩序、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管理部队的医疗和康复机构、督导奥斯曼军队的裁员和遣散。

没等协约国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统一进步党的三大领导人恩维尔、杰马勒和塔尔，就已乘坐德国潜艇逃离了首都。所以，他们没有目睹协约国的占领。三年后，一名亚美尼亚刺客在柏林街头枪杀了塔尔，报复他推波助澜地掀起了种族大屠杀。次年，杰马勒在第比利斯遇袭，刺客也是亚美尼亚人。与此同时，恩维尔则因为企图号召穆斯林反抗布尔什维克而在中亚毙命。

奥斯曼帝国世代存续六百一十九年，最终停在了“苏佩尔布”号抛锚的那一刻。截至协约国舰队抵港之日，从帝国的创建者奥斯曼（西方人所称的“奥斯曼帝国”就得自他的名字）算起，在位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7月王兄过世，他才登基——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三十六代君主。他与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两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和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用了同一个名字。他的先祖是突厥部落的首领，是切尔克斯人的奴隶，可世界各地亿万穆斯林却敬重他是先知的继承人，是忠实信仰的世俗领袖。

伊斯坦布尔一直是“欧洲和亚洲的主要风暴中心” [20] ，美国海军人员即将抵达，作为协约国的分遣队，他们拿到的简明手册这样评价这个城市：穆斯林“误导了这个城市，这里的民生五彩斑斓却骚乱难安……或多或少地搞臭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声誉”。现在仁慈的西方势力接管了城市，直到和平协议最终落定，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回天。

协约国官员逐步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伊斯坦布尔人记忆中最冷的冬天悄然而至。西班牙流感 [21] 在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大面积传播。暴徒四处洗劫防备不严的豪宅。土耳其穆斯林齐亚·贝（Ziya Bey）亲历了协约国占领的头几个月。虽然他来伊斯坦布尔的时间也不长，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自己和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与协约国士兵相提并论。他出生在佩拉区以北上流社会聚居的尼桑塔斯区（Nisantasɪ），周围都是静谧的林荫大道和世纪末的华厦寓宇。他们一家常常搭乘客轮从中央码头出发去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消夏，那里是伊斯坦布尔富裕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少数穆斯林传统的避暑胜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齐亚尚且年少，他的父亲为了照管手头的出口贸易举家搬去了纽约。齐亚在美国邂逅了一名家乡在新奥尔良的年轻女孩，两人坠入爱河，闪电结婚。战争临近尾声，贸易开始回温，他们一家人又在新机遇的召唤下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虽然政治前景仍不明朗，但是齐亚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取代了旧帝国，在建国之初占取先机都是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这位胸怀大志、四海为家的年轻人来说，这正是他走出父亲阴影的大好机会。

然而，经过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伊斯坦布尔再也不是齐亚当初离开的那个城市，“贪婪或诱人的目光” [22] 时刻追逐着他。难民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一些残疾的奥斯曼士兵还穿戴着帝国的军队制服和装饰品。穷人向过往的行人兜售着老旧的木制玩具、假花、糖果和报纸。一名神色悲伤的年轻母亲挺着大肚子倚在墙角，轻声叫卖着手里的一束彩色气球。许多睡在路边和门口的孩子，不停被联军巡逻队驱赶。

齐亚一家起先租住在佩拉区，不久就搬去了金角湾对岸、托普卡珀宫附近的一所房子。佩拉区的寓所或许更加宽敞，可是本区的外国大使馆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寻找工作、等待签证以及讨要食物的各类难民。“卖淫、欺诈、穷困与酗酒公开标榜，” [23] 他回忆道，“这片城区仿佛复活了拜占庭和所多玛的全部恶习。”奥斯曼警察 [24] 只能解决这片区域的交通问题，而协约国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又常被认为处理纠纷时偏袒外国人。

据齐亚估计 [25] ，伊斯坦布尔不到十五个人里就有一个穆斯林。协约国联军是国际常驻部队的先锋，他们将会开创帝国故都善政良治的新纪元。奥斯曼帝国名义上依然存在。这个王朝确实比历史上许多友国和敌国延续的时间都要久远。俄国革命搞垮了罗曼诺夫王朝；德国民主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的统治；奥匈帝国解体也将哈布斯堡家族扫地出门；只有穆罕默德六世仍然是公认的国家元首，在近臣和包裹头巾的骑兵队的护卫下，故作镇定地端坐在破旧的耶尔德兹宫（Yɪldɪz Palace）里。“如果这些外国人留下不走，四处宣扬他们的不满、不安和不法……君士坦丁堡未来将会怎样？” [26] 一名本地的穆斯林向齐亚发问。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占领者不能，被占领者也不能。

[1] Zürcher，Young Turk Legacy ，287.

[2]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40.

[3] Edib，Memoirs ，259.

[4] Pears，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249.

[5] Letter from a Turkish Officer ，IWM.

[6] Akçam，From Empire to Republic ，166.

[7] 见 Zürcher，Young Turk Legacy ，285-95.

[8] Akçam，Young Turks’ Crimes ，183-93.

[9]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 ，77.

[10] 见C. J. Brunell Photograph Collection，IWM.

[11] Reynolds，Shattering Empires ，155.有关伊斯坦布尔驱逐出境的详细讨论的证据，见Akçam，Young Turks’ Crimes ，399-406；以及 Kévorkian，Armenian Genocide ，251-54，533-43。这段描述来自Charles and Louisa Vinicombe to Hélène Philippe，Oct. 25，1920，C.Vinicombe Papers，IWM.

[12] Charles and Louisa Vinicombe to Hélène Philippe，Oct. 25，1920，pp. 20-21，C. Vinicombe Papers，IWM.

[13] 条目Nov. 12，1918，F. W. Turpin Papers，IWM. 特平把他的这段描述记成了第二天，11月13日。

[14] Musbah Haidar，Arabesque ，165.

[15]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0，153，229.

[16]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 ，414.

[17] Sperco，L’Orient qui s’éteint，46.

[18]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 ，257.

[19]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58.

[20] Constantinople，9.

[21] MusbahHaidar，Arabesque ，169，187.

[2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3.

[23]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3.

[24]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1.

[25]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0.

[26]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36-37.

占领

伊斯坦布尔的谚语说：“佩拉区有三个诅咒：瘟疫、火灾和口译员。” [1] 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人和金融家在拜占庭帝国拥有广泛的商业权利，热那亚人控制着佩拉区的高地和加拉塔区的山坡等一系列环绕黑海的对外贸易中心。他们砌筑了厚厚的棱角墙，封闭了大部分社区。这些防御工事日晒雨淋到奥斯曼帝国时代早已残破不堪，而且世纪更替，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财富也早已超过了意大利人，不过热那亚人修建的加拉塔石塔（Galata Tower）这处城防遗迹依然雄伟，周边仍是伊斯坦布尔商品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法语——外交与国际贸易的语言——充满了这个城区的路标、窗口布告栏和酒店的广告牌。1918年冬天，协约国把佩拉区扩建成了它们的行政中心，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发像是建在本地的外国城市。这座异邦城市——似乎并不反对反而欢迎入侵者——就快胜出了。

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外国官员居住区重新修整了林荫路和漫步道，是金角湾南部老城区之外远离托普卡帕宫、大巴扎和高耸入云的帝国清真寺建筑群的另一个世界。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难民更愿意聚居在城南，跻身于传统巴扎和买卖乡村货物的商行（han ）之中讨生活，而苏丹很早以前就搬去了海湾北边的新宅邸。奥斯曼帝国的建筑风格迥异，耶尔德兹宫的宫殿像是一批小型的欧式展馆；塞拉宫（Çɪragan）和多尔玛巴赫切宫则由大量的雕花大理石堆砌而成，体现了统治者希望融入城市景观的乐观主义和现代感；海岸公路沿线的清真寺和钟塔模仿了欧洲巴洛克风格的繁复华丽，却省掉了带翅膀的天使。

“寥寥数笔难以记叙我半个小时里遇见的各类人，” [2] 英军中尉M.M.卡鲁斯·威尔逊（M. M. Carus Wilson）写信给远在英格兰的父亲说道，“散步是我观察这些民族的万花筒……”他又补充了一句，还描述了当日的情景：

以协约国联军的代表举例，常见的英、法、意三军军服暂且不提，我们还曾看见美国水兵形状怪异的白帽子以及希腊战士在特殊场合才穿着的白色百褶裙，这些都格外引人注目……当然，如果不发生冲突，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很有看头，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多民族云集，就像是均质的水油混合物一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许多人的穿戴和伦敦民众很相似，只不过费兹帽和西服还是不太搭调。除了戴草帽的农夫和衣裙飘飘的年轻女郎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胡子拉碴的搬运工系着两英尺宽的头巾和腰带，背负着如山的货物蹒跚前行；神秘的毛拉身着绿色长袍，一边手捻念珠，一边俯允接受信徒的供奉；咖啡店店员手执抛光的铜咖啡壶……还有一袭黑袍的土耳其妇女包裹着各式各样的面纱，有的厚重得密不透光，有的轻薄得勉强算是象征性的遮掩；最后要说的，大概也是最有趣的人是希腊僧侣，他们一脸络腮胡，穿着垂地宽袍，有时……还不合时宜地戴着小礼帽或巴拿马草帽。

每逢周五，皇家礼队（selâmlɪk） [3] ——苏丹前往礼拜寺的仪仗队——标志性的镀金马车和骑兵卫队都会从虔诚的围观者身旁经过。帝国清真寺的聚礼总能吸引万余名信众，戴眼镜的穆罕默德六世总是骑着白马，在火炬手的包围下准时抵达。非穆斯林群体当中 [4] ，希萨尔演奏家常常和亚美尼亚、希腊等信仰基督教的年轻姑娘同台演出，展现了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1863年，新教传教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景优美的小山顶创办了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这间音乐学府久负盛名，每年圣诞季都会举办钢琴独奏会 [5] ，表演巴赫的曲目和圣诞颂歌。它的姊妹院校——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 [6] 举行的毕业典礼也因美国高级专员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Mark Bristol）题为“女性的毕生事业”的致辞以及英国旗舰“铁公爵”号（Iron Duke ）的乐队演奏的音乐而声名远播。

乔治·米恩将军，就像受遣前来治理地方叛乱的殖民地总督，主持着整个城市的大局。他所效忠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Ⅴ）也意外成了世界两大穆斯林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通过主权管理着本国的穆斯林国民——包括印度次大陆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并且借助武力控制了奥斯曼帝国从色雷斯直到阿拉伯半岛一带的穆斯林族群。米恩及其法国、意大利同僚正在扮演自1453年以来，没有外国人会喜欢的角色：古代君士坦丁堡的同权总督。而三个占领国的士兵却总是并肩巡逻，反复强调着这一点。

米恩喜欢穿着马裤马靴，精心修剪他灰白的胡须，他是尽忠职守的军人，也是陈腐的英国官员，只不过他大部分的军旅生涯都是插曲。他曾经在法国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加里波利战役打响，英国三年持续作战，损失惨重，他又被派往巴尔干半岛收拾残局。后来，他还率领一支名为萨洛尼卡军的杂牌部队，帮助东线赢得了胜利，但是这支队伍却很快就被遗忘了。

过去的种种经验并没有教会他如何治理一座战后城市。经济崩溃，通胀严峻。投机倒把，囤积煤炭、食物等稀缺商品的现象十分普遍。牢骚满腹的奥斯曼士兵拉出了军火库的武器，迟迟不愿执行裁军命令。一个躁动的帝国也会牵累其他国家不得安宁。英国派遣旁遮普支队去守卫军火库，以防奥斯曼志愿军突袭。法国的摩洛哥骑兵可能会对抢夺退役武器的不法分子开枪射击。伊斯坦布尔名义上仍是一国之都，实际上就像安纳托利亚的沙尘暴，已经被风吹散了。

就在协约国正式占领的同一天 [7] ，奥斯曼军队一个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战地指挥官住进了佩拉宫的房间。休战谈判期间，他曾经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指挥军团抗击从北方巴勒斯坦压境的英军。现在战争结束了，他的部队即将解散，他决定乘坐长途列车前往首都。他希望说服奥斯曼帝国军部，建立抵抗协约国的地下组织，甚至可以任命他为军务部长，再不济，他还可以成为一名特工，在协约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安纳托利亚东部招兵买马。

凯末尔抵达海达尔帕夏火车站，与他的副官一同登上了开往欧洲海岸的短途渡轮。沿途他面朝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看见港口满是协约国正在卸下人、马和机械设备的军舰和汽艇。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伊斯坦布尔，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三年前，凯末尔在加里波利作为前线指挥官浴血奋战，就是想要保全伊斯坦布尔。现在战败了，帝国已经放弃了他和无数“小穆罕默德”——奥斯曼兵士的昵称，好比英国的“汤米”和美国的“团子”——曾经立誓绝不让外国人染指的无价之城。

1880年至1881年的隆冬时节——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奥斯曼国民一样，他的出生日期不详——穆斯塔法·凯末尔出生，他的家乡萨洛尼卡自由开明，多种文化交相辉映，是1908年土耳其革命的发源地。凯末尔是年轻一代的奥斯曼帝国军官，接受过专业的军事院校教育，经历了统一进步党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运动。在统一进步党的队伍里，年长的军官尚可追忆昔日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荣光，但是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一代年轻人却只熟悉暴力和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他就在利比亚打意大利人，在色雷斯和进犯的保加利亚人厮杀。每一场实战，他都眼见着帝国在外国势力的挑唆下分崩离析，被不同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一点点蚕食。现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正式签署，他和战友们又要面临大规模的裁军。

凯末尔作为改革派爱国将士的履历基本无可挑剔。如果他需要知道伊斯坦布尔自他离开后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佩拉宫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佩拉宫的外国客人熙来攘往，大堂和餐厅里随处可见身穿制服的协约国军官，东方酒吧汇聚着外国代表、游客和本地妇女 [8] ，还有一些摘下面纱的穆斯林女性。就连亚美尼亚牧师、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格里戈里斯·巴拉肯都认为，佩拉宫四周的街道真实反映了伊斯坦布尔新出现的自由思想。“靠战争发家的有钱人 [9] 尽情地吃喝玩乐，享受着生活，他们胡乱置产，盲目消费；”他回忆道，“女人们的衣着装扮简直荒谬无度，她们浓妆艳抹，袒胸露怀，举止粗俗……土耳其的首府仿佛一下堕落为罪恶之都。”

米恩将军一直住在佩拉宫 [10] ，等待给他安排的长期寓所，甚至奥托·冯·桑德斯——经过慎重考虑，搬去了距离不远的罗德斯酒店，避免在佩拉宫酒吧的尴尬碰面——等战败德国的军官也常常沿着墓园大街散步。即便永久和约尚未签署，协约国和同盟国也不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国际惯例要求交战两方彼此遵守一定的军事礼节。

坊间流传一个小故事，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佩拉宫遇见一群正在喝酒的英国军官，军官们邀请他过去同坐，凯末尔不肯，他答道，主人不应屈身客席 [11] ，如果想一起喝一杯，军官们可以坐过来。这个小故事很有可能是虚构的，目的是想表现一位年轻军官反抗英国统治的高度警戒心。穆斯塔法·凯末尔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去佩拉宫正是因为那里是协约国占领的活动中心。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的记者G.沃德·普赖斯（G. Ward Price）乘“阿伽门农”号抵达伊斯坦布尔。他入住佩拉宫没几天，就遇见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或者说是凯末尔主动找上了他。普赖斯收到了酒店经理送来的一张字条，说有一位奥斯曼军官想跟他说几句话。普赖斯从没有听说过凯末尔，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会面时 [12] ，普赖斯发现这位奥斯曼军官没有穿着军装，而是身着礼服大衣，头戴费兹帽，以生活优渥的奥斯曼百姓的标准行头出现——“这位男子英俊挺拔，举手投足都很矜持，声音低沉，说话从容不迫。”普赖斯回忆道。

穆斯塔法·凯末尔抱怨说，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站错了队，阴差阳错地和老朋友英国反目成仇，主要是受恩维尔等统一进步党内的亲德领导人的负面影响。他推测协约国将会瓜分安纳托利亚，希望英国可以在其间发挥主要作用。英国人对穆斯林可能比法国人更加友善，因为法国人在北非曾经有过统治穆斯林的艰难历史。假如这一切成真，英国人一定需要他这样经验丰富的本地人来协助控制局面。“我想知道，” [13] 凯末尔对普赖斯说道，“这种情形之下，哪里是我的用武之地。”普赖斯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同住在佩拉宫的英国军官，但是军官表示不屑。穆斯塔法·凯末尔看似只是个小人物，而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军官都想为协约国的事业提供帮助。“过不了多久，许多土耳其将军都会来找事做。” [14] 这位高级情报官员答道。

后世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避而不谈，或者辩称这是故意破坏英国人的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随后六个月的举动确实像在寻找出路。他搬出了佩拉宫，在更北边的奥斯曼贝租下了一间房子。他几乎见了所有愿意接待他的人：军官、阁僚、愤愤不平的议员，还有四次见到了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本人。他发现许多人都对协约国心存不满，但是他们却没有团结一致。占领加深了城内各派系——王室、议会、商人和军队总参谋部——之间的分歧。每一派都小心翼翼，生怕一步差池，而不是大胆出击，塑造国家命运。

三大帕夏执掌城市的光景不复，但他们创立的秘密组织“前哨社”（Karakol ）却保留了下来，这个组织如同温床，培养着整编的抵抗力量。不过穆斯塔法·凯末尔发现，前哨社只是这个城市众多活跃的颠覆组织之一，而且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什么协作。1919年春，英国人开始逮捕并驱逐疑似统一进步党的激进分子，秘密组织实现城市解放，乃至救赎旧帝国的希望愈发渺茫。占领当局步步紧逼，奥斯曼政府只得对统一进步党成员实施抓捕，审理他们背负的灭绝亚美尼亚种族的罪行。凯末尔曾经也是统一进步党的一员，像他这样的军官现在必须同党内的残余势力保持距离，撇开秘密集会和地下阴谋，另找其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凯末尔在奥斯曼贝的住宅成了军官们的非正式聚点，他们急切地想要找出一种方法，既可以逆转协约国占领的局势，又能绕开似乎打算囚禁所有军人、消除潜在内部威胁的奥斯曼政府。保皇派嗅觉敏锐，他们很快就认清了现实，协约国当前掌控着城市的实权，王室担心士兵造反会引发镇压，最终苏丹很可能像许多著名的奥斯曼大僚和可能的滋事者一样，被英国人流放到马耳他。协约国之间的倾轧也越来越严重，城市被一分为三，每个区域都必须听从不同协约国的军事指挥。从大大小小的军官到普通士兵，协约国将士们彼此的嫌隙并不少于他们对当地穆斯林的鄙夷。意大利人给奥斯曼人传递情报，法国人撤销了英国人的命令，英国人隐瞒了一些重大信息 [15] ，不向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通报。

地下反抗势力争闹不休，协约国又含混其词，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这一切搞得灰心丧气，最后只争取到了一个奥斯曼部队驻安纳托利亚东部巡视员的公职。当时，奥斯曼军队人心涣散，士兵逃跑的现象相当普遍，没有一支队伍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所以这个职位基本上形同虚设。他的工作是协助《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的有序实施，切实监督奥斯曼军队余部的遣散。这个职位好歹为他提供了那个时期大多数奥斯曼官员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汇报对象是奥斯曼帝国唯一确实存在的政府官员——苏丹。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个名字也因他四处积极求职，比他刚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响亮了一些。1919年初，穆斯塔法·凯末尔终于引起了协约国当局的注意，他们计划对他实施逮捕，并以企图颠覆停战协定的罪名发配马耳他。

协约国的命令未及执行，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抢先一步悄悄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19年5月16日，他拿着苏丹的委任书，搭乘“班德尔马”号（Bandɪrma ）前往萨姆松的黑海港口，这是经由陆路向东找寻奥斯曼帝国残余军部的理想起点。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到达省城，虽然当年几乎无人留意他的行踪，但是今天就连一个土耳其学童都能说出这个日子。这一天标志着独立战争的开始，是穆斯塔法·凯末尔踏上土耳其共和国开国总统征途的第一步。

没有人真正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生活在协约国接管的伊斯坦布尔。1906年，奥斯曼帝国开展了战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造成社会骚乱，普查未能完成。据统计学家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16]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人口数量大约为97.7万，若以宗教划分，穆斯林大概56万人，希腊东正教徒20.6万人，亚美尼亚使徒教（或称格里高利教派）信徒8.4万人，还有若干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和其他少数族裔。近13万人被归入外国国民，其中，大多数是非穆斯林，主要从事贸易、制造业和金融业。穆斯林的人口占比虽说仍有微弱优势，但即便在艾伦比和弗朗谢的车马入城之前，伊斯坦布尔的外国势力也已经相当明显了。

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悠久历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直共同生活在同一套庞杂的行政体系内，这套体系明确了基本的公共权利，管理着不同教区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著名的米勒特制（millet ）准予宗教社区在教会法、公共秩序、合同履行等法律、社会与经济领域的事务上实行自治。虽说所有奥斯曼帝国国民都必须效忠苏丹，基督徒和犹太人还需要缴纳穆斯林免缴的专项国税，但是人们出生、婚配和死亡基本依据的都是特定宗教派别独有的法典，而且过去几个世纪，教派具体的数量和属性也有所改变。从理论上讲，假设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从出生登记到遗嘱执行，一个人面对大事小情最常求助的是适当的宗教权威，而不是国家机关，那么只要这个人是苏丹的子民，就无法脱离米勒特制。

即使逾越米勒特制的方法有千百种，整个国家行政等级制度的基石仍是这一教派自治的大帽子体系。苏丹作为哈里发，站在伊斯兰教统治阶级的最顶端，在穆斯林民众中一呼百应，但是他对非穆斯林国民只能通过希腊东正教主教、亚美尼亚使徒教族长、犹太教首席拉比（hahambasɪ ）等正式的宗教领袖来间接管理。这种制度安排强化了这些世俗宗教统治者管理教众的权力。

米勒特制是帝国驾驭多宗教的治国之策，这一制度以不同的形式沿用了五百多年，发展轨迹比自由民主制和单一民族国家还要绵长。三大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很早以前就已经扎根这座城市。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就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繁衍生息，乃至任何一个家庭都很难展示这样源远流长的谱系。在金角湾南部法纳尔区的圣乔治大教堂，希腊牧首既是当地希腊社区的管理者，也是地中海及周边所有希腊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侨居国外的希腊人只要提起他们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伊斯坦布尔——或称君士坦丁堡——最出名的希腊学校，最华美的希腊教堂，最有活力的希腊企业。

亚美尼亚人同样是这个城市古老的存在，他们在贸易圈和银行业都成绩斐然。比如，贝里昂家族培养了几位帝国最受尊敬的建筑师，从华丽的轮渡站到苏丹的贝拉贝伊宫、多尔玛巴赫切宫，他们设计了众多公共建筑。阿卜杜拉兄弟摄影工作室（Abdullah Frères photographic studio）也属于某个亚美尼亚家族的资产，这间工作室作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御用的摄影机构，用数千张玻璃相纸记录了标志性的教育机构和政府大楼的影像，展现了帝国的真实样貌。19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崛起，谋求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为亚美尼亚人单独划设领地，这既造成了社会分裂，也激怒了帝国政府。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村寨随即遭到了全面清洗，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迫四散逃离，这些不论年龄和身份的大屠杀震惊了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群体。1915年4月，尽管关键的社会活动家已被驱逐出城，但是无数亚美尼亚人仍然认为伊斯坦布尔是最佳避难所，可以躲开帝国铺天盖地的暴力事件。

犹太人也历来认为伊斯坦布尔是避风港——他们想要躲避的不是地方性屠杀，而是深入欧洲基督教骨髓的反犹主义。自拜占庭时代犹太人就在伊斯坦布尔安居乐业 [17] ，1453年，奥斯曼人攻进城后，新的穆斯林统治者认为犹太群体是奥斯曼帝国友好的利益伙伴，所以犹太会堂等公共设施得以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甚至还获准扩建。相比穆斯林的入侵，新来的犹太移民在更大程度上催动了社区生活的转变。拜占庭时代移居的犹太人大多数被称作希腊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语，保持着与东正教并立数百年而发展形成的传统。1492年，地中海另一边，西班牙逼迫当地的犹太人选择是皈依基督教，还是离开王国。许多人决定接受苏丹的翼护，迁居奥斯曼帝国的国土。随后的一个世纪 [18]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接连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社区规模扩大不止一倍，塞法迪姆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逐渐成了主流。拉地诺语取代了希腊语；墓碑上也出现了西班牙姓氏；西地中海的犹太饮食——西班牙的鲜奶油蛋糕（bizcochos ）、北非肉丸、蜜渍柠檬——也传到了东岸。

20世纪初，大多数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认为他们生活的城市是个整体——城区毫无规划地在金角湾南部的七座小山上蔓延，向北穿越无数的山谷山脊，一路攀爬上博斯普鲁斯海峡东部亚洲区近郊的陡坡——而是数百个相异的小社区（mahalle ）构成的“群岛”。每个小社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独立的本土经济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小社区又都嵌在更大的同心圆里，这些同心圆绑定了单个小社区和更大范围的社区和行政区之间的联系。小社区的传统增强了公共生活的独特性，也确保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享受社会福利。

例如，在金角湾南岸主要的犹太社区巴拉特（Balat），闲聊八卦的街坊邻里可能混说着拉地诺语、希腊语、奥斯曼土耳其语等好几种语言。沿着蜿蜒的街道漫行 [19] ，你可以发现售卖香料的波斯店主，供应牛奶和甜味乳脂（kaymak ）的保加利亚人，还可以看见阿尔巴尼亚人舀出罐头里兰根粉（salep ），冲兑成浓郁热饮来驱散冬日的寒意。面包房的门前挤满了小男孩，他们用铜盘托着家里自制的糕点，被母亲差遣前来借用烤箱。周五早晨，公共浴室还没等犹太人的安息日开始，就排起了长队。周日上午，国家电影院放映新片，候场的观众甚至能排到影院门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愿意去邻近的法纳尔区参加各个教堂的服务项目。许多家庭还会去艾郁普山顶的绿蒂咖啡馆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欣赏海景，或者前往穆斯林也经常光顾的海滨卡希塞恩（Kagɪthane）野餐。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三五成群地坐卧在草地上，重新建构了伊斯坦布尔人口学的缩影。

近代 [20] ，少数民族的小社区不再独立。17世纪末，少数民族式微，穆斯林步入了有产阶级，他们随着财富的增长，逐渐搬进了从前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的城区。但是直至奥斯曼帝国终结保留不同民族各自生活空间的理念仍是伊斯坦布尔不成文的城市规定之一。拉地诺语有句老话，“不要火灾，不要打架”（Ni a fuego，ni a pleto ） [21] 。伊斯坦布尔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围绕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的宗教社区的自然集聚，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别管闲事，保持低调，把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留给强者。无论是巴拉特区特色鲜明的门柱圣卷、库姆卡帕区（Kumkapɪ）亚美尼亚教堂色彩绚丽的十字架，还是贝伊奥卢区公寓大楼的希腊家族铭牌，都标示着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摹画了宗教社区的权力轮廓，直到协约国占领，他们还都认为是同一位君主的子民。

非穆斯林群体是伊斯坦布尔经济与流行文化的经纬线。他们是酒吧老板和银行家，是妓院老鸨和餐馆经理，也是出口商和酒店经营者。1922年 [22] ，伊斯坦布尔共有1413家餐馆，其中，希腊人拥有1169家，97家在穆斯林名下，还有57家和44家分别属于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此外，非穆斯林群体因社会地位的差异 [23] ，关系也剑拔弩张。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相处就像猫和狗”，犹太传记作家伊莱·沙乌尔（Eli Shaul）回忆，“他们尽量避免彼此碰面，总是伺机取笑对方，有时还会打架斗殴”。民间流传一个笑话 [24] ，说明了伊斯坦布尔少数族裔爱兜圈子和相互攀比的特征。笑话讲的是犹太男孩所罗门跑到亚美尼亚教堂。“我罪孽深重，”他向诧异的牧师说明了来意，

“我和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我想求主宽恕。”

“哪个女孩？”牧师谨慎地问了一句。

“哦，神父，我不好意思说。”所罗门回答。

“我知道了，一定是哈古普的女儿！”

“不，不。”

“那就是穆格蒂赫的妹妹？”

“不，不是。”

“等等，那肯定是瑟庞那位年轻的太太！”

“不，也不是她。”

牧师沮丧地打发走了所罗门。他的朋友米雄看见他走出来，便问他去亚美尼亚教堂究竟要做什么。

“有了三个人选。”所罗门答道。

这个世界纷繁复杂，一个亚美尼亚人可能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也可能信奉使徒基督教。他们可能自称誓死效忠苏丹，又或者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秘密工作，反过来还很容易掉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旋涡。即使他们世世代代都住在城里，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苏丹的子民，还是拥有另一个国籍。犹太人同样也分成塞法迪姆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两个支系 [25] ，塞法迪姆犹太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世纪才开始从东欧搬进这个城市。总而言之，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是奥斯曼人，就是外国人。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非穆斯林国民只要能说服外国政府将其纳入保护，就可以享受一系列惊人的经济特权。这种所谓的领事裁判制度是奥斯曼帝国治国方针的组成部分，也是热那亚和英法等列强强势谈判的结果。这个制度可以豁免跨国公司的本地员工受到奥斯曼帝国法律的制裁，直接保护了外国企业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权利。久而久之，领事裁判制度限定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落入了外国“殖民区”的控制，佩拉区、加拉塔区等金角湾北部的外国工厂和商行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角色不同寻常的希腊人，他们一面为外国势力卖命，一面却在奥斯曼帝国赚钱养家。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利用奥斯曼帝国现有——却不怎么样——的复杂体系，但是反过来，这很可能对国家不利。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在佩拉宫以北的塔塔拉区（库尔图卢斯）长大，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俄国人，但他其实来自一个中等收入的希腊家庭。他在青少年时期做过导游 [26] ，每天都绕着人来人往的勒邦咖啡馆（Café Lebon）拉生意。他尤其擅长向游客介绍佩拉区的大街小巷。另外，他还有一个赚钱的门路，帮助消防员纵火，每次他放完火，流动的消防员就会赶来扑救，有钱的受害人就会心存感激地支付一些酬金。后来，他逐渐熟悉了外国人的路数，又很会耍手腕，事业因此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他通过英资的维氏公司结识了一名瑞典军火商，他借着法国国籍，谎称自己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军械贸易商。欧洲战事此起彼伏，他愿意把新发明的机关枪等最新科技卖给任何出价更高的国家，他依靠两边售卖军火发了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猜测历史会滑向民族主义的一边，而不是继续支持奥斯曼的帝国主义，于是他随着帝国命运的起伏，不断寻找掘利的时机。在他的帮助下，希腊被拉入了协约国阵营，他几乎一手包办了希腊迎战奥斯曼的全部武器装备。他是游历世界的浪子，欧洲各国的军部一眼就能辨认出他的名字。有人善意地说他是当时全世界最有趣的人，但实际上，他例证了世界性的伊斯坦布尔最丑陋的一面。

1918年以后，许多穆斯林认为领事裁判制度、自治惯例和少数族裔经营的贸易都已跌至低谷，非穆斯林群体现在准备借助外援来瓜分帝国。协约国官员总是优先选择 [27]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来填补打字员、辅警等岗位空缺，辅警上街巡逻通常也要身着英国制服，他们与英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只有特殊的臂章。归根结底是因为协约国觉得他们责无旁贷，必须把基督徒从伊斯兰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期望未来的和约能明令保护当地的基督徒，要求苏丹在治理国家方面接受某种程度的国际监督。1920年，希腊和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签署请愿书表呈，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和基督教特质今已证实，即使经历数百年奴隶制，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的人口数量（与穆斯林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增长……更何况这片黄土还掩埋着我辈帝王的尸骨和族长的遗骸” [28] 。这些基督教领袖的统计数据或许可疑，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权力格局却无比清晰。1920年春，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查尔斯·弗朗（Charles Furlong）记录了他的穆斯林线人对协约国和城市的非穆斯林群体的一长串抱怨：

协约国军官征用了土耳其最好的屋宇房舍 [29] ，常常还将里面全部的家具据为己有。有证据表明，他们征用这些房屋的最终目的是劫掠财物；君士坦丁堡没有站街的土耳其妓女，但我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称，联军驻地门口晃悠的希腊女人和亚美尼亚女人为了玷污协约国眼中土耳其妇女的形象，穿戴了土耳其妇女的民族服饰；希腊人常常嘲笑尖塔上宣礼的穆安津，还当着穆斯林教徒的面，冲街上的流浪狗大喊——“穆罕默德过来”；每隔几个星期，君士坦丁堡就会发生火灾，一场大火有时会烧毁几千间土耳其民宅，而有时余烬未冷，希腊地产商就会赶来现场；尽管是休战期，但是君士坦丁堡仍然时有土耳其人被驱逐。

在穆斯林普通百姓看来，伊斯坦布尔已经面目全非。家家户户口耳相传的尽是一些可怕的故事，据说，法军的塞内加尔士兵当街侵害妇女，炙烤穆斯林婴儿当作他们的晚餐；穆斯林女性被粗暴地推下有轨电车；英国士兵在街上冲着孩子嚷嚷 [30] ，打掉男人头顶的费兹帽，扯下女人的面纱。这些坊间传言充分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外国统治的不满，但是如果穆斯林想找到占领者和非穆斯林少数派相互联系的鲜活实例，他们只需要去佩拉宫，与登记台的接待员或者负责招待的服务生聊一聊就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这家酒店也经历了所有权的更替。

[1] Inalcɪk with Quataert，eds.，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2：651.

[2] Carus Wilson to father，July 19，1920，Carus Wilson Papers，IWM.

[3]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6.

[4] 希萨尔演奏家的曲目是“智者纳坦”，Jan.28，1920，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13.

[5] Yuletide Recital Program，Dec.21，1919，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 13.

[6] 君士坦丁堡学院毕业典礼的节目单，June 1920，GUL，Engert Papers，Box 2，Folder 13.

[7] Mango，Atatürk，195-96.

[8] Musbah Haidar，Arabesque，166.

[9]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 ，415-16.

[10]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03.

[11] Mansel，Constantinople ，388.

[12]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04.

[13]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04.

[14]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04.

[15]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71.1920年11月，协约国当局就哪一国全面主持工作的问题达成共识，从英国开始，通过轮值实现共同控制。1919年初：Mango，Atatürk，204.

[16] Toprak，“La population，” 64-65.

[17] Rozen，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Istanbul ，10-11.

[18] Rozen，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 ，51，87.

[19] 见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 ，37-50.

[20] Eldem，“Istanbul：From Imperial to Peripheralized Capital，” in Eldem，Goffman，and Masters，The Ottoman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151-52.1934年，市政府官方发布的城市指南列出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192个独特的社区，外加其他许多位于东部的社区。Istanbul Sehri Rehberi，206-8.

[21]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46.

[22]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 ，263.

[23]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 ，59.

[24] 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 ，59.

[25] 例如，这座城市外籍犹太人当中最伟大的银行世家——卡蒙多家族——管理着横跨欧洲的金融帝国，中心却位于狭窄的加拉塔通道。伊斯坦布尔人路过富丽堂皇的卡蒙多大厦，沿新艺术派的卡蒙多步道爬上陡峭的街巷，或者走进卡蒙多慈善资助兴建的学校和医院。19世纪，卡蒙多家族离开了这个奥斯曼时期曾经包容他们、任由他们蓬勃发展的世界性大都会，逃去了巴黎。他们的犹太特征在法国以最悲剧的方式，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条家族血脉——年迈的女族长贝阿特丽丝·德·卡蒙多和她的两个孩子，范妮和伯特兰——被纳粹塞上火车，逐出了法国。他们最终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如果当初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卡蒙多家族几乎肯定能挨过这场战争，把香火延续下去。

[26]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6.

[27] Toynbee，Western Question ，32.

[28] Telegram，Jan.16/29，1920，NARA，RG59，M353，Reel 21.

[29] Furlong to Woodrow Wilson，Mar.23，1920，p.1，NARA，RG59，M353，Reel 21.

[30] Edib，Turkish Ordeal ，5.

反抗

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Prodromos Bodosakis-Athanasiades）——通常称呼他布多萨克斯——身材苗条、穿着考究，蓄着小胡子、头顶渐秃，是一位温文尔雅、充满自信的希腊人。1919年，在局势尚未明朗，甚至奥斯曼财产档案还未厘清的情况下，他接管了原本属于欧洲卧车公司（Wagons-Lits company）的佩拉宫 [1] 。事实证明他这个时机把握得很好，英国军官、愤懑的奥斯曼士兵，以及法国和德国商贾，布多萨克斯迎来送往接待着八方来客。据传记作家齐亚·贝 [2] 回忆，佩拉宫迅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寡廉鲜耻的黎凡特投机商在此设宴款待外国军官和商界人士，他们搂着堕落的俄国公主或者希腊、亚美尼亚小姐一起喝酒跳舞，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姑娘的德行比她们的衣衫还要单薄”。

布多萨克斯出生于希腊东正教社区的小康之家，勉强读完了小学。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浪迹在地中海沿岸的两个区域商业中心，是阿达纳和梅尔辛一个小小的交易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他来到伊斯坦布尔，投身鱼龙混杂的航运与工业领域，成为战争年代创造重要纪录的企业家。布多萨克斯是奥斯曼国籍，在帝国境内活动相对自由，而且身为希腊人，他很快就融入了城里商界与金融精英的圈子。另外，布多萨克斯还有可用的家庭关系，他的岳父是一名奥地利工程师，与德国驻土耳其的军事特派团团长奥托·冯·桑德斯是亲戚。冯·桑德斯曾经协助指挥奥斯曼军队抗战，布多萨克斯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他作为部队军需官的供应商时的积累。即便是德国和土耳其战败后，尤其在这座满是外国士兵和移民的城市，认识重要人物仍是事业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布多萨克斯涉足多个不同的经济圈与政治圈。他八面玲珑，四处交涉磋商，生意因此一直繁荣兴旺。但是对许多当地的希腊人来说，协约国占领给伊斯坦布尔提出的未来问题远比答案更多。牧首虽然是希腊东正教教徒的精神领袖，但仍有源自雅典的政治权力——希腊本土政府和希腊王国——与之角逐，声明雅典的影响直达爱琴海东部。协约国之中，希腊的力量相对较小 [3] ：整支舰队几十艘军舰，只有四艘是希腊战船，巡逻队也仅有几名希腊步兵，还有一支科里特岛人的小分队负责保卫法纳尔的希腊牧首散区。然而希腊军队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有关未来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希腊社会与相对年轻的希腊国家之间的关系。

几十年前，希腊领土曾是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19世纪20年代，希腊本土人民起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操控，创建了独立的国家。虽然希腊革命与那个时代其他反帝运动——一群自由派政治家、夸张的浪漫主义者和期盼着脱离远地君主统治的投机家——没什么差别，但是欧洲支持者却认为他们是活生生的雅典昔日辉煌的继承人：整个西方文明高尚的、热爱自由的源泉。1832年，亲希腊精神——支持源自雅典的古希腊文化和政治事业——渗透欧洲各地，最终帮助希腊的革命分子实现了国家独立。后来这个新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不仅囊括了附近的希腊语区，还划入了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穆斯林居住的周边区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心如明镜，他知道英国和法国拉拢希腊加入协约国，是因为希腊在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对协约国赢得巴尔干和近东战场的胜利至关重要。但他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的妹夫 [4] ，只能选择让希腊保持中立。随着战争创面持续扩大，德国的胜算越来越小，1917年，希腊议会的亲协约国派开始叫嚣，康斯坦丁一世被迫让位，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登基。康斯坦丁一世流亡海外，希腊最终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这场战争似乎为泛希腊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们实现弥足珍贵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 ）：在希腊国王的统领下，重夺伊斯坦布尔，重建拜占庭帝国的梦。

亚历山大国王背后的实权派是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为了让希腊参战，他曾经一手策划了王权更迭。韦尼泽洛斯既有远见，又很务实；他审时度势，确信协约国的胜利符合希腊的长远利益。希腊政府为了敦促奥斯曼帝国尽快割让领土，将占领区沿爱琴海海岸进一步延伸。1919年5月15日，韦尼泽洛斯指挥部队进军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英国人与法国人心照不宣地默默提供支持，主要是因为另一个协约国意大利也在谋算奥斯曼的领土，他们不想让这个城市落入意大利的口袋。但与协约国军队抵达伊斯坦布尔不同，希腊入侵士麦那是一场灾难。当地的穆斯林奋起抗击占领者，整座城市完全失控。店铺被洗劫一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等宗教群体暴力冲突不断，希腊士兵不得不实施强制戒严。

对当地的希腊人以及希腊国人民而言，占领士麦那都是一场胜利，是迈向“伟大理想”的第一步。（事实上，当时士麦那的希腊人口比雅典的还要多。）士麦那被占领的消息 [5] 刚传到伊斯坦布尔，佩拉区的大街上就挂起了蓝白相间的希腊王国国旗，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还揭开了一幅韦尼泽洛斯的巨幅画像。然而这在土耳其穆斯林的眼里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悲剧。现在不仅帝国首都由协约国管制，希腊还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占领了奥斯曼最重要的爱琴海港口。与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米恩部队不同，希腊人似乎不只想担当管理者而是抱定决心要吞掉战利品。

当布多萨克斯正在尾随希腊的脚步，权衡自己可能的未来之时，奥斯曼战地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也启程前往安纳托利亚。他赶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1918年11月13日，协约国舰队抵港的那一刻——到达伊斯坦布尔；次年5月16日，也就是希腊军占领士麦那的第二天，他又动身去了萨姆松。在这两件大事的刺激下，他在东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放弃了军队巡回检查的借口，他开始号召对现状不满的军官和战地部队一致对抗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不作为。到达萨姆松的短短几个月，凯末尔就让奥斯曼军官阶层的同僚们活跃了起来。他还在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协办了两次大规模的代表大会，军队代表以及其他反对占领的支持者济济一堂。代表大会谴责希腊入侵，宣告成立民族军抵抗协约国占领。1919年底，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了指挥部。这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小镇距离协约国军队驻地足够远，适宜防守，而且有火车站，也方便联系停战后正在重新集结的奥斯曼军队残余力量。除了复杂的战略与政治环境，穆斯塔法·凯末尔日益壮大的军队更是协约国始料未及的新挑战。

安卡拉现在成了伊斯坦布尔对阵的敌手，协约国观察员用“凯末尔主义”或者土耳其民族主义来形容这些日渐壮大的抵抗运动。20世纪初，统一进步党就曾经提出一个理念，指出土耳其人代表的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不只是多民族帝国统治精英的一分子。后来穆斯塔法·凯末尔掌权，抵制占领、鞭策软弱的苏丹等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纲领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凯末尔主义者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东部，他们向该地区战时被统一进步党驱逐后又折返的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武装组织发动攻击。接下来的一年半，暴力逐渐向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西部扩散。希腊军队撤出了士麦那周围的飞地，扩大了爱琴海沿岸的控制区域。苏丹政府无能为力，只能旁观着事态发展。虽然穆罕默德六世仍是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帝国的合法君王，但他也只能默默看着他的官兵在没有王室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自发组织保卫祖国。穆斯林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快从四面八方涌向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军火库失窃以及凯末尔主义者偷运枪支的事件与日俱增。

1920年春，软弱的奥斯曼帝国议会还在勉力维持，但立场却始终摇摆不定，一边暗中支持凯末尔主义者，一边似乎又默许协约国的权力，而协约国当局也投桃报李，承认苏丹和帝国议会仍是帝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而，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偏向性十分明显。1920年2月 [6] ，约十五万人在苏丹艾哈迈德行政区举行集会，要求土耳其腹地在保证控制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国家统一。当月，帝国议会前所未有地大胆行动，通过了史称《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的宣言。这份宣言陈述了奥斯曼帝国针对协约国提出的核心要求，从主张苏丹国家的自由独立，到坚持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未来地位问题必须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最关键的是，这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签发的第一份文件 [7] ，使用土耳其（Türkiye ）这个词来称呼曾经闻名于世的奥斯曼帝国。

协约国眼见骚乱日盛——而且担心苏丹政府、凯末尔主义者和伊斯坦布尔人最终会齐心协力反抗占领——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920年3月16日，米恩上将下令伊斯坦布尔全城实行军事管制，这是自1918年以来协约国部队针对自身地位的一次技术变革。此举并未经过《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的认可，新的部署要求所有的民用机构和军事机构都必须接受协约国的监督。佩拉大街巡逻的英国士兵可以佩戴并随时拔出刺刀。尽管他们随时准备 [8] 应对抵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协约国的警卫队也只是在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门外站岗。当地的警察和军队 [9] 被解除了武装。边远村落藏匿的武器被搜缴。几批不配合的奥斯曼官老爷被送去了受英国控制的马耳他。

占领仿佛天经地义，佩拉宫的酒吧流言四起 [10] ，法国人把这些计划秘密报给了奥斯曼的上层官员，让他们尽早离开伊斯坦布尔，不要等着英国人的逮捕或驱逐。但这其实是个草率又鲁莽的决定。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的同伴现在终于可以证明，他们是国家政府真正的唯一的代表，因为苏丹对协约国联军正式占领首都的行为无动于衷。次月，民族主义者在安卡拉成立大国民议会，其中还有一些代表来自伊斯坦布尔解散的奥斯曼帝国议会。穆斯塔法·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议长，真正成为这个尚未被承认的国家的政府首脑。大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声称原本无意废黜苏丹，但是1908年，统一进步党企图从政治体系内部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失败后，既有政权与所谓的拯救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所以安卡拉大会决议指示 [11] ，所有质疑大国民议会合法性的人都必须处决。不久，苏丹也宣告对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执行同样的惩罚。

由于土耳其穆斯林统一战线造成的威胁，协约国接管了伊斯坦布尔。但是不到一个月，多方僵持的多民族内战似乎就已迫在眉睫。奥斯曼帝国的保皇派指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土耳其士兵攻击宗教少数派，认为所有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是协约国占领的潜在支持者；希腊军队与持械的土耳其人发生冲突；土匪和地方军阀则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

千里之外，外交官们正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会谈，他们打算把千疮百孔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转变为一纸永久和约。1920年5月，协约国的谈判代表向奥斯曼官员提出了和平条约的最终草案，所列的条款触目惊心。这份和约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为法国人和英国人统治这些区域的托管制度铺平了道路。东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被一分为二，成为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和后来的库尔德斯坦。埃及和塞浦路斯也摆脱了奥斯曼的统治。士麦那附近的部分爱琴海海岸线被割让给希腊。伊斯坦布尔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交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希腊、美国等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

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官员力劝谈判代表不要一一详述这些安排。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上将为此还发出了大量电报与备忘录，他认为瓜分该国会激化当地人民对占领的抵触情绪，为民族主义者统战联盟提供另一个具体的理由，这样做还隐晦地表达了英国才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甚至没有顾及其他协约国的感受以及对土耳其人造成的伤害。“美国加入这场战争后，牺牲了多少生命，投入了多少资金，才战胜了德国帝国主义，” [12] 布里斯托尔在佩拉宫隔壁的办公室里给华盛顿写信，“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英国这种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然而，协约国的谈判代表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和谈就是一盘争上游的游戏。考虑到安纳托利亚快速变化的军事形势，他们起草的和约条款实际毫无意义。昔日的奥斯曼帝国现在正在任由希腊宰割，扭转这一局势似乎希望渺茫。谈判代表推断，最好的结果就是和约至少能让奥斯曼帝国有序解体，让分割的各个部分接受某种国际祝福。

1920年8月，苏丹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交易。尽管协约国占领是帝国分裂的实际原因，但《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却是法理上的始作俑者。奥斯曼帝国和五百多年前的拜占庭帝国命数相似，现在基本被削弱为欧洲边缘一支微不足道的非军事力量。《色佛尔条约》的新闻印证了布里斯托尔等人的预言。一方面，奥斯曼官员交出了帝国版图的边远地区——比如，放弃了阿拉伯诸省——另一方面，他们还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同意割让安纳托利亚，撤除对伊斯坦布尔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方控制。协约国从此不再是争取从休战状态向和平平缓过渡的临时占领者，他们变成了贪婪的胜利者，伴着苏丹的祷告一拥而上瓜分战利品。

外交官们在谈判桌前热烈讨论着领土划分、国际授权、有序的人口流动，并且重新起草了治理改革的方案，可是他们对奥斯曼国内的风云涌动却毫不知情。《色佛尔条约》签署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支持者更加大胆，更加确信他们事业目标的正义性。希腊军队持续为进，他们从士麦那出发，沿爱琴海海岸北上，经色雷斯直逼伊斯坦布尔。和约尚未全面履行，各方——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土耳其——互不相让，都在努力制造既成事实。然而，结局忽生大变，三百多英里开外，雅典周边的某个花园里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猴子咬人事件，这一事件让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变得悬而未决。

许多人认为在这个复杂的王权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事件是某种离奇的宇宙正义。1920年10月初，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这个曾经把自己的父亲赶下王位的君主，指引他的王国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现在还督促着希腊部队向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进军——正牵着他的德国牧羊犬在雅典郊外的皇家庄园散步，一路上他的牧羊犬总是追着宫廷园丁的一只无尾猕猴不放，结果另一只赶来帮忙的猕猴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并未在意，可是几天后，国王伤口感染，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

“毫不夸张地说，一百万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死于无尾猕猴的咬伤” [13] 。温斯顿·丘吉尔随后评论道，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巨大，亚历山大大帝一死，1917年宫廷政变的失败者名正言顺地迎回了流亡中的康斯坦丁一世。政府换届选举，首相韦尼泽洛斯下台，缺席了接下来的政治谈判。这场雅典风暴波及了整个爱琴海，但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康斯坦丁一世意外回归，政局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剧变，希腊军队顺势放缓了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前进的脚步；抢占爱琴海海岸和东色雷斯，迫使其他协约国把伊斯坦布尔交给希腊政府的宏伟计划甚至都搁置了。但是值此关键时刻，英国这个主要占领权国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英国人也有相当程度的伊斯兰恐惧症和亲希腊精神，他们广泛认同希腊的野心，暗示康斯坦丁一世应完成亚历山大一世和韦尼泽洛斯未竟的事业。现在，正式的和约——《色佛尔条约》——就位，伦敦立即派遣新的司令官查尔斯·哈林顿（Charles Harington）将军接替米恩将军，落实苏丹政府批准的条款。相比之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行事显得小心谨慎，面对亲德的康斯坦丁政权的回归，他们开始撤回对希腊的支持。协约国内部的这些分歧为复位的希腊君主壮了胆，他渴望通过打赢另一场战争来展现自己获取和平的能力。雅典的报纸 [14] 登载了几幅图片，图中康斯坦丁一世杀死了土耳其巨龙，大踏步进入了翻造后的君士坦丁堡，而这个城市名称恰好也和他的名字同源，都来自过世多年的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现在多了一项任务：防止希腊部队迫近安纳托利亚中部腹地，阻止他们向安卡拉进军，逐步把他们逼回爱琴海海岸。1921年1月，凯末尔军队在天才战术家伊斯麦特·贝的指挥下，与希腊军队在马尔马拉海以南的伊诺努（Inönü）交手，首战告捷。4月，土耳其在同一地点又赢得了另一场胜利。夏末，希腊军队主动在安卡拉附近的萨卡里亚河（Sakarya River）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也被击退了。

土耳其战士开始认为这次冲突是他们解放的战争——讽刺的是，他们追随的榜样，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等非土耳其人都获得了自由，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而萨卡里亚河战役是此轮斗争的重大契机，这场胜利还把穆斯塔法·凯末尔从原来土耳其军总司令的位置推上了无可匹敌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高位。凯末尔机谋巧断，智胜了战功彪炳的卡森·卡拉贝科（Kâzɪm Karabekir）将军和其他潜在竞争者，卡拉贝科将军资历过人，不仅是当时伊斯坦布尔知名的精英人士，也是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战地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升任元帅后，获尊称加齐（gazi ），这个称谓从前只授予最杰出的伊斯兰圣斗士。1921年，一位土耳其观察家评述1683年侵略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盛世时说，“这场始于维也纳的撤退238年后终于停止了” [15] 。

英国外交官拼命想挽回《色佛尔条约》，但是面对这场演变的暴力冲突，大多数协约国都四下退散，成了作壁上观的看客。协约国维持占领的成本超出了它们能获取的战略利益。1921年夏，意大利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单独缔约，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了部队。10月，法国人也撤军了。次年夏末，土耳其民族军开始进攻剩余的希腊阵地，矛头直指希腊人三年前攻陷的士麦那的主要堡垒。两支军队的兵力大体相当 [16] ，大约22.5万名希腊士兵对战20.8万名土耳其军士，但是希腊军队此时孤立无援，炮台几乎散布在整个安纳托利亚的前线，背后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希腊军队的人马逃向了爱琴海海岸，他们屠戮村庄，烧毁农田，推倒宣礼塔。“自占领士麦那以来，希腊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17] 超越了迄今为止史册记载的所有类似的犯罪，”一份土耳其报告断言，“希腊国希腊人的野蛮行径以及一小撮本土希腊人助纣为虐的行为都是处心积虑的阴谋，是对各方面希腊军队指挥官命令的贯彻执行，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

只几天工夫，土耳其军就兵临士麦那。1922年9月9日，土耳其民族军昂首阔步地进了城，开始驱赶残余的外国军队。当地的希腊东正教教徒担心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报复，纷纷加入了撤退的希腊行伍。码头挤满了难民，暴徒控制了街道 [18] 。在土耳其指挥官的煽动下，城里的希腊大主教被一伙穆斯林以私刑处死。士麦那的亚美尼亚居民区突然起火 [19] ，并且迅速蔓延到其他街区，这场冲天大火熊熊燃烧，整片海都被映照成了铮亮的铜黄色，越来越多的人向海滨跑去。人们惊恐万状，场面一片混乱，数千人还没等到希腊等协约国运送幸存者返回希腊本土的船只抵达就已死去。以世代生活在士麦那的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亚美尼亚家庭为主的大约213000人 [20] 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四分之三的城区变为废墟 [21] 。

士麦那灾难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当地人和协约国无不担心同样的灾祸也会降临这座古老的都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发动一轮攻击，城里的少数族裔立马乱作一团，全部逃离，协约国也跟着飞奔而去。“一想起士麦那的遭遇……外国人就精神紧张” [22] ，欧内斯特·海明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说：“都预订了近几周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列车。”土耳其穆斯林高喊着“打倒英国人”的口号沿街游行 [23]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肖像出现在城中所有穆斯林聚集的地区。希腊商店曾用来装饰铺面的希腊国旗以及蓝白相间的飘带全都消失了。“眼下，对未来的恐惧重重地压在这群可怜人的心头，” [24] 一名英军中尉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将会有怎样的遭遇？”

就在一年前，士麦那的希腊军还未失守，伊斯坦布尔的联军统帅曾经下达过一项指令，提醒土耳其士兵碰见协约国部队身穿制服的军官行礼致敬，联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25] 来研究协约国军官是否需要回礼的问题。而今，权力旁落，土耳其人控制了局面，英军司令哈林顿将军向伊斯坦布尔民众发表声明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但是收效甚微。人们私藏枪支、袭击协约国部队、破坏电话电报线路、收取联军失窃的物品，或者“其他任何有损协约国利益或危及协约国安全的行为和事件”一经定罪，均可判处死刑 [26] 。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判决会被执行。

英国人在日渐缩减的多国部队中仍是领导力量，面临着占领权国共同的困境。他们友好的本地伙伴——苏丹——不再受当地人民拥戴，而民心所向的队伍——凯末尔主义者——却计划着进军伊斯坦布尔，赶走占领者。穆罕默德六世和他身边的阁僚谋士都软弱无力，不得人心。他们忍气吞声地看着希腊占领士麦那，接受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他们一次次的屈膝低首削弱了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威望，降低了这个权力集团作为未来伊斯坦布尔后占领时期政府的可信度。协约国已经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反攻士麦那之前 [27]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唯一一个奥斯曼政府地方军队在兵力上超过民族军的城市：1200个奥斯曼士兵比1000个凯末尔主义者的差距。然而，几个月后，支持凯末尔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22年9月下旬，刚刚结束士麦那战斗的土耳其民族军凯旋，进入了协约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划设的中立区。英军和土耳其民族军在各自盘踞的阵地上都摆开了战斗的架势，抨击对方的行为危及了停战协定，这样的对峙持续了近四年的时间。“我知道如果有人开始清洗步枪，就意味着另一场欧洲战争要开打了！！！” [28] 威尔士卫队军官比利·福克斯-皮特（Billy Fox-Pitt）趴在战壕里写道。

英国政府打算和民族主义者决一高下，他们命令哈林顿将军立即备战，但是哈林顿虚与委蛇，假意忽略了他接到的这些直接的命令。他按原定计划前往马尔马拉海边的小镇穆达尼亚（Mudanya），会见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根据当前急剧变化的军事形势，起草了一份新的协议。“这份协议本着平等磋商的前提 [29] ，旨在解决协约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战与和的问题。”《每日邮报》负责报道此次会谈的记者G.沃德·普赖斯写道。英国代表团乘坐的旗舰“铁公爵”号靠岸，土耳其代表在伊诺努抗击希腊人的战斗英雄伊斯麦特的带领下也同期抵达，伊斯麦特现在成了凯末尔麾下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位列帕夏，授上将衔。1922年10月11日，穆达尼亚狂风乱作，大雨倾盆，哈林顿和伊斯麦特·帕夏草拟了一份协定，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保护了伊斯坦布尔免受破坏。

《穆达尼亚协定》要求希腊军队从东色雷斯撤离，交由大国民议会的兵士接管，这一文件实质上为土耳其军队包围伊斯坦布尔提供了一种和平有序方式。1922年的《穆达尼亚协定》在许多方面推翻了1918年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协约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无可维系，土耳其人目前占据了影响最终和约条款的有利位置。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很久未曾出现过真英雄的城市，哈林顿与伊斯麦特的明智之举避免了伊斯坦布尔重演士麦那的惨剧。《色佛尔条约》——签署但从未执行——现在没用了，伊斯坦布尔的哈林顿以及远方的协约国外交官开始盘算一系列新问题：过去三年，凯末尔主义者从安纳托利亚出发，一直稳步西进，协约国该以何种姿态结束占领，把城市的控制权移交给这些实际的统治者。哈林顿几乎刚一离开穆达尼亚、返回伊斯坦布尔，就要面对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直接冲突，这位他一度尽力支持的统治者现在四面楚歌。

查尔斯·哈林顿将军——或者用他家喻户晓的名字蒂姆——是一位头脑冷静的职业军人，与他的前辈米恩将军一样身经百战。但他们两个人的差别在于，米恩代表英国和协约国监管着奥斯曼帝国首都，而哈林顿的任务则是想出交还伊斯坦布尔的办法。

哈林顿出席正式场合总是腰系武装带，身着缎带装饰的束腰外衣，还有轻便的手杖和笔直的小胡须，这些都凸显了他有担当又果敢的军人形象。他受训于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布尔战争（Boer War）时曾在国王乔治五世率领的军团里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温斯顿·丘吉尔亲自任命他为英国的陆军大臣，派驻伊斯坦布尔斡旋处理各方的微妙关系。哈林顿在城内外国人和非穆斯林之中的名声极好，据说他应对剧变和凶险总是泰然自若。

“生活还要愉快地继续，尤其是在夜晚。” [30] 哈林顿在他的自传里回忆道。阅兵游行的重点是步兵分列式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舰船鸣放的礼炮。英国人在国王乔治五世的生日当天会为国王的健康举杯祝酒，每逢周末还会举办七人制的橄榄球比赛。“每个人都很了不起：狩猎、马球、射击、钓鱼、快艇、高尔夫、板球、曲棍球、网球、壁球，等等，享受一个好的俱乐部和好的咖啡馆。” [31] 在欧洲郊外的马斯拉克猎犬撒欢儿奔跑 [32] ，与其他小动物追逐嬉戏。小熊 [33] 米苏（Mishu）被英国士兵从高加索山区救回来，它精彩的杂技表演常常逗得士兵们哈哈大笑。圣诞节的时候，士官们喂米苏喝下一杯波特酒，它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围栏没走几步就一头栽进了海里。后来，渔民们从激流中把它打捞起来，与这只奇怪的动物面面相觑。

但协约国占领者与苏丹一样，都时日无多。“协约国政府当务之急，” [34] G.沃德·普赖斯报道，“是尽量在不蒙羞的情况下从土耳其撤军。”有关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最终地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外加苏丹政府在色佛尔被迫接受的毁灭性条款，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催生了安纳托利亚的骚乱。英国支持了康斯坦丁一世的妄为，封死了士麦那的后路。

土耳其民族政府目前的站位极为有利，不论是领土控制，还是已展示的军事实力均表明了自身优势。土耳其士兵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两侧安营扎寨，协约国的制海权现在是他们武力夺城的唯一障碍。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也愈发自信，即使尚未得到任何大国的承认，但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治理国家的、自信的议会了。大国民议会补发了声明，宣布从协约国取得控制权的那一刻起，伊斯坦布尔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首都。1922年11月4日 [35] ，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勒费·帕夏（Refet Pasha）抵达伊斯坦布尔，向协约国转达了议会命他接管宪兵和警察、海关大楼、公共卫生等市政事务的消息。协约国官员虽然对自身权力的迅速销蚀表示失望，但也无力阻止，因为城市周围驻扎着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军队，而且他们的存在受到《穆达尼亚协定》的保护。“民族主义者目前采取的措施仅仅在于逐步抽空我们的控制，让我们的占领沦为一场闹剧。” [36] 一位英国官员在发往伦敦的电报说道。

勒费·帕夏想要做的正是遵照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意思行事，“我们突然醒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真是吓了一跳。” [37] 哈林顿说道。没过几天安卡拉政府开始对国家进行彻底整顿。苏丹曾经默许占领，签署条约，把国家领土拱手让与希腊和协约国，后来又毫无助益地看着民族将士冲锋陷阵，击退希腊入侵者。现在，君主制被正式废除，新兴的土耳其是一个共和国。

穆罕默德六世躲在耶尔德兹宫里闭门不出，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特殊问题。1922年11月16日，从协约国部队最初上岸的那一天算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四年，哈林顿将军接待了苏丹王室乐队首席指挥的到访。他知道这位指挥大师不仅是宫廷音乐家，实际上还是苏丹推心置腹的亲信，他的拜访一定会带来爆炸性的新闻。苏丹听说大国民议会刚刚宣布结束君主制，深信自己有生命危险，认为对方计划在下次聚礼时谋害他。凯末尔主义者已经裭夺了他苏丹的王位，现在他很担心他们会进一步除掉他。

哈林顿意识到，这个消息如果属实，必将是占领期的紧要关头，也会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他坚持要看到苏丹的书面请求。于是几天后，乐队指挥又送来了一张字条。“考虑到我在君士坦丁堡的境况危如累卵，” [38] 穆罕默德写道，“特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请求尽快将我从君士坦丁堡转移至他地。”哈林顿和他的高级幕僚决定临危受命，抓住这次外国势力未来五个世纪都不敢奢望的机会：他们打算绑架——根据君王本人的请求——这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哈林顿与一小群指挥官秘密筹划了一个把穆罕默德诱拐出城的大胆计划。

11月17日，周五清晨，哈林顿将军四点起床，几口就吞下了早餐的熏肉和鸡蛋。伊斯坦布尔此时正值深秋，天空还飘洒着小雨，掷弹卫队的官兵牢骚满腹，因为他们接到哈林顿的通知，命令他们黎明时分在靠近耶尔德兹宫的兵营小院进行一次演习。六点钟左右，苏丹和他的儿子带着一小群仆役来花园散步，当他们走到花园和兵营小院毗邻的地方，仆役突然打开了后门，训练的卫兵一眼就能看清花园的情况。

一队选定的英国士兵早已收到任务简报，他们很快就把苏丹及其随从五花大绑，塞进了两辆等待的救护车，迅速离开了练兵场，还有一组机枪手殿后掩护车队离开，而其余的掷弹兵只能目瞪口呆地立在原地。救护车全速冲下山坡，停在了多尔玛巴赫切宫门前的码头。据说一支英国海军小分队晨练时分就已在岸边静候。

苏丹被安全送上了船，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下游较远的一家造船厂，哈林顿正站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穆罕默德六世在英军司令的陪伴下最后一次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他独自启程，搭乘英国战舰“马来亚”号（Malaya ）开始了漫长的自愿流亡之旅。哈林顿原本以为苏丹会赠送一个小礼物来纪念这一重大事件——或许是鼻烟壶——但是没想到穆罕默德六世却委托他照顾留在王宫的五位妻子。从那以后，哈林顿就成了苏丹与其家人之间的信使，他们一家最终团聚 [39] 在倒台君主和昔日贵族的避风港——意属里维埃拉（Riviera）的圣雷莫（San Remo）。

周五当天，数千人如往常一般赶来参加聚礼。耐心等候着苏丹礼队的出现，可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人群渐渐散去，他们不明白统治者为何缺席周五这样重大的仪式。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苏丹弃伊斯坦布尔于不顾，离开了奥斯曼帝国。几天后，大国民议会推选穆罕默德六世的表弟、王储迈吉德二世（Abdülmecid）为哈里发，但是没有给他加冕苏丹的头衔。全球伊斯兰教的领袖和帝国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了分离。奥斯曼王室治理帝国600多年，统治伊斯坦布尔469年，现在退出了历史舞台，末代苏丹也沦为难民。

[1] Çelik，Tepebasɪ，174.

[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2.

[3] Mango，Atatürk ，198.

[4] Finefrock，“Ataturk，Lloyd George and the Megali Idea，” D1049.

[5]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59.

[6] Mango，Atatürk ，266；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9.

[7] Mango，Atatürk ，269.

[8] Letter of Mar.24，1920，Wethered Papers，IWM.参见Garner Papers，IWM.

[9] Edmonds，Occupation of Constantinople ，12.

[10] Dunn，World Alive ，285-86.

[11] Mango，Atatürk ，279.

[12]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May 7，1920，pp.1-2，NARA，RG59，M353，Reel 21.

[13] Winston S.Churchill，The Aftermath ，引自Fromkin，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432.

[14] Finefrock，“Ataturk，Lloyd George and the Megali Idea，” D1049，D1053.希腊的民族分子曾经力劝康斯坦丁一世加冕为君士坦丁十二世，从而表明他的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某种联系，事实上这两个家族完全扯不上关系。

[15] 引自Hasan Kayalɪ，“The Struggle forIndependence，” in Kasaba，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138.

[16] Mango，Atatürk ，338.

[17] Second Section of the General Staff，Greek Atrocities in Asia Minor ，First Part，1.

[18] Mango，Atatürk ，345.

[19]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28.

[20] Mango，Atatürk ，346.

[21] Mango，Atatürk ，345.

[22] Hemingway，“British Can Save Constantinople，” Toronto Daily Star，Sept.30，1922，reproduced 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11.

[23] Fox-Pitt to mother，Oct.7，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24] Carus Wilson to father，Oct.17，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25]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76.

[26]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Greco-Turkish War Intelligence Reports，1922-1923，IWM.

[27] “Comparative Table of Dispositions of Ottoman Forces During the Main Phases of theNationalist Movement，” Greco-Turkish War Intelligence Reports，1922-1923，IWM.

[28] Fox-Pitt to mother，Oct.7，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29]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32-33.

[30]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06.

[31]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6.

[32]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 ，274.

[33]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 ，274.

[34]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 ，136.

[35] Memofrom British Delegation，Istanbul，Nov.22，1922，NAUK，FO 839/2.

[36] Henderson to Foreign Office，Nov.24，1922，p.1，NAUK，FO 839/2.

[37] Haring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Oct.1923，p.4，NAUK，CAB 44/38.

[38] 引自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25，129.我描写的苏丹离开王宫的故事是基于哈林顿的记述，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30-31；以及Fox-Pitt to mother，Nov.10，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39]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31.

博斯普鲁斯的莫斯科

查尔斯·哈林顿将军是在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决定性时刻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哈林顿的任期与凯末尔主义者的西进同时开始，稍后又在场见证了士麦那之秋，策划拐走了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然而，这些事件当时很难被写进帝国崩溃与民族革命的叙事鸿篇。哈林顿的困扰也只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个年代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难民、逃兵以及失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刚刚擂响，一些人就来了。接着，希腊军和土耳其民族军打得难解难分，更多的人跑来避难。尽管几年前，统一进步党驱逐过 [1] 城里的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但是如今，大量的亚美尼亚难民为了躲避安纳托利亚的战火，又不顾一切地冲了回来，伊斯坦布尔没多久就成了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口最多的城市。1912年以来，四十余万穆斯林从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移居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些背井离乡的穆斯林如今和亚美尼亚人共居一地 [2] 。

照顾这些人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协约国的肩头，他们是唯一有能力争取到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医疗服务的官员。协约国原本一致同意由法国军队全权处理难民问题，可是问题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其他国家也纷纷参与进来。美国海军 [3] 在锡尔凯吉车站的院子里搭了个露天食堂，放置可以制作面包的烤箱和冲调热可可的烧水壶。英国汉普郡军团成员 [4] 拿出了他们个人的口粮，包括从当地征调数千难民儿童需要的牛奶。私人慈善机构也加倍努力。哈林顿到达伊斯坦布尔没几周 [5] ，就制订了群众住宿和食物供给计划，甚至还设计了一个票务系统，负责分拣大量的求助信息。他们向难民家庭分发彩色代用券 [6] ，这些家庭可以凭券取用同颜色桶里的汤等餐食。到1920年底 [7] ，协约国的流动厨房每天救济16.5万人，差不多是伊斯坦布尔战前人口的五分之一。

除了当地的基督徒，穆斯林也一样深陷贫困之中，这些人离开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的家园，辗转来到这个看似风平浪静，实际局部区域暴力生长的城市。这些人——定义了伊斯坦布尔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难民状况——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占用了哈林顿大部分的精力。他们与周围的土耳其人一样痛失帝国，而且帝国的覆灭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他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新国家，恰恰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重回旧帝国的想法。他们紧握着回忆，脑海中满是俄罗斯帝国和沙皇的影子，他们是流亡人士，他们出现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是无法预料的意外。俄国人的涌入对这个收容他们的避难所也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经历过同一种革命，而且他们都深感自己当年对待失败者的方式既不道德，也不合逻辑。苏联历史的必胜主义版本反复强调布尔什维克注定是全人类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斗争的赢家。1917年2月，俄国民众起义，推翻了沙皇统治，组建了临时政府，为工人阶级的十月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布尔什维克始于政变的迅速掌权原本打算在议会选举之前撤销临时政府，结果没想到革命声浪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帝国，演变成了一场血雨腥风的长期内战。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联络官汤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当时报告说，这完全是“一场敌对的团体和派系之间的混战” [8] 。暂且不论帽徽和意识形态，房屋被一把火烧毁，百姓纷纷投入战斗，乡间小路上都是些无人看管的牲畜。

1917年秋，哥萨克社区拒绝承认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几股反对布尔什维克力量受其感召，在顿河边聚集。哥萨克起义就是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愤愤不平的帝国军官、旧贵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及追求冒险精神的男学生，他们决意集结起来，阻挡红军的前进。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志愿军 [9] ，这支小部分最初服役的士兵不足四千人，后来却逐步发展成为能够与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抗衡的最强大的反对党派。布尔什维克党素来以团结统一为使命，执行任务时一贯冷酷无情，然而，他们的对手——统称为白党——却只有一个模糊的计划：恢复旧秩序，保护传统特权，否认调转历史风向的革命。1920年2月，白军全面撤退，回到了黑海海岸的避难所。俄罗斯国民如潮水般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港口涌出，布尔什维克军队紧接着就占领了这些城市，志愿军司令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也被迫放弃了罗西斯克港的防守阵地，乱糟糟地组织撤离。

英国海军战舰“珀加索斯”号（Pegasus ）上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塔福特（Charles Strafford）是协约国派去掩护邓尼金撤退的分遣队队员。一战期间，沙俄帝国曾是协约国之一，所以英、法、美三国军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帮扶苦苦挣扎的俄罗斯保皇派对抗社会党人。斯塔福特身临混乱绝望的境地，一时之间内心的震惊无可比拟。港口人头攒动，俄罗斯士兵的制服和他们家人的便衣上全都粘满厚厚的污泥。码头火光冲天，英国和法国的船只四处晃动着探照灯，再加上海军和海岸炮兵发射的闪光弹，整个夜空在火光、灯光的照耀下犹如白昼。哥萨克骑兵卸下辔头，赶马进山。逃亡部队在协约国的护航下，乘坐疏散船只陆续撤离，据说有哥萨克人的马飞奔入海，不停游向乘船远去的旧主人。人们站在船栏边 [10] ，看着马儿在深水中逐渐没顶，激起的泡沫慢慢平息。

罗西斯克港的难民刚刚安全抵达仍在白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邓尼金就灰溜溜地下了台。“俄国目前的形势非常非常糟糕，能跑的都跑了，可是我们只能留下来。” [11] 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十七岁的卡佳·特纳（Katya Tenner）写信给斯塔福特说道。每个人都在权衡离开的利弊。富裕家庭虽然拥有更多选择命运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共同的计划不确定性问题。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当年二十岁 [12] ，他的父亲是邓尼金政府的司法部长、彼得格勒的著名律师，弗拉基米尔先是被父亲送往克里米亚，紧接着他们一家人又背着家厨准备的鱼子酱三明治继续迁移，后来决定在沙皇的避暑别墅、雅尔塔附近的里瓦几亚宫（Livadia Palace）暂时落脚。纳博科夫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一艘运送干果出国的货轮，他们随船先去了伊斯坦布尔，短暂停留后又前往比雷埃夫斯，接着转乘长途火车和渡轮远走英国，一家人在伦敦开始了新的移民生活。

其余数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志愿军的残部挤进了克里米亚半岛，伏在山岳海岸之间沉潜待发。这支军队现在由彼得·“白雪”·弗兰格尔（Pyotr Wrangel）率领。他的绰号说明了 [13] 他对细腻丰富的白雪香槟的喜爱，可在战场上，他却是宁折不弯的猛将。弗兰格尔四十出头，高大轻盈，他总是穿着样式独特的哥萨克制服，披着切尔可萨大衣（cherkeska ），戴着阿斯特拉罕小羊皮帽。他出身军人世家，家族先祖曾出过多位帝国元帅。

据弗兰格尔估计 [14] ，敌众我寡，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部队多达60万人，他的兵力尚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1920年11月初，布尔什维克军进入克里米亚，向弗兰格尔的平民政府和军队集中的沿海城市逼近。1920年11月11日，冬日的塞瓦斯托波尔寒风刺骨，弗兰格尔从这个昔日俄国南方海军所在地的总部发布了一份公告。他说，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中，他们是输了，但是俄国基本的法律与秩序仍然存在，最后的幸存者将会尽快撤离。前几周，他一直在克里米亚的港口聚集船只，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那一天，大海风平浪静，弗兰格尔登上了他的旗舰，巡洋舰“科尔尼洛夫将军”号（General Kornilov ），没过多久，法国巡洋舰“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号（Waldeck-Rousseau ）也鸣放了二十一声礼炮，加入了撤离的船队 [15] ，还有甲板上堆放着大量裘皮帽和马肉的大型运输船“顿”号（Don ），以及沿海轮船、破冰船、货船和各种吨位的军舰，大大小小一共一百二十六艘。海鸥在头顶盘旋 [16] ，粉红色的薄雾笼罩着海岸，弗兰格尔在俄国海域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开向伊斯坦布尔。

三天后，船队缓慢费力地驶进了港口，停泊在伊斯坦布尔亚洲区与托普卡帕宫仅一箭之遥的莫达（Moda）。自上个世纪，四次俄土战争尘埃落定，这次弗兰格尔率领俄国海军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方式并不是历代沙皇军事战略家的梦想，也不是世代奥斯曼人的企盼。时过境迁，俄国人如今是难民，而土耳其人也接受着外国占领者的管治。

“那些穷人的窘迫难以形容。” [17] 哈林顿将军回忆道。美国高级专员、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汇报说，一些大一点的船 [18] 甚至运载了几千名乘客，甲板上下都挤满了人，“就像是牲口船” [19] ，他们没有篷布等任何能够挡风遮雨的东西，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当一小队轻帆船 [20] 和巡逻艇靠近海岸时，女人们为了交换一些面包，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裘皮大衣和珍珠扔下船。

哈林顿登上其中一艘船 [21] ，发现“众人都在忍饥挨饿”。虱子和寄生虫肆虐。如果算上弗兰格尔的船队 [22] ，俄国内战期间，约有185000人从俄国撤到伊斯坦布尔，这次最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导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猛增了百分之二十。寒冬腊月 [23] ，物资匮乏，流民涌入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而且十多万难民是白军士兵，他们渴望重整队伍，发动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战争。一些外交官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建议把俄国人再往南送，或许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北非。但船队在莫达就停了下来，俄国人的用意不言自明，至少就目前而言，他们唯一想要征服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

轮船还没进港，佩拉宫等酒店的代理 [24] 就已在码头守候，希望拉到几个富有的顾客。为了向绝望的俄国人收取更高的房价，这些酒店的老板 [25] 似乎很愿意赶走现有的房客（包括一群一伙的妓女，她们的生意全靠城里的外国士兵和水手捧场）。没什么钱的移民只能依靠占领当局搭建的临时食堂和简易小屋。一份英国的外交报告指出，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是全世界营房最多的城市 [26] ，但是一战期间，因为移民潮一波接一波，有些人还是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蜷缩于废弃的散兵坑。尸体 [27] 有时几天都没人收，旧营房和帐篷还没来得及消毒，下一批难民就已从船上挣扎上岸。

佩拉大街上的俄国大使馆成了俄国人自发组织的救济中心。鉴于俄国战乱，从沙皇到临时政府，再到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到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领导的俄国南部政府，最后又回到布尔什维克党，旧帝国的权力疯狂转移，大使和工作人员只能自力更生，编造指令，随着时局变化不断表忠心。现在，至少大使馆还可以自称代表俄国政府，即使代表的只是一个流亡政府。部队司令的妻子弗兰格尔男爵夫人 [28] 在使馆内设立了医院，收治病情和伤势严重的人员，她的狐狸犬杰克 [29] 也为大家带去了不少欢乐。城外的图兹拉和加里波利也建立了营地 [30] 收容难民，尤其是弗兰格尔部队编内的士兵。志愿者组织、职业公会和慈善基金会积极协调，共施善举。不过讽刺的是，俄国历史上公民社会最伟大的繁荣却出现在俄罗斯政权青黄不接的时期。

“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31] ，在四处移居的这段时光，君士坦丁堡最让俄国人有家的感觉，即使是随时欢迎我们的斯拉夫国家都不会比它更温暖。”俄国律师、前参议员尼古拉·切比雪夫（Nikolai Chebyshev）回忆道。苏联宣传部门后来把这些人都刻画成了流亡贵族的形象，说他们欺压农民，致使俄国陷入灾难性的战争，即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还不忘享用鱼子酱。不过话说回来，许多来自黑海的难民确实代表着一群不同的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种族划分。

一名英国士兵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一些人似乎生活优渥，他们一身奇特又华丽的哥萨克装束，胸前斜挎弹药袋，身披黑色长风衣，脚蹬长筒靴，佩带精巧的银匕首，炫耀扬威地在佩拉大街上闲逛。另一些人则明显出身贫寒，只能靠摆路边摊来勉强维持生计。” [32] 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在邓尼金战败后到达，有的是跟随弗兰格尔的船队一起抵港，还有的是从克里米亚或高加索地区漂洋过海而来。贵族只能和律师、马戏团演员、哥萨克骑兵、家仆等中下层人士共乘一船。白军的领导阶层刻意回避讨论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他们唯恐参与这场时代运动的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农业党，甚至反犹主义者等众多派系另谋生路，或者单独和列宁政权讲和。他们一同流亡，在伊斯坦布尔这座饱受战争之苦的陌生城市挣扎。

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Dmitri Shalikashvili）是十月革命之后，随民族浪潮涌入伊斯坦布尔的一分子。他是俄国国民，但不是俄罗斯人，他出生于高贵的格鲁吉亚家族，曾在圣彼得堡念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勋为俄国禁卫军军官。沙俄帝国崩溃时，地处高加索山区的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声明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格鲁吉亚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左翼大敌孟什维克党的治理下，成了旧帝国唯一的残迹。尽管沙里卡什维利与孟什维克党在工人权利、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观念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都承诺建立一个民族的格鲁吉亚国家，从而吸引众多与其社会阶层相同的人民。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军事技能全心全意地为祖国服务。然而，1921年，布尔什维克突袭格鲁吉亚，轰走了孟什维克，赶跑了整个格鲁吉亚政府，沙里卡什维利最终也被困在了伊斯坦布尔。

“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开始了悲哀的难民生活。” [33] 沙里卡什维利回忆道。他不久便脱下了骑兵制服，换上了平民衣衫，并且搬出了伊斯坦布尔郊外专门为格鲁吉亚难民搭建的小营地。城市的大街小巷聚集了不同民族的男女，他们的衣着各异，有些人还把军装和平民服饰混穿在一起。俄国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克兰人等各地的难民带着他们对往日生活和消失祖国的残念余思，一股脑都涌进了伊斯坦布尔。大量印有俄国双头鹰标饰的纸张被贴上墙壁、置于桌台、捆进包裹或者摆放在文具店的货架上，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印有俄国双头鹰的纸张。这些纸张曾被用来印制货币，在俄白军控制的地区流通，不过现在这些纸币也仅值印刷纸张的价钱。

有些人逃跑时在行李物品里夹带了珠宝和黄金，只要有适度的抱负，这一点点资本也能产生不错的收益。1921年，沙里卡什维利抵达几个月后，王子吉古沙·埃瑞斯塔（Gigusha Eristavi）、伯爵佩蒂娅·扎尼克（Petya Zarnekow）和上校雷迪兹斯基（Ladyzensky）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中部不远的马尔马拉海边的浮罗亚（Florya）附近租下了一片海滩。这处岩石海岸杂草丛生，但稍事修整，居然变成了一处优良的浴场。他们借来了一些英国人的旧帐篷，建造了一个粗糙却很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

沙里卡什维利受雇成了经理。他薪水微薄，但可以在海滩吃住。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清理海滩上散落的垃圾，监督帆布帐篷内部更衣间的建设。穆斯林在城市其他地方有专用的浴场，他们用帘幕隔出长方形的水域，这样在不冒犯任何人情感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在海里嬉戏。与之相较，浮罗亚浴场对男女都开放，海域也没有区隔两性的幕帘，但是因为有埃瑞斯塔王妃和扎尼克伯爵夫人这些身份高贵的创始人的妻室做担保，这里仍是纯洁庄重之地。

除前俄国国民以外，还有协约国部队的将士与他们的家人，这些欧洲人都是现成的主顾，浮罗亚海滩因此大受欢迎。一位哥萨克将军的遗孀本想在同一地点再开一间自己的浴场，她们之间的财产纠纷差点扰乱了海滨的生意，不过问题最终还是友好地解决了。自此，哥萨克人供应食物，格鲁吉亚人管理更衣室，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Tiflis）的金嗓子斯纳斯基兄弟提供音乐 [34] 。

整个夏日，人们纷至沓来，恣意享受大海的精彩，就好像这里是雅尔塔等旧帝国的度假胜地。天气慢慢转冷，天空总是阴云密布，浴场的游客日渐稀疏，沙滩上的帐篷也很快被折叠起来，还给了英国人。沙里卡什维利的收入越来越少，他通过一个朋友打听到两位格鲁吉亚王子在佩拉区投资了一桩生意。

科基·达迪安尼（Koki Dadiani）和尼科·尼扎兹（Niko Nizharadze） [35] 是萨梅格列罗（Samegrelo）和伊梅列希（Imereti）王室的子孙，他俩一位苗条纤细，常常穿着定制的切尔可萨大衣，另一位健壮结实，周身散发着锦衣玉食的贵族之气。他俩在佩拉区的某条小巷 [36] 里开了家名为“科基和尼科”的小酒馆。这家酒馆小有名气，汤羹酒水十分丰盛，而且提供餐桌服务的都是俄国将军的遗孀和俄国海军传奇探险家的姐妹，充分体现了格鲁吉亚人的热情好客。沙里卡什维利凭借浮罗亚的工作经历，得到了一份陪客人聊天并管理现金的吧台工作。

对旧帝国一连串落败者来说，科基和尼科的酒廊在某种意义上很快就变成了他们的非官方福利社。圣彼得堡卡巴莱歌舞团曾经名噪一时的吉普赛吉他手萨莎·马卡罗夫（Sasha Makarov） [37] 如今成了酒馆的夜场艺人，当年气宇轩昂的旧帝国海军军官格里佐（Grizzo）现在的工作是烤羊肉串，某个名叫尼里杂夫的饭桶没什么一技之长，可王子又不忍心将他拒之门外，于是他成了名誉的法律顾问。王子们的慷慨为破产埋下了伏笔，再加上科基赌博，尼科豪饮，酒馆不久就入不敷出，关门大吉了。

沙里卡什维利——在一本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当时内心的痛苦挣扎——感觉无所适从。他离开佩拉区，搬进了城内穆斯林聚居区的便宜出租屋。好在伊斯坦布尔的食物仍然廉价又丰富 [38] ，遇上好时节，街边有煮熟的新鲜鲭鱼、罐装的沙丁鱼、橄榄，还有黏糊糊的芝麻蜜饼，光景差些，至少也能吃上土耳其面包。但是稳定的工作很难找。他的一些朋友去协约国当局做起了仓库保安或消防员，而沙里卡什维利却总耗在附近的茶馆里，与其他格鲁吉亚人交换信息。他的日程表曾经排满了狩猎、骑兵操练和化装舞会，现在却一片空白。偶尔，茶馆里有人会宣布自己将要返回格鲁吉亚，加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运动。过不了几天，此人被杀的消息就会传来。还有一些年轻人 [39] 会离开茶馆去喝酒，灌了一整夜的伏特加和葡萄酒后，常常在伊斯坦布尔曲折的巷道里迷失方向。

沙里卡什维利从过军，这项可靠的技能及时帮他在波兰军队谋得了差事。事实上，1919年和1920年，波兰曾展开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这次冲突的停火最终让红军转移了重心，集中全部力量打击弗兰格尔的白军。波兰人现在急切地想要拉拢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等所有被逐出祖国的人民，组成某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外籍志愿军，成为新的反列宁联盟的先锋部队。

没有一个大国承认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担心这场“社会主义瘟疫”会从俄国传播到它们等级分明的社会。革命分子已经想方设法推翻了德国和匈牙利的政府，现今波兰也岌岌可危，它正在联合一切力量遏制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波兰人领导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源源不断地 [40] 把从白俄难民那里搜集到的所有信息都提供给协约国当局。他们还招募了大量上阵心切的战士，这些人憎恨布尔什维克都是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1922年秋，沙里卡什维利和他的兄弟——刚被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拘留并释放的大卫——一起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先坐船去了罗马尼亚东南部港城康斯坦察（Constanta），之后转乘火车前往波兰。他们的母亲与姐妹 [41] 留在了高加索，无论在格鲁吉亚，还是在伊斯坦布尔，两兄弟再也没见过他们的家人。

不顾一切与智谋是伊斯坦布尔的白俄人最典型的两个特质。佩拉区的二手店里 [42] 摆满了白俄人寄售的零碎小物，浸透着他们过去生活的点滴：银器、瓷器和亚麻布，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照相馆拍摄的家庭相片，带有罗曼诺夫家族饰章的鼻烟壶，瓷质的复活节彩蛋，军人的绶带和勋章，哥萨克匕首和金银丝细工项链，银盖上的圣像，古董礼服的刺绣片，各种主题的书籍和羊皮手稿，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面首的细致画像。

就像是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大迁移，过去的才华统统以新的方式被唤醒。一支十二人的三弦琴乐队 [43] 在英国军舰的后甲板上卖力演出，只是为了交换军官室的一顿晚餐。数学教授 [44] 或许是理想的餐厅收银员。社交上健谈的妇人可能成为夜总会里的八卦小姐。漂亮天真的少女本该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季舞会上初次登场，现在她们却只能顶着一头金色短发，穿着露脐装在夜总会表演歌舞。从墓园大街 [45] 横穿加拉塔大桥，深入大巴扎四周纵横交错的小巷，整个社区都变成了俄国艺术家的露天画廊，路边摆满了他们创作的风景画和人物肖像。其他更多人只能依赖 [46] 更基本的技能讨生活：在城市的太平间清洗尸体，推销带有薄荷味的牙签，制作涂画了苏丹穆罕默德六世脸庞的碎布玩偶，甚至去造船厂捉老鼠，向皮货商兜售动物毛皮。

穆斯林传记作家齐亚·贝 [47] 回想起自己做出口贸易时曾接洽过一位自称王妃的俄国女人。他对此深表怀疑，特别是她提议了一连串的买卖，希望引起他的兴趣，她说她家控制着克里米亚多处房产，还拥有几口高加索地区油井的开采权，她现在情愿低价出售这些权利。齐亚·贝跟她解释说，这个要约如今不值一文，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将全部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不承认以前的产权人或者境外雇主。眼看提议被否决，她紧接着又提出另一个，她说自己在匆忙撤离克里米亚前私藏了一些珠宝，询问齐亚是否有兴趣购买。齐亚答道，这也没什么用，因为多年来，各路军队在该地区你来我往，这些珠宝不一定能找到；即使找到了，这些珠宝也带不出国境，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限制出口贵重物品。这个女人最终想出了一个为数不多的仍在她掌控之中的事情，她询问齐亚是否认识有兴趣学习法语的人。他回答说，这个或许有用，正巧他的美国妻子报名参加了不定期的法语对话练习，这位俄国女人可以与他的妻子联系。

“君士坦丁堡完全是一座俄国城市。” [48] 弗兰格尔部队的士兵格奥尔基·费奥多罗夫（Georgy Fyodorov）回忆道。他记得佩拉区的小贩都是一边清理商品，一边用俄语大声叫卖：

“新鲜出炉的甜甜圈，味美香甜！”

“黎巴嫩的坚果！”

“你不喜欢仿真花吗？”

“《晚间新闻》（The Evening Press ），俄罗斯最新消息！快来看，快来买！”

“卖了卖了，便宜的衬衫，全新的衬衫！只穿了两次！”

“我要买货币，邓尼金纸币，沙皇的也要一些！”

另一名老兵记得加拉塔石塔附近有个露天市场，难民可以在那里交换许多白军印制发行的不同类型的纸币。市场里的买家和卖家手中攥着大量的俄国纸币，大声吆喝着各类货币名称，这些钱币成了难民当中的非正式通货。

“我买入也卖出 [49] 。沙皇的纸币！罗曼诺夫的！克伦斯基的！杜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阿斯特拉罕的！塔什干的！高尔察克的！什么都有！”

“我只卖尼古拉耶夫的！”

“我要买弗兰格尔和顿河的纸币！我出最高价！”

莫斯科总会（Grand Cercle Moscovite） [50] 是伊斯坦布尔一家俄国移民经营的著名餐厅，这里的夜宴和舞场可以让每一位到场客人身临其境地体会沙俄帝国昔日的乱世浮华。门卫从前是一名哥萨克骑兵，来自传闻只听从沙皇母后懿旨的哥萨克军团。经理昔日是基辅的一位工厂主。厨师长曾经是沙皇克里米亚里瓦几亚宫的主厨，而副厨以前专门为沙俄高加索地区的总督烹饪食物。领班曾在莫斯科最著名的亚尔餐厅任职，而他的助理之前是禁卫军轻步兵团的军官。所有的服务员都曾是沙皇部队或义勇军的军官，现在他们却端着罗宋汤、凯瑟琳排骨（côtelettes à l’Impératrice Catherine IIème ）在席间穿梭服务。管弦乐队最常演奏格林卡、鲍罗丁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有时也会来一段狐步、一步、探戈和华尔兹之类的舞曲，或是把舞台让给在科基和尼科酒吧倒闭后仍不甘寂寞的吉他手萨莎·马卡罗夫。你起身离开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的保镖还会为你服务，帮你取来外套或斗篷。“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餐厅，” [51] 威尔士卫兵比利·福克斯-皮特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是绝对不能养成习惯，要不然会上瘾，还会破产！！”

一位当时住在佩拉宫的美国人最能理解这个世界。他打开房间的落地玻璃门就能饱览金角湾的美景，可是他却几乎没有时间欣赏。他的小桌子上总是叠放着成摞的活页纸 [52] 。木箱和旅行袋不是堆在墙边，就是塞在床下。打字机被搁在了梳妆台上。他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有时甚至会穿着两只不同的袜子与别人会面。他的房间在四楼，每天近午，俄国人在他门外排起的长队能顺着楼梯一直排到东方酒吧。

1871年，托马斯·惠特莫尔（Thomas Whittemore）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出生。他沿用了祖父的名字，他的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普救派牧师和新英格兰出版商。这位牧师的神学理论不只强调“救赎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礼物”这个普救教信徒都知晓的基本教义，还包含地狱与博爱的上帝互不相容此类更为激进的观点，相信人类的普遍联系也是他可贵的箴言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惠特莫尔曾游历过保加利亚和沙俄帝国，他受雇于红十字会，负责管理驶往克里米亚的补给船，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难民家庭运送衣物。俄国危机波及伊斯坦布尔时，他正处于救援行动的第一线。他可能是伊斯坦布尔除协约国政府官员之外最有名的外国人，至少城里的贫民都知道他的名字。朋友都叫他“飞行的神秘人” [53] 。“惠特莫尔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 [54] 策展人、艺术史学家马修·普里查德（Matthew Prichard）这样评价他的知己，“他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他总是来来去去，永远不会安定下来。”

1914年，惠特莫尔为解决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创立了俄国流亡青年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Education of Russian Youth in Exile，以下简称“教育委员会”），他自己出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工作人员，仅有惠特莫尔本人以及一些被他吸引或劝服前来帮忙的人，所以他的酒店房间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总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惠特莫尔在俄国的经历已使他对整个帝国中的不同社会组织有了大概的认识。许多人背井离乡，却能很快找准位置，融入新的社会，惠特莫尔知道，这些组织功不可没。而且还知道一件俄国人自己还没想明白的事：他们十有八九是回不了祖国了。

佩拉宫的大堂总是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等待面见惠特莫尔的人，从认为他会购买自己新画作的艺术家到希望为自己的慈善组织争取赞助的伯爵与贵族。这些流亡人士虽然离开了等级森严的国家，但他们仍坚守着十月革命之前世代承袭的地位、特权和职业等框定他们生活的阶级层次。佩拉宫的休息室就像是沙俄社会的缩影，人们聚集在小桌子和扶手椅周围，三五成群，交头接耳。俄皇禁卫军的骑兵； [55] 骑炮兵和帝国海军；日俄战争的退伍军人；圣乔治勋章的受勋者；司法、内政和外交部门的官老爷；年迈的议员；工程师、医生、律师、小说家和雕塑家；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库班、顿、捷列克和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人；高加索的登山者；黑海海岸的穆斯林；西伯利亚的佛教徒，还有地方自治会（zemstvos）委员，这些重新集结的人群曾经跟随弗兰格尔撤退，现在又要争抢协约国和其他捐助者提供的有限资源。

每一个社区的领导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彼此如同打内战一样争论不休。惠特莫尔的部分任务就是凝聚相互竞争的派系，尤其是要动员那些精力充沛、天天结伴前来佩拉宫找事做的伯爵夫人。弗兰格尔的大部队撤出克里米亚没几周，登记局就开始建立难民名册，列示他们的特殊技能，帮助他们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女士们被安排 [56] 去挨家挨户地搜集难民信息，并且用旧雪茄盒里不值钱的纸片记录下来。

培训是开启新生活的关键之举，惠特莫尔为此专门创建了一个教育体系。他在距离佩拉区中心不远处找了一小块地皮，搭起了几个大帐篷。俄国男青年可以分到营帐的铺位 [57] ，他们白天当搬运工（hamal ）、销售员或者送货人，在外奔波劳碌，夜晚可以回来休憩安眠。傍晚时分，他们陆续返回帐篷营地，搬运工扛着沉重的特殊背囊，街头小贩推着当天没卖出去的巧克力和鲜花，报童抱着次日只能折价出售的报纸，卖水人提着干净的标准石油油壶。与此同时，渔民在修补渔网，街道清洁工在修理扫帚。

但是真正的功课才即将开始。惠特莫尔安排的帐篷营地不仅是难民之家，而且是人员预修中心。他向国外的大学发出了无数封信件，想方设法争取到了数百所院校，愿意接收那些有能力通过基础入学考试的优秀俄国学生。每天晚餐结束后，帐篷就成了自习室，俄国教授会辅导这些俄国男青年学习数学、工程、物理、生物和化学方面的知识。接触过一些大学课程的学生也可以帮助只受过中等教育或军事训练的青年。

恰逢此时，久负盛名的俄罗斯帝国学院（Russian Imperial Academy）的前成员组建了一个认证委员会，为专业知识水平符合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希腊、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高校入学资格的学生出具证明文件。等待大学最终决定的几周是最难熬的 [58] ，每一封巴黎或布拉格等地的来信都会让整个营地突然安静下来。在从前的奥斯曼军营举行的年度颁授典礼上，每位到场的学生都要临时换上俄罗斯民族服装——红十字会提供的宽大的白色衣裤，腰间扎紧腰带——走上台，从穿着破旧西服的教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他们现在从这所行政办公室设在佩拉宫的非正式进修学校毕业了，这张文凭让他们有资格进入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等著名的高等学府深造。1921年秋 [59] ，数百名学生前往欧洲，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一些人还是搭着货车车厢过去的。后来，更多的学生踏上了这条求学之路。纽约档案保管员煞费苦心地把惠特莫尔的文档保留至今，这些文档包含了一千多名学生的个人档案，他们的名字读起来就像是帝国舞会的宾客名单，沃尔科斯基（Volkonsky）、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y）、库兹涅佐夫（Kuznetsov）、托尔斯泰、伊格纳提耶夫（Ignatiev）。这些文档是全世界自我改进与不断迁移的线索文件。

“年轻人背井离乡，学习有用的知识 [60] ，待他们返回俄罗斯，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核心，注定要担负起重建国家的责任。”弗兰格尔写信给惠特莫尔，表达了他对教育委员会工作的深切的感激之情。话虽如此，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听上去也只是乐观的阿谀奉承。弗兰格尔下令撤离克里米亚之前 [61] ，曾向他的军士保证，撤退只是一时的休整，稍后他们就会“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现在军费吃紧 [62] ，只要布尔什维克稍稍松懈，他们就有机会返回祖国——最迟也就到1921年秋天，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预言。然而没过多久，白俄人就跨越了这条奔逃和流亡的心理边界，他们开始明白，战争失利的权宜之计如今已变为令人心碎的残酷现实，他们永久地失败了。

惠特莫尔的学生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代，而且很可能也是新纪元的第一代。如同1789年法国革命分子口中的没落贵族一样，他们如今也变成了现代版的遗老遗少（les ci-devants ）。布尔什维克对他们也有类似的称呼，守旧派（byvshie ）、“老古董”。维拉·托尔斯泰（Vera Tolstoy）伯爵夫人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 ）的堂妹，也是惠特莫尔的支持者之一，她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当时的情势。“如果……法国大革命的烈士曾经向他们的屠夫表现了贵族如何死去，” [63] 她在伊斯坦布尔郊外的小屋里写道，“那么我们，这些深受布尔什维克残害的人，这些已然脱离原本人生的人，应当向他们展示贵族会如何生活下去。”

[1] Ekmekçioglu，“Improvising Turkishness，”10.

[2] Yɪldɪrɪm，Diplomacy and Displacement ，90.

[3] “Russian Refugees in Constantinople，” p.2，Bristol Papers，LC，Box 74，File “Russian Refugees”.

[4]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01.

[5] 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s，League of Nations，July 14，1923，p.1，NAUK，FO 286/800.

[6]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00.

[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01.

[8]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79.

[9] Robinson，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 ，3.

[10] Strafford to mother，Mar.31，1920，Strafford Papers，IWM，Box 2，Folder “Transcriptions of Original Letters.”例外的是船上装运的两匹马——明纳和阿柏玉——后来作为1909年和1913年德比赛马的冠军而一举成名。它们先是被卖给了俄罗斯买家，协约国撤离时，竟被英国士兵发现。它们最后在塞尔维亚安稳度日。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 ，292.

[11] Tenner to Strafford，Nov.14，1920，Strafford Papers，IWM，Box 2，Folder “Transcriptions of Original Letters.”

[12] Nabokov，Speak Memory ，176-77.

[13] Robinson，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 ，13.

[14] Wrangel，Memoirs ，307.

[15] Kenez，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307.

[16] Wrangel，Memoirs ，320-26.

[1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01.

[18]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Dec.18，1920，p.1，NAUK，WO 32/5726.

[19]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9，1920，Bristol Papers，LC，Box73，File “Russia—Denikin and Wrangel Campaigns，January-December，1920.”

[20] Harington，Tim HaringtonLooks Back ，101.

[21]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p.1.

[22] “Russian Refugees in Constantinople，” p.1.彼得·凯内兹计算弗兰格尔撤离共疏散了145693人。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307.

[23] Bristol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5，1920，Bristol Papers，LC，Box 73，File “Russia-Denikin and Wrangel Campaigns，January-December，1920.”

[24] Konstantinopol’- Gallipoli，34.

[25] Stone and Glenny，Other Russia ，152.

[26] Hobson to Rumbold，Mar.26，1923，p.1，NAUK，FO 286/880.

[27] Hobson to Rumbold，Mar.26，1923，p.2.

[28]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p.2.

[2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79.

[30] 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July 14，1923，p.1，NAUK，FO 286/800.

[31] Chebyshev，Blizkaia dal’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127.

[32] Carus Wilson to father，July 19，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33] “Constantinople，” p.2，HIA，Shalikaskhvili Papers，HIA.Massive sheets of paper：“Constantinople，” p.4.

[34] “Constantinople，” pp.7-13.

[35] “Constantinople，” p.17.

[36] “Constantinople，” p.20.

[37] “Constantinople，” p.22-24.

[38] “Constantinople，” p.29.

[39] “Constantinople，” p.35.

[40]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Aug.22，1921，NARA，RG59，M340，Reel 7.

[41] “Constantinople，” pp.42-43.

[4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56.

[43] Memoir of George Calverley，p.36，Calverley Papers，IWM.

[44] Stone and Glenny，Russia Abroad ，231.

[45]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42.

[46]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48-58.

[47]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24.

[48] Giorgii Fedorov，“Puteshestvie bez sentimentov，”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 ，273.

[49] A.Slobodskoi，“Sredi emigratsii，”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 ，80.

[50]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17-29.

[51] Fox-Pitt to mother，Oct.19，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5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42-44，53.

[53]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29.

[54] Prichard to Gardner，July 5，1924，Thomas Whittemore Papers，DO-ICFA，Box 11，Folder 161：“Materials from Isabella Stewart-Gardner Related to T.W.”（信笺的复印件来自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Boston，via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55]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72-73.

[56]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89-202.

[57]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54-55.

[58]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55-56.

[5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20-25.

[60] Wrangel to Whittemore，Nov.24，1923，CERYE，Box 1，File 32.

[61] Wrangel，Memoirs，311.

[62] “Constantinople，” pp.4-5.

[63] Tolstoy，“Compensations of Poverty，” 308.

君士坦丁堡

俄国内战结束 [1] ，大约八十六万俄国国民为躲避战争和革命，以难民身份侨居海外。他们是俄罗斯民族和旧帝国几乎全部文化群体的代表。其中许多人就聚居在伊斯坦布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2]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将近一百万，随后不断缩减，到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时，已缩减至七十万左右。城里的平民百姓战时担心希腊入侵，后来又害怕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像夺回士麦那一样实施报复，血洗这个被协约国占领的城市，于是纷纷逃离。直至俄国人大量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才呈现出惊人的增长。难民危机因此变成了人口革命。

自我移民（Émigrés ）是社会对自愿迁移的外来人口的统称，而且白俄把努力在巴黎、纽约等地获得这一标签看作他们的微小胜利。在伊斯坦布尔，白俄人被戏称为“伪君子”（harasolar ），这个土耳其俚语源自俄语单词的“好”或“不错”，虽然这个单词在俄语里是很普通的日常用语，但土耳其语的变体却是个残忍的玩笑。俄国人生活得并不如意。20世纪20年代，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城区遇见乞丐，几乎可以肯定他或她说的是俄语。

许多有关个人情况的信件 [3] 被送入城里的救济组织，寄往远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慈善团体。盲人阿列克谢·斯特拉德金（Aleksei Sterladkin）原本靠在佩拉大街上演奏簧风琴谋生，因警察指控他非法行乞而请求援助；俄罗斯帝国前男歌剧演员舍尼亚娃斯基（Tcherniavsky）恳请救济人员帮助传递他即将在伊斯坦布尔举办演唱会的消息；米歇尔·瓦西里耶夫（Michel Vassilieff）神父申请少量捐款，为贫困的俄裔基督徒筹办复活节大餐；沙霍夫斯卡娅（Shakhovskaya）公主写信请求为她和她的丈夫——托卡良酒店管弦乐队的一名音乐家——签发去美国的签证。

难民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伊斯坦布尔战后同样影响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的萧条的经济，还是他们的发展前途与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最终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双方自1914年以来的敌对状态。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斡旋下，《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允许协约国自行清理占领关系，保持一定尊严地撤离，而且条约还承认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作为废黜苏丹继任者的合法地位。自1918年停战以来，土耳其政治与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战兢兢的苏丹被赶了下台，现在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一位意气风发的统帅，他率领军队撵走外国侵略者，保卫了故都。《洛桑条约》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签署的条约不同，它没有强加的条款，是唯一一份战败国与协约国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定。

《洛桑条约》保证了土耳其的和平，界定了土耳其的边界，并且解决了一系列因奥斯曼帝国瓦解而遗留的隐秘但攸关生死的问题，比如，陈旧的人寿保险如何处理，哪些债权人可对他们持有的奥斯曼帝国公债进行索偿。和约签署的消息刚刚公布，伊斯坦布尔大街小巷的人们就鸣枪放炮，锣鼓喧天。家家户户的墙壁和窗玻璃上都张贴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 [4] 。协约国士兵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从未有过的弱势地位。“这里所有的外国人都威风扫地，”比利·福克斯-皮特给英国家中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得不到土耳其人起码的尊重 [5] ，当然，法国人的境况更糟，意大利人直接被无视”。

《洛桑条约》的公布正式开启了协约国几个月后全面撤离的倒计时。城内仍有近15000名英国军士 [6] ，包括约克郡步兵、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穿着褶裥短裙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其他协约国的一些小分队。经过数月的筹备，1923年10月2日，哈林顿将军与妻子，以及掷弹兵分遣队、冷溪近卫队和爱尔兰近卫队一道抵达撤离港口。码头上人声鼎沸，人们都想一睹协约国司令官检阅英、法、意三军仪仗队以及土耳其军队的风采。哈林顿依次向每面国旗敬礼，并以土耳其的星月旗作为结束，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哈林顿将军和他的军事护卫队一同登上了旗舰“阿拉伯”号（Arabic），他们一路向南驶离博斯普鲁斯海峡，途经马耳他、直布罗陀，最后抵达英格兰。“这是一次奇妙的‘送行’ [7] ，我们挥别的是一个所谓的敌国。”哈林顿回忆道。原司令部悬挂的英国国旗是唯一能让他想起占领的物件，哈林顿临行前把它送给了加拉塔的圣公会教堂，这面英国国旗至今仍在教堂公开展出。协约国撤离四天后，也就是10月6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并且完全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又过了十几天，10月23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穆斯塔法·凯末尔就任总统。

这一切令白俄人心绪不宁，因为新共和国最亲密的国际合作伙伴正是当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反占领抵抗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布尔什维克曾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为民族军提供过武器，而且莫斯科也是第一个与土耳其国民政府缔结友好关系的世界之都，布尔什维克政府向安卡拉派遣使团的时候，英国军队还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巡逻。

俄国人内部开始分裂。据估计 [8] ，约百分之十的流亡人士开始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不管是领薪水的特工，还是纯粹的支持者，他们都认为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权和解大有希望，甚至非常可取。一些白俄移民的知名人士决意与布尔什维克握手言和，重返俄罗斯。虽然有的人刚回国就被立即枪杀，但其他人仍在声援这场看似列宁主导的转变。

1922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宣布，侨居海外的前俄国国民不再受到新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保护。这就意味着，白俄移民如果在他们的新家园没有获得公民身份，那么他们就正式地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东道国政府随时可以将他们作为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义务接纳他们，他们成了国际法里没有官方身份的一群人。后来，国际联盟介入，向世界各地几十万俄国难民颁发了所谓的南森护照。这本以挪威探险家、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国际联盟高级难民事务专员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名字命名的护照为他们提供了临时身份，使他们避免了被东道国政府随意驱逐出境。不过伊斯坦布尔的俄国人恐怕没剩下多少时间了。1923年，佩拉大街上的前俄国大使馆已经转由苏联控制，安卡拉政府也不断向客居的白俄人施压，让他们尽早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土耳其，要么接受土耳其国籍。随着苏联贸易代表和外交使团的陆续到访，宿敌之间碰面和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俄国内战期间曾对峙沙场的两拨人现在完全可能在莫斯科总会的舞池边目光交错。

20世纪2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社群一直在缩减。20年代初，弗兰格尔的志愿军 [9] 还曾佩戴着他们利用女士礼服的天鹅绒绲边制作的团徽，手拿着木质武器，身穿病号服改成的白外套在加里波利演练。可是时局变迁，这支军队很快就被打发去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从前的官兵都成了修筑公路和其他建设项目的配备人员。与此同时，托马斯·惠特莫尔的学生也陆续动身，前往布拉格等有院校答应录取并给予资助的大学城。另外一些俄国人则搬去了愿意为他们提供签证的匈牙利、法国、英国等地。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这位曾帮助建设过浮罗亚海滨浴场的传记作家和士兵也离开了，他先是去了波兰，接着在德国军队短暂任职，最后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他去世后，其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儿子约翰·沙里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把他的遗体运回了格鲁吉亚老家。

老一代的俄国精英纷纷驾鹤西去。托尔斯泰在巴黎与世长辞，弗兰格尔在布鲁塞尔离世，途经伊斯坦布尔逃往异国的邓尼金最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度假时突发心脏病去世。邓尼金在美国的土地上长眠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带回他的遗骨，并且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以示普京政权对流亡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大多数前俄国人的离开减轻了伊斯坦布尔照管他们的重担，但是难民危机的解除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自此变成秩序的典范。城市生活充满无法消散的乌烟瘴气。“简直想象不出来任何一样事物都比海达尔帕夏火车站更像是疯人院了。” [10] 阿加莎·克里斯蒂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到访伊斯坦布尔的情景时说道。她原本是要去探望她的丈夫——正在伊拉克参与现场挖掘的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途中在东方快车上碰见了一位时髦的荷兰工程师，由于他的推荐，她绕开了佩拉宫，住进了同样位于佩拉大街的托卡良酒店。事实上，托卡良——而非佩拉宫——才是她最终选择让《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中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入住的酒店。当时，佩拉宫门前的窄巷很像贫民区，而托卡良的窗户面对的是整齐的19世纪建筑外墙和宽阔的欧式大道。

尽管当时，伊斯坦布尔已属于新兴的民族国家，不再是昔日帝国的首都，但是报纸杂志仍不忘时不时地拿伊斯坦布尔人可能被捏合成单一民族身份的想法说笑。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前 [11] ，在伊斯坦布尔发行的报纸当中，有十一种是奥斯曼土耳其语，七种是希腊语，六种是法语，五种是亚美尼亚语，四种属于拉地诺语等当地犹太人的语言，还有一种是相当于英国政府喉舌的《东方新闻》（Orient News ）。如果你顺着佩拉大街漫步，会经过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一座清真寺和两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如果你沿途拐进小巷，你会看见亚美尼亚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教徒以及迦勒底人、圣公会信徒和德国新教徒等其他教派教众兴建的教堂。你还可以在通往加拉塔区的山坡上找到四座犹太会堂和几座清真寺。

凯末尔主义者怀着一腔愤怒与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血战，当土耳其国民军最终从协约国手中夺回城市的控制权时，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如释重负。可当地的基督徒却越来越害怕土耳其新政府会认为他们其中一些人背叛了国家，对他们展开报复。在协约国和凯末尔主义者联合管理市政事务期间，也就是1922年秋季直至一年后结束占领的这段日子，土耳其当局已经开始对某些希腊人实施逮捕，他们要么曾经为协约国效力，要么积极支持过希腊占据土耳其领土的主张。但希腊人绝不是唯一的目标，反民族主义的穆斯林也在土耳其当局的逮捕名单之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被执行枪决。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控制着这么多的商业活动，希腊社区自然就成了大多数民族分子泄愤的靶子。希腊人走在街上可能被搭讪，他们的财产也可能被穆斯林暴徒野蛮占有。许多希腊人担心，一旦土耳其全面接管这个城市，他们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1922年底，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包括一些富裕家庭在内的约五万名非穆斯林民众 [12] 相继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23年，协约国撤退，希腊人认为他们与土耳其新政府之间的最后一层保护也没有了，随即也大批搬离。

战争与占领还加深了伊斯坦布尔希腊社区内部的分歧。谁能真正代表希腊民族和流散侨民的利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国，还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牧首这位拜占庭希腊族系最明确的直接继承人？亲希腊与亲牧首两派系之间的纠纷不断，有时还会爆发暴力冲突。1923年夏，一队希腊民族主义分子闯入牧首教区，打断了牧首与其他东正教领袖的会议。他们拖着牧首梅勒提奥斯四世（Meletios Ⅳ）走下楼梯，打得他鼻青脸肿，直至协约国警察赶到才被制止。牧首摆脱窘境后，立即将入侵暴徒的带头人逐出了教会。梅勒提奥斯受够了内斗，厌倦了草木皆兵的生活 [13] ，于是没过多久，就搭乘英国轮船离开了伊斯坦布尔，退隐去了阿索斯山（Mount Athos）一处宁静的修道院。伊斯坦布尔希腊社群内部最终推举出了一位新牧首，但即便如此，希腊民族主义和其他竞争派系的威胁依然存在。举例来说，1924年，脱离论者 [14] 就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土耳其东正教会，聚集了一帮讲土耳其语的东正教教徒，否认法纳（Phanar）牧首教区拥有治理他们的权力。

此外，希腊东正教牧首等非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以及他们的社区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古老的米勒特制的终结。虽然同为苏丹的国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却从未实现完全平等，这种不平等和等级制度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奥斯曼帝国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一个人的地位不单单由宗教决定，还受性别、职业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当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看向全体国民时，他们可以看见许多不同种类的权力、身份和特权拼凑在一起。

然而，土耳其共和国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即便它的某些关键特征也带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烙印。共和国以现代公民取代了帝国国民的概念，把对苏丹个人的效忠换成了坚持世俗国家理想的承诺，用民族国家的单一理念替换了旧帝国交错的多重身份。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宪法保障所有公民无论宗教信仰，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这个新的法律概念的引入，在宪法实践过程中，公民之间原有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这完全超出了土耳其人的想象。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协议里其实蕴含着新思想。《洛桑条约》虽为协约国撤离、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铺平了道路，但是和谈期间，主要的争论点还有希腊人等非穆斯林的身份问题。土耳其谈判代表最初提议驱逐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希腊人。土耳其首席代表伊斯麦特·帕夏（Ismet Pasha）坚决表示，如果允许希腊人留下，他们将是“向我国输入贪污腐化和不忠不信的渠道” [15] 。希腊政府则辩称，他们已经接收了大量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难民，如果难民人数持续增加，终将酿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此外，土耳其如果正式驱逐了希腊人等非穆斯林，相当于剥离了商业精英，斩断了基督教传承，只会让伊斯坦布尔这个伟大的文明中心变成一具空壳。

最终，谈判代表达成了和解。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署，第一百四十二条证实了雅典与安卡拉两方政府单独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国同意在彼此“交换”同一宗教信徒的情况下，强制驱逐少数族裔，土耳其境内伊斯坦布尔和两座爱琴海小岛上的希腊东正教教徒以及希腊境内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不在此驱逐之列。这一例外肯定了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承认了穆斯林扎根希腊的悠久历史。而被圈入交换范围的人则不得不背井离乡，重新在另一个国家定居。如果没有原政府的明令许可，他们将再也不能合法地踏上故乡的土地。两国为此还成立了特别政府间委员会，负责确定哪些家庭是“可交换的”，并安排他们的强制迁移。换句话说，哪怕这些家庭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也并非混血，都要由委员会官方认定谁是希腊东正教教徒，谁是穆斯林。委员会还会对他们遗留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财产出售则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管理。尽管如此，最后很少人会得到足够的补偿。有份报告曾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形，“许多荣耀一时的富人如今身无分文，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或雅典的街头徘徊，口袋里只剩下一张几乎无法索要补偿的财产清单” [16] 。

强制交换是为了校准国家有关宗教、种族和国籍的主线，历史学家有时也会使用“希腊人”“土耳其人”等速记标签来指代《洛桑条约》产生的这波难民。但这些名词一旦对应到这些难民本身，似乎又有些奇怪。奥斯曼帝国曾经利用宗教忏悔来决定个人的身份认同，交换委员会本质上应用的也是相同的标准，只是在旧类别上又粘贴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标签而已。鉴于这种帝国与民族混搭看世界的方式，强制交换其实包含了许多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几乎与希腊王国或新兴土耳其共和国核心的种族民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次民族大分离给每个人都指定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身份。一个希腊东正教家庭拉家常或许说的都是土耳其语，而且寻根溯源，他们可能世代都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同一个村庄。同样，希腊的穆斯林讲希腊语或斯拉夫语，他们应该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也没有多少共鸣。但是在这场交换中，官方会公开宣布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土耳其人，他们最终都会被送往所谓的同种族家园的异国他乡。

同一纸条约不仅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避免了未来的战争问题。条约迫使人们远走他乡，以后再也没有政府可以打着人民渴望解放的幌子宣战。这算得上一种预防性的互惠流放。该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弗里乔夫·南森曾表示：“毫无疑问，这项计划在未来会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因为它创建了更多的同质群体，消除了无尽冲突的主因，而且在近东，这些冲突常常伴随着屠杀。” [17] 南森也是国际联盟的官员，他曾为改善俄国流亡人士的困顿而不知疲倦地工作。

如果把过去一年左右相向奔逃的民众计算在内，那么《洛桑条约》下的强制流放人口大约包括一百万名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五十万名穆斯林。就短期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和希腊的野蛮斗争一拖再拖，而《洛桑条约》恰好消除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一个主要冲突来源。从长远来看，《洛桑条约》重塑了人口格局，它将古老的社区连根拔起，让无家可归的难民有机会建村立寨，并且使两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种族同质化。

但无论如何，过去总会留下痕迹。伊斯坦布尔一处私宅的题字可以确定它的建筑师或旧主人是希腊人，而希腊的顶级足球队之一——帕奥克足球队（PAOK）——因为最初成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坦布尔，所以球队名称里仍保留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的印记。岁月流逝，昔日的种族清洗如今变成了寻根之旅，希腊人纷纷前往佩拉区，参观家族古老的公寓大楼，土耳其人则在塞萨洛尼基（从前的萨洛尼卡）的古城中心找寻清真寺的断壁残垣。巴士观光团现在可以带着年迈的土耳其人穿越希腊北部的城镇村庄，追寻他们父母，甚至祖父母当年的足迹。土耳其航空公司每日在伊斯坦布尔与塞萨洛尼基两座城市之间有多趟航班往返，数万名希腊人在塞萨洛尼基扎下了根，和本地人一样开始了新生活，同时也有数万名穆斯林从塞萨洛尼基出发，慢慢变成了土耳其人。这次强制迁移被土耳其人叫作大交换（Büyük Mübadele ），而希腊人仍然简单、直接地称它为灾难（Katastrophe ）。

《洛桑条约》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部分刚刚描述完强制迁移一百五十万人的蓝图，另一部分似乎又成了多元文化政策的样板，强调要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前段刚刚列示出某些可以留在故乡的个人和群体，后面整章就开始阐释土耳其和希腊对这些法律的拒不合作者——主要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教徒和西色雷斯的穆斯林——应承担的互惠义务，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小学教育以母语授课，等等。条约还用现代国家对其少数民族负有责任的理念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笃信的米勒特的古老概念。

历史展开了不同的章节。协约国占领期间，佩拉宫的东家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原本是受保护的少数人之一，可是与其余数万名希腊人一样，他也担心土耳其新政府的报复行为，20世纪20年代初，布多萨克斯决定离开伊斯坦布尔，逃往雅典。与城内其他少数族裔开办的企业一样，即使主人不在家，佩拉宫仍旧继续营业。只是协约国一旦撤离了伊斯坦布尔，这些财产自然而然就成为土耳其大力削弱非穆斯林经济实力的首要目标。当时，大概四万名 [18] “不可交换的”希腊人移居海外，尽管无须服从强制迁移的法令，但他们还是自愿离开了土耳其。之后，他们的离开被认为是不忠不信。土耳其政府宣布，他们用脚投票，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在哪里安身立命。1923年春，安卡拉议会通过了新法案，允许政府占用这些海外侨民“遗弃的”财产，包括所有者预先转移到当地亲属或商业伙伴名下的资产。

协约国占领前夕，伊斯坦布尔工商业联合会（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19] 由一位穆斯林和一位亚美尼亚人共同主持，十四名核心成员里有十一个是来自伊斯坦布尔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少数族群。到1921年初，两位联合主席都是穆斯林，十九名成员有十三名穆斯林。再往后，1923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土耳其国民商业联盟（National Turkish Commercial Union），代表穆斯林商人利益，对原本由非穆斯林持有的实业公司、进出口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整合收购。外国的银行和企业也被迫开除了少数民族员工，转而雇用穆斯林。

伊斯坦布尔法庭中，三分之二的希腊律师 [20] 被解雇。希腊工会组织也被关闭。希腊人名下的企业不是面临轻微违规等不太重要的法律诉讼，就是被鼓励或被强迫接纳一位穆斯林合伙人。接着，新的穆斯林合伙人根据《洛桑条约》，可以向政府申请把某位希腊共同所有人指定为“可交换”，这样希腊共同所有人的商业股份就会全部转给穆斯林合伙人。1925年和1926年当地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会谈正式宣布放弃《洛桑条约》赋予这些少数民族社区的集体权利。虽然只是迫于土耳其政府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们放弃权利 [21] 也代表着终结了所有基于宗教或种族的特殊待遇。1926年，安卡拉宣布实行酒精垄断，麻醉品的生产与销售全部由某个政府许可的企业独家控制，自此，伊斯坦布尔非穆斯林商业活动中的这一重要领域也被完全国有化。

1923年，佩拉宫 [22] 作为城内最重要的一处在外业权人名下的资产，也被宣布收归国有。此举名义上是补偿因布多萨克斯未缴税单而给国库造成的损失。可是四年后 [23] ，也就是1927年5月，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新法律，宣称包括佩拉宫的希腊老东家在内，所有独立战争以后没有返回土耳其的前奥斯曼帝国国民都不再是土耳其公民。这一转变意味着布多萨克斯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还不如那些曾经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之外“可交换的”希腊人，至少他们离开，理论上还可以获得遗留财产的补偿，有时甚至可以在希腊分得新农田或新房屋，而“不可交换的”希腊人如果自愿离开伊斯坦布尔，就什么都没有了。《洛桑条约》用轮船和火车移除了土耳其一百万的希腊人口。1927年的法律大笔一挥，又清除了好几万人。

这些改革出自立法、公共活动、城市法令的整体计划，故意降低了少数民族的公共关注度和经济实力。新的土耳其共和国之所以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忏悔、多种族并存的帝国结构，是为了支持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些方面的主张。最好的情况是，改革可以通过摆脱奥斯曼帝国宗教自治的“大帽子”体系，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差则会把穆斯林变成新国家内部的核心民族，而把其他民族降为次等。非穆斯林的宗教机构或私人基金会开办的学校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穆斯林教师，而且课程中禁止涉及宗教引论。政府取缔了少数民族社区成立的童子军。公共场所的标语牌赫然写着：各位公民，请说土耳其语！（Citizen，Speak Turkish！）20世纪20年代 [24] ，政府制止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非穆斯林出城，企图把种族差异封存在旧都内部。他们还明令禁止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定居，该地区作为亚美尼亚古老的文化中心，也曾是种族大屠杀的黑暗中心。1934年，政府颁布了一部新法律 [25] ，不仅要求所有的土耳其公民采用从前穆斯林很少使用的姓氏，而且明文规定，禁止民众登记的姓名包含明显可辨的非土耳其语字尾，比如，希腊人常用的“××普洛斯”，亚美尼亚人常有的“××伊恩”，还有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名字里常见的“××奥夫”或“××维奇”。

前希腊东正教牧首梅勒提奥斯 [26] 曾形容安卡拉的政策是“莫斯科做派的列宁主义”，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安卡拉政府确实借鉴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和教训。就像新苏联曾宣布白俄不在国家的保护范围之内，土耳其共和国也公开声明与目前侨居海外的希腊人等少数族裔断绝关系。两国的财产征收都源于共同的信念，相信胜利者正在领导改变世界的政治运动，认为战利品理应属于胜利者，相信失败者不过是寄食者、寄生虫，是陈腐破败的社会秩序的余孽，正在接受他们应有的惩罚。

强制征收为土耳其政府与广大的普通穆斯林带来了片刻的宇宙正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贪婪的少数民族榨干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占领者勾结抵制独立战争，最终必将被真正的爱国者取代。对少数民族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世界末日。“我站在佩拉区尘土飞扬、垃圾四散的山坡上……俯瞰着海港密密麻麻的桅杆和污秽肮脏的烟囱……一切看起来令人作呕，很不真实。” [27] 欧内斯特·海明威刊登在《多伦多每日星报》上的文章这样写道，“但是民众对这些的感受却非常真切，他们回眸这个城市，会想起他们舍弃的家园、撇下的生意，想起他们所有的情感关联与生计……”

一夕之间，财富化为乌有，很多希腊人等少数民族的商业领袖都一败涂地。有些人身无分文地站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的陌生街头，还有些人沮丧至极，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土耳其报纸经常刊载几则有关绝望与复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1928年，希腊人科法克斯（Kofakos）经营的罗德斯酒店被宣告破产。这家酒店与佩拉宫同在一条街上，是海明威常来的旧地。过了一阵子，已沦为乞丐的科法克斯在酒店门阶上被人轰走。等他再回来时，带着一把手枪 [28] ，当场射杀了一名酒店员工。

然而，布多萨克斯不同，他在希腊东山再起，又成就了一番事业。当时，佩拉宫只是他可观财富的一部分，他想方设法把大部分财产从土耳其转出。后来，他在雅典创办了几家新企业，经过打拼，成了希腊实力最雄厚的工业家之一。他对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有浓厚的兴趣。许多他在佩拉宫大堂结识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免不了要在伊斯坦布尔停留的英国士兵、德国实业家和法国商人，都成了他从移民迅速崛起为工业巨头的助力。布多萨克斯名下的希腊弹药公司（Greek Powder and Cartridge Company） [29] ，生产各种口径的步枪子弹、炸药、防空手榴弹、防毒面具以及海军舰艇的船用锅炉，成了希腊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20世纪30年代末，他的业务继续扩张至丝绸和羊毛生产、造船，以及葡萄酒与烈酒销售等多个领域。西班牙内战期间，对立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都由他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还在坚持不懈地平衡商业利益，同时向英国和德国供应战争机器。“他很有名望 [30] ，是一位头脑灵活的实业家，他知道如何把一桶炸药、一批外汇或一宗地产转变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优势。”1940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s magazine）的一篇报道这样评价：“他在这场战争里扮演了上一次世界大战中蓄着山羊胡的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爵士。”已故的巴希尔·扎哈罗夫当年是伊斯坦布尔从事军火交易的希腊人，也是布多萨克斯的长辈。1979年，布多萨克斯去世时，他的生意范围已从军工延伸到了酿酒、化工和造船业。某位研究这个主题的历史学家说，他只是“希腊工业领域最有实力的人” [31] ，而他家人建立的慈善基金会则是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慈善组织之一，专门用于奖励科学、医学和希腊文化传播方面的工作成就。

与此同时，佩拉宫却在法律的地狱饱受煎熬。1927年夏 [32] ，法律剥夺了在外业权人的土耳其国籍后，佩拉宫就被国库转让给了政府控制的艾姆拉克银行（Emlak Bank）。过了几个月，也就是1927年12月，这家酒店似乎又被穆斯林商人米斯巴赫·穆海耶斯（Misbah Muhayyes）收购。1928年，他在市政财产档案中正式登记了他对佩拉宫的所有权。穆海耶斯来自贝鲁特（Beirut），他与布多萨克斯一样，是伊斯坦布尔的新移民。穆海耶斯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早期的支持者，他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独立战争如火如荼之时，穆海耶斯利用家族祖辈相传的纺织品生意倾力支持凯末尔主义事业，为血战沙场的将士提供制服。这种种关系让穆海耶斯获得了土耳其国籍，出于对政治风向的透彻理解，他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这家废弃的酒店。

他续写了这个希腊家族中断的生意。他把酒吧装饰一新，擦亮了黄铜电梯，恢复了酒店的名声，使佩拉宫再次成为欧洲等远地旅行者皆知的停留地。而酒店的周边区域，也就是人们曾经称为墓园大街与暴徒大街的街角也进行了改造。市政府为酒店前的大道换了个更庄严的名字，宪法大街（Mesrutiyet Avenue）。佩拉宫如今是穆斯林的产业，熔炼了个体认同和共和国政治的魔力，穆海耶斯尽管曾经是阿拉伯人，现在也成了土耳其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因此获得了适当的奖励。穆海耶斯秃顶，戴着一副眼镜，领结和方巾看起来总是需要整理，他的形象恰好代表了接班希腊人的新一代伊斯坦布尔人。穆海耶斯家的避暑别墅位于耶尼亚（Yeniköy）郊区，圆屋顶充满东方梦幻，屋檐旁逸斜出，尤似礼冠，是博斯普鲁斯最宏伟的宅邸之一。

据估算，伊斯坦布尔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1900年的56%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35%。别的城市这一数字更是急剧下降。伊兹密尔（Izmir），也就是从前的士麦那 [33] ，非穆斯林人口从62%减少到14%。而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城内的亚美尼亚人由于种族大屠杀几乎被完全清空，非穆斯林人口从32%降至0.1%。不过人口革命几乎改变了伊斯坦布尔少数民族老社区的一切。由于着急离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在二手市场上甩卖他们住宅公寓里的各种物品，希望在登上轮船或火车之前，口袋里至少能增加一点现金。他们贱价出售了大量的家具 [34] 、餐具、留声机和钢琴，以至于新家居用品的进口商后来发现，大众需求都已被这些易得廉价的商品满足了。

总的来说，因为城市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都逃走了，整个土耳其 [35] 变得更加伊斯兰化，更加土耳其化，种族更加单一，乡土气息也更加明显。一些家族以穆海耶斯式的方式出现，其中有人将会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经济支柱。他们随时留意着命运的改变，一旦希腊人等少数民族的企业挂牌出售，他们就会把政治关系转化为经济优势。他们的买卖非常诚实，至少个人交易完全没必要欺诈。但是，他们依赖这次巨大的财富转移，而这一转移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共和国对民族纯度的偏爱，而非帝国首都古老的世界主义。伊斯坦布尔上一代的权力精英身着锦缎华服，强调壮丽辉煌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新的土耳其官吏则详述老奥斯曼人缺乏的品质：平静的自信和简单的优越感。这些人与他们家人正穿着定制西装和时髦的西式礼服，摆出眺望远方的姿势，等待画师为他们画像。他们与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也渴望在最有魅力、最无忧无虑的时刻记录自己。

尽管没收少数民族财产是蓄意筹划的政策，但是一代又一代伊斯坦布尔的普通人和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这是一笔横财。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在协约国占领期间离开，那么人们就会记得他们简单地放弃了自己的房屋和企业，安静地锁上门，遗留下代代累积的财富。当然，现实是法律禁止他们取回自己的资产。对今天的游客来说，这次改革的整段历史都展示在佩拉宫的大厅中。这家酒店在帝国和共和国时期的两位所有者——布多萨克斯和穆海耶斯的肖像也面对面地挂在东方酒吧外。虽然他们一位是国家政策针对的目标，另一位是曲折的受益者，但画布和照片中的两人都很自信，仿佛这个城市正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1] Gatrell，Whole Empire Walking ，193.俄国难民总数没有现存的准确数据，估计在五十万到三百万人之间。见Smith，Former People ，208.

[2] Toprak，“La population，” 70.

[3] 见Bristol Papers，LC，Box 74，File “RussianRefugees.”

[4] Fox-Pitt to mother，June 25，1923，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5] Fox-Pitt tofather，June 7，1923，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6] Printed Shipping Programme for the Withdrawal of British Troops from Turkey，Aug.1923，IWM.

[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39.

[8]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97.

[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96-97.

[10] Christie，Autobiography ，354.

[11]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46-48.

[12]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82，96.

[13]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46-49.

[14]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51-57.

[15] 引自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85.

[16] “Exchange of Population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Advocate of Peace rough Justice 88，no.5（May 1926）：276.

[17] Nansen，Armenia and the Near East ，25.

[18]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Istanbul ，117.关于获得少数族裔财产的法律见Akçam and Kurt，Kanunlarɪn Ruhu 。

[19] 见Journal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Constantinople，June 1918 and Feb.1921.

[20] 关于希腊人的经济利益，见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07-12。

[21] 这些放弃书的细节讨论，见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3，1926，以及 Nov.24，1926，NARA，RG59，M353，Reel 21。

[22] Çelik，Tepebasɪ ，174-75.

[23]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20.

[24] 见NARA，RG59，M353，Reel 76。

[25] Ekmekçioglu，“Improvising Turkishness，” 166-69.

[26] 引自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18，法文原版是 “Bolchevico-Communisme de Moscou”。

[27] Hemingway，“Constantinople，Dirty White，Not Glistening and Sinister，” Toronto Daily Star，Oct.18，1922，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29.

[28] “Londra Oteli Cinayeti，” Cumhuriyet，Sept.9，1929.

[29] Pelt，Tobacco，Arms，and Politics ，78-79.

[30] Frank Gervasi，“Devil Man，” Collier’s，June 8，1940：17.

[31] Pelt，Tobacco，Arms，andPolitics ，81.

[32] 财产记录见Çelik，Tepebasɪ ，174-75.我要感谢梅拉尔·穆海耶斯愿意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分享她的家庭故事和有关米斯巴赫·穆海耶斯的回忆，July 18，2013。

[33] Finkel，Osman’s Dream ，547.

[34] Ravndalto State，Nov.26，1923，pp.4，6，NARA，RG59，M353，Reel 49.

[35] Finkel，Osman’s Dream ，547.

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佩拉宫最上等的房间靠近建筑的西南角。打开房间的窗户向外看，金角湾和展现奥斯曼帝国昔日盛景的细窄社区尽收眼底。远处，一片深色开阔的草坪从前是奥斯曼帝国的高官家庭最喜爱的野餐地。当年，头戴面纱的夫人们就端坐在草地上，看着顽皮的孩子在金合欢树之间嬉闹，在两条最终汇入金角湾的溪流中戏水。

帝国时代结束了，但渡轮仍吱吱嘎嘎地载着周末的游客逆流而上。一些人要去艾郁普的村庄，一些人前往虔诚的穆斯林必去朝拜的圣堂（türbe ），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Abu Ayyub al-Ansari）的陵墓。还有一些人想去逛逛能为热恋情侣提供隐蔽野餐地的卡希塞恩（Kagɪthane）森林。经过岁月的洗礼，这座城市慢慢变为稀疏的林地。夕阳西斜，佩拉宫把这些新区衬托得愈发绚丽，红瓦灰墙反射着橙粉色的余晖，就像傍晚宣礼结束时点亮的灯火烛光。

佩拉宫西南侧最令人满意的并不仅仅是风景，还因为这些房间距离墓园大街的酒吧和俱乐部最远，是酒店唯一一处客人容易安眠的角落。协约国占领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担心，一旦穆斯林推开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接管这个城市，那么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将何去何从。传闻遵从伊斯兰教习俗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取缔了纸牌游戏，推翻了双陆棋桌。海明威预言：“就算凯末尔进城，这个男人渴求苏伊士以东的热火也绝不会在君士坦丁堡熄灭。” [1]

事实上，这个城市似乎每周都会出现新的酒吧、饭店，还有各种剧院和咖啡馆（cafés chantants ）。“美丽智慧、欢歌笑语是高尚的，是尊贵的，是对神的崇拜。” [2] 一位美国游客回忆道。再小的场地都会有营业的小啤酒馆 [3] 。甚至一个仅能容纳几张桌子的空间都会有特色鲜明的小乐团。当地企业家瞅准了这些机会，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变化完全可以通过新出现的酒馆来判断，因为这些酒馆服务的正是新移民中的特定群体。汤姆的兰开夏郡酒吧（Tom’s Lancashire Bar） [4] 由一位来自萨洛尼卡的移民经营，主要招徕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普通顾客，而圣詹姆斯啤酒屋（St. James’s Brasserie）则更想吸引精致文雅的英国绅士。1922年，君主制废除后，连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动用大量资金暗自修造的耶尔德兹宫都被重新利用起来。其中一处木石复合结构的农舍隐匿于种植着松柏、木兰、椴木的小树林之中，就被意大利承包人马里奥·塞拉（Mario Serra）改造成了赌场，可以同时接待 [5] 三百名客人，还配备了功能齐全的餐厅、茶室、马术竞技场、网球场和射击场。

佩拉宫每天供应晚餐的时段 [6] 都有音乐伴奏，周五和周日的下午五点还会举办音乐会（thé concert ）。不过酒店北面正对着博蒂尚公园的一角，那里有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夜总会——花园酒吧。这间酒吧的老板 [7] 是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犹太移民，许多在附近冬季花园剧院（Winter Garden Theater）表演的艺术家都喜欢来这里喝一杯。与城内许多建筑一样，花园酒吧也几经更迭，曾被大火夷平，后来又被新主人重建，到20世纪20年代初，它已拥有了众多穆斯林和外国主顾，还有大批从隔壁的佩拉宫前来光顾的客人。酒吧每天下午五点至八点是日场音乐演出 [8]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还有各种铺张华丽的娱乐表演。维也纳、巴黎等欧洲各地的音乐巡演剧团都在这里演过歌舞剧。高空走钢丝或荡秋千的演员甚至可能突然从头顶俯冲下来，让席间观众倒吸一口冷气。拳击赛的擂台上 [9] 既有本地选手，也有国际运动员，而变装皇后偶尔也会用歌舞表演来娱乐人群。

花园酒吧的老板之所以选择艺术家，是因为失业的音乐家、表演家遍布这个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是1920年大批涌入的白俄。每天上演两场音乐会的鲍特尼科夫交响乐团（Boutnikoff’s Symphony Orchestra） [10] 由一位俄国移民组建，是最早把欧洲古典音乐引入伊斯坦布尔的乐团之一。歌手亚历山大·弗尔汀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等流行音乐明星连同后来的知名人士、年轻的爵士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杜克斯基（Vladimir Dukelsky），或者叫他弗农·杜克（Vernon Duke）都在城中各处场地表演过。俄国马戏团的艺术家还与弗兰格尔部队一起南下，所以如今伊斯坦布尔的杂耍和杂技依然欣欣向荣。就业机会稀缺，当地的红十字会办公室堆满了各种要钱的申请。八个俄国小矮人剧团请教说要创作新的滑稽剧。一个男人带着一群训练有素的鼠、狗、猪，请求协助把他的动物演出安排进合适的夜总会或表演大厅。“艺术家目前在俄国无法生活，” [11] 驯鼠师伤心地说，“那里的氛围不适合艺术。”

然而，对大多数在金角湾以北的投机者来说，艺术可能也没有触及他们的内心。传记作家齐亚·贝曾在花园酒吧报道 [12] ：“在这个自持自重的人都不敢再来的地方，纵情享乐的男男女女现在却这样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俄国画家亚历克西斯·格雷琴科（Alexis Gritchenko）回忆说，整个街区就像那不勒斯的贫民窟 [13] 。拼写错误的指示牌用多种语言引诱着客人穿过黑暗的门廊。酒窖和酒馆里飘散出一阵阵酸葡萄酒和腐烂瓜果的气味。合法妓院的窗玻璃上晕着金色的微光。欢呼笑闹整夜不休，间或能听见大酒桶滚过碎石路时的轰隆声响。

几个世纪以来，过度消遣与恣意放荡一直是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现在这一切似乎随手可得，甚至在酒吧、公园和剧院里挤作一团的陌生人面前公开炫耀。直至1916年维也纳歌剧团首次在伊斯坦布尔演出，组织者还不得不筹办只面向女性的专场演出，从而避免帕夏家或贝家的妻女们与其他男子接触。王室的公主们 [14] 在太监的包围下，咯咯地笑着涌进托卡良酒店，太监引导着她们穿过后门，走向另一边的博蒂尚剧院（Petits-Champs Theater）。事实上，这是她们第一次被容许进入酒店大堂。时针飞转，到20世纪20年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天真纯洁的世界曾经存在过。“在博蒂尚，你可以观看哥萨克舞者的表演，你还可以看见干净的美国水手挤下卡车（arabas ），成群结队地走进贩卖着香槟酒的妓院。” [15] 美国海军官员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回忆道。

夜总会的人气有涨就有落，变化的运气、演进的品位，或者单调乏味的表演，让顾客抽身离开了这些欢宴。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早期轰动一时的俱乐部的宿命，这个花园酒吧往日的劲敌、名为“马克西姆”（Maxim）的大型热舞俱乐部最终落寞收场。

马克西姆的老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Frederick Bruce Thomas）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经理人。他是美国密西西比州奴隶的儿子，最早与南部无数黑人一起前往芝加哥与纽约寻找发财机会，他在那里当过侍应生，也做过贴身男仆。后来冒险精神作祟，以及渴望避开美国镀金时代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他还去过伦敦和巴黎。1899年，他到达非裔美国人极少向往的俄罗斯帝国。没过几年，他就娶了个俄国姑娘，获得了俄国国籍，而且凭借费奥多·费奥多罗维奇·托马斯（Fyodor Fyodorovich Tomas）的新身份当上了莫斯科的一级军士长。他工作过的亚尔餐厅享誉整个欧洲大陆，是城内最高雅的饭店。他的莫斯科夜店刚刚开张就好评如潮，客流量不断刷新纪录。

托马斯虽然跨越了种族的界限，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他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地位，但他仍然难逃政治和革命的冲击。1917年秋，莫斯科人开始支持新的内战，托马斯逃去了南方仍受志愿军控制、相对安全的区域。同许多俄国国民一样，他也在敖德萨找了一个临时避难所，因为这个港口城市一直在交锋的两军之间摇摆不定。1919年，他再次迁居，与数千名躲避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支持者一起继续南移。他最终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大概是除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军队的残部之外，唯一一个走到这里的白俄黑人。

托马斯很快就重整旗鼓，再战江湖。他偶然结识了兰开夏郡来的招待、偶尔也兼作老鸨的贝莎·普罗克特（Bertha Proctor），她的酒吧就在佩拉宫附近，当时已是城里最火爆的酒吧之一。他们俩在希什利区（Sisli）电车线路的终点站合伙开了一间新店。这间酒吧换过很多名字 [16] ，如英美别墅花园、贝莎，最后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斯特拉。斯特拉酒吧是协约国军官最常出入的场所之一，几年来生意一直很好，托马斯对这一行也越来越熟悉。1921年秋，他在靠近佩拉区中心的瑟斯维勒大街（Sɪraselviler Avenue）为刚刚开业的跳舞和餐饮俱乐部剪彩，他给这间新店取名为马克西姆，这是他莫斯科老店的名字，与伊斯坦布尔旁边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也很押韵。

20世纪20年代中叶 [17] ，马克西姆的大厅（grande salle ）“不仅是伊斯坦布尔人最常光顾的场所，也是外国人频繁进出的地方”。曾在伊斯坦布尔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传记作家威利·斯佩尔科（Willy Sperco）说道。就连尖酸刻薄的齐亚·贝也光临过这家人气爆棚的夜总会，他与妻子，还有一位战争期间靠哄抬稀缺食品价格致富的希腊朋友卡拉雅尼（Carayanni）一起进店落座。他说：“佩拉和加拉塔从未像现在这般肮脏。” [18] 他发现马克西姆俱乐部里到处都是俄国的旧贵族和冒牌的波西米亚人，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欣赏着舞台上黑人爵士乐队的表演。人们碰见女士会效仿法国人行吻手礼，除此之外，巴黎更文雅的生活习惯却很少在伊斯坦布尔落地生根。“这群国际人士从巴黎拉丁区学会的只有自由恋爱。” [19] 齐亚最后说道。

托马斯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奋斗者，他可以随时代的需要变换不同的方式。他只用一顶帽子就可以把自己从西方的花花公子变为在土耳其坐拥三千佳丽的贵胄。如果有一群美国游客走进来，托马斯会立刻戴上费兹帽，还会命令他的歌舞团女演员穿上土耳其灯笼裤。游客就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奥斯曼帝国富丽堂皇的闺房，四周或坐或卧着懒洋洋的奴隶女孩，还有谄媚的服务生双手奉上滋味尚可的牛排和辣根酱。美妙的晚会结束时 [20] ，托马斯这位外来的老板总是向客人深鞠一躬，投契地拍着他们的手背，引导他们走出大门，并且用温暖的声音向他们道别：“再见，先生。”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托马斯的生意急速扩张，但是俄国人纷纷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不仅客人少了，还带走了许多员工。再加上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对手总是争先恐后地效仿有创意的模式，提供喝酒、吃饭、跳舞一条龙服务，侍应生全部换成了年轻的姑娘。佩拉大街一带突然涌现了许多家俱乐部 [21] ——黑玫瑰（Rose Noire）、绿松石（Turquoise）、卡皮希（Karpich’s）、大猫和小猫（Kit-Kat）等。新场地开业仅五年，托马斯就已经债台高筑。债主像压榨所有非穆斯林企业一样，逼迫他要么偿清欠款，要么宣布破产。1927年，俱乐部倒闭，次年夏天，他就与世长辞了。土耳其商人后来开了间同样叫“马克西姆”的新赌场，但是时光不会倒流，狂欢早已散场。“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22] 《纽约时报》刊登的托马斯讣告这样写道，“他深知世界主义的君士坦丁堡并不落后于时代。”报纸还封他为“爵士乐的苏丹”。几十位故交出席了他的葬礼，可大多数老主顾都转移到了更新鲜、更刺激的场所。威利·斯佩尔科回忆说，这是一个哀伤的故事 [23] ，与从宿醉中清醒一样让人感到压抑。

伊斯坦布尔的本土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功不可没，从西方风格的舞蹈到大众夜生活的整体概念，他为伊斯坦布尔人引介了许多东西。他的马克西姆没准是城内第一家以黑人舞曲伴奏为特色的俱乐部，这支乐队是托马斯专门从法国和美国请来巡演的。当时的人记得有个名为“棕榈滩七人组”的神秘团体 [24] ，曾是伊斯坦布尔历史上第一支会弱音吹奏和打边鼓的合奏乐团。马克西姆的舞蹈老师 [25] 主要是年轻的俄国女子，在她们的培训下，整整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人都学会了狐步舞、西迷舞等流行舞步。1926年，市政当局 [26] 颁布了有关查尔斯顿舞的禁令，不是因为舞蹈本身冒犯了穆斯林的情感，而是因跳舞导致扭伤和擦伤而住院的人数破了记录。这项禁令自然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而且它受到了土耳其媒体无情的嘲笑，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白俄人的涌入给城市带来的快速转变。“他们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 [27] 土耳其传记作家米纳·乌甘（Mîna Urgan）以及一个年轻女孩简洁扼要地描述了他们对俄国人的印象。

然而，托马斯等新移民其实只是在陈旧的社会风俗中开了条狭窄的缝隙，而伊斯坦布尔人本身早已将这些吃喝狂欢的习俗发展成极其高雅的艺术。欧洲移民通常认为是他们开创了这个城市的公共娱乐活动，比如晚上，你可以去某家饭店，坐在铺着桌布的餐桌边，翻着品类有限但定期变化的菜单点餐，训练有素的服务生随后会为您端上精美的菜肴。伊斯坦布尔从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地方，欧洲移民或许是贡献了饭店的理念，但即便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城市也不乏大众餐馆等消遣的场所。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伊斯坦布尔拥有数不清的小酒馆（meyhane ），每家都有自酿的葡萄酒和茴香酒。根据17世纪的旅行家 [28] 爱维亚·瑟勒比描述，这座城市自称有一千多家酒馆。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仍能说明想要在伊斯兰世界之都找到酒精有多么容易。事实上，酒吧和餐馆的数量失控在伊斯坦布尔的社会历史上是常有之事。任何“会用平底锅煎三条臭鱼 [29] 的人都可以获准开餐馆”，20世纪30年代一家报纸抱怨道。伊斯坦布尔人总想向街坊四邻供应餐饮，每当城市管理者思考如何说服他们克制这种看似无限的渴望时，相同的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从艾郁普一直到于斯屈达尔，酒馆遍布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而且每一家酒馆和周边的酒吧都有自己的老主顾。按照爱维亚·瑟勒比的说法，一小盘混合沙丁鱼、蚕豆、甜瓜、白奶酪等食材制成的梅泽（meze ）开胃菜可以搭配旧时奴隶常喝的保加利亚葡萄酒和希腊葡萄酒。17世纪中叶，瑟勒比经常在酒馆遇见喝醉的人不停倾诉他们的苦闷。“我的脚只会走向酒馆，” [30] 他们朝着他大声叫嚷，“我的耳朵只能听见酒瓶咕咚咕咚的响声和醉汉的哭声！”瑟勒比很庆幸自己只喝了雅典蜂蜜调制的冰冻果子露，然而，他却能记起八个最受欢迎的酒馆的名字，这些名字他在著名的行记《假期》（Seyahatname ）里都被一一列举了。

尽管理论上穆斯林不准饮酒，但奥斯曼帝国的酒业庞大，品类繁多，从茴香酒到葡萄酒、啤酒，几乎什么酒都生产，这个领域通常都是由非穆斯林经营。节制是在被发现犯戒时才应具备的美德，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土耳其共和国，佩拉宫都是对伊斯坦布尔有益的存在。从苏丹最古老的宫殿横跨过金角湾，整个佩拉区任何形式的花天酒地都会付出代价。这就好比拉斯维加斯永远只是一座遥不可及的桥。

吃饭喝酒一直没离开过公众视线。20世纪以前，自家开火做饭非常罕见，这种用餐方式几乎是富人的特权，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能够在别墅或公寓辟出一个永久的厨房，由仆人去市场采买，厨师料理食材。普通的伊斯坦布尔人则只能依靠群体获得食物：小摊贩、社区的面包师、清真寺的流动厨房、某些职业阶层（比如皇宫的士兵或服务人员）的餐厅，还有无处不在的埃斯纳夫（esnaf ）食堂，以及服务特定社区的商人餐馆。人们习惯吃饭、工作、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同一类人，比如同一宗教的信徒或相同行业的人员，因为铜匠、玻璃吹制工、木工等专门的工房往往集中在城市的同一片区域。举例来说，19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在民宅居住，这部分人口以未婚男性为主，他们都被安置在清真寺建筑群、手工店铺等集体宿舍。城里约百分之八 [31] 的人没有固定住所。

考虑到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集体饭菜 [32] 既要容易准备又要方便服务，所以简单是关键。品质的提升并不在于推陈出新，而是把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众多有关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传记最让人留恋的原因，这些传记会引人回想起某位著名的糕饼师傅、某个酸奶特别好喝的供应商，或是某家位置极其隐蔽的茶馆。今天的旅行者早晨吃西米特（simit ，一种口感类似脆饼干的、撒着芝麻的面包干），中午吃烤鱼或炖肉，下午喝沉渣咖啡，这些饮食习惯和热量摄入与过去伊斯坦布尔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经典的奥斯曼帝国名菜最终走进了城市的饭店，可稀奇古怪的菜名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十分陌生，比如，羊肉和茄子做成的菜叫“苏丹最爱”（hünkârbegendi ），茄子、番茄和大蒜做成的菜叫“伊玛目昏厥”（imambayɪldɪ ）。

除了各种在公共场所可以购买的食品饮料之外，西方游客还特别迷恋伊斯坦布尔的恶习。“印度大麻和鸦片等麻醉剂和兴奋剂 [33] 仍然可以获得”，畅销的《迈耶斯指南》（Meyers Guide ）在1914年还这样告诉德国旅行者：

吸食和注射大麻能让人持续工作、缓解疼痛、治疗各种疾病，并且产生快感，激发想象力，增加食欲和性欲……吸鸦片的人（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常常秘密地聚集在叶蒂库勒（Yedikule，金角湾南部）几个隐蔽的咖啡馆里，沉浸于毒品带来的幻觉之中。欧洲人想要加入他们困难重重，因为近年来，政府大力打击吸食鸦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违禁毒品仍是伊斯坦布尔娱乐消遣的组成部分，而且样式和味道更加符合欧洲人的喜好。土耳其没有签署麻醉药品运输公约 [34] ，所以生产者和毒贩都蜂拥而至，把伊斯坦布尔当作跨地中海的毒品贸易中心。报纸杂志责骂可卡因是新进口的瘟疫。因为不需要像吸食大麻或鸦片使用复杂的工具，所以可卡因在伊斯坦布尔的俱乐部和酒吧迅速蔓延。新供应商甚至把可卡因带入了高级酒店的大堂。伊斯坦布尔的某家杂志报道说，这种白色粉末 [35] 很容易隐藏，盛装的小瓶完全可以藏进女人的高跟鞋。这意味着不少衣着考究、跳着查尔斯顿舞或西迷舞的女子可能就是地下毒品贩运人。

过去，人们对伊斯坦布尔丑恶面的兴趣往往集中在一个他们知之甚少的地方：闺房。在苏丹的宫廷里，闺房组成的后宫是君王妻妾的起居地，是隐秘且受高度管制的世界。太监负责看守后宫，只有极少的男子可以出入，通常也就是苏丹和他未成年的儿子。外国人想象的穆斯林世界充满了懒散的侍婢、鸦片烟管、精致的礼服。但事实上，帝国的后宫和所有欧洲君主的王室并无二致，都是复杂的政治舞台，个人阴谋、家族纠纷、代际权力斗争和肆意的勾引都是习以为常的桥段。“闺房”这个词源于阿拉伯语的“禁地”，最初并不是说性别上的隔离，而是指建筑方面的规划，指的是为穆斯林家庭保留家用的私密空间——闺房（haremlik ），要与会谈或待客的区域——前庭（selâmlɪk ）完全分开。简单地用家室（household ）这个词替换或许会让人们少一些淫荡的遐想，更准确地去想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穆斯林达官显贵成群的妻妾，想象性、权力和私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永远不要曲解‘闺房’这个词 [36] ……你们对这个词的误解让我们的生活沾染了肮脏下流的气息，必须消除这种不当的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著名女权主义者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这样申辩。

1922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登上英国军舰离开伊斯坦布尔，随行带走了一小队扈从，但是帝国后宫的大多数黑太监（kara agalar ）仍然被留了下来。如同意大利歌剧《阉伶歌手》（castrati ）中的人物，这些人通常是埃塞俄比亚人或苏丹人，他们放弃自己的性器官来换得一份有优待、有一定权力的职业，或者更加可能的是，他们在童年时代被迫接受了这样的交易。他们被中间商从遥远的地方带进了苏丹领土的奴隶制度，最终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了帝国体制的中心。不过随着观念改变和政治革命的推进，他们失业了，许多人渐渐陷入贫困的泥潭。他们有时沿街乞讨，细长的四肢可见青春期前被阉割的迹象。“我认识的太监 [37] 都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好看，他们快乐又善良，总是与汽车一同出现，很能撑起场面。同等地位的太监一些看守宫门，一些在客厅奉茶。”某位观察者写道，“他们的时代结束了。”

20世纪20年代末，五十名太监 [38] 为脱离困境，组建了互助社。他们在于斯屈达尔设立总部，彼此交换新的就业信息。他们的旧技能派上了新用场。毕竟在后宫长年的教习和熏陶下，他们都成了礼节礼仪方面的专家，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太监当上了博物馆警卫、前台接待、引座员以及伊斯坦布尔各大饭店的领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御用太监纳迪尔·阿迦（Nadir Aga） [39] 后来在佩拉区的勒邦咖啡馆成天招待退休的帝国官员，他能讲一口十分优雅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全是婉转动听的客套和没完没了的玩笑。据说就连穆斯塔法·凯末尔 [40] 都在他安卡拉的家里雇用了一名从前的太监。

伊斯坦布尔人的性生活最贴近西方幻想的地方和西方国家的性幻想最常被实现的地方都是妓院。188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倡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 [41] ，引入整套妓院监管体系，取代了早期非正式的妓院和自谋生路的男女娼妓。以往，卖淫主要被视为道德问题，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穆斯林法官（kadɪs ）判定惩罚或由个别社区组织搜捕、流放。现在，卖淫成了国家写入法律的社会问题，从此以后，妓院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许可证才能开门迎客，警察和卫生管理人员还会定期检查，而且这些妓院只能集中开在专门划定的性交易区域。

妓院监管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瓦解了。逃难、外国占领和绝望的时代等结合在一起，把女人，甚至还有孩子，推进了卖淫的大军。一些人被妓院老鸨招揽，另一些人只能站在街上拉客，超大手袋和缎面阳伞被公认是流莺的标志。有个故事——似乎真实发生过 [42] ——讲述了一名年轻的俄国难民在佩拉区的某条后街召妓，结果发现那个妓女是从前的男爵夫人，也就是他的母亲。

1918年后，协约国特派使团着手恢复了正式的妓院许可与检查制度，基本上再造了随奥斯曼帝国一同腐朽的法律框架。法国人被委派的任务是监管合法的妓院，这个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法国人为军官和普通士兵划定了预留区，统一了所有妓院的价格，并且每周安排法国医生进行医学检查。英国人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 [43] ，圣公会牧师每周都会组织周日下午茶来分散士兵的心思，而英语社区的女性也会受邀前来一起谈天说地，聆听音乐。（据猜想，法国的体系运转得会更好。）

尽管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但只要说到性组织，协约国的指挥官们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官兵规律的性接触被认为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解闷和维持士气的有用工具。特别是驻守军队的士兵既远离家乡又身处紧张微妙的政治局势，为他们提供消遣的性服务与确保食品和装备的充足稳定供给一样，都是指挥官的工作。但不管怎样，首要问题是要保证伊斯坦布尔完善的性产业不会传播性病，从而削弱军队战斗力。

性病“猖獗” [44] ，哈林顿将军在占领期间报告说，据他估计，伊斯坦布尔大约有四万名娼妓。当代的一份调查透露 [45] ，全城共有175家营业的妓院，大部分集中在佩拉区和临近的街区，从业的妓女多达4500人。这个数字比哈林顿的估算小了近一个数量级，但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尽管“道德状况因种种原因发生了改变，妓女据说有数千人”，但另一项调查显示，警方登记在册 [46] 的娼妓有2125人，另有979人未登记。大多数的老鸨和娼妓 [47] 都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而且据估计，俄国妓女也占了四分之一。不只是占领者，许多穆斯林男人也会使用女性的性服务，不过占领者仍是主要的嫖客和性病载体。1919年，医院两个星期的记录 [48] 显示，奥斯曼帝国士兵主要患伤寒或天花，而英国和法国部队的病例中，除两例伤寒、一例肺炎、六例流感之外，八十四例都是淋病和梅毒。

幸运的是，伊斯坦布尔有太多医生 [49] 可以治疗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地方媒体上登载的广告完美地反映了伊斯坦布尔这一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士构成的文化万花筒。艾萨克·萨曼恩（Isaac Samanon）医生承诺，他卡德柯伊（Kadɪköy）的诊所“治疗所有内科疾病和性病均运用最新的科学发现”。莫金（Mokin）和马克斯奥德（Maxoud）位于杜乃尔通道（Tünel Passage）的诊所，专门治疗性病和皮肤病。阿里·丽扎（Ali Riza）医生毕业于巴黎最好的教学医院，他收治病人的诊所距离佩拉大街不远。来自彼得格勒的A.施瓦兹（A. Schwartzer）医生“按照最新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耶范特·塔赫吉安（Yervant Tachdjian）医生可以在卡拉柯伊（Karaköy）会诊梅毒、淋病等泌尿生殖系统传染病。许多协约国军官总是就近去佩拉诊所寻求迪贾拉勒·朱凯里（Djelal Chukri）医生的帮助，他的诊所就在佩拉宫的对面，他号称能治疗性病和女性失调症。贝莎·普罗克特夫人的酒吧 [50] 位于墓园大街的南端，距离诊所不远，这间酒吧雇用的女人登记的名字千奇百怪，有平底锅、方屁股、母亲的堕落，还有私通的范妮和瘦莉兹等，这间酒吧开张后，男男女女患病治病就都在同一条街上了。

20世纪20年代初，城内性交易还相对较少，区域也很集中，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协约国的士兵和水手。但不管怎样，伊斯坦布尔的肮脏形象已深入人心，在欧洲人眼中，这座城市就是犯罪活动和贪赃枉法的避风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其他记者都写过有关佩拉区低级下流的报道，说街头的妓女低泣着招引外国水手走进她们的房间。齐亚·贝虽说在新奥尔良、旧金山等臭名昭著的港城见过一些世面，但仍然忍不住对伊斯坦布尔现在的模样心生反感。“醉醺醺的水手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51] 他回忆道，“风琴声远远传来，混合着鼻音哼唱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古老歌谣，有时甚至还隐约夹杂几句美国流行歌曲。刺耳的女声变换不同国家的方言，招呼着在巷道里游弋的嫖客。”

观察家认为，性交易虽然可耻，却也抵不过伊斯坦布尔持续不断的“白奴”贸易。在美国奴隶制废除前，大巴扎旁边最后一个公开买卖的奴隶市场已被关闭，但是奥斯曼帝国强制奴役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局外人用国际法的新语言继续谴责“拐卖”妇女，这是20世纪初发明的新名词。1927年，国际联盟在一系列报告中指出，伊斯坦布尔仍是贩运妇女离开欧洲、进入近东的主要城市。国际联盟认为，妓院老板、托运人和政府官员串通一气扣押女性，组成了性产业的广泛网络。

土耳其政府一再抗议这些指控，声称近期增加的性交易应归咎于拮据的俄罗斯流动人口。土耳其政府针对国际联盟的调查结果辩称，所有贩卖女性的贸易似乎都在法国、埃及等国开始和结束，伊斯坦布尔只是不幸充当了其间的运输通道。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白奴贩子” [52] 也常常被驱逐出城，警方记录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栖居在音乐制作、酒吧看守、咖啡馆和妓院经营等流动性较大的职业领域。官员还列出了一张“钢琴家/皮条客”等被驱逐者的职位头衔。但是，与日俱增的国际关注最终促使共和国官员采取了更加果断的行动。1930年，政府严令禁止新开妓院，并且把已获得许可的妓院都交由警察管理。一轮针对妓院的搜捕和查封紧随而至。作家菲克莱特·阿迪勒（Fikret Adil）推断 [53] ，共和国新法令颁布后，随着自由的性交易被叫停，伊斯坦布尔的爵士乐时代即将落幕，如果不站在道德立场，仅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他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三年后，土耳其政府撤回了全面禁令，发布了一项新指令。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官僚机构，负责审批、检查和监管城内的妓院。“我国大多数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非常原始，” [54] 穆斯塔法·凯末尔总统公开发表声明，“妓院应当按照法律获得许可并且开在必要的地方，如此一来，妓女的管理也很有必要。”那些通过审查的新地点大部分都是协约国占领期间开办的妓院，这一事实加深了金角湾南部老城与佩拉区以北地区之间的分歧。爱维亚·瑟勒比等早期的旅行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金角湾南部是彰显伊斯兰教美德与礼节的区域，而佩拉区以北则是试验和遗弃的范围。新共和国推动社会生活和性生活的现代化实际上加深了分隔两岸的鸿沟，而不是将从前帝国的首都紧密联结在一起。佩拉区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土，是包罗万象的都城的一部分，现在又身处现代化新共和国的怀抱。作为这个城市指定的红灯区和流行文化的先锋，佩拉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至两战间期若干年，甚至更久。伊斯坦布尔与其他大城市没什么不同，夜生活与性交易彼此寄生，相互影响。在这个穆斯林宗教和文化导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所有人都要以某种方式持守伊斯兰教的礼节，对他们来说，土耳其流行文化中对伊斯坦布尔的变装皇后、当红夫人和专业演艺人员的持续追捧是一种冲击。即便在今天，家庭餐馆仍与异装癖娼妓同在一条小巷，她们常常坐在二楼的窗边与路人随意地调笑。

相比之下，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认为，伊斯坦布尔人现在行为散漫，奉行实用主义的道德标准，追根寻源都是因为外国人。最先是占领的协约国联军，接着是俄国难民，然后是本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尽管他们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了穆斯林，但他们仍在金角湾北部卖杜松子酒，表演卡巴莱歌舞。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常常分享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妓女”，把自己奉献给占领者，同时爱国者则迫不及待地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其余的地区，让它们脱离希腊人的魔掌。“拜占庭妓女”后来几乎成了这个城市的普通标签。

但是转变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文化的开放性、宗教信仰和道德自由兼容并蓄、容忍反差的现代性信仰，这些许多伊斯坦布尔人秉承的价值观随后被写进了土耳其共和国非正式的公共行为准则。毕竟今时不同往日，过去公众娱乐的生意一直由欧洲的表演家或穷困潦倒的俄国人控制，而现在新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歌曲记录这个城市的黑暗面。

[1] Hemingway，“Hamid Bey，” Toronto Daily Star ，Oct.9，1922，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20.

[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32.

[3] Carus Wilsonto father，July 19，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4] 见the advertisements in Orient News，July 12，1919.

[5] Greer，Glories of Greece ，319-20.

[6] 见the advertisement in Le Courier de Turquie，Apr.1，1919。

[7] Adil，Gardenbar Geceleri，7-8.

[8] 见advertisement in Le Courierde Turquie，Apr.1，1919.

[9] Adil，Garden-barGeceleri，25-27.

[10]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41.

[11] 引自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 ，143.

[1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2.

[13] Gritchenko，Deux ans à Constantinople，278-79.

[14] Musbah Haidar，Arabesque ，98-100.

[15] Dunn，World Alive ，287.

[16] 见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3；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9；Orient News，July 13，July 18，及July 29，1919。关于托马斯的传记The Black Russian 细节，我要感谢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的潜心研究。

[17] Sperco，Turcs d’hieret d’aujourd’hui，143.

[18]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4.

[19]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4.

[20] Farson，Way of a Transgressor ，470.

[21]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0.

[22] W.G.Tinckom-Fernandez，“Life is Less Hectic in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Times ，July 8.1928.

[23]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4.

[24] Adil，Gardenbar Geceleri ，20-23.

[25]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43-44.

[26]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Nov.7-20，1926，p.9，NARA，RG59，M353，Reel 75.Woodall，“Sensing the City，” chapter 4.

[27] Urgan，Bir Dinozorun Anɪlarɪ，155.

[28] DBIA，5：434.

[29] “Meyhaneler Çogalɪyor，” Cumhuriyet，Jan.12，1939.

[30] Evliya Çelebi，An Ottoman Traveller ，20-21.

[31] Shaw，“Population of Istanbul，” 269.

[32] 回忆录里有两个讨论当地饮食的例子，这个例子提到的是贝希克塔什社区和巴拉特社区，见Mintzuri，Istanbul Anɪlarɪ ，及Shaul，From Balat to Bat Yam 。

[33] Balkanstaaten und Konstantinopel ，222.

[34] Russell，Egyptian Service ，239-40.

[35] Woodall，“Sensing the City，” 67-79.

[36] Ellison，An English woman in a Turkish Harem ，17.

[37] Goodrich-Freer，Things Seen in Constantinople ，19.

[38]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June28-July 11，1928，p.17，NARA，RG59，M353，Reel 76.

[39] Sperco，Turcs d’hier et d’aujourd’hui，122.

[40] Mango，Atatürk ，441.

[41] 见Wyers，“Wicked” Istanbul.我要感谢怀尔斯帮我理解了伊斯坦布尔从奥斯曼帝国直到共和国早期性交易的变迁。

[42] Duke，Passport to Paris ，71.

[43] Commanding Officer to Senior US Naval Officer，Turkey，Feb.9，1919，Bristol Papers，LC，Box 1，File “February1919.”

[44] “British Forces in Turkey，Commander-in-Chief’s Despatch，Period 1920-1923，” p.8，NAUK，CAB 44/38；以及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for Refugees，League of Nations，July 14，1923，p.2，NAUK，FO286/800.

[45]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 ，356-57.

[46] 引自Bali，Jews and Prostitution ，27.

[47] Johnson，ed.，Constantinople To-Day ，356-57.

[48] Medical Officer to Senior US Naval Officer Present inTurkey，Feb.25，1919，Bristol Papers，LC，Box 1，File “February 1919.”

[49] 见advertisements in Le Journal d’Orient，May 24，May 25，June 1，June 7，1919。

[50] Dunn，World Alive ，288，420.

[51]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51-52.

[52] Bali，Jews and Prostitution ，58-62.

[53] Adil，Gardenbar Geceleri ，31-32.

[54] 引自Wyers，“Wicked” Istanbul，137.

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

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有关声波历史的研究尚未发展成熟，但是声音世界的变化却让所有伊斯坦布尔居民印象深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这座城市历史上第一辆汽车 [1] 在佩拉大街的展厅里展出数月，吸引了大批的参观者，但是现在汽车加速的呜呜声和机油溅射的噼啪声街巷可闻。有轨电车沿着佩拉大街一路叮当作响。刺耳的喇叭声预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引航船在慢慢驶近。火车呼啸着绕过锡凯尔吉火车站的转向弯道。飞机的螺旋桨在头顶低沉地轰鸣。

“我就住在佩拉区，那里完美的地狱之音每天从傍晚一直随心所欲地哄闹到深夜两点。” [2] 罗马尼亚公主、社交名媛玛尔蒂·比贝斯科（Marthe Bibesco）说道。她看着煤气灯下满脸倦意的男男女女拖着疲惫的身躯，像羊群一样在舞台之间游移。互相较劲的音乐会在坡下的汤姆顿船长大街（Tomton Kaptan Street）陆续开场，与此同时，留声机的悲号从敞开的门窗里流淌出来，楼下路过演奏者的手风琴音时断时续。直至夜色深沉，水手冲出酒吧，返回舰船，呼喊声和哭闹声才随着港口的海风渐渐消散。

伊斯坦布尔现在无比喧嚣。俱乐部流淌的音乐，救护车、军车和消防车警笛——协约国占领期间出现的新声音——尖厉的嘶鸣。“这些声音震耳欲聋，” [3] 1919年《东方新闻》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但是开路的效果没准还不如普通的喇叭。” 搬运工沮丧的咒骂，香料市场小贩坚持不懈的讨价还价，这些未加修饰的人声承载着苦乐哀愁，与远方借由新技术传来的声音此消彼长。伊斯坦布尔人现在感觉他们对许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很熟悉。

20世纪20年代，城里掀起了一股电影风潮，这种变化愈加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刚刚起步，但主要还是舞台表演的串场，单卷小短片在墙壁或临时屏幕上放映的时候，演员可以趁机更换服装、准备道具。伊斯坦布尔本地有成熟的街头戏剧以及特色的活动艺术，比如著名的卡拉格兹（Karagöz ）就是木偶师傅通过牵线带动投射在背光屏幕上半透明的人物影像。卡拉格兹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与电影几乎平分秋色，斋月期间和其他假日里尤其受欢迎 [4]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家永久电影放映场地在距离佩拉大街不远的英国大使馆对面开业，事实上，它只是一间改造过的咖啡馆。城市的政界、商界和军界人物纷纷前来观看首映电影，通常是引进的德国或法国影片。为保持庄重，电影院特意将男女分区，不过在协约国占领的那几年，男女混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更多电影放映的场地仍旧是粗陋的咖啡馆，有些还兼作酒吧，一般不适合文人雅士出入。“‘电影’节目很多，” [5] 威尔士卫兵比利·福克斯-皮特报告说，“可是看起来都粗制滥造、漏洞百出！”

然而，正规的电影院很快就遍布全城。梅莱克（Melek）、阿罕布拉（Alhambra）、魔法（Magic）、艺术（Artistique），还有1930年11月开业、能够容纳一千四百名观众的格劳瑞亚（Glorya）大影院，伊斯坦布尔人终于可以 [6] 坐在这些豪华舒适的影院里，观看福克斯、派拉蒙、米高梅等公司发行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电影。30年代初 [7] ，这个城市已经有39家影院可以放映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

进口影片大受欢迎且发行利润丰厚，这意味着本土电影产业亟待发展。1931年，土耳其第一部有声电影《伊斯坦布尔的江湖》（On the Streets of Istanbul ）上映，创作这部电影的伊佩克兄弟（Ipekçi brothers）后来成为共和国初期主要的电影制片商之一。这五兄弟是来自萨洛尼卡的移民，进军电影行业之前，是埃米诺努（Eminönü）区一间著名百货公司的老板。《伊斯坦布尔的江湖》是一出讲述两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的闹剧，故事脚本很粗糙而且电影的配音和制作都在巴黎完成，但它却反响不俗，帮助这家总部在伊斯坦布尔的新电影公司筹措到了资金。两年后，伊佩克电影公司推出了它的首部国产有声电影《民族觉醒》（Nation Awakes ）。这部电影由穆辛·埃尔图鲁尔（Muhsin Ertugrul）执导，知名作曲家穆利斯·萨巴赫丁（Muhlis Sabahattin）配乐，以塞内加尔步兵骚扰穆斯林女孩和协约国士兵用刺刀把土耳其人刺死在床上为背景，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协约国占领时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人和大多数土耳其公民第一次 [8] 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看见有关本国近代史的故事。这部电影对大众记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连后几代穆斯林回顾伊斯坦布尔占领时期的往事时，都会认为法国非裔士兵是不请自来的色狼，即使当年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人碰见过塞内加尔步兵。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电影在伊斯坦布尔也是宣传的重要媒介，正确表现着国家想要传达的信息，比如爱国主义的责任、公民必备的美德、对国家的忠诚度等，但是观众免不了会用他们的钱包投票。伊斯坦布尔电影票很贵 [9] ，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一名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所以人们愿意去电影院看的一定是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影片。发行商明白，伊斯坦布尔人喜欢看的类型与西欧、北美的观众并无二致。1932年夏，一份有关首映电影的详细调查报告 [10] 显示了伊斯坦布尔人的观影偏好：96%的影片有人物饮酒的镜头，74%有表现财富或奢侈的情节，70%以爱情为主题，67%的女演员穿着挑逗性的衣服，52%有激情戏，37%出现了性感的舞蹈。而大多数电影——63%——编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阴谋。

总而言之，电影院像这个城市一样嘈杂。人们大声朗读字幕，起身进进出出，随着音乐拍手跺脚，或者把自己想象成电影人物，与主角争吵。理论上，电影院是伊斯坦布尔所有社会阶层汇聚一堂的地方。这是社会调整后的新现象。过去，城里大多数公共聚集场所都会明确区分等级，首选的位置或最好的座位不仅卖给有钱人，也要留给有家庭关系和政治背景的权贵显要。奥斯曼土耳其语中有多种表达地位的方式，两个苏丹国民如果在同一地点碰面，必须遵循具体的等级礼制。但是在共和国、民主化的城市，这种行事方式即将被淘汰。

一则广泛报道的法律案例 [11] 证实了这一转变。1928年3月，巴哈（Baha）、尼苏（Nesuhi）、米德哈特（Midhat）这三位助理检察官前去歌剧电影院（Opera Cinema），要求进入影厅，大概是想免费看电影。获得准许后，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坐包厢，认为只有包厢才符合他们政府官员的身份。影院老板塞瓦德（Cevad）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两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警察被叫来，以侮辱检察官和妨碍公务为由逮捕了塞瓦德。伊斯坦布尔的媒体开始为塞瓦德叫屈，他们指出这些罪名有多么荒唐，并且抗议影院老板为高官保留包厢座席的现行惯例。次月，塞瓦德站上了受审席。考虑到他将要抗衡的是三位政府官员，似乎胜算不大。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他被判无罪。其中一位爱出风头的助理检察官则被撤职，塞瓦德还和媒体说，他打算起诉这三个人。电影院因此成了共和国最伟大的平衡器。

电影院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这就是塞瓦德认为自己无须为芝麻小官的无理要求而卑躬屈膝的原因。保留些许隐私对影院的所有人同等重要，因为他们都想要藏起来。即便在奥斯曼帝国，传统的男女分区也从未对坚定的恋人们构成障碍，但是随着熄灭的灯光和舒适的座椅，影院现在成了更能满足亲密活动的新环境。因为布局上存在一些适宜隐蔽的设计，某几家电影院成了众所周知的约会胜地。那些有楼座和封闭包厢的影院，尤其票价打折的日场电影最合恋人们的心意。通过对六家大影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12] ，一位观察家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影院的观众里都有“几对正在恩爱缠绵的情侣，还有许多亲吻和彼此亲密互动的情侣”。调查包括27场电影、总共177名观众，每场电影平均有3对以上的热恋情侣。据说其中三例，对方还是“专业女性”——妓女。

由于西方电影的普及，伊斯坦布尔成了电影明星行程表上除欧洲主要首都之外的第一目的地。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贝蒂·布莱丝（Betty Blythe）（早期的主流女演员之一，电影里曾出现过她近乎裸体的画面）都访问过伊斯坦布尔，因法国戏剧公司的电影而声名鹊起的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和玛丽·贝尔（Marie Bell）也来过这个城市。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匆匆现身 [13] 格劳瑞亚大影院时，媒体似乎并不担心她一贯不雅的行为举止，因为他们正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另一位名人到场。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活生生的舞台明星和荧幕明星必定会影响年轻人的时尚品位和社会追求。统计黑暗电影院中接吻情侣数量的同一份报告 [14] 还有另一个观察结论，把伊斯坦布尔的女孩简单分为三种类型：运动型、知识型和“电影型”，电影型女孩最常出没的地方在佩拉大街，她们的穿着打扮都会效仿喜爱的电影明星。

与舞台演出不同，电影的魔力不仅能让观众观影时有带入感，而且多年后还会念念不忘。人们观看的不只是电影，他们还可以随着大荧幕的画面切换，想象自己正在经历影片里的情节——一段充满激情的风流韵事，吹着口哨信号曲，飞身通过酒店大堂。“就其规模而言，君士坦丁堡是全世界设备最简陋的城市，远远无法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15] 1923年，一位外国居民说道。但是相对快捷的电影、流行歌单和唱片却随手可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几乎所有上流人士都认为留声机是客厅必备的摆设，而且白俄进城后，这类设备铺天盖地。俄国难民家庭急于将他们从克里米亚带出的贵重财产变现，于是向市场抛售了大量手摇留声机。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家庭都买得起 [16] 这种带有金属喇叭的手摇留声机，它们的售价通常只有二三十里拉。

又过了差不多十年，进口机器 [17] 越来越多，佩拉大街由此兴起了一个机械玩家的现货市场。马克斯·弗里德曼（Max Friedman’s）、帕帕佐普洛斯兄弟（Papadopoulos Brothers）、西格蒙德·温伯格（Sigmund Weinberg’s）等音像店的老板摆弄机器翻录磁盘，印刷欧美乐谱逐渐开辟了一片畅销市场。盗版乐谱成了规模产业，西方大使馆不断谴责伊斯坦布尔是侵犯知识产权的罪犯，纽约和巴黎面世的舞曲几乎都可以在佩拉区找到低价的盗版 [18] 。

国际明星、家庭娱乐和唱片的出现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街头生活，也创造了一些新职业。过去，职业音乐家的名气受地理限制。音乐家们可能在个别街区或婚礼活动的小圈子里知名度很高，但是很难收获全国甚至国际的赞誉。现在观众可以爱上某个素未谋面的演员，听众可以哭着听完一首录制的歌曲。音乐被明确分为三种类型：安纳托利亚的民歌（türkü ），基于奥斯曼古典音乐的抒情曲（sarkɪ ），源于寻常城市生活并且混合了西方旋律音调的通俗音乐（kanto ）。

土耳其人急不可耐地借鉴了欧洲大众的娱乐活动。许多新词因此流入土耳其口语，尤其是法语和英语单词。年轻人可以在花园派对（gardenparti ）消磨夜晚时光，享受侍应生（garson ）的服务，并站在小便斗（pisuvar ）前想象自己是资产阶级（burjuazi ）的一员。20世纪20年代末，政府禁止外文符号的法令没能阻止土耳其企业在不毁坏自身声誉的情况下简单地更改拼写。这就是当时无法用土耳其语解释许多著名的俱乐部和饭店的名字的原因，你只要按照发音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绿松石（Turquoise）、摄政王（Régence）、黑玫瑰（Rose Noire）、红磨坊（Moulin Rouge）。

土耳其人还采用了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你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甚至怀念一个具体的世界，就在你即将落入往日伤情的那一瞬间。奥斯曼人的回忆似乎没有这样难忘的片段，至少他们想起苏丹、闺房以及帕夏和贝的休憩生活时不会伤感。这个城市的主题是博斯普鲁斯向北的微风、偷偷摸摸的爱情、古老的木屋、高山草甸上的羊群，以及再也回不去的远方城市。土耳其人借用另一个法语单词描述了这种感觉——“乡愁”（nostalji ）。这也是三位音乐家用声音线条体现城市变迁的惯用做法。

罗萨·埃斯肯纳茨（Roza Eskenazi）、赫兰特·肯库里安（Hrant Kenkulian）和塞扬（Seyyan）是上一代伊斯坦布尔人，他们都自称是苏丹的臣民。他们从未同台演出，但是他们都出生于1895年到1915年的某一时刻，他们避而不谈，或者根本无视自己真实的出生日期——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社会分界线早已设定了他们的发展方向和机会。罗萨是犹太人，赫兰特是亚美尼亚人，塞扬是穆斯林，要不是奥斯曼帝国轰然倒塌，他们的生活大概很难脱离这些宗教社区划定的疆界。

但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 [19] ，这三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你只要知道其中一个人，差不多也就了解了另外两个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可以用简单的乐曲或一连串音符来表达内心的失意与憧憬。他们运用独特的方式更好地诠释了许多艺术家捕捉不到的时代本质——那段岁月，伊斯坦布尔人来人往，决定了数十万老奥斯曼国民和新土耳其公民未来的命运。

罗萨·埃斯肯纳茨是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是贫穷的犹太布商的女儿。年轻时，赶上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巴尔干战争无意间引发的难民和机会分子的移民大潮。也就是说，几乎在同一时间，摄影师塞拉哈廷·吉兹一家从偏远的萨洛尼卡迁来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而罗萨一家则反向行之，搬去了这个希腊人、土耳其穆斯林、保加利亚人等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犹太人是其中最庞大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对于一个想要向上攀爬社会阶梯的犹太家庭来说，定居萨洛尼卡是一个合理的决定。罗萨的父亲在当地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母亲当了女佣，而罗萨也逐渐习惯了街头生活。这个城市的许多方面都像是伊斯坦布尔的缩影——世界性的港口，拥有政治地位的穆斯林，只是在爱琴海沿岸这片迷宫般的街巷里，清真寺和塞法迪姆犹太会堂、希腊东正教堂同处一地。

罗萨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萨洛尼卡，即便1912年，希腊王国夺取了控制权，他们也没有搬离。但是五年之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大片的港区。港口附近的犹太社区受损尤其严重，许多家庭不得不认真考虑是留下来，还是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罗萨是天生的歌手，她还是小女孩时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歌唱天赋，随着迈入婚姻、生儿育女，她似乎更加渴望舞台。20世纪20年代初，年轻守寡的她移居雅典，开始在卡巴莱歌厅巡回表演。她与几名希腊和亚美尼亚乐师合作组建了乐队，其中有人是初来乍到的土耳其“被交换者”，还有人也是萨洛尼卡火灾废墟的移民。罗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标志性风格：浑然天成的烟嗓，随心所欲的旋律，每一句歌词似乎都是随着她唇边香烟的烟雾一同被缓缓吐出。罗萨身材丰满，杏眼含情，一头油亮浓密的卷发如黑色的波浪般披散开来，她很快就在雅典小有名气，但是她认为她的音乐本体是土耳其的沿海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士麦那这片孕育了地中海民谣（rebetiko ）的故土。

“地中海民谣”这个希腊单词没有明确的词根，但即使在罗萨的歌唱事业刚刚起步时，她的听众也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地中海民谣是城市黑帮的伤感恋歌，是潦倒娼妓的抒情回忆，是灰暗世界的背景音乐，人们在贫困中挣扎良久，有时还害死了最爱的人。地中海民谣是爱琴海式的蓝调，是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的浅唱低吟，这里的大麻窝点代替了美国的小酒吧，地中海沿岸相当于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1922年，士麦那战火连天，逃难的民众将地中海民谣带入了希腊。罗萨从未直接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毕竟她是伊斯坦布尔人，而且离开奥斯曼帝国首都时大概也就十几岁。但是她率先西迁，离开了即将倾覆的帝国。在萨洛尼卡和雅典，罗萨周围都是来自各地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他们舍弃了原本的一切，因为从前生活的城市现在已属于陌生的新共和国。

罗萨的独树一帜不在于她的音质。她有个奇怪的习惯，用假声说话，用浑厚的中低音唱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单簧管，微微收缩的鼻音，让人很容易忽略她不多的几首录音中出现的乐器。与科班出身的歌手不同，罗萨的音准往往有些随意，即便以青睐微分音和非常规模式的东方音乐传统来看，她的音调也没有达到特定水准。但是她拥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总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移民同时失去生活和财富的心境。到1930年前后，她已毫无争议地代表了离散的希腊人最真实的声音，她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名声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甚至还返回伊斯坦布尔参加了一系列音乐会。到1980年去世的时候，她不仅经历了地中海民谣作为一个音乐流派——而不是只能在小酒吧和酒馆听到的声音——的诞生，还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民谣复兴时地中海民谣的第二次生命。她的歌声可以让人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越大海，抛下现有的一切，回到快要遗忘的过去。“我的灵魂，现已承受太多，” [20] 她唱道，“离开我的身体/不要再让我难过/请放弃你的希望吧。”

地中海民谣听起来即兴散漫，实际上借用了许多奥斯曼古典音乐的音阶和结构。这种类型的音乐刻意融入了不同元素，表现了多民族的城市和形形色色的社区。许多音阶和音调中反复出现滑音和华美炫技式的哀号，这是历代苏丹和政要的御用表演家和作曲家非常熟悉的手法。音乐流派从不会故步自封，它们总是在不断超越，寻找新生。

某件乐器是这类音乐推陈出新的工具，也是小乐队配合罗萨·埃斯肯纳茨演唱的基本配备。它就是无品十一弦乐器，土耳其人称之为乌得琴（oud ）。西方的琉特琴是最接近乌得琴的乐器。琉特琴外形古怪，球根状的琴箱、奇特的短颈，如今只能在专门表演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雅乐或莎士比亚叙事情歌的乐团中找到。但乌得琴流传甚广，从摩洛哥到伊朗处处都有爱好者，有些甚至还很狂热。孩子们要上乌得琴课，老人们退休后也会捡起它作为消遣，连流行明星也竞相与知名的乌得琴乐师合作，请他们参与录音。乌得琴绝非普通的民间乐器，也不是“世界音乐”的奇珍异宝，它包罗万象，归类对它来说基本上毫无意义。乌得琴的声音能直击整个穆斯林世界亿万人的内心，让他们瞬间找回熟悉的感觉。

在所有专业和业余的乌得琴演奏者之中，辨识度最高的名字当属赫兰特·肯库里安，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号“乌迪·赫兰特”（Udi Hrant，“乌迪”是个尊称，表明了他乐器大师的地位）。赫兰特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天生双目失明，这个家庭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到协约国占领、再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多重政治变迁，却仍然留在了这座城市。屠杀和饥荒几乎清空了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但伊斯坦布尔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减少更像是希腊人的流失——一个社区接一个社区，缓慢消失的民族差异，而不是大规模的根除。亚美尼亚族长、亚美尼亚使徒教的几大领袖之一仍然留在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库姆卡帕区，其他亚美尼亚宗教团体的长老也在不断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从而寻求庇护教众的方法。1933年，奥地利作家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 [21] 的著名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Forty Days of Musa Dagh ）出版，描写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期间的故事，其中一段讲述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徒为响应国家号召，烧毁了主人公的雕像，企图赢得土耳其政府的好感。事实上，即使在重视土耳其民族性的政治体制内，亚美尼亚人仍然有生存空间，特别是如果能避而不谈政治，在公共场合讲土耳其语，并且缄口不言往事，那么他就不会惹上什么麻烦。

人们对赫兰特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20世纪20年代，他走进大众视野时，已经是城里最受欢迎的乌得琴乐师之一，他惊人的创新弹法突破了这件乐器的极限。他可以模仿小提琴家同时演奏双音或拨动两根弓弦。他左右两手都可以拨弦，而且还能像吉他手一样利用拨子的两面。随着他右手的上弹下拨，音符就这样在琴弦上荡漾开来。虽然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名望有点牵强，但确实极少有人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奏乌得琴，而且赫兰特每次去佩拉大街，沿途总能听到爵士吉他手和小提琴手自由风格的演奏，所以他会运用这些技术也并非偶然。

爵士乐依靠即兴创作。这也是为什么爵士乐不仅被认为是音乐形式，而且被描述成道德体系。爵士乐要求演奏者真正倾听伙伴的声音，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并且沉着地知道何时该停止。爵士乐既要求精湛的技巧，也需要谦逊的态度。这一切让赫兰特这样的音乐家大开眼界，因为在他们原本的声音世界里，这些优点是分开的。歌手享有盛誉的原因可能是他对声音的灵活操控，或是能记住一长串的音乐旋律，比如著名的哈菲兹（hafizes ）能配合优美的旋律背诵整本《古兰经》。然而，土耳其的古典音乐通常是齐声合奏，多种乐器的曲调一致，所有人始终同时演奏。

赫兰特吸收了土耳其音乐传统的精华，并且融合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伊斯坦布尔学会的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技巧。赫兰特是本土的即兴创作大师，他回旋且几乎失控的音乐被叫作塔克西姆（taksim ）。即兴音乐是一次性的，只能凭借稍纵即逝的灵感和胆量现场完成。一首好的塔克西姆永远无法逐个音符地复制，因为即使技艺娴熟的乐器演奏家也很难重现完全相同的音调起伏或精准无误的琴弦轻抚。不过，一次糟糕的演奏倒是可以断送乐师的前程，而塔克西姆这种器乐演奏永远存在失败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聆听赫兰特的演奏既激动又紧张。他的手上下翻飞，沿着乌得琴的琴颈弹上去，再顺着琴背弹下来。他砰砰作响地拨动下弦，找到稳定的低音线，同时如瀑布倾泻般在上弦弹出一连串的高音。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乌得琴乐师中并非无可匹敌，但是没有人能发展出赫兰特享誉国际的这种演奏形式。他经常出国巡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在纽约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录制成了唱片。赫兰特与罗萨·埃斯肯纳茨一样，也是通晓多种语言的艺术家，可以自如地使用土耳其语创作歌曲。他不时出现在佩拉区的夜总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过世。

在这个世界上，一名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唱出了希腊移民的心声，一位失明的亚美尼亚人彻底改变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地区自认为是本土乐器的演奏，这些事情都没什么稀奇。相比民族主义者想要的世界，人们总在莫名其妙地一头扎进更加混乱的生活，而这一事实正是艺术天才汲取养料的源泉。然而，这个时代真正新鲜的不只是涌现了多少知名的艺术家，而是特定类型艺术家的出现：这位穆斯林女性摘下了遮盖发丝和脸庞的面纱，在掏了钱的男女观众面前表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说穆斯林女性已经可以进入戏剧学校学习，但是1921年出台的城市条例仍然禁止她们登台。直至八年后，第一位穆斯林女演员阿菲弗·贾莱（Afife Jale）代替一名逃离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女演员，参演了一出舞台剧。这次破例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此后，土耳其的穆斯林女性陆续走上舞台，开创她们独有的表演风格，从古典音乐到卡巴莱歌舞，融合了少数民族艺术家或外国巡演剧团的多种艺术形式。本土歌手争先恐后地消化吸收国际音乐风格，把舶来品变成具有土耳其特色的曲式。塞扬就是将探戈舞曲本土化的第一人。

塞扬与那个年代的众多女演员一样，能被别人记住的只有她的教名，顶多再加上尊称“哈尼姆”也就是女士之类的后缀。塞扬一头运动短发，描着眼线，她是最早拒绝古典音乐、支持自我解读西式风格的歌手之一。土耳其共和国沉迷于鼓吹其现代性，一心想在各行各业寻求灵魂人物的助益，尤其是音乐领域。1935年，作曲家保罗·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在伊斯坦布尔创立了第一所国家音乐学院；次年，巴托克·贝拉（Béla Bartók）受邀前来搜集安纳托利亚的民歌，并延续他在家乡匈牙利的做法，把这些民歌渲染成交响乐章。虽然塞扬·哈尼姆受过传统技能训练，是一名成熟的音乐会表演者，但她逐渐显露出对探戈浓厚的兴趣。探戈是过去十年跟随狐步舞和西迷舞的脚步，传入伊斯坦布尔的西方舞曲。1932年，塞扬出道，演唱了伊斯坦布尔作曲家内吉普·杰拉勒（Necip Celal）和词作家内杰代特·鲁斯图（Necdet Rüstü）共同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快就被贴上新流派的标签，被称作真正有独创性的、不折不扣的土耳其探戈。

这首歌有个夸张的歌名——《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而且歌词就像是纯粹的情节剧：

我太过因爱受苦。

我因这份爱，生活颠覆。

我知道这份爱的代价是青春不复……

终于我堕落，沉溺在她眼里荡漾的绿波……

我的真心化作荒芜。

但是通过塞扬的演绎，这首歌变得更有韵味：单纯悲切的回忆仿佛浸透了失落和遗憾。她唱至每段歌词的结尾都会用微颤的假音轻快地上扬，就像是伸出的手臂先悬停在高处，然后再向下滑进副歌：“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我的命运比我的头发还要黯淡无光/想起这些事我不时哭泣/这就是我悲伤的回忆。”钢琴为歌曲提供了和弦和节奏，同时小提琴重复着她的声线，还有多名乐手单调的合奏是在向古典传统致敬。

这种衍生的音乐类型当然更应归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伊斯坦布尔，不过旋律和歌词才是造成轰动的直接原因。《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是塞扬的成名曲，也是她的经典之作。在一首短短三分钟的歌曲里，她明确表达了一组熟悉的感觉——你的过去和你如影相随；你即便没有改变自身状况，也可以改变你的家园；有些旅程永远无法真正结束。因为《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本质上是舞曲，所以塞扬不仅要凭借精湛的歌唱技艺帮助听众在歌声里找回往昔的感觉，同时还要让他们看见过去的故事在眼前展开，互相纠缠的一男一女先在某处短暂停留，然后彼此推拉到新的地方，舞池上方漂浮着他们的回忆。

罗萨、赫兰特和塞扬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伊斯坦布尔和城市移民中的流行艺术家，是这个活力四射、快速变化的艺术圈的代表人物。由于品味、人口和政治的变化，其他名震一方的表演者有时会销蚀他们的光芒。鉴赏家对土耳其伟人的排名见仁见智。真正的舞台女王或许是莎菲耶·艾拉（Safiye Ayla），她是公认的第一位曾为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表演的穆斯林女歌手。艾拉深受奥斯曼古典音乐和安纳托利亚民歌的熏陶，她的嗓音甜美又颇具现代感，是土耳其音乐界无与伦比的女声，培养了大众对乡村爱情和大篷车旅行题材的缠绵悲歌的喜爱。而来自萨洛尼卡的穆斯林姐妹拉莱（Lale）和内尔克斯（Nerkis）则复兴了奥斯曼古典音乐，并融入了某些西方歌剧的元素。希腊人欧格斯·巴卡诺斯（Yorgos Bacanos）出生在伊斯坦布尔，是与赫兰特相匹敌的乌得琴乐师，他在技术的熟练度上或许还超越了赫兰特。这些艺术家当中的每一位在中东音乐界都是赫赫有名的行家。他们是一小众狂热爱好者极力追捧的人物，这些爱好者保留着对他们的鲜活记忆，更新着他们在维基百科上的条目，在网络聊天室里彼此炫耀着对他们的了解。即使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他们的音乐在酒吧响起，仍然可以让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但事实上，他们的音乐能保留至今是历史的偶然，是伊斯坦布尔爵士乐和流亡时代的独特产物。

这些艺术家当中许多人都名列萨宾瑟斯这个土耳其著名唱片厂牌的核心音乐家群组，这个土耳其单词直译过来就是唱片史上最古老、最传奇的厂牌之一——主人之声（His Maiter’s Voice，简称HMV）。主人之声是留声机公司推广的唱片厂牌，20世纪初，平面唱片逐渐取代了圆筒录音，而这家英国公司就是第一批使用平面圆盘录制音乐的企业。它的商标形象——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猎犬，歪着脑袋蹲在留声机的喇叭旁边——仍然是全世界辨识度最高、影响最持久的企业标志。20世纪30年代初，唱片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兼并和拆分，这家公司与从前的竞争对手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携手，组建了英国音乐巨头百代公司（EMI）。尽管名称不再相同，但这家公司时至今日仍是全球流行音乐的重地。

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主人之声一直在伊斯坦布尔录音，这个厂牌的部分策略是发掘世界各地的流行艺术家。本土歌手和乐器演奏家的作品会先录制在蜡质圆筒上，然后再转录成不同品牌留声机都可以播放的78转唱片。20世纪20年代末，主人之声的高管们逐渐意识到，随着伊斯坦布尔乐坛的发展，新一代的艺术家正在冉冉升起，他们很容易在当地咖啡馆和歌舞厅一夜成名，从而带动唱片业的腾飞。这家公司当地分部 [22] 在阿兰姆·格萨尔恩（Aram Gesarian）和瓦朗·格萨伊恩（Vahram Gesarian）这对亚美尼亚兄弟的领导下，几乎签下了伊斯坦布尔当时所有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才。

然而，假如没有移民的经历，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从萨洛尼卡等希腊和巴尔干城市移居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带来了他们情有独钟的欧洲曲风和历史悠久的城市民谣。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带来了他们乡村生活的记忆以及田间传唱的民歌。而离开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的希腊人在曲调中融入了自身的悲情，表现了希腊入侵和土耳其独立战争对他们的影响，使地中海民谣名副其实地成为跨越国界的音乐形式和演唱风格。主人之声邀请罗萨·埃斯肯纳茨和塞扬·哈尼姆录音，正是因为当下伊斯坦布尔内外有许多流亡者、难民和移民，他们都认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自己生命沉浮的背景音乐，如果有机会在舒适的客厅里再次听到这一切，他们情愿付钱。

伊斯坦布尔歌厅、夜总会和小酒吧的这些声音如今拥有了前几代人无法想象的国际影响力。听唱片的人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尝试玩音乐，这就是几乎每次主人之声开始发行新唱片，伊斯坦布尔的盗版乐谱也会暴增的原因。就连乐器制造商也发现他们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主人之声牌唱片常常把乌得琴等地方乐器和钢琴、小提琴编组在一起。音乐不再只是一种职业，也逐渐变成了一项嗜好，业余乐手和唱片收藏家开始专门研究伊斯坦布尔古典音乐、爵士乐、探戈等不同音乐风格的独特组合。在这股潮流下，一个乐器制造世家借助大众对这些艺术产品高涨的兴趣，创立了伊斯坦布尔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音乐品牌。

知音（Zildjians）一家是亚美尼亚人，几个世纪以前就在伊斯坦布尔扎了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家族占据了一个所谓的小众市场，自17世纪初以来，他们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军乐队铙钹的主要供应商。（知音这个姓氏就是土耳其语引入的亚美尼亚单词，意思是镲片匠人。）作为著名的亚美尼亚人，知音家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力倾轧的潜在目标，而且他们的情况和乌迪·赫兰特一家不同，赫兰特一家由于贫困或许可以避免被驱逐。知音一家最终决定在警察来敲门之前逃离伊斯坦布尔。

知音家族的一些成员迁往罗马尼亚，另一些则远走美国。协约国占领时期，他们又安然回归 [23] ，20世纪20年代初，家族生意再次全面展开，他们在伊斯坦布尔雇了六名熟练工人，每年生产3000对镲片。随着奥斯曼帝国军乐队的没落，他们把业务重点转移到了出口市场，知音这个品牌很快就在镲片发烧友当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知音的（生产）过程是商业机密，” [24] 一份有关土耳其音乐产业的外交报告指出，“据说他们的工艺可以给铙钹增加某种独有的谐振特性。”20年代末，家族族长阿兰姆·知音（Aram Zildjian）决定将整个业务从伊斯坦布尔搬到某些家庭成员战前已定居的马萨诸塞州。知音公司在美国重建了 [25] 黄铜合金钹的生产线，出产的镲片依旧音色清透、声音洪亮。

知音镲片的独特音质立即在美国产生了反响。为满足爵士乐团和小乐队的需求，公司开始转变原有的生产方式，生产重量更轻、声音更洪亮的镲片，增加低音键盘的拍打和踩镲的混音效果。镲片在乐曲的演绎中不再只是瞬时地附和节拍，静待管弦乐高潮或军号吹奏完结时用力敲击的一声巨响，而是变成了每段乐句必不可少的标点符号。镲片是爵士乐队借用军乐团配置的一件乐器，或许也是除低音贝斯外，唯一一件节奏组不可或缺的乐器。久而久之，这个移民的镲片制造商在打击乐器圈内收获了无上的赞誉。知音这个在闪光的铙钹上以仿东方的手写体卷曲刻制的名称目前仍是商界最受尊敬的品牌之一。

知音是奥斯曼帝国音乐传统和伊斯坦布尔新爵士乐时代的直接联系，也是日趋国际化的文化景观的使者。另两位伊斯坦布尔移民尼苏·埃尔泰格（Nesuhi Ertegün）和艾哈迈德·埃尔泰格（Ahmet Ertegün）对脚踏踩镲的低音拍打声或高架铜钹的活力尖啸声也非常熟悉。埃尔泰格兄弟很年轻 [26] ，没有见识过马克西姆、莫斯科总会等大型的夜总会。虽说两人先后于1917年和1923年这段混乱的战争与革命年代在伊斯坦布尔出生，但是他们大部分时光并未在这个城市度过。他们的父亲穆尼尔（Münir Ertegün）是一名为苏丹服务的外交官，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与许多同样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一样，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继续支持倒台的穆罕默德六世，还是把赌注压在穆斯塔法·凯末尔身上。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两次获得首席外交官的职位，先是伦敦，1935年又去了华盛顿特区，担任土耳其共和国驻派美国的第一位大使。

他的两个儿子在欧洲生活时已显露出对爵士乐的喜爱，他们在优秀的表演家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引导下，急切地跳进了华盛顿喧闹的乐坛。他们经常在华盛顿的黑人住宅区U街一带度过无数个周末的夜晚，偶尔还会去纽约参加大麻俱乐部和深夜音乐研讨。他们酷爱收藏鲜为人知的78转唱片，特别是南方的黑人舞曲乐队或爵士歌手，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只会留下一张双面唱片。作为外交官的儿子，他们拥有可以满足这些喜好的社会地位与资源，而且即使远离伊斯坦布尔，他们仍然代表着这个城市政治冲突和文化变迁造就的生活：他们是游历甚广且充满自信的新一代土耳其穆斯林，正在不断推远他们自己和旧帝国之间的距离。穆尼尔（Münir）在他们这个年纪，头戴费兹帽，身穿长礼服大衣，而他的两个儿子如今穿垫肩，蹬马靴。

几年后，两兄弟决定把他们的音乐品位变成生意。1947年，在某位世交的财务支持下，他们推出了自己的唱片厂牌，起名为大西洋唱片公司（Atlantic Records）。余下的故事自然就是音乐发展的历史。从摩城（Motown）到摇滚，从雷·查尔斯（Ray Charles）到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这个厂牌后来成了重要的音乐媒介。艾哈迈德也摇身一变，成了唱片界屈指可数的伟大经纪人，他每次现身都是相同的装扮，蓄着标志性的山羊胡，戴着厚厚的有框眼镜。

埃尔泰格兄弟是时代的产物，伊斯坦布尔人当时正在以震惊他们祖辈的方式逐步走向世俗、大胆和现代。奥斯曼人曾经一门心思地追赶其他欧洲国家，伊斯坦布尔人现在却为反映他们独特的处境，再造了全球艺术形态。他们改动艺术来适应自身千变万化的文化体验，并且陶醉在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之中。他们不仅羡慕西方文化，还像赫兰特和塞扬一样创造文化。“年轻一代并不知道托马斯 [27] 这位爵士乐的苏丹，”《纽约时报》一篇有关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这位美裔俄籍的土耳其酒吧老板和俱乐部经理人的文章写道，“他们的舞步只有土耳其的共和主义者能看懂。”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许多埃尔泰格和知音这样的伊斯坦布尔人出于平淡或悲痛的理由离开了这座城市。

[1] Çelik，Remaking of Istanbul ，103.

[2] Bibesco，Eight Paradises ，225-27.

[3] “The Street Hogs，” Orient News，June 19，1919.

[4] Bali，Turkish Cinema ，28.

[5] Fox-Pitt to mother，Oct.14，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6] “‘Glorya’ Açɪldɪ，” Cumhuriyet，Nov.7，1930.

[7] Bali，Turkish Cinema ，34-43.

[8] Bali，Turkish Cinema ，21.

[9] Bali，Turkish Cinema ，44.

[10] The report，by Eugene M.Hinkle，转载in Bali，Turkish Cinema .这些百分比数字在 p.76。

[11]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Mar.28 and Apr.19，1928，NARA，RG59，M353，Reel 50.

[12] Bali，Turkish Cinema ，81.Greta Garbo and Betty Blythe：Bali，Turkish Cinema ，66.

[13] “Jozefin Beyker，” Cumhuriyet，Jan.20，1934；以及“Jozefin Beykerle Mülakat，” Cumhuriyet，Jan.20，1934。

[14] Bali，Turkish Cinema ，81.

[15] Ravndalto State，Nov.26，1923，p.2，NARA，RG59，M353，Reel 49.

[16] Ravndal to State，Nov.26，1923.

[17] Ravndal to State，Nov.26，1923，p.8.

[18] Ravndal to State，Nov.26，1923，p.3.

[19] 我要感谢哈罗德·哈格皮安，不仅分享了他对那个时期音乐的深刻见解，而且提供了传统路口（Traditional Crossroads）厂牌旗下这些表演者再版音乐唱片的内页说明。

[20] Eskenazi’s version of “Gazel Nihavent” is available on the album Rembetika：Ask，Gurbet，Hapis，ve TekkeSarkɪlarɪ（Kalan Müzik，2007）.

[21] “Istanbul Ermenilerin in F.Werfele mukabelesi，” Cumhuriyet，Dec.16，1935.

[22] Akçura，Gramofon Çagɪ，29-30.

[23] Ravndal to State，Nov.26，1923，p.4.

[24] Ravndalto State，Nov.26，1923，p.4.

[25] 知音家族历史大事记见www.zildjian.com.

[26] 关于埃尔泰格的生活和事业，见Greenfield，The Last Sultan 。

[27] Tinckom-Fernandez，“Life is Less Hectic.”

摩登时代

1925年跨年夜，狂欢的人群聚集在佩拉宫，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个新年。在此之前，伊斯坦布尔人从来没有完全统一的时间和日期 [1] 。虽然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历法变更至少为金融交易和列车时刻表引入了西方的月历，但是共和国政府仍旧是以先知穆罕默德逃离麦加的那一年算起。希腊东正教使用儒略历，与西方历法或者格里高利历相比滞后十三天。犹太人还在严格遵循着农历。虔诚的穆斯林则继续根据日出日落和宣礼计时。

旅游指南收录了各种令人费解的表格，用来解释如何把奥斯曼帝国的日期和时间换算成更为常见的国际历法。1920年的《布勒旅游指南》说明如下： [2]

举个例子，假定我们想知道8月22日这一天土耳其历法的6：45所对应的西方时间，我们可以查询（附表），先沿着数字6开头的那一行和标明8月22日的那一列找到行列相交的那一格数字12：47，再在这个数字上加45分钟，就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答案12：92，即1：32。也就是说，8月22日这一天，土耳其历法的6：45对应西方历法的1：32。

土耳其历法由于日出时刻的变化，每一天时间的计算都是不同的。不少旅行者发觉，他们即使算对了小时，也不得不从头再来。协约国占领期间，旅行者乘坐东方快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可能会发现，当地报纸印刷的日期比他离开巴黎那一天还早了五百多年。1926年1月1日，土耳其历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彩带临风招展，瓶塞砰砰爆开，土耳其人不仅迎来了新一年，而且迈入了新时代。严格按照法律意义来说，这是所有伊斯坦布尔人第一次达成共识，一致认可午夜的概念。

奥斯曼帝国建造的老钟塔改用了西方历法。边远地区也迅速兴建新钟塔，鼓励当地人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时间观念。多年后，当土耳其人回首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这段日子时，时间转换看起来就像一个深奥的隐喻，象征着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发起的变革。1962年，著名作家艾哈迈德·哈姆迪·坦匹纳（Ahmet Hamdi Tanpɪnar）在他内容宽泛的小说《时间管理学会》（The Time Regulation Institute ）里戏谑地仿效了这种对计时的痴迷，小说通过讲述一个过分热情的官僚机构向运行太慢或太快的时钟征收罚款，谴责了那些无法跟上新世界脚步的人以及太过超前的人。

新时钟和新日历只是长篇系列改革的一部分。1922年，穆罕默德六世出逃，哈里发制度却继续维持着，直至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彻底废除这一宗教圣秩。迈吉德二世本是穆罕默德之后哈里发的继任者，大国民议会决议下达后，他和他的家人被送到郊区火车站，安排乘坐东方快车匆匆离开去了瑞士。迈吉德二世是伊斯兰教全球领袖的声明突然停发，伊斯坦布尔随之也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共和国政府通过禁止迈吉德的子孙后代进入土耳其更加强调了这一点，这条针对迈吉德男性继承人的官方禁令执行了半个世纪。

哈里发统治的结束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回响不绝于耳。它在虔诚的穆斯林之中激起了民愤，虔诚的穆斯林民众认为哈里发肩负神嘱，世俗的力量不可以打破哈里发的职权。然而，无论是神圣，还是世俗，土耳其改革的势头压倒了一切。1925年，土耳其公民的着装开始向现代化靠拢，所有男子被要求必须戴欧式礼帽，不能再戴帝国末期流行的红色费兹帽。小男孩可以向不服从规定的人投掷石头 [3] ，想尽办法打掉老顽固头顶破旧的费兹帽。但因为规定不涉及其他服饰元素 [4] ，所以一段时间后，你可以在街上看见头戴礼帽的穆斯林男人仍然穿着帝国时代宽松下垂的灯笼裤。

1926年，新的民事法典以瑞士的法律为基础，取代了帝国包括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基督教的教会法、犹太教祭司决策、皇家法令和部落习俗在内的复杂的法律体系。同年，共和国政府正式许可人们在公共场合饮酒 [5] （尽管从前私人俱乐部的老板也从未执行过理论上的禁酒令），而且禁止牛车进入伊斯坦布尔的街道。1928年，伊斯兰教被废除了国教地位，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被引入土耳其语的书面写作。伊斯坦布尔全城用回旋漂亮的阿拉伯体书写的路标都被摘了下来，换上了对大多数当地穆斯林来说完全陌生的标识。那个年代广受欢迎的照片是黑板前的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指导新国家的写作和拼写。

这些变化一般统称为革命（inkɪlâp ）。与许多革命分子一样，凯末尔主义者开始也是改革者，他们曾经力图挽救苏丹国，使其脱离侵略者和占领者的魔掌。后来，他们才逐渐清醒，意识到陈腐的君主制已经无法补救。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革命。土耳其人在没有闯入王宫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将苏丹赶下了台，他们攻占的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领土。他们接受议会制共和国仅仅是为了拥戴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已超越了对苏丹的忠心。每一栋政府大楼都挂上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新闻媒体也记录报道了他的一言一行。他是国父，是第一公民，是土耳其人理应学习的至高榜样。他经历过短暂的婚姻，虽说在担任总统的漫长岁月里，他无暇顾及儿女私情，没有“第一夫人”，也没有亲生骨肉，但是他认养了七个孩子。人们至今仍对他完整的养子名单，而不是那些受他保护和资助的人争论不休。名单上年轻女性占了大多数，她们雄心勃勃、能力出众，堪称土耳其新女性的典范，这些特质似乎打动了总统。

他凭借深邃的蓝眼睛和超凡的性格魅力成为全世界最迷人的国家元首。他是那个年代最常出现在各大国际杂志封面的领导人，他的穿着总是时髦、整洁。他习惯深夜饮酒，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与人交谈，这让他声名远播，人们认为他就像是不知疲倦的变形金刚，用尽各种方法把古老且神秘莫测的帝国拽进了20世纪。现在，政府不再强迫私营企业公开悬挂他的画像，但是许多店主和餐馆老板还是会把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照片印在泳衣或舞池上，他们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向这位革命发起人致敬，这场革命绵延不绝，持续了近百年，而且似乎仍在继续。直至今天，反政府示威者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游行，他们仍然会挥动印着凯末尔肖像的旗帜，绑着写有“国父，我们追随您的脚步！”（Atam izindeyiz ）的发带。城市年轻的中产阶级既是保守分子又是革命派，这是对他的精神遗赠至高无上的证明。他们回顾穆斯塔法领导下的早期世俗共和国的传统，从而反对伊斯兰教的道德束缚，对抗土耳其亲宗教的执政党在200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限制。布尔什维克甚至都没有想过一场革命会这样持久。

独立战争时期，虽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头衔加齐代表着伊斯兰大元帅，但凯末尔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更侧重于公民与政治，并不带有那么强烈的军事色彩。凯末尔主义包括六大支柱，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党旗上六支箭头就象征了这六项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革命主义。前五项原则主要得益于法国共和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既是1908年以后青年土耳其党效仿的对象，也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同伴从发动战争向国家建设过渡的原型。土耳其不是全世界第一个伊斯兰教共和国，这一荣誉属于阿塞拜疆。俄国内战期间，阿塞拜疆在布尔什维克军再度征服之前曾一度独立。但是土耳其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实现完全民主，它仍然承诺建立代议制政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和人民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直至穆斯塔法·凯末尔去世十几年后，选民才能够直接选举议员。政府的职责还包括防范宗教享有特权，关注人民的真正利益，使国家体系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

凯末尔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分子一样，也刻意抹去了他们不想流传后世的历史。在他们书写的新胜利故事里，对手只有受本土阴险狡诈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挑唆的协约国。在他们眼中，凯末尔主义革命在安纳托利亚的推进轻而易举、一往无前，只遇到了一些由不满和无知造成的小障碍。他们记得，国民军英勇无比地从安卡拉长途跋涉到爱琴海海岸，恢复了土耳其自然疆界内的地方主权，这些地区差不多恰好与1918年穆德洛斯停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范围重合。

话虽如此，可事实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冲破千难万险才战胜了一系列内部对手，而凯末尔主义只是这些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他获胜的原因。党旗上的箭头不只代表建设新国家的原则，更重要的寓意是瞄准特定利益的武器。1923年，外交观察家指出 [6] ，穆斯塔法·凯末尔当时的部分敌人包括：

所有年长的土耳其人和苏丹支持者；

所有被凯末尔撤职的将军；

所有没被选入新议会的老代表；

所有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曾经的中坚分子……

所有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反目的人，以及他嫉妒或嫉妒他的人……

所有相比安卡拉，更喜欢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人；

所有乌理玛、伊玛目和阿訇（穆斯林神职人员）……

所有没有薪俸的平民，所有没有工作或者无法找到工作的复员军人……

伊斯坦布尔任何人都可以编出类似的名单。穆斯塔法·凯末尔战略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借刀杀人，促成对手之间互相攻击。他有本事在战争和占领催生的政治真空中，把某些手段最残暴的枭雄拉入自己的阵营。一大群背景各异、冷酷无情的人物自此汇入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行伍，比如阿里剑和奥斯曼瘸子等人，他们的游击战术主要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武装部族、占领军队，以及相关平民百姓。凯末尔主义者虽摒弃了后来吞噬苏联的公审和大清洗，但在大国民议会的授权下，成立了以独立法庭著称的革命小法庭。七千多人被独立法庭逮捕，近七百人被判处死刑 [7] 。

尽管1950年之前，土耳其没有举行过直接的差额选举，但是政府允许偶尔的多政党实验，只是紧随民主开放而至的通常就是保守思想的回流。1925年春，一部有关维持公共秩序的新法律为关闭报馆、查封反对派组织提供了由头。异见人士的小型示威活动或个人行为不时被夸大为“叛乱” [8] ，进而招致严厉的制裁。对国家安全不足以构成威胁的社区冲突 [9] ，比如1934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埃迪尔内等色雷斯城市的犹太社区夷为平地，却在新闻报道和官方发言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八次叫板凯末尔主义政府的武装起义 [10] 几乎全部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该地区库尔德族人的主要叛乱表达了他们从废除哈里发制到消灭传统封建特权等积累的各种委屈与不满，这些叛乱无一不引来粗暴的镇压。军用飞机被遣去轰炸村庄，其中一架还是由总统的养女、飞行员先驱萨比哈·格克琴（Sabiha Gökçen）驾驶。1937～1938年，通杰利省的库尔德地区成了土耳其的格尔尼卡，遭遇了突然的空袭，袭击者假借反游击行动的幌子骇人听闻地对平民区实施了轰炸。不过与著名的西班牙小镇不同的是，在这里投掷炸弹的人和躲避炸弹的人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考虑到伊斯坦布尔的街景处处体现了凯末尔主义者急于抛弃的古老的伊斯兰教价值观，或许有人以为帝国故都将会成为异议的中心。然而，革命毕竟不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切，反帝、进取、否定过去，伊斯坦布尔居民发现自己对这些的忽视要多过恐惧。随着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伊玛目和宗教学者组成的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地方关系网开始消失。越来越多识时务的宗教人士如同政府部门里雄心壮志的行政人员一样搬去了安卡拉，他们组成了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这部机器并不想根除宗教，而是要管理宗教。1924年和1925年，阿訇（seyhlislam ）办公室被裁撤，穆斯林宗教法院被撤销，而且只有政府任命的神职人员可以戴头巾或穿着其他宗教服饰。即便如此，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日这一天，虔诚的信徒也必须摘下头巾向国旗敬礼 [11] ，这在从前是他们不可想象的行为。

凯末尔主义者借用法语单词“政教分离”（laïcité ）描述了他们的概念，定义了宗教在共和国的新角色。土耳其语的“政教分离”（lâiklik ）沿用了法国的解释：不是断绝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而是让国家积极控制宗教。新的国家政体要承担起管理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堂、犹太会堂等宗教设施的责任。而独立的财富来源、归属于希腊或亚美尼亚教会的资产不是被扣押，就是受到政府监管。

虽说官方宣称政教分离，可是不管个人宗教虔诚的实际水平如何，国家仍将真正标志土耳其民族的特权给予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熔炼了宗教和身份认同，评判一个人与其说是以他信仰的宗教为依据，不如说取决于他拒绝的宗教传统，因为非世俗的虔诚被认为是落后和迷信的明显迹象。如果你的祖父母是虔诚的逊尼派教徒，他们总在悄悄抱怨你喝了多少酒，那么这或许就可以最可靠地证明你既是优秀的共和党人，又是善良的土耳其人。“我们这是在清除过去吗？”艾哈迈德·哈姆迪·坦匹纳在1949年出版了一本以两战间期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只要心安》（A Mind at Peace ），其中某个人物这样问道。“当然了，”他的朋友回答，“但只有在需要的地方才会清理。”

苏非派兄弟会或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Alevis）等其他宗教团体眼看着他们的礼拜堂被查封，或者更糟糕的是，听见别人谴责他们的信仰对国家有害。距离佩拉大街不远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卡（tekke ），托钵僧承载着苏非派创始人、神秘主义诗人鲁米（Rumi）的思想进城，早在奥斯曼帝国攻陷伊斯坦布尔之前就已建成了这座苏非小屋。然而，现在却被关闭了。苏非派的长老（或称谢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几乎只要牵涉宗教信徒的暴力事件就能证明，叛逆的宗教狂热分子是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伊斯坦布尔极具特色的人声埃赞（ezan ）很难听见了。按照传统，每个区域都会安排一名穆安津（muezzin）报时，他们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可以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传到本区的每个角落。这些人很宝贵，他们的声音优美动听，令人闻之精神愉悦，与此同时，天资不足的人却只能默默承受流言蜚语。1923年，伊斯坦布尔引进了公共广播系统，祷告报时一下变得简单易行。现在的埃赞总能听见麦克风电流不稳的嘶嘶啦啦声，这种噪声甚至成为宣礼的另类曲调。

1932年初，土耳其的穆安津不再用阿拉伯语高呼“真主伟大”（Allahu akbar ）。作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强制要求必须使用土耳其语呼喊“真主伟大”（Tanrɪ uludur ），继续使用阿拉伯语属于犯罪行为。政府为清除旧帝国对公共空间的影响，制定了内容广泛的改革方案，包括清理土耳其语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元素，用土耳其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就是其中一项。中亚游牧民族的天神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作真主（Tanrɪ），这个单词从咽喉部位发出的元音和音调同样也是在向一个民族主义幻想致意：现代土耳其人真正的祖先曾是骑着矮马以雷霆之势在欧亚大草原驰骋的游牧部落。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人山人海，大批民众赶来听土耳其语的首次宣礼。城内其余的五个大清真寺也纷纷效仿 [12] ，开始用土耳其语宣礼。在吉庆夜 [13] ，在斋月里纪念发现《古兰经》的神圣夜晚，七万人挤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真寺（Hagia Sophia mosque）或聚集在周围，聆听伊斯兰教第一次全程用土耳其语完成的祷告。在新共和国，真主 [14] 也被国有化了，从早到晚，一千二百名接受了再教育的穆安津宣告了这一事实。

凯末尔主义像跳过奥斯曼帝国一样，也跃过了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宣布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刻意避开这座城市。1927年7月1日，凯末尔自独立战争以来第一次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乘坐从前苏丹的游艇“埃尔图格鲁尔”号（Ertugrul ） [15] 停泊在已是总统官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前。街道两旁插满了旗帜，每家每户的阳台上也都悬挂了旗布。此后，每年夏天，他都要迎送宾客政要，用世俗和共和的形式再造苏丹每周列队前往清真寺的仪式。

每年观看总统的游艇和小船队过海，就像关注沙丁鱼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迁移一样令人期待。不过除总统的夏日假期以外，伊斯坦布尔和它所代表的旧帝国的特质并没有渗透进更多新的民族意识。尽管绕过了五百年历史的伊斯兰帝国主义，但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仍是土耳其人自然演进的延续。土耳其教科书告诉新一代学生，哪怕他们的祖父只是萨洛尼卡的菜贩或萨拉热窝的裁缝，突厥部族也是他们远古的先祖。20世纪30年代，“太阳语言理论”深受土耳其语言学家推崇，这个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是原始突厥语的衍生体。从赫梯人开始，当今土耳其的古代居民同样可以被纳入这个大家庭，他们都是东方原始突厥部落的入侵者在此处生根繁衍的后裔。

所有这一切都蕴含了个人与集体想象。穆斯林的祖先诞生在安纳托利亚，也有来自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里米亚、希腊等旧帝国偏远地区的移民。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家庭几乎没人想用“土耳其人”来形容自己，这个标签一般指乡巴佬，他们觉得骑驴更自在，田间地头的生活比伊斯坦布尔的复杂环境更舒适。这个单词代表的正是开明的奥斯曼人最鄙视的帝国愚昧的、流动的、不怎么忠诚的农民，他们就居住在安纳托利亚最黑暗的边远地区。一个人可以是穆斯林，可以是苏丹的国民，但没有人想要成为土耳其人。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伟大创新是把贬义的标签提升为新的国籍，这个创新源于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家、作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的理论基础。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意味着每一位新公民都要做出个人承诺。“我是土耳其人，”小学生每天的课程开始都要吟诵，“我诚实而勤劳。我的行为准则是保护幼小，尊重长辈，爱祖国、爱民族要胜过爱自己。我的追求是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愿我的一生都是对土耳其的献礼。”这段誓词与其说是效忠的誓言，不如说是自我改善的承诺。没有几个国家经受了革命的考验，目标看起来却是如此普通，创立新土耳其，创造新土耳其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英雄和民族语言。这也恰恰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相信帝国残余的多语言、多宗教的国民需要在某个灵魂人物的指引下慢慢步入现代化。

这个国家被誉为幅员辽阔，拥有众多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如同承认信奉同一个真主这般简单的行为，库尔德、切尔克斯或阿尔巴尼亚出身的穆斯林只要声明信仰新的民族主义，就可以参加国家建设项目。193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建国十周年的讲话中说：“‘我是土耳其人’，说出这句话的人有多么幸福。”（Ne mutlu Türküm diyene ）这句话成了凯末尔的名言之一，被刻在各处纪念总统的石碑上。这句话既是陈述，也是警示。虽然土耳其公民是一种荣誉，而且无论宗教或民族传统，宪法把所有的土耳其公民都定义为土耳其人，但是如果你声称自己在种族意义上也是土耳其人，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更加轻松。即便你是希腊或亚美尼亚基督徒，只要能正确回答有关1923年之前父母的身份问题，或者对此问题保持谨慎的缄默，你也可能获得同样的赞许。

土耳其民族性（Türklük ）不仅成为一个身份，而且变成一种完整的生存方式。这一脱离实体的民族特质既离不开个人生活，又超脱于个体之外，它是个人自我完善的抱负，也是神秘的集体意志的图腾。过去，污蔑苏丹是犯罪，大多数专制君主同样也认为大不敬（lèse-majesté ）必须受到惩处。现在，土耳其民族性取代了苏丹的地位。写了错误的报纸文章，发表了错误的评论，甚至穿了错误的衣服都是对土耳其民族性的侮辱，犯错的人都必须接受罚款或被带到法官面前接受审判。至今，同样的罪行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被庄严地写在土耳其法律里。

奥斯曼帝国是受传统约束的王朝统治，它的领土从巴尔干半岛一直绵延至伊朗边境，可它大部分的人口和财富却完全分布在欧洲大陆：多瑙河沿岸肥沃的平原，保加利亚高地的葡萄园，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的山谷牧场，以及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的银矿。相比之下，土耳其共和国 [16] 虽说是强调现代性和进步的国家，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领土变动，土耳其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现在都位于安纳托利亚，这片人烟稀少的腹地远比苏丹统治时期的许多地区贫穷。土耳其人原本可能想要向西迁移，可是土耳其政府却转向了东部。

1927年，伊斯坦布尔迎来了城市改变最重要的证据。10月28日清晨，城市上空阴云密布，加拉塔大桥往常都是黑压压的路人，这一天却没什么人经过，只能看见几个人紧张不安地盯着桥廊的入口。一名美国外交官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佩拉宫。“我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沉寂 [17] 。听不见路上行人的吵闹，也没有汽车喇叭或者有轨电车的声音。”他报告说，“透过窗户，我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道上巡逻。”那个星期五，伊斯坦布尔就像是一座死城。

晚上10：15，分秒不差 [18] ，三门大炮突然齐响。人们从洋房、公寓里蜂拥而出，出租车沿街疾驰，电影院、咖啡馆开业，商店也拉起了卷叶门窗。不到半个小时，佩拉大街人头攒动。城市生活迅速恢复了喧嚣，伊斯坦布尔人像被释放的囚犯一样四处走动。

这一整天事实上都是精心策划的。土耳其政府聘请了比利时统计学家卡米尔·雅卡尔（Camille Jacquart）来指导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国家的居民以前从来没被系统地统计过，按照雅卡尔的要求，人口普查的调查问卷以及明确的行为管理规定都印刷在报纸上。从早晨六点整到晚间炮击解除信号，这段时间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家，甚至参加周五礼拜也不行。人们不可以帮助邻居灭火，不可以逛商店或去餐馆，不可以乘汽车或火车旅行，也不可以解开港口船只的锚索。几千名志愿者负责执行这次统计调查，他们爬楼梯，钻小巷，敦促人们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诚实完整地报告自己的年龄、性别、母语、宗教、疾病、职业、国籍等信息。

不到一周，初步结果就出来了，统计结果非常惊人。先前估计土耳其人口 [19] 在700万到900万之间，但是人口普查得到的数字显然大得多：土耳其约有13648270人，其中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刚刚超过69万，还有差不多30万人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土耳其境内色雷斯的楔形区域。从1914年开始，全国由于战争导致的死亡、疾病、驱逐和迁移，大概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比奥斯曼帝国末期要少 [20] ，但是相比共和国的其他城市中心，它的人口损失并不算多。土耳其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 [21] ，而且在排名上与伊斯坦布尔最靠近的城市——伊兹密尔——的人口规模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安卡拉作为政府所在地已经四年了，但仍然只有74553人住在那里。

记者称赞全国人口普查是土耳其发展的里程碑。统计局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一现代治国的复杂壮举。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在欧洲、地中海东部和阿拉伯半岛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却提高了土耳其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像《民族报》所言 [22] ，人口普查表明，共和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即1170万人是“纯粹的土耳其人”。也就是说，土耳其在民族上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完全不同。这是个值得怀疑的结论。经过几个世纪的帝国大一统，还有十多年的激烈战争和人口流动，土耳其的基因库里早已汇合了各种基因。但是共和国能说服这么多人承认自己在民族意义上是土耳其人，也确实证明了凯末尔主义者建设国家的实力。

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 [23] 居住着大约44.8万名穆斯林、9.9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希腊人）、5.3万名亚美尼亚人和4.7万名犹太人，还有近4.5万名其他非穆斯林民众。除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伊斯坦布尔目前是整个共和国唯一一个有相当多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共和国所有正常开放的希腊和亚美尼亚教堂、犹太教会堂、修道院、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和新闻媒体几乎都在这个城市。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纪念碑被炸毁，或者说是经允许被夷为平地，这都是政府有意识地消除种族大屠杀的残迹。穆斯林接管了爱琴海沿岸希腊人的资产。甚至拥有独特语言和传统的库尔德人最终也被共和党理论家简单地归入某类土耳其人。独立战争胜利至今未满十年，庞大的帝国遗产——多宗教、多语言、多种族和多传统的悠久历史——已被简化为一座单一的城市。

凯末尔主义改革方案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实验，它把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整个欧洲现代史压缩到了短短几十年。生活节奏加快了，土耳其人一边建设新祖国，一边全力以赴向前跑。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周前，安卡拉被正式定为新首都，国计民生的中心立刻发生了转移。无线广播电台、歌剧、芭蕾、交响乐、有影响力的报纸以及外国大使馆紧跟着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宽敞的街道和开阔的广场上建起了新的政府大楼。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规划者心里十分清楚旧都面临的核心难题，他们要做的不是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座城市，而是如美国游客所说的，让一个承载这么多历史的地方实现现代化。安卡拉是从头打造的新首都，这里新的行政办公楼仍在建设，土耳其政府却组织了一次国际设计大赛，征集解决伊斯坦布尔未来发展问题的提案，法国城市工程师亨利·普斯特（Henri Prost）获选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总规划师。经过多年绘制素描草图、制作缩微模型和官场内斗，1939年，普斯特的构想最终获得了内阁的批准。

普斯特的方案要求减少大巴扎周边的马路 [24] ，拆除佩拉大街两旁的大部分建筑，把金角湾的滨海区变成工业园，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建造高层的公寓大楼。如此一来，佩拉宫将有一半的窗户都面朝公路立交桥。普斯特也设计了绿色空间，但这些空间大体上都是铲除他眼中的“寄生物”后修造的整齐的漫步道，普斯特认为纪念性建筑定义了城市轮廓，而这些“寄生物”老建筑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还以巨大、崭新的“共和国纪念碑”为中心，设计了一片专用于军事队列游行的平坦空地，以此来取代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周边杂乱的建筑物。

普斯特突发灵感，想要原封不动地呈现老城的全貌，保留半岛上绝大多数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他坚持要保护老城，主张至少要保护城区，保证这一区域不新建高层建筑，这就意味着穹顶和尖塔等标志没有改变，尤其是从海面看过来，城市还保持着原貌。塔克西姆广场是这座共和国城市的新地标，这片广场是理解普斯特总体构想的绝佳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约翰·多斯·帕索斯 [25] 途经塔克西姆广场，走进附近的酒店，看见一名俄罗斯女郎在台上跳着农民舞，两个穿着及膝袜和毛衫的英国女孩正低声吟唱，一班希腊杂技艺人在表演杂耍，还有一位法国女人在演唱《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 ）选段。1928年，城市规划者清理了广场的部分区域，为共和国创始人矗立起一座青铜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的一面展现了穆斯塔法·凯末尔、伊斯麦特·伊诺努等新国家的缔造者头戴阿斯特拉罕羊皮帽、身着独立战争时期军装的风采，另一面浮雕则描绘了他们穿西服、打领带的现代政治家形象。普斯特设计塔克西姆广场原本不是要竖立丰碑，而是为更多的汽车腾出空间，结果就是这片沥青和混凝土浇筑的旷阔平地成了城内主要的地铁站、干道枢纽和露天公交站。2013年，基础交通工程开启，对广场进行了彻底的改建，而在此之前，步行横穿塔克西姆广场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普斯特如果看见他的规划 [26] 最终变成一盘现代派大杂烩或许会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提出的水准测量和城市分区重构的方法，虽然他自己认为在建筑结构上无足轻重，却一直为后来的建设者所沿用。塔克西姆广场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Atatürk Cultural Center）最终落成，整栋建筑看起来就像空调装置的背面，还有塔克西姆马尔马拉酒店（Marmara Taksim），也只能算是一家比苏联国际旅行社招待所稍微时尚一些的酒店。在这个区域，保留至今的空间只有加济公园（Gezi Park），这片狭长的绿地是奥斯曼帝国军营的旧址，普斯特原本打算推倒这些“寄生物”，建造一处规整的传统花园。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号角叫停了普斯特规划的全面落实。1951年，普斯特主动请辞，不再担任总规划师。佩拉大街以及古老的博蒂尚公园周围的大部分区域得以保存下来。战后，城市改良者回归，他们为给廉价的多层公寓楼腾出地方，缩短了深入老城中心的公路，推倒了奥斯曼帝国的木屋，尤其是在贫苦地区。博蒂尚公园消失了，佩拉宫四周都是反光玻璃包裹的高层建筑。普斯特的捍卫者指责这些损失都是因为没有全面遵照他的设计蓝图，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青睐推土机的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的领导下，零敲碎打的建设造成了许多遗憾。但是如果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担任总统的那几年，清除与重建的革命冲动横扫伊斯坦布尔，我们可以想象建筑瑰宝以及附近杂乱的街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21世纪初，土耳其政府才开始以某种近乎普斯特式的热情重新打造伊斯坦布尔，却没有借鉴普斯特保留古城特色的设计优势。

现代性和文明是共和国早期的口号，当得知城市无法表现其复杂性和严肃性时，本地媒体发起了主动进攻。比如，1929年，城市举办的大型游客舞会上的最大特色是围着火盆、水烟和沙发跳肚皮舞的妓女。《民族报》谴责了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并且敦促市政府制止此类伪奥斯曼式的轻浮之举。“土耳其民族风俗的表现方式应符合最文明的西方国家的习惯，如此逾矩的轻浮是无礼的冒犯，” [27] 一篇社论怒斥，“无论谁容许举办这种唯利是图的化装舞会，共和国的警察和共和国的法律都应对其严加惩处。”这个问题与性许可证无关，而是观念引发的麻烦，人们认为挖掘过去是对凯末尔主义者承诺的进步与革新价值观的公开侮辱，而这些价值观在改变土耳其女性生活的运动中宣扬得最为热切。

[1] Sperco，L’Orient qui s’éteint，131-32.

[2] De Paris à Constantinople，185.

[3] Orga，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223.

[4]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Dec.19，1926-Jan.1，1927，p.17，NARA，RG59，M353，Reel 75.

[5]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Aug.15-28，1926，p.24，and Dec.19，1926-Jan.1，1927，p.15，NARA，RG59，M353，Reel 75.

[6] Henderson to Vansittart，Oct.31，1923，NAUK，FO 794/10，ff.5-6.

[7] Findley，Turkey，Islam，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253.重新评价初期的凯末尔主义现在是土耳其历史学家的一大主题。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许理和（Erik J.Zürcher），我引用的他的著作在参考书目里有标注。

[8] Brockett，“Collective Action.”

[9]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61-70；参见Bali，1934 Trakya Olaylarɪ .

[10] Findley，Turkey，Islam，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251.

[11] Ostrorog，Angora Reform ，74.

[12] “6 Camide Türkçe Kur’an，” Cumhuriyet，Jan.29，1932；及 “Türkçe Kur’anla Mukabele，” Cumhuriyet，Jan.30，1932.

[13] “70 Bin Kisinin Istirak Ettigi DiniMerasim，” Cumhuriyet，Feb.4，1932.

[14] 有关阿拉伯语宣礼的禁令尽管是不定期执行，却一直持续到1950年。见Azak，“Secularism in Turkey.”

[15] Mango，Atatürk ，460-61.

[16] Pallis，“Population of Turkey，” 441.

[17] Richardson to Grew，Oct.29，1927，p.1，NARA，RG59，M353，Reel 57.

[18]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8，1927，pp.1-2，随附 “Communiqué of the Stamboul Vilayet Indica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ensus Shall Take Place on Friday，October 28，1927；” 以及 Richardsonto Grew，Oct.29，1927，all at NARA，RG59，M353，Reel 57。

[19] Pallis，“Population of Turkey，”440-41.

[20] Sevket Pamuk，“Economic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Turkey：Is the Glass More than Half Full？” in Kasaba，ed.，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275.

[21] Türkiye Istatistik Yɪllɪgɪ：1950，41.

[22]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8，1927，p.5.

[23] Shaw，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287.

[24] 详见Gül，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98-106；F.Cânâ Bilsel，“Henri Prost’s Planning Works in Istanbul（1936-1951）：Trans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a City through Master Plans and Urban Operations，” 以及同上，“European Side of Istanbul Master Plan，1937，” 均见Imparator-luk Baskentinden ，101-65，245-76.

[25] Dos Passos，Orient Express，in Travel Books and Other Writings ，136.

[26] 讽刺的是，政府意图重建旧军营、取代加济公园的计划备受指责，拯救加济公园甚至成了2013年夏大范围反政府示威活动的灵感来源。土耳其政府坚持声称，公园的改建方案其实是历史性修复，超越普斯特的规划，恢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真实原貌。民众却认为这是肆意破坏。

[27] 引自“Review ofthe Turkish Press，” Mar.7-20，1929，p.23，NARA，RG59，M353，Reel 77。

远去的面纱

人们常说，世俗国家的建立使穆斯林女性摆脱了传统和宗教的双重束缚。“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 [1] 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学者米纳·乌甘回忆说，“女人不再闭锁深闺。她们可以跟小伙子们一起出门吃喝玩乐。”

与男子的费兹帽禁令不同 [2] ，政府并未全面禁止穆斯林妇女戴伊斯兰头巾，只是官方讲话劝阻她们说这是思想回退和不文明的表现。从学校到政府部门，头巾和面纱不允许在国家体系内出现，没过多久，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精英女性着装风格就十分接近其他欧洲国家了。1930年，纱窗 [3] 最终被拆除，穆斯林妇女不再隐蔽在公众视野之外，因为国家卫生法要求公寓住宅通风良好，让更多的光线进入潮湿的室内。这项改革结束了活跃一时的秘密经济。旅行者来到伊斯坦布尔，总期待探访屏风之后神秘的女性世界，所以这座奥斯曼帝都的闺房旅游特别容易吸引上当受骗的欧洲人，事实上，他们参观的基本都是伪装的妓院。

20世纪初，这些做法逐渐消失。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女性的全面隔离主要是穆斯林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存在的现象，穿戴精致的面纱等遮盖物也是如此。面纱的形式尺寸 [4] 不仅是宗教虔诚的标志，也是重要的装饰风格。农村妇女或工人阶级女性通常围戴长巾，能够在陌生男子面前遮掩容颜，而全身的罩袍（çarsaf ）一般只是精英妻女的时尚，即一大块能覆盖头、脸和衣服的圆形布料。同样，穆斯林妇女坐着轿子穿街走巷或者透过纱窗害羞地对着路人比画，这些想法也已经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是幻想的——过去。

穆斯塔法·凯末尔治国期间的现实创新把女性的平等权益正式写入了法律体系，在理论上实现了穆斯林女性真正参与共和国建设的梦想。新的民法典深受瑞士法律的影响，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结束了男性在财产继承上的优待，并且肯定了妇女提请与丈夫离婚的权利，公开骚扰被认定是刑事犯罪 [5] ，1930年，妇女还被赋予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四年后，这项公民权 [6] 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及大国民议会的选举，十八位女性很快当选进入立法机关，人数相当于当时美国国会女议员的两倍多。

虽然法律保障了女性权利，但是新兴国家在处理公共生活的现实问题时依然因循守旧。总的来说，女性只能以群体形象写进新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作为个人载入史册。她们现身聚光灯下，通常都是不太真实的女英雄，不是牺牲自己成就民族大业，就是肩负为共和国服务的重任。报纸杂志充斥着各行各业女强人的传奇故事。第一位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法庭的穆斯林女律师布亚恩·哈尼姆（Beyhan Hanɪm） [7] ，1928年跻身律师行列，随后晋升为法官。第一位女外科医生萨阿德·哈尼姆（Suad Hanɪm），于1931年考取了行医执照。同年，第一位女药剂师贝尔克·哈尼姆（Belkɪs Hanɪm） [8] 也获得了执业许可。第一位女摔跤手埃米内·哈尼姆（Emine Hanɪm） [9] ，于1932年在立式摔跤场上挑战男选手。1941年，第一批电车女售票员 [10] 出现，公众十分满意，认为她们比男售票员更有礼貌。

然而，正如了不起的凯末尔主义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无法改变世界，女性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消除社会旧习。早在帝国末期 [11] ，伊斯坦布尔的女性就倾向于晚结婚，少生孩子，她们如果想离婚也比其他伊斯兰社会的妇女更加容易。伊斯坦布尔女性拥有非常大的社会空间。她们可以参加公共娱乐，可以在离博蒂尚公园不远的拱廊做小生意，可以在佩拉宫的餐厅就餐。1920年，佩拉区超过三分之一的百货商店柜员是女性 [12] ，即使在保守的金角湾南部，女售货员的占比也接近百分之二十。其中许多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她们的生活与同时代其他欧洲城市的女性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也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妇女也在公众视线下抛头露面。电车同时搭载男女乘客 [13] （虽然会用窗帘分隔成男区和女区），而且在协约国占领时期，穆斯林男女还经常一起出现在剧院、电影院等聚会场所。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不久，第一个妇女组织成立，因为宪法复位带来的相对自由，城里自由主义普遍高涨，改革派团体不断涌现。这些组织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往往力图通过提升女性地位来实现女性解放。他们的领导人主要来自杰出的奥斯曼家族，认为提高读写能力、开放一系列新的教育机会非常必要，这可以让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女性参与了突厥之家运动（Turkish Hearth movement），她们原本探讨文化与时事的社团在1918年后变成了民众反占领情绪的核心。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一系列有关政治、国际事务、教育等话题的署名出版物上。与此同时，《女性世界》（Kadɪnlar Dünyasɪ ）等专业学报也力荐女散文家和女艺术家的作品。1919年和1920年，群众举行集会，抗议希腊占领士麦那和协约国长期驻留伊斯坦布尔。其中女演说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呼吁土耳其兄弟姐妹站出来，共同反对国家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斯坦布尔职业女性总数持续增加，既离不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思想，也与根本性的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2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土耳其全国有一百万名寡妇，伊斯坦布尔三分之一的已婚妇女因战争、疾病等原因失去了丈夫。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一阶段是土耳其历史上职业女性最多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令人煎熬的暴力和难民混战。各阶级、各宗教的女性早在政府尚未明确表态之前，就已经开始自信沉着地占据公共空间。1923年夏，伊斯坦布尔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土耳其妇女联盟（Turkish Women’s Union）的创始人内兹尔·毛希丁（Nezihe Muhidin）甚至想要组建一个女性政党，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它是土耳其的第一个政党，比穆斯塔法·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还要早几个月。政府却拒绝为其登记注册。

土耳其政客时常宣称，女性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她们自身。她们视野狭隘，无法面对民法变化所带来的新机会。“土耳其女性社团的主要责任 [14] 是说服绝大多数土耳其妇女接受她们被赋予的权利，” 1927年，《民族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这些社团在耗费时间精力组织政治生活、投身于与男性的斗争之前，首先应该关心其他女性，并且与她们自身的原始心态作战。”

女性的进步是国家仁慈的馈赠，而女性的不足是她们自身的局限。这一观点频繁出现。共和国甚至有半官方的声音专门申明这一观点。阿菲特·伊南（Afet Inan）是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养女之一，她是一党制政府的首席女发言人。像许多共和国精英一样，她在萨洛尼卡出生，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的法语学校，后来去了布尔萨担任教职。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被穆斯塔法·凯末尔收养，受其翼护，20世纪30年代，她前往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深造。作为社会学家，伊南运用自己的学术素养精心打造着民众对总统的个人崇拜。她不仅把凯末尔主义阐释为 [15] 清晰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编纂了革命推动妇女解放的官方历史。

别的女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世纪30年代，政府整顿无党派的公民结社，内兹尔·毛希丁的妇女组织因此被关停。但是即便此时，共和国仍有机会走出一条新路，脱离凯末尔主义日益偏狭的布局。有个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可能性，1919年，一名女子站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欢呼的人群前，痛责协约国的占领，鼓励伊斯坦布尔人民坚定地拥护民族主义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女性在土耳其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发言权。

如果想要寻找奥斯曼帝国晚期乐观主义的象征，寻求伊斯兰教、现代性和帝国复兴和谐发展的希望，哈莉黛·埃迪布是个不错的人选。她可能是旧帝国的最佳代表。1884年，哈莉黛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奥斯曼家庭，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密叶掌形的宜人环境中长大。最初的宅院位于苏丹耶尔德兹宫附近绿树葱茏的原野，后来搬去了于斯屈达尔亚洲侧的郊区。她家的别墅覆着灿若云霞的紫藤 [16] ，梯台花园周围高大的洋槐和低矮的果木交相环抱。和风之中，白鸽展翅；小喷泉里石狮吐水，汩汩流淌。

哈莉黛的父亲埃迪布·贝（Edip Bey）是奥斯曼帝国的忠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亲密顾问。尽管按照穆斯林的习惯他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娶了多名妻子，但是从管理财产到教育子女等各种问题来看，他是铁杆儿的亲英派。许多爱上土耳其的英国游客回到伦敦后还会吃加蜂蜜的白奶酪，用安纳托利亚长绒毯铺餐桌，可是埃迪布·贝却正好相反，他命令家厨一日三餐只做英国饭菜，他家可能是伊斯坦布尔唯一一个回报英国人这种热爱的家庭。

埃迪布·贝确信英国发现了现代性的启蒙之路，他运用各种方法把这些价值观念传递给他的孩子。伍兹·帕夏（Woods Pasha）曾是杰出的英国海员，最初人们称他为海军上将亨利·伍兹（Henry Woods），19世纪60年代末，他头戴费兹帽，当上了苏丹现役海军的高级顾问。他是埃迪布·贝一家的密友，常常与埃迪布的小女儿哈莉黛碰面。哈莉黛无视奥斯曼帝国的时尚 [17] ，她喜爱穿英国制造的衣服，冬天是深蓝色的连衣裙，夏天是白亚麻衫。伍兹回忆说，她纤细孱弱 [18] ，但拥有非凡的智慧。她刚到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 [19] ，伍兹就为她挑选了一些英语故事书。很可能是在伍兹的建议下，埃迪布·贝决定让哈莉黛朝着非传统的方向发展，让她报名上了学。

私人家教在上流社会的穆斯林女性当中并不罕见，几乎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同等社会阶级的女性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女孩上学就很不寻常，即使是去女子学校读书也很少见。埃迪布·贝为培养哈莉黛，选择了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这所传教士管理、英语授课的中学。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很全面，包括从文学到科学的一整套学科，是城内宗教少数族裔精英教育的支柱，学生里有许多英语为母语的商人和外交官的女儿。哈莉黛的同学有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有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她是这所著名学府里唯一的穆斯林学生，1901年，她又成了第一位穆斯林毕业生。

埃迪布·贝坚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他又是一个十足的传统主义者，他认为培养女儿的首要目的是让她成为更好的女人，而不是助她开创事业。哈莉黛刚离开学院，就嫁给了比她年长许多的萨利赫·泽基（Salih Zeki），这位伊斯坦布尔的作家、翻译家曾经是她的数学老师，他的年龄几乎与她的父亲相当，所以他很快转换角色，把自己定位为少妻慈父般的伴侣。哈莉黛后来回忆道：“从奴隶市场低价购买的切尔克斯奴隶 [20] ，本来也能秉持我这样顺从的态度，过上我们这样平淡的生活。”

受自己的性别、阶级和宗教所限，她逐渐适应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成年累月幽居在家，从公寓的窗口俯瞰佩拉大街，侍候丈夫，抚养儿子。新家庭的人生观带有帝国色彩却又锐意进取，从他们儿子的名字就可窥见一斑。哈莉黛给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阿里·阿亚图拉（Ali Ayetullah），是个传统的穆斯林名字；第二个儿子叫东乡（Togo），与日俄战争中打败沙皇的日本海军司令同名。见证了明治维新中传统与现代化的有效融合，哈莉黛夫妇这样思想进步的穆斯林认为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复制日本的发展，超越西方工业国家。她密切关注着国际媒体上的全球大事件，但是她的心还没有觉醒，哈莉黛说。她屡受抑郁症折磨，偶尔还会精神崩溃。

1908年紧接着就来了。哈莉黛和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同卷入了恢复宪法和议会的热潮。奥斯曼帝国最后似乎也出现了类似欧洲的现代化革命。政治变革并非借由宫廷阴谋或苏丹早夭发生，而是开明军官揭竿而起，把帝国拽离了自我毁灭的深渊。作为知识渊博的年轻女性，英语又非常流利，哈莉黛向统一进步党的主要报纸《回声》（Tanin ）自我举荐，这张报纸的主编、著名诗人陶菲克·菲克莱特（Tevfik Fikret）同意聘她为文学专栏作者。她从未踏进报社大门半步，因为地位显赫的穆斯林妇女不能独自公开露面，即使是接受英语教育的女性也一样，但她大胆迈入了写作和出版界，这一点还是让人颇感意外。“我成了一名作家。” [21] 她这样评述她对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回应。哈莉黛声名远播，常常因为专栏文章收到死亡威胁。1909年，她前往埃及和英国短暂旅行，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反对统一进步党政府的那段时期。

二十几岁的哈莉黛仍是相当传统的进步分子。她重视自我完善胜过政治，看重爱国主义超过个人主义，她认为国家可以矫正无序的多元文化论。仅就这个意义而言，她是自由主义分子，她的多重身份——女性、穆斯林、土耳其人——隶属的范畴需要摆脱不同的压迫者：男人、宗教保守派，以及被她的同胞视为潜在背叛者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她参与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妇女组织后来成为突厥之家社团的中流砥柱，这些工作主要都是通过法语和英语讲座的熏陶，关注女性思维的培养。1910年，她做出了个人的重大选择。萨利赫·泽基提议再娶一个妻子时，哈莉黛要求离婚，泽基同意了。她搬出了公寓，并且带走了孩子。她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 [22] 不再怯场。

哈莉黛的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她一边继续写着随笔，一边投入了小说的创作，她出版的小说一心想要展现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女性的世界，她们不是禁足在闺房的奴隶，也不是革命性的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因此被誉为土耳其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成了作家齐亚·格卡尔普的接棒人。格卡尔普的家乡是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统一进步党鼓动革命时，他居住在萨洛尼卡，而且迅速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圈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格卡尔普又矮又胖 [23] ，前额有一处枪伤疤痕，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不过他巧言善辩，总能滔滔不绝地跟人谈论土耳其人进步的必要性，谈论土耳其的民族身份需要脱离旧帝国的烈火炽焰。哈莉黛终究还是和格卡尔普绝交了，她认为他的民族主义越了界，演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在民族主义者圈子里，只要谈及身份问题和土耳其的未来，她的远见卓识无人能及。1918年，协约国的占领表明了旧帝国的软弱无能。1919年和1920年，希腊人强占士麦那以及亚美尼亚人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权利主张最终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色佛尔条约》，这是帝国的丧钟。“1914年后发生的一切让我感觉麻木 [24] 、疲倦而且厌恶至极。”哈莉黛说道，“我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倒下了，这不完全是统一进步党领导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帝国灭亡是注定的结局，那一刻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即使是1918年和1919年，哈莉黛与穆斯塔法·凯末尔都在伊斯坦布尔，两个人也始终没有理由碰面。事实上，哈莉黛当时作为公众人物的名望明显盖过凯末尔。她与突厥之家运动的渊源自然而然把她与城市地下的统一进步党联系在一起，她的作品使她成为帝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莉黛再婚，嫁给了阿卜杜哈·阿德南（Abdülhak Adnan）。阿德南是一位杰出的统一进步党党员、内科医生、作家，他身材矮小 [25] 、面色苍白，戴一副显眼的圆框眼镜，传言他非常幽默。他一战时曾在红新月会（Red Crescent Society）供职，后来主管伊斯坦布尔的公共卫生系统，因为斑疹伤寒等疾病频发，这个职位攸关生死。

阿德南和哈莉黛是非常罕见的伴侣，夫妻双方都是公众人物，而且都积极投身国民运动。伊斯坦布尔反对协约国占领的声浪越来越大，他们就站在反对队伍的中心。哈莉黛回想1919年时说道 [26] ：“我突然不再为个人而活：我工作，我写作，我作为高尚的热血民族的一分子疯狂生活。”那年夏天，她受邀 [27] 前往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外向抗议希腊入侵的大约二十万群众发表公开讲话，哈莉黛感觉自己刚刚抵达，就和现场的人群心意相通。她终于扮演了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角色：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领导公众向伟大的目标冲刺。“弟兄们、孩子们，请听我说。” [28] 她大声说道。

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内心的正义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期盼的那一天不远了，所有的民族都必将获得应有的权利。等到那一天来临，请扛起旗帜去弟兄的坟前祭奠，他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坚守阵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请跟我重复一遍我们的誓言：我们珍视内心崇高的情感，我们必将坚持到人民权利宣告的那一天！

“我们发誓！”人群的呼应犹如雷鸣。这次群众集会 [29] 不仅是土耳其民族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土耳其女性发展的转折点。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女性史无前例地登场，发挥了这么显著的政治作用，尤其还是一名穆斯林。不过哈莉黛还是用彰显贞洁的头巾隐藏了她的金发。

次年春天，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展开了军事行动，哈莉黛和众多穆斯林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家纷纷东去，投奔民族军。如果继续留在伊斯坦布尔，英国当局必然会逮捕她和阿德南，并且将他们作为扰乱治安的民族分子流放马耳他。双方也很快划清了界限，支持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都被奥斯曼帝国议会宣判了死刑。这项判决几乎成了民族主义者的荣誉勋章。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势力范围连伊斯坦布尔的宫殿和议会大厦都超越不了，更不可能向东延伸到安纳托利亚。哈莉黛与阿德南抵达安卡拉，穆斯塔法·凯末尔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他们 [30] ，并且伸手扶哈莉黛走下了车厢。

安卡拉处处欢欣鼓舞，每天都有支持者到达，犹如一个正在筹建的新国家，他们正在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坚定地朝着摆脱外国侵略者的目标迈进。鉴于过去作家和记者的背景，哈莉黛成了新秀的民族主义媒体的重要人物。她和另一位从伊斯坦布尔前来的著名作家、编辑尤努斯·纳迪（Yunus Nadi）共同组建了安纳托利亚新闻社（Anatolian News Agency），这家新闻机构是国民军的喉舌，后来变成了土耳其政府官方的新闻办公室。

抗击希腊军的战斗打响后，哈莉黛加入了民族军。她当了一名下士，恪守投身妇女解放的承诺。民族主义者无法想象一名女军官穿着特别设计的束腰外衣和长裙，头戴暗色的伊斯兰头巾，站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身边。1922年9月，哈莉黛见证了萨卡里亚决战，并陪同总司令高奏凯歌地进入士麦那。“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海景，” [31] 她说，“规划着未来的生活：一所安卡拉郊区的田园别墅，炉火中成堆的原木熊熊燃烧，壁炉前铺着一张灰色的山羊皮，我躺在上面做着梦。”

可是她名扬四海，根本没时间做梦。她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了一系列新小说，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夺回士麦那之后不久就出版了。这些小说是独立战争新文学最早的力作，也是共和国文学新流派最初的硕果，这些作品受反占领运动启发，许多都是战争荣誉和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批土耳其制作的电影在伊斯坦布尔的影院放映，其中穆辛·埃尔图鲁尔执导的故事片《火焰衫》（Shirt of Flame ）就改编自哈莉黛描写民族独立战争的畅销小说。

哈莉黛和阿德南自知他们位于努力建设共和国的中心。阿德南是大国民议会的副主席，政治地位上仅次于主席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也是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1922年末，他和哈莉黛返回伊斯坦布尔，此后两年 [32] 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内心的苦楚与渴望却仿佛维持了两个世纪。哈莉黛说，阿德南被聘为高级专员，肩负着初期特使勒费·帕夏（Refet Pasha）的职责，从协约国撤离到民族政府这段过渡时期，他还担任了伊斯坦布尔的准市长。他代表大国民议会出席在多尔玛巴赫切宫举行的交接仪式，哈林顿将军向土耳其国旗行礼致敬后，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结束了协约国的占领。哈莉黛没有官方身份，但是作为小说家、发言人以及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名字在新共和国顶尖精英人物的万神殿当中仍然十分醒目。一份美国外交报告毫不含糊地评价了这对夫妇：“阿德南·贝博士是国民政府现任的领导人之一 [33]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地位主要是凭借其妻子非凡的人格魅力，而不全是他自己的才华。”

她和阿德南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安好新家，他们就感觉到山雨欲来。“我见过，我经历过 [34] ，这片土地到处是破碎的心和痛楚的往事，在我生活的时代，政客玩弄人心就像赌徒玩纸牌一样平常。”她写道，“我原本憧憬民族主义会开辟一片充满美丽、理解和爱的乐土，可最后却只能看见相互残杀、彼此仇恨，我只能看见理想成为制造人类屠戮和痛苦的工具。”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共和国曾经承诺结束哈莉黛这一代人整个成年生活的长期不和。她感觉这个诺言很快就会被打破。穆斯塔法·凯末尔收买地方军阀的意愿，他对各种不同意见渐增的猜疑，以及他建立独立法庭来惩治公开的造反派和低调的异议者，这一切似乎都与哈莉黛为之奋斗的世界渐行渐远。穆斯塔法·凯末尔看起来越来越像独裁者，他的共和人民党也越来越像是唯一获批的统治工具。她相信，独立战争是人民的斗争，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分代表集体对自由的渴望。“唯有牺牲的全体人民可以证明他们对自由的捍卫。” [35] 她的回忆录写道。

昔日的同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一些人公开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割袍断义，结果被送上了法庭。另一些人默默退出公众生活，放弃了自己在这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权力。1926年，哈莉黛和阿德南决定离开伊斯坦布尔，也正是这一年，土耳其新的民法典确立了女性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他们俩开始长期在法国、英国、印度和美国漂泊。就像当年逃离英国人治下的伊斯坦布尔，他们这次离开也非常及时。次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长达三十六个小时的“伟大演说”（Nutuk），公然抨击了他的政敌，并且时刻围绕自己展开整段叙述，从而改写了独立战争的历史。政治分歧现在提升至叛国的高度。哈莉黛尤其受到了攻击，她被黑化为主张土耳其成为英国或美国政府的保护国，而不拥护国家完全独立。这一指控尽管没有多少支持，但足以把她从共和国的建国神话里抹去。

哈莉黛利用漂泊国外的这段时间撰写回忆录，娓娓道出了一段早期共和国的或然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卷以英文出版，可是在土耳其影响不大。她和阿德南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和纽约，过着移民学者的生活，他们四处演讲，偶尔当当客座教授，把昔日的战斗当作古代历史说给学生听。穆斯林女性在共和国逐步拥有了新权利，她们可以摘下面纱，可以从事医生和教授的工作，还可以投票和参选议员，但是曾经为妇女事业殚精竭虑、呼吁提高妇女地位的主要斗士却无缘见证这些转变。

1938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去世，哈莉黛和阿德南重返伊斯坦布尔。她一度在土耳其二战后创立的多党制民主议会供职，可是多年的流亡生涯已经拉远了她和政治的距离，她见证过共和国的诞生，却与国家痛苦的青春期失之交臂，她现在成了局外人。于是她递交了辞呈，返回了博斯普鲁斯埃迪布·贝的家宅，寻觅自己的童年时光。她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当上了英语系主任，还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译成了土耳其语。《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 ）描写了主人公从战斗英雄到暴君，从流亡到报复的命运起伏，她的译本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哈莉黛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要挽救帝国，她相信在苏丹的统治下，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都可以找到容身之所。后来经历了战争和占领，她又成了民族主义者，她认为土耳其人需要祖国，而她理解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性的内核。她说，历史和文化塑造了土耳其人 [36] ，他们是伊斯兰世界的新教徒——改革、务实，理应恪守政教分离的承诺。优秀的民族主义者要有自我意识，心怀家国也要学会如何评点天下。“我只有以包容的心态无私地爱我的同胞 [37] ，尝试了解他们的优点与不足，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苦乐，还有他们在民族生活里表现出来的个性。”她写道。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性别仍然深深影响着大众的行为方式。共和国主张一切平等，但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却几乎总是男人的游戏。她喜欢说 [38] ：“女性也是国家的一分子。”

哈莉黛认为必须时刻争取权利。权利不会被授予或赋予，甚至最终也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就像是女性遮掩容颜的面纱，虽然给她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但是摘下它也需要勇气。在战场、群众集会等情形之下，土耳其未来的画面很容易想象，穆斯林女性可以追求男女平等，与男人并肩作战，她们强大而自信，摆脱了宗教和传统礼制的束缚。事实证明，女性的成就佐证了共和国的大踏步前进，值得举杯相庆，只是几十年后，女性才获得了公众话语权，达成了哈莉黛的理想。

[1] Urgan，Bir Dinozorun Anɪlarɪ，155.

[2] Mango，Atatürk ，434-35.

[3] “KafeslerKaldɪrɪlacak，” Cumhuriyet，Nov.5，1930.

[4] Ekrem，Everyday Life in Istanbul ，98.

[5] “Kadɪnlara Laf Atanlar Derhal Tevkif Edilecek，” Cumhuriyet，Sept.10，1929.

[6] Ayten Sezer，“Türkiye’deki Ilk Kadɪn Milletvekilleri ve Meclis’teki Çalɪsmalarɪ，” unpublished paper，Hacettepe University，availableatwww.ait.hacettepe.edu.tr/akademik/arsiv/kadin.htm#_ftn21.

[7]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Nov.29-Dec.12，1928，p.23，NARA，RG59，M353，Reel 77.

[8] “Review ofthe Turkish Press，” Mar.5-18，1931，p.9，NARA，RG59，M1224，Reel 20；“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Apr.16-29，1931，p.9，NARA，RG59，M1224，Reel 20.

[9] “Digest of the Turkish Press，” Aug.21-Sept.24，1932，p.20，NARA，RG59，M1224，Reel 21.

[10] “Tramvaylarda Kadɪn Biletçiler IseBasladɪ，” Cumhuriyet，Apr.16，1941.

[11] 见Duben and Behar，Istanbul Households ，chapters 5\6.

[12] Yavuz Köse，“Vertical Bazaars of Modernity：Western Department Stores and Their Staff in Istanbul（1889-1921），” in Atabaki and Brockett，eds.，Ottoman and Republican Turkish Labour History ，102.

[13] “Constantinople，” p.37，Shalikashvili Papers，HIA.

[14] 引自Crosby to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8，1927，p.4，NARA，RG59，M353，Reel 22.

[15] 有关Afet Inan，见YesimArat，“Nation Building and Feminism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in Kerslake，Öktem，and Robins，eds.，Turkey’s Engagement with Modernity ，38-51.

[16] Edib，Memoirs ，3.

[17] Edib，Memoirs ，23.

[18] Woods，Spunyarn ，2：66.

[19] Edib，Memoirs ，149.

[20] Edib，Memoirs ，206.

[21] Edib，Memoirs ，260.

[22] Edib，Memoirs ，275.

[23] Edib，Memoirs ，217.

[24] Edib，Turkish Ordeal ，3.

[25]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dnan Beyin Dolbeare to Secretary of State，Jan.3，1923，p.1，NARA，RG59，M353，Reel 21.

[26] Edib，Turkish Ordeal ，23.

[27] Edib，Turkish Ordeal ，31.

[28] Edib，Turkish Ordeal ，33fn.

[29] Yesim Arat，“Contestation and Collaboration：Women’s Struggles for Empowerment in Turkey，” in Kasaba，ed.，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391.

[30] Edib，Turkish Ordeal ，127.

[31] Edib，Turkish Ordeal ，381.

[32] Edib，Turkish Ordeal ，404.

[33] Dolbeare to Secretary of State，Jan.3，1923，p.1.

[34] Edib，Memoirs ，275-76.

[35] Edib，Turkish Ordeal ，407.

[36] Edib，Turkey Faces West ，209-10.

[37] Edib，Memoirs ，326.

[38] Edib，Conflict of East and West in Turkey ，235.

像松鼠一样生活

1927年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伟大演说”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原始文本，成了解释帝国终结和土耳其民族国家诞生的基本来源。近几年，土耳其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个版本历史事件的片面性。如果你想理解这场革命的规模和复杂性，最好不要只看政治演说和课本，你还可以读一读《祖国的人文景观》（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 ），这首长诗堪称作家纳齐姆·希克梅特（Nâzɪm Hikmet）的大师之作。1941年，纳齐姆在布尔萨监狱里开始创作《祖国的人文景观》，这座监狱距离伊斯坦布尔有几小时的路程，隔着马尔马拉海与这座城市对望。这首一万七千行的长诗就像一幅徐徐铺展的巨大画卷，重现了后帝国时代的起源，以普通人的视角设身处地地讲述了独立战争的纠缠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设。

这首诗开篇的场景是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穿着黑绸制服的伊斯坦布尔女学生从这里经过，然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到安纳托利亚，那里硝烟弥漫，饿殍遍地。战争没有荣耀，一位妇女劝告：

“姑娘，”她说 [1] ，“你尚且年少——

但终会长大，

会结婚生子，

到那时我再问你，

战争是什么。”

小偷、农夫、作家和普通士兵是这首诗里的英雄，这组人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现代土耳其历史的舞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纳齐姆缓缓移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镜头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纳齐姆事业起步时曾是导演穆辛·埃尔图鲁尔和伊佩克兄弟制片公司的编剧，他们拍摄的电影在佩拉大街场场爆满。他创作的《祖国的人文景观》具有完整的艺术性，借鉴了电影制作以及诗歌散文的技法。他运用了摇摄、变焦和定格等不同的摄影技巧，融合了自由体与叙事体，还有自传、奇幻小说、民间寓言等各种文体。《祖国的人文景观》是人类多元化社会的年代记，与凯末尔主义宣扬的均质化意识形态明显不符。这首诗或许是对土耳其从帝国向共和国过渡时期最具创意、最细致的评估，是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精心编纂必然胜利和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的标准故事比肩的某种或然历史。

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文人就已抛弃奥斯曼时代的保守体例。土耳其文坛汇集了对国家的赞歌、乡村文化的追忆以及日常生活的叙事等形形色色的文学题材，其中许多作品设定的背景是民族解放、战后斗争。当其他土耳其作家都在追问如何写诗时，纳齐姆已经开始思考诗的意义——艺术可否不只反映现实，同时还能塑造社会生活。

纳齐姆·希克梅特竭尽所能地把现代性引入土耳其文学，如今他仍是四海皆知的土耳其民族诗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卡德柯伊区，一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文化中心搭设了阴凉的茶园，摆满了艺术家的摊位，那里仍是激进的大学生和老牌知识分子重要的会面场所。然而，没几个民族诗人有生之年会如此不受欢迎。他在土耳其监狱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最后还被剥夺了土耳其国籍。他死后，他的遗体没有被葬在伊斯坦布尔，甚至没有葬在土耳其。

究其原因，在这个全力鼓吹革命的国家，纳齐姆的革命热忱却始终是错误的变体。他的想法极其现代，他说在共和国所有的城市中，伊斯坦布尔最有条件体现社会主义沉默的幽灵。左派批评土耳其民族主义，说它保持着政治生活一成不变的特性，尽管这些反面言论大部分被压制，但在私下里仍然秘密流传。1930年，一份外交报告指出 [2] ，政府的正常立场是假设“土耳其共和国所有不满现状的人必定是共产党，还可能是间谍”。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意味着没有表达左派观点的合法渠道，直至几十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才可以公开崇尚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即便在那时，政治集团仍然认为这些积极分子位于政治图谱的异端，是国家内部的主要威胁。社会主义这个与凯末尔主义竞争的政治理论很快就被撤出了国家辛苦誊写的历史。

与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一样，纳齐姆·希克梅特也是萨洛尼卡人。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大概是1902年 [3] ，他降生在一个奥斯曼帝国地方官员的家庭。他母亲的家族出过几名杰出的将士和学者，他的祖辈先前是胡格诺派孤儿和波兰伯爵，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加入了奥斯曼军队。他的母亲席琳·哈尼姆（Celile Hanɪm）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也是帝国最早的女画家之一。他的祖父是萨洛尼卡最后一位奥斯曼地方长官，他的父亲希克梅特·贝（Hikmet Bey）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部工作，是当地著名的统一进步党党员。

1912年，希腊人接管了萨洛尼卡，五年后，他们夺取的这个港口城市几乎被烧得片甲不留。然而，伊斯坦布尔却拥有了新灵魂。无数穆斯林家庭离开萨洛尼卡，前往首都，怀抱欧洲人的情感，相信土耳其的进步将会造就第一代共和精英。因为希腊新政府当政，希克梅特·贝失业了，于是他也举家搬去了伊斯坦布尔。他先把年少的纳齐姆送入了久负盛名的加拉塔萨拉伊公学就读，之后又送去了马尔马拉海雷贝里岛（Heybeliada）的奥斯曼海军学院，纳齐姆在学校里开始写诗，打发他没完没了的枯燥的水力学和航海课。他患有慢性肺病无法服兵役，因此只能旁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伊斯坦布尔现场见证了英国军舰“苏佩尔布”号威风凛凛地驶入港口，宣告协约国占领正式开始的那个时刻。

纳齐姆太年轻，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发挥不了作用，而且他总是病怏怏的，也没能参加一战期间的军事行动。但当穆斯塔法·凯末尔反抗政府的消息传回伊斯坦布尔时，他像许多同龄人以及同社会阶层的人一样都计划着投奔安卡拉。1921年初，他随同朋友瓦拉·努尔丁（Vâlâ Nureddin）一起到达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军队，自荐当一名为革命奋勇向前的步兵。

策划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军官，他们在加里波利等地都参加过战斗；纳齐姆缺少实战，在部队也没什么人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被派到遥远的村庄担任教职。他原本可以通过教育民众，从根本上实现彻底的革命，因为育人也是民族斗争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教书育人完全不是他希望扮演的打造新世界的角色。他想要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不是参与后方支援。

他在安纳托利亚只待了短短几个月，目光就转向了北方，俄国正在发生的转变吸引了他的注意。在追赶穆斯塔法·凯末尔军队的路上，纳齐姆听人介绍过社会主义，但是印象不深，仅仅相当于与读过几篇马克思主义宣传单的路人闲聊了几句。他认为，右派必将支持式微的苏丹，赞同外国占领，而左派则看重自由，希望民族复兴。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十分粗浅，但是他不必成为深刻的理论家就能够看清独立战争的发展趋势。这场战争正在远离革命的根源，不断巩固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亲随手中的权力。

许多观察家认为，革命社会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曾经是欧亚前线独立反帝运动的两股力量。1921年，美国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汇报说，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 [4] 之间的关系 [5] 或许“形成了目前近东地区重要运动的核心”。这矛头无疑直指伊斯坦布尔。协约国警察一直严密监视着城里所谓的地下组织。身边这么多一贫如洗的俄国人 [6] ，官员们认为白俄走投无路，很容易转投红军。围捕嫌疑特工的情况很常见。协约国警察甚至拘留了 [7] 报名参加伯利茨土耳其语课程的俄国人，因为担心他们是努力提高当地语言水平的布尔什维克间谍。根据美国的情报来源 [8] ，布尔什维克党还企图说服穆斯塔法·凯末尔带领土耳其正式加入苏联，就任本国的联邦总统。如果这项提议真的呈送给穆斯塔法·凯末尔，那么他一定会默默地拒绝。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与土耳其确实存在某些共性。两国都强调国家对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牵引作用，放弃了罗曼诺夫王朝或奥斯曼帝国末期苟全的多党议会。两个国家最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转型应由苏联共产党或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这样单一的政党指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中央集权制效果最佳。

弗拉基米尔·列宁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基于同一套假设。不仅关于革命的细节，因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哲学基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革命实现的方式，以及国家适应在20世纪新秩序的定位。他们都信仰先锋的政治思想及其重塑整个社会的历史使命。他们放眼未来，战略愿景都是殖民主义必将消失，帝国必将崩溃，19世纪的旧势力必将让位给后革命时代的新政权。他们都不反对强国把自身意志植入国际体系的理念，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加入这个强国俱乐部。

苏联模式证明了阶级斗争与草根革命的变革力量。然而，土耳其是个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从萨洛尼卡到大马士革，因为失去了很多城市中心，所以新共和国的乡土气息比奥斯曼帝国更强。而在农村占绝大多数的俄国，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已表明，工人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组成。工人革命最需要的不是工人，而是一小撮阴谋家，他们可以成立政党，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占领国家，引发内战，并且击败旧政权的支持者，然后着手建设，实施工业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声称无产阶级是他们的根基。凯末尔主义政府最终采用五年计划作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方法。土耳其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干预经济，但是国家控制的垄断部门获准接管了主要工业部门。高级官员无论如何都必须是唯一合法政党的党员。

然而，还没等到民族主义者将协约国扫地出门，两个革命政权之间的甜蜜就开始变味。俄国和土耳其是竞争了几个世纪的战略对手，这段悠久的历史很难忽略，尤其在当前这个时代，苏联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土耳其以民族革命为根基，两个政府都认为自己才是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开启现代化的对比模型。双方争辩理念时，土耳其首选的说法是任由他们建设自己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彻底消亡。

尽管如此，挑逗左翼思想仍是土耳其早期政治的一贯特色，也是人们表达对凯末尔主义者独裁倾向的不满持续的灵感来源。1920年10月，穆斯塔法·凯末尔最亲密的战友创立了土耳其共产党 [9] ，但这个政党似乎主要是包抄其余左翼派系的工具。事实上，竞争党派已于上个月在独立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成立。该党的领导人穆斯塔法·苏普希（Mustafa Suphi）是在巴黎长大的土耳其布尔什维克，他认为自己是天然的管道，共产主义信条将通过自己传入土耳其。1920年底，在苏共的帮助下，他与一群同志从高加索进入了安纳托利亚。次年1月，他们计划从港口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出发，沿海岸线前进，然后经由陆路抵达安卡拉。此时，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民族运动领袖的权力还未稳固，穆斯塔法·苏普希或许是打算挑战凯末尔。

接下来发生的事谁也说不清，但是穆斯塔法·苏普希和他的十二个同志乘坐摩托艇离开特拉布宗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他们在黑海上不知所踪，有人推断他们死了。右翼统一进步党被指责 [10] 做了手脚，干净利索地暗杀政治图谱另一端的关键对手，但是凯末尔主义者无疑是苏普希事件最明显的受益人。不再担心苏普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侵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凯末尔主义者现在可以殷勤争取苏共的支持。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穆斯塔法·苏普希成立的真共产党以及凯末尔主义者发起的假共产党——很快就淡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这场民族运动发展的小脚注。

穆斯塔法·苏普希的死深深影响了纳齐姆·希克梅特对祖国新政权的想象。凯末尔主义者似乎已经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纳齐姆在安纳托利亚短暂停留了几个月，决定穿越边境进入高加索，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秋，他动身出发，恰好是当年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支持者逃往伊斯坦布尔的路线，途经格鲁吉亚港口巴统（Batumi），一路乘火车到达莫斯科，那一年他十九岁。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后来他在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两地轮流居住。在莫斯科，他坐在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雕像下 [11] 读完了马克思理论，进入专门向亚洲知识分子灌输革命价值观的东方工人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最终都会返回祖国，清扫革命障碍。接下来的三年，从实验剧场到弃用传统韵律的诗歌，纳齐姆徜徉在俄罗斯艺术、文学、表演等创造力汇流的海洋之中。他这一时期创作的 [12] 第一首土耳其语自由诗，突破了奥斯曼诗歌的传统体例，大胆借鉴了波斯和阿拉伯诗篇的格律。1924年，列宁逝世，纳齐姆负责在告别仪式上守棺，这是一位年轻的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向已故领袖的致敬。

1924年底，纳齐姆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他离开土耳其时，穆斯塔法·苏普希刚刚溺亡，真正的土耳其共产党几乎全部身处险境。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主义报刊可以当街公开售卖，兴趣相投的工友们不仅可以在俱乐部或私宅民居里聚会，还可以举办学术会议研讨世界形势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纳齐姆开始为新杂志《镰刀-锤子》（Orak-Çekiε ）撰稿，政治倾向一目了然。

然而，相对自由并不持久。1925年，第一轮库尔德叛乱后，新的社会治安法出台。左翼报社被查封，左翼分子和其他积极分子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社会主义者全被送上大国民议会的独立法庭。纳齐姆虽然藏了起来，但并没有躲过谴责的声浪。他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很快再度离开土耳其，前往莫斯科避难。纳齐姆一头扎进了苏联首都的艺术生活。可伊斯坦布尔仍是他日夜思念的故土，仅仅两年后，他试图穿越高加索重返土耳其，结果被逮捕并关押在边境地区 [13] ，当局临时起意，指控他密谋煽动少数民族反对土耳其政府，不过这一罪名似乎没有现实依据。经过数月的取证辩护，法院最后推翻了独立法庭的原判，释放了纳齐姆，并且允许他重新定居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的知识分子始终热切关注着纳齐姆的审判。他被释放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至少在广大读者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土耳其文学报刊登了他的诗歌，1929年春，他还在土耳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精选了他20世纪初的创作。他的作品深受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影响，而他对语言韵律和叙事发展的掌握也颇具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风格。纳齐姆前后两次逗留苏联就像是度过知识分子的学徒生涯，引领他模拟俄罗斯未来主义脱节的诗歌形式，还有其工业美学和文化转型的视野。

1929年，纳齐姆发表了他的第一首长诗《蒙娜丽莎与Si-Ya-U》（La Gioconda and Si-Ya-U ）。讲的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爱上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因此逃出罗浮宫，投身革命斗争，结果在上海被烧死。他成了土耳其艺术和文化的大众杂志《每月画报》（Resimli Ay ）的主要专栏作家。1930年，伊斯坦布尔的唱片公司经理还找过他，打算把他的诗歌录制成唱片。与同时代的乌迪·赫兰特和塞扬·哈尼姆一样，纳齐姆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物。他的唱片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 [14] 。

纳齐姆在写作上一向大胆。他的作品越受欢迎，他就越不知收敛。限制性的社会治安法被废除，自由主义浪潮再次席卷了土耳其。他一如既往地攻击资本主义，毫不掩饰地赞赏苏联体制，成了长期受监视的对象。他对土耳其文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刻薄，特别对那些宣称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故交也毫不留情，这让他的盟友所剩无几。

纳齐姆在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1938年再度被捕。部分原因是在他的母校，王子群岛之一的雷贝里岛的海军学院，士官生们都在传阅他的新作《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The Epic of Sheikh Bedreddin ）。这首诗拓宽了诗歌语言的边界，组合了学术散文、魔幻现实主义和多样性的语言形态，非常类似于他后期的力作《祖国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表露的政治信息穿插着一段奥斯曼帝国刻意隐匿的历史小插曲，所以为他招致了新一轮的麻烦。

1416年，在寂寂无闻的鲍柯卢斯（Börklüce）和伊斯兰教神秘的百德雷丁的带领下，安纳托利亚西部爆发了反抗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叛乱。这两位领袖鼓吹宗教和社会的阶级对等，他们的言论吸引了当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对苛捐杂税和封建领主充满愤恨的城市商人和农民。奥斯曼帝国击败了叛军，扫清了障碍。他们当场逮住了鲍柯卢斯，把他带到以弗所，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发泄苏丹的心头之恨，他的尸体还被一头骆驼拖着游街示众。百德雷丁一度逃脱了抓捕，藏身在黑海西岸的“疯狂森林”（现在属于保加利亚）一带传教，不过最终被抓回并处以绞刑。

纳齐姆在《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中显然僭越了政治礼仪的界限。因为主题是神化领袖的高压统治，以及对这个世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令人窒息的社会习俗终会消融的信仰，这首诗给了土耳其政府一个便利的借口，借机指控他煽动叛乱。纳齐姆站上受审台，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然而与前几次宣判不同，他这次再也无法逃脱牢狱之灾。在接下来的十二年，狱中的纳齐姆背负着威胁土耳其政府、否定凯末尔主义、卖国求荣、崇拜苏联等多项罪名，而苏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从初期的盟友变成了土耳其的区域竞争对手。1950年，他在政治犯大赦中获释，接着加入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欧洲知识分子支持的持续的国际运动。

他的生活拥有多个侧面，每一面都折射出相异的色彩。在私人生活里，他与许多年轻的已婚女性保持着浪漫真诚的爱情关系。在艺术中，他时而是纯朴的爱国人士，时而又是轻浮的未来主义信徒；时而是反思的监狱诗人，时而又是叙事诗作者以及高明的感伤派。他的产出惊人，1988～1991年土耳其出版的他的文集足有二十七卷。对于政治，他真心实意地投身革命事业，但是与约瑟夫·斯大林共产主义的相遇让他对苏联满心向往，那是他十九岁离开新兴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第一次背井离乡到达的地方。许多外国人曾受梅耶荷德（Meyerhold）或马雅可夫斯基艺术社会主义的风雅诱惑，纳齐姆也是其中之一，他最怀念斯大林和古拉格之前苏联初期的实验时代。他具有那一代人共同的弱点：不能识破斯大林主义的可怕之处，回顾当时，对一名十几岁的土耳其少年来说，前往俄罗斯似乎意味着终极的解放。

如果说有一个主题贯穿了纳齐姆的所有作品，那么肯定不会是政治。他更愿意呼吁人们珍惜生活不经意之间展露的多姿多彩。《祖国的人文景观》就像是庆祝变幻莫测的世事——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拥挤的街头，巧遇老友时那种醉人的不知所措——以及对人类解放与正义的呼唤。他写给两大洲女人的情诗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动人却又最成熟的诗篇。他在漫长刑期里写就的《生活篇》正是他对政治斗争之外的生活的礼赞：

生活不是笑谈 [15] ：

你必须一本正经地生活，

就像一只松鼠，

我是说，不要指望超越生活，

我是说，生活就是你的一生。

纳齐姆获释后，在土耳其之外云游演讲。事实上，土耳其政府最终剥夺了他的土耳其国籍，但是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那时，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活力已成往事，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身边环绕着许多左翼异见分子、从前的间谍和资本主义的弃儿，他对自己的作品后续受欢迎的程度一无所知。走近生命尽头时他似乎开启了一个人的狂欢，他接连赞美社会主义苏联的艺术繁荣，抨击资本家寡头政治的腐败。他的文字日渐干瘪，散发出狱囚般枯朽的气息，他再也不是早年那个手持火焰之刃煽动群众热情的诗人。乃至他的情诗都沾染了工厂里石油和矿石冶炼厂的气味。1951年，他写道：“你是田野 [16] /我是拖拉机/……/你是中国/我是毛泽东的军队。”1963年，纳齐姆辞世，他的灵柩先是停在苏联作家协会（Soviet Writers’ Union）的总部，后来葬入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Novodevichy Cemetery），陪伴着契诃夫和果戈理。“有些人知道植物的一切，有些人了解鱼，” [17] 他曾写道，“而我最熟悉分离。”他远离了伊斯坦布尔，躺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或许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永远阔别家乡、流亡海外的民族诗人。

20世纪20、30年代，俄国革命吸引了许多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甚至当代，纳齐姆·希克梅特的人生故事与存世作品仍然激励着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者。（2009年，在去世多年后，他终于被恢复了土耳其国籍。）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讽刺性的事件，纳齐姆北上苏联算是其中之一，而大概同一时间，另一位俄国革命者却在南下。他携家带口，与冬季的北风一起到来 [18] ，他称他们是“三人合作社”。他们立即成了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俄罗斯家庭，但是和1920年的弗兰格尔船队不同，他们不是白军。这个家庭的家长戴着圆框眼镜，下巴留着尖尖的一撮小胡须，他曾经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 Hikmet，Human Landscapes ，72.

[2]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Mar.19-Apr.16，1930，p.16，NARA，RG59，M1224，Reel 20.

[3] 我对传记细节，主要依靠两项重要研究——布拉辛的《纳齐姆·希克梅特》以及格克苏和蒂姆斯的《浪漫的共产党员》。

[4] 见Hirst，“Anti-Westernism，” 讨论这一时期，这两套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5]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Aug.22，1921，NARA，RG59，M340，Reel7.

[6] Dunn，World Alive ，288.

[7] N.N.Chebyshev，“Blizkaia Dal’，”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 ，142-43.

[8]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1，1926，p.3，NARA，RG59，M340，Reel 8.

[9] Mango，Atatürk ，293.

[10] Mango，Atatürk ，303-4.

[11] Blasing，Nâzɪm Hikmet ，18.

[12] Blasing，Nâzɪm Hikmet ，52.

[13] Blasing，Nâzɪm Hikmet ，78.

[14] Blasing，Nâzɪm Hikmet ，93.

[15] “On Living，” in Hikmet，Poems of Nâzim Hikmet ，132.

[16] “You，” in Hikmet，Poems of Nazim Hikmet，155.

[17] “Autobiography，” in Hikmet，Poems of Nazim Hikmet ，259.

[18] Trotsky，My Life ，547.

孤岛生活

列夫·托洛茨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不情愿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他甚至在上岸前，还把一张字条交给了上船检查的海关官员，要求送达穆斯塔法·凯末尔。“亲爱的先生，” [1] 他写道，“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口，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我已经抵达土耳其，此次并不是我自愿前来，我只是服从命令才跨越了这条国境。总统先生，请您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字条标注的日期是1929年2月12日。这是伊斯坦布尔最冷的冬天 [2] ，有轨电车要挖开积雪才能行驶，偏远一点的地区偶有狼群出没，为避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漂浮的大冰块，渡轮百年以来第一次停运。巴黎出发的火车好几天都埋在雪里无法行进，这个小插曲还激发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ya Sedova） [3] 在这趟列车上行进了二十二个日夜，从哈萨克斯坦向西到敖德萨的港口，缓慢行过了差不多三千英里。两年来，这一家人被约瑟夫·斯大林远远送离苏联后一直在中亚辗转。

尽管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发起者之一，又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亲密战友和俄国内战期间红军的领导人，但是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的野心之门洞开。斯大林苦心筹谋几年，除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多位元老，但托洛茨基是当时党内除斯大林之外追随者最广的人物，也是最有实力接棒列宁的苏联领导人。所以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才足够强大，敢对托洛茨基动手。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OGPU，1934年设为国家安全总局）根据斯大林的命令 [4] ，首先押送托洛茨基和纳塔利娅去往哈萨克斯坦的多风平原，然后敖德萨的警察又亲眼监督着这一家人被转移上了“伊里奇”号（Ilyich ），这艘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的轮船除托洛茨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利奥瓦（Lyova）之外，没有搭载任何平民，也没有装运任何货物。土耳其准许他们一家人入境，但这并不表示对托洛茨基身陷政治困局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事实证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认为自己既取用了苏联模式的精华，同时又成功挫伤了苏联的直接影响。

不管怎样，苏联人一直留意着这最著名的流亡犯。苏联大使馆殷勤接待了托洛茨基一家，为他们安排了住房。随后几周，大使馆的侧楼也预留出来，供托洛茨基使用。格别乌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雅科夫·明斯基（Yakov Minsky） [5] 不仅负责监视他的行踪，还要帮这一家人寻找长期的住所。奇怪的是，苏联政府一边像招待客人一般善待托洛茨基，一边却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谴责他密谋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奇怪的是，苏联政府还容许他写信给《纽约时报》等西方报纸，抗议不公平的判决。没有人想到他的窘况会持续这么久，至少托洛茨基本人不相信会一直处于这种困境。他受胁迫到达这个城市，并没打算就此留下来。

沙皇时代，托洛茨基还是地下革命分子时曾有过两次流亡经历，一次去往西伯利亚，另一次在俄罗斯北部，所以他很熟悉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的概念。托洛茨基的前两次流亡都通向了胜利：1905年的俄国革命迫使沙皇组建了俄国议会；1917年的十月革命又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上了历史舞台。而现在，他不想待在一个他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的国家，他告诉土耳其记者，他希望很快获得签证，前往德国、英国或法国。在那里，他能够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继续政治工作，同时声讨篡位者斯大林。

苏联人同样以为托洛茨基只是暂时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为流亡地有三大优势，从苏联海岸起航的船只容易抵达，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而且四处潜藏着寻机杀他的人。毕竟在佩拉区的后巷，许多白俄人整天无所事事，肯定有人无法克制，想要行刺这位布尔什维克宿敌。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工 [6] 明斯基甚至一直向托洛茨基递送消息，让他了解伊斯坦布尔所有白俄分子和外国间谍的动向。这或许是想帮助托洛茨基避开敌人，也可能是个聪明的陷阱：刺激托洛茨基的好奇心，假如他碰巧联系了资本主义特务，正好可以坐实对他外国间谍的指认。

纳塔利娅和利奥瓦获准离开大使馆去寻找住宅，托洛茨基偶尔也会在警卫的陪伴下，穿着暖和的冬衣沿佩拉区的电车轨道散步。明斯基担心长期把托洛茨基留在大使馆，自己会成为斯大林政敌的房东。于是，他不情愿地当起了房产经纪人，主动提供了多个可选择的居所，但都无法满足托洛茨基的具体要求，特别在安全方面，托洛茨基总觉得有漏洞。明斯基很窝火，最后一气之下 [7] 把这家人踢出了大使馆，赶去了街北的托卡良酒店，纳塔利娅只好自己继续寻找。搬了两次家后 [8] ，1929年4月下旬，她终于找到了一栋搭乘渡轮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城中心的房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相对安全地继续写作和政治工作，同时制订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普林基波岛（Büyükada）是王子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九个干旱的小岛就像是马尔马拉海上突然出现的恐龙脊背。普林基波岛的修道院曾是触怒皇帝的拜占庭贵族流亡的首选流放地，而其余的小岛在青年土耳其党时代之前都是垃圾场。例如，几个世纪以来，流浪狗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公共健康的危害因素之一，自1910年开始，市政府发起了一项秩序与清洁的长期运动，下令围捕数万条野狗，并且把它们运到海斯扎达岩岛（Hayɪrsɪzada）这个废弃的岛屿。成群的野狗相互撕咬，抢占雨水池，争夺迷途的飞鸟。多年之后 [9] ，传言在安静的夜晚，如果恰巧起南风，伊斯坦布尔人还能听见狗群的狂吠与怒嚎。

19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开始定期向适宜居住的岛屿开放轮渡服务，普林基波岛一下变成伊斯坦布尔富有商贾，特别是希腊人的消暑胜地。木结构的住宅再加上粉刷一新的白色阳台和活动自如的百叶门窗，消解了夏天部分的暑气。岛上严禁（而且现在仍然禁止）私家车驶入，所以本地人和观光客只能乘坐敞篷马车环岛行进，道路上一层厚厚的松针正好可以缓冲车身的颠簸。盛夏时节，棵棵夹竹桃的枝头都挂满了白色的小花，紫色的九重葛攀爬缠绕，蔓过花园的围墙，构成路旁斑斓的画面。两旁树木葱茏的詹卡亚大街（Çankaya Avenue）向北可以直达渡轮码头，成片的别墅和相依的宾馆面朝蓝宝石般的大海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低矮的山丘。

托洛茨基和卡尔·马克思一样，都希望有一天资本家会被粉碎，可是他眼前的幸福却不得不依仗资本家的善心。著名的土耳其商人接连前来帮助他开始去国离家的新生活，有的人是因为有机会接近政治名人而激动万分，有的人则是想向斯大林的仇敌献殷勤。一位前奥斯曼帝国官员把自己的别墅租给了托洛茨基。这座宽敞的宅院位于詹卡亚大街下坡的一侧，尽头就是临海的小悬崖。“马尔马拉海波涛拍岸，距离我们的新家仅几步之遥，” [10] 纳塔利娅回忆道，“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宽敞又宁静，面朝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大部分时间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1931年3月，一场大概由电热水器故障引燃的大火 [11] 烧毁了这栋房子。托洛茨基据说还起诉了 [12] 房东与管家疏忽大意，但这并不能解决他必须另寻住处的燃眉之急。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再次搬迁 [13] ，先是暂住在岛上的酒店，接着搬去了亚洲大陆莫达区某个有围墙的屋宇，后来又搬回普林基波岛，住进了一所土耳其航运巨头名下的红砖房，距离原来的宅院只有一小段路。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桃李芬芳、花果馥郁的田园生活，在岛民称为拉克科斯库（rakɪ köskü ）小酒吧里，他们可以一边啜饮茴香酒，一边面向北方欣赏伊斯坦布尔的景色。它如今是这位世界革命先知最始料未及的家园。

托洛茨基成年累月地待在孤岛上，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确实有理由害怕，因为城内既存在白俄分子，又有布尔什维克特工。他经常随身携带 [14] 小手枪，而且从不会在没有守卫的情况下走到室外。他就像是一位冲着孩子大叫不要夺去他的财产的古怪老人 [15] 。他有时会突然猛拽希腊东正教牧师的胡子，确保他不是伪装的刺客，有时还会拔枪指着当地渔民，因为发觉他连续好几天在同一个地方拖网。

岛民对他们身边这位极其著名的居民并不热情。托洛茨基聘用了当地的警卫 [16] 、园丁和仆人，但是有关他特殊要求的故事也在附近流传：他要求厨师耳聋，这样他们就不能向外人汇报他的谈话；他还要求保洁工是文盲，这样他们无法阅读他的信件。他总是话中带刺。他只要发现家里有人 [17] 在休息或看书，就会大声嚷嚷：“这儿有俄国移民！”他还有个人类通常都有的毛病 [18] ，就是过于喜欢动用自己的权力：他给身边的人都取了奇怪的绰号，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新身份。

他建立的唯一一段友谊似乎是与当地的希腊渔民哈拉兰博斯（Haralambos）。他们两个人时常 [19] 划着小船，偶尔还带着警卫或来客进海捕捞或线钓应季的红鲤和鲣鱼。这对捕鱼搭档会在船上装载石头，然后扔进大海，把大群的鱼赶向渔网。托洛茨基和哈拉兰博斯彼此会 [20] 用他们混杂着土耳其语、希腊语、俄语和法语的私人语言呼唤。托洛茨基在这些时刻似乎最好玩、最自在。“啊，杰拉德同志！” [21] 他曾经嘲笑他的律师杰拉德·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说：“如果你攻击资产阶级同你打鱼一样，他们会很长寿啊！”

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仍然很少真正地感觉安全。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游 [22] 向小船，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土耳其著名作家米纳·乌甘，她当时紧紧抓住船舷不放，激动的托洛茨基咆哮着让警卫把她赶走，还用他的步枪枪托猛击她的手指。可是如果钓鱼很顺利，他也会神采奕奕地回家，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兴奋地迅速口授给秘书记下来。

摆脱了苏联受限的工作环境，他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充分交流。写稿、编辑、校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了一张新公报，专门报道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工作。他以早先在哈萨克斯坦做的笔记为基础，开始撰写自传 [23] 《我的生平》（My Life ）。抵达伊斯坦布尔没几个月，他就完成了初稿。他还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做了一些原始的注释。德国和美国都送来了书稿合同和出版协议。各大西方报纸热衷于发表托洛茨基有关全球局势的看法，而社论和政论 [24] 却涌动着相反的观点，托洛茨基的攻击目标之一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评论说，这是他“发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悲泣”。革命肯定是结束了，丘吉尔表示：“难民战神再次展开了搏斗，共产主义取代炸弹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报纸，去职的刽子手突然有说不完的闲话，倚靠在炉边喋喋不休。”

利奥瓦被安排做了他父亲的秘书，负责管理大量的来往通信，协助接待越来越多的宾客。客人们为了一睹真容，纷纷从欧洲大陆赶来看望托洛茨基这位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昨日明星，他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吃香的过气人物。笔迹学家写信请求得到他的手书样本。循道宗教徒写信向他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优势。星相学家解读了他的星盘。签名收藏家恳请他 [25] 在“两位美国总统、三位重量级拳击冠军，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以及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之后加上他的签名，托洛茨基回忆道。后来，他雇了一个小团队——或者按他的说法，叫总理府——帮他处理手稿、写信、关注国际事务等繁杂的工作。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决裂虽说是个惊人的发展，但也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群体分化的一部分：一些人仍然指望苏联领导全球革命，另一些人正在奋力开拓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实验注定消亡，很快就会被欧洲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新运动接替。托洛茨基现在扮演了一个他从未尝试过的角色：一个电极，周围聚集了全世界心怀不满的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坚决投身永久革命、传播革命思想的人。与许多著名的流亡人士一样，托洛茨基逐渐变成了图腾，除了人格和文字的力量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这个孤岛是宁静的遗落之地，就连伟大世界传达给我们的回音都低沉而迟缓。” [26] 他在摘记里这样写道。

想象托洛茨基是普林基波岛的哲人是一回事，和他会面则是另一回事。前往小岛的访客几乎全都自认为是反崇拜的。“他那么渺小，似乎无法斗争。” [27] 美国诗人、政治激进分子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1932年来小岛拜访后写道。伊斯门原本期待他们会深入讨论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胜利，但是他发现托洛茨基更加担忧世俗问题，尤其是自己的财务状况。

他的作品非常卖钱。报纸刊登了他一系列的文章，并给他带来了一万美元的稿费。美国版 [28] 的《我的生平》也让他获得了七千美元的预付款。《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 ）连载《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还支付了他四万五千美元。但是自从第一所房子的大火毁了他多年的藏书和四处收集的照片之后，光在安保、住房、饮食，尤其是书籍方面，托洛茨基每月的支出 [29] 就得一千多美元。为了节约，他很少置办家具 [30] ，总是满面愁容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步。他不再打理花园，任草木疯长，他的狗托斯卡常常在高草矮树之间奔跑跳跃，追逐飞鸟。“我们似乎是扎营，而不是居住。” [31] 他的秘书回忆道。

伊斯门受雇成为托洛茨基的文学经纪人，主要负责管理其银行账户的收入。即便伊斯门是他的老朋友和美国左派的主要发言人，托洛茨基仍然用高人一等的语气与伊斯门谈话，控诉西方资本家的吝啬，抱怨美国出版商的小气。托洛茨基总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常常卑躬屈膝地要求延期。他先是答应交付文稿，随后又坚称自己从未给出这样的承诺。伊斯门登门造访时 [32] ，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说服伊斯门与他合作编排一部有关美国内战的舞台剧。托洛茨基认为，这出舞台剧可以结合伊斯门的美国历史知识和自己军事战术部署的专长，一定会风靡百老汇。伊斯门却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

伊斯门总结说，托洛茨基有“追随者和部下” [33] ，但他无法拥有真正的朋友。托洛茨基没有反驳这一说法。“我不能以个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进程，” [34] 他说道，“相反，对于我的命运，我客观评价却主观生活，仅仅因为我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密不可分。”他常说，敌人 [35] 应该被枪毙。他认为这项处事原则是一种美德，可大多数流亡时期熟悉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他无法掩饰的瑕疵，这不只是个人的缺陷，还是身为政治家的弱点。比起亲密交谈和亲身参与，他更喜欢安全的讲台和炫目的聚光灯。斯大林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他的政治影响却日衰月减，他不适合流亡，这不是因为他丧失了权力，而是因为它夺去了他在现实世界生活的两件东西：可栖身的讲台和可落实的计划。

如同当年的白军一样，托洛茨基相信自己只要搬离伊斯坦布尔，重新找到落脚点，这两件东西总有一天会回来。所以在不写文章、不与追随者通信的时候，他都在填写签证申请。德国拒绝他入境，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也没有通过他的申请，丹麦只允许他去哥本哈根短程旅行。托洛茨基搬去普林基波岛两个月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 [36] 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曾拜访过他，但即使他们也无法说服英国政府，后来还是惺惺相惜的工党上台，英国才允许他入境。托洛茨基苦笑着写完了《我的生平》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没有签证的地球”。

最后，在法国社会党的调解下，托洛茨基获得了法国南部的避难许可，附带条款是他不能前往巴黎，而且必须接受警方的持续监控。据为他作传的杰出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说，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几年是 [37] 他整个流亡岁月中最平静、最富创造力和“最愉快的”时光。托洛茨基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在普林基波岛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的房子差不多清空了 [38] ，木箱放在楼下，年轻人正忙着给它们上钉子。这所旧别墅我们平日疏于打理，今年春天刚给地板刷了漆，油漆的成分很神秘，四个月过去了，桌子、椅子，甚至我们的脚现在还总是被粘在地板上。”他喜欢用隐喻来表达心绪，他觉得自己的双脚似乎已经长在普林基波岛了。在小岛的这些年，他年岁渐长，鬓发染霜 [39] ，额头和眼角生出沟壑，还有了心脏病和痛风的烦恼 [40] 。1933年7月，托洛茨基和纳塔利娅最后一次走过詹卡亚大街，登上了一艘前往法国马赛的小船。他的儿子利奥瓦已先行搬去了柏林。

托洛茨基结束了他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涯，奔向了新生活，他先到了法国，然后去了挪威，最后在墨西哥城的科约阿坎自治区落下脚来。他和纳塔利娅随身携带新签发的土耳其护照，用来表明他们的身份。护照第一页就申明，“本护照持有人 [41] 不在土耳其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他乘坐的小船沿着小岛周围的海岸航行，经过了他们在土耳其第一所房子烧焦的楼顶，随着小船驶入大海，托洛茨基也走进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境。伊斯坦布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深藏于他的内心。

20世纪20年代初 [42] ，约翰·多斯·帕索斯走下楼，发现佩拉宫的大堂一片混乱。休息室里，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宪兵交头接耳，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语言。一位英国议员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试图向一名士兵解释着什么。服务生和门卫把一名头戴阿斯特拉罕羊皮帽、身穿双排扣礼服大衣的男子拖出了酒店，马赛克铺成的地板残留下一大摊血迹，扶手椅的绒面也被染红了。酒店经理额上布满了汗珠，他焦急得走来走去，非常想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告诉他，这位阿塞拜疆的特使被人暗杀，枪手是个胡子拉碴的亚美尼亚人。另一个人插话说，枪手或许是那个不蓄胡子的布尔什维克，他径直走到门口，击毙了特使。与此同时，服务生穿梭其间，不断恳求客人把账单结了。

不管是协约国占领期间，还是他们撤军后，这都不算是不寻常的一幕。某类阴谋似乎是这座城市的通用货币。许多俄国人居住在城内和郊区，于是伊斯坦布尔成了俄国人内部纷争的战场和布尔什维克特工的潜在目标。1921年10月，弗兰格尔的游艇“卢库勒斯”号（Lucullus ）停在博斯普鲁斯时被一艘轮船撞沉，很可能就是个暗杀阴谋，将军和他的妻子因为当时不在船上而逃过一劫。某个名叫库兹涅佐夫 [43] 的俄国人住在佩拉宫，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的中心，他特定的兴趣是劝说哥萨克人等白俄分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个垃圾场 [44] ，堆满了欧洲战争骗子和间谍。”美国海军军官罗伯特·邓恩回忆道。佩拉宫和墓园大街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聚集地，吸引着所有参与情报收集游戏的外国人和当地人。大街的北端是英国大使馆，使馆门外永远有一名土耳其警察驻守，指挥佩拉大街的交通。沿着大街向南一些是古老的博蒂尚公园，以及坐落其间的剧院和俱乐部。公园旁边就是佩拉宫，酒店紧挨着美国大使馆的小操场。使馆再往南，依次是基督教青年会 [45] 和英国警察局。协约国占领期间，英国海军情报总部和英国代表团的军官食堂就在佩拉宫街对面的大楼里。而街道的南端伫立着贝莎·普罗克特的酒吧和从前的妓院。

20世纪20年代末，这座城市的外国势力被大幅削减，但在佩拉区说话仍然要小心谨慎，留心观察角落的动静。定居伊斯坦布尔 [46] 难免会遇到“小欺骗和小胁迫”，托洛茨基的妻子纳塔利娅回忆道。在普林基波岛的岛民眼里，托洛茨基似乎阴险古怪，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有人要抓你，妄想和偏执是一个人正当的反应。苏联大使馆（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领事馆）是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家，也是持续监视他的指挥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间谍网络不断发展扩大，他们希望把这个城市变成南欧和近东情报行动的基地。

“君士坦丁堡的间谍网络 [47] 组织严密有序。”格别乌对外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格奥尔基·阿格比科夫（Georgy Agabekov）回忆道。阿格比科夫声称，伊斯坦布尔几乎所有 [48]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高加索山地人等主要反苏侨民组织的通信几乎都会落入苏联政府的手中。苏联人小心取舍 [49] ，既渴望渗透敌方组织，又需要低调行事，避免与土耳其人闹得不愉快。阿格比科夫声称，苏联人曾想方设法在日本、奥地利等外国使馆发展内线，拦截发给白俄社团和托洛茨基本人的信件，高薪雇用亚美尼亚主教当间谍，甚至在普林基波岛托洛茨基的家里安插了眼线。然而，这些情报行动都是用力过猛的拙技。苏联特工因他们 [50] 布尔什维克主义积极捍卫者的身份而自豪，而且在许多场合，他们表现得太过骄傲，伊斯坦布尔、巴黎、伦敦等城市反间谍活动的特工几乎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穿着俄国流亡贵族裁缝定制的蓝哔叽西装，走路大摇大摆”，一位失望的苏联官员指出。

阿格比科夫没准是 [51]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第一个叛离者，而伊斯坦布尔正是他被策反的地方。1929～1930年，他一边在伊斯坦布尔开展工作，组织希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的一系列情报行动，一边把有关土耳其的事务交给大使馆之外的格别乌的其他同事。阿格比科夫一再声明自己对苏联体系不再抱有幻想，但是他背叛组织的直接原因非常俗套，因为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伊莎贝尔·斯特赖特尔（Isabel Streater），她曾经是他聘请的语言教师。阿格比科夫首先把自己想叛变的消息递给了英国外交官，但他们怀疑是个陷阱，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最后，1930年1月，斯特赖特尔乘坐东方快车，阿格比科夫乘船，两个人先后逃去巴黎，最终开始了他们夫唱妇随的新生活。

阿格比科夫的变节对苏联的情报工作是个打击，但是伊斯坦布尔的间谍机构已习惯了经常的人员流动。阿格比科夫离开不到一年 [52] ，大约在1929年中，伊斯坦布尔格别乌站站长、曾帮助托洛茨基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的雅科夫·明斯基因病返回了莫斯科。他的继任者是一名黑发圆脸的特工，在圈内享有翩翩君子的美誉。他灰绿色的眼睛十分迷人，行为举止机智有趣，一连串的女同事似乎都无法抗拒他的魅力。甚至今天，我们都很难确认 [53] 他娶了谁 [54] ，何时结的婚，没准他同时娶了好几个女人。他的正式头衔是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他的旅行证件 [55] 上的名字是瑙莫夫。上级联络他的代号 [56] 是“汤姆”和“皮埃尔”，他的真实名字是列昂尼德·爱丁根（Leonid Eitingon）。

爱丁根在诸多方面 [57] 都完美符合苏联特工的职位要求，尤其是他早在清晰的冷战战线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经投身情报工作。他家几代人都具备多地生活的能力，可以立即融入陌生的环境。爱丁根是著名的俄罗斯犹太裔毛皮商查姆·爱丁根（Chaim Eitingon）大家族的一员。老爱丁根建立的毛皮贸易网络横跨俄罗斯帝国和海外地区。帝国终结时，他的家族仍是苏联毛皮生意的主要渠道，是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

从莫斯科到莱比锡再到纽约，这个家族管理的进出口公司经受了俄国内战的风吹雨打，利润依然很丰厚。直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斯大林将基础工业国有化之后，他们家族生意的利润源头才被切断了。查姆的儿子马克斯在富裕的中欧和犹太人圈子里长大。他象征着这个家族改头换面的一代人，他们从俄罗斯边境的犹太人小村庄步入了欧洲上流社会。马克斯是训练有素的医生，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的助手之一，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首席编纂者。

马克斯的表弟列昂尼德来自爱丁根家族中不太富裕的支系。1899年，列昂尼德出生在莫吉廖夫，也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地区。他是小资产阶级工厂主的儿子，趁着俄罗斯帝国式微，跟随许多犹太青年的脚步向上攀爬社会阶梯：他加入了共产党，最初受雇于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又应募加入了托洛茨基的红军。内战期间，他是列宁秘密警察契卡（Cheka）的成员，负责根除家乡的反革命分子，他执行公务一向冷酷无情。列昂尼德是第一代好士兵，既为社会主义新国家战斗，也为当时的世界革命而战——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世界革命必然发生。

内战结束不久，列昂尼德·爱丁根被分配到哈尔滨从事对外情报工作，这个地处东亚的中国城市当时在许多方面都和伊斯坦布尔很相似。哈尔滨有个大型的白俄社区，这些白俄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横扫旧帝国的时候并没有往南跑，而是选择向东逃离。哈尔滨和伊斯坦布尔一样，既是国际大都会，也是谍报与阴谋的温床，是古老的俄罗斯文化播种的海外小岛。爱丁根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信息，拉拢白俄倒向布尔什维克，很可能还要安排对白俄社区主要领袖的暗杀行动。他的种种行为最终激怒了中国当局，他们如同土耳其人一样，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成为别国纷争的战场。中国警察闯入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文件，爱丁根是秘密警察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于是被遣返莫斯科。

1929年，他被调往 [58] 伊斯坦布尔，立即接管了苏联对外谍报活动中真正的大任务：密切监视刚刚迁居普林基波岛的老年流犯。爱丁根微调了自己的政治观念，他努力在土耳其平安度日，却没有沾染一丁点儿托洛茨基分子的气息。驻扎伊斯坦布尔、监控苏维埃政权的大敌存在巨大的职业危险，危险之一就是执行危险任务的特工可能转变立场，投靠托洛茨基的阵营，成为危坐孤岛之上那个男人的线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始肃清苏联官僚机构的异己分子，伊斯坦布尔从前的特工队伍里至少有一名特工雅科夫·布卢姆金（Yakov Bliumkin）被解雇，并因叛投托洛茨基而被枪决。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从事过这样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但是莫斯科当局显然还是畏惧托洛茨基的人格和思想磁力。

不管怎样，爱丁根在苏联肃反运动中毫发无损。他在任务结束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西欧主管间谍活动，他是海外工作经验最丰富、级别最高的秘密特工。他曾一度担任 [59] 著名的英国叛徒、所谓的“剑桥五杰”之一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的谍报官员。西班牙内战时期 [60] ，爱丁根曾担任斯大林秘密警察西班牙站的副站长，负责训练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右翼武装力量作战的突击队，并且与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加利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建立了友谊，甚至发展了更深的感情。麦卡德与爱丁根一样，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政治信仰的感召下，加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她最初为无政府主义者工作，佛朗哥打败左翼势力后，跟随爱丁根逃去了莫斯科。爱丁根具备西班牙的实战经验，拥有工作高效的好名声，再加上他与麦卡德的个人关系，因此被推荐去主持在世界另一端即将展开的新行动。

1940年8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在墨西哥城的边缘地带，两辆没熄火的车停靠在尘土飞扬的街道旁边，爱丁根就坐在车里。他正在监控一件资产，这与他多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非常相似，这件资产就是加利达英俊的儿子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爱丁根明白，这项任务依靠拉蒙执行，成功率并不高。

三年前，爱丁根亲自把拉蒙训练成一名突击队员，并将他派往迎战佛朗哥军队的前线，不料没几天，他就因伤病和枪声恐惧症被遣返。拉蒙做事优柔寡断，一紧张就冒汗。他参与此次行动的唯一优势 [61] 是他会献媚，懂得如何取悦住在高墙里面的老人，爱丁根亲自给这位俄国老先生取了个代号“鸭子”（Utka）。拉蒙的任务是杀了他，所以个人关系万分重要。

院内警报鸣响 [62] ，狗吠不停。大门背后一阵骚动。如果任务失败，拉蒙的后备计划是利用他的左轮手枪逃脱，没听到枪声意味着后备计划也出了乱子。爱丁根下令汽车离开，让刺客自己想办法脱离困境。不久之后，爱丁根安全回到苏联，才知道了整件事的细节。

8月20日那天下午，拉蒙如往常一般在高墙外停下车，挥手示意武装警卫放他进去。他走进书房，老人正在埋头研究文件。几分钟后，他掏出藏在雨衣里的短柄冰斧，砸向了列夫·托洛茨基的后脑勺。

托洛茨基发出一声尖叫，声音非常大，街边的爱丁根或许都听见了。纳塔利娅冲进书房，看见两个人已经分开，托洛茨基倚靠在门口，拉蒙一脸茫然，似乎很惊讶刚才那一击没有杀死他。

书房里到处都是血。托洛茨基的警卫闯进来，抓住了拉蒙，对这个年轻人拳打脚踢，在托洛茨基喝止前几乎快把他打死了。毕竟，拉蒙的证词可以指认谁是这次刺杀事件的主谋。当救护车把托洛茨基送到附近的医院时，他还能讲话，“我不想让他们脱我的衣服，我希望你帮我脱”。他陷入昏迷前对纳塔利娅说道。第二天晚上，托洛茨基就去世了。

爱丁根当日扬长而去，他或许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已达顶峰，等待他的是相当漫长的坠落。爱丁根是唯一一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见证了托洛茨基流放始终的苏联特工。他与托洛茨基差不多同时抵达伊斯坦布尔，接着又亲自策划了十一年后的刺杀。因服役期间的杰出贡献 [63] ，爱丁根和加利达受到了表彰，他是主谋，她是职业杀手的妈妈，他们俩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庆祝仪式上被授予列宁勋章。拉蒙这个行凶者却因谋杀罪在墨西哥监狱服刑二十年。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爱丁根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他被指控在医生的阴谋里发挥了核心作用，所谓的阴谋是指苏联医生合谋策划了对苏联重要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而许多参与密谋的医生都是犹太人。事实上，这只是斯大林出于对内部假想敌的恐惧而捏造的故事情节，但是鼓励揭发同谋者引起了疯狂的反犹运动，高级别的犹太共产主义者成了被攻击的对象。爱丁根被捕入狱，勋章也被收回了。尽管他最终获释，但是直至1981年去世，他的余生都背负着情报部门弃儿的恶名，只能担任翻译。“在我们的体制内，有个可以保证我们不坐牢的小方法，” [64] 爱丁根曾跟他的上司开玩笑说，“不要是犹太人，不要当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儿。”这位神机妙算的老布尔什维克曾经从伊斯坦布尔到墨西哥城悄悄追踪托洛茨基，然而最后他也难逃这种命运，死于内部流放。

[1] Trotsky，My Life ，565-66.

[2]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Feb.21-Mar.6，1929，p.21，NARA，RG59，M353，Reel 77；“Dün Kar Tipisi Sehrin Umumi Hayatɪnɪ Durdurdu，” Cumhuriyet，Feb.3，1929；“Fɪrtɪna Istanbulu Kastɪ Kavurdu！” Cumhuriyet，Feb.4，1929；“Kar Afeti Bugün De Devam Edecek，” Cumhuriyet，Feb.5，1929.

[3] Trotsky，My Life ，566.

[4] 苏联主要的安全部门有一连串知名的名称，从契卡、紧急委员会到克格勃或者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这个部门被称作格别乌或者国家统一政治机构。

[5] Agabekov，OGPU ，225-26.

[6]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45.

[7] Agabekov，OGPU ，226.

[8]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6.

[9] Neave，Twenty-Six Years on the Bosphorus ，271.

[10] Serge and Trotsky，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164.

[11] Van Heijenoort，WithTrotsky in Exile ，25.

[12] “Troçki’nin Ziyanɪ，” Cumhuriyet，Mar.22，1931.

[13]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6-7.

[14] Van Heijenoort，WithTrotsky in Exile ，18.

[15] Author’s interview with Fɪstɪk Ahmet Tanrɪverdi，Büyükada，Aug.16，2012.

[16] Tanrɪverdi interview.

[17]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20.

[18]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17.

[19]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12.

[20] “Farewell to Prinkipo，” in Trotsky，Leon Trotsky Speaks ，273.

[21] 引自 Rosenthal，Avocat de Trotsky ，96.

[22] Urgan，Bir Dinozorun Anɪlarɪ，155-56.

[23] Serge and Trotsky，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165.

[24] Churchill，Great Contemporaries ，198.

[25] “Farewell to Prinkipo，” in Trotsky，Leon Trotsky Speaks ，271.

[26] 引自Deutscher，Prophet Outcast ，216.

[27] Eastman，Great Companions ，154.

[28] Deutscher，Prophet Outcast ，27.

[29] Eastman，Great Companions ，158-59；Serge and Trotsky，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189.

[30] Rosenthal，Avocat deTrotsky，72.

[31]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11.

[32] Eastman，Great Companions，158-59.

[33] Eastman，Heroes I Have Known ，248.

[34] Trotsky，My Life ，581-82.

[35]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42.

[36] Trotsky，My Life ，577.

[37] Deutscher，Prophet Outcast ，217.

[38] “Farewell to Prinkipo，” in Trotsky，Leon Trotsky Speaks ，272.

[39] Van Heijenoort，With Trotsky in Exile ，41.

[40] Memorandum，Mar.19，1930，LTEP，Item 15742.

[41] Passports of Lev Sedof and Latalya Sedov，LTEP，Item 15784.

[42] Dos Passos，Orient Express，in Travel Books and Other Writings ，135.

[43] Robert Imbrie，“Memorandum of Bolshevik Activities at Constantinople，” Feb.1921，p.1，NARA，RG59，M353，Reel 20.

[44] Dunn，World Alive ，282.

[45] Dunn，World Alive ，282.

[46] Trotsky，My Life ，567.

[47] Agabekov，OGPU ，208.

[48] Agabekov，OGPU ，208.

[49] Agabekov，OGPU ，211-13.

[50] Nikolai Khokhlov，In the Name of Conscience：The Testament of a Soviet Secret Agent，引自Wilmers，The Eitingons ，149.

[51] Agabekov，OGPU ，247-48；Sudoplatov，Special Tasks ，47-48；Brook-Shepherd，Storm Petrels ，107-51.据说1937年或1938年，阿格比科夫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或者巴黎被苏联特工暗杀。没人找到他的尸体。斯特赖特尔之后一直在联合国从事秘书工作，1971年，她在纽约逝世。

[52] Agabekov，OGPU ，207.

[53]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33-36.

[54] Pelt，Tobacco，Arms，and Politics ，178.我要感谢莫根斯·佩尔特提供了更多名人传记的细节。

[55] Agabekov，OGPU ，207.

[56]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31.

[57] 我向苏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请教了有关列昂尼德·爱丁根及其亲属详细的家族信息，尤其是chapter 2，以及Wilmers，The Eitingons 。

[58] Agabekov，OGPU ，208.爱丁根作为格别乌伊斯坦布尔站“合法”站长，拥有托洛茨基案件最终的行动指挥权，即便日常行动可能都由城里潜伏的大量“非法”格别乌成员执行。“合法”是指官员入境都有合法的外交掩护，并且他们对土耳其当局来说，通常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非法”是指成员一般都以商人、记者等非官方身份秘密行事。

[59]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34.

[60] Patenaude，Trotsky ，206.我向苏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了解加利达·麦卡德的履历，Special Tasks ，70。有关和爱丁根的关系，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 .

[61] 有关爱丁根取代号的想法，见Sudoplatov，Special Tasks ，69.

[62] 关于托洛茨基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主要描述见Serge and Trotsky，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266-70；Deutscher，Prophet Outcast，483-509；以及Patenaude，Trotsky，279-92.

[63] Patenaude，Trotsky ，294.

[64] 引自Sudoplatov，Special Tasks ，36.

皇后

当列夫·托洛茨基离开普林基波岛，前往法国和墨西哥时，纳齐姆·希克梅特正在坐牢，哈莉黛·埃迪布和她的丈夫正在自愿放逐，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崭露头角，逐渐步入了希腊最伟大企业家的行列，而穆斯塔法·凯末尔稳固了权力，已是土耳其共和国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爱国主义和女权主义、忠诚度和领导力的观点之争分化了伊斯坦布尔人。这些分歧甚至可以让相知多年的老同志分道扬镳。比如，尤努斯·纳迪和哈莉黛·埃迪布曾经共同建立了安纳托利亚新闻社，但是现在他们却渐行渐远。哈莉黛·埃迪布成了政权最重要的批评家，尤努斯则是政权最坚定的发言人。

尤努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当过记者，还一度在帝国议会供职。他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派宣传员，犀利的文笔无懈可击。他参加过统一进步党的地下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抵抗运动一开始，他是最早一批从伊斯坦布尔逃去安卡拉加入反抗队伍的狂热分子。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他返回伊斯坦布尔，成了城里首屈一指的报刊编辑和出版人。他或许会言辞激烈地批评某些具体的政府政策或低效无能的国家机构，但是他的行为从未逾越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圈边界。

1924年，尤努斯创立《共和报》（Cumhuriyet ），这张报纸迅速成为土耳其影响最广的日报和凯末尔主义宣传的桥头堡。这张报纸的言论版既会反映公众态度，又能左右舆论意向。外国政府常常逐字逐句地翻阅，从早期与苏联的逢场作戏到对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权力渐增的大加赞赏，他们从中细嗅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风向。土耳其正在走向现代化，《共和报》不仅记录了变革的过程，也是这场重大改革的拥护者。“四五年来 [1] ，土耳其一直在进行深度的结构调整，”1928年，尤努斯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想把西方文明的特质全部引入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我们的社交生活还仰仗东方哲理，如今我们要依靠西方信念。”

尤努斯身材肥胖，有明显的双下巴，他灰白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地完全梳向后方。他常常穿着宽大的西装，偶尔还会戴上浆的翻领，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卡通片里的媒体大亨，土耳其版的公民凯恩。他在报纸上针砭时弊，私底下却喜欢婉言相劝。有时他灵机一动，想要提高报纸销量或者展示凯末尔主义为这个古城带来的新现代感时，这两样技能就都派上了用场。1929年2月，尤努斯·纳迪宣布，伊斯坦布尔将主办共和国第一届选美大赛。

“我们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情呢？” [2] 《共和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发问。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举行过选美比赛，欧洲和美国都有国际选美大赛的获奖者，土耳其如果举办类似的比赛，将是社会迈向成熟的另一个里程碑。报纸很快宣布寻找“最美丽的土耳其女人” [3] ，当选的冠军将代表土耳其出国，向全球观众展示新共和国女性的高贵气质。这和足球赛没什么不同 [4] ，尤努斯·纳迪说道，选美也是一次机会，派最佳的土耳其公民走向海外，和其他文明国度的优秀代表共同竞争。大赛的规程和细节随即公布。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土耳其女性不分宗教和种族都可以报名参加，参赛选手需寄送自己的照片，这些照片将被印在报纸上，由读者投票选出决赛的入围名单。报纸还进一步解释，评选过程没有泳衣环节 [5] ，评委都是德高望重的土耳其公民。妓女被明确禁止参加比赛 [6] 。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一位领袖以及一条可接受的未来之路，选美比赛现在征求民众意见，号召他们自由投票，这种新奇的做法仿佛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尤努斯·纳迪的想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报社编辑部不断收到参赛选手的照片，读者开始讨论不同入围选手的优点。土耳其的获胜者有很大机会在国际选美大赛中击败其他选手。某位作家声称，最近一期欧洲比赛的冠军是一名匈牙利女人 [7] ，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在遗传上同源，都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所以共和国的胜算很大。这些讨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比赛结果揭晓的同一周，另一位名人列夫·托洛茨基悄然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读者投票选出约三十名入围选手之后，报社编辑部举行了第一场比赛。五十位名人组成的评委会 [8] 审查了每一名选手，她们被要求穿着露肩连衣裙，并且出示保证她们土耳其国籍的身份证件。9月3日，比赛结果揭晓 [9] ，《共和报》用整个头版描写了比赛的经过以及获胜者弗瑞哈·陶菲克（Feriha Tevfik）。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女子一夕之间名气飙升，接着她前往比利时参加国际选美大赛，尽管尤努斯·纳迪对她的期望很高，但她最终未能取得名次。不过后来，土耳其新兴电影产业的大亨主动登门，邀请她出演了几部情节剧和爱情片，她由此成了土耳其20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

不久，尤努斯·纳迪宣布以后每年都将举办一次选美比赛。1930年初，二十位入围者 [10] 受邀参加了在绿松石俱乐部举办的盛大舞会，她们仿照国外选美大赛的风格，依次在评委和买票观看比赛的客人面前巡回展示。“美丽不必难为情” [11] ，一篇社论标题这样写道。即便如此，这一切仍然显得过于新鲜扎眼。从最初表露这个想法的那一刻开始，尤努斯·纳迪就不得不捍卫这场比赛。社会负面反应不断膨胀，他发现自己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只是伊斯坦布尔社会保守派的大力抵制，还有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应。1931年，当土耳其女教师纳赛德·沙菲特（Naside Saffet）获选土耳其小姐时 [12] ，教育部随即发布通告，威胁要开除所有参加此类比赛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认为，教师是政府雇员，也是举止得当、思想进步的楷模，如此行为不端，将自己展示在色迷迷的评委面前严重冒犯了公共道德。

更糟糕的是，尤努斯·纳迪未能实现他最重要的承诺：他举办的选美比赛偏离了社会正统的审美品位，还允许穆斯林女性参选，可是至少他曾许诺过，获胜者能够代表土耳其摘得国际大赛的桂冠。然而，在比利时和法国选美大赛的舞台上，土耳其参赛者连续三年都惨遭淘汰。1930年“欧洲小姐”的名号 [13] 又落入希腊参赛者之手，土耳其选手惨败，这对土耳其的国家威望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也正是此时，尤努斯·纳迪似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保守派认为选美比赛有失穆斯林女性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获胜者后来都从事了电影或演艺事业，而这些职业当时都是道德沦丧和地位低下的象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获提名的参赛者的个人背景无可非议。他后来找到了一个人，就是科瑞曼·哈里斯（Keriman Halis）。

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年，科瑞曼才十岁 [14] ，但是对她这样的家庭来说，奥斯曼帝国的陨落既是旧生活方式的完结，更是新一轮的提升，他们通过正确的规划和良好的人脉可以增加财富和再次把握机会。科瑞曼的曾祖父是伊斯兰教的大阿訇，宗教地位仅次于苏丹，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宗教领袖。她的祖父是帕夏，帝国陆军的高级将领。她的父亲哈里斯·贝（Halis Bey）是一名商人，19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消费者渴望得到能表明他们是现代欧洲人的商品，他抓住机会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帝国最早引进灭火器的进口商，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伊斯坦布尔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突出难题。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科瑞曼从小就由法国保姆照顾，对骑马郊游、社交舞会和陪同远足等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科瑞曼有一张可爱的圆脸，棕色眼眸闪闪发光，是个标准的大美人，而且她的家在博斯普鲁斯欧洲区的芬德克勒（Fɪndɪklɪ），那里的人都反应敏捷而且乐观地看待未来。她的父亲热爱文学和艺术，所以她的身边也围绕着一批穆斯林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这些人对重塑伊斯坦布尔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持续推动了从协约国占领到国家宣告主权的城市改造。科瑞曼的父辈为她创造的生活氛围和哈莉黛·埃迪布的童年时代很相似，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哈莉黛是第一代土耳其女性，她的成年生活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她们一直在有关面纱、隐居和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挣扎。相比之下，科瑞曼这一代人理所当然地拥有了新的公共生活和平等的女性法律地位，她们是第一批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女青年。

20世纪20年代末，科瑞曼没有任何理由从她家一路爬坡，频繁光顾佩拉区喧闹的爵士咖啡馆和舞厅。混迹在这些场所的多是俄罗斯歌手和爱社交的黎凡特人，有时还有妓女，科瑞曼这种教养和社会地位的人出现在这种地方几乎不可思议。但是尤努斯·纳迪的超凡才能就是可以弥合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圈子。

伊斯坦布尔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大农村，至少政商界高层中人数稀少的穆斯林都这么认为。因此，这座城市备受尊敬的报纸编辑轻而易举就打入了哈里斯·贝和他才貌双全的孩子的生活圈。据称，尤努斯·纳迪在多个场合刻意接近哈里斯·贝，询问他是否允许科瑞曼参加选美比赛。但是那个时代，无论多么才华横溢，穆斯林女性登上舞台都会被看作异类，所以很难想象一位父亲会让自己的女儿站在那里，任由陌生人评头论足。根据尤努斯·纳迪制定的规则，科瑞曼至少在年龄上满足参赛条件，可是她的父亲表示很怀疑，回绝了尤努斯每一次的提议。最后，经过数年温文有礼的劝诱，哈里斯·贝终于妥协了，1932年，科瑞曼·哈里斯的名字被放进了《共和报》土耳其小姐大赛的参选名单。同年7月，在佩拉区的决赛中，她轻松获胜。

然而，尤努斯·纳迪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让科瑞曼在国内声名鹊起，他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他立刻为她报名参加了佳丽云集的国际盛会，俗称环球小姐大赛。这个大赛和尤努斯·纳迪的比赛一样都是公关噱头。环球小姐大赛的起源地是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1900年，一场飓风摧毁了这个港城，甚至三十年后，这座城市还在寻找吸引游客的方式。大赛虽然标榜全球选美，但是起初的大部分比赛其实都在加尔维斯顿举行，大多数的获胜者也都是美国人。后来，大赛的组织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将盛会的主办权授予其他想要提振旅游业或者发展品牌的城镇。于是，1932年环球小姐大赛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比利时的度假小镇斯帕。当时全球经济萧条，酒店和餐厅的收入减少，选美一方面可以吸引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媒体的关注。1932年8月，参赛者、亲友以及记者陆陆续续抵达斯帕小镇，伊斯坦布尔人也正在为他们的冠军饯行。

据称在塔克西姆广场，两万名伊斯坦布尔人 [15] 参加了科瑞曼·哈里斯的欢送会。她在父亲的陪同下乘火车出发前往比利时。沿途的土耳其火车站人山人海 [16] ，聚集了大批赶来看她的群众。到了斯帕，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是热情的媒体关注的对象，但是科瑞曼尤其显眼。她是唯一一位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参赛选手，而且这个姑娘因为良好的家世背景，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尊贵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尤努斯·纳迪如此努力说服她的父亲允许她参加选美的原因，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科瑞曼登上比利时的舞台会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全力支持，与他们对待早几季参赛选手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科瑞曼在斯帕的表现保持了她在伊斯坦布尔的高水准，她穿着舞会礼服如公主般缓步走过，与评委愉快地交谈，以大方的仪态面对世界媒体。比赛接近尾声，她与德国参赛者是大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喊到她的名字时，她面带腼腆的微笑走上前，站进了相机的闪光灯区域，她被宣布荣获冠军，成为1932年的环球小姐。随后几天，她收到了近三万封贺电 [17] ，尤努斯·纳迪在《共和报》上整版报道了赛事的每个细节。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打电报送上了他温暖的祝福，还有大国民议会、内政部长和伊斯坦布尔的地方长官，都纷纷来电道贺。尤努斯·纳迪还被召唤到 [18] 总统办公室，接受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的祝贺。老战斗英雄、总理伊斯麦特·帕夏 [19] 在议会上赞扬科瑞曼“以行动反证了我们众多不赞成的声音”。《共和报》从不错过任何大肆宣传的机会 [20] ，这张报纸把科瑞曼称作“征服世界的土耳其女孩”。

公共活动邀请纷至沓来。科瑞曼在比利时接受赞誉，在巴黎被盛情款待，出席了开罗的庆典。她去柏林和芝加哥 [21] 参加活动，甚至中途还在雅典停留，对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自此以后，这位希腊宿敌与穆斯塔法·凯末尔修补了关系。她不仅成为全球佳丽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她还成了自己国家的特使。她的表现总是在东道主的意料之外。在一次庆祝晚宴上 [22] ，热心的组织者用小纸片叠成费兹帽，摆在餐桌中央，他们认为这种东方的装饰品或许可以让全世界第一位穆斯林的选美皇后展颜一笑。结果因为费兹帽是旧帝国的象征而且在土耳其共和国是非法的，所以科瑞曼在这些装饰品被撤掉之前拒绝进入礼堂。

科瑞曼返回伊斯坦布尔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在国内巡游的每一站都被热情包围，狂热的场面只有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能与之媲美。她收到了电影邀约，但是她拒绝了。她说，荣誉要求她必须说不。后来，她结婚了，组建了家庭，成为凯末尔主义美德值得歌颂的标志人物。随后数十年，选美比赛的参与者都会习惯性地拜访她。她总是拒绝美女专家的标签，而且坚称选美比赛是女性解放和土耳其现代性的展览。

她在比利时夺冠两年后，法律规定土耳其人必须采用姓氏，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科瑞曼的姓氏是埃杰（Ece），意思是皇后。这个姓氏后来被保留了下来，变成了她的家姓。虽然哈莉黛·埃迪布还在国外巡回演讲，但是这位土耳其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在科瑞曼的面前已经黯然失色，科瑞曼既是共和国最知名的女性，而且一瞬间又蜚声国际。伊斯坦布尔的上班族如果开车途经 [23] 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海岸公路，就会发现科瑞曼的老家为了纪念她，已经把一条街道更名为皇后大街（Queen Avenue）。

[1] “Bas Muharririmiz Yunus Nadi Bey’in BirBelçika Gazetesinde Intisar Eden Beyanatɪ，” Cumhuriyet，Oct.7，1928.

[2] “Aynɪ seyi biz niçin yapmayalɪm？” Cumhuriyet，Feb.4，1929.

[3] “En Güzel Türk Kadɪnɪ，” Cumhuriyet，Feb.5，1929.

[4] “Güzellik Müsabakamɪz，” Cumhuriyet，Feb.14，1929.

[5] “En Güzel Türk Kɪzɪ KimdirAcaba？” Cumhuriyet，Feb.15，1929.

[6] “Her Genç Kɪz Müsabakamɪza Istirak Edebilir，” Cumhuriyet，Feb.10，1929.

[7] “Türkiye’nin En GüzelKɪzɪ Olmak Istemez Misiniz？” Cumhuriyet，Feb.17，1929.

[8] “Türkiye Güzellik Kraliçesi，” Cumhuriyet，Sept.2，1929.

[9] “1929 Türkiye Güzellik KraliçesiIntihap Edildi，” Cumhuriyet，Sept.3，1929.

[10] “Güzellik Balosu，” Cumhuriyet，Jan.8，1930.

[11] “Güzellik Ayɪp Bir Sey Degildir，” Cumhuriyet，Jan.13，1930.

[12]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Feb.5-18，1931，p.11，NARA，RG59，M1224，Reel 20.

[13] “Mis Avrupa！” Cumhuriyet，Feb.7，1930.

[14] 我很感激科瑞曼·哈里斯的女儿埃杰·萨普耶纳尔和孙女艾瑟·托菲里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时，分享了科瑞曼个人和先辈的详细资料以及她们的一段家庭录影，Oct.9，2012。

[15] “20 Bin Kisi Dün Gece Kraliçeyi Alkɪsladɪ，” Cumhuriyet，July 8，1932.

[16] “Kraliçe Geçerken，” Cumhuriyet，July 14，1932.

[17] “Dünya Güzeli 30，000’e Yakɪn Telgraf Aldɪ，” Cumhuriyet，Aug.2，1932.

[18] “Gazi Hz.Basmuharririmize Dedi Ki：‘Türk Milleti Bu Güzel Çocugunu，Süphesiz，Samimiyetle Tebrik Eder，’” Cumhuriyet，Aug.3，1932.

[19] “Digest of the Turkish Press，” July 24-Aug.6，1932，pp.6-7，NARA，RG59，M1224，Reel 21.

[20] “DünyayɪFetheden Türk Kɪzɪ！” Cumhuriyet，Aug.4，1932.

[21] “Digestof the Turkish Press，” Feb.5-18，1933，p.17，NARA，RG59，M1224，Reel 21.

[22] “Digest of the Turkish Press，” Aug.7-20，1932，p.6，NARA，RG59，M1224，Reel 21.

[23] “Digest ofthe Turkish Press，” Aug.7-20，1932，p.4.

圣索菲亚大教堂

科瑞曼·哈里斯被土耳其视为国宝不只因为她在比利时的环球小姐大赛上技压群芳，更重要的是，她战胜了希腊推选的参赛者。这恰恰是尤努斯·纳迪的希望。希腊与土耳其的积怨一直是他手中的王牌，他利用这张牌频繁打退了那些认为选美的总体理念有损土耳其尊严的保守派。纳迪指出，多年来，希腊人一直会派本国选手去参加泛欧洲的选美比赛，土耳其务必也要选拔本土佳丽，为国家的荣耀尽一份力。“如果希腊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 [1] 《共和报》的大字标题问道。科瑞曼的夺冠——引申开来，就是土耳其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尤努斯·纳迪力陈的观点。

就在科瑞曼世界巡游的同时，伊斯坦布尔又开始了另一项美与现代化的伟大试验。不过，这次试验的目的不是打败希腊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抱他们。金角湾彼岸与佩拉宫遥遥相对的遗迹曾是几座东正教的大教堂：圣伊莲娜教堂（Hagia Eirene），尊奉“神圣和平”，后来隐藏于苏丹托普卡帕宫的庭院深处；圣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教堂（Sts. Sergius and Bacchus），拥有独一无二的波浪形穹顶；柯拉（Chora）的圣救世主教堂（Holy Savior）坐落在城市的岸墙之内，圆筒形穹窿和拱门交错层叠。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后，大多数教堂要么变成清真寺，要么渐渐腐朽破落。伊斯坦布尔高耸入天的几乎全是大清真寺四角的尖塔，只有一处被土耳其人称为索菲亚（Ayasofya）的建筑与众不同，听名字就知道它原本是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

这座宏伟的建筑屹立在拜占庭最早的希腊人聚居区中心，这里也是君士坦丁堡政治与宗教的核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下令在两个早期建筑的旧址上建造一座新教堂，要求这座教堂建得比以前更宏伟、更精美。查士丁尼横跨地中海扩张了帝国版图，创立了新罗马，他希冀在这里获取民心，实现复兴，这座教堂就是为了展现他新的权力。537年，这座教堂被正式宣告为主教座堂，它的完工被誉为奇迹。“这座教堂简直是出神入化的美丽奇观，” [2]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固执的编年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写道，“亲眼见过它的人无不叹服，而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完全无法想象。”传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走进这座建筑时，把自己的成就比作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者。“哦，所罗门！” [3] 他大声喊道，“我超越了你！”

这座教堂供奉“神圣智慧”，但是拜占庭人只知道它是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照希腊语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上帝的智慧。它的外形、结构和规模为后世所有的拜占庭式基督教堂建立了标准。教堂的中区或称中殿接近正方形，中央穹顶的拱高超过一百英尺。拜占庭人继承了古罗马人的建筑技艺，解决了中世纪一直困扰西方设计师的基本构造难题：如果没有室内支柱，如何封盖大空间。而这座建筑物其实实现了自我支撑。

穹顶的重量通过一系列半圆形的穹顶、拱门和柱廊，沿中殿外围落至地基。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也采用了相同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在帝国首都，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塞利米耶清真寺、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奇力克阿里帕夏清真寺等所有大清真寺的内部既能通风良好，又能容纳一排排参加礼拜五祈祷的虔诚信徒，这些大清真寺在自身设计上运用了许多方法，都超越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原始设计。世界各地的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常常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样式建造，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9世纪晚期新拜占庭复苏，许多伟大的建筑都深受它的影响。

这座教堂的内部装饰最初都是没有描画人物形象的马赛克。8世纪，东方基督教的圣像破坏运动抵制人形神像，谴责这些图像都是“伪神”，强调《十诫》严禁圣像崇拜。狂热的僧侣在帝国四处奔走，损毁教堂、修道院等公共场所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后来统治者态度转变，具象艺术才逐渐被允许在城市最重要的神圣空间内部呈现。

10世纪初，教堂内中殿天顶和袖廊两侧布满了安详的天使和虔诚的帝王。后殿的半圆顶是一整幅图像，圣母坐在天堂的宝座上，膝头抱着童年的耶稣，中央穹顶则是正统基督教艺术中最常见但醒目的一幅图像：基督普世君王的威严神像，全能的耶稣表情仁慈又坚定，他一只手举起，似赐福又似责备。

圣人的眼波似随烛光流转，缭绕的熏香袅袅没入黑暗，教堂内的整个氛围都令人迷醉。10世纪，斯拉夫代表团依例来访 [4] ，向他们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汇报：“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天堂，还是在人间……我们只知道上帝就住在那里，在那些人当中，他们的宗教仪式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在代表团的建议下，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奉为国教，并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娶了皇帝的妹妹，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起源。

几个世纪过去，教堂的内部装饰损毁严重，大部分都被人当作纪念品或战利品剥离。穆斯林的胜利可能是最好的保护。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他为保护城市，打断了教堂里正在进行的弥撒。他的军队撞烂了教堂雄伟的青铜大门，将受困的崇拜者或杀或捕，还把正在咏唱圣歌的神父拖下圣坛。

不过穆罕默德很快意识到，眼前的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瑰宝，而且是精神财富。军队攻占这个城市数小时后，他走到教堂门口，俯身用头巾兜起一捧泥土，在神殿前摆出宗教仪式中净化的姿势。他走进教堂，静静地站在宽阔的空间里，注视着几千支蜡烛摇曳跳动的光影。伊玛目一边宣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一边跪在后殿前祷告，面朝东南耶路撒冷和麦加的方向。那一天，他下令 [5] ，这座教堂变为清真寺。外围随后建起了四个不协调的尖塔。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具像，他们尽可能廉价而有效地处理了内墙的人物图像，用石膏和油漆进行了简单的覆盖。

基督教天使和希腊皇帝因此只能潜藏在薄薄一层碎石下面，距离苏丹和他的随从周五礼拜的地方只有几英寸远。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这些人物图像仅有一次机会得见天日。19世纪40年代，作为首都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改革派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委托两位瑞士建筑师加斯帕雷·福萨蒂（Gaspare Fossati）和吉乌塞皮·福萨蒂（Giuseppe Fossati）修复城内最重要的清真寺。福萨蒂兄弟改造了外墙，清除了几个世纪的尘垢，赋予了墙壁更多的色彩和艺术感，包括红色的糖果横纹，表现了欧洲无节制的新哥特式风格。

福萨蒂兄弟也是最早去除 [6] 内墙上的石膏、暴露繁复的马赛克镶嵌画的人，他们在修补裂缝、加固大理石护壁时偶然发现了这些马赛克。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是胸有丘壑的君主，对自己在世界文明的地位很有自信，可以兴致勃勃地观看面前这些基督教统治者的成就。这些新发现让他兴奋不已。经过几个月的整修，清真寺重新焕发了青春，到处都闪耀着晶莹的光芒，皇后的王冠熠熠生辉，基督头顶环绕金色的光环，圣母玛利亚斗篷上的青金石炫目璀璨。

奥斯曼帝国第一次这样长久凝视着拜占庭的过去，但是没过多久，这个伊斯兰国家就厌烦了大清真寺墙壁上的具象艺术。福萨蒂兄弟把他们的发现编成了一份目录，后来，苏丹屈从于穆斯林保守派的压力，命令他们用石膏重新遮盖了图案。近百年之后，这些马赛克才重新显露真容。

20世纪20年代初，托马斯·惠特莫尔住在佩拉宫，他是伊斯坦布尔人缘最好的人之一。他管理着一个小王国，监督着其中慈善组织、募捐项目、难民救济中心、孤儿院和学生奖学金基金会等机构的运营，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帮助白俄逃离他们的旧帝国，在土耳其或其他地方重塑自我。他与协约国的高官将帅共进午餐，拜访奥斯曼帝国的政要，取悦现所谓的伊斯坦布尔公民社会的核心人士，尤其是许多女性，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城里的慈善工作。

惠特莫尔天生派头十足但又憧憬避世隐居，非常注重隐私却又希望万众瞩目，他是头等压抑的自我推销者，是敬畏并探索美的人。换句话说，惠特莫尔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影。在他的晚年，著名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Dmitri Kessel）为《生活》（Life ）杂志拍摄了一组他头戴招牌软呢帽的照片。他面对影棚镜头摆出的造型 [7] 总是眉头紧皱、帽檐拉低。他矮小瘦削 [8] ，出席会议时常常外裹北非式的条纹连帽斗篷，内穿巴尔干羊毛外套或库尔德山羊皮衣。他总出现在一些很古怪的场合 [9] ，参加了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的加冕典礼，曾带着威廉·巴特勒·叶芝（W. B. Yeats）和雅沙·海飞兹（Jascha Heifetz）横渡大西洋，还向奎里纳勒宫（Palazzo del Quirinale）的意大利末代国王赊过账。他刻意培养自己学习别人的闪光点：出人意料的风流韵事和“神秘”的爱情，他总是频繁地和“神秘”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惠特莫尔是波士顿一个著名家族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还年轻，不停追求新目标。他在塔夫茨大学（Tufts College）拿到英语学位，后来在那儿教文学课。他又去了哈佛大学读艺术与艺术史的研究生课程，还涉猎中世纪研究。通过反叛的策展人、艺术史学家、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前秘书马修·普里查德（Matthew Prichard）的介绍，惠特莫尔成功进入了大西洋两岸俗称美学家的男性社交圈：说话速度很快，妙语连珠，与其说是饱览群书，不如说是见多识广，他有点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但口音一听就是美国佬，那个年代人人都明白独身主义意味着什么。普里查德和惠特莫尔结伴去巴黎旅行，他们穿梭于各种文学活动和美术馆开幕仪式之间，普里查德把惠特莫尔引荐给 [10] 他在巴黎最好的聚会地点格特鲁德·斯泰因沙龙（Gertrude Stein’s salon）认识了朋友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他们三人成了亲密的伙伴。马蒂斯为惠特莫尔画的肖像素描一直是惠特莫尔最珍贵的财产。

1910年，惠特莫尔或许 [11] 和普里查德一起，参观了“穆罕默德艺术杰作欧洲展”（Meisterwerke muhammedanischer Kunst ），慕尼黑的这次展览展出了三千多件伊斯兰艺术杰作，是有史以来伊斯兰微缩画、书法和装饰艺术单次展品最多的展示。这次展览是欧洲人第一次把伊斯兰国家的物品看作人类想象力的自发产品，而不是装饰东方幻想的闺房和贝都因人帐篷的舞台道具。十余万名观众观赏了几十个展厅里代表各个时代的伊斯兰艺术品。

慕尼黑展览改变了许多艺术家、收藏家和评论家对近东的看法，惠特莫尔也重新认识了近东的潜力与富饶，那里不仅有伊斯兰教的现在，还有基督教的过去。接下来的十年，他改变方向，离开艺术，进入了难民救济领域，但是他对该地区多层面传统的兴趣从未动摇。他曾向朋友吐露，他的心总在伊斯坦布尔 [12] 。他总是在佩拉宫外长时间散步，他发现真正的使命几乎就摆在他面前，召唤他的不是酒店大堂里排长队的俄国难民，而是城市的石子路和泥灰墙，是古代拜占庭的遗迹。

据惠特莫尔所知，所谓的拜占庭帝国主要是现代历史学家的概念。拜占庭这个英文单词第一次出现在1794年，是有关植物学的来源，并不是历史或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现在所称的拜占庭人，他们自己从未使用过这一标签，而且认为他们的世界在政治上是罗马祖先的延续。

确实，他们把异教仪式换成了对基督教的虔诚，把垂死的西罗马帝国粗俗的拉丁语换成了文雅的希腊语，把河道淤塞、洪涝灾害频发的台伯河畔换成了自由流动、连通两个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间或用希腊语自称罗马人（Romaioi），并认为他们顺理成章且完整地继承了奥古斯都（Augustus）和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罗马文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领土扩了又缩 [13] ，但是拜占庭人始终把生活在都城之外的所有人唤作“新罗马人”（hoiexo Romes），也就是伊斯坦布尔人。就像纽约人说起曼哈顿一样，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大都市简称为“城市”。他们的这个习惯叫法能让我们明白城市现代名称的来历，因为希腊语的“去城市”（eis ten polin）与“伊斯坦布尔”的发音非常接近。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本土希腊人的土耳其语发音依然有点类似“罗马人”（Rumlar），就像是古代拜占庭人的呼喊传至现代的回音。

拜占庭文化具有明显的丰富性和应变力，它既能延续想象力，又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中世纪早期，一个边陲小城楔入了巴尔干半岛上彼此竞争的基督教大国之间，它劫掠西方涌来的十字军，袭击东部和南部入侵的穆斯林。这个城邦的影响力不仅依赖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除了基督教神学，这个城市其实吸纳了大量的拜占庭文化——而且汲取了希腊、俄罗斯、埃塞俄比亚等东方基督教在艺术、音乐、精神和建筑方面的养分。

尽管存在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拜占庭长久以来在西方学者和艺术收藏家眼中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物质文明可怜的附属品。最糟糕的是，作家们常常附和18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权威大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9年）［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9）］中勉力证明的观点，吉本长吁短叹地控诉了拜占庭人的斑斑劣迹。“我终于写到了最后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君主，” [14] 他写道，“他们性格懦弱，无力维系恺撒的名誉与威严。”拜占庭艺术在本质上也被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简单纯朴，无法脱离惯例的限制，与其说是反对具象艺术，不如说是不在乎表现形式，它们没有早先希腊、罗马高度写实主义的绘画、雕塑那么有趣，与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挂毯、绘画相比又少了些想象力，这一特定表现某个艺术黑暗且深受上帝影响的世界，具有一股浓重的香烛味。故此，拜占庭（Byzantine ）这个形容词最终变成了官僚化、深奥难懂和荒唐的代名词。

然而，在一小部分艺术史学家看来，拜占庭传统是一座被遗忘已久的桥梁，这座桥连通了希腊语区的地中海、古罗马的政治遗产以及许多东方影响，最终都高度表达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建筑之中。19世纪90年代，第一本拜占庭研究期刊出现；20世纪20年代，第一届国际大会（仅有三十名与会者）召开；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际拜占庭艺术展览举办。两战间期，罗伯特和米尔德里德·伍兹·布利斯这对独具眼光的夫妇搜罗了许多拜占庭时期的工艺品，塞满了他们位于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他们的大量藏品推动了整个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发展。现代学者如果想要理解拜占庭皇帝、编年史作者和工匠生活的这个失落的世界，那么这些工艺品至关重要。

托马斯·惠特莫尔是投身这一专业领域的先锋。他没有艺术史方面的学位，而且他唯一一次真正的考古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担任埃及某项现场发掘工作的助理。可是他有极大的信心筹足资金去继续福萨蒂兄弟俩未竟的事业，恢复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昔日辉煌，敞开大门，迎接更广阔的世界。

惠特莫尔很容易走近权贵，他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帮助英国女王 [15] 给她身居俄国皇太后之位的妹妹送过饼干和小食。参与俄国难民的救济工作时，他与欧洲一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保护人士取得了联系。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Russi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坐落在佩拉大街上，距离佩拉宫不远，曾是负责发掘拜占庭遗迹的主要机构。十月革命后，研究所被查封，许多重要人物都寻求过惠特莫尔的援助。他借助波士顿的家族关系可以轻易接近美国慈善家，而在艺术家社交圈和巴黎人沙龙虚度的青春也磨炼了他，让他有能力把模糊的热情转化成重要的项目。“他天生擅长招摇撞骗，就仿佛他自己真是个江湖郎中。” [16] 著名的拜占庭文化研究者史蒂芬·伦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回忆说，但是“他也很有说服力，能够筹措资金……他手腕极高，能把富有的美国名媛骗得团团转”。

1930年，惠特莫尔成立了拜占庭研究所，在巴黎、波士顿和伊斯坦布尔都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借助这些筹款渠道和通讯地址，他就可以接近土耳其政府，争取修缮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许权。按照惠特莫尔的说法 [17] ，他无非是恳求了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接受了他的提议，他第二天就亲自写了个“内部维修”的标牌，挂在了清真寺门前。但这只是一个筹资人吹牛的荒诞故事。事实上，惠特莫尔施展了他当年为俄国难民筹款的技能：他向土耳其官员求情，争取美国业余收藏家和有钱家族的支持，与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外交官搭讪，还主动接近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前馆长、大国民议会议员哈利勒·贝（Halil Bey）这位政府要员。1930年春，托普卡帕宫曾经只允许 [18] 王室妇儿出入的后宫向游客开放。海角周边的老城，从这座皇家宫殿到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整片地段都被划作历史保护区，都归属于亨利·普斯特设计的纪念碑公园。形势正在朝着惠特莫尔期望的方向发展。

政治也扮演了有益的角色。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仍在努力达成两个主要目标：解开奥斯曼帝国悠久传统的束缚，实现伊斯兰教与国家权力的分离；把少数民族的财产交到穆斯林土耳其人手中，实现财富的转移。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少数民族被迫放弃了他们的集体权利，伊斯兰教也被解除了国教地位。这座建筑曾经是除帕台农神殿之外最伟大的希腊古迹，现在又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清真寺，如果能改成博物馆，将是实现政府核心目标的绝妙创举。尽管雅典政府的首脑是昔日煽动叛乱的韦尼泽洛斯，但是这个执政政府更愿意和解，所以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恢复了邦交，还扩大伊斯坦布尔重新评估希腊遗产的范围。1930年10月，两国签署了中立合作条约 [19] ，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这份条约被证明是两次大战间期欧洲区最长效的外交协议之一。两年后，穆斯塔法·凯末尔派遣仍头顶环球小姐光环的科瑞曼·哈里斯去拜访韦尼泽洛斯，象征性地承认了此一时彼一时，曾经的竞争对手也能变成合作伙伴。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文化缓和政策的一项类似举措，但讽刺的是，修复希腊正教最伟大的物质实体却成了凯末尔主义者最有力的杠杆，他们利用这些手段努力使这个国家更土耳其化、更为世俗，与邻国和平共处，更加安全。

1931年夏，土耳其内阁 [20] 授权惠特莫尔的拜占庭研究所领导考察队修缮教堂，特别是要让古老的马赛克重见天日。12月，木头和金属脚手架在教堂内部宽敞的空间里搭建了起来，他们可以接近正门之上的空间，进入二层的高架走廊，俯瞰整个中殿。惠特莫尔的工人为露出玻璃镶嵌物或小块马赛克的真容，日复一日地轻轻刮除着上面的油漆和石膏。细碎的石膏紧紧粘在玻璃表面，如果清除不当，这些精美的镶嵌物很容易偏离原位，所以惠特莫尔要求工人只能使用牙科工具刮落石膏。

这些镶嵌物一旦暴露 [21] ，就可以用鹿皮和低浓度的氨水轻轻擦洗，用软毛刷擦拭，再用另一块鹿皮擦亮。工作进展极其缓慢，即使是惠特莫尔也从未监管过这样的工程，于是他雇用了许多优秀的技术与监理人员，威尼斯的镶嵌细工师、俄罗斯的工人、法国的考古学家和美国的建筑史学家都被拉了进来，让这项工作迅速变成全世界最有趣的考古壮举。

修缮让这个城市拥有了看待希腊遗产的新视角。随着古老的教堂再现昔日辉煌，这个城市的艺术和文化遗产也会逐渐显露，土耳其人自认为是合法且宽宏大量的托管人，托管着这个城市多元化的过去。如果希腊雅典卫城象征了希腊人被太阳晒黑的面孔，象征了他们是简朴的异教徒，那么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点点展露的容颜就是它天然的反证：色彩浓烈、庄严壮丽，东西方元素的混合完全满足了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共和国的构想。

但这也是惠特莫尔的工作招致一时非议的原因。虽说土耳其总统对这项工程表达了他个人的祝福，但是很多报刊文章都谴责美国人破坏了这个城市最伟大的清真寺。有人指责惠特莫尔是以考古学家为幌子的传教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传播基督教教义。还有人声称伊斯兰教禁止人像 [22] ，惠特莫尔揭开清真寺的异教源头就是公开冒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世俗的土耳其人组织集会表示抗议。大国民议会议员、博物馆馆长哈利勒·贝力挺惠特莫尔，强调了这项事业的学术和艺术本质。尤努斯·纳迪也称赞惠特莫尔的工作是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他在《共和报》上写道，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最初用石膏掩盖马赛克的决定表现了残酷的宗教保守主义。现在，这座城市辉煌的艺术成就 [23] 终于揭开了宗教的面纱，真实地展现在它们的现世托管人面前。

1932年夏，惠特莫尔前往安卡拉，直接向穆斯塔法·凯末尔汇报工作进展。总统派养女泽赫拉（Zehra）去火车站迎接他，并开车把他带到了市郊的总统农场。惠特莫尔和土耳其领导人在泽赫拉的陪同翻译下，一边在庭院散步，一边讨论正在进行的修复工程。惠特莫尔展示了一些新近发现的马赛克的照片，穆斯塔法·凯末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拜占庭研究所的劳作表示非常满意。惠特莫尔在返回伊斯坦布尔拥挤的火车上 [24] 兴高采烈地四处宣扬，总统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卧铺，日本临时代办还被留下来照料他的起居。

惠特莫尔早前在埃及的挖掘工作涉及筛细沙或松岩，但除了倒塌的城墙或遗落的陶片外，他们找到其他东西的概率很小。然而现在，他几乎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能发现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福萨蒂兄弟留下的一些有关镶嵌画的记录。他的团队按照福萨蒂兄弟的记录，逐渐发现了这两个瑞士人所做的许多加固工作，保证了内墙上的马赛克仍然牢牢附着，没有脱落。惠特莫尔用胶片拍摄了 [25] 团队辛勤工作的过程，他的助理穿着白大褂和工装裤，而他身着深色西装，头戴着标志性的软呢帽。

1933年初，修复团队开始清理教堂的一堵空墙，这堵墙面朝东方，位于二楼南走廊，可以俯瞰教堂的主体空间。经过小心翼翼地开凿，墙面很快浮现出一大片马赛克，整体轮廓看上去就好似直飞天顶，相形之下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矮小。惠特莫尔的团队投入全部精力逐块清理，随着锐口刮匙的每一次敲凿刮擦，越来越多的马赛克显露出来。或许由于地震，又或许因为15世纪奥斯曼步兵冲进基督教堂不顾一切地劈砍，许多马赛克早已不知所踪，但经过几周的努力，这幅镶嵌画的完整尺寸和内容还是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巨幅的宗教图像，艺术史学家称之为《祈祷图》，这个名称源自祷告这个希腊语单词。结果证明 [26] ，这幅《祈祷图》是拜占庭艺术的瑰宝。

《祈祷图》的中央是庄严的耶稣基督，他的右边是圣母玛利亚，左边是施洗约翰。玛利亚和约翰都略微侧身，低头朝向救世主，耶稣则头微微右转，神似洞察世间百态，右手高举以示赐福。这样的圣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东正教信徒的期望：他们敬爱救世主，想要借祷告和谦卑接近他，在灵犀触动之间寻求他的宽恕。与西方教堂的圣像不同，东正教的圣像不是讲述圣经故事这样简单，也不是通过寓言或意味深长的符号揭示什么基本真理，这些圣像是要告诉信徒应当做些什么：作为传送门，作为紧急直达天国的通路。你不只要欣赏东正教的圣像，你还要与之交流，当然，你也不用崇拜它。

《祈祷图》是拜占庭艺术的标准形式，但是惠特莫尔的专家们知道这个特例已经超越了形式的束缚。整幅《祈祷图》的背景全是镀金的马赛克，把耶稣、玛利亚和约翰的人物形象衬托得生动立体。他们服饰的褶皱有了深浅不同的阴影，外缘还能散射着展现基督荣耀的背光。救世主的青金斗篷凸出平面，圣母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灰暗衣着因此退进了背景。在金色背景的衬托下，耶稣全身环绕着巨大的光环，他苍白光洁的脸庞可见柔和的辉光，浅褐色的胡须和肉色的皮肤、粉红色的嘴唇自然融合。观察者仰视着他长衫交叠的边角不可思议的深度，乃至表现耶稣锁骨线条的细微刻痕，很容易忘记实现这一切的只是这些镶嵌在平面上的小玻璃块。

虽然基督理所当然是《祈祷图》的中心人物，但在这幅圣像中，约翰却抢了风头。约翰与其说是披挂，不如说是裹着一件绿棕相间的斗篷，他的服饰线条粗糙生硬，表现出比折痕还多的皱褶。他红褐色的头发细软又凌乱，梳向脑后，从背部垂下来。散乱卷曲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嘴，与耶稣下颌浅淡的绒毛形成对比。

他的面部呈现出拜占庭传统中极其痛苦又极为动人的表情。他紧皱的眉头像几乎触碰在一起的八字。他眼珠上翻，尽力注视着荣耀的基督。此处是这幅《祈祷图》视觉纵深要素的最伟大表达，打破了东正教图像回避平面透视法的一般规则。约翰的右眼比左眼略小，使整张脸不同寻常地自然，充满活力。

约翰不像基督和圣母玛利亚，也不像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他图像里描绘的皇帝和皇后，他既不是供奉的对象，也不是拜占庭历史上某些伟大的人物。在教堂名扬四海的鼎盛时期，他置身在信徒礼敬的圣像当中似乎很孤单，但他本来就不是敬奉的对象，而是效法的典范：他正是罪孽深重、被世界抛弃、在圣智面前充满无私敬畏的信徒。

识字的希腊人可以阅读《祈祷图》最右边的铭文。这段铭文说明了这幅图中的约翰与西方教堂通常描绘的他的形象不同，比如对浸信会教友来说，约翰用约旦河水为耶稣施洗，是擦去圣子罪恶的矛盾人物。而约翰在这幅图里叫先行者（Ho Prodromos ），是走上天国之路的第一人，也是救世主出现之前的唯一一个人。他指明朝圣的方向，张开的左手消失在马赛克缺失的一片空白之中，他转向右方，转向从高耸的塔窗流进来的光线，把参观者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引向升天的基督。

惠特莫尔的团队推测 [27] 《祈祷图》创作于13世纪60年代，当时的拜占庭艺术已经吸纳了西方中世纪早期的一些设计特点。约翰的面容表现出令人揪心的痛苦，还有对拜占庭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迷惑。拜占庭帝国没有文艺复兴，但是这幅图不仅安静地提示观者，拜占庭宗教艺术也有出现提香和米开朗基罗的希望，而且还让人们想起，至少在13世纪，教会两部分的分歧还没有那么大，他们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挣扎着想要理解无限神圣的意义。这幅《祈祷图》还有深一层的秘密，这个秘密并不在于图的主题，而是微小的部件：拜占庭细工师用来创作图像的马赛克。事实证明，这幅《祈祷图》与其他许多图像共同装点了大教堂。

惠特莫尔的同事们单独测试了每个马赛克的黏合强度，发现它们并没有形成光滑的表面，反而以各种角度向外伸出，有些边角外露，另一些却深埋在石灰和大理石粉这些组成基本水平面的黏合剂里。这其中的原因不单是年代久远和周期性的地震，还包括镶嵌画的放置方式：把图像的金色背景、光环，甚至圣人的眼睛都变成几百个能使烛光和阳光转向的反光片。这个技巧可以让图中人物栩栩如生，仿佛走出了虔诚的神话世界，走进了凡间。马赛克的镶嵌角度有个令人惊奇的规律。与墙壁平面构成的角度越大 [28] ，马赛克就会显得更亮：因为阳光透进前厅更加困难，所以门廊十五度角的马赛克要比前厅三十度角的马赛克更亮。为了增强闪亮的效果 [29] ，马赛克会掺入金箔并以扇形排列安放，使整个背景熠熠生辉。

惠特莫尔明白，他的工人不仅展露了《祈祷图》引人注目的圣像，还证明了希腊人、威尼斯人等许多不知名的艺术家们的创作不仅没有脱离社会的审美习惯，而且还进行了超越和深化。惠特莫尔的团队无意之间唤醒了遗忘在记忆角落的永恒瞬间：13世纪的某些日子里，镶嵌细工师们或独自工作，或彼此分工，他们站在咯吱作响的木头脚手架上，靠近这座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教堂的顶部，把半英寸的雕花玻璃以各种合适的角度嵌入，组成了这幅异常精美的图像。近七个世纪后，阳光穿透教堂窗户照射在这些镶嵌物上，仍令人目眩神迷。这些镶嵌细工师不仅提升了《祈祷图》的整体观感，而且精准表达了局部之美。

经由惠特莫尔团队的努力发掘，《祈祷图》等马赛克镶嵌画再次现世，重燃了人们对拜占庭艺术的兴趣。他们每季度的工作进展都会被国际媒体跟踪报道，惠特莫尔为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这些伟大的作品，还制订了大规模复制马赛克图案的宏伟计划。他的团队把大幅的描图纸附在圣像上，用铅笔精描了每一块马赛克的图案，然后把所有的临摹图拍好照片，用亚麻支撑建立稳定的平面，再对照墙面的镶嵌画涂上相同颜色的蛋彩颜料。他们还用薄棉填充马赛克的缝隙，压实后利用虫胶固化处理，再用特定纹理的棉花为模子，制成石膏模型 [30] 。这样制造出来的模型也可以着色，是三维的圣像复制品。参观者甚至能够借助这些模型感觉马赛克的表面裂纹，就仿佛自己爬上了惠特莫尔摇摇晃晃的脚手架，观看教堂原版的镶嵌画一样。

194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花7500美元购买了一幅《祈祷图》的复制品。三年后，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复成果的盛大展览，这幅《祈祷图》是其中的核心展品。如今，它依然摆在博物馆中世纪大厅的重要位置。伊斯坦布尔之外的无数人因为惠特莫尔的雄心抱负，第一次能够看见这些奇迹。毫无疑问，参观者之中有许多20世纪20年代逃走的希腊家庭，他们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对罗萨·埃斯肯纳茨的唱片着迷，随歌声追忆往昔，现在还能看见故乡里这座地标建筑的修复成果。惠特莫尔的爷爷是名传教士，他的核心信念是人类的同一性，现在他的孙子却重新点燃了公众对地球上这个多宗教混合的地方的兴趣。这里先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教堂，接着变成了最伟大的清真寺，然后又成了博物馆，放置着标志性的流浪者施洗约翰，这位天国之路的先行者在威严的上帝面前眼目低垂。

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建筑史的日月星辰” [31] ，惠特莫尔写道，“它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建筑，也是遗失太久的建筑。”1934年，土耳其内阁 [32] 正式宣布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博物馆，并于次年年初向游客开放。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和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约翰·D.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和惠特莫尔的巴黎旧识马蒂斯先后到访，前来参观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各界名流络绎不绝，拜占庭研究所开始编录贵宾日志，以便向未来的资助者更好地推荐新项目。几个世纪以来，这座最重要的建筑一直是城内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只准许伊斯兰教信徒出入。现在它却向所有人开放。

无论何时走入这个空间，都能体会到心灵的震撼。阳光穿过高处的窗玻璃透进来，墙壁被照得绚丽夺目，散发着辉光，一如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堂时所感受的庄严肃穆。惠特莫尔委托电影人研究了室内的光线，捕捉了地板上光线的轨迹，通过这样的方式理解马赛克镶嵌的巧妙角度，以及震惊前几代人的频闪和散射的光学原理。如今，在敦巴顿橡树园拜占庭研究所的档案馆（现在属于哈佛大学），再度观看这些影片就像观看某些舒展自然的芭蕾舞的录像，依然令人着迷——查士丁尼大教堂的建筑形式交缠着变幻的光影，还搭配着温柔细腻的游客解说词。

1939年春，一位德国游客 [33] 入住佩拉宫，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参观惠特莫尔劳心劳力的成果。“中央穹顶优美典雅，明亮隽永。” [34] 他在4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初春的日头还没那么高，阳光穿透四面的窗户照亮了整个教堂，仿佛置身梦境一般。稍后，他在苏格兰酒吧（Teutonia Club）与当地德国社区的代表共进午餐，下午又去大巴扎买了一些地毯和旅游纪念品，他说，“家里人喜欢这些东西”。

古城的生活似乎精彩纷呈 [35] ，可是他仍然迷惑，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华美与他自称为“精神错乱”的阴郁之间摇摆不定，这似乎也深入伊斯坦布尔的骨髓。一周前，法西斯意大利突然入侵阿尔巴尼亚，导致民众开始担心墨索里尼不久也会侵略土耳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抬头仰望着这些古老的马赛克拼图，双手紧握着背在浅褐色雨衣后，他知道风暴即将到来。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所有人也都在等待战争。

[1] “Yunanlɪlar Yapɪyor，Biz Neden Yapmɪyalɪm？” Cumhuriyet，Feb.19，1929.

[2] Procopius，Buildings，in Procopius ，1.1.27.

[3] 引自 Kinross，Europa Minor ，141。

[4] 引自Nelson，Hagia Sophia ，14.

[5] Runciman，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7-49.

[6]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3.

[7] Whittemore Papers，DO-ICFA，Box 9，Folder 144.

[8] Whittemore Papers，DO-ICFA，Box 9，Folder 151；Downes，Scarlet Thread ，39.

[9] “Yeats and Heifetz Sailing on Europa，” New York Times ，Dec.27，1932；Downes，Scarlet Thread ，39.

[10] 惠特莫尔或许也认识格特鲁德·斯泰因，从时间推算，19世纪90年代末，她还是拉德克利夫（Radcliffe）的学生。见Klein，“The Elusive Mr.Whittemore：The Early Years，1871-1916，” in Klein，Ousterhout ，and Pitarakis，eds.，Kariye Camii，Yeniden /The Kariye Camii Reconsidered ，473fn31.

[11] Klein，“The Elusive Mr.Whittemore，” 475.

[12] Whittemore to Isabella Stewart-Gardner，Aug.24，1921，Whittemore Papers，DO-ICFA，Box11，Folder 161（复印自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Boston，via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3] Hélène Ahrweiler，“Byzantine Concepts of the Foreigner：The Case of the Nomads，” in Ahrweiler and Laiou，eds.，Studies on the Internal Diaspora ，2.

[14] Gibbon，Decline and Fall ，6：413.第一本拜占庭研究期刊：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and Robin Cormack，“Byzantin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Jeffreys with Haldon and Cormack，eds.，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5.

[15] Equerry of Queen Alexandra to “All Military，Civil，and Customs Authorities concerned，” Mar.11，1919，CERYE，Box 99，Folder 2.

[16] Runciman，Traveller’s Alphabet ，56-57.

[17] “Rose Petal Flavored Ice Cream in Company of a Harvard Scholar，” Boston Globe，Aug.19，1948.

[18] “Topkapɪ Sarayɪnɪn Harem Dairesi Açɪlɪyor，” Cumhuriyet，Apr.8，1930.

[19]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 ，179.

[20] Nelson，Hagia Sophia ，176.

[21]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44.

[22] “Mosaics Uncovered in Famous Mosque，” New York Times ，Dec.25，1932.

[23] “Ayasofya’nɪn Mozayɪklarɪ：Ilme HürmetLazɪmdɪr，” Cumhuriyet，Nov.14，1932.

[24] Whittemore to Gano，July 19，1932，Byzantinf Institute Records，DO-ICFA，Subgroup I：Records，Series I：Correspondence，Box 1，Folder 5.

[25] 见Byzantine Institute Records，DO-ICFA，Subgroup Ⅱ：Fieldwork Papers，Series Ⅳ，Subseries D：Moving Images（16mm films）。

[26] 福萨蒂兄弟描画了马赛克的草图，并且采取措施进行了加固，但是他们的描绘并不完整，修复也并不充分，所以拜占庭文化研究大师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形容惠特莫尔的工作是祈祷图的重新发现。Mango，Materials ，29.

[27]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47.

[28]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52.

[29]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56.

[30] Teteriatnikov，Mosaics of Hagia Sophia ，61.

[31] 引自Nelson，Hagia Sophia ，170.

[32] “AyasofyaMüzesi，” Cumhuriyet，Jan.26，1935.爱德华八世和华里丝·辛普森见Byzantine Institute Records，DO-ICFA，Subgroup II：FieldworkPapers，Series IV，Box 45：“Photographs：Hagia Sophia and KariyeCamii，ca.1930s-1940s，” Folder 482：“Photographs of Thomas Whittemore with Edward VIII of England”；and Natalia Teteriatnikov，“The Byzantine Institute and Its Rol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Kariye Camii，” in Klein，ed.，Restoring Byzantium ，51。

[33] “Dr.Göbbels Sehrimize Geldi，” Cumhuriyet，Apr.13，1939.

[34] Goebbels，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Apr.14，1939.

[35] Goebbels，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Apr.14，1939.

暗影战争

约瑟夫·戈培尔结账离开佩拉宫五个月以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土耳其很快表示保持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个国家早早参战，土耳其政客——更不用说共和国的避难百姓——对战争结果记忆犹新。种族灭绝、外国入侵、种族清洗、强迫迁移的影响几乎波及了所有家庭。葬礼上，你站哪儿都无所谓 [1] ，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英国大使，只要不是躺在棺材里就行。

袖手旁观是共和国古老的处世态度。穆斯塔法·凯末尔明确表述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总体构想，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既是理性的利己主义，也有部分唯心主义考虑。土耳其为了自身的巨大优势抛弃了旧帝国。共和国现在更小、更高效，几乎不存在曾经困扰帝国的领土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 [2] ，如果被迫调动，我们的部队要部署在色雷斯，我们同时还要保卫也门？”总理苏克鲁·萨拉克格鲁（Sükrü Saracoglu）向一位同僚解释道。但是土耳其依旧身处乱局。

意大利野心勃勃的崛起变成地中海的主要威胁，尤其是1939年春，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以后，局势愈加剑拔弩张。黑海对面的苏联也是个棘手的麻烦，土耳其向苏联看齐的日子一去不返，一党专政、经济迅猛发展、国家飞速建设的苏联模式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典范。安卡拉与莫斯科根据共和国早期的遗留问题，联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可现在的问题是，斯大林想以战争为借口，霸占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或者实现俄罗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旧梦。而在南方，英法势力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托管政府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尽管一些土耳其政治家认为往日的对手就是未来的盟友，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占领和《色佛尔条约》流产二十年后，另一些政治家仍需谨慎对待与伦敦和巴黎的关系。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与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签署条约，条约承诺倘若发生冲突，签约国必须保证边境稳定并且积极磋商，但是保加利亚拒绝加入，使得该地区区域关系依然紧张，土耳其仍旧无法保证边境安全。

更远一些，德国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铬等德国军工产业原材料的核心市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柏林结盟损失惨重，但是土耳其仍对希特勒自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导经济的新秩序深表赞同。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一些公众人物还分享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思想，宣称土耳其人和雅利安人在未来的种族斗争之中是天然盟友。就在戈培尔访问伊斯坦布尔的当月 [3] ，柏林又加派了最老练的官员、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担任德国驻安卡拉的新大使。虽说冯·帕彭有时会批评希特勒，但他其实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正是他协助希特勒升任德国总理，并且争取奥地利加入德国阵营。他的说服力现在似乎又在土耳其派上了用场。

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苏联，所有曾被土耳其人视为文明典范的国家都向着相互毁灭的方向疾驰而去。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因此只能小心平衡，他们的应对策略是建立一张由同盟、反同盟和互不侵犯协约织成的保护网，同时游说各个大国，土耳其保持中立符合每个国家的最佳利益。1936年，土耳其签署了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运治理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公约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保证海峡对民用交通开放，限制黑海周边国家之外的海军舰艇的部署；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土耳其有权自行限制交战国军用和民用航道。这些条款让土耳其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置身事外：他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理由，可以公平对待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同盟国、轴心国或者中立国。但是随着欧洲走向战争的脚步不断加快，老条约和旧承诺都形同废纸。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不远的将来会如何演变，因为自共和国成立，这个国家本身就处于最深刻的政治不确定期。

1934年，土耳其的姓氏法通过，大国民议会投票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姓氏是阿塔图尔克，这个姓氏常常被翻译为“土耳其之父”。阿塔图尔克当时的意思是：国家的军事解放者、第一任总统、远见卓识的国家现代化推广者、共和国真正的奠基人和第一代模范公民。但是更好的翻译是“土耳其爸爸”。他不仅是国家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彻底变革的驱动力，还被认为是慈祥的亲人，他的每句话都会引来恭敬的——只要这些事情可以辨别——真正的崇拜。

阿塔图尔克是20世纪独裁者的楷模。他碾压一切政治反对派，坚信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未感觉有必要问问这个国家，它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然而，他不是墨索里尼 [4] ，也不是佛朗哥，他知道底线在哪里。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引发的个人崇拜经久不息，但花落花开只是时间问题。

阿塔图尔克似乎一直福星高照，他退出历史舞台时声望依然不减。1938年夏，他按照过去十年的老习惯去伊斯坦布尔避暑，畅游浮罗亚海滩，临时居住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开着土耳其政府为他购买的游艇“萨瓦罗纳”号（Savarona ）出海。然而，他的青春已然远去，精力不再充沛，体格也不再健壮结实，原本挺直的身板也佝偻了，他的皮肤日渐灰黄 [5] 。肝硬化耗尽了他的体力 [6] ，鼻出血、皮疹和肺炎使他不得不退出了日常政务。在五十七岁这个年纪，他体弱多病，虽然还是受人尊敬的国家元首，但不再是精力充沛的政府首脑。仅仅几年前，他还推行了姓氏法律、妇女选举权、世俗主义的宪法保障等最后一批重大改革，现在却仿佛一盏油将燃尽的枯灯。10月中旬，他陷入昏迷，恢复了短短几天，然后又不省人事。11月10日清晨，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与世长辞。这座皇家宫殿见证了伊斯坦布尔现代历史的多个关键时刻。从末代苏丹的流亡到协约国占领部队的撤军，这一天，总统卧房的时钟被永远设定在他离世的那一刻——9：05。

全国悲恸，伊斯坦布尔陷入了疯狂的哀伤。孩子纷纷在学校哭倒 [7] ，忧心的父母也以泪洗面。晌午出版的报纸都加上了黑色的边框。阿塔图尔克的临终遗言 [8] 是穆斯林式的问候——“求主赐你们平安”，但他的葬礼安排却明显很世俗。他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没有按照伊斯兰法律立即下葬，而是停放在宫殿里整整一周以供人凭吊。前来吊唁的群众浩浩荡荡，伤心欲绝，甚至有十二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 [9] 被踩死。几天后，他的灵柩由隆重的送葬队伍抬上战舰。随着战舰驶离城市，无数人依依不舍地站在岸边的码头和防洪堤上，像海鸟一字排开。战舰穿越马尔马拉海，把灵柩送上开往安卡拉的火车，总统将埋葬在那里。他的遗骨后来又被迁去了更宏伟的陵寝，俯瞰整个首都。

阿塔图尔克送给国家最后的礼物是，他没有指定总统的首选继任人。这次沉默意味着新总统将按常规程序进行选拔。宪法规定，每个任期，像阿塔图尔克当年一样，国家元首应由议会选举产生。大国民议会很快推举独立战争的野战司令、曾经的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成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伊诺努是土耳其伟大的政治幸存者之一。尽管不总受凯末尔的青睐，但是他设法躲过了大多数阿塔图尔克早期盟友的悲惨命运，成了总统忠诚的副手。他登记的姓氏与1921年的往事有关，当时他还是伊斯麦特·帕夏（Ismet Pasha），领导国民军在伊诺努奋勇杀敌，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是民族主义者早期反击希腊军的里程碑。除总统职位，议会还授予他“国家领导人”的尊称，可这是个尴尬的身份。伊诺努身材瘦削，蓄着大胡子，他是管理者和战略家，却毫无阿塔图尔克的领袖气质和进取精神。即使去世后，阿塔图尔克的荣誉头衔仍是“永恒的领袖”。

然而，所有这些不足最终都变成了好事。伊诺努为了保证自己继任总统，在幕后耍了许多手腕，但是表面上的交接却风平浪静，超乎所有人的预期。按照英国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 [10] 的说法，“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他将更安静、更正统的生活引入了政治圈”。伊诺努不排斥土耳其冷血肮脏的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也总是心存疑虑，但他的外交政策是促进土耳其与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政府达成一系列的条约和明确承诺。当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占领波兰时，伊诺努第一个转向西方，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互助条约。一旦德国军队进军巴黎或德国飞机瞄准伦敦，这条生命线就会变成把土耳其拖下战争泥潭的铁锚。1941年6月，土耳其心思回转，又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当月，希特勒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开辟了这场战争的一条新战线，似乎证实了安卡拉押在德国优势上的赌注。

作为中立国，地理位置又处于欧洲、苏联和中东交界，土耳其向来不缺战略追求者。这场战争伟大的室内游戏之一就是掌握土耳其的舆论动态，并且引导民意朝着对轴心国或同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无数自由间谍、领薪特工和专业情报机构持续的追求，所有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彼此暗中监视，希望土耳其加入他们的阵营。

“你每次从大酒店的窗口扔出一块石头，几乎都能打到一名特工。” [11] 一位美国官员回忆战时的伊斯坦布尔说道，“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外国使馆在佩拉区留下了奥斯曼帝国特色的华美建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留下了夏宅，在安卡拉留下了更多实用的营房。但是伊斯坦布尔显然更易接近，而且依旧是共和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因此成了搜集土耳其人和敌人情报的重要竞技场。

大量的外国人是情报工作的助益，所以，整个20世纪30年代，城内的外国人口不断增长。在伊斯坦布尔几乎能听到所有的欧洲语言，在这些群体当中，不难找出某个人——商业领袖、银行家、教授、店铺小老板或酒吧服务员——对他的祖国心怀不满并且愿意向竞争势力提供信息。德国政治引发了一轮热心对抗纳粹统治的难民潮。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白俄逃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中转站，现在又成了学者的生命线，尤其是被纳粹革职的犹太人的避难所。

通过瑞士人从中调停，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与土耳其教育部取得了联系，并且争取到讲师等伊斯坦布尔的职位。这些学者脱离德国大学，摆脱种族不纯和政治嫌疑的愿望，让土耳其直接受益。共和国第一所真正的西式高等院校伊斯坦布尔大学刚刚建立，讲德语的教授成了其中的教学骨干，他们在本地翻译的帮助下开讲座，并且沿用欧洲标准帮助构建新的教学体制。1933年11月，第一位德国教授 [12] 步入讲堂，尤努斯·纳迪第一时间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他声称，土耳其的高等教育终于加入了西方世界。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突然可以走近欧洲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纽伦堡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也是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的父亲）亚历山大·罗斯托（Alexander Rustow）教他们哲学和地理学。科隆的比较语言学家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是外语专业的带头人。柏林最好的东方学者之一沃尔特·戈特沙尔克（Walter Gottschalk）组建了大学图书馆，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收藏在耶尔德兹宫的可观的学术典籍进行了分类编目。玛堡的文学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教语言学。他一边写他的代表作《模仿》（Mimesis ），研究表现手法的易变与西方文学的现实，一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授课。如果不是收到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3] 或许也会来到伊斯坦布尔，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

这些学者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失去了祖国。虽然许多人最终拿回了他们曾经被纳粹撤销的国籍，但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和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出现后的白俄一样，都被称为“无家可归者”（Heimatlose ），同样是这个胜利者和受害人狭路相逢的城市收留了他们。除了避难的教授，土耳其还生活着差不多一千名德国公民，他们大多数也聚居在伊斯坦布尔。这些侨民组建了 [14] 纳粹党的区域性组织“兰德斯小组”（Landesgruppen ）。这一组织的总部设在莫达，那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区上流人士云集的社区。每个周日，当地德国人 [15] 和效忠纳粹的支持者会聚集在纳粹旅行社“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 ），接收他们下一周的工作指令。许多高官 [16] 在佩拉大街附近的德国学校（Deutsche Schule）都有宿舍，这所著名的德语高中与政党精英的主要聚会地苏格兰酒吧也相隔不远。

纳粹的种族法常常被移植到国外，德国公民被要求只能与通过德国领事馆审查、政治和种族都纯洁的公司开展业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与同情反纳粹人士的侨民做生意，也不能与支持同盟国的企业或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有商业来往。德国领事馆的核准名单上有奥地利人尼古劳斯·麦德维克（Nicolaus Medovic）经营的托卡良酒店 [17] ，还有埃里希·卡利斯（Erich Kalis）和安德烈斯·卡普斯（Andres Kapps）在佩拉大街的书店、约瑟夫·克劳斯（Josef Krauss）在大巴扎的地毯店以及汉斯·沃尔特·费斯特尔（Hans Walter Feustel）在加拉塔区开办的旅行社。不过，这些通过德国领事馆核准的商家也遭到了本地犹太人的联合抵制。1938年，麦德维克在酒店外悬挂纳粹旗帜——向德奥合并致意，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组织运动，说服市民同胞回避这家酒店和餐厅。托卡良曾是这座城市最好的酒店之一，从操办婚宴到举行尤努斯·纳迪的土耳其小姐大赛，是各种重要招待会的最佳场地。然而，由于联合抵制 [18] ，托卡良酒店客流骤减，给佩拉宫和其他酒店创造了机遇。

这样大张旗鼓地承认德国共同体的存在也使得伊斯坦布尔变成各方秘密收集情报的理想地点。这座城市本就是欧洲和中东之间天然的沟通渠道。德国与土耳其军队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意味着许多受过教育的土耳其成功人士会同情德国。此外，当地白俄确实反苏 [19] ，亚美尼亚人也存在着反对土耳其的可能性（并且可能因此提供土耳其事务方面的信息），还有土耳其政治机构有长期秘密监视本国人口的经验，所以说，伊斯坦布尔可谓轴心国和同盟国间谍事业的沃土。

据统计，战争期间有十七家独立的外国情报机构 [20] 活跃在伊斯坦布尔。问题并非许多国家的特务都在土耳其境内开展行动。这是中立国可以预料的状况，而且伊斯坦布尔一直是情报搜集的主要战场，从前苏丹的特工在佩拉宫也常被服务生礼貌地请求让出桌子。只要外国的特务谨慎行事，不滋扰东道国，土耳其官员一般不会横加干涉这些偷偷摸摸的大胆行径。只是暗影战争偶尔也会见光，当真相暴露时，伊斯坦布尔人才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有多么脆弱。

周日傍晚，伴随着巴尔干半岛始发的列车抵达，车站里乘客一拥而下，小贩四处招徕顾客，外交官争相翻找行李，拦截出租车。1941年3月11日，保加利亚将整个英国外交使团驱逐出境。与1914年一样，保加利亚现在是德国的盟友，不再欢迎德国轰炸机锁定的目标国的官员。六十名英国外交官被疏散到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区。上一次这么多英国官员抵达这座城市，还是乘着“苏佩尔布”号等舰船前来的占领者，现在他们却是土耳其政府的客人。

这不是他们预期的撤离方式。3月1日，德军的先头部队夺下索非亚。不久，英国大使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面见了保加利亚总理波格丹·费洛夫（Bogdan Filov），措辞严厉地言明英国要与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系。伦道尔的女儿安妮 [21] 特意开车绕城一周，车尾的英国国旗迎风飘扬。

伦道尔返回大使馆，命令焚毁所有文件。一大堆的行李箱、手提箱和包裹堆放在大使馆的客厅里。美国外交官因本国尚未参战还驻留在当地，他们到场接过了大楼的钥匙，并且回应了大使对他们帮忙照管财产的感激之情。行李整理完毕，长长的一队汽车和卡车载着外交官们前往市郊火车站。两名德国安全官 [22] 在现场看着他们出发。为了振奋撤离人员的精神，美国大使和几名亲英国的保加利亚人陪同这一群人登上火车，直到保加利亚的边境。香槟见底，别离在即 [23] ，火车穿过马里查河（Maritsa River）继续开往土耳其之前，陪同的乘客才下了车。

火车窗外，色雷斯的田野波浪起伏，伦道尔的内心却愁云惨淡。在索非亚，他见识过德国士兵严明的军纪、机械化的装甲车和干净挺括的制服。现在，他看着派往边境增援的土耳其士兵：一大群牛车和小矮马，男人们拿着古董似的滑膛枪。“那一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24] ，如果德国人决定攻占土耳其，他们肯定可以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伦道尔回忆道。

英国外交官周日晚六点左右抵达伊斯坦布尔。锡凯尔吉火车站人潮汹涌，异常嘈杂，英国领事馆的朋友以及纳粹占领的波兰、比利时和荷兰流亡政府的代表都赶来迎接他们。他们沿路而下走向码头，拐过花岗岩砌成的建筑外墙，第一次瞥见佩拉区的高楼大厦和加拉塔石塔周围的万家灯火，以及金角湾随波摆动的渔船。

出租车离开火车站，穿过加拉塔大桥，走出市中心的尖塔森林，驶往贝克巴斯（Tepebasɪ），然后开向宪法大街，也就是从前的墓园大街。经过几个街区，汽车转过拐角在佩拉宫门前停了下来。搬运工卸下行李箱和手提箱，搬进了大理石门厅。接待员连忙过来记录护照的详细信息。手续刚刚办完，伦道尔就陪女儿进了房间开始整理行李。其他的使馆人员则穿过短短一段台阶，走进东方酒吧丝绒般柔软的黑暗里，喝几杯睡前小酒。

突然，强光一闪 [25] ，整个酒店都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开始摇晃。电梯电缆嘎吱作响，厢体骤然跌至井底。雨棚倒塌，碎玻璃像雨点般洒落到酒店大堂。镶饰橱柜和红木桌椅的残片在木地板上滑动。鲜血飞溅在大理石楼梯和灰泥墙上。木隔板还窜动着小火苗。

一阵可怕的寂静过后。粉尘和烟雾中传出了伤员的呻吟。一楼的地板裂开一道锯齿状的大缝，黑暗中，茫然的客人浑然不知地跌了下去。两名英国大使馆的员工痛苦地躺在地上，很快就因失血过多丧命。酒店的几名土耳其员工和旁观者也死了或垂死挣扎，另一些人不是断手断脚，就是忍受着烧伤的折磨。两名本地的犹太门卫、酒店的希腊总经理卡拉蒂诺斯先生、一名穆斯林司机、两名土耳其警察、一名希腊总管、一名穆斯林守夜人和其他一些员工、客人都受了伤。总共六名成人死亡，还有一名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胎死腹中。酒店外面，有的人不省人事地倒在路旁；有的人极度震惊地走来走出。临街的店铺和窗户都被震碎了，碎片散落在周围的街道上，楼上的客人冲出房间，言之凿凿地说是德国飞机发动了空袭。

一些幸存者随即明白，爆炸的原因并不是空袭。他们的思绪又飘回了索非亚人声鼎沸的火车站。火车尚未驶离保加利亚，他们发现多了两件无人认领的行李，但是因为着急离开，使馆人员决定暂且把这两个手提箱与其他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达伊斯坦布尔再寻找失主。佩拉宫爆炸刚过，一名外交官就反应了过来，他跑进了旁边的酒店，其他的使馆人员还在办理入住手续。他认出了第二个手提箱，拎起箱子就往外跑，使劲扔向了一片开阔的空地。这个手提箱没有爆炸，但是赶来的警察发现，箱子里有一根导火线 [26] 和足量的TNT炸药，随时都可能爆炸。

没过多久，一连串事件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保加利亚特工 [27] 勾结德国人，把装满炸药的手提箱偷偷放进了英国人的行李堆。这起耸人听闻的事件是个卑劣徒劳的阴谋，只是为了大规模地暗杀敌方的外交官。土耳其政府犹豫不决，担心这场显然不是针对土耳其的危机会不断升级。随后一个月，检察官发表了一份报告，非正式地表明了态度：“我们已得出结论，这一事件……是蓄意攻击英国公使馆全体员工，是德国、保加利亚或其附属组织在索非亚筹备的阴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次攻击是在土耳其境内预先安排或是有土耳其的个人或组织参与，所以我们检察院认定 [28] ，没有理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

这次爆炸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至少在外交上已成定论。佩拉宫不是投弹者故意锁定的目标。酒店的命运又与声誉息息相关。两个炸弹显然都没打算在行驶的列车上引爆：炸弹抵达酒店后才爆炸，因为这是英国公使馆选择的舒服住地。英国政府最后 [29] 向在佩拉宫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两名使馆人员——打字员格特鲁德·埃利斯（Gertrude Ellis）和特雷泽·阿姆斯特朗（Therese Armstrong）的家属以及其他几名受伤的英国人支付了补偿金，伦敦还因此次爆炸对伊斯坦布尔本地人造成的大批伤亡，赔偿了土耳其政府抚恤金和医疗费。

倒霉的老板米斯巴赫·穆海耶斯开始规划酒店重建，被炸毁的佩拉宫时刻提醒着人们战争到底有多近。德军已经进驻保加利亚，1941年4月到5月，德国国防军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击，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伊斯坦布尔紧临前线 [30] ，尤努斯·纳迪在《共和报》上疾呼，土耳其必须随时准备支援边境。1940年11月后，伊斯坦布尔人已经进行了数次防空演习和电力管制。树干、人行道和电线杆 [31] 都被漆成了白色，这样人们借着月光更容易辨认。防空演习期间 [32] ，全城三百个警报一同拉响，消防员在佩拉大街上排起长队，他们头戴防毒面具，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为了节省燃料 [33] ，私家车严禁上街，近两千辆出租车有一半都闲置了。

对外国政府来说，战争扩大意味着伊斯坦布尔愈加重要，它既是收集情报的竞技场，也是组织多种地下活动的前站：可以转变土耳其的舆论风向，可以组织针对德国及其东南欧盟友的特务行动，并且为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崎岖不平的高地上坚守的抵抗战士输送资金和武器。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土耳其人几乎被各方积极的军事行动重重包围。对土耳其政府而言，保持中立不再只是拒绝参战，还意味着收买朋友和了解潜在的敌人——换句话说，就是与交战双方一起积极加入这场间谍游戏。

马哈茂德·阿尔德（Mahmut Ardɪç）和雷萨·穆特卢格（Resat Mutlugün）是佩拉宫爆炸的其中两个遇难者。从姓名判断，他们两人都是土耳其穆斯林，而且很可能是开始有可继承的家族姓氏的第一代土耳其人。尽管阿尔德和穆特卢格被多方认定为侦探或宪兵，但是大酒店本来就是便衣警察或私家侦探常来的地方，而且爆炸前，他们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犯罪记录。这两个人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姓氏不可能是杜松子军官和欢乐日二人组——土耳其秘密警察埃米叶（Emniyet）的成员。他们的早逝只是运气不佳，手提箱爆炸时恰巧出现在佩拉宫，他们的意外死亡象征了这座战时城市外国情报、外交和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

埃米叶军官原本想到场监督大型外国使团的抵达，特别是这些乘坐专列从敌国撤离的外交官。留意外来人员的行踪是这个组织的职责，以及对政治异见人士、诗人、记者、宗教狂热分子、颠覆分子、恐怖分子、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埃米叶认为是国家现存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实施监视。

1926年以后，埃米叶基本上无事可做，但它仍是国家整个监督和镇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阿塔图尔克任期内与一党专政政府并肩成长的组织。它还仰仗着土耳其公共秩序的古老观念和无形势力的阴谋诡计。半个世纪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日日埋首案头，审阅这些间谍网络送达的书面报告，从外国移民的一举一动到街上偶然听见的反政府笑话，间谍们都会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苏丹说起外交官的小绯闻 [34] 尤其眉飞色舞，他随口的一句暗示就能让某位大使面红耳赤，他时常有意无意的提醒就是想让外交官们明白，即便他们寂寞难耐，去佩拉区妓院消遣，也逃不出他的视线。那段时间，穆斯林只要被发现 [35] 与欧洲人交谈，就可能面临流放，所以电车上的乘客往往都保持沉默，佩拉宫等公共场所的交谈也都是窃窃私语。

现在埃米叶成了中央机构，负责保卫凯末尔主义革命成果，揭发内部作乱的敌对阶级。埃米叶专门揭露阴谋，对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国家敌人或哈莉黛·埃迪这样难以控制的流亡者，它还开发了特别的副业，观察土耳其共和国的反对派系以及他们外围支持者之间假定的联系。然而，因为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所以解除一次切实的危险与制造一起可能冲销的危险，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情报工作是封闭的循环，有时，存在威胁的证据不过是安全特工决定上报的事实，还有许多真相未曾汇报。这种对安全、政治和外国间谍战的理解奠定了共和国及其警察体系的基本结构。

一个信息饥渴的城市自然会催生海量的信息供方，这大概正是阿尔德和穆特卢格这样的军官当天会出现在佩拉宫的原因。酒店是收集和分享信息这一复杂的经济体制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有许多人通过出售信息谋生。” [36] 美国秘密情报文件指出。外国人越多，他们的工作就越多；工作越多，情报获利就越丰厚。埃米叶可以定期提供 [37] 书面报告、照片、入住和退房名单、酒店登记信息，甚至护照照片，如果他或她的模样恰好和外国情报机构想要追踪并且愿意付钱的某个人相似。每当新人到达酒店 [38] 并把护照递给礼宾员时，他的个人信息肯定很快就会传到土耳其人、苏联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的耳朵里，“而且他最喜欢的咖啡馆的服务员很可能也会知道”。

许多刺探消息或收买土耳其同行的工作早已不是暗中行事，反而成了公开的创造性行动。1943年2月 [39] ，德国送回了塔尔的尸骨，这位统一进步党的领袖、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策划者二十多年前在柏林被亚美尼亚刺客枪杀。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希望已故的流亡者魂归故里。虽然阿塔图尔克在世时，这位争议人物的历史作用被一笔带过，但是现在，他又被非常正式地被挖出，被奉入土耳其民族主义英雄的万神殿。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总理苏克鲁·萨拉克格鲁，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还有许多土耳其和德国军官均身着礼服出席了安葬仪式，这位老帕夏的遗骨被重新下葬在伊斯坦布尔的小山顶，他终于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重聚在一起。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伙伴恩维尔的遗骸也从塔吉克斯坦带回了这里。当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其中的尴尬和讽刺，这个山顶碰巧可以远眺城市主要的亚美尼亚墓地。

同盟国也一门心思想要左右土耳其舆论，动摇共和国的中立立场。但他们的相对成功主要取决于战争进程，而不是情报机构的妙计。1941年夏，德国国防军大举东移，土耳其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这一步棋看似非常合理。然而，次年秋天，轴心国进军苏联，结果被困在了斯大林格勒，北非的德国军力也不断消耗，同盟国开始敦促土耳其加入盟军阵营。漫长的迂回躲闪、战术评估以及精心策划的虚伪掩饰都必将面对渐渐明朗的现实，希特勒很可能输掉这场战争。1943年7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垮台，轴心国一盘散沙，土耳其刻意保持的中立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

佩拉宫爆炸事件发生时，英国情报部门 [40] 著名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或称SOE）正在城里行动。伊斯坦布尔是特别行动处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心，英国军官不仅要获取信息，还要谋划具体的破坏行动，或者翼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的地下斗争。随着战争创面不断扩大，特别行动处安排了一项应对紧急情况的协调抵抗行动，倘若德国入侵土耳其，他们培养的特工可以伪装成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进入敌后，充当德国机构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旦美国参战，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称OSS）最终也必须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据点。1943年夏，芝加哥银行家兰宁·“帕基”·麦克法兰（Lanning “Packy” Macfarland）抵达，他在美国就被招募 [41] 进了情报部门。他最初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租住了距离佩拉宫不远的一间公寓。美国人打算利用这座城市大量的移民群体——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来自纳粹占领区或者轴心国的人——当作信息来源，如同某个时期英国人的做法。

这场无声战争的详尽史料 [42] 都是最无聊、最无心的信息来源：情报人员联系秘密线人后填写的报销表。特工每月可预付的费用是50～500土耳其里拉，土耳其警方每月提供酒店入住和退房名单的酬金高达400里拉。情报工作者的报销表需附一份“贿赂”物品清单，从买通电话接线员不要向上汇报长途通话，到通过土耳其人和其他渠道的五花八门的“战略信息采购”，战略情报局员工的一切费用都能报销。情报人员报销的项目还包括购买乐器、网球拍和男士西装等消费支出。拥挤的街巷是传递流言蜚语的最佳场所，是地下经济繁荣发达的地方，世界大战两方的情报人员奔忙时常常偶遇。这简直是怪诞的秘密生意。举个例子，假如一名特工需要一条疝气带 [43] ，提供者很可能是一名美国情报人员。

管理伊斯坦布尔的特工就像是蹲在鳟鱼池塘边钓鱼，随时都会有鱼咬钩，但真正的问题是确保这条是你想要的鱼。“针对土耳其之外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 [44] 被认为是某种赚钱游戏，任何人都可以玩，而且相对不会受到什么惩罚。”一份战略情报局的报告指出。在这座盛产特工的城市，最重要的工作是审查这些特工的可靠度。美国特工把这个领域称为X-2，或称反间谍活动或策反活动。1943年7月，一位名叫约瑟夫·寇蒂斯（Joseph Curtiss）的美国特工怀揣25000美金抵达伊斯坦布尔，据称这笔私人捐款是用来为东海岸的三所大学图书馆购买古籍。随后的几个月，他频繁光顾大巴扎，咨询书稿经销商，散布他正在寻找特殊学术文集的消息，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他带来的钱 [45] 都付给了特工，并没有购买什么珍本书籍。到10月——长期的铺垫，足够发展他表面的身份——他已经可以安全地直接联络战略情报局局长麦克法兰，以便制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得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 [46] ，负责在次年1月前建立站点，等待另一名X-2特工，也就是后来的分部主管约翰·马克森（John Maxson）的到来。

寇蒂斯和马克森的行动资金很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手边一个尚未有人充分利用的信息网络：城里人数可观的美国人群体。一些商界领袖是战略情报局最早的招募对象。在麦克法兰上任前，美孚-真空石油公司（Socony-Vacuum Oil Company）的董事阿奇博尔德·沃克（Archibald Walker）就管理着城市的间谍活动。但X-2不久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接触美国人，其中许多人供职于罗伯特学院，这所学院是美国女子大学（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和新教教会学校的兄弟院校，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教育中心之一。教授、接待生和教务员 [47] 后来都签约成了信息提供者。美国领事馆稳重的长官贝蒂·卡普（Betty Carp）也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和审查人，尽管她名字听起来像美国人，但实际上是拥有奥匈帝国血统、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她不动声色的谍报技术和异常敏锐的判断力非常出名，她早前曾被部署支援华盛顿。她经常邀请 [48] 苏联大使的妻子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一同看电影，然后将她们的谈话内容报回战略情报局。她精通德语、土耳其语等多国语言，而且可以低调地讨好伊斯坦布尔的任何人，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能力让她的行动几乎无往不利。没几个德国人知道，这个小个子的中年女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苏格兰酒吧门外，实际上是在仔细观察和默记南来北往的客人。

令人敬畏的托马斯·惠特莫尔是为数不多的没有特工身份的美国人之一。他能够用想象编织现实，这种能力在为圣索菲亚大教堂筹款时非常宝贵，但在间谍圈却极其不利。“托马斯·惠特莫尔先生 [49] 是非常著名的拜占庭学者……（而且）他消息灵通，能接触到各个方面的内阁部长。”贝蒂·卡普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注释道，“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屈尊为地位低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人提供信息。”

在信息溢价出售的城市，同一条信息吸引着多个买家，出价最高者得，所有特工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换言之，每名特工都可能是双重间谍。“伊斯坦布尔到处是这样的人。” [50] 伊斯坦布尔分部给华盛顿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狂野比尔”·多诺万（William “Wild Bill” Donovan）将军的报告说道。情报工作包括监视“敌国公民”在伊斯坦布尔的活动，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很大。战略情报局X-2分部建立后短短几个月 [51] ，就收集了差不多三千张便笺，每一张都记录着一个监视对象的个人背景和情报信息。问题是德国的情报人员非常厉害，他们拉拢的线人至少都能说出一些真正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阿勃维尔（Abwehr） [52] 能力非凡，他们招募的某类特工似乎总是能通过同盟国人事部门的审查，这个群体在美国X-2的秘密报告中被称为“酒吧女郎、艺人，等等”。德国情报人员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用于收买特工，支付特工出入酒店、餐馆和夜总会的账单。美国人似乎特别愿意相信 [53] “迷人的女孩都是真心反纳粹的，她们常常梨花带雨地哭诉自己有多恨德国人”。据报道，美国情报部门的员工常常出入“大型聚会，并且总是喝得酩酊大醉”，而现场的许多女人都是德国间谍。酒精能麻痹舌头 [54] ，让人放松警惕，这是伊斯坦布尔这群特殊间谍惯用的伎俩。

1944年，美国情报安全方面漏洞百出，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情报人员甚至谱写了自己的主题歌。这首歌由一名美国政府职员创作，并且在当地舞场举行了激动人心的首演。歌词被油印出来，分发给了现场的观众，它一炮而红，成了唱遍全城的流行曲目 [55] ，无论何时只要一群美国人进门，乐队就开始演奏。这首歌的歌名和副歌——“嘘，嘘，宝贝，我是间谍”——讲述了一名卧底特务走进酒吧间最不愿发生的事情。

我卷入一场危险的游戏 [56] ，

每一天，我都要改变自己的姓名，

我的脸变了，但身体依旧，

嘘，嘘，宝贝，我是间谍。

你肯定听说过玛塔·哈里，

我们只是现钱交易，

但是爹爹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必须结婚，

嘘，嘘，宝贝，我是间谍。

我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小子，

我其实真是个好情人，

但是听着，宝贝，我们还是要谨慎，

要秘密行事……

政府职员以卡巴莱音乐的形式公开散布他是间谍的消息，这至少是非常差劲的情报技术，美国官员认为歌词是安全威胁，于是报告给了华盛顿。但是这首歌实乃虚张声势。“我很骄傲，我昂首阔步，”副歌唱道，“我十分之一是披风，十分之九是匕首。”事实上，美国间谍很少有内幕消息。

他们的消息主要来自城内居留的广大东欧移民，这群人被称为“山茱萸”组织，曾是捷克工程师阿尔弗雷德·施瓦茨（Alfred Schwarz）与战略情报局联络的主要代号。麦克法兰招募了施瓦茨，他在欧洲占领区建立了最大的信息网络，四方汇集部队动向、机场、武器弹药倾销、燃料终端等方面的信息，发回战略情报局伊斯坦布尔站。问题是这个情报网的下级特工中有许多是德国情报部门的双重间谍，因此山茱萸被认为不可靠，于是1944年夏，麦克法兰下令关闭了这个情报网。

山茱萸的大多数报告 [57] 都乏善可陈，充其量只能算一般信息。这是伊斯坦布尔常有的事，或许是因为太多金钱追逐着太多心甘情愿的间谍。很少有间谍活动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即使有，也只可能发生在安卡拉。1944年初，阿勃维尔伊斯坦布尔站站长的秘书埃里希·沃梅伦（Erich Vermehren）变节，投靠了英国人。英国情报部门的这次成功策反沉重打击了德国在土耳其的士气，但事实上阿勃维尔的情报工作更胜一筹。

英国大使许阁森是一位无可指摘的外交官。维多利亚时代，他在肯特郡乡村长大，培养了清廉正直的品德，他从伊顿公学一路读到牛津大学，走的都是学术路线。许阁森是典型的英国外交官形象，身穿三件套西装，小胡子修得齐齐整整。这位大使在外交圈里德高望重，甚至他的主要对手冯·帕彭也非常尊敬他。土耳其人对他唯一的抱怨 [58] 似乎只有他难以正确发音的姓名。显赫的地位让他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1943年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一次知情人行动中，德国人招募的代号为“西塞罗”（Cicero）的线人，就是许阁森的管家。

西塞罗主动投入了德国人的怀抱。他说着蹩脚的法语，化名“皮埃尔”向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自荐，说自己手上有一系列绝无仅有的秘密文件，他很乐意把这些文件卖给柏林。“你知道，我讨厌英国人。” [59] 他简单做了解释。他还威胁说，如果德国人不接受他的开价，他可以卖给苏联人。德国外交官原本将信将疑，但这名管家很快就履行了诺言。他可以打开许阁森办公室的保险箱，拍摄大使与伦敦的往来密件，包括战时会议的细节、霸王行动的线索、同盟国诺曼底联合登陆的计划等。虽然其中一些文件呈报给了希特勒，但是阿勃维尔并未充分挖掘西塞罗这条线的真正价值，主要原因是他们固执地认为他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双重间谍，德国情报人员屡屡生疑，担心西塞罗也是其中之一。但实际上，西塞罗是真正可靠的信息提供人，德国假如听信了他的情报，就可以改变这次战争的进程。反倒真正的欺骗总是出其不意。西塞罗向阿尔巴尼亚人阿利萨·白瑞纳（Elyesa Bazna）出售情报并获得了一大笔钱财 [60] ，结果发现这几十万英镑居然是伪币。

佩拉宫爆炸事件是一次罕见的例外，打破了在中立国开展间谍活动的基本原则：不要打扰东道国。伊斯坦布尔的谍报战争一般都在私人寓所和密会地点执行，无论何时，情报人员和特工都要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碰面。即便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日庆典这一天 [61] ，各国外交官受邀参加外交部在安卡拉举办的盛大招待会，土耳其官员也会准备两个独立的空间，以免敌对势力分享同一份餐点和同一瓶香槟。可是外国人的圈子太小了，偶然撞见敌方特务的情况相当普遍。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公民，他时常回忆起纳粹特工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卜杜拉·阿凡提饭店与他搭讪的情形。这家餐厅很受欢迎，有许多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官员在这里用餐，科勒克的德语很流利，于是这名特工开始与他热切地交谈，后来特工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谈话硬生生地停了下来。科勒克事实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工作者，与英美的情报机构是同一阵线。

谍报工作只是科勒克传奇生涯的开端。他战后还担任过耶路撒冷的市长。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时间参与了一次非常失败的特务行动。1944年，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圆满完成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任务，正当他们开始清算账目，思考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时候，新的情报行动异常活跃起来。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明白，他们的意图不是怀柔，而是要不断滋扰土耳其政府，此类卧底工作严重触碰了土耳其共和国最神圣的准则：要求种族纯化、慢慢点燃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战争，公平对待同盟国和轴心国两方。无论如何，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是搜集信息，而是孤注一掷地想要聚集流亡群体。

[1] Deringil，Turkish Foreign Policy ，184.

[2] 引自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 ，138.

[3] von Papen，Memoirs ，446.

[4]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 ，135.

[5] Runciman，A Traveller’s Alphabet ，57.

[6] Mango，Atatürk ，518-19.

[7] Sperco，Istanbul indiscret ，69.

[8] Mango，Atatürk ，525.

[9] Mango，Atatürk ，525.

[10]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 ，144.

[11] Transcript of Ira Hirschmannspeech，Oct.22，1944，p.2，Hirschmann Papers，FDR，Box 3，File “‘Saving Refugees Through Turkey，’ Address by Ira Hirschmann Over CBS，10/22/44.”

[12] “Bir Ecnebi Profesör Ilk Defa Türkçe Ders Verdi，” Cumhuriyet，Nov.23，1933.

[13] Shaw，Turkey and the Holocaust ，5-8.有关德国学者和难民的详尽研究，见Reisman，Turkey’s Modernization .

[14] “The German N.S.D.A.P.Organization in Turkey，” Feb.5，1943，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6.

[15] Memorandum from Betty Carp，Mar.3，1942，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5.

[16] “The German N.S.D.A.P.Organization in Turkey，” Feb.5，1943，pp.1-3.

[17] “List of German and Pro-German Firmsin Istanbul，Turkey，” Feb.15，1943，p.1，NARA，RG226，Entry 106，Box 36.

[18] Bali，Bir Türklestirme Serüveni，316-20.

[19]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from Its Inception to 31 August 1944，” p.1，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5.

[20] Rubin，Istanbul Intrigues ，5.

[21]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 ，181.

[22]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 ，186.

[23]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 ，187.

[24] 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 ，188.

[25] 我对佩拉宫爆炸事件的描述是基于备忘录、照片、目击者报告和信件，自NAUK，FO198/106，198/107，371/29748，371/29749，371/29751，371/37529，371/48154，781/57，950/10，960/139，950/631；以及Rendel，The Sword and the Olive ，chapter 16。

[26] Knatchbull-Hugessen to London，Mar.12，1941，NAUK，FO 371/29748，ff.143-44.

[27]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Pera Palace’ Explosion of March 11，1941，and Claims Arising Therefrom，” n.d.，NAUK，FO 950/631.

[28] Istanbul Assistant Public Prosecutor，“Copy of Decision，” Apr.10，1941，p.4，NAUK，FO 371/37529.

[29] “Pera Palace Claimants，” n.d.，NAUK，FO 950/10；and Knatchbul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Mar.13，1941，NAUK，FO 371/29749，f.17.

[30] “Tehlike Kapɪmɪzɪ Çalarsa，” Cumhuriyet，Mar.31，1941.

[31] “Seyrüsefer Tedbirleri，” Cumhuriyet，Nov.28，1940.

[32] “Bugün Dikkatli Olunuz！” Cumhuriyet，Jan.20，1941.

[33] “Balkan Intelligence Center Report，” Nov.1940，NAUK，WO 208/72B.

[34] Woods，Spunyarn ，2：111.

[35] Herbert，Ben Kendim ，37.

[36] Boyd to Donovan，Sept.25，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4.

[37]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10，and Lt.Col.John H.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Turkey，1944，” p.16，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5.

[38] Kollek，For Jerusalem，42-43.

[39] 围绕这次返还尸骨的详细信息，见Olson，“Remains of Talat.”

[40] 见 “Istanbul Office—History，” Mar.15，1945，NAUK，HS 7/86.

[41] Boyd to Donovan，Sept.15，1944，p.2，NARA，RG226，Entry 210，Box 58，File 4.

[42] 见expense vouchers in NARA，RG226，Entry 199，File 1193.

[43] Receipt from UcuzÇanta Pazarɪ，Dec.31，1943，NARA，RG226，Entry 109，Box 187，File 1208.

[44]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2.

[45] 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 p.4.

[46]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47]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48] Carp to Dulles，Mar.13，1942，NARA，RG226，Entry 106，Location 190/6/4/03.卡普和艾伦·杜勒斯彼此认识，因为协约国占领时期，杜勒斯曾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大使馆短暂停留过一阵子。他一直是她战争期间在战略情报局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并且最终成了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位平民接班人。

[49] Carp to Gurfe in，Jan.12，1943，NARA，RG226，Entry 106，Location 190/6/4/03.

[50] Wickham to Donovan，Aug.11，1944，p.11，NARA，RG226，Entry 210，Box 194，File 9.

[51] “A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3.

[52] “A History of X-2 inTurkey，” p.11.

[53] “A History of X-2 in Turkey，” p.11.

[54] Maxs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X-2，” p.22.

[55] “Addenda，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p.1，NARA，RG226，Entry210，Box 185，File 9；以及 “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185，File 12.

[56] “History—Security Branch—OSS Istanbul，” May 1943-Sept.1，1944，Appendix C，p.2，NARA，RG226，Entry 210，Box 185，File 12.

[57] Wickham to Donovan，Aug.11，1944，p.4.

[58] Massigli，La Turquiedevant la guerre，133.

[59] 引自Moysich，Operation Cicero ，31.

[60] Rubin，Istanbul Intrigues ，247.

[61] Rubin，Istanbul Intrigues ，4. Teddy Kollek，an Austrian citizen by birth ：Kollek，For Jerusalem ，43.

书面记录

20世纪20年代，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收购佩拉宫是桩划算的生意，但是1941年爆炸发生后，他估计很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不只维修费用高昂，而且这样惊天动地的爆炸是酒店老板最不想看见的负面新闻。穆海耶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弥补他的损失。他打电报给温斯顿·丘吉尔 [1] 要求赔偿。他起诉大使乔治·伦道尔疏忽大意，把装着炸弹的行李带进了酒店。他最终名义上获得了 [2] 数十万土耳其里拉的赔偿，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法院对境外国家没有司法权，所以整个判决结果基本没什么意义。

爆炸事件之前，佩拉宫的财富就一直在缩减。犹太人对老对手托卡良的联合抵制尽管短暂提振了佩拉宫的生意，却仍然无法弥补天鹅绒褪去的色彩，无法擦除大理石的斑斑污渍，这家酒店就像是东方酒吧中一些絮叨的老主顾，整日沉湎在往日的功绩和出彩的故事里。佩拉宫如果登上报纸头条，大多是不堪入目的丑闻。1935年，著名的土耳其外交官阿齐兹·贝（Aziz Bey） [3] 把人支出房间，在桌子上放了些用来处理他后事的钱，然后就用剃须刀片划破了自己的喉咙；1939年，一个也门人 [4] 带着三个墨西哥女伴一同登记入住，他自称是富有的印度王子，要求记账后付，三个月过后，酒店管理层才明白他其实身无分文。

佩拉区的社交生活逐渐北移，超出了佩拉宫的范围。在街区南端，佩拉大街拐入了文具店、唱片店和玻璃经销铺面遍布的窄巷和阶道。在塔克西姆的北端，1928年建成的共和国纪念碑和20世纪30年代末亨利·普斯特活力四射的再造工程交相辉映，广场成为这座现代城市的焦点。无论是四面八方前来缅怀阿塔图尔克的学生，还是踢着正步走去佩拉大街的本地法西斯分子，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经过塔克西姆广场，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作别伊斯兰帝国，向共和国靠拢。

公园酒店抓住了这次北移的机遇。这家酒店的基址原本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大维齐尔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Ahmed Tevfik Pasha）家宅。与塔克西姆广场相隔不远 [5] ，恰巧位于通往海岸公路的大街。德国领事馆就在隔壁，随着工作人员日益增多，酒店餐厅几乎变成了领事馆的第二个食堂，佩拉宫也曾为周围的大使馆提供类似的服务：比邻的奥斯曼帝国大厦里的美国领事馆，以及鱼市附近、宪法大街北边的英国领事馆。佩拉大街两头喝酒的土耳其官员数量一度成为土耳其摇摆的外交政策的判断标准之一，是佩拉宫，还是公园酒店。不过后来发生了爆炸事件，佩拉宫不得不停业维修，重新补合地板，悬挂电梯，所以公园酒店似乎占了上风。

在公园酒店狭小的大堂里，英美商人与日本、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官员擦肩而过。外交官携家带口前来，孩子们在火车或轮船上憋了太多天，往往把门厅当成了他们追逐嬉戏的游乐场。餐厅里，日本人 [6] 早在德国人投降前夜就开始讨论，餐后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谣传所有的房间都装了窃听器，每个人都认为服务员为客人点餐或揭开主菜盘盖后在旁侧停留得太久。他们偷听的所有消息都会送达某个领事馆。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建立了某种权力的平衡，在这家酒店的餐厅，谈话轻松，政治言行却很谨慎。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也代表着某种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似乎对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总经理很有吸引力。1944年2月的某一天，伊斯坦布尔狂风大作，伊拉·希尔施曼（Ira Hirschmann）来到公园酒店，他黑发圆脸，领结总是整洁时髦，装饰方巾却显得有点蓬乱。他初来乍到，对周遭的一切还不熟悉，如果情况有异，他的时间还可以用来商谈面向纽约时装区的纺织品出口协议，也可以尽量收购工艺复杂的奥斯曼镶嵌品。此外，他还热爱音乐制作。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喜欢利用闲暇时间同本地的明星小提琴家或钢琴大师组织即兴音乐会，偶尔在饭店大堂听见管弦乐队的演奏，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纠正他们的节奏或曲调。他是天生的组织者和大思想家，他对自己推动事情发展的能力极度自信。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希尔施曼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名推销员：他租下锈迹斑斑的货船，重新装配成客船，并且向边境官员、本地警察、港务主管求情，商讨有关航运章程和货单的细节。退休前，他总去公园酒店吃晚餐 [7] ，他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烧掉当天的工作底稿。其他客人很少知道希尔施曼正站在另一波流亡的风口浪尖，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把犹太人赶出被占领的欧洲的活动。佩拉宫爆炸后的几个月，他拐弯抹角地试探伊斯坦布尔，却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悲剧。

1941年12月15日，“斯特鲁玛”号（Struma ）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洋流南下 [8] ，悄悄地在伊斯坦布尔下了锚。这段自罗马尼亚港口出发、近二百海里的航程惊心动魄。“斯特鲁玛”号是一艘改装过的帆船，原本最常用来运送牲畜，它的引擎是拆卸并翻新一艘沉没拖船的废置品，老旧的木质船体只镀了薄薄一层金属，在冬季风暴搅弄的黑海上航行简直不堪一击。

船上的乘客满满当当，这是唯一能够阻止他们像洋娃娃一样被海浪抛得到处都是的方法，抱着皮箱和毛边大衣的男男女女，以及搂着心爱的玩具和故事书的孩子塞满了甲板和通道。甲板下就挤了将近八百人。

他们通过了雷区，避开了水面舰艇和深水巡逻的潜水艇。其中大多数人被纳粹的结盟政府剥夺了公民身份。德国禁止犹太人离开德国控制的地区，并且向其轴心国伙伴罗马尼亚施压，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斯特鲁玛”号停泊在萨拉基里奥角，他们终于进入了中立国，希望经由此地前往巴勒斯坦。博斯普鲁斯不再只是欧洲东部边缘的海峡，而且还是“斯特鲁玛”号上所有犹太家庭的逃生通道。

一周又一周，这艘船一直在伊斯坦布尔等候，与二十年前弗兰格尔的俄国难民船队停泊的地方距离不远。大雪漫天，灰白的海冰包围了金角湾。港务局用小船给“斯特鲁玛”号上的难民运送食物和水，土耳其政府拒绝让他们登岸，不仅害怕他们扰乱自己在战争中勉力维系的平衡，还担心由此开了先例，招致更多贫困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政府对犹太移民设定了严格的限制，驳回了这些难民进入巴勒斯坦海法（Haifa）港口的通关申请。因此，这些乘客既没了国籍，也没有获得目的地官方的入境许可，他们无处来无处去，不属于任何地方。

“斯特鲁玛”号的桅杆上张贴着黄色的检疫标志，土耳其警方严密监控着他们与地面的交流。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偶尔 [9] 会为乘客来回传递消息，但还是需要等到受贿的警官当值。当地的纺织巨头、犹太慈善家西蒙·布洛德（Simon Brod）为他们提供了毛毯等生活必需品。伊斯坦布尔的其他犹太人则想方设法代表他们向港务局求情。

1942年1月2日，“斯特鲁玛”号上的六个人 [10] 伊曼纽尔·卢多维奇（Emanuel Ludovic）、爱德华·卢多维奇（Edouard Ludovic）、伊斯雷尔·弗伦茨（Israel Frenc）、大卫·弗伦茨（David Frenc）、特奥多尔·布雷特施奈德（Teodor Brettschneider）和伊曼纽尔·盖夫纳（Emanuel Geffner）向港务局递了一封信，描述了他们的具体情况，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罗马尼亚护照以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入境和过境签证，但是他们拿到签证的时间与真正在罗马尼亚登船的时间实在间隔太长，所以手里的文件都过期了。他们请求港务局允许他们各自联系领事馆，为通行文件延期。

卢多维奇兄弟被认为没有适当的通行文件，只得留在船上，但是布雷特施奈德、盖夫纳和弗伦茨兄弟获准上了岸。他们进入城市，开始安排陆路前往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也就是巴勒斯坦积极组织“斯特鲁玛”号等运输工具的犹太团体利用土耳其政府允许乘客下船的这次机会，呼吁英国当局同意他们入境。他们请愿说，如果不能整艘船航往海法，英国托管政府至少可以为船上52名11岁至16岁的孩子签发巴勒斯坦的入境签证，他们的年龄可以独自旅行，又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土耳其和英国掌控着难民的命运，这一提议巧妙地在两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理性利益之间探出了一线生机。

经过一阵紧张忙乱的电报、电话沟通，犹太事务局的官员最终争取到了许可儿童通行的协议。英国驻安卡拉的大使馆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发了一封信，确认了孩子们的入境签证。随后，土耳其政府把这项指令传达给了港务局，要求他们把孩子们的护照转寄给英国领事官员盖章。然而，港务局对待此类重大问题向来行事独立谨慎，他们一口咬定，这些安排必须经由他们安卡拉的上司直接下令才能确认。

就在他们等待指令时，传来了一项撤销命令。“斯特鲁玛号”被拖回 [11] 了汪洋大海，船长被要求重新启动引擎，驶往保加利亚的港口，或者返回罗马尼亚。让孩子们下船上岸，或者将船逐出伊斯坦布尔，在多项官僚指令的艰难抉择中，简单清晰的命令赢得了胜利。外交僵局持续了十周，土耳其政府最终决定用最直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把这艘船赶出土耳其海域。

2月23日，土耳其拖船绑缚了绳索，一前一后将船拖出了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船离开了岩石岬角，融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开始与北向的洋流激战。“斯特鲁玛”号就这样被悄悄拖离了海港，伊斯坦布尔人还可以看见船上的人们涂画并悬挂在栏杆上的床单：“救救我们！” [12]

刚一进黑海，拖船就割断了绳索，掉头返回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任凭“斯特鲁玛”号在那里随波逐流。虽然出港的时候已经失败了无数次，但船员仍在努力重新启动引擎。“斯特鲁玛”号在海面上安静地颠簸了几个小时，大约1942年2月24日黎明时分，一声巨响，大爆炸撕裂了整个船体。冰冷的海水横扫甲板，浸没船舱，没几分钟，“斯特鲁玛”号就断成两截。

第二天，犹太事务局的代表约瑟夫·戈尔丁（Joseph Goldin）打电报向耶路撒冷的上级通告了这条消息。“‘斯特鲁玛’号在黑海海域失事 [13] ，距博斯普鲁斯海峡四英里，”报务员轻敲着电文，“尚未获悉灾难和生还者详情。估计大多数人遇难。”

随后几个小时，戈尔丁竭力拟出了一份生还者名单。他先是列入了 [14] 卢多维奇兄弟，因为他们曾经设法与其他签证持有者一起上岸，后来又用铅笔在旁边打了个问号，最后还是划掉了他们的名字。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在乘客名单上几乎每隔一个就要划掉一个名字。签证过期的卢多维奇兄弟以及英国人批准通行的数十个孩子都丧生了。在拖船绑上绳索，把“斯特鲁玛”号拖进黑海之前，只有9名乘客 [15] 获准离开。虽然直至今天，仍然不能确定乘客的准确人数，但留在船上的大约785名犹太人和6名保加利亚船员之中，只有大卫·斯托利亚（David Stoliar）一人生还，土耳其救生艇发现了他，把他打捞上了岸。

过了一阵，爆炸的原因浮出水面。这艘船是被苏联潜艇击沉：作为阻止援助轴心国的一种手段，苏联潜艇奉命攻击所有在黑海海域出现的船只。然而，伊斯坦布尔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思考“斯特鲁玛”号，他们对这次残杀反应冷淡。难民来来往往这么多年，让本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更感兴趣的是另一则惊人的故事：“斯特鲁玛”号沉没后的第二天，安卡拉有人行刺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未遂。后来发现，这次行动策划 [16] 也出自里奥尼德·爱丁根之手，同一位特工十八个月前曾成功完成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任务。

几周后，总理雷菲克·赛达姆（Refik Saydam）在伊斯坦布尔的德语报纸《土耳其邮报》（Türkische Post ）上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当局会竭尽所能，避免 [17] “斯特鲁玛”号上的悲剧再次上演，他说道，但是归根结底，土耳其不能充当某些人的祖国替代品或“不必要的避难所”。继而赛达姆解雇了 [18] 土耳其国家通讯社的犹太职员，理由是他们报道了沉船事件，散布有关犹太人的谣言。

世界各地的报纸刊载了“斯特鲁玛”号的故事。这次事件不只是当时难民遭遇的最大灾难，也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一场悲剧——犹太激进分子计划把犹太人带离欧洲、带入巴勒斯坦却发生了一连串的惨案，还有许多不切实际的远航和阿利雅非法移民（aliyah bet）错失的良机都源于他们自身愚不可及的盲目行为——过程中错失的良机的一部分。

十五个月前，“帕特里亚”号（Patria ）停泊在海法港口，因为没有正规的入境文件，船上的犹太乘客被英国人归为非法移民，于是该船计划前往英国人预先安置难民的毛里求斯。起航前，犹太特工在船上安放了一枚炸弹，希望炸毁引擎，逼迫英国人出手相助，但是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爆炸规模过大，大约267人因此丧生。一个月后，另一艘难民船“萨尔瓦多”号（Salvador ）由于风暴搁浅在伊斯坦布尔以南的马尔马拉海，造成200多人遇难。

伊拉·希尔施曼在《纽约新闻报》（New York Press ）上读到了有关这些事件的报道。他也看了许多其他船只的故事，它们不是被逐出欧洲港湾，就是漫无目的的长途航行，不时请求许可停靠在英国、美国、巴勒斯坦等地的码头。但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斯特鲁玛”号的灾难，不仅因为这场悲剧的规模过于离谱，而且他不能接受的事实是，繁文缛节的官僚文书阻滞了简单的解决方案，甚至连大一些的孩子都没能登岸。随后的几个月里，希尔施曼越发关注有关难民通过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逃跑的报道，这似乎是犹太人逃离纳粹占领区、避开轴心国政府围捕的最后几条逃生路线。“这些不幸的统计数据就像雪崩，令人窒息。” [19] 他回忆道。

希尔施曼一生都在不断尝试新的领域。他父亲十几岁时从拉脱维亚移民到巴尔的摩，因制造男装、投身银行业而发了财。希尔施曼一家人都雄心壮志，具备中上阶层犹太家庭轻松和乐观的精神，他们修习钢琴和音乐，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但希尔施曼却总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成为家里最没用的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没等选择专业就辍学了。他加入了一家巴尔的摩的广告公司，却发现工作枯燥乏味。

他真正的才能在于处理人际关系如鱼得水。他突然离开了巴尔的摩，前往纽约寻找更多的刺激，他外向活泼，又是有些身份的年轻人，于是很快就融入了纽约和新泽西州犹太人的慈善和商业组织。其中，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或称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面向美籍犹太人的慈善协会。他在联合会主办的联谊会等社交活动上偶然遇见了纽瓦克市最成功的百货公司班伯格百货（Bamberger’s）的老板。希尔施曼充分利用这次接触机会争取到了一份工作，成为公司广告部的一名低级文案人员，他的事业自此扶摇直上。他成了零售界的新星 [20] ，先是跳槽到罗德泰勒百货（Lord and Taylor），接着又去了并购班伯格的梅西百货（Macy’s），最后进了布卢明代尔百货。

希尔施曼作为广告业的新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结识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富豪名流，掳获所有人的心。他寻求过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建议。他帮费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做过巡回宣传。他与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共进过午餐。然而，“斯特鲁玛”号事件让他开始关注国际事务。他后来写道，读完这些灾难报道 [21] ，他“压抑的情感爆发了”。

数百万人当时正在躲避迫害，逃离屠杀，发展军队。在波兰和乌克兰，战争和军事占领摧毁了整个犹太社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尚未大规模地驱逐犹太人，但是轴心国不断施压，这些国家迫不得已，只能同意《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ǒlution），放弃本国的犹太国民。

土耳其在地理上是犹太人逃跑的最佳路径。只要救援行动相对隐蔽，不给政府造成公共关系方面的困扰，那么中立的土耳其完全可以提供相对的自由。从罗马尼亚出发的航船一天两夜就能在伊斯坦布尔靠岸。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出的火车隔夜就能抵达。欧洲持续传出新的消息，有关设计建造新的屠戮中心、驱赶大批犹太人去劳改营，同盟国政府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1943年夏，拯救欧洲犹太人突发事件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to Save the Jewish People of Europe）在纽约成立，委员会不断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解决犹太难民问题。他们提议派人前往土耳其，调查经由伊斯坦布尔移民的可行性，希尔施曼主动请缨。

几周以后，希尔施曼和紧急委员会主席彼得·柏格森（Peter Bergson）会见了负责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朗声称，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救济惨遭战争蹂躏的欧洲平民。柏格森提出，紧急委员会想派遣特使去欧洲，希尔施曼愿意担此重任。朗犹豫不决，致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劳伦斯·A.斯坦哈特（Laurence A. Steinhardt）寻求建议，问他是否愿意和希尔施曼共事。斯坦哈特回电表示同意。1944年1月，希尔施曼开始会晤华盛顿各机构的负责人，了解难民救济的相关工作。

希尔施曼四处奔忙准备，某天清晨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密友奥斯卡·S.考克斯（Oscar S. Cox），他说：“总统刚刚签发了命令。” [22] 希尔施曼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考克斯近日刚给希尔施曼看过罗斯福命令的内容，要求国务卿、战争部长和财政部长组建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War Refugee Board）。这个委员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无论纳粹迫害的是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族裔，还是政治少数派，都要尽可能多地营救。这个最后出场的美国机构唯一的任务就是救助东躲西藏的灾黎难民，换言之，就是确保“斯特鲁玛”号的悲剧不再重演。考克斯继续说道，希尔施曼的官方身份是国务院遣往土耳其和中东的特派专员，职责是在当地开展工作，执行委员会的指令。

希尔施曼欢欣鼓舞。他现在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再只是普通公民肩负人道主义使命、帮助四处逃难的家庭。第二天，他就登上飞机去了迈阿密，他在迈阿密苦等了整整一周，才在飞往土耳其的美军运输机上找到了一个铺位。一月底，C-54载着一群前往印度的年轻军官和一位要求免费搭乘的中年平民起飞。希尔施曼结束了五天的长途飞行 [23] ，接着转机去了波多黎各、巴西、加纳和埃及；在耶路撒冷逗留几天后，乘火车穿越托罗斯山脉和半个安纳托利亚，经过二十八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1944年情人节这一天抵达安卡拉。

“旧世界似乎渐渐离我远去，” [24] 他的日记写道，“我仿佛正在加速奔向新世界。”土耳其的首都是坚强的存在，但是把它当作真正的城市仍然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宽阔的街道和专门建造的政府大楼似乎没有灵魂，只是实用的物体。希尔施曼很高兴，他抵达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份社交邀请，请他出席在斯坦哈特大使官邸举办的外交午宴。客人们三五成群，在宽敞的房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换个位置，希尔施曼都会跟在后面，寻找与斯坦哈特私下交谈的机会。

除了犹太血统，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斯坦哈特的事业或许是希尔施曼曾经的梦想：他从前远赴瑞典、秘鲁、苏联，如今又在土耳其，一直过着跌宕起伏的外交生活。大使找他谈话，希尔施曼受宠若惊。

斯坦哈特通知希尔施曼，他可以保持美国大使馆特派专员的身份，无限期地留在安卡拉。华盛顿的命令几乎赋予了他史无前例的权力。根据法律，其他外交官不能和敌国特工对话，但是为了达到鼓舞难民远离伤害的目的，华盛顿却期望希尔施曼与敌方势力建立融洽的关系。尽管使馆工作人员会提供支持 [25] ，可是希尔施曼的肩头仍负着重担，他必须负责“难民的运送、救援、救济和给养”。美国人是有良知的公民 [26] ，希尔施曼回想自己第一次接到命令的反应，但是现在他们的“政府有良知，也有政策方针”。

希尔施曼在安卡拉四处打听消息，渐渐发现官僚机构总是互相推诿，大使馆把责任推给土耳其政府，政府官员再借机推回去。他开始感觉 [27] 自己也成了难民，漂泊无依。英国当局允许一定配额的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可是入境的人数从未满额，原因很简单：合法进入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需要一系列文件，比如纳粹盟国的出境许可、中立国的过境签证，以及英国托管政府签发的移民证明。交通工具可以秘密安排，或者效仿“斯特鲁玛”号冒着极大的风险运送人员，但是这些文件除了政府无人能够提供。

二月中旬，安卡拉仍是寒冬，呼啸的北风吹醒了希尔施曼，他渐渐明白自己现在需要的关键人物根本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伊斯坦布尔一位嗜好收集名单的普通公民。这个人不像希尔施曼那么富有，他只付得起佩拉宫的房钱，佩拉宫的房间当时有固定的电报代码（相当于如今的电子邮箱），所以非常抢手。后来，整场战争都流传着他的代码：“巴拉斯，佩拉帕拉斯，贝伊奥卢。”（barlas perapalas beyoglu ）

查姆·巴拉斯（Chaim Barlas）与初来乍到的希尔施曼相比，至少算是伊斯坦布尔的老鸟。他在人群中并不起眼：身量瘦小，却总裹着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眼睛耷拉着，一看就是重度失眠症患者。但是他认识这座城市的每个人，还了解整个国家大多数有身份地位的人。他的信函档案收录了许多平信和便笺，有的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使，有的来自瑞典武官，还有的来自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阿富汗、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事。他的文件夹塞满了各种备忘录、电报、合同，还有土耳其航运巨头、商界领袖和政治人物的报告。巴拉斯没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最佳联络人，他写信用词过分礼貌，对谈话内容非常留心，他醉心于收集每个人准确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巴拉斯天赋异秉，许多人的生命都取决于他如何应用这些信息。

巴拉斯的官方头衔是犹太事务局巴勒斯坦移民处（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的代表。但这一头衔和组织名称并不能暗示他本人和这个组织即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据国际联盟的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分裂，原本属于帝国领土的巴勒斯坦作为殖民地委托英国行政当局管理。犹太事务局巴勒斯坦事务处受命成为当地伊休夫（yishuv）即犹太社区的官方发言人，负责与英国当局联络，沟通社区事务相关的大小问题。在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的带领下，事务处组建了自卫队哈加纳（Haganah），监督犹太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犹太人想要移居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也会请求事务处帮助办理入境许可证，时间长了，事务处慢慢变成促进移民的组织，最后还转变成独立的以色列政府。

犹太复国主义是移民的本质原因。犹太人口的内迁改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大多数的人口现状，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创建了他们的家园。随着欧洲《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现，移民成了最佳的求生方式。1938年后，中欧反犹太律法竞相出台和袭击犹太人的热浪不断升温，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对犹太移民实施严格的配额。这些国家的政府担心，一旦逃离德国与纳粹占领的欧洲沦陷区，犹太移民将会寻找机会永久定居。这一忧虑激起了移民入境国广泛的反犹主义。故此，巴勒斯坦成了越来越多犹太人盼望抵达的安全目的地。

1940年8月，巴拉斯抵达伊斯坦布尔，住进了佩拉宫的房间。酒店的位置很理想，不仅美国人和英国人近在咫尺，还和轴心国官员喜欢落脚的公园酒店和托卡良酒店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自从佩拉宫有了电报站，巴拉斯几乎把大堂当成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即使后来，他在佩拉大街另找了一个更大的永久办公室，送信人仍然不时往返，前来酒店打电报。

巴拉斯和他的同事约瑟夫·戈尔丁是犹太事务局仅有的两名公开工作的代表，不过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犹太激进分子的支持，这些人以记者或商人的身份在伊斯坦布尔居住，同时秘密协助救援行动。土耳其政府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间谍游戏的参与者，所以他们也严密注意着巴拉斯组织的动向。持续的监视偶尔会发生离奇的趣事。巴拉斯的同事特迪·科勒克记得在街上曾被一个路人接近，这个路人是一位犹太干果进口商人，从事干果进口工作，来伊斯坦布尔安排一批运往巴勒斯坦的货物装船，他无意间听见科勒克在讲希伯来语。当时，商人的签证期满，他向土耳其警察申请延期，可是警察认为进口商只是他掩人耳目的假身份。他们再三追问他为哪家外国情报机构工作，他表示抗议，说自己不是情报人员，他的签证申请因此没有通过。科勒克想办法说服了一名英国情报处的线人出面，谎称这名心烦意乱的商人是他们的人。警察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28] ，于是签发了干果商人的签证。

犹太事务局的代表在某些方面需要英国官员的帮助，同时，英国政府也为他们设置了最大的障碍。工作刚刚展开，巴拉斯和他的同事就发现他们的处境进退两难。首先，犹太事务局必须努力说服英国当局允许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尽管英国政府委托事务局对入境的犹太人进行审查，但是批准与否还是由英国领事馆最终决定。1939年以后，英国政府对入境的犹太人设定了严格的限额。20世纪30年代，伊休夫组织了移民运动，一大批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引发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抵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发著名的白皮书，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这份政策文件承诺，英国支持巴勒斯坦转型，国家未来应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治理，但是从1940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新迁入的犹太移民不能超过75000人，以维持人口平衡。

巴拉斯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争取土耳其政府的同意，允许犹太人乘车船经由伊斯坦布尔过境。希尔施曼曾经讽刺说，犹太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掉进了 [29] 白皮书和黑海之间的陷阱。自开战以来，土耳其人一直在玩一个微妙的平衡游戏，不仅要与拉拢他们参战的大国周旋，还要协调他们自己的过去。尽管土耳其官员常用移民法来解释他们对待犹太难民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土耳其移民法并未仔细考虑战争期间难民潮的预防方式，它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避免20世纪20、30年代逃离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回流。这些法规执行得非常严格 [30] ，甚至希腊裔的美国水兵有时都不准在伊斯坦布尔登岸，唯恐他们是秘密潜回的前伊斯坦布尔人，要求归还家族产业。

战时的恐惧和持久的执念巩固了往日的积习，他们总认为本地少数民族是为敌所用的潜在的第五纵队。日常生活中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司空见惯。反犹主义漫画成了土耳其媒体的主要内容，当地犹太人被描绘成寄生虫，渴望从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中渔利，犹太侨民则被描绘成寡廉鲜耻的财富贩子，为逃离欧洲而出卖土耳其。在法国等地，个别土耳其外交官试图阻止土耳其国籍的犹太人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等死亡地点。但是这些例子 [31] 后来都被浓墨重彩地描画成了土耳其集体英雄主义的证据，仅有一个营救的实例似乎是可信的：土耳其驻罗得岛领事塞拉哈廷·尤库门（Selahattin Ülkümen）努力阻止纳粹将四十六名犹太人驱逐出境，其中大多数是土耳其公民。如果土耳其公民碰巧也困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沦陷区，土耳其政府会更加积极地介入调停，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被拯救。

土耳其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部分体现了其压榨少数民族、经济国有化以及鼓励非穆斯林离开的广泛方案。1942年11月，土耳其政府颁布法令 [32] 故意运用了模糊的措辞，解释了此次向“财富和超额利润”一次性征税的目的。这项新“财产税”一方面是为了筹集资金，以防土耳其被迫参战，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压奸商借由战时通货膨胀和商品稀缺而大发横财。大约114368个个人与企业 [33] 接受了特别委员会的特别评估，除了直接向议会提请复审，他们没有上诉的权利。虽然这项税赋的征收对象大部分都在伊斯坦布尔，但是包括佩拉宫在内的土耳其人名下的主流酒店似乎都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最大一部分的征税估值都分发给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这部法律也是一部革命的法律，” [34] 总理萨拉克格鲁说道，“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淘汰控制我们市场的外国人，把土耳其市场还给土耳其人。”

少数民族的家庭和企业认为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根据战略情报局的秘密报告所述 [35] ，亚美尼亚财产所有人的征税估值相当于他们财产实际价值的232%，犹太人的这一比值是179%，希腊人的是156%。相比之下，穆斯林财产所有人的征税估值还不到他们财产实际价值的5%。包括曾为塞扬、乌迪·赫兰特等当代主流艺术家录制唱片的格萨伊恩兄弟留声机公司在内，城里许多成功的企业 [36] 都成了征税的目标。伊斯坦布尔负责管理税收的土耳其官员法伊克·欧克特（Faik Ökte）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揭露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并且谴责了想出这个烂主意的总理萨拉克格鲁。这完全是一段可耻的章节 [37] ，欧克特总结道：“是可鄙的德国种族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狂热盲信的产物。”

美国领事馆行政主管、战略情报局特工贝蒂·卡普记得这个法令对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影响，他们原本就不富有，也没什么财产，这项税赋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卡普的一位希腊朋友伊里尼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到她家，运走了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只剩下了一张床和床垫、几件瓷器和餐具，并且还以她的衣服作为要挟，向她索贿。家里的男人 [38] 全被带走了，他们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被赶上一辆敞篷垃圾车。最终，包括许多著名实业家和商业领袖在内的一千多名伊斯坦布尔人 [39] 聚集在锡凯尔吉火车站，他们被集体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送往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阿什卡莱特殊训练营，他们只能在那里通过强制劳动来清偿债务。他们的个人物品全部 [40] 被放在大巴扎公开拍卖。

1944年3月，财富税废止，被囚禁的人也可以返乡，但是他们却永远地失去了财产。事实上，这次超额征税参照了20世纪20年代的做法，想要发起伊斯坦布尔民族群体中另一次巨大的财富转移。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原本拥有 [41] 伊斯坦布尔近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在财产税执行期间这些财富几乎全部廉价出清，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买家是穆斯林或土耳其政府。“根据可靠消息推断，” [42] 一名外交官说，“这只是一场不流血的大屠杀的第一步。”

因此，犹太人在官僚政治上面临的障碍是土耳其政府对少数民族及其流动的深层忧虑。查姆·巴拉斯在一系列外交难题之间不断周旋。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就会关闭。土耳其政府同意提供帮助，通过红十字会向犹太社区分发葡萄干、坚果、无花果和人造黄油的食品包，这是犹太人在等待移民许可期间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由于定量配给 [43] ，土耳其当局强制规定，食品包内的肉类只能是猪肉，因为猪肉在穆斯林当中需求很低，可问题是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也禁食猪肉。类似的问题同样影响着交通运输。1943年2月，土耳其放宽了对难民群体过境的限制，但是两个月以后，保加利亚却关闭了边界，禁止大批人通过，这有效阻止了难民穿越两国重要陆路口岸的实质性流动。巴拉斯再次去安卡拉的外交部交涉，请求土耳其改变政策，允许难民个人过境，而不用非得预先组成群体。

这是一个大胆的请求，也正是土耳其政府担心的问题：一旦犹太家庭大量涌入，政府很难监督，也无法控制。这些难民取道土耳其，万一找各种理由停留下来，政府也无从知道他们是否会真的离开，继续前往巴勒斯坦。土耳其政府同意了巴拉斯的请求 [44] ，但是针对人口迁移设定了几乎无法实现的限额：每周只允许九个犹太家庭中转过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要求 [45]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个前提，只有一个配额离开，另一个配额才准许入境。伊拉·希尔施曼初步估算 [46] 了一下，如果遵照这些条件——全部难民经由这条狭窄的通道，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疏散完毕需要200年。

这项计划9月生效 [47] ，随后的两个月，只有215人到达伊斯坦布尔，其中一些人来自罗马尼亚，另一些人是曾经逃往匈牙利的波兰人。1943年12月，巴拉斯的名单 [48] 已经编排了一千多个名字。还有一小部分难民从希腊抵达 [49] 土耳其海岸，正在准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文件。

12月，巴拉斯给斯坦哈特大使写信说道 [50] ，只有1126人途经土耳其逃离了纳粹控制的欧洲沦陷区。事实上，前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犹太人 [51] ——2138人——是从纳粹魔掌下逃脱的犹太人人数的近两倍。如果这一比例继续维持，那么犹太事务局救助困于欧洲轴心国的犹太人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离开的速度。

1944年2月，希尔施曼抵达伊斯坦布尔，救援工作由此增添了新动力。希尔施曼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将许多原本存在意见分歧的组织团结了起来。他除了握有美国政府的充分授权以及罗斯福总统和内阁政要的个人背书，还带来了大把的美元。

希尔施曼在纽约和新泽西的那些年就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长期打交道。他在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任职时，常常帮助疏通各种关系，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因此变成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金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一直很活跃，不断将美国犹太群体捐助的救济物资运送给国外贫困的犹太人，它不仅是土耳其救济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世界各地许多项目最大的金融保障。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劝说 [52] 美国财政部取消对敌国贸易往来的限制，允许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在轴心国控制地区从事金融交易：兑换货币，分配资源，必要时为个别犹太家庭买票并安排行程。除了通过匈牙利等国中转运输并经由土耳其配给食物方面花费的数十万美元之外，其他资金 [53] ——近70万美元——都通过土耳其的财务运作，间接运往巴勒斯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资助的项目 [54] 还包括向集中营的拘禁者和隐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犹太难民运送食物，向罗马尼亚贫民区的犹太人发放粗麻布包装的食品（因为粗麻布还可以用来做衣服和毯子），向巴尔干半岛难民中心派遣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者，以及直接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土耳其城市的犹太学校、医院等社区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希尔施曼、巴拉斯、斯坦哈特等主要参与者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拉入了美国政府、犹太事务局和私人慈善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力图让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从土耳其过境。希尔施曼会定期联络 [55] 兰宁·麦克法兰和战略情报局的伊斯坦布尔站，一方面是要利用美国情报部门获取的资料信息，另一方面是要把自己搜集的有关欧洲轴心国局势的消息传递出去。

巴拉斯告诉希尔施曼，他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想投身于援救行动。如今，他终于 [56] “有了信心，相信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扰乱我们的合作，这次合作只有一个既定目标：组织营救，把我们的弟兄带到安全的地方”。然而1944年，伊斯坦布尔寒冬渐远，万物开始复苏时，奇异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纳粹继续大肆杀戮，甚至是以多疑的同盟国观察员都无法否认的规模接连屠杀犹太人，那么唯一的救援方法也只能是大批营救。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必要的通行文件，普通公民进入土耳其等中立国家不成问题。但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1938年夏 [57] ，土耳其政府正式关闭国门，禁止来自反犹国家的犹太人入境。安卡拉相信，这些犹太人纵使穷困潦倒，也更愿意留在土耳其。如果德国人开始向波兰的屠杀场地大批运送犹太人，那么最可行的救援路线就是准备专门的轮船或火车，把犹太难民集体送去土耳其。但最棘手的是 [58] 官僚政治的细节问题。

这一系列官僚式的流程始于巴拉斯。他是犹太事务局的代表，拥有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授予的权力，可以以己方特工的情报来源为基础，或者根据犹太人家属直接提供的轴心国控制地区受困人口的资料，草拟外来移民的候选名单。名单所需的信息非常详实，而且战争也增加了信息搜集的难度。一份完整的名单可能需要两到三周才能集齐，其中包括所有受救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当前住址等，并且这群人还必须足够多，可以填满整艘船或整列火车。

只要名单所需的信息收集完毕，巴拉斯就会将其寄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当局会按照巴拉斯拟订的名单逐个核对，认可或否决某个人的资格。确定的名单会再寄去伦敦批准。整个审批流程又需要两到三周。此后，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护照控制官会奉命自行起草优先名单，这也得耗费两到三周的时间。护照控制官还会与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直接沟通，详细说明哪些家庭获准移民。

名单接着会从英国大使馆发往土耳其外交部，经过三四天，再送达土耳其领事事务部。随后，领事事务部会把批准的候选名单依次发送给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城市的土耳其领事馆，由当地官员核发过境签证。这样算下来，假如一切进展顺利，一个犹太家庭至少要等待两个半月才有望获得土耳其过境和巴勒斯坦入境的许可文件，而且实际的等待时间往往更长。再往后，希尔施曼的工作还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安排车船，把持有通行文书的人送往安全地带。

对申请人来说，整个过程极其痛苦。你发出一封信或者填完一份表格，然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没准到头来还要重新申请。1930年，亚伯拉罕·斯罗维斯（Abraham Slowes）从波兰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作为一名发电站工程师，在海法的事业发展顺遂。他的父母摩西和马勒卡仍在家乡维尔纳生活，是当地受人尊敬的牙科医生。这座后来更名为维尔纽斯的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斯罗维斯家族刚搬去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属于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波兰的一部分；1939年9月，它又被苏联红军占领，并入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希特勒和斯大林携手共同穿越东欧，维尔纽斯成了签证中心。1941年3月初，亚伯拉罕收到一份简短的电报，“把证书寄来” [59] 。他的父亲写道，摩西·斯罗维斯要求儿子为他和妻子以及菲斯克斯曼斯一家取得通行文件。

亚伯拉罕很快回信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他们争取经由土耳其移民巴勒斯坦的许可证件。事实上，他已经代表父母提交了申请，但是1940年2月，申请被驳回。随后的几个月里，维尔纳的局势越来越糟。摩西给亚伯拉罕发第一份电报时，德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三个半月后，两个国家交恶，德国入侵苏联，直接导致维尔纳成了新战争的前线。亚伯拉罕更加努力，不断给他认为可能帮上忙的所有人写信或发电报。终于在1942年3月，距亚伯拉罕第一次提交申请后两年多，耶路撒冷移民局一篇感天动地的新闻报道发挥了作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护照控制官接到指示，可以向摩西和马勒卡发放移民证书，只需要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亲自申请。

亚伯拉罕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其次是如何让父母到达伊斯坦布尔。1941年夏，德国国防军入侵维尔纽斯，没几天就攻占了城市，城里的犹太人遭到了围捕，并且被圈禁在贫民区。亚伯拉罕肯定知道当时的维尔纽斯是何等绝境，可他又无法越过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官僚制流程带来的新障碍。亚伯拉罕写信请求红十字会根据他父母最后登记的地址协助联系，接收信件的官员却回信吩咐他填写所需的表格。亚伯拉罕很快返回了表格，列明了他曾经住在占领区的八名家庭成员，并且附带了一张用于支付寄送费的邮票。他甚至还给耶路撒冷和梵蒂冈的瑞典领事写信：“我冒昧打扰 [60] ，请求不要拒绝对老年人的救助，他们当了一辈子医生，即使在这艰辛的岁月里，仍旧不忘帮助病人。”他将父母的具体情况告知了瑞典官员，并且随信附了照片当作身份证明。耶路撒冷的领事写信回复，让他向海法的瑞典领事提交申请，其他回函的驻外官员也是类似的答复。他们全部表示说，很遗憾，他们与德国占领区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亚伯拉罕想尽了办法，最后他觉得越接近源头，结果或许会越好，于是1944年8月初，他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写信，请求他们把有关移民证书的消息转寄给他的父母。几周以前，红军刚刚收复了维尔纽斯，亚伯拉罕满心期待通信线路重新开放。11月，大使馆的专员第一次明确给出了答复，“关于8月8日来函询问 [61] 您父亲的下落，”回信写道，“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按照您提供的地址，我们转寄的信件已被退回，退信标明的理由是‘收件人亡故’。”

次年春天大使馆发来的后续记录包含了进一步的信息 [62] ：四年前，德国占领一开始，斯罗维斯一家人显然就已经被杀害了。他们的文件档案刚盖上第一枚印章的时候，还没等到巴勒斯坦当局签署移民证书，伊斯坦布尔的护照控制官准备校验，以及土耳其官员签发过境签证等一系列流程结束，他们就已经死了。参与营救工作的人只会忙着整理等待救援的长名单，而对个体小家庭以及巴拉斯和希尔施曼来说，填满一份乘客名单有时就像是在组建一艘幽灵船。

[1] Muhayyes to Churchill，n.d.，NAUK，FO 371/29751，f.18.

[2] “Bombed British Officials Must Pay，Turks Decide，” New York Times ，Apr.24，1947.

[3] “Col.Aziz Bey a Suicide，” NewYork Times ，Oct.1，1935.

[4] “50 Kurusla Perapalas’ta Üç Ay Yasayan Adam！” Cumhuriyet，Oct.13，1939.

[5] Mansel，Constantinople ，419.

[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36.

[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36.

[8] 讲述“斯特鲁玛”号事件最深入的故事是弗朗茨（Frantz）和柯林斯（Collins）的Death on the Black Sea ，我复述的某些细节正是基于这本书。这本书包括塞缪尔·阿伦伊（Samuel Aroni）一篇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试图重现当时船上的旅客名单，这似乎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9]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6，1942，JAP-IDI，Reel 72.

[10] Ludovic，et al.，to Director of the Port Police，Istanbul，Jan.2，1942，JAP-IDI，Reel 72.

[11]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6，1942.关于“斯特鲁玛”号当时是否有引擎存在一些争论，因为发动机早前被拆除维修，在被执行拖曳命令前，可能还没送回船上。

[12]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5.

[13] Goldin to Jewish Agency，Feb.25，1942，JAP-IDI，Reel 72.

[14] “Survivors，” Mar.8，1942，JAP-IDI，Reel 72.

[15] Frantz and Collins，Death on the Black Sea ，335.

[16]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35；Rubin，Istanbul Intrigues ，13-14.

[17] “Die Juden der ‘Struma，’die England nicht nach Palästina liess，” Türkische Post，Apr.21，1942.

[18]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117.事实上，土耳其国家通讯社报道的并不是沉船事件，而是在巴勒斯坦为“斯特鲁玛”号遇难者举办的哀悼日。我要感谢科里·古特斯塔特指出了这二者的差别。

[19]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7.

[20] 见Hirschmann，Caution to the Winds .

[21] Hirschmann，Caution to the Winds ，127.

[22] 引自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9.

[23] Hirschmann，Life Line toa Promised Land ，22.

[24] Hirschmann diary entry，n.d.［Feb.1944］，p.2，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Portions of Ira Hirschmann’s Diary，Feb.-Oct.1944，” Part 1.

[2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23-24.

[2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26.

[2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33.

[28] Kollek，For Jerusalem ，43-44.

[29] Hirschmann，“Palestine as a Refuge from Fascism，” Survey Graphic（May 1945）：195.

[30] Memorandum from G.V.Allen，Division of Near Eastern Affairs，US Department of State，Dec.1，1941，Shaw Collection，USHMM，File 2，pp.1-3.因为我的研究有USHMM这个新检索工具指引，所以重新编排了肖（Shaw）收集的文件。

[31]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296-98.

[32] Translation of “Law Concerning the Tax on Wealth，” p.1，Nov.11，1942，RG59，M1242，Reel 31.

[33] “The Capital Levy：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Trends in Turkey，” p.6，May 3，1944，NARA，RG59，M1242，Reel 31.

[34] 引自Bali，“Varlɪk Vergisi” Affair，55.

[35] “The Capital Levy，” p.3.穆斯林认为犹太血统——所谓的dönme，一支犹太宗派的后裔，他们的成员于17世纪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没有被过高评估。

[36] Akçura，Gramofon Çagɪ，30.

[37] Ökte，Tragedy of the Turkish Capital Tax ，14.

[38] Murray to Welles，Mar.13，1943，pp.1-2，NARA，RG59，M1224，Reel 31.

[39] Ökte，Tragedy of the Turkish Capital Tax ，73-74.

[40]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72-81.

[41] Ayhan Aktar，“‘Tax Meto the End of My Life！’：Anatomy of an Anti-Minority Tax Legislation（1942-3），” in Fortna et al.，eds.，State-Nationalisms in the Ottoman Empire，Germany，and Turkey ，211-12.

[42] Istanbul to State，Dec.8，1942，p.1，NARA，RG59，M1224，Reel 31.

[43] Goldin to Jewish Agency，Nov.17，1943，JAPIDI，Reel 48.

[44] See Chaim Barlas，“Report onImmigration，” Dec.15，1943，JAP-IDI，Reel 1.

[45]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4，WRB，Folder 17.

[46]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32.

[47]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48]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49]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1.

[50]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2.

[51]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p.2.参见Resnik to Hirschmann，July 3，1944，JOINT，Reel 108。

[52]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5.

[53] “History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Vol.1，p.15.

[54] Resnik to Hirschmann，July 7，1944，JOINT，Reel 108；以及 “Report on Activities from February1944 to March 21，1944，” JOINT，Reel 111.

[55] Macfarland to Donovan，Aug.11，1944，p.3，NARA，RG226，Entry 210，Box 194，File 9.

[56] Barlas to Hirschmann，Mar.23，1944，JAP-IDI，Reel 1.

[57]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132-33.

[58]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40-45.

[59] Moshe Slowes to Abraham Slowes，Mar.12，1941，Slowes Collection，USHMM.

[60] Abraham Slowes to Swedish Consul，Jerusalem，Aug.18，1943，Slowes Collection，USHMM.

[61] British Embassy，Moscow，to Abraham Slowes，Nov.10，1944，Slowes Collection，USHMM.

[62] T.C.Sharman to Abraham Slowes，Apr.5，1945，Slowes Collection，USHMM.斯罗维斯的母亲和其他六名家人被确认于1941年末或1942年在波纳利遇害，波纳利位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郊外，是恶名昭彰的大规模屠杀的执行地。他的父亲可能死于爱沙尼亚的纳粹集中营。唯一一名幸存的直系亲属是他的哥哥所罗门，1939年，他极其幸运地成了苏联的俘虏，因此逃脱了1941年德国入侵后几乎必死的绝境。所罗门随后加入了波兰志愿军，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北非和意大利与同盟国部队并肩作战，战后定居在特拉维夫。

吉兆门

英勇的行动总是看似平淡无奇。巴拉斯从佩拉宫发送的电文只是一个复杂的官僚谜题。救援与逃生的关键全都在于填写表格、整理官方文件、协调运输公司、安排修理船舶发动机，还有持之以恒地追逐着土耳其官员，与解决问题相比，他们显然对摆脱麻烦更感兴趣。

生存需要预先计划，而计划之前需要完成许多文件。战争、占领和暴行封锁了斯罗维斯一家人文件传送的通路。然而，许多犹太人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获得进入土耳其的许可证，然后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占领区之外，还有一堆繁复和令人恼火的技术问题，包括说服政府——哪怕是通过合情合理的合作关系——允许人们离开。“从希尔施曼与我收到的电报来看 [1] ，在战争难民委员会印象中，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一直是土耳其政府方面不愿配合。”1944年3月，斯坦哈特大使给华盛顿写信说道：“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巴尔干半岛的轴心国当局拒绝让犹太难民离境。”

如同当年“斯特鲁玛”号不幸遇难的乘客一样，罗马尼亚成了越来越多犹太人匆忙选定的目的地。一些人原本就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公开居住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等城市，挨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另一些人被驱逐或者被拘役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罗马尼亚政府在这片强占的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了营地和社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有一些人从波兰等德国的直接控制区一路向南逃到罗马尼亚。

尽管罗马尼亚与纳粹党结了盟，柏林依然不断向布加勒斯特施加压力，催促他们围捕犹太人，并送到德国人管理的集中营，不过这个国家战前的社会生活仍然相对安全。战争将四面八方的犹太人汇聚在罗马尼亚，而吸引他们前来的正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规定，罗马尼亚官方同意签发出境证明，必要时还会发放护照，正式批准犹太人的移民申请。这是许多国家监视公民跨越国际边界来来往往的常规做法，但在迫害和逃亡的大背景之下，却为犹太人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后来，土耳其政府不再要求持有合法移民证的犹太人必须取得过境签证，但是罗马尼亚政府仍然坚持，移民临走前必须出示特定的出境文件。自1938年以来，罗马尼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反犹太法律，剥夺了许多犹太人的国籍，这些犹太人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国家，必须申请恢复或证实他们的国籍。当时的官老爷们尽职尽责地保留着所有记录，就像现代的移民官一样，可以完整地告诉你，某个人从哪个机场出发，具体什么时间离开。

一个犹太人申请离开罗马尼亚，至少需要提供 [2] 下列文件资料：

一张近照；

一份申请人的自述，包括出生日期和地点，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鼻子、额头、嘴和下巴的形状，以及是否有胡须；

一份证明，证实申请人没有未决的法律案件；

两位证人的担保，证实申请人的身份、父母、出生日期、住址，以及确实是犹太人；

一份宣誓书，证实上述两位证人的身份；

一份财政部的证明，证实申请人过去五年内没有拖欠税款；

一张需申请人签名的特定表格，明确请求获得离开这个国家的许可。

这份资料清单最后一个要求最无礼。表格要求申请人 [3] 签署一份简单的声明，如下：

按照本文件要求，我，签字人________，住址________，在此郑重声明，我同意，如果获得护照并且离开这个国家，我和我所有的家人将永久移居国外。

官方措辞掩盖了一个有悖常理的事实：犹太申请人可以恢复罗马尼亚国籍，但条件是他和他的直系亲属不再踏进这个国家。

除了罗马尼亚方面有诸多约束，土耳其政府也频频设置障碍。安卡拉的官员们忌讳救援行动的船只使用土耳其国旗，即使全部费用都由私人组织或外国政府承担，他们仍旧担心这样做会把土耳其推向同盟国的阵营，点燃希特勒的怒火。“斯特鲁玛”号事件之后，土耳其政府 [4] 行事慎之又慎。安卡拉认为，倘若再出现一起海难，土耳其难辞其咎，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还得偿还救援工作的经费。甚至看似简单的问题 [5] ，比如允许救济组织以外交使团的特惠汇率兑换土耳其里拉，安卡拉也要谨慎考虑。所以，土耳其政府采取拖延策略，拿外交磋商和官方调查当挡箭牌来回应斯坦哈特大使的援助请求是十分正常的。

1944年中，事态逐渐趋好。许多外国组织通过伊斯坦布尔持续救助犹太人，其中有犹太组织，也有美国组织，还有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救援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难民总是愿意联系尽可能多的救援组织，期待至少有一个能提供帮助。但有些时候，许多组织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却发现另一个组织早已经解决了。

6月，斯坦哈特大使写信跟巴拉斯说，许多团体派到土耳其的代表只停留几天，根本无法了解当地环境的复杂性。多个救援组织甚至竞价承包同一艘船，抬高了船主索要的价格。还有一些人明目张胆地参与 [6] 非法移民——因为希望更多的犹太人可以离开中欧，竟然无视土耳其的移民法律——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导致犹太事务局等合法输送犹太人过境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的救援工作被叫停。早在初春，外交部长 [7] 努曼·米尼门塞格鲁（Numan Menemencioglu）就曾明确地告诉斯坦哈特，土耳其官方对伊斯坦布尔正在运作的不法活动了如指掌，政府轻易就能启动方案叫停这些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巴拉斯 [8] 一直谨防趟入非法移民（aligahbet）这摊浑水。他尽可能通过光明正大的合法途径，争取更多的犹太人能获得官方过境签证和巴勒斯坦移民证。

救援工作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信息都是其中影响生存的重要因素。如果你知道家人和朋友在哪里，又知道如何联系他们，而且能动用必要的资源收集到很容易遗失或毁坏的正式文件，那么你的亲友安全逃离的机会就能大幅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巴拉斯和希尔施曼经常走出佩拉宫和公园酒店，穿越塔克西姆广场，直奔哈比耶（Harbiye）区的原因，他们要去圣神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打探消息。

哈比耶这个名字的词根是“战争”，但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没有和平安全的地方。哈比耶以前是奥斯曼帝国军事训练学院的场地——也是名字的由来——走出了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多位苏丹帝国的陆军精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占领部队也曾经把这里选作他们的总部。这片区域和金角湾北部大多数的城郊高地一样，从奥斯曼时代就是非穆斯林民众的聚居地，混杂了基督教堂、墓地、商铺和出租屋，这一切都不安地与营房和练兵场比肩而立。协约国占领时期，查尔斯·哈林顿将军修建办公室的时候，在附近发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亚美尼亚公墓，他下令把墓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并且用旧墓碑垒成了 [9] 临时的露天看台。英国官员常常坐在看台上一边享用点心，一边观看业余的板球比赛。

哈比耶区不仅在地理上远离老城，在文化上也有很大差别。土耳其小说家皮雅米·萨法（Peyami Safa）在1931年出版的名作《法提赫-哈比耶》（Fatih-Harbiye ）中就对比了金角湾南部穆斯林聚居的法提赫区和北部高地之间在传统上的差异。虽然越来越多世俗的穆斯林搬进了哈比耶区的高层住宅和新建公寓，但这片区域最著名的还是基督教的企业、学校和教堂。1846年，奥斯曼政府在这片划拨的土地上建成了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天主教堂。这里是一个族群精神领袖的所在地，这个城市群体至今仍被称为拉丁人或者黎凡特人。

伊斯坦布尔的黎凡特人能够融入不同的文化，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在祖国生活过。教区居民有阿拉伯商人、马耳他银行家和意大利金融家。他们的母语通常是法语或意大利语，但天生会讲多国语言，是奥斯曼人与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徒长期交流往来的产物。其中一些人来自富裕家庭，集中居住在佩拉区的别墅和公寓。他们是“一个奇怪的群体” [10] ，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说道：“孤立但又举足轻重，通晓多种语言，共同身份是经济中间人，齐心协力地连通了土耳其生产商和欧洲市场。”传记作家齐亚·贝的话语更加直截了当，反映了穆斯林的普遍观点。他说，这些黎凡特人 [11] “毫无特点……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花钱，他们愿意售卖任何东西”。尽管如此，齐亚·贝轻视的黎凡特人只是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 [12] 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只有不足23000名 [13] 黎凡特人，其中三分之二还是外国公民，而且此后一直稳步减少。

中东的天主教群体一直保留着教会历史的早期传统。1054年，基督教界大分裂，这些如今贴着正统天主教标签的教会——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罗马尼亚东正教等——决定坚持遵守圣统制，与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相关联。他们摒弃了罗马主教主张的普世权威的理念。不过罗马方面也发现，他们在东方世界越是大声宣扬普世权威，东正教的地位就会越巩固，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冷落了原本忠诚的教会，让它们发展出各自的传统。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很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原因。这座城市修建的教堂各式各样，从亚美尼亚天主教到叙利亚天主教，再到拉丁天主教（即罗马天主教），而这些教会在西方都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天主教。天主教广泛吸纳了多种东方形态，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礼拜仪式、法衣和等级制度，一些教会甚至还允许教士结婚。在这层意义上，黎凡特人虽说是纯粹的罗马天主教徒，但或许也算是天主教内部最东边的西方人或者最西边的东方人。

教皇行事一贯轻慢，没有收获这些天主教徒的忠心。这正是为什么宗座代表——教皇在土耳其的个人代表——最后会定居在相当偏僻的哈比耶，而不是在佩拉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区安身立命。圣神主教座堂在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吸引人的天主教堂。灰泥外墙镶嵌着一幅委婉有趣的马赛克图案，一只鸽子俯身飞下，众多信徒的头顶升腾起火舌。庭院里，紫藤和常春藤蔓生。这座大教堂缺乏建筑上的吸引力，却从世俗权力中得到弥补，所以1943年初冬，查姆·巴拉斯一直竭尽全力地接近这里。

尽管巴拉斯从大教堂走到佩拉宫的电报站不过半个小时，但是外交礼仪要求他通过适当的渠道。他给宗座代表的首席秘书维托雷·瑞吉（Vittore Righi）写信，希望安排他会见宗座代表。他本来在1月就获得了准许，但是由于彼此的客套和请求的转递，这次见面拖延了几个星期。

1943年2月12日 [14] ，巴拉斯在佩拉宫大堂接到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伊萨克·赫佐格（Isaac Herzog）警告他，意大利的犹太人正面临“极度危险”。他敦促巴拉斯尽快联络教宗代表，看能否为此做点什么。原本的救援计划并不包括让意大利的犹太人进入伊斯坦布尔，巴拉斯已经在竭尽全力地为东欧被围困的大批犹太人安排通路，但他还是希望有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教会领袖可以代为向罗马教廷求情，无论如何，他目前还有另一个话题可以吸引梵蒂冈代表的注意。

即使整个欧洲的犹太群体面临灭顶之灾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仍然审慎地选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不再公开支持同盟国的目标，因为这会让他和苏联站在同一个阵营。他担心希特勒的军队会侵扰罗马和梵蒂冈城，因此尽管梵蒂冈的外交人员明知轴心国在波兰和苏联占领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对待解决德国暴行这个问题依然言语谨慎。平等对待交战双方成了庇护十二世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他解释说，如果提到暴行 [15] ，他不能谩骂纳粹，同时绝口不提布尔什维克……”罗马教廷的美国代表小哈罗德·H.蒂特曼（Harold H. Tittmann Jr.）说，“他表示，他‘害怕’有依据可以证明同盟国残暴的行为，但是我相信，他也感觉到其中有一些是夸大其实的宣传。”

巴拉斯对罗马教廷的立场心知肚明，这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接近教宗代表时这样小心的原因。经过连番的交涉和持续的努力，1943年春，巴拉斯终于通过共和国大街（Cumhuriyet Avenue）不远处的小门廊，见到了享有森布瑞亚荣誉大主教、驻土耳其和希腊宗座代表这样尊贵头衔的人物。

安吉洛·朱塞佩·兰卡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主教待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比巴拉斯还要长。自1934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宗座代表，他非常喜欢这份前途无量的神职事业，不过他也具备巴拉斯最感兴趣的核心品质：致力于全球的社会运动，发挥教会的作用。

兰卡里出生于1881年，与穆斯塔法·凯末尔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家乡在意大利的贝加莫附近，他是佃农的儿子，家中还有十二个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家庭出现一个神职人员原本十分正常，但是兰卡里似乎对神学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在本地神学院完成学业后，获得奖学金前往罗马进修，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1904年，他被授予神职。他返回贝加莫，担任当地主教的秘书，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教会高层。贝加莫作为进步社会思想的中心，认为教会应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用于提高教区居民的个人收益，以及推动发展更加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

作为本地主教的重要心腹和顾问，兰卡里直接跨入了进步教义的主流之中。他的组织经验也让他获得了教会高层的关注。1920年，他被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升任为万民福音部（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主管，这个职位为他增添了管理意大利和海外传教士的国际经验，让他有机会去意大利之外的地方任职。1925年，他被任命为大主教和教皇代表，派驻保加利亚；1931年，兰卡里同时说服教会和保加利亚政府将这个职位升至宗座代表的等级；三年后，他又被调任为罗马教廷驻伊斯坦布尔的宗座代表。

兰卡里很喜欢土耳其人，很快就爱上了土耳其。他在保加利亚待了十年，已经成为东南欧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专家，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新的工作。他开始学习土耳其语 [16] ，这门复杂的语言几度让他认为这项学习计划是某种形式的苦修。然而他真正的挑战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政治。“我在土耳其的工作并不轻松，” [17] 兰卡里在日记中坦言道，“这里的政治局势使我做事束手束脚。”

宗座代表在教会外交圈中的角色十分微妙，他没有合法的外交身份，与官职更高的教皇大使不同，他不能代表梵蒂冈发言。兰卡里把主教会设在了土耳其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居住的伊斯坦布尔，而且他待在这里，有时还能避开安卡拉的外交阴谋和政治权力。土耳其政府意图 [18] 将世俗主义扩展至国际领域。兰卡里和土耳其外交部长米尼门塞格鲁之间的所有通信都被认为是个人交流，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外交函件。1939年，兰卡里联络 [19] 土耳其外交部，正式宣布教宗庇护十一世逝世、庇护十二世继任的消息，外交部的回应却是，此事纯属宗教问题，并不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土耳其政府明令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穿戴宗教服饰，所以兰卡里与其他教士一样，只能常常把他的教士衣领留在衣柜里，而且即使在他的辖区，兰卡里也没有超越主教的特别行政权，他唯一实用的工具就是道德劝说以及和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络渠道。兰卡里身处这样不利的环境 [20] ，丰富的地方经验和当地人脉帮助他扫清了不少障碍，他“机智老练，能力出众”，法国大使这样形容他。

巴拉斯第一次接触兰卡里没有文字记录，但是推测他大概向这位宗座代表提起了早先与瑞吉（Righi）通信时论及的几个观点：犹太事务局正在加倍努力，让犹太人离开被占领的欧洲；教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谴责纳粹在整个欧洲大陆犯下的暴行；教会可以扮演特殊的角色，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关系，确保犹太人可以获得离开原籍国、过境土耳其和最终抵达巴勒斯坦所需的移民文件。不管怎样，沟通渠道现在打开了。1943年整个春夏两季，巴拉斯要么亲自拜会兰卡里，要么通过瑞吉给他递送文件。6月，巴拉斯向耶路撒冷汇报新近的工作进展：“今天有幸得见声名显赫的宗座代表，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21]

巴拉斯的要求既直白又具体。他一再请求兰卡里调动资源，敦促罗马教廷更加强势地反对迫害犹太群体，并且利用梵蒂冈的关系帮助个别家庭逃命。事实上，巴拉斯和兰卡里是互相帮助的关系。鉴于过去在保加利亚的经验，兰卡里早已听说有些家庭想要逃离。很多时候，他也会要求 [22] 巴拉斯跟踪打听索非亚等地的某个人是否收到了移民文件。11月，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 [23] 写信向兰卡里致谢，他说，感谢“您对巴拉斯的工作频频伸出援手，帮助了我们可怜的兄弟姐妹”。

然而，另一个危机正在悄悄靠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轴心国颁布了严苛且歧视性的反犹太法律，关闭了犹太人的企业。他们在占领区无所顾忌地残杀犹太人。希特勒瓜分东欧的时候，匈牙利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几片区域，罗马尼亚拿走了乌克兰包括战略要地敖德萨在内的大量土地，保加利亚则占据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部分地区。这三个国家对占领区的外籍犹太人实施了围捕和驱逐，其中一些犹太平民还因反对占领或协助同盟国敌军的罪名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

但是，这些政府却对本国的犹太人爱护有加。他们顶着德国的压力，坚决反对把本国的犹太人推上出境的火车，送往纳粹管理的屠戮中心。所以，总的来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逃过了大屠杀初期最严重的几次蹂躏和摧残。

1944年春，匈牙利的局势发生了改变。同盟国胜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匈牙利政府开始将触角秘密地伸向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中立国的首府。如果同盟国接受特定的条件，比如承诺苏联绝不占领匈牙利，或者在和议中放弃任何惩罚性的边界变化，匈牙利可以改变立场，不再效忠轴心国，转而支持同盟国的目标。德国情报机关对这些会谈内容一清二楚，所以德国自斯大林格勒战败，从苏联撤军后，就开始制订各种作战计划，全面入侵匈牙利。德国以这种方式制止了匈牙利退出轴心国，并且建立了一个缓冲区，防止同盟国的军队直穿东南欧。与此同时，纳粹的进攻还能够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自开战以来一直受到不合作的匈牙利政府的百般阻挠：大规模地驱逐和残杀匈牙利的犹太群体，据战前统计，匈牙利大约有72.5万名犹太人。1944年3月，在党卫军（SS）和盖世太保（Gestapo）的陪同下，国防军越过了边境，进入匈牙利。同年夏天，他们开始对犹太人发动攻击，党卫军驻布达佩斯的高级将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亲自督导了这次按预定计划实施的行动。他们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强迫犹太家庭迁入贫民区，紧接着从5月开始，他们又安排了多趟列车，把大批的犹太公民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许多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没多久，就被送进了毒气室。

此时，巴拉斯正在与希尔施曼联手施救，希尔施曼致力于依靠自己的经费和人脉，弄到黑海救援行动所需的船只，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却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许多犹太群体此前一直遭受迫害，但仍能保证生命安全，而现在纳粹的根除行动开场了。纳粹当局认识到同盟国政府特别关注犹太人的命运，所以布达佩斯的德国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这种关心，从而达到宣传和经济的目的。

1944年5月中旬，征得艾希曼的同意后，两名密使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和安德里亚·久尔吉（Andrea György）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与同盟国开启秘密谈判。布兰德大名鼎鼎，巴拉斯和伊斯坦布尔的犹太特工都对他有所耳闻，他是匈牙利年轻的犹太实业家，一直积极帮助本国的犹太人逃离。同伴久尔吉也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他皈依了天主教，而且有一连串众所周知的化名。他有时叫格罗什 [24] ，有时格罗斯或格雷涅尔，有时又被称为特瑞里尔，这些都是美国联络人给他起的代号：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山茱萸网络的一分子，是同盟国情报部门最有价值的线人之一。

布兰德和久尔吉带来了一个荒诞的提议：德国政府同意释放犹太人，以换取他们所需的物品。“我们打仗已经打了五年，” [25] 艾希曼在布达佩斯向布兰德提出了他的要求，“严重缺乏物资补给。好吧，我知道你想拯救犹太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育龄女性。我是理想主义的德国人，我尊重你是理想主义的犹太人。你可以带走匈牙利、波兰等地一百二十万名犹太人，他们是我用来交换的商品。”艾希曼开出的条件具体得令人吃惊。如果同盟国愿意提供二百万块肥皂、二百吨可可、八百吨咖啡、二百吨茶叶和一万辆卡车，那么德国允许限定数量的犹太人 [26] 离开匈牙利。

同盟国的特工扣留了两位密使，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对他们做了进一步的审讯，艾希曼的提议遭到了严词拒绝。同盟国政府无法容忍这个向纳粹支付血腥赎金的想法，尤其是苏联，他们担心额外的战争装备或物资补给可能会鼓励德国在东线发动新的进攻。伊休夫领导人此前就提过类似的赎金计划，他们想尽了办法，探讨了所有能让犹太人离开欧洲的方案，包括与魔鬼订立契约。然而，布兰德的使命表明了德国人的绝望。德国目前在东线节节退败，注意力全部放在战争结束之前如何尽可能多地消灭犹太人。

布兰德的使命也表明了救援行动尚未终止。尽管驱逐犹太人的速度加快了，但是逃生路线仍然可用。通过布达佩斯教堂神职人员的沟通渠道 [27] ，兰卡里获悉，尚未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或许还有机会离开匈牙利，可他们所需的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证书只有在伊斯坦布尔才能获得。如果身处危难的犹太人不能赶到土耳其领取证书，那么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深入纳粹占领的国家，把这些证书送到他们手中。1944年仲夏，被德国人送到劳工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已经超过40万。

巴拉斯和希尔施曼此时此刻非常需要兰卡里帮助他们完成递送证书的任务。当年夏天，犹太事务局和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精心筹备，经过层层转手，终于将装有移民证书的包裹交给了兰卡里，然后由他通过教会网络送到匈牙利的犹太社区。巴拉斯委托递送证书的神职人员尽可能多地确认匈牙利犹太人的身份信息，这样他的同事就可以在伊斯坦布尔搜寻他们亲友的名字和地址，另外一些人则负责抄写 [28] 布达佩斯电话黄页上所有可辨别的犹太人姓名。

6月5日，兰卡里给巴拉斯写信 [29] 说道：“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交给我转递匈牙利犹太人的移民证书正经由一位可靠的信使送往布达佩斯。”“幸亏这些文件” [30] ，巴拉斯第二天回信说道，匈牙利的难民“有救了”。但兰卡里并没有向他的罗马上级汇报。匈牙利的驱逐开始之前，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就已经把德国人大规模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告知了兰卡里，兰卡里向梵蒂冈转发了这份报告 [31] ——两名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目击证词，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公开的答复。随后，布达佩斯的宗座代表 [32] 还亲自向罗马通告了匈牙利犹太人当前的处境，然而教宗庇护十二世仍然不赞成指明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主要受害者，拒绝谴责针对犹太人的纳粹政策。

兰卡里作为没有外交身份的宗教领袖，明显逾越了他在中立国本应遵守的规矩。他还明白自己正在积极参与一项教会曾经拒绝支持的计划：让犹太人大规模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大背景，救援和移民之间的界线——实际上还有移民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7月下旬，希尔施曼赶往普林基波岛的避暑别墅，拜访了兰卡里。“他帮助过匈牙利的犹太人 [33] ，我恳请他再次施以援手。”希尔施曼在日记中写道。成千上万的移民证件虽然已经被送往匈牙利，但是现在还要准备后续运送犹太移民横渡黑海的船只。

五旬节当日，兰卡里跨步走上圣神主教座堂的圣坛，进行了一场有关战争最沉痛、最深刻的布道。“我们受主召唤，生活在狼烟四起、仇恨蔓生的痛苦时代，国家利己主义无情地牺牲了个人，野蛮残暴的行径令人类蒙辱。” [34] 就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前往巴勒斯坦的路上，他们中许多人携带的文件正是经由兰卡里的教会网络递送的。

几乎没有逃亡者看见过伊斯坦布尔的全貌。犹太人从锡尔凯吉转车开始，直至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的这段时间，土耳其当局都会严密看守。这些人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熟悉周遭的环境就必须迅速赶路，等待他们的是接连不断的火车、检查站和手续。而乘船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也受到类似的限制。

犹太事务局、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抽调了一小群积极分子，负责路途上每一站的组织和补给。与此同时，巴拉斯和他的同事们负责处理文书，希尔施曼应对政治问题，伊斯坦布尔的慈善家西蒙·布洛德（Simon Brod）则承担了其他日常事务。西蒙经历过土耳其财产税的重击，受到全城协约国和犹太特工的尊重，犹太难民到达伊斯坦布尔第一眼看见的往往就是他指尖缭绕的香烟烟雾和头顶一簇醒目的白发。

整个救援工作看似很抽象，大多是处理一些清单、时间表和电报，直至希尔施曼和巴拉斯安排的车船真正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们才看见了这些工作的实际收效。1944年7月初，758名犹太人乘坐“卡兹别克”号（Kazbek ）从黑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艘船的核载定员是三百人 [35] ，但是根据希尔施曼的回忆，他眼看着船驶进港口，就连甲板都挤满了人。乘客名单多了256名从德涅斯特河沿岸乌克兰的罗马尼亚占领区营救的儿童。

市政府准许希尔施曼和一些积极分子在旁观看救援船的到港和起锚。难民们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物品刚刚上岸，土耳其警察就会护送他们一路赶到海达尔帕夏，登上在车站等候的列车，坐进为他们安排的二、三等车厢。基本每次运送，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都会提供 [36] 食物和水——通常是几百条面包、几千个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大量的盒装香烟，这些物品即便在伊斯坦布尔也是严格限量供应。坚忍的乘客们默默地在车厢里找座位安顿下来。

突然，难民队伍中冲出一名女子，她跑下码头，打破窗户，大喊大叫，直到被人制止。有人告诉希尔施曼，这一路漂洋过海，她一直都这样疯疯癫癫 [37] ，因为她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被枪杀。许多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居民此时此刻也涌进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四处打听他们亲属的行踪。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事务局的官员可以进入车厢，顺带捎回某个具体家庭的消息。“不出所料，目前的情况非常糟糕。” [38] 某位打听消息的伊斯坦布尔居民随后在给犹太事务局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驶离了车站，希尔施曼也准备返回欧洲区，他站在冷清的渡轮上，注视着整个城市不断点亮的灯火。他可以远眺萨拉基里奥角，瞭望托普卡帕宫的尖塔和穹顶，还能隐约看见藏在石墙和柏树林背后的内院。出入深宫后院——苏丹的私人生活区——要穿过一段装饰华丽的门廊，奥斯曼人称之为吉兆门（Gate of Felicity），而且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函件中，伊斯坦布尔也时常以德尔萨德特（Dersaadet ）这个单词的变体自居。希尔施曼知道，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只是长链中的一环，这条长链无国无家，只能通向他方。他说这个世界 [39] 看起来疲惫不堪。

车船现在很轻松就能抵达，往复的时间也更加规律。但是这条路线依然十分危险。1944年8月3日，夏末，“莫里纳”号、“布布尔”号和“莫弗克”号三艘船组成的护航队离开罗马尼亚港口，驶往伊斯坦布尔，每艘船运载的难民都超出了定员数量。在航行的第二天，速度较快的“莫里纳”号就已经看不见“布布尔”号和“莫弗克”号了，后来，因为引擎故障，“莫弗克”号甚至落后得更多了。

8月5日12：30左右 [40] ，“莫弗克”号遭遇火力扫射，很可能又是来自苏联潜艇的攻击，重现了两年前“斯特鲁玛”号的悲剧。大口径的炮弹撕裂了木造船体，火势在甲板上迅速蔓延，土耳其船长和四名船员趁乱划着唯一可用的救生艇逃走了。

几十名乘客 [41] 纵身跳入大海。袭击发生时，其余的人还在睡觉，枪声响起约半个小时后，他们就与燃烧的船体一起沉没了。“莫弗里”号只有5名乘客生还。他们紧紧抱着船体残留的一块碎片随波逐流，四个小时后，幸运地被“布布尔”号发现。其余的320名难民不是被射杀，就是被淹死。

另外两艘船停泊在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小镇埃格尼达，乘客们下船后，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他们筋疲力尽，却面带释然的微笑，满心期待地倚靠着锡尔凯吉火车站的栅栏，从银质托盘中拿起形似莲花花苞的玻璃杯，大口啜饮着红茶。他们很快就会转车去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然后继续开往巴勒斯坦。

“莫弗克”号沉没的时候，同盟国部队已在诺曼底登陆，苏联还在东线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红军首次解放了一个纳粹死亡集中营。罗马尼亚撤离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并且为避免苏联的全面入侵，还于当年夏末宣布转变立场，加入同盟国的阵营。保加利亚左翼政变后，也效仿罗马尼亚转而投入了同盟国的怀抱。

谣言盛传土耳其正在计划对德宣战。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如今空空荡荡，只剩下几条小船随着波涛起起伏伏。土耳其当局下令 [42] ，要求海军军舰和民用船舶远离海岸，以防德国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击。他们还加强了防空演习，把工商企业和公寓住宅的窗帘换成了遮光幕布。

德国人在公园酒店一旁默默 [43] 进餐，近旁的大堂仍有记者徘徊，跟踪报道德国的命运转折。酒店的房价跌了一半 [44] ，德国人拖家带口地挤满了结账柜台，他们都想在土耳其结束中立之前尽快离开。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 [45] 也匆匆告别了安卡拉，他从锡尔凯吉火车站启程返回柏林，他向站台上欢呼的德国人、日本人和土耳其群众不停挥舞着帽子。8月中旬，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土德两国断交。1945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同盟国。

战争结束，人们仍旧通过伊斯坦布尔前往巴勒斯坦，但是船队、专列和紧急公务文件的获取工作都开始放缓，因为幸存下来的难民不再面临那么紧迫的生存威胁。曾经运送犹太人的船舶叙述了战时大批欧洲人万里逃亡的一段史诗。许多犹太人的家族史不只包含一连串祖先的姓名——能够追溯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消失的村庄和空荡荡的社区，还与不少外国船名交织在一起，这些拥挤的船只曾经运送幸存的犹太人抵达安全的地方：“米尔卡”号（Milka ）、“马利特萨”号（Maritza ）、“贝拉齐塔”号（Bellacita ）、“卡兹别克”号、“莫里纳”号、“布布尔”号、“萨拉哈提”号（Salahattin ）和“托洛斯”号（Toros ），还有遇难的“莫弗克”号和“斯特鲁玛”号。这些船运送 [46] 过4127名难民，更多的难民是搭乘火车，还有一小群人乘坐近海航船和小汽艇抵达伊斯坦布尔。从1942年到1945年，总共 [47] 13101名犹太人途经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或其他目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48] 之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从伊斯坦布尔过境。“移民分批次抵达（巴勒斯坦）的人数 [49] 与犹太人在敌占国家的悲惨处境无法匹配。”巴拉斯的报告声称，“但是……我认为即使只有少数人逃离了……地狱，这也算是个奇迹。”

查姆·巴拉斯退了佩拉宫的房间，返回巴勒斯坦主管整个犹太事务局的移民处，没过多久就组阁形成了以色列新政府。伊拉·希尔施曼也离开公园酒店，回到了纽约，当上了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副总裁。他待在土耳其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来来往往地维系人脉，报告工作进展，但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让他将余生奉献给了公共事业。联合国成立后，他成为其中一名关键的行政官员，负责处理难民问题。

安吉洛·兰卡里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44年，他被调往法国，就任教皇大使。这个职位要求他机智果敢，因为他最困难的一项任务是决定法国神父的命运，这些神父曾在德占时期通敌，与德国人合作。庇护十二世后来又提拔兰卡里为枢机主教，不过这一头衔更像是某种嘉奖，认可他虔诚的信仰，看重他长期的实地经验，而不是为了表明他在教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他长年身在海外，对罗马内部的运作方式和人际关系知之甚少，这让他成了教廷权贵当中的主要发言人。1958年，教皇逝世，令人惊异的是，其余的枢机主教一致推举兰卡里加冕。他很快就被改称教皇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

许多人跟随救援行动离开了 [50] 伊斯坦布尔，其中至少有3994人——接近巴拉斯救助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他们都是伊斯坦布尔人，要么是世代居住的塞法迪姆犹太人，要么是已经安家立业的东欧移民。现在因为财产税、反犹主义宣传以及巴勒斯坦这条安全生命线的存在，更多的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协约国占领结束的希腊人一样，纷纷逃离了伊斯坦布尔。

1944年夏末的一个晚上，伊斯坦布尔人眼看着新一波移民潮即将涌出这座城市，公园酒店管弦乐队的大多数音乐家都停止了夜间演出。首席小提琴手 [51] 弗里茨·古思（Fritz Guth）却举办了一场个人独奏会。他面朝酒店餐厅里不多的几位客人，合上了爵士乐乐谱，拉奏了几段舒伯特和莫扎特的曲子。这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最后的表演。他是维也纳犹太人的儿子，想尽办法让自己进入了巴拉斯的移民名单，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带着妻儿去巴勒斯坦了。

[1] Steinhardt to Secretary of State，Mar.3，1944，p.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2] Application materials of Marcel Leibovici，Romania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assports Office Records，1939-1944，USHMM，Reel 3.

[3] Application materials of Linder Maier，Romania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assports Office Records，1939-1944，USHMM，Reel 3.

[4] Steinhardt to Resnik，June 15，1944，JOINT，Reel 104.

[5] Steinhardt to Resnik，June 8，1944，JOINT，Reel 104.

[6] Steinhardt to Barlas，June 5，1944，JAP-IDI，Reel 1.参见Steinhardt to Pehle，May 18，1944，and Steinhardt to War Refugee Board，June 1，194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7] Steinhardt to Barlas，Apr.3，1944，Shaw Collection，USHMM，File 3.

[8] Kollek，For Jerusalem ，44.

[9]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 ，137.

[10] Nicolson，Sweet Waters ，23.

[11]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 ，146-47.

[12] Shorter，“Population of Turkey，” 431，433fn.

[13] Ives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4，1928，pp.7，10，NARA，RG59，M353，Reel 57.“黎凡特人”不是土耳其人口普查使用的人口类别，所以这个形容想必来自美国外交官使用的术语，一般用来描述当地的天主教徒。

[14] 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认为第一次会议是在1943年1月20日，但是这个日期的推断基础是巴拉斯递交给宗座代表的材料，而不是会议本身的记录。考虑到耶路撒冷发来电报的时间是2月12日，巴拉斯接到电报时，很可能还没有拜访大教堂。但是至少到5月，巴拉斯和兰卡里已经确立了一系列定期会议。Hoffmann，“Roncalli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83；Barlas to Roncalli，May 22，1943，JAP-IDI，Reel 1.

[15] Tittmann，Inside the Vatican of Pius Ⅻ，124.

[16] John ⅩⅩⅢ，Journal of a Soul ，233.

[17] John ⅩⅩⅢ，Journal of a Soul ，234-35.

[18] Massigli，La Turquie devant laguerre，98.

[19] Righi，Papa Giovanni ⅩⅩⅢ sulle rive del Bosforo，194.

[20] Massigli，La Turquie devant la guerre，98.

[21] Barlas to Herzog，June 12，1943，JAP-IDI，Reel 1.

[22] Roncalli to Weltmann，July 31，1943；Weltmann to Roncalli，July 31，1943；Barlas to Goldin，Aug.10，1943；Barlas to Roncalli，Aug.10，1943；Barlas to Roncalli，Aug.12，1943；Barlas to Roncalli，Mar.27，1944；Barlas to Roncalli，June 6，1944，JAP-IDI，Reel 1.

[23] Herzog to Roncalli，Nov.22，1943，JAP-IDI，Reel 1.

[24] Friling，“Nazi-Jewish Negotiations，” 405.

[25] 引自 Barlas，Hatsalah，114.

[26] Steinhardt to War Refugee Board，May 25，1944，Hirschmann Papers，FDR，Box 1，Folder “Dispatches from U.S.Embassy，Ankara，to War Refugee Board，2/8/44-6/2/44.”

[27] Schwartz to War Refugee Board，July 20，1944，JOINT，Reel 108.

[28] Guttstadt，Turkey，the Jews，and the Holocaust ，127.

[29] Roncalli to Barlas，June 5，1944，JAP-IDI，Reel 1.

[30] Barlas to Roncalli，June 6，1944，JAP-IDI，Reel 1.

[31] Cornwell，Hitler’s Pope，324-26.

[32] Phayer，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50.

[33] 引自Hoffmann，“Roncalli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90。

[34] 引自Righi，Papa Giovanni ⅩⅩⅢ sulle rivedel Bosforo ，261.

[3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87.

[36] Barlas to Hirschmann，Aug.24，1944，JAP-IDI，Reel 1.

[37]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88.

[38] Frankfort to Goldin，July 10，1944，JAP-IDI，Reel 1.

[39]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87-89.

[40] 有关苏联责任的问题，见Ofer，Escaping the Holocaust ，195-98.

[41] “Report on the Sinking of the m/v ‘Mefkure，’” Sept.9，1944，JAP-IDI，Reel 173.

[42]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42.

[43]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42.

[44]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44.

[45]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45.

[46] “Boats，” JAP-IDI，Reel 122.

[47] “Summary of Immigrants from 1942 to the End of 1945，” JAP-IDI，Reel 122.

[48] Ofer，Escaping the Holocaust ，318.

[49] Chaim Barlas，“Report on Immigration，” Dec.15，1943，p.2，JAP-IDI，Reel 1.

[50] “Summary of Immigrants.”

[51] Hirschmann，Life Line to a Promised Land ，147.我要感谢科里·古特斯塔特发现了小提琴手的姓名。

尾声

1927年，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掌管了佩拉宫的大权，与新来的移民相比，他更了解远走的犹太人。战争年代的紧张局势和财产税让他少了很多生意。1941年的爆炸事件发生后，酒店几乎一整年都没有什么客人光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盟国的特工和救援犹太人的工作者纷纷结账走了，佩拉宫的声誉只能长久驻留在泛黄的登记名册上。在新近的记忆里，最著名的客人约瑟夫·戈培尔连酒店的宣传页都没拿，就悄悄离开了。

战争落幕，穆海耶斯已年近六旬。他的成年时光伴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伊斯坦布尔穆斯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凯末尔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影响。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穆海耶斯都非常富有，从贝鲁特到伊斯坦布尔，他投资经营的生意都有很好的回报，完全可以抵销佩拉宫逐年的债务。他没有孩子，可是每年都会带着侄子和侄女去耶尼亚的雅郦避暑。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穆海耶斯仍会定期视察佩拉宫，监督酒店的运营。然而，生活不再围绕着狂欢打转，如今世故大胆的土耳其人更加喜欢造型简洁的现代家具，不再迷恋丝绒窗帘和过度的奢华。佩拉宫周围现在都是些简陋破落的经济公寓，酒店前门正对的街道狭窄阴暗，但是背面仍是城内欣赏夕阳美景的最佳地点。这片街区居住着许多来自黑海海岸和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移民，他们公寓的窗外常常挂着晾洗的衣服，整个街区的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佩拉宫耸立其间，显得十分突兀。

1954年10月的某一天，六十八岁的穆海耶斯在酒店二楼开了个房间，还点了一瓶威士忌。次日清晨 [1] ，夜班门卫听见他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巨响，打开门，发现老板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血流不止。人们对这起致命事故推测了很多种可能，有人说穆海耶斯或许喝醉了，在湿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摔了一跤，也有人说没准是谋杀。但是据报道，最终的解释来自他几天前跟朋友说过的话。“现在，我的猫死了，” [2] 他说，“我也活不下去了。”他的遗嘱随后被启封，没人预料到他把这家酒店赠予 [3] 三家面向儿童、老人和肺结核病人的慈善机构。

佩拉宫仍在营业，因为慈善基金会明智地把酒店出租给一家私营公司管理。可是土耳其飞速变化，伊斯坦布尔人与旅行者的品位与期望也随之不断改变。1950年，也就是穆海耶斯去世前的几年，土耳其公民第一次以自由的直接选举方式选出了议会。他们投票决定，撤除了阿塔图尔克创立的政党。街头巷尾，锣鼓喧天，这是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人民面对变革再次展现出巨大的热情。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引退，他辞去了国家元首的职位，选择领导新的在野党，而民主党成员则趁机上位，填补了政府高层的空缺。

传统的共和人民党自称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他们坚持认为，阿塔图尔克用尽全力让土耳其人从帝国的昏睡中清醒过来，下定决心带领他们走进现代化，即便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在人世，他一手创立的政党仍是实现凯末尔主义理想的最佳选择。与之相比，新的民主党领导人则强调政党受命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国家的命运。民主党因此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这些双重的权威主张变成了土耳其政治的支柱，一边以奋力推进现代化为己任，另一边则承诺为沉默的民众发声。

尽管民主党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采纳凯末尔主义基本原则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但他还是废除了陈旧的一党制政治体制。共和人民党所属的财产均被没收，入缴国库；政党领袖在阿塔图尔克执政时期获得的土地 [4] 全部收归国有。私有化催生了由土地所有者和实业家组成的新阶级。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抛弃了阿塔图尔克和伊诺努时代的平衡之道。土耳其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决定帮助它得到了这个位置——1952年，曼德列斯政府又带领土耳其加入了北约（NATO），使其成为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一员。土耳其部队的运输船抵达韩国，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土耳其军士第一次和西方士兵比肩而立。民主党的政策在土耳其两年后的换届选举中获得了回报，他们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更多席位。

民主党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是国家经济萧条紧随而至。债务增长，通胀飙升。共和人民党瞅准机会开始敲打曼德列斯，他们第一次向议会制度真正发起挑战。反对意见更像是忘恩负义的诽谤，而不是建设性的帮助。曼德列斯既疑心重重又愤怒不已，但他相信不管安卡拉牢骚满腹的政客发表什么意见，人民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外交政策危机四伏——与希腊新一轮的争议，这一次是有关塞浦路斯的棘手问题——他直接向全国发出了呼吁。他打算号召民众齐心支持政府，结果却演变成一次对少数民族的新迫害。

1955年初秋，谣言四散，说希腊激进分子烧毁了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领事馆。领事馆的位置恰巧是阿塔图尔克童年时代的家乡，土耳其政府在土希两国睦邻友好时期购买了这片土地。这个谣言传遍了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巷尾。一大群穆斯林很快聚集在独立大街，也就是早前还没更名的佩拉大街。9月6日至7日两天，这群劫匪冲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非穆斯林名下的商铺房屋，打着所谓亵渎凯末尔主义圣地的旗号烧砸抢掠。在这场暴乱中，至少11人 [5] 死亡，5600多家商店、民宅、餐馆、教堂和学校被毁。独立大街和通向佩拉宫的小巷到处都是散落的杂物和翻倒的汽车。人们一边检查受损情况，一边嘎吱地踩过碎玻璃。

土耳其人把这次暴乱称为“九月事件”，对伊斯坦布尔的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每一年似乎都会出现一次倒退，冲击他们的心理防线，而这次事件成了放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亚美尼亚教堂围起了封闭的金属栅门。希腊教会把钥匙交给了土耳其门卫，请他帮忙看守圣泉，定期支付电费，然后不知所踪。政府为了防止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突然闯入，在犹太会堂门外修建了警卫室，这些宗教场所门口的茶色玻璃使它们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外国大使馆，而不再是老邻居。曼德列斯——后来又把目光对准了伊斯坦布尔重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在1960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连同两位部长一起被绞死。紧接着1971年和1980年分别发生了军事政变，出于不同的原因，牵涉的人员也不一样。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政府再度面临倒台的危险。

20世纪50年代，社会动荡逐渐平息，易主的商铺重新开张，穆斯林移民纷纷从安纳托利亚迁居，接管了空置的公寓大楼，但是老街区似乎不再是城市的中心。市政府提出了城市改造的宏伟计划，后来却只实现了一部分。佩拉区建起了一座新建筑，虽说规模很大，但是仍然无法掩盖周围斑驳的灰泥墙和低垂的屋顶。游客喜欢苏丹艾哈迈德附近提供住宿和早餐的酒店，还有那里的地毯商店和拜占庭遗迹。1979年，加利福尼亚的灵媒塔玛拉·兰德（Tamara Rand）说她看见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宫的411号房间隐藏了一些无人知晓的秘密。一时之间，这个故事成了记者争相报道的新闻素材，并且大幅提高了酒店的客流量。人们都想揭开这个秘密，但结果发现这只是一个捏造的谎言。除了一把旧钥匙，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不过克里斯蒂入住期间创作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仍是酒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佩拉宫是伊斯坦布尔仅存的几家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之一。它接待过许多著名人物，无论他们是否真的签了登记名册。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就是曾经光顾 [6] 佩拉宫的名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他入住的时候，大多数商务人士和婚礼宴请都已转移到了希尔顿、瑞士等连锁酒店。根据布罗茨基的观察，佩拉宫附近的街道“歪七扭八，十分肮脏，鹅卵石乱铺一气，而且堆满了垃圾”。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三只流浪猫在佩拉宫的大理石楼梯上撕碎了一只巨鼠。

酒店隔壁的美国领事馆隐蔽在粗糙不平的煤渣墙背后。街道另一端，用栅栏封闭的英国领事馆与周围高低不平的街道仿佛是两个世界。鲜有外地人会来佩拉区以及其周边地区——贝克巴斯的小高地、斯舍（Sishane）和塔拉巴斯（Tarlabasɪ）的陡坡，还有从佩拉大街通往加拉塔的黑暗峡谷。伊斯坦布尔的山脊地区可以饱览全城最佳的景致，尤其是在夜晚，而佩拉宫恰好就位于这段下坡路。

欧洲现代史存在民族体和挽歌体两种主导模式，但这都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杜撰的历史。民族历史要求我们汲取不计其数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就像一副叠放的扑克牌，我们却只想抽出民族这张牌——人民升起国旗、共同思忆往事，这些都是罕见的历史时刻。挽歌体则要求我们每段故事的结尾都是一片黑暗，在旧世界失落的某一时点戛然而止，空留一串指向过去的省略号。

这两种历史都没有充分思考故事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包括许多老旧的桥段，比如民族大义输给小情小爱，或者个体生命的低落和奋起。人们活在当下，就好比一场恢宏的即兴表演——总是误解自身的生存状态，理应哀伤的场合却要放声大笑，本该转身就走却又留在原地，最应足不出户的时候却在收拾行李。他们一直朝着目标奔跑，很少体验生活。他们常常就像一艘小船，颠簸着离开了码头，先是桥墩在视野中消失，然后是树木和建筑，最后连整个家乡都变成了海天之间一道暗淡的细线。

奥斯曼帝国的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热心的共和党人。穆斯林村民改头换面，成了住进公寓的伊斯坦布尔人。白俄去了巴黎。希腊人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开始了新生活。年代久远的外交大街恐怕早已被人遗忘，他们的儿孙也不再耐烦听老人家讲起街上某家商铺的陈年旧事。许多亚美尼亚人去了美洲，还有几万人留在了家乡，成为土耳其公民，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有时还自称是土耳其民族。古老的犹太墓地草木丛生，仅存的小社区又修建了新坟，墓石上纪念逝者的铭文是用土耳其语镌刻的，不再是曾经熟悉的拉地诺语。

机会的结局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悲剧。公园酒店最终被拆除，从而给城市改造让路。托卡良酒店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壳子，注定很难再被开发。莫斯科总会、花园酒吧和绿松石酒吧都不见了。早期来自大都会萨洛尼卡的穆斯林移民——从纳齐姆·希克梅特到阿塔图尔克等现代土耳其的建设者——已被一波又一波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黑海海岸的满怀希望的新移民取代。当年哈莉黛·埃迪布和科瑞曼·哈里斯摘下头巾是现代性的示范，如今一些伊斯坦布尔女性再次戴上头巾也是穆斯林女性主义的宣言——是共和国早期的世俗改革者让她们拥有了选择的自由。林荫道上仍然能看见走来走去的俄罗斯人，不过他们更有可能是好奇的游客，而不是贫困的难民。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黎凡特人都减少了，因为当时佩拉大街上总是用一种语言提问，另一种语言回答。在古老的基督教社区，看门人仍会在上午八点和下午五点敲响教堂的钟，甚至不用旁人提醒。

第一道曙光拨开天际，古老宏伟的建筑依然在这个全球中心和国际大都会里矗立，让我们不禁开始追忆伊斯坦布尔的爵士乐和流亡时代。佩拉宫完成了彻底改造，炫目的白色舞厅被粉刷一新，铸铁电梯再度运行，人造大理石重新上漆，一切工作都交给迪拜的奢侈品公司管理。这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移民的原乡人，还是在此地安身立命的后来者——最终都只是托管人。

伊斯坦布尔总是散射着炫目刺眼的光芒，甚至在黄昏，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水面上，也会恼人地闪耀着粼粼波光。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民宅公寓透出万家灯火。大广场上，灯光广告牌不停闪现着产品信息。即便夜色深沉，中世纪塔楼在泛光灯的照射下也十分显眼，而且斋月期间，帝国清真寺的宣礼塔也会系上串串灯泡。我们很容易描画这个城市地平线以上的全部历史，从拜占庭教堂到奥斯曼帝国的王宫，再到土耳其巨商的摩天大厦。从古城脚下的艾米诺努到亚洲区的卡德柯伊，接着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塞拉宫和多尔玛巴赫切宫乳白色的大理石宫殿到如梅利堡垒（Rumelihisarɪ）锯齿形的城堡，然后伴随着频闪的红色刹车灯和让人灵魂出窍的交通堵塞穿过桥梁和高速公路，再到油轮右舷的绿灯泡在污水上倒映的光亮，伊斯坦布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光。

城市的冬天寂静灰暗，疲倦的乘客爬到渡轮顶部，坐在栏杆附近的露天座位上，盯着船体表面斑驳的光纹发呆，看着鸬鹚展翅飞跃，黑箭般的长喙掠过水面。天空湛蓝，天气依然冷得刺骨，成群的海鸥和鸽子沿着海岸边上下翻飞。白头翁和喜鹊故意在冬眠的夹竹桃下昂首阔步。白雪覆顶的犹大树与常绿松柏共同装点着滨海丘陵。每天清晨狂风大作，马尔马拉海就像一块无趣的蓝宝石，与岸边铅灰色的穹顶和镀金的尖塔一同开启静音模式。一旦晨雾消退，一切就会散发出蓝色的冷光。

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企业的活力和创意阶级的雄心抱负，伊斯坦布尔都再度跻身于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成为世界的首都，但是至少今天——与佩拉宫衰败的年代不同——你可以看见，某些人是多么怀念曾经那个站在世界之巅的伊斯坦布尔。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各种超级市场和认真的企业家，在这场勇往直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城市最早的现代化革新实验——当时，随着这个城市的新移民慢慢找到了永久的家园或临时的避难所，帝国古老的世界主义也渐行渐远。现代伊斯坦布尔所隐藏的起源就是这块土地之上的佩拉宫大酒店：穆斯林基金会是它最早的所有者，亚美尼亚人为它规划了之后的发展，比利时的跨国公司让它名扬四方，希腊商人收购了它又失去了它，还有阿拉伯出生的土耳其穆斯林引领着它狼狈地走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不难想象 [7] 伊斯坦布尔的普通生活里曾经存在这样一些人，比如在1941年春的某个星期二，新来的客人正在办理入住手续，就在此刻，一道闪光透过木框门和镀金窗户。人们循着巨响走向佩拉大街，佩拉宫的玻璃天蓬坍塌，碎片如雨点般落下；地板开裂，六人当即死亡；冲击波摧毁了周边的房屋，火势一直蔓延到前面的墓园大街。我们从佩拉宫爆炸事件相关的信函和伤亡名单上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

其中有酒店的两个犹太门卫缪兹（Muiz）和艾弗拉姆（Avram），他们的位置距离两名都叫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的希腊司机不远。三位英国女士站在前台，分别是刚从巴尔干半岛乘火车过来的埃利斯（Ellis）小姐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小姐，以及明显怀有身孕的麦克德莫特（McDermott）夫人，她的宝宝没能熬过那一晚。两名埃米叶的警官马哈茂德（Mahmut）和雷萨（Resat）在行李堆旁边，穆斯林司机苏库（Sükrü）正在整理后备厢的行李物品。酒店的总经理卡拉蒂诺斯（Karantinos）先生正注视着希腊来的总管科斯塔斯（Costas），而科斯塔斯正在指导土耳其护照官穆罕默德（Mehmet）快速记下每个人的详细信息。穆斯林守夜人苏莱曼（Süleyman）也在拼命干活。

山下，泰格（Téhige）夫人要给英国领事写信，她的兄弟曾经是俄国圣议会（Holy Synod of Russia）的检察长，如今却在服“苦役”，她担心女房东不久后就会“把我赶到大街上”。一文不名的穆斯林村民塔尔（Talât）仍是单身，那一天，他刚刚从黑海边的家乡吉雷松（Giresun）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从码头区过来，或许正在找工作。附近的公寓里，巴尔干移民的后代，一位穆斯林的音乐家正在练习低音提琴。在小藤蔓清真寺街的街角，莫迪凯（Mordecai）的儿子，邻居都叫他沙洛姆（Shalom），已经出门散步。

[1] “Perapalas Otelinin Sahibi Odasɪnda Ölü Bulundu，” Milliyet，Oct.13，1954.

[2] 引自 “Millionaire，Broken Over Dead Cat，Dies，” Baltimore Sun，Oct.14，1954.

[3] “Misbah Muhayyesin MirasɪTesbit Ediliyor，” Milliyet，Oct.15，1954；“Misbah Muhayyesin Vârisleri Çogalɪyor，” Milliyet，Oct.19，1954.

[4] Zü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 ，233.

[5] Güven，6-7 Eylül Olaylarɪ，40，181.这个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程度仍存有争议。更多的数字，见Vryonis，Mechanism of Catastrophe ，549.

[6] “Flight from Byzantium，” in Brodsky，Less an One ，396-97.

[7] 我对爆炸发生前最后时刻的重现依托于 “Pera Palace Claimants，” NAUK，FO950/10；De Téhige to Ambassador，Apr.21，1941，NAUK，FO 198/106；“Pera Palas Bomb Outrage，” Apr.2，1941，NAUK，FO 198/106；Vardarsu to British Embassy，Apr.20，1941，NAUK，FO 198/106；and a list of victims and compensation from the Turk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Nov.13，1941，in NAUK，FO 198/107.

致谢

“他们都在书写土耳其的故事。” 罗斯·麦考莱（Rose Macaulay）小说《特拉比松塔》（The Towers of Trebizond ）里的多特阿姨说。这本书就是我写的土耳其。

我花三年写完了这本书，却构思了整整二十七年。1987年暑期，我和大学室友、如今的医学博士凯文·库姆顿（Kevin Crumpton）一同背包旅行，第一次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就迷上了这座城市。我每一次到来似乎都是全新的体验，或许只有这个地方能带给我这么多惊喜。过去的二十五年，甚至未来更长的岁月，我都对在伊斯坦布尔结识的朋友们心存感激。

我有幸在哈坎·阿尔特（Hakan Altɪnay）、托尼·格林伍德（Tony Greenwood）和卡甘·厄纳尔（Kagan Önal）的热情招待下，住过伊斯坦布尔三个最有趣的社区：如梅利堡垒、库兹甘库克（Kuzguncuk）和阿纳伍特科伊（Arnavutköy）。托尼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他是土耳其美国研究所的主任，总能借参加深度会谈或钓鱼活动等机会返回阿纳伍特科伊。米歇尔·图曼（Michael Thumann）和苏珊娜·兰德韦尔（Susanne Landwehr）是当代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从前的两个学生莱尔纳·亚尼克（Lerna Yanɪk）博士和诺拉·费舍尔·奥纳尔（Nora Fisher Onar）博士也酷爱土耳其，他们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还有多位土耳其语老师，包括近期的泽伊内普·吉尔（Zeynep Gür），他们纠正了我对土耳其语从句的理解。还有我现在和以前的同事们，盖博·阿高斯顿（Gábor Ágoston）、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勒（Mustafa Aksakal）、西尔维亚·昂德（Sylvia Önder）、斯科特·雷德福德（Scott Redford）、萨布里·萨亚尔（Sabri Sayarɪ）和已故的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他们对我这个初入行的新手总是很宽容，不断提供帮助。

我的这本书借鉴了土耳其、托洛茨基和探戈等许多不同领域的著作，这些素材通常很少组织在一起。我非常感谢众多历史学家和学者的贡献，他们的作品已经详细列在了注释和参考书目部分，尤其是瑞法特·巴厘（Rɪfat Bali），正是他为公众提供了这么多的原始资料，我们才能够更加了解那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我很高兴能和这些人交谈，格克汗·阿克朱拉（Gökhan Akçura）、奥赞·阿尔斯兰（Ozan Arslan）、萨瓦斯·阿尔斯兰（Savas Arslan）、穆拉特·贝尔盖（Murat Belge）、叶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安德鲁·芬克尔（Andrew Finkel）、卡洛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科里·古特斯塔特（Corry Guttstadt）、霍普·哈里森（Hope Harrison）、布莱恩·约翰逊（Brian Johnson）、图纳·阿克索伊·科普尔鲁（Tuna Aksoy Köprülü）、史蒂夫·拉格菲尔德（Steve Lagerfeld）、安塞尔·马林斯（Ansel Mullins）、卡伦·纳特（Cullen Nutt）、伊格尔·施莱弗（Yigal Schleifer）、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杰拉尔德·施纳彻（Gerald Steinacher）、罗纳德·格里戈尔·尚米（Ronald Grigor Suny）、利昂·塔兰托（Leon Taranto）、弗朗西斯·特利克斯（Frances Trix）、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苏菲安·哲姆克沃夫（Sufian Zhemukhov），他们的话让我受益匪浅。我亲爱的伙伴玛格丽特·帕克森（Margaret Paxson）一直引领我探求真相，她就是我的灯塔（bay mir bist du sheyn ）。我还要感谢在伦敦调研期间，好客的劳伦斯·塔尔（Lawrence Tal）和艾米·塔尔（Amy Tal）、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和萨莎·利文（Sasha Lieven）、莱斯利·维涅穆里（Leslie Vinjamuri）和奥利弗·莱特（Oliver Wright）对我的盛情款待（同时也要感谢马修、卢克、菲比、美莎、卡佳、亚历克斯、亨利、奥丽维亚和斯库比，我偶尔也会占用他们的地方）。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伊斯坦布尔亚比信贷银行（Yapɪ Kredi）档案馆的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和艾汗·乌卡尔（Ayhan Uçar），他们俩帮我找到了塞拉哈廷·吉兹的影集。我的合伙人弗拉·洛伦佐·皮雷托（Fra Lorenzo Piretto）给我讲解了拉丁社会的历史，让我知道了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的奇迹。弗斯蒂克·艾哈迈德·坦瑞维尔蒂（Fɪstɪk Ahmet Tanrɪverdi）曾经是托洛茨基的保镖，他向我描绘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并且帮助我在布尤阿达找到了托洛茨基的旧居。哈罗德·哈格皮安（Harold Hagopian）在曼哈顿的小提琴商店里为我重现了20世纪20、30年代伊斯坦布尔音乐演出的场景。我很遗憾没能和科瑞曼·哈里斯·埃杰对话，她在我动笔前的几个月过世了，但是她的女儿埃杰·萨普耶纳尔（Ece Sarpyener）和孙女艾瑟·托菲里（Ayse Torfilli）亲切地跟我分享了她的往事。梅拉尔·穆海耶斯（Meral Muhayyes）陪伴玛格丽特和我一同乘船游览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舅姥爷米斯巴赫的故事。朱美拉佩拉宫酒店的总经理皮纳尔·卡塔尔·蒂莫尔（Pɪnar Kartal Timer）和营销部的苏赞·托玛（Suzan Toma）跟我讲述了酒店修复维新的历程。

弗拉特·卡亚（Fɪrat Kaya）展现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和城市景观方面渊博的学识。我们在城市漫游——时常随身携带一本1934年的旅行指南——仿佛在时光隧道里穿梭。伊金·奥兹别卡罗格鲁（Ekin Özbakkaloglu）仔细翻看了土耳其二十几年的报纸，发现了其中一些非常珍贵的信息。法蒂玛·阿布山纳（Fatima Abushanab）查阅了很多文献，向我普及了女性和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罗恩·普莱坎尼（Ronen Plechnin）和M.法提赫·卡利斯尔（M. Fatih Çalɪsɪr）帮忙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希伯来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原始资料。这是我出版的第五本书，克里斯·罗宾逊（Chris Robinson）还为此精心绘制了几张地图。

许多机构院所的档案保管员和图书管理员列示的目录能指引我浏览他们收藏的文献。我尤其感谢敦巴顿橡树园影像和田野调查档案馆的夏尔美·怀特（Shalimar White）和罗娜·拉宗（Rona Razon），他们帮助我了解了托马斯·惠特莫尔的事业和生活。我很幸运，住所距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屠杀纪念馆仅有几步之遥。纪念馆的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eman）、丽贝卡·厄贝尔丁（Rebecca Erbelding）、克丽斯塔·黑格博格（Krista Hegburg）和文森特·斯拉托（Vincent Slatt）的讲解真是一级棒。

穆斯塔法·阿克萨克勒、朱莉娅·菲利普斯·科恩（Julia Phillips Cohen）、丽贝卡·厄贝尔丁、赖安·金杰斯（Ryan Gingeras）、科里·古特斯塔特、安德里亚·奥佐夫（Andrea Orzoff）、莫根斯·佩尔特（Mogens Pelt）、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和夏尔美·怀特仔细审阅了我的手稿。我对他们的批评指正表示真心的感谢。这本书如果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1998年，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做富布莱特高级职究员期间，我的一些灵感和想法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面世。2012～2013学年，威尔逊中心的奖学金让我能够安下心来，集中精力研究土耳其的前世今生。该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珍妮特·斯派克斯（Janet Spikes）、米歇尔·卡玛里克（Michelle Kamalich）和丹格·吉萨瓦（Dagne Gizaw）——干劲十足，总是友好地回应我的各种请求。借助乔治敦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事务学院和政府系提供的研究基金，我才能多次游览伊斯坦布尔。我还要感谢外交事务学院的院长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资深副院长詹姆斯·离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教务主任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和杰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系主任乔治·香博（George Shambaugh）和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的领导。

这是我和利平科特·马西·麦克奎金（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文学机构的威廉·利平科特（William Lippincott）合作完成的第二本书。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建议，我肯定茫然无措。我十分荣幸能够再度与W.W.诺顿出版社的阿兰·萨列尔诺·梅森（Alane Salierno Mason）共事，这位理想的编辑教会了我心里装着读者去写作。还有安娜·玛格拉斯（Anna Mageras）、艾琳·张（Eleen Cheung）、南希·帕姆奎斯特（Nancy Palmquist）和凯思琳·布兰德斯（Kathleen Brandes），在这本书印刷出版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

卡塔林·帕特尼是我在扉页上致谢的唯一一人。二十多年以前，我和他在牛津大学的布告栏前偶遇，自此开启了我在另一半欧洲的事业。

年表

公元前7世纪　　　　　　　　　　　　　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区是由来自爱琴海海岸的希腊人圈定，他们根据领袖的名字“拜占斯”将这片殖民地定名为“拜占庭”

公元330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至拜占庭，不久这座城市更名为“新罗马”

537年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圣智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神圣不可侵犯

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人及其盟军洗劫君士坦丁堡，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权力

1261年　　　　　　　　　　　　　　　 拜占庭帝国王权复辟

1453年　　　　　　　　　　　　　　　 在穆罕默德二世（胜利者）的带领下，奥斯曼帝国攻陷城市

1520～1566年　　　　　　　　　　　　 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的辉煌：奥斯曼帝国政权的巅峰

1839～1876年　　　　　　　　　　　　 坦志麦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现代化改革

1853～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

1870年　　　　　　　　　　　　　　　 佩拉区大火

1876～1909年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

1883年　　　　　　　　　　　　　　　 东方快车的首旅

1892年　　　　　　　　　　　　　　　 佩拉宫酒店开业

1908年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1909年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流放

1909～1918年　　　　　　　　　　 　　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统治时期

1914年10月　　　　　　　　　　　　　 奥斯曼帝国作为同盟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12月～1915年1月　　　　　　　　萨里卡米士决战：安纳托利亚东部，俄罗斯帝国军队重创奥斯曼军队

1915年4月～1916年1月　　　　　　　　 加里波利战役：奥斯曼军队从伊斯坦布尔西南方的加里波利半岛打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联军

1915年4月24～25日　　　　　　　　　　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被逐出伊斯坦布尔，许多人随后身亡

1918～1922年　　　　　　　　　　　　 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统治时期

1918年10月　　　　　　　　　　　　　 《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

1918年11月　　　　　　　　　　　　　 停战协定结束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协约国海军支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伊斯坦布尔

1919年5月　　　　　　　　　　　　　　希腊军占领士麦那（伊兹密尔）；穆斯塔法·凯末尔抵达黑海港口萨姆松；抵抗协约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土耳其独立战争开始

1920年3月　　　　　　　　　　　　　　协约国宣布正式对伊斯坦布尔实行军事占领

1920年8月　　　　　　　　　　　　　　《色佛尔条约》

1920年11月　　　　　　　　　　　　　 白俄军民的船队抵达伊斯坦布尔

1921年1～9月　　　　　　　　　　　　 伊诺努和萨卡里亚战役：土耳其民族军对抗希腊军的有利转折点

1922年9月　　　　　　　　　　　　　　希腊军队撤退，士麦那百姓逃跑

1922年11月　　　　　　　　　　　　　 苏丹制废除；穆罕默德六世逃跑

1922～1924年　　　　　　　　　　　　 迈吉德的哈里发职权（不是苏丹王权）

1922年10月　　　　　　　　　　　　　 《穆达尼亚协定》铺路，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统治过渡

1923年7月　　　　　　　　　　　　　　《洛桑条约》

1923年10月　　　　　　　　　　　　　 最后一批协约国部队撤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被指定为土耳其的首都；土耳其被宣告是共和国（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任总统

1924年　　　　　　　　　　　　　　　 哈里发制废除

1925年　　　　　　　　　　　　　　　 费兹帽禁令；历法改革；安纳托利亚东部库尔德人“谢赫赛义德叛乱”；社会治安法许可查封报纸，取缔反对派组织

1926年　　　　　　　　　　　　　　　 新民法的采用，宗教法的废止；公共场合酒消费禁令的解除

1927年10月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伟大演说”讲述了独立战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胜利

1928年　　　　　　　　　　　　　　　 废除伊斯兰教国教制；土耳其语采用拉丁字母；塔克西姆广场共和国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1929年　　　　　　　　　　　　　　　 列夫·托洛茨基抵达伊斯坦布尔

1930年　　　　　　　　　　　　　　　 法律允许女性参与市政府选举

1931年　　　　　　　　　　　　　　　 托马斯·惠特莫尔开始修复圣索菲亚大教堂

1932年　　　　　　　　　　　　　　　 环球小姐比赛科瑞曼·哈里斯夺冠

1933年　　　　　　　　　　　　　　　 列夫·托洛茨基离开伊斯坦布尔

1934年　　　　　　　　　　　　　　　 法律要求土耳其公民采用家族姓氏；女性获得全面的选举权；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为“阿塔图尔克”；东色雷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1937～1938年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针对库尔德人采取军事行动

1938年11月10日　　　　　　　　　　　 阿塔图尔克逝世；伊斯麦特·伊诺努被推选为总统

1939年9月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1年3月11日　　　　　　　　　　　　手提箱炸弹在佩拉宫爆炸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

1942年2月　　　　　　　　　　　　　　“斯特鲁玛”号沉没

1942年11月　　　　　　　　　　　　　 针对伊斯坦布尔少数民族征收的财产税

1944年6月6日　　　　　　　　　　　　 同盟国联军诺曼底登陆

1944年8月　　　　　　　　　　　　　　土耳其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1945年2月　　　　　　　　　　　　　　土耳其对德宣战，成为同盟国

1945年5月8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结束

1950年　　　　　　　　　　　　　　　 土耳其议会第一次自由的直选

1955年9月6～7日　　　　　　　　　　 “九月事件”：伊斯坦布尔的暴徒攻击希腊人等少数民族的家庭和企业

注释

文间注释使用的缩写

CERYE　　　　　　 俄罗斯流亡青年教育委员会记录文件，巴克米特夫档案，珍本手稿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

DBIA　　　　　　　伊斯坦布尔历史百科（Dünden Bugüne Istanbul Ansiklopedisi ）

DO-ICFA　　　　　 敦巴顿橡树园影像和田野调查档案馆

FDR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GUL　　　　　　　 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特藏研究中心

HIA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IWM　　　　　　　 帝国战争博物馆

JAP-IDI　　　　　 犹太事务局的巴勒斯坦档案，移民处的伊斯坦布尔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JOINT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选定记录，1937～1966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LC　　　　　　　　美国国会图书馆

LTEP　　　　　　　列夫·托洛茨基流亡文件，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

NARA　　　　　　　美国国家档案馆

NAUK　　　　　　　英国国家档案馆

USHMM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WRB　　　　　　　 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文件，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注：档案引用的p./pp.是指打印文本或手稿的连续页码，f./ff.是指图编号，如有，请查阅个别档案。WRB的引用来源是指由丽贝卡·厄贝尔丁编辑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数字化馆藏。

词汇表

Alevis　　　　　　阿拉维派。伊斯兰教派，信仰结合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和苏非派的基本教义

aliyah bet 　　　　非法移民。移居进入托管时代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bey　　　　　　　 贝。先生；有身份地位的男人

caique　　　　　　帆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使用的窄小的桨船

caliph　　　　　　哈里发。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1924年哈里发制废除以前，奥斯曼帝国苏丹自封的头衔

çarsaf 　　　　　　罩袍。穆斯林女性通常覆盖全身的黑色遮盖物

cherkeska 　　　　 切尔可萨。高加索人穿着的胸部有小弹药袋的束腰长外衣

Circassians　　　 切尔克斯人。居住在当代俄罗斯高加索西北部切尔克西亚历史地域的文化群体

dervish　　　　　 托钵僧。苏非派修道会的信徒

Emniyet　　　　　 埃米叶。土耳其秘密警察

esnaf 　　　　　　 埃斯纳夫。商人和匠人的同业公会

ezan 　　　　　　　埃赞。伊斯兰教宣礼

gazi 　　　　　　　加齐。伊斯兰战争的征服者或英雄

hamal 　　　　　　 搬运工

han 　　　　　　　 商号。通常面向客商的旅舍或寄宿公寓

hanɪm　　　　　　 哈尼姆。女士；有身份地位的女性

harem　　　　　　妻妾。家室；奥斯曼帝国苏丹或其他有身份地位的男人的妻妾

haremlik ；Harem　 闺房。传统家庭留作家用的私密空间

imam　　　　　　 伊玛目。伊斯兰教崇拜的领袖

inkɪlâp 　　　　　　革命

janissaries　　　禁卫军。19世纪20年代以前，奥斯曼帝国的精英步兵

lâiklik 　　　　　　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国家管理宗教体系

Karagöz 　　　　　　卡拉格兹。传统的娱乐节目，是在背光幕布上表演的傀儡戏

Kemalism　　　　 凯末尔主义。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有关现代性和世俗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Ladino　　　　　 拉地诺语。西班牙犹太人基于西班牙语的方言，书面用希伯来或拉丁文字；也称为犹太西班牙语

mahalle 　　　　　　小社区

meyhane 　　　　　　小酒馆。通常供应葡萄酒、茴香酒和小盘食品的小餐馆

millet 　　　　　　 米勒特。奥斯曼帝国以宗教团体（比如，穆斯林、东正教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全体成员界定的法律范畴

millet system 　　　米勒特制。以米勒特的准自治为基础，奥斯曼帝国的宗教自治

muezzin　　　　　穆安津。伊斯兰教宣礼的报时人

muhacirs 　　　　　 强制移民。穆斯林难民，尤其是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

OGPU　　　　　　 格别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

OSS　　　　　　　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情报组织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oud　　　　　　　乌得琴。类似西方琉特琴的乐器

pasha　　　　　　帕夏。军事将领或高级军官

patriarch　　　　牧首。东正教独立教区的最高领袖

raki　　　　　　 茴香酒

rebetiko 　　　　　 地中海民谣。源自士麦那和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城市民间音乐（也可以拼写成rembetiko ）

selâmlɪk 　　　　　　前室。传统家庭留作社交或待客的公用空间；也可以解释为礼队，苏丹公开前往周五礼拜寺的仪仗队列

Sephardim　　　　塞法迪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他们在15世纪移居奥斯曼帝国

seyhülislam 　　　　大阿訇。伊斯兰教的主要教士

sharia　　　　　 伊斯兰教法

sheikh　　　　　 谢赫。伊斯兰教宗教领袖或圣徒，尤其是苏非派

Shi’a　　　　　 什叶派。伊斯兰教派，认为先知默罕默德的精神继承者是他的女婿阿里

SOE　　　　　　　特别行动处；英国情报机构

Sufi　　　　　　 苏非派。伊斯兰教若干狂热或神秘的宗教团体的通称，通常以创始圣贤划分分支派系

sultan　　　　　 苏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

Sunni　　　　　　逊尼派。伊斯兰教派，认为先知默罕默德的精神继承者是历代哈里发

sürgün 　　　　　　 强制性移民

Tanzimat　　　　 坦志麦特。1839年至1876年，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时期

tekke 　　　　　　　特卡。苏非小屋或礼拜堂

tulumbacɪ 　　　　　消防员。徒步前往火场的消防员

türbe 　　　　　　　圣堂。特指伊斯兰教圣人或哲人的陵墓

Unionists　　　　统一进步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1908年革命的制造者；也称为青年土耳其党

wagon-lit 　　　　　卧车。火车的卧铺车

yalɪ 　　　　　　　　雅郦。博斯普鲁斯海峡临海的房屋，通常用华丽考究的斜切锯木建造

yishuv 　　　　　　 伊休夫。托管时代的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体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见统一进步党

参考文献

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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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ii Aleksandrovich Orlov Papers

Russkii Obshche-Voinskii Soiuz（Russian Universal Military Union）Papers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Image Collections and Fieldwork Archives，Washington，DC

Byzantine Institute and Dumbarton Oaks Fieldwork Records and Papers

Thomas Whitremore Papers

Robert L.Van Nice Records and Fieldwork Papers

Georgetown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Washington，DC

Cornelius Van H.Engert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Palo Alto，California

Dmitri Shalikashvili Papers

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ussetts

Leon Trotsky Exile Papers

Imperial War Museum Archives，London

Wing Commander D.L.Allen Papers

Charles Bambury Photograph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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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utenant M.M.Carus Wils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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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General W.A.F.L.Fox-Pitt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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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Hyde Park，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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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Archives and Library，Washington，DC

Abraham and Simone Slowe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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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of the War Refugee Board

Romania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assports Office Records，193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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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Records from the Ghetto Fighters’House，1920-1950

Selected Records from Romanian Diplomatic Missions，1920-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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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ɪ Kredi Bank，Istanbul

Selahattin Giz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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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urrier de Turquie （Istanbul）

Cumhuriyet （Istanbul）

L’Entente （Istanbul）

Journal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Le Journal d’Orient （Istanbul）

Le Moniteur oriental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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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 News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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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h ve Toplum （Istanbul）

Toplumsal Tarih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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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One of the earliest sources for this book was the album Istanbul 1925 （Traditional Crossroads，1994），the work of the violinist and sound engineer Harold G.Hagopian，who accessed the original metallic masters of Columbia recordings from the 1920s and re-created an audible world that few people remembered ever existed. His Traditional Crossroads label has gone on to issue several other period recordings，including the haunting Women of Istanbul （1998），where I first listened to Roza Eskenazi，and two volumes of Udi Hrant’s early work. More recently，Ian Nagoski has cataloged the musical world of the “Ottoman diaspora” in America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n the album To What Strange Place （Tompkins Square，2011）.

The rerelease of old recordings is a booming business in Turkey，and at the center of it is Kalan Müzik，a company that has reissued a trove of Greek，Armenian，and other music of Istanbul’s minority cultures，as well as the forgotten art of Turkish tango and bel canto. I first heard the voice of Seyyan on Kalan Müzik’s Seyyan Hanɪm：Tangolar （1996）. The same company’s Kantolar：1905-1945 （1998）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ght music of the Istanbul stage.

索引

土耳其的著名历史人物并非按照姓氏，

而是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dülaziz，Sultan，14

Abdülhamid Ⅱ，Sultan，14，32-34，53，59，136，147，155，207，296，305

Abdullah Efendi restaurant，314

Abdullah Frères photographic studio，59

Abdülhak Adnan（politician and husband of Halide Edip），210-15，255

Abdülmecid，caliph，87，180-81

Abdülmecid Ⅰ，Sultan，270-71，279

Abwehr（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310-13

Adil，Fikret，151

Aegean coast，36，71，75，77，194

Aegean Sea，15，40，70，72-73，78，121，163

African-Americans，138-41

Agabekov，Georgy，246-47

Agamemnon ，40，41

Ahmed Tevfik Pasha，318

Albania，Albanians，34，61，71，79，190，191，192，286，289，313

alcohol，142-43，181，187

Alexander，king of Greece，71，77-78

Ali Ayetullah，208

Allenby，Edmund，42，58

Allies，184

armistice with Ottomans by，see Mudros agreement

battleships of，37，72

Bulgarian armistice with，39-40

concern for Jews by，357-59

fleet of，37，40-43

Istanbul occupied by，40-45，49-66，70，72-76，78-86，96，100-102，106，114-15，118-20，124，127，130-31，135-36，140，151-52，155，157，203-4，206，210-11，213，222，223，225，245，259，271，299

Istanbul’s sex trade and，148-51

Normandy invaded by，313，362

refugees cared for by，91-92

Russian Revolution and，94

territorial goals of，37，82

Treaty of Lausanne and，114-15

Turkish demands on，74

in World War Ⅰ，35-40，64，71

in World War Ⅱ，291，295，297，306-8，310-11，314，326，338，348，352，356，369

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51，207-8，309

American Consulate，308，309，318，331，373

American Embassy，328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oint），325，337，360-61

Anatolia，18，31，52，55，72，74，76，78，83-84，91，92，118，122，165，184，192，222，225，226，327，370

central，73

coast of，238

folk songs of，161，168，170，171

in Human Landscapes ，219-20

Muslim immigrants from，49，373

southeastern，194，210

southern，52

western，73，91

withdrawal of Italian troops from，79

Anatolia，eastern，36，37，53，57，126，129，194，211，334，375

anti-Kemalist uprisings in，186

Armenian deportation from，37-39

Armenian homeland proposed for，59，210

division of，75

Ottoman positions in，35

Soviet Union and，290

Anatolian News Agency，212，255

Ankara，77-79，116，121，147，184，186，212，225，276，279，293，312，313，322，323，339，347，354，363，371

capital moved to，4，5，75，194

as center of government，84-85，115，193，194-95，290，314，327-29

foreign embassies in，295

Jewis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337

Kemal establishes headquarters in，73，255

population of，193

Ansari，Abu Ayyub al-，135

antisemitism，332，346，365

and Jewish refugees，330

Arabian Peninsula，31，51，193

Arabic ，115

Arabic language，9，188-89，227

Arabs，31，34，36，76，145，194，350

in Palestine，330，332

revolt against Ottomans by，37

Ardɪç，Mahmut，304-5

Armenia，75

refugees from，91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10，165，187，194

in Istanbul population，58-59

Armenian Catholic Church，351

Armenian genocide，41，42-43，60，129，165-66，194，306

Armenian language，118，167

Armenian nationalism，59-60

Armenians，5，8，13，17，26，27，31-33，44，49-51，61-63，69，72，124，142，163-65，171，184，191，194，207，245，246，298，374，375，377

Allied occupation and，75

Allied preference for，64-65

attacks on，73

deportation from Anatolia of，37-39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of，121-31，333-34，365

genocide of，39，41，42-43，60，129，165-66，194，306

Hrant Kenkulian as，162

as prostitutes，139

religions of，63

in Smyrna，80

Unionists assassinated by，42-43

Armstrong，Therese，303

Atamansky Regiment，Cossack，105

Atatürk，Mustafa Kemal，8，52-57，72-75，82，85，114，129，147，151，170，173，180，183 ，204，210，212，223-25，262-63，278，279，306，318，349，353，371，372，375

adopted daughters of，182，186，205-6

anti-occupation resistance by，116，255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of，182-83

as commander in chief of Turkish forces，79，82，183

death of，184，215，292-93，293

dictatorial aspects of，214，223

elevation of Turks to new nationality by，190-91

enemies list of，184-85

on Hagia Sophia，276

Istanbul and，189-90，197

modernization and，181，277，370

on neutrality，289

“Nutuk” speech and official history by，214-15，219

personality cult of，182，206，291-92

portraits of，81，115，196

as president，75，115，213，304

Trotsky and，235

as uncontested nationalist leader，79，255

women’s rights under，202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196

Athens，70，77-78，119，121，124，127，263，277，278，374

Roza Eskenazi in，163-64

Atlantic Monthly ，110

Atlantic Records，174

Auerbach，Erich，296

Auschwitz-Birkenau，357，359

Austria，9，24，45，70，165，243，246，290，314

Anschluss and，297

refugees from，295-96

Austria-Hungary，24，32，34-35，114

end of empire in，45

Averoff ，41

Axis Powers，291，295，298，306-7，308，314，320，325-26，331，336-38，345，352，355，356

Ayasofya，see Hagia Sophia

Azerbaijan，Azerbaijanis，99，101，183，225，245

Aziz Bey（diplomat），317

Bacanos，Yorgos，170

Baha（public prosecutor），158-59

Baker，Josephine，159-60

Balakian，Grigoris，41

Balat（neighborhood），61，62

Balian family，59

Balkans，4，18，31，41，49，52，71，91，192，274，291，298，307

1870s territorial changes in，33

Jewish refugees from，325，337，345

Wehrmacht in，303

in World War Ⅰ，35，39

Balkan Wars，8，34，162

Bandɪrma ，57

Barlas，Chaim，329-32，334-38，341，345，348-49，351-53，355，357-60，364-65

Bartók，Béla，168

Bazna，Elyesa，313

beauty pageants，254 ，256-63，261 ，267

Bedreddin，Sheikh，229-30

Beirut，129，351，369

Belgium，22，24，108，192，257，258，261-63，267，376

government-in-exile of，300

Bell，Marie，159

Benedict Ⅺ，Pope，353

Ben-Gurion，David，330

Bergson，Peter，326

Berlin，41，42，243，263，296，306，313，363

Beylerbeyi（neighborhood），8，59

Bibesco，Marthe，155

Black Sea，15，17，24，35，39，49，57，93，98，107，226，229-30，289，291，320，322-23，332，344 ，357，359，360，370，375，378

Bliss，Robert and Mildred Woods，275

Bliumkin，Yakov，249

Blythe，Betty，159

Bodosakis-Athanasiades，Prodromos，69-70，72，124-25，127-29，131，255，377

Bolshevik Revolution，98，106，110，183，235，237，248，276

Bolsheviks，43，93，96-99，101-2，104，106，109-10，116，223，225，226，239，245，248-49，252，295，296，352

Turkish，225

“Boo Boo Baby I’m a Spy，” 311-12

Börklüce（leader of uprising），229

Bosnia-Herzegovina，34，192

Bosphorus，8，15-16，36，51，53，60，83，86，129，155，161，189，193，206，215，234 ，245，259，263，274，291，295，296，297，300，320，322，360，363，376

Allied force in，40-42

boatmen on，17

metro line underneath，18

waves and currents on，18

Boston，Mass.，272，276

Boutnikoff’s Symphony Orchestra，137

Boyer，Charles，159

Brand，Joel，357-58

Breslau ，35

Brettschneider，Teodor，321，323

Bridges，Tom，42，93

Bristol，Mark，51，76，96，223

Britain，British，24，64，117，119，170，207，209，214，237，243，289，318

immigration quotas in，330

imperialist tendencies of，76

intelligence services of，245-46，307-8，312-13，314

mandate over former Ottoman territories by，75，290

Mehmed Ⅵ protected by，85-86

military advisors to Ottomans from，32，55

in occupation of Istanbul，4，39-42，50-52，54-56，74-76，78-86，91-92，96-97，99-100，115-16，118，136，148，212，244，349

in Ottoman demise，32，35，77

Palestine under Mandate of，320-24，329-32，338-41

Turkey’s relations with，294

in World War Ⅰ，35-40，71，94

British Consulate，300，318，331，373

British Embassy，156，322，339

Brod，Simon，321，360

Brodsky，Joseph，373

brothels，147-52

disguised as harems，201

legal，3，138，147，148，151

　see also prostitutes

Brussels，23，117

Bucharest，339，346

Budapest，14，339，356-59

Bülbül ，361-63

Bulgaria，Bulgarians，24，53，61，79，106，117，136，162，190，192，207，230，307，318，322，354，356，362

armistice with Allies by，39-40，114

British diplomats expelled from，298，302

German troops in，303

Germany and，298-99

independence of，34

Jewish refugees from，326，335，339，355

in World War Ⅰ，35，39-40

Burgess，Guy，249

Bursa，205，219

Busbecq，Ogier Ghiselin de，13

Büyükada（Prinkipo），238-44，246，249，255，359

Byzantine Empire，238

architectural remainders of，4，373

conquest of，76

Greek desire to restore，71

history and image of，273-75

Italian trade with，49

Jews and，60

Byzantine Institute，276，277-80，285

Byzantium，13，270

art of，274-75，280-85

churches of，267-68，271，376

earthquakes in，18

economy of，15-16

emperors of，14

founding of，15

Greek-speaking，119

legal codes of，15

old quarter of，16，20

　see also Istanbul

Café Lebon，64，147

caiques，16-17

Cairo，263，358

calendar，in Istanbul，179-80

caliph，caliphate：

Abdülmecid as，87，180-81

abolished，180-81，186，277

Mehmed Ⅴ as，35

Mehmed Ⅵ as，43，85-86

separated from sultanate，87，180

sultan as，5，10，37，58

Cambridge spy ring，249

Çankaya Avenue，238-39，244

capitalism，238，241

Capitulations system，63-66

Çapulcular（Thugs）Street，26，129

Carp，Betty，309-10，334

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349，351-53，359-60

Caucasus，32，35，37，39，84，98，102，103，105，107，190，226，227，246

Celile Hanɪm（mother of Nâzɪm Hikmet），221

Cemal Pasha，34，37，42-43，56

census，Turkish national，192-93

Central Asia，43，235，257

nomads in，189

origin of Ottomans in，16

Central Powers，in World War Ⅰ，35-40

Cevad（owner of Opera Cinema），158-59

Chalcedon，15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Istanbul，124

Chamberlain，Neville，332

Charleston（dance），banning of，142

Chebyshev，Nikolai，97

Cheka（Bolshevik secret police），248

China，248-49

Christians，Christianity，39，61，229，270，278

，274

canon law in，181

deportation from Anatolia of，37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of，121-31，152

in Istanbul，51，121

Istanbul as epicenter of，10

nationalists feared by，118-19

as refugees in Istanbul，92

response to Allied occupation by，40-41，64-65

taxes on，58

women，203

see also Greeks（ethnic），Armenians

Christie，Agatha，14，25，118，235，373

Church of the Holy Savior in Chora（Kariye mosque），267

Churchill，Winston，78，83，241，310，317

Church of Sts. Sergius and Bacchus，267

Cicero（double agent），313

Çɪrağan Palace，50，376

Circassians，43，191

Columbia Gramophone，170

Committee for the Education of Russian Youth in Exile，106-10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see Unionists

communism，225，227，230，241，245，248，252，352

Communist Party，Soviet，224

Communist Party，Turkish，225-26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Workers of the East，226-27

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Express Européens ，23-26，69，377

Constanta，102，320，361

Constantine，king of Greece，71，77-78，84

Constantine Ⅺ Palaeologus，emperor of Byzantium，78

Constantine the Great，emperor of Rome，13，15

Constantinople，10，13，25，42，268

　see also Istanbul

Cossacks，93-95，98，100，102，105，107，138，245

Cox，Oscar S.，327

Crete，34，70，303

Crimea，94-95，103，105，106，107，109，160，190

Crimean War，371

Cumhuriyet （The Republic），8，256-57，260，262，267，279，296，303

Curtiss，Joseph，309

cymbals，Zildjian，172-73

Cyprus，75，372

Czechoslovakia，108，356

Czechs，in Istanbul，308

Dadiani，Koki，100-101

Daily Mail ，82

Damascus，39，224，351

Danube River，191

Dardanelles Straits，15，36-37，39，74-76，82，290-91

Democratic Party，Turkish，370-71

Denikin，Anton，93-94，97-98，117，140

Deutscher，Isaac，244

Deutsche Schule，297

Divanyolu，20

divorce，202，203

Diyarbakɪr，210

Doctors’Plot，251-52

Dolmabahçe Palace，41，50，59，86，189，213，292，376

Don ，95

Donovan，William “Wild Bill，” 310

Don River，93，107

Dos Passos，John，14，196，244-45

drag queens，137，162

drugs，144-45

Dukelsky，Vladimir（Vernon Duke），137

Dumbarton Oaks，275，285

Dunn，Robert，138，245

earthquakes，18-19

Eastern Question，31-32

Eastman，Max，242-43

Ece，Keriman Halis，see Keriman Halis Edip Bey（father of Halide Edip），206-8，215

Edirne，185-86

education：

in French schools，205

for women，203，207-8

Education Ministry，Turkish，258，296

Edward Ⅷ，king of England，285

Egypt，150，209，275，279，327

as free of Ottoman control，75

Eichmann，Adolf，356-57

Einstein，Albert，296

Eitingon，Chaim，247-48

Eitingon，Leonid，247-52，323

Eitingon，Max，248

Ellis，Gertrude，303

Emergency Committee to Save the Jewish People of Europe，326

Eminönü（neighborhood），157，376

Emlak Bank，128

Emniyet（Turkish secret police），304-6

English language，118，161

Enver Pasha，34，37，42-43，55，56，306

Ephesus，229

“Epic of Sheikh Bedreddin”（Nâzɪm Hikmet），229-30

Eristavi，Gigusha，99

Eristavi，Princess，100

Ertegün，Ahmet，173-75

Ertegün，Münir，173-74

Ertegün，Nesuhi，173-75

Ertuğrul ，189

Ertuğrul，Muhsin，157，213，220

Erzurum，72，129

Eskenazi，Roza，162-65，167，169，171，284

Ethiopia，146，272

eunuchs，134 ，138，145-47

Europe，256，295，298

collapse of empires in，6

colonies of，241

eastern，63，356

Muslim exiles from southeastern，8

occupied，312

Ottomans in，192，193

Pullman cars in，23

World War Ⅱ in，291

Evliya Çelebi，ⅹⅴ，142-43，151

Eyüp（neighborhood），61，135，143

ezan ，187-88

feminism，feminists，155

Muslim，213，216，375

Ottoman，146

Feriha Tevfik，257-58

ferries，17-18，30 ，53，136

Feustel，Hans Walter（travel agent），297

fez，banning of，181，201，263

Filov，Bogdan，299

fires，19-22，26-27，49，137，163

Florya，99-100，117，292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Turkish，335，339，354，363

Foreign Office，British，312-13

Fossati，Gaspare and Giuseppe，270-71，275，278-79

Fox-Pitt，Billy，82，105，115，156

France，French，24，32，39，52，64，95，108，117，141，150，156，214，237，243-44，255，258，288，333，355，364

in occupation of Istanbul，40-42，50-52，66，69，74-76，115，136，148，244

in Ottoman demise，55，75，77-79，290

refugees in istanbul aided by，91-92

republican tradition of，183，186-87

Turkey’s relations with，294

in World War Ⅰ，35-40，71，94

Franchet d’Espèrey，Louis，42，58

Franco，Francisco，250，292

Frenc，David and israel，321，323

French language，49，118，161，162，240，350

Furlong，Charles，65-66

Fyodorov，Georgy，104

Galata（neighborhood），42，49，115，118，140，297，373

Galata Bridge，30 ，103，192，205，218

Galatasaray Lycée，8，222，288

Galata Tower，49，104，300

Gallipoli：

battle of，36-37，52，53，222

refugee camp at，97，117

Garbo，Greta，159

Garden Bar，5，136-37，375

Gare de l’Est，22

Geffner，Emanuel，321，323

General Kornilov ，95

George V，king of England，51，84

Georgia，98-102，117，226

German Consulate，297，318

German Embassy，313

German language，296，297，310，323

Germany，Germans，24，42，45，76，78，102，108，114，117，144，237，240，243，256，323

Anschluss and，297

armed interventions by，32

armistice signed by，40

bombings by，299

businessmen from，69

films from，156

intelligence services of，310-11

in Istanbul，4，297-98，308，318-19，363

Jews-for-goods exchange and，357-58

Jews prohibited from leaving by，320

military advisors to Ottomans from，32，35，70，298

Ottoman alliance with，35，55

refugees from，295-96

Soviet Union and，289，303，306，340

transfer of Jews to killing sites by，338

Turkey’s relations with，256，290，294，298，306，363

in World War Ⅰ，35，39，70，290

in World War Ⅱ，289-90

Gesarian，Aram and Vahram，171，333-34

Gezi Park，196

Gibbon，Edward，274

Gibraltar，115

Giz，Selahattin，7-9，9 ，162，178

Glorya cinema，156-57，159

Goebbels，Joseph，266 ，285-86，289，290，369

Goeben ，35

Gökalp，Ziya，190，210

Gökçen，Sabiha，186

Golden Horn，12 ，14，15，20，21，26，27 ，42，44，49，59，60，61，68 ，105，136，137，143，145，151，152，195，203，267，300，349，350

Goldin，Joseph，323，331

Gottschalk，Walter，296

Gramophone Company，170

Grand Bazaar，19，21，49，103，150，195，286，297，309，334

Grand Cercle Moscovite restaurant，105，117，173，375

Grande Rue（Independence Avenue；İstiklâl），3，6，14，20，26-27，31，37，42，74，97，98，103 ，116，118，141，149，155，156，160，166，187，192，195，196，208，220，276，288 ，297，318，331，372，373，375，377

Grand National Assembly，Turkish，75，84-85，114，124，185，262，276

Adnan as president of，213

Atatürk named by，291-92

Democratic Party in，370-71

Halide Edip in，215

head of state selected by，293-94

independence tribunals of，227

monarchy abolished by，85，115

new caliph named by，87，180

troops of，82

women in，202

Graveyard Street（Kabristan），25-27，103，129，135，149，245，300；see also Meşrutiyet（Constitution）Avenue

Great Depression，248

Greece，ancient，274-75

Greece（Hellenic state），7，9，79，108，119，222，247，290，371-72

beauty contests and Turkish rivalry with，258，267

designs on Ottoman territory of，77-79，119，211

exchange of minorities with Turkey in，121-23

Greek refugees in，120-21

Muslim refugees from，8，91，123，136，157，162，170，171，190，205，221-22，375

in occupation of Istanbul，40-42，50，76

in Ottoman empire，70，77

PAOK soccer team in，123

rapprochement between Turkey and，277

revolt against Ottoman rule by，70-71

Salonica taken over by，7-8，163，222，224

territory ceded to，75，76

Turkish battle against，78-80，84-87，115，120

in World War Ⅰ，35-36，39，64，70-72，113

in World War Ⅱ，303，307，336

Greek army（Hellenic army），64，73，77，91，118，171，211，294

in battle of İnönü，78-79

withdrawals by，79-82

Greek language，61，69，71，118，122，240，275

Greek Orthodox Church，9，59，69-70，118，179，187，269，277，280，351

patriarch of，70，119-20，126

Greek Powder and Cartridge Company，128

Greeks，ancient，as early colonists in Istanbul，15，59

Greeks（ethnic）：

Allied occupation and，41，64-65，75，119

definition of，ⅹⅲ

diaspora of，80，120-23，127，162-64，171，374

divisions among istanbul’s，119-20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in Turkey of，121-31，194，277，333，334，365

economic power in Istanbul of，27，44，119，121，124

in Istanbul，8，17，31，32，49，51，58-59，61-62，64，70，81，122-24，142，149，179，184，191，194，207，240，277，283，301，375

in Smyrna，80

in Turkey，80，120-23

Greeks（Hellenes），ⅹⅲ，70-72，80，152，244

Gritchenko，Alexis，138

Guernica，186

Guide Bleu ，26，179-80

Guth，Fritz，365

György，Andrea，357

Haganah，330

Hagia Eirene，267

Hagia Sophia，18，21，189，195，256 ，268-86，310

Deesis in，280，281-84

mosaics of，270-71，277-80

as museum，285

Haidar，Musbah，41

Haifa，321，324，339，341

Halide Edip，33，206-16，255，259，263，305，375

Halil Bey（parliamentarian），276，279

Halis Bey（father of Keriman Halis），259-60，262

hamals （porters），103 ，108，155

Hampshire Regiment，British，92

hans （commercial houses），50

Haralambos（friend of Trotsky），240

Harbin，248-49

Harbiye（neighborhood），349-51

harem：

foreign fascination with，145-46，201

Ottoman imperial，134 ，145-47

Harington，Charles “Tim，” 78，81-83，85-86，91-92，96，115，148，213，349

Haydarpaşa station，18，53，118，219，360-62

Hayɪrsɪzada，238

Hebrew language，331

Heimatlose （legally homeless），296

Hellenes：

definition of，ⅹⅲ

　see also Greeks（Hellenes）

Hemingway，Ernest，4-5，80，127，135-36，150

Herbert，Aubrey，20

Herodotus，15

Herzog，Isaac（chief rabbi of Jerusalem），352，355

Heybeliada，222，229

Hikmet Bey（father of Nâzɪm Hikmet），221-22

Hindemith，Paul，168

Hirschmann，Ira，319，324-29，332，335-37，339，341，345，357-61，364

Hissar Players，51

Hitler，Adolf，256，286，290，294，303，307，313，339，348，352，356，359

HMV（His Master’s Voice），170-72

Holocaust，326，330，356-57，359，364

Hôtel de Londres，26，127

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 Nâzɪm Hikmet），219-20，229，231

Hungary，Hungarians，102，117，257

in Istanbul，308

Jewish refugees from，326，335，339，357-59，363

Jews-for-goods exchange and，357-59

Jews persecuted，in，355-57

İğneada，362

Ilyich ，236

Imperial Ottoman Bank，37

İnan，Afet，205-6

India，37，51，214

Industrial Revolution，194

İnönü，battle of，78-79，82

İnönü，İsmet（İsmet Pasha），120，196，262，294，306，370-71

İpekçi brothers，157，220

İpek Film，157

Iran，192

Iraq，118

Iron Duke ，51，82

Islam，6，9，17，26

alcohol and，143

caliph’s role in，see caliph

call to prayer in，20，187-89

images supposedly prohibited by，270，278

Istanbul’s place in，10，180-81

propriety and morality in，151，152，182-83，186

sharia law in，181，186

Shi’a，187

Sunni，187

Turkish disestablishment of，181，277

　see also Muslims

Islamic art，273

Islamic imperialism，189-90

Islamophobia，78

İsmet Bey，78，82-83；see also İnönü，İsmet

İsmet Pasha，see İnönü，İsmet

Israel，364

Istanbul，4，5，41，44，48 ，57，77，119，163，164，211，212，223，276，354，372，376-77

academic refugees in，293-94

Allied occupation of，40-45，49-57，62-66，74-77

Armenians in，91

Atatürk in，72，292

battle lines not far from，34

British officials evacuated to，299

changing landscape of，21，26-27，195-97

civilian refugees in，44

civil society of，272

as democratizing，158

departure of non-Muslims from，119

dining in，143-44

earthquakes in，18-19

economy of，52，62，114，130

espionage in，32-33，102，239，244-47，249，295，298，304-14

European luxury goods in，31

fires in，19-22，26-27，49

foreign subjects in，58，63-66

geography of，15

Germans in，297-98

as global city，9-10

Greek designs on，71，77-78

Greek legacy of，277，278

Greeks in，8，17，31，32，49，51，58-59，61-62，64，70，81，121，122-24，142，149，179，184，191，194，207，240，277，283，301，375

historic areas of，276-77

hüzün of，5

immigrants to，308

as island of outcasts and the self-made，5

Jewish refugees and，320-24，326，329-39，349-65

Jews of，321

keeping to one’s own sphere in，61-62

Kemalism vs.，189-90

keyif of，5

languages of，118

mahalles （neighborhoods）of，61-62

modernization of，195-97

mood of hopelessness and resignation in，5

as multicultural，60-61，118-19，130，149，152

as Muslim empire，41

as Muslim and modern，5

Muslim refugees to，32，43，49-50

names for，13

national census in，192

nationalist condemnation of，152

navigating，17-18

neighborhoods of，60-61

nightlife in，90 ，135-52，139，178 ，196

noise in，135-36，155-56

non-Muslim minorities in，49，51，58

occupation of，290

as Ottoman capital，31

Ottoman conquest of，13，16，21，187

pandemonium of daily life in，118

popular culture of，62

population of，9，45，57-58，92，96，113，129，136，192-93，194

public parks in，25

railway service to，25

railway terminus of，14-15

refugees in，91-110，147

sea approach to，13-14

seven hills of，20，60

as sitting on two continents，18

skyline of，195，197

suburbs of，9

Trotsky in，235-44

Unionist troops in，34

use of name，ⅹⅲ

Western immigrants to，6-8，10

and West’s image of the islamic world，6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204

in World War Ⅰ，35，39

in World War Ⅱ，303

　see also specific subject entries

Istanbul University，215，296

Italian language，350

Italian Riviera，87

Italy，Italians，18，76，108，243，272，316 ，350

films from，156

Jewish refugees from，352

in occupation of istanbul，40-42，50-51，115，136，244

in Ottoman demise，77-78

in trade with Byzantine Empire，49

Tripolitania annexed by，34，53

Turkey and，286

withdrawal of troops from Anatolia by，79

in World War Ⅰ，71

in World War Ⅱ，289，307

Izmir，193，337

　see also Smyrna

Jacquart，Camille，192-93

Jale，Afife，167-68

janissaries，19

Japan，76，208，246，279，318-19

jazz，7，137，151，154 ，166，170，172，173

Jerusalem，314，323，327，340，352，355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321-23，331，336-38，348-49，355，358-61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330，364

Jews，8，13，31，49，50，61，62，118，124，136，164，179，207，229，247-48，251-52，297，301，374-75

Ashkenazi，63

in Balat，61

in Byzantine era，60

chief rabbi of，10，59

departure from Istanbul of，364-65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of，121-31，152，333-34，365

evacuation from occupied Europe of，319-41，344 ，345-65

Final Solution as threat to，326，330，359

immigration quotas for，330

Istanbul as haven from antisemitism for，60，295-96

in Istanbul population，58-59，60

rabbinical decisions and，181

Roza Eskenazi as，162-63

Sabbath of，61

in Salonica，162-63

Sephardic，7，60，63，364

taxes on，58

Tokatlian Hotel boycotted by，297，317

Turkish，336

Turkish citizenship and，333

violence against，185-86

women，203

John ⅩⅩⅢ，Pope（Angelo Giuseppe Roncalli），353-55，358-60，364

Joint Chiefs of Staff，US，117

Justinian Ⅰ，emperor，14-15，268，285

Kadɪköy（neighborhood），220，376

Kadɪnlar Dünyasɪ （Women’s World），204

kadɪs （judges），Muslim，147

Kağɪthane（neighborhood），61，135

Kalis，Erich（bookseller），297

Kapps，Andres（bookseller），297

Karabekir，Kâzɪm，79

Karagöz ，156

Karantinos，Mr.（Pera Palace manager），301，377

Kariye mosque，see Church of the Holy Savior in Chora

Karpich’s restaurant，141

Kazakhstan，235-36，240

Kazbek ，360，363

Kemalist army，82，211，223，294

in battle of İnönü，79，82

see also Turkish army

Kemalist revolution，184，305

Kemalists，Kemalism，73-75，77，78-79，81，83，91，116，118-19，181-83，189-90，191，197，203，206，223，226，229，230，256，263，369，370-71，372

armed uprisings against，186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of，225

five-year plan of，224-25

history rewritten by，184，214-15

homogenizing ideology of，220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accelerated under，194

nation-building and，194

rejection of，230

secularism of，182-84，186-89，277

　see also Turkish nationalists

Kenkulian，Hrant（Udi Hrant），162，165-67，169，170，172，175，229，334

Keriman Halis，259-63，261 ，267，277，375

Kessel，Dmitri，272

Kiev，105

Kɪlɪç Ali Pasha mosque，269

Kitab-ɪ bahriye （Pirî Reis），18

Knatchbull-Hugessen，Hughe，294，312-13

Kofakos（Greek hotelier），127

Koki and Niko’s，100-101，105

Kollek，Teddy，314，331

Korea，371

Krauss，Josef，297

Krupp，42

Kumkapɪ（neighborhood），62，165

Kurds，Kurdistan，31，34，75，186，191，194

aerial attacks on，186

rebellions among，227

Ladino language，60，61，118，374

Ladyzensky，Colonel，99

“La Gioconda and Si-Ya-U”（Nâzɪm Hikmet），228

Lale（singer），170

Lausanne，Treaty of，114-15，120-25

Lawrence，T，E.，37

League of Nations，115，116，122，150，330

Le Corbusier，27

Lenin，Vladimir，93，98，101，115-16，224，227，235-36，248

Leopold Ⅱ，king of Belgium，24

Levantines，69，260，350-51，375

Libya，34，53

Lincoln，Abraham，22-23

Litvinov，Maxim，310

Livadia Palace，94，105

London，14，94，139，173，246

Long，Breckinridge，326-27

Ludovic，Edouard and Emanuel，321，323

Macedonia，34，192

Macfarland，Lanning “Packy，” 308-9，312，337

Makarov，Sasha，100，105

Malaya ，86

Malta，57，74，115，212

Maritsa River，299

Marmara，Sea of，14，15，35，44，79，82，99，165，195，219，222，238，239，293，324，363，376

Marmara Taksim Hotel，196

Marx，Karl，223，226，238

Maslak，84

Matisse，Henri，272-73

Maxim club，5，138，140-42，173，178

Mayakovsky，Vladimir，228，230

Mediterranean Sea，15，36，59，69，71，164，189，268，275

Medović，Nicolaus，297

Mefkûre ，361-63，344

Megali Idea ，71

Mehmed Ⅰ，Sultan，229

Mehmed Ⅱ，Sultan，16，21，43，270，285

Mehmed Ⅴ，Sultan，34，35，43

Mehmed Ⅵ，Sultan，45，51，55，65，73，103，223

as caliph，43，85-86

deposing of，4-5，85-87，91，114，136，146，180-82

Ottoman breakup accepted by，74-78，84

weakness of，35，81，83，173

Meisterwerke muhammedanischer Kunst ，273

Meletios Ⅳ，patriarch，119，126

Menderes，Adnan，197，371-72

Menemencioğlu，Numan，348-49，354

Mensheviks，98-99，226

Mercader，Caridad，250-51

Mercader，Ramón，250-51

Mesopotamia，36，39，75

Meşrutiyet（Constitution）Avenue，129，318；see also Graveyard Street

Mexico City，244，250-52，255

Meyerhold，Vsevolod，228，230

Meyers Guide ，144

meyhanes （taverns），142-43，164

Middle East，295，298，350

Midhat（public prosecutor），158-59

millet system，58-59，120，123

Milliyet （The Nation），193-94，197，204-5

Milne，George，42，51-52，74，78，83

Minsky，Yakov，236-37，247

Miss Turkey competition，254 ，256-61，267，297

Miss Universe competition，260-63，277

Moda，95，96，239，297

Montreux Convention，291

Morina ，361-63

Moscow，102，105，116，117，139-40，227，232，247，249，250

Nâzɪm Hikmet in，226-27

mosques，20，123，187-88，189，269，378

churches converted to，268，270

imperial，49，51

Moulin Rouge club（Mulenruj），161

movies，155-60

democratizing influence of，158-59

Turkish，157，213，220，257-58，263

Mudanya accord，82-83，85

Mudros armistice，40，53，57，72，74，75，82，113，114，184

muezzins，187-88

muhacirs （forced migrants），32

Muhammad，Prophet，10，43，135，179

Muhayyeş，Misbah，128-30，131，303，317，369-70，377

Muhiddin，Nezihe，204，206

Muhlis Sabahattin，157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Christie），118，235，373

music，5，155-75

in Ankara，194

genres of Turkish，161

in Istanbul’s nightlife，136-38，141-42

loss and longing portrayed in，162

recorded，161-75

Muslims，ⅹⅲ，44，49，61，72，80-81，124，137，162，179，222，229，301，305，374

Allied condemnation of，43

antinationalist，119

bathing areas of，99

Bolsheviks and，43

Byzantium and，274

compulsory exile of，120-23

discontents of，64-66

education for women among，207-8

expanding wealth of，61

from Black Sea coast，107

intellectuals，259

in Istanbul，45，58，73-74，194

polygamy among，207

reaction to Allied invasion by，41，65-66

as refugees to Istanbul，32，34，41，43，49-50，91-92，171

secular，350

in Turkish nationalism，55，80-81，118，126，152，190-91，211-12

Turkish-speaking，62，71，75，162，277

Unionists and，37

women，see women，Muslim

　see also Islam

Mussolini，Benito，286，292，307

Mustafa Ⅲ，Sultan，19

Mustafa Kemal，see Atatürk，Mustafa Kemal

Mustafa Suphi，225-27

Mutlugün，Reşat，304-5

My Life （Trotsky），240，242-43

Nabokov，Vladimir，94

Nadir Ağa（eunuch），147

Nagelmackers，Georges，22-25

Nansen，Fridtjof，116，122

Nansen passports，116

Naşide Saffet，258

National Pact，74

National Turkish Commercial Union，124

Nation Awakes，A ，157

NATO，371

Nâzɪm Hikmet，219-23，226-32，228 ，255，305，375

Nazis，Nazism，290，295，307，308，314，329，346，352，358

Jews killed by，326，330，338，359

Jews stripped of citizenship by，320

race laws under，297

in Turkey，297

Near East，6，71，122，223，273

Necdet Rüştü，168

Necip Celal，168

Nerkis（singer），170

Nesuhi（public prosecutor），158-59

Netherlands，243，300

New Orleans，La.，44，150

New Rome，13，15，268，274；see also Byzantium，Istanbul

New York，N.Y.，44，109，113，114，160，167，174，215，284，324，364

New York Times ，141，175，236

Nicholas Ⅰ，Tsar，31

Nicholas Ⅱ，Tsar，105

Nicolson，Harold，350

Nizharadze，Niko，100-101

Normandy，Allied invasion of，313，362

North Africa，37，55，96，306

nostalji （nostalgia），161-62

Novorossiisk，93-94

Nuruosmaniye mosque，20

“Nutuk”（Atatürk），214-15，219

Odessa，93，139，235-36，356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OSS），308-14，333-34，337

Dogwood network of，312，357

Ⅹ-2（counter-espionage）branch of，309，311

OGPU（Soviet secret police），236-37，246-47

Ökte，Faik，334

On the Streets of Istanbul ，157

Orak-Çekiç （Hammer and Sickle），227

Orient Bar，3，106，131，300，317

Orient Express，3，22-25，118，180，247

Orient News ，118，155

Osman，House of，7

Ottoman army，52-53，57，73，81-82，149，221

Ottoman Baroque style，50

Ottoman Empire，24，26，32，64，77，79，86，150-51，193，197，224，271，318

alcohol production in，143

under Allied occupation，40-45

armistice with Allies and，see Mudros agreement

boundaries of，14，51，184，192

Byzantium conquered by，13，16，21，60，169，267，270-71，274

Christians in，32；see also Greeks（ethnic），Armenians

classical music of，161，164-65，166，170，172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33-34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in，19

demise of，31-33，75-77，86，91，114，210，259，330

domestic spies in，32-33

duration of，43，58

European annexations of territory of，34

imperial harem in，134

infrastructure of，24-25

as Islamic empire，4，277

Istanbul as capital of，3，6

modernization of，208

as multicultural，4，31，58-59，73，120

parliament of，33，73-75，212

poetic conventions in，220，227

police officers of，44-45

property records under，69

reform movements in，33-34

religion as social system in，120-23

renamed Turkey，74

seafaring by，18

　sürgün （forced resettlement）under，21-22

Turkish rejection of past in，4

Turks perceived by，190

uprisings and rebellions in，32，34-35

in World War Ⅰ，35-40，70，289

Ottoman naval college，222，229

Ottoman Turkish language，61，118，147

rank expressed in，158

oud（ud ），165-67，170，171-72

Palestine，39，52，75，247，290，331，363，364-65

Arabs in，330，332

immigration quotas and certificates for，328-29，330，331-32，358-60

Jewish refugees and，320-24，328-30，332，335-41，345，348-49，355，362

Palm Beach Seven，141-42

Paris，22，24-26，75，113，117，137，139，140，160，215，225，235，244，246，247，263，276，294

Park Hotel，318-19，331，349，363-65，375

Parthenon，277，383

“Past Is a Wound in My Heart，The，” 168-69

Patria ，324

Pegasus ，94

Pera（neighborhood），42，43，44，49，64，72，101，104，108，123，127，140，143，147，155，160，208，237，300，350，373

avant-garde popular culture of，151，167

decline of neighborhood，3

department stores in，203

as destination for visiting Europeans，25

as district of debauchery，143，150，151，305

espionage in，244-46

fire of 1870 in，21，25，27

foreign embassies in，3-4，44，295

as Istanbul’s most fashionable neighborhood，3

nightclubs in，136-52，167，196，260

northward shift to social life in，318

secondhand shops in，102

three curses of，49

Pera Palace Hotel，64，96，118，127，137，140，149，192，267，276，297，298，305，308，333，372，373，376-77

Atatürk at，52，54-55

bar at，74

Barks at，329，331，345，349，351-52，364，369

Bodosakis’s ownership of，13，69，124-25，128，377

bombing of，300-305，301 ，307，313，317，319，369

Brodsky at，373

change of ownership of，66

Christie and，373

declared state property，125，128

decline of，3，317-18

Dos Passos at，244-45

espionage and，32-33，244-45，298

Goebbels at，285-86，289

Hemingway and，4

initial success of，26-27，31

Milne at，42

modernization and，195，197

Muhayyeş’s purchase of，128-31，317，369-70，377

music at，136

on New Year’s Eve 1925，179

noise and，135-36，192

as part of chain，26

renovation of，375

restaurant at，203

view from，135

as Western-style hotel，4

Whittemore at，105-9，271，273

Persia，Persians，15，61，145

Persian language，189，227，228

Petits-Champs Park，25，27，136，196，203，245

Petits-Champs Theater，138

Petrograd，93，94；see also St.Petersburg

Phanar（Fener）neighborhood，59，61，70，120

Philhellenism，70-71，78

Picasso，Pablo，230

Pirî Reis，18

Pius Ⅺ，Pope，354

Pius Ⅻ，Pope，352，354，359，364

Poland，101，102，117，221

communities destroyed in，326

death camps in，338，352

government-in-exile of，300

invasion of，289，294

Jewish refugees from，335，339-41，346，357，363

polygamy，202，207

Prague，117

press，33，197，212

census questionnaire in，193

control of，185-86，191，227

move to Ankara by，194

and Struma affair，324

Trotsky and Western，236

Turkish，237

Price，G.Ward，82，84

Prichard，Matthew，106，272-73

Princes Islands，44，229，238

Prinkipo，see Büyükada

Procopius，16，268

Proctor，Bertha，140，149，246

proletarian revolution，224-25

property rights，202

Prost，Henri，195-97，277，318

prostitutes，96，147-52，256

transvestite，3，152

Pullman，George，22-23

Punjabis，British unit of，52

Pushkin，Alexander，226

Putin，Vladimir，117

railroads，14-15，22-26，155

Ramadan，156，189，376

Rand，Tamara，373

rebetiko ，163-64，171

Red Army，Soviet，101，235，248，339，341

Red Crescent Society，210

Red Cross，106，108，137，310，335，348

Refet Pasha，84-85，213

Régence restaurant（Rejans），161

Rendel，Anne，299-300

Rendel，George，299-300，317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204，370-71

as only legal party，184，214，221，224，304

six pillars of，183

Republic Day，186，314，318

Republic Monument，196，316 ，318

Resimli Ay （Illustrated Monthly），228-29

Righi，Vittore，351-52，355

Robert College，51，309

Roman Catholic church，58，63，269，350-55，357，359-60

Romania，24，102，155，172，290，320-22

Jewish refugees from，326，335，337，339，346-47，360-63

Jews persecuted in，355-56

in World War Ⅰ，35

Romaniotes，60

Romanov dynasty，45，224

Rome，352，359，364

Rome，ancient，268，275

Byzantium as successor to，273-74

Roncalli，Angelo Giuseppe（Pope John ⅩⅩⅢ），353-55，358-60，364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310，327，336

Rose Noire club（Roznuvar），141，161

Rosenthal，Gérard，240

Runciman，Steven，276

Russia，Russians，4，32，62，69，76，90 ，222-24，236，246，278

as empire，26，92-94，97，106，109，248

exiles in Istanbul from，91-110，113-17，122，126，137，139-42，147-48，150，152，160，226，232，235-52，260，271，276，320

in World War Ⅰ，35-40

　see also Soviet Union

Russi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276

Russian Embassy，shifting power at，97，116

Russian Futurism，228，230

Russian Imperial Academy，108

Russian language，223，240

Russian Orthodox church，107，270，351

Russian Revolution，45，93，113，117，139，232，237，240，248

Russo-Japanese War，107，208

Rustow，Alexander，296

Rustow，Dankwart，296

Safa，Peyami，350

Safiye Ayla，170

Sahibinin Sesi （HMV），170-72

St.James’s Brasserie，136

St.Petersburg，98，100，102

Sakarya，battle of，212

Sakarya River，79

Salih Zeki，208-9

Salonica Army，52

Salonica（Thessaloniki），33，210，372

Abdülhamid Ⅱ exiled to，34

Greek immigrants to，127，374

Hellenic takeover of，7-8，163，222，224

immigrants from，8，123，136，157，162，170，171，205，221-22，375

as multicultural，8，53，162-64

Ottoman，7

Salvador ，324

Samsun，57，72

Sanders，Otto Liman von，35，70

Saracoğlu，Şükrü，289，306，333-34

Sarayburnu（Seraglio Point），14，320，361

Sarikamish，37

Sartre，Jean-Paul，230

Schwartzer，A.，149

Schwarz，Alfred，312

science，religion vs.，279

Sedova，Natalya，235-37，239，244，246，251

Selimiye mosque，20，269

Senegal，42，66，157

Serbia，117

Serra，Mario，136

Sevastopol，35，93，95

Sèvres，Treaty of，75-78，79，81，83，84，210，290

şeyhülislam ，16，186，259

Seyyan Hanɪm，162，167-69，171，175，229，334

Shakhovskaya，Princess，114

Shalikashvili，David，102

Shalikashvili，Dmitri，98-102，109，117，226

Shalikashvili，John，117

Shaul，Eli，62

sheet music，160，171

sheiks，187

Shi’a Islam，187

Shirt of Flame ，213

Siberia，107，236

Simplon Tunnel，25

Simpson，Wallis，285

Sirkeci station，14，18，22，92，155，300，334，344 ，360，362，363

Slavs，13，71，269-70

Slowes，Abraham，339-41

Slowes，Moshe and Malke，339-41

Smyrna，71-73，75，77，79-84，91，113，129，163-64，171

Hellenic occupation of，204，210

Turkish conquest of，212

　see also Izmir

Snarsky brothers，100

socialism，socialists，5，33，63，98，155，230，237，240，243

in Russia，93，94，223

in Turkey，221，223，227，232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248

Socony-Vacuum Oil Company，309

Sofia，41，299，302，326，339，355

Soviet Embassy，236，246

Soviet Union，93，126，185，235-37，240-41，246-52，295，310，313，328，362

German invasion of，303，306，352，356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by，104

Nâzɪm Hikmet in，226-27，228，230-32

propaganda from，97-98

　Struma and，323

Turkish relations with，115-16，223-26，230，256，290，291，294

in World War Ⅱ，289-90，352，358

　see also Russia

Soviet Writers’Union，232

Spa，261-62

Spain，186，243，249-50

Jews from，60，63

Spanish Civil War，128，249-50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307-8

Sperco，Willy，140-41

Spitzer，Leo，296

SS，356-57

Stalin，Joseph，230-31，235-41，243，247-49，252，290，294，339

Stalingrad，306，356

Standard Oil，41，108

State Department，US，326-27

Stein，Gertrude，272-73

Steinhardt，Laurence A.，327-28，336-37，345，348-49

Stella bar，140

Sterladkin，Aleksei，114

Stoliar，David，323

Strafford，Charles，94

Streater，Isabel，247

Struma ，320-24，326-27，329，348，362-63

Sudan，146

Süleymaniye mosque，12 ，20，68 ，269

sultan，26，31，50，58，59，63，120，190，191，203，215，223

caliph as，5，10，35，37，58，85-86

deposing of，see Mehmed Ⅵ，Sultan，deposing of

　selâmlɪk procession by，17，51，85

　see also specific sultans

Sultanahmet（Blue）mosque，21，74，189，206，211，269，276-77

sünnet ，8

Sunni Islam，187

Superb ，40，43，222，299

surnames，law requiring，126，263

Sweden，9，64，328，340-41

Switzerland，108，180，295

Syria，18，36，75，247，290，321

taksim ，167

Taksim Square，72，140，195-96，262，316 ，318，349

Talât Pasha，34，37，42，56，306

tango，168-69，172

Tanin （The Echo），209

Tanpɪnar，Ahmet Hamdi，180，187

Tanzimat reform movement，32-33

Tarabya，42

Tatavla（Kurtuluş），64

Taurus Mountains，327

Tbilisi（Tiflis），43，100

Tcherniavsky，Mr.，114

Téhige，Madame de，378

Tenner，Katya，94

Tepebaşɪ，300，373

tesserae，283

Teutonia Club，286，297，310

Tevfik Fikret，209

Thessaloniki，see Salonica

Thomas，Frederick Bruce（Fyodor Fyodorovich Tomas），138-42，175

Thrace，18，51，53，77，78，82，92，193，289，299

Muslims in，121，123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186，356

time，in Istanbul，179-80

Tittmann，Harold H.，Jr.，352

tobacco，state monopoly on，33

Togo，208

Tokatlian Hotel，26，114，118，138，317，375

on Nazi approved list，297，331

Trotsky at，237-38

Tolstoy，Leo，110

Tolstoy，Vera，110

Tolstoy family，117

Tom’s Lancashire Bar，136

Topkapɪ Palace，14，19-20，44，49，95，267，361

Gate of Felicity of，361

Harem of，276，361

Toronto Daily Star ，4，127

Toynbee，Arnold J.，6

Trabzon，225-26

Transnistria，346，360，362

trolleys，27，112 ，155，188 ，203，336

Trotsky，Leon，93，224，235-44，246-52，255，257，323

Trotsky，Lyova，236-37，241，244

tulumbacɪs （firefighters），19-20，64

turbans，restrictions on，186

Türkische Post ，324

Turkish Airlines，123

Turkish army，84-87，115，120

in battle with Hellenes，78-80

　see also Kemalist army

Turkish Council of Ministers，277，285

Turkish Hearth movement，203-4，209-10

Turkish language，9，13，43，122，126，161，167，188-89，240，310，375

reform of，181，189

Turkish nationalists，64，73，75-76，79-82，84-87，91，113，116，129，152，173，190-91，194，204，206，210，211-12，223-25，259，306

critics of，220-21

Halide and Adnan as，213-16

İnönü’s version of，294

violence against Jews by，185-86

　see also Kemalists，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 Museum，276

Turkish Orthodox church，119-20

Turkish Republic，155，160，173，213，219，222，230，318，369，374

Allies joined by，363，371

cinema of，157

clock and calendar change in，179-80

clothing laws in，181，191，201，263

creation of，115，118

critics of，221

economy of，223-24，225，371

espionage in，304-14

ethnic minorities in，120-23

exchange of minorities with Greece，121-23

first constitution of，120

foreign policy of，256，291

geographic importance of，295

Greece and，277，371-72

historians in，219

homogenization of，130，333

ideology of，189-90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225

Islam disestablished as state religion in，181

Jewish refugees and，320-26，329-33，338-41，345-49

literature under，220-21

marginalizing of non-Muslims in，121-31

modernity and secularism of，4，6，168，181，182-84，186-89，191，197，256，263，267，277，279

modern notions of citizenship in，120-21，152

multiparty democracy in，215

national life centered in Ankara under，194-95

as nation-state，126

neutrality of，289-91，295，303-4，307，326，338，348

new civil code of，181，202，214

origins of，73-74

in Ottoman demise，77

population of，193-94

as primarily rural，224

purging of imperial influences by，189

religious-leaning government in early 21st century，182-83

reorganization of，85

surnames required in，126，263

territory of，192

Treaty of Lausanne and，114-15

war of independence in，57，125，127，171，189，196，214，219，223，291

in World War Ⅱ，303

Turkish revolution，77，84-87，181-82

Turkish Women’s Union，204

Turks，23，50，115，301

ancestry of，189-90

background and definition of，190

ethnic，194

Kurds，194

Ottoman past rejected by，4

secular，279

Turpin，F.W.，41

Turquoise club（Türkuvaz），141，161，258，375

Tuzla，97

typhus，149

Udi Hrant，see Kenkulian，Hrant

Ukraine，326，346，356，360

Ukrainians，99，101，246

Ülkümen，Selahattin，333

Unionists，91，162，183，203，209，210，214，221，222，238，255

Germany and，35，55，306

Mustafa Kemal influenced by，53

nationalism of，73，75

reforms demanded by，33-34

right-wing，226

Special Organization in，37-38

in World War Ⅰ，35，37

United Nations，364，371

United States，Americans，24，65，76，105，117，141，146，156，172，192，214，245，256，276，278

immigration quotas in，330

intelligence service of，223，308-12，314；see also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OSS）

in Istanbul，3，43，50，138-41，318

Miss Universe pageant and，260-61

Pullman railway carriages in，22-23

racism and slavery in，138-39，150

refugees in Istanbul aided by，92

in World War Ⅰ，76，94

in World War Ⅱ，299

Urgan，Mîna，201，240

Üsküdar（neighborhood），42，143，206

Valens，Aqueduct of，41

Venice，278，283

Venizelos，Eleftherios，71-72，78，263，277

Vermehren，Erich，312

Vertinsky，Alexander，137

Vienna，24，41，79，137，138

Vilnius（Vilna），339-41

Vladimir of Kiev，269-70

Volunteer Army，Russian，93，95-96，105，117，139

von Papen，Franz，290，306，312，323，363

wagon-lit ，23

Wagons-Lits Company，see 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Express Européens

Walker，Archibald，309

War Refugee Board，327，337，345，358-59，360

Washington，D.C.，23，114，173-74，275，310，312，327，328，345

wealth transfers，130，333，369

Webb，Beatrice and Sidney，243

Wehrmacht，German，303，306，340，356

Werfel，Franz，165-66

White，Charles，17

White Russians，92-110，113-17，126，137，139-42，160，223，232，237，239，243，245，248-49，271，295，296，298，320，374

Whittemore，Thomas，117，271-72

Byzantine art and，273-86

Hagia Sophia and，277-83，286，310

Russian refugees and，105-10，276

Wilhelm Ⅱ，kaiser of Germany，71

Wilson，M.M.Carus，50

Winter Garden Theater，136

women，200-216，200，205

Kemalist values and，197，212

Kemal’s adopted daughters and new Turkish，182，186，205-6

legal rights for，202，214-15，259

in professions，202-3

trafficking of，150-51

in workforce，204

women，Muslim：

in beauty contests，258-62，263

head coverings for，201，211，212，215，259，375

as performers，167-68，170

seclusion of，138，156，159，201-2，259

women’s organization，203-4，209

Woods，Henry，207

World War Ⅰ，44，53，64，71，77，91，97，98，106，113，120，122，129，145，146，147，156，167，172，210，214，222，275，289，339

aftermath of，6，10，69，83，330

devastation of，8

results of，4

and Turkish boundaries，192

women in workforce after，204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World War Ⅱ，128，164，167，186，230，286，288 ，371，377

Prost’s plan derailed by，196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Wrangel，Pyotr “Piper，” 95-98，101，104，107，109，117，137，140，232，245，320

Yalta，94，100

Yar restaurant，105，139

Yeniköy，129，369

Yeni（New）mosque，205

Yɪldɪz Palace complex，32，45，50，85-86，136，206，296

YMCA，3，148，245

Young Turks，see Unionists

Yugoslavia，290，303，307

Yunus Nadi，155，212，255-58，260，262，267，279，296，297，303

Zaharoff，Basil，64

Zarnekow，Countess，100

Zarnekow，Petya，99

Zehra（Atatürk’s daughter），279

Zildjian family，172-73，175

Zionism，63，314，320，359

Ziya Bey，43-45，69，103-4，137，140，150，3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美）查尔斯·金（Charles King）著；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ISBN 978-7-5097-9565-1

Ⅰ.①佩… Ⅱ.①查…②宋… Ⅲ.①城市史-伊斯坦布尔 Ⅳ.①K3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3290号

佩拉宫的午夜

——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著者/〔美〕查尔斯·金（Charles King）

译者/宋非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周方茹 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375 插页：1 字数：331千字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565-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2326号

定价/7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Der totale Rausch. Drogen im Dritten Reich“

By Norman Ohler

With an afterword by Hans Mommsen.

Copyright © 2015，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Cologne/Germany

中文版序

我最初的打算是写一本关于纳粹和毒品的小说。但是，当我开始为写作做调研时，我才发现，史实本身远比虚构更有趣。于是我决定改变计划，写作一本非虚构作品。身为一名小说家，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仿佛纵身跃入一池冷水，或只身闯入一片陌生的山林。然而，这一点恰恰是令我着迷之处。如今，得知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有幸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觉分外高兴。随着我们所处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不断拉近，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与政治相关的原则性问题，更应当成为各方交流的内容。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毒品在某种特定政治体制下所扮演的角色，但其实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对所谓“管制药物”的监管是一种有效的权力手段。执政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控，哪些用于刺激大脑的药物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这种调控并不是以科学认知为根据，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受美国发动的禁毒战的影响，毒品研究迄今仍然停留于初始阶段。对于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敏感的药物，我们无权了解，更无权服用；相反，那些可以把我们变成工作和战斗机器的药物，只要凭处方便可以在药店买到。

当然，在德国的例子中最有意思的是，纳粹一直努力在外界面前为自己打造一副清白形象。

墨索里尼对法西斯主义的原始定义是：“法西斯主义应该被称为社团主义才更为正确，因为它结合了国家和社团的力量。”在今天人类建立的庞大世界共同体中，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及早发现和遏止一切仿效法西斯主义的苗头。

《亢奋战》讲述的这段历史会让我们发现，中国人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个政治体制试图通过对某种强效物质的控制，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像英帝国为了满足自身的殖民经济利益，以武力逼迫清朝接受鸦片进口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初接触到这个严肃的题目纯粹是出于偶然。有一天，柏林一位名叫亚历克斯·克莱默（Alex Kraemer）的DJ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故事：一位古董商发现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甲基苯丙胺药片，他尝试后发现，这种药具有很强的兴奋作用。

对一个独裁体制而言，既然有这样的药物存在，那么何不在某个需要的时刻利用它，为受其摆布的民众“提神”，以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呢？

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呢？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有价值的地方太多，故而不能将它全部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汉斯·蒙森表示，这种历史“琐事”令他深感震惊。可是，这些真的只是“琐事”吗？对于写作者来说，了解其笔下人物的“前额叶皮质状态”难道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吗？

我在写作中感觉最快乐的，并不仅仅是在档案馆度过的五年所得到的种种收获，而是这项工作让在此之前我因整日在柏林泡吧而以为荒废的十年，突然重新找回了意义，因为这段经历同样也是创作体验的一部分。而且正是在那家名为“幻想家俱乐部”（Club der Visionäre）的酒吧里，我遇到了亚历克斯。因此，我由衷地希望，您在阅读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品时获得的乐趣，和写作它带给我的快乐一样多。

诺曼·奥勒

2018年9月5日于柏林

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本能地做出许多事情，来加速这一灭亡。

——让-保罗·萨特

产品说明书（代序）

第一部分 大众毒品——甲基苯丙胺（1933～1938年）

绝命毒师：帝都的毒品作坊

19世纪的前奏曲：原始毒品

德国——毒品之国

化学的1920年代

权力转换就是换一种药方

为种族政策服务的反毒品政策

选帝侯大街上的名医

为“病人A”调配的针剂鸡尾酒

全民嗑药

第二部分 “嗑药的胜利！”——闪电战就是冰毒战（1939～1941年）

取证：弗莱堡，联邦军事档案馆

德意志军队找到了德意志毒品

从黑面包到补脑剂

机器人

倦怠期

摩登时代

时间就是战争

“要大刀阔斧，不要小打小闹”

时间就是毒品

冰毒之狐

希特勒不相信闪电战

敦刻尔克停止进军命令——药理学解释

国防军的毒贩

战争与维生素

飞得更“High”

风靡海外

第三部分 “嗑药的元首！”——病人A和他的私人医生（1941～1944年）

寻访之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地堡性格

东线之困

一位军医的回忆

狼人星球

乌克兰屠宰场

药物“X”与走火入魔

优可达之瘾

毒品中转站：纳粹情报机关

“病人B”

刺杀事件以及药理学后果

可卡因来了！

“快速球”

医生之战

自我隔绝

超级工事

“拉锁”

罪责问题

第四部分 最后一搏——血与毒（1944～1945年）

当地时间：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卫生学院

奇迹毒品寻踪

前往萨克森豪森的公务之旅

药片巡逻队

真实的末日

洗脑

毒品的黄昏

最后出口——元首地堡

解雇

夺命之毒

莫雷尔的“内爆”

千古之辩

致谢

纳粹主义与政治现实性的丧失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人名、事件及地名索引

产品说明书（代序）

我最早是在科布伦茨发现这条线索的。具体地讲，是在德国联邦档案馆，一栋1980年代的水泥建筑里。当时，四周一片静寂。希特勒御医莫雷尔的遗稿摊开在我面前，我被它深深地吸引，欲罢不能。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莫雷尔的日程本：一条条神秘的笔记和标注，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人——“病人A”。我举着放大镜，努力辨认着那些模糊潦草的字迹，它们几乎涂满了每一页纸。有些记录只是几个简单的字母，例如“Inj.w.i.”，或只有一个字母“X”。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眼前的世界变得豁然明朗：（这些字迹标注的是）注射如常、成分奇怪的药物，以及不断增大的剂量。

病象

所有与纳粹相关的话题，如今都已成为老生常谈。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课从不允许有任何遗漏，我们的媒体界也唯恐留下一处空白。这个话题的每个边边角角，每一条脉络，都经过了千百遍梳理。德国国防军是自古以来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军队。对于当年的那段历史，我们自恃无所不知。第三帝国就像是一处被封存的遗迹，每一个想要从中觅得新发现的尝试，都近似于妄想，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知晓一切。

诊断

关于第三帝国的毒品问题，公众迄今了解甚少，即使在历史学家中，大多数人也对此所知甚少。尽管一些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对此偶有提及，然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问题仍然缺乏整体性认识。 [1] 目前还没有一本内容全面、数据翔实的论著能够阐明，毒品对纳粹政权和二战战场上发生的事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是，假若一位研究者不了解毒品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对这一视角下的意识状态没有深入研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认识永远是有缺陷的。

人们之所以对毒品——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药物——这一德国历史最黑暗章节的影响缺乏认识，其原因与纳粹自身的“禁毒”主张有关。在“反毒品”旗帜下，纳粹建立了对毒品的国家监管机制，并实行全面禁毒政策。毒品因此脱离了学术界（在各大院校，人们迄今仍未对该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经济界、公共意识乃至史学界的视野，而是被简单地归入了以黑色经济、欺诈、犯罪和愚昧无知为特征的不端行为之列。

但是，这一缺憾是可以弥补的。我们不妨尝试依据史料，以工匠般的细致和耐心，厘清其中的结构性关联，努力去探寻历史真相，而不是粗暴地妄下结论（无论对历史的真实性还是残酷性而言，这样做都未免有失公允）。 [2]

成分和作用

本书旨在抛开表象，从内部对那些“热血沸腾”的杀人魔王，以及温顺盲从、努力与劣等种族和其他毒素划清界限的民众加以观察，让视线透过每一根静脉和动脉，深入纳粹的肌体。那里面流淌的绝不是纯粹的雅利安血液，而是化学的德意志之血，并且充满了毒素。因为当意识形态不足以作为支撑时，人们只能不顾禁令，肆无忌惮地使用药物作为辅助，无论是底层还是高层。在这方面，希特勒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元首”。就连军队也把兴奋剂甲基苯丙胺（今天的“冰毒”）当作配给品，大规模发放给士兵，以保证进攻行动的顺利实施。透过这些战争元凶对毒品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虚伪的圣洁。揭穿它，能够让我们对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新的认识。一张面具将由此被撕下，而这张面具，我们以往甚至都不曾知道它的存在。

风险

阅读时读者很容易遇到一种诱惑，这就是透过毒品的有色眼镜，为这一视角赋予过重的分量，并据此构建一部新的历史神话。因此，我们时刻都要警惕：历史书写从来都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同时也是一种虚构。从严格意义上讲，“非虚构作品”是不存在的，因为数据和史料的归纳总是离不开编撰，或至少在诠释模式上，永远都无法摆脱外部文化的影响。时刻让自己意识到历史编纂学也有可能是文学，有助于降低阅读时被错觉蒙蔽的风险。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非常规、扭曲变形的视角，其意是通过变形，使某些局部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德国的历史并不会因此被改写，甚至被重写。只是当人们在未来讲述它时，有些部分或许会变得更具体、更精确。

不良反应

药物总会有副作用，但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常见的不良反应：世界观产生动摇，由此使大脑受到刺激，时而伴随恶心或腹痛。这些不适大多表现轻微，并往往会随着阅读逐渐得到缓解。偶发的不良反应：超敏反应。罕见的不良反应：严重和持续性认知障碍。针对性建议是努力把阅读坚持到底，以达到消除恐惧和痉挛治愈的目标。

贮藏方法

请放置于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保质期视研究水平的发展而定。

[1] Werner Pieper的精彩文集外另见：»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

[2] Jens，Walter，»Statt einer Literaturgeschichte«，München 2001，第11页及下页。

第一部分 大众毒品——甲基苯丙胺（1933～1938年）

纳粹主义是有毒的，从字面意义上讲也名副其实。它给世界留下了一份贻害至今的化学遗产，一种无法轻易被根除的毒品。尽管纳粹曾精心为自身打造清白的形象，并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和严厉的惩罚措施，推行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禁毒政策，但实际上，正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一种具有强烈兴奋作用并极具成瘾性的邪恶药剂，变成了泛滥一时的消费品。1930年代时，这种药剂被制成药片，贴上“柏飞丁”（Pervitin）的商标，以合法形式风靡整个德意志帝国以及后来的欧洲被占领国，成为广受认可、在每一家药房都可以轻松买到的“大众毒品”。柏飞丁直到1939年才成为处方药，并于1941年被纳入《帝国鸦片管理法》（Reichsopiumgesetz）的管控之下。

这种药品的成分是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今天在世界各地都属于违禁品或严控对象。 [1] 但同时，它也是最受瘾君子青睐的毒品之一，目前全球吸食者人数近1亿，且数量仍呈上升趋势。这些毒品大多是由化学门外汉在地下实验室提纯加工，并被媒体称为“冰毒”（Crystal Meth）。吸毒者通常是采用吸食的方式大剂量摄入。这种结晶状的“恶魔毒品”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普及度，在德国也不例外。在这里，初次尝试毒品的人数一直在增多。在派对上，在公司、议会和大学那些渴望有卓越表现的人群中，这种危险但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兴奋剂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它能够消除睡意和饥饿感，使人产生幻觉，但同时，它也是危害健康、对人体具有潜在毁灭性作用的毒品（尤其是以目前常见的方法加工合成的冰毒 [2] ），并且很容易上瘾。这种毒品在第三帝国的兴旺史，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

绝命毒师：帝都的毒品作坊

这是一次21世纪的历史探秘之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坐上开往东南方向的轻轨列车，驶向柏林郊外，寻访当年的柏飞丁制造商泰姆勒（Temmler）药厂的遗址。一路上，列车驶过一座座工厂和一排排如克隆般样式单一的新建住宅楼。我在阿德勒斯霍夫站（Adlershof）下了车，这里被称为当今“德国最现代化的科技园区”。我绕过园区，走过一块闲置的空地和几间破败的厂房，穿过一片遍布碎瓦和锈铁的荒地。

泰姆勒药厂是1933年搬到这里的。一年后，当滕伯尔霍夫（Tempelhof）化工厂的犹太股东阿尔伯特·孟德尔（Albert Mendel）被没收资产后，特奥多尔·泰姆勒（Theodor Temmler）接手了他留下的股份并开始加速扩张。当时正值德国化工业的黄金期，至少是在雅利安人掌控整个行业特别是制药业后，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势头。各家企业都在孜孜不倦地研发新型药物，以帮助现代人减轻病痛，消除疾患。许多对当今制药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试验和发明，都是在这些试验室里诞生的。

如今，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Johannisthal）的泰姆勒制药厂已是一片废墟。这里没有丝毫能让人联想起它曾经的辉煌的迹象。当年，每周有数百万粒柏飞丁药片在这里制成。现如今，整个厂区都被废弃，到处一片死寂。我走过破败的停车场，穿过一片荒草丛生的树林，又翻过一道墙头插满碎玻璃片的围墙。在灌木和藤蔓植物的包围中，一栋破旧的木屋映入眼帘。这就是泰姆勒的“炼丹炉”，是其创立的泰姆勒药厂最早起步的地方。旁边，在茂密交错的赤杨树枝杈背后，矗立着一座红砖结构的房子，和木屋一样，也早已废弃。我从一扇破烂的铁框窗户爬了进去。里面是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处结满了蛛网。走廊尽头，一扇门半掩着，门板绿漆斑驳。门背后，阳光透过右侧两扇残破的窗户照射进来。与屋外草木繁盛的景象相反，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破旧的鸟窝，孤零零地藏在角落里。整个墙壁，从地面一直到有许多圆形通风口的天花板，都贴满了白色瓷砖，部分已经剥落。

这里是当年泰姆勒药厂首席药理学家弗里茨·豪席尔德博士（Dr. Fritz Hauschild）的实验室。1937～1941年任职期间，他受命在这里研发一种新型药品，一种具有兴奋作用的“能量剂”。这间实验室就是第三帝国的毒品作坊。当年，化学师们在这里用一堆陶瓷坩埚和一套由导管、玻璃瓶组成的冷凝设备，成功提炼出这种如冰晶般纯净剔透的药剂。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场面：大肚烧瓶里的液体沸腾着，蒸汽顶得盖子噼啪作响，一缕缕橙红色的烟雾透过盖子冒出来，在空气中袅袅上升；乳液在导管中缓缓流动，在过滤器旁边，一只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地忙碌着，做着各种各样的调试。就这样，甲基苯丙胺问世了。其纯度之高，就连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中的虚构人物——毒师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在其事业的巅峰期也不曾达到。这部高人气的经典美剧，把“冰毒”变成了当今整个时代的象征。

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的泰姆勒药厂的过去……

……与今天

“Breaking Bad”这句美国俚语的原意是“误入歧途”，用它来形容1933～1945年的那些年头，倒也恰如其分。

19世纪的前奏曲：原始毒品

自愿的依赖是最美好的状态。

——歌德

要了解毒品对纳粹德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历史性意义，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过去。正如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一样，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与兴奋剂的诞生和传播同样密不可分。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1805年，歌德在古典主义时期的魏玛写下了名著《浮士德》，并在书中以文学化手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的存在本身是容易受药物诱导的——我改变我的大脑，故我在。在歌德写下《浮士德》的同一时间，威斯特法伦（Westfalen）默默无闻的小城帕德博恩（Paderborn）中，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塞尔杜纳（Friedrich Wilhelm Sertürner）的药剂师助理正在专注于用罂粟进行试验。他发现，从罂粟中提取的浓缩汁液——鸦片——具有很强的麻醉作用，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歌德试图以诗意和戏剧化的手法来阐释世界的内在统一性，而塞尔杜纳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延续数千年的古老难题，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这位年方21岁的天才化学家面对的具体挑战是：罂粟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在提炼后的制剂中，会因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药效。有的镇痛效果不明显，有的却药劲过猛，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与嗜好鸦片酊、在书房中埋首创作的歌德一样，塞尔杜纳依靠自身努力，最终完成了他的杰作：成功分离出鸦片中的关键成分，一种叫吗啡的生物碱，并以此化身为药学界的“梅菲斯特”，用魔法般的手段为人们驱逐疼痛。这不仅是药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刚刚开始的19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疼痛这个人类甩不掉的恶魔，如今可以按照剂量通过药品得到缓解，甚至被彻底消除。过去，欧洲各地的药店都是用自家花园里种植的药草，或是从供应商那里得到的原料，按照各自的知识和经验制作药丸。如今，在短短几年里，各大药店纷纷建起了正规药厂，并制定了统一的药品标准。 [3] 吗啡不仅是一种缓解病痛的药品，同时也是一笔巨大的生意。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恩格尔药房的老板埃曼努埃尔·默克（Emanuel Merck）是这场浪潮的先驱。1827年，他为企业制定了目标，要为市场供应质量稳定的生物碱和其他药物制品。这是今天的药业巨头默克公司起步的一刻，也是德国制药业繁荣的开端。自1850年针剂发明后，吗啡的势头更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这种“疼痛杀手”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 [4] 吗啡针管几乎泛滥成灾。吗啡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意义上。一方面，它可以为伤员减轻痛苦；另一方面，它也使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往，那些受伤的士兵会在很长时间里失去战斗力，而有了吗啡后，他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恢复元气，重返战场，甚至回到战斗的最前线。

吗啡的发明将止痛和麻醉技术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无论军队还是民间社会，都深受其影响。它成为众人眼中的万能灵药，从欧美到亚洲，到处都有它的消费者，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工人，也有王公贵族。当时，在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各地药店里，有两种具有兴奋作用的药剂是不需要处方的：一种是含吗啡成分的安神剂，另一种是含有可卡因的合成饮料［如名为马里亚尼的古柯碱药酒（Vin Mariani），还有后来的可口可乐 [5] ］，这些饮料具有提神作用，同时还有能令人愉悦的致幻效应。但这一切只是开始。很快，方兴未艾的兴奋剂产业便开始大力投入研发，不断将新产品推向市场。1897年8月10日，拜耳公司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用从柳树皮中提炼的有效成分，成功合成了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säure），这种药品被命名为阿司匹林，并迅速风靡全球。仅仅十一天后，这个人又发明了另一种驰名世界的药品：二乙酰吗啡——一种吗啡衍生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工合成毒品，它的商品名称是海洛因。海洛因自上市之日起，销量便一路高奏凯歌。拜耳公司的经理们骄傲地宣布，“海洛因是个好生意”，并把它作为治疗头痛和不适的药物，甚至配制成小儿止咳糖浆投向市场。如果宝宝肚子疼或睡不好觉，父母也会拿出海洛因给他/她吃。 [7]

靠药品发财的不仅仅是拜耳公司一家。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莱茵河沿岸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现代制药企业。从国家体制的角度看，当时德国所处的环境对制药业的发展来说可谓天时地利俱备：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尚不发达，很难为大额投资提供资金和风险保障；但这恰恰是化工产业不需要的，因为和传统重工业相比，化工业需要的设备和原料要简单得多。在这个行业里，低投入、高产出并不是稀罕事。最重要的是创业者的直觉和精明，更何况在德国，由于人力资本雄厚，高素质的化学家和工程师比比皆是。这首先要归功于德国全球领先的教育体系，其由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构成的网络在全世界堪称典范。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合作十分密切，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各类发明和专利层出不穷。早在世纪之交前，德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支柱产业正是化工业。“德国制造”成为高质量的标识，毒品也不例外。

德国——毒品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短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变化。英法两国可以凭借从海外殖民地进口的天然兴奋剂——咖啡、茶叶、胡椒和其他天然药物——占领市场，而因《凡尔赛和约》失去了（原本屈指可数的）海外领地的德国，只能另谋出路，具体来讲，就是人工制造。此时国家迫切需要的，正是能够振奋人心的“能量剂”。战争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和难以平复的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层面。1920年代时，在整个德国，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在情绪低迷的民众中，毒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巧合的是，生产毒品的技术也是现成的。

从此，现代制药业成为德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今天人们熟悉的许多化学类产品都是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研发出来，并成为注册专利。德国企业一举成为全球市场的佼佼者。它们不仅占据了全球药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同时还成为世界各地化学原料的主要供应商。一种新型经济就此问世，上乌瑟尔（Oberursel）和奥登瓦尔德（Odenwald）之间的地区成为“化学硅谷”。许多过去默默无闻的小企业，一夜间成为叱咤风云的行业巨头。1925年，几家大型化工企业合并成立了法本公司（IG Farben） [8] ，地点设在法兰克福。这是当时全球实力最强的大型企业之一。鸦片制剂仍然是德国的特色产品。1926年，德国跃居吗啡第一制造国，并成为海洛因第一大出口国：98%的产品销往国外。 [9] 1925～1930年，德国制造的海洛因达到91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0%。 [10] 1925年，德国迫于《凡尔赛和约》的压力，在权利有所保留的条件下签署了限制鸦片贸易的《国际鸦片公约》。直到1929年，柏林政府才批准了该协议。但就在1928年，德国生产的鸦片总量仍然高达约200吨。 [11]

在另一种药品的生产中，德国同样名列前茅：默克（Merck）、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和基诺（Knoll）三大药厂的可卡因产量占全球产量的八成之多。特别是默克公司的可卡因产品更是成为全球第一大名牌，仅盗版商到中国印制的仿冒商标就有几百万张。 [12] 汉堡成为欧洲最大的可卡因原料中转地：每年都有几千公斤可卡因从这里非法进口，如秘鲁每年生产的可卡因原料（年均5吨）全部出口德国，用于再加工。由德国药品生产商组成的“鸦片与可卡因专业协会”（Fachgruppe Opium und Kokain）作为利益集团，为协调政府与化工行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积极奔走。由几家大企业分别成立的两大垄断联盟按照《卡特尔协议》，瓜分了整个“地球圈” [13] 利润丰厚的市场。这两大联盟便是所谓的“可卡因协定”与“鸦片协定”。在两家组织中，默克公司都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14] 年轻的共和国深深地迷醉于这些能够改变人的意识、有致幻效应的药物，它将海洛因和可卡因传播到四面八方，一举成为全球毒品业的操盘手。

化学的1920年代

科学和经济进步与时代精神可谓一拍即合。在魏玛共和国，“人造天堂”成为人人追逐的时尚。人们宁愿以逃避的方式躲进迷幻世界，而不愿直面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这种现象给德国土地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烙上了深刻印迹，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人们不愿承认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并为帝国旧政权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背后一刀”（Dolchstoß）传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按照这种说法，德军之所以没有赢得胜利，是国内左派政党出卖所致。 [15]

这种逃避现世的趋势很容易转化为不假思索的仇恨和文化上的狂热。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小说《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 ）中将柏林比喻为巴比伦淫妇，它有着所有城市中最堕落肮脏的黑暗面，人们只能用纵情享乐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其中就有吸毒。作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曾经写道：“柏林的夜生活，少年哦少年，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过去，我们有伟大的军队；今天，我们有刺激的新玩意！” [16] 这座施普雷河畔的大都市俨然变成了道德沦丧的同义词。为了偿还巨额债务，政府大幅增加货币量，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到1923年秋天时，42亿马克的价值仅仅相当于1美元。这时，全社会的道德观念也像纸币价值一样，一落千丈，不再有任何底线。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毒品带来的迷幻状态。当红女明星、演员和舞蹈家安妮塔·柏柏尔（Anita Berber）早餐时便用白色玫瑰花瓣蘸着氯仿和乙醚勾兑的鸡尾酒，用嘴吸吮：瘾君子们称之为“wake and bake” [17] 。影院里播放着与可卡因或吗啡有关的影片，在每一处街边小店，人们无须处方就可以买到所有种类的毒品。据说，当时的柏林从业医生中，40%的人都有吗啡瘾。 [18] 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华人商贩兜售着从德国前租借地胶州湾运来的罂粟壳；在米特区，地下酒吧遍布，拉客的伙计们在火车站散发传单，为非法派对和“良夜春宵”招徕生意。不论是波茨坦广场旁“祖国大宅”（Haus Vaterland）或是鲜花大街上以明星云集闻名的“蕾茜舞厅”（Ballhaus Resi）那样的大型夜总会，还是像“卡卡杜酒吧”（Kakadu-Bar）或“白鼠”（Weiße Maus）之类在门口发放面具以保护客人身份的小型娱乐场所，在当时都是宾客盈门，一派热闹景象。随着欧美游客的增多，娱乐-毒品-旅游业渐成规模，因为对旅游者来说，柏林既刺激，又便宜。

既然输掉了战争，索性一切都随它去吧：柏林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冒险家乐园。墙上的海报用醒目的表现主义风格字体发出警示：“柏林，请驻足思考，你的舞蹈便是死亡！”警察不再四处巡视，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开始是暂时的，后来渐渐变成常态。娱乐业填补了战争留下的虚空，就像当时一首流行歌里唱的：

从前是美酒，

那甜蜜的魔鬼，

陪我们尽享逍遥时光，

如今，它价格飞涨。

好在我们柏林人

还有可卡因和吗啡，

任屋外雷鸣电闪

我们吮吸，我们注射！

餐馆里的酒保

乐颠颠地奉上可卡因，

只需小小一份

就能换来几个美妙的时辰；

吗啡更是个刺激的玩意儿

它直抵肺腑，

点燃灵魂，

我们吮吸，我们注射！

虽然上面有令，

把这小小的玩意儿

变成了违禁品。

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只要有亢奋和快感作陪，

纵使敌人似虎狼般

把我们撕咬，

又有何惧，

我们吮吸，我们注射！

我们注射，

哪怕被送进疯人院；

我们吮吸，

哪怕因此命丧黄泉。

在这样的世道下，

亲爱的上帝，

谁又会在乎这些！

欧洲原本就是一座疯人院，

倒不如让吮吸和注射

把我们早早送上天堂！ [19]

1928年，仅柏林一地，药房按处方合法出售的吗啡和海洛因就达到73公斤。 [20] 每个人只要花点儿钱，就可以轻松地买到可卡因。对吸食者来说，它是排解烦恼的利器，只消用鼻子一吸，就会顿觉神清气爽，就像浮士德一样，不觉萌生出这样的念头：让时间停下来吧，这一刻实在太美妙了。在整个德国，可卡因大受欢迎，成为民众眼中逃避现世、享受人生的标志。但与此同时，反对者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正处于权力争夺中的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把可卡因斥为让人意志消沉的“堕落之毒”。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对这种“世风日下”的现象发起抨击，保守派阵营同样不例外。即使是那些为柏林成为文化之都感到骄傲的人，特别是1920年代地位大幅下降的中产阶级，也对此表示不安，他们以极端的言辞对大众娱乐文化提出谴责，称之为西方颓废的表现。

对魏玛时期全民嗑药现象批判最猛烈的是纳粹党。他们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大肆抨击“犹太共和国”的道德沦丧风气，并以旗帜鲜明的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对议会民主制以及以社会开放为标志的城市文化的反感。

同时，纳粹还提出了自己的疗伤药方，并向民众承诺，要通过意识形态来达到治愈的目标。在纳粹看来，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种，就是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为吸引德国民众，纳粹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梦幻世界的景象，在手法上，这种宣传从一开始便和毒品的原理无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只有在近乎癫狂的欣喜乃至歇斯底里的状态下，才能做出改变世界的决策。因此，纳粹党一方面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通过火炬接力跑、授旗仪式、群众性集会和公开演说等方式，来制造集体狂欢的效果。此外，在所谓“斗争时期” [21] ，冲锋队的“暴力狂欢”也是纳粹采用的手段之一，这种狂欢往往都离不开酒精的作用。 [22] 在纳粹看来，现实政治（Realpolitik）更多是一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是令人不齿的，因此，不如用某种类似全民嗑药的方式来代替政治。 [23] 如果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魏玛共和国可以被称作一个排斥异己的社会（Verdrängergesellschaft）的话，那么其表面的反对者——纳粹，恰恰是这股潮流的先锋。纳粹仇恨毒品，因为他们想用自身来取代它。

权力转换就是换一种药方

信奉禁欲主义的元首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 [24]

——君特·格拉斯

早在魏玛时期，希特勒就在身边的亲信圈子里，为自身打造了一副夜以继日、一心为“他的”人民服务的形象。他是一位完美得无可挑剔的领袖，他一人身上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消除战败不良后果的千钧重担。1930年，希特勒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写道：“他是天才和肉身的结合。他吃的那些肉体上的苦，是我们这些常人根本吃不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 [25] 按照这位亲信的说法，希特勒连咖啡都不喝。一战结束后，希特勒把最后一包烟扔进了多瑙河，从此再没有沾染过任何不良嗜好。

一个禁欲主义者组织在会员通告中写道：“顺带一提，我们这些禁欲主义者都应当对元首怀有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以自身生活方式和对毒品的态度，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绝佳的榜样。” [26] 这位帝国总理是人们眼中的完人，他没有私生活，并且厌恶一切世俗癖好。他是清心寡欲、自我牺牲的代表，是健康生活的化身。用神话的形式，把希特勒打造为一位禁毒斗士和禁欲主义者，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并借助大众媒体大肆宣扬。这个神话在公共舆论，包括反对派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迄今仍然余音未绝。这是一个有待解构的神话。

1933年1月30日夺取政权后，纳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魏玛共和国包括开放和多元化在内的享乐文化彻底剿杀。毒品被禁止，因为它会带给人纳粹主义以外的其他幻想。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诱惑品” [27] 都是没有存在空间的。纳粹在禁毒运动中采取的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强化魏玛时期制定的鸦片法， [28] 而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其目的是要为贯彻“种族净化”这一纳粹主义核心思想服务。“Droge”这个本意为“干草药” [29] 的中性概念，从此变成了“毒品”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吸毒被视为一种罪孽，由警察局扩编增设的禁毒部负责稽查，并严加惩治。

这一系列新法令的颁布从1933年11月就开始了。当时，“统一思想”后的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封闭机构内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时间可长达两年。在法院批准的情况下，戒毒期可以无限延长。 [30] 其他措施还包括，医生一旦被发现吸毒，将被吊销行医执照，时间最长为五年。当警方对非法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时，患者保密条款将自动失效。柏林医生协会主席规定，如果医生发现病人有连续三周以上服用麻醉品的情况，应立即做出“涉毒举报”，因为“每一起长期滥用生物碱的病例，都有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31] 收到举报后，两位调查员将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属实”，吸毒者必须接受强制戒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通常会采取缓慢温和的方法，帮助瘾君子一步步摆脱毒瘾。纳粹却不是这样。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没有人会考虑在戒毒时采取措施减轻当事人的痛苦。 [32] 当强制戒毒期结束后，如果经鉴定戒毒无效，法院有权将戒毒期无限延长，吸毒者很快就会被收押送入集中营。 [33]

禁毒中心制作的调查卡片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34] 你将被一个数字定义（商人、伪造处方者、优可达成瘾者、艺术家，等等），或一种颜色（紫色：犹太人；红色：因戒毒而留置）。

此外，法律还要求每一位德国人，“一旦发现亲属和朋友中有人染有毒瘾，必须立即上报，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35] 为此，纳粹禁毒部门还制作了专门的卡片，为全面掌握吸毒者信息提供便利。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纳粹在开展禁毒运动时，便将禁毒与建立国家监控体系绑在了一起。独裁政权将所谓卫生政策推进到帝国的每个角落：每个纳粹党大区（Gau）都成立了“禁毒工作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医生、药剂师、社保和司法部门代表，以及军队、警方与纳粹公共福利组织代表密切合作，组成了结构严密的反毒品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条线最后都汇集到一处，即柏林的帝国卫生局，帝国大众卫生委员会第二总局。纳粹大力宣传所谓的“卫生义务”，宣称将以此消除“一切因滥用毒品、酒精和烟草所导致的危害身心与社会的行为”。烟草广告受到严格限制，毒品禁令的目标是“堵住国外生活方式向人民渗透的最后漏洞”。 [36]

1935年秋，纳粹政府颁布了《婚姻卫生法》（即《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禁止一方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女结婚。麻醉品依赖者也被自动列入了这一范畴，并被打上“患有人格障碍”且无法治愈的标签。这条禁令旨在避免“将毒瘾传染给配偶并通过遗传传播给下一代的潜在危险”，因为在“毒品依赖者的遗传细胞中含有大量的变态因子”。 [37] 《预防遗传病患者新生儿法令》（即“绝育法”）还引入了强制绝育的极端措施：“从种族卫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制止严重毒瘾患者的生育。” [38]

事情远不止于此。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里，纳粹还以“无痛死亡”为名，杀死了大量“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中就有吸毒者。具体人数如今已无从查证。 [39]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是调查卡片上的鉴定结果：“+”代表注射毒针或送入毒气室，“-”代表“延期执行”。其中，通过注射过量海洛因行刑的做法是由纳粹德国禁毒中心发明的，这是1936年以柏林毒品局为前身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毒品稽查机构。那些授命行刑的医生，都怀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崇高感”。 [40] 纳粹的反毒品政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隔离、镇压乃至灭绝边缘人群和少数族群的工具。

为种族政策服务的反毒品政策

犹太人妄想以技术高超的手段，毒害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将其思想引入非德意志式的道路，并最终引向毁灭……将这颗有可能导致全民疾病和死亡的犹太毒瘤全面彻底地从人民机体中清除出去，同样也是卫生政策的义务之一。 [41]

——《下萨克森州医生报》，1939年

纳粹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习惯用传染病、毒品和毒药一类的形象来打比方。犹太人被称为细菌和病原体，是毒害帝国、使健康的社会组织感染疾病的异类，因此必须予以清除或灭绝。希特勒曾公开表示：“（对犹太人）绝不能有任何妥协，因为他们是危害我们自身的毒药。” [42]

在实施大屠杀之前，纳粹首先用“毒药”的说法把犹太人划入了非人类群体。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以及雅利安血统证书制度的实行，明确宣示了对血统纯正的要求——纯正的血统是德意志人民至高无上、亟待保护的财富。于是，在种族清洗与禁毒政策之间出现了一个交叉点：决定毒性大小的不再是剂量，而是是否属于“异类”。正如当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的《神奇的毒药》（Magische Gifte ）一书所说：“毒性最强的永远是那些来自外国和其他种族的迷惑物。” [43] 犹太人和毒品变成了有毒并具有传染性的统一体，共同威胁着德意志的安全。“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总是不断地向我们人民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所以在男人们之间或男人和女人交往的时候，可以尽享美酒之娱，哪怕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在所不惜。这种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观点与日耳曼-德意志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我们是祖先血脉的延续者，因此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民族和人民的。” [44]

武装党卫军突击队长、自1941年起担任纳粹禁毒总部负责人的埃尔文·科斯梅尔（Erwin Kosmehl）警官严格奉行这一宗旨并表示，在跨国毒品交易中，“犹太人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因此，“剿灭这些大多出身犹太人的国际犯罪分子”，乃是其职责所在。 [45] 纳粹党种族政策部宣称，犹太人的本性就是依赖毒品的，大城市中的犹太知识分子都喜欢借助可卡因或吗啡来安抚其“躁动的神经”，并以此寻找内心的平和与安宁。通过犹太医生的四处兜售，在这些人当中，“吗啡瘾……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46]

禁毒与反犹宣传的合流同样反映在儿童读物中。“就像难以从好蘑菇里发现有毒的蘑菇，辨别老道的骗子、罪犯和犹太人常常也是很困难的。”

在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Der Giftpilz ） [47] 中，纳粹将犹太人和毒品这两个仇敌合二为一，变成了种族净化论宣传中的靶子，在学校和幼儿园里广泛传播。书中的故事浅显易懂，它传递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信息：要识别危险的毒蘑菇，并把它们清理干净。

因此，在纳粹主义宣传中，禁毒与种族主义自动合流，禁毒运动中的甄别对象从瘾君子转向了对自身有威胁的异类，其目的是清除所有与社会理想不符的元素。凡是吸食毒品的人，都是被“外国瘟疫”感染的病患。 [48] 毒品贩子被描绘成毫无廉耻、贪婪、与人民为敌的恶人，吸毒是“劣等种族”的行为，毒品犯罪是对社会最严重的威胁。

可怕的是，这些宣传中的很多说法在今天听起来仍然毫不陌生。尽管纳粹言论早已被摒弃，但是，与反毒品相关的那些词语已深入我们的骨髓和血肉。今天的问题所在，不再是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之分，因为那些危险的毒贩已被归入了其他文化圈。此外，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由社会利益和公共卫生利益所构成的法治社会体系，仍然是一个具有传染性的重大政治问题。

选帝侯大街上的名医

1933年的一个深夜，柏林夏洛特堡区拜罗伊特大街一家诊所的门牌被涂上了“犹太人”三个大字。第二天早晨，在门牌上，这位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生的名字被遮盖，能够看到的只有诊所的营业时间：工作日11～13时，17～19时（周六下午除外）。面对这起攻击性事件，身材肥胖、剃着光头的特奥多尔·莫雷尔博士（Dr. Theodor Morell）做出的反应既果断又颇具典型性： [49] 他当即决定加入纳粹党，以避免今后再次受到这类攻击。莫雷尔医生并不是犹太人，只是因为肤色较深才招来了纳粹冲锋队的怀疑。

自从注册成为纳粹党党员后，莫雷尔诊所的生意很快兴旺起来。诊所门面扩大了，不久就搬到了选帝侯大街和法萨内恩大街交会处的一栋旧式公寓里。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莫雷尔铭记一生的箴言。不过在当时，他和政治还没有丝毫瓜葛。给病人治好病，让他们乖乖付钱，成为自己的回头客，这是让莫雷尔获得存在感的唯一途径。为了做到这一点，莫雷尔在经营诊所的这些年积累了一套独门经验。依靠这些经验，他成功打败了同一条街上的其他医生，成为整个城区西部最负盛名、最会赚钱的医生。他的时髦诊所里拥有最现代化的X光仪，还有先进的热疗法、四槽浴和各种理疗设备，据莫雷尔讲，这些设备都是用妻子汉妮的钱置办的。这位曾在热带地区轮船上工作过的船医，逐渐成为柏林名流最信任的医生。这些人当中有世界级拳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著名演员汉斯·阿尔伯斯（Hans Albers）的情妇、女演员玛丽安娜·霍佩（Marianne Hoppe），还有各种头衔的贵族、外交使节、体育明星、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大腕，再加上政客和大半个电影圈。所有人都是慕名而来，请莫雷尔这位擅长新式疗法的名医为自己治病——用恶毒的话说，这位名医最擅长的，是治疗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疾病。

但在一个特殊领域里，这位自恋而精明的当红医生的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这个领域就是维生素。当时，人们对这种人体自身不能分泌、对新陈代谢来说又不可或缺的有益元素还所知甚少。为营养不良的患者注射维生素针剂，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莫雷尔的策略，就是利用它来拴住病人的心。如果维生素的药效不尽如人意，他会往针管里偷偷加入一些激素。如果是男性病人的话，也许会掺入有助于增肌和提高性能力的睾丸酮（又称睾酮）；遇到女性病人，他会选择能够补充能量、使人容光焕发的颠茄素。假如有一位性格抑郁的话剧女演员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开些能够让她在舞台上放松紧张的神经，好让全场观众为她的演技折服的药物，莫雷尔医生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出针管，为她打上一针。他十分自信，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当时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在莫雷尔下针时，病人没有一点儿感觉。想想当时的针头尺寸，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莫雷尔的名声很快便传到了柏林以外的城市。1936年春季的一天，诊室中的电话铃声大作。尽管莫雷尔早就嘱咐自己的助手，绝不能在他接诊病人时把电话接进来。但是，这个电话非同一般。它来自“褐宫”（das Braune Haus）——位于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对方自我介绍说，他叫绍普（Schaub），是希特勒的副官，“纳粹党的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得了一种很棘手的病，党部想请莫雷尔这位大名鼎鼎并以注重保护病人隐私闻名的性病专家前去问诊，因为出于保密的考虑，不方便找慕尼黑的本地医生。绍普还用郑重的口气告诉莫雷尔，元首本人亲自安排了一架飞机，在柏林加图机场迎候他。

莫雷尔受宠若惊，接到这样的邀请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他到了慕尼黑，被安排在豪华的蕾佳娜宫酒店（Regina-Palast-Hotel）下榻。莫雷尔经过检查做出诊断，霍夫曼所患疾病是由淋病导致的肾盂肾炎。在安排好相应的治疗后，这位身份显赫的病人为表示答谢，邀请莫雷尔夫妇陪自己一起去威尼斯疗养。

返回慕尼黑后，霍夫曼在位于慕尼黑富人区博根豪森的私人别墅举办了一场晚宴。宴席上的菜肴有豆蔻通心粉、番茄汤和青菜沙拉，这些都是希特勒最喜欢吃的菜。希特勒是霍夫曼家的常客，两人的交往从1920年代就开始了。在希特勒的政治发迹史中，霍夫曼用他的摄影才能，为希特勒走上元首神坛以及纳粹主义的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希特勒的许多重要拍摄都是由霍夫曼完成的。后者还出版了《你所不知道的希特勒》《人民爱戴的元首》等多本画册，每本画册的发行量都达到几百万册。除此之外，这两个男人的私密关系还有另一层原因：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Eva Braun）曾是霍夫曼的助手，这对情侣是1929年在慕尼黑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初次相识的。

希特勒已经从霍夫曼那里听到了许多对莫雷尔医术的赞誉之辞，在宴会开始前，他感谢莫雷尔治好了自己老朋友的病，并表示，很遗憾没能早些认识他，不然的话，他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可能就不会死了。施雷克是在几周前因突患脑膜炎而去世的。莫雷尔诚惶诚恐地向元首表示感谢，在整个晚宴期间，几乎再没说过一句话。这个长着一张圆脸、圆球状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形眼镜的医生，从头至尾都在不停地擦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个擅长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人，他唯一能够赢得认可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医术。因此，当希特勒无意间提到自己多年来饱受胃肠病折磨时，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并且不失时机地插话道，他知道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或许对治疗元首的病能有帮助。希特勒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对方，然后提出，请莫雷尔和夫人一起到上萨尔茨堡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贝格霍夫别墅来一趟，仔细聊聊这件事。

几天后，在和莫雷尔的一场私人谈话中，这位独裁者坦白地告诉对方，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连应付日常工作都变得很困难。主要问题是，以往给他看病的医生一直都没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那些医生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节食。然后，每次他只要吃过一顿正常餐食，就会出现严重的腹胀，两条腿也会长满湿疹，瘙痒难耐。于是，他不得不打上绑腿，连靴子都穿不了。

听了希特勒的一番话后，莫雷尔立刻意识到了病因所在。他判断，希特勒的病是由某种肠道菌群导致的消化功能障碍，并建议希特勒服用一种名为穆他弗洛（Mutaflor）的药品。这种药是莫雷尔的好友、弗莱堡的医生和细菌学家阿尔弗雷德·尼斯勒（Alfred Nißle）研制的，其成分是有助消化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最早是在1917年从一名下级军官的肠道中提取的。这名士官曾参加巴尔干战争，当时，他的许多战友都患上了肠道疾病，可他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些活的益生菌被制成胶囊，在进入人体后，可以在肠道中大量繁殖，并取代肠道中原有的致病菌株。 [50] 希特勒对莫雷尔的建议十分信服，或许在他听来，对方描述的这场体内细菌大战就像真正的战争一样富有吸引力。他当即向莫雷尔做出许诺，如果这种药真的有效，他将送给对方一栋房子作为答谢，并任命这位身材肥胖的医生当自己的私人医生。

当莫雷尔把任命的事情告诉妻子汉妮时，后者的反应并不热烈。她觉得这完全是没事找事，还不如守着柏林的自家诊所更让人踏实。也许当时她已经意识到，一旦丈夫接受了这个差事，今后想要再见他一面都会变得很困难。因为从这一天起，希特勒和他的御医之间即将建立起一种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为“病人A”调配的针剂鸡尾酒

他是我们民族的奇迹、秘密和神话。 [51]

——约瑟夫·戈培尔

希特勒一直都很害怕别人触碰自己的身体，因此，他原则上不允许医生看病时为他做检查。他从来都不相信有哪个专家会比他本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位长着一副和蔼面孔、阅历丰富的莫雷尔大夫是例外。从初次见面起，他就给希特勒带来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莫雷尔从不会为了打探病因，而对病人盘根问底。他的治疗手段全部只限于注射，如果元首感觉疲惫，想让自己精神迅速振作起来的话，莫雷尔就会像对待柏林的女明星病人一样，毫不犹豫地抓起针筒，给希特勒打上一针默克药厂生产的20%葡萄糖溶液，或是维生素针剂。“药到病除”是大家对莫雷尔的一致称赞，无论是柏林的艺术界名流，还是刚刚授予其要职的“病人A”。

身体状况的迅速好转让希特勒惊讶不已。往往是针头还没有拔出，他的眼神已开始焕发出光彩。私人医生对注射疗法的解释是：由于元首肩负着千钧重担，所以能量消耗远大于常人，因此，如果要等口服药物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一点点起效，那就太慢了，更何况元首的肠胃消化功能本来就不好。希特勒对此欣然接受：“莫雷尔今天还要再给我打一针碘剂，再加上心脏和肝脏针剂，还有钙和维生素。这是他在热带地区学到的知识，药应当打到静脉里，效果才更好。” [52]

这位日理万机的独裁者以往总是担心自己会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难以应付头绪繁杂的工作，况且他也不可能因病告假，因为他的职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所以，从1937年起，莫雷尔的非常规治疗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每天多次注射很快就变成了常事，希特勒也已经习惯了让针头一次次刺破皮肤，让神奇的药液缓缓流入自己的血管。每次打完针，他都会有一种满血复活的感觉。那刺穿皮肤、产生“速效”的细细的不锈钢针头，与希特勒的气质禀性十分合拍。面对严峻的形势，他必须让自己具备这样的条件：清醒的头脑、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强大的决断力，神经或心理上的障碍必须及时清除，无论哪一刻都要保持饱满的活力。

很快，这位新任私人医生和他的病人就变得形影不离了，汉妮曾经担心的事情果然成真：她的丈夫再也没有时间打理他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诊所了，诊所的事务只好交给他人打理。后来，莫雷尔曾用充满骄傲和激情的语气称，1936年以后，他是唯一一个每天或至少每两天都能亲眼见到希特勒的人。

每次在发表重要演讲之前，帝国总理都会让莫雷尔给自己打一针“能量剂”，以便在现场能有完美的发挥。感冒着凉之类有可能对公众形象造成影响的小病，刚露苗头就会被一管维生素针剂“扼杀”。为了在致“德意志礼”时能让胳膊抬起的时间足够长，希特勒在坚持拉伸训练的同时，还要求医生用葡萄糖和维生素喂饱自己的身体。静脉注射的葡萄糖只需要短短20秒，就能让大脑充满能量；多种维生素营养剂能够让希特勒在最寒冷的冬日身着单薄的冲锋队制服，精神抖擞地检阅部队或群众游行队伍。1938年时，有一次在因斯布鲁克演讲前，希特勒突然发烧，莫雷尔一针下去，症状立刻就消除了。

之后，就连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希特勒兑现了当初的承诺，给他的私人医生提供了一栋豪宅：在柏林最昂贵的住宅区——天鹅岛上，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为邻。这座位于岛屿街24-26号的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别墅并不是免费赠送的，莫雷尔夫妇需为此支付33.8万马克房款。不过，在希特勒的安排下，莫雷尔可以得到20万马克的无息贷款，分期从诊费中扣除。对这位平步青云的名医来说，这个新家带来的不全是好处：他需要为此雇用家仆和一位园丁，虽然收入提高了，但固定支出也大大增加。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作为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莫雷尔怡然自得地陶醉于新生活带来的种种快乐之中。

希特勒对莫雷尔的态度不仅仅是习惯和依赖。当身边的亲信们为了争风吃醋，对这个长着一副讨厌面孔的胖子说三道四时，帝国总理冷冷地回应说：莫雷尔不是给你们观赏用的，他的工作是保证我的健康。为了抬高这位前门诊医生的身份，1938年，希特勒利用职权，在没有经过资格考试的情况下向莫雷尔授予了教授头衔。

全民嗑药

在接受莫雷尔治疗后的头几年，希特勒步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黄金期。在摆脱肠痉挛的折磨后，在大剂量维生素的陪伴下，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形象总是生龙活虎、神采奕奕。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的繁荣。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成为政策核心，它不仅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同时也给未来的战争创造了条件。这时，德国的扩张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一战的失败经历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德国缺少武装冲突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要弥补这一不足，必须大力发展人造物品产业：作为纳粹德国龙头企业和全球巨头的法本公司，将合成材料、煤制汽油和布纳橡胶（合成橡胶）列为研发重点。 [53] 公司监事会甚至为自己冠名为“众神会”（Rat der Götter）。在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领导下，德国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其目标是要实现所有资源的独立生产，彻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毒品。在这一领域，德国依然是全球先驱。尽管受纳粹禁毒运动的影响，吗啡和可卡因产量大幅下降，但是，合成兴奋剂类产品的发展却不断向前推进，德国药品企业也由此迎来了新一轮繁荣。达姆施塔特的默克公司、莱茵兰的拜耳公司以及因格尔海姆的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资水平持续上升。

泰姆勒药厂也出现了扩张的迹象。首席化学家豪席尔德博士 [54] 听说，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一种名为苯丙胺（Benzedrin）的药物十分走俏，它是从美国进口的畅销品，当时还属于合法兴奋剂的范畴。于是，他当即决定将泰姆勒公司所有研发资源全部投入对苯丙胺的研究，因为他相信，这种药效强大的能量剂正是全面繁荣时期所需要的产品。在研发过程中，豪席尔德借鉴了日本科学家的经验。后者早在1887年便首次合成了一种名为甲基苯丙胺（N-Methylamphetamin）的强力兴奋剂，并于1919年实现了结晶化。 [55] 这种兴奋剂是用天然药物麻黄碱（Ephedrin）合成的，它具有扩张支气管、刺激心脏和抑制饥饿感等作用。在欧美和亚洲各国的民间医学界，麻黄碱作为麻黄植物中的主要成分很早便为人所知，并被制成所谓的“麻黄汤”用于临床治疗。

豪席尔德对产品进行改进，并于1937年秋天成功研究出一种全新的甲基苯丙胺合成方法。 [56] 不久后，在1937年10月31日，泰姆勒药厂正式向德国专利局提交了甲基苯丙胺专利申请，这是首例由德国人自行研制的甲基苯丙胺产品，其药效远远超过了美国生产的苯丙胺。它的商标名称是：柏飞丁。 [57]

柏飞丁的化学分子式

从化学分子式来看，这种具有开创性的新型药物与肾上腺素十分相近，因此它可以凭借这种几乎与肾上腺素无异的分子结构，轻松地突破所谓的血脑屏障。与肾上腺素不同的是，甲基苯丙胺不会导致血压骤然上升，其作用更温和，也更持久。它的作用原理是，刺激大脑神经细胞分泌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到神经突触间隙，使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异常活跃，从而在大脑中引发类似连锁反应的活动。神经元似焰火般不停燃烧，一场枪战式的生物化学变化促使大脑不断迸发新的念头。服药者会感觉头脑异常清醒，身体能量充沛，意识变得极度敏锐，整个人从上到下、每一根发丝和每一个指尖都充满了活力。人的自信心也随之提高，思维速度加快，并产生奇妙的幻觉，一种轻松舒爽的欣快感。它类似于一种紧急状态效应，就像人在遇到突发危险时，体内的全部力量都会被瞬间调动起来——尽管危险实际并不存在。这是一种用药物制造的人为刺激。

甲基苯丙胺不仅将神经递质释放到突触间隙，同时还阻断了神经组织对这些神经递质的再摄取，因此它所产生的兴奋作用可以长时间持续，往往超过十二小时。如果服用剂量过大，很可能会损伤神经细胞，因为细胞内的能量传递也同时受到了刺激。神经元因运动而过热，大脑飞速转个不停：就像一台关不上的收音机。最后，神经细胞会纷纷坏死，再也无法修复，从而导致语言表达障碍和注意力缺失，甚至是大脑记忆、感知和奖赏系统的全面受损。一旦服药者失去了这种人为刺激，他就会感觉情绪低落，这是荷尔蒙储存耗尽的症状，而要重新恢复荷尔蒙水平，往往需要几周的时间。在此期间，由于神经递质不足，很可能会导致情绪低落、抑郁、兴趣缺乏和认知障碍等一系列后果。

对甲基苯丙胺的各种副作用，如今人们早已有了充分认识。然而，对于刚刚发明这种新产品并为此满怀骄傲的泰姆勒药厂而言，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来得及考虑。公司很快便从中嗅出了商机，并委托柏林著名广告公司Mathes & Sohn为该产品制订市场推广计划。这是德国史无前例的一场广告战，它的榜样是可口可乐——一种同样具有兴奋作用的产品，一句广告词“冰冰凉”（eisgekühlt）使这种褐色带汽饮料变得家喻户晓。

泰姆勒药厂生产糖衣的车间

1938年年初，在柏飞丁刚刚上市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柏林街头的广告柱和地铁、电车、公交车的车厢外，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海报。海报采用现代简约设计，画面底部是醒目的商标名称，上方是一些与疾患相关的医学名词：血液循环不佳、情绪低落、抑郁，等等。画面正中是一个橙蓝相间的柏飞丁药瓶，在这具有标志性的包装上写着斜体字的药名——柏飞丁。同时，作为市场推广战略的一部分，泰姆勒公司还向每一位柏林从业医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泰姆勒公司的目标是用事实说服每一位医生，让他们亲身体验到这种新型药物的好处，因为只有自己真心觉得好的东西，才能推荐给别人。信中附有一份3毫克的柏飞丁试用品，还有一张贴了邮票的意见反馈卡。卡片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医生先生！您的经验是帮助我们完善产品的莫大财富。请将您的意见和建议写在卡片上寄回给我们，对此我们将不胜感激。” [58] 这是一种还处于试验期的药品，搭配最古老的推销伎俩：第一份免费。

泰姆勒药厂派出代表，走访德国各地的大小诊所、医院和大学门诊部，分发试用装药品，通过报告和演讲，大力宣传这种具有提神醒脑作用的新型能量剂。公司宣传材料中说，通过柏飞丁“让情绪抑郁的人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快乐，是践行治病救人宗旨的绝佳范例”。“柏飞丁还能够有效治疗女性的性冷淡，方法十分简单：每月10天，每天4次（晚间勿用），每次半片。连续3个月，就可以使患者的性欲和性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59] 包装说明书上还写着：本药品还能有效缓解酒精、可卡因甚至包括鸦片的戒断症状。它所采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即以合法药物替代各种毒品，特别是那些非法毒品。换言之，服用这种药品是不受禁毒令限制的；相反，在人们眼中，甲基苯丙胺被误认为是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

被视作万能灵药的柏飞丁广告海报。它能刺激心智和体内循环，有（未被证实的）抵御抑郁、张力减退、疲劳、嗜睡病和术后抑郁的效果。

人们甚至宣称，柏飞丁还可以起到“稳定体制”的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高耗能的时代里，我们肩负的任务之重和责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某医院的主任医师这样写道，并称，这种在工业实验室条件下制造的高品质药片可以帮助人们改善负面情绪，“使装病的人、不愿工作的人、整天牢骚不断和惹是生非的人”顺利融入劳动者行列。 [60] 图宾根药学家费利克斯·哈弗纳（Felix Haffner）甚至将为病人开处柏飞丁称作“服务全社会”的“至高谕令”，一道“化学命令”。 [61]

但是，在嗑药这件事上，德国人根本无须命令。人们对强力补脑剂的饥渴是明摆着的事。可以说，嗑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专制国家中常见的那样，是从上至下的，而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自发行为。 [62] 这种“强力提神剂”的出现便如天降甘露，并以病毒增殖般的速度大肆蔓延，消费者对待它的态度就像是对待面包或咖啡一样平常。“柏飞丁简直就是个奇迹，”一位心理学医生说，“它遍地开花，无处不在：学生吃它是为了考出好成绩，电话接线员和护士吃它是为了在值夜班时不打瞌睡，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吃它是为了在工作时更有效率。” [63]

无论是打字员、舞台上的演员还是习惯于夜间写作的作家，各个阶层都把柏飞丁当成了离不开的灵药。吃了它，搬运工干起活儿来会更麻利，消防队员灭火会更快，理发师剪起头发会更灵巧，值夜班的人会更有精神，火车司机开车时会更专注，行驶在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司机们可以不用休息，以破纪录的速度直达目的地。在整个国家，再没有人需要午睡了。很多医生自己也成了吃柏飞丁的瘾君子，还有在各种谈判间穿梭的商人，甚至连纳粹党部和党卫军成员也不例外。 [64] 疲劳感消除，性欲增强，人人都精神百倍，干劲十足。

一位医务人员这样写道：“通过亲身试验，我观察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获得了更大的能量，所以半年来，我一直在向各种人推荐柏飞丁，例如周围的同事，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特别是肩负艰巨任务的民族同志，还有（容易怯场的）演说家、演员和面临重要考试的人等……有位女士说，她喜欢在出席社交活动前吃药（每日两次，每次两片）；另一位是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最多每日三次，每次两片）。” [65]

柏飞丁成为德国这个发展中的成就型社会的标志。市场上甚至还出现了添加柏飞丁成分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中含有14毫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几乎是柏飞丁药片的5倍。这种提神美味食品的广告词是“希尔德勃兰特巧克力让你天天开心”，相当于说它是“妈妈的小帮手”（Mothers Little Helper）。它的宣传广告中甚至说，可以每天吃3块到9块，而且和可卡因不同，它对身体是无害的。 [66] 它可以让家务变得更轻松，甚至有减肥的功效，因为柏飞丁能够控制食欲，是一种可以减肥的美味甜品。

让家务变得更轻松：添加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巧克力

在这场大规模宣传攻势中，豪席尔德博士在权威医学杂志《医学周刊》（Klinische Wochenschrift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个月后，他再次在同一本刊物上以《新特色产品》 [67] 为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介绍柏飞丁的强力兴奋和刺激作用，称该产品可以增强能量，提高人的自我意识和决断力。它使思维速度变得更快，使体力劳动变得更轻松。它适用范围广泛，从内科、外科到精神科，柏飞丁几乎可用于所有医疗门类的疾病治疗。此外，它还可以引发人们对科学问题的新探讨。

在德国各地的大学里，很快便掀起了一场有关柏飞丁的讨论热潮。第一个发声的是莱比锡大学医院的施恩（Schoen）教授。他表示，柏飞丁“具有持续数小时的物理刺激作用，可以消除睡意和疲倦，代之以活力、表达欲和亢奋”。 [68] 柏飞丁在医生圈里也开始流行起来，或许是因为这一发现最初带给了他们太大的惊喜，所以忍不住要身体力行地尝试一番。自我试验甚至变成了惯例：“只有当一个人每天服用3～5片（9～15毫克）柏飞丁，对它有了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通过这些经验对其药理作用获得清楚的认识。” [69] [70] 人们对柏飞丁的好处总是有新的发现，但它的副作用却始终无人提及。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莱默尔（Lemmel）和哈尔特维希（Hartwig）确认柏飞丁具有集中精神、提高注意力的作用，并提议称：“在这个冲突与扩张不断的风云时代里，医生的重大职责之一就是保持并尽可能提高每个个体的行动力和创造力。” [71] 图宾根的两位脑科专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证实，柏飞丁的确具有提高思维速度和全面增强肌体活力的作用。此外，它还有助于消除决策障碍、各种形式的畏惧感和抑郁情绪。测试结果显示，它对提高智力也有明显好处。慕尼黑的普伦（Püllen）教授从数百份病例分析中得出的数据，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他确认，柏飞丁对大脑、血液循环和植物神经系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另外他还发现，如果“一次性大剂量服用20毫克柏飞丁，可以使恐惧感明显降低”。 [72] 因此，泰姆勒公司用通信的方式与医生们保持联系并定期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就不足为怪了。

柏飞丁与时代精神是如此合拍，正如久旱后的一场甘霖。当整个市场都被柏飞丁征服时，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所有的萎靡不振都将从此一扫而光。至少是那些在经济上从纳粹极权体制中得到好处的人，而这些人在老百姓当中属于大多数。1933年时，还有很多人对希特勒抱有怀疑，并且预言，这位新总理很快就会下台。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的看法已彻底改变。希特勒一手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在经济领域，另一个是在军事领域。1930年代德国社会最紧迫的两大问题由此迎刃而解。纳粹刚上台时，德国有600万失业者和装备落后、仅有10万兵力的军队。到1936年时，尽管全球经济危机依然在持续，但德国实现了近乎零失业率的全民就业，并创建了欧洲最富战斗力的军队之一——德国国防军。 [73]

德国在外交方面的收获同样硕果累累，不论是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吞并奥地利，还是“将苏台德区收归帝国怀抱”。西方列强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并没有追究，而是一再妥协，并希望以此方式避免欧洲再次陷入战争。但是，希特勒对外交上的收获并不感到满足。“就像一个无法摆脱毒品的瘾君子一样，他深深陶醉于自己的计划之中，一心只想攫取更大权力，秘密出兵，发动偷袭，夺取新的地盘。”历史学家和作家戈洛·曼（Golo Mann）对这位来自布劳瑙（Braunau）的帝国主义分子如此形容道。 [74] 西方盟国错判了形势：希特勒是永不满足的，他总是尝试以各种方式超越界线，特别是国家间的界线。从德意志帝国到大德意志帝国，再到其梦想中的日耳曼世界帝国——胃口的不断扩大正是纳粹的天性，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对领土扩张的欲求。它宣扬的“回归帝国”（Heim ins Reich）、“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等口号充分暴露了这一点。

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一事上，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甚至亲自参与了“游戏”。1939年3月15日夜，病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伊米尔·哈卡（Emil Hácha）在一半是被迫的情况下到访德国新总理府。面对德国人递给他的实为投降书的文件，他拒绝签字。情急之下，他整个人瘫倒下来，失去了意识。希特勒急忙让人招呼自己的御医。莫雷尔拎着急救箱和注射器赶了过来，给昏迷的外国客人打了一针。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没过几秒钟，哈卡总统便如起死回生般苏醒了过来。他在文件上签了字，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出。第二天一早，希特勒便在一枪未鸣的情况下进驻了布拉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哈卡作为捷克傀儡政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的首脑，一直是莫雷尔的忠实病人。药物成为政策实施的另一种手段。

1939年上半年，在最后的和平岁月里，希特勒的声望一时间达到了巅峰。当时，人们口中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瞧这个人干的事情，多么了不起！”许多“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都想学他的样子，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有望通过努力得到回报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对个体有所要求的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社会的一员，必须创造自己的成绩，哪怕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成为遭人怀疑的对象。社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危机感，每个人都唯恐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快节奏。劳动的程式化趋势对个体提出了新的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这台机器中合格的齿轮。为达到这一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受欢迎的，即使化学手段也不例外。

柏飞丁正是推动个体跟上时代发展的助力剂，是帮助德国人民实现“自我治愈”的良药。这种功效强大的药品俨然变成了一种食品，就连它的制造者也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医疗领域。“德国，觉醒吧！”在纳粹的召唤下，甲基苯丙胺应运而生，其任务是让国家永远保持 “苏醒”。在宣传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下，整个国家的民众都陷入了大规模嗑药的状态中。

建立社会和谐、以信仰为支撑的共同体是纳粹一贯宣扬的乌托邦理想，然而，现代成就型社会中个体经济利益之间的搏杀却让人们看到，这种理想不过是一种幻觉。在社会断裂逐渐显现的情况下，甲基苯丙胺成为跨越断层的一道桥梁，对兴奋剂的依赖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蔓延。柏飞丁实现了独裁体制在个体身上的顺利运转，它是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

[1] 尽管在市场上仍然存在以甲基苯丙胺为基础的处方药，例如在美国［如用于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Desoxyn］，但从总体上看，甲基苯丙胺目前在全世界都已作为麻醉品受到严格管控，医生对此没有处方权，只有在作为基础原料的前提下才可进行交易。欧洲没有任何以甲基苯丙胺合成加工的药品，只有哌甲酯（Methylphenidat）、右旋安非他命（Dextroamphetamin）等具有类似作用的药物。

[2] 甲基苯丙胺作为一种具有兴奋作用的合成物，其原始成分的毒性并不像地下加工厂用简陋方法制作的冰毒那样强，因为后者在合成过程中往往添加了如汽油、蓄电池酸液或防冻液等有毒物质。

[3] 这些药企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早在中世纪，许多修道院便开始大规模加工和生产药品，并销往教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从14世纪起，威尼斯（1647年，欧洲最早的咖啡馆在这里开张）也出现了从事化学和生物药品生产的加工厂。

[4] Dansauer，Friedrich und Adolf Rieth，»Über Morphinismus bei Kriegsbesch-ädigten«，Berlin 1931.

[5] 1885年前后，美国药剂师彭伯顿（Pemberton）将可卡因和咖啡因混合在一起，制成了一种名为可口可乐的饮料，这种提神饮品很快成为人们眼中包治百病的灵药。1903年之前，每公升原配方可乐中的可卡因成分含量据说高达250毫克。 [6]

[6] Fleischhacker，Wilhelm，»Fluch und Segen des Cocain«，in：Österreichische Apotheker-Zeitung ，Nr. 26，2006.

[7] 参见»Viel Spaß mit Heroin«，in：Der Spiegel，26/2000，第184页及下页。

[8] 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译者注

[9]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47页。

[10] Ridder，Michaelde，»Heroin.Vom Arzneimittelzur Droge«，Frankfurt 2000，第128页。

[11] 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26、205页。

[12] BArch-BerlinR 1501，Aktenbetr. Vertrieb von Opiumund Morphium，Bd. 8，Bl. 502，15.9.1922.

[13] 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32页。

[14] Auswärtiges Amt，AA/R 43309，Vermerk von Breitfeld（Opiumreferentim AA），10.3.1935.引语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32页。

[15] 一些颇具名望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参与了协助官方编造战前历史的工作。参见Mommsen，Hans，»Aufstiegund Untergangder Republik von Weimar 1918-1933«，Berlin 2000，第105页。

[16] Mann，Klaus，»DerWendepunkt«，Reinbek 1984。引语摘自Gordon，Mel，»Sündiges Berlin-Die zwanziger Jahre：Sex，Rausch，Untergang«，Wittlich 2011，第53页。

[17] 意思是睡醒后抽一支，一整天精神百倍。——译者注

[18] 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75页。

[19] Ostini，Fritz，»Neues Berliner Kommerslied«，另一名称为»Wir schnupfen und wir spritzen«，刊载于Jugend ，Nr. 52，1919。

[20] Pohlisch，Kurt，»Die Verbreitung des chronischen Opiatmissbrauchs in Deutschland«，in：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Bd. 79，1931，第193～202页，附录图表Ⅱ。

[21] Kampfzeit，指纳粹初期。——译者注

[22] 纳粹党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的成立仪式也不例外。在褐衫党及其冲锋队的拜盟仪式上，酒精很早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酒精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问题，本书未予论述，因为它超出了本书的既定框架，需要另择机会，单独进行讨论。

[23] 纳粹党从未制定过传统意义上的党章，也从未刻意隐瞒其倡导的非理性主张。直到最后覆灭，纳粹党的体系始终是混乱的。参见Mommsen，Hans，»Aufstiegund Untergangder Republik von Weimar 1918-1933«，Berlin 2000，第398页。

[24] Grass，Günter，»Die Blechtrommel«，Neuwied am Rhein und Berlin-West，1959，第173页。

[25] 这句话出自Georg Strasser之口。摘自Wellershoff，Dieter，»Der Ernstfall-Innenansichten des Krieges«，Köln 2006，第57页。

[26] 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210页。

[27] 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364页。

[28] BArch-BerlinR 1501/126497，Bl. 214，216，220.

[29] 从词源学角度看，这个概念来自荷兰语中的“droog”一词，意思是“干燥”。在荷兰殖民时期，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从海外输入的经过干燥加工的嗜好品，如香料、茶叶等。过去在德国，所有药用（干燥）植物和植物成分、蘑菇、动物、矿物制品等都被统称为“Drogen”，后来这个词逐渐被用来指代所有药物和药品，并由此衍生出“Drogerie”（保健品专卖店）这一概念。

[30] “监禁期长短视需而定”，摘录于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191页。另参见»Maßregelnder Sicherungund Besserung«，in §§ 42b，c RStGB：Unterbringung von straffälligen Süchtigen in Heil-und Pflege-oder Entziehungsanstalten，该法案有效期一直持续到1953年10月1日。

[31] 《帝国医生条例》，1935年12月13日颁布。另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71、214页，以及Fraeb，Walter Martin，»Untergangder bürgerlich-rechtlichen Persönlichkeit im Rauschgiftmißbrauch«，Berlin 1937。

[32] 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179页。

[33] 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73页。

[34] BArch-Berlin R58/473，Bl. 22（Mikrofiche）.

[35]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380页，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36] 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86、491页。

[37] Freienstein，Waldemar，»Die gesetzlichen Grundlagen der Rauschgiftbe-kämpfung«，in：De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dienst，Bd. A，1936-1937，第209～218页。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139页。

[38] Gabriel，Ernst，»Rauschgiftfrage und Rassenhygiene«，in：De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dienst，Teilausgabe B，Bd. 4，第245～253页，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138页。另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213页及下页。

[39] Geiger，Ludwig，»Die Morphin-und Kokainwelle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ihre Vergleichbarkeit mit der heutigen Drogenwelle«，München 1975，第49页及下页。另参见Scheer，Rainer，»Die nach Paragraph 42 RStGB verurteilten Menschen in Hadamar«，in：Roer，Dorothee und Henkel，Dieter：»Psychiatrie im Faschismus. Die Anstalt Hadamar 1933-1945«，Bonn 1986，第237～255页，此处参见第247页。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牙医赫尔曼·维尔斯廷（Hermann Wirsting）博士，他于1940年4月15日被送入萨克森州Waldheim治疗与护理院接受强制戒毒治疗，第二天便被院方用救护车转送到集中营杀害。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62页，以及Friedlander，Henry，»Der Weg zum NS-Genozid. Von der Euthanasie zur Endlösung«，Berlin 1997，第191页。

[40] Klee，Ernst，»Das Personenlexikon zum Dritten Reich-Wer war was vor und nach 1945«，Frankfurt/M. 2003，第449页。

[41] BArch-Berlin NS 20/140/8，Ärzteblatt für Niedersachsen，Nr. 5，Jg. 1939，第79页及下页（Bruns，Erich），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78页。

[42] 摘自Binion，Rudolph，»… daß Ihr mich gefunden habt«，Stuttgart 1978，第46页。

[43] Reko，Viktor，»Magische Gifte：Rausch-und Betäubungsmittel der neuen Welt«，Stuttgart 1938。在该书充满法西斯气息的序言中，有一句话足以说明一切，见第9页：“在12个精选章节中，列举了一批具有麻醉作用的嗜好品，例如几年前从低劣种族传播到文化民族的古柯碱。”

[44] Hecht，Günther，»Alkohol und Rassenpolitik«，in：Bekämpfung der Alkohol-und Tabakgefahren：Bericht der 2. Reichstagung Volksgesundheit und Genußgifte Hauptamt für Volksgesundheit der NSDAP und Reichsstelle gegen den Alkohol-und Tabakmißbrauch，Berlin-Dahlem，1939.

[45] Kosmehl，Erwin，»Der sicherheitspolizeiliche Einsatz bei der Bekämpfung der Betäubungsmittelsucht«，in：Feuerstein，Gerhart：»Suchtgiftbekämpfung. Ziele und Wege«，Berlin 1944，第33～42页，此处参见第34页。

[46] Pohlisch，Kurt，»Die Verbreitung des chronischen Opiatmissbrauchs in Deutschland«，in：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Bd. 79，1931，第72页。

[47] Hiemer，Ernst，»Der Giftpilz. Ein Stürmerbuch für Jung und Alt«，Nürnberg 1938。

[48]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364页及下页，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49] 在医生当中，纳粹党党员比例高达45%，远远超过平均数。参见Lifton，Robert Jay，»Ärzte im Dritten Reich«，Stuttgart 1938，第37页。

[50] 该药品目前仍然流通于市场，用于治疗慢性肠炎。在广告词中，制造商特别强调该药物所“独有的天然有效成分”。穆他弗洛系处方药，可凭医疗保险报销。

[51] Goebbels，Joseph，in：Das Reich-Deutsche Wochenzeitung ，31.12.1944，Leitartikel，第1页及下页。

[52]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in：»Hitler as seen by his Doctors«，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OI-Consolidated Interrogation Report（CIR），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53] “今天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1914年一样，仿佛是一个被世界占领的据点，它需要我们在敌对状态形成之初便以灭绝性打击的方式，迅速做出战争抉择。”法本公司董事长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的这番纲领性表态已预先透露出有关闪电战的理念。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1页。

[54] 战后，豪席尔德成为民主德国的顶尖运动生理学家，并于1950年代以莱比锡大学研究所负责人的身份，大力推进民主德国的兴奋剂计划，使民主德国从一个工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体育大国。1957年，豪席尔德因为发明柏飞丁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

[55] 当地零售的商品名称为Philopon/Hiropon。二战时，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也用过此药。

[56] 作为化工业废料的苯丙酮经过溴化处理，与甲胺反应和还原后加入麻黄素，再与碘化氢和磷一起合成为甲基苯丙胺。参见Kaufmann，Hans P.，»Arzneimittel-Synthese«，Heidelberg，1953，第193页。

[57] 帝国专利局，1938年，专利注册号767.186，类别12 q，属别3，名称为“胺类产品制造法”，每片柏飞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为3毫克。

[58] Landesarchiv Berlin，A Rep. 250-02-09/Nr. 218，无日期。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25页。

[59]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18页及下页。按有效成分含量计算，为每日6毫克甲基苯丙胺。病人的身体很快便会适应这一剂量，并在几天后产生耐药性，并由此导致所谓的“药物饥渴症”（Craving），即要通过不断增加药量来保证药效。当药量逐渐失控后，病人便会对药物产生依赖，即所谓“瘾”。

[60] Püllen，C.，»Bedeutung des Pervitins（1-Phenyl-2-methylamino-propan）für die Chirurgie«，in：Chirurg，Bd. 11，H. 13，1939，第485～492页，此处参见第490、492页。另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19页。

[61] Haffner，F.，»Zur Pharmakologie und Praxis der Stimulantien«，in：Klinische Wochenschrift，Bd. 17，H. 38，1938，S. 1311。另参见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19页。

[62] Snelders，Stephen und Toine Pieters，»Speed in the Third Reich：Methamphetamine（Pervitin）Use and a Drug History from Below«，in：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dvance Access，2011.

[63] 在这些行业里，直到今天，甲基苯丙胺仍然深受欢迎。参见Müller-Bonn，Hermann，»Pervitin，ein neues Analepticum«，in：Medizinische Welt，H. 39，1939，第1315～1317页，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30页，以及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15页。

[64] 参见Seifert，W.，»Wirkungen des 1-Phenyl-2-methylaminopropan（Pervitin）am Menschen«，in：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Bd. 65，H. 23，1939，第914页及下页。

[65] Neumann，Erich，»Bemerkungen über Pervitin«，in：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H. 33，1939，第1266页。

[66] Eichholtz，Fritz，»Die zentralen Stimulantien der Adrenalin-Ephedrin-Gruppe«，in：»Über Stimulantien«，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941，第1355～1358页。另参见Reichsgesundheitsblatt 15，296（1940）。帝国卫生局后下令停止生产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巧克力。该产品制造商希尔德勃兰特公司同时还将一种含咖啡因的饮料“Scho-Ka-Kola”投放市场，这种饮料在市场上目前仍然有售。

[67] Hauschild，Fritz，»Über eine wirksame Substanz«，in：Klinische Wochenschrift，Bd. 17，H. 48，1938，第1257页及下页。

[68] Schoen，Rudolf，»Pharmakologie und spezielle Therapie des Kreislaufkollapses«，in：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Kreislaufforschung，1938，第80～112页，此处参见第98页。引语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19页。

[69] 这个剂量大致相当于吸毒者每次静脉注射冰毒的摄入量。

[70] 参见Graf，Otto，»Über den Einfluss von Pervitin auf einige psychische und psychomotorische Funktionen«，in：Arbeitsphysiologie，Bd. 10，H. 6，1939，第692～705页，此处参见第695页。

[71] Lemmel，Gerhard，und Jürgen Hartwig，»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Wirkung von Pervitin und Benzedrin auf psychischem Gebiet«，in：Deutsches Archiv für Klinische Medizin，Bd. 185，5. und 6. H.，1940，第626页及下页。

[72] Püllen C.，»Erfahrungen mit Pervitin«，in：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Bd. 86，H. 26，1939，第1001～1004页。

[73] Haffner，Sebastian，»Anmerkungen zu Hitler«，München 1978，第31页及下页。

[74] Mann，Golo，»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Stuttgart/Mannheim 1958，第177页。

第二部分 “嗑药的胜利！” [1] ——闪电战就是冰毒战（1939～1941年）

二等兵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很早就体会到了毒品的妙处

很多时候，音乐于我的确是莫大的安慰（不过也不能忘记柏飞丁，特别是在熬过一个个警报嘶鸣的长夜时，它的功效真是太神奇了）。 [2]

一位前线士兵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这位士兵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使在战争结束后，当他在书桌前埋首写作时，仍然离不开甲基苯丙胺的“神奇功效”。他是在当兵时染上药瘾的。当时，他吃药是为了让自己能跟上队伍，不被战争的磨难压垮。在另一封战地家书中，伯尔写道：“别忘了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给我寄点儿柏飞丁来，最好是装在信封里，钱可以从爸爸跟我打赌输的那部分钱里出。”

伯尔在谈到自己服用柏飞丁的习惯时，口吻十分坦然，这是因为他体会到了这种药物的好处，但对它的危险性却一无所知。“如果接下来的这周能过得像上周那样轻松，就太让人开心了。抽空再给我寄点儿柏飞丁，我在夜里站岗时经常需要它。另外再寄些干火腿，有条件的时候，我可以用它来煎土豆。” [3] 从伯尔对兴奋剂的不经意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家人对这种东西也十分熟悉，并且没有阻止他服用。“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给你们写信，我实在太累了，因为昨晚我只睡了两个小时，而且今天看样子也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不过，我现在绝不能睡着。好在过不了多久，柏飞丁的药劲就上来了，那样我就不会犯困了。外面月光很明亮，星星挂满了天空，天冷极了。” [4] 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睡眠是伯尔最大的敌人。“我真是困得要死，好想赶紧结束。尽快找机会再给我寄点儿柏飞丁来，还有希尔哈尔（Hillhall）或卡米尔牌（Kamil）香烟。” [5] “值勤太辛苦了，如果接下来我每隔三四天才写一封信的话，希望你们能理解。今天我写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柏飞丁！” [6]

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向家人索要柏飞丁的众多家书之一

莫非二等兵伯尔是一个例外？还是说当时的军队就像民间社会一样，同样存在大规模嗑药的现象？难道说在那些奉命出征的德国士兵当中，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是受药物控制，以至于我们有理由猜测，这种能够补充能量的成瘾性毒品曾对二战的战局走向产生了影响？一场揭开历史迷局的探索之旅就此启程。

取证：弗莱堡，联邦军事档案馆

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位于弗莱堡市，建筑物四周是一道带有铁丝网的防护栅栏，门口由一位满口萨克森方言的警卫值守。来这里查找档案的研究人员在获得许可后，从大门进入，穿过一道光控的自动安全门后，便走进了整洁明亮的阅览室。每间阅览室的窗户都装有遮光的百叶帘，可以根据阳光强度自动调节室内光线的明暗。在档案贮藏室里，一个个底部带轮子的文件架从上到下堆满了卷宗，查阅者可以借助电脑，找到自己需要的文件。数百万战争死难者留下的数百万份卷宗，都被存放在这里。这是一部可供查阅的德国战争史。

至少理论上如此。因为这些档案是如此卷帙浩繁，尽管经过了细心整理，但要想从这个由官僚机构搜集和建立的大数据库里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其难度几如大海捞针。电脑中录入的可供搜索的关键词大多十分笼统，远远无法涵盖每份卷宗的所有内容。另外一个困难是，这些关键词都是几十年前编排的，而今天的研究重点与当时已是大相径庭。例如，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对医学史的细节问题远不像今天这样重视。另外，档案整理作为一种官方行为，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也很难成为被看重的视角。因此，尽管有最先进的技术支持，但这些对历史过往的追忆，仍然是建立在陈旧的历史观之上。

德意志军队找到了德意志毒品

甲基苯丙胺在德国国防军中的流行与一位少校军医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在留存后世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军医的模样和气质看起来颇像一位苦行僧：脸庞清瘦，一双深褐色的眼瞳总是透着几分神经质。这位名叫奥托·F.兰克（Otto F. Ranke）的博士和教授在38岁时，被任命为普通生理学和军人生理学研究所所长。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在当时的医学界，生理学属于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的物理与生化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是一种以了解人体机能为目的的宏观和基础性研究。军人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士兵所承受的特殊生理压力，目的是通过医学手段改善士兵的身体机能，避免因压力过大和外部影响对人体造成危害。当时，人们逐渐开始把军队看作一种现代化组织，将士兵视为“有灵魂的发动机”。 [7] 在这种形势下，兰克的职责在于保护这些“发动机”，避免因过度消耗导致丧失战斗力。他要给一个个“零件”上机油，让机器能够顺畅运转。换句话讲，他是德军的体能教练，外加“发明家”：那些年，他发明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玩意，比如说识别伪装色（如在林中识别迷彩服）的目视仪，摩托兵专用的防尘眼镜，为非洲军团设计的既防弹又透汗的热带钢盔，可提高听声辨位能力的定向监听仪等。

兰克主管的军人生理学研究所是柏林军医大学的下属机构，地址是在柏林因瓦登大街一栋普鲁士时代修建的新巴洛克式大楼里。今天，这里是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的办公地。大门的门楣上用金色花体字镌刻着一行拉丁文：SCIENTIAE HUMANITATI PATRIAE——“科学、人类和祖国”。1934～1945年，这里是为德军培养年轻军医的基地。当年，这所简称“军大”（MA）的精英学府拥有欧洲最大的医学图书馆，在两层的实验楼里有技术最先进的全套实验设备，另外还有宽敞的教室、阅览室、礼堂、活动厅和一间名人堂，名人堂里陈列着病理学家菲尔绍（Rudolf Virchow）、生理学家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医学家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和其他许多曾在此为科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学家的胸像。此外，校园里还有现代化的体操房和游泳馆，以及一栋五层的宿舍楼。在舒适的双人间宿舍里，住着800名预备役军医。这些人被称为“Pfeifehähne”，这是柏林年轻人对法语词“Pépin”的戏称。“Pépin”出自“Pépinière”一词（意为“苗圃”），它是普鲁士时期由威廉皇帝建立的军医培训学院的法语名称。19世纪时，这里曾培养了一大批德国医学界精英。作为接班人，那些身着佩有鹰徽和“ ”字符军服的学子，和他们的学长一样自恃为天之骄子。在校园里，还有一间马厩、70匹赛马、许多条马道，以及配有兽医和马掌工的兽医站。

学院的科研部门设在一座高大的环形建筑里，中间是一个天井式的庭院。这些部门包括药理学和防御毒理学研究所，血清实验室，由胡伯图斯·斯图格霍尔德［Hubertus Strughold，战后他与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一起为美国航天做出了重要贡献］教授领导的航空医学研究所，以及奥托·兰克负责的军人生理学研究所。1938年时，在兰克的研究所里，只有1名助理医生、3名实习生和几个平民身份的打字员。但是，雄心勃勃的兰克并不甘于此，他一心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凭借的是他为国防军开发的“神器”——一种有大威力的小药片。

从黑面包到补脑剂

作为第三帝国首屈一指的军人生理学家，兰克眼中有一位劲敌：既不是东线战场的俄国人，也不是西线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个他一心要战胜的对手是疲劳——一个出入无形却又颇有规律的劲敌。它让战士打不起精神，无力战斗，只能被迫躺下休息。一位身在睡梦中的战士是一个废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危险包围的人，因为在对面的阵地上，敌人或许并没有睡觉。困倦让步兵瞄不准目标，让摩托兵开不好车，让坦克兵驾驭不了坦克。用兰克的话讲：“在双方交战时，精神涣散很可能会直接导致败局。……决定战争胜败的往往是最后一刻钟的坚持。” [8]

兰克将战胜疲劳列为研究的主要课题。1938年春，在距离战争爆发一年半之时，兰克在《医学周刊》上看到对泰姆勒公司化学师豪席尔德的研究成果柏飞丁的无数赞誉之辞，他眼前顿时一亮。专家在论文中称，柏飞丁可以增加20%肺活量，并大幅提高氧气摄入量，在当时，这些都是标志人体机能的重要数值。看到这些说法，兰克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决定要彻底搞清楚这件事。为此，他从“军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用盲测形式展开试验，先是90人，然后增加到150人。他把测试者分成组，让他们分别服用不同药物：柏飞丁（P），咖啡因（C）和安慰剂（S）。然后让所有人彻夜不睡（第二次测试时甚至是从晚上8点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做各种数学题和其他题目。试验结果一目了然：天亮后，S组的测试者都困得东倒西歪，服用柏飞丁的P组同学却还在专注地答题，正如试验记录上所写的：这些人“面色红润，身体和精神都很活跃”。即使在集中注意力超过10小时之后，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有精力出门活动”。 [9]

但是，兰克从试验数据中发现，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服用柏飞丁的测试者在完成抽象类题目方面，并没有超常表现。在算术方面，虽然速度略有提高，但错误率也有所增加。此外，在解答综合类题目时，测试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也没有明显提高，只有在完成简单题目时表现稍好。柏飞丁无疑可以消除睡意，但并不能把人变得更聪明——对士兵来说简直再完美不过。这是军事史上首例系统性毒品试验得出的结论，听起来多少有些嘲讽的味道。“这是一种让疲乏困顿的部队振作精神的绝佳药物。……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医学手段，让部队在作战日暂时摆脱疲劳这一自然反应，将有多大的军事意义。……这是一种极具军事价值的药品。” [10] [11]

军事史上最早的系统化毒品试验，S=安慰剂，B=苯丙胺，C=咖啡因，P=柏飞丁（图片上是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精力不集中、困倦或睡意的S组受测者）。

抗睡眠药柏飞丁——“一种极具军事价值的药品”

在试验结果的激励下，兰克提出建议，在常规部队中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 [12] 令其意外的是，他的呼声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陆军事务局（今天德国联邦国防部）所在的本德勒大楼（Bendlerblock）里，人们对兴奋剂还毫无认识，不论是它带来的机会还是风险。当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科学家兰克已经着手打造未来型战士（包括用合成生物碱这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来干预大脑活动） [13] 时，他的顶头上司——负责卫生监管的军事官僚们却还是一副老脑筋。这些人整天还在纠结，部队伙食是配黑面包还是白面包更好，而在同一时刻，兰克却已经在考虑让士兵服用补脑剂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兰克无疑是一位先驱。几年后，曾于威廉时代在军医学院受训的柏林医生和作家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在对现代人的描述中写下了这样的经典语句：“要使头脑变得强大，不仅要依靠牛奶，还要依靠生物碱。这个小小的脆弱的人体器官不仅能够想象出金字塔和伽马射线，还有狮子和冰山，而且还能一手创造它们，设计它们。这样的器官怎能像勿忘我花那样，只需浇浇水就可以打发。那些没用的东西，它早就受够了。” [14] 这些话摘自作家的散文集《挑战生命》（Provoziertes Leben ），所谓“挑战”即是改变大脑神经活动，通过非常规营养素的输入，让大脑催生出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

有关柏飞丁这种兴奋剂药效神奇的消息，很快就在年轻的预备役军医中不胫而走。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在沉重的学业压力下，他们每个人都怀着强烈的成功欲望，因此都希望能亲眼见识下这种传说中的能量剂的神奇魔力。于是，他们开始大把大把地嗑药。对今天世界各地大学里那些想借助利他林（Ritalin，又名哌甲酯）或苯丙胺来提高学习成绩的瘾君子来说，当年德国军医大学的学生堪称他们的元老。不久，兰克便听说了这场因自己主持的试验而引发的潮流。他还听说，在慕尼黑大学，人们甚至专门安排了一间屋子，供服药过量的学生——人称“柏飞丁活死人”——醒神用。这时，兰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同时还得知，在自己所在的“军大”里，考试前大量嗑药的现象几乎已成为惯例。但是，服药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他们希望的好成绩，一位学生忧心忡忡地说：“那些承认自己嗑药的人，考试成绩非常差，所以说，兜售这种玩意儿的肯定不会是正常人。” [15]

兰克立刻叫停了1939年再次进行柏飞丁试验的计划，并写信给其他研究所负责人，警告服药成瘾的危险性，要求在整个“军大”范围内全面禁用柏飞丁。 [16] 然而，这个由兰克亲手召唤的恶灵，已不再听从任何人的驱使，无论是兰克，还是国防军。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柏飞丁像插上了翅膀，在军营里迅速传播开来。

和平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军医们开始为即将发动的波兰攻击战做准备，并买空了各地药房的所有库存，因为这时候柏飞丁还没有成为德国国防军的官方配给药品，暂时还没有。面对这一切，兰克感到束手无策。开战前不到一周，他写信给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医少将，并在信中指出：“给部队供应一种有可能导致滥用的特殊药物，将会是一柄双刃剑。” [17] 然而事已至此，所有警告都已为时过晚。于是，一场失去控制的大规模试验开始了：在没有任何剂量提示的情况下，柏飞丁在士兵们中间泛滥开来。就这样，在兴奋剂的助力下，国防军向毫无防备，也不知兴奋剂为何物的东部邻国发动了袭击。

机器人

我是负责运送伤员的医疗列车驾驶员，工作总是处于超负荷状态，你们的药片给我和我的同事们带来了极大帮助。

克服艰苦似乎不再是难事。

现在我又变得精神抖擞了。 [18]

在弗莱堡军事档案馆一本厚厚的文件夹里，塞满了关于波兰袭击战中甲基苯丙胺服用情况的军医报告。这场始于1939年9月1日的战役，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些报告中的描述十分琐碎，从中看不出任何连贯性和代表性。但可以想见的是，对兰克这位在战争之初被任命为陆军卫生监察局防御心理学顾问的当事人来讲，他所得到的信息也仅限于此。当年，从没有人对此做过有计划的调查，因为嗑药本身并不是一件有计划的事情，而是按照每一位指挥官、军医甚至是士兵个人的喜好随意进行的。

例如，来自第3装甲师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常有幻觉，注意力提高，体能明显上升，精力十足，头脑清醒，可以保持一整天，抑郁感消除，情绪回归正常状态。” [19] 在波兰战役中，第3装甲师的任务是在格劳登茨（Graudenz）横渡维斯瓦河（Weichsel），向东普鲁士方向行进，然后向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发起进攻。

对士兵而言，战争就是职责。毒品或许能让坦克兵们少些胡思乱想，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攻打另一个国家，而是按照命令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这项职责是去杀人。“每个士兵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纪律严明。略有亢奋，行动欲明显提高。精神振作，情绪高昂。没有意外出现。药效持久。服用4片后会有重影和眼花现象。” [20] 药物甚至会让一路所向披靡的士兵们产生轻微而愉悦的幻觉，然而正是这场由他们亲手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为纳粹后来在波兰犯下的一系列罪行铺平了道路。“（服药后）饥饿感明显减轻，特别是能让服药者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药物作用非常明显，不可能是基于想象。”

一位中尉在报告中记录了自己服药后的良好体验：“没有副作用，没有头痛，没有耳鸣，头脑异常清醒。”在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情绪镇定地主持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苏联人的谈判，谈判核心是如何瓜分波兰占领区的问题。当他在返回路上遭遇波兰抵抗者袭击时，是柏飞丁让他“快速做出正确的反应”。 [21] 关于这次交火中的伤亡情况，该报告则只字未提。

在许多人眼中，毒品是士兵奔赴战场时的理想伴侣。它能够消除恐惧，让战斗变得相对轻松：无论是夜间行军——“所有坦克兵和驾驶员都会借助嗑药来提高注意力”——还是从战场上拖走坏掉的坦克，或是枪战以及其他“机械式操作”。 [22]

在这场导致10万波兰士兵和6万平民丧生的战役中，柏飞丁这种能量剂在战争的每一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使战斗能够“在没有疲劳现象出现的情况下”顺利推进，“直到任务结束”。柏飞丁带来的额外能量，让一切都变得易如反掌。第9军的一名军医兴奋地说：“我相信，在大规模战役中，当整个军都被派上战场时，那些有柏飞丁助力的部队总是比其他部队拥有更大的优势。所以，负责签字的军医早就把柏飞丁列入了医疗必需品清单。” [23]

另一份报告写道：“那些经历了1939年9月1～4日艰苦鏖战的装甲兵和装甲师军官，还有那些经常要夜间长途行军，或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必须保持高度警觉的侦察营士兵，都深深体会到了柏飞丁的好处。”“特别是对于承受巨大压力的装甲师指挥官而言，柏飞丁在提高精力和改善情绪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对柏飞丁提高人体机能的主观和客观作用给予了一致肯定。”

“抑郁情绪一扫而空”：一份来自战争时期的柏飞丁药物记录。“我的感觉非常棒……对消除抑郁情绪的效果极佳。”

“注意力的提高”不只是装甲兵们的嗑药经验。一位军医上校描述道：“摩托化部队承担的任务尤其艰苦：炎热的天气，漫天飞扬的尘土，颠簸不平的公路，遥远漫长的征程——从黎明到黑夜，从西里西亚横穿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一直到波兰的伦贝格（Lemberg，今乌克兰利沃夫）。发药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士兵这些药的用处。不过，神奇的药效让他们很快懂得这些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4] 吃着泰姆勒公司制造的兴奋剂，戴着兰克博士研制的防尘眼镜——“条顿骑士团”就这样一路冲上了战场。

但是，一旦兴奋剂供应中断，危险也随即而至。一位军医上校用遗憾的口吻写道：“运输车辆发生的事故，大部分都是由过劳造成的。假如能够给驾驶员及时补充柏飞丁之类的兴奋剂，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25] 冰毒可以避免交通事故？不妨把这样的话告诉今天的交警，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即使在当时，同样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的）第6集团军军医总管将几位下属军医呈交的报告加以汇总，然后致函兰克：“从这些内容矛盾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柏飞丁绝不是一种安全无害的药物。把柏飞丁分发给士兵，让其随意服用，这种做法是极不妥当的。” [26] 很显然，在嗑药这件事上，很多人仍然心存疑虑。但是，整个部队从上到下，都已对毒品上了瘾。第4军药物调查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状况：“请求供应更多柏飞丁药片，以便将试验继续下去……” [27]

倦怠期

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两国于1939年9月3日向德国宣战。嗑药暂时停了下来，因为在西线，枪声一时间并没有打响。在这场所谓的“静坐战”中，敌对双方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始终按兵不动，一枪未发。没有人愿意打仗。耗时四年、吞噬了几百万士兵性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深深地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阵地上挂起了横幅：“只要你们不开枪，我们就不开。” [28] 各方都没有好战或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这种情形与1914年完全是两样。“战争是德国人发动的，”戈洛·曼写道，“不过，他们其实并不愿这样做，平民不愿意，士兵不愿意，将领们更不愿意。” [29]

只有一个人不这样看。希特勒一心希望尽快对法国发动进攻，可能的话，最好在1939年秋天就行动。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和德国相比，西方盟国无论是在装备还是兵力上，都占据明显优势。德国并不像纳粹对外宣传的那样，拥有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相反，在攻打波兰后，德军在装备上亟待更新。大部分步兵师都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能上阵打仗的部队不足半数。 [30] 相比之下，法国拥有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英国可以依靠遍及全球的英帝国属地，为战争经济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数字说明一切：德方兵力总共不到300万，英法联军兵力比德国超出近100万；德国国防军要以135个师对抗联军151个师，用7378门大炮对峙联军的1.4万门。在装甲车数量上，双方实力对比也是一目了然：德国共有2439辆装甲车，联军是4204辆。后者的装甲厚度至少是前者的两倍：德军是30毫米，法军是60毫米，英军甚至厚达80毫米。空军的战斗机数量比是3578架（德军）对4469架（联军）。 [31]

军事领域的一条铁律是：进攻者必须投入3倍于敌人的兵力，才能保证攻击行动的成功。因此，国防军总司令部迟迟拿不出一份有制胜把握的行动计划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希特勒不肯接受这一现实，他坚定地相信：雅利安人的斗志是无坚不摧的。波兰战役中德军在兴奋剂助力下的出色表现，更让其心生幻想，所以他一再宣称：“德国士兵的勇猛定能创造奇迹。” [32]

然而实际上，这位独裁者本人也无计可施。英法对德宣战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他满心以为，西方国家对待德国入侵波兰会像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时一样，仍然采取绥靖主义的态度。但结果并非如此，于是突然间，德国不得不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孤身与整个西欧开战。希特勒带领德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警告说：“如果不抓紧时间及时找到对策，我们将越来越被动。对方的经济实力要比我们强得多。” [33] 怎么办？对希特勒而言，除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外，他再也想不出其他计策。然而，在主张冷静计算的国防军总司令部看来，希特勒的这种想法无异于飞蛾扑火。况且，在陆军司令部的普鲁士军官眼中，这个只会偷袭和凭直觉行事的“波希米亚二等兵”在军事方面向来就是个不懂行的“半吊子”。如果德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出击，结果必然像一战时那样，再次以失败告终。这时，一场推翻独裁者的秘密行动甚至开始酝酿。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和总参谋长哈尔德打算，一旦希特勒发布进攻命令，就立即逮捕他。1939年11月8日，乔治·埃尔塞（Georg Elser）计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上述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1939年秋天，两位德军高级将领在科布伦茨（Koblenz）会面，就一个大胆计划进行商议。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见。这两人当中，一位是52岁的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脾气暴躁的柏林红脸汉子，另一位是比他小一岁的装甲部队指挥官、来自东普鲁士的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上将。两人的想法是，德军的唯一机会是派出大规模装甲部队，以闪电般速度翻越有天堑之称的比利时阿登高地，在几天内拿下法国边境城市色当（Sedan），进而向大西洋海岸发动突击。由于英法联军预计德军将从北方展开进攻，因此将兵力都集结在了北路。如果按照上述“镰刀收割计划”（Sichel-Schnitt），德军便可以绕过联军防线，从后方形成包围之势。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重蹈一战时阵地战和消耗战的覆辙，通过对敌人后方的偷袭，战胜实力强大的英法联军并逼迫其投降。正所谓“出其不意方能克敌制胜”。

但在德军总参谋部里，人们听了这一大胆计划后却纷纷摇头。当时，装甲车在人们眼中仍然被看作一种笨重的庞然大物，它尽管可以为其他兵种提供支援，但无法作为独立作战的部队开展行动，更不可能像计划中那样穿越崎岖险峻的山路，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对敌军实施偷袭。在人们看来，这一计划完全是丧失理性。为了教训冯·曼施泰因这个喜欢冒险的疯子，司令部决定将他调到波罗的海港口什切青（Stettin），远离未来的西线战场。与此同时，面对希特勒要求立即发动进攻的不断催促，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们只能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敷衍推搪。为了拖延行动，仅天气恶劣的借口就被用了不下十次。用这些人的话讲，国防军只具备在晴天发动攻击的装备条件，因为只有在万里无云的天气下，作为德军主力的空军才能发挥威力。

因此，西线战场一直保持着近乎休眠的状态。1939年10月，当兰克来到普法尔茨州靠近德法边境的巴洛克小镇茨魏布吕肯（Zweibrücken）走访时，看到的是两排炮口朝向天空的装甲车，还有一群悠闲的、无所事事的士兵。这些士兵整天玩着扑克牌，抽着分配的香烟——一天7根，踢着足球，帮老乡到地里收土豆，用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来麻痹数公里之外、同样按兵不动的法国兵。

但是，这并不代表德国士兵没有能力随时进入作战状态。他们每人的裤兜里都揣着提神用的能量剂。兰克很快发现，“大部分军官都把柏飞丁带在身上……所有被问到的人，无论是摩托化部队，还是其他兵种的部队，都对药效持肯定态度”。 [34] 在寂静的表象下，所有人都对一点心知肚明：战争随时有可能打响，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做好抖擞精神、奔赴战场的准备，这些准备事项当中也包括嗑药。

在给上级的信函中，兰克对这种预防性嗑药的做法发出了警示：“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使用柏飞丁，而是如何将它的使用重新纳入掌控。目前，柏飞丁正在没有医生控制的情况下被大规模滥用。”他一再呼吁就此制定规章，要求在分发药物时附加药品说明，对药品使用加以规范，从而使“东线（波兰战役）的经验能够在西线得到有效运用”。 [35] 但在这方面，事情迟迟没有进展。

人们对柏飞丁的习以为常态度在兰克身上同样得到了反映：他本人也是一位瘾君子，在战时日记和各种书信中，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从不避讳。在工作日，他每天平均服用两片泰姆勒药片，以此来缓解工作压力，调节情绪。尽管他对药物的成瘾性了如指掌，但身为柏飞丁专家，他也无法现身说法，成功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对其本人而言，柏飞丁就是一种药物，他只需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剂量去服用它。即便出现了副作用，他也不肯承认，而是另外寻找借口来安慰自己：“虽然吃了柏飞丁，可是晚上11点过后，我的头疼和消化不良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在给同事的信中，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服药让我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更轻松地面对工作的压力。因此，它不只是一种提神剂，而是一种效果良好的情绪调节剂。即使偶尔服用过量，也不会给人体带来永久性损害。……柏飞丁可以让人在没有明显疲劳感的情况下连续工作36～40小时。” [36]

两天两夜不合眼，成为这位军人生理学家的作息常态。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一直马不停蹄，在前线和首都之间奔波，做关于柏飞丁的报告，为扩大研究所的规模忙碌。随着精神压力的不断增大，他只能通过加大药量来保持状态。没过多久，兰克就患上了典型的职业倦怠症（Burn-out），尽管这个医学概念当时还没有出现。他在日记里以冷静的口吻写道：“个人情况：我的抑郁症已经痊愈，从11月8日中午开始，我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 [37] 但实际上，他夜里睡得越来越晚，经常“彻底不眠”，到了第二天，“整个人近乎崩溃”。兰克一步步染上毒瘾的过程颇具代表性。他试图借助化学品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极限，即使没有效果也依然不罢休。但是，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撑不下去：“1939年11月19日，接下来的演讲和考察压力太大，我感觉自己完全无法再继续工作了。” [38] 兰克并不是唯一受到战争压力和柏飞丁药瘾困扰的人。在他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日子里，依靠药物来应对压力的军官人数不断上升。

在军队以外的民间社会里，嗑药也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1939年，柏飞丁热潮在第三帝国进一步蔓延。在瘾君子当中有更年期妇女，她们“吃药的样子就像吃糖豆一样”； [39] 有在产褥期的产妇，她们用柏飞丁来镇定神经，不让自己因为婴儿的哭闹和频繁哺乳而烦躁；还有在婚介安排下相亲的寡妇，她们吞下大把药片，以克服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情绪。柏飞丁的适用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晕船，恐高症，花粉过敏，精神分裂症，妄想症，抑郁症，情绪低落，思维障碍，等等。每当德国人感觉不适时，他或她总会习惯性地把手伸向这种蓝白红相间的小药瓶。 [40]

由于战争爆发后咖啡脱销，人们在早餐时就会用上柏飞丁，拿它来作为添加剂，好让麦芽咖啡喝起来更带劲。“柏飞丁不再是飞行员或工兵的专属品，作为提神用的醒脑剂，它在学校里也会有目的性地被派上用场，”戈特弗里德·本也曾在书中从化学品角度描述这一特殊时期，“这些听上去有些荒唐，但这一切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然延展。无论是音乐还是毒品，或是现代生物反馈疗法——都是人类为克服难以忍受的焦虑而寻找解脱的本能需求。” [41]

1939年秋末，帝国卫生局对这一日趋泛滥的潮流做出了反应。人称“帝国卫生领袖”——身份类似于卫生部部长——的国务秘书利奥·康蒂（Leo Conti）决心要采取措施，哪怕只是亡羊补牢，以免“整个民族都沉迷于嗑药”。 [42] 他指出，“令人不安的后遗症完全抵消了服药后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了加强法律监管，他向司法部表达了他的忧虑：“随着柏飞丁耐药性的出现，大批百姓将会陷入麻痹状态……那些想用柏飞丁消除疲劳的人必将面临同一个结果，那就是身体和心理机能的逐渐衰退直至衰竭。”

在一份个人倡议书中，他以典型的纳粹宣传式口吻向所有禁毒局高官发出呼吁：“时代的严峻性要求我们，必须禁止每一个德意志男性和德意志女性被不良癖好所迷惑。我们必须以身作则，抵制毒品。在今天的时代里，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更加义不容辞。……请用您的行动来保护和帮助那些受毒品威胁的德意志家庭，您的付出将使我们民族的内在抵抗力变得更加强大。” [43]

1939年11月，康蒂下令将柏飞丁列入处方药名单。 [44] 数周后，他在柏林市议会面对纳粹德国医生联盟成员时发表的演讲中，提醒人们警惕“这一新的巨大危险”，“在毒瘾等一系列副作用所导致的危机面前，每个人都将在劫难逃”。 [45] 但是，这些言论并没能得到充分重视，人们对药物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许多药房对新颁布的处方药规定置若罔闻，甚至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把柏飞丁成箱地卖给顾客。要每天搞来几管柏飞丁针剂，或是从药房一次买到几百片柏飞丁药片，依然不是什么难事。 [46]

军队的情况与此相仿。况且，处方药规定原本也只针对民间，军队向来不受此限。但康蒂并不肯就此放弃。于是，在现实战争的背景下，一场围绕毒品的战斗爆发了。这位帝国卫生领袖要求国防军就兴奋剂“使用、滥用以及后果”做出表态，因为他观察到，“我们的年轻士兵状态非常差，经常是面色灰暗，毫无生气”。然而康蒂领导的帝国卫生局属于民间机构，因此，军方立即对他的干预发出了抗议。陆军卫生监察官瓦尔德曼（Waldmann）在复函中以毫不客气的口吻回应道：“国防军不会放弃借助包括药物在内的手段……达到临时提升体能或消除疲劳的目的。” [47]

1940年4月17日颁布的“提神剂公告”：为国防军准备的药品说明书。柏飞丁是一种通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来消除睡眠需求的药物。无法实现提高清醒时表现的效果……过量服用会产生眩晕和头痛，以及血压升高。在大约1/10的情况下，兴奋剂即使在正确的剂量下也会失效。

1940年2月17日，就在康蒂向陆军卫生监察局寄出抗议信的同一天，在帝国总理府，一次决定历史进程的会面正在举行。会面的一方是希特勒，另一方是冯·曼施泰因将军和新近被任命为某装甲师指挥官的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冯·曼施泰因像平时一样两手插在衣兜里，依希特勒之命，向其汇报自己在司令部遇阻的大胆进攻计划：如何翻越地势艰险的阿登高地，如何趁敌不备，从英法联军意想不到的后方发起攻击。一向喜欢打断别人讲话的希特勒这次一改平日习惯，专心致志地倾听着。 [48] 尽管希特勒对这位傲气十足、满口军事用语的将军从来没有好感——“他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聪明人，可我不信任他” [49] ——但这一次，希特勒却被他的闪击计划完全说服了。时间决定胜败，速度、意识（而非装备）才是关键。转眼间，德军装备上的劣势已不再是阻挠进攻的障碍。希特勒毫不犹豫，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冯·曼施泰因在会谈记录中骄傲地写道：“元首对这些设想给予了肯定，不久后，新的最终行动方案就宣布了。” [50]

但问题在于，德军是否真的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实现阿登突破。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被困，被人数不多的敌军发现并发生交火。届时，英法联军将有足够多的时间从北方调动兵力前来增援，将德军一举歼灭。“镰刀收割计划”的唯一胜算是，突击部队必须做到日夜兼程，一刻不歇地行军，睡眠当然更是不允许的。面对质疑，希特勒坚决予以驳回。用他的话讲，当形势需要时，作为德意志军人，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可以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做到昼夜不眠，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当年一战时，在佛兰德斯的战壕里，他作为一名传令兵就是这样做的。

况且对德国士兵们来说，强大的意志力甚至都是多余的。想想看，柏飞丁是做什么用的？！在德军司令部里，人们开始热火朝天地为新的作战计划做准备，其中也包括战地医疗方面的筹备工作。这时，人们又记起了军医大学的那些试验。1940年4月13日，在发动进攻前大约三周时，陆军卫生监察官瓦尔德曼依命到陆军总指挥冯·布劳希奇上将处做汇报。汇报题目是“柏飞丁问题——关于慎用药物以及特殊形势下使用药物之必要性的说明”。 [51] 兰克也多次被召去谈话。那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在因瓦登大街的“军大”和陆军总部所在地本德勒大楼之间往返奔波。他必须马上起草一份报告，然后到陆军总参谋部做汇报。另外，他还要编写一份柏飞丁简介，作为国防军专用的药品说明书。 [52]

4月15日，兰克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麾下某装甲集团军的军医。该装甲部队将在此次阿登突击中承担打头阵的任务。在这支部队里，大家正在热情高涨地做着嗑药预备练习：“柏飞丁的提神作用十分显著，它可以有效缓解体力和脑力严重消耗后的疲劳症状，特别是对那些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以及敏锐的感受力、注意力和判断力的人来说，它在缓解疲劳和消除困倦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这些观察结果一部分是通过波兰战役，还有一部分是通过集团化行军或行驶训练，以及无数军医和军官的亲身体验积累起来的。” [53] 此刻，大局已定，倒计时开始。兰克命令泰姆勒药厂立即加大产量，保证供应。两天后，1940年4月17日，一份通告书开始在国防军中流传，这是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这份所谓的“能量剂公告书”被分发给数千名部队军医、数百位集团军卫生监察官以及武装党卫军中的相关人员。通告的第一段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写道：“波兰战役的经验显示，在特定形势下，军事上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损耗严重的部队能否战胜疲劳决定的。在特殊环境里，消除睡意比预防有可能因睡眠而导致军事失败的危险更重要。打败睡眠……正是能量剂的作用所在。柏飞丁将作为军需药品有计划地得到应用。” [54]

这份通告中的文字是出自兰克之手，签字人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规定剂量是每日1片，“夜间作为预防可在有较短间隔前提下连续服用2片，必要时可在三四小时后加服1～2片”。在特殊情况下，可借助药物“阻断睡眠24小时以上”。那么，军事进攻难道不是特殊情况吗？关于有可能出现的药物中毒症状，通告中称其表现是“好斗情绪”。这究竟是警告还是鼓励呢？此外，通告还称：“按剂量正确服用，可明显提高自我意识，降低对行动和艰巨工作的恐惧感，有效消除畏惧心理，同时不会像酗酒那样导致自我意识水平的降低。” [55]

因此可以说，德国国防军是全世界第一支以化学毒品为武器的军队。军事生理学家、柏飞丁瘾君子兰克是签署这道命令的责任人。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摩登时代

在泰姆勒药厂的生产车间里，几十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女工围坐在外形像是机械蛋糕的圆盘状机器旁。金属活门一刻不停地将压制好的白色药片推到传送带上，成百上千粒药片在传送带上蹦跳着，被输送到女质检员们面前。一双双戴着白手套的手如蜜蜂触角一般上下翻飞，灵巧地把一堆堆雪白的药片分拣成两类：次品扔进废品筐，合格品放入国防军特制的军需食品袋，接着把袋子装进盒子，再装进印有纳粹鹰徽图案的木箱。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因为军令刻不容缓：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货物交到顾客手中。

柏飞丁日产量最多时达到83.3万片。这一数字毫不夸张，因为国防军为陆军和空军下了巨额订单：3500万片。 [56] 海因里希·伯尔再也不用写信给父母，催促他们给自己寄药了。

时间就是战争

胜败关键在于速度。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能赢得胜利。 [57]

——摘自装甲部队司令冯·克莱斯特的进攻令

泰姆勒药厂收到的巨额订单……

……为陆军和空军准备的3500万片柏飞丁

一棵棵橡树的树干上，在靠近树腰的位置，被贴上了发亮的荧光条。点点火光像一串指示灯，沿着灌木丛中新开辟出的小径，向密林深处若隐若现的山坡上延伸。第三帝国的“纸牌屋”就建在这里：在这个只有一人臂展宽的木屋里，摆放着一张简陋的桌子和一把藤椅。一张佛兰德斯地区的地形图贴在木板壁上，图上用色彩勾勒出的丘陵在窗外实景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生动真实：近处是埃菲尔高地，高地后面是险峻的阿登山脉。莫雷尔医生的老朋友、纳粹御用摄影师霍夫曼此时正站在屋外，举着手中的相机，隔着窗子朝屋里不停地按下快门。

1940年5月10日清晨7点，就在这处靠近巴德明斯特赖费尔（Bad Münstereifel）的元首总部“岩巢”（Felsennest），最高统帅部长官约德尔（Alfred Jodl）少将正在向希特勒做军事形势汇报。头天夜里，德国伞兵部队从科隆出发，攻占了比利时北部的埃本-埃美尔要塞（Fort Eben-Emael）。不过，这次空袭行动只是一次佯攻，其目的是让英法联军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即德军将从比利时北部发动进攻。但实际上，德军大规模兵力正在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其位置靠近卢森堡边境，比联军把守的地段偏南得多。在这里，国防军的装甲车排成长长的一列，开始向目标进发。靠近队列的前端，是古德里安上将乘坐的中型装甲通信车，车身上伸出的天线显得格外醒目。这时的装甲部队里，还看不出丝毫的战斗气氛。一位军官回忆道：“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安静得令人压抑，那种感觉简直可以用垂头丧气来形容。” [58]

这些侵略者内心的不安和混乱从一个现象就可以清楚地得到反映：这场蓄谋已久的进攻行动在第一天早晨便因拥堵卡了壳。德军装甲部队还没出德国边境就被堵在了路上，就像交通堵塞造成的大面积瘫痪一样，进退不得，乱成一锅粥。本应以速度制胜的突袭，看似已然无望。造成拥堵的原因很简单：步兵部队的辎重马车一窝蜂地拥入为装甲车预备的较宽阔的道路，很快便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冯·克莱斯特率领的装甲部队只能把车辆停在路上，一辆挨一辆排成一条长龙：这是军事史上投入摩托化兵力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德军共出动了41140部车辆，包括1222辆坦克。这条钢铁长龙堵在250公里长的山路上，尾部一直延伸到莱茵河河岸。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交通拥堵”。英法联军原本可以趁此机会派出轰炸机，轻而易举地歼灭这头自缚手脚的困兽，将敌军的进攻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德军的这次突破行动实在太过出人意料，因此，即使出现了如此混乱的状况，法国侦察部队也毫无察觉，从而与这一天赐良机失之交臂。

导致德军混乱的原因是，总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把这次行动的突击任务交给装甲部队去完成。因此，人们既没有准备充裕的道路供装甲车通行，也没有为其安排独立的进攻路线。截至此时，所谓“闪电战”仍然是一个空谈。没有人理解或真正领会这次行动的宗旨，只有少数高级将领除外。这些人当中首要的便是古德里安。这时，他正焦急地通过步话机与各方联络，要求步兵部队立刻腾出路来，让装甲部队通过。但是，炮兵部队却把装甲兵看作与自己抢功的竞争对手，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打头炮的任务必须要由步兵来承担，就像以往每次战役时一样。辎重货车、马车和行军的步兵，仍然把道路占得满满的。许多士兵肩上的步枪，和他们父辈在一战时用的枪支并没有两样。但是，当装甲车队列左突右冲，终于摆脱重围，穿越陡峭的山谷，沿着崎岖盘旋的山路，浩浩荡荡向目标进发时，人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装甲军团的威力。在抵达英吉利海峡前，似乎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它的步伐。事态看似如此。

“要大刀阔斧，不要小打小闹” [59]

也许法国早在1940年就已经死了：它在短短11天里败给了德国人，这是这个国家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60]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édéric Beigbeder）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在日记中写道：“德军肩负的任务十分艰巨，从现有的地形条件（马斯河一带）和双方实力对比（尤其是炮兵）来看，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超乎寻常的手段，并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61] 甲基苯丙胺便是这些超常手段中的一种，况且对士兵而言，要执行古德里安上将的命令，除了嗑药之外别无他法：“我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在形势所需时，至少保证三天三夜不睡觉。” [62] 目前正是形势所需之时，因为德军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法国集团军之前，攻占德法边境重镇色当，强渡马斯河。目前，法国大部分兵力仍然把守在比利时北部和偏近南方的马其诺防线一带。

在药品配给方面，德军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总参谋部的军需官们已经及时备齐了各部队所需的柏飞丁药片，如上将冯·基尔曼塞格伯爵（Graf von Kielmansegg，1960年代曾出任北约中欧盟军司令部总指挥官）便为其率领的第1装甲师足足准备了2万份药。 [63] 5月10日至11日深夜，大规模嗑药行动开始了。数千名士兵或掏出塞在军帽里衬中的药片， [64] 或接过随队军医递过来的药片，把它扔进嘴里，喝口水吞下。

20分钟后，药片开始起作用。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开始大量释放神经递质，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刺激下，人的意识变得格外敏锐，整个身体都进入了高度警觉状态。瞬息之间，黑夜亮如白昼，睡意烟消云散。在探照灯的指引下，巨蟒般的国防军队伍开始向比利时方向进发。出发时的压抑和萎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感觉：头皮发凉，整个身体从里到外透出一股寒意。类似一战时的“钢铁风暴” [65] 还没有发生，化学风暴却已降临，它让每个人都精神亢奋，斗志高涨：驾驶员开着装甲车一路向前，通信兵用打字机模样的密码机与各方密切联络，穿着黑色长裤和深灰色上衣的狙击手屏住呼吸蹲在瞄准器后面，随时准备射击。没有人想停下休息。化学品对大脑不断地产生刺激，让机体释放出蓬勃的能量，血糖值上升，平均动脉压增高，增幅最高可达25%。整个身体就像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一样，活塞上下翻飞，心脏猛烈地捶打着胸膛。

早上，第一场战斗打响了。在边境小镇马特朗日（Martelange），德军被驻守当地的比利时军队发现。守军埋伏在一处高地上，前面是几百米长的光秃秃的山坡，没有任何树木遮挡。要想占领高地，只能采取正面进攻，可这样做却又无异于自杀。但是，有兴奋剂助力的德国步兵没有丝毫犹豫，一路猛冲，径直杀入了死亡地带。比利时士兵被眼前的疯狂场面吓呆了，当即决定撤退。拿下了阵地的进攻者们并没有像军事史上的通常做法一样，暂时停止进攻，清点战场，而是继续一路追杀，直到敌人四散奔逃，一个也不见踪影。这是具有标志性的第一场战斗。

三天后，德国装甲军团抵达了法国边境。色当就在德国人面前。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出征那一刻起，便没有合过眼，眼下也仍然不能，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照计划，德国炮兵将于下午4点整发起攻击。几乎在同一时刻，庞大的轰炸机机群黑压压地出现在天空中，呼啸着向着法军阵地俯冲下来，一颗颗炸弹拖着尖利的嘶鸣声——所谓的“耶利哥号角”（Jericho-Trompete）——飞向地面，紧接着，一切都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湮没。整个镇子地动山摇，弹片横飞。甲基苯丙胺在大脑中引爆一颗又一颗“炸弹”，将神经递质释放到突触间隙，为身体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每一条神经索都在震颤，每一个神经元细胞都在放电，这奇妙的生理变化，让爆炸的轰鸣声也变得不再刺耳。防守的敌军一个个蜷缩在战壕里，望着从天空向地面一路俯冲的飞机瑟瑟发抖，尖利的嘶鸣声穿透了他们的耳膜，让其大脑变得一片空白。 [66]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里，6万名士兵、2.2万辆汽车、850辆坦克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马斯河。一位亲历色当战役的当事人回忆道：“当时，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极度亢奋的非正常状态，大家坐在车子里，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却又热情高涨。” [67] 德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这座法国边境城市。“士兵们斗志昂扬，誓将敌人彻底歼灭。”国防军官方报告中如此写道。 [68] 实际上，在唤起士兵斗志方面，毒品的作用功不可没，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士兵们的斗志更多是受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

法国援兵迟到了一步。几个小时后，当匆匆赶来救援的部队抵达色当时，战局已不可逆转。德军早已越过马斯河，联军防线被彻底攻破。此后，一直到德国战败投降，法国人始终没能追赶上德国人的步伐。他们的动作永远慢半拍，总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从来没有一次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份国防军报告记录道：“法国人显然是被我军坦克的突然出现吓慌了，以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69]

曾于1940年5月和6月参战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称之为“精神上的挫败”：“我们的士兵被打败了，这失败来得实在太快了，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总是落后一步。”说到底，这是因为法国人的大脑没有进入非正常的亢奋状态。布洛赫在描述当时面对德军进攻的场面时写道：“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左攻右突，横冲直撞。他们相信行动，相信奇迹；而我们却相信死守，相信经验。在整个战役中，德国人总是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们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很多弱点主要是由头脑中习以为常的慢节奏造成的。” [70]

在色当战役第一天，法国军队因德军轰炸而损失的兵力只有57人，从数字上讲，损失并不算大。这场战役的更大影响是德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所导致的心理阴影，这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心理的胜利。一份法国战争研究报告在谈到德军突破马斯河防线以及法军防守失利的问题时，称之为“phénomène d’hallucination collective” [71] 。 [72]

时间就是毒品

闪电战是由冰毒控制的，甚至可以说，闪电战是靠冰毒取胜的。 [73]

——医学史学家彼德·施泰因坎普博士（Dr. Peter Steinkamp）

对侵略者而言，兴奋剂的好处是一目了然的：战争是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里发生的，速度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只有一战是个例外，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德国在领土方面的收获十分有限。但我们可以假设下，当年滑铁卢战役时，假如拿破仑军队能够提前两小时抵达战场，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国防军报告在提及古德里安上将在战役中的表现时写道：“将军坐在越野车里毅然决然地驶离马斯河南岸，开足马力，全速向东舍里（Donchery）方向驶去。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日夜兼程，只要油箱还没有空。” [74] 现实是残酷的，它绝不可能像文字描述的那样轻松。这毕竟是一场夺去数千人生命的侵略战，它为后来的历次战役提供了一个样板， [75] 因为它的方式是独创的，是史上前所未有的。留着灰色胡须、脖子上总是挂着望远镜的古德里安称之为奇迹，但实际上，在这无眠的日日夜夜里，他才是这场闪电战的创造者。在短短不到100个小时，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便超过了一战四年的总和。按照计划，由冯·克莱斯特率领的，同时也可由古德里安调动的装甲兵团在突击过程中只要能够做到快速移动，一路向前方挺进，就可以拥有自由行动权。一旦装甲车遇阻，无法前进，冯·克莱斯特就必须立刻并入大部队，听从上级指挥。如今看来，这是一条聪明的计策：它激发起了装甲兵团的斗志，这些人绝不肯停下脚步，把指挥权交给他人。因此，踏上征途的装甲部队就像掷出去的长矛一样，一路向前，向前。

从色当开始，古德里安便一路端坐在他的装甲通信车里，自主指挥着手下部队的行动，辅助他的是坐在随行汽车中的通信兵指挥官。巩固阵地，修筑桥头堡，都不再是他的任务。在攻克边境城市色当后，他仍然在继续向前挺进，胜利的亢奋让他甚至不惜违抗军令，把停止前进的命令当成耳旁风。侧翼掩护，去他的吧！他现在的任务是疾速向前，甩掉所有试图从侧面包抄的敌人。保障后勤供应？没有必要！他的部队配备充足，应有尽有。新发明的油桶系统可以保证最前排的车辆也能获得足够的燃料，至于说柏飞丁，陆军卫生监察局——国防军大药房——早就给他们备得足足的。 [76]

整整四天过后，英法联军仍然没有从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中缓过神来。面对这个无法预测的对手，他们找不出任何办法来应对。因为敌人采取的做法根本没有战术可言，这些人的眼中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大西洋海岸，进而完成合围。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经过了精心策划，甲基苯丙胺则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我们一路疾行，以车队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将军不停向手下人马发出指令，以保证车流畅通。那天，我们赶了很远的路。法国守军的两位军官被带到将军面前，他们说：‘哎，德国人的速度太快了，très，très vite（非常快）。’他们糊里糊涂就变成了俘虏。他们搞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后来，我们开始向蒙科尔内（Montcornet）进发，所有车辆都加足马力，全速前进。将军不得不随时调整行进路线，因为一切进展得实在太快了。”这是德军报告对古德里安行动的描述。 [77] 接下来，报告还写道：“在集市上，有些法国人从自己的汽车上下来，跟着我们的车队溜达了一段。那时候，当地根本没有驻军把守。将军在教堂旁边停下车，和他的副官一起指挥队伍，这个师往右，那个师往左。就像赛跑一样，大家向各路冲了出去。” [78]

这场发生在1940年5月几个春日的闪电战，是一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殊战役，它打破了所有枷锁，超越了一切界限，向人们展现出现代战争的无限可能性，也让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兴奋剂在战争中的威力。

冰毒之狐

埃尔温·隆美尔这位鼎鼎大名的德国将领并不是一位坦克战专家，他原本是步兵出身，即陆军中的“徒步一族”。然而，恰恰是由于对钢铁战车及其战术规则的无知，这位来自施瓦本山区的军人才能够做到大胆妄为，不按常理行事。当他率领作为先头部队的第7装甲师在法国渡河时，他甚至不等工兵搭好临时桥梁，便擅自决定用浮桥将成吨重的坦克运过河。结果，他成功了。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同一天被任命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次罕见地错判了形势，他安慰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说：“所有经验证明，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进攻总会停止……再过五六天，等给养供应不上时，他们肯定会停下来，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反攻了。” [79]

隆美尔并没有停步。他率领装甲部队沿着灵活机动的路线，一路向前挺进。和古德里安一样，出色的后勤保障让他如虎添翼，就像刺入敌人心脏的一柄尖刀：迅捷凌厉，势不可当。德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对他赞叹不已：“真想像隆美尔将军那样，冲到第一线去。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永远是坐在打头阵的那辆战车里！” [80] 就连他的顶头上司霍特（Hermann Hoth）将军也无法指挥他，因为早在霍特的命令刚刚在纸上拟好之前很久，隆美尔就翻山越岭，进入了大山深处，无线电通信也随之中断。此时的隆美尔已经失去了对危险的意识，这是大剂量嗑药的典型症状。他指挥部队昼夜兼程，并亲自指示行进路线，向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出击，就像狂暴战士一样，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冒着杀气。面对这头以闪电般速度向己方守军直扑而来的猛兽，法国人陷入了绝望。怎么办？没有人指示他们该如何自卫。在以往的军事演习中，这种情况他们从未遇到过。

德军发动西线攻势接近一周时，一场充满血腥的冲突发生了。它像一道照亮舞台的聚光灯光束，让如梦初醒的人们终于看清了德军行动的真相。1940年5月17日深夜，已经不再听从任何人指挥的隆美尔带着部队，来到法国北部小镇索勒尔堡（Solre-le-Château），朝着阿韦讷（Avesnes）方向疾速前进。正巧，法军第5步兵师以及第18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隆美尔少将毫不犹豫，立刻率领他的钢铁之师冲入营地，一边横冲直突，一边向敌军开火。战火停熄后，他下令将横在前方10公里长的公路上被炮火摧毁的坦克和车辆，连同里面的死伤官兵，统统推入路两旁的壕沟，然后坐在履带上沾满血迹的指挥车里，率领部队继续向前方进发。这时的隆美尔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样，歪戴着军帽，左右两侧是他的两位参谋官。 [81]

闪电战不仅突破了一切界限，同时也为未来的纳粹暴力行径播下了种子。不再需要睡眠的德国人，似乎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时，他们渐渐开始相信纳粹宣传中的说法，相信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优秀人种。柏飞丁产生的亢奋作用，更巩固了这种错误判断。关于国防军是“不可战胜之师”的说法开始四处流传。当时，法国国防部部长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还不肯承认这一点。5月15日晚上8点30分，当陆军总司令甘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在电话中向他报告法军惨败的消息时，他冲着电话听筒大声喊叫道：“不！你说的这些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肯定是搞错了！这绝不可能！” [82] 但这时候，“德国鬼子”距离巴黎仅有130公里之遥，而且在他们前方，再没有一支防守力量能够为都城提供保护。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这就是说，法国军队被打败了？”达拉第浑身瘫软，表情僵硬地如此说道。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全身都麻木了，我承认，这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大意外之一。” [83]

短短几天之内，德国人便赢得了这场欧洲战争。至少在当时看是如此。

希特勒不相信闪电战

从眼下形势看，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沉重的一场军事灾难。 [84]

——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埃德蒙·伊伦赛德（Edmund Ironside）1940年5月17日在谈及联军所处形势时说

真是不开心的一天。元首十分焦虑，他对自己的胜利感到害怕，不愿冒任何风险，所以宁肯让我们停止前进。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1940年5月17日，与上段话在同一天

他怒气冲冲，大叫着说，你们再这样干下去，就会毁掉整个行动，导致满盘皆输。 [85]

——哈尔德于次日

前方频频传来的捷报让德军总参谋部的所有人惊喜不已。情报部门日夜不停地搜集着来自战场的最新消息，战况每一刻都在发生变化。每天中午和傍晚，约德尔少将都会去“岩巢”向元首汇报战局。但每到深夜，焦虑不眠的希特勒总是忍不住从沙发床上爬起来，走出一米半厚的混凝土围筑的工事，顺着发着微光的荧光条的指引，穿过幽暗的橡树林，走进指挥所。贴在木屋墙壁的作战示意图上，红色的箭头又向西推进了一截。希特勒坐到藤椅上，一动不动，直到天色微明，晨曦初露。只有不停颤动的下颌，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和与战况相矛盾的低迷情绪。

因为指挥这次行动的不是元首本人，从战斗一开始，他便一直被几位自行其是的装甲兵将领牵着鼻子走。虽然德军取得了辉煌战绩，但失去对大局的掌控权这一事实仍然让这位独裁者大为沮丧。这还是“他”的战争吗？这些最初坚决反对出击的陆军高官，竟敢在中途擅自行动，把指挥部发出的命令抛在一边？希特勒渐渐对这些身居要职的军事专家产生了疑惧，他们每个人受到的教育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于是，他不停地找碴挑刺，指责那些将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懂掩护，把战线拉得过长，给敌人进攻提供可乘之机。一旦联军援兵从比利时和南部赶到，向德军发动钳形攻势，该怎么办？实际上，敌人那边这时正乱作一团，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但希特勒不肯承认现实，而是被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一种潜在的自卑情结牢牢攫住。

1940年春天，在埃菲尔山区的密林里，这位情绪沮丧的最高统帅犯下了一个决定性错误：他下决心要给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国防军泼上一盆冷水。他的考虑是这样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陆军总司令部手中夺回战争的指挥权。虽然他还没有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做，但是，他必须让所有人看到，谁才是掌握领导权的人，谁才是真正的领袖。他坚定地相信，只有像他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依靠强大的意志力最终战胜敌人。当所有人都神经崩溃时，只有他一人能够坚守到底。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健壮得像一匹骏马，仅凭一人之力，便足以撼动整个世界。既然如此，他为何不亲自统率自己的军队呢？

在德军一路高奏凯歌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也像元首一样倍感挫败和沮丧。尽管他每时每刻都在待命，但没有人用得着他。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几天前我问元首，他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没有。他的身体确实棒极了，总是精神焕发，充满朝气。身为医生，我在这里几乎没有事可做。” [86] 当周围所有人都24小时处于战备状态时，整天无所事事的莫雷尔医生就像个令人讨厌的局外人。在大家眼里，这个体型肥胖的男人总是碍手碍脚，无论是他的身材还是他所扮演的角色，都让很多人心怀鄙夷。为了让自己在周围身穿制服的军人中间显得不那么惹眼，他自行设计并找专人加工定制了一套假军服，在灰绿色的衣领上绣着蛇杖图案。可是在军人们眼里，这可笑的打扮让他变得更像个小丑。当他为了吸引人的目光，把一枚党卫军徽标别在皮带扣上时，立刻遭到斥责，因为他本人并不是党卫军的成员。于是他不得不悻悻地把它拿掉，换上一个舞台道具式的金色皮带扣。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希特勒的外科医生身穿笔挺的国防军制服从面前走过，他满怀醋意地说：“勃兰特博士今天居然戴上中尉肩章了！” [87] 莫雷尔也想能得到一个正式的军衔，但他的申请却一再遭到拒绝，就连希特勒本人也不肯为此替他说话。其实，后者欣赏的恰恰是这位私人医生的局外人身份。莫雷尔在党内、国防军和其他组织中没有任何职务，这样一来，医生就不会被体制内的其他人操纵或利用，而只属于他，属于元首一个人。

当德军装甲车碾过敌人阵地时，身在“岩巢”的莫雷尔却在为自己的孤单处境整日发愁。希特勒身边的其他亲信，比如摄影师霍夫曼，都从第三帝国的成就中捞到了大把油水，势力越来越大，就像是领导集团中的一群现代土匪。可莫雷尔却只挣着每月3000帝国马克的诊疗费，除元首本人外，还得为其他随从看病。“所有人都忙忙碌碌，只有我一个人整天闲坐……如果不是为了元首的话，我宁愿回家待着。我眼看就54岁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抱怨说，他在天鹅岛上的别墅“只有长期维持高收入才能负担得起，所以我要么得靠看病挣很多钱（在体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要么就得想办法在化学和药品行业里大捞一把”。 [88] 他最终做到了后一点，并由此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而这不仅仅是对他的病人而言。

敦刻尔克停止进军命令——药理学解释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精锐部队将全军覆灭——除非发生奇迹，我们才能有救。 [89]

——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埃德蒙·伊伦赛德

1940年5月20日，一架纳粹宣传部派来的传递信息的飞机在“岩巢”降落，送来了刚刚剪辑完成的、由戈培尔亲自监制的《每周新闻》。希特勒徒步走下山坡，来到村子里的哈克酒馆。在酒馆的包间里，他一连看了三遍片子，并仔细交代了修改建议。然后他到酒馆对面的浴室洗了澡，便返回了山上的元首总部。 [90] 第二天上午，影片被送回柏林。从周四上午10点起，选帝侯大街上的所有影院都开始播放这部影片。这期于1940年5月22日出版发行的《每周新闻》，对有关能量剂的问题当然只字未提，而是大肆歌颂“书写历史新篇章的德意志之剑”，以及“百折不挠的雅利安勇士精神”。 [91]

此时，古德里安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英吉利海峡边的重要港口城市阿布维尔（Abbeville）。德军“镰刀收割行动”切断了北部的英法联军与南翼守军的联系，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这里只剩下一个开放港口：敦刻尔克（Dünkirchen）。这一次，古德里安再次抢在了敌军前面，仅用了5天便率先抵达了港口的比利时一侧。他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封锁敌军的逃生之路，将联军近百万兵力尽数歼灭。联军部队这时距离敦刻尔克还有大约100公里，正在与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交火。对英法联军而言，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双方交战不过只有10天，大不列颠世界帝国便已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天早上，戈林受希特勒邀请，正在“岩巢”做客。由于当年啤酒馆暴动时腹部受伤，这位第三帝国二号人物多年前便染上了吗啡瘾。 [92] 在离开卧室前，戈林从深棕色的麂皮袋里掏出针管，熟练地灌上药水，然后挽起墨绿色丝绒睡袍的衣袖，用胶管勒紧手臂，眯起眼睛，找准皮肤上的位置，把针头刺了进去。仅仅过了几秒钟，进入血液的吗啡便开始起效。这位元帅顿时像变了个人一样，两眼炯炯发光，眼神犀利，透出一股凶气。他骄傲地昂起头，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他踩在脚下。这时，在他那因吗啡作用而略感眩晕的大脑里，蹦出了一个念头：绝不能让那些刚愎自用的陆军将领把打败联军的功劳抢了去。否则的话，这些将军就会成为深受老百姓爱戴的英雄，而他本人和元首的地位将因此受到损害。另外在他看来，眼下正是他领导的空军大显身手之机：派出轰炸机，从空中歼灭敌人。为此，只需要让装甲部队稍稍退后，撤出危险区域，把战场交给空军。戈林对自己想出的这个绝妙计划颇感得意，他匆匆脱下拖鞋，换上黑色的长筒靴，带着吗啡唤起的美妙幸福感，大踏步地向林中走去。

在开着花的枫树下，希特勒一边吃着燕麦粥，喝着苹果茶，一边听自己的副手讲述对战役的想法。这两人是志同道合的老战友，他们彼此信任（至少现在是），臭味相投。在希特勒眼里，吗啡瘾君子戈林比那些离不开柏飞丁的陆军将领要靠谱得多。而且，和“普鲁士陆军”比起来，“纳粹空军”在眼界上也要开阔得多。于是，他当即同意了这位元帅的疯狂建议，以借机从陆军总司令部手中夺回战争的指挥权，使“领袖原则”重新得以确立。当天下午，希特勒便动身，前往沙勒维尔（Charleville）的A集团军群司令部。12点45分，一道让后世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下达了。这就是给德军带来厄运、逻辑上无法说通的敦刻尔克“停止前进命令”。

当英国人发现德国装甲车队无缘无故地突然停止前进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这等好运。英军立刻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动，所有部队迅速向敦刻尔克方向转移。在很短时间内，便有近万艘船赶来救援，这些临时调集的船里有皇家海军的炮艇和战舰，也有从民间征用的驳船、货轮、汽艇，甚至还有泰晤士河的游轮。人们将卡车沉入海中，上面搭上木板，作为从海滩延伸入海的登船栈桥。这支东拼西凑的水上杂牌军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在海峡两岸穿梭，如诺亚方舟般，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英国本土。

古德里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透过望远镜观察着港口中的情景，看着英法联军的人马拥向海岸，登上逃命的船只。但他的部队却不得前进，而戈林自鸣得意的空中歼灭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刻，德国空军在物资尤其是战略上的弱点便暴露无遗。这位被吗啡乱了神志的元帅高估了己方的实力。尽管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炸沉了上千艘英国救援船，但由于时值5月底，浓重的雾气严重影响了能见度。此外，英国皇家空军从距离不远的基地调来大批战斗机，赶来救援。眨眼间，一架架喷火式战机（Spitfire）出现在天空，迅速夺取了制空权。在“岩巢”的指挥所里，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的神经几乎崩溃，他一再恳请希特勒批准装甲部队再次出动，结束这次围歼行动。但是，固执的独裁者却始终无动于衷。这次，他一定要给军方一点儿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战争的领导者。

34万名英法和比利时联军士兵便以这样的方式，从敦刻尔克撤退到了英国，联军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扭转了败局。“镰刀收割行动”的策划者冯·曼施泰因后来把这次战役称作德国的一次“失败的胜利”。6月4日9点40分，当古德里安接到命令，结束长达10天莫名其妙的蹲守，再次向敦刻尔克进发时，前方等待他的只剩下英军撤退时丢下的全套装备：6.3万辆汽车，2.2万辆摩托车，475辆坦克，2400门大炮，还有数不清的弹药和轻武器，外加没有搭上船的8万法国兵。在古德里安看来，那尚未散尽的硝烟，那炮火轰炸后的满目疮痍，仿佛都是在嘲笑他的无能。落入圈套的猎物在被绞杀的最后一刻，突然挣脱了绳索，逃之夭夭。

这场在佛兰德斯地区展开的激战结束了，西方战役（Westfeldzug）第一阶段——所谓的“黄色行动”（Fall Gelb）——也随之画上句号。这场战役并非像后世描述的那样，是一场精心策划、贯彻始终的闪电战，而是德军从色当突破开始，借助大规模嗑药，赋予了行动闪电式的色彩，后来由于希特勒对速度的质疑，导致战局被扭转。但是，希特勒不顾事实，认为这场胜利完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尽管他的“停止前进命令”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但他依然坚信自己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他周围的亲信们或出于崇拜或出于敬畏，也纷纷对这种荒唐说法表示附和。德国媒体称，这场战役是“战争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事件，它的的确确是将不可能之事变成了可能”。 [93] 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胜利”后， [94] 把希特勒称作“伟大光荣正确的统帅”（gröβten Feldherrn aller Zeiten）。后来，当希特勒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无能日渐暴露后，又改口戏称为“伟光正”（Gröfaz）。

国防军的毒贩

我命令你们48小时不许睡觉，可你们居然坚持了17天。 [95]

——海因茨·古德里安

柏林，1940年6月6日。雷电大作，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砸落在公交大巴和汽车的车身车顶，还有行人的衣服、帽子和撑起的雨伞上。一辆黑色霍希牌（Horch）汽车在街面上疾速驶过，车里新安装的德律风根T655型收音机正在播放新闻。播音员用亢奋的声音宣告，德军已胜利抵达巴黎城外。司机转动收音机按钮，调整频率换到另一个台。阿尔内·许尔帕斯（Arne Hülpers）的歌声随即在车里响起，是那首脍炙人口的《真我本色》。车窗外的马路边，高高竖起的广告牌被雨水冲刷着，映出几个淡绿色的霓虹灯大字——“碧浪真本色”。

22点52分，兰克乘坐的火车离开安哈尔特车站，向西驶去。他决定到前线去，就柏飞丁使用情况做一次调查，顺便为军队补充一些药品储备。他在接下来几周中写下的战争日记，如今保存在弗莱堡的军事档案馆里。这些日记记录了西方战役第二阶段——占领法国核心区的所谓“红色行动”（Fall Rot）期间——发生在战场上的真实场景。日记中的句子断断续续，叙述充满了跳跃，中间还夹杂着大量缩略语。但从始至终，柏飞丁的话题无处不在：“1940年6月14日9点，约见中尉克雷奇默（Kretschmer），战局，预测。思路清晰，剂量为每隔一日服两片，对药效十分满意，没有药劲过后的疲惫感，在服用柏飞丁期间没有情绪低落现象，对我的问题能清楚地予以确认。” [96]

国防军致泰姆勒药厂的信函。信中写道，国防军使用柏飞丁的情况还没有什么确切的结论，且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无法透露有关柏飞丁使用的具体情况。

在这次行程超过4000公里的环法之旅中，兰克把足迹踏遍了法兰西，沿海岸线从北到南，经过一座座城市，翻越一座座大山，在其所到之处，兴奋剂总是最重要的话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次闪电战的突击队——冯·克莱斯特麾下的装甲军团与主要功臣古德里安和隆美尔做了跟踪采访。哪里的士兵战斗力最强，士气最高涨，哪里就是兰克要去的地方，因为他给这些人带去的，是瘾君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成箱成箱的柏飞丁。

“1940年6月16日，星期天。上午10点左右，在预计出发时间之前，司机霍尔特开着车来了。这一路上，除了夜里睡觉外，他一直和我们形影不离。4万片柏飞丁装车。妥了。11点准时出发，前往第14军。吃了块巧克力（我开车），在罗尔默斯市场喝了杯咖啡，然后直奔蒙特索奇（Momtesauche）。整整一天，我只吃了一包饼干。” [97]

兰克随身带了台相机，在做寻访调查时拍下不少照片。看到这些照片，很多人或许会感到诧异，因为照片上出现最多的画面，是睡觉的人：东倒西歪躺在草地上的士兵，汽车里睡着的驾驶员，沙发椅上打盹的军官，树下行军床上酣睡的中士。这些照片透露出一个信息：摩耳甫斯（Morheus） [98] ，这位兰克眼中的宿敌，还远远没有被打败。兰克一心要与之决战到底，凭着他手中的那柄利刃：柏飞丁。

这时候，外部的敌人已基本被干掉。当6月中旬巴黎落入德军之手时，法国军队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在巴黎沦陷的那些日子里，法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派凄凉景象：“遍地废墟瓦砾，烧成焦炭的马车和马尸堆在广场上，环绕广场的一排排大树被烧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到处是烧毁的坦克和房屋。在英法联军撤退后的街道上，散落着各式被丢弃的武器装备，中间夹杂着没有被带走的大炮和坏掉的装甲车。路两旁的便道上，一群群逃难者正在赶路，大部分人是推着自行车，车子上捆着过日子用的家当。” [99]

这些天，兰克的上司、陆军卫生监察官瓦尔德曼也来到了战区，并对柏飞丁的表现赞不绝口，那口气就像父母夸耀自己的孩子，尽管并没有提到宝贝的名字：“突破马其诺防线。惊人的行军速度：每小时60～80公里！后勤保障，体能提升，救援掩护——一切都比1918年的情况好得多。” [100] 在这场战争中，国防军部队马不停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穿越炎炎夏日下的大地山川。隆美尔为了绕过法国守军，特意避开大路，从荒山野岭包抄，并于1940年6月17日创下了日行240公里的“军事世界纪录”。空军参谋部作战处负责人称赞道：“这样的行军速度简直是神灵附体。” [101]

6月中旬时，古德里安率军抵达靠近瑞士边界的蓬塔利耶（Pontarlier）。驻守马其诺防线的50万法国士兵如今自己落入了包围圈，这一次，法国彻底败给了它的邻国德意志帝国。只有希特勒一人对这神奇的速度仍然不敢相信：“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他在发给古德里安的电报中说，“你们到的地方应当是索恩河畔的蓬泰莱（Pontailler-sur-Saône）。”古德里安不得不解释说：“没错，就是瑞士边境的蓬塔利耶。” [102] 德军突破速度之快，从一位德国战地记者的报道中便可清楚地看出。这篇报道以典型的军人口吻写道：“装甲车、炮兵、高射炮部队、后勤车队一路挺进，日夜兼程，一刻不歇，向前，向前。没有人想睡觉，一块巧克力就可以代替午饭。我们的目标就是前进！现在我们的车队已经穿越麦田、草场和耕地，一路走了300公里。这一路上的甘苦，只有那些手握方向盘的人才能体会。几天来，我们的驾驶员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法国老百姓连逃跑都来不及。有位平民对我们说：‘你们德国人简直像旋风一样，呼地刮了过去。前几天还在加来（Calais），一眨眼就到了南法。’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103]

连续17天无休无眠：闪电战后的酣睡

但是，代替午餐的并不仅仅是巧克力，正如上面那篇刊登在《柏林地方导报》的文章所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泰姆勒药厂生产的那些圆圆的小药片，因为它的功能之一就是消除饥饿感。在将近3天的时间里，和古德里安部队并肩行军500多公里的兰克，从装甲部队的一位军医那里得到证实：在突击过程中，每位驾驶员每天要服用2～5片柏飞丁。在后来第三帝国的宣传中，这场速度空前的胜利被描绘成纳粹意志的胜利，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兰克的战时日记证明，当时起作用的是其他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化学品：“总参谋部军医克鲁姆马赫（Krummacher）在柏飞丁方面很有经验，他介绍我认识了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上校……后来我又找到了上尉克雷奇马尔（Kretschmar），他和我聊得很深，不久前又向我要了些柏飞丁……自从战役打响后，他一共吃掉了30片包装的整整1管柏飞丁，最多一次吃了6片。” [104]

克雷奇马尔是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主管后勤的总长，兰克在日记中写道，克雷奇马尔“有很多次都是靠柏飞丁撑着，才能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他特别强调柏飞丁对改善情绪很有帮助，而且，每次他吃了柏飞丁后，即便是那些需要高度注意力的艰巨任务也不在话下”。

此外，兰克还写道：“那些了解和重视柏飞丁的作用，并主动向我索取药品的，主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兰克与隆美尔手下的军医总长进行了一场“深入而令人愉悦的谈话，话题是关于柏飞丁，还有科学”。一向以勇猛善战自诩的武装党卫军同样也离不开柏飞丁。“10点出发，沿着第10装甲师的行军路线一路向前。途中遇到武装党卫军的队伍，拍了照片。虽然经历长途行军，队员们依然精神抖擞，我从车上卸下一箱2000片柏飞丁，交给了他们的军医。”

其实在当时，大规模使用药物所导致的副作用已经显现，但兰克对此视而不见，至少在日记里只字未提。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军官在大剂量嗑药后，明显感觉心脏不适。据说第12装甲师有一位上校“吃了很多柏飞丁”， [105] 在法国海岸游泳时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还有一位嗑药的上尉在部队联欢时犯了心肌梗死。此外，一位少将因为持续作战感觉体力不支，就吃了柏飞丁，然后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去前线看望士兵，结果在路上突然休克。装甲兵团第1预备部队的一位上校在战役期间“连续4周，每天2次，每次2片”吃药， [106] 后来经常感觉心脏不适，而且他特别强调，在“开始服药前，他的心血管系统是完全正常的”，因此，他对上级指示的大剂量服药明确提出异议：“行动开始之前，运来的柏飞丁被分给所有师级以上军官，分到药物的军官把一部分留下自用，其余分发给麾下的部队。上级在发放药品时特别指示，这种药能让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清醒，每个人都必须吃。所以说，装甲兵团服用柏飞丁是有明确命令在先的。”

另外还有一位参谋部军官在一个半月里的33个战斗日，每天服用4片柏飞丁，后来因“血压过高”被迫离队。 [107] 药物成瘾性导致的问题也日渐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困扰，出现情绪低落、抑郁等症状。只要药效减弱，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适。嗑药时间越长，大脑中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就会下降，人的感觉就会随之变差，然后只能通过加大服药剂量来加以平衡，并由此陷入由药瘾导致的恶性循环。

然而，兰克却将这一切抛在了视线之外。他所奉行的宗旨是：“战争是战争，药物是药物。”这位在柏林军医大学以正直闻名的科学家在受命进行的兴奋剂调查中无视事实，对调查结果大加美化。这一点充分暴露了兰克在柏飞丁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他是军队里最了解这种毒品的人，对它的危险性也了如指掌；但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瘾君子，因此对毒品造成的负面作用，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界都选择了沉默。这是身为瘾君子的毒贩的典型案例。但在滥用毒品问题上，他和其他毒贩不同的是，因为他，无数士兵和平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战争与维生素

当整个德国都在为赢得战役欢呼时，以维生素先驱自居的莫雷尔正忙于研制一种名为“维他默丁”（Vitamultin）的合成药物，并将其推向欧洲市场。他的营销策略既简单又有效：他只需要说服伟大统帅——同时也是他的病人——接受这种药品，其他人肯定就会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为了提高希特勒对维他默丁的兴趣，莫雷尔向汉堡的诺德马克（Nordmark）公司（他本人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定制了所谓“精品维他默丁”。这是为一人生产的特制药，在金灿灿的包装纸上印着“SF”字样，即“Sonderanfertigung Führer”（元首特供）的缩写。和华丽的外包装相比，药品的成分看起来要朴素得多：野玫瑰果粉、干柠檬、酵素、低脂奶粉、精炼糖。 [108]

尽管希特勒并不缺乏维生素，因为他一日三餐几乎只吃水果和蔬菜，不过，他还是立刻迷上了这些小药片，仿佛它们并不是药，而是仙女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守护的金苹果。多补充些维生素总不会是坏事。很快，他每天都要吃上几片这种金纸包装的灵药。莫雷尔当即指示帝国总理府旁边的恩格尔药房，必须“随时保证500～1000片‘精品维他默丁’储备……一旦数量不足，必须立刻补充”。 [109] 只有莫雷尔一人拥有处方权，同时他还交代药房，取药时只能把药交给他本人或希特勒的侍卫。

接下来是莫雷尔营销策略的第二步。这位精明的医生又向药厂订购了专供国防军高层和总参谋部要员的维他默丁。这批药品不是金纸包装，而是换成了银色纸，上面的印章也换成了SRK——“Sonderanfertigung Reichskanzlei”（总理府特供）。这些高官很快便爱上了这种美味的“糖”。开会时，大家经常一边咂着嘴里的“糖”，一边讨论着眼下的战局。在从元首总部寄给妻子的信中，莫雷尔得意地写道：“维他默丁在这边大获成功。所有要员都对它称赞不已，并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家人。” [110]

营销策略的初步成功，为维他默丁在第三帝国各种大型组织中的大范围推广奠定了基础。莫雷尔利用自己元首私人医生的身份大肆宣传，并很快得到了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DAF）的支持，由其出面组织维他默丁推广活动。于是，大笔订单源源不断：先是2.6亿片，然后是3.9亿片。劳工阵线陆续向莫雷尔订购了近10亿片维他默丁，目的是提高兵工厂员工的生产效率，同时帮助他们改善体能，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莫雷尔医生和武装党卫军也拉上了关系。他先以“友情馈赠”之名，向党卫军无偿赠送了10万片维他默丁，并声明这些药片是专供挪威的党卫军山地师之用。在和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私下谈话时，莫雷尔告诉对方，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推广使用维他默丁十分有必要：实验证明，提高维生素C的摄入量可以使夜间值勤者的意识变得更警觉，而北欧地区的黑夜通常比较长。 [111] 武装党卫军经过体验，对药效显然很满意，并陆续发出了几笔订单，总数多达几亿片。这些专供党卫军的药品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商标，并贴上了“SS-Vitamultin”的标签。 [112]

接着这位满脑子生意经的医生又盯上了地面部队。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难道不应该为维他默丁的事和陆军方面谈一谈吗？” [113] 但是，莫雷尔却在国防军的采购商兰克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这位身为国防军顾问的军人生理学家早就习惯了劲道更猛的另一种药物，因此他对这种维生素合成药毫无兴趣，拒绝将它列入国防军的装备清单。

但是，就算陆军这条路不通，维他默丁的生意也还要做下去。当莫雷尔在空军那里又一次碰了钉子后，他认为这是军方有意排挤他，于是下决心要告空军军医部负责人希普克（Dr. Hippke）上校一状。在给后者的上司、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信中，莫雷尔写道：“上校军医希普克博士根据他得到的错误信息，对配备这种优质药品横加阻挠，而且他还用公告的方式四处散布谣言，千方百计地想把我搞下去。”接下来，莫雷尔还写道：“面对工作中遇到的这种行为，我不能忍气吞声。假如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一定会向法院起诉。为此我恳求您，尊敬的帝国元帅，秉持公正的原则对此事做出评判。顺致最崇高的敬意。希特勒万岁！” [114] 戈林做出了回应，希普克被撤职。莫雷尔医生获得了胜利，并在通往欧洲药业大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飞得更“High”

自从德军在敦刻尔克失利后，对这场失败负有直接责任的“胖子”戈林一心想要挽回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个自命不凡的吗啡瘾君子想伺机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能力超群的大人物，而绝非无能鼠辈。这时，希特勒正在谋划所谓的“海狮行动”：派遣地面部队，攻占英国。要保证数十万德国士兵顺利横渡英吉利海峡，必须先由空军夺取制空权，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对戈林来说，这既是考验也是机会。一旦成功，他便可以借此向希特勒邀功，从而保住自身的强势地位，让人无法再对其肆意放纵的生活说三道四。 [115]

为了从空中制服英国，戈林决定首先对皇家空军的地面目标实施轰炸：机场、飞机库、跑道、飞机。一场针对英国的空中战役开始了。但是，当英国空军于1940年8月25日发动夜间袭击，轰炸柏林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和威丁（Wedding）两大城区后，德方不得不改变既定策略。9月4日，希特勒下令对伦敦发动空袭，以此来震慑英国百姓。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使敌方机场躲过了炮火，同时也使英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德国人的炸弹让首都伦敦和其他几个城市陷入了厄运。截至年底，共有4万多名平民在轰炸中丧生。这是二战中的第一场系统性的毁灭性轰炸。英方对此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 [116] 英国空军对德国空军的进攻坚决予以回击：无数德国战机在英国上空被击落，同时，英国还出动飞机对德国城市实施报复性轰炸。冲突一步步升级。没过多久，日间空袭对德军来说已经太过冒险了。一位轰炸机飞行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起飞往往都很晚，夜里10点、11点，然后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抵达伦敦或其他某个英国城市上空。这时候，人自然又累又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飞行员马上就会吞下一两片柏飞丁，然后精神就会好起来。……我本人也参与过多次夜间行动，指挥官当然也必须在场。那时候，我都是预防性地提前吃下柏飞丁。您想想看，指挥官在战斗时要是打盹，这可绝对不行！……我们不可能因为柏飞丁对健康有害，就不吃它。特别是当你注定在不久之后就要坠机而亡时，就更是如此了！” [117]

这肯定不是个案。不过，从来没有人对德国空军的嗑药情况做过统计调查。按照历史学研究的标准，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在飞行员当中确实存在大规模服用兴奋剂的现象。目前能够找到的，只有一份兰克当年为陆军和空军部队订购总数为3500万份的柏飞丁的采购单。

事实是：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掌握制空权；要掌握制空权，必须要有实力。这里的实力，一部分是用钢铁打造，另一部分则是以血肉构成。两者都必须有完美表现，其耐久力也必须在敌人之上。德国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在技术上落后于英国的喷火式战机，但在兴奋剂方面，德国空军的装备却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在空军部队里，人们为柏飞丁起了各种代号和别名，如“飞行盐”“斯图卡药片”“戈林药片”等。一位空军准将在从地中海发回的报告中说：“我的裤兜里塞着一条细长的麻布板，大小就像巧克力棒，外面包着一层玻璃纸，里面固定着五六片白色的药片，就是柏飞丁。施佩尔林（Sperrling）医生告诉我们，这药能够消除疲劳和睡意。我打开裤兜，从底板上扯下两三片药，然后快速掀开脸上的呼吸面罩，把药片扔进嘴里。药苦极了，嚼碎后满嘴都是粉末，可我也没有办法漱口。” [118]

过了一会儿，药劲上来了：“引擎平稳安静地运转着。我感觉异常清醒，甚至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霎时间，天空变得格外明亮，光线刺得眼睛生疼，让人难以忍受。我腾出一只手来挡住眼睛，才稍稍感觉好受了些。引擎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微弱，仿佛离我很远，很远。四周围一片静寂，一切都变得缥缈而虚幻。恍惚间，我像是翱翔在天空中，飞机就在我的身下。”

飞机降落后，这位仍处于亢奋中的飞行员看着眼前的现实世界，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虽然当时我脑袋发木，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可我还是沿着飞行线路，稳稳地落到了地面上。落地后，我感觉周围的世界就像定格一般，所有东西都一动不动，不见一个人影。机棚的残垣断壁，矗立在一片弹坑之间。在我把飞机驶入总队停机坪的过程中，右轮爆胎了，大概是因为压上了弹片。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施佩尔林医生，然后随口问了他一句：柏飞丁到底是啥鬼玩意？发药的时候总该给飞行员提个醒吧？当他听说我一口气吞下三片药时，简直吓呆了，然后接下来一整天，他都不让我再碰一下飞机。”尽管德国空军有兴奋剂相助，但面对实力强大的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无计可施。这场不列颠空战最终以德国失利结束，这是德国在二战中的第一场败仗。希特勒不得不放弃“海狮行动”和攻打英国的计划，并为他所发动的战争寻找新的战场。

戈林的又一次挫败并没有带给德国人应有的教训。这位帝国元帅仍然如磐石般牢牢据守在他的地盘，即位于威廉大街的帝国航空部大楼。这是一栋规模庞大的浅色石灰岩建筑，屋顶的旗杆上，一排红色的战旗（Reichskriegsflagge）在风中飘扬，像是在宣示着这个重要政府机构和帝国元帅的尊贵地位。但是，当人们迈过巨大的铁门，穿过宽敞的、用高高的铁栅围起的前庭，进入大楼内部，就会发现，这是个到处充斥着酒精、毒品和阴谋的黑暗王国。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人，难免会感到吃惊。但实际上，这个有3000多个房间的“戈林城堡”（今天的联邦财政部办公地）正是纳粹德国的真实写照。此时的纳粹政权已经彻底丧失政治理智，并将德国引入了一条通往深渊的迷途。

一位军官在描述帝国元帅的打扮时是这样说的：“大伙儿看见他，都忍不住想笑。他上身穿着一件泡泡袖的女式白色真丝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貂皮衬里的黄色麂皮马甲，下身是一条宫廷小丑模样的阔腿灯笼裤，腰上扎着有金色铆钉的皮带，皮带上斜挂着一柄凯尔特短剑，再加上脚上的丝质长袜和金黄色十字纹皮拖鞋，那画面真是喜感十足。” [119]

这位叱咤风云的部长偶尔还会涂脂抹粉，给手指涂上艳红的指甲油。在开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血液中的鸦片酊含量下降，导致其精神萎靡，戈林就会突然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出会议室。几分钟后，当他重新走进会场时，气色明显发生了改观。一位将军谈到这种令人惊异的变化时说：“戈林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光。在会议的前半程和后半程，戈林的状态简直判若两人。我心里很清楚，他中间肯定偷偷嗑了药。” [120]

逃避现实的习惯给戈林在公务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身边的人要想得到重用，不是凭能力和资历，而是要懂得如何哄戈林开心。 [121] 当戈林的亲信之一布鲁诺·洛尔策（Bruno Loerzer）少将被指责不称职时，戈林替这位被他本人称为最懒惰将军的手下辩解道：“我需要有个人能在晚上陪我一起喝瓶红酒。” [122] 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的情况与此相似。他被戈林任命为所谓的德国空军兵器生产总监（Generalluftzeugmeister），并成为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尽管乌德特是一战所有参战国中战绩仅次于法国飞行员勒内·冯克（René Fonck）的王牌飞行员，在公众中享有颇高威望，但这位身为花花公子的功勋飞行员对航空部的工作却始终摸不着门道。对他来说，这份工作远不如在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影片中作为明星登场更有趣。不过，这些在戈林看来都不重要，因为他做事向来不讲原则，而是一切凭感情用事。

沉迷于酒精和柏飞丁的空军兵器生产总监恩斯特·乌德特（图中）

当帝国航空部部长和他的兵器生产总监私下里聊天时，两人经常一起回顾一战时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时，他们曾吸食可卡因，驾驶战机在空中并肩作战。 [123] 至于眼下空军所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比如如何改进装备、研发新的战斗机机型等，很少能成为他们谈话的主题。乌德特在发表任职演讲时，带着满嘴酒气对台下人说，大家在管理方面不要对他有太多指望。可问题是，在当时的航空部里，由其掌管的部门一度多达24个，因此，这些部门的混乱可想而知。乌德特总是一天到晚酒瓶和药瓶不离手，因为他要靠嗑药来缓解酗酒后的头疼。在效率低下的帝国航空部里，乌德特负责的部门是差中之差。

后来，戈林在总结航空部工作时讲过的一番话，很可能是在影射乌德特：“有的部门，大家平时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有时候，它会突然冒出来，惹出一堆乱子。这时人们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个部门，它成立好多年了，竟然没人知道。还有的人已经被开除了三次，可过段时间，他又在另一个部门出现了，而且职位越来越高。这绝不是玩笑，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几回了。” [124]

每天上班的时候，乌德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笔记本上涂鸦，特别是画自己的漫画像。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家，和朋友在私人酒吧里围坐在一起喝酒谈天。酒吧里陈列着他当年周游世界时搜罗的各种战利品。其实他最想做的事，是驾驶战机重新飞上天空，向人们展示他的高超飞行技艺。但是，他早就没有时间去开飞机了。超负荷的工作总是搞得他筋疲力尽，几近崩溃。1941年整整一年，他只能依靠大剂量柏飞丁来勉强支撑。德国战争指挥官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的性格，在乌德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希特勒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失败都是乌德特惹的祸，是他一手制造了空军史上最大的一场闹剧。” [125] 这话看来不无道理。

在战后全球上演最多的德国话剧《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 ）中，剧作家卡尔·楚格迈尔（Carl Zuckermeyer）以好友恩斯特·乌德特为原型，塑造了忠诚潇洒的飞行员将军（Fliegergeneral）哈拉斯的英雄形象。无论是话剧，还是同名电影中由库尔特·尤尔根斯扮演的一身正气的男主角，都与现实中的原型有着天壤之别。乌德特绝不是一位英雄。他值得歌颂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他以自身的无能和毒瘾给纳粹体制造成了巨大破坏，当然这纯粹是他的无心之举。他是一个丑角，一个历史怪胎，是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异类。 [126]

1941年11月17日，德国通讯社播送了一条消息：“空军兵器生产总监乌德特大将在一次新型武器试验中身负重伤，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元首对这位以身殉职的军人表示哀悼并决定为其举行国葬。” [127] 实际上，乌德特是在他位于柏林西区的豪华寓所中饮弹自尽的。他以此种方式将航空部的整个烂摊子，一股脑儿推给了自己在一战时的老战友戈林。就在这位瘾君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他还在床头为后者留下了一句遗言：“铁人（Eiserner），你抛弃了我。” [128]

随着自大狂乌德特的自杀，第三帝国逐渐步入了末路。国葬当日，就在戈林铁青着脸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并在悼词中称赞乌德特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时，国防军正在苏联被困。乌德特的坟墓就在柏林军医大学后方的因瓦登墓地，距离奥托·兰克为国防军进行柏飞丁试验的大楼仅有几步之遥。 [129]

风靡海外

1940年9月13日，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报道称，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勇气药片”，这种药片的意义已经从最初的医学领域转入军事领域。它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斯图卡轰炸机，但德军司令部却可以依靠它让士兵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英国人看到这篇报道后如获至宝，并随即决定大规模使用苯甲胺（Benzedrin），一种比柏飞丁药效弱，但副作用较小的药物。 [130] 他们终于为德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找到了合理解释：它的来源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化学制品。英国广播公司迅速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将德国空军使用柏飞丁的真相曝光于天下。以此为导火索，纳粹领导层对柏飞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柏飞丁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德国公共卫生负责人利奥·康蒂在致陆军卫生监察官的信中写道：“如蒙告知空军人员服用柏飞丁的实际规模和效果，我将不胜感激。另外，您对此持何态度，亦请赐教……我本人坚决反对（向军队）发放柏飞丁，并曾在通告中多次就该药物的危害提出警告。我的考虑是，能否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加强对柏飞丁处方权的管制，例如正式将柏飞丁列为毒品。希特勒万岁！” [131]

陆军对康蒂的来信反应冷淡，一个月后，新担任陆军卫生监察官的齐格弗里德·汉德罗瑟博士（Dr. Siegfried Handloser）才回复道：“英国人在宣传中多次强调，德国国防军的战绩完全是依靠毒品获得的。伦敦广播公司还声称，德国装甲师也是借助毒品才成功攻入法国，英方报道之不实由此可见一斑。事实真相是，服用柏飞丁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其剂量也微乎其微。” [132] 这些话显然是一派胡言，因为汉德罗瑟对法国战役（Westfeldzug）时陆军的3500万片柏飞丁订单和兰克从法国发回的报告都心知肚明。

康蒂不肯就此罢休，他要为捍卫纳粹的意识形态理念而战，这就是：绝不能让毒品玷污雅利安人的纯净血统。但他没有看到，在二战地缘政治的实力角逐中，对兴奋剂的需求是顺理成章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位科学家朋友，向其求助。后者在《德国医师报》（Deutsches Ärzteblatt ）发表了题为《柏飞丁之困》的文章，从批评的角度对这种德国造流行毒品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潜在的成瘾性做出分析。这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柏飞丁问题的批评性长文。作者在文中以典型的纳粹式语言发出呼吁——“抵制毒品，人人有责”，并强调，每一个染上毒瘾的人都是“恶化”的坏分子。 [133]

这篇文章确实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有关柏飞丁成瘾案例的讨论不断增多。这些案例当中既有每日大量服用柏飞丁的医生，也有因服药过量导致连续多日失眠的医学系学生。有的人总感觉身上像是有小虫爬，瘙痒难耐，于是用手挠，直到把皮肤挠出血。 [134] 德国的月均柏飞丁消费量曾一度超过了100万份。 [135] 1941年2月，康蒂再次发出警告，这一次是以党内公开信的形式。他在信中写道：“令人担忧的是，如今整个国家都沉迷于嗑药……这是对我国人民健康和未来的直接威胁。” [137]

帝国卫生领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即使达不到目的，也要为目标奋力一搏。1941年6月12日，康蒂下令将柏飞丁纳入《帝国鸦片管理法》管辖范围，并正式将这种大众毒品划归为麻醉剂。 [138] 但是，这项法令真的能够抵制毒品的泛滥吗？事实上，对康蒂和其他抱有同样信念的卫生事务官员来说，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上的胜利。曾是纳粹强势人物之一的帝国卫生领袖在这场禁毒斗争中最终落败，其影响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此时，德国民众对这场以捍卫血统纯洁性为理由的禁毒运动并不热衷，相比之下，他们宁愿去做瘾君子，让这种能够在战乱中给人提供慰藉的化学兴奋剂束缚自己的身体。老百姓对禁毒令的颁布几乎毫无意识，更遑论遵守和执行。民间消费量甚至出现上升的势头，年均增长量超过了150万份。 [139] 毒品问题暴露了纳粹政权的内部矛盾，并对纳粹政权的自我瓦解起到了推动作用。没过多久，德国的毒品消费量便达到了1亿份以上。

入侵苏联前6周，德军在药品订单上将柏飞丁称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军需品

对军队而言，柏飞丁禁令的颁布无疑也选错了日子。因为就在10天之后，德军开始了对苏联的入侵行动，而这时的德国官兵早已习惯了嗑药。国防军总司令部和戈林麾下的帝国军备与军需部甚至将柏飞丁列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军需品。 [140] 禁毒令最终变成了一纸空文。从1941年夏天起，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控制毒品的泛滥，更何况失控的并不仅仅是毒品。

[1] 此处为作者的文字游戏，原文“Sieg High”与纳粹口号“Sieg Heil”（胜利万岁）发音相似，“high”在这里指嗑药，下一部分标题中“High Hitler”与此同理。——译者注

[2] Böll，Heinrich，»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45«，Köln 2001，第15页。

[3] Böll，Heinrich，»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45«，Köln 2001，第30页。

[4] Böll，Heinrich，»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45«，Köln 2001，第26页。

[5] Böll，Heinrich，»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45«，Köln 2001，第81页。

[6] Böll，Heinrich，»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45«，Köln 2001，第22页。

[7] Wenzig，K.，»Allgemeine Hygiene des Dienstes«，Berlin-Heidelberg 1936，第288～307页。

[8] Ranke，Otto，»Ärztliche Fragen de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in：Veröff. a. d. Geb. d. Heeres-Sanitätswesens，109（1939），第15页。另参见BArch-FreiburgRH 12-23/1882，Rankes Rede »Leistungssteigerung durch ärztliche Maßnahmen« zum Stiftungsfest der MA，19.2.1939，第7页及下页。“柏飞丁尤其适用于那些耗时较长、体力消耗较小的工作，如驾驶汽车和飞机等。其相关从业者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是睡眠。”

[9]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Rankes Bericht an die Heeres-Sanitätsinspektion vom 4.10.1938.

[10] 而且这种药品很廉价。按照兰克的计算，如果每人每天服用4片，按药店进价折算为16芬尼；相比之下，夜间每人配给一杯咖啡的成本大约为50芬尼。“所以，醒脑剂的价格明显便宜得多。”

[11]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Rankes Vortrag über Weckmittel，Feb. 40，nicht gehalten，第6页，另参见Rankes Bericht an die Lehrgruppe C über leistungssteigernde Mittel，4.5.1939。

[12] 在1938年德国出兵占领苏台德地区的战役中，柏飞丁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它的威力。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erichte über Pervitineinsatz，hier bei Einheit N.A.39«.

[13]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Rankes Rede»Leistungssteigerung durch ärztliche Maßnahmen« zum Stiftungsfest der MA，19.2.1939，第7页。

[14] Benn，Gottfried，»Provoziertes Leben：ein Essay«，in：Benn，Gottfried，»Sämtliche Werke. Band IV：Prosa 2«，Stuttgart 1989，第318页。

[15] BArch-Freiburg 12-23/1882，Brief des Direktors des Physiologischen Instituts der Universität Wien an Ranke，8.12.1941.

[16] BArch-Freiburg 12-23/1882，Brief von Ranke an Lehrgruppe C，4. 5. 1939。

[17] BArch-Freiburg 12-23/1882，Brief von Ranke an Generalarzt Kittel vom 25.8.1939。

[18] BArch-Freiburg 12-23/1882，Bericht an Ranke über den Einsatz von Pervitin。

[19] BArch-Freiburg 12-23/1882，Wehrphysiologisches Institut der Militärärztlichen Akademie，Anlage zum Bericht 214 a vom 8.4.1940。

[20] BArch-Freiburg 12-23/1882，Bericht an Ranke über den Einsatz von Pervitin，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21] BArch-Freiburg 12-23/1882，Bericht Dr. Wirth，Betr：»Verwendung von Pervitin als Stärkungsmittel«，30.12.1939.

[22] 第20步兵师即一例。参见BArch-Freiburg RH 12-23/1842，Bericht von Stabsarzt Dr. Krüger。

[23]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ericht an Ranke über den Einsatz von Pervitin，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24]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ericht von Oberarzt Grosselkeppler vom 6.4.1940.

[25] BArch-FreiburgRH 12-23/1882，Berichtvon Oberstabsarzt Schmidtan Ranke vom 25.3.1940，另参见BArch-Freiburg RH 12-23/271，Bericht Ranke an Lehrgruppe C，13.1. 1940，以及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ericht von Stabsarzt Dr. Krüger。

[26]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Erfahrungen mit Pervitin und ähnl. Stoffen«，Armeearzt A. O. K. 6（Haubenreisser），15.4.1940.

[27]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Erfahrungen mit Pervitin，Elastonon usw.«，Korpsarzt IV. Armeekorps（Günther），8.4.1940.

[28] Ballhausen，Hanno（Hg.），»Chronik des Zweiten Weltkrieges«，München 2004，第27页。

[29] Mann，Golo，»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Stuttgart/Mannheim 1958，第915页及下页。

[30] Kroener，Bernhard R.，»Die personellen Ressourcen des Dritten Reiches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Wehrmacht，Bürokratie und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2«，in：Müller，Rolf-Dieter und Hans Umbreit，»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 5.1：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Kriegsverwaltung，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1939-1941，1988，第826页。

[31] 参见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1、43、57页。

[32]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431页。

[33] BArch-Freiburg RH 2/768，Handakten Halder，Hans-Adolf，Bl. 6（Rückseite）.

[34] BArch-Freiburg H 20/285/7，Wehrphysiologisches Institut，16.10.1939，Betr.：»Pervitin«，另参见Brief vom 16.10.1939 an Winkler sowie RH 12-23/1644 und Kriegstagebuch Ranke，Eintrag vom 4.1.1940。

[35] BArch-Freiburg RH12-23/1644，Kriegstagebuch Ranke，Eintrag vom 8.12.1939.

[36] BArch-Freiburg RH12-23/1644，Brief Ranke an Zechlin vom 24.1.1940，另参见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Rankes Rede »Leistungssteigerung durch ärztliche Maßnahmen« zum Stiftungsfest der MA，19.2.1939，第5页：“我必须要代表个人和其他受益者承认，在服用柏飞丁后，我们会以更充沛的激情投入工作，在就重要事务做出决策时，也会比平日轻松得多。”

[37] BArch-Freiburg RH12-23/1644，Kriegstagebuch Ranke，Eintrag vom 8.11.1939，第6页。

[38] BArch-Freiburg RH12-23/1644，Eintrag vom 19.11.1939，第16页。

[39] Kramer，Eva，»Die Pervitingefahr«，in：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Bd. 88，H. 15，1941，第419页及下页。

[40] Liebendörfer，»Pervitin in der Hand des praktischen Nervenarztes «，in：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Bd. 87，H. 43，1940，第1182页。

[41] Benn，Gottfried，»Provoziertes Leben：ein Essay«，in：Benn，Gottfried，»Sämtliche Werke. Band IV：Prosa 2«，Stuttgart 1989，第317页。

[42] BArch-Berlin R22/1475，Bl. 395，Conti an Reichsjustizministerium am 21.10.1939，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43] BArch-Berlin R36/1360，»An die ehrenamtlichen Mitglieder der früheren R. f. R.«，19.10.1939.

[44] Reichsgesetzblatt 1（1939），第2176页；Reichsgesundheitsblatt（1940），第9页：“根据帝国内政部《有关肝脏制剂及其他药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所有苯丙胺类药品（如Benzedrin、Aktedron、Elastonon）以及甲基苯丙胺类药品（如柏飞丁）只能凭处方在药房购买。”

[45] Conti，Leonardo，»Vortrag des Reichsgesundheitsführers Dr. Conti vor dem NSD-Ärztebund，Gau Berlin，am 19. März 1940，im Berliner Rathaus«，in：Deutsches Ärzteblatt，Bd. 70，H. 13，1940，第145～153页，此处参见第150页。

[46] Speer，Ernst，»DasPervitinproblem«，in：Deutsches Ärzteblatt，H.1，1941，第4～6页、第15～19页，此处参见第19页。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38页及下页。

[47] BArch-FreiburgRH 12-23/1575，Brief Conti an Handloservom17. 2. 1940 sowie Antwortschreiben Handloser an Conti vom 26.2.1940.

[48] “目标是通过重点转移，切断驻扎在比利时的强大敌军，并予以歼灭。”RH 19 I/41，Akten HGr 1：Entwurf einer Notiz Mansteins für das Kriegstagebuch，17.2.1940，Anl. 51（Bl. 174 f.）；另参见BArch-Freiburg RH 19 I/26，Notiz über Führer-Vortrag，Bl. 121。

[49]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81页。

[50] BArch-Freiburg，Nachlass Erich von Manstein，Notiz Nr. 32.

[51] Waldmann，Anton：Unveröffentlichtes Tagebuch，Eintrag vom 13.4.1940，Wehrgeschichtliche Lehrsammlung des Sanitätsdienstes der Bundeswehr.

[52]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Leistungssteigerung durch ärztliche Maßnahmen« sowie Rankes Vortrag über Weckmittel，ausgearbeitet Feb. 1940（nicht gehalten）.

[53]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rief des Korpsarztes b. d. Gruppe von Kleist，Dr. Schmidt，an Ranke，15.4.1940。

[54]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Heeres-Sanitätsinspekteur，17.4.1940，»Betr. Weckmittel«，inkl. Anlage 1 und Anlage 2。

[55]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Heeres-Sanitätsinspekteur，17.4.1940，»Betr. Weckmittel«，inkl. Anlage 1 und Anlage 2。

[56]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4，»Auslieferung von Pervitin und Isophen vom Hauptsanitätspark an Heer und Luftwaffe«.

[57] BArch-FreiburgRH 21-1/19，Ia/op Nr. 214/40 vom 21.3.1940，第2页。

[58] Wahl，Karl，»… es ist das deutsche Herz«，Augsburg 1954，第246页。另参见Leeb，Wilhelm Rittervon，»Tagebuchaufzeichnung und Lagebeurteilungen aus zwei Weltkriegen.Aus dem Nachlaß«，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m Lebensabrissversehen von Georg Meyer，Stuttgart 1976，in：Beiträgezur Militär-und Kriegsgeschichte，Bd. 16，第184页。

[59] 据古德里安称，这是一句“他最喜欢用的谚语”，参见Guderian，Heinz，»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Stuttgart 1960，第95页。

[60] Interview im ZEIT-Magazin vom 7.5.2015，第50页。

[61]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14页。

[62]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36页。

[63] 该装甲师兵力为近400名军官、2000名下级士官以及约9300名士兵。

[64] BArch-FreiburgRH 12-23/1882，参见其中的»Vorlage eines Erfahrungsberichtes über Anregungsmittel« vom 23.2.1940，第2页：“第二天夜里，每位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都拿到了2片柏飞丁，并得到指示，将药片放在军帽衬布里，在必要时服用，最迟不得超过凌晨1点。”

[65] Stahlgewitter，指索姆河战役，这是一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坦克投入实战。——译者注

[66] 参见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95页及下页。

[67] Fischer，Wolfgang，»Ohne die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München 1990，第62页及下页。

[68] BArch-Freiburg N 802/62，Nachlass Guderian，»Aus dem 3. Bericht über die Fahrten des Kommandierenden Generals während des Einsatzes in Frankreich«，Bl. 008.

[69] BArch-Freiburg N 802/62，Nachlass Guderian，»Aus dem 3. Bericht über die Fahrten des Kommandierenden Generals während des Einsatzes in Frankreich«，Bl. 010。

[70] Bloch，Marc，»Dieseltsame Niederlage：Frankreich 1940«，Frankfurt/M. 1995，第93页及下页。

[71] 法语，意为集体幻觉现象。——译者注

[72]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219页。

[73] 据当事人口述。

[74] 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419页。

[75] 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二战，而是指迄今为止所有以坦克为主力的常规战争。

[76] 即所谓“背包原则”（Rucksack-Prinzip），在出征头几天，军事行动的成败往往是由后勤这一基础层面的保障决定的。可参见Kielmansegg，Johann Adolf Graf von，»Panzer zwischen Warschau und Atlantik«，Berlin 1941，第161页。

[77]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162页。

[78] BArch-Freiburg N 802/62，Nachlass Guderian，a. a. O.，Bl. 007 u. Bl. 011/012.

[79] Churchill，Winston，»Zweiter Weltkrieg«，Bd. II，1. Buch，Stuttgart 1948/49，第61页。

[80]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 vom 3.6.1940.

[81] 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336页。

[82] 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326页，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83] Churchill，Winston，»Zweiter Weltkrieg«，Bd. II，1. Buch，Stuttgart 1948/49，第65页。

[84] Ironside，Edmund，»Diaries1937-1940«，New York 1962，第317页。引语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325页。

[85] Halder，Franz，»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Bd. 1，1964，第302页。引语摘自Frieser，Karl-Heinz，»Die 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München 2012，第322页。

[86]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26.5.1940.

[87]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28.5.1940。

[88] 莫雷尔的薪水后来增加到每年6万帝国马克，另外，他还可以在生意方面享受特殊优惠。

[89] Ironside，Edmund，»Diaries1937-1940«，New York 1962，第333页。

[90] Hansen，Hans-Josef，»Felsennest，das vergessene Hauptquartier in der Eifel«，Aachen 2008，第81页。

[91] Die Deutsche Wochenschau Nr. 22 vom 22.5.1940.

[92] 盖世太保一直在积极搜集有关戈林吗啡瘾的证据。参见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278页。

[93] Berliner Lokal-Anzeiger，Zentralorgan für die Reichshauptstadt，Tagesausgabe Groß-Berlin，1.6.1940，第1页。

[94] 摘自Hesse，Reinhard，»Geschichtswissenschaftin praktischer Absicht«，Stuttgart 1979，第144页。

[95] 摘自Bradley，Dermot，»Walther Wenck，Generalder Panzertruppe«，Osnabrück 1982，第146页。

[96] BArch-Freiburg RH 12-23/1931，»Berichtüber die Kommandierung zur Gruppe Kleist«，12. 7. 1940.

[97] BArch-Freiburg RH 12-23/1931，»Berichtüber die Kommandierung zur Gruppe Kleist«，12. 7. 1940.

[98]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译者注

[99]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3.6.1940.

[100] 摘自陆军卫生监察官未公开发表的战地日记，由联邦国防军卫生学院沃尔克·哈特曼提供。

[101] BArch-Freiburg ZA 3/163，Kriegstagebuch Waldau，Chef des Luftwaffen-führungsstabes：März 1939 bis 10. 4. 1942，Eintrag vom 25.5.1940；另参见BArch-Freiburg ZA 3/163，Schmid，»Feldzug gegen Frankreich 1940«，以及BArch-Freiburg ZA 3/58，USAF History Project，第16页，收录于：Ob. d. L./FührungsstabIc，Nr. 10641/40 geh.，Überblick über den Einsatz der Luftwaffe bei den Operationenin den Niederlanden，in Belgien und Nordfrankreich，3.6.1940。

[102] Guderian，Heinz，»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Stuttgart 1986，第118页。

[103] Berliner Lokal-Anzeiger，Zentralorgan für die Reichshauptstadt，Tagesausgabe Groß-Berlin，20. 6. 1940，第2页，»Sturmfahrt bis zur Grenzeder Schweiz«。

[104] BArch-Freiburg RH 12-23/1931，»Bericht über die Kommandierung zur Gruppe Kleist«，12. 7. 1940，下面四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05]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Brief von Oberstarzt Dr. Seyffardt，»Betr：Pervitinmißbrauch«，an Oberstabsarzt Dr. Althoff，16.5.1941，Feldpostnr：28806.

[106]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Aktennotiz Ranke，25.4.1941.

[107]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Ranke an Stabsarzt Dr. Scholz，27.5.1941.

[108] IfZArch，MA 617，Rolle 2，另参见Brief Fa. Hamma an Morell vom 27.5.1941：产品说明上标注的天然维生素成分为野蔷薇粉、黑麦芽、硫胺和烟碱酸，配料为“奶粉、可可和少许可可脂”。

[109] IfZArch，MA 617，Rolle 2，Brief Fa. Hamma an Apotheker Jost，29.10.1942.

[110]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16.5.1940.

[111] BArch-Freiburg R43，Brief Fa. Hamma an das SS-Führungshauptamt/Sanitätsamt，26.8.1941.

[112] 武装党卫军在对苏战争中也使用了莫雷尔的维他默丁，参见希姆莱1942年1月12日的讲话：（IfZArch，MA 617，Rolle 2）：“元首指示，应立刻为东线战场的武装党卫军部队配备适宜的维生素药剂。这些药品的指定生产商是汉堡的HAMMA有限公司。请各方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厂商获取生产所需原料和辅料提供协助，以便元首命令能够及时得到贯彻。——武装党卫军总指挥。”

[113] BArch-Koblenz N 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16.5.1940.

[114] Brief Morell an Göring wg.Hippke，Records of Private Individuals（Captured German Records），Dr. Theo Morell，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Roll 35. 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D.

[115] BArch-Freiburg ZA 3/801，Suchenwirth，Richard，»Hermann Göring«，unveröffentlichte Studie，第42页及下页。

[116] Aldgate，Anthony，und Jeffrey Richards，»Britain can take it：The British Cinem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Second Edition，London 2007，第120页。

[117] Luttitz，Horst，Freiherr von，摘自纪录片 »Schlaflosim Krieg«，制作人Pieken，Gorch und Sönke el Bitar，Arte 2010。

[118] 摘自Steinhoff，Johannes，»Die Straße von Messina«，Berlin 1995，第177页及下页。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讲述这段回忆的施泰因霍夫（Steinhoff）准将是1950年代德国空军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出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70年代中期转入军工业。文中描述的服药经历发生于1943年，从这些叙述来看，似应是这位1940年“英伦空战”参与者第一次服用柏飞丁这种兴奋剂。

[119] Osterkamp，Theo，»Durch Höhen und Tiefen jagt ein Herz«，Heidelberg 1952，第245页；另参见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272页。

[120] Falck，Wolfgang，»Falkenjahre. Erinnerungen 1903-2003«，Moosburg 2003，第230页。

[121] Overy，Richard，J.，»German Aircraft Production 1939-1942«，in：Study in the German War Economy，zugl. Diss. Queens College，Cambridge 1977，第97页。

[122] BArch-Freiburg ZA 3/842，Göring zu Oberstleutnant Klosinski，Kommodore des K. G. 4，im Herbst 1944，zitiert aus Befragungsprotokoll Klosinskis durch Suchenwirth am 1.2.1957，参见Onlinepublikation http：//hss.ulb.uni-bonn.de/2005/0581/0581.pdf。

[12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可卡因并不是消除疲倦的常见药物。兰克在1940年2月（未公开发表的）有关唤醒剂的报告（BArch-Freiburg，RH 12-23/1882）中指出：“唤醒剂属于强效药物。可卡因由于具有强烈的致瘾性并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故不适合于在军事领域加以应用。”

[124] BArch-Freiburg ZA 3/326，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Besprechung beim Reichsmarschall am 7.10.1943，»Betr.：Heimatverteidigungsprogramm«.

[125] Linge，Heinz，»Bis zum Untergang«，München 1980，第219页。

[126] 参见»Udets Ernst，Spaßpilot，Kriegsverbrecher und komischer Zeichner «，in Meurer，Christian，»Wunderwaffe Witzkanone-Heldentum von Heß bis Hendrix«，Essay 09，Münster 2005，第73页及下页。

[127] 柏林德国通讯社1941年11月18日消息，摘自Udet，Ernst，»Mein Fliegerleben«，Berlin 1942。

[128] 此处的铁人指戈林。——译者注

[129] 参见Suchenwirth，Richard，»Ernst Udet-Generalluftzeugmeister der deutschen Luftwaffe«，unveröffentlichte Studie，BArch-Freiburg ZA 3/805。

[130] 甲基苯丙胺一方面药效明显强于苯丙胺，另一方面，在服用不当（剂量过大，服用过频）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对神经造成毒害。它将导致中枢神经的血清素和多巴胺分泌能力下降，并由此使身体的神经化学系统发生持续性改变。

[131]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4，Brief Conti vom 20.12.1940.

[132]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4，Brief Handloser vom 20. Und 29.1.1941.

[133] Speer，Ernst，»DasPervitinproblem«，in：Deutsches Ärzteblatt，H.1，1941，第18页。

[134] 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42页及下页。

[135] 这个数字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在官方记录中，单位名称被标为“份”。假如这里的“份”并不是“片”，而是通行的柏飞丁包装——“管”（每管30片），那么毒品实际消费量会成倍上涨。此外，用于注射的柏飞丁针剂（其所含的甲基苯丙胺剂量大于片剂）的消费量更是无从考证。 [136]

[136] 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45页及下页。

[137] BArch-Berlin NS 20-139-6/Rundschreiben Vg. 9/41，NSDAP，Hauptamt für Volksgesundheit，3.2.1941，Conti，摘自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44页。

[138] RGBl.I，12.6.1941，第328页：“第6条，有关将其他药品纳入鸦片法条例的规定。”

[139] 一些富有经验的军医——如卫生监察官安东·瓦尔德曼（Anton Waldmann）——很早便发出警示：“目前全民处于神经紧张和急躁状态，毒品消费不断增长。尽管效率有所提升，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应对，颁发禁令并让民众调养生息，很可能会面临全民健康全线崩溃的危险。”摘自瓦尔德曼前述著作，Tagebucheintrag vom 1.11.1940。

[140] 参见帝国“化学品”局1941年5月7日致泰姆勒公司函——“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帝国总理戈林元帅有关加速推进国防军装备计划的命令”，Landesarchiv Berlin，A Rep. 250-02-09 Temmler。

第三部分 “嗑药的元首！”——病人A和他的私人医生（1941～1944年）

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年代，医生的工作——在认真敬业的前提下——都是一份货真价实的领导工作。……在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时，必须要让医生时时刻刻都感觉自己的地位是在患者之上。……医生永远是两者当中的强势一方，这是基本的行医之道。 [1]

——特奥多尔·莫雷尔的演讲稿

数十年来，希特勒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头号恶魔和疯子一直是各方人士热衷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者当中虽然不乏以猎奇为目的的混事之徒，但这些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努力通过对这位独裁者的人格解析，来破解人性之恶的谜团。在这方面，人们迄今收获寥寥。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五花八门的希特勒传记中（其数量之多无人能出其右），所有的外部事件和人物经历都已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巨细靡遗。在心理学领域，甚至出现了以“希特勒病态人格”为课题的专项研究。但是，秘密并没有因此而被解开。希特勒的人生似已成为一个没有谜底的传奇。

莫非有一个盲点，是迄今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们都未曾注意到的？我不敢奢望自己在这里讲述的内容能够准确还原当时的历史，但可以坦白地讲，我所捕捉到的是70多年来各路学者都不曾注意到的一条线索。这些年来，人们为了找到谜底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编造故事，《明星》杂志发表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便是其中一例，其他的一些资料来源更是破绽百出。在这里，我想为读者提供的，并不是一个解开谜团的终极答案，而是一种对这段历史的独特解读方式。

每个想要走近希特勒的人，都绕不开莫雷尔——跟在希特勒身后、身着浅棕色华达呢制服的胖医生。特别是在1941年秋天之后，他所扮演的角色早就不是史学界如今认为的那个性格怪异的边缘人物。正是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状态明显发生了逆转。所有传记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呈现出空白，因为没有人能为此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撰写的厚达1200页的经典著作《希特勒传》中，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索引发现，全书提及莫雷尔的地方只有7处，第一处是在第737页，而且每一处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作者在谈到这一时期希特勒的身体状态时，说他“神情呆滞，像被麻痹了一样” [2] 。这种形容固然准确，但对其背后的原因，作者却没有明确交代。虽然作者也曾提到希特勒患有“严重的毒瘾” [3] ，但对毒瘾的程度和影响却只字未提，对毒瘾所导致的恶性循环也没有详加分析。而正是这种恶性循环让希特勒深深陷入自我的世界，只有莫雷尔的注射才能对其施加干预。费斯特在1973年出版该书时称，今后关于希特勒这个人物不会再有新的发现，因为“不会再有更多的资料，能够对这一历史时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既有形象做出修正” [4] 。这一断言显然为时过早。

如今，史学界的关注点已经从希特勒的特殊人生经历转向了导致其发迹和成为其人的社会进程，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尽管如此，仍然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掌管花花绿绿药片的莫雷尔医生” [5] 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本著名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书中写道：“不断增大的药量和注射量——莫雷尔医生在整个战争期间为其提供的药物多达90种，每天的用药品种多达28种——也无法阻止（希特勒）身体的衰败。” [6] 在这里，因果关系显然被颠倒了。

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克·埃伯勒博士（Dr. Henrik Eberle）对这件事的看法要简单得多。在与已故柏林教授汉斯-约阿希姆·诺依曼（Hans-Joachim Neumann）合著的《希特勒有病吗？一份总结性报告》（War Hitler krank？Ein abschließender Befund ）一书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位德国国家元首并没有毒瘾，莫雷尔的行为是“非常负责任的”。“他对每日规定的药物剂量十分注意，很少会出现过量的情况。1945年之后，莫雷尔对自己多年来没能给希特勒提供正确治疗，并导致其身体状况恶化深感内疚。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莫雷尔在1941～1945年的大量笔记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记录无疑出自一位有良心的医生之笔。” [7]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这与私人医生本人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莫雷尔曾在笔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与病人的对话：“我不得不一直采用大剂量短时疗法，并不断挑战医学所允许的极限，尽管我会为此受到很多同行的谴责，但我必须并且有能力承担起这一责任，因为眼下德国若是缺了您，必定会毁灭。” [8]

这位独裁者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这些药物究竟有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变化与这些药物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莫雷尔连续多年做了大量笔记，并在笔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给自己的病人服用的各种药物，这些药物的作用是要让后者能够尽可能地支撑下去，不要垮掉。他之所以要记下这些，是因为一旦希特勒出了事，他可以用这份笔记向盖世太保做个交代。于是，一份事无巨细的医疗记录就这样诞生了。如果有哪位想亲眼看看这些记录，必须不畏舟车劳顿，因为这位私人医生留下的笔记被分成了几份，分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一部分存放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一部分收藏于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所，还有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寻访之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美国国家档案馆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二战战胜国的政府核心区，距离白宫仅有一步之遥。这栋宏伟庄严的建筑从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代庙宇。在档案馆入口处一座雕塑的白色基座上，用英文镌刻着一行字：“What is past is prologue（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进入档案馆明亮的收藏大厅后，第一眼感觉有些眼花缭乱，尽管有各种指示牌和说明，但要找到自己想要查找的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所收藏的档案，实在是浩如烟海。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就像是搬运工一样，把第三帝国堆积如山的文件统统搬了回来，分放在首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科里奇帕克（College Park）的档案馆分馆。要想在这些卷宗中查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份，可以借助索引、电脑，或向档案管理员求助，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类似“Reichssicherheitshauptmat”（帝国安全部）之类的复杂德语专业词语转换成英文。

帮助我查找莫雷尔档案的管理员名叫保罗·布朗（Paul Brown）。一上来，他就给满怀希望的我迎头泼了盆冷水。用他的话讲，我的调查工作就像用石子打水漂儿，只能在水面上激起一串浪花，而永远无法潜入水中，将水下全部景象尽收眼底。因为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是无穷无尽的。布朗的结论是，历史只有一种，就是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史料为基准做出推理，所谓历史真相是不存在的。

很快我便查到了下面这些内容：莫雷尔在战后不久便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重点调查对象，这些调查情况直到几年之前才根据《纳粹战争罪行揭示法案》（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对外公开。 [9] 美国人想要澄清的问题是：希特勒自1941年秋天起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原因何在？私人医生莫雷尔在这方面扮演了何种角色？他是否对此负有责任甚至有谋害希特勒之意？那些具有致瘾性的毒品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一推测属实，可以使许多谜团就此迎刃而解。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或许让希特勒嗑药这件事本身，是莫雷尔给自己扣上的莫须有罪名。

自1945年夏天起，莫雷尔连续两年不断被审讯，并自称曾遭受酷刑：对方为了逼他说出秘密，甚至拔掉他的指甲。但美方最终没能从这位战俘嘴中套出这件事的真相。莫雷尔的说法总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让审讯他的人一筹莫展。在记录审讯情况的秘密文件中，人们经常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点。对莫雷尔的《医学鉴定书》（Medical Assessment File）这样写道：“他很愿意讲话，但经常会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记忆出现明显缺失时，他总是改由想象来代替，于是便造成了表述的前后矛盾。……病人的心理状况在不同时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莫雷尔明显患有轻度的外源性精神错乱，其病因应与拘禁有关。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虽未受限，然而由于病人存在用臆想填补记忆空白的倾向，因此，其表述不具有充分的可信性。” [10] 这份鉴定书的结论是，莫雷尔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自己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做出解释。

战后以专家身份参与审讯的三位德国药学家和医生对此也一筹莫展。 [11] 因此，一份有关莫雷尔的调查文件——第53号特别报告，题为“关于毒杀希特勒的传言”（The Rumored Poisoning of Hitler）——最后得出结论：这位私人医生并没有给他的病人开毒品或足以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麻醉品。希特勒身体和心理状况的骤然恶化，完全是由精神过度紧张和素食所导致的营养不良造成的。

这个鉴定结果准确吗？鉴于评估人都是二战的亲历者而有可能犯下当局者迷的错误，再考虑到资料的不完整性，我们不应对此妄下定论。美国当局的目标是搜集信息，从而拆穿有关希特勒的各种神话。 [12] 但从对莫雷尔的调查来看，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解开谜团的答案的确就在莫雷尔留下的那些笔记里，尽管线索很隐蔽且不易解读。莫雷尔留下的这份“遗产”是一摞摞写满了字的处方单，包含大量缩略语的卡片，字迹潦草的笔记本，满满当当的日程本，乱七八糟的便笺，不计其数的公务和私人信函。在笔记本上，信封上，电话记录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重复的内容，但其表述又存在细微差异。

从1941年8月到1945年4月，莫雷尔几乎每天都要为他的病人看病。在总共1349天里，有885天都留下了医疗记录。其中的开药记录有1100次之多，注射近800次，几乎是每天一针。有时候，莫雷尔会把针头细心地贴在医疗记录里，因此从外表看，这些记录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透明严谨的印象。莫雷尔这样做是害怕一旦出现问题，盖世太保会兴师问罪，因为在后者眼里，私人医生向来都是必须重点提防的危险人物。

这些资料就像一片层峦叠嶂的原始森林，让身处其中之人环顾左右，辨不清方向。对那些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那些资料上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在看似巨细无遗的记录中，很多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些有遗漏的地方显然是刻意而为。在打理其他商业文书时向来一丝不苟的莫雷尔，难道是想用这些貌似严谨、实为混乱的记录来掩盖些什么？莫非那是一个只有他一人知道，连他的病人都被蒙在鼓里的秘密？当战局骤然出现对第三帝国堪称灾难性的逆转时，在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地堡性格

去年我曾有幸多次在元首的总部小住，这几次拜访令我收获甚丰，其程度远超乎元首您所能想象。我将竭尽所能，将您赋予我的能量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 [13]

——约瑟夫·戈培尔

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是任何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都无法解释的。 [14]

——珀西·恩斯特·施拉姆

要想了解希特勒当年嗑药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到自1941年夏天至1944年秋天希特勒逗留最久的故地做一次寻访。这处历史遗迹的位置是在波兰东部。在马祖里地区的一片密林里，废弃的堡垒像一艘搁浅的混凝土飞船，安静地躺在阳光下。绿色藤蔓爬满了墙壁，翘起的瓦檐上长出了橡树的幼苗。破败的水泥墙壁满是裂缝，钢筋裸露在外。在整个堡垒里，到处竖着黄色的警示牌，上面用波兰语、德语和英语写着：危险！小心坍塌！但是，每日近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游客并不把这些提示放在眼里，他们爬上黑黝黝的窗洞，钻进狭窄的墙缝，摆出各种姿势拍视频、玩自拍，像是在玩寻宝游戏。

探寻历史的足迹：曾经的元首总部——“狼穴”

1941年夏天，“狼穴”（Wolfschanze）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当时，这个地处东普鲁士小镇拉斯滕堡（Rastenburg）、四周用一道50～100米宽的地雷带围起的工事刚刚建成。碉堡的主体是10个掩体，被2米厚的水泥层覆盖的后半部是卧室，保护较少的前半部分是工作区。堡垒正中央是简陋的军官食堂，里面的陈设看上去像是一间朴素的乡村酒馆，中间摆着一张笨重的木质餐桌，可以供20人同时就餐。不久后，人们在餐桌后面的墙上钉上了一个革命的标志物：一面缴获的苏联红军旗帜。1941年6月23日，在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后的第二天傍晚，希特勒抵达“狼穴”。他将在这里指挥这场被称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军事行动。按照计划，德军将在3个月之内结束战斗，因此，军队甚至没有为士兵预备过冬的军服。

由于自认为胜券在握，德方在选择对苏作战指挥所的位置时并没有做精心考虑。就像当初修建“岩巢”时一样，德国人认为这场战争肯定不会持续太久。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迟早会让他们吃大亏。指挥所建好没几天，人们就开始抱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在整个欧洲都找不出第二处。由于周围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碉堡里总是遍地泥泞。很快，“狼穴”的臭名就传了开来。在这处灯光昏暗、空气稀薄、总是被雾气笼罩的林中营寨里，人们甚至不得不用往地上泼煤油的办法来驱蚊。一位纳粹处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再没有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了。碉堡里潮湿寒冷，每天夜里，我们都在电动通风系统造成的穿堂风和噪声里瑟瑟发抖，难以入眠。早晨醒来的时候，总是头痛欲裂。一天到晚，内衣和军装都是又湿又冷。” [15]

“碉堡里太潮湿了，这对健康十分不利，”莫雷尔医生入驻“狼穴”后不久也在笔记中写道。他被安顿在狭小的第9号工事，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无法调节的电扇一直转个不停，却不能带来新鲜的空气，只能把湿冷的空气搅动得更混浊。“这真是霉菌滋生的最佳温度。我的靴子上长满了霉点，衣服湿漉漉的。胸口发闷，面色萎黄，精神压抑。” [16]

但是，希特勒对这一切似乎毫不在意。早在“岩巢”里，他就已经爱上了这种封闭的洞穴生活，“狼穴”对他来说，仿佛是一处梦想中的港湾。在这与世隔绝的藏身地，前线的战况成为生存的唯一意义。在接下来的3年里，“狼穴”变成了他的生活中心，这里陆续修建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工事，用于居住、管理和经营等各种目的，另外还有一条专用的铁路线和一个小型机场。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多达2000人。这些人当中没有谁喜欢“狼穴”，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们的元首。希特勒常常对周围的人说，碉堡里的环境让他感觉最舒服，因为这里的气温总是很凉爽，没有冷热变化，空气也足够新鲜，而且莫雷尔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氧气瓶，“可以用来吸氧，也可以把氧气输送到卧室。元首非常满意，甚至称得上兴奋”。 [17]

人工氧气输送，厚实坚固的防护墙：表面上，这里带给外界的感觉是，这位身在指挥所的德国统帅是站在战争的最前沿指挥战斗，但是，这时候的他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距离战争更远。这种在独裁者当中并不罕见的遁世倾向，将带给他无法逆转的灾难性后果。在过去几年里，整个世界总是一再屈服于希特勒的意志，一次次不可思议的胜利使他的权力和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然而一旦在现实中遇到难以轻松战胜的反抗，他就会深深地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不肯自拔。“狼穴”这处钢筋水泥所筑的洞穴，正是其幻想世界的典型代表。

早在1941年夏，苏联的殊死反抗便让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虽然德军在入侵苏联的头几个星期里夺取了大片地盘，俘虏了数十万红军战士，然而在他们面前，永远有无尽的土地和无尽的军队需要征服。希特勒的军队打了无数胜仗，制造了无数惨烈的场面，并按照计划将战线迅速向前推进，但苏联红军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屈服的迹象。这座“庞大空虚的纸牌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从战争一开始，双方便拼尽全力展开搏杀，德军在开战以来第一次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创。

就连嗑药也没能给德军带来太多帮助。与攻打法国时一样，在这场针对苏联的更大规模的闪电战中，兴奋剂从一开始就被投入使用，特别是在陆军官兵之中。在发动进攻前，药物通过后勤渠道被分派到各装甲兵部队，一个军团在短短几个月内得到的药品配给便多达3000万片。 [18] [19] 但柏飞丁并没有带来快速胜利，因休整导致的时间拖延很快让德军吃尽了苦头。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则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调遣大批部队前来增援。

1941年8月，就在战事正处在千钧一发的开局阶段时，希特勒却病倒了，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这天早上，希特勒的侍卫灵格（Linge）像往常一样，于11点整敲开了13号工事的房门。他发现，希特勒正躺在床上，发烧，腹泻，浑身关节疼痛，不停地打着寒战。看样子，八成是染上了痢疾。

“接到电话，要我火速去见元首。据说他突然感觉头晕，眼下正在他的地堡里。” [20] 当莫雷尔通过190号分机得到希特勒突然患病的消息时，他正在幽暗狭小的工作间里干活。那是他和御用摄影师霍夫曼的儿子合用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各式摄影器材和药品。莫雷尔迅速抓起黑色的出诊包，冲出房间，赶到自己病人的身边。希特勒浑身瘫软地倒在床上，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他要莫雷尔马上想办法治好他，因为他要赶去主持战事会议，并就命运攸关的问题做出决策。

这时候，仅靠维生素和葡萄糖肯定是不行的。在焦急和忙乱中，莫雷尔决定在维生素钙剂中添入类固醇和速效胰岛素复合剂，配成针剂，给希特勒注射。这种类固醇和速效胰岛素复合剂是莫雷尔自行研制的一种荷尔蒙药剂，它是用从猪和其他牲畜身上取得的心肌浸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肝胰腺加工制成的。这次注射不像往常那样顺畅：“入针时，针头断了。” [21] 为了缓解急症导致的疼痛，莫雷尔又给希特勒注射了20滴杜冷丁，这是一种作用类似于吗啡的鸦片类制剂（Opioid）。 [22] 但是，频繁的腹泻并没有停止。这天中午12点时，在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工事中召开的战事会议上，“病人A”缺席了。元首病休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整个指挥所。

“元首非常生气，”莫雷尔在当晚的医疗记录中写道，“我从没见他在我面前发过这么大火。” [23] 这位私人医生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兴奋剂疗法。很快，注射的针剂便见了效，痢疾症状消除了。第二天，希特勒重新出现在战局讨论会上，并立即着手挽回头一天缺席会议所造成的影响。就在他生病的这一天，他与总参谋部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再次暴露，总参谋部的将领们一心想抓住机会，尽快实施自己的计划。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下一步的进攻路线。与希特勒的想法不同，将领们认为应当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他们计划以攻坚战的方式占领苏联首都，从而夺取整场战役的主动权。但是，刚刚病愈的希特勒却另有打算。他执意将军队分成南北两个军团，北方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苏联北部的列宁格勒，南方军团则在同一时间穿越乌克兰向高加索挺进，夺取对战争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各大油田。

这场冲突给莫雷尔医生和他的“速效疗法”也带来了影响。为了让“病人A”不再因为生病而受到排挤，他决定加大预防性注射的力度。从此，莫雷尔俨然变身为多联疗法的代言人。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的药物，并通过注射剂量的调整，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最佳疗效。 [24] 他甚至抛开了对症下药的原则，而是将药物当作营养品，源源不断地注入希特勒的身体。 [26] 这些药物可谓无奇不有，如托诺弗斯芬（Tonophosphan）——赫斯特（Hoechst）公司生产的一种后来多用于兽医领域的新陈代谢促进剂，从子宫血液中提取的富含荷尔蒙和免疫抗体的丝氨酸（Homoseran）， [27] 可改善性欲和活力等的衰退的性激素睾酮，还有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有助于治疗抑郁的睾丸素。另外还有一种用于注射的药剂是前列腺素，它是从小牛的精囊和前列腺中提取的。

尽管希特勒还像以往一样不吃肉，但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素食者了。自1941年秋天起，越来越多的动物成分开始进入他的血液。这些治疗的目的是消除和预防心理与生理上的疲劳症状，加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随着药物种类和剂量的不断增加，希特勒体内的天然免疫系统逐渐被人工构建的防护墙代替。莫雷尔让这些变得愈发不可或缺。

在希特勒的健康问题上，自从感染痢疾那一次之后，莫雷尔采取的手段相当于用高射炮打蚊子。这种治疗方法一直延续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从未停止。当元首偶尔走出工事，在“狼穴”1号禁区里散步时，莫雷尔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他的身侧，一位助手拎着注射器械包跟在后面。药物疗法的连续性从1941年8月的一次火车旅行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分乘专列前往东线视察。在长达24小时的车程中，火车将穿过整个东欧，在这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列车途经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z-Podolsk），武装党卫军和一支德国警察部队刚刚枪杀了23600名犹太人，这是第一起以大清洗方式屠杀整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件。

为了保证希特勒在途中也能按时得到治疗，他所乘坐的专列临时安排停车，因为当列车行驶时，车厢晃动有可能影响莫雷尔的操作。由一节防弹车厢和两节护卫车厢组成的专列刚刚停稳，莫雷尔便迅速走进希特勒的包厢，麻利地打开药箱，掏出用黑色皮子包裹的套装药剂，掀起固定安瓿瓶的金属片，拉开存放针管的皮套拉锁，抽出针管，敲开一只安瓿瓶，插入针头将药液吸出。然后，他用橡胶管扎住希特勒肤色苍白、几乎看不到汗毛的手臂，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然后小心地将针头刺入皮肤。第一针是静脉注射，第二针是皮下注射。莫雷尔骄傲地记录下这次临时停车的非常经历：“火车在半路停了下来，因为我要给元首注射葡萄糖、托诺弗斯芬和维生素钙剂。我只用8分钟就全部搞定了。” [28]

这类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变成了规矩。希特勒的日常状态越来越取决于药物，随着时间推移，注射到他体内的药剂种类达到80多种，这些药物包括荷尔蒙制剂、类固醇以及其他许多非常规药品。 [29] 每天的药剂搭配都会略有变化，这对病人心理可以起到良好的安慰作用。如此一来，希特勒就不会产生对某一种药物上瘾的印象。这正是莫雷尔的良苦用心，他必须想方设法，让病人接受自己为其调配的药物鸡尾酒。就这样，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一道，共同摸索出一套自我治疗和自我修正的完美方案，并对其无限制地加以滥用。

到了1941年下半年，莫雷尔的多联治疗方法越来越大胆，已经达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尽管在当时，人们对类固醇和荷尔蒙的了解还很有限，对各种兴奋剂的复杂交叉作用还没有充分认识。希特勒对这一切毫无意识，他一辈子都对药物感兴趣，但掌握的医学知识却近乎零。和统率军队一样，身为瘾君子的他对毒品的认识也始终是个半吊子：做事全凭感觉，从不刨根问底。这一点最终将他引向毁灭。直到巴巴罗萨计划实施前，他凭借天生直觉所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而恰恰是在莫雷尔开始对他实行注射治疗，用各种药物把他的身体搅乱后，他的良好直觉也弃其而去。大剂量用药所导致的耐药性，是问题的根源所在。随着身体对药物的适应，要想保证药效，只能不断增加剂量，因为一旦药效降低，希特勒的身体很可能就会崩溃。

从这一角度看，莫雷尔是给信任自己的主子帮了倒忙。身为私人医生，他对药物的交叉作用显然没有考虑，而这本应是行医者的基本职责。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心只想讨希特勒的欢心，并以此保住自己作为宠臣的地位。1941年秋天，当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杀戮，入侵苏联的国防军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让数百万人命丧黄泉后，纳粹恐惧机制也像毒瘤一样逐渐发作，由里而外一步步恶化。

东线之困

根据我的判断，我深信元首是健康的。 [31]

——约瑟夫·戈培尔

在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中，1941年10月2日这一天的记录是这样的：“当日，秋高气爽。中央集团军所有部队于拂晓时分发起进攻。” [32] 攻打苏联首都的计划在经历一番迟疑后，终于被付诸实施。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和莫斯科之间的小城维亚济马（Wjasma），德军对苏军发动了两场大规模围歼战，俘虏了67万名红军战士。在“狼穴”元首总部，一些人甚至认为德军已胜利在望。但是，由于德军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优势，并且在其他战场上消耗了太多兵力，他们无法再以闪电战的方式一举攻克斯大林的权力中心。当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时，德军的攻势彻底陷入了泥淖。“无休无止的雨、雾。路面状况不断恶化，给所有行动和后勤补给都造成了严重困难，”陆军司令部在10月底的战事记录中如此写道。 [33] 自开战以来，德军第一次露出了败象。

面对严峻的局势，希特勒的反应十分冷淡。当苏联红军在初冬时调集西伯利亚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并给德军造成严重伤亡时，德方将领纷纷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要求立即撤军，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希特勒拒绝听从这一建议，并于1941年12月16日发布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这道命令虽然暂时避免了更坏情况的发生，但从长远看，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从这一刻起，在没有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任何后退行为都是禁止的。曾以行动凌厉令敌人胆寒的国防军，如今面对战争局势的多变却无力应付，只能苦苦坚持。尽管直到最后一刻，德军仍然以顽强斗志赢得了敌人的尊重（德军的顽强斗志与其独一无二的“任务式指挥”不无关系，它让一线指挥官在达成预定目标的方法上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最初曾以辉煌战绩震惊世界的运动战却从此成为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古德里安，就在1940年春天，他以打破常规，甚至不惜违抗军令的行动为西方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如今，当他试图劝说最高统帅从莫斯科撤军时，希特勒干脆将他撤职，不让他再插手前线的指挥事务。

希特勒的唯一战术就是“殊死抵抗”，不计代价。“不计代价”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无视前线的残酷现实。因此，德军在对苏战争的第一年冬天就蒙受了惨重损失。在莫斯科，教堂敲响钟声，以鼓舞民众士气。东正教神父们挨家挨户奔走，动员百姓为保卫俄罗斯的神圣领土而战。在苏联各地的电影院里，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一边是身着棉服和皮靴的红军战士，另一边是穿着单衣、没戴手套的德国战俘光着脚在地上蹦来跳去，以免冻僵。

对这些侵略者来说，前途越来越令人绝望。在很多时候，能够带给他们帮助的只有柏飞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说一个：在伊尔门湖（Ilmensee）南岸的渔村维斯瓦德（Wswad），其地理位置处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间，一支德国部队被包围，营帐被烧毁，粮草尽断，只剩下一条小路可供逃生。这群狼狈不堪的德国兵一行大约500人，扛着沉重的背包和机枪，趟着齐腰深的积雪，开始了长达14小时的夜行军。根据国防军报告中的记录，这些士兵当中有很多人没过多久就“精疲力竭……大约在半夜时，雪停了，天空明亮清澈。可很多人宁愿躺在雪地里，也不愿再往前挪步。任何豪言壮语都无法唤醒他们的意志力。于是，他们每人被分到了两片柏飞丁。过了半小时后，一些人感觉渐渐好了起来。大家重新排好队伍，再次上路”。 [34]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嗑药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冲锋和进攻，而是为了坚持和活命。 [35] 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

一位军医的回忆

“那时候，我手里有很多药。我负责把药发给大伙，发药时就是一句话：给你，拿着！”1940～1942年曾在柏林军医大学受训的军医奥托·舒尔特施泰因伯格（Otto Schultesteinberg）回忆自己在苏联战场的经历时如此说道。这位时年 [36] 94岁的老人对当年那场战争，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种种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如今，老人的家在巴伐利亚州施泰贝尔格湖畔。在当地一家克罗地亚餐馆的露台上，我见到了他。他告诉我：“我自己并没有吃过柏飞丁，或者说吃得不多，大概只有几次吧，我想试试那是什么感觉，也好知道自己发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告诉你，那玩意儿真的管事！它让人很清醒，清醒得简直不正常。不过，我不想经常吃它。我们知道这东西会让人上瘾，还有各种副作用：精神错乱，神经失调，体力衰竭，等等。在苏联的时候，我们打的是一场消耗战、阵地战。这种情况下，柏飞丁不管用，它只会让体力消耗变得更严重。人如果缺了觉，早晚得补上。从战术来讲，用药物剥夺睡眠不会有任何好处。” [37]

柏林方面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帝国公共卫生事务负责人康蒂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禁毒主张，并指示其领导的“涉毒举报处”全面搜集吸毒士兵的信息。他制定了一份有关吸毒的定性标准，要求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按照这项标准对每一名因涉毒被开除的士兵进行归类，从而决定是对其采取强制戒毒，还是“作为无法改造或不可救药分子尽快清除出队伍”。 [38] 这些话不仅严厉，而且还带有明显的恐吓之意，因此未能得到国防军方面的配合。军方举报的涉毒案例几乎为零。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已经没有人再有心思去惩戒吸毒分子了；相反，军方甚至有针对性地向康蒂身边的助手发出征兵令，并将其派往前线，用这种办法给禁毒运动制造困难。

1941年年底，最高指挥部的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德军已取胜无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总结形势时称：“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我们都已面临枯竭。” [39] 旨在通过偷袭扭转真实军力对比的闪电战策略失败了，希特勒亲手制订、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投机沙盘”上的战争计划由此破灭。面对拥有人口和装备优势的苏联人，德国人要想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纯粹是妄想。这才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德国本应从这一认识出发，做出合理决策。然而希特勒却对摆在眼前的事实采取无视的态度，此时的他早已对地缘政治现实失去了判断力，因此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决定。如果说1941年秋天之前，这位最高统帅是无往而不胜的话，那么现在他所经历的，正是这一切的反面。

1941年12月，德国对美国宣战。这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疯狂决策，因为这时的德国正在多条战线上拼死挣扎，力量已消耗殆尽，而它的对手则是养精蓄锐多年、实力雄厚的工业巨擘。树敌过多者不会有好下场。但是，刚刚接替布劳希奇元帅、亲自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自大狂希特勒，早已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认清现实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求。正如他本人所说，巴巴罗萨行动是推开了“一扇通往黑暗的未知世界的门，没有人知道那扇门背后是什么”。 [40] 在现实生活中，希特勒同样是被黑暗包围，就像莫雷尔描述的，“在碉堡里，整天都见不到一丝阳光”。 [41] 在这黑暗世界之中，没有谁能够走近这位陷入魔道的独裁者，并把他拉回现实。只有私人医生手中的针头可以刺穿这身“铁甲”，把各种荷尔蒙激素注入他的血管。“元首过着如此自闭和不健康的生活，真是让人伤心，”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整天待在碉堡里，不到外面散步，也没有任何娱乐。” [42]

在1942年1月召开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得到落实。在灭绝犹太人问题上，希特勒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德国之所以不惜一切坚守每一处被其占领的地盘，有一个原因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让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Sobibor）、海乌姆诺（Kulmhof）、迈丹尼克（Majdanek）、贝乌热茨（Belzec）这些建在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的炉火，烧的时间再长一些。守住所有阵地，直到犹太人全部死光。这场针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争，最终变成了“病人A”——一个违背所有人类伦理的狂人——一人操纵的战争。

狼人星球

我非常羡慕您能在元首总部亲历这些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元首的审时度势天赋以及他对国防军建设的精心规划，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充分信心。……愿神赐予元首健康和力量，带领人民实现最终的目标。 [43]

——一位友人致莫雷尔的信

1942年夏，纳粹的地理扩张达到了巅峰，第三帝国的版图从北角（Nordkap）一直延伸到北非和中东。但同时，它也从各方面显露出失败的迹象。同年夏天，德国开始实施“莱茵哈德行动”（Aktion Reinhardt），超过200万犹太人以及生活在波兰占领区的5万多名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在这场系统化大屠杀中被害。就在同一时间，德军完成了一场兴师动众的大转移：空军动用17架飞机，将元首总部从“狼穴”搬到了在距离乌克兰西部小镇文尼察（Winniza）数公里处新建的指挥所中。

实际上，这次搬迁行动不过是纳粹上演的一场大戏，是为了给军队造成一种印象：最高指挥层正和他们一道浴血沙场。然而实际上，这个森林中的木屋距离真正的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之遥。1942年春天，当英军对吕贝克、罗斯托克、斯图加特特别是科隆等德国城市发动大规模轰炸时，指挥所的人们安然无恙地躲过了一劫。对希特勒而言，在这个连名字都无人知晓的遁世之地，他可以轻松地忘记眼前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沉浸到自己的幻觉世界之中。这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像当年慕尼黑摄政王广场附近的居所那样，一个凡俗意义上的家，而是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避风港。

新任装备部部长施佩尔（Speer）在描述乌克兰的新元首总部时说，这是“一片别墅式的平房，一片小小的松树林，还有公园模样的小花园”。 [44] 为了与周边环境显得更和谐，人们将新伐下的树干漆成了绿色，在树荫下的灌木丛里开辟出空地，建成停车场。乍看起来，这里就像是一处避暑用的度假村。然而，正是在这几座被高大橡树包围的木屋里，希特勒一如既往，继续指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战争，并开始酝酿新的行动方案——“狼人”计划。“狼人”这个名称和他此时的生活状态简直再贴切不过：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要求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近乎病态的卫生隔离规定， [45] 对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希特勒来说，微生物是他终生惧怕的敌人。而在这时候，那些在沼泽地和荒原上苦苦坚持的德国兵却在与真实的危险搏斗，战壕热、兔热病、疟疾等远东特有的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此时，莫雷尔和他的病人变得更加形影不离。甚至在指挥所的战局讨论会上，这位私人医生也会出现在元首身侧。参会将领们一个个不敢多言，只能向这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医生投来厌恶的目光。这样的会议每天都会召开两次，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会议室也是门窗紧闭，窗帘拉得密不透风。虽然林子里的空气总是很新鲜，但“狼人”指挥所里的空气却永远污浊难闻。如今希特勒能听得进去的建议，都是出自和他一样对前线战况毫不知情的人之口。 [47] 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总是深得元首的欢心，性格乖戾的陆军元帅凯特尔就是其中一位。私下里，人们偷偷地唤他“奴才”。

与病人形影不离的御医莫雷尔（希特勒左后侧）

1942年7月23日，在德国发动对苏战争13个月后，希特勒又一次犯下了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在其颁布的第45号训令中，希特勒命令将德军兵力分为两支，这次是在苏联南部：A集团军群的目标是攻克石油资源丰富的阿塞拜疆首府巴库，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拿下斯大林格勒，向里海海岸进军。这样一来，原来800公里长的战线被拉长到了4000公里，这必然会导致局面失控。这一决定在陆军司令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乌克兰的炎炎烈日和45～50摄氏度的高温下，“争吵和发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假想变成了指挥行动的准则”，总参谋长哈尔德对最高统帅的决定如此指责道。 [48] 装备部部长施佩尔说：“希特勒的精神错乱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个在他身边的人都预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在制订军事计划时，德军的真实处境早就被抛在了一边。私底下，人们把每日的战局讨论会称为“摆戏台”。“那些有关国防军战况的各种夸夸其谈让人担心，这样下去，没有人会对局势的严峻性有充分认识。” [49]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战争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它是“镰刀收割计划”的发明者、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官、不久前受封陆军元帅的冯·曼施泰因，在一场有关东线南段危急局势的报告中讲的：“和以往一样，元首依然没能对全局做出总体性判断，他仿佛不再有这样做的能力。” [50] 在希特勒眼里，那些头脑清醒的将军所说的话都是危言耸听，但这些话虽然刺耳，有时候他也不得不听。因此，他经常会用孩子气的方式做出反应。例如，他拒绝和约德尔将军握手（顺带一提，后者是最高统帅部里唯一一位不让莫雷尔医生看病的人），不出席聚餐，而是整天躲在树荫下自己的木屋里，在天黑前绝不迈出房门一步。1942年8月，希特勒到前线视察军情时，因皮肤常年不见阳光而被严重晒伤。“整张脸红彤彤的，脑门被晒脱了皮，疼痛难忍，搞得他情绪很糟。” [51] 因此，当重新回到林中隐蔽的小屋后，他简直乐开了花。

另外，希特勒也很少再公开露面，发表演说。这个曾经热衷于在万众簇拥下激昂陈词的人，渐渐从公众的视线之中消失。历史学家和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描述这种变化时写道：“他曾经有计划地用全民狂热代替了理性，可以说，他用六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德国百姓离不开的一剂毒品。然而在战争期间，他却突然给他们断了药。” [52] 反过来讲，这种变化也给希特勒本人造成了不良后果。以往他的每次露面都不仅让万众为之欢腾，同时也让他像嗑了药一样沉醉于其中。现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他只能依靠化学品来补充以往从百姓拥戴中所获得的能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希特勒的自我封闭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是一个永远需要外界激励的人，”希特勒传记作者费斯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莫雷尔的毒品和药品代替了过去他从万众欢腾的场面中获得的刺激。” [53]

身为国家领导人，希特勒很少再亲自处理日常公务。他总是整夜不眠，很少在清晨6点前上床。和过去一样，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和施佩尔一起讨论大型建筑规划，当然纯粹是在假想的层面上。这位忠心耿耿的装备部部长和最受元首宠爱的建筑师，曾将与希特勒之间的合作称为“令人心醉神迷的几个年头”。作为排挤他人的行家里手，施佩尔一直对“领袖魅力的刺激作用”深信不疑。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渐渐发现，希特勒“在这些讨论中经常偏离现实，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 [54]

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战局走向带来了深远影响。希特勒经常在不考虑装备、兵力和后勤保障等因素的情况下，盲目地把军队派上战场。与此同时，当涉及具体的战术问题时，他还不停地对军事指挥官们指手画脚，甚至在营级部队的调遣上也要亲自过问。 [55] 在召开战事会议时，他要求速记员逐字记录，以便会后监督。因为很多将领在接到希特勒发出的不切实际的命令后，总是偷偷想办法敷衍他。

从敦刻尔克的停止前进命令开始，希特勒对军事的一知半解就已暴露无遗。这一年，在希特勒的指挥下，德国国防军在阿布哈兹（Abchasien）和卡尔梅克草原（Kalmückensteppe）漫无目标地左突右攻，一边挺进到黑海海岸，另一边又攀上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峰，将纳粹“ ”字旗插上5633米高的山顶。这时，希特勒也从一个军事指挥上的半吊子彻底变成了一个满脑子不着边际幻想的狂人。1942年夏天，希特勒的毒品注射量达到了高峰，为此，莫雷尔医生不得不向柏林恩格尔药房发去订单，为元首总部专门订货。 [56]

恩格尔药房致莫雷尔的一封信：“为了供应订购的注射器，我需要签发处方，或一份表明注射器是为元首总部提供的证明。只有在收到此证明后才能准备注射器。最诚挚的问候，希特勒万岁！”

在1942年秋的非洲，从“冰毒之狐”化身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元帅在与蒙哥马利（Montgomery）率领的英军交战中受困。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苏联战场上，随着斯大林格勒战略意义的下降，围绕这座城市展开的激战渐渐变成了一场近乎病态的死搏。可希特勒却对这场代价惨烈的战役大肆渲染，将其描绘为一场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战。当保卢斯（Paulus）麾下的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被苏军包围，成千上万德国士兵在饥寒交迫和敌军的炮火中痛苦地死去时，希特勒的健康状况骤然恶化。“胃肠胀气，口臭，全身不适，”莫雷尔在1942年12月9日的笔记中如此记录道。 [57] 就在同一时间，戈林提出的大胆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从空中为被困德军运送燃料——彻底落了空。

一周后，“病人A”向他的私人医生问起一件事。他说，戈林曾经跟他讲，每次身体感觉疲乏和头晕的时候，都会吃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是卡地阿唑（Cardiazol）。希特勒想知道，“当他在处理要务时，如果身体感觉不适，是不是也可以吃这种药”。 [58] 莫雷尔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卡地阿唑是一种剂量难以把控的血液循环促进剂，很容易导致血压增高并引发癫痫，所以风险很大。不过，莫雷尔医生从中领会到了他的病人的意思：元首需要某种药力更强的药物，来帮助其排解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所造成的心理打击。莫雷尔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乌克兰屠宰场

你们必须保持健康，必须让身体远离一切毒害。我们需要清醒的国民！未来德意志人的强大，完全是由他的精神创造和健康力量决定的。 [59]

——阿道夫·希特勒

莫雷尔用经营独创药物维他默丁赚来的钱，买下了波希米亚奥洛穆茨（Olmütz）的一家食用油加工厂，这家名叫海康恩（Heikorn）的公司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食用油制造商之一，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抢来的。希特勒亲自出面帮莫雷尔促成了这笔生意。 [60] 收购价格只有区区12万帝国马克，对这样一笔利润可观的不动产来说，几乎相当于白送。莫雷尔拿到这家工厂后，将它改造为其名下的哈玛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堪称是使雅利安化（arisierendes）的杰作。” [61] 此后，他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生产包括罂粟油、芥末、去污粉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另外还有专为国防军研发的“鲁斯拉”（Russla）除虱粉（尽管效果不理想，却是国防军的必备防护品）。不过，公司的核心生意是维生素和荷尔蒙药剂，为此，这位野心勃勃的私人医生和纳粹恐怖体制的受益者必须找到办法，以保证产品的原料供应。

在“狼穴”元首总部以南8公里的文尼察市，有一家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屠宰场。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斯威夫特（Swift）公司利用最先进的现代技术，按照芝加哥屠宰场的模式，对这家屠宰场进行了改造。据说，乌克兰全国的牲畜屠宰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整个屠宰过程是全自动化的，包括动物血液的收集。这唤起了莫雷尔的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德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就像莫雷尔在笔记中所说的，按照老方法屠宰时，总是把“宝贵的蛋白质用水冲洗掉”。莫雷尔决定，要用这些先进设备大赚一笔。就在希特勒这个让全世界陷入战火的狂人整天躲在木屋里做白日梦之际，自学成才的药剂师莫雷尔利用德国在乌克兰作战的机会，开始运作他的赚钱计划。

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莫雷尔制定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案。他向纳粹思想领袖、负责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通报说，他准备建立一家“内脏制剂生产厂”，并以典型的御医口吻提出请求：“如果我能够得到那些原料的话，我就可以满足整个东部占领区对荷尔蒙产品的需求。” [62] 这里的“原料”指的是甲状腺、肾上腺、睾丸、前列腺、卵巢、库珀氏腺、胆囊、心、肺等，也就是在文尼察屠宰的所有动物的全部器官和腺体，包括骨头。

这笔生意就像是一个金矿，因为这些廉价原料将被加工制作成价格昂贵的兴奋剂和类固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莫雷尔在占领区一刻不歇地四处奔走，为酝酿中的不光彩生意穿针引线。他的目标是，必须要让所有原料物尽其用，就连屠宰时收集的动物血液也不浪费。他准备将这些血液加上蔬菜（主要是胡萝卜）进行干燥处理，制成一种新型营养药。 [63] 莫雷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连日来的奔波让我疲惫不堪，每天我都要开车走150公里甚至是300公里的路，而且是在颠簸不平的石子路上。” [64] 他要让乌克兰占领区成为任其剥削的对象，要榨干它的血液，吸干它的骨髓。纳粹分子的厚颜无耻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希特勒身边的红人，他在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方面，与那些身居要职的纳粹大人物并无二致。

莫雷尔的计划得到了他的另一个病人、乌克兰总督辖区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因手段毒辣而被称为“小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他表示，今后在屠宰动物的过程中，莫雷尔“可以派专人收集所有制药所需的废料……并按需求进行加工处理”。 [65] 莫雷尔对此感激涕零，并宣布了他的下一步计划：“如果内脏制剂一事进展顺利的话，接下来我将着手乌克兰草药和毒品方面的研究。您将会看到，所有工作都在按照章法有序推进。” [66]

他当即注册成立了“乌克兰制药公司文尼察分厂——内脏制剂和草药生产以及药物出口”。这一名称不仅明确了产品的内容，同时也为公司的未来扩张定下了基调。由此可以看出，莫雷尔并不满足于在乌克兰西部的发展，而是把目光投向更有利可图的顿巴斯工业区，甚至是黑海沿岸的草原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他计划在这些地方“大规模种植草药，为建设强大的德意志经济助一臂之力”。 [67]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Charkow），在1941年10月被德军第6集团军攻克前，这里是苏联的第四大城市与战略重镇。自被德军占领后，这里到处呈现出一片死亡景象：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炮火摧毁，城市人口由原来的150万减少到19万，无数苏联平民被杀害，有的人被扔下阳台，有的人被吊死在走廊、银行，或者饭店的门前。 [68] 在德罗比茨基谷地（Schlucht Drobizkij），德国C集团军群下属的4A特遣队联手秩序警察部队314大队的部分成员，对当地犹太人实施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1.5万人被枪决，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拖入毒气车中杀害，大量哈尔科夫居民被占领军送去德国做苦役。当1942年5月红军营救行动失败后，近24万名苏军士兵沦为俘虏。

但是，莫雷尔对这些事毫不关心，哈尔科夫的悲惨景象反而让他看到了商机。他在给辖区总督的信中写道：“在这个政权几度易手的城市里，应当想方设法为战争经济做点儿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 [69] 当他听说哈尔科夫有一家内分泌研究所在内脏制剂领域颇有建树的时候，莫雷尔再次致函科赫：“在没有腺体供应的情况下，这家原属于苏联政府的研究所的工作是毫无前途的，而本人蒙您关照，已获准从屠宰场得到这些内脏废料。因此，我谨恳请您批准将这家研究所出售给我，以便我尽快开始内脏处理以及德国急需药品的生产工作。” [70]

在信发出当日，莫雷尔便收到了科赫的电话答复：同意将研究所“过户”给他。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科赫还向乌克兰18家屠宰场发布指示：“根据乌克兰辖区总督的命令，屠宰场的所有动物内脏废料……必须全部交予乌克兰制药公司处理。屠宰场应在去除脂肪后，将动物内脏放入零下15摄氏度的冷库中冷冻，或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将温度降至最低。” [71]

在荷尔蒙研发和大规模生产问题上，所有障碍都已被清除。莫雷尔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在他的眼里，那些来自东线的令人作呕的废料就像是一个意外发现的宝藏：“这些动物内脏可以带给我们所需的一切。” [7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愿真空干燥和萃取的设备能早些运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 [73]

但事态的发展并非如莫雷尔所愿，幸运女神这一次没有眷顾他：随着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的溃败，莫雷尔的内分泌研究所计划泡了汤。1943年春，苏联红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很遗憾，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它把我们的美好梦想和筹备工作都变成了一场空。” [74] 莫雷尔在失望之际，不得不将动物内脏的萃取加工重新搬回波希米亚的奥洛穆茨制药厂。为了将大批动物原料从乌克兰运到远在1000公里之外的加工厂，并将运输成本压缩到最低，莫雷尔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动用国家机器。他打着“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旗号四处招摇，甚至不惜假借元首的名义发号施令。

当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仅有的几条通往东线战场的公路在战火包围中，成为运送援兵和给养、将伤员送回后方的生命线。可莫雷尔却恬不知耻地依靠元首总部的关系，让几百辆货车和列车跋涉千里，横穿整个东欧，将从乌克兰强取豪夺的成吨货物运送到波希米亚。这些货物是猪肚、胰脏、脑垂体和脊髓，猪牛羊的肝脏，等等。在莫雷尔这里，元首总部“除军事要务外，不准擅自动用车辆” [75] 的限令变成了一纸空文。莫雷尔从乌克兰运来的动物原料中还包括制作明胶用的鸡爪。下面是一张标准的莫雷尔货车装箱单：70桶盐渍猪肝，1620只猪肚，70公斤猪卵巢，200公斤牛睾丸。价值：2万帝国马克。 [76]

在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的“雅利安化”药厂，几乎每天都有一辆来自乌克兰的货车将上述货物运抵这里。就连国防军的运输车也必须为他让道，否则，莫雷尔医生绝不会客气。如果一辆载有“乌克兰制药公司”货物的列车不能顺利通过，他会立刻抓起听筒，将电话打到主管部门，就“车辆调度问题” [77] 提出交涉。其交涉对象有可能是低级别的运输指挥官，也有可能是铁路局局长或帝国交通部部长。电话中，他在说明身份后，就会恼怒地威胁对方，必须为这些“元首部门托运的一级紧急货物即刻放行”。如果对方配合，他将以安排觐见希特勒作为回报，或至少赠送一盒银色包装的精品维生素药片。 [78] 莫雷尔总能如己所愿：他的要求就像最高指示一样被一层层传达下去，直到兑现。

在利益驱动下，莫雷尔变得越来越胆大。为了保障战时的生产正常运转，并牟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他甚至不惜动用强制劳工，为他的工厂干活。“眼下我们在招募体力工人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就连装车的活儿也只能交给女孩子干，”首席药剂师库尔特·穆利博士（Dr. Kurt Mulli）向莫雷尔报告说，“所以我考虑写份申请，让上面分派些囚犯给我们。也许您有办法让鲍曼办公室给我们出份证明，证明我们这里的工作属于头等要务。” [79] 穆利知道，他的老板一定能够说服希特勒的秘书、纳粹党务负责人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让这个威风凛凛的强势人物为他出力。

在这几个月里，莫雷尔收集的动物内脏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但是，为了保住自己在乌克兰的垄断地位，他宁可让这些原料烂掉，也不能把它们交给别人去加工。“我绝不能让这些原料落入竞争者之手。收集和处理乌克兰动物内脏的权利，必须由我一人掌控。” [80]

莫雷尔将肝脏制剂开发确立为公司发展的重点。肝脏是动物体内最重要的能量转换器官，许多元素都是在肝脏内吸收和分解，这些元素中包括各种类固醇：既有胆固醇合成的具有促进肌肉生长和提高性能力作用的雄性激素，也有皮质类固醇和糖皮质激素这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体能的神奇物质。莫雷尔宣称，这些成分经过提炼，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体能，甚至具有治愈作用。这种说法与当时人类的科学认知水平是一致的。然而实际上，肝脏中也有许多有可能导致疾病、破坏人体免疫力的成分，一旦免疫系统失去对自体和异体分子的区分能力，无法再识别哪些是危险和不健康的元素，人体的自我毁灭机制就会被启动，并最终导致死亡。

由于东线战局越来越混乱，从乌克兰运来的内脏原料经常因运输过程中受阻而解冻，有时候甚至要在路上辗转三个星期，才能运抵奥洛穆茨的加工厂。然后，这些臭烘烘的动物肝脏被扔到大锅里，加入丙酮和甲醇，连续熬煮数小时。毒素被蒸馏掉后，剩下的是一种褐色蜂蜜状的黏稠液体。这些液体被注水稀释，然后灌入安瓿瓶，每日1万支。这就是莫氏公司的主打产品：Leber Hamma。

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真的能到消费者手里吗？按照战时经济法的规定，自1943年5月后，所有新药品都不得上市。可莫雷尔自有他的办法。他找到了帝国卫生领袖康蒂主管的卫生局，语气傲慢地说：“对于我的药品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元首在听完我的汇报后做出了如下批示：如果你研究试验出一种药品，然后在元首总部使用并证明有效，那么自然就可以在全国普及，不需要任何批准。” [81]

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病态：莫雷尔这位来自柏林私人诊所的名医，在占领区一手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药品帝国，然后把元首总部的成员——很可能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当成了小白鼠，用来试验那些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制造、成分可疑的激素类药物和类固醇针剂。之后，这些药品又获准在全国和国防军部队中推广。这是一种自身免疫力的极度衰退。

药物“X”与走火入魔

元首的健康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乍看上去，人们会感觉他的身体很硬朗，但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 [82] [84]

——约瑟夫·戈培尔

自第6集团军余部于1943年2月初在斯大林格勒宣布投降后，长期以来笼罩在国防军头上的光环随之消散。作为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也同样光环不再。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隆美尔军团兵败北非，英国空军自3月开始对鲁尔区的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德国潜艇部队在5月的大西洋潜艇战中败北：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希特勒却像以往一样反应麻木。他仍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并且固执地认为，他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他一如既往地坚信德国必胜，拒绝将理性与客观性作为决策的基础。纳粹体制变得越来越僵化，而没有随着时局变化做出调整并尝试新策略，如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从根源上讲，体制的僵化是由“病人A”的“僵化”导致的。

这时候的希特勒变得比以往更加孤独。随着苏联红军的不断挺进，在1943年整整一年里，希特勒在“狼人”指挥所只待过几天，其余时间都蜷缩在“狼穴”的小木屋里，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这里，每天固定的集体聚餐和宵夜对其他所有人都是一种折磨。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连续几个小时，甚至一直到黎明。他很少主动和人搭话，而是目视前方，就像面对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人群。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重复那些他喜欢的老话题：关于抽烟的危害，不能让毒品伤了身体，还有盛赞他的私人医生为他准备的素食餐谱。1943年1月30日，他为私人医生特批了一笔高达10万帝国马克的款项，用于素食的科学搭配研究。他得意地讲，因为有足够的维生素和能量补充，他偶尔也可以破戒，在晚饭后喝上一杯啤酒或是一小杯斯利沃威茨白兰地。 [85]

这一年，在战局出现根本性转折的同时，希特勒的身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周围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有人都已意识到：希特勒的魔法失灵了。“希特勒朝我走过来，驼着背，步履缓慢，透着几分疲惫，”一位少将在描述自己与最高统帅会面的情景时说道，“当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瞧这个老人，他就要被重担压垮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注意到，他的两眼是那样憔悴无神。我敢肯定地讲，那是一双病人的眼睛。” [86]

这一切当然不可能瞒过御医莫雷尔的眼睛。但是，他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他的病人恢复活力，重新成为那个万人景仰的元首呢？眼下，荷尔蒙、类固醇、维生素合剂显然已无济于事。

1943年7月1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局势变得空前紧张。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打败德军，赢得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坦克战的胜利，也让德方扭转战局的最后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与此同时，盟军在西西里成功登陆，意大利投降在即，退出与德国的联盟已指日可待，希特勒眼看就要沦为孤家寡人。“意大利军队的背叛让他夜不能寐，”莫雷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身体紧绷，脸色极度苍白，整个人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明天他将和Duce [87] 举行重要会谈。” [88]

半夜，莫雷尔被希特勒的侍卫灵格从床上叫了起来。对方告诉他，希特勒腹痛难忍，让他赶紧想办法处理。头天晚上，希特勒吃的是奶酪配菠菜豌豆卷，腹痛估计是这顿饭引起的。莫雷尔迅速穿上衣服，摸黑一路跑到希特勒身边，拿起针管给他打了一针。但是，常规药剂这时显然没有用。莫雷尔快速思考着，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他该拿什么来对付这场“猛烈的袭击”。 [89] 他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迅速消除痛苦，让病人恢复精力的药物，而且要一击必中。他知道确实有这样一种药，但要给希特勒注射它，要冒很大的风险。

在1943年第二季度“病人A”的病历卡右下角，标注着一个药名，下面画着几道强调用的横线：优可达（Eukodal）。这是达姆施塔特的默克公司生产的一种麻醉剂。1917年，优可达作为止痛镇咳剂首次上市，并于1920年代风靡一时，人们甚至将这场风潮称为“优可达主义”（Eukodalismus）。这种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名为羟考酮（Oxycodon）的鸦片类物质，它是从天然鸦片中提炼合成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优可达就曾是医生圈子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说起它时往往态度暧昧，半遮半掩，这是因为有些医生本人就是优可达的服用者。在专家眼里，优可达被视为药物之王和梦的化身。它的止痛效果是吗啡的两倍，致幻作用明显超过海洛因。在剂量适当的情况下，优可达并不会导致困倦和睡意，而是相反。作家克劳斯·曼便曾不顾父亲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阻拦，执意尝试了这种药物，并亲身体验到服药后的奇妙感觉：“我从不服用纯吗啡，我吃的这种药叫优可达——‘优卡小妹妹’。我们认为它的效果更棒。” [90] [92]

1943年夏天“病人A”的病历卡：上面第一次出现了麻醉剂优可达的名字

不过，这时的莫雷尔却在犹豫，到底该不该给希特勒使用这种厉害的药品呢？离出发前去与墨索里尼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病人A”没精打采，身体缩成一团，对所有人都不理不睬。莫雷尔知道，优可达可以让元首立刻打起精神，消除多半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痉挛性便秘。但他同时也能够想象，这位患有药瘾的独裁者一旦用过一次优可达，体验到这种“神药”带给人的强烈愉悦感，就很难离开它了。只要患者连续两周至三周定时使用优可达，身体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然而眼下即将到来的，是决定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刻。假如希特勒在这场轴心国首脑会谈中表现不佳，甚至因身体原因缺席的话，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莫雷尔必须权衡利弊。他决定冒险。他掏出针管，将药液注入了希特勒的静脉。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决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发生在希特勒身上的变化，尽管除了莫雷尔，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变化背后的原因。眼看着元首在转瞬之间重获活力，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振作精神，为接下来的德意首脑会晤做准备。希特勒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好转显然很满意，并当即请求医生再给他打一针。莫雷尔开始时没有答应，“因为在下午3点半出发前，还有重要的会议和决策”等待希特勒去处理。 [93] 他建议用按摩来代替药物注射，另外再喝一勺橄榄油。希特勒却死活不肯，近乎耍赖地说，他突然感觉头晕眼花，要这样下去，他可能就无法出席会谈了。最后，究竟是元首强迫还是莫雷尔主动让步，如今已无从考证。但结果就是，莫雷尔又给希特勒打了第二针，这一次是肌肉注射。“在动身去停机坪之前，再次注射优可达。”

与墨索里尼的会面是在威尼托大区（Venetien）费尔特雷（Feltre）小镇附近的加吉亚别墅举行的。根据在场人的回忆以及战后美国情报机关的调查报告，希特勒在这次会谈中情绪明显失控。希特勒口若悬河，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他的意大利同僚一直没机会插话，只能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的一端，不耐烦地听着。墨索里尼原本是打算利用这次会面的机会告诉希特勒，意大利退出战争对各方都有好处。但是，情绪高亢的希特勒根本不容他解释。在整个会谈中，墨索里尼一边揉着酸痛的后背，一边听着，偶尔掏出手帕轻拭前额，或者深深地叹一口气。其间，不断有人走进会议室，将盟军轰炸罗马的最新战况报告递给他。但直到会谈结束，他也没机会把这些报告中的内容告诉对方。因为希特勒从始至终都在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词语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试图让在场的人相信，轴心国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心情压抑的“领袖”被兴奋剂控制下的“元首”彻底盖过了风头。这场会谈的结果是：意大利暂时留在了轴心国联盟中。莫雷尔对自己的成绩颇为得意，他用手中的针管为政治做出了贡献。在日记中，他骄傲地写道：“元首健康状况非常好，在回程的飞行中没有任何不适，晚上在上萨尔茨堡的山上，他对我说，这天取得的成绩都是我的功劳。”

战后，美国调查机构将希特勒在德意首脑会谈中的异常表现归因于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但并没有为此留下任何证据。从药理学角度看，甲基苯丙胺和优可达这两种药物相去甚远。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对莫雷尔用白纸黑字写下的优可达字样如此无视呢？这显然是因为莫雷尔的字迹过于潦草，以至于美国官方翻译无法清楚地辨认。在美军欧洲战场司令部军事情报局（United State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列出的希特勒使用过的无数药物中，将“Eukodal”错写成了“Enkadol”。 [94]

美国情报机关无法辨认的莫雷尔字迹

由于美方未能在麻醉品清单中找到这种药物的名字，它的意义也因此被忽视。调查者从未想过那串字母实际上是Eukodal，更何况优可达这个药名在美国也并没有人听说过。 [95] 莫雷尔医生的潦草笔迹将美国人引上了歧路。

优可达之瘾

优可达是一种类似C（即可卡因）和吗啡的混合体，在制造这种肮脏货色方面，德国人一向很拿手。 [96]

——威廉·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

自从用上了新药优可达，莫雷尔和他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实现了新突破。在每晚的宵夜上，这位被戈林讽刺为“帝国注射大师” [97] 的御医成了唯一的固定客人。谁能陪元首一起宵夜，一向是人们判断谁是希特勒身边红人的晴雨表。“不管怎样，他都得在场，” [98] 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Traudl Junge）在描述莫雷尔和元首间的亲密关系时如此说道。莫雷尔的工作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这位御医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1943年，在用优可达为元首治疗的第一个年头里，莫雷尔开始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大，并决定亲自涉足鸦片交易。由于鸦片在市场上越来越紧俏，这门生意的利润十分可观。自从隆美尔兵败非洲、英美联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后，第三帝国和摩洛哥罂粟种植园之间的原料供应链被切断，与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货物流通也因战事紧张而受阻。在德国国内，法本公司正在着手研究用纯人工合成物来替代天然吗啡，但是，这种后来被冠名美沙酮（Polamidon或Methadon）的合成药物当时尚处在研究阶段。随着一批又一批伤员从前线撤下，对强力镇痛剂的需求与日暴增，鸦片制剂成了千金难买的抢手货。

如果会让这样好的赚钱机会白白地丢掉，那莫雷尔就不是莫雷尔了。他果然想出了办法。他坐镇元首总部的私人办公室，仅凭电话和信件遥控，便把公司的经营网络扩大了一圈。他斥资收购了拉脱维亚首府里加的法尔玛斯加（Farmacija）公司，原因只有一个：这家公司有一间设备先进的鸦片实验室和一批宝贵的药品库存。“库房里有价值40万帝国马克的吗啡半成品，还有价值20万帝国马克的鸦片。” [99] 有了这些，“病人A”的需求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以前，元首总部的所有药品都是由柏林恩格尔药房供应，可最近一段时间，药剂师尤斯特（Jost）总是不识趣地“遵照《麻醉品法》（Betäubungsmittelgesetz）的规定”，向莫雷尔“索要处方，以供在麻醉剂登记册上备案之用”。 [100]

于是，希特勒的御医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鸦片制造商。1943年下半年，当德军开始从东线全面撤离时，希特勒和毒品之间的游戏进入了新的一轮。在外界面前，他仍然努力装出一副为德国命运日夜操劳的样子， [101] 实际上却整天躲在元首总部冰冷阴暗的水泥洞窟里，品味着优可达带给他的奢侈享受。希特勒使用这种药品的频率是多少，我们只能依靠估测。有明确记录可查的是，截至1944年年底，希特勒共接受了24次优可达注射。但真的只有这些吗？在莫雷尔的病历记录中，经常出现一个可疑的代码——字母“X”。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句标注：“注射如常。”对一个每周接受数十种药物治疗的多重药瘾患者来说，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常说，在独裁体制里，秘密的含义就是让知道的人尽可能少，让受影响的人尽可能多。 [102] 莫雷尔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样。只要没有人知道希特勒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就永远是人们眼中高高在上、令人仰止的领袖。对莫雷尔来讲，在优可达问题上，他只有两种选择：或是限制使用药量；或是将其加密，以防被人抓住把柄，使自己和他的病人成为受外界攻击的对象。但是，如果是在希特勒本人强烈要求——无论是以命令还是较委婉的方式——的情况下，莫雷尔的选择就只剩下了后一种。或许正因为这样，希特勒才让莫雷尔时刻伴随左右。这样他就可以得到那个神秘的“X”，一种介于自我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生化缓冲器。在莫雷尔的病历记录中，只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句标注：“X”的意思是葡萄糖。但由于在病历中的大多数地方，葡萄糖都被缩写为“Trbz”，因此这条注释的可信度并不高。

鉴于上述情形，我们有理由推测，隐藏在符号“X”背后的药品就是优可达。希特勒便是依靠它来振作精神，让自身与生俱来的魔力借助药物重新被唤醒。这位独裁者的强大感召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例外。例如，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9月10日的日记里就写道，他是如何被元首令人惊叹的神采感动的。尽管“之前的一天一夜非常令人煎熬……但他的状态却出奇的好。……他大概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可从外表看，却像是刚度完假回来一样。” [103] 乌克兰辖区总督埃里希·科赫也曾满怀深情地说起元首的强大感染力：“和元首交谈后，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能量，心情激动难抑。” [104] 1943年10月7日，在“狼穴”召开的纳粹高层会议上，各路将领在谈到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规模轰炸时，一个个都长吁短叹，情绪低落。这时希特勒站起身，发表了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说，以坚定的语调表达了对德国必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番讲话让在场的人不由得相信，第三帝国可以依靠手中的秘密武器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重新夺回那些被炮火夷平的地盘。“11点：注射如常。左下臂严重水肿。气色非常好，”莫雷尔在当天的病历记录上如此写道。 [105] 不久后，当希特勒动身前往布雷斯劳（Breslau） [106] 到百年厅接见国防军数千名军官，为部队鼓舞士气时，莫雷尔带着注射器械一路随行，“注射如常”。 [107] 在震耳欲聋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中，元首圆满完成了接见任务。之后，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军官怀着赴死的决心，奔向各自的战场。

那些对希特勒使用兴奋剂一事毫不知情的人，无论是他身边的亲信还是最高司令部成员，往往都对元首的莫名乐观感到疑惑和不解。他们在想，难道元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大家？莫非德军真的掌握着某种秘密武器，可以让德国最终反败为胜？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注射的作用。是那些注入希特勒体内的药物让他忘却了现实，沉浸于幻想的世界，使他在从前线传来的各种坏消息的包围中，依然固守着必胜的信念，并用他的自信感染着周围的人。在这一时期的莫雷尔诊疗记录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字：“中午12点30分：因为在将官会议（约105名将领出席）上做演讲，注射与之前一样。” [108]

1943年圣诞节时，苏联红军延续夏季攻势的胜利势头，发起了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山脉攻势。这时候，莫雷尔收到了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国务秘书寄来的一份礼物：歌德名著《浮士德》百年纪念版。对方在信中说，这份礼物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提醒您不要忘了您在慕尼黑的老朋友们，另外也是为了纪念您的大学时代，因为您曾说，在大学时，大家都把您称作‘梅菲斯特’”。这句无意中的提示恰好道破了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之间的秘密。对方在信中还写道：“不过，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您都不是个‘恶鬼’，而是个‘好鬼’。”国务秘书并不了解内情，因此他在写下这些话时并没有其他想法。 [109] 莫雷尔随即回信感谢对方，但他是否真能沉下心来读书，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他整天都在忙着为“病人A”治疗，日夜无休。

元首对化学品的依赖还产生了另一种效应：谁要想在元首接见时有好的表现，也要依靠药物的帮助。因为最高统帅要求所有人必须时刻保持振作，不允许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人抱有颓废情绪，因此，一旦哪个人在与元首交谈时露出疲态，或反应稍显迟钝，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希特勒不能容忍有人请病假，或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有好几次，他都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下令撤除某些要员的职务。 [110] 这种情况让莫雷尔医生再度受益：因为在“狼穴”一号禁地没有医务处，这位御医掌管的药房便成了所有人的地下药品库。希特勒的侍卫灵格经常因为感冒而让莫雷尔给他打一针优可达，好让他能继续工作并保持良好的情绪。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莫雷尔在药房里准备了五花八门的药物，用来打点那些出入司令部的将领、参谋和通信兵，这也是他用来为自己积攒人脉关系的重要手段。每当有元首接见的将领为了克服恐惧、增强自信心向他求助时，他都会欣然从命。 [112]

振作精神的最有效药物非柏飞丁莫属。莫雷尔对柏飞丁的危害心知肚明。他在给一位女病人的信中曾经写道：“它不是能量替代品，换句话说，它不是粮草，而是皮鞭！” [113] 尽管如此，他仍然将这种泰姆勒畅销药随意散发，以至于连远在柏林的人都对元首总部滥用兴奋剂的事有所耳闻。 [114] 柏飞丁的坚决反对者康蒂听到这一消息后，致函纳粹党务中心领导鲍曼，要求其出面向各大区党部负责人和纳粹骨干就兴奋剂问题发出警示。康蒂在信中特别指出，滥用兴奋剂是由最高领导层开始的。鲍曼对此做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那些临时参见希特勒的人都需要借助药物来舒缓压力，那些整天围在元首身边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病人A”的毒品依赖虽然是一个秘密，但同时也是一种传染病，它让伴随身侧的人也和他一样，彻底失去了和现实世界的联系。

毒品中转站：纳粹情报机关

纳粹政府滥用毒品的程度之深，可以通过一些文件得到证明。这些文件记录了陆军卫生总局与军事情报局之间的神秘关系。1943年，国防军大药房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事务和反间谍局提供了568公斤纯可卡因和60公斤纯海洛因。 [115] 这一数量比德国医疗界全年的需求量多出了几倍。得到这些“特供品”的情报机关，并没有帝国卫生局下属鸦片处颁发的批准函。这些毒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负责情报组织和管理工作的“Z”部门，以及主管财政的“ZF”处。其中，仅半吨盐酸可卡因的价值就高达数百万帝国马克。这些毒品到底是为了换取外汇被出口到了国外？还是被用作收买国外的重要情报人员，让他们对纳粹德国效忠到底？

1943年12月，陆军卫生总监为限制毒品的秘密交易，以信函形式下发公告，严格禁止以“日常剂量的治疗”为名进行毒品交易。 [116] 然而，反间谍局负责人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上将却把这道命令当作了耳旁风。直到1944年4月，毒品交易仍在进行：2公斤盐酸可卡因、1.5公斤盐酸吗啡以及200克海洛因被交给了在北非地区活动的“维莫尔特遣队”（Sonderkommando Wimmer），后者的任务是开展以盟军为目标的间谍行动。这些送交情报机构的毒品都是收货人明确要求的原装货：默克公司的可卡因，达姆施塔特制造的全球畅销品。 [117] 这些毒品的下落迄今无人知晓。

“病人B”

你要么戒烟，要么戒我。 [118]

——希特勒写给爱娃的信

1944年1月4日，在纳粹高层军情会议上，当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建议将军队撤离第聂伯河沿岸阵地时，希特勒大发雷霆，以至于情绪失控。莫雷尔听到呼叫后立刻赶来，为希特勒注射了一针优可达，帮助他放松神经，恢复平静。 [119] 就在同一天，苏联红军越过了1939年划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一刻不停地向德国领土逼近。5天之后，希特勒要求医生再为自己打一针，按照莫雷尔病历中的记录，原因是“胃肠胀气（惊厥）”。 [120] 过了不久，当元首准备在电台对公众发表讲话前，莫雷尔再次出马：“下午5点40分，在重要讲话（明天在电台）之前，注射如常。” [121]

1944年2月底，在德军被迫从乌克兰全线撤退前夕，希特勒躲进了大雪覆盖的上萨尔茨堡贝格霍夫别墅，和比他小19岁的情人爱娃共度假期。在这与世隔绝的隐秘巢穴里，他可以悠闲地看风景，看乌鸦飞起飞落，还可以享受莫雷尔的太太汉妮用家传秘方为他烤制的奶酪蛋糕，那是“全世界最美味的奶酪蛋糕”。 [122]

希特勒坐在宽敞的客厅里，隔着巨大的可自动升降的全景落地窗望着屋外。对面是神秘的温特山（Unterberg），山里流传着关于红胡子国王和他领导下的神圣帝国的种种神话。这时，漫天弥漫的大雪把整座山都染成了白色，在月光映照下，它闪烁着幽暗的光。不过，希特勒并不喜欢下雪，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他对雪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畏惧，在他的口中，雪被称作山的裹尸布。因此，这些天他一直待在屋里，没有迈出房门一步。

此时，德国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不畏严寒的苏联人正在酝酿发起进攻，夺回克里米亚半岛；行事冷静的英国人从空中对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德国曾经的盟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随时有可能倒戈，加入敌方阵营。在各个战场上，德军都在节节败退。美军在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本土上拉开战线，击溃了德军的攻势。冯·曼施泰因、 [123] 冯·克莱斯特 [124] [125] 等功勋元帅因坚守自己的主张相继被解职。

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不仅没有被解职，恰好相反，1944年2月24日，他被自己的病人授予战功十字勋章。在授勋仪式上，希特勒称赞莫雷尔是一位有天赋的医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一位在维生素和荷尔蒙研究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却未得到相应认可的科学家。 [126] 为了表达谢意，这位新授勋的御医很快给他的病人“第一次注射了强力维他默丁合剂（为消除疲倦和提神）；注射前疲惫不堪，失眠；注射后精力旺盛，与帝国外交部部长进行了两小时谈话；晚饭时状态明显好于中午，开朗健谈。元首十分满意！” [127]

爱娃也经常让莫雷尔为她治疗。“病人B”的治疗工作很轻松，因为她要求医生对她使用和“病人A”相同的药物，这样的话，她的脉搏就可以和情人用同样的频率跳动。只有激素是一个例外。莫雷尔给希特勒用的是提高性能力的睾酮，给爱娃用的是有调经作用的雌激素，其目的是让这对情人能够在日益频繁的战事会议的短暂间隙，享受性事带来的快乐。在希特勒的性能力问题上，尽管坊间有各式各样的传言，但其实希特勒对性事一直很重视。他甚至说过，婚外情从各方面看都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由男女之间的性本能驱动的。他相信，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爱欲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没有性爱就没有艺术，没有绘画，没有音乐。所有文化民族，包括教廷掌控下的意大利在内，都不排斥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关于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时的性生活情况，莫雷尔曾经间接透露过一个细节：他在战后受讯问时称，希特勒有时候会拒绝接受身体检查，因为不想让医生看到自己身上的伤，那是有性施虐倾向的爱娃在做爱时留下的。 [128]

爱娃在协助莱尼·里芬斯塔尔进行希特勒的纪录片拍摄

一直到1944年春天，即使在战争形势日趋恶化时，希特勒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依然是健康的。在打造元首健康形象以及媒体的舆论宣传方面，贝格霍夫别墅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墅房间的墙壁上，到处都挂着古典大师的绘画作品。在初春的日子里，元首头戴礼帽，一只手牵着狗，站在森林边上，神情凝重地眺望着远方。这时候，由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亲手调教的爱娃总是陪在一旁，手里举着爱克发相机，让元首按照她的指示调整站姿，就连他脖子上的领带，都是她事先挑选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希特勒这位年轻情人亲手拍摄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的人不由得会相信，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清心寡欲、最专一、最纯洁的人。没有毒品和注射，只有一脸爱意的元首抚摸着身旁的小鹿，或和孩子们一起玩着复活节彩蛋游戏。身穿浅灰色细条纹西服的施佩尔站在远处的阳台上，扭脸望过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莫雷尔医生，正在一脸开心地吃着蛋糕。

但是，就在爱娃放下手中相机的一刻，所有人都会立刻摘下脸上的面具。爱娃又开始神经质地用指甲挠着小臂，牙齿紧咬着嘴唇，直到咬出血；希特勒在一边喝着苹果茶，端着茶杯的手不停地抖动，杯子碰撞茶碟，发出嗒嗒的响声，让周围的人不知所措。莫雷尔则累得连爬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些天来，他忙得焦头烂额，一刻也不得安宁。这个胖胖的医生如今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病人群体已经扩大到整个帝国的领导层，甚至包括德国的盟友：这些人有墨索里尼，代号“病人D”；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等实业家（后者诊疗费高达2万帝国马克 [129] ），以及不计其数的纳粹大区负责人和国防军将领；还有吗啡饮料上瘾的莱尼·里芬斯塔尔，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代号“病人X”），装备部部长施佩尔，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戈林元帅的太太（曾接受隔日一次的维他默丁注射治疗，病因不详 [130] ），等等。

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纳粹分子成了莫雷尔的“常客”，其中有些人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元首的忠心，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当然，元首才是莫雷尔要照顾的头号病人，仅这一项工作便常常让他感觉疲惫不堪。他曾对病人之一、经济部部长冯克的太太抱怨道：“我必须时刻待命，随时听从上面的召唤。现在，我都是中午12点到元首那儿去，做完治疗差不多是下午2点。回到旅馆房间后，我一直躺倒在床上，这样我才能有气力，接下来再去照料元首。”这时，莫雷尔医生自己也对针剂产生了依赖，为此，他的诊所代理主管威伯医生经常要从柏林赶到下萨尔茨堡的山间别墅，因为“他打针的手法最好，是唯一一个能够准确把针头刺入我的静脉的人”。 [131] 至于莫雷尔给自己注射的是哪些药品，我们无从得知。

1944年上半年，在贝格霍夫别墅里，疾病、药物和大屠杀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话题。1930年代曾经让大家着迷一时的保龄球设施，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碰。为了防御空袭，美丽的观景落地窗被罩上了防护网。大家都躲在昏暗的房间里，或倚靠在壁炉旁，或蜷缩在华丽的沙发椅中，呆呆地望着墙上落满尘土的戈贝兰壁毯：活像一群惧怕阳光的吸血鬼。即使外面艳阳高照，屋里也总是灯火长明。厚厚的地毯，散发着潮湿污浊的腐味。

元首55岁生日这天，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到访别墅。邓尼茨元帅向希特勒报告称，海军已成立配有秘密武器的特遣部队。他向元首展示了自己带来的新式超小型潜艇模型，并请求元首发布命令，清空波罗的海沿岸所有港口，以备出击。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盯着邓尼茨带来的潜艇模型，就像小孩子看着一件心爱的玩具。他不加思考地答应了这位海上冒险家的请求。在生日这天，莫雷尔医生给“病人A”注射了一份鸡尾酒式的能量剂套餐， [132] 这些药剂中包括“X”（强力维他默丁）和樟脑酊，还有用天然植物提炼加工的毒毛花苷K制剂。第二天一早，莫雷尔又给希特勒补打了一针Prostrophanta，这是其名下的哈玛药厂生产的另一种速效强心剂。另外还有静脉注射的葡萄糖针剂，再加上一针维他默丁。所有注射药剂中最精华的部分，当属莫雷尔自行研发的动物肝脏制剂。 [133] 今天，如果有哪位医生胆敢给病人注射这种药物，会立刻被当成江湖骗子，甚至有可能为此蹲监狱。然而在当时，“病人A”却对自己的“御医”深怀感激，称他是唯一能为其提供帮助的人。

没想到的是，这场生日庆典被空袭警报打断了。在尖利的警报声中，人们手忙脚乱地打开巨型烟雾机，整个贝格霍夫别墅顷刻间被弥漫的烟雾包围，就像是神话中与世隔绝的魔鬼岛。莫雷尔几乎被吓出了心脏病，“浓烈的烟雾让人呼吸越来越困难”， [134] 于是他跑到山谷里躲了一阵子。

晚饭时，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希特勒坐在餐桌旁，又一次炫耀起自己在饮食上的道德优越感。他指着客人们面前的牛肉汤，挖苦地称之为“清炖尸体”。而在他自己的盘中，是健康的奶酪菠菜糊和酿黄瓜，还有大麦粥配苤蓝丝，再加上6片维他默丁以及治疗腹胀的酵素片，另外还有用猪心提炼加工，具有强身健体作用的磷酸合成药。吃完饭后，这位自诩的素食者一手握着餐刀，一手搭在肚子上，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盹。他的“神医”喝完一大杯惯例式的波特酒，身体陷在沙发里，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的双眼也渐渐闭了起来。这两个男人都有一颗衰弱的心脏，眼下这两颗心都已经老了。

爱娃点燃壁炉，找出一张爵士唱片放在唱机上，开始播放。这天晚上，她本想再看一遍她已看过上千遍的美国电影《飘》，那里面有她最喜欢的男演员克拉克·盖博。但党务负责人鲍曼却一脸坏笑地说：“元首需要的娱乐不是电影，而是更刺激的玩意儿。” [135] 从他咧开的嘴唇里露出满口金牙，那是用从犹太人手里抢来的黄金镶成的。莫雷尔听到这话不觉一惊，以为鲍曼的话是冲自己说的。他为自己的困倦感到内疚，慌忙抢过话头，讲了一段自己当年在非洲轮船上行医时的逸事。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接下来，侍从端上了苹果派，作为饭后甜点。偷偷让莫雷尔为自己打了一针优可达的希特勒，没有再因为胃痉挛而感觉不适。“我给您做静脉注射时，请您慢慢从1开始数，当您数到15时，疼痛就消失了。” [136]

在生日庆典后的几周里，就在苏联红军开始筹备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的同时，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开始一路滑坡。这场将于6月底展开的大规模攻势，将为苏联打开通往东普鲁士的道路。眼看着情人日渐衰老，爱娃不禁忧心忡忡。这段日子里，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两条黑色苏格兰梗——一条叫史塔西，另一条叫内古斯——的陪伴下度过的。每次当爱娃用斥责的口吻提醒他不要驼背时，希特勒总是开玩笑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兜里的钥匙太沉。但是，只要他和爱娃在阳台上站上一小会儿，他的双膝就开始不停地抖动，这情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在落日的余晖中，爱娃眺望着慕尼黑的方向，伤心地问自己的情人，不知道他买给她的那栋在博根豪森富人区的豪宅如今还在不在。希特勒的衰败不仅仅是在身体上。1944年6月6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这一天，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显然是赤裸裸的谎言：“在莫雷尔教授的帮助下，我不佳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元首在健康方面的强大支柱。每次和元首会面时，我都会发现，元首永远都是神采奕奕，情绪高昂。” [137]

实际上，在诺曼底登陆——纳粹政权的丧钟又一次敲响——的这一天，希特勒的情绪经历了大起大落。据说在早晨9点时，希特勒在早餐室里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这不是侵略是什么？！” [138] 莫雷尔闻声赶了过来，给他打了一针“X”， [139] 之后，希特勒很快平静下来，一下子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悠闲地到外面散步，享受着美好的天气。路上遇到人的时候，他都会和蔼地拍一拍对方的肩膀。在中午12点的战情讨论会上，尽管德国正在面临一场军事上的灾难，希特勒却显得一反常态的兴奋，他一边吃着午餐——粟米汤、焗蘑菇、苹果派——一边大声地自说自话。这次的话题是大象。他说，大象是最强壮的动物，和他一样也不吃肉。接下来，他又绘声绘色地说起波兰一家动物屠宰场里的血腥景象，那里的姑娘们穿着橡胶长靴，趟着没过脚踝的血水，紧张地工作。饭后，莫雷尔给他打了一针用动物内脏提炼的针剂，希特勒才渐渐安静下来。

直到6月6日晚上，希特勒仍然不相信盟军真的已经完成了登陆行动，而是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佯攻，是为了逼迫德军做出错误反应的迷惑战。但是，他想错了。盟军确实从半夜开始在50公里宽的登陆面上成功抢滩，把德军打得措手不及。西线由此被彻底攻破。第三帝国在军事上再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不过，对希特勒来说，这些天还是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开心：戈培尔终于戒烟成功了。

1944年7月14日，希特勒离开了贝格霍夫别墅，从此再没有回来。在乘飞机前往“狼穴”时，所有窗帘都被拉得严严实实的，希特勒“得了感冒和结膜炎，（因为）洗头水流进了左眼”。 [140] 他打了一针肾上腺素，然后拿起了关于战情的最新报告：盟军在法国的攻势步步深入，苏联红军向德国东部边界逼近，盟军对德国城市展开新一轮轰炸。希特勒戴着老花镜，费力地阅读着这一条条令人心惊的坏消息。一路上，他没有往窗外望一眼。

刺杀事件以及药理学后果

绿树丛中的“狼穴”正值夏日，林子里到处都热腾腾的。莫雷尔在他的假军帽上罩了一张纱网，用来遮挡讨厌的蚊子。元首居住的工事外墙，又增加了一层阻挡弹片的防护设施。戈培尔又开始吸烟了。1944年7月20日，“11点15分，为病人A注射如常”。 [141] 在当天的病历卡片上，这项治疗被标注为“X”。

在药劲的作用下，希特勒精神抖擞，快步向召开军情会议的平房走去。几个先到的军官站在门外迎候。元首皱紧浓密的眉毛，高高的眼眶向外隆起。他和门口的军官挨个握了手，抬腿走进会议室。因为天气热，会议室的10扇窗户全部敞开着。出席会议的24名军官陆续赶到，大家围着一张长条橡木桌，站成一圈。只有希特勒一人在凳子上坐了下来，一只手不停地摆弄着放大镜。站在他右侧的豪辛格（Adolf Heusinger）中将开始就东线的严峻局势做汇报。迟到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走进门，和希特勒握了下手，然后将棕色的文件包放在了桌下，尽可能靠近目标的位置。过了一会儿，他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了门。12点41分，一位海军上将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想透口气。为了看清楚地图，希特勒把整个身子都趴到了桌面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肘部撑着桌子。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12点42分，汇报的将军刚刚说到“如果我们不立即撤回佩普西湖周围的集团军，一场灾祸……”话没说完，轰的一声，炸弹开花了。

“我清楚地看到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当时我马上就想到，这肯定是英国人的炸药，因为德国炸药没有这种黄色刺眼的火苗。” [142] 希特勒本人在回忆这起事件时，语气显得格外冷静，仿佛是一个局外人。爆炸的冲击波把他从屋子中央掀了起来，一直飞到了门口。或许是受药物“X”的影响，希特勒在爆炸过程中始终镇定自若，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在他周围，几位重伤的军官躺倒在地，头发上还冒着火苗。遇袭事件后不久，希特勒以旁观者的口吻回忆说：“那一刻因为烟雾太大，我什么都看不清，只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人影在地上扭动着。我躺在屋子里，靠近左侧大门的位置，头顶上方是横七竖八的椽子和木梁。不过，我还可以自己站起来，也可以走，只感觉有点儿头晕，身体轻飘飘的。” [143]

莫雷尔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炸弹引爆了。没过一会儿，希特勒的侍卫灵格焦急地跑了过来，让医生赶快去见元首。莫雷尔拎起黑色的小皮箱，挪动着肥胖的身躯，在潮湿炎热的空气中疾奔。路上，他看到一位受伤的将军躺在地上，一条腿被炸断，一侧脸上血肉模糊。莫雷尔下意识地想停下来，为他处理伤口，但灵格一把拉住了他，告诉他，元首才是最重要的。

莫雷尔很快来到了希特勒面前，眼前的情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希特勒额头流着血，脑后的头发被烧焦了，一侧腿肚上有一处碗口大的伤口，后来他被诊断为二度烧伤。元首神志清醒，脸上甚至挂着笑容，对莫雷尔说：“是凯特尔和瓦里蒙特把我送回屋的，我在路上发现，我的裤子都被炸破了，大半条腿都光着。我就去洗了洗，因为当时我的脸看上去就像是黑人，然后又换了件衣服。” [144]

当希特勒提醒他，再过两小时，墨索里尼就要到“狼穴”进行重要国事访问后，莫雷尔当即掏出针管，给希特勒打了这一天当中的第二针“X”。很显然，这个“X”不可能只是普通的葡萄糖针剂，而十有八九是一种强力镇痛剂。“病人A”身上有十几处弹片，只能忍着疼痛让医生一块块摘除，但希特勒一声也没有呻吟。他的两侧耳膜都被爆炸声震裂，不住地流着血，可他仍然一脸轻松，向大家展示着他引以为傲的勇气。

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上写道：元首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脉搏速度也和平时一样。不过，莫雷尔还是建议对方上床休息。但是，刚刚打完针的希特勒却蹬上灵格为他擦干净的皮靴，对周围人说，一个健康的男人如果躺在床上会见客人，会让人笑掉大牙。他披上一件黑色大氅，乘车来到“狼穴”火车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墨索里尼的到来。当后者见到希特勒看似毫发无损的样子时，简直惊呆了，不禁喃喃地说：“这是天意！” [145]

然而实际上，这起刺杀事件给希特勒造成的损伤，要比表面看上去严重得多。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晚上当“X”的药力开始减弱时，他的胳膊和大腿就开始疼痛。两侧耳朵仍然止不住地流血。另外，它对希特勒的心理也造成了严重伤害。按照习惯的频率，莫雷尔会每隔一日为“病人A”注射一针“X”，来镇痛和安抚神经。在一场政变阴谋刚刚被挫败的严峻时刻，希特勒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倒下。但是，要让元首每时每刻都保持一副不可战胜、无人能伤害的英雄形象，谈何容易。一周后，当一群陆军将领受到希特勒接见时，就在元首步入会场的一刻，这些人都被元首憔悴的样子惊呆了，刚刚还响彻会场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戛然而止。就在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被神化的元首与真实的希特勒之间那形同天壤的差异。

从遇刺到撤离“狼穴”：“病人A”的毒品摄入量与日俱增

可卡因来了！

哦，黑夜！我吞下可卡因，血液又开始流动。时光飞逝，不觉间已青丝满头。就让我像花朵般，再一次灿烂地怒放，在死神到来之前。 [146]

——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

由于希特勒两侧耳膜受伤，人们从邻近的后勤医疗站叫来了耳鼻喉专家埃尔文·吉辛博士（Dr. Erwin Giesing）为他诊治。吉辛博士很快便发现了元首注射治疗的真相。在见到希特勒之前，他想象中的元首是一个“强壮神秘的超人”， [147] 然而他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驼背瘸腿的老人，身着一件灰蓝色条纹浴袍，脚上蹬着拖鞋，没有穿袜子。吉辛详细描述过当时的印象：“面色苍白，脸略有些浮肿，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是鼓鼓的眼袋。眼神里没有在新闻报道中常见的那种迷人的光彩。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一直延伸到嘴角，嘴唇干燥皴裂。花白的头发没有仔细梳理，那种从头顶到后脑勺头发顺滑的样子不见了。虽然刮了胡子，但皮肤松弛，显得十分憔悴。说话时嗓门很大，像是喊叫，过了一会儿，声音又突然没来由地低了下来。……这是一个行将垂暮的老人，正在拼尽最后的力气苦苦支撑着。” [148]

这位专业医生从神经学角度对病人做出诊断：一切正常，没有幻觉，注意力集中，自我控制良好，记忆力和时空认知能力没有异常。“然而（病人）情绪波动严重，喜怒无常。大脑活动过频，思虑过重。……元首的心理状态十分复杂。”

就耳膜撕裂问题，吉辛博士做出的诊断是，右侧耳膜有一处月牙形裂口，左侧耳膜轻微受损。他在用酸性消毒液为希特勒处理伤口时吃惊地发现，尽管伤口部位神经敏感，但病人却对疼痛反应麻木。后者用骄傲的口吻解释说，他早就对疼痛没有感觉了，因为疼痛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人变得更强大。吉辛并不知道，希特勒之所以感觉不到疼，是因为他的御医刚刚给他进行过药物治疗。两位医生彼此间没有通过气，正如吉辛对莫雷尔所用药物知之甚少一样，莫雷尔同样也不清楚，这位新来的医生到底给病人开了哪些药。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愤愤地写道：“耳科医生吉辛博士没有给我任何交代。” [149] 事实上，这两位医生从见面一刻起，就对彼此充满了反感。吉辛进门时，莫雷尔便劈头盖脸地质问：“你是谁？是谁叫你来的？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到？”吉辛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作为军官，我只需要向我的上司报到，没有义务跟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打招呼。” [150] 这番对话之后，感觉自己地盘受到侵犯的莫雷尔掉头便走，再没有看过这位新来的耳鼻喉专家一眼。

在吉辛看来，莫雷尔的态度是典型的御医式做派。他用反感和略带鄙夷的口吻回忆道：“莫雷尔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只和希特勒握了手，然后语气激动地问，夜里有没有感觉不适。希特勒摇摇头，说他睡得很好，头天晚上吃的菠菜沙拉也顺利消化了。说完话，他在侍卫灵格的帮助下脱掉制服，重新坐回椅子上，挽起左侧衣袖。莫雷尔给希特勒进行注射，然后拔出针头，用手绢擦了擦针眼的位置，便起身离开屋子，走进了工作间。他右手拿着打完针的针管，左手拿着几个空的安瓿瓶，一大两小。他拿着药瓶和针管进了旁边传令兵的浴室，亲手洗净针管，把空药瓶扔进马桶，然后洗了手，回到工作间，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就转身而去。”

不过，吉辛医生也不是空着手来见元首的。他用来缓解耳膜外伤导致的耳鼻喉局部疼痛的特效药物，是被纳粹斥为“堕落之毒”的可卡因。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用于局部麻醉的药品并不多， [151] 可卡因作为一种常用药物，在任何一家药房都能买到。如果吉辛的说法——这是档案中唯一可以查到的有关这件事的记录——可信的话，那么他在1944年7月22日到10月7日这77天里，用鼻腔和喉部涂抹这种间接但能让药效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表皮渗透的方式，给希特勒进行过50多次可卡因治疗。他所使用的10%浓度的可卡因溶液，是用默克公司出品的高纯度可卡因兑制的，在纳粹德国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药剂师的监督下完成灌装，再通过信使列车从柏林运抵“狼穴”，由希特勒的侍卫灵格亲自保管。

在有关希特勒的各种传记中，这项明显涉及毒品的治疗很少被提及。 [152] 然而，对刺杀事件后的这个紧张时期而言，可卡因所具有的强大致幻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治疗的流程是这样的：一早，负责陪同的外科医生伯兰特将吉辛博士带到接待室后面的一顶帐篷里，接受自刺杀事件后新增的严格的安全检查。吉辛按要求拿出包里的所有东西，每一样器械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就连耳部检查灯上的灯泡也要拧下来，检查后再装上。军帽和佩剑也要摘下，交给安检人员保管，所有衣兜都要掏空，手绢和钥匙可以携带，钢笔、铅笔和其他东西则不能带入。然后，安检人员再对吉辛进行从头到脚的触摸式检查。治疗用的可卡因则无须经过这些程序，因为它本来就存放在屋里。接下来，侍卫灵格上场。他从工作间的药品柜里取出药瓶，将吉辛请入诊室。 [153]

“病人A”对治疗药物的调整非常满意。据吉辛本人说，希特勒表示，自己在可卡因治疗后“感觉脑子轻松了很多，思维也更清晰了”。 [154] 这位耳鼻喉医生告诉病人，这种感觉是因为“药物对鼻腔黏膜产生消肿作用，从而使呼吸变得更顺畅，药效通常可以持续4～6小时，由于可卡因的影响，之后有可能会轻微打喷嚏，但很快就会停止”。据说希特勒随后询问医生，能不能每天给他进行一次至两次涂抹治疗。虽然在1944年9月10日之后，经过治疗的耳道已经完全康复，但从中看到升迁机会的吉辛却一口答应，只是提醒说，可卡因可以通过鼻腔黏膜完全吸收并进入血液，因此，如果剂量过大，有可能会出现危险。但希特勒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盗汗等症状，他仍对治疗效果明确表示了肯定：“医生，多亏有您在。可卡因真是个好东西，我很高兴您这么快就找到了对症的药物，让我又一次摆脱了头痛的烦恼。”

希特勒的头痛很可能是由最近一段时间“狼穴”里的持续噪声导致的。人们正在为元首修建一座更坚固的工事，气锤、电钻等各种工具整天响个不停，搞得元首总部里的人个个烦躁不安。“病人A”只有借助可卡因的帮助，才能忍受这些噪音，在兴奋剂的作用下，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现在我的脑袋非常轻松，感觉好极了。”不过，有一件事让他不免有些担心。他对临时扮演私人医生角色的吉辛说：“千万别把我变成瘾君子。”对方的回答是：“真正的瘾君子都是吸食可卡因干粉。”希特勒放心地舒了口气：“我可不想变成瘾君子。”

于是，希特勒继续接受鼻腔涂抹治疗，并借着药劲，信心勃勃地去出席军情讨论会。他越来越深信，德国一定能够赢得对苏战争的最后胜利！1944年9月16日，在可卡因治疗结束后，希特勒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乍现。这个念头和元首各种貌似天才的奇想一样，纯属异想天开。他告诉周围人，他准备让德军克服兵力和装备上的不足，在西线再次发起进攻。他当即拟定了一份命令，要求每一位前线士兵拿出“百倍的信心和毅力”。 [155] 尽管所有人都劝说他放弃发动第二次阿登战役的荒唐计划，但希特勒不肯动摇：一场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

看到这种情况，吉辛开始感到不安。他意识到是他给希特勒体内注入的可卡因，让后者在药物引发的幻觉中抛开了所有自我怀疑，成为不可一世的自大狂。因此，他决定停止涂药治疗。但希特勒却不许他这样做：“不，医生，请您继续治疗。今天早晨我头疼得厉害，估计是鼻塞引起的。每一天，我都在为德国的未来和前途担忧，这些担忧几乎要把我吞噬。” [156] 不过，在吉辛身上，医生的顾忌还是战胜了服从的义务，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于是在这一天，1944年9月26日，最高统帅没有出席军情会议，而是赌气地说，他对面临全线溃败的东部局势不再感兴趣。吉辛知道后吓坏了，赶紧出面，同意继续实施可卡因疗法，但同时提出，要为元首做一次全面体检。一向拒绝体检的“病人A”答应了吉辛的要求，甚至在1944年10月1日体检这一天，破例同意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讨好医生，从而得到他所迷恋的药物：“咱们聊了半天，可别忘了治疗。请您再看下我的鼻腔，给我涂上可卡因药，好让我的头不再痛。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57]

吉辛依照吩咐给希特勒涂了药，这次，他用的药量很大，以致病人失去了意识，甚至一度面临窒息的危险。如果这位耳鼻喉医生的说法属实，那么希特勒这个自诩的清教徒差点儿因为吸毒过量而送命。

“快速球”

希特勒对酒精之外的任何一种毒品都很容易上瘾。他对毒品的依赖性并非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成分，而是针对所有能够带给他愉悦、带他进入虚拟现实的药物。正因如此，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可卡因依赖者，接下来，又在1944年10月中旬戒断可卡因后，转而迷上了其他兴奋剂。和许多可卡因依赖者一样，希特勒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经历时，俨然摆出了一副英雄式的姿态：“7月20日之后的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日子。我以德国人做梦都难以想象的英雄气概，一心战斗到底。我忍着巨大的疼痛、持续数小时的头晕和恶心顽强支撑，用钢铁般的力量与之搏斗。我曾屡屡战胜崩溃的威胁，并凭借意志让状态始终得到控制。” [158]

在这里，我们只需将“钢铁般的力量”和“意志”替换成“优可达”和“可卡因”，就会离真相更近一步。就连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在描述元首在遇刺后几周的状态时，也采用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一套说辞：“只有强大的意志和超强的使命意识才能让他坚持下来。” [159] 实际上，能让他坚持下来的是强效可卡因和超剂量的优可达。和上一年相比，优可达的单次注射剂量提高了整整一倍，达到了0.02克，是正常治疗剂量的4倍。 [160]

用可卡因和优可达为元首特制的药物鸡尾酒，在这几个星期里，变成了经典版的“快速球”（speedball） [161] ：吗啡的镇定作用中和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这种药理学上的双线进攻所产生的效应，是强烈的幻觉以及身体每一根神经的亢奋感。两种在生化方面彼此矛盾的强效药物，为夺取人身体中的主导权展开搏斗，并由此导致失眠以及血液循环系统负荷过重，同时也给肝脏带来了受损的危险。

在这个用药物筑建的人造天堂里，希特勒度过了战争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每逢军情会议召开时，他总是沉浸在药物引发的亢奋状态中：微微踮起脚尖，膝盖绷直，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就像是一位通晓万事的神明。那些因战局危急而濒于绝望的将领，根本找不到机会插话。注入体内的药物让希特勒深深陷入幻觉中，为其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奈何他不得。在人为制造的强大自信心面前，所有担心和顾虑都是不值一提的。 [162] 尽管周围的世界正在被炮火夷为废墟，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然而只要那些毒品还在他的血管中流动，只要药力作用下的亢奋还没有消失，元首便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希特勒早在年轻时就读过歌德的《浮士德》。1944年秋天，“病人A”终于签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魔鬼协议。这个魔鬼是由塞尔杜纳召唤来的——这位魏玛时期的年轻药剂师发现了吗啡，并以此成为优可达和各类吗啡制剂的鼻祖。它不仅消除了令希特勒深受困扰的肠痉挛（一种可从外部观察到的病症），同时也成为帮助他缓解现实痛苦的甜味剂。虽然没有医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希特勒对毒品的依赖，但莫雷尔在1944年9月写下的那些字迹难辨的病历卡足以说明，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毒品摄入是多么频繁。此外，再加上那神秘的“X”和“注射如常”，以及很可能没有被记录在案的“治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希特勒摄入的毒品剂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根据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一旦开始使用优可达并有供货渠道保证，都会成为无法自拔的瘾君子。

在1944年9月23日、24～25日和28～29日三个时间段，也就是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病人A”共接受了4次优可达治疗，每次间隔只有1天。 [163] 这是典型的吗啡依赖者的吸毒频率，而不是正常的临床治疗。引人注意的是吗啡与解痉药莫沙维林（Eupaverin）的合并使用。后者是一种用天然罂粟碱（Papaverin）加工制作的合成药物，具有松弛肌肉的作用，因为不会导致上瘾，所以相对较安全。这两种药物的合并使用在有意和无意间，使得希特勒的吸毒行为变得更加隐蔽。时间一长，就连希特勒自己也经常搞不清这两种药物的区别。有时候，他向医生要莫沙维林，但心里想的却是优可达。用莫雷尔的话说：“元首非常开心，用力握着我的手，感激地说：我们有莫沙维林，真是一件幸运的事儿。” [164]

每两天一剂优可达，吗啡依赖者的典型频率

每次接受完0.02克吗啡注射后，这位独裁者是否也如其他瘾君子所说，首先通过口腔黏膜感觉到药劲的发散，然后整个人都“飘”了起来，我们只能凭想象去猜测。或许这一刻，他眼中的自己就像是杀死巨龙、夺取了尼伯龙根宝藏的齐格弗里德，正舒心地躺在克里姆希尔特的怀抱中。由药物唤起的能量总是在瞬间迸发，只要短短几秒钟，便让人感到无比的愉悦和轻松。希特勒曾经对莫雷尔说：“亲爱的医生，每天早晨能见到您，真是好开心。” [165] 这大概是他说过的最真诚的话了，因为正是每天早晨的注射让他重新成为那个凌驾于一切的超人，这种感觉是现实世界无法带给他的。

医生之战

你们这帮人彼此串通，一心就想把我变成病人。 [166]

——阿道夫·希特勒

莫雷尔的权力在1944年的秋天达到顶峰。自遇刺事件后，“病人A”对他的私人医生的需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每打一针，莫雷尔的个人势力就会更添一分。在“狼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一样和希特勒走得这样近，说这样多的话，得到如此多的信任。在召开较大范围的高级将领会议时，每位与会者身后都站着一位党卫军成员，以防止袭击事件发生。每个要走近希特勒的人，都要事先交出公文包，而莫雷尔的皮包却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

这位自封为元首“唯一御医”的人拥有的种种特权，令很多人眼红。大家对他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莫雷尔像以往一样，拒绝向任何人透露为希特勒治疗的细节。他对自己得宠的那些秘密始终守口如瓶，直至辞世。然而在元首总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当妄想和癫狂的毒草在厚重的水泥墙包围中恣意疯长时，莫雷尔的做法无异于引火上身。他从来不和另外两位助理医生伯兰特和哈瑟尔巴赫谈论有关希特勒的治疗工作，而是让他们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他把自己从一个圈外人变成了红人，平日里却总是沉默寡言，行踪诡秘。甚至当手握大权的希特勒秘书鲍曼明确提出，应当为元首安排其他非生物手段的治疗时，这位胖医生也不予理睬。

“病人A”和他的御医：“亲爱的医生，每天早晨能见到您，真是好开心。”

但是，随着战争走向失败，人们开始为推卸罪责寻找目标。一股反对莫雷尔的势力渐渐露头。希姆莱早就在搜集与这位私人医生有关的材料，将元首染上吗啡瘾的责任扣到他头上，并借机要挟。有些人甚至在背后散布流言：莫雷尔很可能是外国派来的间谍，他的任务就是偷偷给元首下毒。

早在1943年，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便曾邀请莫雷尔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富施尔宫（Schloss Fuschl）用午餐，并借机向其发难。席间，莫雷尔一直在和里宾特洛甫太太就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闲扯，比如说晚婚、政府对私生子的补贴、购物排队太耽误时间等。吃完饭，部长脸一拉，请莫雷尔“到楼上去，有要事相谈”。

冯·里宾特洛甫和平时一样，神情傲慢，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他用修长的手指夹着埃及产的香烟，弹了弹烟灰，铁青着脸在屋里扫视了一圈，然后连珠炮似的向莫雷尔发问：给元首打这么多种针，真的没问题吗？这些药里除了葡萄糖，还有哪些成分？是不是单纯从剂量上看，这些药就已经太多了？对方的回答很简短：他只给元首做“必要的注射”。但是，冯·里宾特洛甫紧接着便提出，必须“给元首的身体做一次全面彻底的调理，好让他能够抵抗更大的压力”。莫雷尔随口应承了一句，然后起身告辞。他在谈话记录中写道：“外行人在考虑医学问题时总是头脑简单，不懂装懂。” [167]

不过，这位私人医生的日子已经没那么好过了。第一轮有针对性的攻击是由鲍曼发起的，目标是将希特勒的治疗工作引入规范，至少是可操控的轨道。一封标着“绝密”字样的信件被交到了莫雷尔手中。信中列举了“有关元首药物治疗的八项安全措施”，如对党卫军实验室的药剂进行抽查等，另外还特别要求莫雷尔必须事先“汇报，针对元首的具体病症，每月计划使用哪些药物，剂量是多大”。

平日里几乎无所不能的鲍曼，这一次并没能表现出他的神通。他之所以制定这些规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希特勒的药物治疗提升到官方事务的层面，二是尽可能减少与此相关的公文来往，以对外维护元首的健康形象。因此，在这些措施中，第一条便规定：所有药品必须用现金结算，其目的是避免给后人留下纸证。鲍曼还指示，所有“每月邮寄的包裹”必须存放在保险柜里随时备用，且应当“尽可能按照顺序对针剂进行编号（例如，第一批针剂可标为1/44），同时，在包裹外包装上，必须有卫生总局药物总管的亲笔签字”。 [168]

秘密指令：鲍曼意欲控制希特勒御医的企图最终落败。该备忘录描述了纳粹党卫军想要获取和测试莫雷尔对希特勒使用的所有药物的样本，并坚持要求莫雷尔给他们提供打算给病人的全部用药清单。

这些规定明显是将矛头指向莫雷尔，目的是加强对这位御医工作的透明化管理。对此，莫雷尔的态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依旧我行我素，把来自国家强力部门的指示当成了耳旁风。身处风暴中心的莫雷尔始终泰然自若，因为他抱定了一个信念：只要有“病人A”在，就没人敢动他。

1944年9月底时，耳鼻喉医生吉辛在元首总部的昏暗光线下，发现希特勒的脸色有些异样，他怀疑元首是患了黄疸病。同一天午餐时，吉辛在希特勒盛着“苹果布丁和青葡萄” [169] 的餐盘旁边，发现了一盒“科斯特医生牌消胀排气丸”（Dr.Koesters Antigaspillen），这是一种不大常见的药物。吉辛吃惊地发现，药物成分里包含从颠茄和其他茄属植物中提取的阿托品（Atropin）和士的宁（Strychnin），后者又名番木鳖碱，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具有麻痹脊髓神经的作用，人们经常用它来制作鼠药。吉辛顿生疑窦，他判断，希特勒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过量服用这种排气丸所产生的副作用。阿托品对中枢神经的作用最初是兴奋，然后是麻痹，在病人身上的反应通常是思维过度活跃、话多、幻视或幻听、胡言乱语，在一些人身上，甚至还有可能出现暴力或狂躁倾向。反过来，士的宁则会导致病人对光线过度敏感，甚至畏光，全身疲乏无力。 [170] 吉辛终于恍然大悟：“希特勒一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亢奋，每当在政治或军事上遭遇重大挫折，需要做出新的决策时，他总是没来由的情绪高涨。现在，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171]

吉辛医生认定，这种消胀排气丸是导致希特勒的躁狂症和身体衰败的元凶。于是，他决定亲自做一次尝试：在连续数日服下这些小小的圆粒药丸后，他果然出现了和希特勒相似的病状。他当即决定发起攻击，目标是以毒害元首的罪名解除莫雷尔的职务，并取而代之。于是，就在盟军从四面八方对德国展开围攻的同时，在阴森幽暗的“狼穴”元首总部，一场疯狂的药物试验升级为一场医生之间的战争。

为了战胜对手，吉辛选择将莫雷尔的死对头、希特勒的外科医生伯兰特作为自己的盟友。伯兰特这时正在柏林出差，和吉辛通完电话，伯兰特毫不犹豫，立刻搭乘下一班飞机赶到东普鲁士，把“被告”叫到了身边。莫雷尔听到招呼后心惊胆战，心想，一定是优可达的问题露出了马脚。听完对方的指控，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原来对方是想用排气丸这种非处方药来把自己整倒。莫雷尔也可以坦然告诉对方，这药根本不是他开的方子，而是希特勒让侍卫搞来的。但是，对生物化学一窍不通的伯兰特却盯着士的宁的副作用不放，并威胁道：“如果说这药不是你开的，你以为有人会信吗？别指望希姆莱会对你另眼相看，他一向都是就事论事，对犯事者一律格杀勿论。” [172] 过了不到一周，伯兰特又对莫雷尔发出狠话：“我手里有证据可以证明，你就是想用士的宁毒害元首。我可以告诉你，过去5天，我就是为了给元首治病才待在这里的。” [173]

不过，元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真的是黄疸病？还是因为莫雷尔注射时消毒不当导致的乙肝？莫雷尔给希特勒打针时一直是用酒精消毒， [174] 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不安全的印象。过去几个月以来，各种药物的毒素给希特勒的肝脏带来了极大负担，于是，肝脏分泌出大量胆红素，将皮肤和眼球染成黄色，这是人体自身发出的一种预警信号。1944年10月5日这天夜里，莫雷尔因情绪激动引发了脑溢血。与此同时，伯兰特在希特勒面前提出了对这位御医的指控。希特勒听到后惊呆了：阴谋？下毒？这么多年来，莫非他一直在受人欺骗？而欺骗他的这个人，恰恰是他亲手提拔上来的莫雷尔，这个所有忠诚者当中最忠诚的人，所有友人当中最友善的一个？如果让这个刚刚给他打过针、让他身心无比愉悦的人就此被搞掉，简直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脚！这样一来，他就会变得孤立无援（同时也失去了药物的支援），不得不听凭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僚的摆布。希特勒意识到，这是一场关系到自身地位的冲突，是一次潜伏着巨大危险的进攻，因为他的权力与天生的领袖魅力直接相关，当这种天赋特质消失后，是莫雷尔用药物帮他保住了头上的领袖光环。事实上，自从希特勒健康状况迅速下滑后，在他身边的亲信中，各派势力的较量便已展开。如今，这场医生之战更进一步升级成一场为争夺纳粹未来领导权的代理人战争。形势正在一步步走向激化：希姆莱亲口告诉伯兰特，对莫雷尔有意谋害希特勒一事，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位纳粹党卫军首领把莫雷尔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恶语相向道：反正他已经把这么多人送上了绞架，再多一个也不在乎。同一时间在柏林，盖世太保头目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将莫雷尔诊所的代理总管威伯博士从选帝侯大街叫到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对其进行盘问。威伯努力为他的上司辩解，一再解释说，莫雷尔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绝不可能设计去谋害元首。

对可疑药品的化学鉴定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是：药品中的阿托品和士的宁成分含量十分有限，远远没有达到下毒的剂量，即使像希特勒这样大量服用，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危害。莫雷尔赢得了全线胜利。“我希望大家彻底忘掉排气丸这件事，”希特勒用一句话结束了这场纷争，“对莫雷尔，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对于我来说，他永远都是我唯一的私人医生，我对他抱有绝对的信任。” [175] 吉辛挨了一番痛骂，然后被解职。希特勒明言告诉他，每个德国人都有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利，包括他自己。更何况，相信医生和他的诊治手段，对病人的康复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会让自己信赖的莫雷尔继续为自己服务。关于人们对莫雷尔的各种指摘，特别是对针剂使用的随意性，希特勒一概予以驳回：“我知道，莫雷尔的新型治疗手段还没有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有些东西还处在研究阶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医学界的所有创新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对莫雷尔的所作所为，我毫不担心，如果他在工作中需要经济上的资助，我会立刻给他拨款。” [176]

一向擅长见风使舵的希姆莱马上改了口，他对哈瑟尔巴赫和吉辛两位医生说：“先生们，你们不是外交官。你们很清楚，元首对莫雷尔十分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让他产生动摇。”哈瑟尔巴赫反驳说，任何一个医学或民事法庭都会判莫雷尔有罪，因为他的渎职给他人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希姆莱粗暴地回答：“教授先生，您别忘了，我是内政部部长，同时也是帝国卫生当局总负责人，我不希望看到法庭对莫雷尔进行立案调查。”当吉辛提出，希特勒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位每周服用120到150粒药片、接受8至10次注射治疗的领导人时，也被这位党卫军首领坚决驳回。

风头彻底转了向。在这些失势的人当中，有从鲍曼那里得到1万帝国马克支票作为酬劳的吉辛，还有哈瑟尔巴赫和神通广大的伯兰特，以及他们的后台——一心希望能够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施佩尔。三位医生不得不离开了元首总部，只有莫雷尔一人留了下来。1944年10月8日，莫雷尔得到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元首告诉我，伯兰特以后只负责柏林方面的事务。” [177] 从此，“病人A”成为他的御医的钢铁般后盾。就像每位瘾君子都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为自己供货的毒贩一样，希特勒同样也离不开这位他眼中慷慨大方的医生，因为每次不用他发话，对方就能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

在整个事件结束后，希特勒对他的私人医生说：“这群傻瓜根本就没想明白，他们这么做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要是突然间没了医生，我该怎么办？！他们明明知道，有你在我身边的这8年里，你多次救了我的命。我过去的健康状况是多么糟！那时候，所有被叫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亲爱的大夫，我不是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您等着瞧，如果我们能够幸运地熬过这场战争，我一定会重重地犒劳你！” [178]

莫雷尔这些自我炫耀式的笔记，很有可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清白的名声。在日记中，他以大言不惭的口吻写道：“亲爱的元首，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假如是一位庸医为您诊治，您多半早已无法工作，帝国也将因此走向毁灭。”据莫雷尔自述，当时，希特勒用感激的眼神凝视了他许久，然后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大夫，有您在，我很开心，也很幸运。”

这场医生之间的战争就此落幕。“病人A”及时出手，使自身势力得以保全。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御医莫雷尔的地位保住后，对病人健康的摧残又得以延续。为了镇静神经，他为元首又一次开下了处方：“优可达-优帕非林，葡萄糖针剂加氨基酸片。” [179]

自我隔绝

关于元首总部的生活，我不能讲得太多，因为这里的种种事情或多或少都有机密的成分。我可以开心地告诉你，元首健康状况良好，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如何能够改善和拯救德国的命运。我仍然处身于东部战场最前沿的位置。 [180]

——摘自莫雷尔的书信

当柏林恩格尔药房为元首特制的混合针剂一点一滴地被注入希特勒的血管，随着各种药物的毒性在其体内不断累积，希特勒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末日。了解这一变化过程，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曾经神采奕奕的元首为何最终变成了行尸走肉，这个过程与历史事件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

进入1944年最后一个季度后，希特勒剩下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盟军正在从四面八方对德国展开进攻，包围圈不断缩小，与此同时，日益加重的肠痉挛也在折磨着他。在这余下的有限时日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撑住而没有垮掉，完全是依赖麻醉剂。在药物造成的幻觉中，他仍然抱定这样的信念：他必须在有生之年亲手实现纳粹主义的宏大目标，绝不能将建立日耳曼帝国的重任托付给后继者，为此他必须抓紧时间，不能有一刻懈怠或退缩。于是，他急需莫雷尔的兴奋剂：唯有这样，他才能坚持下去，不丢掉幻想，不让现实动摇自己的决心。尽管从战局来看，德国已危在旦夕，但希特勒绝不允许人们对元首的正确性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时候对他来说，“沉思”是危险的：一旦陷入沉思，他很快就会意识到大势已去，所有的挣扎都是无意义的。他不能让自己对这场与全世界为敌的战争产生怀疑，或是对这场由他一手发动，如今败局已定的战争产生厌烦情绪。于是，他只能让针头一次次刺穿皮肤，让药物通过静脉注入血液，然后，游戏又可以开始了。

自1941年秋天开始接受荷尔蒙和类固醇注射治疗之后，最迟在1944年下半年，当希特勒染上了可卡因瘾，不久后又迷恋上优可达等药物后，他再没有过一天清醒的日子，而是始终与噩梦相伴，直到生命的终点。对希特勒而言，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纽带早已被割断；每一次，当通往现实的桥梁刚刚显形，就会立刻在药物的“阻击”下被炸成碎片。

毒品成为动力和意志的替代物。就这样，他在药物的迷幻作用下，昏昏沉沉地从一处指挥所来到另一处指挥所，从一个地堡到另一个地堡，一步步走向沉沦。没有方向，没有家，只有一场接一场白白送死的战役，还有一次接一次令人神志麻痹的注射。他就像是习惯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欲罢不能，直到整个身体彻底垮掉。

超级工事

我亲爱的老朋友，希望我还能再这样称呼您，因为现如今，您已成为一位世界级名人，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名声意味着什么。德国人民应当感谢您的造福，因为如果我们失去那只强大的手，注定就会失败。而这只手迄今能够保持强大，都是您不可磨灭的功劳。 [181]

——摘自一封致莫雷尔的信函

为了加强对刺杀事件的防范，更好地抵御传染病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威胁，1944年11月8日，“病人A”搬进了在“狼穴”元首总部核心位置新建成的一座碉堡。通常2米厚的水泥顶，改成了7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墙。整个工事没有窗户，没有直接与外界相通的换气口，它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埃及的墓穴，从空间看，也比周围其他工事大出几倍。希特勒就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与外界隔绝，只有幻想做伴。这个深处密林、充满诡异气息的新居，在希特勒看来几乎完美无缺，他满意地发现，屋里的散步空间比以往大了很多。根据莫雷尔的计算：元首卧室和办公室的空间加在一起，比旧工事大了23立方米。当然，这个封闭的巨大“石棺”对这位私人医生是开放的，他可以在其间自由出入，为“缓解压力（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 [182]

实际上，莫雷尔对病人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他知道后者的健康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消息已经传播了多远。从1944年秋末莫雷尔写给妻子、纳粹各大区负责人和其他旧相识的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一直在努力回避现实，试图向外界传递一种带给人希望的假象。比如说，他会从“狼穴”不同花式的菜单中挑出一些，分寄给大家，作为希特勒“简朴和理性生活方式”的证明。 [183] 以前在第三者面前，他总是对病人的健康状况避而不谈，现在他却经常以乐观的笔调，主动谈起这一话题。下面这些句子都是从莫雷尔的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我的高级病人身体状况良好……”；“我的头号病人一直很硬朗……”；“病人已彻底康复……”；“看到病人这样健康，我感觉很开心……”；“我的病人身体状况非常好，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会努力帮助他长久保持这样的状态……”；“除了Duce以外，我还治愈了其他好几位国家首脑，能够取得这些医学上的成绩，我深感自豪。” [184]

“病人A”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糟，莫雷尔只能依靠注射和欺骗等手段来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元首仍然是健康的，而且这种假象每次能够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是躲在新建的水泥堡垒里，穿着白色睡衣，盖着军用棉被，一脸苍白和憔悴地躺在低矮的行军床上，望着没有窗子的四面墙壁发呆。在他的头顶上，是一盏不停晃动的吊灯，身旁是一个床头柜，还有一张矮桌，上面堆满了纸张、地图、战报和各种摊开的书籍，正中央是一部铃声从未响起过的电话机。还没有干透的灰白色水泥墙壁，散发着潮湿污浊的霉味。床上到处扔着折断的铅笔，还有不知放在哪里的金丝边眼镜。希特勒一直为戴眼镜这件事感到羞耻，而且由于两手颤抖，他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把眼镜戴上。但是，莫雷尔却在信中写道：“我可以告诉您，元首的身体状况很好……看到我的病人如此健康，能够像以往一样，精神饱满地挑起所有重担，战胜各种危机，是我最大的快乐、慰藉和满足。……我相信，当您从我这里听到元首健康的消息后，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嗨代替了万岁（High statt Heil）：从清教徒到瘾君子

随着优可达药效的减弱，希特勒手部颤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1944年最后几个星期，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希特勒的健康状况，成为人们议论的核心话题。元首对此心知肚明，并且一直在努力掩饰，不让外人发现自己手抖的毛病，但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原来在行纳粹礼时伸得笔直的手臂，也早已成为历史。神经质的剧烈颤抖，让手臂变得几乎无法自控。莫雷尔在笔记中写道：“左手颤抖十分严重。”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例如“右手颤抖加重”，“左腿颤抖症状消失，但左臂和左手又开始了”。 [185] 为了掩饰，希特勒只好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用右手僵硬地握住左手。当颤抖严重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已经不再是颤抖，而是有规律的甩动。这情景让周围人看在眼里，十分心焦。不久前出任陆军参谋长的装甲兵团上将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坐着的时候用右手按住左手，用右腿压住左腿，以此来掩饰身体的颤抖。希特勒手部抖动的幅度之大，程度之夸张，让很多人以为他是刻意而为。当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时，整个上身都会跟着颤动。莫雷尔建议他泡澡和休息，可希特勒却问道：“不能用打针来治吗？” [186]

注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相反。汉斯-约阿希姆·诺依曼等医学史学家经过研究判定，动脉硬化性帕金森综合征是导致希特勒四肢震颤和身体佝偻的原因，这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是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所导致的震颤麻痹。从病因看，这很可能是使用从动物内脏中提取的荷尔蒙制剂造成的。其结果是造成分泌多巴胺的中枢神经细胞坏死，并导致负责学习和身体控制的大脑皮质神经元退化。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也曾提到希特勒有可能患有帕金森病，尽管当他产生这种怀疑时，已经是1945年4月。 [187] 如今人们已无从验证这一诊断究竟是否正确。另外一种说法是，希特勒的身体震颤是由长期滥用混合毒品造成的。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莫雷尔和他的病人变得更加形影不离。对希特勒来说，这位御医既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囚徒。莫雷尔经常抱怨，没有人能理解这个职位带给他的苦衷。多年来，他一直被拴在元首身边，没有支配自身行动的自由，也无法照顾家人和事业——亲爱的妻子，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私人诊所，远在奥洛穆茨和汉堡的药厂与实验室。当兄长去世的时候，他连葬礼都差点儿没能出席。因为希特勒以路途危险为由，阻止他离开元首总部。“元首听到我兄长的死讯后，对我的出行非常担心，因为西线的局势非常危险。我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一一否定，比如坐飞机（因为有大量敌机在空中活动，所以不行），乘汽车（长途旅行会让我的身体吃不消，尽管我一再保证没有问题）或火车（因为有可能遇到袭击，所以行程没有保障）。” [188]

当莫雷尔建议，在他离开后，由武装党卫军医生施托姆费格博士（Dr. Stumpfegger）临时接替他的工作，希特勒断然拒绝并生气地说：“他八成连打针都不会。”也许，施托姆费格不了解“X”的秘密才是真正的原因。但莫雷尔执意坚持，不肯放弃最后一点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权利，在元首的极力挽留下，仍然要求去参加葬礼并在返程时顺道去柏林探望妻子。最后，希特勒不得不让步，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调来一位保镖一路护送。当莫雷尔探亲返回后，希特勒对他表现出少有的恼怒：“15点30分去见元首：病人很不高兴，一言不发……腹泻严重。” [189] 莫雷尔迅速拿出针管，深吸了一口气，用手绢擦去脑门上的汗珠，将针头刺入病人的小臂：“葡萄糖加上维他默丁，瑞格列奈，托定磷钠。”希特勒把左手放到皮带扣上，长长地舒了口气，转动了一下肩膀，抿了抿薄薄的嘴唇，使嘴巴显得更小了。不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便舒缓了下来。莫雷尔用手轻揉着希特勒的上腹部，帮他把吞进腹中的凉气排出。于是，医生同他的病人和好如初。

“拉锁”

1944年11月，正当苏联红军接连攻克一座又一座东普鲁士城市之时，希特勒的血管变得越来越脆弱，就连注射专家莫雷尔也变得束手无策。过于频繁的注射导致静脉部位的皮肤发炎溃烂，结痂脱落后的皮肤变成了褐色。莫雷尔不得不中断治疗：“我决定今天取消注射，以便入针部位更好地愈合。左臂肘窝状况尚可，右侧下针处可见明显红点（并无脓肿），元首称，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190]

这几个星期，莫雷尔的治疗变得格外困难。每一次注射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伤口。一个个硬痂在手臂上排成一列，形状就像是一条“拉锁”，这是瘾君子身上的标志性记号。慢慢地，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开始担心，害怕这样频繁的注射会带来恶性后果：“在静脉注射时，元首认为我用酒精给伤口消毒做得不够充分（我的手法总是很快），所以才导致入针部位的皮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常红肿发炎。”莫雷尔对此却另有解释：“由于连续数月待在堡垒里，终日不见阳光，导致血液含氧量不足，并由此造成凝血功能障碍，使得注射部位长时间红肿难消。”希特勒对此一直表示怀疑：“元首坚持认为细菌才是元凶，甚至怀疑是注射把细菌带到了身体里。” [191]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莫雷尔被迫停止了注射。最终还是希特勒出面，打消了所有顾虑。他性格中的自虐倾向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注射造成了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他却不肯停止，而是一再要求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注射。有时候，他甚至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他不需要治疗，只要打针。“早晨6点，我接到电话，让我立刻去见病人。……我于20分钟后赶到。元首连续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他正面临一项重大决策，因此情绪十分激动。随着情绪化的不断升级，和平时一样，痉挛又发作了。他不让我做检查，因为这只会加重疼痛。我很快配好了优可达-优帕非林针剂，并进行静脉注射。由于过去一段时间注射太多，操作变得十分困难。这也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让静脉休息一段时间。我在注射过程中停顿了一下，让病人可以稍稍歇口气，缓解一下痛苦，所以元首很开心，感激地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192]

从接到电话到结束注射，中间只过了20分钟。有这样一位雷厉风行的毒贩在身边伺候，大概是每个瘾君子的梦想。希特勒本人也对这位私人医生的周到服务十分满意，例如在1944年10月31日这天，他便曾夸奖道，是莫雷尔“在头一天早上的快速处置”让他“立时恢复了元气”。莫雷尔用安慰的口气告诉他：“如果今后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他可以随时找我，哪怕是半夜也没关系……能为他效犬马之劳，是我最大的满足。” [193]

在“狼穴”的最后几周，“病人A”的确一直在尽情享受着御医的24小时应召服务。只要身体稍有不适，哪怕是在深更半夜，他也会立刻把莫雷尔叫来。每次打完针，当传令兵把出诊包拎回医生工作间的时候，莫雷尔都会暂时留下来，观察病人对药物的反应。1944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注射后感觉药劲不够大，莫雷尔毫不犹豫，马上补了一针：“零点30分，突然接到电话。元首忽然感觉腹胀难忍，他对我说，他正面临着今生最重要的抉择，所以神经非常紧张。静脉注射优可达-优帕非林后，疼痛和痉挛只是稍有缓解。元首请求我再给他打半针，于是我让人拿回了包。一开始，我只注射了0.01克优可达，即平时剂量的一半。后来，当我又补了0.01克优可达后，疼痛和痉挛彻底消除了。元首一再感谢我的及时帮助，说他觉得很开心。” [194]

如果毒品不够剂量，瘾君子总是立刻就会发现。每次吸完毒，他们都会充满渴望地等待着下一次。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比吸毒这件事更重要。在他们眼里，白天和黑夜也毫无差别。在刺杀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的吸毒剂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他也彻底失去了生理上的平衡以及健康。施陶芬贝格虽然没有杀死希特勒，但把他变成了一个瘾君子、一个废人：面色蜡黄，眼皮下垂，四肢震颤越来越严重，注意力明显下降。希特勒的另一位外科医生哈瑟尔巴赫嘲讽莫雷尔的治疗为“变戏法”， [195] 在二战后接受盟军审讯时，他对希特勒的健康变化是这样描述的：1940年时，希特勒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可是后来，他突然间就变老了。直到1943年，他的外表还和实际年龄差不太多，在此之后，他的整个身体明显垮掉了。

事实是：希特勒于1943年开始接受优可达注射，在1944年9～12月，剂量骤然增加，以至于有对毒品成瘾的嫌疑。药物给身体带来的愉悦，被各种令人不适的副作用抵消：失眠、震颤、消化不良，等等。每次，当毒品带来的欣喜感逐渐减弱，消化系统就会以“痉挛性便秘”作为报复，使他“没有饥饿感，腹部绞痛”。 [196] 夜里，他睁着眼躺在床上：“我睡不着觉……在黑暗中，我眼前看到的永远是总参谋部的那张地图，我的大脑仍在一刻不停地工作，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我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197] 尽管希特勒声称，在帝国上空盘旋的英国轰炸机是导致其失眠的唯一原因，但实际上，让他睡不着觉的更有可能是毒品。莫雷尔只能让希特勒服用苯巴比妥或Quadro-Nox等巴比妥类镇静剂，来强迫其睡眠。这使得恶性循环变得更加严重。

或许是由于优可达注射过频，希特勒的消化系统几乎失去了作用。从肠功能紊乱这一点来看，希特勒似乎又回到了1936年莫雷尔第一次用穆他弗洛为他治疗时的状态。“病人A”总是腹胀，当莫雷尔决定为他实行洋甘菊灌肠时，他“坐在马桶上，把我赶到外面，甚至锁上门”。但灌肠同样没有任何效果，“灌肠溶液根本没在体内停留，就被他排了出去（可惜！）……元首必须努力想办法入睡（不借助药物！）”。 [198] 在希特勒身上，最简单的身体机能变成了艰难的生理学行动，莫雷尔认真地记录下这一切，就像国防军司令部在战争日记中描述的前线战况一样：“16点至18点，腹泻4次，2次轻度，1次重度。其中第二次是排出大便结块后的爆发式水样腹泻，第三次和第四次散发出恶臭，第四次尤为严重（或许是因为消化分解后的粪便结块没有及时排出，成为气体和毒素积累的诱因）。病人感觉自己略有好转，表情明显松弛。他说他叫我来，只是想告诉我治疗见效这个好消息。”

罪责问题

1944年11月21日，吃过一顿用米汤、烤芹菜和土豆泥搭配的午餐后，希特勒带着人马离开了元首总部，“狼穴”从此被封。希特勒在新建的超级工事里只待了十三天，由于苏军距离此处越来越近，所有人员不得不撤离。一辆“囚车”摇摇晃晃，向首都柏林方向移动。每当列车在轰炸后的废墟中穿行时，车窗都会被拉上，以免元首看到外面的惨象后触景生情。这是元首专列“勃兰登堡号”，一路经过的所有车站都被事先清场。此时，希特勒已经看到德军没有机会打赢斯大林的红军，于是决定放弃东线，计划按照两个月前他在可卡因幻觉中萌生的念头，发动第二场阿登战役。或许德国可以就此重演1940年春季闪电战的奇迹，至少在西线占据主动，在最后一刻与同盟国签署局部和平协议。

列车到达柏林时已是清晨5点20分。所有行动都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速记员在文件上标注着：绝密！这时的希特勒由于患了声带小结，正发愁自己会因此失声。不过，很长时间以来，他说话的声音一直低得如同耳语。他的眼睛总是失神地看着前方，像是盯着某个想象中的点。每隔一会儿，他都要拿过随身携带的氧气瓶，使劲吸几口氧，那是莫雷尔在上车前为他准备的。希特勒的情绪从未像现在这样阴郁暴躁。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要想扭转战局，打败强大的英美盟军，简直是妄想。可元首却和以往一样，对胜利似乎充满了信心。但实际上，“情绪上的剧烈波动……造成的严重腹胀和腹泻”，搞得他痛苦不堪，只有靠优可达才能稍加缓解。 [199] 隔天，他又接受了0.01克吗啡注射。两天之后，1944年11月24日，莫雷尔在病历中写道：“我认为没有必要注射，可元首为了迅速振作，坚持要我给他打针。” [200] 三天后，“元首因为接下来有艰巨的工作需要完成，又让我为他进行了注射”。 [201]

逐渐失控的毒品摄入，究竟对希特勒的心智和头脑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位独裁者还有没有正常的行为和判断能力？曾在十年前尝试过优可达（成瘾性相对较低的口服药）的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描述这种半合成鸦片制剂的心理效应时写道：“或许并不能说它是一种自我蒙蔽，使人在这种状态下产生了某种对自由或曰真实空间的排斥，以至于对外部世界的思维近乎成为折磨。它是一张自我编织的密密的蛛网，外界发生的事件就像是七零八落地挂在蛛网上的昆虫尸体。陷于其中的人，并不愿从这个洞穴脱身，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在场者的不友好的行为，让人产生这些行为会对他人形成骚扰和攻击的担心。” [202]

化学家和科普作家赫尔曼·洛姆普（Hermann Römpff）写道，长期滥用鸦片制剂的结果是“对性格与意志力的破坏。……它在并不导致头脑中固有思维实际流失的情况下，会对大脑的创造力造成损害。即使是品行高尚的人，也有可能去行骗和欺诈”。此外，它还有可能引发被害妄想以及对周遭环境的病态怀疑。 [203]

事实上，在穷途末路的最后挣扎中，是优可达这种药物让希特勒的地堡性格找到了慰藉。其原有的冷漠气质、世界观上的偏执、热衷幻想的倾向，以及对逾越界限的毫无顾忌——所有这些性格特点都在1944年最后一个季度里，通过滥用阿片类物质的极端方式得到了强化。就在盟军从东线和西线对德国本土展开进攻的同时，这种强效麻醉剂消除了希特勒心中对胜利的怀疑，以及对包括平民在内的无数死难者的同情，同时也使得他在对待自己和外界的态度上变得更加无情。

在安慰剂和麻醉剂的作用下，元首的本性得到了彻底暴露：这才是真实的希特勒，这才是其一贯的面目，因为他的想法和计划、对自身能力的高估、对敌方实力的误判等，早就清楚地写在了1925年出版的纲领性文字《我的奋斗》中。鸦片瘾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原有的冷酷本性和指使他人而非亲手施暴的癖好，也使得他在战争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后阶段仍然执迷不悟，并最终走上绝路。

因此可以说，希特勒的目标、动机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妄想，这一切并不是吸毒导致的结果，而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他所实施的大屠杀也不是出于一时糊涂，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是拥有充分责任能力的。吸毒从未让他在决策自由上受到限制，自始至终，他都是自身意志的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冷漠地做出一个又一个决定。吸毒带来的麻痹和对现实的逃避使他的意志变得更坚定，但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这是一个原因自由行为（actio libera in causa）的标准案例：即使吸毒再多，也无法让他逃脱对自身行为的责任。他所犯下的罪孽，绝不会因此得到饶恕。

[1] IfZArch，MA 617，Rolle 2，Manuskript einer Rede Theo Morells，第4页。他以颇具时代特色的方式，将两句有关传统家长式病患关系的名言合并在一起：前一句“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系出自西普鲁士医生与医学史作家埃尔文·列克（Erwin Liek，1878～1935），后一句关于“行医之道”的观点系出自俾斯麦的私人医生埃米尔·施文尼格尔（Emil Schweninger）之口。

[2] Fest，《希特勒传》，第737页。

[3] Fest，《希特勒传》，第992页。

[4] Der Spiegel ，42/1973，第201页。

[5] Gisevius，Hans Bernd，»Adolf Hitler. Versuch einer Deutung«，München 1963，第523页。

[6] Kershaw，Ian，»Hitler 1889-1945-Das Standardwerk«，München 2008，第850页。在书中另一处（第947页），作者的表述同样也有些含糊不明：“莫雷尔和他的医术对解释德国所经历的灾难而言，是一个既非重要，亦非不重要的因素。”

[7] 参见 Neumann，Hans-Joachim und Henrik Eberle，»War Hitler krank？-Ein abschließender Befund«，Köln 2009，第97、100页。

[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11.1944.

[9] »Gutachten über Professor Morell «，Camp Sibert，15.1.1946，Entry ZZ-5. In：IRR-PersonalName Files，RG NO. 319，Stack Area 230，Row86，Box 11，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0] »Gutachten über Professor Morell «，Camp Sibert，15.1.1946，Entry ZZ-5. In：IRR-PersonalName Files，RG NO. 319，Stack Area 230，Row86，Box 11，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1] 这三位专家分别是图宾根大学药学所主任费利克斯·哈弗纳（Felix Haffner）教授、同样来自图宾根大学的康纳德·恩斯特（Konrad Ernst）教授以及来自克莱伯施泰因（Krebsstein）的特奥多尔·本辛尔（Theodor Benzinger）博士。“1947年4月23日，这三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书面声明，大意是从现有文件中无法发现希特勒可能经常摄入毒品的信息。”此外，美方还询问了柏林大学药学研究所的霍依普纳（Heubner）教授以及帝国卫生局鸦片处负责人林茨（Linz）教授，两人都矢口否认希特勒存在大剂量使用麻醉剂的问题。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接受讯问的柏林缉毒处警官容尼克尔（Jungnickel）、柏林米特区恩格尔药房老板约斯特（Jost）先生以及柏林大学法医和犯罪侦查研究所所长穆勒-赫斯（Müller-Hess）教授都表示，由私人医生向希特勒提供毒品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或无法就毒品的具体数量和作用提供进一步信息。In：IRR impersonal Files，RG NO. 319，Stack Area 770，Entry 134A，Box 7：»Hitler，Poisoning Rumors«，XE 198119，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2] “… in order to provide further material for the debunking of numerous Hitler myths”，In：IRR impersonal Files，RG NO. 319，Stack Area 770，Entry 134A，Box 7：»Hitler，Poisoning Rumors«，XE 198119，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3] BArch-Koblenz N1118，Nachlass Goebbels，Brief an Hitler，Weihnachten 1943.

[14] Schramm，Percy Ernst，»Adolf Hitler-Anatomie eines Diktators«（5. Und letzte Fortsetzung），in：Der Spiegel 10/1964.

[15] 摘自Schenck，Ernst Günther，»Dr. Morell. Hitlers Leibarzt und seine Medikamente«，Schnellbach 1998，第110页。

[16] BArch-Koblenz N 1348，Ärztliches Kalenderblatt Morells vom 18.8.1941.

[1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8.1943.

[18] 这是官方记录的数字。但需要考虑到的是，在负责统计的帝国卫生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泰姆勒药厂还直接向国防军供货。因此，在帝国卫生局鸦片处的官方统计和泰姆勒药厂1943年的销售记录之间，据称存在高达22.6公斤柏飞丁的差额。

[19]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4，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47页。

[2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8.1941.

[2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8.1941. 关于复合药剂问题可参见Morells Nachlass an dieser Stelle seinen Brief vom 2.12.1944。

[22] 人们将从罂粟植物中提取的天然生物碱称为“鸦片类药物”（Opiate），将人工合成品称作“鸦片类制剂”（Opioide）。

[23]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8.1941.

[24] 莫雷尔甚至还采用古老的水蛭活体疗法为希特勒进行治疗。这种类似于放血的疗法是借助具有抗凝血功能的水蛭素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治疗时，希特勒亲自把水蛭从瓶中放出，由莫雷尔用镊子或直接用手（因为水蛭经常从镊子下滑脱）把它放到希特勒耳部下方。“前边的一只吸得比较快，后边的一只吸得很慢，”他在笔记中写道，“前面一只最先吸足血，从下部松开；后面一只又吸了半小时，然后也是先松开下半部分，上半截需要我用手扯开。之后，伤口又流了近两小时的血。因为伤口贴着胶布，所有元首没有去吃晚饭。” [25]

[25]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1.8.1941.

[26] 其他国家元首的做法与此截然不同，比如苏联。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立了一个专门为自己看病的诊所，里面汇集了最优秀的专业医生，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保证绝不犯错。

[27] Keller，Philipp，»Die Behandlung der Haut-und Geschlechtskrankheiten in der Sprechstunde«，Heidelberg 1952.

[2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7.8.1941.

[29] 从下面这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用药清单可以看出，这种治疗方式是多么不理性（加下划线的是精神类药品）：Acidol-Pepsin、Antiphlogistine、Argentum nitricum、Belladonna Obstinol 、Benerva forte、Betabion、Bismogenol、Brom-Nervacit 、Brovaloton-Bad 、Cafaspin 、Calcium Sandoz、Calomel、Cantan、Cardiazol 、Cardiazol-Ephedrin 、Chineurin、Cocain 、Codein 、Coramin、Cortiron、Digilanid Sandoz、Dolantin 、Enterofagos、Enzynorm、Esdesan 、Eubasin、Euflat、Eukodal 、Eupaverin、Franzbranntwein、Gallestol、Glyconorm Glycovarin、Hammavit、Harmin、Homburg 680、Homoseran、Intelan、Jod-Jodkali-Glycerin、Kalzan、Karlsbader Sprudelsalz、Kissinger-Pillen、Kösters Antigaspillen、Leber Hamma、Leopillen、Lugolsche Lösung、Luizym、Luminal 、Mitilax、Mutaflor、Nateina、Neo-Pyocyanase、Nitroglycerin、Obstinol、Omnadin、Optalidon 、Orchikrin、Penicillin-Hamma、Perubalsam、Pervitin 、Profundol 、Progynon、Prostakrin、Prostophanta、Pyrenol、Quadro-Nox 、Relaxol、Rizinus-Öl、Sango-Stop、Scophedal 、Septojod、Spasmopurin、Strophantin、Strophantose、Suprarenin（Adrenalin）、Sympatol、Targesin、Tempidorm-Zäpfchen、Testoviron、Thrombo-Vetren、Tibatin、Tonophosphan、Tonsillopan、Traubenzucker、Trocken-Koli-Hamma、Tussamag、Ultraseptyl、Vitamultin、Yatren。 [30]

[30] 关于希特勒服用的每一种药品的具体说明参见：www.jkris.dk/jkris/Histomed/hitlermed/hitlermed.htm。

[31] 摘自Katz，Ottmar，»Prof. Dr. med. Theo Morell-Hitlers Leibarzt«，Bayreuth 1982，第219页。

[32] Schramm，Percy E.（Hg.），»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40-1941«，Teilband II，1982，第673页。

[33] Schramm，Percy E.（Hg.），»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40-1941«，Eintrag vom 21.10.1941，第716页。

[34] BArch-Freiburg RH 12-23/1882，Dr. Guther，Otto，»Erfahrungen mit Pervitin«，27.1.1942.

[35] 海军也不例外。“欧根亲王”号重型巡洋舰撤离布雷斯特港口便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欧根亲王”号遭到了英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为避免战舰被炸沉并由此使德军形象受损，希特勒下令让“欧根亲王”号与另外两艘同样遭受攻击的战舰——“格奈森瑙”号与“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一同撤离港口返航。此时，德军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战舰必须穿越英吉利海峡，才能返回距离布列斯特港口约两天航程的德国港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还不曾有过一支敌国舰队能够毫发无损地驶过300海里长的英国海岸。因此，海军司令部一再以“无法实施”为由拒绝执行上述命令。可是到2月11日这一天，德方的机会来了。这天深夜，布列斯特港浓雾弥漫，负责监视德国海军基地的英国潜艇放松了警惕，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在这个时间，德国战舰不可能再有任何行动。于是，一场持续48小时无眠无休的战斗航程开始了。所有人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在瞭望塔上，在机舱里，在指挥中心，在甲板上。每个人都必须保持高度戒备，不得有任何松懈，否则随时有可能给行动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为此，每个人都被发放了舒口巧克力（Schokakola，每人一份）和柏飞丁药片。“欧根亲王”号随船军医在总结报告里有关2月12日这一天的记录中写道：“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发放药片，每人3片。”大约中午时分，德军舰队驶过了丹佛港。在此期间，英国人发现了德军在他们眼皮底下展开的行动。部署在海边的高射炮部队集中所有火力，向德国战舰开火。英国空军派出240架轰炸机加入攻击行动，而德国空军则派出280架战斗机，与英军展开对抗。战舰上的官兵全体投入战斗，用大炮和防空狙击炮回击敌人。一场以苯丙胺助力的战斗在海上打响：“柏飞丁的强力药效将睡魔和困倦一举驱散，”海军上校军医维特（Witte）在报告中称。2月13日傍晚，德国战舰抵达威廉港。在英国人眼里，德国舰队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是英国海上历史的最大耻辱之一。这次行动的成功给德国人带来了一大收获，正如德方军医在报告中所总结的：“为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舰船配备柏飞丁是十分必要的。每支拥有1500名兵力的部队需要的药品配给为1万片。”（BArch-Freiburg RM 92-5221/Bl. 58-60，Kriegstagebuch des Kreuzers »Prinz Eugen« 1.1.1942-31.1.1943，Bd.2，»Geheime Kommandosache-Ärztlicher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den Durchbruch des Kreuzers＞Prinz Eugen＜durch den Kanal in die Deutsche Bucht am 11.2.1942 bis 13.2.1942.）

[36] 原文如此，似为“现年”。——译者注

[37] 一条铁的定律是：只要在两天至三天内连续服用3剂、每剂10毫克（3～4片柏飞丁）甲基苯丙胺类药物，就会导致人体产生抗药性。每个人的耐药性反应视个人身体情况而定：有些人只要服用2剂，就必须靠增大剂量才能保证最初的药效；有些人需要连续几天服用固定剂量后，才能明显感觉出药效下降。总体而言，甲基苯丙胺通过对大脑神经细胞的人为刺激，抑制了人体机能的自然界限，即人体的警示功能。当事者对生理和心理负荷的承受力失去了感知，在身体明明需要休息的情况下，却依然无限制地加大负荷。

[38] BArch-Freiburg Rh 12-23/1384，Heeresverordnungsblatt 1942，Teil B，Nr. 424，第276页，»Bekämpfung des Missbrauchs von Betäubungsmitteln«；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89页及下页。

[39] Halder，Franz，»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Bd. 3，Stuttgart 1964，第311页。

[40] Gisevius，Hans Bernd，»Adolf Hitler. Versuch einer Deutung«，München 1963，第471页；引语摘自Fest，《希特勒传》，第883页。

[41] BArch-Koblenz N1348，Brief Morell an den Herzspezialisten Professor Weber vom 2.12.1944：“散步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词，因为在好几个月里，每日在户外逗留一刻钟变成了一种规定动作。”

[42] 摘自Schenck，Ernst Günther，»Patient Hitler«，Augsburg 2000，第389页。

[43] IfZArch，MA 617，Rolle 3. Aus einem Brief des Mutaflor-Erfinders Nißle an Morell vom 1.3.1943.

[44]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592页。

[45] “与平民的任何交往都是被禁止的，走访民宅同样也不被允许。”在其眼里，到处都是有可能传染疾病的害虫：苍蝇——痢疾，臭虫和虱子——斑疹伤寒，老鼠——鼠疫。 [46]

[46] IfZArch，MA 617，Rolle 1，Sicherheitsmaßnahmen für FHQ Werwolf vom 20.2.1943.

[47]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256页及下页。

[48] 摘自Fest，《希特勒传》，第903页。

[49]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361、368页。

[50] Schramm，Percy E.（Hg.），»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40-1941«，Teilband II，1982，Eintrag vom 21.12.1942。

[5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8.8.1942.

[52] Haffner，Sebastian，»Anmerkungen zu Hitler«，München 1978，第110页。

[53] Fest，《希特勒传》，第922页。

[54]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345、353和475页。

[55] 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在1942年5月由其指挥的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后，他很少再插手具体的军事问题，而是将指挥权交给了总指挥部——Stawka。

[56] Brief der Engel-Apotheke an Theo Morell vom 29.8.1942，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

[5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12.1942.

[5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7.12.1942。

[59]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74页。

[60] IfZArch，MA 617，Rolle 1.

[61] Gesprächsnotiz Morell，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62] BArch R42/5281-5182，Brief vom 20.8.1942，sowie BA R38/0156-0157，Brief vom 25.1.1943.

[63] IfZArch，MA 617，Rolle1，Aufstellungvom 14.2.1943.另外他还计划制造一种“水溶性脊髓制剂”（从神经组织中萃取合成），参见1943年9月22日与穆里（Mulli）博士的对话。

[64] Aus einem Brief Morells an seine Frau vom 22.10.1942，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

[65] Bescheid von Reichskommissar Koch vom 29.8.1942，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66] IfZArch，MA 617，Rolle 2，Brief Morell an Koch vom 22.9.1942.

[67] 参见Brief an Dr. Möckel vom 1.4.1944：“我对你硕果累累的科研工作以及对毒品的关注很感兴趣。”另参见Briefe Morells an Koch vom 14. und 17.12.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68] 参见Schlögel，Karl，in：DIE ZEIT，30.10.2014，第19页。

[69] 摘自Schenck，»Dr. Morell«，第267页。

[70] Brief Morell an Koch vom 16.10.1942，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71] Brief Koch vom 31.10.1943.这里涉及的屠宰场所在城市包括维尼察（Winniza）、基辅、赫梅利尼茨基（Proskurow）、别尔基切夫（Berditschew）、日托米尔（Shitomir）、杜布诺（Dubno）、达尔尼齐亚（Darnitsa）、卡扎京（Kasatin）、克洛佩夫尼茨基（Kirowograd）、白采尔科维（Biala-Cerkow）、尼古拉耶夫（Nikolajew）、梅利托波尔（Melitopol）、扎波罗热（Saporoshje）、第聂伯罗（Dnjepropetrowsk）、波尔塔瓦（Poltawa）、克列缅丘格（Krementschuk）、乌曼（Uman）、科罗斯坚（Korosten）等。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2.

[72] 摘自Schenck，»Dr. Morell«，第253页。

[73] Vandenberg，Philipp，»Dieheimlichen Herrscher：Die Mächtigen und ihre Ärzte«，Bergisch-Gladbach 2000，第256页。

[74] Brief Morellan Amtmann Schuhmacherin Lembergvom 12.12. 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75] 国防军元首顾问团在一项指示中称：“对所有为非战略目的随意或未经批准征用车辆的人员，均以破坏战争罪论处。”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6.

[76] IfZArch，MA 617，Rolle 3，Notiz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Dr. Mulli vom 9.10.1943 um 22.35 Uhr.

[77] IfZArch，MA 617，Rolle 3，Brief Fa. Hamma an Morell vom 5.2.1945，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78] 参见Brief Morell an Reichsminister Ohnesorge vom 11.2. 1944：“我会向元首建议，请求他拨冗接见您。”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1.

[79] IfZArch，MA 617，Rolle 3，Brief Mulli an Morell vom 10.8.1943.

[80] Brief Morell an Koch，vom 28.10. 42，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81] Briefentwurf Morell，»Betr. Herstellung neuer Arzneifertigwaren«，30.3.1944.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8.信中还写道：“我用在乌克兰收集的牛肝，加入一些特殊的有效成分，加工制成注射用肝脏制剂。这是第一种可被人体顺利吸收的肝脏针剂。一年多来，经过与我相熟的名医以及我本人的亲身试验，证明它的药效是超群的。由于在市场上无法买到同类产品，我不得不亲自组织生产，因为从我的病人的健康考虑，如果我不亲自制造这些药物，我的治疗工作就无法正常完成。为了人民健康，特别是我的病人的健康考虑，必须另想办法绕开那些烦琐的官僚程序。”

[82] 另外，戈培尔本人这段时间也迷上了注射。莫雷尔的助手威伯博士曾经说：“部长先生现在胳膊上到处都是肿块，连下针的地方都没有了。” [83]

[83] Brief Weber an Morell vom 16.6.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4.信中还透露，戈培尔在一次接受莫雷尔针剂治疗后，连续头痛了三天。

[84] Tagebucheintrag Goebbels vom 20.3.1942. Zitiert nach Gathmann，Peter und Martina Paul，»Narziss Goebbels-Eine Biografie«，Wien 2009，第95页。

[85] BArch-Koblenz N1348，»Führerbefehl zur Untersuchung einer Slibovicz-Probe auf Methylalkohol und andere schädliche Stoffe« vom 11.1.1944.陆军医院当天回复称：“味道和气味像是斯利沃威茨白兰地。从检验结果看，饮用它不会给健康造成危害。”

[86] 摘自Schenck，Ernst Günther，»Patient Hitler-eine medizinische Biographie«，Augsburg 2000，第389页及下页。

[87] 意大利语“领袖”，指墨索里尼。——译者注

[8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8.7.1943.

[8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6.12.1943.

[90] 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又从一家药房搞到了优卡药片，全仗着女药剂师糊涂又可爱。” [91]

[91] 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57页。

[92] 摘自Yang，Rong，»Ich kann einfach das Leben nicht mehr ertragen-Studien zu den Tagebüchern von Klaus Mann（1931-1949）«，Marburg 1996，第107页。

[93]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8.7.1943，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94] BArch-Koblenz N1348，»Special Entry of July 18，1943«。

[95] 在美国药品市场上，用优可达中的有效成分羟考酮（Oxycodon）制成的药物“Oxygesic”和“Oxycontin”在2010年的销售额达到35亿美元，在所有药品中名列第五位。在德国，销售量最大的口服羟考酮类药品是“Oxygesic”。目前在德国市场上，拥有药品许可的羟考酮类成药共有147种，其中大多数是用于治疗慢性头痛等病症的缓释制剂。希特勒于1943年夏天首次服用的以“优可达”命名的药物，已于1990年停止销售。

[96] Burroughs，William，»Naked Lunch«，1959。摘自Die Tageszeitung ，5.2.2014，第15版。

[97]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119页。

[98] 摘自Katz，Ottmar，»Prof. Dr. med. Theo Morell-Hitlers Leibarzt«，Bayreuth 1982，第280页。

[99] Brief Morell an Sievert vom 26.8.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

[100] Brief des Apothekers Jost an Morell，30.4.1942：“因为我需要为可卡因消费提供证明并在麻醉品登记册中做相应记录，故请尽快按照B.M.G.规定开具五份处方并邮寄给我。”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另参见Brief vom 10.10.43 in T253/39。

[101] 在这一时期出售的明信片上，印着这样的宣传性口号：“元首心中只有奋斗、工作和操劳。大家应各尽所能，为其分忧。”

[102] 参见Canetti，Elias，»Masse und Macht«，1994，第330页。

[103] Goebbels，Joseph，»Die Tagebücher«，Teil II，Diktate 1941-1945，Bd. 9，Juli bis September 1943，München 1987，第456页及下页。

[104] Brief Koch an Morell vom 31.5.1943，National Archives Publication T253/37.

[105]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7.10.1943.

[106] 今天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译者注

[10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1.11.1943。

[10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7.1.1944。

[109] Brief Staatssekretär Köglmaier an Morell，10.12.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110] 此问题可参见“1942年12月23日有关举报高层领导患病情况的指示”，该指示称：“我批准，所有医生、治疗师和牙医在医务保健总务长卡尔·布兰特博士教授（Prof. Dr. Karl Brandt）面前，可不履行对病人的保密义务。此外我还要求这些人员，一旦发现肩负领导职务或要职的党、政、国防军和经济界人物患有重病或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疾病，须立即向我报告。阿道夫·希特勒。” [111]

[111]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339页。

[112] 参见Brief Frau v. Kries，Adjutantur der Wehrmacht beim Führer an Morell vom 17.2.1943：“大家感觉有些疲惫，如蒙用药物提供帮助，我们将不胜感激。希特勒万岁！”（IfZArch，MA 617，Rolle 2.）

[113] Brief Morell vom 1.12.1944，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7.

[114]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参见一位老病人于1944年4月14日致莫雷尔的信：“我们经常说起你和你们。这些回忆总是让我们感觉很振奋。”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8.

[115] BArch-Freiburg RH 12-23/1321，Durchschlag，Ph IV Berlin，20.12.1943 an den »Herrn des Stabes«.另参见Holzer，Tilmann，»Die Geburt der Drogenpolitik aus dem Geist der Rassenhygiene-Deutsche Drogenpolitik von 1933 bis 1972«，Inauguraldiss-ertation，Mannheim 2006，第254页及下页。

[116] BArch-Freiburg RH 12-23/1321，Bl. 125 a，gez. Schmidt-Brücken und Wortmann，Oberstabsapotheker.

[117] “请即刻向反间谍局提供1公斤制造商原产可卡因。”参见BArch-Freiburg RH 12-23/1322，Bl. 123，Wortmann an Hauptsanitätspark Abt. 1，22.5.1944，geheim。

[118] 据Herta Schneider口述，引自Toland，John，»Adolf Hitler«，Bergisch Gladbach 1977，第920页。

[11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1.1944.

[12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1.1944。

[12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9.1.1944。

[122] BArch-Koblenz N1348，Brief Morell an seine Frau vom 16.5.1940。

[123] 1949年，曼施泰因被一所英国法庭判处战争罪。1953年出狱后，他作为唯一一位前国防军陆军元帅出任新组建的联邦国防军非官方顾问，一直到1960年卸职。1955年，他写作出版了具有自我美化色彩的回忆录《失败的胜利》（Verlorene Siege ），他在书中极力为自己在对苏战争中的行为进行辩解，并将大部分责任推卸到希特勒身上。

[124] 当这位63岁的上将和前装甲部队指挥官被美军俘获时，美方人员发现他的双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后来人们发现，在他住处房间的抽屉里，装满了鸦片类药品和针剂。

[125] 参见»Marshal von Kleist，Who Broke Maginot Line in 1940，Seized«，in：The Evening Star Washington，D.C.，vom 4.5.1945，第1页。

[126] Bericht von Hasselbach vom 29.5.1946，S. 3，IRR-Personal Name Files，a. a. O.，Box 8，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2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4.3.1944.

[128] 摘自»Life History of Professor Dr. med. Theo Morell«，第6页；IRR-Personal Name Files，a. a. O.，Box 8，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29] Brief Dr. Stephan Baron v. Thyssen-Bornemisza vom 5.11. 1943，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45.

[130] 他到底给这些病人开了哪些药，只有部分留下了记录（如墨索里尼的治疗笔记），其他大部分记录很可能都在战争后期的混乱中遗失了。

[131] IfZArch，MA 617，Rolle 2，Brief Morell an Luise Funk，die Frau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s，12.5.1944.他为自己安排助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莫雷尔确实曾有过在希特勒面前扶植威伯之意，这一点在威伯后来的笔记中可以得到确认。莫雷尔的考虑是，一旦形势所需，他即可让威伯接替自己的工作，以便自己脱身。但是，莫雷尔的这条金蝉脱壳计最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没能真正付诸实施。直到被希特勒解雇，他从未真正尝试过脱离希特勒的核心权力圈。

[132] BArch-Koblenz N1348，Einträge Morell vom 20. und 21.4.1944.

[133] 随着红军不断挺进，莫雷尔无法再从乌克兰获得动物肝脏原料。于是，他开始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搜集“寄生虫和蚂蟥肝脏”，即被各类吸虫，如牛羊肝吸虫（Fasciolahepatica）和矛形双腔吸虫（Dicrocoelium lanceatum）（Trematoda）侵蚀的动物肝脏，但莫雷尔并不把这一问题当回事。参见Brief vom 28.10.1944 an Morell von seiner Firma Hamma（T253/34）以及Morells Brief an den Reichsminister des Innern（T253/42）：“自从丢掉乌克兰后，我们急需找到新的原料基地。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无法在旧帝国找到需要的健康完好的肝脏原料。但是，在采取相应的谨慎措施的情况下，这些所谓寄生虫和蚂蟥肝脏对加工萃取肝脏制剂并无影响。由此可以保证，这些毫无用处的废料经过加工，将会变成价值连城的珍贵药品。”

[134] BArch-Koblenz N1348，Brief Morell an Wirtschaftsminister Funk vom 12.5.1944.

[135] 摘自Katz，Ottmar，»Prof. Dr. med. Theo Morell-Hitlers Leibarzt«，Bayreuth 1982，第245页。

[136] 摘自Katz，Ottmar，»Prof. Dr. med. Theo Morell-Hitlers Leibarzt«，Bayreuth 1982，第161页。

[137] Goebbels，Joseph，»Die Tagebücher «，Teil II，Diktate 1941-1945，Bd. 12，April bis Juni 1944，München 1987，第405页。

[138] 另一种说法是，这天上午，希特勒一直在睡觉。没有人敢去叫醒他，向他报告刚刚发生的大事。

[139] BArch-Koblenz N 1348，Eintrag Morell 10.6.1944.

[140] BArch-Koblenz N 1348，Eintrag Morell 14.7.1944。

[141] BArch-Koblenz N 1348，Eintrag Morell 20.7.1944。

[142]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OI-Consolidated Interrogation Report（CIR），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第10页。

[143] Der Spiegel，24/1973，»Adolf Hitler：Aufriß über meine Person«，第103页及下页。

[144] Der Spiegel，24/1973，»Adolf Hitler：Aufriß über meine Person«，第103页及下页。

[145] Schmidt，Paul，»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1945«，Bonn 1950，第582页。

[146] Benn，Gottfried，»Sämtliche Werke. Band I：Gedichte 1«，Stuttgart 1986，第46页。

[147]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48] 吉辛在一个黄色封面的日记本中记录了希特勒的治疗情况。他给日记本上了密码锁，文字内容是用拉丁语写成，还配上了一堆自创的符号。参见Toland，John，»Adolf Hitler«，Bergisch Gladbach 1977，第1013页。

[14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5.8.1944.

[150]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51] 默克公司研制的Psicain除外，但这种药物对敏感病人来说，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

[152] Kershaw，Ian，»Hitler 1889-1945-Das Standardwerk«，München 2008，第943页：“他因服用缓解痉挛的鸦片类药物而被麻醉，或因吉辛为治疗结膜炎在眼药水中掺入的1%浓度可卡因而导致上瘾，以上两种情况均可排除。”但医学上的事实是，他从吉辛这里得到的并非1%浓度的眼药水，而是10%浓度的鼻腔和口腔涂抹。这两者的药物作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希特勒传记作者费斯特（Fest）完全忽视了可卡因的影响，而费斯特本人十分看重的希特勒研究专家维尔纳·马泽尔（Werner Maser）虽然对希特勒吸毒细节做过详细描述，但并未由此得出具体结论。

[153] Schenck，»Patient Hitler «，第507页。

[154] 参见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下面五条与此相关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55] Toland，John，»Adolf Hitler«，Bergisch Gladbach 1977，第1022页。

[156]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

[157] Maser前述著作，第397页。

[15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10.1944.

[159] Below，Nicolaus von，»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Mainz 1980，第384页。

[16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3./24.9.1944；另参见Eintrag Morells vom 17.10.1943。常规临床剂量为每日0.005～0.01毫克，也就是说，希特勒索要的剂量是正常剂量近4倍，由此导致并发症的危险明显上升，对心理造成的影响也不可避免。

[161] 一种在瘾君子中颇为流行的可卡因和海洛因合成剂。——译者注

[162] Speer，Albert，»Erinnerungen«，Frankfurt/M. 1969，第372页。

[163] 原文如此。——编者注

[164]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0.10.1944.

[165]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4.10.1944。

[166] 摘自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第15页，收录于»Hitler，Adolf-A composite Picture«，Entry ZZ-6. In：IR R-Personal Name Files，RG NO. 319，Stack Area 230，Box 8，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167] BArch-Koblenz N1348，所有引语摘自Bericht Morells über sein Treffen mit Ribbentrop，verfasst im Münchner Regina-Palast-Hotel am 6. 6. 1943。

[168] BArch-Koblenz N1348，所有引语摘自Brief von Bormann vom 26. 6. 1944。

[169] BArch-Koblenz N1348，handschriftliche Menükarte vom 3.10.1944.

[170] 参见Liljestrand，G.，»Poulsson’s Lehrbuch für Pharmakologie«，Leipzig 1944。

[171]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

[172] 摘自Katz，Ottmar，»Prof. Dr. med. Theo Morell-Hitlers Leibarzt«，Bayreuth 1982，第295页及下页。

[173]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

[174] 莫雷尔采用的消毒方法肯定是不妥当的。关于注射时的消毒问题参见»Alkohol und Instrumentensterilisation«，in：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Bd. 67，1941。其中写道：“在针管注射时，不应使用酒精消毒。”

[175] Giesing，a. a. O.，Gespräch Giesings mit Hitler vom 2.10.1944.

[176] Giesing，a. a. O.，Gespräch Giesings mit Hitler vom 2.10.1944，下面两条希姆莱的引语也来自同一出处。

[17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10.1944，另参见Brief Bormanns an den Reichspressechef vom 10.10.1944。

[17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11.44，下面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7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7.11.1944.

[180] Brief an Bernhard Wenz vom 23.10.1944，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6.

[181] IfZArch，MA 617，Rolle 1.

[182]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11.1944.

[183] IfZArch，MA 617，Rolle 3，Brief Prof. Nißle an Morell，1.3.1943.

[184] IfZArch，MA 617，Rolle 1. 下面的信函摘要来自同一出处。

[185]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12.1944.

[186]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11.1944。

[18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5.4.1945。

[18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1.11.1944，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8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6.11.1944，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9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0.10.1944。

[19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 11.1944。

[192]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0.10.1944。

[193]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1.10.1944。

[194]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11.1944。

[195] Giesing，a. a. O.，Gespräch Giesings mit Hitler vom 2.10.1944。

[196]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8.7.1943 und 29.9.1944.

[197] 参见Toland，John，»Adolf Hitler«，Bergisch Gladbach 1977，第1013页。

[19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0.9.1944，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19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1.11.1944。

[20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4.11.1944。

[20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7.11.1944.

[202] Benjamin，Walter，»Gesammelte Schriften«，Bd. VI，Frankfurt 1986，第561页。

[203] Römpp，Hermann，»Chemische Zaubertränke«，Stuttgart 1939.

第四部分 最后一搏——血与毒（1944～1945年）

这罪恶的伤口，如何能愈合？ [1]

——理查德·瓦格纳

1944年下半年，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再没有打过一场胜仗。8月底，盟军收复巴黎。8月23日，德国国防军不得不撤出希腊，并开始从东南欧全线撤退。9月11日，美军在特里尔攻入德国境内。德军在所有战场上都陷入了一败涂地的境地。柏飞丁只能帮助他们在撤退时撑住最后一口气，不至于倒在路上。一位装甲兵指挥官用坦率的口吻报告称：“我们一刻不停地往回奔，直到离开苏联。之后，每走100公里，我们都会停下来歇息，吃片柏飞丁，顺便给装甲车加油。” [2]

正如一份研究报告所述，在服用冰毒的瘾君子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会在三年后出现心理病状。 [3] 由于柏飞丁和冰毒有着相同的成分，而无数德国兵是在偷袭波兰、对法国的闪电战或最迟在入侵苏联之后开始定期服用柏飞丁，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士兵中有很多人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后遗症。此外，为了保证药效，他们必须不断增大药量。 [4]

因此，柏飞丁热潮能够一直延续到1944年，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封泰姆勒药厂写给帝国医疗及卫生事务总监察（Generalkommissar für das Sanitäts-und Gesundheitswesen）的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在距离战争结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候，药厂还在要求为其供应生产柏飞丁所需的原料麻黄素、三氯甲烷和氯化氢等。这些原料将用来制造“用于军备和战争”的400万粒柏飞丁药片。 [5] 为了躲避战事，泰姆勒公司将药厂搬到了德国西南部小城迈森海姆（Meisenheim），与一家啤酒厂合用一间厂房。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最喜爱的两种麻醉品，啤酒和冰毒，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制造的。 [6]

当时的德国空军也已离不开柏飞丁这种能量剂了。1944年7月召开的一次医务科学会议，就是以此作为议题。 [7] 陆军卫生总局也订购了柏飞丁，作为伤员运输的配给品。1944年11月，A集团军群伤员运输列车的主管医生进行了多次试验，将纯吗啡治疗与吗啡-柏飞丁混合疗法的药效做了对比， [8] 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在吗啡注射之外再配合服用两片柏飞丁，那么即使伤势最重的伤员，也可以“使情绪得到良好控制”。情绪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伤员的康复信心，为重返战场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许多伤员根本不想重返战场，他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伤愈后需要的恢复期也越来越长。那些呼吁全民决战到底的宣传口号，在很多人听起来空洞无比。没有人再有打仗的热情，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都已滑落到低谷。 [9] 因此，呼吁最后只能变成命令。例如，陆军司令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曾发布指示：不惜一切向前挺进。最高司令部的一条指示是：“损耗与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医生的意志不能因此而低落。局势要求我们必须为战斗投入一切。” [10] 这些投入当然也包括药物。

意识形态早已不起作用，因为纳粹领导层除了“最后胜利”这种越来越难让人相信的说法之外，再也想不出其他能够唤起士兵斗志的新词。于是，国防军做出决定，要千方百计地研究出一种药物，能够对人的中枢神经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把半死不活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重返战场与敌人厮杀。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搏：在战争进入损失惨重的最后阶段后，纳粹政府只能抓住每一根有可能救命的稻草。除了传说中的“奇迹武器”外，德国积极着手研发“奇迹毒品”，以期力挽狂澜，反败为胜。

当地时间：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卫生学院

联邦国防军卫生学院坐落于当年纳粹武装党卫军的一座兵营里，学院的地位与兰克教授1930年代末在后备军官中进行柏飞丁试验的柏林军医大学相当。接待我的是和蔼可亲的沃尔克·哈特曼博士（Dr. Volker Hartmann），他的职务是营养学系系主任。哈特曼博士带我走过宽阔的校园，经过一辆有红十字标志的装甲车，还有一架临时停放的救援直升机。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戒备等级——阿尔法（Gefährdungsstufe Alpha）。哈特曼安慰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平安无事”。他借机给我描述了一番联邦国防军的未来设想，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军队应当只参加不携带武器的人道主义行动。“况且德国兵早就不会打仗了，或许他们本该如此。我们的强势是在其他方面。”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帮助他人 ’是对‘我们为德国服务 ’ [11] 的最好补充。”

哈特曼本人就曾为“帮助他人”到过许多地区：作为“戈尔希·福克号”随船医生到黎巴嫩海岸执行巡航任务，在非洲之角参与援助行动，在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Banda Aceh）参与飓风后救援，在科索沃和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2012年，他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Mazar-e Sharif）担任医疗救援队指挥官，负责德国在整个地区的医疗服务工作。当时，曾有一位连长向他索要提神剂莫达非尼，为攻打塔利班做准备，被哈特曼一口回绝。莫达非尼是一种觉醒促进剂，它的作用原理迄今没有得到彻底解释。在体育界，它被归入兴奋剂一类，属于违禁药品。在中学和大学里，一些学生私下里把它当作“聪明药”，试图借助它来集中注意力和提高学习效率。哈特曼在解释自己的做法时说：“这与伦理或政治无关，我只是不想让士兵们变成瘾君子。”

军事与毒品是哈特曼多年来专注研究的领域。关于德国海军在二战最后阶段研究开发“奇迹毒品”的故事，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这天傍晚，依照他的建议，我俩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第二次会面。从地理历史角度看，选择这个地点再合适不过，因为广场一侧就是统帅堂，1923年11月9日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后，就是在这里与警察发生了血腥冲突。我俩会面这天正值9月底，傍晚的空气凉爽怡人。街上到处都是从啤酒节回来的人们，身穿民族盛装，脸上醉意醺醺。在这样的气氛下讨论历史、暴力和麻醉品，简直就像是天意安排。

“希特勒发动政变那天，巴伐利亚警察就站在前面，向人群开枪，”哈尔特曼用手指点着对我说，“有个中枪的纳粹分子就站在希特勒旁边，两人手挽着手。中枪者倒下时，把希特勒也拽到了地上。希特勒的保镖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倒在了他的身上。十几个叛乱者当场毙命，另外还有四名警察和一位路人也被流弹击中。看热闹的人们吓得叫嚷着，东逃西窜。希特勒几乎毫发未伤，他从人堆里爬起身，逃跑了。很多时候，历史是由偶然决定的。”

随后，我们来到附近的普法尔茨皇宫酒馆，酒馆的外墙上悬挂着纪念在啤酒馆政变中殉职的四名巴伐利亚警察的纪念牌。这四位警察是死于纳粹之手的第一批受害者。在酒馆里坐下后，我们点了兑苏打水的白葡萄酒，这在啤酒节期间，着实有些不合时宜。接下来，哈特曼开始步入正题，讲述他所了解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人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国防军清正廉明的神话是矛盾的，它是当年德国海军——人们眼中的道德楷模——经历的一段不光彩历史。

奇迹毒品寻踪

战争的真相从不出现在书本中。 [12]

——沃尔特·惠特曼

在德国海军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军官，名叫赫尔穆特·海耶（Hellmuth Heye）。1950年代时，他曾作为基民盟议员进入联邦议会。但在1944年3月16日这天，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如何才能赢得二战的胜利。他和另外两位军官坐在基尔港的一间会议室里，共同商量着对策。海耶是海军小型作战部（Kleinkampfverbände der Kriegsmarine）的少将指挥官，由海军司令邓尼茨（1945年5月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直接领导。当时的海上局势对“皇家海军”（与“纳粹空军”不同的是，人们总是习惯用这一说法来称呼德国海军）十分不利。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军已彻底败北。由于英国意外破译了德军的电报密码，再加上盟军的空中优势和由此给德军造成的重创，另外还有军工业的错误规划，德国不得不中止潜艇战。此后，同盟国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从美国向英国输送给养，为进攻诺曼底做准备。1944年春，海耶和他负责的新成立的小型作战部，就是以防范这类行动为职责。

海军少将海耶将希望寄托于“9号药物”（D IX）：一种用可卡因、柏飞丁和优可达混合加工的合成药物

希特勒将正在研制中的“小型作战武器”看作抵御美军登陆的真正机会：“一旦有了它，就能阻止入侵了。” [13] 1944年1月初，在“狼穴”召开的一次装备会议上，希特勒面对在场的装备部部长施佩尔、武装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和其他几位陆军元帅，提出了加快“奇迹武器”研制的要求。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小型武器包括新型双人潜水艇、迷你U型潜艇、炮艇、单人鱼雷快艇等，德军将利用这些新型装备，以精准打击的战术为辅助，对实力强大的敌军发动袭击，击沉敌舰，或至少拖垮敌人，逼迫其撤退。这是一场大卫和歌利亚之战，尽管性质和《圣经》并没有关系。“小型作战部队”是海军中的尖兵，其特长是对敌人发动突袭，尤其是不能让对手发现或用仪器监测到。具体计划是派小型作战船偷偷靠近敌人的巨型战舰，发射鱼雷，实施打击。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连续几个昼夜在水下潜伏，没有睡眠。这一点远远超出了柏飞丁所能达到的药效，因为根据经验，大剂量服用柏飞丁最多只能让人坚持48小时不睡觉。另外，也没有任何特殊训练能够让水兵胜任这一具有生命危险的任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种药效超过以往所有产品的新型兴奋剂。

如果这场世界大战有最后一刻钟的话，那么从这一刻起，这一刻钟的倒计时开始了。1944年春天，海耶急切地寻找着一种“能够方便获得的药物，可以让士兵在单独执行远远超过正常时间的攻击任务时不睡觉，并且保持清醒和战斗力”。此外，这种药物还能够“提升士兵的自信心，充分调动身体的潜能”。 [14] 可是，这样的“奇迹药物”有谁能发明呢？

格哈德·奥热霍夫斯基博士（Dr. Gerhard Orzechowski）是德国驻波罗的海海军司令部卫生局的上尉军医和首席药物学家，入伍前是基尔大学（Kieler Universität）的药理学教授。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一直在位于布列塔尼小城卡纳克的海军潜艇医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兴奋剂类药物研究。 [15] 若要用药物唤起屡屡受挫的德国兵残存的斗志，让他们勇敢地驾驶小型战艇，在医学帮助下赢取最后的胜利，这位戴眼镜的科学家显然是不二人选。奥热霍夫斯基博士的研究目标就是：用化学的办法“把人变成猛兽”。 [16]

毒品设计师奥热霍夫斯基：“把人变成猛兽”

这正好与海耶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时候，海耶正计划将一种型号为“黑人”（Neger）的单人潜艇投入战斗，“黑人”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这种袖珍潜艇的发明者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hr [17] ）。从外表看，它的形状就像是两枚上下捆绑在一起的鱼雷。其实，只有下半部分才是鱼雷，上半部分是驾驶舱和控制室，顶上是一个用有机玻璃制成的球形密封罩。驾驶这种潜艇的士兵，就像是一个伏在炮弹上的骑士。这种鱼雷和运载器的结合体可以用普通的机械瞄具瞄准目标，在视线好的情况下，驾驶员也可以用脚踏板来控制发射。发射完毕后，驾驶员要返回港口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因为露出水面的有机玻璃罩将成为美军战斗轰炸机的火力扫射目标。

奥热霍夫斯基博士为这项敢死队计划研发出10种合成药物，代号缩写为D I到D X，即1号到10号药物。这些药物是用优可达、可卡因、柏飞丁和氢可酮（Dicodid）等成分，按照不同比例加工配制的。氢可酮是一种半合成吗啡衍生品，其作用原理与可待因（Codeine）相似，但药效要强得多。这些都是当时全世界知名的强效药物，被杂七杂八地混在了一起。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海军对待兴奋剂的态度是多么随意，以及当时的局势对德国人来说是多么绝望。

1944年3月17日，基尔海军医院药房按照配方制成了10种试用药，每种5片。第二天，50名“蓝带”（Blaukoppel）训练营的士兵服下这些药物，接受试验。由于时间紧迫，人们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完成试验，而来不及去考虑这些药物有可能导致的交叉反应。在试验中，第9号药物“D IX”表现超群。这是用5毫克优可达、5毫克可卡因和3毫克甲基苯丙胺配制而成的强效合成药，就连希特勒本人很可能也尝试过。这种药物的生产还必须得到海军卫生总监、海军少将军医格鲁尔博士（Dr. Greul）的批准，因为按照规定，粉末状可卡因属于违禁品，医生是不能随意开方的。海耶也为此开了绿灯。很快，卫生局就为“海狸”（Biber）——一种携带两枚鱼雷的微型潜艇——和“黑人”潜艇备好了500片“D IX”。

仅在服过强效药后使用：“黑人”号单人鱼雷艇

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研制强效毒品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甚至传到了武装党卫军那里。当时在党卫军里，人们也在积极培养敢死队，因此在得到消息后，他们立刻对海军战友的成果产生了兴趣。于是，一场特殊的合作开始了。战争结束后，海军方面对这次合作始终闭口不谈。1944年3月30日，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抵达基尔，来到了海耶领导的海军司令部。斯科尔兹内素以手段毒辣闻名，一度被西方媒体冠以“欧洲第一恶汉”的绰号（这一绰号实际上有夸大之嫌）。自从他于1943年9月策划实施了营救囚禁中的墨索里尼的行动后，希特勒对他就像对希姆莱一样青睐有加。这个脸上有一道明显刀疤的男人对外宣称，他此次到访目的是考察海军小型作战部队的新型武器，但实际上，这个从不隐瞒自己有严重毒瘾的男人，是奔着奥热霍夫斯基的神药“D IX”来的。他当即打包了1000片，准备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试用。 [18] 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跨部门合作由此拉开了序幕。

“D IX”这种药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在不多的几份相关文献中，可以查到这样的记录：“在服下1～2片药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人都有明显的不适症状。那些之前睡眠充分、精力充沛的人出现了短暂的幻觉，两手发抖；那些之前感觉身体疲劳的人在服药后感觉肌肉紧张，膝盖无力。在整个药物作用期里，服用者会逐渐出现中枢神经麻痹症状，幻觉随之消失，决断力和思维出现障碍，体能减弱，判断力下降，在严重盗汗后是明显的酒醉感、疲倦和情绪低落。” [19]

这些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但是，“D IX”仍然在战斗中被投入使用，并进一步加速了德国海军的惨败。在“海狸”潜艇驾驶员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侥幸生还。传说中的“奇迹毒品”因为它的严重副作用，给士兵带来的不是帮助而是负担。于是，就像它问世的速度一样，这种药物很快被丢到了一边。

在此期间，德国面临的军事形势越来越险恶。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后，正在集中大规模兵力向德国西部边境挺进。1944年秋天，德国海军又将希望寄托于一种最新型号的袖珍潜艇“海豹”（Seehund）。这种载有两枚鱼雷的小型潜艇拥有超强的下潜能力，其技术据称是革命性的。海耶的作战计划是派遣“海豹”出航泰晤士河口和诺曼底海滩，炸沉盟军船只。但是，对潜艇的操控和导航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潜艇里的空间狭小异常，只有一口小锅可以用来加热饭菜，大小便只能排到空饭盒里。 [20] 后来被任命为小型作战部队医疗负责人的海军医生汉斯·约阿希姆·里歇尔特博士（Dr. Hans-Joachim Richert）写道：“要在这样的作战器里待上整整4天，是令人煎熬的，如果没有药物刺激的话，根本不可能做到。” [21] 但是，在利用药物帮助士兵克服恶劣环境的问题上，里歇尔特博士显然是有顾虑的。在并非为记录私人生活写下的战争日记中，他用旁观者的口吻写道：“军队领导层的意见是，在战争中，如果受形势所迫，必须使用强效药物，那么即使对身体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1944年10月11日，里歇尔特与毒品设计师奥热霍夫斯基在吕贝克附近会面，共同商议“为‘海豹’配备提神醒脑剂的问题”。

一位海军医生的战争日记：“奥热霍夫斯基医生，关于‘海豹’的一种刺激性和提高表现的物质。如果没有兴奋剂，在这种战船上停留四天是困难并且不太可能的。军方领导人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强效药物能够使行动成为可能，必须将其考虑在内。除咖啡外，可用的物质是卡地阿唑-咖啡因、柏飞丁和可卡因。将与奥热霍夫斯基教授讨论必要的试验。”

由于使用混合型药物的失败率很高，人们普遍对其持排斥态度，因此两人的想法是，能否利用大剂量的纯可卡因或纯甲基苯丙胺，让士兵两天两夜不睡觉，并保持充沛的精力。情形已刻不容缓。9天后，即1944年10月20日，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来到小型作战部队视察。希特勒对奇迹武器的执迷，把这位海军元帅几乎逼到了死角。里歇尔特在向邓尼茨汇报时说：“要让‘海豹’潜艇连续4天、每天24小时保持战斗状态，从条件上讲十分困难，因此必须开发和试验新的药品。”为了避免再次发生“D IX”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决定这次在使用药物之前先做试验，以便“搞清楚几种药物的耐受性与药效，这些药物包括高浓度可卡因片剂、口香糖形式的高浓度柏飞丁与低浓度盐酸古柯碱等”。

但是，应当在哪里、在谁身上进行这些危险的试验呢？这时候，海军指挥官们突然想起了当初通过斯科尔兹内与党卫军建立的合作关系。是不是可以借助这层关系，让党卫军打开壁垒森严的大门，帮海军一个忙？邓尼茨同意了这一方案，海耶也对此表示认可。于是，素以正气闻名的德国海军将士又一次与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混混们建立了联络，开始了一次严格保密的合作行动。直到今天，这次合作的很多细节仍然充满了谜团。1944年11月底，主持这次试验的海军医生里歇尔特走进了一扇为他敞开的大门，以往，他与这个门背后的阴森世界从未有过任何瓜葛。在大门上方，是一行用铁条焊成的大字：劳动带来自由。 [22]

前往萨克森豪森的公务之旅

空旷的院落里冷风习习，院中央是一块块对称分布的花坛，里面种着万年青。四周围竖着3米高的围墙，墙头装着电网，围墙前面是铁丝网和一片铺满鹅卵石的空地：中立区，未经许可踏入者格杀勿论。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柏林北部小城奥拉宁堡（Oranienburg）近郊，距离柏林大约35公里。这是第一座由纳粹党卫军建筑师自行设计的集中营，于1936年奥运年建成启用。它的等边三角形式布局是按照全面监控的建筑理念设计的：只要一名守卫，站在漆成草绿色、桁架结构的A瞭望塔上，就可以将半圆形操场周围的4排砖房全部纳入视线。只要一挺机枪，就足以用火力控制住所有囚犯。在战争结束前，这里关押过近4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囚犯，他们当中有政治犯、犹太人、辛提人和罗姆人、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信徒、欧洲占领国的公民、“反社会分子”、酒徒和吸毒者。数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劳役、虐待和药物试验。1941年秋，大约有1.3万至1.8万名苏联战俘在这里被断头台处死，这种断头台是纳粹为了行刑程序的规范化而引进的。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另一个恶名是所谓的“试鞋突击队”（Schuhläuferkommando）。让囚犯们通过高强度的长时间行军，为德国制鞋企业测试鞋底的耐磨度。德国各大制鞋公司（包括Salamander、Bata、Leiser等当今德国知名品牌）将最新产品寄到集中营，供测试之用。为了解决战时皮革定量供应所导致的原料紧张，各大公司都在开发新型材料作为替代品。在今天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遗址，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条鞋底测试跑道的部分遗迹。这条跑道共700米长，58%的路面铺上了水泥，10%是煤渣路，12%是沙土，8%是泥泞和水洼，另外还有4%的石子、4%的大块碎石和4%的平整石板路。它所模拟的是德国士兵在占领欧洲时有可能遇到的所有路面形态。

“试鞋突击队”是一个惩戒营。所有被发现有怠工、赌博、私下交易或从食堂和狗屋中偷窃食物的犯人，都会被送到这里。偷懒、违抗命令或是有同性恋嫌疑的人，也要在这里接受惩罚。这支队伍最初只有120人，后来，一位职业文官、来自东普鲁士森斯堡（Sensburg）的制鞋专家恩斯特·布莱恩舍特博士（Dr. Ernst Brennscheidt）把人数扩大到170人。布莱恩舍特既不是武装党卫军成员，也不是纳粹党党员，却以一向心狠手辣闻名。他用提高速度的方式，将测试者每天的行走距离提高到40公里以上。在这种马拉松式的行进过程中，他还要求犯人背上25磅负重，以测试鞋底的强度。此外，很多人还必须穿着窄得夹脚或两脚大小不一的鞋进行测试，据说这样可以获得更全面的数据。

走在第一个的犯人手里拿着一摞带编号的纸板，每走完一圈，就把一张纸板扔到钉在木桩上的木箱里，以供随时记录。每走完10公里，都要对鞋底磨损程度进行一次检测。在行走过程中，犯人们经常要按照命令下蹲、卧倒、匍匐前进或原地蹦跳。经常有测试者因体力不支当场倒下。这时，布莱恩舍特就会放出狼狗，扑上去撕咬。为了节省经费，即使在恶劣天气里，犯人们也要排成一列，整齐地迈着正步，在跑道上一圈圈地奔走。

测试跑道的养护费由帝国经济部出资，新材料的测试由经济部统一管理，只有在萨克森豪森通过测试的皮革替代品，才能获准生产。测试经费按人头和天数向集中营支付，每人每天6马克。经过不断改良，橡胶鞋底的耐磨性已经达到了3000公里，相当于连续行走75天。大部分材料都达不到这样的强度，再生革材料通常过不了1000公里大关，然而法本公司研制的一种聚氯乙烯合成鞋底，竟然意外通过了2000公里测试。 [23] 这些结果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项测试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提供，或是记录被人为销毁。据猜测，每天倒在跑道上的人不下20个。 [24] “用劳动来杀人”（Vernichtung durch Arbeit），这才是武装党卫军的真实信条。

药片巡逻队

1944年11月17～20日，海军以“秘密突击任务”为名，征用了集中营里的试鞋突击队。第一天晚上8点30分，里歇尔特医生将大剂量毒品发放到囚犯们手中：含有50～100毫克高浓度纯可卡因的药片，含20毫克可卡因或柏飞丁的口香糖（后者的药物剂量是泰姆勒药厂生产的传统柏飞丁药片的7倍）。30分钟后，当药物刚刚显效，这些人就被赶到了跑道上，开始了持续整个夜晚的奔跑。

“特殊命令物质”——使用成分在报告中均用缩写词表示，以防止使用药物的信息传播出去

到了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在服药7～8小时后，大多数人因为“两脚肿烂”停了下来。 [25] 当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人之一奥德·南森（Odd Nansen）后来回忆道：“当时有一支奇怪的巡逻队，总是绕着操场转圈，就像‘试鞋队’一样。那些人都背着包，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吹着口哨。他们就是‘药片巡逻队’，是用来试验新发明的能量剂的小白鼠。人们是用他们来做试验，人吃了这些药片后能坚持多久。在过了24小时之后，许多人支撑不住了，纷纷倒在地上。不过人们由此看到，这些药片的确具有奇效，而且没有常见的副作用。是的，这正是德国人当时最需要的东西。” [26]

关于药物试验过程中的虐囚问题，里歇尔特在记录中只字未提。第3号测试者，20岁的君特·雷曼（Günter Lehmann）是唯一一位服用75毫克可卡因后，一直撑到第二天上午的人。11点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完了最后一圈，一共走了96公里，“毫无倦意”，试验记录这样写道。 [27] 下午1点，他被送回牢房，与其他参与测试的囚犯一起待到傍晚。所有人都感觉不到睡意。晚上8点，同样的药片又被分发到他们手中。接下来，又是一个不眠的长夜。“参与者……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的事”：在集中营里，与高浓度的可卡因和冰毒相伴。

第三天晚上8点，“又发了一轮药，整个小组和之前一样待在牢房里”，打牌，聊天，看书。有人躺下打了个盹，但很快又醒了。之后一天的情况在里歇尔特的记录里是这样描述的：“第1、第10和第11号在早上睡着了，第9号看起来精疲力竭，其余人没有明显反应，还在继续做之前的事情。晚上7点30分，再次发药。”第四天下午4点，测试结束，这些非自愿的测试者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各自的牢房。

第二组人将进行负重行军测试，并组成了新一拨“药片巡逻队”。人们要求这些囚犯必须以雷曼的成绩作为标准，并威胁说：凡提前放弃者，一律格杀勿论。结果，这些人果然都完成了90公里的行军。海军医生满意地记录道：“在药物影响下，人的天性和意志力都不再起作用。……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接受测试者明显进入了一种与本能相悖的状态。”这些集中营囚犯克服了身体虚弱等不良条件，生生被变成了走路的机器。尽管海军指挥官海耶对试验结果颇为满意，然而他并不能肯定，他手下的士兵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和意志力，去迎接这场没有胜算的最后决战。

秘密突击队：海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毒品试验

但是，在这些药物的不同剂量配比中，哪一种能更好地满足战场的特殊“需求”呢？这里不妨再摘录一句里歇尔特的话：“要达到预定目标——让人连续4个昼夜保持清醒或尽最大可能地消除睡意，并保持战斗力——可以在A～D药物进行选择。其中B和C是最优之选。”B和C是指用盐酸可卡因和精炼可卡因加工制成的两种口香糖，其中的药物成分都是20毫克。里歇尔特的建议就是，让这些年轻的海军士兵嚼着可卡因口香糖与敌军做最后的搏杀，用4个不眠不休的昼夜作为撒手锏。

尽管这场试验看起来是如此荒唐和灭绝人性，但在海军医生里歇尔特看来，这趟公务之旅的收获十分圆满。他甚至计划进行更多次试验，来观察“在药效作用下的这些不眠昼夜里，人的注意力表现如何”。由于时间原因，准确地说是因为盟军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后续试验没能进行。

在纽伦堡的纳粹医生审判中，这些海军卫生局的成员并没有成为被告。战后他们甚至一再声称，他们和武装党卫军从没任何瓜葛。但事实并非如此。纳粹的“能量剂”研发，是从兰克主持，以军医大学志愿者为对象的柏飞丁试验开始的，此后，在海军卫生局军官的授意下，演化为一场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

真实的末日

1944年12月7日，邓尼茨以元首接班人的身份在德累斯顿登上了演讲台。他的面前是500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有些甚至只有10～12岁。在讲台上，挨着麦克风的位置，摆着一艘装饰着花环的微型潜艇，它的样子就像是一副大号棺材。在这位海军总司令的眼中，它是德国赢得决战胜利的唯一希望。这次演讲的目的，是为海军招募志愿者。无数报名的应征者将在之后的几天里坐上卡车，别上写着编号的黑色胸牌，前往服役舰队所在的港口。在那里，他们将平生第一次穿上海军军服，去执行这项绝密的突击任务。 [28] 这些年轻小伙子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戴上帽檐绣着金色箭鱼 [29] 的军帽后，就要登上仓促打造的鱼雷艇，吃下为这场战斗临时加工的药片或可卡因口香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葬身大海，就像一群装在麻袋里的小猫。

潜艇实习生海因茨·曼蒂（Heinz Mantey）在描述一次服药后驾驶“海豹”潜艇进行训练航行时的情景说：“我们感觉很兴奋，身体轻飘飘的，所有物体的颜色看上去都很不真实。” [30] 当时，他和同行的技师都不知道，他们吃下的能量剂里到底有哪些成分。很快，曼蒂就出现了幻听，他和同伴都以为那是奇妙的音乐声。船上的仪表盘开始闪烁，数字在眼中变得忽大忽小。但是，这种美妙幻觉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着药效的增强，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两人手忙脚乱地驾驶潜艇浮出水面，在海上没有目标和方向地漂了几个小时。后来在回忆这次航行时，他们对驶过的路线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吃了可卡因口香糖的敢死队队员

这种充满迷幻的奥德赛之旅并非个别现象。据一位实习潜艇兵说，人们“对待能量剂的态度非常随意”，他没有一次出航是不吃药的。另一位“海豹”驾驶员也承认，每次出航前，他都会拿到5粒红色的小药片，人们告诉他，在感觉困的时候就吃1粒。从没有人给他讲过这些药的成分和副作用，他就这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克服睡意，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便吞下了所有药片。结果是，连续4天4夜，他都没有合过眼。

另一位潜艇兵详细讲述了自己执行任务的情况：1945年1月，他接到命令，上级派他去泰晤士河入海口巡航，确认这里是否适合作为5天4夜持续进攻的战场。潜艇里的空间拥挤狭小，人在里面几乎转不开身，再加上大剂量的药物，“使人内心充满了恐惧”。他校准方向，系好安全带，身边是各种仓促装配、技术尚不完备的仪器，在对航海一知半解且与外界彻底隔绝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带着一腔被毒品污染的热血，操纵着一个满载炸药的“金属罐”驶入深海。他并没能到达泰晤士河入海口，对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还有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失控体验。一位实习潜艇兵在药劲上来后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因为船身永远在晃动，机器像心跳一样，总是按照固定的节律不停地震动。当他小便时，只能坐着把尿尿到舱底。在舱底漂着油污的脏水里，腐烂的食物残渣散发着恶臭。“我从来没有晕过船，这次却吐了个稀里哗啦。其实这并不是晕船，而是一种病状。想和潜艇一起同归于尽的念头，不时在脑海中闪现。整整两天两夜，我们都没有睡过觉。虽然舱里很冷，可我却在不停地出汗。永远不变的坐姿让人精疲力竭。晃动，臭气，噪声，潮湿。” [31] 这是现实版的“恐惧大西洋”（Fear and loathing im Atlantik）。 [32]

这支靠兴奋剂支撑的海军小型作战部队，是当时德国国防军的真实写照。曾经所向披靡、意欲征服世界的铁军，如今变成了一群苟延残喘的残兵败将。直到1945年4月，仍有“海豹”在海上活动。据一位潜艇指挥官说，每次出航前，他都会吞下大把药片。在深海里，他时常感觉眼前有房屋和街道的影子在晃动。“有一次我突然感觉，好像有一只乌鸦正从后面向我扑来，想一口咬断我的脖子。我赶紧转过头，只见一架被击落的闪电战斗机正朝着我们俯冲而来。在同一瞬间，就看到两块黑色的飞机残骸落到了旁边。”这位指挥官和他的同伴侥幸没有被击中，并成功逃脱。在执行任务的第5天到第7天，两人每天都会服下15～20片药，以此创下了一个魔鬼纪录。当他驾驶的微型潜艇终于抵达艾默伊登（Ijmuiden）基地时，遥望着低垂的天幕下被炮火炸毁的船坞，两个男人拿出一条白色毛巾，系在潜望镜上，两人挽着胳膊坐在指挥台围壳边，向对方缴械投降。对方是谁，投降后会发生什么，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7个无眠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帝国的陷落不仅仅发生在阴暗幽闭的柏林元首地堡里，同样也发生在大西洋冰冷的波涛间，在那些咀嚼着可卡因口香糖的士兵身上。这些年轻的潜艇兵操纵着微型鱼雷艇，带着大剂量毒品导致的幻觉，在大洋深处潜行，并最终葬身鱼腹。小型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海军上将海耶在1945年4月3日14点48分发出的电报中，对当日的表现做出了如下评论：“从目前的战况报告可以看出，突击队正在竭尽全力，为完成作战任务而战。虽然前线形势不明，谣言四起，但突击队却毅然顶住逆流，勇猛地向前挺进。事实再次证明，只要将士团结一心，就会有希望。即使不能赢得一时的胜利，但我们所取得的战绩是令人骄傲的。” [33]

将士团结一心？即使是的话，那么把这些人的心团结起来的也是毒品，而非其他。海耶口中描述的潜艇兵勇敢赴死的情景，完全是自欺欺人。这些实际上是被强征硬拉来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哪个人会自愿加入这支实为敢死队的“精英部队”。他们只是依靠药物，才被激发出了最后的潜能。

作为战争幸存者，赫尔穆特·海耶一生都在为德国军队做事。1961年，由阿登纳任总理、基民盟领导的联邦政府任命海耶为国防事务顾问。当年其麾下那些头戴绣着箭鱼军帽的年轻士兵，如今依然躺在钢铁打造的棺材里，孤独地沉睡在海底深处。

洗脑

毕业于莱比锡大学的武装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库尔特·普略特纳博士（Dr. Kurt Plötner）在被美军俘虏后得到的战俘证上，其特征是这样描述的：“身材结实，头型偏圆，金发，蓝眼，戴玳瑁眼镜，近视，高颧骨，没有胡须，左侧太阳穴有一道刀疤，性格冷淡。” [34] 自1944年秋天起，他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 [35] 担任防御科学研究所主任，并在犯人身上进行“通过化学方法剥夺意志力”试验。这些试验的前身，是布鲁诺·韦伯博士（Dr. Bruno Web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巴比妥类药物、吗啡衍生物和麦司卡林所做的一系列试验。当时在奥斯威辛，韦伯博士的职务是卫生与细菌学研究处的负责人。他主持这些试验的动机来自盖世太保，因为后者在审讯被俘的波兰抵抗战士时，常常因对方意志力太过顽强而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口供。 [36] 因此，与萨克森豪森以增强耐力为目标的试验不同，在奥斯威辛，试验的目的在于洗脑和控制人的意识。普略特纳在达豪集中营延续了这一系列野蛮试验。他在犯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迫其服用麦司卡林，一种从墨西哥仙人掌植物中提取的强效致幻剂。由于这种成分在服用后可以导致强烈的幻觉，因此数千年来，美洲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以便与祖先和神灵进行沟通。1920年代时，麦司卡林曾在思想家、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当中风靡一时，因为据说这种药物可以增进人的意识。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在《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 ）一书中将这种作用称为“开启知觉之门”。毒品的作用效应总是与“心境”（the set）和“情境”（the setting）有关，即吸毒时的环境。普略特纳并不希望他的试验对象对服用麦司卡林一事在思想上有所意识，而是相反。正如他的前辈韦伯博士在奥斯威辛所做的一样，他希望通过试验了解，是否可以借助洗脑使审讯获得更理想的结果。 [37]

“任何审问都是一种侵犯。当审问被作为暴力工具时，它就像一把刀子切割着被审问者的身体，”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其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 ）中这样写道。 [38] 当一个人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保护其个人的隐私时，普略特纳就必须要找到一把格外锋利的利刃，用它来刺破这个人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这位恶毒的党卫军“祭司”偷偷把麦司卡林混入咖啡或酒精，然后开始与试验对象进行轻松的谈话。过了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变化出现了。这时候，药剂已经通过胃黏膜进入了血液。普略特纳欺骗这些被毒品“打开心门”的“小白鼠”道，他们所在的审讯室是一个特殊的屋子，在这里，他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每个人的内心活动。所以他建议对方主动坦白，如果抗拒或隐瞒，将会面临可怕的后果。这个计谋果然很有效：“当麦司卡林见效后，审问者只要提问巧妙，就必定可以从囚犯口中套出其内心隐藏最深的秘密。哪怕是涉及男女私情或淫秽之事，对方也会直言不讳。……心理上的设防不复存在，仇恨或报复之类的感情也会暴露无遗。受审者不会对问题再有所忌惮，因此人们很容易从其回答的内容中抓到把柄。” [39]

普略特纳没能完成他的一系列试验。美军解放了集中营，没收了其中的所有设施。对美国情报机关而言，普略特纳的试验成果是令人惊喜的一大收获。由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海军医学研究所的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和哈佛大学的医学家亨利·K.比彻（Henry K. Beecher）牵头，以“Chatter计划”（Project Chatter）和其他项目的名义继续了这项试验，并为贯穿整个1950年代，涉及众多领域，有数千名试验对象参与的一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范例。在朝鲜战争中，相关研究成果为美方揭露苏联间谍提供了帮助。与当年的德国人一样，美国这一系列研究的目的也是“更多地了解毒品的作用原理，并在与（刑事或军事）犯人打交道时作为可利用的实用工具”。正如美国作为战胜国将第三帝国在火箭领域的科研成果——对太空世界的研究——据为己有一样，纳粹为控制人的内心世界而进行的毒品研究也被美国借鉴。 [40] 在普略特纳试验的基础上，美国秘密制订了“MK Ultra计划”（Project MK Ultra），将“思想控制”（Mind Kontrol）作为目标。从“Kontrol”这个单词的拼写方式，即用“K”来代替“C”，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影响。

普略特纳本人并没有因为他的行为而受到惩处。1952年之前，他一直化名“施密特先生”在德国北部隐居。1954年世界杯之年，他被弗莱堡大学医学系任命为特聘教授。

毒品的黄昏

一个人达到的层次越高，就越懂得割舍！……如果一名扫街工不能或不肯戒掉对烟酒的嗜好，他就会（对自己）说：“好吧，正因为你缺乏舍弃的大智慧，所以你只能去扫街，而不可能成为领导国家的大人物。” [41]

——阿道夫·希特勒

1944年11月28日，第一支美国护航舰队驶入盟军占领的安特卫普港，为盟军的后勤运输提供保障。12月，美军向斯特拉斯堡发动进攻，并从西部全线向德国边境方向逼近。1944年12月9日，莫雷尔在记录与希特勒的会面时写道：“本想停止静脉注射，但由于（病人）面临巨大的压力，于是依照愿望为其注射了10毫升葡萄糖，外加10毫升胎盘素。”当天夜里，又补打了一针优可达。 [42]

在这个冬天的日日夜夜里，“巨大的压力”呈直线增长。这时的希特勒变成了一个监测战事失利的人肉地震仪，几乎每天夜里，“由于局势变化和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轮番轰炸”，他都在承受着“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对神经的考验”。 [43] 他总是说，他需要打针，好让自己撑住。1944年12月10日，希特勒出发前往另一处元首总部——位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附近的“鹰巢”。他将在这里规划幻想中的西线反击，即第二次阿登战役。莫雷尔在记录中写道：“清晨4点30分被叫醒。元首又犯了痉挛症。注射优可达和莫沙维林。一生中最紧张的日子。必须要打一场大胜仗！中午11点30分，元首仍然有痉挛和失眠问题，还要不断召集大范围会议。出发时间取决于一些重要的预期中的消息。连续静脉注射是不行的，因为元首必须在中途下车透气。但元首坚持要求，要我再为他进行一次大剂量静脉注射。” [44]

12月11日清晨，元首专列在一片凄凉中抵达了陶努斯山中的新指挥所。希特勒召集西线指挥官开会，出于安全考虑，这些人被分成了两组。所有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公文包都被收缴，汽车拉着一群灰头土脸的将军，在枝叶萧条的树林里东转西转，好让他们辨不清方向。半个小时后，车队终于在工事前停了下来。将领们走过一排列队站立、身着黑色军服的党卫军士兵，走向一个“佝偻着身子、面色苍白的躯体，他蜷缩在椅子里，两手颤抖，努力掩饰着强烈抽搐的左臂”，冯·曼陀菲尔将军（General von Manteuffel）如此回忆道。 [45] 这个形貌可怖、嘴角流着口水的废人就是希特勒，他刚刚喝了两碗稀粥，现在正努力打起精神，故作镇定地向面前一群垂头丧气的将军描述自己的进攻计划。其间，他不得不解释说，这是一场冒险行动，它与德军“当前的实力和处境难免有些矛盾”。 [46] 在莫雷尔的笔记中，这次气氛阴森的会议被大肆美化：“元首和四五十名将领开了几个小时会。元首精力充沛，神采飞扬，充满激情，看不出丝毫病容。” [47]

第二次阿登战役和1940年的第一次战役全然不同。它只能依靠躲避和坏天气的掩护，以免暴露德军的行踪，被盟军飞机发现。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率领1000名党卫军士兵，换上缴获的美军军服，背包里揣着“D IX”兴奋剂，在敌人后方展开行动。为了迷惑敌人，德军还散布谣言，声称正在密谋刺杀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美英联军的确因为加强安全戒备而一度转移了注意力。

但结果很快证明，德国人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偷袭被击退，损失惨重。1944年12月19日，希特勒喝完一碗菠菜汤后，向莫雷尔索要“肝脏制剂和柏飞丁，以缓解工作压力”。 [48] 也就是说，他又开始使用甲基苯丙胺，至于说是注射还是口服，莫雷尔并没有在笔记中说明。据推测，很可能是第一种，因为他是将柏飞丁和用于注射的肝脏制剂并列提及的。但是，曾经担任希姆莱营养顾问的恩斯特-君特·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在战后说，“病人A”一直在定期口服兴奋剂，具体讲，是秘密配制的精品维他默丁。申克曾将一板金色包装的药片交给军医大学的防御药理学研究所进行检测，结果证明，其所含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

1944年和1945年之交，希特勒也是在迷药的陪伴下度过的。先是配合葡萄糖，打了一针富含荷尔蒙的动物肝脏制剂，然后他又在新年前夜静脉注射了一剂优可达，具体剂量莫雷尔在笔记中虽没有交代，但记录了它的效果：“元首变得非常安静，左臂和左手的颤抖明显减轻。” [49]

在对外宣传中，这位独裁者的状态仍然是可歌可颂的。在1944年最后一天出版的《帝国》周刊中，戈培尔这样写道：“这个以解救民众、塑造（欧洲）大陆形象为目标的男人，摒弃了所有凡俗享受和小资式的惬意，不仅如此，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根本不存在。……你只要走近他，就可以通过身体感觉到他释放出的能量有多大，他的体格是多么强壮。”对于元首明显佝偻的体态，这位宣传部部长的解释是：“如果说他的头部略显前倾，那是长期伏案研究地图导致的。……他是一位清心寡欲的模范。假如我们全体人民的饭桌上都摆着和元首一样的餐食，我们就再也不用为德国人的饮食操心了。” [50]

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击以惨败告终。在这次行动中，德国出动了近千架战斗机。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盟军防空部队还是做出了快速反应，几十名德国飞行员揣着最后一份柏飞丁配给，在盟军的炮火中坠落。一些侥幸逃脱敌方火力、试图掉头返航的飞行员，迎来的却是更凄惨的结局：他们陷入了本国高射炮部队的猛烈炮火之中，因为这次空军的出击是一次秘密行动，其他兵种对此毫不知情。德国空军便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葬身长空，此后再没能发起一次像样的攻势。

1945年1月2日是新年——纳粹最后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希特勒“除了因德军连续进攻所导致的神经紧张之外，感觉良好。他问起如何消除左手颤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当使用镇静剂，但鉴于（元首）经常要思考重大问题，无法采用这种办法，以免对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51]

这条笔记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之后，莫雷尔再没有用优可达为希特勒进行过治疗。是他终于意识到这种强力麻醉剂是导致希特勒陷入癫狂的元凶，还是有其他原因促使他下决心减少毒品的使用呢？比如说，或许是药品的日渐短缺，给他增添了新的烦恼。当时，德国的药品生产基地也变成了英军的轰炸目标，产能因此严重受损。圣诞节前两周，优可达和可卡因制造商、达姆施塔特的默克药厂被炸，70%的设备被毁。默克公司的一位职员回忆说：“当时，厂里大部分员工——2292名德国人和大约700名外国人——都在忙着收拾轰炸后的烂摊子。总的来看，当时的产量非常低，因为防空警报的原因，在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里，大家都无法开工。” [52] 因此，莫雷尔这时候手头也许已经没有存货了，又没办法得到新的补给，所以才不得不给病人停了药。

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撤离了“鹰巢”。第二次阿登进攻计划就此落空。希特勒带着他的御医垂头丧气地坐上了前往首都的列车，和身边一小撮亲信搬回了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堡，来到了逃避现世的最后一站。莫雷尔以前曾在信里抱怨在过去几年里每年只能回柏林两次，每次只能待短短几天，而且他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的太太了。可如今，他虽然回到了柏林，却整天躲在地底下，就像一只地鼠。1945年1月17日，就在希特勒一行抵达柏林的第二天，苏联红军攻克了华沙。斯大林的军队开始一刻不停地向柏林逼近。

最后出口——元首地堡

我见过针头和它带来的创伤……每个瘾君子都像一轮正在坠落的夕阳。 [53]

——尼尔·扬（Neil Young）

1945年1月30日，就在纳粹上台整整12年后的这一天，苏联红军在奥得河西岸的科斯琴（Küstrin）建起了桥头堡，对柏林形成了直接威胁。在同一天召开的战局讨论会之后，希特勒发表了最后一次电台演讲，让世人又一次见识了其癫狂的心理。

1945年2月3日，2264吨炮弹落在了柏林，造成2.2万人丧生。地铁沿线共有50处被炸，在贝勒联盟广场（Belle-Alliance-Platz）、今天的哈雷门车站（Hallesches Tor），一辆满载乘客的地铁列车正在驶出车站。鲜血映红了天空，幸存者惊惶失措地四下奔逃。在西里西亚车站，人们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要和平，无论哪一种。” [54] 因瓦登大街（Invalidenstraβe）的军医大学，兰克当年从事药品研究的地方，整个屋顶都被炮火烧焦，操场上遍布着弹坑。阶梯教室里的座椅都被烧成了灰烬，残败的围墙冗自矗立着，冒着滚滚黑烟。空袭警报声不断，高射炮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轰炸一轮接着一轮，在满街的弹片堆里，尸体四处横陈。 [55] 11天之后，拥入了数十万难民的德累斯顿老城被彻底夷为平地。

这时候，地堡里的药品库看来是真的见底了。至少这是唯一的合理解释，因为在莫雷尔的笔记中，那些一向受其青睐的药品名称再也没有出现。2月17日，他在笔记中写道：“元首试图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努力坚持。” [56] 除了自制的动物肝脏制剂，地堡里已经找不到其他药品。 [57] 希特勒在这几个星期出现的各种症状，显然都和毒品戒断有关。震颤加剧，身体迅速衰败。在1945年2月24日对纳粹党魁的最后演讲中，人们在希特勒身上，再也见不到以往熟悉的魅力。每位访客看到他的样子，总是禁不住心生同情：身形佝偻，嘴角垂着涎水。当他说起海军的奇迹武器，由海耶掌管的有望逆转战局的小型作战武器时，再没有人会拿他的话当真。就在同一天，莫雷尔写信给帝国内政部，要求为其颁发许可，允许其自行制造新的类固醇药剂。 [58] 这封不切实际的申请书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莫雷尔的请求很可能是因为他无法再从柏林方面得到药品供应，这使得“病人A”的治疗工作变得越来越棘手。他的助手们找遍了这座废墟中的城市，“最后才在第6药房（紧邻动物园）订到了第二天可以取货的药品。……如今，就连武装党卫军总部医务处也很难拿到需要的药品。大部分药品都随着药厂被炸，被埋进了废墟”。 [59]

眼下，莫雷尔遇到了作为一名“毒贩”最不该遇到的麻烦，一件违背供货商基本准则的丢脸事：断货。“连续四五天，病人一直极度焦虑，疲乏不堪。他试图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努力坚持。”接下来，莫雷尔又用不安的口吻写道：“元首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于往常，话很少，带着怨气。” [60] 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证实希特勒在1944年最后三个月里染上了优可达瘾而无力挣脱。在总理府地堡里度过的最后几周，他从没有明确地表达过对毒品的愿望。然而从很多迹象都可以看出，希特勒渐渐看清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知道在药物依赖方面，他早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场最后一搏已进入尾声，这时的希特勒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领袖风采。他上身前倾，拖着沉重的步子，费力地挪动着身体，一摇一晃地穿过地下墓穴的低矮走廊，从客厅走到会议室。很多时候，他必须扶住冰冷的墙壁，才能稳住随时都有可能歪倒的身体。所有的自控力和意志力都已不见了踪影。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没有了优可达，以及吗啡，就连这种医生药箱里用来镇痛的必备药也已经断了货。没有毒品的支撑，希特勒的躯体只剩下一个纸糊的外壳。习惯了药物刺激的身体，无法再分泌“快乐激素”安多芬（Endorphine），多巴胺和血清素值也随之大幅下降。不再有愉悦感，不再有抵抗外部威胁的防护力，整个身体脆弱得如一张薄纸。尽管地堡的水泥墙壁还在，但身体的化学“工事”却早已坍塌。

元首终于不得不直面战败的现实。所有苦痛都在一瞬间迸发，其程度胜过以往的百倍。而他只有赤膊面对，不再有快乐激素，不再有化学刺激。这时如果有优可达，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只需一秒钟，他就会从绝对的痛苦进入绝对的天堂，所有美妙的感觉都会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亢奋将再次注入他的血液，让他找回自己的信仰，并激励他人，共同为赢得战争胜利奋战。可是，优可达没有了。在1945年3月和4月，没有了麻醉剂的帮助，每一场战事会议都变成了折磨，压抑又令人恐惧。突然间，所有将领似乎都弃他而去。不该发生的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历史又将重蹈覆辙。军队不再听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周围到处都在酝酿着阴谋，第二轮“背后一刀”行将上演。于是，希特勒开始尖叫、咆哮、嘶吼，不停挥动着手臂，五官狰狞，状如魔鬼。面对环伺的阴谋者和叛徒，他只有用主动进攻才能防范。

与希特勒几乎寸步不离的戈培尔公开指出了元首的健康衰退问题，并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的状况明显出现了异常。这位宣传部部长对莫雷尔的治疗方法提出了强烈质疑：希特勒身体震颤严重，并在大量药物和麻醉剂的作用下不断受到刺激。他时常想，那些在症状一出现便立即施行的预防性注射，是不是对希特勒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摧残，其恶果如今有目共睹。

清晨6点，在结束连夜召开的战事会议后，“病人A”瘫倒在一张小小的沙发床上。在整个开会的过程中，他一直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一只空空的小药瓶。眼下倒在沙发上，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马上就要开饭了，这是一天中最让人开心的一顿饭——一小壶热可可，满满三大盘点心。如今，甜食变成了可供享用的仅有的毒品：一小份多巴胺，给身体的一份微薄奖赏。那对曾经精光四射的蓝色眸子，早已变得污浊灰暗。泛紫的嘴唇上，粘着残留的点心渣。这是一具贪食甜品的活尸，包裹在一副松松垮垮的皮囊里。身体麻木，就像没了知觉，体温不断升高，只有靠吸氧才能略微缓解。

在周围人眼中，希特勒的模样总让人心生恐惧，至多也只是同情。虽然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伺候，可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每况愈下。过去，只要元首打个喷嚏或擤一下鼻涕，都会让周围的人神经紧张，如临大敌。可眼下，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坏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牙齿釉质层全部剥落，牙龈干燥发炎，坏牙一颗颗脱落。神经毒品对大脑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由于得不到新的刺激，感觉系统中的神经递质完全失去了作用。各种神经质症状以变本加厉的形态反复发作：被迫害妄想，由皮疹引发的焦虑，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恐惧，等等。另外，还有可怕的头疼和一个新添的毛病：他总是忍不住用一支金色的小镊子撕扯身体上发黄的皮肤，动作粗暴，充满了神经质。他想用这种办法来去除以往注射时随着针头进入体内的病菌，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病菌在从内部侵蚀着他的肉体。莫雷尔曾尝试为他做一次放血治疗，但没能成功。因为过去为希特勒注射的高脂肪、富含荷尔蒙的动物肝脏制剂，把他的血液变得像果冻般黏稠。治疗失败后，希特勒用最后仅有的幽默自嘲说：可以考虑用这些血来制作一批“元首血肠”。 [61]

失去了元首光彩的“病人A”变成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可怜虫，整天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打着哆嗦，体重下降，肾功能失常，血液循环也出现了障碍。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全身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被饥渴折磨着。他的左眼皮肿得睁不开，因此，他总是不停地用手揉搓着，可“说什么也不肯戴上眼罩”。 [62] 偶尔，他会钻出地堡，走进总理府的花园，在砖头瓦砾中跌跌撞撞地挪动着步子，被风沙和浓浓的失败气息包围。然后，满是疲惫的他艰难地迈步走回地堡，新的点心已经备好，上面撒着面包屑，这些都是专门为其准备的。几乎失去了咀嚼功能的他狼吞虎咽地把点心吞下肚，带入了过量空气，从而引发腹胀。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填进肚腹后，这台名为元首的破机器又开始吱吱嘎嘎地动了起来，处理一些信手拈来的琐事，颁布一些没有意义的军事命令，对随意想到的某个人进行报复，处决身边的亲信，等等。这些被处决的人当中，就包括希特勒的前私人外科医生、在医生之战后失宠的卡尔·伯兰特。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曾经提出，那些关于地堡时期希特勒健康严重衰退的报道是“不着边际的夸大之辞”。 [63] 他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和不全面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毒品戒断对希特勒造成的影响。尽管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也无法为希特勒身上出现的中毒现象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失利给希特勒造成的困扰，远不及那些让他饱受折磨、看似永无尽头的肉体疾苦。直到自杀的那一刻，他才终获解脱。

此时，这位独裁者对他的御医仍然宠爱有加。1945年3月3日，希特勒在去奥得布鲁赫（Oderbruch）做最后一次前线视察时，出于安全考虑，阻止莫雷尔和他同行。这位私人医生骄傲地在笔记中写道：“因为在那里，很有可能因为意外和低空飞行器受到重伤。如果我出了事，他就没有医生了。……他更愿意自己出门在外时，知道有我在家里等着他。” [64]

这个“家”还能支撑多久呢？3月7日，美军跨越雷马根大桥，渡过了莱茵河。东部的格但斯克和南部的维也纳，相继落入苏军之手。莫雷尔的治疗工作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除了维生素外，只剩下针对神经衰弱进行的直流电治疗。元首一辈子从没有去柏林的专科医院看过病，比如查利特医院（Charité）。眼下的他显然自知山穷水尽，因为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萌生了大毁灭企图。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所谓的“尼禄法令”（Nero Befehl），其内容相当于彻底毁灭德国：“摧毁全德境内的所有军事性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设施以及有价值物品”， [65] 炸毁所有水闸、堤坝、水库、运河大桥和港口设施，切断所有供电线路，将所有银行和残存的文化古迹全部夷为平地。由于缺少资源，这项宣泄仇恨式的命令没能得到彻底贯彻。纳粹德国的所有破坏性力量此时都已消耗殆尽，正如希特勒的药品库一样。

4月8日，莫雷尔告诉他的病人，现在他连维生素药片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注射用针剂，于是，接下来的所有治疗都换成了打针：各种稀奇古怪的药品，比如Ⅰ型和Ⅱ型毒毛旋花甙、Benerva forte、Betabion forte、握姆纳丁（Omnadin），等等。这些几乎从没有人听说过的药物以隔日注射一次的频率，注入了希特勒的血管，成为最后关头被派上化学战场的生力军，正如那些从课堂被拖上高射炮阵地的14岁年轻人一样。

1945年4月16日，攻打柏林的战役开始了。4天后，希特勒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生日。这天，莫雷尔在为希特勒注射时，因为手抖得太厉害，以至于失了手。助理医生施图姆普菲格（Strumpfegger）接替了他，把药柜里余下的针剂一股脑儿都派上了用场，如“毒毛旋花甙，Betabion forte，外加骆驼蓬碱”， [66] 后者是从植物骆驼蓬中提炼的一种生物碱。另外，还有一份莫雷尔在绝望中配制的口服药：“我在心脏胶囊里添加了肝脏成分，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作用。” [67]

解雇

我要把历史上的所有人物都甩在身后，我要成为最伟大的人，为此，就算赔上所有德国人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68]

——希特勒和莫雷尔的对话

就在苏联军队用喀秋莎火箭炮瞄准柏林内城开火后的第二天，莫雷尔医生被解雇了。一个手上没了货源的毒贩、一个连针也打不了的医生，留下还有什么用处？这天，当莫雷尔端着药盘，上面放着一支临时搞来的咖啡因针剂，来到希特勒的房间，准备为他注射时，遭到了对方劈头盖脸的训斥：“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应该给我打的是吗啡！”莫雷尔一脸茫然，正欲争辩，他的病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滚回家去！脱下你的御医制服，就当你从没见过我！” [69]

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因为此时，莫雷尔在天鹅岛上的别墅早已被炸平，位于选帝侯大街的诊所，所有窗户玻璃都被炸碎，临时糊上了纸板，就连候诊室的隔墙也震塌了。当他在希特勒面前，听到对方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走，就要向他开枪时，他吓得腿脚瘫软。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好行李，然后拖着肥胖的身躯，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了37级台阶，一头钻进最后一辆闲着的公务车中，哭得像个孩子。下午2点，一架秃鹰飞机起飞了，里面坐着被解职的御医。这时候，他才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飞机低低地飞过苏军防线和燃烧的村庄，小心地绕开美军的探照灯和高射炮，经过一番盘旋后，降落在慕尼黑南部诺伊比贝尔格（Neubiberg）军用机场那未被炸毁的跑道上。

莫雷尔的目的地是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小镇拜仁里希格迈因（Bayerisch Gmain），此前他已将自己的实验室转移到了这里。一连几天，他都努力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神态轻松地处理信件，打理日渐惨淡的药品生意，修理半手工制作的电子显微镜——那是希特勒送他的礼物，同仅剩的一位雇员商谈工作，并近乎荒诞地指示后者给财政部写信，申请延时递交有关公司销售额、员工和税务情况的报表，“因为战争造成的人力困难，统计工作迟迟没有完成”。 [70]

夺命之毒

我搞不了政治了，这实在让我作呕。 [71]

——阿道夫·希特勒

戈林也逃到了德国南部，穿着一身针脚到处开绽、看上去滑稽万分的迷彩服。他宁肯落入美国人之手，也不想被苏联人抓到。他从巴伐利亚往柏林的地堡发了一份电报，暗示希特勒已丧失行为能力，表达了自己想要成为元首接班人的志向。希特勒得知后恼羞成怒，大骂戈林是软蛋和叛徒，说自己早就发现，戈林这家伙是吗啡瘾君子， [72] 并当即撤销了后者的所有头衔和职务。4月27日，希特勒把氰化钾分发给身边的亲信。他用沙哑无力的嗓音说，他能给他们的最好东西，就剩下这个了。戈培尔的太太玛格达先拿了六粒给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一服下。“病人A”给自己的爱犬布隆迪喂了一粒，作为试验，而没有拿自己开刀。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这个被自己亲手犯下的罪孽送上绝路的人，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后者身上，并称其为“毒害世界的人”。因为手抖得太厉害，他差点儿连字都签不成。

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前，人们将甲基苯丙胺分发给童子军，好让他们在步步逼近的坦克和苏联红军的重炮面前，不至于被吓尿了裤子。同一天早上，海军司令邓尼茨给元首送来了一份厚礼：一封誓死效忠的决心书，还有一批调来增援的新招募的海军士兵。不过，对保卫柏林来说，这些在城市作战方面毫无训练的水兵，无疑是在白白送死。地处市中心的地堡成为火力包围的焦点，战火从四面八方一点点聚拢，逐渐向地堡靠近。炮弹如雨点般落下，爆炸声此起彼伏，总理府花园的土层被炮火一次次掀起。希特勒已经很多天不敢走出地堡，到花园里透气了。在没有轰炸的时间里，到处是轰隆隆的建筑物倒塌声。随后大火更加肆虐，熊熊烈焰卷着黑烟，吞噬着一切，包括所有的氧气。

这个地狱般的所在，便是纳粹帝国覆灭的现场。在这里，一场魔鬼之旅，一段持续十二年的癫狂期结束了。在这十二年里，一群纳粹分子在对现实的畏惧和逃避中，制造了人间最令人发指的噩梦。希特勒最终被其想象中的毒菌打败了。他这一辈子都在为清理这些毒菌而战，却最终发现一切只是徒劳。于是，他决定和情人爱娃一起共赴黄泉。他叫来身边的侍卫，仔细商量自杀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扣动扳机时，如果手抖得太厉害怎么办。这个犯下了无数滔天恶行的魔头，最终将以一死逃脱掉所有肩负的罪责。因为没有优可达能够助他实施安乐死，他选择了子弹。此时，比针管更强大的只有手枪了。自杀前，他与从贝格霍夫别墅赶到“围城” [73] 的爱娃仓促举行了婚礼。希特勒在遗书中用饱含深情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场景。在充满幽灵气息的婚礼结束后端上来的，是番茄酱配通心粉，配上氢氰酸作为餐后甜点，外加一把6.3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手枪。

1945年4月30日15点30分，“病人A”饮弹自尽。他用臆想构筑的自我体系，以大剂量毒品鸡尾酒支撑的躯壳，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的欲让全世界陷入癫狂的妄想，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是一位超级瘾君子把德国变成了毒品之国，一个背弃世界，同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痛的国家。这个超级瘾君子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莫雷尔的“内爆”

当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在德国各地，到处都有效忠希特勒的“民族同志”选择自杀，或为捍卫荣誉，或出于对未知结局的恐惧。在新勃兰登堡（Neubrandenburg），短时间内自杀的人数超过了600人。在小镇诺伊施特雷利茨（Neustrelitz），自杀人数多达681人。在全德国，自杀的纳粹分子一共有十几万人，包括35名陆军将领、6名空军将领、8名海军将领、13名武装党卫军将官和5位将级警官。在43名纳粹党大区领袖中，有11人自杀。另外还有许多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的头目，以及党卫军和警察局高层领导，也都以自我了断的方式，追随其效忠的元首而去。1945年5月8日，德国国防军宣布投降。海耶麾下的小型作战部队的少数潜艇兵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在兴奋剂的支撑下，这些人在一场业已结束的战争中继续鏖战了四天四夜，直到5月12日才停止。 [74]

1945年5月中旬，《纽约时报》一位女记者在莫雷尔的巴伐利亚藏身地，发现了这位希特勒前御医的踪迹。几天后，她以《有关希特勒注射问题的医生口述》（Doctor Describes Hitler Injections）为题，在报上发表文章。不久后，莫雷尔被关进了巴特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美军战俘营，并在这里关押了近两年时间。在无数次审讯中，莫雷尔的表述往往语无伦次、前后矛盾，经常长时间陷入沉默，并表现出严重的抑郁情绪。他靠着一路打拼、辛苦建起的一人独霸的药物帝国，如今已彻底崩塌，而且他也无法像许多人那样做到顺时应变，就此迈入新的时代。

从莫雷尔口中，审讯者了解到的有关希特勒的事寥寥无几。这个已彻底成为废人的医生，并没能为纳粹的战争罪行提供多少证据。他总是两眼无神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脑子里满是幻觉，总以为希姆莱会为自己撑腰，就像当年医生之战时那样。在纽伦堡审判时，他也没有能力出庭做证。在他的自言自语中，人们只能听清一句：“我真希望我不是我。” [75] 1947年初夏，美军将这个形貌不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囚犯放出了战俘营，用车把他送到了慕尼黑火车站。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男人穿着破烂的军服，领子上别着金色的军医徽章，光着脚走在冰冷的人行道上。一位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红十字会女护士出于恻隐之心，把他送到了特格尔恩湖（Tegernsee）一家医院。之后，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48年5月26日去世。

“工作地点：帝国总理府”……

莫雷尔被俘后填写的登记表，1945年8月

千古之辩

在史学界，始终存在一种争论：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是否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还是说，客观规律才是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而那些旷世英雄、失败者或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可以被替换的木偶？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雅典历史学家、人称历史科学之父的修昔底德，便曾就划分结构性原因与个体原因——特别是包括人的天性在内的因素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起因——的问题做出论述。 [76] 在希特勒的系统化，同时又极端个性化的药品滥用问题上，这两种因素的作用的确都得到了体现。这让希特勒的案例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研究和探讨这个自诩的禁欲主义者的吸毒史，绝不是以猎奇，或以博人眼球为目的，刻意去挖掘某个不为人知的秘闻。正如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所言：“他所犯下的错误，大多都是源自其此前既有的错误。” [77] 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命运影响至深的，并不是1945年春最后决战的柏林地堡阶段，即帝国的覆灭，而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事件后毒品交叉滥用的几个月，即个体的自我毁灭。

直到今天，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将目光焦点从历史人物转移到结构性因素上来，但我们仍然难免将这个德国独裁者看作个体意志和力量塑造历史的标志性符号。当年受希特勒操纵的宣传机器，便曾致力于刻画这样的形象，其影响之深远，不禁令人感叹。但实际上，那些对人类命运和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现实，早在1941年秋季之后，就已在希特勒的血管里扎下了根，并从内部对其行为产生影响。虽然事实的确是希特勒这个人，是这一个体的一时之念，决定了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但作为个体的人，他同样也是时代之子。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对希特勒这个逐渐为“供货商”所控制的主体进行解构，其结果是可怕的。这是一个依赖于针管，被形形色色的绳索牢牢束缚的家伙。正如将世界引向毁灭一样，他是其所处的化学与现代化时代的产物，他自己发动但自相矛盾的“禁毒运动”也是时代的产物。

假如我们的核心结论是，在第三帝国，纳粹利用毒品作为人工制造的动员力量，用以替代随着时间逐渐减弱的意识形态动力，并借此维持领导集团的行动力，那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所以被揭开，并不是因为人们吃下了太多的毒品。毒品只是对业已发生之事，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如果拙著能够让人们对第三帝国——这个彻底背离适宜人类生存的现实、制造灾难无数的变态世界——多一些深层的了解，我将不胜欣慰。

[1] Wagner，Richard，»Tristan und Isolde«（Uraufführung 1865），3. Aufzug，1. Auftritt（Kurwenal）.

[2] Luck，Hans von，»Mit Rommel an der Front«，3. Auflage Hamburg 2006，第103页。

[3] Härtel-Petri，Roland，»Crystalspeed-Crystal-Meth-Kristallines N-Methamphetamin，eine kurze Einführung«，Bezirksklinik Hochstadt，第50页；另参见Klee，H.（Hg.），»Amphetamine Misus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urrent Trends«，Amsterdam 1997，第181～197页。

[4] 战后，很少再有人说起关于的药瘾问题。它对1950年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只是极少数人研究的课题。可参见Billy Wilders以柏林为背景拍摄的电影《一、二、三》（Eins Zwei Drei ），在影片中，由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饰演的可口可乐经销商C. R. MacNamara喝咖啡的时候“只”需要再配上“两片柏飞丁，来度过这辛苦的一天。”

[5] Landesarchiv Berlin，A Rep. 250-02-09 Temmler.

[6] BArch-Berlin R86/4265：1944年1月17日，泰姆勒公司获得了在该地制造柏飞丁的新颁许可证。另参见莫雷尔病人Gorrissen于1944年11月8日的来函，在信中，他描写了纳粹德国老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话说我确实需要点儿东西来给自己打气。比如说，每次我要去城里办事（或者更麻烦的是从城里回来，面对接下来的十二分钟路程），我都习惯在之前吃上半片或一片柏飞丁，让疲乏的身体稍稍振作起来。不过，我知道这药不能吃太多，不然的话就会上瘾。这是我的社区医生告诉我的。您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身体上已经步入暮年，思想上却还充满干劲，以为自己的精力还像十年前一样旺盛，这是多么糟糕的一种感觉。”参见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8。

[7] BArch-Freiburg RH 12-23/1930. 会议日程可以说明一切：“9∶30，‘能量剂（特别是咖啡因和柏飞丁）的化学结构与合成’，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药学所教授施莱默博士（Dr. Schlemmer）；10∶00，‘能量剂药理学分析’，柏林空军医学院校尉军医布洛克博士（Dr. Brock）；10∶20，‘能量剂的临床应用’，上校军医、教授乌伦布鲁克博士（Dr. Uhlenbruck）。”

[8] BArch-Freiburg RH 12-23/1611，Stabsarzt Dr. Soehring，»Verwendung von Morphin-Pervitinbei Verwundetentransporten«，23.11.1944，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9] »Interrogationreporton one German Naval PW«，in：Entry 179，Folder 1，N 10-16，RG NO. 165，Stack Area 390，Box 648，NationalArchivesat College Park，MD.

[10] OKW 829/44.Geh.，引语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42页。

[11] 后一句系出自德国联邦国防军宣传片。——译者注

[12] Whitman，Walt，»Specimen Days & Collect«，Philadelphia 1883，第80页。

[13] Below，Nicolaus von，»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Mainz 1980，第366页。

[14] Nöldeke，Hartmut，und Volker Hartmann，»Der Sanitätsdienstin derdeutschen U-Boot-Waffe«，Hamburg 1996，第211页。

[15] 1942年10月，奥热霍夫斯基也曾在卡纳克与兰克会面，两人在会面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在战争后期，奥托·兰克很少再与柏飞丁打交道，而是转行研究军人生理学的其他课题。战后，兰克出任埃朗根大学生理学系教授，并于1959年因心脏病去世。在《医学周刊》（Bd. 38，H. 8，1960，S. 414/415）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作者对“柏飞丁”只字未提。

[16] BArch-Freiburg N 906，Unveröffentliches Kriegstagebuch Armin Wandel，26.2.-12.4.1944.

[17] Mohr在德语中的意思是黑人。——译者注

[18] BArch-Freiburg N 906，Unveröffentliches Kriegstagebuch Armin Wandel，26.2.-12.4.1944.

[19] Bekker，Cajus，»Einzelkämpfer auf See-Die deutschen Torpedoreiter，Froschmänner und Sprengbootpiloten im Zweiten Weltkrieg«，Oldenburg und Hamburg 1968，第160页及下页。

[20] BArch-Freiburg N 906，aus dem »Bericht über Gesundheitslage des Kdo. d. K. und Hygiene des Einzelkämpfers«，Geheime Kommandosache. 部队膳食清单为：“白面包，饼干，巧克力，葡萄糖，适量水果，用暖水瓶盛放的热咖啡，‘海豹’部队外加肉罐头。”这种低纤维饮食的目的是：“在保证热量摄入的前提下，减少大便次数。”

[21] BArch-Freiburg RM 103-10/6，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 der K-Verbände，1.9.1944-30.11.1944，von Dr. Richert，第5页，Eintrag vom 11.10.1944，下面的四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22] 海耶少将对集中营用犯人做试验向来没有反感。例如，他曾从达豪集中营由霍尔茨洛纳（Holzlöhner）博士主持的残忍的“人体抗冻试验”中获得启发，着手“改进其手下水兵的冬季军服”，以保证“在水温极低的情况下也能够随时出战”。由于霍尔茨洛纳教授对防寒问题颇有研究，因此被邀请出任顾问。BArch-Freiburg，RM 103-10/6，Kriegstagebuch Richert，Eintrag vom 23.10.1944.

[23] 另参见Sudrow，Anne，»Der Schuh im Nationalsozialismus-Eine Produktgeschichte im deutsch-britisch-amerikanischen Vergleich«，Göttingen 2010，第511页及下页。

[24] Gottfried，Claudia：»Konsum und Verbrechen-Die Schuhprüfstrecke im KZ Sachsenhausen«，in：LVR-Industriemuseum Ratingen：Glanz und Grauen：Mode im »Dritten Reich«，Ratingen 2012，第48页。

[25] BArch-Freiburg RM 103-10/6，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 der K-Verbände，1.9.1944-30.11.1944，von Dr. Richert，Eintrag vom 16. bis 20.11.1944，sowie Richerts Bericht über die Versuche in Sachsenhausen.

[26] Nansen，Odd，»Von Tag zu Tag.Ein Tagebuch«，Hamburg 1949，第228页。

[27] BArch-Freiburg RM 103-10/6. 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 der K-Verbände，1.9.1944-30.11.1944，von Dr. Richert，Eintrag vom 16. bis 20.11.1944，sowie Richerts Bericht über die Versuche in Sachsenhausen.所有引语均来自同一出处。

[28] »Interrogation report on one German Naval PW«，第12页。

[29] 每击沉一艘敌舰，箭鱼的鱼鳍上就会加一道红线。»Interrogation report on one German Naval PW«，第5页。

[30] Nöldeke，Hartmut，und Volker Hartmann，»Der Sanitätsdienstin derdeutschen U-Boot-Waffe«，Hamburg 1996，第214页及下页，下面的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31] Nöldeke，Hartmut，und Volker Hartmann，»Der Sanitätsdienstin derdeutschen U-Boot-Waffe«，Hamburg 1996，第216页及下页，下面的两条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32] 套用美国电影片名《恐惧拉斯维加斯》（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 ），又名《赌城风情画》。——译者注

[33] BArch RM 103/11，Funkspruch Heye vom 3.4.1945.

[34] US-Report prepared by A.H.Andrews Jr.，Lt Cdr.（MC）USNR，und：T.W. Broecker Lieut. USNR，in RG NO. 319，Stack Area 270，IRR Files，Box 612，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MD.

[35] 达豪是巴伐利亚首都的“大门”，1933年，这里建成了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从一开始，纳粹的“卫生运动”便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武装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依照党卫军营养总监君特·申克（Günther Schenck）建议，在这里设立的“草药学与营养研究所”。在这个全欧洲规模最大的草药园里，犯人们在200余公顷的土地上遵照有机施肥规定，种植德国在战争中所需的所有植物类毒品和草药。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对天然草药和膳食调料的需求，几乎全部在达豪种植、干燥和包装。正如帝国卫生局局长所说，这样做的目的同时也是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在战争中，鉴于对植物类药品的巨大需求，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机构，以保障在现有条件下，及时填补国外药品进口断货所造成的缺口。”这里种植的唐菖蒲属植物可以作为维生素C原料，园中甚至还栽种了一种能够代替胡椒的植物，希姆莱骄傲地称之为“达豪胡椒”。正如1936年起担任达豪集中营主管助理并于1940年出任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的鲁道夫·胡斯（Rudolf Höß）所言，这样做的目标是“让德意志人民远离有害健康的外国调料和人工药物，改用美味无害的天然草药”（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282页）。所有德意志之物都应当变得更健康，所有非德意志之物都必须被铲除。达豪“种植园”的工作是一项艰巨任务，种植园紧邻集中营中央区，看守十分严密，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在被抽调到种植园做苦工的犯人当中，最多的是波兰学者精英：要让草从他们的血液中生长出来。在希姆莱眼中，“草药园”是把武装党卫军扩建成为经济帝国计划的重要基石。他要利用集中营里花样无穷的剥削手段开展研发和生产，将其麾下的恐怖组织变成跨国公司，由其本人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司将由武装党卫军的各类健康产业组成，如“德意志营养与膳食试验有限公司”“自然疗法和生活方式休养所有限公司”“德意志医药有限公司”，另外还包括对欧洲占领国矿泉水资源的控制，调料和天然药物生产（在达豪）以及人体医学实验等。在集中营里，人体医学实验是由空军率先实行的，其目的是了解人体能够承受的飞行高度极限，以及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最长能够坚持多久。为此，人们将犯人关进压力舱，进行高度模拟实验，或让犯人泡在冰冷的浴盆中。此外，在集中营进行的还有生化实验，如伤口感染实验、疟疾实验等。后者是为德国人未来到苏联南部地区——如克里米亚、高加索等地——进行开发做准备。在这种以伪科学为幌子的虐囚行为中，同样也包括药物和毒品试验。

[36] 当年，行刺希特勒的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被捕后，人们为了逼他开口说出背后指使者，便曾强迫其服用柏飞丁，但最终无果。

[37] 1942年主持空军海水低温试验的恩斯特·霍尔茨洛纳早在1938年，便曾在集中营犯人中做过麻醉剂和毒品对中枢神经影响的试验。当时的试验药物中也包括柏飞丁，其内容包括“在跳伞过程中，柏飞丁对人体机能的影响”等。（Mitscherlich，Alexander und Fred Mielke，»Medizin ohne Menschlichkeit. Dokumente des Nürnberger Ärzteprozesses«，Frankfurt/M. 1978，第28页。）

[38] Canetti，Elias，»Masse und Macht«，1994，第317页。

[39] Harvard University/Francis D. 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Henry K. Beecher Papers/H MS c64/Box 11，f75，U.S. Naval Technical Mission in Europe：Technical Report no. 331-345，下面的引语来自同一出处。

[40] 这些在达豪集中营中进行的试验，成为胡伯特·斯图格霍尔特（Hubert Strughold）与美国人谈判时的核心资本。在“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中，他与设计V2火箭原始模型的沃纳·冯·布劳恩一道成为美国航天事业的先驱，其研究成果包括曾在1980年代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潘兴-II型导弹。

[41] Picker，Henry（Hg.），»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München 2003.引语摘自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270页。

[42]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9. und 10.12.1944.

[43]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8. und 9.12.1944。

[44]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1.12.1944。

[45] 摘自Schmölders，Claudia，»Hitlers Gesicht：eine physiognomische Biographie«，München 2000，第210页。

[46] Shirer，William L.，»Aufstiegund Fall des Dritten Reiches«，Köln/Berlin 1971，第997页。

[47]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1.12.1944.

[48]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9.12.1944。

[49]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31.12.1944。

[50] Goebbels，Joseph，in：Das Reich-Deutsche Wochenzeitung ，31.12.1944，Leitartikel，第1页及下页。

[51]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1.1945.

[52] Werner Pieper：»Nazison Speed.Drogenim 3. Reich«，Birkenau-Löhrbach 2002，第103页。

[53] Young，Neil，»The Needle and the Damage Done«，Album Harvest ，1972.

[54] »Conditions in Berlin，March 1945«，in SIR 1581-1582，RG NO. 165，Stack Area 390，Row 35，Box 664，P. 1.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55] Fischer，Hubert，»Die militärärztliche Akademie 1934-1945«，Osnabrück 1985（1975），第23页。

[56]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7.2.1945.

[57] 这些药剂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就连莫雷尔本人也一清二楚。他曾在1945年3月22日的谈话记录中写道：“接到通知，在奥洛穆茨的检验中发现，所有新出厂的注射用肝脏制剂均有毒性，不得出售。”在另一封由莫雷尔寄往科索鲁普染料厂的电报中同样写道：“奥洛穆茨的针剂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药剂均不合格，因消毒不严且含有毒性，故严格禁止使用。莫雷尔教授。”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9.

[58] “我谨在此请求批准销售Hypophysen-Total-Extrakt药剂，该药物将以口服药和针剂的形式投放市场。”摘自Brief Morell vom 24.2.1945，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5。

[59] “At the beginning of 1945 the situation became somewhat tense with regard toalcaloids，the manufacturers being unable to produce sufficient quantities owing to the continual air raids”，摘自Eintrag vom 10.4.1945 aus：0660 Germany（Postwar）1945-1949，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Subject Files，1916-1970，Record Group 170；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60]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13.2.1945 und 17.2.1945.

[61] Bezymenskii，Lev，»Die letzten Notizen von Martin Bormann：ein Dokument und sein Verfasser «，München 1974，第191页。

[62]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2./23.3.1945.

[63] Haffner，Sebastian，»Anmerkungen zu Hitler«，München 1978，第51页。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中由布鲁诺·甘茨（Bruno Ganz）饰演的希特勒在表现病痛时的表演太过夸张，与现实相去甚远。在表现毒品戒断所导致的身体痛苦方面，由戴米恩·刘易斯（Damian Lewis）在美国电视剧《国土安全》（Homeland ）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更为可信。

[64]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5.3.1945.

[65] »Der Prozess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Bd. 41，München 1984，第430页。

[66] BArch-Koblenz N1348，Eintrag Morell 20.4.1945.

[67] Brief Morell an seinen Chemiker Mulli vom 20.4.1945，摘自Schenck，»Patient Hitler«，第50页。

[68] “Life History of Professor Dr. Med.Theo Morell”，第6页，XE051008，National Archivesat College Park，MD。

[69] Long，Tania，»Doctor Describes Hitler Injections«，in：New York Times vom 22.5.1945，第5页。

[70] Abschrift eines Schreibens der Fa. Hamma an das Finanzamt für Körperschaften in Hamburg，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T253/39.

[71] Hartmann，Christian，»Unternehmen Barbarossa：der deutsche Krieg im Osten 1941-1945«，München 2011，第81页。

[72] 被盟军俘获时，戈林带着一个装有2.4万粒吗啡类药品（以优可达为主）的皮箱，当时他每天的服药剂量相当于常规剂量的20倍。在卢森堡贡多夫皇宫酒店监禁期间，在美国看守和医生的监督下，剂量被逐渐缩减。

[73] BArch-Koblenz N1128，Nachlass Adolf Hitler，Hitlers persönliches Testament.

[74] 参见Bekker，Cajus，»Einzelkämpfer auf See-Die deutschen Torpedoreiter，Froschmänner und Sprengbootpiloten im Zweiten Weltkrieg«，Oldenburg und Hamburg 1968。

[75] BArch-Koblenz N1348，Nachlass Theodor Morell. 参见Bericht Karl Brandt über Morell vom 19.9.1945，第2页。

[76] Thukydides，»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Wiesbaden 2010.

[77] Haffner，Sebastian，»Anmerkungen zu Hitler«，München 1978，第97页及下页。

致谢

如果那些学究先生……认为我的想法太可笑，也不算错。或者，他们干脆还不如摆出一副高贵的姿态，彻底无视我才好。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我是个不懂行的人。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

作为一个小说家，下决心鼓起勇气撰写一部非虚构的历史作品，是一个出人意料而绝非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同时也充满了快乐。一些同行、亲朋和挚友的积极参与，最终促成了这次转型。这件事的开端要感谢亚历山大·克莱默（Alexander Krämer），是他告诉我，据说纳粹当年吸毒问题很严重，问我愿不愿就这个题材创作一部电影剧本。于是，我们开始就这一想法展开讨论。后来，当雅尼娜·芬德艾森（Janina Findeisen）向我提议，去档案馆就相关史实做进一步考证后，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为此，我谨向柏林、萨克森豪森、科布伦茨、马尔巴赫、慕尼黑、弗莱堡、达豪以及华盛顿等地的档案馆为我提供热心帮助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在本书创作之初，史学家彼德·施泰因坎普（Peter Steinkamp）曾给予我极大启发。另一位我要感谢的专家，是联邦国防军卫生学院的沃尔克·哈特曼。此外，我还要向试读拙著的读者玛蒂娜·阿什巴赫（Martina Aschbacher）、米夏埃尔·迪林格（Michael Dillinger）、弗兰克·昆斯特（Frank Künster）、康纳德·劳滕（Konrad Lauten），还有我的父亲沃尔夫冈·奥勒（Wolfgang Ohler）表示感谢。在专业方面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温弗里德·海涅曼（Winfried Heinemann）、彼德·贝尔茨（Peter Berz）、维尔纳·贝尔格（Werner Berg），以及德累斯顿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博物馆科学部主任戈尔希·皮肯（Gorch Pieken）和他的助手延斯·维尔纳（Jens Werner），还有陪同我前往“岩巢”做实地考察的汉斯·罗特（Hans Roth）。特别感谢道格拉斯·戈顿（Douglas Gordon），他的贡献不仅仅是为拙著设计了封面。此外，为我提供莫大帮助的还有我的责任编辑卢茨·杜尔斯特霍夫（Lutz Dursthoff）、我的助手马蒂亚斯·兰特维尔（Matthias Landwehr），以及出版人赫尔嘉·马尔肖（Helga Malchow），是后者使这些文字最终以非虚构著作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还要特别感谢伟大的当代史专家和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他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莫大支持。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一本所谓的非虚构著作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创作。为此，我谨向所有人——包括那些未在此列出名字的为我提供帮助的人——再次表达我最真诚的谢意。

诺曼·奥勒

2015年夏于锡尔斯玛利亚

[1] Eckermann，Johann Peter，»Gespräche mit Goethe«，Frankfurt/M. 1987，第496页。

纳粹主义与政治现实性的丧失

汉斯·蒙森

诺曼·奥勒的研究对象，是所有与纳粹政权相关的话题中，迄今未曾得到足够重视的一个维度：兴奋剂滥用对纳粹社会造成的影响。在本书中，奥勒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这个强权打造的“民族共同体”是如何依靠日趋泛滥的药物，来维系自身的运转。纳粹宣传的意识形态动力所发挥的作用，因此被大大削弱。从对化学助力剂之需求的不断增长可以看出，专制政权的内部蜕变早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年头，便已显露出迹象。诺曼·奥勒称之为“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

本书的一大成就，是对希特勒和私人医生莫雷尔之间共生关系的描写。这些描述充满了颠覆性，它为我们理解1941年秋天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首次找到了合理的路径。奥勒用生动的语言告诉我们，元首总部是如何渐渐失去领导力，希特勒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自闭的道路。毒品这种医学上的庸俗之物，竟有可能起到左右世界风云的作用——这是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发现。不仅是普通民众开始大肆滥用兴奋剂，就连最高领导层也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药物去应对灾难性局面。当意识形态变得无济于事时，希特勒只能依靠毒品的拐杖，来支撑自己沿着已然踏上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从围绕莫斯科展开的冬季战役，到斯大林格勒的溃败，在这个关键性阶段，纳粹命运一直是被药物作用下的幻觉世界所操控，由此一步步陷入危机，并最终走向覆灭。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希特勒如何被药物变成一个废人的过程，读起来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心惊。纳粹领导层在判断军事和经济形势上的日趋无能，也让人掩卷而泣叹。对德国战争指挥者的不光彩一面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这正是诺曼·奥勒的贡献。本书堪称一部颠覆认知之作。

参考文献

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由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构成的。对我的研究工作帮助最大的，是德国联邦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那些公开不久的档案，那些以往从未公开的资料以及数量庞大的报告和文件。另外给我提供莫大帮助的，是与时代见证者和军事历史学家的一次次谈话。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伦敦档案局在涉及第三帝国某些领域的档案解密方面迄今没有作为。在莫斯科，政府对学术界接触苏联秘密档案仍然有着严格限制。

1.未公开发表的资料

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 der K-Verbände，1.9.1944—30.11.1944，von Dr.Richert，BArch-Freiburg RM 103—10/6.

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 der K-Verbände，Armin Wandel，BArch-Freiburg N 906.

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des Kreuzers»Prinz Eugen«，1.1.1942—31.1.1943，Bd.2，Geheime Kommandosache—Ärztlicher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den Durchbruch des Kreuzers»Prinz Eugen«durch den Kanal in die Deutsche Bucht am 11.2.1942 bis 13.2.1942，BArch-Freiburg RM 92—5221/Bl.58—60.

Ärztliches Kriegstagebuch Waldau，Chef des Luftwaffenführungsstabes：März 1939 bis 10.4.1942，BArch-Freiburg ZA 3/163.

Bericht über die Kommandierung zur Gruppe Kleist，12.7.1940，BArch-Freiburg RH 12—23/1931.

Bericht über Gesundheitslage des Kdo. d.K.und Hygiene des Einzelkämpfers，Geheime Kommandosache，BArch-Freiburg N 906.

Conditions in Berlin，March 1945，in：SIR 1581—1582，RG NO.165，Stack Area 390，Row 35，Box 664，P.1.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Germany（Postwar）1945—1949，in：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Subject Files，1916—1970，Record Group 170；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Giesing，Erwin，»Bericht über meine Behandlung bei Hitler«，Wiesbaden 12.6.1945，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OI—Consolidated Interrogation Report（CIR），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Hitler，Adolf—A composite Picture«，Entry ZZ-6，in：IRR-Personal Name Files，RG NO.319，Stack Area 230，Box 8，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Hitler as seen by his doctors«，No.2，October 15，1945（Theodor Morell），sowie No.4，November 29，1945（Erwin Giesing），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Hitlers Testament，BArch-Koblenz N1128，Nachlass Adolf Hitler.

Institut für allgemeine und Wehrphysiologie，BArch-Freiburg，RH12—23，insbesondere RH12—23/1882 und RH12—2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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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101、120：Landesarchiv Berlin

第52、54页：Archiv Erbengemeinschaft Heinrich Böll，©Samay Böll

第60、61、62、67、76、104、231、235、238页：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第115页：Peter Steinkamp

第132、229页：Militärhistorisches Museum der Bundeswehr，Dresden/Foto：Andrea Ulke

第148、176页：ullstein bild，Berlin

第151、262、263：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MD

第163、166、185、194、198：Bundesarchiv Koblenz

第196、208页：laif

第224页：Picture alliance/WZ-Bilderdienst

第227页：©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Universitätsbibliothek

第240页：Historische Sammulung der Marineschule Mürwik

人名、事件及地名索引

（以下页码皆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beville 113

Aceton 181

Acetylsalicylsäure 25

Acidol-Pepsin 159

Adenauer，Konrad 277

Adlerhorst 281，284

Adlershof 18

Admiralspalast 42

Adrenalin 50，159，207

Afrikakorps 69

Albers，Hans 41

Alkaloide 23，27，75，156，226，278，292

Allgemeines Heeresamt 75

Alliierten 60，82，84，91，97，110，114f.，185，207，242，251，256，263，272

Amphetamin 49，76

Analeptikum 81，216

Antiphlogistine 159

Antwerpen 280

Arbeitsgemeinschaftfür Rauschgiftbekämpfung 35

Ardennenoffensive 244，281f.，284

Argentum nitricum 159

Aspirin 25

Atlantikküste 84

Atropin 226，229

Äther 29

Auschwitz 166，277f.

Avesnes 107

Bad Münstereifel 96

Bad Reichenhall 297

Baku 168

Ballhaus Resi 29

Barbiturate 277

Bata 266

Baumeister，Wilhelm 122

Bayer 25，49

Bayerisch Gmain 294

BBC 135

Beecher，Henry K. 279

Beigbeder，Frédéric 99

Behring，Emil von 70

Beladonna Obstinol 159

Bełzec 166

Below，Nicolaus von 218

Bendlerblock 75，93

Benervaforte 159，292

Benjamin，Walter 245

Benn，Gottfried 75，87，212

Benzedrin 49f.，135

Berber，Anita 28

Berghof 44，198，200，203f.，207，296

Berliner Ärztekammer 34

Berliner Lokal-Anzeiger 121

Berliner Reichspatentamt 50

Betabion 159，292

Betäubungsmittelgesetz 192

Bilirubin 228

Bismogenol 159

Blausäure 296

Blitzkrieg 65，98，103-105，107f.，116，118，244

Bloch，Marc 102

Boehringer 27，49

Bormann，Martin 180，196，204，222-226，230

Böll，Heinrich 64-67，96

Brandt，Karl 111，195，215，222，227-230，291

Brauchitsch，Walther von 83，91，93，115，165

Braun，Eva 43，198，200-202，204f.，296

Braun，Wernher von 70

Braune Haus 42

Breaking Bad 18，22

Brennscheidt，Ernst 267

Breslau 193

Brest-Litowsk 78

Brom-Nervacit 159

Brovaloton-Bad 159

Brown，Paul 147

Buna 49

Bundesarchiv Koblenz 146

Burroughs，William 190

Bürgerbräukeller 83，255

Cafasapin 159

Calcium Sandoz 159

Calais 121

Calomel 159

Campher 203

Canaris，Wilhelm 197

Canetti，Elias 278

Cantan 159

Cardiazol 159，172，174

Cardiazol-Ephedrin 159

Carnac 258

Casablanca 191

Charkow 171，177f.

Charleville 114

Chemische Fabrik Tempelhof 18

Chineurin 159

Chloroform 29，252

Cholesterin 181

Churchill，Winston 106，108

Coca-Cola 24，52

Cocain，Kokain（Koks）24，27，29，31，38，49，53，132，159，196f.，212，214-219，233，244，257，260f.，263，268f.，270，272-274，276，284

Cocain Hydrochlorid 197，265

Codein 159，260

Coffein 70

Conti，Leo 88f.，135-137，164，182，196

Coramin 159

Corriere della Sera 135

Cortiron 159

Crystal Meth 13，17f.，22，58，103，123f.，251，270，252f.

Dachau 277

DAF（Deutsche Arbeitsfront）124

Danzig 291

DDR 49

Daladier，Édouard 108

Darmstadt 49

Das Reich 283

Deutsches Ärzteblatt 136

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134

Diacetylmorphin 25

Dicodid 260

Digilanid Sandoz 159

D Ⅸ 257，260-262，265，282

Dolantin 156，159

Donchery 103

Dönitz，Karl 203，256，265，273，293

Dopamin 51，100，123，238，288f.

Dresden 286

Dr.Koesters Antigaspillen 226

Drohnenbaracke 155，195，242

Dünkirchen 112-116，127，172

Eberle，Henrik 145

Ehegesundheitsgesetz 36

Eisenhower，Dwight D. 282

Elser，Georg 83，277

Endorphine 288

Engel Apotheke 23，124，172f.，191，232

Enterofagos 159

Enzynorm 159

Ephedrin 50，252

Esdesan 159

Eubastin 159

Euflat 159，204

Eukodal 159，185-188，190-193，195，198，204，218-221，227f.，231，233f.，237，241-243，245f.，257，260f.，280f.，283f.，287f.，294，296

Eupaverin 159，220，231，241f.，281

Euthanasie 36

Farmacija 191

Felsennest 96，109，115，111-113，152f.

Feltre 188

Fest，Joachim 144，171

Fonck，René 131

Fort Eben-Emael 97

Franzbranntwein 159

Führerhauptquartier 96，109，115，150，152，164，166，168，172，179，182，191f.，207，232f.，281，305

Funk，Walther 202

Gable，Clark 204

Gallestol 159

Gamelin，Maurice 108

Gatow 43

Generalkommissar für das Sanitätsund Gesundheitswesen 252

Generalluftzeugmeister 131，134

Generalstab des Heeres 84，93，99，108f.，122，135，156，237

Gesetz zur Verhinder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36

Gestapo 146，149，296

Giesing，Erwin 212-217，226f.，229f.

Glukokortikoide 181

Glukose 47

Glyconorm 155，159，239

Glycovarin 159

Goebbels，Joseph（Propagandaminister） 45，47，112，150，161，165，182，193，204，207，283，288

Goebbels，Magda 295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22f.，194，220，303

Göring，Hermann 49，113-115，126f.，130f.，133f.，139，172，190，202，294

Grass，Günter 32

Graudenz 78

Greul，Emil 261

Guderian，Heinz 84，97-99，103-106 113，115-118，121f.，162，237

Hácha，Emil 60

Haffner，Felix 55

Haffner，Sebastian 170，291，300

Haider，Franz 83，99，108f.，164，169

Halt-Befehl 114，116，172

Hamburg 238

Hamma 175，203

Hammavit 159

Handloser，Siegfried 135f.

Harmin 159，292

Hartmann，Volker 253-255

Hartwig，Jürgen 58

Hasselbach，Hanskarl von 222，230，242

Hauptsanitätspark 104

Hauschild，Fritz 19，49f.，58，71

Haus Vaterland 29

Heikorn，Adolf 174

Heikorn，Hedwig 174

Helmholtz，Herrmann von 70

Heeres-Sanitätsführung 89

Heeres-Sanitätsinspekteur 91，119，135，197

Heroin 25，27，30，186，196f.

Heusinger，Adolf 208

Heye，Hellmuth 256-263，270，276，286，297

Hildebrand-Pralinen 56

Himmler，Heinrich 126，202，222，228，230，256，262，282，297

Hippke，Erich 126f.

Hoechst 157

Hoffmann，Felix 25

Hoffmann，Heinrich 42，96，111，155，200

Homburg 680 159

Homoseran 157，159，231，280

Hoppe，Marianne 41

Hoth，Hermann 106

Huxley，Aldous 278

Hülpers，Arne 117

Hygienisch-Bakteriologische Untersuchungsstelle 277

IG Farben 26，49，191，268

Ingelheim 49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146

Intelan 159

Invalidenfriedhof 134

Ironside，Edmund 108，112

Jericho-Trompete 101

Jodl，Alfred 96，109，156，170

Jod-Jodkali-Glycerin 159

Jost，Ernst 191

Junge，Traudl 190

Jürgens，Curd 133

Kakadu-Bar 29

Kaltenbrunner，Ernst 229

Kalzan 159

Kamenez-Podolsk 158

Karlsbader Sprudelsalz 159

Keitel，Wilhelm 116，156，168，209

Kershaw，Ian 145

Kielmansegg Graf von，Johann Adolf 99

Kissinger-Pillen 159

Kleist，Paul Ludwig Ewald von 92，96f.，104，118，122，199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58，71

Knoll 27

Koch，Erich 176，178，193

Koffein 24，56，282，293

Kokainkonvention 27

Köln 97，167

Konzentrationslager（KZ）34，266，268-272，277

Kortikoide 181

Kosmehl，Erwin 38

Kösters Antigaspillen 159

Kretschmer，Otto 117，122

Krupp，Alfried 202

Kulmhof 166

Kursk 185

Küstrin 285

K-Verbände 258，263

Laudanum 23

Leber Hamma 159，181

Lehmann，Günther 269f.

Leiser 266

Lemberg 80

Lemmel，Gerhard 58

Leningrad 156，163

Leopillen 159

Linge，Heinz 155，185，195，209f.，214f.，

Loerzer，Bruno 131

London 127f.，136

Luftfahrtmedizini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70

Luftschlacht um England 127，130

Luftwaffenführungsstab 121

Lugolsche Lösung 159

Luizym 159

Luminal 159，243

Lübeck 167

Maas 99，102f.，

Maginot-Linie 99，119，121，

Majdanek 166

Mann，Golo 60，81

Mann，Klaus 29，186

Mann，Thomas 186

Manteuffel，Hasso von 281

Manstein，Erich von 83 f.，89，91，116，170，198f.

Mantey，Heinz 273

Mariani-Wein 24

Martelange 100

Mathes & Sohn 52

Mendel，Albert 18

Merck 24，27，46，185，197，214，284

Merck，Emanuel 23

Meskalin 277-279

Methadon 191

Methamphetamin 13，17f.，22，50-53，55-57，61f.，65，67f.，76-78，81，87，94，103，105-107，117f.，132，189，196，261，263，282，293

Methylalkohol 181

Militärarchiv des Deutschen Bundesarchivs 67，77，117

Militärärztliche Akademie（MA）69f.，75f.，91，93，96，134，253，285

Mitilax 159

Modafinil 254

Mohr，Richard 260

Montcornet 105

Montgomery，Bernhard 172

Morell，Hanni 41，45，47，198

Morell，Theodor 11，41-48，60f.，96，110-112，124-126，143-150，152-160，165f.，168-172，174-183，185f.，188-196，198，200，202-207，209f.，213f，220-224，226-232，234f.，237-243，245，280，282-288，290-294，296f.，299

Morphin，Morphium 23-25，27，29f.，36，38，49，113f.，127，134，156，186，191，220，222，245，252，260，277，287，293f.

Morphin Hydrochlorid 197

Moskau 156，161-163，306

Mulli，Kurt 180

München 42，146，205，293，297

Münchener Feldherrenhalle 113

Münchener Hofbräuhaus 32

Mussolini，Benito 158，185，188f.，202，209f.，262，235

Mutaflor 44f.，159，243

Nansen，Odd 269

Nateina 1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D.C.146f.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 wohlfahrt 36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Ärztebund 88

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 147

N-Methylamphetamin 50

Neo-Pycocyanase 159

Neumann，Hans-Joachim 145，238

Neurotransmitter 50f.，100f.

New York Times 297

Nißle，Alfred 44

Nitroglycerin 159

Noradrenalin 51，100

Nordmark 124

NSDAP 31f.，38，41f，180，255

Nürnberger Prozesse 297

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 37

Oberbefehlshaber der Marine 256

Oberbefehlshaber des Heeres 91，95，165，168，184，195f.，203，217，219，245，288

Obersalzberg 44，189，198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82f.，89，98，116，138，160，170，244，252

Oberkommando des Heeres 91，114，165

Oberquartiermeister der Panzertruppe 122

Obstinol 159

Olmütz 174，179 181，238

Olympische Spiele 1936 49

Omnadin 159，292

Opiate 26，114，131，156，186，191，219，245f.，220，252

Opiatkonvention 27

Opioid 156，186，198，219ff.，246，249

Opium 22f.，27，29，53，154，186，191，197

Opiumgesetz 33

Operation Seelöwe 127，130

Operation Bagration 205

Optalidon 159

Orchikrin 157，159

Orzechowski，Gerhard 258-260，262f.

Oshima，Hiroshi 202

Oxycodon 186

Papaverin 220

Paris 108，117，119

Partenkirchen 293

Patient A 11，45f.，143，156，158，166，172，183-188，191，195f.，200，203f.，207，209-211，213，215-217，219f.，222，226，230f.，234f.，241，282，286，289f.，292，295f.

Paulus，Friederich 172

Pemberton，John Stith 24

Penicillin-Hamma 159

Perubalsam 159

Pervitin 17-19，49f.，52f.，55f.，61f.，65-67，71，74，76f.，79，81，85-89，91，92f.，104，114，116-119，122f.，128f.，133-139，154，159，162-164，196，251-253，257f.，260，265，268，272，277，282f.

Pharmo-Werke 177f.，180

Philopon/Hiropon 50

Phosphorsäure 204

Plötner，Kurt 277-280

Polamidon 191

Polenfeldzug 82f.，85，93

Poliklinik Leipzig 58

Pontarlier 121

Pontalier-sur-Saon 121

Profundol 159

Progynon 159

Prostakrinum 157，159

Prostrophanta 159，203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61

Püllen，C. 59

Pyrenol 159

Quadro-Nox 159，243

Ranke，Otto F. 68-71，74-77，80f.，85-89，92f.，117-119，121f.，124，126，128，134，136，253，272，285

Rassenhygiene 33

Rastenburg 151

Rauschgiftbekämpfung 12，33，35，39，40，49，88，137，301

Regina-Palast-Hotel 43

Reichsbildberichterstatter 42，96，155，200

Reichsführer SS 229

Reichsgesundheitsamt 36，87，154，197

Reichsgesundheitsführer 88f.，135，137，164，182

Reichskanzlei 60，89，285，287，291

Reichskanzler 33，48

Reichsluftfahrtminister 126，130，133

Reichsmarschall 115，126，130，202

Reichsmeldestelle für Suchtgiftbekämpfung 164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en 286

Reichsministerium für Bewaffnung und Munition 138

Reichssicherheitsdienst 239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147，229

Reichstag 34

Reichszentrale zur Bekämpfung von Rauschgiftvergehen 37f.

Reichsopiumgesetz 17，137

Relaxol 159

Remagen 291

Reynaud，Paul 106

Rhein 97

Ribbentrop，Ullrich Friedrich Willi Joachim von 202，223f.

Richert，Hans-Joachim 263，265，268-270，272

Riefenstahl，Leni 131，201f.

Ritalin 76

Rizinus-Öl 159

Rodert 96

Rom 199

Rommel，Erwin 89，106f ，118f.，122，172，183，191

Römpp，Hermann 246

Rosenberg，Alfred 175

Rostock 167

Rote Armee 154f.，161，177f.，183，194，198，205，207，240，244，285，295

Royal Air Force 115，127f.，130，183

Royal Navy 115

Rundstedt，Gerd von 252

Russla 175

Sachsenhausen 166，277

Salamander 266

Salzsäure 252

SA 32，41

Sango-Stop 159

Sanitätsdienst des Heeres 252

Sanitätszeugmeister 226

Sartre，Jean-Paul 9

Savage，Charles 279

Schlafmohn 22

Schaub，Julius 42f.

Schenk，Ernst Günther 282

Schmeling，Max 41

Schoen，Rudolf 58

Schultesteinberg，Ottheinz 163

Schramm，Percy Ernst 150

Schreck，Julius 44

Schuhläuferkommando 266-268

Scophedal 159

Sedan 84，99，101，103f.，116

Septojod 159

Serotonin 123，288

Sertürner，Friedrich Wilhelm 22f.，220

Skorzeny，Otto 261f.，265，282

Smolensk 161

Solmmen，Georg 48

Solre-le-Chateau 107

Spasmopurin 159

Speer，Albert 167，169，171，201f.，230，256

Springer，Axel C. 48

SS 38，56，93，111，122，125f.，158，164，202，214，222，224，230，239，253，256，261f.，265-268，272，277f.，281f.，287，296f.

Stalin，Josef 157，161，171，244，285

Stalingrad 81，163，168f.，172，174，183，199，306

Stauffenberg，Claus Schenk Graf von 208，242

Steinkamp，Peter 103

stern Magazin 144

Steroide 155，159，176，180，181f.，184，233，286

Stettin 84

Strophantin 159，203

Strophantose 159，292

Strughold，Hubertus 70

Stumpfegger，Ludwig 239，292

Straßburg 280

Stuttgart 167

Strychnin 226-229

Suprarentin 159

Sympatol 159

Targesin 159

Temidorm-Zäpfchen 159

Temmler，Theodor 19

Temmler-Werke 18-20，49f.，52f.，59，71，80，85，92f.，121，154，196，252，268

Testosteron 42，200

Testoviron 157，159

Thrombo-Vetren 159

Thukydides 300

Thyssen，August 202

Tibatin 159

Tollkirschenextrakt 42

Tonophosphan 157，159，239

Tonsillopan 159

Treblinka 166

Trier 251

Trocken-Koli-Hamma 159

T.S.A.（Truppensanitätsausrüstung）79

Tussamag 159

Udet，Ernst 131ff.

Ultraseptyl 159

Universität Freiburg 280

Universität Königsberg 58

Universität München 76

Unternehmen Barbarossa 152，160，165

Versailler Verträge 26f.，60

Virchow，Rudolf Ludwig Karl 70

Vitamultin 124-126，155，159，174，180，199，202-204，239，292

Wagner，Richard 251

Waldmann，Anton 89，91，119

Wannsee-Konferenz 166

Warlimont，Walter 209

Warschau 285

Weckamin 55，76

Weckmittel-Erlass 93

Weber，Bruno 277f.

Weber，Richard 183，203，229

Weimarer Republik 28，32，34

Werwolf 167f.，175，183

Westfeldzug 107，116

Westfront 84，207，216，281

White，Walter 22

Whitman，Walt 256

Winniza 167，175-177

Wjasma 161

Wochenschau 113

Wolfsschanze 151 154，159，167，183，193，195f.，207，210-212，214，216，222，227，234f.，238，241，256

Wswad 163

Yatren 159

Young，Neil 285

Zuckmayer，Carl 133

Zweibrücken 84f.

Zyankali 2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德）诺曼·奥勒（Norman Ohler）著；强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2019.8重印）

ISBN 978-7-5201-2806-3

Ⅰ.①亢… Ⅱ.①诺…②强…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毒品-社会生活-史料 Ⅳ.①K516.44②D751.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3638号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著者/〔德〕诺曼·奥勒（Norman Ohler）

译者/强朝晖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247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2806-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7552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by Raymond Aron

© Calmann-Lévy，1962-1984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Simplif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序

我很开心看到父亲的这部初版于1962年、至今仍在思想界广为流传的国际关系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虽然从他写这本书时起至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本书仍会激励那些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人去思考，这着实令人激动。它经常受到批评，这很正常，而且这表明它依然充满生命力，且具有实用价值。事实上，它是国家和民族关系理论史及战争理论史中的一个阶段。中国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评估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将这部作品纳入自己的批评体系。这种批评将使他们在思想上和对世界的认识上更进一步。整体人类的共同理性就是这样发展的。我感谢那些承担翻译和传播本书的责任和重担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对推动中法两国的知识交流有所帮助。

多米妮克·施纳佩尔-阿隆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主席

法国宪法委员会名誉委员

巴黎高等研究院主席

Préface à l’édition chinoise

Je suis heureuse de voir traduire en chinois le livre que mon père publia en 1962 et qui reste un classique，largement diffusé dans le monde de la pensée，sur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l est en effet frappant que，alors que le monde a profondément changé depuis le temps où il écrivait cet ouvrage，ce livre continue à inspirer la réflexion de ceux qui veulent comprendre le monde. Il est souvent critiqué，ce qui est normal et montre qu’il est toujours vivant et utile. Il constitue en effet une étape fondamentale dans l’histoire de la théorie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États et les peuples et la théorie de la guerre. Les chercheurs chinois pourront le soumettre à leur propre critique en évaluant les changements intervenus depuis le temps de son écriture et cette critique leur permettra d’avancer dans leur réflexion et dans leur compréhension du monde. C’est ainsi que progresse la raison humaine commune à tous les hommes. Je remercie ceux qui ont pris la responsabilité et la charge de traduire et de diffuser ce livre et espère qu’il contribuera à développer les relations intellectuelles entre nos deux pays.

Dominique Schnapper-Aron

Directrice d’études à l’EHESS

Membre honoraire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résidente de l’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Paris

国际社会 第八版介绍

第四版前言

导言 理解的概念层次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上册）

第一部分 理论 概念和体系

第一章 战略和外交（或对外政治的统一性）

第二章 权力和力量或对外政策的手段

第三章 权力、荣耀和观念或对外政治的目标

第四章 国际体系

第五章 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

第六章 和平与战争的辩证逻辑

第二部分 社会学 决定因素和规律性

第七章 空间

第八章 人口

第九章 资源

第十章 民族国家和政体

第十一章 探寻演变规律

第十二章 好战的制度的根源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下册）

第三部分 历史 热核时代的全球体系

第十三章 有限的世界或国际体系的异质性

第十四章 威慑战略

第十五章 老大哥或集团的内部外交

第十六章 欧洲均势或集团间的外交

第十七章 说服与颠覆或阵营与不结盟者

第十八章 敌对的兄弟

第四部分 人类行为学 外交-战略行为的二律背反

第十九章 寻求道德（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第二十章 寻求道德（二）：信念和责任

第二十一章 寻求战略（一）：武装还是裁军

第二十二章 寻求战略（二）：活着就是征服

第二十三章 超越强权政治（一）：以法律求和平

第二十四章 超越强权政治（二）：以帝国求和平

结语 理性战略与理性政策

引用作者索引

关键词索引

国际社会 第八版介绍 [1]

就人类当下的处境而言，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其构成中的一种明显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又总会让人类摇摆不定。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我们都以公民身份生活，并遵从法律；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来看，每一民族都享有天然的自由。这种状况比不区分两者使我们的处境更糟，因为这种同时在社会秩序中和自然状态下的生活让我们不但屈从于两种状态的局限，而且不论在哪种状态中都找不到安全感。的确，社会秩序的卓越之处体现在力量与法律的角逐中，但这仅限于在法律能够控制力量的情况下；当君主处于绝对独立的意志下时，这唯一的力量将以法律的名义向公民，或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向外人发号施令，从而剥夺前者反抗之权利和后者反抗之意志，因此真正的公正之名只会被用来确保暴力在各处能够得以实施。

关于我们一般所称的民众权利，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惩罚，保障它的法律只不过是比自然法更无力的空想。自然法至少为具体个人所体会，而民众权利则除了对它的服从者有益之外，并无任何保障，其裁决也只有在确保有利可图时，才会被尊重。因此，在现今所处的混合状态下，我们不论偏向哪一边，我们不论做得过多还是过少，都劳而无功，我们处于可以到达的最坏的境地。 [2]

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让-雅克·卢梭关于战争状态的一个片段。《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本书就是以这个古典论点作为起点的：国家间的自然状态（或潜在战争状态），本质上不同于国家内部的公民状态。公民们遵从法律，即使法律表达权力的同时也掩饰权力。因此，本书涉及的是国家间体系：在这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中，各国互相监督以确保自身安全；说是国家间的，是因为战争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间的一种关系。“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中的个人并不是作为人或者公民，而仅仅是作为战士而碰巧成为敌人；他们不是作为祖国的成员，而是作为祖国的保卫者而成为敌人。” [3]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哲学理论诠释为一种理想类型模式。在自然状态尚未被超越，因而和平状态（或者说国家间的公民状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纯粹的国家间战争既可以被看作社会学模型，也可以被看作理想模型。

那么，我对法律或者哲学假定的使用是否让本书犯了材料使用中的时代错误？这本书是否过于关注过去？它是否在重复一种狭隘且过时的对国际社会的描述？有些人批评我太拘泥于那种或多或少反映了欧洲协调的战争的传统含义。我认为这种批评并不恰当。当然我也可以把书写成另一种样子，不过我还是给了这本书“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对我而言，更确切的是“国家间的”）这个题目。我所说的战争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理解的这个词的意思，即国家间的武装冲突，或者那些多少由国家组织的军队间的力量较量。暗杀、恐怖主义和经济竞争全都没有包含在我称为战争的这个概念之中。

我一直都强调20世纪末国家间体系的独特之处，这个全球性体系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是好战的。国家间体系并不等同于国际社会，它体现的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具体方面，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根本方面。我没有忽视国际社会的其他方面，只是我没有系统地对它们加以研究。我期望知道的是，我做的选择是否合理，或者我做的选择是否迫使我回顾过去而非揣测未来、预见未来。

虽然我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是几乎没有使用经济体系的概念。很显然，国民经济实际是属于一个体系或者位于一个体系之中的——如果我们将“体系”一词理解为一个整体，它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话。说到底，任意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不可能不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当然，要素单元之间的交互影响并非对称。即便在那些不遵循调控中心机制的体系中，一些单元也会因其规模和力量而在整个体系中行使一种实际权力。

当前，在那些致力于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并认为和平研究这一说法比国际关系或国家间体系这类说法更可取的机构中，世界经济体系就取代了国家间体系。经济体系可以两分为中心和边缘，工业化国家处于经济体系的中心，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体系的中心包括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前者剥削后者，而它们又一起对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实施剥削。每个国家的内部也完全可以出现同样的双重性。富国将它们所抽取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留给它们的边缘国家，以维持这些国家的生存。而这些边缘国家同样包含中心、特权者以及与那些处于经济体系中心的外国资本主义存在部分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

这种描述显然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得出的。所有财富都是由剩余价值创造和提供的，而剩余价值又是剥削者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劳动者和边缘国家的劳动者身上抽取出来的。国家间结构与国家内结构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因此而显现出来。这个隐含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还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都没有，至少没有以这种方式被阐明，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论断中推断出来。这一理论有意回避谈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间对抗或国家间冲突。它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将这种分析扩展到了全世界。

国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后面将有机会对这些联系加以论述。不过，从它们中的哪一个开始论述更合适呢？是从对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的诉求开始，还是从社会内部不平等结构或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在这点上，我准备忠实遵循《和平与战争》（指本书，下同）一书的主要思想。纵观历史，服从于一个中央权力机构的各个领土共同体（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它们之间的武装对抗或武装冲突是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伟人或英雄领导着军队，管理着人民。假设征服者和立法者在今天有的仅仅是我们对他们的固有印象，或仅仅是那些被载入教科书的回忆，那么，就应该对国家间交往的古典描述予以保留，而不是对国家内部主体身份或公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国家间的战争状态置之不理。即便这种对立不再成立，为了明晰最终可能消除这种对立或超越它的那些现象，我们首先应该做的还是去重述这种对立。

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建立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之上的经济体系，其成立的前提是社会关系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是主导原因。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苏联既非中心也非边缘。伊拉克和伊朗展开了一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附会于经济体系的战争。作为世界中心的美国，它的行动也许推动或加速了战后重大事件的发生——两个阵营瓜分欧洲以及非殖民化——而这些事件也可能是正在演化的经济体系的政治表达；不过，它们看起来首先还是像有组织的国家间斗争的偶然结果，抑或是臣服于外部势力的国家或居民之间的斗争所得到的偶然结果。我们最好还是从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出发，然后再进入——如果可以进入的话——这些现象的深层现实。

针对国家间体系所具有的优先性还存在另一种异议，它涉及国界的失效和超级大国的自我抑制，即超级大国禁止自己使用它们拥有的所有杀戮手段和摧毁手段。可以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国界的消失辩护的理由从不缺乏。当下，所有欧洲民主政体的军事边界都居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两大集团都将被卷入其中，它们将构成行动的主体。只有像瑞士和瑞典这种装备精良的中立国家，才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政治自主性。领空被如此小心地戒备，针对外国飞机的布防又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对卫星国而言领空已经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我们从中又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尤其是欧洲，由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对东欧诸国的控制，民族国家被降级了。一边矗立的是一个军事帝国，另一边则是一个维持了和平状态的军事联盟。无论在分界线以东还是以西，民族国家都没有被真正地抹去。如果交上诸如苏联撤军这等好运，如果克里姆林宫让自己的盟友暂时解散，那么这些盟友将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捷克、波兰和匈牙利不会合并为一个将丧失民族认同的整体。它们充其量也只会像西欧那样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但并没有因为共同市场简化商品和服务交换的需要而取消国界。

这也不代表欧洲民族国家的存续问题亦会在其他大陆上演。在非洲，各国都期望向欧洲模式靠拢，为此，它们不但需要建立一种为别国所承认的主权，而且还需要创造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对于这些以殖民边界为国界的国家而言，是作为领导者的少数人期望达到的目标。同样的注解还可以用在拉丁美洲或亚洲国家身上。在此之后，国家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让人们脱离了游离状态且期望归属于这个国家，并对它施加影响。

人们还可以反驳我说，民族国家的基础已被腐蚀，各个民族都受到了次级民族起义或微观民族起义的影响，即便在欧洲也一样（在法国，有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在非洲各国，部落之间的争端更多是被国家压制了，而非被解决了。更何况，还有大量国家被倚仗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外国势力的革命者弄得四分五裂。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危机”，我会在本书稍后部分 [4] 对此加以分析，它们有时因体系本身的异质性而起，有时则缘于殖民者划定的边界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异质性。正是通过把实际情况同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进行比较，才让这些所谓的危机现象获得了意义。这个理想类型甚至在欧洲都没有实现；在其他大陆，最经常的情况是，国家的人口无论从客观意义上还是从主观意义上来讲，都未形成民族（除去日本这个明显的例外：臣服于唯一主权之下的人口都具有异质性）。不过，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是无法说明为什么把国家间关系的古典理论作为历史模型和国际社会的简化表现是不合理的。

尽管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次数很可能同样多，但通过历史可以看出，政治单元内部的各种冲突与不同政治单元之间的冲突的区别还是十分显著。即便在那些边界尚未清晰划分、领导群体尚未清楚指定的无文字社会，人种学家也发现了这两种争端之间的分隔线，一种是用商谈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另一种则要用暴力来了结。

简而言之，卢梭总结出的理想类型反映的不是当前的现实，恰恰相反，它的功能在于让国家间体系的不完美性凸显出来，而导致这种不完美的因素在于各自宣称主权独立的单元之间的那种极端异质性。不过又正因如此，对《和平与战争》的另一种驳斥才可能出现。我是否对虽然本身并不在国家间体系中，但又对国家间体系产生了影响或被其所影响了的那些现象给予了足够多的重视呢？

我将对跨国（transnationaux）现象、国际（internationaux）现象和超国家（supranationaux）现象进行区分。跨国现象是指跨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逃脱国家权威或国家控制的现象。一旦国家开放了边境，取消了关税，而且本质上不再存在交换方各自国家的干预，商品和服务交换便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所谓的多国公司——在一定数量国家拥有子公司的公司——构成了一张在母公司控制下的跨国网。母公司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关心外国政府对他们的决策所做的反应，比如当母公司所在国强制对诸如法国公司、德国公司或英国公司这些子公司实施禁运的时候。

经济体系从多个角度避开了国家间体系；更确切地说，国家通过政治而对经济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但经济体系却是由不同国家根据其权重不同而以不均衡的方式决定的，它因此成了一个不同于国家间体系的体系，我们因此应该将其定性为跨国的而非国家间的甚或国际的。

非经济领域中的跨国现象并没有少受力量的支配。信仰、意识形态、科学发现也都没有忽视国界的存在。即便是在像天主教这样的超国家的等级组织中，各国教会也没有失去各自的特征，尽管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会被同一些潮流所影响，而这些潮流会驱使它们时而趋于右派，时而趋于左派。天主教会由于自身结构而自称是跨国的，即便它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实现这种跨国性。

第三国际自称是国际的，因为它既是国家间组织又属于跨国组织。它首先包括的是那些因在国内获胜而代表了国家的国家政党。基于这一事实，这些国家政党因为它们所取得的胜利而被尊重。然而，它们的存在也动摇了苏维埃政党期望维持的等级结构，尽管后者口头上还是宣称兄弟政党之间应该平等相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不仅是服从中央权力的跨国现象，也是在全世界传播、在各国以一个国家政党为化身的超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它还是由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创造并维持的国际社会。

超国家现象则构成了另一个种类，尽管我们有时候很难把超国家现象同国家间关系或国际关系清楚区分开。海牙法庭被定义为一个典型的超国家现象，虽然法官们是被各国政府任命的，但一旦任命，他们就如同法律解释者一样从事其职业，这些法律都是被所有国家接受了的（至少是所有加入了国际法庭的国家）。联合国则是另一回事，这个组织由多个国家创建，主要任务是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事实上，联合国中的所有国家都是在按习惯施政。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的那些动议或决议表达的都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信念或利益，很少有一项动议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共同体的真实想法。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一票否决权，使它在两个超级大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冲突时，无法有效地起作用。

或许，我们可以把囊括了国家间体系、世界经济（或世界市场，或世界经济体系）、各种跨国现象和超国家现象的整体称为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其中“国际的”这个形容词适用于我所区分的所有现象。为方便起见，我们把所有能让我们向往全人类统一的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关系的集合称为国际社会。我不认为“国际社会 ”或“世界社会 ”这个说法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概念。它在没有被描述的情况下指代一个总体，这个总体同时包含着国家间体系、经济体系、跨国运动、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多种形式的交换（18世纪宽泛意义上的贸易）以及超国家机构。它是一个几乎不包含任何一种社会典型特征的总体，我们真的能够将这样一个总体称为社会吗？我们真的能够对一个包含了所有国际生活形式的国际体系加以讨论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来分析。就不是很严格的“体系”概念而言，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体系。国家之间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往来。对自己有被卷入普遍战争的风险这点有意识的国家，都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国家。今天的所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隶属于国家间体系，只就它们参与了联合国以及两个超级大国无孔不入的状况，就足以做出此种判断。世界体系分割成了多个次级体系，次级体系中的单元多少都感觉不会受到来自自己所属地带之外的势力的干预与侵扰，这种感觉的产生要么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影响在此相互抵消，要么是因为距离，又或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具太多利害关系而让它们的相对自主得到了保障。体系或次级体系都名副其实，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会引起整体的反应。

我也用“体系”这个术语指代世界经济。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将世界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前者以美国为中心，后者以苏联为中心。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雏形，只是它还尚未超出东欧范围；最多越南和古巴也属于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系又与另一体系有着联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中，美元和美元价格经常被用作统一计量单位；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西方借走了数目可观的钱；还有某些人民民主政体已经加入或期望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能被定性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经济体系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大部分苏维埃国家把自己排除在外的资本主义体系。

批评者可能会就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体系的位置提出质疑。我们是否可以用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些模式，也就是欧洲协调时期或欧洲支配世界那个时期的模式，来理解这个从两次大战的战火中重生的20世纪的世界？虽然对此的争论没有停止，不过，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主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被摧毁后的这些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认为，并且现在还依然认为，必须把国家间体系摆在首要位置。

国家间体系的这种优先性先验地排除了经济体系在因果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更何况，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解释在战后这些年中已经遭遇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列宁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经济对抗的结果。然而，这一次，经济对抗却是在大西洋联盟或美日联盟的内部进行着。我还记得战时又或是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一张苏联宣传单，传单的作者指出，美国和英国因为重大矛盾而对立，而这种矛盾又是在一个紧密的联盟中显露出来的。

经济对抗不但继续在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而且还因增长速度的放慢而被激化。不过，还没有任何这类对抗转化成战争。直到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政体与政体之间的敌对仍然比经济对抗更尖锐。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我或许还应该加入对国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所具有的独特关系的分析。1961年，世界经济的扩张缓和了竞争；盟国互相原谅了彼此做出的就他们的原则而言算是错误的那些行为。即便在今天，“经济战争”也还没有发展到让大西洋联盟破裂的地步。支撑国家间体系存在的那些理由战胜了经济体系引发的不满。

我会不会因为视国家为“行为体”且认为国家间体系是由行为体组成的而被斥作是犯了整体论的错误呢？因为做了如此选择，我无法让自己再采用社会学的一般方法来分析。在我的论述中，好像是一个国家在决策，而不是一个人或很多人在决策。不过，每当我们进入微观决策层面，每当我们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行为者时，我们就会发现——很显然地——种种磋商、种种意见不一致、种种个人创意以及种种错误，而所有这些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下了最后通牒”或“奥地利开炮轰炸了贝尔格莱德”。每一次外交危机都有待辨识，历史学家对1914年7月到8月之间发生的事就是这么做的。美国的社会学家在遇到古巴危机时也是这么做的。对于把国家视为行为体这样的虚构做法，我们应该认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应该说它对我们的研究和理解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呢？

社会学家，更不必说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对这点掉以轻心，即决策者——君主、国家或政府首脑，为幕僚、佞臣和执行者们所环绕，并不是一人在做决策。一些人或机制负责向他传送信息，另一些则执行或违背他的意志。很多个世纪以前，宠妃（或宠臣）常常被认为是鼓动了君王的人，但历史学家却也没有因此而犹豫大谈“法国”政治或“英国”政治，这些实体在他们的谈论中就如同人一样，它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只要我们静下来好好思考，这种本就只存在于表面的矛盾便会自然消弭。

国家——国家间体系的行为体——被根据不同方法管理着，从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美国式持续对话到希特勒的催眠性专制主义。然而，一方面，元首自己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也需要让别人去执行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不论美国总统曾经多么心怀犹豫，无论他与同事的会议进展如何，无论他在国会遇到怎样的阻力，他最终还是拍板决定了于1917～1918年向欧洲派出几百万人以及在1965年向越南派出超过50万人的远征军。在有组织的国家结构中，最高层的决策会引发一系列效应，而这些效应还常常是出乎决策者预料的，假设我们能够辨识出那些决策者的话。

当前的决策者，无论他是美国总统还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他们更少依赖个人（幕僚或宠臣），更多依赖官僚体制，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们依靠的是复杂的组织机构，而那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且与他人存在对抗关系。艾利森（G.A.Allison）在他那本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写就的优秀著作中，阐明了这些组织机构、机构领导人以及总统私人幕僚所发挥的作用。 [5] 肯尼迪是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三人统筹小组”就他提出的问题的回复来制定最终决策的。或许类似的商议也在莫斯科进行着。社会学家显然必须分析一个人或一些人决定成千上万同胞命运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不论国家的政体如何，国家对外行动的背面都属于社会学家要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些对外行动的发生处，决定着是战争还是和平。历史学家无法确切知道是否存在一个于1914年发动了战争的“决策者”。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仅记下了主要参战方的宣战，然后它们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致力于国家间关系研究的学科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可以遵循个人主义方法论。当我们谈论苏联、苏共中央政治局或美国总统时，谈论的其实是对被考察国家的对外行动有决策权的那些机构，不论这些机构在以怎样的方式运行，不论它们的运行方式能以怎样的方式被研究。

在《和平与战争》的第二部分中，我没有对影响或限制外交家的各种机构进行研究，或许我当时是应该对其加以研究的。我当时秉持的主旨是反驳有关政体或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主张。对于根据地理位置或持久利益制定的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我表示了怀疑——这意味着国家或行为体是无法在撇开被我称为“对外行动的背面”这一点不谈的情况下被定义的。或者把我的观点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说，我一直认为克劳塞维茨和列宁之间的对话很重要。克劳塞维茨丝毫没有对共同体福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族利益）这个概念加以怀疑，在该概念中，被拟人化的国家所拥有的智慧，即政治智慧，才是评判者。在他的眼中，存在一种以君王为化身的共同福利。列宁反击了克劳塞维茨，他认为，在一个存在阶级的国家中是不可能有共同福利的。国家的对外行动表达的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意愿。在我看来，自1917年革命以来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在共同驳斥这类极端理论：苏联在外的行为虽既不像沙皇政体曾经做的那样，又不像它可能会去做的那样，但也没有把罗曼诺夫帝国的传统和所有实践都抛诸脑后。

因此，我不认为在分析国家间关系时使用理性行为体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某种整体论，或者说就是在提出某种关于历史进程的泛灵论或理性视角。我们知道且要重申的一点是，人们造就了属于他们的历史，但无法知道他们造就的是怎样的历史。对一场战役的记述是无法具体到每个人的行为的，但它没有否认这种或那种行为的重要性。战役的结局通常都只体现为一个总的结局，但这并不代表一种整体论概念。社会学家往往采用“事与愿违的结果”（effets pervers）这一表达。个体行为组合后的结果也会与个人意图相矛盾：每个企业家都用机器替代劳动者；竞争让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但这么做却会导致利润率降低，他们因此得到的也是一个与所有人利益都相悖的结果，尽管其间的每个人都理性地遵从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社会运行的一个面向便是以这种个体行为组合所产生的事与愿违的结果为特征的。我们几乎可以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说法“我想要的不是这样”来展现这个事与愿违的结果的概念。

国家间体系不同于国家内部体系，它不服从于某个中央权威或中央控制机构。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每个行为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们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存续及利益。负责人要在无法清晰辨识的局势中做出决策，他们既要面对盟友也要面对对手，且向来无法知道这些关系会持续多久。结果这让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个体同一场战争或一个时期的整体结果结合起来思考，而任何人都不想要这些结果。由此便产生了对重大事件的两类解释，以1914年战争的发动为例：一方面，大部分历史学家重构了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下最后通牒到战争爆发之间，各方都城中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列宁及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根据战祸程度的不同用各种原因来解释战争。有时候历史学家会在进行微观记述前先用一章来讨论深层力量，但他们没有发现深层力量与微观事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

也许，在《和平与战争》的第三部分中，我确实具有一种高估“行为体”逻辑及其不言自明的理性的倾向，因而低估了对外行为的“背面”以及独立于决策者的那些经济、社会和心理变化。我将“历史”作为第三部分的标题，它讨论的是既定时期内全球社会的情势。基于一个我没有加以掩盖的悖论，“历史”这一部分探讨的是一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在二十年之后再观察1983年的世界，我将试图去理解演变的动力，而不会再次低估对外行动的“背面”的影响和那些可归因于跨国现象的改变。

我们或许可将今天的情势与1961年的相比较，因为今天的情势的确可算是似曾相识。体系依然是两极的；欧洲两大部分之间的界线分毫未动；国家决策者和评论者继续讨论着核武器在欧洲防御中起到的作用和核战争的风险；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比关系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相对于美国来说，经济落后的欧洲，甚至是日本，都追赶上了美国。美国丧失了承担帝国重负的能力或决心。

国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

在《和平与战争》中，我讨论过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并对外交-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列宁并没有把经济或殖民冲突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或军事冲突清楚区分开。1914年战争（一战）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或它们的银行家和企业家）间争端的结果，因为它们没法做到和平分享它们一起掠夺来的财富。要驳斥这个被简化为大线条的论点并不困难。“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瓜分——部分是欧洲各大势力之间传统对立的副产品，部分是冒险家的杰作，还有部分则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表达——一些政治人物真诚相信本国商业依赖国家在全世界拥有的基地和领土。那些殖民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以法国的朱尔·费里（Jules Ferry）为例，为殖民帝国主义辩护，理由是需要向外售卖商品或需要外部向国内工厂供应原材料。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去思考执政者或世界事务，无论海外冲突应当对欧洲国家的协调统一负有多大责任，1914年战争都是从巴尔干——这个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利益交锋之地——开始的。这种说法过于华美壮丽，如果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它是从奥匈帝国同斯拉夫国家摩擦交锋之地开始的，而这些斯拉夫国家都心怀针对二元帝国的斯拉夫领土收复主义。比起摩洛哥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对法德敌对情绪的助长更甚。比起德国制造的商品带来的商业竞争，英国更担忧公海上的德国舰队。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欧洲帝国的解体，终结了殖民时代和旧大陆对世界的统治，加快了欧洲大势力的衰落。当然，由于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造就了怎样的历史，他们也会忽视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过，银行家、工业家和国家决策者，他们期望通过用次级武装冲突来解决他们几乎不会有任何所得的非洲或亚洲领土问题，我们只能用“异常盲目”来形容这种做法。

1914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英国所主导，以伦敦和伦敦商界为中心。自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那个时期开始，英国就失去了工业先锋的角色：在前沿领域，比如电学和化学领域，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是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德国。不过，尽管德国在出口方面的进步比英国快，英国还是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德国的扩张继续指向了欧洲而非海外。英国的出口分布则完全相反。

英国在19世纪建立了经济体系或资本主义市场，这并没有阻碍其他国家实现比支配国更快的增长速度。货币体系为金本位，又或是以与黄金挂钩的英镑为中心；价格高低的长期变动也没有动摇体系。英国有所谓的隐形收入（对外投资的利息、货运、保险），从而抵消了商业收支上的赤字且有所盈余。它继续将国际收支的部分盈余用于向外放贷。

从在南非发现金矿的19世纪末到1914年战争，这一时期是以经济的迅速扩张和前所未见的繁荣为特征的。社会民主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纷纷行动起来，希望促成一种与马克思的（或被人们说成是马克思的）某些预言相抵触的变化：“无产者”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提高了。列宁把受到资本主义“臭钱”吸引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形成视为殖民的战利品。

在英国时代的最后阶段，只有一个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这个成员数有限的大国俱乐部，它就是日本。日本也采用了当时在属于俱乐部成员的欧洲国家中通行的那种规则态度：它在中国台湾地区（1895）和朝鲜（1905）实施了殖民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并非必需，就像西方黑非洲或赤道黑非洲同样没有与法国的经济需求相对应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继续实施这种帝国主义，这导致了1931年“满洲国”的成立，随后还导致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以及1941年日本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最后以1945年日本的战败收场。从此以后，卸掉武装的日本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中欣欣向荣。

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同于1945年以后的围绕美国的世界市场。追求增长的意识形态当时还不存在：当然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依然是被增长的动力机制推动的。1914年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计算。当时的国家决策者们已经模糊察觉到国家之间有着发展上的不同，而且他们也大致估计了国家增长速度的差异、各自财富的差异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异。当时的国家决策者们并没有把谋求经济增长率作为优先目标，他们不太关心增长率以及那些无法确知的东西，通常更关心的是货币或价格的稳定性。而且，那些处于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统治下的被剥夺了自主权的广袤土地，当时还仅仅是在以缓慢的速度进入工业阶段。诚然，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还是建成了现代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但20世纪的情况已经不再符合威斯敏斯特 [6] 在19世纪的说法了：“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印度驻留。”不管怎么说，英国的世界市场都不是像1945年后美国的世界市场那种意义上的存在。

在殖民地消失的同时，人们看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诞生。不过，确切地说，这个市场不能算是可与资本主义市场匹敌的对手。两个市场的规模差距非常大，这让社会主义这个小市场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资本主义这个大市场。

这样一种世界市场，就其本身和相对于国家间体系而言，分别有着怎样的特征呢？在经济体系中，货币体系构成了游戏规则的第一条。从1945年起，两种不同的货币体系相继占过上风，一种是由《布雷顿森林协议》于1945年定义的货币体系，另一种是从1973年开始实施的浮动汇率制，或许也可说它相当于没有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禁止浮动汇率在用黄金表示货币价值的同时也用美元比价，这使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纸文书负担起了维持美元和黄金之间可兑换性的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看起来给了美元一种特权，这点被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指了出来：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元在作为国家货币的同时还是跨国货币，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这让（现在依然让）美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货币买到任何一种商品。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在对外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可以不用采取限制措施的政治实体。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绝大部分措施都对应的既不是某个单一概念又不是单一的美国利益。英国以凯恩斯勋爵为代言人，期望建立另外一套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体系。但阻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汇率的稳定性，在当时似乎符合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国家决策者的期望。一如既往地，决策者们在倒退着走向未来。他们试图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局面重演。其时，金本位制的崩溃导致了一场货币混乱，在这场混乱中所有手段都变得合法，而这最终又让所有人都得不偿失。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因为自身的固有缺陷而注定失败呢？以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为最持久、最雄辩的阐释者的那个思想学派指出了这个体系建构的缺点所在：金本位建立起了黄金和美元之间的等价关系，中央银行通常把黄金和外汇（尤其是美元，不过也有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就美国的情况来说，由于美元被认同为储备手段，美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赤字便给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日本的中央银行）带来了投在美国国债上的外汇盈余。因此，国际收支赤字就无法对导致赤字的那些因素产生任何中和作用。在雅克·吕夫看来，金本位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创造且维持了通货膨胀和美国在对外收支中的赤字。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收支赤字都保持在每年十亿美元上下的水平；它促成了一种符合华盛顿政府目标的黄金再分配。肯尼迪总统是第一个严肃对待国际收支赤字的总统，他让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此做出报告。其中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萨缪尔森（P.A.Samuelson）——都认为存在对美元的高估，至少相对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日本等）的货币而言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萨缪尔森是否提出了让美元贬值的建议，又或者他是否像他的大部分同事那样也认为基准货币是不能贬值的，并进而认为纠正不均衡的责任理应落到那些被低估的货币身上，或者说理应落到那些接收了过多美元的中央银行身上。

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都采取了多个局部措施，以减少对外购买或限制他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正如人们很容易就能预见的那样，这些措施在实际运用中毫无效率可言。然后，便是约翰逊从1965年开始在越南展开的那场真正的战争，而且为了让绝大部分美国公众不被这场远征所触痛，他并没有为开战多征税。因此通货膨胀在美国日益严重，外贸赤字也越来越大。1971年，尼克松总统强迫欧洲人接受了美元贬值。他向蓬皮杜总统承认了美元相对黄金部分贬值的事实（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接受了对黄金的价值重估，1盎司黄金从原来的35美元变成了42美元）。不过，这种贬值对于重建国际均衡依然是不够的。

二十年间，华盛顿领导层的思想状态发生着变化。肯尼迪依然把美国的赤字视为国家的失败或者说屈辱。渐渐地，美国经济学家传播了这样一种简单思想，即货币是围绕美国基准（或太阳）在运行。为什么美国人要为日益堆积于联邦德国央行和日本央行中的美元担忧呢？这些银行所属的政府才是应该去应对这场危机的人，换句话说，应该是他们去让自己的货币升值。至于美国人，则应对此保持一种善意的漠不关心、一种善意的忽视（benign neglect）。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为中间人强迫欧洲人听任美元贬值，然而，这个在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于亚速尔群岛会晤后的第二年秋天达成的协议将不会长久。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名为《被废黜后的美元统治》的文章。尽管被贬值，美元依然保留了它的跨国角色，它依旧是记账货币、交易货币，甚至还是储备货币，而这也并非出于华盛顿想要实现帝国主义的意愿，而是出于经济体系的需要。虽然黄金没有完全货币化，但中央银行从1969年开始就不再对黄金市场加以控制。黄金价格实现了市场浮动，它就像其他随便哪种金属的价格一样是浮动的。黄金重新回到它原来的状态，即一种投机品——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我们可以这样估计，长期而言，黄金的价格是会上涨的，至少是一种与主要货币磨损成比例的上涨）。

美国当局在1973年将自己的意图推行到底。两年前，尼克松曾在其他货币由黄金定义而黄金兑马克、日元或法郎的比率固定这一基础上，接受了一个新的黄金兑美元价。在这两年间，美元一直是基准货币和体系的中心；而那些接受了过剩美元的国家能做的，只有让它们的本币汇率上升。华盛顿的负责人表现出的善意的忽视也达到了顶点。

然而，这些负责人对尼克松在欧洲压力下所做的让步感到遗憾。尼克松仅仅满足于让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整体贬值10%——这种贬值程度很可能本来就不够，更何况在1971年，他因为要准备选举而大开贷款阀门，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1973年，尽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但这些负责人却依靠他们自己的威信，不征求任何意见，直接带来了浮动汇率：同黄金一样，货币价值也将由市场决定。

因此，美国在战后不久建立了以稳定汇率为基础的一套货币体系，然而在二十五年后，它又把一套与之完全相反的货币体系强加于世：不再有固定汇率。这样的决定，确切地说，就是用协商达成了第一套体系、后又将第二套体系强加于人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学说做出的？既然学说如此经常地局限于对利益的理性化，就很难在利益和学说之间做出选择。

1944～1945年，在商议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条款时，美国人害怕的是竞争性贬值，他们害怕20世纪30年代那种争先恐后的贬值情况再次重演，当时各国都努力利用汇率把失业重担扔给其他国家。由于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强大，它在类似的混乱中便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不过，其他国家理应有同样的担忧。各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既定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最好的体制。那种以国家机构为模型却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的体制，即便有凯恩斯在，也是无法吸引美国人的。当时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在那种体制下）自己会被中央银行的规则束缚而无法作为；而面对大国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面对美国压倒性的优势的其他国家，在当时担心的则是这类组织建成的后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在有利于美国人的同时损害了美国的竞争者呢？欧洲人在1947～1973年这段时间里缩小了与美国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那是他们经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正是多亏了美国人，欧洲人才有了他们的黄金三十年。美元的过高估价有利于日本和德国的出口。欧洲国家的扩张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由出口引发和支撑的。而且，美元的过高估价还鼓励了美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出于民族主义，法国的部长们会时不时谴责一番美国的投资。但是，美国人用短期借贷的方式借走了欧洲的资金，后又通过购买破产公司或开设子公司等长期投资的方式把钱投回了欧洲。撇开政治不说，美国投资对欧洲的扩张和繁荣确实做出了贡献。这些投资增加了投资的整体规模，随之带来了生产和管理技术，加上它们引起了竞争，从而刺激欧洲各国的公司更加努力地寻求进步。美元的过高估价还有利于投资本身；当美元跌到1美元兑4法郎水平的时候，资本也随之改变了流动方向。欧洲人对美国的投资随之增加，而美国人在欧洲的投资则随之下降。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虽然不能说是最糟糕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世界中，那个一直持续至1973年的货币体系才是对我们而言——也就是对法国人和欧洲人而言——在可能条件下的最好制度。

对于那些以国家间体系为首要关心对象的人而言，问题在于：货币体系与国家间体系的关系如何？国家间体系是否至少部分地被货币体系所决定，尤其被美国当局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利用所决定？

起初，在各国协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条例时，那个完好无缺地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那个因为工业机制的动员而致富的美国，享有经济和金融的超强实力。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几乎是说一不二的决定权。这就是说，一旦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了遵守这些规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它自己制定的——它就会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少享受这些规则。

从1973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十年的经验中，我们观察到市场会抬高或压低美元的价格。高估和低估交替进行，美元永远没有处于那个与购买力平价吻合的汇率点。显而易见，美元继续享有它的好处，而正是这些好处保障了它的跨国特征：允许用美元购买外国产品，就是让华盛顿的执政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容忍国际收支中赤字的存在。低估美元的时期同高估美元的时期一样，都对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而言既有利又有弊。

当美元汇率以自由落体方式下降时，欧洲人埋怨的是美国用比当初借款时更低的利率偿还了债务，以及美国在第三世界市场上进行了不正当竞争。面对在三年间从1美元兑4法郎升值为1美元兑8法郎的情况，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又抱怨说石油及其他用美元结算的材料对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价格更贵。诚然，作为补偿，美国贸易赤字为出口国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法国而言，价格高估与过度出口并不是相等的。

是否正是由于美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强迫其他中央银行用美国国债的形式积累美元？是否应该像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论述的那样，认为德国人或欧洲人之所以同意积累一无是处的美元，是因为作为交换他们可享受美国的保护，而有了这种保护，他们便可以仅部分支付自己防御的开销？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或写出来，但欧洲人的确应该支付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这部分安全保障。

当欧洲人同美国人商谈商业和贸易问题时，他们显然会考虑到外交-战略情况——不过，1973年的变故却让人们对这种解释产生了怀疑。与重估价值并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那些被过剩美元淹没的国家而言，对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言，难道不比浮动汇率更好吗？法国人埋怨作为国家单元进行的美国投资。大城市的市长们，一方面在巴黎的意识形态论战中谴责美元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却毫不犹豫地对美国公司在法国建设工厂予以优待。如果波恩的执政者能够预见到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后果，他们也许就不会在1973年之前继续力挺美元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顺从他们的保护者。

当下，罗纳德·里根的政策刺激并激怒了主要国家（除了日本）的大多数领导人。这项政策在于把数目可观的预算赤字（1000亿美元，大约6%的国内生产总值）同货币紧缩（直至1983年8月）结合起来。货币紧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大幅减退及利率上扬。这样，在复苏的最初阶段，利率会达到一个就这一阶段利率水平而言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样的利率会将外国资本吸引过来，并在市场上让美元价格上涨。但这个经济复苏面临很快被喊停的风险：为了避免在经济复苏中再次出现通货膨胀，美联储很可能重新回到紧缩政策上。

我们就此可做出第一点评论。美国再一次因为它所处的特殊位置而获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在拥有大量预算赤字的情况下还把外国资本吸引过去（即便在外贸赤字会被外部投资利率部分抵消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允许如此巨额的预算赤字，它们也没有能力仅用货币武器就能有效对抗通货膨胀。［日本曾不得不容忍比这个数额更大的预算赤字，但因为日本人将收入中的很高比例（约32%）用作储蓄，所以个人储蓄弥补了预算赤字，故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里根是不是因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实施这样的政策？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军事力量属于整个“美国”的一部分。问题是：“如果美国在陆、海、空没有这种实力，它还会有同样的举动吗？”我不清楚如何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明智合理的答案。在我看来，在“是”与“不是”之间去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我觉得根本的一点在于，美国管理跨国货币的方式就像它是在管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内货币一样。美国总统虽然下决心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无力减少国家的开支，更何况他还同时决定重整军备，于是他便把减缓价格上涨的责任交给了美联储主席。美联储主席从美国独一无二的条件中获得了帮助。无论这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如何，跨国货币都会发挥它的功能。

诚然，有段时间卡特总统不得不干预市场以维持美元价格走势。总有一天，美元会重新从最高点回落。而且，也并非所有外国资本都向高利率国家流动，它们还流向国际危机下的避难国，流向无论怎样都算得上最富庶，也许还能算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那个经济体。

如果欧洲在安全问题上没有依赖美国的话，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或许吧，然而，真正会让经济面貌改变的，其实是一个真实欧洲统一体的形成。如果欧洲共同体成了与美利坚合众国对等的存在，跨大西洋对话会完全进入另一种进程。欧洲货币或许会让美元失去垄断地位，让它不再是跨国记账单位；不论德国经济还是英国经济都未达到可支撑跨国货币的规模。

我们能够就货币帝国主义进行讨论吗？美国是否从不合理的美元角色中获得了好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肯定了华盛顿负责人的善意：“人们”没法抵制市场运行。美元价格必须跌到很低的水平才能让卡特下决心进行干预。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1美元已经升值到可以兑换8法郎，里根重新回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善意的忽视。债务人，即那些以固定价格签订了石油和天然气长期售卖协议的国家，为美元价格的飘忽不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美元相对于对应了购买力平价的货币均衡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对美国而言是有利可图的吗？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过高估价的美元会导致贸易收支赤字（在危机时期，国家更多会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去谋求货币的估价过低）；1978～1979年美元的价格被低估有利于美国出口，便于美国银行和美国国债履行借方义务。接近于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汇率是否会在有利于美国本身的同时还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呢？

就个人而言，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也不抱妄想，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华盛顿的幕僚或负责人。他们保留着对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那是个瘫痪的年代。其时，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无法自由波动；它的汇率仅仅通过其他货币的浮动才会变动。当美国在1971年要求对美元进行一次完全合法的贬值时，它遭遇的是其盟友和竞争对手的一致反对。从那时开始，美国便抛弃了所有形式的刚性。美国人对在货币上也能实践“市场总是有理”这一想法感到满意。市场规则扩展到货币领域，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相对性。货币不再是某个真实物品的体现，它同任何商品之间都没有优先联系。美元，同其他货币一样，其价格是由外汇购买者为了换取法郎、马克或日元而准备支付的美元数量决定的。

美国将用多长时间来强加浮动汇率呢？没有人会去冒险预测。由于西方国家没有就替代体系达成协议，这个制度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恢复金本位和金兑换本位（让一些货币同黄金一起成为储备手段）意味着要让美国专家转变观念，而新观念仅处于零星可见的阶段。经济学家和领导阶层目前的主导舆论依旧更多是对以往刚性的拒绝，而不是对今日浮动汇率的忠实支持。然而，所有的改革都是在限制政府对内行为自由。里根总统希望的是增加国防支出，降低收入税，战胜通货膨胀。美联储的政策补充和调节了那些即便不算自相矛盾但看起来也分歧重重的意愿。利率升高和美元汇率下滑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对此，众多海外专家反驳道，欧洲资本之所以流向美国不是因为利率，而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经济本身的吸引：如今的美国经济注定还会实现一次飞跃发展，而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却似乎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会见到战后初期那种情景的再现，因为旧大陆依然没有找回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心。

没人能衡量出利率和寻找庇护（或被盼望已久的繁荣所吸引）这两大因素在此事上各自所占的分量。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推断充满怀疑。从1973年到1982年，石油价格的两次上涨不但主导了外交博弈，还同时主导了经济和货币博弈。作为石油行业“七巨头”的这些石油公司，并没有顶住生产国的国家意愿：它们被剥夺了油井的所有权，尽管它们依然是石油配送中的顶梁柱。它们拥有与原油的价格高低成比例的利润，而这又让它们有机会到其他能源领域中投资。美国银行接收到了这些石油生产国无法花出去的那些收入中的最大部分。石油市场是从1982年开始失去平衡的。即便发生了两伊战争，即便处于战争中的这两个国家减少了石油生产，石油供应还是不停地超过需求。石油需求降低的原因众多：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发现油田，替代能源使用的增加，更加节约地使用石油这种日益昂贵的资源。对美国而言，石油的价格上涨从未造成什么严重问题，它也不会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或外贸赤字。石油危机后，日本和联邦德国没有花很多力气和时间就重新确立了它们的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第三世界中的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比如巴西，却被债务缚住了手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两大石油生产国，在使用石油这一大自然偶然赐予它们的资源时表现得十分糟糕，以致它们在重建国际收支平衡和减少债务的过程中于1982年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泥潭。

两次石油危机既没有让华盛顿的领导者生出幻想，也没有让他们明确利益的含义。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预防灾难在美国或美国之外发生，但没能构想出一套整体计划。发展中国家可以借走从石油美元 [7] 那里得来的美元。为了维持本国的生活水平和一贯的生活方式，这些国家不断借贷，长年累月下来，它们变得不再有能力偿还合同规定的借款利息，更别说偿还借款的本金了。

或许，一套可以与马歇尔计划相媲美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亚洲的那些发展很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譬如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是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的。韩国虽然债务沉重，但保持了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让它一直是信誉良好的借贷方。另一方面，诸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样的石油生产国行事却十分轻佻随便，美国需要大费周章才能强迫它们遵守那些在整体计划的实施中所必需的规章。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还无法解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数量上整体过量的问题，或者更笼统地说就是石油生产国数量过多的问题。上一阶段遗留下来的是各国对内对外的普遍负债和企业负债问题。美国对此没做什么特别处理，不过，只要债权人对美国依然存有信心，美国就可以通过接收从外部流入的资本而继续增加自己的负债。美国人对此毫不担心，因为美元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资本——他们同样不担心的还有跨国货币的数量，作为最后借款人的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制造所需的跨国货币以免于倒闭。

我还要再次说点题外话：关于国家间体系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根据上面的这些分析做出哪些评论呢？总体而言，就世界市场需要一种跨国货币及这种角色可以由美国货币在黄金缺位的情况下扮演这点来说，美元的货币统治并不是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结果或副产品。只要美元还与黄金相连，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就会更偏向于带来更小幅度的通货膨胀的政策，但比起浮动汇率而言，他们又会偏向于或应该会更偏向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然，如果缺了美国军事实力在美国货币背后提供的支撑，美元应该是无法扮演如此角色的；英镑在19世纪之所以有那样的地位便是基于英国皇家海军和黄金的支撑。不过，各国还是让自己或多或少适应了随华盛顿经济政策而生的形势。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谋求的是支配和剥削这层意义来看，这种经济政策还不能说是十足的帝国主义。战争刚结束后的那些年中，美国的经济政策被一种“深思熟虑的私心”所驱动，这是用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来说；如果不那么悲观的话，就是被他们的世界责任所驱动。随着美国相对它的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而言在主导地位上的下降，随着苏联军事实力水平逐步上升到了可以同美利坚合众国媲美的地步，美国人的这种感觉在一点一点减弱。里根和他的政策象征着他的国家在向自然私心回归（私心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自然现象），这种政策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施加于总统的各种压力，总统自己的想法，以及领导团队制定的各个施政目标之间的矛盾。至于美国的行为将在世界其他部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在美国的决策机制中根本就没有被关注。因此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才可以这样写：比起会让经济活动整体减慢的通货紧缩而言，与带有美元高估特征，即与包含进出口盈余的通货膨胀做斗争让国家付出的代价更小。某些出口部门的确因此受到了打击，但比起采用其他反通胀措施而言，这样做的代价更小。

世界市场中的美国经济政策是为它的外交-战略政策服务的，还是正好相反？美国的外交战略政策和经济政策是互相独立的吗？这两种政策（而且至少就经济层面而言，货币及商业政策本身是来自华盛顿的）既非相互独立，也非不可割裂。在第一阶段中，国家间体系问题会影响到世界市场中的政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成并非由于确立了重建西欧这一唯一或者说是优先目标，之所以它们会形成，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期望在马歇尔计划之上建立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当然要符合美国利益，但它同时也要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美国领导人相信自由交换的世界是符合共同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西方共同体）利益的事情。

与此同时，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一种规章表示了臣服；不过，这些国家还是有不遵守这种规章的自由，而且也有自由从多少带了自由主义或独裁色彩的政体转换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社会主义政体。何况，也的确有苏维埃集团的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剩下的便是世界市场的组织倾向于使属于该市场的国家免受苏维埃的诱惑。

美国在国家间体系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并非全都出自经济动机，向韩国或越南派兵便不是。美元被用来服务于外交-战略政策，马歇尔计划是其第一例证。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分配在一些确定的情况下是出于外交或战略利益，并且继续被这类原因所影响。

直到这里，温和或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可以几乎不持异议地跟着我的思路走。在他们眼中，正是这种对世界经济的组织方式构成了帝国主义，因为它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或者说正是这种组织方式拉大而非缩小了贫富差距。乍看起来，这样的说法似乎并没有被历史经验证实。

1947～1973年，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是拉大而是缩小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这种理论中剔除。一旦工业化国家进入大幅增长阶段——有时候这种增长还具持续性——所有事实都表明，最富的国家或最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能保持住它们的优势。德意志帝国在丝毫没有借助于殖民剥削的情况下便接近了英国的水平。虽然在这35年间各欧洲国家的增长率参差不齐，但这与它们是否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了剥削没什么关系。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其本身并不会对具有支配力的经济体或最先进的经济体构成帮助。相反，落后的国家可以将已经跨越到后一阶段的那些国家作为范例。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会以增长率提高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法国在1950年拥有比英国更多的农业人口储备。

即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会接受这些断言，因为这些断言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有人也会对此存有异议，尤其假如他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会反驳道，欧洲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利用了美国的帝国主义。那篇关于“经济帝国主义”（l’impérialisme économique）的论文就把世界划分为了中心和边缘两部分（更确切地说是多个中心和多个边缘）。美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一种二元性：中心的一元为资产阶级，他们占有了由外国生产且从外国及边缘抽取而来的剩余价值中的绝大部分；边缘则是被中心剥削着的人民大众，他们领到了美国人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总体中的皮毛部分。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在作为工业中心边缘的发展中国家里也能区分出作为中心的民族资本家和作为边缘的大众——他们是国内中心和世界中心的双重牺牲者。

这种表述引出了无数的问题和反驳。问题首先出在用词上。假设各个中心社会的“中心”都剥削着自己的边缘——通俗说来就是资本家或特权者剥削着下层阶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叫作帝国主义？领导着大型国企或私企的少数人，管理着政府的少数人，对人民大众而言算是帝国主义吗？我们可以假设把收入、实力、威望上的平等分配（或近乎平等的分配）作为标准。这样一来，所有持有比在平等分配假设下应得数量更多的物质或精神物品的人，都会被视为剥削者，抑或被视为剥削的同谋者或剥削的受益者。如果把一国的经济管理者视为社会的支配者，那么他们就属于中心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卓越的支配者，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便是各种支配者-被支配者，或者说是支配者中的各种被支配者。

这样的用词选择是从超科学（extra-scientifique）角度考虑的。自新石器时代小型社会以降的所有复杂社会都包含着社会角色或社会功能的分化，因此也就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异质性。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很坦率，他一劳永逸地把他观察到的社会中的人分成了精英和大众（或大多数人）两种。内含了理论的这些概念被无数社会学家批判过、提炼过、反驳过、辩护过。不过，从这些不停翻新的争论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些平凡无奇或显而易见的结论。既然社会异质性被作为了假设，既然精英的存在被人所公认（即存在一些身处关键位置的人），社会学家肩负的任务便不是强调同时代的各种复杂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似特征，而是比较这种异质性的多种形态，比较精英们的各种梦想形式，又或是比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尤其在我们期望保留剥削概念的情况下，就更须去探究，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特权少数”因为享受了相对于他们提供给共同体的服务而言过多的好处，而对某些阶级或整个社会实施了剥削。

世界市场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必要的话也可以被界定为是帝国主义的。从本义上讲，帝国主义意味着一国或一个共同体攫取了某一地区、某国人民或他国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将战败国纳入战胜国主权区域的做法就体现了帝国主义的纯粹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征服，构成的则是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通过引申概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政治实体对别的政治实体实施某种支配的时候——要么在对外行动上对别的政治实体有所强迫，要么禁止别的政治实体按照本身意愿选择政体——谈及帝国主义。东欧国家就属于苏联帝国主义的范围。哪些第三世界国家又属于美国帝国主义范围呢？

苏联在1956年损害了匈牙利的利益，在1968年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在1981年又损害了波兰的利益，这表明苏联会对已经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且属于苏东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政体变动行使否决权。在东欧，帝国主义国家保留了最后的救济手段，即动用军事力量。在古巴问题上，苏联没有考虑使用武力这一最终手段，不过，古巴的政体，更确切地说是古巴政体和苏联之间的联系，让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可能破裂。

美国在哪些区域中以哪些手段实施着“帝国主义”呢？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邻国，它们在政体上没有受到同苏联向东欧国家实施的那种支配相似的来自美国的某种支配。我们可以说，加拿大或墨西哥的行动自由其实受制于美国可能对其实施的那些制裁的威胁。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限制了比它弱小的其他国家的自主性。但是，自1933年“睦邻政策”实施以来，美国容忍了墨西哥对美国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对加勒比国家和中美洲国家实施的支配曾有所改变；派遣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曾过时；但在冷战气氛下这又重新变得可能。华盛顿的执政者不再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而向外派出精锐部队，他们派兵干涉的目的在于防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掌权。

要划出美国“帝国主义区域”的界限是件困难的事。如果我们把有美国驻军的国家都纳入这个区域的话，大西洋联盟成员国（退出了北约统一指挥部的法国、不接受美国在本国修建基地的挪威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除外）就都属于这一区域。这种说法要在满足了以下这个意义明确、含义有限的条件的前提下才成立：是西欧国家自己请求与美国组成一个联盟或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美国以工会或特工组织为中介成为意大利和法国冷战的一部分——那里的冷战存在于共产党与其他中间党派或反共产党党派之间。共产党人其实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输掉了冷战。里根团队没有因为共产党人进入法国政府而感到愤慨。而以前的那些总统团队［尤其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团队］就尽其所能地阻止过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妥协”。如果我们减弱“帝国”一词的强度，那么大西洋共同体所构成的整体可以被称为“帝国区域”。这个区域针对的正是苏维埃集团，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也对形势估计得恰如其分：苏联如果想攻击这个区域，是不可能不冒任何风险的。不过，这个区域整体依然没有远离苏联的野心。在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党人、共产党和居住在苏联大使馆中的某些行动人员都参与到了最终会对民主党人有利的战斗中。

至于那些处于苏维埃集团和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国家，美国对它们所抱的态度则根据形势和世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组织推翻了那位名为阿本斯 [8] 的总统，他被怀疑心怀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以保护美国的人员和财务不受其内战威胁为借口，将海军陆战队派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约翰·F.肯尼迪则试图通过组织1500名古巴流放人员的登陆来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就美国没有把这些小国家纳入自己的主权区域，但有权向这些国家派遣军队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点来讲，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在历史上曾是美国的帝国区域之一。这个帝国区域有别于大西洋共同体，尽管我们用了相同的方式去指代它们：欧洲人是自愿进入美国的帝国区域的，而美洲国家则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纳入这个区域，更何况为了在这些国家中维持听命于华盛顿帝国意志的当地政府，华盛顿还用上了外交（或武力）手段。

拉丁美洲并没有完全臣服于美国。在19世纪时，英国才是在那里占显要地位的国家，它通过资本输出参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巴西和智利在精神上更多受到了欧洲而非北美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半球南部的大陆才开始引起外交和公众舆论的兴趣。连在英国人自己那里都引起了争议的《门罗宣言》首先反对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国朦胧的帝国愿望。

从1945年起，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des États américains）想方设法地对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外交压力，并期望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美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华盛顿特工组织对所有反对左翼力量的人都予以了支持，阿连德政府还是主要被智利人自己推翻的，而不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的。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那些阴谋或袭击提供了帮助，但它似乎对那场最后让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掌权的军事政变并没有什么直接责任。

如果我们要对这些散乱评论做个综述的话，那就是，美国没有在拉丁美洲创建一个美国的（yankee）帝国，它甚至没有以至高无上的方式在那里行使帝国的权威。美国人既没有导致也没有阻止那里的国家政变和军事首领（西班牙语：caudillos）掌权；他们在那里实施的外交从性质上更没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就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争斗中多少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点来说，美国在那里实行的依然是可被我们称为帝国主义的外交。它在那里对自己支持的势力的胜利加以保证。就偏好而言，美国倾向于支持敌视游击队的民主党人，譬如委内瑞拉的贝当古（Bétancourt）。但是，它更经常偏向于保守的专制者，这些专制者有时也是肮脏卑劣的，但他们又都是反对被怀疑具有滑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的左派革命的。美国在其他大陆上实施外交时也怀有同样的打算或想法，比起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而言，它更加关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传播（不过，这经常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我们把所有不仅限于同外国政府打交道，而且还设法帮助在外国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名声大的当权者或最高权力竞争者的外交统统归为帝国主义外交，那么我就只有在小国家里才能找到非帝国主义外交了。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抛弃使用这样的帝国主义外交，尽管它们都没有保留可以同两个超级大国媲美的手段。依照这种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不是帝国主义的。一来，它们拥有的实力让它们打消了作为旁观者的想法；二来，在这个革命性的世纪中，大多数国家的不稳定状况让反对、点燃或助长叛乱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都在吸引着它们的干预。换句话说，这两个超级大国如果仅仅靠单纯的相互为敌，抑或只是靠互相达成半同谋关系，是无法支配政治历史的进程的。

世界被划分为中心和边缘，这种划分与强大和弱小之间的不平等、强大者对弱小者实施的支配或影响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划分尤以经济关系为参照。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那里购买原材料。有时候，这些初级产品是由美国、英国、法国甚至是瑞士的公司开发经营的。这些外国公司只在这些原材料的原产地和出产国从事有关原材料的工作。更普遍来看，工业化国家剥削边缘国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它们用市价购买原材料，而这个市价就实际购买力而言（也就是相对于边缘国家购买工业产品的价格而言）是偏低的；（2）在边缘国家建立外国公司以积累利润，这些利润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是通过使用先进技术以及因为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力过剩的国家遭受了低工资待遇而得来的；（3）外国公司与边缘国家的民族资本家联合：外国公司同民族资本家在一起就可以对从工薪者工资中抽取来的那些剩余也加以积累，这种方式下的边缘国家的边缘人群遭受的是双重剥削。世界中心在各处激活一些卫星中心，这些卫星中心又把它们自己的剥削添加到世界中心对边缘的总体剥削中。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这种经济图景的表现和它之所以建立的那些依据，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毫无疑问，如果存在一部国际关系专论的话，世界市场所占的篇幅会同国家间体系所占的篇幅一样长。《和平与战争》一书仅对国家间体系进行了讨论。因此，我只在这篇介绍中描述国家间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跨国公司就是保证发展中国家顺从性的前哨站或治安力量？这种说法经不起考验。一个跨国公司如果剥削了大自然赐予小国的财富中的主要部分，它通常也会变为所谓的民族国家政府的主人。这样的风险在工业化国家中并不存在（法国在投资上欠了美国很多）。现下，没有哪个南美国家、非洲国家或亚洲国家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以对所有权进行补偿为条件将美国子公司国有化。

多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是否一方面对美国外交有着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它们建立了子公司的那些国家施加着影响？大型企业在华盛顿形成了压力集团，这是肯定的，它们属于各种压力集团之一。然而，认为所有这些大企业集团拥有相同的外交利益，且会因此而联合起来说服国会议员或总统团队，这样的想法没有道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执行总裁曾就智利问题给美国总统写信，这件事情表明，这些企业中的某些领导人并没有摒弃动员美国外交服务于自己集团位于某个国家的子公司的利益的做法。石油企业就在卡斯特罗政权的初期发挥过作用，不过它们最终还是拒绝了卡斯特罗的命令而服从了华盛顿的指令。根据我所做的研究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同美国关系破裂的责任主要还是在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上，或者说是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上。

既然我对这种国际经济已经做过一番分析，那么现在我便应该再次回到那个被支持和反对“压力集团”的人满怀激情地讨论过的问题上。对此，我也想发表一些评论。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从美国投资那里得到的好处应该比坏处多。并不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法国子公司阻碍了法国电信业的进步，它为法国带来了外汇；虽然它属于一家美国公司，但它还是法国主要出口商中的一员。况且这些对接待国经济而言过于强大的企业秉持的更多是一种对于它们自身利益而言理性的战略，而不是对于它们的子公司所在国而言理性的战略。有时它还会动员那些本应为民族资本主义所用的资源去服务自身利益。最后，我还要谈及一个似乎能够体现中心和边缘关系存在的论据：跨国公司，难道不就是通过对它们产品生产地经济或产品销售地经济加以损害而积累剩余价值的代理人？

我们很难对这个论据表示赞同，就像我们也很难将它弃之不顾一样。不管怎样，人人都是想同富人和“先进国”站在一起的。如果富国的企业在穷国中运营，那是因为它们能在那里获得利润。即便抛开种种次要情况不谈（比如发展中国家情愿不要的那些消费品的传播），起初为本国带来了资本的那些外国公司最终还是可能攫取民族资本，并把子公司所得的盈余全部或部分地调回本国。不过，其资本资产负债表及可抽取盈余还是会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此这种论据并没有得到普遍证实，而且，它除了让我们得出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外，是无法让我们得出中心对边缘进行了系统性剥削这类断言的。

石油行业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极端的例子：“石油巨头”，石油界的七个大型多国公司，在很长时间里将石油价格维持在了较低水平，这个价格符合的仅仅是当时的油田情况，在油田中采掘成本是（所有环节中）最低的。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期望确保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时，这些“巨头”并没有对油田的新拥有人加以抵制。“巨头们”的利润随着黑金价格的上涨而增加。直到1973年，殖民价格，即殖民地的石油价格，一直在给“巨头们”带来财富，而且还间接地为那些拥有石油业多国公司的工业化国家带来财富。只有“巨头们”和它们的竞争对手有能力运输、分配和精炼石油。在失去了油田开采利润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便从整个石油流通过程中的其他环节获取可观的利润。

还有最后一点评语，可以用来总结这篇文章。以两个超级大国或两个阵营为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与一个世界市场共存于世，而这个世界市场既非各个国家外交-战略关系的原因也非它的结果。即便我们接受了“中心-边缘”这种描述，最通常的情况还是经济剥削变得不同于政治支配。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在遏制学说 [9] 中既不会相交也不会联合。地缘政治分析，比如基辛格在外交中吹嘘的那种，当然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中不同领土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价值。海湾国家的石油财富让美国不得不担负起这个地区的防务。不过，萨尔瓦多的军事防御从战略性地缘政治概念那里汲取的思想并不亚于从政治概念上受到的启发。笼统说来，美国期望限制苏联的扩张，防止多少与苏联存在紧密依附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形成；有时候这种意愿会被经济利益左右，有时候对这些利益的寻求会徒劳无功——除非地缘政治学和世界市场理论既没有结合也没有统一。要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有所助益，就必须控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蔓延。为了让美国在国家间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就必须遏制住“马克思主义国际市场”。

让我们回到我已经论述过的问题上：国家间体系，这个行为体在其中遵循着外交-战略考量的体系，是否正在一点点丧失重要性？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难道不会在尚存争议的那些国家的内部引起一场可能让它们最终倒向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革命吗？在欧洲，斗争难道不是已经通过言辞攻击、宣传攻势和恐怖主义袭击而非核武器打击进行了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不变。答案是肯定的，就现下而言，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了避免向核战争的极端升级而尽力避免着直接碰撞。不过，暴力——革命者的暴力、恐怖主义者的暴力——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占了重要位置，即便在它们没有动用武装力量时也是如此。苏维埃集团靠着军事势力得以维持。以色列掌握了一种地区性霸权（就像越南在中南半岛集团地区那样），但这种霸权依赖于超级大国互相遏制的状态。最后，苏联和美国之间假定的那种力量关系笼罩着国家间体系的冲突和联合。即便在今天，这个体系于我看来依然在国际社会中是主导性的和首要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正在慢慢变为背景。事实上，正是这一体系形成了国际社会的结构，即便国际社会也有自身的特征：引起政治领导人忧惧的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边缘手段在国家间斗争中的扩张发展，与这些同时存在的还有不同社会之间交流的增多和跨国经济的出现。

[1] 此介绍是雷蒙·阿隆在1983年10月去世之前写作的手稿节选。在这份手稿的其中一页上，他清楚写明了他的两个著书计划：“我着手写作的这本小书或者说长篇介绍源自下面两项计划：为《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的再版做准备，通过对1962年的文稿的批判性介绍让再版内容更充实；撰写我在完成《回忆录》的写作时构思的论文，让它成为能够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Jahre der Entscheidung ）相提并论的随笔。”雷蒙·阿隆所说的“对1962年的文稿的批判性介绍”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篇介绍。作者就此回应了别人对他在国际社会研究中构想出的理论框架所提出的明确异议，也审视了他的主要概念是如何经受住事实检验的（D.S.和J.-C.C.）。——原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原注）

[2] J.-J. Rousseau，Écrits sur l’Abbé de Saint-Pier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vol.Ⅲ，«La Pléiade»，Gallimard，1970，p.610.

[3] J.-J. Rousseau，Le Contrat social ，Ⅰ，4，同上，p.357。

[4] 特别见本书第396～407页和第1020～1033页。

[5] G.A.Allison，Essence of Decis ion，Boston，Little Brown，1971.

[6] 英国议会所在的地区。——译者注

[7] 石油美元（pétrodollars）指出口石油获得的外汇。

[8]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是危地马拉总统（1951～1954），其政府被美国雇佣军于1954年自洪都拉斯入侵时所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译者注

[9] 遏制学说（la doctrine de l’endiguement）：美国在冷战时期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项外交政策，其主要目的是遏制社会主义思想和政体在世界的蔓延。——译者注

第四版前言

这本书写于1960～1961年，出版于1962年春。本次为第六次再版，距第一版的完成已过去六年。对本书进行全面复审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不是因为本书篇幅巨大，而是因为这并非我在此次再版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我不想趁机加入对时事的讨论，当然所谓的“时事”是对于日常媒体提到这个词时的意义而言。显然，我在本书名为“历史”的第三部分中已经概括分析了我们所处的外交世界，这是一个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并被热核武器的威胁所支配的世界，而绝大部分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又都是超级大国。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本书的前两部分，即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社会学”部分，也是直指当下的。然而，我首先要阐明对把握国家间关系必不可少的概念机制；其次关注的是影响了这些关系的决定因素以及过去的研究揭示的规律性。甚至我在第三部分中围绕冷战或和平共存所做的那些超越了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的历史解释，其目的也在于描绘1945年以后的世界所具有的持久特征。

写此前言正值1966年年中，我自然也期望在某些具体点上做出与我原本思想差别不大的细节修正。不过，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这些分析工具依然可用，而且在过去五年中发生的那些变化也都落入了我已经画出的框架之中。虽然我并不期望能就1961～1966年发生的事件做出总结，但还是希望对它们进行简要说明，这些发生在外交舞台上多少也算引人瞩目的转变都是存在已久的隐藏趋势的结果，而这种趋势在肯尼迪总统入主白宫时就已初现端倪。

***

我以下面这种指导思想作为思考国际局势的起点：两个超级大国团结一致，阻止那场一旦展开就会首先祸害它们的全面战争的爆发。美国和苏联，由于地位及意识形态的不兼容性，不可避免地互相为敌，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最高利益。它们不想也没法共同统治天下，然而这已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双方从此以后都暴露在了对方的打击下，都希望避免互相毁灭。这样一种政治-战略学说在美国的大学和专门机构中被公开教授，肯尼迪总统在被来自哈佛大学或兰德公司的幕僚说服后也正式采用了这种观点。

然而，我们在1966年观察到的这个符合逻辑的超级大国之间默认达成的有限一致，却在当时因为三个事实而陷入瘫痪境地：核力量关系的不确定性、赫鲁晓夫的言辞、柏林危机。最终让世界舆论动摇的，更多是美国的选举论战，而非苏联的自吹自擂。美国弹道导弹的劣势（众所周知的“导弹差距”）存在于1963年还是1965年呢？假设美国的部分劣势不会实际影响基于恐怖的全球均衡，那么苏联领导人是否会受自己已获优势——哪怕只是幻觉——意识的驱使而去冒风险或看轻美国的决心呢？

比起五年前，今天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更显合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军事类书籍作者最经常流露出的就是他们不愿意采用美国的思考方法。苏联第一人发出的威胁尽管不是很清晰，但还是表达说要让美国侦察机（U-2）使用的机场数量减少，又或对无论处于世界何处的帝国主义侵略都要以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作为回应。在肯尼迪处被抛弃的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概念却被苏联采用。在美国学者大肆推广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战略的同时，苏联学者描绘的图景却是：一旦两个超级大国卷入战争，战争就必然会持续升级。我还想知道，既然双方在战略学说上存在不对称，那么苏联拒绝在暂停核试验的条约上签字（从1958年开始暂停试验直到1961年秋重新开始，也就是本书第一版付梓的时候，苏联又重新开始试验）是否也就不能归咎于一种计算错误：赫鲁晓夫认为可以从核战争带来的恐惧中获利——虽然他对此的恐惧并不亚于他的对手，但他让自己强装不怕。

1962年10月至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打破了这种幻象。当赫鲁晓夫以不谨慎的态度在古巴建造中程导弹基地时，美国的那纸几乎等同于最后通牒的文件，让他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选择困境：要么选择在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反击（在某个苏联拥有常规武器优势的地区，就像美国在佛罗里达近海沿岸拥有的那种优势），要么选择诉诸终极武器，抑或撤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似乎对此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宁愿撤退，宁愿被中国谴责为“投降主义”，也不愿冒不可预测的风险加深危机。

除了古巴人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外，双方没有再开一枪，然而对军事准备倍加渲染的外交公函向莫斯科传达的信息却意义明确。威慑不再只限于想法。苏联领导人发现，或许还是惊奇地发现，美国总统在某些情势下，即便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在他没有遭遇直接交锋带来的危险之前，是不会让步的。赫鲁晓夫从这次危机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放弃了在第三帝国旧都柏林改变现状的企图，从此以后他在原子战争的问题上采用了与肯尼迪相同的言辞。这种情况在赫鲁晓夫离开政坛及林登·约翰逊入主白宫后依然如故。

更进一步说，就苏联战略家继续表现出的、对获得美国分析家赞赏的那种精明的实用性所抱有某种怀疑态度，以及他们提出的如果核力量介入就会让局部战争升级为激烈的战争的说法而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即便不去考虑为所有观察家赞同的、美国从此以后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载具上具有优势这一点，他们也应该比美国总统的幕僚们更倾向于谨慎行事。

不管怎么说，在1961～1962年这一军备竞赛还处于加速的阶段，即我在完成这本书写作的时候（此时，苏联和美国先后在这种气氛中重新开始核试验），我凭观察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竞赛减缓的时期，这种变化符合双方都不想闹到同归于尽的地步这一独特的敌对逻辑。1963年，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在莫斯科的签署以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热线电话的建立，都象征着敌人之间为预防全面战争而建立起了一种同盟——对双方而言，这种全面战争所具有的灾祸性都是它们在全球任意一处的局部失败会带来的灾祸所无法比拟的。

虽然从根本上说美苏关系的缓和是以减少核危险为目的的，但它同时也处于一种能够让美苏关系部分回转的政治背景中。今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美苏冲突的多个不同篇章。1957年，莫斯科和北京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将帮助中国实现核计划。两年之后，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在台湾海峡采取行动后，苏联宣布废除这项协议。苏联希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握有核武器的垄断权，这一愿望是这两大信奉马列主义的势力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这种冲突符合千百年来主权国家间关系的经验：一方期望在联盟的战略中单独担负最高责任，另一方却心怀不再依附于人这一既传统又合理的愿望。这种必然矛盾并不是在原子时代才产生的，但当这些决定涉及的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或者说当它们关系到的是数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时，又怎样才能消除这些矛盾呢？

或许要等到1963年，即赫鲁晓夫对重拾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完全失望后，他才会真的下决定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因为与敌人签署这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条约实际上会使他的盟友在获得核武器方面更加困难，这个条约让他们之间那种应该已被公开论战加深了的分歧，更进一步地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显然，巴黎政府和北京政府对莫斯科条约的解释一般无二：原子俱乐部的三大成员企图阻止其他国家像它们一样拥有核武器。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条约步入艰难，华盛顿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条约符合和平利益，因此也就符合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戴高乐将军则将其视为一种自私的表现，甚至认为这体现了这些国家——“这些冷酷怪兽”——的恬不知耻。

即便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是如此糟糕，即便法国和中国在拒绝臣服于各自阵营“领导国”的权威上具有可比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比相似更明显，因为民主国家的外交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所服从的规则完全不同。仅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让联盟牢不可破，而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分裂的根源如果仅是双方民族利益的对立的话，那这种分裂就不会具有与这种情形相同的特征，即对抗双方都立即把自己的目标或适时战略用一种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出来，并试图将世界上同样信奉马列主义的其他部分都拉到自己的利益一边。共产主义国家在它们的联盟和在它们的争吵中表现一致，它们既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限，也没有对它们信仰的那种历史哲学完全漠不关心。美国和法国即便达不到相互理解的程度，它们的盟友关系也会继续以比这更轻松的方式保持下去，因为战略争论、大型政治辩论以及观点分歧都属于民主制度的常规方式。

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缓和，美苏冲突的缓解，法国和中国在发展原子力量上付出的努力，戴高乐主义外交，美国在欧洲的外交独立，以及发生在南亚的反美行动，这些是否都标志着两极体系的终结和国际关系新阶段的开始？

首先让我们重申一点，两极性除了在军事计划上和在地球的一个有限区域中（我们可以简化地说成是在北半球）存在外，从来没实在存在过。不过从军事上说，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拥有的武器，苏联和美国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压倒性优势，就这一点而言，两极性又是存在的。旧大陆，一如德国，尤其是柏林，继续四分五裂。但人们在这些物质现实——热核两极性、分享旧大陆——面前的生存方式却发生了变化。

拿“巨头们”拥有的摧毁能力这点来说，它并非与它们支配盟友或敌人的能力相称。最令人恐惧的武器激不起没有这些武器的国家的恐惧。阿尔巴尼亚挑战了苏联，古巴挑战了美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核力量越是强大，就越难把它转换为外交实力，武器越是骇人听闻，越是不人道，就越难想象把它用到一个没有此类武器的国家身上。或者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所有这一切就像苏联和美国的热核装置互相让对方陷入了瘫痪，虽然它可以作为对局部战争升级所发出的预先通知，但在大国和小国的关系上，尤其是在北半球的大国和小国的关系上，仅仅发挥着有限的影响。

当然，低估始终如一的行为是错误的，尽管将不可见的核武器部分类比为19世纪英国舰队的活动十分常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西伯利亚和东南亚做了同样的事：它向它的“修正主义”盟友或“帝国主义敌人”发出了言语上的干扰。它并没有投入一场公开行动，它甚至没有冒险干涉越南事务。美国人之所以可以不受制裁地保持在西柏林的驻防，并向南越派遣30万人，还对北越实施了轰炸，是因为他们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然而，他们虽然拥有摧毁北越的能力，却未必拥有同等程度的能够保证让河内政府投降的能力，就更别说让越共战士投降了。军事力量会继续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存在，但它既不是无处不在，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决定性。

在欧洲两大阵营内部，近年来分裂的征候越来越明显。借助美苏冲突，东欧国家以各自的方式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意愿，它们都与西方重新结交，都不同意让苏联文化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独霸天下。商品、人口、思想都越来越多地跨越了铁幕形成的边界。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无论涉及的是商业、技术还是文化，数量都日益增多。从1956年开始，莫斯科领导人顺应了从一个单挑大梁的政治集团向联盟的缓慢转变，这个联盟将由最强大的国家领导，同时也会给予其他国家在内部事务管理方面的一定的自由，甚至还会让其他国家参与共同战略的决策。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些领导人至少暂时地接受了柏林的现状，并且也不再挥舞武器以谋求改变局面。

这种对战争缺乏真实恐惧的气氛越来越浓，处于其中的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感到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团结性有所降低，虽然美国的保护对它们而言依然必不可少，但似乎这种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值得怀疑。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的法国外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多种部队撤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批评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显示出它的独立自主性，它还通过退出北约指挥部更进一步地迈向独立自主。所有这些变动都让旧大陆今日之面目与五年前观察家们所观察到的景象相去甚远。顺着当前这些事件思考下去，在历史视界中想象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河”的重新统一的欧洲，也变得并非完全不可能。

不过，这对于当前而言还多少属于一个遥远的可能。只要德国依然分裂，欧洲冷战的基本利害就会一直存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也将无法消除。驻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土地上的苏联的五个师对西欧构成了威胁，并迫使东欧国家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纪律。一项旨在改变现有的、让西欧复兴的领土规定，并能让局势在随后得到缓和的新领土规定，只能是缓慢演化的结果。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必须进行协商的话，这种协商也需要所有人参加，不但需要波恩 [1] 和华盛顿的执政者，也需要巴黎或莫斯科的执政者。

在欧洲两大集团之外，以多种方式秉承了不同程度的中立立场和中立主义的那些所谓没有介入的国家，在1966年数量更多，而且比1961年更不团结。亚非团结的神话所剩无几。非洲国家因为自身的不稳定、力量的弱小以及对苏联或中国的“渗入”的被动抵抗，而对两个超级大国不甚关心。国际体系或许有了分裂成多个子体系的趋向，这些子体系自身力量均衡，其中存在着局部对立（近东、印度次大陆），而且它们也都以某种方式与全球体系相连，但并不等同于全球体系。

在时下的1966年7月，占据国际关系主导位置的事件是越南战争。正如开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发情况促成的。十六年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犯了一个计算错误，他们轻视了美国的干预。在谁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美国人逐渐介入越南问题。从此以后，他们的主要目标便不再是拯救南越的民主制度，而是要向世人展示他们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去挫败颠覆行为，就像挫败公开侵略那样。

即便越南战争如此具有悲剧性，即便它比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让恐惧传到了全世界）更具悲剧性，只要历史进程没有逃脱人们的掌控，它就应该仅仅是历史的旁枝末节而已。中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干预，苏联由于距离过远也同样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干预。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与美国军事力量直接交锋对它们都没什么好处。北越甘愿通过转换斗争方法、从丛林和河流转向谈判桌，循序渐进地达成自己的目标。

***

在思考未来远景时，无论我们所怀的心情夹杂着怎样的乐观主义或焦虑不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旧。

大国在理性尚存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动玉石俱焚的死战的。然而，虽然哲学家常常将人称作理性的存在，他们却很少能以同样的信心把这一品质用到对人类历史的描绘上。

——布拉奈（Brannay），1966年7月

***

正如我在1966年7月所作前言中提及的原因，在我看来，趁1975年新版出版之际，对本书进行更新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我在十五年前使用的方法和概念是否依旧可以运用到对当前世界的理解上。

——巴黎，1975年7月

[1] 曾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代指西德政府。——译者注

国际法自然而然地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那就是：各国在和平时期，应该尽可能多为善，在战争时期，应该在不损毁各自真切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少为恶。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一章，第三节

导言 理解的概念层次

动荡的时代引人深思。希腊城邦危机遗留给我们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撕裂了欧洲的17世纪宗教冲突让以《利维坦》或《神学政治论》为代表的国家中性论涌现出来：对霍布斯而言，国家必定是绝对中性的；对斯宾诺莎而言，至少从哲学角度上看，国家的中性是自由主义的。在英国革命的那个世纪中，洛克捍卫并阐明了公民自由。在法国人还在无意识中酝酿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期，孟德斯鸠和卢梭定义了传统君主制以突然或渐进的方式解体后会出现的两种政体的本质：一种是由于权力均衡而行为有度的代议制政府，另一种是援引人民意志却摒弃了一切权威限制的自称民主的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这个在历史上梦想对旧大陆事务袖手旁观的国家，却发现自己不但担负了和平与繁荣的重任，甚至还需要对半个地球的生存负责。美军向西在东京和汉城（今称首尔）驻防，向东在柏林驻防。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势力，因为外交舞台的全球性统一实属前所未有。美洲大陆之于亚欧大陆的位置正如英伦诸岛之于欧洲的位置：美国回归了欧洲岛国的传统，想方设法地在德国和朝鲜半岛的中心增高壁垒，遏制具有支配力的陆地国家的扩张。

美国和苏联合作取得的共同胜利所造就的形势，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可以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壮举相媲美的杰作。国际关系已经成了一门大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取得这一新学科的教授资格的人在成倍增加，相关专著和教材层出不穷。这些努力取得成果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先搞清楚跟在国家决策者和舆论后面的美国教授们提出要发掘或构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历史学家没有等到美国登上一流大国之位以后才去研究“国际关系”。但是，他们对国际关系描述或讲述得很多，分析或解释得却很少。然而，没有任何一门科学会仅仅止步于描述或讲述。此外，国家决策者或外交家从过去数世纪的历史知识中又能得到什么教训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颠覆性技术、由于航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无处不在的军事力量，这些因素带来的物质和人力上的创新至少已经让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变得模棱两可。如果还存在什么经验教训的话，要想记住它们，就只有将它们放入一个包含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理论中才行。这种理论将对常量加以阐明，而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消除创新部分，而在于解释这些常量。

决定性问题也正在此。国际关系的专家们不愿仅仅跟在历史学家的后面：他们也想像其他学者那样得出普遍性命题，创建出学说体系。只有地缘政治学关心过国际关系的抽象化和个中原理。然而，德国地缘政治学留给人们的却是个坏印象，而且不管怎么说，仅以空间框架为参考是不足以构成一个理论目标的，何况这一理论的功能是要把握影响了国家间关系进程的各种因素。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进行粗略描述是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它让数据整理成了可能。它是一个有用的理解工具。” [1] 其次，“理论意味着在深度分析中会用到的问题选择标准应被清楚明白地指出”。最后，“能让理论成为理解工具的，并不仅仅是一致性和规律性，还有那些意外情况或非理性情况”。谁又会驳斥这些公式化主张呢？整理数据、选择问题、确定规律性和意外情况，不论是社会科学中的什么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具备这三种功能。真正的问题其实还在比这些无可争议的主张更高的层次上。

理论家常常倾向于简化事实，在对行为者隐含逻辑的阐明中对行为进行解释。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写道：“国际关系理论是观察者对发现于客观事物（subject matter）中的所有理性要素的理性有序概述。这样的理论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理性概括，是一张国际舞台的地图。” [2] 国际关系的经验诠释与理论诠释之间的差别就好似一张照片和一幅画像之间的差别。“照片展示的是裸眼所能看到的一切。画像展示的并非裸眼所能看到的一切，而是一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作为模特儿的那个人的人性精髓。”

另一位国际关系专家对下面这些问题做了回应：国际政治的“理性要素”是什么？仅仅考虑理性要素是否就可以绘制出一幅梗概图或完成一幅体现了模特儿人性精髓的肖像画？如果理论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他就必须另辟蹊径，走上社会学的道路。目标已经明确——绘制一张国际舞台的地图——理论家将努力对所有要素都加以思考，而不是仅仅把他的注意力固定在理性要素上。

持“理性模式论”和持“社会学分析”的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它也是一场对话者并不总是能理解其性质和内容的对话——常常还被加进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美式争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如今已被命名为“欧洲外交官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被视作旧世界的典型，它标志着一种堕落，这种堕落正是人们期望移民到新世界和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上来逃避的。然而，随着欧洲秩序的崩溃及具有支配力的美国军队的获胜，美国人虽然没有感到良心不安，却还是渐渐发现他们自己的外交越来越脱离以前的理想，越发同不久以前还被他们严厉批评过的那些敌人和盟友的外交实践相似。为了在对日作战中收买苏联的介入而牺牲中国的利益，这是道德的吗？事后的情势揭示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理性地说，罗斯福本应该收买的是苏联的不介入。然而，即便当时的做法真的符合理性，做这样的计算会因此变得更道德吗？罗斯福任凭东欧国家受苏联的支配，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以迫于形势为由为这些做法辩护，就是在重拾欧洲人曾经用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的那些论据，然而美国人出于道德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以蔑视或义愤的态度摒弃了这些论据。战争统帅在他的人民面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胜利或失败负责。善意和个人道德的坚守又算什么呢？外交的法则或战略的法则与此不沾边。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的，堕落欧洲和正直美洲之间的对立又将如何呢？

本书试图首先澄清这些争论，然后再超越它们。这两个理论概念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理性模式论和社会学主张在对一个社会学世界的概念性操作中构成了互相接续的时刻。

对一个行为领域的理解还不足以找出行为具有的矛盾性。也许只有历史才能让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永久争论有朝一日会有所消弭。不过，我还是会从形式理论出发去确定各种原因，之后再对一个独特局面加以分析，通过这样一种安排，我期望展示一种可以用在其他研究对象上的方法，同时还期望展示我们知识的局限和历史选择的条件。

为了在这篇导言中清楚阐明本书的结构，我将首先对国际关系加以定义，然后再明确其四个层次的概念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称为理论（théorie）、社会学（sociologie）、历史（histoire）和人类行为学（praxéologie）。

一

最近，一位荷兰历史学家 [3] ——他是自他的国家在莱顿（Leyde） [4] 设置国际关系学教授职位以来首个获得此资格的人——在他的首堂课上试图对他讲授的这门学科加以界定。他是以承认自己失败作结的：他虽孜孜以求，但还是没有找到他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界限。

这种失败很有启迪性，因为在此遭遇失败是肯定的，或者说，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关系”在现实中没有画好的边界，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在实际层面上脱离其他社会现象。不过，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如果“将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来研究的做法已经失败”，那么真正的问题便在于指向相同但超越了这种失败的另一层面。说到底，将经济学研究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的尝试同样遭到了失败；但经济学存在的合法性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其真实性和可被孤立出来的可能性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包含了某个关注中心吗？它针对的是集体现象，是能够辨识出独特性的人类行为吗？国际关系的这种独特意义足以建构起一种理论吗？

国际关系（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从定义上说似乎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之间的关系。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民族国家”就不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人们赋予它的那个历史性概念，即它指代的不是政治共同体的一个特殊种类——这个共同体中的绝大部分个人都具备了公民意识，国家（État）看起来也似乎是事先存在的某种民族性的表达。在“国际关系”这一用语中，国家等同于任何一种领土被组织化了的政治共同体。让我们暂时这样说，国际关系是政治单元（unités politiques）之间的关系，而政治单元这一概念不但涵盖了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埃及帝国，也同样包括了欧洲君主制、资产阶级共和制和人民民主制。这个定义牵涉到的困难有二：是否必须把属于不同政治单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进政治单元间的关系？政治单元，即领土被组织化了的政治共同体，自何处起，到何处止？

当欧洲的年轻人期望到自己的祖国以外的地方去度假时，这是否涉及了国际关系专家应当关注的现象？当我在法国商店购买一件德国商品时，当一位法国进口商与莱茵河对岸的一位制造商做生意时，这些经济交换是否属于“国际关系”？

对这些问题做肯定回答或否定回答似乎都一样困难。国家间关系，即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典型的国际关系：条约就是国家间关系存在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例证。假设一国与他国之间的经济交换完全由两国之间的协议所规定，在这样的假设下，这些经济交换就完全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相反，如果我们假设跨境经济交换是脱离了严格规章制约的，而且自由交换盛行于世，那么，在法国购买德国商品，在德国卖出法国商品就只是个人行为，它们没有体现国际关系的各种特征。

虽然这种界定的困难确实存在，但我认为，过于夸大其重要性也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学科具有清楚划定的界限。一开始就去探求国际关系领域的终结处，或去明确从哪个时候起个人间关系就不再算国际关系，这样的做法几乎毫无意义。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国家间关系研究的关注中心，并明确构成了这一特殊研究领域核心的国际关系现象或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而国际关系的中心就是我们称之为国家间关系的那些关系，也就是使政治单元卷入冲突的那些关系。

国家间关系体现在被我象征性地称为外交家和士兵的这两种人的特殊行为中，也被这些人的特殊行为所体现。这两种人，也唯有这两种人，完全不再是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在行动，而是作为他们所属共同体的代表在行动：大使在履行职责时就是他所代言的那个政治单元；士兵在战场上就是他以它的名义杀戮人类同类的那个政治单元。正因为阿尔及尔的戴伊（Dey） [5] 用扇子打的是一名外交官，他的这次攻击才具有了成为历史事件的价值。正因为文明国家的公民们穿上了制服且出于公民义务在行动，他们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杀戮。

外交官 [6] 和士兵活在作为国家间关系且归结为外交和战争的国际关系中，他们象征了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体现出如下特征 ——正是这个特征让它与其他社会关系区分开来：国家间关系开展于战争的阴影之下，或者以更严格的表述来说，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包含了一种对战争或和平的选择。每个国家因此也都倾向于把暴力垄断权保留给自己，历史上互予承认的国家也因此认可了它们之间战争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承认会被推到逻辑尽头：每个国家都只动用常规军队作战，而拒绝到敌国内部制造叛乱，因为叛乱虽然会削弱敌国，却也会动摇本国期望保有的合法暴力垄断权。

国际关系学作为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科学，可以成为外交和战略这两门艺术的基础，外交和战略是两种既互补又对立的方法，国家之间的往来正是遵循它们来开展的。“战争不属于艺术或科学领域，但属于社会存在的领域。它是一种以流血为解决方法的大规模利益冲突，而且也正因如此它才与别的冲突不同。比起同样属于利益冲突和人类活动的其他任何类型的商业艺术，战争与政治更相似，因为政治至少能被部分看作一种大尺度上的商业。此外，政治还是战争得以孕育的介质，正如生物的属性已经存在于它们的胚胎中，已经形成的战争雏形隐藏于政治之中。” [7]

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国际关系为一门特殊学科提供了中心关注点，也知道了为什么国际关系避开了所有的明确限定。历史学家从没有将触及国家之间关系的事件的记述孤立出来，在军事战役和外交手段组合的曲折被以繁杂的方式同民族命运之兴衰、皇室家族或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关联起来的情况下，要将其孤立出来也的确不可能。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历史学一样，都必须承认外交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同国内舞台上的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同样不能把国家间关系与被多个政治单元关注的个人间关系绝对分割开。但是，只要人类还没有被统一进一个普世国家中，对内政治和对外政治之间就会一直存在根本区别。对内政治试图让合法权威持有者保有暴力垄断权，对外政治则承认武装力量具有多元中心。政治，由于其关涉的是共同体的内部组织，其内在目标让人们臣服于法律帝国。政治，由于其涉及的是国家间关系，似乎其意义——既是理想意义也是客观现实意义——仅仅在于让国家在其他国家之存在所造就的潜在威胁中生存。这就是存在于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常见对立：政治艺术教给人们的是在共同体内部如何和平生活，而它教给共同体的则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相互征战。国家的共有关系没有脱离自然状态（l’état de nature）。如果它们真的已经脱离了自然状态，也不会有什么国际关系理论了。

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对立在观念层次上很清晰，但在实践层次上却非如此。事实上，这个对立假设了各个政治单元都是互相外接、可以辨识的。当政治单元是由外交官和身着制服的军人代表时，也就是说，当它们实际行使着合法暴力的垄断权且互相承认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民族的自身意识缺失而且不存在合法组织起来的国家时，对内政治和对外政治就趋于混合，因为对内政治在根本上并不是和平的，对外政治在根本上也并不是好战的。

中世纪君主同诸侯之间的关系适合划分到哪一类呢？当时的国王或皇帝几乎没有任何无条件服从于他们的武装力量，贵族们做的是效忠宣誓而不是纪律服从。从定义上说，似乎很难对主权分散、武装力量割据的时期进行概念化处理，而局限于一定空间且彼此分离的政治单元却因人们的意识以及观念的严格性而很适合被概念化。

不同政治单元卷入其中的冲突与一个政治单元内部发生的冲突之间的分野，有时候会出现不确定性，甚至在统治权集中且被公认为合法的时期也可能出现不确定性。只需要作为一个国家完整领土构成部分的某个省份中的一部分人拒绝服从中央权力并为此展开武装斗争，就足以使得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的内战，在那些将反叛者视为既有民族或即将诞生的民族的意志表达者的人眼中，变成一场对外战争。如果获得最后胜利的是南部邦联，美国便会分裂成两个国家，而始于内战的南北战争也将以对外战争结束。

让我们想象一个出现于未来的、涵盖了全人类的普世国家。从理论上说，那将是一个不会再有军队（士兵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刽子手，他是在与另一士兵对决时冒生命危险的人），仅仅有警察的世界。如果一个省份或一个党派拿起了武器，这个唯一存在于世的全球性国家将宣布其为叛乱，且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之。然而，作为国内政治插曲的这种内战，会在叛军取得胜利并因此导致普世国家解体的情况下反过来被认为属于外国政治的领域。

“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这种含糊性并不是由我们概念工具的不足所导致的，它是镌刻于现实本身的不确定性。它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有被提醒的必要的话——政治单元内部的各种事件会以众多方式影响着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进程。它同样提醒我们，战争的利害是生死存亡，是国家的诞生或消亡。由于极其专注于对组织化国家间往来关系的研究，专家们时常会忽略一点，即对和平而言，过度虚弱同过度强大一样危险。武装冲突爆发的区域常常也是政治单元正在解体的地方。要么是明白或相信自己处于不利状况的国家引起了敌对者的觊觎，要么是这些国家在一次绝望的救亡图存中引发了最终将耗尽它们力量的大爆发。

将研究扩展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做法，会不会让国际关系研究丧失一切明确边界和原创性？那些事先就把国际关系想象成可以具体分离的人会对下面的分析感到失望，不过这种失望完全没有道理。国际关系学的中心论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国际关系，其特殊意义也可以说在于对和平与战争的选择以及和平与战争的更迭。对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这门学科而言，各个（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多种关系模式，影响世界外交的各种决定因素以及国家诞生和消亡的各种情势，都是它无法绕开的。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会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章节归纳进去，但这个章节将保持其原创性，因为它讨论的是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而每个政治单元都要求拥有自我裁决的权利，要求成为唯一可以决定自己是否作战的主宰者。

二

我们将在三个概念化层次上把握国际关系，然后再去审视行为者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和实际问题。不过，在描述三个层次的特征之前，我们还想说明一下，同样可以用概念化方式通过对比来区分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两个领域——体育运动和经济。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法国被称为联合足球（football association） [8] 的这项运动。以外行人为听众的理论阐明的是这个游戏的性质以及它必须服从的规则。中线两边各有多少球员互为对手？选手有权运用哪些手段或无权运用哪些手段（他们有权用头接触球，但无权用手触碰）？球员在不同的线间是如何分布的（前、中、后）？他们是如何合并己方努力，挫败对手的努力的？这种抽象理论为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和业余爱好者所公认。然而，在规则所画定的框架内，还有千变万化的情况，它要么是人们的无心行为，要么是行为者事先就设想好了的有意行为。教练员会事先为每场比赛制订一个计划，明确每个球员的任务（比如中场盯住对方的某个前锋），确定各个球员在某些典型情形或意外情形中所要负起的义务和责任。在第二阶段中，理论分解成了以不同球员为听众的多种话语：在针对整支球队或部分球员的效率行为理论存在的同时，还存在针对边锋、前卫或后卫等球员的效率行为理论。

在下一个阶段，理论家就不再是老师或教练员了，而是社会学家。球赛在球场而非黑板上——是如何进行的？这国或那国球员所采用的方法各有什么特征？是否存在拉丁球风、英国球风、美国球风？获胜球队有着怎样的精湛技艺和精神状态？对于这些问题，在不做历史研究的情况下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必须观察各场球赛的过程、方法的演变以及技术和情绪的变化。体育社会学家可以去探究，是哪些原因（如异常的禀赋、参与者的数量、国家的支持等）让一个民族在某一时期获胜或持续获得胜利。

社会学家不但需要借鉴理论家，还需要借鉴历史学家。如果他不明白游戏的逻辑，那么他对球员演变的跟踪研究就会变得徒劳无功。他将无法发现盯人的人或盯区域的人采用了怎样的不同战术。然而，有关实力因素或胜利原因的相对泛泛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匈牙利会在1954年世界杯决赛中失利，也不足以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决定具体比赛胜负的，从来就不是游戏逻辑本身或取胜的一般化原因，而且某些比赛，正如某些经典战例一样，依然值得历史学家像在描述英雄事迹时做的那样，不吝笔墨地去记述。

在理论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后，第四种人物出场了，他与球员密不可分：裁判。规则记载在文档中，然而应当如何诠释它们呢？那个触犯规则的事实——手球——是否在某一时刻实际发生了？裁判的决定是无法上诉的，不过球员和观众不可避免地会对裁判加以评判，其方式可以是默默进行，也可以是喧哗起哄。队伍与队伍对抗的集体体育项目会引起或褒或贬的一系列评判：队员之间的评判，搭档之间的评判，一支队伍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支队伍的评判，参赛者对裁判的评判，观众对参赛者和裁判的评判。所有这些评判都在效率性评价（他打得很好）、正确性评价（他遵守了规则）和体育道德精神衡量（某支队伍体现了竞技精神）之间游移不定。即便在体育运动中，其他一切没有被严令禁止的做法也不见得就为道德所允许。最后，相对于开展这项运动的人或全社会来说，足球理论还可以对这项体育运动本身加以思考。这是不是一项有利于实践者身心健康的运动？政府是否应该予以支持？

这样，我们就重新找到了刚才区分过的四个概念层次：概念和体系的模式化、事件的一般原因、运动的演变或具体比赛的进程、讲求实际或讲求伦理的裁决，所有这些要么与既定领域内部的行为有关，要么与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领域本身有关。

外交或战略行为与体育行为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同样包含合作和竞争。所有共同体都处于由敌人、朋友和中立国或对它漠不关心的国家共同构成的环境之中。虽然没有用石灰画定的外交赛场，但外交领域却具备全部行为体，它们都可能在普遍化冲突中介入进来。博弈者的禀赋并没有以规则或习惯战术为方式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某些特征明显的行为体集团，它们各自构成可以大致勾画出的情形。

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对外政治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冒险行为。外交家和战略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搜集到所有想得到的信息和获得确定性之前做出决定。行为是以概率为基础的。完全拒绝风险是不合理的做法；在风险得到计算的情况下，接受风险会变得合理。然而，我们永远也无法消除不确定性，它与人类在反应上的不可预见性相连（别人会怎么做，将帅或国家元首，希特勒或斯大林会怎么做呢？）；它与国家周围聚集的隐秘有关系，而且它的存在也是因为在行动前就知道一切本就是不可能的。“体育光彩的不确定性”在暴力或非暴力的政治行为中也有对等物。我们不会去模仿那些认为过去总由上天注定并以此消除了事件的人类面向的历史学家。

我们用来特征化体育社会学（取胜原因、不同地方打法的国家特点）和体育历史学（或某场比赛的历史学）的那些表达，同样也可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上。从根本上将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的是理性理论和人类行为学。同足球比起来，对外政治似乎尤其具有不确定性。行为体的目标不像让球进入球门线那么简单。外交博弈的规则并非完美编撰的典章，行为体会为自己的利益违反规则。没有裁判，甚至当所有行为体作为一个整体（联合国）而宣称具有判决权时，国家行为体也不会服从这个连完美性都值得质疑的集体裁判的判决。如果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想象成一项体育运动，那么这项运动中自由搏击出现的频率就实在是太高了——它就像实打实进行的自由式摔跤（catch） [9] 。

更广泛而言，体育行为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游戏的目的和规则清晰明确；比赛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参赛人数固定，体系边界画定且自身内部结构化；行为服从效率规则和裁判判决，对此进行的道德或半道德判决因此针对的是参赛者在开展比赛时体现的精神。对于每一门社会科学，我们都可以询问：目标和规则是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定义了的，行为体是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体系，个人行为是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效率性或道德性义务。

让我们从体育转到经济。不论社会是否对它有所认识，所有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会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社会都必须用它有限的资源去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欲望和物品之间的不相称并不总是会被作为不相称来感受。一个将不相称视为生活方式的常态下生活的共同体，可能不会憧憬自己拥有物品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样一个共同体本身是贫穷的，但它并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点仅仅在表面上存在悖论——尽管在我们的时代，社会财富获得了惊人增长，但从未有哪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如此觉得自己贫穷。欲望的增长比资源的增长更迅速。一旦错误地认为生产能力有着无限性，资源的有限性似乎就成了可耻的事情。

经济领域是思想的一个基本类别，是个人存在或集体存在的一个维度。这个类别并不等同于同样作为类别存在的稀缺性或贫穷（欲望和资源之间的不相称）。作为问题的经济仅仅假设了稀缺性或贫穷的存在；作为解决办法的经济假设则是，人们可以用多种方法超越贫穷，他们也可以选择使用既有资源以外的其他方式。换句话说，经济假设了一种选择难题，鲁滨孙在他的小岛上也有过同样的困惑：鲁滨孙拥有的是他可以工作的时间，他可以选择采用让工作和娱乐各占些小时数的时间分配，可以选择在工作中兼顾消费品（食物）和投资（房屋）的需要。对个人而言真切的事情，对共同体而言就更是如此。劳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原生资源，对人力资源尽可能多样化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存在。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选择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物品越来越具有可替代性。同样一件东西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不同的东西也可以用于同一个目的。

既然贫穷这一问题是所有共同体都需要面对的，而某种选择又是被实际采用的一种解决办法，那么贫穷和选择就决定了人类存在的经济维度。因为无视欲望而无视贫穷的那些人，意识不到这一经济维度。他们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生活，好似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一样。习俗强大到能够驱除梦想、不满和进步的意愿。如果没有了稀缺性，没有了进行选择的必要性，没有了繁重的工作，后经济时代就会出现。托洛茨基曾经在某处写道，从现在开始，富足已经浮出了历史地平线，只有小资产阶级还在拒绝相信这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还在把福音书的诅咒视作永恒。后经济时代是可以想象的：生产力将让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而且出于对别人的尊重，人们也不会索取超出自己应得部分的其他东西。

足球运动员希望将球射入由两个竖立支柱加一个离地两米多高的横梁构成的限定区域。人作为经济的主体，期望最优化使用本就不充足的资源，希望按照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满意度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家在理论上重建了个人选择的逻辑，并以多种方式阐述了它们，边际理论在今天依旧是这种经济行为理性化的最常见版本。而对经济行为的阐述又正是以个人和他们的偏好层次为起点的。

尽管理论的路线是从个人选择到总体平衡，但在我看来，不论是从逻辑上说还是从哲学上说，以共同体为起点更为可取。实际上，经济现实的独特之处只有在整体层次上才可能显露出来。既定社会内部的各种个人偏好层次可能根本就是相同的，因为所有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一套共有的价值体系。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货币提供一个严格且普遍公认的衡量手段，力求最大化个人满意度的那些活动还是无法得到很好的定义。如果用以交换的物品不属于同一市场，而且价格也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黑人对小摆设的喜爱程度更甚于象牙，就是理性的。

货币的量化让我们可以辨识出经济总体的会计等式。这些会计等式，从重农主义的计算表到国民经济核算的现代研究，虽然没有提供对变化的解释，却构成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经济学正是要从这些事实中试图把握多变的初级变量和次级变量或者决定性因素和被决定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变量的相关性和经济要素之间的独立性都是必须要观察的方面。改变一个价格，就是间接地改变所有价格。减少或增加投资、降低或提高利率，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对国民生产和各生产类别的分配比例施加影响。

所有经济理论，不论它是微观经济的还是宏观经济的，不论其理论灵感来自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会对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加以强调。瓦尔拉斯或帕累托的均衡理论，以个人选择为起点，通过对一个均衡点加以定义而重新构建了整个经济；这个均衡点既实现了生产的最大化，也实现了满意度的最大化（如果以某个既定收入分配模式为起点的话）。凯恩斯经济理论或宏观经济理论则直接从整体入手，试图阐明具有决定作用的变量，必须通过操作这些变量才能避免就业不足，将国民生产的极限值尽可能提高等等。

因此，经济活动的目标乍一看是明确的：对于做出理性选择的个人，最大化其满意度，在货币成了物质财富统一媒介的后来阶段中，最大化货币资源。不过，这个定义给不确定性留了余地：比如，从何时开始个人变得更偏好娱乐而不是增加自己的收入？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说，不明确或者不定性在考察共同体时变成了一个根本方面。

“经济问题”假设了共同体的存在：正是共同体通过对生产、交换和分配进行组织来为经济问题选择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包含了个人与个人间的合作部分和竞争部分。无论是被视作整体的共同体还是经济主体，都并非处在一种且仅有一种理性选择的境地中。

选择国民生产的最大化还是选择减少不平等？选择增长的最大化还是选择维持一个高消费水平？选择用公共权力以权威方式强加合作还是选择由竞争机制带来的自由运行？虽然所有社会的确都对这三者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却不是一种可以由经济活动的固有目标推导出来的逻辑结果。既然社会的目标具有多元性，那么至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解决方案就都同时包含了资产和负债。我们只须引入各个社会群体的存在时间（生者必须为了后代的利益做出怎样的牺牲？）和多样性（一定的生产组织方式导致了怎样的分配方案？），就足以发现没有哪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被称为在某情形下所必须采用的理性方案。经济活动的固有目标不但无法单方面决定作为个体的经济主体的选择，也无法单方面决定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选择。

基于这种分析，理性经济理论应该具有怎样的形式呢？既然经济问题，对于处在无经济意识阶段和可能会实现的富足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现阶段而言是一个基本问题，那么理论家首先要做的便是阐明经济领域本身就有的重要概念（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货币）。

理论家的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经济体系进行分析、建构或重建。边际理论家、凯恩斯主义者、会计专家、博弈论专家，无论他们之间有何争议，他们都试图阐明，并且也成功阐明了经济整体的可理解结构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各种争论的存在是不会影响到这个以会计等式为表达方式的构造本身的：没有人会怀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会计等式，这个等式虽是根据过去经济绩效分析的（ex post）一种统计结果，但它依赖得出结果的那些机制却相当复杂且常常晦暗不明。争论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是否且在怎样的情形下储蓄过剩会成为就业不足的原因？是否且在怎样的情形下储蓄不会引起可能让就业不足状态终结的经济的自然反弹？是否且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以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现一种平衡？

换句话说，无论是瓦尔拉斯的均衡模式还是国民经济核算的现代模式，都没有在作为模式的情况下被驳倒。相反，就业不足模型或从理论中得出的危机模型却由于提出了对事件的解释或预测而充满争议。“危机模型”——其体系的多种变量之间具有确定性关系——好比一场比赛中的“情景模式”，不同的是，经济主体很可能不清楚由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创造出来的确切形势，但足球运动员却能够看见对手和同伴在场上的确切位置。

我们刚刚简略概括的经济理论，试图将经济整体——无论行为本身之好坏都在实际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一切行为所形成的整体——孤立出来，并对这些行为具备的理性加以强调，即强调在对虽具有多种用途却数量有限的资源的使用中进行的选择。所有理论，不论其倾向如何，都将具体的人替换成了经济主体，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又是被简化和理性化了的行为。理论还将促使经济的多种情形简化为数量很少的某些决定性因素。它将一些原因视为外生的，却无视了外生因素与内生因素之间的区别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眼中是不同的。社会学是理论与事件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从理论到社会学的过渡可由多种方式进行。

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从来就不是由最大化的“一个 ”概念单方面决定的：是选择努力增加收入还是减少劳作，这取决于无法约简为一般公式的心理条件。更宽泛地说，企业家或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受到了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形而上学观点、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存在着一个经济心理学或经济社会学，它通过实际行为同理论模式之间的比较，或通过对理论主体在理论模型提供的各种最大化方式中所做的选择加以明确，以达到理解经济主体行为的目的。

社会学也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定为重置经济系统于社会整体之中，研究多个行为领域之间相互实施的反馈行为。

最后，社会学还可以把建立经济的历史类型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理论决定了无论哪种经济都必须履行的那些职责。价值的衡量、价值的保存、集体资源在不同工种之间的分配、让生产与消费者需求相符，所有这些职责，不论履行得是好是坏，都是被实际履行了的。每个政体都以一种模式为特征，而这种模式又是履行了这些不可或缺的职责的。尤其就我们的时代来看，每个政体都多多少少采用了中央计划或市场机制：前者体现的是服从于一个更高权威的合作行为，后者体现的是一种竞争行为形式（符合规则的竞争保障了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它产生的结果不能由任何人设想、决定或希望）。

经济历史学家兼收并蓄了理论家的成果，后者给前者提供了用于理解的工具（概念、功能、模型），正如社会学家给历史学家指明了事件发生的框架，且帮助他们对不同社会类型有了认知一样。至于那些处于国家部院或哲学界的专家，即那些提出建议、做出决策或采取行动的人，他们需要了解的则是理性模式、体系的决定因素以及情势的规律性。为了赞成或反对一个政体，必须要了解每个政体可能具备的优缺点，以及我们要求经济去做的哪些事：什么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如何？必然紧随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而来的是人类行为学，它重新对这些渐进式理解的前提——经济维度——对人类的意义。

经济行为的目标并不像体育活动的目标那么简单，尽管存在多个最大化概念，理论还是可以通过对作为目标的最大化以某种方式进行定义，从而通过以此产生的暗含理性，来重建经济主体的行为。比起由一场足球比赛构成的体系，经济体系的结构化没有那么严格：无论是经济体系的物理边界还是它的行为者，都没有像足球比赛那样被明确规定，但经济体系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会计等式却还是足以让理性假设成立，并让我们可以从要素出发把握经济的整体结构。至于行为原则，它们在理论层面上自称为理性的，在具体层面上自称为合理的。它们努力的方向，在某个单一目标被确定时是效率性，在涉及遵守竞争法则的情况下是道德，在人们探究生活的经济维度，探究工作、娱乐、富足和力量时又变成了终级价值。

三

让我们重新回到对外政治上，去探究概念化的各个层次在这个领域中具有怎样的特征。

所有的人类行为，只要它不是简单的生物反射行为或精神错乱的结果，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学生到随便哪个课堂听课的行为会因为外面天气冷或者他在两节课之间无事可干而变得可以理解。这种行为如果真的让他避开了寒冷或愉快地度过了课间时间，那么它甚至可以算是“逻辑的”（按帕累托的表达）或“理性的”（按马克斯·韦伯的表达）。不过，这种行为所体现的特征，与一个学生因为预计到在考试中可能会遇到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题目而一直上一门课的行为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与依据年终报表来做决定的企业家的行为特征不同，与为了分散盯防他的对方中场的注意力而向己方回缩的中锋的行为特征也不同。

那么，后面三个行为者——学生、企业家和足球球员——的行为有着怎样的共同特征呢？它们都不是心理决定的模式。这个企业家的个性，可能是贪恋金钱的，也可能相反，是对利润漠不关心的。根据自己的可用时间和考试提问概率制作出听课课程表的学生，就他个人而言，可能是喜欢也可能是讨厌要学的学科的，还可能是出于自尊或找工作的需要而想要一张文凭。同样，足球球员可能是业余爱好者也可能是专业运动员，他可能梦想荣誉或财富，但他还是要考虑到足球运动本身在效率性上对球员的要求。换句话说，这些行为多少包含了一种有意识的计算，一种为了目的而进行的手段组合，一种根据概率对风险的接受。支配这种计算本身的不但有偏好层次，还有在比赛和经济中包含了可理解结构的形势。

外交或战略行为体现了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尽管根据我们前面的定义，它不但没有像足球运动员那样明确的目标，而且在某些可被最大化定义的理性条件下，它甚至连一个目标都没有，而经济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有目标的。实际上，战略外交家行为的特殊意义在于，他们的行为被战争风险所支配，他们要在无止境的对立中面对对手，而对立中的各方又都保有诉诸最后选择的权利，即诉诸暴力的权利。运动理论是从目标（把球踢入球门）出发来建构的。经济理论，同样地，通过最大化的概念（尽管我们能够设想出很多最大化的方式）以目标为参考。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是自主决策中心的多元化，因此也就是战争风险的多元化，以及从风险出发推导出的计算手段的必然性。

一些理论家期望为国际关系找到像体育运动或经济那样的理性目标。一位将军曾把胜利作为唯一目标，他却忽略了如下这点：军事胜利虽然总能让自尊获得满足，但并非总能带来政治利益。庄重宣告民族利益是唯一必需的理论家，其天真程度仅仅略逊于那位将军，似乎只要在“利益”前面加上“民族的”这一形容词就足以让它获得单一性。另一位理论家则断言，国家之间的政治是一场为了获得权力和安全的斗争，就好似权力和安全这两者之间从来就不会有任何矛盾，就好似比起生存理由来集体人真的会更在意生存本身，且因此而有别于个体人。

我们将有机会在本书中讨论这些理论尝试。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假设外交-战略行为没什么明显目标，而战争风险却还是让力量或手段的计算成了必需。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试图阐明的一样，存在和平与战争的选择这一事实让我们能够建构出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

这个选择还能让我们像假设经济问题的存在那样去假设“对外政治问题”的存在。人们数千年来都生活在封闭社会中，这些社会从来就没有完全服从过任何更高的权威。每个共同体都必须靠自己求得生存，但它也不得不，或者说它也本应该参与到所有互相为敌的城邦都要面对的共有任务中，这些城邦都在相互征战中面临同归于尽的威胁。

没有任何文明真正持久地解决了个人生存和集体生存这一双重问题。它只可能被一个普世国家或法律支配的统治最终解决。我们可以把共同体之间尚不存在经常性关系的时代称为“前外交时代”，把一个只有内部斗争的普世国家时代称为“后外交时代”。只要每个共同体在不得不考虑自身安全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外交体系或人类物种的安全问题，外交-战略行为就永远不可能被理性地决定，这点甚至在理论上也做不到。

这种相对不确定性并不会阻碍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构建起一种理性型理论，我们将从基本概念（战略和外交，手段和目标，权力和力量，力量、荣耀和观念）开始讨论，然后再到体系和体系的各种类型。虽然外交体系既不像体育场地那样轮廓清晰，也不像经济体系那样为会计等式或变量之间的互相依赖所统一，但每个（体系中的）行为体都大致知道相对于它的对手和同伴它所必须处于的位置。

这个理论，由于阐明了外交体系模型并以大线条勾勒且区分出了各种典型情境，而对构建出危机模型或就业不足模型的经济理论加以了模仿。不过，由于外交行为缺乏单义的目标，对国际关系的理性分析就无法达到可以发展出一种总体理论的程度。

本书的第六章将致力于和平与战争的类型学，它是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章节，是对外政治行为的固有解释与以物质或社会原因对事件过程进行社会学解释之间的转换点。社会学研究的是那些对国家间冲突、各种利害关系有影响的，对行为体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有影响的，对民族和帝国命运有影响的情境。理论阐明了整体社会的可理解结构；社会学展示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空间、人口、资源）和主体（民族、政体、文明）的各种变化。

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当前形势，首先我会专注于检验在前两部分中阐明的分析方式。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说，由于外交领域的全球扩张及热核武器的出现，当前的形势绝无仅有、前所未见。它包含了那些适合用“模型”来分析的情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第三部分在一个不那么抽象的层次上，同时包含一种正在理性化的理论以及一种全球时代和热核时代的外交社会学理论。

同时，它还构成了本书最后一部分所需的导论，而在这个既规范又哲学的最后一部分中，我重新质疑了最初所做的那些假设。

经济随着稀缺性的消失而消失。富足会让组织问题继续存在，却不会让经济计算继续存在。同样，战争会在导致各交战方同归于尽的那一天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工业的生产能力让富足的乌托邦理想卷土重来，武器的毁灭能力重新点燃了永久和平之梦。

所有社会都遭遇过“国际关系问题”，很多文明都因为无法限制战争而被毁灭。在我们的时代，规模夸张的战争威胁的不仅仅是某一种文明，而是全人类。预防这样一种战争的发生成了所有外交博弈者的一个显著目标，这就同他们会捍卫纯粹的民族利益一样显著。

根据康德见识深远且很可能具有预言性的观点来看，人类必须经历战争的血雨腥风才能迎来和平的一天。人们只有经历历史，才能达成对自然暴力的压制，让自己学会理智。

[1] Kenneth W.Thompson，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LIX，n°3，september 1955.

[2] 原文引自汉斯·摩根索的一篇报告，题目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和实践重要性》（“L’importanc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une théori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p.5）。

[3] B.H.M.Vlekke，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 The David Davies Mom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Londres（s.d.）.

[4] 指莱顿大学。——译者注

[5] 阿尔及尔的戴伊，是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1671～1830）的地区总督头衔。——译者注

[6] 很明显，在这样的抽象含义中，国家元首、外交部部长、总理在他们的部分行为中也扮演了外交官的角色。他们代表了政治单元本身。

[7] Karl Von Clausewitz，De la guerre ，liv.Ⅱ，chap.Ⅳ.p.45.Les références se rapportent à l’édition publiée par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50.

[8] 联合足球，足球的原始名称，与“橄榄足球”（football rugby，现称为橄榄球）、盖尔足球（football gaélique）、澳大利亚足球（football australien）、北美足球（美国足球和加拿大足球）相区分。如今，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在法语中仅使用“足球”（football）一词。——译者注

[9] 自由式摔跤是以表演方式进行的摔跤比赛，其内容和结果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是对真实搏击的一种模仿。——译者注

第一部分 理论 概念和体系

第一章 战略和外交（或对外政治的统一性）

“战争是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 [1] 我们将以克劳塞维茨的这一对战争的著名定义为起点，这个定义在今天的有效性并不低于它被写下的时代。战争，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假设了有斗争意愿的人的存在，即被政治化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存在。这些共同体之中的每一个都希望能够凌驾于其他共同体之上。“暴力，即物理性暴力（因为除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外不存在精神暴力），是手段，目的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2]

一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从这个战争定义出发，克劳塞维茨推断，战争具有升级至极端情况的倾向，或者说它具有升级至战争绝对形式的倾向。而个中的深层逻辑，我们可称为斗争辩证逻辑（dialectique de la lutte）。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的。每个敌对者都将自己的法则强加给对方，从而形成了反馈性的相互行动，而从概念上讲，这将最终导致极端。” [3] 拒绝使用某些粗暴行为的一方会害怕对手因无所顾忌而获得优势。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没有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残酷。因为战争的深层原因是敌对的意图，而不是敌对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双方均存在敌对意图的时候，激情和憎恨很快就会激起战斗。虽然从理论上讲，没有恨的大型战争也并非不可想象。对于开化民族，我们最多可以说，“智慧在他们的战争行为中占有重要位置，这让他们学会了比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力量的方法” [4] 。然而，战争概念中固有的摧毁敌人的意愿却从未被文明的进步所遏制或驱逐。

军事行动的目的，抽象来说是解除对手的武装。正因为“我们要以战争行为来迫使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所以就必须使敌人要么真正无力抵抗，要么陷入必将无力抵抗的境地中”。但敌人也不是“死物”（masse morte）。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我没有打垮敌人之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我不是自己的主宰，因为我将自己的法则强加于对方，正如对方也将其法则强加于我一样。” [5]

战争在对手屈服于我们的意志的那一刻才算取得胜利。不过，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衡量对方拥有的资源、手段，以做出与之相称的努力，但抵抗的意愿终究还是难以衡量。对手也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每一方都不断将投入升级以满足敌对意图，这样竞争将再一次升级至极端情况。

这种斗争辩证逻辑是纯抽象的，它并不适用于历史上发生的现实战争。斗争辩证逻辑向我们揭示的是，仅仅因为相互敌视和战胜对方的意愿而成为敌人的双方，如果相遇会发生什么。同时，这种抽象的辩证逻辑也提醒我们，每当激情或者形势使历史上的现实战争向战争的想象模型靠近时，即向绝对战争靠近时，现实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图景。

在现实世界中，“战争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不是与国家以前的生活没有联系而突然发生的”。它不是由“唯一的决定或者若干个同时的决定”构成的。它“也不会自己做出一个终极决定” [6] 。对手们在战前就已经相互认识，并且对各自的资源大致了解，甚至对他们各自的意愿也大致心里有数。每一方都永远不会把所有力量全部集中起来孤注一掷。民族的命运也不会只在顷刻就成定局。 [7] 战胜者的意图也不是总会对战败者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当多方因素被加以考量时——现实对手取代了抽象概念上的敌人、行动的持续时间、交战者看似真实的意图——战争行为便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技术行动——以战胜和解除对手武装为目的的所有手段的积累和使用——而成了冒险行动，成了根据政治游戏中可能得到的盟友/敌人信息而进行的或然性计算。

战争是一种赌博。它同时要求勇气和计算：那是从不把风险排除在外的计算以及在不同程度地接受危险时一一体现出的谨慎和胆量。“它一下子就成了可能性和或然性的游戏，其中存在着好运和坏运，它们的影响沿着织成了战争大网的每一根经纬线延及各处，这让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游戏。” [8]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人类同动物一样，其初始元素都是必须被看作一种盲目自然冲动的敌意。战争行为本身则作为第二元素，包含了使其成为“灵魂之自由活动”的或然性与偶然性的游戏。不过还有第三个元素加入进来，并最终会主导前两种元素。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应政治形势而生，是政治动机的结果。它由于是一种政治工具而从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智慧范畴。人民对战争的激情元素感兴趣，发令者及其军队关注的是它的偶然元素，智慧元素则是政府集中考虑的，而正是这最后一项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应当统领全局。

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实现” [9] 这一著名论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战的哲学，而是对以下这个明显事实的简单陈述：战争不是以其自身为终点，军事胜利也不以其本身为目的。民族国家间的交际往来不会在硝烟升起之日即告终止，好战的表达也总是附着于关系的延续性，而关系的延续性又是由互相考量着彼此的那些共同体的意图所决定的。

战争服从于政治如同手段服从于目的，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暗示的这一点，确立并且证明了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之间存在的区分。战争向极端形式升级已令人害怕，如果暴力再脱离国家元首的掌控，使现实战争有了接近绝对战争的可能，这便更令人恐惧了。当政治把摧毁敌人武装力量作为其唯一目标时，政治看起来似乎消失了。但即使是这样，战争依然是政治计划的结果。不论政治在战争行为中是否可见，战争行为依旧为政治所主宰——如果我们将战争行为定义为“人格化国家的智慧”的话。仍然是政治，即国家决策者们对所有情势的全面考量，在做出把摧毁敌人武装力量作为战争唯一目标这一决定——不论这种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不去考虑战争的最终目标，也不去思考胜利本身可能带来的后果。

克劳塞维茨是一个绝对战争的理论家，而非全面战争或黩武主义的信奉者，这就如同瓦尔拉斯是均衡论理论家，而非自由主义空论家。之所以有这种对克劳塞维茨的误解，是因为把他揭示人类行为本质的概念性分析错误地与目的性游说混淆了。克劳塞维茨有时的确好像对那些完全实现了其本质的战争表示赞许，而对18世纪那些用计谋和谈判把战争中的投入、暴行以及愤怒减至最低的不完全战争持蔑视态度。即使他有时会表现出这样的情感，那也不过只是简单的情绪而已。克劳塞维茨在被推向极端的战争面前感到了一种神圣的恐惧和不可抗拒的诱惑，是一种可以与宇宙灾难带来的灵魂震撼相比拟的情感。那些交战方为击败顽固抵抗的敌人意志而把暴力进行到底的战争，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既伟大又恐怖。每当有巨大利益被争夺，战争就会迫近其极端形式。对此，作为哲学家的他，既不欣喜也不愤慨。作为理性行为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醒着战争及和平时期的领导者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原则：政治的首要性；战争只是服务于既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只是国家间交往中的某一时刻或某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服从政治，即服从可为集体带来可持续利益的智慧。

我们在此把军事行动的整个组织和实施称作战略，把对外关系的组织和实施称作外交。战略和外交都属于政治，也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共同体或共同体的负责人给出的“民族利益”。在和平时期，政治可以利用各种外交手段，且不排除会动用军队来进行威胁。在战争时期，政治也不会让外交闲着，因为外交在对与盟友及中立方的关系中会有所作为，外交会隐晦地对敌人产生影响，要么威胁将击垮敌人，要么给敌人一个和平的前景。

在此，我们把“政治单元”视作行为体，它受智慧的启迪，受意志的驱动。每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有关系，只要国家间是和平状态，它们就必须想办法共同生活下去。尚未诉诸暴力时，它们会试图说服对方。到了它们互相开战的那一天，它们又会试图强制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可以被认为是不诉诸武力去说服的艺术，而战略则是用最小代价去战胜的艺术。不过，强制也是一种说服的手段。力量的展示让敌人却步，但它更多象征了可能发生的强制，而不是实实在在对敌人的强制，在和平时期，谁有武装优势谁就无须动用武器也能说服盟友、竞争者或者对手。反过来，有着公正或者节制声誉的国家也更有可能在不用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它们也是说服多于强制。

外交和战略的区分是完全相对的。两者是独一政治艺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对国家间往来进行管理的艺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如果从定义上来说，战略作为军事行动的组织和实施在行动没有进行时就不起作用，那么军事手段还是属于外交工具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反过来说，言论、照会、承诺、保证和威胁都是战时国家首领的全套甲胄，用于对付盟友、中立方，甚至当前的敌人（敌人在昨天或许还是盟友，又或者在明天将变为盟友）。

说服艺术和强制艺术的互补二重性体现了克劳塞维茨由初始定义揭示出的一种更根本的二重性：战争是对意志的考验。战争因考验意志而具有人的特性，它本质上包含了心理因素，它可以用以下这个著名论断来阐述：战胜只发生在战败者承认其失败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拿破仑获胜的唯一可能在于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被攻陷后承认其战败。如果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失去勇气，即使身处莫斯科的拿破仑看起来像战胜者一样，却已经潜在地战败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的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计划，但其建立在打赌的基础上，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顽强还不足以让法国皇帝失败。希特勒在1940年7月也曾叫嚣说英国人已经被打败，只是他们蠢到不愿意承认失败而已。不承认战败，对英国人而言实际上正是赢得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不论是勇气使然还是源于无意识，英国都应当坚持抵抗的意志。

在绝对战争中，在被推向极端的暴力打垮或摧毁其中一个对手的时候，心理因素最终也将荡然无存。然而这是一种极端情况。所有的现实战争都使得那些由共同意志凝聚起来、表达共同意志的共同体互相角逐。就此而言，战争都是心理战。

二 战略和战争目标

一个双重规则表现了战略和政治的关系：“战争应当完全与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应当完全同可用的战争手段相适应。” [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规则的两个部分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因为第一部分意味着战争行为应当服从政治意图，而第二部分则让政治意图依赖于可用的战争手段。然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行为分析逻辑并非没有留下任何可质疑的余地：一方面，政治不能撇开其所拥有的手段来决定目标；另一方面，“它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整场战争，对整个战役，甚至对战斗，常常都有决定性影响” [11] 。让我们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些抽象的命题。

战争行为要求确定的战略计划：“我们必须首先根据可由政治资料和政治情势推导出来的、战争可能会有的特点和主导特征来认识每场战争。” [12] 1914年，所有交战方都搞错了他们将要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没有哪一方的总参谋部或内阁部院筹划了对工业界或人民的动员。无论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都没有预料到这会是一场持久战，由双方中某一方的资源优势来决定胜负。将军们以为自己投入的是一场“清爽欢快”的战争，认为那些初期战斗会如同他们在1870年战场上见到的一样具有决定性。歼灭战略被认为会带来胜利，而战胜方的国家首脑们将最终把和平条款强加给战败的敌人。

当法国在马恩河的胜利和东西两线的对峙让短期战的幻想破灭时，政治本应重获其权，因为政治只会在战争的极点，也就是当暴力无所保留地脱缰而出，使每一交战方都只想着要强过对方时，才会消失不见。事实上，政治在1914～1918年也的确并非完全不起作用。只是，特别是在协约国一方，政治除了供养战争本身之外似乎别无他求。协约国起初是用歼灭战略寻求胜利，随后又试图用消耗战略求得胜利。然而，不论在哪个阶段，它们都没有认真地审视过那些它们可以在不获得绝对胜利的情况下便有机会达成的目标：打垮敌人，无可商议地强制和平。这就与战争的绝对形式接近了，它们都是国家首脑让位于军事首领，并将其无力决定的政治目标替换成摧毁敌军这一纯粹的军事目标。

或许在当时情势下的这次政治让位是无法避免的。德国是否能接受政治协商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不是由于失败而被迫撤出？当时有没有可能让法国舆论接受一种妥协式和平——既不吞并也不罚款——即使他们的人民被迫牺牲了如此之多，即使执政者慷慨地给出了如此多的承诺？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定，因为涉及了如此多的要求，寄托了如此多的庄严承诺，以至于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所有协商的朦胧意愿都可能瓦解这个未来战胜者阵营的脆弱联盟。最终，敌对本身创造出了一个无法消弭的新事实，它颠覆了先前的状态：整个欧洲的状况似乎都受到了质疑，国家首脑不再相信重回原状（statu quo ante）就有机会重获稳定。

或许，大战正是这样的一些战争：它们因为狂暴的激情而最终会逃脱幻想掌控战争的人。回顾这些战争，旁观者并不总能看到那些让激情合法化、把妥协的可能性排除掉的好处。或许，正如我试图相信的那样，正是工业化战争的自身性质最终向大众传达了愤恨，并激发了国家首脑颠覆旧大陆版图的欲望？事实是，20世纪的这场战争演绎了当交战方都无力让政治目标明确起来时，战争如何渐渐转变为绝对形式。

用一个军事目标——胜利——来代替达成和平的众多目标，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吉罗（Giraud）将军，这个没有怎么思考过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军人，在1942年重申：唯一目标即胜利。不过最严重的还是罗斯福总统，因为就算他没有说出这句话，也已将其作为了行动信条。尽可能迅速地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成了开展行动要遵循的最高指令。通过对无条件投降的坚决要求，这位非军人战争首领天真地表现出他不理解战略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无条件投降反映的是南北战争的必然逻辑。当时战争的关键是合众国的存续，即阻止各个州脱离合众国。北方的胜利导致了南方邦联的毁灭。对邦联政治首脑，抑或对作为南方最后军队统帅的李将军（Général Lee），发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当时自有其合理意义。但德国的情况却与此毫无相似之处：无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都不想撤销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其短暂的悬置 [13] 对于战胜者而言也是利弊相当。不管怎么说，这种以摧毁德军力量、让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为唯一目标的战略已在三个方面被批评。

人们公认，用最少的代价获得胜利就是最好的（这一公式在战略中具有同经济学最低价公式相仿的含义）。当时坚决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会刺激德国人民进行拼命抵抗。据美国领导人自己说，他们是希望避免1918～1919年德国因为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原则”中包含的承诺没有兑现而抗议的历史重演。然而事实上，德国的抗议对凡尔赛和平的失败是没有，或者说是几乎没有责任的。1918年协约国的胜利本来就会毫无结果，这不仅是因为那场战争本身引发了革命力量，还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当时并没有想要捍卫它们帮助建立的现状。如果二战时的美国人猜测到了战败德国的命运，他们就不会丧失自己的行动自由，而这又将给他们带来不用到战争结束就可以战胜对方的一个额外机会。

其次，军事胜利的取得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事件的进程。1944年，欧洲从东面、南面或是西面解放，对时局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不过，总想着要是英美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就会发生什么事，这也没有多少意义。这一计划真的可行吗？斯大林对此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认为当时美国方面的决定是以摧毁德国大部分军队为唯一考虑而做出的，并认为罗斯福和他的同僚对两种登陆方案会带来的政治后果的斟酌，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战略中的政治的非法僭越，这种想法从理论上来讲是错误的。

最后，联盟内部对战争的所有安排，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对敌现有敌对行动和盟友间的潜在对抗。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必须对持久盟友（alliés permanents）和临时盟友（alliés occasionnels）加以区分。我们可以把那些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自己的某些利益受到了怎样的触犯，也不会心怀投向敌营的想法的国家视为持久盟友。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就是持久盟友，英国政治界曾明智地决定，当英国失去海上霸权的那天，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是唯一可被接受的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替代者。法国和英国从1914年开始本应视对方为持久盟友。当时的英国在看待法国势力时，本应既无担忧也无不满地认为，法国有的只不过是暂时的、脆弱的暴行，它给英国带来的最多也就只应是些许的不快而已。因为一个持久盟友的变强，不应该引起担忧或者嫉妒。

临时盟友的变强却相反，因为它在盟约结束后就是威胁。实际上，临时盟友之间除了对同一个敌人的敌对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黏合剂，盟友的变强能激发出足够的惧意让它们超越头一天还在进行的敌对，并在下一刻重新对付那些曾经是临时盟友的国家。另外，这些临时的盟友也可能在深层次上其实是永久的敌人：在这里，我们指的是那些由于他们在外交角逐中的位置或是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注定会互相争斗的国家。罗斯福拒绝根据对战后情势的推测来作战，梦想着三头（或两头）政治，选择揭英法两大帝国的短，而不是苏维埃帝国的，这就是把临时盟友混淆成了持久盟友，忽视了美苏临时合作之下的根本敌对。

战争扩大化的那些灾难性后果，说到底还是部分归因于不计代价和手段去获得军事胜利这一顽念。或许西方两次继武力胜利之后的政治失败［第一次因战败者试图复仇而算失败，第二次则因去强化与临时盟友（实际是持久敌人）之间的关系而算失败］让国家首脑有了政治至上的意识。朝鲜战争提供了一个与以往相反的例子，它几乎就是一场在每一刻都以政治为依据来作战的、从不以唯一军事胜利为目标的战争。当麦克阿瑟将军（Général MacArthur）宣布“战争时胜利没有替代品” [14] 的时候，他似乎是将罗斯福曾经的想法据为己有，把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和解除敌人武装后的强制和平作为目标。

杜鲁门总统和其幕僚对他们应该给自己制定的政治目标犹豫不决。应该击退朝鲜的进攻以重建战前原状，还是应该让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分治呢？抑或是应该遵照联合国的决议，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呢？所有美国领导人自然而然都会更偏向于把第二个作为目标。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反，他们并没有把军事胜利作为目标，也就没有导致一些后果（全面动员、征召盟友、无情战斗等）。他们从迫切需要出发：不使局部战争演变成全面战争，然后在拒绝扩大冲突的框架下来看哪些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在仁川登陆、朝鲜军队溃散后，杜鲁门总统接受了麦克阿瑟将军不相信中国会介入的看法，冒险越过了三八线。中国“志愿军”的参战让敌对第一次扩大。中国成了非正式的参战方。不过美国领导人再一次把限制冲突作为目标，而这一目标的空间投射和象征就是对军事行动的区域加以限制。1951年春，在不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达成目标的问题被再次提上议程。不过很快，美国领导人连这个问题也放弃了，宣布了局部或部分胜利，美国领导人当时除了希望获得实质上等同于恢复战前原状的和平之外，再无更大野心。

那么谁是胜利者呢？是击退了朝鲜进攻的美国人？还是阻止了美国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企图的中国人？因为没有被世界第一强国打败，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不过美国人也证实了他们在全球各处承诺的保障所具有的价值，并且高调表明了他们不会允许“公然入侵”（正规军越过边界）。美国对冲突的有限化，剥夺了局部军事胜利的可能（如果再有两个或者三个师的兵力，第八集团军虽然无法打垮中国，但或许可以打败中国志愿军）。

朝鲜战争以政治为行动根本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军事为行动根本之间的反差并不能够仅用人为失误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从根本上讲也是政治的，我指的是，它是由苏联方面对各种敌对和胜利的长远后果的衡量所支配的。而美国方面则没能充分考虑到一场完全的军事胜利之后的世界是否会符合美国的长久利益。这显然不是说，仅仅考虑到要避免胜利带来的不幸后果就足够了；即，不是说避免临时盟友（持久敌人）的过度强大及当下之敌（未来盟友）的过度削弱——以至其无力再对抗过于强大的当下盟友——就足够了。每一场战争的性质都依赖于多重情势，策略家必须了解这些情势，但并不总能改变它们。

或许，从1915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只能进行到底了，因为两个阵营的国家首脑都没有能力明确提出一种让人民接受的妥协和平条款；或许，无论有没有同盟国对无条件投降的坚持，希特勒都可能成功地将德国人民置于为了保有其种族和血统的死战之中；或许，无论《雅尔塔协定》达成与否，苏联都会在中东插手并摘取美军的胜利果实。不管怎么说，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美国的战略家都没有将对敌开展的军事行动及与临时盟友的关系置于他们想要通过战争达成的目标的考量之下。战略家们不知道怎样的欧洲和怎样的亚洲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不知道是否日本或者德国就是敌人，还是说只是某种日本或者某种德国才是敌人。

虽然要让胜利有利可图，仅是确定了目标、盟友和敌人还远远不够。但如果国家智慧没有明确目标，没有认清敌人和盟友的本性，那么军事上的胜利就只可能以偶然的方式带来真正的（即政治上的）胜利。

三 赢还是不输

对战略的选择同时依赖于战争的目标和可调用的手段。我们刚才分析了现实战争中的一些极端例子，其中一些是以追求单一军事胜利为目标的，另一些则是为了避免冲突的扩大。不过，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大量的现实战争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其战略的选择是通过把军事可能性和意图这两者综合起来而得来的。

或许在战略上最重要的抉择就是“赢还是不输”。有一种战略是力求决定性地打败敌对武装力量，以便随后把胜利方的和平条款强加给被击垮的敌人。不过，当力量对比让这一最终结局不能实现时，战争首领们还可以通过打击其上层的获胜意志而向己方建议以不输作为战争结局。

德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如汉斯·德尔布吕克）在七年战争中找到了采用这种战略的恰当例子。腓特烈二世对战胜俄奥联军不抱幻想，但他希望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以让对手们士气衰落、联盟解体。我们知道沙皇的驾崩是如何在当时最终使俄国的政治崩盘的。 [15] 这次侥幸深刻烙印在了德意志（人）的记忆中，从而让戈培尔在得知罗斯福的死讯时相信腓特烈二世的奇迹又将重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难道不比当年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同盟更有悖于常理吗？

其他一些为期更近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持久性。在既定的力量关系下，战略家必须为自己制定怎样的目标呢？事实上，从1915～1916年开始，正是这个问题让德国诸将和国家首脑意见不统一。同盟国应该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赢得足以让他们最终能够对和平条款说一不二的胜利？还是说，在协约国获得了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同盟国就应该放弃对赢得胜利的追求，而将其野心限定于一种妥协和平，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同盟国无力取得压倒性胜利？

与大多数法国人所相信的相反，在法尔根汉将军（Général von Falkenhayn）的战略框架下，凡尔登战役的目的更多是消耗，而不是击败法国军队。这位德国指挥官期望把法军削弱到无力在1916年春夏进行大规模行动的程度。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用再担心西线的德军，而在东线进攻并取得胜利，且以此来说服协约国进行谈判，即使这些胜利还不足以达到强迫对方的程度。

相反，接下来的兴登堡-鲁登道夫（Hindenburg-Ludendorff）这对指挥官组合，则选择了两种选择中的另一个。直到1918年春，德军都试图强行执行这一决定。俄国已经在1917年退出战斗，美国军队大批到达欧洲；1918年初，还有利于德军的力量关系变得而且还将继续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德军。德国总参谋部寻求在毫发未损、兵员充足的美军进入战线前获得胜利。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首先是德尔布吕克）开始思考，这种歼灭战略会不会从1917年起便成了一个错误。战争首领们不是本应该节约资源，限制德军的损失，以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并同时希望在这期间协约国会因厌烦争斗而满足于协商的和平吗？放弃去强迫对方的同时，战略的任务就应该转为用防守型胜利说服敌人放弃想战胜自己的志向。

另一个说明这种“赢还是不输”辩证逻辑的例子是1941年的日本。既然日本已经在对中国经年不休的战争中投入了很多，它还能够突袭东南亚的所有欧洲人的据点以同时挑战英国和美国吗？何况，日本每年仅能勉强生产七百万吨的钢材，美国有着十倍于它的生产能力优势。负责这次荒唐冒险的战争指挥者头脑中在做着怎样的计算呢？

这个计算是这样的：得益于对珍珠港的突袭，日本海军在数月间拥有了至少延伸至澳大利亚的制海权。（日本的）陆军和空军就可以打下菲律宾、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或许还能打下美军在太平洋的一些前哨（关岛）。控制了这片富含主要原材料资源的广阔区域，日本将能够组织和准备防御。就算最狂热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也没有想过要获得对美国的毁灭性打击的胜利，以让日本军队进入首府华盛顿并最终强加和平。发起战争的那些日本领导人期望可以在美国的自卫反击中坚持得足够久以消磨敌人的求胜意志（在他们看来，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其求胜意志应该是薄弱的）。

这种计算暴露出双重错误。美国的潜艇和飞机在四年间摧毁了几乎全部的日本商船。甚至在美国的炸弹还没有在日本多个城市中爆炸之前，在罗斯福收买苏联使其不参战之前（罗斯福本应该收买苏联，避免其参战），日本就已经被彻底地打败了。日本对心理层面的计算也错得离谱。民主政治经常会发展出一些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也并不总是和平的。不管怎么说，一旦愤怒起来，美国人会狠狠地打。虽然袭击珍珠港为日本海军带来了对亚洲水域短暂的控制权，但它却让美国放弃追求胜利的可能大大减小了。结果是，第一阶段中军事计算的成功却让最终阶段中心理计算的成功成了不可能。不过，对日本领导人而言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战略 [16] ：因为没有任何理智的战略能够在如此不对等的对手较量中为弱者赢得胜利。

希望以消磨敌人意志来获得胜利，在革命或者颠覆战争中又有另一番意味。暴动是由少数群体或群众在没有斟酌“力量关系”的情况下爆发的。从理论上讲，造反起义通常是没有任何机会成功的。掌权者指挥着军队和警察，没有组织和武装的人群怎么去打败他们？况且，如果权力获得了其服务者的服从，反叛者更不会造反成功。但是，1830年和1848年巴黎的起义者都属于胜利者，这是因为，不管是1830年的正规军还是1848年的国民自卫军似乎都没有坚决地战斗，而且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政治阶级的分裂而被抛弃，并失去了勇气，他们加速放弃权力并忙着逃亡。

在军队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转变为革命的暴动不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我们在这里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这些被称为具有颠覆性的战争呈现出了革命的某些特征，首要的就是，心理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在俄国内战中，对于革命党和保守党，对于布尔什维克拥护者、国家主宰者以及复辟将领来说，主导局面的少数人的意愿、群众的思想状况对结果的影响并不亚于双方阵营中可用物质资源的影响（不过，在西班牙，佛朗哥的物质优势比共和派阵营中的不和更能决定结局）。旺代农民（Vendéens）对抗革命政权的战斗的惨烈并不亚于革命者为了新世界而进行的战斗的惨烈。让我们撇开那些关于革命必胜的神话。赤手空拳的反叛者只有在当权者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再抵抗时才会变得锐不可当。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军的确在华沙和布达佩斯重建了秩序。

今天被我们称为“具有颠覆性的”（subversif）的那些战争，例如，殖民体制下的人民反抗欧洲强权的战争，都介于内战和对外战争之间。如果其领土是合法包含在宗主国领土之内的——正如阿尔及利亚的情况那样，那么就国际法视野而言，这种战争首先算是内战（所有国家当时都承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主权统治），即使反叛者因持希望建立一个独立政治单元的逻辑将此战视为了对外战争。在东京、安南、 [17] 突尼斯以及摩洛哥这些当时虽然不是殖民地但法国在那里建立了保护国或者君主国的国家和地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则是“国际冲突”的一面超过了“内战”的一面。

我们之所以把在这些颠覆战争中出现的问题和战略家在制订其战争计划时遇到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说，是因为起义军领导者如同保守的战争首领般也要干脆地做出选择：赢还是不输。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1916年、1917年甚至到了1918年，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还对摧毁敌人的抵抗能力抱有希望。1917年春天的尼维勒（Nivelle）和1918年春天的鲁登道夫都指望用直接进攻强行执行这一抉择。两位指挥官都梦想着拿破仑式的歼灭性胜利——但这种胜利却直到最后都躲避着双方朝这方面的努力，战争的结局由一方的消耗和另一方获得美国增兵而实力增强所决定。而颠覆战争的情况则是，一方控制着行政和警察，保障着秩序，并可动用正规军，双方力量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交战方中只有一方会产生取得全面军事胜利的想法。保守方有战胜对方的意愿，反叛方则希望自己不要被消灭或是根除。我们在此再次见到了典型的不对称：一方希望赢，另一方则只求不输。

不过这种不对称，虽然在表面上与七年战争中的不对称相似（腓特烈二世与一个有绝对优势的联盟的对抗），但从深层次上说却有另一番意味。腓特烈虽不指望他的对手们承认获胜无望，但至少想获得一种在对手们认为赢得胜利所花费的代价和时间过高时会接受的妥协和平。这位普鲁士国王，在自己没有被征服的同时成了相对的胜利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保有了先前的征服之地，还因为他的英雄主义让他的威望提升。传统强大国家的联盟没有成为胜利者，从而接受了这个新来者与他们平起平坐。不过，如果反叛政党（摩洛哥独立党或突尼斯新宪政党）没有被剿灭且得到了权力，获得了独立，那么它就算是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胜利，因为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让保护者或殖民者放弃了窃取的特权。这种情况下，反叛军只要在军事上不输就足以在政治上获胜。然而保守方为何会在军事上未输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接受自己输了呢？为什么它必须要获得压倒性胜利（剿灭叛乱）才算是没有输呢？

为了理解尚不明朗的军事斗争会带来的政治结局，就必须记得反叛军与殖民者这对存在的另一个不平衡之处。要求获得民族独立（这种独立可以是在过去已存在的或是从未存在过的，在大众心中存在过的或是没有存在过的）的民族主义者比殖民政府更加富有激情。至少在我们的时代，他们对自身动机之神圣性的信仰要比他们的对手对自身统治之合法性的信念更坚定。六十年前，法国人对法国的开化任务的信念不会比英国人对白人的重担（white man’s burden）的信念逊色。今天的法国人却怀疑自己是否有拒绝亚非人民拥有祖国（只能是非法国的）的道德权利，即使这个祖国只是一个梦想，即使这个祖国实际上是无力获得真正独立的。

这种不对称也在殖民的资产负债表的修改中得到证实。在今天，管理一片领土就是对发扬其价值负起责任。最常见的情况是，负担这种责任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市场扩大或自然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还要高。我们怎么还会惊讶于保守方在某一天厌倦了支付平乱费用，以及不再继续做对反抗他们的人民有利的投资？因此，形式上的完全失败（叛乱在反叛者夺取了他们要求的统治权后结束）不一定会被不久以前还是殖民者的国家认为是完全失败。

独立与否这一利害关键的表面简单性掩饰了情况的复杂性。如果帝国认为被保护国或殖民地的独立是绝对的坏事和无法补救的失败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敌人-朋友”这一基本双重性上。民族主义者——突尼斯人、摩洛哥人或是阿尔及利亚人——将成为敌人，不是我们上面定义的临时的敌人，甚至也不是持久的敌人，他们将成为绝对的敌人、完全无法调和的敌人，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侵犯。因此，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到底的话，他们就必须被根除。迦太基必须被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这是表达绝对敌意的说法，是罗马的敌意，也是迦太基的敌意；两个城市中，有一个是多余的。如果阿尔及利亚必须最终地归属于法国，那么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就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消除。为了让数百万穆斯林成为法国人，在20世纪中期，必须使他们不再梦想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存在，并且忘掉那些“被割喉了的”、见证过民族存在的人。

或许某些法国人正是如此期望的：现实不会如此合乎逻辑，更多是人为的。殖民势力酝酿着各种各样的撤出方式，这些方式的后果也都不尽相同，其中的一些方式可能比用武力维持更可取。宗主国的利益可以通过在这个由前殖民地提升为独立国家的国家中行使权力的人而或多或少被保住。此后，帝国势力遇到的障碍就不再只是被清楚定义为民族主义者的这个唯一的敌人，它必须对敌人加以选择和区分。在印度支那，西方的战略本应该，也很可能可以把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或对共产主义无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敌人。这种选择不会让法国认为附庸国的独立从根本上与它的利益相悖。如果法国当时将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区别对待，首肯民族主义者诉求中的根本点的话，法国本会有更多的机会赢得战争。不过，在那些为帝国出谋划策的官员眼中，这种战略，虽自诩理性，却相当于饮鸩止渴。

在1945年后的所谓颠覆战争中，保守势力经常要面对的对手有三类：共产主义者、强硬民族主义者（要求实现独立自主）以及接受渐进方式并且有时候还会满足于自治的温和民族主义者。在强硬派中，有一些期望与殖民国家合作，而另一些则排斥这种合作。现时的极端主义者有时却是从长期来看的温和派。根据时局，也根据保守方战略中所体现的最新意图，这三个群体的人要么建立共同阵线，要么分道扬镳。当帝国势力放弃殖民统治时，只有共产主义者和那些希望与西方断绝关系的民族主义者会继续成为帝国的敌人。穆罕默德五世、布尔吉巴（Bourguiba）、摩洛哥独立党或突尼斯新宪政党就能够成为统治者及对西方友好的执政党。再一次地，昨天的敌人成了今天的朋友。没有遗忘的能力就不会有理性的政治。

相信民族主义之胜利在命运之书中早已被写下——这一符合历史决定论的信念传播开来。多种原因确保了在亚洲或者非洲，对抗欧洲各帝国的革命会取得胜利。不过，如果就此进行理论分析的话，还有一个必须要注意之处：对手之间在决心上的不对等，比他们在物质力量上的不对等更加突出。在保守方和反叛方的战争对话中体现出的意志上、利益上以及敌意上的不对称，正是法国作者们所称的西方失败的最终原因。

在今天，是否仅仅依靠意志就足以阻滞民族主义运动？就某些方面而言，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同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况有些类似：在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战略同样在对敌人的界定上犹豫不决，有时将所有民族主义者都当作敌人，有时又相反地只把敌人限定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或“强硬”分子。还是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战略在取得军事的完全胜利上遇到了困难，它必须是不容置疑的全面军事胜利，是甚至可以让分散于山地依靠外面提供补给的游击队难以存活的军事胜利。不过，所有这些经典论证都遭到另一方面的反驳：游击队对抗正规军会更难取胜。如果当权者准备好了每年只要有必要就花费几百亿法郎，如果军队把追逐游击队作为职业军队的常规操演，如果法国本土舆论接受了长久冲突并赞成必要的牺牲，那么双方都不可能战胜对方——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对于游击队和秩序守护方而言都显而易见，因为游击队的损失大大超过了正规军。

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顽强似乎不输反叛军，他们把这种顽强也传递给了一部分本土的法国人。但想以这种顽强改变事件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这一点毋庸置疑。

四 作战行为和战略

政治控制的并不只是整体的构想。政治在某些情况下也决定战役中的具体行为、军队首领必须冒的风险，以及战略家必须给战术家的主动性画出的界线。

我们再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些论断。指挥着一支军队或者舰队的人同负责广大战区的将军一样，也不能“把胜利作为唯一目标”。在著名的日德兰海战的最后那场没有空军的交战中，英国海军元帅杰利科（Jellicoe）不会忘记他可能会输掉整场战争而不是某场战役的那个时刻。不过，为了得到一个必要的战略性的结果，摧毁德国舰队并不是必须的。他必须做到的是，在打退德军战舰的突围猛攻的同时还要保有己方舰队在数目上的优势：这是取得最后胜利至少需要达成的前提。简而言之，用上面的表达来说，英国舰队只要不输就是赢了。德国舰队则因为它没有赢而已经输了。双方力量在此役后并没有改变：协约国保住了制海权。

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来看，杰利科有道理不进一步追逐德国舰队，否则其前沿将暴露在对方潜艇或鱼雷艇的攻击之中。当然，摧毁德国舰队会增加皇家海军的荣耀，会对德军士气造成打击，也能增强盟友们的信心和影响中立国的舆论。但这些好处都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比起把英国舰队置于危难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保有舰队对于拥有制海权，甚至对于西方阵营的存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随后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种谨慎是正确的。德国舰队在后来的敌对过程中没有再发挥过任何影响，虽然德国舰队因参与这场胜负难料的战斗并在技术和战术上取得了某些成功而赢得了声望。但是，即便战争统帅有时候会把荣耀作为最高目标，麾下的军事指挥官也不能够把符合战争计划目标之外的其他目标作为目标。

这样说来，战地行动之于战略构想的隶属关系就是严格的军事上的，不以政治作参照的。德国的统帅在无限制潜艇战中须做出的决定却与此不同。马克斯·韦伯就此编写的回忆录是对处于此种情势下的政治军事计算的一个绝好说明。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知道无限制潜艇战——不发出警告就摧毁商业船只——是否符合国际法：事实上，这种做法的确与1914年之前主要国家达成的规范相悖，不过，协约国在海战上的行为（远距离封锁、隐藏货轮的武装）也并非无可指责。从绝对理性的角度来看，首要问题在于要知道对无限制潜艇战的宣告是否会导致美国的宣战，以及如果没有这种公开声明的话，美国的参战是否会至少迟一些进行。

即使这种宣告事实上引来了美国的参战，它仍然可以是同样理性的，如果这些潜艇有能力确保反封锁的有效进行，阻止或者延缓一支庞大美军向欧洲的调运，如果最终德军可以在这支尚未开打的军队的战场作用显现出来之前就已经稳操胜券的话。兴登堡-鲁登道夫这对搭档的战略决定——无限制潜艇战，进攻西线，维持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以保持在东边的攻势——即使不是绝对错误的，至少也是极度冒险的。在明知一旦不取得全面胜利就会加速他们不可挽救的失败的情况下，同盟国首脑也没在美国的挑战下却步，他们这是在孤注一掷。为了让读者体会到历史的讽刺，我们还要加上一点：美国海军从与日敌对的第一天开始就重演了1917年那场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

在朝鲜的美军将领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将领所抱怨之事——需要根据政治限制军事行动——本身并无新颖之处。1951年或1952年对中国东北机场进行的轰炸，也很可能不会引起战区的扩大或是参战方数量的增加。轰炸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敌对的进程，因为中国的米格战机没有进攻美军阵地，也没有阻止美国轰炸机完成它们的任务。在中国东北机场被轰炸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可以用对韩国港口或者日本基地的轰炸来作为回应的。这种不成文的有限战争协定，包含了中美双方对“庇护区”——双方分别维持着的两个朝鲜战争战场外的那些不可触碰的“圣所”（zones de refuge）——的相互尊重。

法国关于突尼斯的决策则有着些许不同（从1955年以来）。从理论上讲，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权间的冲突中是中立的；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民族解放阵线与阿尔及利亚法国政权之间的冲突也不算战争。但事实上，因为在突尼斯的领土上有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驻扎，突尼斯并不像中立国那样行事，它帮助反叛军，这违反了当时的国际习惯但符合当今的惯例。从司法上和道德上来看，法国至少有权通过空袭费拉加（fellagha） [18] 的那些基地来作为反击。关键是要知道这样做会有哪些后果，以及成本和收益将会如何。

对突尼斯的哪怕是暂时性的入侵也很可能让这个“法国殖民地”中剩下的法国人不得不离开，它让布尔吉巴政府不得不与法国断绝关系并去其他地方寻求支持。它会引发非洲裔亚洲人严厉的舆论谴责（不论是有理有据的还是没有依据的）以及西方舆论的重大分歧。这些政治上的不利只能够用那些军事上的好处——无可置疑的巨大收益来平衡。然而，为了从根本上摧毁在突尼斯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后勤基地，就必须持续地占领这个国家（这是法国总参谋部所不愿意的，就算撇开政治考量，也有兵力不足的问题）。对突尼斯的临时占领充满无法预料的政治后果，却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基本情况改变甚少。

这一分析的目的主要不是证明某种论点，而是要让我们回想起一个概括性命题。在欧洲现代史中，首脑们很少能够有自由在绝对的军事层面上做所有他们认为有效和有用的事情。将军们不得不出于对国际合法性、盟友或者中立国的考虑而放弃一些行动，这是规律而非特例。

或许对最后这个政治军事决定被事件所影响的例子进行思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点的理解。这个决定——保卫老挝，在奠边府的防御营地周围组织防御——的结果导致部长们和将军们互相推诿责任。一位不幸的将军论述说，针对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老挝的防御决定当时是由“战时统帅”做出的，在当时就是指巴黎政府。他继续辩护说，这个决定暗示着要在奠边府这个唯一可守住老挝的地方大修防御营地。再一次，我们不是要从细节上分析这个例子，即我们不去讨论修建奠边府营地是不是实现防御老挝这一决定的唯一可执行方案，不去讨论这个营地是不是以恰当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以让抵御者有一线胜利的机会，不去讨论这个虽然最后会沦陷的营地是不是至少发挥了其众多功能中的一个，即它是否保住了老挝的首都并让越盟的主要军队从东京三角洲绕道集结过来。

政府和军队指挥之间的关于老挝或奠边府的互相论战之所以让我们倍感兴趣，是因为这涉及了战略和政治关系的两个方面。当时，从政治上来看保护老挝的确是重要的，它属于那些拥有最不敌视法国的政府当权者和人民的“附庸国”之一。失去老挝所造成的军事后果是次要的，但这会沉重打击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的威望，公开象征着法军的脆弱。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总结说，政治上的考量和军事上的考量在此情形下是相互对立的，也是错误的。对威望的顾及和领土的道德内涵均属于政治范畴，但它们并不构成政治范畴的全部。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部分政治论据都可能与部分军事论据相对立。但这尚不涉及战略和外交之间的冲突，因为无论在军事范畴中还是在政治范畴中，都常常同时存在赞成和反对某一决定的论据。

把政治范畴的部分动因与政治范畴本身相混淆是错误的，因为政治范畴本身从根本上是由总体局势来定义的，是由智慧的统一视角来定义的。“政治本身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与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对其他国家而言，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19] 巴黎那些负责指挥远东战争的政府官员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于战争本身的、对于他们所希望保有的利益的，以及对于他们所提出目标的全局性眼光。一旦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他们还有希望战胜越盟吗？如果他们还做出战胜的假设，那么就是对敌我力量关系做了完全的误判。还有，他们是想要维持法国在那些附庸国家中的间接统治，还是想要让这些国家远离越盟的影响呢？如果将前者作为目标，那他们就是本末倒置，把主要目标——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置于处理法国和附庸国的关系模式这一次要目标之下。他们是否考虑过和越盟直接协商，或者进行包含了中国、苏联和西方诸国的扩大协商？在这样一种战略眼光下，就有可能明确什么是必需的资源，什么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的筹码。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顾全大局的眼光和明确的目标，政治才陷入克劳塞维茨指出的另一个错误中去：“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它的原则：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从而知道对于战争而言哪些是自然而然的，哪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20] 再次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在印度支那，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不利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应该被指责。“只有当政治对那些军事手段和措施无法预测的效应怀有期待”的时候，它才会因为在某些步骤上对战争加以规定而对其产生不利影响。“正像一个人用他并不谙熟的语言有时会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样，政治也常常会做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21]

如果政治不下达命令，或者政治首脑和军事指挥官彼此不沟通，那情况会更糟。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指挥官就决定在奠边府建立防御营地，因此他们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国际会议的召开打乱了这一难题的前提条件，其中就包括其军事前提。会议的消息刺激越盟一下子发力，决定即使代价高昂也要在谈判前夜取得一次惊人的胜利。而会议本应提醒法国总参谋部在处理越南问题上要极端谨慎。越盟必须寻求一场惊人大胜，就如同法国远征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给予越盟获胜的机会一样。

五 外交和军事手段

让我们重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克劳塞维茨的一个论断：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个论断在和平时期与在战争时期同样正确。直到朝鲜战争，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的行为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战争时期执着于军事胜利，和平时期不注重军事衡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已经指出了这种双重疯狂的倾向——和平时期不重备兵，战争时期不重外交——并从中窥见民主精神的表达。

理性要求人们，尽管战争喧嚣，也要遐想和平；尽管武器沉默，也要不忘战事。国家间的交往在继续，外交和战争是两种互补的模式，它们轮流主宰对方，除非在绝对敌视或者绝对友好或完全联合的极端情况下，否则一方永远也不会消除另一方。

在和平时期，军事上的冷漠有两种表现形式：（在我们的时代）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法国为代表。第一种是把武装潜力和现有力量相混淆，从而想象由钢铁生产统计数据支撑着的照会与由装甲舰队、航空母舰和飞机支撑着的照会具有同等说服力。从1931年一直到1940年夏，美国不但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拒绝用武力对抗这些侵略活动。

第二种与战略不相协调的外交模式是法国模式，它的特征是，军事上用手段进行的战争与外交协议中要求进行的战争互相矛盾。1919～1936年，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或者说对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化，让法国可以在德国有意愿和有胆量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国。只要法军守住莱茵河上的桥，那么在发生冲突时法国就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它有能力从敌对开始之时就对第三帝国军工业的心脏进行打击。在这样的军事局势下，和奥匈帝国解体后产生的新国家结盟给法国带来的，与其说是为法国的安全做补充，不如说是加强了法国在旧大陆的霸权。由于德国的西面边境对法国开放，东面和南面又仇敌环绕，法国的势力扩展到了苏联边境。但为了维持这种优势，法国需要一支军队，以能够主动从莱茵河左岸军事禁区中获利，并且能够防止魏玛防卫军重新占领这一关键军事区域。在1936年3月这一关键时刻，战争部长和军事总参谋部都坚持在同意军事介入之前先进行全面动员。法国当时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军队，而加固马其诺防线的行为已说明了它的军事防御态度，这种行为虽然体现了保守外交的精神，却与保守外交的需要南辕北辙：为了维持在《凡尔赛和约》中取得的地位和在巴尔干欧洲及东欧的联盟体系，法国本应该有能力采取军事主动来阻止德国违背《凡尔赛和约》主要条款。

一旦魏玛防卫军重新占领莱茵兰并且成为一支数目庞大的军队，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或是罗马尼亚所做的保证就变了味。法国承诺对德国的侵略会还之以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又只会是有着同1914～1918年战争一样模式的冗长战争。如果战争开始，东部的那些盟国就成了补充力量，然而这些补充自身却是贫乏的，因为这些脆弱的国家可能比在上一场冲突中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更快被德军占领。而且，法国的投入在当时很容易就可以被诠释成在暗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毕竟，如果希特勒用他的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ein Reich，ein Führer ）——把所有德国人都统一到第三帝国之下了，他真的会就此满足吗？

外交声称要采取行动，却在战争状态下没有军队；外交拥有军队，却无法完成达成其目标所要求的任务；这两种理性的过失，可以用执政者和人民的心理来解释，也可以用理智错误来解释。在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的时代到来以前，美国不曾有过让它畏惧的邻国。美国人要去征服的空间，在印第安人（用民兵就够了）和自然（要士兵干吗呢）那里。对于美国人而言，所谓强权政治是专制国家的一个发明，是他们避开了的欧洲败坏的一面。拒绝以力量较量来变更领土，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混乱的法权意识形态、不想投入战争的愿望，以及对道义终将战胜暴力的模糊信心。

1945年的美国裁军运动——把男孩们送回家（bring the boys back ）——是这种传统政治（或者说是非政治）的最后篇章，是战争与和平之间彻底决裂的最终象征。过去，必须赢得战争，所有其他事务都为此而中断，这项工作被完成了，而且被很好地完成了。于是，一旦坏人们或疯子们、法西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不能再祸害人间，向平民生活回归的时刻，向工业、商业、体育以及所有自由民主下的公民活动回归的时刻就到来了。

政治-军事统一体的断裂在法国发生也有某种心理原因。法国从《凡尔赛和约》中得到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人为加诸的一个地位，因为它没有体现真实的力量关系，而这个力量关系有赖于英国和美国对和约的不反对以及对和约的维持抱着的无所谓态度。如果苏联和重新武装的德国联合起来摧毁《凡尔赛和约》，法国和它仅有的那些大陆盟友是没有力量挽救和约的。从逻辑上说，1918年后欧洲秩序的这种不可靠性本应该会刺激法国全力开拓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它从胜利中获得的好处（德国的裁军、莱因兰的不设防）。理性要求建立一种基于军事行动威胁的主动性防御（不然就只能干脆去尝试让魏玛德国满意以达到安抚它的目的 [22] ）。但那种认为己不如人的情绪甚至在法国霸权仍然在握时就已经开始作祟。军事筹备反映了法国求得其安全和撤军的愿望，即使其当时的外交仍然停留在霸权扩张的阶段。

从1945年开始，由于战斗技术的多样化，外交和战略之间的协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特征。在原子时代之前，我们不会想到要根据情势去运用不同的武器。今天，人们不会设想在随便哪场战争中都去使用氢弹或战术核武器。不久以前，冲突的性质还决定了投入的兵力和对实际或潜在力量的动员程度。而今天，它决定的是使用的武器的类型。

显然，战争行为比以往更加具有政治性。军事首领不惜手段和代价去赢得战争，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再被全权允许了。赢得战争这个概念本身也很可能不再具有原来的含义；不管怎么说，代价问题，这个总是会被提出来的问题，成了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果在摧毁敌人的同时也给我方带来了同样的毁灭性后果，那摧毁敌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妨概括地说，过去的所有问题会再次被提出：潜在力量的哪一部分是必须被持久动员的？应该围绕着哪些战略可能性做军事准备？在有多种战略可能性的情况下，哪些任务是政治能够给军队的？然而，除这些经典问题外，从今以后还要再加上一些新问题：根据运用武器的不同，需要设想出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对多少种战争有所准备？在多种战略可能性中参与行动的军事机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互相做出行政上的区分？同样的军队是否能够适应全面战争、采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以及采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战略学说向来是通过对国防进行组织来表达的，然而战争工具却数目众多、操纵方法多样：如今，战争首领在选择中不必拘泥于某种固定搭配。装备的多样性在当下显而易见。

因此，类似半个世纪前的危险以另一种形式重现：在关键时刻，外交可能会被事先准备好的、执政者可以自由决定启动与否但无法进行更改的军事机制困住。在1914年7月一战爆发前的关键一周中，俄国和德国的军方首领都分别对国家掌权者及其幕僚解释说，把战争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在技术上已属不可能。沙皇当时希望只进行部分动员来对抗奥匈帝国，但这种程度的动员与军方的计划不符，一旦这样做就会颠覆整个原有计划并且让混乱接踵而至。同样，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部谋划出的唯一战略是从西面主动进攻的两线作战。德国同样不可能只对俄国作战，或是在动员后一味按兵不动：它必须在俄国能够投入大量兵力之前以最快速度攻克和打败法国。命运之神仍然在犹豫彷徨之时，根据战争计划制定的军事机器自动机制却已经开启，并几乎将除了他们的人类都卷入其中。

当前，所谓的威慑战略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报复机制。这个机制是否会有被错误启动的风险？或者，即使在战争首领因为多种原因而希望改变原有的计划（不再进行全面报复而只是实施部分报复）的情况下，它依旧能按照计划启动呢？1914年以前，“行政机器”，即负责动员的军事官僚制度，就是发生作用的自动机制。到了1960年，令我们忧虑的自动机制不但有战略计划的自动性，还有电子设备的自动性。在1914年，国家首脑可以用几天时间来做出决定。到了1960年，他们只有几分钟来做出决定。

实际上，只为自己和敌人这两个行动者劳神，这未免过于简单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中等国家不但需要以敌对联盟为基准去定位，还需要以盟友为基准来定位，这些盟友在期望敌人失败的同时，却对他们战斗同伴的那些个人目标怀有敌意或者漠不关心。1939年到1945年，美国或者英国都没有坚持挽救法兰西帝国。同样，在西面因为期望打败第三帝国而集结的国家，也未必都有着同样的目标。

奇怪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也没有造成它们之间实际利益的相悖。美国通过限制苏联扩张和预防东欧被苏联化所获得的利益并不亚于英国。从西侧攻入的战略和进攻敌人“强处”，这都完全是由军事因素决定的。罗斯福及其幕僚在当时的确不如今天的美国领导人这般意识到了西方共同体和苏联之间那不可化解的敌意的存在。

如果联盟内对最好的获胜方式还存有异议，这就足以让一个联盟的作战陷入艰难。但不同的取胜方式又很难为所有并肩作战者都带来同样的结果。按理说，每个国家都希望对取胜有所贡献，但又不希望会因此让自己相对于盟友而言被削弱。这种盟国间的对抗必然会降低联盟的效率。

这种考虑的双重性——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联盟共同目标有所贡献——与战争的多态性结合，与北约的当前情势相吻合。就国家在联盟中的举止而言，最为有效的规则通常是把精力集中到那些关乎自己国家最重要利益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即使把印度支那的战争诠释成对抗共产主义的抵御战线之一，这场战争对于法国而言也是一个错误，因为法国把全部资源中很可观的一部分用在了这个对它和整个西方而言都属次要的战场上。

这样看来，向阿尔及利亚运送大量法国军队则更具有合理性。无疑，联盟的力量会因此而被削弱，北约组织的盾牌从此以后会显得过于单薄。由于其他西方国家并不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有多么厉害，于是它们倾向于批评法国，这不但因为法国没有向北约联军做出它承诺的贡献，还因为法国损害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些批评以联盟的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也不能说明法国的决定本身是错误的。对北约联军的削弱，并不会很显著地增大欧洲发生战争的风险；而法国师团的转移，却让法国获得了一次保有地中海南部统治权的机会。如果这种统治权在当时对法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在阿尔及利亚大规模用兵就是正确的，哪怕这种行为让联盟的其他成员不悦。

危险在于，所有盟友都重复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做那些虽然对共同利益的贡献不大但对个体利益而言重要的事——这最终将会为敌人的胜利助力。中立国虽期望某一方阵营获得胜利，但又认为，自己参与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且并不会实质性地增强它寄予了胜利希望的阵营的实力，所以，它保持中立是有道理的——在不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前提下。最终，只会剩下一个国家来确保执行不可或缺的行动。而且只有联盟的领导者是那个唯一倾向于把联盟利益和自身利益混合起来考虑的人。

每个结盟者对联盟做出何等贡献的选择，从几十年前开始，因为传统兵器和核武器的交替出现而愈加困难。不久前的英国和当今的法国，都想要加入核俱乐部：如果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占据了传统兵器的位置，那么传统兵器还有什么作为呢？连“选择”一词的意思也是模棱两可：核武装是否真的能够以一种可能的进攻、一种苏联式的要挟来保护法国，使法国在联盟内的地位得到加强？

政治的统一性包含和平与战争、外交与战略，它排斥盟国之间的完全团结。只有奇迹才能让所有结盟者的所有利益出现偶然的重合。联盟的力量总是小于它在纸面上所列举的那些力量加起来的总和。

***

以政治为先是一个理论建议，而非一个行动建议。不过，如果我们认为减少暴力是众望所归的话，这个理论建议从性质上来说更多是为了善而非恶。

以政治为先事实上会遏制向极端情况的升级，避免恶意无限度地以纯激情和蛮横的方式爆发。国家首脑越是计算代价和收益，越不会倾向于为了战争而放弃外交斡旋；他们越是对动用武力的风险存有疑虑，就越会对有限的成功感到满意，并且放弃对辉煌胜利的迷醉。如果国家间交往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共同生存、共同繁荣和减少人民的流血，那么政治上的合理行为就是唯一可实现此目标的理性行为。

当然，让战争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要缓和国家间的交往。战争的性质依赖于整体历史环境。“政治越是宏伟有力，战争也就越波澜壮阔，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23] 不过，如果战争是政治的写照，如果战争根据政治决定的利害来变化，那么缓和也并非难以想象。计算能让君王们清楚看到为战争付出的成本无论如何都高于由胜利获得的利润。

再有，这种计算还必须能够说服所有行为体。否则，它就不但没有用处，还有可能挑起解决办法上的意见不一，以及促成那些本想避免的局面的到来。在这个层面上，两极性原则（principe de polarité）再次出现：战争之所以得以限制，并不仅仅依赖于交战中某一方单独的努力。“如果交战的一方做出了参与战争的重大决定，同时确信对方并不打算这样做，那么它就有很大的可能赢得胜利。” [24] 如果每个行为体的行为不是每时每刻都取决于另一方的反应，原子时代的战争理论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让对话——无论是外交的还是战争的——一直保有理智，两个谈话者就必须对此达成共识。

第二章 权力和力量或对外政策的手段

很少有概念像权力（法语为puissance，英语为power，德语为Macht）一样被如此广泛运用却又如此含混不清。表述“强权政治”一词英国人用power politics，德国人用Macht Politik，分别带有批判或顺从、憎恶或仰慕的不同意味。法语中，“强权政治”（politique de puissance）的表达有些不顺耳，仿佛它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一样。很少有法国作者会像某些德国学说信奉者颂扬Macht Politik那样去颂扬权力政治。也很少有法国作者会像某些美国的道德主义者指责power politics那样去指责权力政治。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指进行创造、生产或摧毁的能力。一个炸弹有着可以量度的威力，潮水、风还有地震亦是如此。一个人或者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则因为其肩负的目的和拥有的手段具有多样性而不能被精确测量。人们主要是在他们的同类身上运用权力的这一事实，从政治上给予了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个人的权力是做（faire）的能力，但首先还是指能够影响其他个人行为或感情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我把一个政治单元所具有的能够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元的能力称为权力。简而言之，政治权力不是一个绝对存在，而是一种人类关系。

这个定义表明了多种区分：防守权力（puissance défensive，一个政治单元不让别的政治单元把意志强加于自身的能力）与进攻权力（puissance offensive，一个政治单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政治单元的能力）之间的区分；能够被客观估量的一个共同体的资源或军事力量（les ressources ou la force militaire d’une collectivité）与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或者工具的作为人类关系的权力之间的区别；力量政治（politique de force）和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所有国际政治都包含了意志的持续冲突，因为国际政治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国家又声称具有自由决定权。只要这些政治单元没有服从于外部的某些法律或者仲裁人，它们便会遵循本性互相对抗，这种对抗也是因为每个单元都被其他单元的行动所影响且不可避免地怀疑对方的动机。但这种互相对抗的意志并不一定会导致潜在的或实际的军事竞争。政治单元之间的往来关系并不总是兵戎相见，和平交往虽被过去或未来的军事进程所影响，但并不被它们所决定。

一 力量和两种权力

法语、英语和德语都同样区分了两个概念：权力（puissance）相对于力量（force），power相对于strength，及Macht相对于Kraft。我觉得对这种区分做如下理解并不会违背语言的精神，即把前者用于人类关系及行动本身，把后者用于其能力，也就是个人的肌肉或国家的武装。

从体质上说，强壮的人因具有重量优势或强健肌肉而拥有抵抗他人或让他人屈服的能力。但力量如果离了神经冲动、机敏和决心也会一无是处。同样，对于共同体而言，我们建议把军事、经济及精神的力量与权力区分开来，正是权力使这些力量为了既定的目标在不同的情势下运作。力量能够被大致地估计，权力则能够以它所拥有的力量为参照在更大的误差范围内被估计。然而，在防守权力与攻击权力之间，在战争时期权力与和平时期权力之间，以及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权力与这一区域之外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以至于在我看来，把权力的衡量视为绝对的和固有的这一做法，弊大于利。这样的做法对国家决策者是有害的，因为它会让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精确信息，然而他们所掌握的不过是含糊意义组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看似严谨的评估。这样的做法对科研人员也有害，因为它让他们把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对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替代为对数量之间对抗的研究，从而剥夺了其研究对象的真实含义。

应对力量这一概念进行辨别。至少直到原子时代来临前，战争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结果上来说都是战斗。即使武器装备的发展让战线之间的距离有了变化，战士间的对抗依然是一种极度考验，它可以被比拟为：所有的信用行为最终还是要用现金来兑现。兑现之日，即投入战斗之时，唯一对命运有影响的是被动员起来的现有力量，是由原材料转化来的大炮和炮弹，以及那些受到作战训练的公民，“不是那些我们需要用来制造火药的碳粉、硫黄和硝石，或是用来制造火炮的铜和锡，而是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 [25] 。

我们把名义上每个单元拥有的物质、人力及精神资源称为潜在力量（force potentielle），把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动员起来以开展对外政治的那些资源称作现有力量（force actuelle）。在战争时期，现有力量和军事力量相近（但现有力量与军事力量也并非能够完全混同，因为行动过程中的军事力量还部分取决于斗争的非军事模式）。在和平时期，现有力量和军事力量不能混同，因为师团、舰船或飞机都是现有的（in being）但未被使用，它们不过是服务于对外政治的工具之一。

潜在力量和现有力量之间隔着动员。对于各个政治单元来说，它在与其他政治单元的对抗中所能使用的力量，不是与潜在力量成比例，而是与动员潜力（potentiel de mobilisation）成比例。而动员潜力又依赖于多重情势，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势精简表达成两个抽象术语：能力和意志。由首脑们确认并由大众支持的各种经济或行政能力的情况及集体决心的情况是因时而异的。

掌权人物的权力是否与政治单元的权力具有相同的性质？

政治单元内部之权力（pouvoir）和政治单元本身之权力（puissance）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弄明白。政治单元在对抗中存在，在变得具有对外反应能力的同时成了它自己。然而，它作为政治单元来活动却只能够通过一个人或一些人来达成。获得权力（arrivent à la puissance）的人（按德语的an die Macht kommen逐词翻译而来）指的是政治单元对外的领导和代表人。不过，为此他们得负责对政治单元进行动员，以让自己的政治单元在“冷酷巨兽”互相争斗的丛林中得以生存。换句话说，正因为国际关系并没有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掌权者（hommes du pouvoir），即那些对外而言对民族负责任的人，同时也是权力人物（hommes de puissance），即具有能够影响他们同类的行为及共同体自身存亡的这一广大能力的人。

然而，这种分析不应该导致我们混淆两种权力。国家决策者的行动根据它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而属于不同的领域，哪怕在这两种领域中它都在试图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不论成为统治者的是世袭君王还是党派领袖，不论他是靠出身继承还是由选举产生，他都自称合法。这种合法性越是被广泛承认，他就越容易得到服从。至于决定谁会获得统治权的那些条件有被系统化的趋势，统治者施以统治的模式同样也在渐渐被系统化。国家首脑的决策及其领导的实现模式也都在慢慢被制度化。制度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一种法定特征，它由抽象规则所表达。不过，在任何时期，人们对征服者发出的指令和合法统治者发出的指令至少还是默默地进行了区别对待。至少在统治的最初，征服者是运用或借助纯粹的力量在统治，统治者自称是共同体的化身，这符合了那个对首领继承规则有所规定的传统或基于财富或群众情感来进行推选的法律规定。

不过，对两种权力的混淆并不能仅仅从权力持有者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中得到解释。这些掌权者常常从本源上讲就是那些成功的权力人物。政治单元和宪政政体都有其暴力起源。我们在学校里教导法国的孩子说：千年以来，国王造就了法国。我们教材的编著者们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要叙述国王们同封建领主或外夷的战争、为民族统一而进行的战争而感到尴尬，他们似乎也从来没有因为追忆了革命者们在1789年、1830年及1848年为推翻统治使用暴力而感到不安。即使在1958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与其说是给予了新政府完全的合法性，还不如说是掩盖了它的非法性。用暴力进行威胁——伞兵部队登陆 [26] ——同样也是一种形式的暴力。

这些无可厚非的事实滑向所谓的现实主义阐释不过一步之遥，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其体现。对权力的争夺因此成为权力的对抗，重要的少数 [27] 在每一刻都是这场对抗的行为者。权力的合法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的含意：不同的领导阶级像政治单元般相互争斗，胜利的阶级将用征服者的统治方式来行使权力。

在我看来，这种阐释歪曲了政治 [28] 的本意，它一方面是由不同个人和群体为了升至领导之位及分享稀缺资源而进行的争斗构成，另一方面又在寻求公正秩序。然而，在共同体内部为了权力及其行使而进行的争斗，的确保留了某些与不同自治政治单元间的权力对抗相同的特点。

依据法律来发号施令的人事实上掌控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即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是由他在其同事、搭档、对手或者下属间所具有的占上风的影响力以及由他在一小群或一大群人中的威望形成的。然而，这种权力，不论是被执政者拥有还是被利益集团拥有，都永远无法确切地用合法配置的职权或特权来定义。这些个人或群体实际拥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在对外关系中或者在涉及共同体各部分关系的国家事务决策中所占的分量，不但依赖于这些个人和群体所能使用的行动手段，还取决于他们每次运用这些手段时所表现出的才能。宪法不允许公开的暴力，它勾勒出的是一个框架，在其中明确了争夺权力必须遵循的规则。但它没有废除其中“权力对抗”的要素。

内部政治游戏的行为者同样既被权力的欲望推动又同时被意识形态信念激励。权力的主人们满足着自己的野心，即使在他们被说服去服务共同体时，这些野心也很少是完全不带个人私利的。宪法的条款，议会、行政机构或政府的官方做法，都不能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实际分布。那么，富人、政客、政论家或是阴谋家，这些人在说服或强迫执政者时，在争取媒体或行政机构的支持时，在唤起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在使精英或大众的观点发生转变时，到底拥有着怎样的能力？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倘若只从宪法文本或司法程序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太天真了；倘若只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认为合法当权者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头衔或是发声器，那就是错误的犬儒主义观点。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对游戏者的输赢没有影响的游戏规则，也没有见过心甘情愿地实施别人意志的权力合法拥有者（即使是那些让他获得权力的人的意志）。

因此，“对外政治”行为和“对内政治”行为的相似点和不同处就都清楚了，从而两种政治理论的分野也变得清楚了，至少在初步分析中是这样。在对外政治理论中，具有多个行为体（政治单元）、仲裁人或法律缺席、将战争作为一种可能性来加以参照，这些都是被允许的，所以对外政治理论必须包含力量计算，否则，领导一个被进攻威胁的政治单元就会是不理智的行为。相反，政治理论则是具有含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就它的基本概念进行争论。为了减少其基本信息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持久竞争的角度去看待政治（谁得到了什么？怎么得到的？什么时候得到的？）；可以从要求不计代价地建立和平秩序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认为内战是坏的极致，不论怎样的秩序都比它好些的话）；可以从寻求最优秩序上去看待它；最后还可以从在既互补又存在分歧的愿望（平等和等级制、特权和彼此尊重等）之间协调的角度去看待它。

互相承认主权与平等的国家，从定义上来讲，彼此之间是没有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威的。指挥着行政、军队及警察的国家决策者处在合法的等级制的顶点。即使外交-战略行为和（国内）政治行为之间有着众多相似点，在我看来，它们还是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不同于国内舞台上的权力，因为它和后者相比，规模不同，使用的手段不同，也不在同一领域中被实施。

二 权力的构成要素

许多学者都列举出了权力或者力量的构成要素，虽然我们并不总是明白他们指的是军事力量还是整体行动力，也不清楚他们是在以和平时期还是以战争时期为参照。由于缺乏这些区分，这些学者的列举显得随意且不均，似乎还没有一个清单是完整且不容置疑的。

比如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Spykman）列举了以下十个要素： [29] （1）领土面积；（2）边界的性质；（3）人口规模；（4）原材料的缺乏或具备；（5）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6）财力；（7）种族同质性；（8）社会整合度；（9）政治稳定性；（10）民族精神。

汉斯·摩根索（H.J.Morgenthau）教授则列举了八项： [30] （1）地理；（2）自然资源；（3）工业能力；（4）军事准备状态；（5）人口；（6）民族性格；（7）民族士气；（8）外交质量。

鲁道夫·斯泰因梅茨（Rudolf Steinmetz）也列举了八项： [31] （1）人口；（2）领土大小；（3）财富；（4）政治制度；（5）指挥质量；（6）民族的统一性和凝聚力；（7）对他国的尊重和友好程度；（8）民族士气质量。

最后，德国学者吉多·菲舍尔（Guido Fischer） [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把权力的各要素整理归为三个类别：

（1）政治要素：地理位置、国家大小、人口数量及密度、组织技巧、文化水平、边界类型和邻国态度。

（2）心理要素：经济灵活度和创造技巧、恒心和适应能力。

（3）经济要素：土壤肥沃度和矿藏丰厚度、工业组织和技术水平、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财力。

除了最后这种分类方法外，其他所有的分类方法都大同小异。它们都同时包括了地理（国土）和物质（原材料）条件，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组织、人民精神士气之统一和领导者素质这样的人力条件。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因素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单元的潜在或现有力量。但这些列举中没有哪一个在我看来达到了理论有权提出的要求。

被记入的要素必须是同质的，换句话说，它们必须处于同一基于历史的普遍性的尺度中：人口数量、领土特征、武器或组织质量这些要素无论在哪一时期都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力量；而财政资源对蒙古征服者毫无意义，对亚历山大大帝也意义甚少。

要列举完整，就意味着被列举的要素必须是用涵盖现象之具体多样性和时期之变化性的概念来表达的。即使某一地理条件的军事含义会随运输和战斗技术的变化而改变，但地理条件对政治单元的行动可能性的影响却是一个常量。

最后，分类应该是这样的，它能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随着世纪变迁，权力的构成要素会不同，以及为什么对权力的量度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近似的。这种近似性既显而易见，又在著作中显得不合常理。在阅读理论家的著作时，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有着可以准确称量政治单元权力的可靠天平。倘若这种称量真的可能，那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其结果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被知晓了。不然，战争就只能用人类的疯狂来解释。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企鹅岛》中写下的，因为没人对舰队的等级怀有质疑，所以没有海战。所有的军队都是世界第一，只有战争的考验才能让真实的等级得以建立。

让我们重新回到克劳塞维茨。没有谁会像这位理性主义理论家那样强调战争中偶然性所占的比重。“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没有其他的人类活动领域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各方面都与偶然性持久相关。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33] “战争中，关系的多样性及所有关系界限的不确定性使得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巨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还只能按概率法则来估计。在这点上，波拿巴说得很对，必须由统帅做出的许多决定，就像需要牛顿和欧拉的才干才能进行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34]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战争的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朦胧中进行，这让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夸张，样子古怪。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只好依靠才能，甚至靠幸运” [35] 。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权力理论家在把权力的不同构成因素的权重相加的同时，居然还做到了消除掉战争的不确定性？诚然，权力，或者说一个共同体向别的共同体强加自己意志的能力，与军事力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战斗的结局是不确定的，就说明军事力量不是能够被确切测量的，那么，整体的权力比起军事力量来就更加无法被确切测量了。

我的建议是把以下三种基本要素分开：首先是政治单元所占据的空间；其次是能够转化成武器的可用资源和知识，以及人口和把人转化为士兵的艺术（或者说工具和战士的数量和质量）；最后是集体行动能力，它包括军队的组织、士兵的纪律、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民事和军队指挥的质量，以及不论好运或坏运公民在考验面前所具备的团结度。这三个术语，从它们的抽象表达来讲，涵盖了所有，因为它们与以下这个主张一致：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取决于它行动的舞台和它运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能力；各种证据表明，环境、资源、集体行动（能力）不论在哪个世纪，不论在怎样的政治单元竞争模式下都是权力的决定因素。

这三个要素也同样适用于对权力的各个层次的分析，从小单元的战术层次至有百万大军交战的战略层次，乃至持久对立国家间的外交层次。法国正规军的一个连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连对决的胜负取决于战斗场地、兵员数、武器及两军的纪律和指挥情况。在战略或政治的高层次上，组织军队的能力、动员公民的能力及训练士兵的能力几乎都整合在了军事力量中，不过它们似乎更偏向于第二个要素。似乎只有战时统帅的行为、他们的战略和外交才干以及人民的决心代表了第三个要素。

我们列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提出普适的主张，而是提出一种把历史变迁包括在内的考虑方式。其中只有第一个要素部分地避开了生产和摧毁技术更迭的影响。

有些情况有利于防守权力 [36] ，换句话说，就是它增加了征服者道路上的障碍：山岳、河流、沙漠及广阔的距离。最常见的是，地形在给共同体提供了相对保护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外出兵的可能。这些“小国” [37] 将天然屏障作为天降恩赐，因为它们并不期望扮演头等角色，从而也对进攻权力不感兴趣。而一个共同体的防守权力取决于它所占据空间的特征。

正是得益于起伏的山峦，瑞士有了它那卓越的战时防守能力；正是由于幅员辽阔，俄国自莫斯科公爵摆脱蒙古人束缚以来，就再未被完全占领过。不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辉煌成功，却都无法征服沙皇及其农民的抵抗抑或共产主义国家及其人民的抵抗。对莫斯科的占领没有击溃亚历山大一世的意志，希特勒终归没有真正拿下莫斯科。同样，在1941～1942年，苏联也因为其地理条件、现代化的不充分（欠佳的公路系统）以及在冲突开始前就在乌拉尔地区建好或被转移到那里的工厂而得救。

野心勃勃的国家必须在确保自己有领土屏障的同时也有向外出兵的可能。直到近期，距离剥夺了沙皇俄国或苏联很大一部分进攻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它的防守能力。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有着一块他国不便侵略的远离大陆的领土，从而成了远程行动，甚至是向大陆派遣远征军的理想基地，而不论威尼斯还是荷兰都不具备有此种安全性的领土基地。法国因为自己的首都相对靠近开放的北部边境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从而不得不让陆军和海军共享资源。

三个要素中没有哪一个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即使是第一个要素——空间，也不例外。不过，难以进入的地形会增加防守能力而降低政治单元的进攻能力，这一点总是对的。得益于起伏的山地，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人今天在抵抗法国镇压中所具有的能力并不亚于17个世纪前他们在抵抗罗马人镇压时所具有的能力。但是，从战斗技术的角度来看，英国既可以是脆弱的又可以是不脆弱的，因为海峡既可以是战略道路的枢纽，也可以在陆地和天空提供了更加实用的通行渠道的情况下，成为两个封闭海域之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狭窄通道。

至于另外两个要素，那些试图对它们加以概括的最具普遍性的主张通常都少有价值。我们能说的是，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同质比较的，那么不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在战争领域就都会由数量说了算。然而事实上，所有方面是永远不可能被同质比较的，所以这种普遍性主张让我们一无所得。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三种要素——武器的效能、集体行动和士兵数目——进行排序而让其具有意义：武器的极端不均衡不可能用纪律或者士兵数量来补偿。组织和纪律上过大的不均衡也不可能用士兵数量来补偿（这是罗马人之所以相对于野蛮人有优势，正规军之所以相对于民兵部队和暴动队伍有优势的根源）。然而，我们期望——但不可能——精确那些无法被弥补的不均衡程度。非工业民族在20世纪找到了一种战斗方法，那就是打游击，这让他们可以防御那些装备了一切现代武器的人。即使在一方与另一方相比具有压倒性技术优势的两个政治单元的冲突中，机敏和决心对弱小者来说，即使非取胜之道，也是让其能够实现持久抵抗的秘密。

历史学或社会学对单元整体力量构成要素的研究包含了两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是确定军事力量的要素。每一时期的战争机制都要靠某些种类的武器、某些组织方式及足够数量的武器和战士来保障其有效性。

第二步是分析军事力量和共同体本身的关系。具有哪种程度的武器或组织的优势才算是具有技术和社会的优势（如果我们假设技术和社会的优势可以被客观决定的话）？军队素来就是一种社会组织，是共同体整体的表现。动员系数（coefficient de mobilisation），即实际动员起来的处于战斗状态的人员比例，取决于社会结构、相对于非公民而言的公民数量（如果只有公民才有被武装的荣幸的话），以及贵族的数量（如果是在不允许普通人参加战争的社会中的话）。

在所有社会和所有时期中，都存在一个动员的极限：因为必须留有足够人手来从事共同体赖以生存的那些不可或缺的资源的生产（有过剩的农民则动员的理论系数高，条件是我们能够在工作人员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依然得到同样的收成）。不过动员的实际系数很少能够达到动员的理论系数的水平，甚至连接近它也很困难，因为动员幅度取决于各种社会状况、战争的传统模式，以及给由被视为低等人或潜在敌意的人所组成的部队发放武器时心存的顾虑。

考虑到军队的组织和战斗模式由习俗而形成，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一支军队或一种武器的优势能够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之久。政治单元内部的那些拥有武器垄断权的少数人可以几乎无限地维持其统治——除非这少数人腐化变质，失去一致性和自我意志。把多种武装（重骑兵和轻骑兵、重步兵和轻步兵、重击武器和投掷武器、矛和护甲等）有效组合起来的政治单元将有机会把它的优势保持很久。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常常会忍不住把帝国人民的伟大归于他们的美德，从而将帝国人民所具有的武装优势视为他们总体风尚和文化优势的证明。

我们虽对这点不做深究，但很清楚的是，越是理性化地进行战争，越是会把对国民和生产的动员视为正常，且将其实施，从而让共同体所拥有的资源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称性变得越精确。正是在20世纪，我们才错误地有了以为通过测算资源就可以测算军事力量和权力这样的幻觉。的确，在全面动员时期，军事机构无法不与共同体中的大众休戚相关。但少数人的美德仍然能够让天平向这一方或另一方倾斜，而且，质量也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数量的主导权有所限制。由一个首领及其部下就能完成的庞大帝国的征服行为已经属于过去。 [38] 或者说，现在，小型部队至少不得不从征服它自己的国家开始，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不过还是只有那些喜欢历史性类比的人才能够把成吉思汗的经历和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扯到一起。毕竟，成吉思汗首先是一位军事天才，列宁则首先是一位政治天才。前者集结军队称王称霸并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后者则是没有武器的预言家出身，最终同时赢得了精神和武器。

三 和平时期的权力与战争时期的权力

一个政治单元在和平时期的权力也能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地理位置、资源及行动能力。不过，战争时期的权力尤其取决于军事力量及其运用，而和平时期的权力，换句话来说，是不让别人把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或是能够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它还取决于对不同时期的国际惯例所规定的各种合法手段的运用。比起军事机构，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非暴力手段（或者说那些在和平时期被允许的暴力手段）。至于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进攻上讲，它是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运用的说服或限制的艺术，从防守上讲，它则是不被欺骗、恐吓、震慑或分裂的能力。

在“和平时期的权力”和“战争时期的权力”之间，欧洲的传统外交从原则上假设了资源和军事力量之间有着大致的相称性。我们之所以把一些政治单元称为大国，首先是因为它们所拥有的资源储备（领土和人口）和军事力量。18世纪的普鲁士及20世纪初的日本之所以能得到“大国”俱乐部的平等对待，是因为它们在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

大国地位赋予了一定的权利：在没有参考过所有大国意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重要事务可以在体系内被处理。当某个大国从某处获得或是夺得某种好处时，其他的大国，不论敌友，都想分一杯羹。

在力量关系是由和平交换与协议来体现的条件下（假设这种力量关系符合实际的话），“大国”地位是有利可图的。小国倾向于向大国让步，因为对方比它强大。大国在国际会议中陷入孤立时，会屈服于联合潜力大过于它的联盟。我们之所以能够参考力量关系而和平地达成协议，正是因为国际会议似乎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并以此代替了武力较量，因为关于较量的结局，我们假设它在一开始就已经是由力量关系决定了的。不过，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文明交往，这种明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渐渐地消失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外交家们犯了许多错误，他们把意大利的力量高估至荒谬的水平，而且还对苏联的力量有错误认识，以至于连“大国”的概念也变得令人怀疑。昔日的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希望在全球外交中保持大国地位，它们的抱负似乎也因为之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具有常任席位而被认可。但这些大国的实际地位事实上是很不确定的，以至于这种官方地位很少给它们带来威望或好处。核武器让传统概念重新受到质疑：武器因为变得更加残暴可怕而使用性下降。今时不同往日，彬彬有礼和上层社会的犬儒主义已经远离了大使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虽然在盟友之间还扮演着一定角色，但其作用不但在敌对关系中，而且甚至在政治阵营和中立国之间的关系中都大大降低了。既然更强者不能或是不愿意实际使用它的力量，那么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认为向它让步是必须的。“挑战”战术（“你不敢强迫我”）已经属于国际关系中的惯常做法。 [39]

为了强迫或是说服一个国家屈服，另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可以借助经济施压。通过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的决议，一系列针对意大利的惩罚措施被颁布：禁买某些商品，禁售另外一些商品。但这种名义上的封锁缺乏实际效率，因为它不是全面封锁。意大利能够找到足够的客户，让它能够获得保障自己最低限度需求的外汇。对意大利商品的禁售没有涉及那些一旦短缺就会给意大利造成致命打击的物资。苏联试图肃清南斯拉夫反对派而进行的封锁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成功，西方在当时向这个国家施以援手，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和对苏联领导阵营的效忠之间是有可能发生分裂的。而后，又轮到了美国，它徒然努力，试图用封锁征服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经济手段并不因此而总是无效。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有一个特殊特征：它涉及的实际上是经济强制的企图，或者是把经济手段作为军事手段的替代品来使用的一种企图。这种尝试之所以会遭受重大失败，那是因为为了与一个国家作对而建立一种普遍联盟是不可能的事。封锁作为武器，在今天还是可能让人无法抵御，但这必须是在被视为“罪犯”的国家在封锁线外无法找到盟友的情况下。时至今日，这样一个假设条件还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过。

相反，在双边关系中，为了加固友谊或强化联盟，经济手段会显得很有用处，甚至不可或缺。马歇尔计划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国家因为是另一些国家的主要客户而有了影响这些国家的能力（初级产品市场的崩溃对从这种产品的出口中获得大部分外汇收入的国家而言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国家也能影响正等待着它施以财政援助或觉得自己的经济系统对其有依附性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那些被认为欠发达的国家是否同意留在某个政治区域内，取决于它们在其中能否为工业化找到援助。今后，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负担那些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所需的必要投资的话，就很难有机会保住它的最高权力。

在经济领域也同样有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之分。一个欠发达国家常常对可能发生的制裁具有巨大的忍耐力：只有小部分人民会被对外贸易的中断影响。相反，一个想要用最少力量来创建和领导一个联盟的大国需要各种经济资源（技术，可以用在对外投资上的资金，等等）。

纵观历史中各个国家在和平交往时期使用过的政治手段，它们要么是政治单元中精英的行动，要么是政治单元中群众的行动。有史以来，大国以人或钱为中介渗透到各小国中以贿赂其思想、收买其忠诚。“外国党”的长时间存在被认为是国家弱小的后果和象征。在那些“巴尔干化”的国家中，对外政策是党派间争执的对象，因为每一方都对某个大国有所偏向，因此都有可能会受到其侍奉的外国主子的指责。

在我们这个世纪，民主风尚意味着一种新的做法：发起进攻的国家的话语和发言人在针对作为社会少数的领导层的同时，也针对了民众。每一方的阵营，每一个巨头势力都努力想说服分界线另一边的被统治的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是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愚弄的。宣传战和广播战标志着国家间的持久冲突和对媒体手段的不间断借助。在这个游戏中，权力不取决于军事力量或经济资源。比如，有些国家更有能力进行广告性输出，有些国家更有能力招募到无私的宣传者，又或者更愿意花钱来“强奸”民意。

在这方面，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的因素迥异。防御能力最重要的条件，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条件，乃是共同体的凝聚力、大众对政权的拥护，以及政府精英成员之间就民族利益达成的一致意见。瑞士或瑞典虽没有能力或欲望去影响其他民族的思想或行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却也并不脆弱。

除了经济手段和政治心理手段——在我们的时代这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国家在和平时期所使用的是暴力。我将象征性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与秘密或突发性暴力（violence clandestine ou dispersée）进行了区分。象征性暴力是由我们所谓的“炮舰外交”体现的那种暴力。将作战船只派遣到这样一些国家的港口：欠债不还的、拒绝兑现承诺的或是把让与外国公司的物和权收归国有的。这象征着用武力去强迫对方的能力和决心。象征就足够，几乎从来就不需要过渡到行动。这是在提醒对方遵从，而“弱者”在找不到支援的情况下就会屈服。到了向行动的过渡成了情势所需的那一天，象征性暴力就不再受欢迎了。如果存在为推翻纳赛尔做好了准备的内部反对势力，又或者纳赛尔在危险时刻孤单无助或突然失去勇气，那么英法在1956年对苏伊士的突发性远征就有可能成功。只有暴力的幌子是不够的。

如果象征性暴力是属于19世纪的，那么秘密或突发性暴力就是属于20世纪的。秘密暴力——在暗处进行的袭击——总是突发性的，但游击队员的突发性暴力却常常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城市恐怖分子的网络是隐秘的，而游击队虽分散行动，但在有必要时也可能穿着制服在山地和密林中光明正大地活动。那些没有相互开战的国家，在和平时期会通过恐怖主义和游击队来互相争斗。埃及组建了恐怖主义袭击队并将其派往以色列。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员曾在埃及或摩洛哥受训，“解放军”从突尼斯或摩洛哥获得补给。正如我们所见，和平时期为了颠覆国家秩序而使用言语和小型武器，已经不再被认为与国际法相悖了。在此，防守权力仍然依赖于民族团结：革命者如果无法取得哪怕最低程度上的人民的自愿“同谋”，那就不可能达成目标。暴力镇压的能力也是对抗颠覆举动所需防守权力的一个决定因素。在匈牙利，苏联当时的确在“道德威望”上失败了，但在“残酷威望”上成功了。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言，对统治者而言，有时候让人民畏惧比让人民爱戴更可取。

在和平时期，集体行动的能力体现在对各种手段的运用以及对敌人实施的各种手段进行的抵制上。确切地说，外交能力具有两面性：从广义上讲，外交能力是指对这些手段的整体实施以及对合适的手段加以选择；从狭义上讲，外交能力是行动的质量，可用以结交朋友并尽可能击垮对手，让面对面协商最终达成满意的结果。

如果外交缺少了进行经济或政治施压的手段，也不含象征性暴力或秘密暴力，它就是纯粹的说服。或许这样的外交其实并不存在。或许自诩纯粹的外交一直隐晦地提醒着人们，如果它想让人惧怕，它就得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至少纯粹的外交在设法让敌人和旁观者相信它意在引诱而非强迫对方。敌人必须是感到自由的，即使他其实是在向力量屈服。

当外交针对的是中立方和独立方时，当外交的目标是赢得好感或打消戒心时，它就接近了“纯粹”外交。尤其在单独会面的外交中，当商谈者交换意见时，承诺是作数的，因为交谈者在说也在听。磋商之于外交就像交战之于战略一样。

但外交和战略之间还是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外交准备走向的是国际会议，就如同军事准备走向的是战争考验一样。不过，磋商者的操作空间被联盟的潜在力量（当交火敌对还没有发生时）和战争达成的事实（当战争在进行时）所限制：通过运用各个对手之间的分歧，磋商者有时能够对战争造成的意外不利结局进行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局势的是不纯粹的外交游戏——力量的重组——而不是单独磋商。相反，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胜利和失败成为天平的两端之时。纯粹的外交对话确认了事件的必然后果，事件裁决着相互敌对的意图。

四 权力测量的不确定性

或许，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明确那些反映了三种基本要素（环境、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不那么抽象的概念，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1919～1939年）内，也并非无用。

两次大战间的军事技术和军队的组织都有利于全面动员，且使其成为可能。战争状态下，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工业能够将他们武装的限度内成为士兵。全面动员是规则，军事力量的潜力与经济潜力成正比。然而实际上，在对这种相称性进行认识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需要做出一定保留。

怎样的经济总量才能够满足军事潜力的需求呢？无论我们是选择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工业生产总值抑或某些工业统计数据，选定的这个指标总有差错。国民生产指标是一个不确切标准，因为农业生产或服务业不像钢铁冶金工业或机械工业那样可动员作战动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业生产指标上，因为我们把饼干业的工人和机器转移到航空工程部门，不像把汽车工业的工人和机器转移到坦克制造中去那样容易。最后，如果我们只看重工业或是机械工业这一个指标，我们就有可能犯下相反的错误。在有时间的条件下，工人和机器的转移也可以进行到相当的程度。比如，1914～1918年的法国，虽然一部分领土被占领，但其战时工业的成就却令人吃惊：直到战事尾声，美国军队还在使用从法国兵工厂出厂的炮筒和炮弹。不过，当时的武器，甚至是飞机，所要求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确都相对简单。

经济潜力向军事力量的转化，在我们的时代，还取决于以技术-管理能力的形式表现的“集体行动的能力”。一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德国教授，约翰·普伦格（J.Plenge） [40] ，在1916年发表过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这本书的主题是把1789年的观念和1914年的观念加以对照。1914年的观念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关键词：组织。为了使全国都为战争工作——一部分人成为军人，一部分人从事制造或坐办公室，其他人在田野劳作以生产出居民和战争所需的粮食，行政管理必须能够把人口分配到不同的工作中，能够做到尽可能地减少生产非必需品的劳动者数量，以及尽可能地人尽其才。在二战期间的西方诸国中，英国达到了最高的动员率。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全部动员其工业和人手的情况下就开启战端，而且德国不论在波兰战役后还是在法国战役后，甚至在德国国防军挺进苏联后，都没有决定进行全面动员。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才进行总动员，而且还在占领区招募了数百万工作者。

在战时，动员系数尤其表现为行政能力的作用，虽然也有部分来自群众对牺牲的同意。超过了某个点，战争动员的效果只能以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获得增长。哪种程度的降低才不至于失去民心呢？这个问题没有一般性的答案。不过，习惯了低生活水平的民众似乎比习惯了高生活水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艰苦的生活。这就会颠覆一个纯理论主张：一些民众在和平时期享有较高生活水平，所以对他们进行动员的余地是非常大的。抽象地来讲，人民实际条件和不能再压缩的最小限度之间的差，在富国要比在穷国大。然而，富国人民不总是能够放弃那些被穷国归为不必要的东西。

最后，各交战方并不是用潜力而是用现时已经动员起来的力量在进行战争。而这些现时动员起来的力量，依赖于空间、时间、地理条件及敌对进程。整体潜力有可能因为缺乏某种初级材料而瘫痪或者不完整。（如果燃油储备持续空仓，数千辆坦克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相反，把制海权同外汇储备或对外放贷相结合，就能把那些合法中立国的潜力也算进自己的潜力中（正因如此，1914～1917年美国的潜力才能被协约国算进他们自己的潜力中）。不过，一战的经历在1939年给予英法联盟的却是一个不可靠的想法。它们在事前假设了长期作战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它们认为，长期看来，西方世界的资源动员会保证这两个国家具有优势并取得消耗性胜利。然而这必须是在从敌对最初阶段开始，这个联盟的部分工业潜力一直不会为敌所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就不会有法国潜力的总动员。如果没有不列颠战役，就不会有从1940年开始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的潜力总动员。1939年，如果英法两大民主国家没有在海上行动的时间和自由，那它们的潜力也不过是纸上数据。法国当时没有这种时间，而英国，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保住了在海上行动的自由。

既然军事力量被认为取决于人力与工业潜力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储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其质量如何。在每一阶段，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及美国的一个师团的相对价值是多少？唯一真实的量度标准是战斗本身。在和平时期，近似估量也是根据前面已经发生过的战斗来进行的。直到耶拿战役前，普鲁士军队都保有腓特烈大帝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声望。直到1940年，法国军队看起来仍然是在凡尔登战役（1916）或香槟战役（1918）中的那支军队。

不管涉及的是大炮还是军队，我们心中都会出现同样的疑问：武装的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的质量？军队的效率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军事活力？换句话说，我们能否根据国家状态来判断军事力量的强弱？军事力量是不是尤其取决于军事体制本身的各种因素？

希特勒并不相信美国能够在当时的敌对过程中得到一支一流军队，因为美国大众彻底的和平态度与商业精神让美国没有可以与德国军官群体相媲美的军官阶层，从而也就缺乏相应的军事传统。纳粹德国的元首对此做出了错误判断，这对他而言是不幸的，对我们而言却是幸运的。我们可以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双重论证：部队干部编制的重要性在20世纪并不比在19世纪低，但这种编制不再要求用从事军队职业的专属社会阶层来达成。许多军事上的问题——组织和后勤——同工业或运输上会遇到的问题相似。技术人员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在军事机构中要完成的任务，同他们原来是平民时的本职工作很相似。而且还要加上：繁荣国家的富有公民能够提供经受得住现代战争的严酷和危险的战士、下级军官及上级军官。

换句话讲，领导人能够靠天赋或好运让国家拥有在世界舞台上受人尊敬的地位，即像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éhémet-Ali）那样的奇迹，在19世纪还可能出现，但在20世纪却已经不再可能。当涉及正规军的时候，人力潜力和工业潜力把统帅的行为限定在了狭窄的限度中。没有大型工业就没有大型现代军队，而拥有大型工业的国家都有能力建成一支大型军队。

正因为在理论上有着可能和不可能这两个命题，因此赋予某种无可争辩的关系它所不具备的精确性是错误的。以同样的方式装备的两个师团在二战中就并不等效。德国的那十多个装甲师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中起了部分决定性作用，而且它们稍后还在苏联边境获得了初期的胜利，这些战绩都在提醒我们——假如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话——在这个重视数量的世纪还有精英战士的存在。在上面这个例子中，似乎训练和技术准备同军官和士兵的激情相互结合，共同形成了一部战争机器，而它于1941年11月到12月在莫斯科不可挽回地耗尽了。德国国防军以及其他突击部队依然节节胜利，但再也找不到能同这支曾部署在东线，后部署在西线，最后又重新回到东线的装甲部队相媲美的先头部队了。

军人阶层的质量和武器的效能会被政治体制和民族心理所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武器行业声誉的不同，根据民族国家的物质条件和对军官职业的尊重情况，军事干部的招募会有好坏差别，国家精英可能心系国防也可能对国防毫不关心。德军曾经得益于良好的指挥质量而拥有很好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是否能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被再造出来，这一点实在令人怀疑。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既没有东边殖民地，也没有帝国的前景，其军事贵族、对祖国伟大性的信仰和给予军人职业的声誉都无法继续存在。

从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来看，曾在某些时期流行过的主张给出了这样一个讽刺的观点：“国家中若无规矩，军队中就无纪律。”这个论断被厄恩斯特·勒南以赞扬的方式援引：事实上民主制内部的无政府表象并不与工厂之规矩和军营之纪律相排斥。从1945年到1958年，一方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曾在寻求一个稳定的政府——所有军官都能为当时参军者的纪律性做证；另一方面，法西斯右派的宣传者最终陷入了他们自己的想象，认为墨索里尼把意大利人化为了雄狮般的人民且给予了（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钢铁的）意大利一流的军事力量。斯宾格勒当时就把落入衰落的法国民主制之手的北非帝国划给了墨索里尼。

同样，高技术工业通常会提供高效的武器，不过，和平时期的西方工业是以提高工作收益为目标的，所以它们会用尽可能低的价格去生产。当我们制造武器的时候，其实成本并不重要。因为一个投入很多钱并把最好的头脑用在直接面向战争的工业生产的国家，可能会拥有和对手一样好或比对手更好的武器，而这个对手一般来说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美国和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

最后，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的武器质量事实上还远没有发展到尽头。各种敌对中的武器改良竞赛还在继续。一些武器（长距离舰炮）研发完成所需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在一战结束时使用的还是在战争初期就知道的旧型号武器。直到电子技术和自动校准兴起，大炮一直是一种传统武器，它在一战中和两次大战之间只得到一些缓慢的改进。相反，飞机先是在1914～1918年，然后在1919～1939年，最后在二战期间都飞速进步。那些可以使用最新可用的飞行装置或在敌对初期才研发完成的机型来结束战争的国家，很快就会具有压倒性优势。日本人在1941年就拥有零式战斗机这种在远东行动中最好的战斗机，但日本人没有能力在竞赛中坚持下来：1945年，他们陷入自杀式飞行的绝境，而且他们的舰队也被全部摧毁了。从这以后，还没有谁能够在军事力量对抗的科学技术竞赛中取得最终胜利。从质量和数量上来说，优势总是在阵营间不断转移。上一次大战时，法国的航空力量有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可能，但条件是法国再有六个月的时间，或者法国的工业早六个月被动员起来，又或者战争能够再晚六个月开始。大致来说，一个工业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更有机会占优势。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某个领域的大量集中投入也可能让工业填补上总体的落后；同样，对于和平时期的制造业而言，胜利也不总是属于一个国家。

除了这些力量计算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方指挥高层的才智差异、各国决策者在战争行为上的差异，最后还要考虑人民对他们政治体制的拥护程度和面对考验时的决心如何。苏联民众是否会对要为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承担责任的国家和党派忠贞不贰？德国和意大利的民众是否会满怀热忱地跟随他们的元首（Führer）和领袖（Duce）？民主政体下的大众是否有能力直面战争的惨烈？不论对于战争统帅还是人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已经被事先给出也无法被证明，因为这些答案所依赖的学问是无法传授的。

事件本身给出的答案尤其构成了对人民行为和政体性质之间的所谓关系的一种反驳。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完全相信，与第三帝国一起作战所做的任何奉献都是值得的。纳粹主义崩塌后，在意大利北部与德军作战的抵抗军与利比亚的士兵们（而且装备很差）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士气。德国民众没有抛弃他们的元首，但是在领导层中，7月20日的阴谋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其实比英国或美国的民主制更加缺乏统一性。在苏联，虽然领导层没有阴谋连连，但在敌对的初步阶段就有一部分民众，特别是那些非俄罗斯人，对侵略者不怀敌意地加以欢迎，一些部队还表现出极小的战斗热情。简而言之，1939年时只有两个欧洲国家的政体和人民是拧成了一股绳的，它们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民主制的英国，但民族统一性在英国比在德国更能经得住挫败。

根据这些计算，我们在事后（post eventum）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事件时可以加上哪些评注呢？如果把在和平时期被认为有同等力量的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相比较的话，极权国家显得比民主国家更强大。极权国家外表看起来很统一，而民主国家外表看来争吵不断。法国和英国都是安于现状和守成的国家，而意大利和德国则是有诉求的国家。那些令出单一、磋商只能秘密进行的政权，比起那些言论自由、可在议会中争辩的政体，更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它有不可抵御的力量和坚不可摧的决心。在外交牌局中，极权者常常虚张声势且几乎次次得手——直到有一天它的对手不再畏惧它的吓唬。

1935～1941年，意大利当局做了一系列的“虚张声势”和“赌博”。当墨索里尼宣布他已经准备好宁愿与英国和法国开战都不愿意放弃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时，他很可能是在自吹自擂他无法办到的事。如果墨索里尼当时发疯使意大利投入战争冲突中，那么在1943年发生的事可能在1936年就发生了，他会在与英法同盟的对抗中提前输掉。之所以他能最终得手，是因为那些赞成制裁他的人还不愿意冒开战的风险，而且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也还没有就纳粹主义被推翻会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机会和导致怎样的后果达成一致意见。至于1940年发生的事，那就不再是墨索里尼的虚张声势了，而是他打的一个赌——他赌战争已经潜在地结束，而通过出兵，会让意大利获得更大份额的战利品。

德国的举动则完全是另外一番作风，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德国尚未拥有可以抵抗法国军事反击的力量。希特勒冒了风险——至少这种风险在表面上是存在的——逐渐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所有主要条款。他的外交技法是挑战型的：他挑战法国，看法国会不会动用武力来禁止德国那些只是试图消除《凡尔赛和约》中对德不平等的规定的决定。面对挑战，法国只进行了抗议——这是介于两种极端解决办法（要么爽快接受德国的现状，要么采取军事行动，法国舆论对这两种办法都无法接受）之间的最糟糕办法。

从1936年开始，德国照旧使用挑战技法，只是换了种方式来进行。希特勒挑战法国和英国，看它们会不会使用军事手段，因为如果英法使用武力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开展的是一场全面战争。虽然德国还是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也会从各个方面上成为那两个安于现状和守成国家的大灾难。从1938年起，希特勒德国拥有了当时实力上的优势，虽然没有它自己夸口的那样大（这一点大家当时就已心知肚明），但也足够在1938年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在1939年征服波兰。在普遍战争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只能靠动员它们略胜一筹的潜力，通过长期作战来获胜。对于希特勒而言，只要跨越最后一步就会获得一个看起来十分可靠的机会，让德国即使在普遍战争中也能够获胜。这个机会是：它在肃清位于东方的次要敌人（波兰）和随后消灭位于西方的大陆敌人时，让位于更东方的主要敌人（苏联）保持中立。

从此时此刻开始，对潜力的计算就不再有意义，因为其采取的所有举动都由接连的战役和一系列的赌博奠定了：在法国介入之前打败波兰，在英国动员起来前及苏联参战前打败法国，在英国还没有办法登陆欧洲大陆前打败苏联。除了最后一个，其他这些赌博德国都赢了。由于受到西方给予波兰的保护承诺的影响，斯大林用和希特勒签订协定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实力。波兰在法国军队尚未开动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吞并；法国无法再战斗，而英国当时只有十多个师团。不过，英国既没有在1940年被侵略也没有因轰炸而瘫痪。苏联军队尽管经历了1941年被德国入侵的灾难，还是在莫斯科战役之前重新站了起来。输了这最后一个赌博，预示了随后的事件。1941年12月，美国因为日本的进攻而被卷入战争。一战时德国已经在双线上栽过跟头，二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部依然对此心有余悸，他们认为已经提前输了战争，但双线战争最终还是发生了，无情地与元首的愿望背道而驰。那些早就宣称过普遍战争下东西方会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让第三帝国倒台的持反对意见的德国人，见证了他们的预言成真。打赢的那些赌和暂时取得的那些胜利只不过是在推迟这个失败的结局罢了。

日本人在1941年打的赌很荒诞，因为从理论上说，日出之国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打赢美国，只有在美国人太迟缓或太懦弱而无法获胜的情况下，日本才能避免输掉战争。希特勒打的赌则是冒险的，一个合法国家的首脑不应该打这个赌，不仅因为德国人即使不战斗仅靠对别国进行开战威胁就能得到更多，还因为打赌输了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不过，这个赌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输。

直到1940年6月签署“停战协定”前，希特勒在每一步中都是赢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从这一时刻后，他就错误连连。他没有决定是要把法国当作顽强的敌人还是可弥补回来的盟友；他对侵略英国也心存疑虑，而最后还是选择把尚未投入战斗的德国国防军用在了对苏联的战役中。作为外交负责人，他缔造了一个他曾竭力避免出现的大型联盟。作为战略负责人，他没有勇气将本会让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对力量的集中进行到底。作为军队行动的负责人，他决定把原地抵抗作为绝对命令。作为战争统帅，他直到最后还希望敌人联盟瓦解，但最后却还是因为那些早已与现实脱节的想法而在一场瓦格纳式大灾难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并不只有希特勒在犯错。在刚才的分析中，即使斯大林的手段再高明，我们也不能把全部功劳都归于他的天才。因为一旦德国被消灭，苏联长驱直入欧洲的道路中就再无障碍。而只要美国人意识到了自1942年来苏联利益和美国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就足以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举步维艰。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未在现实中发生。美国要求苏联出兵日本，以换取苏联占领远至德国中部的东欧的权利——斯大林对这一盛情邀约欣然接纳。

***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或力量有着怎样的作用？在美国的军校中，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经典问题。但它的答案却不可能不含糊，因为正如我们刚才看见的一样，power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指代了资源、军事力量和权力。

国际关系体系中一个政治单元的地位，是由它可以用在外交-战略行动上的物质及人力资源的规模所决定的。每一时期的大国因可以把可观资源用于对外行动，特别是能够动员出众多兵团而享有盛名。国际社会包含了一种威望等级，它近似地反映出根据先前的战争经历来设定的等级。

力量关系也在更大的框架内规定了联盟内部的等级：不过这种等级不一定表达了权力对比关系，因为排在最高等级位置的国家将它的意志强加于排在它之下的其他国家。一旦排序在前的国家不能再使用军事力量，它就必须采用施压方法（间接且常常没有什么效力）或说服手段。各种联盟总是由大国领导，但小国有时也能把大国拖入大国不愿意处于的境地。正因为可以让大国陷入要么做出让步要么就动武的选择上的绝境，小国在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事务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权。比如戴高乐将军在1940～1944年针对英国和美国实施的拒绝战术或是阻挠战术，就让弱者多次成功地强加了自己的意志。一旦不受拘束的法国人定居在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上，美国人就不能再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去，大战进行之际，罗斯福是无法下令与这些法国人开战的，因为他们象征着他们的祖国被共有敌人所占领。

在正常时期，即使是对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用力量关系纯粹简单地表达。磋商者有搞错不同国家的力量的可能，而且他们也不会坚持要得到一个对战争结果进行总结的协议。只要我们是在“说”而不是在“打”，事实和权利作为理由对磋商者就有影响。取代了战争的外交，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只是在把战争的假想结局记录在案。而戴高乐将军说的“根据各自军队之战绩来让每一方有所收获” [41] ，只是从长远来看在大致上是对的。国家不给自己定下与它们的资源不相称的目标——这作为至理名言是对的，但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意味着对相互独立的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精妙缺乏了解。

国家拥有的潜力和它们的外交达成的成果之间存在的不相称，常常是因为政治单元会集合起来对付诸国中看起来扮演着“扰乱者”角色的国家。从定义上来看，主权国家会把追求霸权的国家作为敌人，即它们会把能够剥夺它们自主权的、能够剥夺它们自由做决定的能力的国家作为敌人。经典学派的外交官，比如俾斯麦，也会害怕德意志帝国力量的过度增长。他想的是让帝国限制自己的野心，通过长时间的明智且适度的行为让帝国的实力攀升，得到他国的谅解。不管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欧洲秩序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位铁血宰相看来，这是保障德国安全的必要条件，是让普鲁士取得的那些胜利既不构成对他国的侮辱也不会引起他国的担忧，从而避免反德同盟出现的必要手段。1870年后的第一阶段，是战败的法国，而不是战胜的德国，在获取土地。1870～1914年，这位德意志帝国的代表，要么通过表现自己缺乏外交天赋，要么通过自发反对所有潜在的霸权国家并与它们发生冲突，做到了几乎不把自己国家在战争情况下能够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所具有的获胜能力表露出来。

在被一些18世纪著者称为“普世君主国”和割据势力的这两种形势之间做出选择，成了欧洲体系中的一种不成文法，它似乎潜在地存在于所有国家体系中。要是大国不愿意让他国与它平起平坐，它就必须把帝国进行到底，兼并其他所有国家；要是大国同意在成为老大的情况下让其他的主权单元与它共存，那么它就必须要让别人接受它的优势。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它都将在危险中存活，因为它永远无法取得让它获得安稳的所有胜利，它永远会被怀疑持有统治别人的渴望。

如果国家希望通过变成大国来享有安全，那么它们将永远是这种奇怪妄想的受害者。不过，纵观历史，集体的伟大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第三章 权力、荣耀和观念或对外政治的目标

政治单元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这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所依托的假设，也是国际关系概念框架所依托的假设。那么，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单元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每个政治单元有着怎样的目标？为什么这些目标互不相容，或者看起来是互不相容的？

如果我们处于全面战争爆发的时期，就很容易在不同程度上精确地指出每个参战国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914年，奥匈帝国希望消除南部斯拉夫民族的诉求对二元君主制带来的威胁。法国虽然听任阿尔萨斯-洛林被兼并，但在精神上并没有接受，炮声响起之时，它那收复离开祖国母亲的省份的热切意志就再次回归。意大利人希望收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协约国并不比它们的对手在实际上分歧更少。沙皇俄国把拥有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定为目标，而英国却一贯反对类似的野心。只是德国带来的危险激发了英国政府从理论上秘密同意那些它一个世纪以来执拗拒绝的事情。

或许，正因为战争目标不为人知，德意志帝国才激起了对手对它的更大惧意？从帝国初期的那些成功来看，它的战争目标显得壮阔宏伟却隐晦不清。它那些私底下进行的勾结和联合都是在梦想着拥有“非洲地带”或是中欧（MittelEuropa）。德国总参谋部到1917～1918年还在宣称，对比利时国土的部分兼并或占领是出于战略需要。如果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不表明它的最终目标，就会令人怀疑它野心无穷。省份（阿尔萨斯-洛林、的里雅斯特），战略要地（黑海海峡、佛兰德海岸）及宗教象征地（君士坦丁堡），无疑都是事关欧洲国家冲突的要害。但是，冲突的结局还会同时决定力量关系、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抽象分析中，我们是否能区分开那些不仅让国家追求，而且让国家与国家相互对立的典型目标？

一 永久目标

让我们重新从国际关系框架出发：政治单元都因其独立而自豪，并且唯恐失去就重大决定独自做主的能力，它们因为自主性而相互对立。通过如上分析可以得出：每个政治单元只能自助。

那么，逻辑上政治单元追求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什么呢？霍布斯在他关于自然状态的分析中给了我们答案。所有政治单元都渴望生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关心并希望维持他们因历史、种族或运气而得以缔造的共同体。

如果我们承认战争并不是人们所愿的话，那么，在敌对结束时缔结和约的交战方都会期望创造一些条件，以便让不久的将来再没有什么好为之而战的，同时他们还期望保住那些通过战争夺取到的好处。可以说，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体或政治单元的首要目标就是安全。战争越是残酷，人们就越渴望安全。1914～1918年的德国也一样，人们期望找到可以让国家获得最终安全的最好办法，他们认为通过解除某些敌人的武装或是占领某些关键位置便能达成这个目标。

在由自主的政治单元构成的世界里，安全可以由敌对方的弱小（全面或部分地被解除武装）或自身的强大来缔造。如果我们假设安全是国家政治的最终目标，那么达成它的有效办法则是建立新的力量关系或是改写旧的力量关系，以此让潜在的敌人因为处于劣势而不会试图主动发起侵略。

安全和力量，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重问题。从低层次上说，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资源的“最大化”不一定会带来安全的“最大化”。在传统欧洲，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的增长和战士的增多总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进而导致针对它的敌对同盟形成。在既定体系内，存在一个力量的最佳度，一旦超过这个度就会导致情势出现辩证的反转。额外的力量会因为盟友转化成中立方或中立方向敌对阵营转化而让己方相对削弱。

如果安全显然是也必然是一个优先目标，那么我们就可能从理论上确定理性行为。其中的要点在于，确定每种情势下的力量最佳度并根据它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过，当我们考虑力量和安全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时，还会出现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渴求生存，这点是肯定的。但个体并不会把所有的欲望都系于生存这一唯一目标上。还有一些目标也能够让个体冒死亡的风险。在这点上，政治单元也无不同。它们期望强大，并不只是为了防范侵略、享受和平，它们还会为了使人惧怕、赢得尊重、受人尊敬而想要强大。刚才的分析中所谓的强大，换句话说，就是具有把意志强加于邻国或敌人的能力，具有影响人类命运和文明的未来的能力。这两个目标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越是有力量，他被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他也会在这些力量中、在强迫别人的能力里找到一种无须理由的满足感。安全可以是最终目标，“不再害怕”这一状态是值得渴望的。不过，权力也同样可以成为最终目标，如果我们明白统治带来的陶醉感，危险又算什么呢？

即使在这样的抽象层次上，对目标的罗列在我看来还是不完整的：我添加了第三个范畴，我称它为荣耀（gloire）。在《论均势》中，大卫·休谟解释说，城邦的行为更多是基于竞争精神，而非谨慎的计算：“的确，希腊的那些战争往往被历史学家视为由竞争导致的，而不是由政治活动导致的；而且，比起获得权威和支配，似乎每个城邦都对能够领导其他城邦的这一荣誉更为看重。”通过把出于嫉妒的竞争和谨慎的政治对立起来，休谟提出了一个关于所谓名誉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反命题。

战争一开始，又有一种危险涌现出来，即军事胜利成为目标本身并令人忘记了其背后的政治目标。取得绝对胜利的意志，即成为战胜者并最终制定和平条款，它通常是对荣誉的渴望的表达，而不是对力量的渴望的表达。对相对胜利的反感，即对取得部分成功后协商出的一种对胜者有利的和平的反感，源于人们的自尊心，正是这种自尊心从较量之初就在一直激励着人们去斗争。

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荣耀只是权力的另一个名称或权力的另一侧面，也就是说，权力被人认可，从而它威名远扬。从某个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们因此可以把三个目标归纳成两个：政治单元要么以寻求安全和力量为目标，要么以强加它们的意志和摘取战胜者的荣耀为目标。这两个目标，一个是物质的，关乎力量，另一个是精神的，同人与人的对话密不可分；后一种目标是伟大的，胜利和敌人的臣服使之神圣。

不过，在我看来，三元划分更好，因为这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不但分别对应了一种明确具体的态度，还同时分别表达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克列孟梭（Clemenceau）渴望安全，拿破仑渴望权力，而路易十四渴望法兰西的（或他自己的）荣耀。 [42] 1918年，任何理智尚存的法国首脑都会怀有同样一个目标：刚刚才结束的这场由一个巨大联盟带来好结局的战争是如此残酷，他们再也不想让法国陷入这样的残酷战争中。曾几何时，拿破仑就梦想着统治欧洲：他对作为一个伟大领袖被四处传颂的荣耀并不满足；即使克劳塞维茨将他誉为“战神”，这样的尊崇也不会让他满意。拿破仑是对现实而不是表象极富野心，而且他知道，从长远上说，任何国家如果不具备强迫别人的手段，就不可能对别人发号施令。路易十四很可能对荣耀和权力同样热衷。他希望被承认为所有人中最卓越的那一个，他使用力量夺取城市、加固城池，不过这样具有半象征性的英雄功绩同时也是他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他不是在设想一个无限扩张且比对手拥有更优资源的法国，而是梦想着路易十四之名和法国之名在诸国人民的仰慕中大放异彩。

这一初步分析在没有被另一个分析补充完整的情况下，危险多过实用。事实上，如果遵循这些抽象术语，我们会倾向于把荣耀看成是非理性的， [43] 从而把对力量手段的无限积累判定为自相矛盾的（在某个特定的点上，自身权力的增长导致失去盟国，得不偿失）。由于这个偏差，我们重新回到了所谓的“安全唯一目标论”。让我们把这些抽象分析丢到一边，来细看一个政治单元，也就是占据了一部分空间的一个人类共同体。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共同体能被类比为一个有智慧和意志的人，那么，他可能定下怎样的目标呢？

共同体占据着一定的土地：按理说，它可能会认为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过于狭小。在人们的对立中，拥有空间是一种原初利益。其次，统治者们还经常根据自己的臣民数量来判断自己的强大程度：在领土之外，他们觊觎的不是土地，而是人。最后，武装起来的先知有时候比起征服，对让人改变信仰更为关心：他对土地上和土地下的财富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计算工人或战士的数量，他想要的是传播真正的信仰，让符合生命和历史意义的组织能够一点一点地赢得全人类。

在我看来，这也是个完整的三元系列。所有的国家在各种历史情势中制定的目标必然都会归结到我们刚刚列举的三个术语中的其中一个上：空间、人口、心灵。要么为了扩展耕种的土地或在土地上开发财富，要么为了让不同的人臣服，让今天的外邦人成为明天的奴隶或同胞，又或者是为了让某种宗教或社会观念获得胜利——这种观念在被共同体宣称为普遍真理的同时也成了共同体自身的使命；除了这些之外，不同的社会还会为了什么而互相争斗呢？

具体来说，这些目标很难相互分离。除非使土著居民完全灭绝或把土著居民全部驱逐，否则，征服者在夺得空间的同时也夺得了占据着这个空间的人口。除非只靠传播信仰的热忱就能让人改变信仰，否则先知们在管理灵魂救赎之前是不会无视对人民的控制的。即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三个术语也的确是分开的：十字军战士首先希望的是解放圣地而不是让穆斯林改变信仰。以色列人想要的是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中那些曾经属于大卫王的疆域，他们对征服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及让其改变信仰并不关心。欧洲的君主制统治者积攒省份——（省份中的）土地和人口——是因为君王的权力和威望是根据领地多少来衡量的。至于同异教徒对话，这或许从来不是国家的唯一目标。只有没有武装起来的先知才会去梦想纯粹的对话。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他们都会消亡。国家有时候是先知型的，不过它们都是武装了的。观念不是对空间或人口所怀有的征服意志的一种工具或一个证明。在宗教领袖或意识形态领袖的意识中，信仰的胜利和观念的传播可以以最真挚的方式被看作名副其实的行动目标。只有在不信奉者眼中这个目标才如同帝国主义的伪装：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他们是不信奉者，当然就很轻易地赞同了这种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诠释。

那么，目标的抽象系列和具体系列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如果把后者看作前者的隶属，抑或相反，就都过于武断。空间的扩展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增长的确是构成安全和权力的要素，有时甚至是荣耀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对一个省份的征服永远无法自成目标。法国人没有把使阿尔萨斯-洛林回归祖国母亲怀抱视作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一件不需要其他理由的、本身就有益的事情。如果没有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就是残缺不全的：有了斯特拉斯堡和梅斯，法国才获得了完整性。在漫长的时光中，居住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城市的人们获得了某种历史性意义，即一种象征性价值。问题已经不在于去知道，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或以色列人能否在其他地方找到同现在这块土地一样丰饶、拥有等量或更富庶资源的另一块土地。正是在那里，在太巴列湖畔，在耶路撒冷高原，正是在那里，而非在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那些不再相信上帝和“契约”的）犹太人希望重建共同体，并宣称自己是那个半传说历史的继承人。

在我们的时代，任何对秩序和公正的保证都不足以击垮民族诉求：带动着不同人民的那些活跃的少数希望能够自由选择所属的政治单元。塞浦路斯人想要的祖国不是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公正的行政管理、自治、相对高的生活水平，这些都无法补偿政治共同体的缺位。保持现状还是拥有祖国，在这两个憧憬中，在欧洲，最终是前者让了步：人民的迁徙意味着国家比土地更重要。

在抽象和具体这两个系列中，荣耀和观念作为第三个目标有些特别。这两个概念没有互相呼应：与观念相反，荣耀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只在意识中存在，还可能只存在于想要拥有它的人们的意识中。“满身荣耀”的人因为相信别人觉得他有荣耀而感到满足。“荣耀”其实是一种可笑的人格。即使这种人对这种感情的渴望并没有错，“满身荣耀”的人还是应该对他这种幸运处境处之泰然或是为了成就个人的完全崇高性而对此绝口不提。不过，也正因如此，随着距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这个目标本身却渐行渐远。完成再多的壮举也难以平复追求荣耀者对自己是否真的光荣所起的怀疑之心。

观念——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无论是关乎基督神圣性的还是关乎某些社会组织形式的——它都具有与荣耀完全相反的定义。或许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永远也无法确定皈依的真实性，或许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永远除不掉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或许异端思想总是层出不穷，在驱除了前一批异端分子的第二天就有了新的异端涌现。如果我们可以勉强说观念对于其信仰者而言具有被界定的内容的话，那么荣耀是不可捕捉的，因为它同意识的对话相连。

然而，观念这个目标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处于无限状态。只要涉及真理，如果还有尚未完成之事，那就等于什么都还没有完成。救赎性宗教具有普遍的神圣使命，这些宗教因同每一个人对话而同全人类对话。一旦先知把自己武装起来传播宗教，他的事业在没有把其思想传遍全球前就不会结束。为了荣耀而进行的战争和为了观念而进行的战争，比起为了土地或地下财富而进行的战争，更具有人的特性。十字军战士虽然崇高但也十分危险。为了威望而战斗的贵族们所面对的也是永无止境的战斗。如果目标就是为了被公认为征服者而去征战，抑或是为了把真理强加于对方而去征战，那么，只要交战双方都持如此想法，暴力就会升级至极端。从根源上讲，最富人性的战争也通常是最缺乏人性的战争，因为战争是最无情的。

同样地，我们还可以尝试构建第三个三元系列目标，根据柏拉图模式，它是由身、心和精神构成的三元系列。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是安全还是力量，利害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在物质上：为了让自己不受危险侵袭或具有防御危险的手段，政治单元要扩展空间、积累财富。但不论是安全还是力量都不能满足共同体的另一渴望：每个共同体都想相对于其他共同体占上风，让对手们承认自己居于首位。政治单元如同个人一样有自尊心，或许它们对此比个人更加敏感。同样地，相较于从商议和平中得来的好处，它们有时候会更加醉心于凯旋。有时候对荣耀的渴望只在观念的传播中才被满足，而每个政治单元都自称是这个观念的唯一化身。最终，精神推动暴力的辩证，而且一旦精神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国家的命运（即一个武装了的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相连时，精神就会将暴力推向极端。

当然，寻求安全和力量的意志也同样会导致暴力的极端化。在刚才的分析中，一个政治单元只有在它天下无敌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它扩展到了普世国家的规模的情况下，它才会觉得彻底安全。不过，对安全和力量的渴望不会自行膨胀到追求无限权力的程度，除非推动利益计算的是自尊或信仰，并且后者还最终推翻了这些计算。如果只是关心能不能和平地生活，无论是皮洛士还是拿破仑抑或是希特勒，都不会赞成为了获得某些不确定的利益而付出这么多确定的牺牲。

征服者有时会把胜利后可以用来取悦人民的繁荣作为他们征战的理由。但这些乌托邦都只是借口，而不是真正激发他们的东西。人民的领导者们之所以想要拥有权力，是想将权力作为他们获取荣耀的工具，让观念成功的工具，以及使得他们自己凯旋的工具，他们永远不是为了让人民能够享受美好生活而想去拥有权力。

二 历史目标

和权力理论一样，这个目标理论也具有超历史的价值，它还同时让我们得以理解历史的多样性。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目标都可以归结到两个三元系列的范畴，如果我们希望简化公式的话，它们甚至可以归结到最后那个抽象-具体系列上。不过，各种情势——不论是军事技术的还是经济的，是以制度为根源的还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源的——都会对限定和明确国家决策者制定的目标有所影响。

让我们回到第一个范畴，它是人类冲突中最恒定的利害关系：空间。无论是在历史的开端还是在原子时代，不同的人类群体一直在对土地展开争夺，一方安居其间，另一方却觊觎它。共同体在成员中间分配土地并把个人财产合法化。然而，共同体自己认为对土地整体拥有的统治权，并不会因此就被其他共同体所承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部落们在来自东边的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但在退却中，他们又反过来成了对生活在更西边土地上的人民而言的征服者。草原骑士们确立了他们对定居民族人民的支配并创建出相应的社会等级，战士成为位居劳作大众之上的上等阶层。

在现代，土地争夺已经失去了这一行为原先具有的简单性和粗暴性。但当争夺爆发时，其残酷性还是不输以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无法形成一个单一共同体，他们无法共居于同一片土地上：其中一方注定会蒙受不公。在北非，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征战可以诠释为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部分剥夺，法国殖民者从部落、村庄或家庭的手中获取了那些土地的所有权。而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则或多或少迅速地造成了对法国殖民者的一次剥夺。阿尔及利亚战争争夺的利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这样一块土地：穆斯林和法国人各自认为它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共居于其上。双方都要求拥有这块土地的统治权，穆斯林一方是以宣称独立来索取，法国一方则是通过强调其领土完整性来坚持。

对于定居在地中海另一边的法国人而言，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父辈们生活过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祖国的一部分。但对法国而言，阿尔及利亚在当时、在现在分别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法国 [44] 从1830年起就想要把统治权扩展到这些它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占领过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连那些决定或实施征服的国家决策者或战争统帅，都要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行动，要么在动机上有分歧。

一些人强调柏柏尔人的海上掠夺给海运带来了风险，拥有阿尔及利亚海岸就能让地中海的安全得到保障，从而有益于法国的安全。我们可以说，这是军事动机带来的行动价值。另一些人则坚持移民的可能性，他们让人想象出一个在地中海两岸拥有一亿人口的法兰西帝国。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同时在对法国在空间上的扩张和法国人口的增长进行遐想。 [45] 最后，比起过去，今天的我们更多会列举法国取得阿尔及利亚统治权后将获得的经济利益，阿尔及利亚将成为一个劳动力储备地，成为对法国本土经济而言的顾客和供应商，以及一个原材料来源地——特别是1956年以后，它将成为石油的来源。我们可以说，我们提及的这些都是经济利益。换句话说，这个例子让我们得出了三个支持征服的典型论据：军事或战略上的重要性、空间-人口上的好处和空间-经济上的收益。

这些论据中的每一个都遵循着变化法则。一块土地的军事、人口和经济价值不但随着战斗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还随着人类关系和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位置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取决于国际关系的不同状况（当俄国军队在距离莱茵河200公里处安营时，德国和法国的旧边界从军事上看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也根据武装情况获得或丧失其战略重要性（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价值，因为它们太容易因原子弹攻击而“关闭”，也太容易被飞行运输手段越过）。即使阿尔及利亚在未来获得独立，地中海的安全也都不会被柏柏尔人的海上掠夺所威胁。

人口论据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空间在处于空旷的或满是人口的状态时都是珍贵的。我们不应该低估欧洲人在16世纪拥有了美洲空旷土地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历史影响。19世纪，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却只是缓慢下降，于是，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继而是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先后成功穿过大西洋，占领了北美洲的广袤土地。巴黎和约时期，在加拿大的法国人人数是65000人，过了不到两百年，这个数字就达到并超过500万人。时至今日，如果国家把人口的“增长和翻倍”定为目标的话，占领空旷空间依然是一个理想办法（清理空间以供征服者使用——这种企图本身是狠毒邪恶的——希特勒没有抵制住这种诱惑）。

与占据空旷之地相反，夺取已经满是人口的空间会引出一些问题，而且根据时期不同问题也不一。君主们倾向于以拥有省份的多少和臣民的多寡来衡量自己的强大程度。随着人口数量增长，劳作人口和战士人口也会增长。在那些人类畏惧人口灭绝和人口短缺的时代，把统治权扩展到有居民的土地是有益的。不过，这种传统想法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质疑，根据他们的观点，交换能够并且也应该无视边境地进行。获得这类土地的统治权就会让宗主国不但不得不提高行政管理成本，而且还得不到任何附加利益。 [46]

自由主义者的反殖民论据虽然在19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但并没有阻止大英帝国的扩张，它被看起来清楚明白的传统观念和工业时代的一些原生现象压制住了。既然征服在军事上耗费不多，又能让帝国之内的宗主国得到廉价原材料及受保护的市场，我们又怎么能够怀疑它并非有利可图，怀疑它不是伟大性的证据和象征呢？帝国中的右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同意殖民地的各种好处：更高的收益率、制成品销路的保障、可靠的原材料供给。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对帝国扩张及其所怀目的的价值判断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剥削，在他们眼中，剥削是帝国主义的起因和目的，帝国的右派则通过开化的使命为他们的殖民事业辩护，毫无愧疚地宣扬殖民能为宗主国创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主义论据因为人们有了倾听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而找到了听众。如果移民不包含欧洲移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平等原则确立了独立权。如果移民包含欧洲移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平等原则禁止给予当地人次等待遇，并且要通过普选的介入逐步将权力让渡给当地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被殖民者。

帝国主义国家同时还发现如果认真行使“开化的使命”的话，这项使命会花销不菲。虽然一些个人和公司会从殖民中获得收益，但共同体的资产负债表的形势却不再乐观——在创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提高生活水平是宗主国义务之一的情况下。

在拥有土地所带来的好处和对土地上的人口负责而产生的成本之间，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选择了非殖民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是自己做了选择，而法国是渐渐地被迫做出选择）。统治权的转让包含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继续发号施令，而是必须进行协商。印度的军事力量不再为英国在中东的利益服务。不过，在军事方面，放弃统治权比对抗民族主义的代价小。比起1946年和胡志明达成协议，打印度支那战争让法国削弱得更多。英国本应该会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抵抗中被更多地削弱，然而，即使他们的这种抵抗在一代人里取得了成效，却最终还是没能成功，最后还是把统治权移交给了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

这些分析虽然粗浅，但让我们得出了目标的历史性转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战斗技术和生产技术变化，改变了位置的战略价值以及土地资源、地下资源和人口资源的经济价值；共同体的组织模式在不同时期会允许或排斥某些支配模式。各个历史时期的征服者都很少承认，胜利强加给他们的义务会超过胜利赋予他们的权利。武器上的优势就等于文明上的优势。战败者总是错的，臣服地位俨然成了对失败的合法惩罚。孟德斯鸠论述征服的章节已经属于一个不再把战争胜负看作历史法庭或上帝法庭给出的公正裁决的时代了。 [47]

比起关于战争和力量特权的那些概念，帝国的学说更加依赖于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不同人民之间关系的那些概念。当公民资格只保留给了城邦内部的一小部分人时，当只有贵族才有被武装和把劳动者作为财产来拥有的特权时，征服行为就完全没有被理性地设限：臣民和奴隶的数量的增长可以同公民数量的增长不成比例。作为主人的人民继续自由地同意或是拒绝授予公民资格，罗马帝国也长期容忍了一定规模的臣服于罗马但未融入罗马文明的人口的存在。同样，法国国王或普鲁士国王也曾认为通过扩张领土和增加臣民数量能够增强他们的力量。当时，人们想要自己选择主人去服从的愿望不被重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愿望根本就不存在。喋血欧洲的宗教冲突体现了以下这个古老政治智慧的价值：最好是禁止人们去参与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为了重建欧洲和平，当时不得不命令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信仰被君主认可的教会真理。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情况就不同了，两个新观念渐渐占领了人们的思想：共同体成员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被统治者有权去憧憬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某个共同体的一员，成为由他们组成的共同体中的一员。

第一个观念，如果推至其逻辑后果的话，意味着消除共同体内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区分，正如消除等级差别，消除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区分一样。“那么，把被征服人民降为奴隶的征服者，应该经常保留一些使被征服的人民得以恢复自由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不胜枚举的）。” [48] 在我们所书写的民主时代，帝国式统治通向的要么是被征服人民独立性的增强，要么是殖民地和宗主国融合成一个（或多或少封建制的或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整体。在两种结局间的选择更多取决于宗主国的性质，而非国家决策者的意愿。一个严格的民族国家，比如法国，很难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心。一个具有普世志向的国家，比如苏联，能够尝试大尺度上的融合政策。

第二个观念同第一个观念相关联，说的是被统治者的归属意愿不能够也不应该被力量所压制或强迫。的确，民族思想在下面这两者间游移不定：植根于人民的历史存在——如果不是生物存在的话——之中的民族性规则；以及自愿决定规则——每个人、每个群体应该自己决定他愿意归属哪个政治共同体。根据第一种规则，1871年，阿尔萨斯是属于德国的；根据第二种规则，它则属于法国。

民族国家思想并不是一个全新观念，真正的城邦公民或君主制公民并不会无差别地遵从所有君主。不过，即使是贵族也能够在不被认为是背叛的情况下，从为一个统治者服务转向为另一个统治者服务。将公民资格扩大到所有共同体成员，极大地转变了民族思想的含义。如果所有臣民都变成了公民，如果公民因为想参与国事而拒绝服从任何主人，那么，政治单元就不能够再把对随便哪块领土或对随便哪些人民不加区别的征服定为自己的目标了。如果违背此条，最常招致的惩罚就是，统治这些留有伤疤的人民会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

从另一个范畴上说，政治单元定下的具体目标并不只是随着战争和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也随着主宰着共同体的组织和治理的那些历史思想的变化而变化。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不会对内对外实施两套哲学。它不会无止境地保持公民和臣民的等级待遇。如果它想要留住外面的臣民，就最终会把自己公民的等级待遇降到臣民的水平。

既定时期内国家的具体目标并不是精确按照（战争和生产的）技术状态和历史观念来确定的，还要考虑到我们和国际法理论家共同称为惯例的方面。国家间彼此关照的行为，被各国判定为合法的那些手段，以及它们避免使用的诡计或粗暴行为，这些都不是直接被军队或经济组织决定的。战略-外交行为具有惯例性。传统使崇高或长远目标代代相传，这让国家决策者有时候纵然有千百种理由去改变却还是难以忘掉传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在1917年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秘密协定，期望以法国支持俄国在黑海海峡上的诉求来换取俄国支持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的诉求，此处，讨价还价的惯例和天然疆界的传统与当时的技术和观念的影响相比占了上风。或许，经济理性和意识形态理性相对于过去的习惯和当下形势带来的激情而言最终会更占上风，但那只是从长远来看而已。

三 攻击性与防御性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攻击性和防御性是战略的两个高级概念。那么，它们从哪个意义上讲是对外政治的（也就是外交-战略行为的）关键概念呢？

当商谈者们在裁军会议中试图对“攻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加以区分时，他们对其中的模糊之处束手无策：发动侵略的国家可以运用防御性武器，就像一个被攻击国家可以使用攻击性武器一样——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在战术或战略上有意义的概念对武器也适用的话。

那么这些原本是关于军事行为或作战行为的概念在政治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最高抽象层次，我区分了攻击权力和防御权力，也就是说，政治单元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和政治单元不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己身的能力。在外交领域，防御对于国家而言就是保有自主性，维持它本身的生活方式，可以让它的对外法规或对外行动不臣服于他国的意志或法令。被我们称为“小国”的那些国家，常常只有也只能具有防御性志向。它们只想作为小国，作为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小家庭”存活下去。相反，那些所谓的大国则希望具有被我们称为具有攻击性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对别的政治单元采取行动、进行说服或强迫的能力。“大国”必须主动结成各种联盟，在联合中争得龙头。一个只用防守权力的一流国家采取的则是一种“孤立主义 ”的态度，它放弃参与竞争，它拒绝加入体系，它希望他国不要招惹它，给它安宁。孤立主义——日本在18世纪采取的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并不总是值得称赞。日本的孤立主义对其他国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美国的孤立主义却使力量计算走了样。德国就曾两次忽视了这个在国际政治中精于孤立之道的遥远国度所具备的潜力。

在低层次上，我们有时候会把攻击性混淆为要求，把防御性混淆为守成。在既定形势下，得到满足的国家——一般是那些在上一次战争结束时制定和平条款的国家——希望维持现有地位，而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则希望改变现状。在西方，1871年后，在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关键问题上，德国持守成态度，法国则持修正态度。而到了1918年后，则是法国总体上持守成态度，德国在所有外交交锋中，在所有涉及它疆界的问题上都对其诉求非常强势。

修正和守成的对立，未必就决定了战争爆发时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的分配。换句话说，持守成态度的国家主动诉诸武力也并非不可想象。比如，守成国看到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正在积攒力量，它就会对那些它担心会发生或认为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侵略有所预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承认这种预防性侵略或保守性攻击具有某些合法性。“在社会与社会之间，天然自卫的权利有时候会导致进行攻击的必要。例如当一个民族看到继续保持和平将使另一个民族有可能来消灭自己，这时进行攻击就是防止自己灭亡的唯一方法。” [49] 1956年11月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行动就能够以“预防性侵略”的权利作为合法依据。

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让持守成态度的国家和持修正态度的国家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一方：1914年，在西边领土地位上持守成态度的德国，主动发起了针对持修正态度的法国的战争，不过这一切又是在普遍战争的大框架下发生的。说到底，一个国家或是一个阵营如果没法确切表达自己的诉求，就会觉得在诸事上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它没有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财富分配上的公正份额。它便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国，并以胜利获取更加强大的地位。1914年前，比起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所提出的诉求更加明确和肯定。也许德国比起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要求更多、力量却更弱的国家来说，更不那么反对用武力来较量。

因此，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和持守成态度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常常具有迷惑性。主动发起战争的倾向首先取决于力量关系，然后取决于每个国家或每个阵营认为自己会取得成功的机会。守成态度很少是彻底的，满足也很少是完全的。一旦条件允许，所谓得到满足的国家还是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改变敌人或盟友的疆界。下一次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总是上一次战争的战败者。

同样地，另一个悖论在于，未得到满足的、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会很愿意制造出一种和平意图的假象。1914年7月，维也纳政府开启了“冲突区域化”的宣传，哪怕与此同时奥匈帝国的大炮正在轰炸贝尔格莱德。拔剑相向的国家在宣称它自己并不愿意见到敌对区域扩大或参战方增多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不是心怀不轨。如果它期望的并不是普遍战争而是政治上的成功，那么，只要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不插手，它就达到了目标。1914年，如果俄国要阻止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就必然会增加普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1939年以前，持守成态度的联盟如果想阻止得不到满足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必须以普遍战争来要挟。莱茵河左岸被攻占后，法国失去了进行有限度的有效反击的机会（根据《凡尔赛和约》，法国本应该是有这个机会的）。

有针对性的目标和在战争开启时扮演的角色都还不足以决定政治的特征，最后结局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取得胜利所造成的后果。是雅典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吗？雅典的公民们是有意识地在夺取希腊城邦的霸权吗？德皇威廉二世是不是（在哪种程度上算是）1914年大战爆发的责任人？不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在波斯人战败的情况下，雅典会支配整个希腊世界；在西方协约国战败的情况下，威廉二世的德国就会在欧洲大陆拥有名副其实的力量优势，这意味着其他西方国家相应的自主性的损失。因为历史上很少见不滥用力量的霸权国家，所以不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有怎样的意图，因胜利得到霸权的国家都被认为富有侵略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但意在颠覆力量关系而且旨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状况，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革命中的法国未必在外交上必须表现得咄咄逼人，它也并不一定要主动发起战争，但是它不能不依据自身合法性的要求去攻击国王和君主的最薄弱之处。人们已经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作了很多长篇大论了，人们想知道的是，共和国通过重拾君主制时期外交的目标或方法，能够把君主制外交延伸到哪种程度呢？然而，一直没有人强调一个对当时的人而言十分显而易见的事实：共和国外交是否符合惯例并不取决于人。如果从法国思想在欧洲光芒四射并动摇了君主们的宝座这点来讲，共和国时期的外交从根本上讲就是革命性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上的胜利将导致其他传统国家的崩溃和旧有合法性原则的没落，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就是革命性的。

守成与修正，被攻击者与侵略者，传统与革命，这些反命题都没有在战略层次上表现出防御性和攻击性之间的对立关系。甚至当国家具有攻击性或革命性时，如果军队的力量暂时没有被动员，如果战争统帅最终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土的广袤或人民的耐心上，那么，战争统帅仍可以下令军队首领保持防御姿态。主动采取敌对行动并不意味着选择一个既定的战略。尽管德国最终是1914年侵略的受害者，它还是应该去实施施里芬计划——在冲突的第一阶段攻击法国，以便在掉转枪头攻击俄国前让法国无法继续参战。法国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把兵力投入到了在阿尔萨斯的战役中。在全局中或某条既定战线上，对攻防战略的选择都不取决于国家的哪一项政策，不论国家如何采取主动，无论它瞄准的目标如何，力量对比关系、敌对状况及军事统帅对这两种“运用参战来服务战争”的方式各自具有的长处的看法，都会影响到战略。

我们此处的分析其实是第一章中所做分析的补充。在最低战术层次，士兵、连、营及团的行动都严格服从军事考量。一场战役打响后，长官想的就是如何打胜仗，那么根据整体形势和每支分队的目标，他就会或多或少冒一些风险，并力图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相反，制订战争计划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依赖于国家实施的政策、力量对比关系或冲突的地理关系。不过，如果统帅不得不时刻顾及政治得失，那么，在刚才我们区分出的外交上的攻击性和防御性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之间，和克劳塞维茨区分出的战略两种模式之间，就都不再有对应关系。

在远东，日本从1931年或从1937年开始就实施了一种侵略性和革命性的政策。这个政策将中国东北分离以创建“满洲国”，它试图——并非故弄玄虚地——创建一个从奉天到雅加达的“新秩序”。正是日本在1937年主动攻击了中国，还在1941年主动攻击了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属地。它采取的战略却是攻防结合：在第一阶段，趁着局部的、暂时的优势，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上将们打算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并且确保在领土上有所斩获；在第二阶段，他们打算保持防御，消耗美国的取胜意志。这种把征服政策和攻防战略相结合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让妥协和平几乎没有机会实现。一个国家在不取得全面军事胜利的条件下还可以达成如此宏伟的计划，这相当罕见。不过，一个持修正态度并具有征服性和革命性的国家也的确可以采用防御战略，指望敌人消耗体力和精神，而不去奢望打败或打垮敌人。

反过来说，没有征服野心、对战争的爆发也没有责任的国家，有时候却会把全歼性胜利作为目标，与其用间接方法迂回行动，他们更偏向于唐突地对敌人的要塞进行攻击。心怀取得绝对胜利的意图却给自己定出有限目标的统帅，我们能不能说他是在以不理智的方式做事？如果这样想，那就错了。一切都取决于敌人在还没有消耗完他们用以坚持的手段之前所愿意做出的让步：希特勒就属于那种会把即使没有希望的斗争也进行到底的人。军事上的绝对胜利，虽然对于政治计划的达成并非必不可少，但还是可以增加军事威望，并因此为战胜者的外交锦上添花。最后，在战争爆发后，不论政治方面对军事行动中获得的好处打着怎样的算盘，军事统帅下令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到底，也是很正常的。

无论做出攻击还是防御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想获得全面胜利还是有限胜利，无论是偏向于直接突击还是间接迂回，这些决定无一能够脱离政治而做出，这些决定完全由政治所决定。我们可以通过消耗敌人取得全面胜利，可以为了把某种适度的和平条款强加给敌人而全歼敌军力量，还可以将敌人的疲乏作为胜利的赌注——但这些都不排除最常见的情况：侵略性的国家常常实施攻击性战略，革命性的国家常常采取全歼战略且把绝对胜利作为目标。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攻击性和防御性政治的多重含义、这些术语的战略词义和外交词义之间的盘根错节，使得17世纪和18世纪的作者相信，最好还是不要对侵略者和牺牲者进行法律上的歧视，并且承认所有交战方都有被同等对待的权利。概念性分析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保持这种谨慎的原因。

1914年战争突然爆发。萨拉热窝暗杀是大战的诱因，但它在怎样的程度上算是大战的原因呢？历史形势、国家间的互相敌对、军备竞赛，这些从长时期上是否使得大战的爆发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如果这些事件——暗杀和最后通牒——只是一个诱因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把基于当时整体形势而开战的责任扔给一个国家或一些人呢？

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并不一定一致。许多作者都确认了在1914年7月还并不构成问题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商业竞争是比利时的中立被侵犯最显著的原因。我们应该把这次对中立国的入侵看作英国决策者们援引的借口，还是将其看作他们做决定的动机呢？

想要衡量是非功过，仅靠对起因和原因、借口和动机做出区分是不够的。一旦让武器说话，结局就变得比起因更重要。各交战方抱有怎样的目标？一方或另一方取胜后的可能结果将会是什么？简而言之，如果利害是由两个世界的差别来界定的——雅典统治的世界和斯巴达统治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德意志第二帝国或第三帝国统治的世界和英俄统治的世界之间的差别——那么战争的利害都是些什么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利害永远不会在事前就被完全决定，虽然行为体对“放入博弈中”的那些筹码多多少少有着大致的认识。

利害关系本身还不是分析的最后结论。也许人民真正的战斗理由并不是那些明面上给出的让他们为之而战的理由。或许真实原因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或许侵略性取决于人口数量或年轻人的数量。又或许主权国家因为彼此害怕而注定彼此争斗。

被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50] 尊崇的那些欧洲公法的学者向君主推荐节制与和平，但因为意识到了人类判断力的不确定性和政治行动的不明确性，他们也劝说君主们不要把法律和道德混淆起来。侵略者，假设他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侵略者，他在道德上便是有罪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合法的敌人而非普通法的罪犯。

四 外交-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行为，只要不是简单的反射行为或是因行为体的疯癫而做出的，就总能够用手段和目的来说明。我曾经说过的、做过的，都必然在我眼中或在别人眼中产生一定的结果：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在事后把结果视作目的，把先前的步骤视作手段。这种手段-目的模式，也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的（zweckrational）模式，未必一定会表现心理机制甚或行为逻辑。我们在前两章中用手段和目的作为参考，只是为了阐明外交-战略行为的性质，以及让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和局限性得以明确。

让我们从经济行为与外交-战略行为之间的对立开始分析。经济行为具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尽管这个目的会因为形势和人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内容），那就是对在最高抽象层次上被称为价值或效用的这个量的最大化；而外交-战略行为，在初始时并没有什么特征，而且它也只在战争的身后展开，结果理应会受到力量关系考虑的限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分析过手段和目的的多元性，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抓住这两种行为的对立之处。

经济理论家避免断言，是他从外部把目标加诸个人，抑或他甚至从外部就可以知道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他假设个人拥有偏好等级或具有可递性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偏爱A甚于B，偏爱B甚于C，那么他就不会偏爱C甚于A。正是通过个人的选择，经济主体呈现出不同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又基于经济学家假定的经济主体的无差别理性（或非理性）。比起上涨的收入更偏好娱乐的人，不比那些为了积聚利润而不惜损坏自己健康的百万富翁更缺少理性。理论能够超越个人选择的无序得益于货币这一价值衡量尺度和获取财产的普遍手段。货币收入的最大化看起来就像一个理性目的，因为个人在如何使用到手的货币上是自由的。货币只是一种购买商品的手段，如何挑选商品则全看个人：在没有妨碍意识的私密性且完全尊重品味的多样性的情况下，理论家一点一点重新建构出一个受限于一种假定的经济体系，即假定主体为了最大化他们的满意度，会想要最大化能让他们满意的货币手段这一经济体系。当涉及个人行为时，除了因人而异的偏好等级或由货币数量衡量的效用（ophélimité）最大化外，经济学家对利益（intérêt）再无其他定义。

为了从个人利益过渡到集体利益，经济学家碰到了多重困难，这些困难被多次争论过。让我们集中精力来讨论主要的困难。无论如何规定集体利益——如果我们继续以个人偏好作为参考的话——总是需要把一些人的满足与另一些人的不满足相比较。认为收入的些许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满足会超过收入的些许下降给富人带来的不满足，这样的想法很诱人。通过这种推理，我们就使把富有阶层的财富向穷困阶层转移及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变得正当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赞同这样的思考方式以及这种想法后面的道德观念，但它并不理性，因为它不具有显而易见或能够加以证明的理性，它不像数学命题那样理性，它甚至也不具备瓦尔拉斯均衡模式的那种理性。把不同人的满足或不满足进行比较，没有心理学意义，这种比较所体现的思考方式完全有异于个人经济行为理论所表现的考虑事情的方式。帕累托认为，只有对共同体而言的利益最大化的那个点才是理性决定的对象，在我看来，他这一观点没有错。只要能够做到在不降低任何人满意度的情况下提高一些人的满意度，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撇开不谈也是合理的。没有人遭受损害，一些人还因此受益。当国家决策者还能够忽视人群之间的财富不均所引起的不满，当他们还能够对收入分配的后果漠不关心，国家决策者便能够用这种科学的方式在他们愿意的长时期内说，他在努力实现对共同体而言的利益最大化。

帕累托自己并不认为对共同体而言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就等同于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被视作一个政治单元的共同体，并非一定要去确保尽可能多的共同体成员拥有尽可能高的满足度。它必须或能够将权力、威望或荣耀作为目标。个人满足之和并不等于政治单元自身的利益。然而，外交-战略行为，从定义上说，是以共同体利益为依据来开展的行动，这是用帕累托的话在说；如果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以“民族利益”为依据而开展的行动。那么，这种利益是否能够抽象地被看成是一个可以被国家决策者作为标准或理想来用的理性定义？根据前面三章的内容，在我看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为了给外交-战略行为一个“理性化诠释”，为了设计出一种可以与经济理论相类比的国际关系普遍理论，许多作者把权力（power或Macht）概念作为基础概念，使之等价于价值（或益处，或效用）概念。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无法担负起这种职能。

假设我们把资源潜力当作权力——资源潜力是完全不能够作为一个能被理性所规定的目标的；又或者，假设资源潜力说的是那些可以动员起来进行对外敌对行动的资源，那么，把潜力的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就等于承认把共同体的力量或权力作为最高追求。不过，一个扩展了领土，人口也得以增长的共同体会因此变成另一种样子：共同体要么走向衰落，要么大有作为。古典哲学家总是认为对共同体而言存在一个最佳规模。那么，对外政治理论家有什么权利认为执着于权力是对的，而那些把国际凝聚力或城邦的美德作为优先目标的人却是在犯错误呢？

我们是否可以不把资源潜力作为权力，而把力量——也就是为了对外政治行为而被现时动员起来的那些资源——作为权力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动员系数的最大化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理性目标呢？在每个时期，根据外部危险和民众感情的状况，国家元首都会试图确定合理的动员系数。从这方面看，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让一切都服从外交-战略动员的需要。

最后，我们能不能把权力看作把自身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最终目标就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共同体。政治总是野心勃勃，它向往拥有权力，因为政治行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包含了某种权力要素。不过大政治家之所以渴望权力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可以完成一项伟业。同样，一个共同体之所以渴望权力也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达成另一些目标，比如和平或荣耀，它也可能被能够传播一种思想的自豪所驱动，而以影响人类命运为目标。

从另一个范畴上讲，对共同体而言，最大化资源或力量，就是最大化那些对其他共同体采取行动时可用的手段。即使是在最简化的假设中，我们也不能够假设一个共同体除了抱有把对付别人的手段最大化这一目标外，就再没有其他目标。最大化实有权力，就是在最大化一个难以捕捉的现实（对别的共同体或多或少有影响的共同体并不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强加自己的意志），也是在歪曲外交-战略行动的固有含义。实有权力的确是由一些人或者一些民族的雄心壮志构成的：它本身不是一个理性的目的。

人们并不反对“外交主体”会像经济主体只追求效用最大化那样只去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因为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质。当然，经济人假设（homo oeconomicus）只存在于我们所做的理性化重构中，不过经济人假设与具体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是从根本上不同于外交家理想类型（外交家理想类型被定义为寻求资源、力量或权力的最大化）与外交历史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两种“经济人”如同修饰过的照片和原片一样相似。比起实践中的经济人，理论中的经济人更好地实现了他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他具有完美的信息而且不会在计算上出错。但如果两种经济人都是为了最大化同样一个量（货币收入、生产、短期或长期利润）的话，理论经济人的完美计算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有时也修正实践中经济主体的不完美计算。然而，以资源、现有力量或权力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中的外交人（diplomaticus）将不会是任一时期外交家的理想化形象，他将是特定时期的某些外交人物的漫画式简化。

对于理想的外交家而言，他可能受制于力量计算，但力量计算却并不是外交-战略行为的起点或终点。一时的友谊和敌意并不全是力量关系的结果：外交家为维持均衡而努力，不过某些友谊或敌意对他而言确实是无法避开的。他首先想到的目标并不是最大化自己的资源，他想要的是这样或那样的省份，这样或那样的战略位置，这样或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这种让力量的抽象目标最终隶属于具体目标和下一步目标的做法，不但没有违背人类行为的逻辑，也没有违背国家间敌对的逻辑。对于那些信仰耶稣基督和耶稣受难的人而言，把异教徒从圣地中赶出去，是除了寻求力量本身以外的另一种理性事业。甚至报复心本身也并不比对权力的渴望更不理性。政治单元相互竞争着：自尊的满足以及从胜利或威望中得到的满足，也同得到一个省份或一部分人口这类所谓的物质满足一样实在。

不仅政治单元的历史目标无法简化成力量关系，政治单元的最终目标也都含混不清。安全、权力、荣耀、思想这些目标从根本上是异质的，这让我们如果想将它们归纳到一个特定范畴中，就不得不歪曲外交-战略行为之人性含义。如果国家的对立能够被比作一种博弈的话，那么被“放入博弈中”的东西是无法用一个特定概念来指明的，而且这点对所有文明和所有时期都适用。外交是一种博弈，在其中，有时候行为者会冒失去生命的风险，有时候比起胜利带来的收获而言，他们对胜利本身更感兴趣。利害的定量表达并不存在：不仅因为我们无法事先知道什么是利害之处（造就赢家的关键），而且对于战士而言，胜利本身就足够了。

具体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多重性让我们无法得到一个对“民族利益”的理性定义，即使它本身具有经济学中与共同利益相连的那种含混不清。共同体是由个人和集体构成的，每一个个人或集体都在尝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都在为此寻求最大化自己的资源、自己在国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自己在社会等级内部的地位。这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正像它们在现实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不会自然而然地达成一致，也无法相加起来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共同利益也无法经由神秘的平均值计算或抵消法，演绎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增长率，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资源分配，用于公共福利和用于对外关系的不同份额，这些都被一系列决策所决定，而这些决策虽然能够被才智所启发却无法被科学所界定。 [51]

更何况，民族利益是无法简化成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从有限意义上讲，这个观念很有用，它能唤醒公民对自己暂时作为其成员的那个政治单元的意识，这个政治单元先于他们存在而且还会比他们存在得更久。这个观念也提醒执政者们，无论他们援引怎样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安全和强大都必须被作为“外交人”（l’homme diplomatiqne）的目的。

无论内部政体如何，民族利益不是，不能够，也不应该由不同阶级的理想或城邦的政治理想所决定——当制度、历史观念或领导精英改换时，共同体未必总会改变自己的目标。然而，政治共同体怎么能够经历了革命还可以把同样的野心和同样的做事方式保留下来呢？

的确，从形式上看，所有外交家的行为举止都表现出某些相似之处。无论哪个国家首脑，都会力图增加盟友或减少敌人的数量。革命志士在一些年过去后又会重拾那些他们打倒过的制度规划。这个毋庸置疑的延续性来自民族传统，是力量计算的迫切需要的必然结果。还要去论证的是，心怀不同哲学的国家首脑为何在同样的形势中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不同的政党——如果它们都是明智的外交人的话——又为何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民族利益做出估计。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论证因为其假设本身是荒谬的而无法让人接受。 [5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怎么会不约而同地追求同样的目标呢？所有当权精英都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并且让他们负责的国家更强大。但是，希特勒的胜利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的传播，那么，民主主义者，比如欧洲其他国家的那些民主主义者，唯一可能使他们支持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条件是，他们的祖国在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欧洲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他们能够以此为借口献身其中。国家元首带着自己的国家在新主人的带领下会更加昌盛这一希望，做出接受自己的死亡这一决定，这是否因为具有毋庸置疑的理性而值得尊崇？我们真的可以根据这种逻辑把国家力量置于公民之上吗？

一个受良好教育长大的德国人，是不是即使在认为希特勒的德国背叛了真正德国的情况下，依然应该期待希特勒德国的胜利？当每个国家或阵营成为一种思想的化身，个人就有了在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自己理想的实践的互相拉扯中被分裂的危险。无论他是选择肉体的祖国还是精神的故乡，他都无法根据一个统一的政治逻辑来被赞扬或定罪。这样一来，政治单元的民族利益似乎只能在这样一种局势下才能被具体确定下来：在这种局势中，对立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竞争，其利害是极端的，在其中，没有任何斗争者不冒着生存或灵魂被毁灭的危险。

如果外交行为从来就不仅仅被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如果权力无法像效用作为经济的利害那样成为外交的利害，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下面这个合理的结论：没有可以与经济普遍理论相媲美的国际关系普遍理论。我们正在概述的这个理论，试图分析外交行为的含义，阐明基础概念，并且为了理解全局而去明确一些变量。但这个理论没有提出一种“永恒的外交”，它也没有企图重建一个封闭理论。

第四章 国际体系

我将彼此间保持经常往来并且均有可能卷入普遍战争的政治单元所组成的整体称为国际体系。被主要国家的统治者考虑进力量计算中的那些政治单元是国际体系的真正成员。

我曾经对用体系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的一个整体犹豫不决，因为它的一致性是一种竞争的一致性，它是根据冲突来组织的，被武力撕裂之际就是它发出存在最强音之时。一个政治体系是由一个组织、不同部分之间的呼应关系、不同要素的配合以及统治规则所定义的。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从国际体系中找到它们的对等物呢？

下面就要试图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可以说，体系这个术语就其在“政党体系 ”这个表达中的意思而言，似乎是可以加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术语指的同样是由互相竞争着的集体性行为者组成的整体。无疑，政党之间的竞争遵循着宪法规则，而国际法并没有提供完全与之对等的法则。不过，政党的数量、每个政党的规模以及各个政党的行动手段都没有被法律文本事先规定：各个政党都是典型的作战单位。不过，只要各个政党还以投票表决权为最后手段，各个国家还以武力为最后手段，国际行为体就从根本上不同于政党。当各个政党不再轻视机枪时，或者当国家某天融进了一个普遍性的帝国时，国内行为体和国际行为体就有了互相靠近的趋势和可能。

国际体系同政党体系一样，只包含小数量的行为体。当行为体数量增加时（联合国中有一百多个国家），主要行为体的数量不会成比例增加，有时候甚至一点都不会增加。1950年全球体系中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还有五个或六个实际或潜在的大国。同样，主要行为体从来不会有像中型公司受制于市场法则那样去感受自己对体系的服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总是寡头垄断的（oligopolistique）。每一时期中，一般情况下是由主要行为体来决定体系，而不是让体系来决定它们。只要主要行为体中的一个的内部政体发生了变化，国家间关系的风格就足以被改变，有时候国际关系的进程也会变化。

一 力量关系的格局

国际体系的第一个特征是力量关系的格局，这是一个自身就包含了很多方面的概念：体系的边界在哪里？相互不同的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分配如何？行为体们在地图上如何分布？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准确来说是在1945年以前——涵盖全球的国际体系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大英帝国君主的外交官历尽艰难才获得了觐见中国皇帝的机会，据称这位外交官拒绝遵从那些他认为受到侮辱的礼节（跪拜），而他那些关于通商的提呈，得到的也是带有蔑视意味的答复：这个遥远的小国难道还能同中国一样精于生产或比中国生产得更好？在当时，以下两个理由的共同作用让中国被排除在了欧洲体系之外：物理距离的遥远让中国无法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同样也限制了欧洲在远东的军事能力；两种文化之间遥远的精神距离使对话困难，无法互相理解。

政治-军事参与性和沟通这两个标准中，哪一个对定义体系的归属更加重要呢？在我看来似乎是第一个。因为只有在剧中出演的演员才归属于剧团。对于国际剧团而言，它演出的是可能发生的或现实中实际发生的普遍战争：这同其中一个行为体是不是说着不同的语言没有多大关系。当然，在体系已经组建的时期——因此相互关系不具有偶然性和混乱性特征——大多数情况下，组成体系的行为体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域，崇拜同样的神明，尊重同样的禁忌。希腊城邦如同欧洲国家，它们不但对彼此的深刻相似有意识，而且也对它们之间敌对的持久性有意识。然而，被希腊人视作异族（蛮族）的波斯帝国，或者具有让虔诚天主教君主无法漠视的伊斯兰信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分别被加进希腊城邦或欧洲君主国家对冲突的准备和计算中。尽管它们不是跨民族文化整体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仍然是力量关系的一个要素。

体系边界的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涉及外交或军事参与和文化同源两个方面。它还涉及外交领域根据技术和政治事件而发生的拓展，有时候这种拓展迅速且出人意料。通过让希腊城邦服从他们的法律，马其顿的国王们创建了一个政治单元，它所拥有的资源让远距离行动成为可能。国际体系随着政治单元本身的扩大而扩大，因此更有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吸纳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从而得到扩展。

1914年前，欧洲国家都忽视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美国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军事国家，美国人也没有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反思这个最终歪曲了计算的错误并非没有意义。

从经济上看，美国从数个世纪前就已经同欧洲密不可分了。如果欧洲的剩余人口当时没有在大西洋外找到那些空旷富饶的用于耕种的土地，19世纪的欧洲历史早已是另一番模样了。英国由于具有制海权，在法国大革命和大英帝国时期的那些大型战争期间，就已经拥有至少一部分来自其他大陆的资源了。从16世纪开始的欧洲的对外征服本应让人们意识到，从此以后距离不再是军事行动中不可逾越的障碍。19世纪初，运输手段的进步似乎只限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英国已经在印度安顿下来，但拿破仑从罗马到巴黎花费的时间和恺撒时期花费的时间差不多。19世纪和20世纪初，先是因为铁路，后是因为内燃机，陆上交通工具取得了惊人发展。这些进步使得对交互性基本规则的忽视更加没有道理：如果欧洲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在印度或墨西哥出现，为什么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不能介入欧洲呢？

欧洲对曾经的欧洲海外侨民可能会以军队形式再回到欧洲的这种情况全然无知，在我看来这有多重原因：很少数量的远征队就足以让西班牙人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欧洲人，甚至是在他们支配世界的时代，也还是把他们的大部分资源用在那些看起来骨肉相残的斗争。他们很难想象把庞大军队运送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军事行业的专家们倾向于高估军官群体及这个群体赖以（或理应赖以）吐故纳新的贵族阶层的重要性。正是“国家要么是商业的，要么是军事的”这种固有形象阻碍了人们认识工业潜力和军事潜力之间可以存在近似的相称性这一新事实。另外，那些美国人，既然从他们存在的一开始就对各种联盟（牵连）抱有敌对情绪，并且希望同欧洲的争端保持距离，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参与一场不但来历不明而且利害关系不清的战争呢？此种想法并非完全错误，但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起初的那些战斗并不会决定结局，战争行为还会延续数年之久。换句话说，国家决策者和将军们都错误地忽视了一点，即美国从物质层面上讲是有能力把大批部队调往欧洲的。因为这些欧洲的国家决策者和将军没有预测到征兵、工业和力量大致对等的共同作用会让战争大幅扩展，所以他们才会吃惊于战争的能动性最终把美国人也卷入进来，并且还造成了欧洲外交领域向美洲的扩展。

外交领域的边界不仅是由运输和战斗技术来勾勒的，还是由国家间关系来划分的，它被切割成了不同的政治单元和政治单元集合（临时联盟或持久联盟）。外交领域地理分布是不变的，或者说变化很慢。相反，每个政治单元的力量以及政治单元的组合却是可变的，有时候还会变化迅速。那些由地理分布加诸的所谓稳定，常常具有欺骗性。不是地理而是那些映射在地图上的力量关系，让人有了友好或敌对的想法——不论它们是最初的想法还是持久的想法。一旦这种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改换政治关系就变得合理。外交史教材从20世纪初就开始教授反向同盟的智慧，它是一个看似由地理分布决定但实际上主要由力量关系格局决定的传统。位于欧洲中心的国家，必须比法国更强大，才能让旨在重塑均衡并在两条战线上都造成战争威胁的反向联盟有意义。如果法国为了对抗波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甚或为了对抗明日的（延伸至奥德河-尼斯河线的）统一的德国，而与波兰或苏联结成同盟，这种做法是不理智的。即使德国统一，它也将比西欧（得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支持的法国）或苏联弱小。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还要尽力用包围来削弱一个并不令人生畏的邻国呢？

当然，各种同盟的地理分布也会对外交进程产生影响。由于各种同盟占据的空间不同，政治单元也有不一样的资源、目标和梦想。联盟并非与国家间的相对位置毫无关系：比自己强大的盟友离自己远些总是更让人放心。如果同邻国没有成为“永久盟友”，它就很容易变成敌人。不管怎样，体系的实质就是力量关系格局，空间本身只会根据大国和小国的位置、稳定和不稳定国家的位置以及（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敏感地点和趋于和平的区域的位置来获得外交意义。

定义我们所说的力量关系格局 [53] 的最简单办法是，把两种典型格局对立起来，即把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对立起来。在多极格局中，外交敌对行为在多个同层次的政治单元之间展开。多种均衡组合都有可能，联盟的反转属于外交的正常进程。而在两极格局中，两个政治单元处于比其他政治单元都更高的层次，这让均衡只可能以两大联合的形式出现，大多数的中型和小型国家都不得不加入分别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阵营。

不论是怎样的格局，政治单元之间都形成了多少有些正式的等级，而且它从根本上由每个政治单元被假定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来决定：等级的一端是那些大国家，另一端则是众多小国；大国要求在所有事务中都有干预权，即使是那些和它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务；小国则对它们行动和利益的狭窄空间外的其他事务没有干涉野心，有时候甚至在直接关系到它们的问题上也听任大国互相协调、为自己做决定。大国的抱负是改变格局，而小国的愿望则是顺应从根本上并不由它们左右的格局。不过，这样将两者对立过于简单，它反映的更多是观点而不是现实情况：现实中，小国适应格局的方式也会对格局本身的形成产生影响。

外交领域中的力量分布是决定国家派别的多个原因中的一个。极端情况下，两个本身没有纠纷动机的国家也可能因“地位宿命”而变得相互敌对。具有支配性的两个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除非两国紧密结合），因为只有当它们各自属于相互敌对的阵营时才可能达到权力均衡（或均势）。当敌对本身创造出龃龉，精神或激情马上就会找到无穷无尽的办法来为这种敌对辩护。在战争中亦是如此，狂怒有时候就源于斗争本身，而不是那些被争夺的利害关系。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极端情况。联盟的形成并非力量关系格局的机械结果。简单来说，一些超级大国因为在利益或要求上有分歧或相悖之处而发生冲突，而其他的大国或小国，要么基于利益原因（它们更希望双方中的某一方获胜），要么基于情感偏好（人们对一方比另一方更有好感），又或者是考虑到权力均衡问题，都各自加入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阵营。英国就有着仅仅基于对均衡问题的考虑来选择立场的名声。它常常把欧洲大陆势力分布的细节放到一边，而将预防一方独大的霸权或帝国的出现作为唯一目标。这种纯粹的均衡政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英国（从百年战争开始）对欧洲大陆的土地和人口没有企图。采取这种姿态一方面是为了英国的安全和繁荣，让大陆的各种力量不会联合起来对付它；另一方面却是，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行动对英国外交而言成了一种奢望。为了理智地行动，它必须表现得既值得尊敬又愤世嫉俗：它会在敌对时期对盟友们尽到义务，但从不建立永久的盟友关系。

如果大陆国家的政策看起来不像岛屿国家那样脱离意识形态或情感的羁绊，这并非国家决策者的错，而全因形势所迫。欧洲大陆君主们为了省份和强势地位争吵不休。侵略留下了众多苦涩回忆。即使在各个王朝互相攻伐的年代，统治者也无法完全自由地改换盟友或敌人。阿尔萨斯-洛林被吞并后，任何一任法国政府，不论它多么专断，都不会赞成同德国完全和解。

联盟和敌对有时候只由力量关系来决定，有时候又是由利害分明的争端来决定，而最常见的还是由这两个因素一起决定。对持续的联盟或敌对而言，利益的背离或愿望的不谋而合则是首要原因。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部分是为岛屿国家和旧大陆头号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敌对形势所迫，同时还因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活动在远方的土地和大洋上发生了冲突：按理说，英国必须始终如一地把摧毁法国舰队作为目标，或者至少要做到让英国舰队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这样才能用制海权来保障大英帝国的安全和对外扩张。20世纪的英国政策并不只关注力量计算。不管怎么说，在抽象的层面上，英国应该同欧洲大陆联合以遏制美国霸权：这不是问题。对伦敦的统治阶层而言，美国霸权仍然保留着英国霸权的一些特征，而德国霸权则理所当然地被他们认为是奇怪的、耻辱的和无法接受的。从不列颠治世到美国治世不会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因为受伤的更多是自尊而非灵魂。而德国治世（pax germanica）却不可能代替不列颠治世，因为英国会拼死抵抗：从不列颠治世到德国治世，只能用一场军事灾难来辟出道路。

二 同质和异质体系

国家的对外行为并非只为力量关系所迫：观念和情感也影响着行为体的决定。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描绘盟友和敌人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结构，如果只在地图上对力量中心、各种可持续的或临时的联合以及中立国进行定位，是无法完全明白外交形势的。我们还需要抓住那些对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性质以及当权者为国家制定的目标。因此，在我看来，同质体系（systèmes homogènes）和异质体系（systèmes hétérogènes）之间的区分具有根本性。 [54] 我把体系中的国家都属于同一类型且遵从同样政治概念的体系称为同质体系，相反，把体系中的国家都是以不同原则组织起来的且遵循相反价值观的体系称为异质体系。从宗教战争结束至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体系是多极且同质的。自1945年以来，欧美体系则是两极且异质的。

乍一看，同质体系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执政者们不会漠视自己王朝的或意识形态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将执政者们团结在了一起——尽管这种团结与民族利益相悖。对同质性的认同在神圣同盟那里被演绎到了极致。为了反对革命者，执掌国家的君主们互相许下彼此支持的承诺。神圣同盟被自由主义者说成是反对人民的国王之间的阴谋。这个同盟没有存在的“民族”理由，因为19世纪政体的改变不会导致联盟的倾覆：革命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可能会危害到波旁王朝，但不会危及法国。在现代，两大阵营试图在阵营内部重拾神圣同盟的主张。苏联插手匈牙利内政的行为就是在公开声明苏联军队会为了镇压反革命（事实上是所有反抗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暴动）而干涉所有东欧国家的事务。在西方也上演着同样的情形，不同政体暗地里联合起来反对革命。不论是反对革命的神圣同盟还是追求革命的神圣同盟归根结底对两个阵营而言都是必需的。

体系的同质性有利于限制暴力。只要体系中的国家的当权者依然认为他们之间存有团结，他们便会倾向于量力而行。革命者们成了所有执政者的共同敌人，他们不会成为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或联盟中任何一员的盟友。如果革命者在这些国家的其中一个那里取得了胜利，其他国家中的与之共有的政体形式也会被动摇。对革命的惧怕会让战争统帅要么甘心接受失败，要么对自己的抱负加以限制。

同质体系之所以看起来稳定，还因为它具有可预见性。如果不同的国家拥有着相似的政体，它就只可能是由历史继承而来的传统政体，而不会是临时产生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下，国家决策者要服从既定的规则或惯例：敌人或盟友都大致知道他们能够等来什么或应该担忧什么。

最后，从定义上说，同质体系让国家和国家代言人需要对国家的敌人和政治对手做出区分。国家间的敌对并不意味着怨恨，它不排除达成协议及战后和解。国家决策者，无论是作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可以与敌人进行商谈，而且他不会因此被意识形态者指责成放纵“罪犯” [55] 、构成背叛，也不会被“血战到底派”指责他们为了自己政体的存续而出卖民族利益。 [56]

体系异质性发展出的结果则截然相反。敌人同时也是对手——如果对手这个说法具有它在内部斗争中的那种意味的话。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民族利益，还会对执政阶级的利益造成损害。当权者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而相互斗争，他们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国王们或共和国首脑们不但不会把另一阵营中的暴乱视为对战时政权之间共有秩序的威胁，他们反倒会认为给敌人制造混乱是很正常的做法。权力派系斗争中的那些对手，不论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他们都是民族敌人的盟友，因此也就是他们同胞眼中的叛徒。我们称为神圣同盟的这一组织形式鼓励执政者们把他们之间的斗争置于拯救他们共同的合法性原则这一目标之下。意识形态斗争造出的形势则是，每个阵营都倚仗一种观念，并且两个阵营发生分离，而双方阵营中的大量公民不愿意或并非完全愿意只到他们的祖国获胜——如果祖国的获胜意味着他们所依附的观念的失败，敌人才是他们观念的化身的话。

这种内部斗争同国家冲突交织在一起，加大了体系的不稳定性。内部斗争结果的变化让国家归属于哪方阵营重新成为问题，因此国家领导者无法漠然视之。党派斗争从客观上变成了国家间斗争的插曲。当敌对行动开展起来，妥协式和平就变得非常困难了，颠覆敌方政府或政体差不多注定会成为战争的目标之一。大型战争——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战争、20世纪的世界大战——发生的时期同对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组织原则重新审视的时期重合了。

这种重合并非偶然，其中的因果关系从理论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战争的暴力创造出体系的异质性，或与此相反，异质性至少是大型战争的历史背景——如果说不是大型战争的原因的话。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够斩钉截铁地选择其中的一个而排除另一个，但是团体内部斗争和国家间冲突也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相互组合。异质性不但是相对的，而且还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

1914年的欧洲体系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呢？从很多角度上看，似乎同质性居多。国家相互承认，即使它们中最不自由的俄国，也还是给予了反对者存在和批评的权利。没有哪处的意识形态是由国家颁布的，而且意识形态也没有成为国家团结不可或缺之物。公民们可以轻松跨过边境，在俄国边境必须出示护照的规定在当时是一桩丑闻。没有一个执政阶级把推翻潜在敌国的政体作为自己的目标。法兰西共和国并不反对德意志帝国，正如德意志帝国也不反对沙皇的帝国。法兰西共和国根据均势的传统要求还在当时同沙皇俄国结盟。

只要和平还在，这种同质性就会在表面上一直存在，直到它被内部裂缝撕裂，并且这种裂缝还会在战争中不断深化。国家内部关于出身原则和选举原则的冲突，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构成了战争的一个利害，这两种具有合法性的原则在当时达成的是一个并不稳固的妥协。与今天的法西斯主义比起来，当时的威廉二世帝国，甚至是沙皇帝国都算是“自由的”了。不过，最高权力，即统治权，继续被统治家族继承。专制主义政体（统治者由出身来指定）和民主政体（统治者由人民来指定）的异质性还是潜在存在着。当然，只要沙皇俄国同西方的民主政权还有同盟关系，双方阵营中就没有人能够完全利用这种对立。而当俄国革命发生后，协约国就毫不犹豫地对这种对立大肆宣传。

更严重的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也没有稳定下来。以民族权利之名，德意志帝国及意大利王国先后建立。然而德意志帝国就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给出的民族观念的含义，从来就不曾被法国及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民族性到底是语言或历史给个人规定的命运，还是个人选择自己国家的自由？而且，基于朝代传承和均势考虑而形成的欧洲领土现状，不论我们对民族观念做怎样的诠释，它都与之不兼容。奥匈帝国同奥斯曼帝国一样是多民族帝国。波兰人既非德国人，也非俄罗斯人，也不是奥地利人，他们遵从的是另一套不相干的法律。

从大战爆发次日开始，所有交战国都试图强调民族观念以激发其能动性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帝国的君主们向波兰人许下庄重而含糊的承诺，好像他们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对波兰的瓜分会成为欧洲挥之不去的罪孽一样。或许普遍兵役制也让执政者觉得，从此以后必须给出那些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的人战争的意义。

这种合法性原则（执政者应该如何被指定？人民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家？）的异质性并没有和欧洲共同体成员之间深层次的文化相似性相悖。这种异质性并不会挑起任何欧洲国家去摧毁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制度的欲望。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把他国的政治体制视为同自己无关的事务。出于自由主义理念，法国和英国向俄国革命者提供了避难处，但它们没有给这些革命者建立恐怖组织所需的钱财和武器。相反，从1916年或1917年开始，为了给出将战争继续打到获取最后胜利的理由，为了说服协约国战士相信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战，还为了将德国人民从德国政体中分化出来，协约国的外交和宣传把专制主义当作战争的原因来攻击，斥之为德国人的“罪行”。他们还把民族自决权（因此奥匈帝国应该解体）作为建立公正和平的基础来宣扬，最后，他们还拒绝同对这场杀戮大战负有责任的执政者进行磋商。由于战争激发的狂热，以及西方人使决定性胜利合法的必要性，1914年半同质的欧洲体系在1917年已经无可救药地变成了异质的体系。

同样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希腊城邦相对来说是同质的。他们曾经共同对抗波斯人，他们尊崇相同的神，庆祝相同的节日，在相同的游戏中对抗，经济或政治制度也同根同源，他们是同样旋律的变奏。当雅典和斯巴达的死战爆发时，每个阵营都记着谁宣扬过民主制，谁宣扬过贵族制（或寡头政治）。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舞战士的斗志，不如说是削弱敌人并在对方阵营中赢得朋友。这种仅仅涉及政治中一个元素的异质性，常常足以把国家之间的敌对转变成激烈的敌意。共同文化的意义被消除，交战方中只剩下那些使他们背道而驰的东西。确切地说，对于和平和有节制的战争而言，最难克服的异质性或许正是那些看起来有着共同体背景的异质性。

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异质性和欧洲国家在1917年或1939年的异质性，不管怎么说，还是比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异质性、希腊城邦与马其顿之间的异质性、天主教王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异质性要小，就更不必说西班牙征服者与印加帝国或阿兹特克之间的异质性、欧洲征服者与非洲部落之间的异质性了。这些从抽象概念上举出的例子给出了三种典型情况：

（1）属于同一文明圈的政治单元常常同自己文明圈外的那些被认为是另类或外族的政治单元保持着经常性关系。基于自由观念，希腊人会用带优越感的眼光看待东方诸帝国的人民。伊斯兰教区别对待天主教王国和奥斯曼帝国，但没有禁止法国国王同信士的长官 [57] 结盟。

（2）西班牙人是一边，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是另一边，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征服者还是获得了胜利，这得益于屈服在帝国主从关系下的那些部落的愤恨不满和他们武器的惊人效力。征服者甚至在没有丝毫的犯罪感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他们无法也不想理解的文明毁灭了。

（3）或许，欧洲人和非洲黑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同西班牙人和印加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今天的人类学家希望我们不要曲解那些被我们父辈称为原始野蛮的特殊“文化”，还希望我们不要急于建立价值等级。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对古老部落的生活同前哥伦布时期就已经建起的文明进行区分还是有道理的。

就残酷性或恐怖性来说，我们不应该根据战争的性质建立一个高低次序，无论它涉及的是同源异质的政治单元之间的战争，还是归属于不同文明的政治单元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征服者发起的针对他们无法理解的文明的战争，还是文明开化者同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所有战争都是残酷的。所有征服者，不论他们是蒙古人还是西班牙人，都烧杀抢掠。无须彼此是异邦人，交战双方都可以变得十分残暴：存在政治异质性就足够了——政治异质性常常被战争创造出来，或至少会被战争放大。而且，属于同一文明家族的政治单元之间的斗争常常比其他斗争更加残酷，因为这种斗争是内战也是宗教战争。一旦每个阵营同对方国家内部某个政治派系之间有所勾结，国家间的战争就会变成内战。如果个人对国家形式的依恋程度强于对国家本身的依恋，如果个人宁愿打破国家和平也要求拥有自由选择神明或教堂的权利，那么，国家间的战争就会变成宗教战争。

包含了亲缘国和邻国的国际体系不但是大型战争的舞台，也是能让帝国式统一实现的空间。外交领域随着政治单元将更多旧有的基础政治单元纳入自身而得到扩展。马其顿取胜之后，所有城邦构成了一个单元。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取胜后，整个地中海盆地遵从了同样的法律和单一的意志。随着帝国的扩张，文明亲缘关系和国家归属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帝国在边境上忙于对付“蛮夷 ”，在内部忙于处理起义的人民或者说是尚未“开化 ”的民众。昨日的斗争对手变成了今日的公民同胞。回过头去看，大部分战争都像是内战，因为相互开战的政治单元最后都被融进一个更高层次的单元。20世纪之前，日本人只在自己人之间展开过大型战争，中国人忙着内斗——对付蒙古人或满人。不然，还能怎样呢？共同体和个人一样，他们同邻居，同那些即使无论物质和精神都同他们相近却是外人的人发生冲突。政治单元必须要很辽阔才能遇到一个真正属于别的文明的邻居，历史学家要在数世纪后才能判定出这种文明是真正的外来文明。

1945年以后，外交领域扩展到了全球，即使内部还充满种种异质性，外交体系却也开始尝试建立一种法律上的同质性，联合国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三 跨国社会和国际体系

如上所述，国际体系涵盖的是相互保持着经常性外交关系的政治单元。而这样的经常性外交关系自然也伴随着组成多种多样政治单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是不同主权下的人民所隶属的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方面。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社会或20世纪的欧洲社会，是我们所称的跨国社会，而非国家间社会或超国家社会。

跨国社会表现为商业交换、人口迁移、共同的信仰、超越国境的组织以及向所有政治单元成员开放的典礼或公开竞技。跨国社会越是有活力，交换、迁移或沟通上的自由度就越会大，共同信念也会越强，非国家组织数量随之增加，集体典礼也会越发隆重。

我们很容易就能通过例子说明跨国社会的活力。1914年前，经济交换在欧洲各处都享有自由，金本位提供的货币可兑换性对此的贡献超过了立法的作用。工人党派被聚集在第一国际下。希腊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重新开办。尽管基督教会依然纷杂林立，但国界两边的宗教、道德甚至政治信仰都有着根本的相似性。法国人不用克服很多障碍就可以选择到德国定居，就像德国人能够去法国生活一样。这个例子类似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社会的例子，它们都展现了相较于跨国社会而言，国家间的秩序——和平的与战争的——具有相对自主性。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频繁来往、互相认识以及商品和观念的交换还不足以保障主权单元之间的和平，虽然这些交流很可能对国际共同体或超国家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

同跨国社会相反的例子是1946～1953年的欧洲和世界，甚至今天的世界也是，虽然从1953年开始某种跨国社会在冷战的铁幕之上正在重新组建。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换已经减至最小规模。如果商业交换存在的话，它们也只涉及国家（至少对于一个阵营的国家而言是如此）。除了通过公共行政这一中介渠道外，“苏联的个人”没有权利同“资本主义的个人”进行交换。他们也不可能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交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在最大程度上被禁止了，除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代表着国家间的交流：公务员和外交家同他们的西方同事能够交谈，但本质上也不过是在履行职责。

这种跨国社会的完全断裂有着特有的病理学特征：不过从现在开始，苏联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科学研讨会和体育竞技会场，它也迎接外国参观者并让数千苏联公民每年到西方国家参观，同西方人的私人联系也不再被完全禁止。英国飞行员的俄国妻子们终于能够同丈夫团聚。商业交换规模也慢慢扩大。不过，这种跨国社会的重建是否已经让情况发生根本转变，依然值得怀疑：涉及合法性原则及国家和社会结构形式的异质性依然是根本的。天主教共同体只有很小的影响力，因为政治信仰战胜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被限定在私事层面；最后，除非公开或秘密地为苏联服务，否则，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的、工会的或意识形态的组织能够将苏联公民和西方公民聚集起来。国家间体系的异质性无可救药地割裂了跨国社会。

在所有时期里，跨国社会都受特殊的惯例、公约或权利管理。比如，正在进行战争的两国公民有权继续保持联系，这一点就通常是由惯例而非由法律规定的。国家之间定下的公约明确了每个国家的公民在他国领土上的法律地位。立法对创立跨国运动或参与那些自诩具有超国家性的职业组织或意识形态组织的合法性和非法性加以规定。

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我倾向于把用来管理跨国社会的法律称为国际私法，这里的跨国社会就如同我们刚才分析的，是由归属于不同政治单元的、就私人层面而言处于交互性关系中的个人所组成的不完美社会。众多法学家把国内法全部或部分地同国际私法结合起来，这再正常不过了。不论涉及的是家庭关系还是商业关系，应用到外国人身上，或本国人和外国人关系上的那些规范都是组成既定国家规范体系的内在部分。即使这些规范源于与他国的协议，也不会引起根本上的改变：比如关于双重征税的那些协议，通过每个签字国的努力，保障了双方公民一种待遇上的平等，同时还保护了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免于遭受双重税赋。国家间公约的效力在各国法律系统内部也占有一席之地。

相反，国家间条约中写明的倡议、禁止和义务构成了国际公法。在上两节中我们思考了力量关系的格局和体系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国际关系管理法规就位于这两个研究的交叉点上。在怎样的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国家间关系遵从着一种法律（它应该与今天家庭中和买卖中个人间关系应遵从的那种法律同义，而且它的含义在历史上也从未改变过）？ [58]

如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国家间关系从来没有被放任到纯粹随意的程度。所有被称为高等文明的文明都把部落（或城邦，或国家）成员同外人区分开来，把不同种类的外人也区分开来。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就有了条约，在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那里也曾有过。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不成文法，其中规定了对待外交使节、囚犯，甚至战争中的敌军士兵的方式。那么，国际公法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呢？

国家之间达成的多重协议中，公约主要涉及的是跨国社会，条约则不但涉及跨国社会还涉及国际体系。属于公约的有，例如，邮政公约、与卫生相关的公约、度量衡公约；属于条约的有海权等。国际公约是从国家公共利益而非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来对海洋、河流，以及交通、通信工具的使用做出规定。国际法的扩展体现了跨国社会或国际体系公共利益的扩展，还体现了希望将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生存置于法律之下这一需求的增长——人类共同体都处于同一地球上，围绕着相同的海洋，在同一天空下。

那么，国际法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呢？有关国际法 [59] 的争论一般发生在实在法与意识形态或哲学各为一端的中间领域，以及，如果我们用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先生的话来说，它发生在被描述为“暗含规范的”理论领域。国际法的义务是国家签署的或惯例形成的条约的结果。相反，“人民自决权”、“民族原则”和“集体安全”都是模糊的主张，是对国家决策者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甚至它们也会影响法学家对实在法的解释。我们不能认为是它们让规范系统得以建立，也不能认为是它们导致了国家明确的义务或权利的产生。那些想要定义国际法本质的法学家努力想让实在法在概念上成形并突出它的特殊含义，然而，实在法本身并没有包含这种阐释。实在法允许多种阐释的存在，法学理论比经济理论多了一种法理的元素，它揭示了法律现实的意义；不过，这种所谓“发现”同样是一种阐释，会受到理论家所抱有的“国际法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类观念的影响。

法学家们都同意，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依据，甚至是主要依据。然而，条约极少由所有主要条约方自由签订。条约反映了力量关系，它对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进行了确认。至于“约定必须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如果它不是国际法的一般规范或道德基础的话，那就是国际法存在的条件。但是，国际法也因此有了保守倾向。上一次的战胜者援引它以对抗随着时间推进而重振实力的战败者所提出的要求。换句话说，基于国家间交互行为的法律秩序，只有在下面两个假设条件之一被满足时才能获得稳定性：要么签署条约的国家都认为条约是公正的；要么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机构，它能够以无可置疑的公正标准为参考展开复查修正。

的确，条约在“约定必须信守”原则后还有一个“情势变更”（rebus sic stantibus）原则：需要知道的是，情势的变更在何种条件下能引起条约的变更。西方人在部分占领德意志第三帝国旧都这件事情上拥有无可争议的法律上的权利。但这种部分占领是同德国统一计划相连的。如果德国统一计划被抛弃，且对德国的分治被接受，那么基于这样一种情势变更而去修改条约是否适当？对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没有答案。

如果国际法是条约的来源，那是因为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不过也正因如此，那些导致国家诞生或消亡的主要历史事件就都处于法律秩序之外了。 [60] 波罗的海国家不复存在，它们也因此不再是国际法的主体：无论苏联对这片1939年时还在爱沙尼亚或立陶宛主权下的领土做什么事情，都不再由国际法管辖，至少对那些不再“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是这样。当一个国家从世界地图上被抹去的时候，它便成了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受害者。如果没有任何人对它施以援手，那么它很快就会被遗忘，而且给它带来致命一击的国家在所谓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受欢迎的程度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无论是在抽象层面还是在特殊情形中，意识形态都几乎不能让我们肯定或否定某些人民有权利自组民族。换句话说，即使是诚实的观察者也常常在衡量以下这些问题时心存疑虑：某种对领土现状的违背是否公正，是否恰当，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考虑到了直接牵涉其中的人民利益，还是考虑到了国际共同体利益。

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权利在国家被承认的那天生效。无组织的叛乱不会享受任何法律保护。合法政权把他们视作罪犯对待，况且如果它想维持政权的话也必须这样对待他们。如果叛乱者组织起来并且在部分领土上行使了权力，他们就得到了交战状态下的某些权利，形势也转变成内战，而且在实践中，“合法政权”和“叛乱者”的区分会趋于消失而让它们看起来是互相敌对的两个政府，战争的结局将决定谁合法谁不合法。国际法只承认武力决定的结果和力量的仲裁。多年过去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叛乱”团伙变成了“流亡政府”。往后的数年内，以民族主权的名义，它将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全境自由行动。

法学家制定了那些加诸国家的规则或国家在内战形势下应遵循的规则。实际上，甚至在现代，实践也是在根据复杂的形势而千变万化。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极端情况：同质体系能够促成神圣同盟，形成对已有秩序的共同保障，带来法国军队1827年对西班牙革命的镇压或者尼古拉一世1848年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相反，在异质体系中，每个阵营都支持那些竖起大旗反抗敌对阵营的叛乱者。“不干涉”规则被制定出来，或多或少地被应用在中间时期，也就是不论当权者还是革命者都还没有跨境联合的时候。如果既不存在人民的国际联合，也不存在国王的国际联合，那么，国家们会让自己在支持统治者还是叛乱者这一问题上保持距离，因为，事实上，不管双方中哪一方获胜，都不会对它们产生深刻影响。

法律规范需要被阐明。其含义并非总是明确的，它在具体情况下的应用需要被考察。然而，国际法没有确定一个在阐释方面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机构。如果国家没有承诺它们的诉讼案件要服从国际法庭 [61] ，那么，每个签字国都从根本上保留了自己阐释条约的权利。只要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和政治观念，它们对签署的国际法就会有意思相悖的阐释——基于同样文本之上却导出了无法相容的结果，国际法就在这样的多重秩序中被实际地割裂了。

此外，只要不同国家所“承认”的国家或政府稍有不同，就足以让这些互不相容的阐释所产生的影响暴露出来。假设不同国家就如何对待“叛乱者”或“合法政府”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只要一些国家眼中的叛乱者在另一些国家眼中代表了合法权威，就足以让包含异质体系的法律秩序的内部矛盾暴露出来。不同国家不会对相同的事实情势做出一样的识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被一些国家当作“叛乱团伙”对待，而被另一些国家视为合法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一些国家看作“所谓的政府”，而被另一些国家看作“真正的政府”；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也曾被分别看作一个“内战插曲”和一次“侵略行为”。

人们可以提出异议，认为不同的阐释并不具备同样的可信性，我们对此并不否认。两个朝鲜的分界线是由苏联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画出的。“叛乱者”在1958年也没有在阿尔及利亚的任何一片土地上行使过合法权力。对于一个运用传统标准而非意识形态来进行判断的客观旁观者来说，他会偏爱这些阐释中的一个。不过，国家则不然，如果一种阐释对国家所做的事情不利的话，它又怎么会选用这种阐释呢？当国家间彼此承认对方及其政体时，这些国家对维持符合它们共同利益的法律秩序会很上心。不过，这种互相承认会在异质体系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有限度。每个阵营虽然并不一定会以摧毁另一阵营的国家为目标，但还是会想去削弱它们或颠覆其政权：即使是从具体层面上看起来不可信的法律阐释，也会被当成颠覆性战争的一个工具和施压外交的一种手段来使用。

最后，假设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一致认为某种阐释为真实的（在匈牙利，合法政府就是纳吉·伊姆雷先生的政府，暴动就是人民掀起的，而非外国煽动者或美国破坏分子引起的），那么，剩下的就是去惩罚违背法律的国家。在这点上，国际法再一次从根本上和国内法不同。对做出违法行为的国家，唯一有效的惩罚是对它使用暴力。过错国自己也有武器，它不会甘心臣服于仲裁判决或会议的投票决议。逼迫它去遵循法律的努力因此会有引发战争的风险。例如格里布伊（Gribouille）和甘地：要么像格里布伊为了避雨而投水那样，为了惩罚违法国家而加速开战，虽然战争正是法律从功能上要去防止的；要么像甘地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不公正对待及其带来的苦难进行宣扬，不过，征服者通常都不会具备20世纪英国人的那种对非暴力的敏感。

国际法既没有无可厚非的阐释，也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它对应用它的主体而言作用仅限于确认它们的诞生和消亡，它不可能在我们不知如何去修订它的情况下无限持续下去，有着这些特征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同类型的法律吗？大多数法学家会对这个问题做肯定回答，我无意反对他们。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指出这两种法律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否认它们属于同一类型。

四 合法化战争还是非法化战争

即使格劳秀斯（Grotius）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也无法涵盖国际法的所有内容，但它确实涵盖了国际法的主要宗旨。因为这个标题已足以让我们联想到法学家和哲学家互相争论的两难境地：国际法是否能够，又是否应该将战争合法化，或者相反地，将战争非法化？国际法是应该预防还是排除战争的可能性？是应该限制还是摈弃战争？

1914年前，历史就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很清楚。欧洲的国际公法从来没有在目标和原则上把战争非法化。正相反，它对以怎样的形式宣战进行了规定，对某些手段的使用加以禁止，为停战协议的形态与和平条约的签署制定了规章，对中立国之于交战国的义务做出了强制规定，还规定了交战国之于人民、囚犯等的不同义务。简而言之，它合法化了战争，并对其加以限制，且不把战争作为一种罪行来对待。

既然战争是合法的，交战方就可以在既不相互仇视也不相互斥责的情况下成为敌人。是国家在相互战斗，而不是个人。当然，战争的合法性并不会解决战争是否公正这个道德问题。但即便是要对一场不公正战争负责的交战方，也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敌人罢了。 [62]

为什么古典法学家会把对战争国家各自行为的道德判定同让交战双方的冲突合法化的法律判定合起来说呢？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的著作清楚地指出过原因：虽然明智且有德的君主被认为既不应该为了荣耀或消遣而进行战争，也不应该垂涎那些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或财富，但又如何让统治者们忽视他们对安全的需求呢？如果一位君王积累了很多力量以至于马上就要达到对邻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程度，他的那些邻国会消极坐等他打破力量均衡吗？何况这种力量均衡还是国家间关系中让各国安全得以保障的关键。

古典法学家不但意识到了我们上面分析到的含混之处，也就是需要对发起战争和发起侵略做出区分，对起因的责任和利害后果的责任做出区分，他们还赞同迫于均势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具有道德合法性，哪怕这种行动具有侵略性。他们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所保留地赞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孟德斯鸠 [63] 的主张，孟德斯鸠认为“自卫权利有时候会导致必要的攻击”。我们因此很难确定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而非表面上的侵略者）。均势的道德包含了某种诡辩，且不排除诉诸武力。

卢梭和黑格尔都对给予欧洲人国际法启发的这些思想进行了激进表达。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写道：“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中的个人并不是作为人或者公民，而只是作为战士而碰巧成了敌人；他们也不是作为祖国的成员，而是作为祖国的保卫者而成为敌人。最后，如果我们不可能确定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在纯粹的国家间战争中，个人与个人没有互相仇视的动机，一旦敌国承认战败，战胜国就应该停止继续给敌国人民制造痛苦。暴力限于军队的交锋之中。

黑格尔更激进，在《法哲学原理》的最后一部分中，他指出：“国际法是从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国际法中自在自为的内容有着应有的形式，因为它能否实现取决于相互区别的主权意志。”这样的主张相当于是在说，因为国家主权具有多样性，所以国际法的具体义务不能靠惩罚来实施：这些义务如同道德一样总是作为应然存在。

“国际法是在国家之间必须自发生效的普遍法，是不同于契约具体文本的法，它建立在条约必被遵守的基础上。因为条约是国家间彼此义务的根据，因此条约必被遵守。但既然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以主权为原则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就处于自然状态，它们在由超国家权力构成的一种普遍意志中没有权利，但它们的相互反馈关系却是由特殊意志所决定的现实。”这段话论述的主张接近于上一段的分析。国际法是由国家相对于他国以或明确或含蓄的方式做出的各种承诺构成的。因为国家在做出这些承诺时没有丧失主权，所以战争依然可能爆发，要么是因为各缔约方无法就条约的阐释达成一致，要么是因为一方或另一方谋求改变条款。

“不过，甚至在像是暴力和偶然的非法情形的战争中，国家间也仍然存在着一种纽带，那就是国家间彼此承认对方为国家。在这种纽带中，它们彼此对对方而言都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就战争本身来说，这决定了战争必定是一种暂时状态。”战争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合法状态，虽然它搁置了国家之间在和平时期相互承诺的大部分义务，却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全部的合法特征。各交战方不会恣意使用手段，而且暴力爆发之时，它们也不会忘记未来要修复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点在国家本身的生死存亡不构成战争利害的情况下才适用）。

对于一些哲学家而言，这种古典概念看起来似乎总是无法让人满意，因为它与法律的强制性特征难以兼容，而且它也不被世界大战后的民众接受。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死亡、如此多的物质毁灭、如此多的恐怖后，人们再也无法将其接受为符合人类事务常规的一种情况。战争不再被认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插曲，它应该被非法化——就非法化这个词的本义而言。因为战胜者决定把战败者当作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所以先开展敌对行动的一方便会在事后被当作有罪的一方。国际联盟应运而生，它的任务就是维持和平。十年之后，在美国的怂恿下，《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更加庄重地宣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非法的。

国际联盟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法律体系并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在于没有得到满足的那些国家谋求改变已有秩序，而国际组织既没有和平地强加公正最终要求的改变，也没有遏制革命国家的行动。当日本因把中国东北地区转化为“满洲国”而被国际联盟谴责时，它退出了日内瓦会议。日本的侵略是明目张胆的，但如果其他国家有解决办法却不使用，国际联盟又能怎么办呢？同样，德国在对裁军规定不满意时也退出了日内瓦会议。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同欧洲国家在亚洲或非洲进行的类似活动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不过，埃塞俄比亚当时已经加入了国际联盟，既然国家无论大或小、文明或野蛮都具有平等地位是国际联盟所宣称的原则，那么意大利的征服行为就是不能被容忍的，否则它将会毁掉这个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国政策的结果的法律秩序的基础。相应的惩罚措施被投票制定了出来，也被部分地实施了，但在当时最可能起效果的惩罚（石油禁运）却未被实施。不要忘了，国际联盟的成员，甚至仅仅其中的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英国）就对单独一个意大利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当时的德国还在重新武装自己，它是没有能力支援意大利的。意大利以武力回应国际联盟武力威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作为攻击一方，同持保守态度的各势力之间的资源不均衡实在过于显著。不管巴黎和伦敦的决策者们是因为不想颠覆法西斯政权，还是因为他们不想冒任何开战的风险，总之只有那些既无法让意大利瘫痪也不会引起意大利武力反击的惩罚措施被实施了。不论国家决策者们的动机如何，有一点看起来是明确的，即当时的政府和人民都无法接受为了那些不关乎或者说看起来不完全关乎他们民族的理由去开战。如果禁止侵略和征服的国际法可以溯源至跨国社会，以人们的情感和意愿来判断的话，跨国社会就不存在，或者说只是微弱地存在。

法律形式主义旨在禁止把战争作为解决领土现状纠纷或改变领土现状的手段，虽然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战事以及最后在欧洲和远东的双重普遍战争都标志着它的失败，但它还是没有被人们摒弃。1945年，人们尝试使用把战争非法化的国际法来惩罚希特勒式的首脑。纽伦堡审判时，“阴谋破坏和平罪”只是针对第三帝国领导人的众多主要指控中的一条，而战争的罪行本身并不涉及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相反，将侵略这一国际犯罪转向确定和惩罚有罪之人的这种尝试却展现出问题的另一面，这一面是在国际法努力将“非法化战争”的所有后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时出现的。

在各交战方中，有一个国家或阵营从法律上会被认定为有罪。把这种过去称为不正义的战争进行“有罪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让我们用乐观的态度来看：假如有罪的那个国家战败，那么该如何惩罚它？罪犯们又在哪里？假设我们要惩罚的是国家本身——换句话说，就是缩减它的领土，禁止它武装自己，剥夺它的部分主权，然而和平条款尤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防止战争重新发生；那么，让这种惩罚欲望——即便它是合法的——肆意影响对待敌国的方式以及和平条款，是否又真正明智呢？而且，再重复一遍，这还是乐观的假设。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如果德意志帝国赢了，它又会如何运用这种权利去惩罚那些“有罪的”国家（波兰、法国和英国）。

那么，是否应该去惩罚那些使国家犯下了“破坏和平罪”的个人呢？温斯顿·丘吉尔在多次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主张足以让这个问题得到完全满意的答案：一人，只是一个人（One man，one man alone）。如果单独一个人做出了让所有人都行动起来的决定，如果单独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并且独自行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犯罪国的化身，并且的确应该承担他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并因此受到惩罚。但这个假设永远不会完全实现，首脑的幕僚们也参与了决策，他们同首脑共同谋划破坏和平并进行征服。那么，这种对罪犯的寻找应该被推进到哪种程度呢？在什么程度上，（个人）服从的本分和与祖国的团结一致可以被视为得到赦免的理由？

进一步说，即使这种对为国家承担罪责之人的追究得到了法律上的满意结果，它还是危害不浅。如果国家决策者知道自己在敌人眼中是罪人并且一旦失败就会被以罪人身份待之，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用尽所有手段拼死抵抗呢？赦免敌国的领导人，说起来或许不合伦理，但通常是最明智的做法，否则，这些人会为了挽救自己而让自己的同胞或臣民的生命及财富白白牺牲掉。倘若战争本身有罪，它就将是不可饶恕的。

更何况，即使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责任明显落在了德国身上，无辜国家支持一方、有罪国家支持另一方这种泾渭分明的情况，也远非事实。1939年之前，国际体系是异质的。此外，还存在一种复合的异质性：三种政体互相冲突，互相敌视，每一方都倾向于把它的两个对手看成“一丘之貉”。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和议会制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罢了；在西方人看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是极权主义的两个版本；在法西斯主义者眼中，分别代表了民主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的议会制和共产主义标志着堕落的两个阶段，一边是富豪寡头政治，另一边是平庸者专权。不过，在必要的时候，每个政体还是会承认它的两个敌人中的其中一个与自己具有某些相似点。在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法西斯主义同民主制度区分开来，认为法西斯主义毁掉了自由和工人组织，而民主制度至少容忍了工会和不同政党的存在。但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续期间，他又向德国人民对他们元首的爱戴和“两个革命的相遇”致敬。在反法西斯同盟或者说二战同盟国时期，西方民主国家自以为对带着左翼特征的思想共同体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一旦铁幕降临、美苏在欧洲划分了界线，西方民主国家才想起来，共产主义政权也是个极为强大的对手。至于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则根据形势变化做好了各种联合的准备，要么为了革命利益同共产主义国家结盟，要么为了保护文明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并共同对抗苏联。

这种三元异质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排除了根据政体内部情况来形成不同阵营的可能，而这种形势又导致了意识形态二元主义。这种形势让国家在操作上拥有了战略自由，它们能够同它们敌人中的某一个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法国和英国因为左派的顽强反对而无法与法西斯联合，但可以同苏联联合来对付法西斯（尽管需要大规模侵略的发生才能让右派同意这么做）。最终，还是苏联握有最多的王牌，因为它的所有敌人都能够接受它作为自己的临时盟友，它也能接受所有敌人中的一些作为自己的临时盟友。

苏联与西方民主制国家之间存在一个共同利益：阻止第三帝国强大到对与它敌对的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程度。不过，防止战争的发生符合的是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它却并非一定符合苏联的利益。德国最初向西侵略，这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反之，德国如果首先进攻苏联，就符合了西方的利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跳出传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框架。

不过，一旦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这种悲剧性的博弈中，苏联对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先后攻击，即使从法律角度来看是不容置疑的侵略，它还是可以被解释为是为预防希特勒的侵略而进行的防御性攻击。当一个强大邻国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还要让可预见的受害者坐以待毙吗？如果法国军队在1936年3月就入侵德国，它或许会被世界舆论谴责，但能够拯救和平。将“主动行动”作为唯一确认战争责任的归属是不可能的，古典法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并且他们还从中看到了将战争合法化的主要原因。至于纽伦堡的法官们——包括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显然会忽视苏联对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侵略，虽然就法律文本而言，苏联毋庸置疑地应该被谴责。虽说这是在所难免的酌情处理，但它又很好地表明了不公正方式的存在：两套秤砣，双重标准（deux poids，deux mesures）。

在战前的国际体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想要推翻现状的意志是首要背景。在这种革命愿望的威胁面前，一些国家更加保守，而另一些国家则没那么守成。不过，所有希望阻止希特勒德国的国家，又都希望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来从胜利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最终，所有国家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只有一个国家得到了同样巨大的收益：那个当时对与资本主义国家结盟感到惧怕，从而让希特勒得到开启巨大杀戮之战机会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比起道德主义者指责这些操作之容易，政治想要找到替代办法是困难的。

五 承认和侵略的模棱两可

二战后创建的通过联合国这一组织表达的法律秩序，建立在同凡尔赛秩序和国际联盟相同的原则上。这一次，美国不但鼓动创建了这种秩序，还希望维持它，而不再像它在一战后所做的那样，虽提出了这种概念，随后却不参与其中。

这种秩序从此便扩展开来并涵盖了几乎全世界的人口（被分占的德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两个最值得注意的特例），基于此，它被应用于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属异质的现实上。这种被国家间平等原则重新覆盖包裹的异质性就是政治单元本身的异质性：也门、利比里亚、海地被宣布同苏联、英国和美国一样有资格拥有主权和同样的特权。一些人将此视为一种相对于世纪初它们外交状况而言的决定性进步——那时欧洲人不认为他们对众多非欧洲人的支配是很正常的。不论开心与否，这种改变是无可置疑的：五十年前，在欧洲和美洲外，只有极少数国家被赋予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今天，法律上的平等已经被赋予所有国家，不论这些国家资源多少、制度如何。国际法起初是基督教国家的法律，而后成了文明开化国家的法律，从此以后则应用于所有大陆的各个国家，只要它们热爱和平。 [64]

相比历史异质性 [65] ，政治异质性更让法律秩序困难重重。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仅是彼此的陌路人，还是彼此的敌人。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学说，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天生具有扩张欲望的好战者并且最终会走向灭亡。根据美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他们认定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有着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换句话说，每个阵营的国家对于另一个阵营的国家而言都不具有爱好和平的特征，然而根据《联合国宪章》 [66] ，正是爱好和平这个特征构成了这些国家得以加入联合国的条件。如果自由主义国家按照它们的信念来行事，就会认为专制国家是帝国主义者，不会接纳它们加入法律共同体；反之，极权主义国家也同样不会接受自由主义国家的加入。

事实上，人们决定忽略这种历史和政治的双重异质性，至少在成功湖 [67] 或纽约是这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都通过事实和思想表达出了实实在在的敌意：双方发言人互相侮辱，言辞夸张激烈，双方成员也秣马厉兵，争相做着军事准备。在联合国，场外还是敌人的国家却要身处同一会场，根据情况，它们时而互致善意，时而互指恶行。

至于国家历史上的不平等，它仅仅在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选择上起了作用。1960年，中国的席位依然由蒋介石政府占据，也就是被一个在台湾避难的所谓民族主义政权占据。在联合国大会上，票与票具有同等效力 [68] ，而事实上超级大国都有着自己的拥护国。

一边是法律的和历史的异质性，另一边是国家平等的法律形式主义，这种情况让“承认”这个概念具有了决定性重要性。因为一个国家有权在自己内部做任何主权允许的事情，而且它甚至有权 [69] 请求外国出兵，这一切又都取决于我所称的国家的政府化表现。同样的事实会具有相悖的法律定性，而这种定性又取决于某个政府是否被承认为合法的。

美国伞兵在黎巴嫩的登陆、英国伞兵在约旦的登陆（1958年）之所以都没有被判定为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那是因为这些行动是在“合法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如果伊拉克国王和努里·赛义德（Noury Saïd）从谋反者手中逃脱了出去 [70] ，并且向英美军队发出出兵请求，这种情况下的英美军事干预是否违法呢？让我们假设，对联合国而言的合法匈牙利政府在当时并非纳吉·伊姆雷的政府，而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府，那么被这个所谓的“合法政府”请来的苏联的军事干涉虽然有悖国际法律形式主义，但其违背程度也只不过是比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过分一点点而已。从确定“权利主体”开始，一系列的后果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某些情况下，我们会问，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是否应该被承认为“权利主体”，即合法国家；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会问，虽然没有人会否认某个国家的存在，但哪一群人或哪一个政党才算代表了这个国家呢？（两大阵营都不会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存在有所怀疑，但会对卡达尔与纳吉在1956年11月3日谁代表合法政府存有疑虑。） [71]

因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1945年起，不论是朝鲜、中国还是德国，承认与否的问题都是外交争论的核心。法学家设计了关于承认的“暗含规范的”理论，论述了事实承认和法律承认之间的区分，并观察了不同国家的各种实践。而这些实践和区分只有在以政治为参考的情况下才变得清晰明了。

让我们从没有争议的命题说起：根据惯例，国家在是否承认一个刚诞生的国家（1958年的几内亚）或刚掌权的政府的问题上享有一定的自由。美国因为将不承认作为了一种外交工具，而对南美洲的那些革命政府的“用武力强制改变领土”的行为不予承认。美国政府希望事先就让发动政变或征服行动的人明白他们的行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从而达到阻止政变或征战的目的。美国人花了很多年才在法律上承认了苏联政府（16年：从1917年到1933年）。虽然法律承认并不代表对该政权采用的方式和原则表示赞同，但外交家仍增加了事实承认这个概念，它位于不承认和部分或完全承认的中间地带。 [72]

以不承认作为武器最终还是缺乏效率，而且这种武器不但反对革命，还反对征战。大革命的首领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们都知道，从长期来看事实的效力无可抵御。实际上，人们也的确很难以政权来源和方法上的不正当为由来无限期否认某政权存在这一事实。但承认也并不会因此而变得简单和顺理成章。相反，我们的确可以从社会学或法律上把事实承认的两种方式和法律承认的两种方式区分开来。

我把虽然同某个事实政权保持来往却拒绝承认其合法存在的这种做法称为事实默认（reconnaissance implicite de facto）。西方国家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尽可能减少与东德的合同中所包含的承认要素，西方国家，特别是波恩的领导人们，坚持让两个德国之间的经济协议由低级别官员出面签署。如果这些协议是在政府层面上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达成的，而且符合法律规章，那么它们就是一种事实承认。

至于法律承认，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在历史上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互相承认的国家具有相同的政体抑或虽然不同却并不相悖的政体，这种承认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国家能够做到在不寻求颠覆对方政体，不激起或支持对方内部叛乱的情况下互相对抗。相反，当两个互相法律承认的国家有着互相矛盾的政体时，不论哪方，在战争之初就存在的既有政府都无法在战败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即使在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敌对也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把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完全分离。

在由东方、西方军队解放的所有领土上，有关承认的纠纷都十分尖锐。在朝鲜半岛，只有韩国被联合国承认，而朝鲜则以坚决的态度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自由选举和半岛统一的决议。但是，根据苏联意识形态的解释，朝鲜的进攻不管怎么说首先是属于带有统一色彩的内战性质，是真正的朝鲜（共产主义朝鲜）试图把处于分界线另一边的那些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朝鲜人民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从表面上看，联合国似乎成功地将中立国动员了起来以抵抗朝鲜，这是之前国际联盟在对付意大利的时候没有做到的。而实质上，是美国的行动，而非苏联缺席情况下的那个联合国决议在保证对朝鲜有所抵抗。 [73] 何况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双方都经受了战争的折磨，联合国也并未不偏不倚地行使它的职责，而是与它们协商，它的作为就像是一个希望通过没有最终胜利的和平来终止一场次级冲突的政府的作为。

在德国，西方国家拒绝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法律承认或事实承认，因为在它们看来，波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代表了整个德国。苏联则相反，它们对波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出了同等承认；这种承认给它们带来的完全是好处，它们可以将其作为与西方国家辩论的论据，促使西方国家像对待波恩的西德那样对待潘科的东德。

更奇怪的还是要数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不承认。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拥有合法政府的特征，在这点上它并不比东欧那些政权逊色。华盛顿可以把这个政权看作不合法的，但前提是要把苏联政权也看作不合法的，这才符合逻辑。至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行动和对某些美国公民的处置问题，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对同他们最终用来反对苏联的理由别无二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不承认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蒋介石“合法威望”的一个手段罢了。出于同样原因，美国还根据同所谓“中国合法政府”达成的协议对台湾岛、金门岛和马祖岛进行防御以抵制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

因此，虽然北京政府显示出大部分法学家所公认的能够让它获得承认的充分且必要的事实特征（实际控制着领土和人民），它还是没有被西方国家所“承认”。相反，在开罗或突尼斯的民族解放阵线，虽然没有在阿尔及利亚领土范围内的任何地方行使合法权力，它还是被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执政者所承认。在一个异质体系中，承认是外交或军事行动的手段。它旨在从道德上对具有临时性或革命性的组织给予支持。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就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阵营表示友好，是在对用民族自决原则对法国政策进行谴责以及神圣化反叛行动表示肯定。

将以上分析总结起来就是：为了让权利主体的确定不存在疑问，就必须让合法性原则和对原则的阐释也都不存在疑问：民族自决原则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又必须根据怎样的方式被应用？应该根据怎样的方法选择政府？然而，使得无法对权利主体做出单一确定的异质性，也导致了对没有能被统一接受的侵略进行定义。

各种对侵略加以定义的尝试均遭失败，其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 [74] 不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是根据场合以及对机会的考量来定的。1945年，美国人希望把对侵略的定义（1933年国际裁军会议上起草的对侵略的定义）引入纽伦堡法庭章程中，苏联人对此坚决反对。十年之后，轮到苏联人力图在联合国促成对侵略的定义，而美国人却在这十年间变得敌视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不论在哪种国际体系中，定义侵略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没有用的。通过使用“侵略”一词，外交家、法学家或一般公民或多或少混乱地指认出它是一种对力量直接或间接的不合法使用。然而，国家间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不可能找到某个普遍适用的抽象标准，来让武力使用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分变得自然而然、清楚明白。

即便所有对武装力量的使用，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使用武装力量来威胁的效力也并不会减少。但怎么识破不用明言就能够具备效力的威胁呢？是什么样的权利让国家得以受到威胁和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联合国宪章》的确是像禁止使用武力一样对威胁加以禁止，不过这样的规定纯粹是虚伪的：由于法庭没有能力按衡平法判决争议，所有国家都要靠自己而且还将继续靠自己去寻得公正，没有任何国家真正赞同为了公正而进行的威胁同有着犯罪动机而进行的威胁是一样的。

而且，如果对武装力量及其运用加以考虑，显然就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如果我们想要制定一部国际刑法，就必须要对“使用武装力量”这个极端重罪之外的其他各种国家可能犯下的罪和重罪都加以定义。对多种多样经济上、心理上及政治上的强迫或攻击手段也都必须予以惩罚。但怎样的“经济施压”手段才算有罪呢？怎样的宣传算是罪行，怎样的又是可以被容忍的？

简而言之，在同质体系中，对侵略加以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诉诸武力（或是以武力来威胁）在本质上同想要保持独立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相连。在异质体系中，对侵略加以定义也不可能，因为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政权永远都在互相攻击，并且有意识地犯下间接的或意识形态上的侵略罪行。

我们已经徒劳地尝试了超越（在定义侵略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试图用普遍概念或通过罗列来定义在什么情况下诉诸武力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但我们因此不进反退，只是制造了更多的困难。如果对武力的使用在合法防御的情况下是合法的，那么合法防御就需要一个定义。如果我们以时间顺序为参考，侵略者就是开第一枪的那一方，我们又在进攻和主动上钻了牛角尖。我们不是总能知道是谁开启了战端，先开始的一方也并不总是肇事者，遭受危害的国家也并不总会有时间去走所谓的和平的程序。

还有，那些没有办法让自己受到公正待遇的国家（根据计划它应该得到这种公正），是不是就应该无限期地承受不公正？对不应该诉诸武力的情况进行罗列可能会让违反法律的国家得不到惩罚，可能会对国际无政府主义形成鼓励，最后还可能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引发国际无政府主义。

在异质体系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法语表达，只有“武装侵略”，即正规军的跨越边界，才是可被清楚鉴别的。而所有形式的间接侵略都是惯常实践。说起来虽然讽刺但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苏联代表在联合国负责定义侵略的委员会中提出以下主张：

有下列行为的国家都被认为犯有间接侵略罪行：

（1）鼓励对他国进行颠覆性活动（恐怖主义、暗中破坏等行为）；

（2）在他国煽动内战；

（3）支持他国暴动或支持有利于侵略者的政治变革。 [75]

显然，在苏联人眼中，只有大西洋集团清楚颠覆性战争的“犯罪”秘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名为波利蒂斯（Politis）的委员会 [76] 在1933年用列举的方式定义了侵略。被列举的五种情况中有四种是很容易辨识的：“向他国宣战；不论是否宣战，以武装部队侵入他国领土；不论是否宣战，以陆、海、空军进攻他国领土、船舶或航空器；对他国的海岸或港口进行海军封锁。” [77] 在把主动开战的一方视为有罪方这一前提下，列举的这些情况很容易被理解。不过，第五种情况奇怪地与今天的现实相吻合：“对在其本国领土内组成而侵入他国领土的武装匪徒予以支持；或不顾被侵犯国家的要求，拒不在其本国领土内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用来剥夺对这些武装匪徒的一切援助和保护的措施。”

让我们只看最后这种情况。组织或者容忍对抗别国的武装匪徒实际上是国家间交往的一个古老习俗，但是，假设一个国家会因为这样的间接侵略而获罪，那么它应该怎样反驳呢？抗议没什么效力，军事干涉又可能会让人陷入饮鸩止渴的境地：遵守国际法等于招来战争。即使没有国际联盟的存在，我们也不能确定法国军队就一定会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土地上追捕阿尔及利亚叛变的武装匪徒。

波利蒂斯定义还附加列举了在哪些情况下外国军事行动是不合法的：“当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时，比如当涉及它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政府过失，由罢工、革命、反革命或内战引起的混乱时；当涉及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时，比如对别国及其侨民的权利以及物质或精神利益进行侵害或危及其安全，断绝外交或经济关系，实施经济或金融抵制措施，与他国在经济、金融或其他方面事务上的纠纷，不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其他边境事件。”禁止对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进行干涉，这直接适用于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而禁止使用武力保护被外国危及的物质利益，又恰好描述了英法针对埃及的行动。这一对侵略的定义被加进了苏联所达成的很多协定之中，特别是与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那些协定中。 [78] 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因此而得救。联合国最终还是放弃了对侵略进行定义，而更愿意使用宪章中的其他概念，诸如破坏和平、威胁和平或国际安全、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它们将“侵略”一词的使用限定在唯一一种情形中，即一国的边界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他国的正规军跨越。而对于宣传、颠覆分子、恐怖分子突击队的跨过或越过边界的行为，国际组织甚至连国际法的解释者都没有正式地加以谴责。

法律形式主义在冷战的现实面前屈服了。

***

没有任何法律体系能够给出下面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哪怕只是在理论上给出：如何让所有对现状改变的行为都不以违法的方式进行？又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概念来提出同样的问题，既然国际法尤其是建立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且因此而只能够对现状持保守态度，那么仲裁者或法庭应该采用怎样的标准才能让对现状的改变和平地发生呢？既然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从理论上讲是被确切定义了的，那么对事实上存在的组织是否值得被承认为国家这一点又应当如何定义呢？

国际联盟没有给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联合国正在为第二个问题寻找着答案，但全球体系在历史和法律上的异质性却让它们不可能找到答案。

第五章 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

对外政治，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强权政治。同样，均衡概念——平衡概念——适用于直到原子时代（也许唯独原子时代除外）的所有国际体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区分了力量（国家拥有的、用以施加压力或者进行强迫的所有手段）和权力（被分别看作独立单元的每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我们通常用的表达是强权政治和力量均衡。前一个表达意味着国家不承认高于它们意志的仲裁、法庭及法律的存在，相应地，它们的存在或安全就只能靠它们自己或它们的联盟。我之所以更偏向于说力量均衡而非权力均衡，原因在于力量比权力更具有可测量性。不过，如果力量达到了均衡，权力也会近似地达到均衡。如果没有足以让敌人不战而降的资源，任何国家都无法以至高无上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一 均衡政治

大卫·休谟在他那篇小论文《论均势》中，以简单却极富说服力的方式展现了均衡政治的抽象理论。

大卫·休谟以下面这个问题作为出发点：均衡这个思想，是一个现代思想呢，还是说只有均衡这个概念是新近的发明，而这个思想本身已经同世界一样古老了？这两种说法中的第二种是正确的：“在所有希腊的政治中，对于均势的忧虑显而易见，古代历史学家也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讲了这一点。修昔底德把因对抗雅典而形成的联盟以及由此引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成出于均势这一原则。当雅典开始衰落，当底比斯人同斯巴达人为统治权而争执，我们看见，雅典人同大部分共和政体一样，始终都选择同最弱的一方站在一起，并力图维持均势。”

波斯帝国的做法如出一辙：“与希腊共和国相比，波斯国王从力量上看只能算一个小君主。因此，以他的安全而非好胜心起见，最合适的做法是关心希腊共和国的纠纷并且总是支持最弱的那一边。”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他们对权力均势抱有极大的猜忌心，这种猜忌基于真正的政治和谨慎之上，它让这位著名的征服者死后形成的国土分治不同寻常地持续了多个世纪。”有能力介入战争的族群属于体系：“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见，东方的君主们把古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看成唯一可能同自己国家对抗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他们始终对世界的这个部分保持警惕之心。”

如果古代人被认为忽略了均衡政治，那是由于罗马帝国令人惊讶的历史。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罗马能够将对手一个一个征服是因为它的对手们在当时没有能力及时结成让它们得以存续的联盟。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汉尼拔取得种种胜利的时候，还在保持中立，他于是以不谨慎的态度同战胜者缔结了联盟，而且结盟的条款比结盟本身还要草率。其智慧为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所称道的罗得岛的（rhodien）和亚该亚的（achéen）诸共和国，却选择了帮助罗马人去打那些针对腓力和安条克的战争。“马西尼萨（Massinissa）、阿塔罗斯（Atalus）、普鲁西阿斯（Prusias），在他们满足了自己私欲的同时，都成了成就伟大罗马的工具：然而他们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他们助力他们盟友的征战的同时，就已经锻造了自己的枷锁。”在罗马历史中，唯一看起来理解了均衡原则的君主是叙拉古国王希伦（Hiéron）：“我们从不应该把这样的力量放入一方手中，它的邻国们因为害怕而完全丧失了与之对抗和捍卫自己权利的能力。”这就是关于均衡的最朴素的程式：永远不应该让一个国家拥有使它的邻国们无法与之对抗并丧失捍卫自己权利的力量。这个程式建立在常识和显而易见的推理上，它虽然十分简单，却没有被古代人所忽视。

基于同样的原则，大卫·休谟接下来分析了欧洲体系与英法之间的敌对。“一个新势力继之而起，它对于欧洲的自由而言更加令人生畏，因为它不但有着先前势力的优势，而且还没有那些缺陷——除了带有哈布斯堡王朝曾在很长时间内迷恋而且现在还继续迷恋的偏执和迫害精神外。”英国曾经走在反对君主制法国的最前方，法国在五次战争中赢了四次，却最终没有大幅度扩展它的支配范围，也没有获得欧洲的全部霸权。今天当我们读到休谟对英国政治做出的批评时还是会忍俊不禁，他指出，同希腊一样，“我们似乎在受古希腊人那富有妒忌的好胜心的驱使，而非受现代政治的谨慎观念的指挥”。英国把无利可图的战争进行了下去，这些战争开始得名正言顺，而且或许也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同样的情况下，它们都是早该结束了的。因为英国对法国的敌意已经达到了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不会改变的程度，既然英国也应该对战争的代价负责，又因为协约国在一战期间像依赖自己一样依赖英国的力量，英国的盟友们因此对英国显示出一种拒不妥协的态度，来让英国即使对法国抱有敌意依然担负起战争的责任。最后，“我们是真正的斗士，这让我们一旦投入战斗中，就不再关心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而只对如何能最大限度地伤害敌人感兴趣”。

过于炽热的战斗热情因为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而似乎让休谟烦恼不已，它之所以在休谟眼中令人生畏，是因为它蕴藏着有朝一日能把英国导向另一个极端的风险：“让我们完全不去关心欧洲的命运。雅典人，从大多数熙攘嘈杂、诡计多端、好战爱斗的希腊人那里看到了让自己介入每一次争端、全神贯注于外国事务的错误；这令他们在后来除了对战胜者阿谀奉承、殷勤谄媚外，再也不插手任何战争。”

大卫·休谟赞同均衡政治，因为他对庞大的帝国抱有敌意：“庞大的君主政权很可能在它们的发展、延续，甚至倒台过程中都对人性具有破坏性，它们自建立后都没有走多远。”我们能以罗马帝国来反驳他吗？休谟回答说，罗马帝国之所以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原因是“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人类普遍处于十分无序和未开化的情形中”。一个君主政权的无限制扩张——休谟针对的是波旁王朝的统治——创造出了阻滞人性提升的障碍（“因此人性就是在它的轻飘浮沉中检验自身的”）。如果我们将均衡政治和普世君主制视为一对反命题，这就几乎已经把休谟的思想简单化地说了出来。孟德斯鸠对于普世君主制具有灾难性这点抱有的认同似乎并不亚于休谟，国家必然会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丧失美德，无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道德价值，均衡政治都合情合理地更为可取。

孟德斯鸠指出，罗马的衰落就是从帝国的庞大规模使共和政体不再可能的那一刻开始的。如果波旁君主政体过分扩张，贵族将拒绝去匈牙利、立陶宛这样遥远的地方供职，因为他们将被“宫廷遗忘，成为君主身边近臣或情妇的阴谋的牺牲品”。国王因此而不得不召唤雇佣兵，“而基于同样的原因，罗马帝国的悲哀命运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直到君主制最终走向瓦解”。

均衡政治遵循的是一种常识性规则，它源于为自身独立性操心的国家所存的必要的谨慎之心：防止自己被拥有所向披靡手段的他国任意摆布。在某些国家的决策者或学说信奉者看来，均衡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些人在公开或隐秘的，有时还带了暴力的力量的使用中看到了人类的恶意的表现。何况这些批评者还不得不为此设计出自主意愿之均衡在法律上或精神上的替代物。同样的均衡政治又被那些质疑普世君主制、期望独立国家得以存续的人认为是道德的，或至少是由历史证明了其存在理由的。但对于那些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比起多主权并立更偏向于帝国一统的人，这种政治如果不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非教条主义观察者则会根据形势，在观点上更倾向于均衡政治或帝国政治，因为就国家领土来说，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时期都最适宜的固定规模。（对谁而言最适宜？为什么？）

在最高理论层次上，均衡政治可以归纳为旨在阻止一个国家积累的力量超过结为联盟的对手之力量的措施。所有想保持均衡的国家，都要站到看起来具有取得这种优势的可能的那个国家或联盟的对立面去。这条普遍规则适用于所有国际体系。不过，如果我们想设计均衡政治的详细规则，就还必须根据力量关系格局来给出一些体系的模型。

最典型的是我称为多极体系 [79] 和两极体系的两个模型：多极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之间力量没有太大差异，而且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多；两极体系则相反，只有两个行为体在支配其他行为体进行互相对峙，并且让自己分别成了一个联盟的中心，而那些次要行为体，除非它们有弃权的机会，否则就被迫要根据两大“阵营”来进行自我定位并加入两大阵营中的一个。根据多极体系中主要行为体数量的不同以及两极体系中两大行为体力量对等或不对等的程度，还可能存在多个中间模型。

二 多极均衡政治

我们不妨想象一个以敌对国家多元化为特征的国际体系，这些国家的资源不等，但并没有因此而具备性质上的差异，1910年的法国、德国、俄国、英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就是例子。如果这些国家想要保持均衡，它们就必须采用一些拒绝普世君主制的规则。

从定义上说，敌人将是那个有可能会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所以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就是从战争中获利最多的那方）会在战争结束时立刻被它昨日的盟友猜忌。换句话说，友谊和敌意从本质上说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都是由力量关系来决定的。在同样的逻辑下，力量得到加强的国家必须预计到一些盟友会为了保持力量天平的均衡而叛离到另一个阵营。既然这些防御反应被预计到了，那么力量正在上升的国家，如果没有渴望霸权或帝国之心，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野心加以限制。如果它想染指霸权，它就成了体系的扰乱者，而不得不面对所有对体系持守成态度的国家的敌对。

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些平庸无奇的概述，而列举出多极体系理性地加诸行为体的那些规则？（再一次，此处涉及的理性是假设出的，建立在认为行为体都期望维持体系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美国学者莫顿·A.卡普兰（Morton A.Kaplan） [80] 列出了六条规则，它们是被他命名为均势的纲要性体系运行的充要条件，在我看来，这对应了我们正在讨论的命题。

六条规则如下：

（1）各行为体都必须以增加自己能力（英语：capabilities）的方式行动，不过它们都必须更偏向于协商而非战事；

（2）各行为体在能让它的能力得到增长的机会面前，必须选择战争；

（3）与其除掉一个“主要参与国” [81] ，各行为体必须宁愿选择停战；

（4）对于就体系其他部分而言拥有了支配地位的联盟或国家，各行为体必须反对；

（5）对于赞同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为体，各行为体必须反对；

（6）各行为体必须允许被打败或被限制的国家行为体作为可接受的伙伴进入体系，或者说各行为体必须能够让以前并非基本行为体的行为体加入其行列中。所有基本行为体都必须被作为可接受的伙伴来对待。

在这六条规则中，其中一条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那就是第四条，这项规则是均衡原则的一种简单表达，它适用于所有国际体系，我们先前已经把它从大卫·休谟的论文中摘了出来。而其他规则中没有哪一条，就理论阐释而言，能够以普遍的方式清楚地使人信服。

第一条规则规定所有行为体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能力（资源、手段、力量）得到增长——适用于以各自为政、互相敌对为特征的所有体系。因为每一方都只能依靠自己，所以资源的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受欢迎的，只要这种增长没有使其他方面的均衡性发生变化。然而，要使一个国家的资源增长既不引起盟友或敌人资源的变化，又不引起盟友或敌人对它态度的变化，这非常罕见。也只有在将各行为体更偏向协商而非战争作为一条公理时才能继续保证政治是理性的，就如同争取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既定经济效益（以生产或收入的形式）的道理一样。而且，这条公理还必须要求诸行为体撇开自尊或荣耀才行得通。

宁愿战争也不愿错过让它们的“能力”得到增长的机会，这一条规则不但不理性而且不合理。当然，抽象地说，在其他方面都均衡的情况下，所有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体都会以最大化能力为目标。不过，如果我们非要设定一些形势让国家开战变得理性的话，那么要把它缩减成一些几乎缺乏具体意义的论断才行，就像下面这种类型的论断：既然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距会随不成功或者说失败的风险的增加而增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期望从胜利中得到的收益超过战争可能带来的花销，它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不论我们最终得出怎样的具体论断，仅仅因为存在提升国家能力的机会就去开战，这还不足以成为动武的合理理由。

古典学者只把一种理由视为主动发起敌对行动的理智且合法的理由，那就是敌人的强大给自己带来了霸权威胁。眼看一个国家慢慢具有了任意摆布邻国的优势，这虽然算不上不道德，但也属于不谨慎。

第三条规则和第六条规则有些自相矛盾，但不管怎么说，它们还是展示了多种可能情况。在一个多极均衡体系中，明智的国家决策者会对是否清除一个主要行为体心怀犹豫。如果他害怕在战争进程中会摧毁一个对体系均衡而言是必须的，对他而言却只是暂时的敌人的话，他就不会把胜利进行到底。但是，如果清除一个主要行为体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另一个对等行为体加入国际舞台，他又会考虑，旧的那个行为体和新的那个行为体中的哪一个才是最符合他自身的利益。

第五条规则等同于下面这个原则：在如此体系中，所有遵循超国家观念意识形态的或以此来行动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敌人。这个原则并不是由多极均衡理性模型严格推导出的。当然，只要这种均衡是由国家之间的敌对规范表达出来的，而且这些国家又相互孤立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那么，跨境招募支持者的国家自然会因为仗恃了某种普世性学说而成为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但从民族国家和超民族观念传播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敌意出发，我们还不能够就此总结说，民族国家必然会同超民族观念传播国开战：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关系和用武力缩减超民族观念影响力的可能性大小。

更一般地说，所有这些规则都内在地假设了保持均衡和保持体系是国家的唯一目标，或者说，至少是它们的头等大事。然而，事实向来不是如此。唯一对此或多或少有意识且这样做的国家只有英国，事实上，英国的确是把保持体系本身以及削弱每一时期有可能染指霸权的最强大国家作为了自己的唯一利益。没有一个欧陆国家像英国那样有心或有能力无私地成全均衡的各种模式，即使是在这些国家并不渴望支配其他国家的情况下也做不到。攫取重要位置或省份、划分边界、分配资源，这些才是诸多大陆国家希望从中获利的关键所在。既然这些国家为了达到目的都做好了在必要情况下除掉某个主要行为体的准备，那么除掉某个主要行为体对它们来说就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只要有足够的其他行为体来替代被除去的这个主要行为体并让体系得以重建就可以了。借德国分治之机将德国作为主要行为体除掉，从法国对外政治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法国对外政治寻求的是，在不让主要行为体数量危险地减少的情况下，加强自己的地位。

欧洲诸国纯粹的民族政治只涵盖了宗教战争和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宗教战争结束的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宣扬超民族观念的国家被置于法律之外或遭受了不可补救的失败，而是因为国家高于个人这一宣言。国家决定教会，而个人即使无信仰也要依附于教会，在个人的宗教选择严格属于个人私事这一条件下，国家勉强容忍宗教异见者。17世纪欧洲的和平是由一种复杂的外交达成的，这种外交重建了国家间的均衡，并阻止教会间的争端或被统治者的信仰之间的冲突对这种均衡有所质疑。统治者重新从“意识形态战争”的局势中回到了“神圣同盟”的局势中：所有对既定权力的反叛，这种行为本身已是如此令人恼火，以至于哪怕是敌对国家的执政者也将它视为一种罪行。政权稳定性被置于潜在敌国可以为异端人士或叛乱所削弱这一考虑之上。

或许我们讨论过其论点的那位作者会赞同我们上面的评注。他所列出的六条规则是当完全理性的行为体遵循一个多极体系（均衡体系）理想类型时的规则。即使把这些规则只作为适用于一个理想类型的规则来看，我依然无法苟同。纯粹外交家（diplomate pur）的行为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以均衡为唯一考虑来决定的，何况均衡自身还是以对普世君主制的拒绝和主要行为体的多元性为特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在理想类型的市场中被决定的，因为每个经济主体都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外交主体的行为，在一个多极均衡体系中，并没有单一的目的：如果其他方面的均衡性不变的话，每个主体都会希望最大化自己的资源，但如果这种资源的扩大意味着不得不开战，又或者会导致联盟的倾覆，外交主体就将为要不要冒这个险而犹豫。一个既定体系的维持需要以主要行为体的共同维护为条件，但这些行为体中的每一个，从理性出发，并不一定非要把维持体系置于它们自身利益的实现之上。如果我们暗自假设国家都以保护体系及其运行为目标，这就是以迂回的方式又回到某些权力政治理论家所犯的错误上：把对手段的计算或决策的背景同目标本身相混淆。

用对某个典型体系的分析来预测外交事件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想根据体系的类型来强迫君主们采取某种行动也是不可能的。多极均衡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是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体系，以及我们从那位美国学者那里借鉴而来的规则所提出的让某种体系得以维系的那些形势。

严格“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会互相认定对方为敌手，但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执政者并不是从个人角度在认为敌国执政者对自己有威胁；所有国家都可能加入随便哪个可能存在的联盟，今天的敌人会因为它将在明天成为伙伴或由于它从今往后都是对体系均衡而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得到宽恕。这样体系下的外交是现实的，甚至偶尔还是玩世不恭的，但它也是节制和理智的。但当另外一种外交的灾难性后果悲剧性地在某天出现时，这种不抱幻想的智慧，回顾看来又似乎不再是简单的理想类型，而是一种理想了。

多极均衡体系内在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并不符合哲学家们的最高要求。刚刚获得胜利就改换阵营、不再与盟友为伍的国家会勾起原盟友们的痛苦和愤恨，因为它们有时候为了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更高的代价。纯粹的均衡外交会忽视也必须忽视这些感情，它本身没有朋友和敌人，它不认为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坏，它也不把战争本身看作有罪的。它接受利己主义，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它接受国家的道德堕落（渴望权力和荣耀）；不过这种工于心计的堕落似乎难以被预测，与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但肯定是盲目的激情相比，它也没有那么令人生畏。

直至1945年，美国的外交都一直同这种传统的、谨慎的不道德背道而驰。美国对它历史上的两次大战存有记忆：一次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另一次是南北战争。这两次的敌人都不是那种在敌对行为结束后可以继续同它和平共处的国家。外交关系、联盟和冲突对他们的国家生活的正常开展似乎并非不可割裂：战争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必需，在其中人们必须屈从，它是一种情势赋予的任务，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完成好，但它不是持续延伸的历史中的一个篇章。因此，美国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很少想到过去和未来。战争中，敌人是该得到惩罚的罪犯，是该被纠正的坏人。战争过后，和平又会重新降临。

然而，1945年后，美国人也不得不颠倒同盟关系，他们（比如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试图宣称他们没有分配好角色和功劳，中国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倒向了“错误”的一边，与此同时日本却倒向了“正确”的一边。如果敌人总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联盟的反转有时候无法避免，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善和恶会改变化身。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德行（virtu）在历史过程中会从一个民族转移到另一个民族。根据道德化外交的观点，完全不同于马基雅维利观点中的德行的美德（vertu），影响着这样的转移。

不论是令人憎恶还是令人赞赏，不论是致命不幸还是弥足珍贵，均衡外交都不是国家决策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情势使然。

地理环境、国家组织和军事技术都会阻止力量向一两个国家集中。大部分国家拥有相互匹敌的资源，这是多极体系的结构特征。在希腊如同在欧洲，地理环境对独立城邦或王国不是阻碍。只要城邦是政治单元，自主决策中心的多重性就是其必然结果。引用休谟的话来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希腊整体比起来，每个共和国中的居民数量很少，以及，当时形成包围十分困难，再加上，贵族中每一个自由民都具有出众的勇气和纪律性”，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均衡相对容易维持，而帝国却难以强加。在欧洲，自中世纪分散的王权走向终结以来，先是英国，随后是俄国，在普世君主制道路上竖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无论是王朝还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原则，都没有使无止境的野心具有正当性。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军队并没有以大型征战作为目标来武装自己：拿破仑的战士是从边境徒步到莫斯科的。由于距离原因，他们比亚历山大的军队衰弱得更快。

执政者或被统治者越是重视他们政治单元的独立性，外交就越会寻求均衡。希腊的公民不会把他们自身的自由同他们城邦的自由分开。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波斯帝国，从而共同捍卫了自由人的文明。他们又互相为敌，捍卫着自己城邦的自主性。法国君主政体是第一个热切希望获得全面独立的，它强烈拒绝了在任何形式上对帝国的臣服。人民希望独立，民族国家就将这种愿望表达出来。这种国家独立的意志，这种对绝对主权的向往，压抑了意识形态外交的倾向，尽管信仰或观念上的冲突一直存在，但它还是维持了一种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它同时还促成了均衡规则的“内化”，这些规则不再只是谨慎的忠告，而是变成了道义或习惯性的必需。维持均衡被视作所有国家决策者的共同义务。欧洲协调转变成仲裁机关、共同磋商机关，甚至是共同决策机关。

然而，力量关系变化一定不能进行得过于迅速。不管大众对此抱有的是被动接受的态度还是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最好不要让联盟的反转发生在一夜之间。不管国家决策者的智慧如何，都最好不要在资源调度上出尔反尔，让昨天的正确计算变成今天的绝对错误。在行为体彼此对对方有所认识和力量关系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体系运行得更好。这些条件中的任意一个，一旦被从整体中抽离出来，就都不再足以保障多极体系的存在。独立的意志最后还是被带有暴力的跨民族激情所战胜。对共同体系的关心没有抵挡住过于巨大的异质性。如果人民因为一些他们拒绝去忘记的回忆而被分隔，又或者因为尚未愈合的疼痛伤口而被分离，国际体系的所有行为体之间就不会是可以彼此接受的伙伴（1871年后，即使均衡计算让法德联盟是理性的，法国也不再可能与德国结盟）。

从1914年前开始，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增长和法德之间无法缓和的对立就已开始对体系的转变产生影响：联盟有了变得持久且固化成“集团”的趋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先是共产主义，后是法西斯主义，这两种跨民族意识形态让体系的异质性达到了十分巨大的程度，以至于将维持体系作为共同利益的意识竟然完全消失：国家内部不同意识形态信奉者之间的敌意不仅掺和进了国家间的敌对，而且还让这种敌对进一步加深。内燃机引发的军事革命，似乎为大型征战行为开辟了道路。于是，理论家们在此时此刻怀念起黎塞留（Richelieu）、马萨林（Mazarin）、塔列朗（Talleyrand）时期的外交来。

当多极均衡体系在恰当的时期中运作时，它是自然状态（état de nature）和法治（règne de la loi）之间的一个历史性妥协。它是自然状态，因为最强者由于是最强大的而被当作敌人，因为每个行为体都是自己行为的最终审判者，拥有在和平与战争间选择的权利。但这种自然状态并不仅仅是不循规则、没有限度的互相攻伐。国家互相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它们想要，它们也知道自己想要维持均衡，它们甚至还会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达成某种一致。希腊城邦并没有忽视它们之间的深层相似，就像它们也没有忽视野蛮人的“蛮夷性”一样。 [82] 在亚洲人眼中，欧洲征服者给他们的印象更多是一个“侵略集团”中的一丘之貉，而非互相竞争的对手。

这种介于自然状态和法治之间的（或者说，在丛林状态和普世君主制之间的）中间解决方案，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牢靠的。它从理论上给予了统治者主动发起战争的自由——如果先发制人对于阻止让人担忧的对手来说看起来不可或缺的话。均衡更多出自谨慎的要求而非体系的共同利益：如果削弱强者的战争进行得过于频繁，体系就会变得不再有效、花费昂贵而且面目可憎。我们越是分不清“削弱强者”和“侮辱傲者”之间的区别，所冒的风险就越大。希腊城邦到底是出于对安全的渴望还是出于支配他人的骄傲才如此频繁地相互攻伐呢？鼓舞着路易十四外交的是对安全的忧患之心还是对荣耀的仰慕之心？曾经有过一个内阁外交时期，虽然现实主义理论家在今天对它们表示出颇多宽恕之意，在过去它却是被严厉审判的，因为历史学家认为国王和他们的好战行为就应该对那些所谓的威望之战负责，不论这些战争是不是应该被列为威望之战。欧洲均衡体系或许（在某些时期中）限制了战争的暴力，但从没有降低过战争发生的频率。

作为一个不牢靠的妥协产物，这种体系具有无休止地超出自己的倾向，它要么向丛林状态回归，要么朝“普世帝国”或“法律秩序”迈进。它具有共同文明和永久敌对的双重意识，而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对抗的意识占了上风，战争就会变得无法平息，文明的外交也会被忘却从而消失。如果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占了上风，国家统一的趋势、规划和平的趋势又会一发不可收。为什么希腊人之间彼此宁愿选择将对方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也不愿为了打败波斯帝国而联合？为什么欧洲人没有选择对非洲或亚洲进行共同统治，而是宁愿在自相残杀中相互毁灭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些问题都是在事后才被提出的。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们的代言人早已经使城邦自治的丧失同统一的希腊有能力达成的伟大建立了联系。1918年后，瓦莱里（Valéry）提出异议，说欧洲政治的目标看起来是要把古老大陆的治理托付给一个美国委员会。事实上，欧洲人素来都将他们的大部分力量用于那些互相威胁的战争。法国人之所以曾经向海外派遣重兵，那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正在徒劳地同民族主义争论，为的是保住他们财富中的最后那点碎片，他们正在失去而非正在建立帝国。

此外，不难理解这种所谓的谬误只有在事后才能被判定。国家惧怕它们的敌人，人民害怕他们的邻居，国家或人民都渴望支配他们的近邻，而这种渴望更甚于他们对远方土地或异族人民的支配愿望。无论我们将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庞大帝国归结为冒险精神还是利欲熏心，抑或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它们都是以征服者所具有的非凡军事优势为前提的。当不存在这种优势时，最常见的还是，战争在同一文明圈内部进行。同欧洲人一样，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对内部争斗习以为常。

对不问道德的、有节制的均衡外交保持着一丝怀念之情，这或许是人之常情，但也是徒劳。这种怀念从本质上说是在追溯往昔。那些对外交家不在乎观念的时代怀有悼念之情的人，显然都生活在一个异质体系中，在一个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年代里。那些对国家利己主义的精巧计谋和对均衡的尊重倍加赞赏的人，都处于国家间为了成为帝国争斗不息，且与国家密不可分的既世俗又属精神领域的信仰之间一样在争斗不息的时代。那些对体系行为体多元化带来的精巧计谋惊叹的人，他们看到的是刚性阵营称雄的外交领域。

人，包括国家决策者，都无法自由决定力量的分配，也无法自由决定外交的性质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还是中性的。与其因为不喜欢现有世界而去梦想另一个世界，还不如花精力去理解世界的多样性。

三 两极均衡政治

我把以下这种力量关系格局称作是两极的：大部分政治单元聚集在它们中的两个的周围，而这两个政治单元的力量远超其他政治单元。对于观察者而言，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之间的区别十分清晰，因为不同的格局导致了不同的后果，这些后果中一些是逻辑的结果，另一些是历史的结果。

不论在怎样的格局下，均衡的最普遍法则都适用：体系主要行为体的目的是，不让自己陷入任凭对手摆布的境地。不过，因为是两个大国在主导，而且其他小国即使联合在一起也无法与两个大国中的任意一个相抗衡，因此均衡原则会被用在围绕着大国而形成的联盟之间的关系上。每个联盟的最高目标都是阻止对方获得优于自己的手段。

在这样的体系中，我们能区分出三种类型的行为体（而不只是“小国”和“大国”）：两大联盟各自的领导国，被迫加入联盟并且对两大领导国之一表示效忠的国家，希望能够置身于冲突之外的国家。这三种行为体各自根据不同的规则来行动。

联盟的领导国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惕，以便预先应对另一大国或其联盟的力量上升，以及维持自身联盟的凝聚力。这两大任务以多种方式互相联结。如果一个盟友改换了阵营或者变得中立，力量关系也会随之改变。从最抽象的层次上来看，领导国用两种手段来维持它所领导的联盟的凝聚力：一种是施以保护，一种是加以惩罚；或者说，一种是保障盟友们的利益，一种是用制裁来威胁分裂或背叛行为。对这些手段的理性运用取决于多种情势：对于那些对另一联盟心存畏惧的国家，大国给予其援助的承诺，也就是予以安全上的保证；对于那些对另一联盟毫不畏惧的国家，大国给予其财富上的好处；对于那些无法引诱或说服的国家，大国对其厉色恐吓。

修昔底德曾经想要知道，在怎样的程度上，雅典应该对它领导的联盟的最后解体以及这个联盟经受不住失败的情况负责。在理论上由权利平等的城邦组成的联盟，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由一个支配者主宰的类似帝国的东西，这位支配者不但要求众多，而且还强索贡赋。希腊历史学家提出，最强者总是趋于滥用力量。除了这个永恒的心理动机，今天的历史学家还可以从修昔底德的记述中得出其他阐释。外部危险一旦远去，一个“岛国权力”的联盟是不会自发保存其凝聚力的。一个平等城邦组成的联盟本应该是完全和平的，除了联盟内部成员的安全和自由外，它应该别无目的。如果雅典向帝国主义道路迈进的话，连它自己都会把自己判定为过于野蛮粗暴。谁也逃不过权力的奴役。

那些由于使命或必要性而依附于两大阵营其中一方的政治单元，同样基于两种考虑来行动：一方面，联盟的利益就是它们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联盟的利益又不会与它们自己的利益完全重合。让我们重新回到对多极体系内部联盟的思考上：每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主要行为体，都担心自己的主要盟友（们）力量增长，即便在敌人（们）（尚未）被战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次共同胜利所带来的好处向来不是被均等地分配的：一个国家的权重更多取决于它在谈判时所拥有的力量，而非它在敌对过程中获得的功绩（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1918年提出这种“现实主义”主张时，它在法国被引为丑闻）。然而，两极体系中的盟友间竞争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两极体系的格局越是清楚，两个大国就越相对于它们的伙伴而言占有优势，各联盟也就越有持久化趋势。作为正在与同样是持久联盟的另一个联盟抗衡的一个持久联盟的成员，次级国家的主要利益在于它自身的安全或它作为部分所构成的那个整体的胜利 [83] ，它因此也更容易听任（联盟内）敌对-伙伴国力量增长。修昔底德的论述多次向我们证明了，雅典让它的盟友们害怕和畏惧。如果次级国家的命运在联盟中不会被伙伴国的有限力量所影响，如果联盟的领导国纯粹是一个保护者或仲裁者，那么，次级国家就会完全觉得与联盟休戚与共（它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只是，这些条件几乎不可能达成。

世界一如它本来的模样，每个政治单元因此也会力图让联盟政策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倾斜，又或者它会在直接涉及自身的行动中尽可能地保存实力。1959年，法国外交家们通过大西洋集团的共同政策指出，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支持平息阿尔及利亚叛乱，法国投入了大量兵力，从而削减了它对北约保护作用的贡献。一种外交或联盟战略在永久联盟内部所遇到的困难会小些，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外部威胁能让联盟得到巩固，但这些困难依旧存在而且在本质上并无变化：各种不同的操作、战斗、取胜手段为伙伴国带来的好处还是会不一样。即使这些伙伴国就风险和运气的评估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这些评估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一致其实是永远无法达成的——它们依然会有进行争论的各种理性动机，因为有如此多的外交或战略方法都可能在哪怕很诚恳的盟友那里带来当下收益和长期收益上的分配不均。

至于那些不加盟的国家，它们首先是一些位于体系之外的政治单元，最常见的情况是，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参加两个联盟中的任意一个，而且它们甚至可以通过使交战的两大阵营被削弱的普遍战争获利。体系外的国家在两种情况下会基于计算而干预进来：要么因为它计算出两大阵营中一方的获胜给它带来的收益将超过它援助此方取胜付出的成本；要么因为它考虑到两大阵营中某方取胜会让它陷入被动局面而害怕让此方取胜。后面这种情况说明了1917年美国干涉的一种可能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次干涉没有其他原因）。而波斯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进行的干涉可能属于第一种情况。

至于体系内国家的选择——参与进去或保持中立——它首先取决于国家从中立中所能获得的安全，假设中立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的话。地理状况和小国自身的资源是两大决定性因素：1949年，当《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时候，没有加入的瑞士和瑞典拥有着欧洲大陆铁幕以西的最强大军队，这绝非偶然。相反，蒂博代（Thibaudet）在评论修昔底德时写道，海上权力是无法接受一个岛屿的中立的。

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像两种纯粹类型一样截然对立。在一个极端上，每个主要行为体都是其他行为体可能的敌人或可能的伙伴。在另一个极端上，只有两个主要行为体，如果它们不是因观念为敌，就是因位置为敌。此处，联盟是暂时的，彼处，联盟则具有持续性；此处，盟友们不承认联盟有领导国，彼处，除了两大领导国本身外，其他所有政治单元都臣服于领导国的意志；此处，很多政治单元都能够对结盟置身事外，彼处，所有政治单元，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向两大领导国中的一个表示忠诚，都要向两大阵营中的一方聚集。

不难想象，两种纯粹类型之间存在不同的中间格局，甚至这些中间格局比纯粹类型更加常见和真实。即便在同质多极体系内部，一个行为体也很少同随便哪个行为体联合或敌对：利害关系（一个省份的命运、一段边界的划分）与人民的激情可能会使理性计算没有排除掉的国家亲近关系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甚至在一种有着多个主要行为体的体系中，也会有一个或两个主要行为体去压倒其他的。如果普遍战争在两大联盟之间发生，联盟中的行为体会比其他行为体更对自己的联盟具有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普遍战争爆发，多极格局自己就会向两极格局趋近。正是因为这点，尽管欧洲体系在1914年前仍然是多极的，蒂博代和汤因比（Toynbee）仍把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同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对比：比较点在于冲突的扩大化过程，它们都是慢慢将体系中的所有政治单元牵涉进去，并形成了以岛国权力带头的联盟同以大陆权力带头的联盟之间的相互对立，也就是雅典和英国分别同斯巴达和德国的对立。从这以后，评论家们就以修昔底德为参考对两极体系倍加强调，因为1945年后的世界正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希腊的体系从性质上不同于当今的体系，同样，雅典和斯巴达比起其他城邦所具有的优势，也同当今两大巨头所具有的优势不属于同一类型。

一个两极体系运行或演变的法则确实是无法确定的。外交关系几何学堪比德国战争理论家绘出的战役纲要图（双翼包抄——坎尼会战，单翼直入——洛伊滕会战，等等）。外交格局同战役纲要图一样，数量不多，因为一个体系内部力量的分布模式同军队的调动一样，都只包含一些典型模式而已。关于模式的理论，就像它无法让战略家预先知道怎样的部署是他必须完成的一样，它也无法让历史学家预测出一个既定体系将会成为多极的还是两极的。

它最多也就是让我们去注意两极体系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而已。两极体系从本质上看或许并不比多极体系更缺乏稳定性或更好战，不过，它的确比多极体系更易受到无法缓和的普遍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如果所有政治单元都属于两大阵营中的一个，那随便哪个地区冲突都会引起体系全体的兴趣。两大阵营之间的均衡受到众多小政治单元行为的影响。由于缺乏“第三方”来当仲裁者或暂时助手，两个大国会永无休止地——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通过中间国家的方式——被牵扯其中。为了相处，它们必须划分界线，界定各自的影响区域，对分裂行为发出禁令：一方的追随者没有权利到另一阵营中去，双方阵营都保证不到对方的盟友那里去煽动分裂。这些或多或少确切的规则，似乎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有了。对于两个领头的城邦而言，遵守这些规则已经很困难了，还要把这些规则加诸它们各自的盟国身上，这就难上加难了。

在这样的体系中，卫星国的命运其实才是大国之间冲突的诱因和关键之处。然而，根据联盟的刚性、灵活性的不同，冲突的主要责任会分别落在卫星国和领导国身上。修昔底德描述的希腊、雅典在海上的霸权和斯巴达在陆上的霸权都并非压倒性的。科西拉（Corcyre）和科林斯（Corinthe）的舰队都足以改变力量关系。大国并不能以至高无上的方式支配它们的盟友，这些国家也可以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而把领导国拖入至死方休的战争冒险当中。

最后，由于缺乏“第三方”，这个让普遍战争变得很可能发生的体系，使普遍战争的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为了避免相互攻伐，大国必须禁止改投阵营。但一旦它们开战，它们又怎么会放弃去煽动叛离呢？两个大国极少会有相同的制度，而且它们军事力量的原则也各自不同。在各个城邦的内部，也会分化出不同派别：一些主和，一些主战；一些倾向于这个领导国，一些则倾向于那个领导国。对这种制度或那种制度的偏好至少部分地左右了城邦对立场的选择。一步一步地，所有城邦都在两个联盟的不同拥护者之间的分化中分裂，每个联盟又不择手段地利用敌对城邦的这种内部纷争来达到削弱敌人的目的。

两极格局体系的和平要求两大领导国之间就追随国的稳定性达成一致，也就是说，禁止在（对方阵营的）国家内部招募自己的党羽。这种禁止在至死方休的斗争爆发时会消失。不过，如果这个禁令甚至在至死方休的战争爆发前都不存在，就说明和平是好战的和平，或者说它就是冷战。

四 希腊城邦的两极体系

我们刚刚所进行的形式分析，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用以预见的手段，而是一种纲要。由于给定了一个两极格局，如果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想要理解其中的各种事件，他们就必须要通过以下这些步骤：

（1）涉及的是哪些联盟？这些联盟各自有多大程度上的刚性？每方领导国在使用着怎样的权力工具？每方领导国相对于它的伙伴国、盟友或卫星国有着何种程度上的优势？

（2）如果体系引起过至死方休的斗争，那么，这种斗争爆发的契机或原因是什么？

（3）在至死方休的斗争前或过程中，两大联盟之间的、领导国之间的、领导国和它们各自盟友之间的那些冲突又是怎样发展进行的？换句话说，必须弄明白每个联盟的性质和结构、它们之间对抗的契机和深层原因，以及它们战斗的类型和模式。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令人钦佩地运用了这些规则。我们将从中借鉴以阐明分析的要求：“在危险关头，斯巴达人作为支配力量取得了希腊联军的统帅权，至于雅典人，他们在波斯人的攻势面前，选择放弃自己的城市，带上东西登上船舶，变成了海上力量。同样，一旦他们共同打退了异邦人，叛离了波斯国王的希腊人或原来帮助过波斯从而与希腊交战的希腊人就马上分别以雅典人或斯巴达人为中心聚集起来。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显示出它们才是最强大的；一个称霸陆地，另一个称雄海上。两者之间的协议维持了一阵，而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战端再起，各自在其盟友的帮助下战斗；而其他希腊人，一旦彼此间发生了争端也会投向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中的一方……斯巴达霸权下的盟友不用缴纳贡金，它通过在这些城邦中建立寡头政治来确保它们为斯巴达利益效力；雅典则在它的霸权下逐步蚕食除了希俄斯（Chios）和莱斯博斯（Lesbos）以外各城邦的海军，它还向所有盟友征收贡赋。” [84] 两个城邦都以军事力量中的一个典型要素来支配其余城邦，所有其他城邦都向它们聚集。雅典的支配是财政的（盟友纳贡）和海上的（盟友们的船只都“并入”雅典舰队）。斯巴达联盟则是以站到它那方的那些城邦政权的寡头特征为基础，正如修昔底德经常谈到的，这个联盟也是以各城邦想要保住被雅典置于危险境地的城邦的自由为基础的。

科西拉的例子表明，领导国之间虽然缔结了协约以避免战争，但它们却做不到遵守协约，一旦我们运用现代的观念就能让这个案例的意义浮出水面。科西拉和科林斯（前者是后者的殖民地）因为都宣称埃皮达鲁斯（Epidaure）是自己的殖民地而开启战端。科西拉是一个“中立”城邦，各方虽执互相矛盾的辩词但对此却是一致承认的。为什么科西拉对缔结协约这件事本身保持了距离呢？以科林斯人的观点，这是质疑“科西拉的地理形势让他们具有独立性”（Ⅰ，37，3）；而据到雅典那里去求助的科西拉代表说，这是因为科西拉当时相信“为了不致被卷入由别人的选择所造成的危险之中而不与别国结盟”乃是明智之举，而他们在危难时刻才发现这种自我孤立是疯狂、愚蠢和懦弱的。各种联盟的扩张和嵌套，让任何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政治单元都越来越不容易不与这个或那个大国结下同盟关系。

让一个中立的政治单元加入两大阵营之一的做法是否符合雅典和斯巴达基于共有的和平利益而缔结的协约呢？从中立立场转向结盟是否同协议相悖呢？在所有雄辩家看来，协约禁止叛离行为，即已经是某个联盟组成部分的城邦不能离开自己的联盟。科林斯的辩护人是这样对雅典人说的：“你们不要开创这样的规则，使得叛离者能够在另一方阵营中受到接纳”（Ⅰ，40，4）。如果一方阵营欢迎了叛离对方的人，那对方也同样会这么做来还以颜色。“如果你们为了支持这些犯有过错的希腊人而接受了他们，那么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人民中有比当初你们接纳的叛离者人数更多的人投向我们这边；这条你们自己树立的规则对你们的影响会比对我们的影响更甚”（Ⅰ，40，6）。至高无上的规则是“每个大国应当处罚的只有它自己的同盟者”（Ⅰ，43，1）。

科西拉请求雅典援助的例子非常复杂。从形式上看，科西拉曾经是中立的，并不会落入不准接纳叛离者这个禁令的管辖范围中。科林斯人也承认，根据协约的条文，“没有签订原有协约的任何城邦，可以自由地加入任何一方”（Ⅰ，40，2）。但是，科林斯人又说，协约的精神不允许这种归附行为本身构成对另一阵营的侵略。“这一条款针对的不是那些以伤害另一阵营的城邦为加盟目的的人，它针对的是那些并非为了摆脱另一方势力才在自身安全上妥协，从而加入新同盟的那些人；如果这个条款是明智的，那它针对的也不是那些让接纳他的城邦告别和平陷入战争的那些人。”用现代的概念来说，协约包含了两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其一，它的功能是为了避免力量均衡被打破，然而未被明确禁止的某些中立方的依附却可能会导致这种均衡被打破；其二，被协约给予了效忠选择权的中立方，却不能完全倚仗这个协约。如果科西拉这个拒绝尊重科林斯（它曾是科林斯的殖民地），甚至希望与科林斯开战的城邦，成了雅典的盟友，这种依附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精神上，都是对科林斯的一种侵犯，也就是对斯巴达的侵犯。雅典人是如此清楚他们的行为将会带来的影响，因此同科西拉达成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防御性盟约，包含了在科西拉、雅典或它们的同盟被攻击的情况下互相给予援助的约定。而一个进攻性盟约，就会把雅典牵连进攻击科林斯，也就是与斯巴达作战的风险之中。

怎样的动机在决定雅典人的行为？修昔底德对此的看法是：当双方都预感到下一场战争将会发生的时候所做出的力量计算。“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对于你们是有用的。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认为战争还是遥远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斯巴达因为害怕你们的力量而希望发动战争”（Ⅰ，33，3）。这是科西拉的外交使节在雅典议会上的陈词。而修昔底德自己则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雅典人的愿望是不让拥有同雅典舰队一样强大的舰队的科西拉就这样落入科林斯手中，因此希望尽可能地制造他们之间的争端，以便今后在雅典同科林斯和其他海上势力作战的时候，它的这些对手比现在更加虚弱”（Ⅰ，44，2）。在古希腊，有三支重要的海上力量：雅典的、科西拉的、科林斯的。如果出于害怕打破停战协议而任凭后两者联合起来，这对于雅典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件既丢面子（因为显出了自己的害怕）又牺牲了可观的军事好处的事情吗？当领导国对它们的盟国而言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比起它们对盟国的领导来说，其实更多是它们被盟国拖累。雅典所具有的优势没有达到让它瞧不上科西拉的支援的程度。

被修昔底德视为这场大战第二个原因的是波提狄亚（Potidée）的争端，从形式上说它也属于同一类型。波提狄亚是科林斯的一个殖民地，雅典的一个盟友。雅典人认为对做出变节行为的盟友有惩罚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他们因此同希望保护殖民地的科林斯发生了冲突。斯巴达人违反协议，让这个纳贡的城邦脱离了雅典，“他们站在波提狄亚人一边同雅典军队作战”（Ⅰ，66）。城邦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霸权城邦和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常常给确立公正与否带来不确定性。

不过，在修昔底德看来，这种“国际法”上的含糊性并非冲突的实际原因。这位历史学家用了下面这个著名论断来说明这点：“事实上，最真实的原因也是最少被承认的那个原因，在我看来，是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担忧恐惧，从而迫使他们进行战争”（Ⅰ，23，6）。科林斯人在斯巴达同它盟友的议会中揭发雅典人那些违反公正和协约的恶劣行为。不过根本的指责还是在于雅典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无一例外地在所有人面前充当了暴君角色，它已经支配了一些城邦，还梦想控制其他的城邦”（Ⅰ，74，3）。斯巴达人决定打破停战协议并投票表决坚决作战后，修昔底德重申，与其说斯巴达人是被他们的盟友说服，不如说他们是“害怕雅典将它的权力之手伸得更远，因为他们认为绝大部分希腊已经落入雅典之手了”（Ⅰ，88，1）。

第一卷主要是我们称之为外交形式和战争源头的研究，在第一卷叙述和讨论的过程中，对均衡的考虑和对公道（公正、惯例）的考虑时时刻刻互相交织。不过这位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将对均衡的考虑视作具有决定性的，而且还毫不迟疑地借行为体之口说出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想象其诚意的供词，那些会被今天的意识形态和大众的舆论视作虚伪的供述。雅典的代表在斯巴达议会中这样宣称：“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别人奉献给我们的帝国，如果由于被荣耀、恐惧和利益这些强有力的因素所驱使而不愿意放弃它的话，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足为奇，它没有背离人类正常的处理方式；有鉴于此，我们也不是在首创，因为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即最强者必须让最弱者遵从它；同时，我们认为我们无愧于拥有这样的地位，而且迄今为止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你们计算自己的利益时，才来援引正义，而这从来就不是在人们有机会以武力获取更多利益时能够阻止他们力量增长的理由”（Ⅰ，76，2）。

坚持均衡、斯巴达对雅典帝国扩张的畏惧、盟友们对雅典霸权的愤愤不平，这些都不是一方独大的统治会引起其他各方物质层面劣势的主要原因。的确，盟友们会对纳贡或提供船只感到愤愤不平，斯巴达也会在雅典变得锐不可当的时候担忧自己的生存。但是，当大卫·休谟提到，城邦之间的争斗通常是出于自尊心而非对安全的忧虑时——更多是嫉妒的竞争（jealous emulation）而非谨慎的政治（cautious politics），他恰恰很好地理解了修昔底德的思想。拥有霸权的城邦对统治这一荣耀的追求不亚于，甚至更胜于，对支配所带来的商业或财富收益的追求。处于臣服地位的城邦之所以加以抗争，是因为觉得臣服有失自由城邦的尊严，就如同屈从于暴君（即屈从于一个绝对的、专制的主人）对于自由人而言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一样。同样，民主且靠海的雅典，对于科林斯和其他斯巴达的盟友而言，构成了对希腊城邦自由的重大威胁。作为一名雅典公民，修昔底德没有谴责正向帝国迈进的祖国，不过他也并不否认斯巴达的阵营才是代表了传统自由的阵营。

无论捍卫自主性具有怎样的斗争含义，作为战争指挥官的伯里克利（Périclès）在雅典议会的演讲提供了另一种论证。至高无上的论据是“不在斯巴达人面前屈服”（Ⅰ，140，2）。在最后通牒面前屈服，就已经属于接受奴役了：“在没有预先判决的情况下，平等者以强求的形式向其邻邦提出的任何权利要求，不论是大是小，都会导致从属关系的产生。”任何借口都无关紧要。但愿人们不会把“为墨伽拉而死”想象成为一点小事而死，因为它关乎对捍卫自由的自主性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

当伯里克利发表这番演讲的时候，他判断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而对方联盟的首领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修昔底德对这段漫长历史的叙述完全由行为体的决定来穿插编织，然而即使如此，这些人物也没有因此而缺少命运感，而且他们还把这种命运感传达给了读者。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os）与伯里克利都对战争的时长不抱幻想，一旦战争爆发：这两位智者，这两位有远见的人，这两位对斗争或坚决果断或顺从接受的人，都知道双方阵营无论哪方都无法轻易获胜。每一方都在一个方面出类拔萃，雅典在海上，斯巴达在陆上。在海上有优势并不足以让斯巴达任凭摆布，正如陆上的重装步兵也不足以让雅典屈膝臣服。因此，科林斯的使节和伯里克利相继宣布：我们将会获胜，因为我们最强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这种方式来摆出双方各自的论据，这让这场夸张型战争的扩大看起来事先就已命中注定，起初结局还具有的那些不确定都可以要么归结于会限制人类智慧却不会消除智慧的偶然因素，要么归结于战败者的错误。

一些比较自然而然会在读者心中产生。我们知道，许多学者，特别是蒂博代和汤因比，都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同当代历史中的一些战争做过比较。这种比较仅仅在对其意义和影响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才合理。蒂博代援引了美国南北战争和自查理五世开始的欧洲战争。第一个比较似乎毫无依据。南北战争的利害在于国家本身的存续，联邦的一些州要求拥有退出联邦的权利。无论这场战争是不是成了“全面”战争，是不是因消耗策略才获得了绝对胜利，这些都无法证明它足以同一场被国际体系全体关注的，甚至还一步步把体系边缘或外部的政治单元也牵涉进来的普遍战争进行类比。就所有的欧洲战争来看，只有1914～1918年的大战，甚至只有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大战构成的大战整体，才从形式上表现出同伯罗奔尼撒战争相似的某些特征。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这种比较只是形式上的比较。在古希腊，制海权是最受质疑的，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最能进行剥削和压迫，或许还因为它是被雅典所行使，而雅典与其盟友相比所具有的力量优势又比斯巴达与其盟友相比所具有的力量优势更为巨大。蒂博代观察到：在古希腊，正是那些支持个人自由的城邦被其他城邦视为对城邦自由的威胁，而这种看法也的确合情合理。1914年，欧洲大陆国家最接近霸权，同时也最专制（沙皇俄国除外）。

在现代欧洲如同在古代希腊，在倾向于比较的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普遍战争的夸张扩大构成了那个需要加以解释并且导致了众多后果的主要事实。从长期来看，的确，如果多极均衡体系——希腊的或欧洲的——造成了毫无节制、过度消耗的冲突，就应该受到谴责。然而，两大联盟的形成、每方都以领导国中的一个为中心，这其实就已经是在为大战的爆发做准备，而且也标志着国家的自由状态会向帝国大一统过渡。

伯罗奔尼撒战争同1914～1918年的大战一样，都以期望保留城邦自由的那个阵营的获胜而告终。斯巴达的部分霸权不过是昙花一现，随后的底比斯（Thèbes）也一样。由于拒绝了唯一可能持久维持的霸权，希腊城邦先后臣服于马其顿和罗马。由于拒绝了德国霸权，欧洲国家中的一部分臣服于苏维埃俄国（苏联）和共产主义学说（或实践）的联合支配，另一部分则臣服于美国的庇护。或许，借用雅典使节的话来说，欧洲国家越是在平等原则下掩饰自己就越会觉得自己状况凄苦。“他们是如此习惯于在平等的原则下与我们共存，因此如果情况与他们所理解的相反，他们也不会因帝国的决策或行动手段的影响而沦为自卑，他们不会感激我们让他们保有了大部分利益，反而会因为失去一点利益而大为恼怒，这甚至比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法律抛到一边而公开追求自己的利益还要令他们恼怒：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了，应该连他们自己都不会再去抗议和否认弱者必须服从强者了”（Ⅰ，77，3）。

对于挽救一个因普遍战争的暴力、时长和成本而解体的均衡体系，哪怕是支持国家自由的一方获胜也是不够的。

***

我们甚至还没有尝试列出一个从中能演绎出两极格局力量关系的行为规则表。 [85] 无论是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把这些规则罗列出来意义都不大或者会过于武断。维持格局并非行为体的第一或最高目标。因此，将那些以保有体系为前提的规则视为理性行为规则是不合理的，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指导性的。唯一确定的普遍规则是大卫·休谟给出的模糊意义上的均衡规则：每个行为体（我会加上“主要 ”二字）都竭力不让其他行为体对自己为所欲为。它增加自己的资源或动员系数，它在外交领域运用手腕缔结或断绝联盟关系，并试图用这些来避免违背它自身意愿，或许会对它的安全构成致命打击的臣服的发生。“不听任其他行为体摆布”这一意志，根据形势的不同——具有多个能力几乎持平的主要行为体或“两大巨头”对于其他对抗者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而表现为不同的行为。“不听任其他行为体摆布的意志”同典型格局的结合能让我们概括出体系的不同模式。不过，这些只具备两大特征的模式——均衡的意志和力量关系格局——依然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从而让我们无法从中得出其运行或演变的法则。

从上面这些分析中，是否有可能列举出针对既定国际体系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研究必须要考虑的变量呢？只要这些资料从根本上还是定性的（qualitatif），甚至都不包含最多和最少之间的量的区分，在我看来，使用变量这一概念就仍然值得商榷。不过，如果用一个中性术语来代替“变量”，那么在我看来，就有可能从前面的章节中概括出一个国际体系主要要素的表单，或者——如果有人喜欢这样说的话——一张国际体系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的清单。

两个要素支配着体系：力量关系格局、体系的同质性或异质性。不过，两个要素都还要细分。行为体都处于同一个地理历史空间，而这个空间的界线或多或少被清晰划分了出来。在边境上，其他的行为体半融入、半陌生于体系。每个行为体自身的力量取决于资源和动员系数；动员系数本身取决于经济、军事、政治制度。这些影响着力量关系的内部制度直接决定了冲突的性质和利害。同样一个政治单元有时候会在改换制度的时候改变自己的目标。政治单元之间的对话取决于不同的阶级或权力人物之间的对话：一个极端是国王们一起反对人民，比如19世纪的情景（或东欧的各个政权联合起来对抗反革命的情景）；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的执政者同竞争国或敌对国（或阵营）内部的反叛者或革命者团结起来。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插入了不干涉外交，也就是不论国家对哪种意识形态有好感，也不论国家自身民族利益如何，每个国家都禁止对他国公开或潜在的内战状态下的掌权派和革命派这两方中的任意一方加以干涉。

同质性和异质性包含了不同的模式，以及有差异但无法数量化的细微处。所有体系都或多或少是同质的或异质的：在某个区域中是同质的，在另一个区域中是异质的；在和平时期是同质的，在战争时期是异质的；在部分遵循不干涉外交规则上是同质的，在革命行动不同手段的外交运用上是异质性的。异质性可能是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也可能是政治体制的异质性，可以更多是观念上而非现实中的异质性，相反，也可以更多是现实中而非观念上的异质性。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通过以这些政治单元中确立的权力为参考，并用合法性、对外抱负、战略、领导阶级的战术这些概念一一分析它们，才能理解政治单元之间的对立和对话的性质。

力量关系格局通过动员系数的中间作用通向了内部政体，同质性或异质性通过行动手段通向了力量关系。这两个术语——力量关系和体系同质性——并非严格限定的两个变量，它们是所有历史全局中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对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是社会学层次上的体系运行模式和历史学层次上的国际关系过程：力量计算以及政体或观念的辩证对于阐明任一时期的外交-战略行为同样必不可少；不论是目标还是手段，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不适宜仅靠力量计算或仅靠观念的辩证来决定。一旦承认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城邦的体系是两极的，一旦承认了20世纪中期的全球体系也是两极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可以着手他们的任务了：明确两个体系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情况。

体系内的变化同体系的变化之间的区别完全是相对的。所有外交整体都可以被称为体系，因为无论既定空间中的哪一个点上发生的事件，其影响都会波及整体。但是，这些体系并不会经由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或是基于每个主要行为体都需要让自己的野心服从于维持体系这一目标这类简单理由，而保持自身。雅典想要，或者说曾经被引诱得想要霸权，它的目标不是固化两极体系，它追求的也不是自己的联盟和斯巴达的联盟之间的均衡。

根据用于定义历史体系的那些特征在数量上的差异，同一个现象可能被看作体系内的变化，也可能被看作体系的变化。法国革命肯定开创了另一个体系，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根本的异质性。那么，拿破仑三世的即位算不算一次体系的改变呢？1871年德意志统一开启了欧洲历史的另一阶段。那么，它是否算完全颠覆了欧洲体系呢？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基本是字面上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根据古老逻辑习惯区分属性和种类。当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或者同质性代替了异质性时，属性就发生了改变。当异质性或两极性加强或减弱时，我们就可以不加区别地说，这是体系内变化或种类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模式或类型只是用来，也必须仅仅是用来为具体研究做准备。

修昔底德描绘了两大权力的类型化模型：一个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另一个是以陆地力量为基础；一方的人民“锐意革新，生机勃勃地想象并实现他们的观念思想”，另一方的人民却“维持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搞发明创造”（Ⅰ，70，2）；一方对外开放，一方闭关自守。最近这些年，托克维尔的著名比较不知道被引用了多少次：由神秘的上天的意旨注定命运的两方人民，各自支配了半个世界，一方用耕犁，一方用刀剑！对两种社会类型、两种政体、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国际关系的概念进行比较，是传统的做法，因为这种比较对于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理解必不可少。体系取决于两极的具体状态，而不仅仅是有两极这一事实。

覆盖全球的体系，从性质上，异于希腊城邦体系或欧洲国家体系。苏联或美国如果被它们的盟国或卫星国之间的交锋拖入战端，它们所承担的风险并不同于斯巴达或雅典在同样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两个主角所拥有的毁灭手段或许会改变外交-战略手段的本质。从各个层面来讲，数量的差异都会导致质的革命。

第六章 和平与战争的辩证逻辑

战争贯穿了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文明。无论人类使用的是斧头还是大炮，是箭镞还是子弹，是化学炸弹还是原子链反应；无论人类是在近身搏斗还是远距离交战；无论他们是选择单打独斗还是一拥而上；无论是全凭偶然还是遵循了严格方法，他们都是在运用由共同体提供给他们的习俗和知识所构成的工具自相残杀。

我们或许会把战争与和平的“形式类型学”（typologie formelle）视为虚妄，认为只有社会学的类型学才考虑到了现象的具体有效模式。 [86] 不过，如果前面的一切分析都旨在让外交-战略行为的逻辑清晰化，那么从中得出的形式类型学或许也会有些用处。

一 和平的类型与战争的类型

我之所以把战争作为论述的出发点，是因为战略-外交行为与武装冲突的各种情况有关，而且武装冲突也几乎可以说是在用行动来兑现信用。我们这一次也把和平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因为和平是社会追求的合情合理的目标。

我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同对外政治的统一性原则和国家之间的持续往来相悖。即使在那些禁止诉诸暴力手段的时期，外交也不会疏漏借用武器来裁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抗不是以条约的解除开始的，它也不会随休战的达成而结束。不过，无论对外政治的目标如何——拥有土地、支配人口、某种观念的获胜——这个目标都不是战争本身。有些人钟爱战斗本身，他们从事战争就如同另一些人从事体育活动。不过，从所谓高级文明的层面上讲，如果国家是依法组织起来的，而战争又是被有意而为的，那么战争就只能是一种手段；如果战争是被行为体基于未知原因挑起的，那么它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直到现在，和平看起来就像是政治单元之间的对抗所具有的各种暴力形态的一种或多或少具有持续性的悬置。当国家间的往来不再采用斗争的军事形式时，我们就说和平到来并盛行于世。但是，由于这种和平是在过去战争的阴影中和在对未来战争的恐惧或等待中展开的，和平的原则（就孟德斯鸠在他的政府理论中使用这个术语时表示的那个意思而言 [87] ）因此就从性质上同战争的原则没有区别：和平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政治单元拥有的能够作用于其他政治单元的能力关系上。由于和平时期的权力关系不是现有或潜在力量关系的精确反映，因此它或多或少是一个走了样的表达，不同类型的和平可以同各种类型的力量关系相关。我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和平——均衡、霸权、帝国。在既定历史空间内，政治单元的力量可以是在均衡中悬而未决的；可以是被它们其中之一支配的；还可以是被它们中的一个远远超过，从而让这个政治单元以外的所有其他政治单元都无一例外地失去自主性，以致作为政治决策中心的它们都趋于消失的。帝国最终只会把合法暴力的垄断权保留给自己。

基于同样的事实，我们可以反驳：帝国和平从定义上讲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外政治局势”了。帝国和平同国家内部和平没什么区别，它将是一个帝国的内部秩序。只有在类型学纯粹抽象、同历史数据没有任何关系的前提下，这种反驳才能成立。然而，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情景，即帝国和平一旦确立就无法再同国内和平相区别的话，把帝国和平同国内和平相似化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导致对多种形式的误认。

比如，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和平，虽然巴伐利亚还保留了少量残存的主权，它的和平还是同法兰西共和国内部和平的差异越来越少。相反，臣服于腓力二世的希腊城邦虽然被亚历山大大帝驱动去征服亚洲，它们却没有完全失去政治-行政上的自主性，而且也没有完全丧失我们认为可以构成主权的那些属性，一旦起义，它们马上就可以拥有一支军队的雏形。犹太战争提醒我——如果我们还需要被提醒的话——罗马的和平是多么脆弱；被征服的人民完全被解除了武装，旧有的制度和统治者从今以后由罗马来保护，它们是被帝国的秩序重新覆盖了，而不是被清除掉了。换句话说，帝国和平会随着先前独立政治单元记忆被慢慢抹去，随着处于和平地带的人们感受到自己同传统或当地的共同体之间的连接变弱、与征服者的国家的结合变强而逐渐走向国内和平。

俾斯麦用铁与火锻造的帝国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直至灭亡都是一个和平地区。法国国王们锻造了法兰西民族：法国一度让帝国和平延至北非。

在均衡和平与帝国和平之间还有霸权和平。战争之所以缺席并不是因为政治单元之间达到了力量的近似平衡，而这种力量的近似平衡又让任何政治单元或任何联盟都无法强加它的意志。真正的原因完全相反，是因为政治单元中的一个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让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对改变现状不抱希望，另一方面又让霸权国家不去寻求把已经被削弱的那些政治单元消耗到完全虚弱无力。它不滥用霸权，它尊重国家独立的外在形式，它不渴望成为帝国。

在政治单元因为独立性而互相竞争的体系中，霸权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模式。德意志帝国获得过这样的霸权：俾斯麦希望通过节制来平息欧洲其他国家对德意志霸权的恐惧之心和怨恨之心，从而让它们接受这种霸权。这位宰相的继任者们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们无法防止以重建均衡为目的的那些联盟的形成。或许俾斯麦德国还不够资格让我们称它为霸权国家，因为它的这种霸权仅限于欧洲大陆，而且也没有构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如果考虑到英国及其海军的影响范围，德意志帝国确实还算不上霸权国家。它在陆地上有优势，就如同它之前的路易十四统治前期的法国或16世纪的西班牙。英国一贯加以阻止，不让这样的优势转化成帝国或无可置疑的霸权。只有在德意志帝国打败了法国和俄国，并且同英国签订胜利和约或达成妥协的条件下，德国的优势才会转化为霸权。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会满足于霸权和平，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应该会强加一种帝国和平。

在北美，美国强行推行的霸权和平并非部分存在或短暂存在于均衡体系中的一个方面，它是美利坚合众国同墨西哥或加拿大共和国之间力量持续不成比例的结果，这种不成比例被标注在地图上，为历史所巩固。19世纪中期，美国需要一场大战，其目的不是扩大它的主权空间，而是维系联邦。获取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只花费了很少的美元、开展了很少的军事行动。南部各州对脱离联邦的权利的诉求才是血流成河的真正原因。一旦联邦得以稳固，一旦西部和南部的土地被征服或占领，一旦印第安人或其他欧洲人被压制或放逐，美国对于在美洲大陆上建构一个均衡体系而言就已经过于强大了；况且它对统治的荣耀又十分冷淡，而且没有足够的土地需求使它对北边和南边邻国的独立性加以威胁。霸权和睦邻政策之间的组合被称为美国治世下的和平。自从“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的怂恿下成立并禁止国家间的公开战争以来，美国霸权就开始对盛行于南美的和平发挥作用（虽然内部的争端、政权间的冲突以及世界外交的渗透正在激起一种冷战）。

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亚洲，抑或在现代欧洲，介于均衡和平和帝国和平之间的那些阶段都持续时间不长。地中海的希腊-拉丁文明在长时间的动荡不安后，向帝国和平演进。亚洲的三大文明 [88] 则经历了多次均衡和平与帝国和平的交替更迭。在日本，均衡和平在事后被看成一种主权的封建割据，得益于德川幕府对文化和制度同质性的促进，日本的帝国和平最终走向了国内和平。中国由于一个政权在与其对手的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剩下的时光中它不断经历的不过是分崩离析与统一重建的循环交替以及内战与和平（既是帝国的也是国内的）之间的反复更迭。对外，中华帝国在以长城为屏障的防守和向外扩张的朦胧意愿之间游移不定。它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而且在任何时候（19世纪前）都从未进入一个持久的、平等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至于印度，在英国取得对其的支配权前，它从来没有完全经历过日本幕府将军的那种和平或中华帝国的那种和平，也没有发展出可以同希腊城邦或欧洲国家体系相比较的均衡体系。

从形式上看，一个历史空间要么由一种力量或一个单一主权所统一，要么被诸多决策和行动的自治中心所分割。第一种情况属于我们所说的普世帝国，第二种情况则属于战国局面。有着多极格局的均衡体系趋向于稳定化彼此认识的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限制政治单元相互之间的对立。事实上，冲突总会在某个时期扩大并加剧，深陷其中的这些处于同一文明的伙伴-对手国会呈现出战国形态，并走向共同没落，对于以数世纪为长度来观察的人而言，其间的行为体与观察它们的观察者交相辉映，后者是前者的未来，前者是后者的过去。

和平的三分法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对战争的最为确定、最为普遍的一种分类：符合战争的政治定义的“完美”战争是发生在国家间的战争，它让互相承认对方存在和合法性的政治单元陷入冲突。我们把从起源或结果上以清除某些交战方并建成一个更高阶政治单元为目标的战争称为超国家战争或帝国战争。我们把关系到一个民族政治单元或帝国政治单元的维系和解体的战争称为国家内（infra-étatiques）战争或帝国内（infra-impériales）战争。

如果国际体系行为体中的一个，无论其是否自愿，只要在它获胜的情况下被引导去建立了一个对于其对手而言是属于它的霸权或帝国，国家间战争在这个时候就转化成了帝国战争。当行为体中的一个有可能夺取压倒性力量优势的时候，国家间战争就有扩大到夸张型战争的倾向：伯罗奔尼撒战争或1914～1918年的一战就属于这种情况。冲突中的暴力不能归因于战斗的技术或交战方的激情，它是力量关系几何学的结果。正是利害关系的大小——希腊城邦或欧洲国家的自由——激发着战斗的热情。规模宏大的战争时常标志着格局之间或体系之间正在发生某种过渡，而这种过渡本身又有着多重原因。

一般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带有这样或那样具体特征的确定类别赋予战争。国家内战争或帝国内战争，比如犹太人对抗罗马的战争、朱安党人对抗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让有组织的权力的一方同拒绝服从它的人民陷入冲突，它们通常也是最残酷的战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战争都属于内战，尤其是当掌权的一方获胜时。同样，当交战的其中一方以跨民族原则为旗帜使国家间冲突带上拥护者的激情时，战争也会演变为帝国战争。敌人因此既是异己也是对手（或异端分子，或叛徒）。

对这些抽象概念加以强调同样很危险。人们未必总是对保有自己所属的政治单元或自己国家体现的历史观念上心。苟延残喘的政治单元和空洞无物的观念也是存在的。哪怕这些观念决定了敌意的暴力，作战的持续时间和作战者的行为也不是由敌意的暴力单独决定的。

二 战争的利害关系与和平的原则

这两种形式类型学都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如果均衡和平、霸权和平和帝国和平这三种和平类型都以权力为原则 [89] 的话，我们就会想知道，是否还存在除了权力原则之外的其他和平原则？如果战争不是由这三种分类特征（国家间的、超国家的、国家内的）实际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有什么其他的限定可以被用来定义战争吗？

让我们从后面这个问题开始论述。战争的多种分类是可能的，它们也被提出过。或许这些分类中没有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信服力，或许众多分类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有效性，但似乎也无法把战争的多样性组织到一个和谐的系统中。不过，在我看来，除了上述那种类型学——它因为与和平的类型和国际体系结构建立了联系而被证明是合理正当的——似乎还可以加入另外两种类型学：一种是建立在政治单元的性质和交战方体现的历史观念的性质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武器和军事机制的性质为基础。这两种类型学中的第一种意味着以目标为参考，第二种意味着以手段为参考。

人们习惯于谈论封建战争、朝代战争、民族战争、殖民战争。所有这些表述都表明，共同体内部组织模式给政治单元的好斗关系强行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赋予了自己的风格。事实上，虽然组织模式不但没有完全决定冲突的诱因和利害关系，也没有完全决定国家决策者对非法、合法的判断，以及他们的外交观念和战争观念，但它的确对这些方面的限定有所助力。借用先前的表述来说，合法性原则 [90] 同时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谁在政治单元中发号施令？第二，这样一片领土或这样一群人应该归属于哪个政治单元？战争同战争所处时空中所盛行的合法性原则有着相似性。

合法性原则创造出冲突的诱因或原因。附属国同宗主国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自相矛盾之处层出不穷。权力的意志驱动某些附属国去忽视它们应尽的义务。当众多下级单元都拥有军事手段并且索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权时，合法行动的界限就很难划清了。只要这些土地或人口还归统治家族所有，战争的利害就还是两个支配者采用法律或军事手段互相争夺的某个省份，又或是两个亲王都向往的王位。再有，一旦到了集体意识承认人们有权自己选择所属政治单元的那天，战争就变成了民族国家的，要么是两个国家对同一省份有诉求，要么是分布在两个传统政治单元之中的人民希望创立出一个单一国家。最后，如果在未来人们承认民族纪元已经过去，大聚合的经济或军事要求必须胜过被统治者的不同偏好，那么战争就将变成迄今还尚未出现过的帝国战争：无论是地中海的罗马征服者，还是在亚洲和非洲的欧洲征服者，都没有对民族观念加以否认，他们只是忽视它或拒绝它，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忽视或拒绝把这个观念的好处给予那些被他们认为暂时或永远不配拥有公民尊严的、处于底层地位的、卑微的人口或阶级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征服者将以物质必要性的名义否定民族观念。

无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没有援引这种必要性。第三帝国事业真正的理由，即纳粹主义学说追随者真诚相信的那个理由是德意志人民具有种族优越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奉者看来，对世界进行苏维埃化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所建立的政权具有优越性并最终会取得胜利。在我们的时代，或许在其他时代也一样，征服者均感到需要以他们自己的眼光从道德或历史上为自己的征服行为做出辩护。

合法性原则引起了三种冲突：一是多种可能解释并存造成的冲突；二是现状和新原则之间存在的矛盾引起的冲突；三是原则的实际应用以及力量关系中的各种更改引起的冲突。

英国国王对法国王位的诉求属于第一类冲突。德国和法国对阿尔萨斯互不相容的诉求同样属于第一类冲突：阿尔萨斯这块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保留着日耳曼方言和文化，后来被路易十四所征服，而它的人民在1871年希望继续留在法国。1914年，欧洲领土的状况是民族观念和历代法律的遗存之间的一个妥协。瓜分波兰事件，以及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帝国，均属于前几个世纪的产物，它们都不符合20世纪的时代精神。然而，所有对领土状况的改变都存在颠覆均衡的风险。欧洲秩序的守成者们都属于过去，即使他们或许是为了守住和平。虽然民族观念的捍卫者从长期来讲是爱好和平的，但在即时斗争中他们又都是好战的。

甚至都不用再提一位君主——君主专制或民主共和国的国王想要“扩大”他的领地这种发生过无数次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国家间的战争是多么频繁。寻求正当性的意向和寻求合法化的意志更多是创造出了众多交战的诱因，而非真正让国家间的纠纷得到了仲裁。即使持续不稳定的物质条件（经济的、政治的、人口的）并未要求不间断地对均衡进行靠不住的调整，历史观念的变化还是让国家决策者们肩负起了把变化着的公正同始终如一的均衡进行调和的重任。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古典法学家会将合法战争和公正战争做出区分，他们让道德主义者决定何为公正，让君王们不要把自己的敌人视为非法。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列举的还只不过是那些本身属于国家的历史观念，也就是那些可以作为共同体政治组织的存在依据的历史观念。某些观念是民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在某些时期，观念的冲突和权力的对抗错综复杂地纠缠着。时而是民族或国家的权力意志战胜了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仰，时而又是后者战胜了前者。国家决策者，假设他很现实，即使他是教会的显要人物，他也是一个会为了他所服务的团体的利益——在他眼中，这种利益与削弱敌对政治单元完全吻合——而运用群众激情的人。不过，道德主义者或历史学家不应该指责那些把他们教会的或真理的成功或至少是得救置于国家的稳固之上的人——无论这些人处于社会的哪个等级中——要知道国家可能会对最高价值怀有敌意。

合法性原则常常成为冲突的源头（这并不意味着它理所当然就是真正的原因），战争的结果有时会将它神圣化：奥匈帝国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就是导火线；民族国家在战火中纷纷诞生。不过，1918年后的欧洲，即使不像战前的欧洲一样被众多民族战争所撕裂，它还是损失了一些均衡的要素。1939年的战争，由帝国的意志引发，以产生两个世界而告终，而这两个世界又或多或少各自符合了胜利者联盟中某一部分的观念。

历史观念同军事机制也有关联。纵观历史，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一直都有相互呼应的关系。在古代文明中，所有公民——而非外国侨民或奴隶——都是战士。因此希腊城邦拥有一支军事力量，其数量——是巨大的而非传说中的那么小——不止一次地成了军事力量的基础。衡量帝国的力量，要以它贵族的数量而非其臣民的数量为标准，因为贵族才是享受了武装权利从而成为军人的人。正如汉斯·德尔布吕克 [91] 所展示的一样，比起波斯帝国，希腊才是一个用之不竭的士兵库。

军事机制还取决于可用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或多或少的有效性。击打型武器和投掷型武器决定了战士之间的战斗距离。认为火药对部队所需资源的规模有着影响，因此也就是对政治单元大小有着影响，这种说法已经属于历史叙述中的老生常谈。征兵和工业、兵役的普遍化以及动员系数的极度增长，都是1914～1918年战争之所以达到夸张程度的根源：这场战争是民主的，因为是“身着军服的平民”在互相对抗；这场战争又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公民们相信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灵魂” [92] ；这还是一场把介入其中的国家消耗殆尽的物资之战，双方军队都无法取得歼灭型胜利，这让双方动用的人力和物力都极其庞大。

军事组织既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组织又依赖于摧毁技术，不过，就抽象分析而言，这种双重依赖性还无法让我们仅用一个词就能明确概括出一些纯粹类型。每个军事组织都是一种根据社会等级对武器的运用，或者反过来说，它是基于对武器的不同效率和多样组合的考虑而进行的某种社会部署。尽管参战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具有实证精神的——就奥古斯特·孔德对实证的见解而言——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总以经验和理智为依据来寻求对目标的达成和对自己行为的修正，那么在绝对理性的现代之前，他们便从没有能力将道德和习俗抽象化，以从纯粹效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行为。何况这种以战胜敌人为唯一目标的理性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部分理性，在某种条件下它还会被特权阶层视为不理智：军事组织的结构对社会结构并非毫无影响。领导阶层冒着削弱自己权力的风险把武器交给没有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这样做是否不理性？综观历史，很少有领导阶层会为了建成对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力量而言不可或缺的军事机制，就以类似明治维新的方式主动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更常见的其实是，特权阶层没有能力推翻他们正在从中获利的那个现行秩序，哪怕那个秩序已经变得同战斗机制的要求不再相容：就这样，阿塔图尔克（Ataturk）应运而生，清除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也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以工业技术为榜样的军事技术才会从所有羁绊中解放出来，完全自由地发展，并且完全漠视它的进步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后果。自从生产（或至少是生产能力）成了（或看起来变成了）它自身追求的目的以来，摧毁或摧毁能力又怎么可能还会是其他的样子呢？工业和战争互相关联、不可分离。普受欢迎的工业增长却为那些对心怀良好愿望的人横加诅咒的战争提供资源。语言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工业和战争之间具有牢不可破的联合，汽车同坦克之间、工人长队同战士队列之间、装甲师团同逃离城市的家庭之间所具有的相似处都是它的象征：同样一个词——权力，既指代了把自身意志加诸同胞的能力，又指代了以至高无上的方式操纵摆布自然的能力。

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即便人们常常认识不到这种区别。人使用水和空气并让它们服务于己，把煤炭转化成热量，把热量转化成能源，又或者掌握太阳自发产生的核聚变现象，以及所有在资源开发中可预见的、严格精密的且数量无穷的那些模型，这些统统属于技术范畴。无论是让产生于煤炭、石油、原子的能量代替劳力，还是制造出宇宙提供了元素却没有提供模型（诸如转化的、机动的、冷冻的等）的物品，又或者是改善和增殖用于供养人类的动植物，这些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技术的，换句话说，它们都可以归结于一种针对目标实施不同手段组合的模式。我们知识的不精准性以及将在实验室中确立的法则用于实际操作时所包含的随机偶然性，创生了不确定系数，强加了安全边缘地带；但这些都不会改变技术行为的实质，不会改变人类对自然运用的权力的实质。

作用于人的权力同样具有这种理性特点，工人们表面上服从的是同事的权力，实际上服从的却是技术上的必需。技术人员发号施令更多不是基于个人权威，而是基于对人类改造下的自然所强加给所有人的那种纪律性的意识。相反，外交-战略行为则倾向于强迫或说服另一个意志、另一个自主决策中心，简言之，它强迫或说服的对象是一种意识——它对外部挑战的回应暗含一种根本的不可预见性：一切意识都有可能宁死不屈。

生产技术和摧毁技术的共同进步引入了另一个和平的原则，它不同于以前那种用途已经被规定好的权力原则。基于恐怖的和平（la paix de terreur）盛行于（或将会盛行于）互相有（或应该有）能力给别的政治单元施加致命打击的那些政治单元之中。由此而见，基于恐怖的和平也可以看作是基于无能而具有的和平。当传统的和平盛行于互相对抗的政治单元之中时，每一个政治单元的权力是以通过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来定义的。在理想化的基于恐怖的和平中，对手之间不再具有不对等的地方，因为每一方都拥有了能够用来袭击对方城市并造成巨大伤亡的热核武器。当连拥有最少数量热核武器和最不完善的运载工具的一方，都有能力使其敌人蒙受无论胜利得到怎样的好处都无法弥补的不成比例的损失时，我们还有可能去谈论权力的多一点、少一点或些许的均衡和不均衡吗？

基于恐怖的和平从根本上不同于任何类型的基于权力的和平（均衡、霸权、帝国）。力量的均衡总是近似的、不明确的，每时每刻都被次级单元的改换阵营或主要国家发展上的不均衡威胁着。力量的估算包含风险：只有在考验面前，军队和人民的德行才能彰显。敌对行动根据外交和战略的手段计谋来开展，这更是增添了一些额外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恐怖趋向于技术的确定性。最弱的一方也有手段让敌人遭受创伤，而这些创伤虽然事先无法被精确测量，却无论怎么说都足以让战争变得疯狂。这就像一座桥梁的耐久度虽然无法被精确测量出来，但无论怎么说，在一段时间内它还是能够承受住它所能承受的最大重量。

这种基于恐怖的和平目前尚未达到完美状态，即使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也没有。或许它永远也不会达成其完美形态。 [93] 事实上，其完美状态要求一种绝对的确定性，即没有任何一个交战方能以突袭的方式除去敌人的报复手段或将敌人的报复手段缩减到即使反击也不会对侵略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失的程度。尚未证明现在的局势有着如此的确定性。在今天或明天，一方阵营大可以对其被动防御手段（民防工程）和主动防御手段（反轰炸机火箭或反导弹火箭）加以完善，同样它也可能把侵略手段（导弹的数量和精确度）完善到对领导人产生诱惑的程度：被诱惑以热核战争规模冒险攻击敌人的“珍珠港”，亦即大规模攻击敌人所有的报复性手段以及一些城市。既然侵略中的受害者即使反击都已经无法明显削弱侵略者，而且还会进一步为自己招来全面毁灭，这种情况下的受害者难道还不应投降吗？不论这个假设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要首先发动进攻的一方当下所具有的优势还没有被完全消除或缩减至最低程度，基于恐怖的和平就不会是完美的。

不确定性除了包含在报复性手段的脆弱性中，还包含在“可容忍的摧毁规模”或“饱和限度”中。如果侵略者确定自己也会在战争中被完全毁灭，或者如果他知道用来摧毁敌人报复性手段所需要的热核武器数目足以导致自己的人民或全人类都被核辐射严重波及的话，那么，他还去发动战争，就是彻底失去了理智的疯狂行为。无论专家们之间对现有局势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我们还不至于已经到了这种境地。那么从现在起，需要考虑的就是下面这个问题：从造成了怎样规模的损失开始，战争就不再算是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工具了？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口减少了一半。1941年，前期的战斗就让苏联损失了数千万居民的生命，并让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业能力落入了德国之手。苏联并没有因此无法存活，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然，被占领带来的损失同被歼灭带来的损失、损失数分钟同损失数年，这之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让我们暂时满足于只观察与热核武器计算相关的初始因素：热核武器可能造成的毁坏能够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让战斗的成本自然地会超过胜利带来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让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一论断出现问题。

基于权力的和平与基于无力的和平之间，至少在概念层次上，还存在第三个术语：基于满意的和平。瓦莱里曾写道，只有当所有国家对现有地位感到满意时，世间才有真正的和平。然而，现有地位反映的永远都是上一次力量较量结束时的关系情况。让一些国家满意的现状会引发另一些国家因不满而提出要求，这就是停战协议素来或多或少就不牢靠的原因。 [94]

抽象来说，基于满意的和平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目标理论或许能够让我们回答出这样的问题。首先，政治单元应该既不觊觎它们主权空间以外的土地，也不垂涎外国的人口。这是第一个条件，它既不荒谬，也并非不现实。既然我们假设人们对自己的国籍——也就是，对他们所属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抱有意识；执政者为什么还要强迫这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的人融入他的国家，又或者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加入某个国籍呢？

我们假设民族观念被普遍公认且恰如其分地被应用了。这样就足够了吗？当然还不够：政治单元还必须不去寻求自身的扩张——不为增加物质或人力资源，不为推广制度，不为享受最空幻却又最令人陶醉的胜利，也不为统治的自豪。从对同一合法性原则的尊重中所获得的满足对于达成基于满意的和平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终结为了土地和人口、力量和观念以及自尊的相互对抗才行。

这些假设都不互相矛盾，甚至就它们本身来讲，也都并非不可实现。不过还要小心一点：只要有事情尚未做，那就等于什么也还没有做。满意只在普遍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久和有保障。如果行为体中的一个心怀野心，或被认为心怀野心，其他行为体又怎么可能不纷纷加入竞争的魔障中去？如果他人——邻居、坏人——正在谋害我们，我们还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是不理智的甚至是有罪的。不过，怎样的预防措施才能够替代力量优势以及对这种优势的使用呢（在还有时间可用来积累资源以便保持优势的时候）？

换句话说，基于满意的和平假设了普遍信赖的存在；它因而要求在国际关系的日常开展中进行一场革命，结束怀疑的年代，打开安全的纪元。然而，这种革命除非带来灵魂的转变，否则必定改变制度。换句话说，如果政治单元找不到替代用力量保证安全的办法，在我看来，这种基于普遍满足和互相信任的和平就不大可能实现。普世帝国能够提供这种替代，因为它能够消除不同决策中心的自主性。康德意义上的法治也能够提供这种替代，只要各国都保证服从一个仲裁、一个法院或一个议会的决定，并且对所有国家都会兑现服从承诺没有怀疑。然而，如果国家们所构成的这个（国际）共同体连约束罪犯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够消弭这种怀疑呢？

普世国家和法治统治并非对等的概念，前者处于权力政治层面，后者则处于国际法演进层面。不过，两者最终都意味着消除曾经的国际政治本质：以追求荣耀和寻求自身合法性为念的国家间的对抗。

因此，自古以来都还不曾有过覆盖全球的国际体系。那些局部体系经历过的都只是基于权力的和平。即使在某些区域内、某些时期中，我们猜测有过基于满意的和平端倪的出现，更大区域中的权力关系也会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无法真正肯定那个曾经有过的和平所基于的原则一定就是满意。1945年以后，我们满目所见的都是基于恐怖的和平（苏联和美国之间）与基于满意的和平（在西欧）。不过，国际体系趋于全球化，因此，和平的各种传统类型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并且根据独特的复杂性法则互相并置或组合。

三 好战的和平

我们在前面几页中对和平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其中和平被严格定义为战争的缺席，而非积极德性 [95] （用斯宾诺莎的表达来说的话）。甚至基于满意的和平也没有让我们远离自私自利的世界。那么，我们时代十分常见的冷战概念是否给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这种区分带来问题了呢？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已经论述过了克劳塞维茨的命题，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反过来也可以说成：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不过，这两个命题从形式上是等价的。它们都表达了竞争的连续性，以及依据本质上相同的各种目的而交替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这一过程中的手段使用所具有的持续性。此外，我们还需要加上一点，和平时期的那些维持在合法限度内的半带暴力的手段，其界限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孟德斯鸠的箴言——“国家必须在和平时期尽可能多地互相为善，在战争时期尽可能少地彼此为恶”——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少地被实践。不过，它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地被实践。

被称为冷战的局势具有某些独有特征，而这些特征，一部分来自基于恐怖的和平，另一部分则来自扩展至全球的那个体系所具有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异质性。在我看来，其独特性似乎可以由三个词来概括：威慑（dissuasion）、说服（persuasion）、颠覆（subversion），它们指代了冷战时期外交-军事策略的三种模式。

基于恐怖的和平驱动了所谓威慑战略的使用。两个超级大国都掌握了或多或少相互等价的摧毁手段，双方都向对方发出了在必要情况下会诉诸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并以此作为说服对方的最后论据。基于恐怖的和平是否意味着冷战会持久进行下去（除非有受控制的普遍裁军的出现）？还不一定。不过，基于恐怖的和平目前所处的阶段已经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首先，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实际上还在基于恐怖的和平的第一阶段。人类还没有适应这个有待继续摸索的新世界，也没有能力放弃以热核战争进行互相威胁，人们希望不要将这种威胁兑现，并且也无法确定对这种威胁的策略性使用同不将威胁兑现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够长期兼容并行。

美国拥有原子垄断权的那个时期，正是苏联在常规武器上具有势不可当的优势的时期。北约联盟中的美国同欧洲伙伴国所冒风险的不均等制造出了相互猜忌的气氛：战争期间遭受最少损失的美国，它所抱有的和平意愿，在那些即使在战争中获胜也收获甚小的美国的盟友看来，似乎总是显得不够坚定。结束了这种猜忌并且让所有西方国家相信它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事件，并非苏联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而是研制出了战略轰炸机，尤其是弹道导弹。

此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担心的动机：我们真的已经获得了基于恐怖的和平吗？美国或苏联的各种军备竞赛（炸弹和载具，人民的被动防御和针对载具的主动防御）进行到哪种程度就会损害到这种基于恐怖的和平呢？或者，如果我们喜欢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或许这样说会更好些，即基于恐怖的均衡在何种程度上同基于力量的均衡一样不稳定或一样稳定？如果基于恐怖的均衡处于完美状态——就我们前面给出的关于这个术语的意思而言——那么，力量均衡的概念就会丧失其全部意义。但是，理论家和国家决策者在这点上尚有分歧。不论在发明创造上搞这种竞赛正确与否，它都维持了一种暗含的担忧，即担忧基于恐怖的均衡会同基于力量的均衡一样不牢靠。

同时，人类还在自问前途远景：核俱乐部成员数量的增加是合乎愿望还是值得悲叹？这两种选项都不乏论据：没有持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在未来是否能够受到一个盟友的庇护？美国是否真的能够甘愿冒它自己的城市被毁灭的风险去挽救今天的西柏林或明天的西欧？或者，更进一步说，苏联人是否相信美国会冒这样的风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想象十年或十五年后，埃及或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将拥有爆炸威力相当于数千吨（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是2万吨）甚或数百万吨（热核弹 [96] ）TNT炸药的武器，这难道不可怕吗？简言之，人们总会发动他们正在准备的战争。“如果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这一忠告让准备措施变得正当合理，但即使忠实地遵守了这一忠告，也从来没有做到防止战争。如果战争是我们几乎不计代价力求避免的，我们还能在外交上运用战争来进行威胁吗？

基于恐怖的和平同意识形态对抗相结合，这是所有异质体系都有的特征。在涵盖了北美、欧洲和亚洲以北的体系中，两大主要参与国发生冲突，却既不是为了土地，也不是为了人口。美国和苏联都占据着人烟稀少的广袤空间，它们拥有可耕种土地的储备，它们也对自己国家的人口会增长毫不怀疑。然而，在所有的两极体系中，无法共同统治世界的领头国必定会相互竞争，一方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会被另一方看作是对它的危害。今天的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它们在制度上和合法性原则上 [97] 的不兼容而无法共同统治。于是它们以全球为舞台，其他所有有争议的国家和边界都成为它们之间纠纷的利害争夺点，这是一场它们不想用剑来解决，也无法用协商来解决的纠纷。

并非所有异质体系都会引发出同当今的冷战模式相当的模式。当前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工业同征兵的结合，也就是技术同民主的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方发现“穿上军服”的平民并不会像职业军人那样轻易地、在不知道为谁或为什么而战的情况下接受死亡。前线如同后方，宣传和鼓动热情的组织工作因此就必须包含意识形态的要素，包含能够让如此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牺牲变得正当、得到辩护的政治和道德理由。辩护的逻辑也同军事上的必要性互相印证。如果当时协约国为之战斗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轴心国的理由就是不正当的。如果对理由的确信能够鼓舞己方的士气并构成力量的要素之一，那么，它被传播到战线的另一边也会很有用，它的传播能够让对方的战士和平民对他们正在捍卫的或他们以为正在捍卫的那个战争理由所具有的性质产生怀疑。因此，每一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己方阵营鼓动战斗热情，而去敌方阵营散播失败主义。

只需要一些技术手段（广播、电视）和安置一些革命党派到权力中就足以让这场宣传战、报纸战、传单和电波战持续下去。协约国的代言人希望能够让德国人民从德国的政体中脱离出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们四处宣扬，“你们不是在为你们自己而战”，“你们是在为你们的主人而战，是为了已经欺骗了你们还在把你们往深渊里带的暴君而战，我们并非在同德国人民战斗，而是在同帝国专制统治战斗”。无论我们对《凡尔赛和约》如何评价，在战败者眼中，它应该看起来像是一种对战争中被民主国家的宣传激起的那些希望的阴险嘲弄。1939～1945年的情况也别无二致：每一方都努力想说服敌方大众相信他们之所以互相争斗是由于，也是为了少数的剥削者、资本家、富豪财阀、纳粹分子、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祖国和一种公正的政体。这些宣传最后都奇怪地要么互相中和抵消，要么由于国家决策者或战略的失误而被中性化。所有人民都自始至终地追随了他们的领袖：德国军队的占领让传统爱国主义重获活力，占领者的粗暴在俄国锻造了苏维埃政权同人民之间的统一性，英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则消除了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对手的一方所拥有的最有力论据，即德国还有可能逃过彻底失败的结局。

随着欧洲被分割为苏联化和多元民主各占一方的两边，这个从战争时期因袭而来的习惯继续存在，通过用外语广播向外散布失败主义，在内鼓动热情，它变成了国家间关系中持久和正常的一面。对他国政体的抨击并没有达到战争时期的暴力程度。面向东欧国家的西方广播倾向于以传递信息为外在伪装，而非进行赤裸裸的争执。不过，只要信息针对的还是位于执政者以下的被统治者，它就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实施的信息垄断，从而成了一种武器，或者说它想要变成一种武器。冷战时期的心理武器所要达到的最小效力是防止极权主义政权同它们的人民单独交流：总要让第三人——外国人、敌人、民主国家、世界舆论——在场。第三方虽然不会废除但会限制王权的现代形式，即限制官方制造谎言的权利和它在话语或解释上的独家专有权。

说服战略的效率很难被确切测量，不过经验显示它既没有动摇苏联政体，也没有动摇西方多元政体。用我更偏爱的概念来说就是，它既没有动摇垄断性党派政体，也没有动摇多元立宪政体；这样说的条件是，前者的政权建立在一个切实完成了革命的民族政党的基础上，而后者阐明了一种政治意志并让大众觉得自己是正在被领导的。并非西方的说服战略导致了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起义，这就像苏联的说服政策也不用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倒台负责一样。

当说服转变成颠覆的那一天，一切都将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就是当推翻既有政权并以另一政权取而代之的行动被纳入定义哪个政权是令人振奋的、哪个政权不是（未来的政权或另一个政权）这一话语中时。我们之所以用颠覆手段而不是颠覆战争的说法，是因为在我看来后面这个概念有着含混不清之处。它具有把在法律上有定义的一种战争类型同一种战斗模式相混淆的倾向。一些冲突之间是具有明显联系的，在它们开始时，都只有一个交战方被国际承认，而其过程又都是以颠覆手段来展开的：革命政党因为没有或只有少量组织起来的军队而迫不得已只能够借助颠覆手段。不过，颠覆手段和颠覆战争具有概念上的可分离性，而且有时它们也的确是分离的。

在法律上，法国学者习惯于把我们所说的国家内部冲突或帝国内部冲突称为颠覆战争或革命战争。它们都能被归类到内战中，因为从开端上讲，只有一方阵营被国际社会承认。然而，并非所有内战都是颠覆性的：虽然美国南北战争从法律上讲是内战，但从一开始就是两个有组织的政权之间的相互对立。以一项事业去对抗既有政权——比如佛朗哥将军的事业，也并不总是借助于那些被法国理论家认为是颠覆战争本质的手段，即懂得如何转变大众的思想和组织民众。颠覆是一个民族政党或革命政党用来打倒拥有军事和行政机制的政权的武器。

哪怕所有的革命政党都属于同一法律类别，哪怕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诉诸颠覆这一武器，根据既有政权和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对多种情况进行区分，依然是恰当之举。在中国，国家的存在已经无须争辩，内战的利害关键在于国家的政权。蒋介石和毛泽东双方都希望成为中国的领袖。哪些人，以什么观念之名，去担负起中华帝国并让中国适应工业时代的各种要求，这些就是中国内战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害的关键是让服从于外国支配的全体人民或处于受保护国地位、丧失了主权的国家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战争产生于一次暴动。民族解放阵线的民族主义者是叛乱者，法国政府辩护说它涉及的只是内部事务。但在1945年后，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直至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所有那些被法国学者称作颠覆战争的战争，都可以在历史学上和社会学上被归为尚未被内战概念定义的另一类型：这些帝国瓦解时发生的战争，这些在前帝国国家的理论家那里被定义为颠覆战争的战争，在民族主义者的语言中却有一个新名字：解放战争。如果我们在分析中只专注于颠覆手段而忽略了以下这两个事实，我们是无法理解这些战争的性质的。这两个事实是：大部分中立方的舆论都对反殖民主义论据抱以同情；革命者同大众之间有着大众同既有政权之间没有的在种族、语言及宗教上的一致性。

抽象地说，颠覆的目标是让人民从一个既有政权的行政和道德权威中解脱出来，并融入另一些正在进行斗争或通过斗争已经得以确立的政治或军事框架内。显而易见，成败主要取决于引导战斗的“有效的少数”同人民大众之间自发形成的关系如何。

从西方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少数同共产主义（当地共产党或苏联）的关系如何。当这个少数是由共产主义者构成或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时——比如印度支那就属于这种情况，民族解放就会同时带来依附于苏联集团的政权；当这个少数包含了共产主义派别时，西方国家的战略就会在害怕共产主义得以发展和渴望支持“民族解放”之间举棋不定（适度的民族主义将对共产主义者有所抵制）；当这个少数是反共产主义的时候，西方国家（除了属于前帝国势力的那些国家）的战略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好感和计算原因向民族主义事业倾斜。然而，前帝国势力的代言人依旧可以辩护说，不论民族主义者的意图或信念是什么，民族革命都会转到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方向上。

西方在殖民地上有两种可能的战略，一种是放弃殖民，另一种是抵制民族主义诉求；不论这两种战略各自有着怎样的长处或短处，殖民地上发生的事件尤其受到革命者同大众关系的支配，而非受到在世界舞台上冲突着的阵营同革命者关系的支配。这些战争的结局会在全球外交框架中获得历史性意义；但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却主要还是地方性的。

四 对抗的辩证逻辑

威慑、说服、颠覆，这三个概念指代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因而也指代了将他者、中立者或客体的行为作为指向的那些行为。如果在分析中忽视了政治的辩证本质和对抗法则，哪怕是在最抽象层次上对这三种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也会是不完整的。三种手段中无论哪一种都至少是在被两个行为体使用：正是行为体之间的对话确定了行为的含义。

只要苏联还没有办法对美国能够对它实施的打击还以同样的反击，威慑战略似乎就只是单方面的。在欧洲不设防期间，这种不对称性也更多是形式上的而非实际的。这种表面上的不对称甚至会消失，从而由单方面威慑变成相互威慑，此时，威慑本身的价值便会受到质疑。如果我们会在他人死亡后旋即死亡，那么在哪种程度上对他人以死威胁才合情理？同归于尽式的威胁在外交上是否有用？

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详细研究原子时代的外交问题。现在，让我们暂时仅在抽象层面上去罗列相互摧毁的能力所包含的三种可能性。如果战争意味着同归于尽，那么，或许大国们为了让摧毁性武器的使用保持在理性范围内将不再互相争斗，又或者它们不会诉诸过于具有摧毁性的武器来争斗，再或者它们只会通过卫星国、盟友或介于它们之间的中立国来争斗。这就是对没有原子战争的和平——不论核俱乐部成员国参与与否——的三个假设。体系中的大国之间非原子的有限战争，迄今为止还从未发生过，就好像连领头国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害怕一旦再次醉心于斗争，那不计一切的求胜之心就会扼杀理性的声音和单纯的自卫本能。

在我看来，相互威慑似乎有把威慑战略中和化的趋势，因为威慑战略只有在是单方面的时候才最具说服力。用以动摇别人的威胁越是缺乏人性，它被认真对待的概率就越小。单方面威慑，是将危害悬于他人头颈之上。双向威慑，则是把相似的灾害悬于所有行为体的头颈之上。相互性减少了这种战略的使用频率，增加了热核威胁不被实施的可能性。

说服情况中的不对称性则受到陷入冲突的不同政权所具有的差异的影响。多元立宪政体事实上容忍了那些内心认同着另一国家或另一政体的政党的存在。如果多元立宪政体根据其原则有权不容忍谋反这一叛乱的初始步骤，那么，在实践中对说服和颠覆、宣传和阴谋做出区分就会十分困难。西方民主政权没有禁止“外国民族主义者”发表言论和自我组织，相较起来，在这些“外国民族主义者”所依附的政权中，反倒谁也没有权利为西方的立场辩护。

不过，夸大这种“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也是错误的。尽管有种种“电波干扰”，西方对于苏联而言还是存在的。当苏联领导人一再重复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发出的号召——赶超美国——时，他们同时也承认了美国在生产、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上的领先。苏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宣传家都阅读西方学者的著作，还不停地同他们对话。有时，官方的过度宣传最终反倒激起了对西方的巨大好奇。铁幕另一边的一些人因为力图不去相信官方代言人散布的对资本主义过于讽刺的夸张描述而形成了一种过分高估西方生活水准的想法。以政治阐释的国家垄断为基础而建立的政权，从长期上看，或许比接受内部和外部对话的政体（如果它正常运转的话）更加脆弱 [98] 。

相互性在颠覆情况下更具有重要性，因为反击类似于挑战，镇压类似于颠覆，从而行动和反应之间、革命方和守成方之间的某种惊人对称性产生了。革命者想要让现存的共同体解体，他们首先让个体失去根基，随后再将这些个体融进另外一个共同体中。地下组织乃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当它成功掌握行政和司法后，叛乱共同体就完全取代了原有共同体。镇压的目标，如果不是摧毁地下组织这一未来共同体的核心，以及从物质和精神上让人民重归先前存在的共同体，它还能是什么呢？主张镇压的理论家断言，无论人民怀着怎样的感情，这个目标都并非无法达成。因为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拥有地下活动所必需的精力、勇气和牺牲，而没有了积极分子作为中坚力量，大众就会倒向消极被动。

说服战略，是用来改变或巩固人的某些感情、观点或信念的所有手段的整体，也是颠覆战略和镇压的一个要素。民族解放阵线的民族主义者想要让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相信，他们过去不曾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法国人，因此他们不会有除了阿尔及利亚以外的其他祖国。法国“心理行为”官员则想要让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相信，民族解放阵线宣称的阿尔及利亚祖国是一个骗局，对他们而言将是一种不幸。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支持者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之间的以穆斯林为对象的对话，在革命者使用暴力来打破现有共同体并让穆斯林和法国人之间的分裂事实暴露出来的时候，转变成为颠覆和镇压的辩证逻辑。此刻，恐怖，这一威慑战略的决定性要素，会成为颠覆的主要武器之一。

在我们的时代，恐怖一词至少在四种情况下被使用过：被德国人用来指代对城市的狂轰滥炸；被对既有政权持守成态度的人——比如法国德占区的政权或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用来谴责抵抗运动或民族主义行动；被所有学者用来描述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特征；最后，被用来指代两个武装了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间那种双方都无能为力的关系状态。同一个词的这些不同用法不但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深层特征，还揭示了当今的三大战略之间的同源关系。

轰炸城市，也就是德国公报上说的“恐怖空袭”，有着物质上的目标。它逼迫敌人把重要资源耗费在主动或被动的防御、清扫废墟和维持公共服务上。不过，它的目的还在于削弱人民的士气。通过给轰炸城市取“恐怖空袭”这一绰号，德国当局否认了同盟国实施轰炸这一行为的军事功能，而把削弱集体抵抗意志视作其唯一目标。不论真假，这种诠释都构成了对同盟国一方战略意图的一次反击。或许同盟国当时的主要目的的确是削弱人民的士气，但它并未予以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会降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他们的目的是让德国人认为摧毁城市符合战争的需要。相反，德国政府，它完全有理由去揭露这种恐怖空袭，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让敌人显得卑鄙无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直接被炸弹瞄准的平民产生同前线战士一样的坚持下去的意志和自尊。

所谓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行为，它造成的心理影响与它造成的纯粹物理性后果完全不成比例。从这个意思上说，所谓的革命者的无差别袭击就是恐怖主义，就像盎格鲁-美国人对各个区域的轰炸一样。无差别对待助长了恐惧的蔓延，因为没有谁被特别瞄准，因此没有谁可以不受侵袭。事实上，当轰炸的目标是通信渠道或合成汽油工厂时，会有另一番效果。甚至从心理层面来看，无差别对待很可能也是一种错误。摧毁工厂应该也可以动摇人民的信心，何况看起来没有军事用意的城市废墟的不断累积通常会激怒人们而非让他们气馁。如果在具有同质性的人群中实施城市恐怖主义，或许还会造成与革命者的期待相反的结果。在混合人群中，比如像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某一社群的愤怒就可以导致反叛者衷心希望而保守方竭力防止的分化。因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之间的分化会让民族解放阵线的论点得到证实，而且还会违背既有政权的主张。

在“无差别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的反应是把所有的穆斯林都当作怀疑的对象，不然就是把报复实施在碰巧抓到的随便哪个穆斯林身上。如果恐怖主义没有选择性，镇压反击很可能也是不加选择的报复。作为被怀疑的对象，所有的穆斯林都感到自己被现存共同体排除在外了。他们和法国人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然而，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了共同体：如果人们无法知道能够从彼此那里等来什么，他们就不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所有人都会恐惧，而且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

镇压中在所难免的那些错误会加速这种解体。当过多的无辜者受到惩罚，不选择也不斗争就变得不再是一种保护。到了进行在法律上有罪的行动所冒的风险，看起来已经同在法律上无罪的被动所冒的风险相差无几的那一天，活跃分子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招募到战士。

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颠覆和镇压的辩证逻辑所创造出的恐怖是如何过渡升格至政府体系中的恐怖的。让我们回忆一下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描述。为什么没有任何政治局成员有能力站出来对抗斯大林并终结“借助于个人崇拜”而犯下的那些罪行呢？赫鲁晓夫给出的根本理由是，人民应该没有理解到这些，然而，他也让人清楚觉察到了另一个理由：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不再敢相互信任。再没有比这更能鲜明地证实和阐明孟德斯鸠的恐惧（专制主义的原则）的理论了。当只有一个人在既无法律也无规矩地发号施令，恐惧就会驱使所有人趋近集体性无能为力。

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批评斯大林，说他拒绝对各种犯罪形式区别对待并恢复了集体性惩罚措施。赫鲁晓夫则认为这些反对者是错误的，但他们并没有都错到叛徒或盖世太保那样的程度。不断反复地把任何异端分子都看成敌人，会使得人们把诚实的活跃分子也混淆成异端分子。这种结果是革命时期的典型现象，即怀疑的普遍化。恐怖在各个阶段上的中心概念都是怀疑，这绝非偶然。不计其数的人，无论有罪还是无辜，都感到威胁压上了心头。既然权力才刚刚建立，而且它也知道自己四面受敌，它又怎么能够没有成千上万的怀疑对象呢？

在所有怀疑对象中，一些团体吸引了权力当局的注意力。即使他们不行动，其存在本身也证实了当局的怀疑。旧制度的遗老们在雅各宾派眼中都是可疑的。斯大林时期，非俄罗斯人都变成了嫌疑人：赫鲁晓夫描述了对一些人口的整体流放，乌克兰人仅仅因为数量关系才逃脱了这样的命运。罪行之间之所以没有了程度之分，那是因为异端分子与叛徒没有了区别；不过集体不平等还是延续了下来，一些团体比别的团体更被怀疑。

从某个点开始，颠覆和镇压就可能互相牵扯进政治恐怖本身的可怕循环。在所有的战争中，失败主义者都因为对他们已经预见了的失败做了准备而被谴责，而有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为此做出了贡献的。既有政权怎么可能不被对它的行动或合法性有所质疑的那些公民削弱呢？怀疑“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客观上就是在帮助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法国人的意图，那么就会认为他们形同叛徒，因为他们的确对敌人有所帮助。同样，拒绝服从民族解放阵线的穆斯林肯定了法国人的辩护词，从而成为他们的阿尔及利亚祖国的叛徒，就像自由主义法国人被极端保守分子看作法国的叛徒一样。

保守方同革命者比较起来，后者更经常把恐怖政治推行得更远，甚至在所谓的颠覆战争中也是如此。无论涉及的是维持地下核心组织还是争取不太热心的人，说服都是不够的。必须以死亡来惩罚气馁，因为那些仅被武装了枪弹却要去对抗飞机和坦克的战士总被气馁所窥伺；同敌人协商的朦胧意愿和拒绝服从都必须得到毫不留情的惩罚，因为流亡的或处于地下的政治组织的合法性缺乏稳固的根基。“通敌者”必须被清除，因为他们倾向于以自身为例来反驳如此多的人正为之战斗和死亡的那些诉求。当颠覆和镇压的辩证逻辑继续延伸，持守成态度的国家会渐渐对各种自由都加上限制，而革命者又会让暴力行动倍增，以便锻造出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以及瓦解那个他们对之宣战的混合共同体。

所谓的再教育改造手段或洗脑手段是在说服战略和颠覆战略的结合中发展出来的。为了打破既有共同体并且把失去根基的个人融合进另一共同体中所做的这种努力，并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俘虏聚集的集中营中展开。它产生的后果同样不对等：一些美国士兵被转变了思想，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那些以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服役的士兵）却拒绝被遣返回国。这项技术也并非万能。在印度支那，被囚禁的法国士兵和军官也遭受了再教育改造的考验：其目的不是要让他们成为越南共同体的成员，而是要让他们依照他们敌人的意识形态来阐释他们的战斗和整个世界观。通过把帝国主义的罪恶归咎于法国以及承认越盟拥有为自由而战的荣耀，这些法国人不但责备自己的祖国，而且还对他们的狱卒表示赞同。但在他们被释放后，在民族环境的影响下，这种再教育改造的效果能持续数周就已经很罕见了。

这种实践的灵感来源同让人皈依的企图一样古老，要么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想拯救灵魂，要么是征服者或革命者想要从战败者或旧制度遗老所谓的放弃上得到某种尊崇。莫斯科审判的招供更多是对皈依的一种怪诞滑稽、骇人听闻的效仿。列宁的同伴们在将死之际还在以某种方式相信“党是无产阶级的”，认为斯大林作为党的领导并没有脱离无产阶级事业。意识形态思想通过一连串的链式认同而行事，虽然它时常不理智，但具有推理性。没有什么比赞同看起来煞有介事、实际上却荒诞不经的推理更容易的事了。

颠覆和镇压都会导致对再教育手段的采用，因为两者都力图瓦解一个共同体并锻造出另一个共同体。内战情况下的共同体，不论它是有待摧毁的还是有待建立的，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而在解放战争情况下，它则属于民族共同体。两者所采用的再教育是否获得成功，首先取决于人的性质而非手段的质量。无论一个摩纳哥民族主义者在集中营中待多长时间，无论那里的心理技术如何高超，他都永远不会被争取到法国的伟大事业中来。真正心向民族主义事业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同样是无法被争取的。观念比灵魂更具可塑性：民族性被铭刻在灵魂中，而非观念里。

***

冷战处于两个历史系列的会聚之处，一个系列引向的是热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发展以及更具摧毁性的武器和更加快速的运载工具的不断推陈出新，另一个系列则相对于战争冲突中的有形暴力而言对心理因素更加强调。两个系列相遇，其本身是明白易懂的：力量的工具越是超越了人类的尺度，它们就会越少被使用。技术的过度发展把战争又带回到它作为意志考验的这一本质，一方面，要么威胁取代了行动，要么大国相互间都奈何不了对方的这种情况阻止了直接冲突；而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则是，不会让人类承受过多风险的、隐秘或分散的暴力横行肆虐。

基于恐怖的和平是应用于摧毁性科学的天才创造，如果说这种和平恰巧遇上颠覆盛行的年代，那么历史性相遇是其部分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削弱了在二十世纪初还自诩为世界之主的欧洲，削弱了它的威信和力量，加速了欧洲的衰落。正是西方人自己重拾了以往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正是创建常规军队和实施战争法旨在消除或限制的：对所谓“不着军服的战士”进行动员。1914～1918年，义务兵役制让被武装的权利得到普及——除了那些被认为工作比牺牲对共同体而言更有用的人以外。1939～1945年，全民参与又表现成了另一种形式：在轰炸下被动，在抵抗时主动。公民自己组织起来抗击占领者。不论从军事层面上看是否有效，公民的抵抗显示出了这样的战争利害关系，用上文我们引用过的瓦莱里的话 [99] 来解释就是：未着军服的人是在捍卫自己的灵魂。每一方阵营的胜利都意味着，或看起来都意味着一种对灵魂的强行转变。

基于恐怖的和平将一种涵盖整体的巨大威胁悬于人类大众之上。颠覆强迫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国家。热核威胁使人类被迫处于集体被动状态。被革命者或保守方操控的心理武器因为无差别地针对每个人而针对着所有人。

[1] Clausewitz ，Ⅰ，1，p.51.

[2] Clausewitz ，Ⅰ，1，p.51.

[3] Clausewitz ，Ⅰ，1，p.53.

[4] Chausewitz ，p.53.

[5] Chausewitz ，p.54.

[6] Clausewitz ，pp.55-56.

[7] 据克劳塞维茨，为决定一切的一次性投入而做准备会导致绝对战争。在20世纪，我们害怕现代武器会造成这种局面。不过，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未发生过。

[8] Clausewitz ，p.65.

[9] Clausewitz ，p.67.

[10] Clausewitz ，Ⅷ，6，p.708.

[11] Clausewitz ，p.705.

[12] Clausewitz ，p.706.

[13] 指德国分裂为东德、西德。——译者注

[14] 如果胜利不是指军事胜利，那么这句话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只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罢了。

[15] 1762年1月5日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病逝，腓特烈二世的追随者彼得三世即位，使俄国退出战争，并且把俄军占领的全部土地归还给普鲁士。——译者注

[16] 或许除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建议——他建议把最初的冒险更进一步，去尝试占领珍珠港。

[17] 东京（Tonkin），越南北方的旧省；安南（Annam），位于越南东部地区。——译者注

[18] 费拉加：阿拉伯单词，字面意思是“土匪”，是指与北非的反法国殖民运动有关联的武装激进分子团体。——译者注

[19] Clausewitz ，Ⅷ，6，p.705.

[20] Clausewitz ，Ⅷ，6，p.706.

[21] Clausewitz ，Ⅷ，6，p.707.

[22] 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希特勒掌权后就不再存在。

[23] Clausewitz ，Ⅷ，6，p.704.

[24] Clausewitz ，Ⅰ，2，p.81.

[25] Clausewitz ，Ⅱ，2，p.139.

[26] 1958年，戴高乐利用伞兵部队中支持他掌权的人正在以空降巴黎的形式来组织政变而威胁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权交出权力。——译者注

[27] 来自帕累托的“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译者注

[28] 被认为是社会整体内部的一个特殊系统。

[29]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1942，p.19.

[30]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1949，p.80及其后几页。

[31] Soziologie Des Krieges ，2e éd.，1929，pp.227-260.

[32] “Der wehrwirtschaftliche Bedarf”，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rswissenschaft ，t.IC，1939，p.519.

[33] Clausewitz ，Ⅰ，3，p.86.

[34] Clausewitz ，Ⅰ，3，p.101.

[35] Clausewitz ，Ⅱ，2，p.133.

[36] 防守权力有两个方面：在战争时期，防守权力可以归结为阻止侵略的能力，在和平时期，它依赖于防守的能力和政治单元的凝聚力。

[37] 为了不引起词汇的混淆，这里我们避免用“小权力”这个常见表达。“权力”一词可指代行为体本身，而不仅仅是行为体的能力。权力对抗与国际生活共存，我们因此而混淆了行为体和他们的行为能力，并根据行为体的能力给他们建起了等级。

[38] 即使伊本·沙特（Ibn Séoud）在20世纪仍然大刀阔斧地统一了阿拉伯各部落。

[39] 这个战术也包括“失败”案例。布尔吉巴先生在1961年7月使用该战术时，引起了法国军队的粗暴反击。

[40] J.Plenge，1789 und 1914：Die symbolischen Jahre in der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Geistes ，Berlin，Springer，1916.

[41] 这个论断出现于戴高乐在1940年1月撰写的报告末尾处。

[42]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不想要达到另外两个目标。

[43] 这样做是错误的，人不仅仅靠面包而活。

[44] 当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时，我们是把政治单元拟人化了，而不是引入形而上学的东西：自然是人在以法国的名义做出决定。不过，本书的主题意味着我们把国家都视作是有智慧和意志的。

[45] “让那个，我们的同胞因为法国的非洲部分太狭窄而纷纷拥入摩洛哥和突尼斯并最终建立地中海帝国的日子，快点到来吧，这个地中海帝国的建立不光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骄傲，也必然成为世界未来形势下成就我们伟大的最后资源。”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在《新法国》（La France nouvelle ）一书的末尾如此写道。

[46] 参考后文，第二部分，第九章。

[47] “征服者对所做的坏事应该补偿一部分。因此，我给征服的权利下这样的定义：征服的权利是一种必要的、合法的而又是不幸的权利，这种权利老是留给征服者一笔巨债，要他清偿对人性所加的损害。”（De l’Esprit des lois ，Ⅸ，4.）

[48] De l’Esprit des Lois ，Ⅸ，3.

[49] De l’Esprit des Lois ，Ⅹ，2.

[50] Carl Schemitt，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Europaeum ，Cologne，1950.

[51] 唯一能够最终取代才智的科学是从博弈理论中发展出的一种科学，它列出许多规则，根据这些规则，一个共同意愿能从个人意愿的相互矛盾中显现出来。

[52] 参见本书第十章。

[53] 德语：Gestaltung der Kraftverhāltnisse。

[54] 我从帕洛伊·帕帕里古拉斯（Panoyis Papaligouras）先生的出色著作中借用了这个区分：Théorie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 e，thèse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1941。这本书是J.赫希（J.Herch）女士介绍给我的。

[55] T.范伯伦（T.Veblen）就是这样指责1918年协约国的决策者的。

[56] 吉耶曼（Guillemin）和其他左派作家就是这样指责在1871年成功签订和平协定的鸽派政党的。但如果当时把革命战争继续下去，就真的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吗？

[57] 信士的长官（commandeur des Croyants），穆斯林对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的尊称。——译者注

[58] 一直都存在一种社会规章，但它并不总是有法律实践或更进一步的成文法。

[59] 我们不是每次都加上“公”字。这意味着后文中我们称作国际法的法律都是法学家称作国际公法的法律。

[60] 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这些主要历史事件是这个秩序的创造者。一些现代法学家，比如汉斯·凯尔森（H.Kelsen），否认国家的诞生或消亡是超法律事实。他们认为“承认”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总之完全不是一种创造行为，这些法学家确认说，正是国际法把配得上国家这一称谓的事实认证成国家。“新国家的法律存在与否不取决于它是否被承认，而取决于它是否在客观上满足了国际法给待获承认的国家指定的那些必须满足的条件。”“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2，1932，p.287.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体系，我们会认为历史事件创造了事实条件，而这些事实条件将被国际法（而非那些现存国家的意志）当作认证国家的诞生或消亡的条件。

[61] 或国家在参与国际法庭时保持着法官的角色。

[62] 比如，埃梅·德·瓦泰尔（Emer de Vattel）在Le d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1758）一书中写道：“然而，竞争者也可能都是诚实的；而且基于可疑的起因，到底哪方有权利开战尚不清楚。因此国家都是平等且独立的，没有谁能够自居是仲裁者，这又必然导致了，只要还有能够引起疑惑的原因存在，交战双方的武力就应该被平等地视为合法，至少是在涉及战争外部后果时，以及直到原因被明确时都是这样。”（第三卷，第三章，第39段）他还更加直接地说：“合乎法律的战争，就其效应而言，应该被看作双方的公正对决。”（第三卷，第七章，第190段）

[63] 瓦泰尔对孟德斯鸠的主张做了保留，他更看重那些为了保持均势、预防战争爆发而结成的同盟，但他还是写道（第三卷，第三章，第42段）：“对于人类而言很不幸的是，人们几乎总能在没有得到惩罚的实施压迫的权力那里找到压迫的意志……或许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一个国家获得了权力上的重要增长后却不会授以别国抱怨的口实……”这一论述最后论及了预防性进攻的合法性：“危险的威胁程度和危险会带来的危害程度是我们去面对危险的正当理由。”

[64] 参见B.V.A.Röling，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xpanded world ，Amsterdam，1960。

[65] 参见B.V.A.Röling，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xpanded world ，Amsterdam，1960，chap.ⅩⅢ。

[66] 《联合国宪章》第四条。

[67] 成功湖，1946～1951年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68]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认作国家的情况下，苏联有三票。

[69] 虽然法学家们在这点上尚存争论，但它已经成为司法实践。

[70] 这也是谋反者为什么要把他们立刻置于死地的另一个原因。

[71] 到1957年11月3日，一切再无疑问，那是卡达尔的政府：国际法遗忘了这些政府的诞生和消亡。

[72] 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是成问题的，因为即使是法律承认也只会是对一种事实的承认，是对一个国家，或政权，抑或政府存在的事实的承认。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实在的独立共同体的政府，应该得到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承认。然而，在异质体系中，承认却总是会有政治后果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且政府是以它们自身目的的需要来运用承认方式中的承认或是不承认。

[73] 鉴于此，这个决议的合法性都是成问题的。

[74] 我们能够在欧仁·阿罗内亚努（Eugène Aroneanu）先生的书中找到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所做的各种试图对侵略加以定义的详细研究。La définition de l’agression ，Paris，1958.

[75] Aroneanu，La définition de l’agression ，Paris，1958，p.292.

[76] 波利蒂斯委员会：尼古劳斯·波利劳斯（Nikolaos Politis，1872～1942），20世纪上半叶希腊法学家和外交家，1933年国际联盟安全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曾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77] Aroneanu，La définition de l’agression ，p.281.

[78] Aroneanu，La définition de l’agression ，p.286.

[79] 通常，被其他作者称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那些体系，我称之为“多极”体系。

[80] 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1957，p.23 sqq.

[81] 主要参与国，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国”，即拥有让它自己成为均衡体系根本构成部分的那种力量的国家。

[82] 参见Vattel，Le d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第三卷，第三章，第47段。欧洲是一个政治体系，是一体，在其中，所有居住在世界这个部分的民族都因为各种关系和多样化的利益而相互有所联系。它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犹如孤立碎块混杂而成的混合体，其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部分的命运很少关心，对不直接涉及它们的事情也很少忧心；统治者们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持续关注，常驻大臣，不间断的邀请，这些都让现代欧洲就像某种共和国，它的成员们虽然各自独立，却相系于共同利益，聚集起来共同维持秩序和自由。

[83] 如果它是自愿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话。

[84] Liv.Ⅰ，18，2-3，由Jacqueline de Romilly翻译，Budé编辑。

[85] 莫顿·卡普兰区分了严格的两极体系和“灵活的”（loose）两极体系，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在自己的模型中引入了属于现有体系（国际行为体）的要素。对比起来会很冗长，而且对我们的主题也没什么用处。

[86] 在第二部分第十二章中，我们会碰到其中的一个。

[87] 也就是说，对于支撑一个道德、正直、敬畏的政府类型所需要的那种情感，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那种冲动或情绪。

[88] 这个词有斯宾格勒的“文化”或汤因比的“社会”的意思。

[89] 我要提醒读者，这个词的意思是孟德斯鸠赋予它的那个。

[90] 很明显此处的原则是通常意义上的含义，而不具有孟德斯鸠赋予它的意思。

[91] 参见第八章。

[92] 这两个表达借用自保罗·瓦莱里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

[93] 第九章对此有更细致的分析。

[94] Paul Valéry，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

[95] 积极德性：斯宾诺莎认为真正的和平是具有积极性的和平，它以德性为特征，而这种德性又是灵魂的力量和灵魂相结合或相协调的结果。因此，和平就是灵魂与灵魂的结合，就是协调一致。它不是指没有战争。——译者注

[96] 仅一颗氢弹的爆炸威力就已经超出了1939～1945年被投向德国的所有炸弹爆炸威力的总和。

[97] 这样一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及：美国和苏联，它们最终追求的是安全（或权力）还是观念的传播？这样的问题没什么意义。不论国家决策者认为追求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不能够不去同时追求这两者，因为两者间有着互相驱动的关系。

[98] 参见第十七章第三节。

[99] 参见上文第201页。

第二部分 社会学 决定因素和规律性

在社会学科中，理论与社会学虽然在理论上容易做出区分，在实践中却难以遵守。甚至在经济学这一严格且系统地建构的理论中，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常常不固定。什么样的论据、什么样的原因属于纯理论范畴？什么样的论据、什么样的原因应当被看作处于经济系统本身之外（外在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据时代不同而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其答案也会根据经济学家思想的不同而不同。无论怎样，理论都必须基于其自身的概念和逻辑来设计，以便让社会学问题显现出来。

通过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阐明了一些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诠释对外政治的各种行为。在前三章中，我们依次分析了外交和战略的相互联系、政治单元权力所依赖的各个要素，以及国家决策者企图达到的各种目标。在后面三章中，我们并没有对对外政治的各种行为连同其手段和目标做单独的分析，而是分析了国际体系。对体系的分析包括两个步骤：首先确定了任一体系本身的特征（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力量关系和法律规定），其次描述了体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多极的和两极的）。对不同体系的分析引出了和平与战争的辩证逻辑，也就是列举各种和平的类型与各种战争的类型，其中也包括通常被命名为冷战或好战的和平或革命战争的这些中间形式。

为了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如国际关系的具体运作——而构想出来的理论有三个用处：（1）它给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指出了情势描述必须包含的主要要素（外交体系的边界和性质、行为体的目标和手段等）；（2）如果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想超越描述而理解政治单元或领导政治单元的国家决策者的对外政治行为，他可以把这个理论作为一个理性标准来使用，将根据理论应该符合逻辑的行为同现实中的行为进行对照；（3）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能够也必须去探究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形成、转变或消失的外交关系的外因和内因（就如同经济社会学家寻找决定了一个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或死亡的经济原因或非经济原因一样）。

我们在上文中有意把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相提并论。然而，在我看来，社会学家的任务介于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各自担负的任务之间。他诠释和叙述对外政治事件，密切关注政治单元、外交体系以及被看作是一个独特单一整体的文明之变化发展。社会学家寻找的是某种普遍性命题，它要么涉及某种原因所导致的作用于政治单元权力或目标、体系性质以及和平与战争类型上的行动，要么涉及有规律的连续系列或变化模式，它们存在于现实中但行为体并不一定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

因此，理论本身就要求我们对现象-结果和被决定的因素加以列举，而这又促使社会学家去探究现象-原因和决定因素。按照第一部分各章节顺序来说，这些被决定的因素是：（1）权力的要素（或者不同时期的权力的各种要素分别拥有多少权重？它们又是如何互相组合的？）；（2）某个特定国家或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些目标而非另一些目标的选择；（3）构成一个体系（同质的或异质的、多极的或两极的）而非另一个体系所必需的或有利的环境；（4）各种和平与各种战争的自身特征；（5）战争的频率；（6）秩序——如果有的话——根据这个秩序，和平与战争交替而来；模式——如果有的话——根据这种模式，主权单元的、文明的、人类的（它们或爱好和平或好战尚武）命运变动不居。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被决定因素可以归为两个类别：它们要么是能让我们理解对外政治行为逻辑的论据，要么是人类创造出的全部变化，而只有对事件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者才有可能领会到其中的奥妙。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第一类别的被决定因素的研究，甚至是因果研究，都属于历史学家的任务。他仅仅对单一独特的情况进行分析，从所有细节上去理解它、解释它。但是，如果社会学家能够做到把材料按照决定因素来划分，而非按照现象-结果来划分的话，他就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事实或关系的某种普遍性。要让这种社会学尝试派上用场，对决定因素的列举就必须是系统性的。

我们分析了政治单元之间的和平-好战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当中的政治单元都是以领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类共同体。一些人在具有边界的社会中生活，这就是政治单元，其主权同地球上某一部分的集体所有权相混淆。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两种原因的第一种区分：一类是物质或有形原因，另一类，如果用孟德斯鸠的词汇来说的话，是精神或社会原因。

我们称为物质或有形的第一类原因又可以细分为三小类，下面三个问题就足以将它们表示出来。这些人占据着怎样的空间？多少人占据着这个空间？他们在哪里找到了怎样的资源？空间、人口、资源，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还可以用学科名称来讨论这些决定因素，它们分别是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空间、人口、资源将分别成为第二部分前三章的章名。

另外，不通过细分却依然分三章来研究社会决定因素，也是可能的。分为三章的原因，不是社会决定因素具有同物质决定因素一样的可以相互区分的三个类别，而是在对社会原因的研究中，我们寻找的是有规律的关系，尤其是典型的连续系列（如果它存在的话）。我们因此有权把我们的研究根据有着层出不穷变化的历史整体来分割，而这些历史整体在事后看起来就如同服从了某个总体法则。在这些历史整体中，我认为有三个是主要的（对于六千年的历史来说）：民族、文明、人类。

在第七章，我们将研究每个政治单元自身体制对外交或战略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我们还会探询民族是否因为其自身的稳定性或者通过必要的演进而成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第八章，我们会探究每个文明的历史是否均呈现出了由某些典型阶段组成的有规律、可预测的连续系列，而这些典型阶段又都以某种对外政治的行为模式、某个确定的战争频率或某种战争类型为特征。最后，在第九章，我们将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对同样的问题进行考察。民族、文明和人类至今都无法逃避要么和平要么战争的命运，它们在明天是否还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同样的分类还可以用下面这种方式来表示。我们从一个特殊单元的对外政治讲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阐明决定了它对外政治的社会原因，那么，我们首先会遇到的就是根据某种特殊模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就民族和制度分别将这些原因的重要性阐释出来。然而，民族和制度又置身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将其命名为“文明”：德意志第三帝国是20世纪欧洲的内在部分，而20世纪欧洲本身又属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短暂时期。而这个文明自身又同其他文明有着关系。就和平与战争的实践而言，其他文明在怎样的程度上同西方文明相区别？社会的性质和人的性质在其中各自起着怎样的作用？这就是在后面三章开头会相继被提出的那些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学家必须探究的问题都脱离不了这个框架。前三章属于对空间的考虑，后三章则是对时间的考虑。空间、人口和资源定义了政策的原因和物质手段。民族连同它的制度、文明、人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构成了或多或少具有某种持续性的政治决定因素。前三章中所用的方法是分析性的，旨在把不同社会学流派一一从我们正在寻求最终解释的那三个原因中孤立，加以讨论。后三章的方法则通常为综合性的，因为它旨在阐明整体，这些整体虽然因为行为体的不谋而合得以实现，但行为体对它们却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

无论是物质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无论是对空间的考察还是对时间的考察，我们探究和针对的都是现在。正是为了明晰我们所处时代的独有特征，我们才在每一章中探讨过去。

第七章 空间

自古以来，所有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关于领土的。它涉及的是主权之间对空间分隔的协定。因此，国际法包含一种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可以引为丑闻的恒定悖论：它将政治单元确认为法律主体，而且仅仅（或几乎仅仅）把政治单元确认为法律主体，这就让国际法不得不忽视个人。 [1]

招来帕斯卡讽刺的那个悖论实际上无足轻重：“在比利牛斯山这边是真理，在山那边就成了谬误。”鉴于国际法致力于稳定，它不得不接受比利牛斯山这边的人视为真理的东西在山那边的人那里可以像谬误一样被抛弃。这种自相矛盾的必要性所蕴含的逻辑为一种规则所象征，正是这一规则消弭了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在谁的领地就信谁的教（cujus regio，hujus religio）。每个人都必须追随他的君主信奉的宗教。国家之间彼此承认它们的权利，靠的就是否认个人的权利。

时至今日，联合国同样几乎对个人反对国家权力压迫的种种抗议置若罔闻。无论国家权力是如何临时组织而成，一旦国家宣布了独立，国家权力就可以如同主人般在国境内为所欲为。 [2] 它们拥有地壳的一块以及居于其上的人和物。海洋还没有被瓜分，它继续是所有国家的财产，也可以说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财产，而空气在一个尚未被明确的高度内已经服从于国家权威管辖了。

跨越分隔政治单元领土的界线尤其构成了开战的理由（casus belli）和侵略的证据。战争时期，空间对战士的流动是开放的。战略就是调遣，它会受到交通工具或通信工具的影响。利用地形对战术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土地进行占领在数世纪中都是冲突中军队的目标。吞并邻近或远方的土地，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君主的合法野心和胜利的标志。

国际关系的两种典型时刻——和平与战争——似乎互相都需要一种地理式的思考方法，需要以空间为参照来分析让冲突结束的条约以及让先前既有秩序加速崩溃的战斗。对外政治的地理研究是一般被称为人类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的学科的固有部分，它包括：对环境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共同体对环境的适应，人类通过双手、工具和头脑对环境的改造。不过，由于我们刚才已经指出的那个原因，国际关系的地理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并且成了一个具有半自主性的学科。

本章中，我们的意图不在于一一回顾由地缘政治学家积累起来的事实及他们提出或建立的理论，而是期望以一种批判性思考或认识论深思来明确地缘政治的性质和限度。

一 地理环境

空间可以依次被视为对外政治的环境（milieu）、舞台（théâtre）和利害（enjeu）。

这三个概念中的最后那个很容易被理解。因为国家可以被视作一个空间的所有者，这个空间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够成为个人或群体间为之发生冲突的利害所在。一个获得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比如突尼斯或摩洛哥，不会心甘情愿地把它们开发出来的那些土地的所有权让予以保护者身份到来的法国人。在被以色列人称为解放战争的那场战争的一开始，穆斯林就从巴勒斯坦逃了出来（带着重返的希望）。在既定的地表区域，一类人取代了另一类人。如果需要说明的话，这个事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土地依然是共同体之间争端的一个利害所在。

相反，环境和舞台之间的区分在文献中就并不那么常见，这便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人类地理学描述了既定气候下一块土地上的各种社会，它力图理解和解释环境特征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及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为它所处的环境带来的改变。地理学研究和定义的环境是自然环境也是历史环境，地理环境被具体地加以定义，它包括了专家们能够识别的动物群、植物群、地形、气候的所有特征，以及学者认为有指导价值的那些特征。

作为舞台的空间则不再是具体的，而可以说是抽象的，它被观察者的目光简单化、类型化、模式化。一旦成为战术家需要迅速掌握的战场，它就不再是地理学上那种永远无法穷尽其独特性的气候或地理环境了，而成了进行特殊活动的一个框架。开展足球比赛的场地可以，也必须以对游戏者行为有影响的各类特性（尺寸、硬度、干燥度、湿度等）为特征。同样，地球这个国际关系的舞台，也只能被国际政治行为体所必须考虑的那些特性所定义。正是在地球空间可以被设想成国际政治的模式框架这一界定下，地缘政治学才为外交历史提供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有魅力的视角。因为框架永远不会完全决定游戏的开展，地缘政治视角也就一直很容易部分地沦为某种辩解性意识形态。

我们首先将空间视作一种具体环境。那么，就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作为特殊情况的国际关系而言，地理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是具有什么样性质的指导呢？对此，我们立刻想到的是一个十分平淡无奇的主张。地理学研究的功德首先也尤其在于它驱散了气候或地形决定论的妄想或传奇。这类研究越是精确深入，有规律的因果关系就越少被发现。

让我们记住孟德斯鸠论断中的鲁莽之处：

“肥沃的地方常常是平原，从而无法同强者对抗：因此只好向强者屈服；一旦屈服，自由的精神便一去不复返了；农村的财富就成为那里的人们忠顺于强者的担保。但是在多山地区，人们能够保存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同时，他们所要保存的东西也并不多。自由，也就是人们享有的自治，成为值得人们捍卫的唯一的东西。因此，自由在崎岖难行的多山国家比在那些条件得天独厚的国家更占优势。” [3]

“我们已经指出，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委顿；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因此，如果我们看到，热带民族的懦弱几乎总是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就没有什么好惊异的，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 [4]

“阿提卡的土壤贫瘠，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第梦的土壤肥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 [5]

当今已经再没有人会认为民族的勇气或怯懦取决于气候了，或是认为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命运早已提前被它们所占据的那两个城市的土地决定了，又或是认为土地的好坏程度、丰腴或贫瘠就足以定义地形特征，再或是认为所有的山地都属于同一个唯一种类，就好像所有的平原也只有唯一一个种类那样。虽然要冒被指责为无益地卖弄学问的风险，我们还是要从内容和方法上明确指出我们无法接受孟德斯鸠的那些主张的原因。

认为在气候和人的存在方式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就隐晦假定了后天特征具有遗传性。而生物学家却禁止我们相信这种遗传性真的存在。无论气候对普遍意义上的活动或特殊意义上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对于存在这种影响这点，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不过，气候对遗传倾向的表现方式的影响从来就没有使整体人口或种族群体被标上或美德或恶行，或光荣或面目可憎的记号。气候不会让人怯懦或勇敢。

孟德斯鸠认为是原因的那个字眼永远无法被足够严谨地定义，从而使我们无法将一些恒定的效用归因于它。我们的知识越是丰富，粗糙的概念就会越不成其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类型的炎热和寒冷、干燥和潮湿、平原和山地，以至于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甚或一种居住类型）无法必然伴随一种气候或地形的一般类型。

即使我们避免了把原因定义得过于宽泛模糊而犯下的错误，我们依旧无法得出地理决定论。无论我们把自然环境定义得多么精确，我们都无法得出自然环境不允许人们以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另一种方式去生活的结论。如果环境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我们又如何能证明人们在其中的反应不可能有别于现有模样？规律性构成了伴生的必要性的唯一证据。而且，无法得到这种证据也符合并证明了自然给人的主动性留有发挥空间这一直接事实。甚至在自然给人以最沉重限制的情况下，比如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人们也会倾向于去敬佩让这些古老社会得以适应严峻环境而存活下来的那种智慧，而不会得出结论说，这种适应方式才是唯一可能的适应方式。

另外，自然环境的不决定（non détermination）同非决定论（indéterminisme）也不一样。地理决定论（或其他所有断言人类社会或其某个方面是被一个既定空间内的一种原因所决定的理论）必须以一种对象哲学为前提，而非以决定论的一般原则为条件。决定论的一般原则完全不意味着，在某种气候或既定地形下的社会都会表现出某些特征。只需要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在取决于地理的同时也取决于历史，即它不是只取决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就足以有助于地理学本身对我们以前称为地理决定论观点进行反驳。

跟随这些评论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个命题：理解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总是可能的；然而，解释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基本（或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解释要求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具有必然性的话。理解按理说也可以是一种保证：不论在环境中的反应所表现出的智慧程度如何，它都是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导致群体的消亡。即使导致了群体的消亡，它依然是可理解的：解释者会试图找出那些阻止人类采取对拯救人类而言不可或缺的措施的信仰、义务或禁令。

这是否意味着地理环境——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历史的——永远不会成为社会现象的原因呢？这种推论是错误的。自然现象在史前阶段曾是人类社会现象的原因，有时几乎就是直接原因。我们祖先的迁徙，即使不是由气候改变决定的，也是受到了气候改变影响的。或许，正如汤因比 [6] 引用的柴尔德（G.Childe）的描述所言，人类创建文明并崛起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地理环境：

当北欧大陆远至哈茨山脉为冰层所覆盖，当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为冰川所覆盖，北冰洋的高压气旋便将大西洋的暴风雨向南推移。当今穿越中欧的大气旋在当时通过了地中海盆地和撒哈拉北部，在被黎巴嫩吸收一定水分后，继续穿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直抵波斯和印度。今日滚烫的撒哈拉，在当时却享有经常性降水，最东面的降水不但比今天更加充沛，而且在一年中的分布也更均衡。因此，当时北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河流域有着天堂般的土地，它们如同今天的地中海北海岸那样繁茂。当猛犸象、身覆茸毛的犀牛和驯鹿在法国和南英格兰埋头吃草的时候，北非则供养着分布于今天罗得西亚赞比西河流域的那些动物群。

北非和南亚的草原舒适宜人，那里的人口密度不亚于欧洲冻原的人口密度，我们可以这样猜想，比起处于冰雪边缘的北部，处于这种有利且令人振奋的环境中的人们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7]

不过，在冰河时期结束后，亚非地区遭受了向干旱发展的深刻转变，与此同时，在那片到当时为止同世界其他居住地一样都只被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占据的空间中，出现了两三种文明。我们的考古学家鼓励我们把亚非的干燥化视为一种挑战；这些文明的创生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

现在我们触及了伟大的革命，不久以后，我们就将碰见通过驯养家禽和种植谷物而成为自己生存需求主人的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把这种演进归因于一种危机，它是由北部冰河融化、欧洲上空高气压的连续收缩以及南地中海地区的大西洋暴风雨偏离了它们穿过中欧的当前路线所引起的。

这一事件应该最大限度地促成了这个以前还是草原的地区之居民所具备的灵巧机智和创造性。

随着欧洲冰川的收缩，气旋逐步向北直移，这个地区的干旱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受到影响的狩猎居民有三种选择：他们可以跟随习以为常的气候，向北部或南部迁徙；他们也可以留在原地，忍受悲惨的生存状况，捕食那些从洪水中逃生但数目稀少的猎物；最后他们还可以——在不离开他们故土的情况下——把自己从环境的频繁变化中解放出来，驯化动物并专事农耕。 [8]

五六千年以来，也就是在所谓的文明历史时期，气候现象是否一直都是民族的兴衰、由干旱引发的迁移和大规模征战的直接原因？一些学者肯定了这种说法，比如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9] 就相信气候变动和中亚干旱时期对历史事件的作用。西班牙历史学家奥拉格（Olagüe）也同样相信降水量的减少是西班牙衰落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之一。 [10] 但其他一些学者却以同样的确信态度否认了这种说法：

“西班牙的沙漠化仅仅同人类的干预活动有关系，”罗歇·埃姆（Roger Heim） [11] 写道，“其原因难道不是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为了增加他们从欧洲羊毛市场获得的个人财富而大大增加了绵羊的放牧密度，同时，应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需而对高大树木的连续砍伐加重了对森林的破坏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五千年以来没有什么气候上的可喜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地表自然变动，尤其在地中海盆地没有这种变化，而耕作方法上的缺陷、砍伐森林、政治动荡造成的对干旱国家所必需的那些农业技术的荒废，还是让负担沉重的人口因素在今天造成了一日比一日更严重的后果。”

气候变化是原因还是后果，这点尚不确定。对于一些学者而言，气候变动首先是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它起初是一些重大事件。对于其他一些学者而言，气候变动是由人类的错误或疏忽造成的。耗尽土地和破坏植被造成的地理环境，使身处其中的文明没有能力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因此文明日趋消亡。

不论我们选择哪种诠释——我们没有资格和能力解决这个争论——这些例子都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和明确环境的因果关系模式。当自然现象的发生不归咎于人类活动却剧烈地改变了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时，我们谈论的就是自然现象的历史因果关系 [12] ：里斯本被地震摧毁或庞贝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就属于这种定义类型。这种定义类型同样适用于不归咎于人类却逐步毁坏了西班牙的干旱。只是最后这个例子同前面的例子相比，其意义有所不同。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环境对人类社会是有着隐匿而持久的影响的。

人类是这样一个物种：至少在有历史时期，它不断转化着自己的生存条件。即便环境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当共同体获取了可以让环境具有价值的工具时，环境也会变得不同。物理要素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的变化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由自然造化而成、为人力所改造的地理环境也是导致历史不稳定性的因素之一。

不过，在每个时期，环境作为自然和处于某个演化时期的人类共同造成的结果，也会对共同体的命运产生影响。它轮番作为鼓励人的因素和限制人的因素，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努力，并对其失败或宽容或严厉。

让我们假设河流文明 [13] ，比如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黄河流域这些文明的崛起，部分归功于它们在必须分洪、规律化水文周期、应对可耕地在灌溉上遇到的挑战。水利文明因为集体生存的这些必需而表现出一些独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定义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然而，这样的文明比那些在温和气候下繁荣昌盛的文明更加脆弱，因为温和气候下的文明给予了个人和小群体在必要情况下自力更生的机会。如果后一个千年中的法国不但政治动乱持续不断而且还由此导致了行政的混乱无序及农业生产必需机制的毁坏，那么法国历史将不会那么具有连续性。当文明只能靠年复一年地不断战胜顽固不驯的自然来维持时，人们会服从于更加严格的纪律，而且有时即便众志成城也不足以抵御一次大灾难的侵袭。

环境鼓励坚定不移的组织，也惩罚错误或疏忽，但比起这些来，更清楚的是，由物质资源和技术手段历史性地结合而成的环境给共同体的规模确立了无法越过界限。甚至在今天，即使人类在物理环境层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但人类群体的分布虽然看起来没有被气候条件严格决定却还是在被气候条件影响着。多种多样的地球区域并非对所有文明的发展都同等有利。不论生产技术处于何种状态，可以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活的人的数量一直都依赖于诸如土地、地形、气候这样的物质条件。地理环境的作用既不是可被孤立的存在，也永远无法成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它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而我们无法标示出其限度。是否有可能在非洲的中心地带建成工业型社会？或许我们都天生倾向于低估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即便在当下自然依然有其分量。

上面的分析对整个政治地理学都有效，更不必说将之运用在用环境解释对外政治上了。位置（德语：die Lage）实际上从根本上讲是历史的，因为它依赖于那些服从着变化法则的形势（调遣技术、运输技术、作战技术、同一区域内政治单元之间的力量关系等）。一旦穆斯林的征战行动封锁了地中海的商业运输，马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就不复从前。国家在有形地图上的情况是恒定不变的。但它充其量不过是其他原因中的一个，它对某些行动有所促成，它勾勒出的是可能性的框架，它或许在所有世纪中都微妙存在，体现着民族命运的所有方面。不过，它依然可以在随着国家的崛起和毁灭而变化的某个位置中有所体现，在以观念、梦想、工具、人类武器所标志的每一时期的不同制度中有所显露。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尝试——甚至安东尼·库尔诺（A.Cournot）也忍不住做了这种尝试——对欧洲各民族的结局进行事后解读。如果真的如此解读，就会发现历史总会在漫漫长路上把偶然和意外所留下的痕迹抹掉而更倾向于实现地理颁布的法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也因此而最终具有了符合自然规则的大小。但事实上，西班牙却并非一直被比利牛斯山挡在欧洲文明潮流之外：在欧洲，它的军队曾经在某段时间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王朝之间的联合曾经让在地理上分离的土地有所接近，然而，地理也的确没有赋予西班牙各省像法国那样的同质性。难道正如今天有人猜想的那样，法国的统一性是“事先注定的”吗？我们至少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持保留态度。“领地”边界曾经是，而且还会继续是争执的对象。或许地理曾经有助于单一语言的传播，而让弗拉芒人、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和贝阿恩人之间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变得更容易：假设这种统一最后并没有实现，为此而寻找“深层原因”又会是多么容易啊！

瑞士或法国的格局以及英国的岛国条件千百年来不断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外交，如果对此加以否认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瑞士是因为其地理条件才拥有与它居民数量或经济资源不成比例的出众的防守权力。不过还需要一些特有的历史情势才能让联邦形成，然而成为赫尔维西亚（瑞士）联邦，又还需要另一些历史情势才能让瑞士在邻近它的大国互相攻伐的时候一直采用对维系它的统一性而言必需的中立政治。瑞士各州的历史也是如此——它们具有同侵略者做斗争且保持独立性以及组成一个中立国家还让他国尊重这种中立性的能力——它与旧大陆其他所有国家相比，很可能更多是得益于地理。

同样，我们的思绪很容易就转到了法国的“大陆-海洋双重使命平行论”上，以及它在外交上的踌躇迟疑。由于北部边境易受侵袭且靠近首都，法国总是由于一直令人担忧的安全问题而不得安宁。它位于小亚细亚海岬的最西端，不可能对海洋的召唤和远航探险置之不理。法国将它的力量同时分配在大陆霸权（或安全）外交和海外帝国外交上。它在这两头上都没有完全成功。

对英国的分析恰恰有效地指明了看起来有说服力且无懈可击的地理解释的限度。很显然，离了岛国条件，英国的富饶就会变得难以理解。就是否易受侵略而言，它具备威尼斯和荷兰都不具备的安全性；有着丰富的食物来源，因为有位于南部的麦田；煤矿资源给予了英国外交一种其他大陆国家都不具备的行动上的自由。英国有着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防守权力。它可以对欧洲的争端置身事外，可以暂时地站到冲突中最弱的一方，可以在恰当的时机通过派遣远征队介入来结束争端，还可以保存主要实力以取得海上霸权和进行帝国扩张。

这种教科书中描绘的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简单化和模式化的观点，也不算错误。英国利用岛国条件发展出了一种在其他地理位置的国家所没有的政策。不过，这种政策也不是真的就因此是被岛国条件所决定。岛国条件也给了人自主的空间，它为人们提供的是在多种决策之间的选择权。这种选择并非偶然的，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它只不过不是被自然环境强加的罢了。

从抽象的角度上看，一个主宰着整个岛屿的共同体，要么可以尝试退缩（断绝与世界的关系），要么可以以主动的外交尝试进取。而主动的外交又可以针对三个方向进行：征服大陆、远征海洋、自愿中立。这四种政策中的每一种都曾经在既定的某个时期被英国和日本这两大岛国中的其中一个采用。

当日本在17世纪完成统一时，它并没有趁机开始征服其他地方。相反，在德川幕府时代，将军们的抱负是去完善这种形势，也就是说岛国的孤立。稳定社会和精致文明的理想使得成形的日本帝国尽可能地避免同野蛮人的接触和同西方的来往。

明治维新后，日本反转了它的态度，不过它依旧在可供岛屿国家选择的两条扩张道路之间举棋不定：征服大陆还是征服岛屿。由于缺乏选择的决心或能力，日本最终陷入了同时对中国和对英美作战的境地。一方面，日本军队虽尽力却徒劳地对中国实施着占领；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保护诸岛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两大海上权力——英国和美国。从历史上看，英国在开展征服事业时显得比日本更理性：尝试征服大陆的阶段随同百年战争的结束而完成，一旦实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大王国的统一，它便将自己的野心转向了海洋、舰队、商业和帝国。英国最通常的行为显示出它俨然已经深谙欧洲的均衡逻辑。

自1945年起，日本和英国因为技术进步而与大陆的距离拉近，而大陆的势力又远胜于它们，于是这两个国家都被纳入了美国的联盟体系。两个岛国都依靠美国的保护、具有支配力的海权的支持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英国由于英美文明的相似性而毫不犹豫地或是几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相反，日本舆论对此众说纷纭，因为同中国的断交看起来非常勉强。被降至二流国家的日本，是否能够在既不像德川幕府时代那样闭关自守又不成为大陆国家卫星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呢？甚至在英国，同样的问题至少也以反对美国在英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安置热核装备这样的间接方式被提出过。

岛国条件提供了一种针对外交可能性的模式分析，但它独自并无法建立因果关系。一个岛国并非一定要献身于海上权力。英国人也是在16世纪才真正变成了一个海上民族。日本人却从来没有变成这样的民族，他们自始至终都是陆上民族，很少被人口外移所波及，也很少倾向于把它的财富托付给把握不住的海浪。岛国条件是一种挑战，而非一种束缚。

二 麦金德模式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从第一个术语讲到了第二个术语，从环境讲到了舞台。正如我们所讲，当观察者仅仅考虑某些空间特征，而这些特征按理说又会独自对某种特殊行为产生影响的时候，空间就可以被看作是舞台，而不再是环境。例如，地缘政治学家就可以从地理环境中看出“外交和军事博弈的场所”来。环境被简化为一个抽象框架，人口被转换为演员，他们出现又消失于世界舞台之上。

那么，在这种舞台和外交-战略演员模式论中，地缘政治学家保留了怎样的具体现实呢？在地缘政治学家看来，对外政治行为具有工具性，是为了实现目的去运用手段。各种资源——人、工具、武器——被国家动员起来以保障安全或进行扩张。然而，扩张的道路同对安全的威胁一样，都已经事先在世界地图上显现出来了——如果地理学家至少还知道把目光专注于民族的繁荣和权力所依赖的那些自然资源上的话。地缘政治学结合了外交-战略关系的地理模式论、资源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按照生活方式和环境模式（定居的、游牧的、陆地的、海洋的）而进行的对外交态度的阐释。这些命题都过于笼统了，我们将举例来进一步明确和阐述它们。在20世纪，英国人麦金德（Mackinder）对地缘政治学的名望所做的贡献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发表的部分观点被德国学派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书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它将有助于方法论的分析，而这是我们的目标。

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14] 的文章中，麦金德第一次展示了其思想的中心论题。在另一篇于1905年发表的题为《人力作为国家和帝国实力的度量》的文章（发表于《国家评论》）中，他强调了生产力（或人类劳动收益）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而集中了麦金德主要思想的关键著作出版于1919年，名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外交事务》杂志又在1943年发表了他的题为《圆的世界与赢得和平》（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的文章，可以说它具有遗嘱的性质。同样的地理模式论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再次被用于处理当时提出的问题，而这种尝试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被徒然地进行过了。

也许概括这位作者的思想的最好方法是以我称之为地理模式论的思想为起点，也就是说重提世界岛（World Island）和心脏地带（Heartland）这两个概念并对之加以定义。海洋覆盖了地球的十二分之九。一块大陆，或者说亚欧非三个大陆作为整体的大陆覆盖了地球的六分之一。剩下的最后十二分之一表现为更小的岛屿、两大美洲和大洋洲。在这种全球布局下，美洲就世界岛而言所占据的位置相当于不列颠群岛在欧洲所占据的位置。

第二个概念，即心脏地带或枢纽地区，它并不总是在同种表述中被定义。 [15] 心脏地带这片广袤区域在划界上还具不确定性，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概念本身。心脏地带覆盖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部。它从北冰洋海岸一直延伸到中亚沙漠，它的西部边界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或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峡区。

心脏地带具有三个有政治意味的有形地理特征，它们并非相互吻合地彼此结合。心脏地带构成了地球表面最广袤的平原：经由亚洲平原、欧俄大草原，穿过德国和荷兰，直抵西方中心法兰西岛和巴黎。还有几条地球上最大的江河向着北冰洋或内海（里海、咸海）奔流。另外，它也是一块草原牧场，有利于人口和战士在骆驼或马背上迁徙。心脏地带至少在其东部对海上权力的入侵是封闭的，但它却为骑兵向西长驱直入打开了通道。

以对这种简化了的地图的解读为基础，麦金德的三大著名论断就容易理解了。谁支配了东欧，谁就支配了心脏地带。谁支配了心脏地带，谁就支配了世界岛。谁支配了世界岛，谁就支配了世界。正是这三个通俗化的论断成了麦金德最获成功的思想。希特勒通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了解到了这些主张，并且很可能受到了它们的启发。这个自诩科学的理论也由此被转化成一种为征服辩护的意识形态。

理论本身是以地理模式论为基础，并通过对一个常量因素（陆地-海洋或大陆的-海洋的对立）和三个变量因素（陆上和海上的移动技术、国家对抗中可用的人口和资源、外交领域的扩展）的同时考查来建构的。由于麦金德的文章写于20世纪初，当时英国正处于灿烂辉煌、坚不可摧的优越地位，因此麦金德纵观历史、展望未来，向前追溯以期发现岛屿国家成功所必需的条件，向后展望以期预测到成就英国之辉煌的大部分形势是否注定会在未来消失。

纵观历史，把大陆和海洋的对立或大陆权力和海洋权力的对立视为一个基本对立，的确有其道理。陆地和水这两大因素似乎象征着人类的两种存在方式，它们促成了人类的两种典型态度。陆地以个人或集体产权的方式属于某人；海洋因为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所有人。大陆权力建立的帝国受所有权精神的启发；海洋权力建立的帝国受商业精神的启发。海洋帝国并不总是善意的（我们可以想想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霸权），它也很少是封闭的。

如果陆地和水代表了全球舞台上相互斗争的两大因素，那么，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国际政治就是交换与沟通。战争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和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创造出关系，只不过是不同于商业的另一种关系。陆地上和水上的游牧人——骑兵和水手——分别是两类帝国的缔造者，两种战斗方式的专家。军事调遣和兵力运用在陆上和海上各有其用。陆地作战所希望的是把战斗的偶然因素减至最少，战术家也努力将其力量集中于一个战场并以连续战线御敌，而这些操作在无边的海洋中找不到对等物。在让通信手段面目一新的技术发明之前，投身海军事业意味着接受命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对依靠临时发挥和个人首创精神来掌控意外事件的能力有信心。萨拉米湾海战前夕，雅典人把整个城市都打包装上了他们的船只；法国人在1940年则拒绝承认祖国土地以外的法国：这是两个有象征意义的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了水域，另一个国家选择了永远不与陆地分离。

麦金德意识到了这种二元性，不过还是他自己国家的命运在激发和引导他的研究。从外交和战略角度来看，岛国位置的存在从一个岛实现了其政治统一的那一刻才开始。在国际秩序中，一个国家在不再有陆地邻居的那一天便成了岛屿国家。大不列颠群岛实现了统一，而大陆则是分裂的：这种反差是大英帝国强大的首要原因。然而，这种反差或许不会永远存在：并非英王国的统一会受到威胁，而是大陆的统一可以变得不再难以想象。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麦金德阐明了两个想法，它们对分析20世纪的形势依然有效。第一个想法最明显但也可能是最不为人知的，即认为在海上权力和陆地权力的相互斗争中，无情的数量法依然会发挥作用。倘若一个海上权力面对的是一个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上优势过大的对手，即使它有上好的船只和高素质的水手，它也无法存活。第二个想法更加清楚，即认为一个海上权力是可以从陆上被战胜的，就像它可以在海上被战胜一样。一旦陆地权力占领夺取了所有基地，海上权力便再无立足之地。海洋变成了封闭的海域，从而臣服于一个不再需要保留海军的陆上帝国，比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麦金德因此总结说，大英帝国有被摧毁的风险，要么是被一个积累了压倒性资源的大陆国家，要么是因为英国在欧亚大陆周围的岛屿和半岛上建立的基地被来自陆上的力量摧毁或占领。

许多个世纪以来，英国都从下面这些形势中获得了利益：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英国岛屿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这些岛屿所拥有的原材料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不输于与英敌对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其他大陆没什么军事力量。这位英国地理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在20世纪初就察觉到有两个主要变量正在向不利于海上权力的方向变化。

16世纪至19世纪，海上的移动性比陆上的移动性更迅捷。然而，麦金德被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两大事件所震撼，一个是布尔战争，另一个是日俄战争。俄国能够派遣大量兵力在远离其基地1万公里处——唯一铁路线的尽头进行战争，这对他来说，比英国从海上派遣远征队到南非进行对抗更加令人叹为观止。内燃机的即将出现会让铁路的收益增长。斯宾格勒所说的“蒸汽战马将重新开启随着亚洲铁骑的消逝而结束的大型侵袭纪元”其实可以被麦金德用在他书中 [16] 对海上权力和陆上权力的前途进行论述的那两个章节中，在这两个章节中，他回溯了历史上的诸多帝国：崛起自高原、草甸或沙漠的马背民族帝国——斯基泰（Scythes）、帕提亚（Parthes）、匈人（Huns）、阿拉伯、蒙古、土耳其、高加索，以及从克里特岛和雅典到威尼斯和英国的航海帝国。

然而，甚至在陆上移动性不可思议地增强的时代，心脏地带依然继续在获取对世界帝国而言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东欧是一个交接地区，心脏地带由此通向边缘地区并面向海洋，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在此相遇杂居。在1905年和1909年，麦金德都曾害怕过，战胜了斯拉夫人的德国人会将心脏地带统一至一个主权国家治下，从而获得远胜于英国的力量。他预见到以巨大空间经济作为基础的陆地权力肯定能够以数量优势赢得对海上权力的胜利。正是因为以这种历史形势为参考，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三个论断才能被解释得通而且具有部分真实性：谁支配了东欧就支配了心脏地带，因此就支配了世界岛，从而支配了整个世界。

这位作者从此种分析中推断出了他在1919年提供给《凡尔赛和约》编纂者思考的和约后果。作为国王顾问的麦金德在1960年被重读时似乎就已经遭遇了严重失势：他先前被国家决策者聆听，但最终被历史事件所嘲弄。对他而言，既然英国子民的自由和国家的辉煌受到心脏地带可能被统一的威胁，那么，最重要的事便是阻止这种统一，也就是说要阻止1919年的德国人实现对斯拉夫人的支配（在1945年则变成了阻止斯拉夫人支配德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位地理学家将英国传统同他的个人（同时也是职业的）公式结合起来，建议在两个大国之间建构一个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使两个大国在不打破全球均衡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让另一国臣服于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众多独立的小国首先给了两个大国以瓜分这片隔离地带为目的而相互联合的机会，然而又变成了俄国和德国两军交锋的战场，最终它们还是隶属于一个陆地国家，这一陆地国家成了历史上占据心脏地带且有着庞大驻军和先进技术的首个国家。

那么，后40年的这种历史发展是否真的就让这位地理学家失去了信誉呢？传统学派的历史学家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曾经更好地预测了《凡尔赛和约》中领土规定的后果。在他看来，居于（苏维埃）俄国和（所谓的永恒）德国之间的那些独立国家从源头上讲本来就是没有能力维持的，因为它们无力相互联合。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所谓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只是些在忠诚上成问题的少数民族，它们永远不可能形成统一战线去抵抗德国和斯拉夫发起的修正主义的诉求，因为尽管德国和斯拉夫归根结底都是它们的敌人，但它们还是有可能暂时合作。

在我看来，麦金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这种质疑。他可以说，如果那些暂时凌驾于战败国之上的战胜国并不关心领土规定，或现有领土规定因为战胜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被削弱，那么任何领土规定都无法自我维持下去。《凡尔赛和约》下的领土状况的确是不稳定的，因为两大陆地国家都对它怀有敌意。但是，既然西方国家被赋予了一旦德国试图推翻既有秩序就可以马上做出反应的手段：当时德国被解除了武装，莱茵河左岸先由法国军队占领，后又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比起执行《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决策者而言，条约的编撰者对于后来发生的战祸责任更小。德国已经被包含了海上国家（英美）在内的联盟击败了。然而，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举棋不定让法国独自承担了超过它力量限度的任务：如果《凡尔赛和约》建立的秩序会崩溃，那并不是因为从道义上或政治上讲这个条约内在地比其他条约更不好，而是因为那些理应作为秩序守护者的国家放弃了它们的任务。

另一个回应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不这么做，那应该怎么做呢？难道像法国民族主义学派建议的那样，去摧毁德国统一体？当时已经没有人相信德国还能够重建。挽回二元君主政体？当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当时的外交官都注意到了它的完全解体。或许如果部分或普遍的和平再早两年达成，它就能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那不符合时代的联合以新的最后期限。而在1908年，一切都太晚了。

事实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同其他人的一样，都使问题得以提出，却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阻止德国或俄国从中欧出发去实现对心脏地带的统一，这的确曾经是保持世界均衡的首要必需和保障人民自由的条件。然而，应该如何预防这种可能会因为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或失败而形成的统一局面呢？建立将两个大国分离的小国地带确实是一个办法，即便它没有成功，但一点也不荒谬。甚至事后回顾起来，这种现实中的失败最终也不意味着此思想的失败，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自1920年起就一直忽略了一个由战争得出的最清楚不过的教训：如果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同大陆民主国家联合的积极参与，任何欧洲秩序都不可能维持。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麦金德在1943年写下的从战祸中得出的教训。当时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位英国地理学家还无法清楚地把今日的盟友指认为明天的敌人。不过，他还是明显察觉到，最终将战胜德国人的斯拉夫人在心脏地带实现的统一会带来危害。俄国的面积是法国的二十倍，人口是法国的四倍。而俄国向外部敞开的边境却也只是法国的四倍。这一次向西方滚滚而来的将不再是蒙古人或亚洲的铁骑，而是突击坦克和牵引炮队。机械化的征服者不再缺乏西方技术手段。无论危险是来自德国人还是俄国人，它都来自心脏地带，它都只能靠居住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民族同英国人或美国人这种岛屿民族联合才能够消除。这位地理学家的眼前浮现出勾画于地图上的大西洋联盟：它有法国作为桥头堡，有欧洲大陆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即可以与地中海上的马耳他相比较的不列颠群岛），还有大西洋彼岸的储备物资和兵工厂。

然而，从此以后的前景恐怕会是另一番模样。海上国家的目标不再是阻止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控制心脏地带：俄国人在柏林驻军并决意留在那里。覆盖了心脏地带的大陆帝国已经形成。那么，麦金德的第三个论断——谁支配了中心地带，谁就支配了世界 ——是否可以让我们预见当今冲突的结局呢？在没有确定地缘政治学判断模型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的。

三 从地理模式论到意识形态

麦金德自己很乐意谈及地理因果关系（世界历史中的地理因果关系）。事实上，就这一表述所具有的严格意义而言，在他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看法中，并不存在什么地理因果关系的痕迹。

的确，他的出发点是地理事实，也就是陆地和水域在全球面积上的不均等，矿藏和农业资源在地球多种地区的分布，因各个大陆的气候、地形和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均衡的人口密度。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人口密集，文明繁盛。只有3000万 [17] 人生活在世界岛南部平原边界那个面积为120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10亿人生活在季风气候的国家中。只有数千万人居住在非洲或南美的热带森林中。今天，人们通常把人类划分为发达地区人口和欠发达地区人口，抑或划分为苏维埃阵营、西方阵营和第三世界。麦金德努力想做的是把人类的人口聚集程度同地理背景联系起来。不过，他应该是最后一个会提出环境决定人口规模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政治问题是会根据那些影响到居于地表的人群之分布的变化而精准变化的。

世界历史的地理视角虽然是片面且模式化的，却依然具有指导性，因为它突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事实：数世纪以来，有着两种征服者、两种游牧人——骑兵和水手；根据陆上权力和海上权力拥有资源多少的变化，根据技术对双方有利程度的变化，陆地与海洋之争使外交波澜起伏，无数次高潮迭起，胜利在双方之间来回易手。重要的事实都与地理背景相关联。骑兵和水手的游牧生活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是一种我们必须处于某种特定空间内才能理解的人类存在方式。蒙古人和阿拉伯人本身就是由草原和沙漠塑造而成，但他们又并非如此完全地只由广袤天空下的那块平坦区域所创造，如果不是从象征意义上去说的话。成吉思汗和穆罕默德是两个历史人物，地理充其量不过只表现出了成就他们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此，从一种世界历史的地理解读中提取出某些预见或意识形态，这种做法虽然很诱人但不合理。

地缘政治学家，尤其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并不是总能抵制住这种诱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今天也有过之无不及，从对陆上和海上两方面的考虑来说，一个问题很自然地出现了：在陆上帝国和海上帝国的冲突中，今后谁将拥有更大的获胜机会？事实上，麦金德没有在任何地方清楚明白地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唯一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普遍有效规则、一个约瑟夫·普吕多姆（Joseph Prudhomme）式的老生常谈是：从长远看来，最强的一方（人口最多的、最富有的、最具生产力的）最终会取胜。

从某种角度上说，作为理论家的麦金德看起来有些反马汉（Mahan）。身为19世纪末的一位海军理论家、著作家，马汉被制海权的决定性作用深深打动，而作为地理学家，放眼未来，他忧虑的却是诸神的眷顾会落在陆地之上。铁路和发动机使在固体空间克敌制胜同凭借蒸汽船在液体空间克敌制胜一样有效率。不过，让这位爱国的英国人寝食难安的事却唤起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希望。海上权力的时代正在终结，陆上权力的纪元正在开启。巨大空间的经济将接手世界市场。无论这些整体看法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在当时如果想要从中推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只会是白费力气，在今天如果想要从中断定出胜利是否属于大陆帝国同样是徒劳的。或许决定了国家或联盟命运的原因数量实在过于巨大，使得任何形式的对政治或军事危机结局的短时期预测，从科学上讲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对这种秩序的预测都必须是考虑了所有已知条件后得出的结果，而不能只是对有意为之的那部分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

麦金德并没有更多地阐明地理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把地理意识形态理解成以地理范畴作为论据从而为政治范畴上的目标或野心所做出的辩护的话。不过，他的思想依然成了许多地理意识形态的来源。事实上，它总可以追溯到下面这个基本观念上：空间本身——由它的延展或性质——构成了人类共同体之间斗争的利害。因此空间-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可以根据其所援引的是经济必需性还是战略必需性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生存空间意识形态（idéologie de l’espace vital），第二类是自然边界意识形态（idéologie des frontières naturelles）。前者在德国尤为成功，后者则在法国很受欢迎。麦金德并没有对德国的生存空间意识形态表示赞同，但他却因为提出了一个既反对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也反对掠夺型保护主义（法语：protectionnisme de rapines，英语：protection of a predatory type）的奇怪概念而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做了准备。

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加懂得我们称为工业社会的这个社会的性质，他将其称为“持续经营”（going concern，其法语翻译可为entreprise qui fonctionne）。一个现代民族好比一个工业企业：其富有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能力，与劳动产出相对应。人口数量和在既定空间中的生存能力随着劳动产出的增加而增强。正是得益于现代工业，德国才能在半个世纪内就使人口翻了一番。

麦金德并没有由这些事实推断出，由于人口密度的上升在不扩大可用土地面积的条件下也行得通，围绕土地的斗争就正在丧失其强度和意义。完全相反，他认为自己观察到的是，狭小土地上的人口集中会由于挥之不去的集体饥馑的产生使不同人群间滋生出新的仇恨。德意志帝国疆域内的德国人数量越多，他们就越害怕缺乏空间，从而越害怕有一天会遭遇面包或初级原料的匮乏。

在麦金德看来，似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与德国的掠夺型保护主义同样严重地拖累了从从前一直到一战期间的工业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他的眼中，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掠夺型保护主义事实上都倾向于阻碍对每个国家，或至少对地球上的每个区域而言都必不可少的均衡增长。他所说的均衡增长，根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的国家经济哲学来看就是，在每个大经济体中所有的重要工业都要有一席之地。然而，自由交换却让先进国家仅仅拥有了一些关键工业。德国曾经在《法兰克福条约》中强加给法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同后来在一项简单商业条约中强加给俄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所造成的后果是相似的。

麦金德写道，德国人需要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为他们生产了一部分食物并且还向他们购买手工业产品。因此，德国人在恐慌情绪的驱使下展开了以获得维持他们生存所必需的支配权为目的的征服冒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首先清除掉岛国或海上权力在大陆的桥头堡。于是，英国因为宿命论而紧紧抓住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德国由于忧虑而准备再次陷入同类相食的境况，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则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中——这位地理学家预言残忍无情的专制统治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不同国家的经济的均衡发展首先是国家间的均衡，而后是全球各地区间的均衡，这才是和平的唯一道路。

很容易就能利用这些观念制造出一种地理意识形态。需要做的仅仅是强调共同体遭遇的危险，毕竟共同体的生存需要依赖土地、矿藏或位于它边境以外的某些工厂。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当然也是更粗糙的办法，那就是把共同体说成是天生具有扩张欲望的，从而让空间不再只是国际政治的舞台，而是完全变成了利害。德国的生存空间学说以及日本的共同繁荣学说都从一种自然主义哲学中汲取了灵感，根据这种哲学，政治单元可以被比作活物，其生存的意愿等同于征服的意志。

在用来进行宣传的各种陈述中，德国人和日本人都避免追溯到他们形而上学的原则。他们都控诉缺乏空间，这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德语：Volk ohne Raum [18] ），因此他们就应该不计代价地去满足这种占领更广阔土地的需要，满足为了养活更多人口而拥有更多麦田的需要，满足为了补给工厂而取得更多初级原材料储备地的需要。因为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帝国主义也变得不可避免并且合理正当。这样一种论调明显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地球太过狭小而无法让所有民族一起享受繁荣：空间的缺乏影响到全人类，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残酷无情的斗争则是它不可避免的结果。

那个时代，伴随着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不是大型侵略，而是人们对保罗·瓦莱里所称的“有穷世界” [19] 有了意识。从蒙古人到西班牙人，这些大征服者们几乎不会对怎么去为他们的征服行为辩解发愁，即使他们做出辩解也是把自己在力量、文明或信仰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援引为理由。从16世纪至20世纪，欧洲人已经惊人地扩展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在20世纪，在这全球都已经或看起来已经完全被占据的时候，德国人走上了舞台，用一种生物-地理意识形态将自己的苦涩和野心理性化。

到了1960年，舆论趋势发生了突然而迅速的逆转，人们在过去的帝国主义宣传中看见的仅仅是谎言或诡辩。一方面，挤在四个主要岛屿上的一亿日本人享受着即使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统治者的日本人都从未享受过的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5500万联邦德国人经历了十年来西方世界最快的人口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似乎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数百万名难民的涌入，也就是归因于昔日帝国主义宣传家所控诉的人口密度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接受上一次战争中的战败者（日本或德国）曾经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没有附加空间就无法生存的观点呢？

今天的观察者禁不住会概括，从地缘政治得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麦金德和他的德国门生当时就已经清楚了解到工业体系能够支撑既有面积、既有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但是，他们没有对此进行彻底的分析：他们低估了人口在密度上的可增长能力。他们的思想被旧观念所禁锢，从而认为倘若国家需要依靠外部供给就必然会处于危难之中。而且，他们还抱有陈旧观念，认为农民应该在总人口中占重要比例，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扩张领土才有可能维持这种高比例。最后，他们其实没有明白，在我们的时代，对空间的所有权的获取会根据空间是否有人居住而具有彻底不同的意义。在失去朝鲜、台湾岛和满洲地区的同时，日本随之丧失的是它对于自己的殖民地或被保护国而言所拥有的领导地位。不过，日本人也因此摆脱了分散投资的义务。在日本的情形中，帝国的垮台对国家经济发展利大于弊，一般是加速而非拖慢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对地理意识形态以及对由上一代创建和摧毁的日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所做出的解释，并没有完全让历史学家信服。难道我们真的可能比我们的上一辈人甚或比20年前的人更加明智，以致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希特勒和日本人征服事业的失败所受到的惩罚是从今以后的繁荣，那他们的征服还是不是真的有罪和荒谬？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军事力量并非同生产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相称。身处自己的岛屿、卸下武装的日本人比昔日帝国时期的日本人有着更好的生活。不过，帝国时期的日本曾经是一个大国，而现在的日本却连二流国家都算不上：军事上，它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对于它的盟友而言，它是负担而非帮手。而联邦德国比第三帝国更加富有：它达到了第三帝国从未达到过的人均生产水平，它也保证了每个人拥有比希特勒臣民更高的收入。然而，希特勒的臣民却享有德国作为大国的荣耀。而对西德阿登纳（Adenauer）政府抱有信任的公民却需要美国力量来保障其安全，他们只是历史上大型冲突的观众罢了。换句话说，如果帝国的目标被确定为共同体的权力，即具有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影响的能力的话，那么，帝国的企图或许并不是非理性的。

甚至在经济方面，这些问题在今天也比在20年前显得更清晰。当时，对外依赖的危险似乎并非仅限于军事层面，它也涉及经济方面。麦金德在1919年写道，德国人出于需要不得不削弱斯拉夫人在对德食品供应和购买德国手工业品中的作用。这种主张其实错误地假设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要求另一个国家的非工业化。我认为这种主张总体而言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它对于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关系而言是错误的。

虽然这些概念是由对工业系统的未完成的分析以及传统观念的顽固推导出来的，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事件，特别是大萧条，还是短暂地让这些成问题的概念获得了足够以假乱真的表象。外币的短缺似乎拖累了对初级原材料的获取。横挡在日本出口贸易面前的高关税壁垒引发了日本领导人的忧虑，而帝国的舆论也认为这种忧虑合情合理。世界经济解体、重返双边协议、保护主义措施丛生，所有这些“大萧条”的后果在当时的确有能力，在表面上甚至在实际上，将那些把生存托付于国际贸易风险的国家之命运置于堪忧的境地。虽然如今这种命运已经是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国家的命运，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对外依赖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多么可怕且会引起恐慌。

因此，地理意识形态的命运看起来似乎与三种形势相连。其一，对定居民族而言，在马背上移动和战斗已不再是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他们不再乞灵于战斗诸神，他们被激励以辩证逻辑逆转的方式去从自然中演绎出精神，从事实中演绎出法律，从物质必需中演绎出历史合法性。其二，对工业体系的一知半解让既定空间中以人口密度形式表现出的人口增长看起来似乎是风险多于机遇。其三，一场异常严重的危机似乎突然间让这些恐惧得到了证实，因而激起了对饥荒的严重恐惧。德国人和日本人都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时的人类还在四处迁徙中寻找活下来的机会。

从历史上来看，自然边界意识形态表现出了某些与生存空间意识形态相同的特点。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征服需要理由，而且这种理由还必须是不能轻易就能由唯灵论学说提供出来的。同样，自然边界意识形态也可以在人们无法找出更好辩护理由的时候作为疆界存在的理由。

在国王和王朝原则统治的时期，君主们相互决定了彼此对城市或省份的拥有权。人民的意愿几乎没有介入其中，而且也不足以去核准主权转移是否合法。路易十四的征服之所以成了一桩丑闻，并不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人民的意愿，而是因为他的这些征服都是靠武力来实施的，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宣而战。自然边界的观念在19世纪同样盛行，它似乎因为填补了新观念的空缺而对革命者也很具说服力。共和国是不能以国王的方式——国王对待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对待个人财产一样——去获取或放弃省份的。在以共和国为荣和对它热情洋溢的时期，共和国没有兼并土地，而是将人民从专制中解放了出来。不过，人民还是要为此做好像致敬解放者那样去致敬赶走了国王的士兵的准备，并且将法兰西共和国或其他卫星共和国认作他们自由的实现者（当时还没有达到用组织游行来表达热情的程度）。如果战败，法国便援引民族自决权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如果取胜，法国便会试图引用自然边界的概念来让自己被允许忽视人民的意愿。

自然边界，在其具有意义的范围内，指在有形地图上被河流或山脉事先勾画出的疆界，因此也是易守难攻的边界。自然边界应该被称为战略边界或军事边界。军事理由等同于生存空间论中的生物或经济理由，它取代了道德理由。安全的需要使对省份的兼并变得正当，就像生存的需要使大型征服变得正当一样。

边界的地理学研究几乎不会为所谓自然的边界学说带来任何佐证。综观历史，政治边界对有形分隔界线（河流或山脉）的偏离和遵循同样频繁。阿尔卑斯山作为意大利和法国分界的历史不过百年。而比利牛斯山构成的是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政治边界，而非语言边界：比利牛斯山两边都有着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尤其还有着巴斯克人（Basque）。莱茵河则不但不是语言边界，而且也没有成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政治边界。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当政治边界遵循地理法则时，它便会更加稳固或更有机会维持下来？边界的稳定性只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有形或战略的条件。它取决于它所分隔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当边界具有时代合法性的时候，它就不会成为冲突的诱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相邻国家秉承公道来维持的边界，无论它在军事上是好是坏，其本身就是最好的。何况，根据不同的武器技术、联盟格局，边界还会改变意义。在1960年的欧洲，莱茵河不再是敏感地带。它一直都对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商品和观念的交换起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法德敌对的结束，莱茵河的政治军事功能发生了改变，它不再位于互相为敌的人们之间，而是位于伙伴之间。

文明地带之间的边界是否比政治单元之间的边界在地图上更容易辨识，更具有反差性？正是沿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这一线成了来自亚洲腹地的侵略鞭长莫及之处。为这种稳定性找到原因并非完全不可能：征服者的冲击力因为地理距离而耗尽。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让西欧的安全仅仅指望地理。如果西方仅被什切青-的里雅斯特一线保护的话，那就真是到了西方该担忧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没有任何所谓的天然屏障足以抵御侵略。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斗争结果也永远不会仅仅由地理条件事先决定。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谁输谁赢、两种文明的共存、两个世界的未来边界，这些事件发生的空间将会作为舞台而存在，而非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或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存在。

四 科学时代的空间

历史的地理视野是否正在失去意义？人类随着获得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是否把自己从环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既然空间已不再是民族之间争斗的优先利害，这些不靠征服也能够繁荣的共同体是否将变得更加和平？

很难否认，技术进步本身为人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减少了环境的限制。既定空间中可以生存的人类数量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严格地事先就被环境所限制。提供给某片土地上既有人类群体的选择大大增加，个人所能从事的职业也同样变得多种多样。对付寒冷和炎热的手段使人们可以在不久以前还无法居住的地球区域里生活。我们可以预见科学家不再花费天价就能改变气候的那天的到来。虽然地球的存在先于人类且将比人类存续得更久，但它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了人类的杰作。

然而，把这种渐进且不完整的自由看作完全的自由，是很危险的。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最重要的例子，那就是在既定面积上能够生活的人类数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严格地被环境限制，但它没有因此而变得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对空间的重要性所做出的评价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P.韦布（W.P.Webb）认为， [20] 欧洲人从16世纪以来拥有的土地面积是决定和解释欧洲诸社会某些特性（自由主义、流动性等）的主要因素。1500年，1亿欧洲人生活在37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7.6人。通过对美洲的征服，他们又得到了2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相当于欧洲面积的5倍。因此，如果不算自然财富（金、银、毛皮等）的话，每个欧洲人拥有的面积此时便成了148英亩，而非以前的24英亩。现代时期，即从19世纪到20世纪，特别眷顾欧洲人口。他们享受到了其他地区人口在过去从未享受过的好处，而且即便在未来也可能再没人能享受这样的好处。

在这些被眷顾的世纪中，欧洲人口从来没有停止过增长。1900年，欧洲的人口密度重新回到了每平方英里27人的水平，到194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每平方英里35人。从此时开始，空间和房屋变得比现代初期更加拥挤。韦布作为美国历史学家从中得出结论：欧洲诸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自由主义制度，将随着使它产生的超常规环境的消失而消失。欧洲诸社会将重归平凡，与其他社会一致。

很容易就能够反驳说，韦布过于夸大了他引用的数字所带来的影响。1900年的人口密度数字27同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数字所表达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密度必须根据技术手段的水平来衡量，也就是说要么根据单位面积的产量，要么根据单位劳动者的产量来衡量。如果我们采用上述计算方法——它也是唯一有效的计算方法——即使现在的人口密度看起来是两倍或三倍于1500年的密度，但它在实际社会中其实还是低于1500年的密度。沿着这样的思路，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Sauvy）证实，当今地球的任何角落都没有出现绝对的人口过剩——可能荷兰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各处，困难都来自发展不足，而非人口过剩。

现在，我们先不详细讨论这个概念，而是把它留给下一章。虽然人类共同体相对于环境而言已经获得了部分自主性，但目前地球表面的人口和财富分布依旧让人觉得对空间的争夺很可能仍然不会结束。韦尔莫-戈希（Vermot-Gauchy）发表过一项关于这种分布的很有意思的研究，我们将在下面引用这项1955年的研究中的数据 [21] 。

对照表

高于海平面的陆地面积约为1.35亿平方公里。1955年的世界人口约为27.84亿人，因此人均面积（surface unitaire moyenne，即平均每个人可用的面积）约为4.8公顷。我们现在要定义两个概念。我们把国民收入与居民数量相除之商称为人均生产力，把国民收入与领土的平方公里数相除之商称为空间生产力。

美国拥有着94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国民收入为3240亿美元，人口为1.67亿，人均面积为5.6公顷，人均生产力为194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34100美元。苏联的人均面积为11.2公顷（领土面积为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亿），人均生产力为600美元（国民收入为1200亿美元），空间生产力为5400美元。欧洲的人均面积为1.1公顷（面积为391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6亿），人均生产力为650美元（国民收入为2320亿美元），空间生产力为58000美元。

在美国地带，加拿大的人均面积为62.5公顷，人均生产力为132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2100美元。拉美的人均面积为11.3公顷，人均生产力为28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2500美元。

在苏联地带，东欧卫星国的人均面积为2.5公顷，人均生产力为60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26000美元。中国的人均面积为1.5公顷，人均生产力为10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6200美元。非共产主义亚洲的人均生产力为100美元，空间生产力为5200美元。

这些数字因为国民收入计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而仅仅是近似数字。而且，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错误的，因为计入的面积没有区分土地质量和气候特征。加拿大和苏联的北部空间是无法等同于西欧的肥沃土地的。不过这些错误也在所难免，而且还很难纠正（可耕地和不可耕地之间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但是它不会抹掉主要数据所代表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之中，我们观察到了两种类型：一种国家的人均生产力超出平均水平（360美元）的程度大于空间生产力（美国和苏联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则相反，这些国家的空间生产力超出平均水平的程度大于人均生产力（西欧属于这种情况）。甚至从绝对数量来看，欧洲的空间生产力（58000美元）也超过了美国（34100美元）。

然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人均面积的状况不佳会给国家带来双重削弱：它让人群无法分散，而这在热核武器时代是很重要的；它还增加了人口和工厂供应方面的对外依赖。具有高水平空间生产力的那些国家——达到了250000美元的英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被迫要与国外进行大量的买卖。在前几个世纪，国际贸易是在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船尾飘扬的米字旗的庇护下进行的。欧洲居民离不开海外的食物和原材料供应，而正是军队或舰队保证了供应商的忠诚。在我们的时代，这种以军事来保障的方式已经破灭。德国和日本曾经分别以“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行动，想要摆脱对外依赖，或者更确切地说，想要摆脱经济的连带关系。而欧洲人则抛弃了这些野心和幻想，从此以后开始鼓吹征服的徒劳无益和交换的丰盛收获：所有人都能共存。这个理论也对应了新的形势。与昔日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比起来，它一直有一个好处：教导国家做商品贸易，而不靠军队打交道。

同样地，那些被我们称为欠发达的国家，也可以马上分成两类：空间生产力相对强的国家（中国：6200美元）和空间生产力相对弱的国家和地区（拉美：2500美元）。中国在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前就已经有了稠密的人口。拉美的人均生产力几乎是中国的三倍，而且它的人均面积是中国的八倍。基础条件对拉美比对中国更有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比拉美发展得更迅速。

这些数字绝不意味着缺乏空间的民族有朝一日会重新迈出前进的步伐，而这种前进是被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无法逆转的失败打断的。相反，所有迹象都表明，在短期内，在几十年内，人均面积的重要性会比人口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小。处于共同市场内的国家已经有了差不多20万美元的空间生产力。自1950年以来，也就是自重建时期结束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有着自由世界中的最高增长率。和平时期，一国从国外部分购买满足人口和工厂需求的供给品，这虽然造成了依赖（维持有竞争力的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有好处（初级产品的卖家对买家的依赖程度至少不低于买家对卖家的依赖：欧洲在1956年曾经害怕石油匮乏，而那些靠石油采地使用费为生的国家却害怕找不到来开采的客人）。同样地，在欠发达国家中，往后几十年将会迎来最迅速发展的并非那些拥有最大人均面积的国家，而是那些实施了最有效率的工业化政策的国家。换句话说，在当前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援引生存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的缺乏将不会是那些有可能发生的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空间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将一直不产生影响。从现在开始，在权力对抗中，苏联和美国相较于欧洲而言，因为其人口密度的相对低水平而具有优势，这种相对低的人口密度允许农业粗放经营，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预留出巨大的空间，并将在一个世纪或数个世纪的时间内，在保证居民数量大量增长的同时，人均生产力还可以获得哪怕是缓慢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最终还是会以整体资源的可观增长表现出来。在欧洲，法国一直处于资源和福利的人口最佳状态之下 [22] ，但西德和英国的人口规模是不可能在不增加人口和工业供给比例的情况下继续扩张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十年来联邦德国已经证明了这点）。总体而言，这也并不是一个不利形势。更清楚的是，中国人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同邻国所拥有的人均面积相提并论的人均面积。不管怎么说，不论民族是选择通过力量改变空间分配，还是选择在适应现有空间分配的同时通过交换来修正人口密度的差异，人均面积始终会是左右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巴黎和约》签署时在加拿大的6万法国人如今已经有了超过500万后裔。那些在加拿大的法国人同在法国的法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加拿大空旷的土地上，大部分孩子都存活了下来。

得益于密度增长给人们带来的资源，对于空间的争夺暂时停歇，而这又与我们可以称之为空间感（来自卡尔·施米特教授 [23] 的表达：Raumsinn）的一次转变相符合。空间感在每个时期都由人们的居住观念、陆地和海上的移动和作战方式以及社会准备为之而战的利害关系来决定。

今天世界上的人类对他们居所的看法与埃及的河流文明、希腊和罗马般的封闭海域文明，甚或以自航海探险时期到今天的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大陆-海洋两栖文明对居所的看法都不同。交流线和战略线已不同于往昔。飞机途经极地把乘客从巴黎送到东京。美国与苏联不再被西欧和大西洋阻隔：考虑到战略轰炸机或弹道导弹的速度，它们相互靠得很近，也可以说它们在北极地区有着一个共同边界。

陆地和海洋的对立——象征着海洋的远程控制同陆地的一寸一寸地占领之间的反差，或者也可以说，陆地人的足不出户及占有精神同海洋人的冒险和商业精神（海盗还是商人并不重要）之间的反差——趋向于消失，或者说其具有了另一种特征。船只和船员不再会在数周内孤身冒险而只能靠自己了。海盗船可以被飞机定位，通过广播通信可以实现船只的重组并让它们服从严格的纪律，甚至在利用对被摧毁的恐惧来下令疏散时也办得到。

用神话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说土地与水从此以后要忍受空气与火的法则。被强加在陆地人和海洋人身上的是同样的精神：科学精神。这里如同那里，首脑操纵着人们，根据规划来对各个单元、航空母舰或师团进行操控。如果个人首创精神、奇袭的想法、掠夺中的英勇、恐怖主义精神还轮流被高尚或卑劣的激情所激发且依然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话，那也不会是在茫茫沙海或波涛汹涌中，而只会在山峦和密林之中。因为空军的存在，海洋不再属于冒险家；由于火的存在，基地丧失了它们原有的军事重要性，或者说基地至少不再像原来那样处于固定的地方。美国针对奇袭所施加的保护，不再是为人民准备的掩护的被动防御，也不是大炮、飞机或导弹的积极防御，亦不是防御工事、机场或港口的军事装置，而是实施报复的力量。然而，报复力量得以保全更多是因为它无处不在，而不是因为它被埋藏得深、隐匿得远——相对于敌人而言。装备了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神出鬼没，它们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深海，它们刀枪不入，将和平加诸四方。历史学家已经在无主之物（res nullius）和共有之物（res omnium）之间做出了干脆的选择：海洋属于所有人，空气从某个高度开始也因为卫星的存在而属于所有人。导弹大可将U-2侦察机击落，但是卫星会给地球照相并将相片传送回来。

欧洲人先是踏上征服海洋之路，而后又踏上征服天空之路，此后，全人类接替了他们的角色，开始把眼光和野心转向了星际空间。封闭社会是否将会为处于我们地球之上、大气层之上的领地而斗争，就像英国和法国在加拿大雪原上斗争一样呢？又或者，工业社会的统治者们是否最终会让秩序与和平盛行于世，而只留下深穴或意识的孤岛作为不顺从之人的避难所呢？

第八章 人口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人口数量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怎么能够在讨论空间的同时不提到居住于每块空间上的人口数量呢？正是自然资源分布同地表上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让麦金德受到启发，提出了我们前面研究过的地理模式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人口数量才作用于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

在既定空间中能够生活的人的数量，显然会根据技术手段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假设技术手段恒定不变——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中 [24] ，这个假设虽有些脱离现实，但其脱离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那么，事件和制度、胜利和灾难、财产制和公共秩序，以及执政者对交换和财富所抱有的态度就正当合理地成了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直接原因。

然而，这种思考方式即便本身合理，有时却也使最有学识的学者得出荒谬的主张。孟德斯鸠相信18世纪的欧洲人口逐渐减少。 [25] 他将法国人口数量的减少归罪于巴黎的集权：

正是很多小国的不断合并才造成了这种人口减少。以前法国的每个村落都是一座都城，而今天整个国家却只有一个大首都；以前国家的每个地区都是权力的中心，而今天这些地区却要依托于一个中心；可以说这个中心就是国家本身。

对人们而言，数量是一个可憎的决定因素，但又正因如此，它也十分神秘莫测。它隐匿不显，无法觉察。我们把陆地和海洋、火和空气、石油和煤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托拉斯和平民大众分别以吉祥或凶恶的神性来人格化，使之改头换面。唯有军事天才才能在不被指责为犬儒主义的情况下承认上天其实对庞大的军队更恩典有加。

对于喜欢去神秘化的人而言，数量是对事件的最好解释。而对于那些拒绝把自己的野心限定在他们的资源限度内的人而言，数量又让他们感到气馁或恼火。

一 人口数量的不确定性

针对人口数量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为了真正明白数量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力量、民族的权力、战争的结局以及国家的强大，就必须要准确确定人口规模以及冲突中的兵力。然而，编年史学家给出的数字常常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荒谬的，就好像在这上面精确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根据希罗多德（Hérodote）的说法，袭击希腊城邦的波斯人的数量是200万（不算辅助人员或仆从）。只用计算一下这样一支军队排成纵队时从头到尾的距离就可以马上觉察到这个估算数字的荒谬。 [26] 历史学家们曾长时间地被这些在其他方面都值得信任的证人所做的此类断言所触动。即使在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依然还在为要不要认可汉斯·德尔布吕克的结论而犹豫不决：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说法，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人——公民组成的步兵——的数量超过了波斯骑兵的数量。 [27]

为了让他们错得没那么夸张，中世纪的编年史学家采取了一些做法，但还是没做到坦诚。他们计算出的格朗松（Grandson）之战中有12万勃艮第人，汉斯·德尔布吕克把这个数字减少到了1.4万人。 [28] 以当时的后勤和补给能力做参考的话，很容易清楚无疑地证明，18世纪之前历史上的大型战役都是由数千战士完成的。亚历山大大帝用以征服亚洲的那支超过了4万人的军队，并非像我们的学校所教的那样是一支小型军队，而是一支在当时算得上极其庞大的大型军队。

这些用数字表达的想象来源于两种心理机制。我把第一种心理机制称为群增错觉（illusion de la multitude）。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这种在我们的时代依然起着作用的机制。1940年，法国人相信德国伞兵、突击坦克和飞机的数量十分巨大。事实上，不过只有数千伞兵参战（4500人有伞兵资格）。突破法国防线的突击坦克数量也没有超过2580辆；轰炸战场大后方的飞机数量为3000架：它们的数量都因为它们取得了胜利而被认为更多。让欧洲一度惊恐的诺曼人、胡斯信众以及蒙古人也不过数千。

英国人在计算1940年夏季不列颠战役中被击落的德国飞机数量时所犯的数字错误似乎是无意间造成的。所谓一天之内打下的148架飞机实际上只有46架。同样一架被打下的飞机被多个驱逐机飞行员认作是自己击落的，这或许情有可原，但如果每次都把这种情况下击落的飞机重复计算，就会得到一个三倍或四倍于准确数字的数字。群增错觉并非只在每个目击者都以为自己处于大群敌人中时才会发生，它也会在每个目击者都以为看见了别的敌人时发生。

现在只差一步就可以跨越到第二个心理机制了，我把它称为蓄意捏造（falsification intéressée）。1958年5月参加了从共和国广场到巴士底狱游行的人的数量因为报纸的政治倾向的不同而被说成实际的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每个政治阵营都夸大对手党派失去的支持者人数，且一贯低估自己党派失去的支持者人数。

有时候，群增错觉会同蓄意捏造结合起来。希腊人到底是真正相信他们给出的薛西斯军队人数，还是出于夸大自己功绩的考虑而捏造了这个数字？数量巨大的德国突击坦克和飞机是法国失败的必要辩白，还是法国人使自己相信了这一不但为他们的失败提供了托词而且还对应了他们印象中的真相的数字准确性？

尽管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批评性研究，但所有大型战役中的战士数量还是没有被确凿无疑地一一确定。数量上的优势和劣势也因此而从性质上说是不确定的。在我看来，当涉及人口规模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还更严重。要在影响到了特权阶层，或至少是战士阶层的局部人口减少和整体人口减少之间做出区分，常常并不容易。古代学者没有给第一种人口现象留下可质疑之处：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知道雅典和斯巴达在不同时期的公民数量。但一旦涉及包含了外国侨民人数和奴隶数量的人口总数，要从中得出结论就必须冒风险。不过，根据涉及的是公民数还是人口总数，现象也不一样。前一种情况涉及的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生育率（fécondité différentielle），社会组织对此负责。而后一种情况涉及的则是生存活力枯竭的问题。

即使第一个障碍被跨越了，即使战斗兵力和人口规模的数据被确定了，要想把数量的影响孤立出来考察也非易事。让我们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其中的数字很精确也很确定。1870年的普法战争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由职业军人组成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正规军被普鲁士及其盟军击败；在第二阶段中，法兰西国防政府临时召集的军队虽然有着数量优势，却还是再次被击败。那么，应该把拿破仑三世军队的失败归咎于数量劣势，还是普鲁士大炮的精良，抑或法国的指挥失误？这些原因分别在哪种程度上影响到了结局？纵观历史，依赖数量去解释军队命运的学者是很少的，然而即便在今天，要做到确定既定局势下或既定历史时期中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仍然是十分困难。

既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明确的例子一一进行细致分析——唯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够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那么我们将尝试阐明一些有关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的概括性主张：数量对力量或权力的影响，人口（或人口过剩）同战争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以人口规模的大小顺序来观察这些变化。马拉松战役战场上的雅典战士数量很可能是在3000～5000之间。亚历山大大帝用以征服亚洲的军队（当时是很庞大的了）人数为4万。拿破仑为了在1812年6月越过俄国国境，动员了十倍于这个数量的兵力。希特勒在1941年为了同样的目的聚集了数百万兵力，而非仅几十万。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整个地球上也只有1亿人而已，而在17世纪初这个数字大约是6亿，今天则为30亿。

力量和共同体文化的产物从来就不与共同体人口规模成比例。不论我们把希腊的奇迹和雅典的杰作归因于社会环境还是世袭的内在天赋，事实都是：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人并非另一个人”。在政治单元内部如同在政治单元之间的竞争中，不止一次是少数人在左右着命运。

战场上，数量几乎总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文明地带的内部，当双方在武器上和组织上没有根本区别的时候，数量常常强行决定结果。因此，还需要用两个评注来对上面的主张进行限制或修正。如果战斗的双方属于完全异质的共同体，小股部队也有能力取得惊人大捷。“科尔特斯征服”已经成为文献中的经典。在这场征战中，面对还处于前哥伦布时期的阿兹特克人，数十名西班牙骑兵就足以体现一流的军事力量。同样，在欧洲，来自亚洲的几千蛮族士兵就让恐惧在比他们多出不知多少倍的人口中蔓延。

其次，在古代甚至在整个现代以前的漫漫岁月中，人口规模和战士数量之间一直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最广袤的帝国也可以以狭小的基地为发端建成，比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蒙古帝国都是如此。通过高程度的动员、更加有效率的组织以及将公民身份推至战败者，一个城邦可以在战场上一直保持数量上的对敌平等或对敌优势，从而做到让整个文明地带都臣服于它的法则。将大量人口招入军队的能力是运用政治有术的证明，正如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的能力是运用战略有术的证明一样。

为了在这些概述上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对两个典型时期分开考察：古代是一个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是另一个时期。在古希腊世界，雅典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单元，因为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就已经拥有了4万公民，如果再加上外国侨民和奴隶，那就是20万人甚至更多。在19世纪的欧洲，法国似乎注定走向衰落，因为它的人口仅在缓慢增长。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到公元19世纪的法国，我们也把希腊学者提到的以千计（或严格说来，是数十千，也就是几万）的公民替换成了以百万计的现代人口，同时也把静态思考（城邦人口的理想规模是多少？）替换为动态分析（有利的人口增长率是多少？）。

最后，城邦力量和军队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规模和战士数量之间的关系，在勇敢精神先行的时代和石油或原子先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用J.F.C.富勒的话来说 [29] ）。只要武器还是价格低廉的简单武器，动员系数就一直会取决于社会制度。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系数依赖的是经济资源和中央权力的凝聚力。机器的数量比人的数量更加重要。

正是从这两个视角出发——考察人口问题的方式为一，人口规模和士兵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邦力量和军队力量之间的关系为二——我们刚刚完成了古代和现代之间的简要比较。

二 稳定的理想与人口和政治的不稳定

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后来我们称之为人口的最佳规模（optimum）的问题，我们对此并不惊讶，因为先哲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事实或原因做客观中性的研究，他们还努力把握秩序或善的终极性。在他们眼中，城邦是必须组织起公共生活的政治单元。柏拉图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们探究的都不是城邦的理想规模，而是城邦的自然规模。亚里士多德写道，十个人成不了一个城邦，十倍于一万的人数也不行。 [30] 柏拉图在《法律篇》 [31] 中提出的人数是5040人。“5040这个数字有着显著的算术特征：它是前7个自然数相乘的结果；因此，相对于其他近似的数字而言，它也有了能在最多情况下成为其他数除数的好处。由此而带来了巨大的行政上的便利，比如当涉及细分人口，分配公民额或征兵配额，以及可以在公共登记中、交赋税中以及军事操演中以列来安排人口。” [32]

这种奇怪的思辨并非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完全过时。城邦的目标，也就是说政治的目标，并非追求权力，而是根据理性开展生活。既然有德的生活只可能在社会中实现，就必须确立一个有利于理性或让符合理性的秩序能够建立的公民数量。这里有两种考量互相对立，或者说它们有可能会相悖：对抗外敌的防守需要大量人手，而道德凝聚却要求小国寡民。两者之间的调和结果必然处于一个恰当范围内：城邦必须既不太大也不过小。有着4万公民的雅典就如同得了巨人症般遭受着规模过大的苦楚。

经验证明，一个人口过剩的城邦虽未必不可能，却总是很难对国家进行很好的管理；至少我们看到，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能以理性来证实的：因为法律就是某种秩序；良好的法律必然形成良好的秩序；可是，如果人口过多，就很难确立秩序……如果城邦中居民过少，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的目的就在于自给自足。人口十分庞大的城邦当然能照顾到自己的所有需求，但会像部落那样行事，而非像城邦。在其中很难组织起公共秩序。谁能做过剩人群的将领对其加以统率？……如果没有斯滕托尔（Stentor） [33] 般的洪亮声音，哪个传令官的话能被听见？因此，城邦的形成必须发生在拥有了能够让根据公共生活的政治规则所需要的所有生活便利得到满足的足够人口时。拥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居民数的城市也有可能依然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邦而存在；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这样的超出不能无限度地进行。那么，这些限度是什么呢？事实本身很快就让我们知道了答案。政治活动来自执政者或服从者；执政者的功能就是发号施令和断案决事。为了裁决每个人的权利和按照个人的长处来分配职司，公民之间就必须互相了解且互相重视；如果做不到这点，职司的分配和权利的裁断两者都不免会有大失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假思索、随意处理是不行的，然而在人口众多的城邦中这点却显然无法避免。此外，人口过多的城邦也让外国人和客居者更容易插手城邦的管理；因为在居民过剩的情况下，避开监管并非难事。因此，很显然，对于一个城邦而言，最恰当的人口限度应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的、但又不会引起监管困难的最大居民数。我们就此结束这个关于城邦大小的话题。 [34]

既然目标是让城邦达到一个合适的规模，它既不能太小也不能过大，它要足够大，以便达到自给自足，也即拥有自卫能力，它又要足够小，以便让它的公民能够互相认识，并以此来保持制度的良好运行，那么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人口政策便是倾向于防止人口过剩或人口不足。换句话说，它追求的是维持稳定不变的人口数量，因为在古典希腊时期 [35] ，危险要么来自人口过剩，要么来自土地缺乏（sténochorie）。认为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再以理性来管理的希腊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不过，它曾在很长时间内被西方思想家看作显而易见的事。我们能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中找到它的回声，在此卷中，作者把政府类型同领土大小联系了起来，并认为亚洲的大型帝国中出现的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关于稳定的理想实际上针对的是人口数量的极其不稳定，此为一；共同体政治命运的极端不稳定，此为二。“人们往往把古希腊描述成一个由雅典和斯巴达支配的国度。其实，这种简单化的描述完全不准确。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争夺霸权，并且成了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巅峰时期的希腊人的大型中心，然而它们也仅仅是在这一时期才是中心。在迈锡尼时期，最大的中心是像皮洛斯或特里菲利亚（Triphylie）这样的城市，它们在古典希腊时期便不复存在，又或者是像迈锡尼或梯林斯这样的城市，只不过它们后来也失去了重要性。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古风时期，大都会是埃维亚岛上的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或希腊大陆部分的科林斯和墨伽拉。在小亚细亚，则是福基斯和米利都。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争夺的霸权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易手，首先是被以其居民的迟钝笨拙而闻名维奥蒂亚的底比斯夺得，而后又落入从希腊世界的边缘发展起来的马其顿之手，它对于真正的希腊人而言不过是半个希腊。” [36] 如果一个拥有一万名公民的城邦都已经算是大型城邦，城邦的命运又怎么可能保持稳定不变？

像雅典那样的“巨型”城邦的未来就更加变幻莫测了。雅典人口所需食物中的很大部分都只能靠进口，这个比例至少达到了一半，或许还更多。雅典本身则从事着副业，在我们的时代，称之为工业。它对外出售矿产品［拉里姆（Laurium）的银、彭特里卡（Pentélique）的大理石］和手工艺品（陶瓷、纺织品、船只），它不但有赖于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而且还有赖于它的客户和供应商。然而，这种依赖在当时所具有的含义有异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依赖概念。雅典的海上帝国是从抵抗波斯的城邦的联合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维持全靠其舰队的优势和成为它卫星城邦的盟友所缴纳的贡赋。其经济活动并非建立在生产手段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与第一产业（如矿业）或第三产业（如商业、服务业）相连。纵观历史，这样的经济活动受军事成败的影响明显。古代世界中，帝国的大小和财富多少事实上是密不可分的。

人口数量稳定不变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对命运的变幻莫测做出的反应，它也对应了希腊轮番被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所折磨的现实。人口过剩的根源在于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大规模殖民活动。它也同样源于在必要情况下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的、如同雇佣兵一样被使用的战士的数量的过剩。投身于军事的人口过剩也同样可以用于解释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行动。希腊直到公元前4世纪还是一个士兵储备地。获得统一的各个城邦——即使这种统一是由被奴役状态换来的——也可以创造一个与大国等量齐观的国家。各个城邦如果保持独立，便会在毫无结果的相互争斗中耗尽彼此。通过臣服于一个主人，各城邦拥有了进行大型征战的能力。在公元前4世纪，甚至到公元前3世纪，相反的不幸到来了，当时人口稀缺（oliganthropie）的状况四处可见。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居民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以前的4万人减少到3万人）。更惊人的是斯巴达人口的锐减。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公元前480年步兵的数量是8000人，到了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前夕，数量减少到不足2000人，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数量更是减少到700人。波利比奥斯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和解释，让·贝拉尔引用他的话说：

整个希腊都遭受了生育中止和人口不足之苦，情况严重而致使城市变得人口稀少，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喜好奢华、金钱和懒惰，他们不再愿意结婚，即使结了婚，也不愿意养家，而且他们对最多只要一两个孩子有着共识，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孩子继续享受富裕，在奢华中长大成人。

这位对古代历史学家加以评论的现代历史学家进而讨论了我们这个千年（1000～1999年）初期的情况：

人口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降低连续冲击了帝国的所有省份，在希腊它体现得尤为明显。令人困惑的观察结果是：似乎安全必然会让民族萎靡不振，而努力和争斗对于磨炼他们和让他们获得高生育率乃是必不可少的。

以斯巴达的情况来说，法律毫无疑问是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公民终生从军，他们没有权利从事赚钱的工作。为了让所有人都保有足够的财力以支付他从供餐机构那里领到的自己的那份食物，不可让渡的长子继承制度被确立，这一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发挥着马尔萨斯主义抑制人口的作用。同样，在所有希腊城邦中，各种各样防止人口增长的方法（晚婚，基于优生原因的筛选式弃婴、杀婴）被设想出来并加以实施，甚至在古典希腊时期也是如此。在随后的世纪中，这些实践也没有被摒弃。马尔萨斯主义暗含在了城邦的结构中、奴隶和自由民的区分中，以及政治的和军事的公民使命本质中。

政治单元的大小因此对希腊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城邦是集体组织的一个典型形式（无论这种集体组织形成的原因为何）。各城邦只需要借助简单的临时联盟就足以拥有抵抗波斯帝国的能力。一旦它们服从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意志，便有了出发征服亚洲的能力。不过当亚历山大使得希腊在嫉妒好胜（jealous emulation——用休谟的话来说）时代所潜存的力量服务于自己的野心时，城邦就不再有未来，也不再具有作为城邦而存在的理由。被褫夺了独立性的城邦如果不被一位君主引入某项宏大事业中，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日趋衰亡。

一个处于所谓的希腊文明边缘的城邦，如何以及为何能跨越最终阶段而让和平不但持续盛行于希腊城邦（正如马其顿做的那样），而且还支配了无可比拟的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阿诺德·汤因比和杰罗姆·卡尔科皮诺（Jérôme Carcopino）都对罗马的成就赞誉有加，他们强调的是政治上或道德上特有的原因。比如阿诺德·汤因比，他列举了五个原因 [37] ：有利的地理条件，对成为罗马盟国以及承认罗马霸权的民族宽宏大量，在授予罗马公民资格上对罗马的盟国和臣民慷慨有加，双重公民身份的自由制度，以及在新征服领土上建立殖民地。对于这种分析，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用罗马政治中的另一个因素来反对，它具有无可争论的真实性——不巧的是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恐怖的效力：“谁也比不上罗马人在运用残暴上的娴熟精明。当残暴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病态的敏感、愤怒以及憎恨的产物时，它常常对在它面前屈服的人具有致命的影响力；然而冷静的残暴则工于心计，且成了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无法被任何情绪的无常变化和任何出于谨慎、尊敬或同情的考虑所缓和的残暴，在它面前，人们无法指望用勇气、尊严或坚强来逃脱，也无法指望用屈从、哀求和泪水去打动，这样的残暴是无以复加的支配工具。因为它在像自然力量一样既盲又聋的同时，却还有着人类智慧般的洞察力和远见，正是通过这种骇人听闻的冰冷结合，它让一切精神在宿命感的包裹下丧失了活力，动弹不得。” [38] 西蒙娜·韦伊毫不犹豫地将罗马人和希腊人做了比较，她运用现代概念做出了下面的诠释：“罗马人征服世界，凭借的是严肃、纪律、组织、思想和方法上的连续性；凭借的是他们相信自己是个优越种族，生来就是为了发号施令；凭借的是有筹划地、工于心计地以及方法化地对无情的残暴、冷酷的背叛、最为虚伪的宣传进行的即时或轮番的运用；凭借的是一直以来把一切都献给威望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不被危险触动、不发恻隐之心、不为任何人类尊严所左右；凭借的是在用武力奴役对手之前，先在恐怖之下分解对手的灵魂或让其耽于希望的那种能力；最后，他们也如此精于操控赤裸裸的谎言，以至于不但欺骗了他们的子孙后代，甚至连我们都仍然被蒙在鼓里。” [39]

很难否认，这种军事-心理技术在罗马的征服中以及所有帝国的建立过程中都曾被运用。然而，罗马在运用恐怖的阶段过去后，也的确具有把公民身份授予战败者这种作为主人的仁慈，双重公民身份的普及有助于巩固罗马的权势，而且也为那些因为罗马而失去原本自由的人的后代在对罗马进行歌功颂德时提供了某些实质内容。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无论是罗马事业的赞赏者还是中伤者都没有试图对建立帝国和延续帝国的首要条件——军队的胜负命运——进行哪怕一丁点儿的分析。帝国的缔造者，从本质上看，最常见的是从战场上获得胜利的人，又或者不管怎么说，他是最后赢得了战斗的人。那么，罗马的军事优势在哪里呢？

大致上，我们可以说罗马在武器方面并非具有毋庸置疑的压倒性优势。诚然，古代各民族所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战斗模式取决于生活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骑兵或步兵、重装或轻装、使用冲击武器或投射武器，古代世界的战士并非具有不可替换性，他们不依循一种典型模式战斗。不过，主要的城邦都有获得大部分武器的能力，而且制造武器的金属质量又总是参差不齐，因此军事优势的决定因素并不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

罗马军团在战场上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组织上的优势、一种战术上的优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战术操作的能力。

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观点——我们在此依然采用他的观点——腓力二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武器是重装骑兵：马其顿的骑兵在激烈的战斗中依然能保持集体秩序性。在那个武器不存在根本差异的时代，粗暴同纪律相结合就是制胜的法宝。

腓力二世从重装骑兵的纪律性中获得了优势，而罗马人则在军团三个梯队的关联配合上获得了优势，它比斯巴达人、底比斯人或马其顿人的方阵少了脆弱，多了灵活。方阵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对侧翼或后方加以保护，而罗马式军团则甚至在刚刚遭遇敌人时还可以掉转方向。无论是腓力二世的骑兵还是罗马的军团，其主要特征都可以归于一个类型，即“集体行动的能力”。这种战斗中的新秩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要求对军械进行改革，把战斗类型和战斗工具新颖地结合（更长或更短的矛、更重或更轻的甲胄、步兵和骑兵比例的变化等）。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存在于军事纪律中的、建立在集体行动能力上的优势并不能直接传播，因为它与社会结构相连，要求更长时间的训练。 [40] 罗马人是一点一点才让军团在组织上、战术上和装备上成熟起来的，他们通过战斗的洗礼让军团的有效性得到完善。如果没有通过与迦太基的斗争让罗马的流动公民转化成职业军人的话，罗马人永远也不会拥有军团这种战争工具。 [41]

军团的战术操作能力是罗马获胜的一个必需条件：军团士兵的数量则构成了另一个条件。在危机时期，罗马的动员系数出奇得高，据德尔布吕克的数据，10%的自由民或30%的成年男性都成了军团士兵。 [42] 对战败者施加的“慷慨恩典”使军队兵力随着罗马主权区域的扩张而膨胀。不论罗马的主权区域多么广大，罗马人在战场上一般都能在数量上与他们的敌人相当甚或更多。罗马帝国并非靠数量极少的少数人的威望在维持，而是靠对军团的持续动员。

罗马军团的权力并非不受空间的限制。不管幸运还是不幸运，日耳曼人因为幅员辽阔、森林密布和领土上人口稀少而逃脱了像高卢的克尔特人那样被罗马征服的命运。日耳曼人没有被罗马化，他们依旧讲着自己的原语言（Ursprache），而非胜利者的语言。面对帕提亚帝国，罗马也满足于与之共存的和平。

在导致罗马取得成功的这些因素之中，（战士的）数量几乎总是默默无闻、鲜被提及，军团的战术操作能力也只勉强被提及并且还常常被混淆为美德。虽然有效率的行动就算不被视为一种道德美德也值得被看成一种政治美德，但它还是既不包含文化价值也不包含精神价值。既然历史学家们将缔造帝国的崇高性赋予了罗马的美德，他们当然也就不得不把帝国的衰亡归咎于堕落。军事力量取决于帝国能够动员起来的士兵数量、军团的纪律性以及他们的战斗热情。一旦有朝一日军团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且不再有能力在边境竖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甚至有时还无法在战场上克敌制胜，那么，军事机制的衰弱就变得显而易见，而这种衰弱反映的正是国家的瓦解和公民素质的沦丧。 [43]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在颂扬过罗马帝国后，很难不对帝国的衰落感到惋惜。但是，在以殖民主义的名义揭发殖民帝国的同时却又毫无保留地站在征服者一方，这实属自相矛盾。

三 法国的经验

在希腊哲学家眼中，拥有足够的人数是获得安全的一个条件，不过其目的还是在于公民之间的友谊，如果城邦的人口过于庞大，这个目的就无法达成。在现代学者的眼中，数量是权力的条件，而权力又是地位的条件。既然各民族都投入在一种持续的竞争之中，而它们中的一些又发展迅速，另一些民族就不得不在没落的苦痛中奋力追赶。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相互比较也就取代了对适当规模的探究。

一个世纪前，普雷沃-帕拉多尔曾在他一本大获成功的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表明国家之地位是以它能够武装的人数来衡量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合理观念仅赋在了一种过于绝对的形式上，因为在考虑人数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人的相对素质。例如，比起希腊来，薛西斯武装的人多了很多，然而它还是被希腊的伟大精神所战胜。不过，当涉及的民族都是文明化的且都有着勇敢且被荣誉感支撑的公民时，数量准则就变得完全正确了。拥有最多人数的民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会上升，并且得到随之而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好处。” [44]

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出现出生率下降的国家，在这里，有关人口数量的各种问题在极为忧心的氛围中被思考。第一个问题已经由上面那段引文表达了出来：国家的规模、军队的力量以及国家的世界地位之间存在怎样程度的相称性？第二个问题由法国在19世纪的征服活动提了出来：有没有可能通过在亚洲和非洲的军队招募弥补法国本土的相对衰弱？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种新的担忧浮现了出来：人口增长的缓慢不前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不前？经验表明，尽管小型家庭能保障每个孩子的财富，但如果进行动态而非静态的考虑，如果从国民经济宏观财务状况出发而非从（家庭的）微观财务状况出发，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人口增长，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刺激了资源的超比例增长。

另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再只是法国，整个欧洲都在忧心忡忡地面对人口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比。既然多数的有色人种同有特权的少数白人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已经有了差距，而人口增长更快的地方又正是人们由于贫穷而寄希望于人口稳定，或是人口缓慢增长的地方，这种人口增长中的反向不对称难道不会进一步加大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吗？

如果我们以整体视角来看一百年以来的法国的欧洲经验，似乎其对数量法则发挥了作用这点就很难否定。1800年，法国有2800万人，1940年这个数字是4190万。同一时间，英国人口从1100万（算上爱尔兰就是1600万）增长到了4640万，德国人口从2250万增长到了7000万，意大利人口从1800万增长到了4400万 [45] ，美国人口则从530.8万增至1.317亿。沙皇俄国的人口数量不是很精确，在19世纪它大约增加了2.5倍。

1800年，法国的2820万人占了欧洲总人口的15%，奥匈帝国的人口则占28.15%；意大利有1800万人，占9.2%；德国有2300万人，占13%，在大不列颠群岛（包括爱尔兰）占9%；俄国有4000万人，占21%。1900年，法国所占的百分比跌落至10%（4070万人），奥匈帝国下降为12%（5000万人）。德国人口所占百分比则上升至14%（5640万人），大不列颠群岛所占百分比为10.6%（4150万人），俄国占24%（1亿人）。20世纪，法国人口比起它的欧洲对手更显劣势。法国人口完全不再增长，而其欧洲对手的人口却继续增长。

大致来说，力量关系随着人口规模的波动而变化。不过，我们的脑海中立即会产生一些对这种说法的保留意见。20世纪初的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超出了就它的人口资源比例而言应有的地位。岛国的位置以及长时间没同大陆大型军队开战的情况，都给予了英国无与伦比的优势（今天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反之，俄国的例子则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人口数量法则仅仅在与机器数量法则相结合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作用。1914年，由于工业化程度不足，或许还由于有能力领导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乏，俄国的力量与它的人口数量远不相称。

至于法国，其人数无论在1870年还是在1939年都没有直接决定法国军队的胜败。1870年，假设最初失败的主因是帝国军队的数量劣势，那么这种劣势本身就应当归咎于军事体制，而非国家的人力资源（法国当时的人力资源水平同敌国相当）。同样，虽然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人力和工业潜力上的优势比起法国来要高出很多，但这种优势却并非1940年5～6月德国对法取得迅速胜利的决定性原因。突击坦克，尤其是飞机的数量优势的确是闪电战胜利的原因之一，不过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一个独到巧妙的策略［冯·曼施坦因（von Manstein）将军关于突破阿登山区、割裂盟军力量的计划］和一个具有创意的战术——火力与机动性相结合，在坦克大量出动的同时用飞机攻击敌军部队和距战场最近的后方。到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这两次冲突的尾声，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才最终被数量所压倒——众多士兵和为数更多的大炮、突击坦克和飞机对德国一拥而上。

法国的欧洲经验的确揭示了数量对外交和军事历史过程的影响，但其方式却比想象中更微妙。事实上，法国差点就因1918年的胜利而灭亡，但它又在1940年的失败中戏剧性地得到挽救。在所有参战国中，无论从工业上还是人力上看都是法国在1914～1918年做出了相对最大的努力，相应地也正是法国蒙受了超出比例的最大损失（损失了将近140万人，而德国的损失是200万人）。巴黎和会时，法国所获的荣光是以惨痛代价换来的，而法国虽然在出生率上也经历了骤增却仍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增幅最弱的。1940年，通过发挥适应了机械化和机动化战争需要的军事机制，法国理应——从理论上说——可以支撑数月甚至是一两年的作战。但战争一旦在西线展开，苏联便隔岸观火（tertius gaudens），盎格鲁-撒克逊人又让法国承受了最重的任务负担。而被中欧（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战争工业所强化的德国战争工业，对于法国战争工业而言还具有压倒性优势（英国的战争工业在1942年之前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1941年，德国本应该还可以在战线上额外投入几十个师团。因此，如果法国在战役中坚持到了12个月或18个月，法国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和人口损失将会是历史上的三倍、四倍甚至更多。在这样的新打击下，法国真的还能够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吗？ [46]

法国近期历史所呈现的这种悖论是人口衰退和帝国扩张的巧合。这让人很想通过人口衰退来解释帝国的扩张，并以此解决这种悖论。法国当时应该从非洲寻求额外的人力储备来重建同对手之间的均衡。

这样的解释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赋予法国对外行为，尤其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对外行为表面理性的解释。法国既没有对外输出剩余人口也没有对外输出手工制品，为什么这个先变得机会主义后变得激进的共和国会成功地成为世界第二的殖民帝国？诚然，只关注历史性解释的历史学家——这些解释受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普遍蔑视——可以重申，一旦阿尔及尔城被攻下，比起完成占领，从中完全撤兵会更困难。 [47] 接踵而至的是，出于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安全的考虑，至少还需要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建立被保护国。至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征服狂潮，那更多是欧洲人的整体趋势，而非仅仅是法国。法国的独特性在于具有开化任务的意识形态，它意味着要让殖民地在某些地方相似于宗主国法国。在殖民地征兵就是这种在抽象层面上包含了恩惠含义的开化学说的直接体现。

征服者通过征服及对战败者进行动员而使力量得到强化，这在历史上是普遍现象，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1960年，虽然民族主义几乎在全世界都得到了传播，但还是有数千穆斯林在法国的旗帜下战斗，他们或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扬的祖国无动于衷，或者被对游击队的怨恨所驱使，又或者只是被贫穷所逼迫。在过去，人们很少知道（很少有知道的必要）他们为何互相战斗。比起对民族或观念的信仰来，构成军队凝聚力的更多是对首领的忠诚、对既有秩序的顺从，以及简单而纯粹的纪律性。

在这个方面，欧洲诸帝国直到1945年都符合先前的模式。如果英国没有得到印度军队作为皇家舰队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在亚洲和远东实施支配性影响。正是靠这些虽然大部分将官是印度人却依然根据英国指令行事的印度军队，英王陛下的政府才能在从波斯湾到苏伊士运河，再往东直抵印度支那边境的这片广大区域中建立一种帝国和平。同样，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以及塞内加尔人也在1914～1918年的战场上战斗。阿尔及利亚人参与了此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征服行动，从而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平定也贡献了相当的力量。

宗主国军队通过对异族人口的动员而得到加强，这对于罗马军团中非罗马人所占比例、印度支那的法国远征队中越南人所占比例而言，是条件还是限制？很明显，这个比例虽然不一定在每一时期都是同一水平，但它一旦超过了某种程度便会变得危险。

在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印度的英国军队或非洲的法国军队，另一方面是印度支那的法国远征队中的“黄皮肤”，这两者间有着根本区别。印度的英国军队在1939～1945年整个大战期间虽然拒绝同印度国大党合作，但一直为英国国王尽忠职守。同样，只有高级军官和部分下级军官是法国人的摩洛哥军团也在1939～1940年、1943～1945年，甚至直到1954年都在印度支那为法国而战斗。如果法国当时在北非实行的强力政治再持续数年，法国指挥下的摩洛哥军队还会一直如此地忠诚如一吗？在法国军队常规编制中存在多于200名的摩洛哥军官，他们会不会被激励了他们祖国同胞的民族主义所打动？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事实上，就我们的时代而言，这些军队都可以说是严守了军事纪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着最好组织性的军队一定完全不会受他们自己人民所抱激情的影响——毕竟这些战士都是从这些人民中招募而来的。

把越南人或阿尔及利亚人以算是较高的比例——最高也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融入宗主国军事单元，这就已经算半个放弃。因为权力机关无法再信任这些已经被同质化了的部队，其中只有干部配置还属于帝国人民。指挥部会对指令执行效率打折扣的现象予以接受，它还会在事先对部队中可预见的临阵脱逃的现象加以适应。这种方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部队失利，临阵脱逃的人数就会大量上升（在印度支那，奠边府战役刚结束，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那么，帝国对臣服人口的动员能力是否取决于臣服人口和帝国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呢？以生硬形式作答的话，数量不决定帝国的命运。如果数量会决定帝国的命运，那大英帝国永远不会存在。不过，大英帝国从很多角度上看都具有特殊性。如此少的英国人口却能够对如此大面积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实施统治，而且还是在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达成的，之后又还能以数量如此之少的水兵、臣民和其他职业人士维系住帝国，这是不但需要超常的历史形势还需要政治的天资才能完成的奇迹。这个帝国，如果算是历史上最大帝国之一的话，那么，以时间来衡量，它也属于持续时间最短的帝国之一。大英帝国通过英属印度统治远方。它很难在不激起民族诉求的情况下把印度转变成一个就军事和行政而言可以称为现代的国家。长期来看，征服方人民和被征服方人民之间的关系要么朝着互相融合为单一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要么朝着分裂为两个不同共同体的方向变化。不论朝哪一个方向发展，纯军事上的不平等都会被忽略或抹去。要么通过扩大帝国公民权范围 [48] ，要么通过异族人民的自主或独立，平等才会趋于重新被建立。英国人数量实在太少，他们太过注重他们的种族，所拥有的土地又过于遥远，其治下人民又具有过多的异质性，这一切只能让帝国除了分解为数量众多、完全独立的政治单元外，再无其他结局（虽然存在一个英联邦，但在非英国人看来，这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法兰西帝国内部，帝国人民和异族人口之间数量的不对称要小些。但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一个与大英帝国不同的结局。融合——同化的另一种说法 [49] ，要求罗马人或是法国人把公民权授予臣服者。这一方面可以给予臣服者公民的尊严，另一方面却迫使他们同生于罗马或法国的公民竞争社会地位。

现代经济的性质让帝国的融合政治不容易实行，因为后者不允许同一整体下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过大（尤其在人们本来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和习俗的情况下，更是不行）。不过，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原因 [50] ，共有的公民身份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会让异族人心满意足：公民身份必须成为一种向往并被人们看作一种荣耀；公民身份必须为获得它之人创造更好的未来，而非限制他们的发展。1936年，获得完全的法国公民身份还被阿尔及利亚人当作一种荣耀。1960年，它却阻碍了人们在那些会带来荣耀的职业中的发展。又有多少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能竞争得过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从而提升至更高的社会职位呢？

法兰西帝国的瓦解虽然被众多事件所加速，但从一开始它就是被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拖了后腿的法国征服的逻辑结果。法国可以在异族人中招募士兵并武装他们，但无法把法国公民身份普遍化且毫无保留地授予所有异族人。只要法国公民身份还令人向往，它就不愿意授予。而当这些不久之前还表示臣服的民族精英分子开始憧憬担负国家主权的责任以及享有主权的好处时，法国再怎么给他们公民身份也只能是徒劳。

如果我们用现在是过去的未来这种时间给予的事后智慧来看的话，就可以观察到，19世纪的一些学者所抱的希望通过征服非洲来弥补法国人口的相对衰减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出生率的降低可以归咎于缺乏空间，那么占有阿尔及利亚便能结束这种令人悲叹的人口变化。但是，这是不是就足以让法国人同意去地中海的另一边，从而让法国的生育率重新回到以前的水平，并让孩子像当时移居到加拿大的法国人那样在那里生存下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数量得到增长的并非来自欧洲的少数人，而是身为多数的穆斯林。普雷沃-帕拉多尔所梦想的地中海上的法兰西帝国，那个寄托了普雷沃-帕拉多尔最多希望的、他认为可以以此让他的祖国避免活在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支配的世界中的帝国，那个被他认为可以与罗马帝国中雅典的命运相媲美的帝国，最终解体了，因为在这个帝国中居住的并非公民，而是臣服者。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忧伤地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回答：解体的结局更加符合历史法则，而非与帝国这种冒险事业本身相契合；一个人口正在减少的民族很少有机会维持一个帝国，即使是在它获得机会缔造了帝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如果殖民在一个时期内加强了宗主国的力量，那么相应地，非殖民化也并非总会成为宗主国被削弱的原因。事实上，把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的独立给宗主国带来的成本同宗主国在同一领土和人口上实施和平统治时从中所得的利益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比如，法国显然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军事基地，一个兵员储备地，以及一片广大的主权区域，而这些曾给法国同时带来过威望和行动手段。应该予以比较的是在拒绝和接受非殖民化这两种情况下法国的成本。1946～1954年的法国如果不进行印度支那战争会不会更加强大？如果法国在1946年或1947年同胡志明签订了条约，它今天会更加强大吗？法国的地位是被阿尔及利亚战争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1840年，比若元帅认为在地中海彼岸配置10万兵力这一做法削弱了法国在主要阵地的力量，他说的其实是法国在莱茵河边界的布防。同样的问题又在1960年被再次提出。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维系有利可图，帝国就会是一个力量来源。今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需要被保护的士兵已经同需要被保护的欧洲成年人一样多。比若元帅治下的“殖民者移民”并没有使法国的和平得到保障，他们每个人反倒还都需要配置一个从宗主国去的武装士兵，只有在这样的掩护下他们才能在穆斯林人群中待下来。当帝国（殖民地）所带走的士兵比它能提供的还要多，根据实际计算，哪种政策更合理：放弃还是坚守？ [51]

在19世纪中叶，法国失败主义还仅仅是被人口的相对下降滋养着，而在20世纪，它却由于经济增长的相对放缓和那种认为人口萧条会同经济萧条一同到来的理论变得更加盛行。国家在人口下降或停滞的情况下被双重削弱：不但国家所拥有的战士和工人的数量变得更少，劳动产出或人均收入也会减少，或者说没有具有高出生率国家的增长速度快。

为了全面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对以下这两个问题进行思考：人口变动对经济变动具有怎样的影响？反之，经济变动又对人口变动影响如何？我们简略说下后面这个问题。即使仅仅考察近几个世纪的情况，人口学家也远远没有对这种影响的事实和解释达成一致意见。 [52] 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从16世纪或17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相对是自然发生的，因为经济进步一直很小。根据一些人的说法，1650～1930年，中国人口从7000万人增长到了3.4亿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从1.5亿人增长到了4.5亿人。如果人口变动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不依赖于资源的增加 [53] （生产技术、商业组织技术以及安全技术等的改进），那么，是否应该将人口活力的改变视作人口变动的原因？或者，看起来属于生物学领域的活力是否掩盖了众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至于相反方向的影响——人数对资源规模的影响——显然完全取决于资源的弹性（根据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和已经达到的人口密度。如果我们假设技术手段恒定（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隐晦地做了如此假设），资源的弹性，也就是人数，将取决于社会原因：公共秩序、财产分配、对外贸易结余、技艺或工业的重要性。在今天没有人会想要把技术手段设定为恒定不变。但反过来若把技术设定成总会改变，也会产生另一种理论危险。分析中所提到的人口是在已知技术条件都获得应用的情况下能够生存的可能人口数量，而不是由既定人口实际能够使用的技术所决定的可能人口数量。

抽象来看，经济-人口潜力同军事潜力一样，都取决于三个变量：空间、技术及集体行为能力（生产中的或战斗中的）。传统上，对这方面的分析一般在于确定人均产出曲线的反转拐点。无论在怎样的技术水平下，为了开发领土、从劳动分工中获益以及从合作产生的生产力给个人生产力所带来的附加产值中获得收益，一定的人口规模都是必要的。在收益递减法则开始作用的那刻，也就是说，当额外增加的劳动者的收益变得低于生产力平均水平的时候，福利达到最优点。人们很容易就会设想，根据社会组织和技术手段的不同，存在多个福利最优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被这样一个事实精确定义：它们移动了平均收益曲线（总产量同劳动者数量之间的关系）的拐点。如果我们同意权力是以国家可用于达成对外目标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来衡量的话，福利的最优点就不同于权力的最优点。过了福利最优点后，额外增加的工人的产出虽然比平均水平少，但还是比保障劳动者生存所需的最小生产值多。国家还能够取走这个额外增加的劳动者产出的一部分。虽然平均收益在递减，但国家资源却在继续增加。

这些从阿尔弗雷德·索维 [54] 那里借鉴而来的理论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大多数学者笔下都可以找到的这样一种思想：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下，政治-军事权力的大小之所以成为问题，常常是因为人们希望达到的人口规模比只考虑福利时需要达到的人口规模大。“支配者”期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臣民，因为臣民数量不仅仅要满足招募士兵的需要，而且还要能提供足够的赋税以便让“支配者”维持国家和军队。

在我们的时代，经济增长的绝对数字，即国民生产统计数值——总产值或净产值——同时包含人口增长的结果和每个人生产收益的结果。快速增长的人口可以使国民生产在每个劳动者生产力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高速增长。相反，增长停滞的人口则需要在平均收益增加的情况下才能使经济增长，而平均收益的增加要么通过同样工作中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要么通过劳动者从低生产力的行业向高生产力的行业流动。法国的经验至少证实了如下关系：人口数量的弱增长减缓了（有时？经常？一直？）收益的增长。然而，在工业时代，军事力量对劳动收益的依赖与对人口数量的依赖是相当的（收益越高，超出生存必需的资源剩余就越多，国家可以从中抽取的部分也就越多）。在这种假设中，人口衰退会以两种形式导致政治-军事权力的减弱：人力潜力和经济潜力的降低或至少是极小增长。

毫无疑问，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850～1913年比德国增长得少。在法国，如果我们从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 [55] 的数据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两个年份之间从166亿法郎增长到360亿法郎。在德国，则是从106亿马克增长到500亿马克。在法国，国民生产翻了一番多一点，在德国，则是以前的五倍。如果我们剔除人口数量的影响而以人均的实际产值来看的话，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增长差距要比刚才的算法得出的结果小些。在法国，人均产值从1850年到1859年的426增长到1911年的627（均采用国际单位），在德国从406增长到930。

理论上，低出生率会形成一定的对增长有利的环境。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有着更多的储蓄机会。共同体在教育年轻一代身上需要进行的投入也就更少，从而可以在每个已经有工作的劳动者身上投入更多。不过，在法国的情况中，其他原因更重要。增长并不只由特定的经济原因所决定，或者至少可以说，经济原因（储蓄规模、刺激投资的程度等）本身又受到经济主体（企业、国家）所采取的态度的支配。停滞的人口鼓励了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态度，这不难理解。

这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情况，统计数据让我们对此无法质疑。不过，要将人口停滞对法国国家资产阶级的保守态度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孤立出来去谈，却又并非易事。不论是法国社会的法律还是意识形态都不以增长为目标。如果说人口停滞使保守主义成了可能，这点没有疑问。但要说人口停滞允许让保守主义形成，这就值得商榷。在缺乏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必定要献身于经济低增长率或零增长率，这点还没有被证实。

比起不久以前，当今的人们对经济发展现象了解更多。计划政体下的权威当局有决定投资的手段，而投资本身部分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即使在西方那种类型的政体中，虽然经济发展速度是市场机制或经济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国家还是有进行干涉的手段，可以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高低进行修正（一般更多是往上调）。

在人口停滞、对经济现象认识不足的法国，在20世纪，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首先是1900～1910年，之后是1920～1929年。1930～1939年的经济萧条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形势。当然，日本和德国的发展“奇迹”并非与法国经验得出的结论相悖。战败后，有700万左右的人回到了日本诸岛，超过1000万人回到了联邦德国，这就形成了一种与高出生率等价的人口压力。然而却没有人敢断言，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人口停止增长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放慢。人口数量曲线和平均收益曲线并非彼此独立，但是，它们也并非由人口增长同收益增长之间的直接且无条件的因果关系相连。

法国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体验到的忧虑是否正在传递给其他西方国家？法国在不久以前还比它在古老欧陆上的对手发展得慢。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西方国家在这场数量竞赛中是否正在被赶超？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所谓的战争人口理论：不同社会之间为了消除过剩人口而互相战斗，且这种消除对它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四 人口过剩和战争

一个显而易见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战争就是杀人，或者用更中性的表达来说即是，战争的恒定结果是人的死亡。狩猎者杀死动物，战士杀死自己的同类。通过从恒定效应（l’effet constant）到功能的过渡，我们得到了将要对其考察的这个理论的最初表述。既然所有战争都会减少人的数量，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减少人口数量是战争这一独特现象——它既是社会的又反社会的——的社会功能？由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理论表述为：如果战争杀人，那是因为有太多活着的人。所有社会都进行战争：如果历史中除了人口过剩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条件同战争具有相同的规律性，我们难道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战争现象的普遍原因不就是这种人口过剩吗？ [56]

从恒定效应到功能的这种理论过渡，在我看来，基于方法论的种种原因，它要么很成问题，要么没有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由一个恒定结果而指出既定现象的目的，属于一种目的论的诠释模式，是一种相当粗糙的解释类型。战争的共同特征并不一定都以武装冲突为实质来表现。人的死亡也可以是由伴随战争的其他效应或功能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比如在巩固既有共同体或建立新共同体时。

生命数量的减少并非政治单元之间武装冲突的唯一结果。这些冲突在各方面都会对政治单元产生影响：要么它们巩固了内在凝聚力，强化了本国与他国关系的分离性质，要么它们催生出一个吸收了各交战方的新的政治单元。如果我们静态地观察国家和它们之间的战争的话，我们会倾向于把战争看成社会联系的一种断裂，是一个体现了索罗金（P.A.Sorokin）所说的“社会失范”的样本。如果我们把战争重新放入历史进程中，就不可能看不到运动推动力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我们看到主权地带在逐步扩大，也就是和平地带在扩大。

最后还要加上的是，战争并不总是腥风血雨，它们在任何形势下都远远没有高效率地达成它们被分配的功能，瘟疫在抹去生命时更为迅捷。即便是在1914～1918年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欧洲，被西班牙禽流感夺去的生命数量相当于那四年中死在机关枪下的总人数。支配了战争的那些惯例或规章法则常常是以减少损失为目的的，也就是为了降低道德主义者眼中的成本，这在那些认为战争的功能在于给“人口松绑”的社会学家眼中已属于降低了战争的效率。

让我们不再以功能来看战争，而是以原因来看。首先还是需要进行相同的推理：人口过剩（无论这种过剩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演变）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我们观察到的同战争一样有规律的现象。互相区别的政治单元对人类进行划分的现象也同样存在，而且当战争爆发时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推理如下：战争的最终原因是先于它的或是总是伴随着它的那个现象。在我看来，这个推理无效，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所有的交战行为都属于同一类型。然而，一旦我们假设这个推理是有效的，它就不符合所谓的人口学理论。实际上，至少还存在另一个同人口过剩一样有规律地贯穿文明的历史的社会现象：共同体的多元化。以军事主权为形式的政治单元正是社会存在的多样性的体现，我们也差不多可以说，它体现了人性的多样性。

超越这些概括性表述，我们可以如何证实或驳斥那种认为人口过剩是嗜战的原因，自主的共同体因而具有互相攻伐的癖好这样的论点呢？已考察过的原因并非在我们需要解释的现象出现时唯一有规律的存在，既然“在场法”无法给出我们期望得到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缺席法”。一旦过剩人口被消除，共同体是不是就不会再尚武好斗？不幸的是，对所有人类而言，这仅仅是一种思想试验，因为正是我们评述的理论告诉我们，人口过剩具有持久性。

历史实现了部分试验：一个尚武好斗的国家会不会在消除了人口压力后就变得热爱和平？大革命时期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帝国主义法国是不是随着19世纪出生率的下降而变得热爱和平？浪漫的德国人是不是随着德国人口总数和年轻人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变得具有帝国主义倾向？先来看法国，它照理说应该因为出生率下降而在19世纪“皈依”和平主义，但事实却是，它在19世纪并没有比从前更少投入战争。尤其是，在20世纪它还投入更多的战争中。虽然德国代替法国扮演了体系“扰乱者”的角色，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它除了能说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外，别无他用：在任何时代，被视为其他国家自由之威胁的国家都是力量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1850年，法国不再是欧洲体系的“扰乱者”，这就如同波恩的联邦德国在1950年已经不再是全球体系的“扰乱者”一样。那么，人们的情感是不是会随着外交角色的变化而自动变化呢？这点很让人怀疑。尚武好战的沙文主义在19世纪的法国依旧频繁发作。退回到岛屿中的1945年后的日本，虽然人口密度比1938年还要高，但还是爱好和平的，甚至对二十年前它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军国主义也持反对态度。

为了超越这种在不明确且似是而非的主张——致人死亡的战争必然同人口现象有关联——与明确却无法证实的主张之间的来回摆动，首先必须要做的是更加严格地定义我们认为与战争有因果关系的那个现象：人口过剩或人口压力。很显然，人口数量并不适宜用来衡量人口压力。在18世纪，法国应该有着4000万过剩人口，而今天的它却人口不足。两个世纪前，450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超出了福利最优点和权力最优点的需要，而今天它却必定低于权力最优点对应的人口需求，根据不同情况，它在今天也很可能低于福利最优点所对应的人口需求。

一个既定空间内的人口过剩可以根据资源来定义，而资源本身又取决于技术手段。不过，如果通过人口数量来估算人口压力是荒谬的，那么，以在运用所有科学和工业提供的手段所获得的条件下能够生存的人口数量为参考来估算人口压力，这种做法也同样不合理。用第二种方法计算，我们就会得出索维（Alfred Sauvy）的结论，他认为只有荷兰人才真正经历了绝对的人口过剩 [57] ：人口数量让荷兰即使在运用了最先进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还是遭遇了人均收入的下降。对此，还需要加上“人均收入相对于福利最优点降低”，也就是说，其相对于在更少人口情况下每个人可以享有的收入降低。这种相对于理论最优点的降低完全不会导致实际收入的减少，相反，在荷兰的情况中，整体经济发展依然在继续，人口的人均产出在增加。是这位统计学家在断言：如果收益递减法则不发生作用，如果用于从海洋手中夺得额外耕地的必要投资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这种生产会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增长。

换句话说，为了明确定义人口过剩的概念，我们必须同时以空间、生产手段和社会组织为参考。当地质学家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今天有80亿人或100亿人可以在运用已获取知识的情况下于地球提供的舒适环境中生活时，他们让我们得知的是科学方面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多少社会方面的东西。日本式种植方法的传播，让世界茶叶或稻米的收成达到了可观的规模，它因为留给人口增长更多余地而本身就值得关注，但它却让我们完全无视了人口过剩是社会现象以及它对战争的频率或强度有一种或然影响。

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用静态术语而应该改用动态术语来定义人口过剩，从而认为只要人口数量曲线比资源曲线上升得更快，就表明存在人口过剩？ [58] 这样的定义要在每个社会都同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所有社会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前提下，才能令人满意。在过去，收入分配有时候意味着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大众的贫苦会增加（工资减少），而特权阶级的财富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该谈人口过剩？在我看来，如果人口增加的特征就是“大多数人的贫困化”（即因为人口越来越多而产生的人民的贫困化），那它就涉及人口过剩问题。不过，根据前面这种定义，人口数量曲线与资源曲线之间的比较却无法再让我们断言是否存在人口过剩。而且，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青年男子的数量累积，这被加斯东·布图尔视作迅猛形势之特征的19世纪欧洲的典型现象，也不能以通过比较人口数量曲线和资源曲线而得出的人口过剩来定义。正如我们提到过的一样，虽然有数百万人外移，欧洲人口在19世纪还是比在其他所有时期都增长得更快。继续在古老欧陆土地上生活的人口，在人口数量曲线一直未比资源曲线上升得更快的情况下得到了客观的增长。德国的人均收入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增长，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并不存在人口过剩。那么德国人仅仅是因为具有生物性活力（vitalité biologique）而尚武好战吗？

我自己思考出了另一种定义：我们是否能够说，一旦人口中由于受到限制或种种社会原因而变得游手好闲的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些人对军事行业而言又为可用之材，而且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死亡也不会引起生产水平的下降，这样，就存在人口过剩？我应该条件反射地总结说，被如此定义的现象——我以后将称之为“劳动力过剩”（surplus d’hommes）的现象——是如此频繁地发生着，以至于我们实难对数量和好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古代社会几乎一直存在这种“劳动力过剩”。这个概念本身是相对于一个将工作视为第一要务、将战争视为奢侈活动的社会而言的，希腊城邦的公民的情况却正相反。虽然工作对于保障生存是一种必需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被城邦公民忽略，但政治和战争才是公民真正献身的事业。而在欧洲社会中，不仅没有奴隶制，而且只有贵族才有履行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参战义务，其社会组织比技术停滞所导致的局部劳动力过剩更具刚性。对军队而言，无论是以使命为由动员闲散人员（贵族）还是以奴役的方式动员游手好闲之徒（失业人员或游民），都是一样寻常的做法。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前者的死亡被视为荣耀——国家给予殊荣，而后者则命如草芥。民主时代和劳作文明从原则上对这两种类型的无所事事都予以拒绝。

劳动力过剩并没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常常在欠发达国家成为问题的农业人口过剩也属同一范畴中的现象：只要闲散的双手没有被动员起来（这是1949年后的中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农村就都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因为即使突然消除掉一部分农业人口，农作物产量也不会随之降低。即便是在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的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也观察到，由于工业化速度缓慢和社会架构具有刚性，存在大量的闲散劳动力。不过，用闲散人口压力去解释法国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或墨西哥的战争，是可笑的。如果以此来解释执政者的好战倾向及公众舆论在接受这些战争时的漠然，也是不对的。

既相互联系又截然不同的三个人口现象可以同好战倾向相关联，即劳动力过剩、人口过剩（整体的或局部的） [59] 、生物性活力。这三个现象中没有哪一个可以作为战争或“好战性”的普遍原因或独断原因（何况因果关系假设了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不变；而在此情形下，其他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不变的）。不过其中的每一个都同好战现象有一定关系，即便这些关系很难被明确。劳动力过剩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是所有技术发展几近停滞、组织有所固化的人类社会中都会出现的现象。所谓的历史阶段则具有两个可以谈得上是负面的特征：人口数量的均衡无法像在早期的小型封闭共同体中那样靠几近自然的机制来维持 [60] ；创新能力、革新能力和技术或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加薄弱（并非指其本身，而是相对于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而言）。就生产而言，无用的人口几乎不可避免地一直存在。既然征服、剥削战败者和掠夺又同时构成了财富的来源，那么，把闲散之人转化成如果获胜就可以带回战利品的战士，便是完全理性的做法。即使这些共同体以经济为念，但把战士的地位放在劳动者之上也没什么错。因为前者不但保护了后者的生命，而且常常比他们生产得更多。而到了19世纪，价值等级却完全变了模样：战争（尤其是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或墨西哥开展的战争）的经济收益不再能够与劳动收益相提并论。只有军官阶层还部分保留了古老的英雄威望。我想表达的不是战争会在劳动力过剩被消除的情况下自动停止，也不是闲散人员的数量决定了战争的频率或密度，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伴随好战行为的现象，“劳动力过剩”有助于将好战行为变得更好理解。大部分社会都存在从经济层面来说没有被雇用的人员，而他们一旦被武装起来，就可以生产出荣耀或掠夺物。

整体或局部的人口过剩，相当于上一个现象的加剧。在某些情况下，农村的失业人口数量变得比之前的一般情况还要多。穷人、失业流民、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的人倍增。即使在劳动者收益依然不变或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工作职位上的竞争也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但不论实际经验还是抽象分析都没有表明这种形势必然会导致战争，或者说，它们没有表明战争才是这种形势的最经常表现。疾病同机关枪一样，都对消除没有被整合到社会中的人口很有效。劳动力的充沛带来的更多是对非特权阶级的诉求力度的削弱。一些历史学家也的确在用人口数量的波动来解释中国历史中各朝代的交替更迭。即便只是在假设中，人口过剩也往往是内部动乱、造反暴动、农民起义、王朝更迭的起因，而非主权政治单元之间战争的根源。

就欧洲历史而言，人口学家观察到5世纪到8世纪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人口增长，而14世纪的人口因黑死病遭遇下降，15世纪人口停滞，16世纪中欧人口大幅增长，而17世纪的中欧人口又停止增长或增长速度下降，18世纪的欧洲人口得到普遍增长，而19世纪的增长却纷杂不一。然而，黑死病之后的时期按理说本应该是最不好战的时期，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和20世纪的大战这三个战争时期也应该是位于人口增长阶段之前的时期。如果真的只有人口大幅减少才可能消解好战引起的暴力冲突，那么在这三个例子中，前面两个例子都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证据。衡量中世纪时期好战现象发生的强度十分困难，因为它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同十字军战斗冲动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又实在是晦暗不明。至于第三个例子，也就是关于20世纪欧洲的那个例子，它把我们引向了刚才提到的第三个概念，即生物性活力。

事实上，我们已经说过，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在1913年时都没有遭受人口过剩之苦。人民无空间（Volk ohne Raum）的意识形态当时还没有盛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知道德国的财富总量比人口数量增长得更快。如果人口增长真的是德国帝国主义以及那些让欧洲文明从中受损的战争的起因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从人口毛数量或两个曲线的比较中去寻找根本事实，而是应该从共同体的无意识或它的阴影面中去寻找。

德国以及欧洲都完全不需要以损失千百万条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国家的人口水平超过了福利最优点允许的人口数量。甚至也没有任何国家认为自己被人口重担所压制。德国同其他出生率高的国家一样，其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重比出生率仅够进行代际替换的国家更大。战士储备也许滋养了“统治者”的野心，但它不会让统治者们因此对自己和自己的政权忧心。如果借用布图尔的表达并认为20世纪的欧洲战争具有“人口松绑”的功能，那么，激起了战斗狂热的数量上的人口压力既不是由于人口密度，也不是因为集体性贫困化，而是因为一种活力的过度洋溢，它类似于将身体中流淌着活力过度的血液的青少年引诱去斗殴或参加竞赛的那种旺盛精力。我们对决定共同体未来的法则了解得还不够精深，以至于还不能完全排除掉生育率和好战性格之间存在关联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关系并不总是存在，而一旦我们尝试去观察它，其他解释就会出现在脑海中。

作为一个用人口数量来解释战争的理论家，布图尔明确写道：“人口过剩不一定会导致对外或对内战争。” [61] 他说，人口过剩使得那些会导致人口淘汰的制度的形成，而战争不过是这些制度中的一个。这种说法虽然显而易见，但没什么指导意义。它相当于这样一个主张：在既定空间内、既定资源下，只有一定数量的人类能够生存。既然这个数量总有被超过的趋势，社会机制便会清除掉多余的人口。

日本人就曾多次有意识地、系统地采取了阻止人口过剩形成的措施。除了这种罕有的实践外，瘟疫、饥荒和工作条件恶劣所导致的死亡率也有规律地淘汰着过剩人口。是不是应该把战争作为晚婚、杀婴或高死亡率以及有意识有组织地淘汰年轻人口等这些人口淘汰机制的补充或替代物？我不认为可以将“亚洲解决办法”（因工作条件而引起的高死亡率）同欧洲解决办法（由周期性战争来释放人口压力）互相对立起来比较。直到19世纪，“欧洲解决办法”一直在本质上同亚洲解决办法别无二致：都是以年轻人口和病患的高死亡率来从根本上达成淘汰无用人口的功能。在19世纪的欧洲，当人口过剩时，这种功能不再得以发挥。但是，人口增长并不会导致绝对过剩（相对于生存需要而言），甚至连相对过剩也不会（相对于福利最优点而言）。如果它的确又同经济理性和需求本身背道而驰，从而带来了帝国主义德国和好战的欧洲国家，我们可以总结出的不过是，出生率、年轻人口的累积以及某些难以确定的特殊形势驱使领导人和大众舆论向好战的冒险之途迈进。但是，如果“迅猛形势”确实激发了帝国主义，那么数世纪以来的经验却在提醒我们，无论君主还是人民都不需要借助这种刺激去滋养野心和让自己相信自己的使命在于统治。

五 从石油时代到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

自1945年以来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作用，无论是同1945年以前的几十年，还是同欧洲扩张的数个世纪相比，都有着深刻的不同。

在现代，欧洲人在独特形势的帮助下受益匪浅。北美空旷的空间向他们打开。1840～1960年，5600万欧洲人离开了欧洲大陆，其中的3700万人去了美国。同时，得益于生产手段和战争手段上的优势，欧洲人向非洲和亚洲强加了支配权，他们既富裕又强大，简直就像是在表明，所谓的福利与荣耀无法兼顾、必须两者择一的情况已经过时。

在向空旷空间迁移人口、扩展主权区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1945年后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所缔造帝国的解体。“作为少数的欧洲人”离开了变得独立自主的国家，向本土回流。轮到非欧洲人为自己装备机器，而曾几何时，正是这些机器让欧洲这个瓦莱里笔下的亚洲小海角统治了世界。因为所谓的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率高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担心会被数量压倒的恐惧就很容易在西欧甚或整个欧洲传播，而这种恐惧从1850年开始便已经在法国人心中激起愁云惨雾。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1700年欧洲人口（1.18亿）大约占世界总人口（5.6亿）的五分之一；1900年，欧洲人口（4亿）占世界总人口（16.08亿）的四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口依然占差不多四分之一。假设这个比例从四分之一滑落到五分之一，不过也就是向将近三个世纪前的那个人口比例回归罢了。

不过，计算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比例没有什么大意义，因为欧洲人已经被分割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的欧洲人感觉（或他们依如此的感觉去行动）自己同反对白人支配的有色人种的起义之间更加具有团结性，而另一方欧洲人则在军事上和精神上都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将铁幕两边的人口增长率做比较也无法让由数量困扰产生的那种失败主义变得有道理。如今的美国人口很有可能同苏联人口增长得一样快（近几年美国的人口年增长率都在1.5%左右）。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低于铁幕那边的东欧部分。不过，尤为人口稀少所威胁的法国和英国的出生率的重新升高，以及正在工业化的东欧国家的出生率的下降趋势，都不可能让这种不平衡令人如此不安。

那么，在认为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具有工业化国家的特征而假设拉美国家的增长率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将美国同拉美的人口增长率进行比较呢？毫无疑问，后面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40～1950年，巴西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7%，墨西哥为3.1%。从今往后三十年，假设出生率以中等速度增长，拉美人口也会翻一番。它很可能在20世纪末超过讲英语的美洲人口，不过，这种人口比例的变化不会直接给人口增长更慢但致富速度更快的那些民族带来危险。

在我们的时代，那些人均收入相对低、农民对现代种植方法不了解以及工业劳动力比例相对低的民族，其人口都有“增长和翻番”的趋势。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大致上，那是因为在传统的出生率水平得到维持的基础上，死亡率却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不再意味着资源的大量增加）而降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更多是削弱了这些新国家，而非巩固它们、让它们更加强大：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都对它们有所削弱。

被布图尔认作战争刺激因素的庞大的年轻人数量，为那些满怀热情想将殖民者驱逐出去的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提供了帮助。胡志明在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前，也许会对法国的交谈者这样说：“你们的确以一当十，我们每杀死一个法国人，你们就杀死十个越南人。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获得胜利。”一半的小于20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所有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一旦获得独立，形势便会发生逆转，那些在对抗殖民者的斗争中拥有尖兵利器的人却在对抗贫困的斗争中成了羸弱的源头。只要经济迅猛发展的累积过程还没有被触发，对于培养年轻人必不可少的投资就必须从用于提高成人劳动生产力的投资中扣除。国家出于外交和军事需要而抽取的资源要么会削减用于消费的国民收入部分，要么会削减用于投资的部分。只要政权不是完全冷酷无情，同军事开销竞争的就正是投资需求。如果印度的出生率只有当今水平的一半，它就会有更广阔的外交可能性。

这样的主张并不同法国经验带来的教训相悖。一旦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教育和行政基础设施得以创建，经验证实，维持相对高的出生率（不然也可以引进外国劳动力）将有利于生产力或人均收入的提升。依然是在最近这十年中（1950～1960年），劳动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中的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得也最快。在这十年中，日本的劳动力增长了37%，其劳动人口年人均产出增长了5.6%；联邦德国的劳动力增长了28%，而其劳动人口年人均产出增长了5.8%；荷兰劳动力增长了15%，其年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了4.4%；意大利劳动力增长了14%，其年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了4.4%。这两个数字在美国分别是8%和2.6%，在挪威是4%和1.9%，在英国是4.5%和2.2%。就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言，劳动力的拓展不但方便了交换而且维持了创新意愿和对未来的信念，目前，它看起来不仅有利于增加国民总收入（这点显而易见），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人均生产率或整个生产力。然而，对于拉美国家或亚洲国家以及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的国家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口增长过于迅速也可能会对西方构成一种威胁，因为数量过于庞大的贫困大众和无业闲散人员的倍增可能导致革命和独裁政体。

因此，我们不应该低估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军事力量同外交权力之间的关系。高出生率民族所拥有的权力，不论是防守型还是革命型，都已经变得难以抵制。游击队的确无法战胜正规军，但他们却让维持秩序变得代价高昂，而且还无法真正完全平定。一旦征服者的威望消失，被殖民者凭借数量也必然会战胜装备更加精良的殖民者，殖民者却相反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动员数万名士兵去对付几千人的游击队。900万名穆斯林对垒100万欧洲人，2万名正规编制的民族解放军战士对垒40万名法国士兵，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人员伤亡率是法军的十倍到二十倍，而法国的军费却十倍甚至二十倍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策者如果认真思考了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好质疑了。

贫穷但多育的民族虽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难以被征服，但在外面却羸弱无力。因为随着武器杀伤效能的提高，生产决定性武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集中程度也会提高。欧洲君主制行政系统对于支付17世纪和18世纪军队动员的成本而言必不可少。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那些被称为大国的国家才有能力向数百万军队提供譬如大炮、突击坦克以及飞机之类的含有科技成分的武器装备。在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大国俱乐部的范围更加狭小：目前，只有那些被我们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才拥有热核武器兵工厂和最新式样的载具——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

数量的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因为战斗模式的多样化也变得多种多样。以冲锋枪进行的常规战争中的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中的数量法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阿拉伯人摆脱了西方人的束缚，却无法再将他们的骑兵推进至普瓦捷。西方人没有随着他们主权空间的缩小而变得贫穷；恰恰相反，他们还致富得更快。力量关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民族在其上相互竞争的地缘的多样性，还在于各民族获得权力工业工具的速度不一。

在古希腊世界中，大国以1万到2万人为基础建立：我们很容易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大国”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德行从雅典转到了底比斯，从马其顿转到了罗马。在20世纪，只需要数十年就可以建立起重工业。1960年，苏联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强盛时期产量的两倍多。而中国只不过用了十五年，就让它的钢铁产量达到了2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达到了一个超过法国现有产量的水平。一些国家因为工业领先而具有的优势正在随着工业社会的普及而逐步减弱并趋于消失。力量关系取决于人口的相对数量和机器的相对数量：机器的相对数量从近一个世纪开始，比人口的相对数量变化得还要快。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工业化阶段过去后，即当所有民族都达到了一个可以互相媲美的生产力水平后，力量关系便会完全取决于人口数量？又或者说，可以刚好相反地认为，从今往后，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机器的质量吗？百万辆突击坦克真的能对付核弹吗？用十来个核弹能对付配备了专门针对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的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的国家吗？我们不要扮演预言家，我们仅仅要指出，在强大（或者说大小）程度相当的对手国之间，也许质量才是决定结局的因素。罗马军队的战术操作能力为古代世界所做的事，在今天则可以由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为北半球达成。只不过，学者取代了战略家。

第九章 资源

空间和数量最经常逃脱行为体意识的掌控：金子、银子、奴隶、石油在各个世纪都被认为是国家间战争的利害关键。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习以为常于冲突中的共同体对贵金属或原材料的万分渴求：他们做得更多的是修正犬儒主义，而非揭露虚伪。他们说，人们还会受到对荣耀之渴求或对战胜之野心的驱使。正是在我们的时代，所谓的经济解释才开始伪称自己具有原创性。因为我们的文明将劳动摆到了首要地位，学者和意识形态家便很自然地想象，当他们以经济理由来解释外交历史进程时，就能从中发现深刻而神秘的力量。

我是有意识地选择了“资源 ”这个最不明确也最笼统的表达，而不愿使用“经济 ”这个表达。事实上，让“经济”一词保有它所具有的明确且有限的含义才是合适的做法。我所理解的资源是指共同体拥有的用来维持它们生计的所有物质资源的总和。当人处于奴隶状态时，也就是说当他的用途在于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或欲望时，他也属于资源的一部分。资源概念涵盖了最广泛的领域，从地上到地下、从食物到手工产品。它以某种方式包含了与空间和数量这两个概念相关的现实。空间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资源，即取决于自然环境（或事物）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又依赖于人所掌握的知识和集体行动的效率。

经济这一概念不适合作为资源整体中的一个可单独分离出来的部分，但可以将其作为活动的一个方面，通过这种活动，事物转化成了物品。我们把人们对物体采取行动以便使用它们的这种活动称为劳动。这种活动包括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技术方面在逻辑上可以概括为针对目标所采取的手段的组合。自新石器革命开始，群居生活的人们便懂得了土地耕作，引导生物学现象发生，从而让土地上的果实成熟，人口数量也得以增长。不过，有史以来，劳动就包含另一个方面，即对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的选择活动，尤其是对那些从根本上就稀缺的手段，即每个劳动者的时间和作为集体的劳动者的时间。虽然在最低层次上，也就是在个体劳动者这一层次上，对技术和经济进行区分并非不可能，但以共同体为考虑要更好些。众多欲望与这些欲望得以满足的可能性之间并不相称，这一点显而易见。同样清楚明白的还有，所有社会存在都必须在欲望之间做出选择。共同体在各种工作之间选择如何进行可使用劳动分配（distribution des travail disponible）以及阶级之间的物质财富分配（distribution des biens）。从劳动分工过渡到收入分配，其中还要经过的是流通模式（mode de circulation）。所有经济系统，也就是说用于满足需要的所有建制所构成的整体，都根据劳动分工制度、物品流通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同而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特征。

因此，如果要考问资源和对外政治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必须对可能构成其原因的三种数据进行区分：自然条件提供的天然资源（les ressources brutes），让人可以开发这些资源的知识和专业技术（connaissance et savoir-faire），以及作用于生产和流通的、决定了经济制度的组织模式（mode d’organisation），也就是个人之间、劳动责任之间和集体努力所得的收入之间的分配方式。一个彻底的研究似乎应该为经济系统这些方面中的每一个都划分类型，而且还要把它们中的每一个在国家行为和国家命运中所起的作用一一厘清。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可能让我们陷入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因此，在我看来，最好还是——而且试验也可能证明这种简化是合理的——将我们的研究集中到三个问题上，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做的那样：首先，将资源作为力量手段来考察；其次，将资源作为交战者的目标，作为对立的利害关键或战争的原因来考察；在最后总结中，我们将比较不同的现代经济制度对国家对外行为有怎样的影响。

第一个主题让我们回想起这样一个经典问题：一方面是繁荣、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力量或军事力量，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二个主题让我们重新回到下面这些永恒问题上：人们为什么互相争斗？他们是为了金子还是荣耀在相互争斗？他们什么时候是为了财富，什么时候又是为求胜心左右？最后，第三个主题让我们面向未来：劳动和战争是否会永远作为互补活动而存在，又或者是否存在某种类型的劳动，或无法避免地，或可能地，又或正如人们所愿地能够消除战争？

一 四种学说

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刚才我们列出的这些问题讨论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他们没有将这些问题分开来讨论。对这些问题中一个的回答几乎必然会导致要对另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不同学者对劳动或交换所下的定义不同，他们将财富视为有害于民族之强大，或视为对之有利；将商业和战争视为本质上的一回事，或视为本来就是两码事；将冲突视为由交换引起的，或视为可以由交换来平息的。

我在此力图介绍四种学说，我将它们分别叫作：重商主义、自由主义、民族经济和社会主义（mercantilisme，libéralisme，économie nationale，socialisme）。在历史上，这四种学说都已经被以不同方式表达过了。而比起纯粹的这四种学说来，更常见的是以此拼凑而成的混合学说或同纯粹学说有细微出入的修正过的学说。我做下面这些总结的目的不在于确切重述刚刚列出的这四种学说中的每个思想家的观点，而是期望阐明这四座知识大厦的逻辑结构。

关于国家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重商主义学说以下面这个著名表述作为论述的起点和原则：“金钱是战争之命脉。”我在众多引用之中选择了蒙克莱田（Montchrestien）在《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615）中的语句：“第一个说金钱是战争之命脉的人完全没有说错，因为虽然金钱并非唯一的关键，虽然素质良好的战士也同它一样是绝对必需的，但数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金钱总是主要的。金子在很多时候都比铁更加强有力。” [62]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则坚持金钱与战争具有与此相反的关系。 [63]

如果贵金属是战争的命脉，那它们也同样是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因为在上面的分析中，力量的大小在被称为“力量考验”那天到来的时候会被揭露出来。追求权力的意志因此会合乎逻辑地在致力于积累尽可能多的金银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却存在着两种手段，一种是战争，另一种是商业贸易。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获得战利品或交换的方式储备贵金属。这是重商主义思想的第二大主张，不过这两种方式从性质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质。

让我们听听科尔贝（Colbert） [64] 的说法：“只有大量的金钱才能让国家在强盛程度和权力上与众不同。”果真如此的话，储备金银所依赖的商业贸易，也就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商业贸易，怎么可能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呢？“商业贸易在谁能获得最丰厚利益的问题上无止境地引起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 [65] 还有：“商业贸易是所有国家之间在精神上和工业上虽平静温和却永无休止的战争。” [66] 在随后的那个世纪中，迪托（Charles Dutot）重拾了这种思想：“为了谋得一个大型商业贸易的所有好处而制造和平，就是在同敌人进行战争。” [67]

一些英国学者也同欧洲大陆的学者遥相呼应。他们也一样反对将商业贸易霸权同政治霸权区分开：“谁支配了海洋，谁就支配了世界商业贸易；谁支配了世界商业贸易，谁就支配了世界财富；而谁成了世界财富的支配者，谁就支配了世界本身。” [68] 商业贸易均衡同权力均衡相类似，这便是这种思考方式的结论：“权力均衡除了靠维持或继续商业贸易均势外，别无他法。” [69]

将商业贸易视作战争的相似物的观点衍生出了下面这个推论：因为贸易顺差对于积累贵金属而言是必需的，又因为不可能所有国家都获得贸易顺差，所以贸易不可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有利可图的。买得多而卖得少的国家会损失金银，因此也会因为交换而破产，也可以说，它们在交换之中损失。获取贵金属的竞赛让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之间有了本质的不同，因为国内贸易不会改变金银储备的数量，而对外贸易则对其有决定作用。同时，在18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学者还明确表达了这种论点：“一国真正的贸易本质上存在于同其他国家在商业交换上的竞争中。相反，仅仅发生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更多不是一种实在的贸易，而只是一种让消费更加容易的便利性转移，它一点也不会让国家的财富增加，也不会让国家的优势扩大。” [70]

对贵金属的追求导致了商业贸易的扩张，并且让国家间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侵略性的特征，因为金银储备如同能够用于交换的总额一样，都是有限的。重商主义者是在一个有穷的世界、静止的天地中思考。在其中，交换对买卖双方并非同等有利。根据意大利学者波特若（Giovanni Botero）的表述：“最常见的损人利己的手段就是商业” [71] ；“我之所失就是人之所得。” [72]

尽可能少地依赖外国供应商，尽可能多地自己生产本国所需之物，在同外国手工业者的危险竞争中保护本民族手工业者，这些建议完全遵循了为得到贸易顺差而需要采取的措施。“能够自给自足的王国总是更加富有、强大和令人生畏。” [73]

在这个学说中，战争责任问题是丝毫不会被探讨的。冲突是合乎自然、无法避免的，因为不同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就是相悖的。“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以国家荣耀之获得、国家财富之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74] 如果法国人只能在压倒荷兰人的情况下才能让贸易得到增长，为什么他们还要对借助力量去实现这个合法野心而心存疑虑呢？重商主义者本身并不尚武好战。但说“大型商业贸易的好处”相当于针对敌人的战争，这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承认商业是战争的替代品。不过，如果我们假定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敌对关系，那么也可以说战争是持久不断的，它要么以公开战斗的方式进行，要么以商业贸易这一伪装形式进行。对君主而言，选择这种或那种形式只是时机问题。

博丹（Jean Bodin）并非煽风点火之人，但他将对和平或战争的选择归纳成一种理性计算。君主即便强大有力，如果他明智雅量的话，就“从来不会在不受荣誉法则左右的必要性没有强迫他的情况下去要求战争或和平；永远不会在自己获胜时明显可得的利益小于敌人获胜时自己损失的利益的情况下投入战争”。 [75] 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下面这个表述，也许以它的坦白和中庸很好地表达了重商主义所能企及的和平主义：“我认为人们不得不同意的一个准则是，明智的国家除了决定实施征服或出于自卫的必需外，永远不去从事战争。” [76]

自由主义同重商主义比，不仅仅是目标同重商主义不同，而且还可以被诠释出与重商主义完全不同的事实。重商主义断言，我之所得便是人之所失。自由主义（仍是指典型的自由主义）则说，在自由交换中，获利最少的人依然是在获利。对这一表述的论证有着细腻程度不同的多种诠释。不过，自由主义学说的论述重点同重商主义学说中的一样简单。

依自由主义的观点，商业贸易不是一种放弃自己的无用之物以便获得自己的欲望之物的手段，而是一种用来增加自己贵金属既定储备的一种看似和平的方法。一旦渴求贵金属的顽念消失，一旦生产力手段的发展驱散了认为国家间的物品分配或商业份额一直具有固定数值的幻象，交换的好战特征便会自动消失，而与此同时显露无遗的将是交换的和平特征。如果每个交换者都可以自主决定，即便以货币价值来看他们在交换中不会同等地赚取，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可能“在交换中损失”。

随着对贵金属的一味追求的消失，认为对外贸易同国内贸易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的观念也消失了。彻底的自由主义是以存在一个交换的普世共和国为假设的。无论省份是在国境内还是在国境外，这都无关紧要：买家仅仅在以他们自身拥有之物去交换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这个省份生产的物品。理想情况下，如果把人类视作一个整体，那么只有商业贸易是国家无法用军事力量改变的。根据边沁的名言，就是：“即便征服全世界，也无法让你的贸易增加半毛钱。” [77]

自由主义者由此而依循逻辑总结道：商业贸易从本质上与战争相悖。商业贸易带来和平，政治对立则点燃战争激情。18世纪时反对重商主义的主张就开始比支持重商主义的主张更加频繁出现。魁奈（Quesnay）不再同意对外贸易不但主宰着国家的强盛而且还从本质上具有侵略性这一说法。“买卖双方的财富共同支撑着国家间的相互贸易。” [78] 内穆尔的杜邦写道：“关税是国家间的某种敌对。” [79] 博多神父（l’abbé Baudeau）在1771年写下的表述可谓是对科尔贝一个世纪以前那些主张的极好注脚：“利益之间的对立构成的是强取豪夺政治的实质。利益之间的统一构成的是经济政治的实质。” [80]

以J.F.梅隆（J.F.Melon） [81] 的话来说，一旦假设了“在国家中，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互不相容”，自由主义者就必须解释战争的存在（重商主义认为国际冲突不存在问题，因为它们属于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自由主义的观点则与此不同）。在我看来，对此大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在于确定商业和政治属于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国家之间之所以持久对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着截然相反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君主或人民贪图荣耀或土地。第二种解释在于强调存在于国家或民族中的实际利益之间的差距以及执政者对此有所意识。或者也可以说，自由主义者对在交换的共和国之中应当存在的经济，同现实中被私有垄断所扭曲的经济做了区分。第三种解释在于以人口过剩为理由。马尔萨斯的思想先驱为数众多。那位认为商业精神和征服精神互不相容的学者便同意把人口过剩作为征服的一个合法理由。

第一种解释相当于缩减以经济解释政治的范围。认为世界如同一个交换的普世共和国，这并不合理。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是首要已知条件：这样一种经济方法的好坏不应该从被想象成统一整体的全人类的尺度上去判断，而应该根据国家间实际对抗发展出的这种方法所导致的后果来判断。（只须将这一主张同工业化这一相对新近的事实相结合，就可以得到民族经济学派的原则。）

更常见的还是第二种解释，也就是将冲突的原因解释为应该存在的经济同实际存在的经济之间的差异。其根本思想贯穿了19世纪所有文献，也产生了譬如霍布森（J.A.Hobson）和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等人的著作。在魁奈笔下，它表现为商人和商业之间的区分，某些人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之间的区分。“商人参与分享国家的财富，但国家却没有参与分享商人的财富……所有战争和所有对商业的相对储备都只能出于垄断这一个目的，虽然它可能是王国大宗贸易商的无意为之，但总是给那些没有将国家利益同国家中商人的利益分开的国家带来致命灾祸。这些国家不惜以战争来保障国家商业代理人所具有的那种实际上对国家自身而言不利的排他性特权。” [82]

极端地讲，边沁式自由主义肯定了战争总是成本高于收益，即使获胜，征服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承担在外国领土上的行政开销有何益处呢？如果这块领土保有自己的主权且对交换开放，那么，比起将它变为殖民地，宗主国最终还可以在没有支出的情况下享有这块领土上的收益。

20世纪发生的事件与其说是驳倒了自由主义学说中的这种乐观主义，不如说是刺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更好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同自由经济理性类型下应有情况之间的差距。利奥尼尔·罗宾斯（L.Robbins） [83] 关于冲突的经济原因或熊彼特（Schumpeter） [84] 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都位于魁奈或亚当·斯密的理论谱系中，他们都是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垄断精神和重商主义思想残余的经济学家。只有托斯丹·范伯伦重拾了商业精神和战争精神相似的观点并将工业作为和平精神的一个来源，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篇章。

历史和民族学派的经济学家都不赞同这两种极端论点。他们摒弃了认为商业是战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的重商主义者观点，但是他们也同样摒弃了自由主义者（边沁的）观点：“所有的贸易在本质上都是有利可图的，即使对受益最少的一方也是如此。所有战争在本质上都是毁灭性的。”或者还可以说：“在国家利益之间没有真正冲突的立锥之地；如果它们看起来令人反感，那只是因为它们被人误解。” [85]

从定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学派将历史现实作为了论述的出发点。然而，这种现实包含了空间的区隔和人类的分割。国家间的对抗不能够被缩减为经济竞争。国家间之所以互相战斗并非仅仅为了获取财富或促进商业。战争的正负收益表不应该以人类整体为尺度，也不应该在物品或商品的范畴中被确立。通过防止国家被入侵，军队有着与其所拯救财产数量相称的生产性。军队获得胜利为国家和人民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战利品，还有获取繁荣的机会和手段。

这样一种对经济（或商业）和战争（或征服）之间关系的既中庸又理性的解释，很可能会被19世纪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经验。如果我们把人类会在国家对抗中分裂这一点作为优先及必然命运的话，军队即便花费高昂也对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可以像魁奈那样写道：“国家决策者为注定参战的人们感到惋惜，就如同地主对那些为了维持田地而必须用作建设沟渠的地感到惋惜一样。” [86] 田地在沟渠被建设的那天的确会损失，然而即便就空间不被分隔更符合最优化原则这点而言，建设沟渠就算是一种损失，但它在现实世界中还是有利可图。同样，自由主义者如果以忽视了国界和军队的那个和平的普世共和国作为模型来参考的话，便可以毫无困难地辩护说所有战争都花费高昂，即便对战胜者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历史还是它原本的模样，很难否认的是，获胜的战争有时候的确会给民族带来利益，增加其获得福祉的机会。

因此，主宰着这个通常被我称为民族学派而非历史学派思想的重要新观念，并非武装冲突的资产负债表，也非对军队的评价。民族学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重商主义者的一些论据在工业经济思考中进行了翻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既没有否认个人福祉不成目的，也没有否认战争本身就是财富的毁坏者。然而，政治单元作为互相分离的存在也是事实。经济学家没有权利不去关心他们所属共同体的命运，或者不去以虽然说起来很理想但暂时无法实现的无国界的全人类视角来思考。然而，在当今，自由交换并非对所有国家的繁荣都同等有利。相反，它倾向于帮助甚或强化最先进民族，即那些已经拥有了工业的民族所具有的优势。如果最落后的民族不对手工业产品开放它们的国境，它们又如何能够在它们的工业事业中实现进步呢？自由交换迫使它们无止境地作为初级产品的提供者。在这个工业才是权力条件的世纪，取消关税壁垒的做法趋向于将目前农业国和工业国之间的分工永久化，因此也是在将与公正甚或和平背道而驰的力量以及生活水平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

李斯特清晰地构想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 [87] 和谐发展理论。这种发展仅在一个充分扩展的框架内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过渡到对大空间概念的论述上。创立庞大政治经济单元是走向交换共和国的第一步。民族经济学派的学者不否认可以用暴力完成这一步。一个民族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自给自足，首先就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新兴工业，并且持续保护自己的关键工业。此外，它有时候还需要适当扩张主权领土。

从长远来看，李斯特没有排除基于民族之间和民族经济之间的均衡建立起来的和平。除了促成了大整体的形成外，自由交换还因为在平等交换者之间建立了关系而表现得硕果累累。普世和平不会导致自由交换，但自由交换却可能是和平化了的人类的最后结果，这种人类的和平化得益于暂时的保护主义，得益于将人类自然而然分割于其间的各个政治经济单元的强化。

在所有关于冲突和战争的学说思想中，或许社会主义学派是最难用几个命题进行归纳总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国家间的和平会随着民族内部的和平而来。只要依旧遍地困苦，只要不公正尚未消除，个人之间的斗争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会继续存在。在我看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一个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对抗的独特且严密的理论。不过，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清晰地假设了在一个公正秩序之中人与人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解，这本身便能够带来国家之间的和解。

相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则信奉着一些简单而明确的观念。它把战争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宿命。它借用了自由主义学派众多派别中的一个的思想，用经济利益之间的竞争来解释战争。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断言，随着社会主义的来临，武装冲突的原因和动机都将消失。简化一下，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即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重商主义忠实刻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贸易的好战性质，自由主义者则很好地描绘了资本主义之后的商业贸易所具有的和平性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是好战的，而它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变得和平。所有问题就集中在为什么知道会如此上面。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谴责保护精神和垄断精神，谴责那些期望将国内市场据为己有、将国外市场加以征服的大企业或托拉斯行径。列宁重新采用了受自由主义启发的经济学家对导致帝国主义的原因（私人利益、特权群体等）的指责。不过，他将这些谴责加以改换，宣称帝国主义的形成远远不能归咎于少数人，而是资本主义演化到一定阶段（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由于受到了霍布森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88] 的影响，他又宣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想让私有垄断者和平地分享地球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重新找回了商业贸易和战争之间在本质上的相似性。不过，重商主义的辩证逻辑比列宁主义的更清晰：对总量无法增加的贵金属的追求会导致对抗和冲突，这是合乎逻辑的。而对市场的追求、对初级原材料的追求或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否真的也会同样如此呢？

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是和平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进行了断言，却没有论证。在他们看来，这个命题不证自明，因为他们已经把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在于经济这一点作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接受了，然而饶勒斯（Jaurès）那句不断被重复的话——“正如乌云孕育着暴风雨，资本主义本身孕育着战争”——也是无法构成其证据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哪些方面——生产工具私有制、市长机制、国家企业或跨国企业中所有权或权力的集中化趋势——以偶然或必然的方式导致了国家间的战争？

这四个学派并非处处都相互对立。如果涉及的是政治冲突，某些自由主义者 [89] 同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和民族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家间的对抗是第一位的，而且战争也并不总是由商业利益之间的对立而引起。社会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其学说的最终目标都是人的福祉。民族学派和重商主义者则都以服务于民族国家之强大为愿望。这些学派都把商业（或交换）视为经济生活之根本，并以此来自我定义并同其他学派各执一词。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商业就是战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商业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和平的。在民族经济学家看来，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商业将变得和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就是战争，同社会主义一起它才将变得和平。

二 学说的历史解释

理论总能部分地为历史环境所解释。无论最高目标是国家的权力还是公民的福祉，只要力量的前提条件不同就足以让不同经济学家对各种活动所抱的判断合乎逻辑地发生变化。

在古代，在那个尚勇的时代，军事力量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数量、战士的体力和军队的组织。因此，有利于提高战士数量和质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数世纪间被和平的、尚武的各种美德所修饰。1940年，陆军元帅贝当还在歌唱“不会说谎”的土地；他在守旧幕僚和古老信仰的激励下随时准备让法国回归农业生活方式以对德国进行复仇。苏利（Sully）公爵在16世纪末更有理由认为“强大的民族是农民的民族，因为工业让公民不再习惯于从事繁重劳累的活动，而他们需要这些活动的磨炼才能成为高素质的战士”。艺术和城市被看作堕落的原因。工业让民族虚弱，奢侈让人们萎靡。国家的繁荣昌盛靠的是简朴和节俭。

虽然直到18世纪中叶这些论点还见于哲学家的笔端，然而，随着现代的到来，它们已经不过是部分真理。战士使用的是弹药和大炮，他们需要的是教导和训练。“在勇气的时代”，正如富勒（J.F.C.Fuller）所说，罗马公民是借助于布匿战争才获得了战术技能：长期服役将他们塑造成了个中的行家里手。在16世纪和17世纪支配了陆上战场和海上战场的那些精英战士，也都不是出身于贵族或资产阶级的业余外行。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训练，都取决于政治权威——城市、公国、国家，只有它们才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对军队或船员进行动员、装备和组织，以及购买或制造舰船和大炮。

16世纪初，作为军事理论家的马基雅维利十分守旧：他不相信炮兵的有效性，也不了解“战争之命脉”的必要性。出于对古代文化和政治学说的爱慕，他期望以公民为军队，而且还继续将步兵视为战场的主宰者。在私掠和海盗获利甚丰的时期，在海外贸易对战舰和货轮同时提出要求的时候，重商主义者其实就已经与历史事实相离不远了，他们给予君主的建议也没有今天我们看来的那么心术不正。当时的政治单元在人数或制造潜力上的区别还没有它们在资源动员能力上的不平等那么巨大。军事力量首先且首要地取决于这种动员能力。像威尼斯这样以商业致富的城市也可以以支付雇佣兵、战士或水手报酬的方式成为一个军事强权。相反，幅员辽阔的王国也可能在国库空虚而无力负担国内军队或雇佣军的情况下丧失行动的可能性。马基雅维利的“谁有军队谁就能找到金钱”的主张只会在佛罗伦萨人很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那个意义下才可能成为真实情况：国家垄断了治安机构和权力，也就由此而具备了抽取相当一部分国家资源来满足自身所需的能力。军事力量依旧取决于潜力和动员能力。不过，由于动员能力看起来似乎从今以后属于所有的国家，那么潜力便处于最突出的位置，成了区别国家间力量的因素。

18世纪末，对铁和金以及对步兵和炮兵各自有效性的讨论走到了尽头。无论人们赋予金银怎样的价值，一国的财富（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增长或扩大）似乎都不再取决于国家的金银存量。和平的环境、公共秩序的建立、商人和制造者的活动以及创新精神，这些才是国家一个比一个更快走向富裕的深层原因。海盗时代已经过去。和平盛行之时，也是商业真正变得和平之时，它从此以后不再被视作“伪装的战争”。英国学者则倾向于强调交换促进和平的本质，因为他们的祖国在交换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同时，只要看看周围就能够观察到“善有善报”：各民族在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同时，也保证了它们自身的安全，建立了它们的权力。亚当·斯密指出，军事力量的前提已经改变。在过去，粗野的民族同时也是强悍的民族，武器和工具都很简单，互相之间差别不大：使民族力量相互区别的因素在于身体的活力和尚武的热情。艺术和奢侈更多是让战士们萎靡不振，而非让他们致力于改善战斗工具。其大众形象（image d’Epina）就是罗马共和国，它因为农民-公民的节俭和美德而走上顶峰，又因为帝国城市的财富和堕落而加速走向了瓦解。汉尼拔的军队在卡普阿（Capoue）肆意享乐，埋下了日后失败的伏笔。不过从此往后，另一个大众形象代替了现代学者从古典文献中借用来的罗马形象。文明从此因艺术而战胜了野蛮。财富和权力携手并行，因为两者都以工业为基础。

正是这点招来了“民族经济学家”的纷纷反对。如果工业发展统领财富和权力，那么工业发展就成了优先目标。交换或者说自由交换充其量不过是手段。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却断言，没有达到同等发展水平的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的自由交换会让工业落后的国家陷入发展停滞或更加落后。工业主义论点虽然被他们重新提及，但其目的还是海关保护与和谐增长。

19世纪中叶的这些学派在20世纪中叶继续存在，只不过在这期间它们都发展出了更加精妙的形式：一方从原则上赞成交换自由，另一方则是将和谐增长与工业化摆在了所有必需的首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歧关乎以下这个实际问题：对外贸易的自由主义政策对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有着怎样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用一个简单且绝对的命题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不会否认保护措施的必要性，至少他们会对部分且暂时的保护措施表示赞同。倾向于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会对某些交换的有用性予以承认。不过这两种倾向都继续存在着，要么以尽可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大空间经济为定位，要么以尽可能创造密集的交换网络为手段，以便向全球的团结更进一步。

以创建自给自足的大空间经济为定位的想法通常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两方面的考量。国家的权力不但取决于资源和动员系数，同时也取决于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工业或军队都可能因为一种原材料或特殊产品的匮乏而陷入瘫痪的境地。围绕生产力来考虑会带来尽可能深入的国际分工，围绕权力来考虑则会阻止放弃生产机制中的任何关键部分。“国家派的”推理在这个被对抗着的主权所分割的世界中很有说服力，而自由主义者的推理则假设了一个普世共和国，或者在为它的诞生创造条件。

同样，有关资源同国家军事力量或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理论也能很容易得到解释。所有理论，就其探讨的时代而言，都体现了部分事实。没有一种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系统地将多种决定因素进行仔细考量。如果我们假设武器相似，那么数量、活力和对战斗的组织就决定了力量关系。如果我们忽略数量的影响，就剩下原始激情的持续时间和组织因素。正是这种作为时代特征的区分因素被理论家牢牢抓住，并且美化成了唯一因素。

不过，我们还需要留意到，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些边缘的、例外的或脱离常规的因素。雅典的军事权力建立于矿藏、商贸、舰队和帝国之上。这种权力也因此而不稳定且持续时间不长，但它依然在一定时间内支配了城邦体系。同样，让罗马胆战心惊的迦太基应该会赞成重商主义者的主张：金钱是战争的命脉。但迦太基的公民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失败前，却也还是同罗马士兵鏖战了多年。而让罗马惊惶不安的汉尼拔领导的却是一支由雇佣兵和盟国提供的外国士兵所组成的军队。

现在让我们跨越几个世纪：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会声明战士的素质取决于节俭的生活方式。如果涉及的是领航飞机或驾驶突击坦克，那么培训水平会比朴实的社会风尚更重要。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地中，古代学者的那些主张依然正确。卡比尔（kabyle）农民比起习惯于在电灯照耀下的城市中作战的法国年轻士兵而言，更加擅长于夜间作战、徒手搏击和伏击。法国军队靠着数量优势、组织和有技术含量的武器保持了对战地的支配。然而，质量优势在这种特殊类型的战争中，即使是在工业时代，也不会站在文明的一边。

这种认为贫穷民族比富裕民族更具有尚武优势的主张部分反映了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的确，正规军的战斗力取决于装备，而装备本身又取决于工业。如果不计动员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认为不同国家具有相等的动员能力的话，军事力量因此会同人力潜力和工业潜力相称。然而，不同国家的动员能力实际上从来就不相等。它被两个变量所左右：行政效率和大众对贫困的接受程度。可用于进行战争的资源的规模大小是以总产量同生存必需最低水平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节俭的习惯缩小了战场上的军队所需要的供给。这些习惯使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变得可能，因此而扩大了总产量和无法再缩减的最小平民消费量之间的差距。

最后，制度本身也多少能够说服或迫使人民接受生活质量的降低。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共同资源分配部分是由政府模式决定的。现代福利和权力之间的取舍是工业时代对古代节俭和奢侈的取舍的新形式再现——节俭是德行之母，奢侈是腐化之源。现在需要知道的是，现代专制政权所强加的节俭是否从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与古希腊或罗马学者们所赞扬的美德相似？

如果在以历史情势为参考的情况下，对有关资源和力量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解释还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对有关冲突的经济原因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比较困难了。虽然第一类理论不是对现实的忠实体现，而是对现实进行了扭曲、简化、改装，但它通常还是抓住了现实根本且真实的某一方面。相反，冲突的经济解释则似乎在备受争议上一点也不输它们的时髦程度。

在技术发展静止或进步缓慢的几千年中，力量（武力）是同交换一样的有效率地进行物品分配的一种方法。比起从事生产所得的收益而言，征服者可以通过武器攫取的财富数量十分巨大。奴隶、贵金属、从异族人那里收取的贡品或赋税，所有这些都让胜利的收益显而易见、丰厚异常。然而，古典学者在一直没有忽略或否认帝国的经济生产力的情况下，却几乎异口同声地断言，帝国本身就是令人向往的。

相反，在现代，胜利的经济收益除了偶尔会很丰厚以外，它在大多数时间中相对于技术进步或组织进步每年提供给工业化民族的超额物品而言，都是很一般或微不足道的。然而也正是在我们的时代，权威学者却认为，只要托拉斯施加的压力和对金钱的渴望没有从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幕后被揭露出来，帝国主义就会一直保持其神秘性。

其实，这种表面的互相矛盾是“对国家间冲突的经济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导言。在有史以来的几千年中，在复合社会内部的特权阶级和大众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都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劳动产出水平的低下无法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奢侈或娱乐。无论是土地、贵金属、奴隶还是城堡，一些人对其所有权的拥有就意味着另一些人的失去。所有权在本质上具有垄断性。经济抽象理论证明，在既有的物品分配方式下，自由交换机制是对所有人都最有利的机制。但它并没有证明，条件差的人就必须被动接受某一历史时期的分配方式。“无产”（have not）的人使用武力去夺取富有阶层所有之物，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自文明伊始就与所有社会相伴的贫困，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比起劳动创造的财富而言武力可夺得的财富数量更为惊人：所有这些事实都持久构成了阶级之间或国家之间冲突的结构性条件，它们让征服战争在事后看起来是符合理性的。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所有征服者的动机就是以上这些？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疯到或蠢到去做如此断言。对沙漠或草原的游牧者（比如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而言，战斗是他们生活方式的自发体现，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他们为了自己而打仗，他们之所以去攻击定居民族，是因为战斗是他们的乐趣，帝国是他们的使命。波拿巴在当时以战士的贫困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财富之间的反差为诱惑对意大利军队发出号令的做法，对于亚洲骑兵并非必要。

雅典或罗马的帝国主义将为经济解释提供更多帮助。我们已经指出，它们的强大同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在海军和商贸上的强大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拥有超过四万公民的城市，这个壮丽辉煌且节庆不断的雅典，如果离了商业网络和盟友的贡赋，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旦失败，它不但保不住财富，还会失去荣耀。然而，修昔底德并不认为——而且我们也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雅典人对财富尤为贪恋。不断激励着雅典人的，其实是一种统治的骄傲，这种骄傲没有止境，还最终把他们拖入灾难之中。

罗马帝国主义，尤其是从共和国末期开始的以及其帝国时期的帝国主义，是由多个经济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座已经变得无比庞大的城市需要非洲的小麦。一旦离开了被征服者们所缴纳的贡品，罗马是不可能维系对平民阶层的无偿配给和公共游戏的。特权阶层的罗马人——罗马的贵族或骑士——通过去各个行省担任行省总督或税务官来聚敛财富。当时应该没人会想到，今天也应该没人会想到把边沁的这个计算用到罗马帝国的身上：殖民地会让宗主国花钱。不过，也没有人会把维吉尔（Virgile）对罗马人民的以下忠告仅仅视为一种贪财的伪装：你不要忘记，你将统治万民（tu regere populos memento）。如果帝国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它就无须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为什么在现代，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经济的或唯灵论的术语来解释帝国，而越来越少像古希腊那样用完全的政治范畴去解释呢？在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帝国式征服明显有利可图。然而，就此断言激发探险家甚或商人的不过是对利润的追求和对金银的渴望，则失之荒谬。在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心理状况不适合被粗糙地简化。也许，他们之所以要把宗教任务援引为理由，更多是为了平息巨额利润和对原住民的残酷对待所引起的他们在良心上的不安。既然贵金属的不断到来和对远方土地的占有在权力和财富上都满足了西班牙的胃口，为什么还要探究征服者行为中多种动机各自所占的份额呢？

虽然曾在印度和美洲殖民的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在许多方面互不相同，并且与西班牙帝国也不相同，但这些帝国都没有在动机问题上提出新的考虑。让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去到美洲并在如今的美国或加拿大土地上定居的原因有很多。一些人是因为接到了当局的命令，另一些人是为了保护基于他们意识需要的信仰权利，一些人是为了到海外寻找更宽广或更自由生活的机会，还有些人是为了获取远距离及充满冒险性的商业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在几乎空旷无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法国或新的英国，就如同明确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英属印度诸省或特许公司所带来的诱惑一样，自成其理。

巴黎和会时期人们所犯的判断上的错误被法国学者重提过很多次，这些判断上的错误源于这块或那块领土的现有重要性和潜在重要性之间的不对等。对法国而言，对法属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的所有权在1763年比对法属加拿大的所有权更加珍贵，因为加拿大被广袤无垠的冰雪所覆盖，几乎颗粒无收，对宗主国而言，它能提供的仅仅是皮毛或某些稀有金属。可以提供给人口的空间，当时还没有被公认为无上财富。商业精神和冒险精神之间的、好奇和贪婪之间的、交换收益和征服战利品之间的、国家垄断和政治主权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明显，让关于欧洲扩张的特有经济理论在19世纪前既没有原创价值且连玩世不恭都不算。当时的它应该看起来像是一种专断无用的模式论。

气氛在19世纪开始缓慢变化。哲学家和道德家对战争和征服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就帝国及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好处提出了质疑。帝国主义者发现他们处于双重守势。从今以后，他们不得不给迄今为止一直符合了人类惯常做法的帝国找到思想上和利益上存在的理由，并以此来驳斥那些将帝国揭露为不公正或认为帝国花费过于高昂的人。茹费里（Jules Ferry）在演讲中便用法国（或白人）的开化任务及在商业和威望上的需要这些套话来解释为何需要让三色旗在全球飘扬。英国帝国主义的解释者同样借助这两种论据：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带来昌盛”说及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负担”。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理论家以及对西方的未来抱有理想主义态度的解释者，则投身于对阶级斗争、不平等以及对战争的诠释中。他们把武装冲突的账算到资本主义的头上。不过，帝国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也确实为这些人提供了资本主义应该对此负责的证据。帝国主义者以殖民地能为宗主国带来财富为荣。自由主义者，这些至少对殖民活动抱有敌视态度且被现代经济的和平特征所说服的人，则因为特权群体所做的恶事而被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采用了这两方的论据来证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三 帝国主义和殖民化

就最简单、最普遍的定义而言，帝国主义是政治单元的战略-外交行为，这一政治单元缔造了帝国，即让外国人民臣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罗马人、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曾是我们所说的帝国的缔造者。

许多暧昧不明的情况同这一在历史上从未缺席的现象擦边。我们应不应该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政治单元同属一种文化或有着同一民族性的情况下谈帝国主义？（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创造者，俾斯麦是帝国主义者吗？ [90] ）沙皇俄国或苏联执政者对维系一个涵盖了异质人口的国家性政治单元有所期冀，我们是否应该就此而谈帝国主义？我们是否可以说，德国的统一就其回应了德国人愿望这点来讲不算是帝国主义的，而俄罗斯帝国的维系因为得到了异族人民的同意也不算是帝国主义的？即便对诚实的观察者而言，想要分别衡量出民众感情在赞成或反对帝国的建立上和是否继续保持帝国上所具备的力量，也并非易事。为了让帝国主义的范围被清楚划定，民族边界在文化地图、语言地图和人民愿望地图上都必须清晰可见。

帝国主义也有另一个意义上讲的含糊不清。帝国主义是否会仅仅因为国家主权得到了正式的尊重而消失？被苏联军队解放且正处于共产党治下的东欧各国，如果把莫斯科揭露成帝国主义，是否就是错误的？所谓的大权力的合法影响范围同所谓的罪魁祸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界限浮动不清。在异质体系内，所有的领导权力都不得不对次级国家的内政施加影响，至少也会做到防止与敌对阵营相勾结的党派上台。 [91]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之间所实施的殖民同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在美洲实施的殖民，代表了互不相同的现象。在科西拉建立殖民地的科林斯殖民者占据的是一个可用空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在征服自然上所需要做出的努力比在征服印第安人上更多。从长时期上看，殖民比帝国主义更影响各民族相对于权力中心的地位（除非帝国主义达到了对被征服者实施灭绝的程度）。印度不可能长久处于英王的主权治下，美国人却会继续讲英语。

欧洲各帝国，部分源于帝国主义，部分源于殖民化。在北美，殖民化多于帝国主义，而在亚洲和非洲则是帝国主义多过殖民化。西班牙帝国在南美的情况则处于两者之间。在这两种情况下，来自宗主国的人都会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极端情况下，这些定居下来的少数，仅由军人和实施帝国权威的行政人员构成。最常见的情况下，它还包括一些公民，比如那些享受着统治民族才有的特权且从中得利的地主或商人。当这些帝国的少数最终安顿下来且人数够多的时候，便轮到他们主动与母国断绝关系且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了。不过，他们不会因此而失去权力和财富。他们在帝国时期获得的支配权会继续延伸到新国家内部：极端情况便是，一个国家，两个民族。但是，当来自宗主国的这些少数人数不够多，又或者当他们无法同原住民融合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法国殖民移民”便正在纷纷离开。他们应该没法模仿将南美各共和国从宗主国手中解放出来的西班牙裔殖民领导阶层，也没法模仿北美的那些欧洲人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帝国主义和殖民化是如此多种多样，这让我们不可能把唯一且相同的解释应用到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国家身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欧洲国家对它们在亚洲和非洲帝国的清算，让关于帝国主义现象之性质的争论成为时髦。先把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殖民和自16世纪开始的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放到一边，让我们仅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否应该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我看来，从历史研究开始讨论更为可取，因为它虽没有解决这些理论上的争论，但为这个或那个解释提供了更有利的论据。众学者不断进行评论的三个历史事实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资本的大规模输出、非洲殖民狂潮 [92]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要求在这三个事件间建立联系。这个理论在这些事件不必然相连的情况下就会被动摇。

关于资本输出和殖民征服的历史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次 [93] ，然而无一能证实简单而教条的解释。

在1914年大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征服了最广袤领土的两个国家——法国和英国——同样也是经济上最不需要新所有权的两个国家。法国人口增长停滞、工业增长缓慢，因此既没有人口过剩也没有原材料的匮乏，同时也不存在制造产品的销路问题。人口和生产虽然在英国都增长更快，但其移民的阀门一直都是敞开的，加上对印度进行统治和行使主权，英国并不缺少空间。由于成了世界银行巨头，英法两国的确有着过剩的资本，但它们却只把这些过剩资本中很少的一部分投到了自己的殖民地。

1914年到来前夕，法国投在外的资本额为400亿～450亿金法郎 [94] ，其中只有40亿投资在了帝国内部。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投资在了欧洲（275亿，其中113亿投在了俄国），60亿被投在了拉美，20亿在北美，33亿在埃及、苏伊士和南非，还有22亿在亚洲。英国投在外的资本中，虽然有一半在帝国内，但只有很小一部分被投在了帝国新近才获得的非洲部分。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法国和英国拥有着如此之多用于对外投资的资本？传统的回答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其原因，然而下面这些数据并没有完全与这种经典解释吻合。法国在1875～1893年的年储蓄额 [95] 大约为20亿金法郎，在1900～1911年为35亿，而在大战前夕则为50亿。不过，国民收入在1903年为270亿到280亿，1913年为320亿到350亿，1914年则可能超过了350亿：平均下来，储蓄都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10%到12%，而对外投资则占了国民收入的35%左右。 [96] 由于储蓄总额没有出乎寻常的高，当时资本输出的刺激应该十分强烈，或者法国这个宗主国的内部投资需求相对疲软（很可能两者都同时存在）。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907年，一位英国经济学家 [97] 得到了以下这些数据：固定资产投资价值高达2.75亿镑，存量价值为2000万镑，耐用品存量价值为3000万镑，维护资本为1.75亿镑，对内投资净值上升至1.5亿镑，对外投资净值为1.35亿镑。简而言之，对外投资接近总投资净额的一半。“形成症候的是，英国的对外投资不亚于国内除了土地之外的整个工业和商业资本，而且它国民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来自国外投资的利息收入。” [98]

就资本输出的两个原因而言，至少其中之一在历史研究中被充分认识到了。法国资本是被超额利润吸引到了国外，而这些超额利润并非总由资本的持有者所得，中介、银行家也会分一杯羹。 [99] 如果当时政府没有将国家的金融势力当作一种外交工具使用的话，单靠超额利润应该还不足以导致法国资本向俄国或巴尔干国家输出。这些借贷时而被用于有战略价值的俄国铁路的修建，时而被用于保证其国家工业有足够的订单，时而又被用于保持某个国家对法国联盟的忠诚——在此国中，倾向于“同盟国”的党派和倾向于“协约国”的党派相互对立。

比起法国的对外放贷，英国的对外放贷受外交考量的影响更小，时至今日，说英国对外投资在总体上为英国带来的好处与为它带来的坏处持平或者更多，也并非不可能。 [100] 外国债券和外国企业股份收入的收益率总体上比国内投资收益率高。这些资本在不同用途（铁路证券达到了15.31亿镑）和在世界不同地区（一半以上在北美和南美，剩下的近一半在帝国内部）的分布，证实了英国资本运动的经济动机。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时期，德国在膨胀的政治野心和经济扩张意愿的驱使下也加入了“借贷俱乐部”。德国银行家时而追求超额利润，时而追求以工业订单数量为体现的大型企业。德国政府有时候也会指望用资本来为政治影响铺平道路，抑或按照自己的意愿用资本去引导某些巴尔干或近东国家的外交行为。然而，比英国经济和法国经济发展更快的德国经济却有着更高的储蓄率和更大的国内资本需求。德国放贷额在220亿～250亿马克之间。战前二十年间的年均远期资本输出额增长为6亿马克，这充其量只占1914年国民收入的2%。 [101]

将欧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输出同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援助做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两者之间有两个相似之处。两种情况下的资本输出都有助于让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得到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资本帮助阿根廷建设了铁路，美国资本则帮助它建起了大型工业；同样，美国资本还强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复兴，或许苏联资本也将让阿斯旺大坝建成。今日如同往昔，资本输出一直都并非无利可图：欧洲借贷追求的是更高的收益率或为国家外交服务；美国援助则至少部分地被其政治考虑所左右。不过，如果我们就此而对康德所称的“根本恶”（le mal radical）感到愤慨，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强求人们为了行善而行善，只要他们的自私和对立所导致的结果同善良的人们直接追求的目标相契合，我们便应该对此心满意足。

1900年的资本借贷以及1960年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都与国家之间特有的政治竞争相连。法国放贷给俄国是为了一旦发生大战俄国能够迅速动员；它向罗马尼亚放贷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选择协约国阵营。美国人对欧洲施以援手是因为期望用繁荣筑起一道抵挡共产主义的壁垒；他们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则是为了抵制那些伴有意识形态侵袭的苏联援助，因为意识形态会随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被输入。另外，有一个区别引人瞩目：借贷的规模程度不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外放贷的收益占法国国民收入的6%，占英国国民收入的大约9%。战争前，法国年对外贷款额上升至国民收入的4%，而这个数字在英国还比法国多了一个百分点。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就是50亿美元，3%就是150亿美元。对内投资需求让用于对外投资的资本不再像以前那么多了。1914年前那种对外账户累积性结余持续构成对外投资增长的趋势，自1945年起再也没有出现。相反，美国对外账户的盈余被花费到了对美国军队的维持和帮助外国政府上。

1880～1914年，法国和英国用于输出的资本规模没有阻碍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102] 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绝大部分的储蓄额是不是由富有阶层提供的。在法国，小资产阶级有其惯常的生活习惯，他们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储蓄。耐用消费品在当时才刚刚出现。开支名目也不像今天这样迅速增多。最后或许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事实是，在1914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投资主要是由企业家做出决策的行为。而企业家的心理是不可以用纯理论推理去归纳的，主动精神、创新精神以及投资精神都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1960年时的精神面貌不同于1910年时的精神面貌。

无论如何，对于殖民征服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资本剩余都不是它们的直接原因。为什么法国要以这些剩余资本为动机去征服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难道法国没有将这些资本投放到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吗？（同样的推理也可以用于英国。）为了让剩余资本的投资有利可图而对抗争夺，这不是什么神话。认为正是那些一心想着增长自己超额利润的银行资本家或工业资本家阶层推动了欧洲政府对殖民地的征服，甚至推动了欧洲国家之间相互开战，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殖民地，有三个主张是历史研究可以轻松证明的：

（1）如果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103] 解释殖民帝国主义的理论不可辩驳的话，那么，19世纪末欧洲各国实施的殖民征服的程度同这些国家的殖民需要程度之间将没有任何相称性。

（2）新近获得的殖民地——基本上指法、英、德各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只吸收了宗主国对外商业的一小部分。工业国之间的交换就绝对数值而言大于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交换。政治上对殖民地所有权的获得并没有马上导致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交换的普遍增加。

（3）在某些武装冲突或殖民征服中，一些私人集团、大型企业或冒险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们给外交官或国家决策者施加压力。但是，就“帝国主义外交”［采用威廉·兰格（W.L. Langer）对这个词的定义］的根源而言，特有的政治动机看起来比经济动机更强烈。比起多多少少含蓄伪装过的股份公司的影响，驱使执政者对重大事件的进程进行干预的，更多是强盛的野心和荣耀的欲望。

要准确测量出每个原因或每个人的确切动机产生了怎样的特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不事先以任何解释为假设的情况下考察在非洲的法国帝国，历史事实没有表明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次级公司的利益而在当时干涉了突尼斯。恰恰相反，法国政府是把这些利益作为可以让这次干涉变得正当的理由。国家决策者将这次干涉看作阻止意大利在北非立足的一种手段，也是保障阿尔及利亚边界安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将其作为法国复兴的一种证明。同样，在摩洛哥，银行或公司更多是被征服将会给它们带来的机会所吸引，但没有迫使议会和政府投入征服事业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官员最初对此都比大资本家更加积极热情。美国历史学家尤金·斯泰利（E.Staley）在他的《战争与私人投资者》（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 ）一书中认为国家领导人的意愿比资本家的手腕在发动征服上作用更明显。

这种解释并非教条式的。它并不排斥像布尔战争或在埃及的英国的被保护国曾经完全或主要是由私人团体的活动所促成的这类事实。它也不排除一些个人或企业在获得所有权后，出于追求土地特许权的目的，或出于垄断获利丰厚的商业的目的，抑或因为抱有通过对丰富矿产的开发和支付低廉的工资来保障超额利润的动机，而对国家主权加以利用。说西欧国家并非必须通过强占非洲来维持其资本主义制度或大众福利水平，并不意味着一旦这种征服完成后，殖民者不会像所有历史上的征服者那样支配和剥削被征服者。

使非洲的欧洲帝国主义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被错误地神秘化的原因在于，虽然只有现代帝国主义的现象才由经济决定，但帝国主义本身却并非现代独有。即便按照列宁的说法而把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成剥削的无休止全球性扩张，我们也无法用这种表述解释下面这个历史事实：如此缺乏活力的法国却在那些它既没有转移过剩人口、投资过剩资本，也没有倾销过剩产品的土地上建立了主权。帝国征服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一直就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欧洲曾经和平主义盛行，西半球被门罗主义所保护。欧洲列强们强取豪夺着那些还没有被它们的权力瓜分的地方，欧洲的内阁外交所遵循的利益均沾这一不成文法则，让欧洲国家轮流瓜分这个对它们而言都并非非要不可的大陆 [104] 。

在这方面，帝国主义也没有少造成大国之间的外交冲突：德意志帝国曾经认为自己是法国在摩洛哥建成殖民地的受害者，并认为如果孱弱万分的邻国都可以大肆扩张领土而自己却要一直被困于国境之内，这简直就是侮辱。至于那些心怀自由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是重商主义精神的回归使引发冲突的原因倍增。他们说，重要的并非经济领域的主权本身，而是基于这种主权所做的行为。如果所有统治者都维系着对所有人同等的竞争条件，那么在公共建筑上方飘扬着谁的旗帜也就影响不大了。然而，殖民精神却越来越被重商主义精神所影响。作为殖民者或保护者的那些国家，都把土地或矿产特许经营权和行政高级职位仅留给自己的国民，都把同宗主国相关的商业仅留给本国的航运公司。那些旨在增大帝国扩张在英法两国的影响力的协会（比如航海和殖民协会），非但没有掩盖以上事实，反而还倾向于夸大帝国主义的收益。对此，公众舆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心存怀疑。当时的宣传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更甚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可以通过强调“开化任务”的必要性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要反对自由主义者则等同于证明宗主国的繁荣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殖民地。

当时的执政者和人民是否真的如此笃信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把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件对瓜分全球而言必须且必然要做之事予以接受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真相如此。大战不是围绕殖民冲突而爆发的，而是以巴尔干民族冲突为发端。在摩洛哥，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之间比大使馆官员之间更倾向于双方的融洽相处。然而，南部斯拉夫人的命运却危及奥匈帝国的存在，也就是危及整个欧洲的均衡。英国人是否真的就是以清除一个商业对手为目的才决定打败德国的呢？这样的战争神话经不起推敲。英国在某些对外贸易领域里的确受到了德国的冲击。不过，两个国家在对外出口上都有增加，即便德国增长得比英国更快。我们能够说英国舆论觉得自己被错误地威胁了吗？当时的英国舆论其实对英德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对立性都有认识，双方都是对对方而言最好的客户和供应商。而且在当时，自由主义者对征服没有意义的指责言辞比重商主义以武力拯救商业的过时呼唤影响更大。

事实上，1914年的战争同在非洲的欧洲帝国主义一样，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传统现象。从源头上说，它就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普遍战争：国际体系中的所有成员都因为危及体系结构的一场争斗而被卷入其中。当国家决策者意识到其实工业转变的更多是战争的性质而非战争的原因时，为时已晚。

四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虽然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且论述的那些事实并没有对具体的某个帝国主义理论加以驳斥，但这些事实却让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或某些自由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更复杂的解释成形。即使在上文提到的那个时期中，征服的确不比在以前的任何时期中更有利可图，战争也比以前更具摧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用纯经济机制去解释征服和战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抽象分析是否能够让我们重拾那种看起来已经被经验分析揭穿的谎言呢？

首先，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向全世界扩张的趋势。也就是渐进且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向全世界扩张的趋势，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所有学派都承认这点。那么理论应该证明的就是，为何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放过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化的土地，或者还应该证明为何资本主义会在其自身内在矛盾的驱使下以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的方式瓜分世界，而且这种瓜分还是不可能和平进行的。

对于第一个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只要离开了那些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同化的民族就无法运转，我们只略微谈一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尝试过对此进行论证，列宁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拒绝去论证，而这种论证又的确不过是一种对历史的好奇心而已。

论证是以将现代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为起点的，其中一个部门生产生产资料，一个部门生产消费资料。每个部门都生产价值，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个价值又被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假设：

Ⅰ=C₁ +V₁ +pl₁ （生产资料）

Ⅱ=C₂ +V₂ +pl₂ （消费资料）

在一个简单的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只有在第一部门中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与第二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保持相等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 [105]

现在让我们来看所谓的扩大化生产过程。两个部门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消费，另一部分则以扩大不变资本的方式重新投入生产之中。这种将部分剩余价值进行投资的行为构成了马克思所称的资本积累。

让我们以第一部门中的资本积累为论述的出发点来看。剩余价值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将被资本家消费，另一部分则将转化为下一生产阶段中的资本。由此，等式C₂ =V₁ +pl₁ 也发生了改变。消费资料总价值，也就是第二部门的总价值，应该等于第一部门的可变资本、第二部门的可变资本、第一部门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及第二部门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和，即Ⅱ=V₁ +V₂ +pl₁ c+pl₂ c。或者，第一部门的总价值应该等于两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加上两个部门中用于投资的那些剩余价值。在依此定义出的制度内部，扩大化生产过程只有在这两个等式被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没有阻碍地顺利进行。

那么，这两个等式被满足了吗？罗莎·卢森堡和她的门生及他们的批评者摆弄着数字例证，并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在第二部门（消费资料）的资本积累率能够被第一部门的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前提下，这些等式才能维持。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们假定第二部门的不变资本同第一部门的可变资本和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必然相等。这一等式只有在等式两边中一边增长时另一边也同样增长的前提下才成立。将资本积累视作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现象和弹性所在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假定了第一部门的价值因为几乎其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被用于再投资而得到了增长。第二部门的价值——即消费资料——必须不超过两个部门（V₁ 和V₂ ）工人的消费量加上两个部门中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否则剩余价值就无法被“实现”。换句话说，以物质形式体现的这些价值就找不到对应的需求。那就可能存在一种“卖不出去的”（或无法实现的）剩余价值，体现在消费资料上，就是系统内存在找不到买家的消费资料。

如果围绕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来考虑的话，这种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存在卖不出去的消费资料的剩余价值的想法（它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受到集中化法则支配而且会在工资上尽可能维持低水平的想法相连）会更加稳固且面目一新。事实上，资本积累并不仅仅在于把剩余价值中的重要部分用于再投资，并期望经由同样的资本有机构成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如果真的只是如此，那么在扩大化再生产过程中要保持C₂ =V₁ +pl₁ 等式的成立也不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罗莎·卢森堡和她的评论者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的实质会改变C与V之间的关系；而维持一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和另一个部门的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会相应变得自相矛盾且不可能。或者，如果说这种维持并非不可能的话，以罗莎·卢森堡最后研究这个问题的门生的话来说也会是：“维持等式的平衡，最终需要第二部门的技术进步甚至第二部门的生产增长速度都随着第一部门技术进步的加快而放慢，当这种需要达到某种程度时，我们可以想象，第一部门格外迅速的技术进步会相应要求第二部门的生产停滞甚或倒退。” [106]

那么，在历史事实中能够找到这种自相矛盾的证据？我不相信。在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或许有向外出口消费品的趋势，但其涉及的只是诸如布匹这样的手工业产品。如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期望向外销售纺织品，不过它们这么做的原因不是相对于国内在消费资料上的购买力而言第二部门还存在着剩余价值，而是这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相对简单，不像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当前生产资料的出口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总额中之所以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原因很简单，即发展中国家期望以工业装备自己，而且它们也将自己本已稀缺的外汇专门留作此用。不过，如果依此而总结说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一定导致生产资料的持续过剩，又过于冒险。

在最近这150年中，没有任何农业上的转变有迹象印证了这种因为一方面需要保持C₂ 和V₁ 的相等 [107] ，另一方面却要维持C和V的可变关系而产生的自相矛盾。根据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快慢不一。在那些一旦额外追加生产便有导致或可能导致市场崩溃的危险而自己又不得不出口的国家中，农业技术的进步会放慢。美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之所以从二十年前开始加快，个中原因似乎更多在于技术发展本身而非社会。支配着资本主义农业技术进步的各种变量是如此复杂，因而让罗莎·卢森堡发现的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矛盾”证据的那种做法无法实现。

唯一能够让人联想到第一部门的快速积累趋向于导致第二部门技术进步放缓的，只有一个历史经验：苏联的经验。在苏联，生产和生产力在第一部门中比在第二部门中进步更快。第二部门没有任何生产过剩，但由于资本积累法则在第一部门完全发挥，而且所有权为国有的剩余价值大规模地被再次投资进生产，因此增长缓慢的不仅是第一部门的可变资本，还有第二部门的不变资本。苏联农业生产和生产力之所以发展缓慢，并不仅仅是由第一部门的资本积累步伐加快造成的。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也有作用。尽管如此，苏联的例子还是很好地说明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发挥作用的一种机制：如果加速第一部门的积累速度，唯一可以避免出现消费资料过剩的办法就是，减慢第二部门的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从细节上去讨论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程式，在今天那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对历史的单纯兴趣而已。显然，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也就是雇佣工人在其工作的机器上价值的增加，在不被过度简单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表述为“C相对于V增加”这一公式的。转化到商品中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机器的耐久度、折旧率以及同一台机器制造出的产品数。生产环节变得越来越多，生产时间越来越长。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没有降低，相对于年产值而言的资本价值也没有上升。而在上面的分析中，所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理论都是以实际工资持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为假设做出的。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要把霍布森描述过的、被列宁引用过的那些事实改头换面为“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好（或最不坏的）方式是像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在他最近一本书 [108] 中说的那样，把资本输出和政治经济的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出路之一，而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出路则是以提高实际工资的方式提升大众的购买力。

霍布森描绘了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活动。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有少数人对征服尤其热衷。领导阶层的成员在对远方土地的所有权中为他们的下一代找到了既能获得名声又报酬丰厚的职位。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则得益于征服而积累了超额利润。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钱投资到世界各地，并逐渐转变为食利者，成了国民经济的寄生虫，而国民经济又慢慢成了世界经济的寄生虫。

历史研究并没有驳斥这种认为私人利益同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外交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的笼统看法。历史研究所带来的是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解释，它指出资本借贷或征服的发端者往往是政客而非商人，通常是出于外交动机而非商业利益之目的。不过，它还让人看到了列宁从霍布森收集的事实中得出的那个“理论”是多么武断，这个理论可以被下面三个主张概括：资本输出是不可避免的；获取属地或建立势力范围是必需的；和平瓜分全球是不可能的。

约翰·斯特雷奇为了保留理论中的根本构成要素而采纳了第一个主张。他引用了列宁书中第四章的一段话：“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109]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工具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可以做到在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而不摧毁自身。我们同样也知道，这种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是符合有产阶级利益的。从今以后，争论焦点集中到了下面这两点上：

（1）根据一个纯理论模型来分析的理想-典型的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就趋向于资本积累和维持大众的悲惨境况，而只有靠民主政治支撑的公共权力的影响才能推翻这种自发力量的影响，或者恰恰相反，真正的模式是可以让生产、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得到提高的？

（2）收入分配的形成和国内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否真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输出和政治-军事帝国主义的直接和限制性原因？

要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加以确定，从来就无法避免武断。人为构建一个包含了贫困化趋势的资本主义模型，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事实却是，即便在不考虑民主国家预防性干预的情况下，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样的经济制度也许的确会造成财富的日益集中，但它却不会造成大众悲惨境况的加重。必须假设一支庞大的工业储备大军的存在，才能使生产力的进步（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至少体现为实际工资的恒定不变，而我们当然也清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是由实际工资的提高来体现的。

还可以肯定的是，想要人为构造一种能让所有处于同一体系内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内所有地区或所有阶层都得到均衡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型，也是荒谬的。根据不同的条件，积累过程会缩减或者加大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差距。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中，阶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真的在迫使欧洲资本主义输出资本和实施帝国主义？我们承认：要明确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相当困难。否定社会结构、收入分配和资本过剩之间存在联系，就会形成悖论。而既肯定这些对外输出的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又断言它是充满诱惑的（由于更高回报率的存在），这又很冒险。正如我们所见，政治和经济动机的纵横交错让任何简单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它。

进一步说，即便我们同意大众的贫困与资本输出有关系，也无法据此建立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

欧洲人在他们没有行使主权的那些土地上进行了庞大的资本投资，却在他们行使了主权的土地上投资寥寥，这表明资本流动和军队流动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欧洲国家一般不需要花费大力气就能够实施干涉，只有法国是个例外，它在北非实施的征服费时长、进展慢而又代价高昂。欧洲国家都没有通过建立政治主权的方式来保证它们最重要的投资，而是通过控制那些弱小的或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来达成，它们要么为了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让自己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换条件，要么为了夺取这些国家的战略要地，又或者是为了扩大和保护已经兼并的土地，最后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它们自己对荣耀的追求。

我们是否可以像列宁间或提到的那样认为，欧洲实施控制的各种形式——势力范围、被保护国、殖民地——实际上都不重要，它们只不过是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欧洲的支配——的体现而已？肯定的回答就相当于承认了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有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从来没有像19世纪末那样突出。西班牙对南美的征服同永久在其间定居的欧洲主人们对那里的人口和财富的利用与剥削，两者密不可分。从一家英国公司商业活动开始的对印度的征服，属于同一类型的另一个例子，它们都符合获取主权的剥削传统。正是在19世纪末，正是因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在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了工业资本主义，欧洲人开始乐于在没有财富可寻的地方实施征服，在没有征服的地方投放资本。

这样一来，列宁的第三个主张——无法和平瓜分全球——所具有的武断性似乎也跟着清晰起来。这种认为和平的瓜分或公道的折中都不可能的观点，颇有重商主义学说的遗风。大公司、银行和国家政府真的是受到了垄断精神的激发才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吗？不存在任何事实或推理来让这样的主张成立。事实是，欧洲人毫不费力就可以在世界各地为他们的资本找到用途。20世纪初，世界经济正处于扩张和价格上升的阶段。即便如此，独占性垄断的做法也依然罕见。殖民者或放贷人肯定会从竞争中得利，但他们也没有夺走他们对手的所有机会。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约翰·斯特雷奇那样认为，宗主国之间的发展不平等构成了和平瓜分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呢？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它却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在数百年、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明确同国家间相对力量的波动有关。这种波动，尤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既取决于主权权威的程度也取决于人口和工厂的数量。发展速度直接决定了外交体系的格局。在20世纪初，各殖民帝国的规模同其宗主国的（经济或军事）力量并不相称。如果这种不相称真的是1914年战争的原因的话，就像列宁说的一样，这种解释就完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了：德国本就应该因为对那些比它获得更好境遇的对手国心怀怨恨而变得尚武好战。为了把发展不平等纳入这种解释中并以此最终构建出一种关于因瓜分世界而注定争斗的“经济”理论，就必须认为在殖民地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的国家是迫于经济必需而去攻击那些不公正地享有特权的对手国。如果资本主义经济真的无法避免垄断——以武力实现竞争中的独占——的话，那么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比如德国，就理应会因它自身垄断力的薄弱或遭受了其他国家的独占垄断而陷入瘫痪。然而事实上，我们在1913年观察到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德国还在以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对外贸易和资本出口也同样稳步上升。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研究都得出了这样一个传统结论：也许和平瓜分真的不可能，但并不能归因于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千百年来的贪得无厌在推动着战争。如果国家决策者和人民真的是在依照经济理性进行战争，那1914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没有任何垄断或辩证逻辑会让出于非理性而做出的行为变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行为。

令征服的经济效用受到质疑的，头一个就是现代工业经济。只要奴隶劳动的收益给主人带来了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只要奴隶的生产产出高于其生活必需，奴隶制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理性的。只有在战利品的价值高于战争成本或统治成本的前提下，征服才是理性的。帝国，只要其商业在本质上还是垄断性的，只要它还在跟随国旗而动，只要它还以谋求存储量有限的贵金属为目标，那么它就是理性的。一旦财富依赖于自由劳动，一旦交换对交换者双方都有利，一旦遵循竞争才符合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这种将经济作为整体来考虑的理性就会不再彰显。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或多或少意识到了现代经济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但是，在观察帝国主义现象的同时，他们却又都对现代经济中同样真实的另一些方面进行了强调，并以此来让帝国主义变得可以理解。与工业时代相伴的交换经济为一种动力所充盈。它有向全世界扩张、囊括全人类的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这一趋势，而他的见解也的确恰如其分。

至于私有制是不是真的由于某种捉摸不透的隐秘原因而无法消化自己的生产，这点我们不做探究。任何情况下，工业中的一些领域总会时不时受到过度生产的威胁。经济增长在没有一个总体规划的情况下是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不平衡得以实现的。我们怎么能够否认对外部领土实施控制确实对在宗主国找不到买家的产品销售有利。

何况，当时的欧洲或世界经济也并非与边沁的理想模型相符。托拉斯和卡特尔对内维持高价，对外进行倾销，这种与自由经济本质相悖的商业战争实践在当时依旧存在。虽然受到自由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归咎于垄断精神的遗存，但社会学家还是力图证明这种垄断和征服的精神与资本主义本身也密不可分。

这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他们都错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经济意义的认识上。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是重商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而重商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本身又是千年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霍布森和熊彼特 [110] 把与工业精神和商业精神相悖的帝国主义的推动力仅仅归咎于少数拥有特权的人。他们忽略了人类总是渴望为了统治而统治——国家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即便帝国在经济上无利可图，这也还不足以让民族或民族的代言人放弃统治本身所带来的荣耀。

五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每一种现代经济都给了国家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外行动的能力，因为它扩大了人民生活最低必需和可用物品总量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国家对集体资源动员系数的最大极限值就越高。战争当然不是被动员的国内资源的唯一用途，对外援助就属于另一用途，不过它被最频繁使用的地方还是战争。生产能力创造出了一种让人们可以用于自相残杀的过剩，这一点对我们时代中无论哪种经济类型和哪种政治体制都适用。撇开由一个世纪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那些激情和混淆不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选择会给和平的可能性和战争的风险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可以在抽象层面归结为一些简单的表述：哪些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的战争的利害关键、诱因和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想要消除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创造出了哪些战争的利害关键、诱因和原因？从定义上说，资本输出的竞争以及国家为了保护被掠夺性法规所威胁的民族利益而对外干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会予以消除的。同样，社会主义中也不会再存在那种为了得到高关税权（自由竞争将其视为不合法的或带有侵略性的）或其他特权向政府施压的、与公平竞争规则相悖的私人利益。然而，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产生冲突的诱因却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

处于价格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体制下的国际交换环境，常常因为各国在国际上经济和政治的权重不同而对交换者双方中的一方不那么公道。只能靠售卖一种原材料获得所有外汇收入的小国家，通常不得不受制于买家，尤其是主要买家的规则。尽管如此，市场机制即便是国际的、不完美的，也还是限制了军事力量对商业交易的影响。不过，一旦这些交易成了政府之间的磋商，一切就仰仗于人与政体了。国际贸易的国家化令强国对弱国施加剥削的可能性惊人地扩大。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所作所为——比如波兰人必须按照规定价格出售煤炭——就展示了存在于这类社会主义中的一种内在风险，而这种风险只要多国家主权继续存在，便会一直存在。

只要私有制是真正的自由制度，只要国家，甚至敌对国家也对这点予以尊重，那么私有制就有可以削减军事胜利会获利这一好处。只要个人依旧能够从事他们的职业，保留他们的财产，那么重新划分国界所带来的收益就是有限的。当萨尔地区（Sarre）被纳入法国经济单元时，法国人从那里得到的物品是用以前法国人送给那里的东西来交付的。法国人不再在德国萨尔地区销售的物品，也许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卖个好价钱。

社会主义却不利于这种所有权和主权的分离。在国家内部，企业和个人都服从于国家制订的计划，而国外的买家和卖家却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或喜好来行动。国界的划分因此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制订计划的人不喜欢依靠那些摆脱了他们控制且无法完全预见的决策。兼并可以消除不可预见性，可以让控制其他民族成为可能，还可以把战败国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划归给战胜国。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加强了渴望扩张主权空间的动机。

托斯丹·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现代生产体系本身是和平的，但企业家、商人、股份公司和行会却利欲熏心，他们是冲突的制造者，也是应该对战争负责的人。凡伯伦忽略了一点：生产系统自己不会决定生产什么商品，也不会决定集体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或不同阶级之间要如何分配。这些纯粹的经济决定要么是市场机制（或多或少被国家控制或指引）的结果，要么来自一个或多或少受到社会方面势力阻挠的计划机制。

如果采用由市场提供的第一种解决办法，那么扩张或保护的动力就来自于富有野心或受到威胁的“私人利益”。某些在商业领域失败的人就会去动员公众舆论或国家反对自由竞争。即便游戏者们对所有游戏规则予以接受，但这导致了雇员失业，让资本家遭受损失的商业失败还是会激起一种苦涩和怨恨，而这些情绪最终又很可能影响到那些对国家外交行为负责的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执政者越是能够以长远考虑为重来行动，越是能够把时不时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暂时性牺牲同最终会导致贫困化的商业战争分开，制度对国家间关系的危险性也就越小。

如果采用的是第二种解决办法，那么主要变量就在于政治制度和人。经济增长率及国民生产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从定义上说都是制订计划者（也就是国家领导人）需要决策的目标。让人惧怕的是，国家一旦认为自己参与了一场权力角逐，就会趋向于将所有经济资源都投入军事力量的传统竞争中。不过，如果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便可以设想一种以人类福祉为追求目标的规划，以及国家在增长上展开竞赛的行动会有所放缓。

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让战争无可避免，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完全消除了战争的起因。甚至在抽象层面都很难确定到底这两种制度中的哪一种更有利于或相悖于和平安定。毋庸置疑的是，国际体系内部的制度冲突会让挑起战争的因素倍增并让冲突的利害关系放大。如果只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是完全不用去攻占新土地的。苏联公民也可以很容易地同存在于世界另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和解：建立在单一党派的绝对权力和国家学说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仍然出于一种非经济必需在实施扩张，这是一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必需，一种可以部分归咎于形势的必需：全世界的起义者和革命者都为苏联的技术和模式所倾倒。但是，这种必需也是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与积极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中派生出来的：他们认为政治斗争本质上是持久延续的，而且政治斗争同国际关系一样都是在对党派间斗争的模仿中被设想出来，国际关系也被视为尚武好战的，直到救赎性真理传遍全世界。

所有受意识形态统治的大国，无论其经济制度如何，如果它不惜动用武力也要传播某种观念或对外强加某种政府模式，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努力会在那些期望保留原有制度的国家眼中看起来是帝国主义的，即便这些受意识形态统治的大国通常更偏向于颠覆而非侵犯，即便它们更热衷于改变其他民族的信仰，而非兼并它们。只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们才在自己的徽章上画上了和平鸽。

第十章 民族国家和政体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分析了直接作用于政治单元力量的那些决定因素，而政治单元又构成了行为体予以分析的形势要素。空间、资源和人口都是可能存在的冲突利害，它们不但是政治单元的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可能构成了集体行为背后没有被意识到的原因。空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每个时期的福利最优点或权力最优点，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可能左右了人民的好战情绪，为征服者提供了或多或少还算真诚的辩护理由。

在后面这三章中，我们不再以形势的决定因素为考察对象，而是准备考察行为体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就是说考察我们称为政治单元的这些外交历史主体。这样，我们就遇到了第二种类型的对战争的解释。与其去展现无法摆脱的需求决定论和对黄金或财富的永恒贪恋，我们不如讨论对“永恒德意志”“专制独裁政体、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政体” [111] 的指责，讨论对文明最终宿命的假设以及源于历史且作为历史结果的人性的相关理论。在本章中，我们将从政治体制（第一节）谈到民族国家不变性（第二节），然后把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单元的一种历史类别（第三节）并探讨军事组织的多样性（第四节），最后回到以极端异质性、不同国家和不同战斗模式为特征的当今局势。

一 政治体制

我将以对外政治评论家们从1945年开始就不断提出的那些问题作为论述起点。苏联的对外政治是俄罗斯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它是否受到了革命国家自己所宣称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问题也可以这样进行抽象表述：在某个既定时期内，行为体的各种行为是否取决于（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

既定时期内代表了某种社会组织类型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会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但是，这些政治体制又至少会因为任命行使主权的权威者方式的不同而互有区别，会因为行使主权的权威者决策方式的不同而互有区别，也就会因为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以及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所存在关系的不同而互有区别。同样的一群人因为处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就不一定会得到权力，他们也不是在同样的条件或同样的压力下做出反应的。假设同样的一些人处于不同的情势中或不同的人处于同样的情势中仍会做出同样的决策，那么只会得到一种怪异的哲学，它意味着下面两种理论中的一个：要么，外交是严格被非个人因素决定的，个人行为体虽然处于国际舞台的前沿却只是照本宣科；要么，政治单元的行为就必须是由一个可以被理性定义的“民族利益”支配，云谲波诡的内部争斗和制度变化都无法改变（或都必须无法改变）它的定义。在我看来，这两种哲学中的任一一种都不符合事实。

斯大林是否同尼古拉二世有着同样的历史世界观？尼古拉二世的继承人是否会同在与王朝继承者的斗争中胜出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有着同样的历史世界观？希特勒对德国未来的看法同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或布吕宁（Brüning）的看法会一样吗？某个民主党派的首领或某位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成员在当时会不会让德国去攻击西方民主国家和一个采纳了元首制和德意志第三帝国制度类型的苏联呢？

读者可能会表示反对，认为这些都是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都是否定的：希特勒的战略和战术当然会同施特雷泽曼或普鲁士国王某位后裔的战略战术大相径庭。战略，指的既是长远目标，同时也是让战略选择能够被理解的历史世界观；战术，指的是日复一日所做出的反应，是为了达到事先确定的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的组合。断言一个政治单元（民族性的或帝国性的）的战略和战术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保持不变，这简直荒谬绝伦。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苏联的外交是共产主义的而非俄罗斯的这种主张也就没了争议。不管怎么说，举证的责任在那些想要否定回答的人身上。

一旦超越这种显然性，就会引出真正的问题。对外政治在何种程度上会随着政体的变化而变化？让我们马上明确一点：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问题的答案或许也会随时代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我们的时代，政体的更替会导致外交的巨变。国家意识形态对对外行动的影响并不亚于社会组织对其的影响。

让我们先以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例。希特勒的冒险受到了一种由来源芜杂的多种理论混合而成的哲学的启发：戈宾诺（Gobineau）或休斯顿·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理论，麦金德和豪斯霍费尔（Haushofer）的地缘政治理论，对被视作劣等人（Untermenschen）的斯拉夫人的蔑视，对被视作被诅咒民族且必须像害虫一样被消灭的犹太人的仇视，向东欧方向扩展人口居住空间的需要，对被喻为弱者的闪米特宗教——基督教的厌恶……没有任何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在1930年时会认为，希特勒在完全有意识的情况下于1933年开始的那些行动有实现的可能性：重新武装德国，兼并奥地利，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让法国丧失战斗力，侵略苏联，等等。 [112] 这些目标中的一些在希特勒那里和在德国保守主义者那里是一致的（扩大空间），另外一些则与绝大部分德国大众的期待一致（权利平等、重新武装、德奥合并）。无论是对德意志帝国时代无限缅怀的人，还是魏玛共和国中的政党，都没有因受到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激发而抱有如此巨大的野心。

相比战略，战术或许更为希特勒所专。他的战术与传统战术或民主战术有着深刻差异，因为它将国家内部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到了国际舞台上。战略得到扩展，用二十年前流行的表达来说，它包含了对宣传持续不断的运用，而正是这点补充且翻新了外交的传统方法。在第一阶段，“挑战”战术一直是成功的工具。比起遵循传统外交的做法——向更强大的意志屈服，希特勒像自己才是游戏主人一般行动，他将对手们置于被挑战境地，看他们会不会在和平时期动用武力来限制他的举动。

肤浅的观察家会把1939年《苏德条约》的签订视为斯大林或希特勒的外交都不是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证据，然而如果正确地对之加以解读，就会发现，即便它构不成对上面这个结论的反面证明，它至少还是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政治制度会影响事件进程这一结论的一个证明。事实上，一个同魏玛共和国相似的政体或者一个由1900年时的沙皇制度衍生出来的政体，想要在一夜之间就反转自己的宣传，是不大可能的。魏玛共和国的确同苏俄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而且国防军也与苏军合作进行了武器试验，王国国王和帝国君主们也曾给出瓜分波兰的先例。但是，在20世纪，所有非革命政体的外交都已经丧失像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样对成规嗤之以鼻、加以蔑视并抛弃的能力。由于不得不说服公众，不得不把盟军描述为好人、把敌人描述为坏人，守成的或议会制的欧洲国家所秉持的外交在长远目标上都很节制，在每时每刻的操作余地也十分有限。只有在那些其执政者在短期内拥有相对于公众舆论的钳制而言几乎完整的自由的政权中，才有可能在不深深扰乱被统治者心绪的情况下做出像这一秒焚弃他们曾经崇敬的、下一秒又崇敬他们曾经焚弃的这种极度出尔反尔的举动：被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对所有宣传都不采信，另一些人随时随地都将宣传奉为真理，最后还有一些人则理解他们的统治者所耍的必要伎俩并期望其奏效。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观点：一方面，政权权威越重，即执政者越少受到社会群体或公众舆论压力的牵制，外交战术就越具弹性；另一方面，外交的目标会随着政权的不同而变化，政权越是意识形态化，外交目标就越会严格地被政权所决定。这两个观点很可能都不具备太多指导性，而且它们都还需要在某些地方被加以修正。说战术的弹性是以执政者采取行动的自由为尺度，这更多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叙述，而不是什么法则。另外，如果执政者真诚相信事先确定好的某种历史性的未来进展，他们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的计划同这种预言的前景联系起来。由此，我们就无法得出个人决策永远不会被意识形态所影响或战略总是具有刚性等诸如此类的结论。

让我们再以苏联的外交行为为例。大致上说，它不但在战术上富有弹性，同时也在目标和世界观上保持了稳定。评论者们倾向于否定意识形态对此的影响，期望证明苏联的绝大多数决定都可以用所谓的理性来解释，也就是说可以用力量计算来解释。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条约将战事抛向了西边，这符合了无论哪种制度下的苏联的利益。东欧国家对莫斯科的依附在形成一种缓冲保护带的同时还回应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野心。苏联同美国的冲突也符合所有历史前事，可以说其反映的都是暗含在美苏冲突下的力量关系的几何形态：两极体系下的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地位原因而互为敌人。虽然这种理解模式并非错误，但它片面、不完整，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归纳中的错误。

战略刚性和战术弹性之间的反差并非仅仅因为战略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战术则是非意识形态的。苏联的意识形态虽然不会产生战术弹性却也允许弹性的存在。马列主义的历史视角本质上可以归纳为一种政体更迭，社会主义接替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是由与无产阶级一致的共产党的权力来定义的。但是，生产力发展程度并没有规定不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后顺序。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它可以是由内部引起的，也可以是由外部推动的，可以是由于危机，也可以是因为战争，可以是经由国家政变，也可以是通过苏联红军的干涉。最后，一旦建立了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战争要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为它们都注定是帝国主义，要么会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因为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注定会获得胜利。

无论事件的具体进程如何，都总能找到一种可能成立的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可能成立的理论。美国和英国是否有争端？没有比这更符合逻辑的看法了，因为这两个经济体相对立。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达成同盟了吗？是的，既然如此，好吧，那就说矛盾是体现在它们的亲密合作中。苏联同德意志第三帝国达成权宜性质的协定了吗？双方代言人因为两大革命得以相遇而互相庆贺。同一个苏联是否又出于局势原因而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了联合？的确，布尔什维克在左派大家庭中重新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兄弟。战争先是发生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然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很有可能依次发生了。

苏联甚至连最后的目标也都含混不清。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在扩大的空间中建立日耳曼帝国——是具体确定了的。苏联的战略目标却并非同样清晰。它的目标是让被莫斯科的人们一致称为社会主义的那种政治体制（一党掌权，与无产阶级一致，等等）遍布世界吗？还是建立苏联或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性帝国？这两种目标仅仅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性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维持这一条件下才等价。最终，战争本身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赢得普遍胜利之前不可避免的阶段。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认可那些否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且把不同政治体制下政策的不同仅仅归因于制度（归因于决策模式的不同）的人呢？即便是在苏联的例子中，这种结论也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不允许苏联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去怀疑同西方民主国家联盟的持久性和真实性。敌对的意识形态即便在双方合作期间也由学说所左右。美苏对立处于力量关系的几何学中：个人之间的恩怨即使并不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引起的，也是被这种对立放大了的。不过，更有甚者：学说的影响在两个例子中都改变了力量计算和对民族利益的界定。

所谓的现实主义政治会想方设法地减少敌人现有或潜在的资源，增加自己盟友的各种资源，赢得中立国家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斯大林在南斯拉夫拒绝服从莫斯科领导之际把南斯拉夫视为了敌人。如果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过去没有宣称过奉行同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是否还会把苏联-南斯拉夫的关系理解为争执？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执意秉持对中国的担忧态度，即便当时的西方不停将中国描述成由“贫穷不堪、不计其数”的黄种大众 [113] 所构成的威胁？他为什么依然还是帮助了中国的工业化呢？那是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哲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不了危险：空间和人口的论据无法，也不可能完全说服奉马列主义经典为圭臬的忠诚信徒。同样，既然各自依照自己学说行事的中苏双方在联合和敌对上做出了不同的预见，民族利益的计算又怎么可能不随政体的变化而变化呢？

事实上，在我看来，只有把苏联的思考方法同一种意识形态结构联系起来，才能真正一一去理解苏联在过去对待希特勒，对待自己的战时盟友，对待自己的卫星国，对待二战时期的美国，以及在今天对待美国和中国的那些行为。 [114]

那么，是否有可能就政体更替给外交所带来的变化之程度而提出一些概括性主张呢？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场革命引起的外交后果大小与它从主要行为体那里得到的关注程度的大小一致。事实上，所有对外政治行为都需要包含能够适应局势的部分。这个对环境加以适应的部分占的比重越大，可以发挥主动性的部分就越小，行为体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小，换句话说，行为体自行支配的力量就越小。

然而，这种观点也有需要修正之处。从定义上说，一个二流国家是无法决定国际上的主要事件和外交对立的类型的。是希特勒的成功而非墨索里尼的成功，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但是，在异质体系内部，国家内部不同观念的信奉者之间诡谲多变的冲突，却有可能让国家从一个阵营改换到另一个阵营或者变得中立。小国的“民族利益”远远没有远离意识形态的考量，在异质体系内，它们的“民族利益”也是同这些考量密不可分的。在1960年，没有人能够在定义法国的民族利益时不去考虑当时局势压力下的政体选择问题。

为了让认为政体无关紧要的理论看起来像回事，就必须想象数世纪以来的外交体系是在无限空间中的一个相对同质的体系，所有行为体都必须或多或少遵循了相同的外交和战略的不成文规则。外交领域的地理稳定性标示出了各种国家的扩张路线。在19世纪末，西方国家就是世界大国，当这些无论是在共和政体下还是沙皇制度下的国家都遵循了有节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内阁外交并以此结成相互关系时，外交决策机构对观念和政体的无视就变成了一种随着文明进步才近乎被实现的理想。然而，必须要靠非同寻常的盲目才有可能把这个时期的外交模式美化成一种永恒模式。

二 民族国家不变性

越过上面这些观察——实际上要不是有些学者执意要去否定它们，不然对它们着墨如此之多也几乎是无用的——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有关“民族国家不变性”的问题：一个共同体的“民族利益”在整个历史中都从根本上始终如一吗？

在第九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国家利益”不能作为理性决定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家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某些最大值（资产的、国民产出的或收益的）作为目标的话，那是因为经济是一种手段科学。经济学家不会告诉人们或共同体应该拿他们的资产去做什么（而且这是相对于欲望来定义的）。如果社会学家能够从理性上说出什么是国家利益，他们就可以以科学的名义对国家决策者指手画脚了。然而，他们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力量的最大化并非显而易见地就是必需，因为这意味着要把共同体资源中所有的可能部分都抽调出来供国家使用：为什么人们就应该成为国家强盛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呢？权力的最大化也并非必需，因为人类素质并非由一个个体或一个集体所拥有的强迫他人的能力来衡量。简而言之，能够为政治单元所追求的目标极其多元，此其一；权力在对外和对公共福祉（城邦凝聚力或公民道德）上具有根本的二元性，此其二；这两点让民族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寻求的目标，而非一种行动的准则。

在不再重复上面这个论据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是不是通常存在于理论上，而非实践中？严格说来，不存在任何由科学所界定的“集体利益”：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虽然就实现集体利益的手段并非总能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不是大致上同意存在着某种集体利益吗？同理，一旦我们从外交和战略的现实主义计算来看，是不是也可以很容易就在实践中把握住“集体利益”？我认为这种观点严重错误：存在于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同存在于理论上的一样多。

从经济层面上讲，对时间加以考量会增加在个人利益到集体利益过渡中的不确定性。这里更多涉及的不是知道一些人的致富是不是以另一些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即便为某些社会群体或个人带来了至少暂时的贫困化，从中期来看它还是大致改善了整个人群的生活质量，它甚至还有助于减少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对时间的考量，统治者和他的幕僚们就必须每时每刻都让现有的消费需求与积累需求达成平衡。没有理由优先考虑未来一代人而非当前一代人，相反，也没有理由去优先考虑当前一代而非未来一代。最优增长率本身并不存在。苏联经济和西方经济的对立以及西方世界内部对增长率比较进行的争论，证明集体利益的这种模糊性还具有政治和历史意义。

如果我们不以共同体整体为考虑而只关注共同体内部一个群体的情况，就会发现，即使在严格的经济层面，也还存在着另一种不确定性。在经济层面，阶级，这个在假设中被视作一个凝聚性群体的存在，它关注的是尽可能地占有国民收入中的最大份额。然而，如果在另一个政体中，它是否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呢？非特权阶级的利益是应该在既有政体框架内被界定，还是应该以另一个政体为参考来确定呢？改革还是革命这一抉择是摆在期望改变既有秩序的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没有哪个选项是免费的。如果以革命为目标，阶级通常会丧失那些它如果选择在既有政体框架下行事所能获得的好处。

这些经济的不确定性也有其政治层面的对等物。国家对相当一部分资源的动员，（一般情况下）会减少用于投资的资源总额，也就是说它牺牲了国民产出的增加。对现有力量的动员抑制了潜在力量的增长。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的成本，在没有得到新领土或新资源这类补偿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是在消费：它抽取了累积的收入。在军备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是在当前一代的消费和为未来一代谋福利的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的一种形式。

通过内部发展或征服令力量得到增长，就相当于让共同体内部的一个阶级致富。这种增长被推动到某种程度后，会产生抵消其作用的反作用（至少在外交体系框架中是如此）。其他政治单元会认为自己受到威胁并且互相联合，以寻求平衡他国的这种不相称增长所带来的力量优势。是否有可能存在一个对于共同体个体而言的最优点，在这个点上，共同体能够拥有处于对手国容忍限度内的力量最大值？即便这个点在理论上存在，理性地讲，国家决策者也不是必须就要将其作为目标：强大与危险相伴，随安全而来的是平庸，为什么国家决策者们就不会认为强大更可取呢？

正如非特权阶级更多是把他们的希望放在革命中，而不是选择在既有政权给他们安排的命运中苟且，国家也会事先接受一旦它成功就会招来对手敌意这一事实。它把实现另一种体系或实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力量关系格局作为目标。德意志的统一以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对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兼并，是不可能不促成俄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关系的亲近的：这是否就意味着德国（哪种德国？）的民族利益与这些宏伟计划相悖？

最后，共同体力量或权力的最大化，即使对于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所有个人而言，也没有引起任何不利于它自己的反作用，它也不一定是他们的理性必须。那些希望第三帝国垮台的德国人真的失去理智了吗？所有爱国的人应该都会期望他的国家拥有最大的空间、最有利的边界、相对更强大的权力，然而这些所谓的明显事实却很少能够在历史中长时间存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置他们的教会于主权之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们也心安理得地同革命武装厮杀。德意志第三帝国招募到了心甘情愿同共产主义做斗争的人——虽然这些人的数量比苏联招募到的在世界各地活动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要少。

为什么这些没有争议的事实通常都被看轻或被埋没？为什么民族国家相对于政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能够在历史学家（特赖奇克）、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或国家决策者（戴高乐）的笔下一再出现而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深刻视角呢？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已在多处提到的一些事实。

地图上的位置给一国的外交或战略强加了某种方向定位，这些方向定位即便不是永久不变的，也有可能是能得到长久维持的。这个位置在有形方式上的界定越多，方向定位就越能够持续。外交体系越是稳定，政体的变化对方向定位的影响就越小。英国发挥自己的岛国优势以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霸权的形成并且让自己建立起了一个海外的商业帝国，就这点而言，它让观察者和对手国觉得（尤其在事后），它遵循着一种不变的学说在行事，任何诡谲多变的内部斗争都无法撼动它的那种学说。俄罗斯势必一直受到向没有拘束的海洋扩张的诱惑，没有有形边界的德意志则是交替向东边、西边和南边扩展。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个醒，苏联对士坦堡 [115] 从未表现出像沙皇俄国这个拜占庭的继承者对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兴趣。根据政体的不同，不同国家不会对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的重要性做出同样的评估。最后，是力量关系而非空间关系在主导现实主义计算。力量关系的空间格局以及身处其中无法移动的政治单元所抱的各种目标会呈现出一种不变性，而这种不变性又会衍生出某种民族政治的不变性。

然而，这种不变性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释。法国人，不论是十字军战士、国王的士兵或是无套裤汉，是否都始终如一？德国人，不论是塔西佗（Tacite）笔下的日耳曼人还是希特勒治下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是否都始终如一？以战争时期所具形象出现的民族固有形象，不值得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以下问题还是值得提出：民族性格中的独特性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外交或战略行为？外交或战略行为中的不变性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支持民族性格持久存在这一假设的有利证据？

这里不是要展开对民族性格概念的批判性研究。我们将仅围绕我们本身讨论的问题提出一些必要的评注，亦即弄清楚“民族性格”可能对外交-战略行为产生的影响。

性格这个概念属于心理学范畴，而非生物学范畴。它适用于一种反应模式，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我们将个人对情感、欲望和激情的特有体会和显露方式称为性格。某一个体总是易于发怒，另一个体却总是很安静；某一个体在孤单中也感到幸福快乐，另一个体却对此深恶痛绝；某一个体总不满足，一直寻求消遣娱乐或提拔晋升，另一个体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性格介于气质和个性之间，气质是身体和心理条件的表达，而个性则是个体以气质为基础，并结合自身经验出于部分自愿建构起来的。

心理分析师从性格——一种永远不会完全固化的独特反应模式——中看见的是天然禀赋和早期生活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遗传禀赋的分量很小，另一些则认为早期生活经历的作用不大。最极端的情况还是有些心理学家否认天然禀赋的作用，假定绝对自由的存在，从而把性格诠释成为屈服或懦弱所找的借口：这个人以他的心不在焉为自己的疏忽找托词，那个人以自己需要改变为理由来为自己的不忠诚辩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性格也没有消失：它依然是行为举止的法则，被其他人看在眼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选择来自由创建自己，不停地更新自己。

如果我们想要把同样的概念运用到共同体身上，马上就会出现第一个含混不清。民族性格是否取决于这个共同体中拥有同样性格的人的数量？又或者，民族性格是否位于个体心理之上，处于被人类学家称为文化的这个层面？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价值等级体系、一个（或多个）模范生活的代表。每个共同体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来抚育孩子，在家庭、学校及公共场所中以“符合规范的”言谈举止教导之。行为准则因国家而异，而且在国家内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文化赋予了对诸如爱与抱负这样的永恒欲望的表达方式。不论暴躁易怒或富有抱负的公民数量是恒定不变的还是会因种族或民族的不同而异，人们表达愤怒和抱负的方式各有不同，对和平及竞争的评价也不会一样，对统治他人的骄傲也有的敏感有的冷淡。

外交-战略行为属于那种可以由人类群体的心理-文化遗传确定的反应模式。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没有用所谓的科学方法，而是用一般语言提供了在我看来适用于民族性格的“印象主义”诠释以及以民族性格解释外交特征的例证。

孟德斯鸠所说的“一个民族的精神”虽然同民族性格一样都属于含混不清的概念，但很可能比民族性格这个概念更可取，因为它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承的分量。“很多东西都影响并支配着人：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社会风尚及规矩。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 [116] 法兰西民族并非生来就是它现在这样，它是由经历的那些事件、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以及施政模式共同造就出来的。民族精神更多是一种结果，而非一种起源。它让民族的命运可以像一个单独行为那样被理解，但不应该停止对它本身的探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但其本身也是需要被解释的。孟德斯鸠将一种典型外交归因于民族的特异反应：“英国……对别人在它土地上开展的商贸极端戒备，它很少让自己受到条约的限制，而且只依赖它自己的法律。别的民族国家都是让商业利益服从于政治利益，英国却一直让政治利益服从于商业利益。” [117] 这里，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几乎毫无作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风俗习惯，一种由地理位置和长年累积经验转化而成的第二性情。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末尾对法兰西民族形象的描述生动形象、华美壮观，但在我看来，它展现的不过是对民族国家不变性的一种典型合理诠释：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加惊人。请问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它在行动中是如此充满矛盾，如此爱走极端，比起遵循原则的指导而言，它更多是任凭感情的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好或更糟，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致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画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如此多变，以致最后变成连它自己都没有料想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是深居简出、因循守旧，一旦有人把它从家宅与习惯中硬拉出来，它就准备前进到世界尽头，无所畏惧；它桀骜不驯，有时却更适应于专制帝国甚至强横君主，而非由主要公民组成的常规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那股俯首帖耳的热情又让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然而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变得再也无法控制；它总是让它的主人上当，它的主人要不是对它过于畏惧，就是对它的忧惧之心还不够；它从未自由到绝不会让人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但算得上出色的只有战争；它对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的崇尚，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资，而非常识，它善于设想宏伟蓝图，而不适合去尽善尽美地实现伟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令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惧，但它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 [118]

对法国人政治行为的各种看法并非总在同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层次上。比起偏向于专制政体而非“由主要公民组成的常规的自由的政府”而言，不守纪律与服从的共存或交替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具有持续性的特征。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在对法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进行整体描绘，它不解释任何一个单独的时期。关于对外政治，托克维尔强调了两种倾向：“它对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的崇尚，胜过真正的光荣……它善于设想宏伟蓝图，而不适合去尽善尽美地实现伟业……”这些观点无异于将实际行为和事件归因于“倾向”。它们阐明了我们称为“行为风格”的东西，它历经突然变故以及技术和信仰的变迁却恒常不变。

在我看来，在对外政治中的确可以辨识出相对不变的“风格”。不过，这种风格会根据情况的不同，或接近于理性计算，或接近于心理-社会倾向，或接近于文化系统。经济考虑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一种由必要性结晶而成的习惯。法国对荣耀的孜孜以求，不但来自贵族遗风在价值体系中留下的烙印，还来自每个人心中从学校教育那里所习得的竞争精神向共同体自尊的转换。外交，时而严守法度，时而又会激进到像美国那样一定要求无条件投降的程度。它可以由民族的过去——美国拒绝践行欧洲外交中那种过于文明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粗暴和压抑的结合共同来解释。

这些例子仅仅具有说明性价值。每个例子都还需要冗长的批注。上面的看法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说是揭示了真理的。我们想指明的仅仅是对民族性格的不同理解类型，以及那些我们可以合理设想出的民族国家不变性。我们将以下面这些表述来进行概述总结。

无论我们赋予作为民族的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怎样的不变性，心理-文化特征从来就不是政治单元外交-战略行为的唯一原因。外交-战略行为具有过多的工具性，其中包含着权重过大的计算因素，以至于在背景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即便是同样的行为也不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征”或同样的“精神”。如果我们对外交的不变性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不变性同地理、技术或政治形势的持久性之间的关联并不亚于同民族性格之间经久不变的关联，甚至与前者的关联更甚于与后者的关联。当上述形势发生改变时，和以前依旧相似的并非行为本身，而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风格。

不过我们所说的风格并没有包括侵略性、和平性或不人道。民族固有形象会随着政治机遇的起伏而变化。当一个国家扮演“扰乱者”的角色时，这个民族国家就会被它的邻居们和国际舆论看作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全欧洲都在谴责法国人的残忍。没有任何民族垄断了恐怖，尽管将600万犹太人屠杀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一个特例：作为屠杀技术的理性化结果，一种古老的实践演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种族灭绝。

或许拥有《菊与刀》 [119] 文化的日本民族因这种文化而寻求成为一流民族。这种寻求可以将日本引至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也可以促成它在20世纪前半叶的军国主义，还可让1945年以后的日本和平主义之花绽放。也许法国的教育制度让法国人更倾向于爱慕荣誉，而这种对荣誉的爱慕也可以通过其他不同于战争或让三色旗飘扬于扩张后地域的另一些方式来满足。只要婴儿依然在俄式襁褓中动弹不得，俄国人就并非一定要采用侵略性外交。“基本个性”和“民族精神”一样，都无法预测国家的行为。

三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存在这样一种哲学，它将方法与内容混淆，将力量计算的持久性与目标和方法的伪不变性混淆。这些混淆在19世纪末是被明确表露出来的，时至今日，尽管它们已不再被系统地表述，却依然发挥着影响：按这种哲学的说法，民族国家应该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的真正行为体，是不论怎么说也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成就的行为体。“纳粹主义将成为过去，德意志人民依然会存在”这一表述看起来理所当然，直到把它运用到邻国身上才会出现问题。我们是否不得不说：“共产主义将成为过去，俄罗斯人民或俄罗斯帝国依然会存在？”当政体成为过去之时，延续下去的人民是什么？然而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政治单元和政体分开来看的，以当代的例子来看，我们内在地假设了政治单元都属于同一类型，正如亚里士多德研究政体影响时假定所有希腊城邦都属于一种政治单元类型一样。现在我们必须在探究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同时，考察政治单元类型的影响，也就是要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衍生出国内政治和对外政治区别的首要现象是社会秩序的多样性，每一种社会秩序都被强加给同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规范支配着集体存在，而它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以及这些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又创造出了同胞和外夷之间的对立。外夷，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总是敌人。有时候，一些小型封闭社会对外夷的习俗也可以不抱敌意地表示出好奇或漠然。将个人系于其群体的纽带力量以及支配着各群体行为的强制性之间的不兼容，仅仅引起了相同者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说它仅仅是把人类分割成了相互分离的不同种类。

托克维尔 [120] 及继他之后的人都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观察到了一种制度性分离，而这也是发生在复杂社会中的分离现象的先声。一般情况下，部落是由某位世袭“国王”来治理，然而一旦战争爆发，部落就会指定一位首领来率领众人战斗。迪梅齐（Dumézil）在处于历史初期的印欧人口那里发现了宗教首领和军事首领的双重存在，而这在一些上古社会就已经现出端倪。这种双重性是通过分析就可得到的一种本质区分。所有共同体都包含了双重定义：对内，共同体是由一套规范系统或价值系统定义的；对外，它则是以独立自主或军事主权来定义的。外夷就是那些可以与之战斗至死也不算犯罪的存在。

卡尔·施米特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 [121] 的小册子，他在其中将朋友与敌人之间的对立假设成政治的根源和本质。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的言下之意就是，对外政治是首要的，或者至少是，政治不应该在没有以共同体多元性为参考的情况下被定义。在政治单元内部，政治不包含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对立，它是一种支配一切的秩序，而这种支配又因为习俗或信仰而具有合法性。哲学思考不能够也不应该将至死方休的斗争设定为秩序的基础，即便在所谓的文明阶段——共同体通常内部分裂为不同党派，而每个党派为了锻造符合它们自己偏好的秩序而准备像对待敌人一般对待自己的对手，又或者它们有时候是被逼这样做的——也不应该如此。 [122]

想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竭力实现美好社会的那种哲学，倾向于将政治单元的多元性看作障碍。如果时刻都面临他者或外国人——无论其远近——闯入的危险，又如何能做到按照理性去生活呢？我们已经看到，在人口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在对善的追求和自卫的需要之间寻求折中。然而，理想地说，好的社会应该是独自屹立于世的，它要么被隔绝到一个孤岛，要么因广袤沙漠而自成一个世界。那些暗示美德社会自会获得命运嘉奖的思想家也不再会将美德和政治美德区分开来。有时候他们还会抱有那种约定俗成的乐观态度，即认为公正的社会本身就是强有力的社会。

在数千年的文明（或复杂社会）中，“文化”作为由习俗和信仰支配的集体生活方式，同在与其他共同体冲突的情况下的“军事秩序”的区分是以“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单元”的区分为形式的。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概念中没有一个是完全清晰的；“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单元”之间的界限也很少被精确划定。不过，也正因如此，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人才未必总是尊崇同样的神明，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信仰。换句话说，“文化秩序”和“军事秩序”之间的各种关系总是不停变动。有些“文化秩序”具有同源相似性，却希望在政治上独立自主，而且它们还不断投身以频繁战争为表现的持久对立当中。有些被被统治者毫不在意就接受了的“军事秩序”，却可以超越文化多样性而存在。

要在语言或风俗上具备怎样的相似性才能建立起一个部落单元或一个民族单元？为此而去寻找单一标准的努力很可能都是徒劳的。尽管凯尔特或日耳曼各自的部落之间也存在方言区别，但语言还是将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分离开来。今天，在前比利时属地刚果，同样也是语言将不同种族大致区分开来。然而，被欧洲殖民之前的那些非洲的王国或帝国，却是由军事胜利以及这些胜利创造出的支配关系的固化共同缔造的：一个部落或部落的一个分支变成了统治阶级或军事社会集团。

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不一致性也因此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规律而非特例。这种不一致性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政治单元，比如希腊城邦，其不一致性既来源于征服者对外族人民所实施的支配，也来源于由一个民族分化而成的、受到强烈独立自主意愿推动的不同军事单元。斯巴达人对其他希腊人而言并没有像对雅典人而言那么帝国主义，但斯巴达人自己的秩序又是由必须维持对他们之前的那些土地占有者的奴役这一需要所支配。城邦中的奴隶和在城邦侨居的外国人，其本身既非外夷也非公民。有时候他们参与到主人的文化中且得到公民身份，有时候他们虽然在主人身边生活却几乎得不到承认。

希腊城邦是一种集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秩序，而且它也自愿如此，因而它是一个人在其中就可以成就自身人性的共同体。人只能在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人，人并非仅仅因为处于根源于生物性的家庭和群体中而成了人，但是在公共场合或战争领域，议员或战士与其他人在一起是为了决定真正的共同存在方式。既有御敌之大又有让所有公民彼此认识之小的城邦是一个天然单元，其政体是与个体和共同体之本性的终极性相符合的组织。

民族国家在19世纪末的历史学家或欧洲思想家眼中如同城邦在希腊思想家眼中一样自然 [123] 。在民族国家中，文化共同体和军事秩序聚合起来共同创造了政治单元，政治单元既因为所有个人都享有公民身份而是符合自然的，也因为倘若每个民族国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平便会重新降临于这些获得自由且成为兄弟之邦的各个集体存在之间而是理想的。曾经的希腊人却没有19世纪的人那么天真：他们没有忽略，政治军事单元因为谋求独立自主而相互对立，又因为彼此间力量关系的不稳定而注定相互猜忌。

即便自主政治单元的这种多元性不是权力政治的始作俑者，有关民族性的哲学中所具有的这种乐观主义依然建立在了历史真相的错误展现之上。民族原则使冲突起因增多的程度并不亚于王朝原则。如果我们将民族性群体定义为一个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具有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意识且希望将其保持下去的这样一种人类群体，那么，民族性群体就大致可以从外部辨识，尽管属于“外夷”的民族性群体之间的界限与同一民族性群体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时常难以区分。然而，是否保持文化自主的这种愿望不管在怎样的条件下都可以作为一种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正当权利吗？如果隶属于某个语言区域或文化区域的居民希望隶属于另一语言文化区域中的一个政治单元，那么，是应该把现在生者的这种希望还是应该把死者的遗存——也就是两个世纪以前被征服者的法则强加于身且从此被接受成为征服者民族的同胞的那些人的遗存——视为正当呢？

所有的民族性群体——彼此以自身在语言和文化上所具有的细微差别为特征的人类群体——未必都能缔造出民族，这一谋求成为国家之载体以及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自治主体的群体。在中欧和东欧，要不是有人口迁徙的发生，那里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民族性并不亚于奥匈帝国。南斯拉夫所包括的斯拉夫人口，虽然在语言上差异不大，但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也不属于同一宗教，而且也并非都完全忠诚地依附于这个新国家，虽然这个国家从理论上说是他们共同意志的表达。

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单元的理想典型，具有三重特征：其一，所有被统治者都以兵役制和普选制这两种形式参与到国家之中；其二，这种政治意愿同文化共同体的意愿刚好吻合；其三，民族国家对外完全独立自主。一个民族国家总是历史的一种结果、世纪的一个产物。它生于磨难，始于人们经过考验的情感，但绝没有脱离力量的作用——那是政治单元所具有的摧毁了先前存在的政治单元的那种力量，或是让国家得以踏进不同地区或省份以建立统治的力量。

在如此定义下，民族在19世纪被视作历史的杰作、数世纪努力的成果。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化，并且通过日日更新的公民投票最终选择在一起生活。每个民族在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自主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独立自主。

然而，情感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人们焚烧了19世纪末尊崇的东西。民族其实没有解放人类，用勒南的话说，正是民族将人类带入了动物般的战争之中。期望成为一个民族的愿望膨胀成为一种集体的傲慢，一种关于优越性的自命不凡：既然主权民族都纷纷投入权力竞争中，征服就远远没有被这个新的国家制度所平息，而是频繁加剧。国王之间的战争演变成民族之间的战争。人们相信文化的命运同身份的命运一样都是在战场上决定的。

在今天看起来，对民族进行的谴责似乎同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应该可以对公元前2世纪的城邦发出的责难一样很具说服力。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战争作为形容词去描绘政治单元的特征。因为政治单元都是民族政治单元，战争因此也就都是民族战争。如果战争真的毁灭了欧洲，难道我们不能得出结论，民族就是这场共同毁灭的罪魁祸首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理无可挑剔。一个外交体系在制造出了数量过多、代价过重的冲突后，它在最后也会走向自我毁灭。一旦这个体系中的所有政治单元都不再强大，甚至都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旁观者就很容易以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去谴责身为兄弟之邦却互相为敌的政治单元，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明白彼此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所以它们在一些注定毫无成果的斗争中耗尽彼此。为什么城邦会忽视希腊的爱国精神，而欧洲的民族会忽视欧洲的爱国精神呢？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难道不比它们承认的更多吗？将它们彼此分离的东西还无法成为让它们生死相搏的理由。 [124]

这种推理看似合理，但相当缺乏历史感。心怀自治意愿而互相对抗的政治单元常常让文明地带遭到分割。爱国主义，即对民族国家的爱，是对一片土地或一个共同体的自发依恋转移到政治单元上的结果。爱国主义拥有的更多是情感力量，而非对希腊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含糊意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希腊人没有先落入马其顿、后落入罗马的桎梏，而是自由实现了统一的话，就会在罗马帝国中占据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吗？欧洲如果不是因为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相继徒劳地想要获得霸权而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战争，而是形成了联邦，那么它在全球体系中会不会发挥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作用呢？但是，城邦或民族所形成的联邦，在其中的所有城邦或民族都想超越联邦独自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情况下，是否真的能够存在呢？法国人和英国人更偏向于美国霸权，而非德意志第二帝国甚或第三帝国的霸权，他们错了吗？就地理本身而言，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也不属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带。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它的确比希特勒的德国更近或比斯大林的苏联更远吗？

比让我们在事后为当时的人们没有给予他们的信仰和牺牲而感到惋惜的那些政治单元更加广博的单元，事实上都含混不清，因为它们在地图上从未出现过，在人们的意识中也几无真实可言。欧洲人有时候也会协调一致地去瓜分殖民地，或是共同去为他们在中国遭到冲击的使馆寻求报复。如果他们服从的是一个欧洲权力的单一意志而非德国权力、法国权力或俄国权力的意志，他们合起来应该会更强大：亚洲人和非洲人不会认为欧洲这种额外得来的力量对人类而言是好事。如果欧洲人当时实现了统一，从定义上说他们也就不会再相互开战，那么他们是否就可以和平地生活呢？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持续的那些世纪里，战争一点儿也不比以前少，变的只不过是其形式罢了。

我们可以因为民族战争也是人民间的战争这一点而去断言最坏的战争就是民族战争吗？可以因此而对人们追求且获得了组建民族的权利而感到懊恼吗？这种断言和懊恼在时下颇为流行：反民族主义者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投入的使命才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民族都听任一种天真自负的虚荣心的摆布，从而将自己文化的伟大性同国家权力相混淆。当这种自傲出自一个大规模共同体时，它就会把政治单元拽向侵略和冒险。当它在一个狭小共同体中作用，就会导致这些国家解体并且生出更多更小的政治单元。

我并无意否定一旦民族主义不再只是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合法依恋，而成了一种不纯粹却富有激情的情感时会带来的那种灾祸。但是，那些不但针对民族主义同时也针对民族的批评，却实在过于忽视这种政治单元类型的功劳。民族从原则和目的上讲都是让所有被统治者参与到国家中。正是为了参与到国家中，少数民族才要求他们的语言也被承认。有些历史学家崇尚每种社会功能都被具有某种民族性的人来达成的时代（比如在奥斯曼帝国中），他们却忘记了，这种异质性正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异质性将大多数人排除在了政治之外。否定现代民族，也就是拒绝把对平等的永恒追求交由政治解决。

被授给千千万万人的公民身份，导致了兵役制的诞生。兵役制本身又提供了看似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而被战争统帅们在1914～1918年扔进战争熔炉中的正是这种人力资源。事实上，谁不怀念国家只动员它拥有资源中的有限部分来战斗的时代呢？在社会底层阶级中招募职业军人假定了社会等级结构的存在，假定了在赋予公民身份上的有所限制以及贵族的特权。君主制的那些时期越是从整体上被认为与当今的民主时期一样好战，这种对旧制度的缅怀就越微弱。对德国而言，它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比在20世纪的这三十年（1914～1945）的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更惨重。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企图建立民族形式的适当责任，那么就必须做出一些分析性区分。民族的典型理想形式（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军事主权趋于吻合；绝对主权；所有被统治者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即普选制和当兵光荣）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欧洲还远没有实现。欧洲大陆虽然被主权国家割据，但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无论从实际上还是观念上在当时都还不是民族性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冲突在传统国家和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激烈。正是政体原则之间的冲突，而非原则本身导致战争的扩大。

1914年前，欧洲国家的对外政治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议会民主的外交机制同过于文明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哲学相符合，也同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或哈布斯堡王朝等王朝国家的外交一脉相承。无论我们把一战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哪个国家，在我看来有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从战略和战术事实来看，这些不同政治单元的外交-战略行为从本质上别无二致。协约国同意大利达成的秘密协定（为了收买意大利进行干涉）或沙皇俄国同法兰西共和国在1917年达成的秘密协定，都包含了兼并土地、割让省份和分配势力范围这些内容。

不过，所有欧洲国家在一战期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相对于希特勒支持者或斯大林支持者的外交而言还算文明。对他人挑战的手段、对庄重承诺的公然背叛、在国际关系中运用革命行动的手腕、范围的不可预见、手段的惨绝人寰，这些都不再属于内阁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更不属于民族性时代。德意志第三帝国等国家的外交-战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从本质上来讲都不是民族的。民族在1939～1945年不再能找到它们在1914～1918年所拥有的那种凝聚力。意识形态的背叛者，比起希特勒的成功更希望自己祖国失败的德国人，与被他们视为专制独裁的政权进行战斗的俄国人，因为亲近法西斯思想或反对欧洲内战局面而期望德国战胜的法国人，这些人的存在见证了民族不再被所有人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政治组织的唯一原则来感知这一事实。

总结一下：欧洲在我们可以称为民族战争的战争中自我毁灭，因为当时政治单元的组建原则是民族的。这个原则是20世纪的战争之所以会具有夸张特征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或战争扩大到整个体系的责任都仅仅归咎于此，这就不合理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单元的超民族原则——大陆的、意识形态的——本身会更倾向于和平，则更是不合理了。如果认为欧洲政治单元本身热爱和平，而民族却尚武好战，这就重复了那些认为民族本身热爱和平而国王们才好战的人的错误。至于那些将意识形态政治单元或帝国政治单元看作过渡形态，而将民族政治单元视为唯一的可持续单元的人，他们又在不自觉间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哲学标示成了一种永恒存在。

四 军事组织和军事体制

存在着三种世俗权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人类施展于他们同胞身上的权力可以有三个基础：财富、合法权威、武器。合法权威不可避免地派生于财富或武器，抑或以财富或武器为支撑。根据不同情况，要么财富向发号施令的人聚集，要么号令来自富有之人。没有理由认为这三者在彼此的因果关系或年代关系上总会相同。

正如存在三种世俗权力，每个共同体也存在着三种体制：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正如我们希望用政治或经济体制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一样，我们也在军事组织中寻找国家的外交-战略行为的原因。说到底，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会对有权选择和平与战争的人产生影响，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军事体制同经济体制一样，它们都是由对两个问题的解答来定义的：一个关乎技术，另一个关乎人类。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武器或工具，即关于摧毁或生产手段的问题；第二个则涉及在军营或工厂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在战斗或工作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军事组织同经济组织一样都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固有特征。

战斗活动如同生产活动，它们都具有工具性和合作性：战斗活动需要战斗纪律才能实现期望中的目标，即获得胜利。技术上的绝对必需部分支配了存在于战士和他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抑或存在于工人和工头或工程师之间的关系）。然而，技术上的绝对还不足以确定战士与军官之间、奴隶与主人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所存在的社会联系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不足以确定那些存在于战斗或生产中的等级体系里的各层级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性质。

经济体制与生产技术不是一回事，经济体制是由人在工作中的社会关系、工种之间的资源分配、个人之间及阶级之间的所有制和财产分配以及资产和服务的交换模式来决定的。马克思用人类工作关系的独有特征（奴隶、农奴、工薪阶层）描绘了人类不同的经济时代，而且他还以生产力低下赋予了人与人之间旧有的剥削历史以正当性。奴隶制可能的确是生产力低下的一个结果，但它却非其唯一结果，它对生产力低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我们可以设想，在不借助奴隶制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对某些人有利的剩余价值积累）。同样，在交换框架具有世界性的这种复杂经济中，工种之间的资源分配、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供给和需求的调整至少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法来实现。生产技术、田野和工厂中的工作组织、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这三者之间有着互相呼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说某一个是因，某一个是果，而且其中的某一个也未必就是历史变革的根源。

在军事秩序中也存在类似的三个方面。战士之间的合作必须服从富有效率的纪律。但是，实际的纪律又常常是社会等级的体现。在任何时期，实际存在于战士之间的秩序既取决于技术上的绝对必需，也取决于社会结构。换言之，就是在既定的战斗技术下，战士之间的或者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一定的可变空间。同样地，历史变革的原因可能是这三个方面中的任意一个。一场军事革命会引发一场社会革命，反之亦然。弹药和炮弹确立了常规军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因需要进行资源动员才能获得而不是一般的封建诸侯国能够企及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技术上讲也就成了必须。反过来说，正是法国革命让大规模征兵成为可能，从而也让战术得到了提高（多重纵队、狙击步兵、乡间募兵等）。

纵观历史，军事秩序一直就是自由选择和理性计算的对象，尽管其程度不如经济秩序。军事秩序不应该仅仅在对外御敌上行之有效，而且还应该对维持社会结构也有利。南非无法武装那些它拒绝给予平等公民权或经济地位的黑人。罗马在要不要给奴隶配发武器上也会犹豫。在中世纪，贵族保留了自己对重型武器的垄断权。每个社会的军队都反映了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是由每个阶级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各阶级间的财产分配共同决定的。

有关军事体制，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果我们假设某种特定类型的军事组织不变，那么在这一类型中不同模式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二是政治单元的类型又在怎样的程度上取决于军事组织的类型？

1870年，普鲁士军队是以征兵为基础的，法国军队则是一支职业军队。选择职业军队还是征兵制度会对国家的对外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吗？而且，普鲁士的军官群体是优先从贵族里招募的。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类型受到他们出身的影响，这是否也会对对外政治行为造成影响呢？

在某些时期，将武装冲突中的责任主要赋予军人阶层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约瑟夫·熊彼特和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贵族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因为前者的职业、娱乐消遣和存在理由都是开展战争（被路易十四驯化的法国贵族所得到的补偿是参战和荣耀），而资产阶级则习惯于经济计算，他们会掂量战争的非理性。20世纪初，人们纷纷指责军国主义哲学以及那种看似体现了普鲁士贵族制特征的对军队和战争的狂热，认为普鲁士国家中士兵的地位就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源头。在1918年以后的法国，对战争的仇视就表现为反军国主义。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谴责都浮于表面且片面。不论贵族和资产阶级谁是领导阶级，领导阶级都会对共同体的权力十分敏感。军国主义不一定总是尚武好战的，反军国主义也并非总是和平的。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写道，比起战争来，法国人更憎恶军队生活，德国人则相反，他们对军队生活的热爱更甚于战争：这句玩笑话中确有那么一丁点儿实情。至于军事参谋部对国家首脑的影响，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国家，它要么是被征服的欲望所煽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治下的法国帝国就部分是军队的杰作），要么是被对战争的惧怕所驱动（1939年前的法国）。

无论是法国的、德国的还是俄国的军事参谋部都没有直接和有意识地谋求或制造1914年的大战，但它们也都没有坚决抵制战争。所有军事参谋部都在为一场大战做准备，因为它们预计战争会发生。那么，这种预期是否属于那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也就是，它是否属于其存在本身就能有效让自己实现的那种预言？想准确知道人们的预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所预见之事发生的原因，总是困难的。就战争的直接起源来说，我们已经看到 [125] ，可以归咎于军事参谋部的战争责任在于他们所定计划的刚性。俄军参谋部当时就无法在不打乱全面动员的所有机制的情况下做到仅进行部分动员。德军参谋部同样没有优先去预想一场有限度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确推波助澜地让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冲突不可避免地扩大成一场普遍战争。然而，这并非是人们的有意为之，而是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

1914年战争前夜欧洲社会的军事制度具有双重来源：一为追溯到旧制度时期的军官行业传统，二为兵役制这一革命性新举措。军官在当时都被视为守成者，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被看作所谓的右派秩序（秩序、权威等）的支持者。不过，他们在所从事的职业上同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都属于守成者。当时，交战双方中没有哪方的军官群体预料到了战争会持续如此之久，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会需要如此多的资源以供给数百万士兵，以及陆军和空军的机械化、机动化武器会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回顾来看，比起他们在冲突的发端上所应负的责任而言，他们似乎在减缓1914年前的技术竞赛上发挥了更大作用。人们更多不是谴责他们发动了屠戮大战，而是指责他们对火力的效能完全不清楚（尤其在西线），以致造成了数十万人毫无意义的死亡。反对军人阶层的宣传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对历史的失望来解释。当时有很多平民百姓同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他们相信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工业的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和平的使命。因为当时的社会类型被人们认为是倾向于和平的，所以一些人势必会把军事体制，另一些人则会把经济体制作为屠戮大战的根源。

19世纪初期，圣西门主义和实证主义关于战争和劳动相悖的概念才真正传播开来。生产手段的发展以及工厂数量的激增让观察者瞠目结舌。法学家、形而上学家、意识形态家和外交家构成了正在走向灭亡的这种社会的特权阶级：学者、工程师、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为所有人的生存和繁荣积累着知识，管理着人类的活动，他们即将成为未来社会的真正领导者。军官属于昨日之精英，而他们的位置则将由技术人员取代。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就这种存在于本质为封建的旧制度社会与本质为工业的未来社会之间的对立，给出了理论解释。所有社会都抱有目标而且只有一个目标。首先是进攻性的，其次才是防御性的战争曾经是军事社会的目标；而劳动则将成为工业社会的目标。劳动将会在价值层面上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可，劳动将会创造出新的权威等级和声望等级。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都对圣西门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了扩展或重申。斯宾塞通过工业而把和平化视为自由交换的隶属物，马克思则把和平化视为社会主义的隶属物。

奥古斯特·孔德为论证“一个社会即便不是只有一个目标也会优先针对一个目标”而罗列的大部分论据，在我看来本身就是错误的。既然连个人都无法做到给自己的存在赋予某种同一性，为什么共同体却能做到给自身的存在赋予同一性呢？人类从科学和技术中获得的能力从今往后为人类历史打开了从某个角度说算得上是独特的新阶段，这点没人否认。至于说这个阶段必须是和平的，说社会因为希望让整个地球更具价值而必须放弃社会间的互相争斗以及社会结成的各阵营之间的对立，这兴许是一种希望，却肯定不是一种必然。

正是由于生产手段和毁灭手段具有同样的根源，或者说正是由于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这种怀疑才尤为合理。对自然力量的操控必然会催生出越来越趋于完美的武器，它就像是掌控技术生成的副产品一样。奥古斯特·孔德没有对此否认，他认为，相比科学能够允许设计和制造出的武器的效能而言，现有武器之所以力量单薄，那是因为和平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固有本质。 [126] 然而，对我们而言，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

奥古斯特·孔德期望军人阶层的消失和新精英的集体性格能够对工业社会的和平主义有所助益。然而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在奥古斯特·孔德去世后的这个世纪中，历史的演变方向完全与他期待的相反。为了响应战争巨兽的需要而对人和机器进行全面动员，这一事实让另一种解释涌现出来。并不是军人阶层的陈旧精神和被同样陈旧的精神所渗透的政府让工业社会改变了自身的和平使命。工业社会，当它不再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在它成了技术和组织的社会的那一刻开始，就自发转化成了军事社会。让我们回忆一下国民公会的著名法令吧：“年轻人要奔赴战场。已婚男人要锻造武器、运输炮兵装备、准备给养。女人要为战士缝制衣衫、制作帐篷，并且到伤员避难所去照顾病人。孩子要将旧衣物做成绷带。老人要重温他们在旧制度下的斗争史，将这些经历带到公共场所去宣讲，他们要点燃年轻战士的斗志，要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对共和国的爱戴。”一切尽在其中，连对热情的组织工作（对共和国的爱戴）和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对国王的仇恨）也包含在内。兵役制、大规模征召，以及对物质、人力和精神资源的全面动员在根本上都既是工业的也是民主的现代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约翰·普伦格 [127] 声称，1914年的观念——组织的观念，取代了1789年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然而正是大规模征召才让前者从后者中衍生出来。恩斯特·荣格用工人和战士来象征新秩序，这两类人既互补又相似。军队不再由农民组成、由贵族指挥，而是由技术人员领导下的工人组成。一群数量持续增长的身着军服的人从事的却是和平时期他们的平民所从事的职业。两种组织的相似性在1945年的美国军队中得到彰显：大量军官因为他们的职业表现而非军事方面的成绩而得到军阶。战争的指挥者也不再是贵族，而是工程师——武器工程师和灵魂工程师。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工程师淘汰贵族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工业社会却也随之转换成了军事社会，而非和平社会。工业为了战争而动员，战争又被工业精神所浸润。1945年，人们都被军国（Garrison State）的梦魇所纠缠，整个国家持久地以与敌国斗争为必须来进行组织。

自此以后，另一种历史翻转也发生了。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出现让人类背负起对毁灭性大灾难的惧怕，不过也让国家摆脱了服务于工业动员的命运。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可能以常规武器进行，这让国家得以限制部分自身经济的发展，而将资源投入战争准备中。能够抵制颠覆的原子时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军国”景象，而是处于末日阴影下的资产阶级舒适生活和不计其数的汽车的景象。正因如此，任何关于军人阶层角色或有关战争手段和政治单元类型之间关系的简化理论都明显不再适用。

让我们重回古代世界。全体公民都身携武器的政治单元并不比只将武装荣誉留给少数人的政治单元更加和平。雅典这个民主城邦在当时被视作一个比贵族寡头城邦斯巴达更富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城邦。正是在布匿战争期间，军团才在长时间服役中获得了职业训练。当时的军事体制随着政治单元结构的改变而变化，但政治单元的外交行为却并没有表现出是直接由战士阶层自身利益所决定。

罗马帝国是一种与城邦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它由军团缔造，也由军团维持。军事体制响应了帝国的需要。但武器性质与政治单元规模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相称性。军团的优势在于组织和纪律带给它的素质上的优越。即便在帝国内部的和平区域，当时也不存在对军事力量的某种实际垄断，或一个独一无二的主权国家。异族人保留了他们的头领和武器。根据省份和时期的不同，罗马实施支配的形式也程度不一，从最简单的被保护国到最全面的完全融入都有。

古代世界中的政治单元之所以扩展，似乎可以归因于一个城邦的美德、法律、风尚以及战士们或某个士兵的天才杰作。为了组建军队和维持军队纪律需要集中一种军事或国家的权威。然而，技术性武器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篇章。这一次，需要集中的是经济资源。由于缺乏人口、工厂和金钱，规模小的政治单元无法拥有像规模大的政治单元那样的军事力量。中世纪的主权割据变得与武器的性质不再兼容。欧洲诸国的形成是军事体制的经济必需所造成的逻辑结果。

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1914年，它在用工业武装士兵的国家与依然停留在以前的技术水平上的海上或大陆国家之间挖了一道鸿沟。所有欧洲国家，不论大小，都拥有了一支兵力与人口规模相称的同样类型的军队和舰队。然而，非洲的族群和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却没有在质量上与欧洲近似的这种力量，只有主动进行现代化的日本和英国治下的印度除外。均衡的欧洲体系和欧洲（在其他大洲建立的）帝国，一方面体现了它们在外交层面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它们在军事组织类型上的不一致。

1914年，比利时军队就像是一支小型的法国军队，有着相同的师、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还有着由国内工厂制造的或者可以由国内工厂制造的与之相同的武器。而1939年，两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已经开始有了质的差异：小国不再有能力自己生产所有武器，它们勉强才能组建出一支简化了的小型现代军队。1960年，这种质上的差异变得异常巨大，因为只有三个国家拥有自动武器和热核武器（英国虽然拥有热核武器却不具备实际的报复力量）。外交-军事阵营的形成以及每个阵营都以一个核武器拥有者为领导，此局面即使不是这种存在于战争手段上的异质性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后果。

与此同时，正规军相对于临时武装的优势却有所减弱。人们一直对在俄国战线后方、南斯拉夫和法国发生的针对驻军部队的游击战的效率问题争论不休。在战胜正规军这方面，20世纪的游击队员所具备的能力并不比19世纪时更强。但只要地理条件允许，他们就有能力激发出民众的热情，从而让抵抗持续很多年。虽然欧洲帝国的瓦解有很多原因，但正规军战士对游击队员优势的减弱也是原因之一。

构成了全球体系的这些政治单元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反映了战斗技术的多样性。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期望统一，以恢复它们在大西洋联盟中丧失的军事自主性。然而，工业类型的军事力量要求经济集中化，而经济集中又让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单元之间的一致性成了问题。另一方面，非洲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国家的数量在大幅增加，这些国家以抵抗外国支配的方式实现了独立自主。但它们还没有实现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单元的一致性；民族主义驱除了殖民者，却无法让民族国家诞生于一夜之间。

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主权的辩证逻辑、平民制度和军事制度的辩证逻辑，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最终成形的独一无二的综合体，而是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形式。还从来没有互相如此不同的共同体一起参与到同一个历史进程中。

我在总结上一章时已指出，工业一方面前所未有地给予了人们无须征服、无须剥削就能变得富裕的手段，另一方面却也前所未有地给予了人们用于自相残杀的手段。由于工业是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中、在相互对立的共同体中各自发展，它自然也会被民族抱负或帝国野心所利用。只要国家间的竞争不停止，就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不论它是自由的还是计划的——能够保证生产技术不会堕落为摧毁技术。

本章的结论是，一种政治单元或政治体制的类型以及一种军事组织或军事体制的类型，其本身并不好战或和平。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存在某些社会或某些制度，其天职就是征服或战斗，可并不存在天职就是和平的社会或制度。我们的时代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国家单元之间、政治体制之间和战斗技术之间存在异质性。多民族国家、超民族融合体、帝国阵营和超级大国共存于世，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共存于世，同样共存于世的还有机关枪、突击坦克、原子武器战术以及装备了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这种共存的和平性通常只存在于言辞上而非行动上，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不过，一旦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大灾难，我们就会对这种共存居然保持了相对和平感到奇怪。

第十一章 探寻演变规律

上一章中的分析几乎只包含了反面教训。虽然这些教训应该会让行为体和历史学家对用刻板和片面的视角看问题心生警惕，但没有为我们带来有关某种类型的政治单元或有关某种经济、社会或军事体制的战略-外交行为的任何普遍性命题、法则或不变性。

认为完全民族性的国家就一定是和平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自负的驱使下，民族国家可能会变成帝国主义，或者会在其他国家眼中属于帝国主义。同样错误的观点还有以下这些：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一定会实施征服，或者认为服从中央计划的现代经济本身就是和平的；认为人民在历史变迁中会始终如一，比如认为德国人总是残忍的，英国人总是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的，法国人总是轻浮随便的；认为对战争的喜好和追求权力的集体愿望随军事阶级的诞生而诞生，随这个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没有任何民族国家，也没有任何体制，本身就是固定不变的。

这一系列的否定性陈述并不仅仅具有驱散错误观点的功效。它们也提示我们在所有具体研究中必须考察的那些主要变量。既然外交-战略行为具有工具性和冒险性，那么对于决策的理解也就只能以形势为参考，并在对形势的考察中以及在对行为体的心理-社会学考察上做出。而形势又是由某个历史空间所包含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有时可以像一个个体那样去理解集体行为体（领导者绝对专制的政体），有时它又好似多种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形势中，我们均应该予以阐明的是集体行为体所追求的目标，它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它出于自愿或迫于多少对它有所限制的影响而选择采用的行为模式。

然而，这种二元性——一为力量关系或力量形势，二为行为体的战略、哲学和战术——都是人为简化后的结果。解释一个决策，用现实形势还不如用行为体对形势的想法。另一方面，形势对于每个行为体而言并非仅仅由可计算的力量关系构成，而且还在于其他行为体——对立者、敌人或盟友——可能会做出的行为。战略家或外交家并非像工程师那样根据目标对手段进行组合，而是会像博弈者那样去冒风险。

所有对历史本身的考察，也就是所有以具体事件或事件系列作为对象的考察，都必须密切注意原因之间的盘根错节、形势和行为体的辩证逻辑，以及行为体对彼此的反应。可能能令分析更加清楚的那些不变性，要么涉及的是形势的某个方面，要么涉及的是行为体的某个方面。这些不变性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近似的：如果在限定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力量保持了大致相等，那么其中某个行为体的外交便会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某种持久性（法国的反向同盟传统）。如果一个行为体抱有某个完全确定的目标，而目标本身又是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那么这个行为体的对手会比它自己更好地认清漫长历史中它所遵循的那种行为规则（英国的均势外交）。我们还不能忘记考察的是，这些不变性是在哪些条件下显现的？怎样的转变足以让这些不变性降级成不定性？

历史性考察的目的在于，在每一时刻或每一个事件系列中把握住和区分出具有持久性的数据与变化着的形势，而且这一切还要是在没有事先做出这些变化总由同一类现象引发这样的假设下实现的。至于社会学考察，如果它不满足于只对那些被我们称为不变的、既近似又片面的常量进行研究的话，就必须另辟蹊径。原因之间的盘根错节，国家和体制的辩证逻辑，这些都不可否认；但在更高层次上，在全局视野下，我们还有可能对规律性或演化的模式有所认识。传统思想家虽然没有对他们详加研究过的事件之间所具有的不一致性提出疑问，但也没有因此而减少对国家兴衰的原因的思考。在本章中，我们将重新讨论这些关于战争和民族命运的经典思考。

理论上，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由于涉及的是对众多大型整体的概括，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些整体的性质。那么，我们是应该从一个历史主体着手，也就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这些如同个人的存在开始研究呢，还是从一个历史客体着手，也就是从一个世纪、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这类被视作具有持续性的形势开始研究呢？

在我看来，第一条路径优于第二条路径。因为要概括一个时期的特征，就必须先阐明那个我们认为是最具支配性的变量。对这个变量的选择一直就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便我们只就某个单一观点考察一个时期，比如关于国际关系行为，也很难将一个最终原因或一个具体特征孤立出来。历史学家描绘每个时期的特征：一些人用霸权国家（西班牙或法国等取得的绝对优势）来描绘，一些人用政治单元的类型和战争的性质来特征化（君主制国家、民族国家、宗教战争、王朝战争），还有一些人用军事和战斗技术来归纳特征（兵役制、工业、全面动员）。过去的一个世纪——1815～1914年，从对外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民族国家时代还是工业时代呢？这个世纪是以国家的组建原则（民族）为主要标志，还是以可供士兵使用的工具为主要标志呢？原子时代是否开创了另一种外交、另一种战略？要构建这些客观整体，就意味着要对决定性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假设。

现在让我们遵循另一条路径，从民族、文明和人类这些历史主体着手。下面几节将以三个问题作为研究目标。民族国家命运之兴衰原因何在？所有文明是否都有相同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着外交的时代？

一 民族国家的命运

我接下来只考察欧洲的民族国家。我们已经看见，正是在欧洲，民族国家达到了它的最终形式，人民和国家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法国人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志”成了一种历史存续的深层原因。看起来似乎是国家源自人民，而不是人民源于国家行为的日积月累。

民族国家，就法国大革命以后这个词才具备的词意而言，是一个新近事物，但如果将现代法国视为君主制法国的延续，并且以法兰西民族国家来命名这个数世纪前就统一于一个先是王朝后是民主的国家之下且具有共同意愿的法国人的共同体，也没什么不合理。现代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演变的思考一点也不少于希腊思想家对政体演变的思考。

在现代历史学家和古希腊思想家那里，问题都是由经历提出的。同一个城邦经历了多种政体，但没有一个政体达到了稳定。就Révolution这个词所具的两个意思（革命和循环）而言，它似乎是政治生活最突出的一个现象：一种政体突然被另一种政体驱逐，而这些接连不断的危机又最终将一切重新带回到原点。一连串的政体自我组织形成一种循环，堪比宇宙之周而复始。然而，这并非政体的动荡，而是在欧洲历史中尤为突出的民族国家命运的动荡。先是西班牙，后是法国，它们都先后对衰落进行了思考；德国人则思考了多种历史形式，他们的天才也从中脱颖而出；英国人直到最近，还在赞叹钦佩他们那无法抗拒的命运。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常常倾向于将权力等同于强大，虚弱等同于衰落。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 [128] 中的那些著名论述就内含了这种混同：“支配着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当他们以某种方式治理的时候，拥有了一连串连续不断的成功，当他们用另一种办法来统治的时候，又遭遇到一系列不间断的失败。一些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的一般性原因作用于每个君主制政权，让君主国崛起、维持或衰亡；一切偶发事件都受制于这些原因；如果偶然有了一次战败，即如果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么就必然还有一个一般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因为一次战役而败亡。总而言之，存在一个会把所有特殊的偶发事件都带动起来的总的步调。”

他还写道：“并不是波尔塔瓦战役葬送了查理；他即使不在这个地方覆灭，也会在另一个地方灭亡。命运中的偶发事件也许容易得到补救，但从事物本质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事变却是难以抗拒的。” [129] 这些论述肯定了一般性原因的影响，而且与此同时还把军事成败归因于法律、体制或人的好坏。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军事上的成败都不能精确衡量人民的道德功绩或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有时候，文化的繁荣鼎盛与军事的巅峰时期会偶然地吻合：例如从希波战争的丰功伟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败涂地，雅典霸权短暂地持续了一段时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菲迪亚斯（Phidias）、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时代。不过，德国的命运就完全与此不同了。德意志思想中最伟大的杰作产生于德意志邦国割据这一政治软弱无力的时期，而不是从德皇在凡尔赛宣告德国统一到1914年这一德国霸权的时期。在我们的时代，人民的创造力明显没有同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实力相称。希特勒在外交上大获全胜却让德意志文化贫瘠。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为由前沙皇俄国转变而来的苏联带来了世界舞台的荣光，却也影响了俄罗斯的文学与思想，钳制了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

过去的学者没有忽略这些区别。在哲学家眼中，马基雅维利的“德行”——那个从一个民族身上转移到另一个民族身上，对征服者加以激励，对日薄西山的帝国加以抛弃的德行——一直就不同于道德主义者口中的“美德”。一些哲学家或许梦想过这样一种政体，其中的人们可以同时获得政治的美德和道德的美德，公民服从智者，而智者服从真理。这样的理想城邦，有着足以抵御外敌侵略的强大力量，智慧拥有力量，力量服从智慧。然而，现实中的城邦却是持久对立的囚徒，它们不得不为此而强大，即使这意味着将冷酷无情的纪律加诸缺乏理智的大众，即使这意味着暴力的专制独裁。

也不是所有学者都像柏拉图那样对政治美德——精英的政治美德和大众的政治美德——做出如此悲观的诠释。转变成实证主义的、反对理想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思想，就将大众美德定义为盲目效忠，将执政者美德定义为施展暴力和诡计的能力。这些思想都与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道德美德应具有的特征截然相反。孟德斯鸠所设想的古代共和国美德无可厚非会在道德上有另一番模样，因为它意味着节俭、爱国主义和尊重法律。然而，即使是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共和国美德也不仅是公民的美德，还是战士的美德。这种美德看起来似乎很少与福祉相容，也不利于艺术和文学。

孟德斯鸠和西蒙娜·韦伊 [130] 一样，都对罗马征服古代世界所用的方法不抱幻想。他敬仰赞叹的是罗马的法律、厄运中元老院的坚贞、对抵抗者或背叛者施加的严刑峻法，以及争取盟友或招来走狗的技巧。然而，这位敦促国家在战争时期尽可能少为恶、在和平时期尽可能多为善的学者，真的能够将这种对武器和谎言的有效利用看作一种模范道德吗？孟德斯鸠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犹豫了：一种是将征服者摆到最顶端，另一种是将致力于和平的活动和精神成就摆在首位。他并没有清楚明白地确认在征服者行为和道德律令之间的确存在不兼容。建立于法律和习俗之上的政治美德充当了人的功劳和国家命运之间那承上启下的转换物。然而，这种兼顾要求军事力量从根本上依赖于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还必须是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的情况下都会因其本身和其有效性而受到赞扬的。今天，我们拒绝把权力的强大程度归因于美德或政治自身的美德，我们也不同意把集体行动的能力混同于政治文明的素质。

与民族国家命运相关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力量决定性因素的相关概念和对演变的看法。在对各城邦和各帝国命运的沉思中，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低估了物质因素和人口因素的作用，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认清军事技术本身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很好地辨识组织、纪律和战术起到的作用。他们都假设政治的成就同军事的成功是相称的。一些人由此而尊崇一个城邦的政治成就和作为立法者或英雄的个人政治功绩。国家的衰亡于是也被归因于王朝的衰竭以及与王朝缔造者相比明显不称职的后继者的登基。另一些人则因为这个假设而去强调法律和习俗的重要性，认为或许由于一种类似让王朝衰竭那样的机制的存在，国家注定腐化堕落：大众丢失了信仰，不久以前还因为抱有国富民强的意愿而聚集起来的精英则慢慢不再能抵挡住享乐精神。而且历史时间看起来也像是一种瓦解的力量：自以英雄的丰功伟业、立法者的智慧或古代人的美德为标志的巅峰时期过去后，统治者或人民又怎么能够不江河日下、走向衰亡呢？政体循环的观点在政治层面上充其量也不过是衰亡宿命论观点的一个替代物罢了。

得益于对历史意识的把握以及对各个时代、各种制度、各种政治单元类型和观念本身的认识，现代学者面前又出现了另外两套衰亡机制。变化——而绝不是持久不变——从今以后不但被认为是无可避免的，同时还被视作一种值得期待的愿望。由此，保守主义便成了毁灭的原因。耶拿会战中的普鲁士军队落后了一个时代。1870年和1940年在色当，又轮到法国军队被甩在了武器或战术的进步步伐之后。看起来创新能力似乎比维持原样的能力更像是集体行动能力的体现。

那么，是什么阻滞了创新能力？每个国家或每个时期，其原因都不同。大多数个人都有思维惰性；所有制度和所有共同体都倾向于保持当前的状态。军队的组织、军官的招募和军队的精神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国家在面对同一文明圈内的另一个国家时为什么会在军队质量上稍逊一筹。哲学家们，尤其是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整体性解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历史保守主义”。一个被组织成为“权力国家”（Macht Staat）的人类共同体需要从一个历史观念中汲取生机与活力。一旦这个观念气数已尽又或者它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共同体便会渐渐显露出精华已失的衰落之相，越来越没有能力创造出文化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民族国家已经属于过去，法国还能依赖这个可以说与它自身存在都混同了的历史观念而继续存在吗？

对法兰西衰落的讨论是从19世纪开始在法国兴起的。这些现象很容易就可以用已知传统机制中的一个来解释。有一个学派认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就不再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不再有一种得到公民一致接受的合法性，法国因为不再有国王而无法再发动战争。 [131] 所有的民族性危机都会自发转换为宪法性危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在国家形式上存在分歧，就会丧失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学派却回应说，在所有可能成为帝国的候选民族国家中，最终胜利的是英格兰人民（或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个命运早已决定，英法在18世纪的斗争结果决定了谁是世界之主。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所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无法逆转已成定局的历史裁决。而战胜者就是实行了代议制、宗教改革和议会制度的人民。让法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正是当时对实施自由主义制度的拒绝。最后还有另一个学派断言，让这种下滑变得无可避免的，其实是出生率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处于同一文明水平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等级次序是由人口数量来决定的。没有任何军事天才可以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挽回在人口出生率这个“摇篮”战场上输掉的优势。

这些解释并不互相矛盾。实际上它们可以合并起来，互为补充，不过，它们组合的方式在每个具体情境中又有所不同。就法国而言，人们在国家形式上所存在的分歧在整个19世纪都无可置疑地构成了法国衰弱的原因。民族国家的统一——精英和大众——是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拒绝改革导致了君主制的崩溃；对旧有习俗或信仰的依恋，以“既得利益”对那些对共同福祉而言所必需的变革进行的抵制，教会和教权主义支持的某种蒙昧主义，这些属于社会阻碍力量的现象都是衰落的原因。至于出生率下降对衰落产生的影响，那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不过法律和习俗之间、法国大革命和出生率降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不想要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们是否应该承担法国衰落的责任呢？如果他们该承担，那又在何种意义上呢？

在现代，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无视人口和技术的重要性。美德在原子弹面前束手无策；4500万法国人永远不可能在战场上或工厂中抵过2亿俄国人。等级无情地被人口决定。不过，如果越过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就会发现，以往就存在的那些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精神原因和物质原因之间的关系——如果用孟德斯鸠的语言来讲也就是法律和习俗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品质以及人民的素质，它们在今天如同在过去，都依然模糊不清、含糊不明。法国出生率的下降开始于大革命之前。继承法案的制定应该是对家庭规模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如《家庭法》对出生率的上升有所助益一样，然而法律又从来不过只是决定了习俗的那些形势中的一个而已。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是由错综复杂、难以厘清的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

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政治美德和道德美德之间的相似性和对立性，也没有如此关注过历史生命力同文化素质或同共同体存在本身的素质之间的相似性和对立性。如果断言它们之间完全对立，这就太过悲观了：对牺牲予以接受、提高生产部门的投资比重、技术的快速进步，这些都要求领导人和人民在道德层面上有所建树。但是，为了这些是否就应该去赞扬那些被迫剥夺了被统治者同意权的领导人呢？反过来讲，自由的体制给予了公民不同意牺牲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处于极权体制下的人民所没有的权利。然而，高速的增长率本身又真的是集体美德的一个证据吗？

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生活水平或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衡量效率的依据的话，构成了政治文明的那些制度，其本身是没有与效率相悖的。不过，就短期而言，集权体制拥有着为达到自身目的而从集体资源中抽取数量更可观的资源的手段。希望人民既达到文明状态，又取得战争荣光，这种想法是徒劳的。如果我们在缺乏更好表述的情况下，将在权力对立中赋予民族以优势的那些素质统称为历史活力的话，就不会有人断言，最具活力的民族就是最道德的民族；人们更多会问的是，集体活力在怎样的程度上能与对个人的尊重和对自由的尊重相兼容？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过有着新的内容。它之所以不是新问题，是因为赋予民族权力的那些美德本来就并非一定要同教会和哲学家推荐的那些美德一致。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人口数量上的要求会对君主和骑士期望开展的事业有所限制。因此，王朝的衰竭和政体的腐化就不再那么显得像宿命。任何演化的模式都无法在事件的混乱中被得出，无论是生物循环的模式还是时间持续性所拥有的腐化作用的模式。回顾历史，在欧洲，获得的强大权力的过程似乎并没有遵循任何法则。

比起英国和德国，西班牙和法国更加卖力地寻找过关于衰亡的理论。英国的历史从17世纪以来似乎一直都有连续性，德国或德意志诸邦的历史则时断时续。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部分解释了这种反差。得益于岛国位置的庇护，英国人在内部争斗中不用付出受外敌侵略的代价，他们拥有更多机会在没有外人干预的情况下解决自身的争端，甚至是宗教争端。16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没有以损害同一文明圈内的其他民族为代价发起过对大陆的征服。当他们失去帝国时，他们也保住了自身的统一性、独立自主以及在制度上的声望。而日耳曼人居住的土地，则只要没有在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下，就会沦为战场。裹挟着战争和外部干预而来的宗教改革，让德意志诸邦在两个世纪中都处于政治无力的境况。18世纪以后，德意志诸邦东面的俄罗斯帝国建成，它潜藏着无尽的资源，而且也有能力借来或获得武力，德意志诸邦所处的中央位置对它而言变得既让人垂涎三尺又无屏障。既然英国舰队使德国向更远土地的扩张无法实现，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被迫满足于自身的繁荣和在大陆的优势地位，或者再一次抱住被孟德斯鸠称为普世君主制而被我们在威廉二世的例子中称为霸权、在希特勒的例子中称为帝国的那种野心不放。这种尝试所遇到的阻碍同摧毁了拿破仑征服的那种阻碍完全一样：大陆国家因为仇视它们中的最强者而互相联合，最后以海洋国家的取胜告终。不过，如果20世纪的欧洲体系是封闭的，当时的德国应该有能力获胜。前后两次，均是美国的干涉决定了结局。

如今，不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没有对衰亡进行思考：英国人赢得了那场标志了他们统治终结的战争，而德国人在输掉最后一次战争前 [132] 已经赢得过如此多的胜利，以至于没有人会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军事素质的缺乏上。他们谴责的是昔日领袖的自负和疯狂，而并不认为是由于人民或士兵缺乏勇气或牺牲精神。“德国人都深深为他们的元首所折服，激情澎湃地追随他。直到最后，他们都完全臣服于他，以最大的努力去服侍他，这种尽心竭力是任何民族都未曾给予过他们的领袖的。” [133] “希特勒的征服企图是超出常人能力所及的，是非人道的。他丝毫不放松地坚持这种企图。直到在柏林地堡深处末日来临的最后那几个小时里，他依然像他如日中天时那样地不容人争辩、坚定不移、冷酷无情。” [134] 征服之非人道被认为是事业主持者的责任，而非执行者的。德国的强大是被一个人的疯狂所葬送的，而不是像西班牙和法国那样是因为消耗。

实际上西班牙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像德国人那样一下子跌落，它们也没有像英国人那样直到最后都是胜利者，它们似乎是一点一点衰落下去的。因此，18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学者不断追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曾经让欧洲震慑的西班牙步兵不再能够主宰战场？金银的流入是否阻碍了艺术和商业的发展，它制造出的不过是一种靠不住的丰足、一种富饶的幻象？又或者从18世纪开始衰落这种印象本身就是错误的或夸大的，因为西班牙的支配和西班牙帝国本来就是昙花一现？19世纪，西班牙在遭受拿破仑战争的蹂躏以及丧失在美洲的帝国之后，其颓败之势已经显露无遗，满是悲剧色彩；内战加上经济停滞加速了这个在四个世纪前还是体系扰乱者的国家的步步跌落。

法国历史的进程与西班牙又不相同。1815年后，法国的衰落来得十分急剧，尽管复辟时期的法国由于依旧存有统一性和独立自主而与1945年的德国是不同的。不过，对胜利的记忆让法国人免遭侮辱。法国被碾碎于一个巨大的联盟之下，直到最后，它的领袖都才华横溢，它的战士都骁勇无畏。屈从隐忍的时光被复仇的梦想所充斥。法国的政治学者在19世纪中叶开始做出小结。法兰西王国曾经在17世纪的后半叶和18世纪的部分时间中是欧洲第一强国。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的军队在很多年中也曾是对它的对手而言具压倒性优势的军队。在如此多的战争、如此多的死亡和如此多的胜利后，还剩下什么呢？路易十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全欧洲都憎恶的人。为了让他的孙子夺得西班牙王位，他开展了一场没有休止的战争，从而让英国人趁机在制海权竞争中以及在印度和美洲建立帝国方面占尽优势。拿破仑以无与伦比的高超手段再次践行了获取霸权的企图，而法国在他壮丽宏伟的梦想中受挫，无可救药地走上了下坡路，统一性为合法性冲突所撕裂，国力被出生率的下降所削弱。

令西班牙、法国和德国成为第一强国的那些历史形势和条件过于多种多样，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一种模式概括之。毫无疑问，体系的扰乱者，即在外交体系中有能力追求霸权的国家，都必须拥有更胜于人的资源。在西班牙国王是德意志皇帝以及南美洲统治者的时期，西班牙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治理最严谨的国家。威廉二世的德国则有着欧洲大陆上排名第一的工业实力。每一时期，获得力量所需的各种条件都朝着有利于意图称霸国家的方向聚拢。

从抽象定义来看，这些条件一直都没有变过：资源潜力和动员系数。不过，贵金属、商业利润、农业和艺术各自在资源总量中的份额却并非始终一样。中央集权和行政管理的效能、王朝统一所带来的省份之间的偶然聚合，以及在远方土地上行使的支配权，这些都可能以突然或渐进的方式让集体行动的能力增强或减弱。西班牙不可能一直保有那些让它成为王朝联合（union dynastique）的条件；在远方土地上进行的支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个民族国家在战场上所具有的质上的优势很少能够延续一代人或几代人以上的时间（在某些时期，同样性质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得这种优势）。人口数量和资源的优势也会随着外交历史的起伏以及变化多端的财富模式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如果要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性主张的话，那么就是：在欧洲历史进程中，权力的强盛是很难长久维持的。获得力量所需的条件过于不稳定而使命运也随之动荡无常。能够加强或削弱集体行动能力的各种形势，不但数量多而且充满了偶然性（精力旺盛的统治者或无能的统治者，王朝的统一或瓦解）：相对于潜力所占的比重而言，动员系数在19世纪以前的那些世纪中相对占了更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某些形势下，相对于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所占的比重相对更大）。最后，轮流眷顾了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那些有利条件也都各不相同：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可能辨识出衰落的单一步调、风格和模式呢？

法国和西班牙对此的深思都转换成了一种锲而不舍又让人无从捉摸的问询。当勒南在1871年写下“一旦法国受辱，法国精神便会荡然无存”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迎合爱国主义吗？他是否在为法国对昔日权势的怀旧寻找高贵的借口？难道一个曾经“强盛过、荣耀过”的民族国家就真的无法适应第二流或第三流的地位？一个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国家，当它失去以往的重要性时，是否真的就会变得孱弱？一个没有历史观念依靠的民族国家是否真的就会一点一点地失去创造活力而在文化层面上颓败？简言之，国家的权力——即使它是由违反宗教或道德律令得来的——是否与共同体的生存质量和精神成就密不可分？

欧洲的历史经历不允许我们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对于文化的衰弱伴随权力衰退而发生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此来描述西班牙，但描述法国就困难些。但它绝没有反映出德国的情况。这个问题因此也没有由于分析而更加清晰。这个问题是现时的，也是永恒的，它触及了历史的神秘一面，它将我们完全带入了现时局势中。希特勒断言世界属于暴力，他是对的吗？欧洲各民族国家如果继续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话，是否就注定会衰落？

二 文明的命运

20世纪的两次大战以及即便不是由这些战争导致却也被它们加速了的欧洲的亚非帝国的解体，促成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衰落。从欧洲框架中走出来，进入全球舞台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不管怎么说都被赶下了一流强国的位置，如果用更悲观的话极端地说，就是陷入了无能和衰落的境地。在“亚洲的小海岬”之外，欧洲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大”的政治单元，因为这些政治单元都属于另一种类型。

尽管罗曼诺夫王朝在18世纪时模仿过欧洲君主制，俄国沙皇的帝国在历史上也同欧洲旧大陆各民族国家不属于同一种类。作为政治单元，它属于帝国一类，它是建立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帝国产物；但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征服者从西方向东而去，而不是从东方向西而来。沙皇的骑兵在中亚的撒马尔罕或第比利斯重新找回了对蒙古皇帝们的回忆，重新占据了蒙古皇帝们陵寝所在之地。与此同时，俄国——这个莫斯科大公的杰作——想方设法将欧洲的（讲不同语言的）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统一成一个民族。最后，西欧人口向空旷地区迁移，这一很久以前就已结束的进程又继续在东欧原野上开展了起来，就像发生在北美广袤西部的人口迁移一样。欧洲类型的国家在俄罗斯和美洲的空间中建构起来，这本身就包含了其他各民族国家等级降低的萌芽（政治偶然性和战争本应会让这种降级推迟）。在如今还存在的所有国家中，或许只有中国和印度，未来还可能有巴西，能够在今后达到两大巨头的高度。

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同一体系中共存，这并非一个没有先例的现象。在古代，希腊城邦曾经与米底（Mèdes）帝国战斗过；罗马帝国边界之处的对手则是部落人口。城邦、王国、帝国和蛮夷人口都代表着具有不同规模、秉承不同组建原则的各种政治单元。同样地，自由城市、封建公国、同威尼斯类似的富裕商业城邦以及那些正在民族化的君主制政权都是欧洲外交博弈中同质性很少的行为体。从内部结构来看，从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来看，欧洲体系从来就不是同质的。

欧洲体系在19世纪时体现的同质性只流于表面。不同政治单元采用了传统外交的观念和实践。议会制共和国、自由主义帝国或集权制帝国都大致遵循了内阁外交的不成文规则。王朝性质的国家引进了自由主义制度；共和国又保留了某些王朝政体的习惯做法；多民族帝国也在不致瓦解的情况下顾及了民族诉求。所有这些折中都在20世纪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技术的逐渐平等又减少了空间和资源间的以及空间和可动员军事力量间的不相称性。但希特勒却以美国没有军人阶层为借口依然不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1939年前的很多观察者都认为墨索里尼大大增强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或者相信苏联由于技术或制度的落后，在二战的这幕大戏中只能成为一个二流角色。

把欧洲各民族国家抛掷到二流位置的是当今政治单元所具有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不同于欧洲体系曾经有过的那种多样性。现代君主政权远强过封建公国，不过，所有民族也都有权希冀实现这种历史形式。真正新鲜的地方还是在于政治层面。数年或数十年之后，落后会被弥补上。历史观念被潜在提供给了所有民族，除非民族被自身的历史所囚以致无法挣脱出来以实现这种新历史观念。

民族国家的地位下降在我们的时代表现得如同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力量和资源之间的大致相称性，资源、人口数量和原材料之间的大致相称性以及可动员力量和权力之间的大致相称性，让依靠领袖的才智或人民的美德来颠覆数量法则的期望落了空。即使经济增长率在一处比另一处高，即使处于狭小空间的那些民族国家比占据广袤空间的民族国家拥有更高的出生率，前者的资源规模，因而也就是权力，仍然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

各民族国家可以希望（或忧惧）拥有广袤空间的政治单元的分崩离析。比如这种可能性在印度就没有被完全排除，印度的统一性是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上的以及思想和信仰上的一致，而不是一种政治传统上的、语言或种族上的统一。从最长远来看，苏联的统一性，即便因为经受住了沙皇主义垮台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之间的种种革命而更有机会持续下去且看起来也因革命而变得更加牢固，它也不一定就能抵得住政治的兴衰变迁。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统一体看起来在未来不会注定走上向多个对立国家分裂的道路（即便是由内部斗争引起的解体一直有可能发生）。

命运给予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四个大国的眷顾各不相同。美国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一个殖民地（我们说的是希腊城邦国家建立的那种殖民地）。欧洲移民是带着欧洲文明去美洲的，他们成功地在广袤空间中维持了一个单一主权。他们因此虽享受了欧洲旧大陆的传统、观念和技术，却没有经历民族分隔和土地狭小这些状况。东欧的斯拉夫人曾在长时间中处于不利境况，因为他们处在蒙古人入侵的道路上，而且那里的气候也很恶劣，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等来了命运的逆转：他们所处的空间中还有一半可以容人居住；19世纪的人口增长让他们得以在这广袤的土地上扩张。人口迁移和武力征服双管齐下。两个历史时代混杂合并为一个时代。在苏联如同在美国，殖民与跻身于国际体系中的一流位置几乎就是同一时代的事情。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它还在通过人口向长城以北地区的迁移继续扩展，而我们知道长城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国家和平的界限和庇护。中国的统一性千百年来都是靠文人执掌的管理体系、近似宗教性质的皇帝权威、家庭结构和地方结构的持久稳定性，以及即使方言芜杂却书同文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威望在维系。共产主义政体在整个中国空间中重建中央集权的权威，建设工厂，教导所有人都读书写字：这个权威的、工业的、人口众多的共产主义国家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巨人。

在这四个规模庞大的大国中，唯有印度尚没有达到权力上的强盛，它也是最没有机会达成的，而且即便达成了，它也很可能无法保持强盛。今天的印度因为拥有远超于机器数量的人口而让国家饱受缺乏可动用资源之苦。它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更快；相对自由的政体也无法让这种落后得到快速弥补。维持国家运转的政治和管理阶层都是昔日的征服者造就的，而不像中国那样传承自民族遗产。中国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但它却正在变成欧洲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国家，而印度仍旧是欧洲意义上的一种文明。

那么这种被我们归因于外交领域之扩大的欧洲各民族国家地位的下降，如果参照历史前例来看，是否更应该被解释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典型时期？

此处的意旨并不在于着手分析汤因比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或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文化）。这些庞大整体（希腊文明或西方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实在的？它们的边界在哪里？它们的独特性源于什么？它们是否都是孤立的历史？既然命运的相似性就是这些历史主体所具实在性的最好证据，那么这些历史都是相同的吗？ [135] 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演化的模式问题，它是加诸政治单元之间看似无序的关系上的一种规律性。就这些关系而言，是否所有文明都要经历具有先后顺序且事先早已注定的各种典型阶段呢？

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昆西·赖特（Q.Wright） [136] 阐述的汤因比的观点。所有文明的演变都可以被分解成以下四个典型阶段：诞生、成长、衰落和解体。以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来看，这四大阶段就是战国阶段（或英雄阶段）、动荡阶段、普世帝国的稳定阶段、衰落或解体阶段。让我们把因文明而异的最初那个英雄阶段放到一边不谈，两个极富特征的阶段是动荡阶段和普世帝国阶段，动荡由断裂开始（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普世帝国的建立为终（公元前31年建立，一直持续到公元378年） [137] 。

究其实质，这种观点可以用下面这些表述来加以概括：注定从事战争活动的国家诞生且成长，同时诞生且成长的还有文明本身；自某个关键性事件开始，战争变得只具摧毁性而不具创造性，战争在文明主体内部制造出了一种断裂。交战国在彼此争斗中消耗殆尽，最后臣服于一个帝国，虽然这让它们屈居于一个主人之下，但也为它们带来了和平。这让人想起“帝国即和平”这句名言，不过这种和平更多是暗潮涌动的解体来临之前的暂时平静。

倘若历史学家将界定文明作为研究领域，就必然会遭遇动荡阶段和普世帝国阶段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两个阶段从定义上来说是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所有文明的内部出现的。我们总是会在一切的起点看到相对狭小的政治单元。既然战争在主权单元之间猖獗，那么这些政治单元就很可能或者说已先验地消耗殆尽而使得其中之一最终能够成功战胜所有其他的政治单元。动荡阶段和（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的）普世帝国阶段就几乎没有从理论上或形式上给均衡和平与帝国和平这两个概念增添什么新内容。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还在超越了这些表面相似性的更高层面上，或者说还在这些在所难免的相似性之上。

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是否有着近似的长度？所有的普世帝国是否都属于同一种类？只需要读读汤因比的著作就足以观察到，相较于应该进入普世帝国阶段的时间而言，各个帝国要么超前，要么滞后，它们之间很难互相比较。 [138] 奥斯曼帝国是东正教文明的一个普世帝国，它迟到了数世纪之久。中华普世帝国顽强坚持得比预期的时间更久：它因此会由于没有如期赴死而“僵化”。 [139] 在这点上，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华帝国相似，它所属的阶段是具有同质文化的岛国人口在政治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归功于一个征夷大将军（或宫相）的功业，而征夷大将军又是那个从未被正式废除统治权的天皇的替代者。罗马帝国，由处于最终获得了和平的地带中（或者说此地带边缘）的一个政治单元所缔造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被帝国赋予和平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帝国；蒙古帝国，草原骑士们建立的既宽广又不稳固的帝国；大英帝国，由远方人民凭借海上优势在两个世纪中于印度大陆扩展的帝国：把这四个帝国归于同一类型的做法更多是损害而非证实了历史的比较方法。从外而来的征服者，无论他们是从草原而来还是从海洋而来，无论他们是蒙古人还是英国人，都属于介入了别的文明的演化，而他们对这些文明而言都属于外人。游牧民族的帝国，在建立之初都不是由文明的自发演化引起的。然而，需要外来征服者化解的危机仅仅在动荡阶段最终以帝国为结局这种情况下才具有命定性：帝国和平导致了均衡和平。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些典型特征，而这也正是昆西·赖特在诠释汤因比思想时试图加以阐明的。 [140] 在动荡阶段，国际体系属于均衡类别；各种类型的政治单元（城邦、君主国、帝国）结成的是和平或攻伐的各种充满变数的关系。它们的军事系统也并非同一类型：有些是贵族式的（只有贵族才有权武装，或者至少是由贵族构成了决定性力量的），有些是民主式的（所有公民——公民并非指所有人——都可以被征召成为战士）。不过，正因为战事的持久进行才让并不精通战斗的人变成了专业人员，战争也被交战国视为最重要的解救手段。战争成了司法操作的一个对象，司法明确了战争的边界、敌对行动的方式、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权利及义务。战争履行着一个极易辨认的历史功能：它有利于外交领域的扩张，因此也就让一种多少普及化了的文化得到了传播。

在普世帝国时期，战争不再发生在那些互相承认的君主国或城邦之间，因为它们即使发生冲突也不会忽略彼此的同源相似性。战争发生在帝国和蛮夷之间，因为它们无法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战争有时也发生在不得不共存的两个帝国之间，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推进到对方的腹地。有时候，帝国军队和反叛者（比如犹太人）也会交战，反叛者们不再愿意忍受帝国的枷锁，期望保存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信仰。帝国同蛮夷之间的战争、帝国内部的同反叛者的交战以及帝国之间为了确立统治权的战争，这三种战争都越来越多地被由国家武装起来的职业军人进行。哲学颂扬的不是战争这种公民权的最高表达，而是它可以为有文化的人带来安全及娱乐的和平。战争有一种稳定事物的功能：一旦帝国力量缺失，帝国内外的蛮夷暴乱就会让恢宏的帝国建筑崩塌。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虽然运用了相似的模式进行分析，却对形势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斯宾格勒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将（历史的或宗教的）期望视作懦弱。人类是掠食动物；科学和技术是权力意志的工具。只有少数人才真正具有创造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宣告且加速了衰落。西方那具有创造力的少数，被淹没在白人大众和有色人种大众的双重反抗中。在将自身获得力量的秘密传授给其余的人类之后，西方成了数量法则的牺牲者，从而走向死亡。我们生活在专制者遍布的时代：作为一个处于正在文明中衰老的西方文化 [141] 中的个体，尊严迫使我们直面死亡。

斯宾格勒是普鲁士精神的推崇者，那是一种崇尚奉献、严格和纪律的精神，也是一种贵族精神。他瞧不起民族-社会主义，因为他在其中看见的是庸俗、缺乏教养、缺少格调这些民族时代的征候。在20世纪30年代，他等待着瓜分全球这一“关键性时期”的完成。由于怀有对专制的崇尚和对议会政体的蔑视，他认为墨索里尼有可能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而这在历史上却并没有实现。毫无疑问，他也会把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和亚非殖民帝国的瓦解看作西方文明完全解体过程中的阶段。联合国在他的眼中是登峰造极的虚伪，是一场卑劣阴险的闹剧：文明人欢迎“野蛮人”，就像他们真的视之为与自己平等一样，他们还让“野蛮人”投票决定历史冲突。

汤因比则将双重反抗的观念同今天已经通俗化了的无产者——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概念结合起来论述。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他同样把文化主动性仅仅赋予少数人——总是在普通大众中鹤立鸡群。虽然普通大众有时候会去追随模范或听从更杰出人格的号召，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最高成就所具的意义或价值。随着政治单元的扩张和战争所造成的奴隶与战败者数量的倍增，军事力量势必成为道德权威空缺的填补物。不论是在国境之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无产者都丧失了他们的根基所在。他们处于一种文明之中，却不属于这种文明，他们没有融入其中；他们将听从先知的话，将变成存在于衰落文明的普世帝国之中的那个普世教会的虔诚信徒。汤因比同斯宾格勒达成一致的是：文明的衰落、内外无产者的反抗。但他们秉承的价值等级却完全相反：对汤因比而言，在价值等级的顶点，是通向神圣性的动力，而非专制者们的丰功伟绩；同样，暂时的衰落在汤因比眼中正是精神更新的希望所在；帝国是教会的框架，教会则是即将诞生的新文明的灵魂。

我们在此处并不准备对这些宏大解释进行讨论。我们只希望知道，如果这些解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话，它们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都是以把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拉近作为基础的。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从中找到两个世界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些模式是否让我们明白了本质？它们是否能够让我们预见自己的未来呢？

让我们以斯宾格勒的一个论点为例：文明化阶段（人口向城市集中、技术手段的发展、民主政治或煽动性政治等）也是大型对内和对外战争肆虐的时代。专制统治者们拥有军队，帝国就是这些混战的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这也似乎是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一书时的观点，西方已经到达了标志罗马共和国进入帝国的那种战争阶段：它离千年的终点已经不远，这也是文化作为生命组织的大限。根据汤因比的编年表，1914年就等同于公元前431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端，“衰退”的开始。

都市社会和技术的阶段是否本身就意味着衰落？或者这种看法仅仅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偏好？生产的力量和西方人掌握的科学知识难道不是已经获得了惊人发展，以至于20世纪的都市文明并不构成一种文化的终结，而是一种无论如何都注定可以生存下去的新的社会类型吗？ [142]

让我们特别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文明的国际关系方面，并且接受汤因比的编年表：1914年的大战等同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个文明的创造中心——希腊或西欧——投入了一场至死方休的战争中，其结局不光是让文明中心精疲力尽，还让它们光芒四射。在每个政治单元及文明整体中的社会主体的道德凝聚力都彻底遭到了毁坏。政治主权虽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中，但这是由武力强加的，而且也将无法克服内部的分歧。1960年的我们又到哪里了呢？

1914年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等同于城邦。在我们看来，似乎民族国家的演化并没有任何模式；希腊城邦的演化也没有提供一套有规律的变化法则。由于波澜起伏的内部斗争或运气的眷顾，由于法律或形势的造就，欧洲各民族国家被一个一个推到了世界顶尖的位置。然而，它们或是因为辉煌成就消耗了自己或是因为命运的唾弃又都很快一一跌落。西班牙君主国通过联姻统一成为西班牙帝国，又因为美洲的资源而得到了巩固；法兰西王国当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政治和行政也具备统一性；德意志从混乱无序中走出来，得到人口和机器数量增长的助益：这些国家轮流担当着体系的扰乱者这一光荣而苦涩的角色。

今日处于大西洋联盟中的欧洲各民族国家是否类似于当年处于罗马帝国之中的希腊各城邦？或者美国治世是否只是通向苏联治世（pax sovietica）道路的一个阶段？又或者由上述分析所得出的这些假设，要么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具有不变性的事实而不同于城邦或帝国，要么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在让对外政治贬值或革新，而没有任何一个是有效的？不论答案是什么，从对当代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答案，都会比从既随机又流于表面的对比中得出的答案更可靠。

让我们深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描绘的框架内部进行考察。西方文明相较所有的过去文明而言拥有很多涉及国际关系的独有特征。民族国家将政治和军事公民权授予所有居民，而非仅仅授予自由人。民族性是世纪的遗产，它镌刻在大众的情感之中。对文明或帝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否能够以相同于罗马帝国爱国精神形成的方式诞生呢？就大西洋联盟而论，欧洲人心中丝毫不存有这样的情感，甚至连会诞生某种欧洲爱国精神的迹象都没有。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与如此多的文明有过接触；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征服过如此多的土地，颠覆过如此多的习俗，向被它征服、奴役和剥削的人传播过如此多的知识，给予过他们如此多的权力。印度的解放和中国的重建都同外部无产者的反抗丝毫无关。没有人知道可以与罗马帝国等同的是否就是美国治世或苏联治世，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是一个涵盖了从旧金山经由东京或柏林直到莫斯科的整个体系的和平，又或者它还会在更大空间上包括余下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既然正在酝酿的这个全球体系史无前例，既然人类历史的下一个进程或许会让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或东正教文明的其他文明诞生，那么文明也可能已经属于过去，明天的历史将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史，这些谁又能确定呢？

最后还有一点，政治单元的决定因素一直就是历史观念、国际制度和战斗技术。在我们的时代，观念更有利于民族国家而非帝国，因为时代观念宣扬的是民族自决且认为被统治者加入国家是一种必须。如果权力是由讲另一种语言或有着另一种宗教信仰的其他肤色或种族的人们在行使，被统治者又怎么会认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呢？国际制度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施加影响，至少是朝着不利于欧洲帝国存在的方向在发展。没有任何超民族观念来为被削弱的各大宗主国的统治辩护。不过，苏联尚有足够实力去阻止来自联合国的各种干涉，容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自治，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后，军事技术自身的双重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个体杀伤性武器——有利于维持小国的生存，让大范围的军事统一成了可能，从而削弱了大国对弱国压迫的能力。我们离罗马帝国这个靠着纪律和组织，以军团在数世纪内对临时拼凑的交战对手保持了霸权的存在还很遥远。

一些在其他文明演化过程中留下的标志性现象在西方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也有迹可寻。不过，这些典型阶段展示出的独特性比它们显现出的陈旧特点更加耐人寻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比较让我们理解了永远不会再见到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三 定量研究

探索演化的模式也可以采取另一种途径，遵循另一种方法。直到现在，我们是通过直接观察和概念比较在推进研究；而定量方法因为一个显而易见、明白易懂的理由也值得推荐。演化的模式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无意识和事件共同作用的产物。一个现象的发生频率或强度就属于这类既归因于个人又归因于全体的演化产物。那么，对于作为国际关系特有现象的战争，“社会计量学”（sociométrie）又会给出怎样的结果呢？

这种研究必须克服两大困难：采用什么样的“战争”定义？在怎样的框架下测算频率、确定强度？

我们在本书的理论部分所采用的“战争”的定义是“政治单元之间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虽从概念层面上讲已经足够，但没有就交战现象在具体历史层面上做出限定。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世纪中，国际法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也没有被清晰界定，这让“武装冲突”并没有被清晰定义为主权单元的内部冲突或主权单元之间的交战这二者之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依然让人疑窦丛生的是，“冲突”的司法定义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会发生变化。从法律上讲，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54年被舆论一致认为是一场叛乱，而到1960年，它在那些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P.R.A.）的政府眼中却变成了对外战争 [143] 。

统计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森（L.F.Richardson） [144] 给出的定义应该算是一个极端的定义。说到底，战争除了是一群人将另一群人置于死地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一个杀手谋杀的是一个或两个人，而战争可以说是一场连环谋杀或大规模谋杀。在杀手和战争之间，还要加进劫掠、强盗行为和集体抢劫：这些中间行为展现的是各种程度的无政府或无组织状态。如果我们接受每年在100万人中有32个人被杀害，又假定世界人口数量为13.58亿，那么一个世纪内被杀害的人数就达到了以百万计的程度（1820～1939年应有500万人被杀害）。很显然，如果这种客观定量方法忽视了人的行为在谋杀和战争中根本就不同这一点，而只看死亡人数的最终结果，那么这种方法并不适用。

语言提供了大量词语来指代各种多多少少有所组织的力量所具有的不同使用模式：对内，我们称骚乱（émeute）、暴动（insurrection）、叛乱（révolte）和革命（révolution）； [145] 对外，我们称干涉（intervention）、讨伐（expédition punitive）、平定（pacification）。定性地看，这些表达所试图区分的现象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不难明确。骚乱似乎是自发的，仅仅涉及相对狭窄的空间中的一小部分人：骚乱者反对法律、秩序和权力，他们使用武力又被武力消灭，他们似乎并非总是具备组织性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目标（诸如推翻政府或政权之类的）。骚乱之所以升级成暴动，更多不是因为骚乱本身的规模扩大，而是因为有了带头人或出现了某种政治目标。暴动者至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倘若既有的权力、政府或政体垮台，革命 [146] 就超越了骚乱或暴动的阶段。当掌权一方和暴乱者都无法迅速战胜对方时，内战爆发了。很明显，定量研究是没有将这些常常在现实中互相转化的区分考虑在内的。这些不同情况都包含在索罗金所用的“内乱”（troubles intérieurs）概念中：发生在一个主权区域内部多少有所组织的群体之间的，使用可用武器所进行的暴力冲突。

可以用卷入冲突的各个民族或政治单元之间的异质性，来解释为什么在指代一国在国界之外使用武力的方法上会存在这么多不同的措辞——干涉、讨伐、治安行动、平定。在19世纪，法国人谈论的是征服或平定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不但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存在（当时它或许的确不存在），也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人道主义平等地位。“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个说法已经暗暗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诉求。而这些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诉求又是以仿佛阿尔及利亚国家历来就存在为背景而表达出来的。每方都可以用符合时代习惯的方式书写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把1830年的阿尔及利亚想象成一张白纸；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通过认为阿尔及利亚有自己的过去来赋予阿尔及利亚国家以重要性。同样地，干涉或讨伐也指代了当外国期望惩罚而非征服另一些被认为低人一等的民族时所采用的军事武装行为。

在克服概念困难所做的尝试中，昆西·赖特和理查森的努力最有成效。昆西·赖特将两种标准合而为一：一种是司法的（互相区别的主权），一种是定量的（战士数量超过5万人）。 [147] 由此，他淡化了把骚乱和对外战争这两个异质现象做比较时所产生的那些弊病。事实上，他所秉持的量化标准——战士的数量——好像真的会让内战同对外战争发生混淆。不过，在社会学家眼中，除非是从理论上看，否则内战所具有的特征是完全可以让内战同对外战争进行比较的。

不过，在我看来，索罗金 [148] 的方法更让人满意，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对内乱和国家间战争进行了区分。至于对战争强度的测量，索罗金将多种量化标准结合在了一起：军队规模、死亡人数、行动持续时间、战士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虽然这些标准都是可接受的，但它们让我们既无法测算社会成本，也无法估量具体战争的历史重要性。单纯看死亡人数还不如看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口的恢复能力。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几十个人的死亡在历史天平上比凡尔登几十万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伤亡分量更重。同样地，在对动乱的测量上以多种标准来考察也属合理：涉及区域的范围大小、动乱持续时间、暴力的强度、受影响的大众数量（每个国家都被赋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与它在我们研究的文明整体中所占的权重相称）。不过，即便这种方法真的合理，它也只把握住了国家内部暴力的数量方面。有些“动乱”具有创造力，剩下的则都是些就历史而言不会产生什么新东西的动乱。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布尔什维克获取权力就像拾起一根羽毛那么简单。佛朗哥为之树立纪念碑的那一百万西班牙人在内战中的死亡象征的却是毫无历史建树、白白牺牲的残酷而已。

让我们暂且接受定量方法，容忍它这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这种方法适合在怎样的框架下使用？又得出了怎样的结果呢？昆西·赖特和他的研究合作者记下了发生于1480～1941年的所有战争（以他们赋予“战争”一词的定义而言）。他们计算出的现代文明的战争达278次 [149] ，他们也计算了每个主要国家作为交战者的次数 [150] ：英国78次，法国71次，西班牙64次，俄国61次，奥地利52次，土耳其43次，波兰30次，瑞典26次，萨伏依王朝（意大利）25次，普鲁士23次，荷兰23次，美国13次，中国11次，日本9次。如果我们把时间限制在1850～1941年，其结果如下：英国20次，法国18次，萨伏依王朝（意大利）12次，俄国11次，中国10次，西班牙10次，土耳其10次，日本9次，普鲁士（德国）8次，美国7次，奥地利6次，波兰5次，荷兰2次，丹麦2次，瑞典0次。统计者证明了一个很好理解的结论：《联合国宪章》所宣称的存在于热爱和平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别，仅仅存在于战胜方国家领导人的想象或虚伪里。

这一结论事实上很可能是成立的。我们知道，在1960年，“民族固有形象”是多么容易随着外交的变动而变化。1941年，美国舆论对日本人、中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有着怎样的印象？而今天，在这些民族外交角色置换的情况下，在日本人从敌人变成盟友、中国人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和德国也完成了同样的角色置换的情况下，美国对这些民族的印象又如何呢？每个国家的参战次数所衡量的更多是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起到的作用，而非国家或民族的侵略性。如果西班牙在1480～1941年参战次数位居第三，而在1850～1941年参战次数降到了第六，其原因并不在于西班牙人已被和平主义同化，而是因为西班牙的政治失势。

参战频率同国家在外交领域的地位相称这一事实意味着不为国家宣传所动地认为所有国家都大同小异、半斤八两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想法没有错。国家确实并非每时每刻都是好战的、帝国主义的和残酷的。当然，被满足的民族会比有诉求的或革命的民族具有更小的侵略性。民族的行为也同样被力量关系所决定。不过，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居于一流地位的民族国家是一直保持了和平或始终尚武好战的。

索罗金通过另一种计算方法在关于内乱倾向——内部斗争中的暴力——的计算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暴力顶点对处于同一文明地带内的不同政治单元而言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所有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在统计学家或道德主义者眼中都差不多。

就欧洲近五百年的情况来说，体系扰乱者的连续出现和它们之间力量关系的波动似乎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对战争次数施加任何敏感影响。就1500～1715年而言，昆西·赖特记录下143次战争，1716～1941年为156次。当然，如果少取半个世纪观察，他就会发现军事冲突的次数没有规律性。不过，他在这些波动中也没有观察到任何规律性。

正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决定性问题。欧洲在1815年以后的19世纪是相对和平的，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统计学家们要以统计数据来推翻这种印象，我们可能就要冒昧地认为他们才是错的。从历史角度上看，欧洲在1816～1914年既没有出现最后演变成为普遍性冲突的大战，也没有发生推翻国家内部秩序的战争或思想和制度上的大变动。冲突越是发生在本地，冲突的数量就越多，而当欧洲人没有自相残杀的时候，他们增加的是对远方的征伐，这些都是事实。好斗性或许一直都存在，但好斗性的历史表达却是变化多端的。

很多哲学家或学者都期望把握住蕴藏在这些变化之中的法则。生物现象的周期于历史表面上浮出，这种想法的确很诱人。然而，在我看来已尝试做出的任何证明无一令人信服。的确，在一场大战或一段长时间战争（1791～1815年）结束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各国人民歇了口气，民族国家也像生灵那样需要恢复元气。这些同生物学产生共鸣的论断除了在比较和景象描述上有其价值外，是否还有更深的价值？

有些人说，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是一代人，也就是二十几年的时间：最突出的例子是1918年各国签订停战协议，二十年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另一些人认为间歇是两代人的时间，就像1870年战争结束到1914年战争再起。虽然儿子们尚未遗忘第一次战争的情形，但孙子们已经忘记了前一次屠戮带来的教训，从而摩拳擦掌地开始走向既荣耀又恐怖的征途。这两种假设在我看来都不具备普遍意义。在大杀戮之后，一般都存在多少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平静期。那些把人口过剩视为人类自相残杀主因的人会援引“人口释放”来对此进行解释。那些将充满战斗活力和休养生息的交替想象成舒张和收缩的交替的人，会用集体生活的神秘法则来解释暴力的爆发。倘若历史事件没有完全符合他们所假设的模式，他们还可以把革命或内部动乱同战争放到同一条目下讨论。19世纪法国历史上的“危机”巧妙呈现出一组近似规则的序列：1830年、1848年、1870年和1890年。我承认我很难给予这样的排序做法什么确切意义。内战和对外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怎么能够成为类似1830年的那场革命或类似由普鲁士的野心和拿破仑三世的虚弱造成的1870年的那场外交冲突的直接源头或直接诱因呢？ [151]

在我看来，索罗金的研究在所有定量研究中算是最有启迪性的。将内部动乱同战争区分开不但能让我们避免把两种根本不同的现象混淆，还能让我们分别追寻和评估这两种现象：一种是暴力在国家内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另一种则是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强度。即便这两种现象在国家诞生和灭亡之际会有互相混同的倾向，即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互相交织且会互相加重对方的程度，但也不影响它们在历史中具有不同意义和作用的事实。

在我看来，索罗金统计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清楚明白地表明了这两条线并不平行的事实。对于古代世界，这项研究揭示出战争现象在公元前3世纪（几次布匿战争的世纪）时达到了顶峰，而内乱曲线却仍然继续攀升直到公元前1世纪。以罗马的情形而论，我们当然不会奇怪于标志了“战争现象”的顶点的是几次布匿战争——这些一旦胜出便可在地中海盆地实施霸权的战争；我们同样也不会奇怪于标志了“内乱现象”的顶点的是共和国向帝国转换的那些世纪——政党或候选者之间为了最高权力进行武装斗争的世纪。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那么其结果则至少在消极秩序上是有意义的。

索罗金否认在战争和内乱之间建立关联的可能性，也否认这两个现象的强度与共同体的繁荣或没落有关联。他不承认可以观察出朝向“最多”或“最少”的规律性运动，也不承认可以观察到上升或下降的规律性交替。西方文明的内乱应该在8世纪、13世纪到14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三次达到过高峰。这三个时段都与被索罗金命名为观念文化（灵性）和知觉文化（感性）两种文化类型的过渡时期相吻合。

我们的重点并非在于讨论索罗金的所有概念，我们也不认为索罗金用以描述不同文化类型的概念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概念或最好的概念。把一种类型分析用于所有文明，而这些文明又在时间上和生活方式上如同上古和现代之间那么遥远，此种做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很难心甘情愿地接受战争和内部动乱均可以归入“社会关系的断裂”（break-down of social relations）这一概念。我们承认内部动乱是社会关系的断裂，因为内乱中的所有共同体都试图开创一种仅仅在维持秩序本身时才准许使用武力的秩序。然而，诉诸武力来解决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中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合法的和符合国家间关系实质的。因此，战争本身并不是社会关系的断裂，因为战争与政治社会的性质是相连的。不过，由于政治社会通常由武力开创且会慢慢扩展，它们因此会变得更加异质，有时候它们还会遭遇一些内乱，而这些内乱的强度会随着对外战争强度的降低而增大。停止对外扩张的帝国还必须镇压叛乱和保证帝位的传承。

进一步说，即使对于那些不接受索罗金类型学的人而言，内乱强度与两种文化类型过渡期的吻合也是有意义的。说动乱强度取决于社会变动的深度和速度，这的确会被认为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观点。然而，定量方法有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确认变化的发生，它还能让我们识破这些变化的深度和速度。最重要的是，两条线（如果我们接受其精确度的话）排除了一种有序演化——要么趋于缓和，要么趋于好战，要么或多或少好战的各阶段交替变化——的存在。然而，这种演化规律性的缺乏却间接地为某种对战争现象的解释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我们前面的所有分析都将我们引向了一种解释，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其称为历史-社会学解释。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又是所有社会现象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它既肯定又否定了社会性（socialité）以及战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当所有战士都隶属于同一社会且对这一点有所意识时，他们就将武装斗争作为他们共同体的暂时分裂来体验。当战士隶属于不同但具同源相似性的共同体时，他们会认为战斗不仅意义重大且正当合法，但历史学家却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战争毫无意义，因为作为这种战争目标的那种和平在各个政治单元力图保有自我裁决权的情况下完全是不牢靠的。从历史角度看，符合了战争本质、无法约简为内部动乱的那些战争充其量也就是以消极方式获得了某种创造性（它们避免了一个征服者的独裁）。那些产生或限定了政治单元的帝国战争和内战，抑或决定了在组建起来的政治单元内部实行何种观念或政体的帝国战争和内战，才是富有成果的。因此，不存在任何演化规律这一点就很好地解释了：当政治单元的结构或原则受到质疑的时候，当一个外交体系解体了且另一个正在形成的时候，战争暴力的顶峰就会同富有成果 [152] 的战争阶段相吻合。所谓的两种文化的过渡期也就是内部动乱达到顶级强度的时期。如果暴力的最终原因是历史的和社会的，那么暴力的演化同国家和价值观的命运一样都不会与这些原因相符。

空间、人口和资源都是前提或局部性利害关系。然而人们之所以相互斗争，是因为他们让观念服从了权力的意志或者让权力的意志服从了观念，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共同体中，而这些共同体既具同源相似性又互为外族，既无法彼此顺服又无法彼此忽视。在历史进程中，战争的深层原因从来没有改变过。交战现象的强度则因为受到形势多样性加强或减弱的影响而表现得没有规律。

四 人类历史的意义

然而，还存在最后一种发掘演变模式的可能性：不是在我们称为文明的大型整体中，而是在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或至少从一个文明系列到另一个文明系列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以斯宾格勒的哲学为参考，这种假设便没有意义，因为斯宾格勒认为每个文明 [153] 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文明都是一个被局限在出生、成熟和死亡这种生物循环中的独特灵魂在世间的表达。汤因比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认为将文明区分成初级文明、二级文明和三级文明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诞生于一个非复杂社会，是诞生于本身就已经是初级文明的另一个文明，还是诞生于一个在摇篮时期就已经受到另一文明影响的文明。西方文明属于三级文明，因为它出自希腊文明（用昆西·赖特的话说就是出自古典文明），而希腊文明本身又出自米诺斯文明。

从国际关系或战争的角度来看，相较于不同时期或不同城邦之间的比较，文明之间的整体比较更成问题。在这方面的唯一已知的尝试是昆西·赖特和他的研究合作者做出的，但我认为这个研究在方法上很可能存在错误。关键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是否可能从整体上衡量出一个文明的“好战性”？昆西·赖特使用了四种衡量标准 [154] ：源自宗教仪轨、演出和体育的残忍习惯；由侵略的频率以及帝国战争或国家间战争的频率表现出来的侵略性；军队纪律表现出的军事道德的严苛度或其影响力；最后还有独裁倾向或集权倾向，也就是权力的实施是否有宪法限制。

昆西·赖特的研究小组通过同时运用这四种标准确立了以下的分级：

（1）最好战的文明：古典文明、鞑靼文明、巴比伦文明、叙利亚文明、伊朗文明、日本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

（2）好战程度适中的文明：赫梯文明、阿拉伯文明、日耳曼文明、西方文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俄罗斯文明、尤卡坦文明。

（3）最和平的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东正教文明、苏美尔文明、聂斯托利文明、爱尔兰文明、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汉文明、玛雅文明。

这个分级无法让我们辨识出在初级文明向二级文明或三级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向更多“好战性”或更少“好战性”变化的运动。在最好战的文明那一栏中三个时代的文明都有出现。好战与种族或地理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明显相关性。我们可以做的充其量不过是罗列一些对文明“好战性”有所助益的形势：人口的异质性、沟通的便利性、畜牧人或游牧人所起的作用。高原文明或山区文明可能更具好战倾向。

事实上，我对文明的“好战性”这个概念本身是否有用都还抱有怀疑。严格说来，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来从事类似于索罗金研究那样的严谨的定量研究。然而，资料却不足以让我们把这种方法扩展应用到如此多样化的文明上。至于昆西·赖特提出的四个标准中的每一个在单独讨论时都是有意义的，但将这些标准组合运用后得到的结果却因为具有如此大的异质性而很可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以第二个和第三个标准为例，它们分别为侵略和战争的频率以及军事道德的严苛性，这两者似乎十分接近。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经典反差提醒我们，一个建成的政治单元所具有的侵略性与军事秩序的严格性或管理模式的严苛性并不相称。日本的秩序在德川幕府那两个世纪中属于一种源自军事精神的秩序，但它并不具侵略性。同样地，西方各民主社会设立了公民政府模式，这些社会却并没有少开展战争。它们之所以开展这些战争，难道是因为威廉的德意志帝国或沙皇的俄罗斯帝国依然为军事道德所浸润吗？我们能够说苏维埃的专制主义就是俄国或中国具有侵略性的原因，而和平就应该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之间盛行吗？我承认这些说法都没有说服力，然而这些解释在一代人之前还是很时髦的。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更好地明白了“理性的狡黠”是多么层出不穷。一个秉持自由主义哲学的社会，譬如美国社会，是不会颂扬战争本身的，它从原则上说是奉行和平主义的，但它也可能最终变得冲动和愤怒，它也会在假装不经意发动了战争——也可以说是侵略——之后坚持要将胜利进行到底。正是政体之间的异质性，而不是各个政体本身，才是那股推动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

我们并非要否认，使用这四个尺度——残忍性、侵略性、军事秩序的严格度、治理模式——得出的民族或国家间在“好战性”上存在差异这一结论。文明很可能会因为参战民族扮演角色的不同以及他们在生活方式或自我管理方式上的差异而在好战性上显得不同——而这种不同也的确在统计学意义上 [155] 存在。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去驱散这样一种幻觉，即认为一个内部秩序是公民的、取消了残酷演出或残酷竞技的、有多重宪法保障的社会，其本身是不受别人侵略的，或是能够抵制自身的侵略倾向的。

在过去，这些不同现象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模糊的相关性。从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以及后来的中国在多种意义上都算得上没那么好战的文明：这些人口更少被侵略波及，它们也没有遭遇过频繁的战争或入侵，它们在和平时期也不以军事秩序开展生活。然而，需要重申的是，这些特征并不总能放在一起来说。如果我们以战争的次数和代价来判断，那么20世纪是好战的世纪，然而20世纪的政治秩序却是同军事秩序分离的秩序，而且具有支配力量的哲学也是和平主义的。最具摧毁性的战争并非总是由那些将战斗作为正常活动的民族开展起来的。

那么，这是否让我们必须得出像19世纪末一位文化人类学家那样的悲观结论——“战争没有进化？”夏尔·勒图尔诺（Charles Letourneau）就多个大型社会现象——商业、政治、经济、所有权——写就了一系列的书。他也有一本书是关于战争的 [156] ，但这本书的书名中却没有“进化”一词。他认为，所有现象都在进化，只有战争除外。

诚然，用进化论来表现商业、所有权或国家逐渐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显得过于简单或虚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既没有他说的那么有秩序，也没有他说的那么方向明确。不过，勒图尔诺对此的断言仍然提出了挥之不去的问题。战争是否并不仅仅在所有文明和所有时期中具有普遍性，而是在本质上和形式上本来就具有不变性？战争是不是一直就只像它自己，因为它本来就是对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努力试图在自身内外进行创造的一种否定？战争是不是一种向原始野性的突然且暴力性的回归，是一种对所有进化的反抗，因为它对于人们身上所具有的某种人性而言本来就是陌生的？

20世纪的人们可能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人一样残忍甚或更加残忍，集中营、毒气室和原子弹让我们无法对此有所怀疑。被战斗激情左右的战士们做出了比我们称为野蛮人的人还要残暴的行径，这点也没人能否认。警察和侦讯人员发明出的对肉体和精神的酷刑是如此考究，我们所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对同类的杀害就是战争现象的本质，如果置人于死地本身就意味着战争，那么战争的确就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实质被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个永恒部分定义了。

存在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战争从多个层面上都同开展它的社会相像。这种相像总是一种武器和工具上的相像。这种相像又几乎总是直接或微妙地是一种社会分层和军事系统上的相像。工具和武器上的相像在我们的时代尤为突出。公民秩序和军事秩序上的相像自从领导阶级不再是军人阶层后就被伪装掩盖了。不过，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采取不同组织方式的现代社会，它所具有的这个独有的表面特征，仅仅是另一个更深层的独有特征的表达罢了：国际关系已经参与到理性化的现代进程之中。在分析了它的各个方面后，我们发现，这种理性化既解释了敌对行为工业化的原因（工具和武器的同源相似性），也解释了认定政治权力和军事秩序毫无共同之处之类的断言。

实际上，理性化导致了一种活动和功能之间的分化（différenciation）。在很多情况下，在镇压叛乱中所使用的力量与在抗击敌人时所使用的力量在物质方面具有相似性。不过，我们还是用了不同的词来描绘它们，因为维持治安的行动与战争行为具有不同的含义。这种本质上的二重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已经将它作为理论的起点。这种二重性在最简单的社会中尚处于萌芽阶段，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它开始常常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因为由武力缔造出的政治单元也要靠武力来维持。大部分国家在武装力量——甚至在和平年代也是统治者的最后手段和保障力量——分解的情况下，也会瓦解。

公民秩序和军事秩序之间的异质性也同样与19世纪的历史经验相符。担负起欧洲各民族国家统治重任的中产阶级，将自己视作劳动的管理者而非战士。它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以力量为基础的，即便它依然会用力量来让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得到遵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政治哲学都脱胎于这个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经验的不完全分析扩展成了一种普遍理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蕴含着权力和特权的根源，然而事实却是，拥有武器在很多情况下比拥有工具更重要；美国政治哲学倾向于将战胜了自然的移民经历普遍化，美利坚共同体产生于建设而非征服，美国政治哲学因此不由自主地认为军事秩序和公民秩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以国际关系的独有特征来考察国际关系，就会受到双重理性化的影响，一个是法律上的理性化，另一个是纯理论上或社会学理论上的理性化。法学家阐述了概念，明确了主权的后果，推断出了领土空间划分和海洋空间不划分的后果，确定了交战者和非交战者的权利和义务，增加了通过主权国家间公约所缔造的国际组织或机构的数量，制定了国际关系在私人、社会、国家及非国家层面上应当遵循的规则。但是，法律上的理性化一直承认诉诸战争的合法性，这一点直到国际联盟建立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才废止（或许，尽管有国际联盟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种合法性依然继续存在）。因此，社会学或抽象理论想方设法希望阐明的是，笼罩在战争威胁之下或暗含在对胜利追寻中的那些外交-战略行为背后的含义和效能条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以战争为假设，探究应该怎样开展战争。本书之所以要在“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个题目下展开论述，也是因为希望对外交-战略行为进行理性阐述。

法律上的理性化和理论上的理性化虽然源于同一种精神实质，但有可能陷入冲突之中。法律上的理性化越是期望以法律代替力量来解决战争争端，战争的利害就会变得越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与法律联系的断裂和对古老粗暴行为的回归变得正当。然而，符合自己本质的战争却趋向于向极端升级。从战争的概念来想，战争会导致暴力的无限放大。绝对胜利是目标，为了达成目标，工具理性要求穷尽一切手段。既然工业社会适宜进行全面动员，那么这些自诩奉行公民原则的社会，或许也正是唯一会在战争情况下将社会的军事化推进至极致的社会。

三种形式的理性化（分化、概念阐述、对外交-战略行为的本质和效率的思考）还没有让几千年来观察到的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战争手段与工具相似。既自称和平又开展全面战争，这种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在一波波宣传攻势中、在国家的虚伪中、在对外政治哲学的碰撞中随处可见。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一套和平学说，不论它经由的是国际法还是社会主义。

战争越来越多地对所有和平元素加以抛弃，直到它导致整个民族灭绝且失去了它对人类的意义。人们越来越认为和平，也只有和平才符合交战各方的共同利益；战争被非法化。全面战争的工具逻辑与将战争宣布为犯罪的法律逻辑之间是否注定互相矛盾？战争由于应用了对敌对行为的理性计算而让全面动员不得不实行。那么，同样的计算就无法在热核时代强加和平吗？

第十二章 好战的制度的根源

人在本性上是和平的还是好战的？哲学家们在以本性作为社会现象的依据或以本性来解释社会现象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过，根据与之对立的说法，本性这个概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我们曾在本书第一部分中多次提到存在于政治单元之间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与公民状态相对的状态。受到法律和合法性权威支配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属于公民状态。反之，人们在进入公民状态之前是既不承认规则也不承认主人的，他们好似在自然本性的驱使下，或如同得到了自然本性的授权一样行事。

事实上，哲学家在对前公民状态的描述中结合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人作为动物或具有理性天赋的生命，是游离于所有社会之外的；另一种观点是，如果人人都只能靠自己，那么人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权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对自然状态的描绘体现了这种双重特征：被想象成非社会的人的心理、在公认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具有正当有效性的武力道德。

这样的自然人状态是否真的就是处于文明伊始的人的状态？一旦权力在革命形势下或在主权共同体关系中崩溃，今天的人是否依然会处于这种状态？又或者，自然人状态是人在自身的理性使命或超自然使命的驱使下而达成的状态？换句话说，自然的就与历史的、文明的、理性的或超自然的相悖吗？历史人肯定是属于某个共同体的，而且也是参与到了理性之中的。自然是与社交性或理性相反，还是它会遵循理性趋向于社会中的生活就如同向一个目标趋近一样？根据我们所做假设的不同，自然的含义也随之变得与原来相反。

在自然权利这个表达中，形容词“自然”表达的是一种属于人本身的普遍性，是抛开了各种社会附加于人的特殊性的人自身的普遍性。国际法虽然效法自然权利，却从来没能消除自然状态。确切地说，由于主权者没有建构一种公民秩序，他们的义务和特权也就来自人的普遍本质和理性本质。然而，由于无人能够向他们保障他们的权利一定会得到尊重，他们就必须实施自我保护。

如今，自然概念在含义上存在的众多问题已经互相分开。我们不得不去询问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追寻如同历史一样古老，给出的答案虽然都片面却可互为补充：如果战争肆虐，这是因为人本性好战吗？或者会不会恰恰相反，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本性没有改变过的和平的人性？

通过一个表面悖论——被设想为所有人都处于对所有人的战争中的自然状态——并不能排除一个永久和平理论。霍布斯假设了人们本性处于战争状态，并指望存在一种绝对权力来约束人们以达到和平相处。他没有明确思考过国家之间的和平问题，因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超越自然状态。然而，在希腊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图景中，至死方休的斗争变成了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才是导致无限制战争的根源；然而，这也没有判定全球和平（或一个普世国家）就一定毫无希望。孟德斯鸠持相反的观点，他写道：“一旦人们进入社会，他们就丧失了虚弱之感；他们之间的平等终止了，战争状态开始了。” [157] 他建议用权力均衡限制独裁，用节制限制战争。如果人是暴力的，社会是和平的，那么历史随着向全球社会的迈进也会迈向和平。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社会本身，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去适应这样的社会。

一 生物和心理根源

生物学家将一种动物攻击同类或者异类 [158] 的倾向称为“侵略性”。 [159] 大多数动物，但并不是全部，都在物种内部互相争斗。有些动物没有侵略性，也就是说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但当它们遭到袭击时也会进行自卫。

生物学家说，在动物世界中，不能将战斗行为（fighting）视作偶然或不正常。侵略性是许多动物日常行为中的一个持久不变且看起来很有用的部分，它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会变得具有摧毁性和有害（harmful）。

所有类别的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都互相争斗。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的好斗程度千差万别，存在“从雌雄两性都十分好斗而只能以很小的家庭群居的长臂猿，到雌雄两性的好斗程度都没有超过打嘴仗程度的吼猴” [160] 。人类在灵长类动物中处于侵略性等级程度高的那端。作为动物，人是相对好斗的，换句话说，一点煽动或刺激（stimulus）就足以触发人的侵略行为。

在动物世界中，侵略的原始刺激因素很多，其中一些还会让人想起人类之间的冲突。遭受痛苦的动物会做出具有攻击性的反应；被实验人员夹住尾巴的老鼠会试图噬咬。很多动物，比如鱼类和鸟类，会因为保护某个空间而互相争斗，我们趋向于将这种空间称为领土。欧洲的刺鱼只会在自己的巢穴附近而不会在其他地方激烈争斗，它们因此很少展开至死方休的搏斗，除非两个巢穴离得很近；在与各自巢穴都等距的地方，它们不会彼此攻击，只会向对方发出威胁；至于战斗的结果，则取决于战斗发生地与巢穴之间的距离：离自己巢穴近的一方会战胜对手，而它的对手则将逃回自己的居住地。 [161] 一些哺乳动物同样能做到长久和平共存，只要每个群体都没有迈出对外部而言是“它的领地”的那个范围；相反，只要属于某个群落的一个个体跨越了分界线，它就会遭到攻击并被赶走。食物和雌性配偶是动物侵略性的另外两个最常见刺激因素，尽管不同物种在这点上十分不一样。

好斗性或侵略倾向在同一物种内因性别、年龄而不同，更常见的是因个体而不同。同一物种中，雌性的侵略性平均而言要小于雄性。不过，某些在雌性侵略性等级中居高位的雌性的侵略性，会高于某些在雄性侵略性等级中居低位的雄性的侵略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天生遗传了一定的侵略性。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侵略性的程度会因为化学物质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有能力暂时或永久地让随便哪个人变得如狼似虎或温顺如羊。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好战性都实实在在有其生物根源。

个体经历会改变好斗行为，个体可以在经历中习得好战行为，也可以在经历中遗忘它。生物学家在老鼠身上做过实验，老鼠对各种刺激表现出战斗、逃逸、消极忍耐等条件性反应。对好斗行为的学习符合巴甫洛夫学派阐明的对其他类型的行为学习的一般原则。约翰·保罗·斯科特（J.P.Scott）坚持认为好斗行为具有特殊性：好斗行为消失得很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抑制侵略性反应（消失速度又取决于伴随侵略性出现的各种心理和情感现象）。

在所有训练老鼠战斗的方法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在一只老鼠同其他老鼠战斗正酣时快速将它的对手拿出笼子，并以这种方法让这只老鼠接连数日保持明显的胜利，经过这种方法训练的老鼠会如狼似虎地扑向第一个反抗它的对手。最常获胜的会变得最好斗。通过让一只动物轻易获胜，就让它有了战斗能力，变成了粗暴的斗士。相反，通过矫正老鼠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让它们养成临阵脱逃或顺服于更强者的习惯。

人们观察到，动物的好斗行为，不论它是自发产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具有适应性。无论是鸟赶走靠近它巢穴的“外来者”，还是狗或狒狒为雌性互相争斗，侵略性趋向于消除那些可能导致危险的因素，让获胜者保存一些富有价值的东西。更甚的是，动物的争斗有时还会导致一种秩序，恰如战争导致和平。

当两只母鸡第一次相遇，最常见的情形是它们开始争斗，分出输赢。当它们下次再遇见时，它们还是会争斗，但输家会以更快的速度放弃斗争。这样下去，一种习惯便会建立起来：一只母鸡会习惯于发出威胁，另一只则习惯于逃跑。前者可被称为支配者，后者可被称为顺服者。这样一种被斗争经验证实了的等级体系不但牢固、持久，而且具有安定性。实验人员很难扭转这种等级，比如他们很难成功刺激那只臣服的老鼠重新投入斗争。

经由斗争结局所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而带来的和平共处，同被养在一处的动物之间的和平共处，甚至同与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的年幼或成熟动物之间的那种自发的和平相处截然不同。不过，这种初级社会化在动物世界中同样创造出了熟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分、自己群体成员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区分。社会间关系是否安定，常常同群体关系或各个群体内部的个人间关系所具有的敌对性息息相关。

在高等脊椎动物中，群落或团体常常对外来个体表现出好斗性。比如狼就会把自己群落的成员同其他群落的成员区分开。但群落或团体之间互相宣泄侵略性更少见。人类则相反，人类侵略性的表达与集体生活密不可分。群体对某个自身成员表现出的侵略性，群体对外人表现出的侵略性，群体对其他群体的存在这一事实表现出的侵略性，这三种侵略性在无论哪个人类社会都可以见到。一个男孩群体不但有自己的内部等级，有时候还会有自己的出气筒，群体在不服从纪律的单独个体面前形成统一战线，有时候群体也会对敌对帮派发难。

社会存在的诞生不是使侵略性现象产生新特征的唯一因素：作为侵略反应结果的挫折感和不适应才是人类关系中的主要现象。挫折感其实是一种精神体验，正是意识将它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论哪个人类个体，从他年幼时期开始就蒙受各种挫折感：他遭受食物被剥夺和缺乏关爱的痛苦；他在面对自认为是其受害者的环境的侵略性时也很少有适应的手段；他受到他人行为的伤害，却无法在与攻击者——无论这种攻击存心与否——做斗争的过程中疗伤；他无法对外表达自己的侵略性，而自己的内心又远远无法“平和”，被压抑的愤怒和持续的敌意弄得焦躁不安。

心理分析师对这种挫折感导致精神分裂的各种机制都有研究。具有客观倾向的生物学家或心理学家则在动物世界中，又或者通过习得实验去寻找挫折-侵略机制的等同物。我们知道，巴甫洛夫的门生们已经制造出了一种可以称为神经症的行为。当分别用以激发正面反应和负面反应的两种刺激（一个为圆形，另一个为椭圆形）有了互相趋进的趋势，而且其相似度达到狗再也无法对两种信号加以区分的程度时，狗就会表现得富有侵略性，它会不停吠叫和四处撕咬。由于没有能力逃避或适应，它会咬它的项圈或其他任何东西。另一个同样类型的实验——将两个相反的反应信号一起发送——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即我们可称为“人为神经官能症”及“不适应性侵略行为”的行为。

事实上，用习得理论对侵略所做的心理学解释，同条件性反应及用弗洛伊德理论对挫折感进行解释并不矛盾。不过，也不能就此认为动物世界中的侵略性总是以挫折感为原因（容易获得的胜利会巩固好战倾向），或者认为挫折感总是以侵略性为表达。某些动物在食物被剥夺后并没有表现得好斗。 [162]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非毫无保留地赞同挫折感仅仅在个体具有攻击性习惯的情况下才导致侵略性； [163] 不过，在我看来，似乎受到挫折的个人的确更具应激性：他做出侵略反应的门槛比其他没有受到挫折的人要低。

然而，这并不是实质所在。生物学家从外部可以将挫折感定义为对环境无法做出适应性反击的无力性。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挫折感首先是一种期望某物却没有得到的剥夺性体验，是一种遭受压制的体验。一个夺走了母亲部分关注的哥哥会激起新生儿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一般无力以“适应”的方式表达出来。通常，它不会以任何方式表达出来，而是要么通过迁怒方式转移到无辜者身上，要么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如果这种不适应在既不战斗也不逃跑的老鼠身上和被剥夺了部分母爱的孩子身上都存在，那么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指出这种机制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具有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是去明白人类从幼年开始就生活在一个与别人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也可以说是互相攻击的环境中，而人类又发明了无数言语上或想象上的手段在没有身体搏斗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敌对感情。

正如心理学家向我们揭示的一样，人类是灵长类中的好战动物，其心智被各种冲动——性欲、占有欲、追求至高地位的权力意志——所驱动，与自己的同类展开竞争，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同类中的一些个体发生冲突。当然，人类也并非像需要食物或性满足一样那么需要战斗。 [164] 导致了情绪激动或侵略行为的因果链总可以从外部现象中寻到根源。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心理学迹象表明人在刺激下会自发进入战斗状态，或冲突的根源来自身体本身。在环境不会提供任何战斗诱因和动机的情况下，在不遭受任何心理性或神经性创伤的情况下，人类这种动物可以相当快乐地生活。

但是，即便不提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情感的矛盾双重性以及个体间会为了稀有物品发生对立，这些又都是持久不变的经验性事实，它们即便没有揭露出存在于所有人与人关系中的冲突成分，也揭露出了存在于大多数人与人关系中的那种冲突成分。人类与同类战斗并非出自本能，但他又在每时每刻都既是他人的受害者，又是他人的刽子手。肉体的侵犯和摧毁的意志并非挫折感的唯一反击，但它们却是一个可能性反击，甚或是一种自发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认为人在本性上对人是危险的，的确有其道理。

二 社会根源

自尊同占有欲一样，它们都可以将兄弟变为仇敌，将伙伴变为对手。无论哪个社会都给这类场景的发生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和利害关系，无论这些利害关系是多么不值一提抑或多么崇高重大，一旦屈居第二的人有了追求最高荣誉的野心，占据着头等地位的人对他而言就具有了侵略性。所有无法共享的东西，譬如权势或荣誉，都是不可避免的争执对象。当冲突的对象是可以分享的东西时，就有可能采取妥协，不过暴力依然蠢蠢欲动。既然通过武力可以获得一切，为什么还要同别人妥协呢？

战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很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一刻突然出现的：它包含着卷入其中的各共同体对暴力行为的组织。然而，我们在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类共同体中都看到了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有时候会转变为暴力，甚至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制度之外都还存在或多或少组织化了的暴力。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如果两个个体或两个群体都在谋求获取同一物品或力图达到互不相容的目标，他们就会陷入冲突。当对立双方中的一方诉诸武力强迫对方服从自己的时候，这种冲突就变成了暴力冲突。人们也谈论精神暴力，它的确存在，而且从意识上施加限制也的确包含在暴力的概念中。然而，一开始就实施暴力的还是肉体力量，正是它侵犯了人身自由。以“洗脑”为其最令人厌恶的表现的精神暴力，是一种暴力的精妙衍生形式。 [165]

在现代社会内部，存在着无以计数的冲突，暴力情形亦然。在美国，每年有八千桩谋杀，二百万人因为重罪被捕。 [166] 我从形式上将暴力情况分为三类：打架、犯罪或谋杀、社会或政治动乱。两个年轻人或两帮年轻人可能会在舞厅出口处打架，就像两个邻居会为分界墙争吵一样。这样一种导致了暴力的冲突，虽然爆发于社会内部，但实则是个人之间的冲突。当暴力的背后另有原因或针对某个政治目标时，这种有时会自发从骚乱演变出来的暴力会变成暴动或内战。根据最终结局，它的定性也会改变：刚开始，暴乱是一种犯罪，但最后获得了成功的暴乱会在事后赋予自己的源头以新的合法性。对抗宪法性法律的暴力属于所有那些对其尊崇还是无耻全看个人见解的历史事件中暧昧不明的部分。而违背普通法的犯罪则不论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如何枝节横生，也不会改变对其的定性。只要不具备政治意义，杀人就不会被认为值得称赞。每年，当杀死达尔朗（Darlan）海军上将的那位英雄-罪犯的祭日到来之时，“抵抗分子”都会到他的坟前给他献花。

至于冲突，很多分类方式都是可能的，而且它们还可能会超出我们这个分析框架，让我们仅局限在冲突的一些基本类别上。冲突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也可以通过斗争解决（或通过竞争或竞赛）。冲突可能符合社会秩序，也可能相反地标志了社会秩序的断裂。我们时代的惊人之处在于，那些可以说是融入了经济和政治运行的冲突，其数量之多、程度之严重令人咋舌。

卖家之间的市场份额分配以及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也就是说依赖于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之间的非暴力斗争的结果。更甚的是，老板和工人两种职业工会之间的冲突或工人工会和公司领导层之间的冲突，同样也被认为是机制的正常表达，而这种机制的功能正是决定如何分享稀有物品（不过也要是能够分享的物品才行）。

商业竞争和工会斗争是正常群体间冲突的两种类型，这些冲突的结局是由竞争本身而非法律决定的。这些冲突以冲突-合作之间的结合为特征，属于今后最普遍的一种社会关系。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在联合的同时也相互对立。他们出于发展共同市场这种利益而联合，又因为每方都想获得最大市场份额而对立。同样地，工人和公司领导层在公司的繁荣上具有共同利益，但在如何分配利润上有分歧。相反地，一些表面上看似是合作的行为也会包含冲突因素，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这点尤为突出。处在党派领导权竞争中的两个候选人在同一政党事业中是伙伴，选举胜利之后他们会在同一内阁任职。不管愿意不愿意，为了满足共同行动的要求，他们都要遏制他们之间敌对的辩证关系。

对手越是忽略他们之间的团结，以有组织的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就越脆弱。当各个党派都不再秉持那部他们理应遵循且依此展开竞争的宪法时，当不同阶级的代表都将对方视为死敌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就被撼动了。很难立法阻止一个党派或一些工会对体制的“蓄意破坏”或让体制“陷入瘫痪”：政党或工会自己才是应该出于合作意识而自我节制的方面，因为这种合作意识是先于竞争存在的，正是这种合作意识使政党或工会获得了意义。

如果我们将暴力定义为使用肉体力量的话，诉讼人之间的诉讼、卖家之间（在繁荣时期）或买家之间（在萧条时期）的竞争、（个人的或集体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竞争，这些都不算沦为暴力。罢工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与谈话或协商对立的暴力行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强迫对手去做他们最初拒绝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认为罢工属于同一政治单元不同群体之间的力量较量，而这些群体从定义上说都是放弃了在实现目标中对肉体力量，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使用的。没有任何社会会允许在社会内部斗争中使用随便哪种武器。不过，也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绝对确保公开暴力不会爆发，又或者它所容忍的那些冲突不会演变为有组织的暴力。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化不会减少个人的侵略性，它通常是加剧了它。一个群体对外人和敌人的敌意通常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敌意更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意被一种高贵情感所助长，被抱有敌意的个人数量的众多所放大。如果政治单元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在对立各方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正常 [167] 解决，这并不是因为作为对立党派或对立省份的同胞之间拥有敌意的情况很少见或敌意还不够强烈（内战常常也是最残忍的战争），而是因为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服从某些习俗性或合法性规范，服从一种所有人都公认的合法权威，服从一种即便成为对手也需要团结的意识，服从一个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住所有人的、或为武装或为政治的更高力量。只要以上条件中的某一个突然缺位了，暴力就有可能猝然而至。当然，仅仅有团结的意识也是有可能维系住和平或维持住对法律和合法性的遵从的。不过，同样有可能发生的是，当少数人觉得自己的利益、理想或存在本身都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时，除非用武力，否则将没有任何办法再让他们重新顺服。

如果这就是内部和平的原则，那么政治单元之间暴力冲突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就很容易理解了。政治单元对它们之间的团结没有或只有微弱意识。它们既不接受共同的法律，也不服从合法的权威。每个政治单元都有自己的军队，只有战争而非治安行动能够强迫它们。更甚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像颂扬至善一样去颂扬城邦的独立自主，歌颂为了拯救城邦而慷慨赴义的英雄。城邦为之战斗的东西并不总是那些可以通过妥协而与别人分享的稀有物品；有时候，它是一种无法与人分享的东西，譬如自主和荣耀。

在城邦内部，社会化增多了个人间和群体间冲突的诱因、利害和动机，不过它也同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非暴力的解决办法。在城邦之间，社会化同样增多了冲突的诱因、利害和动机，但这种增多却没有提供更多的弥补手段。恰恰相反，千百年来人们所想的、所做的和所说的都像是在表明，他们认为用武力解决国际冲突既合理又崇高。

我们可以反驳说，冲突的严重化不是社会化的结果，而仅仅是由一些社会化形态造成的。让我们以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学派的人类学研究为例。兼顾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人类学家，会用心理学解释社会现象，用社会学解释心理现象。他们指出，冲动 ——用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说——服从于制度规范，而制度规范又由冲动的表达方式所确定。果真如此的话，各个文化在竞争、战争及社会内外冲突上都会从根本上不同。一些共同体没有把战争当作重要活动来对待，另一些却去颂扬习武之德。利害之处在于对武力威望的竞争，它在鲁思·本尼迪克特命名为“酒神社会”的文化中占了重要位置，在“日神社会”中却几乎没有踪迹。

两段引自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为我们阐明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对立。“对立模式是夸扣特尔族（Kwakiutl）的制度所依赖的重要模式之一，这也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与我们的社会之间所具有的最大共同点。对立是一种斗争，其关注点不在活动中的某个现实目标，而是被好胜之心所驱动。人们特别关注的不再是拥有满足家庭需求的能力，或获得那些有用处的能带来舒适的物品，而是谋求比邻居更风光或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东西。在这种强烈的好胜心下，所有其他目标都失去了意义。” [168] 另一方面，对普韦布洛人（Pueblos）的描述则是这样的：“对普韦布洛人而言，理想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模样。对祖尼人 [169] 而言，个人权威可能是最被人蔑视的。渴求权力或知识的人，即那些期望成为被他们蔑称为‘人民领路人’的人所能得到的只有批评，并且还很可能被追究为巫术，而这种人的确经常被如此对待。在祖尼人那里，权威不是合法行为，而对那些在拥有权威上有嫌疑的人进行控告的理由之一便是巫术。人们会将绳索系于他的拇指之上并由此将他吊起，直到他‘认罪’。这就是祖尼人对有强势人格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对祖尼人而言，理想的人是有尊严而且谦恭的人，他永远不会去追求领导之位，而且从来不会招惹邻居的埋怨。所有的不和，即便是他占理的不和，也要算成是他的不对。而且，比如在像脚力比赛这类体育竞赛中，人们会禁止经常取胜的人参赛。人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比赛可以在大部分人都有同等获胜机会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出众的赛跑者则会损害比赛：因此他也就是为人们所不喜的人。” [170]

让我们姑且承认后一种描述具有真实性，承认的确存在一些像祖尼人那样的人民，曾经可以或依然能够构成这样一种和平的集体存在。这种心理社会学研究阐明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竞争精神在文化中的地位会根据人类冲动之社会表达模式的不同而变化。一些社会之所以能够使好斗的灵长类动物变得和平，并不是因为灵长类动物在其中遵循了理性去生活，而是因为这些社会贬低追求威望和权力之心，借此消除了侵略性的刺激物。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无缘无故攻击别人的那种侵略，一定是习得的”，那么或许存在这样一些小型社会，在其中的人们没有机会学习侵略。

事实上，对拥有“强势人格”的个人实施惩罚，这件事本身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即便在文化贬抑侵略行为的情况下，侵略行为依然在发生，即使是在祖尼人那里也一样存在。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便假设社会化可以在某些条件下通过消除动机、贬损利害做到减少侵略性发作的诱因，即便假设那些出于本性或出于心理需要不与人争斗的人能够与同类在一个小共同体中和平生活，要将这种图景或这种令人和解的梦想投射到现在或人类未来，也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竞争异常激烈。所有游戏中，排在前面的还是竞赛游戏。就像冠军想方设法战胜别人、超越自己一样，就像他们企图登上从未被人涉足的顶峰或探索星际空间一样，追求权力的人心中所想的是怎么战胜自然的力量和竞争对手。在这点上，苏维埃政权同所谓的资本主义政体没什么差别。苏维埃政权虽指责商业竞争却也没有完全摒弃它；它们不过是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竞争下的多种形式替代了它而已。

即便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竞争社会，它也无法做到以贬低人们追求自尊的方式来谋得和平。事实上，所有复杂社会都包含了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的政治秩序。不过，在人的所有社会活动中，从本质上说就数政治是最具竞争性的活动，因为对于（政治中的）每一方而言，政治的利害都是谋得等级中的一个地位或在领导阶层中占一席之地，这是一种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东西，是一种我之所得必为人之所失的东西。我们已经指出，所有人类关系都包含了合作的要素和竞争的要素。但是，在上面这个分析中，经济因为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政治因为对象和目标都源于被控制和顺从所支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本质上具有冲突性。

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中获得了自我认同，他们为集体的胜利而高兴，为集体的战败而痛苦，一切就像是他们自己的欢喜与忧愁。他们自己、他们的牵挂忧思以及他们内心的挣扎痛苦被共同的命运所牵动。他们所在共同体的伤痛让他们自己也感到了伤痛，从而准备做出侵略和暴力的反应。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对立的确是持续和平的。政治竞争因此并不注定是暴力的。但政治竞争最终会决定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会决定人的实际存在。难道真的不会存在某个群体，有朝一日放弃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观念或利益吗？民族国家和平或帝国和平是一种和平意愿下的制度形式，而这种和平意愿又是由共同体的自身意识，即那种成为一个且愿意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意愿造就的。人类整体是否也能像每个民族国家那样达成这种所有人都愿为一的意愿？人类整体能屈服于一个合法暴力的垄断吗？

三 战争的社会类型

智人（homo sapiens）出现在大约60万年前。以土地耕作和畜养动物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文明或复杂社会发端于大约6000年前。我们的研究主体——我们所说的有历史的时期——在人类的全部过去中不过只占了百分之一。

有一个学术丛书系列新近出版了《圣经前的人类》 [171] ，我翻看这本文集时发现：索引中没有“战争”一词。新石器时代前的人难道就不互相争斗？在数千年的旧石器时代中生活的我们的远祖，难道不同于在后来那6000年中生活的我们的近祖？

先让我们重申一下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战争是有组织化的各种行为冲突，是不同“团队”之间的力量较量，每个“团队”都试图依靠纪律增强战士的力量并以此战胜对手。就这样的精确含义来说，战争是不可能先于团队的形成而存在的。战争作为社会现象，从定义上与社会相牵连。我们越是把人想成是在以高等脊椎动物的方式于家庭或群体中生活，就越不会认为他们会做出纯粹的好斗行为。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动物都会互相争斗，但实施战争的动物——如果战争意味着战士的社会化的话——却相当罕见。蜜蜂和蚂蚁在包含了分工的共同体中生活。从外面看来，这些共同体中的个体像是在协调行动，并与看起来似乎也在协调行动的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冲突会导致这个或那个整体瓦解覆灭，而且还伴随着一定数量的个体死亡。

旧石器时代的人互相争斗吗？他们又是如何争斗的呢？人类学家很难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在所谓的阿舍利时期（距今大约40万年到20万年），其代表器物——两面石器——应该是在当时的战斗中被使用的。另一些人类学家则认为此物并非武器，而是被作为劳动工具或狩猎工具来使用的。用来狩猎动物的工具同样也可以用来狩猎人类。然而，没有人类学家找到证据证明人类在青铜时代之前就已经对作战进行了组织或形成了战术。

我们有理由感到好奇：没有使用金属且不知农耕和文字是何物的这些人类，他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呢？不论答案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全面战争时代的人而言，这个答案应该不会具有什么指导意义。个人的好斗癖性或残暴倾向可以也必须以直接观察来衡量，而不是用对我们远祖行为的假设为标准。原子时代的和平机遇与战争风险并不取决于石器时代人们的好斗性。

不论什么时代，武器都不可能处于与工具不同的技术水平，军队组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异于社会组织。因此，第一个无可争议的军队痕迹和战争痕迹会在与青铜时代同时代的时期出现，也就没什么值得诧异的了。美国人类学家特尼-海伊（Turney-Hign）写道：“青铜时代的工业和商业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不同于近亲群体之间的突袭和埋伏的有组织的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受过训练的军队存在的第一个证据是在苏美尔找到的。”之后，他写道：“如果铁器时代让人类在与环境做斗争时获得了更大的安全，它也增加了战争的频率并扩大了范围。事实上，从金属时代伊始直到现在，对人类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并非自然，而是其他人类。从这个角度上说，金属时代的人类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却已经有了现代的一面。” [172]

在人类被凶恶野兽威胁的那些漫长岁月中，以及在人类被其他人类威胁的相对短暂的历史中，是否存在一个如伊甸园般的中间阶段：其间的人类拥有了足够抵御凶恶野兽的技术手段，却尚没有投入对别人的征服和奴役中，也没有阶级斗争和在财富上的竞争？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相信，这样一种黄金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刚刚开始时可能存在；一些上古社会虽然如今都已灭绝，却传递给了我们这样的绝响：当时的人们虽然贫困，却生活得很快活。

我完全没有能力去确定这一黄金时期的真实性、持续时间和范围。无论它是某些小型社会的特殊遭遇还是人类在过去某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它对史前历史、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抑或未来都没有任何的借鉴性。没有金属器物且各自孤立的小型社会尚不具备好战社会的典型特征。

文化人类学家从好几百年前就开始观察的上古社会，它们也展现出了至少处于萌芽阶段的具有大部分“国际关系”特征的行为；它们区分了和平与战争、外交人员与战士。（在这些社会中）好战的制度呈现出的多样性丝毫不亚于那些有了文字且以此得以积累所得知识和意识传统的社会。

多样性影响了战争现象的主要方面。卷入战争的单元，或因为族群不同而彼此不同，或在同一族群中因为形势差别而彼此相异：有时候属于同一家族的不同群体互为敌人，有时候又是不同村庄、不同部落、不同联盟之间展开战斗。

这些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所具利害关系的多样性丝毫不亚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所具利害关系的多样性。有时候，利害堪比工具性活动的目的：（它们可能是）等待被吃的人（在食人情况下）；为了宗教仪式而被砍下的头颅；想要保住的狩猎地或需要征服的奴隶。有时候，战争本身就像是场仪式，除了仪式外它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它与不是很血腥的平常游戏相似。在一些部落中，所有健壮男丁在战争爆发时（有时候爆发在时间上会有规律性）都要去战斗；另一些部落则存在战士种姓，只有他们才参与战斗，他们通常也会对共同体施加决定性影响。最后，不同的上古社会在竞争度、侵略度和好战度上也各不相同。体现了这些社会各自特征的那些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要么或多或少地将习武之德摆在高位，并对威望上的成就颂扬有加，要么完全相反地将和平秩序摆在第一位，并告知人们战斗的光荣和暴力的无益。换句话说，即便当时和平与战争现象的制度性实施尚且征候不全，造就它们的典型态度却已清晰可见。

是否能够超越这种明显的多样性并归纳出一些类型来呢？昆西·赖特教授区分了四种战争类型。 [173] 一些上古社会只为了自卫而战，此为第一类。另一些上古社会虽然互相战斗但似乎并非为了政治或经济层面的目标；它们想要的是，就蒙受的耻辱实施报复或出于仪式对头颅或尸体的需要斩杀外面的人；有时候，它们也会出于竞赛的欲望或运动的偏好，抑或仅仅出于对声望的追求去战斗，此为第二类。在实施这两类战争的社会中，军事种姓罕有存在。战斗远远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受到了严格规则的约束。第三类社会之所以开展战争是为了夺得土地、女人或奴隶。这些战争是由那些发展出了战术的职业战士来实施的。最后一种战争是由军人阶层发动、为了维持自身政权或稳固他们所缔造的帝国而进行的战争。随着军事贵族的出现和政治单元凭借武力的逐渐扩展，所谓的上古社会进入了历史时期。第一类战争是防御型战争，第二类是社会型战争，第三类是经济-政治型战争，第四类为贵族-征服型战争。上古社会要么把战争视为灾祸，要么视为仪式，又或者视为一种征服或致富的手段，最后还可视为一种支配方法。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又还不在这四种定性分类之内。

让我们先将第一种类型放在一边，因为它更多应用于社会而非应用于战争。从定义上说，一场战争是无法完全符合双方都进行纯粹防守这种类型的概念的：双方中的一方必须表现出某种竞争性或侵略性才行。明白在上古共同体的时代同在复杂文明持续的几千年中都存在一些不会攻击外夷的群体，这点很重要，这些群体既没有仇外之心，也不试图驱逐外夷，它们因此也找不到战斗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相对罕见的和平例子因为其特征过于突出而让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普遍性的结论。

至于其他三个类型，首先，它们是不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型战争和政治-经济型战争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两者的利害有所不同，然而，上古社会中冲突的利害也并非总比历史社会中冲突的利害更好辨识。被归入社会型战争的那些情况，本身甚至看起来都不是总具同质性。有时候战士的目的可能会带有宗教性质（复仇、赎罪、逞强），然而这并不会让他们的好战行为比起那些所谓的以政治或经济目的为动机的争斗更不“理性”。相反，如果这些战斗在除了指定一个战胜者且让他获得公认优势的威名外还有其他目的，那么它们就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们成了自身的最终目的，从而近似于博弈或体育运动。同源亲属性群体或村庄之间的兵戎相见就常常体现出这种介于仪式和有规则的博弈之间的战斗所具有的中间特征。有时候战争会被装点成一种节庆，这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否定。正如在狂欢节期间平时的禁忌被取消一样，对抗外夷的暴力在战时被允许，所有群体成员都加入集体性狂热和燃烧的激情中：整个共同体成了一块铁板。 [174]

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型战争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制度支配着目标，或仪式高于目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种情况下的好战行为是不能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来解释的，而应该用价值、传统或情感这些概念来加以解释。人们为了荣誉而战，要么以与既有秩序相符的方式（村庄之间合作-竞争的交流模式便属此类），要么以情感突发的方式。

人们对社会型战争与政治-经济型战争之间的区分所提出的异议，同人们多次对韦伯式工具理性与其他类型的行动之间的区分所提出的那些异议是一样的：它们涉及的更多是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而非一种二选一的选择。以征服女人或狩猎地为利害的战争同样可以是名声的来源，它同样可以像一场竞赛那样被规则化，像节庆一样为冲动提供发泄渠道。而且，为了头颅、土地或奴隶而进行的战争还假设了，在工具理性的另一面或在工具理性之上，存在一种对目标本身的传统性或情感性价值的提升。何况很多上古共同体还同时从事着多种类型的战争。

不过，这种分类也并非一无是处。战争既是一种关系类型，也是一种解决多少有着区别的不同单元之间冲突的办法，还是一种融进了信仰系统和共同体存在特征系统之中的制度。战争在每个共同体自身文化那里寻到原因，而且还大可以用从这些时近时远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加以解释。这些看法既适用于以征服、奴隶和女人为战争目的的社会，也适用于那些不以此为目的的社会。不过，已经变得审慎且具有工具意识的外交-战略行为获得的是一种明显的自主性，正如服从于货币量化的经济行为所具备的那种自主性。工具性外交-战略的自主性没有经济行为的自主性那么全面：为了胜利而胜利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打乱外交家和战略家的计算。战争保留了仪式或规则的因素，即便当战争从根本上具有工具性时，也会出现某些义务或禁忌继续对交战行为有所影响，又或者会出现无声无息地对暴力的脱缰加以限制的交战方。希腊人在战胜时不会选择继续追击穷寇，而是会在战场上炫耀战利品，就好像取胜的荣耀才是战士的最高奖赏。

所有在同一文明地带（或者也可以说，只要互相为敌的人还没有完全丧失对他们之间同源相似性的意识）内部发生的战争都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战争是以社会赋予它的意义为标志的，它是人类的暴力而非动物的暴力，它有规则的约束而非随心所欲。不过，随着它所包含的战场外政治经济利害分明度的提高以及对胜利醉心程度的增加，它会越来越服从基于效率性的考虑。要一一明确战士在每一时期中出于道德原因而自愿摒弃了哪些战斗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有问题的地方也并不在此。每一时期中的组织模式和战斗模式看起来都像是一种正在被谋求效率性的理性缓慢改变着的传统制度，然而我们又的确无从得知，这种在武器使用上和习惯战术上的保持不变到底是出于人们的思想惰性还是出于对禁忌的遵从。

至于最后两种战争类型之间的区分，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贵族-征服型战争所具有的工具性并不亚于政治-经济型战争，不过贵族-征服型战争是决定了积累性历史进程的战争，而不是那种不同共同体以兵戎相见来寻求裁决的重复性战争。因此，贵族-征服型战争就像是社会型战争和政治-经济战争的综合。

这的确值得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赋予第一种类型的战争——支配它的是宗教或竞争的礼仪化——怎样的无意识功能呢？很显然，它具有稳定功能：一个群体——部族、村庄、部落——在抵御外敌时会拥有更强的统一性意识。第二类战争的功能也是由其本身带来的：力量裁决替代了习俗权威。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习俗，但也因此对抗着其他共同体的习俗，只有战斗才能解决这种冲突。顺着这个思路，战争就成了外交——这种避免、引发或结束战争的方法——最后的解决办法。理性化的解释考虑到了存在于独立自主的群体关系中的，存在于协商谈判和武力较量中的，以及存在于妥协或战斗中的工具性和计算性的那面。

由于过去的征服而获得扩张的社会所发起的战争，让一个军事阶层获得了武器垄断权，这种战争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它们巩固了处于战争中的那些共同体单元；它们还让边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并能决定一部分人口或一个省份的归属。与前两种战争不同，这种战争不光具有社会功能或实用功能，而且还有历史功能。如果没有这种战争，文明的演变都将无从想象。通过这种战争，帝国诞生了；通过这种战争，王座坍塌了。如果没有武力的干预，民族很少能成功按照它的单一意志来建设国家。

也许战争的确与人类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它一直就与人类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

四 乐观的神话和悲观的神话

如果前面的分析都正确的话，那就说明战争的确有其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根源。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具有侵略性，人会以暴力迅速回应疼痛或挫折感。在与同类的永久竞争中人的欲求总是得不到满足，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因而便都具有竞争性，而且会对那些阻止他获得爱、荣耀和金钱的人——无论熟悉也好，生疏也罢——心生怨恨。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他也是部族凝聚力中的一分子，而正是这种凝聚力创造出了同胞和外人之间的区别，让其他群体的人不具备与自己群体的成员同等的尊严。从动物般的侵略性、人类的自尊和部族的凝聚力出发，社会在发展出生产工具的同时还发展出了战斗工具，还确立了它们无法摆脱并且无法持久支配的外交-战略关系。战争的历史宿命也在表面上应运而生：既然政治单元的影响范围同它们的内部团结一样状况多变，它们就无法不持续相互猜忌，就无法不时而兵戎相见。然而，如果智者对战斗的残忍施以诅咒，社会学家又会以下面一问来回应：如果没有战争，人类能够跳出小型封闭社会的框架吗？大部分的意识形态，不论其对从人类历史中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加以肯定还是否定，它们都没有承认战争现象中的某些要素；它们做的不过是对某一方面或某一现象加以强调并以此证明屈从于暴力或相信和平是有道理的；它们拒绝承认战争不仅仅是或从根本上就不是一种动物性现象，也不承认战争具有多种根源；它们还认为，要消除战争，仅仅消除这些根源中的某一个是不够的。

生物学神话盘踞在一个极端上。它认为，战争就是身体残暴的表现。这难道不是战争的本质吗？战争难道不是文明暂时压抑住的死亡本能浮出表面的征兆吗？社会哲学家和生物哲学家之间一直在对话。为了生存而斗争的观点既源自对人类的观察，也源自对动植物的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暮年曾想用达尔文的思想来诠释阶级斗争。如果不带先入之见，我们又能从对这些现象的追问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生物之间相互吞食，动物吃植物，大鱼吃小鱼，豺狼吃绵羊，在学校里老师和书本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是，他们却忘记强调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高等动物在同一物种内并不总是互相残杀，它们也对它们的争斗进行组织。狼有时候也会互相打斗，但一种本能抑制了它们，让这种打斗不会致死：伸出咽喉的战败动物会得到宽恕。 [175] 这种抑制并非存在于所有物种身上，它尤其在被认为和平的物种（野鸽、斑鸠、野兔、黄鹿、孔雀）身上缺乏，这些物种的“战败者”是无法用“投降”（伸出咽喉）来保命的。如果我们想通过把人类类比为猛兽的方式来强调人类的残忍（就像斯宾格勒做的那样），我们还必须要选对猛兽的种类，只能援引诸如美洲豹这种独居动物，而不能选择狼为例子。

所有以动物的情况对人类领域进行的推断都是靠不住的。我对从动物之间的侵略性现象和争斗现象中归纳关于战争的人类制度和社会制度这种做法心怀警惕。不管怎么说，那些因为拥有对人类而言最危险的“武器”而被人认为是最凶残的动物物种，实际上几乎不会自相残杀，饶恕战败者的本能让它们免于自我毁灭。人类的“武器”比狼的獠牙或狮子的利爪更令人生畏，而且战胜者还并不一定宽恕战败者。通常是经济计算而非本能在阻止人置人于死地。

为了生存而斗争？如果真的如此，人类的不同社会之间应该同动物不同物种之间有着相同的关系：一些社会必须覆灭才能让其他社会拥有生存下去的手段。必须要有奇怪的想象力才能做到用这样的模式去设想人类历史上的大型冲突。在希腊世界中，雅典和斯巴达曾并立生存；在公元前3世纪的地中海盆地中，迦太基和罗马也有并存的位置；20世纪欧洲的英国和德国也同样可以并立于世；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体系中，也有莫斯科和华盛顿共同存在的位置。这些对立中没有哪一个是由于缺乏生存空间而不可避免发生的对立。城邦的自傲不允许分享；至死方休的斗争逻辑是人类的，而非动物的。

为生存而斗争这种盲目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而且还依然）在共同体内部起着作用。处于共同体中的人口，其数量无时无刻不受供给规模的限制。如果我们把夭折的孩童、瘟疫的受害者和由于饥荒而无法出生的人口都算进去的话，这种斗争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供给的）稀缺性直接或间接地阻止了人口的增长，生者也可以说是战胜了死者的人。不过，这种根本上的贫困从历史纪元一开始就同剩余价值组合了起来，仆人或奴隶生产出了比自己生存所需的更多的东西。社会因此而分化出等级群体，一直属于社会少数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娱乐和奢侈留存了被统治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视角来看，特权阶级经常是那种伪装的生存斗争的受益者，而在观察者事后看来，阶级斗争似乎是这种斗争的一种表现。

将国内斗争和为了生存的斗争做如此比较得出的是一种类比特征，而非哲学特征。为了生存的斗争，在严格的达尔文主义意义上说，导致了自然选择，让适者得以生存。纵观历史，选择存活者的机制是社会的，而非生物的：是那些被武装了的人，是那些军事力量最强的群体，抑制了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如果被武装的人有最擅长的一面，那也是在战斗技艺上的。战士的才能既不是道德主义者颂扬的那些品质，也不是那些对人类最有用的品质。再有，这些才能充其量也只属于战胜者自己。而一旦征服的成果在制度秩序中稳定下来，后面的数代人都将承受这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反映的也并非个人的天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本身加以谴责，但他观察到一些奴隶有着主人的灵魂，一些主人却有着奴隶的心地。两个城邦之间、两个民族之间或两个帝国之间的那些斗争也的确与“自然选择”没什么相似之处。迦太基覆灭了，然而，如果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后夺取了罗马，生物学家还能找出理由说适者死亡吗？让我们接受命运的兴衰更迭，而不要去相信历史的裁决总是公正的抑或总是无情的吧。

柏格森在他最后一本大部头著作《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 [176] 中经由另一种途径，详述了战争的生物学解释。这有点像古典哲学的做法，他首先尝试定义那些属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本性的东西，即去掉了历史可能加诸人类和人类社会上的东西。自然赋予了人类一种制造者的智慧。自然没有像对待大多数动物物种那样把工具手段直接提供给人类，它选择让人类自己去制造工具。而人又必定是他们工具的占有者，至少在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是这样。但由于工具与人体是分离的，因此工具又是可以被剥夺的：取走工具总比制造工具更容易。在稍后的行文中，柏格森对这些分析做了这样的总结：“战争的起源是个人和集体的占有，既然人类因其结构而注定要去占有，战争就是合乎自然的。这种作为战士的本能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当我们探究文明中自然之踪迹时它便第一个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77]

自然社会与民主制背道而驰，它的政体是君主制或寡头政体。在昆虫的世界中，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与组织上的各不相同有关；存在多形性（polymorphisme）。在人类的自然社会中，存在的是“二形性”（dimorphisme），它将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拥有支配天性的领导者和注定服从别人的臣子。 [178] 这种社会的程式是“权威、等级、固定”，每个人都仅仅是他那封闭社会的成员。“人对人而言是上帝”（Homo homini deus）；当人们提到这句格言的时候，想到的是同胞。另一个格言“人对人而言是豺狼”（homo homini lupus）说的则是外人。 [179]

自然社会是尚武好战的，而真正的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又都是具有灭绝性的战争。“一定存在一种战争本能，因为存在一种我们可称为自然战争的残忍战争，众多的偶发战争纷纷而至，为的仅仅是不让这种本能生锈变迟钝。” [180]

柏格森提出的那些对现代战争的因果解释，明显受到了1919～1939年在欧洲流行的那些概念的影响。他写道，正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将现代推到了实施大屠杀的境地。让执掌生育之神维纳斯任意作为，她却将我们带到了战神玛尔斯的跟前。害怕再也找不到食物或所需原材料的民族，相信自己正被饥荒或失业所威胁的民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生存，他们扑向敌人。于是符合战争本质的真正战争爆发了。这些战争以科技提供给战士的那些武器来开展，它们在未来还可能会摧毁或毁灭全人类。“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时不远：对立中的一方因为拥有留作备用的秘密技术而拥有抹除另一方的办法。或许地球上将不再存有战败者的任何痕迹。” [181]

和平，同民主制一样，也是从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想中诞生出来的。不平等是形成了各种封闭社会及各种互相区分的共同存在的法则之一：精神冲力（élan spirituel）孜孜以求的民主平等是与动物和社会的本性、本能行为或工具性行为相逆的潮流。这种精神冲力是和平的，也是民主的，它不关心占有和享受，它推动着一条对每个人都有意义且面向每个人的启示。也许作为劳动者且充满智慧的人类通过对那些导致战争的因素加以节制——人口过剩、纵情享乐等——便能够做到限制战争。但无力回到自然社会的人类，在拯救性宗教还没能将处于不同国境中的民族统一起来的那期间，只能保持好战状态。而且这种统一可能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处于死亡另一边的上帝的召唤也无法让动物本性和社会本性改变的话。

柏格森的某些观点很容易得到认可。比如下面这个如果缺了它战争现象就会变得无法理解的恒久论据：属于同一个物种的成员由于参与不同的共同体，相互之间存在疏离。不过，在我看来，柏格森错误地夸大了这个现象，他假设外人从定义上说就是敌人。外人可以是敌人，因为他并不完全是自己的同类。

卢梭认为共同体的扩张造成或至少放大了战争，还认为阶级不平等和私有制是与征服战争和战士的支配地位有关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力图为这些观点找到证据。既然共同体是由战斗锻造的，既然胜利的奖赏与土地、奴隶、贵金属密不可分，怎么还会是其他情形呢？

柏格森派论点中尚存争论的部分，其实是那些试图用生物学表达来阐释作为劳动者和战士的人的经历的论点。柏格森之所以要将某一类型的社会命名为自然社会，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社会同有着多形性的昆虫社会相似。历史人是智慧的工匠，也是工业和文化作品的创造者，但在柏格森眼中，只要他没有响应神性召唤超越自身，他就始终是自然人。只有响应了对上帝之道的信仰冲动才能激起与生活法则的决裂，也就是与秩序之必需和斗争之残酷的决裂。柏格森因此被引向去拒绝承认历史冲突中人本身因素的存在，譬如出于自尊的相互对抗、对被承认的渴望或对圣战的欲望。他仅仅将灭绝性战争视为符合战争现象的本质，换句话说，他再一次把人类的和历史上的战争引回到为生存而斗争之上。有着犯同样错误的倾向的还有在二十年前盛行、对武装冲突进行的那些人口学解释和经济学解释，这些解释与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相符。既然历史人依旧是动物，那么即便他们的帝国再宏伟，即便他们的科技成就再辉煌，战争依旧是自然的，也可以说是动物的，而且不论在这些战争中有着怎样的历史利害关系，有着怎样细腻高超的外交和军事博弈，都是如此。

事实上，历史上的战争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灭绝性战争。野蛮人期望占有土地，文明国家期望消除对手：理性更多是让战败者获得宽恕，而非被赶尽杀绝。把真正战争之外的其他战争形式抛弃不考虑，是错误的做法。历史人会被胜利荣耀或战利品所驱动，也会奴役或剥削他人。实施灭绝不但与重生的欲望背道而驰，还与经济计算相背离，它同自尊、权力或财富的欲望都格格不入。灭绝要么因为盲目的狂怒，要么源于从历史敌意转化而成的某种无法缓和的仇恨。只有当科学加快了物种数量的增长速度且让抑制这种增长的机制完全陷入瘫痪，并因此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物理范畴内的地球不再有可供所有人生活的空间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屠杀战败者才能成为战争的意义。

受到生物学启发的哲学家入了战争现象动物性起源的魔障；衷心期望我们的地球获得和平的那些心理学家一心寻找的则是共同体间冲突的纯心理原因，并期望以此发现“好战癖好的心理疗法”。这些研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一种路径将他们带到了对民族固有形象的阐述上。美国公民在其他民族眼中形象如何？俄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法国人在美国不同阶层的人眼中的形象又如何？这类研究的方法就是，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进路，在历史推移中追寻这种形象的变化和这些形象在同一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人眼中的多样性。

另一种路径则让他们对不同的社会心理学类型区别对待并确定一个民族中这些类型的出现频率。一个社会心理学类型是由观点和态度这两方面同时决定的。一些人虔信武力自有其优点，他们认为战争始终是无法避免的，死刑对维持社会秩序也是必需的；另一些人则相信协商和妥协必定会逐步替代武力，死刑只是野蛮世纪的遗存。不同的言论或多或少对应了不同的心理态度和不同的冲动平衡模式。“权威型人格”这一概念将一套观念的整体和一种特殊行为模式组合并统一了起来。政党、政体以及民族国家都或多或少清楚明确地以某种其本身多少被严格定义了的类型为主导特征。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去详细考察这些社会心理学研究，它们毫无争议具有合理性，何况观点类型和行为类型之间的关系还时常晦暗不清、复杂异常。让我们姑且赞成说，每个党派中各种心理类型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的招募不光在社会学上具有自身特色，在心理学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对其他合宪的政党而言，当我们比较左派和右派、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时，是否也会如此呢？

不论事实本身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一个根本，那就是，高级文明中战争行为的心理学原因是以制度为终结的。草原上或沙漠中的游牧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争斗，因此也导致了侵略性和征服。希特勒的人格很可能由于挫折感而变得具有侵略性。被怨恨驱使的人在希特勒的追随者中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这类人在人民整体中所占的比例，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点。但是，希特勒的政治观点是可以用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来解释的，正如这位煽动家登上权力顶峰可以用20世纪各历史事件来解释一样。心理学家为历史解释增添了一个角度，但无论历史解释是事件型的还是社会学型的，这个新增添的角度都无法替代历史解释本身：它应该隶属于它。心理学方面的“原因”只存在于表层之下和历史背景之中。也许希特勒个性中的侵略性影响了他的行为，从而影响了历史进程。这位元首从书本中抽出了他的那些概念，无数德国人对他满怀希望或在他的梦想中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这些研究提出了一种“好战癖好的心理疗法”吗？这些研究仅仅指明了三种有待治疗的病症：部族利己主义、集体侵略性、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道德谵妄。

不承认外人是同类，这是共同体之间疏离的社会和心理根源，因而也就是战争的既社会又心理的根源。战胜民族自尊的荒唐，粉碎“永恒德国”或“残忍日本”这类神话，这些都是好事。（而且，在我们的世纪，历史事件也来助医生一臂之力：在联盟和敌对对象不得不时时反转的环境中，很难让人们相信民族的固有形象。）

作为政治这一身体的医生，美国人类学家预言，在日本或德国软化社会禁忌和放松家庭权威主义，对让每个人的冲动更加平和且以更加和平的行为来表达冲动是必要的。如果侵略性是文化让它其中的个人蒙受了挫折感的产物，那么相比言辞或条约，改革教育系统或改变价值等级更能消除这种侵略性。最后，那些推崇侵略行为和战争体制的哲学也会随之被推翻，其丑恶会随之被揭露。即将得到颂扬的不是胜利而是和平，不是暴力而是协商妥协，不是战士而是智者。同样，帝国传统下的日本也将变成一个拒绝重新武装的国家。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对这种理性的狡谲表示钦佩。民族的固有印象会因为昔日的敌人变成今日之盟友及昔日之盟友变成今日之敌人而不再威胁到和平。为了缓和今日敌对双方之间的敌意，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印象必须被消除，换句话说就是要向苏维埃人宣传西方政体的优点，同时也让西方人不要忘记苏维埃政体的优点。然而，一个受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是不能批判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如果阵营中的一方陷入了狂热，另一方实施的自由主义是否有利于取得平衡呢？当用更好的教育技术去处理压抑和侵略性时，一种更加灵活的义务体系，在社会给个人和群体提供的生活条件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是能对共同体内部的和平安定有所助益的。只不过从这种和平安定到国际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它也并非直通国际和平的通衢。

生物学家没有让我们燃起任何希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打开的是教育人类的漫漫长路；只有对集体无意识加以探索的人才会将战争诠释为历史发明，认为它起初的动机已被遗忘，现在它在人类面前摆下的是两个选项，要么意识到这点，要么自杀。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写道：“只要我们非理性行为的源头一直隐藏，存在一种将我们往毁灭方向推的力量这一点似乎就无法得到承认。文明化的人类最初所犯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也是在当下情况中对我们最有威胁的一个，就是我们将我们最具自我毁灭性的一些行为看作是正常的和无可避免的。” [182] 战争应该被放到同个人谋杀一样的领域中去讨论，它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集体犯罪或一种丧失理智的癫狂行为。它顽固地存在了如此之久而且还威胁着人类本身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对理智和科学而言就是可耻的，是必须首先得到解释然后将之消除的事实。

芒福德的理论可以细分为多个论点。它的出发点是论述历史纪元伊始的人类境况与现在状况之间的相似性。它借鉴了佩里（W.J.Perry） [183] 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战争是埃及社会的一个发明，后被其他文明采用。此后这种理论力图用一些不变因素来解释战争机制的普遍存在。最后，它论述了原子时代战争的极端荒谬，且试图在非理性冲动中找出鼓惑人们继续从事战争的深层原因。

下面就是芒福德论述的新石器时代伊始同原子时代开端之间的相似性：

我们这个时代被看似无限扩张的一切权力激发着，这一时代与标志着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崛起的纪元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当现代人在他们现有的丰功伟绩面前自豪傲慢的时候，他们或许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此巨大的物质能量的释放和如此广阔的人类可能性的获得亘古未有。然而，考察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过于自吹自擂的幻觉：现代和古代这两个强有力的时期被很多相似的特征相连，这些特征既是好的又是坏的，让这两个时代从人类历史的其他阶段中脱颖而出。正如水力、风力和热能的大规模使用揭开了核时代的序幕一样，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是新石器时代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这种农业革命给予了人类食物、能量、安全和劳动力剩余，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任何文化都未曾经历过的。在标志了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这些成就中，有着天文学和数学的开端，出现了第一部天文历法，还有帆船、耕犁、陶轮、纺织工艺、灌溉渠、缝纫机。文明人在情感和知识方面的才能，因为文字的发明，因为立碑刻文、绘画和纪念性建筑等长久保留文件的方法的诞生，以及带有城墙的城邦的建造，更是获得了进一步提升。这种大跃进在距今大约五千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如此规模的动员，如此大幅的力量增长，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这些距今遥远的时期，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是与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君王个人融为一体的。君王不仅是世俗统治者，也是大祭司，在埃及，他甚至还是活着的神灵。君王的意志就是法。神授的王权声称具有神奇权力，能唤起神奇的集体响应。那些单凭王权恫吓办不到的事情，那些单凭神奇仪式和预测精准的有规律的天文观察办不到的事情，在两者结合的情况下被实际完成了。数量众多的人被征召，行动反应如同一人，整齐划一地服从国王的指挥，让天神和领袖的意志得以实现。随着有效的官僚制度、训练有素的军队、税收制度和强制劳役的发展，早期的极权政体已经显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相似政体的那些令人沮丧的独有特征。

处于这些早期文明中的人有理由惧怕由他们创造且实施的武力，就像今天的人们有理由惧怕核力量一样。物质力量和政治支配权的扩展并没有让作为其补充的道德意识随之发展。君王成为共同体的化身，他是凡人与必须尊重顺从的宇宙力量之间那不可或缺的纽带。为了避免以自然灾害为征兆的神明震怒，君王自己应该成为祭品。然而，为了让君王免遭如此命运，另一种宗教方法又被运用起来。人们为君王选择一个替身，在他最后履行作为祭坛祭品这一最高角色之前给予他所有的荣誉和王位特权。在动荡时期，人们对这种“君王替身”的数量需求更大，因此便用暴力在共同体之外去寻找。

这种刚开始不过是单方面进行的突袭捕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稍后演变成了集体性报复和具备了战争制度形式的突袭-反击。在战争的源头处，我们看到的就是野蛮的宗教认可：只有人的牺牲才能让共同体得救。战争因此是文明的一个特殊产物；它是为了实施宗教人牲祭祀而有组织地捕获祭品这一活动的演变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武装力量本身也成了看似独立的存在，权力的扩张也成了自具意义的目标，是国家“健康”的表现。但是，在理性化的重重粉饰之下，战争依然带有本初的幼稚成见，即认为只有通过牺牲的赎罪祭礼才能够拯救共同体的存续和繁荣。虽然文明人在其后做了很多努力以便摒弃出于灵长类动物本性——这种本性让人类对自身物种中的个体发动致命的攻击、侵袭——的战争源头，但这些努力却都只是徒劳的理性化罢了。从这个角度说，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v Malinowski）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我们将战争定义为两个政治组织化且独立自主的群体之间的战斗，那么在原始阶段就没有战争。”

这个理论的几乎所有内容在我看来都是成问题的或不符合事实的。用新石器时代人的恐惧来解释现代战争恰恰显示出了这种思想本身的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正是作者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忧惧的原因。

认为战争是两个政治组织化了的且独立自主的群体之间的战斗的这种定义，其下的战争起源相对新近，这是肯定的；既然政治组织本身在新石器时代之前都不存在，这样定义下的战争起源又怎么能够不新呢？佩里认为战争是埃及发明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人们在近三个世纪以来对上古社会观察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前哥伦布时代的文明在没有借鉴埃及人经验的情况下也开展了战争。这些文明根本不需要接受位于金字塔顶端、用牺牲品献祭赎罪的那些帝王或祭司的指导。何况，战争制度到底是一个独特发明的向外传播，还是某些社会不约而同的发明，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一种制度要想获得普遍传播且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下来，就必须具有根本且持久不变的存在原因。这些原因是社会性的吗？它们对行为体和观察者而言都是可理解的吗？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非理性和无意识的？芒福德顺理成章地从第一个假设过渡到了第二个假设。他认为，文明的本初模式，即那个它在围墙四面环绕的城邦中形成时所具有的形式，在没做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持续到了现代。领导阶级之所以推崇战争献祭，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这样一种假设下，战争成了政治单元间关系的正常组成部分，因为政治单元是内部秩序以暴力稳定的结果。我们不用阐明从远古代代相传过来的那些铭刻于集体无意识中的非理性动机，就可以明白战争制度的顽固了：封闭社会本身的性质和这些社会之间的关系足以解释一切。

第二个假设与此完全不同，甚至还与第一个假设矛盾。现代的战争频率以及比所有其他战争都更具摧毁性的原子战争的威胁，为战争制度的深刻的非理性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这种非理性不但源自本初的脱离常规，还因为人类傲慢地认为自己获得了近似神力的权力，而人类又被这种权力在人类心中引出的复杂犯罪感和焦灼感所折磨。

我们的远祖是文明的缔造者，他们那些充斥了想象的梦想在今天变为现实。原子弹或弹道导弹的发明正是得益于这种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融合。必须倾尽一国的所有物质资源和学者的智慧资源才让人类获得操控核能量和星际空间的能力。埃及人认为神明才拥有的摧毁力量，今天无论哪个美国将军或苏联将军都有了。不过，人类也因此遭受了忧惧神经症的折磨，其程度与人类武器的威力和犯罪感的复杂程度成正比。

封闭社会旧有结构越是处于解体状态，这些忧惧就越不理性。那个城墙四面环绕的城邦时代，那个阶级间普遍为敌的时代，那个人剥削人盛行的时代正在终结。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了文明的开端，只是现在比当时更野蛮：与其做出象征性献祭来安抚众神，不如我们做一次全面献祭，而被平息的仅仅是我们的焦虑。

说我们远祖的梦想实现了，这是正确的。说人类对自己做出的普罗米修斯般的丰功伟绩抱有犯罪感，这也是可能的，尽管科学家在热核战争的风险面前抱有的那种有意识的合理忧惧在我看来比犯罪感引起的集体焦虑更真实。至于生产力增长随着经济逻辑的发展必定会打破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隔阂这一点，我也毫不怀疑。不过，以成本和收益计算来看，战争必然会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从而让和平得不到保证：这种说法只会让那些不清楚历史人本性的人惊讶，作为某个城邦的公民，历史人不但是一种个体存在，还参与了普世使命的历史进程。武装了的主权共同体之间的和平问题，在不以返祖恐惧为必需理由的情况下，其本身即便不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死局，也是一大难题。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把战争变得更加不合理，也让和平对那些期望保持明智的国家而言变得更为不易。

人类是具有侵略性的动物，不过他们并非因为本能而互相争斗，战争是一种表达，但它并非人类好斗性的必然表达。从社会被组织和武装起来的那一刻开始，战争在历史阶段的进程中一直都是人类好斗性的持久表达。认为暴力的风险最终是可以被回避的，这不符合人类本性：在每个共同体中，都有一些不适应者违反法律，攻击他人。这与个人和群体的本性也不相符，根据个人和群体的本性，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是不可能消失的。然而，这并未证明冲突一定要表现为战争，尽管千百年来我们一直经历着战争（它以有组织的战士用总是更具摧毁性的武器来进行）。

和平，即主权共同体之间没有合法性战争的那种状态，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它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吗？我们将在分析完今日世界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姑且局限在本章的论题上，即仅限于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些结论上。

和平之所以难以实现，更多是因为人性本身而非人的动物性。遭到彻底失败的老鼠会向强者屈服，它们之间的支配等级是稳固的；伸出咽喉的狼会被它的战胜者赦免。而人是可能选择在屈辱下反抗并坚持自己生活真理的存在。主人和奴隶的等级制永远不会稳定。明天的主人们将不再需要奴仆，他们握有的是赶尽杀绝的权力。

[1] 欧洲框架下将要成立的国际法法庭将从理论上结束这种悖论。

[2] 在前比利时属地刚果宣布独立后的一周内，这个新国家的政府将比利时试图保护个人所实施的军事干涉宣布为“侵略”。

[3]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Ⅷ，2.

[4]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Ⅶ，2.

[5]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Ⅷ，1.

[6] 参见Toynbee，l’Histoire ，trad.français，Paris，1951，vol.Ⅰ，p.83。

[7] G.Childe，The Most Ancient East ，1934，chap.Ⅱ.法文版以此标题出版：L’Orient préhistorique （Payot）。

[8] G.Childe，The Most Ancient East ，chap.Ⅲ.

[9] The pulse of Asia ，1907.

[10] Ignacio Olagüe，Histoire d’Espagne ，Paris，1957.

[11]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见Le Figaro littérature ，21 novembre 1959。

[12] 它具有双重含义：其表面含义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连续；其有形含义则是属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事件。

[13] 参见卡尔·魏特夫（Karl A.Wittfogel）非常重要的著作：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1957。

[1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发表于Geographical Journal ，1907。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上的报告是构成这篇写于1904年的文章的基础。

[15] 我在此使用的是《外交事务》那篇有“遗嘱”性质文章中所用的表述。

[16]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

[17] 所有数据都由麦金德于二十多年前提供。（本书首版于1962年。——译者注）

[18] 意为“人无空间”。——译者注

[19] 事实上，瓦莱里想到的不是占领所有的土地，而是在人类各个部分、全球各个区域之间建立联系。

[20]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1952.

[21] 发表于Bulletin de la S.E.D.E.I.S.no 726，1959年7月。（原表数据如此，疑存在误差。——译者注）

[22] 参见第八章。

[23] Carl Schmitt，Land und Meer，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Leipzig，1944.

[24] 我们最后一次重申，我们所说的历史指的是被称作高级社会或高级文明的这一为时不长的时期，大约6000年。

[25]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ⅩⅢ，19，24.

[26] 我在本章中引用的是汉斯·德尔布吕克的研究：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t.Ⅰ，Berlin，1900，Ⅰ，p.10.希罗多德给出的薛西斯军队的总人数是420万，排成纵队就成了420英里的一列。当队列的头到达温泉关（Thermopyles）时，队列的尾还在底格里斯河另一侧的苏撒（Suse）。

[27] 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p.38 sqq.关于德尔布吕克给出的200万波斯士兵的这一数字，让·贝拉尔（Jean Bérard，Population ，2e année，1947，no 2，p.304.）认为这个数字至少是真实人数的5倍，甚至更多。如果只按夸大了5倍来算的话，波斯士兵的数量就该是40万人，这和200万人看起来一样不太可能。

[28] 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pp.8-9.德尔布吕克总结的论据可以在以英文发表的讲座集中找到：Number in history ，Londres，1913。

[29] J.F.C.Fuller，L’Influence de l’armement sur l’histoire ，Paris，1948.

[30] 参见J.Moreau，Les Théories démographiques dans l’antiquité grecque ，Population，4e année，numéro 4，oct.-dec.1949，pp.597-613。

[31] Lois ，Ⅴ，737 e-738a.

[32] J.Moreau，Les Théories démographiques dans l’antiquité grecque ，Population，4e année，numéro 4，oct.-dec.1949，p.605.

[33] 斯滕托尔，古希腊神话中的男性人物之一。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为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联军之传令官。他凭借声音洪亮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34] Aristote，Politique ，Ⅳ（Ⅶ），4，1326 a 17-b 24.

[35] 古典希腊时期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时期，大约为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它前承古风时期，后启希腊化时代。——译者注

[36] Jean Bérard，Population ，2e année，1947，no 2，p.309.

[37] 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t.ⅩⅡ，Oxford Univ.Press，1961，p.380 sqq.

[38] Simone Weil，Ecrit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 ，Paris，1960，p.28.

[39] Simone Weil，Ecrit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 ，Paris，1960，p.24.

[40] H.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e ，t.Ⅰ，Berlin，1900，Ⅰ，1，p.239.

[41] H.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e ，t.Ⅰ，Berlin，1900，Ⅰ，1.p.333及p.277：
　　……“第二次布匿战争向我们展现的是这种战斗模式（方阵战术）在大型战役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现，它还展示了它的失败、不足以及向新战术的转变，而这种新的战斗技术让罗马人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就统治了世界。”
　　还有：“古代历史的关键性时刻在于罗马人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最终成功形成了一种战争组织方法，它使得罗马人能够在与汉尼拔的直接对决中获胜，因此也有了完全毁灭迦太基的能力。”（p.330）
　　“西庇阿的军队因此在它的操守上和恶习上都同样具有由职业军人组成之军队的特点，它们对自己的公民都加以蔑视。”（p.333）

[42] 德尔布吕克估计，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有100万名自由民。22～23个军团被动员，这在公元前212年或公元前211年意味着很大的努力。
　　Ⅰ，1.p.309 sqq.，特别是第319段：“在开展与汉尼拔的战争的那些年中，存在超过20个军团，也就是说不算盟军的话也有至少7万人的部队；这相当于罗马自由民中大约30℅的成年男性或整体自由民中的大约10%。”

[43] 比如，杰罗姆·卡尔科皮诺指出：“根据我们的思考，罗马军事的堕落可以归为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都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其一，罗马敌人的突然增多，而且这些敌人的装备都差不多达到了罗马的水平；其二，军队职业的专门化会使战士对公民生活的热情冷却。”（Les Étapes de l’impérialisme romain ，Paris，1961，p.267.）

[44] La France nouvelle ，Paris，1868，p.174.

[45] 这些数据都没有考虑到人口外迁。拥有快速人口增长的国家可能同时也是对美洲及英联邦自治领居住人口的增多贡献巨大的国家：1825～1920年，就有1700万人离开英国；同一时间段中，6000万德国人也离开德国去往美国，而9000万意大利人在1876～1925年也离开了意大利。

[46] 而且如果英国人在经过一年的战斗后最终损失了它的远征部队，这场战争本身还能够打赢吗？

[47] 在1840年1月15日的一场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比若（Bugeaud）元帅说道：“有限占领在我看来就如同一个四不像的空想，而且还是危险的空想。”稍后他又说：“放弃——如果用在我的惯用词汇中不存在的表达来说，就是法国官方不想放弃阿尔及尔，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人，这些行政的贵族不愿意放弃阿尔及尔。”最后，他还说：“是的，以我的意见，夺取阿尔及尔是个错误。但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也因为你们不可能不这么做，因此你们就必须把这件事做大，因为这是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好处的唯一办法。因此这个国家必须被征服，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el-Kader）的势力必须被摧毁。”

[48] 不平等可能存在于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又或者存在于同一共同体内部，而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征服发生之前的种姓之间。在政治单元内部，社会不平等可以部分归因于军事力量关系的固化。

[49] 发生在宗主国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异族人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消除语言、宗教和习俗上的不同，而同化看起来却如是要求。不过，这两个词都要求政治公民身份的统一。

[50] 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研究。

[51] 缔造帝国所需的宗主国军队的数量同帝国内部招募的兵员数量之间的关系，其本身取决于战场上存在的常规部队和叛军之间的数量关系。

[52] 参见E.F.Wagemann，Menschenzahl und Völkerschicksal，Lehre von den optimalen Dimensionen Gesellschaftlicher Gebilde ，Hambourg，1948。

[53] 根据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的看法，土豆作物的引进是17世纪欧洲和亚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54]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vol.2，Paris，1952 et 1954.

[55]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2e édit.，Londres，1951.

[56] 在法国，加斯东·布图尔（Gaston Bouthoul）是所谓的战争人口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建议读者阅读他的主要著作：Les guerres.Éléments de polémologie ，Paris，1951。

[57] 而且，索维还认为荷兰的人均收入继续保持了比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Population ，juillet 1960）。

[58] G.Bouthoul，Les guerres.Éléments de polémologie ，Paris，1951，p.323.

[59] 数量曲线和资源曲线之间有差距的现象只存在于部分人口而非全部人口中，我将这一情况称为局部人口过剩。

[60] 此处，均衡事实上并非持续得到了维系。一些共同体萎缩，另一些则扩张。存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却不存在没有变化的社会。不过这些社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历史性的。

[61] G.Bouthoul，Les guerres.Éléments de polémologie ，Paris，1951，pp.323-324.

[62] 这个引用可以在蒙克莱田《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第141～142页找到，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Plon，1988.此处引文同下面的引文又都出自E.Silberner，La Guerr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ⅩⅥe auⅩⅧe siècles ，Paris，1939；以及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La Guerre de la Paix dans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Paris，1957，traite du ⅪⅩe siècle。

[63] Machiavel，Discours sur la première décade de Tite-Live，Ⅱ，10.

[64] Cité par Siberner，p.261.Colbert，Lettres，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Paris，1862，t.Ⅱ，Ire partie，p.CCLXIX.

[65] Cité par Siberner，p.261.Colbert，Lettres，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Paris，1862，t.Ⅵ.p.266.

[66] Cité par Siberner，p.261.Colbert，Lettres，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Paris，1862，t.Ⅵ.p.269.

[67] Cité par Siberner，p.53.DUTOT，Réflexion sur le commerce et les finances ，in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ⅩⅧe siècle ，Paris，Guillaumin，1849，p.1005.

[68] Cité par Siberner，p.106，note 57.Evelyn，Navigation and commerce ，Londres，1674，p.15.

[69] Cité par Siberner，p.106，note 60，The Golden Fleece ，1937，p.21.

[70] Cité par Siberner，p.109.Goyon de La Plombanie，La France agricole et marchande ，Avignon，1762，t.Ⅱ，p.468.

[71] Cité par Siberner，p.108.G.Botero，Raison et gouvernement d’État ，Paris，Guillaume-Chaudière，1599，liv.Ⅷ，p.262.

[72] Siberner，p.108，Montchrestien，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615，p.Ⅲ.

[73] Siberner，p.110，Montchrestien，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615，p.131-132.

[74] Siberner，p.26，Montchrestien，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615，p.11.

[75] Siberner，p.20，J.Bodin，De la République ，Paris，1576，liv.Ⅴ，p.593.

[76] Siberner，p.65.Sir William Temple，trad.Franc. Les œuvres mêlées de M.le chevalier Temple ，Utrecht，Schonben，1693，p.38.

[77] Cité par Siberner，p.260，note 18.Bentham，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 Ⅳ，p.557，in The works of J.Bentham ，Edimbourg，1842，t.Ⅱ.

[78] Cité par Siberner，p.196.Quesnay，article “Gains” de l’Encyclopédie in Œ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ublié par Oncken，Francfort et Paris，1888，p.340.

[79] Cité par Siberner，p.204.Déclaration de Dupont au Conseil des Anciens（séance du 4 floréal an Ⅳ. Moniteur universel du 28 avril 1796，n° 219，p.875）.

[80] Cité par Siberner，p.207.Abbé Baudeau，Première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économique ，in Physionatles ，E.Dain，Paris，Guillaumin，1846，t.Ⅱ，p.472.

[81] Cité par Silberner，p. 172. Essai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in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ⅩⅧe siècle ，E. Dain，Paris，Guillaumin，1843，p.733.

[82] Cité par Siberner，p.172. Essai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in Economiste financiers du ⅩⅧe siècle ，E.Dain，Paris，Guillaumin，1843，p.461 et 489.

[83] L.Robbins，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 ，Londres，1939.

[84] J.Schump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Oxford，1951.

[85] Cité par Silberner，p.261.Bentham，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 Ⅳ，p.552 et 559.

[86] Cité par Silberner，p.193.Quesnay，article “Gains” de l’Encyclopédie in Œ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ublié par Oncken，Francfort et Paris，1888，p.219.

[87] 参见第七章第三节。

[88] Das Finanzh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paru en 1909），Vienne，1920.

[89] 参见如Lionel Robbins，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 ，Londres，1939.

[90] 这些问题并非修辞上的伪问题，但也不要求作答。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词汇。这里仅仅是对概念进行明确和对这一现象的多个方面加以阐明。

[91] 异质外交体系中的帝国主义辩证逻辑并不排除干涉、影响及控制的程度之间的区别。

[92] 这段时期的外交史被威廉姆·兰格（William L.Langer）在一本名为《帝国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的书中研究过，帕克·穆恩（Parker T.Moon）也有研究：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1927。

[93] 经典著作包括：E.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 ，New York，1935；Herbert Fri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1953。

[94] 国民收入大约为350亿金法郎。

[95] R.Pupin，La richesse de France devant la guerre ，Paris，1916，以及La richesse privée et les finances françaises ，Paris，1919和J.Lescure，L’épargne en France ，Paris，1914。

[96] 何况也不能忘了对外投资还会越来越多地从先前投资的收入中抽取。法国的对外投资重新兴起于1870年战后的1886年。它们的平均水平在1886～1890年为4.5亿～5.5亿金法郎，1891～1896年为5.19亿～6.19亿，1897～1902年为11.57亿～12.57亿，1903～1908年为13.59亿～14.59亿（这些数据出自H.Feis，op.cit. ，p.44，se référant à H.G. Moulton 和 C.Lewis，The french debt problem ，N.Y.1925）。对外放贷的收入通常都等于或高于这期间的投资数额（Feis，p.44）。

[97] A.K.Cairncros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1953，p.121.

[98] A.K.Cairncros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1953，p.3.也许下面这些数字会更让人吃惊：“从1875年到1914年的40年间，国内资本（除土地外）从大约50亿镑增加到了大约92亿镑，增加了80%以上。对外投资从11亿镑增加到了1914年的40亿镑，也就是差不多增加了250%。以绝对值看，资本投资的比例大约是国内占五分之三，国外占五分之二。国内投资大部分仅是用于维持人均资本水平，在1873～1913年这一繁荣时期，雇佣人数增长了50%。除去维持国内人均资本水平固定不变所需的资本，还有45亿镑的剩余资本，其中接近30亿镑的资本，也就是剩余资本中大约60%～65%的资本，实际都被用在了增加英国的对外投资上。”（p.4）

[99] 将资本放贷到国外是不是给这些投资人带来了比国内储户更高的收益？
　　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对法国对外放贷的情况进行了质疑：“估计1899年国内证券的收益率是平均发行价的4.28%，而与此同时的外国证券收益率则不到3.85%。两者之间的差异，无论正负，都很轻微。”（p.225）
　　费斯（p.36）引用其他法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对外放贷的收益比法国国内放贷的收益更高。它们在1903年分别为3.13%和4.20%，在1911年为3.40%和4.62%。
　　在英国的情况中，对外放贷的收益毫无疑问更高。1905～1909年，据凯恩克罗斯（p.227）的数据，收益率如下：国内投资为3.61%，殖民地投资为3.94%，国外投资为4.97%。

[100] 参见Cairncros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1953，pp.224-225。

[101] 参见Feis，op.cit. ，pp.71-72。

[102] 不过，法国的生活水平似乎在1900～1914年毫无提高。

[103] 无论这个理论是将打开销路的必要性还是将对超额利润的寻求作为原因。

[104] 此处指非洲。——译者注

[105] 在简单生产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都被完全用于消费，而C₂ +V₂ +pl₂ 的和代表了全部可以用来消费的资料总数。为了让V₁ 与pl₁ 也被消费，就必须让它们等于C₂ 。

[106] Lucien Goldmann，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1959，p.336.

[107] 这个等式被简化了，完整的应该是：C₂ +CS₂ =V₁ +VS₁ （CS₂ 是第二部门中追加的不变资本，VS₁ 是第一部门中追加的可变资本）。

[108] John Strachey，The end of empire ，Londres，1959.

[109] L’impérialisme，stade final du capitalisme ，Paris，Editions sociales，1945，p.57.

[110] 在我看来，熊彼特的错误可以解释为混淆了现代情形与古代情形。比如我们知道，熊彼特在新条件下用传统生活方式的顽固来解释阿拉伯帝国主义。阿拉伯骑兵继续实施征服是由于战争在沙漠中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正常的、适应了周围环境的活动。但现代社会却不相同，不是像阿拉伯部落那样由马背上的生活来定义的，而是由劳动来定义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并不像阿拉伯骑兵献身于战争那样献身于生意。根据经济计算，他们应该是和平且反帝国主义的，但是他们却不会把经济计算运用到全部自身存在中。J.A.Hobson，Imperialism ，Londres，1902，et Josephe Schumperer，op.cit .

[111] 在讲资源的那一章中，我们已经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就这类问题中的一个进行了考察。

[112] 我并非在断言，自1933年起希特勒就知道他接续不断的行动的每一步。不过，他的确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战胜苏联，扩大德国的空间。

[113] 我们没有忘记戴高乐的这种说法。

[114] 即便在战术层面上，对形成了莫斯科领导人外交行为特征的那些独特性和规律性进行观察，也不是不可能的。参见N.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buro ，New York，1951。

[115] 士坦堡和君士坦丁堡都是现伊斯坦布尔在不同时期的旧称。——译者注

[116]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Ⅸ，4.

[117] De l’Esprit des lois ，ⅩⅩ，7.

[118] Alexis de Tocaueville，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Gallimard，1952，Œuvres complètes，t.Ⅱ，pp.249-250.（译文部分参考了冯棠翻译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第三编，第八章，第241～242页。——译者注）

[119]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日本的著作。

[120] Œuvres complètes，publiées par J.P.Mayer，t.Ⅴ，p.74.

[121] Munich，1932.

[122] 同一社会中作为对手的成员之间的仇恨以及这种仇恨导致的残忍，比起同外国人之间的仇恨和残忍来经常是有过之无不及。然而，即便在白热化的战斗中，国内对手还是认为他们注定要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

[123] 指符合自然秩序或具有固有的终极目的性。

[124] 同样的推理也完全可以用在1945年后欧洲的两个部分上，用于白种人的两个部分上或工业社会的两个版本上。

[125] 参见第一章，第34～36页。

[126] 我在《工业社会和战争》（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aris，1959）一书中对奥古斯特·孔德的概念做了详尽分析。

[127] J.Plenge，1789 und 1914，die symbolischen Jahre in der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Geistes ，Berlin，Springer，1916.

[128]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t de la décadence des Romains ，Chap.ⅩⅧ.

[129] De l’Esprit des lois ，Ⅹ，13.

[130] 参见第二部分第八章。我们所引用的西蒙娜·韦伊的研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对罗马和希特勒的手段进行了比较。

[131] 人们也没有遗忘社会主义者马塞尔·森巴特（M.Sembat）的小册子：Faites un roi ou faites la paix ，Paris，1914。

[132] 就像1815年的法国人。

[133] Ch.De Gaulle，Le Salut ，Paris，1959，p.174.

[134] Ch.De Gaulle，Le Salut ，Paris，1959，p.175.

[135] 我们可以在1964年巴黎出版的雷蒙·阿隆主编的《历史和解释：围绕阿诺德·汤因比的访谈》（L’histoire et ses interprétations：Entretiens autour d’Arnold Toynbee ）一书中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评论。

[136] 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 ，Chicago，1942，Ⅰ，p.117 et sqq.，462sqq.

[137] 在此，我以希腊文明为例，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希腊文明让阿诺德·汤因比受到启发，提出了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理论。

[138] 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十二卷中，不同文明的演化所存在的异质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文明之间的合成时期区分了一个文明的死亡和另一个文明的诞生。

[139] 在他所做的“重新考察”中，汤因比提出可能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中国式”演化，这个模式不同于以前他以为是普遍模式的“希腊模式”。

[140] Op.cit. ，Ⅰ，chap.Ⅶ et Appendice 24，pp.677-678.

[141] 该词是斯宾格勒所使用的，而非我们所使用的。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使用的“文化”一词具有美国人类学家赋予这个词的词义，或者从狭义上讲就是指艺术或思想的创造性。我们所使用的“文明”一词有两个含义：要么指汤因比的大政治单元，要么指“文明人”一词所表达的那种存在的素质。

[142] 除非遭受了战争之类的大灾难。

[143] 至少也被视作一场解放战争。

[144] 我们能够在一本文集中找到对理查森思想的综述：T.H.Pear，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peace and war ，Londres，1950。
　　理查森最近出版了两本书：Arms and insecurity ，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60（publié par Nocolas Rashevsky and Ernesto Trucco）和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60。第一本书研究的是军备竞赛。我们能够在下面这本书中找到相关的概述和讨论：A.Rapport，Foghts，Games and Debat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第二本书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了“置人于死地的争端”。我们不会在这里对这项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详加讨论。
　　就我们本章中正在研究的问题而言，理查森的结论与昆西·赖特的结论一致，也同我们分析论述得出的观点一致。比如，理查森在1820～1949年没有观察到任何战争频率的明显加大或减小。或许存在一种大战更频繁、小战更少见的倾向。
　　不同国家参与战争的频率是不同的，而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既定的一个国家也会以多少不一的频繁程度参战。因此不可能说一个国家本身是好战的或和平的。国家被卷入战争的趋势同与它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数量相称。
　　不过，理查森观察到，1820～1949年的人口并没有伴随战争频率的相应增长和由战争频率增长导致的人命损失的增加而增长。他总结认为这是人类变得不好战的一个迹象，但还算不上是这个结论的决定性的证明。

[145] 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武力只在一方是有组织的。

[146] 叛乱是一种比暴乱更普遍的现象，但它并不以革命为结果。

[147] 参见Q.Wright，A study of war ，Chicago，1942，Ⅰ，appendice ⅩⅩ，p.636。

[148] P.A.Sorokin，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New York，1937；尤其是第三卷的第二、第三部分。索罗金的思想被清楚概述于下书中：F.R.Lowell，History，Civilisation and culture ，Londres，1952。

[149] Op.cit. ，p.638 et suiv.

[150] Op.cit. ，p.650.

[151] 我这里是以夏尔·莫拉泽（C.Morazé）的假设——Les Français et la République ，Paris，1956——为参考的。

[152] 在历史上富有成果，其成果在我们看来也可能是令人厌恶的。

[153] 斯宾格勒说的是文化，而非文明。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的衰落阶段。不过，我们还是在此继续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将斯宾格勒命名为“文化”的那些大型整体称为文明。

[154] Op.cit. ，Ⅰ，p.122.

[155] 冲突的频率和强度。

[156] La guerre dans les diverses races humaines ，Paris，1895.

[157] De l’Esprit des lois ，Ⅰ，3.

[158] J.P.Scott，Agression ，Chicago，1958.“精确使用‘侵略’一词，它是指战斗，意为发起攻击的行为。”

[159] 实际上，生物学家认为侵略性尤其存在于同一物种之间。

[160] J.P.Scott，Agression ，Chicago，1958，p.6.

[161] 参见Konrad Z.Lorenz，King Salomin’s Ring ，Londres，Methuen，1952。类似的行为也在其他物种身上被观察到。

[162] 参见J.P.Scott，p.34。

[163] J.P.Scott，p.35。

[164] J.P.Scott，p.62.

[165] 这种衍生形式可以简略概括如下：实施强制行为的暴力可以是被有效运用的肉体力量。实施强制行为的暴力也可以是一种程度降低至威胁的对力量的运用。被强制的人可以宁愿冒死亡威胁的危险也不屈服。最后，强制者还可以用更精妙的方式，即作用于他人的抵抗意志，也可以说是瓦解他人的意志。在最后一步中，受害者向他的刽子手屈服。实际上，这最后一步常常比看起来更难达成。大多数在莫斯科审判中受到指控的人，都在第一种或第二种强制方式下屈服，他们假装被审讯官“转化了信仰”。即便是今天，战胜者对人施加的暴力依然是被伪装的。阿尔萨斯人在1871年还可以抗议被兼并，而到了1940年他们已经没有可以抗议的手段。99%的波罗的海人民投票赞成加入苏联。

[166] J.P.Scott，Agression ，Chicago，1958，p.102.

[167] 就制度精神而言的“正常”。不过，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看到，内乱并不总是比战争少见，或在惨烈程度上逊色于战争。

[168] Enchantillons de civilisation ，Paris，Gallimard，1950，p.271.

[169] 祖尼印第安人是普韦布洛人的一个分支，是居住于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原住民。——译者注

[170] Enchantillons de civilisation ，Paris，Gallimard，1950，p.115.

[171] L’Homme avant l’écriture ，Paris，Armand Colin，1959（Sous la direction de André Varagac）.

[172] H.H.Turney-High，Gene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1949，p.171 et p.175.

[173] Op.cit. ，Ⅰ，p.546 et pp.560-561.

[174] Roger Caillois，quatre essais de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en particulier，le Vertige de la guerre ），Paris，1951.

[175] 参见Konrad Z.Lorenz，King Salomin’s Ring ，Londres，Methuen，1952，p.195 sqq。

[176]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1932.

[177]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1932，p.307.这种诠释显然受到了卢梭的启发，柏格森十分尊崇卢梭，每年都乐于重读他的著作。

[178]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1932，pp.299-300.

[179]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p.309.

[180]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p.308.

[181]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Alcan，p.310.

[182] 这段话以及后面的引文都出自刘易斯·芒福德为《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 ）写的文章，在其中他对自己的概念加以总结。这篇文章后被收录进《思想冒险》（Adventures of the Mind ）一书中，Publié par Richard Thruelsen and John Kobler，New York，1960。

[183] W.J.Perry，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1923 et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1942，t.Ⅰ，appendice Ⅵ，p.471 sqq.（Theory of the unique origin of war）.

第三部分 历史 热核时代的全球体系

在前两部分中，我们试着以当前形势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概念还是决定因素，理论的还是历史的分析都表明了今日时局的独特之处。

研究伊始，我们便在头三章的每一章中都提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或热核炸弹是否改变了战略和外交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被迫修正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在我们这个时代，力量或权力由何而来？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又设定了什么目标？

研究国际体系，我们会注意到全球体系的扩张、外交结构的两极分化，两大核武器国家形成了分别以其为首的两大阵营。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导致了当今的冷战局面，换言之，形成了一个充斥着威慑、说服、颠覆的局面。

第二部分中的相当篇幅也谈及了当前的形势。援引麦金德的理论来阐释当今格局是完全可行的。美苏两国的对抗可以视为陆地与海洋间、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间永恒对话的变奏曲，二者延伸至整个近代世界。然而，这一对话还增加了空间层面。借助运输以及通信手段，人们掌握了太空科学，这削弱了海洋与陆地间的对立。弹道导弹随意跨越大洋或沙漠，不久，“人造卫星”将迫使国家定义其领空高度。

在过去的世纪里，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繁荣。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某一面积内的人口数量会低于或高于人类福利最大化或力量最优化时的理想状态。在过去，国家更担心人烟稀少的灾难而不是人口过剩的风险。20世纪的人口大爆炸赶上了与福祉相容的人口密度空前增长。

同时，经济属性彻底改变了征服的意义。除非歼灭当地居民，否则主权对外扩张基本不能满足弹丸之国民众的切实需要或祈求。相比于此前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民众认为在日本四岛范围内生活更幸福。只要贸易交换足够自由，一个工业化国家不承担启动（被征服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投入，至少从短期看是合乎其利益的。

直到1945年，恺撒们的抱负还未受到自由经济学家的推论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帝国的瓦解印证了“帝国并非有利可图”的论断。然而，英国决定放弃对印度的殖民并非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而是迫于敌对时期的承诺和当时的形势。放弃印度也就等于放弃了所有亚洲属地。人民解放潮流不断高涨，势不可当。法国在印度支那以及阿尔及利亚遭到的抵抗提醒我们——如果有必要提醒的话——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还未顺应工业社会的逻辑（或所谓的逻辑）。

按照汤因比对文明的界定，西方文明（世界）是否会像衰落的古文明（世界）那样发展为全球帝国？这个全球帝国（美国的）是否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大西洋地区等同于全球帝国，这种局面的独特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苏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昔日德意志帝国的中心相抗衡。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各种“文明”融于一个单一的体系内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应当以人类社会的视角，而不再以民族的或“文明”的视角来展望我们的时代。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是指有组织的国家正规部队间的流血冲突，其历史不及“政治组织”或“正规部队”那般久远。战争作为一种组织制度，起源于近代（大约几千年前），这一不争的事实却也乏味：文明——或我们所称的文明——也是近来兴起的。事实上，从利用金属工具获取给养起，人类便成为彼此最大的威胁。战争并不是生物的本质现象：在高等动物中，我们并未发现类似于战争的行为。只有群居动物才会组织群体交战。正是这些“社会单元”离间了同类物种，挑起了敌对、仇恨以及残酷的争斗。

前两部分的分析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60年的形势由两大事件主导。技术革命诞生了惊人的摧毁力（热核武器）和生产力（征服的虚荣）；外交领域的全球扩张不仅造成了现实的异质性（国家合法性原则的多样化、政治单元规模不一），还导致了法律的同质性（联合国、国家的平等与主权）。

继而，我们将详尽地研究原子时代的国际关系，旨在达到两个根本目的。首先，点明热核时代战略和外交的独特性；其次，借用前文中对概念和决定性因素的研究来描述具体的时局。这两个目的只能一并达成。

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改变了我们称作主权国家的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方面。但它既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也没有改变政治单元的本质。因此，我们首先从高度抽象的层面，即理论层面出发，随后再逐步回到具体事物，以确定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我们将先来研究全球体系的异质性，它是外交体系扩展到全球的结果，主要由工业化国家倡导。在每个时代，国际关系总是在“政治单元”间、“军事主权”间和“自治决策中心”间展开。现如今，谁是国际关系的主角？是联合国所承认的国家？是由军事同盟或是相近意识形态组成的阵营？又或者说，国际关系的主角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国家或阵营？

接着我们会探讨当下两大独特之处中最具革命性的特点：热核武器。我们运用近似于模型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其意义和影响。人类第一次筹备着一场他们不情愿，也不期望发生的战争。威慑战略意在何为？而那种旨在以己所不欲的方式来威胁其假想敌以禁止后者做出某些行为的战略用意何在？ [1]

第十五章与第十六章将回答前两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原子武器的出现完全或基本没有影响阵营的形成。阵营的形成不过是二战局势的一种机械结果。随着这场风暴的结束，两个国家的实力得到增强：苏联尽管遭受破坏，却由于1945～1946年英法解散其部队而成为唯一拥有强大部队的国家；美国则因领土免受战乱，工业化设备增多，且垄断了原子武器。苏联在东欧建立其势力范围，也致使西欧国家结盟，作为回应，苏联继而又密切了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阵营间的传统的辩证关系符合两极平衡这种可预见的逻辑。问题在于洞悉新的威慑战略在什么程度上影响，或已经影响且仍会继续影响这一辩证。

我们下一步将重点分析中立国家，它们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发达国家。欧洲以及北美洲的阵营集结了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旦开战，胜利便属于置身战事之外的国家。然而，如果它们并不愿相互厮杀，那么在正面冲突区域外它们也必定是敌手。因而，双方都希望中立国家与之亲近，或投靠其麾下，或按其模式发展工业。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激化了两大阵营的矛盾关系，理性地说，它们虽不能决一死战却也没法和睦相处。

最后，在第十八章中，我们将分析时下的主要争端对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意义。二者的相似度如何？在哪些方面它们既是兄弟又是仇敌？各自如何诠释对手？盟国或中立国这些第三方国家又如何看待它们？

第十三章 有限的世界或国际体系的异质性

1945年以来，国际体系包含了五大洲，囊括了全部人类。

朝鲜和老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苏联和美国产生影响。外交世界仿佛一个共鸣箱：各种人、事的传闻都会被无限放大并产生回响。地球一端的动荡会逐步传递至地球的另一端。

两个超级大国所扮演的角色证实了体系的统一性。美国向北纬38°线、金门岛、马祖岛以及西柏林派驻顾问及士兵，这不仅说明美国军事力量无所不在，而且反映出欧亚军事战区利害攸关。这恰好与麦金德所绘制的外交地图相吻合：相较于欧亚大陆，美国位于岛屿上，类似于欧洲与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关系。美国试图在西欧与东亚地区保护欧亚的海岸线。它围绕苏联领土设立基地，而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传播至非洲和北美洲则是对这一部署的反击。通过宣传造势或传播制度，这个陆地强国突破了其对手的阻拦，挺入看似不受纷扰的遥远地区，这让美国很担心。

最后还有联合国，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它的效力，它都力图成为世界联盟，所有的国家都有权成为其中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缺席归咎于美国顽固的外交政策，德国缺席则是由于二战。

因此，全球呈现了国际体系的特征：任何事件不管发生在何处，相互间都会产生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单元组织成一个单一的等级，其中的两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相当于过去的欧洲列强；各国间还建立了法律外交关系。跨国机构面向所有种族个体开放。当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效仿了古希腊的竞技。古希腊竞技从未能阻止城邦间的战争，却依然见证了城邦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同城邦的公民间存在一个共同体。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奥运会，还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联合国，这些共同体都想成为全人类共同体的代表。

乍一看，国际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大国的热核垄断毫无关系。美国轰炸机即便只装载传统武器，也同样能对朝鲜、越南、易北河流域和北极圈进行军事威慑。同样，纵使苏联不持有弹道导弹或热核炸弹，其意识形态和军事行动也能发生在巴拿马共和国与古巴。

纵观历史，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张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日本图谋合力钳制英国，特别是迫使美国将兵力分别部署到两大战场。美国的战争指挥官所面对的难题类似于1914～1918年德国指挥官面临的困难。威廉帝国的两大战线是在欧洲，而美国的两条战线则一条在莱茵河，一条在菲律宾。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垮台，让美国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延伸至苏联帝国边境——如果不是一直驻扎在苏联帝国边境的话。

然而，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国际体系迟早会向全球扩张。现代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减少了过去因距离而产生的障碍。苏联两面兼顾，一边面向欧洲，另一边面向亚洲；同样，美国一边面向大西洋和欧洲，另一边面向太平洋和亚洲。当苏联与美国位居国际社会之首时，它们便将国际社会的范围延伸至全球。总之，回顾历史，外交舞台的规模大体上同参与主体的块头成比例。一国势力的辐射范围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资源。在技术恒定的情况下，政治单元的本质及其所集中的军事力量决定外交领域的扩展。希腊各城邦如果不团结一致或归顺于一个统治者，就只能沦为地方政权。欧洲国家的占地面积与其所统治的庞大帝国不甚相称，这却是由特殊的时代原因所决定的。相反，国际体系的全球化却合乎逻辑，两大强国均能调动和武装约1200万兵力，并拥有千万吨以上的钢铁产量。

武器是潜在战争的特点，它影响着外交的进程，然而，外交首先取决于参与主体及其利益、理念和实践。同样，要了解民主政治体系必须通过其参与主体，即政党；要了解国际体系也要通过其参与主体，也就是国家。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些半地下的或不符合主流条件的参与者会在台前或幕后骚动不安。前者有如压力集团或职业工会，后者则是跨国集团、超国家集团或国际集团。

美国、加蓬（50万人口）、苏联和利比亚均为联合国成员，因此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亦即法定国家。没有必要强调这一众所周知的多样性，也没有必要明确或是分析其本质，因为异质性正是全球体系的特征。

一 共同体与异质性

我们分析的出发点是：所有政治单元都或多或少明确地参照“国家”这个大家口头上都接受了的相同概念。这个概念综合了三个历史性的观点：合法性是民主的，国家相对于个人信仰而言是中立的，官僚机构是行使权力的中介。

合法性的民主特征具有两层含义。人民不再隶属于君主，他们当家做主，是至高无上的。现如今，君主间的领地交换是不可思议的。不论是西方政权还是苏联政权，至少官方形式的妥协或以物易物——将两块价值相近的土地从其效忠国划归至对方国家——是禁止的。所有统治阶级都标榜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意愿，至少是最深切的意愿。

民主合法性不仅是政体的基础，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这虽不乏伪善，但等同于默认了个人、部落、居民有权选择他们的国籍，与毫无认同感的国家决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是投奔另一个国家。所谓的自决原则或者说人民的自主权是民主合法性看似合乎逻辑的结果。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人民具有认同感，能够进行全民投票，并不断重申对国家的忠诚，自决原则在这里不会遭遇太大阻碍。但在欧洲扩张所获的殖民领地，自决原则使民族的反抗合乎道义，助力带头反抗的派别或团体取得胜利。殖民者一旦离开，这一自决原则又可能促使新的国家解体或阻碍国家的形成。欧洲的君主们同样靠诉诸武力来建立国家。非洲部落（或种族）不会忘记它们之间过去的争战，不依靠暴力手段而使它们形成一个民族国家，这只可能是幻想。

更普遍地说，人民自决权的前提是民众具备政治觉悟，拥有组建民族的意愿。当政治觉悟上升到一定层次，人民自决权首先会反抗历史上的帝国（它们没有一个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意愿之上的）：因此，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都衰败了，沙皇俄国却不尽然——这个普通的教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足以提醒我们，民族在其自身原则遭到破坏时，往往通过寻找替代原则得以幸存，而沙皇俄国正是对这些原则妥协的结果。反之，当政治觉悟未能达到一定层次而任由族群享有自决权，这可能使部落再度陷入混乱。

民主合法性和自决权并未能阻止东欧向以莫斯科政府为首的苏联式制度屈服。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历史观念曾经是或现在仍是无用的、无效的。苏联并没有正式取缔东欧国家的主权。这些国家依然保有司法机关，这也为其日后的转变和国内外自决权的增强设好了铺垫。此外，苏联不能仅仅倚仗战胜者的权利，它还是要和西方国家、卫星国的精英进行商榷。一方面，它向西方表明，暂时压抑人民意愿是为了满足历史的需要，符合拯救人类的阶级使命。另一方面，莫斯科还向它的同志们解释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与苏联的优先地位是并行不悖的。苏联是苏维埃阵营的排头兵，一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些历史观念是决定事态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既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次要原因：人们不甘愿为了他们所坚持的观点而牺牲利益，然而，即便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对此全然无视。实干家需要坚信他们的事业，以图问心无愧，相较之下，在这些反抗内心情感的理论家中更易存在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

在欧洲，国家的中性或世俗化是宗教战争的产物。从理论上讲，过去乃至现在仍有两种方法来防止教会与教徒间的国内争端：其一是强制国民皈依君主的信仰或当地的宗教信仰，其二是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事务。德国曾利用第一种方法来结束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并逐步过渡到第二种方法，这些异教徒只要守法，并低调从事宗教活动，便能得到宽恕。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教派的繁多导致了要么争端（德语：Kulturkampf）要么平等这种非此即彼的境地。欧洲大陆教会与教会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端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而认可的信仰不同、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国家的中性概念都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制度性解读，这些解读引发了争端，有些争端至今仍未平息。

国家是否能够靠赋税获得足够资金，以维系教会的运转（德国便是如此），或是像法国那样，国家无视教会的财政需求，教会得靠信徒募集资金？国家是否会按父母的意愿在小学设置天主教、新教或世俗化的教育？国家是否会根据天主教学校与世俗化学校的重要程度来分配经费？抑或国家只重视世俗化学校，不禁止却也不资助教会学校？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的这三种方案，都不与国家的中性原则相抵触，亦符合“宗教是个人事务”这一说法。不论从原则还是适时性来看，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案都会挑起无尽的争论，而每种选择又都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形势。

如今，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能建立中性国家，或是因为宗教构建了它们的民族性（巴基斯坦），或是因为传统而无法想象将世俗权力与信仰彻底割裂。这样看来，以色列倒是一个奇怪的例子。迁居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并非都是所罗门族或大卫族的直系后裔，他们只是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然而，由于他们中的部分人没有宗教信仰，或中性国家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宣告以色列将成为世俗国家。

国家的世俗化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假设国民的宗教信仰不同，那么他们的忠贞建构在什么基础上？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秩序的分化，具体的民族意识应超越对家族或本土的情感依恋，又低于超验的信仰。穆斯林人口中基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意识，因为他们分裂为不同的宗派或部落，难以认同伊拉克人的国家或约旦人的国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骤然独立，却沿袭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划分，这种意识在此则更为淡薄。

在欧洲，民族意识不同于宗教意识，它具有政治内涵，即民族观念、民族体现的价值观念以及与之匹配的政体观念。只有当国家沦为纯粹的行政工具时，才能于各种价值间中立。国家被认为体现了民族在世界范围内所必须履行的独一无二的使命，同时也为这一使命服务。“民族使命”或多或少明确地影响了某些制度，甚至是政府的建构。因此，当革命颠覆了制度以至于民族使命改变了方向时，国民便感到有权违背他们的忠贞誓言。德国的爱国志士们为了不“背叛”他们所恪守的价值观念而“背叛”了纳粹德国。

要说极权国家并非与自由国家不同，这体现在后者充当“守夜人”而前者是“信仰的守护者”这层意义上。理想地说，自由国家所允许的思想及党派的争论应在国民普遍接受的框架内展开：尊重共有的国家价值，尊重民主合法性，为争论提供基础和保障。理想地说，苏联不应当排斥关于经济的有效管理、工业建设的得失分配以及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等技术问题的争论。然而，布尔什维克慢慢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家的使命和它的合法性混为一谈，以至于国民不再怀疑这一思想理论，也不再质疑掌权者所做的诠释。

人们或许想说，国家对宗教事务持中立态度，是因为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成为今后历史争端的关键。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自由国家是允许意识形态争论的国家，极权国家是无法脱离其意识形态的国家。然而，自由国家并非缺少理念：国民可以进行讨论，但前提是他们忠于民族使命，尊重民主合法性，进而遵守公正讨论的规范。倘若国家缺乏民族统一性且缺少对合法性原则的统一认识，那么自由国家和这个共同体本身都面临瓦解的威胁。

西方文明圈外，民族国家（意指其民众具备了各具特点的民族使命意识的国家）为数不多。刚建立的国家的民众更像是混杂的人口，而非民族。大部分的非洲国家都是小国（尼日利亚除外），可它们却没有实现种族的统一，亦没有统一语言。印度是一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或许，印度人拥有“共同文明的意识”，且可以表述为“民族使命的政治觉悟”，然则这一文明意识缺少民族意识的一些要素：语言、制度、合法性等。

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担负着建立民族国家的使命。不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欧洲，国家首先是一个行政机构：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在外国首都代表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税务员、外交官、警察肩负着国家的三大职能，现代国家将这些职能委托给为此而招募和供养的相关人员。

理论上，公务员应当与国家一样保持中性，但是在一党制国家，政治家充当了政治理念的代言人或仆役，在自由国家，政治家则由辩论和竞争来推举，并依照当时共同信念框架内的主导理念来管理公共事务。然而，在民众步调不一且缺乏共同使命感的国家，不论极权或自由的方式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极权方式下，政治觉悟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多于民族意识。自由方式则放任一切离心力量。非洲和近东地区存在一种中间方式：近似一党制，但不掺杂意识形态，或者民族意识多于意识形态的内容。

那些领导独立战争的党派，或者首领曾是反殖民运动英雄的党派，自然便成为国家政党。国家的行政人员及政治家也在他们中产生（由于缺少足够的能手，人们尚不能辨别二者的不同）。国家政党并不声称他们是唯一合法的党派，不强加意识形态，但是他们限制反对派的权力，阻止其他党派与之分庭抗礼。

在如今这个人们骄傲地声明民主信仰的时代，代议制度和自由价值观却明显倒退。为此而错愕的人，只是那些孟德斯鸠所谓的将人民权力与人民自由混为一谈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不了解这一时代悖论的人。政治理念，或者说政治话语，正遍播全世界：在发展程度、历史传统、宗教和民族凝聚力方面，人口的异质性仍十分明显。根据联合国的宗旨，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的参与者。主权国家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其理想原型是民主、世俗、负责行政的国家。然而，民族国家往往流于表面：一面旗帜，几个大使，一个驻联合国使团和几百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全球体系的扩张既表现为话语传播的单一性，又表现为形势的多样性。

我们稍微浏览国际组织中国家代表的名单，就会注意到历史实体的异质性。我们无法将这些历史实体称为民族国家，宣称它们平等并享有主权。中国拥有上亿人口，而卢森堡或加蓬仅有数十万人口。仅四个国家（中国、印度、苏联、美国）的人口总和就超过了世界总人数的一半。

面积与人口数量的异质性表现最为明显，却也是最无关紧要的，至少对那些关注国际关系意义的人是如此。我们往往认为数量上的差异表明了社会体的多样性，这里的社会体意指从属于一个单一主权的人口。大国的社会并不都支离破碎，而小国的社会也未必都协调一致。恰恰相反，利比亚的社会是松散的，而日本甚至中国的社会是和谐的。无论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非洲国家，还是拥有上亿人口的日本，前者种族的多样性与后者文化的匀质性都是历史的产物。前者与后者都从观念上或是话语上参照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这本身意味着在全人类范围内传播同一势必将会应用到迥异的社会中的政治理念，其中一些社会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民族意识，而另一些仍只是部落组织或只是服从帝王的统治。

国际舆论，或者说是人们俗称的国际舆论，总是忽略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背后的历史千差万别，它们所管理的政治体亦不尽相同。然而，国际舆论不断地提醒并哀叹“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即工业化、人均生产总值以及生活水平的差异。由于发展不均的执念，且对政治团体的多样性所知甚少，人们相信发展和工业社会的主要制度就像转移机器甚至工厂那样能在短期内随意转让。不幸的是，这不过是空中楼阁。然则将这一套行为规范移至赤道非洲，虽然能提高个体创造的价值，但也意味着必须打乱当地习俗，挑起社会与人文革命。

无论如何，这场社会变革都无法避免。如今，它要么按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要么按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设计，这两大体制将人类的发达人口一分为二。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体制并非仅有的选择（它们不过是提供了两种理想的类型），欠发达国家更不必在二者中进行抉择（事实上，大部分欠发达国家不能也不该因循美国19世纪的方式，亦不该效仿苏联20世纪的模式）。

然而，人类的全球一体化，以及经济与军事权力集中于美苏两大国的形势，使得美苏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出了非此即彼的特点。在参与者与旁观者看来，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对话、一党制度与合法党争的对话、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话都被错误地演绎为殊死斗争。

因此，外交领域的单一性不单单是物质的，它不取决于洲际国家的力量，也不取决于杀伤力、交通及通信技术，而是由一套共同的政治词汇来支撑的。这套政治词汇体现了历史观念的部分共同性。然而这部分共同性涵盖了社会体的千差万别，凸显了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丑恶，政体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撕裂着这种共同性。从各国国情判断，全球体系的异质性较过去更为明显；而从联合国的法律形式、反对落后的宣言以及社会主义理念的普世性抱负来看，国际体系的同质性将更加突出。人类第一次生活在同一段历史之中，往往会忽视时而阻止时而迫使人类走向统一的因素。

二 欧洲阵营和亚洲同盟

按外交史的方法来描述国际体系，首先就应当提出：和平以降，从来没有缔结过如此多的同盟；国家间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跨国组织（教会、具有全球使命的团体）、超国家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方兴未艾；尽管联合国理论上担负着结束强权政治的使命，可军事团体空前兴盛。长久以来反对承担任何对外义务的美国也处处结盟。

通常被称为“阵营”的两大联盟，主宰着整个局势，一面是由美国牵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另一面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就好比两大巨头各自将被保护国和卫星国纳入麾下。

明确“谁先发起”几乎没有必要。斯大林与罗斯福就“与苏联交好的政府”这一表述的意义存在分歧，这也导致了阵营的形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算真正的友邦。任何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或党派都属于或被视为法西斯分子。因此，时至今日，我们明白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们的推论。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西方民主观念下构建了自由选举、代议制以及多党制。相比于罗斯福，丘吉尔也许并不对苏联领导人抱有幻想，但他一直相信人们的反抗与民族间的敌视会动摇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

没必要重述东欧是如何一步步效仿苏联建立政权并臣服于后者。仅需要注意的是，东欧国家的苏维埃化突然发生在原子时代，却又与此毫不相干。或许是共产主义的抱负，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又抑或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追求，姑且不论这些因素所占的比重，事实上，东欧的苏维埃化并不是针对原子威胁的预防措施，而是属于帝国主义或意识形态扩张的伎俩。

《北大西洋公约》不过是以眼还眼的对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希望得到英美的保证，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两大强国的参与是取胜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样地，二战后，西欧国家希望美国在和平时期承担义务，因为美国为解放欧洲做出了关键贡献。诚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设想的侵略不再来自昔日之敌，而是旧日盟友。即便如此，它所体现的思想也符合先例。此后，美利坚合众国完全被纳入欧洲体系。它曾两次表明其切身利益，意在防止欧洲出现霸权或帝国，且不论这恺撒是褐色还是红色。政治家走向未来，却不能与时俱进，他们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若早已存在，上一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因此他们相信北约能避免将来的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组建参谋部，这标志着阵营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一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和美国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集中指挥的武装部队，此外，他们担心“局部热战”蔓延至欧洲，于是自战争结束后便开始筹备战争初期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愈发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共同体，比英法在1914～1918年的同盟关系更为密切，堪比英美在1941～1945年的仅有的合作。1954年《华沙条约》的签订几乎未改变此前的状况：在《华沙条约》之前，苏联就已经拥有指挥其卫星国军队的权力（而且并不存在一体化的统一参谋部）。

两大阵营的军事同盟应运而生，尽管具有某些独特性，却仍未打破国际关系的常态。北约参谋部的建立合乎逻辑，既有对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又有实现其明确目标（保卫西欧免遭战时侵略）的意图，还出于对暂时的（欧洲国家力量薄弱）和长期的（受限于地域狭窄及行动的速度，国家军队陆空行动缺乏自主性）军事条件的考虑。威胁、目标和军事条件与主要的事实息息相关，这也是两大军事阵营形成的直接原因：两大强国在欧洲的中心正面交锋，这里既是它们作战的地点，也是砝码。

英法这两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位于另一片区域，它们今天拥有常规武器，明天或将拥有原子武器，可能足以承担起国防任务。它们能抵御常规武器的进攻，或者能够震慑侵略者（未配备热核武器的）。而目前，欧洲国家由于靠近大陆霸国，又是重要砝码，只能依靠美国的指挥才能团结一致，这便削弱了它们的自主性。

战后，德国的分裂以及东欧的苏维埃化营造了一种持续冲突的氛围。战胜国在处理领土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识形态竞争及狂热的宣传口号激化了两大阵营的交恶态势。按照19世纪“和平”一词的意思，和平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可能，而1949～1950年，国家首领和各个民族尚未能完全理解和认同这一点。《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都已缔结，大西洋和苏维埃形成两大阵营，在这个人人畏惧热战的时期投入冷战。两大阵营继续成为冷战的工具，且时刻提防热战的爆发。

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欧洲阵营这样特殊的情况。《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署国（S.E.A.T.O. [2] ）或者以前的《巴格达条约》签署国（CENTO [3] ）都缺乏文明或政治制度的共同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存在这一共同性，但这些英联邦的自治不受外来侵略的威胁，大海将它们与所有侵略者隔开：一份互助条约足矣，无须常设军事组织。至于美国与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府、韩国、日本之间的协议，则属于经典的形式：无论起草者使用何种措辞，事实都是被保护者将基地交予保护国使用。这看似保证了被保护者免受可能的侵略，但盟友的军事存在也可能将它们卷入一场毫不相干的冲突，只要提供的保障大过风险，那么这种结盟关系便能使各个缔约方受益。

在欧洲之外，苏联集团形成的条件同样罕见。苏联将它的意愿强加给东欧国家，并不仅仅因其首先发起了救亡革命、仍然处于新信仰的核心，还因其享有公认威望。苏联军队已经入驻或正在逼近，它武装干涉匈牙利，也即将插手波兰，在必要的时候，它就会这么做。一边是老大哥，另一边均是小弟，双方实力悬殊，如此一来，欧洲的苏联集团即便不是坚如磐石，也是一方独大。在亚洲，苏联集团则是双雄并立。

这一陈述并未告诉我们苏联与中国的同盟关系有多么协调、团结和持久。它只是承认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欧洲，苏联保留了诉诸武力的可能，以维护阵营的统一；而在亚洲，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太大、太强、太傲，它不会屈从于老大哥的意志。克里姆林宫必须与中南海对话。苏联人不乏劝服的理由和物质手段，却没有长久的强制工具。在亚洲，苏联有一个盟国，但没有卫星国 [4] ；美国有一些盟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建立政治-军事共同体，其盟友（韩国和日本）间的关系有时也很糟糕。双雄在亚洲的对峙好比熊与鲸、陆地与海洋间无穷尽的角力。美国主要把控亚洲沿海，将其势力建立在岛屿一带，从日本途经冲绳和菲律宾一直到台湾岛。美国在陆地仅占据了韩国这个桥头堡。

如果我们查阅美国缔结条约的文本，那么照其约定的准确含义和范围，这些条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北大西洋公约》 [5] ，签订于1949年4月4日，于同年8月24日生效，以及《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6] ，于1947年9月2日签署，翌年12月3日生效。第一个条约的第五条及第二个条约的第三条的规定至关重要：缔约方“对于欧洲或北美的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该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 [7] 。严格说来，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攻击能成为缔约国的战争借口。《北大西洋公约》补充道：“如果发生这样的武装攻击，每一个缔约国都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中第51条认定的个人权利和集体自我防卫的权利，即单独出面或与其他缔约国一道，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援助受到攻击的一个或几个缔约国，来恢复和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8] 仅按字面意思理解，美国有义务援助被攻击的大西洋国家或美洲国家，但它不必向侵略者宣战并动用其全部武力。可事实上，两大条约都接受了这层含义，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由于共同参谋部及和平年代一体化军队的建立而变得更为坚固。

第二类条约包括与菲律宾签订的条约（1951年8月30日签署，1952年8月27日生效）、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协定（1951年9月1日签署，1952年4月29日生效），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于1954年9月8日签订，1955年2月19日生效）。与第一类相比，这些条约中的关键性条款不够明确，并未声明对任一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而是规定：本条约区域内所遭受的进攻会危及它自身的和平与安全。例如，《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规定：“各缔约国都认为，在本条约区域内用武装进攻的手段对任何缔约国或对各缔约国今后可能经一致协议指明的任何国家或领土进行的侵略，都会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按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共同的危险。” [9] 换言之，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缔约国都能自由采取措施应对侵略。

第三类包括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其关键条款相同：任一缔约方领土所遭受的攻击会危及另一方的和平与安全。 [10] 此外，美国的盟友将基地交付美军支配。

仅从条款措辞来看，这三类条约亦可以按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归类：《北大西洋公约》及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互助条约都包含了缔约方间的军事合作、美国驻军基地。相反，第二类条约（例如《东南亚条约》）包含了军事磋商，但并不包含统一的参谋部及美国军事力量在外国基地的驻扎。可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又能归为一类，与第一类相区别，因为只有第一类条约使用了绝对的表述：对任一缔约方的攻击均被视为对所有缔约方的侵犯。

除了文本分析，是否还能区分这些不同联盟的目的？总体而言，在当今时代，这些联盟主要满足两大目的：或震慑可能的侵略者，或对结盟国的内政施加影响（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其次，这些联盟有助于外交上的协同配合，建立统一阵线，抵御敌人。

既然这两个目的全然不同，且每一个都与现时体系的独特性相关，如此，要么按照同盟的传统概念，要么通过低估每个同盟的特定功能，美国的同盟总易遭人诟病。

首先考量第一种类型的同盟，其主要目的在于震慑侵略者，与日本缔结的《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同盟关系可能遭到保护国（美国）或是被保护国（日本）的指责。在热核双巨头时代，同盟关系对骇人武器持有者而言既是威胁又是辅助。一般而言，只要双方都从中受益，同盟关系就会牢靠。大国允诺保护小国，后者又将其兵力与大国联合：法国和英国承诺援助比利时，比利时组织了十二个师参战。当下，如果我们只考虑热核战争这一种可能性，那么在军事上，小国对大国的帮助无异于杯水车薪（除了基地之外，而且随着弹道导弹技术的进步，基地也愈发无足轻重）。因此，有些评论家只知道同盟仅仅是建立在军事互助的基础之上，他们就会担心当保护国不再需要航空基地或导弹基地时会对被保护国漠不关心。

这种推论是错误的。美国与日本或韩国签订的互助协定一直是为了使敌人相信，如果侵犯美国正式承诺保护且派驻军队的领土，必定会受到制裁。即便当保护国不再需要被保护国提供基地时，威慑作用依然存在。

相反，保护国与被保护国会自问，这种依赖关系将给它们各自带来哪些风险。日本的一些党派认为苏联或中国的武力进攻不足为惧，所以条约没必要继续存在，它反而只会助长反美情绪。他们认为，即使日本保持中立，日本民众也会与美国民众交好。另一方面，当美国的领土也容易遭受袭击时，它便会思忖，没有建立在局部武力均衡之上的威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规避无意义的风险，它是在妥协让步和同归于尽两种可能的措施中做抉择。即便是“威慑同盟”，对保护国内政的影响可能才是条约主要考量的因素。美军撤离日本巩固了亲美党派，因为反对派失去了抗议的理由？又或是巩固了中间和左派政党，因为美军的撤离似乎意味着美国外交的失败，预示着依附关系的改变？在那些外交（组建庞大的联盟）和政治（支持同盟国内部亲美或亲西方的党派）意义多过于军事、防卫或威慑意义的同盟关系中，这些理由更是决定性的。

《东南亚条约》也有两个目的。它应作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这一共同行动的框架。它使得美国总统无须提请国会授权便能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旨在让受到威胁的政府相信，美国不会弃之不管。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受到所谓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与美国签订协议是为达到心理外交的目的：防止这些国家走向中立或是投靠苏联集团、巩固亲西方的政党或人士。

美国与某个亚洲国家、中东国家或是将来与某个非洲国家签订条约（互助条约或军事援助协定），其成本和收益视情形而定。某些情况下，向亲西方政府提供武器可以增强它们的威信；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与西方结盟使得当地政府不得人心，这些代价抵消了物质的资助，最终得不偿失。

在次级体系内，美国干涉的含义取决于当地局势。美国的干涉是在全球背景中被视为合法，还是在地区背景中被认定为非法呢？在尼赫鲁看来，《东南亚条约》是增强了自由世界的防卫能力还是将本可置身事外的地区卷入冷战之中呢？克什米尔问题悬而未决，美国向巴基斯坦供应武器是针对苏联集团，还是阿富汗或印度？

最终，这些同盟或军事援助条约是颇具成效抑或是蹩脚，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局势。除共产党外，难道政府只能与美国结盟或接受美国的援助来奠定权力吗？它是非共产党派别中最深孚众望的吗？美国的干涉会使反对派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甚至还包括那些承诺不倒向共产党的中立党派，这是十分危险的。力挺亲西方的政党或者中立分子，是防止老挝苏维埃化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吗？

相比之下，苏联的同盟政策更为简单。1939年以前，莫斯科与其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本可以吞并这些国家。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其与法国签署的互助条约成为一纸空文。1943年和1944年苏联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但很快被束之高阁，在《巴黎协定》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莫斯科也即刻宣布废除这两个条约。

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只与东欧国家、中国、朝鲜以及北越这些共产主义国家签订了互助协议，以抵抗德国（或其盟国）和日本（或其盟国）。这些互助条约都是对既有事实的肯定，而非创造某种局势。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并没有与平壤缔结互助协定。1954年《华沙条约》签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才被纳入互助协定体系。1939年以前，苏联处于孤立无援且严阵以待的状态，借助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协定来改善其外交环境。1945年以来，它所缔结的协定仅仅是为了巩固其与兄弟国的固有关系。

三 体系与次级体系

通过对政治单元的分析，我们发现采用的标准不同，分类的方式也会多种多样。相反，对参与者所构成的阵营进行描述，可以得出一个在地图上清晰可辨的重要区别。国际体系包括两片区域，一片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旧金山，途经莫斯科、柏林、巴黎、纽约，这片区域分裂为两大集团，各自围绕在热核寡头周围；另一片区域内包含一些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结盟与不结盟有诸多细微差别），它们没有并入两大阵营中。

俗称的两极体系仅适用于两大阵营所覆盖的区域：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一些中小国家向它们聚拢，处于中间地带。可是，如果把两极体系的表述应用到被视为一个体系的地球，则是缺乏根据的。

乍一看，一切似乎是发展程度不一的工业化国家所组成的两个阵营间展开的双重竞争。一个是发生在欧洲的直接竞争，德国的命运和分界线的划分是关键；另一个是间接的竞争，由世界上其他国家，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两个阵营囊括了发达的人类社会，它们相互摧残，仅仅是为了决定剩余的人类社会应采用何种方式战胜持久的贫困。反对热核战争，这一共同利益不仅促成了美苏间的微妙合作，还深刻影响了两个阵营的关系。这一分析，即便粗浅，也能看出两大阵营间的热战是荒谬的。

英联邦的自治领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仍属于西方文明。除此之外，其他大陆，亚洲、非洲、美洲在1945年时仍是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之后十五年，三件大事颠覆了世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欧洲国家在亚洲、非洲的帝国解体，二战后苏联势力的全球蔓延——其中也包括西方国家或美国之前独占的“狩猎场”（近东、南美）。在某种意义上，第三世界的确成了两大阵营角逐的主要利害所在。两个超级大国需要适应不同的局势，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总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主体的同时也仍是客体。

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态度与其内部政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关联。这些不保持中立并向苏联集团靠拢的国家，它们倾向于效仿苏联或中国的制度，或是模仿它们的做法。不过，只要宣称忠于莫斯科或者北京的政党尚未攫取权力，至少就不能明确地承认这一倾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使用苏联的武器，但它们却将左翼分子和极左翼分子投入大牢，这也包括共产主义者，而且对之尤甚。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投靠西方，这与它们的发展水平、自由或是民主的政治体制类型无关。亚洲国家与美国结盟，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地缘政治局势、当权派力量薄弱、外部威胁、地区冲突和接受军事或政治援助的愿望。这些国家在言辞或外交上与苏联交好，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程度的不同，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解释：这些国家对西方的怨恨，敲诈勒索的策略（威胁投靠敌营，保持简单的中立就要收取更多的好处），抑或是出于通过在外交语言和姿态上战胜国内极左派反对力量以解除其武装的考虑。

这些抽象的分析忽略了一个现实。两个超级大国或两个阵营狭路相逢、针锋相对，在世界各处争霸，但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这是全球体系的情况，在次级体系上却支离破碎。在欧洲、亚洲、南美洲以及中东，处处可以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但在南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却无迹可寻，尽管纳赛尔总统将拜访苏加诺总统。诚然，“插手”这个概念并不明确。在某种意义上，因为联合国的成立，所有的国家无论多小，都可以与其他国家产生联系、到处“插手”。“不结盟”阵营并非不能列入宣传或外交之旅的计划中，尽管这种提法既矛盾又毫无政治意义：不结盟的国家为形成阵营而“结盟”，它们反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反对殖民主义，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构成共同的政策。

不论次级体系的概念多么不明不白，不论它的界限多么含糊不清，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含义。在近东，以色列和邻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官方的战争状态依然持续。阿拉伯国家没有“承认”犹太人建立的这个国家。如果阿拉伯人占有武力优势且足以速战速决，他们多半会毫不犹豫地摧毁以色列。局部力量均衡是时局的关键因素。局部均衡不能因此而回避国际背景。尽管以色列在西奈战役中取胜，却没有留住分毫所占领的土地（但埃拉特如今已开放航行，联合国维和部队象征性地驻守的边境也很平静）。

大国为了避免它们所担心的战争，联合国则出于对原则的遵守，都禁止正式部队越过边境线，也迅速叫停了正规军的战斗（由于多种原因，游击队被忽略或容忍了）。人死不能复生，大国和联合国亦无能为力，它们也不能一直否认既成的事实。纳吉政府消失，其首领被枪决，但“叛徒”卡达尔却由于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受到礼遇，能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宪章的看法。对以色列而言，地区的力量均衡仍是救国图存的必要条件：这排除了既成事实的形成，也排除了突然消灭一个关键国家的可能。

其他被称为次级体系的地区并不具备近东的特点：处于战争状态又保持地区力量均衡。但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地区体系或次级体系的意义。古巴革命骤然改变了西半球的局势。中国倒向共产主义，苏联掌握热核武器、发射斯普特尼克号卫星，正如德国人所说，这些都是世界历史性（weltgeschichtlich）事件，可任何一件都无法比拟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以及这个小国的革命政权向“大国”发起的挑战，这不仅震撼了南美洲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也深深地撼动了美国的权威。南美洲潜在的反美情绪终于被释放出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反对古巴领导人的过分之举和蛊惑宣传，却担心冲撞民众情绪，民众为长胡子的大卫砍下有美元护甲的歌利亚的脑袋而欣喜若狂。

为什么是古巴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引发了拉丁美洲的震荡？原因简单明了、亘古不变：交通方式或毁灭手段都无法消除距离之于人类的意义，空间的邻近和历史的亲缘关系相辅相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作为，巴西或秘鲁的人可能也梦想能实现。总而言之，所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认为古巴的经验很有指导意义，为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远方不同种族所实现的革命却无法激起同样的热情。人类兴许是一个整体，但人们却还没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整体性。地区共同体总是比人类社会更为重要。

抽象地说，即使没有区域军事力量均衡，国家和民族也会本能地将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区别对待该历史地域内部与外部的事情，就此而言，次级体系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不能盲目地运用第二个标准，因为在某些地区，地理、种族、历史上的休戚与共远不及与远方地区经济或意识形态间的依赖关系。以日本为例，十多年前东京似乎更亲近华盛顿、伦敦甚至巴黎，而不是北京。日本置身于由海军力量撑起的联盟和基地的网络之中，它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沟通较临近的中国更为自如，日本接受了源于中国的文化，对其加以丰富，并最终按照自身特质对其进行了改造。这一悖论看似正在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对抗（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超级大国与中苏联盟的对抗）在欧洲形成了两大阵营；在北亚，鲸、熊两派也因此暂时决裂。

次级体系的第三个标准源于两个超级大国自身的较量，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的竞争砝码及竞争方式。欧洲作为一个次级体系，不仅仅是因为两大阵营势力均衡，或是具备共有文明的意识：两强的直接对抗以及军事集团的建立使得欧洲成为一个次级体系，或者是说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外交舞台。相比地区外部的局势，内部的局势更易牵动它们的神经。

同样，海洋强国与陆地强国的正面交锋赋予北亚局势以特殊性。相反，在东南亚，缺少这一正面对抗才是首要事实。它外部的威胁来自中国，而非苏联。美国冒着失去那些中立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的风险，与某些国家（巴基斯坦、泰国）联合。它直接地或通过《东南亚条约》，尽力支援老挝和南越，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渗入。于是，现有的形势既包含本土竞争（印度-巴基斯坦）、美国与最弱国的结盟，也包括可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竞争（印度-中国），还包括结盟与不结盟国家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此外，非洲的局势更是与众不同。断然判断这些已西化的精英的族群情感的力量仍过早（刚果的例子表明群众的部落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新成立国家间的和解与对抗方显露出来。马里和塞内加尔互相敌视，因为它们曾尝试组为联邦，而且前者较后者更为“进步”。法语国家与英语国家，尽管不分属两个阵营，但其当权者在不同地方所受的教育很可能表现在他们的举止甚至是言谈方式上。当前部分外交还主要流于口头辞令，会引发某种持久的争论。

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均未武力插手非洲。双方在非洲的目的不同于在亚洲或南美洲的目的：在它们看来，非洲国家加入西方阵营是徒劳或危险的，它们只须保持中立。苏联采用其一贯策略：宣传造势，在特殊学校专门培养积极分子，邀请学生，精神或物质上支持友好的或与西方有冲突的政府，等等。然而，即便苏联达到其目的，某一非洲的共和国自称“人民共和国”，这也不能与一个欧洲国家的苏维埃化相提并论。当某一非洲的共和国的当权者改变主张，这个国家兴许会“皈依”新的信仰。相较于那些毗邻物质与精神中心的卫星国，它并不会面临与之同样的压力，亦不会遭受与之同样的制裁。成为“人民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那些非洲或南美洲国家并不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一直受苏联掣肘：它们失去自主性的程度不同。倘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意图亲近西方，抑或是被其他派别推翻，效忠关系的更迭并不会遭遇类似粉碎匈牙利人英勇尝试时的那种镇压。

两大强国都重在将对方驱逐出非洲。美国希望保护尽可能多的新共和国不被共产主义渗透，不是为了在非洲建立基地，更不是为了占有非洲市场或原料矿层，而不过是希望阻挡即将席卷非洲的浪潮。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它们都不会对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本身感兴趣。但凡其易主，一方得之威望，而另一方则失于威望。而威望能增强力量，反之亦然。

在南美洲和北美洲，最后一个能辨认的次级体系情况全然不同。不久之前，西半球还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置身于冷战角逐之外。睦邻政策及美洲国家组织看似确保了美国的安全及其绝对的影响力。诚然，即便共产党在大部分美洲共和国遭禁且沦为地下组织，但它却还在宣传造势。然而，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政府，姑且不论专制的特点，它们通常都遵循华盛顿在联合国的指令。它们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亦不是同情共产党的国家，不论它们与美国关系的好坏，都不会采取“积极的中立主义”以及“以弱挟强”的手段。

事实上，如果强者与弱者的一般关系在某个地方被推翻，这便意味着该地区成为冷战的场地或是关键所在。“支援我，否则我就投靠共产主义”——那些标榜亲西方的政府想方设法地、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一理由，以寻求大国支持。“你拒绝我的，我能从另一方得到”——那些声称中立并自恃牢固的国家便会以此来要挟西方。“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援，但不愿因此而做出任何妥协。如果大众转向共产主义，你我都是自找苦吃”——类似印度的中立国家会援引这样的理由。

1960年，卡斯特罗胜利后，美国赠予拉丁美洲国家5亿美元。教训不能被遗忘：卡斯特罗主义可能广泛传播。无论如何，美国对卡斯特罗主义的恐慌总会促使它慷慨解囊，谁不想维持这一恐慌呢？

我们能够肯定地认为，美国一旦入侵古巴，苏联便会威胁使用洲际导弹，这是冷战延伸至西半球的原因和象征。只要美国没尝试，就不能确定苏联不会冒险进行军事干预，哪怕只是反击美国的行动。 [11] 可无论如何，苏联至少能在外交上影响美国附近海岸，一如当初美国插手苏联边境，这便是今后的全球力量关系格局；美洲国家间关系形成新的格局，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是主要的原因。

拉丁美洲的社会危机与其他地方一样严重，当地政府摇摇欲坠，又因邻近的美国霸权和一些（美国）大公司的行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抱怨更为尖锐。拉丁美洲要得到更多的援助，只缺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共产主义或进步分子的威胁。卡斯特罗慷慨大方地提供了这一借口。

我们可以认为，“禁猎区”的消失是外交领域一体化的一种表现。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领导它们的阵营；阵营之外，它们自由竞争，却也并非全然鲁莽或毫无节制。不容置疑的一体化并未因此消除次级体系间的大致界限，这些界限由地理因素决定，人们铭记的历史则强化或者模糊了这些界限。

四 民族领土国家的命运

在我们这个时代，主流历史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的典型：一个民族表达其独立的意愿，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国家。然而，很多作者却提到民族国家的式微或终结。

通过他们对民族国家趋于式微的分析，这一表面上的矛盾便不复存在。例如约翰·赫兹（John H.Herz）更多谈论的是领土国家，而非民族国家。领土国家具有欧洲古典时代的特征，存在于宗教战争结束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首先被定义为政治单元的统一行动，在地图上所界定的范围内行使主权。现代国家是“集中的区域单元，其主权、独立性及实力都来自其领土” [12] 。君主——国王或其资产阶级继承人——能够在其领土范围内强加意志。换言之，他有能力垄断内部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他作为领地的代表，有权利和义务对外发言，因为他需要依靠强劲的武力对抗反叛者、抵御敌人，以维护领土独立。“回溯历史，我们注意到，如今基本的政治单元为人们提供保护和安全，它调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确保内部和平，免遭外部干涉或控制。” [13]

从军事上来说，一旦发生战争，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捍卫领土：建筑堡垒防御或阻止入侵。在和平时期，国土上除了本国军队外并无他国部队。统治者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干预他国内政。空间的划分确认了外交与内政的分离。显然，国家现已失去一些在近代开端时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充分诠释了“领土权”这个概念的意义。

自和平以来，卫星飞越国家的领空。U-2侦察机飞过领空是非法的，而卫星飞过却算合法：国家领空的最高限度是多少？一旦爆发核战，国家将无力保护其国民、领空和城市。在和平时期，国家允许同盟国在其境内驻扎部队，这也意味着丧失了军事自主权。在冷战时期，观念、活跃分子甚至是游击队员都能跨过国界，更不必说跨国行动以及弹道导弹的国界渗透了。

这些不争的事实可归为三条：军事技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威望，跨国观念及政党模糊了国内与国外事务的界限，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成立了国际组织或超国家组织（大西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同市场）。

姑且说弹道导弹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威信，然而就是因为民族的特征而被削弱的吗？事实上，所有的领土国家都贬值了，因为核弹的拥有者能够在敌人缴械之前，甚至在不需要解除其武装的情况下将其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防的传统概念。不论领土面积，也不论政治团体的组建原则，一枚核弹在一个大城市爆炸，会造成二三百万人伤亡。弹道导弹或轰炸机将这些毁灭性的武器从地球的一端运到另一端。换言之，民族国家因军事技术而降级是不容置疑的，但以此为超国家组织、欧洲的联合或大西洋的统一辩护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更大的组织同样无法保护其领地或公民。

毫无疑问，观念和跨国党派能够渗透国界，可这并非完全新鲜的事物：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它是体系异质性的结果或表现。在宗教战争之后、革命战争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君主专制的领土国家反对异质性，不容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禁止君主干预其他亲王与其臣民的关系，遏止教会跨界继续宣传教义并挑起争端。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它在国内建立和平，且不搅乱邻国的安宁，这种解决方式便是正当的。为了和平，个人不惜牺牲选择信仰的权利，但只要人们认为其灵魂的救赎取决于信仰的抉择，那么这样的牺牲就并非易事。

法国大革命破坏了欧洲体系的同质性。二十五年间，欧洲人经历了背叛和易主：当普鲁士国王与拿破仑“合作”时，普鲁士军官却效力于沙皇；法国的“流亡者”与法国军队兵戎相见；共和国的一位将军成为瑞典国王并与母国交战；另一位共和国将军与同盟君主并肩作战反对他的祖国，因被法国军队的炮弹击中殒命；德国人向往“自由”和“雅各宾主义”，一如法国人缅怀旧制度。边界不可渗透、民族保持政体的统一，其前提条件都在于国家一致认可其体制及政府的合法性。19世纪，潜在的异质性尚未表现出它的全部后果。神圣同盟镇压革命者并未持续太长时间（然而，1848年，沙皇仍履行神圣同盟的原则，镇压匈牙利革命，解救其兄弟国奥地利）。传统的外交与跨国行动相结合，出人意料地控制了争端。即便军事设备滞后于可支配的资源及可能的技术，国王也安分知足。跨国运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要么势单力薄（第一国际仅仅在回顾历史时具有历史性意义），要么其领导人保守有余激进不足（俾斯麦为了也是凭借普鲁士王国统一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向国家发起意识形态斗争，力求将国家融入一个更高级的体系，民族主义的目标不可能像具有全球使命感的运动那样宏伟远大。

如今，国际体系的异质性将国家间意识形态竞争的含义推向了它的极限。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合理的秩序（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同时，对那些与其原则相悖的政权，拒不承认其历史的或人文的合法性。全球体系的扩张不允许采用宗教战争末期的绥靖手段：根据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行隔离，使得观点无法渗透边界，敌人也无法入侵。如果世界上只有两大阵营存在，严格说来，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可如今，意识形态斗争不可能靠分隔空间来抑制或解决，原因很简单：即便两个超级大国成心达成协定，双方也不可能确保不传播它们各自的观念。

在两大阵营内部，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政体上，民族与国家都参照同一个合法性原则，发展程度也并非差距很大。诚然，苏联最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但它依旧保持了民族性（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和亚美尼亚的）与苏联公民间的差别。这一差别确实存在，造成了多民族帝国与民族国家规模上的差距。可是，在理论上，苏联各民族有权分立，仅凭它们自己的意愿归属其中。 [14] 来自不同民族的美国公民趋于融为一个“寄居民族”。无论如何，广袤的领土与血统的多样性使得美国更接近苏维埃模式而非欧洲模式。

在两大阵营之外，异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它关乎政治体本身。正如我们提到的，新成立的非洲的共和国由于太小而无法拥有现代经济或国防，因为部落繁多而无法形成凝聚力。或许有人会说，非洲国家尚未成为民族国家或者亚民族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的不是统一民族国家的问题，相反，欧洲这些地道的民族国家因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而失去社会地位，它们试图以国家间的或超国家的组织形式 [15] 实现统一。一边是几内亚共和国，有着350万人口，力图在其领土上实现完全独立；另一边则是有着5000多万人口的西欧国家，它们自恃落伍，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十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它们中的一些与非洲国家一般大小，另一些却拥有面积堪比两大巨头的领土，一些国家（日本）与法国或德国一样具有凝聚力，另一些（印度）与苏联一样也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和语言。时至今日，印度人口的多样性看起来并没有严重削弱其对联邦国家的忠诚。然而，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士已几次三番点燃语言争端，显然希望破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联邦国家的团结。其他国家，如缅甸、泰国、锡兰，国土面积虽小却仍包括诸多“少数民族”（与我们所称的欧洲“少数民族”意思相同）。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次级体系中，体系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也表现得千差万别：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有时直接并粗暴地表现为两大党派，甚至是两个政府的竞争，这些党派各自依附一方，效仿为其提供庇护或给予其启发的国家的制度。 [16] 然而，多数情况下，党派表达各自国家或所属文化圈中的部落、社会或民族的现实，它们寻求获得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或者不谋而获。 [17] 在同一次级体系中，两个国家（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异质性既取决于国情（或部落的现实）又依意识形态（地区的或世界的）而定。新成立的国家，其制度及民族的统一往往会遭到威胁，这一切好似它们既要亲历19世纪欧洲民族的纷争，又要体验20世纪的社会冲突。

是否就应由此而认为，在西方文化圈外，领土民族国家尚未兴起便日暮途穷？那也不尽然。领土国家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游击队员的渗透，但它并没有经历过防御工事、意识形态中立以及不干预内政的时代。不论愿意与否（volens notens），它还未享受到封闭国家的福利，且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便已参与到大国间的对抗中。国家虽然经历内部的、地区的或外部引入的争端，但无论如何，它仍力图获得自身的发展。事实上，领土和民族国家是所有新成立国家意图实现的类型：领土意指在国土境内统治者有权利做他希望做的事情，民族意味着统治者力图成为民族的代表，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亦非其所辖民众的首领。1961年5月，2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会聚蒙罗维亚，着手起草睦邻准则，相当于试着找到一种介于神圣同盟与冷战间的关系模式。

纵观历史，民族国家并不过时，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而言，它是初露端倪的一个目标，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宗旨。这些由民族主义者新创建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或几个族群拒绝由其他种族或是来自其他大陆的族群管理。如果说民族存在的前提是文化共同体或政治存在的集体意志，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么民族主义并非总是源于民族。

这些仅有几百万人口的新国家是否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存在于历史现实，而在法律拟制中无法存活？我对如此仓促地做出结论保持警惕。联合国是建立在某些民族-领土国家的概念之上。在现有形势下，即便是力量单薄的国家，其执政者也能够依照国际法，判定某个超级大国军事入侵其领土的行为是否合法，有能力同意或拒绝将某个战略要地交付给超级大国。当然，这种双重权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超级大国会从心理及政治方面干涉小国内政。既然国际法禁止，且出于审慎考虑而不允许使用武力（常规武器），那么，相较于超级大国，精英坚定地联手的国家和民心所向的国家反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不与两阵营为伍，而其领土也不必受冷战波及。换言之，一个没有军事自卫能力的国家并非不能存活，个中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二元结构、不乏伪善的联合国理念以及国际舆论。

小国无力生存是出于经济原因吗？毫无疑问，国家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最佳状态。可是，这一最佳状态并不一定具有普遍的特点，即在既定时期内，地球上的某种最佳状态并不一定最有利于生产、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再者，我们知道，经济利益这一概念并非单义的。在某一时期，福利最优化并不一定与发展顶峰期相吻合。不同领域的劳动分配可以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在此我们只提出或提示一些看似确凿的命题。

存在一个与人口数量相称的最低界点，低于此，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总开支会过于高昂。如此，人口少于百万的国家显然是不合理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当地资源（加蓬的石油、卢森堡的铁矿）给予人们维持独立的条件和欲望。在西非，如若几个共和国合并，行政和政府的总开支将会缩减。可是，自然资源相对较富足的国家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后会蒙受损失，即便这个整体能提高较大国家中每位公民可支配的收入（科特迪瓦所征收的税将部分用于西非国家的其他地区）。

我们暂且搁置国家的总开支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议题，从某些方面看来，它并非关键议题。最重要的是清楚什么是最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经济共同体的解体令人悲叹，因为它中断了长久以来缔结的纽带。但所有欧洲国家在经济上都得到了发展，其中也包括诸如奥地利这样曾被认为无力生存的小国，这体现了工业体系的柔韧性，也表明了赋予某特殊形势所得出的教训以永恒意义是危险的。

我们观察非洲和美洲的这些新国家：至少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因素能够决定最有利于发展的框架。这两个因素往往不相协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权威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在非洲，大多数民众的种族意识强于民族或国家的团结意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的巴尔干化要比帝国主义更糟。然则，小国并不一定就具有凝聚力。即使只有100万人口，也存在芜杂的部落。至少，掌权的西化精英相对而言更有凝聚力，与被统治者更为亲近，因此他们更有可能维持权威，且不致引发极端暴力。即便是塞内加尔和苏丹也没能成功组建联邦。兴许，小国是超越部落传统、培养国家忠诚度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就是效忠于一个遥远而抽象的现实，即民族或国家）。

我们着重指出两个相反的论点。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带来的激情和偏见，不久便会根深蒂固而难以根除，最好立刻从部落过渡到大的联合体；针对这个相左的意见，我认为，直接跳过小国阶段是合乎期望的，但这不大可能实现，至少，在将武力视为不合道义的年代是不现实的。另一个异议是经济方面的：在如此狭隘的范围内哪种发展是有可能的？可以肯定，更为宽阔的框架在理论上自然更好，但这需要改良土地或耕种方式，改善通信条件，或开发原料矿层。侏儒国家也可以进行初级阶段的发展，但随着发展的推移，困难也会不断累积。

国家越小，发展就越需要专业化。规划者越在产业部门之间进行选择，最终确定的产业就会越依赖外部市场。许多新国家都委任公职人员来启动和引导工业化。除了非洲的发展条件以及施政者的轻虑浅谋这些内在困难，狭隘的框架无异于雪上加霜。毫无疑问，在经济方面，限制“非洲的巴尔干化”更为可取。

因此，在现阶段，民族的凝聚力是首要之需。相较于一个时刻受到解体威胁的大国，一个受制于人的小国更有优势（而且非洲国家共同市场或国家间协定可以减少诸多小国的缺陷）。

基于这些考量，断言在非洲小国有时比在大国更易存活不过是看似矛盾罢了。在传统意义上，只有具备一定防御能力的国家才能生存。但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小国无力与超级大国抗衡时，超级大国总会出于各种原因让小国存活下去（最常见的原因是无法就领土的分配达成一致）。小国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这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失去了占据其领土本可获取利益的可能；又或者小国形成了一个中立地带，充当超级大国边境之间的缓冲。这样，小国常常得以苟存，并非因为其自身的防御力量，而是因为符合超级大国的利益（让其苟存的利益）。军事防御手段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次要工具。

今天，超级大国拥有的摧毁小国的手段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超级大国不需要让这些小国缴械，便可以摧毁它们以及它们的城市和人民。然而，只要热核垄断未能成形，又或者甚至是存在这一垄断，这些超常规的武器也不会用于次要冲突。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试图挥舞“热核之刀”来恫吓小国。 [18] 它们更青睐使用破坏颠覆来赢取小国，而不是通过核恫吓或者侵略。然而，反颠覆的能力取决于国家的凝聚力以及政府的权威，而非资源的多寡。当下，面对这种最有可能的侵犯方式，国家以及领导人的团结才是最好的防御。因此，在和平时期，新国家的防御力量不止一次地和它们的大小成反比。

况且，在全球体系内，促使欧洲强国尊重小国之独立的理由有利于各个国家，甚至是更广阔的地区。强国可以心照不宣地接受一个不结盟的非洲，正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商定保留一个中立的比利时一样。大国相争，地理位置优越的小国便能渔翁得利。

照此分析，随着侏儒国家不断增多，欧洲国家的式微也算符合一定的逻辑。侏儒国家不是“大政治”的主体，相反欧洲国家却不断成为“大政治”的主体，因为欧洲国家富裕而且潜力巨大。它们决定不屈从他人，也不甘于中立，它们为最终建立一个超国家整体而迟疑不决，而这却是实现完全自治的唯一途径。这些昔日的欧洲大国缅怀辉煌历史，它们在蠢蠢欲动的不结盟企图和融入超国家的意愿间摇摆不定，它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成为领衔的主角，却拥有过多的资源而无法委曲求全。

军备竞赛很可能对这些国家的最终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大国，说大也不大，小国，嫌小也不小。

***

外交体系的全球扩张、工业社会的普及以及国际司法秩序中的美式哲学的获胜，形成了我们正在描述的特殊局势。在一个世纪内，昔日欧洲列强只是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只有其中的大陆国家跨过了强国的门槛。只有工业上足够先进的国家才拥有力量：敌对各方的共同利益互不相犯，它们在全球各地相互对抗，却又结盟反对战争。在现代社会的文明区域外，所有民族都妄想取得同样的富国强兵之道。然而，欠发达国家甚至都无法构成一个单元，哪怕是对立的单元。一部分是小国，另一部分是大国；一些倚仗苏维埃意识形态，另一些则属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些是中立的，另一些是结盟的，与这一方或那一方：这三种抉择并不是逐条对应的。不论是它们的种族、文化还是生活方式，欠发达国家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不同文明从此被纳入同一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比两种体制或两种主义的对立更为严重。而多数民族都宣称追随其中一个政体或学说。两大阵营各自为政，它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一种工业社会模式），加之联合国代表了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这些都暂时掩盖了异质性。

两大阵营都渴望博取前殖民地人民的好感。除个别欧洲国家外，双方竞争激烈，竞相批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从前臣服于欧洲人的“野蛮人”，并没有脱离帝国回归传统或是大兴兵戈称王割据。他们按照宗主国遗留下来的模式组建政治生活，在法律上，他们随即被认为与历史悠久的国家和今日的大国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再有人敢暗示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其文明的平等；一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排除个体在智力或智慧上的不平等。

第十四章 威慑战略

威慑是两个人或两个集体间的一种关系形式，自人类社会出现便已存在。孩子撕破爸爸书架上的书，很可能会被抽耳光，这一可能性打消了孩子撕书的念头；又如可能的违章罚款劝阻开车的人不要在蓝线区域超时停车。如果父亲以打耳光来威胁，这便是明确的威慑；违章罚款的威胁依靠法规实现，负责检查的警员人数越多，威慑就越有效，即便驾驶员对行政处罚无动于衷，交通事故的风险也会让他放弃闯红灯的念头。换一种说法，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因害怕可能的后果、法律的制裁和他人的恐吓而不去实施某一行为。

在两个具有主权和武力装备的政治单元间，即便不存在明显的威胁，威慑机制一样能发挥作用。在20世纪，人们丝毫不会怀疑，瑞士如若遭到攻击必会奋起反抗。瑞士人通过牺牲，多次证明了他们武装和训练军队的决心。瑞士的军队力量足以让可能侵占它领土的进犯者付出高昂的代价。瑞士威慑外来侵略的能力来自其政府积累的物质资源，以及外国元首认为该民族所具有的勇气和团结。

根据定义，中立国寄希望于威慑：它并不打算将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之上，只是说服他国不要干涉它。按此前我们所取的防御与攻击之意 [19] ，威慑力量介于防御力量与攻击力量之间。威慑与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有所不同，因为一国威慑他国，可以武装干涉偏远的地区。威慑亦不等同于攻击，因为它偏向预防而非煽动对方采取行动。

一国如果仅是为了防止他国有针对性的攻击而使用威慑力量，则属于纯粹的防御。中立国家只为自己、自己的利益使用威慑手段。将军事力量完全用于防御符合防守性外交的要求。当中立国的军事实力更胜一筹，入侵者从征战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时，这种外交手段便更具胜算。

过去，中立国采取防御性的军事手段进行威慑，强国却并非如此。马奇诺防线未能阻止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或吞并格但斯克。诚然，武力冲突爆发之前，马奇诺防线在双方的意志较量中可以发挥作用。假设柏林和巴黎都将马奇诺防线视为法军发起攻势的起点，那么该防线同时也保证战争不会波及法国领土。如果防御堡垒成为法国资源的一部分，极大改变可能的敌对形势，那么英法爆发全面战争的威胁便会劝阻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也会吓住纳粹德国的首领。即便如此，一个强国总是要有能发起攻势的军队，以防其盟友遭受他国攻击。防御外交，正如我们所说的，即注重维持现状，但并不意味着其军队仅用于防御。

1938年，法国试图威胁希特勒打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念头：希特勒不受恫吓，法国和英国更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投降，而不是兑现它们的承诺，即实施威胁。1939年，英国倡议与波兰签订互助条约，意在借此明确示范，打消疑虑，威慑希特勒。英国没有背弃其诺言：它破釜沉舟，与波兰签署协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要么背信弃义，要么背水一战。这就是当时的战争。

尽管以上对历史的回顾相当粗略，但我们还是由此知道——如果有必要知道的话——威慑机制并非始于原子时代。英国学者们所谓的消极威慑，与中立国家的威慑一样，即防止对拥有威慑手段一方的攻击：威慑的主体也是其唯一的受益者。积极威慑，一如法国与英国在1939年时为波兰的利益而实施的威慑。现在与过去一样，威慑取决于试图阻止他国的国家所拥有的物质手段，以及威慑的客体赋予以制裁威胁它的国家的决心。现在与过去一样，威慑主要关乎心理问题和技术问题。采取防御外交的国家如何让在外交上采取攻势的国家相信它将实施威胁呢？现在与过去一样，最常用的两种手段有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和瑞士的防御准备：郑重的承诺基本阻断了退缩的可能，以行动表明决心。

原子时代，威慑有何新颖之处？答案自然浮现在脑中：新颖之处在于实施威胁后的物质结果。希特勒知道法国和英国都渴望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便战争胜利，法国也会进一步被削弱，并导致大英帝国的瓦解。实施威胁更有悖于恫吓方的利益，因而这个威胁更不足信。然而在1939年，实施威胁既非荒谬，也绝非不可能，因为对于执政者或是两国的大多数公民而言，战争本身显然比投降更可取，这导致了希特勒帝国的胜利。战争首先是昂贵的而非灾难性的。它不排除一方最终获胜。无论如何，伦敦和巴黎的执政者更倾向于没有战争的和平，而不是胜仗。换言之，他们认为战胜后的情况将会比战前的情况更糟，可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抵抗希特勒，情况也将会比武力反抗的结果更糟。希特勒有理由不相信这一威胁，但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实施他们的威胁亦是合情合理。那先使用原子弹，接着使用热核炸弹，将会是何种局势呢？

几千年来，人类所使用的武器都无法与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日而语，读者兴许对此并不陌生，却可能无法精确估量军事革命的量级。“一个武器袭击城市和民众，其威力是十年前的上千倍，是二十年前的百万倍。一枚炸弹所含的威力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交战国使用的所有炸药，或大于以往人类战争中所使用的任何形式的能量总和。然而这种能量浓缩在一个装置内，通过传统飞机运载，且这种飞机有上千架。即便没有上千枚，全世界也有十来枚，甚至上百枚这样的炸弹。” [20] “量变引起质变”这一平常的表述从未表现得如此惊人。历史的进步从未如此显著。十年间，千吨级（数千吨TNT炸药）炸弹发展成百万吨级炸弹（数百万吨TNT炸药）。运载工具领域也经历了同样的进步，继轰炸机时代后，人类开启了弹道导弹时代。时速不再以百公里而是以千公里计。导弹跨越洲际所需的时间不再以时而是以分来计算（从苏联到美国只要30多分钟）。为什么人类不坚信新时代的到来？最简单且合乎期望的解释莫过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言——“除了和平，别无出路”抑或“战争是不可能的”。

显然，两种表述都不正确，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是矛盾的。如果热核战争不可能发生，那么按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如何通过这一不可能的威胁去震慑他人？的确，这正是“热核威慑” [21] 的悖论：倘若无法实施威胁，那么它又怎能成为威慑的方法？使用威胁是因为威慑的主体和客体都认为具有实施威胁的可能性。

人们驳斥这种不可能性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的确，人们认为实施威胁是可能的，否则威慑无从发挥作用。但所有拥有可怕武器的国家都渴望不使用它。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筹备着一场不愿意发动的战争。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互不交战，即不自相残杀，这一利益远比他们在世界各地对抗的砝码重要。随着杀伤力的不断增强，“热核装置” [22] 的持有者更为谨慎。自轰炸广岛和长崎后，一切都发生过了，仿佛人类已经信誓旦旦，承诺只使用过去的武器而将日后的武器囤积起来。

毋庸置疑，热核武器最明显的效果是打消了两个超级大国发起全面战争的念头，促使双方保持克制，不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因恐惧而维持和平的乐观看法（或至少，因害怕核弹引发惨重灾难而限制战争）是建立在过去十五年的经验之上的。

可是，这段经验过于短暂而无法肯定或否定一个理论。况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明显处于下风，至少在与美国的原子弹或氢弹的较量中是如此。在最初阶段，美国独自垄断原子武器（直到1950～1951年）。在第二阶段，苏联拥有原子弹，1955年才拥有氢弹，战略轰炸机是它仅有的运载工具，它不仅数量少于美国，而且起飞地点距离目标更远。1959年或1960年，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苏联与美国这才形成了真正的势均力敌的局面。多年来所讨论的恐怖平衡其实是近来才出现的。 [23]

学者们，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们，创建了热核威慑战略理论，但这一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推断，缺乏实际经验。谁也无法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对方会认为威胁合乎情理。此外，武器发展日新月异，数月或数年后，基于某一热核武器装备的推论便不再适用。理论可能像武器一样落伍得很快。我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两个核武器国家间可能的典型模式，从而将历久弥新的真理与有赖于军备过渡阶段的建议区分开来。

模式法的论证不需要借助博弈理论。策略理论家自发地绘制了战争的模式（坎尼会战、洛伊滕会战）。热核战略的理论家们也应当绘制双头垄断的关系模式。 [24]

一 三种模式

一枚核弹在莫斯科、纽约或巴黎市中心爆炸，会造成两三百万人伤亡，会大面积摧毁城市，且散落的放射性尘埃会扩散至数十万米之外。对这一命题，各国的第一反应是宣告热核战争不会发生。希罗多德古老的格言从未如此准确：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

但是，放眼未来，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的前提条件是，受热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在遭受第一波攻击后仍然可以反击，并能给敌人造成同等量级的破坏。换言之，我们设想两个持有热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情况。要么一国先发制人消灭敌人，自己全身而退。要么一国后发制人，仍有能力进行还击，且给对手造成同比例的损失。我们称第一种情况为逍遥法外（l’impunité du crime，即所谓的两大强盗），第二种情况为罪罚均等（l’égalité du crime et du châtiment），这也可能是同归于尽。在什么情况下，这两种模式会成为现实？两大寡头何时会像强盗一样正面交锋？或相反，何时可以指望攻击与反击、先发与后发 [25] 具有同等效力？简言之，两种情况至关重要：一是热核装备是不堪一击还是无懈可击，二是两国领土的自然特征与人口特点（领土面积大小、城市人口密度）。

第一种情况清晰易懂。设想其中一个寡头率先使用热核武器，按常理，它会攻击对方的热核武器装备。实际上，如果它摧毁了这一装备，便能任意摆布对手。相反，如果对手仍保有热核武器，即报复的手段，它便会受到同等程度的还击。热核装备的脆弱造成了两大强盗的局面。随着热核武器的牢固性不断增强，局面便导向罪罚均等。

然而，坚固的热核武器也不足以让受害方对侵略国的报复达到与自身损失相同的程度。即使以色列或者法国拥有核武器，且量级分别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同 [26] ，罪罚均等也只能是绝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相对意义上的。当法国和以色列受到第一波攻击，它们将不复存在，复仇也只是秋后算账。惨烈的报复还不足以让侵犯者致命，可是，受到攻击的受害者却无法存活。

确实会有人回应说，破坏超过一定程度后，人们就不会再权衡多与少的区别了。几分钟内，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五分之四或是十分之九都没有什么差别。不论是对国家元首还是对市井百姓而言，这都是“绝对的灾难”，是另一种形式的世界末日，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展望未来了。

事实上我不知道，当难以忍受的破坏程度超过一定界限后，国家领导人是否会或将会权衡多与少的差异。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抽象分析中，超出一定程度的损失后就不计算其相对的破坏程度是不合理的。有人认为周恩来总理曾经预测（我希望这是毫无根据的），经历过一场热核战争后，英国只剩下几百万人，苏联或美国仅剩下几千万人，中国还剩下几亿人。我们对数字稍做修改，就更明显了：经历同样程度的破坏之后，面积狭小的国家，其5000万人口就消失殆尽，而拥有广袤国土和9亿人口的国家，即便是极为不幸的，数十年和百年后便能重整旗鼓。

纯粹的热核对抗模式表明了两个胜利的概念，它们在本质上与传统理论中胜利的概念毫无二致。绝对的胜利意味着一方迫使另一方缴械，能够至高无上地裁决和平的条件。与以往不同的是，缴械仅需要摧毁反击的能力，即热核武器装备。即便被解除武装的寡头仍保留舰队和军队、防御堡垒和战舰，也无关紧要。理论上，毫无还击能力的寡头被迫投降，由于没有了自卫和报复的能力，它很可能被夷为平地。相对的胜利并不一定是谈判或与其中一个参战国签订优惠条约的结果。实际上，相对的胜利是指双方所遭受的损失不同。它很可能在相互交恶中获得，当然这并非无法理解：在非致命的热核交战后，处于劣势的决斗方接受战败和约，尽量减少损失。

只要我们面对的寡头是世界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这两种纯理论的模式就不大可能实现。事实上，第一波攻击并不能彻底剥夺对手的反攻能力。此外，大国的领土在遭受几十枚500万～1000万吨级核弹的轰炸后，不大可能予以侵略者同等程度的还击。简言之，最可能的模式介于两种纯理论模式之间，可以称之为罪罚不等（l’inégalité du crime et du châtiment）。

热核威慑的乐观理论家 [27] 要么对罪罚均等以外的模式一无所知，要么主张超过一定限度再计算得与失毫无意义。悲观理论家 [28] 则要么不排除与逍遥法外类似的情况，要么无论如何都绝对倾向于罪罚不等的情况。

事实上，假设两大寡头都了然于心 [29] ，后发所蒙受的损失是先发的三倍。这样，率先发起进攻的国家会获得相对胜利，双方都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况。诚然，即便是取之不易的胜者，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它也会倾向于不开战，而不是获得相对的胜利。可是它又认为宁可取得相对的胜利也不要相对的失败。倘若它怀疑对手会选择相对胜利而不是和平，它便会先下手为强，因为与丰特努瓦传奇不一样的是，胜利属于打响第一枪的国家。换言之，从抽象的角度讲，所有罪行与惩罚不对等的情况都有风险，尤其当这种不对等应归因于热核武器装备的脆弱性时，美国称这一风险为先发制人的攻击（preemptive blow），即怀疑对方将要发动进攻而先发制人。“预先”战争不同于“预防”战争。“预防”战争是认为时机成熟时，蓄意发动战争从而避免力量对比的恶化，或为了把握有利环境。“预先”战争则发生在危机时刻，它并不是为了获胜而牺牲和平，而是料到不久就会遭到攻击。

必要的时候，悲观理论家也会承认，罪罚不等并不会阻止强国打消对手的发起直接攻击的念头。还击造成的损失即便少于攻击造成的损失，却仍超出了侵略国执政者所能容忍的限度，或者至少他们不确定报复打击所受的损失是否处于尚可接受的范围。可如果超级大国只能靠威慑来阻止针对其自身的攻击，则无异于回到了过去中等或卑微强国的水平。如果美国可以打消苏联对其发起进攻的念头，却无法阻止苏联攻打西欧，美国就必然囿于“美洲要塞”战略。在热核战略时代，威慑力量仅够自卫的国家无异于火药时代的中立国。

抽象地说，分析至此，即当我们思忖热核力量的对比给威慑能力带来的影响时，便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威慑这个动词还得补上两个成分：威慑谁，以及拿什么来威慑？美国能否打消苏联进攻的念头，或威慑苏联不攻打西欧或韩国？美国一旦遭受直接攻击，其反击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热核武器装备的哪部分能躲避敌人的轰炸？另外，假设苏军占领柏林，且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郑重宣布不采取针对美国的行动，那又会发生什么？哪位美国总统明知这会牺牲上千万美国人的性命还会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S.A.C.） [30] 发起反击？设想苏联以常规武器攻打西欧某国或整个西欧，我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质疑。若攻击的对象并不是核武器拥有国——我们所指的是极端的挑衅——那么，反击取决于具有威慑力的国家的决心。可是，什么样的军备状态可让这个决心既看似可能又合乎道理？

通常的理论是把三种模式（逍遥法外、罪罚均等和罪罚不等） [31] 及三种威慑方式（直接攻击、极端挑衅和轻度挑衅）合并。显然，两大强盗的情况是最不稳定的。即便情况完全对称 [32] ，它也仍不稳定，以致无法持续。其中一个强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消灭对手，以摆脱难以忍受的威胁。既然先发制人灾难就能永远消失，那为什么要为可能发生的灾难而困扰？幸好，这种“理想”的情况仅仅是纸上谈兵，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拥有摧毁对方所有报复手段的能力，且都不确信自己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另外，如果我们想象以色列和埃及两国的未来，假设二者相对处于两大强盗的状态，它们仍应该考虑其他热核强国的反应。

此外，还可能是只有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明显地削弱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热核武器装置，而另一个不行，也可能是两国都能先发制人大大削弱对手的热核武器装置。总之，我们脱离逍遥法外的模式，进入罪罚不等的现实世界。罪罚不等的原因有两个：只要先发制人，双方都有能力攻击对方的热核武器装备（反击力量战略）；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因为出击更慢使热核武器的效力被削弱，更多是由于遭遇了对手大规模进攻后，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热核武器的无组织性。

我们能从这种不对等的局面中推出哪些合情合理的结论呢？首先，我们假设一种对等的局面。我们认为不对等越明显，不稳定性便越大，因而更接近两大强盗的局面。相反，局面愈对称，先发制人的意愿便愈微弱。与罚不及罪这一荒谬行径相比，罪罚不等并不严重。当各方的热核武器装备都让对方无懈可击时，当相较于攻击能力，反击能力只会因社会结构涣散而被削弱时，两大寡头便坚信，只有它们拥有反击能力，才能摆脱对热核珍珠港的恐惧，完全陷入对全面战争的理性恐慌中。

然而，如果先发制人的意愿减弱，如果对直接进攻的威慑得到增强，那么，针对挑衅的威慑，哪怕是针对极端挑衅的威慑便会遭到动摇。事实上，若两大寡头因惧怕冲突而不去挑衅对方，那么即便是次级冲突也会逐步扩大并上升至极端。然而，热核武器的脆弱或将升级风险。面对重大危机，两大寡头越发清楚地意识到罚不及罪，因而它们更倾向于预先发起攻击。相反，如果两个超级大国都丧失了攻击敌人热核武器装备的能力，如果双方除了攻打对方城市（摧毁城市战略）就别无他法，那么唯恐对方主动进犯的困扰便不复存在。它们都坚信自己拥有报复的能力，不相信对方会铤而走险，因为涉险犯罪会招致同等程度的惩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局面越发不可能升级，而且热核武器对轻微挑衅施加的威慑，即便没有举起武器，也不复存在。换言之，当惩罚程度趋近与罪行相等，两大寡头间的关系趋向稳定，就可以排除次级冲突的升级，也使热核末日变得渺茫，使有限的战争更为可能。一面是残酷的战争，另一面是有效的威胁，即针对各种挑衅发动此类战争的威胁，二者是不能同时发生的。

这是否意味着一旦热核武器装备无懈可击，换句话说，一旦无法实行攻击敌方装备的战略（打击军事力量战略），那么，即使是超级大国，它们也只能进行第一种类型的威慑，即防止直接攻击拥有报复手段的国家吗？我不相信这点，原因有二：即便缺少针对对手军事力量的战略，率先出击，即使只是破坏对手的通信和指挥系统并戒备自身的防御网络，亦能占夺先机；此外，每个超级大国都能够向对方表明，某些领土和某些砝码对它而言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其自身领土和自身生存。

理论上，可以合理地断定，热核武器装备的相对坚固、罪罚的近乎相等，增大了全面战争的不可能性，因而也增加了局部战争的风险。而由此推断超级大国不能再保护其盟友，抑或热核武器的扩散势在必行，却是不合理的。威慑战略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武器以及运输工具的技术决定威慑战略的条件而非结局。

二 多与少的意义

受到威慑的国家会认为不作为的局面比有所作为的局面更为可取，后者可能导致预想的后果，即在国际关系中，将明确的或含蓄的威胁付诸行动。一个国家越相信威胁会付诸实施（假设它不予理睬），认为实施威胁对该国的影响令人生畏，认为克制所带来的前景更能忍受，那么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受到威慑。因此，成功的威慑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心理的（威慑国能否让可能的侵犯国相信威胁是严肃认真的），一个是技术的（如果实施威胁，又将发生什么），最后一个是政治的（对于威慑的对象国而言，有所作为和克制而不作为分别会造成哪些得失）。

技术因素随武器的发展而变化；政治因素由外交和武器的形势决定；最后，心理因素既取决于前两个因素，又取决于意志较量的结果，通常这一结果无法事先确定。这三种推论相互交错，致使与武器相关的具体战略研究可能被武器的命运左右，和武器一样易于过时。因此，我们将使模式分析和理论上的有效命题区别于那些标榜适用于现实世界且具有三重不确定因素的研究（因为技术条件发生改变，因为政治局势不会一味重复，因为人类的行为无法预料）。

热核威慑实为何物？换句话说，一国为了威慑侵略者而威胁发起一场并非情愿的战争，假使这场战争确实发生了，又将如何？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其出版的官方刊物 [33] 中描述了核武器爆炸的效果。下表中收录了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数字：

报告的作者们同时指出了在人口密度为1000平方英尺每人的城市人口的正常伤亡数目。巨型化学炸弹（1吨）造成的伤亡数为40人，广岛核弹是26万人，长崎核弹是13万人。

刊物中没有给出将100万～5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头投向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可能造成的损失。兴许，伤亡人数与幸存人数一样都取决于多个因素（所用炸弹的类型，“脏”弹还是“洁”弹，爆炸高度，爆心，民防的状况，掩体的性质，幸存者蔽于掩体内几天或几周的可能性，等等）。目前各国都不存在民防组织，如果没有此类组织，受热核弹头袭击的城市将被大片夷为平地或完全瘫痪。

爆炸当量为2万吨的广岛原子弹所摧毁的面积估计是4.7平方英里。该刊物的一个图表 [34] 说明了一枚热核弹头（百万吨级）所能摧毁的面积。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造成的损失在爆心投影点方圆1.2英里范围内，而百万吨级的热核弹头摧毁半径是5～6英里。因此全部的摧毁面积将扩大20～30倍。另外，直接的和永久的放射污染将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

甚至事实要远比这些估量严重。卡米耶·鲁热龙（Camille Rougeron）先生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先生宣称一枚核弹足以将丹麦或荷兰夷为平地，以此，我们可以将美国所估计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能够摧毁的面积再扩大10倍。“1954年，美国在标塔顶端引爆核弹与其在几千米高空处引爆核弹一样，危害主要来自冲击波，其半径随炸弹威力的立方根而递增。在几千米的高空处引爆炸弹，其光辐射比冲击波效应更强，却在大气吸收的作用下减弱。这受指数法则影响，也就是，如果距离表示这种吸收作用的指数，威力强大的炸弹其光辐射的破坏半径会小于其冲击波的破坏半径。而在高空，比如在25～30千米的高空，引爆2000万吨级的核弹，结论则恰好相反。1954年12月，我们首次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炸弹攻击会危害农业。即便是在很高处释放的极偏斜射线，也并非会穿越数十千米密度与土壤接近的天空，而只是穿越大气层，其过程中只有微量被吸收。光度检测原理是光辐射随着高度衰减的唯一因素，根据这一原理，从某一源点发射的同一光流或热流，其散播面积随着高度的平方而增加。因此，一次爆炸的光辐射半径随着爆炸高度，也随着炸弹威力的平方根而增加，而冲击波效应的破坏半径只随着炸弹威力的立方根而增加。这就是高空爆炸处于优势的本质原因。考虑到我们已多次提及的其他一些因素：以热量形式存在的能量在半真空中趋于增加，而冲击波在半真空中只损失了表现为机械能的些许能量；热力作用可能发生积聚，如果同时引发了爆炸，说明它还没有达到燃烧的临界值；2000万吨级核弹的爆炸，其火光（干燥易燃物的瞬间燃烧）的“严重”破坏半径将达到200公里，是冲击波效力造成“严重”破坏半径的10倍多。尽管没有明确的确认，但高空爆炸不断增多足以说明各国都遵循这个路线。 [35]

这样的文字可能会麻痹思考。业外人士感到怀疑和恐惧。“这样的战争绝不会发生。”他要么轻信学者的言论，担心一旦发生热核战争就是世界末日，要么轻信战略家的观点，寄望于建立在恐惧——人类害怕一切可能的灾难——之上的普世和平。

这两种选择本身都不荒谬。如果一个几百万吨当量（又可能是今后的数千万吨当量）的热核炸弹空袭一座城市，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同时污染广阔的区域，不难设想一个超级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功制造出一种武器，其威力无异于种族大屠杀（歼灭敌国的全部人口）。抑或，根据赫尔曼·卡恩的假设，制造出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启动机器便会终结人类社会的冒险。可是这一说法言之尚早。如今，任何国家都未拥有这样的机器。任何国家，即便它筹备并发起战争，也无法灭绝敌国的全部人口。诚然，倘若炸弹仅为此目的服务，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原子弹或热核炸弹都足以杀死30亿人。事实上，如果它们都使用热核武器攻击，不论对象是敌国的热核武器还是城市，攻击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都是过往的战争代价无法比拟的；然而，从物质角度上说，它却也不足以构成“将敌人赶尽杀绝”、“同归于尽”或“历史的毁灭”。

正是赫尔曼·卡恩 [36] ，这位兰德公司的物理学家，打破了禁忌，迫使政治家、职业的或业余的战略家以及公民来正视他们拒绝考虑的问题：如果“它”——“残暴的战争”“稀有的战争”“热核末日大战”——发生了，又会怎样？针对这一问题，卡恩由一组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答案。在我看来，这些答案起初看似混乱，随后使人信服，最终又让人犹豫不决。热核战争，即便它像此前的1960年、1965年，甚至可能还有1970年发生的那样，会酿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悲剧，它也并不会就此决定人类的命运。

首先，一个图表阐释了卡恩的观点：

另外一个论点补全了上述图表的意思：“尽管普遍的看法对此持反对意见，客观的研究却表明，即便战后人类悲剧的总数会大幅增长，这一增长却并不会妨碍大部分幸存者及其后裔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 [37] 放射性增多的结果是可悲的，却不是致命的。

要证明这个图表，得进行一种区分，该书的作者提出将美国分为A、B两片区域。A区包含53个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半数的“财富”（资产），一半以上的工业潜力，以及近四分之三的军工业。而B区拥有几乎全部的农业及部分（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部门的大部分中）工业潜力。假设A区被夷为平地，专家们试图算出B区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重建被摧毁的部分。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且形势有利，那么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

当然，重建的时间取决于人口伤亡的数量。可是，该书的作者还认为，积极防御与民防措施能大大地改变死亡人数。 [38] 以攻击战略空军司令部和50个最大的城市为例，如果不采取消极防御（民防），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9000万，如果采取措施预防散落的放射性尘埃，这一数值可能降到3000万～7000万，若再配合疏散70%的城市人口，数值将减少到500万～2500万。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旦承认即便发生热核战争也不会是“世界末日”，那么孤注一掷实施威慑并且对威慑失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便成为失去理智之举。这种漠然是荒谬的，更何况积极或消极的防御能极大地降低毁坏的程度，减少人口损失。

唯独我们自身的情感与这个常理背道而驰：人们如此惧怕热核战争，以至于之后将发生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几百万具尸体的具体数量也不重要。人们对专家的估算做出的情感反应，可以通过一种伪理性的方式进行解释：一旦破坏超出一定限度，人们就不再区分或者感觉不到差别。总之，所有以恐惧求和平的乐观主义理论的共同原理都源于这个观点，正是这个观点奠定了“最低限度威慑”理论的根基。这个观点还坚信恐怖平衡，鼓励热核武器的扩散，反对积极和消极防御的成果，并导致了要么威慑、要么防御这种非此即彼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人们承认所有我们用心而非用脑子承认的，所有这些态度都至少会变成相对理性的：超出某一限度，罪罚不等便失去意义。

让我们再回到双方都备有热核武器装置的两大寡头模式。时下的理论是“相互确保摧毁”理论：不论一方因率先攻击而获得多少优势，对它而言，它所受到的报复打击也是“难以忍受”的，因而，报复等同于第一次打击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破坏。“难以忍受的报复”这个概念消除了罪罚不等的心理和政治影响。

同样，我们不再假设当今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去假设一个超级大国与另一个拥有热核武器但领土远不及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比如法国或法德同盟）间的对抗：其恐怖平衡是否与两个洲际大国间现有的恐怖平衡一样呢？显然，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敌人，而且欧洲的报复工具比美国的更脆弱，所以平衡难免迥然不同。不过，作为假设，我们姑且排除不断增加的脆弱性。欧洲缺少空间便足以产生重大差异：热核武器被别人先行打击以后，只能秋后算账。抽象地说，攻击和报复约略相等，必须以双方具有相似的承受攻击的能力为前提。由于领土面积相差甚大，不论法国或者法德同盟的军备如何，它们总归弱于苏联。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彻底搁置所谓的最低限度威慑理论。 [39] 也许，随着热核武器装备日渐完备，任何强国都无法摧毁或明显削弱对手的热核武器，于是，它可以发起攻击但难逃惩戒，或者说，它能够报复敌人却难逃敌人的第一次攻击。从逻辑上说，这种假设极大地增加了不使用热核（或者原子）武器的有限战争的发生余地。不过，只有当打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和承受两种能力等同，或至少相近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威慑才是对称的。

一些空谈理论家主张尽可能地扩散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只存在罪罚均等这一种模式。这个错误在于他们将致命的惩罚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混淆，认为所有的报复都是无法承受的。或许，他们用“相称”替换“均等”，赋予罪罚有效均等的概念某种合理性。拥有“小”原子力量的国家也代表“小”的砝码，如果它能够对敌人施以“小”的还击，它就能受到保护，因为报复之于砝码相当于犯罪之于惩罚。显然，这一推理忽视了很多情况：小国不可能主动交火，否则会导致它的毁灭；大国可以凭借其不必实施的威胁，来胁迫小国做出妥协。

“难以承受的损失”这个概念给人以安全感（任何国家都不会使用武器），同时散播了某种冷漠的情绪，对所谓的消极防御或民防，以及所有旨在帮助可能的热核战争后的重建都漠不关心。“不存在可行的民防”这一理由值得商榷。

同样的理由可用来驳斥积极防御（歼击机、地对空或空对空导弹）。在过去那场战争中，积极防御只要击落了敌方5%到10%的轰炸机，便被视为有效。既然每架轰炸机都应执行多项任务，那么每次行动都损失10%便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如果每枚热核弹头都能摧毁一座城市，那么每一架轰炸机一旦实现一次目标，就算完成了任务。不过，双方的当权者并不会相信针对空袭的积极防御是徒劳的。他们非常理智地坚持，即便不完美的防御，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地空导弹或许并不能阻止轰炸机进入美国或苏联领空，然而它们迫使，或者将迫使使用弹道导弹取代轰炸机，甚至给轰炸机安装发射装置，这样一来，热核武器装置无须接近目标就可以进行远程打击。另外，那些完好无损的热核武器按事先拟定的计划行动，如同阅兵一样。对此，积极防御是无法奏效的，但抵御那些被削弱或陷入紊乱且试图进行报复的热核武器，或许是有效的。用于麻痹敌方导弹或炮弹的“导引头”电子设备加重了轰炸机的负荷，从而使其损失了一部分续航力和有效负荷。无论如何，主动防御的功能和影响就是迫使敌国增加额外的支出，每一次防守上的革新都要求进攻上的革新。

为何民防又另当别论呢？无法庇护全部的人口并不意味着不能减少可能的损失。乍看来，一个国家基本将所有赌注都押在威慑上，却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保护城乡居民，而仅仅是让热核威胁更为“可信”。几年前，我会认为，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态度仅仅通过一种不经思考的、器质性的拒绝体现出来，即拒绝严肃对待人们声称正在准备应对的热核战争的可能性。

我不排斥这种解释，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涵盖了部分事实，如今，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解释。城市掩体的效力毫无保证且成本昂贵，几乎是令人不敢问津的高价，即便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亦如此。不过，花费上千亿资金来挖深、加固这些掩体，配以长期滞留所需的设备，也许并不足以在遭遇突袭的情况下挽救民众的性命：百万民众无法在报警和爆炸的间隙内抵达掩体。平民防护措施增加了，敌方发动突然袭击的欲望也就更加强烈了。

况且，国家决定建设这样的掩体（或筹划城市撤离计划）令对手进退维谷：要么采取类似的举措，要么就长期屈居下风。（更不必说，另一个国家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一种挑衅，甚至是相当坚定的战争意愿的体现，这种可能并非难以想象。）假设两个寡头经过多年时间并花费了上百亿资金，其被动防御的能力达到了不相上下的程度，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威慑力上占得优势。最多也就是每个国家会减少任凭对方摆布的人质数量。然而，双方都增加了战争时得以幸存的机会，减少了人力和物力的损失。担心国防预算升级，而恐怖平衡也未能得到改变，这多少合理地解释了对花费不多且相对有效的被动防御措施（防御放射性尘埃的轻掩体，重建必备的物资和机器储备，城市撤离计划，民众教育，等等）为什么无动于衷。有鉴于此，领导人，特别是西方国家领导人，表现得好像他们认为热核战争过于惨烈，以至于任何减少其恐怖的努力都是枉然，考虑热核战争的后续事宜也是荒唐可笑的。

据此，不区分“多”与“少”的理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行为。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主动防御的军备与技术进步竞赛。两国几乎完全忽略了消极防御的可能。要发现这种表面矛盾的态度的心理动机并非不可能，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矛盾并不大合乎情理。

三 威慑对抗阶段

一旦我们将多与少都无差异的诡辩搁置一边，便能提出两个问题：在各种理论或实际的情况中，罪罚不等的实际程度是怎样？另外，在过去这些年，两大寡头奉行什么理论，或者在将来，哪种理论可能会引导它们的行动？

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J.Wohlstetter）的文章《微妙的恐怖平衡》 [40] 遐迩闻名，由此引发的论战便是关于第一个问题最为显著的例子。沃尔斯泰特通过研究1957～1958年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它所使用的基地数量（约25个），并根据弹道导弹的精准度估量了极大可能摧毁每一个基地所必需的弹道导弹数量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热核武器在遭受大规模突袭后，虽能够反击报复，但其对苏联而言未必是“难以承受”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远不及苏联在1939～1945年战争甚至是此次战争第一年所蒙受的损失。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质来进行技术方面的讨论，或是来探究恐怖平衡在什么程度上是“微妙的”或“脆弱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考虑的仅仅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他假设美国空军设在欧洲、亚洲或非洲的空军基地要么被摧毁了，要么没有停驻战略轰炸机，因而这些基地并不会明显地增加报复的潜力。另外，他也没有考虑运载携带原子弹或热核炸弹轰炸机的航空母舰。

总之，这篇文章（1959年1月发表）所分析的情况在本书写作之时（1961年6月）已不复存在，更无须说写下的这些文字被发表和阅读的时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数量增多，防卫能力增强，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提高，与此同时，摧毁基地所要求的精确度也提高了。传统的炮弹与装甲的辩证关系，现如今也延伸并更新到打击力量与报复力量的敌对，以及获取攻击敌方热核武器的战略手段与确保热核武器安全的努力间的竞争。一方面，导弹数量增加，核弹头爆炸威力增强，打击精准度提高；另一方面，基地数量增多，部署更加分散，从而很可能机动性更强，安全性更好。

1960年时，这位兰德公司的专家是否太过危言耸听，正如我希望相信的那样？同时摧毁美国的25个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原子弹与B-47轰炸机和歼击机所使用的三四百个基地以及航空母舰，尽管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它也是组织和技术协调的杰作，苏联领导人及其幕僚事先都不会轻易承认这种可能性。

此外，认为苏联领导人会冒险做任何他们力所能及之事的想法是荒谬的。诚然，乍看来，人们素来认为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先生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敌人的客观能力而不是基于揣测敌方的意图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我们并不清楚莫斯科的政客是否在筹备或计划一起热核珍珠港事件，但是我们既能够也应该认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能力。建议虽然明智，但其理由无法让人信服。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敌方的能力，如果敌方能够明确且精准地自我评估，那么区分敌方的能力与意图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确定摧毁基地所需导弹的数量，这本身只是概率演算。按照既定计划同时袭击50个基地，这种复杂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本身是难以确定的。再者，一个大国掌握的对手的军备信息并不可靠，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两大寡头都不能确定它知道自身或是敌方的真正实力。

所有的西方专家，即便是他们中最悲观的，都不会说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根除美国的一切反击能力。部分专家仅仅断言，苏联率先进攻，便有机会削减美国的反击力量，使得苏联蒙受反击的损失少于它在1941年6月到7月间遭希特勒攻打时所蒙受的损失。然而，四年或四周内的百万损失与四小时之内的百万损失之间仍然有本质区别。此外，当因技术失败或者人为失误而牺牲上百万人的性命时，这些举动的不确定性便重重地压在了决策者的心头。我无法设想领导人会冷血无情，因相信这些毫无把握的估计而去涉险。我更难以想象，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教育的领导人会同意铤而走险，除非形势所迫。

苏联领导人并不是靠生物学来构想历史。他们并不是与美国人民为敌，并非试图将美国人民赶尽杀绝或者将他们贬为奴隶。他们相信，他们首创的政体必将逐渐向外传播；他们坚信，历史将向着他们预期和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们为什么会仅仅为了加速这一必然的演变，而使得所创立的一切岌岌可危呢？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很可能引发了苏联的担忧（尽管这样的担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意义），在这样的关头，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政治局的行为准则素来谴责机会主义这种无谓的冒险。较之其他的机会主义，热核机会主义就更无从辩护了。

何况，那些固执己见、坚持恐怖平衡脆弱性的美国学者，并不会因此而得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正无情地筹备着热核珍珠港事件这个结论。他们的目标首先是教育的和务实的。他们希望引导美国国防的负责人采取措施来降低报复手段（增加、分散和巩固基地）的脆弱性。他们希望消除这种洋洋自得的错觉：达到恐怖平衡不费吹灰之力，也毫无危险，而且一旦建立，它便会自己延续。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将攻击和报复的本质区别公之于世。一种情况是战略轰炸机完好无损，它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动，事先清楚自己的任务；敌人的防空体系尚未处于警戒状态，或者只在最后一刻才警戒起来。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假设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基地被敌人的弹道导弹摧毁，国土本身也受到200枚弹道导弹的袭击，且每一枚都承载着几百万吨当量的热核弹头，那么，通信将如何进行？幸存的武器又将攻击哪些目标？又有多少导弹将冲破敌人的防御？罪罚不等的可能性远远超出罪罚均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假设一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并未准备充分的基地，另一方也只有二三百枚洲际导弹，那么人们不会想到两大强盗的局面，而是会鉴于攻击与报复的差异，采取行动占据主动优势——保持克制则留给敌人主动进攻的机会，行动比克制更为可取。

这种事实即便曾经存在，至少在我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当战略空军司令部集中于20个基地的时候，苏联看上去并没有备足上百枚必需的洲际导弹来摧毁基地和热核武器，同时摧毁这些分布在苏联周边基地以及航空母舰上的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即便在理论上不会引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一旦当实际结果和估算间存在明显差异，便会包含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如果我们避开1959～1960年这一时期不谈，即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的研究所适用的时期，苏联和美国的威慑关系事实上又怎样呢？在苏联使用洲际导弹之前，两国间的威慑关系一直是不对称的，是更有利于美国的。1949年以前，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存量不多）。至1955年左右，两个超级大国才都拥有热核弹头，但是与苏联相比，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数量更多，技术更精良，更为训练有素，况且美国的基地数量更多，分布更广，比对手更接近打击目标。如果美国率先攻击，那么它的轰炸机能够将苏联的大部分城市夷为平地，然而，即使由苏联先发起进攻，它的轰炸机也无法与美国的量级相抗衡。

这未必会导致双方的威慑力不对等。因为当冲突扩大时，苏联可以凭借其常规军队的优势侵占西欧，夺取近东战略要地。尽管双方的原子或热核武器装备存在差距，但是（苏联）威胁占领西欧是否能恢复恐怖平衡呢？在理论上，答案是否定的。而根据发生的事实，却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无论如何，1945～1957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必定能摧毁苏联的城市，而苏联从未因此而瘫痪或惶恐不安。中国内战的进程并未受此影响。原子弹威胁既没能防止朝鲜战争爆发，也没能阻止中国的干涉，同样没能加快达成停战协定。1953年后，苏联改变外交战略作风，这显然归因于斯大林的逝世、继承者们的纠纷和个性，而非原子或热核力量关系的改变。

的确，1950～1960年时，在地球上的某些区域，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和英国在亚洲的帝国统治已分崩离析，法国、英国、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1950年，西方国家在近东的势力占统治地位，几近独断，此后，阿拉伯国家利用两大阵营的争夺，坐收渔翁之利。1956年，英法远征的失败象征性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西半球本身，捷克斯洛伐克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坦克竟然在山姆大叔的眼皮底下，悄然挺进哈瓦那，武装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叛军”。

过去十年间，苏联将行动延伸至看似是西方“禁猎区”的地方，这一点不容置疑。可是，我们却忽视了核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与苏联大无畏行动间的联系。我个人怀疑这种联系是否密切。莫斯科与开罗达成的首份武器交付协议始于1955年：当时拥有热核炸弹的美国战略空军从未如此令人生畏。如今，苏联的战略空军力量很可能结束了美国领土坚不可摧的时代，可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超级大国，这并不会重建恐怖平衡，要达到恐怖平衡起码需要具有同等的摧毁力。一旦美国侵犯古巴，（苏联）将诉诸弹道导弹，显然，只有这种含糊的威胁才是赫鲁晓夫所设想的威慑对抗。

倘若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将对手的城市夷为平地，那么这个国家便决定了原子（或热核）威慑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作用。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美国在1945～1958年原本能够自行决定原子战争的情况，能够划定界限，超出这一界限，威胁就会付诸实施。可一旦两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各方都会试图决定原子战争的情况。如果一方不顾这种含蓄或明确的威胁，另一方将做出何种反应还有待观察。如果美国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进攻古巴，克里姆林宫又将如何回应呢？

一般说来，相互威慑的逻辑似乎会让热核系统陷入瘫痪，或许会导致常规部队，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常规部队，在冲突有限时不卷入战争，致使渗透和颠覆在第三世界大行其道。这些看上去像是苏联执政者们的教条。他们希望制衡对手的热核武器装备，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迫使美国军队不去干预存在争议的领土。根据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种不干涉足以保证“民族解放部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获取胜利。

关于热核之战，根据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和军事杂志上刊登的论著，苏联的官方理论看似涵盖了以下观念，而这些观念在西方也同样流行。一次大规模攻击，即便是突然发起的，所摧毁的敌人热核系统的那部分也不足以让进犯国逃脱惩罚的恐怖的热核战争将会带给人类难以名状的痛苦，但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甚至弹道导弹的交火也没法让战争消停：国家尽管承受着损失，依然会利用保存下来的战斗工具继续作战。 [41] 有限原子战争和全面原子战争的区别是虚构的，如果一个超级大国使用核弹，升级就在所难免。 [42] 最后，苏联坚信历史本身将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声称自己做好了全面裁军的准备，并且，即使不实行此类裁军，它也决心只会以其热核能力压制美国的热核能力和阻止西方的侵略 [43] 。

美国的国防是建构在什么学说之上的呢？显然，首要目标在于确保热核武器装备极尽无懈可击。自1960年讨论恐怖平衡的脆弱性以来，（美国）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分散和加固空军基地；投入使用第一代北极星弹道导弹核潜艇并启动此类核潜艇（41艘）的庞大计划；推进研发固体燃料导弹（Minuteman，民兵系列）——这种导弹点火发射仅需要几分钟，而且可以藏于发射井中。

此后的讨论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事实的，另一个是理论的。首先，在往后的1961～1964年，是否存在利好于苏联的热核能力不对称的局面，假设美苏之间弹道导弹的差距确有扩大，那么恐怖平衡又会怎样？第二个问题的意义更为宏大：假设热核武器装备无懈可击，至少相对而言坚不可摧，假设在整个军备竞赛和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双方都能保持这种坚韧性，西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呢？

导弹差距问题不仅是记者投机取巧的主题，还是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这些投机取巧的根源在于，苏联曾在某一时期（1960年或1961年或1962年或1963年）承认其在役的弹道导弹数量更多。事实本身并未得到证明，或换句话说，并非所有专家都承认这个事实。但假设情况属实，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分析至此，读者会立刻明白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方或另一方拥有多少在役的运载工具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威慑力的较量。然而，这种较量关系取决于多重因素，部分是技术的，部分是心理的。一方如果先发制人，其热核武器能够摧毁对方多少反击武器？如果是报复性的突袭，那么两个强国的热核武器分别能造成多大程度的毁灭？导弹的数量只有在影响打击能力或报复能力时，才具有切实的重要性。可是，这种影响难以进行严格的估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难以知晓或确定是否存在“弹道导弹的差距”。 [44]

假设——在我们看来确有可能——今日或明日的局势变得对称。两个超级大国的任意一方即便先发制人，也不足以摧毁敌方的武器装备而逃脱难以容忍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具备热核攻击能力和报复能力外，还应该具备有限战争的能力。因为，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的）交火意味着“难以承受的”损失，它们都准备好了容忍重大战争，而不让战争升级。

理论与事实依然疑点重重。应对直接攻击的报复能力与有限战争的能力相结合是否绰绰有余，两大寡头是否会为担当起大国角色而尽其所能，合理地率先使用原子武器？然而，如果两大寡头的任何一方都不再能指责对手的热核武器（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如果任何一方都没有组织民防以减少可能的损失，换句话说，如果罪行与惩罚趋于均等，双方趋于相互摧毁，那么事实上，除非针对直接袭击的报复行动，否则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正当地启动热核武器。

假设美国要么放弃攻打敌方热核武器，要么放弃保护其国民，那么，它声称正在筹备战争，并以此胁迫对方，这不过是盲目摧毁的荒谬交流。可是，如果它不知道或不完全了解发射基地的位置，那么攻击敌人核武器的战略是否依然奏效？城市的居民成为现代的人质：缺乏防御的人质越多，寡头越倾向和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大国对其盟友的保护又意味着什么？热核武器持有国不是威慑唯一的受益者吗？同盟体系是否有悖于军备的逻辑？

四 威慑的博弈

让我们来考虑当前的形势。公开的信息让我们得以至少以可信的方式重建这一形势。在弹道导弹服役之前，美国确有机会摧毁苏联大部分的报复手段 [45] 。如今，美国即使先发制人，它的打击力量也无法使其城市免遭大规模摧毁。

对于苏联而言，如果它主动出击，或许能摧毁美国的部分热核武器，毁坏其部署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的中程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西欧的大部分机场。但美国幸存的热核武器系统仍可以反击，且这些报复在莫斯科领导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当前的局势是，没有战争的硝烟，美国依然存在，而且热核力量完好无损，然而侵略之后，局面则由报复的规模和实施报复的可能性来决定。相比之下，莫斯科领导人认为当前的局势更可取。

在这样的局面下，任何敌对方都不会蓄意发动全面战争，除非它失去理智，或者误以为自己削弱对手报复力量的能力要强于它实际所能做到的。显然，行为合理性的前提是准确认识已知情况。在明白真相的一方看来，不准确的信息能够引起荒唐的举动。不过，在当前形势下，热核交火的后果犹未可知，这也有利于阻止末日的来临：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认为，免遭报复的可能性足以解释发动战争的决定，这样的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在双头垄断热核武器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共享双重利益：不互相残杀（否则让第三国坐享其成）；不支持，且如果可能就阻止这种关键性的恐怖武器扩散。十年来，两个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看似时刻都能意识到，即便存在很大的分歧，它们间避免战争可得的共同利益仍超出了相互敌对的利益；它们看似同样为延迟中国和法国加入核俱乐部操心，那时便意味着双头垄断的终结。尽管前者有社会主义大团结，后者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也并不多于美国对法国的帮助。纵观历史，结盟和敌对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对手之间同甘共苦，盟友之间反目成仇，在热核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形式。

如果原本交好的两个国家都拥有了热核系统，它们会怎么做？提出这一问题并非毫无根据，或许苏中对话不久就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放弃它们的热核武器而不丧失各自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它们不可能让自己的能力服从唯一的指挥而又不失去各自的军事主权。它们不可能兵刃相见而又不违背它们的友谊宣言。它们不可能继续技术革新的竞赛而又不引发焦虑：猜忌的辩证逻辑会逐步放大焦虑，而且焦虑可能最终导致出于恐惧的敌对。这种情况下，军备促成了恐慌，恐慌又让盟友反目成仇。除了主权的融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缔结协定，稳定热核武器，增加透明度。换言之，就是双方缔结美国——甚至苏联——所渴望的协议。

然而，不论两大主角敌对程度如何，热核双头垄断显然不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当今的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体制各不相同，每一方都必然对另一方进行历史的和道义的谴责。它们未能就势力范围的边界达成一致，并且注意到在第三世界，不依附任何一方阵营的国家有着数量巨大的人口，这些国家能够酌情倒向其中一个阵营。无论如何，它们总会在很多场合下发生冲突。热核双头垄断会给两极体系的运行及有限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应当警惕不够严谨的推理。一些人辩称，全面战争如此恐怖，以致没有人愿意发动。他们以一种表面的逻辑断定，地理上的有限战争可能会发生，甚至十有八九会发生。其他人也援引了“全面战争是恐怖的”这一论据，断定鉴于存在升级的风险，即便是有限战争也未必会发生：常规武器和原子武器间不再有断层。一些原子武器比部分常规武器更加逊色。世界末日的阴影足以阻止动用任何武力，确切地说，在暴力的阶梯上，梯度间隔井然有序，没有人能保证，一旦他爬上第一级，他就不会被迫节节攀登，直至梯子的顶端。

逐字推敲起来，这两个推理是互不相容的，同时使用这两种推理会自相矛盾，而学者们在使用时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个矛盾。那些强调热核战争恐怖的人，无权再不断地提出升级的风险。升级的风险即便很低，也会促使肇事者保持克制，使他们放弃使用哪怕是有限的武力（确实如此），这样的主张诚然无可厚非，不过，将全面战争的荒谬绝伦和升级的风险结合在一起，得意扬扬地断定，出于恐惧和平会统御世界，就不合理。

升级的风险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取决于两大寡头之间威慑力的对比；其次，取决于有限冲突的性质（地理位置、冲突中显性或隐性的利害关系等）；最后，取决于政治家的外交-战略行为。我们已经从模式层面分析了第一个因素，它主要在于两大寡头对先发制人所得优势的权衡。优势越大，超级大国就越会在危难时猜忌对手的意图。相反，每个寡头越是坚信自身的热核武器是坚不可摧的，它就越不会耽于猜忌的辩证逻辑，更不会采取主动进攻，因为它担心（或者相信）对手正要这么做。

在我看来，双方在使热核装置无懈可击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已经减弱了相互猜忌的风险，而这种猜忌的加深最终会使双方做出致命的决定。此时，或是从今起，升级或绝不可能，或至少不是难以想象的，这取决于冲突是发生在老挝还是柏林，取决于一个国贫民弱的东南亚国家对内部政体的选择与潜在的西欧——欧洲文明的摇篮，正首次实现欧洲历史性的统一，依然位居世界三大工业聚集区之列——的命运间的利害关系。

不论是威慑力的较量还是冲突的地点和利害关系，都不能机械地决定危机的进展，也不能准确地预测升级的概率。每一场外交危机都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即由个别人负责的一系列人类行为。每一场危机都是意志的较量，其中虚张声势是必不可少的。威慑对抗的结果往往不可预见。事实上，核武器拥有者既然想保护除自身领土外的其他领土，那么他就被迫让可能的侵略者相信他确有可能做出不太合理的决策。如果我们假定热核系统相对牢固，那么在任何情况下，苏联或是美国发动热核战争，可能都是不理智的。

这一局面令人深思，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在很多情况下最糟的事情会不期而至，可能是场战争——一方虽以此来威胁敌人却并不期望发生的战争，也可能是因为妥协而失去的利益，而这正是威胁所要阻止的。假设苏联大举进攻法国或者西欧，疏散转移本国的城市，并对美国施以要挟的伎俩（美国如不进行干涉，便能幸免于难，倘若兑现诺言，便会遭到蹂躏），美国总统是否会向战略空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而这将意味着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美国人死亡。或者，美国总统能够承受几百万人的牺牲，而执意营救它的盟友？扬言威胁的一方若付诸行动，其遭到的报复会更为惨烈，因而威胁的“可信度”更显得苍白无力。按此推理，欧洲人便会明白美国人永远不能保护他们，因为美国如果不任凭伦敦、巴黎或者波恩受命运的摆布，那么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就是代价。

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推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诡辩而已。如果一场热核战争必然会造成数百万人或数千万人的伤亡，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而言，这场战争都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以侵略已经发生作为出发点（巴黎遭到轰炸，苏联承诺不攻击美国），我们便会理所应当地断定美国不会进行干涉，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美国做出了相对严正的威胁，我们就可以认定侵略不会发生。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清楚应当选择什么作为出发点。

然而，就我个人看来，两个超级大国实际面临的局面才是“情理之中”的出发点：只要任何一方都不主动挑衅对方，定能规避恐怖的热核战争。正因为热核战争过于恐怖，那么仅仅需要制造一个恐怖的风险，即便是很小的风险，也能让超级大国——不论我们认为它征服的野心有多大——宁愿选择克制（因为克制不会让它自己陷入危险）。我们承认，进攻过于荒唐而不可能发生，因此，若对手不顾一切发起严重挑衅，严阵以待的一方不必考虑报复，不必考虑在屈服或是实施热核威胁间做抉择。基本假设如下：当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对话时，热核武器仅为防守之用，各方都以热核武器相要挟，阻止对方主动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任何一方都不会借核武器威胁来“掩盖”进攻，也不会以此去阻止对方捍守其一流地位。

防御威慑遏制哪些主动行为？它扬言热核威胁旨在保护哪些领土？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绝对的。威慑的战略包含了某种模糊性。我们无法也不应当精确预见超级大国的还击。不事先介入一些次要的利害关系是恰当的，但不应当公开表示漠不关心，这种冷漠可能无法承受事件的冲击。无论如何，当威慑的主体认为某片领土至关重要时，它便会建立一个政治军事体系，让残酷的决定变得合情合理，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侵略这片领土，这个政治军事体系就会迫使其将威胁付诸行动。

这个体系旨在让可能的侵略者认为这个原本残酷的决定尚合情理，它具有技术和心理两方面的特点。技术能够建立一种报复机制，且该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自动运转的。全面自动化并不可取，否则会因技术失误而酿成意外战争的风险。启动热核战争的指令一定要人为掌控，也许只掌握在一个政治-军事首领手中。然而，在遭遇大规模袭击时，不论热核武器的哪个部分受到多大程度的破坏，轰炸机和导弹的结构应该保证还能执行反击任务。

与此同时，威慑的主体试图说服另一方相信冲突中利害关系的价值。为此，口惠实至，说得多，做得也多，它签署协定，在保护的领土内驻军并安装中程导弹发射架。文书、军队和发射架无不代表这个超级大国的承诺，在另一个超级大国看来，这则是不可改变的诺言，比任何理性计算都更重要。

阐明利害关系的重要性，让承诺与名誉挂钩，确保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的民众感情（美国驻军与欧洲人民共患难），这些手段都属于承诺的范畴。可以说，威慑的主体迫使自己不能退缩。承诺越庄重，屈服就越可耻。如果危难时刻，欧洲被弃之不管，那么谁还会相信美国？问题不在于知道是否“得失相当”。事实上，侵略者不能再指望对手临阵脱逃。就理论而言，这个决定或许不合情理，但就利益关系、承诺和情感而言，它则是近乎必然与合理的。

这并不说明一个超级大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做出庄重承诺来捍卫任何地方。砝码的价值仍是必要条件，但不是让一个过分的威胁显得合情合理的充分条件。苏联扬言可能诉诸弹道导弹，以此阻止美国军事进攻古巴，这种威胁不大合情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给白宫的领导者施加影响）。美国因老挝而做出同样的威胁就更不合理。总之，在两大阵营交恶区域外的次要领土上，只能依靠在有限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来进行保护。热核威胁充其量是含蓄的，因为对所有的对抗而言，不论这个风险多低，都存在升级的风险。

遭到威慑的超级大国可以通过两种策略来规避对手的承诺：层层推进策略和既定事实策略。前者是共产党人在东欧夺取全部权力的军事策略，它将行动分割成足够多的部分，各个击破，以至于任何一步都不会招致暴力还击。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和平协定之日，唯一的变化只是控制权的更迭：谁会为官方文件的印章而征战？第一种策略可以与第二种既定事实策略一并使用：假设某个周一的早晨，西方人醒来时得知丹麦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占领，最初的情况将会逆转：侵略者转为严阵以待，而原先处于守势的一方不得不迫使另一方撤退。

为了挫败这两种策略，防守的一方应该拥有常规武器，它首先能避免既定事实的形成，进而能以性质相同、暴力相近的手段抵御侵略者的每一步进犯。一旦双方都使用威慑，那么热核武器必然会成为终极诉求。使用低端武力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威胁，只是说，除非为了反击大规模进攻，实际上并不会启动热核武器。因此，两大阵营不仅拥有热核武器，还拥有常规武器。热核武器不能真正派上用场，只能用于外交斡旋，而使用常规武器的同时也可能使用热核武器，因此也增加了不使用的概率。

在我们看来，威慑的对话并不平等，它有利于防守的一方，因为我们假设防守方已经做出承诺而另一方却没有。不管怎样，进攻方不应将它的部分信誉投入诉求当中，因为一方由于“失手”而颜面尽失，可能并不亚于另一方因无力防守而狼狈不堪。

双方都做出承诺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或许，它已在柏林争端中显露头角。苏联并非真心实意地承诺支持变化，它以这种虚张声势的方式来抨击欧洲此前赞成现状的承诺。当大国本身不受其他威胁钳制的时候，它发出威胁，扬言进行热核报复，以捍卫无从防御的局部地点，这是合乎逻辑的。一旦存在相互威慑，那么防守就不再合乎逻辑。防守的一方如何通过提高赌注来哄抬利害关系？

如果双方都同样做出了惊人的承诺，那就类似于两辆汽车全速驶向对方，每辆汽车的司机都希望对方能在最后关头刹车或转向。事实上，其中一名司机很可能宁愿失去赌注而保全性命。但是，在这场胆小鬼博弈中，获胜方不是实力最强的，而是意志最坚定的。

事实上，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双向承诺的局面是柏林危机。在其他任何地方，威慑主体和客体之间、防守方和疑似预谋进攻的一方——它为保安全，只得不采取任何主动——之间，都存在清晰的区别。因此，一些理论家为了清楚地呈现热核时代外交决斗的危险，便设想了一个前文中所摒弃的因素：不作为。根据我们的假设，不作为能确保安全，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充满危险。

让我们回过头再思考一下1956年10月至11月间的匈牙利危机。只要美国不加以干涉，镇压匈牙利革命就仅仅是苏联集团内部的一段外交悲情曲。然而，如果美国采取一些措施，意在插手干涉，莫斯科就会做出选择或者担心被迫选择：要么是第一次指令失败（或许是苏联集团的解体），要么发动战役。这种局面下的角色定位是模棱两可的。就道义和国际合法性而言，苏联扮演的是侵略者角色；就强权政治来讲，美国介入一个超级大国和它的卫星国之间的关系，可被视为侵略行为。谁是威慑的主体？谁又是客体？谁又该退缩？

迄今为止，两个超级大国都谨小慎微，警惕无谓的冒险。美国任凭匈牙利人遭受命运和他们主人的摆布；赫鲁晓夫曾“承诺”将改变柏林的现状，但那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情了。总体而言，两个超级大国会就每个地区、每种局势之下可以使用的合法手段，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识。可是，双向承诺仍有可能，根据热核武器的脆弱与否，政治家和空谈理论家要么因罪罚不等而应该承认主动进攻的欲望，要么应该承认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的有限冲突，因此必须保有常规武器，因为弹道导弹的交火对大家而言实属荒唐。

五 不可能的严格计算

在热核时代，威慑被视为外交战略的终极概念，它是否属于国际政治中理论的和实践的传统范畴呢？

现在与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国家保留自主决定权，包括决定和平与战争的权利。它们继续致力于无法调和的目标，自发地认为它们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猜疑彼此最为阴险的图谋。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当前的国家间关系更是一种意志的较量。国与国之间既不承认法律，也不认可裁定，它们试图相互遏制、相互诱导、相互说服，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间和平的或是好斗的交往称为强权政治，那么，我们时代的政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符合这一古老的模式。

追求物质与道德优越性的竞争无法脱离强权政治，如今，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持久，更加激烈。经济增长率、军备、人造卫星和月球探测站、制度以及人民的素质，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观念都被阐释为西方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斗争的工具或者舌战的论据。

只有那些不区分资源、军事力量和权力，将强权政治与军事行为政治混淆的人，才难以将热核时代的现实融入传统的理论中。他们倾向于思忖，不以使用武力为终极目标的外交战略，哪怕只是威胁使用武力的外交战略，是否与将战争视为赊欠行动的结局的外交具有相同的本质。

一面扬言威胁，另一面又因可用的武器极度残忍而努力不将威胁付诸行动，这种努力必然改变外交手腕。与以往相比，一国的武装力量与其强加于人的能力更不相称。（至少只要存在热核双头垄断，局面就一直如此：即便是一国垄断的情况，以威胁歼灭顽抗分子来称霸也是值得怀疑的。）与过去相比，力量与安全更不对称。美国从未如此强大，而不安全感也从未如此强烈。外交方式与理论之间从未有过如此明显的矛盾，就理论而言，国家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在于通过自身或者联盟尽可能多地积聚资源。如果联盟都基于军事力量的考量，那么就不会存在如此多的联盟。一旦发生力量角力，美国因承诺保护欧亚大陆边境的国家而承担风险，这风险远远超出它所获得的额外资源。

我们知道热核时代和前原子时代的本质区别在于全面战争的成本不同——全面战争意味着倾尽一切可利用的武器直至取得绝对的胜利。此后，这种战争与以往不同，它不需要缴械就可以摧毁国家、灭绝人口。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对付拥有热核弹头的敌人，唯一可能的防守就是报复能力。一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主动和被动防御都有瑕疵，便无法抵御热核恐吓；一国要是没有报复能力，就必须接受核武器国家发出的所有最后通牒。

这并不是说人类彻底脱离了防守时代而进入了报复时代。防御手段，即军队或要塞，一直都是威慑的工具，针对空袭、原子或热核导弹袭击，主动和被动防御仍是威慑的组成部分。居民掩体与攻击敌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一样，同属于威慑战略。但从今往后，两个超级大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准备报复而不是防守（就这一概念最宽泛的意思而言），而且防守日益式微，报复（即便是秋后算账）取而代之，这些都是事实。（目前看来，这种发展走了相反的方向。）

显然，与常规战略行为相比，热核威慑的战略行为具有某些独特之处。然而，在外交决策之前，深思熟虑的模式在形式上仍如出一辙。

假设一位国家元首思忖着发动或不发动战争的时机，以拿破仑在发动俄国战争之前的考虑为例，如果他希望行事妥当，就必须考量：（1）目标的价值；（2）根据可能的进展，各个阶段的战争成本；（3）战争不同阶段各自的概率；（4）最终实现目标的概率。在整个考量中，最不确定的便是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进展的概率。拿破仑有多大的机会让沙皇亚历山大认输？拿破仑也许希望沙皇会在危险关头意志衰退，无须强迫便顺从地缔结条约。鉴于战争的不可预见性、战争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以及缺少对胜利收益和失败后果的数量评估，严格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设想两个国家都拥有热核系统，其中一国占领了位于对方国土范围之外，却又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某片领土。侵略者又会做何考量？它思忖着：（1）所针对目标的价值；（2）根据对方的种种反击而产生的军事行动的成本；（3）各种反击的概率；（4）在由对方可能的反击造成的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概率。与之前拿破仑跨越俄国边境前的考量相比，赫鲁晓夫对柏林的考量又有何不同？

赫鲁晓夫并不比拿破仑更足智多谋，他也无法从数量上评估消灭美国在西柏林的驻军的价值，他甚至无法确定在他偏好的方案中，消灭部队、危机过后不消灭部队、不发生危机也不消灭部队三者间的关系。显然，他更倾向于第三个而不是第二个方案，但是他却无法肯定，相较于第三个方案与第二个方案间的关系，第一个方案与第二个方案间的关系孰轻孰重。他也没法严格确定不同反击可能需要的成本，可他几乎不质疑自己达到目标的能力 [46] ，关键是摸不透他对手的回应。拿破仑知道，一旦越过俄国边界，战争就会打响，但不知道他的大军是否能征服沙皇的意志。在热核时代，侵略者并不清楚一个局部的主动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战争。假设敌人也持有热核武器，那么不确定性源于敌人的心理，而非战役的进展。

为了做出一个“理性”的决策，侵略者必须能够确定敌人会做出何种“理性”的回应。在决策之前，他要尽力还原敌人深思熟虑的过程。敌人将要考虑：（1）侵略者锁定的目标对他的价值；（2）各种反击的成本；（3）各种反击可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如果我们赋予侵略者和受害者的得失一个数字上的价值，同时赋予各种回应一个概率数值 [47] ，我们就能确定侵略在什么情况下是“理性的”，是有利可图的。同样地，居于防守的超级大国可以通过重构侵略者根据可能的回应所计算的得失，来估算自身威慑可能具有的效力。但是，数学表达式并不能说明在真实世界中，主体也能够确定这些价值和概率。

我们用A代表侵略方，D代表防守方，B表示被争夺的领土。除了用常规武器大规模进攻B或不进攻，A别无选择；一旦发生侵略，D要么大举报复，要么消极应付。并且，我们假设A和D都认为B的价值是20，双方全面战争的成本都是-100。我们可得出以下结果：

如果我们认为，一旦A发动进攻，D会还以大规模报复的概率是10%，A有90%的概率获得20的收益，10%的概率遭到100的损失，二者之差是正数，等于8。 [48] A通过计算对手的“期望值”估算D会做出回应的概率。然而，存在两种可能的计算方法。它要么试着计算D认为A会发起进攻的概率，要么计算报复与不报复间的成本差距。鉴于后一种差距很大，侵略方就会这样推理：防守方面对侵略这一既成事实，注定会失去这个砝码（-20），如果它发起大规模报复反击，就将蒙受巨大损失（-100），于是它甘于缩小损失。对防守方自身而言，如果它将目光放长远，就会断定侵略很有可能发生，尽管它希望可能执行的威胁能够阻止侵略方，即便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 [49]

我们所借鉴的美国学者的数字例证，出色地证明了威慑是无法进行严格计算的，即无法用数值来表示。局部进攻的利益与全面战争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和-100与＋20之间的关系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以热核威胁来进行威慑，其本质在于意外不大可能发生，意外的成本可能过高（显然，不大可能发生是因为即便对先发制人的一方而言，其遭受报复的代价也很大）。试想侵略已经发生，很容易证明防守方应当更倾向于有限的损失，而不是报复的代价（自己和敌人的代价一样多）。其错误在于，侵略方忘记了首先是它自己惹祸上身的，因此，即便是概率很小的大规模报复也会打消它进攻的念头。如果我们将侵略发生后，还击的成本定义为-100000，而不是-100，将还击的概率降至1/1000，这样就不会做出侵略的“理性”决策。

我们刚才用了简化的图式来解释战略，事实上，超级大国已经舍弃这个战略。侵略方并非只有大规模攻击和不作为这两个手段，而防守方也并非仅囿于大规模报复和消极应对这两种选择。恰是由于这些计算的性质（成本极高、概率极低），两个超级大国合理地断定这两种抉择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两个对手坚持这种二元抉择，那么很可能情非所愿地挑起它们都希望避免的事端。因此，计算就会变得复杂：会出现五种可能的回应（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防守、使用原子武器的局部防守、有限的原子报复、大规模报复、消极应对）。与前原子时代一样，当防守方保有多种求助手段时，消极应对也是不大可能的。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计算，甚至是理论上的计算都太过复杂。对侵略方和防守方而言，不同类型的战争成本是多少？这样的战争会如何发展？升级的概率有多大？双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不同？

各种各样可能的回应降低了大规模报复的概率，这使侵略方没有把握赢得砝码，增加了局部军事行动的成本。对防守方来说，它如果做出惊人的承诺，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也许它并非情愿的事情，这便改变了理性计算的数据。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便以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为原则，而现在我们是否能断言，在热核时代，这个论断不再适用了？一些人认为，既然一枚核弹头就足以将一座大城市夷为平地，那么克劳塞维茨的论断便确实失去了意义。对此的论证按照严格的形式，表述如下：即便是对胜者而言，任何利害关系也无法抵消一场热核战争带来的破坏；如果所有参战国的损失都超出了收益，那么，战争对于两个阵营而言都不合理，因此，理性地说，不能将战争解释为政治的延续。

不幸的是，这一论证不完全正确，起码就目前看来是如此。首先，战争的成本和收益都无法进行严格的评估。参战国人口与资源的得失是可以计算的。根据这一计算，热核大国间的多数战争现在是，且将来仍然会是不理性的。不过，对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来说，另一方都代表着威胁，那么摆脱威胁有多大意义呢？对于一个缺少空间的民族而言，将其领土面积扩大两三倍又有多大的价值呢？通过对比投入与回报，战争的这种非理性，要么源于一种合理却空洞的情感，要么源于经济取代政治的考量。

况且，即便是这种情感和计算，也未必符合现实。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大可能（不大可能并非绝不可能）存在两大强盗的局面的话，那么，大国与小国、两个小国之间的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一个大国可以彻底地或者近乎彻底地消灭小国的报复手段：大国扬言威胁以胁迫小国妥协，甚至落实这一威胁，这并不与外交-战略决策的传统理性针锋相对。或许，比起过去，大国或者小国即便获得绝对的胜利，其成本也会更低，因此更合乎理性。

但有一点仍是正确的：确切地说，热核弹头交火对于超级大国来说并不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然而，这场无人愿打响的战争，其威胁存在于超级大国甚至是所有国家（就各国考虑到两个超级大国的热核系统都陷入瘫痪这一点来说）的战略-外交行为中。因此，我们并没有脱离克劳塞维茨建构的框架：国家间持续的斗争，和平交往与兵戎相见的交替，和平时期可能动用武力的考虑，战时对政治目标的考虑。再者，战略与外交间的连带关系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也从未像今天一样牢不可破，因为即便是敌对国家的领导人都深思熟虑，双方的热核系统却仍几乎剑拔弩张、兵戈相向。 [50]

即便如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开辟了历史性革命的前景，最终，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将会改变。试想各方都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任何侵略者致命的惩罚。进一步设想：这种报复能力能够灭绝整个人类，让地球无法居住。如此一来，“多”与“少”之间、罪与罚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都不再有任何差别，各国都对他国的存亡拥有否决权。 [51] 政治单元的斗争仍将持续，这种推测也许不无道理，然而，从心理和社会层面考虑，我并不认为这种斗争是可能的。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会同意永远受制于其他任何成员。当人类接近这一体系时，就必然会意识到它要么摒弃外交-战略行为，要么摒弃生命本身。不过，人类会在两种取舍中做出哪种抉择，犹未可知。

第十五章 老大哥或集团的内部外交

热核双头垄断与外交体系的全球扩张构建了当前局势的独特性。这两个事实界定了主体间的等级以及它们所保持的关系。两大寡头鹤立鸡群，唯有它俩占据了传统意义上超级大国的地位，换言之，只有它们才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最终选择。但是，这一能力变得愈发不真实，因为选择大战或全面战争很有可能给双方都造成不可承受的破坏。从理性角度看，过度的军事力量不再适用。

大国、中等国家以及小国的区分并未因此而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却愈发不能决定意志的较量。相比以往，强者将其意志强加给弱者竟是难上加难。改写一句诗：不能发挥的力量还是真正的力量吗？每个超级大国和它的盟友（或卫星国）之间、各个阵营之间以及各阵营与不结盟国家之间，谈判与军事较量所产生的结果不可相提并论。弱者自然向强者妥协，或是因为这一礼节符合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或是因为后者在幕后透露其必要时改变论调的意图和能力。自希特勒以降，外交已经抛弃了谦恭，而如今，另一论调的威胁也常常不被重视。

我觉得大体上应该将关系分为三大范畴：阵营内成员之间的、阵营和阵营之间的、阵营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三个范畴也可以命名为：盟友关系、竞争（或精神敌人）关系、两个阵营和其余人类（剩余的这些不算同质的）间的关系。在这三种关系的任意一种之中，力量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按照简化理论，盟友互相说服而非互相强制；敌人则保留强制；而不直接参与两大阵营对抗的国家，一方面竭力减少时局给自身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力图从时局中谋求最大利益。然而，这些套话只是一个引言，历史现实要更为复杂。

一 大西洋集团

两大阵营并不同质。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它们内部的体制所决定：民主国家的集体组织必然与苏维埃国家的集体组织有所不同（无论我们认为两大阵营形成的顺序如何）。

由于阵营的标准是军事共同体，每个成员国部分或全部军事主权的损失、阵营的架构由下列问题的答案所决定：（1）成员国保存怎样的军事自主权？（2）在集体组织之外，成员国在使用军事力量上保存哪种自主权？（3）在制定针对另一阵营的战略或外交政策时，成员国居于何种地位？（4）在制定本国对集团外地区的政策时，成员国保存怎样的自主权？（5）在集团内关系中，特别是在没有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参与的区域小集团之中，成员国保存怎样的自主权？（6）在制定国内政策，即政府管理与日常决策方面，成员国保存怎样的自主权？

大西洋集团设有最高司令部，其军队实现部分整合。军队的招兵、管理、军官、精神和武器等方面仍为国家所辖。虽然它经常声称要实现武器标准化，但这仍没有实现：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愿意牺牲其工业；对于标准武器的选择遵循或看似遵循并非完全技术性的考量（至少在那些它们的标准没有被选中的国家代表来看）。从严格意义上说，国防部长与军官都是属于各国的。或许在总参谋部和北约防务学院，大西洋精神正在酝酿成形，尽管看起来仍不明朗。

这样的集体组织准许什么，又禁止什么？假如成员国为执行集团外的政策而需要军队，它准许成员国将其在集团中的军队撤出。为了在阿尔及利亚平叛，法国就行使了这一权利。因而，军事共同体仅仅限定于欧洲之内。即便法国与英国的苏伊士远征行动失败了，失误也不能算在《北大西洋公约》的头上，英法也并不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而放弃了军事自主权，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一致反对。

相反，军事共同体看似禁止将武装力量诉诸成员国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德国的军事基地和训练基地大部分都在法国境内。联合军演、军事计划和共同的军事准备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排除了友军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所有的情形之下，国家间都不再爆发军事冲突，至少跟苏联的威胁比起来，它们之间的那些次级冲突简直微不足道。无论《北大西洋公约》存在与否，只要政府与大多数公众舆论对苏联入侵或渗透的威胁感到担忧，西欧各国就感到需要团结一致。

成员国的武装力量可以投入非洲和亚洲，亦可用于防范内战。在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许多法国人都相信政变有可能发生。无论军队或军舰在和平年代是否能够实现一体化，无论在战争期间一体化是否可以预料，联盟并不足以保证用来应对可能暴动的将军或上将的国内军事力量。

诚然，美国陆军师团驻扎欧洲、美国舰队镇守地中海，这足以“震撼”（比“恐吓”程度略轻）穿制服的武装叛乱。美国政府能够出兵相助，让作乱的军事首领遵守纪律。大西洋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对军事政变略微有利的框架：它在法律上没有禁止，在事实上也不加以阻拦。

虽然北约的各国军队拥有相对的自主权，但也被迫放弃了伙伴平等关系在理论上暗含的诸多权利。鉴于仅有美国人拥有决定性武器——战略空军、热核炸弹、核弹头与近程导弹，于是美国人自己制定了核弹计划。在华盛顿，还设有研究联盟军事计划的常备小组，包括三四个主要国家的代表。实际上，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欧洲各国，双方力量差距巨大、不成比例，于是不可避免地由美国领导人做出决策，建立在决策基础之上的计划则由美国势力或英美势力（无论如何，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仍旧存在）主导的总参谋部来制定。

大西洋共同体针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则由大西洋集团全体成员协商决定。四个主要成员国定期进行外交磋商。当柏林问题出现时，波恩、伦敦、巴黎及华盛顿的部长们沟通非常密切。当发生危机时，谁来做出决策？“现实主义者”回答道，必然是美国。假如涉及的是严格的军事措施、战争风险的问题，或许就该如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的否决权并不是无关痛痒，大西洋集团的军事行动须遵循全体一致原则。联邦德国或法国可以让华盛顿设想的措施陷入瘫痪。对于企图封锁旧都的外交-战略行为来说，四个大国都有话要说，都施以影响，没人能预料到哪一意见能起主导作用，甚至在事件过后也无从得知哪个意见才是决定性的。可能美国领导人暗地里希望盟友进行“阻拦”，这有先例可循。假如盟国让美国领导人得偿所愿，假如英国外交大臣恳请美国总统不去冒险，究竟怎么来确定它们的责任分工呢？

在此类事件上，准确地描述普遍又绝对的论点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关系类似于法国1914～1918年文职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前者的领导地位没有被损害，但后者更强大的意志往往占据上风（霞飞 [52] 压过了政府领导人）。美国坐拥力量手段，但对其伙伴却没有法定权威，如若没有盟国的同意与合作，它就无法动用这些力量手段。最后，国家或政府领导人的个性也在时刻影响着影响力与责任的分配。在关键时刻，美国拥有最终发言权，因为只有美国拥有终极武器。外交的“关键时刻”并不常见：北约尚未经历过类似的时刻。

无须赘言，美国，也只有美国，才可以同苏联进行一对一的谈判。艾森豪威尔总统无须征求戴高乐将军或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的意见，就可以对赫鲁晓夫发出邀请，这提醒我们，显然美国留存了独来独往的手段。但是，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召开峰会时，说不的人可以阻拦其盟友希望做的事。民主国家的联盟是一个波兰式议会，自由否决权发挥着作用（在一定限度内）。

从《北大西洋公约》获得更多利益的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单独或联合起来，都无法形成跟苏联同等的力量。它们与美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的能力就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又可能对苏联施加影响。是欧洲国家的羸弱导致它们丧失了从前的独立性，而并不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美国则获得了工具方面的益处：只要所有的西方国家组成一个阵营，构建起抗击苏联的集团，那么美国就能在协商讨论或宣传层面，以及行动或行动合法性层面上获得益处。如果没有提供了原则和大背景的互助条约，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就失去了根基。换句话说，抛开军事理由不讲，技术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下降的风险，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发现，结成联盟并组成共同体对他们都有好处。因为欧洲人需要美国的保障，同时，协定使他们能对华盛顿的领导人施加影响；美国则需要欧洲的合作，以便部署军队并确认其“承诺”。 [53]

北约在集团内部更像是传统联盟，在集团区域外又不似传统联盟。法国政府不知疲惫地宣称要将协定的适用范围扩展延伸至整个地球。戴高乐将军又以新的形式提及这一要求，倡议建立一个负责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外交行动的三方理事会。这一概念试图改变大西洋集团的形态，把一个有限区域内的集团变为世界舞台“行为体”。对于协定的这一解释，美国从没有表示接受，而提出这一诉求的法国人似乎也不接受。在世界舞台上的集体行动势必要求进行外交融合，而戴高乐将军将是首个予以回绝之人，因其重视外交的绝对独立：“不要依赖任何人”，“不要将自己与任何人绑在一起”。既然英法都想留存在非洲和亚洲的行动自主权，美国是否认为需要听从欧洲盟国的建议？《北大西洋公约》只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适用。

假定北约的其他合作方同意，那北大西洋理事会只有在理事会成员在目标和手段上协商一致时才能发挥作用。对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之后的分歧（虽然理事会或许可以避免冲突的爆发），理事会显然无法进行弥合。1955～1960年，美国领导人显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并不认同，也并不会劝说第四共和国或第五共和国的统治者。后者亦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英美多数”。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们就可以在两大阵营对峙地区以外保存独立行动的权利，从而也就有了共同利益。

在两大阵营对峙地区外保存自主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们在国内与地区问题上拥有同等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超级大国的敌对部分地控制了成员国各党派间的争斗，通过“保护者”与“敌人”向舆论施加影响。这些现象发生的缘由必然是两极结构体系，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两极格局。然而，对于一个居于苏联炮火射程之外、对宣传无动于衷的民族而言，无须惧怕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对盟友或中立国家的内部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随着一国精英或民族的同质性的不同而时强时弱。但其在瑞士的情况中无效或几乎无效。当一个民主政府遭遇共产党或进步舆论威胁的时候，寻求金钱、宣传或美国援助就是不可避免的。

依靠美国支持的领导人是被强制还是逐步执行华盛顿所做的决策？事实更为复杂。与同质的、可以抵御颠覆和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相比，羸弱的政府、不受欢迎的政权的领导人通常需要更多支持。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时通过提及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来得到第五共和国领导人展示他们的安全得不到的东西。此外，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行，欧洲经济逐渐得到修复，美国代表们不再担心挂虑，一天一天地，他们一般也不再能够向盟国领导人施压。

至于阵营内的组织，美国多是促成而非阻碍其行事。美国没有存心地从统治或霸权的角度来考虑与欧洲的关系。经济上，欧洲的复苏依然削减了美国的相对权势。欧洲六国共同体潜在地可能成为一个一流强国，并可以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同两个超级大国比肩。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对权力的欲望，华盛顿竭尽全力保持着其领导地位、驾驭能力或者发号命令的能力。通过对军事力量垄断而垄断权威的帝国，既不是美国有意识行动的目标，也不是其秘密野心的内涵。二战后，无论愿不愿意，美利坚合众国都接受了那些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匮乏的战败国和盟国，并承担起责任。面对苏联威胁（真实的或虚构的），美国赋予这一责任以承诺的特性。美国通过结成传统联盟的形式明确自己的承诺。美国希望盟友能够以自己为范本获得行动的手段，而不再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有一天，欧洲强大到可以自行防御，美国的领导人，或者简单地说，美国的民众会因被迫撤出欧洲而悔恨不已吗？对于美国对六国欧洲的支持，我们应做出明确且否定的回答，否则就是极端的犬儒主义。但这个问题或许是徒劳的。为何我们要问，或者美国人要问，美国人是否为他们尚未失去的权力而后悔呢？按照“帝国”一词的传统词义，只要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非帝国就足可消除疑虑，因为军事统一尚未发展为政治单元，而持有武力者尚不知如何使用这一武力，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感到尴尬而不是骄傲。

二 苏联集团

对另外一个集团进行平行分析，二者的差异与类同便能立刻显现出来。起初苏联还有所犹豫，随后它便彻底地反对欧洲阵营内部的区域组织。

1947年，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甚至也许是暗示——之后，季米特洛夫和铁托设想建立巴尔干联邦。 [54] 这两人被认为是最坚定、最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区域组织看似对苏联有利，有助于苏联控制那些尚不守规矩的国家。然而，1948年1月，《真理报》公开谴责联邦计划，两个负责人看似被责令整改。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双边主义”是必需的，条约将苏联和一个或者两个东欧国家彼此联系在一起。友好或互助条约遵循了经典的模式，条约中特别规定，要共同抵抗重新武装后的德国或者任何联合德国进行侵略的国家。民主德国是唯一的例外，它与阵营内的其他国家只签署了友好条约，有的只签署了文化合作条约（1950年10月9日与罗马尼亚，1952年5月5日与保加利亚，1952年8月1日与波兰）。苏联则与除民主德国外的所有东欧国家签署了友好及互助条约，并未和任何国家签署文化合作条约。所有东欧国家都要与苏联进行文化合作是硬性规定，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来确立。

1955年5月14日《华沙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从双边手段到多边手段的过渡。条约规定建立一个受命于苏联将军的共同军事组织，赋予苏联军队驻扎于国外土地上以某种合法性（尽管这一合法性在1956年事件后才获得其法定的最终形式）。 [55] 最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次和其他东欧国家以同样的身份出现在互助条约中。《华沙条约》效仿《北大西洋公约》，但时至今日，苏联仍无法容忍与《罗马条约》相同的条约。

这两个条约创造了两大阵营，即便两个条约形式相同，却也不应该掩盖它们实质上的差异。苏联集团针对另一阵营的军事政策最终由苏联裁定。《华沙条约》没有设立与北约相当的总参谋部。苏联并不只靠热核垄断来对抗西方，它所拥有的常规武器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而且可以立即调用。西欧所受到的威胁，正是来自苏联红军在东德部署的大约25个摩化和机械化师。

东欧国家并非完全丧失了国家军队的自主权。匈牙利军队在1956年10月至11月间的角色，以及如果苏联军队继续挺进华沙，波兰军队准备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了东欧国家的士兵在几年前打心底认为国家的自主权依然存在。一旦苏联与另一阵营开战，这些军队看上去并不会按照苏联的计划发挥攻击的作用，因为它们的忠诚并不可靠。因为附和的诚意——尤其是民众附和的诚意——越发不可靠，老大哥的权威便越发严厉。在西边，共产党（特别是它的地下组织）组成了所谓的第五纵队。在东方，暴露于阳光下的第五纵队并不存在。不过，没人可以断言，在内部就没有敌人。

针对另一个阵营的外交及战略都由苏联最终裁定。在联合国，东欧国家的代表如实遵循莫斯科代表的指导路线。无论是建立还是撤销对柏林的封锁，过去的斯大林和将来的赫鲁晓夫看起来都不需要采纳或听取任何人的建议。不过，我们还是适可而止吧。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采取行动或不作为的情况下，将行政机构和主权外在的法律形式留给国家是不可能的。显然，东德领导人并不会主动中断与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交往，甚至向突破封锁的联军坦克和飞机开火。但卫星国“亲王”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执行收到的指示，从而影响危机的进展。 [56]

此外，苏联集团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组织。它倚仗着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以神圣的学说来奠定、建构其政体。鉴于这一本质，苏联集团的领导者们实际上力图友好。不过，对于另外一个阵营的外交和战略政策，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从其学说中推断出来的。在某一个时刻，只要学说的确切诠释由苏联单独决定，甚至仅由一个人定夺，那么苏联政体和苏联集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就强化了属于莫斯科的决策垄断权。苏联内部或苏联集团内部对学说的阐释存在分歧，因而对学说的阐释便引发了公开的辩论。自此，卫星国重获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只因为它们摆脱了斯大林强制服从的言论纪律。我们无法确定，赫鲁晓夫及其幕僚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地拉那或潘科（东德）、华沙或者布加勒斯特这些卫星国精英的“极端主义” [57] 或者“温和主义” [58] 言论所“震撼”。我们很难确定，学说争论所对应的利益和方法的分歧是什么。有资格参与学说争论的人成了对话的谈判方，以达成阵营的“路线”。然而，每种情况的决策都与当时的战略有关，因此也与学说的路线有关，而该路线则由一个阵营的首领或一些集团的首领来制定。

东欧国家基本不存在针对区域外部的外交和战略的问题。因殖民地问题，西欧国家的外交与其阵营的外交存在差异。然而，尽管哥穆尔卡（Gomulka）领导下的波兰在言论（书面的或口头的）上与联合国中的苏联完全保持一致，但仍在与西方阵营的文化和经济关系方面留有某些回旋余地。它接受美国的支援，允许本国学生、教授和作家赴西方国家旅游和学习。

最后，对东欧国家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们在践行学说以及管理日常事务中的自由度。1945～1956年这段时间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苏联部队的到来至1948年对南斯拉夫的批判，这一阶段包含双重区别：一是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区别，二是各人民民主国家都将普世真理应用于当地形势，因而各自之间也存在区别。在第一阶段，铁托的南斯拉夫属于极左状态，它严厉斥责西方政党（意大利的和法国的）的非暴力，反感一些东欧政党果断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坚决主张这些政党要强调国内形势的差异性。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政党因为战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备受拥护，信心十足地准备涉险实现其外部目标（的里雅斯特），它不肯承认它会一直落后于老大哥，也不承认它会在定义模糊的人民民主地区内落后于人。

第二阶段是1948～1953年的全盘斯大林化，轰动一时的拉依克（Rajk）审判、科斯托夫（Kostov）审判和斯兰斯基（Slanski）审判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在南斯拉夫分离主义和冷战的双重压力下，东欧展开了双重镇压。各国的共产党最终清除了多元民主的余党，同时，铲除了被怀疑甚至只是有被怀疑可能性的偏向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甚至还有那些可能代表民族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全盘掌控权力，完全听命于莫斯科；波兰军队由苏联元帅统领；苏联秘密警察渗透并监视警察机构。苏联大使日复一日地监视着事务的管理，而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对卫星国各党行使教条的、狂热的权威。一切看似卫星国统治者既在推行他们的政策，又在履行他们的义务。

第三阶段，从斯大林之死到波兰和匈牙利反叛。斯大林，这位实施冷酷统治、让卫星国的首脑俯首称臣的领袖，已离开人世。继任者们争权夺利，同意将压紧的弹簧稍微放松一些，于内于外，都让政体恢复了一定的弹性。在斯大林逝世前夕，言论纪律曾臻于某种怪诞的极致，现在却被官方终止。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曾经的同僚成了继承人，曾经让他们诚惶诚恐、极尽阿谀奉承之人，则被他们谴责是口蜜腹剑、无用的、残暴的人。他们揭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也影射了战后的审判。苏联内部的派系之争投射出人民民主国家的内部争端。苏联领导人之间以及各国政党领袖之间的斗争的交织，导致了朝令夕改（纳吉复出，后再遭废黜），也酿成了1956年匈牙利的暴动。

最后一个阶段，此书着笔之际仍在进行。这一阶段并不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回流，而是努力维持阵营的凝聚力和某些“解冻”的利益。莫斯科的领导人们既不愿放弃社会主义阵营学说的同质性，也不愿放弃苏联的首要地位，他们没有哪一个能够像斯大林那样令他的追随者和同志们尊敬和畏惧。但是，这两个原则在阐释与运用上存在些细微差别。

社会主义意味着单一政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这些信条不容置辩。但是，在适应形势的正当范围内，在农业集体化的紧迫性、经济增长率、投资比例、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分配等方面，存在政治与教义的争论，每位谈判者都引经据典，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农业集体化、高增长率和重工业优先的拥护者被视为“强硬派”，有时被称为“左派”。可是，1957年，波兰的那托林派，即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分子和怀旧主义者，却被划为右派。另外，这些领导人对经济政策（重工业）“强硬”，对文化则相对宽容，赫鲁晓夫谴责马林科夫先生的经济政策，却没有否定“解冻”。总之，从老大哥到小兄弟，派系之间并无严格的对应。或许，赫鲁晓夫支持波兰走哥穆尔卡路线，而在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路线（比如在农业方面）。

斯大林集权政策的松弛符合莫斯科领导人的几项意图，也符合政治与心理的历史基本需求。后续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担当斯大林的角色，因为他们都不具备他的超凡魅力，而这一领袖气质是由功绩与罪过，由杀戮以及石头、混凝土和钢铁铸成的参天纪念碑所给予的。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力，只在崇拜教皇-皇帝时才具有意义。长此以往，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为它建立在对人性的长期压迫之上。况且，一旦卫星国的精英站稳脚跟，一旦过去的代表被踢出局，东欧国家的执政者便会不由自主地渴望自己行使权力，行使由国家独立的法律准则和国家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赋予他们的权力。然而，除非是处心积虑地为权力而权力，换言之，除非是欲求他人臣服以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的精英没有必须遵照的理由来干涉卫星国内部日常事务的管理或内部的个人竞争（只要这些个人都致力于阵营的共同利益）。

留给卫星国精英们一定的自主权，或许会缓和其政权不得人心的程度，强化其国家特性。现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在波兰人民中的威信，没有比在其身陷囹圄时执政的西伦凯维兹（Cyrankiewicz）所拥有的威信更高。老大哥和他的保护人间关系的缓和，既符合前者又符合后者的利益。既然阵营的首领不怀疑卫星国统治者的忠诚，那么在逻辑上，凡有助于卫星国统治者获得那些屈从而非“皈依”共产主义的国民爱戴的事情，他必应予准许。对苏联和波兰人民而言，哥穆尔卡政体是最好的方案，对美国而言，它也同样是最好的方案，它稳定了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并留出了美好的未来：波兰并未变成苏联的一个省份。

然而，赫鲁晓夫的方法并非没有风险。在西方，美国无须强加意识形态规范：只要盟国的执政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中立主义，大西洋集团便能维系，因为它不过是军事共同体以及针对东方阵营的外交协调。在东方，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放弃意识形态规范而不损害或者改革其自身的政体。共产党从其学说中获得合法性：苏联据有的首要地位赋予了它阐释学说的权利。国内的阐述分歧应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这一限度是什么？或许没人能确切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他们所认为的未来和最终世界是怎样的图景？假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复存在，国际关系的格局又会是怎样的？这些疑问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共产主义领导人着实奋斗的目标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苏联帝国并不会像希特勒帝国那样，建立在优等民族优越性以及奴役或灭绝劣等民族的基础上。苏联是多民族帝国，幅员辽阔，毫无必要再行扩张。超越两个阵营的冲突之后，所有的国家都同时衰败还是混合成一个单一国家呢？社会主义政体将趋向一致，抑或是政体中文化本源的烙印会日益彰显呢？

无论如何，在两大阵营交锋的当下，克里姆林宫的关注焦点必定更是近在咫尺，更是迫在眉睫：必要时，苏联集团在欧洲采取统一行动势在必行（对匈牙利的镇压阻碍了莫斯科人道主义的造势，它为恐怖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此后必须承认，假使必要，苏联便能以武力征服卫星国）。而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则只能通过谈判，甚至连含蓄地诉诸武力威胁都不可能。诚然，面对劲敌美国，中国有赖于苏联提供技术支持和原子弹掩护。苏联则认为，类似1948年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的公开决裂会是一场灾难。或许，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有时仍能达成妥协并正式维系它们的友谊。我们揣测某些利害分歧，比如，苏联集团是否应该将援助不加区分地分配给所有亚非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行动上客观地反对西方？还是说应该特别照顾那些正向人民民主靠拢的进步政体，至少是优先考虑它们？它是否应当考虑纳赛尔总统迫害或者清除共产主义者的事实？国际缓和是否符合苏联集团的利益？它应当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还是强调战争的必然性？且不论这些利害关系是什么，即便中国同苏联化解了或者掩饰了彼此间的矛盾，它们的共同存在仍为苏联体系内部恢复了某种政治理论-争论的自由，列宁时代热烈地使用过这种自由，斯大林政权则逐渐使其窒息，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尽管对他的遗产存在争议，却也逐渐被迫容忍这种自由。并且，中国仅仅通过它的存在就能给苏联集团带来麻烦。欧洲苏联集团同亚洲三个共产主义政权（中国、朝鲜和北越）并肩而立，其中一个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改变了欧洲阵营的内部关系。总之，至少东德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可以采用所谓的中国话语体系，而捷克人仍然坚持追随苏联领导人的原则，波兰则偏离了俄国正统学说，但在方向上反对中国的学说。

我们无法准确知晓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是如何进行谈判、如何做出决策的？是由某一国还是两国共同做出决策？也无法知道理论争论将对战略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无论如何，给予卫星国统治者的自主权导致了行事的多样性，甚至连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内容也多样化了，正如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存在为阵营内的所有国家恢复了意识形态讨论的一定自由。这样的自由，西方的老大哥或许会不屑一顾，东方的老大哥对此却不无焦虑，因为克里姆林宫不仅不再（或者还没有）习惯这种做法，而且还极为注重观念 [59] 。

三 经济组织

欧洲国家的崩塌、两支“解放”部队在旧大陆中心的相会，导致了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些阵营，究其根源是政治性的，而其实质则偏军事性而非政治性。然而，我们是工业社会，而苏联以其自身为摹本而建立的制度，其意识形态是历史-经济的。它宣告人类将首先迈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步入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这是一场难以抑制且可以预见的运动。两大阵营中的国家都建立了符合各自主导意识形态的经济制度，显然，西方国家的偏差余地大于东方国家，尽管1953年以降，东欧国家间的差异也日渐明显，甚至表现在理论上遵从正统性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阵营形成的主要后果是打破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这是共产主义学者使用的表述）。战后一段时间，国际时局改变了卫星国间的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是政体本身所蕴含的：如果不同时预估出口，便很难制订计划，买主如果属于自由经济国家，即买主是公司，而公司归根结底取决于消费者，那么这些预估便并非易事。可是，外贸的重新定位也诠释了苏联的意愿。 [60]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按照计划的规律组建国际市场，正如它们应当在内部建立符合苏联标准的经济体。

理论上，我们设想社会主义的国际市场可采取两种模式。要么优先超国家计划，国家计划作为其中的分项，同样地，地区计划又是国家计划的分项；要么优先制订国家计划，阵营内部的政府之间缔结双边协议，并在双边协议的框架内建构国际市场。第一种模式理论上更可取，严格来说却无法实行。第二种模式有其内在的弊病，斯大林主义曾把它夸大到荒唐的地步。

以国家计划为主，国家计划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适应国内形势。可事实上，1948～1953年，每个东欧国家都趋向于在缩小的范围内复制苏联模式，各国都重视发展重工业，都拥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冶金业和机械工业。匈牙利是此番疯狂行径的代表：依靠进口煤钢支撑冶金业，单是进口的成本就高于外部购买匈牙利工厂生产的成品或半成品的价格。

尽管国家计划的优先地位未被舍弃，尽管这些计划仍以“苏联缩影”来构思，但双边协定的增多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模仿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创立，但长期无所作为）的工作增进了苏联集团内部的劳动分工。所有东欧国家都建立了重工业——生产资料工业，如冶金、化工、机床，且它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近年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东部能够迫使这些工业推行一定的专业化，不再是大家都生产涵盖全部类型的机器。

苏联集团在欧洲以外的军事阵地进行一致或协调行动也需要这种专业化。从此以后，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贷款和赠予成了苏联手中的一张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波兰此后都是不容小觑的生产资料出口国。这些国家都和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维系着新型或传统的关系。所有国家都参与贸易攻势，参与政治目标，旨在与西方阵营争夺第三世界的市场。

阵营内国家之间的经济组织在运作时并非没有谈判和争议。我们知道，争议的内容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国家间商品交易的价格。1956年，波兰事后调高出售给苏联的煤炭价格。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宣称遵循国际价格，其他的争议看上去仍在继续。国际价格会让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益，而牺牲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吗？

阵营内国家之间的分工也并非一帆风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牺牲其所谓的基础制造业。即便所有国家都倚仗苏联的原料补给，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过度依赖另一个国家。看起来虽然苏联画定了框架，但是卫星国之间、卫星国与老大哥之间的关系仍遵循谈判规则。这些国家的代表相互会面，磋商并谋求说服彼此，他们并不会牵涉到他们的共同体——这一阵营由相同政治体制下的不同经济体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但各方都会通过要求与让步等传统手段来确保自身的利益。1956年后，波兰甚至既从苏联又从美国那里成功获得了贷款，哥穆尔卡执政时模棱两可的特点赋予了它与两个超级大国中任意一国进行额外谈判的能力：在两个超级大国看来，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可能是场腥风血雨，相较之下，稍微自由的共产主义更为可取。

苏联与卫星国的经济关系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从1945年到1953年，苏联强化了控制，加重了对卫星国甚至那些不能被视为昔日仇敌的国家的剥削。阵营内的计划、伙伴间的分工仍停留在宣传规划或主题上。1953年以降，苏联放松控制，给予了各国政策自由发挥的余地，允许波兰缓慢推进农业集体化，鼓励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工作，它从剥削（苏联主导的合营公司，收取赔偿，低估卫星国交付的商品的价值）过渡到援助（长期贷款）。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老大哥，它们都接济因民众不满而身陷险境的卫星国亲王。某种程度上，苏联凭借卢布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正如美国利用美元与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做斗争一样。

西方的第一阶段与东方的第一阶段背道而驰。美国援助欧洲国家重建，且于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这不仅加快了重建的步伐，也防止了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一时期，美国的设想更是与苏联的设想南辕北辙。马歇尔计划促使欧洲国家形成一个整体，甚至鼓励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这一整体对美国的商品实施“贸易歧视”。欧洲国家间彼此给予优惠，却拒绝给老大哥以优惠，负面的宣传甚至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为了填补“美元缺口”，美国迫使它的盟国相互合作，为欧洲社会设立一个“授权的谈判对象”。同一时期，即1948～1953年，斯大林则仅与每一个卫星国单独地缔结双边关系。

美国是从经济角度来考量的：如果欧洲国家重犯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重拾国家计划并靠行政来管理对外贸易，各国都谋求尽可能多卖少买，那么欧洲的复兴便是无稽之谈。在经济层面，东欧每一个卫星国都犹如显微镜下微小的苏联，而整个西欧则效仿美国。美国旨在让自己的援助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便要恢复欧洲国家所失去的独立（经济独立而非军事独立）：苏联的政策则倾向于确定卫星国的经济附庸关系，因为卫星国只能靠苏联来保证原料供应。

美国的政策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或许也超出了倡导者的期望。它的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欧洲大陆比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展得更为迅速。欧洲大陆正在经历大批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阶段，对汽车、冰箱和电视机需求旺盛。西德与意大利积攒的黄金和美元提供了更加明显的证据。逆差跨过了大西洋：美元指不胜屈，不再稀罕。十年间，美国损失了价值60多亿美元的黄金。马歇尔计划和美国政策的结果一直都是重建国际市场，一如苏联政策的目标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国际市场。然而，苏联的政策是将东欧国家和它们的老大哥捆绑在一起，美国的政策则是给予西欧各国在主导经济方面更多的自主权。

西欧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引起了林林总总、连续不断的谈判。贸易外交几乎成为孤立的领域，专业官员驰骋其中、游刃有余，而部长们只能远远地关注，因为对外行而言，讨论中所使用的术语是高深难懂的。

在第一阶段，即马歇尔计划阶段，欧洲国家间主要围绕美元分配以及渐进的对贸易自由法规的制定与欧洲支付同盟进行谈判。各国政府通过一个国家间组织重新建立了一个多边支付系统，且废除了对进口的行政管制。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的使命是对各国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克服通胀、自由贸易、增加投资。这样的谈判属于传统类型。每一个谈判国都寻求获得老大哥或合作伙伴的优待；每一方都要其他国家轮流证明自身的不足和长处、敌人的强大以及它为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各方都试图说服对谈者，任何一方都无法钳制它的小弟或老大哥。这些谈判唯一的悖论在于，虽说援助本应按需分配，补助却有可能给予了管理不善的政府，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外汇的需求会不可避免地增加。

1950年春，法国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让谈判更为复杂。此后，旨在建立超国家组织的决定性谈判与有关商品交易和国家支付模式的应时谈判交织在一起。欧洲六国共同体的成员国形成了某种特殊关系。高级机构理论上具有某种超国家的权力，然而，机构的组成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原国籍，他们既受国家利益的影响，又受超国家组织利益的影响。此外，各国政府也会从内部或外部向超国家组织施加影响。

《罗马条约》又让谈判横生枝节。六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共同市场，因为从定义来看，共同市场会区别对待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各方都力争得到老大哥的优待，然而非成员国认为成员国对共同市场的忠诚是不牢靠的，它们会或多或少谨慎地让这个或那个成员国反水。

20世纪50年代，大西洋集团内的经济外交具有什么特点？当谈判的砝码为纯经济利益时，军事力量几乎不能影响一国强人所难的能力。当本国财产在外国领土上被扣押时，国家不再靠派遣炮舰来回击：这些炮舰会被海岸上的炮火驱逐，它原本也应当发起讨伐。盟国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无疑，军事强国一般都拥有可观的资源，在正常情况下，其资源总量必定影响所有谈判的开展。不过在此类事件之中，力量与权力的关系比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所想象的要更为微妙。

诚然，当一国资助出口所需的外币大多来源于某种商品（锡、棉花或咖啡）的销售，那么它对买方的依赖就要大于后者对它的依赖。然而，我们所分析的是拥有多元经济的工业化国家间的谈判。任何国家都不依赖唯一的买主或主要的买主，也没有一个国家因逆差所迫而恳请老大哥贷款。谈判涉及关税减让、国际支付体系的建立以及区域组织的形成。降低关税的谈判本质上是讨价还价，大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大的操作余地，因为与小国相比，同等程度的减让对它而言意义不大。可是，小国由此也能得到有利的议价，因为这些利益对它而言是可观的，但对于人口20倍于它的国家而言，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的确，面对大国或是中等国家联盟采取的不公正举措，小国并没有能力施以报复。瑞士对六国共同体资本的禁止，带来更多的是微笑而非焦虑。当美国总统以所谓的保护国家濒危工业为由，试图限制瑞士手表入境时，瑞士赤手空拳，只能抗议和提醒它西方老大哥所倚仗的自由原则。道德武器并不总是无济于事。

法国与英国主导的外交斗争起因于《罗马条约》，这场斗争介于两种关系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我们会在阵营内部对之加以区分。六国拟定了一份条约，规定在大约15年之内组建一个共同市场，实行共同关税和法律协调。这一事业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在共同法律与共同制度机构的管制下，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通。小欧洲的某些倡导者并未掩饰共同市场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一事实——它是经济一体化的手段，而经济一体化本身又是政治联盟的手段。

英国和一些欧洲小国（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奥地利、葡萄牙）对经济手段，甚至是这一事业的政治目标并无好感。伦敦认为这存在以下弊病。首先，根据国际法 [61] ，它建立了关税歧视：在过渡阶段之后，德国商品将自由进入法国，而英国商品则要按共同进口税率来缴纳关税。在最初几年，这种歧视尚不明显，但随即便会有影响：消费者和进口商在歧视足以造成价格差之前，便会进行调整以适应歧视。

其次，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大陆国家就是增长率最高的国家。随着边界的开放，竞争也将愈发激烈，或许也将进一步促进欧洲大陆经济的发展。受到原料低关税或零关税、成品和生产资料高关税保护的英国工业，难道不会在生产力竞争中被赶超吗？

无论如何，六国将组成首屈一指的经济统一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商和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商。如果它们以一个国家的形式一同谈判，那么它们在经济外交领域所具有的分量则是英国所无法比拟的，或至少与英联邦旗鼓相当。

在六国之中，德国的工业最发达、最先进，它无疑会成为最强劲、最具活力的合作伙伴。将来，它是否会对欧洲共同体的机构和运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如果欧洲共同体成为一个联盟，它是否为德国主导西欧开辟了道路呢？诚然，这种和平的主导不同于威廉德国的霸权，亦不同于希特勒帝国，不过它仍然唤起了记忆和怨恨。

一些欧洲小国对共同市场的敌视昭然若揭。中立国家（瑞典、瑞士和奥地利）和在政治上结盟却在传统上面向海洋的国家，都不愿成为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主的机构的正式成员，这种政治联想在苏联看来与中立是格格不入的。然而，瑞士和奥地利是欧洲大陆国家，它们主要与六国发生贸易往来。不加入就会遇到关税歧视，加入便必然意味着同意一体化的要求，它们拒绝在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因为两种取舍都同样令人不悦。

毋庸置疑，在六国范围内依靠共同市场的形式来统一欧洲，起初会使那些在马歇尔计划庇护之下的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合作的国家之间发生分歧。英国冷嘲热讽道：“名为统一，实则分裂。”六国则反驳说：“如果不把那些决心参与的国家同那些满足现状和各种政府合作模式的国家相区别，那么要如何实现统一呢？”

英国和欧洲小国反对共同市场无可厚非。法国反对自由贸易区计划也情有可原。与共同市场一样，制成品在自由贸易区之内也享有流通自由，然而区域成员国既没有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的义务，也没有经济一体化（或者协调立法）、建立共同的农业政策和某些共同法律的义务。

当然，相互妥协的谈判是可能的。英国的最初计划是起点，这个计划代表了伦敦的理想方案，不过，倘若巴黎政府打算赞成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女王陛下的政府就会同意向法国提议的方向靠拢一些。

可是，法国并不接受，也不能接受这个原则。 [62]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法国的工业家并非毫无顾虑地设想共同市场的内部竞争，但仍希望进行尝试。然而，他们担心并反对立即扩大共同市场。六国框架内的竞争仍属可以估算的风险，其不确定性也是有限的：而自由贸易区对他们而言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危险。而法国政府有其他考量，更为迫切地反对同时建立两个组织。一旦同时建立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那么贸易区将成为主要的事实。最优秀、最有抱负的领导则会在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大展拳脚，寻求成功。六国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共同农业政策、法律协调——煞费苦心，而一体化将陷入停滞，并逐渐被束之高阁。在共同市场生效之时便同意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不过是将欧洲的统一重新引向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这也意味着按照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来发展欧洲经合组织的政府间合作，只不过是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的歧视性政策，而没有任何政治目标。

这正是盟国之间切实的利益冲突。一方是六国，另一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小国 [63] ，双方仍通过北约团结在一起：对任何一方而言，敌人苏联都是最大的威胁，北约代表它们的团结，美国的威慑力是它们共同的靠山。不过，由于一众小弟兄分属不同的政治经济小团体，各自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威望，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或多或少地有利于英国或者欧洲大陆。

争论的背景已概述完毕，那么外交斗争又包括什么？它包含两大主要方面：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谈判，另一方面是说服伙伴、对手和老大哥的努力。说服的努力贯穿整个谈判的过程。法国努力说服的对象主要是老大哥和它的伙伴；而英国则主攻老大哥和法国的伙伴，其中德国和荷兰都不乏偏好自由贸易区而非共同市场的强大党派。

谈判和说服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谈判方（谈判人员和宣传人员）必须就两方面交换意见。他们谈判的对象并非无知的群众，而是政府官员或者能干的政治家。他们应该提出合理的论据，回应正当的异议。即便法国代表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最终的答复会是否定的，也不可能立刻坚决地说不，否则就会让他们在六国的伙伴甚至老大哥心烦意乱，因为英国的论点也同样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主张之上：共同市场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一分为二。法国只有在证明了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水火不容后，华盛顿、波恩和海牙才能接受它的否决。

英国主要使用了三个理由来努力说服。伦敦的发言人向美国揭发关税歧视，称其为贬义词，意指一国向另一国提供优待，有悖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他们试图借此挑起对差别关税的敌意，显然差别关税与整个自由贸易区或整个共同市场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向美国谈及欧洲统一的破灭，认为马歇尔计划是欧洲统一的契机，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是统一的手段。他们向德国和荷兰的“自由党人”强调，对国际性贸易国家而言，与法国这类传统的保护主义国家结交是荒谬的（此外，他们低声宣传，暗示法国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昔日的仇敌、日后的霸主——来往密切是愚蠢的）。

法国说服美国的努力既相似又相反。反驳歧视性指责非常简单：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一样会歧视美国商品。自由贸易区会使十三个国家对美实行歧视政策，而英国指责的只是六个国家。任何一个商业组织都建立在对第三方的关税歧视之上。美国认为，一个囊括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区域，在经济层面上比起仅有六国的共同市场更令人恼火。六国以欧洲大陆统一为理由来回应分裂欧洲的责难。美国在全力支持欧洲军队后，又如何能改变原有主张，撤回对与其目标相同的共同市场的支持呢？法国的宣传人员提请其合作伙伴——尤其是德国——注意，英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划分区域组织，那么德国只不过是第二（或第三）杰出经济体。然而，德国却能通过六国重归政治大国地位。共同市场凭借其贸易地位和收支盈余，能够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干涉非洲、亚洲和南美的发展中市场。军事上，六国暂时只是大西洋集团的普通伙伴，经济上它们则可以反对美国，毕竟它们都将以与美国同等地位、同等尊严的主体身份出现。

谈判持续了十八个月左右。谈判专家接二连三地发现难题：对外差别关税所必需的原产地证书、英国与英联邦的关系、农业政策、共同制度、立法协调、关税主权（各国保留不必征得伙伴同意而调整其对外关税的权力？）。不过严格地说，磋商从未曾有过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这些正式谈判的特点。法国的策略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向伙伴国强调自由贸易区的不可能性，却不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1958年底，英国人主动决裂：他们既没能成功地让法国的伙伴反水，也没能赢得美国对他们的主张的支持。

这种外交斗争的性质是什么？显然，它更像国家内政的争端，而非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论好坏与否，结盟这一事实都使对手无力诉诸最重要的手段。英国人无法阻挠六国构建合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法的共同市场。他们必须让美国的领导人相信共同市场必然与欧洲和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不得不劝导德国和荷兰的舆论或政府，共同市场将受到法国保护主义的支配；或者让法国的舆论相信共同市场将导致德国的霸权。由于既没能说服前者，也未能劝服后者，英国人只能接受共同市场，即六国脱离其他国家这个事实，也许也会为重建欧洲大陆一体化找到他路。 [64] 英国组建小型自由贸易区是一种做法，单纯地加入共同市场则是另一种做法。 [65]

我们刚才所勾勒的模式并不与多党冲突存在根本差别，两大党派的任何一方只有笼络中间党派或诱使对手党派的同伙反水，才能占据优势。我们刚才分析的格局在国家内部难以找到与之完全对等的情况。共同市场之争的关键和最终结果在于六国和六国以外的国家分离与否。只要宪法程序未中止，政党斗争的最终结果无外乎是联合政府和多数决策。政党之间必定并肩共存，而在某种意义上，六国则要求分道扬镳。

方法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则更为显著：这些外交磋商中的谈判方类似于进行对话的政党，对话在形势所要求的不成文规定下进行，既是知识的辩论又是技巧的较量。任何一国都不能动用武力，也无法有效地以商战相威胁：舆论并不乐于接受这种威胁，因为这种报复行为违背了对手之间根本上的结盟精神；也因为六国没有违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就找不到对它们实施报复的口实。无锋剑的剑端应该套上保护皮头。辩论人员是击剑队员，胜者更有技巧、更果断。如果艾哈德一方战胜了阿登纳总理一方，如果六国未能制定出共同的农业政策，如果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六国，那么斗争的本质就会改变，阵营的命运也会不同。

四 集团内部的冲突

大西洋集团内合作伙伴间的政治斗争分为四类：（1）两个伙伴——同时也是昔日敌人——之间的冲突［利害是萨尔地区（Ia Sarre）这片领土］；（2）伙伴就集团组织有关昔日敌人的措施而产生的冲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重新武装）；（3）伙伴间就如何应对敌方阵营行动而产生的冲突；（4）伙伴在集团外的区域内不遵循一致政策而引发的冲突。也许，“冲突”一词未必十分贴切：有时不过是对最佳方案存在意见分歧，好比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部门或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

第三种类型的冲突既属于集团之间的外交，又属于集团内部的外交，笔者姑且将其搁置。而另外三种类型，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只试图分析出和平斗争的本质、规则和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尔地区的冲突可以说属于第二类。《凡尔赛和约》规定法国管治萨尔地区，并经营该地区的煤矿，以补偿德国对法国北部煤矿的破坏。十五年后，由全民公投决定这片富含煤炭和工业资源的领土的命运。

二战后，煤炭资源极度短缺，法国谈判人员要求并获准了暂时分离萨尔地区。 [66] 纳粹德国投降后的最初几年，萨尔地区人民的物质条件明显优于联邦德国的同胞。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找到了引入政府民主形式的方法：政党按照西方规则相互竞争，保留国家的基础，即萨尔的自治不必提交讨论。

此举从一开始就显得岌岌可危。西方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使法国无法兼并萨尔或者强加专制制度。不仅政府必须由萨尔人组成，而且萨尔人可以自由讨论除了并入联邦德国以外的任何问题。只要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存在差距，只要德国占领区的不幸与被压制的萨尔地区的相对舒适之间存在反差，那么同时维系民主政体和行省总督制度就不至于穿荆度棘。一旦“德国奇迹”成为现实，正要和解的法国和德国表现出消弭争端的意愿，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萨尔人也许会同意被赋予欧洲国家的地位，如果这个地位能使其纳入欧洲防务集团的话。然而，当萨尔人被明确给予选择的机会时，他们也很可能投票赞同回归德国。通常情况下，生活在边境且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人，基本上都会表示同意融入其民族国家。分离与民主相结合的方法也无法阻止合乎规定程序的公投。1955年，法德协议规定，如果萨尔拒绝欧洲国家的地位，它将保持现状，可即便是这样的威胁，也没能阻挠萨尔人投票选择回归德国。两国通情达理，认为不能违背萨尔人的正式意愿而执行协定本身。事实便是如此。

萨尔领土争端并不是典型的国际冲突。尽管它是法德敌对时期冲突的历史再现，但它更像盟友之间而非敌人之间的冲突。首先，它富有教益地阐明了不成文规则的权威。法国如果否认萨尔人的自由权益，否认他们选择国籍的首要自由，那就是出尔反尔，就违背了它和大西洋集团所认同的观念。在组织公投之时，对赞成归入西德的宣传和政党的阻挠便自然而然地失败了。法国如果涉险在1950年之前组织公投，或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最终的结果。在历史背景下，法国政策所能运用的手段注定会失败：法国没有破坏与德国的和解，痛快地顺从了萨尔人民的意志，这样看来，法国终是虽败犹荣。

涉及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争端——是否应称之为冲突或是争论？——同样具有混合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对建立防务或者巩固集团的意见分歧。朝鲜战争之后，大西洋集团的伙伴国在美国的鼓动下也决定自行并共同重整军备。德国又将会有怎样的地位？波恩的共和国仍只是一个客体，一个可能爆发战争的战区？抑或是轮到它加入集团？

按照传统的推理模式，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重新武装西德，将其视为盟友而不再是敌人，意味着巩固集团，将德国部队编入镇守分界线——西方世界边境——的卫兵行列。然而，重新武装德国的决策在法国掀起了风暴。

德国是昔日的敌人。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尚未远去。记忆不曾退却，愤恨还未平息。法国部长着重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同一面旗帜下携手并进仍为时尚早。姑且不论这些合理的情绪，从理性的观点来看，重整德国军备也有待商榷。苏联会对这一决策做何反应？苏联人难道不会视之为西方侵略意图的证据吗？无论如何，重新武装西德，难道不会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设立不可逾越的障碍吗？它不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吗？换句话说，法国外交官可以像伙伴一样诚心诚意地和美国同僚讨论这一关系整个集团的举措，尽力权衡其利弊，衡量可能的结果与风险。最后，法国代表也担心德国重振军备，即德国获得盟国地位，对集团内部力量关系的影响。1950年以前，在大西洋集团中，法国是欧洲大陆的唯一一个中等强国；1950年后，如果美国的计划被接受，法国就得重视另外一个与自己平分秋色的国家。换言之，重振德国军备，法国公众舆论会接受吗？苏联会认为其是适宜的吗？这会对法国在集团内部的地位有利吗？

精确衡量这三个论点各自对舆论和领导人态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更无法详细地追述法国各党派间、法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论战。美国没费多少力气就让集团内的所有国家接受了德国重整军备的原则。法国举棋不定，愤然抗议，最终却同意了这一原则，然而具体的方式尚无定论。法国在“欧洲党”的煽动下，发起组建欧洲军团的计划，令法国的国内外纠纷节外生枝。

《北大西洋公约》赋予每一个签署国否决集团的决策的权利，尤其是对重新武装德国的决议。在法律和实践上，美国难以对法国的反对不屑一顾。诚然，法国亦难以使用否决权来反对集团其他所有伙伴的共同意愿，不过它们的意志是官方的而非真诚的。其他伙伴国接受了美国的计划，但并不像美国那样急躁，对法国的阻挠也不感到愤慨。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老大哥和执拗的小弟兄都使用了什么手段呢？

显然，美国不能诉诸军事力量。理论上，它本可以暂停或缩减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然而，尝试使用胁迫的手段，不仅会在法国而且会在美国以及大西洋集团的其他国家激起强烈的反应：美国受制于“盟国之间相互平等”这一西方世界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可以使用威胁：要么威胁痛苦地重新评价（agonizing reappraisal）美国对欧洲的介入，要么威胁无视法国的反对，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之外与波恩签订双边协定。法国舆论并不会认真对待“痛苦地重新评价”这一威胁：法国舆论有理由认为，美国保护欧洲是出于对利益的敏锐构思，换言之，威胁放弃欧洲只是一种要挟。但是，法国慎重考虑了美国与波恩签订双边协定的可能性，这也促使法国议会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大西洋联盟。

法国的政府部门都有各种理由。它们不断地表现善意，不过，赞成德国重新武装需要通过议会投票。部长们不能强迫议会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或者其他任何允许西德重整军备的手段。建立欧洲军队的计划赢得了美国政府几乎是热情洋溢的支持，德国重新武装就是进一步迈向欧洲一体化的征途。美国为了不破坏一个欧洲组织——它的意义超越了特定场合的军事需要——成功的机会，它愿意等待。同时，巴黎着重指出它承担着那场遥远且不受欢迎的印度支那战争的责任。它的虚弱也成了它的力量。它提醒美国领导人，如果对倾斜的大厦施加过于强大的压力，大厦就有“崩塌”的危险，这时候的它并非虚张声势，对话者也不认为它在虚张声势。巴黎并不是威胁要做它的对话者知道它不愿意做的事情（像杜勒斯描绘的“痛苦地重新评价”）；它只是诉说了困扰它的事情，对话者也知道事实上无力对之加以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对强者的要挟，比相反方向的要挟更有效，因为弱国并没有威胁要做出致命的决策：它的诉说可能会吞噬它的命运。

久而久之，美国终归是获得了法国议会的同意，让西德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既然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渺茫，那么结果必定如此。英国政府既担心西德因军事预算较少而获得经济和贸易利益，又担心美国对法国顽固否决做出的反应。一个集团如果将自由否决权原则纳入其法定规章，那么只有在成员国最终服从不成文的规章时，集团才能运转；弱国尤其不该滥用否决权，也不该滥用因弱小而获得的要挟的可能。

美国和英国在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上存在分歧，但还不足以称之为冲突。至少当矛盾的重点是既定情况下的有效措施时，不可称之为冲突。并不能说美国和英国在应对柏林封锁和中国干预时，所构想的目标截然不同。双方都希望保全西柏林且不发动军事战争。或许，美国人比英国人更渴望通过军事胜利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但双方的直接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击退朝鲜的进攻，坚持不挑起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它们必须做出什么决策？承担什么风险？就此，伦敦和华盛顿的答案未必相同。

这些争论并非出自对自尊的考虑以及对荣耀的渴望，在战争时期，将军之间为此引起了众多争吵。这些争论本质上与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党派之间，甚至同一个政治单元内部不同个体之间产生的争论并无区别。我很想指出，在大西洋集团内部，英国人倾向于将与美国的争论归结为对适当性的讨论，而法国则倾向将这些争论表述为国家间的分歧。

1941年12月以来，英国历届政府都坚信与美国的结盟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它能打胜仗，其次它能够确保英国的安全。英国接受“美国的领导”，认为这是无法回避的。照此决心（或是顺从），英国的策略总是采取相同的步骤：先是力求说服美国领导人采取被伦敦视为最好的政策，必要时去影响舆论和舆论机构。一旦美国领导人做出了决策，即便这个决策有悖于英国的偏好，英国也会忠诚地追随领导，可它并不会万念俱灰，它仍然希望美国能通过事件或者批评擦亮眼睛。英国政府通过磋商、忠诚和参与，试图从利于自身的利益和观念的角度影响美国。

法国人的方法和手段则不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的政府行事风格迥异。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较少进行磋商、经常进行阻挠。第四共和国的阻挠常是基于弱势进行要挟，而第五共和国进行的阻挠则是力争强势。在第四共和国内，极少有反对重新武装的法国领导人会试图劝服美国谈判方，集团应该或者能够采取一种不同的政策（中立德国的统一、与另一个集团谈判）。1958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备忘录中要求大西洋联盟建立一个由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要求美国无论要在世界何处使用原子武器之前都要进行磋商，他指出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取决于对这些要求的满足，他并没有十分努力地让他的对谈者信服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也没有提出一致通过的原则实施方案。他阐述了自己的要求，并以等同于“就地罢工”的外交手段加以支撑。二战时期，戴高乐将军身处伦敦，即便缺乏物质力量却依然很强势，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民族，象征着一种理念。他并不是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而是习惯于通过既成事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通过威胁辞职或者撤到布拉柴维尔或莫斯科，通过挑衅盟友-敌手（叙利亚、斯图加特）将其意志强加给他的伙伴。一旦戴高乐成为一个真实而衰弱的法国的领袖，不再是一个缺失的和观念上的法国领袖，盟友-敌手便不加犹豫地在各种场合迎接挑战。法国被迫撤离叙利亚，不无羞辱，早知如此而自愿离开的话，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羞辱。

英法的两种策略，一个倾向于突出，另一个则淡化集团（或者联盟）和政治单元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人试图和美国人进行磋商和谈判，正如英美政党的内部讨论（或者又如美国陆海空三军在台前幕后明争暗斗）一样。然而，两种策略也具有两种交涉方式的特点：法国政党实施阻挠，即拒绝一种政策，却不提出另一种替代政策，它假装或是真正地无视停滞的后果，即不提出任何政策的后果。

这并不意味着与其他伙伴相比，集团的行为给法国的利益造成了更多的损失。自从苏联集团成为敌人，并构成了对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唯一威胁，法国和其他伙伴一样，它们的最高利益都是大西洋集团的团结、西德的加入以及美国在朝鲜的胜利，因为这场胜利不仅能增加老大哥的威望，还有助于所有盟国的安全。法国和集团中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更关心的是不能和联盟如影随形，相比于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时期这一区别更为明显。两种考量对于务实的推理是至关重要的。集团的决策对集团本身是否有利？集团的决策对各成员国自身的利益有何影响？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辩称西德重整军备会有引发苏联进攻的风险，或者会降低法国在联盟中的地位。可是，巴黎的领导人所在意的看似是独立于华盛顿或者整个集团的外交的态度或表象。

今天，在戴高乐的执政下，这种关切尤为突出，且几近是萦绕在心、无法自拔的。有关峰会一事，看来只有赫鲁晓夫事先造访巴黎，法国元首才会同意召开。在戴高乐看来，事先的造访表明峰会召开的日期是由他来掌控的，这是接受或者希望峰会推迟几个月的有效原因。因而，决策的自主权不是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而是目标本身。

戴高乐从未表明他期望大西洋领导机构带给法国什么好处，也未曾指明他要将集团在亚非的行动指向何方。在柏林问题上，他支持阿登纳总理所奉行的强硬政策以及美国政府的部分政策。时至今日，戴高乐未在具体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上反对集团的伙伴和老大哥。他抗议指挥安排，不满大西洋指挥下的军队一体化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的领导；他没能制定一项独到的政策；他主张法国降低军事行为能力的依附程度，加大集团行动的参与力度。

英国人更倾向于影响老大哥，惊讶甚至讥讽地乐见一国元首求之而不得。如果他们读过我们之前引用过的戴高乐的报告，那么他们自然会提及：“一如既往，新的秩序源于战争的考验，最后各国按其军事功绩排序。”更确切地说，在和平年代，所谓的“按其功绩”，军事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任何阻挠都不能强迫老大哥同意它无法随意让步的事情。至于政治-军事的自主权，它存在或者事实上并不存在。外交可以制造假象，却无法将其转化为现实。

五 集团外部的伙伴冲突

大西洋联盟在欧洲不单单是一个联盟，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又不足以构成一个联盟。这一史无前例的矛盾结合体，正是外交领域全球扩张的逻辑结果。

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观点。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力图以一个集团的形式采取行动；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大西洋联盟的国家却为一己私利而各谋其政，即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在欧洲的两大同盟国——英国和法国——也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法国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

无论如何，美国拒绝将大西洋联盟的影响扩大至全球范围，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源和义务与盟国的资源和义务之间并不相称。而1949年，又有了另一个原因：欧洲的盟国仍是所谓殖民帝国的宗主国。美国的舆论本能地反对殖民帝国，在外交和宣传上都谴责殖民主义。1945～1969年，英国、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在亚非的殖民帝国纷纷解体，在本书写作之际，仅剩下阿尔及利亚仍是武装冲突的利害所在。 [67] 大西洋联盟曾多次受到动摇，但仅有的一次严重威胁是由于美国与殖民帝国的欧洲宗主国态度相悖。

战争期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推崇自由主义。熟悉内幕的人早已知晓总统对大英帝国的评论、与摩洛哥苏丹的对话，随后也公之于众了。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美国人并未公开表态支持殖民列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西欧的重建，每次当所谓的殖民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时，美国都必定保持绝对的谨慎。 [68] 1945～1948年，美国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荷兰进行调解。直至1948年末，它才强烈反对荷兰军队执行的第二次“治安行动”。在联合国，美国代表公开表态，反对荷兰滥用武力、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让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向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国际组织也要采取制裁措施。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荷兰失去了属地，美国最终支持了由反殖民国家和苏维埃国家组成的阵营。

20世纪50年代，北非国家出现在联合国的议程当中，也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首先是突尼斯和摩洛哥，1955年后是阿尔及利亚。争论首先围绕的是权限问题。法国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冲突是否可以提交联合国？或者，按照被保护国条约，法国担任被保护国的外交代表，是否意味着被保护国无权加入仅仅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机构？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国更是振振有词，认为联合国无权管辖，因为地中海南岸的省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承认其主权完全归属法国。

大部分时候，美国代表团不参与法律辩论，不支持殖民主义的论点，也不与反殖民主义阵营投一致票。罗伯特·古德（Robert Good）总结如下：“在1951～1957年，涉及北非提案的三场重要投票中，美国仅弃权1次，10次投票赞同殖民列强（在这10次中，反殖民主义阵营与之相反），只有2次与反殖民主义阵营的投票保持一致，这两次投票是赞成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温和提案，该提案是在苛刻的亚非国家的提案被否决之后才通过的。很多亚非国家投票赞成温和提案只是出于抗议，英国和荷兰都放弃参与每一场投票。” [69] 1959年，美国没有反对不利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提案，而是在最后关头弃权。这一行为在法国掀起了愤怒的喧哗。

换言之，1952～1960年，虽然联合国每年都组织讨论北非问题，但美国都不试图公开、直接地反对法国。突尼斯及其后的摩洛哥的独立，是当地局势的影响和法国的错误所致，法国政府和舆论不能视美国为罪魁祸首。

美国并未因此而少受双方诟病。尽管它没有同反殖民主义阵营投票一致，却也没有坚定地为法国辩护，它含蓄地表达了对民族主义者的同情，赞成“自由主义”方案，反对仅仅出于权宜目的就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或是某一亚非提案，因为它还得倚赖法国来实现其崇高的目标。诚然，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三心二意，同样会使亚非国家感到愤慨，但在欧洲盟友和亚非国家看来，这种三心二意并非不可宽恕。 [70]

与欧洲一致表决同时又对亚非抱以同情，美国的这种权宜之计也有两个例外的情况，而这二者又是截然相反的。1950～1951年，美国几乎毫无保留地承诺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反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远征期间的行动。第一个决策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第二个决策，尽管最后是美苏联手，但也是出于集团敌对的考虑。

1945年，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对此，美国最初表示反对，随后又缄默不语。1946年末，越盟与法军开战，舆论和华盛顿政府都不赞同法国代表捍卫的观点：只要民族英雄胡志明要求整个越南获得自由，那么，法国的战斗就不会出现在自由世界的光荣榜上。中国共产党抵达越南边境、朝鲜半岛爆发冲突，这些改变了事件“客观的”意义：胡志明与毛泽东和斯大林结为盟友，成了共产主义征服全世界的工具。不过，胡志明的声誉与名望得益于民族主义，多年来，他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象征，那么要成功地抵御，就要消除共产主义敌人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如果因为越盟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而拒绝与之交谈，就必须将拒绝前共产国际积极分子的这一待遇给予其他人。在取得美国支持之前，法国对实施这一政策并非没有丝毫迟疑。1951～1954年，美国在为战争买单的同时，也向巴黎施压，要求它承认其盟国的独立。

法美的联合政策因内部矛盾而未成功。在法国，这些抵制殖民主义的人士并不那么反共，以致去接受一场仅仅是为了让非共产主义越南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对于民族主义者、帝国的捍卫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与我在印度支那闲谈过的军官们，对美国委员会的监督都很不耐烦。没有任何人赞同战争仅仅是为越南的民主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势力，即可能是亲美的或反法的势力，铺平道路。至多皮杜尔先生（Bidault）会辩护道，实际上，法国放弃印度支那将引起整个帝国的坍塌，法国阻挡共产主义在越南发展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的传承。

另一个矛盾更为严重，它破坏着这一事业：战争时期，受命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民族主义是相当不易的。当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人代表国家意志（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明白这一意志）的时候，其他的政党或者他人几乎不可能剥夺它/他从人民情感中获取的垄断。总之，即使保大帝（Bao-Daï）比之前的他更渴望成功，更满腔热忱，更雄心勃勃，他仍是革命世纪里传统合法性的代表。

《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吴庭艳（Ngo Dinh-Diem）在南越成功建立了一个半极权的、反共的民族主义政权。如果法国在战争期间同意他上台，或许越南独立的、反越盟的军事努力会有所成效。当法国政府拒绝盟国获得完全独立的时候，它就没有把这些民族主义者，即反对法国统治的对手，视为真正的盟友。如果法国政府有机会，即使是非常渺茫的机会，与越盟争夺民族主义的垄断权，那么它若是拒绝将帝国光荣的肃清作为战争目标，就会丧失这一机会。无论如何，在中国支持的保障下，越盟能够依靠武力和谈判夺取至少半个越南。

显然，美国调解规则的另一个例外，即美国反对法英远征苏伊士运河，是截然不同的。这并不是调和支持殖民主义列强、同情渴望独立的民族以及抵制苏联帝国主义三者的尝试：一边是法英和以色列，另一边是亚非国家和共产主义阵营支持的埃及，美国进退维谷，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敌方阵营和中立国阵营。

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是务实的又是唯心的，既是无意识的又是深思熟虑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正投身于连任的竞选中，他将法英的举动视为对他个人的攻击。或许，他素来倾向于认为巴黎或者伦敦的部长们因其参与竞选而不怀好意。在理论上甚至在多数实践中，美国的外交都建立在禁止使用武力之上。此处，武力的定义是一国的武装力量和跨过另一国边界的正规军。针对海外企业被国有化，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并没有使用军事制裁来回击（墨西哥将美国石油分公司国有化，却没有受到制裁）。即便侵略这一概念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在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上，任何人也都无法替法英的最后通牒和轰炸埃及机场的理由进行辩护。巴黎很可能立马和耶路撒冷秘密串通。即便法国和以色列的阴谋——这种“勾结”——并不存在，法英两国也无权僭取伸张正义之名，为隔离作战士兵而进行干涉，并攻打两国中已被侵占的一国。

的确，以色列可以反驳道，巴勒斯坦敢死队以及专门从事小型谋杀和破坏战争的特遣队跨越边界也算是一种侵略。无疑，埃及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谴责，它的行径属于间接或隐蔽的侵略，两次大战间的一些不侵略条款中包含了这一概念，并经过了法学家字斟句酌的分析。 [71] 实际上，自1945年以来，国际惯例便容许游击队出现在邻国领土上，或是因为游击队员被视为崇高事业（受压迫民族的独立）的捍卫者，或是因为领导人担心合法暴力的泛滥而忍受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暴力。

美国领导人面临的两难境地既明朗又悲惨。支持法英或是为法英的行为开脱，都意味着疏远亚非国家的舆论，背弃不诉诸武力的传统。谴责法英的行为，就是拱手将胜利送给苏维埃阵营，这就动摇了大西洋联盟，或许也为苏联支配近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决定都令人惋惜，艾森豪威尔看似不大犹豫地就选择了后者，绝大多数的舆论对此予以肯定，只有极少部分“现实主义者”提出将保留或反对意见。与1950年6月25日一样，很多美国人燃起了理想主义的热情，那天美国拿起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执行所谓的国际法。1956年11月，它再一次将对法律的尊重置于友谊之上。

从多个角度看苏伊士运河事件都是病态的。如果美国国务卿与英国首相之间能多一些信任，如果1936年和1938年对错误解读的记忆没有误导法国议会主席（他急切地希望从国外找到结束漫无止境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手段），那么就不会发生苏伊士远征。英国快刀斩乱麻，很快忘记了这一冒险之举，远征的举动与1945年以后它所表现出的智慧和顺从相悖。那些对帝国怀有眷恋之情的人，对另外一个时代外交的复苏兴高采烈，不过很快就跌回到他们的空欢喜之中。保守党在批准远征、尝到失败教训的人的领导之下，欢迎这些人回到现实中来。

此后，去殖民化的推进会使西方阵营的伙伴在亚非更加顺利地展开合作。西欧的经济复兴、美国对外账户赤字、新的越南战争迫使这个超级大国需要伙伴的协作，以便驾驭它对不结盟国家的援助政策。甚至将会是欧洲人在南美与美国帝国主义分道扬镳，正如美国在亚洲与欧洲帝国主义摆脱干系一样。

第十六章 欧洲均势或集团间的外交

当前欧洲的外交局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欧洲以横穿德意志帝国的中心以及现代德国的首都为界一分为二，这些既不是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的结果，亦非两极垄断热核武器所致。自1946年以来，欧洲大陆便成了冷战的战区，因为它曾是热战的主战场。希特勒帝国覆灭后，苏联与美国虎视眈眈，昔日里它们携手抗击第三帝国，而如今要填补空缺时，它们不会也不可能如往日那样同仇敌忾了。

1945～1946年，共产党显然接管了所有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共产党掌控政权，自上而下实行彻底的改革，肃清投靠西方的人士和党派，引进与苏联相仿的制度和方法，昔日的“解放者”成了今天的“守护者”。

苏联能否采用别的方法行事，即让政党间自由竞争，尊重西方所谓的工会独立？当然，苏联并未通过其附属政党以及军队威胁来强迫东欧从根本上和政治上实现苏维埃化。苏维埃化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在公共场所升起镰刀锤子旗就自动开启的，奥地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奥地利被四国占领约十年，却仍保留了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即使在苏联的占领区，支持西方的政党也享有发言权，而且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单纯地支持共产党。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本可如此，然而从1946年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这昭示着苏联决定在民主德国实行苏维埃化。

如果莫斯科的领导人或者苏联的占领当局并未受到任何强制，那么他们受到的诱惑是强烈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抗拒的。即便人民群众受资本主义腐化，失去了对命运的判断，不希望共产党政权带给他们解放，可是对“真正的信仰者”而言，建立共产主义政权难道不是军事解放的结局吗？

列宁主义的观念并不禁止一国的先锋队（党）使用一些暴力来发动人民群众。斯大林主义认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和人民起义一样庄重、有效。如果苏联没能把握事变带来的机遇，既没能建立一片安全保护区，又没能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传播到国外，那么它还会忠于自己的信仰吗？

由红军解放的国家应建立何种政权？这只能是个笼统的决策。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让共产主义的匈牙利或者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民主德国本身也要“皈依”新的信仰。去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的德国，不苏维埃化就必然会反苏。民主德国的领导人愈不受人民爱戴，便愈发对老大哥忠心耿耿，那么，为了不使德国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还有什么能比民主德国更为可靠？

这些东欧国家都援引苏联的方式治理国家，都由听命于克里姆林宫，在西欧人看来，它们组成的阵营不可能不像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与其盟友们可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从未想过发动苏联红军攻打西欧，也没有打算让美国面对苏联士兵抵达大西洋海岸这一既成事实。而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被其征服的国家，同时削弱铁幕后方西方国家的抵抗，就不会停止在西方面前挥动着威胁，而他的审慎又迫使他不会将威胁付诸实践。当英美国家遣散军队的时候，苏联则依然武装驻扎在欧洲的中心，距离莱茵河200公里，武器装备不断改良，枕戈待命，莫斯科一声令下便可在几天之内占领亚洲小海角的一片自由区。

1946～1949年，两个集团仅仅具有政治特征，而且其中一方解除了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明确地认可了美国的保障，苏联很可能已将此视为既得保障。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加速了欧洲两个集团向军事集团的转型。1950年后，西欧国家着手建立防务体系，军备竞赛和技术进步迫使其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改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十年后，领土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自由世界继续存在，意味着大西洋联盟能够实现其防御目标（阻止侵略）。然而，军事准备的辩证逻辑并没有促成关于改变现状甚或是接受现状的协定，反倒加大了达成协定的困难度。

一 从单边威慑到恐怖平衡

两个欧洲集团并不对称。相比大西洋集团，苏联集团一心同体，统一行动。一旦战争爆发，这个统一体可能会四分五裂。1956年，波兰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听命于自己的国家领袖，而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或共产国际。只要和平依然持续，外交（封锁柏林）和战略（在民主德国维持几个师的兵力）就归莫斯科，且仅由莫斯科定夺。制度（农业的）和意识形态立场（左派的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对立于温和主义的匈牙利，或是半修正主义的波兰）的多样性可能会间接地影响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在决策之前并没有义务征求或者听取卫星国的建议。美国则不得不征询或听从巴黎、伦敦和波恩领导人的建议。在欧洲，大西洋联盟以联盟的形式采取行动，尽管军事共同体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意义。

在军事上，苏联集团采取进攻性策略（这并不意味着它打算攻击），这种非对称性因而越发明显。1949～1950年，苏联在民主德国驻扎25个整编师，定期更新武器装备。而西方国家只拼凑了几个编制不完整的师与之相抗衡，它们没有集体组织，且缺少统一的指挥。当朝鲜半岛开战，战争的恐惧蔓延，西方决定让欧洲进入自我防御的状态。

1950年，美国垄断了原子弹（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于1949年爆炸）。计划制订者预计，1953～1954年，双头垄断将取代寡头垄断。他们中部分人的目标在于使大西洋的军事力量能够抗衡苏联的境外军事力量，另一部分人的目标在于一旦发生大战，大西洋的军事力量能够阻挠苏联红军。即便是最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比如1951年计划在里斯本驻扎96个师，也并不是基于双方只使用常规武器展开大战的假设。国家领导人，甚至是军队将领，都将对过去那场战争的回忆与对将来战争的简单设想杂糅在一起。这一次应当避免欧洲被侵入，不然，人们解放的可能只是一具尸体，因此，当务之急是，大西洋军队应当拥有足够多的兵力，足够精良的装备，以便将可能的侵略“阻挡”到尽可能往东的地方（向前推进战略）。

几年后（直至1954年），大西洋军队才有所成效，但其兵力仍远远低于专家的要求。连30个师这样一个缩水后的目标也没能实现。联邦德国的军备重整尚未起步。国家元首们授意军队将领，一旦苏联入侵，即使只是常规武器入侵，也要准备使用战术原子武器。

那时，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原子武器，而且能够制造热核弹头，但是，相互威慑仍不对称，它更有利于美国。美国战略轰炸机占据数量和技术优势，且与苏联相比，它的基地数量、分布和距离优势使它有能力重创苏联，其破坏程度是苏联的回击所无法比拟的。美国自视牢不可破，至少在言语上奉行行将毁灭的外交，即边缘政策，它提出了大规模报复的理论。

全球失衡的表现并不如苏美摧毁能力不平等所暗示的那般严重。因为整个欧洲都非常脆弱，不仅禁不住常规部队的进攻，也应付不了载有TNT炸药或者原子弹的空袭。一旦爆发全面战争，欧洲将被夷为平地或（且）被占领。每当美国领导人谈及大规模报复时，欧洲必然会惶恐不安。欧洲充当了人质。大西洋集团的能力受其最薄弱环节的限制，它所能承担的风险不可能高过那些最不坚定、最为脆弱的盟友所愿意承担的风险。从1950年到1953年，英国对华盛顿的影响被认为是为了节制。欧洲和平主义与美国边缘政策的共同来源正是危害的不平等性。

两三年之后就不再有大规模报复的问题了：从此，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热核武器。自1950年起，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就预料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造成相互遏制，这看似已成现实。然而，政治军事的后果却与预期相去甚远。没有人会认为，在两个超级大国都能给予对方以不可承受的打击的情况下，仍将会在战争中使用过去的武器，而不使用今天的武器。然而，一些人对陆地防御漠不关心，另一些人却意在巩固防御。

1957年，苏伊士远征惨败后，英国国防大臣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起草或由其顾问代为起草了一份白皮书，极尽简明地阐释了一种可能的学说。白皮书的大意是，至少在欧洲，不可能存在介于和平（意指不使用武力）与全面战争之间的中间形态。一切关于“有限报复”和“渐进威慑”的学说都是危险的，它们降低了热核报复威胁的“可信度”。事实上，如果敌对肇始于欧洲，那么升级在所难免。人们宣称，要避免升级的风险，就要在和平与全面战争的两难抉择中虚构一个中间形态。这反而让风险增加了，因为中间形态的假设必然会导向第二个选择。直至1959年，这种孤注一掷的学说都被英国奉为官方信条，肇因于此，英国考虑废除义务兵役制，到1962年，英国将兵力由69万人缩减至37.5万人。英国部署在莱茵河的部队立即从7.7万人缩减到6.4万人，随后又进一步缩减。

这一论证遭到了公众自发的反对，同时也受到了众多专家的论证驳斥。归根结底，任何军事准备、官方公布的论点，都无法让明显违背常理、出于自卫本能的事情看起来是真的。在确认敌方计划发动全面进攻或意图谋取利益（如果大西洋集团出让这一利益，势必引发灾难）之前，英国和美国不会因为次要的事端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热核战争恐怖至极，即便对发起者而言，也只有在迫于难以抵挡的压力和涉及重大关切之时，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大西洋集团应该摆脱两难抉择（和平或全面战争）这种荒谬的假设，积蓄能量，以避免在遭到挑衅或有限侵略时进行妥协（或陷入被动）以及末日之灾的发生。

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两种极端的信条间犹豫不决或摇摆不定仍仅停留在字面之上，甚至只是抽象的、理论的。在集团覆盖的区域内，任何侵略，哪怕微不足道的侵略行为都尚未发生。没有发生侵略行为并非不可思议。除了柏林（这个德意志帝国的故都总有一天会成为头等危机的导火索和筹码）之外，对于苏联会从何处或是为何动用武力，人们尚不清楚。不论信奉这两种极端信条中的哪一条，军事局势都有助于威慑一切侵略行径（即正规军队越过边界）。对付小型入侵，最有效的威慑工具既不是孱弱的北大西洋军队，亦非女王陛下的政府白皮书，而是先发制人的优势。只要美国认为或自以为其热核武器面临在突袭中被严重削弱的险境，或在对罪罚不等的预期刺激下先发制人，那么1957年白皮书中的学说便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动机有所不同。随着两大集团向恐怖平衡发展，苏联甚至在弹道导弹方面技高一筹，威慑战略看起来并不尽如人意。在本质上，威慑战略是一种心理作用，它在保护国和被保护国的思想之中都留下了些许不确定性。

保护国琢磨着它能够并且应当保护哪片外部领土，换言之，在什么情况下，侵略者会对报复的威胁予以重视。它思忖着，从常规武器到热核武器，到底拥有哪种报复手段才能避免囿于屈服和大灾难的两难抉择之中。被保护国却被两种担忧撕裂：如果保护国的承诺对敌方起到了威慑作用，那么被保护国就倾向于寻求更为郑重的承诺和更加理所当然的反击；然而与此同时，被保护国还担心全面战争过于恐怖，以至于最雄辩的声明也会遭受质疑，并且保护国最终会穷途末路，做出令大家都毛骨悚然的事情。总之，被保护国希望敌人相信威胁是严肃的，且保护国无论如何可以保留自由，无论怎样都不将威胁付诸实施。

不确定性的本质引发了莫名的争议。每位专家只要不阐明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有理由反对他人，而他自己的方案也会招致批评，一如被他驳斥的方案。某些卓越的军事作家［比如，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重申大规模的报复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倘若敌人明白它能够造成的破坏几乎就等同于它所蒙受的损失之时，它就不会相信这一威胁。在美国本土未受到攻击的时候，如果这个命令意味着上千万美国人会为此牺牲，美国总统难以向战略空军司令部下达这道致命的命令。 [72] 然而，当苏联军队跨过边界的那一天，美国的士兵、战机和弹道导弹便会参与行动。战略空军司令部也处于戒备状态，时刻准备阻截敌人的攻击。谁能反驳说这还是一场有限战争？在任一事端发生之时，从天而降的大规模报复是虚张声势的，可是对这种虚张声势予以谴责的人，同时也常常怀疑欧洲战争是否可能是有限战争。如果他们怀疑欧洲有限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苏联领导人难道就不抱有同样的疑虑？这意味着热核威胁是“合情合理”的。

欧洲的利害关系甚大，双方可供支配的常规力量也很多。如果有限战争没有改变现有局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阵营如何接受分界线的推移？按此推理，就能断定欧洲的战争多半将不可抑制地被扩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回到关于大规模报复的最初论断呢？这一论断消除了欧洲大陆战争不会升级的幻想，并为威慑任何形式的侵略——不论是次级的还是诉诸常规武器的侵略——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看上去，这些推理都言之有据，并给今日欧洲之安全营造了一种惶恐不安的氛围。诚然，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端而挑起末日之战。因此，西方国家必须拥有军队和战机，这既可以防范既成事实的发生，又可以在侵略者继续进攻之时增加筹码的分量。当然，没有扬言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利于威慑次级或局部的侵略行为，因为侵略者不可能不担心交恶升级，尤其是在热核武器仍然脆弱的现阶段。达成有限战争（例如，不使用原子或热核武器）的明确协议的时候，有限冲突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增大了，因为协议签署方对彼此更有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的顾忌不无道理（美国人的亦然）。如果他们最终相信有限的战争，那么他们担心的是欧洲沦为战争的主战场，而超级大国则双双幸免。如果他们质疑有限的冲突，那么他们忧虑的是超级大国最终会成为摧毁那些它曾承诺保护（而不是防卫，因为保护是基于威慑的，而威慑失败会导致被保护国被摧毁）的国家的罪魁祸首。根据假设或抽象推定，欧洲人希望美国人更冷静或更好斗，要么坚定信守他们的诺言，要么背弃承诺。

根据这些不确定因素，北约实际上采取了哪些措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想安抚其盟友，并让苏联相信其决心。美国做出各种举措来证明它的承诺，特别是在一些部队的原子武器（原子炮、地对地导弹）中增加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些发射装置设立在敌人知晓的地点，容易受到空袭或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却没有加固（hardened）。因而，这些发射装置对美国或大西洋联盟的整体威慑能力贡献甚少。事实上，它们具有双重作用：它们代表承诺，并让有限侵略变得难上加难。苏联军队在清除这些报复工具（有限而非全部的报复工具）之前，如果跨过分界线，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大西洋指挥部打算巩固“防御物”，也就是军队。但它遭遇双重阻力：一方面是来自英国和法国的阻碍——两国都决意成为原子大国；另一方面是来自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阻碍——它们拒绝付出和牺牲，也许是由于对美国威慑工具不容置疑的依赖，欧洲大陆的领导人和舆论认为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徒劳无益。因此，在过去三年里，大西洋集团并未适应军事局势的变化。美国的脆弱性会降低其热核威胁的可信性，在承认这一点后，大西洋集团本应对美国承诺加以证明，并扩大自己可能的反击余地。它做到了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却没做到后者，这一缺陷主要是因为大西洋军事共同体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阵营。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三个国家值得特别重视。 [73] 英国在战争期间，参与了首批原子弹的研究。它是首个投入重要资源，以获取和平地与军事化地使用核能的必备知识和技术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末，它拥有了由三V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能在高空亚音速飞行，同时能搭载热核炸弹。这是否就意味着英国具备了真正的威慑力呢？它拥有的充其量只是英国学者所谓的“消极威慑”（dissuasion passive）：一旦遭受直接攻击，部分热核武器有机会幸免于难，并向侵略者施以报复（报复的效力取决于遭受侵略者打击后幸存的那部分热核武器）。不过，这种消极威慑本身就不靠谱，在外交中的重要性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承诺支持英国，以至于克里姆林宫无法在大规模攻击大不列颠群岛的同时对美国发起进攻。美国的确有可能进行报复，那么苏联若意欲发动侵略，唯一理性的做法是全力攻击整个西方的热核系统。换言之，并不是英国的热核武器，而是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报复手段打消了敌人直接进犯大不列颠群岛的念头。另外，如果英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那么面对苏联的要挟，它的热核系统基本上一无是处，因为一旦苏联与英国之间爆发有限战争，英国蒙受的损失无法与苏联面临的损失等量齐观。倘若英国与苏联兵戎相见，后者也许会顾忌如果发起直接进攻就会招致一些报复的风险，从而打消进攻念头，但前者为了避免全面毁灭，理应做出巨大让步，因为这些损失是英国战略空军的残兵败将在秋后算账时无法弥补的。

英国拥有热核装置，主要是有益于提高它在联盟内部的影响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而其威慑的效力甚浅。事实上，英国女王政府所奉行的防御政策，是1945年以来旧帝国的本土所坚定奉行的全球政策的一部分（远征苏伊士是一个例外，这证实了一条规律：它让国家为之撕裂）。这一政策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是与美国结盟。既然英国的舰队不再统治海洋，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成为主宰海洋的强国矢志不渝、无可指摘的盟友。这并不意味着它屈尊沦为卫星国，这两者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英国通过完全接受联盟的义务来获得机会，从而影响历史进程和说服美国领导人。大西洋共同体由美国统领是无可厚非的，正如我们所见，中等国家的盟友可以在两种策略之间做出选择，二者是两种战略的表现与象征：要么由联盟的领导者来影响事件，要么保留自主决策的空间。女王陛下的政府并不在意自身决策的余地，因为它没有丧失促使美国按照其意见和偏好做出决策的希望。

热核装置是英美联盟中的理性因素。它为英国学者与美国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至少交流一部分美国科技的“机密”），参谋部之间的长久合作以及威慑工具的可能运转都提供了保障。由此，英国就获得了对其有利的美国承诺，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对它的承诺更为不容置疑，同时它也得到了在事态严峻时进行共同磋商的含蓄保证。 [74] 按照这一分析，在遭受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击之后，英国的热核力量幸存与否都不如最初看起来的那么重要了。

法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尤其是戴高乐法国。任何法国政府都无法像英国政府那样有能力 [75] 直接地，或是通过媒体和舆论间接地影响美国政府。况且，戴高乐（比起他的前任们，他的立场更鲜明，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的目标不在于引导美国做出它认为对集团和法国都最好的决策，而在于保留他认为合适的、独立于集团的权利和行动手段，即便是在大西洋联盟涵盖的范围之内。法国若以此为目标，那么为了实现国家抱负，它的威慑力量就应当能够有效地应对苏联恫吓或可能的侵略威胁。法国规划法（oi-programme）明确，到1965年左右，法国的打击力量将由50架“幻影”Ⅳ轰炸机组成，能够携带原子弹抵达莫斯科。这些歼击轰炸机的飞行速度是2马赫，被认为是能够突破敌人的防空系统的。不过，在一个超级大国发动大规模热核攻击后，又有多少战机能幸存？又有多少在遭受打击后的幸存飞机能够飞抵它们的目标？

德国的情况更为迥异。德国在《巴黎条约》中承诺不制造原子武器，而且波恩目前并不打算规避条约里的限制条款。联邦德国的空间狭窄，与潜在的敌人直面接触。联邦德国的军事训练营与兵站设在法国：在联邦德国建立工厂制造原子弹和热核武器是不理智的。当波恩想拥有自己的威慑工具时，它可以尝试购买，如果找不到卖家，它可以试图与其他欧洲盟国达成协议，在后者的领土上制造武器。

战术原子武器的情况则不然：如果大西洋军队配备这种武器，德国军区如今已成为这支军队最主要的部分，为什么就不能装备原子武器呢？美国人保留热核威慑手段，由于国会把持投票立法权，美国不得让其盟友自由支配原子弹头，甚至是战术原子武器。他们也不可能将德国军区和其他大西洋军区予以区别对待。如果欧洲的战争，即便是有限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核弹，那么所有战区都应该能够使用原子武器。不过情况果真如此吗？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准备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是否对西方国家有益？

上述分析仅仅在于指出，在当前的军备局势之下，大西洋共同体为维护自身、对抗苏联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威慑工具独立与否的问题。西方国家致力于集体威慑力量还是多个国家的威慑力量？它们能从哪种做法中获益？如果倾向于前者，那么如何让欧洲人信服这一做法？欧洲人暂时放弃国家打击力量，作为交换，他们又应当要求并且能够得到哪些让步？

按照战略-政治的设想，第二个问题则是联盟的军事组织问题。是否需要准备一支应对重要战役而不诉诸战术原子武器的军队？假设如此，要用什么理由来说服欧洲人，事先又该准备哪种共同战略？

二 国家威慑力量或集体威慑力量

假设美国的威胁不再令人信服，当欧洲国家的威慑工具引起敌人重视的时候，主张欧洲国家拥有威慑工具的论点才是理性的。然而，现在以及今后十年，这一条件都无法被满足。我们以抽象的形式假想一个小国与一个超级大国进行面对面的决斗。前者不会主动诉诸原子武器，因为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最后都将给其造成全面的灾难。它势必要拥有报复的力量，也就是原子或热核装置，并能够在超级大国的打击中幸存下来，然后穿越敌方高度戒备的防御体系。说任何法国的轰炸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是言过其实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罪罚不等过于巨大，在这一情形下应用“最多与最少的无差别”（l’indistinction du plus et du moins）的论点就显得十分荒诞。

所谓的“成比例威慑”（dissuasion proportionnelle）理论尝试在小国与大国对决的情况下证明这一论点。当然，比例威慑理论家认为，作为苏联进攻的受害者，法国所承受的损失与它对苏联进行反击所造成的损失，这两者之间没有相同的衡量方法。超级大国理性地认为，风险与利害是成比例的。几座城市遭受原子弹的轰炸的风险与法国的利害是不成正比的。

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这一论据遭到了许多反对。首先，超级大国在面对小国时，可能会像宪兵在面对强盗时其左轮手枪保险是打开的一样。如果它率先出击，它就将消灭小国并且毫发无损。我们假设小国拥有一定的反击能力，也就是说它的原子装置在遭受第一波攻击后没有被完全摧毁，对于超级大国而言，报复的风险是否总是高于小国所代表的利害？没有人会抽象地计算这一对比关系。当超级大国毫不犹疑地将其威胁付诸实施的时候，超级大国就实质性地增加了它的热核装置的进攻能力。如若形势合适，为了惩罚鲁莽者、散布恐怖，超级大国就值得去承担被小国报复的风险。

其次，认为超级大国应当在不作为与大规模进攻之间做出选择，这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超级大国并不能要挟另一个超级大国，因为这只会让对手占据主动出击的优势。然而，超级大国能够胁迫小国（假定后者处于孤立无缘的状态）。后者明知抵抗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和民族的几近灭绝，又会拒绝做出哪些妥协呢？

可是，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小国与超级大国并不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对抗。对此，我并不认同。英国或法国这些小国绝不会单独与苏联交锋：美国即便置身于欧洲之外，仍然是苏联对欧关系中必须衡量的战略因素之一。超级大国不应当为了弱化小国而涉险削弱自身相对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实力。英国或法国原子实力的价值，不应被囿于英法与苏联单独谈判这种不切实际的假定中，而应被置于我们时代的两极格局之中进行衡量。

或许有人认为，欧洲拥有国家威慑手段是必须的，以防止苏联要挟个别欧洲国家。我认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苏联能够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使用外交手腕，但只要美国的军队还驻扎在联邦德国，只要各国部队自和平之日起就并入大西洋军队，苏联便不可能以原子攻击相威胁。

赫鲁晓夫（或其日后的继任者）能够向阿登纳总理（或其继任者）展现德国统一的前景，并许诺一旦联邦德国官方承认两德并存就与其签署和平协定。与此同时，他可以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提出重修旧盟，以防德意志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针对策反的企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并未受到保护，因为它们没有放弃自身的外交独立。在我看来，它们受到了军事威胁的保护，因为它们放弃了军事独立。以热核攻击的威胁来要求联邦德国退出北约或放弃这样的武装，这无异于涉险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

换言之，从以威慑手段确保安全这层特定意义上来看，欧洲国家暂时不能单独保障自身的安全。它们仍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条途径指向现代版的中立，另一条途径则指向新形势下的联盟（后者并不排除次一级的国家原子力量）。

1960年，英国工党年度大会表决通过了单方面裁减原子武器军备的决议，它所诠释的知识和政治运动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美国空军中队的基地或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基地象征并证实了美国的“保障”，这种保障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是招致还是避开苏联的炸弹？人人都认为，一旦爆发战争，美国的基地会“招致”苏联的炸弹。而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避开”战争。假设它们并不会招致战争，那么二流强国就不可能置身于潜在的战争之外了吗？

这种观点容易被谴责为是厚颜无耻的，但它符合历史所揭示的国家特有的行为模式。缘何小国就不能从超级大国的冲突中获益、谋求自身的安全，既保证在和平时期受到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的庇护，又确保在炸弹爆炸时得以幸免？各国拒绝接受这一论点，并不是因为这在道义上是中庸的，而是因为中立是危险的，同时部分因为这会损害其声望。

对日本而言，它面临的问题与英国并非完全相同。日本在其帝国强盛时期曾是美国的敌人。如今，约1.1亿人口聚集在一片狭小的国土之上，它已不再具备施展大国政治的能力，但保留了经济繁荣与高生活水准的必要资源。被迫实施和平外交的日本领导人，可能合乎情理而绝非异想天开地认为，无论如何美国的保障所带来的安全是既得的，因为只要日本摆脱掉美国的基地，苏联和中国觉得它不具备很强的挑衅性，日本就能与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更好的关系。日前，正是社会主义者在或多或少地亲近与其“志同道合”之人，引领着反对日本与美国结盟的运动。然而，人们可以想见，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热忱的保守派，会倾向于保持中立而不是与美国结盟。因为中立与结盟可以有同样的好处，而且成本更低。 [76]

在英国，工党内部以及知识分子之间争论的根源并不是（大西洋共同体和美国基地）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在我看来，它更多是围绕和平主义，在道义上拒绝热核战争可能的残酷性，拒绝使用这一外交威慑。出于传统，英国舆论大多仍倾向忠于与美国结盟，而不是严格地计算风险和收益。然而，这种凭直觉的忠诚是靠一种合理的信念来支撑的：不论是威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防御，英国都不再具备单独防御苏联的能力。英国应当与海洋霸主结盟，而不可能再像过去的几个世纪那样，指望着欧洲国家陷入无休无止的竞争和战争之中，相互被削弱。

U-2侦察机事件给几乎遍布全世界的中立主义拥护者提供了额外的论据。如果赫鲁晓夫的言论被严肃对待的话，那么即便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一个国家也会成为美国联盟的牺牲品。针对盘旋在苏联领空的侦察机，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威胁对飞机起飞和着陆的基地实施“有限报复”。一旦发生这一不测，美国要么容忍报复行径（而同盟国只能自舔伤口），要么对苏联进行有限惩戒（那么就存在事态逐步升级的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同盟国都会卷入与己无关的冲突之中，并且对之毫无益处。如果说直至目前，这些仍只是不引人注意的次要考量，那是因为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既不认为赫鲁晓夫会言出必行，亦不认为美国会重蹈U-2侦察机事件的覆辙。

欧洲大陆国家甚至不明白失去武装中立的诱惑何在。其本质原因在于德国的分裂和柏林的分裂。联邦德国即便取得了经济奇迹，但其在政治上的生存仍岌岌可危：在分界线的另一边，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德国已然成形。诚然，时至今日，民主德国政权仍在挣扎求存。这个政权极有可能在其设计者和创始人离开后就难以为继。然而，只要苏联的25个现代化师驻扎在民主德国的领土上，只要苏联维持其对西欧的压力，并且要求其最终承认现状，那么联邦德国理所当然地会感到威胁。它只能仰仗美国的保证和意愿得以生存和延续。

既然联邦德国选择了强化与美国的联盟之路，那么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应该走同样的道路。除了戴高乐法国之外，即便有另谋他路的自由，其他所有国家也坚定地做出了一致的选择。唯一的问题在于，美国日渐脆弱，应当考虑或要求对现在的军事部署做出调整。直至目前，两种看似合理的措施均未被采纳：既没有巩固防御，亦没能在欧洲建立起能够幸免于苏联袭击的报复装置。巩固防御本就是默认，一旦扬言威胁的一方无法摧毁敌人的装置，从而无法避免大规模毁灭的时候，以原子武器进行反击的门槛也就必然提高了。在欧洲建立报复装置，并由北约或欧洲指挥，这至少象征着欧洲大陆相对的军事自主。这种自主权也算是对所谓的法国立场——在热核时代，国家再也不能相互庇护，各国应当自我保护进行的回应。

事实上，时至今日，欧洲大陆自身尚未能获取足够的自主威慑力（这种威慑以概率来界定，即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其报复力量仍能让攻击者蒙受“无法承受”的毁灭 [77] 的概率）。发射基地和机场靠近苏联，因而容易受到攻击。轰炸机和中程弹道导弹能有效地进行首轮攻击，而作为报复武器却是不尽如人意的（或是仅起到微薄作用的），但并不因此就一无是处。增加并分散基地会让敌人更难发动全面突袭，就地囤积原子武器也有助于预防敌人使用常规武器发动局部攻击。

不过，大西洋集团尚未找到办法来调解联盟内部必要的合理分工，以及英国或法国对国家威慑力的欲望。然而从长远来看，联盟的内聚力有赖于共同军事观念的形成，而这也要求各国相互妥协。

当下，美国和法国的发言人都拒绝承认它们反对的观点中所反映的部分事实。美国专家有理由断言，法国在未来十年也不可能掌握独立的报复力量，即威慑力。然而他们却错误地忽视了，即便是拥有很少原子或热核装置，也能为其在联盟内部提供些许权威，给予其在世界舞台上某些威望以及些许外交自主权。未来，凡是大国必备有热核武器，正如在过去，凡是大国必然坐拥重工业和装甲师一样。法国并非唯一意识到这点的国家。即使这样的热核武器在外交上对大国小国都无济于事，但它确立了国家的地位，以及国家在战略-外交舞台上的排位。因此，美国若想协调军事规划，势必要在原子武器机密、运载工具和联盟领导权上向法国做出让步。

欧洲参与威慑和部署报复武器，至少是种心理作用。只要美国独占决定性武器、专断独行，欧洲便会对其自身的防御漠不关心，因为它们感觉防御并不取决于它们。久而久之，这会给保护国和被保护国都带来消极的后果。被保护国甚至不会在共同安全所需要的传统武器方面做出贡献。而保护国最终也无法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承受威慑和防御的重负。建立欧洲或大西洋的威慑力量符合双重需要：既让欧洲人关注自身的命运，又不至于分散报复和威慑的手段。

人们构思了两种模式来共享威慑手段，其中一部分甚至已经付诸实践：双边协定，其主要条款即所谓的“双钥匙”；多边协定，让大西洋联盟自己拥有和部署热核武器装置。

所谓的“双钥匙”体制是指弹道导弹的发射须经两国政府同意，即发射基地所在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因此，一旦发生国际危机，美国承诺欧洲政府能够参与磋商，但并不保证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原子武器时欧洲都能参与事前讨论。明确的磋商承诺，并不保证北约成员国能够反对美国将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且美国政策负有一定责任的争端延伸至欧洲。即便这一反对站得住脚，也不应被看得太过严重：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完全称心如意。欧洲国家要么选择没有威慑手段的离群索居，要么选择与美国休戚与共。如果欧洲做出第二种选择，显然它可能卷入与之不相关的冲突之中。然而，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不愿扩大局部冲突方面的共同利益，以及同盟国对部署在其领土上的报复装置可以使用否决权，这一风险也被降低了。

“双钥匙”体制虽不完美，但暂时是契约路线中的最优体系。 [78] 因为就现有的技术而言，发射液态燃料弹道导弹的基地不可能在全面突袭中幸免于难。它们无法保证被保护国能自由地布置这些武器以抵抗敌对超级大国的威胁，亦无法迫使结盟的超级大国在危机时刻进行磋商。然而，它们却给出了额外的理由，虽非关键，但并非微不足道，如此保护国会考虑被保护国的利益。侵略国也将这些小国视为集团不可分割的部分。

从表面上看，建立由大西洋总参谋部领导的威慑手段意味着在共享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按照现有的北极星导弹潜艇计划，由大西洋联盟总司令来指挥原子或热核武器装置，这一方案本身就直接地暴露了难点。总司令是美国人，当使用出现问题时，即便遵照协定，他有责任与盟国的代表磋商，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也能自行做出决策。然而除了美国总统，他又会服从谁呢？

批评意见又一次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北约的总司令将军不能够服从十五国政府的否决意见，也不应该只听命于美国总统一人，他没有资格承担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资格决定是和平还是战争。如果人们坚持一种既无弊病又无疑点的方案，那么显然由大西洋总参谋部控制威慑力量的方案是不可取的。

如果欧洲人仅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安全感以及美国对其做出更为郑重和可信的承诺，那么就可以构想出一些灵活的方案。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戴高乐拒绝美国的原子垄断，即便人们试着让他相信美国垄断原子武器是对法国以及整个旧大陆最有效的保障；戴高乐拒绝被保护国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成为卫星国。他渴望实现国家的自主防御，至少是部分自主。因此，他未对北约原子力量的建议表现出丝毫兴趣。英国政府担心核武器扩散，也希望保留国家防卫力量，因而也对这一“大西洋力量”持反对态度，该计划尚未实行便已搁浅。1962年，肯尼迪总统按照麦克纳马拉的理念 [79] ，坚持美国垄断的必要性，然而法国和英国都不放弃各自的国家力量。

三 常规武器与战术原子武器

近年来，就一旦发生有限战争诉诸战术原子武器是否适当进行的讨论不绝于耳。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技术发展的偶然性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取决于技术发展是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了一种或另一种概念。在此，我并不打算赘述全部的争论 [80] ，而是提炼出在我看来的关键观点，从战略-外交的层面来看，这些观点也并非无足轻重。

如今，学者所谓的有限战争，非但不是一场世界大战（确切地说，当今的体系是全球性的，因而涵盖了整个体系的世界大战关系到全世界，就此而言，这也并非全球战争），而且还是一场交战国仅使用其部分武力的战争。有限战争的这两个特点并无新意：英国并未将其全部的军队投入南非战争，苏联在中国东北亦然。即便距离、交通和补给问题并没有迫使它们进行克制，但出于对现有或潜在的其他敌人的考量，这两个海洋、大陆帝国也被迫保持谨慎。原子时代的新颖之处在于，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并不会使用相同的武器。

朝鲜战争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进行交火的范例，在这场战争中，双方仅使用了化学炸弹。只需要提及热核世界末日（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出动轰炸机、发射弹道导弹攻击敌方的报复力量，另一个超级大国通过摧毁侵略者的城市予以还击）便足以明确另一个极端的情境。一面是持续三年之久的战争，数百万吨钢铁转化为炮弹投向敌人， [81] 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另一面是仅持续数小时的交火，武器成本不超过几十亿美元，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原材料不过是几千吨钢铁，却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热核炸弹的你来我往，再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的“升至极端”。

然而，这一荒唐的恐怖升级让战略家或外交学者也不能坚持这种粗浅的对立。介于热核交战与朝鲜战争之间，存在多种可能的中间形态。对中间形态的找寻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争端中可以使用何种武器以不至于升级为大战？这样提问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具体手段与战争限度的匹配取决于多种情形。如果仅仅考虑武器，我们可能是作茧自缚，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对定义模糊的可能情况做出的一切答复都是不确定的或模棱两可的。

让我们站在这个问题的普遍立场上：在次级争端中诉诸战术原子武器是否得当？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另外两个问题的答案：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至极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是否会让一方受益，以及会让哪一方受益？然而，针对这两个问题，军事或非军事专家给出的答案相互矛盾，且均未加以证实。

不动用原子弹是防止战争升至极端最有效的手段，所有人都赞成这个简单的观点。这一主张的真实性是基于心理上的真实性。无论正确与否，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所谓的传统 [82] 武器与原子武器做出了根本的区分。只要仅仅使用常规武器作战，那么不论是执政者还是老百姓，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双方都有保持克制的意愿。尽管现如今，化学炸弹与原子炸弹之间重新建立了一种连续性（最弱的原子炸弹，其威力不及最强的化学炸弹），对两种武器加以区分仍然是合理的。这种区分之所以仍然是合理的，是因为它最为简单，敌方能够同时辨认出来，而不需要沟通或达成明确的协定。超级大国的一方或双方都卷入争端，那么限制争端升级只能通过含蓄的协议。尽管两国兵戈相向，但它们的领导人还是搭得上话的。他们在物质和道义上能相互对话，但他们的言辞总不及行为具有说服力。一方只有通过行为才能让对方相信它是克制的。

因此，毋庸置疑，如果拥有原子武器的交战国均不冒险将之诉诸战争，那么升至极端就不那么令人担忧。然而，从这一显而易见的命题中推导出错误的或是有待商榷的命题则是谬论（即便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战争，只要交战一方使用核弹，那么升级便不可能避免）。升级的概率首先取决于报复装置的脆弱性。报复装置愈脆弱，超级大国愈担心其报复手段的安全与否，因而它更倾向于将敌方的行动视为侵略意图的证明，便更想先下手为强。然而，除了相互威慑的稳定性与限制局部战争升级的可能性之间的一般关系外，还有多种情况会干预事态。这一冲突的利害关系是什么？涉及哪些国家？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直接对抗，抑或是其中一国通过盟国或卫星国进行间接对抗？战争的进展如何？战场上节节胜利的一方在谋取何种利益？其目标又是什么？

不使用原子武器提高了避免升至极端（这符合双方利益）的可能性，而这仍不意味着违背原子武器的禁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交战的一方可以认为不使用原子武器对它而言是不利的，而且使用原子武器并不会加重战争扩大带来的严重灾难。不使用原子武器被迫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情况，或是因为一方没有避免失败的其他局部手段，或是因为另一方使用原子武器是在所难免的（或仅是很可能的），因而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便具有了几近合理的特点（事实上，先发制人的辩证逻辑能够对核武器的战术和战略使用发挥作用）。

换言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会增加升至极端的风险，然而明确提出一个一般命题来准确衡量风险并不合理——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都会有太多的情况干扰事态并有影响危机的进程和对手的行为的可能。同理，两个超级大国或两大阵营，哪一方能从战术使用核弹中获益？在我看来，这第二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主要原因在于，使用原子弹作战的战争尚未发生，所有的军事历史都提醒着我们想象中的弱点和谬误：在过去，仅是那些我们事后看来平庸的技术或战术革新，就足以使战争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1914年以前，没有一个参谋部会准备工业动员。当专家试图想象装甲部队在被原子弹蹂躏或污染的较大区域内行动的时候，这何尝没有谬误的风险！

是否会因为伤亡而需要增加兵力？抑或是因为火力太猛而减少兵力？假如禁止使用浓缩物，防守一方该如何保护国家，既防御炸弹造成的破坏，又防御敌军的渗透或攻占？仅仅使用常规武器更有利于具有工业优势的美国，还是更有利于擅长征召更多士兵的苏联？按照基辛格的说法，美国陆海空三军对有限原子战争持不同的看法：“空军认为它是对一片既定领空的控制，陆军认为摧毁可能影响陆上行动的战术目标至关重要，海军则首先考虑清除港口设备。” [83] 那么观察家又怎能大胆做出绝对的预测？

通过这些抽象的思考，我们唯一有把握得出的结论是平淡无奇的：战术使用核弹趋于将武器、破坏以及战争本身中存在的有限与无限的区别加以淡化。通过不使用某些武器来实现战争的有限化，这并无先例，然而这一独特之处与传统相吻合。纵观历史，胜者多半不会消灭战败国，也不会将其人口赶尽杀绝。然而，在取得绝对胜利的时候（解除战败国武装），实际上它本能够那么做。往后，原子武器能够使一国在战胜或解除敌国武装之前就灭绝其人口。当然，各国力求它们之间进行的是战争而不是相互毁灭：在当今时代，不使用热核武器相当于过去文明国家在胜利后所表现出的相对节制。

然而，有人会问使用原子武器真的会增加所谓的有限战争的创伤吗？我知道一些学者甚至质疑这一观点。原子炮弹的威胁并不一定强于化学炸弹，这一论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人们不使用比常规武器效力更高的武器，又何必违背“原子禁忌”呢？为了让违背禁忌大有可为，应当诉诸比化学炸弹威力更大的炮弹或炸弹，让爆炸区域靠近居民和盟军两者并行不悖。还有一种论据认为，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持久战，其代价最终会高于以原子武器作战且速战速决的战役。这种假设并非不可思议。它假定交战国意识到双方存在误会，或者在受到残酷报复后吸取教训，放弃了它的攻击，因而便无所谓战胜国或战败国。大体上，战术使用原子武器仍旧很可能提高战争扩大的风险以及战争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84]

这些观点是否可以直接应用到欧洲防御的问题上呢？我们是否应当，或者可以拒绝给德国军队配备原子武器？ [85] 1954年，北约参谋部同意在制订欧洲的防御计划中对原子武器予以重视。这一决议是由军力匮乏和原子武器充足两者共同决定的。既然炸弹的小型化和库存量的增加让核弹得以在战场上投入使用，为什么不用机器来代替人类，用火力来填补空缺呢？曾对大规模报复理论表示质疑的论证，现如今再次对战术使用原子武器提出质疑。敌人同样可以用大规模报复相威胁，亦能战术使用原子武器。看似有利的单边措施，在对方施以同等威胁时是否依然有效？只要仅西方诉诸这些武器，那么战术使用原子武器暂时能缓解兵力的不足。若双方阵营都使用时，情况又会怎样？

众多军事专家果断地从战术使用原子武器已获得的平等中，吸取了与从战略使用的平等中获得的同样的教训。一旦大规模报复是相互的，这一威胁便不再奏效。同理，一旦潜在的敌人同样拥有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扬言在局部陆战中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胁便无济于事。独立专家利德尔·哈特坚持他最中意的学说：具有同等资质的防守方能够抵挡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 [86] 攻方为突破由装备精良的机动部队把守的防线，必须具备3比1的数量优势。西方错误地将希望寄托在威胁之上，可事实上，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不久便将会迫使北约受辱投降或陷入荒唐的灾难之中。

赞成加强大西洋军队的理由令人信服。如今的欧洲繁荣昌盛，本应该有能力长期供养几十支大型战备部队。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欧洲可以说是放弃了自我保护，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行列。可它竟声称哪怕是通过集体的优势，自己也无力组建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以抗衡远离其基地两三千公里的苏联分队，这是前所未闻的。

合理组建西方防御的道路障碍重重，这些障碍多是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鼓励增加军备，尤其是常规军备，并无太大价值，因为欧洲爆发局部战争并非不可能，而只是不大可能，而且这一不可能性取决于热核武器装置的存在。加强地面部队赋予了集团的外交和战略以更多的灵活性。大西洋军队若拥有几十个师就可能对匈牙利进行干预。然而，如果给西方国家开启了一系列会降低将来在投降或灾难中进行致命抉择的风险的选择，那么它会增加小型侵略以及可能的局部战争的风险。 [87] 只要1957年英国白皮书中的要么全面战争要么没有战事（全面和平或全面战争）的理论取得良好结果，令人忧虑的安全感这种奇怪的感觉就会延续：谁都不希望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有理有据的）信念抑制着隐隐约约的不安。

无论如何，欧洲的安全首先建立在美国热核装置的基础之上，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试图冒这个无谓之险，因此军事准备和增强防御符合外交职能，或符合恐怖却极不可能的意外情况。专家的观点并没能博得众人的欣赏，因为这些观点错综复杂，也没能消除和平或同归于尽这种非此即彼所造成的安全幻觉。

当欧洲某国重燃国家雄心时，集团内部又会浮现紧张局势。戴高乐法国不再乐意完全倚仗美国的庇护。当法国的主力部队转战阿尔及利亚时，联邦德国的军队便成了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它也要求获得盟友和敌人都拥有的武器。德国拥有战术原子武器不仅符合军事需要，也符合道义平等的要求。如若没有邻国部队所装备的武器，德国士兵又怎有勇气去战斗呢？对大西洋联盟的盟国而言，将仅仅训练常规武器的部队和训练原子武器的部队划分开来是无法接受的。第二种类型可能全是美国部队。

此外，如果所有大西洋国家的所有部队都按照拥有原子武器来组织，那么，统帅就提前放弃了选择的自由。在原子时代，和平时期的军事部署相比于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考验危机突发时政治家的决策。自1914年7月30日起，动员机制超越了政治家寻求和平的薄弱意志。如果大西洋军队都配备原子武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亦装备同样的武器，对峙双方按照必然使用原子武器进行部署，事情的发展定会实现预期。参谋部将决策强加于政治家，当然参谋部也是在政治家画的框架内行动。

目前，一切都看似是大西洋集团希望同时从两种可能的学说中受益：阻止哪怕只是小型的侵略行径，并让敌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使用原子武器；当仍然遭到侵略时，仍可保留选择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利益也并非完全不相容。对他方意图保持怀疑向来是理性战略的一部分。对手不能也不应当确切知晓在某些意外情况下我方会做出的反应。此外，军事装置一定不能抹杀战略家的自由。如果所有人都拥有原子武器，那么所有人都会使用它。况且，我们势必要同意为可能产生误解的这种不确定性付出代价。如果敌人不知道我们会对它的一些主动行动做出何种回应，那么它可能错误地指望我们或是消极应对或是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回击。如果对方错误地认为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将引起我方的强烈反击；如果它错误地认为是后者，那么它自己就会先发制人发动暴力攻击。

几个世纪以来，常规武器从来没有有效地发挥威慑作用，但它们常常能保护国土不受外来侵犯，保护国民免遭战争荼毒。假设使用常规武器作战，这便意味着又回到防御战略。以热核反击相威胁，意味着放弃防御并寄希望于威慑的有效性，筹备一场有限的原子战争，既寄希望于威慑，又不完全放弃防御。军事战区将成为废墟，而主要交战国的城市却得以幸免。显然，威胁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局部战争，其威慑价值介于常规武器回击的威胁和热核武器回击的威胁之间，其防御价值也介于两种极端威胁之间。这一中间方案是否兼具两种极端方案的利与弊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浮于理论层面。

四 军事结盟

本章的主题是集团之间的外交，而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继续论述了集团内部的外交。这一矛盾很好解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两个集团间的外交关系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对双方而言，领土地位虽不尽如人意，但也是能够接受的，每个超级大国对另一方采取的行动主要是在分界线的一侧所采取的措施。三方共管区和联邦德国的建立，以及货币改革（1947）确认了两个德国的并存，因而确认了瓜分欧洲的现实。针对朝鲜战争，大西洋集团组建了一体化的参谋部并重整军备。1954年，苏联集团签署《华沙条约》，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同等的参谋部。1954年底，大西洋共同体的盟友——联邦德国得到重新武装，这是令人瞩目的，其意义不亚于联邦德国融入欧洲六国共同体的大西洋联盟。

战后头十年，苏联从未就“解决德国问题”或改变现状同美国或西方进行谈判。自1947年以来，英美政府坚信莫斯科决意将民主德国纳入苏维埃政体，于是它们意在阻止共产主义观念和制度向联邦德国蔓延。两个集团的竞争规则要求按照西方的民主原则来对待联邦德国，同理，民主德国逐渐地演变成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在继续进行赔款，直到1954年它成为《华沙条约》的缔约国才受到互助协定的庇护。联邦德国也在好几年内没能获得平等的地位。1950年，当杜鲁门总统向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提出重新武装德国的意见时，歧视的时期才告一段落，削弱工业潜力、拆除设备以及支付赔款的时期一去不返。联邦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一员，接受马歇尔计划中属于它的援助份额。此外，美国占领军还给它提供直接援助。在华盛顿看来，唯一的困难在于首先笼络法国，其次是其他欧洲国家来支持这一政策。英美政府认为这一政策是对东欧苏维埃化必不可少的反击。莫斯科无力阻止西方在己方区域内的行动，但它可以挑起民主和主权国家之间无法避免的分歧，从而让西方的行动陷入瘫痪。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主要障碍来源于法国大部分舆论的抵制，随后是巴黎政府的反对。有关欧洲防务集团（C.E.D.）的长期争执是冷战和两个集团的外交中的一个片段。美国希望获得额外的一张牌，与其说是以此为赌注，不如说是留其备用。苏联使出浑身解数，它做出更多的威胁和承诺，动员其拥护者对不结盟国家施加影响，以期阻止美国获得这张牌。一方通过回忆“令人痛心的修正”来施压，另一方则通过提及恐怖的报复行动来施压。

此处无须详尽分析两个超级大国为阻止欧洲防务集团谈判后的批准而使用了哪些手段。大体上看，可以说苏联论点的发言人，无论其是否意识到，同时运用了传统的反德论据和符合当前形势且由此产生的新论据。（苏联对重整德国军备做何反应？联邦德国一旦重新武装，会怎么做？我们是否能将武器交予一个不安于现状的政府——它希望首先重新统一两德，继而收复被波兰吞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苏联官方代表在私下里建议，两个集团通过谈判让德国中立化或许可以成为重整两德军备的替代方案。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中间方案的可能性。西方接受德国中立化的唯一前提条件或交换条件是民主德国的自由选举，也就是民主德国的去苏维埃化。时间过去得越久，苏联制度在民主德国扎根越深，这种交换条件便愈发不可能。一个力求获得世界性胜利的政体，一个将自己与历史命运串联在一起的政体，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做出惊人的撤退。清除乌布利希及其党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引起怎样的反响？德国在西方政体下实现统一，并在放弃意识形态中立后保持外交和军事中立，西方又能向苏联保证什么？在欧洲中部、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前线上，存在一个不受制于苏联的一党制政体或者介于一党制与多党制间的政体，这个中间方案并非难以设想，而是难以实现。

此外，美国也对一个中立且统一的德国方案有所顾虑。它认为这一方案存在两大弊端：这使得在欧洲大陆上组织局部防御变得几乎不可能；它在复杂的方程式中加入了额外的未知变量。一个统一的德国基本上具备了成为大国的资源，却由于相互结盟又相互敌视的战胜国的决定，以及两个敌对老大哥的意志，而被迫采取中立，一旦德国统一又会采取什么政策呢？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瓜分德国成了中立的替代方案，它同时为两个超级大国消除了一个变数：只要两个政权都声称代表德国，德国的意志就不可能存在。

自1947年起，西方国家煞费苦心地逾越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1960年，联邦德国成了自由世界最繁荣的国家，它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超过70亿美元）；它也被要求支持疲软的美元并参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它拥有一支欧洲大陆最庞大同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其政体看似最为牢固，由多数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一位执政逾十年的总理执政。始于1947年，于1950年重新被推动并于1954年被最终确立的政策，难道到1960年还未实现其目标吗？联邦德国从贫困与怨恨中被解放出来，抵御了共产主义的诱惑，并融入了欧洲和西方世界。在民主德国，骚乱爆发了。工人起义在柏林和匈牙利爆发，苏联军队不得不进行干涉并成功将其镇压下去。1946年以来，西方赢得了在欧洲的每一场政治斗争：柏林封锁失败，法德和解已成既定事实，民主政权主宰了欧洲，1950～1960年的十年经济繁荣奇迹，1948年南斯拉夫变节。尽管赫鲁晓夫表达了歉意，但南斯拉夫还是没有重返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共产主义政权既未在波兰亦未在匈牙利牢牢扎根。正是在波兰，我才完全明白了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含义：人们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关系一窍不通，不懂得他们支持的权威，对他们极不情愿创造着的集体作品非常陌生。

然而，即便取得了这些成果，欧洲舞台的观察家们也完全没有因为胜利而兴奋不已。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甚至是轰动一时的进步，却也没有严重削弱两国共产党的力量。法国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之中，第五共和国政权的建立曾得益于军队的叛乱，如今它也可能遭遇持续不断的纷争或是可能的和平（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这种令人不快的局面。分界线以西的繁荣令人瞩目，而东边的经济发展也绝不平庸。诚然，在现有阶段，经济增长指数（的差异）较生活水平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更令人震撼。从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求职或淘金的人数是从西往东边迁徙人数的数倍。如果可以选择，大部分民主德国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仍然会倾向于西方民主而非人民民主。然而，他们明白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都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而这最终也是决定性的事实。

1956年10至11月，苏联的无情镇压与西方的不干涉，明确且悲惨地证实了苏联不顾一切地在东欧维持莫斯科权威的能力和决心。通过军队及常规和原子军备的局部平衡，军事准备的辩证逻辑强化了全球的恐怖平衡。大西洋外交力求发起攻势，拒绝接受东欧的苏维埃化，宣称受制于苏联式政权的欧洲人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鼓动被束缚的民众奋起反抗。然而与此同时，大西洋集团又采取了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外交战略。大西洋军队和战略空军司令部除了威慑侵略外并无其他目标，而且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发动过侵略。 [88] 倘若这一政策尚在为顺利解决德国和欧洲问题创造条件，那么很显然它失败了。如果美国和欧洲拒绝承担任何风险，那它有可能成功吗？因此，大西洋集团内部纷争再起：每个集团不能根据对方采取的措施而做出回应，以至于平衡总是建立在更高的军备或核武器级别上，而双方均不使用这些武器，也不利用一种或另一种暂时的优势来达到目的。是否存在一种方案来代替这样的军事装备辩证逻辑？在一些地区放弃使用核武器能否降低战争爆发的风险？是否能够通过军备控制协定来制订双方都能接受的领土解决方案？

“无核武器区”的方案应运而生，并被推介给东西双方。1955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阁下设想在欧洲的中心区域削减军队的密度，不部署任何原子武器，两军的隔离带将受到严格的检查，让集团之间可以尝试进行合作。波兰外交部部长也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一计划以其名字“拉帕茨基”（Rapacki）命名并载入外交编年史，这其中就包括欧洲中心的无核化。

围绕这些计划进行的严肃谈判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西方国家，特别是波恩政府惧怕此类方案，即便方案会有所放宽，但这从根源上就包含了整个德国的中立化。诚然，西方肯定不会接受这种中立化，因为这对两个集团而言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苏联集团可以将其防线退后几百公里而无太大影响。大西洋集团却不可能牺牲几百公里而不被迫放弃其所有的军事组织。

更普遍地说，认为存在能够发射核弹头的炮筒或火箭本身就会制造战争的风险，这不免有些幼稚。战略武器竞赛导致报复自动装置的建立，或者是缩短美国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时间，就这一范围而言，战略武器竞赛本身就是危险的。战术原子武器和常规武器一样不会走火。况且，军队的正面接触有助于防止发生事端、意外和误解：正是美军撤退产生的空缺让朝鲜有机可乘。军事空缺比军事存在更加危险。我非常清楚一些观察家十分担心并提出民主德国可能会发生叛乱，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拥有国家武装部队的联邦德国不可能坐视不管。在我看来，这些揣测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德国，人们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不至于糟糕到要奋起反抗的地步，而且共产党的领导人与苏联老大哥团结一致，不会从背叛中找到救赎或是归附敌对阵营。

再者，假设东欧确有人民起义的风险，倘若建立一个较大的无核武器区或非军事区，这一风险将过度加剧。事实上，这些举措的意义在于降低潜在政治转型的军事意义，结束两大阵营相互僵持的状态。1956年，苏联尚无法接受匈牙利建立一个多党制政权，抑或宣布实施与奥地利类似的中立政策。然而，倘若两个集团不再正面接触，倘若人民民主国家背叛老大哥并转换阵营的危险消失，对于一些转变，苏联也许会容忍而不会像眼下这样残酷地镇压。

这种思辨表明了西方这一可能逐渐取代现有政策的利与弊。分界线的画定清晰直白，美国的军队大举驻扎在分界线以西，莫斯科领导人对进攻的危险不抱幻想，“被奴役的人民”对所期盼的援助也不抱幻想。除了在第三帝国的故都，分界线两端相安无事，也不可能发生事端，因为虽然政治骚动一直暗流涌动，但它却被军事外壳抑制和掩盖了。为促进政治缓和，必须涉险化解两大集团军事组织之间刻意的冷漠。

假如这一分析确切无误，那么与公众舆论相反，两大集团的军事稳定体现了一种审慎的、维持现状的政策。中立区、无核区以及各种撤军方式，除非它们使联邦德国变得中立而苏联一方并不中立，否则都是冒险的手段，会让事件变得捉摸不定。更不必说，这就是让苏美军队撤离欧洲。

作为整体谈判的目标，美苏共同撤军并不一定会重现与1945年相似的军事真空。通常，分界线以西1亿的法德人口能够共同动员出专家所要求的30个师。在其欧洲伙伴（或许也包括英国）的协作下，它们甚至可能获得一定的威慑力量。 [89] 即便没有美军驻扎，欧洲也不会因此而失去保护。美国对西欧承诺的庄严性和明确性都会大打折扣，但并不会被废止。而且，如果我们假设苏联的军队也撤回其境内，大举入侵而欧就不可能发生。

欧洲的政治家之所以不去认真考虑这种转变，即放弃军事战线的结晶化以促进政治缓和，是因为这一新的外交战略充满了不确定性。东欧民众能够不推翻人民民主政体而只是改变它吗？一旦发生人民暴动，苏联是否会像在匈牙利那样以革命的“神圣同盟”来镇压反革命？两德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和平统一后的德国又将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只要我们从思想上消除两大集团的军事结盟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中部的对峙，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苏德达成牺牲波兰的协议。按照欧洲人现有的心境，他们倾向于保守。不论是实际的还是预计的军事措施对话，都很可能持续下去。

在不确定的进程中，不可能没有危机。因为是赫鲁晓夫而非西方拥有重新博弈的一个筹码：柏林。西方国家驻军西柏林象征着对第三帝国的共同胜利，象征着战胜国庄严宣布的德国统一，象征着西方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因而在政治上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和东欧的苏维埃化。西方国家希望且必须维护这一象征，而这也正是苏联希望并且势必要清除的象征。

柏林危机的结果将决定下一阶段欧洲竞赛的开局形势。然而，今后进退维谷的局面可能与今日的局面完全一样：西方国家必须在军事结盟和政治变革之间做出抉择。若它们不放弃前者，便也不可能指望后者。所有传统的外交谈判，其结果只能以更大的危险为代价来换取可能的政治变革。欧洲人是否对自己和德国人有足够的信心，以去期盼而不是畏惧政治变革，去更多依靠自身实力而不是美国的庇护来进行防御？

目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然而在比它们预想的更早的将来，不排除欧洲国家因事态所迫而承担它们如今拒绝的风险的可能性。

***

通过对“欧洲零和博弈”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军备竞赛可以维持现状并消除误解，就此而言，它将成为安全的保障。然而，观察家往往会思忖军备竞赛是否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两个阵营都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而且利益的冲突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事实上，这两种阐释看似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并非水火不容。

战争的风险可能来自争先恐后的技术发展，北约和华约的成立并没有提升战争的风险。军事结盟确保了两大寡头对事态的控制，然而重整旗鼓的欧洲可能再度骚动，并且令人难以捉摸。

军事结盟局部地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危险，从全球视角来看，它看似军事对抗的一个表象，而这种对抗可能会挑起双方都希望回避的事端。作为全球博弈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储存原子武器的方式一样，也会引发焦虑。

是否存在第三条途径？诚然，没有军备竞赛的军事结盟化或两个集团对现状的官方接受，看似兼具了两种可以设想到的态度的长处。然而，既然欧洲的两边都加入一个军事体系之中，那么军备竞赛也就在所难免。西欧也不可能自愿地认同这一它屈尊接受的地位，它暂时倾向于虚弱的安全，而不是恢复自治的焦虑和危险。

第十七章 说服与颠覆或阵营与不结盟者

在联合国的100多个国家里，3/4的国家既不隶属于北约，也不隶属于华约。“不结盟”的概念从此纳入外交词汇。联合国大会——尽管还称不上是全人类的大会——分为三个团体：其中西方阵营和苏联集团在各条战线上针锋相对，在旧大陆上，如两只山羊在窄桥上狭路相逢，都无力向前推进半步；但是，非洲、亚洲或南美洲的国家，无论古国或新国，大国或小国，都置身于这场直接碰撞之外，它们成为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西方世界与苏维埃世界之间发生争论或历史冲突的真正关键所在。

“不结盟”的概念确有含糊之处。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既不从属于苏联集团、又不从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是否就可以被称为第三阵营的正牌会员呢？稀奇的是，第三阵营又以成员的行动自由来界定。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分析不同的词汇——不结盟、中立、中立主义——来区分第三世界国家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 [90]

在非洲国家或亚洲国家，又存在地区性的争端，可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引入的争端相提并论。美国一直都无法让韩国与日本和解，尽管这对前敌手与美国都是联盟关系。在南越和柬埔寨独立后，两国的邻居关系就很糟糕，问题的根源是地区性的，大国又觉得其无足轻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是由于克什米尔：至少在1948年这个出发点，克什米尔与英属印度的两个继承国家的全球战略优先选项毫无联系，与苏联或美国的行动也毫不相干。

我们对这些阵营外国家的外交感兴趣，只要它们的外交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事实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些是自愿地日益融入国际体系以及联合国之中，另一些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两个大国的任一方，无论哪个卢里坦尼亚 [91] 都至少产生一种负面利益：更多担心的是不让这个国家倒向另一个阵营，而不是这个国家对己方的效忠。两个阵营的竞争让第三世界成为旷日持久竞赛的目标物，其筹码就是外交和道义上的抉择，不结盟国家对此难以避之。

由于两大阵营相互掣肘、相持不下，且在大多数时候不敢诉诸武力，作为竞赛的目标物，第三世界就成了历史悲剧的客体。现在的大国也帮助弱国，而不是压榨它们，大国放弃了逼迫就范，而是尽力说服弱国。大国针对不结盟国家的外交不再是慷慨馈赠的竞赛或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胜利属于给得最多者或辩护得最好者。在“向欠发达国家救助”之外，在增长率的争辩之外，在联合国的讲演与提议之外，革命者是通过颠覆，甚至是游击战，做到了打乱全球的外交地图。

一 不结盟运动、中立、中立主义

在欧洲，有三类国家可谓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实行传统类型的武装中立，芬兰和奥地利实行裁军中立，南斯拉夫则实行某种意义上的中立主义。

瑞士和瑞典拥有完全西方化的、民主的体制。它们加入了各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对自己的认同毫不掩饰。它们与挪威或比利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加入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成的军事联盟。然而相反的是，相对于其人口，它们拥有的军备相当可观。瑞典积极发展了民间被动防御组织、城市人口疏散的准备工作、地下掩体的建设，瑞典在这些方面远甚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两个超级大国。

奥地利在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保证永久中立，但与瑞士和瑞典不同，奥地利只拥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用于维持国内秩序，而不是对大国可能的入侵进行反击。根据其体制和认同，奥地利属于西方国家。芬兰的政府形式是多党立宪式，该国不属于任何一个军事阵营。但由于邻近苏联大哥，芬兰只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做出重大外交决策之前，芬兰需要征得苏联的首肯（比如加入一个小的自由贸易区）。为了得到强邻的容许，芬兰会做出必要的妥协。

南斯拉夫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况。作为苏联集团的异端分子，南斯拉夫继续自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该国属于“一党制国家”，尽管其严格程度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南斯拉夫被斯大林逐出阵营，在其从属于苏联集团的时候，南斯拉夫还接受了美国的援助。1954年以来，南斯拉夫又接受了苏联集团的援助。尽管表现出了这样的意愿，但铁托元帅无力公开放弃其分立派的信念，再重新成为苏联集团中的卫星国统治者。铁托所处的位置无法以直接的敌对行为来威胁其中一个大国，他无法成为一个“好的西方人”，一如他无法再成为一个“好的苏维埃”。美国人对分裂的南斯拉夫进行无条件援助有双重好处：美国人巩固了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比莫斯科指导下的政体更为可取的政权；美国人表达了他们的善意，其他卫星国统治者可能尝试追随铁托元帅的先例。

在欧洲之外，与传统中立国家（瑞士、瑞典）相同的国家并不存在。主要区分在于中立（印度）与或多或少积极的中立主义（纳赛尔）。几乎所有的新国家都自称不结盟国家，希望不要卷入两大阵营间的冷战。但不结盟国家的类型不同，从认同西方的突尼斯 [92] 到几乎加入苏联集团的古巴都有。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表示在原则上反对军事联盟，他视之为加剧紧张的诱因，而不是安全上的保障。特别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对《东南亚条约》以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表示遗憾和批评。在新德里看来，这一援助改变了克什米尔争端中的地区力量对比，但没有改变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印度与西方阵营的亲近程度要甚于与苏联集团的亲近程度。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西方。印度大多数的大学生在西方大学里读书，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金额最高的也是西方。

印度共和国发言人的措辞也因人而异，克里希南·梅农（Krishna Menon）演说时更接近于进步主义者的语言，总理本人发言时则更近于温和社会主义和本质上的道德主义。对法国和英国远征苏伊士运河的谴责要比对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或中国平定西藏叛乱的谴责来得更加严厉。但可能这种不安情绪较少源于同情，而更多是出于忌惮。

纳赛尔上校政府统治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了中立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在国内，共产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被冷酷地追捕、囚禁，常常会被处决；在国外，国家和政权显得与苏联关系紧密，苏联为其提供武器，购买其棉花（再将其在国际市场上卖出），为其修建水坝和工厂。然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并非正式盟友，莫斯科并没有垄断经济援助或技术支持。在驱逐了欧洲势力在埃及的影响、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客观上按照苏维埃战略运转，而这一战略的优先目标是在全球任何地区让人民和政府起来反抗西方人。但是，纳赛尔总统没有如此这般丧失自己行动的自由。在国内，他并不是革命力量的囚徒，在国外，他亦非苏联的俘虏。他可以在未来不失原则地在接受苏联援助之外接受美国援助，又不改变其既有的路线。对于西方，纳赛尔的要挟并不是这样威胁：“帮助我，否则我就倒向共产主义。”而是另一种威胁，即赫鲁晓夫的乐善好施：“帮助我，因为你们拒绝我的，苏联集团都将给我，还不需要回报。”尼赫鲁从双方都获取了援助，而没有针对任何一方进行敲诈。通过简单直白地向西方敲诈、含沙射影地向苏联敲诈（“就像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样，西方欢迎我重回它们怀抱”），纳赛尔总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的几内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属于另一种不同风格的“活跃中立主义者”。几内亚事实上是一党政体。诚然，非洲所有的共和国都趋向一党政体，非洲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倾向于或多或少地使用进步主义言论（至少在涉及欧洲人和有色人种的关系的时候）。但几内亚政党拥有共产党的结构和方法，在联合国也有几内亚的代表——以毫不逊色于莫斯科信徒的热情支持刚果的卢蒙巴。结果并不是塞古·杜尔完全地与苏联集团连成一体。对他来说，不和西方决裂有利可图——可以接受可能的援助，并留存要挟求助之道：一个国家要想威胁称自己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它就应该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国家。

古巴是另一种情况：在一个不久之前全部臣服于美国影响的地理区域，在美国周边创建一个亲苏联模式的政权，显而易见，这比几内亚1958年9月全民公投没有选“不”更有历史意义。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时获得了来自大部分民意的同情，以及美国一些阶层的物质援助，他在两年间上升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头号敌人。如同铁托挑战斯大林，他挑战山姆大叔。其政权与一党制的苏联政权相似。他对美国使用敌视语言，亲近社会主义阵营，在外交上自愿地支持苏联事业：这三个承诺的主要标准已经齐全。在这个意义上，菲德尔·卡斯特罗比直接冲突地区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走得都要远，因为他以后将无法重新收回承诺。

卡斯特罗的革命可能标志着西半球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邻近美利坚合众国的拉丁美洲国家，身旁是一个巨人，它们行事皆因循守旧，接受了强者更强的霸权，在它们的表述中有着深层次的间歇性的坏情绪。它们还没有抓住两大阵营针对不结盟国家的角逐带来的机遇，也没有明白更强者没有权利或拒绝使用武力时的无力。其他南美洲的国家可能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先例，他也从纳赛尔身上学到了一课：一个摆脱“后花园”地位的地区成为“冷战的舞台”，从此大国的邻近地区或资源都无法震慑小国，小国相信两极中的另一个将会保护其不受军事干涉，并且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其经济援助。

如果我们再来看以尼赫鲁、纳赛尔、铁托、卡斯特罗为名的外交态度，似乎可以立即发现，从印度的中立到古巴的承诺，再到埃及和南斯拉夫的中立主义，不同之处远没有相同之处显著。印度的中立反映了尼赫鲁的个性，信奉西方价值观如同信奉反抗殖民主义的战斗。埃及的中立反映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但这并不是阿拉伯世界的亲苏联。南斯拉夫的中立是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堪忍受老大哥压抑的保护，从而进行的冒险。古巴的中立是左派知识分子的革命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对资本家剥削的反抗。所有声称是中立主义的国家、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一致揭露殖民主义。但当涉及它们的体制、它们对国际冲突和自己不结盟承诺的主张、它们对莫斯科或华盛顿的真实认同的时候，它们各自为政的程度绝非难以察觉，尽管它们都声称是出于“缓和国际局势”和“裁军”的美好愿望。

选择某一种中立或中立主义并不是根据落后的发展水平的程度和特性：是由政治大环境、精英阶层和百姓的心理状态来决定不结盟的方式或忠于某一个阵营的承诺。通过审视新国家对前宗主国在外交层面以及基本价值观上所采取的态度，可以确认我们刚刚提及的中立主义国家之情况。

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在二战后取得独立，至少从1945年开始它们无须通过斗争来获得独立。印度和锡兰保持了模仿英国模式的体制，特别是在印度，尽管有极端的困难，但是这体制依旧相当好地运行着；在缅甸，尽管民众生性平和，却长时间生活在内战之中；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实现组织自由的选举、党派竞争或议会的真正意义上的商讨，一支英式部队暂时承担着中立的行政权。显然，体制性质与外交立场之间没有相关性。由一位元帅治理的巴基斯坦通过《东南亚条约》与西方连接在一起。为议会制度骄傲的印度，却想同时成为英联邦成员和不结盟国家。在锡兰，左派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导致了对英国人的军事基地的驱逐，其语言更接近于进步主义者的语言，但它并没有放弃不结盟。

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中，只有柬埔寨在印度式的真实中立中实现了某种统一。南越政府在反共产主义的口令下，陷入与由河内共产党政权组织和供应的游击队的长期争斗之中。至于老挝，该国分为三股势力，每股势力在行动和武器上所采取的态度都与1945年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的三种不同态度一致：信奉共产主义的巴特寮（Pathet Lao）一派，坚决反共的部分军队一派，而共产党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亲王 [93] 则尝试以对外中立的外交与对内和解的政府来实现民族和解。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共和国均没有经过“解放战争”这一阶段就实现了国家独立。这些新国家的政府采取的外交路线几乎无一例外地取决于领导多数党或一党的那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喜好。这个人或这些人的喜好与该国经济和人民感情不无关系，但没有人会怀疑，塞古·杜尔或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这些领导人，之前可以随心所欲操控1958年9月的全民公决的“是”或“否”，眼下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留在共同体内或是实现完全的独立，同样可以选择像西方民主政体、活跃度不同的中立者或亲近共产主义的进步主义者那样发声。法语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是欠发达地区。在通常意义上，这一表述，至少在近一段时间，并没有宣判这些国家从一独立就越过了中立或中立主义，滑向了激进主义：领导了“解放”的政治头领们，如果他们有意愿，他们有能力在不中断同宗主国联系的情况下，不在国际舞台上选边站、倾向某一个阵营，并在经济与理智层面实际与西方保持一致。

尽管阿尔及利亚冲突持久未决，但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没有同法国断绝关系。在1961年，其中学教育还是用法语授课，未来的突尼斯大学的大部分课程也都使用法语；摩洛哥亦是如此。的确，移居前被保护国的“法国殖民者”在这些国家独立后消散了。至1960年4月1日，11.4万名法国人离开了布尔吉巴的共和国，占总数的63%。在摩洛哥，法国人撤离的步伐更慢，截至同一天，31.5万～33万法国人中，还有20万人没走（撤离的比例在35%到40%之间）。尽管伊斯兰土地上建立的“法国社会”被迅速肃清，但是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贸易仍旧集中在法郎区内。摩洛哥超过50%的进口来自法国（1959年为59%），超过50%的出口销往法国（1958年为62%，1959年为56%）。

我们再来看法国殖民的三个区域：印度支那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共和国，以及北非。当前印度支那局势的根源，事实上是：越南独立同盟会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是与效忠莫斯科的越盟达成和解，并同非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者（现在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庭艳）达成协议，还是同时打击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两者之间，法国各届政府无力做出选择。结果就是越南两分，老挝被撕裂，仅有柬埔寨成功，同时保持了统一的人民和中立的外交，这得益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智慧。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主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构成和领导。“最优秀战士”（combatant suprême）说的法语和阿拉伯语一样好。远离共产主义，他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同样关系紧密的突尼斯。 [94] 在摩洛哥，受法国文化影响的资产阶级数量比在突尼斯要少，许多政坛和工会的领导者不会说法语，没受过一点前宗主国的精神影响。比起突尼斯，独立的摩洛哥同阿拉伯或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关系要更为紧密。但是，在这一点上，外交政策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即取得独立的方式、领导解放斗争的政党构成、与宗主国的关系，以及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对跨国运动（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阵营的感情。

让我们对这些分析进行总结。如果我们将所有明确不属于任何军事阵营的国家称为不结盟国家，不属于西方世界或苏维埃世界的国家为第三世界国家，那不结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它们的体制和价值观上，或在它们的外交态度上为统一的整体。选择哪个阵营，以及中立或中立主义的各种细微差别，都取决于多重原因，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其中，精英阶层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我们这个世纪，各处的民众都处于潜在的活跃状态。少数人使这种革命潜力成为现实。这里或那里的这些少数人聚集在共产主义事业和莫斯科的周围，随后，党的组织、对民众的控制、私有财产的国有化、集权的计划经济，都接踵而至。

二 美元外交和卢布外交

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向财力较少者施赠或看似施赠时不求回报；历史上第一次，扶贫济弱符合强者的利益；历史上第一次，受惠者开出需求的清单，并拒绝捐赠者的要求；历史上第一次，捐赠者担心其竞争对手更为慷慨大方。然而，人类与国家的本性仍未改变。

在上一章中，我们分析了阵营的经济架构。位于铁幕以西的欧洲国家，饱受战争劫掠之苦，曾处于逐渐成形的苏联集团的强压之下。在几年间，美国以捐赠和借款的形式向这些地方进行投资。马歇尔计划以其规模为奇，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国家间传统竞争的新条件：各国的效忠与内政有关，通过馈赠，美国老大哥能够让获赠的人或政党听命于它。

在战后的头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另一个欧洲的经验与西欧经验间存在鲜明的反差。斯大林帝国是三重反常：它在卫星国之间降下铁幕，每一个卫星国都自我封闭，并被迫进行非常小规模的苏维埃模式的再生产；它无视各卫星国之间的经济分工，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议都是双边的，它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努力，合理地整合这些协议，使之成为严密的整体；它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了征服者自己，同时将老大哥扮演新信仰传教士的远大抱负摧毁掉了。从1956年开始，苏联意识到经济经营和意识形态主张难以兼容，所有的一切都如此这般，苏联就此变成了自私而光辉的老大哥。

合资公司被清理了，赔款索求也终止了，贸易的条件（有时还会成为公共讨论的目标）似乎不再有意地不公平了。在此之外，随着各自革命的进行，匈牙利和波兰也从莫斯科处获取了贷款。在欧洲，卢布外交在意义上和规模上与美元外交不可相提并论。1945～1956年，苏联给卫星国的贷款仅为7.27亿美元；1956年2月至1958年5月，它给这些国家的贷款总共达到9.665亿美元， [95] 在这之上还要加上17.705亿美元的贷款减免。相对于马歇尔计划的200亿美元，1945～1960年苏联给阵营内国家的20亿美元贷款可谓少得可怜。但在东边，老大哥和小兄弟在资源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可不像在西边那样。今天，在经济层面，阵营内部的关系是可以比较的：通过计划和自由贸易，两大阵营尽力合理地组织生产和贸易，每一方都创造了潜在的世界市场，在市场内部实行分工原则。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有论据显示马歇尔计划的慷慨大方，这一计划的效果在落后国家身上更为明显。一个国家越穷，就离积累增长的门槛越远，于是就更需要外部的帮助。事实上，当受援国已经拥有了经济进步所需的行政、物质、政治、智力资本，经济援助会更加高效，西欧的情况便是如此。在几年间，这些国家缺少外汇，美国的援赠给它们提供了外汇，与此同时，美元的交换使得投资规模扩大。1950年至1951年，欧洲就有能力独自发展。当经济增长的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援助只能显得是经济上的需要，常常是势单力薄的。

直到最近，经济援助还只是美国的垄断行为。自从斯大林死后，特别是最近六年，苏联也加入竞赛中来。有时（甚至非常）自相矛盾的是，同一个国家同时接受两个阵营的援助。两个阵营怎么会有兴趣支持同一个政权呢？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旦放到全球大背景下就不再是解释不通的了。

要想理解最近几年苏联战略性地使用经济武器的原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确定两个极其普遍的观点。第一，完全由国家主导的对外贸易与由个人或私营企业主导的对外贸易相比，通常更多地受制于政治考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外信贷提议（苏联通常使用利率较低的长期贷款方式，利率在2%至2.5%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邪恶的渗透或颠覆计划的指使，然而分析人士倾向于给苏联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议赋予一种微妙的解释，这些协议或许总是产生了政治利益，但这并非其目的。

第二，苏联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经济援助是美苏论战中的论据，或者是美苏竞赛（竞赛的利害关系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的效忠）中的重要武器，这种重要性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体现出来。显而易见，他们力争让苏联拥有放贷人的名声，在手段上丝毫不逊于另外一个西方超级大国，甚至出手更为阔绰。苏联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就是要通过行动证明苏联产出富裕，40年来其民众奉献牺牲，这让他们现在能够帮助最不幸的民族改变命运。苏联通过上述行为跻身富国之列，又通过并不强加任何条件的援助显示其荣耀与无私。在这一情况下，经济援助是说服的手段，而非颠覆的手段。

有鉴于此，苏联帮助印度发展的原因就简单易懂。如果西方认为帮助印度发展冶金工业就是维系印度的自由体制，那苏联为什么也要这么做呢？（在所有观察家看来，苏联的目标截然相反。）在我看来，对此应有两种解释。苏联的技术人员帮助印度发展冶金工业，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技。在名声上，这一行为有利可图，在其他层面耗资也不多。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哲学，他们坚信经济发展与经济滞胀一样都必将导向社会主义。另外，苏联给印度的援助金额非常少，约2亿美元，这对现有的尝试几乎没有意义（截至1957年底，拨付的信贷额达3.62亿美元）。

人们还会想到另外一种解释 [96] ：经济援助或许是一种渗透手段，它可能将观念、间谍带到援助的现场。我不大相信这一解释：为何苏联资本能够实现美国资本从未实现的目标？在每一个国家，效率最高的宣传家都是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间谍网络总是和党的官方组织区分开的。可能某些苏联工程师隶属于一个情报网络，正如许多外交官在公开角色的背后还从事秘密活动。然而，苏联的经济外交并没有与这些次级考量纠缠不清。贷款修建一座冶金工厂并不是对搜集情报、策划活动的秘密组织的补充。

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之中，印度的情况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苏联的援助只集中于几个国家。这些援助的目的，要么旨在策反一个西方联盟中的国家，并使其与苏联集团联合，要么旨在让一个国家先在经济上，随后在政治上依附苏联集团，它是在为最终实现颠覆并掌握该国的权力做准备，或者是在巩固一个亲共产党的政权。

叙利亚和埃及一直是苏联援助的主要受惠国（到1957年底，占苏联15.81亿美元对外援助总额中的3.97亿美元 [97] ）。苏联给埃及提供武器，不管使用何种支付手段，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可图的行为。埃及宣称自治，如同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前者从苏联，后者从美国那里获得武器。通过证明近东不再是西方的“禁猎区”，苏联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小国有了敲诈大国的可能。

在国际关系中，即便贸易协定包括了信贷赠予，贸易协定的外交用途也已不再是新鲜事物。在不同时间段，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曾根据政治目标调整贸易方向，或者让其资本为盟国所用。1914年以前，巴黎的资本市场对一些国家是关闭还是开放，就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可能成为盟友，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服从法国外交部发出的命令。俄国的借款投资在法国，修建战略通道，一旦与德国开战，盟国军队采取行动的时间就可以减少。第三帝国是仅有的购买巴尔干和多瑙河国家的某些出口物的国家，它试图把这些国家和自己的财富绑在一起。法国或第三帝国的经验都没有证实这些方法绝对行之有效。

1914年前和1939年前一样，贸易和金融关系是约定而非促成了国家间的团结或对抗。在关键时刻，忠诚取决于地理位置、民族情感、国家目标以及对战争结果的预判。沙赫特（Schacht）博士编织的协定网络并未能阻止南斯拉夫和第三帝国对抗。罗马尼亚只是在希特勒的军队统治欧洲之后才俯首称臣。匈牙利则指望德国修正主义来满足自家的野心。

没有证据表明，今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苏联最早的援助引起了某些轰动，因为它们开创了新的阶段，出人意料。不过在道义层面，苏联并没有赢得缅甸，因为苏联提议如果哪年缅甸的水稻收成在资本主义市场没有买家的话就由苏联收购。苏联的手法是贷款而非赠予，受惠国完全有选择贷款用途的自由，这可能比西方手法的某些方面更容易接受（对那些要求援助的项目，西方的专家会进行检查）。对其他要素进行对比可能会反转或修改这些优惠条件。受惠国通过出售、交易或信贷获得苏联的产品，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

单独的经济援助只在一个前提下方能成为保证小国效忠的有效手段：援助必须占被援助国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有两个国家满足了这一前提：阿富汗和叙利亚。提供给前者的1.15亿美元，相当于其国民收入5亿美元的23%；提供给叙利亚的1.84亿美元相当于其估计为4亿美元的国民收入的46% [98] 。在此情形下，政治和经济上的依赖有可能开辟一条苏联化的道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之时，叙利亚正处于内部被共产党征服的过程中。阿富汗有可能自此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中，尽管只要该国的统治者与他们的“施主”决裂、倒向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能力没有丧失，任何事情就都不能说是尘埃落定。

近几年来，许多政权并非由共产主义活动分子组成，它们的形成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苏联集团，这给了苏联另外一种形式的援助的机遇。当几内亚和古巴突然失去了传统的顾客和供应商的时候，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及时出现，向陷入封锁的受害者提供支援（当南斯拉夫与其曾经隶属于的苏联集团切断开来之时，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向古巴提供了约4亿美元的信贷（1959～1960年）。但最主要的是，苏联集团购买了古巴的蔗糖，并向古巴提供石油和机器。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交易是以以货换货的形式进行的。在古巴首批百万吨蔗糖之中，只有20%是莫斯科用可兑换货币支付的。

苏联的经济援助做法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已经考虑了上面提及的那一类型：向对方世界中的异见国家施以援手。这是两个集团的共同之处。仅有的问题在于，两者之间哪一个更有机会给异见国家提供援助。为了获取声望而提供蔚为壮观的援助，这是苏联的做法而非西方的做法，因为美国无须展示它的财富：不结盟国家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财富没有半分怀疑。美国有两种援助模式，而苏联并没有与之相等的模式。一种是防御支持项目，或者说是将美元提供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或者南越，以维系当地资源不足以支撑的军队；另一种是向不结盟国家提供纯粹的经济援助，这可与苏联给予其集团内部国家的经济援助形成对比，但美国的目的并非大张旗鼓地显示其财富（从这个角度说，印度可谓是苏联与美国之间夸富宴的受益者），而是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这对捍卫与西方类似的自由制度来说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这也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中立。

关于“防御支持”，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体现在筹资上面：苏联连武器都不是免费供应的 [99] ，而美国则为那些受到内外威胁的政体支付武器开销。至于经济援助，除了在规模上的不同之外，两者的不同更像是在战略-政治概念上。苏联在对其集团以外的援助中，主要着眼于近期目标，诱惑处于犹豫之中的国家或者加强那些已经步入积极中立的国家；而美国的战略有时则从初级马克思主义中获得启发：欠发达国家本身的进步有利于西方。基于这一理论，处于增长中的国家更不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在被苏联领导人称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区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只是这些不论公方还是私方的投资都没有换回感恩戴德或者深情厚谊。此外，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以相同的口吻嘲讽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在同一个阵营之中，会有两个“老大哥”共处的空间吗？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它们其中一者难道不比另一者更想势均力敌吗？

我们有没有忽略一种苏联经济扩张的情形？一个或另一个苏维埃国家提供的信贷，是不是像英国或者联邦德国提供的信贷有着长期目标：不仅旨在立即占取市场，而且旨在压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同时加快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

从今以后，苏联及其伙伴生产大量的产品，这些正是欠发达国家急切渴望的商品。苏联集团扩大与不结盟国家间的贸易，其本身既非冷战的工具，也不是经济援助的要素，它是苏联集团实现经济进步的表达方式。随着苏联集团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行，并逐渐消耗掉富有的初级原料储备，它将从阵营之外进口数量更多、价格更便宜的原材料，或者进口与其生产形成互补的制成品。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计划制定者的意图：他们是否放弃了旧观念，即将苏联集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存度降至最低？还是为了加速资本主义的衰落，他们通过纯粹的经济竞争手段致使资本主义国家丧失卖方和买方？

我们首先注意到，除了那些接受大量苏联信贷，并且苏联信贷占国民收入比例相当高的国家（阿富汗、埃及、南斯拉夫） [100] ，欠发达国家90%以上的外贸都是同非苏联集团国家进行的。仅有埃及在1956年同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在30%以上（34%），然后是南斯拉夫的24%。仅有南斯拉夫和阿富汗20%以上的进口都来自苏联集团国家。

另外，所谓欠发达国家在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而对外贸易在苏联或苏联集团国民生产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苏联对阵营外国家的出口之中，欠发达国家在1948年只吸收了其中的20%，1953年是8%，1956年是23%。 [101] 相比来说，在苏联对阵营外国家的进口之中，欠发达国家在1948年占35%，1953年是13%，1956年是21%。 [102] 欧洲的苏联集团国家有同样的波动，但不甚明显：1948年，欠发达国家接受了22%的出口，1953年下跌为16%，1956年恢复至22%；出口情况则为，1948年28%，1953年17%，1956年回升至25%。为了让经济竞争能够威胁到西方，苏联计划制订者则不得不“皈依”他们尚未认同的学说：他们应该允许苏联集团的供应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国有经济。这些计划制定者不可能同时实现苏联集团内部的相对自给自足和压制资本主义集团 [103] ，剥夺其在欠发达地区的供应商和购买商。而且，对于这两个目标，相比第二个，他们更倾向于第一个。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一特定市场——比如石油或者锡市场，苏联人能对价格施加有效影响，甚至可以通过突然的大量供给“破坏”市场。我并不排除此类考量有时会支配苏联外贸负责人的行为，不过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对这些考量远没有资本家那样熟稔。只有美国商人才会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全球价格的降低或者美国价格的通货膨胀式上涨来让美国破产。

这一实际情况不足以让人相信苏联希望通过经济竞争将资本主义集团从欠发达地区逐出，也不足以让人理解为何苏联援助比西方援助，或者看似比西方援助更行之有效。目前，苏联的介入总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打破了美国或西方援助的垄断。突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发现他们对西方多了一张牌可打：他们让西方人知道，他们不能从西方得到的，可以向东方提出要求并得到。当然，经济援助不会自动促成政治效忠，而且苏联的慷慨大方也是有限的。对此威胁，西方人可能不为所动，却不由自主地认真对待，或是因为挥舞威胁的领导人可以直奔莫斯科而又不伤及自身，或是因为他们宣称无力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欠发达国家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强大的论据，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了，这对你们会对我更糟糕。”

从数量上来讲，西方的优势是压倒性的。16个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缅甸、土耳其、阿根廷、巴拉圭、尼泊尔、苏丹、黎巴嫩、也门） [104] 从苏联获得了15.81亿美元贷款，到1957年底已花费了3.42亿美元。这些国家在1945～1947年从美国接受了7.81亿美元的贷款、18.16亿美元的馈赠，总计25.97亿美元。1956～1957年，美国的馈赠和信贷远远超过了苏联的信贷总额，尽管苏联正是在这些年才启动新政策的。 [105]

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美国的慷慨会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106] 从1945年开始，美国向欠发达国家发放的信贷和赠送达128.15亿美元：南斯拉夫8.35亿美元，近东34.04亿美元，东南亚9.25亿美元，亚太其他地区（日本除外）57.06亿美元，拉美19.45亿美元。仅1957年一年，其总金额便达16.28亿美元（以上各地区分别为：4500万美元，3.43亿美元，1.45亿美元，8.47亿美元，2.48亿美元）。但这些数字需要一番解释和评析。很大一部分赠送是由农业剩余产品交换的，印度或南斯拉夫政府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支付，美国随后准许这些政府按照自身经济需要自由地支配这些赠送。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很多都是“防御援助”。1956年，在远东支出的7.63亿美元的总额中，7.24亿美元是“防御援助”。在近东、非洲和东南亚总计4.49亿美元的援助中，防御援助占2.87亿美元。

即便扣掉“防御援助”一栏，西方的援助假如包含美国私人长期投资（1956年为12.68亿美元）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1957年为1.837亿美元，1954～1957年为15.3亿美元），这依旧极易膨胀。最后，在上面引用的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美国提供资金的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其他自由世界政府提供的政府间经济援助项目（7.5亿美元），以及来自大西洋集团内的私人投资，总额将近50亿美元（48亿～49亿美元），而苏联集团仅为1.2亿～2亿美元。

我以为，苏联2亿美元的援助不会比西方50亿美元的援助具有更好的心理-政治效果。但事实首先在于50亿美元是由计算器得出的抽象数字。对于这一总额，人们一无所知，对此任何宣传机构都没有进行宣传。从公开或宣传的角度而言，人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表象才是真相。但并非全然如此，就算这些数据向公众公布，不结盟国家的舆论也会把防御贷款、私人投资（因为这部分是利益驱动的）、给予殖民地国家或前殖民地国家的贷款或赠送（为殖民主义所玷污）从总额中扣除出去，这就让50亿美元大打折扣，至少要减去2/3以上，甚至4/5。但即便在苏联援助力度最大的1957年，仅美国或大西洋世界总体的确切经济意义上的援助也比其对手要多好几倍（尚且不算入私人投资和对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的援助）。不过，苏联的援助非常集中且效果惊人，西方的援助则完全不同。而且尤其是和平的竞赛不是慷慨大方的比赛，不是奢侈就可赢得比赛——这个事实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假如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夸富宴或身穿金衣的国王的聚会这种性质的比赛，西方肯定能够取得胜利。但这既不是赠送礼品的比赛，也不是经济学家间的争吵。

三 颠覆的辩证法

1815年，欧洲的国王们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之后组成了一个同质体系，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更加注重打压革命，而非彼此削弱。主权国家的共同命运胜过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而冷战的情况完全相反。每个阵营都想怂恿人民反抗对方阵营的体制。民主国家和苏维埃国家不会同意也不想同意像天主教或新教国王那样划分势力范围，放弃通过改变分界线另一端臣民的信仰来维系和平。由于缺乏对稳定的共同意志，体系的异质性就让说服和颠覆持续进行。

在欧洲，这些努力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对此全然没有意识。面向全体民众的广播宣传在抗击第三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惊人且有效的角色，随后成为正常的机制。每个国家都像英国广播公司以前向被占领的欧洲进行广播那样，向他国听众进行宣传。英国广播公司的“法国人对法国人说”（Ies Français parlent aux Français ）电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Radio Liberté ）电台都试图传播或加强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敌对情绪，维持解放的希望，或简单地让听众了解西方的生活。在每一种情形之下，其最低目标都是防止卫星国统治者垄断信息来源、意识形态以及对历史的解释。由于苏联政体要求这样的排他性和垄断，于是它就将西方的广播看作颠覆活动，并对此进行干扰。相反，西方对这样的排他性和垄断并无要求，于是它并不尝试干扰“苏联之声”，因为它与其教义相违背，也因为另一方无论以什么方式，都需要通过无私奉献给这一事业的人，才能发出它的声音。

从这一点看，体系的异质性似乎对西方有利。如果西方失去这种垄断权利，它可以毫无顾虑地接受，因为这种权利跟它的制度逻辑相违背。而苏维埃国家白费力气淹没它和人民之间的“第三方”的声音。对于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寻求到“没有人剥削人”的地方避难，西方并不予以禁止，但是移民大潮仍不断从东向西涌入。

假设“观念的竞赛”确实动摇或破坏了苏维埃政体，老大哥确实保留了武力这一最高手段（西方的老大哥不会保留这一最高手段，至少在西欧如此），除了这样的极端情况以外，纯粹的共产主义宣传仅是苏联兵工厂中的武器之一，亦是其中最弱小的武器，一如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依附莫斯科的其中一个组织——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组织。苏联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反对原子弹，支持法苏友谊的造势活动，仅仅是苏联无数手段中的三个例子，我们称之为渗透。在周遭环境不利于这样或那样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情形下，苏联力图通过渗透来获得同情者与参与者。从这些附属行动和“平行组织”中苏联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扩大反对派——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对西方政府希望施行或采取的措施加以反对——的力量，从而彰显自身；诱使非共产主义者——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协会之中的领导人皆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力量的马前卒。

虽然苏联占有这些优势，但欧洲异质性的资产负债表要比大多数观察家所想的更为平衡，至少在心理-政治战争的层面如此。实际上，西方在苏联和苏联公民之间出现，与苏联在美国国会大厦、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宫以及美国公民或英国公民之间出现一样真实，甚至效率更高。第三方的影响力与其声称的自由不成正比。西方的声音传播得更多，虽然3/4的声音被扑灭。如果苏联的声音在法国也取得同样的效果，那是因为数百万的法国人敌视现有秩序，或者是他们自认为想要敌视现有秩序。共产党动员或操控他们制造不利因素，只要他们不能夺取权力，就还有有利之处。数百万的法国人在选举中投了共产党的票，让民主的功能发生改变，因为这个政党可以说是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是不可触碰的。然而，这一排除在外的政党又可以让亲西方的政策陷入瘫痪，方式是通过同样一批选民选择“中立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代表。

在冷战以及说服-颠覆的争论开始十五年之后，苏联公民看似暂时不倾向于反抗所谓的共产主义政体，一如美国公民不对所谓的资本主义政体进行反抗。在欧洲，苏维埃阵营总体上已经输掉了理念的战争。假如今天举行多个政党参与的自由选举，所有东欧国家都将重新回到宪政多元的体制，这一点无人会产生质疑。但是，分界线两端都知道此类选举是不会进行的。1956年的事件仍未被忘却，这证明了在无产阶级已被“解放”的地方，定义为反革命的叛乱将是无法被容忍的。

在两大阵营与第三世界之间，异质的资产负债表与颠覆的辩证法是不同的，第三世界（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于两大阵营的宣传以及来自两个阵营的人员和思想渗透都持开放态度。第三世界并非仲裁人（对发达国家而言最好的政治体制可能并不适合欠发达国家），但它可以作为历史性的仲裁。如果没有战争，两个阵营中的任一方都无法取得针对另一方的胜利，除非不结盟国家支持其事业。第三世界亦非得利的渔翁，它可笑地身处两个超级大国的争论或争斗之间，它甚至是这一近似于论战（实现工业化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或有时是殊死搏斗的对话的客体。它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因为超级大国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动用武力。至少初看起来，两个论战者中的一个更适于这一冲突的性质和规则，这一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倾向于隐蔽而非公开，倾向于暴力而非和平。

颠覆是在人民中间埋下或煽动欲求不满的火种，是怂恿民众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政府，是制造或利用骚乱、叛乱或起义，从而打击敌对国家，让某一制度或某一思想得以传播。为了取得全面成功，一些条件就需要被明确：在被攻击的国家，民众必须欲求不满，并且有少数人已然做好行事的准备，认同革命者在国内外散播的意识形态主题。而对于实施颠覆行动的国家，必须拥有代理人和组织，这些人能够将叛乱转化为起义，将起义转化为革命，并将革命导向符合自身利益或野心的方向。不管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组织问题，苏联集团都已经为实施颠覆精心准备，并且它发现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势都有利于颠覆活动的开展。

苏联意识形态惊人地符合受到半西方式教育的人士内心的需求与渴望（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他们所创立的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充满智慧的，也应该是简单明了的，于是推出精简的版本）。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革命者深有同感的怨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所提出的世界观有着天然的相近性。在古巴，在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甚少，但革命的热情将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拥护者推向莫斯科人希望引导他们去的方向。

在尚未执政之前，不论共产党、秘密政党还是大众政党，它都可能设法破坏现有的政体，消除有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成为唯一的党派，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引领大众，利用一种知识性的正统信仰，带来稳定、热情、高效的政权。 [107]

同样，美国通过中情局 [108] 从事颠覆活动。在危地马拉，中情局秘密推翻了阿本斯（Arbenz）上校，他被当作共产主义者或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中情局又怂恿古巴难民，上演了笨拙的猪湾入侵事件。但是，由秘密情报组织操控的颠覆活动，与利用信徒或好战党派成员从事的颠覆活动相比，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

一个简化的解释是，美国反颠覆的战略主要依靠经济援助（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在很多国家，援助都难以奏效，这是由于缺少高效的行政人员或领导者。没有这样的人员，美元只会让人腐化而并不能推动经济发展。

有时，颠覆自身限制了反颠覆的经济工具，一如老挝和南越的情形。游击战爆发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援助流向对军队的维持，这就让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源大为缩减。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在非共产主义者之间引发冲突，有的人支持国家和解或中立主义，有的人则信奉“绝对胜利”。为了减少自由化，当权者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换言之，不管是在本土所生还是从外部引入，颠覆活动都是实现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阻碍，只会造成家长式作风或传统威权政治，这反过来又会引发现代化人士和开明人士的反感。

有些观点如今被抬到信仰尊严的高度，我对此不予评判。不结盟国家的民众确实对自己的贫困和人类中少数特权者的奢华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数以亿计的民众的希冀与他们现实的生活条件之间确实存在巨大鸿沟。这一鸿沟也确实利于开展颠覆活动，缩小这一鸿沟也与西方利益一致。最后，在某种程度上，不结盟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法确实也是两大阵营口诛笔伐的利害关系之所在。但是，正是人们对这一经济解释的认同，导致了政治的部分优先权。因为要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抵御颠覆，就应该建立和维持能够确保经济增长的政体。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或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权力仍旧基于传统或过往之上。国王或王子、王子或王孙到处皆有，他们的头衔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然而，这些继承者或是逐渐失去声望和权威，或是通过界定自己与未来的关系来获得新的力量。在马里和加纳，皇族的后裔如今变成了左派政党的领导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成为中立主义政党的领导，他通过与两大阵营保持关系来团结他的民众。同时，民众对于其先祖的回忆大可为其带来某种尊敬，而白手起家、应时而起的人无法获得这样的尊敬。

由于权力在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气势逼人的革命政党与政体往往更具优势，至少看起来如此。它们提出了一种逻辑，把它们的原则推论上升为逻辑的结论。既然所有专家都认为，要想经济“起飞”更早来到，必须经过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于是它们就推出了全面的计划经济。既然任何人都毫不质疑人民必须牺牲，甚至乐于做出牺牲，它们就可以比其他的政党更有能力、更好、更彻底地动员民众。苏联的共产主义者长于简化。假如将政治有效性定性为一小部分人的艺术，即将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引导大多数人按照少数人的意愿行事，并且让大多数人相信服从乃是他们本身的意愿，如此这般的话，苏联的手段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像李承晚或吴庭艳这样的独裁者，抑或是像土耳其曼德列斯（Menderes）这样的半独裁者，他们所实行的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疏远了温和的左派、意在保留西方自由传统的现代人士，他们让心存善意的民主人士不得不倒向共产主义，而他们的命令和行政能力都没能得以确保。对南美的自由政体与专制政体的相对表现进行全面判断是很困难的。然而从整体上看，违宪看似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又或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掌权的军人并不比由民众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代表做得要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100年间，人们无法辨识出那几个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早已进行定义的“现代化暴君”——他们受到穷人的拥护，遭受特权者的毁誉——的专制统治者，或无法辨识出那些树立伟大功绩的专制统治者。长期以来，庇隆（Peron）得到工会的支持，其忠实的追随者达百万之多。巴西的瓦加斯（Vargas）在非法掌权多年之后多次当选，自己还重建了宪政体制。但是，相较于现代专制者，保守、反动的专制统治者仍占多数。庇隆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而非什么“现代主义者”。

非一党制的专制主义不能确保政体完成开启工业化的任务。一党制的专制主义则可能会重走法西斯政党在两次大战中间那段时间的致命老路。在拥有诸多政治阶层与现代化文明的国家之中，一党制要想获得胜利就需要意识形态的辅佐。如若没有一种强制思想、以伟大事业或神圣价值观激情为使命，就难以领导民众，也不可能笼络忠实斗士，亦无法保持组织内部的纪律。如果非共产主义的一党制的意识形态内涵不是民族主义，那又能是何物？或许为了实现“经济起飞”，为了增强民族内聚力，一定的民族主义必不可少，这是因为此类民族虽然拥有国家的地位，但个体却尚未形成共同体意识。但是，民族主义的热情通常会演变为民族狂热，至少在拉丁美洲，它不就揭竿而起与西方作对了吗？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非共产主义第三世界的标志将是政治体制多样性。捍卫正统民主思想的十字军既可笑又不合理，就好像西方国家如果放弃将其认为是或本质上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的努力，就是对自己的背叛。在国与国的对抗中，苏联集团拥有一个长久的目标：支持那些走克里姆林宫路线的、旨在建立共产主义政体的政党。在这个长久目标之外，苏联外交，如果不是中国外交的话，对于一些敌视西方同时也敌视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体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丝毫不加犹豫地进行支持。而西方阵营则没有与之等同的长远目标，这是因为共产党可以保证能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党或政权可以保证能建立同样的“多元民主”。

因此，在两个阵营强加的策略方面，还应该加入战术机会主义。西方阵营势必要对自己的制度进行调整，从而符合其他国家的各种需求；对于苏联集团而言，此类调整则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被推迟了。一个对布尔什维克政党组织进行照搬照抄的共产党，在获得国家权力后引入相同的宣传、教育和权力垄断，实际上便是吸收了苏联体制的实质内容。加纳的法官佩戴的假发与议长的权杖仅有象征意义，表明它承袭了西方的传统但并没有加以确定。但是，议会讨论和代表制仅仅是制度形式，唯有实践才是体制的本质。政党能够像它应该扮演的那样参与游戏吗？

这并不是说在“起飞”阶段抑或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共产党或应用共产主义手段的政党就是必不可少的或不可避免的。这仅说明，西方国家无法在每个国家都找到一套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就是，政党、团体可以进行工业化，但又不倒向苏联集团。诚然，有时选择看似局限于两难的抉择之中：选择这一个，顿时就觉得甚是可惜，选择另一个，在不久的将来更让人痛心；一边是共产主义或左翼政体，另一边则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专制政体。不可避免地，美国与西方倾向于第二个选择，虽然这是必然的，却也同样让人心生烦恼。

在颠覆战争中，苏联集团拥有三个无可置疑的优势。（1）一党专制的政体违反和平竞争原则，因为它拒绝向反对派提供他国可有的自由；（2）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仍处于半革命状态，这有利于那些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以恢复秩序的政党，而不利于顾全国家权威以及公民权利均衡的政党；（3）大部分不结盟国家的精英，如若不是被迫选择，他们宁肯要发展经济也不选择代议制，宁肯要工厂也不选择自由：他们接受专制，只要它是致力于现代化的。

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几乎不会有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符合英国或者美国的正统多元宪政民主。然而，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虽是两个世界的象征，但并非严酷抉择中的非此即彼的选项。即便在欧洲，内政与对外事务的立场之间也不存在严格一致性。更不用说，我们必须打消一种疑虑，即我们认为其统治方式是专制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道德与外交层面上都将属于苏联集团。就算这些国家的政体被归为“一党制”，但从亲西方的突尼斯到几内亚，各国情形也有所不同。在实施一党制政体之前，古巴就是第三世界里最亲苏联的共和国。

四 中立的辩证法

在两大阵营与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方面，1945～1960年的十五年冷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大阵营在欧洲成形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从世界其他地区拉拢追随者，双方看似决定要在客观上在地球剩余地区建立起类似欧洲大陆战后的格局。一方面，从1947～1948年开始，美国外交设法和有这样意愿的民族结成联盟，向它们提供武器，从理论上说是防御外来入侵，而实际上则是扶持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另一方面，苏联执行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只有两种选择，而非三种：在如今世界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两种政体针锋相对；苏联认为，这些新兴的所谓的解放国家如果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那就是受到了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不管情愿与否都充当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斯大林去世之前的1953年初，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看来，印度的中立就是“不道德的”，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则称之为“屈服于西方或与西方结盟的某种表现形式”。

在这样奇怪的竞争之中，没有一方可以达成其所谋求的目标，每个阵营看似都竭尽全力地向对方夸耀自己没有付出代价的胜利。印度与近东的阿拉伯国家拒绝同西方结成外交联盟，这事实上就等同于苏联集团的胜利，但苏联却连忙对此类胜利的实质加以否定，它以为但凡本方公开外交未能达成的东西，西方都有能力（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这一能力）暗地里实现。此外，两个超级大国也都没有将它们试图拉拢、声讨其弃权行为的国家送到敌方怀中。再一次地，尼赫鲁的印度很有象征性——尽管苏联充满矛盾地谴责它“不道德”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它仍坚持中立。

在1953年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渐渐发生转变。破坏西方联盟体系或权势成为斯大林的继任者的直接目标。对于那些声称中立、意在置身于两大阵营冲突之外的国家，他们不再进行声讨，而是进行公开支持，并表示将随时准备向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布尔加宁（Boulganine）和赫鲁晓夫的亚洲之行体现和象征了这一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教条主旨已被他们抛弃——两大阵营无可避免地进行争斗，所有的国家最终都会投向一个或另一个阵营——而是意味着，在当下这一阶段，他们认为中立是合理的，甚至潜在上是可靠的。显然，这一解释有利于苏联以及苏联集团的总体事业，因为这为所有同西方保持联系的国家提供了脱离朋友、主人与保护国的机会，并且苏联无须背负与这些国家结盟造成的风险。

西方国家在进行转变以前迟疑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54年奠边府灾难之后，《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缔结。苏联批评这一条约是侵略性的，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则深表遗憾，它们声称这可能让东南亚卷入冷战。斯大林去世后，在近东，西方又签订了所谓的《巴格达条约》，约旦因内乱未加入这一条约，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加入。使伊拉克国王和努里·赛义德（Noury Saïd）失去生命的革命发生后，这一条约就只包括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了。

即使我们非常希望，但也很难测算出此类“多边协定”对各方而言的利弊得失。此类协定在近东是不受欢迎的（约旦和伊拉克的骚乱证明如此），也让意欲保持中立的国家感到不安，同时也让西方同亲西方的国家、不结盟国家维系良好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亲西方的国家要求它们的忠诚能有所回报，而不结盟国家则威胁向另一个阵营要求获得西方拒绝给予的东西。另外，通过地区联盟，内部虚弱的政权得以巩固，世界大国对其的兴趣就是明证，而它们回报给世界大国的则是军事基地。

按照时下华盛顿流传的一个笑话，美国同东南亚盟友签署的协定一如总统与国会间的协定。美国向泰国、巴基斯坦、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后三者虽未与美国签署协定，但受到协定的保护）做出的承诺是含糊其词的。就这一协定，美国总统可以在国会与公众面前进行陈述和辩护，对这一地区进行干预甚至诉诸最高武力。同时，这可能能够巩固这些国家中面临内部威胁的政权，并提供一种可将法国和英国纳入集体行动中的方法。还需要知道，对于行动的集体特性不可或缺的欧洲盟友在危机爆发之时是否有可能无所作为。美国是否能够笼络或帮助中立国家，而又不让盟友产生不快；是否能够对中立国进行武装而又不疏远盟友，这同样有待观察。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固守军事联盟的做法，但竞争的辩证法越来越逼迫它做出调整从而应对挑战，让它不再强迫不结盟国家倒向西方，从而与苏联的要求等同起来。美国发生转变是在苏联之后，这也是时局渐渐形成的结果。 [109] 1956年，在以色列远征西奈半岛和法国、英国在苏伊士登陆之后，按照美国的说法，美国试图对欧洲国家撤出后的“空白进行填补”。但是，这却不能通过军事联盟进行填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这些阿拉伯国家都强烈反对军事联盟，伊拉克的舆论也声讨军事联盟。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西方怨气太甚，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容忍同西方达成任何形式的一致。西方可以期盼的最好的结局，并非这些国家从这个阵营倒向那个阵营，而是它们继续维持当前状态，不由中立或中立主义倒向亲苏联主义。换言之，斯大林继任者对外交进行提速，并非导致了“帝国”解体和丢掉“狩猎场”，而是让西方国家旋即被迫接受一些国家走向中立。

竞争的辩证法暗含了一个阵营对另一阵营的口号的使用。当一个国家和西方联系在一起时，苏联外交就夸耀中立的好处；当这个国家又将倒向苏联集团之际，就轮到西方进行防守并力陈中立的益处。当然中立又有许多不同的实际情况，两大阵营经常使用同样的词语却各有想法。但是，当每个阵营都知道一种中立会比另一种中立更为合适的时候，在某些情形之中，双方对于中立的严格界定达成一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这或许仅符合一方的意识形态和利益。

苏联在欧洲签署协定，将苏联军队从奥地利领土上撤出，并确定奥地利保持中立，而奥地利的内部政体是自由的、认同西方的。1958年，在黎巴嫩问题上，西方国家既维护了该国国内社会的平衡，又维护了其外交上的中立。西方做出让步，意在达成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合乎心意的目标，首先便是让黎巴嫩这个伊斯兰-基督教国家奉行积极中立主义，随后是力图阻止积极中立主义的埃及进一步倒向苏联集团。

老挝在1960～1961年的情形象征着中立的再进一步，或可能仅仅是中立的本来样式。这既是世界冲突的一个方面，也是摆脱世界冲突的一种手段，这是两大阵营相互争斗的后果，也是摆脱竞争辩证法的尝试。按照终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条款，老挝不可加入任一军事联盟。在老挝，法国仍保留两个基地和一个军事代表团以对老挝军队进行训练。但事实上，北方两省由共产主义的巴特寮占据和统治，1954年后，艰难抉择就存在了：或是内战，或是分裂，或是将这一武装组织纳入联合政府，将“游击队员”整编到皇家军队中，主要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组建联合政权的尝试从1954年一直持续到1958年，梭发那·富马亲王是“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是民族和解及所谓中立派的象征。在他看来，只有所有政治宗派都参与到政权的组建中来，外交层面上的中立才能实现。

1958年，由于美国外交担心在民族和解，或者所谓的民族和解时共产主义者会成功打入国家机构中，并夺取所有关键职位，于是便在老挝组建了亲西方的政权。因而，巴特寮的游击队员重返密林之中，苏发努冯亲王则锒铛入狱。

1960年，由于厌恶了内战与被美元腐蚀的政府阶层的贪污腐败，伞兵指挥官贡勒（Khong Lee）发动政变，支持梭发那·富马亲王与中立主义政府（国内和解、国外中立）。数周以后，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将军发动政变，支持文翁（Boun Oum）亲王的亲西方政府。巴特寮与中立主义者携手作战，抗击亲西方的皇家军队。1961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苏联、西方和不结盟国家都表示赞成中立与联合政府。西方国家放弃进行军事干预，不敢支持分裂（它们也没有这么做的手段），认为比起巴特寮和中立主义者获得全面军事胜利，外交上的中立坏处更小。 [110]

共产主义、亲西方和中立主义的三个派别进行联合，首次形成了所谓中立外交的国内基础。假定中立仍会持续下去（这非常不可能，共产主义者和中立主义者有能力对第三个派别进行清洗，至少也能将其削弱到无力的地步），这一中立与印度或柬埔寨的中立有很多不同之处。即使如此，老挝的范例仍有双重意义：它为异质国际体系的成员国解决内战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它也是赫鲁晓夫1960年提出的“三驾马车”原则的第一次实际应用，“三驾马车”须代表三个派别（两大阵营与不结盟国家）。

大部分内部包含着偏向于不同阵营或意识形态的派系的国家，都按照威权或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法国由多个国家政党统治，印度则由国大党执政。在法国和印度，共产党都是合法的，可以参加选举，在地方或国家议会中拥有席位，但都没有担任任何关键职位，对外交方向不能施以任何影响。无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柬埔寨、南斯拉夫及马里的执政党派或人士是何性质，它们的中立或者中立主义并不是亲共党派与反共党派平衡的结果，而是一个意愿的结果，即它们对不结盟或不结盟形式的共同意愿。直至今日，亲共党派与反共党派间所有公开和暴力的冲突都导致了国家分裂。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按照“三驾马车”原则建立的老挝政府维护了真正的中立，那么在国家分裂与一个派系获胜以外，第三种方案变得可能了。

根据“三驾马车”原则，三个派系（两大阵营和不结盟国家）有平等的代表权。将这一原则用于国际组织的秘书处同用于老挝小王国的联盟相比，显然意义大不相同。但是，无论是老挝还是联合国，都会有同样的问题：第三个派系真的存在吗？它有政治单元吗？它是公正的裁判和法官吗？其中不同的成员是否赋予具有（或可以承受）这一名称的态度相同的含义？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在不结盟国家（无论这一概念如何延伸）之间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制度上的、意识形态偏好上的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致性都不存在。假如将不结盟国家这一概念用于所有没同任何阵营（或阵营中的某个成员）达成联盟条约的国家，那突尼斯、几内亚、印度和古巴同样都可位列不结盟国家。这些国家从道德和外交上让不结盟的含义明显地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特性。

尽管尼赫鲁先生经常怀疑西方对它自己的忠实度，但他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与制度。他认为，不结盟既可以缓和局势、维持和平，也可以确定行动与思想的自由。根据已知条件，不结盟可以进行自我判断，而不再由事前预设的立场来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印度的中立声称在两大阵营的冲突之中坚持公正立场。

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及古巴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这四国中的任意一国都不宣称自己采取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三个国家声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其中的南斯拉夫接连不断地批判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第四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直至现在一直对西方恶语相向，但其国内也没有对进步分子或苏联支持者表现出半点宽容。

这四个国家的不结盟态度表达了不希望卷入与自身不直接相关的冲突的愿望，而非道德与公平上的冷漠。通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古巴、马里的代表的演讲可以看出，它们都不居于两大阵营的正中间，而是同等接受两大阵营的观点，同等关注两大阵营的利益。积极中立主义是一个承诺，是为了使其政策不与任何一个阵营相重合，但它也不宣称自己是公正的，而且它也不是公正的。

此外，潜在的公正的不结盟实际上并非如此。出于容易理解的缘故，非洲人、亚洲人和阿拉伯人对殖民主义实际所做或假设会做的不端行为比对苏联帝国主义的更为敏感。与苏联铁血镇压匈牙利革命比起来，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更为卑劣。通过战争，苏联给东欧国家和1/3的德国人强加了其民众可能不情愿选择的政体，这一政体是他们若有自由可能就会抛弃的。但对于非欧洲人，特别是有色人种来说，他们毫不关心。在后者看来，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肤色不一样时，殖民主义就出现了。为了挣脱种族主义，谴责种族主义远远是不够的。

不结盟国家既不能被视为一个阵营——因为它们不能进行集体行动，也不能充当仲裁者。当它们需要在刚果乱局中的候选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它们就会分裂成两个甚或三个阵营。在苏联与联合国秘书长发生争执时，一些国家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其他则多多少少支持哈马舍尔德（Hammarskjœld）先生与联合国秘书处。每个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都是地区局势、内部政体、意识形态偏好、担忧和喜好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结盟的区域或许将进一步扩大，因为至少有一个超级大国会在世界每个地区都热情地宣称它赞成中立。美国希望“让非洲置于冷战之外”，但如果拉美声称中立并要离开冷战战场，美国的情感可能更为复杂。

中立的辩证法很少可以产生和平，但是它掌控了和平竞争、说服与颠覆的意识形态方式和外交方式。

第十八章 敌对的兄弟

在国际体系中，两个超级大国既是兄弟又是敌人，这一观念平庸无奇而非充满矛盾。按理说，如果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就会独领风骚。不过，头戴同样王冠的候选人总有相同之处。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单元同属于一个文明地带，它们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主张同样的原则，在进行斗争的同时进行论战。

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论战同它们之间的斗争一样持续着。在我看来，这两者展现的独特之处本质上可以归纳为如下观点：两个超级大国相较于作为第三方的观察家，认为它们之间更为不同，后者却并不承认如此。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第三方认为它们是敌人。这一结论并不算错，不过这常常忽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无意识的或者含蓄的团结一致，这些将它们之间的敌对细化了。每个超级大国都宁可保持热核双头垄断，也不容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比起它们对手的有限进步，双方都更担心全面战争。

一 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

一个世纪以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一次提出了华盛顿与莫斯科对立的经典模型。那段文字为人称赞，被人滥用，我们在此不引用，而是要用朴实的语言评述在19世纪初就可见的论据，这些论据为今天的双头垄断埋下伏笔，尽管这并非命中注定。

两个超级大国在拥有人口数量和现代力量工具之前就拥有了空间与资源。它们还拥有可供扩张的增长储备。对中亚处女地的农业开垦是征服的象征，西欧或远东民族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这种征服。19世纪，西欧的过剩人口被城市与工厂消化；俄国和美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在空间中扩散开来，他们分别向东、西扩张，在空旷的空间里进行殖民。沙皇的军队夺取了古老文明的领土，西方人则驱逐印第安人，华盛顿从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手中购得或者骗走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从这个简化了的角度来看，两个大国的历史运气在于，在工业社会发展的世纪它们就已经完成国家的成形过程，在其他民族竭尽全力却只能征服遥远的人口或将界桩推进几公里的世纪里，它们就已经将主权延伸到尚未开垦的广袤土地上。我们在前面的章节 [111] 里已经指出，苏联和美国拥有空间储备，这体现在它们那较低水平的每公顷产量上，即农业水平，或通常所称的经济生产力。

科学技术革命和夺取土地的巧合，解释了现实任务——对土地和矿产的开发，寻求高效的生产或者寻求利润——的优先地位。1830年，托克维尔观察到商业和经济活动在美国的优势地位，他将这归因于民众的独特性：具有清教徒倾向的欧洲移民与尚未开发的自然相接触，这对他们来说既是冒险的地方也是长久安身立命之所。今天俄国人所继承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激起与美国人一样的对经济技术进步的渴望。然而，彼得大帝正是为了从西方获得财富的工具和权力的武器才着手实行国家现代化。赶超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让苏联举国上下崇拜机器、迷恋科技进步。苏联人可能比西方人，甚至比美国人对我们时代的科学特征更为清楚：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美国人倾向于将商业和工业混为一谈，倾向于将技术产出与经济产出等同起来，倾向于将市场、竞争和利润作为经济体制的特征；在苏联人看来，只有生产才有价值，而技术的进步本身又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在美国，提高生产和提高生产率是或者看似是利润竞争的副产品；在苏联，这则成了国家计划和集体意志的直接目标。

于是，我们认为，两强既相互亲近又互为敌人。在理想类型中，现代经济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进行调节——计划或者市场，具体的方式是：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是通过计划来决定的，计划本身由政治领导人在经济学家或管理人员的协助下制订；公民通过他们个体不胜枚举的购买决策来控制共同体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每个人的收入或是由公司领导，或是由市场上的成败来决定。当然，这些都如埃皮纳勒版画一般，是对事实的极为简化的想象。在西方国家，政府也直接承担了一些公共利益的任务——这是按照利润竞争法则无法实现的，并通过预算手段和货币政策间接地影响经济大环境，并对投资总量甚至投资分配产生影响。即便如此，两种方法的对比仍包含了一些粗浅却又毋庸置疑的真实成分，正如一些象征性的事实所证明的那般。1960年，苏联的消费者拥有大量电视机，而工厂每年只生产二三十万辆旅游用车。正是因为国家认为——它的判断是不容异议的——苏联大部分公民可以拥有电视机，却不能拥有汽车。

同样，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对立也能用意识形态和广告宣传的形式来类比。生产资料或是属于私人和股份有限公司，或是属于国家。这里的事实再次包含了更为微妙的解释。在法律上，美国大公司是成千上万个股东的财产，但是公司组织的权力却掌握在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手中，最高的权威只给予了几个人，而事实上，他们又是相互指派的，远非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坚持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不再属于任何个人——就城堡属于男爵、田地属于农民这个角度而言。使用或者滥用权利仅适用于消费品领域。生产资料的管理是一种社会功能，由一个或多个服务于集体的个体来完成。尽管如此，不管这种微妙的解释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工业化体制都集中表现为两种都有可能却又相互矛盾的变体：一是对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free enterprise）的崇拜，二是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揭露和谴责以及由其导致的所有企业全盘国有化。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在技术上是一样的；它们互为敌手，因为个体与国家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法律关系是全然不同的。

在政治层面上，类似的程式化的反命题也能够被建构。一方面，两个政党持续争夺国家最高权力，每四年举行一次壮观的比赛，争夺总统职位。数不胜数的压力集团、工会、企业主协会、宗教社团、公民自愿团体，为了地方性或世界性目标——包括建立一所学校或争取世界和平——进行游行、抗议、建言，从而促成此事（扩大黑人权利）或阻挠彼事（对宗教少数派或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一个单一政党将一种历史社会学说提升为国家真理。这个政党以无产阶级之名，以其自赋历史使命之名进行治理。宗教或者“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被承认的，官方庄严地宣称种族和民族平等，但禁止对一党制的任何质疑。

对比并不排除相似之处。美国的政治生活像是集市，不过在喧嚣的表象之下，因循守旧在社会上占主导。大部分公民服从于相同的制度，认同相同的价值观。苏联在一党专政的表面之下，不同派系或不同人物之间的争吵——围绕应当采取何种行动以及（或）对事件的正统解释应是怎样——仍在继续，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又将争吵扩大化。在我们看来，从表现方式上，这些竞争是理论性的，而竞争的利害关系既是理论性的又是现实性的。

显然，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似性与敌对性可以有两种解释：强调这种关系的深厚之处；强调无法平息的敌对。乍看起来，第三方更倾向前者，而两强自身则倾向后者。第三方贬低两强相互冲突的内涵，是在中立之中寻求良心上的问心无愧。两个蛮族的说法就含沙射影地抬高了第三方，抬高了不结盟国家的地位，赞赏了不服管教的盟国，礼赞了文明摇篮的欧洲，而只有在美苏广袤的空间上，这一文明才能怒放。

第三方的解释在于两强的亲近关系，行为体自身的解释则在于敌意，不过将这两种解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因为这只是一种简化。在某些情况下，两种解释也会互相颠倒。乍看起来，每个超级大国自我理解的方式确实与另一超级大国理解它的方式是不同的，它也绝对不会放弃自我解释而认同对手的异质解释。苏联的宣传将美国的多元主义和民主仪式斥为“幻想”或“骗局”：“垄断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他们掌握实际权力，剥削劳苦大众，将美国外交引向帝国主义。苏联人通过宣传，竭尽全力地“撕下”美国民主的“面具”，揭露事实，揭穿表象背后的谎言。美国人的回答却是，决策显然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做出的（否则又能如何？），而他们受到大多数人的愿望或者意见的影响。美国的宣传家补充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也就是少数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卡尔·考茨基在布尔什维克政权诞生的黎明抛出了这个说法，它在四十年后仍然是敌视苏联政体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敌人对苏联政体进行解释-控诉的主题。大众服从于一个政党，它由高高在上的一个或几个人来控制，它垄断了权力，禁止公民讨论他们的头衔，禁止公民自由选择在理论上能代表他们的那些人，这怎么能称为“民主”或“解放”呢？

换言之，宣传对话的主题是：谁是真正的民主？苏联人回答道：我们是民主的，因为我们废除了剥削者、垄断资本家和资本家，因为我们是由无产阶级统治的。美国人回答道：我们是民主的，因为我们的公民投票自由，我们的报纸批评自由，我们的工人罢工自由，我们的将军抗议自由。相同的对话在无阶级社会的主题上继续：两个国家均鼓吹人尽其才，然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消除人们在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在宣传对话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证明自己、揭穿对手。然而，在更为微妙的层次上，美国或苏联的任何宣传家都没有坚持自我辩护和谴责对方的官方版本。人们稍加思考，就能意识到每一个制度的优点所在，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恰恰是官方发言人向它们提供的对立面。集权计划体制显然给了统治者极大的便利，无论是扩大投资比例加快经济增长，还是在某一部门集中资源。消费者主权（在其存在的情况下）也限制、制约了国家权威。一方在民主方面有所失去，另一方则在经济效率或者历史功绩上有所失去。双方谁更忠实于民主观念的公开论战掩盖了另一个半秘密的论战，它是由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对话者引起的，这些对话者对事实而非观念更加敏感，更想要知道未来属于谁，而不在意谁声称更有权利持有最高价值观。

这一关于两种政体相对效率的对话，互相谩骂并非总是其特征。经济学家半秘密地会谈，交流针对同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中的相同、相似或不同之处；他们客观地讨论每一超级大国采取的解决方案中所包含的利害关系。有时，他们试图发现两种技巧的结合是否会成为最佳方案。与之相同的是，科学家，特别是原子科学家在最近几年已发现，他们沿着类似道路得出了类似结论。在科学家涉及他们科学的政治含义的对话中，更难以知道真实性的确切衡量标准。

这种不同政体的客观对抗的悖论在于，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意识形态框架。存在两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可能都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一个版本是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强调生产力；第二个版本强调生产关系，特别是强调财产所有权关系。第一个版本拉近了两种政体的距离，因为它们都拥有同样的生产力，第二种版本拉远了两种政体，因为两个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财产状态都是不同的。第一个版本在东方是半秘密的，尽管西方很多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都对之予以认同，却多多少少有些迟疑。第二个版本是东方的官方版本，满足了正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愿望，尽管这些经济学家推翻了价值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所有制是有益的，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则是恶魔般的）。

在民主、效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三方面的对话中，第三方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一定不要误以为（此类错误屡见不鲜）这一问题有唯一的答案，也不要误以为这一问题是由两种政体关于各自的道德的辩论的首要地位来定义的。在两大阵营之外，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对两个超级大国有着不同的印象，每个民族对超级大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的诠释，都首先也最为主要地受到实际形势的影响。

让我们回想战后最初几年里欧洲国家的反应。昨天还是大国的老欧洲国家，突然沦为被保护国，在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的霸权较苏联的控制更为可取）和梦想（怀念过去的自治和梦想不结盟）之间犹豫不定。这就出现了奇怪的任务分配：一边是得到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政治家，他们创建、维系和加强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另一边是包括一些真正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回想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和文化贫乏上旗鼓相当，聊以自慰。

在欧洲，对敌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承认仍停留在口头上，它作为道德上的托词，服务于不可避免又普遍接受或者说渴望的承诺。仅有个别人从中寻求纯粹的政治推论。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都无法认同两个大国的任何修好。大多数人都敌视苏联式的典型制度，因此共产主义者势必就更加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正统学说。如果只有一个政党，那么对选举自由、个人自由与知识自由的废除都不会既是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又是人剥削人现象的终结，那么两个工业社会版本的相似之处，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提供了一种并非走向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与美国结盟的动力。因为美国提供了富裕的好处却没有苛求整齐划一的步伐。至于反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似之处并不否认，却也否认“巨人间的兄弟关系”这一主题：通过贬低政治和知识的自由，民主党派便会贬低他们为之奋战的价值观。

在欧洲，几个不结盟的信徒选择将两个大国进行对比，尝试从中得出政治结论。如果计算的结果是苏维埃主义和美利坚主义都没有令人羡慕之处，都会达到同样的结果，那么既然欧洲至少有弃权的可能性，为什么还要选边站队呢？然而，鼓吹中立主义的十字军必须面对沉重而粗暴的事实：苏联军队驻扎在离莱茵河约200公里的地方。如果欧洲将未来建立在对布尔什维克会厌恶通过侵略而获得进步的想象之上，欧洲还有安全可言吗？随着美国变得脆弱，随着苏联增强热核能力，中立派系再次发声，在大不列颠，则变为鼓吹单边裁军的宣传。 [112] 我不认为，这一派系在下一阶段会达到重要的历史地位。

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不会出现欧洲独有的形势。没有其他任何大洲会被两个军事集团所分裂。其他任何地方的民主与集权、多党制与一党制之间的对比都不像欧洲这么突出。各种社会类型源于欧洲，而两大巨头则是这些社会类型的杰出代表。与欧洲形势最为相近的是日本形势。日本出于现实主义忠于与美国的联盟，并让代议制度与经济高速增长结合得很好，然而在知识分子之中不乏意识形态的同情者，即便不是同情共产主义，也是同情进步主义，他们还在内心深处对受到蛮族威胁的自身文化满怀骄傲。

在亚洲，两个超级大国首先且首要表现为相似，如果我们只看部分事实，这种相似就十分明显了：美国和苏联都志在生产和生产力、在广袤空间上进行扩张，因而呈现出同样典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现象；工厂厂房、摩天大厦不相上下，热核弹头、弹道武器相差无几。通过与亚洲和欧洲的传统社会进行对比，苏联与美国可谓兄弟。

这样解释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虽然没有导致欧洲产生中立，却让亚洲产生了中立。不过，这并不是中立的主要原因和必要表现，而是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哲学意识形态辩护。只要尼赫鲁的印度不受到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就没有理由使它偏袒两强中的任何一方。从道义上讲，对偏袒的回绝最让人满意的理由就是认为双方都是错的，或是给予双方同样的奖罚。

在非洲，新国家的政府已在使用民主、苏联、中立这三个对谈者的其中一种语言。然而，无论使用哪种语言，都是效仿世界论战的结果，而并非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所有共和国都朝着一党制的方向发展。这个政党或许不会完全像操着东方语言或西方语言的领导人所说的那个政党。不过，所使用的语言表现了这些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表现了他们希望与某一个超级大国或阵营发展关系，表现了他们的外交方向而非内政实践。非洲国家并不坚持“敌人的兄弟”，虽然在非洲社会看来，西方和苏联政体的区别与对立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在南美洲，美国被赋予完全的帝国主义国家形象。美国在西半球占据统治地位，美国比中美洲和南美洲所有国家联合起来都更为富裕和强大。 [113] 正是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进行资本投资、开发自然资源，而这似乎阻碍了工厂的建立和加工产业的发展。那里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武力推进和谐的经济增长，对社会主义青睐有加，仇视资本主义，这种偏见又由于南美洲独特的经历而被进一步加深，这从而有可能造成它们对资本主义不轨行为的强烈意识，而几乎完全漠视苏联的残酷。同样的现象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出现，以1945～1956年的东欧为例，东欧国家在此期间被苏联严格管控：美国副总统在波兰受到欢呼和掌声，在拉美则遭遇骚乱和西红柿。有人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尝试得出结论：一个超级大国受欢迎的程度与它的接近程度成反比。两个阵营发言人进行的道德竞赛几乎不能决定第三方的偏好。

二 敌对与友爱

如果两个超级大国是兄弟，为什么它们又是敌人，甚至是死敌呢？从波茨坦广场的两端到北极的冰天雪地，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相互发起荷马史诗般的挑战，挥舞着对拥有者和目标者都同样可怕的巨型武器，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和苏联首先通过立场的对抗相互依存。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之中，国家间关系无论是结盟还是敌对，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由力量计算和均衡需要所决定的，而所有关于主权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或敌意的考虑都得排除在外。在20世纪初，英国和俄国选择对抗威廉德国，尽管三个国家的统治家族是亲戚关系，但这符合力量竞争的逻辑：威廉德国扮演了捣乱者的角色，英国不得不进行战斗。同样，第三帝国曾让美苏联合在一起，它的退出便让美国和苏联发现了它们之间所谓的敌对性。这是因为在两强格局的体系中，如果两强互无敌意，那么两强就会平分天下。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奇迹般的先例。

这种“立场的对抗”几乎以不同形式自发性地放大。我们知道，每一个国际政治单元必定会怀疑他国的意图。安全只能建立在力量或力量均衡之上。一个政治单元越大，它所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威胁就更大，因为它一旦战败，就需要面对被惩罚的危险，惩罚的力度与敌人战胜它所做出的牺牲成正比。《凡尔赛和约》反映了德国引发的恐慌，反映了战胜的成本要远甚于战败国的“罪行”。每一个大国都不得不担心，它的敌人会在将来进行清算的时候强加条件。

传统的国际政治的矛盾之处在于，通过力量均衡寻求安全的做法制造或维持了普遍焦虑、相互猜疑、最弱者的苦恼和最强者的骄傲。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这种悖论得以修正，但并没有发生深刻转变。过去，一国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因为一国占据优势，另一国则视之为威胁。如果德国感到自己相对于法国处于安全之中，这是因为德国更强，而法国就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其没有能力抵抗敌人的可能入侵，只得指望敌人保持节制。

即便通过均衡来实现安全这一目标并非难以企及，但这总是不稳定的，因为人类行为总是反复无常。“不平等发展”的法则适用于所有时代：它通过均衡来实现安全变成了一种西西弗斯的劳动。

正如通常理解的那般，威慑战略看似打开了一条走出困境之路。事实上，只需要承认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最弱者也保存了能力，可对侵略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因为传统的不平等危险消除了。威慑武器看似可以让西西弗斯将巨石推向山顶。当弱者仍可以对强者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不平等发展还重要吗？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尚未出现。之前，苏联的领导人并未感到安全，只要苏联的城市更易受到攻击，而美国却有可能限制其城市受到攻击的程度。只要苏联能够通过突然袭击摧毁美国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热核装置，那么美国领导人就认为他们是不安全的。换言之，相互威慑带来的稳定并不比力量均衡制造的安全来得更幸福。西西弗斯仍在推动巨石，相互威慑尚未达到稳定的阶段——假设它终将实现稳定。如果一个超级大国拥有许多热核弹头，而另一个只有原子弹；如果一个拥有可以保护3/4人口的掩体，而另一个没有；如果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而另一个只有轰炸机；如果一个可以将航天飞船用于军事用途，而另一个不能，那么这些不平等都会危及恐怖平衡。恐怖平衡并不要求受害者的报复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与侵略者的破坏程度相当，但这种不平等仍然不能太过分。

诚然，这种不平等更多是心理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大战未曾发生，由此看来，威慑是颇具成效的。然而，双方依次胆战心惊，或许有时候是人人自危。一件武器便能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造成两三百万人死亡。当一方拥有并且知道敌方也拥有这样的武器时，又怎能对未来满怀憧憬？两个超级大国无法回避对抗的逻辑，几乎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技术竞赛之中，这便加剧了敌对的立场。

敌对的某些表现明显地与相互威慑的手法挂钩。U-2侦察机经常飞过苏联领土，其他飞机则飞近苏联领空的边界，以便搜集一切所谓的反击力战略（counterforce strategy）不可或缺的情报，这一战略针对的是敌人的热核武器。（当一方放弃定位机场和发射基地，仅满足于威胁城市时，这些情报就不再是必需了。）携带热核弹头的轰炸机进行或多或少的持久巡航，正是为了避免受地面突袭的破坏。当雷达显示屏出现可疑点的时候，轰炸机就会直抵苏联。 [114]

然而，相同的武器装备迫使两大寡头摆出敌对的姿态，却又禁止它们让敌对态度失控，而要“限制”敌对的表达，这个悖论与威慑理论相吻合。一旦发生战争，两大寡头不得不直接兵戎相见。（美国的盟友会受到牵连，因为美国的部分核设施部署在它们的领土之上，否则，苏联没有兴趣摧毁欧洲的城市。）两大寡头互为眼中钉，二者倾向于相互憎恨，却又提及战争给它们带来的伤害，然而，它们完全屈从于那些迫使它们不战的理由。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至关重要的利益：不诉诸它们所挥舞的武器。

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很可能因这场战争两败俱伤，还因为绝对的或相对的胜者也许无法从胜利中获利。唯一能够与风险或牺牲相称的收获，理应是歼灭所有敌人，并统治整个存有争议的领土。美国甚至无法指望捣毁苏联就能保证较长时期的安全：由于缺乏集体意志和适当的制度，美国无力禁止其他国家获得构成威慑力的武器和运载工具。理论上，苏联的装备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它在肃清对手之后还能维持人类的裁军。然而，在我看来，大获全胜的苏联能够毫无阻拦地坐享热核垄断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轮到中国参与竞赛了，可共产主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战胜民族主义，无法巩固全球帝国。世界仍是两极体系，而且就军事而言，或许1960年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两极特征（贫弱国家的技术专家尚未建立威慑力量）。不过，华盛顿和莫斯科一样——华盛顿尤其如此——都不再拒绝设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敌人会因为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成为正式的兄弟。

即便这不会让对立的超级大国想到它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它们还有一个拒绝殊死决战的理由：在我们的时代里，哪怕是最专制的国家也难以将统治和剥削持久地结合在一起。与往昔的征服者相比，20世纪的征服者极大地倾覆了奴役民族的生活条件。不过他们无法像古代社会的“主子”那样，将战争荣誉和极乐生活据为己有：工人和战士也是技术人员。让战败者永久屈从的唯一办法，就是禁止他们进入技术行业，确保主宰其民族的代表垄断科学和行政干部职能，在南非的白人便是如此。纳粹认为斯拉夫人出身卑贱，是低级人种，注定永久为奴，因此他们也可能在东欧做出同样的事情，这也是从这一看法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在同质共同体中，工业社会谴责人类本不平等的学说，种族主义者也可以将这一学说应用于共同体间的关系：种族，而不再是阶级，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毋庸置疑，当下人类团体的社会和智力发展不平等 [115] ，为那些空论家提供了虽单薄却也鲜明的论据。

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不想复辟古代奴隶制度。前者首先把他们“解放”的国家洗劫一空 [116] ，后者则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原料，或者阻挠（或看起来阻挠）地方工业建设，这被指控为剥削。不过，总的说来，只要超级大国不缺少空间和原料，就不会因循种族主义的做法。任何一方通过胜利既可以摆脱敌人，又可以摆脱合作者。仅剩下决斗的幸存者来负责半数不幸的人类。两国几乎公开承认互不交战的共同利益，它们也承认——尽管有些迟疑——促进第三世界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所作所为同承认它们原则上对立利害一致。

正如我们看到的 [117] ，每个超级大国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总是能够，也常常就是用冷战战略来解释的。美国加快西欧的重建，同时设置障碍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它巩固了西方联盟体系以及军事集团。苏联派遣技术人员并斥资在印度修建钢铁厂，这展现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和慷慨。苏联给埃及、马里和几内亚提供信贷，意在支持选择人民民主道路的国家，以及不久前还依赖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解囊是它们敌对的衍生品。

对第三世界而言，两个超级大国是辩护人、对手、相互矛盾的榜样、无法调和的不同国家的保护国，它们是敌人而非兄弟。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们会一致接受，至少暂时接受某个国家的中立（在外交不结盟和意识形态不结盟的双重意义上）。然而，两个超级大国之所以成为敌人——尽管它们彼此相像，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同样排除中立国家的情况）。弄清这两个阵营的代表是否做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太大意义（它们的做法并不相同）。只要两个大国虎超龙骧，对抗就在所难免。

即便在第三世界，超级大国也并非完全对立。双方都口头宣称，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符合它们的期待、它们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鉴于此，作为富国，它们对穷国设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超级大国给予的援助，看起来不再只是冷战的衍生品，也不只是劝导、渗透和颠覆的手段。

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真的符合两个超级大国的私利吗？无论如何，超级大国应当对此深信不疑，或者至少应当假装如此。它们有理由这么相信吗？毫无疑问，只要大家有充裕的耕种土地，有充足的转化原料，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上，第三世界的经济进步会威胁工业化民族的原料供应或军事优势。然而目前，工业化民族并没有把这两种威胁当回事。

最后，从政治角度来看，超级大国相信推广工业社会、改善生活条件是利大于弊的，这点并不荒谬。苏联人在工业化发展程度低下的国家获得了首要且辉煌的胜利，尽管这是事实，但他们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笼统地说，苏联并不承认共产主义只在资本主义式微的国家才占据优势。美国人却欣然接受一种逆向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抵制共产主义最好的良药。

看起来，这种一致必定建立在对一方或是双方的幻想之上。然而，敌人间也有兄弟情谊，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这份情谊也会更加密切，这种半明半暗的论点为这种一致奠定了较为合理的基础。苏联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衰老，它会向社会主义靠拢。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或者苏维埃主义）衰老后会更为自由。如果双方都正确，难道他们看不出敌对背后的兄弟情谊吗？这两个论点孰是孰非，或者这两个论点有多大一部分是真实的？如果他们将这些问题的决定权交给未来，那么，难道他们不会再一次发现，他们虽无法和睦相处，却也断不能相互毁灭的这种信念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吗？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是由意识形态冲突决定的吗？或者相反，我们应当说对抗是由两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各自的地位、互不相容的抱负、不可避免的军备竞赛决定的吗？之前的分析足以表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攻自破。意识形态冲突是整个冲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两强在意识到它们的兄弟关系时便不再视彼此为敌。

不论超级大国的制度何等相似，作为联盟的头领，它们必定会突出分歧。两极分化并不会产生，意识形态竞争却加剧了。1945年以来，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并非立场对抗的诱因，而是立场对抗的结果。不过，“意识形态的对抗”和“立场的对抗”的重叠是当前形势的主要事实，也解释了形势的某些特征。意识形态冲突禁止双方以古典的或者犬儒主义的方式讨价还价。西方国家若抛弃200万柏林人便无法保全颜面；苏联人若赞成民主德国自由选举，也会颜面尽失。每个超级大国都受自己的宣传或者信念禁锢，除非它们背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会寸土不让，无法以某种让步换取对方的另一种让步。在过去，国王之间交换封地，而华盛顿则不会将“自由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拱手相让给“共产主义世界”，莫斯科也不会将“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交给“资本主义奴役状态”。

冲突的意识形态特点也解释了美苏在第三世界或者围绕第三世界的利益斗争中的劝导和颠覆。拉拢亚洲或非洲国家支持苏联事业的最好办法，就是说服它们的统治者或它们未来的统治者相信：苏联事业是优越的，它意味着“道德高尚”、“胜利在望”或者“合乎国家利益”（“苏联联盟比美国联盟更有价值，因为苏联制度比美国制度更适合当地需求”）。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或者政治领袖通常“根据意识形态”采取行动，即他们仅仅考虑观念而不考虑可能收获的好处或者不考虑当前力量，来做决定。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思维方式、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我所说的日本、法国、古巴和巴西的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而只是一个“进步分子”，他的语言和思维结构易于识别，他赞成计划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和“行会”，他殊死捍卫自由以对抗保守的政府；不过，一旦专制政府自恃为左翼的或革命的，他便会轻率地牺牲自由。这种判断方式一定符合深层次的需要，因为即便是卓尔不凡的思维也会暴露其中的幼稚或矛盾。因而，我们至少要理解意识形态斗争的深层含义，意识形态斗争是两个集团多方位斗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这里包含了每个超级大国特有的舌战或统计竞争，以及增长率、经济制度和民主优势的较量。两国发言人在第三世界法庭前开展此类论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方在斗争中的某一方面逐渐获得优势，这有助于赢取支持、引导预期，而预期和支持一样，都会影响不结盟国家的态度。然而，这些论战不过是真正竞争中的一个要素，竞争的关键在于少数统治者的而非普罗大众的思想倾向。可是，这些少数人的思想倾向由广义的意识形态锻造：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人们通过简单的对话，便能知晓对方属于哪个派别，是共产主义、进步党派、民主理想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每一个措辞都代表一种精神态度，既包含解释事实的方式，也包含判断价值的方式。如果认为正是这些“华盛顿代理人”或者“莫斯科代理人”发起了冲突或决定了结局，那就太幼稚了。然而，好战分子和领导人的精神态度的确能够决定冲突的结局，而这些精神态度是他们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哈佛大学形成的。

如果我们要分析这些“精神态度”，就非得对“敌对的伙伴”这一命题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莫斯科拥护者强调苏联工业化手段的有效性；对此，华盛顿的拥护者则谴责莫斯科抑制知识和个人自由。面对指责，苏联又反驳道，这些自由不过是对欠发达国家的险恶嘲讽，事实上，这些欠发达国家受到了与当地奴颜婢膝的资本主义沆瀣一气的外国行会的控制和剥削。竞争表现为指控和辩护，主要围绕哪一种方法能最有效地实现必要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然而，这种竞争形式，尽管理论上言之有据（所有人都思考着，欠发达国家能否不牺牲代议制而实现工业化；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市场经济是否优于计划经济），但仍然是表面的、次要的：好斗共产主义者（或者进步人士）和好斗亲西方人士（或者亲美人士）的思维结构特征的异质性才是主要的。对这种异质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前者拥有一种意识形态而后者没有。

诚然，二者都具有某种思想结构。美国公民的思维、信仰和行为方式像苏联公民那样明确，但差别仍然存在，而且是决定性的差别。共产主义者以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球视野来解释历史世界，甚至解释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这种解释自诩是认知现实的方式，也是判断价值的方式，且勾勒出行动路线。共产主义者的概念共贯同条，而进步人士次之，这些概念自成体系，表面上首尾呼应。亲西方的活跃分子则没有与此对等的体系：他们区分事实和价值、发展的一般条件以及让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为可取的特殊形势，点明在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现象的相似之处，并根据时代和各大洲的具体情况得出可能诉诸的不同手段。往好了说，他们是社会学家，往差了讲，他们是不成体系的空想理论家，受到地方性的、脱离其社会背景的制度（议会、政党）束缚，很可能沦为一出闹剧。代议制，甚或是对国家正统学说的拒绝，植根于欧洲传统，植根于欧洲人民的情感之中。1945年，苏联老大哥强迫东欧国家效法苏联政体，斩断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历史纽带，强迫它们做出通常是无谓的牺牲，造成了新信仰逻辑上的想象。我们可以思考西方民主能否在东欧有效运转。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在组建集团时会压制当地民众，而美国则不然，它帮助欧洲人捍卫他们的自由，保留他们的政府模式——绝大部分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政府模式比少数苏维埃主义者获胜后建立的政府模式更可取。

亚洲、近东、非洲和南美洲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大部分地区，苏联无关紧要或鞭长莫及，而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却举足轻重或近水楼台。精英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建立或者恢复代议制政体。苏联在中亚拥有殖民地，不过这些殖民地位于大陆内部，离莫斯科较近，且在莫斯科的统治之下。文化自治、帝国（沙俄或者苏联）的公民身份、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压制都维持着联邦的团结，因而即便有叛乱发生，也不会走漏风声。正是欧洲人曾在亚洲统治了上亿人民；正是欧洲人在近东通过雇用的统治者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欧洲人在非洲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帝国。

当涉及欧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时，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或多或少慎重地显示它们间的兄弟关系。美利坚合众国发祥于对抗大不列颠宗主国的革命，海外定居的欧洲垦荒者与那些被迫屈从另一些未能在亚非寻得无人之所的欧洲人的亚非人民是不同的，如果美国忘记这种差别，就会感到自己在道义上与对欧洲帝国的反抗是一致的。出于大西洋联盟的考虑，美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反对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者。美国对民族主义者略表支持，尽管不足以让民族主义者满意，却足以让欧洲国家相信两个超级大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的兄弟关系。

欧洲帝国不久后将消失殆尽，这正在改变世界舞台上的意识形态关系。按照时下的主流观念，欧洲帝国不论其功绩如何，都应当受到谴责，它不断遭到苏联宣传、联合国第三世界的代表以及欧洲本土内部一部分重要公众舆论的谴责。美国感到屈居苏联之下，因为与欧洲结盟的关系，它只能温和地反对殖民主义，而苏联可以尽其所能地反对殖民主义。在宣传战中，温和被认为不如激烈有效。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在观察事态发展时如释重负：终于，他们再也不必言不由衷，不必为自己所不齿之事进行辩护，再也不必要求延时，以便“法国能够执行它的代表所宣布的自由计划”……因此，正如康德所述：小鸟设想，如果没有空气阻力，它就会飞得更快，可支撑着它的正是空气。

的确，在宣传竞争中，欧洲帝国的解体使苏联失去了使人无法辩驳的论据，让美国卸下了愈发沉重的负担。亚非成立了50多个独立国家，甚至诸如埃及、伊拉克等国，它们以中立主义政体取代不久以前或者战前还是亲西方的政体，这些被视为进步是无可非议的。只要是涉及欧洲先前统治或插手的地区，美国就熟悉这种解释模式，将来欧洲人也能轻而易举地以此来解释南美洲。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尽管专制，但难道不比巴蒂斯塔政权更可取吗？拉美国家表达了置身冷战之外、不投入任何一个阵营的意愿，为何人们要对此感到气愤呢？

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反对大地主、军队和美国公司联盟（无论是真正的联盟还是表面的联盟，在此都不重要）认为自己是“殖民”的受害者，将种种罪行归咎于殖民主义，堪比以前亚非民族主义者将罪行归咎于英法殖民行为。当帝国（当然，苏联帝国除外）不复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也将终止，这种期望不过是天方夜谭。左派舆论和知识分子也将外国投资、他国公民或公司拥有土地和工厂视作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施加的一切影响都是帝国主义的——正如共产主义所宣传的那样，那么，只有当西方无法在其文明带之外采取行动之时，它才不再是“帝国主义的”。欧洲帝国的解体并不会让超级大国的兄弟关系浮出水面，它将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关系提供新的诱因。看似矛盾的意识形态重组——比如西方和穆斯林联手对抗苏联帝国——并非不可想象，可如今还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尚未崭露头角。

同样可以去想象，但不大可能的是，苏联集团与欧洲会形成一种半共谋关系，联合在拉丁美洲对抗“美国佬的帝国”。

三 联合国

我们已经分析了集团内部、集团之间以及集团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外交，但还没有明确论及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必然扮演着一个角色，不过是什么角色呢？

《联合国宪章》不损害“自我防卫的天赋权利”，允许组建地区防御联盟，就此而言，两个集团的组建并没有违背宪章精神。然而，苏联将其政体强加于东欧国家有悖于宪章精神，至少西方国家如是认为。这些国家发动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苏联军队占领（或解放）它们的直接结果。它们是过去所称的“间接侵略”的例证：一个超级大国利用其军事介入的优势，让完全效忠大国事业的一伙人或者一个政党执掌这个小国。假如体系的两极结构没有渐渐地迫使两个超级大国在对抗中相互模仿，就会令人想起吉斯林（Quisling）这些通敌分子的手段。

这并不是说，对人民而言政体是等值的。如果苏联红军没有占领波兰和匈牙利，那么这两个国家可能就不会选择苏联式政体，共产党不论是施加暴力还是利用计谋多半都无法征服它们。另外，在西欧，尽管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存在具有一些影响，以多元化政党、自由选举和个人自由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却符合绝大多数人和政治阶层的期望。它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因为它符合合法性的主流概念，在事实上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一概念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

然而，民族和观念上的异质性并非分析的定论。东欧国家的政体，尽管遭到民众抵抗，却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笼统地说，这个概念是民主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体现并代表群众，传达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因为它正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甚至当无产阶级反对它时也是如此。东欧国家的合法性最终建立在这一指导思想上，堪比西方政体通过自由选举和公民同意获得的合法性。 [118]

两个阵营的建立与联合国无关，主要是因为联合国诞生之时，铁幕已然落下。联合国无力保护东欧人民，因为西方政府承认这些统治者的合法性，而这些统治者受共产主义指导，与苏联红军一道或者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返回祖国。国际组织的一切举动都看似违背了宪章的字面表述，因为宪章以国家主权的名义禁止“一切干预内政的行为”。不论多么暴虐的政权，不论民众感受如何，政权一旦建立，都受到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尊重国家主权，彻底区分内政和外交问题。

联合国曾审议集团内部的一个外交问题。在叛军成功占领匈牙利并组建合法政府时（它所接替的合法政府曾被联合国承认），联合国大会公正地判定卡达尔政府和苏联红军的行动是不合法的。卡达尔政府及其向苏联红军请求支援的行为被视为阴谋或者苏联操纵的结果，以此说来，苏联就犯下了侵略之罪。但是，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体系之内，反革命的纳吉·伊姆雷政府并不具有合法性，它成立的条件也是违法的。显然，卡达尔·亚诺什的“工农政府”自然而然是合理的，其次也是合法的。

这一事件的教训显而易见。联合国不可能救助一个违背自己意志、忍受着一个由苏联红军建立或者保护的苏维埃式政府的民族。合法政府往往受国际法保护，反对外国干涉。即便人民起义偶然推翻了专制主义，也仍是徒劳无获：苏联可以应“工农政府”的请求，进行军事干涉，而且这一干涉尽管被国际组织视为非法，在苏联的学说体系内却是正当合理的，可以轻而易举地抵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若要强制苏联，就势必下定决心与之一战——即便是最凶残的空想家也不会心存这样的念想。

联合国干涉两大集团关系（尽管没有发生在欧洲战区）最为突出的例子当数朝鲜半岛危机。当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时，安理会应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召开会议，命令朝鲜政府撤军。朝鲜拒不撤退，安理会便要求成员国支援“受害者”，即韩国政府。联合国第一次尝试通过使用武力让一个国家重新尊重国际法，当时的形势对联合国极为有利。针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没能让法律获胜，而1950年的军事制裁，发动了一场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战败国的有限战争。朝鲜没有被制服，这可以说法律获得胜利了吗？

安理会因为苏联的缺席 [119] 得以将军事制裁合法化，即便没有联合国，或者否决权让联合国陷入停顿，美国也会发起军事制裁。这并不是说，如果国际组织没能体现罗斯福的梦想，实际的事件完全就是那些原本就会发生的事件。美国政府以尊重国际法为由，就能轻而易举地说服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倘若杜鲁门总统或者艾奇逊国务卿不得不解释支配他们决策的正当却乏味的动机，民众的热情就不会如此高涨：迫切地需要让世人尤其是欧洲人更坚信美国保证的价值，如果朝鲜无视联合国的决议（拒绝确保选举自由的观察员进入朝鲜半岛）而消灭了联合国唯一承认的韩国政府，美国便会颜面扫地、威风尽失。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也许是无意识的，又或者是误解了美国政治家的宣言，认为美国没有将朝鲜半岛列入其在亚洲的防御点，便于1950年6月25日向美国发起挑战，而美国若不接受挑战就会惹祸上身，于是美国决定应战。

主要由美国师和韩国师组成的军队，却被称为“联合国部队”，而且其在理论上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这并不是没有产生间接后果。英国、土耳其和法国士兵给为韩国而战的部队打上国际军团的烙印。从宣传方面来看，美国动员了舆论和国际组织，具有“优势，也几近成功”。然而，重大决策是由交战国而不是由联合国在战争委员会中和战场上做出的。杜鲁门下令跨过三八线，是在登陆仁川不久，与麦克阿瑟将军会晤后做出的决策：联合国大会投票批准了这一决策。进攻鸭绿江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克阿瑟本人的决定 [1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因担心联合国谴责其为“侵略者”而止步，它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军队改名为“志愿军”以避免冲突扩大化，即避免正式宣战。一旦美国放弃了绝对胜利的念头，它就不再计较朝鲜和中国是“侵略者”，或者不再考虑这些，它意在通过谈判寻求妥协性质的和平，正如它对其他任何国家所要做的那样。即便国际法视侵略为犯罪，这一观念也不足以激发美国抗战到底的斗志。朝鲜半岛命运的决定，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联合国大会的法庭上。联合国只能影响事件的形式和道德意义，而无法影响战役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难以想象朝鲜半岛危机再次上演：联合国多数成员国都不愿意卷入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卫星国——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卫星国——的武装冲突之中。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则更倾向于渗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侵略——正规部队跨越边界。

匈牙利危机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同时发生，联合国面对苏联束手无策，却在平息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发挥了次要却有益的作用，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全球行为体”在当今世界的潜力和限度。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显然不能迫使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就范。另外，即便不存在国际组织，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抵挡两个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的联合。在布尔加宁先生挥舞火箭的时候，美国已经采取了反对盟友的立场。一旦美国的威慑力不敌苏联的威吓力，英法就不得不做出让步。

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无济于事：相比苏联式国家，民主国家更易受世界舆论和它们的朋友所做判断的影响。而苏联，不管其行为如何，都能凭借历史的形而上学为其行为辩护。对美国而言，联合国的存在也是它不能忍受以色列发动西奈战役和法英登陆苏伊士的额外原因。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派遣“蓝盔”部队在道德和物质上促使了外国军队撤出埃及领土；国际武装力量有助于重建和平，同时也挫败了苏联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在法国公众舆论诅咒联合国的时候，赫鲁晓夫先生也开始对联合国，尤其是对联合国秘书长愤愤不平，且一度毫不掩饰这种敌意。

不过，联合国正是在两个集团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上，尤其是在欧洲殖民国家与它们的被保护国或者殖民地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洲帝国在纽约破产的说法是荒谬的。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措辞，是“解放人民”还是“瓦解欧洲帝国”，这一历史进程显然是由多个深层原因（殖民国家的衰落、殖民地人民渴望独立、游击战的有效性、两个超级大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导致的。不过，联合国为忠于反殖民事业的国家的代表开辟了论坛，放大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反响，影响了去殖民化的模式，甚或是加快了去殖民化的步伐。

这一国际组织也为非洲、亚洲国家以及将来的拉美国家提供了摆弄“大政治”（die grosse Politik）的机会。事实上，历史并不是在纽约被书写，正是国家之间渗透和颠覆的伎俩滋生或毁灭了国家政体，它们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国际合法性的认可。如果哈加纳部队未能赢得胜利，那么联合国制订的分离计划和下达的停火命令都无法保证以色列国家的生存，甚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也难以为继。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而且小国的代表会不由自主地幻想是“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也是在纽约写就的。

由于联合国大会的提案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两个超级大国就不得不奉承小国，以便得到小国投赞成票的允诺。根据大会的规定，小国和超级大国不相上下，小国能够自豪地通过投票来决定历史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联合国，非洲国家的总统又怎会有机会离开他们的首都——欧洲的小学生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来认识世界并参与全球外交呢？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人类，它旨在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它表明了当前世界共同体的分裂，也象征着统一的使命。

近年来，由于去殖民化和非洲的巴尔干化，所谓的亚非团体急速膨胀，以至于某些人设想组成一个不结盟国家的集团，以平衡相互敌对的两个集团，并充当两个集团之间的调停人、仲裁方或者裁判，以能够让某个国家或地区摆脱冷战的纷争。不过这是不可能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而不结盟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些声称不结盟的国家，未必在任何形势下都具有同样的立场和利益，不论问题是否牵涉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121]

刚果危机证实了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的”磋商博弈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证实了它们的不和。美国担心与苏联直接对抗，就把防止发生混乱和苏联化这一徒劳无益的任务甩给联合国，并将更加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甩给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安理会或者大会起草的言辞含糊的决议或者建议。希望刚果地区的国家置身冷战之外的意愿是美好的，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只要苏联的目标与之相反，那么联合国为美国分忧代劳的结果，不过是加速了莫斯科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冲突，而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担心的碰撞。

事实上，在刚果河流域并不存在国家。任何人或政党都无法在整个地区树立威望，或者确保公共服务的运转。真正的选择在于：要么刚果实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国托管（trusteeship）——如果刚果政府打算起用比利时的技术人员，他们就重返刚果；要么由东方集团派遣的技术人员来管理政府。我们知道，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越是软弱无能，越是一盘散沙，它就越难以恪守中立。因为若是刚果国家并不存在，刚果中立化就更加困难了，然而恰是让其如愿以偿的原因使刚果不可能实现中立。联合国和哈马舍尔德先生无法找到这一悖论的出路。

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的主权一旦得到承认，联合国就一定不能干涉其内政。联合国的使命是保证个人安全，保证比利时撤军。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刚果政府无法保证人身安全，它就不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这种它曾得到过的承认也过于轻率。如果联合国的义务是维持公共秩序，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多国部队正是通过它的军事存在影响了刚果政客间的争执过程，也影响了亲苏派、亲西方派、“联邦派”、“统一论者”各自的机会。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期间，刚果中央政府还是合法的政府，当其首相被那些握有某种法律和事实权力的人［共和国总统和蒙博托（Moboutu）上校］废黜、逮捕的那一天，苏联集团的国家在非洲和其他洲“进步”国家的支持下谴责联合国，最终将矛头直指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类似朝鲜半岛事件的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集团指责联合国，谴责这一国际组织实际上支持一个阵营而反对另一个阵营。

刚果危机期间，一些不结盟国家支持卡萨武布（Kasavubu）先生，另一些支持卢蒙巴（Lumumba）先生，还有一些支持两人和解。倘若两人达成和解，且得到超级大国的赞同，或许所有的不结盟国家也都会发现它们奇迹般地达成一致，这种一致不再是必需的，因而愈发容易达成。事实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内亚、马里、加纳和摩洛哥（摩洛哥的原因在于毛里塔尼亚，或许也出于内政的考虑） [122] 这些积极的中立主义国家力挺卢蒙巴先生，猛烈地抨击联合国秘书长。而联合国秘书长仍然得到多数不结盟国家和联合国大会的支持。

联合国集结了两个集团和不结盟国家，却无法拥有一个“普遍意志”。少数国家只在其切身利益不受影响时才服从“多数国家的意志”。“蓝盔”部队在以色列和埃及边境维持和平、隔离交战的士兵——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希望被分开。至于美国，它顺手让亚非国家向荷兰和法国施压，而自己却充当反殖民主义和欧洲殖民国家之间斡旋调停的角色。换言之，两个集团和不结盟国家、大国和小国在联合国内的表现，与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表现并无二致。每个国家都在联合国表达它的观念或热情，力图为自身利益服务。这一国际组织并没有改变国际外交的方式，只是偶尔让外交方式复杂化了。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独树一帜，但在原则方面则不然——是自相矛盾的；语言上也千篇一律，更多的是伪善而非理想主义；行动上也是因循守旧，越是远离我们时代的主要冲突，其行动就越有效力。

四 冲突与和解

过去十五年，国际局势是逐步趋向于某种稳定，还是恰恰相反，朝着冷战加剧的方向发展？抑或是说，国际局势波澜不惊，紧张与缓和交替，不时发生多少有些尖锐的危机，而两个超级大国常常诉诸武力平息这些危机？

让我们以第二个假设作为出发点。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或者说两个集团已经共处了十五年，它们之间的关系被一系列危机事件打上烙印：柏林（1948～1949），朝鲜（1950～1953），印度支那战争（1953～1954），苏伊士和匈牙利（1956），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1958），第二次柏林危机（始于1958年底，却一直保持着潜伏状态）。显然在每一场危机的过程中，坚决不发动全面战争的决心支配着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柏林封锁或者朝鲜战争期间，西方争论的焦点不是目标（限制冲突），而是我们所能承担且不造成冲突扩大的风险。轰炸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是否明智？假设真的进行轰炸，朝鲜人或者中国人会通过轰炸韩国港口或者日本的美军基地来予以还击吗？武装队伍冲破柏林封锁是轻率的行为吗？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黎巴嫩海岸，几千名英国伞兵空降约旦，是不明智的吗？如果我们回顾双方所做出的决定，就会意识到，除了美军跨过三八线的决策，以及由麦克阿瑟而非杜鲁门做出的将第八军向鸭绿江推进的决策外，美国表现得最为克制。是苏联在柏林封锁中采取主动，此外，它虽然没有挑起，却至少纵容了1950年6月朝鲜的攻势；是中国人训练、给养了越盟军队，成就了奠边府大捷；是苏联在苏伊士危机时，以“火箭”和“志愿军”威胁法国和大不列颠；又是苏联不顾加勒比海处于美国范围之内——正如匈牙利处在苏联范围之内——的事实，意欲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和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在我看来，即便是在1945～1955年美国原子力量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的时期 [123] ，苏联集团往往具有攻击性，且胆大妄为。即便如此，它也总是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它从没破釜沉舟。比如，它从没有正式宣布封锁柏林，它援引技术困难为借口，先是水路的，再是铁路的和公路的技术困难。一旦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对，苏联也可以随时撤回，且不失颜面。它从未试图阻断空中交通，尽管这对它而言毫无技术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尊重的博弈规则是禁止诉诸武力。苏联歼击机没有攻击毫无自卫能力的大型运输机，西方国家则没有试图强行通过陆地封锁。或许，双方事先都没有明确地构想这个规则。它源自局部形势以及敌对双方意欲控制事态的共同愿望。假如西方国家派遣武装部队，苏联可能不会开火。但如果它开火了，西方阵营就不得不加大赌注。同样地，如果苏联封锁空中交通，西方人将被迫在无法容忍的惨败和诉诸武力之间进行抉择。空中桥梁代表了二者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折中方案。

在朝鲜半岛危机中，另外一条博弈规则也表现了双方限制冲突的共同愿望。美国人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边界之外，中朝和苏联亦是如此。中国东北的基地和美国驻日基地都没有遭到轰炸，苏联潜艇也没有企图切断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联系。两个超级大国取得了一种默契，将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战场，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在此结束了争端。我们将这一规则称为“战争的局部化”，应用这一规则会导致平局，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1951年春甚至是1952年春，美国增加两三个师就足以确保局部胜利，且不会导致战区扩大或者使用原子弹）。双方再次在冲突过程中创造并遵守了这一规则。它的优点更多在于其简易性而不是合理性：敌对双方不需要明确沟通也能辨识。

印度支那战争则是另一种类型，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直接介入，而且美国也仅限于通过资金赞助和交付武器来支持法国和反越盟的越南政府。1954年的春天是决定性时刻，此时法国在奠边府的驻军第一战失利，看起来失败已成定局。由于美国并未干涉，法国不得不放弃战斗，停战的代价起码是半个越南的苏联化。美国决定不予干涉，中苏提出的条件也并没有因奠边府大捷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1954年春天的危机是偶然的而非蓄意的。斯大林死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忙于继承人间的冲突，希望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在朝鲜战争中，他们敦促中国不要一味要求遣返全部战俘，而且很可能同意同时进行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停战谈判。是法国政府受美国政府盲目意志的怂恿，一意孤行，导致战争延长，此外也让越盟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帮助下有了获得惊人成功的机会。这一胜利尽管没有改变协议的实质性条款，却改变了和平的意义与影响。

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并不是由超级大国自己挑起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阿拉伯国家反抗西方施加影响或插手的一个插曲。没有必要把挑起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莫斯科：无论是埃及哪个政府都会设想出这一计划，尤其是出于十二年后运河的特许权不管怎样都要到期的缘故。英国政府的反应出乎意料且完全无法预料：女王陛下的政府为什么要试图以武力重新占领它刚刚撤出的地区？就法国领导人再次谋求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案来看，法国的反应则还在意料之中。

尽管苏联、法国和英国都使用了大量武装力量，但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危机的意义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的双重拒绝 [124] ：拒绝为了“解放”卫星国而对之加以干涉；拒绝其盟友向第三世界国家发起军事行动。两次拒绝的原因相同：担心战争无限扩大。两者都可以用现实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一个是慎重，但道德平庸；另一个既可以用慎重也可以用理想来解释其正当性。

当然，眼睁睁地看着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却坐视不理，无疑是慎重的，或许也是合情合理的，却是不光彩的。美国禁止法英军事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带，这无疑是慎重的。在与不结盟国家的交往中，采取反对昔日欧洲大国的立场更“有利可图”，但这对于保持大西洋集团的凝聚力而言却是危险的，即便这种做法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在英法最后通牒的当日、苏联介入布达佩斯的前夜，艾森豪威尔说：“不可能有两套规则，一套用于我们的朋友，另一套用于我们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表述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在它的敌人的帮助下，对它的盟友应用了一套严厉的规则，而对于敌人的公然侵略，它只是口头抗议，容忍其逍遥法外。

一位美国学者 [125] 就苏伊士和布达佩斯危机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解释。两位老大哥患难见知己 [126] ，此处“见”有两层含义。每一方都认为，如果另一个超级大国要在自己的集团里重整纪律，那么这也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国不能容忍英法采取有可能扩大战争的行动。尽管美国领导人同情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却也含糊地指责叛乱者让美国陷入了两难抉择——要么羞愧逃避，要么轻率干涉。他们选择了前者，看不出任何犹豫不决。

两年以后，即伊拉克革命和黎巴嫩、约旦动乱时期，武力措施进一步缩减了。这一次美国派遣了海军士兵，不过，它是应合法政府的请求，这个政府被所有国家和联合国承认。况且，海军陆战队士兵并未投入战斗，他们避免卷入内战，而战事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美国正式通过它的军事存在，通过它所表现出的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决心，以及通过精神支持贝鲁特合法权威，来进行干涉。从国内法和国际法来看，卡达尔政府原是合法政府，可按苏联的说法，卡达尔政府要求“老大哥”出手相助以便重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两种干涉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一种是好战的，其目的和结果是镇压革命者；另一种是帮助两派实现不流血和解，而和解是黎巴嫩本身的生存不可或缺的。

通过回顾这些危机而得出乐观的结论并非不可能。武力的使用——至少就一个超级大国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来说——愈发克制；每次危机的持续时间不断缩短。柏林封锁持续了数月之久，两大巨头不知道如何从它们发动的角力中脱身且毫发无损。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根据官方的解释，在最后两年，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的唯一障碍（中国的全权代表拒绝了被美国俘获的士兵有选择自由的权利）。苏伊士和布达佩斯的危机在几天之内、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的危机在几周之内都平息了。危机中所使用武器的数量和规格都逐步缩减。

针对这种乐观主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反驳：武力使用趋于衰减的规则（la loi tendancielle de la diminution de la force employée）只适用于两个超级大国或者两个集团间的直接关系。苏联对匈牙利动用了12个师，这超出了镇压所必需的兵力，不过，尽管其镇压手段冷酷且声势浩大，却也相应缩短了镇压时间，降低了镇压的代价。美国在近东的干涉是象征性的。它相当于炮舰外交，目的不是象征性地使用武力迫使一个政府就范，而是象征性地以武力支持来巩固一个合法的政府。

我们之所以不能完全赞同“武力使用趋于衰减”这一观点，首先是因为每一场危机都有事件本身的特征，而将一场场特殊的危机进行比较，就会造成危机呈现出某种趋势的表象，而这或许是观察员人为造成的。苏联向匈牙利派遣一支大军，正是出于军事局势的需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不鸣一枪，这样的节制符合形势的要求。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是否已经学会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解决它们的争执，并且决心最大限度地限制暴力的规模。

我认为，尽管苏联和美国的宣传荒诞不经、挑战惊心动魄，但事实上它们已经学会熟悉对方，不再轻率地将好战的意图归咎于对方。假设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成员曾担心美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 [127] ，如今他们便可以安心很长一段时间了。战争不会是预防性的：今天，抢先下手无异于担心湿身而将自己投向大海。两个超级大国倾向于不再怀疑它们限制冲突的共同意愿，即便是一个盟友或者中立国犯错而酿成危机，又或是一国或一个政权可能反水，两个超级大国也都不那么趋于歇斯底里和惊慌失措。

诚然，效忠的改变总是顺应相同的方向。一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先是中立的，继而是中立主义的，又有时是进步主义的。如果这些效忠的改变不断增多，尤其当反水发生在美国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拉丁美洲）而不是欧洲昔日的势力范围内时，那么，美国得接受多少次它强加给盟友的游戏规则呢？

表面上看，这些游戏规则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一致，即不诉诸武力。然而，人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或实践上给侵略下定义，因而，仅有直接侵略被保留，即正规军跨过国界。如此一来，其他形式的侵略因为被容忍而取得了合法性。从今往后，招募并训练游击队员以对抗外国政府将是司空见惯的伎俩——当苏联集团担心而不是亲身采用这种做法的时候，它将这种伎俩视作典型的侵略。突尼斯不加掩饰地庇护阿尔及利亚游击队费加拉，法国以此来控诉突尼斯的侵略行为也是徒劳。跨境组织反对欧洲帝国的游击战得到了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美国自己也从事此类活动，在危地马拉取得成功，在古巴则失败了。）

正规军干涉的不合法性与党派的跨国组织干涉的合法性，两者的等价交换物就是一个合法政府寻求外国帮助的合法性。联合国容忍了埃及的阿拉伯突击队，却对以色列发动西奈攻势以及法英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都予以谴责。相反地，美国对黎巴嫩的干涉和英国对约旦的干涉都是合法的，因为这些外国军队是应合法政府的要求来到这里。在国际法上，当合法的政府请求干涉时，外国干涉就变成合法的，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发展到了其阵营国家国内，双方都意在选择那些如有需要就会向它们招手求援的人。

我们看到，建立在国家主权与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际法，并非现实的映射，而是对当前现实的否定。国际法最初是欧洲国家创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相互承认彼此的生存权，随后国际法扩展至整个世界，而这时欧洲由于体系的异质性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冲突已让国际法威严扫地。当前的国际法是虚伪的持续刺激物，它让两个超级大国遮掩难以逃避、被迫为之的事情，也就是对联合国成员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任何一方都不会克制去行干涉之事，但每一方都竭力维护官方的不干涉原则：对每个阵营来说，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都是获得听命于它的政府。当两个阵营都满足于其目标之后，第三方要么像德国那样分裂，要么就陷入内部斗争。有时，一国不但分裂，而且共产主义没有占取的那一部分也陷入了内部斗争（韩国、南越）。

不言自明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并非通过各自的法律或双方的协议来确定第三世界的游戏规则，即党派战争的跨国组织合法化、两个超级大国掩饰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义务，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拉拢合法政府的你争我夺。在最近十五年的外交历史中，这些规则已然明确。由同质体系建立，并为同系体质服务的法律形式主义延伸至整个地球。欧洲自身体系的异质性已经改变性质，虽然苏联倚仗国家的主权和平等原则 [128] ，但也无视其精神内涵，这是因为苏联曾是革命国家，并想将这理念传播到全球。作为国家，苏联采纳了最传统、最不妥协的主权理论。由于苏联政府由政治局成员所领导，并事实上指挥着共产国际的行动，它会在按照欧洲国际法习俗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非共产主义国家须在容忍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和与其断绝外交关系之间做出选择。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们都倾向于选择前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实力增强、新兴国家大幅增加，这都提供了大量的两面三刀的场合与机会。罗斯福延续了威尔逊主义，希望联合国能对维护和平起决定性作用，他反对将之视为防止美国重回孤立主义的手段。日渐将战争“犯罪化”的国际法与国际层面上的内战（或颠覆活动的跨国组织）的结合，合乎逻辑地体现在了当前的实践之中：正规军不再穿越边界，而是驻扎在他国领土之上，或是受合法政府的邀请才会集于此。如此，合法政府在国境之内就享有国家主权，这并非白费力气，因为这让小国的统治者可以获取大国公民的财富却不受惩戒。然而，这种行动自由权的等价交换物则是：小国统治者应对大国在决策方面的持续压力有所预期。

有人会问，这些游戏规则不是更有利于苏联集团而非西方阵营吗？后者不是应该一直谴责跨国游击组织，而不是强调不诉诸武力（实际上仅仅是不诉诸正规军）吗？工业化国家与自由政体被限制，它们仅可出动正规军，而欠发达国家和革命国家则还可同时诉诸恐怖主义或游击战。

这个反对看法无可置辩，不过是否会有其他情形亦难以得知。通过惩罚性的征讨来回应来自外国游击队的行动，国际组织会承认这种报复行为的合法性吗？假如国际组织承认报复（希腊军队在南斯拉夫与苏联断交之前进入保加利亚或南斯拉夫）的合法性，事件的进展会发生改变吗？有的人也许认为，用正规军对游击队的后勤基地进行报复的威胁，在一些情况下会有效果，至少可以让国际社会承认这是间接侵略行为。然而，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北非，游击队展现了一种革命形势，国际法尚不足以对此进行掌控。

减少使用武力的趋向仅仅适用于成组织的武力和正规军方面。由于游击队的存在而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这样的国家数量可能不比十五年前更多。但在同一时期，1945年饱受战争灾难的众多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秩序：民族主义起义者因获得国家独立而建立的政权或多或少根基不牢。最后，曾是西方国家“狩猎场”的国家从此受到了叛乱者的威胁，趋向于保持中立或走向中立主义。

对过去十五年间时局变化——冲突的缓和、加剧、间歇性发作——的整体判断并不简单也不明确。存在危机的间歇期，时而多多少少有些暴力，时而平静：这种状态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过去几年，危机持续时间缩短，暴力成分减少，这显示人们已经习惯冲突，好像对手能够更加清楚地洞悉彼此的意图，并采取相应措施。

人类距离新秩序仍然非常遥远：正相反，共产主义政党引起或加以利用的革命骚动，有时不受其束缚，正在第三世界蔓延开来。可能明天，美国就不再受制于其强加给盟友的不诉诸正规军的准则（1962年11月的古巴危机便是证明）。

只要人们所称的冷战的三大主要事业——瓜分欧洲、军备竞赛、第三世界的命运 ——继续存续下去，即使美国受制于此类准则，也不会出现缓和。不过，这三大事业是两个超级大国或两大阵营是什么的结果，而不是做什么的结果。局势缓和必然要求对势力范围进行双方都可接受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又与每一方的意识形态的全球意图不兼容。尚且不论颠覆活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本身就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西方不得不对苏联范本的影响力表示忧虑，因为“皈依”苏联的国家都是西方的敌人。

仅仅在军备竞赛层面上，才能够想象取得进展。任何协定，即便是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也都没有被签订或批准，但似乎双头中的任一方都对另一方的意图日趋放心，同时每一方忌惮于自己与对方都拥有或对方将拥有的毁灭性手段。1960年，局势最主要的现实仍是恐怖平衡和两个超级大国不发动战争的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它们一直准备着的。一个主要的却也是负面的事实是：巨头动弹不得，但仅仅是对它们彼此来说动弹不得。只要它们不进行直接对抗，不使用它们最具毁灭性的武器，那它们就可将整个星球视为它们行动的场所，完全忽略国与国的边界。它们没有使用过的导弹可能日后会穿越国界，而用于颠覆活动的广播和金钱将持久地穿越国界。

***

西方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苏维埃政体，而是说服共产主义者各种不同的政体应当有容身之所，而无须彼此视为仇敌。苏联集团的目的是灭绝资本主义政体，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社会解放运动都被利用起来以实现此目的。一个超级大国意在实现政治意义上的，或至少是军事意义上的全面胜利，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目的则是和平共处，但其对手仅把这作为手段。

苏联领导人思想与行动的依据，究竟是声称“敌对不可平息”的官方学说，还是认为两个世界愈加相似的私下学说？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也是官方学说而非微妙的学说。

对于全面战争的忧虑确实可以归咎于某种中产阶级化。俄国革命已过去四十多年，其政体下的特权阶级甚至平民百姓都拥有了房屋，苦难已然成为过去。所有的苏联民众都厌恶冒险，这与美国民众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讲，超级大国之间对待彼此的态度十分相近，这比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更为相像。同样在第三世界，苏联经常像美国的敌人那样行事，而不是革命国家。虽然纳赛尔总统的政体对共产主义者十分残酷，但苏联仍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施加援助。

我们不能否认苏联的中产阶级化对其外交政策行为可能存在影响，我们只是认为，这一影响暂时是次要的。热核战争过于恐怖，以至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谨慎，都不会承担风险。在第三世界进行推进的机会过于有利，以至于苏联不会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安定。苏联的领导人，甚至是它的统治阶级，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为他们的权势确定道德根基；在理论范畴上，他们思考了太长时间，以致向怀疑主义有所让步。他们继续相信两大阵营间的对抗不可缩减，同样相信他们的胜利必定达成。另外，每个超级大国对外行事都是依据其自身的存在。美国的资本输出多于理念输出，而苏联出口的理念，特别是意识形态要多于资本。美国人梦想着两个超级大国能签订协议，苏联领导人则说和解是不可能的。当一方想要而另一方想都不想的时候，和解就愈发不可能了。

似乎在一个尚未确定的期限内，仅有一个事件可以深深地改变世界时局：苏联意识到中国可能带来的危险。对于那些将民族和种族作为历史戏剧的演员来讲，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可能发生的，还是必然的，将提前载入历史大典中。中国的人口已有七八亿，有一天也会向南或向北扩张。如果说重大冲突的利害关系就是对空间的占有，那么广袤的荒芜土地的主人苏联就潜在地受到人口过度的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民族属于白种人，属于天主教文明区域，黄色民众却“贫困交加、不可胜数” [129] ，俄罗斯人又如何能够无休止地同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为敌呢？

实际上，纵观历史，种族和宗教都无法将政治单元团结在一起，也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冷酷无情进行杀伐的城邦或国家几乎一直都隶属于同一文明。或许中国和苏联明日就会成为仇敌：我怀疑肤色将是潜在的对抗原因。大陆国家中不同种族的重组已超出我们的历史眼界。

相反，苏联世界的分裂已然可以被察觉到。克里姆林宫与中南海之间、赫鲁晓夫及其下属与毛泽东及其下属之间的争执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就已爆发。苏联人对阿尔巴尼亚的谩骂指向中国巨人，中国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又指向苏联老大哥。

有鉴于对话者的这些论据，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与第三世界上没有相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针对帝国主义开展更为活跃的外交，他们可以轻松地接受战争风险加剧，他们想将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保留给共产党，而不是像赫鲁晓夫先生做的那样，只要是在客观上敌对西方的政府就都予以支持。

这一论战是莫斯科与北京关系紧张的原因还是结果？苏联人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主题上相互攻击声讨，这是由于两国的民族利益不同吗？是因为赫鲁晓夫先生希望保持权威，而毛泽东予以拒绝吗？还是因为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同，每一方采取的态度都源于政体内部的迫切需求？在上述假设中进行选择不可能或许也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政治的世界之中，这两方面相互补充而非矛盾对立。

我们只看到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造成中苏几乎分裂的局面（一如苏联无须为古巴革命负责）。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满怀活力地抨击资本主义，又庄严宣布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点上，不相信这些话语，西方就会铸下大错。

[1] 此处有意模糊“己所不欲”这一表述，第三部分第十四章会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2] 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

[3] 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

[4] 朝鲜和北越不是卫星国，因为它们有两个老大哥。1961年春，苏联和中国都与朝鲜缔结了互助条约。

[5] 签署国共12个：美国、加拿大、冰岛、挪威、英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土耳其和希腊后来加入北约。

[6] 缔约国包括：美国、墨西哥、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智利、阿根廷、乌拉圭。

[7]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的表述基本一致：“对美洲任一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该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

[8]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与其一致，唯一有所保留的是，“包括使用武力”这一陈述并未出现。

[9] 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的协定第4条都采用了相似的表述，仅有所保留的是，它只提及了对缔约国的攻击。

[10] 在日本的条约中，措辞略有不同：日本没有双向防御，根据其宪法，日本无权拥有军队。唯一计划中的袭击是针对日本领土，而不是针对太平洋上的美国财产。

[11]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如果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与侨民一并或晚于侨民登陆，便会发生武装干预。

[12] John H.Herz，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58.

[13] John H.Herz，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p.40-41.

[14] 当然，这只是种假定，这只说明苏联领导人承认自决权。

[15] 超国家组织意味着要让渡主权，而国际组织仅仅是国家间的合作。实际上，二者间的界限是浮动的。

[16] 事实上，如果共产党能自如地效仿其鼓动者，而亲美党派不能效仿其鼓动者，只能是因为存在一个受苏维埃影响的强大政党。

[17] 需要补充的是力图或不情愿地效仿政治或经济制度的一种模式。

[18] 1960年，赫鲁晓夫开始这么做。

[19] 参见第一部分第二章。

[20] Morgenstern，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1959，pp.9-10.

[21] 我们使用这种简化的说法，避免每次重复它的完整表述：借热核炸弹以实施轰炸威胁的威慑。

[22] 这个称谓指代由热核武器、运载工具以及预警、通信、指挥等主要配套设施组成的整体。

[23] 鉴于欧美的连带关系，这一均势关系已经存在一段时间。欧洲作为人质，事实上可能会被摧毁，就像当初苏联本可以将其摧毁那样。

[24] 当存在六个而不是两个热核装置持有国时，情况将更加错综复杂。

[25] 英语的行话是“first strike”和“second strike”。

[26] 难道还有必要指明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吗？

[27] 那些相信“因恐惧求和平”的理论家。

[28] 那些认为热核战争存在严重风险的理论家。

[29] 为简化起见，我们给定了一个对称的局面。但是，不对称明显是可能的，一方的热核武器坚不可摧，而另一方的却未必。

[30] Strategic Air Command.

[31] 并不是因为这些概念经典，而只是我认为这些说法概括了现行分析的要点。

[32] 如果我们假设的是不对称的局面，那么情况就更加不稳定。如果A国仅仅拥有打击力量，B国会很想进攻，因为通过率先进攻，它就可以摧毁敌人的打击力量。然而，A国也很想率先发动打击，为了事先就B国可能要进攻它而进行复仇。

[33] 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34] 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195.

[35] Revue de défense nationale，mai 1958. 此后，卡米耶·鲁热龙先生的观点得到证实。在1961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阐述了一个1亿吨级核弹造成的破坏，首次认为高空爆炸的光辐射破坏面积为3万平方公里，是冲击波效应造成的破坏面积的12倍。参见1961年10月2日的《纽约时报》。

[36]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1960，p.20.

[37]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1960，p.21.

[38]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1960，p.113.

[39] 最低限度威慑是指一国有报复入侵的能力，给敌国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没有能力缓和敌国对它施加的破坏。最大限度下，如果热核武器装备无懈可击，即便是两个超级大国也只能沦为最低限度威慑。法国或英国等二流国家，除了拥有最低限度威慑，没有其他前景。因此，国家军事理论家［例如皮埃尔·加卢瓦（Pierre Gallois）将军］声称所有国家，即便是大国，也只能拥有最低限度威慑，换句话说，他们否认反击战略依然可行。

[40] Foreign Affairs ，janvier 1959.

[41] 苏联学者真的相信这个“血战到底”的理论，抑或他们这么写就好像他们信以为真，这很难确定。

[42] 对此，有必要提出与上一命题同样的疑问：他们也许认为，提出不能容忍有限原子战争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如果问题真的出现，他们事实上会这么做吗？

[43] 在苏联看来，对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进行干涉，就是“侵略”。

[44] 自写下这些文字起（1961年初），局势可能再次改变，且几近逆转。美国人具备或即将具备弹道导弹的数量优势，即便敌人先发制人，这一数量优势也能让他们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即第一阶段专攻敌方军事设备、空军基地和发射装置。事实上，1962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陈述的战略学说就建立在这个根本假设之上。根据这个战略学说，苏联发射基地的位置已泄露，并防范不周。假使美国专家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可以由此推出，几年来，双方寄望于热核武器的坚不可催，但这一希望尚未实现，甚至要比舆论所认为的还脆弱。

[45] 指“惩罚”美国，而非“惩罚”西欧的手段。

[46] 侵略者并不总是具有局部优势，但是，在一个双头热核垄断体系中，这种局面下，侵略行径最令人畏惧。侵略者，如果连局部优势也没有，就不会发动进攻。

[47] 参见Glenn H.Snyder，Deterrence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Ⅳ，n.2。作者在下书中重述了这一分析：Deterrence and power ，Princeton，1961，pp.17 et suiv。

[48] -100×1/10＝-10；＋20×9/10＝＋18。

[49] 我大大地简化了作者的分析。

[50] 读者应该记得，四个国家或政府的首脑前往巴黎出席峰会期间，整个美国的热核武器装备都处于警戒状态，这次峰会最终告吹（1960年5月）。

[51] 我们先前援引过莫顿·卡普兰的著作，此处的假设正与书中描述的六个体系中的一个相符。

[52] 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军事家。——译者注

[53] 按照第十三章对该词的定义。

[54] 参见Z.K.Brzeczinski，The Soviet bloc ，Cambridge，1959，pp.56-56。

[55] 参见Z.K.Brzeczinski，The Soviet bloc ，Cambridge，1959，pp.170-171。

[56] 战时，尊敬的费萨尔神父创造出奴隶亲王的概念，以指代维希政府，后者管理法国事务，却是德国的傀儡。东欧国家的政府并不是奴隶，但不论它们是否情愿，都是卫星国。

[57] 被批判的时候则为冒险主义的或宗派主义的。

[58] 被批判的时候则为机会主义的。

[59] 他们称之为“观念”。

[60] 1951年，苏联集团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额（进出口）的份额在保加利亚上升至92%（战前是12%），匈牙利67%（13%），波兰58%（7%），罗马尼亚79%（18%），捷克斯洛伐克60%（11%）。

[61]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文本。

[62] 尽管在谈判伊始，它同意这个原则。

[63] 当然，中立国家排除在外。

[64] 这主要是向法国合作伙伴施压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向受威胁的德国施压，使其在斯堪的纳维亚市场遭受歧视。

[65] 1961年7月，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决定采取后一种做法。

[66] 苏联拒绝这一要求，这也成为法国和苏联在1947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67] 葡萄牙帝国（安哥拉、莫桑比克）的危机初显。

[68] 参见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1959，publié par Arnold Wolfers，en particulier le chapit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nial debate”。

[69]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1959，publié par Arnold Wolfers，en particulier le chapit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nial debate”，p.250.

[70] 1948年对荷兰的反对，部分原因在于荷兰诉诸武力，荷兰的力量薄弱，以及华盛顿所拥有的压力手段。美国更多顾及法国的敏感之处：第一，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可或缺的盟友；第二，直到1945年，法国都在印度支那作战；第三，法国政府摇摆不定，受到威胁。

[71] 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犯下这种侵略之罪。参见第四章第五节。

[72] 克里斯蒂安·赫脱（Christian Herter）在参议院委员会任职时说：“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把我们卷入全面核战争中，除非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处于全面自我摧毁的险境，或者敌方做出了摧毁我们的实际行动。”

[73] 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唯有挪威的情况引人关注。挪威是大西洋联盟忠诚而坚定的成员国，但是它却拒绝盟军在和平时期驻守其领土。

[74] “任何人都没有毁灭人类的权利。”

[75] 或许应该说：任何法国政府都不认为它能够拥有这种能力。

[76] 此处我们不考虑条约或中立对内政发展的影响。

[77] 当然，严格说来这一传统的定义还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何谓“无法承受”的毁灭？

[78] 脱离路线即不结盟、“去核化”的道路。契约既是对保护国也是对被保护国的约束。

[79] 这一理念增加了在危机时刻，介于虚无的投降与热核毁灭性灾难之间的一切中间形态。因此，它强调了增加常规力量的必要性，并不立即诉诸战术原子武器，且定量实施核武攻击，核武器首先针对敌人的军事设施，只要对方没有主动攻打己方城市，就不应该攻击敌方的城市。

[80] 相关概念可参见Henry A.Kissinger，Daedalus 杂志1960年特刊上发表的Limited War：conventional or nuclear；an appraisal 一文，Necessity for choice （New York，1961）一书中又转载此文。

[81] 从1939～1945年战争到朝鲜战争，交火密度的增量与从1914～1918年战争到1939～1945年战争的增量相当。

[82] 或者是常规的。英语中使用conventional一词，更清楚地区分了化学武器与原子武器。

[83] Daedalus ，p.806.

[84] 如果战术使用包含摧毁海军和空军基地，那么基地距离战场多远时会受到攻击？又该如何区分战术使用和战略使用？

[85] 根据“双钥匙”体制，德国与北约其他部队一样拥有战术原子武器。未经美国授权，不得使用原子弹头。

[86] Cf.Liddell Hart，Deterrence or defence？ Londres，1960.

[87] 我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这一推理并非显而易见，尽管它初看来具有说服力。事实上，认为增加常规武器可以打消敌人企图通过小型侵略来谋取某些利益的想法，继而也倾向于威慑发动小型进攻，并非不切实际。如果用低端的手段回击，那么原子报复就更可能发生。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些多少有些真实的推理中武断地做出选择。我们不应该忘记，事情的发生也取决于另一方领导人的心思，我们能够揣测却无法断定敌方首领的心理活动和战略考量。

[88] 当然，也许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侵略行为，甚至都没有统一的准备工作。

[89]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乔治·凯南提出的方案。欧洲一旦被占领，就只能依靠民兵和消极抵抗。这对欧洲而言要求太高了。

[90] 第三世界的文化意义要甚于外交意义，它覆盖了两大阵营之外的人类，但也有西方国家（瑞典、瑞士）既不属于西方阵营，又不属于第三世界。

[91] 卢里坦尼亚是一个虚构的国家，该术语用于表示古怪的欧洲小国家，或在学术讨论中用作未指定国家的占位符。——译者注

[92] 本章写于1961年7月的比塞大危机之前。（当时突尼斯对突尼斯比塞大的法国海军基地实施封锁，迫使其撤离。——译者注）

[93] 自1960年年底以来，他似乎与他同父异母的共产主义兄弟有一些联系。

[94] 或者，在比塞大危机前曾这样想过。

[95] J.S.Berliner，Soviet economic aid ，1958，p.50 et suivantes.

[96] 也许有人指责我没有讨论基于无私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苏联对印度的援助纯粹出于人道主义。我不考虑这种解释，并非我敌视苏联，而是因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意识形态政治国家的领导人，由于领袖的作用和政治法则，会被迫考虑自己的利益。

[97] 到1960年底，这一数字是6.7亿，显然不包括武器销售的金额。

[98] 这一比例是相对于1953～1957年的信贷总额来说的，对于使用的信贷额则并非必需。

[99] 一些迹象表明，在1960年，苏联提供给古巴的武器是免费的。

[100] 这是数年前的资料，或许只有几内亚和古巴应该加入我们所列出的国家。

[101] 我从约瑟夫·贝利纳（J.S.Berliner）借用了这些数字，他将下列国家归入此类：埃及、加纳、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摩洛哥、尼日利亚、苏丹、叙利亚、土耳其、南斯拉夫、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越南、阿根廷、巴西、古巴、乌拉圭。

[102] 1956年的具体数字如下：出口，8.063亿美元中的1.836亿美元；进口，7.8亿美元中的1.661亿美元。

[103] 如果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苏联集团，那么这两个目标确实是兼容的。

[104] J.J.Berliner，Soviet economic aid ，1958，pp.32-34.

[105] 根据1961年6月19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布的统计数据，至1960年年底，苏联集团总共发放的贷款为50亿美元。据悉，1960年的金额为10亿美元。假如这些数据是准确的，那就比1955年（1.89亿美元）和1957年（4.1l亿美元）有了大幅提升，比1956年（9.6亿美元）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贷款仅以每年2亿美元的缓慢速度被花掉。法国全国雇主协会的研究数据显示，到1960年年底，仅苏联提供的经济贷款（不包含武器）就达30亿美元，这与《纽约时报》所估数据非常吻合。另外，根据法国人的研究，已经生效的支出达28亿美元。

[106] J.J.Berliner，Soviet economic aid ，1958，p.267.

[107] 政治有效性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考虑到苏联农业生产四十年来的成果，经济有效性至少存在争议，或者说在不同领域情况不一。

[108] 美国中央情报局。

[109] 转变并不是普遍性的，一个拉美国家声称中立或不结盟就会让美国产生极大不安。

[110] 或许与苏联达成协定也是防止中国进行干涉的手段，后者与苏联的冲突几乎公开化。

[111] 参见第二部分第七章。

[112] 见第三部分第十六章。

[113] 在20世纪末，美国人口密度将小于中美洲、南美洲国家。

[114] 美国空军完善了一套失效安全系统（fail safe），轰炸机在飞往苏联的途中，如果没有收到明确的攻击指令，可以被“召回”（recall）。

[115] 人类学家会辩护说，部落生活并不亚于文明社会的生活，然而，不论这样的主张多么具有价值，“原始”和“欠发达”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人类最高表达的活动中是低级的。

[116] 参见第十五章第三节。

[117] 参见第十七章第二节。

[118]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赋予两者同等的价值。

[119] 苏联的缺席有各种解释。我认为失算是最有可能的。莫斯科知道朝鲜的企图，苏联代表本来打算一旦韩国被完全占领，就返回安理会，提出一个挽回大家颜面的方案。

[120] 我从迪安·艾奇逊先生那里得知，总统本人和参谋长都反对这次进攻。

[121] 参见第三部分第十七章第四节。

[122] 摩洛哥政府是保守主义的政府，它把左派反对党引向最没有危险的道路之上，也就是说仅仅在言语上坚持国际主义外交。

[123] 有可能美国的优势从未像在1955～1959年那般突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处于其巅峰时期。苏联的战略空军实力平平，也许其可供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为数不多。

[124]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分析了这次危机与集团伙伴之间的关系。参见第十五章第五节。

[125] 见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会议上，C.A.McClelland所做的报告——Acute Interrternational Crisis in the Cold War：A System Theoretical Note 。

[126] 它们自己发现了这一点，并向世人展示了这一点。

[127] 我不认为斯大林担心过此类事情：斯大林在1933～1941年担心德国的进攻，1945～1953年他的所作所为已截然不同。

[128] 参见Jean-Yves Clavez，Droit international et souveraineté en U.R.S.S ，Paris，Colin，1953。

[129] 这一表述来自戴高乐。

第四部分 人类行为学 外交-战略行为的二律背反

所有理论 [1] 都包含了自身的规范性内涵。然而，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提供的却仅仅是一种系统的理解，根据人类行为性质的不同，从具体做法到形成规则的过程也特征各异，而且所谓准则，其实都是具有或多或少不确定性的忠告（conseils）或建立在规律性或明显事实基础上的规则（préceptes）。

克劳塞维茨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战略与战术理论有所不同，因为战略家面对的是比战术问题更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呈现的规律性也与战术家面临的那些问题的规律性有所不同。拿破仑要怎么做才能够战胜沙皇亚历山大？他将拿下莫斯科定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正确还是错误？假定他攻占莫斯科失败，是否存在另一种方法让他更有机会赢得胜利？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确定的答案。在拿破仑之前，没有任何统帅曾在相似的形势下考察过对俄国发动战争的问题。因此，战略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局限于列举一些原则，而这些原则又都不过是些模糊的程式罢了：集中力量原则（避免力量过于分散），目标原则（建立一个计划并顶住敌方压力将其坚持实施下去），进取原则（积极有力地扩大已经获得的优势），进攻原则（主动抓住时机且对其充分利用以让一切成为定局），安全原则（采取保护措施预防敌人对己方的部队和补给线奇袭），出其不意原则（欺骗敌人以让敌人摸不清自己的意图），以及节约力量原则（充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

很显然，这些原则并不能让人们确定在某种具体形势下哪一种策略才是最好的。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则之间有互相矛盾之处：比如我们很难既遵循进取原则又遵循安全原则，也很难既遵循集中力量原则又遵循节约力量原则。根据情况的不同，笛卡儿准则——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要坚持走完，而不是去走回头路——要么显示的是一种顽固透顶的荒唐坚持，要么表现的是富有智慧的决断。

战略的不确定性与战术的规律性之间的这种反差是不是总是存在？事实上，在我看来，战略的不确定性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削减分毫（至少直到原子时代，情况都是如此），相反，许多战术的规律性却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成了问题。在19世纪理论家提出的那些有关作战或防御工事的规则中，在1940～1950年的机械化部队面前，依然有效的还有哪些？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在详细分析之后才会知道，但无论怎么分析，其结果都不会对下面这两个平常道理产生影响：一些规则只对火力和行动的某些特定状态有效，另一些规则却能够在摧毁手段和运输手段取得不可思议的发展后依然有效。

战略的不确定性当今仍然存在，因为它是由两个不可化约的原因引起的：其一，做出的决定受到整个局势（即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形势所具有的各种独特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二，战略决定所要达成的目标也不像战术家的目标那样被界定得那么清楚。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决定攻击俄国，但这两个决定是根据各自的特殊形势分别做出的，尽管这两个决定的作战区域一样。1811年发生的事件同1941年发生的事件都必然在取决于地理情况的同时，还同样甚或更多取决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力量对比关系、英国行动的可能性及俄国的抵抗等）。行动越是与整体局势息息相关，越是植根于全局，那些常见局势中的影响因素对它的参考意义就越少。丘吉尔在英国战役正酣之时所做的向苏伊士运河派出装甲师的决定，就是根据格局中存在的那些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做出的。

第二个原因虽然没有第一个那么明显，却能造成更重大的后果。战术规则通常涉及的是没有争议的目标：作战的目标就是要克敌制胜，也就是要防止敌人奇袭，维护己方的通信线路，切断敌人的作战线，利用每一次胜利，等等。这些不同程式的存在证明，即便对于战术层次的统帅而言，目标也并非总是一个或总是一成不变。然而，随着从班长到总司令的决策层次的提高，命令会越来越被政治考量和目标的多元性影响，军事命令不会仅仅取决于局部作战和具体行动，它也取决于战役和战争本身。

也许，很多观察者在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倾向于赞同与上述观点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战术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局部形势需要考虑），战略具有确定性（唯一的目标即胜利） [2] 。20世纪的历史足以提醒我们，赢得战争的方式有很多，各种方式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最后的胜利并非总是属于强加和平条款的那一方。

战略-外交行为——或者说对外政治行为——不可能比单独的战略行为更具确定性，它也包含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其一，造就局势的因素是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其二，目标具有多元性。不过，战略-外交行为与单独的战略行为比起来又有不同，或者说看起来存在差别。一方面，当简单的观察上升到提出规则这个层次的时候，国家间关系的悖论会一下子显露无遗：国家间关系是武力支配下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武力可能且可以合法地被使用，而使用武力本身并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为了正义而使用武力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然而，如果每个行为体都是自己行为合法性的裁决者且也是唯一的裁决者的话，它就会感到其他行为体威胁着自己，因此国家间的博弈就变成了斗争，遵守规则的行为体就有成为自己的（相对的）道德牺牲品的可能。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两个问题。对外政治是否本来就是狠毒的？在国家唯恐失去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手段才算正当合理？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又是否可以实现一种对对外政治的超越？比如让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一种法律之下，臣服于集体安全的法律之下或臣服于普世帝国的法律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终结被称为“国际无政府”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终结国家想要自己成为自己行为裁决人的企图？换言之，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反映的其实是被我称为“马基雅维利问题”和“康德问题”的这两个人类行为学问题：前者涉及正当手段的问题，后者涉及普世和平的问题。

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即第十九章），我考察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引出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经典问题，在美国文献中尤为如此：在一个非法治的世界里，什么样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在接下来的第二十章中，我想知道的是，原子武器的发展是否改变了传统战略-外交行为的道德，关于绝对和平的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学说是不是已经成为唯一明智的想法。我的结论是，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反正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热核大灾变的阴影，如同昔日的装甲师的威胁或更早时候的军团方阵的阴影，处于其下的国家决策者和普通公民必须要做的是谨慎行事，而且不能对绝对安全抱有任何幻想或希望。

在以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暂时无法化解为假设的情况下，我在接下来的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中，为能为西方想要达成的两个目标提供最好实现机会的那种战略勾画了轮廓。西方的两个目标是：不打全面战争，也不屈服。第二十一章考察的是战略的纯军事方面，第二十二章考察的是战略的政治方面。在这两章中，我力图以第一部分的形式分析、第二部分的社会学规律性分析以及第三部分的历史陈述为基础得出结论。

最后，在本部分的最后两章中，我以当前的经验重新考察了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是国际无序）的真正根源问题。有没有可能让国家服从法治？处于世界邦联或普世帝国中的国家将保留怎样的国家“主权”和怎样的“独立性”？国家会继续存在吗？普世国家是否还称得上是国家？

换言之，前两章讨论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手段问题，最后两章讨论的则是有关最终目的，即和平的问题。而中间两章则是在力图明确怎样的行为才是既符合当前需要又没有背离未来期冀的行为。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达成两者之间的调和，但这种调和却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外交-战略的境况，亦即我们所有人的境况，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因为历史是暴力的而我们的理想却是和平。

第十九章 寻求道德（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我们已经尝试过分析独立于道德判断和形而上概念的国际关系，我们的出发点有三：一为国家的多元性，二为笼罩在执政者决策之上的战争可能爆发的阴云，三为统治者或多或少会遵循习惯性或合法性规则——但在“生存利益”和“民族荣誉”面前，这些规则永远不会被他们看作摈除武力的理由。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分析是中性的，因为它既包含了事实（千百年来，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历来如此），又包含了主观看法（国家决策者、公民、哲学家一直以来都承认，城邦内部秩序与城邦间秩序这两者性质不同）。

外交-战略行为在我们看来就像一种混合物。它是社会行为，行为体——除极端情况外——互相承认彼此都是人，甚至承认彼此具有亲缘关系，他们也不认为可以随意恶待彼此。然而，一旦发生冲突，决定一切的是武力，而且武力还构成最终将会成为规范的那些条约的基础，就这点来讲，外交-战略行为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而就外交-战略行为被战争风险或备战所支配这点来看，它服从且不可能不去服从敌对的逻辑，它忽略且必须忽略基督教美德——只要这些美德违背了竞争的需要。

政治单元间关系上的这种双重特征引发了人类行为学和哲学的争论。行为体——政治单元或政治单元的代表——总是努力为自己辩护。然而，对于它们援引的司法理由或伦理理由，它们是否必须或理应觉得必须遵守？或者说它们是否会或必须根据力量计算或机会情况来行动？对原则、观念、道德和必需，国家和国家决策者们分别赋予了它们以及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重要性？

一 从理想主义幻想到审慎

1936年3月，德国军队奉希特勒总理之命进军莱茵兰。毫无疑问，这一行动不但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还违反了《洛迦诺公约》。然而，第三帝国的发言人依然可以辩称，非军事化莱茵河左岸属于不公正的决定，因为法国在边境已然对自己的防御工事进行了强化。就这样，权利平等 [3] ，这个所有人都接受了的意识形态，给违反现有规范的行为提供了公正的外衣。没有参与这次争论的国家决策者或道德主义者，应该明确维护合法性（légalité）或公正性（équité）的立场吗？或者，在知道莱茵河左岸一旦被占领就会危害到法国联盟体系，还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陷入任凭第三帝国摆布境地的情况下，国家决策者或道德主义者是否应该指望用一次军事反击来维持这个对于欧洲安全而言不可或缺的非军事区的存在？

对于这些问题，今天的历史学家能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我们知道，当时的德国军队已经得到命令，只要法国军队一前进，他们就会撤退。尽管德国以权利平等作为依据，但尝试以武力惩罚德国违反规范的行为依然属于正当做法，因为这么做或可防止1939年的战争，至少不管怎么说它都能推迟这场战争；还因为，如果明知道一旦一国被授予平等权利，它就会利用这种权利来妨碍其他国家享受与它一样的权利，那么拒绝给予这个国家平等权利从道德上讲便是正当的。

如果法国在1933年听从了毕苏斯基（Pilsudski）元帅的建议，使用武力去颠覆刚刚上台的希特勒政权，那么法国就违背了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否认了德国有自由选择政治制度和国家首脑的权利，法国就会遭到来自美国舆论、道德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义愤填膺的谴责，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并非为了声援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对人民意愿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准则充满热忱。施于德意志民族的这种暴力行为将在历史上被打上耻辱的标记，历史学家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希特勒的消失其实是将人类从怎样的不幸中拯救了出来。

我之所以对没有发生的过去做上面这些讽刺性评论，并不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出某种行为道德，而是希望揭示由国际关系本身所具性质造成的某些后果。既然国家没有放弃自己裁决自己的权利，而且仍继续充当着自身荣誉的唯一判定者，那么政治单元的存续说到底就还是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国家决策者也就有义务把将命运托于他们之手的那个民族的利益摆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国家利己主义之所以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哲学家们所称的自然状态的逻辑结果，而自然状态在国家间关系中起着支配作用。

不过，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不能同动物之间的丛林状态相比。政治史并非纯粹是自然的。外交-战略行为倾向于以观念来为自己辩护，它声称自己是遵循了规范、服从了原则的。有些人将观念、规范和原则仅仅视为权力意志的伪装，而不认为它们具有实际效用，我们称他们为犬儒主义者。我们把那些不承认一切国际秩序都必须用武力来维持的态度贬称为理想主义幻想（illusion idéaliste）。理想主义幻想，根据理想特征的不同或诉诸价值的区别，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理想主义（idéalisme idéologique），它将某种历史观念看作用来判断公正与否的唯一且充分的标准，比如民族自决权或民族观念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有意在使用中将权利和观念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不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两个词都有混用的情况，而这种使用上的混淆体现的是思想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的不确定性。

1871年，德国人没有否认绝大部分阿尔萨斯人具有继续留在法国的意愿，不过（当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挥舞胜利之剑进行威胁时）他们回敬说，路易十四曾在两个世纪前对阿尔萨斯人实施了暴力（这才夺走了阿尔萨斯），而且阿尔萨斯属于日耳曼文化这一点也比阿尔萨斯一代人暂时的且有可能转变的意愿更重要。1919年，捷克人没有声称苏台德的德意志人想要加入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宣称的是，如果少了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作为领土，捷克人注定会遭受奴役。一些人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必须用另一些人的自由换取，而捷克人又比苏台德人多。

将历史观念应用到领土状况上，这一过程不可能不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要么是因为观念包含了多种解释（传承了日耳曼文化却希望作为法国人存在的阿尔萨斯人，他们的命运应该是什么？），要么是因为安全的要求让观念无法真正被运用（波希米亚在没有这片苏台德人居住的外围领土的情况下相当于没有设防）。犬儒主义者会倾向于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裹藏野心或利益——但他们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意识形态理想主义者的态度则完全脱离了现实：没有国家会只坚持一个观念且将它当作应该为之牺牲一切的绝对观念。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很危险：不承认战略或经济手段的必要性，会增加领土状态的脆弱性，即便这一状态据称是符合观念的。不过，大多数国家在公开蔑视下面这个它们宣称依仗的观念时都会心存疑虑，这个观念就是，在20世纪去兼并那些明显已经习惯于且希望作为独立民族生活的人民。 [4]

法律理想主义（idéalisme juridique）是指根据一种或多或少被定义了的规则来做出决定或开展战略。乔治·凯南曾多次谴责这种“合乎法律的理想主义”（idéalisme légal），而且当今的很多学者，甚至那些赋予了国际法极为重要地位的学者，也都开始认为现实主义者 [5] 的批评有一定道理。

“学者们认识到了诸如乔治·凯南之类的杰出观察家对过于倚重法律程序这一倾向所做批评的价值。美国对外政策就常常在没有对力量扮演的角色和民族利益予以充分关注的情况下被制定出来。我们不希望去鼓励这种被称为‘合乎法律的理想主义’的天真想法，这种理想主义相信的是没有制度支撑的抽象规则。我们承认，为了达到某个当下的政治目标，国家常常会以偏向于自己利益的方式行动。”然而，学者们又马上补充道：“不过，我们支持让大部分国际行为都从教义上符合规范性标准，即便这么做会与国家当下的特殊利益相违背，我们也认为具有长远意义的私利是希望而且也必须为符合国际法的行为提供政治支持的。”

美国的外交官用了各式各样的合法准则或半合法准则来表述政策或掩盖政策的缺失，我们对此耳熟能详：于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原则，不承认由武力达成的领土变更，将战争排除在合法政治手段之外，以及“集体安全”原则。前两个准则没有企图想要改变国家间政治的根本特征，但后两个准则就属于朝这个方向尝试了，不过这四个准则还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属于抽象主张，都被说成具有规范性，而它们的权威又都遭到了削弱，其原因是它们都没有表达出人们的现实需要，而且它们都既没有力量的支撑也没有制度的支持。所以，无论是针对具体层面上的问题还是针对永恒不变的问题，这些准则都无法构成问题的有效答案或实际的解决之道。

“门户开放”原则的目的看起来是要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原则被认为既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合乎美国的理想。但是，实行的困难并不仅仅来自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还来自中国旧有政权支离破碎的状态和北京缺乏一个能够让各省服从、让外国尊重的中央政府的情形。只要新政权还没有承接毋庸置疑的天命，欧洲通过谋取特权或势力范围从而对中国进行的干涉，就能轻而易举地逾越用“门户开放”原则构筑的障碍。

至于“不承认由武力达成的领土变更”这一条，那就更不值一提了。那些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被兼并了的民族，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业已发生的事实的政策中得不到丝毫帮助。人们都知道，从长期上看，国际法只能服从于既成事实。领土状态只要持续存在，就一定会以被合法化而告终。如果一个大国想要禁止对手开展征服行为，它就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不仅仅是去依靠事先表明自己在道德上的反对态度，并在实际上放弃真正能够钳制住对手的力量（这就是不承认由武力达成的领土变更的含义所在）。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视战争为非法的原则及“集体安全”原则，这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里予以讨论。确切而言，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设想且实现这样的一种法律体系，它不但能够实际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且还能剥夺各国自己裁决自己的权利？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这样的体系并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任何存在的机会。

我们在上文中引用过的那些学者还写道：“非法化战争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堪称人类无用功的最高体现，它就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6] 他们还认为：“是否拥有可以保证法律原则受到尊重的制度手段，是决定一个法律体系能不能存在的关键。市镇法院能够请求警察的帮助，而且如果有必要，它还能提请国家军事力量来帮助自己执行做出的判决。政府职能部门必须维护法律程序。何况一个市镇的法律体系如果没有得到政治体的支持合作，就会难以维系。通过国联和《巴黎非战公约》 [7] 表达出来的将侵略战争列为非法的主张，如果按照当时国际社会的现实来衡量的话，的确显得过分了。这种主张表达的其实是‘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想法，而不是法律。” [8]

根据上面提到的标准，确定有严格法律意义的国际法规范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就《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而言，在我看来，结论毋庸置疑：无论是民族共同体的道德状况还是国际制度，都没有为战争非法化提供任何基础。那些想象可以用宣布战争非法来保障和平的人，就像是想要通过宣布疾病并非人类所愿来治疗疾病的人一样。

如果将非法化侵略战争投射到国家间政治中看，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了应用上的一个传统困局。如果为了维持领土现状且预防第三帝国的攻击，法国在1933年时采取了主动，它就很可能从形式上变成了侵略别人的罪魁祸首（1936年，这种主动则可以被看成对德国违背《洛迦诺公约》的法律惩罚），尽管法国的这次侵略有的只是一个有限且保守的目标。相反，等到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采取主动时，它的目标就会是改变领土现状，而且是在违背条约的情况下去改变，而如果当时的领土状况的确存在着某种不公正，那么德国的主动行为从道德上讲就不是那么应受谴责。换言之，出于以下两种原因，我们很难从道德上或历史上去谴责诉诸武力主动攻击的行为：其一，主动行动的唯一目的也可能是预防被别人攻击、避免自己被消灭；其二，没有任何法庭有能力公正地裁决怎样的和平改变才算得上大势所趋，并强制执行这一裁决。

如果我们在自治的军事国家体系里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意味着需要很多形势的配合才能让“集体安全”原则得到应用。首先，各国必须对侵略者的定义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可以倾向于接受现有的领土状况，它们也可以对卷入冲突的国家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公正评判。当有了一个从法律和公正的角度上都被一致认定为侵略者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还需要其他国家对维护现有法律体系抱有足够大的兴趣，才能让它们有可能接受由此导致的风险和牺牲——要知道这些风险和牺牲换回的利益并非直接与它们当下的民族利益相连，而更多是从长远上符合它们的民族利益（这点要成立的话，还需要假设所有没有参与到冲突中的国家都有兴趣去维护现有法律体系）。其次，比起犯下侵略罪行的国家来，联合起来反对侵略的国家联盟在力量上还必须具有压倒性优势，这样一来，侵略国除了无条件投降或做困兽之斗外别无出路。如果侵略国的一国之力就与维护法律的国家联盟一样强大，那么“集体安全”原则就会导致战争扩大化，战争规模很可能无法被限制住，无法仅在局部进行，于是就出现了演变成普遍大战和全面战争的风险。如果很多国家都拒绝承担制裁侵略国所带来的负担，“集体安全”原则就将让防御联盟在还没有演化成一个普世联盟的情况下便瘫痪。

对理想主义幻想的批判不仅是务实的，而且是符合道德的。理想主义外交过于频繁地耽于幻想，它把国家简单地分为好的或坏的，爱好和平的或黩武好战的。它幻想能够通过惩恶扬善来获得最终的和平。因为相信自己已经与强权政治决裂，理想主义者会肆意夸大强权政治的恶行。有时候，国家会遵循原则且以此为借口来惩罚侵略者，并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有时候，比如当战局关涉它们自身利益或当它们为形势所迫的时候，它们也会相机而动。比如，美国为了促成和支持一个准备将巴拿马运河区域的永久主权给予美国的巴拿马国家的建立，毫不犹豫地“干涉了哥伦比亚的内部事务”。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参战对抗日本（尽管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错误的），同意了斯大林的苛刻要求，甚至一概应允了那些对盟友中国的利益会造成损害的要求（不过，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美国的这些让步，此点也是真的）。

处于生死攸关且无休止的竞争中的国家，其行为方式会因国家的不同和时机的不同而不同，它们是不能一劳永逸地被分为善恶两派的。所有过错均系一方所为而另一方则完全清白，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应该是——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应如此——以国家间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国家间关系，这样才能让每个国家在合法顾及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会完全对他国的利益视而不见。在有争议的对抗中，即当交战各方在出师之名上没有达成公议且很难说哪方完全无过错的情况下，最好的行为——对于道德主义者想要实现的价值而言它也是最好的——是以审慎为先。审慎，就是根据特殊形势和具体条件来行动，而不是一味按照体系原则或者仅仅被动遵循规范或伪规范去行事；审慎，就是宁愿限制暴力，也不去强求惩治所谓的罪犯或追求所谓的绝对正义；审慎，就是确立具体的、可以达成的且符合国际关系世俗法则的目标，而不去追求没有限度或者像“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或“一个没有了强权政治的世界”这样可能不具意义的目标。

上述态度在支持和平（或限制战争）的同时又兼顾了国家力所能及的相对道德，乔治·凯南的两段引文显示了与这种态度相似的理念。

一段是：“在处理世界事务时，我们应该像园丁而不是像机械师那样行事。”另一段是：“达成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不是去建立严厉的法律规范，而是去借助政治审慎这一传统手段。国际关系紧张的源头从来就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它们总是具体的，它们总是无法被完全预测的。如果想要有效限制住或减轻由这些紧张关系引起的冲突，就必须做到不但以历史的公正态度来对待它们，而且还要把既定的力量对比关系考虑在内。不要忘了，这些冲突通常都触及那些能够引发人们心中最暴力政治情感的神经痛点。而另一方面，尽管国际法原则有能力对抗会促成战争爆发的人心冲动，却很少有人对国际法原则抱有抽象的虔诚。” [9]

二 强权政治的理想主义

在我看来，前一节的结论——审慎是国家决策者的最高美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建立在两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的基础上：其一，每种局势都具有独特之处（这就堵住了按照系统或原则来思考的道路）；其二，陷入冲突的国家频繁地诉诸武力 [10] ，尽管存在战争“非法化”的尝试，但使用武力依然符合国际法中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因此，我们没将审慎同理想主义对立起来，真正对立的是审慎和理想主义幻想，不论后者是关于法律的幻想还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幻想。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没怎么谈及哲学和道德问题。我们赋予了国家间竞争怎样的意义？强权政治是动物性的还是人性的，是卑贱的还是崇高的？国家想要自己裁决自己的意愿是应受谴责，还是应该被赞美？永久和平是一个也许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是说它其实本就不是一个理想？还有，是否必须赋予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持续对立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偶尔会发生的战争正面或负面的价值？

就以上两种可能就强权政治采取的态度而言，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思想展现的是其中一种。他曾在19世纪末于柏林大学的演讲和《政治》 [11] 这本书里阐述相关想法。在特赖奇克看来，强权政治不是奴役，而是真正的天命表达：人只能在国家中，也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完成他的道德使命；国家只有在相互的斗争中才能体现本质；战争说到底并非野蛮行径，它是公正决定各民族命运的神圣考验。

让我们引用他的原文来说明这三个主张。

“国家就是人民，他们合法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存在。这里的人民是指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家庭。这使得国家具有根源性和必需性，只要历史存在，国家就会存在，它同语言一样都属必不可少。” [12]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政治的动物。人身上的政治冲动与创立国家的倾向其实是一码事。人性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基督教教导他们人与人亲如兄弟。即便到了今天，情况依然如此：“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或法国人，然后才觉得自己是作为人类的人（Mensch überhaupt）。”“就生理角度和历史角度而言，认为人们首先是作为人类，而后才是作为同胞来到这个世界，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13] 如果政治能力是人与生俱来且必须发展的能力，那么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就是不恰当的，相反，国家其实是一种自然而高贵的需要（hôhe Naturnotwendigkeit）。

国家是一种人格，从法律角度上讲是如此，从道德和历史意义上讲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人格，它就有意志（Wille），它的意志与世上所有其他的意志具有同样的真实性，而且这种意志并不是时时都能与生者的意志等同视之。因为国家只在时间的持续中存在，这是由于世代积淀下来的遗产在不断传承。也存在这样的情形：“过去的阴影被重新召唤出来以对抗误入歧途的当下意愿（gegen den verirrten Willen der Gegenwart），而且表现得比当下意愿更加强大有力。在阿尔萨斯，为了对抗弗朗西隆人（Francillons）误入歧途的意愿，人们重新提起了盖勒·冯·凯塞尔斯伯格（Geiler von Kaisersberg），指望他的精神能够复活。” [14]

如果国家是一种人格，那么国家的多元性就不但必然而且合乎理性（Vernunft-gemässe）。“就像人类生活的情形——自我假设了非我的存在，国家生活也是如此。国家是一种权力（Macht），而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在一个充满与它一样独立的其他权力的环境中维系自己的生存。哪怕对最粗暴的野蛮国家来说，战争和执掌公正（Rechtspflege）也都是第一要务。而这两点却只能在共存国家所具的多元性中才能够被看作任务。这就是普世帝国（Weltreich）的想法会让人憎恶（hassenswert）的原因所在；世间仅仅存在一个人类国家（Menschheitsstaat）这样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根本就不是理想。” [15]

国家的多元性并不只是国家本质的必然结果，它同时还是人类丰富性的表现，是天意所在。没有任何民族能够独自实现文化的全部内涵，从某种角度上说，每个民族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神光的照射似乎因为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最终碎裂了；每一个民族都展现了神性的不同意象和不同观念。” [16]

具有文化个性化表达的不同民族，互相交流自己丰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存是以基督教“给予和接受”的法则为基础的。正因为它们相互承认且一起应用了这条法则，所以现代的民族与古代的民族一样不会消失。但是，各民族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各自遵从的使命和各自的主权。“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一个国家相对于世间其他权力而言所具有的完全独立性，是如此深刻地属于国家的本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它构成了国家本性的标准。哪里存在获得了主权的人类共同体，哪里就有国家。” [17]

“主权不容分享也不容分割。高等国家（Oberstaat）或低等国家（Unterstaat）的说法是荒谬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曾说：‘除了上帝和胜利者之剑，我不承认任何人在我之上。’又一次地，人类的未来不可能被统一在一个国家性的主权之下，理想的状态将是，通过自由达成的各种条约来限制主权而非消除主权，从而让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社会得以形成。” [18] 然而，这个将与国家存续和历史延续共存的、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社会，除了军事法庭外再无其他法庭。条约限制了国家主权，但这种限制却出自国家的自愿，而且它们不会将对自己主权的限制进行到底，它们总是在暗地里设法保留自己的主权：情势变更原则（rebus sic stantibus） [19] 。当战争爆发时，交战方之间以前缔结的所有条约都将终止。而作为主权存在的国家，在想要宣战的时候是拥有不容置疑（unzweifelhaft）的宣战权利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拥有撕毁条约的权利。

不然还会怎样呢？拥有主权，就是自己决定自己权力的延伸范围，自己决定是战还是和。当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时，根本就不存在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甚至连存在这类仲裁者的念头也会变得无法想象。“假设我们失去了理智，把阿尔萨斯问题当作一个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来看待，于是把它交给一个仲裁者去解决，又有谁会真的相信这个仲裁者是不偏不倚的呢？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自己解决这类问题都事关国家荣誉。” [20]

如果真正的主权被定义为拥有诉诸武力的实际权利，那么就只有强大的国家才算是真正的主权存在，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存在。“如果国家是一种权力，那么只有真正强大的国家才符合这一理念。” [21] 特赖奇克以一种不太符合今天思维方式的说法补充道：“因此，在小国身上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可笑之处。弱小本身并不可笑，但以弱小自居强大，这就可笑了。”在德国的两个主要学派之间——一派对由小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尚存怀念之情，另一派则颂扬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伟业——这位历史学家没有丝毫犹豫且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后者：最高价值只有在“大国”中才能实现。

能用来为大国辩护的理由，归根结底就是，只有大国才能在战争的考验中保持住一流的地位。而又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个人完全迷失在他们的私人经济活动中；只有战争才能提醒人们他们肩负的政治使命，重新树立国家在社会中的首要地位；只有战争才能限制住物质主义的横流，激发对高尚价值的关注。“战争是政治。一个民族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真理将始终得到验证。” [22] “国家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德行高尚的善，它也是民族得以持久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国家中，人的道德（sittlich）演进才能实现。” [23] 然而，“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 [24] 。我们已知的所有国家都诞生于战争。用武器保护公民一直以来就是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国家最根本的任务。如果永久和平不过是像普世帝国一样的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就不用为此感到遗憾了，因为战争曾经是、现在是、未来也将一直是硕果累累的。“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必须以反抗野蛮和无理（Unvernunft）来实现，而这点只能凭借武力才能办到。在拥有不同文化（Kulturvôlker）的民族之间也是如此，战争一直就是一种考验，国家通过战争这种考验形式彰显了自己抱负的价值。” [25] 如果普鲁士仅仅用说服的手段就想让那些小国承认统治德国的应该是普鲁士，那是痴心妄想；无论在波希米亚还是在美因河，一切的论证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变得具有说服力。

武力裁决是否就是最后的裁决？世界的历史是否就是世界的法庭？特赖奇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那种毫无保留或不注重细微差异的全盘肯定。“还没有哪个民族像波兰那样是被如此公正地摧毁的。” [26] 大致而言，国家的演进是民族的内在生活赋予国家的必要外在形式，因此不同民族实现的国家形式与它们自身的道德实质相当。但这种历史的正义并不完美，因为裁决的执行人也同样负有责任，而且决定国家命运的除了道德力量外，还有数量法则。

同样，战神的裁决只有从长期看才会形似上帝的决断。“像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就其民族特征而言，它的内在比法国更加自由也更加理性，但仍然可能因为一时的麻痹几近灭亡。” [27]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虽然通过将战争象征性地表达为实现高尚德行和英雄主义的必要条件来为强权政治辩护，但他并不赞同庸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一般情况而言，一种不但光明磊落而且合乎法律的政治会是最有效率、收效最丰的政治。它能获取其他国家的信任。谎言绝非外交的典型特征或必不可少的手段。要求政治服从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这也是在实践中被公认了的。 [28]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将政治与道德对立的做法，全无道理。

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完全没有与实在法矛盾的时候：条约并不能构成绝对的命令。不过，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理念，它是对法律义务与行动必要性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的一种超越，这个理念就是：基督教影响下的道德法则（sittliches Gesetz）会勒令国家去完成它们的使命，也就是去关注自己的权力。“不要忘了，这些大型集体人格的实质就是权力，因此，国家的道德义务就是要去关心（sorgen）自己的权力。” [29]

“个人能够也必须为自己的民族做出牺牲。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为了外国人民而牺牲自己，这就非但不道德，而且还与肯定自己（Selbstbehauptung）这一国家的最高理念背道而驰。”在国家的所有罪孽中，最不可饶恕的莫过于弱小，弱小是“违背了政治圣灵的罪孽” [30] 。正是因为律师们希望国家之间的冲突能够由法庭来解决，正是因为法学家把对条约的尊重置于公共的救赎之上，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理论才找到了市场。不论是想让道德变得更加政治，还是想让政治变得更加道德，这两种想法都承认，对国家行为的裁决必须以这些集体人格的性质和目的为参考来进行。

这样的强权政治，是不可能一直局限于使用基督教教理推荐或容忍的那些手段的。尤其当涉及野蛮民族或低等民族时，手段有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残忍。同样地，诡计在外交手腕中也合法地占有着一席之地。不过，节制且明智的强权政治，是不会让自己像拿破仑那样投入没有限制的征服行动中去的，开展与力量对比关系不相符的行动，不但不道德，而且注定会失败。

特赖奇克的哲学结论不是犬儒主义的，至少从字面上理解的话不是这样。他在著作的最后一章里，清楚明白地驳斥了所谓的自然主义权力学说：“维持内部秩序属于国家的目标：如果它连在外部事务上都不想与任何法则扯上任何关系，那它又怎么能够实现维持内部秩序这一目标呢？” [31] 一个国家如果从原则上蔑视忠诚和信仰（Treue und Glauben），那么它就会持久地受到敌国的威胁。国家之所以作为权力存在，并非为了国家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实现更高的福祉。战争，就其本身而言，不会建立法律。国家必须十分珍惜荣誉。“如果有人侮辱了它的国旗，它就必须要求匡正，如果得不到弥补，那就必须宣战。” [32] “国际社会中必须给予它的尊重（Achtung），是它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东西。” [33]

尽管这位历史学家如此注重荣誉和威信（对美国哲学而言这些概念显得十分陌生），他的结论看起来却像是出自一个美国外交官之口。“我们要做的是去理解神圣理性是如何在多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显现的，而不是去操控历史。国家决策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审时度势，而且有能力粗略地知道世界历史在未来某个时刻的发展方向。没有什么比谦逊节制更适合政治家的了。既然政治家身陷多种混乱的复杂关系之中，那么他就一定不能让自己被引诱走上一条昏暗不明而又不确定的道路。他必须仅仅谋求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清楚明白且坚定不移地保持追求自己眼前的目标。”

谦逊节制、对目标予以限制、做决定前权衡各种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关于审慎的建议不是与我们在上一节结尾时从凯南那里引用来的建议十分接近吗？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根据冲突的实际表现形式去解决冲突，考虑力量对比关系，不要试图改变其他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观念和想法——在这位曾驻莫斯科的使节的心中，这些就是外交官-园丁的任务。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和美国外交官凯南信奉的哲学完全不同，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某些相似的规则。

这两位作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他们的分歧之处更有意义，不要忘了，特赖奇克仰赖的可是理想主义，而凯南则没有拒绝褒贬不一的评论家们对他的观点冠以现实主义的评价。他们两位都在教导我们审慎行事，只不过特赖奇克是以颂扬强权政治符合人类和国家的使命为出发点，而凯南是以要避免更大的恶就不得不顺从地接受强权政治为出发点。

三 从德国强权政治到美国强权政治

如果想要进一步突出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民族主义或犬儒主义思想，选择他的其他作品来分析，就能很容易地做到这点。

比如，他的不同民族都处于神光普照之下的想法或许就能作为教导所有人都应懂得谦逊节制或宽容忍让的基础。然而，这位历史学家从中实际得出的却是有关自负的训诫。“每个民族都有权相信，神圣理性的某些力量正是在它自己身上获得了最曼妙的表达。一个民族如果不高估自己就无法拥有自我意识。”特赖奇克又说，德国人缺乏这种厚重的自负感。而且，他还以某些胜利者为例，说明这些胜利者尽管在文化上高人一等，人数却不足以让已经臣服的乡下人改变旧有的观念习惯。比如，德国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就处于这种情况。他毫不犹豫地总结说：“剩下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些臣民维持在最蛮荒的状态（môglichste Unkultur），从而使他们不会对人数过于稀少的主人构成威胁。” [34]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毫不怀疑欧洲民族将一直是历史的主角，它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拔剑完成自己使命以及创建高等文化价值的权利。他没有想到，在未来，某种更高等的国家类型有可能涌现，也没有设想其他大陆会发展出与欧洲并驾齐驱的文化。“欧洲一直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全球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预见在未来欧洲仍然会是世界的中心。” [35]

时至今日，已经无须再去驱散欧洲人或德国人的这种自负虚荣了。受理想主义影响的强权政治思想有时候也会生出半犬儒主义的态度，当我们通过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来看它时，这种态度会显得几近天真。特赖奇克思想中仍旧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他为国家主权、权力对抗和战争所做的几乎算得上是热情颂扬的辩护。我们将在其他章节里重新讨论他在维护和说明强权政治的过程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主权的不可分割、高等国家（Oberstaat）的不可能。特赖奇克的思想对想要通过回顾19世纪德国哲学来理解德国哲学与美国哲学的分歧达到怎样程度的我们，具有重要意义。

在穿越大西洋的过程中，特赖奇克的德语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变成了英语的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这种变化首先是精神实质上的演变。强权政治成了一个事实，而不再是一种价值。在美国，那些被公认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观察到，受权力意愿驱使的国家始终处于相互对抗之中，不过这些学者既不认为它值得颂扬，也不觉得它属于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国家拒绝臣服于某个统一法则或共同裁判，在他们看来此乃不可避免，这种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也不算高尚，因为在他们眼中，战争和可以拔剑相向的权利都不算高尚。“一个组成了国家且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理性任务是维持它在民族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还需要为人类的伟大文化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36] 因此，特赖奇克是在用文化使命为每个民族的政治义务辩护。我认为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不论是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还是外交家（譬如乔治·凯南）或是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从未像特赖奇克这样在权力意志和文化事业之间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我倾向于将奉行德国学说之人的“Machtpolitik”与美国理论家的“power politics”概括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学说。为了说明这点，我将引用马克斯·韦伯在阐述资本主义伊始的清教徒和当今人们之间的反差时的说法。“当时的清教徒希望成为职业人，而我们是不得不成为职业人。”德国民族主义者是因为强权政治本身而渴望强权政治，美国现实主义者相信人们不得不承认强权政治的存在，而且还不得不接受它的法则。

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那个学派，它的灵感来源却是一个神学家，他就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而他就对外政治所做的具有自由主义、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性质的评论，也的确为某些人性概念提供了来源、奠定了基础。人因为原罪而堕落；人不但自私，而且暴力。作为集体存在的国家比单独的个人更邪恶。单独的个人有时还会实践基督教的美德，但集体存在却永远不会这么做。公民在为国家做贡献甚或在为国牺牲之时可能会产生一种正当感，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道德。公民的正当感越强烈，陷入互相对抗中的国家的不道德程度就越高。不过，因为国家从根本上讲本就是不道德的 [37] 、谋求私利的和暴力的，因此，公民一直就是国家这个类似于利己主义部落的囚徒，即便是在为共同体服务之时，他们也依然是它的囚徒。尼布尔在将耶稣基督的行为作为参照标准和伦理道德的尺度的同时，并没有让自己对基督教的美德与政治行为，尤其是它与外交行为之间的绝对矛盾过于执着。不使用武力，就没有国家的创建或维系。历史的暴力过程呈现的正是由原罪造成的人类的堕落，因此，那些契约论哲学家、那些相信依靠法律可以建立和平的人、那些对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一概予以谴责的人，其实都顽固地罔顾了事实。

诚然，在德国学者笔下也不是不可能找到将战争与罪恶扯上关系的文字，在美国理论家那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推崇国家决策者审慎的文字。特赖奇克的确也写过：“不论人类种族会延续多长的时间，因为存在罪恶和激情，战争是不可能从世间消失的。” [38] 罗伯特·奥斯古德（R.E.Osgood）则在《有限战争》（Limited War ） [39] 一书中宣称，所有追求超验性目标的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将军事力量作为追求达到超验性道德目标的手段，不但缺乏效率，而且从道德上讲其本身也很危险。之所以说它危险，是因为为达到这类宏伟目标而使用武力的做法很可能让使用武力本身变成目的，以至于武力不但不再臣服于道德的约束，而且不再受到实践的限制，能够影响它的只有抽象观念的毒害。” [40] 为确保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而去使用武力，或者为让法治代替强权政治而使用武力去惩治犯罪国以及组建国际联盟，这都属于铤而走险，正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最终目标是消除暴力，而现实从来不会在崇高梦想的面前主动低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会更显暴力。因此，奥斯古德总结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最好还是不要把战争作为万能的政治手段来使用，而应该仅将其作为一种国家政治。” [41] 因此，国家利己主义没有在他的观点中变得神圣，而是类似一种不但最为审慎而且也最符合道德的态度。

在我看来，上面这些引文——我们还能找出很多类似的阐述——都没有触及19世纪末的德国空论家和今天的美国理论家之间在思想潮流、形而上学甚至神学上的对立。基督徒特赖奇克顺口说的那句话（只要人类依然因罪恶而堕落，战争就不会从世间消失）不但没有道出德国学说的精髓，也没有表达出听者理应从他的训诫中得出的那些结论。真正具有教导意义的、雄辩有力且具说服力的内容是特赖奇克的长篇大论，他在其中宣称战争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并谴责永久和平的理想。未来，当战争卷土重来之时，就是上帝派遣战争来治愈人的盲目，矫正人的耽于享乐，教导人们为更高尚的美德献身，为那些他们在过去忘记了的德行牺牲的时刻。没有一位美国现实主义者会使用这样的语言，当他们期望胜利属于和平主义者时，他们至多也就是去追求“战争的道德等价物” [42] 。

至于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民族利益的含义对德国空论家和美国理论家而言一直都有相左之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以及罗伯特·奥斯古德都没有去颂扬国家“神圣的利己主义”。他们担心，一旦这种利己主义被隐藏在了恢宏空洞的言辞之后，就会变得更加恶劣有害、粗暴蛮横和缺少理性。以惩罚侵略者为借口，国家可以将战争推向极致，直至摧毁敌国；正因为它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因此它才更不道德；正因为它以为自己是在遵从一个超验性原则，它才更自私自利。换言之，如果现实主义者得出了与罗伯特·奥斯古德相同的结论——武力必须仅仅被当作国内政治手段来使用——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倾向于赋予集体利己主义以某种神圣的价值（就像特赖奇克试图做的那样），而是因为所谓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要么伪装了一种更危险的权力意志，因为它对自己没有意识；要么就会导致灾难，因为它与国家间政治的本质格格不入。像尼布尔这样的神学家，或者像奥斯古德或摩根索这样的大学教授，他们的学说既具实用性也具伦理性，而且两者不可分割：国家决策者必须关心他们负责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但他们不应当无视其他共同体的利益。比起理想主义或崇拜抽象原则，现实主义 ——承认民族利己主义——更有利于每个国家对其他共同体的利益和观念的认识。而且尼布尔，甚至摩根索都补充说，现实主义不应当是犬儒主义的，此外，用以“救治自命不凡的理想主义——它声称对未来和人类的认识比凡夫俗子更高明——的解药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关怀。在关怀自己的同时也关怀别人，在关怀当中，自我，无论是个体的自我还是集体的自我，因为对自己知识和权力的局限性具有谦恭意识而对人类的各种信念都保持了适当的尊重”。 [43] 不仅如此，国家还是自私的，但“公正感必须阻止审慎变成过于小心谨慎，即在定义利益时变得过于机会主义” [44] 。

“自我，无论是个体的自我还是集体的自我”这种说法，为我们展现了Machtpolitik在美国的第二个演变，即忽视对外政治的首要性，或者至少是把对外政治的首要性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特赖奇克告诉我们，国家是（公正的）天平和（战争的）刀剑。不过它首先是刀剑，因为如果无法用刀剑保证对公正判决的服从，国家就无法强制实现公正。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在与错误的理想主义思想唇枪舌剑的同时，也深受美国奉行的那种个人主义和道德主义哲学的影响，因此他们要么是以（谋求私利的、暴力的）人性为出发点，要么是以政治的本性为出发点，而政治本性不可能不包含权力，因为它是个体自我间或集体自我间相互对抗的目标或手段。

在英语中，“power”一词的意思十分宽泛（或者也可以说十分模糊不明），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可以被翻译成法语中的“pouvoir”（权力）、“puissance”（权力/势力）以及“force”（力量）这三个词。首先，“power”一词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行动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摧毁的能力和影响的能力；其次，它是指合法发号施令的能力（成功掌权、运用权力）；再次，它还指一者（个体或集体）将自己的意志、榜样和观念强加于他者的能力；最后，它还指为了施展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力（或这三种能力中的一个）而拥有的物质、道德、军事以及心理手段的整体。

将power视为整个政治秩序的（即个体之间有序共存的）根本概念和原初概念，这种做法并非毫无根据。的确，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舞台上，不同的自主意志都在相互对抗，每一方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些天生就不一致的意志，都在寻求互相制约。尽管有拿破仑三世的阻挠，俾斯麦还是想要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这就像尽管有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对，约翰·肯尼迪还是想成为美国总统。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还掩盖着一个实质的不同，那就是，同属一个共同体的不同成员都遵循着共同体的法律，而且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受到了规则的约束。然而，被自己同意履行的义务限制了行动的国家，它们对自己所受的限制却始终有所保留，直到今天，国家还保留了诉诸武力的权利，保留了自己定义它们心目中“荣誉”、“根本利益”和“正当防御”的权利。就这点来说，在我看来，美国现实主义学派比欧洲传统思想退步了。契约论哲学的自由主义版本认为，仅仅依靠对法律和道德的尊重就能让政治人（homo politicus）服从，而现实主义者又因为过于执着于去驳斥契约论哲学，而用一种人类学反对另一种人类学，用权力去反对法律（或道德）。他们以权力定义政治，却没有以裁判或警察的缺位来定义国际政治。又是一位基督徒，不过这次是一位英国人，回归到了传统中，他写道：“就国际关系而言，据我所知，正是霍布斯畏惧的恐怖处境挫败了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所有努力。” [45]

不论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还是汉斯·摩根索，他们都没有忽略一点——这点真的还需要我说吗？——那就是，共同体内部公民之间的冲突是按照一定规则展开的（其最高规则在现代社会被称为“宪法”）或是由法庭来裁决的。显然，他们也不是不清楚“合法暴力的垄断者”与“军事主权的多元存在”之间存在着对立。汉斯·摩根索提醒着我们，生存是，而且必须是国家的首要目标，他的这一坚决主张相当于是说国家之间处于霍布斯状态，也即是说，在国家间政治和国家内部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尽管摩根索有这层意思，但他没有直接阐述，只是间接含蓄地表达出来。

在我看来，理解摩根索在分析及思想上的这种踌躇不定，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指出，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处于相对于理想主义者的边缘地带，而且他们在时间上晚于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以反对的方式在思考，他们在批判理想主义者对世界的描述及建议的行事规则中思考。他们被引向了效仿自己反对之人的道路，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而所有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接受了国家内部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之间没有且不应该有本质区别这点公设的。对他们而言，是国家服务于个人，而非个人服务于国家。国家必须服从（学会服从）法律，就像公民已经学会遵纪守法。一旦国际法建立，一切合法的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将归为警察行为，与今天国家内部的警察行为没什么不同。

而且，在社会学层面或历史层面上，想要在“国家因为自我建构而使用武力”与“国家为了对付外部敌人而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之间画出一条清楚界线，是徒劳的。帝国或民族，它们的创立和解体意味着，战争之初属于外部敌人的那些人对抗到最后都会变成同胞，又或者相反，对抗在同胞之间展开，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人想要分裂出去，自己建立独立的政治单元。两种事实在实践中存在的这种连续性与它们之间具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并不矛盾，不过，想要证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就需要使用另一些对美国学派而言十分陌生的方法：要么去分析人类活动的固有含义，要么去对历史本身做一番思考。人类的视角——从部落经由民族国家最终到普世帝国——被一种不合理的外推法所扭曲。主权区域的扩大仅仅是让规模发生了变化，这属于一段历史之内的变化，而其本身的性质保持了不变；但人类国家的大一统意味的却是一种历史的转变，而不是历史之内的转变。

只要现实主义学派让自己局限于批判道德的幻觉或法律的幻觉，上面这些概念上的含糊其词就不会给他们理论的严肃性带来问题。然而，当一位现实主义者想要成为理论家时，当他声称自己提供的不是粗略的画面而是精细的描述，即他要去对国家间政治做理性的详述时，他就需要用到被严格定义的概念。

汉斯·摩根索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权力和民族国家利益。但是，是否应该把权力看作对不论哪种行动而言的必需手段？或者将它看作个体自我或集体自我执着追求的目标？又或者，既然国家只能依靠自己求得生存，那么权力是否就是国家的优先目标？支持这三种诠释的文献，都很容易找出来。

在《国家间政治》 [46] 一书的前几页，摩根索在这三种诠释之间的摇摆不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国际政治，就像所有政治一样，也是一种权力斗争。不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现时目标。”现时目标这一概念十分模糊：如果权力不是最终目标，那么现时目标就只能被认作一种手段。而且，他还写道：“对权力的渴望是国际政治的显著要素，在这点上它与所有政治都一样，国际政治必然是强权政治。” [47] 不过，如果对权力的渴望在国际政治中与在其他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真的都一样，那么国家间强权政治的独特性也就消失了。如果国际政治的本质与“国内政治的本质”或与它的国内对等物完全一致，那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也会像国内政治中的战争那样可以被消弭，不是吗？

最后，如果我们把想要解放圣地的十字军，想要建立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的伍德罗·威尔逊，想要打开东欧使其面向德国殖民统治、支配欧洲、征服世界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这三者做个比较；如果我们宣布它们因为选择了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这样一来，权力就仅仅是一种手段，它既没有定义国家政治的性质，也没有定义国际政治行为体所选目标的性质。上面这一解释可以在摩根索的另一部作品中找到引文来证实：“权力本身将依附、将服务的利益，就如同既定社会中不同成员可能持有的社会目标一样多种多样、千变万化。” [48]

然而，如果权力真的不过是手段而已，汉斯·摩根索用来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那些主张就变得成问题了，因为所有政体都将拥有同样类型的对外政治，民族国家利益的内容也将在历史上长期稳定不变。为什么民族国家利益具有不变性呢？因为形成民族国家利益的一切观念要素和物质要素都至少有赖于这些因素不会快速发生变更这个前提，“民族国家的生存及保有其自身身份均有赖于这一前提”。

无论国家的政体如何，它们都会被引向“同一类型的外交” [49] ，真是如此吗？这种说法实际上极其含糊。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与路易十四、阿登纳和尼古拉二世的外交属于同一类型吗？如果我们回答说“是”，那么这个主张虽然无可非议，但也毫无教益。所有外交-战略行为具有的共同特征都是形式上的，它们都属于利己主义的行为，属于力量计算，属于虚伪与犬儒主义的不同方式的混合。然而，它们在程度上的不同却让一个拿破仑或一个希特勒在革命形势的帮助下就足以颠覆整个历史进程。

这样一来，第二个主张的错误之处也就很明显了：民族国家利益不会快速变更，因为国家的存续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即便我们将存续的含义定得十分狭窄且仅仅考虑某些物质要素——比如人民免遭屠杀和国家独立自主——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民族国家利益还是可能在数年间就要求联盟关系的完全扭转，即朋友成为敌人（苏联在1942年时是西方最好的盟友，在1946年却成为致命的威胁），敌人变作朋友（西方与阿登纳治下的德国建立起来的友谊取代了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之间的敌意）。此外，在异质体系内部，那些支持敌对阵营意识形态的反对者，显然与执政者不秉持同样的民族主义概念，倘若他们获得了政权，他们追求的也将是别样的外交。

我们是否至少可以这样说，用来定义民族国家利益的那些要素都服从于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是一个由事实而来的主张，那么它明显是对事实的错误概括。现在我们不妨将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看作是具有某种实际的生存意志的——尽管这种生存意志会因为地点和时期的不同而奇怪地不具对等性（19世纪中期组成德意志邦联的那些王国，它们只有很微弱的生存意志：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不认为失去独立是一场大灾难）。不过，我们也要对这种意志做出如下假设：这种意志不是依一个最终目标或某种选好的标准来定义的。所有大国都会为了达成自己的最高目标而将生存置于险境。比如希特勒，他为了自己也为了德国，宁愿选择成就帝国的机会，也不愿满足于生存的安全。他也不想把帝国——或权力的积累——作为获得安全的手段。如果想要按照要么追求权力，要么追求安全，要么两者兼顾的标准去模糊地对国家目标进行定义，那也只会是徒劳。如果不把生活用来追求更高目标，生活又是什么呢？尽管安全但流于平庸，要这样的安全又有什么用处呢？

何况，生存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1960年，谋求生存的法国，是一个在制度上属于宪政-多元类型的西方法国。如果法国被苏维埃世界吸收了，它会丧失它的西方“身份”，但它历史文化的实质部分很可能能够得到部分保留。不论是在西方阵营还是在苏联集团，就具有独自做出重大决策的能力而言，它都无法拥有完全的“独立”，但是，它在东方会比在西方自主性更少。最后，不论在哪一方阵营，如果它参与进了热核时代的战略大博弈，那它就是在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可能遭到残酷甚至致命损失的风险之中。根据对生存所下定义的不同——可以用独立的存续来定义生存，可以用政治体制身份认同的存续来定义生存，可以用历史文化的存续来定义生存，也可以用保全最简单纯粹的个体生命来定义生存——外交家所做的决定也会不同。就算他们全都采用了“同一类型的对外政治”，就算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让他们负有责任的那个国家获得安全，或者说他们都将国家安全作为第一要务来对待，他们依然不得不在很多情况下在保全政体和保全国家独立之间做出选择。

汉斯·摩根索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分析这些基础概念，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人类行为学，而非理论。他也是一个十字军斗士，只不过他是一个推行现实主义的十字军斗士。诉诸民族国家利益，这不是一种定义政治的方法，而是定义态度的方法，是一种与永久和平观念学者、国际法、基督教道德或康德道德对抗的论战方法，是一种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将自身利益与他们所处共同体的整体长久利益混为一谈的论战方法。如果国家的执政者没有听信乌托邦主义者，如果他们竭尽全力地预防战争、限制敌对，如果他们愿意选择妥协而非争端，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与其他所有国家协商而且不去关心自己盟友的或敌人的政治制度，那人类从共同体权力意志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将会少多少啊！

也许，告诉威尔逊们或罗斯福们他们错看了自己和世界，告诉他们他们同样受到了隐约晦涩而且几乎无法觉察的美国民族国家利益的驱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思想能够摆脱理想主义迷雾、服从均衡的严酷法则，那么他们的行动将更有效率，是有好处的。也许，这样的现实主义告诫，当面对的是一个善意的听从者时也不会完全无用——他们之所以会犯错有可能是因为做事过度而不是因为缺少幻想。也许，现实主义学派注意到了一种必要反应，它用来反对认为仅仅靠遵守法律即可自我维系的国际秩序的天真想法，反对认为仅仅通过应用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就能够和平解决争端的错误认识。不幸的是，由于现实主义学说混淆了理论和人类行为学，由于它对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和特殊历史特征缺乏严格的区分，它最终得出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与它所批判的那种意识形态在缺憾方面是相似的。

有一点对所有历史时期而言都具有真实性，那就是，以力量计算为参考的必然性和形势的无穷多样性决定了国家决策者需要审慎行事。不过，审慎并不总是意味着去追求节制，追求妥协和平与协商，不在意敌国或盟国的政治体制。罗马的外交并不节制；美国北方军队对南方军队强加的和平也排除了任何妥协的可能。与希特勒协商常常属于与虎谋皮，有害无利。在一个异质体系中，国家决策者是不能以与大土耳其结盟的弗朗索瓦一世或支持清教徒的黎塞留为效仿对象的。今天，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承认意识形态对外交-战略行为有影响。在我们的时代，与其去反复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制度如何都有“同一类型的对外政治”，还不如去强调一个与这个结论互为补充而非矛盾的真理：如果不去认识一个国家的政体，如果不去研究执政者秉持的哲学，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行为。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首领们对他们国家民族国家利益的看法与其他随便哪个时期的俄国执政者心中的民族国家利益一般无二，而且还把这点当作原则来遵循，这就等于是在自绝理解苏联的实践和野心的可能。

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去建议西方国家不要把意识形态和外交混为一谈，会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自相矛盾。苏联允诺，当社会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之时，世界性危机也将以持久和平为结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能够什么都不承诺吗？西方能够做到在国家内部不去倚仗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对外不去倚仗某种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吗？西方是不是应该在共产主义世界宣扬辉煌未来的同时，不情愿地接受那场致命的战争？

真正的现实主义会考虑到一切现实，它不会引导外交-战略行为去适应被修饰的肖像，即在国家决策者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样貌，而是会引导它去适应掺杂了世纪之疯狂、各种观念与暴力的国际政治。

四 蒲鲁东和力量的权利

19世纪，自负主宰着德意志第二帝国，这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会去吹捧强权政治。“只有勇敢的民族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存，拥有未来和演进；弱小或懦弱的民族都会遭到毁灭，而且是理所当然地会遭到毁灭。历史之美恰恰蕴藏在国家的永恒对抗之中。” [50] 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经验以及国内的契约论哲学让美国学者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强权政治，然而他们强调的更多是强权政治之恐怖，而非其美妙。历史情势解释了为什么对强权政治的看法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德国历史学家援引的是理想主义，美国神学家或社会学家大谈的则是现实主义。然而，这种反转还包含了一层更加深刻的含义：强权政治本身是不是与道德相悖？德国理想主义与美国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其实是外交-战略行为固有的二律背反的一种表现。

谴责强权政治，就是谴责整个政治历史进程。而且如果不承认力量具有某种权利——这种权利还早于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权利——又怎么去为强权政治辩护？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的哲学更多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而不是说服了我们，因为它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和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哲学。在经历过希特勒种族主义的狂热之后，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偏向于站在与这种不平等教义相反的立场上，即认为一切个人、民族和种族之间皆平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小心，不要让自己也去迎合这种时髦。

个人生来就天赋不等，民族也各不相同。个人在天赋上不平等这一点是被所有教育家都承认了的，生物学也确认了这个事实，并给出了解释。不过，这种自然造成的不平等既不与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相冲突，也不与机会平等相矛盾。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错误不在于他没有观察到自然造成的不平等，而在于他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相信大部分人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超过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的更多的东西：“群众永远都是群众；没有仆人就没有文化。” [51] 他认为，几乎所有人一直以来都把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用在了物质劳动上。由于受到社会中存在的夸大经济和社会无法消除不平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被民族主义思想所驱策，特赖奇克倾向于颂扬德国之伟大，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他还将对各民族历史多样性的讨论慢慢转移到强调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上，最终使得我们也弄不清楚，在他眼中这种不平等到底是镌刻在先天遗传中，还是仅仅是历史情势造就的结果。

我不确信当今的科学是否有能力就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文化多样性——如果按人类学家赋予这一表达的含义来看——尽管引起的争论最少，却属于最神秘的事实之一。狭义上的社会——也就是上古时期没有文字的那些社会，那些存在于六千年的历史社会（或文明）之前的社会——和当今依然存在的各个社会，都呈现出了某种多样性。人种学家已经区分出超过600个不同的社会，其中的每一个都有由自身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构成的独创特征。而在每个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举止又如此深受社会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影响，以至于人类的精神构成看起来就好像是因为社会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当然这并没有排除人们的基本冲动还是相同的。

镌刻在个人基因当中的素质，是否就是文化独特性的根源？或者恰恰相反，是由多重情势造就的文化独特性在赋予个人以某种第二属性——尽管它无法遗传但可以通过教育在每代人身上再造？毋庸置疑，教育有助于每个群体成员人格的形成，甚至是初级人格的形成；至于说这种人格是不是一直以来，甚至到了今天还依然反映着群体大部分成员的基因素质，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没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去确认或否认这点。

如果把目光从上古社会移到欧洲各民族（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身上，然后再移到人类学家定义的各个种族身上，最后再移至更加宽泛的以肤色为特征的人类集合身上，那么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毋庸置疑，不过，这就让基因素质的作用更显神秘了。在包含了几百万个体的人口中，天赋、气质和性格（不论对这些方面的具体定义如何）不同而引出的多样性是肯定存在的，然而分布比例却并非肯定一样。以某种通过基因遗传的天赋为例，说某部分人口——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人口——拥有高比例或低比例的具有这种天赋的人，这种说法虽然不算异想天开，但也无法真正被证实。不管怎么说，这些遗传下来的素质在表达的时候都会遭到受制于历史变迁的社会环境的渲染，甚至是由社会来定义。

至于以肤色为特征的更加宽泛的人类集合，人们很少以此来考虑天赋分布的问题。假设人类种族平等与素质的基因遗传一样，也超出了已有科学真理可以证实的范畴，而属于信念范畴，那么，至少平等信念所产生的后果会比过度崇信不平等所导致的后果更可取，这点是有公认的事实做支撑的：各个种族在历史进程中都做出了成就，此其一；个人和集体的生存依赖于外部条件，此其二；极端的不平等虽看似自然但实为统治和奴役的产物，此其三。1940年6月，在法国境内节节胜利的那些德国小伙子，看起来的确很像是来自一个统治者种族；而同样是德国人，在俄国草原上像畜群一样被集中起来的德国战犯，看起来又的确像是来自一个奴隶的种族。因此，是胜利造就了统治者，而非统治者的基因造就了胜利。在假设人类群体的不平等具有遗传性之前，让我们还是赋予所有人类群体大致相同的机遇吧。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须注意，不能把下面这两个在哲学上有区分的论点搞混：第一个论点认为，通过生物遗传传承下来的素质，它们的不同并不是引起文化多样性的原因；第二个论点认为，文化多样性反对任何等级划分，上古社会与被称为文明的社会一样完美，法制国家并不比专制国家具有更多或更少的价值，基督徒并不比食人者更该拥有特权。对人类成就高低与否的评价，从来就无法拥有科学命题的确定性。然而，倘若人类在走出封闭社会的框架这一经历中一无所获，倘若对自然力量的操纵和人类知识的积累全都无足轻重，那么强权政治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且所有的历史都将具有相同的命运。于是，这实际上是在以反观的方式宣布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均属荒谬，而且还可能是在以前瞻的方式将同样的不幸命运加诸未来的那些世纪身上。

如果我们抛开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定下的命运，如果我们给城邦和帝国的存在赋予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必对历史法庭的所有裁决都拍手称赞，也不必宣称总是最优秀者会取得胜利——就像世间除了尚武就没有其他美德了一样，就像国家之间的斗争就是残酷无情却必然存在的优胜劣汰的工具一样。

很简单，就是存在着这么一个事实：数千年来，国家，无论是城邦还是帝国，它们的缔造和毁灭都是在战争中实现的，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不可能去重构一个不存在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这就像不可能想象男人和女人完全忽视爱情，纯然出于欲望的巧合而结合一样。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争斗属于观念和文明运动的内在部分，它的破坏性与创造性不相上下。那些同属一个文明区域的城邦，它们徒劳地互相争斗着，直至彼此精疲力竭。胜利者将众多城市夷为平地，还把作为某种独特文化的承载者的上千上万的人全贬为奴隶。对此，没有人能够建立一个不但诚实而且包含了一切的得失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战争并非总是荒谬的或有罪的，它也有自己的意义和功能。

在联合国，国家的发言人声明拒绝使用武力。然而，接管前殖民地管理事务的国家却再一次发现，如果不僭越拒绝使用武力这一限制就无法一统各个部落，让它们成为一个民族。所有这些新建的国家都憧憬着殖民者在19世纪给它们带来的现代化。被我们称为“西方化了的”国家精英们见证了西方对他们传统文化所施加的暴力，他们对他们那些依然奉行部落传统的同胞暴力相向。殖民化总是包含着危险和残酷。历史就是这样，当人种学家还在对某些古代文化恋恋不舍时，欧洲人业已摧毁了这些文化并强加了自己的文明，我们是否该为此感到惋惜？

在同一文明的不同民族之间，战争的功能只可能是纯政治的，是为了确定疆界，为了缔造国家，为了重新锻造政治单元之间在权力和威望上的对比关系，为了让某个观念获胜。在19世纪，如果不通过战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如何能够实现他们之间的统一呢？在20世纪，又有多少民族正是因为坚决诉诸了武力才争取到自己民族的自由的？！当涉及的是国家本身之生存时，在我看来，恐怕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他说：“相对于战士血洒沙场所证明的，公民在投票箱投票的行为证明了什么呢？” [52]

我们之所以引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因为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尽管与我们引用的那位德国历史学家的哲学出发点不同，却同样在一定限度内承认了力量的权利 [53] 。劳动者对他的劳动产品拥有权利，思考之人有权抛弃那些“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东西、讨论具有或然性的观点或发表自己的思想”，“爱情，就其本性而言，包含了恋爱双方之间的某种相互义务”。同样地，存在“一种力量的权利，根据这种权利，最强者在某些情势下有权比最弱者更受青睐，能够获得更大价值的回报” [54] 。所有这些权利都表达了“我们感情中最持久、最基本的东西，（表达了）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同类所具人性的尊重” [55] 。

非但如此，蒲鲁东好像要故意激怒他的读者，他经常反过来引用驳斥他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狼和狮子同绵羊和海狸一样，它们都不会互相开展战争：很长时间里，人们都用这个例子来讽刺人类这个种族。我们为何不相反去把互相展开战争看作人类的伟大之处呢？假如出于某种不可能的原因，人类被创造成一种特别有技巧且特别合群但又完全不好战的动物，那么人类从诞生之初就会掉落至牲畜水平——相互联合成畜群就是它们的全部命运。这样的人类在丧失了英雄主义自负的同时，也丧失了革命的才能，而革命的才能才是人类所有才能中最卓越、最有创造力的。” [56]

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蒲鲁东的论证其实是围绕一个论据展开的。所有国际法法学家都反对赋予力量一种权利。他们说，力量不可能创造权利。然而，权利，作为国家之间协议的结果，它的源头却是力量，因为如果没有力量，国家根本就不会存在。宣称不公正性为力量所固有，就是在宣布一切法律规范的源头都具有不公正性，因为没有国家的存在，这些法律规范就无从想象。又或者说，在下面这两种说法之间只能择其一：要么存在着一种力量的权利，要么整个历史都是由不公正编织而成。

或许有人会说，在缔造国家的阶段，力量的权利支配一切，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阶段结束之后呢？蒲鲁东回答说，对双方都公正的战争、处于纯粹状态的政治战争仍是解决下面这四类问题的唯一途径：“（1）一个民族并入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入另一个国家；两个政治社会之间发生的兼并或融合……（2）重建民族性……（3）宗教上的不兼容……（4）国际均衡、国家边界的划定……” [57] 既然宗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被作为国家原则，第三种情况——“由于各自宗教信仰不同而分裂且无法相互宽容对方宗教实践的同一民族下的两个派别之间展开的战争”——也就不会再出现，至少不会再以这种形式出现（不过，还是会存在某个意识形态派别使用力量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众的情况）。相反，民族国家或帝国的形成、为了维持均衡而进行的体系重组，这些都将继续作为冲突的关键利害，而且这些冲突也并非总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蒲鲁东或他眼中的力量的权利会为任何一种征服行为辩护。恰恰相反，拿破仑被打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征服事业不公正，违背了力量的权利。“路易十四发动的那些纯属为了满足自己野心的战争都属徒劳，同样地，那些因反对路易十四以正常手段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而发动的战争，也势必毫无成果。” [58] 而且，他还富有洞察力地反对欧洲所接受的边界修正（rectification de frontière）行为（尼斯和萨瓦省），也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仅仅是我们征服的战利品而已；但是，这次征服，在开展了三十年之后还是会像第一天那样，依然只能被定性为军事占领。对文明人而言，没有比同化野蛮和沙漠更艰难的事了。法国为了保有这个战利品，平均每年需要花费5000万法郎，搭上25000人手。” [59]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讨论保留还是抛弃蒲鲁东的用词。我们之所以要引用这位关心公正的哲学家，是因为他能提醒我们不去忘记那些根本不存在争议却十分容易遭人忽略的主张。没有一个大型国家的建立不是在超出限制且吸收其他狭小共同体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使用武力是绝对的罪行，那么所有国家就都被打上了某种原罪的标记。因此，并不是说要对战争的恐怖麻木不仁——而且蒲鲁东也正确地谴责了战争的恐怖——而是说，想要理解历史的人，不应该去死死纠缠力量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他必须区分使用武力依据的不同模式，他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某些违背现有法律的情况下（国际法从本质上讲是保守的，它强迫国家相互之间负有义务，而且有时候正是国家存续本身出了问题）使用武力，即便算不上具有法律合法性，至少也是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俾斯麦如果不对组成德意志邦联的那些王国动武就不可能统一德国，但对他的道德评价与对竭尽全力想要让全欧洲臣服的希特勒的评价不应该一样。简而言之，对外交-战略行为的伦理评判与对行为者的目标及其成败后果的历史评判密不可分。执着于一定要在权利和力量中二选一，就是在把所有革命性的努力统统看成铁板一块一并谴责。诚然，历史的评价的确具有不确定性（谁都无法预知未来），而且还常常带有偏见。尽管如此，这也无法构成放弃一切区别对待的正当理由。

我们不是想说，国家通过战争来建立或解体的进程一定要与人类历史一起延续下去：我们把这个关于未来的问题留到后面去研究。我们也不是想说，国家在主权上具有的戒备意识于国于民都是好事。我们仅仅是想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力量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除非认为一切历史创造都是有罪的（或都是清白的），否则，为了对行为做出评价甚或是道德上的评价，就必须在考虑利益问题的同时也兼顾观念问题，在考虑原则问题的同时也兼顾安全问题。只要民族的存续仍然因为法庭的无所不能或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的缺席而得不到保障，对冲突各方进行的伦理-历史评判就必须考虑到力量对比关系。

反对这一论证的工作是由像诺斯罗普（F.S.C.Northrop）这样属于所谓理想主义学派的学者提供的。诺斯罗普想要振兴“洛克-杰斐逊-林肯”的传统来反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奥斯丁”的传统，不过，他承认人类在法律和道德的概念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如何能够做到让产生了分歧的全人类都去遵守同一部国际法呢？下面这段文字取自诺斯罗普的最后一本著作，它概括了形而上学的多元性与国际法的统一性之间的调和原则：

（1）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美国人或那些体力上最优秀的人，都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自由生活的自然权利；（2）美国将在受权力外交政策驱使开展的民族国家间战争中保持被动中立，但会积极主动地——甚至提供物质援助，就像他们在古巴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做的那样——站在那些为了获得独立而与奉行强权政治的其他民族做斗争的人那边；（3）一套法律体系或一个民族国家要在长时间内发挥影响或效力，靠的不是宪兵的棍棒——尽管它有时也会用到宪兵的棍棒——而是人们自愿遵从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不仅要能赢得本民族人民的精神和心灵，而且还要赢得世界上其他人民的精神和心灵；（4）事情并不是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奥斯丁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想的那样，是物质上的强大让道德和法律行之有效，而是人们自愿接受的权利使通过一套法律体系或一个民族国家来使用武力的做法变得公正且有效；（5）因此，任何民族国家在其边界之外使用武力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从长期上看，这种行为很可能与它自身的目标背道而驰，除非它服从的是某些特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或进程，这些原则均以民主为基础且致力于下面这项任务，即确保某个其他民族能够行使管理自身事务这一合乎契约法的天然政治权利——不过，即便如此，也必须是在其他民族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动武。 [60]

这样的哲学，实际上是描绘国家间关系世界之长远景象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看法，它的产生很可能与美国的情况密不可分，它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采取行动而言也属必要。那么它是否解决了关于决策的诸多问题呢？它是否真能被实际应用呢？

第一个主张，即所有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权力，也许所有赞同自然法概念的人——无论这种概念是多么模糊——都会表示接受。然而，这个主张却无法让我们定义自由的内容，也无法定义共同体内部的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人群有权利自己组建主权国家？是否应该为了民族独立而去牺牲个人的权利，抑或相反？在现实中，这样的取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第二个主张，即在权力意志之间发生冲撞所引起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支持那些为了争取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这个主张使美国陷入一种致命境地：在孤立主义精神和十字军精神之间摇摆不定。国家之间的政治很少是非此即彼的，它很少处于要么是倾向于权力的政治，要么帮助一个民族争取自由这种单纯情况。民族之间的政治是一种混合物，只有在它那含糊不清的复杂性中才能理解它。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强权政治”的面相，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这是一个民族反对外国压迫的起义。对此，如果一个国家决策者不去考虑持异见的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将会对东西两个集团之间的均衡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就无法真正对这件事情做出估量。如果美国领导人当时只是盲目地遵循“只要民族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就一概予以支持”这个原则的话，他们就很可能已经引发一场战争。

诺斯罗普骄傲地说起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英军远征时所做的决策：这次远征“让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站在他最好的朋友那边，要么让自己的国家站在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的立场上，从而处于世界共同体的国际法这边，他就像联合国里大多数国家做的那样，选择了后者” [61] 。诺斯罗普问心无愧，几近天真，他甚至没有提到，同一时期的美国却在另一方面放弃了帮助“为了独立而与受到强权政治驱策的国家做斗争”的匈牙利人，对他们的命运听之任之。面对同样的情形，欧洲人通常可能会去引用拉·封丹的名言：“这取决于你是强大还是弱小……”

第三个和第四个主张，即让一套法律体系或道德体系行之有效的并非力量，而是人们的信念，这两个主张的确包含了部分真理。规范离不开人民的拥护，它必须植根于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无论是警棍还是刺刀都无法建立牢固且受人尊重的秩序。然而，同样真实的还有，法律是可以通过力量来强制实施的，而且人民最终还是会接受征服者的观念或是接受那个取得了权力的政党的观念。比如，在1917年，俄国人民并不全都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法律或道德体系。在国家内部，许多规范即便没有武力的支撑也是被遵循了的。某个国家（或政府）遵循法庭对它的判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说明有时候法律的强制实施并非以武力为基础。但是，这样的情形都发生在共同体内部。美国总统遵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法国的部长（有时候）尊重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法令。然而，如果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国家会无条件地去服从某个国际法院的决定，那就属于不谨慎了。

因此，最后那个主张——它谴责了在国境之外使用武力的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终属徒劳，至少当它不是服务于为其他民族争取自由时就属徒劳——在我们看来，它不但模棱两可而且过于乐观。共产主义者基于他们自身的法律道德体系而认为，为了促进他国采用共产主义政体而使用武力完全正当。事实并没有表明，如此使用武力会遭到失败。除非我们将建立人民民主视作一种解放形式——诺斯罗普肯定不会如此想——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服从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成为，至少从长期上成为让武力有效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兼顾道德的多元性和国际共同体的法律同一性，这位美国哲学家最终提出了让拥有自己的道德或法律体系的不同世界和平共存的建议。国际法将确保各种现存法律全都受到尊重：“它会保证为世界上每一种意识形态和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各自生活的法律地理区域中实行的特殊规范都提供保护。” [62] 诺斯罗普忘记了，不使用武力属于一套道德法律体系，确切而言是属于美国的那套道德法律体系，它是一种哲学，是契约论和自愿同意的哲学，它并不在苏维埃体系之中，也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因此，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而言，促使他们不去使用武力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想要遵守那套他们不承认其权威的国际法，而是出于审慎。而且审慎并没有禁止他们完全不去使用武力，只是让他们避免公开的宣战行为，即不让正规军跨进别国边境罢了。因此，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由法律保证的和平世界，而是真正进入了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之所以没有开战，主要是出于惧怕，而不是出于某种共同意愿，何况这还是一个颠覆的秘密手段大行其道的世界。

***

各个国家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这个社会将规范强加于成员，但又容忍了动用武力的行为。只要国际社会保持着这个混合且从某种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特征，国际行为的道德就将一直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

根据形势的和平或血腥，国家间关系构成了对意志的不同考验。因此，民族无法忽视战斗的道德性，它使个人变得勇敢、有纪律、富有献身精神，使得集体信守承诺、重视荣誉。法国人对1940年6月的停战协议的讨论异常热情，除了因为这个协议将会带来政治军事后果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让他们如此热情地对待这项协议吗？是的，那是因为停战协议事关荣誉。法国如果在当时就退出战争，是否就属于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是否就算是违背了那条将战斗盟友联合起来的结盟最高规则？当美国在联合国反对英法联军远征苏伊士运河时，很多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感觉自己被盟友“出卖”了。美国人的感受却正好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在两方面都很无辜：英法没有就它们的行动事先通知自己；即便它们这么做了，美国也会把法律道德摆在战斗道德之上。

战斗道德很容易堕落成帮会道德。那些蔑视社会法律的人并非一定“无法无天”。服从首领和帮派的纪律，这种行为体现的是一种粗糙的纪律观和荣誉观，这种粗糙的荣誉观没有阻止本帮派在对付其他帮派时不择手段，也没有阻止帮派以集体行为的方式去试图达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国家不会总在手段选择上挑三拣四，也不会总去信守它们许下的承诺。只要战争依然还是国际关系的最后惩罚手段，战斗道德就一直有其存在的意义，只是它永远不会提供任何关于持久和平或世界大同的前景。

法律道德与战斗道德完全相反，因为法律对所有人都有效，它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而国家或帮派所做的承诺却从根本上与个人相关。然而，既然国际法是保守的，既然国家永远不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国际法给它们规定的义务，既然依旧不存在一个能够决定必不可少的变迁的不偏不倚的法庭，那么，那些诉诸法律道德的国家常常会被认为是伪善，而非有德。不巧的是，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又太容易被其他国家理解成是受到民族国家利益的驱使。于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便是，遵守国际法的行为不仅让战争的数量有增无减，还让战争无法平息缓和。

国际社会的模棱两可使得任何一种带有偏向的逻辑——要么偏向法律，要么偏向力量——都无法贯彻到底。唯一一种超越了战斗道德和法律道德的，是被我称为明智道德（la morale de la sagesse）的道德，它不但致力于将每一种具体情况的独有特征都纳入考虑，而且也不去低估任何围绕原则和机遇给出的论据，它既没有忽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没有忽视各民族自己的意志。正是因为明智道德具有这种复杂性，人们才永远都会对它有争议，它既无法让道德主义者完全满意，也无法让马基雅维利的庸俗门徒完全满意。

那些想要扮演天使的人会去扮演野兽。国家决策者不应该忘记，一种国际秩序之所以得以维持，其条件只有一个：能够平衡不满意国家或革命国家所拥有的力量，形成均衡的力量支持。如果国家决策者忽略了力量计算，他就辜负了他应尽的职责，因此也就辜负了其职业与使命所要求的道德。他在犯下过错的同时还出现了失误，因为他连累了那些把命运交付于他的人的人身安全和价值观的安全。利己主义并不神圣，却因为国家的存续无人能担保而被强加给了国家。另外，那些想要扮演野兽的人却不会去扮演天使。像斯宾格勒那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宣称人类是一种猎食动物，而且鼓励人们像猎食动物那样行动，这些人其实忽略了人类本性的另一部分。即便是在国家间关系中，对观念的尊重、对价值的憧憬、对义务的关心也都是有所体现的，共同体很少会完全不顾他国感受恣意妄为。

明智道德，就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来说都是最好的，它没有解决战略-外交行为的二律背反问题，但致力于为每个具体情况都找到一个最能让人接受的妥协。然而，如果国家和帝国依旧源源不断地出现，让人看不到头，那么暴力和道德憧憬之间的历史妥协是不是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在热核时代，只要实行一种减少暴力频率和暴力规模的政治，就足够了吗？蒲鲁东宣布了力量拥有权利，但他也宣告了一个和平的纪元。现在，人类拥有了能够自我毁灭的手段，这种情况下的战争，如果最终没能带来和平，那它还有意义吗？

第二十章 寻求道德（二）：信念和责任

“到了20世纪末，要么人类在地球上不复存在，要么人口遭遇灾难性锐减，人类重新回到野蛮状态，又或者人类将服从于一个统一政府，由这个政府垄断所有决定性武器。” [63] 罗素（Russell）勋爵1948年在德国杂志《月份》（Der Monat ）的创刊号上如是写道。如果我们相信这位哲学家对未来的描述，即认为未来就是这三种前景中的一个，那么留给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时间就还有四十年。但是，如果这三种选择就是人类的全部选择，玩威慑游戏还合情合理吗？小国效仿超级大国还是理性的做法吗？超级大国当今拥有的武器已让强权政治变得荒谬，在这种情况下延续强权政治，是否还有道理？

在上一章的结尾处，我们总结认为，明智道德是最好的道德，它更多是在战斗道德和法律道德之间达成了妥协而不是对它们进行了综合。在热核时代，事情是否依旧如此？

一 原子武器和道德

热核战争给道德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是否从性质上不同于常规战争给他们提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通常建立在下面这两个论据上：敌对行为所具有的性质；这些敌对行为给全人类带来的长远后果。只有当战争是力量、意志、智慧的考验时，它才保留了人性特征。一些人与另一些人针锋相对，为了让敌人无能为力，每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当然，纵观历史，战争并不是双方“光明磊落”的决斗。计谋一直都被视为正当合法，甚至当计谋体现的更多是卑鄙无耻而非灵巧机敏时也是如此。“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技术优势是前者获胜的保证，体力优势是后者获胜的保证；以及不同质的人们之间开展过的不可胜数的战争：这些战争并非总具考验性质，它们既没有体现上帝的裁决，最值得获得胜利的一方也不一定就是赢得战争的那方。只有那些在回顾过去时信赖历史天命的人才会去相信，“野蛮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文明人”是因为“文明人”处于需要更新的时期，“文明人”之所以能够奴役野蛮民族，那是因为“野蛮人”需要——尽管这违背他们自己的愿望——被文明化。

尽管如此，有一点没有错：在评判发生在同属一个文明区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相对于各个交战国而言是否公正时，需要根据每一方在发动战争时扮演的角色、每一方追求的目标、这方或那方倘若胜利将带来怎样的可能后果来做出判断。如果说这样的区分在过去的那些时代具有模棱两可的特点，在热核时代做这样的区分还有意义吗？热核战争是不是永远也不可能公正？

热核战争倾向于不仅仅以敌方战斗人员为攻击目标，这种趋势的加剧在1940～1945年清晰可见。两个论点导致了轰炸区域的拓展，而且它们还部分地让这种拓展变得正当合理起来：战略轰炸不再被认为不道德，此其一；摧毁制造武器的工厂可能比摧毁武器本身更有效率，此其二。为了击垮敌人的抵抗意志，可以而且必须清除敌国的全部作战潜力：工作场所同工人一样，都属于作战潜力。它们因为战争的需要而遭到攻击，道德主义者有权利对此全盘否定，但如果他们从原则上接受了战争，那么他们就无法再去拒绝因战争需要而导致的攻击后果。第一个论据：整个民族都参加斗争，因此它的方方面面都是对方打击的合法目标。在此论据的基础上还要加入第二个论据。抵抗意志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如果人们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能够继续战斗——因此，把非战斗人员卷入战争冲突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潜力在身体素质上达不到要求。在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是敌国民众的士气：被英国人称为区域轰炸、被德国人称为恐怖轰炸的行为，从逻辑上讲，会造成对集体心理的打击。

事实上，这种方法并不怎么有效，而且针对它的伦理谴责也是举步维艰。就扩大目标范围而言，应该在何处止步？如果战争是举全民族之力，那为什么把全民族都作为攻击目标就不合法了呢？我们应该更多从审慎方面对实施无差别轰炸加以谴责。与其说无差别轰炸是在加快胜利的速度，不如说它是在增加战后的重建难度。如果交战双方都采用了无差别轰炸，他们就是在增加斗争的成本，而且还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保证自己就因此会获得某种实质性的优势。原子轰炸或热核轰炸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吗？

热核轰炸，倘若不再只是威胁，而是变成了现实的话，它可以有数种类型。理论上，我把它们分为下面这些类型。（1）鹿特丹型：一个武装了热核武器的权力摧毁了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某个城市，其目的要么是对后者以前的行为施加惩罚，要么是想让后者屈服投降且散布恐怖。（2）有限报复型：超级大国可能通过攻击应受谴责的国家的一个城市来遏制或惩罚侵略者（在其民众得到疏散之前或之后）。（3）传统战争型：如果假定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战争，逻辑上它们都应该去把对方的热核装置作为攻击目标。双方民众会因为爆炸区域的扩大而遭受苦难，但这些爆炸并非直接针对他们。（4）实施不会被对方严肃对待的威胁：小国可能会在某些情势下玩威慑把戏，它会威胁超级大国说自己将实施热核报复。如果超级大国不相信这个威胁真的会被实施，小国就必须在它自找的惩罚到来之前或之后进行反击。（5）街头斗殴型：有可能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一旦爆发，超级大国就失去了一切节制，一味追求给对方带来最大伤害，每一方都竭尽全力摧毁敌人的城市，因为它们相信这是一场不可能由和谈或明确达成协议来中止的战争，而只能靠交战双方中某一方耗尽力量作为结局，胜利者要么是最后存活的那一方，要么是有能力迅速恢复、重新站起来的那一方。（6）灭绝型：如果超级大国之一还有核武器和载具，另一个超级大国什么都没能剩下，那么前者就可以抓住机会灭绝对手，尽管对方已经无条件投降。

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区分没有意义，因为热核武器的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使得不论哪种情况下它造成的毁坏都会十分严重。我不认为这一反对意见成立：毁坏的确将十分严重，但其程度会因为各交战方政治-战略意图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

1962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acNamara）在安娜堡（Ann Arbor）演讲时指出，还是有可能遵循传统方法开展战争的，即依然将军事设施作为根本打击目标。因此，上面所做的区分，不论看起来多么抽象，还不至于完全没有意义。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六种类型，并且发出疑问：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是否真的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问心无愧实施的那些区域轰炸更加不道德呢？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它们会更不道德？要判定“鹿特丹型”轰炸道德与否，一般来说，要根据主体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来判断，换言之，就是根据交战方采取主动的原因来判断。我当然知道，其他道德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手段即便是用在捍卫正义上也是不好的：恐怖手段将使用这种手段的人降格到与侵略国家一致的水平。我不是不承认这一手段具有风险，但如果不具体考察历史情势，就不可能做出任何伦理判定。在我们这个摧毁性时代，一切战争行为都是粗暴行为，因此能够让侵略者迅速投降的战争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接下来的两种类型——“有限报复型”和通过互相攻击热核装置来开展的“传统战争型”——与使用所谓常规武器开展的战争相比，它们未必就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我们咬牙去做一个无情的对比：至高无上的裁决者很可能不会在认为1941～1945年2000万俄国人的死亡符合道德的情况下，又去谴责说让5000万人牺牲掉性命的这方或那方实施的有限报复——这也是终止战争的代价——是不符合人类和上帝的律法的。

人们不假思索就会深深感到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存在着某种性质差别——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这样感觉。在我看来，人们会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有三个。首先，人们面对这件前所未有的武器时所做的反应与他们以前面对其他技术革新时所做的反应是一样的，在这些革新中，首先就是火药（远距离杀人是不道德的：一个真正的骑士不应该借助如此龌龊的武器）或毒气。在过去，人们的这种反应从来就没有阻止被称作恶魔武器的那些武器的传播使用。不过，在当前的情势下，人们的反应在我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因为人类意识到，原子弹以及热核武器引出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与TNT炸药引出的问题相比，有质的差别。质的差别首先是量的差别导致的：1940～1945年，平均每吨投向德国的TNT炸药都会造成一些人的死亡（如果我们用死亡30万人和150吨炸药被使用这两个近似数字来计算的话，就是大约每吨炸药造成了0.2个人的死亡）。一枚爆炸当量2万吨的原子弹在广岛造成了数万人死亡，一枚几百万吨级的热核弹如果在法国法兰西岛爆炸的话，会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以每吨炸药的威力来看，其“效果”成十倍地增加，正如我们所见，一枚热核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所有炸弹的威力的总和。爆炸威力上发生的规模变化造成了摧毁性和死亡人数的规模变化。如果说这种规模变化没有在前三种轰炸类型中得到体现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类型中所做的战略意图假设抵消了这种规模变化的影响：敌对行为持续时间短，仅限于小数量交火，交战双方都不把城市定为攻击目标。这些假设并不违背逻辑，它们表明，并非对热核武器的一切使用都相当于世界末日，但它们也说明了人类天性恐怖的一面。爆炸威力和杀伤力规模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从今往后战争向极端的升级对一方或者通常对双方而言都是致命的。

我们列举的后三种类型——施加一种威胁而这种威胁又是在不被付诸实践的情况下才算理性，相互之间不加限制地进行热核攻击，灭绝一个已经没有任何报复手段的国家——具有的恐怖与前三种类型具有的恐怖不同，因为它们不但恐怖而且还很荒谬（至少第四种和第五种是如此）。让罗素这样的观察者拍案而起并觉得可耻的是，国家之间相互发出的威胁是连它们自己都不愿付诸实践的行动。英美文献中曾多次使用下面这个对比，它们说一切正如胆小鬼博弈中的情况：两个汽车司机迎头相向行驶，每一方都指望对方在最后关头转向以避免两辆车因为相撞而同归于尽，谁先转向谁就输了；然而，倘若因双方都指望对方做出能够避免灾祸的行为而双方最终都没有转向，那么，尽管双方驾驶员具有共同的意愿，灾祸依然会发生。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是否存在一种可以避免这种双向虚张声势或双向要挟发生的外交，我只想指出，热核武器的威力在改变杀伤规模的同时，也很可能让战争的道德性质发生改变。是否存在一个能为置数百万人于死地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即便在国家声称自己是以这数百万人的名义行动而犯下侵略罪行的情况下？

对前三种类型进行的实用-道德思考和对后三种类型进行的实践-道德思考得出的结论似乎恰恰相反。这种表面的自相矛盾很容易解决，因为热核武器的新颖之处在于量变引起了质变。只需要用恰当的战略消除量变的影响，就能够让引出道德问题的那个源头消失。当报复手段分散在各个大洋之中而且战争以潜艇相互追逐的方式进行时，这种以热核手段进行的战争，比起昔日工业社会之间以煤炭、钢铁和石油进行的战争来，其代价可能更低。不论这两个结论在抽象层次上是多么相互兼容，它们依然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前三种类型的存在是以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武器的有限使用为前提的。那些怀疑论者会对这种限制是否真能实现表示怀疑：一旦原子弹或热核炸弹开始爆炸，战争向极端的升级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因为缺乏历史经验，我们对此实在是一无所知。在这点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论点，它们看起来都有些道理，而且都颇为流行：一些人认为，一旦战争打响，国家决策者就会丧失冷静，他们会被愤怒左右（战争向极端升级因此是必然的）；另一些人则说，即便战争打响，国家决策者们（如果他们在第一次打击中存活下来的话）也会竭尽所能以最快速度终止这种疯狂杀戮。简而言之，在领导人的行为是所谓的理性行动的时候，核爆炸造成战争向极端升级的可能性更小；如果领导人在原子大炮开动之后没有能力保持所谓的理性行动，那么核爆炸让战争向极端升级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恐惧的持久性，即理智的持续性，但是，决定事件的情势实在太多，使我们没有信心去做任何预言。

这些分析结果还可以用下面这些术语来表述：热核武器让完全摧毁敌对民族国家——领土和人民——成为可能，如果我们以国际关系传统规则来看，对这些武器的使用仅仅是在满足了下面这个条件时才被准许，这个条件就是卢梭所说的“我们是在对国家而不是在对人民进行战争”。这句话最低程度上的意义尚存，或者说只能对这些武器进行有限制的使用，不论是“鹿特丹型”还是“有限报复型”又或者“攻击热核装置型”，它们的目标都是让国家屈服投降或惩罚国家本身，而不是去毁灭城市及其居民。后面三种类型可以被命名为复仇型、疯狂屠戮型和灭绝型。比如一个宁死不降的小国在灭亡后所实施的复仇，就给哲学家提供了一个永恒思考的主题：一个国家，即代替所有人做出决定的那些人，是否能够、是否应该像一个要塞指挥官那样宁可选择英勇死去也不愿意投降，即便在此决定下，死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民族？

这个既属于道德也属于政治的问题可以被改动成：直到怎样的程度，这种有限使用都是可能的？直到怎样的程度，我们都可以想象，以无限使用这种武器为威胁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威胁真的被付诸实践？问题不再是：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只要是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某种策略进行的，它是否就能情有可原？而是：这些武器为多个国家所拥有且被用于外交目的（在威慑战略中），这样的状况会不会造成一种风险——它不但在道德上有罪而且让人无法容忍，因为它让人类有可能蒙受那场被众多哲学家和学者都谈过的世界性大灾难？

由于这种风险的存在，我们就有了第二个论据，它所支持的论点是：在我们的时代，无条件拒绝开展这样的战争才是唯一称得上理智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因为只要一个不小心，其结果就将是一场面向全人类的热核战争。人类的基因遗传会因此而遭到破坏，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会一出生就畸形，而这一切的不幸又都归咎于他们祖先对战争的狂热。

比起当下活着的人的健康，是不是损害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人们的健康，在道德上更恶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倾向于相信它们之间的区别更多是程度上的，也就是说是物质上的。不论一场战争造成的破坏多么巨大，根据我们最近15年的经历来看，我们知道，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活了下来而且只要这些人的技术能力没有遭到破坏，那么重建就是有可能的，而且还能相对迅速。不论用核武器开展的战争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只要未来几代人的健康没有遭到无法挽救的损害，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至少是可以想象的。热核战争如果毁坏了人类的基因传承，那么它的确与其他任何战争都不再有可比性。可以这么说，未来的人就是被现下这30亿活着的人的染色体所携带的那几万亿基因预先决定了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大多数因辐射而起的基因突变都会导致胎儿畸形。热核战争难道不是相当于在以绝对灾难性的方式变相增加这种畸形的概率吗？

对上面这个问题，生物学家的答案并不一致。但是，我想大部分生物学家都会同意我从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那里借鉴来的假设，即不是任何热核战争都必然等于人类的自毁：

在一次公开讲座中，我曾经提到，很容易就能想象，一场战争可以让每个幸存者都受到大约250伦琴的辐射。这个辐射量，比起国家自然科学研究院报告中作为危险上限的10伦琴来，前者是后者的25倍。根据我们的计算结果，10伦琴的辐射会导致大约0.04%的基因缺陷。根据辐射量和损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个已被公认的理论来看，250伦琴辐射造成的损害将是10伦琴辐射造成的损害的25倍。这就意味着，有1%的孩子本来可以生来很健康但现在却会有基因缺陷；简而言之，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数量将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增加，其出现的比例将是现在的25倍。这就是战争将要付出的昂贵代价。更恐怖的是，我们还不得不在20代、30代或40代人的时间里继续付出同样性质但比例相对降低的代价。不过，即便到了那种地步，也谈不上人类灭绝。比如，兴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领导人在权衡各种打算的时候，有可能认为冒上让1%的孩子出生畸形的风险也是可以的，只要这样做可以避免欧洲落入苏联手中。又或者，苏联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能够除掉美国，它也可能接受比这更大的风险。

在讲座时，听众中有一位女士站了起来，她用强烈的指责语气说：“我不愿意生活在你那个有1%的孩子以畸形出生的世界里。”恐怕我的回答也相当粗暴，我指出：“那不是我的世界。”然后我又指出，如果她不愿意身处一个会有1%的孩子以畸形出生的世界，那她的处境就很尴尬了，因为目前有4%的孩子一出生就是畸形的。这个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平也有其悲剧之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无视那些持续存在的风险。除非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比如我们的父母或亲密朋友遇到了畸形儿这种情况，否则的话，大多数人都会无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养家糊口环境中存在着的这类风险。

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儿童会一出生就畸形的世界里，然后有人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4%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严重畸形，那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世界的确无法令人接受。也许我们不会相信，即便在每25个孩子中就有1个具有严重先天缺陷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愿意生养孩子。然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我们不但容忍了这个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悲剧概率，而且我们还几乎做到了完全无视它。 [64]

伯特兰·罗素提请我们认识到，与其去开展一场锁住文明未来甚至锁住人类自身未来的热核战争，不如屈服投降。但是，罗素并没有很清楚地把四种不同的忠告区分开来：忠告一，宁愿屈服投降，也不要冒风险让一场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灭亡的战争有开打的可能；忠告二，宁愿屈服投降，也不要冒风险让一场可能会导致人类自身灭亡的战争有开打的可能；忠告三，宁愿屈服投降，也不要开打一场可能会导致人类自身灭亡的战争；忠告四，宁愿屈服投降，也不要开打一场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灭亡的战争。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印象，即罗素以及与他有同样想法的那些人通常混淆了这四种忠告，或者干脆把它们统统当成第四种来理解。冒风险让一场对所有交战方而言都可能是自杀的战争成为可能，他们把这句话中的“可能”用“一定”代替了。然而，如果战争最终必将导致整个人类的消亡，哪个国家——如果不是精神错乱或追求毁灭的话——又会将另一方推入这样的选择绝境：要么选择屈服投降，要么选择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

下面要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可悲程度虽不输上面的任何一种情况，却更加复杂，它们可以用风险和客观可能性这两个概念来表述。一个大国，如果拥有所需的一切手段，它是否应该去制造那些能够对广袤空间进行无差别摧毁，甚至还能让地球上不再可能有生命存在或让全人类灭绝的武器呢？中等规模的国家，缺少能够制造靠近目标投下炸弹或核弹头的飞机或导弹的手段，它们是否就不得不以制造尽可能“肮脏的”炸弹——它们在高空爆炸后能够让大面积地区遭受火灾或受到辐射——来弥补这一弱势呢？为了降低威胁被实际付诸的风险，应该如何运用威慑呢？美苏军备竞赛或美苏协议需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才能让风险降至最低呢？

二 两条道路和禁止核试验

1960年年底，著名的物理学家、高级公务员兼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爵士对他的学者同事们 [65] 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要么我们接受限制核军备，这将以达成一项暂停核试验的协定作为开端，它仅仅是一种象征。美国不会因此而获得它要求获得的99.9%的“安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美国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协定。这个假设意味着风险，我不会向你们隐瞒这点。这些风险显而易见，任何诚实的人都不会加以隐藏。看，上面就是两个假设中的第一个。另一个假设包含的就不是一种风险了，而是一种确定性。它是这样的：它没有关于核试验的任何协议。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原子军备竞赛，不但继续了下去，而且还加快了速度。其他国家也加入这场竞赛中。从现在算起再过六年，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将拥有自己的核弹储备。再过十年，这些核弹肯定就会爆炸。我是以尽可能谨慎的态度来说这些话的。这里面有一种必然。所以说，一边是有限的风险，另一边则是导致灾祸的必然性。在这样的风险和必然性之间，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在选择上犹豫不决。 [66]

将问题表述为二选一的选项，一边是有限的风险，这另一边是确定的灾祸，这准确吗？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完整吗？公允吗？对于这三个疑问，我很遗憾不得不全都给出否定的答案。查尔斯爵士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援引了人道主义者们不具备的知识，这让他提供的信息的歪曲程度更加严重。他的这个逻辑思路还有一个论据作为基础：“我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很熟悉统计及概率的性质。我们知道，根据统计学上的一个确定事实，如果足够多的这种武器被足够多的不同国家制造了出来，它们中的一些肯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刻爆炸。不管它是出于意外、疯狂或愚蠢，总之，动机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统计事实的性质。”需要多少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多少炸弹、多长时间才能使得这个统计事实真的无可非议呢？我不认为“意外、疯狂或愚蠢”的统计概率真就那么容易得出。不过，既然这位学者把事情说得这么确凿无疑，就让我们暂且接受他的说法。然而，认为选择解除核武器就能限制风险，选择继续军备竞赛就会导致“必然的灾祸”，这样的总结是否真的有道理呢？这个结论其实有双重错误。

查尔斯爵士所证明的，或者说至少他表明的是：一些核弹将会爆炸。我们的确可以用比较文学的语言，把某些爆炸说成是“灾祸”。（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的确导致了灾祸，但如果美军试图登陆日本，就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而言，也会是一场灾祸。）通过将“有限的风险”与“必然的灾祸”对立起来，查尔斯爵士提出，如果不解除核武器，这场灾祸就肯定会发生。换言之，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一些核弹的爆炸（它们的爆炸被认为是必然的）偷换成了全面热核战争。然而，一些核弹爆炸就一定会引发“疯狂杀戮” [67] 这一点却没有被证明，甚至也没有多大可能（尽管还是有可能）。

至于说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违背限制核军备的协议而可能会酿成的苦果，也不一定就比几枚核弹的爆炸要轻。而且，如果涉及的不是某一场灾祸而是这一场灾祸，不是一些核弹的爆炸而是全面热核战争，那剩下要做的就只有选择一条能够降低灾祸发生概率的最好道路了。热核战争发生的风险既不会因为发展军备的政策被完全消除，也不会因为解除军备的政策被完全消除。从理论上讲，它只能通过缔造一个普世国家来消除：就今天而言，这样的国家还不可能通过与同是人类兄弟但又互相敌对的国家达成协议来建立，它只可能是这方或那方取得胜利后的结果。 [68] 无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它们都会保有自己的军事主权，而且如果它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争斗，它们会试图使用热核武器，即便先前它们签署了禁止使用的协定，它们也会如此。

两个选项之间的比较不一定就是必然与风险之间的比较，也不一定就是灾祸和有限风险之间的比较。不论选择哪条道路，导致热核战争灾祸的风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如果原子武器的扩散真如查尔斯爵士所说，它肯定会导致一些爆炸，那么剩下需要知道的就是解除核军备这条路包含的风险。让我们仅仅讨论停止核试验这个条约，因为查尔斯爵士倾向于把这一条约说成不可或缺的，他将它看作限制核军备、得到安全这条路的象征，它与那条通向“必然灾祸” [69] 的路平行存在。

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应该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它们共同利益的公开承认，它们在避免战争和保留对决定性武器的所有权上都有利益。正如我们所知，它们会尽可能地不去向盟友提供帮助，对于苏联而言它是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它是西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同西方阵营的团结一样，都止步于原子武器。因此，对这样一种条约的利弊做研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任意一方而言，都至少要考虑下面三个方面。其一，如果另一个超级大国暗中进行了非法核试验（即违背了条约），这种行为对力量均衡造成的后果如何？这种违背条约的行为，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其二，这样的条约对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盟友之间的关系（具体到1960年，就是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如何？其三，这样的条约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进一步解除核军备的前景有何影响？ [70] 专家们就两点达成了一致，这两点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实用-道德分析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就在自然形成或专门为此挖掘而成的矿井或洞穴里进行的地下核试验而言，它们还无法被当前的仪器准确测知；而且通过多种消音办法还可以把无法测知的上限再次提高，现在的可测上限大约是2万吨当量。地下核试验对于改进小口径武器和在保持既定爆炸威力的条件下减轻弹头重量（换言之，就是减少重量和爆炸威力之间的比率） [71] 很有帮助，而且还很可能对制造其他武器（中子弹或反导弹导弹）也有助益。每年仪器都会感知到所谓的可疑地震运动，因为很难区分核试验造成的震动和地震震动，所以学者们就需要去实地（on the spot）考察才能甄别震动现象的性质。非法暗中进行核试验被察觉的可能性会随着核查次数的增多而加大。条约签署国违背条约的概率取决于这些非法试验能够带来怎样的预期收益、核查机制有多大概率能有效工作，以及一旦违约行为被发现将会带来怎样的政治负面影响。在所有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被归纳成下面这个朴实的问题：既然核试验直到今天还是公认的无法测知，一个国家能够从继续（或重启）核试验中得到怎样的军事收益？换言之，仅仅就该条约在技术上并不能得到广泛保证这点来说，违背该协议并没有什么重大危险。如果非法核试验真的能够让国家取得实际的或决定性的进步，那么就肯定会有某国 [72] 想去“偷着干”。这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多少让人有点泄气的结论，那就是，这个条约更多是在心理上而非在军事上有意义。这是一场以签字国诚信打的赌，诸国之所以会在条约上签字，更多不是因为它们对条约被遵守有信心，而是因为它们对可能发生的违约行为漠不关心。

然而，这样一来，不确定性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转移：一个没有被签署但很可能被遵守的关于暂停核试验的协议 [73] ，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既没有剥夺它们实施突袭的手段，也没有剥夺它们对侵略进行恐怖反击的手段，而且还能阻止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意一个或它们两个去对某些武器（尤其是小口径武器）加以完善。一个预计完全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对世界局势，即（在简化了的分析中）对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盟友之间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74]

我们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许多中国物理学家都在苏联的原子实验室里工作，并与苏联物理学家共同发表学术文章，不过中国本身只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个旧式反应堆。西方这边，美国也一样，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帮助局限于原子项目，在对法国的项目中没有一个是属于军事方面的。美国与英国之间有着足够紧密的合作关系，它让英国从一项法律条款中得到好处，即美国可以与在核领域取得足够先进成就的国家交换情报。这样看来，似乎两边达成了一个近似的对称，每个超级大国都自愿给盟国科学家提供培训，甚至还帮助盟国在和平使用原子能方面取得进步，但两个超级大国又都在没有过分公开违背阵营内部团结规则的情况下，即便不是在阻碍，也是在千方百计地延缓自己的盟国去独立地获得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

不过在这方面，苏联和美国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不对称，或者我们不得不说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出现了一个不对称。苏联没有给予中国能够让其威慑美国挑衅行为的原子武器。苏联通过缔结互助条约一劳永逸地宣称，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开战，苏联将帮助中国对付美国。这一联盟关系足以“保护”中国不受美国的侵略或足以威慑美国对中国的一切公开侵略行为。但是，它却无法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幅度地主动出击，即便是在金门和马祖冲突中也一样。苏联通过将核武器据为己有，不但威慑了自己的盟友也威慑了自己的敌人，让它们不要凭借武力来解决争端。然而很明显，它也因此给中国加快自己的核军备计划提供了额外理由。

在欧洲，我们已经看到 [75] ，美国想要同时达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保留对核武器的支配权；二是让盟友从美国对这些武器的所有权中得到好处。十年以来，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美国所使用的手段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多种多样。

1961年，最有动机去获得原子军备的那个国家，不是法国，而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让中国跻身世界舞台上的大国之列。只要中国还没有加入原子俱乐部，它就没有任何机会达到它的下一个目标——清除盘踞在台湾岛的残存国民党势力。比起美国对待欧洲盟友的做法，苏联对它的主要盟友有更多保留。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停止核试验签订条约并不会阻止中国为了建立自己的核军备而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条约的目的是禁止核军备的扩散，那么它的效率可以说是十分低下，它很可能只是延缓了这一进程。大国们——中国也是潜在大国之一——不会无止境地让自己被“两极大国”操纵，即便是二流势力也很难一直任由自己位居本质上的次等地位。

就盟友方面来说，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挥效用，不过有一个条件：两个超级大国要么郑重其事地，要么不引人注意地承诺它们会强制没有签字的国家也尊重这个条约。然而，这样的承诺不但很难做出，而且更难信守。即便是在与美国进行的秘密协商中，苏联也无法公开地承认它其实是在担心中国拥有获得独立的核能力。同样，美国也做好了准备，只要有必要，它就会在一个国家获得独立核能力这件事情上发难，即便这个国家是自己的盟友也不例外。不过，美国还不至于采用武力或威胁手段来对法国制造原子弹进行威慑。换言之，就停止核试验所达成的那个条约，它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未付诸行动的单纯愿望，即采取一种在理论上可以设想而且或许还算得上合情合理的政策。两个超级大国声明禁止一切国家制造核武器，然而，有两点会让这一政策陷入持续瘫痪的状态，其一是两大集团之间的针锋相对，其二是互为敌人的两个超级大国却公开结盟反对它们各自的盟友，这当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悖论。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提出最后几个问题。这个条约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创立一个核查机制，即便它的效率不尽如人意，但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就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标志着苏联的国境为国际官员开放，标志着苏联长期以来严守秘密的执着有所减轻，标志着它尽管踌躇却已经向开放世界迈出了第一步？

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专家们，特别是物理学家们辩解说，头一个条约，不论它有多大的局限性，其意义和影响总是巨大的，达成头一个条约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大大超出了条约能够带来的实质性成果或它实际能够提供的保障。另一些专家则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条约的隐藏含义。说到底，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承诺满足于它们当前已经拥有的武器，就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和它们一样拥有这些武器。只要两边的专家们不相信新试验能让这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个条约就能够得到遵守。那么，相较于条约的这些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它有什么积极面呢？人类从这个条约中看到了——哪怕仅仅是在象征层面上——两个超级大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彼此统一意见。然而，这个论据——它对乐观主义者而言是最具决定性的论据——却被悲观主义者们推翻了：那种认为向解除武器或和平迈进一步的感觉纯粹是幻觉。西方人可能倾向于为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到骄傲。然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发生。

我做这些分析，不是为了提出美国应该不计代价地签署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或是哪怕接受三人领导小组的原则（负责监督和保证条约得到遵守的秘书处将由苏联、西方和未参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领导）。这些分析的目的是明确这个时代的外交-战略磋商所具的性质，并且像上一节中的分析那样引导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会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又会是令人失望的：鉴于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毁坏，因此磋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事情的性质。

伯特兰·罗素通过将屈服投降说成非此即彼的两个选项之一——另一个选项会带来必然的全面热核战争——而让屈服投降看起来是一个明显理性的选择。查尔斯爵士通过将停止核试验条约说成摆在人类面前的两条路中的一条——另一条路通向的是必然的灾祸——而改变了这个条约的本来含义。

事实上，我们上面分析的磋商具有的原创性并不意味着从今以后服从道德前提才是现实主义者的唯一道路。除非屈服投降，否则两个超级大国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放弃使用它的威慑力量，不去发出骇人听闻的威胁，不去威胁摧毁城市或杀害数百万的无辜生命。但是，这个威胁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在道德上情有可原，那就是，它是最高限度的威胁，每一方都会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让它永远不会被付诸实践。于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目标在这方面反倒与道德主义者的目标一致了：两边都想要降低热核战争发生的风险，而且即便用到了热核武器，双方也都谋求阻止冲突向极端升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秉持实用主义的人和秉持道德的人之所以会在这点上趋于一致，并不是因为审慎本身已经变成正义的保障，而是因为比起正义我们更重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们不敢去重申“即使世界毁灭，也要伸张正义”（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因为时至今日世界毁灭的危险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了。

三 小国的选择

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让其他国家间接地也感兴趣，因为如果它们在条约上签了字，就相当于让自己再也无法加入核俱乐部。对于法国或印度的执政者而言，他们有必要去签这个条约吗？如果真有这个必要，原因又是什么？

那些出于道德原因而敌视原子弹的法国人，在逻辑上会去呼吁废除与某些已经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断绝已有的同盟关系，即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他们判断，在外交上使用热核威胁不符合道德良心，那么他们就应当拒绝接受法国因盟国实施热核威胁而得来的安全保障。进一步说，那些出于伦理道德原因想要同热核威慑战略划清界限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不但应该放弃制造原子弹并抵制美国在其领土内部署飞机或导弹载具，还必须尽可能地去拒绝享受热核威慑带来的好处。然而很可能，即便他们退出了联盟，也不可能完全不去享有——至少需要部分地享有——这些好处。在冒险发动侵略之前，两个超级大国无论如何都想搞清楚对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尽管如此，在威慑战略阴影下缔结的联盟，其解体依然不失为一种象征，它体现了一种超越政治秩序的意愿：宁愿冒一切风险，也不以“滥杀无辜”为要挟。

如果想另起炉灶：以另一类型的理由去为一个由无核能力国家组成的无核俱乐部或核俱乐部大门的永远关闭辩护，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接受一种“责任政治”，即宁愿选择大国的保护也不去依靠自己，意味着不去一概拒绝所有的保护或不对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和平主义”抱什么信心。让我们像刚才分析美国做选择的情势那样，分析一下法国做选择的情势 [76] 。

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执政者，比如说法国的执政者，会受到三种谏言者的纠缠：一些现实主义者，最经常的是英美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全人类利益的名义请求法国不要再增加拥有恐怖武器的国家的数量；另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是法国人，他们恳请政府让法国拥有威慑他国侵略的手段，并且让法国跻身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行列；某些现实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他们恳请政府不要耗费巨资去发展这种对法国而言一无是处但会为人类带来危险的武器。

国家决策者首先会尝试去向英美现实主义者提出一些问题。法国拥有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增加局部战争或全面战争发生的风险？人们很容易去回答说，原子弹的数量越多，发生“意外”的概率就越大。然而，如果我们把所谓的意外理解为技术上的意外的话，这种意外也可能在和平使用核能的过程中发生。同样，两个超级大国制造了数千枚核弹；从统计上说，法国制造的那一百来枚核弹不会明显增加发生“技术意外”的风险——除非能够证明法国人在操作上更不小心或法国人比俄国人、美国人或英国人更缺乏这方面的技能。第一派谏言者津津乐道的意外，看起来更像是政治意外而非技术意外。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法国还属于大西洋联盟中的一员，而且后者还继续在联邦德国驻军，那么法国的核弹又能增加什么发生“政治意外”的风险呢？

至少可以这么说：法国加入核俱乐部会从根本上增加发生“政治意外或技术意外”的可能性这点没有被证明，而且初看起来，它还很可能不会成立。 [77] 因此，第一派谏言者就会倾向回复共和国总统说，危险不是来自法国制造的那些核弹本身，而是来自法国树立的榜样。一个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被纳入两大集团之一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微弱核能力既不会显著改变联盟的力量，也不会显著影响到“疯狂或丧失理智引起意外”的风险。然而，如果联邦德国、意大利、埃及和以色列都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又会怎样呢？对此，法国国家决策者会试图回敬说，英国在这方面所开的先例也该与法国提供的榜样一样“值得谴责”。为什么选择法国而不是英国作为谴责对象呢？如果我们真是双头垄断的支持者，就会觉得美国和英国都犯了大错，因为英国让自己拥有了热核能力，美国则因在科学领域与英国紧密合作而让英国成了核俱乐部的第三位成员。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建立起的等级次序——集团首领、特权盟友、其他被保护国家——刺激法国追求提升自己的等级地位，而美国对此却感到遗憾并对之加以指责。

进一步说，如果美国认为众多国家持有原子武器的局面与联盟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背道而驰，那么它就有义务去说服盟友不这么做，或者说至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尝试说服它们。说服的努力又包括两种要素：说理和施压（承诺或威胁，而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使用威胁，因此承诺就格外重要）。说理，在本质上属于第三派谏言者的做法，他们认为“小打击力量”起不到效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些理由都不具有决定性。这些理由都需要以“承诺”为支撑。在现下大西洋联盟的内部外交形势下 [78] ，美国含蓄地以“人类最高利益的名义”“建议”法国放弃自己的核计划。对此，美国用了什么来补偿呢？甚至连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进一步科学合作，它都没提供给法国。我也清楚，美国的国家决策者可以反驳我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大西洋联盟和人类的利益。但是，即便他们说得有理，也无法让他们的对话者心服口服。因为放弃自己国家的核计划会让法国的国家决策者感到，法国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或人类共同体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当然是就“民族国家利益”的狭义和传统含义而言。那个因自身力量而坐上盟主宝座的国家应该对这样的牺牲行为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可以是科技方面的（帮助法国建造潜艇），也可以是政治方面的（承诺征求法国的意见、承诺将美军撤出法国的可能性）。

美国的谈判人士还可以反驳：为什么我们要为让法国人实行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而补偿他们？这又回到了第三派谏言者的论调上，尽管这一派中充斥着道德主义人士，这些人在这一派中起着或者说应该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一派还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的论调是：法国的打击力量派不上用场。然而事实正如我们所见，这个问题出奇地错综复杂。 [79]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说，要让一种打击力量成为能够施加威慑的工具，这种力量必须是一种反击力量，即它不能够过于脆弱，它必须挺得过敌人的第一波攻击。而且装载工具和原子或热核装置的构造还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在遭受可能发生的第一次打击后它们依然具备继续行动所需的通信能力。最后，反击能力还必须足够强，至少要达到能够让一流核力量国家执政者“三思而后行”的水平。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某些分析家还加上了第四个条件：在战争中，这个小国所遭受的破坏没有达到将它灭绝的程度。

很容易就能说明法国在1965～1970年其实尚未拥有独立的反击能力，那么，法国能在1975～1980年获得这种能力吗？这种在对付苏联时完全派不上用场的打击力量，对法国自身而言真的毫无用处吗？1960年，法国的核计划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技部分，如果法国在以后需要具备核力量的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科技部分不可或缺；第二部分的目的在于建成能在最短时间实施反击的力量。让我们暂且假设第二部分的计划缺乏理智，那么，如果法国想要在从现在开始的十五年内在热核导弹和弹道导弹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生产能力，那么它现在必须立即启动计划中的科技部分。

法国能够获得核能力吗？某些专家认为可以，有些则认为不行。如果我们用美国在研发生产弹道导弹和氢弹上花费的金钱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这样的计算很容易被驳倒。取得某项科技进步所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对后来者而言是有办法减少的，因为后来者知道可达到的目标，而且前人在这条道路上已经积累很多相关知识。何况，同样的军事问题——有能力实施给敌人带来重大损失的打击——也有可能经由不同的技术途径去解决，某些方法价格昂贵，某些则价格低廉。

美国学者想方设法地要生产出“净弹”，即具有最低放射性的核弹。对于一个无论如何都想拥有一定军事自主能力的小国而言，去制造且让人知道自己制造的是“脏弹”，是很有好处的，尽管它自己的人民或许也将成为坠落的放射性物质的受害者（因为面对超级大国的攻击，不管怎样，小国都相当于没有设防）。况且，一旦法国技术人员放弃了打击的精准度，而把战略目标坚决地定为攻击城市而非敌人的热核装置，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生产出造价更低廉且更坚固的载具。如果目标仅仅是通过高空引爆脏弹以破坏一定面积的敌方领土，那么对法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想在不破产的情况下拥有核手段，或许也就并非完全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法国是否也就因此拥有了威慑力量？答案取决于我们认为怎样的“打击力量”才称得上是“威慑力量”。如果我们要求威慑力量必须是能够粉碎敌人进攻的力量——要么通过攻击敌方的热核装置，要么通过能够保证己方人民挨过核打击的防护措施——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法国都不会拥有这种威慑的能力：法国的领土面积过于狭小，法兰西民族赖以生存的手段分布得过于集中。如果某天苏联给法国下了最后通牒，只能靠一己之力的法国政府如果依据力量计算来考虑，它多半会投降，因为法国人民的性命都系于此。不过，不管怎么说，法国还可以选择用鱼死网破的绝望行为来回应极端挑衅，甚至还可能以突袭的方式实施反击。

对于法国总统而言，思考的最后一步在于，比较法国的这种半威慑力会对法国、大西洋集团以及全人类带来怎样的利弊得失。反对法国在当前就建立威慑力方面做出的努力的那些论据可以被表述为：如果法国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他国家也会效仿；一旦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增多，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面临的危险会比它想用核军备去规避或减轻的危险更大。不管怎样，那些用在发展热核军备上的资源，如果是被用在发展传统武器上，它们的“回报率”会更高。

反对上述观点的人秉持的主要是下面这两个论据。随着技术的发展，苏联将采用什么样的战略和外交政策，我们不得而知。建立热核力量至少是得到了一种保险，而且因为涉及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个保险还是必要的。即便这样的保险也可以通过与一个超级大国达成协议来获得，但很多法国人还是认为，只要有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防御力量。而且这句话在两个方向上都成立：在将国家的独立自主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看待时，不论原子弹的最终效用如何，拥有原子弹本身就可以被看作一种优势。很明显戴高乐将军之所以会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他更多不是以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为依据，也不是以己方力量能够带来的安全保障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够给予的安全保障之间的对比为依据，而是以他在军校演讲中谈到的下面这个学说为依据：一个没有负担起自身国防重任的国家就不能再被称为国家。

可以说，这种学说已经落伍了，因为如果真按它所言，那么这世上就只有两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其他国家只能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导致对方瘫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成功防御。而且，顺着这个学说的逻辑推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学说其实是在鼓励所有国家元首都去追求由核能力带来的自主性。

在陈述完所有这些保留意见后，就本节分析而言，还剩下无法化约的不确定因素需要指出。其中一个与未来技术和政治的不可预见性有关，另一个与正当目标的多元性有关。

就防御方面而言，为建设一种近于独立自主的反击能力（即威慑能力）而做努力，这种行为理智与否，需要根据下面这两点来判断：一是这么做将会获得什么技术成果，二是今后十到二十年间的外交形势如何。倘若将来十几二十年的外交形势与今日相仿，而且两者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特征，那么为了获得只有在大西洋联盟热核体系内部才有效力的威慑力量而每年去花费几十亿旧法郎，这种做法很可能就不可取。相反，倘若我们不像上面那样去排除局势变化的其他可能，而是认为诸如美国从欧洲撤军，又或者三个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样的变化也有发生的可能，那么，在这些可能的情况中，半威慑力量是具有外交-战略意义的。

不仅如此，法国在核军备方面做出努力也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和英国不能忽视它。如果英国最终加入了欧洲共同市场，那么英国想要保住特权盟友的地位——仅仅只有英国有权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合作——就会越来越困难。加入共同市场几乎会不可避免地让英国与法国及其他欧洲共同体伙伴国合作。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欧洲威慑力量”，它将刺激政治一体化的形成，而且还会以政治统一为表达，它是一种与美国力量协同配合的威慑力量。这样的搭配——强大的美国力量加略逊一筹的欧洲力量——几乎不会造成额外的战争风险，反倒是有诸多明显的好处，因为它缩减了大西洋彼岸那个超级大国与旧大陆众多小国之间的差距。

即便我们听取了上面这些各式各样的论据，还是存在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它是由目标的多元性造成的。国家同个人一样，它不仅想要生存，它还追求荣誉，它不仅想要安全，它还追求地位排行。我们经常见到，国家宁愿为独立自主而选择危险，也不愿意偏安于寄人篱下的和平。国家因此就是“不理性的”吗？与自己的船一同沉没的船长是不理性的吗？如果这样就是不理性的话，那我还是希望人类继续不理性下去！

四 超级大国的选择

马克斯·韦伯通常将和平主义者的信念或革命工会主义者的态度作为道德范例。如果他活到今天，他还会把那些热衷于单方面核裁军的人说成“单边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些人的确是无条件和平主义者的当代版。

英国单边主义者的情况与美国单边主义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前面所见 [80] ，前者秉持的诠释让其丧失了所有的道德价值，但这让它在作为一种政策时更容易被接受。就让我们实际假设一下，如果英国决定放弃自己的核武器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发生什么。英国不会因此沦落到完全任由敌人宰割的地步。纵观历史，中立国或未介入国也常常在没有明显与超级大国结盟的情况下受到超级大国的保护。只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两个，那么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便都无法一统天下，那么所有属于无核俱乐部的国家都可以继续抱有幻想，幻想自己并不一定要诉诸这种恐怖武器或与之相关的外交手段才能够得到安全保障。

一旦威慑变成了双边的，美国的所有盟友都会思考“美国的承诺”是给它们带来了安全还是让它们承受了更大的风险，这不足为奇。又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表述的话就是，盟友们想要知道，如果它们想在战争的状况下保有最佳的存活机会，那么现在的它们于侵略是否就无法享有同样或几乎同样的安全保障。欧洲人对美国承诺的拥护程度与他们对威慑具有防止战争和侵略这一好处的相信程度成正比。一旦这种信念被动摇，他们就会开始质疑。

这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对英国或对欧陆而言是不是真的最好？其中不乏反对的理由 [81] ，而这些理由又重新涉及前面说过的那些论据：断绝联盟关系增加了冲突爆发的风险，但如果这些冲突最终会转变成全面战争，那么它就没有从根本上增加让其他国家能够置身于冲突之外的概率。没有人能够精确预测各式各样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到底是多少。何况它们的概率还会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只要柏林和德国依然还被分占，只要美国军队依然还驻扎在欧洲，即便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正式分离，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们之间历史性的休戚与共的局面，表现就是，一旦遭遇战争，如果一方开始了战斗，另一方也不可能保持中立。

无论情况如何——而且再一次地，我们关心的是做选择的逻辑，而不是选择本身的内容——出于上面这些原因去采取的这种类型的中立，其性质都将是责任政治的，而不是信念政治的。无论是那些请求美国或苏联单方面裁撤核军备的人，还是那些在英国请求英国人宁愿选择被占领也不要核战争的人——既然在我们的时代，所有正规军之间进行的战争都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他们的其实是宁愿选择被占领，也不要任何形式的战争——这些人其实都是秉持了信念的道德主义者。

即便是最后那种选择——宁愿被占领也不要战争——也可以以现实主义方式被诠释，比如指挥官斯蒂芬·金-霍尔（S.King Hall）所做的诠释。全世界反殖民政权的反叛已经显示，公民的不服从、非暴力不合作、恐怖主义和游击战是多么富有效率——它们对无力重建秩序的帝国权力而言代价高昂，帝国注定要在这项永无休止的弹压工作中耗费大量金钱，其支出的金钱数会比它从臣服于它的人民那里剥削来的还要多。只要一个民族——即便手无寸铁——下定决心不让征服者的日子好过，就足以让征服者渐渐发现征服不过是徒有其表、毫无实利。 [82]

这种理论，就其声称自己是现实主义的而言，很容易遭到完全的反驳，因为它只考虑到了某些情况，而忽略了另一些事实。首先，它假设屠杀和灭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放下武器的人民是不会被流放、被贬为奴隶或被简单地全部灭绝的。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赞同他们的这种坚信。俄国人曾经把一万波兰军官关进了集中营：俄国人在撤退之前，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斯大林曾经建议罗斯福和丘吉尔将数万德意志国防军军官统统枪决。德国人曾经关闭了波兰的所有大学，甚至几乎是取消了波兰的中学教育。印加帝国或阿兹特克帝国的文化阶层也曾被从西班牙来的侵略者大量杀害，被剥夺了传统文化的印第安大众则在数个世纪中过着不知为何活着的浑噩生活，征服者成了殖民社会的特权阶级，印第安大众则被像下等人一样对待。我们无须再提被以工业化方式成群终结生命的那600万犹太人，就可以做出总结：对于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而言，被奴役的代价或许比进行战争甚至核战争的代价更高。

另外，消极抵抗是否有效——就像在莫罕达斯·甘地领导下的印度人的做法——取决于拥有武器的那部分人是否遵守某些规则。战争期间，尽管存在着国大党，尽管印度当时显示出了半主动抵抗的意愿，但只要英国人下定决心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力，他们就可以将印度全国都动员起来参战。选个恰当时候将民族主义首领处决，尽管无法借此完全消除民族主义运动，却可以显著迟滞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法属北非，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愈演愈烈，那是因为法国的法律就其自由方面而言太过专制，就其专制方面而言又太过自由。想以民主和对民族主义骚乱的容忍维持住在国外的统治，那是不可能的。不彻底的半吊子镇压，只会加剧民族主义激情，为反叛提供额外能量。比如在匈牙利，苏联人已经证明了，在舍得付出代价、充分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即便是在20世纪，依然还是可能粉碎人们所抱的几乎算得上众志成城的抵抗或解放意志。甘地反英或其他人民反对欧洲人的那些起义之所以会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除去镇压起义者、维持秩序所须花费的代价过于高昂这个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匈牙利，苏联人在亲自动手镇压叛乱后，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而是把权力重新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这千真万确。的确，倘若我们这样假设：明天的英国或法国被一支名叫“红军”的军队（这是为了纪念苏军的过去，即便其性质已经改变，还是让我们这样叫吧）占领，苏联领导人在英/法土地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工农政府”的政府（这是为了纪念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政府由共产主义者和愿意与新政府合作的人组成，而后者要么是左翼人士，要么是那些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的合作行为对法国人民或英国人民的存活而言必不可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外援可以指望，反对国内共产主义政府的武装抵抗活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征服者也不必再为对付狂热的反叛分子而进行代价高昂、没完没了的镇压行动。

人们也许会反驳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去害怕屠杀、奴役和转变观念 [83] 这三者。如果想让战败者转变观念，就不能对他们过分奴役或屠杀。说实话，在过去，西班牙征服者没有拒绝将这三种手段并用：剥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同时还用福音教化他们。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手段并用起来会更困难，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是世俗的，它承诺的幸福存在于现世而非彼岸的另一个世界，因为它宣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因此，从短期上讲，风险的确主要是在转变观念这方面，因为转变观念意味着失去民族独立性以及失去与自由。欧洲人在美洲和非洲采取的那种传统上的屠杀和奴役方式，短期内已经不太可能再出现，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再发生。

对一个美国人而言，以现实主义理由去为单方面核裁军辩护，就更是困难了。 [84] 首先，如果美国核裁军，美国热核装置赋予所有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中立国）的部分保护都将消失。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热核装置的国家，苏联可以毫无风险地实施威慑。没有任何国家再有去与苏联对抗的对等的实力。苏联具备了摧毁其他国家、人民和文化的物质手段，而且不用担心遭受反击。那些建议美国单方面核裁军的人，如果还想做个有道德的人，他就必须以他自身的利益为准坦白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这种肯定会出现的苏联独大的局面，是不是真的比热核双头垄断造成的持久风险更可取？

这种双头垄断并非一定会导致全面战争，同样，这场有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并非必然会导致交战的一方或双方甚或全人类灭绝。因此，这涉及去将由一方单独垄断热核所必然造成的恶果与双头垄断可能会带来的灾难做个比较。再一次地，这种比较还是无法给我们提供既精准又确定的信息。因为没人知道今后十年或二十年里发生热核战争的概率是多少，也没有人知道，在没有实行单边核裁军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选择一同核裁军或将决定性武器转交给一个国际中立权威的可能性有多少。简而言之，接受热核双头垄断并不一定意味着最终结局，它还可能导致另外一种独占垄断。比起让一个被世俗宗教武装的国家垄断核武器来，这种独占垄断的恐怖性没那么令人担惊受怕。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些遥远的可能性不谈。比起热核双头垄断或军备竞赛带来的持久风险，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选择苏联热核独占垄断所带来的当下确定性？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单方面核裁军不会因为技术革新而变成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它依然是一个拒绝政治秩序的选择，是一个个人层面的道德决定，是一个不能让其变成国家决策的选择。

尽管我们想要通过屈服投降 [85] 来消解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却依然以其他形式存在着。美国人民将不再处于热核轰炸的威胁中，因为苏联拥有了其他屠杀他们、奴役他们或让他们转变观念的手段。无法进行自我防御的美国人民，既无法保住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无法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至少没有把握能够去保持）。未来当然一直会不确定，但未来也是由现在谱写而成的。如果某些读者想反驳说，其他国家会尊重那个将自己命运交出来的国家，那么他必须举证，有朝一日一旦国家中的某一个出于高尚而非卑劣的动机放弃了核武器，其他国家就会洗心革面。对此，我们也不用专门假设国家是如何邪恶，只需要假设它们像以前在历史中那样行事就可以了。没有了武器的美国人既无法保卫他们耕作的土地，也无法保卫他们建立的城市，或守住他们享有的财富。一旦积累和维持财富的人不在了，财富也将失去意义，尽管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还是需要在一种古怪的乐观主义思想下，才会真的认为其他种族和其他大陆的人不会幻想美国对征服者而言是一个巨大战利品。

这再一次地证明了把确定性和风险之间完全对立起来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单方面核裁军带来的确定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丧失力量。而丧失力量，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就意味着极端的不确定。奴隶的命运取决于主人的心血来潮，因此奴隶没有安全可言。自己没有武器的国家会任由另一个有武器国家宰割，这样的国家没有安全可言。

唯一的不同在于，一旦围绕一个国家建立了热核垄断，从理论上讲，人类本身就不会再面临被灭绝的威胁。即便如此，还有一点需要证明，即证明这种垄断就是最终结局，而且学者们不会再制造出迄今为止依然不为人知的其他毁灭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可能会让需要通过让步来规避的危险再次卷土重来。不过，就算我们假设这一垄断是持久的，甚至是最终的：就目前看来，人类灭绝的风险十分很小，而且如果这种风险增大，统治者为了避免战争，经营起另一种国际关系所做的努力也会相应增加。因此，为了立即消弭掉尚且无法预测的未来中那只有极小可能会出现的引起人类灭绝的风险，而在今天让克林姆林宫人拥有无限权力，这就犯下了朱利安·班达（J.Benda）所称的最严重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愚蠢。

***

查尔斯·斯诺爵士相信，只有核裁军的道路能够提供救赎机会；指挥官金-霍尔宣称，宁愿被占领也不要战争；伯特兰·罗素伯爵说，宁愿让苏联取胜也不能动用核武器。可是，这三位卓绝人士中没有谁会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信念道德主义者。他们中有两个是学者，而且还自称论证了他们谏言的政策就是最佳的理性政策，甚至还是唯一的理性政策。我在前面的论述中试图做的，正是去揭露他们对已知局势的诡辩或扭曲，他们把这些诡辩和扭曲说成无法辩驳的显见事实，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提出至少与它具有同样分量的相反论据。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战争的恐怖深恶痛绝：就算我们假设这种态度没有让他们做出最坏的选择，但这还是让他们视而不见别人为什么会做其他选择的那些理由。

在我看来，似乎这就是我们从当代论战中应该去汲取的教训。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同在历史上一样，并没有改变。随心所欲而不关心自己行动带来后果的国家决策者，将辜负他肩负的职责，而且还会因此陷入不道德的境地。拒绝无条件使用武器斗争的非暴力人士，他们忽视了一旦他们的榜样被人纷纷仿效，他们的这种拒绝将会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人或许是有和平意识的，但他们却也脱离了政治世界，所以他们也就必须接受因此而招来的惩罚。公民的道德或领导人的道德永远只能是一种责任道德，尽管其信念超出了实用的秩序，但也激发了对最高道德的寻求，并为这种寻求定下了目标。

我们所处的这个热核炸弹时代的新颖之处在于，人们偏向为那些出于意识动机而非出于风险与利益计算所做的决定营造出一种负责任的氛围。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好稀奇的呢？“人们声称用战争去避免的那些恶，统统都没有战争本身邪恶”，这句话在今天看起来似乎特别真实。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热核武器让在冲突期间灭绝敌方人民成为可能。而屈服投降以后再被灭绝的可能性，自古以来也是存在的。双头垄断中一方的投降不一定必然标志着危险的结束。这样的投降根本不值得考虑，美化这样一种也许符合时宜却很可能危险多于实用的偏狭办法，并且声称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打开救赎之路，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徒劳的。

如果人类真的获得了控制宇宙的力量，他也必然已成为主宰自己生死的主人。外交-战略行为，就像技术行为一样，只有在满足了计算性的条件下才谈得上理智。只是，外交-战略行为的计算对象是另一个智慧生命的反应，而不是金属的电阻。由于这种计算不存在严格的标准，因此它也就无法定义他人什么样的反应才是理性反应。它能够而且必须期待别人所做的反应是理智的。

第二十一章 寻求战略（一）：武装还是裁军

热核武器的存在没有改变外交-战略行为的道德：这就是前面几章的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热核武器让有关战争之革新作用或人民之英勇无畏的那些传统形容变得可笑了。它清楚地表明军事力量作为条件已经与具有创造性活力或政治单元和谐这些条件相互剥离。一个国家拥有热核武器和导弹载具，就相当于拥有了恐吓甚至灭绝其他人的手段，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真的具有了配得上成为普世帝国的成就。在过去，如果像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那样宣称，没有能力自卫的民族就没有权利组成国家，这或许属于过于乐观，但并不荒谬。然而，时至今日，这种逻辑暗含的意思却是，只有某些巨型国家才具备自称独立的合法性。

即使热核武器已改变了战争、武德和国家独立性的含义，即使我们引用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那些文字已经明显属于另一个时代，不再适用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世纪，国家决策者所面临的实用-道德问题却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与看起来的情况正相反，这些问题是变得更加复杂而非更加简单了。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人总是倾向于以短期考虑而非长远考虑为基础做出反应，倾向于优先他们的个人利益而非他们所属的集体利益，倾向于只看见某些主动行为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忽视主动出击必然会为他们招来的反击。在热核时代，行为体的这种倾向很可能给它们带来致命的后果。在法国，那些做出生产原子弹这一决定的国家决策者，如果真正想要现实地看待问题，就必须去考察核俱乐部的进一步扩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去考虑如果法国成了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能捞到什么好处。在美国，那些想让国会批准庞大消极防御计划的国家决策者，他们应该考虑到苏联不会因此也采取应对措施。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个既最简单又最重要的思想：每一个超级大国的目标都是在不开展战争的情况下战胜其他超级大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不择手段地”去取得胜利。

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利益，即人类的共同利益 [86] ，在于没有热核战争爆发，比起每一次冲突的有限收益而言，这个共同利益至少具有与之相等甚至还更加重要的分量。没有一个国家决策者能够在不顾不战好处的情况下定义他所肩负的民族国家利益。有可能发生的核战的收益和成本不成比例，不幸的是，本该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这点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在每当出现或看起来出现核战即将爆发的迹象时，就会让自己陷入退却让步的境地，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让自己失去了所有局部冲突所能带来的收益。即便这些收益都不是什么大收益，但加起来呢？

因此，存在一个二律背反，即要么接受相对于获得某种具体收益而言大得不成比例的风险，要么冒那个可能让我们失去一切收益的风险。唯一能够克服这个二律背反的方法是，由两个超级大国 [87] 自己创造条件，促使双方不至于以热核武器要挟对方，或者说，至少任意一方除非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为了十分巨大的利害关系才会以热核武器来要挟，而且这一情形还必须不会让对方发生误判，无法让对方视而不见。如何创造这样的条件呢？我觉得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通过裁军（就下文我们将要详细谈到的这个词的广泛含义来说），其二是通过外交-战略手段减少威慑的重要性，加强防御的重要性。这两种方法是相互交叉的，很难自始至终只依赖一种手段。

一 以恐惧求和平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让另一种和平概念——即便这种和平不是永久和平——成了可能，我在前面已经顺带提及这种和平，而且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以或多或少严肃的态度讨论了它，它就是：以恐惧求和平。

这种想法并不新颖。“战争将消灭战争”这句话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有了，而且它还依然到处为人所信，确切说来，其实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它备受青睐。战争怪兽的再次出现让这句话成了空，不过对这句话的期待又很快重燃。这一次出现的是一个杀人更多更快的武器：热核炸弹。爆炸威力在量上的大幅提高引发了质上的革命，它的出现赋予了这一经典主题前所未有的现时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信军事技术的进步差不多已经发展到头，他错了；19世纪的一些学者指望机枪和大炮可以阻止杀戮，他们错了；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文明也将迎来末日，他们还是错了：但是，所有这些错误都还无法证明我们认为的热核威慑可以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错的。

“以恐惧求和平”的论点一共有三种不同版本，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直都有清晰的分别，但它们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又的确是相互分离的。极端的论点认为，以恐惧可以求得和平的普及，并让持久和平变成可能：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的扩散会渐渐在国家之间创立一种与当今美苏之间和平一样类型的和平状态。第二种版本说的是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会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国家会拒绝相互争斗，甚至因为害怕冲突会向极端升级，它们连用常规武器进行战争都会拒绝。最后，第三种版本，也是最适度的版本，它仅仅局限于提出，热核战争不会发生，因为各交战方即便拥有热核武器，也会因为害怕对方实施热核反击而不去使用这些武器。

在这三种说法里，最不可能成真的是第一种，但它却是唯一一个被说成和平学说的说法。其他两个版本相当于是以当前局势为出发点对事态的可能发展所做的假设。它们指出的是一种可设想的战略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它们还就未来提出了假设。不管怎么说，后两种版本依然属于外交-战略的惯常框架。

至于以恐惧求和平的极端说法，我们几乎不需要去认真对待它。不过，它对拥有某种思考方式的人而言又的确是一种蛊惑，它虽然有着逻辑谬误却把事情说得像煞有介事，它还有可能获得所谓的理性形式。因此，指出为什么这种版本站不住脚也并非全无意义。

倘若只需要两个国家拥有“用原子武器摧毁彼此”的手段就足以让它们互相之间停止争斗，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手段给予所有国家呢？这样一来，永久和平不就建立了吗？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感到自己会受指责，会被谴责为怀有以人性化战争（将战争非原子化）的方式“拯救战争”的阴暗欲望。这种逻辑犯下了双重错误：拥有热核武器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并未得到保障，只要还有一丝无法保障的可能性存在，以原子武器的扩散来普及和平就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先从第二种版本开始论述，即认为两个热核武器拥有国之间很有可能达成和平。这种想法是以下面这个假设为基础的：现实必须是一种类似于“罪罚相等”的模型，而不是其他的可能模型（两个暴徒、罪与罚不成比例）。然而，在两个小国之间，至少在下一阶段，给它们装备原子武器的做法更可能在它们身上创造出像两个暴徒那样的紧张和焦虑情绪，而不会让它们获得正义的安全感。一个领土面积小的国家，在还没有实施事后报复之前就会化为焦土（而且要实施事后报复还需要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它的反击手段在以其人民和城市为目标的打击中没有被摧毁）。

增加核俱乐部国家的数量，将增加两个不稳定因素：其一，一个小国无意或有意的行为有了引起超级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不管超级大国是否蓄意为之；其二，因为一国决策者的所谓不理性决策而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会增加。

在超级大国之间，以恐惧求和平这一假设则可以被分解成一系列命题。胜利带来的收益根本无法与热核交战的成本规模相提并论。双头垄断国的每一方都是这么想的，而且它们都知道对方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任何一方都不会执着地认为对方将会攻击自己。它们都没有处于“手指扣在扳机上”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在对自己的反击能力有信心的同时，也对敌人的理性有信心。然而，这样的安全感是经不起核俱乐部无限扩大的冲击的。因为一旦如此，仅仅拥有小打击力量的一个集团成员国在某些情势下采取的某些主动行为，就可能让超级大国们尽管不情愿却不得不相互开战。换言之，两极化国际结构所包含的未知因素，要比军事主权国家数量增加这种结构所包含的未知因素更少。比起有着多种联合可能的四个或五个行为体陷入争斗的局面，两个行为体显然有更多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单打独斗。

如果多头政治让超级大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变得更不可能，那么它在另一方面又会让外交-战略家所谓的不理性行为或不负责任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在本书各处，我们都没能成功地给理性行为下一个单义性定义，我们甚至还在各处表明为什么这些试图下定义的尝试都无法成功。在后文中， [88] 我们会对整个分析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不同论据做个归纳。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伪精准，重新使用通用的语言来说的话，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那些未来拥有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的国家不会以“理性的”方式行事感到担忧。

很难知道在外交上利用热核武器威胁别国的做法是不是从来就算不上是一种“理性”做法。也许，在敌人的第一次打击就会摧毁己方大部分热核装置的情况下，实施热核威胁的确是一种不理性的做法。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双方的军方负责人和热核装置负责人都沉着冷静、三思而后行，我们还可以假设他们不会为冲动所左右，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会在下达那道会导致数百万人丧命的命令之前进行计算。我们还需要假设，这样的命令在双方那里都是无法由低级指挥人员下达的，即指挥链同通信网络一样，都挺过了国际危机带来的打击。这样的假设在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形里比在有着五个国家的情形里更容易实现，它在双头垄断的情形里比在有着多个组织不够严格且不习惯操纵现代技术的国家的情形里更容易实现。

上面这些评论都是在意义和目的被严格限定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两个命题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一为通过普遍化核威慑来求得和平，二为原子俱乐部成员的增多会带来危险——之间，我的观点毫不含糊：第一个命题是一种幻觉，它只是看起来诱人而已，它的诱人之处是由诡辩造就的。简言之，应该去拯救的正是战争，换句话说，就是让国家之间拥有以武力一较高下的可能，而非不得不依靠建立会导致热核牺牲的持续威胁来求一个永久和平。

也许，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思考且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被恐惧普遍化了的和平是否的确是永久和平（甚或简单而言是一种可持续的和平）的一个可能模式？在四种尚未成为现实却可以被设想出来的国际体系模式中，莫顿·卡普兰描绘过被他称作“单元否决体系”（unit veto system）的自由否决体系（système du liberum veto）。就仿佛一个反对声音就足以让波兰议会瘫痪，每个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主要行为体——都没有通过施加死亡威胁让其他行为体不敢异动的权利，但有这种能力。所有国家都有了对随便哪个国家实施威慑的能力，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手段对侵略者实施致命报复或将全人类拖入死亡深渊。第一个假设要求，小国们有能力保障它们的热核装置不是脆弱不堪的，也就是说，最常见的情况是，它们会将自己的热核系统安置到不属于它们的领土上，或深埋于地下，又或深藏于海洋。第二个假设，即末日审判机器（Doomsday machine）的假设，这个机器所要求的条件会长时间地甚或永久地超出中小国家资源能够负担的水平。即便是大国家也很可能不会选择建造这样一个对所有人都十分危险的机器来解决问题，要知道，一旦出现“技术故障”，人类的覆灭命运就会被决定，与此同时被决定的还有制造这个机器的国家的命运。

因此，小国与超级大国相比处于更低的等级，这似乎不是什么短期现象。纵观历史，我们还没有见过有利于小国的颠倒情况出现。我们的确可以设想，小国也是可以获得——即便仅仅是在反击侵略中——给超级大国带来严重损失的武器的。但是，只要超级大国和小国在应对危险方面依旧差距极大，只要领土狭小依然构成国家居于劣等地位的理由，那么小国就会一直暴露在超级大国的恫吓策略下。的确，诸如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这样的技术，对于大规模屠杀人类也是有效的。而且，这些技术也的确可能比起热核技术，尤其比起弹道导弹技术来成本更低，因此这些武器就有可能为小国提供一个机会，让它们拥有从质量上与超级大国相媲美的武器。但是，目前看来，近期前景的发展还不会是这样。

而且我们必须指出，从概率上讲，自由否决国际体系很可能难以持续。超级大国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个体系让人难以忍受。还远远等不到这个体系成形，超级大国们就会联起手来阻止小国针对大国优势地位发起质疑。尚没有任何国际体系实现过平均主义，而且它也不可能被实现。在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情况下，减少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对于维持最小限度的秩序和可预见性而言必不可少。

如果以恐惧求和平的极端版本经不起推敲，那么其他两种没那么极端的版本也同样站不住脚。其中的一个版本认为，热核武器拥有国不会直接短兵相接，即便是以常规武器进行的冲突也不会发生；另一个版本认为，它们最多只会用常规武器来开战。实际上，这两种假设都是基于短时期历史经验做出的，而且关注的都是双头垄断国可能追求的目标。如果想对用恐惧求来的和平的稳定度做一个估计，最好的办法是去弄清楚，双头垄断国会在怎样的情势下自愿地，或者在双方都无意的情况下，动用它们在威胁对方时并不打算启用的那些武器来实际对付对方。

美国学者列举了下面几种典型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即使存在对“无双战争”（guerre introuvable）的惧怕，战争还是会爆发。尽管这些情况是由学者们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不过它们大致说来如下。

（1）以恐惧求得的和平如果想要持续稳定下来，就意味着罪与罚之间必须接近相等。不过，就算获得了一时的稳定性，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稳定会不断受到“军备质量竞赛”的挑战。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有可能会获得某种领先优势，让它自认为有能力在自己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消灭对手，又或者让它自认为有能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手而不遭受对手的抵抗。第一种情况，它将主动出击；第二种情况属于一方处于劣势的双头垄断，处于劣势的那方会由于把对方主动出击这一行为视为极端挑衅而引出防御决心，从而施加报复，只是这种以热核武器进行的防御报复对双方而言都是致命的。可以说，技术的革新（美国人说的“技术突破”）打破了恐怖平衡，造就了一种尽管难以估量却实实在在的战争风险——这是一场人们为之准备但又不想开打的战争。

（2）即便超级大国中没有一方相对于对手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局势的发展依然让我们能去设想两个超级大国重新回到两个暴徒的情形中，每一方都相信率先实施打击的那方会得到巨大的优势，而且是那种足以决定（相对的）胜负生死的关键优势。每一方都担心对方的报复会让自己无法承受，因此双方在保持冷静的情况下是不会启动自己的热核装置的。不过，双方都只会在相信对方箭在弦上的那个时刻真正倾向于率先实行核打击。因此，只要双方中有一方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就足以让它拥有所谓的理性动机，从而做出先前因害怕而不敢做出的行为。这第二种情况，就是通常被命名为“误解导致战争”的情况，其发生的前提是均衡中含有某些不稳定的因素，以至于让主动行动的一方占有巨大优势。

（3）然而，即便是在恐怖平衡得以维持的假设中，还是可能会有“意外”发生，比如仪器信息指示不确切、一枚炸弹的爆炸被误认为遭到攻击、通信系统或指挥体系失灵、低级军官有凭着自己责任意识下达核爆命令的可能，等等。换言之，“意外”有可能是技术的，也可能是社会的。

（4）第四种情况是武装冲突因为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被卷入而向极端升级的情况。比起率先实施打击会获得巨大好处的情况，比起双头垄断双方都尤其害怕敌人先采取主动的情形，这种升级自然会更可怕。因为升级包含了某些误解或盛怒的因素。

（5）最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核战争由第三国引起——无论这个国家有没有核武器。如果它有核武器，不论它是否故意，它都能够将超级大国们卷入一场无法缓和的战争之中。对超级大国而言，它们不希望打这一仗，但这种战争却符合“坐收渔翁之利”者（tertius gaudens）的利益。即便这个第三国自己没有核武器，双头垄断的一方也可能对它使用热核武器，或以热核武器去威胁它，这样一来，就会激起敌对超级大国的干涉。

谁也不敢说上述五种情况无所遗漏地包含了所有情形，而且，被列举出来的这些情况，虽然在概念上相互区分，但在现实中却或多或少混淆在一起。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分别有多大？所有情况一起发生的概率又是多少？我确信，没有一个观察者，无论他是数学家还是政治分析家，能够给出一个既精准又确定的答案。的确，我们讨论的既不是纯粹的数学概率问题（如果我们增加热核炸弹的数量，总有一天，一个炸弹会由于意外爆炸），也不是纯粹的政治概率问题（在两个武装了热核装置的国家单打独斗的情况中，从长远来看，一方或双方寻求用战争来解决争端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谈到的这种概率具有混合特征，它不但取决于技术因素（技术进步方面的竞赛结果），也取决于政治-心理因素。它从本质上不同于我们已知的所有军备竞赛。

能够保证热核战争不爆发的那种对热核战争的恐惧，是一种错觉还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暂时把这个可能无效的问题放到一边不谈。我们在前面分析了以恐惧求和平的学说版本，还分析了另外两个实用主义的版本，现在让我们仅把这两个分析得出的结论结合起来看。第一个版本让我们得出了下面这个命题：设想通过将核扩散到所有国家来实现普遍持久的和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第二个版本让我们得出的命题是：即便只有两个国家持有核武器，在它们之间，恐惧也无法保证和平。不过，我们显然也不会否认下面这个明显的事实：对热核战争的恐惧促使外交官们稳重行事。作为这个命题的补充，我们还要加上下面这点：如果我们做到了消除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那么在现有的国际体系里，普遍战争的发生概率会只增不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弹道导弹和热核炸弹展开的普遍战争会比以前发生过的任何战争都更恐怖，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如果超级大国不再拥有令人恐惧的热核武器，全球体系就会比在过去几千年中的那些局部体系更加和平。

这一根本的二律背反让那些期望减少国际政治中武力作用的人们——比如这本书的读者——不得不去思考，在以和平为目标的战略中，当我们想减小历史中暴力的规模时，裁军到底有着怎样的功能。

二 以裁军求和平

我们已经考察了以恐惧求和平的情况，而且也尽可能地驱散了对它的幻觉。现在，我们还想跳跃到另一个极端上去论述以裁军求和平的情况，并且驱散人们对它的幻觉。

传统上存在着三种表达方式：裁军（désarmement）、削减军备（réduction des armements）、限制军备（limitation des armements）。第一种表达方式令人想到的是国家放弃了交战手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家把装甲舰和航空母舰消熔成钢筋，炸毁自己的大炮和要塞，解散自己的军队，仅仅保留维持秩序所必需的警察力量。素来奉行极端主义的奥古斯特·孔德毫不迟疑地预测，正规军终有一日会转变为警察部队。这种未来愿景，不论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一直都是一种乌托邦——这里取的是“乌托邦”这个词的贬义，它代表的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空想世界，它与人和社会的本性格格不入，它甚至连通向乌托邦目标的路径也没有指出来。

我们不需要长篇大论就能够证明，国家，比如以我们知道的1960年的国家为例，它们以善恶相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用“好的社会”这个概念来形容），它们都相信国家间在互相敌视，这样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放弃战争手段的，因为战争手段让它们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是一种用威胁或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手段。而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超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等级结构不复存在：不过，因为还有“维持秩序”所必需的“警察力量”的存在，国家间在警察力量上的差距还是有可能重建一种等级秩序，而且在这种完全裁军的情况下普遍达成共识的“警察力量”，还会引出围绕力量对比关系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讨论。一个既没有权力等级结构又没有最高法院和武力垄断的体系，严格说来，根本就是无从想象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理想类型，不过是个建得很差的理想类型，因为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根本上说，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入使用前的几千年里，以裁军求和平的理论根本无法得到，其原因如下：国家决策者从没有把和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就是不使用武力——看得比利益（领土、资源、战利品）更重要。只有那些在战争考验面前事先就对维持不败或取得胜利失去信心的人才会赞同以裁军求和平。假设统治者们一致同意不把他们之间的争端交给武力裁决而是交给一个法官来决断，又有哪个法庭有能力做到不偏不倚的公正以取代战争法庭呢？最后，维持统治所需的力量和用于征服领土所需的力量是有区别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不够分明，这种不分明使得把所有力量都转化为警察部队的这种想法本身失去了意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化不可能在国家内部公民（或政党，或省份）之间关系和平化之前到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政治都是暴力的，并非只有国际政治是暴力的。

国家内部的和平化或集团内部的和平化是否让我们可以去设想，甚或去实现国家间或集团间关系的和平化？在我看来，答案尽管令人遗憾，但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必须坚决地回答“不”。在那些最为古老的民族——比如法兰西民族——内部，没有任何社会群体或任何政党完全放弃过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收入或理念。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使用的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力量”，也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力量。但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尚未具备民族意识，这要么是因为个人依然是部落习俗的囚徒，这些部落还没有达到国家和民族的层次，要么是因为目前刚刚建成的那些政治单元，它们对自己本身或自己的未来尚缺乏信心（或者它们的领土面积虽大但过于结构松散，印度就是一例；或者它们不但小而且还虚弱不堪，比如加蓬和毛里塔尼亚）。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无论是想将领土现状无限制地维持下去，还是想以非暴力方式改变领土现状，都是很难想象的事。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在不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存在，它们是否能够在不互相为敌的状态下确认自己的存在？

让我们暂时假设存在着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法庭，在理论上，它能够根据人们的意愿和社会经济环境状况进行判决，它的判决可以预防或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可以让民族不需要经过和内外敌人争斗就形成自我、意识到自我。存在这样一个法庭意味着，大国之间不但就力量对比关系而且就公正和不公正的定义都达成了一致。既定的双头垄断国，它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力量上的，也是观念上的，第三世界注定只能跟随两个超级大国走上暴力之路，它们能做的只有期待，期待两个超级大国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即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想方设法地避免有可能在这里或那里爆发的冲突。

最后，由于超级大国出于维持它们等级地位的需要而被迫保留了数量充足的常规武器，因此为了实现和平而被明确提出的裁军要求，首先且尤其涉及的是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随后便是导弹载具。只是此处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它虽然是技术原因引起的，但揭露的却是政治上的一个根本悖谬。

条约的履行情况越是无法被准确确定，违背条约带来的好处就越多，消除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就越困难。我们还记得为了限制海军军备而签订的《华盛顿条约》：条约中没有事先明确任何用以保证条约被履行的措施。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互相并不信任，它们信任的是新闻媒体透露出的消息。当时，秘密制造装甲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控制德国裁军的那个委员会没有发挥完全的效力。即便如此，第三帝国公开重新开始武装的时候，德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虚弱的，法国（单独一个法国或法国连同其联盟网络）如果愿意的话，它是完全有能力将意志强加给德国的。

不论是在原子弹还是在载具方面，都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理性保证，即通过让两个超级大国承诺销毁这些武器的一纸协约，就能保证它们遵守条约。没有人知道美苏两国将核弹藏在了何处。倘若超级大国真的决定违反条约，坚决保有部分热核弹头，那么，即便准许核查官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广袤领土上到处自由活动，他们也没有任何机会发现这些武器的藏匿之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可以用于掩藏的策略要比可以用于核查的策略多得多。

消除载具，同样也不可能。位于地下的发射基地很难被侦测到。即便真的销毁了载具，随便哪架民航飞机，在经过改装后或者根本不需要改装，就足以运输原子弹或热核弹。最后，化学战和细菌战的战备还更容易伪装。主要国家都拥有毒气弹储备，毒气弹作用于神经，要么让人几乎即刻死去，要么让人多多少少暂时瘫痪。在没有原子武器、热核武器或放射性武器的情况下，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依然可以被使用。

然而，欺骗偷漏带来好处的增加速度不比控制上遇到困难的增加速度慢。假设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在签署了销毁所有原子弹和热核弹的条约后，成功地藏匿了这些武器中的一些而没有销毁它们，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有着以此而成为世界之主的信念或幻想。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所有国家都几乎肯定条约能被遵守，而且少数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有限的。全面裁减核军备的条约永远也不会被签署，一是因为要想控制这项条约的履行情况根本就不可能，二是因为欺骗偷漏所导致的后果严重得无法估量。如果违背诺言就能得到建立世界帝国的回报，那么没有人相信对手会诚实。

对于那些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些论述会很有说服力，这使得以裁军求和平的论点同以恐惧求和平（普遍而持久的）一样，它们的信徒都不会很多。而且，认为只要各个工业社会没有用以互相战斗的手段，它们就会拥有和平生活，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同样奇怪的想法还有，认为只要这些社会在短时间内自己把自己的手段摧毁了，它们就将拥有和平生活。这两种看法虽然看似相互对立，但实则犯了同一个认识错误。以恐惧求和平的学说认为，可以通过让最弱小的国家拥有给最强大国家致命一击的能力来实现国家之间的平等。以裁军求和平的学说认为，可以通过让最强大国家丧失制约最弱小国家的能力来实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超级大国而言，这两种平等中无论哪一个都无法或不可能让它们接受。

这两个学说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让人去设想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在这种体系里，和平能够自动获得保证，也就是说，不需要人们的干涉和自由决定就可以保证和平。为了让存在热核自由否决权的世界看起来不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它们还假设了一定数量的理性外交人（homo diplomaticus）的存在。为了让每个国家都不拥有武器的世界看起来安全，它们假设，公民和国家下定决心不再诉诸武力，传统武器和现代武器全都被扔进了废铁堆或被沉入了海底。这种看法没有把政治家（个体的或集体的、公民的或国家的）考虑在内，这不但不合情理，而且还很荒谬。因此，不存在什么确实可靠的“诀窍”——军备或裁军——可以保证暴力的、四分五裂的人类拥有永久的和平。

如果比起恐怖平衡来，普遍的全面裁军不是取得永恒和平的秘密窍门，那么军备政策，就像对热核战争的恐惧一样，它对冲突的爆发风险和冲突的特征也有影响。我们在驱散了以恐惧求和平的幻觉后主张的看法是，对战争的惧怕可以成为理智行事的开端，同样，我们在驱散以裁军求和平的幻觉后，也没有排除将军备政策作为影响和平与战争的一个因素。

只要军事主权仍然多元，就不可能就裁减军备对维持和平有利还是不利下断言。对一种武器装备（装甲舰）进行限制，其作用是转移军备竞赛的具体方面，而不是消除军备竞赛。如果大国中的某一个（如美国），在和平时期将自己的军备削减到了与其潜力不相称的水平，这就相当于在变相鼓励与之敌对的国家无视它可以动员的力量以及它在反对敌对行动上的决心。同样，如果一方阵营没有重新武装或武装得不够迅速，而它的敌对阵营又恰在此时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军备扩充，在这种情况下对劣势的接受通常会从根本上加快而非防止冲突的爆发。纵观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国际体系的例子，从长期来看，力量均衡从来就没有真正阻止过战争的爆发，反倒是对不均衡的共识有时候会加速或导致某个并非必然，或就当时而言并非必然的冲突的实际爆发。

从历史上看，那些看似对减少暴力最为有利的军备政策其实都是些限制性政策，它们都不是某个单方面决定或共同协商的结果，而是主要行为体心照不宣的共识。《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英国和希特勒在1935年签署的条约，即便从最宽尺度上讲，它们对当时事件的发展进程也是既没有有利影响也没有不利影响。人们曾寄希望于通过限制军备竞赛来避免引发的那两场战争——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和英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战争——都爆发了，而且爆发的日期都可能没有受到条约的任何影响。相反，在19世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永远都不要实际地去把理论上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用到极致。

这些在限制军备方面达成的心照不宣的半自觉共识，对于我们呼吁的“减小历史暴力规模”才是最有效的，这点几乎不言自明。国家有时候只能够或只愿意动员理论上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中的一部分，原因有三：国内政体限制了动员，或是执政者不相信灾难已经临头而不愿意动员，又或是执政者并不认为将要发生的冲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部分动员情况下，敌对冲突的发生频率会更低，而且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会更小。

相反，如果裁军或单方面扩军不足而引起了力量分布的不均衡，这会鼓励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国家或阵营主动扩充军备。至于那些限制军备的条约，它们不过是表达执政者或人们心怀恐惧的象征物罢了。当人们害怕战争且隐隐察觉在国际层面上有着十分严重的对立时，裁军会议就会大大增加。不论这些会议有没有结果，它们都无法治愈邪恶，也就是说它们都无法矫正国家之间存在的那种并非人为但真实且有发生根据的敌对关系。

一项军备政策，无论它的内容是扩充军备还是裁减军备，我们都不能从抽象理论层面评判它，而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势给出判断。 [89] 军备政策本身没有好坏之说，它的好坏仅仅是相对于情势、现有领土状况、某些行为体的野心，以及修正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说的。这一原则在热核炸弹和弹道导弹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事实上，它依然有效，只是它在应用上比以前更加复杂，而且还包含了某些新的方面。

传统的军备政策有时会以防止战争为目标，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军备政策就总会以赢得胜利为目标。就目前而言，两个超级大国采取的军备政策看起来像是在无视胜利，或者说好像不怎么关心胜利，似乎这些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让非战状态（至少是非热核战争的状态）永远延续下去。从威慑完全取代防御这点来说，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是行为体将和平与胜利混为一谈，而不去关心如果威慑不再有效，未来将何去何从。然而，我们不会认为这种策略是理智的，因为军备政策就该尝试减小暴力规模，在战争爆发时就更应如此。

以前我们会说，“减小暴力规模”意味着降低战争的频率和烈度。但是，历史证明战争的烈度有时候反倒会因为战争频率的下降而上升。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曾经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至少欧洲大陆是如此。在欧洲各国内部，个人的安全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有保障。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或几乎没有借助物质力量。甚至在罢工中——一个社会群体通过这种制度手段来试图限制另一个社会群体——也很少有打架斗殴的情况发生，酿成人命的惨剧就更少了。和平时期对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是生活条件和行政管理中的团结精神，它们在靠武器说话的战争时期就成了有利于人力、物力资源动员的积极因素。政治权力在维持公民之间的和平状态时获取了力量，与此同时它也获取了对付外敌的力量。

热核武器的使用却改变了频率和烈度之间这种传统的二律背反关系。威慑战略，正如英国在1957年的白皮书中所述，亦如加卢瓦（Pierre Marie Gallois）将军一贯辩护的那样，它意味着热核战争有可能永远不会爆发，不过它也意味着一旦热核战争爆发就极有可能同归于尽。

然而，除了极少例外情况 [90] ，观察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以一场相当于自杀的战争相威胁，这样的威胁不能被用于所有场合。热核战争越是恐怖，用它来实施威胁就越说不过去，使用原子或热核武器的武装冲突就越不可能发生。

这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头等困境：他们是想拯救战争本身，还是想将人类从某一种战争（热核战争）中拯救出来？他们是否想要消除常规武器和原子武器之间的区分——因为一旦这些武器能够用在随便哪种冲突上，就再没有人会使用任何武器了？又或者，他们被说服认为国家都还不够成熟，还无法做到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因此他们保留了交战方为了有限利益使用常规武器互相攻伐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在欧洲范围内选择的是第一个主张，在其他国家则选择的是第二个主张。就一般意义而言，我觉得第二个主张从概念上来看最理智。第一个主张存在一个根本性矛盾：我们不能一方面说热核牺牲过于恐怖，因此就不会有人去挑起这种战争，另一方面又去指望热核战争的威胁在无论哪个场合都奏效。如果第一个主张是真的，那么国家决策者便会不相信别国郑重其事做出的威胁。

让我们重申一下我们在这一节中试图确立的两个观点：其一，想在现有国际体系里进行有控制的裁军，并以此剥夺两个超级大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也根本不可能；其二，想用威慑战略（即以使用热核武器相威胁）来最终消除所有武装冲突，即便是原子俱乐部成员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也不例外，这也根本不可能。要想把“减小暴力规模”这个传统目标转化成行动，就意味着要顶住困难寻求一种政治-军事行事方式，根据这种行事方式，两个超级大国愿意，在没有哪方会因为冷战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把那些能够让它们不由自主地卷入它们不想开展的那场战争中的风险降到最低。美国学者建立起一个新概念——军备控制（arms control），他们用它来指代一种行事方式的军事方面，这种行事方式符合敌对双方的共同利益，它在没有让任何一方陷入失败境地的同时又让双方都免于去开展一场两边都害怕的战争。这个概念的法语表达是“contrôle des armements”（对军备的控制），这个表达相对于英语原文出现了歧义，因为这个法语措辞暗示要通过国家之间达成协议来控制军备，而美国学者想要用这个词指代的却是国家为了在热核时代减小暴力规模（主要是预防热核战争的爆发，但也不仅限于此）而采用的不论单边还是双边的一切手段、不论含蓄还是明确达成的所有协定。然而，预防热核战争，就是尽可能地去减少因先发制人、误会、技术或人为事故、战争升级、某个小国的阴谋诡计而导致的热核战争爆发的风险。战争爆发风险随着整体局势、力量对比关系和双方可使用武器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这还不是全部，“对军备的控制”所包含的措施在有限战争情况下——不论战术核武器有没有被使用——还以减小暴力规模为目标；最后，这些措施要以“限制暴力规模”为目标，即便是在假定装备了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已经发生交火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维持敌对双方的相互沟通，以便让它们能够通过双方达成协议或一方屈服投降的方式结束对抗。

这种设想下的对军备的控制，如果用“军备政策”、“掌握军备”或“军备和裁军政策”这些术语来描述的话，会更贴切。实际上，其主导思想在于，和平时期的所作所为与战争时期将会得到的结果相互关联，军事准备和外交相互关联，我方的所作所为与敌方的所作所为相互关联，国家的防御措施与战争（或某种特殊的战争）的爆发相互关联。这个主导思想可以简化成克劳塞维茨的两个原则，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提过它们，即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和是战都具有连续性，此其一；双方行为互为结果 [91] ，在相互报复过程中战争有向极端升级的危险，此其二。然而，比起过去，这两个原则因为时间观和武器的摧毁能力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我们的时代更添了一层悲剧含义。国家并非总是用它们在和平时期积攒的武器去交战，不过，在1914～1918年，诸国家在战争爆发后依然有时间继续动员，而且最后是中立国的参战让力量天平发生了倾斜。无论未来用于战斗的武器是常规的还是原子的，作战时间都将十分短暂。为了避免战争向极端升级，敌对必须简短：扰乱方势必造成既成事实来让自己立即进入守势，从而逼迫守成方要么采取攻势，要么听任利益失去。从华盛顿到莫斯科（或相反路径），战略轰炸机需要数小时才能到达。同样的路径，弹道导弹只需要几十分钟（三十来分钟）。至于令人恐惧的杀伤力，在1939年以前，武器的杀伤力就已经很大了，而现在我们在杀伤力方面取得的进步不再是程度上的，而是质上的飞跃，因为我们从几吨的当量跳跃到了数百万吨。

军备控制（假设这一用法保留了从英语翻译成法语时的错误表达）包含了或可以去包含削减军备的措施，不过在理性层面上，它也可以包含加强军备的措施：双方拥有300枚坚固的弹道导弹的情况比起仅仅拥有100枚的情况，更能给恐怖平衡带来“稳定性”。因此，美国人所说的军备控制其实是一种国家防御方式，它被一个或多个友邦国家或敌对国家所采用，为的是在不削弱任何一方在面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时拥有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让每个国家及所有国家整体都能在应对各种战争威胁时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简而言之，它是一种混合了扩充军备和裁减军备的政策，其目标是实现全人类对致命武器的控制。如果仅仅存在一个军事主权，一个人类单元的话，那么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这个目标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然而，在主权多元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主权单元在考虑竞争中所要采用的措施时，都更多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体系的共同利益（即避免热核战争爆发）为准来考虑的话，人类对致命武器全面且长期的控制还能实现吗？

三 寻求稳定

在这样的提问方式下，对于“什么样的军备政策能在冷战尽可能开展的同时不让冷战恶化为热核战争”这个问题，美国学者们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他们给出了这两个主要答案：一是限制核俱乐部成员的数量；二是确保反击装置坚不可摧，以便不让侵略者在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上心存幻想。

当我写这本书时，即1961年到1962年，停止核试验的磋商已经进行了多年，我预见它会失败。在实际延缓试验三年后，苏联于1961年开始了新一轮核试验，而美国也效仿了苏联。质量军备竞赛的速度加快了，但在1962年秋天发生了古巴危机，那之后的1963年，磋商再次开启，而且两国很快达成了一项关于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尽管这个条约从两方面上看都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部分条约：其一，地下核试验没有被禁止，因为条约要求现场核查，而苏联坚决拒绝现场核查；其二，任何签字方都有权中止条约，只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就行。事情的进展如下：先是1958～1961年毫无结果的长时间磋商；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单方面宣布延缓试验；再后来，苏联突然重启试验；最后，在莫斯科领导人决定停止试验的情况下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一进程不但意义非凡，而且很能说明问题。

在此，我不再详述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为什么会希望签署一个中止核试验的条约（阻止或延迟核俱乐部的扩大、建立第一种核实或核查机制、为达成内容更广泛的条约创造一种有利氛围）。我们其实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法国的执政者在承认了对人类共同体负有义务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非恶意地判断（拥有核武器）为他们国家带来的好处要比它给那个被认为具有整体性的体系所带来的坏处更重要。凭什么在迎接了第三个成员国后就关闭核俱乐部呢？为什么不能在迎接了第四个或第五个成员国后再关闭呢？

关闭核俱乐部大门的理论，尽管看似理性，然而至少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根本就不切实际。不管怎么说，这个理论要求国家被原子时代显而易见的事实转变思想，从而采取与它们在数千年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差异的另一套行事方式。1963年时坚决想要拥有核武器的那两个国家——法国和中国——没有在莫斯科的那份条约上签字。中国于1964年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向毛泽东表示了祝贺，尽管这些国家一贯对核武器持的是反对态度。

1958～1961年日内瓦的外交马拉松是两个敌对国家（美苏）在试图就反对它们各自盟友这件事上达成一致：这种尝试符合逻辑，因为这两个相互为敌的国家在关闭核俱乐部大门这件事上具有共同利益，不过它们没有明说它们的意图，也没有强制其他国家服从它们的决定。这种尝试为什么在1961年失败了，而在1963年就能获得部分成功呢？对于1961年的失败，我认为可能有下面三个原因。

没有中国的同意，停止核试验条约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为什么中央帝国的新王朝——如果大家觉得这种说法对历史不恭敬的话，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为什么一个凭借自己努力赢得了内战胜利的共产党政权，会去接受永久放弃就今天而言具有决定作用的武器，要知道这种武器是可以决定，或看起来是可以决定各个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等级地位的。从1951年起，克里姆林宫关注的是，通过互助条约来保护中国不受美国侵略，至于让中国在台湾海峡获得采取进攻战略的手段，这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对于苏联而言这么做则有可能让中国把苏联拖入与美国的冲突中。

中国人从1961年起先后向世界公开了他们与苏联人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争执、1957年双方的协定 [92] 以及1959年（金门炮战一年后）苏联单方面中止协定的行为。美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对它们各自的盟友——对美国而言是法国，对苏联而言是中国——所采用的言辞古怪地相互一致，不过这也符合逻辑。美国一方是这么说的：“如果我给了你（法国）援助，那苏联又怎么能够去拒绝援助中国人的核计划呢？再说了，我的威慑力量是完全能够保证你的安全的。”苏联一方则是这么说的：“苏联的威慑力量足以保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而且一旦我们给了美国任何借口或落下了任何口实，美国就很难拒绝‘德国复仇主义者’的请求了。”两个超级大国都为自己不让核武器扩散到盟国的行为辩护，它们的理由都是，如果自己这方让核武器扩散了，对方兄弟国就可能做出不好的反应。这么处理完全符合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理智的。不过，先不论是否理智，法国和中国就此给出否定回答也是符合逻辑之举。我从来就不相信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像中国这样骄傲的民族，真的会彻底屈从于这样的劣势地位。

在1961年至1963年之间，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中苏冲突变得更加暴力了。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连团结的表面文章也不做了。苏联的抨击不再针对阿尔巴尼亚，而是直指“中国的冒险主义分子”。同样，南斯拉夫对于北京方面的发言人而言也不再被拿来当替罪羊。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达成的那纸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应该被毛泽东及其同僚解读成了一种不友好的举动。只要苏联领导人还对与中国握手言和抱有期待，他们就会在签署条约这件事上有所犹豫。1963年的事件表明，他们不再对此抱有希望。

第二个用来解释1961年的磋商为什么会失败的常见理由是苏联的技术“落后”。1961年的一系列试验的确证明了苏联的专家和工程师希望改善他们的军备，尤其是想研制出千万吨级的炸弹。想要取得进步就需要在大气层进行试验，但大气层试验是无法瞒天过海的。美国方面的情况也几乎一样。很多学者、将军、国会议员都对既没有签订条约也没有设置核查的暂缓时期予以了批评，他们也希望重开试验并以此达到改进已有武器装备或取得根本性技术革新（成功研制反弹道导弹）的目的。1963年，美国国会委员会没有经过激烈争论就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在的问题在于弄清楚这个条约涉及的范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承诺的是否只是暂时不去做就当时各种情况而言它们都没有理由去做的试验？而实际上，它们中没有一个准备放弃对自己武器的改进，也没有一个愿意最终放弃有朝一日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重开大气层试验的自由。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继续进行地下试验。很可能这个条约根本没有阻止或阻滞技术人员正在从事的技术革新：垂直起降的飞机、反弹道导弹的研制、观测卫星或通信卫星、既定重量下具有更大威力的核弹，等等。这个条约也许延缓了这些进步，但它没有让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的军备质量竞赛停止。

另外，苏联方面对核查机制怀有敌意——这是第三个原因，它被评论员无数次说到过，这些评论员希望以此来解释苏联代表在1960～1961年为什么没有软化立场，做出签订条约所要求的让步——而且这种敌意一直存在：当苏联的决策者下决心签订条约时，他们宁愿改变他们说过的话且让地下试验“合法化”，也不愿意同意现场核查，因为据技术人员称，如果没有现场核查，地下核试验是不可能被测知的。

这里，这个事件同样意味深长。在谈判之初，美国人预想了有限协议——仅仅是停止核试验——下的核查机制，它包括招聘高素质人才、建立观察站、每年耗费数亿美元。评论员们在心里琢磨，想弄明白：如果这样一个部分协议就需要搞这么多东西出来，那么一个全面（涉及所有武器）且普遍（包括所有国家）的协议会造成怎样的景象？“一个处于实际监控下的裁军措施，其花费很可能不比扩充军备本身所花的费用低多少。”美国学者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教授不无讽刺地写道。对于这样的说法，非专家的外行人所做的反应很可能是：如此假设的话，便不会有裁军。然而，如果分析一下这种反应，就会发现它完全不合理。为什么国家可以耗费金钱武装自己来对付其他国家，却不能耗费同样数额的金钱把自己武装起来抵制战争呢？

不过，这种反应的确是大众的，他们没能把裁军与减少军事开支区分开来。而且，更让人忧惧的是，连国家决策者也认为在限制军备的国际条约与需要数十亿美元来核实条约是否被遵守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苏联对复杂的核查机制怀有反感，这种态度可能并非只是出于他们想要保持神秘或害怕被侦察，这种反感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在象征了共识的条约和象征了敌意与猜忌的核查机制之间存在一种矛盾。

不管怎么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仅仅涉及那些无须国际核查机制插手的试验。技术向外交伸出了援手。1963年莫斯科的那个条约就像1921年华盛顿的海军条约，都不可能被暗中违背。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关于核查条约是否落实这个关键点上的对立问题得到了解决。对此，还有一个经典笑话，说美国人宁愿核查也不愿裁军，而苏联人则大声嚷嚷要普遍裁军却又拒绝有效的核查方式。而事实上它们这种态度的对立符合了利益的逻辑，完全可以被理解：苏联人担心核查，是因为他们能从保密的氛围中得到好处；而不那么能够或更不愿意去隐藏自己的行为的美国人，则不打算在没有信息交换的情况下进行裁军。

因此，就物质层面而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义十分有限。它没有禁止一切核试验，没有让军备质量竞赛停止，也无法让第一个国际核查机制得到实践的检验。然而，在世人眼中，它并没有因此缺少象征意义：它证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危险时能够团结起来，而且这种团结比它们与各自盟友之间的团结关系还更加强有力。

正如我们所见，美国观点的出发点在于，那场让人难以想象的战争，那场没人愿意开打的战争，其爆发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其难以想象和无人愿打而减少分毫。要么因为技术事故（一个核弹意外爆炸，而敌人又错误理解了这次爆炸），要么因为管理上的意外（指挥链断裂），要么因为政治意外（两个超级大国都受到诺言约束，没有一方能够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让步），又或者由于心理原因（误解对方意图），两个超级大国都可能被卷入它们为之准备、用之威胁但又热忱希望避免的那场战争。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哲学观，他们也会像总是倾向于用技术思考政治问题的美国人一样为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担忧吗？如果这场原子破坏是事故的结果，而不是深层的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因为山穷水尽的资本主义走投无路想以发动一场末日大灾难来徒劳反抗的话，苏维埃学说赋予历史的理性又如何能保持得住呢？

不管怎么说，从1955～1963年，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相信能够从人类对热核战争的恐惧中获取政治利益。当赫鲁晓夫摆开弹道导弹虚张声势地威胁美国不要攻击古巴时（即便他知道，如果太过强硬，他就必须私下去减小这件事情的影响），他所炫耀的物质优势或道德优势是他实际上并不拥有的。事实上，苏联根本无法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任何实地援助。摆在苏联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全球范围内找其他点展开有限行动，要么诉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见真章那一刻到来之时，即在1962年10月到11月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选择了拆除发射架。他们放弃了在佛罗里达海岸对面建立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基地的想法。

这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第一次针锋相对，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针锋相对，这次对决似乎让莫斯科的领导人转变了思想，听取了美国学说。从此以后，苏联认为，美国总统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有甘心冒上最极端风险的决心，赫鲁晓夫及他的后续者都公开表明会去保障世界的安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订条约或无论如何都要以弹道导弹要挟，这些都不再可能发生了。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到1962年古巴危机，其间的苏联似乎对自己在能动力和手段上所具有的优势很有信心，这使得它在外交上咄咄逼人。而到了1966年，国际氛围已经与五年前完全不同了。

尽管理查森 [93] 进行了研究，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军备竞赛是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直接原因。1914年，欧洲国家没有因为国防预算或国防预算在经济中所占的重大分量而不去进行武装战斗。预算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弥漫着一种认为联盟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总有一天它们会兵戎相见的情绪。更何况，当时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对抗成了英国与法俄同盟关系拉近的原因，这使得各个阵营更加固化，而阵营的固化就算得上是促成1914年冲突爆发的原因之一了。而且，今天这种就质量进行的军备竞赛与昔日那种就数量进行的军备竞赛存在本质差异。目前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军备竞赛在昨天、今天以及明天分别导致了或将会导致怎样的担忧呢？

有些人害怕，在额外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后，两个超级大国最终又回到原点，即每一方都具备给对方带来恐怖打击的能力，但又都逃不掉敌人的反击，即便这个敌人已经丧失过半的战斗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从经济层面上看可以说是十分糟糕，不过从政治层面上看它并不危险，因为它没有动摇恐怖平衡。耗费数十亿美元制造在未来数年后会进入废铁堆的武器，客观而言，我们也承认这种做法十分荒谬。就像所有人一样，我们也对没有把这数十亿美元用来造就其他人类伟业或不朽建筑感到遗憾。然而，对于两个集团中的发达国家而言，军备预算也许会延缓但不会损害它们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相互对抗而遭受的痛苦要比美国和苏联因为对抗而遭受的痛苦大。美苏之间的对抗远远没有到让它们的国防预算把两个国家压垮的地步。

比起军备竞赛的经济后果来，大多数观察家曾经，或现在依旧惧怕的是军备竞赛引起的心理后果。军备竞赛会不会维持甚至加重国际上猜忌与担忧的氛围呢？未来的某一天，人们会不会说：“与其天天担惊受怕，还不如来一个尽管恐怖却一次性的了结。”

实际上，这些担忧在最近这几年已经有所淡化。公共舆论，甚至专家观点都倾向于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1966年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恐怖平衡在热核武器的高水平上获得了稳定。人们哀悼有限战争，人们废除有限战争，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超级大国会明智行事，相信它们坚决不会开展致命的死战，相信它们会以灵活的方式与学说相契合。核武器是最后的救济手段：超级大国只会在关系到它们生死攸关的利益时才动用。此外，每一方也都让人觉得它不会染指那些对另一方而言生死攸关的利益。

这说明了世界舆论为什么会在1966年有着越南战争的情形下没有出现多少惶恐不安。从军事上说，两极局势继续保持，两个超级大国可以说已经习惯了彼此，它们以行动证明了它们的谨慎。苏联满足于自己洲际导弹的数量，而且它也知道美国拥有比它更多的同类型导弹。西方国家也没有从根本上增强它们在欧洲的传统军力。尽管没有发表官方声明，但美国领导人几乎不再将重心放在第一次核打击能力和打击敌方反击力量的战略效率上了。最后，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一个超级大国部署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或大规模的被动防御体系。

这个在继1958～1962年担忧阶段后的安全阶段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不过下面这两种情况很可能对此起了决定作用。军备竞赛会在未来重新开启吗？核俱乐部的扩大会不会刺激两个超级大国去做额外的努力，以便重新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以及它们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导致新一轮的担忧的散播？

美国国务卿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采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希望部署一个针对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的建议。他说，面对像苏联这种国家的强大攻击，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那些防御部署在实际中的效率都很低下。由于攻击方可以增加导弹数量，而防御方没有足够的反导弹导弹来增补，因此攻击方有手段让防御方的这类防御“饱和”。这就像是一个新版本的炮弹和装甲的斗争，在其中，获胜的一方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经济原因。

这与对付小力量——比如中国将在未来十余年中拥有的力量——时进行的防御完全不同。因此，目前美国关于防御的讨论，涉及的是如何对付中国的核力量而不是苏联的核力量。但是，无论美国针对导弹部署的防御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苏联都不会让自己在这个方面落后于人（甚至它可能已经领先了）。军备质量竞赛的逻辑实际上要求超级大国通过增强它们的攻击力量、防御力量或忍耐力将自己的优势尽可能维持到最久，直到中等规模的国家在落后数年之后逐渐获得了以前被超级大国垄断的那些武器。

尽管目前气氛轻松，两个超级大国还是很难接受让自己处于任何劣势——无论是在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上，还是在面对打击时进行报复、击退敌人和忍受攻击的能力上，它们都不愿意落后于人。苏联用数量众多的中程导弹来弥补自己在洲际导弹上的数量劣势。因此，很可能会是经济原因在促成甚或迫使苏联不得不减缓军备竞赛的进程：为了不被迅速占领，它在防御上的投入不得不占更高比例，因为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要小。

加入核俱乐部的国家在涉及被动防御时都有所保留，这些国家的此种态度就像是在象征性地说明，声称理性却不限制其发展的技术其实是不理性的。人们可以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减少越过国境的敌方轰炸机的比例，因为它们有能力越过由歼击机和地空导弹编织的防御网络；但在让人们为那场被公开声明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上，在减少战祸降临时的损失以及最重要的让人们活下去这方面上，美国却连几百万美元都没有花。我承认，尽管那些提出这个观点、赞成这么做的人对此的解释被说成理性的，但国家在这方面的保留在我看来根本就无理智可言。的确，如果双方都任凭城市人口甚至农村人口处于没有保护的状态，就相当于敌我双方互换了人质，这证明它们都有维护和平的意愿。而且同样真实的还有，如果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主动实施了某个大型被动防御计划的话，行动反馈原则会导致另一个超级大国急于模仿对手，并且把重建新水平下的实力平等作为目标。然而，为什么最后这个论据——在竞赛的终点对手们会并肩而立——仅仅被认为在论证不对平民施加保护这方面具有说服力呢？要知道它也同样适用于而且有可能更加适用于论证进攻或防御武器、轰炸机或弹道导弹、空中防御或导弹防御等方面的情况。美国或者西方会比苏联更有能力把数十亿美元投在地下防护设施和食品储备上。人们说，保护平民不会有什么效率。诚然，保护平民最多也就是可以减轻灾祸的影响范围，让数百万人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然而为什么减少人口牺牲的比例就被认为没有降低越过防御网络的轰炸机或导弹的比例重要呢？人们为了降低后者的比例花费了无数金钱，而对前者却似乎毫无兴趣。

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当美国总统肯尼迪想要解决上面这个悖论时，美国舆论表现出来的是漠不关心或敌意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准备给为研发新型炸弹或飞机投资数亿美元的议案投赞成票的国会，对不过估计耗资几百万美元的被动防御议案却很迟疑。

核俱乐部的扩大，即被称为二等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力量这一事实，能够引发军备质量竞赛的新一轮增速，会刺激超级大国做出新的努力来让自己要么拥有针对导弹的防御，要么建成一个针对平民的更加稳固的保护体系。这些防御体系很可能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原子竞争和军事竞争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小型核力量会不会也因此而挑战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威慑的稳定性？挑战了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性？

我不会重述“以恐惧求和平”作为普遍理论的弱点。但是，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事情（1961～1966年）让我们对原子武器的扩散有了初步经验，而且还让我们由此了解了它的某些后果。美国理论家们曾经怀有的那些忧惧中的一些，似乎在今天已经处于半消弭的状态。

法国属于1961年加入核俱乐部的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法国本身的安全或西方的安全并没有因为法国拥有战略核力量而得到显著改善，而且苏联和美国（或者说苏维埃阵营和西方阵营）之间的恐怖平衡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出于纯粹政治上的原因，由于中苏分歧和东欧国家自主性的增强，西欧国家在1966年开始不再担忧苏联入侵，甚至都不再对苏联入侵做出担忧的样子，他们顶多就是担心越南战争会扩大，从而影响到旧大陆。尽管法国指挥部高层的官方解释继续宣称会忠实地秉承大规模报复这个已经过时的学说，但这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害怕，哪怕是他们有义务用威慑去保护的人：的确，在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会有局部的或大规模的武装攻击从东边袭来，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巴黎的执政者们在侵略面前真的会去应用他们宣称的学说。

让我们把法国这个例子所带来的影响普遍化：即便假定核扩散（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核俱乐部扩大的话）本身就是件不幸的事，根据情况的不同，它对局部均衡和普遍均衡的稳定性而言危险程度也不一。如果加入核俱乐部的那个国家，其行事并不比超级大国更缺理性，而且它还处在关系到某个超级大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的某个区域内部时，作为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脆弱的核力量，它对均衡而言不会构成什么大危险。危险很可能会发生在危机时刻或当博弈进行到生死一线之时。

法国的核力量与英国的核力量暂时一样，它们更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而不是军事工具或外交工具。不管怎么说，对于可能成为敌人的国家而言，它们的情况是这样（对它们的盟友而言，它们的核力量是外交工具）。这种情况只可能在一种情形下有所改变，即有朝一日建立了欧洲规则，并且苏联军队跨过欧盟边境，再加上美国从旧大陆撤军。

中国的情况与法国完全不同。成功引爆几颗核弹并不等于拥有了可实际操作的核力量。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对未来进行理论思考，而且我们还无法观察到，核俱乐部中这第二个秉承马列主义的国家的加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1959年莫斯科方面宣布停止履行1957年签订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原子合作协议，这是中苏关系断裂的原因还是结果？很可能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是两国辩证关系的一个阶段，这种辩证逻辑让这两个因意识形态和利益相通而成为盟友的国家之间成为大国之间的典型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又被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均怀有的那种雄心激化，这个雄心就是它们都希望自己秉持的学说是唯一体现意识形态教义真实版本的学说。无论中国想要获取核力量的愿望是否对东方集团的分裂负有重大责任，我们都不认为它比下面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更重要：苏联和美国都有坚定的决心和完全的能力去预防被称为催化（catalytique）战争的战争危险，这种战争是由一个二流国家或穷凶极恶的第三国有意或无意引发的大型战争。装备了热核武器的国家不会以1914年7～8月欧洲国家的参战方式投身一场武装斗争，当时的欧洲国家以奥匈帝国的一个大公被暗杀以及维也纳给贝尔格莱德下达的最后通牒为战端开了战。

超级大国对核扩散的反击是双重的。随着核武器拥有国数量的增加，外交领域被分割了。尽管一场发生在亚洲或非洲的危机依然会在欧洲引起反响，但世界某个点上的武装冲突会不可避免地普遍化这点却不再是事实，而且事情越来越不会按此发生。武器使用得到限制的同时，冲突也被局部化了。不论双方主张的是怎样的战略概念，它们的实践都会越来越偏向于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根据利害的重要性和侵略的严重性，对武力的使用会或多或少扩大规模，交战方会或多或少在暴力程度上有所提升。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比如说在欧洲，两种学说的分歧很可能在于观念，而不是实践。当战争涉及所有卷入冲突的国家的生死利害时，在原子武器的累积使得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向极端的升级看似几乎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大规模报复的要挟和在战争有向极端升级的危险时以灵活反应发出的要挟，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开始趋向于模糊。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战略的根本原则（唯一能让人类在未来有一线生机的原则）是，核武器是且必须是最后的手段。核武器的阴影笼罩了国际舞台；行为体们不会不知道这些武器有朝一日真的可能会被实际使用，尽管这些武器存在的目的是影响国家决策者的行为，并以此来让武器本身的军事用途不但无效而且不可能。不过，这种威慑战略只有在满足一个条件时才会继续生效：威慑不是建立在以不设限力量荒唐地威胁别人的基础上。外交领域的分割就像渐进报复学说一样，它们都防御着核扩散带来的危险——要知道核扩散肯定会给超级大国带来危险，而且它可能对所有国家都是一种危险。

超级大国不会因此而对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这件事少了敌意，个中原因很容易理解。在我完成这本书时，裁军谈判正在进行，讨论的议题是暂停核试验，时至今日谈判的目的变成了让核不扩散合法化。再一次地，这些谈判持续了数年之久，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两国在表面上对某项具体条款的分歧，到底是苏联方或美国方拒绝签字的真正原因还是它们用来拒绝的借口。

这一次条约签订的障碍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不论是美国、苏联还是英国，都不会把原子武器的一切所有权赋予自己的某个盟友或某个中立国。（中国和法国同样不会这么做。）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会去帮助其他国家制造核武器。但是，美国为了维持住大西洋联盟，尤其是为了维持住与联邦德国的同盟关系，它会想对某些合作方式予以保留（比如已经被放弃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就属一例），而在这方面苏联人则声称——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这么想——美国是在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散布甚至扩散核武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最终很有可能会被签订，就像暂停核试验的条约最终也以一个打了折扣的版本签署了一样。但是，这两个条约中无论哪一个，从大范围上看，它们不过是一种幻象。想要进行大气层发射试验的那些国家只要不去签订这个条约或废除这个条约就可以了。两个超级大国因认为大气层发射试验暂时不会对研发核武器有什么作用才签订了这个条约。于1966年开始谈判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几乎没有改变享有核武器的那些国家的举止。相反，这些国家还没有真正开始思考它们要怎么回应那些宣布放弃研制核武器，但也要求获得补偿的国家。如果印度不制造核弹了，美国准备给它怎样的保障呢？在未来，对同样这么做了的日本呢？

核俱乐部成员数量在1966年并没有达到十年前人们害怕的那么多，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有两个：其一是制造成本，其二是人们对这些武器对二流国家的效用甚至是其外交效用都有所怀疑。也许，对原子勒索的惧怕将继续消解，甚至达到让核扩散自动停止的程度。就目前来看，两个超级大国在涉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只在两点上成功达成了一致，那就是禁止自己继续做它们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做的事，以及禁止其他国家做它们已经做过的事。

四 敌人之间协议的局限性

在美国，有两个学派的观点对立：一派赞成普遍裁军，尤其是核裁军；另一派赞成“军备控制”，就刚才我们赋予这一表达的意义而言，控制并不是前一学派的人眼中的那种全面或普遍裁军，它有时更像是维持军备而不是消除或削减军备。

前面几节的内容主要受到了第二个学派观点的启发。因为除非赞成不计代价地单方面裁军，或者除非想象一个与我们知道的国际体系有根本差异的另一个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国家和平共处，没有武器也没有冲突），否则“军备控制”学派的那些观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我认为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实际上，这些观点可以被归纳成下面这些主张。裁军或削减军备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在不减少最终没有避过的战争时期的取胜可能性的情况下降低战争风险的一种手段。既然这种说法对双方阵营或两个超级大国而言都是事实，那么，限制军备的协议就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被签署，那就是它不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不能给双方中的某一方带来特别显著的好处。而且，又因为至少在较近的未来，武器消失进而导致无法进行战争并由此获得和平，这样的前景依然无法想象，所以削减或限制军备的协议还不应该减弱人们对热核战争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暂时还有助于保持没有战争的状态。最后，这些有可能被签署的协议，还应该从本质上与国家单方面采取的旨在减少由意外或误解造成的战争风险的那些决策——国家不会因为这些决策被剥夺以武力或威胁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威慑敌人的能力——没有差异。

在我看来，“军备控制”学派的论证——就削减、限制或核查军备达成的那些协议，不过是整个军备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整体局势中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就责任政治的需要而言，无可辩驳。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另一个学派的论证有道理，因为“军备控制”迄今为止的确还没有能力促成任何裁军的实践。

1961年，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失败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美国坚持的最低程度的核查超过了苏联的接受限度。五年之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了，但又没有把无法用远程仪器测知的地下试验包括在内。1966年，谈判的目标变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超级大国承诺不做它们无论怎么说也没有理由做的事。它们签署这个条约主要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在获得核武器方面的困难。即便核不扩散学说能够成立，它也怎么看都像是超级大国的工具，是超级大国用来维持近似垄断地位的一种手段。

两个超级大国在关闭核俱乐部大门上达成了一致，在以避免核战争为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它们能否做到以一个正式条约公开地就军事均衡的模式达成一致呢？美国的分析家们在这个课题上做了很多研究和方案。在没有达成任何裁军条约或限制军备条约的情况下，“缓和”业已出现。

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放弃制造这些它们无意使用的核武器。对它们而言，含蓄地达成一致比公开说出它们的良好意愿更容易。在它们之间，那些心照不宣的事一旦被说了出来，在实行上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相互威慑这个问题。威慑的目的是在不给予任何一方任何优势——就现有形势而言——的情况下，打消彼此的疑虑。有一个假设经常不被明说，那就是双方阵营都对消除担忧情绪感兴趣，双方都对因为意外、先发制人或误会而造成的战争风险抱有足够严肃的态度，这使得它们因为害怕冲突升级而在不同情形下放弃了本来可以为自己谋取的好处。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完全没有被验证。昔日（1960年），是苏联因为害怕而相信自己最终会输；今天（1966年），也许是美国会为了自己无法再保持核优势而惋惜，正是这种优势让它能够运用冲突升级的风险来为自己谋利益。

让我们姑且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一致赞成稳定的威慑比不稳定的威慑更可取。每一方都知道对方拥有一个脆弱的热核装置，每一方都知道对方的装置瞄准的是城市，而不是己方的攻击力量，所以，对方并不比自己有更多的侵略意图。也许，这种情形从某个角度上讲是现实存在的，但为了保证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且不会改变，就必须建立一套复杂细致的核查机制，而这意味着新一轮无止境的谈判。

比起停止核试验来，停止军备质量竞赛更难设想、更难磋商、更难保障。对外层空间的探索毋庸置疑会在军事领域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可能性。已知的便有U-2侦察机——或者说能够在相当高的海拔飞行的侦察仪器——的工作已经被卫星接管。卫星的其他用途也可以想象或是将会变得可以想象。为了巩固今日技术形式下的相互威慑，空间领域的合作协议或禁止将空间用作军事用途的协议必不可少。但这样的协议，在今天还没有可能达成。等到有可能的那天，一切又太晚了。

让我们假定，我们想要通过限制双方可以使用的弹道导弹数量来稳定威慑。我很佩服那些一本正经研究最佳数量是300枚、500枚还是1000枚的美国专家。他们在理论上争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那些坚持裁军的人不得不承认最大限度的安全并不一定代表拥有最小数量的武器。然而，除了这点教益外，这些争论不过都是智力游戏罢了，它们和任何谈判都没有什么可被设想的关系。的确，关心能否摧毁敌方反击手段的侵略国，必须确保自己在数量上具有可观的优势（至少是三比一的优势，甚至更多）。如果两个超级大国被准许拥有的弹道导弹数量过少，那么很小程度的欺骗行为就足以危及均衡。相反，如果两个超级大国根据条约规定可以拥有500枚导弹，那么只有很大规模的欺骗行为，即至少需要私下隐瞒1000枚导弹的存在，才有可能决定性地削弱敌方的热核反击装置。然而，那些想象美国和苏联的谈判代表会一本正经地讨论每个超级大国是应该拥有200枚、300枚还是500枚导弹，每个超级大国是否应该承诺不去为自己的人民建地下掩体或不将热核导弹安置在卫星上的人，无论他们的论述多么精妙，都将像那些热衷于不计条件和代价裁军的人一样，因为过于天真而以失败告终。

谁知道几年以后美国和苏联会拥有多少弹道导弹？谁知道它们的发射架会被安置在何处？如果核查的目的是保证裁军，那么它仍旧可行，但如果其目的只是简单地维持一种在国家决策者眼中很可能已经存在的均衡局面，那这些努力似乎过度了，而且还很可笑。在把双方对对方威慑工具的了解与己方的保密工作（至少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一方而言，保密是保证自己坚不可摧的一个因素）相结合这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很可能是可以逾越的）。

简而言之，我认为对于一个由核查机制保障的协定，任何影响相互威慑平衡的因素都无望成为它的谈判目标；核查实验室以阻止改良现有武器（让既定重量下的炸弹爆炸威力更大，制作成本更低）或研发新型武器（中子弹、化学武器或细菌武器），核查领土以确定发射架的位置，即便这些核查在物理上和技术上可行，它们也不可能为苏联接受，而且它们还违背了利益均等或不利均等的原则。失去秘密对苏联而言可谓损失惨重，对美国而言却几乎不算损失。

如果尝试换个方向，比如制订一个普遍性计划，把所有武器都包含在内，而且把直到所谓的最后一步（与国家内部安全所需相匹配的最小军备）的所有步骤都依次规定好，这么做会不会让我们更有可能取得成果？从理论上说，比起分开分析的方法，综合性方法具有一个好处：利害的大小——如果国家决策者的确期望裁军的话——不会配不上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牺牲。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两个超级大国似乎都还没有认真对待过有关普遍裁军的谈判。这些谈判不过是宣传战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只是一个次要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想说服公共舆论相信另一方才是造成军备竞赛的罪魁祸首。当然，某些不具持久性的偶然原因也可能引出怀疑。只要苏联及其盟友在欧洲具有或被认为具有常规武器上的实在优势，欧洲的均衡就要求欧洲国家有诉诸战术原子武器的可能，甚至有动用美国的核军备优势的可能。不过，苏联在常规武器上所具的优势相对旧大陆而言，既不是所向无敌的也不是必然存在的。同样，美国在洲际导弹上的优势也并非最终定局。但下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它会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来：怎样才能在维持多种平衡的同时——不但有地理上的平衡，还有不同武器之间的平衡——做到限制或削减某种武器的军备呢？

让我们假定苏联已经将自己的军队削减到一定水平，从而建立起经典的力量均衡。当有朝一日谈判目标变得宏伟之时——一个有步骤的全面裁军计划——那些在达成部分协议谈判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会奇迹般地被自动克服吗？这就是赫鲁晓夫一再想表达的意思，大意是说，如果有朝一日西方国家接受了全面裁军的原则，那么他就会同意接受任何方式的核查——在一个武装世界里，核查几乎等同于间谍活动。那么，是什么让西方国家没有以同样的声明回敬苏联，从而宣布接受全面裁军呢？

原因首先在于，西方的宣传风格有异于苏联的宣传风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对“弥天大谎”或显然无法实践的主张都十分反感。尽管他们多次暴露出与苏联人一样自欺欺人，他们也在自己的计划里添加了某些对方阵营无法接受的条款，但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实行全面裁军原则，就不会做签署的决定。西方人认为，他们从苏联要求西方认可全面裁军原则的执意坚持中，识破了对方的意图，苏联根本不在意这个原则本身，他们关心的只有宣传。

换言之，迄今从细节上来说还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看来从大致上说并非完全不可能。至于每个步骤，这需要确定具体要以什么样的核查方法来促成削减或限制军备，来保证整体力量均衡得到维持，将威慑平衡予以保留。为了核实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执行情况而被预想的那个核查机制让人觉得，它会结合空中观察（为了确定发射台的位置），对工厂、实验室、军营的地面核查，更不必说对舰只和潜艇的核查了。说实话——我不得不这么说——美国学者们就“对军备的控制、削减或限制”这一课题做的那些重要研究使我相信（这有悖于他们本身的意图），任何极端的条约都是不可能达成的。对于这个让人觉得悲观的结论，我还想补充三点保留意见。

一些削减军备的措施是可以单方面决定实行的。比如，我们可以想见，两个超级大国中的某一方，如果有朝一日坚决想要减少自己积累起来的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储备，它就有可能把这些武器中一部分逐年或逐月转交给一个国际机构，条件是它的对手也这么做。起初存量上的不对等不会妨碍“单边决策辩证逻辑”下的裁军。双方都会保留——而且它们不会对自己的这种保留有所隐瞒——足够多的武器存量来保障自己依然具有实在的反击能力，即自己依然不会任凭对手摆布。

我不认为这种可以与军备竞赛相提并论的裁军逻辑——尽管它与军备竞赛的方向相反——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实际应用，我也不认为它会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不过目前的局势包括两个交互关系的结合，一个是战备的交互关系，另一个是裁军的交互关系（这也是我想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第一个交互关系主要发生在实验室中，第二个交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建造掩体上，它们共同决定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费预算。

如果我们同意把军备控制定义为双方为了预防热核战争、避免局部冲突向极端升级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那么所有国家都在身体力行“军备控制”，它们就像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 [94] 那样误打误撞上了。因为西方的战略-外交与苏联的战略-外交都是为了不打热战，不输冷战，不让局部战争扩大。既然战略-外交的目的如此，那么军备政策就不仅取决于想要预防热核战争这一意愿，或取决于想在己方存活的情况下赢得这场战争的意愿，还取决于想要减小暴力规模这种更为复杂的意愿，也就是根据不同情况，想要以热核反击威慑来阻止一切对武力的使用，以及以威慑来防止任何战争扩大的那种意愿。

关于控制军备的大量思考都与西方国家之间围绕什么才是最好的军备政策进行的争论分不开。比如，军备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局部化和有限化，它也是减少暴力的一个实践。然而，这个意图只有在拥有足够数量的常规武器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敌人相信。换言之，双方都是通过常规武器和热核武器之间的开支分配——分配方案由而且必须由单方面决定——而对局部冲突爆发的概率或对局部冲突的限制施加影响的。

诚然，仅仅通过单方面控制军备而不达成任何谈判协定，是无法实现所有军备控制的目标的。但在尽可能地减少技术意外、人为错误、先发制人或误会引起的战争风险的情况下，与互动行为逻辑相结合的单边措施会比任何谈判开启的前景都更广阔。专家们的工作是选择军备体系，是在让热核机制不会因非人为意图或设备给出让人误读的指示而导致武器启动这一前提下，将核弹爆炸的风险降到最低。国家决策者的工作则是提前思考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打消彼此对对方意图的疑虑，怎么做到危机时期仍然保持双方的交流，甚至还要考虑如何在一场使用了热核武器的战争中让双方依然有机会在耗尽武器储备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正如美国人反复告诉我们的一样，即便把考虑推进到设想为了拯救一部分人而不得不投降的情形，也都算理智。但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在理性方面过于钻牛角尖就会与天真无异。有限化冲突需要一种对冲突扩大化的恐惧：一方打消了另一方对自己意图的疑虑，这又一定会伴随着其他危险的产生。提前知道负责指挥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国家决策者们将会怎样避免陷入疯狂屠杀，又如何做到对那些威力难测的武器仅有限使用，这的确很有用，但很可能无法办到。

最后——这是第三个保留意见——军备控制只包含很少削减军备的内容或完全没有达成任何削减军备的条约，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并非已为定数。核查方面遇到的那些巨大技术困难，并非一定无法克服或注定无法解决。核查永远无法提供一个就欺瞒和战争而言的绝对安全，不过，军备政策同样无法提供。这里，决策一如既往地对等于风险比较。就目前来看，比起恐怖平衡对现有和平带来的危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更害怕裁军和核查背后的风险。他们之所以如此评估风险，其动机多种多样，但在我看来，这些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下面这个简单的主张：苏联人对核查间谍活动十分反感，美国人极端怀疑苏联人及其意图。尽管存在着专家们的大量警告，但双方都不是很担忧热核战争会爆发。不论怎么说，对热核战争的担忧是模糊的、长期的，近在眼前的对核查或欺瞒的担忧更能抓住人心。

也许，只有发生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才能逆转华盛顿和莫斯科领导人心中的危险等级和风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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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赛是政治冲突的原因，还是政治冲突是军备竞赛的原因？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个经典问题没有非此即彼的绝对答案。军备竞赛是通过武力寻求安全的结果，它象征着和平时期的敌对辩证逻辑，它是一种以不好战为形式向极端的升级。因此，在某些情势下，军备竞赛很可疑，它很可能会加剧作为它自身源头的那种对抗，增加对立双方的不安全感。双方之所以都在武装自己，是因为对方在武装自己，没有哪一方能独自叫停这一进程：对那些拒绝设身处地以行为体自身逻辑来看待它们自身行为的人而言，这种情形似乎很荒谬，然而，它却很可能真正被造就出来，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出现，不是由于它们彼此的猜忌，而是由于对方拥有核武器这个事实；不是由于它们彼此对对方的意图，而是由于彼此知道对方的毁灭手段。这可能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前局势。

那些坚持“裁军”或“军备控制”的人未必一定会赞同灾祸的唯一源头或主要源头就是热核武器。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这些武器没有消除战祸，就把前所未有的灾难特征赋予热核武器。另一些人则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在立场上、权力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不能构成开始一场热战的正当理由，美国和苏联互相憎恨的原因主要是双方都有对方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这种想法；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既不认为武器是暴力冲突的源头，也不认为它是敌对激情的源头，但他们觉得武器的完善构成了战争的一个附加且独立的原因，作为武器发展的结果，热核战争就恐怖方面而言超越了人类在数千年历史中彼此施加的所有伤害。

这三种看法都至少包含了部分的真理。即便假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会增加战争的风险，它也显然增加了战争的成本，它给冲突带来了一个新面向，给激情带来了更多的尖锐和激烈，也许它还生成了某些战争爆发的新风险（误解、事故等）。不确定性也与数量有关：战争引发的担忧是否与武器和革新带来的危险不但持平而且还超过了后者呢？

不论危险的程度如何，我都看不出目前的人类有摆脱这种危险的可能。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承诺不使用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进行主动出击：对西方来说，做这样的承诺需要在重新装备常规武器上再做努力，而西方国家是不会这么做的——尽管在我看来它们的这种拒绝态度极有可能是错的。

两个超级大国没有表现得好像危险不存在。相反，它们的部分行为就像是听从了那些“军备控制”拥护者的言论，它们都在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同时削减暴力的规模，防止冲突的扩大，在不得不使用武力时仅仅使用常规武器，在危机时期彼此消除对方对自己和平意图的疑心。但是，所有这些协议——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都是心照不宣的，这些措施都是单方面采取的，而且它们也无法终结被大多数专家看作目前全球对抗中最严重的那个方面：武器的质量竞赛。

我没有低估军备质量竞赛的严重性，它既悲剧又荒谬。不过我想问的是：除了人心和国家本性发生革命性的巨变外，还有什么奇迹般的原因能让宇宙空间不会被用作军事用途？美国和苏联怎么可能接受放弃它们拟好的空间计划，除了共同拥有的卫星外不再去拥有其他新的卫星？为什么超级大国要去拒绝把百万吨级的炸弹升级成千万吨级的炸弹 [95] ？为什么它们要去拒绝研发氢弹（其爆炸物不是由裂变炸弹构成的，而且它能在不摧毁建筑物的情况下杀死人）？

诚然，如果相互威慑平衡已经在拥有一定已知数量的导弹的情况下获得稳定，两个超级大国也就获得了安全感。威慑平衡就不配被称为恐怖平衡了。既然美国甚至不能说服自己的盟友放弃追求热核武器，那么恐怖平衡一直没能成为超级大国之间正式协议的目标议题，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技术进步也许会实实在在地让相互威慑稳定下来。这种稳定是不能指望外交官来实现的。

第二十二章 寻求战略（二）：活着就是征服

西方的目的不仅在于避免热核战争，而且要赢得胜利或不被打败。如果其唯一的目标就是避免热核战争，那么妥协可能是理性的决定，是实现目标的最好机会。尽管赫鲁晓夫倚仗着热核弹头和弹道导弹进行恐吓威胁，可西方并不妥协，因为斗争的利害关系值得西方涉险抵抗。

将上述观点运用到一个具体情况中，看上去也许自相矛盾，甚至是荒谬的。为了200万柏林人的自由而冒险发动热核战争是否值得？实际上，任何具体的利害关系都不能与“输掉的赌注”或“虚张声势的大赌注”相提并论。可是，一旦我们同意对一切做出让步，每一个具体的利害关系就超出了其自身的意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关乎整体的命运。这不仅仅关系到200万柏林人的命运，而且可以说关乎联邦德国的选择（在苏联庇护下的统一和有2/3受惠者的自由之间），进而是整个西欧的命运，归根结底是西方自身及其所代表的世界的命运。

然而，怀疑论者或犬儒主义者会反驳道，保障“西方的永福”真的值得以上千万人的牺牲为代价吗？这种反对并不合乎情理。当然，如果爆发热核战争，西方也无法得救。在防御战略年代，人们或许能通过战争来拯救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而在威慑战略年代，人们无法通过战争来拯救国家或文明，也无法通过妥协来实现。因此，问题在于让我们以及其他人相信，我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可能会随着西方政体和文明而式微，这些价值观也为我们给数千万人制造的危险辩护，而妥协可能会暂时地规避这种危险。

一 利害关系

要证明在其他时期看似明显的事情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合乎情理，这并不容易。困难不只源于热核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还源于众多的天主教会显要人物，源于他们的诸如正义之战的传统观念今后将不再适用的声明。因为“无辜”民众的统治者犯下侵略罪行，便“用原子武器摧毁”这些无辜的男男女女和孩子，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嘲讽。（政治的）公正事业不允许使用如此恐怖的手段。再一次，西方针对此类反对意见的唯一答复是，不能让自己深陷不得已主动诉诸此类武器的境地。我们提出的问题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挽救什么来为牺牲和危险辩护？

某些人立刻反驳说，提出该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供认。如果连“冷战的十字军战士”也终于表露其疑虑并公开诘问自己，这难道不是式微文明不再自信的无数迹象中的又一指征么？而我认为，我们提出该问题这一事实的意义完全相反。仅一枚热核炸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比德国炮弹、炸弹和子弹在几年战争中杀戮的法国人还要多，在这样的时代里，也只有狂热分子和野蛮人才能对战争的正当性不闻不问。面对热核战争的危险，却不会时不时思忖“是否存在唯一的事业能与其危险相称”，凡是这样的人都不配称为人类。

我们坦率地自省，铁幕另一边的人却可能没有自问的权利，这种对比是我们当前的话题“西方的防御与例证”的最好引言。在第十八章中，我尽可能中立地分析了敌对的伙伴。我并不是以一位参与其中的西方人的身份来写作，再者，我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来书写，既不采取批判美国的欧洲人立场——他们自知仍然与美国休戚与共，也不采取印度人的态度——他们更倾向于西方而非苏联但更惧怕苏联而非美国。此外，我也不奉行各种不结盟国家纷繁多样的立场。实际上，我以“纯粹的旁观者”自居，理解和判断全部立场构成的整体，这一抱负得以精心掩饰，因而更加宏大。可是，我确实不是这位“纯粹的旁观者”，归根结底，“纯粹的旁观者”遗漏了部分要点，遗漏了人和国家赋予其存在的意义。

只要我们比较铁幕两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就最容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最有必要注意到它们的利弊：一面是集中计划，另一面是国家干预调节市场；一面是垄断性的意识形态政党，另一面则是基于宪法的多党派竞争。我个人认为，即便在社会学层面，就双方宣称追求的价值而言，西方体制总体上优于苏联体制，后者的优越性主要与权力相关（保持高投资率以及集中投资某些关键部门的能力等）。然而，我也要承认我个人的偏见或嗜好会影响对偏好的判断。总之，我承认总体上或理论上更加可取的某种政体未必总是此时此地的。或许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更为可取的体制并非我们比较两种理想体制所得出的那个。当缺少企业家和信贷机制，而只有国家及其官僚才能推进工业化时，垄断性的意识形态政党的体制可能是完成历史必然任务最不蹩脚的手段。

然而，这种思考方式，即使用于经济体制之中，也会引起些许担忧（不管怎么说，人的生活同时也是经济主体的生活，而生活正是由体制决定的），而应用于政治体制中时，则忽视了现象的本质方面。当然，一党制和多党制能够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被视为民主合法性的两种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阐释，还可以被视为执行相同职能的两种方法，我们可以在这些基础上来对两种体制进行分析和理解。既然权威源自人民，那就要么由人民在候选人中推选领导人，可能的选择的多元化将是自由的证明；要么人民以欢呼投票的方式认可某一政党的权力，这个政党明白、诠释并且实现大众的真正意志（或是一个阶级的意志，其意志具有历史绝对性）。在这两种理想的情况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保持交流对话；在这两种情况下，被统治者都感到他们在服从自己的代表，统治阶级也都意识到他们身份的合法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阶级都是从一个政党或多个政党中招募产生的。

更进一步来说，理论上，两种体制都不能保障执政者与百姓间的对话交流，二者都不能彻底地阻止沟通的断裂、少数人的专制、享有特殊威信领导人的无限权力，以及人民与权力的相互异化。人民的参与度若低于某一下限，那么，即便是真正自由的选举也会巩固寡头政治。人民和寡头政党间的敌对若超过某一界限，那么民主的想象将荡然无存。

以公平之名将民主合法性现有的两种方式置于同一层面，这一做法并没有否认我们赞同或反对某些政治制度的理由。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不过是生活方式本身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然而，这两种政体作为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它们并没有分布在由少至多的梯度上，而是处于相反的两端。

两个阵营所倚仗的民主合法性不能也不该在所有集体中靠同样的制度来实现，而只有当制度具备合宪性、代表制或个人自由中的某一种观念时，才能公道地宣告其合法性。执政者的选举和行事要循规蹈矩——并非任何人都能掌权，掌权人也不能为所欲为——民众感到执政者是他们的代表，执政者也谋求成为民众的代表，而且每位公民都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和思考。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观念构成了民主的合法性，在理想的民主中，三者互为补充，而在任何一种现实民主中，三者是相互分离的。如果三者均未能大致实现，那么声称民主的政体就是欺骗。故意欺骗也好，无心欺骗也罢，骗局仍然存在。

苏联式的一党制，在其发源国仍然不是符合宪法的，它并没有首脑死亡情况下的权力交接机制。大清洗时期颁布的宪法确保尊重知识和个人的一切自由，而实际发生的事情与宪法的规定间并无明显的关系。时至今日，苏联主席团的成员也基本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后者只是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代表党员。我并非意指党员反对中央委员会，我感觉不到他们间的交流：我只是想说，目前党的领袖选择了被视为代表百万党员的那些人，而不是百万党员选择他们的代表。总之，苏联人被剥夺了各种具体的自由——出国旅行、任意收听外国广播、自发地创作或绘画。从前相对开明的独裁者的臣民所享有的自由，而今被“解放”的无产阶级却无法享有。

将所谓的人民民主政体称为民主的，就是滥用词语，或姑且更为谨慎地说，就是承认同样的词在东西方的意义是不同的。然而果真如此吗？1956年，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惊人地表示，他们仍赋予“部落这个词纯粹的意义”。事实上，苏联人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无论是正式地还是秘密地，都没有将我们所谓的不自由视为自由。

苏联式政体首先用“为了人民”，甚至是“由人民”的套语来为自己开脱。党的绝对权力，或者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并非被描述成正统的民主表达方式，而是被说成历史的必然。在异质的阶级社会和同质的未来社会之间 [96] ，政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同样，继承或决策的非合宪性，以及代表的非选择性都不能作为最高合法性或最高意愿的代表而被颂扬。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一致欢呼通过或党的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就是罪恶向美德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好的证明。人们是否会认为这是对宣传或是资产阶级所做的妥协？可是，这些妥协，如果它是宪法或选举的目标所在，就再次证实了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的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所赋予民主合法性的意义。苏联人与美国人一样，并没有将党的至高权力等同于自由：对警察的恐惧是恐怖政策而非人道主义的实现。正如日丹诺夫（Jdanov）强制推行的主义，是专制而非自由。

在我看来，积极分子和领袖信奉的这套虚幻体系的真实理论正是历史理论。如果苏联拒绝并废止了资产阶级的多元政党和自由选举，并不是因为它将一党制和权力伪造的选举视为比民主本身更高的形式。可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西方党派的多元化掩盖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专政，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打破这一专政，开辟一条没有阶级的社会的道路。

然而，这些对西方的断然谴责和对自身的含糊辩解所依据的历史哲学是错误的。因为苏联人的哲学与事实不符，他们终于逐步地建立了一个特别的虚幻体系。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点，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是计划经济；党的权力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权力；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失，一切异化也随之消亡；一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便不再有阶级之分，也不会有国家意识：这些正是构成意识形态框架的主要命题。然而，我认为这些命题大体上站不住脚。党并非无产阶级的；废除私有制并不会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不论经济组织多么富有成效，都不能消融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秩序。

我可以想象怀疑论者的暗笑和“左派知识分子”的蔑视，左派知识分子自诩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坚信苏联集团承载着人类的希望。为了加重我的罪行，我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那些倚仗启蒙运动的传统、自称“人道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或保留对苏联的同情，或拒绝区别两个巨人（或野蛮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感染了堕落的道德观念。在本质上，在极权社会与自由社会之间，一个人若没有依附新的信仰而选择前者，或是只觉察到二者间的细微差异，便是对基本的价值观视而不见。

希望大家能好好体会我的意思。西方社会并非十全十美，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及苏联社会，特别是当我们将美国与苏联进行比较时，也许美国在实行种族平等原则上较之苏联有更大的困难。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可能某个观察家对大西洋彼岸的广播电台的厌恶甚于对铁幕背后的政治性电台的厌恶。然而，批判美国文明是这一文明自身不可或缺的部分——苏联文明则不是如此——况且，美国并未靠辩证的手腕将政体的负面转换为正面。人们对垄断者（或大企业）所持有的权力份额议论纷纷。但是，任何一位美国理论家都不会认为垄断者的权力越大，民主发展就越充分。在苏联方面，这种价值的倒置才是政体之基，因为其政党等同于阶级，党的领导等同于自由的实现。鉴于此，把党（或是作为党的化身的几个人或某个人）奉若神明符合心理和逻辑的需要。应当美化政党，这样个人在服从政党时感觉是在服从最高理性。马克思和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使命托付给无产阶级，倘若历史没有将这一使命移交给党，为何只有党的专政才能解放无产阶级？可是，党一旦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就能够将其意志立法。社会人是完整的人，而党是社会人的主宰和拥有者。一个自诩造就人的全体性政权是“极权主义”，其专制本性绝非偶然，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哲学之上。

我还明白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会用历史先例来反驳我。法国大革命在某些时候，或者它的某些表征也是“极权的”。同样，它也与教会做斗争，因为它源于宗教启示（就“宗教”一词的宽泛意思而言）。天主教会也批评大革命与传统的教义格格不入。大革命会像一切历史运动那样丧失影响。它最终产生的制度——权力平等、个人自由、普世公民、代议制政府——不仅未与天主教教条背道而驰，而且表现出与天主教的启示相吻合（至少与这一启示的某些倾向相符）。为何这次的苏联革命就有所不同呢？苏联革命最终将产生的某些制度——计划经济、加速工业化、个人的社会权利——对我们时代的所有政体都有一些借鉴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逐渐被废弃不用。苏联人将抱着冷漠的态度向卡尔·马克思的雕塑致敬，正如失去信仰的天主教徒在步入教堂时，仍然会画十字一样。

这种思维方式已成为，或者说差不多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界的准则。这种思维方式在于从今起，站在那些将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作为往事来评判的人的角度来思考。这种思维方式掺杂了某种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贬低了一个历史运动的深层意图，而且认为只有从这种运动中产生的制度才是实实在在的。换言之，它建议我们无须认真对待苏联的体制，因为它不过是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颜面”，而且在我们后辈的时代终会消失殆尽。

极权主义信仰或意愿终将衰竭，我们不情愿否认这一点，尤其当我们认为极权政体违背了人性的永恒驱动力时。然而，我们不会就此得出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教条主义，以及创造完整的人和全新的人的追求不过是上层建筑或空想。苏联社会是由一套制度及其缔造者形而上学的意图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许，某些制度脱离了促进和歪曲的意图依然能幸存。但目前，我们还不能认为这种分离已经实现。我们的职责是与我们谴责的事物做斗争，而非提前僭取纯粹旁观者的特权，就像我们不久的将来已成为我们遥远的过去。应当由我而非我的子孙后辈来慎重考虑。倘若我的后辈们并不认为极权威胁事态严重，也许我应当消除威胁，以此来帮助他们实现超脱。然而，祈求未来的超脱，实际上就是为怯懦或无动于衷寻找托词。

二 目标

然而，反对我的人，即我自己，能够无视经验教训吗？现如今，有多少史学家能够赞同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手足相残的疯狂？或者甚至是赞同父辈们在离我们更近的1914～1918年同德国人的战争？有多少史学家颂扬罗马帝国的美德，却不顾征服者所使用的手段？那些被征服的人在经历几代和平之后，是不是还不能接受他们的命运，甚至在几个世纪的野蛮时期，仍保留着对消逝帝国的眷恋之情？在同一个文明圈的内部，亲缘集体间的殊死之战或征战：旁观者在回顾过去时所做出的判断与行为主体激情相结合的例子几乎不存在。为什么我们的战争有所不同？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考虑这些？

实际上，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并且充分意识到我们战争的对象，意识到我们为何而战。我们在分析当前局势时，常常注意到不对称的现象。西方并没有剥夺那些公然支持敌方阵营的人的法律权利。除了个别例外，西方并没有受敌对逻辑的影响，一味效仿其敌人，它几乎没有强行限制公民的自由，而这些限制在苏联政体看来是正常且不可或缺的。西方有多个发声渠道，而苏联只有一个。在面临国际危机时，西方各国都会表示它们的不安与迟疑；苏联常常使用多种说法，威胁与承诺并用：所有的手段都靠单一的意志来协调。

在最高层面上，这种不对称表现在战争目标和战略目标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苏联集团领导人的思维仍然不会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正如列宁和毛泽东对其所做的修正。在他们看来，两大阵营交恶不过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方面和一个片段，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美国是唯一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大国，可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表现。它既是苏联的国家敌人，也是社会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敌人。

因此，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并不等同于两位候选人的王位之争或帝国之争，这一对抗融入革命改造的过程中，在其中某一阶段，它是革命性变革的外交表现。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或是基于“活着并予他人活路”的原则所签订的持久协定，并不能结束这种对抗。和平共处只是也只能是“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暂时具有的特别模式。西方倾向于承认和平的优先地位（尽管是无意识的），但在面对冲突时，这是和平的解决办法或安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承认，在社会主义最终全面传播开之前，（有益的）冲突在所难免。西方人乐于满足不分胜负的和平：若苏联人打消摧毁西方的念头，那么西方会乐意让苏联人随心所欲地生活，西方会放弃被苏联红军“解放”或“征服”的民族，而不会感到太过内疚。然而，苏联人甚至无法想象不分胜负的和平。只要资本主义阵营依然存在，和平就无法得以保障（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得不延续，这并非人们意欲如此，而是由历史法则所决定的。如果这便是目标的不对称性，那么西方岂不是事先就输了？

这正是一个美国学派所秉持的信念。他们近期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是《美国的前进战略》 [97] ，由罗伯特·施特劳斯-于佩（Robert Strausz-Hupé）、威廉·R.金特纳（William R.Kintner）和斯蒂芬·T.波索尼（Stefan T.Possony）合著。几处引文可以表明该书作者认为西方应当制定的战略目标。“一切美国‘重大战略’的优先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保护和巩固我们的政治体制，而不是维护和平。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在全世界建立与我们体制相容的体制，但必然需要在世界上某些关键地区维系或建立与我们相容的自由体制。” [98]

既然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延续其政治体制，那么撤守防御美国的战略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一个统统“皈依”苏联政体或某个极权政体的世界里，美国不可能保存它的自由制度。

可是，美国应当满足于这一相对的胜利，即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吗？

我们面对的主要决策如下：我们应当接受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共处概念，还是应当促使共产主义最终败亡？如果我们选择第二个行动纲领，我们就必须决定，是该指望共产主义因为内部腐败或彻底的变革这类意外事件而失败，还是该多管齐下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决定，消极的观望战略是否并不会涉险延缓共产主义的衰落而加速我们的式微。而且最后，我们必须决定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战胜共产主义。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用另一种经济秩序代替它的“经济秩序”吗？抑或是，我们试图推翻某一政治体制，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集中营夷为平地，并且帮助共产主义阵营的人民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又或是，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尽管当前充满敌意，但倘若我们活得足够长久，就能看到其继承体制与之相比少一些执拗，并以此信仰为基础来确定我们的政策？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共鸣一旦被消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我们无法承受一个能力不断壮大、意志坚定、要将我们摧毁的政体存在。除了采取加图式战略（力主毁灭迦太基）外，我们别无他法。 [99]

还有一处表述同样清楚明了：

我们认为，像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那样根本对立的体制要持久共存是不可能的。明日，世界会更加狭小，再也不能承受无限期地被铁幕和竹幕分割，正如林肯时代的美国联邦不能继续半奴隶半自由地生活。 [100]

这两处引文至少指明了西方在寻找战略时提出的所有问题。首先，将美国的生存——政体及国家主体——定为首要目标，这是简单且正确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援引的作者代表激进学派，他们立马补充道，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无限期共存是不可能的。可惜（或是幸好）“无限期”或“永久”这样的形容词剥夺了这一主张的全部意义。也许，美国联邦无法长久地维系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共存：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日期并非无法回避；如果推迟战争，或许不必发动战争，奴隶制就会被取缔，奴隶也逐步成为自由人。然而，重要的是，对1861年美国情形的参考并未告知我们两大阵营的对峙会如何发展。美国南部邦联派和北方都属于联邦，这是联邦的维系或解体的关键。两大阵营同属一个国际体系，却不属同一个政治单元。然而，当发生意识形态冲突时，每个政体的代言人都倾向于将政体敌对的国家的公民视为奴隶。换句话说，国际体系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难以为继，它等同于如下主张：任何两极的异质体系必然会导致无情的战争，淘汰一个帝国候选国。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也清楚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取决于对先例的选择。如果我们援引帝国的例子，持久共存便是准则（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如果我们援引最终统一的文明圈的例子，通常会重复加图的一句话：迦太基必须被毁灭。军事首领也遵循这些训诫。然而，这两个先例哪一个更贴近当前局势？显然，两种比较给予我们的收获都不及当前的分析给予我们的。

苏联集团与西方阵营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那些持久共存的帝国。东欧人民暂时屈从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却并不一定忠诚于这些制度。国家主权得以正式保留，民族甚至民粹情绪仍然存在，这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无法给他们的征服打上合法、持久的烙印。苏联的统治权岌岌可危，被矛盾弄得支离破碎，其支撑力量既未受到赞同也未受到法律的巩固或取代。美国的统治权亦无法幸免于可能的危机。联邦德国的公民要自由和繁荣而不愿尝试统一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西柏林沦陷，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正式接受，此后，联邦德国的公民仍会忠于欧洲和大西洋共同体吗？法国和英国都对已逝的辉煌念念不忘，它们最终会就确保欧洲和西方稳定的政治地位和军事组织达成一致吗？

然而，两个帝国的不稳定性，不过是它们共存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两个帝国虽不像美国南方联邦政府拥护者和北方联邦政府拥护者那样同属一个政治单元，但也不像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那般疏远。两种意识形态短兵相接。一种体制下的人民可以想见他们从属于另一体制时的生存状态。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技术强化了相互惧怕的辩证逻辑，因为技术可以说是消弭了时空。在1914年和1939年，国家领导人有些许时日来做出和平或战争的决定。军事筹备（在俄国难以进行局部调动）在紧要关头限制了选择的自由。然而，一枚弹道导弹只要不到半个小时便能横跨间隔苏联和美国的几千公里。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美国总统——只能在几分钟内做出决定，而且这一决定无论如何都是惨绝人寰的。

如果我们将持续共存的不可能性建立在恐惧的辩证逻辑上，我们必定能得出与伯特兰·罗素一致的结论，即战略武器垄断为当前危机提供了唯一出路。一个超级大国社会开放，另一个超级大国社会闭塞，这只能构成更严重的情势。基本的情况是，弹道导弹和热核炸弹让拥有数量足够的这类武器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短短几分钟或数小时内摧毁另一个国家，久而久之，两国都难以容忍这样的危险，双方都会暂缓向对方发出这种威胁。这一论据与林肯的观点大不相同，它令人绝望，因为它要求西方必须在妥协与热核战争之间做出最终的选择。

在这些条件下，两大集团不可能共存，支撑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最终可归结为军备质量竞赛，归结为两大垄断寡头各自所具有的出其不意给对方难以承受的打击的能力。然而，这一论点与加图式战略并不相容。摧毁苏联或摧毁苏联统治权的设想可以被视为物质的或政治的。物质性的摧毁意味着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一种加图式战略极可能导致同归于尽，以至于心存善念的人不可能蓄意采纳这一战略。倘若只是政治上的毁灭，那么它基本上等同于我们赋予美国战略的目标：只有当克里姆林宫不再力图摧毁美国的制度时，美国的制度才能得以幸存。各方都有此图谋，因此，另一方必然成为敌人。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对称也是虚无缥缈的，或者至少，不完全对称源于对抗的辩证逻辑。除了美苏是国际体系的两个超级大国这一事实外，俄罗斯民族没有理由将美利坚民族视为敌人，反之，美国也没有理由视苏联为敌人。竞争已存在，那么两强都会或多或少正当地设想，如果另一方不存在，它就会平安无事或成为世界的主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正是最初毫无敌意的敌对情形，或更确切地说是，敌对产生了敌意。

然而，民族之间没有敌意并不意味着掌权的少数派之间不存在敌意。政体和观念相互对立，因而，代表一种政体与观念的一方感到，也确实受到了代表另一种政体与观念的一方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所谓的人民民主针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后者针对前者发起的颠覆。同样，这里的颠覆亦不对称。然而，这次更多的是这种不对称的表象让人产生错觉。即便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似被动，看似遭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起的冷战却没有以牙还牙，但事实上，它因自身的存在、它带来的生活水平以及它赋予个人的自由而具有挑衅性。

这种政体之战能称为加图式战略吗？不容置疑，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就西方旨在摧毁苏联政体而非摧毁苏联或苏联统治权而言，甚至只就苏联政体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与所有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政体为敌这一点而言，加图式战略表述就毫无意义。我们谈及加图式战略，意在表明西方为了赢得针对苏联或苏联统治权、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战争的胜利，而被迫彻底摧毁苏联统治权，甚或是彻底摧毁苏联。实际上，西方的政治目的并非淘汰苏联的制度，而是只淘汰其观念和做法，这些观念和做法迫使或怂恿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向异端世界宣战，认为自己着手的事业只能以他们所称的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为结局。如果苏联人放弃垄断希望，如果他们不再自欺欺人，如果他们承认他们的国家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模式，那么和平竞争的确会取代冷战，论战会取代颠覆，观点的对话会取代意识形态的论辩。

然而，加图式战略的支持者会向我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权力斗争与纯粹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分开，二者互为手段和目的。以颠覆的方式推翻支持西方的政权，就是削弱一方阵营以巩固另一方阵营。从这层意义上讲，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为权力斗争服务。然而，苏联集团获得的权力壮大了思想的传播和榜样的权威。国家“皈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因为莫斯科是最强军事国家的首都。苏联谋略家对一切军事、经济、外交和意识形态手段运筹帷幄：其目的与政体的胜利、政体创始国的胜利密不可分。倘若这就是其中一个集团的目的和手段，那么另一个集团如何能够赞同这些微妙的差别，如何能够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全球意图做斗争而不谋求推翻苏联本身？我认为这些差别尽管不同于斗争的激情，却仍是必需的。长远来看，它们独自提供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却未引发全面战争，也未击溃任何一位觊觎者。

诚然，西方将苏联的政体视为其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因为苏联政体宣布历史法则判定宪政-多元体制死罪，并竭力加速执行这一判决。可是，一旦苏联政体不再否认西方的生存权利，西方就该停止将苏联政体视为敌人。有人会提出异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如果不背弃他们信仰的原则本身，就不会给予西方生存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必然希望将苏联的意识形态置于死地，正如苏联也希望西方灭亡一样。然而，在我看来，苏联承认其自身局限性之日，便是其穷途末路之时。这种承认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事实上，这都是我们暂时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当下，我们所关注的是西方战略目标的决心，这一目标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生存与和平。物理上的存活是通过避免热核战争而得以实现的，道德的幸存是通过捍卫自由文明而达到的，和平是通过两个集团相互接受对方的存在以及其存在的权利而实现的。在和平中幸存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因为西方可能说服其敌人放弃摧毁它的念头，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改变其信仰，使其阐释更为谦逊、真实的时候才会放弃摧毁西方。一旦实现这种改变，我们便获胜了，而我们的敌人也就因此而战败了。这是一切胜利中最富成效的，因为它无须流血，也为和解做好了准备。

三 危险评估

加图式战略的支持者们会反驳：“您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难道您没有发现苏联在进步而西方在倒退吗？”这样继续下去，随着西方可支配空间的缩小、补给来源和市场的缺失，不战而败并被苏联统治权吞并的就是西方。

当代人难以对本质动荡的历史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危机的结局，比如说柏林危机，能够改变欧洲的气氛，因而也许会在长期内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较量。我们所卷入的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大多数传统的判断都毫无意义。

20世纪中叶，国际体系既是全球性的，又是两极分化的。世界上没有哪片区域不受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影响，任何国家都在，或者都能够在联合国设立代表。同时，体系是两极化的，因为两强拥有且垄断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武器，1961年的情况比1945年更甚。双方都能够毁灭地球、夷平城市、消灭人类。然而，如果说两大阵营涵盖了北半球绝大部分区域，那么南半球则置身于阵营对峙之外。人们可以声称南半球是这场对峙的利害所在，但这并不能表明，如果两强之一在北半球占据上风，那么余下的人类都自行接受其支配。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建立在技术、热核炸弹、轰炸机和弹道导弹之上。时至今日，这些毁灭手段勉强只是权力手段，超级大国均没有利用热核武器装备来震慑其盟友、卫星国或不结盟国家。热核武器装备不同于19世纪的英国战舰，并未被用来针对没有这类武器的国家。目前看来，它们只有相互遏制的作用。

美苏在北半球的争端并不取决于空间、人口数量以及资源这些传统因素。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占据广袤的空间，并仍留有延伸、增长的余地，它们在其本土生产食品，从地下寻找满足其工业所需的绝大部分原料。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这些老牌西欧国家则不具备与美国相同的增长潜力。它们拥有集约化农业，却仍要进口部分粮食。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大陆农业（德国、法国、意大利）将继续经历科技革命带来的益处和困难。生产过剩比短缺更令人担忧。英国、联邦德国这些进口国倾向于在国际市场上以最优价购买，而像法国这样的生产过剩国，因找不到剩余产品的销路而愤怒。这类危机不需要在战争中或是通过战争找寻出路。如今，以空间或资源为决定因素或利害关系的争端都是次要的，通常发生在近东（巴勒斯坦）或北非（撒哈拉）地区。

这并不意味着殊死之战一旦爆发就必定是荒谬的。事实上，不论对错，每个超级大国都会相信，如果它的对手不复存在，它必然会平安无事而且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华盛顿和莫斯科对冷战的阐释大相径庭，然而，对双方而言，殊死一战尽管用词不同，但其深层含义是一致的。如果苏联不复存在，可以想见，华盛顿将十分容易地倒向宪政政体以及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剥削的群众合法革命！如果美国不复存在，苏联将十分容易地将人民革命导向其理性结果——社会主义！倘若苏联不复存在，美国的热核武器便不会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它只用于禁止他国、本地人以及尚未被“驯化”的人滥用武力；倘若美国不复存在，苏联的热核武器便会失去用武之地，因为人类会即刻“皈依”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可以确保和平。

无论如何，巨人决斗所付出的胜利代价是巨大的、过度的。为了胜利，几乎一切牺牲都是合理的，因为它表面上混同于恐怖的终结，混同于国家间霍布斯局面的结束。如果两强之一被彻底消灭，那么所有恺撒的野心都得以满足，疯子与贤人的梦想都成为现实，和平福泽大地，即便怀揣恶意的人也享有太平。这回帝国的边界与整个人类疆域吻合。胜利所获得的力量至高权不是靠不久就令人生厌的行政管理来维系，而是靠对工厂和实验室隐蔽而无情的控制来维系。

倘若两强都不将这种终极斗争看作不可避免的甚至极有可能的，那么这并不是因为缺少利害关系，而是因为风险过大。在一切国际体系中，最终斗争总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当战士们只是短兵相接、相互厮杀，殊死一战便已意味着共同自杀。20世纪上半叶，工业社会发起的战争并不具备这一特点，它削弱了第一批主导国家，促进了外围国家的崛起，它只保留了两三个大国，开辟了全球历史时代。无人知晓全球历史时代是否会，或者何时会走向全球国家。

武器的性质仍然抑制帝国候选国不超出终极较量的范围，它也趋向于消除，至少是缓和冷战的变数对可能发生的殊死一战中力量较量的影响。倘若美国和苏联开始使用热核炸弹相互攻击，两个帝国及其势力范围的边界又有何意义？自诩人民民主的非洲的共和国的数量多少又有何意义！假设整个东南亚（老挝、柬埔寨、南越、泰国、马来西亚）都“皈依”共产主义或被它征服，用美国流行的说法，“损失”这些国家是西方的失败，这增加了苏联集团的威望，它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借由机会主义，归顺新信仰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一事成功百事顺。话虽如此，事实仍然是东南亚国家从一个阵营倒戈到另一阵营，但这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双方可支配资源的关系，至少没有改变用于热核战争的资源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提出的概念，可以被抽象地表述为如下说法：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数量与以热核武器为代表的军事力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且单义的关系。倘若热核能力的平衡被打破，那么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无论哪一方试图以招募新盟友或让对方盟友反水的方式来恢复平衡都只是徒劳。在某一既定时刻，热核力量的对比取决于两强的打击和报复能力，以及其主动和被动防御的水平。这种能力和防御又取决于武器和组织性，也就是说，取决于实验机构以及批准的开支。美国若将其国防预算提高到800亿美元，也许会给苏联制造麻烦。眼下，苏联和美国在军备、研究和储备上的资源投入大体相同。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论美国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何，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因为缺少物资或资金而被赶超。

这是否意味着两个集团在进退之间没有共同的措施，即彼此之间的力量均衡？当然不是。然而，应当从抽象的分析着手来明确这些关系。我们要区分三个概念：威慑平衡、热核力量关系、热核时代的全部力量关系。当每个拥有热核力量的国家都 [101] 具有同其对手相同的威慑直接侵略或极端挑衅的能力时，威慑平衡就建立起来了。事实上，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博弈各方所拥有的工具，还取决于有力的抵抗、冒险的意愿，取决于令人严肃对待不大可能的威胁的技巧。威慑是两种意志间的关系，威慑平衡就是心理技术的平衡。旁观者能够不无困难地察觉威慑工具的对等或不对等，却无从事先知晓考验到来时将会发生什么。

热核力量的关系源于热核武器间的交锋，以及一方或另一方使用这一武器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得益于被动防御的筹备，最有胜算的一方便可能是最强的一方。与过往的军事力量关系相比，热核力量关系更难评估。幸运的是，我们缺乏经验，此外，决定性的因素很可能是罪罚均等或罪罚不等，这难以提前估量。

通常，结盟或不结盟的第三方国家改变其身份，脱离联盟走向中立或是摆脱中立投靠一方阵营，都不会影响威慑平衡和热核力量关系。我们仍然需要强调谨慎的态度，并通过以下注解加以明示：以考虑到的国家彻底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热核系统之外为前提。实际上，对于美国军事力量而言，设在苏联周边的军事基地网络远非一无是处，即便可能发动核武战争（军事基地有助于分散装备，它们是轰炸机的起飞点和中转站，为观察和监视苏联边界提供了可能，等等）。如果美国按苏联和一些对国际义务感到厌烦的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撤回热核武器并将其集中部署在本土的要塞中，那么美国的热核武器本身及其作为威慑工具的效用都将遭到无可比拟的削弱。

然而，“求助于盟友以重建一种折中的平衡”属于过去的做法，这点仍是事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科林斯和科西拉的立场控制了海军力量的平衡；1941年，法国舰队的反水足以动摇英国舰队脆弱的主宰地位。若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先于对方拥有反导弹导弹或大规模民防，那么，即便是招募盟友或拉拢对方的卫星国都无法弥补在技术发展竞赛中的落后。在某种意义上，两个超级大国面对面单打独斗，从逻辑上看，其结果会是平局，也可能会是一方战败或同归于尽。

全球军事力量均衡或全球力量均衡的概念会因此而失去意义吗？我并不苟同。每个集团要么使用常规武器，要么倾尽一切可支配的武器来发动局部战争或者大战，我们能对它们所支配的军事手段形成一个大致的概念。然而，评估一方或另一方的全部力量比以往更具有偶然性，因为在过去的战争中，交战国调动其一切力量，并逐步投入它们的武器，设想现在的战争还像过去那样看似不可能了（难以想象“血战到底”、被热核炸弹毁灭的国家的继续战斗）。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做出两种预测：建立在双方可支配资源比较之上的预测；根据某种武器或某种要素的优势而提出的预测。人口和机器数量与人口和军事力量间的比例（非常接近）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的特征。随着核工业和电子工业的盛行，这种比例关系即便是粗略看来也不再显得真实。战争开始之后，动员便不再可能。实验室代替了工厂，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倘若两个超级大国放弃同归于尽的相互协约，倾尽全力为在热核战争中幸存做准备，那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势会对均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关陆地与海洋各自优势的一般性陈述已经失去它们的有效性，同时，人口和机器的数量法则也不再适用于不久的将来的战争。军事作家常乐于思考决定性武器的含义。步兵、骑兵、炮兵以及航空兵的哪样武器能在战场上发挥主要影响、决定成败？这些思索从未让我完全信服，因为一个交战国所使用的武器具有技术或战术上的压倒性优势，看似具有决定性，而待到平等得以恢复，所有的武器又可能再度具有决定性，又或是另一种武器得以革新。

过去，兵器知识发展缓慢，像罗马军团或重骑兵所使用的那样的作战工具统治了战场几个世纪。在我们的时代，兵器统治难以为继。1940年，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组合是决定性武器：两年后，防守战术弥补了其落后之处，装甲武器也不再是唯一的主宰。

同样，麦金德在书中提出熊鲸之争的结果因时代而变化，它既取决于各方海陆武器的效力，又取决于海上或陆上可支配武力间的关系。海权的确对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那时候的情势非同一般：欧洲国家都是中等规模，与临时盟友所缔结的同盟相互掣肘，靠舰队统治海洋的国家利用其他大陆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巨大的；在欧洲大陆之外，再无一流的军事强国。陆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集中化、德意志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形成，结束了英国霸权的时代。目前，参与斗争的政治单元的规模前所未有。一个是美国，它是个大陆国家，而与中心大陆相比，它又是个岛国。另一个是苏联帝国，它的触角已探入德国腹地，被视为陆地强国。

两个帝国都拥有陆地武器及海上武器，企图宣告海上或大陆武器更胜一筹也只是徒劳，好似这些武器认可了一种或另一种因素的优势地位。事实上，如果真存在一种决定性武器的话，便是天空（或宇宙空间）这种传输介质与核武器的组合。熊不再因为缺少外海通道而被禁锢在陆地牢笼里，鲸也不再受到距离与海洋的庇护。双方既无城墙庇护也无安全可言。每一方都可以灭绝余下的人类，每一方主动出击都面临丧生的风险。

如果这便是当前局势，如果竞争本质便是如此，那么苏联在过去十年中的进步是否会陷西方于危难之中？

就领土而言，在西方看来灾难性的变化发生在1945～1950年：东欧的苏联化、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两大事件最终撼动了两个集团间的关系。西欧沦为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地带，缺少有效防御所必需的空间深度。在亚洲，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一个有能力的国家让美国的军事存在缩小至岛屿与桥头堡，让东南亚被一种即便不是被征服也是被支配的威胁笼罩。倘若将1950年和1960年的欧亚局势进行比较，这十年间最令人意外的是局势并没有进一步恶化。西欧经济的复苏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如今，日本、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较十年前更加繁荣、稳定了。即便是印度支那的继承国——南越、柬埔寨、老挝——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的生存看似明朗，也尚未被共产主义浪潮席卷（虽然1961年老挝3/4的领土被共产主义力量或巴特寮和贡勒上尉的亲共势力把持，服从中立王子梭发那·富马的指令）。

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哪些事情，竟会让如此多的观察家心生如此多的悲观情绪？我注意到四个事实：（1）苏联的技术成就以及其威慑能力带来的均衡性；（2）势力范围的终结以及过去依附于西方的众多国家趋向于保持中立；（3）理论上或实际上的苏联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中国则高于印度；（4）历史倾向于东方，未来属于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这种情绪在整个世界蔓延。总之，苏联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道德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在军事层面，全球力量关系的改变是无可争议的。1950年，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保有极大的优势，而美国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轰炸机）、基地的数量和质量上优势明显。

十年之后，苏联所拥有的原子炸弹、热核炸弹、高续航能力轰炸机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从今往后，美国国土与苏联国土一样经不起攻击。

核力量关系必然会恶化。今日之苏联、明日之中国都有能力为它们视为首要的任务倾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单边威慑向威慑平衡的过渡被提前载入史册：任何人或事都无法阻止。

1960年，世界舆论甚至美国国内舆论都认为，优势即将易主，弹道导弹的差距将愈来愈大，形势将有利于苏联。即便苏联拥有众多的武器，恐怖平衡并未因此而被打破。事实上，美国得益于其经济优势而赢得了竞赛，并拥有更多的运载工具（轰炸机和弹道导弹）。国防部长甚至宣称这一优势或许能够让美国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换句话说，先发地甚至是后发制人地攻击敌方的热核装置。

假设在1965年或1966年，美国仍有能力消灭军事力量，它也不太可能长期保有这种能力。优良的稳定性——弹道导弹和热核武器的稳定性——合乎军备质量竞赛的逻辑。然而与一般看法相反，这一稳定性并非一定对苏联或中国有利。正是经济上最富足的国家才独自大胆地全面武装。1966年，美国能够维系派往越南的30万远征军，同时又不大幅削减其在欧洲的兵力，核计划或太空计划也未受到牵连。

在政治层面，势力范围的消除以及冷战向近东、非洲和拉美的扩散是两大历史运动的产物：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此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这些殖民地国家过去臣服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主权控制，或被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后来由于两大集团的冲突而获得了一定的行动自由。这些国家都对旧主或其保护国颇具怨言，它们用言语来表达或加深这些怨恨，也正因如此，人们会轻易将冷战区域的扩张与西方的败落相混淆：从主权走向结盟，从势力范围走向集团竞争，从结盟走向不结盟，从中立走向积极的中立主义，再走向对苏联集团的归顺。按照苏联的说辞，所有民族都必定沿着这样的道路进行到底，这也是西方悲观主义者的噩梦。

然而，这些悲观主义者甚至还没意识到他们以倒置的价值判断采纳了他们敌人的历史哲学。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殖民统治和源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他们设想一旦资本主义失去了它的殖民地便没有了出路，他们声称条条道路通向莫斯科，他们相信坚定的决定论，即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其中的某一阶段，共产主义政党的胜利才是结果。在我们自身的哲学框架里，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解释为何经济欠发达的新国家和民族难以采用与美国或英国相近的政治制度。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再次提出了两难抉择：要么是所谓的工农政党掌权，要么是资产阶级掌权。这种教条主义将所有非苏联类型的政体一概而论，认为所有的危机，无论是哪种类型，都只有苏联政体这个唯一的解决方案。阿拉伯国家尽管对西方和以色列充满敌意，却无一投靠苏联集团，抑或成为人民民主国家。在非洲，即便是几内亚和加纳这样的国家也会在两个集团之间耍弄伎俩。时至今日，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自发完成革命的国家。出于对美国的憎恨，或迫于需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偏好，古巴领导人正式宣布归附社会主义和中苏阵营。

可能，甚至很可能在今后的十年，还会有其他国家转向积极的中立主义，甚至是人民民主。毋庸置疑，西方会遭受这样的挫败，因为遏制苏联帝国是西方的战略目标。然而，如果国家和民族只不过是棋盘上的小卒子，是权力斗争中可利用的工具；如果对每一个阵营而言，招募盟友或卫星国是巩固自己和削弱对手的手段，那么许多失败就不会有严重的后果。老挝人和几内亚人都未能巩固一方或另一方阵营的经济或军事潜力。对西方而言，效忠的改变具有军事意义，要么在冷战背景下产生滚雪球效应，或是损害地区抵抗力；要么在可能爆发全面战争时消灭美国热核武器的基地或便利工具，或是将这些交付给敌方。

有人会反驳，集团的疆域越广，其资源便增加得越多。然而，这是虚假的表象。在某些方面，盟国或卫星国在日后是负担而非援手：它们从老大哥那里获取的多于它们所付出的。就它们是发展中国家这点而言，它们的国民总收入只有一小部分供外交战略所用。的确，就经济而言，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萎缩给前者带来了好处，给后者造成了损失。假设除美国之外，整个世界都投靠苏联集团，显然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便会受到挫败。然而，我们远未达到如此境地。不论是产量还是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往来，苏联集团都已经取得进步且仍在进步。然而，第三世界国家仍与西方保持着更为重要的贸易往来。在可预见的将来，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除非全球领土现状遭到颠覆，否则西方就不会缺少原材料供应商和制成品的买主。

此外，还有一个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论据。科学的增长率对比需要比赫鲁晓夫先生的演说甚至是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撰文更为谨慎。诚然，大体上在1950～196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的增长率均明显高过美国。出于种种原因，这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即便与欧洲大陆的经济相比亦是如此。由于一些事实数据模糊不清，而且这些措施要求依惯例而行（相对于价格而言）——可任何惯例都无法让人毫无保留地接受——因而与增长率（苏联的增长率是8%还是6%？）和当前国民生产总值（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3还是将近一半？）有关的争辩难以得出无可争议的结果。因此，除非涉及技术性的讨论，否则最好是限于一些粗浅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足以让我们展开讨论。

十年来，无论苏联的消费取得多么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活的舒适度和乐趣仍远远低于西方。正如每一位游历苏联的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苏联的居住条件、补给的不足以及贸易组织足以证明上述观点。占总人口40%以上的人仍从事农业，以养活约2.1亿的人口。然而，美国占总人口不到10%的人生产出过剩农业产品，产值在预算中占比高，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只要这种农业生产力的差距不只存在于苏联与美国之间，还存在于铁幕两边，那么西方就无须惧怕所谓的社会主义繁荣的威胁。那些几年前就已经设想法国或欧洲落下铁幕，禁止将“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解放”进行比较的人，根本不知道受数字或热情误导的统计学家或观念学者所言为何物。

在苏联与美国之间、苏联集团与大西洋集团之间，缩小工业产量的相对差距实属可能。苏联报纸宣称，1960年，苏联集团（包括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人类工业总产量的37%，五年后将超过一半。当然，这一百分比的提高是因为苏联的工业产量增长率更高。到1970年，苏联在某些领域的产量有可能追平甚至超过西方阵营（美国和西欧）。事实上，1970年，无论是整个工业产量，还是人均产量，苏联都不可能达到与西方阵营相当的程度。然而，只要苏联在农业生产率上赶上美国，那么理论上，没有什么能阻止苏联在短期内赶超美国（很可能是在21世纪而非这个世纪）。 [102]

倘若我们只考虑未来的二三十年，就定会认为苏联的优势会“威胁”美国或西欧吗？这一说法能从两层意思上来理解：要么苏联得益于其增长，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对外政策中（武器和援助），要么苏联借由财富和繁荣成为西方以及不结盟国家难以抗拒的典范。这些“风险”个个都是确实存在的，可都不及赫鲁晓夫先生希望我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当美国承认有必要花费600亿美元而非450亿美元用于国防时，就更为迅速地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与苏联相比，美国工业产值增长较慢，部分原因在于需求的分配。倘若公众不愿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他们将额外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条件或休闲旅游，工业产值增速将会放缓，其增速主要由另外两方面的增长速度决定，一是生产率进步，二是人口的增长 [103] 。然而，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的增长能力仍毫发无损。美国没有冒军事上被赶超的风险，苏联及其盟友今后将更加慷慨地利用经济这把利刃。心理-政治的有效性并不单单取决于给予或贷出的美元或卢布的数值。

倘若说目前存有风险，那么未来的很多年，风险仍然会存在，精神风险多于物质风险，政治风险多于军事风险。在每一个集团试图让对方信服其优势进而承认其制度合法性的大辩论中，苏联的经济增长是一大论据。从现实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西方无须担心：让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去柏林，让他们去对比柏林墙两边民众的命运以及生活和文化质量。事实上，即便苏联在今后十年仍取得进步，西方对此也无须畏惧。如果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苏联人平淡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平添了几分色彩，也许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就会更真诚地希望和平共处。

还剩下最后一个“威胁”，这一威胁源自西方以及整个第三世界隐约且强烈地感觉未来属于俄罗斯和苏联类型的政体。这种感觉早已遍及四处，对此我毫不怀疑。可是在法国，受这种情绪影响的多是某些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而非普通的民众。这远远不是普遍性的，它是宣传的结果，甚至是由鼓吹者炮制的。放眼世界，它并不是自发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毕竟，二十年前，正是另一种极权主义将机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显然，这种团结从来都不是最终的。与其估算他们的数量，倒不如与之做斗争。

四 和平战略

我们不仅要考虑我在第二节中概述的西方的战略目标，还要考虑我在第三节中指出的背景形势。根据这两方面的分析，西方的战略应该采取什么原则？

只有当苏联集团不再以摧毁它所谓的资本主义政体（即摧毁西方本身）为目的之时，西方才会真正享有安全；只有当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不再分裂，西欧才会真正享有安全，只要苏联军队驻扎在距莱茵河200公里的地方，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就会一直敞开。可是前两条陈述应当辅以其他两条：既然美国人在其军力鼎盛之时也不愿冒丝毫的风险去拯救东欧人民，那么一旦他们仅仅够保持均衡，按理说，他们更不会冒此风险。更普遍来说，除非西方准备发动一场热核战争，否则就无法“摧毁”苏联政体或苏联统治权，也几乎没法影响这一统治权的内部演变，或影响苏联与中国的关系。

有些人粗浅地阐释对抗的辩证逻辑，希望加倍奉还敌人对我们表现出的敌意。在他们看来，这四条陈述合并在一块似乎在本质上充满矛盾。当苏联人由衷地放弃他们的事业之时，我们便认为自己胜利了，矛盾也随之消失了。哪怕终有一天，苏联会改变信仰，可是这一天也仍然遥远。我们应该认定冲突将会延续，而且除非发生有利的意外（苏联集团解体）或是不幸的意外（大西洋集团解体或爆发战争），我们所能期盼的最好结果就是苏联放缓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进程，以及两个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政治上的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逐步趋于稳定。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只要未能达成军备控制的协定，我们就将生活在军事威胁之中，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仍然忠于他们的信仰，我们就将笼罩在政治威胁之下。

像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那样在共和党即将重掌政权时提及遏制战略，又或是像上文引述的三位作者那样提及前进战略，都无济于事。西方因其本质，从未拥有采用进攻性战略的政治能力，如今也没有相应的物质能力。战后伊始，唯有美国金瓯无缺、天下莫敌。与之相比，衰弱的西方却因而更为咄咄逼人、寸步不让，这并非没有可能。我们知道，民主国家倾向于在被激怒时而不是在情势有利时发动战争。

假设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使”苏联社会开放又或是“解放”东欧国家，我们就必须准备长期生活在一个“半自由半奴役”的世界，但也不排除世界上这一半的奴役世界自行转变的可能。按照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伪马克思主义者 [104] 的理论，随着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政体必定成为民主政体，接受这种简单的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教条式地认为苏联政体不可能改变，或者莫斯科的外交-战略最终取决于列宁或者斯大林的意图，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哲学暂不受经验影响，在这种哲学框架内，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审时度势，相机而动。西方能够影响情势，莫斯科会认为适应这种情势是合理的。

这一战略将被称为防御战略或共存战略。我并不否认，相较于旨在摧毁苏联或苏联统治权以一劳永逸地消灭苏联威胁的战略，这种战略配得上“防御战略”之名，因为它可以说是援引了敌人的共存的口号，区别在于它予之以不一样的阐释。然而，战略的选择还应当受力量对比分析的支配，而且我认为，既然目标在于规避热核战争和拯救自由文明，那么不以世界性的意志对抗苏联世界的意志更为可取。西方正是通过要求制度多元化的权利，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论，确切地界定了它反对极权制的使命，而不是再提出一个与我们所反对的一元论名同实异的一元论。

事实上，两大阵营共存已被接受，首要的需求在于维持全球军事力量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目前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军事危险，而不是每个人反复提到的颠覆或渗透的危险。大多数评论家对此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是由于他们混淆了紧迫性和重要性，混淆了显而易见的危机和深入持久的竞争。诚然，热核炸弹和弹道导弹对阻止苏联在东南亚和近东的扩张无济于事。毋庸置疑，一些人——假设存在这些人——指望借由原子战略来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则是大错特错，就此意义说来，提及原子战略的失败是可能的。然而，威慑战略——政治防御——显然只能收获消极的成功。因为威慑战略只针对现状，一旦事后大家决定无论如何都应当维持现状，那么威慑战略看起来就是徒劳的。

我优先考虑军事因素具有以下意义：倘若苏联集团相信，无论是被动威慑工具还是主动威慑工具，抑或是整个军事手段，它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那么危险有可能是致命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认为最后较量的时刻来临了，更可能的是，他们扩大自身优势，直至迫使西方陷入要么屈服要么战争的两难境地。多数时候，两大阵营并未发动军事领域的战争，具体原因在于力量维持了均衡。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其他一切便会同时妥协。

然而，军事均衡在可能缺少军备控制协议之时，远不能通过最低限度的报复能力一劳永逸地实现，必须始终不渝地、大规模地进行研究和生产。这种均衡，在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愈发难以容忍手段处于彻底劣势，比如传统武器。今后六年内，热核武器装置很可能朝着更加恐怖、更加牢不可破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使用常规武器的可能性，以不至于向极端升级，甚至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也是如此，尽管苏联对此矢口否认。

优先考虑军事，不仅是由于任意一种疏忽都包含着巨大的风险，还因为它关系到另一个优先事项——与时下的一般看法相左，两大阵营会针对第三世界在欧洲或主要战区相互对峙。重要性再一次区别于紧迫性。在赫鲁晓夫先生重新挑起柏林危机之前的那些年，欧洲看似风平浪静。两大阵营初具规模：双方都不满意现有的领土状况，战争看似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途径，但比起战争的代价，维持现状更为可取。与此同时，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阿尔及利亚战争、比利时属刚果的解体、安哥拉叛乱引起了美国以及多数欧洲政府领导人的关注。

可是，对于欧洲的“零和”和全球层面的“威慑平衡”而言，这两个结果都不是自动获得的，也并非必然结果。成功或者失败，只有在军备方面或是在欧洲大陆，才具有决定性。倘若联邦德国希望重拾统一并投靠莫斯科，西欧便失败了，大西洋联盟也是如此。只要大西洋整体得以维护，一切仍可以挽回；若大西洋的统一性被动摇，西方其他的一切立场都会摇摇欲坠。

西方战略家往往重视亚非国家的口头或实际立场，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来减轻这一重视程度。眼下，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就单个来看，如果反水，也只是稍稍改变了两个集团的资源或力量均衡。最终，如果这些国家的多数一并投靠一方或另一方，那么就会产生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但这些国家投靠一方或另一方阵营都只是权宜之计，是能够撤回的，这种归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特点，因为一个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一旦不再害怕欧洲“殖民主义”或“美国佬的帝国主义”，那么它显然也不再愿意臣服于莫斯科的权力。倘若北半球继续存在两个力量中心，那么任何一方都无法长久地统治南半球，因为在莫斯科或者华盛顿看来，作为筹码的国家首先不愿意成为客体，如今，它们通过各种不结盟或中立模式来表达这一意愿。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重要性的级别，那么西方又能从哪方面改善其外交战略？我个人认为关键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答案就是，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密切，以及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大西洋共同体迈进的又一步。战后一段时期，整个大西洋被视为一个文明带，它理应完成三项任务：重建受到蹂躏的地区（西欧），放弃殖民帝国，建立共同体——这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介入所要求的，也是今后不可或缺的。第一项任务完成得比任何人敢于预想的更快更好。而第二项任务，美国和欧洲殖民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切实的合作，美国竭力挽留欧洲大陆的盟友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回想起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要是欧洲再英明一些，殖民国家再勇敢一些，那么去殖民化付出的代价会小些，被殖民者心中留下的怨恨会少一些，前帝国列强的痛苦要轻一些。然而，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执政者和公民——并不总是会接受他们预测要发生的事件。大部分的法国部长预料到了去殖民化，却并未因此而抢先一步，未能按照他们准确的预测，与华盛顿一道制定一项关于北非殖民地或被保护国在十年至十五年之间获得独立的规划。也许殖民地人民必须以暴力迫使殖民者认真对待这些意见，殖民者喜欢拿这些意见当儿戏，而不是付诸行动。

话已至此，还需要补充的是，去殖民化差不多接近尾声，但它既没有破坏殖民列强和美国反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也没有破坏欧洲列强同盟的内部团结， [105] 这些欧洲列强被迫接受与它们自身信仰和使命不同的信仰。 [106] 一旦完成去殖民化的过程，西方就会经历不同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机会和困难。心理上，西方在宣传竞争中将会采取攻势，谴责苏联的殖民主义。不过，它再也无从施加排外的影响力，苏联集团的观念、特工和颠覆行为也无孔不入。在任何地方，它们不仅要顾忌马克思-列宁主义敌人，还不能忽略新国家的情绪和它们蒙受的不公。围绕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法国和美国公众舆论的相互控诉（你们对阿尔及利亚做了些什么？你们对印第安人又做了些什么？）已成为历史（也许在拉丁美洲，双方互换了角色）。可另一方面，所有大西洋联盟之外的据点，现在还都只是暂时保留了下来。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之处，但如果大西洋联盟各国能摆脱殖民障碍，成功地施行统一的外交战略，或者至少是协调一致的战略，它们就会弥补这些弊端。可是，较之自己的敌人和盟友，美国的相对衰落可能会适得其反。今后共同市场的经济不再依赖美国经济，相反，美国经济会更依赖共同市场。继英国之后，法国竭力发展国家军事打击力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听信麦克纳马拉的学说。麦克纳马拉从中看出了弹性战略，而他波恩的谈判对象却从中看出脱身事外的端倪。

大西洋联盟得以持续且发展成大西洋共同体，首要条件是华盛顿领导人意识到美国（或盎格鲁-美国）督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三国督导的时代也没因此而到来）。理论上，或许仅由美国拥有和支配联盟内部的核武器更为可取。可是彻底放弃决定性武器有悖于国家和它们古老的本性。如今，问题不在于弄清哪一种方式本身是最好的，而在于避免增加国家武力——这些武力代价高昂、效力不足，很快会被技术进步所淘汰——的负面结果。

经济上，肯尼迪总统提出关于伙伴关系的口号。要知晓共同体市场、英国、英联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将如何发展仍为时过早，可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翻天覆地的复兴非但没有破坏欧洲大陆西部与新世界的团结，而且正在肃清孤立主义最后的痕迹。六国共同市场是世界最大的进出口整体，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是美国的繁荣和外交关系不可或缺的伙伴。

军事上，目标在于确保美国承诺的持久和庄重，同时也让欧洲人真正参与威慑战略。我认为，一旦英国和法国启动国家计划，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组建欧洲力量，它在制度上不倚仗美国力量，而只是与其协同配合。如此，欧洲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美国的承诺也不会因此弱化。欧洲各国关系密切，就能缓和一个大国和众多小国之间的不平等。大西洋联盟就不会再被视为来自美国的保护的形式，而会被当成一个共同的事业。

至于游离于两个集团直接对峙区域以外的地区，前面一节的分析已经表明，既没有绝对可靠的秘诀，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优先考虑（经济援助或者军事援助），亦没有任何本质上能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西方利益双重需要的体制。大部分被称作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方，都在经历革命性的动乱，其原因五花八门，政治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以及心理的因素，占有不同的分量。

政治上，传统权力几乎都受到了撼动。传统和过去都不再构成行使权威的正当名义。合法性成了民主的合法性，然而通过选举来践行这种形式的合法性总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被选举人不尊重选举人的决定；这些决定被操纵或者伪造。在符合这一思想的两个政体——多党宪政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性政党政体——之间，居间尝试不断增加：支持或不支持选举的保守寡头政治、有政党或无政党的独裁统治、现代主义者或反动分子，以及替代声名扫地或软弱无能的议会的军事首领或军委会。

经济上，这些民族，尤其是少数执政者，几乎都希望不游离在发展（即工业化）的边缘，不过，是否给予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取决于美国的外交。在紧要关头，捐赠人总能建立几个工厂，可这样的建设不能解决任何欠发达的问题，不能抚平精英和大众的焦躁情绪，也不能抹平人口数量和资源总量间的差距。

如今，那些力图弥补差距且完成革命——1/3的人类幸运地通过这一革命从农业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的国家，比它们的前辈享有优势：需要转移的技术不是150年前的，而是当下的技术，可利用的科学不仅有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相比过去，如今，我们更完全地了解社会规律、财政措施的可能后果、投资计划的要求，等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是步入了一片未知的领域。

要得到走西方道路的好处，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些国家尚未启动工业化进程，人口就已经增长到原来的三倍或四倍（印度）。卫生和医药投入颇有成效，能够降低死亡率，而资源却没有随着经济进步而相应增加。亚洲主要国家（中国、印度），近东国家（埃及）和拉美国家 [107] 便是如此。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经济进步必须赶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实现经济累积增长，为了更容易控制逐年加大的日常消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国民收入中的投资比例必须达到10%～15%。

欧洲18、19世纪的局势与中国、印度和拉美当前的局势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还存在其他差别，其后果并不如此容易察觉。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当时欧洲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传统制度并不及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衰弱。当时欧洲的民众更加被动，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发达国家也没有为他们的诉求提供合理的例证。只要共产主义政党没有夺取国家权力，两个超级大国和两种意识形态间的竞争就仍然模棱两可，就会撩拨激情，将精英的精力转移到国内纷争之中。人口的压力、过去特权阶级的反抗、群众的诉求，不单是这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促进了对苏联发展模式的采纳，还有共产主义政党本身，只要是它无法从中获益、实现其远大抱负的事情，它都坚决反对并遏制其发展。

即便不存在莫斯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半或者2/3的人类也会发动革命。落后的民族在发动革命的同时，必定也在奋力实现社会工业化，西方和苏联给这些民族提供了两种社会模式，它们相互对立，在某些方面却又雷同。美国自认为素来就没有控制革命或引导革命的力量。有上升预期的革命（也许有人说是希望的革命）也好，群众革命也罢，不管我们赋予革命何种称谓，美国被认为向来就没有控制或最终引导这种革命的力量。这是一种由生物-经济不平衡和社会的巨变引发的全球现象，它将延续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认识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让战略家在制定目标时采取必要的节制，是走向一种明智政策的第一步。

今后，即便在美国，人们也都承认，政治制度（多党制和代议制政府）和经济制度（市场、企业家和消费者自由）很少适合初始发展阶段的需要。因而，西方不应当偏爱与自己最相近的政体，而应该偏爱最有机会促进增长的政体。而且，我们应当警惕发展的成功将确保对西方有利的或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这一幻觉。这样的保障并不存在。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进步有助于巩固亲苏联集团的团体，也就造成了与我们目标相左的影响。每当西方任凭自己被混同为保守阶级或反动阶级，任由共产主义者或半共产主义者支配近乎垄断的“进步主义”口号的时候，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生。

事已至此，指望美国政府偏向于一个反西方的政权而不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权，也是枉然，因为前者加速了经济发展，后者让经济陷入瘫痪。然而要说服美国战略家也并非不可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信，任何政权，不管其制度如何，只要依附于莫斯科的政党没有掌权，就不该被称为共产主义政权。其次，要让他们相信，在非洲或拉美，即便是共产党执掌的政权也不同于苏联红军在东欧国家强行建立的政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性政权即便倚仗莫斯科，也有不和西方决裂的利益，哪怕仅仅为了从两边都接受援助。换句话说，每当“卢里坦尼亚”（Ruritanie）宣称它效忠莫斯科时，与其在行动上甚至在言语上表现得好像我们的安全受到牵累，不如表现得漠不关心以及几乎无所谓的样子，事先揭露那些软弱无能的统治者频频以共产主义相要挟的伎俩，他们误认为莫斯科的胜利，危害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正好相反，我们应时刻牢记：冷战的变迁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时代的军事力量关系。

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告诫受到了“慕尼黑精神”的熏陶——通过不承认共产党来离间敌人；接受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或者政体；偏向那些治国有方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些大肆声称效忠西方的统治者；对发展提供援助，因为这是人类的义务，长期来看也符合我们的政治利益；假如巴西或者印度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加深了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我们既不要感到失望，也不要感到意外。然而，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即便是在距佛罗里达海岸150公里的地方，美国也拒不派遣海军（海军陆战队士兵）去镇压敌对政权。我们最好从这种对诉诸武力的拒绝，以及冷战的波折与威慑平衡间的毫无关联中得出结论。

这些忠告并不妨碍我们在经济、颠覆和论战三大阵地彻底地发动冷战。在第一个阵地上，人们希望发生两种变化，一个正在改变，另一个还难以辨认。如果一国权力薄弱而又维持过时的所有制结构，援助就是徒劳的，最好是将终归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到那些具备，或者在外部压力下能够具备投资赢利必要条件的地方。捐赠或者长期贷款是且必须是西方整体政策的一部分，西方借此力所能及地帮助南半球实现工业化。不过，从今天起，而且在今后更是如此，正是西方最关键的商业政策增加或者减少了第三世界可利用的资源，它对于稳定原材料的市场行情尚无能为力。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日后这一问题会愈发尖锐：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简单工业品（纺织品）而获得外汇。目前，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自由，共同市场为这一初露端倪的势头锦上添花。但由于美国通过捐赠或贷款来获得外汇越发困难，越来越多的援助很可能采取长期贷款的形式，并必须在债权国进行采购。此外，为了避免欧洲内部或者大西洋内部的自由贸易给第三世界带来不利影响，或许采取统制经济的一些措施也在所难免——保证原料购买的价格，向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商品开放大西洋市场，贷款与指定市场采购挂钩。

经济援助的成效并非一蹴而就。在颠覆活动即将占据优势的地方，只有反颠覆活动（或者反游击战活动）才是有力的回击。在这点上，指出几种总是被遗忘的平庸观念并非一无是处。在殖民地，颠覆活动占据上风，因为技术上和策略上的还击都因一个决定性的事实而受阻：革命者和当地居民操同样的语言，属于同一种族，而居民正是颠覆和镇压之间对抗的利害所在。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民众也从未完全忠于民族解放阵线。一小部分欧洲人因征服者的权利而驻扎在阿尔及利亚，他们显然属于特权阶层，他们的存在让法国军队在心理和政治上的努力付诸东流——法国军队以口号反击口号、以个人解放反对阿尔及利亚的解放、以一个自由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结盟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情势无法确保颠覆力量对镇压力量的这种优势的地方，为什么前者事先就赢得胜利了呢？

诚然，只需要一小撮人便足以反复发动恐怖暴力活动，营造一种不安全的气氛。的确，来自北方的越盟突击队深夜潜入村庄，恐吓村民，表面上成功笼络了居民，但那些不屈从于威胁和暴力的居民则会投靠另一方。简言之，颠覆战争的手法不止于使业已存在的人民意志显露出来，在很多情况下，它还能创造人民意志。然而，更确切地说，若这种意志并不存在，反颠覆——镇压或者平叛游击活动——只要使用适当的手段，初看来，成功的机会就并不比它所抵抗的侵略行为成功的机会要小。这些恰当的手段是否借鉴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借鉴了敌人的手段？团团包围？地下组织？暴动核心的刚性纪律？对不坚定的群众使用恐怖手段？否认对手在战争中迫于需要而进行相互模仿，这样做是虚伪的。苏联一方拥有双重优势：共产党的自发组织能够立刻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列宁的组织原则符合这些要求）；共产党人一旦执政，就拒绝给予他们的敌人那些他们通常享有的自由。

当颠覆终于发展到游击战阶段时，镇压总是在所难免的。镇压对于宣传、渗透、试图拉拢知识分子、利用民众的不满、让犹豫不决的人们相信苏联集团的道德或者历史优势等极少奏效。反颠覆的基本原则，虽然难以应用，却像所有的战略原则一样简单。要应付一切武器，在每一个斗争领域，防御都要抵挡进攻，而且人们不能没有后患地忽视任何战区。我们现在开始明白，热核威胁绝不能保护遭受颠覆征服危险的领土。不过我们还没有明白，某种武力处于明显劣势是危险的，人们无法以经济援助来对抗游击队，也不能靠警察与宣传做斗争。确实，也有动用警察来对付敌方宣传家的情况：毕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非不会这么做。然而，在极权政体下，警察力量为思想教化效力。但仅仅是警察，而没有组织和劝导的协同配合，它长此以往也会变得无效。

说我们应该关注敌人在所有领域的一举一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效仿敌人。恰恰相反，不论是战略还是战术、劝导还是颠覆，不对称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并不想摧毁希望置我们于死地的国家，而是想让这个国家变得宽容与和平。我们并不想说服人们相信，只有我们的制度才能带来希望，相反，我们要让我们的敌人和第三世界相信，人类不仅要遵守某些原则，还肩负有多样化的使命。民主政体的国家不能使用与极权政体的国家相同的战术，背弃自身的原则，这样最终要为眼前的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们既不能也不愿传播革命。它们既不能也不愿禁止人们追随自己的神灵，寻找永福。不过，只要两个阵营继续保持现状，西方享受的自由对铁幕那边就具有颠覆意义——西方的战略家绝不会放弃这种革命性的意义，但他们自己也希望这种意义逐渐消失。当苏联人和西方的国民一样拥有阅读、写作、批评和旅行的权利之时，竞争就演变成了真正和平的竞争。

***

这种战略纲要看起来令进攻性战略学派与和平学派都感到失望。我并非不接受这两个学派的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君王的幕僚们有多大的权利把今天的世界想象成其他样子。

我个人认为，西方有可能在1945年后的几年解放东欧且不会带来严重的战争风险。即便是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暴动之时，西方也不知道要把握机会。然而，我们无须证明即可断言的这种可能性完全是物质上的；它假定，美国和西欧不同于当下，具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领导人以及另外一种心态。然而，过去政治上不允许而物质上可能的事情，现在在物质上也暂时不可能了。鉴于力量关系，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宁愿战争也不愿失去其统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从领土上来看，西方无力觊觎其自卫范围以外的东西了。

如果西方在全球威慑力和军事力量几乎均势的庇护下，满足于在每一个战区奋战，那么它就能指望不遭受惨败。但是它无法指望取得惊人的胜利，除非苏联人转变信仰，抑或是苏联与中国决裂——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一可能是荒谬的，同样，永久排除这种可能也是荒谬的。

在主张和平的学派看来，这一战略包含了军备质量竞赛，是反颠覆和反宣传并举的冷战的延续，看似穷兵黩武，充满了难以估量的危险。这两个集团使尽浑身解数，在各大洲明争暗斗，以最凶残的惩罚相互要挟却不付诸实践，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

第一个学派谴责这种战略可能会招致逐步失败，第二个学派谴责这种战略延续了热核战争的风险。这两种责难都是有根据的。慢慢地，西方冒着因极权政体的推进而窒息、被颠覆的浪潮所吞噬的风险。它也可能被与敌人拥有相同的穷凶极恶的武器所毁灭。然而，只有增加热核灾难的风险，才能规避或减少窒息的风险；只有接受被迫屈服的更大风险，才能消除或者减少战争灾难的风险。

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温和的战略为同时避免窒息和暴毙这两类危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一旦避开这两种危险，西方的生存就有保证。在我们的时代里，活着，即便不是胜利的唯一表现形式，也是其最好的表现形式。 [108]

（1）在西方，美国仍然是主导性的大国，因为只有它拥有热核武器。它失去了部分经济优势，而这一优势保证了其在西方世界无可争议的至高地位。由于经常项目的长期赤字，美元受到威胁。1962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在货币上对西方盟友诚意的依赖，与后者依赖美国的庇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此外，1950～1960年，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英国和美国。诚然，1961年，六国的国民总收入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六国是美国的36%，而按价格体系的计算方法，这一数值可能是50%），尽管人口数量相差无几。无论如何，自1945年起，尤其是1950年以来，这一差距不断缩小。假设大西洋联盟中的欧洲一方继续保持更加迅速的增长，而且共同市场包含更多欧洲国家，几年以后，大西洋共同体就将由两个大国组成，即便实力不均，但它们已不再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类国家。

就苏联而言，1945年以来，主导事件并非经济层面的，而是政治层面的。中国的经济处于类似苏联战前的五年计划时期的阶段，而且形势恶化：起初，空间与人口的比例，农业资源与供养人数的比例，注定让中国一旦遭遇类似苏联合作化过程中的挫折，就会出现普遍粮食短缺的情况。1961年，中国在境外购买的食品达到650万吨，价值3.6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营养不足貌似成了工业发展迟缓的罪魁祸首，甚至也许是工业减产的原因。1961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1500万～2000万吨，但仍无法与苏联或六国共同体的规模相提并论。

政治层面并非如此。苏联不能使用武力来掣肘中国政府。后者的强势不仅在于它拥有7亿左右的人口，而且还在于它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活力，声称代表了正统的意识形态。中苏友谊正式决裂对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而言，都是一种失败。因为这种学说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间发生冲突。悲剧的主导者都不得不将其对手视为分裂者或异端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家首脑的分歧，哪怕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矛盾，也要粉饰成学说争执。

北京和莫斯科的敌对将会对两大阵营的关系产生哪些影响？这难以详尽地预测。在某些情况下，两个阵营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棘手，因为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担心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而不断挑衅帝国主义。若非如此，莫斯科若为了阻止中国的扩张，更容易和西方和解，那么，北京就可能违背苏联谈判人员做出的承诺而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协定（这并非不可能，比如北越在北京的支持下，蓄意破坏美苏在老挝所做的和平努力）。

当然，莫斯科和北京的紧张关系使得华盛顿和莫斯科和解，这种相反的情况也是可以想见的。从长期看，这可能是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公开冲突的逻辑结果。但短期看来，只要苏联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体，它就不能公开承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也可能存在民族对抗，苏联体系内的多头政治对西方、和平各有利弊。苏联继续保护中国不受美国的侵略，而且必须防止中国政体倾覆或是联盟的正式决裂。另一方面，中国几乎不再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不必再诚惶诚恐地对待老大哥，因为今后“公开决裂”的惩罚就能威胁到苏联，赫鲁晓夫对破裂的害怕丝毫不亚于毛泽东。

在我们所处的年代，对于倡导革命的国家、政党和人们而言，将学说纯正性的声望拱手让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克里姆林宫势必担心，一旦两个首都竞争新信仰的中心地位，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激进分子会认为北京更胜莫斯科一筹。

（2）美国和苏联并没有支持它们各自的盟国获得热核武器。几乎所有的美国作家都认为，由四五个国家来实施威慑战略，风险高于由两个大国实施该战略。

在我们对威慑战略进行理论和实际分析的篇幅中，我们刻意使用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两个国家拥有热核武器装备（因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我们往往假定一种对称的局面，比如，假定先发制人对二者而言具有同样的好处。为了不超出本书的范围，我们没有假设更为复杂的模型，也没有设想苏美之间的种种不对称局面。况且，一旦明白了这种推理模式，就能够分析不对称局面的后果。困难在于事先断定军备质量竞赛将导致何种局面，以及各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例如，以下问题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几年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的热核武器将坚不可摧，以至于极端挑衅（即对没有热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发起进攻）的威慑不再合情合理，这种结果是由不诉诸热核武器的可能对抗升级导致的吗？或者，庄严承诺、不大可能的巨大风险，与被动防御计划一道，使得超级大国有可能保证其盟友不受侵略，有可能让它的敌人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它会率先出击并诉诸核武器吗？

美国作者幻想着中国和西欧，以及其他国家可能会最终放弃原子武器。这些国家并不准备让两个超级大国垄断那些今天被视为具有决定性的武器，也不准备把人类代理人的权力、监管这些残暴工具的使命托付给它们。

就理论模型而言，一个由四五个国家把持热核武器的世界，未必会比只存在两个这样国家的世界更动荡不安。可能存在各种组合，这取决于这五个国家是相互独立，还是分属两个或三个团体。然而无论如何，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倘若还存在一个拥有实质热核报复能力的国家（或者集团、联盟），那么当前超级大国行动的自由将减少。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消灭另一个超级大国，即便仅在理论上也不意味着控制了世界。它只应使用部分武器来对付对手，否则即便可能取得胜利，之后也会任由坐收渔翁之利的第三国宰割。人们能够辩护，即便是现在，第三国——中国或者整个亚洲——即便没有原子武器，它的存在也间接有助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缓和。

（3）未来的景象并不会是具有四五个热核国家的理论模型所呈现的那样：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很可能拥有一些原子弹和能够运载原子弹的飞机。英国现已拥有热核弹头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轰炸机（也许还不足以突破苏联的防御，也不足以幸免于攻击）。法国在1965年左右将拥有原子弹和幻影Ⅳ战略轰炸机，也许在1970年左右将拥有热核弹头和中程弹道导弹。1965年或1970年，可以预见的局面并不等同于五个国家拥有基本相当的核能力的单纯模型。两巨头依然是主宰，中国、英国和法国将拥有核打击力量，即必要时相互威慑的力量，却无法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相抗衡，这要么因为它们的力量不能承受第一次打击，要么因为它们能够承担的损失（对两个欧洲国家而言几乎是灰飞烟灭）和能够实施的报复远不相称。

进一步来说，即便欧洲国家合并它们的资源共同产生一种威慑力量，与两个超级大国相比，它们仍然处于劣势，因为欧洲的空间比美国和苏联的都小。我们时代的一个悖论是，经济繁荣不再需要大片土地，然而军事力量仍然需要，因为领土范围大小是消化进攻能力的一个条件。不过，六国，最好再加上英国，共同制造出一种威慑力量，也并不是毫无效果的。恰恰相反，它能够将欧洲提升到主要行为体的角色。即便美国不再驻军德国，欧洲也仍间接受到美国力量的保护。苏联对美国或者欧洲发动侵略，哪怕是轻微的挑衅，也不得不担心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获得一定的原子能力，这很可能会极大地改变当前局势。显然，中国将借此提升它在亚洲的威望（而且，印度急于效仿中国）。并且，北京怀揣的抱怨十分明确：在离其海岸几公里的地方，前任政权的幸存者指挥着驻扎在金门岛和马祖岛上的敌对力量，且受到一个外部强国的支助，这是无论哪个大国的政府都无法容忍的。当中国拥有一定原子能力的那天，是否还会忍受处于被动的状态呢？

第二十三章 超越强权政治（一）：以法律求和平

国际政治素来被人们视为强权政治，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法学家醉心于概念，一些理想主义者将理想与现实相混淆。然而，它从未像这样被全盘接受。对于被迫忽视战争，或将战争合法化，法学家感到惋惜。道德主义者则攻击外交-战略行为的本质，指责这一行为即便在和平年代也对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是对强制和暴力的可能性进行考量。

20世纪战争的残酷与热核的威胁，不仅为抵制强权政治带来现实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显著性。如果人类希望继续征程，那么历史绝不能再是一连串的血腥争端。可能酿成的灾难与国家间竞争的利害关系，其间的差异从未如此明显和具有悲剧性。可悲的是，根据和平的需要与战争的危害，包括前述战略在内的一切传统战略都不合时宜。它们最终导致了束手无策的事实和对荒谬的屈从。

我并不反对这些看法，而是同意这些看法。人们渴望国家间关系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种憧憬并非史无前例，但亦绝非普遍存在。不乏狂热分子将他们意识形态的胜利凌驾于一切之上。然而，这种憧憬属于跨国社会，它所团结的是以百万计的人类个体，而不是民主国家的公民或革命政党的积极分子。也许，它有助于开辟未来的道路，一如在过去人们对远古集体秩序的反抗。至少，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究之后，我们应当思考在什么条件下，国家间政治不再是强权政治，即它不再在战争的阴霾下进行；再者，当今或未来实现这些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 和平主义

马克斯·舍勒在一篇记录了1927年1月他在国防部演讲的论文 [109] 中，对八种和平主义进行了区分。我们以他列举的这八条作为出发点。

（1）英雄与个人的和平主义，它在原则上不抵抗暴力。

（2）基督教和平主义，天主教的半和平主义，一部分借鉴自教义，另一部分源于自然法和伦理，总之，它期望让教皇成为至高无上的仲裁者。力争团结、致力于永世和平的新教教会也参照同样的和平主义。

（3）经济和平主义，即自由贸易的和平主义，该学派最伟大的理论家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其论断借鉴了实证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

（4）司法或法律和平主义，源于自然法的现代学说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应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又通过圣·皮埃尔神父、康德（永久和平）、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以多种形式再现。它的终极目标是在陆海进行全面且系统的裁军，取缔国家的最后辩驳（ultima ratio），代之以最高法庭，依照一套严格的规范体系，通过司法裁决来解决一切冲突。

（5）共产主义及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半和平主义，通过取消阶级国家，超越无产阶级的临时专政，强制实现永久和平。苏联形式的半和平主义并不是直接的和平主义：它支持一切能够实现其预言和颂扬其目标的战争。

（6）全球帝国的帝国和平主义（罗马普世帝国的稳定、罗马和平、拿破仑的企图、某种形式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和平主义）。

（7）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国际和平主义，存在于欧洲和美洲的几大列强之中，它们担心成为新一轮战争的牺牲品，并力图反对苏联发动战争导致全球革命的观念。

（8）世界性的文化和平主义，可追溯至斯多葛主义，通过汇聚全世界的知识精英，依靠信息传播、知识和道德改革、教育工作来实现永久和平。

以上是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两次大战之间所区分的八种形式的和平主义。他在同一篇论述中写道：“欧洲人民的经济和（相对的）政治合作这一理念不会再消失。可是，它若消失，便是整个欧洲文化的悲哀！” [110] 在我看来，马克斯·舍勒意在得出追求和平的政治与精神运动的各种灵感来源。时至今日，这些灵感也并无迥异：和平主义或源于对暴力的拒绝，或借鉴超脱的宗教传统信仰，或取自经济功利主义，或源于建立司法秩序的意愿，或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信仰，或源于一些人武力消除国家多样性或军事主权多样性的秘密企图（许多人赞同这一企图），或源于大资产阶级对战争的担忧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反对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渴望，最后，或源于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对国际主义的重视。不论是反暴力理论家、基督徒、自由贸易理论家，还是支持以法律求和平、以社会主义实现和平、以全球帝国来统治和平、通过资本主义国际组织谋和平、以智者的行动和大众教育来实现和平的拥护者们，他们都对战争说不。舍勒指出，如果将各种和平主义的灵感进行比较，那么唯独第一种非暴力形式，就其接受忍受暴力而非实施暴力的角度而言，才是纯粹的精神和平主义。其他的和平主义都是“利益意识形态”，它们的和平目标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一个阶级或全人类的利益（贸易比战争更有用）。我认为这些不同的和平主义的性质差别并非如此简单。诚然，只有为了保全同胞性命而准备牺牲自我的人，才能证明他拒绝战斗的英勇，因为他已经超越英雄主义。然而，那些渴望通过法律、无产阶级的胜利或文化的胜利来谋取和平的人，同样受到了理想的鼓舞，尽管这些理想是一些人或全人类的利益。总之，灵感的性质并不会受到计算因果关系的影响。

我认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和平主义真正的区别并非如此。在我看来，这些和平主义可归为两类：一些是有条件或无条件地反对战争，并没有提出战争起因的理论或是和平手段的学说；另一些则将和平或好战的行为建立在战争理论的基础上，以求永久和平。非暴力和平主义、宗教和平主义、文化和平主义属于第一类。那些拒绝服兵役的非暴力人士相信殉难的意义，相信个人抵抗的长期有效性（而且他们是对的）。他们并不幻想去阻止战争，哪怕是某一场战争。当反对暴力的人士组织起来，针对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时，他们不再是信念的道德主义者，而是责任的道德主义者，应当按照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意图来做出如此判断。拒绝使用原子武器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道德考量。倘若这能够减少历史暴力的总量，且无损需要捍卫的价值，那么就应当对其表示赞同。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可能的，但绝非无可争辩。同样，哲学家或教育家反对民族狂热，试图传播人类团结的思想意识，实现本身美好的事业。如果他自以为教育改革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百万美元的投入就能确保和平，那么他就太天真了，以致不应被认真对待。

相反，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都有（或者至少能够有）一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学说。假如他们洞悉了战争的原因，就应当试图去排除原因从而保障永久和平。然而，这五类理论家又能进一步分为两组：以法律求和平与以帝国求和平的拥护者们。他们企图改变几千年来国际政治的本质。通过自由贸易，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通过生产和交换的国际或超国家组织来支持和平的人们，只有在他们的战争社会学理论成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在我看来，和平主义的这两大流派符合两种对战争可能性的解释。或者，国家间的原始状态在实质上包含了较为频繁的战争。如此一来，只有以法治取代暴力统治，或者以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取代众多的主权国家，才能获得和平。国家交战要么是为了谋取某物（土地、人口、战利品等），要么是因某物或某些人而起（人口压力，对市场的寻求，独裁的、资本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体，富人、将军或军火商的野心）。这两种解释既非相互矛盾，亦非不可调和，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第一种解释并不排除第二种解释的部分真实性。若第二种解释声称自己是全面的解释，那么它便是错误的。换言之，众多的军事主权国家的确暗含着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强权政治和战争。因此，一切靠消除某些利害关系和排除某些原因来确保永久和平的学说，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经济学的理论和学说。“流行”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是长期的，另一些是应时的。劳动和战争是既对立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活动。人类旨在征服自然，支配自己的同类。也许，因为人类能更好地支配大自然，所以减弱了支配同类的欲求。另外，只须特别考虑到社会拥有也只能拥有唯一的目标以便能够形成有关人类进化的具体看法便足够了，讲求实际的、工业的时代代替了神学的、军事的时代。实际上，较之过去，现代社会更加注重生产。因此可以想见，用垄断家、资本家以及军火商的贪婪来解释战争，无异于以往用国王对荣耀的欲望或他们宠臣的反复无常来解释战争。对市场、原材料和利润的追逐代替了君主对国土、臣民和要塞的追求。自由主义者认为冲突的利害在一个贸易共和国国内会出现贬值，于是国家不再具备发动战争的动机。资本家也希望通过国际或超国家组织达到相同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期望从社会主义政权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中实现相同的结果。

在以消除武装冲突中的经济利害关系从而实现和平的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为彻底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垄断的本质在于贪婪地摄取国内外的利润，垄断资本家势必受制于扩张和利润的无情束缚，垄断与国家不相为谋。当一个政体不再以利润为动力，那么执政者将以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为目标。政权内部不再有敌对的阶级，帝国主义也不再有理由“铤而走险”，因而不再存在战争的原因。换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以行为主体和利害关系来阐释现代战争，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和垄断资本家的野心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在垄断资本的支配下，各国迫于现实的目标互不相容。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改变行为主体 [111] 的本质，并消除争端的利害关系。

这一和平学说，即便我们同意对其所做的分析，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除非我们假设永恒外交官（diplomate éternel）发生破天荒的转变。事实上，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念来组建，实行计划经济，并由所谓的无产阶级执政：国家会放弃供养军队吗？它们都确信自身是安全的吗？它们都不再想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将其观念强加给他人了吗？为了积极回应这些疑问，需要做出两个假设：任何传统的利害（土地、财富、人口）都失去意义，任何国家都没有统治的野心，也没有受制于人的忧虑。

在当今社会，不论其经济社会体制如何，第一种假设都包含部分真实性。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经济仍可以保持强势的增长劲头，国际贸易自由能保证人口和工厂的补给，统治欠发达国家的成本往往高于统治发达国家的成本。 [112] 然而，即便不考虑土壤肥沃但人烟稀少的土地这种个例，即便忽视贸易方式的争执，最终也无法完全消除经济的利害关系。如果中国人口继续按当前速度增长，到20世纪末，其人口将超过10亿，那么中国人民及其执政党很可能觉得空间狭窄。假设从经济角度来看，其他的解决方案仍然比征战更为可取，但征战仍有被视为最好出路风险。在西伯利亚和东南亚，还存在着人烟稀少的土地。

对那些领土相对于需要供养的人口数量而言太狭小的国家来说，要让它们不为征战的诱惑所动，要让它们的邻国不觉得受到威胁，这些国家仅拥有相同的政体并称兄道弟还是不够的。即便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同仇敌忾的手足情谊，也未能阻止南斯拉夫的叛离，亦未能够消融莫斯科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更不必说，如果我们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一个不再有敌人的世界中，那么不可能排除空间的划分像过往一样成为未来利益冲突的导火索。这些冲突未必会引发战争，但如果不通过武力解决，就应当构想由法庭宣判，或各方请求仲裁，又或是由上级强加旨意的一种解决方案。前两种假设让我们参考以法律求和平，以及国家同意不再自行惩戒，最后一种方案影射的是全球帝国。

基于战争原因和利害关系的社会学解释，我们得出国家主权服从法律或武力的和平主义学说。我们不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感到吃惊：倘若国家保留了自行惩戒的权利，就不可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除非它们洗心革面，或者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社会的本质着实减少了由经济原因引发的战争，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政体，那么目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间不大可能存在大型战争的威胁。然而，这种和平局势得益于经济集约增长的可能性，却无法让人类彻底远离土地和财富的冲突：总之，一切取决于数量，更确切地说，取决于数量的增速。

如果我们以法律或武力求和平，以法庭无可争议的权威或单一国家无可抗拒的意志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反其道而行之，是否还能重新发现经济社会原因引发冲突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国家间的发展差异会引发紧张局势，有时还会引发革命。为什么在一个全球帝国或世界联邦的内部情况又截然不同呢？然而，抽象的分析并不能为全球帝国的内部暴力定性。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自治程度以及土地和人口所保有的武器。

这两种论据主要在概念上存在差异。我们设想实现了永久和平，而霍布斯困境并没有消失，那么我们便能推测出国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冲突中可能存在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了。若我们只是设想通过法治或全球帝国来实现永久和平，而没有做出其他假设，它所面临的风险正是如今国家内部秩序正在经历的风险，臣服于法律的民众的异质性，以及幸存民族或文明群体对法庭或帝国自上而下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可以预见的反抗能力，都会加剧这些风险。

这些结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一个和平主义学说不应当首先强调利害关系和行为主体，而应当重视霍布斯困境的依据：国家声称有权自行惩戒，有权保留诉诸武力的最后争论。我们旨在实现和平：法治能否在国家之间建立？

二 从《国际联盟盟约》到《联合国宪章》

我们已经从理论的抽象层面 [113] ，以及历史和实践层面 [114] 来衡量国际法（拉丁语：jus gentium），并分析了当前联合国的作用。

我们理论分析的指导思想符合1914年之前法学家所公认的一个原则，即国际法并未禁止国家诉诸武力，而且诉诸武力是主权的一种体现。之后，我发现国联这个本应以保证和平为职责和目标的机构却失败了，我称之为国联的败笔。这一失败具有明显且又有象征性的特点：由战胜国创立的国际联盟在其序言中加入了接受“某些不诉诸战争的义务”和建立“公开的、以正义和荣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以及“严格遵守条约义务”的条款。一切国际法的保守倾向都源于国家间的竞争意志。将尊重国际法和尊重协约国及其附庸国所确立的领土现状蓄意混淆，加剧了国际法的保守倾向。战胜国希望借条约获得更多的权威，战败国则反驳道，国联的权威因其给予协约国的法律-道德担保，即给予武力的担保，而被削弱了。然而，在没有武力的历史权利可以参照的情况下，双方都无法明确哪种地位才算是公平的。日本、意大利、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图谋都沿袭了古老的政治行为方式。

1945年以来，一个两极且异质的国际体系逐渐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由政治和技术条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集团的形成、无休止的说服和颠覆活动等）来决定。假设不存在联合国这一组织，那么国际体系还会是这样吗？我并不知道。我仅仅能够肯定，且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 [115] 联合国并未对国际关系的进展产生重要影响。 [116]

这样的双重失败归因于事实，而非文本，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探究文本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修改了国际习惯法，禁止诉诸武力，并引入了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这并非一无是处。

毋庸置疑，与习惯和传统法律相比，《国际联盟盟约》甚至比《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更具有革新精神。17世纪和18世纪，国王绝不会郑重宣布“以各民族之名谴责诉诸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在相互关系中，放弃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 [117] 。不论是何种冲突，他们从未承诺只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 [118] 这些文本究竟是罪恶向美德的致敬，还是个人或集体意识真正进步的证明，还尚未知晓。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便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也并未将一切战争视为非法。倘若发起的战争针对的是非缔约国，或是违反公约的缔约国，抑或是战争符合《国际联盟盟约》的义务，那么战争仍然是合法的。（不过在法律和事实层面，各国都能相当自由地诠释盟约的义务。）然而，最为重要的是，缔约国保留了过去通行的两条规避困难的途径：正当防卫的权利（自卫）以及使用武力却不宣战的可能性。《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明确认可正当防卫的权利，却没有规定任何机构来确定并限制这一权利的条例和个中含义。因而，各国几乎总能或多或少地提出自己的辩解：他们只是在行使这一权利。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行为就像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行为。同时采用另一条规避途径也很顺手，即在不宣战的同时也拒绝将中国的“事变”定性为战争。此外，所谓的和平列强，例如美国，在对“模棱两可”的情形进行创新：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并未向德国宣战，而是采取了与通常定义的中立性不相容的措施，支持一方阵营而敌视另一方阵营。不交战是一种参与模式，正如中国的事变也是某种形式的战争。

盟约的漏洞则更为明显。盟约被认为引进了某种集体安全，其第十六条第一段这样写道：“倘若国联成员国违背了盟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中的承诺而诉诸战争，即视该国事实上发动了针对国联其他成员国的战争行为……”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战争才构成了违约？第十二条规定，国联成员国承诺在做出仲裁或司法决定后的三个月期满以前不诉诸战争。第十三条规定，成员国承诺，不与陷入争端的国家开战，而争端交由仲裁判决或司法裁定。最后，第十五条（第六段）规定，一国如果服从国联理事会（冲突当事国除外）一致投票通过的报告里的建议，成员国承诺不与之开战。

诚然，各国也承诺将它们的争端提交法庭仲裁或裁定，如果没有法庭，则提交国联理事会。不过，各个国家仍能自由决定争端是否交予仲裁或司法裁定。若涉及政治争端且由理事会审理，那么也只有在全体一致通过的情况下，理事会的建议才具有权威性。若理事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国联成员国有权利采取它们所认为的维护权利和公正的必要举措”（第十五条第七段）。

换言之，在冲突提交仲裁或法庭的情况下，非法战争是指在三个月的期限结束之前发动的战争，或是针对已交于仲裁或法庭裁定的国家发起的战争。可是，国联成员国并没有同意必须将它们的争端交予仲裁或法庭裁定，那些挑起战争的严重冲突可能会由国联理事会或大会进行审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做出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切尝试之前就发动的战争，或是违背理事会一致决议的战争，才是非法的。“集体安全”原则——一国发起的战争若违背了《国际联盟盟约》，所有成员国就应当视之为针对它们每一个国家的战争——只有在一致通过时才适用。国联各成员国保留了最终决定某场战争是否的确违背盟约的权利。

若达成一致，第十六条（第一段）规定（或者看起来如此）所有成员国必须实施经济制裁，却仅授权理事会就各国在军事制裁中的份额提出建议。

理论上，我们有三种方式来“填补盟约的空缺”。第一种方式是（国联理事会或大会）所做出的仲裁、司法或政治制裁对争议各方具有强制性。第二种方式是取消一致通过的规定，以便理事会或大会能果断解决争端。第三种方式是剥夺各国在判定是否违背盟约以及承担制裁份额方面的自由裁定权。这三种改革相互关联。为了废止第十五条第七段所规定的采取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必要措施的权利，就应当赋予国联解决争端的真正权威。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成员国难以达成一致，理事会就应当有权按多数原则来解决争端。最后，为保证多数判决的政治有效性，就必须强化和明确第十六条中（第一段和第二段）有关违背盟约和制裁的国家义务条款。

我们知道，国际联盟曾援引第十六条来反对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措施如下。首先，争端交由理事会审议，并由理事会提出一致意见。理事会的这一决议不能视之为国联所有成员国被迫履行的义务，亦不能当作集体决策。大会主席决定国联的任何机构均无权就所有成员国有责任认定其中一方违背了盟约做出决策。大会各成员国可以就理事会成员国的一致意见自由提出异议。奥地利、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都行使了这一权利。其他成员国默认了理事会的意见。事实上，尽管存在第十六条（第一段），国联的成员国在制裁方面也具有自行决策的自由。

事后，很容易注意到，迫使意大利放弃攻击埃塞俄比亚这一企图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盟约的“漏洞”，而应归咎于领导集团（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对诉诸极端手段的反感。这些极端手段可能包含战争的（细微）风险，然而，即便盟约没有“漏洞”，这一风险也依然存在。国联的成员国并未放弃它们的军事主权，若一国决心使用武力，那么除非同样使用武力否则不可能制止它。就对意大利1935年的入侵、1938年德国的侵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40年的侵略（芬兰）所做的制裁而言，尽管盟约第十一条至第十六条含糊其词、漏洞百出，却丝毫不影响国联的行动。1938年，德国退出国联，1940年苏联被国联除名。强化盟约的约束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有丝毫影响。

若国联的成员国都由衷地愿意遵守盟约，那么在三个月的期限内禁止发动战争，或禁止向已服从仲裁判决、法庭裁定或理事会的一致意见的国家开战，这些规定便足以阻止战争发生。然而，日本并不打算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意大利也不愿接受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德国亦不尊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这三个国家均不同意将它们的要求提交给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裁决；它们也并不认为国联的建议对它们具有约束力；它们亦不认为现有的领土状况就是最终的状态，相比于过去和将来的领土状况，它们都没有对现状予以更多的尊重。即便修改了第十五条第七段的条款，即便理事会非一致通过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意大利、日本、德国这些国家也不会屈从，因而应当靠武力来进行约束。可是，保守主义国家并不具备这种武力，不论是区分国内立法和国际法的范畴，还是与他国的政治冲突问题，它们都不愿意认可法律的支配，这会剥夺它们的自由裁定权。

《联合国宪章》深入借鉴了《国际联盟盟约》的哲学思想，即法律主义与和平主义哲学。根据序言，这个新机构旨在保护子孙后代免于战争的灾难，确保今后武力仅用于维护共同利益。尽管如此，编纂者深谙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太强调恪守条约，亦即现状，更多地注重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要条件。尊重人权、促进各民族的经济社会进步以及维护和平都成了联合国的宗旨。

就和平这一核心问题，宪章的条款措辞含糊，第一章陈述了国家应有的行为方式，或是解决冲突应当遵守的原则。其中第二条第四段写道：“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同样，根据第二条第三段，所有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可实际上，所有国家都时不时地使用了武力威胁。另外，如果诉诸和平手段只是有利于和平，那它却未必有利于公正。总之，如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都应当受到尊重，那么任何一国都不能被他国以威胁或强制的方式来分裂或吞并。可是，如果不是受到威胁或强制，一个国家又会在什么情况下任凭他国破坏或摧毁？像对待《国际联盟盟约》中的条款一样，国家必然会规避或无视第一章中的表述。人们会认为这些条款表达的是一种理想而非具体的义务，或者认为这些条款只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即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威胁或破坏和平的行径以及侵略行为的章节中，明确了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趋向的结果近似于盟约的第十条和第十六条，它们更明确，篇幅更长也更详尽，某些方面雄心勃勃，某些方面则雄心不足。雄心勃勃表现在它们赋予了安理会集体裁决权，甚至通过一切手段对会员国施以尊重，不论和平与否。然而，宪章并非如此雄心勃勃，因为安理会只有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第七章中的措施。换言之，五大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安理会的决议，更能否决安理会为使决议奏效而采取的措施。联合国大会则能以2/3的多数票对任何主题的建议进行表决，却无法强制会员国遵守其建议。《国际联盟盟约》所谓的制裁，宪章所称的“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动相关的行为”，英美法学家所指的“强制措施 ”都由安理会而不是联合国定夺。

《联合国宪章》也包含了“回避条款”。宪章第二条第七段重述了盟约第十五条第八段中的保留意见：联合国无权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本质上属国内司法的事件）。荷兰、法国这些殖民主义列强企图使用这一条款来阻止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干涉印度尼西亚或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事实上，当国际和平受到威胁时，宪章便赋予了安理会出面干涉的权利（参见宪章第七章）。而且联合国大会每年都将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议题，尽管法国代表团徒然地以退出联合国的行为来阻止这一问题被提上议程或讨论。

可以说，第一百零七条授予了国家对敌国的自由决定权。这一条文含糊其词，留出了极大的自由。 [119] 也许，宪章的起草只关注了过渡阶段的预防措施。自从战胜国联盟解体，苏联集团国家签订的互助协定也开始明确针对德国或其盟国可能发动的侵略，这一条款便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授权针对昔日敌国的措施轻而易举地成了反对昔日盟国的措施，这些盟国在联盟瓦解后试图通过与昔日敌国结盟来壮大自己。

最重要的两个规避条款，则是第五十二、五十三条有关地区组织的条款，以及第五十一条中引述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表述。然而，仅从条款的字面去理解，这两个条款并没有严格限制安理会的权利。宪章起草者考虑的地区组织中包括了美洲国家组织。这一组织能够自主采取行动维护和平，或者安理会也可以借由它来采取行动，若没有安理会的授权，这两种可能都不包括“合法暴力”（除了针对昔日敌国采取的措施）。第五十一条为传统政策提供了自由发挥的余地，此大西洋公约组织援引了这一条款，如苏联集团援引第一百零七条。仅须补充的是“集体防卫的正当性”要求事先筹备，如果发生了武装袭击才临阵磨枪，就无济于事了。

依照宪章，法学家们讨论了大西洋联盟的合法性。大西洋联盟是根据第五十一条还是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区域组织）建立的？“个人或集体正当防卫的自然法”这一表述相当含糊，足以引发莫名的争论。不论注释多么灵活，甚至法学家指出任何一国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违背宪章，但事实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也依旧与创立宪章的美国人所构思和设想的具有本质区别。这些美国人反对势力范围，反对联盟均势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国或一群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动用武力。他们指望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来维护和平。没有人想到当今会是这般情况。如果说集团政治是宪章的逻辑发展或体现，那么当初起草宪章的措辞就应当有悖于起草者的意图。

无须掺和法学家关于朝鲜行动的合法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缺席且并未赞成）、宪章中为大西洋联盟辩护的条款，甚至是“团结一致保卫和平 ”这一著名决议的争论，我认为也能轻易发现，在历史层面上，宪章赋予了安理会确保集体安全与和平的重任，因而它指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这种一致是难以达成的，安理会从未掌握第四十五条及其后文中所规定的武装力量，各国注意到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阻止安理会做出决议并采取行动，它们因此认为它们必须准备自己的“集体正当防卫”。被宽泛地加以诠释的第五十一条，有可能最终使集团制度与原本旨在排斥这一制度的宪章相协调。然而在我看来，朱利叶斯·斯通（Julius Stone）的观点是难以辩驳的，他得出结论，认为“集体正当防卫并不是为了履行宪章，唉，而是因为宪章未被执行” [120] 。集体防卫是集体安全的替代物，而非其结果。1950年表决通过了“团结一致保卫和平 ”的提案，旨在将“集体行动”合法化，而提案本身建立在宪章允许继续存在的防卫习惯法之上，而非“武力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原则之上。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法学家所言，宪章具有两面性。否决权、正当防卫以及对抗昔日敌国的行动都构成了传统的一面，这让强权政治的博弈成为可能。安理会的权威、强制实现和平，代表着宪章的另一面，意在创建一种世界秩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端让安理会无能为力，而如今看来，只有传统的那一面显露于强光之下。

谴责宪章并梦想进行改革以重拾1945年的希望，这是幼稚的。正如希特勒的野心并不能归咎于盟约的漏洞，否决权也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根源。

简而言之，集体安全的概念从来没有被理解为法律义务。或者各国保留了裁定诉诸的战争是否违反盟约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受到危害，因为它取决于众多的个体决策；或者安理会有权做出集体裁决并且强制执行，即便要诉诸武力，可这一裁决需要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即理论上的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大国的一致同意。不过，当所有大国都取得一致时，不论集体安全存在与否，都不会发生大战。

三 国际法的本质缺陷

国际法无力禁止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使用武力，其原因何在？这便是主导有关国际法本质争论的核心问题。诚然，很难设想一种法律秩序，其本质上纵容主体的自行报复，即为了一己私利而自行决定诉诸暴力。我个人认为，在概念层面上，H.劳特派特（H.Lauterpacht）在其《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结尾处所提到的将法律秩序等同于和平秩序是令人信服的。

在探讨有关法律和法庭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时，法学家可能注重将法律陈述与一切和平的倾向分开考虑。然而，倘若在国际关系中，和平主义等同于坚持法治，那么人们会思忖，一位法学家在意识到其任务的真正本质后，是否会希望将这种本质分离出去，因为和平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既然和平意味着牺牲公正来供奉稳定与安全，那么就此而言，在道德上，和平的观念是无动于衷的。和平首先是一种法定公设。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和平是对司法体系统一性公设的隐喻。法律逻辑必然导致依法对无政府主义和私人武力进行判决。 [121]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和平确实是一种法律公设，是法律体系统一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服从法律的人类就不存在，而是这种人类关系所包含的暴力只是为法律服务的，用于针对违反禁令者或是用于法律权威的裁决。

现代法学家要么借鉴实证主义的观点，要么借鉴新康德主义，而且考虑到事实与规范的区别，就更难以苟同国家间的合法秩序纯属法律秩序。事实上，若法律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指挥，那么缺少一个凌驾于国际法主体之上的国家，就会抹去各国所服从义务的特有法律属性。至于纯粹的法律理论，它将法律秩序定义为对暴力的规范，只有将战争和报复解释为国际法规则规定的强制行为，它才肯定由国际法所构成的“法律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122]

从将战争和报复被解释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那一刻起，纯法学理论家就有了一种幻想，即在没有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一种可与国家体系相媲美的标准体系。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空想，或者至少可以说，建造一个如此高大的规范体系，即便逻辑上合乎要求，却也过于脱离现实，没有丝毫意义。

首先，将战争和报复理解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不过是法律上的一种假想，这不同于过去统治者或士兵对使用武力的理解。外交官和军人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负责执行外院的判决的）司法人员。诚然，鉴于凯尔森（Kelsen）对法律的界定，万一发生了某些事实前提，如果缺少对暴力的管理和法律的制裁，国际法也不会存在。国家间的暴力不是犯罪就是制裁的这种假设，是不可靠且站不住脚的。有时，凯尔森也暗示自己，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科学目的他更倾向于这种假设，而不是任何战争都是合法的那种假设。

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在论及纯理论之时，我们必须追溯到其基本规范，这种规范自身并不是法则，而是统领整个体系的公设。然而，就国际法而言，任何可以用来参考的基本规范（德语：Grundnorm）都不尽如人意。条约必守原则是个特例，它提出了遵守条约和公约是国际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却难以将其作为国际秩序的逻辑源头。倘若我们不去声明必须信守承诺，而是声称国家应当像过去那样遵照惯例行事，并以此作为基本准则，那么我们就是用对惯例的尊重代替了对条约的尊重。然而，如果说尊重条约的意思过于狭隘，那么尊重惯例的意思就太过含糊。国家应当遵守哪些惯例？诉诸武力是国家古老的行为：在力图沿袭惯例的法律体系中，又该如何判定这一行为？

此外，国际法并没有为事实性和诠释规范设立最高裁决机构。正如凯尔森的一位异端门徒写道：

按照传统的概念，尤其是凯尔森的概念，各国都是判决机构，有权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自由决策，而不存在法律控制的可能。因而，会同时存在大量类似的裁决机构，它们有能力设定规范，且每当发生冲突时，会被迫设立相互矛盾的规范。根据一般国际法，国家能够单独决定具体的规范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某一事实存在与否，是否应将其定性为战争、干涉或无效……如果A国做出了其中的某个决定，如果它确认了一种规范，如果它定性了某一事实，如此种种，那么它便设立了一种法律规则，一种从属于国际法的规范。然而，B国同样能解决这些问题并做出它的决定，这样，它也设立了一种规范。每次发生国际冲突的时候，A国提出的规范总会与B国的相悖，否则也不会存在冲突……超国家的国际法无法发挥作用，逻辑上也排除了这种可能。因此，超国家的国际法并不存在。

他还说：

按照传统理论的构想，将国际法视为束缚各国的至高无上的超国家秩序，这不仅毫无效力，而且逻辑上也行不通，因为这些规范并没有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 [123]

如果说法学的纯粹理论由于没将原始的规范公之于世，并且缺少解释的最高裁决机构来确保体系的协调性而注定是失败的，那么，其他声称建立强加于各国之上的国际法强制力量的法学家们，也不会有更多的收获。我们姑且赞成古尔维奇（Gurvitch）的观点，承认存在本身就起到规范作用的事实，假设存在一种纯粹的社会法律来体现非国家的社会；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国际法是整合法而非从属法，但这样问题的本质仍没有得到解答。国际社会纯粹的、自发的法律具有怎样的约束力？法学家从何证明这一“社会法”禁止或授权诉诸武力？当法学家断言“必须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时，人们轻易地回应道，主权国家的共同意志不过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总之，倘若理论家将国家和“主权意志”的多样性作为出发点，那么，他就会沦落到以类似于自我控制 [124] 或默许这种或多或少微妙的方式来恳求法律主体的同意的地步。这类理论很容易遭到反对，因为它并没有超越作为出发点的国家主权。仅由同意产生的义务并不具有强制性。规则的有效性只归功于同意，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我们可以断定：不论是其自身，还是对于现实而言，任何国际法理论都不尽如人意。从逻辑上说，一种假定了主权的绝对性的国际法理论，不能为国际法的强制特征进行辩护。政治上，这样一种理论限制了法律的权威并鼓动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法权威高于国家，这种理论不能够找到与国内法中相似的“规范性事实”和原始标准。况且，缺少最高解释的裁定机构，缺少难以抗拒的制裁力量，便会损害超国家法律理论的严谨逻辑，同时也使其与现实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长久以来的争论，以及对一切理论自身或政治影响的正当反对，都可以通过国际法及其所表现的“国际社会”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特征来进行解释。现存的国际法发端于欧洲，尤其派生于16世纪以来的万民法。最初的万民法包含两个方面或者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指明了一切国内法律的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它指明了统治者们在相互往来中必须或者本应当遵守的规则。一切法律的共同要素被视为自然的，即符合人类本性，或顺应天意，又或是符合理性的智慧。就万民法是自然的这一意义而言，它还适用于统治者之间的往来，因为这种交往不可能服从于一套个别的法律。因此，对于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问题，国内法甚至民法都有类似的用法每个主权者都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立的意志。

然而，如果这些往来属于自然法的管辖范围——在哲学意义上自然法高于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即我们所称的人为法）——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往来也是自然的，它是先于公民状态存在的“自然状态”，公民社会的建立完全是个人意志服从更高意志的法律。16世纪至18世纪，国际法理论同时受自然法状态（普世的、神圣的或理性的）和自然状态的影响。在双方战争的合法性这一关键点上，自然状态的影响明显超过了自然法的要求。如果战争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如果它旨在获得道歉或赔偿，如果它是对侵略行为的防卫，那么它就是正义的。然而，不论正义与否，战争对交战国而言都是合法的，因为在主权国家之间既没有执法的法庭，也没有强制执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诚然，17、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并非都相同。如果人们追求和平、向往社会，那么早于公民社会的有效法律（即适用于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就不会与传统的自然法之间存在本质差别。然而公民社会、法庭以及警察的缺失，仍然意味着国家在相互交往中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惩的权利。犹记得《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十三章中对“自然状态”的经典描述：

就具体的个人说来，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未存在，但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相互猜忌，并保持斗士的状态和姿势。他们兵戎相对，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起碉堡、派驻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地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

霍布斯勉强同意这种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在描述的结尾评述道：“但由于他们用这种方法维护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出现个人自由行动导致的悲惨状况。”

斯宾诺莎在《政治论》第三章中重述了这一观点：独立的城邦 [125] 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敌人（第十三章），战争的权利属于每个城邦。他并未指摘城邦关系中的狡猾与欺诈 [126] 。然而，他并不认为如此设想的自然状态与“人类对公民社会的自然渴望”相互矛盾，因此，他得出结论：公民社会可能不会彻底瓦解（第六章，第一段）。

然而，同时期的哲学家，即便其所构想的自然状态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构想，却也承认城邦内部秩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城邦间的秩序。洛克在《政府论》的下篇 [127] 中写道：

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世上并不存在一个拥有权威的共同尊长来进行裁决，他们正是处在自然状态中。但是，对他人使用武力或蓄意使用武力，而世上又不存在一个可以向其求助的共同尊长，这便是战争状态，而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诉诸，人便有权利向侵犯者宣战，尽管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一国的臣民。

洛克还从概念上对执行权和对外权做出了区分。 [128] 前者在于确保“社会所有成员在内部都落实社会自治法”，后者旨在保障公共的外部安全和利益，包括一切可能得到的好处和受到的伤害。

事实上，洛克补充道，这两种权力总是相互混淆的，而且只能如此，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仍有不同。因为和平与战争、联合与联盟的权力，“以及与城邦外个人及团体的一切关系，难以靠先前制定且仍然通用的人为法来决定，而应交由那些被赋予裁判权力的人，依他们的审慎与智慧做出决定，为公众谋福祉”。审慎与智慧，而非严守法规，才应是联邦权力的特质。

在这一点上，洛克是否借鉴了霍布斯的观点？他受后者的影响远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 [129] 这是可能的，但并非一定如此。因为即便是那些否认人与人之间——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怀有天然敌意的人，也得承认自然状态，或者人们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的缺失所带来的后果。事实上，由于法官与警察的缺失，每个人都应当准备自卫，防备丧失理智、不择手段的他者。由于缺少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最高裁决机构，国家间秩序只能任由每个联邦政府官员自由决定正当防卫所需的措施。

当代否认自然法的倾向，或者，至少说是否认自然法严格的法律特征的倾向，似乎本应当促使法学家们效法17世纪的哲学家，强调国家生存于自然状态之中（没有法庭和警察），进而强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差别，甚至否认我们所谓的国际法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征。然而，至少直到最近的一个时期，大部分的国际法专家的争辩方式仍并非如此，他们竭力证明国际法是正式法，其建立的前提表面上会让人想到相反的结论。但凡以各个国家的主权为出发点，并通过各种方式将法律与主权挂钩的理论，都剥夺了国际法某些法律构成方面的特征。

国际法专家常常不敢从他们的原则中得出这样的结果，害怕将国际法贬低（或抬高）到“文明社会”所认可的正面道义的层次上，但这让法律失去了严谨性、系统性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性。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国际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由法学家来论述的，而这些法学家接受的是国内法学专业的培训。国际法必然逐渐具备了法律的特征。直到1914年，欧洲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法律概念，自由地决定哪些人类群体值得被视为国家，且相应地值得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后来，经济自由主义又限制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并将私有财产神圣化，因而否认国际法的法律特征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它与国内法从未如此相似。显然，这些文本和评论借鉴了法律精神，又怎能将它们引向正面道义呢？

其次，姑且不论国际法的一般理论，相当一部分的国际法都应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对属于大家的或不属于任何人的财富（海洋）的共同使用，跨国社会（在资本主义时期，看上去与国家无关）必然要求的国家间交往，一国公民在他国定居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问题诞生于以领土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一星球上的共存，并都受到不断完善和通常被遵守的法规的约束。法学家常常探究是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还是后者高于前者。事实上，法庭几乎总是维护国内法的最高权威，不过，只要各类法律属于同一种类，而且法官认为多数国际法规则能够纳入国内法，那么争论对专家带来的扰乱就不那么多了。 [130]

最后，超国家法律理论以及1918年后的国际联盟看似为最终克服国际法的缺陷开辟了道路。据称，国际法还处于所谓的原始社会阶段，缺少代表法律的最高裁决机构，不存在强制的垄断。同样的进步让国家内部出现了司法体系和治安机构，这将逐步推动国家间秩序在法律层面的发展。

这种乐观主义，不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上，都毫无根据。在事实层面上，显然只有在任何国家都不再具备物质手段来抵抗“国际警察”时，对一国动用武力才相当于在国内使用武力。正如在朝鲜半岛那样，缺少“国际警察”，警察的行动无异于一场战争，其结局可能不是惩治犯罪，而是以审慎的妥协而告终，这不太符合制裁的本意。

在理论层面上，当涉及所谓的文明国家法律时，国际法所谓的最初特点暴露无遗。然而，尽管这个或那个部长勉强地为法律的最高权力做出牺牲，这些文明国家的行为却没有停止，像是拒不事先承认法庭的权威。这些国家是否会签署强制仲裁的协定？它们赶忙补充道，仲裁并不适用于国内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界定由它们决定（这相当于保留了对承担义务的情形的选择）。如果它们放弃了一个保留条件，就会找到另一个保留条件以区别两类争端，一类是由法庭或仲裁机构提供法律解决的争端，另一类则不包括这些解决方法。正如人们常指出的那样 [131] ，这种区分是模棱两可的。可至少，它包含两层明确的政治含义。国家从未同意也不会同意无条件地承诺将关乎重大利益的问题交予仲裁或法庭处理。那些可能引发战争的争端被冠以政治之名，因此无法靠法律程序来解释。国家更不会无条件地接受现行法律的束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条约和公约可能看上去并不公正，国家不敢将公平裁断的任务托付给法官，因为法官自己也害怕担此责任。这双重拒绝正体现了自治的意愿；它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本性质。不论人们对此指责与否，它一直都是国家间关系独特性的构成部分。它合乎逻辑地形成了战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这让几何般精确的思维反感。

以革命形式进行的战争并不是非法战争。人们可以认为“诉诸战争既不合法，也不违法；一旦做出了和平或战争的选择，国际法在某种程度上便会黯然失色” [132] 。又或是，“在国内秩序中构成‘合法革命’的事情在国际法中就成了某种合法的伪和解，它通过效力原则，传递了国际的、具有代表性的能力。国内的法律体系破裂了，而国际法律体系并未被打破：它仍在运作” [133] 。

只要战争是合法的、被容许的，那么下面这种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国际习惯法与国内法至少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国际法自身主体的单一力量就能给国际法本身造成破坏。国际法容忍战争，对依靠战争解决问题留有余地，赋予战胜国头衔，认定强加于战败国的条约有效，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单独一个国家就可以将其法律权威强加于其他所有国家。” [134]

四 国家间战争与国内战争

第一，国家间关系由社会行为构成：除了在不承认“野蛮人”人性的极端情况下，外交官或军人并不会将他们的敌人视为任其使用的物体或是任其宰杀的动物。从两种意义上而言，外交-战略行为具有社会属性：它指望他人对其自我定位做出反应；它总是竭力自我辩护，从而承认某种价值或规则的权威。然而，我们知道，即便是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国际法依然具有本质缺陷：由于缺少有资质诠释国际法的机构，它就可能分成与诠释国际法的国家数量同样多的体系；由于缺少难以抗拒的力量来服务于法律，事实上每个主体都保留了自行惩戒的权利。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本质缺陷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试着区分国家间争端到底属于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暂且搁置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比如主权的概念。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并不服从于同样的法律，我们仅以这个不争的事实作为论述的出发点。法律体系具有多样性，每一个体系都在一片空间内或是对某些特定的人口有效。第一种类型的争端源于法律的领土性与民族性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一国有权让居住在其领土上的他国居民履行哪些义务？即便他国违背了文明的惯例，一国又能在何种程度上运用本国法律来剥夺他国公民的财产和自由？

第二，国家间往来并非仅仅通过公民旅居他国，还通过海洋、尚待确定主权高度的大气层这些国际公共领地而相互联系。某些航道尽管位于一国领土之内，但对他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国际公约确保了所有或一些国家使用这些航道。各国对公约进行相互矛盾的阐释，或者实际上有能力的国家简单纯粹地违背公约，都会产生冲突。例如，埃及政府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取道苏伊士运河，这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这是法律解释上的冲突（埃及和以色列仍处于战争状态）还是违约行为？法学家对此存在争议，但通常他们接受二者中的后者。

第三，国家间往来是因为跨国经济往来日益显著。通过国家行政或是私人进出口的媒介作用，商品实现了跨境交换。然而，各国即便有权从总体上限制或是特别针对某些国家限制对外贸易的进行，可以合法地禁止买卖某一商品，但是，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突然拒绝与另一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就等同于某种形式的侵略。苏联集团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封锁便为第三种类型的争端提供了例证。 [135]

第四，一国可以采取措施制止或者纵容在其领土内企图颠覆邻国政权或政府的行为。发生在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起谋杀是在塞尔维亚策划的，因此塞尔维亚政府被指控事先知悉这起谋杀，甚至组织了筹备工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列举的”有关侵略的定义中，就包含了招募或部署旨在向邻国领土发动游击战的武装团体这一条。

第五，国家因国际法的初级目标，即领土的划分而建立往来或可能发生冲突。它们可以对空间的归属存在异议，比如那些空地或半空地，或是该空间的占领者并未被由文明国家构成的法律社会的成员视为“法律主体”。它们甚至因边界的划分而发生争执，一遍遍地援引战略（天然疆界）或者道义（民族自决）的理由。

显然，上面这种分类即便没有涵盖全部，也涵盖了大部分的国际争端。以与此前列举相反的顺序来看，冲突首先源自空间的划分，即不论何种国家秩序的内容本身。其次，冲突来自政治或经济对峙，一国可以以邻为壑，在本国领土内组织颠覆邻国的行动，或中断与邻国的正常贸易往来，又或者无视邻国的合法利益而将其视为各国所共有的加以利用。最后，冲突因一国对待他国财产和国民的方式而被引发。

通常，当国家都认同相同的原则时，关于财产和人身方面的冲突能够得以友善解决或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倘若这一法律共同体并不存在，而且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独大，它可能会强制他国遵守自己的原则。这正是欧洲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作所为。它们派遣战舰，迫使弱国偿还债务，掌管非欧洲国家的海关或司法。如果发生冲突的国家法律理念不相调和，且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制他方的力量或意愿，那么只能是达成外交和解或允许各国在本国领土内各行其是。美国记者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苏联获刑，因为他们的行为在这些地区被视为间谍活动，而在铁幕的另一边却是完全合法的，对此美国也无能为力。菲德尔·卡斯特罗无意“公平地”赔偿美国公司，苏联亦无意补偿俄国债券的持有者。合法解决此类争端的条件是法律体系的相互靠拢而非国际法的进步，这就要求国际体系在法律和道义上具有同质性。然而，我们知道，当前的国际体系延伸至整个人类，与欧洲大陆框架内的国际体系相比更为混杂。

第二种类型的争端通常提交仲裁或法庭处理。它们很少触及国家的主要利益。如果这些争端表现出潜在的敌意，或者一国的行为在他国看来是为了满足其军事需要（或伪需要）而无视法律的非法行为，那么争端的形势就变得严峻了。比如，U-2侦察机侵犯苏联领空便是如此。当然，国家的敏感性有时足以将因商船检查权以及领海范围的仲裁解释而起的海上事端上升为国际危机。国家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敏感了，因为从今往后诉诸武力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外太空在将来成了重大争端的托词，原因并不在于国家贪恋荣誉，而在于它们希望出于军事目的而使用卫星。

经济敌对的做法，即毫无根据地拒绝销售或购买，这实际上与政治冲突是相关的。这种做法是政治冲突的表现而非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一些国家弥漫着无法“获得原料”的隐忧。人们勉强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购买原材料；原材料供应商可以阻止某些国家获得原材料。我们发现《大西洋宪章》中也反映了这些担忧。也许，当原料储备开始枯竭的时候，最后所剩下的矿层的所有者或最富饶的矿层的所有者能够实施敲诈要挟。目前，我们知晓国际卡特尔“剥削”消费者的情况。这些国家间常见的恶习并不会导致那些要通过武力解决的冲突。

如此，我们终于谈到了主要的敌对，政治单元的界限和政体构成了敌对的目标和原因。蒲鲁东并不认为这些冲突服从某一其他权利 [136] ，而是服从武力。在某些方面，它们类似于那些撕裂政治单元的冲突，而在国家间的层面上，它们又具有另外的意义。

所有权与主权的比较是平淡无奇的。我们说过，集体拥有土地就像农民拥有田地一样。我们设想在最初的历史时期，一个部落在保留了牧场与耕地的同时，也创立了所有权和主权。然而，一旦人类群体转为定居生活，并在地球上大部分地方定居，争执便极少涉及没有人烟的地方。争执的目的要么是让某地居民归附一国而非他国，要么是让某地居民有权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显然，这些争端触及“政治单元”的存在，与那些并不质疑其所属政治单元的派系、阶级或团体间的冲突有着本质区别。

诚然，国家声称它们并非师出无名，它们援引历史观念，这可与促进法律改革的道德概念相比较，如“民族自决权”。可是，这个例子表明，促进国内法律进步的伦理概念与伦理学家希望国家行为服从的历史观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乍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国籍，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谁来选择？选择什么？一个省的居民或是讲某种语言的人口是否被视为选择的主体？毫无保留地使用民族自决权可能会导致重要集体的瓦解，而这种瓦解到何时才能停止？在“优质单元”的内部，少数派表达了对多数派的反对意见后，他们会怎样？不过，这种观念并非毫无意义。它虽不能解决一切争端，却允许谴责对某些人施加的暴力行为。它也不能按照将废除奴隶制或取消社会等级（旧体制的）整理成法律的方式，被转化为明确的规范。

历史上有过为数不多的民族国家或帝国和平解体的例子。瑞典与挪威分裂，前者并未反对后者独立的意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准许印度、缅甸和锡兰获得独立。然而，相反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即便在当下这个去殖民化也符合宗主国利益的时代。荷兰迫于叛乱分子和联合国（或美国）的压力才勉强同意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印支战争历时八年之久，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始于1954年的秋天，直至1961年仍未获得胜利。民族主义者往往通过浴血奋战来表现出他们组建国家的能力。如果敌国和平解体很罕见，那么也许英国、德国、法国的民族融合从来就不是和平的。而且从一种政体过渡到另一种政体——革命——总是暴力的，不论付出的鲜血有多少。

和平主义者憧憬没有暴力的历史。然而，在各民族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他们却没有考虑革命与战争间的关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揭竿而起反对法国的统治，匈牙利人民发起暴动反抗拉科西（Rakosi）政府。即便在理论上，叛乱触及了他国的利益，而且叛乱分子的胜利会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关系或意识形态关系，那么又该以何种“法律手段”来解决叛乱问题？纵观历史，此类冲突未曾且不能提交法庭处理，不能借由法庭采取诉讼程序，按照类似于民事及刑事诉讼的标准做出判决。理论上，可以设想两种方法来减少暴力：要么隔离叛乱的场所，要么将超国家的外部权力决策强加于双方。

19世纪，同质的欧洲体系的国际法含蓄地推荐了隔离的办法。不干涉的惯例让其或多或少具有了强制性，这也符合国家间交往的利益。美国并不承认那些靠政变篡位的政府，这种做法遭到不干涉理论的批判。在一方主权领土上有效行使权力的政府，不论其来源如何，都应予以承认。如果人们开始质疑即位的合法性，那么又该如何终止承认与许可之间有害的混淆？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它应当纯粹是一种宣告（非合法建立的），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及道义上的许可。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当统治者——国王或共产主义政党——联合起来对抗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当国际体系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双方都担心敌对阵营获胜，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介入所有内战之时，隔离的学说既不适用也无法得以运用。19世纪，在某些情况下，列强间协调一致地进行干涉，对隔离学说进行修正：国际社会决定了一种解决方案，它难免有失公允，却重建了和平。在现行的异质体系内，各国同意回避或是推行一个共同制定且各国都能接受的方案，实属罕见。

尽管体系的异质性和跨国意识形态造成了困难，但国家仍然在各种场合继续诉诸“隔离”或“共同方案”的办法。1936年，法西斯意大利、第三帝国甚至民主国家都没有遵守有关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民主国家违背程度较轻）。然而，为了避免冲突的国际化，它们至少建立了不干涉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表示反对宣战，并将派往朝鲜半岛作战的正规军称为“志愿军”，因为宣战可能导致战争升级。内部冲突的国际化可能迫使保护反抗分子或合法政权的超级大国参战。“志愿军”正是代表了一种中间形态，介于不干涉协定（因秘密运送物资和人员而被破坏）和内部冲突国际化之间。当今所有的内战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隔离”和“国际化”。

在我看来，结论是显而易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只要国内政治的暴力未被根除，我们便难以想见没有暴力的外交。在国际社会中，某一成员国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其他成员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当一国政体或政府的更替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国际行为体和游戏规则的时候，即当国际体系为同质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国会声称对此漠不关心。当地球上的半数国家既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即大多数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政权），亦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即有最低限度的连续性和武力予以保障）的时候，内部的不安定和平衡的不稳定愈演愈烈，和平就变成了冷战。

在异质体系内，国家间的和平使得主权国家不可能暗自达成反对叛乱分子和异端分子的协定，因为一个集体的异端分子恰是另一个集团的正统拥护者。因此，和平至少需要相互之间保持克制。然而，当今世界技术一体化、现世意识形态的普世使命，让相互克制难以实现。和平共处属于外交的虚伪，冷战指明了国际关系的真正方式，否则又会是怎样呢？既然国际法管理着某种社会关系，而当社会本身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国际法并不足以建立秩序。

五 国际法的进步或衰退

是否应当得出国际法在不断进步或衰退的结论？这两种观点都有学者支持。坦白地讲，就个人而言，不论是跨国社会、国际体系还是人类社会的意识，我都没觉察到进步。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交通和通信手段都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西方有众多的人出国旅游。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游历如此多的国家。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不出国门就能在大小荧幕上看到那么多他们从未见过的异国风情。然而，将出国的人口比例、商品在被消费前平均跨越的公里数或是世界贸易的吨-公里数据作为判断跨国社会的有效标准，是相当虚假的。

首先，即便这些外在的且几乎物质的迹象值得研究，却也不乏与之相矛盾的现象和与之不同的发展路径存在。跨国社会是全球性的，而这也是未曾有过的。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贸易、人员以及商品的往来，在欧洲这片方隅之地还算频繁，而在远东与欧洲之间这类地区就不那么活跃了。在苏联体系内，跨国界贸易不允许私人参与，跨国界贸易成了国际贸易而非跨国贸易。因此，相较于自由经济时代，这种贸易更缺少自由，更多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些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认为限制公民出国的权利符合它们的原则。从莫斯科乘喷气式飞机到华盛顿只需十几个小时，可是，有机会获准赴境外旅游的苏联公民能占几成？

物质手段让跨国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体系的异质性却约束了其发展。它破坏了整个人类的道德团结，且让人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团结的低级形式是互动，体系内某处所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其他所有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政治单元都休戚与共。团结的高级形式不单单是互动，而是体系内的所有成员自动调节或统一定性某一既定事件。在现行体系内，这两种形式都不存在。

一个多极的同质体系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出于对体系内出现全球帝国的担心，主要行为体趋向于遏制它们的野心，在算账之时相互宽恕，并以另一个行为体替换缺席的行为体。然而，后面这种方法恰恰凸显了自我调节的局限性，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行为体都无法倚仗自我调节来维系它的存在。波兰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而欧洲体系并未受到破坏。即便是这种有限的自我调节，也会受大战或者某一主要行为体资源的迅速扩张支配。

在异质的两极体系内，存在着众多不稳定的国家，因而它不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每个主要行为体，即每个阵营，都明白，一旦它不再具备自卫能力，对手就会毫不留情。维持此前建立的大致平衡，并不符合大国的共同利益，各方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遗余力地阻止对手获取武力优势。

与过去相比，现如今，某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更无法得到同样的定性了，不论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是有利的还是有悖自由的。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正如对触及全人类以及每个人人性的不幸的反应一样。在我看来，中国的洪灾和饥荒并未让人感到愉悦，即便在最狂热的反共分子心中亦然。同样，我并不认为最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会因资本家建造的大坝决堤而欢欣雀跃。然而，相对于凝聚民众或阵营并且分裂人类的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情感，这些人类所共享的情感又是多么少见、多么苍白无力！

我也承认这些情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且不论外交时机，一国的公民或政治家有时也会为对方阵营国家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某个国家的首脑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作为欧洲的见证人，这位首脑也多次在其他场合鲜明地表明自己正统的大西洋观念。英国民众也为这名苏联英雄欢呼，也许这与他们对另一个民族英雄的怨恨不无关系。然而，这些民众的情绪并不总是与外交博弈相契合，也不能视之为人类的纯粹人性的情感。只要看一场国家队之间的比赛，便会发现个人对团体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而对竞赛种类或规则的喜爱是微弱的。

在一切有限的体系内，比如希腊城邦、基督教团体或欧洲协调，价值或是共同利益在重大场合从未支配行为体的行为。在和平年代，不完全的共同文明意识对于解决次要问题不无影响。当战争的号角吹响时，这种不完全的意识一下子就被激情击退了。

在如今的全球体系中，国际社会更有理由分崩离析，而没必要采取统一行动。每一个超级大国都竭力让其国民和不结盟国家相信另外的那种政体是可憎的。同样的事实，根据一种意识形态是令人憎恶的，而根据另一种意识形态却是令人赞赏的。按照莫斯科的宣传，多党派的自由选举不过是垄断专制的掩饰罢了。华盛顿则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和99%的选举只是一党专制的借口。相互矛盾的阐释融入各种信息当中，阻隔了人民之间的沟通，尽管传递这些信息的手段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怎么说，认为跨国社会或国际社会的成员希望人类以国家共同体的方式成为一个整体是错误的。人民和国家可能会担心人类的灭亡，即人类在世界末日的灾难中消亡。但他们并不像追求民族、阵营和意识形态的繁荣、扩张和荣耀那样将人类的统一视为现实或理想。对战争的担忧会促使交战国保持节制，却不足以让它们和解。

如果说这就是国际法适用的社会关系，那么国际法看似取得的进步又靠的是什么样的奇迹呢？

在必要时，我承认国际公约日益增多，国家间关系法律化的领域日益拓宽，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在更多的情况下遵守这些法律。我并不能肯定上述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即便它们全部属实，其本质也不会改变。人们不能在和平年代根据次要的问题来评价国际法。说到危机，即国际冲突，要找到国际法进步的征兆不过是枉费力气。如果将以法律求和平作为目标，那么我们距实现目标仍有距离。如果目标仅仅是限制交战双方的合法战争，那么比起宗教战争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离这个目标更远了。

国际法已经成为全球体系的法律，但它在本质上仍是欧洲法（jus europaeum）。它的适用范围先是局限在基督教国家，其次是欧洲国家。因而，“主权平等”原是赋予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中的特权国家，即大国，现在则明确地授予殖民帝国解体后出现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国家。对“非自治人口负有责任的国家，应为他们的福祉和发展采取行动”。过去，英国下院的议员可以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宣称英国统治印度只是为了谋利，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富裕文明的民族要对尚未步入现代文明的民族尽应有之责任，这一意识形态不单单是罪恶向美德的致敬，更是对一个历史事实的认识：国家间体系的全球扩张。

然而，除了这些事实外，无一事实表明国际法在一些实质问题上有所斩获。为了建立法治，国家必须放弃自行惩戒，公民和政府必须认为国家服从公正的法官是值得颂扬的道德。可是，赫鲁晓夫却称，若联合国的一致决议违背苏联的利益，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反对。美国虽看重以法律求和平的意识形态，却不愿意将区分是否属于国内法范畴的事交予他人。

越来越少的国家能够剑拔弩张地解决它们的纠纷，然而大多数无力再诉诸武力的国家都为它们消逝的权力扼腕叹息。法国轰炸塞得港或比塞大附近的军事行动（1961年7月），几乎没有在国内激起任何道德愤慨。在英国，民众舆论远不及“知识分子党派”那样反对安东尼·艾登和苏伊士远征。如果法律不能也绝不应当远远地超前于共同意识的切实价值观，那么从法律上禁止国家实施自行惩戒仍为时尚早。

我们并不能认为，相较于过往，国家现今更常违背良好的国际行为准则，不过这一准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了。国家间不再频繁宣战，不过很多做法意味着符合法定程序的宣战不再与对外交关系的维系格格不入。

从这些评述中，定不可推断出当今和平有赖于国际法的进步，甚至是国际法的进步会为和平事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效仿国内宪法，国际上的宪法并非不可想象，它包含行政权（改革后的安理会）、立法权（联合国大会）、法庭（国际法庭）和警察（服从行政权力的武装力量）。美国法学家曾为这样一部宪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 [137] 作为一项精神尝试，这并非全然无益。可是，过多地关注这些勤恳的消遣则是误入歧途。权力竞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合都是事实。只要这些事实继续存在，安理会就无法支配武装力量以粉碎一切抵抗：大国不会承诺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多数意见（不论采用哪种代表模式）。否决权是一种象征而非动机。一个超级大国不会接受命令，也不会任凭被束缚。

是否应当得出结论，认为法律下的和平是谬误，与人类和社会的本性背道而驰？或认为它不过是康德所谓的理性观念，即一种虽无法完全实现却激励着行动、指明了目标的观念？

法律规范社会生活，这种规范源于习惯，公正与不公正的概念为法律辩护或给予其启示，法律的系统化以及司法体系巩固了其地位，通常司法体系的强制手段能确保法律得以被遵守。这种规范部分来自创立国家、政体或宪法的武力。在国家这一集体内部，武力最初的作用却常常被抹去、遗忘和掩盖。极端不平等的方式已经消失或正逐渐弱化。共同价值观将最初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团结在一起。

在各式各样的国内法中，宪法始终最接近法律的暴力根源。因而，也正是宪法最难以进行和平修正，它通常因一方或另一方诉诸武力而被搁浅。旨在国家间建立和平的法律与宪法而非其他法律更为相似，因为它要在国际组织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权力，或分配财富。

从理论上看，国际社会的宪法在何种条件下才可能发挥效用？我认为有三个条件。要使各国愿意在它们对外行动时服从于法治，各国政要也必须像民众那样服从于类似的纪律。再引用康德的表述，我们可以说宪法，至少是主要国家的宪法，必须是共和主义的，必须建立在公民的首肯和按严格规则和合法程序行使权力的基础之上。倘若满足了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也很可能实现。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同源性，意识到它们的体系应当是同质的，先是国际的，然后是超国家的社会。当发生局部危机时，这个社会就会在“隔离”与“强制解决”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然而，如果没有国家的同质性、观念的相近性、宪法实践的相似性，这一“国际社会”便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必要条件仍不够充分。各国还必须愿意表态说“永别了武器”，必须毫无顾虑地将争端提交法庭处理，哪怕是有关土地和财富分配的争端。一个不存在军备竞赛、没有领土或意识形态纷争的同质化国际社会是否可能呢？理论上尚且可能，但仍须满足各种条件。结束军备竞赛不仅要求国家不再猜忌彼此的险恶用心，而且要求国家不再奢望靠武力来将意志强加于他人。集体的权力意志应当销声匿迹，或是转向其他阵地。至于经济争端——在过去它并不是导致战争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却让我们功利主义的思想认清了传统文明间的战争——它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弱化：一切现代社会都能不太费力地实现经济密集型增长，而不需要依靠扩张或征服。

让我们在脑海里整理一下这些分析的结论：同质体系、国家间不再相互猜忌、遵守相同的法律和道德观念、缓和经济-人口冲突，谁能看不出靠法律实现安定的人类社会，正如国家共同体，其中个人和利益的竞争鲜有暴力的特征？然而，按照理性的观念，这样一个法治保障和平的世界，仍将是各国分而治之，还是天下一统，即便不是组成一个全球帝国，也是组成一个全球联盟？

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或者说对战争的担忧，我们是否应当希望出现这样的联盟或帝国呢？

第二十四章 超越强权政治（二）：以帝国求和平

按照历史先例，当前危机的出路应当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每一个过去所谓的全球帝国都统一了一个文明区，结束了敌对主权间的争端。依此类推，在20世纪的后半叶，全球帝国应当包括人类整体。

在追随汤因比展开的广阔视角中，我们找到了这一推论，对此我们并没有承认也没有拒绝，因为局势所包含的差异与相似性同样突出。

20世纪的战争可能首先将北半球而非全人类统一成一个帝国单元。强烈的民族情感并不会就此承认任何统治权（imperium）。一旦苏军撤回苏联境内，美军退回大西洋的另一端，那么欧洲各国将趋向于重新恢复自治。欧洲尚且如此，欧洲之外更是必然。刚刚成立或是重获独立的国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宝贵的财产。意识形态的斗争阻碍了铁幕两边人民的交流，抑制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共同利益的觉悟。如果说莫斯科在维护其欧洲集团的统一时已经焦头烂额，那么倘若阵营扩大至整个北半球或两大半球时，情况又会怎样？

我们的目的并非思量帝国统一的可能性，而是分析以帝国求和平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分析的以法律求和平的必要条件一样。这两种出发点的差异如下：以法律求和平的理论家认为国家具有多样性，思忖着如何使这些国家服从法治；以帝国求和平的理论家意识到国家的多样性可能引发战争，探索如何居于主权国家之上。

一 模棱两可的主权

直至目前，我们总是不时地使用“主权”一词，却未对其下严格的定义，因为我们用它来表明国际体系最初的事实。这一事实——政治单元相互竞争，力图成为它们利益和行为的最终评判者——历来是不容争辩的。然而，围绕着主权这一概念已制定出了众多的法律和哲学理论，主权转让的理想广为流传，以至于学派之争不可避之而不谈。

主权既可以被视为国内秩序的基础，也可以被视为国家间秩序的基础。主权国家，意味着其领土上保留着一切“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习惯准则，以及通过缔结公约或条约所做出的承诺，它对其颁布或是认同的法定体系拥有最终的解释权。然而，这一体系仅在有限的空间内，对特定国籍的人才适用。倘若说主权是绝对的，那么国内秩序与国家间秩序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前者意味着服从独一无二的权威，而后者则排斥这一权威。

现如今，法学家、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学家都将重点放在了主权学说的历史特点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思想家们追求绝对的权威——它不从属于任何强国，也不屈从于任何人类法律——他们思忖这一权威存在于何处，其合法性何在。基督教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理论家创建了一套历史运动的思想体系，其中存在着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国家。绝对主权满足了君王们的野心，他们意欲冲破教会和帝国这些中世纪余留的桎梏。与此同时，绝对主权还能禁止封建领主、领地、城邦、行会这些中间团体的特权——一旦君主的意志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唯一来源，特权就丧失了根基。

现代法学家建立了“含蓄的规范性”理论，蓄意责难主权的概念，他们要么按照凯尔森及其门徒的方式，对法律秩序和国家秩序不加区分，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将国家秩序降为范围更广的法律秩序中的一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主权的概念毫无意义，因为在纯理论中，它只意味着某种规范体系在特定空间内的有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主权概念是有害的，因为它暗示着法律命令的强制力来自国家的权力意志，一切法定秩序都是指挥命令。相反，对外政策的务实理论家倾向于保留主权概念，以便提醒各个政治单元为己立法，拒不屈从外部的权威。

因此，小亨利·摩根索将主权权威定性为至高无上的立法和强制执行的权威，并认为主权权威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共同分享的主权权威可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就像是四方的圆形一样。在被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集体内，也不可能存在两个主权，正如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在民主政权的内部，不论其外在形式如何，也只存在一个主权权威。“因为在民主国家，这一责任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搁置状态，透过宪法协议和法律规则的网络也几乎难以窥视，所以人们常常认为这一责任并不存在，这种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强制执行权，过去只由君主一人负责，现在则分配到不同的、相互配套的政府机构中，以至于任何一个机构都不是至高无上的。” [138] 但这只是幻觉。改革家妄图将民主国家打造成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这种努力只是徒劳的，他们忽视了在任何国家“必定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承担实施政治权威的最终责任”。

主权属于合法且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对主权的探讨就是同时或者依次探讨权威合法的条件，以及权威存在于的地方、人群或机构。在最高层面上，第一个问题是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纵观历史，命令的权利或是服从的义务，其基础和外延都已经发生变化。在当下一切的现代社会中，领导人都倚仗民主观念，声称他们并不会像君主那样“占有”土地或人民，也不会生来就拥有或靠武力来获取发号施令的权威。然而，对民主观念的两种阐释——一面是多党制竞选；另一面是一党制——复原了事实和“套话”的二元性 [139] 。如果合法性是指每个政体特有的套话，那么，不论是在党派合理竞争中临时胜出的当选者，还是在派系和个人斗争中暂时脱颖而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都合法地发号施令。民主套话或苏联套话，甚至民主观念都不是合法权威的最终答案（民主观念也需要靠一种哲学来支撑）。不过，我们可以不再对这些自相矛盾的套话和这个共同的观念追根溯源。

既然一切具有合法性的哲学都能为建立既定政体或树立某些人的统治权威而辩护，那么让我们搁置这主权研究的第一个方面，进而探究在国家内部所谓主权的权力归属。这一研究再次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论，因为它不时地涉及法律的权威和事实权力。

在人民的最高权力这一表述中，最高权力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实际掌权者，而是适用于全人类，因为按照宪法的逻辑，法律或执政者的权威源于人民。从更贴近现实的角度看，人们会提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最高权力，因为一旦公民与法院、联邦政府和美国50个州中的某一州发生争端，最终的决定权并不属于总统、部长或议员，而属于法官。法官的最高权力与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宪法本身也是由加入联邦的各州的最初意愿确立的。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最高权力不可与专制政体下国王的绝对权力相提并论。借用洛克的表述，最高法院既不行使执行权，也不行使联邦权。因而，我认为用最高权力的概念来指代实际权力的中心或策源地是不合适的，因为事实上实际权力是被分割的。

正如小亨利·摩根索所描述的，所有国家都存在“一个人或一群人承担实施权力的最终责任”。这种观点和寡头政治的社会学理论一样包含着部分真理：总之，关系到整个集体的决议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决定的。然而，如果我们违背惯例，赋予这一“权力精英”最高权力，那么这一最高权力就不能被称为绝对的或不可分割的。

无论在哪个宪政-多元化的政体中，事实权力的分割不仅来自法律文本和习俗，也来自人。例如在美国，当涉及和平或战争的问题时，提案权属于总统，国会具有同意或否决的权利（一旦战争开始，通常都不会否决），而宪法的文本或实践都无法预测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总统的个性、幕僚的作用和不同压力集团的行为会对对外政策产生哪些影响。

同样，在英国，只要内阁在下院中拥有团结守纪的多数席位，那么权力就属于内阁而非议会。习俗和惯例将权力的天平倾向内阁一边，而在危急时刻，它未必拥有最终的权威。1940年6月，保守党尽管是多数党，但没有工党的合作，它就不能也不愿管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机构是下院、王室、公众舆论还是政客阶层？英国和美国一样，国难当头之时，总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美国是由总统做出决策，英国则是由内阁。前者由宪法程序选举产生，后者形式上由王室甄选，实际上在和平时期由多数党推举，危难时期则由整个政客阶层或全国选举。这样“一个或一群人”所行使的是洛克所谓的联邦权，即掌管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往来的权利，他们未必会与那些名义上拥有“最高立法和强制执行权威 ”的人相混淆。

对于政治单元内部的有效权力而言，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将之应用到国际舞台的参与者上，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事实上，不容置疑的是，在某一特定空间内，通常有且只有一种规范体系是有效的，它有且只有一个立法机构来源，并由一个且是唯一的司法机构来实行。在法律上，对外主权即意味着独立，然而坚持主权暗示着一种敌视国际法最高权威却符合国家惯例的哲学，国家保留了阐释它们的义务以及确保自卫的自由。

在历史的长河中，尤其是在19世纪，介于独立和完全抹去主权之间的中间形式多次存在。欧洲各国不会像彼此相互承认那样“认同”其他大陆的人类集体。《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一度仅适用于欧洲国家，甚至仅适用于欧洲大国。我们目睹了欧洲国际法的构成原则扩大到所有国家（甚至包括那些还不足以被称为国家的集体）。

19世纪，欧洲国家多次使自己的国民摆脱当地法庭，委任本国的公职人员来管理未偿清债务国家的财政或关税，甚至接管接受被保护国条约的国家的对外事务。在这些情况下，非欧洲国家不再是其领土上的最高立法和强制执行权威。从何时起，这种国家丧失了主权？1953年，没有人肯定突尼斯和摩洛哥是主权国家，然而它们仍是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1901年《哈瓦那协定》（即古巴宪法）附录了《普拉特修正案》，赋予美国“行使干预维护古巴独立的权利，以维持一个适当的，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 [140] ，这样一来，古巴还能算是主权国家吗？

显然，答案取决于所采用的主权标准。19世纪，尽管外国官员在中国设立了“租界”，并掌管中国的关税，但中国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联合权力”，继续由本国国民掌管对外往来事务。在严格适用被保护国条约的情形中，突尼斯和摩洛哥仅通过法国常驻外交代表与其他国家交流，而保留了大部分的国内自治，负责立法和执法的当权者主要是突尼斯人或摩洛哥人，而非法国人。

毫无疑问，一些领土国家曾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丧失了某些主权的要素，随后要重新获得这些要素，或恰恰相反，通过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而完全失去主权。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收回了它们一度失去的主权要素；瑞士各州和美国各州都放弃了其主权。非欧洲国家或非欧洲准国家的一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能够自由地决定它们的组织、立法、外交政策、武装力量的构成和财政管理（这并不排除它们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国际法、条约、公约和惯例的约束）。

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主权，甚至是对外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分割好似具有不稳定且近乎矛盾的特点，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以至于久而久之，对外主权要么得以实现，要么消失。那些自诩代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人，即意识到其独特性并决心获得他人身份认同的人类团体，通常且在逻辑上会倾向于要求权利平等，即与他国一样，拥有“最终”（souverainement）处理所谓内部事务的权利。

我们来概括一下这些分析的结论。主权概念，除了其纯粹的法律意义之外（一套规范体系在特定空间内的有效性），要么用来对内说明政府的一种观念（或方案），以及某些人的权力（内阁或议会的最高权力） [141] 的合法性；要么与此相反，通过强调集体支配者（人民）或普通支配者（法律）的权威来掩饰人的权力。对外，主权与拒绝依附相混淆，然而拒绝依附的含义本身会引起相互矛盾的阐释：如果国家拥有主权，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再受国际法约束？既然主权意味着至高权威，倘若它们仍受制于国际法，那么还能说它们是主权国家吗？

一派法学家正是为了回避（绝对）主权理论和（超国家）国际法理论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形式上的困难，而希望彻底抹杀主权的概念。就我个人而言，鉴于这一概念的模棱两可性，我也主张舍弃它。但法学家们自以为一旦剔除“主权”一词，这一概念所掩盖的事实也会随之消失。已经建构的、超越国家的国际法理论仍不足以让国家放弃它们素来保留的“主体法”。提及主权让渡也不足以使得所谓的超国家组织取代国家的确实存在和权威。

二 主权和主权转让

《联合国宪章》中所使用的国家“主权平等”一词，其现有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意义是什么？传统上，根据自然法的哲学，国家被比作个人，与国内法的个人主体一样，国家被视为“平等的”。 [142]

将这个概念移至国际秩序中，它启发了威尔逊的和平主义，也促进了国际联盟的和平诞生：只要“集体人”，即民族国家，像民主国家内部的公民一样自由和平等，像公民一样服从法治，那么和平将会建立在公平之上。这种换位是幻觉，因为既不存在为事实定性或诠释法律的最高机构，也不存在强制实施的不可抗力；既没有修订法律的立法机构，也没有公平裁决的法庭。人们从国家“在法律上自由与平等”的哲学中推断出和平主义，倘若这一和平主义被惨痛地推翻，那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权平等”的意识形态仍然履行了历史职责：它为承认所有民族形式上的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托管协议、被保护国制度，即去殖民化，提供了正当的理由。提出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以公众意识所接受的道义方式影响了事件的进程，这一道义方式逐步除去了与之相悖的事实。

一旦国家被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其政府就会援引“主权平等”的思想来拒绝他国甚至是国际组织的干涉。传统上，一切隶属于国内法的事务都与此无关。一国在其领土内所采取的关乎财产和人身的措施，不论其是否违背了文明国家的惯例，都专属“主权国家”管辖。

可是，这一思想却未触动小国与大国，或是谋求有限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差别。赋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否决权就是这一差别的象征。小国援引“主权平等”的思想来扩大其内部权限的范围，却不足以撼动大国素来占据的特权地位。

人们会反驳，在过去的十年内，发生了另一种相反的演变：欧洲国家通过协定，同意转让主权，这开辟了不诉诸武力而实现“统一联盟”的前景。共同市场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我们将以下法学家的答复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共同市场是一个主权实体吗？某种意义上，它在条约覆盖的区域之内，在某些重要的政府功能方面行使了独有的、最终的权威。它与共同市场之外的国家和其他超国家组织建立关系，它拥有一些通常被认为属于主权国家的豁免权和权利，无疑它是一个主权实体。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认为主权意味着广泛的领土管辖权，共同市场就不具备主权。尽管共同市场行使最终权威的领域极其重要，它仍然主要是功能上的而非领土上的权威。 [143]

近来频频在讨论中使用的“超国家性”概念在欧洲组织中表现为三个标准：摒弃一致同意的原则，共同市场的立法权或规章制定权直接适用于不同成员国的公民或企业，（欧盟）委员会或（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与外国达成协定。

摒弃否决权，即在某些条件下有所保留地接受简单多数或有效多数的原则，并不意味着与国家间条文或惯例一刀两断。在众多国际组织中，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代表组成的大会通过票选的方式做出某些决议，任何国家的代表都没有否决权，每一张选票都按照或多或少严苛的标准来均衡。票选的适用领域，超国家机构与部长理事会之间的反差，这些造成的影响远没有支持或反对“一体化”的热情，即支持或反对高级机构或委员会的热情所带来的那么严重。高级机构或委员会应当被看作最高的、统一的实体，而不是各种完整主权的表现。

诚然，超国家组织拥有特权，而过去国家并不愿意放手这些特权，甚至不愿意将其交给它们自己建立的机构。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其最高立法权隶属于高级机构（在条约框定的范围内），这一法律及由此衍生的规章措施直接适用于六国的个人及企业。另外，一旦建立关税同盟，六国的贸易谈判便由共同体来主导。然而，在传统意义上，贸易和关税政策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它脱离或即将脱离六国各自的掌控。

是否有可能将欧洲共同体划入国内或国际的古老概念中？法学家的创造性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同的学说或偏好将会削弱或强化这些“超国家”机构的独创性。如果我们肯定国家只是把某些行政或技术职能托付给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权威是建立在按缔约国意志所签订的、不容篡改的条约之上，那么，看起来成员国仍将保留国家主权。如果我们坚持最高公署或委员会行使或是能够行使的职能——要么为了建立类似于法律的规则，要么为了日复一日地采取近似于国内部长采取的管理措施——那么，国家的主权似乎会受到削弱。

我们暂且搁置法律概念化的争论，并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在何种程度上不存在“主权转移”。让我们重述一下洛克对执行权所区分开的两方面：国内法的执行和与他国的往来。此后，共同体现在所管理的，无论是通过一致决议来决定的，还是通过多数决议来决定的，都是与某些事项有关的法律的执行，以及未来与非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这种转移表现了成员国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跨国的、在某些方面也是超国家的社会的共同愿望，然而国家主权的实质并未受到严重的损害。

让我们将主权称为立法的至高权威：三大协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规定的议会都不具有立法权。行政机关除了阐释条约中提到的规则且实现条约设定的目标外，并没有权利制定法律。至于行政职责，它超出了通常授予国际组织中的行政机构的职责，然而这一职责只在与外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情况下才触及对外权。

让我们将主权称为立法机构，它在存在危机的或者特殊的情况下，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为更新制度和公共福利做出必要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尚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共同体要求主权转让。不论是大西洋联盟还是共同市场都没有麻痹法国人的革命能力，甚至没有防止类似于苏伊士或者比塞大的军事行动。

让我们将主权视为确实掌控最高权力的那个人或那些人，他们遵照日常或特殊惯例，做出事关国家命运的决定（制造原子弹、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在这一点上，六国的主权依旧完好无损。

最后，让我们将主权视为拥有执法能力，即强制遵守法律以及惩治违法的能力：欧洲行政机关和法庭都未支配武力。这并不会使得最高公署的决策或法庭的判决无法执行。多数情况下，个人和团体都会服从法律，因为他们相信法律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习惯于服从法律，而不至于受到制裁的威胁或不必要的威胁。

按照条约的规定或已确认的经验来进一步分析最高公署或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之间在多数决议的数量和重要性上，以及在国家间相互妥协和尊重共同利益所占份额上的关系，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要记得，主权转移——假设我们使用这一说法——只限于微不足道的事情（部分执行权和对外权，尤其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而且如果将主权定义为在危机时刻做出决定的最高权力，那么，主权仍完整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

这一分析并未解决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即共同市场对六国间关系最终施加的影响。“主权转移”逐步吞噬成员国的主权，当被转移的国家权力要素聚合在一起时，是否会重新构建一个更高级别的主权？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是否会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家？这个欧洲国家是否会继承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衣钵？在共同市场形成过程中尚未确定的一个阶段，是否将会出现欧洲外交事务部长？

我并不认为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可对我们而言，只有这个才是关键。共同市场的建立，不论是出于法律的需要还是历史的需要，最终都不会形成一个货真价实的联盟。一些法学家希望将法律与国家分离，他们相信法律无须依靠拥有制裁手段的权力操控就能够发挥积极且有效的作用，他们倾向于坚持欧洲制度的创新之处。另一些法学家则认为主权是浑然一体的，因为它终归是一种意志，他们指出超国家性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它不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联盟，势必会沦为一个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

我并不会在这些含蓄的规范性理论中做出决断。然而我认为，就目前而言，第二种理论比第一种理论更贴近现实。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高级机构几乎没有使用其名义上拥有的所谓超国家权力，也几乎没有做出各国政府必须执行的多数而非一致决议。布鲁塞尔委员会名义上拥有较少的这些所谓的超国家权力，可这并不是主要的：让我们想象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建立的共同市场。德国、法国、意大利仍各自拥有外交政策、单独的政治史以及不同的警力和军队。要么假设共同市场必定走向欧洲联盟（或一个欧洲联邦国家），也就是假定在当今时代经济支配政治，甚至是涵盖了政治；要么就假设关税壁垒的崩塌会造成政治和军事壁垒随之塌落。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完善的共同市场并不会妨碍法国或德国在阿拉伯国家或远东地区进行有分歧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行动。它也不会让军队或警力服从同一批人的命令。它可能会置这些不同国家的宪法于危险之中，而这些危险又是迥异的。共产党在意大利获得选举胜利会损害意大利的政体，但并不会危及法国或德国的政体，除非对六国而言，欧洲议会成为等同于美国对50个州而言的国会，换句话说，除非产生了联邦。

我们之所以设想六国在实现经济统一后就会实现政治统一，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暗自做出了假设，排除了大西洋联盟以及两大集团对立的政治秩序。在大西洋集团内部，假设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听从美国的指挥，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苏联的威胁。在集团的框架内，我们加入共同市场所实现的经济一体化，魔杖一挥，从中衍生出一个统一的欧洲、一个欧洲联邦。可是，我们忽略了根本的部分：被共同体意识驱动的共同体权力，以及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并决心在其他集体面前表明其独特性的国家、民族和人类集体。

我并不是说，共同市场所实现的那种经济一体化无助于“欧洲民族”或“欧洲国家”的创立。这种一体化必然会巩固跨国社会，建立“联邦政府”的雏形，让国家习惯于听凭“欧洲”层面的决策来影响自身的利益。民族国家的某些传统主权特权旁落了，而国家甚至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然而，那些被我称作“暗中联邦制”或“无痛联邦制”的论点，在我看来不过是海市蜃楼。欧洲机构组成的约束体系并不会暗中吞并一个人类集体做出决定的权威，正是借由这些决定，人类集体才得以标新立异、安身立命，也不会偷偷摸摸地吞并可能诉诸最后手段的权力，它也不会在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创造出一种今后作为欧洲人而非历史国家的成员而独立存在的共同意志。经济共同体能够逐步地衍生出合法权威、事实权力和更高的民族意识，然而，前提条件是各民族都渴望如此，执政者也照此意愿行事，又或者是执政者以实现联邦为目的而有所作为，各民族也赞成这一做法。

共同市场势必会逐步产生欧洲联邦，这一希望建立在我们时代的一大幻觉之上：幻想人类各部分间在经济和技术上的相互依存最终会使“政治主权”这一事实贬值，会降低那些力图自治的不同国家存在的价值。诚然，从很多方面来看，人类形成统一意识，像一个单一的集体那样处理一些问题（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人口爆炸）是令人向往的。可是，繁荣与和平密不可分（尽管大大小小的角色每日都证实了相反的情况）仍然是个谬误（可以说很不幸）。印第安人的苦难并未殃及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福地。一国的富裕并非造成他国不幸的罪魁祸首。未来几十年，地球暂时还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资源，只要人类知识丰富且能够组织生产，那么全人类都能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然而，全世界半数人口食不果腹，而欧洲的农业产量却绰绰有余，如若必要，这一反差足以证明，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共同体间的等价并不存在。

或许，长此以往，财富悬殊对于那些富裕的国家也会是危险的，这或是借由共产主义的传播，又或是直接因为西方与其他地区不可避免的条件差距激起了贫穷国家的愤怒。这个论点可以为纯粹的慷慨援助增添一些开明的利己主义。然而短期看来，西方的威胁更多来自苏联集团的尖兵利器（这同样也由一小部分富人拥有），而不是饥民们的悲惨境遇。

最后，只有离奇糊涂的人才会声称“主权”或者“独立”不再有任何意义。即便在苏联集团内部，波兰国家的持续存在，不论是在头脑里还是在事实上，不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将来，都对波兰民众意义重大。至少，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作为卫星国，它们之间具有本质差别：“俄国化”（通过教育体系或人口往来实现）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能的，在另一情况下则不然；“波兰主权”所允许的相较于正统模式的差距，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间存在的差距不可相提并论。1956年10月，波兰证明了它在巨人的阴影下仍然拥有自己的政治史，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都不再拥有。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尽管技术与经济相互依存，尽管存在超国家集团和跨国主义思想，但国家职能的扩大、国际法禁止公开染指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规则，以及文化的国有化，这三个特有的事实仍为国家的独立保留了意义，对此我们感到遗憾却无法否认。但应当为此感到惋惜吗？

三 国家和联邦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忽略了主权思想中的一层含义：国家与人一样。然而，这种受自身意志驱动的国家人格化，是不同于个人意志的，是错误的，既是理论自相矛盾的原因，又是历史灾难的根源。

“事实上，不能将国家等同于人，尽管将国家人格化常常有其便利之处；国家只是机构，即人们为了实现某些目标而在他们中间建立的组织，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共生活活动得以开展的秩序体系。除了管理自身事务的人类个体的意愿外，国家心无旁骛。况且国家并不是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而是处于持续的、相互的政治关系之中。” [144] 对我而言，这种偏激的唯名论，也含蓄地起着规范作用，但从哲学上讲并不尽如人意。然而，即便接受这一理论，也改变不了国际法的“本质缺陷”。按照通常的说法，国家既没有放弃阐释它们义务的自由，也没有放弃自行惩戒。按机构的唯名论的说法，一些人企图以机构——通常称为国家——的名义发言，援引“国家荣誉”或“切身利益”，以拒不屈服于那些以国际组织名义发言的人的权威。然而，前者指挥着通常是身着制服、能够使用武器的人的行动。同样，当两拨人起争执时，每一方都援引一个错误人格化的国家，那么也就不存在法律解决方案。实证主义理论家将法律的本质定义为制裁的合法性，却也认定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相比之下，自然法的理论家所引入的国家-人的概念，更贴近历史现实。

然而，更进一步说，我并不认为将国家定义为“集体人格”有丝毫不妥。在每个人身上，人格是生物信息和清醒意志的合成。遗传与思考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统一体，长此以往，这个统一体便构成了人格。它兼具自然 [145] 与理智的特点。依此类推，我们可以提到民族国家的“集体民众”。

费萨尔神父（R.P.Fessard）写道：“民族国家是指这样一种民族，它意识到其起源、文化，尤其是利益上具有某种共同性，并倾向于客观化其统一性（在其成员看来，这是人格的统一）；还倾向于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其统一性，以便完全自主地面对其命运。” [146] 这一定义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政治单元”，人类在这些政治单元中四分五裂。然而，确切地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结合了文化共同体和自治的意愿。现如今，各式各样的政治单元远远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结合，而另一种符合世纪观念的类型正日渐明显：联邦国家，其间文化共同体 [147] 多种多样且受到尊重，但它面对其他政治单元时仍保留了统一自主的意愿。

民族国家的集体人格，与个人人格一样，随着时代变迁而诞生与消亡，其先决条件多种多样，有物质的、物理的或生物学的，但它只有靠能够思考和选择的意识得以彰显。国家人格兼具自然与理性的特征，表现出人类潜能的丰富性。文化多样性并非需要驱除的诅咒，而是有待捍卫的遗产。

国家的特性并不及人的个性那般显而易见，然而通过观察和分析，仍然可以认知。它只能借由民众来发挥作用，而这些民众又为自己或他人充当了集体的代言人或向导。国家是由人建立的机构这种说法，只有在机构的概念含混不清时尚可接受。这一机构的目的仅仅是保障全体及每个人规规矩矩地、安稳地从事他们的活动，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说人类集体缺少固有目标，既不正确，也不适当。

诚然，国家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人民的生活。然而这生活并非隐居生活，脱离了“国家共同体”便无法实现，各个“国家共同体”都倾向于发扬独特的价值。假设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抹杀这些共同体的差异无异于使人类变得贫乏。人类意识到团结一致的理想，与人类分成各个意识到其特性及这些特性价值的国家这一事实并不存在冲突。

甚至，这一事实也是一种理想。对于每个人而言，为实现“国家价值”而做出贡献是一份职责而非奴役。这份职责并没有排除对全人类应尽的义务。各国都赋予了理想确切的内容，它并不否认（或者不应该否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普遍的、明确的为人准则。然而，如果个人都不为造就他的国家尽责，又怎会为整个人类尽责呢？

有人会辩驳，为什么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团体？我认为答案源于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隶属的团体的分析。家庭的根具有生物性，家庭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民族，然而家庭的统一体不单单是种族的，亦非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性的，它是一种文化的统一体，是信仰与行为独一无二的集合。随着从古代社会过渡到历史社会，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实体间的辩证对立产生了，而这又一直持续到现在。暴力主导着帝国的沉浮。武装团体攫取权力，奴役居民或阶级。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一些用武力和鲜血浇筑的现代国家重新发现了让文化与政治、历史与理性相融合（总是不尽如人意）的秘密。千百年来，国家传承了自己的语言和法律，而语言和法律又传达了独特的使命。公民期望共同生活，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以期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没有他们，人类事业也无从谈起。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费萨尔神父所言，国家具有一种使命，而阶级却不具有。

不论对阶级做出如何精准的定义，靠双手劳作的工薪阶层的特征主要是工作和酬劳方面的相似处境。他们与物质打交道，并不在人类关系中靠人际关系而谋生。在一国之内，他们的薪酬相差无几，他们持有某些相似的意见或态度（或不同的态度按特定的比例分布），工薪阶层往往意识到他们相似的处境，而且正是基于这一觉悟，他们组织起来（或他们中的大部分组织起来）以捍卫他们视为共同利益的东西。如果涉及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如果他们的组织是工会的或政治性的且顺从国家，那么这个阶级便服从于国家，且不会赋予自身国家才具备的使命。 [148] 相反，否认国家以肯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则迷失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当阶级或是倚仗阶级的政党掌权时，是国家消失了还是阶级消失了？若阶级消失，那是因为除了改变经济体制，就再无永久的使命了。若国家消失，那么文化共同体又将何去何从，合法权威又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在世界上那些宣称阶级比国家更重要的学说取得理论胜利的地方，民族国家仍在履行着自己的文化使命，尽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建立的国家的至高权力剥夺了它们的部分自主权。以处境的相似性为特征的阶级依然存在，尽管今后它们不再具有对抗性，也不再拥有构建压力集团的权利。换言之，阶级起源于工作，即起源于与物质的关系，这一学说的创立正是为了革命，而随着革命的进行，赋予阶级的政治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此，它颠覆了价值的等级，颠倒了只有通过历史行为才能解释，也只为历史行为辩护的本质关系，并将此视为永恒的真理。

如果民族国家既是理想也是事实，如果丧失了民族异质性的人类社会将陷入贫瘠，那么国家主义——觊觎权力或国家的自尊，拒绝服从法律或法庭——并不会因此而站得住脚。实际上，这正是人类政治命运背后的二律背反。不论是从意识上否定国家和圣化国家，还是拒绝赋予它们自行决定命运的权利和授予它们自行惩戒的权利，都同样不尽如人意。法学家们认为，国家不过是众多机构之一，人类社会和国家社会具有同样的凝聚力，国际法的规范体系与国内法体系特点相同，禁止国家诉诸战争或威胁与禁止个人杀戮或偷窃一样有着同样的积极意义和有效性，然而，他们如是推理并未解决二律背反的问题。这种二律背反是确实存在的，有史以来它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存在。它未必永恒，但它目前也还未被解决，假使它能够被解决。

理论上，组建联邦是种解决方案，是帝国的一种文明或自愿的形式。文化共同体得以保存，它只是放弃了高级单元需要用于保护所有人安全和福祉的权力。瑞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士联邦拥有“主权”和独立意志，拥有军队，相当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个人主体：联邦内部仍严格保留了个人和团体按自身理想生活和崇敬他们的上帝的自由。为何整个人类社会不能照瑞士联邦建立一个全球邦联，负责解决低层次的问题——自然资源保护、贸易环境、减少或限制有组织的暴力？

针对全球邦联或全球联邦的乌托邦，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历史-社会问题：何谓这一乌托邦的理论条件？这些条件在20世纪中叶是否可能实现？另一类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这一乌托邦是否违背人类的本性？是否违背人类社会的本性或政治的本质？我们能否构想一个没有敌人的人类社会？

前一章的分析已经给出第一类问题的答案。全球邦联的途径与以法律求和平的路子是相同的，关键的步骤在于放弃自行惩戒的权利，即摒弃曾是且现在仍是“对外主权”的本质的东西。然而，不论是《国际联盟盟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没有强制要求摒弃的这一权利，只要全球社会的成员之间没能形成类似于每个国内社会中的个人或团体成员间的关系——共同体意识、对法律和政治体制的肯定、对武力的垄断——那么，心怀诚意的人要求放弃它也只是徒劳。我们重申：目前，这三个条件都没有实现，将来也未必能实现。

当然，幻想理性历史的哲学家能够援引一些事实依据。继希特勒种族主义的狂热之后，知识风尚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最轰动的莫过于宣称个人、种族、民族、国家一律平等，以至于有时忽略了个人天赋参差不齐乃是最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联合国中，上百个国家代表在各种场合提及宪章要求各国政府的义务，有时还提及国际组织自身的权威。最后，援助所谓欠发达民族的义务，承认缩小贫富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符合人类共同的利益，那些寻求乐观主义动机的人会将此理解为“人类意识”的萌芽，即人们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

不幸的是，与反面论据相比，这些论据显得苍白无力，部落意识或意识形态狂热日新月异，相比之下，人类意识的迹象几乎不见踪影。一些观察家强调国家单元的重要性下降了，而这并不意味着部落意识的衰弱助长了人类意识，而是意味着一种部落意识的衰退有益于另一种部落意识。比起老牌欧洲国家，苏联或美国 [149] 这种“民族国家”更为混杂。欧洲国家不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拔得头筹。欧洲被分为苏联帝国区域和美国帝国区域，气势被削弱了。公民在“集团受国主义”与“传统爱国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全身心地同意一方或另一方。一些法国人希望苏联集团获胜，另一些忠于大西洋集团的法国人则怀念法国的独立，这个事实打破而非削弱了“法国的民族主义”。那些热切盼望在国际社会中将苏伊士和比塞大争端交于法庭仲裁的法国人少之又少。

的确，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像第三帝国那样承认征服领地或制服他人的野心：个中原委我们是知晓的。苏联是否设想让全人类“皈依”共产主义信仰，正如统一成一个单一国家那样？ [150] 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这一遥远的目标无论如何对当前的行为影响甚微。苏联意在消灭敌人，即美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看来，美国象征资本主义世界，是邪恶的，按照历史决定论，以及为了人类的福祉，资本主义世界必须消失殆尽，但同时美国也是唯一能够抗衡苏联的力量中心。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既有意识形态的敌对，又有国家间的敌视，这一竞争既没有酝酿也不会预示人类的和解。劳动及行政中合理组织的进步并未让个人或集体变得理智。

受人道主义甚至是和平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止一次对那些不赞同他们情感的人怀有怨恨之心。他们宣称资本主义本身是邪恶的，而社会主义本身是高尚的，他们鼓吹阶级斗争，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阵营代表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的做法反而滋生了战争。你们谴责苏联不也是如出一辙吗？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卷入了冷战，只有放弃自我和自我价值才能够摆脱冷战。可是，基本的不对称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一切政体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尽管我们认为苏联的体制与我们的相比，可能瑕疵更多，但我们并没有发誓要将其毁灭，我们只是要求它抛弃谎言，承认自己是政体之一。如果苏联接受其本来面目，那么就有可能建立一场真正和平的竞赛。另一方面，在苏联传授的和在全世界宣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本质上是好斗的，它拒绝接受共同法律，即任何世界组织的原则。

现如今，不可能形成一个世界组织，世界组织本身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有悖于人的或是社会人的本性。柏格森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卡尔·施米特也希望通过将朋友和敌人的抉择作为政治的构成要素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两位都正确地强调了政治单元的扩大与人类的统一间的本质区别。一般的论据——外推法的论据——无异于低估了这一区别。西欧联邦，不论是否合乎愿望，都将促进世界和平或加剧紧张局势，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国际秩序。另外，我认为从敌我抉择是政治的构成要素这一假设出发，不可能推断出矛盾的特点，因而也不能推断出世界组织无法形成。

假如我们设想“主权单元”是多元化的：这样，敌我抉择不过是权力竞争、相互猜忌和自治意愿的体现。每个主权单元，因畏惧其他所有单元，时不时觉得受到这个或那个单元的威胁。共同阵线或敌对阵营由此建立。可是，按照这种假设，敌我抉择是主权单元之间“自然状态”的结果，它并未由此表现出必然的持久性。

或者，我们设想在一个集体的内部，所有成员在原则上同意服从法律。照此设想，个人或团体之间仍存在竞争。然而，根据已承认政体的规范，这些无法靠武力解决的竞争，并不会形成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无论如何，这些敌对都不会妨碍一个世界组织的形成，因为这些敌对并非与国家组织不相容。

最后，还有一种最牢靠的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是自然的，它只在一个政治单元的内部服从规章制度，这个政治单元通过与他者对比而存在，又借由敌对来进行自我界定。换句话说，历史辩证法从未取消诉诸武力，而是把它转移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如果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世界组织，显然，它不再具有外部敌人，那么它将在内部冲突的作用下再次自我解体。

事实上，这种辩证关系正是我们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观察到的道德辩证关系。新兴力量正是通过自我假想或发掘敌人来克制与老牌力量间的争夺。大西洋集团正是为了抵抗苏联的威胁才构想出共同意志。欧洲国家正是为了收回相对于超级大国的部分自主而试图统一。如果魔杖一挥，巨人之争便不见踪迹，那么“欧洲一体化”或“大西洋集团”又将剩下什么？

这些例子既证实也驳斥了异议。的确，一些权力机构只凭借也只为了某些敌对而存在。“政治人”——构建国家的民族——有时需要对外权（取洛克赋予对外权的意义）来维系他们的存在。这些人只有靠抵抗外部力量才能明确其自主权。倘若在一个安定的人类社会中，也许许多政治单元都趋向于解体；文化共同体更亲密，更贴近个人，可能重拾它们的自主权，而安全和福祉所必需的职能则将在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层面来被行使。

整个问题在于弄明白，为了更小的文化共同体而造成的政治-文化单元的解体和一个全球性经济-军事组织的解体，是否意味着对立与结盟的辩证又卷土重来了。理论上，只要人类团体语言与信仰各不相同，它们就会有无数的机会来相互指责、相互贬低。将这些相互的误解称为敌对是否合适？一旦福祉与安全都不再岌岌可危，人类团体是否会更倾向于相互宽容？倘若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为世人所接受的决定性力量的垄断，倘若我们假设全人类就开发地球资源的条件达成一致意义，那么不同的文化能和平共处吗？

我担心这个问题看起来毫无价值，因为这些假设离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很远。我乐意承认：这些假设在一些人看来荒诞不经，在另一些人看来不切实际。然而，这些怀疑并不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只要自然或军事灾难未能废除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未能将人类打回到农耕和手工业时代，我们所参与的历史就将是全球历史，并将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并不会断裂成一个个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谓的“文明史”，它将涵盖整个人类。

要使这种历史比国家历史和帝国历史少些暴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不得使用热核武器（或与此相当的武器），确保资源公平分配，承认和尊重彼此的种族、民族、国家和信仰。这三个条件还无一实现，若说政治秩序与敌对密不可分，也不足为过。任何人类个体都会对阻碍其和平的、坚信代表绝对真理或最高价值的他者表现出侵略性。如果我们排除前两个条件，友好和敌意会作为侵略性的表现而继续存在吗？

这并非一个华而不实的问题，也不需要给出一个绝对的回答。肯定的回答就是打赌人类信仰的转变。否定的回答除了寄望于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某个教会的胜利外，没有留下其他和平的希望，因而嘱咐我们要么牺牲和平，要么牺牲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可是，之所以仍然要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那些心怀诚意的人不再指望将热核武器交由联合国的某个委员会管理，甚或是认为将全球规划的任务托付给专家委员会便可高枕无忧了，因为这样一来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便都销声匿迹了。在全球性国家的层面上，如果各个团体都有黑格尔所描述的希望置他人于死地的意识，那么便不可能相安无事。

几年前，我在一本著作的结尾呼吁大家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评论家对此书评述得比阅读得更多。我反感我们时代里简化论者和“至善论者”这些空想家的狂热，他们自认为拥有繁荣与公正的灵丹妙药，为了这个光鲜的目标，他们准备好应付一切暴力。怀疑这些抽象的模型与庸俗的怀疑主义毫不相干。恰恰相反，这正是在相信一种证实一切社会秩序都非十全十美的理性，承认认识未来的不可能性，谴责描绘理想社会模式的徒劳意图。正是我们的知识揭示了我们权力的局限性，建议我们逐步地改变现状，而不是在摧毁数百年来的成果后，一切又从零开始。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在很多方面都与宗教战争暴力肆虐后逐渐建立起的宽容大相径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仍各自坚信他们对基督教义阐释的正确性，仍对各自教会的权威深信不疑，然而他们放弃了圣战，放弃了依靠武力来改变宗教信仰。他们最终承认只有自愿皈依才是值得称赞的，才是真诚的。弃绝暴力理想地证实了信仰的净化而非信仰的衰竭。事实上，人们就其本性而言，之所以容忍他人的信仰，多是出于漠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自由的尊重。

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部分类似于宗教上的怀疑主义：现世的永福并不取决于自由或统治教会，而是取决于所有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共同因素。然而，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甚至会怀疑模范秩序的可能性本身，而真正的基督徒既不怀疑启示和化身为人，也不怀疑圣事。当信仰是也只能是毫无条件的时候，便不存在圣战。当偏爱的信仰无从确定，目标亦不完美时——而这些便是和平制度的道德根基——就不存在无条件的信仰。

四 联邦和帝国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确保世界组织有效运转的三个条件，当前无一实现。如果我们不再怀想遥远的未来，那么中期的和平，这个当下之人能为此而有所作为的和平，不能靠国家自愿 [151] 放弃权力斗争和放弃使用武力来保证。与其寻思和平是否与人类本性相容，倒不如思考如何让国家合理地行事，即不再摆弄残酷的武器。理论上，当前危机的出路要么是在国家协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世界联邦，要么是由某个竞逐最高权力的获胜国来强制推行全球帝国。

联邦和帝国涵盖整个人类，这两者之间又有何差别呢？从概念上讲，邦联（Staaten-Bund）与联邦（BundesStaat）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仍然保留了成员国的政治主权，即诸多武力；后者则抹去了成员国的对外主权，并随即形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单一主体，却带有这些联邦成员国的主体地位（德意志帝国或美国）。通常，居间的情形让两者的实际区分不及概念区分那样明显。

全球层面上的组织既不能完全复制联邦，也不能完全复制邦联。在美国，不论50个州保有哪些权利，也不论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多么有效，联邦国家都逐渐扩大其权限，而加入联邦的各州的权力则逐渐降为行政职能。在不远的或者可预见的将来，难以甚至无法想象一个类似于苏联或美国政府的世界政府。它既不能也不应该负责如此多的事务，也不能将如此多的共同规则强加给所有人。邦联允许其成员国保留其武力，以及有所节制地支配武力，就此而言，它并非邦联。

一个“世界组织”应当剥夺国家绝大部分的军事主权，却不能剥夺甚至不能试图去剥夺国家管理其生存的权利。这即便不是矛盾的，也是暂时难以逾越的困难。“世界宪法”的模板都取自西方的多元化立宪政体 [152] 。它要么意味着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由携带暴力历史的遗产的移民建立，他们却通过在殖民地洗心革面从头开始而从暴力革命中抽脱出来；要么意味着意识到他们共同性的个人和团体缓慢地接受一个法律规章。既然在人类层面上无法再找到法律在国内运转的情况，那么可以想象两种假设：要么以明确的协定代替当前含蓄、不完全的协定，将决定性武器移交给一个中立机构；要么一个国家或集团取得胜利并解除其他所有国家或集团的武装。

旨在将决定性武器移交给一个所谓的中立机构（或由所有集团和所有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这种明确的协定并非全然不可思议。它代表了我们今天试图通过各种限制军备的方法来实现的极端方式。然而，除非共同的灾难迫使保持审慎，否则，在短期内，超级大国极不可能将确保其优势而又让它们如坐针毡的武器“中立化”。

难道应当期待一个全球帝国，即期盼现如今的苏联取得胜利？这个问题虽然令人不悦，但并非毫无价值（终有一天会被提出）。在第二次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思考，一个全球帝国是否不同于世界联邦，其区别又是什么？

第一个区别显而易见：当我们提到“世界组织”、“以法律求和平”或“世界联邦”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是多元到单一的转变，是均势（或恐怖）和平向法律和平或满意和平的过渡，其间不需要经过殊死搏斗也无须一方胜出。联邦要求权力意志的转变，且这种转变是同时发生的、自觉自愿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想象，俄国人或中国人会接纳一个既非共产主义亦非民族主义的政府。另外，除非美国人或欧洲人败北，否则他们也不会接受一个受制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或是这些人参与其中的政府。正因如此，一个“中立的”世界组织（或许，苏联认为只有各集团的公平代表才能确保中立性）应当在某些方面持有绝对的权威，但得严格限定于其适用范围内。其基本职能并不在于保障裁军（有效的裁军控制需要庞大的、昂贵的以及有侵入性的管理），而在于维护世界权力相对于所有国家或集团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这一方案并非意在禁止战争状态，而在于防止战争蔓延。它认可了乐观主义者从今起赋予国际体系的体制并将其形式化、合法化：两个超级大国约定不再互斗，并阻止其盟友、卫星国或不结盟国家将它们卷入它们不愿意发动的殊死战争中。

全球帝国的概念则截然不同。它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排除异己，将战败方纳入由暴力垄断保障的秩序中，从而巩固其胜利。在当下，这种假设等同于西方的败北或妥协。全球帝国的秩序究竟是何局面？姑且认为所有国家都参照同一种意识形态来建立政权。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如果有必要提醒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未必比基督教国家更团结。全球范围内的帝国和平，涵盖了语言、文化和生活条件迥异的各个民族，为得以持久，就应当属于罗马帝国或者联邦国家的类型，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文化共同体也许比现有的国家更为亲密，应当保留一切符合人类安全和福祉的自治权，并且与此同时，应当逐步从所有的国家或先前的国家中招募统治精英。我们所希望建设的持续数世纪或数千年的帝国与联邦有两个主要的相似点：下等集体保留了兼顾安定的自由；高官，甚至是政治高官应向众人敞开大门。

可是，苏联的军事胜利和西方的妥协能够产生这样的帝国吗？长远看来不无可能。短期而言，则需要对人类的本性抱有坚定的信念才能想象战胜者“克制他们胜利之喜”，为了所有人的和解而舍弃胜利的傲慢。即便胜者表现出了这种难以预见的智慧，他们也不能不排除那些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偏见或资本家残余，而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本身。况且，只要西方——美国和西欧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那么政治自主权的丧失就将导致贫穷，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贫穷的程度。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此，我们在研究全球帝国时，都含蓄地承认了我们所处的不凡年代所具有的技术-经济特征，原料与能源的富足向任何具有一定知识的民族开放，大量投资开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所有设备齐全的国家保持国内产值的高增长率，而苦力回报率低。若殖民活动没有走向剥削和惨绝人寰的极端境地，并将高级职位都留给殖民者，那么殖民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昂。这一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冲突中的经济利害关系不及以往任何时候重要。西方国家可以沉迷于幻想之中，即便是在被剥夺了权力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也只不过要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多做贡献罢了。

假设统治者们依照经济的合理性采取行动，那么情况可能确实如此。所有民族向往的生活水平无法像黄金或钻石一样转让。任何战利品、任何成就都无法保证人口稠密的集体得到我们今后所称的财富，即高水准的生活。然而，转移有效劳动的产物（苏维埃政权以此方便了赔款的支付），并让无用之辈而非游手好闲之辈享用这些产物，并非不切实际。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阶段——在这一时期，失去一个殖民地就好比自然地取得了经济胜利——并非决定性的。这一推论，即便是放远几个世纪，也绝不可能成立。我们只考虑不远的将来。到1960年左右，全球有约30亿人口。保守估计，从现在到20世纪末，人口数量将会翻倍。到21世纪末，人口不断增长，其数量也许不会超出人类利用现有知识获得的食物和原料的限度，更不必说从今起至21世纪末所积攒的知识了。然而，这势必会动摇国内的均衡，也会动摇国家间的均衡。谁也无法准确地预料拥有5亿人口——这一数字，低于按当前出生率计算的两个世纪后的数值——的美国会采取何种经济或政治体制，更不消说预计有30亿人口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了。

撇开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仅以关乎不远将来的那些较为确定的数字作为参考。保守估计，从今起至1980年，拉丁美洲的人口将从1.9亿增至3.4亿，近东人口将从5000万增至8500万，非洲人口将从2.3亿增至3.35亿，亚洲国家（日本和共产主义国家除外）人口则将从7.3亿增至11.7亿，这四个地区的总人口将从12亿增至19.3亿，也就是20年内增加约60%。

今后，人口增长会相对独立于经济增长。既然个人自愿的、未雨绸缪的行为不会降低自然出生率，那么人口增长便是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医学知识和卫生技术的传播足以降低死亡率，这是过去几个世纪里从未经历过的。1730年前后，西欧人的平均寿命是25岁，而如今，其男性平均寿命为72岁，女性为74岁。 [153]

与此同时，一些事实，比如美国的高出生率（年增长率超过1.5%）也让大部分富人和资产阶级所期盼的家庭规模这样的公认观念受到质疑。也许一旦达到某一生活水平，当所有孩子的教育都得到保障时，家长往往希望要四五个孩子，而非两三个孩子。

从今起至2000年，尽管人口密度极为不均，人类仍将面临与发展相关的人口问题。以现有人口的空间分布——排除殊死战争的可能——作为出发点，人们以此来计算最落后的人口为实现人均收入所必需的经济增长率和贸易额。或许，第三世界的部分国家而非整个第三世界能够得到这一结果。假设直至20世纪末，苏联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与1950～1960年同等数量级的增长率 [154] ，即使全球人口的某一部分加入了领导阵营，少数特权人口与全球人口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甚至是生活水平差距仍会进一步扩大。

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之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专家才逐步地认识到它的特点，公众舆论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特点，而且专家和舆论常常错误地高估了这个阶段可能持续的时间。这是工业社会的建设期，它颠覆了长久以来生产食品的劳工数量与奋斗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劳工数量的关系。过去，农业人口占劳动力的3/4或4/5，而今在最发达的社会，这一比例仅为5%～10%。即便是空间不足的欧洲社会，也通过实施集约耕种来设法自给自足，而留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力不到10%。

意识形态-政治问题令人着迷，学者们也试图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它们有双重起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正如管理这个社会也可能有各种方法（即做出分配资源和收入的决定）；所有集体（至少通过它们的统治者）都希望实现同样的转变，它们在这条前进的道路上步调不一，就连实现这一任务所需的天赋也参差不齐。两个集团的冲突，用经济-意识形态的术语进行归纳，即两种方法的冲突。殖民主义濒临灭绝，而西方与第三世界的紧张关系源于第三世界的落后及其在方法选择上的迟疑。

从历史上看，这两种方法不应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一个用于创造，另一个只是用于模仿。专制政府详尽规划的经济从不可能打乱传统，也不可能以创新为目的。然而，一旦一些国家掌握了科学知识、运用了技术，那么系统的、有计划化的模仿会比对个人创新的借鉴发展更快也并非不可能。眼下，苏联社会是先进工业社会的典范，它在某些领域可以组织科学研究，科学发现部分取决于投入的资金：在一些资源集中的领域，尤其是最强脑力这种稀缺资源集中的领域，计划体制取得的惊人成就势不可当。

按照苏联的宣传，西方担心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将会导致西方的溃败。对这种宣传只能持怀疑态度。西方害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一定的成功，同时也害怕它们的某些失败。通过有计划的模仿迈向工业社会的国家，其工业上的成就要高于农业上的成就。它们优先掌握权力手段，其次才是分配舒适的甚至是普通的物资。赫鲁晓夫在其颂扬第二位苏联航空员功绩的致辞中，还承认了城市的粮食供应困难。比起调和集体农庄庄员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宇航员登上月球为优先事项。然而，如果老鼠或拳击手每回搏斗都胜利，那么它就会愈发享受搏斗的乐趣。同样，一个政体总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它会恨不得宣称对自己表现平庸的活动满不在乎，而大肆颂扬其表现出众的活动。既然镰刀锤子旗是第一面插在月球上的旗帜，那么生活水准又有何干系！

不论赫鲁晓夫对此有何看法，除非苏联和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且无法预见的变化，否则直至20世纪末，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住房舒适度、食品质量、交通工具、公共便利）都不可能达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我指的是普通美国民众当今的生活水平，更不必说到2000年时的更高的生活水平了。或许至20世纪末，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或人均工业生产值会超过美国，尽管这不大可能。至1975年或1980年，苏联的重工业完全有可能赶超美国。当然，一党制政权拥有极大的自由来利用其资源：为了权力的竞争，它能动员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倘若有计划地模仿工业社会，并且摒弃西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可能会导致权力凌驾于福祉之上，不论是否按部就班，模仿都会是彻底失败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专制制度就可能加倍，这些政权主要仇视西方（其次可能是苏联集团）。眼下，第三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也是公认的事实，特权民族试图影响经济增长率。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严重下滑，一些学派担心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在比例上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一些教会并不认为人口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他们认为存在一些人口问题，但都是国内问题——有些地方人口过剩，有些地方人口相对减少——而并不存在全球性的人口问题。任何地方或者几乎任何地方，供养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人均收入减少，更不会导致个人收入增幅下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合理的和平主义”在20世纪中叶发展了起来：统治几乎不再有利可图，更不必说发动热核战争了。这种和平主义并不排除战争的风险，因为超级大国不仅它们之间针锋相对，而且还要防范其他国家，它们并不需要使用凶残的武器，而是需要将其留作备用。这种和平主义也不排斥殖民战争，因为统一民族的资产负债表亏损并不与在殖民地甚至宗主国内定居的少数民族的资产负债表盈利相冲突。在殖民剥削牟取经济利益之后，统治战败国或使之“皈依”战胜国文明或意识形态的欲望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工业社会的意识尚处于扩张之中，仅仅一小部分人建立起了这种意识，而与之同时代的“合理的和平主义”也并非最终结果。因为从现在起至少半个世纪内，不可能既承认民族间土地分配是一个既定事实，又承认人口增长率是各国自身的问题，而非人类整体的问题。从今天起，只有那些采取措施降低人口生育率的国家才应当被施以援助。然而，此处的应当意味着什么？我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是在合乎情理地进行思考：鉴于随时可得的资源增长率，生育率的降低有助于实现第三世界国家都渴望的向累积增长阶段的过渡。

当前，基于多种原因，这种“合情合理”的政策很难实施：一些教会组织对此坚决反对，将历史上正当的迫切需要与上帝的旨意混淆在一起；降低出生率的生物手段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存在瑕疵；“马尔萨斯”行动恰恰在贫困人口这些最艰难的地方表现得最为必要。这些贫困人口忠于传统，除了天伦之乐，他们并不知道其他乐趣，他们将家庭的天伦之乐奉为圣恩。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仍拒绝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换言之，即便在科学让物资变得充裕的年代，人口数量也存在一个极限。我们难以得知他们是对这一明显的事实置若罔闻，还是刻意拒不承认。

然而，倘若今日的激情、意识形态和敌对妨碍了我们理性地面对全球人口问题，那么明天又将会怎样？全球帝国之下又会怎样？如果各民族都应维持其现有的空间面积，那么便应当提高法国的人口出生率，抑制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出生率，鼓励阿根廷的人口出生率，抑制印度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让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空间储备，且经济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保持现有人口出生率。可是，如果到了20世纪末人口达到了60亿，21世纪末，人口又翻了三四倍，那么不论愿意与否，必将出现人口问题。

援引富拉斯蒂埃（Fourastié）先生在他最新的著作中提到的一组简单却惊人的数据。 [155] 假设人类既不会改变地球的自然地貌，也不会改变气候，照此假设，地球上可供人类居住的面积不过70亿公顷，“人类不自觉地身处政治流放或科学实验的境地”。假设我们用山填平部分海域，那么可居住面积将达到150亿公顷。到2000年，70亿公顷的人口密度（0.9人/公顷）将高于法国当前的人口密度（0.8人/公顷）。如果我们假设几十亿公顷的土地都有着纽约市的人口密度，那么地球将承载7000亿人口，150亿公顷的承载人数将达1.5万亿。以40年翻番计算，2270年便将达到第一个数值，2310年将达到第二个数值。此外，自1950年以来，现有工业产量的增长率不可能维持数世纪之久，这点是容易证明的，但实际上这一结果并非不可能。“如果法国工业持续140年保持其现有的7%的年增长率，那么到2100年，它将生产总量为12×2¹⁴ 百万吨的钢铁，即接近1000亿吨，而世界钢铁产量将会达到10万亿吨或15万亿吨。” [156]

因此，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方面，我们生活的时代非同一般。在今后的几十年，至多一两个世纪以内，自发调节应当代替自然机制以减缓人口增长。因此，稳定的经济状态有可能建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分布基本不会再改变；努力提高生存质量而非物资的数量；基本需求（住房、穿着、交通和通信）达到饱和。

如果不能有意识地、自发地控制人口，或者各国无法就共同控制达成一致，那么空间的争夺将会前所未有地猛烈。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帝国将是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然而，对于唯一能按其意愿自由地分配空间和资源的统治民族而言，从今以后，其中最珍贵的便是空间。

历史人能否最终获得理性和公正？这样，国家们将在地球上安排它们的共存，并找到其他的竞争领域。历史人是否至少会像狼一样赦免不做抵抗以示投降的同类？全球帝国本身作为最重要的手段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长期来看，统治者应当给奴隶与之平等的权利。可是，人并不总是像狼一样会心生怜悯：他有时会像鸽子那样对落败者绝不留情。“交战两派有可能彻底摧毁对方的那一天将会到来。整个人类将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那天可能会到来。我们是将像鸽子那般还是像狼那般行动？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157]

[1] 这里我们说的只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理论。

[2] 这是吉罗将军的话。在美国人那里也有相似的表达，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说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胜利。

[3] 的确，很难从严格意义上去界定权利平等。具体来说，每个个人或集体的权利都是不同的。

[4] 至少有三种选择留给了征服者：灭绝被征服的人民、驱逐流放他们、为潜伏在此地区做内应的“第五纵队”建立政权或建立一个卫星国。“历史观念”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但它无法保证国家本身的存续。

[5] Morton A.Kaplan et Nicholas de B.Katzenbach，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1961，p.10.

[6] M.A.Kaplan et N.de B.katzenbach，op.cit. ，p.43.

[7] 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译者注

[8] M.A.Kaplan et N.de B.katzenbach，op.cit. ，p.291.

[9]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policy ，Princeton，1954，p.92，cité par Kenneth W.Thompson，Poltical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1960，pp.60-61.凯南在La diplomatie américaine（1900-1950），Paris，1952一书中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10]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不认为所有战争都有罪，而只是把“侵略战争”有罪化了。非侵略国家无法仰仗公约的保护。

[11]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

[12] Der Staat ist das als unabhnägige Macht rechtlich geeinte Volk.Unter Volk kurzweg vestehen wir eine Mehrheit auf die Dauer zusammenlebender Familien.Mit dieser Erkenntnis ist gegeben，dass der Statt uranfanglich und notwendig ist，dass er besteht，solange es eine Geschichte gibt，und der Menschheit so wesentlich ist wie die Sparache.（Ibid .，p.13.）

[13] Ibid .，p.19.

[14]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24.

[15]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29.

[16]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29.

[17]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35.

[18]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37.

[19] 属于国际条约的一项原则，即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修改或终止条约。——译者注

[20]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38.

[21]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43.

[22]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60.

[23]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63.

[24]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72.

[25]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73.

[26]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22.

[27]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73.

[28]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97.

[29]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100.

[30]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p.27.

[31]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544.

[32]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551.

[33]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551.

[34]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127.

[35]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534.

[36]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32.

[37]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把这些不道德的品质归结为：渴望权力、骄傲、蔑视他者、虚伪、自恃道德。

[38] Politik ，edité par Max Corniulius，Leipzig，1897，t.Ⅱ，p.554.

[39] Chicago，1957.

[40] Chicago，1957.，p.17.

[41] Limitecl War ，Chicago，1957，p.21.

[42] 我们知道，“战争的道德等价物”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本书的书名。

[43] 我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论文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论政治》（R.Niebuhr on politics ），由Harry R.Davis et Robert C.Good出版，1960，p.332。

[44] 我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论文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论政治》（R.Niebuhr on politics ），由Harry R.Davis et Robert C.Good出版，1960，p.334.

[45] Herbert Butterfield，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Londres，1949，p.90.

[4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1949，p.13.

[4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1949，p.15.

[48] In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é par W.R.T.Fox，Notre Dame，1959，p.26.

[49] 他们认为，国家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类型取决于国家拥有的国内制度的类型和国家依附的政治哲学的类型。所有有记载的历史都不支持这一主张。In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publié par Stephen D.Kerteszet M.A.Fitzsimons，Univ of Notre Dame，1959，p.12.

[50] Treitschke，op.cit. ，Ⅰ，p.30.

[51] Treitschke，op.cit .，Dienstboten ，Ⅰ，p.50.

[52]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398.

[53] 这里的“权利”是指被人们称为“主观权利”的权利：力量有权怎样怎样，力量赋予谁怎样的权利，等等。

[54]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p.198-200.

[55]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197.

[56]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39.

[57]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225.

[58]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328.

[59] P.J.Proudhon，La guerre et la paix.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et la constitution du droit des gens ，Paris，1861，Ⅱ，pp.329-330.

[60]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pratical politics ，New York，1961，p.182.

[61]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pratical politics ，New York，1961，Ⅱ，p.205.

[62] The taming of nations.A study of the cultural base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New York，1952，p.272.

[63] 德语原文：“Entweder wird das menschlich Leben auf unserem Planeten überhaupt aufgehört haben，oder seine Bevölkerung nach einer Katastrophalen Verminderung in den Zustand der Barbarei zurückfallen，oder die Welt unter einer einzigen Regierung vereinigt sein，die den Monopol für alle wichtigeren Kriegswaffen besitzt。”

[64] H.Kahn，op.cit .，pp.46-47.

[65] 那是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

[66] 这段文字摘自《纽约时报》1960年12月28日发行的那一期。

[67] 后来在刊登于《评论》（Commentary ）（196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查尔斯爵士自己也认可了这种划分。

[68] 除非要求美国投降，这样就可以从现在开始消除风险。然而，这样的要求纯属乌托邦式的空想。就我们的价值观而言，它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宁愿接受一种巨大且肯定的恶，也要去规避蒙受可能发生的更巨大之恶的风险。

[69] 查尔斯爵士谈到的另一个“确定的知识”，也让人疑窦丛生。“正如科学家知道的那样，而且也正如确定的科学知识显示的那样，我们拥有能够改变另一半世界物质生活的一切科学知识，而且是在人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中去改变它。我的意思是，我们拥有能够帮助另一半世界过上我们所过的生活、获得温饱的一切资源。我们缺少的只是这么做的意愿而已。”在此，必须赋予“意愿”这个词极端宽泛的意思，才能让这个主张不是在宣布一个事实真理（它也永远不会是真理），而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这里说的是拥有延长人类寿命和提高食物产量的技术，那么人类的确是已经拥有了。然而，如果这里说的是让另一半人类的卫生条件和饮食条件发生改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可能性，那我就会觉得十分惊讶，不知道查尔斯爵士何以对一个专门研究此问题的专家都从未这么表过态的说法如此肯定。

[70]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被签署了。不过，我会把它留到后面去谈：读者会在后面有关时事的论述中看到对这一条约的分析（1966）。

[71] 在既定重量下增强爆炸威力。

[72] 这个国家可能会是苏联，这点不需要用美国比苏联在道德上更高一筹就可以解释，只需要想想在美国秘密是多不容易藏得住这点就够了。

[73] 在谈判期间，苏联没有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不过，没人知道它是不是在继续搞地下核试验。既然地下核试验无法被测知，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得知，难道不是吗？

[74] 我们暂时撇开超级大国与未介入国之间的关系不谈。事实上，这些国家赞成任何一种裁核条约。如果两个超级大国对此达成了协议，它们不会因此而从中立国家那里得到任何有利于它们对付敌国的特殊好处，因为它们两个对协议的签订都有功劳。

[75]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76] 我们避免就美国是否应该签署停止核试验条约这点做出结论，同样，我们也避免就法国是不是必须继续实行自己的核计划这点下定论。我们在此处想讨论的是国家决策者会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去明确他们必须做出的决策具有怎样的性质。

[77] 这会不会增加查尔斯爵士所说的“疯狂或愚蠢导致的”战争的风险呢？是的，从原则上说，精神健康状况需要安定的人越多，和平受到的威胁就越大。至于对这种威胁进行的数量上的衡量，其结果有待怀疑。

[78] 1962年肯尼迪总统冷不防地谴责法国，说法国在建立国家力量方面所做的努力属于违背了（不利于）大西洋联盟利益的行为，不过，除了说理之外，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去“威慑”戴高乐将军。

[79]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

[80]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81] 尽管从可能性来看，支持中立的论据最为有力，但还是有很多英国人出于各种原因无论如何也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他们秉持的原因与外交-战略活动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保持中立就意味着削弱西方在面对苏联时所具有的谈判能力，放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积极主动角色，做出让自己在国防方面依赖其他国家这种不大体面，至少是无光荣可言的决策，等等。

[82] 乔治·凯南在他做的“瑞斯讲座”（Reith letures）中简略叙述了一个这类型的理论。

[83] 此处指服从一个效仿征服者政权建立起来的本国政权。

[84] 或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就美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没有针对苏联提出同样的疑问。原因是，苏联政权强加的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让这个问题对于东边而言完全成了一个只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在那里，无人能够去为单方面核裁军辩护。而且，苏联公民接受的教育也让他们对非暴力宣传不敏感。

[85] 单方面核裁军相当于屈服投降。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一个大国做榜样，所有国家就会效仿它去裁减核武器，这样的人过于幼稚无知，根本不值得我们与他讨论。

[86] 其实这并非完全就是所有人类成员的利益。

[87] 或者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倾向于让步的那方而言是如此。

[88] 参见本书结语部分。

[89] 不言而喻，这一主张意味着我们要根据战争或和平的发生概率以及暴力规模去判定军备政策。从经济上或道德上说，裁减军备可以说本身就是件好事。

[90] 加卢瓦将军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此外他还声称，可以通过让所有国家都获得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来阻止一切战争的发生。他用成比例威慑作为论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91] 或对抗的辩证逻辑。

[92] 指《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译者注

[93] 参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94] 茹尔丹先生是莫里哀戏剧《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中的人物。——译者注

[95] 除非专家们宣布亿吨级的炸弹“毫无用处”。

[96] 此处使用的同质和异质，取其常用语中的通俗意义，而非同质或异质体系中的具体意义。

[97] 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Harper，1961.

[98] 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Harper，1961.，p.402.

[99] 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Happer，1961，pp.405-406.

[100] 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Happer，1961，pp.35-36.

[101] 我们只做仅有两个拥有者的简单假设。倘若存在多个热核装置的持有国，那么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我们将在另外的场合来分析多个博弈者的热核博弈。

[102] 1961年7月9日，赫鲁晓夫先生给出如下数据：1960年苏联的工业产量相当于美国的60%。苏联1966年的产量将达到美国现有产量的106%，197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56%。赫鲁晓夫先生断定，倘若美国保持2%的增长率，苏联将在1967年赶超美国，如果美国的增长率为3%，那么苏联将在1968年赶超美国。他补充道：“就两国的农业发展而言，能够用大致相同的统计方法。”最后这句表明这是宣传而非运用统计。

[103] 美国的人口增长与苏联一样迅速。

[104] 例如，艾萨克·多伊彻（lsaac Deutscher）先生。

[105] 不幸的是，法国仍没有通过去殖民化的考验：它仍身处极端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发生内战的危险之中。

[106] 如果萨拉查（Salazar）先生仍然在位，葡萄牙就会因拯救葡萄牙社会而抗战到底，从而面临被严重破坏的危险。

[107] 拉丁美洲的现有人口数量（约2亿人）高于美国，照现有速度，从今起至20世纪末，其人口数量将增至三倍。（本书首版于1962年。——译者注）

[108] 读者也许倾向于反对前两章的分析，正如反对本书的第三部分一样：将两个超级大国的对话置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是否还合适？国际体系是否仍是两极体系？假设今天尚且如此，那么几年之后还是如此吗？

[109] Die Idee des Friedens und der Pazifismus ，Publication posthume，Berlin，1931.

[110] Die Idee des Friedens und der Pazifismus ，Publication posthume，Berlin，1931，p.28.

[111] 行为主体的解释同时从属于两种可能的类型：通过行为主体的意图来解释，通过驱使行为主体的力量来解释，而行为主体并未意识到，且无力控制这力量。

[112] 我们已在上文中指出这种论点在何种意义上、做出哪些保留意见时才属实。

[113] 参见第四章第三、四、五节。

[114] 参见第十八章第三节。

[115] 但那些力求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人，有几乎无限的能力来无视事实。

[116] 对我们而言，准确估量联合国有效但有限的作用对各方的利弊，并不重要。

[117] 《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

[118]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条。

[119] “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

[120] Julius Stone，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ts ，Londres 1954，p.265.

[121] H.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xford，1933，p.438.

[122] “必须承认，因为权力过度下放，国际法律秩序或由其建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国家。此处所谓的国家，只适用于相对集权的秩序或法律集体。然而，只有战争和报复被解释为国际法规则规定的强制行为，亦即只有当它们是也只是对违规行为的制裁的时候，国家的法律或者法律共同体的特征才是确定无疑的。”Hans Kelsen，Théorie génér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t.XLII，1932，p.134.

[123] Panayis A.Papaligouras，Théorie de la societé internationale ，thèse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of Geneva，1941，p.174.

[124] 如今，法学家乐于将耶利内克（Jellinek）的自我控制理论视为“荒谬”。在我看来，它远不及现代的许多理论荒谬。显然，它并没有奠定法律的“强制力”，但它是历史-社会现实的再现。

[125] 城邦泛指“被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人类团体”。

[126] “缔约的每个独立城邦都有权谋求它所关心的利益，因此每一方都尽其所能地摆脱恐惧、重获独立，以及妨碍他国变得更强。如果一个城邦抱怨受到欺骗，它所能谴责的并非另一缔约城邦的法律，而是它自己的愚蠢，它将自己的永福寄托在另一个独立城邦的身上，而对它来说最高权威的法律才是国家的永福。”（第十四段）更为直白的是：“如果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承诺做某一件事，随后出于大环境或理智的原因，这么做会有损其臣民共同之永福，它就必须终止自己所做的承诺。”（第十七段）

[127] 第三章，第十九段。

[128] 第十二章，第一百四十七段。

[129] 参见Richard Cox，Locke on war and peace ，Oxford，1960。

[130] 参见P.E.Corbett，Law and society in the relation of States ，New York，Harcourt et Brace，1951，p.43。

[131] H.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xford，1953.

[132] Julius Stone，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Londres，1954，p.297.

[133] Julius Stone，Problems confronting sociological enquiri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Recueil des cours 1956，t.LXXXIX，Leyde，1957，p.133（73）.

[134] Julius Stone，Problems confronting sociological enquiri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Recueil des cours 1956，t.LXXXIX，Leyde，1957，p.132（72）.

[135] 对古巴进行的封锁是另一个例子。

[136] 主体法而非规范体系。

[137] Greenville Clark et Louis B.Sohn，Cambridge，Havard U.P.，1958.196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国际法下的和平》（La Paix par la loi mondiale ）。

[138] H.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p.261.

[139] 这里，我们将最为抽象的民主观念与接近现实、为多党制和一党制辩护的套话区分开来。

[140] 参见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p.251。

[141] 当法学家谈及第四共和国的议会最高权力时，他们意在谴责这一权力，而并非证明其正当性。

[142] 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排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没有排除由财富或权力分配导致的“主体权利”的不平等。出身没有禁止任何人行使拥有雪铁龙工厂的权利，而事实上，通过继承或合法途径获取这一所有权的那个人与打扫工厂的员工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主体权利”。

[143] Morton A.Kaplan et Nicolas de B.Katzenbach，op.cit .，p.139.

[144] J.L.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 ，5e éd.，Oxford，1955，pp.55-56.

[145] 此处“自然”取其自然主义的、生物学的含义。

[146] Pax Nostra ，Examen de Conscience international ，Paris，1936，p.422.

[147] 这种“文化共同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单一的、同质的共同体。即便在法国，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巴斯克人和普罗旺斯人通常所讲的第一语言也并不是法语。

[148] 参见G.Fessard，De l’actualité historique ，Paris，1960，Volume.Ⅱ，p.228 sqq。

[149] 另一方面，在美国甚或在苏联，国家意识与政治体制是不可分割的，而法国人就不会认为法国与任何政治体制密不可分。

[150] E.R.Goodman，The Soviet design for a World State ，New York，1961.

[151] 除非是尽管并非不可能，但不可预见的灾难事件。

[152] 这是我们在上文中已引用过的Greenville Clark和Louis B.Sohn在《世界法律下的世界和平》（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s ）一书中所描绘的宪政模型。

[153] J.Fourastié，la Grande Métamorphose du XXe siècle ，Paris，1961，p.11.

[154] 1952～196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7%，联邦德国是8.3%，苏联和东欧国家是5.7%，法国为4.1%，美国3.5%。这些增长率既源于劳动力的增长，也源于劳动者生产价值的增长。法国劳动力的数量基本未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反而略高于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155] Fourastié，La Grande Métamorphose du XXe Siècle ，Paris，1961，p.16.

[156] Fourastié，La Grande Métamorphose du XXe Siècle ，Paris，1961，p.58.（原文数据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157] Konrad Z.Loren，King Solomo’s Ring ，London，1952，p.199.

结语 理性战略与理性政策

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在《国防问题》（La Question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一书中对政治科学的状态做出了无情的判断：

“政治学家们”已经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创造一整套知识，这套知识特别不宜指导我们走出当前支配我们生活的进退维谷之境地。这套知识是宪法、历史和各种政治制度描述的奇怪混合体，慷慨大度地包容了各种言之凿凿的个人见解和价值判断。某些行为准则会偶尔出现，比如马基雅维利所阐述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可以是或者可以不是“好的”和“应受尊敬的”；至少，它们都试图提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让人们能够在政治局势中实现他们的目标。在社会科学中，到目前仅有经济学具备了一些可操作的价值。例如，我们知道如何产生或遏制通货膨胀，如何征税而不破坏税源，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稳定就业，如何针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以及如何实现其他重要任务。政治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套可行的宪法，但不知道这一宪法在某一特定国家是否适用。政治学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贡献十分微小甚至全无帮助。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恐怖平衡的阴影下生存，如何在有史以来人类种族所卷入的最恐怖的争斗之中，让所有参与方都寻得稳定与安全。而且，关于如何处理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扩大导致的不平衡，政治学亦没有告诉我们任何解决办法。 [1]

任何与共产主义阵营可能进行的谈判都意味着讨价还价，最为微妙和最为艰难的都是讨价还价。因为就事态的军事层面而言，一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这种不确定性并不简单，并非通过概率学就可以解决，就能够充分理解，而是极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源于对手的战略行为，而对手也为这一复杂性所苦恼。这恰恰是政治学应当做出的最大贡献。没有任何定量，否则数学家就可以参与战略博弈理论的研究，但除了几个例外，“政治学家们”并未在实践中对这一理论给予关注。时至今日，政治科学甚至还没有将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形式化，以发现在此基础上是否能够建立一个行为准则的严密系统。

我们引用的这一段文字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些科学人士在处理其学科以外的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特点：精确与混乱、深刻与天真混合在一起。从物理学所具备的可操作性以及部分经济学所具有的可操作性来看，政治学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是无可争议的。个中原委在于政治知识或博学者的不足，还是在于研究和活动的本身结构，这仍有待求索。

让我们以体制为例。何种体制适合一个特定的民族？数千年来的思想家一直深知这一问题的困难所在。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从未完全克服这一难题，但当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去碰运气的时候，也没有做得更好。抽象地说，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确定一种体制是否“行得通”：通过形式上的抽象分析，类似于对一个自由市场或对一种“拥有消费品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的分析；或是通过一种试验道路（哪种体制在实际中行得通？）。大部分时候，这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然而，两种方法都没有给出确定的结果。一种体制运行所需的变量无法全部详细列出。试验的数量很少，也难以解释，每一个情形都具有许多特殊性，都让人对“历史教训”或“科学教诲”的有效性心生怀疑。即便一个“教诲”是可行的（我们以比例投票的危险为例），也会有制宪会议成员援引例外的规则以便证明自己的偏好，而其根源却是出于一己私利（一种投票方式可能符合某个政党的利益，却与政体的利益相悖）。由于一个或几个人所施加的过度影响，按照宪法行事的人的行为无法预测：我们可以预测犯罪或者自杀频繁，却无法预见选举人团所选之人是否智慧，更无法预料此人所要面对的具体情形。法兰西共和国的头两位总统将决定1958年制定的法兰西宪法是成功或失败。

是否有可能将马基雅维利的准则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对于君主来说，让人恐惧好过受人爱戴。人们甚至无须阅读普鲁斯特和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的作品，就能知道人民对于暴君的感情是多么矛盾。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种模棱两可：一个国家蔑视或尊重国际法的名声是否有价值呢？两位学者在他们的书中一页又一页地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给人以自相矛盾的印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两种做法都可以带来益处 [2] 。由于没有量化，我很怀疑科学能精确地对这些益处进行测量。至于对篡位者提出建议，将原统治者的家族赶尽杀绝，几年前某个近东国家就照此行事，却也并无不利的后果：新国王仍然大权在握。然而，甚至无人想起“在临终之日，无人可谓是幸福的”，以及谋杀的长期后果仍然不得而知，此类行为准则也都属于伦理学家的研究范畴。

至于政治学家对博弈论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其程度还远不如著名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合著者所提出的那样。而后，另一位学者布莱克特（P.M.S.Blackett） [3] ，他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的意见与之相左，指责美国专家过度使用博弈论。他认为，博弈论在战略决策时没有任何作用，战略仍仅限于军事范畴。而我个人对争论双方的观点都不认同。

对博弈与战争的对比研究并非从战略博弈的数学理论才开始的。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其著名的《游戏的人》 [4] 一书中，给研究不同文明、阐述战争的游戏因素的作者们提供了许多参考。赫伊津哈认为，战争“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机能，它在一个圈子中进行，其中的成员认为它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至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5] 。如果交战双方存在对彼此的这种承认，那么战争本质上是痛苦的，这将是一场竞赛，双方竭尽全力为了获得战胜的荣耀，而非胜利的利益。而且，这位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写道：“即使在发达的文明关系中，即使准备战争的政治家们将战争看作一种权力问题，对物质权力的渴望通常是次一级的，更多是出于骄傲、荣耀、声望的动机，以及优势地位或霸权的表象。对于从古至今的征服中所有的大战争，荣耀这一普通词语比任何天才的经济力量理论和政治计算理论，都为之提供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解释。” [6] 骑士战争或身着花边袖口制服的士兵之间的战争，标志着战争既是游戏的又是痛苦的这种意图得到充分发展。通过一致协商，双方确定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双方都坚信将获得荣耀，如果靠卑鄙的手段赢得胜利，就没有任何价值。这种力量的考验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而非演戏，尽管敌人的死亡并非胜利者荣耀必需之事，但战争本身造成了这一必需。

在我看来，柏格森错误地认为骑士战争并非真正的战争，而仅仅是人类战争的彩排，是为真正战争进行的演练，其中的抢掠和屠杀只是结果和祝圣仪式。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赫伊津哈所说的，竞争、对声望的你争我夺，是尚武机制中的人性要素之一，但它也包含了纯粹、单纯的兽性要素。在游戏、体育运动和骑士战争之中，人性的一面居于主导地位，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守规则和个人荣誉，节制使用暴力。但是，在所有文明层级之中，兽性的一面都有可能翻越文化的屏障，兽性的愤怒窒息了战士灵魂深处的人类共同体意识。

赫伊津哈提出，只要冲突中的个体或集体丧失了同种同源的意识，战争就趋向于偏离形式上的、有限的游戏。“如果战争的对象是一个不被认作人类的团体，或至少是被认作没有人权的团体，那么，无论是将之唤作‘野蛮人’‘魔鬼’‘异教徒’还是‘异端分子’，只要团体出于满足自身荣誉的需要而进行自我约束，战争就仍在文化‘界线’之内。” [7] 现实似乎更为复杂。确立自身优势的激情是竞争的根源，这种激情可以在某些情形下导致向极端升级，即便交战方像希腊城邦一般继续遵守规则和禁忌。竞争精神本身与对战利品的渴望和杀人的愤怒都格格不入，但有时也激起了这种渴望与愤怒，因为它拒绝妥协或谈判的中庸。此外，在观察家看来，冲突中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无论表现得多么紧密，一个团体在另一方看来很容易变成“野蛮人”，每一方都急于不惜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追求满足，证明命运站在自己这一边：战争是偶然的游戏，同时又是竞争。

古代社会和历史社会一样都起伏不定：在野蛮与形式化争斗之间，在遵守规则与不计条件地获得成功的排他性欲望之间，在竞赛与贪恋权力和财富之间变化无常。战争的工具主义理性化，即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战争发展阶段，并没有造成严酷的灾难和去人性化（可能正如赫伊津哈所言，现代颂扬战争的趋势事实上重新启用了亚述-巴比伦时代的观念），然而它让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武器本身，而非拒绝承认敌人，具有消灭尚武机制中所有游戏幸存者的风险。

热核战争开始之时，所有游戏的痕迹都将消失无踪。然而，相反，只要处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之下，外交-战略的竞争会较过往更加复杂，因为它在实际上或实质上包含了所有通常独立的要素。

最近，一位学者 [8] 对战斗、博弈和论战进行了区分。在战斗中，对手们试着互相造成伤害（如果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伤害对手）。在博弈中，人们试图用智慧战胜对手（以智取胜）。在论战中，人们力图说服对手，或者说服第三方保持不结盟或者中立。在概念层次上，这种区分引人注意，不过显而易见，不存在不具备智力因素的战斗，多数博弈也包含力量的成分：在国际象棋中，智力对抗表现为纯粹状态；与之相对，即使在自由搏击或举重比赛中，也都包含智力因素（技巧性的）。从定义上看，外交-战略的竞争是战斗和博弈的混合体，因为它让双方的意志展开竞争，双方通过互相耍弄阴谋诡计（正如我们所说的快人一步），但又都保留诉诸最后手段。同样，论战显然也不是纯粹的，不仅仅因为它在说服的努力和违背良心的做法之间摇摆不定，还因为由于缺乏劝阻，论战的主人不放弃强制手段（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更青睐说服匈牙利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福祉）。在领导人中甚至是在美国教授中，存在着巨大幻觉，他们认为苏联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忠诚而发起的竞争，像是一场慷慨大方的比赛或是经济学家研讨会，礼物的大小或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构成了支持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决定性理由。确实，根据数个世纪以来的情境变迁，战斗、战略智慧或论战支配了国际关系。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ez）率领的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论战的可能；面对苏联的师团，任何智慧都无法拯救匈牙利人；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之日，日本人唯有承受灾难。

战略的智慧和说服的努力，只有在战斗的极端时刻才变得无能为力。此时，战士肌肉紧绷，利剑刺向坚盾，炸弹或弹片落向士兵或城市。通常，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无论一国使用战略（军事行动行为）还是外交斡旋（非暴力手段），抑或两者同时进行，智慧都介入其中：每一个战略家做出决策后都等待对手的回应，这种回应又支配着他的决策。传统上，政治家和战争领袖依靠直觉、对机会和风险的粗略评估做出决策，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战略博弈的数学理论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政治家和战争领袖的决策。

博弈论矩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至少三方面的服务。它迫使政治学家接受某种思想纪律，分析和列举一个特定局势出现的所有可能性。它帮助政治学家构建冲突的不同理想类型（两方博弈、多方博弈、零和博弈或非零和博弈）。它使得对抗的辩证法形成了理论模式：我们并非在对未来一无所知或面对一个所有事情都不得而知的未来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而是在已知不同层级的事情可能发生的大约频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战略决策构成了一条决策链，每一个决策都会引发下一个决策，后者又对前者形成反作用。国际象棋棋手移动了一个小卒，以回应对手移动小卒：对敌人的战略与此相似。

但是，一旦阐释了外交-战略行为的性质，政治学家就能够区分通过数学计算的简化模型与具体局面之间的差别，来完成必要的任务。在我看来，这些差别部分是程度上的，部分是本质上的。普遍地说，在历史世界中，外交-战略博弈中有多个博弈者而非两个博弈者；它不是零和博弈（换言之，我所得到的并不永远等同于他人所失去的：在敌人之间有合作的成分，在盟友之间也有竞争的因素）；要想将每一个行为体可以选择的所有可能性都列举出来，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无论这些情况多么严重，跟利害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博弈的界限这一根本特征比起来，这些经典困难都相形见绌。就博弈这一词语的严格意义来说，为了让博弈确实存在及获得有可能界定理性行为的数学方案，博弈必须要有起点和终点。任何一个博弈者的行动都是有限的，对每一名博弈者来说，结果都可以进行基数和序数的计算。确切地说，这些前提条件在国际关系领域仍无一得到满足。

我们是否可以给战略-外交对抗博弈的利害关系赋予基数或序数价值？理论家希望将这些价值数量化，于是有时把权力等同于效用，因而效用就成为外交目标的普遍手段，正如货币是经济目标的普遍手段。然而，我们已经看到 [9] 这种等同引起了很多反对意见。确切地说，手段（资源、力量、权力）尚未被界定；它不是中性的，不能与行动的真正目标相分离，而货币可以与每一个体的具体偏好相分离；最后，手段一直是一种关系，因为它取决于力量关系结构：一个单元的权力取决于所有单元采取的立场，因此事实上，权力的绝对增加会表现为相对减少。

即便如此，为外交-战略博弈的利害关系赋予近似的价值，这仍可以接受。例如，对美国和苏联来说，老挝没有柏林的价值大，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仅是多与少的概念并不足以确立有价值的数学解决方案，即一个理性的处方。我们尝试对老挝危机的各种出路进行比较：①没有美国军事干涉，老挝完全共产主义化；②美国进行军事干涉，老挝完全共产主义化；③老挝分裂为共产主义占领区和非共产主义占领区；④老挝由所谓的中立政府统治，而其中共产党势力占支配地位。美国政府倾向于③多于④，还是④多于③？可能它觉得①比②更好，但我们能够确定①和②及③和④之间的差距吗？苏联政府认为①好过②还是②好过③，换言之，美国展示了保卫老挝的能力后，苏联是采取遮遮掩掩的干涉还是不干涉？在苏联看来，分裂的老挝比半中立的老挝更为可取吗？在相对简单、孤立的危机之中，博弈的每一方都很难确定自己偏好的程度，确定对手偏好的程度则更加困难。确定基数价值或差距价值只不过被视为一种智力练习。

此外，博弈者提出异议：在危机过程之中，利害关系的价值或不同出路的相对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营参与了战斗，而老挝仍旧苏联化，相比没有美国士兵正式参战的老挝苏联化，美国的损失更大。挪动“海军陆战队士兵”这颗棋子自动地改变了博弈和不同出路的价值。要重新回到战略博弈结构，就要撤销走棋子的行动，因为这一行动改变了结果（偿付）价值，并在两种不同的博弈上进行推理，每一种博弈都仅由走棋子这一行动的价值来进行界定（一种情况是没有海军陆战队的干涉，另一种情况则是海军陆战队进行干涉）。但是，这两种博弈与真正的战略-外交博弈仍有天差地别，后者的本质特征在于最终诉诸武力，而这种对武力的运用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形下，既包含军事行动中难以估算的风险，也包含效用甚至偏好程度可能发生的改变，而这正是由冲突赋予的军事特征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在一场战役后，一方丢掉了一个省，它就既失去了省份又输了战役：有时可能接受丢掉省份，却不情愿接受战役失败。我们还是不要急于批判这种观点的“不理性”。自尊心的忧虑本质上与竞争紧紧相连。无论是进行外交博弈，还是下棋，或是踢美式橄榄球，不屈服于对手的意志是每一名博弈者的正当目标。

何况，即使对自尊心不予考虑，外交的利害关系价值也随着危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于国家，博弈永无止境，因为可以说博弈从来就不排斥最终的利害关系。将外交博弈或利害关系进行孤立和分离，这是人为的做法：一场博弈的结果让下一场博弈的条件随之变化，超级大国的声望被它们的立场动摇或是加以巩固。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年的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挽救韩国，不如说是为了挽回美国的荣誉和信守承诺的声望。因此，利害关系的价值无法与大背景分离开来，无法与事先可以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后果相分离，也无法脱离博弈展开及结束的方式。博弈方对于对手得失的评估，不能仅以利害关系的物质特征为依据，而对于对手尝试暗示给他的这种评估，他也不能将就接受这一表面价值，而是要对这一价值进行思考。即使是对结果（偿付）进行评估，也不能将博弈者的心理与决策数学相分离。

诚然，某些战略决策（不是外交-战略决策）等同于在数学上可以确切解答的博弈。沃姆斯（M.Worms）在索邦大学1960～1961学年第二学期的授课中，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一艘日本护卫舰从拉包尔（新不列颠岛）出发，驶向莱城（新几内亚岛）。其存在两种可能的航线：北部航线的能见度相对较差，南部航线的能见度相对较好。美军可供调遣的空军中队数量有限，这让美国指挥官只能将侦察机派往其中一条航线。因此，两个对手需要在两种战略，即两条航线之间做出选择，美国集结侦察机，日本确定护卫舰的航线。如果美国的侦察机在南部航线集中（能见度较好），日本也选择了这条航线，日本的护卫舰很快就会被发现，护卫舰大约三天的航程将伴随着飞机的轰炸。如果日本选择了北部航线，美国飞机就将延迟一天发现日本护卫舰的踪迹，轰炸也只能持续一天。然而，如果美国将侦察机在北部集中，无论怎样他们都有两天的轰炸时间，也许是因为北部航线的护卫舰很快就将被发现，也许是因为南部航线的能见度更好，尽管只有少数几架飞机，却能够成功锁定日本舰队。A代表美国战略，J代表日本战略。博弈矩阵如下所示：

美国人将飞机集结在北部航线，发现了那里的日本驱逐舰队。美国人可以保证两天的轰炸时间，日本人则将可能被轰炸的时间限制在两天之内。两名博弈者都采用了“审慎战略”。

上面所说的纯粹是战略的例子而非战略-外交的例子，它假设轰炸的天数与博弈的结果是对等的（这没有考虑军事行动中的危险）。除此之外，存在一个鞍点：一方的谨慎碰上了另一方的谨慎。然而，改变其中的数字，很容易就可得出新的矩阵：

因为有机会赢3，A尝试选择a₂ 战略，却有失去1的风险。如果它采取审慎战略便会选择a₁ ，因为这至少可以确保平局。对于B来说，它会试图选择b₂ ，因为如果A选择a₂ 它就能赢1。但B担心如果A选择a₁ ，它就会失去2，因此出于审慎，它就会选择b₁ 。然而，如果B怀疑A会选择a₂ ，B就会选择b₂ ，因为B怀疑A也有同样的希望：如果B预期A选择a₁ ，B就应选择b₁ （而A就会选择a₂ ）。B假设A做出这样的计算，B选择b₂ 就战胜了A。但是，A也会预期这样的计算，并战胜B，于是博弈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换言之，在博弈没有鞍点并是单一行动的情形之下，博弈没有“理性”方案，合理的政策取决于心理动机以及对风险或安全的偏好。

我们知道，博弈理论已通过所谓的混合战略 [10] 克服了鞍点缺失的障碍。这种最优化战略的概念可能包含同外交有关的相似经验：当对手可以事先知道特定情况下我方的决策，从而获得优势之时，阻止这一预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规则且没有规律可循地选择某一个可能的决策。但理性方案的最好战略，其先决条件是对每个决策给每个博弈者所造成的结果进行精确的评估，并同时限定博弈的界线。大多数时候，诉诸武力（它也构成了可能的战略之一）带来的不确定性系数让模型和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两个超级大国的热核垄断、冷战、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选择，这些外交情境激发美国学者们对许多典型局势进行分析。只要人们不忘记数理图表和历史世界之间的差距，这一方法就是无可争议的。有些时候，这些计算的基础是对武器性能客观概率的计算（鉴于弹道导弹已知的精度、基地的抗打击能力，需要多少枚弹道导弹可实现以90%～95%的概率摧毁美国50个洲际导弹基地和10个发射平台？）；有些时候，由于利害关系的重要性（柏林）和常规武器、原子或热核武器的使用成本，这些计算还关乎外交或军事反制的概率。

第一类计算本身是完全合理的，但必须以不确定性系数来进行校正，而这是无法通过大体上的估算来实现的（对基地的位置和抗打击能力的了解有多完善？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发射是和演习一样的？诸如此类。）。

第二类计算，我认为是危险的，且没有什么用处。充其量，它使决策看上去是经过思考的严肃的结果，更甚的是，它歪曲了思考的性质和发展。首先，利害关系从来就未确定，因为它与整体的冲突无法分离，而战略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这一点。美国会冒怎样的风险？一旦美国人战败，他们会变成俄国人的奴隶吗？会像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所设想的那般，上百万的中国人将到纽约或芝加哥生活吗？ [11]

我丝毫不怀疑，“理性核政策委员会”中任意一个成员都会回应称，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是他自己幻觉的受害者，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想象过如此这般的人口迁移。或许他们的确没有过这样的想象，但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没有设想过在热核战争过后，或在没有发生热核战争的情况下，美国会投降的那一天。抽象地说，我们所说的双头垄断的利害关系取决于冲突本身的发展进程，两边的外交-战略家都无法计算出他进行冒险会失去什么，因为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潜在的征服者会如何处置他。更进一步来讲，即便在战争中征服者只丧失了它所拥有的城市的一半，其风险仍比不战而降的风险要大。然而当下，不同的孤立博弈之中的全部利害关系，或多或少取决于整体博弈对之施加的影响。

鉴于孤立的博弈并不相同，它随着博弈中采取的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给利害关系赋予价值，这种不可能性与“孤立的博弈和世界范围内的博弈都不是零和博弈”这一事实相结合。诚然，美国领导人更愿意相信如果没有苏联，一切就全然不同，而苏联在“社会主义”普遍传播的路上也仅仅看到美国这一个阻碍。但只要两大巨头存在，它们就保持着相互间的一些共同利益。我不知道美国拒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像有的学者所表现的那般深思熟虑，还是毫无意识地在帮助苏联维系它在社会主义体系中的权威。但是，两大巨头的行动似乎是要关闭核俱乐部，双方似乎都将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双头垄断的格局当作目标。或许从长远来看，美国会认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更为可取，而非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可能将其中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看成抗衡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或者至少是可以缓和另一个大国的巨大野心的砝码。

当对抗与竞争的混合博弈取代绝对对抗（即零和博弈）的时候，数学家的矛盾与心理学家的动机渐趋一致。博弈理论学家的经典问题，即“囚徒困境”，可以说明这一现象。 [12] 两个犯罪嫌疑人分别接受审问。他们犯下了小罪，但审讯官认为他们也有重罪的嫌疑。假如两个人都保持沉默（a₂ ，b₂ ），也就是拒绝供认重罪罪行，那么他们将受到轻微惩罚（+5）。另一情形是，其中一方坦白认罪。如果A供认重罪（a₁ ），B不供认（b₂ ），A就免于惩罚（+10），B就会受到严厉惩罚（-10）。如果双方都供认重罪，那么他们将都受到惩罚，但比起一方供认而另一方不供认的惩罚（-10），则不那么严厉（-5）。如下所示：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很明显没有“理性的”解决方案。假如A或B其中一方供认，并说服另一方忠于承诺不供认，那么这一方案就获得最大的收益，即使他在“一般道义”上更加有罪。但是，双方为了将风险最小化，都供认不讳，这一方案对共同体的收益（-10）就低于双方都保持沉默的收益（+10）。在这种情况下，博弈者可以进行沟通，这就足够让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选择对共同体而言最佳的解决方案——保持沉默。但这一方案仍不是理性上必须选择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每一方来说，虽然与另一方协商一致，但也可能怀疑对方会进行欺骗。总之，一切都由A对B行为的想法以及B对A行为的想法决定。最道德的解决方案（在一般道义上）和对共同体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并非对每一方都最好），就是共同保持沉默。假如不止两个博弈者，假设有三个博弈者，并希望找出它们之间利害关系的理性分布，我们就难以得出一个理性方案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能够进行瓜分的总量是一定的，每个博弈者通过自由地与其他两方进行结盟能够获得多少份额？这一切都由博弈者之间的心理联系决定，在于博弈者两两之间的暗中协定，在于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或对敌对联盟中的一方所做的承诺，在于每一方所须面对的来自其他两方的威胁。在博弈过程中，这些确切的心理层面的概念必然会产生干预作用，对共同体最好的方案与对每个博弈者最好的方案并不相同，或者说，不可能在博弈者之间达成明确的默契。

后面的这些概念是热核战略理论家自发使用，或从博弈论简单模型出发而使用的概念。动用热核武器会有遭到报复的风险，因此不可行，战略家只有赋予动用热核武器某种可能性，以此揭示他认为某一利害关系（比如柏林）的最大价值。不使用热核武器导致的结果（失去这样或那样的地位）的价值仿佛一早就已知道，热核战略并不在于根据给定的结果计算将要采取的决策。热核战略在于为了提高利害关系价值而移动棋子，如果战略家接受失去他对极端事物的依恋，其声望也将蒙受损失。或许有人认为，对于孤立的博弈，他赋予利害关系的价值与热核战争的成本是相等的，而他的出发点是，输掉这一博弈对全盘博弈看似有着严重的影响，即对热核战争层次上的利害关系具有严重影响（相对于热核打击，屈服妥协、全面失败并不可取）。但不应该把这一定性表述说得太过头：在数学家看来，若损失有“无限大”的风险，他们便不会同意计算出理性决策。对于外交-战略博弈者，热核战争就等同于无限大的损失。唯有博弈者屈服妥协才能摆脱这一博弈，而屈服妥协所带来的风险也没有少很多。在这一博弈之中，博弈的每一方都不得不接受几乎是无限大的风险，任何理性战略都不存在；一些看似合理的战略是存在的，我们也邀请对手尊重这些含蓄的规则。

在热核时代，博弈的每一方都旨在避免局势升至极端，并不输掉或多或少孤立的博弈。为了限制己方损失，每个博弈者要想避免让自己面临局势升级的危险，就必须承诺捍卫最重要的利害关系，并试图让对方相信承诺是牢固的。但是，他也要竭尽全力避免对方无法接受这一承诺，从而让对手既不失去重要地位，也不会颜面全无。这种博弈在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每一个行动都让最初博弈的条件发生改变。对每个对手来说，利害关系的效用不尽相同，任何效用转移都没有实质意义。热核时代的博弈并不排除传统外交以外的合情合理的行为，在现在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样，它不适用于公式化的理性阐述（也就是说，博弈之于行为体，正如数学定理的真理之于理解定理证明的人）。全然相反，我认为相较于前核武器时代，热核时代的战略与理性战略模型渐行渐远。在1955年之前，即热核双头垄断格局确立之前，博弈本身看似并没有不合理之处，但现在的博弈者可能更想离开博弈局，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停止博弈 [13] 。与其他战略相比，承诺、威胁和虚张声势的战略与“个性”紧密相连。现在，在民主阵营之中，自由出版界与政治人物常对博弈的性质没有意识，博弈者从来没有如此不像一个人。所做的决策具有反映出不可转移的偏好的风险，因为这些决策体现了国家内部个体或法定团体之间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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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核时代与意识形态的年代，外交-战略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这让领导人与平民百姓都直面道德的二律背反，甚至比以往更让人感到痛苦。哪个美国总统能在热核战争会对美国人民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去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发起攻击呢？在对抗希特勒时，接受风险、拒绝妥协被认为是美德，如若另一个希特勒出现，我们还可以那样做吗？在面对挥舞着亿吨级炸弹的那个人时，我们那样做还会被认为是美德吗？

以圣贤之姿观察历史的哲学家认为，道德与政治的矛盾不像国家理性的分析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阐述的那样。道德也产生于历史，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正是道德观念上的真正进步在引领我们严厉地对国家惯例进行研判，并渐渐地进行改革。正是在共同体具体的道德之中，方可实现普遍性的道德，尽管尚不完美。而正是在政治之中、通过政治，方可实现具体的道德 [14] 。

诚然，在一些学说之中，道德与外交-战略行为间绝对的二律背反部分是由我们对两者的定义造成的。即便世上仅有天主教徒的道德——无私的自我牺牲，而没有其他道德，那么很显然一国元首甚至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元首也不会像天主教徒那样行事，一个企业的总裁同样不会如此。一个对私人共同体或公共共同体负责的个体，必须待人以公，恪守自己的义务，因为这义务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他领导并为之负责的人们的义务。任何一个国王都无权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各国中的基督。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就要维护自己对他国的权力意志，这并非不道德。美国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根源在于，它经常对道德要求怀有错误的或过分的观念。

然而直到现在，强制与一切政治都不可分割，国家之间的强制表现为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法律要求个体服务于他的国家，无论他是不是赞同他为之而战的国家事业。

诚然，强制并非本身就不合理。所有或几乎所有国家的生存都是因为有强制的存在，甚至是美国这个由欧洲人在一片荒芜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必定首先忘却南北战争，方可信奉其偏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在一致同意与强制统治之间、在理想主义外交与强权政治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对立。国内政治从未试图从根本上消除冲突和暴力的因素。即使国家的宪政秩序未遭受政变或革命的破坏——这意味着回到某一自然状态——民主政体的正常运转亦不会阻碍一部分或另一部分的被统治者感到受压迫。这有时是有原因的，这不会让这些人免受强权之苦，因此也就无法阻止他们由于看不到逃避强权的希望，便只能诉诸革命，即诉诸暴力。然而，赋予国内的政治进程以一定意义至少是可能的：根据一致同意原则建立起民意政府，依法确保个体的自由，为共同体所有成员分享文化和城市的益处创造有利条件。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通向人性：所有人承认每个人的尊严，法治帝国能让所有人以理性生活。

在民族国家之间，我们能够觉察事件进程具有意义的蛛丝马迹吗？国家是否倾向于放弃决定自己的法律？与公元前的大国相比，20世纪的大国是否更趋向于尊重小国，并不滥用它们的力量？我以为，今天更严重的问题是，集体的良心易于向“我的国家是对的还是错的 ”准则屈服（可以评价其是高尚的或是卑鄙的），而非屈服于若没有它，由法律或世界联邦所实现的和平便仅仅是危险的乌托邦的命令。

公民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命令，而无论是何种命令，道德主义者又怎么能谴责他们？即便倒回去看，历史学家也认为难以公道地评判人类共同体互相对抗的武装冲突的对错，那么被矛盾的意识形态包围的、缺乏足够信息的个体，又怎能要求解决问题的权利？历史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这一事实，确保他享受特权及传统，从那天起，他便不言自明地立下诺言。践行诺言不正是他一劳永逸的最好办法吗？我们知道，这种诺言或让我们非此不可。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些情况，其中道德主义者像历史学家那样观察到这种对立及每一方选择的矛盾，并拒绝对此做出判断。讨厌希特勒但又在德军中服役的德国人，讨厌希特勒但又致力于打败第三帝国的德国人，虽然他们在内心深处珍视同样的拒绝和希望，但又发现身在敌对阵营。没有一个普遍的规则让我们可以明确，个体反抗落入篡夺者之手的国家、反抗违背共同体合法价值的政体的权利，是从哪里开始，又是在哪里结束。

在这些极端情形之外，相信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不公正多于公正的法国公民就应该被流放去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携手战斗吗？假如法国要求他去服兵役，他是该拒穿军装，还是遵循内心的狂怒？反对派成员应持何种态度，好让他在忠于理念的同时又不失去对国家的忠诚？

有人会反驳称，这种居心不良的例子也存在于国内。假如国王独断专横、独裁统治、滥用权力及合法权威，个体需要在屈服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与政治生活自然密不可分，因为一切具体的道德都要求个体服从于法律与国王，但没有道德禁止个体对法律与国王进行反抗。当我们对国家间对抗进行考量之时，这一取舍的影响就大不相同。

国家要求公民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国尽忠。假如公民认为国家的事业等同于民族的事业，那么为国尽忠捐躯看似就是社会与生活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固有义务。但是，当希特勒让怀抱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去冒最高等级的风险之时，从“矛盾”一词的真正含义来看，这就是悲剧：要么背弃自己的理念，要么背叛自己的国家；要么为他所厌恶的政权卖命，要么致力于打倒自己灵魂深爱的共同体。进而，若他足够睿智，他就应当承认：他厌恶的政体的某些方面并不必然与国家临时命运相违背。有时这个世界确实属于暴力。

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争论或国家理性的观点：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国家是对内对外最不公正、最残忍甚至是最原始的国家吗？我认为，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答案都非常困难，这样的答案也是错误的。在利于共同体和符合道德二者间存在永恒矛盾，这个命题站不住脚，即使我们错误地仅以共同体权力为标准来对有用进行定义，也是讲不通的。如若行使权力的人或拥有权力的人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臣民或公民自发地视为正当的规则，那么这样他们既减少了对法律与道德的尊重——遵守法纪、践行道德正是共同体本身的力量源泉，又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因此讨厌本国法律和统治者的民族，自然不是强大的民族。然则，假如秩序业已崩塌，需要重新来过，那最有可能获胜的人也是最没有基督美德之人， [15] 他们具备指挥能力，天性残忍狡黠，对自身和事业狂热自满。胜利者相信人治政府，而非法治政府。

对外亦然，在粗俗的意义上讲，认为仅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家才能取得成功是不正确的。只要赋予力量模糊又宽泛的定义，蒲鲁东的观点就不全是错误的：从中期看来，力量的权利最终与正义趋于一致，或者比起每国有权得到的，力量也不会施舍得多一点。法国的武装力量可以征服阿尔及利亚，却不能同化阿尔及利亚人：这是因为这种同化已经超过法国拥有的力量，征服既无益也有失道义。但是，指望这种最终和解（何时才是最终？）就是相信圣诞故事。在历史上，武装力量就可以从事和维持征服，而（社会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力量无法为征服辩护。也许有一天苏联将为1945年以来它对东欧所做的不公正行为付出代价，一如法国在1954年后为一个世纪以前对阿尔及利亚所做的付出了代价。我们对此尚不甚明了，也无法保证未来的结局就是如此。

相较于把决定动员或投资的程度的特权交予个人的政体，减少公民具体自由、将相当一部分国家资源投入对外政治的政体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诚然，如若享有特权的公民正直而有道德，那它将胜过独裁政体。依靠强制手段所获得的，正直的公民可以通过公民精神来达成。在现实中，自愿动员通常弱于强制动员。一个民族丧失统治的欲望，就失去了帝国——这里套用了一名英国外交官员的理念，但这一理念只说出了部分真理：当一个民族发现不再可能让帝国延续之时，它往往也丧失了统治的欲望。然则，对于永恒的强大而言，统治的欲望不可或缺，今天的情况与昨天一样，苏联领导人向我们证明了这是符合原则的。

数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一如这般显而易见地保持不变：和平与战争的具体特征仍由可利用的武器、冲突中的政体特质及冲突中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现在的和平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稳定，这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竞争逐步加剧。一场大规模战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恐惧，人类并非变坏了，而是他们懂得的更多了。

与在国内秩序中所观察到的进步相比，国与国之间的秩序难道就没有一点进步的迹象？ [16] 难道当前战争历史的结局不足以让我们确立符合人类使命的国际秩序？那么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一国际秩序呢？

这样的乐观主义并非全然没有基础。在此立场的支持者中，有的人强调少数人意识到了人类属于同一单元，人类的尊严要高于任何单个的共同体。在另一些人看来，在经济上，所有共同体休戚与共，这一主要表象将促使国家跨越民族主义，将合理的和平共处体制进一步完善。还有人认为，显而易见，动用现代化杀伤性武器进行战争非常荒谬，因此超级大国如果依然诉诸武力就是与时代脱节。解放战争已经属于欧洲民族身后的时代。

这些观点并非毫无益处，但任何一个都无法让人信服。在整体上，人类意识很难与强大的部落意识相提并论。政治单元间的关系日益繁复，20世纪的历史第一次成为全球历史，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政体决意阻碍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意识形态世界，一种是人们说得多却不理解，另一种则是很少有人去理解。2/3的人类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并不身处同一时代，未来他们也会如此吗？他们何时会这样？他们能够不接受这样吗？共同体的权力意志以及对荣耀渴望由于有热核弹头的存在而完好无损。相较于“野蛮人”，今日之征服者（希特勒除外）可能不会再无视文化共同体生活的权利。假若极权国家取得胜利，能够让如同迦太基一般誓死对抗征服者至最后一刻的共同体继续存在吗？

我不敢肯定我们能够发现观念的当前有效性和现实性（Wirklichkeit），这一观念给单调更迭的成功与失败、城邦与帝国赋予了意义。我也不能确定，人类是否对地球上的和平充满渴望。当然，他们想要挣脱战争的恐怖，但他们愿意放弃集体骄傲的欢乐，以及用他们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获胜的欢乐吗？他们中的每个共同体都可以彼此信任，直至不动用武力并把解决冲突的任务交付法庭的地步吗？从今往后，他们可以对全球人口的合理极限共同做出决断吗？如无此极限，他们将蒙受实质上的绝对人口过剩的威胁，这将致使资源、原材料与空间的你争我夺重新出现，同以往的战争无异，这看似不重要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类是否能够在他们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之中，彼此亲近，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保持容忍，如同容忍一个政治单元中不同省份间的差异？

很难对所有问题进行肯定的回答。我并不否认存在两个全新的因素：利用自然力量从事生产以及进行摧毁的能力；既是道德的（所有人都是人）又是务实的（限制各部分人群之间的冲突，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人类良知的萌芽。这证明人类的事业到达了一个崭新阶段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应当渴望如此，我们也有权利抱有这样的希冀。

重新回到伯特兰·罗素的预言中，我们也十分清楚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可以引发不同的结局。或是人类忘记所学的知识重回前工业时代；或是在灾难之后人类脱离了好战阶段，但并非所有民族都能幸免于难以得知后好战时代的好处；抑或是，人类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之中，在数个世纪里，人们继续悲剧性的博弈，几分钟的热核交战所造成的悲惨情况需要医疗卫生经过几十年来治愈；最后，又抑或是一个更为可取却更不可能的假设：国家会渐渐超越偏见与利己主义，狂热分子不再将绝对理想幻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让逐渐拥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可以更理性地根据人口规模来管理可供使用的资源。组织将是全球性的，文化共同体数量更多、规模更小。所谓的强权国家完成其历史使命，将在和平的人类之中消失……

但读者们请不要笑得太早。如果考虑到人类还将存续的时间，那人类还处于幼年时代。“尚且不论消失的人种，我们今天可以认为现代人类已经在地球上存在6万到10万年，当前宇宙状态能让人类的子孙后代再生存几百万年。如果把人类现象存在的期限定为100万年，能够估算出人类已经生存其中的1/10，仍有9/10尚待开发。人类的寿命与个体寿命之比为10000∶1。当今人类与成熟人类相比，就像十岁小孩之于老人。人类的一千岁仅仅相当于个体生命的一个月。我们人类才十岁。当我们五六岁时，我们无父无母，亦无主人，甚至不能把自己跟其他哺乳动物相区分。之后，我们陆续发现艺术、道德、法律和宗教。我们学会读写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我们建起帕特农神庙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两个月前，基督降生。我们明确实验科学的方法尚不足十五天，这让我们了解了宇宙的小部分现实。仅仅两天前，我们才学会如何用电和建造机场。我们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勇敢、强壮、满怀希望；我们知道下一年将要学习做没有错误的听写练习，并正确做算术题。在两年后，我们将开始六年级的学习，初领圣体。十万年后，我们进入成年。” [17]

如果我们被当下的不幸与不远将来的危险所打败，甚至到了放弃希望的境地，那将非常可耻。但是，在乌托邦中自我放逐，对当下的创伤不闻不顾，同样是非常可耻的。

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们承担两项义务，对于我们的人民和所有的人民来说，这两项义务并不总是兼容的：一是参与到构成历史脉络的冲突之中，二是为和平而努力。人类可能会和平共处，没有人再讲法语。其他肩负国家使命的共同体也会销声匿迹。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几年或几十年里，人类或许会自我毁灭，或是一个民族消灭其他所有民族，独霸地球。

是否应该在回归前工业时代和后好战时代降临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个未知的时代，人类会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社会是会像一个白蚁冢还是一座自由城市？战争时代将会在放纵的暴力之中，还是在渐进的和平之中终结？

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但我们明白，人类唯有在放弃暴力或者放弃希望之日，方能克服行为上的自相矛盾。

让我们将通过思考寻求人类事业结局的光荣留给那些拥有更多幻想天赋的人，让我们竭尽所能地不违背我们每个人所被强加的义务：既不逃避好战的历史，也不背弃理想；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定我们的决心，让战争的缺位延续到和平真有可能的那一天——如果说和平从来都没有来到过的话。

[1] O.Morgenstern，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1959，pp.263-265.

[2] “丘吉尔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品行端正之声誉的重要性……有原则行为的声誉对一个国家非常有利。它的协议得到尊重，它提供的报价更令人接受，因为它们更值得信赖。”（《国际法的政治基础》，莫顿·卡普兰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合著，第344页）。在后面的第348页：“由于苏联不仅比美国更具革命性，而且在政治上更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利用技术发展的成果，无论是艰苦的政治谈判还是发动战争，苏联对待规范性规则的态度自然比美国更有用。这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它现在必须承担维持国际法中可取的规范性规则所需的大部分费用和大部分负担……因此，苏联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而西方公众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人们不能期望苏联接受任何其他立场。”

[3] Encounter，avril 1961，critique of some contemporary defense thinking .

[4] Homo Ludens，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Gallimard，1951.（荷兰的第一版出版于1938年。）

[5] Homo Ludens，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Gallimard，1951，p.151.

[6] Homo Ludens，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Gallimard，1951，p.152.

[7] Homo Ludens ，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Gallimard，1951，p.151.

[8] Fights ，games and debats ，par Anatol Rapoport，Ann Arbor，Michigan Univ，Press，1960.

[9] 参见上文第三章第四节。

[10] 数学家证明，上一个博弈的最佳战略是按以下方式确定的：第一行方框之间的差异为2，第二行方框之间的差异为4。这两个差异之间的比率为4/2或2/1，这一比率将决定A应选择a₁ 和a₂ 的频率，即时间的和（A每次随机选择a₁ 或a₂ ）。B的战略类似地由列框之间的差异比率确定。由于这些差异相同，B必须以同样的频率选择b₁ 和b₂ 。两种混合策略是最好的。每次B选择b₁ 时，A将有2/3的机会赢得0，并有1/3的机会赢得3。因此，它平均将获得1。每次B选择b₄ 时，A有2/3的机会获胜，有1/3的机会输掉，这又得出（2×2/3-1×1/3）= 1，这是博弈的值。B只能通过偏离最佳战略来改善情况，这将使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心理圈”。
　　该模型在军事技术中具有多种应用，甚至可以应用于简单的战略问题。可以通过删除鞍点来修改两条路线和两个队列的问题，这样只有“混合战略”才能提供解决方案——这显然需要重复，以便每个博弈者可以随机选择提供给他的一个或另一个决策，该决策的频率由两行或两列的值之差的比率决定。

[11] O. Morgenstern，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1959，p. 289：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敌人如果不战斗就投降会使我们的国家遭受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勾勒出这幅残酷图景的一些特征，无疑，这将是危险的。军事权力的任何痕迹都会随之消失：在军备规模越来越小，力量越来越强，但仍集中在执政的少数派手中时，没有比这更容易实现的事了。政府将移交给共产党官员；训练有素、服从命令的下属将掌权。贫民窟中的人将占领宫殿，而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将最终进入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劳教所。我们不为美国而是为亚洲生产汽车。1亿或者是2亿中国人将会移民至我国，占有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屋。根据他们的标准，即使他们会跟我们挤在一起，他们的处境也会比现在更好。我们的工厂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维修服务”，而我们将被置于严格的生存制度下，生活资料仅足以确保新来者和顺从奴隶（对镇定剂所需剂量的管理可以轻松保证其顺从性）的服务的永久性。

[12] 我将借用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Rapoport）所引用的书中的表述。

[13] 通过停止博弈或武器垄断（这是停止博弈的另一种方式）来消除无止境的风险。

[14] 艾瑞克·怀尔（éric Weil），关于迈内克的书《现代史上的国家理性观念》（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ite ）的评论，1961年7月，p.664-665：“……纯暴力不再可能，如果它表现出来，与之相反的力量就会团结起来反对它，这有助于获得历史意识和道德进步。从表面上看来，如果历史上的暴力问题没有已经被思想所克服，如果这种意识缺乏了解自己、承认自己的勇气，那么它不会被提出，这其中并不存在悖论。”

[15] 沙皇垮台后，英国在俄国的代表布鲁斯·洛卡德（Bruce Lockard）先生说，他目睹了激动人心的一幕后，押注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托洛茨基凭借他的话语和个性，使一群半醉的士兵回到了服从中。其他人，孟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者等，则站在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一边，他们只想着法律、自由、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则恢复了军队的纪律和死刑。

[16] 这既不是稳步的进步，也不是对未来的确定性。其中有倒退存在。我的意思是，哲学家可以确定什么将构成当今道德良知所期望的社会秩序，并且就这一理想而言，政治的历史具有某种意义。

[17] J.Fourastié，La Grande Métamorphose du XXe Siècle ，Paris，1961，pp.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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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M.Semidéi女士和G.Lagneau先生建立这两份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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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CE-LORRAINE，38，81-82，85，91，93，95，107，111，163，344，569，575.

AMÉRIQUE Latine，105，202，210，212，243，244，262，264，265，267，277，316，324，325，388，390，394，396，468，503，519，521，526，534，543，544，673，679，682，746，748.

ANGLETERRE，13，48，53，66，69，85，95，105，108，119，122，126，147，293，595，616，630，663，667，673，715，726；insularité，194，198，290；conservatisme，77；pax britannica，40，108；bellicosité，329；population，227，244；commerce international，212，265-269，720；colonies，46，89，90，160，229-231，262，264，270，504，715；armement atomique，306，472，476，489，533，606，610，681；politique au ⅩⅩe siècle，73，77，124，700；— et FRANCE，40，108，135；— et ALLEMAGNE，96，201，271，355，492，642；— et BELGIQUE，383；— et POLOGNE，401；— et U.R.S.S.，380，385；— et O.T.A.N.，382，609，614；— et O.T.A.S.E.，382；— et AFRIQUE DU SUD，485；— et EUROPE，107，137，139，142，159，199，452：— et U.S.A.，286，298，461，481，606，610，681.

ANGLO-SAXONS，39，96，106，145，201，228，232，286，289，456，470，610.

ANGOLA，464.

ARABE（S），87，90，129，200，203，219，245，261，263，673，733.

ARAL，198.

ARBENZ，517.

ARDENNES，228.

ARGENTINE，268，382，513，749.

ARME（S）（armées，armement），13，36，54，67，69，7² ，75，164，167，169，179；dans l’Antiquité，216，224；types historiques d’armées，305；courses aux armements，76，169，624，627，638，645，651，664，672，681，687；armes et con flits，54，668；armes et régimes，67，72，74，164；armes et classes sociales，302；armes et outils，349；armes，culture et vertu，311；armes et volontés，409；armes navales，203；armes conventionnelles，54，56，428，600，627，634，649，650，652，672，760；sous-marins，214，484；armes atomiques，13，54，56，69，164，167，179，212，306，372，379，410，535，562，599，614，617，623，667，672，760-764，768；appareils thermonucléaires，403，425，482；diffusion des armes atomiques，609，612，624，636，643；arme décisive absolue，412，435，670；armes de destructions massives，631，634，648，652，697；armes atomiques tactiques，486；engins balistiques，213，214，392，626，640，644，648，654，664，672，760；contrôle des armements，634-637，645，650-653，664，677；réduction des armements，629，631，636，637，646，649；armées atlantiques，438，471；armées coloniales，229；armée européenne，460；armée de l’O.N.U.，546.

ASIE，Asiatiques，42，43，46，95，122，143，158，160，162，170，192，197，201，208，210，216，218，221，223，242，243，244，261，264，265，298，306，318，323，325，376，381，382，386，389，394，42O，513，522，528，533，542，608，649.668，671，678，681，682，696，746，748，761.

ASSOUAN，268.

ATHÈNES，94，96，111，134-136，145-153，156，189-199，216-222，232，245，258，261，296，297，305，334，355，660.

ATTAQUE；définition，93，120，122，129-132，139，166，571，655，702，713；attaque par surprise，214；agressivité biologique，339-340；agressivité et type de culture，346-348；attaque et représailles，419；modèles d’attaque atomique，405.

AUSTRALIE，43，197，381.

AUTRICHE，Autriche-Hongrie，55，81，94，111，135，137，163，227，228，271，284，289，297，329，396，452，469，500，523.

AZTÈQUES，218.

BALKANS，40，267.

BALTIQUE，197，208.

BAO-DAI，466.

BARBARES，143，149，195，219，399，530，754.

BASES，196，199，232，384，417，480，669，672，674，680.

BATAILLE（S）；des id6es，515，540；d’Angleterre，217，228，564；de Cannes，127，356，404；de Dien Bien Phu，50，230，522，550；de Grandson，216；d’Iéna，74，312；du Jutland，48；de Leu then，147，404；de la Marne，38，74；de Marathon，216，218；d’Okinawa，382；de Pearl Harbour，43，44，408，418；de Poitiers，245；de Salamine，199；de Sedan，312；du Sinaï，93，387，522，547，555；de Stalingrad，73；de Trafalgar，328.

BATTISTA F.，517，543.

BELGIQUE，96，382，383，398，500.

BERBÈRES，87.

BIDAULT G.，466.

BIRMANIE，394，509，513，715.

BISMARCK O.von，80，159，263，393，576，582，592.

BLOC（S）；leur formation，306，379，544，655，663，670，697；le rapport de leurs forces，471，666，668，672；leurs objectifs，519，557；leur rivalité，565，661，679，687，718，733，747；blocs et non-engagés，386，500，521；bloc des non-engagés，387，548；bloc anticolonialiste，465；bloc soviétique，202，441，512，655，658，661，663，665，673-678，680，685，702，713，717，723，734，739，752；bloc occidental，202，437，475，661，663，675，677，681，705，733，739，741.

BOERS，199，270.

BOLIVIE，382.

BOULGANINE N.，521，547.

BOUN OUM，524.

BOURBON，109，136.

BOURGUIBA H.，47，50.

BOURGUIGNONS，216.

BRAZZAVILLE，462.

BRÉSIL，243，318，382，388，519，684.

BRÜNING H.，283.

BULGARIE，442，448，556.

CACHEMIRE，385，500.

CANADA，85，159，210，213，214，231，262，316，382，761.

CAPITALISME；et impérialisme，265；critique léniniste，255；exportation de capitaux，265；accumulation du capital，272；capitalisme，661，673，692，695，739.

CAPITULATION；inconditionnelle，39，42，71；— et guerre atomique，602，608，619，635，651，654，664，678，687，760，763.

CAPOUE，258.

CARTHAGE，46，259，355，356，663，767.

CASPIENNE，198.

CASTRO F.，69，388，390，421，502，517，543，714.

C.E.D.，492.

CELTES，295.

CÉSAR，105.

CEYLAN，389，394，504，513，715.

CHARLES QUINT，153.

CHICAGO，761.

CHILI，382.

CHINE，15，41，43，49-51，95，104，113，122，125-129，141，144，160，170，196，210，212，233，239，286，287，298，318，319，321，325，329，334，371，377，385，386，424，447，546，550，553，556，558，570，572，604，606，608，609，615，623，637，638，648，671，682，688-690，698，700，716，718，727，739，744，748，761；Pékin，388.

CHIOS，149.

CHURCHILL W.，123，379，564，615，753.

CHYPRE，85.

CIVILISATION（S），320；continentales et océaniques，213；hétérogènes，399；civilisation et unité politique，298；— et climat，202；— occidentale，325，368；civilisation des fleuves et des mers，193，213；bellicosité comparée des civilisations，333.

COEXISTENCE pacifique，636，661-665，676，678，686，717，741，750.

CLASSE（S），736-737；dirigeante，206；militaire，302；intérêt de classe，288-289.

CLEMENCEAU G.，84.

COLOMBIE，382，572.

COLONIE（S），définition，264；colonisation，590，720，745；avantages et inconvénients，46-48，89-90，173，680，749；colonies et diplomatie，173，444，463；décolonisation，232，368，504，542-543，547，673，680，729.

COMECON，449.

COMMERCE；international，212，280；colonial，269；commerce et guerre，198，249-250，252.

COMMONWEALTH，231，453，504.

COMMUNISME（TE）MARXISTESLÉNINISTES.，86，89，110，123，142，171，173，531，539，594，615，616，637，641，658-659，661-662，665-666，671-673，677，68o，683-686，692-693，695，734，739，744，749.

CONFÉRENCE（S）；de Genève，524；de Moscou，458；de Pugwash，531.

CONGO（ex-belge），187，295，389，502，548，644.

CONQUÊTE（S）；conquérant（s），88，90，195，202，205，207，218，231，261，276，569，577，591，615，660，696，767，768.

CORCYRE，148-151，264，670.

CORÉE，13，40-41，48-49，52，118，127-129，206，371，381，382，383，385，407，447，461，470，485，488，510，545，550，553，703，711，716，758；Imchon，41，546；Yalou，546，550.

CORINTHE，148-152，264，668.

CORTEZ F.，756.

COSAQUES，200.

COSTA RICA，382.

CÔTE D’IVOIRE，396.

CROISSANCE；économique équilibrée，204；ses conditions，507，518，672，675，750；son taux，205，212，319，450；croissance en intensité，205，207；croissance et démographie，243，314；croissance et impérialisme，275；croissance et liberté，314，518；croissances comparées，494.

CUBA，372，388，420，421，428，501，502，510，517，525，550，554，641，673，727；La Havane，420.

CULTURE（S），575，576，578-579，588-590，692，735-738，741，744，768.

CYRANKIEWICZ J.，446.

DANEMARK，329，382，411，428，452.

DANTZIG，401.

DARLAN F.，344.

DÉFENSE；stratégie et capacité，401，431，496，622，633，636，641，644，654，668，671，675；défense passive，411，415-416，643，645，669-670；légitime défense，698，702-704；soutiens de défense，510，513.

DÉSARMEMENT，82，480，495，536，604-610，615，618，623，628，636，640，645，648-651，652.

DESPOTISME，171，177，204，221，518，589.

DÉTROITS，81-82，88，92，290.

DIMITROV G.，441.

DIPLOMATIE；types，69，71，72，173；styles，293，457，461；moyens，69，70，77，665，757；diplomatie，stratégie et guerre，51，52，72，80，434，608，635；diplomatie nationale，idéologique et impériale，300；diplomatie commerciale，451，455；champ diplomatique actuel，369，391；diplomatie au bord de l’abîme，472；diplomatie inter et intrabloc，491；diplomatie des canonnières，553；autonomie diplomatique，484，

DIRECTOIRE atlantique，440，462.

DISSUASION，384，400，407，410，422，483，535，597，599，608，610，613-616，623-625，626，633，640，645，647-650，653，669，672，678，684，686；minimum，413；réciproque，419，421，472；passive，476；proportionnelle，479；intermédiaire，491.

DROIT INTERNATIONAL，115，118，121，122，168，327，336，467，546，554，555，592，595，697，701，704，707，709-712，714，716-722，729，735，737；ses principes，571，573，591，692，705，708，724，728；son paradoxe，187；son unité，592；droit et coutume，49，92，698，706；droit des peuples à disposer d’eux-mêmes，207，374，592，713，715；arbitrage，699，711，714，720，722；non-intervention，716，734；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118，720.

DULLES J.F.，460.

ÉCONOMIE（S）；et ressources，60，65，67，72，74，76，79，247，629，632，667-669，670，750；économies nationales，204，254；économie mondiale，206；économie de grand espace，203；économie socialiste，445，448，511；doctrines économiques，249；économie coopérative et politique conflictuelle，348；économie，science des moyens，288；régulations de l’économie moderne，528.

ÉCOSSE，196.

EDEN（sir Anthony），495，720.

ÉGYPTE（République Arabe Unie），71，131，170，265，270，361，362，363，387，408，420，467，502，508，511，513，523，543，549，612，682，712，720；Le Caire，129；Port-Saïd，720.

EISENHOWER D.E.，439，467，593，637.

ELBE（fleuve），372.

ÉMEUTE，définition，327.

EMPIRE（S）；romain，13，91，134，136，159，162，226，660，663；— perse，104，111，134，142，146，149；athénien，222；—hittite，115；— parthe，661；— musulman，663；— ottoman，104，111，163，165；— inca，112，615；— aztèque，112，617，756；— japonais，206；— russe，318；— britannique，85，89，144，230，368；— français，88，232；— américain，441，543；— stalinien，506；empires centraux，38，43，49，171；— orientaux，112，115；— continentaux，202；— des marins，200，202；— des cavaliers，198，200，201，202，207，208，218，261，278；Empire，585，660，661，663，736，743，767；— universel，19，27，87，168，320，574，583，605，631，668，692，696，722，744，750；— et nation，374.

ENNEMI（S），40，46，171，583，609，637，640，642，646，661，738，740，744.

ÉPIDAURE，149.

ÉQUATEUR，382.

ÉQUILIBRE；types，137，139，141-143，166，169；— des pouvoirs，13；—des forces，568，586，596，607，627，632，640，669，670，678，718；diplomatie de l’équilibre，120，133，135-137，141，143，154，637，649.

ERHARD L.，457.

ESQUIMAUX，190.

ESPACE，59，65，72，168，183，666，671，696，712，724，749；grand espace，203，255，558，712，725；espace vital，203，205，213；— et idéologie，393；— et guerre atomique，414.

ESPAGNE，44，105，109，112，118，144，159，193，194，205，208，239，262，277，298，310，315，316，317，329，593，617，716，756.

ESTHONIE，117.

ÉTAT（S）；définition，373；typologie，13，36，46，49，52，107，145，149；hétérogénéité，28，165，168，318，371，377，394，555，574，693，723；personnalité juridique，574，577，580 734；égalité juridique，62，125，568，720，727-729；autonomie，200，373；rivalité，168，582，587，665，714，721，746；origine et fin，20，572，589，590，592，715；reconnaissance，18，126-130，172，716；objectifs，585；États Islamiques，188，376；— continentaux，195，198，202，203，398，559；— insulaires，195，196，198，199，201-203；— totalitaires et libéraux，77，124，171，193，376，659，660，676，678，686，687，768；— de parti unique，377，501，502，519；— nationaux，200，391；— fédéraux，394；— conservateurs et révolutionnaires，45-47，171，177-179，201，558，633，635，683，701；— vainqueurs et vaincus，200；— perturbateurs，237，316，534；— satellites，374，380，444；État et puissance，575，577；— et espace，188，391，395.

ÉTATS-UNIS，13-16，39-44，48，52，69，76，79，89，95，118，122，125-129，156，159，582，592-595，606，608，611-615，627，630-632，638，642，644，648，651，652，655，658，659，664，668，672-674，683，686，698，714，720，723，734，743-746，748，757-761；comme type idéal de régime，318，528，594；idéalisme et réalisme，15，141，579，581，583，586，592，755；esprit démocratique，44，52，74，677；bellicosité，329，344；style diplomatique，39-42，49，55，79，270，293；isolationnisme，15，93，201，407，593，662，669；anticolonialisme，464，542，549，554，715；systèmes d’alliances，382，387，389；leadership，13，379，438，472，734；chasses gardées，386；pax americana，40，108，159，160；population，227，242，244，262，264，739；croissance économique，174，274，670，676；politique de défense，214，371，421，430，619，623，662，675；position géopolitique，13，15，197，210，213，285，367，371，372，671；armements atomiques，169，403，408，419，472，603，607，609，636，646，648，681；— et guerre de Sécession，19，39，156，586，663，765；— et gouvernements révolutionnaires，127-129，570；— et 2e guerre mondiale，599，758；— et «arms control»，634，636；— et Europe occidentale，105，106，144，170，199，201，298，318，319，407，427，439，450，609，615-617；— et AMÉRIQUE LATINE，388，390，572，684，765，727；— et AFRIQUE，373，389，684，755；— et ASIE，382，522，550，570；— et JAPON，196，384，499，605；— et INDOCHINE，466，551；— et PROCHEORIENT，553；— et CORÉE，41，49，546，550，758；— et O.N.U.，125，556；— et HONGRIE，429，552；— et SUEZ，467，552；— et YOUGOSLAVIE，501；—et POLOGNE，444；— et ALLEMAGNE，459，492；— et GRANDE-BRETAGNE，196，268，286，438.

ÉTHIOPIE，77，122，696，700.

EULER L.，64.

EUROPE，15，16，38，42，50，52，82，91，102，105，107，122，156，159，371，584，588，590-592，606，613-616，633，676，682，714，717-719，723，734，739，744；— occidentale，106，170，268，324，379，380，442，498，605，649，654，667，671，675，677，679，686，740，745；— centrale，201，228，297，396；— orientale，53，79，109，129，155，171，200，201，243，285，297，374，379，442，469，494，516，534，537，542，544，584，671，677，683，686，723，746，767；des Six，441，451，717，731，732；du ⅩⅨe siècle，141，153，219，239，329，710，718，719，727；population，86，213，215，236，241；agriculture，747；culture，104，113，582；conflit religieux，374；impérialisme colonial，212，264，270，276，373，543；déclin，15，144，179；et concept d’État，185，298-300，310，376，391，394，398；— et choc des deux grands，114，171，208，243，380，389，532，663，677，679；— et U.R.S.S.，174，404，420，423，472，649；— et O.T.A.N.，437；— et U.S.A.，209，450，475，507，655，680；— et reste du monde，112，125，197，205，210，243，318，319，579，616，713，728；mise en défense de l’Europe，471，482，496.

FASCISME et communisme，538.

FINLANDE，124，125，131，500，700.

FLANDRE，82.

FORCE（S）；de frappe et de représailles，214，306，404，417，477，479；— militaires，60，65，74，79，553，556，622，668；— et puissance，58-60，206，452，582；— et nombre，210；— et prestige，390；— et sécurité，430；facteurs historiques de la force，245，257，399；formes d’emploi de la force，327；équilibre des forces，388；droit du recours à la force，556，565，567，568，570，580，583，587，590-592，593-595，596，697，701，704，706，709，711，714，721，740，765，767.

FORMOSE（Taïwan），126，129，206，381，382，383，510，607，636，669.

FRANCE，17，20，66，69，78，79，88，95，106，108，112，123，126，135，145，159，568，570，576，585，588，591，595，605，616，628，642，655，663，667，676，715，720，735，746，749；Ⅲe république，80，85，92，111，114，137，142；république révolutionnaire，94，193，207，393，géographie，194，195，199，202，203，213，414；population，215，219，226-235，238-246；destin，310，313-317，324；diplomatie，106，208，213，268，280，284，298，300，329，380，385，401，535；régimes，61；75，172，287；stéréotypes，290-294，308，358；colonisation，46，49，50，90，144，188，262，265，267，269，270，276，327，368，466，504，702，767；armée，260，302，303，306，380；armement atomique，405，424，477，482，609，614，621，636，638，681；guerres，73，75，217；nationalisme，739；conservatisme，45-47，53，77，93；mercantilisme，251；politique française entre les deux guerres，52-54，124，700；— et garantie anglosaxonne，339，379；— et O.T.A.N.，55，382，437；— et O.T.A.S.E.，382；— et BELGIQUE，383；— et EUROPE，452，732；— et U.S.A.，462；— et ALLEMAGNE，459.

FRANCO F.，44，172，328.

FRÉDÉRIC Ⅱ，42，45.

FRONTIÈRE（S）；naturelles，203，207，713；— politiques et linguistiques，208；— de civilisations，208；— du grand Nord，213；— du Rhin，232；— de la Russie，201；— et coexistence，208；— et planification，280；détermination des —，590，591；dévalorisation des —，392.

GABON，375，377，395.

GANDHI，119，616.

GAULLE C.de，79，80，440，462，477，484，643.

GENGIS KHAN，68，203.

GÉOPOLITIQUE，189，196，203.

GERMAINS，200-202，290，295，315.

GHANA，518，549，673.

GIRAUD H.，39，565.

GLOIRE（prestige，honneur），83，84，206，293，578，590，754，758，768.

GOEBBELS J.，42.

GOMULKA W.，444，445，446，449.

GRAND（S）et Petit（s），65，66，68，70，71，79，92，93，104，106，138，384，388 390，395，397，434，436，478，479，548，556，576，597，599，604，609，611，615，625，626，628，629，633，635，664，670，720，729，741，765；chantage des Petits，390，461，462，502，509，512.

GRÈCE，104，111-113，133-135，141-144，147-150，153，156，160，164，262，296，298，324，352，382，556，719.

GUAM，43.

GUATEMALA，382，517，554.

GUERRE（S），typologie formelle，33-39，160-163，170-179，627，647；— froide，168-171，179，381，391，514，550，557，636，650，655，665，667，673，684，687，717，739，760；— subversive，44，47，67，169，179，554-556，591，615，649，684-686，713；— chaude locale，380；— civile，19，45，62，110，112，117，172，178，438，556，716；— atomique，597，602，604，608，622，624，627，634，646，651，654，666，681，687，761；— impossible，403，559；— totale ou limitée，403，409，425，474，484，551，558；— par accident，603，610，627，641，651；— préventive et par anticipation，408，554；— d’extermination，357-358；— nationale，300；— de décolonisation，232；— générale，271；— endémique et constante，335；— entre sociétés archaïques，348；causes des —，236，253，260，694；fonctions des —，353，369，576，590，592，596，598，601，655，754；— comme invention historique，360；— et socialité，332；— et politique，434；— et industrie，74，165，170，598，601，668，670，694-696；— et travail，303；— et commerce，198，457；— et droit international，119，121，123，163，555，556，570，573，691，698，702，705，708，711，721；— de 1870-71，218；— de 1914-18，38，39，49，96，147，153，171，179，271，303，635，642，660，713；— de 1939-45，39，153，228，564，624，670，729，758；modes d’emploi de la force organisée，326，330，343，387.

GUILLAUME Ⅱ，94，315，316.

GUINÉE，127，394，502，510，525，549，673，674.

HABSBOURG，81，201，300.

HAGANA，548.

HAITI，125，382.

HAMMARSKJOELD D.，526，549.

HANNIBAL，134，258，259，356.

HARVARD，541.

HIÉRON，135.

HINDENBURG P.von，43，48.

HIROSHIMA（et Nagasaki），170，403，410，600，604，620，756.

HISTOIRE；et géographie，194；— et sociologie，184；— et théories économiques，257；durée historique，215；école historique，254；spécificité du niveau historique，309；sujet et objet historique，309；sens de l’—，589，661，666，676.

HITLER A.，22，37，42，53，66，74，77-79，87，89，102，124，198，218，283-286，287，290，300，311，315，317，318，359，401，436，453，564，568，585，587，592，632，700，764，766，768.

HO CHI-MINH，90，232，244，466.

HOHENZOLLERN，283，300.

HONDURAS，382.

HONGRIE，45，71，109，118，131，136，172，200，381，390，429，445，448，468，489，493，496，506，509，544，547，550，552，593，617，657，686，700，715，755，756.

HOUPHOUET-BOIGNY F.，504.

HUNS，200.

HUSSITES，217.

IBN SEOUD，68.

IDÉALISME；types，569；— et réalisme，586，592，596，691，724，765.

IDÉOLOGIE（S）；géopolitique，189，202，207；— impérialiste，205；— soviétique，443，446，517，521，541；— de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229；— et théorie，198；— et espace vital，205；hétérogénéité idéologique du système planétaire，395；conflit idéologique actuel，540.

IMPÉRIALISME，89，145，263，661，673，693，695；— allemand，201；— soviétique，470；— idéologique，281；— capitaliste，255，265，271，534，543；— et espace vital，205，212；— et gloire，206；— et intérêts particuliers，275；— européen et américain，468；État impérial，46，47，67，90，715，723；paix impériale，744.

INCONSCIENT collectif，360.

INDE（S）；Union Indienne，90，95，105，160，229，230，244，262，264，265，306，316，318，319，320，325，368，376，385，389，394，500，501，504，508，510，513，521，522，525，533，610，617，630，643，655，672，682，684，715，734，749.

INDÉPENDANCE，566，585，586，614，618，622，708，715，723，727-728，734.

INDIENS d’Amérique，53，141，159，264，615，678.

INÉGALITÉ，588，616，659，738.

INDOCHINE，46，50，56，90，172，178，230，232，368，460，466，550，551，556，669，677，691，713；Annam，45；Tonkin，45；Viet-Nam，230，389，447，466，500，504，510，517，522，550，666，669；Laos，50，385，389，425，504，517，522，523，668，671，674，757；Cambodge，500，504，522，524，668，671.

INDONÉSIE；43，172，196，389，464，513，556，702，715；Djakarta，95.

INDUSTRIE（S）；industrialisation allemande，204；— athénienne，221；— amollissante，237；— des Germains et des Slaves，206；— et impérialisme，212；— et conquêtes irrationnelles，278；— comme idéologie，541.

IRAK，126，375，522，543，550，553.

IRAN，522.

IRLANDE，227.

ISLANDE，382.

ISOLEMENT，15，93，195，201.

ISRAEL（Palestine），71，85，87，93，188，375，387，405，408，467，548，549，612，667，712.

ITALIE，69，75，77，81，93，111，122，128，137，208，227，239，240，244，261，300，318，329，382，450，545，571，588，590，610，630，667，697，700，716，732，733.

JAPON，13，15，42-44，49，68，76，78，93，95，113，122，141，144，160，165，195，204-207，212，237，242，244，306，321，329，359，360，368，377，381，382，383，385，388，394，480，533，550，572，604，630，632，671，697，700，746，756，758；Tokyo，213，325，388.

JDANOV A.，658.

JELLICOE J.，48.

JUIFS，284，293，322，375，387，548.

JOFFRE J.，439.

JORDANIE，126，375，522，550，553.

KADAR J.，127，388，545，553.

KASAVUBU J.，549.

KEMAL ATATURK，165.

KENNEDY J. F.，582，636-637，640，645.

KHONG LEE，524，672.

KOMINTERN，466，556.

ROSTOV，444.

KHROUCHTCHEV N.，176，177，286，398，411，420，429，431，439，443，445，446，463，480，481，494，497，521，524，547，558，637，640，645，649，654，674，679，720，748.

KWAKIUTL，347.

LAURIUM et PENTELIQUE，221.

LEE R.E.，39.

LÉGITIMITÉ；démocratique，373；655，658，682；— marxiste léniniste，544；— du pouvoir，61，725，737；— clandestine，177；principe de —，111，162，163，167.

LÉNINE，68，178，431，447，661，678.

LESBOS，149.

LETTONIE，117，579.

LEUCTRES，222.

LEYDE，16.

LIBAN，126，127，513，523，550，553.

LIBÉRALISME，libre-échange，89，110，203，204，251-254，313，539，582，692，695，710；zone de libre-échange，454.

LIBÉRIA，125.

LIBYE，77，375，377.

LIEUX SAINTS，85，100，584.

LINCOLN A.，662，664.

LITHUANIE，117，136，579.

LOUIS ⅩⅣ，84，143，159，207，302，316，569，591.

LUDENDORFF E.von，43，45，48.

LUMUMBA P.，502，549.

LUTTE pour la vie，355.

LUXEMBOURG，377，382，395.

MAC ARTHUR D.，40，41，141，546，550，565.

MACÉDOINE，105，112，134，153，223，245，298.

MAC MILLAN H.，456.

MAGINOT A.，53，401.

MAHAN A.T.，203.

MAHOMET，203.

MALAISIE，43，666.

MALENKOV M.，445.

MALI，389，395，518，524，549.

MALTE，202.

MANDCHOURIE（Mandchoukouo），49，95，113，122，160，199，206，485，550，698；Moukden，95.

MANSTEIN E.von，228.

MAO TSÉ-TOUNG，172，466，552，637，661.

MARCHÉ（S），448，511，674，684；— commun，212，392，451，453，678，681，682，728-732.

MAROC，45，46，47，71，88，172，178，188，229，264，269，270，271，464，505，549，727.

MARSHALL G.C.，70，441，450，453，492，506.

MASSINISSA，134，152.

MATSU et QUEMOY，129，371，607.

MAURITANIE，549.

MAZARIN G.，142.

MÈDES，318.

MÉDITERRANÉE，88-89，113，160，162，194，199，232，323，438.

MEGARE，152.

MEHEMET ALI，75.

MENDERES A.，518.

MENON K.，501.

MESOPOTAMIE，361.

METZ. 85.

MEXIQUE，105，159，218，239，240，243，382，467.

MINORITÉ（S）；nationales，394；— coloniales，264；— créatrices，322；— comme élites，506，520，541；— après 1918，200.

MOBUTU J.，549.

MOHAMMED Ⅴ，47.

MONGOLS，64，66，113，160，201，203，205，217，219，261，263.

MORALE（politique），types，577，595，614，617-619，693；— et politique，565，568，577，580-583，597-601，608，622，710，764-766；prudence et —，572，578，582，586，592-595，598，709.

MOYEN AGE，19，141-142.

MOZAMBIQUE，464.

MUSSOLINI B.，75，77，287，318，323.

MUSULMANS，85，87，104，112，176-177，188，375，685，715.

NAGY I.，119，126，127，388，445，545.

NAPOLÉON，34，64，66，84，87，105，142，218，261，316，393，431，563，564，577，585，591，692；Napoléon Ⅲ，156，218，240，330，582.

NASSER G.，71，387，447，501，502，558.

NATION（S），16，575，591，598，734，739，765，769；type historique et idéal，296，375，377；diversité historique des —，588，736；conscience des —，85，91，167，173，389，630，715；national；constitution et désintégration de l’État —，142，312，376，583，590，630，715，724，735-737；unité —，397，590，592，719，723，734；libération —，173，590，593；égoïsme —，568，580-582，596；caractère —，290；intérêt —，29，37，55，71，99，101，128，148，204，567，570，572，581，584，596，611，622，623，693，735，761；— et régime，289；sociétés，cultures et idéologies transnationales，104，111，113，122，139，142，161，167，691，713，716，717-719，731，734；empire plurinational，394；État subnational，394；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722，739；supranationale，722，728，730，732，734.

NATIONALISME，46-47，90，172-174，177-179，201，293，446，466，578，580，616，663，680，684，737，739，768.

NATOLIN，445.

NATURE，état de nature et état civil，19，60，82，121，338，565，567，568，583，595，668，694，696-697，708-709，740；homme naturel，338；société naturelle，356.

NEHRU J.，385，501，521，525.

NEPAL，513.

NEUTRALITÉ，neutres，neutralisme，13，18，521，549，593，614，635，672，679，681，684，744；types de neutralité，500，522；neutralité sans armes，480，500，532；— et insularité，195；— et dissuasion，400；— religieuse，374；— de l’Allemagne，493；— du Japon，196；— du Congo，548.

NEW YORK，126，404，603，750，761.

NGO DINH-DIEM，466，505，518.

NICARAGUA，382.

NICOLAS Ⅱ，283，585.

NIGERIA，376.

NIVELLE R.G.，45.

NOIRE（mer），197.

NOMBRE，215；falsification intéressée du —，217.

NORMANDS，217.

NORODOM SIHANOUK，505，518.

NORVÈGE，244，382，452，476，500，715.

NOURY SAID，126，522.

NOUVELLE GUINÉE，758.

NOUVELLE ZÉLANDE，381.

NUREMBERG（procès），123，129.

ODER NEISSE（ligne），106，470.

O.E.C.E.，449，450，453，492.

O.N.U.，22，41，113，125，128，187，323，329，371，372，373，377，387，390，395，399，443，464，499，514，544，590，594，666，697，701-704，715，720，729，738，761.

ORIENT（Proche-，Extrême-），42，51，76，95，104，122，229，267，377，420，509，513，522，667，673，678，682，717，733，746，753.

O.T.A.N.，368，379，392，437，461，470，475，482，484，488，500.

PACIFISME，609，614，615，692，704，729，748.

PAIX；typologie，158-161，166-169，179，623-636，693，744，767；intervalles entre les guerres，330；absence de paix et guerre，380；— éternelle et universelle，565，576，581，587，595，623-626，628，631，668，692-694，697，770；— religieuse，393；— de compromis，586，661，666，711；— par le droit，336，571，580，594，690，694，696，704，720-722，744；— par la peur，403，425；— par la religion，357.

PAKISTAN，375，382，385，389，481，500，501，504，522.

PANAMA，372，382.

PARAGUAY，382，513.

PARIS，50，89，105，198，213，217，262，404，426.

PARTHES，200，225.

PATHET LAO，504，523.

PAYS-BAS，Hollande，66，95，195，198，209，239，244，251，262，329，377，382，411，455，464，549，702，715.

PELOPONNÈSE，219，311，320，324.

PÉRON J.，519.

PÉRICLÈS，152，311.

PÉROU，382，388.

PERSES，216.

PHIDIAS，311.

PHILIPPE de Macédoine，134，144，158，223，224.

PHILIPPINES，43，196，372，382，671.

PHOUMI NOVASAN，524.

PIERRE le Grand，528.

PILSUDSKI J.，568.

POLITIS N.，131.

POLOGNE，45，53，73，75，78，106，111，123-125，163，172，200，280，284，329，381，390，401，442，444，445，446，447，448，449，493，497，506，534，544，568，576，615，649，657，686，718，732.

POMPÉI，193.

POPULATION，712，715，725，746，748，750，752，761，768；nombre，209；densité，209；optimum，213，219，233，396；— et puissance，219，223，228；dépopulation partielle，217；fécondité différentielle，217；sténochorie，221；oliganthropie，222；surpopulation，238；vitalité biologique，238.

PORTUGAL，382，452；Lisbonne，193.

POSITION et situation，194；hostilité de position，534，536.

POTIDÉE，151.

PRODUCTION；comme moyen ou fin，528；— et force militaire，206；biens de production，272，529；productivité，210；— et démographie，233.

PROPAGANDE，170，174，178，515，531，543，649，676，680，685.

PROTECTIONNISME；allemand，204；— de rapines，203；— de List，255；mercantilisme，249-251.

PRUSSE，68，80，218，302，329，330，393，576.

PUEBLOS（Zunis），347.

PUISSANCE；définition，58，99，582，584；évaluation，59，64，72；facteurs，60，63-68，71-73，76；diversité，59，64，68，168；— défensive，58，65，70，92；— offensive，58，66，70，92，97；pouvoir et —，60，61，582；politique de —，573，577-579，587，592，597，691，704.

PYRÉNÉES，194，208.

PYRRHUS，87.

QUISLING Ⅴ.，544.

RAJK L.，444.

RAKOSI M.，715.

RAPACKI A，495.

RÉFORME（la），313，315.

RÉFUGIÉS；migrations，207；en Allemagne，205；— et croissance，235，— et propagande，515.

RÉGIME（S）；système（s）politique（s），13，172，174，185，586，655-659，661，673，682，684，724，738，740，743，746，766；types de —，et types de pouvoir，301；— et politique extérieure，584-587，632，721，767；— et colonisation，280；— et nation，289，374；— et vertu，314；— et croissance，518；changement，transfert et survie des —，519，661，666，713，717；cycles antiques des —，310；opposition des —，529，664-666；— économique，279，301.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définition，17，28-30；— et politique intérieure，62，567，583，709；règne de la loi et compromis，143，566，704.

REPRÉSAILLES；massives，641；— limitées，599，600，602，641；capacité de —，611，613，624-626，636，642，651，668，678；crainte des —，624，627；sanction juridique，705（voir aussi «force de représaille»）.

RÉSISTANCE，179，615，654，674，715.

REVENU NATIONAL，210，509.

RÉVOLUTION（S）；définition，327；— française，13，16，91，108，161，177，393，659；— anglaise，13；— cubaine et chinoise，388；— technique，369；— antitotalitaire，493；— par en haut，544；— et masses，71，173，685；— et transfert d’institutions，378；divers：44-47，71，94，125，155，171-173，175-179，596，684，711，715，737，765，（voir aussi «terreur révolutionnaire»）.

RHIN，Rhénanie，52-54，88，92，94，208，232，372，470，568.

RHODES，134.

RICHELIEU A.de，142，587.

ROMANOV，300，318.

ROME（république et empire romains），46，91，105，113，134，136，153，158，161，199，213，219，223-226，231，232，245，258，261，262，263，298，302，305，306，312，318，321，324，331，355，356，586.

ROOSEVELT F.D.，15，39-41，44，379，464，546，556，572，586，615.

ROUMANIE，53，200，268，442，448，509，734；Bucarest，444.

SAHARA，269.

SAINT-DOMINGUE（République Dominicaine），262，382.

SAINTE ALLIANCE，109，117，140，393，497，514.

SAINT-PÉTERSBOURG，43.

SAINT-PIERRE-ET-MIQUELON，79，462.

SALAZAR A.de，680.

SALOMON，375.

SALVADOR，382.

SAMARCANDE，318.

SANDYS D.，472.

SAN FRANCISCO，325，386.

SARRE，280，457.

SAVOIE，329，591.

SCHACHT H.，509.

SCHLIEFFEN A.，95，228.

SCYTHES，200.

S.D.N.，69，122，125，128，132，336，571，580，697-702，710，729，738.

SÉCURITÉ，80，82，84，168，207，214，480，489，497，535，565，585，636，651，653，664，667，676；— collective，565，570-572，698，703；— et puissance，80，83，618，652.

SÉNÉGAL，229，389，395.

SERBIE，53，94，713.

SISYPHE，535.

SLANSKI R.，444.

SLAVES，200-202，284，319；du Sud，271.

SOCIÉTÉ（S）；archaïque，350，588-590，710，736，755；— stable，195；— closes et ouvertes，214，356，639，662，664；— industrielle，194，204，304，539，747-749.

SOCRATE，311.

SOEKARNO A.，387.

SOUDAN，513.

SOUS-DÉVELOPPEMENT，70，202，268，500，504，506，517，539，673，682，684，695，734，738，746-749，750，752（voir aussi TIERS MONDE）.

SOUVANNA PHOUMA，504，523，672.

SOUVANNOU VONG，504，523.

SOUVERAINETE，19，187，374，391，456，545，566，573，575，579，583，592，625，632，636，663，693，707，710，712，714，716，724，734，740，743；transferts de —，729-732.

SPARTE，94，96，111，134，147-153，156，189，217，222，296，297，305，334，355，660.

STALINE，22，40，78-79，124-125，174，176-178，280，283，285-286，379，420，442，443，445，447，450，466，470，501，507，523，552，554，572，585，617，678，700；stalinisme，445-446，449.

STATU QUO，38，41，122，125，132，167，570-572，630，678，686，697，701，713.

STETTIN，208.

STRASBOURG，85.

STRATÉGIE；définition，36，283；types，38，43，48-50，52，55，169，171，173-175，177-179，188；— et politique，36，39，48-50，52，55；— défensive ou offensive，635，638，662，677，678，687；principes de —，563；choix d’une —，38，42，564，633，760，763；— subversive，516-517；— thermonucléaire，404，535；antiforce et antivilles，409，423，536；— double du bloc atlantique，490；— et insularité，198；— et frontières，207；lignes stratégiques，213.

STRESEMANN G.，283.

STUTTGART，462.

SUBVERSION，172-174，178，514，665，678，684-687，697，713.

SUDÈTES，289.

SUÈDE，71，146，329，393，452，499，500，713.

SUEZ，71，88，265，437，440，472，476，502，547，550，552，564，593，595，712，720，731，739.

SUISSE，66，71，146，194，400，440，452，499，728，738.

SUMER，350.

SYRACUSE，134.

SYGMAN RHEE，518.

SYRIE，462，508，509，513，523.

SYSTÈME INTERNATIONAL，29，103，113，115，154，626，628，631，663，714，716，718，724；structure，104，663；typologie，106，108-110，114，117，129，133-144，147，148，154-156，168-170，663；— avant 1914，47，633，716，719；— avant 1939，124-126，144；— en 1960，636，666，669，697，719，722；— et champ diplomatique，106，113.

TACTIQUE，188，284，285，428，563，565，686.

TALLEYRAND G.M.de，142.

TCHANG KAI-CHEK，126，129，172，510.

TCHÉCOSLOVAQUIE，53，200，228，284，297，401，447，448，449，493，568，569，576，700，714，734.

TERREUR；romaine，223；— révolutionnaire，176-179，293，661，667，681，692，695；équilibre de la —，404，414，494，535，557，627，640-643，653；raids de —，175，598，602；divers：175-177，214，217，658，685.

THAILANDE，382，389，394，522，668.

THÈBES，134，153，245.

THÉORIE；et sociologie，23，183-185，563；— et idéologie，198；—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14，15，29，97，102，336，752，757，762，767；— géopolitique，198；— économique，24-27，694；— stratégique，563；— historique，658；— juridique，705，710，724；— des jeux，753，756，759，760，762；— du duopole atomique，405.

THIBET，502.

TIBÉRIADE，85.

TIERS MONDE：définition，499；hétérogénéité，505，519，525；inégalités de développement 378，518，537；— comme enjeu，386，500，516，540；aide au —，268，500，506，517，539；divers，70，146，149-50，608，614，638，644，652，673-5，679，681，685，717，743，745-9，753-4.

TIFLIS，318.

TITO，441，444，501.

TOKUGAWA，160，195，294，321，334.

TOURÉ S.，502，504.

TRAITÉS（pactes）；en droit public，116；respect des —，121，571，575，577，630，697，701，705，711；— de commerce，204，509；— de Francfort，204；— de Rome，442，451，731；— de Rapallo，284；— de Varsovie，45，126，379，380，385，442-444，491，593；— Briand-Kellogg，122，336，570，698，702；— de l’Asie du sud-eзt，381，384，389，464，501，504，522；— de Bagdad，381，522；— du C.E.N.T.O.，381；— de Versailles，39，53，77，94，125，171，200，201，311，457，535，568；— de Locarno，568，571；— de Washington，630，632；— de Genève，51，129，637，647，671；— de La Havane，727；— de Yalta，42；— de l’Atlantique，70，126，131，146，382，616；— de défense conclus par les U S.A.，382；par l’U.R.S.S.，385.

TRIESTE，82，208，444.

TROTSKY L.D.，24，765.

TRUMAN H.S.，41，492，546，550.

TUNISIE，45-47，49-50，71，88，128，172，188，229，264，464，505，525，554，718，725-726；Tunis，505；Bizerte，501，505，720，731，739.

TURQUIE，200，329，382，423，513，518，522.

ULBRICHT W.，493.

UNIFICATION，unité（s）；de la Grèce，222；— de l’Allemagne，201，313；— de l’Europe，199，300，380，691，727-731，739，451；— plurinationale，319；— humaine，388，721，733，739，768；hétérogénéité des unités politiques，185，237，294，307，319，350，393；fédération et fédéralisme，441，566，696，722，732，738，743-745，792.

U.R.S.S.，Russie，14，15，39，42，44，51-53，66，69，76 78，96，100，114，118，124-131，126，153，156，159，585，587，589，595，613-616，617，618，620，621，631，636，638-640，644，646，650，652，658，661，663-665，667，678，680，683，686，687，714，717，720，723，739，743，744，755，757，760，761，767；Russie tsariste，43，54，81，92，110，137，142，153，563；U.R.S.S.comme type ou modèle de régime，86，378，387，528，657，658，725；guerre civile en —，44，594，737；position géopolitique de l’—，13，198，201，210，213，318，367，671；action mondiale de l’—，91，174，290，372，515，521，572，678，700，740，744；réalisations techniques de l’—，672；politique d’alliances de l’—，385，572；conduite diplomatico-stratégique de l’—，285-287，294，300，329，572；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243，274，281，672，674；population de l’—，227，314；politique des nationalités de l’—，176，263，325，394，734，739；— et satellites，71，109，118，131，176，344，374，380，428，429，441，449，469，506，618，734；— et CHINE，381，418，424，447，511，537，558，608，637，677，687，688-690，696；— et CUBA，391，428，510，641；— et ALLEMAGNE，124，167，204，228，245，492，551；— et INDE，508；— et AFRIQUE，268，373，389，558；— et armements thermonucléaires，166，169，403，418，442，605，637，639，642，646，648，669，672，676，739；invasions de la Russie，78，174，218，306；Moscou，37，66，75，78，142，178，355，404，462，541，563，635，637，664，673，718.

URUGUAY，382.

VANDENBERG A.H.，464.

VARGAS J.，519.

VENEZUELA，382.

VENISE，66，195，258.

VICHY，444.

VICTOIRE；types do —，29，35，39-45，52，83，96，406，654；prix de la —，667；point culminant de la —，78；— et politique，565；— et survie，633，661，666，677，687.

VIOLENCE，566，568，629；types de —，33，61，71，179，343，344；monopole de la —，18，19，583，629，738；limitation de la —，572，628，630，632-635，650，705，715，741；non —，119，580，692.

VLADIVOSTOK，386.

WILSON W.，39，584，586，729.

XERXES，217.

YEMEN，125，513.

YOUGOSLAVIE，69，286，287，306，444，447，494，500，501，509，510，511，513，524，556，696，713，744；Belgrade，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全2册/（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著；王甦，周玉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

书名原文：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ISBN 978-7-5097-9710-5

Ⅰ.①民… Ⅱ.①雷…②王…③周… Ⅲ.①国际关系-研究 Ⅳ.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111号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全2册）

著者/〔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译者/王甦 周玉婷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文稿编辑/张冬锐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7.125 字数：858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710-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0932号

定价/198.00元（全2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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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Miyazaki Junyichi，199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Beijing.

All rights reserved.

井上靖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五月六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现旭川市），平成三年（一九九一）一月二十九日于东京都中央区国立癌症中心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戒名为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墓地位于静冈县伊豆市，葬礼由司马辽太郎主持。

井上靖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艺术院会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委员、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川端康成纪念会理事长。

井上靖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出版过五部诗集，即《北国》《地中海》《运河》《季节》《远征路》；但主要成就还在于小说，新潮社曾出版其小说全集共三十二卷，其中《猎枪》让他名噪文坛，《斗牛》获得第二十二届芥川奖，《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冰壁》获日本艺术院奖，《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奖，《苍狼》获文艺春秋读者奖，《淀殿日记》《孔子》获野间文学奖，《风涛》获第十五届读卖文学奖，《俄国醉梦谈》《本觉坊遗文》获日本文学大奖，等等。井上靖本人也于一九七六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八六年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井上靖一生二十七次访问中国，创作了很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感情至深。其主要作品均已被翻译为中文出版。

本书获誉

多亏宫崎老师不辞辛劳前往各地调查，让我在拜读本书时能够回忆起靖生前的情景。

——井上文（井上靖夫人，已故）

宫崎老师搜集了很多能够展现父亲年轻时的生活细节的资料，塑造了一个作家形象，这个形象与养育我的父亲形象相互映照。

——井上修一（井上靖长子、井上靖文化财团理事长）

我曾在井上靖研究会见过刘东波老师多次，并听过其研究发言。得知刘老师这次能将宫崎润一老师所著《青年井上靖》一书翻译为中文出版，我作为井上靖的女儿，觉得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浦城几世（井上靖长女）

父亲一生都对宏大的大陆文化历史兴趣盎然。关于父亲的研究著作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真让我喜不自胜。

——黑田佳子（井上靖次女）

此次的新书，不单单是基于调查结果对作品的解读，更多的是通过细心聆听井上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心声，继而将听到的和查到的东西进行比对之后对作品进行诠释。我认为，正是宫崎先生的此种态度和方法，才让有些许瑕疵的本书得以成为一部极具说服力的论著。

——工藤茂（井上靖研究权威学者、原日本别府大学教授，已故）

本书基于细致的调查，清晰地勾勒了登上文坛以前的井上靖的人生轨迹，可谓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著作。青年井上靖内心的风景也随之浮现出来。

——高木伸幸（别府大学教授、井上靖研究会会长）

这是一本将井上文学中流淌着的诗情细致、生动、明快地表现出来的好书，对井上文学的敬仰之情展现得恰到好处。

——井上靖文学馆

从本纪念馆的顾问浦城几世女士那里听说过本书译者刘东波老师的事情，他在年轻一代学者当中非常活跃。宫崎老师的大著由他翻译，相信会是一部绝佳的译本。

——井上靖纪念馆（北海道旭川）

井上靖是近代日本一位多产质优的大作家、文豪，也是中日友好交流的和平使者。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很多井上靖的文学译本面世，但相关的学术译著暂付阙如。此次刘东波博士这部学术译著的出版，可谓是填补了国内井上靖研究方面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魏大海（著名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井上靖曾到访中国多达二十几次，创作了一大批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是日本近代文豪之一。本书为井上靖青年时期的传记研究，也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井上靖研究专著。作者通过大量实证分析，解开了多年来困扰学界的诸多谜团，值得一读！

——谭晶华（著名翻译家、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序

前言

第一章 四高时期

1.四高柔道部

2.诗人的诞生

3.以四高时期前后为题材的小说

4.在金泽的诗

第二章 弘前时期

1.关于《文学abc》

2.《文学abc》时期的青年井上靖

3.昭和五、六年井上靖的收获

4.昭和五年：井上靖年谱空白期的内幕

5.《文学abc》中的六篇诗作

6.井上靖《文学abc》时期的真相

第三章 执念的轨迹

1.昭和六年的诗

2.《昂首前行》

3.《不要呼唤春天》

4.萩原朔太郎与井上靖

5.《极》《嗤笑》

第四章 自立的探索

1.昭和七年的诗

2.散文诗《渴》与京都帝大时期

3.《渴》之后的女性形象

第五章 短暂的战争经历

1.战时的诗

2.作品中对于战争的描写

3.井上靖的战场体验

4.井上靖战争系列作品的真相

5.再论战时的诗

中文版后记

译后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序

工藤茂 [1]

本书的作者宫崎润一先生，是诗刊《焰》的同仁。话虽如此，我和他却不曾有过直接接触。经《焰》的主编福田美铃女士介绍，我才认识了作者。实际上此文也本应由福田女士执笔，但因为她知道我写过《挽歌的源流》 [2] 这本关于井上靖的书，所以就把这项工作推给了我。我也因为看到关于井上靖的最新论著而太开心，不知怎么的就接手了，总觉得对宫崎先生有些抱歉。

宫崎先生早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就出版了名为《井上靖研究——青年时代的轨迹》（『井上靖研究—若き日の魂の軌跡—』）的著作。出版不久，我就收到了那本书。书里夹着一张明信片，写着关于他调职的消息。与此同时，上面也写到他刚完成上越教育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明信片上还附了一段话：“平日里承蒙《焰》相关人士的照顾。生平首部拙论，还请笑纳。”翻开书，后记中写着“多亏了相马正一教授的指导，才能完成此书”这句话。也就是说，那本书是宫崎先生将其硕士论文整理出版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杂志《焰》，是在继承了由福田正夫主办的同名杂志（后文称旧《焰》）的基础之上于一九八五年创办的诗刊。井上靖在晚年也算是这本杂志的同仁。正因有此渊源，宫崎先生应该从井上靖和福田美铃女士那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完成了硕士论文。“承蒙关照”指的应该就是这段往事吧。此外，宫崎先生现在还活跃在《焰》的第一线，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井上靖的评论。

我想宫崎先生恐怕是从福田女士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才将著作相赠的。或者说，他也许是想以此换取拙著。因为在之后，如他所愿，我将拙著《挽歌的源流》赠予了他。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和宫崎先生就是如此相识的。

我马上拜读了该书，并将感想写在明信片上。

（前略）今日收到著作，十分感谢。迫不及待地看完了全书。感佩于您资料调查之彻底，遵循文献完成论文态度之严谨。仅这点已是难能可贵。书中介绍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新发现，让我受益匪浅，对此非常感谢。不过，非要提意见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在此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更加精彩的论文。非常期待您今后研究的进展。

该书虽是私家版，却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福田宏年著《增补井上靖评传录》（『増補井上靖評伝覚』、一九九一年刊），以及《新潮日本文学相册48：井上靖》（『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48 井上靖』、一九九三年刊）的主要参考文献部分都介绍了该书。本书是在该书的基础之上，整合了宫崎先生其后在杂志《焰》和《上越教育大学国语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从而以全新的面貌出版的。

悄悄地提一下，宫崎先生这本著作其实也有些许瑕疵：时不时会出现一些主观的判断，偶尔也会轻易下一些论断。但瑕不掩瑜，书中有非常多出色的新见解。或许可以断言，本书将会是今后井上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本书。在此，我想介绍本书的三个特点。

第一点，本书借助已故宫崎健三拥有的《文学abc》杂志的副本、当时井上靖给宫崎健三写的书信，以及旧《焰》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调查过井上靖住所的福田美铃女士所写《井上靖老师年轻时候的一些事》（「井上靖先生若き日の消息」「焔」第二三号）一文的内容，将此前几乎不为人知的井上靖在弘前时期的往事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点，福田宏年先生曾指出，《猎枪》中的“白色河床”这一主题始终贯穿于井上文学。宫崎先生发现这一主题的萌芽始于诗歌《昂首前行》（「面をあげてゆく」）中的一句话：“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不过，要说井上靖是因为《渴》中的“没有一滴水的，冷泉”这句诗（第145页），以及在中国元氏这座小县城与所属的新野部队诀别之日的雪景，才把白色的意象深深镌刻在了心上，还是欠缺说服力的。

此外，第三点是关于“战争”的部分。本书发掘了战争时期井上靖的诗《颂春》（「この春を讃ふ」）和《走向山西》（「山西へ」）的内容。宫崎先生根据西川喜三郎的手账 [3] 、杵塚清次的军队手账和证言，以及稻森佑一的证言，再现了井上靖的战场经历。恐怕在截至目前的井上靖研究中，这部分内容还从未被清晰明了地介绍过。

话说回来，我认为与作品的相遇即文学研究的开始。首先与作品相遇，然后通过阅读，静静地聆听作者通过作品想表达的内容。随后，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收获和体验。

比如，读井上靖的小说《夜之声》。通过小说主人公千沼镜史郎和孙女小百合的人物关系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初为外祖父时的心情。果然，井上靖去世后，井上卓也先生 [4] 在《再见了，我的教父》（『グッドバイ、マイ·ゴッドファーザー』）中写道：“准确来说，父亲应该是在五十六岁的时候当上了外祖父，也就是我大姐生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从那时开始，“可怕的父亲”井上靖变得和以往不同了。“好像变得难为情了一点，或者说脸上的笑容变得多了起来。父亲竟开始溺爱起这第一个外孙女了。这简直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略）也就是说，连‘一般的父亲’都算不上的这个男人，竟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外祖父了。”

顺便补充一下，井上靖五十六岁那年是昭和三十八年，而《夜之声》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是昭和四十二年的事情。这部小说是作者在有了第一个外孙女之后执笔创作的。

宫崎先生应该是从发掘调查井上靖早期诗歌开始研究的。之后，他结合调查结果对作品进行了解读。上文提及的《井上靖研究——青年时代的轨迹》一书列出了很多调查的成果。此次的新书，不单单是基于调查结果对作品的解读，更多的是通过细心聆听井上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心声，继而将听到的和查到的东西进行比对之后对作品进行诠释。我认为，正是宫崎先生的此种态度和方法，才让有些许瑕疵的本书得以成为一部极具说服力的论著。

[1] 工藤茂（1932—2017），原日本别府大学教授，井上靖研究领域权威学者（信息由井上靖研究会会长、别府大学教授高木伸幸提供）。（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2] 工藤茂『挽歌の系譜』日験、昭和五十八年四月。

[3] 指常备于手边，为免遗忘而记录各种各样事情的小笔记本。现代日本人将其用作制订日程、行动管理和时间规划等，手账已成为日本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参考小学馆出版《日本大百科全书》井原泰树所撰条目）。

[4] 井上靖的次子。

前言

凭着《斗牛》和《猎枪》，井上靖犹如彗星一般在文坛闪亮登场，迅速成为时代的宠儿。从流行作家到文坛巨匠，从战后到平成，文豪井上靖好比文坛上闪耀的北极星，一时间名声大噪。然而，他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走进文学世界，怎样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等问题，一直是未解之谜。

虽然井上靖在获得芥川奖之后一直处于聚光灯下，但如果查询现有年谱会发现，他在得奖之前的生平事迹仿佛被云雾笼罩着一般。尤其是四高时期前后、战争经历、每日新闻报社的记者生活等，几乎没有人做过相关研究和介绍。这就是目前的研究现状。

本书以井上靖的青年时期，特别是从四高时期到进入旧制京都帝国大学（后文简称“京都帝大”）学习期间创作的诗为中心，探寻其灵魂的轨迹。此外，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井上靖在获得芥川奖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作家。针对这种说法，本书通过研究井上靖从在每日新闻报社做记者到应召入伍期间的生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井上靖文学的意义。

本书将围绕年轻诗人井上靖展开叙述，而井上靖自己在《西行——流浪的歌人》（『西行―さすらいの歌人』学習研究社、一九九一年六月）一书中曾如此写道：

如西行这般对自己私生活保密的文学者实为罕见。他只留下了优秀的和歌。

当然，西行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虽因身处源平争霸时代而受到乱世的影响，但在他看来，文学者就应该笔耕不辍，只留下作品就已足矣。（中略）此外，我认为只有西行的和歌才是耐人寻味的，读得越多越能触碰到作品的灵魂。和歌与诗歌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如此。

的确，正如井上靖所言，诗歌这种文学作品，就应该这样去读。然而，如果说从作品的一个侧面能捕捉到作者所表达的内涵，那么“历时性地阅读”其作品则能看到作者心境的变迁。西行是在二十二岁出家遁世的，井上靖也在同样的年纪开始创作诗歌。也许不只笔者认为，井上靖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其中蕴藏着的某种因缘吧。

宫崎润一

第一章 四高时期

1.四高柔道部

在《北都秋意浓，四高六十余年的历程——第四高等学校史》（以下简称为《第四高等学校史》） [1] 里，有从昭和二年到昭和四年为止关于全国官公立高等专门学校柔道大会（以下简称全国高专柔道大会）的记载。

昭和二年度

道场里洋溢着迎接四月新生的昂扬意气。十九日练习后二、三年级的老部员留下来，举行南下军的宣誓仪式，从二十日开始分昼夜两次进行练习。五月之后，很多前辈到场，我们开始认真备战。十六日，校长、部长亲自到场观战。（略）那个时候不断有诸位前辈来泽 [2] 鼓励。七月二日考试一结束，便开始集训。九日晚，星影稀疏，在仙台原野举行了与八百校友的告别仪式。十三日早，在多人的目送下南下。

之后是关于比赛的具体内容，文风勇猛依旧。柔道部部志《南下军》（因把在京都武德殿举行的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中部地区预选赛称作南下战而得名）也使用同样的记述方法，因此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当时第四高等学校（四高）柔道部部员的气魄。井上靖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昭和二年度的新生之一。此外，《北之海》（「北の海」）中关于在无声堂 [3] 的内容，恐怕也是根据这时候的体验而写的。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四高柔道部，从井上靖还是新生阶段的昭和二年度柔道部部志《南下军》中摘录部分内容来加以说明。（原文由片假名和平假名写成，透露出柔道部那种豪迈奔放的文风，且有些错别字和不能辨识的文字。）

首先，在昭和元年度末的部分记载着如下内容。

三月三十日 鉴于部员人数有所减少，为了保证四月的练习效果，遂将集训提前到本月末结束。

三月三十一日 上午、下午两次进行训练比赛。傍晚六点，由于天狗（日食）影响，集训结束；同时为水岛□前辈开送别会，直到九点解散。此刻□前辈变得无比□亲切。

该年度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从“部员人数有所减少”这一内容就可看出，两年后井上靖就任柔道部部长时所面对的部员人数不足的问题，从那个时期开始就已经非常严峻了。

新年度第一学期的记载始于四月十一日，“下午两点起备战南下，部员还没有到齐”，由此可知各部员尚未归校，仍身处遥远的家乡。关于柔道部的方针和新部员的记载，可见于四月十五日：“午后七时始，与干部宫地二阶见面并确定新学期的方针；新部员木津君今早开始了首次练习。”翌日的十六日，记载着关于招揽新部员的内容，“傍晚于宿舍确定了新部员□□。现在新部员有三十九名”之多。这是部员们为解决人员不足而连日奔走、招兵买马的成果。

井上靖的名字在《南下军》中登场，是在四月二十六日。在那日举行的第二次红白战中，井上靖作为白军的次锋首次登场。他战胜了红军的次锋藤冈康治，但输给了对方的第三位选手大野治雄，最终战绩为一胜一败。新学期伊始就忙得够呛。二十八日的记载提到“因过度疲劳影响练习，遂从今日起先暂停晚间训练”，由此可见，他们疯狂进行地狱式训练，这或许可以称为高中男生的特权。

一边忙着自己的练习，一边还得顾着前辈们好不容易招来的新部员。“五月三日，在叶习寮 [4] 举行新寮生的欢迎仪式。”不过这个欢迎仪式好像起到了反作用，“五月五日，出席的新部员减少，明日分头狩猎狙击”，他们采取了这种很有柔道部风格的粗暴手段，督促着新部员出席。“狩猎狙击”这种表述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况。他们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五月七日，狩猎狙击见效，今日有相当多的新部员出席。”

下面是四月二十六日以后井上靖在柔道部的活动情况：“五月七日，进行久违的车轮战”，举行了曾根（一打三）、森（一打三）、柴田（一打三）、东（一打三）、各务（一打三）、正井（一打三）、泷川（一打四）的训练。井上靖作为最后登场的泷川一美的第四个对手首次出战，他的首场训练赛以“逆”获得一颗白星。 [5] 这种车轮战训练，是模拟实战比赛的一种训练模式，因为一名选手要不断接受多名对手的挑战并决出胜负，所以这种练习方法要求选手具备相当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体力。当然，三人、四人、五人……对手越多，对战就会变得越残酷。在四高柔道部里，这种通过车轮战不断挑战训练者体力极限的方法，被叫作“飞机”。作为新部员的井上靖也不例外地接受着这种训练，但是可以推想，如果他没有相应实力的话也不会被派出场。

下面是井上靖在进行车轮战训练赛时的记录。

“五月十日，下午三时起，短暂训练之后开始一对五车轮战，十四架飞机起飞，胜果七成。”井上靖与三号机正井选手对战，在一对五车轮战中继首位登场的木津之后登场，使用“三角绞”又摘得白星。之后在与六号机柴田选手对战中首位登场，被“绞技”攻破，拿到黑星。在与十号机大野选手的对战中，第三位登场，打成平手。在与十二号机二本选手的对战中，末位登场，被“崩上四方固”攻破，拿到黑星。这天的成绩合计为一胜两败一平。

翌日的十一日也是一对五车轮战，作为二号机二木选手的第五名对手进行对战，以“腰投”摘得白星。在与五号机正井选手的对战中第二位出场，被“上四方固”攻破，拿到黑星。这一天是井上靖作为“飞机”选手的训练员的第三天，他的实力得到认可，获得了作为“飞机”选手进行训练的荣誉。井上靖作为十七号机与五名选手进行了对战。结果如下：

第一人 战小暮 平。

第二人 战宗宫 白星。

第三人 战稻木 袈裟固 白星。

第四人 □□（因被墨迹遮挡无法判读——笔者注）立四方固 黑星。

第五人 战森 绞 黑星。

合计两胜两败一平。

五月十三日，作为八号机进行一对三车轮战。对战柴田、本田、筱原三人，皆取得白星。

之后，作为十四号机后藤选手的第一位对手与其对战。（关于战果，唯有此处缺少胜败的印记，因此战果不明。）

五月十七日，作为五号机各务选手的第三位对手与其对战，被以“逆”击败而获得黑星。

五月十九日，记载着“今日岛田前辈从京都，谷、□谷两位前辈从本校，高野、川口两位前辈从东京大驾光临”。这天，为了在众前辈面前展现近期的练习成果，二十七名部员分成两组举行了红白战。作为红方三号位的井上靖，对战击败二号位池田的正井，告败。这场比赛最终虽以红方获胜而结束，但井上在此战中未立寸功。

五月二十日，一对五车轮战。井上作为七号机鹤选手的首位对手，败北，黑星。

六月十日，井上作为与正井对战的五名选手之一，原定第四位出战，记录上却写着“中止”字样。

以上简要摘录了昭和二年度《南下军》中有关井上从入学到第一学期结束的三个月间活动的记载，从这些记录可知，井上虽只是新生，但展现了较强的存在感。在经历了高强度训练之后，加入了四高内名声响亮的柔道部，这让井上找到了自己新的闪光点，使他带着喜悦和希望开始了在四高的生活。

关于那年的柔道部，《第四高等学校史》中昭和二年度的内容，以下文作为结束。

如此，在十八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决赛中与宿敌六高对战，虽说我方善战，但对方还有五名选手尚未出战，四高没出息地三战三败。呜呼，一整年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不仅未能雪耻，而且被六高夺走了优胜旗。

最后一句简洁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懊悔，从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柔道部全员的心理。

翌年的昭和三年以更加奋进的记录开始了：“昭和三年度，北星陨落七年。在无数前人血泪的废墟前，如今只有泪水。今年可谓是决定命运的最后决战，专心一意，一个劲儿地朝着获胜苦练。”后来，井上靖回想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在《我的自我形成史》（『私の自己形成史』）中写道：

在四高时期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在柔道上，练习量决定一切。”因为受这句话的刺激，我在高中理科的三年里将一切都投入了无声堂。一点都不后悔。

还有一句话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我无需寻求它们或仅仅推测它们。” [6] 从听到康德这句名言算起，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我还是未能参透。

告诉我柔道那句话的蓬头乱发的朋友已战死在大陆；教给我康德名言的那个文科学生，我已不记得他的容貌了。谁曾想，那时的初次会面后竟是永别。

第一句话无疑是对柔道的完美诠释，井上应该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话吧。后一句话属于下文将会提到的与诗作相关的部分。在无声堂“一点都不后悔”的生活正是其中一个断面，那里有《北之海》中描绘的绚丽青春。

《第四高等学校史》中有昭和三年度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中部预选赛半决赛的对战表，特摘录于此 [7] ：

表1

×代表平局，○代表获胜，●代表败北。四高队里二段有三人，初段有七人；与此相对，松山高中队里二段有两人，初段有七人。从有段位者的数量上来说，四高是有利的。而且四高拥有在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中部预选赛中连续三年出场的石村、东、宫崎、杉原等老手，由此看来，之前说的“今年可谓是决定命运的最后决战，专心一意，一个劲儿地朝着获胜苦练”应该没有丝毫的夸大。

从此对战表可以看出四高与松山高中的对战部署。四高先派无段位的前锋大伴出场，后面派了正井初段、宫崎二段、副将东、大将石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阶段性的优势；与此相对，松山高中在前锋中岛之后，在第四位配置了中野二段，随后安排了初段的中川和町野上场。松山高中剩下的二段只有大将团野。安排中野二段第四位登场，显然是为了让他击败更多的四高选手从而获胜。关于中野二段的实力，以井上靖自己为首的很多人都有提到，故在此不做赘述。正如表1所示，与中野二段对决并取得平局的井上靖应该可以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了让四高向胜利迈进做出了极大贡献。

关于拥有初段的四高前辈竟然败给松山高中无段位的选手这件事，在对战中逼平中野二段的井上靖应该是感到极为愤慨的。还只是高二学生的井上靖，从入学时起就被彻底地灌输了“不输的柔道，一人一杀的柔道”这句话。对于既没有体力又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为了在柔道中获胜，只能像手握匕首刺杀对方一样力求一人一杀，苦练跪摔技术了。如用跪摔术就很难被对方绝杀，最差也能战平。井上靖就是接受着这样的指导在无声堂度过了一年。其结果就是，井上靖的耳朵成了柔道耳 [8] ，这也算是他在四高时期练习跪摔术留下的勋章吧。

旧制高中的社团活动，都是在前辈后辈这种上下关系以及严苛的规矩下进行的，恐怕四高的柔道部也不例外。在这种环境下一直以来对前辈的命令都是绝对服从的井上靖，经历了这次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之后，看着前面介绍到的前辈们令人失望的结果，自然会陷入一种对前辈失去信任的状态。那么，这种不信任感，延伸到对柔道部训练方法的质疑，甚至扩大到对组织方式的批判，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此外，也可以将此看作为翌年发生的退部事件埋下的伏笔。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中部预选赛的情况如下：

京都帝大主办的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中部预选赛于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京都武德殿举办。参赛校有十四所。四高在与爱知医大预科、松江高中的比赛中游刃有余，尚有五名选手没有出战就已轻松获胜，挺进半决赛与松山高中对战。两军实力不分伯仲，从前锋开始就不断战成平局战，直至中坚选手出场，正井、曾根、二木陷入苦战，终因对方还有两人未出战而败北。

以此为契机，高三学生逐渐引退，之后就主要靠井上靖等高二学生了。十月上旬远征爱知医大主办的中部高专柔道大会，获胜。十月中旬参加金泽医大主办的北陆关西高专柔道大会，四度成功卫冕。

虽不知是不是井上靖在其中起了带头作用，但可以想象，在检验暑假练习成果的两场地方大会中接连获胜，使柔道部在七月低沉的士气一下子被激发了。但是，这时井上靖的心理状态有些变化，其最早出版的诗作《冬日来临那天》（「冬の来る日」）中写道：“十月的沙丘午后离我心渐远/十月湛蓝的天空中可曾留下什么眷恋？”其中“十月”蕴含的意义让人介怀。《冬日来临那天》是井上靖在四高二年级的二月发表在《日本海诗人》上的作品，当然那时的他还在柔道部，诗的内容似乎是针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对自我进行重新审视之类的东西。这个时期，正如井上靖自己说的那样，一般被认为是受到了室生犀星《鹤》（昭和三年九月）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情，虽然之前在拙著《井上靖研究——青年时代的轨迹》中也有论述，但在以柔道部的相关资料为中心进行再次整理时有以下两点收获。

其一是家人的搬家和之后寄宿生活的开始，其二是整日埋头于柔道部的生活和在柔道部里成长的苦恼。关于其家人移居至弘前的事，藤泽全著《青年时代的井上靖研究》 [9] 中关于“其父隼雄”部分的记录比较详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充论述的地方。但井上靖与柔道的关系，我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那么，让我们回到《第四高等学校史》来看，翌年昭和四年的记录与前后几年相比，尽是些毫无霸气的内容。出场选手姓名、对战内容全无记载，只写着不光彩的战果。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之后，井上靖等高三学生大量退出柔道部，果然还是有影响的。井上靖在四高的三年间，柔道部登上顶峰是在昭和三年。进一步挖掘井上靖柔道部退部事件的背景之后，便可逐步理解这段经历与其后来开始散文诗的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关于从柔道转向诗作的时间节点，井上靖的随笔文章《付出青春的一份热情》 [10] 记载了围绕柔道部的运营方式（为劝诱新部员而减少练习时间等）与前辈产生对立后，以主将井上靖为首的几人在全国高中生运动会前为承担责任而退部的来龙去脉，然后写道：

我在这个时候就离开柔道部开始写诗了。直到毕业那天，我每天都在模仿作诗，写了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章，其实只是一点一点把它们写在笔记上而已。我觉得这段在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前不抽烟也不喝酒，因为只有这样练习才会顺畅一些。那时真是极度压制了自己欲望。能成功压制住，不过是因为柔道练习让身体承受着无尽的疲惫而已。

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什么社会背景，也没有谈及什么苦恼，只记载着柔道对自己的影响。泛泛而读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他从柔道转向作诗的简单缘由。此外，提起四高时期，便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小说《北之海》里阳光率真的一群年轻人。但《北之海》是初入老境的井上靖淡淡地回想其青少年岁月而创作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井上靖将年轻人都会有的不安与烦恼都排除掉，特意纯化作品的创作倾向。其后创作的《小时候的事——青春放浪》（『幼き日のこと—青春放浪』，下文简称《青春放浪》）中收录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倾向。

2.诗人的诞生

根据坂入公一的资料 [11] ，在《日本海诗人》杂志上刊载的《冬日来临那天》这篇作品是井上靖最初发表的诗作。此外，福田宏年著《增补井上靖评传录》 [12] 中也有同样记载。福田在其制作的年谱中，如下描述了井上靖的昭和四年（二十二岁）（以下本书中涉及的年谱均为福田版年谱）：

围绕柔道练习时间的问题与前辈发生冲突，为了承担责任而成为首个退出柔道部的高三学生。从此时起开始作诗，给富山县石动町的诗刊《日本海诗人》（负责人为大村正次）投稿，在二月号上以笔名井上泰发表了题为《冬日来临那天》的诗作，并以此为开端不断有作品被采用发表。同时期，成为东京的诗刊《焰》（负责人为福田正夫）的同仁。十一月，参与了高冈的同仁杂志《北冠》（负责人为宫崎健三）的创刊。此外，这一年不断有诗作在《高冈新报》上刊载。

以《冬日来临那天》为出发点，井上靖其后也持续在《日本海诗人》《焰》等诗刊上发表作品。在刊载《冬日来临那天》的那一期《日本海诗人》上，也刊载了井上靖问候杂志同仁兼表明信念的一段话。

哪怕是一首，也想写出让人有食欲的诗，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的诗。不，我想去创造这样的诗。对现在的我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写诗而不是作诗的阶段。这也正是我苦恼的地方。最近在一点一点地读法国诗人的作品。很怀念富山当地研究“诗”的浓厚氛围。去了金泽之后难免感到一丝寂寥。在四高，用真诚的态度认真作“诗”的人真是寥寥无几。

（井上泰《日本海诗人》消息）

这是井上靖提及自己作诗方针时写下的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想写出让人有食欲的诗，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的诗。”

然而实际上，“对现在的我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写诗而不是作诗的阶段”。从这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承认，那时的诗作只是在用头脑创作，还不是源于感情的真实流露。从时间节点来看，那时很可能是四高二年级的秋冬季节。因为他写道：“在四高，用真诚的态度认真作‘诗’的人真是寥寥无几。”这应该是对当时四高的状况有感而发。

这个时期（从《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二月号刊行时间推算应该是昭和三年，即四高二年级的晚秋时节），年少的井上靖看到了什么，又感觉到什么了呢？下面，我将从当时的社会形势、与之相伴四高的风气、柔道部的状况，以及井上靖自身的成长经历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关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国民的历史》（「国民の歴史」） [13] 如此写道：

昭和的历史，以恐慌揭开了序幕。年号从“大正”变为“昭和”，那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昭和元年实际上只有一周而已，昭和最初的年份应该是昭和二年即一九二七年。这年三月，日本经济陷入混乱，伴随着当时内阁的倒塌，引起了“金融恐慌”。

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年的日本，本就因昭和二年（一九二七）的金融恐慌进入慢性萧条期，紧接着从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开始，更是坠入了恐慌的深渊。日本的昭和初年，真可谓是恐慌的时代。此外，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概从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起到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席卷了日本，史称“昭和恐慌”。就目前来看，昭和恐慌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影响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可谓是空前绝后，这既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环，又与日本资本主义原有的痼疾联合爆发，尤其因为后一点，所以事态非常严重。

与恐慌并行的还有军部的抬头：昭和二年，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昭和三年，第二次、第三次出兵山东；昭和五年结成了樱会 [14] ；昭和六年，三月事件、十月事件、满洲事变 [15] 相继爆发；昭和七年，上海事件 [16] 、五一五事件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将日本引向了战争的道路。井上靖在四高度过的时光，正是这个阴冷黑暗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兆逐渐显露的时期。

关于在那种社会形势下四高的风气，以及柔道部的状况，乙村修（与井上靖同级，在杂志部，属左翼派。其散文诗的形式，与后来井上靖的文风有很多相似点）在杂志部部志（文艺部部志）《北辰》 [17] 中，写道：

随着新制度的确立，迎来了部员诸君十几人的加入，得益于这股新的力量和热情，向着崭新的阶段发展并迎来了新转机。（中略）曾经有一些人（指柔道部等运动部成员——笔者注）欺负我们这个部，或者说他们在我们面前从来都是不可一世的，好像还说过我们就不应该存在之类的话。但是，天下哪有这个道理？不论是什么部，即便是各自体量有大小之差，但应该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井上靖在其后的对谈中想起当年的事情，提到学校里有过破坏演艺部的演出活动或者削减文化系社团的预算分配等霸凌行为。

对四高时期的井上靖来说，有两件重大事件。一件是昭和三年柔道部刮起了左翼化的风暴，另一件是受其余波影响而引发的柔道部退部事件。当时的应援团，是由各年级的代表互选出应援团团长，后者大概类似于学生会会长。此外，柔道部的别名是南下军，在那时拥有举全校之力而形成的应援制度。对于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应援的这种体制，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社研）为中心的团体开始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应援应该基于学生的自愿。那时起，文部省当局下达了取缔高中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示，再加上刚才提到的经济混乱及与其相伴的共产主义的崛起等，这时纷乱的高中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重视日本古来传统的柔道部作为学校当局的爪牙，应该是被与社研有关的学生给盯上了。

综合《第四高等学校史》与上田正行的《〈北海〉——从四高时期来看》 [18] ，以及柔道部部志《南下军》 [19] 、杂志部部志（文艺部部志）《北辰》等资料来看，大体情况如下所示。

昭和三年六月九日，北辰会（学生自治组织）的总会解散了之前强制参加的应援团组织，并决定成立由共同爱好者组成的新应援团组织。掌握这件事主导权的是左翼派系的四高社研团体。运动部部员对此表达了不满，引发了暴力事件，此事引起反弹，学校召开了谴责暴力的学生大会，有十五名社研负责人受到学校处分。以此为契机，北辰会组织了长达八天的罢课运动，其诉求是北辰会获得自由、取消处分、劝告学生监 [20] 辞职。文科生全员参加了这场活动，但貌似参加的理科生寥寥无几。罢课运动提出的改组应援团的要求虽没有被通过，但学校撤回了对学生的处分，罢课运动也算勉强获胜。

这次罢课之后，加入社研以及读书会的人员极速增长，全校不足八百名学生中有一百六十五名学生加入了社研，一百名学生加入了读书会。面对这场风波，柔道部发出“我部与盟休事件无关，特此声明”的声明，宣示了其中立的立场。紧接而来的便是七月的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但是，在一连串针对学生运动部的批判中，柔道部也被左翼阵营批判为反动团体，因此（根据《北辰》昭和四年的委员名簿得知）不断有人从柔道部转到了社研或者读书会。

在这一浪潮中，一直追求纯粹的柔道、在部员当中也属于自负心甚高之人的井上靖，为了克服现状，打破相互监视的体制和无新人加入的困局，进行了缩短练习时间的改革，修订了部分规则。那些已经离开柔道部的前辈或者同辈以违反四柔会精神为由，对井上展开了批判。

从上田正行的论文《〈北海〉——从四高时期来看》可知，《四高八十年》记载了昭和四年四月（上田指出，难以判断四月这个时间是否正确）柔道部发生了大量退部事件。 [21] 这件事与井上靖的退部事件是否有关联，或者是不是前文提到的罢课运动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应该就是在这两个月内发生的事。

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截至昭和三年的柔道部部志《南下军》中，频繁地出现井上靖的名字。退部事件前后的《南下军》暂时不可考，因此也无法断定具体时间。但昭和四年《日本海诗人》六月号消息栏中写道：“井上泰氏，七、八月回到故乡伊豆。”这应该是与四高柔道部退部事件相关联的一个线索。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一般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召开，因此考虑到《日本海诗人》的截稿日期，很有可能六月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藤泽全《青年时代的井上靖研究》中推定为六月十五日前后）。此外，可以推测井上的归乡应该包含着与热爱已久的柔道诀别的意味。

而且，大村正次在八月发表的针对井上的评论中如此写道：

井上君是柔道二段，也是四高柔道部的队长。同时，在诗歌方面，井上君也是福田正夫主办的《主观》改题为《焰》后的同仁之一。这首诗虽不能称为杰作，但其中思想展现出和近期普通年轻人不同的一种坚实，从某种程度来讲，这首诗还是比较靠得住的。

（大村正次「高岡新報詩壇」昭和四年八月九日）

虽然不够明确，但大体可以确定井上退部的时间。不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让井上初次尝到了社会带来的苦恼。《青春放浪》中记录了井上靖自己对退部事件的说明。

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全身心投入柔道练习。然后到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柔道部基本没有新加入的新生部员了。我们牺牲掉重要的练习时间，到处奔走劝诱，但收效甚微。他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来学校不是为了练习柔道，而是来学习的。

为了吸引新部员的加入，我们都认为有必要修改一些规定，比如缩短柔道练习的时间等。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多就是缩短考试前一段时间的练习时间，或者缩短集训天数等。但是，即便如此，此举也招致柔道部前辈们的反对，他们给我们安上了无视四高柔道部传统的罪名，并将此事闹大，我作为此事的首犯引咎退部，最终导致柔道部全体三年级部员都随着我被迫退部。

事实应该的确如上所述。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时代的变化、四高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研等学生团体对柔道部的否定等现实情况都没有被记录在明面上。就年谱来看，从沼津到金泽，是井上靖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过渡期，这多愁善感的时期的前半段是在柔道部度过了禁欲自制的时光，后半段则是倾倒于诗歌创作。然而，人的生活并不能简单地以时间期限来划分，也不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其年谱表面上没有展现出来的井上靖的苦恼。读者往往容易将作品中的登场人物与作者重叠起来去看。如果可以将四高柔道部的精神单独抽离出来，再经提取升华，那么《北之海》中描绘的作品世界，也许也是事实的一个侧面体现。然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井上靖生活的现实世界显然更黑暗、更艰难。

3.以四高时期前后为题材的小说

小说《北之海》中，丝毫不见柔道部退部事件的踪影。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三部曲《雪虫》（『しろばんば』）、《夏草冬涛》和《北之海》中的主人公伊上洪作的人生里也没有这一段经历。

描写了井上靖幼年时期的《雪虫》，以及描写中学时期的《夏草冬涛》两部作品都带有浓浓的抒情性，构筑了井上靖特有的作品世界。因此，主人公洪作所处的世界，与作者井上靖的感性具有高度重合性，可以从此入手，去理解井上靖的精神发展史。

与此相对，《北之海》充满了小说的要素，即虚构性较强。大里恭三郎的《〈夏草冬涛〉论》 [22] 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在《夏草冬涛》的后半部，洪作的内心描写淡薄，相比之下，作者全面地描绘了以洪作为主的孩子们的青春期的百态。”大里在这里所说的，让人不禁发问：是不是《夏草冬涛》后半部分没能写出洪作的内心世界，而且《北之海》也是如此呢？

《我的文学轨迹》 [23] 一书中记录了筱田一士关于《北之海》的提问，以及井上靖的回答。

虽说这是关于《雪虫》《夏草冬涛》之后一段时间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但我还是将其创作成了一部青春小说。本来应该写在金泽的第四高等学校时期的内容，但那段时间光忙着练习柔道了。我早已将柔道部的那段生活放在了心底，所以要从内心深处再拿出来写的话，还是觉得有点勉强吧。不管怎么说，毕竟柔道还是有些……（笑）所以在《北之海》里，将考生眼里的柔道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了创作。那样的话，这部分内容就得经过一些小说化的处理。因为这些原因，最终《北之海》中描绘了一帮放荡不羁、活泼开朗的非精英少年，使其变成了一部青春小说。

据在《夏草冬涛》登场的增田洁的《〈夏草冬涛〉中的顽童们——洪作、小林与我》 [24] 一文可知，井上靖早在初中就已展现出创作天赋。《雪虫》《夏草冬涛》中的乡下少年洪作抱有一种来自乡下的自卑感，这是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但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井上靖给增田、小林等人带去了一股都会的清风。

与此相同，在《夏草冬涛》《北之海》中登场的金枝的原型金井广曾向我细致地介绍了小说中千本滨的炸猪排店的故事等情节中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比如，作品中清风庄内名叫玲子的女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在《北之海》中，井上靖为什么没能书写有关四高生活的内容呢？关于这点，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内容不论是在《北之海》中，还是在被称为自传风格小说的系列作品中都丝毫没有被提及。也许，如果真的将其写入作品，那这些作品就不会面世了吧。不过，井上靖在《我的自我形成史》中一篇名为《自然与奔放的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但是，我的少年时代基本都在气候温暖的伊豆山村和沼津度过，青年期却置身于北国的气候风土之中，在那里度过了三年。

我的体格和长相没有受到北国气候的影响。但就我青春时代的感受力的形成来说，时日虽短，却仿佛吸收了很多北陆的风土气候。要说性格像不像北国的人，可能不太像，但对事物的感知力好像还是有点偏北方的样子。

井上在这里提到的“偏北方”，其中应该包含四高的精神吧。在《旧制四高青春谱》 [25] 一书中，如此描绘了当时四高生的风气。

四高生好像从娘胎里开始就坚持着一种“超然主义”精神。“超然”一词源于《汉书》“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不论到哪里都傲视俗世、洁身自好，表现出了心气极高的姿态。拒腐蚀而秉孤高，追求真理的风气是四高的学风。再往上追根溯源的话，这也算是藩学的精神，是潜藏于加贺藩学艺、文化传统深处的一种独特精神。

井上靖确实从这个度过了青春时代的四高的校风里面学习到了很多。他说，“就我青春时代的感受力的形成来说，时日虽短，却仿佛吸收了很多北陆的风土气候”，又透露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的理解，从中可以窥探四高的学风到底为何物。“傲视俗世”、“心气极高”以及“拒腐蚀而秉孤高”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应该是井上文学中“孤高”“学究”等态度的支柱。当时的社会环境较为复杂，社会上国家主义抬头，学校内不断出现左翼思想，在这个已不能全身心投入热爱的柔道部的时期里，井上以诗为媒介寻求“自我存在”也无可厚非。

在社会经济萧条低迷的大背景下，以军部马首是瞻的学校当局右翼化，而学生团体则左翼化，本应与政治、思想等隔绝的柔道部被打成了反动团体，柔道部对民主化的探索也被冠以反传统之名，井上靖等人遭到驱逐。在这种状况下，为追求心灵的一丝宁静，井上靖转向诗歌创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这个视角出发去读《日本海诗人》中这句话，可以感受到另一层深意。

去了金泽之后难免感到一丝寂寥。在四高，用真诚的态度认真作“诗”的人真是寥寥无几。

4.在金泽的诗

假如井上靖是在昭和四年度的年初退出柔道部的话，这个时间节点与他是在退部后再开始诗歌创作这件事会产生矛盾。

正如前文叙述的一样，只要置身于四高柔道部这个团体，不难想象，柔道部部员将会经受精神上的巨大考验。他们会不断地被四高生用学校的爪牙、走狗、野蛮、无知等词语轻侮和责难，并遭受各种有形无形的伤害。

单纯地一心追求柔道的井上靖作为柔道部部长，应该是更直接地体会到了这种悲哀吧。从精神成长的角度来看，青年期后期应是埃里克森（E.H.Erikson）所讲的寻求获得“自我存在”的时期，是一个连续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四高校园里掀起了对抗国家军国主义的左翼思想热潮，受其影响，追求自我的柔道部被贴上了体制的爪牙这样的标签。不仅如此，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同样在无声堂挥洒过汗水的前辈们也以玷污四高柔道部传统之名给井上一行人扣上了反叛者的帽子。

这种心灵上所受的创伤，不会轻易愈合。正因经历了如此种种的绝望、苦恼、背叛，井上靖才逐渐转向超然。

通览井上靖初期的诗后，意外地可以发现其中透露着很强烈的自我凝视的态度。很多研究井上初期诗作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井上靖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但揭开井上靖在四高柔道部退部事件的真相后，可以强烈体会到那份绝望、苦恼和背叛，以及他人生观整个转变的过程。现代的年轻人都会经历考试、职业选择，但井上靖在此之上又面对了思想、友情、政治、连坐、信赖等超级难题，从结果来看，他遭受到全面否定之后，不得不走上一条探寻自己内心的道路。

如果以此为切入点通览井上的初期诗作，诗作中蕴含的一些想法就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下面是根据发表的时间顺序摘选出的一些井上靖的早期诗作，其中有很多关于自我凝视的表现。

十月的沙丘午后离我心渐远/十月湛蓝的天空中可曾留下什么眷恋？

（《冬日来临那天》，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二月号）

异端者的祈愿我知。/无言者的无奈我知。

（《二月》，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四月号）

那人心，友人心/不知何时，已将我推开，/过往二十二年的风和日丽正在某处对我微笑。

（《孤独》，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五月号）

我，已将我心离我。/不论明日还是未来，它已不属于我。

（《洪流》，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五月号）

还有一个不知妥协的我/还有一个不知情欲的我

（《怀乡》，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六月号）

我必须要面对那个狼狈的我。

（《初春的感伤》，载《焰》昭和四年五月号）

我思考漫长的人生/我人生的宏大。

看到对面那个身体一动不动的人/想起我/想起我的父亲。

（《正午在汤池里冥默的老人》，载《焰》昭和四年六月号）

这是神的启示。/这是自然的意志。/这是生命的奔流。/永不停歇，生生不息，/闯入我世界的那份热情/悠然地围绕在明亮五月的风景周围。//啊，五月的风哟。/将这个苦思人生悲诗的我/失去人生方向的诗人/用生命的流转与生命之歌紧紧围住。/我要振奋起来/来吧，我要前进了。

（《五月的风》，载《焰》昭和四年七月号）

上面这些，是柔道部退部事件前后发表的作品中的内容。仅凭一些诗句，去臆测作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太妥当，即使在前面陈述的一些背景之下再去读这些诗句，也可能会有人觉得这单纯只是青年期的一些彷徨、感伤而已。但是，从《五月的风》里面“失去人生方向的诗人”等语句来看，对于关注退部事件真相的笔者来说，这应该不是单纯诗句里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一首在全国高专柔道大会前后写的名为《蛾》（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八月号）的诗。可以从这首诗的二连、三连、五连中感受到作者的直抒心意，下面一起来看看。

（二连）

我了解年迈的父亲。

如白昼之悲伤

我了解母亲对我美好的期许。

我了解未立石碑的祖母墓地。

我了解何为正确的思想流向。

我了解不由自主的人生

我了解黝黑民众的蠕动。

我了解大杂院里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

（三连）

即便如此，我还是这样痛苦地，

不想成为诗人却依旧在写诗。

不能给母亲期待的梦想任何光亮却依旧在写诗。

明知不会对民众有任何影响却依旧在写诗。

明知连给贫苦人民擦鼻涕的纸都算不上却依旧在写诗。

（五连前略）

母亲啊，请不要难过。

朋友啊，请不要笑话我的浪漫主义。

我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一只有贪欲的追光飞蛾。

我想知道我的真心。

在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

想要那颗毫无遮掩的真心。

我想要一首只唱给我自己的歌。

不逊色于任何人的、展示自己存在的一首歌。

母亲啊，请去看您想看的美梦

朋友啊，请去看那些你认同的正统思想

我只是那只不得不朝着悲哀的光亮，

一生去苦苦追寻的有贪欲的飞蛾。

作为井上家的长子，跟着父亲的步伐走上医学道路，是父母共同的强烈期待（尤其是其母）。从“我了解年迈的父亲。/如白昼之悲伤/我了解母亲对我美好的期许”“不能给母亲期待的梦想任何光亮却依旧在写诗”“母亲啊，请去看您想看的美梦”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井上在努力挣扎之后的现实情况。未来的出路问题与诗作风格的变化，在弘前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关于这个问题会在第二章《文学abc》的部分中再展开叙述，但不得不说早期的诗比较直白地表露出了作者的心情，关于职业选择的问题以及现在论述的柔道问题，都与诗作风格变化紧密相关，不可割裂而看。

回到主题，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四高正刮着社研风暴。早在沼津中学的时候，井上靖就对时代环境比较敏感，为何到了四高，反而变得对时代有些漠不关心了呢？应该是他下定决心要在柔道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柔道应该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除此之外他毫无所求。经常有人会提出，为什么井上靖在四高时期没有走上左翼道路，笔者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因为井上靖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虽然无法断定这份坚定的信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是，通过解读早期的诗作可以基本推测是在四高时期产生的（或被迫产生）。伊豆时期、沼津时期的孤独体验应该是其坚定信念产生的前奏，这自不必多说。但很多喜欢井上文学的读者总是习惯把井上靖自传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上洪作过度地与作者关联起来。要让笔者来说的话，“井上靖不是伊上洪作”。虽然这个结论好像有些理所当然，但目前有很多读者会把自传小说与井上靖年谱关联起来，更有甚者，还将作者的随笔等文章作为小说的补充材料来看，总给人一种“井上靖=伊上洪作”的印象。当然，登场人物与作者的确是有部分重合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也肯定不是所有方面都一致。现在正在论述的内容，就是其中的差异部分，这部分清晰地表现在早期诗作中了。

《蛾》中写道，“我”是一个“了解何为正确的思想流向”“了解不由自主的人生”“了解黝黑民众的蠕动”的人。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正确的思想流向”“不由自主的人生”指的是井上靖从当时所处的立场出发，看到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其关联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行为。而“黝黑民众的蠕动”应该指的是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如墙头草般的民众的狡猾。那么，即使井上都明白这些道理，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应对的呢？他带着一份执念专心写诗。“我”写诗，不是为了成为诗人，也不是为了给母亲的期待以光亮，更不是为了去影响民众。那么他为什么要写，是因为他在追寻“我的真心”“那颗毫无遮掩的真心”，他“想要一首只唱给我自己的歌”“不逊色于任何人的、展示自己存在的一首歌”。不是为了去完成母亲的梦想，也不是为了顺从朋友们认为正确的思想潮流。他认为他只是“那只不得不朝着悲哀的光亮，/一生去苦苦追寻的有贪欲的飞蛾”。在井上靖的诗与小说中，这部分应该是最直白地展露自我凝视的内容，其他作品中找不到这样的内容。

笔者从此入手，来探寻井上靖的“自我存在”是如何获得的。

从人的性格发展方面来看，从各同一性（复数）真正转向追求“自我同一性”，应该是青年时期，尤其是青年后期（late adolescence）。所以在此之前从幼儿期到青年期，人一直重复尝试着让自己与各个集团保持同一性或放任自己被同化，此时这种同化（identification）还属于可逆的，或者说是带有游戏性质、实验性质的尝试。但在青年后期，要对之前的各种同化做出最终选择，逐渐制定自己内心的秩序，从而确立自我同一性。这种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是要定义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自我，塑造一个成年人的自我。青年后期的重要特征就是会不断问自己“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怎么选择我的人生”等问题。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井上靖的初期诗《蛾》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井上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针对“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怎么选择我的人生”这些问题，井上的回答是“我只是那只不得不朝着悲哀的光亮，一生去苦苦追寻的有贪欲的飞蛾”。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悲哀的光亮”是什么，“蛾”这个词在暗示什么。这些问题，仅凭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悲哀的光亮”归结为欲望或者热血。《猎枪》这篇小说中出现的“白色河床”，还有“彩子的信”这部分内容中出现的“蛇” [26] 可能与之相关。这点可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那么“蛾”又指的是什么呢？最先浮上脑海的是被《北之海》里主人公洪作称为“极乐蜻蜓” [27] 的事。

下面对比来看看。

“诗”与“小说”，

“蛾”与“极乐蜻蜓”，

《日本海诗人》与《北之海》，

四高生与有名作家，

昭和四年与昭和五十年，

泰（靖）与洪作。

“哪怕是一首，也想写出让人有食欲的诗，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的诗。不，我想去创造这样的诗”与“创作成了一部青春小说”。

把诗与小说进行对比可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从常识方面考虑，《蛾》这首诗是不是更加符合井上当时的心境呢？奥野健男在《现代文学12：井上靖论序说》（『現代の文学12 井上靖論序説』講談社）中说道：

正如漱石或者藤村的内部世界并不是健全的、有良好判断力、有逻辑性的一样，井上靖的内部世界也并不是充满阳光且有良好判断力的。这与在文风方面故意围绕男女关系进行恶俗的创作，或者特意书写反道德内容但本质上的心态比较健康的石川达三、丹羽文雄等人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认为，如果将其心态与同时代作家比较的话，他反而与太宰治、坂口安吾、石川淳、伊藤整等无赖派、新戏作派作家的心态比较像。不过他那时的内心，在战前约二十年都是在无声状态下隐忍度过的。他将他的破灭、颓废倾向、虚无主义等人生危机，在创作小说之前以超人的忍耐力消化掉了。我最近常想，如果他在之后还能再坚持一下的话，他也能像其他无赖派作家一样崭露头角。但实际生活并不会那么简单。其间井上靖遇到了超乎想象的变故，走了很多弯路。

正如奥野讲的“井上靖的内部世界也并不是充满阳光且有良好判断力的”一样，从井上靖寻求自我存在的过程来看，确实并不阳光，也看不出良好的判断力。至于“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怎么选择我的人生”这些问题，井上的回答是“我只是那只不得不朝着悲哀的光亮，一生去苦苦追寻的有贪欲的飞蛾”，这正是他在寻求自我存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宿命观、避世观和超然态度。原本可以平稳走向社会，但井上靖在极不平稳中开始了他的人生。

如果世界和平，四高不乱，专心练习柔道三年，井上靖极有可能会顺利进入医学部的大门，这样便也不会诞生诗人井上靖。奥野健男在上述文章中也提到“不过他那时的内心，在战前约二十年都是在无声状态下隐忍度过的。他将他的破灭、颓废倾向、虚无主义等人生危机，在创作小说之前以超人的忍耐力消化掉了”，但实际上井上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已经在进行诗歌创作了。

早期诗歌中确实可以嗅到“破灭、颓废倾向、虚无主义”的气息。本节着重论述了柔道部退部事件与其诗作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不包含“破灭、颓废倾向、虚无主义”。井上靖在诗歌《蛾》之后创作的作品，如下所示。

踢飞妥协。

扯掉装饰。

笔就是我们手中的鹤嘴锄。

不管挖出钱，还是挖出石头，

当务之急就是从自己脚下开挖。

（《无题》，载《高冈新报》昭和四年八月号）

必须活下去的人生。

必须活下去的世道。（略）

（《卖淫妇》，载《焰》昭和四年八月号）

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出，井上靖在八月的时候展现出了面对现实、坚韧求生的姿态。此外，《岚》（《北冠》昭和四年十一月号、《焰》昭和五年一月号皆有刊载，表述稍有差异）这个作品主要记载了回忆退部当时情况的内容，从这时候开始，激烈的言辞已经从作品中慢慢消失，可见诗风已然发生了变化。

最后，引用并考察《岚》（载《北冠》昭和四年十一月号，第4页）的一段内容，来作为本章的小结。

黑压压的雨

黑压压的风

在黑压压的暴风雨中

从头到脚都被雨水肆意拍打

我抱住了电线杆

是什么将我变成了可怜的流浪狗

是什么将我变成了凄惨的疯狗

（三连）

那个夜晚

在狂暴肆虐的暴风雨中

斥责没出息妥协的那个人

为何会疯狂泣血怒号

莫名地面对所谓的现实

这种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

从那个“极乐蜻蜓”般的青年期的理解来看这里出现的黑压压的暴风雨的话，肯定无法理解，也很难把握“流浪狗”“疯狗”的真意。《北之海》中的主人公洪作的确有被用“流浪狗”一词来形容，但那里和这里的“流浪狗”是否具有同样的意思呢？如果流浪狗是宠物狗的反义词的话，可以理解为脱离社会的存在，那这算是在井上世界里的一次升华；将流浪狗与孤高的狼联系起来的话，将其理解为《苍狼》（『蒼き狼』）的一颗种子也算顺理成章了。当然，这里不是要去论述《苍狼》具有的历史小说性质。笔者曾在其他地方提过《苍狼》里面有井上靖的影子，早期诗作中频繁出现的“狗”与“尾巴”等词语，与本书中提到的社会环境、立场，以及井上靖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都有极其密切的关联。学者金井广指出，从笔者分析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到之后井上文学的源泉。

[1] 『北の都は秋たけて 四高六十余年の歩み―第四高等学校史―』財界評論新社、昭和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2] 金泽的简称。

[3] 四高进行柔道、剑道、弓道练习的场馆。

[4] 寮即宿舍，寮生指住在宿舍里的学生。

[5] “逆”为柔道术语，指反向弯曲对手关节的技巧，又称“关节技”。“白星”常用于相扑、柔道等比赛中，意为获胜。

[6] 此处为康德名言，译文参照〔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二○○九年。

[7] 『現代文学アルバム⒂ 井上靖』一书中也收录了京都帝大新闻的照片，但内容稍有出入。此外，藤泽全『若き日の井上靖研究』（三省堂、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书中引用的内容与本书相同。

[8] 指的是在柔道训练中，高强度训练造成的耳郭皮肤和软骨间出血，这部分淤血未进行处理甚至反复受到刺激，就容易形成血块残留，逐渐纤维化，最后变成较硬的组织，造成耳朵变形。

[9] 藤沢全『若き日の井上靖研究』三省堂、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10] 井上靖「青春を賭ける一つの情熱」、『私の自己形成史』新潮文庫、昭和五十一年十月。

[11] 坂入公一『井上靖ノート』風書房、昭和五十三年三月。

[12] 福田宏年『増補 井上靖評伝覚』集英社、一九九一年十月。

[13] 安藤良雄「二十二 昭和史の開幕」、『国民の歴史』文英堂、昭和四十五年五月。

[14] 日本陆军青年军官组成的法西斯秘密团体，成立于一九三〇年。

[15] 即九一八事变。

[16] 即一·二八事变。

[17] 「北辰」（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ナンバー 112-3昭和三年七月）金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18] 上田正行「「北の海」―四高時代から見る―」、『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井上靖の世界』至文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118頁～125頁。

[19] 「南下軍」石川近代文学馆藏本、昭和三年。

[20] 在学校负责指导、监督学生生活的职员，类似中国的教导主任。

[21] 上田正行「「北の海」―四高時代から見る―」、『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井上靖の世界』至文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118頁～125頁。

[22] 大里恭三郎「『夏草冬濤』論」、『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井上靖の世界』至文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116頁。

[23] 井上靖『わが文学の軌跡』中央公論社、昭和五十八年。

[24] 増田潔「『夏草冬濤』の悪童たち―洪作と小林と私―」、『文芸静岡』第16号、昭和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25] 今村充夫『旧制四高青春譜』のといんさつ、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二日、339頁。

[26] 井上靖的短篇小说《猎枪》（载《文学界》1949年10月号）是井上靖的代表作品之一，作品中穿插了来自蔷子、阿绿、彩子三位女性的信件。“白色河床”是井上文学中与“孤独”相关的一个重要文学意象，在这篇小说中反复出现。“蛇”是彩子在其信中提到的内容，彩子将自己心中的杂念和罪恶的根源比喻为“白色小蛇”。

[27] 日语中嘲笑或捉弄逍遥自在、乐天无忧之人的用语。

第二章 弘前时期

——以《文学abc》时期为中心

1.关于《文学abc》

福田宏年所编年谱里面，记录着井上靖在昭和五年（二十三岁）的情况。

三月，从第四高等学校毕业。接受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考试，但失败了。四月，进入该大学法文学部 [1] 英文科，寄宿在福冈市唐人町。但只过了三个月便不想去上学，转而上京寄宿在市外巢鸭町上驹込（现在的丰岛区驹込六丁目五番一号）一个叫铃木的园艺店里，在那里开始疯狂阅读文学书籍。十二月，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同创立同仁杂志《文学abc》，开始以真名井上靖发表诗作。

这部分内容让人感到意外。考医学部这件事（考医学部需要考德语，但他当时在四高就读的是理科甲类的英语课程），再加上石川的金泽、九州的福冈、东京的驹込，还有青森的弘前（同仁杂志《文学abc》在弘前发行）等地名，可以说井上靖辗转游历了日本全国很多的“场所”。通览长谷川泉编纂的年谱后可以看出，在井上靖的文学世界中，人物形象形成四要素之一就是游历“场所”之多。虽说日本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不太平，但回首看看井上靖的行动路线，足以感受到他那种不断探索的姿态。

常常有人说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与《文学abc》有密切关系。但话说回来，《文学abc》这本杂志的存在鲜为人知。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唯一拥有这本杂志的是已故的宫崎健三，而且他手里的是复印本。截至目前很多论述《文学abc》的见解，基本都是转引宫崎健三的论述。本书中所用《文学abc》的底本，是宫崎健三所藏复印本的复制品。

井上靖与《文学abc》的关联，除了福田宏年以外未见其他人的论述（遗憾的是，复印本的拥有者宫崎健三没能留下更多信息便已故去）。

《文学abc》创刊号

刚才提到，福田宏年在其著作《增补井上靖评传录》中提及《文学abc》，这也是为数不多提及此杂志的著作。福田在其著作中如此说道：

最近，与井上靖年轻时的诗友宫崎健三氏成为知己，才得以拜读他们年轻时共同参与制作的同仁杂志《日本海诗人》《焰》《北冠》《文学abc》等资料，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包含获得这些资料的经过在内，还发现了很多新的资料，得益于此，本书的内容能够更加丰富，感到不胜欣喜。

如果上述内容准确无误，笔者手中与福田宏年论述的《文学abc》应该是同一资料。除此之外，关于本书中对杂志名的表述问题，宫崎健三用的是小写字母abc，福田宏年在早期的《井上靖评传录》中使用的是ABC，但在其后的增补版中改用了小写字母，本书也遵循此原则，使用了《文学abc》的表述。

《文学abc》这本杂志，到底是一帮怎样的人制作出来的呢？创刊号上记载了青木了介、白户郁之助、木山二郎、井上靖、赤川房雄、黑田吉助六个人的名字。第22页的下集预告（实际上在出版创刊号后便废刊了）上还写着八木隆一郎、逸见广、袋一平、野长濑正夫的名字。

《文学abc》为A4变形的开本，是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子。装帧设计给人一种心高气傲的感觉，仿佛在挑战读者，又或是居高临下地俯视读者。所有要素都让人感觉得到这是一本文学青年创办的杂志。刊载的作品如下：

原创

《歌颂婴孩的父亲》青木了介

《情感往来》白户郁之助

《野狼俱乐部的人们》木山二郎

诗

《尾巴1》《尾巴2》及其他四篇 井上靖

杂文

《不悦旋律》赤川房雄

《旅行与途中趣事》黑田吉助

十二月音乐、十二月电影、文学、ABC同仁

《文学abc》第一部分的文章大概内容如下。

青木了介的《歌颂婴孩的父亲》（七页）：贫困潦倒的家里，新生婴儿理花刚断奶，妻子南子也缠绵病榻，妹妹澄子一直在经济上给予支持。澄子在一家名为佛罗里达的夜店做舞女，艰辛地忍受着重度劳动。“我”没日没夜地坚持写作却挣不到什么钱。妻子病情逐渐恶化病危，经济压力剧增。后来“我”知道了妹妹澄子说她在佛罗里达工作是个幌子，她其实是在做出卖肉体的买卖，但“我”什么也做不了。作品还包含了对万恶资本主义的诅咒、对阿依努人和中央资本家历史的描写，以及非洲统治阶级的问题。

白户郁之助的《情感往来》（六页）：飘荡着无产阶级文学气息的作品。故事围绕着脚有残疾的春子与光吉的爱情展开。“我”借用光吉视角，记录了他们与一对老夫妇之间的关系。光吉二人以近乎私奔的方式逃出家门，寄居在老人家里，这部分内容里老人的话具有象征意义。作者白户借用老人之口说：“反正资本家买这些东西的钱是从我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赝品这东西，又不能让世界大乱。赝品也是艺术嘛。”通过这些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来，这应该是之后井上靖的小说《一个伪作家的一生》（「ある偽作家の生涯」）中的原芳泉，以及《大洗之月》（「大洗の月」）中的斋藤紫水的人物原型。

木山二郎《野狼俱乐部的人们》（七页）：仗着有钱，以千人斩 [2] 为目标的花田，强奸了患有麻风病（汉森病）的滨。而花田的妻子的情人上原与滨又有着恋爱关系。作品并没什么独特的东西，算是一部普通的大众通俗小说，读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非要评价的话，这个作品算是表现出了现代人孤独的一个断面吧。

以上三篇是原创作品。各有侧重，内容丰富。

井上靖在《文学abc》上发表了以下六篇诗作：《尾巴1》（「しつぽ1」）、《尾巴2》（「しつぽ2」）、《笑》（「笑ふ」）、《想死那天》（「死を思ふ日」）、《一个男人》（「或る男」）、《希望》（「希望」）。每一篇都与在《日本海诗人》《北冠》《焰》上刊载的作品在风格上有微妙的差异（也有风格重复的作品）。《文学abc》上刊载的诗作，非常强烈地展现出了自信和信念，这是这些作品的特点。

赤川房雄《不悦旋律》：作为补白文章，刊载在井上靖诗作的下面。共两页半。题目平平无奇。很有可能是青木了介或白户郁之助化名写作的文章。从内容和风格来看比较像是青木所作。

黑田吉助《旅行与途中趣事》：也是井上靖诗作的补白文章，共三页。这篇或许也是白户郁之助或木山二郎的化名作品，看起来像是白户的作品。

最后两页是题为“文学abc”的栏目：由十九篇短文构成，各自文章末尾都写着（A）（C）字样。可能A代表的是青木了介，C代表的是白户郁之助。十九篇短文又被分为下面八个题目。

《La Commedia Fanita》四篇（A）

《余晖下的文学风景》三篇（C）

《诗坛》一篇（C）

《诗》两篇（C·A）

《关于无产阶级小说的二次元倾向》两篇（A）

《关于愈演愈烈的噪声》三篇（C）

《关于电影技巧与文学形式》两篇（A）

《再一次La Commedia Fanita！！》两篇（A）

标记（A）的有十一篇，标记（C）的有八篇。单从数量来说，青木了介（A）可以称得上是《文学abc》的领军人物了。

其他详细分析待到下一节内容再说，但总体来看《文学abc》是一部无产阶级文学色彩很浓的文学杂志。尤其是A创作的《关于无产阶级小说的二次元倾向》里面很清楚地表明了对纳普（NAPF） [3] 艺术主张的支持，以及对现状的批判。此外，C的《关于愈演愈烈的噪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必须要征服资本主义式机械文明暴力，建立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最能表现出A和C关系的应该还是《诗》吧。

诗走向了何方？或走向了激化的阶级斗争，或变成了坚实的“Laus Vitae”！超越现实的是何人？A哟，去寻找（C）无知的人啊——透过挂着红窗帘的窗户，仿佛看到了断头台的风景！！（A）

《文学abc》虽说算是一本新派的杂志，但其与井上靖所追求的文学杂志（后面会提到，他曾给诗友写过一封提到“我从来没有把诗看作社会斗争的一部分”的私人信件）之间还有一定距离。《文学abc》还未被充分研究，也没有在文学史上确定其应有的地位。用井上靖风格的话来说，应该可以算是“在弘前的暴风雪中，一朵刚开就落的红花”吧。

2.《文学abc》时期的青年井上靖

在论述《文学abc》时期的井上靖之前，首先引用井上靖写的一篇名为《今先生和我》 [4] 的文章。今官一是青木了介的笔名。

我从金泽的高中（四高）毕业是昭和五年。虽然进入了九州大学法学部学习，但之后就那样保留着学籍，一个人跑到了东京，寄宿在驹込，整日闲逛。那年的十二月下旬，去了父亲任职的城市弘前。那是为了和家人一起迎接正月的到来。

到了弘前的第二天，就去了诗人白户郁之助家里拜访。我记得他家好像在城里热闹的地方。我和白户君在东京因为什么聚会打过几次照面，之后也通过一两封书信。

然后，次日白户君就来我家拜访，在家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结伴朝着正在下雪的城里走去。那晚正好是平安夜。在城里，进了一家看起来很纯正的西餐店，进去后发现白户君的朋友正在那等着我们。那位朋友就是今官一氏。（中略）在餐厅里面，大家谈到今官一编辑的《文学abc》近期将会出版，我那时候才知道，我邮寄给白户君的六首诗都被收录了进去。离开餐厅之后，街上正遭暴风雪肆虐，白户君将我送回了家。

过完年不久，《文学abc》就邮寄到了东京。这是我首次以真名发表诗作。

这篇《今先生和我》里记述的内容，有部分与事实不符。比如在驹込寄宿后整日闲逛和以真名发表诗作这两件事。这个问题稍后再说，通过这篇文章得到最重要的信息是今官一（青木了介）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如果今官一是负责这本杂志的编辑，那么《文学abc》在创刊号之后便停刊的原因也许在他那里。根据年谱，今官一在东奥义塾接受福士幸次郎 [5] 的指导之后，在昭和二年进入了早稻田高等学院学习。他在学院里加入了无产阶级电影同盟，在昭和五年《文学abc》发刊的时候曾短期回乡。

下面是编辑后记里记载的姓名。

编辑者：白户郁之助（弘前市代官町）

发行人：木山二郎（弘前市大工町）

发行所：文学ABC会（弘前市外和德松枝町）

印刷者：驹谷光雄（青森市米町）

印刷所：启明社（青森市米町）

由此可见，《文学abc》是在弘前发行的。

此外，编辑后记由六篇短文组成。其中只有第一篇是白户郁之助署名的文章，文章写道：“今天写编辑后记，正好赶上我要去听音乐会，忙得四脚朝天。具体事务全权拜托青木了介。（郁）”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abc》实际上的编辑确实为今官一（青木了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前文的说法。后记里之后的文章署名都是（了），由此也可见一斑。

根据上面引用井上靖的文章《今先生和我》内容，井上靖在到达弘前两天后，经白户郁之助介绍，第一次见到了今官一，然后正好提到了《文学abc》和被收录的六篇诗作。关于这件事，我在井上靖生前写信向他请教过，文夫人直接向先生询问后得到的回答是“只去过弘前一次”。如果这个回答是准确的，那么《今先生和我》的内容就应该是虚构的。与“只去过弘前一次”这个回答类似，井上自己也在书中提到过“曾经去过一次弘前”。整理各种资料后可以发现其中一些资料的记录并不一致。《今先生和我》里面记载，井上靖到达弘前是昭和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后他写道，与白户郁之助仅仅维持着在东京见过面，也通过一两封书信的关系。但是，我想根据下面引用的五份资料来订正此事。

资料一，《日本海诗人》昭和五年八月号的日本海诗坛消息栏中记载着关于《北冠》三人组的事情。

久凑信一　自桦太而归来

宫崎健三　亲父重病中

井上泰　　去弘前

《日本海诗人》八月号前一期是五月号，那么七月中旬应该是稿件的截稿日期，因此可以看出井上靖在七月已经去了弘前。

资料二，暑期问候。邮戳不明，收件人为宫崎健三。

七月末被井上康文氏叫去弘前。与诗集社的白户郁之助君一起，三人去青森的海里游泳。当地出了很多小规模的同仁诗刊。（略）我在想要不要和白户君两人做一个像作文练习册一样的诗刊。（略）

因为是暑期问候的信件，所以从时间上看当然应该是立秋前，上面写道井上康文到访弘前是七月末，因此七月期间井上靖应该在弘前。而且与白户已经在策划出版一本像“作文练习册”一样的诗刊。根据这两份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先生和我》的虚构性。

此外，白户是井上康文负责的诗刊《诗集社》的同仁，井上康文到访弘前，也有可能是受白户之邀召开与《诗集社》相关的演讲会。

资料三，信件，收信人为宫崎健三，信封已经在宫崎家遗失，因此寄件地址和日期不明。

开头的六行是对宫崎健三父亲的病逝表示哀悼的内容。之后写着“是不是因为入秋了，常常会怀念金泽的时光。虽说弘前和金泽一样都属于高山地区，也有相似的街道，但总觉得还是缺点什么。每天晚上都和白户郁之助君在咖啡馆谈天说地”的内容。还在信中提到了《北冠》，说等丧期满了之后，准备把之前寄给宫崎的三篇诗作再修改一下。另外，信里还写着“弘前街道上的店里摆满了苹果和葡萄，天气冷得都要穿羽织 [6] 了”，从这句话来看，时间应该是九月前后。《北冠》在第三期就停刊了，原因之一就是宫崎健三父亲的去世，而且《北冠》停刊的时间是十月。因此，九月到十月期间井上确实应该在弘前。

资料四，信件，收件人为宫崎健三，邮戳是弘前，昭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时至九时，寄信方是弘前市富田大野町四十六，井上泰，此外正文部分也出现了井上靖本人的真名。

信件内容大致是井上靖在当时那个阶段对诗的看法。因为内容比较长，就不在此详细论述。信里写着井上和白户一起窝在山里读《北冠》第三期的内容，由此可知井上与白户关系之亲密。此外，井上还写道，“我收到消息说，在东京办了一个把吉野信夫弄哭的会”，并在信后面附加的部分询问《北冠》第四期发刊的情况：“如果我在跟前的话想向你请教，但是实在离得太远了，真让人头疼。开春后，在我回九州的时候，一定去拜访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关于资料四，我在井上靖生前和他确认过，他只说了一句“忘记了”。确实，六十多年前写的信，内容早就不记得了吧。笔迹确实是井上靖的无误，因此还是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刚才提到的“开春后，在我回九州的时候，一定去拜访你”这句话和后面资料五的内容有很大关联，相互印证了这些信息的正确性。

资料五，来自旧《焰》（昭和四年一月至昭和十二年七月）。（《焰》第二十三号中刊载了福田美铃收到拙著《井上靖研究——青年时代的轨迹》后进行调查的内容，在此原封不动地进行引用。）

井上靖消息（年号皆为昭和）

四年五月号　　缺

五年六月号　　福冈市唐人町海岸路，冈部朔太郎先生迁居。（与井上泰一起——福田注）

五年九月号　　改回真名井上靖。

六年新年号　　弘前市富田大野町四六。（摘自谨贺新年栏目中某同仁地址簿中内容——福田注）

六年二月号　　为《焰》的新年聚会上京。其后大概在伊豆游玩了一周，然后回了福冈。

　　　　　　　三月前后的住所是福冈市海岸路二五-八号的小柳先生家。（这时候的伴手礼是津轻涂 [7] 的折叠小餐桌——笔者注）

六年七月号　　搬到东京市外巢鸭町上驹込八三六号的铃木家。

七年二月号　　（同仁地址簿中的住所同前——福田注）

七年三月号　　本应进入京都帝大文科哲学部学习，却应征前往静冈。

七年五月号　　本来应征去静冈加入了部队，但征兵召集令又被解除了。于是进入京都帝大文科哲学部学习。此外，住所仍然是金泽市长町五番町五十五 番地。

七年七月号　　本月二十日开始放暑假，回到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汤岛的老家。

七年十一月号　住在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伊织町三一号的芦谷家。今后每日书写的话便会精力充沛。

资料四中有“开春后，在我回九州的时候，一定去拜访你”的内容，再加上福田美铃的调查，资料五的六年二月号里也写着“为《焰》的新年聚会上京。其后大概在伊豆游玩了一周，然后回了福冈”。这样来看的话，两份资料的内容完全一致。再加上资料五中记载了如下地址：“三月前后的住所是福冈市海岸路二五-八号的小柳先生家。”这与资料四信中的内容就联系了起来，信中如此写道：“恕我直言，我到明年三月为止都没有闲暇负责编辑工作。准备学校的转科考试，忙得不可开交。（中略）因为从三月开始就有空了……”这里提到的“转科考试”稍后会再详细论述，从这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到昭和六年三月为止，井上靖寄宿在福冈的事实是很明确的。

如果将上述列举的五份资料摆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可以发现昭和五年（二十三岁）的年谱中“只过了三个月便不想去上学，转而上京寄宿在市外巢鸭町上驹込（现在的丰岛区驹込六丁目五番一号）一个叫铃木的园艺店里，在那里开始疯狂阅读文学书籍”的记述，实际上应该是翌年昭和六年发生的事情（资料五）。如此一来，昭和五年就成了空白的一年。但通读资料一到五之后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井上在那年游历的情况。

七月在弘前（资料一），暑期问候也由弘前发出（资料二），从九月到十月也停留在弘前（资料三），再加上他说“如果我在跟前的话想向你请教，但是实在离得太远了，真让人头疼。开春后，在我回九州的时候，一定去拜访你”（资料四），以及《焰》六年新年号记录的住所和二月参加新年聚会时带的弘前津轻涂伴手礼（资料五）——将这些信息串联到一起来看，井上在弘前大概六个月的生活情况便跃然纸上。以福田年谱的内容为基础，结合资料一到资料五的内容，便可勾勒出昭和五年的真实的井上靖年谱，大致情况如下。

三月，从第四高等学校毕业，接受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入学考试但名落孙山。四月，进入该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学习。搬家至福冈后寄宿在冈部朔太郎处，在福冈市唐人町海岸路住了三个月左右。七月，去父亲的任职地弘前，直到翌年一月离开，在此度过了约六个月。其间，被弘前的文学风气所影响，与《诗集社》的白户郁之助共同策划，想要办一本和“作文练习册”一样的同仁杂志，对作诗的热情高涨。十二月，终于和今官一、白户郁之助等人创办了《文学abc》。

此外，井上靖搬到东京市外巢鸭町上驹込八三六号的铃木家，是在昭和六年六月。但我认为井上不可能直接从福冈去了弘前。因为那个时候四高的同学们都已经升学到了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学，何况还有同学和井上一样复读过一年，所以他绝对有可能在经过东京的时候跑去老朋友寄宿的地方叙旧，商量一下今后的打算。当然，井上为了在东京有个落脚点，找到一个临时寄宿点也很正常。

顺便说一下，同时代的作家太宰治（比井上靖小两岁）在这年正好与井上靖移动的方向相反，他在四月从青森县来到了东京，同年开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就在这年，他与井上靖擦肩而过，其后两人也不曾谋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虽然与井上靖没有直接交集，但不得不在此提一下。安藤裕夫在《〈雪虫〉里的教师们》（「『しろばんば』の教師たち」『井上靖と天城湯ヶ島』平成三年八月）一文里，提到了伊上洪作的姑母“咲子”的恋人“中川基”的原型中岛基在退休后，作为“青森县立青森中学教谕”（大正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十四年四月一日——藤泽全的调查）去了青森。中岛毕业于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部国语汉文学科。大正五年一月至七月赴二松学舍大学进修了汉文，作为一名国语、汉文的教师，在太宰治于大正十二年进入青森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在讲台执教了。在与太宰治相关的资料中，未见到有关中岛基的记录，但还是不得不让人感慨缘分的奇妙。太宰治所著《晚年》一书中收录的《回忆》（「思い出」）里有一位讲述了红线故事的国语教师桥本一城教谕，虽然感到非常遗憾，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位教谕并不是中岛基。

3.昭和五、六年井上靖的收获

昭和五年在弘前的经历与其后不到一年的东京生活，究竟为在地下默默盼春来的井上靖的精神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笔者选取了井上靖之后创作的自传性作品《青春放浪》中的部分内容，而且省略了与年谱重叠的部分。

在东京驹込租了一户人家的二楼，度过了一段游手好闲的时光。（中略）我在东京加入了福田正夫组织的同仁杂志《焰》，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完全没有静下心来投入写诗的想法。

另外，《我的自我形成史》中也记录着与《青春放浪》同样的内容。

这段时间，我大抵是在东京度过的。寄宿在驹込园艺师家的二楼，在驹込中学的校园里打打网球，随性地读读书、写写诗。度过了悠闲的两年时光。与高中时不同，我再次将自己置身于不为任何事所困的自由环境中。

井上靖在与筱田一士、辻邦生两人的一次对谈中，回答了辻提出的有关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考试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记录在《我的文学轨迹》之中：

那时我还有半年就要从四高毕业。如果能进入医学部的话，我当然就去读了，但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因为我物理和化学都不好，况且我根本不知道学微积分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因此我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考上理科。

当筱田询问“那时还有当医生的打算吗”时，井上答道：

嗯，我想当时还是有些想法的，但在东京度过了一年游手好闲的日子后，这个想法就彻底消失了。

自传里描述的两年空白期在对谈当中变成了一年。并且井上靖在对谈中清楚地表示其立志进入医学部的想法“彻底消失了”。

对于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宫崎健三（资料二至四的收信人）在《现代诗的证言》（『現代詩の証言』）中如此写道：

听已故的井上康文氏说，是他将井上靖介绍给《焰》的发起人福田正夫的。我从二位那里听说，康文去弘前演讲时，回到父亲工作地的井上靖邀请他去海里游了泳。（中略）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靖放弃“井上泰”这一笔名，改用真名“井上靖”发表作品正是从昭和五年《焰》的九月号开始。因为厌学，遂在七月去了东京，从那时候开始丢掉用了两年的笔名，他难道不是试图重生吗？

因厌学而感到自责烦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两年后他考上京都帝大哲学系。大约两年的东京生活，除了年谱收录的在弘前创办《文学abc》，结识辻润 [8] 、萩原朔太郎，以及加入静冈连队的经历外，可以被称为空白期。在诗歌创作上，虽然昭和五年发表了很多作品，但不知为何昭和六年的作品为数不多。

也许只有诗友才更能体味井上靖当时的心境。为何资料二至四没有在上面引用的著作中出现呢？对于笔者的这个问题，宫崎夫人回答道：“研究井上不是目的，为了说明现代诗才援引了井上的事例。”对于宫崎健三在该文开头所说“听已故的井上康文氏说，是他将井上靖介绍给《焰》的发起人福田正夫的”的这一部分，福田美铃在《同仁杂志〈日本海诗人〉与〈焰〉的二三事》（「同人詩誌『日本海詩人』と『焰』のことなど」『井上靖と我が町』平成六年一月）中写道：“自收到笠原启介氏寄来的创刊号以来，就对井上先生独自发现《焰》并参与其中一事感到疑惑。我不禁觉得是《日本海诗人》的某位作者告诉了他《焰》的存在，应该是这样一回事吧。”此外，井上靖沼中 [9] 时期的朋友，人称文学少年金井广的哥哥——金井新作与其妻子有一段时间做过《焰》的同仁。对于这段缘分，福田美铃说道：“不得不感慨，早在那时候无形之中就已经有联系了。”从井上在《焰》上发表文章及用福田正夫的诗作为《日本海诗人》创刊号的开头这两件事来综合考虑福田美铃的这句话，便可知井上靖在弘前与井上康文相遇虽不是与《焰》（福田正夫）的最初交集，但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具纪念意义。

虽说在宫崎健三的论述中出现了《文学abc》，但井上靖在自己写的《青春放浪》《我的自我形成史》《我的文学轨迹》中并没有谈到《文学abc》，只提到了悠闲度过的两年寄宿生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推断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井上靖自身并没有重视在弘前抑或是《文学abc》的经历；另一种则是因为往事痛苦，所以才故意没有提及。

以往（现在也是）的主流看法几乎都偏向前一种情况。本书从后一种情况的视角出发，对井上文学的潜伏期展开论述，关于该时期井上靖自己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我的文学轨迹》中，筱田问道：

井上先生认为在东京的两年时光对自身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吗？还是认为只是一段打基础、无足轻重的时期呢？

井上对此的回答如下：

我可以说是来到东京后才开始创作诗的。我觉得自己在认真写诗，在没有正儿八经学习的状态下悠闲地写诗。但我并不觉得这段东京时光对于我的一生而言是一个重要时期，倒不如说是搬到京大之后那个时期更为重要。虽说在京大我也游手好闲地度过了四年，但我开始逐渐明白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东京的两年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段靠父母的钱混日子的时光。该说是悠闲还是懒散呢，不仅没了去医学部的意愿，也没有想听法文学部课程的欲望。也正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一个时期，所以只能依靠父母生活。

在这段回答中，井上靖否定了自己两年东京时光（拙论认为应该是六个月的弘前时期和不到一年的东京时期）的重要性。他坦诚地讲从那时候开始认真作诗了，在京大时期也逐渐开始对诗有了理解，这的确很重要。但他说在东京时完全没有领会作诗的方法，也不知诗为何物，并以此否定了在东京的那段时间。

确实，井上的首部诗集《北国》中收录了许多京大时期的作品，井上是以诗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如果从散文形式、旁观者视角、树立视觉与绘画性风格来分析井上靖的诗作风格，东京时期或许的确不太重要。《井上靖全诗集》的后记中有如下内容：

除此之外，我在早期还创作了六十余篇作品，但由于那时作诗手法尚未成形，现在重新读一遍的话，有时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写的诗。虽然的确是我写的东西，但严格来说是我作为诗人出发之前的作品。这类作品未收录在迄今为止的五册诗集中，因此本次全诗集也不做收录。

通过井上靖在上述文章中陈述的对于诗的看法，可以知道他否定东京两年时光的原因。但在《我的文学轨迹》中，辻邦生在对谈中进一步补充了井上靖的言论，同时援引自身经历说道：

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地方平时照不到光亮，这些地方常常非常阴暗且毫无生机，虽然让人感到绝望，但在我开始工作之后，反而觉得从那些没有光亮的地方收获了很多东西。

井上靖对辻邦生的言论表示赞同。然后筱田接着说道，“从一般角度来看，可能觉得那算无忧无虑，但其实无忧无虑的背后是一份潜藏心底的黑暗，正是这份黑暗才得以让文学发酵”；同时，辻对于井上否定自我的强烈态度表达了惊讶之情。或许，下面这段井上靖自己总结东京两年时光的发言，可以回答他们的疑惑。

虽然说算是无忧无虑，但那是一段晦暗的时光。当时我觉得无处可去，又遇上那样黑暗的一个时代，虽然想着要是自己有能在社会上立足的一技之长就好了，但始终未能如愿。那段时间我毫无自信。所以虽然也在写诗，但其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井上靖将弘前、东京的两年惨淡时光归结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大萧条且长达十五年 [10] 的对华战争这一黑暗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他当时的强烈不自信。

换个角度来看，井上靖当时就读全国名校第四高等学校，一边热衷于柔道，一边接受着家人殷切的期待，这算是光亮照得到的地方。而且，虽然没有如愿进入旧制京都帝大的医学部，但该校是与东京帝大齐名的学府，井上作为家中长子也算光耀门楣。这些荣耀也奠定了青年井上靖在那一阶段对于自己的自信。这样来看，弘前和东京的两年时光，算是在四高时期之后对井上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时期。具体来说的话，应该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发酵期吧。

处于发酵期的井上靖的诗歌风格特征体现在地名上。刚开始写诗时，井上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地名。《正午在汤池里冥默的老人》（「まひるの湯で瞑黙せる老人」，载《焰》昭和四年六月号）中出现了伊豆，《夕阳》（「夕暮」，载《高冈新报》昭和四年十月）中出现了天城山，《惊异》（「驚異」）的副标题中出现了汤原。但是，昭和五年至六年东京放浪期间的作品中地名变多了。《暴风雪之夜》（「吹雪の夜」，载《焰》昭和五年六月号）中有石动，《出航》（载《焰》昭和五年八月号）中有金泽和博多。井上靖于七月从九州前往弘前，随后在弘前期间于《少女》（载《日本海诗人》昭和五年十一月号）中写到“逐渐崩坏的弘前城”，在《在溟濛的暴风雪中》（「溟濛の吹雪に」，载《焰》昭和六年一月号）写到“弘前暴风雪肆虐之夜”。与井上靖早期诗集同名的《不要呼唤春天》（「春を呼ぶな」，载《焰》昭和六年六月号）一诗中也写道：“陆奥是暴风雪。/津轻是暴风雪。”

可以看出，昭和五年至六年辗转各地的经历，在井上靖的内心深处埋下一些种子。他截至昭和五年三月待在北陆的金泽，自四月起三个月里待在九州的福冈，从七月开始在青森县的弘前，昭和六年又去了东京驹込，翌年又回到了京都。在其年谱上找不到第二段如此频繁移动的经历。而且正如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中间接承认的那样，这段晦暗时光可以说是不安与彷徨交叠的“场所”移动。

作家的作品风格与精神不会在某一天发生骤变。某一作品风格及思想的成形需要长期深入的发酵期。若要从井上靖年谱中找出同时满足其风格变化所需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阶段，那么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应被称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外，《文学abc》作为该时期井上文学的航标，起到了连接金泽、福冈、弘前、东京的作用，连井上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在以《文学abc》为中心的早期诗作中，青年诗人井上靖的精神宛如一渠伏流水在脉脉地流淌。

4.昭和五年：井上靖年谱空白期的内幕

从年谱来看，昭和五年是他作为井上家长子颜面尽失的一年。虽然为了成为医生而进入旧制四高学习，但这一年他因学力低下而不得不放弃从医之路。参加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入学考试，失败后虽然免试进入了该校法文学部的英文科，但仅过三个月就去了东京，寄宿在丰岛区驹込一个叫铃木的人家中。其实早在进入四高的时候，他便与从医之路渐行渐远了。因为如果想进医学部的话，就必须考入以德语为第一外语的理科乙类班，但井上靖进的是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理科甲类班。即便如此，他四高毕业时还是参加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入学考试，他在翌年写给宫崎健三的书信（资料四）中这样写道：

恕我直言，我到明年三月为止都没有闲暇负责编辑工作。准备学校的转科考试，忙得不可开交。（中略）因为从三月开始就有空了……

笔者在上一节也提到过，将此处的“转科考试”看作井上尝试转到医学部的考试较为妥当，也可看出在弘前与家人的生活是在父母监督下为转科而刻苦学习的一段时光。

但现实情况是井上靖在学业方面已经无可救药了。最后再讲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把《致母亲》（「母へ」）这首诗中“写下我残破不堪的过去，/你一直在为了我一人而活”这句话，与反映了母亲毕生心愿的“你说只要我能成才”这一部分联系起来看的话，一方面母亲期盼长子、家业继承人井上靖能够顺利成为医生，另一方面井上靖的现实情况是对此无能为力。这首诗把被期盼与现实夹击、感到苦恼不已的青年井上靖的形象清楚地展现了出来。井上在四高读书时候创作的《蛾》，其中交织着对社会现状的描述与对母亲的倾诉，是一首饱含深情的诗（参见前章）。

在翌年创作的《致母亲》中，之前那种求索的态度与自我确认的姿态消失殆尽，变为与母亲的诀别，或宣誓要与母亲断绝关系的内容。（从这篇《致母亲》开始，他使用真名井上靖发表作品。）

致母亲

写下我残破不堪的过去，

你一直在为了我一人而活。

——你说只要我能成才，

拼命忍受这侵入骨髓的寒流，

你至今仍坚信美丽明月会出现。

我要为你而活是谎言。

我要为自己而活是谎言。

如此严肃的分歧！

——故乡废屋里、垂垂老矣的你，

寒冰般的梦今夜也如海鸣 [11] 般从对面袭来。

轻飘飘落到我肩上的这岁月！

不知为何被赐予的这生命！

——母亲与孩子不能互相牺牲。

这是从干涸的泪腺中爆发出的哭嚎。

啊，不孝之子肩负着你的美梦，

无法像帆船般快活起伏。

在你美丽的花园中，

我无法正常地唱起明月之歌，

弹走生命的火花，

我心深处期盼暴风怒号。

像十二月的白杨，直直地伫立，

狠狠地扎根于大地上。

这独一无二的生命！

想为了活着，尝试去拼尽全力。

我无法替代的母亲！

我无法替代的生命！

直到现在也不知该如何爱你，

直到现在也不知该如何弃你，

抱紧日趋消瘦的深夜之魂，

汪——的一声，

我想像狗一样狂吠。

（载《焰》昭和五年九月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纵观井上关于母亲的所有诗作内容便可发现，从最初的自我凝视、对母亲的思念，到这里逐渐演变为对母亲的怜悯与绝望。

《蛾》中写到“我了解母亲对我美好的期许”“母亲啊，请不要难过”。当然，此处母亲的期许自然指的是他作为井上家的长子继承家族事业、成为一名医生这件事。他在一年后的《致母亲》中写道：“母亲与孩子不能互相牺牲”“啊，不孝之子肩负着你的美梦，/无法像帆船般快活起伏。”可以看到井上对自己无法回报母亲期盼的哀叹、自我的觉醒与超然，还有与母亲的诀别。《文学abc》出版的同月，井上写下了一首可以算是彻底与母诀别的诗。

倒像

倒悬在铁棒上。

因为月亮像水一样让人陶醉。

因为街灯抢先露出秋日光亮。

虔诚的地球之灯——夕颜 [12] 在白月光下盛开。

我像在故乡一般，目不转睛地望着地球的倒像。

啊，纵声大笑时看到了站着的母亲。

母亲欢喜地站着，看着大孩子们的嬉戏。

就算给淘气的孩子一个寂静的秋。

在母亲看来也是白色幸福之秋。

母亲与孩子——仅此而已，

我们还是会失落地互相怀念两人的倒像吧。

但是，无论是颠倒，抑或是扭曲，

希望可以没有纷争，用极大的信赖笑着包容一切。

悬挂在母亲胎盘上的我。

吮吸着母亲乳房的我。

背叛，抑或是遭到背叛！

我们绝不会忘记对方的样子。

月光之美将倾倒在母亲身上，

大地之美坚实地支撑着母亲的倒像，

寂寥的秋如潮水般发声。

啊，在这个惹人怜爱的温情之夜，

还有什么在摇曳？

是献给母亲的质朴的表白，

还是装点着母亲人生的纯白花束呢？

不要再为对方的倒像感到悲伤——

我们终究要从这里出发。

为了一个孩子的倒像，笑得如此温柔，

母亲哟，希望你能永远像今晚这般。

（载《焰》昭和五年十二月号）

井上靖的母亲八重似乎是一位性格刚烈的女性。他在一些散文与自传类小说中也常如此提及，而且现在仍在故乡汤岛守护着井上家的井上正则（井上靖的堂兄弟）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理解这对母子一定会针对未来的打算进行一番交涉。想必从这三篇诗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井上靖在与这样的母亲争执的过程中，发出了不得不进行精神重生的灵魂呐喊。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井上克服这一纠葛逐渐确立自我的样子。其证据就是将之前使用的笔名井上泰变为真名井上靖。井上靖自己随后也在《文学abc》中将笔名换成了真名。从资料上看，井上从《日本海诗人》昭和五年十一月号的《少女》和《焰》昭和五年九月号的《致母亲》开始便用真名发表作品了。

甚至在离开生活了六个月的弘前之前发表的诗中，也表达了与母亲彻底的诀别。

过失满满的男人

最终，还是对母亲讲了令她寒心的话。

心怀憎恨的家伙，心怀蔑视的家伙，

那个男人落寞地伫立在街角，

不禁露出了温柔的笑颜。

凌乱无序的一天！

只有过错像蔷薇般怒放，

在那样的深夜，我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上，

看着手上的茧子一时沉默。

埋葬吧！听到了从某处传来的吼声。

折断了笔，我跑到了深夜的街头。

不如将在寄宿家庭熟睡的家伙叫醒，撕毁书面的约定吧。

叫着阿妈、阿妈，在这条街上走到天亮。

一个孩子，在空荡荡的街上，

我已忍无可忍，想对所有事都一笑了之。

（载《焰》昭和六年一月号）

这首诗之后，作品中便没有再出现过具体的母亲形象。随后，彻底斩断与母亲关系的井上靖独自回了九州。

下列作品中有与母亲相关的表述。例如，《渴》（载《焰》昭和七年七月号）中写道：“（母亲啊，妹妹啊，我啊）我已不再相信一个水壶的奇迹。我相信没有一滴水的，冷泉。”《霭》（载《焰》昭和七年十一月号）中出现了临终少女的母亲。《无题》（载《焰》昭和八年五月号）中写道：“母亲啊。您低头编织衣物的侧脸太过年轻美丽，我不由得将您错当成腿脚不便的少女。”《破伦》（载《圣餐》昭和十年九月号）中有“母亲啊，我纯正的血统哟”，《二月》（载《圣餐》昭和十年九月号）中有“母亲的脸庞现在也一定年轻美丽”等表述。这些作品中潜藏着以往作品里凸显的、在母亲的期许与自己的梦想间挣扎苦恼的青年井上靖的影子。

5.《文学abc》中的六篇诗作

之前几节主要是关于《文学abc》的内容，通过考察弘前时期前后井上靖作品的风格，尝试着探究井上靖的内心世界。本节内容主要以论述《文学abc》中刊载的六篇诗作，即《尾巴1》《尾巴2》《笑》《想死那天》《一个男人》《希望》为中心。首先，将这六首诗的全部内容引用如下。

尾巴1

不知是何时，从失去尾巴那天开始，

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

人类变得越来越孤单。

十月 [13]

（想象一下有尾巴的万物之灵长）

秋风让落叶在路上飞舞的日子，

我们肆无忌惮地摇着长毛的尾巴，

非常快活地在巷间横行霸道吧。

月色朦胧的夜晚，

我们将尾巴缠在树枝上，

然后，悠闲地倒挂着，

如此，是否能仔细凝视地球呢？

尾巴2

我像孑孓一样突然冒了出来。

尾巴长出来，尾巴又不见了，

到头来还是变成了人类。

万物之灵长——是谁！是哪个家伙这样说的？

——那个大放厥词的人，

在树上的猴子都开始嘘叫了吧。

路旁的狗都已经惊呆了吧。

可怜的那个大放厥词的人，

越发地，想要尾巴的十月。

毛茸茸的尾巴！

毛茸茸的尾巴！

瘦狗在秋风中摇着尾巴，

今天也在垃圾箱里翻找着零星的希望。

野狗嗅着未曾谋面之狗的屁股，

今日也以飒爽英姿在冰冷的路上活着。

笑

遥遥飘散的幽灵，

正在碎碎念的幽灵，

都坠入了无尽的深渊。

都茫然地漂流而去。

深夜，我开怀大笑。

笑着，笑着，笑倒在地。

对着这个该彻底说再见的男子，

因为所谓的明日正紧紧压肩上。

因为两只胳膊还牢牢长在身上。

明日之美在于未知！

穿着破鞋来吧。

浑身是血地吠着来吧。

像尾巴一样尽情在路上摇吧，

像从断崖飞溅的水珠般破碎吧。

我这手随时能干掉这可恶的家伙，

很深，很深，到最深处，

紧紧纠缠着我的两只手。

在暴风雪中高举手握的花吧，

在泥泞中刻上我的墓志铭吧。

深夜，我开怀大笑。

笑着，笑着，笑倒在地。

对着这个该彻底说再见的男子，

因为所谓的明日正紧紧压肩上。

因为两只胳膊还牢牢长在身上。

想死那天

在沙丘上，有一条哆哆嗦嗦的瘦狗，

一副落魄贵族的样子望着大海。

二月海里的白色波浪一浪接着一浪，

那时还没有帆船。

我抽着烟，

总是望着海。

因为幻想漂到寒潮最深处后，

可以看到那里开着赤红的花。

早在远古，地上开着的那朵花，

静静地在海底呼唤着我。

一个男人

男人在法庭上高声作答——

我没有后悔。

如果我后悔了就不会那样痛下杀手。

太恨、太恨，恨到骨子里了。

男人在法庭上高声作答——

我没有头脑发热，也没有癫狂。

我在像冰块一样冷静的状态下干的。

我感到不杀不快所以选择了痛下杀手。

就算我有枪，也不会乱杀素未谋面的人。

就算我有剑，也不会乱杀毫无恩怨的人。

就算我被缚住手脚，就算我被严厉喝止，

只要我觉得忍无可忍，那就会动手。

男人在法庭上高声作答——

我的杀人行为没有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的杀人行为绝对和红十字条例扯不上关系。

只是因为恨，恨到了极致而已，

只想将其扯烂撕碎踏在脚下。

几十年后，男人又回到了人世。

有多少教诲师劝导过这个男人呢？

这几十年的牢狱生活又教会了他什么呢？

男人径直回到了当年事件的现场。

一边笑着一边小声自语。

——不管人生重来几次，我定会做同样选择。

希望

GO！雪崩式的命令算什么？

STOP！停滞不前的命令又算什么？

数百人都收到数百张纸片的那天。

警官哟，能不能说一次GO！就干完？

前后左右，能不能说一次GO！就干完？

把毫无道理的这事，

在十字路口，狠狠甩过去干啊。

就在那瞬间，太阳包围了高楼。

柏油路上唱起那热血沸腾的歌吧。

——人生，有什么金贵的？

路上终归会留下冷凝的夜露。

令人痛心的风评如滚滚波浪拍打过来。

我爱的卖花姑娘哟，

那天，在黎明街角邂逅的少女哟。

就在那天，

从你脸上那可人的眼眸中，

即使身在都市的柏油路上，也能看到一丝希望吧。

首先来看《尾巴1》，它与刊登在《焰》（昭和五年十二月号）上的诗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改写自刊登在《北冠》（昭和五年十月号，终刊号）上的《人类变得寂寞的那一日》（「人間がわびしくなった日」）。它们前两连都是一样的，第三连开始则有所不同。《人类变得寂寞的那一日》的第三连及之后为：

我们在秋风中，翩跹地挥舞着尾巴，/能够十分快活地在街巷里肆意妄为吧。/不然的话，就将尾巴缠在树枝上/然后，悠闲地倒挂着/如此，是否能仔细凝视地球呢？

与此对应，《尾巴1》中则是：

秋风让落叶在路上飞舞的日子，/我们肆无忌惮地摇着长毛的尾巴，/非常快活地在巷间横行霸道吧。

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将尾巴缠在树枝上，/然后，悠闲地倒挂着，/如此，是否能仔细凝视地球呢？

其中差异，如上所示。《人类变得寂寞的那一日》中的“我们在秋风中，翩跹地挥舞着尾巴”，在《尾巴1》中被改为“我们肆无忌惮地摇着长毛的尾巴”，并且三、四两连形成了对偶句。

《尾巴2》发表在《文学abc》上的版本与《焰》上的版本的差异如下。《焰》版本中，“我像孑孓一样突然冒了出来”之后加入了一句“系统发展 [14] 族群的尽头”；“万物之灵长——是谁！是哪个家伙这样说的？”中“是谁！”的“！”改为了“，”，句末的“？”改为了“！”；“——那个大放厥词的人，”改为了“那个大放厥词的人——”；“在树上的猴子都开始嘘叫了吧”改为了“树上猴子正笑着吧”。虽然有这五点差异，但是大体上诗情本身并没有改变。

关于《尾巴1》《尾巴2》在井上靖的诗的谱系上的定位，《鸽子啊》（『鳩よ』一九九○年四月号、34頁）里收录的井上靖与福田美铃的对谈中有如下内容：

大概有一年左右，用井上泰的名字写了初期的诗作。从泰改为靖的时候起，诗姑且算有点样子了。然后，我觉得那两首名为《尾巴》的诗大概可以算作新的出发点吧。

的确如此，《尾巴》既被收录在初期诗集《不要呼唤春天》中，也作为井上靖自选诗抄被收录在《鸽子啊》里面，从这点来看就能够理解其具有的意义。以这些事情作为依据，我想试着就“尾巴”所具有的意义进行考察。

“尾巴”，在《尾巴1》的第三连中是狗的尾巴，在第四连中则是类人猿的尾巴。在《尾巴2》的前半部分，“尾巴”是在树上嘘叫的猴子的尾巴，后半部分是“毛茸茸的尾巴！”，最后又变成路边瘦狗的尾巴。

狗是在井上靖初期诗作中多次登场的动物，每一次出场都是作为自我投影的对象。着眼于这一点，将《文学abc》之前，关于井上在对自己的描写过程中，使用了猴子、狗等明喻表现的诗作列举如下：

一个人，像猴子一样，爬上了濑户的栎树。

（《二月》，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四月号）

是什么让我成了可怜的野狗/是什么让我成了悲惨的疯狗？

（《风暴》，载《北冠》昭和四年十一月号，又载《焰》昭和五年一月号）

今夜，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也，想像狗一样吠叫。/汪——/我也想像狗一样吠叫。

（《向月光吠叫》，载《日本海诗人》昭和五年一月号）

汪/我想试着如狗一样吠叫。

（《港之诗》，载《焰》昭和五年七月号）

汪——的一声，/我想像狗一样狂吠。

（《致母亲》，载《焰》昭和五年九月号）

不知是何时，从失去尾巴的那天开始

（《人类变得寂寞的那一日》，载《北冠》昭和五年十月号）

在《文学abc》之前发表的作品中，包括重复的，能够列举出七篇。其中，猴子仅仅在《二月》（《冬日来临那天》之后第二篇被发表的作品）中出现，其余的全是像狗一样吠叫的表现。而以上例子全都被用作诗的结尾。

井上靖诗歌的处女作《冬日来临那天》（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二月号）中展现了一条在金泽的小路上蜷着尾巴徘徊的野狗形象。与之相对，《二月》中则反复出现了“朋友啊，不爬树吗”这一表现。获得芥川奖的小说《猎枪》和《斗牛》虽然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其风格却有所不同。类似的，《冬日来临那天》与《二月》的主题也明显不同。

在不同的主题中，《尾巴1》《尾巴2》中猴子尾巴代表什么呢？上一节引用的诗《倒像》（载《焰》昭和五年十二月号）里道出了答案。

倒悬在铁棒上。/（略）/我像在故乡一般，目不转睛地望着地球的倒像。/（略）/悬挂在母亲胎盘上的我。

这是在《文学abc》发行当月发表的诗，也是在决定以写作为职业之前创作的，因此我并不认为井上靖的心境有很大的变化。它与《尾巴1》中的“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将尾巴缠在树枝上，/然后，悠闲地倒挂着，/如此，是否能仔细凝视地球呢？”这一描写也相近。这里的尾巴，是为了离开现实的地面，将世间的事物以颠倒的视角“悠闲地”“仔细凝视”的重要工具。换言之，这是一种向母胎的回归，同时也是对世间事物的客观审视。可以说，在《二月》中想从树上看着世间的井上靖，通过《尾巴1》等作品，开始确立了之后为人所知的“旁观者的视角”。

关于另一条尾巴即野狗的尾巴，之前已经说过，在猴子和狗中，关于狗吠声的描写较多。在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中，堪称野狗式的比喻在作品中比较引人注目。他将自己的意图分离出去，略微带着些不洁，在路上徘徊，表现出了一个被扼制的灵魂姿态。而这与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井上靖本人的精神状况相符。狗不是用表情，而是用尾巴来表达意志的，即《尾巴1》中的“秋风让落叶在路上飞舞的日子，/我们肆无忌惮地摇着长毛的尾巴，/非常快活地在巷间横行霸道吧”，以及《尾巴2》中的“瘦狗在秋风中摇着尾巴，/今天也在垃圾箱里翻找着零星的希望”这样的情形。

将尾巴作为作品中一个意象来看的话，可以发现，井上靖让人类长出尾巴，并且用它挂在树上颠倒着凝视地球，这算是一种幽默，并且这一幽默中隐含着反讽意义，即对人类文明的轻蔑和揶揄。

此外，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尾巴在这里以一种外部视角，表达了对飞黄腾达的人类的一种悲悯之情。

另一方面，狗尾巴的设定有以下意义：其一，它既是狗群中上下关系的证明，同时对狗来说，比吠叫这一行为更加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摇尾；其二，它也是狗表露真心的部位，高兴的话就摇尾，困难的时候则将它卷起，尾巴是诚实地表露自己心情的东西，其中没有类似人类的“不管怎么样先摇尾巴吧”这样的算计，可以被视为坦率活着的象征。将尾巴带有的特殊意义作为一种符号提取出来，将其融入诗作——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晚年的井上靖才会说“那两首名为《尾巴》的诗大概可以算作新的出发点吧”。

此外，对于《文学abc》时期的井上靖来说，《尾巴》的创作正是吐露自己心情的一种手段。并且，这一阶段也是井上靖本人开始认识到这件事的阶段。实际上，从四高时期的处女作到《尾巴》为止，这种作诗用语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井上靖早期诗作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敲打逼迫自我吐露感情的特征，自《尾巴1》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与此相对，在《尾巴1》中看到的旁观者的视角逐渐开始萌芽。可以说，《尾巴1》和《尾巴2》标志着井上文学开始细胞分裂的时期，是值得纪念的诗。这一细胞分裂，以“尾巴=野狗”的形式，不久之后向《落魄》升华，并且对晚年描写四高时期的自传体小说《北之海》也产生了影响。井上靖的友人木部，将井上的分身伊上洪作评价为野狗。

你不被任何人理解。知道这件事，会很孤单吧。你是一条纯粹的野狗。虽然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但是野狗无疑。孤独的野狗。（略）作为野狗，你是纯粹的，货真价实的。（略）野狗这东西是装不来的。野狗有野狗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洪作很出色啊。他是天生的野狗。他有着野狗的精神：虚无、颓废，并且叛逆。

对于井上靖来说，这个时期的野狗是“野狗→孤独→孤高→狼”这一链条中的起始点。对于之后的井上文学来说，这一点与在弘前各处游历的经历相辅相成，深深地扎根下来，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尾巴=野狗”的象征，有一首题为《落魄》（载《日本诗》昭和九年十二月号）的两行诗。这在井上靖的诗作中也算一首特殊的诗，根据井上靖本人的叙述，这首诗受到了安西冬卫和三好达治的影响，其中也出现了尾巴的意象。

《落魄》是井上靖唯一的两行诗，它能让人联想到三好达治的《雪》这首诗。

落魄

在尾巴上竖着旗回到了故乡。

故乡在白色的沙尘中步入了黄昏。

《落魄》中的尾巴与《尾巴1》《尾巴2》中的尾巴显然性质相同。之前也提到过，动物的尾巴，尤其是狗的尾巴，具有完整的表达机能。单凭“卷起尾巴”“摇尾巴”就可以理解行为主体的意思。《落魄》从“在尾巴上竖着旗”开始，仅仅借此就已展现出了绝顶得意、意气风发地返乡的姿态。

关于《落魄》之后会再次谈及。回到《文学abc》上，《尾巴2》比《尾巴1》更加突出尾巴的重要性，以及没有尾巴的人类的悲哀。尤其是最初的三行，相比《尾巴1》，写得更加贴近自己，并且展现出对野狗的羡慕之情。狗拥有直白表露自己感情的手段，带着这种自信生活的姿态表现越强，越反衬出人类的尴尬，继而发展为对自我存在的否定。这一自我否定式的风格被接下来的《笑》所继承。

《笑》由五连组成，多用对偶的形式。井上靖将自嘲摆在台面上，第二连和第五连的反复则是让自嘲的意味更加强烈。接着，在否定自我之后回归现实，矮化了的自我存在，因为自嘲的偏差较大，其绝对值的振动才愈显强烈。这种向一定方向倾斜，并使正负逆转来提高表现效果的手法，在之后的井上文学中被多次使用。《笑》则是井上文学，尤其是诗的方法论的原点。

接下来，将视线移到《文学abc》的第四首诗《想死那天》上来。

《想死那天》是一首三连十行的诗。第一连“在沙丘上，有一条哆哆嗦嗦的瘦狗，/一副落魄贵族的样子望着大海”正是井上靖本人在弘前的样子。借用《我的文学轨迹》里的话，此时的井上靖“完全没有自信这种东西”。这里的主角与《尾巴1》《尾巴2》一样，也是一条狗。把自我投射到瘦狗、野狗等意象上，把自己表现为战战兢兢的落魄贵族。

第五篇《一个男人》由四连组成，是井上靖作品中最为激进的作品之一。从第一连到第三连的开头以“男人在法庭上高声作答——”起始。重复使用着对偶和反复，一口气向最后一连进发，以“一边笑着一边小声自语。/——不管人生重来几次，我定会做同样选择”结束。从第一连到第三连的时间上的连续，与第四连在时间上的间隔，可以看出与《猎枪》的表现手法非常相似，用时间推移使作品中的形象凝缩和冻结，这种手法的源头应该在此。

最后的《希望》由三连组成，可以将其归为批判社会的作品。它是井上发表在《文学abc》上的六首诗中最接近无产阶级诗歌的作品。然而，虽说接近，但远远比不了青木了介等人的作品。在第二连中，他让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警官登场，对他们通过“GO！”“STOP！”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工作进行了讽刺。至于“数百人都收到数百张纸片的那天”，甚至可以说是在暗示召集令状。接着，“——人生，有什么金贵的？”是对人类尊严的彻底否定。第三连中使用了在《一个男人》里可以见到的时间推移的手法，将情感移置到卖花的小女孩这一社会弱者的身上，一边预言着可以找到一个希望，一边总结全诗。

《文学abc》里收录的六首诗处于四高时期文风与《北国》文风之间的过渡期。在这部分内容中，笔者尝试论述了《文学abc》前后的作品风格。这一时期的文风，体现出井上靖的生活和心情，有的激进，有的则以旁观者的视角展现出浓烈的自嘲色彩。这六首诗的特征还在于，它们像连诗一样有机地联系起来。《尾巴1》以奚落的、旁观者的视角描写了人类行为。《尾巴2》扩展了这一旁观者的视角，并加强了奚落的程度。承接《尾巴2》，《笑》在诗的题目中就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通过使用从自我否定到存在确认的手法，反衬出其背后的人类社会。承接了《笑》的自我否定，《想死那天》将自己比作一条瘦狗，即便如此也仍将自己的思念寄托于海底盛开的红花上。这一思念，与利己主义相联系并变成一种确信，即《一个男人》中“我感到不杀不快所以选择了痛下杀手”这一杀人者的呼喊。被杀的对象也许是自己。于是“一个男人”的杀意的原始动力，就是潜藏在井上靖身上的能量。

第六首《希望》在总括了前五首关于死亡的意义后，再次对权力者与社会的弱者进行了对比。从“——人生，有什么金贵的？”的呼喊，到在都市的柏油路上寻找希望的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井上靖投射在《文学abc》上的心情。

6.井上靖《文学abc》时期的真相

上面内容，以《文学abc》为中心，尝试追溯了潜藏其中的井上靖执念的轨迹。其结果是，弘前经历的重要性逐渐浮出水面。前文的论述，给一直以来井上靖年谱中欠缺的部分带来了一抹光亮。今后我也会继续搜集相关资料，使上述推论更加充实。

最后，我想再次细细体会井上靖的书信（资料四），以此作为本章的总结。这封信从弘前寄往位于高冈的《北冠》编辑宫崎健三处。信件发出的日期为昭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关于这封信，宫崎健三在《井上靖青年时代的诗》（「井上靖の青年時代の詩」）的文末写道：

他在《青春放浪》的一节中有一段暗含深意的述怀：“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仅仅是青年时代有一段时间在北方度过。然而，我想我思考事物、感受事物的方式受到了北方的极大影响。”井上文学中所具有的北方人式的想法、心情、感受的原型，在不被世人所知的，昭和四、五年的初期作品中就能够看到。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它们对于井上靖文学研究来说是珍贵的作品群。

此外，昭和五年秋，在拿到《北冠》第三号之后，偶然发现我这里还有一封井上从弘前寄给我的长书信，其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井上靖对于诗的想法。关于这封书信我想另寻机会再做介绍。

这段文字写到了宫崎健三对于井上文学的观点，其中也提到了书信的重要性。然而，书信尚未公开，宫崎健三就去世了。因此，本书算是对该问题的初次探讨。

在这封信中，井上靖先从自己对于宫崎的新同仁杂志发行的感想开始。在说了“您的提议，我认为非常有趣。请务必让我加入”之后，便开始了对诗坛的批判：“如今诗坛中，一本好的诗刊都找不到。因此，如果我们三人紧密地联合起来，我想会非常有趣。我从很久之前就考虑着，如果能和您以及久凑君三人出版诗刊的话，大概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吧。”这展现了井上靖想与《北冠》的主要成员重新推出一部诗刊的积极性。确实，同仁变多后，便会产生质量低下和向心力不足等问题吧。“迄今为止的同仁杂志里办得好的，《森林》也罢，《原始复兴》也罢，都是由三四个人坚定组成的。我想三个人是最理想的。”《森林》和《原始复兴》我都未曾见过，因此难以多加评论，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井上靖与《原始复兴》的成员认识，并朝着创办《文学abc》的方向努力。接着，“听说在白户、长野濑、木山等人的《原始复兴》里，同仁之间会互相选出每个月最好的作品并发表”，这里出现了《文学abc》的相关人员，并且关于同仁选定的标准，井上提出了“对于诗刊的热情”。接着，大概是由宫崎提议轮流编辑，井上靖以“三个人展示出三种色彩，非常有意思”表示了支持。井上靖这一热情的言论在之后的《圣餐》中收获了成果。他进一步说道：“作为只有三个人的诗刊，无论是其他的什么人，除了特殊情况以外，都不要刊载，如何？只要去拜托，肯定能收到不少中坚诗人的作品，但那样做的话，显得我们很无能。”他在此强调了同仁杂志的纯粹性。同时也可知道，在当时，地方的同仁杂志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会向中央诗坛的大佬寻求帮助。

井上讨厌的大概是自己的诗刊成为中央诗坛的驻外机构。接下来的话是预料到了其他人对前述内容的反应之后的发言，这也是井上论述其关于诗的观点的重要内容。“说来惭愧，我对于诗的态度，到现在也不明确。然而，我从来没有把诗看作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想请您和久凑君允许我的加入。”根据拙见，这里以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井上的态度。如果这句话是井上靖在被社会认可之后，以作家身份做出的发言的话，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但这是青年井上靖根据当时置身的情况做出的判断，可见这是吐露真心的一段话。当时，在弘前，活跃着与无产阶级文学相关的出版物，今官一也参与了相关工作。我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弘前，而且在日本全国都有，而在这种情况下井上靖主张“从来没有把诗看作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想法已经固定了。虽然井上晚年的《辻诗集》等作品也因被收入战争诗集而留名，但这并不是像高村光太郎那样完全配合政府而创作的诗 [15] ，而可以说是带着镇魂曲的性质。结合书信中提到中央诗坛诗人等内容，可以看出井上身上那份独特的气质，堪称不偏不倚的精神立场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自传和年谱中都提到，井上靖在东京的两年间无所事事。但本书就其前半部分的昭和五年，以弘前这一视角进行了论述。下面书信的部分内容，进一步否定了东京赋闲说。书信中写道：“恕我直言，我到明年三月为止都没有闲暇负责编辑工作。准备学校的转科考试，忙得不可开交。（中略）因为从三月开始就有空了……”所谓“学校的转科考试”指的学校是哪所还不明确。根据藤泽全的调查，井上靖在昭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家中有事”为由，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获得了退学许可。寄给宫崎的这封信的邮戳为“昭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弘前”，因此，合理的推论是井上靖寄出这封信时已经在准备“转科考试”了。或许能够想象从九月二十四日到十月十五日之间，井上与父母之间发生了相当大的争执（其堂兄弟井上正则先生告诉笔者，“听说，他考上大学还是很高兴的，结果因为科目不对，还大闹了一场”，也许说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加说明井上靖在这段时期不得不遵照父母的命令，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根本谈不上无所事事。然而，另一方面，就像在信中能看到的那样，他在年龄上已经步入成人，但精神上还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尚未被成年人的社会同化。井上靖正抵制着来自文学尤其是诗的诱惑。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笔名从泰改为本名靖，向宫崎健三提议三个人分别拿出三日元来创办诗刊的井上靖，终于通过在十二月加入《文学abc》而长出了“尾巴”，开始醉心于诗的世界。

[1] 当时大学的法学系和文学系。

[2] 日语中的俗语，多指男子与很多女性发生性关系。

[3] Nippon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指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后改称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协议会，是提倡无产阶级艺术的文艺团体。

[4] 井上靖『今さんと私』「今官一作品」昭和五十五年、津軽書房。

[5] 福士幸次郎（1889—1946），日本作家，诗人。

[6] 日本传统和服的外套。

[7] 日本青森县弘前一带的传统工艺品，漆器的一种。

[8] 辻润（1884—1944），日本的翻译家、思想家。

[9] 静冈县沼津中学的简称。

[10] “十五年战争”是日本的提法，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期间的对外战争的总称。实际上只有十三年十一个月的时间，但日本将首尾两年均算在内，称“十五年战争”。

[11] 暴风雨或海啸来临前，从海上传来的鸣响。

[12] 牵牛花的别称，因常在夏季的黄昏盛开、翌朝凋谢而得名。

[13] 关于井上靖诗中“十月”的意思，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

[14] 又称系统发育，各个物种间由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

[15] 后文将会提到《大东亚》诗集发行时，高村为其作序。这些迎合政府出版的鼓吹战争的诗集被批判为附逆诗集。井上靖对此也持批判态度。

第三章 执念的轨迹

——昭和六年

1.昭和六年的诗

昭和五年十二月井上靖在《文学abc》上发表了六篇诗作。翌年昭和六年的一月，井上靖与母亲进行了精神上的诀别，为了参加医学部的转科考试而从弘前回到了福冈，也着实做出了一番努力。然而那年三月，井上家迎来了重大的变故。

这个变故指的是作为全家顶梁柱的父亲隼雄结束了军医生涯。

根据藤泽全的调查，在昭和六年四月二十日井上隼雄向第三师团师团长川岛义之提交的履历中，记载着如下内容：

昭和六年　三月　十一日　任军医监 [1]

同　　年　三月　十八日　奉命待命

同　　年　三月二十七日　奉命担任预备役

（上谕）

多亏了井上隼雄进入军队，井上家一直以来靠着军人补贴来维持生活。在即将退役之际，隼雄的军衔从大佐升任至少将（军医的最高军衔），可谓是光荣退役。对于井上隼雄本人来说，这为他二十八年荣耀的军医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然而，井上家却有了新的担心，那就是长子井上靖将来的发展方向。

那一年，满洲事变（柳条湖事件） [2] 爆发。这是直到一九三七年的日支事变（卢沟桥事变） [3] 为止，所谓十五年侵华战争开始的混乱时代，也是军事优先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随着转到医学部的转科考试以失败告终，在成为医生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艰辛的现实情况下，井上靖在六月搬到了东京市外巢鸭町上驹込八三六号的铃木家。

昭和六年六月号《焰》中的两首诗直接反映了井上靖的心情。

昂首前行

已经，不会再把眼睛闭上了。

已经，不会再把耳朵捂上了。

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

穿过暴风雪的心脏，

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一条澄净的、万籁俱寂的路。

寒冷由这双耳朵来痛快地接受。

饥饿由这个肚子来充分地体会。

疲劳由这双脚来稳稳地感受。

昂首前行。

抬着头，笔直地浴雪前行。

无止境地持续着的暴风雪的道路，

一盏灯也看不见的溟濛天色下的行人，

就由这两只眼睛，清楚地凝视它们。

既不是希望，也不是叛逆。

也不是放弃。

（载《焰》昭和六年六月号）

不要呼唤春天

不要呼唤春天，一声也不要呼唤春天。

保持那样就好。

只是，白皑皑地破碎着就好。

保持那样就好。

只是，萧索地蔓延着就好。

陆奥是暴风雪。

津轻是暴风雪。

被两个半岛怀抱着的海峡！

忍耐着，忍耐着，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在暴风雪中待着吧。

在海峡深处的底部，盛开着赤红的花吧。

比寒潮更凛冽。

比寒潮更严峻。

意志，严冬的海峡的意志，

今晚，会安静地，独自盛开吧。

（载《焰》昭和六年六月号）

这两首诗，在所谓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中，可以说是最为严厉地审视自己的作品。就在前一年的弘前时期，他还展现出依赖母亲，或者凭着长子的名头撒娇的身影，这次他完全切断了对过去的执念，转而一心一意地尝试去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要讨论昭和六年，我希望首先从这两首诗在井上文学中的重要性开始谈起。

2.《昂首前行》

前文中已经提到，在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中，《昂首前行》是最严厉地审视自己的作品。以下将具体说明这一点，并阐明其与之后的井上文学的关联。

《昂首前行》的结构如下。

“已经，不会再把眼睛闭上了。/已经，不会再把耳朵捂上了。”“寒冷由这双耳朵来痛快地接受。/饥饿由这个肚子来充分地体会。/疲劳由这双脚来稳稳地感受。”这是井上靖与现实的全面对决。这些诗句后面承接的是“昂首前行。/抬着头，笔直地浴雪前行”“无止境地持续着的暴风雪的道路，/一盏灯也看不见的溟濛天色下的行人，/就由这两只眼睛，清楚地凝视它们”这样的语句，这与井上靖直接抒发的心情是相符合的。而它又作为“既不是希望，也不是叛逆。/也不是放弃”的事物走向自我完结。其中，请注意这一句话：“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穿过暴风雪的心脏，/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一条澄净的、万籁俱寂的路。”笔者认为，这首诗奠定了之后井上文学的源泉之一的低音基调。换言之，这可以说是“白色河床”的原型。目前井上靖研究中多数的论据，都以小说《猎枪》中的“白色河床”为出发点，但是进一步向前追溯的话，便可以寻求到这首诗。我想应当将这首诗作为井上文学的孤独性与诗性精神的坐标原点，来重新加以审视。

这首诗的第一连末尾的“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穿过暴风雪的心脏，/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一条澄净的、万籁俱寂的路”这部分内容，不仅与小说《猎枪》有联系，也有可能是小说《斗牛》中，不管当日下雨仍然奋勇前进的主人公津上的心理状态。此外，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于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即七十五岁那一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文学大奖 [4] 的《本觉坊遗文》中，描写利休死后紧随其死去的本觉坊时，以象征的场景表现出来的“寒冷而干涸的砂石之路”，也与其构成一个同心圆。借用开头部分本觉坊的话来说，正是“没有外人会想要踏进来，连一草一木都没有的、一条长长的碎石路”。如果具体引用利休与本觉坊的对话，就可以知道是这样一条路：

——不知何时，在那条寂静的砂石路上分别了。（略）

——但是，那个时候没能与您告别。马上，我又沿着那条路折返，之后就一直跟在您的身后。

——那条路是我一个人的路，是本觉坊等人不能进入的路。

——请问是为什么呢？

——作为茶人利休的路。其他的茶人，各自有其他的路。（略）虽然不知道好坏，但作为战国乱世中的茶的道路，利休选择了那条寒冷而干涸的砂石之路。

在此，出现了可以称为《本觉坊遗文》主题的利休的命运观。与秀吉在茶室中经过无声的死斗之后，利休找到的是“只有一条”敞开的路。这正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一条澄净的、万籁俱寂的路”。

同样的场景，也在代表作《冰壁》（『氷壁』）中出现。主人公鱼津，在纯白的浓雾中遇险，然而最后的描写是“鱼津渐渐感受到了曾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漫步的心情，但是，能在身边看到白色这一点，却与夜里不同”。鱼津为了遇到阿馨而战胜犹豫、拼命前行的孤独心情，与青年井上靖的“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穿过暴风雪的心脏，/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一条澄净的、万籁俱寂的路”这一接近于悟道的心境重合，我想这不是巧合。《冰壁》中鱼津的手记以“雾气散尽。月光皎皎。二时十五分。苦痛全无，未感寒意。寂静。无限的寂静”结束。在《昂首前行》之后引用《冰壁》，是因为如果借用福田宏年评价井上靖小说时用到的“诗意的织锦”这一表现的话，这里也一定存在诗意的源泉。

此外，在《焰丛书诗集》中，晚年井上靖又亲自添加了五行内容。

十分的苦恼就要当作十分去认真对待。

百分的苦恼就要当作百分去认真对待。

不要敷衍，

要坚持到你忍耐的极限为止，真到那时忍忍也就过去了。

穷途末路的男人都会走上这条路吧——

这是跨越了半个世纪后增加的内容，是回想起了当年的苦恼后进行的添加。从这里可以看出井上靖将自己逼至绝境且直面苦恼的姿态，而且这里也展现了正在云淡风轻地怀念、凝视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井上翁形象。

这一时期的作品基本以《昂首前行》为代表，主要受到了仓田百三在《绝对的生活》里“活着就是烦恼。活着本身就好比错综缠绕的绳子一样不可预见”的影响［井上靖于平成二年四月在池袋东武百货店的演讲《我的昭和》（「私の昭和」）］。确实，正如宫崎健三所指出的那样，《在溟濛的暴风雪中》、《过失满满的男人》（「過失だらけの男」）、《诗二篇》（之后由《昂首前行》与《不要呼唤春天》改编）、《嗤笑》（「嗤ふ」）等作品中都展现了充满艰辛的求道青年的形象。

3.《不要呼唤春天》

井上靖晚年时，初期诗集《不要呼唤春天》付梓，题目的名字正是取自该书收录的同名诗。关于这本诗集，金子秀夫在《凝视生命的诗人们》（『生命凝視の詩人達』青树社刊，一九九二年）中这样写道：

初期诗集《不要呼唤春天》，正如他本人已经写到的，可以看到从前辈萩原朔太郎的诗集《冰岛》、室生犀星的诗集《鹤》中受到的影响，以及从福田正夫等其他《焰》同仁们处受到的各种文学影响，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井上靖早期诗作的只鳞片羽。它可谓是知性的、探究型的诗性精神的矿床。初期诗集收录的大多是分行的抒情诗，但也尝试了散文诗，夹杂着虚构的散文诗与晚年作品相比，另有一番特别的魅力。而且，初期诗篇中有着否定现实的惊人能量。与之相应，朝着自我探索、自我确立所展现出的精神彷徨，激烈且纯粹。

除了井上靖本人在作品里提到，以及向来被众人津津乐道的与萩原朔太郎、室生犀星等人的关系之外，我认为也很有必要将目光集中于以福田正夫为中心的诗刊《焰》，井上靖不仅当时而且直到晚年一直是《焰》的同仁。虽然后文中会详细叙述，但在此不得不提的是，井上靖能与萩原朔太郎相遇，正是通过福田正夫。

此外，曾参与编辑《焰》的福田美铃告诉笔者，在初期诗集《不要呼唤春天》编辑之际，井上靖本人曾对一些地方进行了改写。 [5]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昭和六年的井上靖，因此采用改写前的作品。）

《不要呼唤春天》，以“不要呼唤春天，一声也不要呼唤春天”这一禁令开始，并使用了“只是，白皑皑地破碎着就好”“只是，萧索地蔓延着就好”的对偶表现。接着，可以说是作为弘前经历的证明，他写道：“陆奥是暴风雪。/津轻是暴风雪。”他用这种方式将地名穿插到诗中，并以自我劝说般的“忍耐着，忍耐着，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在暴风雪中待着吧”作为这一连的结尾。

第二连中的“在海峡深处的底部，盛开着赤红的花吧”，以“比寒潮更凛冽”“更严峻”“意志，严冬的海峡的意志，/今晚，会安静地，独自盛开吧”强烈地昭示其意志之强大。关于这个“意志”，在后文中会提到，萩原朔太郎的作诗用语中也有“意志”登场。“意志”之强大、自我求道精神之强韧，成为这个时期井上靖诗风的特征之一。

井上靖的这一姿态，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思潮并非毫无关系。金子秀夫（同前文）就此说道：“在其反抗性的诗性精神中，不怎么看得到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井上靖的诗情中所包含的自我向阳性 [6] 。”

正如金子所指出的，堪称“诗情中所包含的自我向阳性”的“意志”牢固地存在，并使得井上靖的初期诗作得以成形。这个“诗情中所包含的自我向阳性”的“意志”，于昭和六年走到了尽头，作为替代，堪称暴力的虚无主义强烈地表露了出来。

4.萩原朔太郎与井上靖

年轻时的萩原朔太郎

（为坂西秀昭画）

晚年井上靖

（为坂西秀昭画）

在研究井上靖在昭和六至七年的情况时，必须考察以福田正夫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扩展。首先可以列举出的就是萩原朔太郎。在福田宏年的年谱中，关于昭和六年有如下记载：

这一时期，作为诗刊《焰》的同仁之一，经常来往于京王线笹塚的福田正夫家，一心扑在写诗上。住家的长子是一个文学青年，通过他结识了辻润。通过别人（福田正夫——笔者注）与萩原朔太郎见面也是在这一时期。

关于与萩原朔太郎的相遇，井上靖自己这样写道：

我与朔太郎见过一面。还是京都帝大学生的时候去了东京，福田正夫氏带着我，去拜访了位于神奈川县寒川町（当时是寒川村）的真田喜七先生。那个时候见到了朔太郎，他身着和服，沉默寡言地往嘴边送着酒杯。我想那大概是《冰岛》出版的不久前。虽然举止中多少有些自我堕落的感觉，但是能感到在他的某些地方沉痛与精悍并存。（略）年龄应该是在五十岁前后，但不可思议的是，既感觉没有五十岁这么老，也感觉不到有多年轻，只能感到有一个醉酒的诗人在那里。

（《〈乡土望景诗〉赞》，载《国文学》一九七八年十月）

在《我的自我形成史》等作品中也提到了同样的内容。

我与福田正夫一起拜访了诗人真田喜七的家，在那里遇到了萩原朔太郎。朔太郎是我曾经最尊敬的诗人，因此我非常紧张，就坐在了摆放着酒壶的餐桌前。虽然交谈了三言两语，但是说了什么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是《虚妄的正义》（『虚妄の正義』）正出名的时候。《冰岛》还没有出版。

（《青春放浪》）

真田喜七是福田正夫主办的诗刊《焰》的同仁。井上靖也从昭和四年的五月号［首次发表的作品为《初春的伤感》（「初春の感傷」）］开始成为同仁。我将真田喜七的住所变迁从年谱中摘录了出来（『真田喜七全詩集 誕生と死』勁草書房、昭和六十年十二月、443頁）。

明治三十五年　　　　　　作为长子出生。家里是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村仓见的地主，经营着一家肥料公司。

昭和二年（二十五岁）　　移居茅崎町下高砂下（现茅崎市中海岸）。

昭和六年（二十九岁）　　与福田正夫相遇，成为《焰》的同仁。

昭和八年（三十一岁）　　从茅崎搬至横滨市中区山下町互乐庄。

昭和十年（三十三岁）　　从横滨搬至东京市世田谷区代田町。萩原朔太郎成为其租房的担保人。

昭和十一年（三十四岁）　再次将住所搬至横滨市中区山下町互乐庄。年末回到寒川村。但在互乐庄留下了书斋。

此后，真田喜七就住在寒川村，昭和十七年担任寒川町町会议员，昭和二十一至二十七年担任町长。

另一方面，萩原朔太郎的年谱（現代文学大系34筑摩）如下。

昭和四年

七月　　　　与稻子夫人离婚。

十月　　　　《虚妄的正义》出版。

十一月　　　临时住在乃木坂俱乐部公寓。

十二月　　　因父亲密藏病危而回乡。

昭和五年

二月　　　　与辻润共同编辑的《虚无》（『ニヒル』）创刊。

七月　　　　父亲密藏去世。继任成为户主。

十月　　　　与妹妹爱一起去东京。住在牛込区市谷台町一三号。

昭和六年

七月前后　　搬至世田谷村东北泽。

九月　　　　与母亲恵、两个孩子、妹妹爱一起搬至位于世田谷村下北泽的新家一〇〇八号。

昭和七年

十一月　　　在世田谷区代田一丁目六三五番地二号借了约一百四十六坪 [7] 的地，着手新建自己设计的房子。

昭和八年

二至三月　　代田的新家建成并迁居到此。

福田正夫从大正十二年起就住在世田谷区 [8] 下北泽八〇九号。作为真田喜七与萩原朔太郎的连接点，福田正夫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人物。两人相遇的时期，极有可能是在昭和六年之后。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乡土望景诗〉赞》里面提到的真田家并非在神奈川县寒川村仓见，而是在世田谷的代田。真田喜七的女儿山口耿子女士也说：“我自己也是从井上靖先生那里听说他去了位于寒川的家，我想大概是先生记错了吧。我直到昭和十一年前后都住在代田，既没有去过寒川，也没有从父母口中听说萩原朔太郎先生到过仓见的家里。”此外，她对笔者说：“租借代田的家的时候，是萩原朔太郎先生为我们做了担保。”

昭和二年以后八年间与福田正夫住在一起的《焰》同仁、诗人林鼎告诉笔者，他出席《真田喜七全诗集：诞生与死》的出版纪念宴会时，也听井上靖提过他和萩原朔太郎相遇的事。井上靖在演讲之前，满脸通红地说道（井上靖作为《焰》的同仁，坐在林鼎旁边），“林先生，我之前与萩原朔太郎见过面”，然后说“在寒川村仓见的真田君家里，与朔太郎一起得到了款待”，在特别强调了与朔太郎相遇的意义之后，他说道：“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现在仍能回想起来。”此外，他还补充说，朔太郎经常在福田正夫那里下将棋。

山口耿子告诉笔者，井上靖的演讲中“现在，充满了处在著名诗人身边的幸福感，就算遇到朔太郎也可能讲不出话来”这句话，她一直留有印象。

从萩原朔太郎的《冰岛》出版是在昭和九年这一点来考虑，目前关于萩原朔太郎与井上靖的相遇，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线索（目前仍在调查中）。在此顺着井上靖年谱中昭和六年的这条线来推进讨论。

如之前年谱所示，这一时期萩原朔太郎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不难想象，自昭和四年以来，与妻子稻子的离婚、父亲的去世、继任家主、家人离散等目不暇接的变故，让朔太郎在精神上十分劳累。可以说，这是萩原朔太郎最为苦恼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苦恼最后收录在诗集《冰岛》中，而在此之前，萩原朔太郎于昭和六年集中发表了《归乡》《乃木坂俱乐部》（均发表于昭和六年三月）等作品。关于这些诗，朔太郎本人在《冰岛》的自序中如此写道：

这本诗集收录的为数不多的诗，至少对于作者来说，完全是激情的咏叹诗，它们朴素而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了诗意激情中最纯粹的兴奋。换言之，这是作者放弃了所有艺术意图与艺术野心，仅仅“顺从内心”，听凭自然的感动所写的。因此，作者本人绝没有想着要让社会来评价这本诗集的价值。对于这一诗集的正确的评价，或许应该是：与其说它是艺术品，不如说是作者真实生活的记录，是被切实记录下来的内心的日记。

作者曾经漂流在北海的某个地方，度过了孤寂的冰山生活。从这个冰山的各个岛屿，看着幻象一般的极光，作者一边憧憬、烦恼、愉悦、悲伤、对着自己发怒，一边随着空虚的潮流漂泊着。作者是“永远的漂泊者”，没有栖居的家乡。作者的心里，时常出现极地凄清的阴天，仿佛要割裂灵魂的冰岛风怒号着。作者将这般凄惨的人生与现实的生活，都尽数写进了这些诗篇。

从时间上来讲，井上靖不可能在昭和六年读到这篇自序，但是可能已经读过了《归乡》《乃木坂俱乐部》等《冰岛》中的代表诗作。因此，井上靖应该已经察觉到其中充斥着朔太郎的苦恼，也就是“作者放弃了所有艺术意图与艺术野心，仅仅‘顺从内心’，听凭自然的感动所写”的感情。

井上靖出席《焰》同仁加藤丘之助诗集出版纪念会（昭和六年夏）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高梨辰、不明、宫本重、平伦盛、井上靖、杉山三郎、林鼎、不明、能登秀夫、宫本道、真田喜七。中排从左至右依次为：福田正夫、不明、不明、南条卢夫、神山时雄、稻叶晃、不明。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不明、不明、不明、高桥广江、加藤丘之助、东四郎、长沼重隆、井上康文、绳田林藏、月原橙一郎、不明。
资料来源：载新《焰》创刊号，由福田美铃提供。

而朔太郎也尝试将自身的存在（sein） [9] 移植到诗歌中。从这一视角来纵观朔太郎截至昭和六年的诗作，便可以发现几个共通之处。

作为对朔太郎作诗用词的分析，《国文学》（平成元年六月号，学灯社）中列举了如下核心意象：“犬，光和影，面孔，感情，猫，忧郁和忧愁，自然，意志，乡愁。”从朔太郎《吠月》（『月に吠える』）、《青猫》到《冰岛》的诗作轨迹中抽出其用语的话，大概就是以上这些词吧。虽然我也明白将这些朔太郎的用语与井上靖初期诗作进行对比，然后夸夸其谈地进行一番论述，多少有些粗暴。不过之前提到的用语中，“犬”“意志”“乡愁”等，确实在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中频繁登场。其中，例如“犬”在上一章提到的《文学abc》的诗《尾巴1》《尾巴2》中就是如此，出现频率很高。另外，关于“意志”“乡愁”等，以诗歌《怀乡》为代表，表达了对故乡汤岛的回忆，以及想要明确地定义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意志。尤其是“意志”，在昭和五年前后频繁被用到，在昭和六年达到了高峰。《昂首前行》《不要呼唤春天》《极》《嗤笑》《晚秋赋》等诗作群表达了堪称猛烈的意志。不过，仅凭这些，仍然很难断定井上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萩原朔太郎的强烈影响。

然而，遍览其后的井上靖文学，萩原朔太郎诗作中的“光和影”“感情”“忧郁和忧愁”“自然”“意志”“乡愁”等用语，均以某种形式反映在井上的诗与小说中。井上靖本人在《致以文学为目标的人们》（「文学を志す人々へ」『群像』一九六二年十七巻三号、164頁）中如此说道：

我从自九州大学转到京都帝大的时候起，就为萩原朔太郎的诗所倾倒。《乡土望景诗》《冰岛》等出版的时候，虽然不太清楚朔太郎的真面目，但还是被某种忧郁的北方式的激烈精神牢牢吸引住了。

借用井上靖本人的解释，他在《圣餐》 [10] 时期才终于从朔太郎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从作品风格方面的确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井上靖受到了《诗与诗论》的很大影响。而朔太郎流派的诗性精神，并非已对井上靖不重要，而是可以认为它已经在井上靖的精神层面得到升华，与井上的诗性精神融合在了一起。

在此可以举出井上靖与萩原朔太郎的另一个共通点，即两人的境遇。萩原朔太郎是群马县前桥市一名医生家的长子，最终却没有走上从医之路，也没能像众人所期待的那样一直读书深造，市井的人嘲笑他是萩原家的纨绔子弟。昭和四年七月与稻子夫人离婚，翌年七月父亲密藏去世，他继承家主，带着母亲、孩子和妹妹去往东京。真可谓是一段落魄的经历。

另一方面，井上靖也与朔太郎一样，他的父亲隼雄是伊豆汤岛第七代的医生（虽然是养子），于昭和六年三月作为军医以少将军衔退役，开始了领取补助金的生活。然而，长子井上靖在前一年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却于当年十月退学，对家人佯称为了考入医学部而去了东京，实际却内心忧郁地生活着。

这样将二人进行对比后呈现出来的是，堪称生活无能者的不肖子的形象。当时是昭和六年，萩原朔太郎四十六岁，井上靖二十四岁。井上靖在这个人生中最为烦恼的时期，跟着福田正夫见到了萩原朔太郎，从此，他心中就出现了一枚指针。从大诗人萩原朔太郎身上，井上靖学习到了什么呢？他所说的“现在，充满了处在著名诗人身边的幸福感，就算遇到朔太郎也可能讲不出话来”，无疑也是事实。

关于这一时期，晚年的井上靖将其定位为“广泛涉猎文学书籍，沉迷于网球而饱食终日的时期”。话虽如此，但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一样，井上在这一时期遇到了萩原朔太郎、辻润，通过《焰》的主编福田正夫扩展了人际关系，单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那是极其有意义的一段时光。

5.《极》《嗤笑》

昭和六年六月之后发表的诗里面，有两篇发表于《焰》。《极》刊载在九月号，《嗤笑》（底稿为《不要呼唤春天》）刊载在十月号。

极

想坐在冰上。

想坐在渺渺无边寂静的冰面之上。

不生，也不死。

不祈祷，也不反叛。

只是，想在冰原的寂寥之中，

像冰柱一样，紧抱着自己坐着。

笑吧，笑吧，笑吧，

这里有从人间堕落的罗汉。

母亲啊，熄灭母爱之炉离开吧。

朋友啊，抛弃友爱之烛离开吧。

——就让我一个人待在冰上吧。

像负伤的野兽一样，

我会从自己咆哮和嘶吼的尽头汲取温暖。

用血润湿唇，来舔舐自己的伤口。

（载《焰》昭和六年九月号）

嗤笑

“再会吧”

只有这诀别的话语对我来说才是真实。

雨啊滂沱地下吧，

反叛是一根泥绳 [11] 。

风啊猛烈地吹吧，

爱是一枚枯叶。

爬上乔木树的最高处吧。

与没有眼睛和嘴巴的阴天悄悄地说话。

　　○

代表着地球，

夕颜惹人怜爱地向月亮散发着光辉。

月与花之间，

秋天像波浪一样冰冷地摇曳。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进食。

除此以外的事情全都是假把式。

尽情地，笑吧，

今晚，我会给夕颜浇水。

（载《焰》昭和六年十月号）

《昂首前行》《不要呼唤春天》《极》《嗤笑》这四首诗是笔者目前能够确定发表于昭和六年的系列诗。还有一首与前面提到的四首风格相似，即发表于《焰》昭和七年一月号的《晚秋赋》，在此也一并引用。

晚秋赋

应落之梧桐，汝落便是。

应饥之飞鸟，汝饥便是。

看啊，俨然冲破屏障从北而来，

冬天正如狼一样奔来。

落叶吧，饥饿吧。

刮起暴雪，疯狂席卷那尸体吧。

吹起寒风，尽情鞭挞那尸体吧。

忍受是终极的反叛。

断念是绝对的反叛。

落叶吧，饥饿吧。

然后，还应该，遵守自己的部署。

然后，还应该，热爱自己的道路。

去吧，冷然些，

在成功之前，去主动曝尸吧。

（载《焰》昭和七年一月号）

如果按照顺序对这三首诗进行说明，《极》的前段是在极端地逃避现实。井上靖追求的世界是没有“生”“死”“祈祷”“反叛”的世界。这一部分位于《在溟濛的暴风雪中》中“好的、坏的、狂暴的、残忍的——”的延长线上，因此被赋予了更加形象的词语。并且，他将自己定位为“从人间堕落的罗汉”。罗汉在小乘佛教中是指大彻大悟、功德圆满的修行者。而在此，罗汉反而被置于较普通人更低的位置，应当超脱人类苦恼，正如他自嘲般的总结“像负伤的野兽一样，/我会从自己咆哮和嘶吼的尽头汲取温暖。/用血润湿唇，来舔舐自己的伤口”。

《嗤笑》则从“‘再会吧’/只有这诀别的话语对我来说才是真实”开始，就定下了悲观的基调。“雨啊滂沱地下吧，/反叛是一根泥绳。/风啊猛烈地吹吧。/爱是一枚枯叶”沿袭了一直以来的对偶手法。认定“只有这诀别的话语对我来说才是真实”，认定有遁世含义的“再会吧”才是真实，我“爬上乔木树的最高处”，寂寞地喃喃自语，“与没有眼睛和嘴巴的阴天悄悄地说话”。

在其他诗中看不到如此吐露孤独心情的语句。在无法继续向上攀登的树梢上，被风吹雨淋，被世人冷遇，怯懦的孤猿仰望阴天伫立着。

一根泥绳的反叛与一枚树叶的爱，正象征着前面提过的那无法抉择的未来（继承家学）和父母对长子井上靖的期待，而这期待此时仍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树叶。这一遁世的志向，并非意味着他想成为一般意义上的隐者，准确来说应该是指他在现实社会中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正是其昭和六年作品的特征。

《极》展现出极端逃避现实的倾向。《嗤笑》则将“再会吧”这一“诀别的话语”当作“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东西。“——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进食。/除此以外的事情全都是假把式。/尽情地，笑吧，/今晚，我会给夕颜浇水。”他以如此极度自嘲式的直白表现，说明了活着这一最根本的事情，也总结了为了活着所需要做的妥协。

在诗《晚秋赋》中，“忍受是终极的反叛。/断念是绝对的反叛”，以及“然后，还应该，遵守自己的部署。/然后，还应该，热爱自己的道路”，同样都使用了对偶。“去吧，冷然些，/在成功之前，去主动曝尸吧。”他以将自己逼至极限的姿态结束了这首诗。

本节介绍了昭和六年《焰》上刊载的《昂首前行》《不要呼唤春天》，及之后的《极》（九月号）、《嗤笑》（十月号）、《晚秋赋》（昭和七年一月号）（除此以外的诗在年谱上也没有记载，笔者在调查后也未有新发现）。萩原朔太郎在《冰岛》的自序中写道：“作者曾经漂流在北海的某个地方，度过了孤寂的冰山生活。从这个冰山的各个岛屿，看着幻象一般的极光，作者一边憧憬、烦恼、愉悦、悲伤、对着自己发怒，一边随着空虚的潮流漂泊着。作者是‘永远的漂泊者’，没有栖居的家乡。作者的心里，时常出现极地凄清的阴天，仿佛要割裂灵魂的冰岛风怒号着。作者将这般凄惨的人生与现实的生活，都尽数写进了这些诗篇。”井上靖在《极》《嗤笑》《晚秋赋》三首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与萩原朔太郎提到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井上靖将自己孤独的灵魂作为“存在”记录了下来，“应落之梧桐，汝落便是。/应饥之飞鸟，汝饥便是。//看啊，俨然冲破屏障从北而来，/冬天正如狼一样奔来。/落叶吧，饥饿吧。/刮起暴雪，疯狂席卷那尸体吧。/吹起寒风，尽情鞭挞那尸体吧”，并且井上靖还尝试将其升华为“应该”（sollen） [12] 。

像这样，将自我直接表现出来的作品风格以《晚秋赋》告终。与此同时，分行形式的诗，在此之后也完全销声匿迹。

纵观昭和六年的诗，向母亲诉愁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井上靖与社会和家庭都做了诀别，之前那种模仿朔太郎像负伤的野狼般自虐的心情已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超然。前面《昂首前行》《不要呼唤春天》这两首诗可谓正颜厉色，暴力性虚无主义的色彩浓厚，这些都是自己向他人发号施令的内容，反复与对偶的手法被多次使用，文末使用表示意志命令的词语，还有很多与《冰岛》内容相同的对自己内心的呼喊。此外，作为内心收敛的结果，在井上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一”或者“独自”这些词语。“给穷途末路的男人，只有一条，敞开的路”（《昂首前行》），“一盏灯也看不见的溟濛天色下的行人”（同上），“不要呼唤春天，一声也不要呼唤春天”（《不要呼唤春天》），“今晚，会安静地，独自盛开吧”（同上），“——就让我一个人待在冰上吧”（《极》），“反叛是一根泥绳”（《嗤笑》），“爱是一枚枯叶”（同上）——这种自我凝视的诗风，在这一时期特别显著。与一年前的《文学abc》时期相比，井上变得更为直接地与自己对话。弘前时期虽然与左翼朋友有交往，但也保持着距离。从井上对于社会及时代潮流的立场来看，如果说弘前时期是井上靖旁观者视角的确立期，那么在东京的日子，则是逐渐形成强烈的自我凝视的时期。

其后从《晚秋赋》（载《焰》昭和七年一月号）到《渴》（载《焰》昭和七年七月号）的这六个月，对于井上靖来说，堪称他的诗作和生活方面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如果从资料中深入探讨作为其前奏的昭和六年，可以充分地看出井上靖执念的轨迹。他的青春正如初期诗集的题目《不要呼唤春天》一样。此外，在诗风方面一定要注意的是，自此以后，井上靖写的所有诗都变为散文形式，其中再也没有直白的表现手法。换言之，井上带有抒情性的散文诗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1] 日本旧陆军中负责卫生、诊断、治疗等工作的官职，军衔相当于少将。

[2] 即九一八事变。

[3] 即七七事变。

[4] 1968年至1987年间，由新潮文艺振兴会设立的文学奖项。

[5] 到昭和十一年的《过失》（载《圣餐》第三号）为止，井上靖的初期诗作仅目前能明确判断的有九十四篇，包括就像在《尾巴》等作品中能见到的那样重复发表的作品（曾根博義『井上靖初期詩篇解題』）。其中《不要呼唤春天》中收录了四十一篇。将拙著《井上靖研究——青年时代的轨迹》卷末的资料（根据发表顺序，将井上靖初期诗作按照原本的表记全文登载）与《不要呼唤春天》的原稿校样（福田美铃所有），以及《不要呼唤春天》的定稿对照阅读后发现，在原稿校样上，井上靖的修改集中于标点、旧字体、误排及现代不再适用的表记等。其中较大改动的是《圣诞节前夜》（「聖降誕祭前夜」），井上靖用自己独特的字体写上了“诸多风流韵事的编号与清单”“宣读”，以及最后的“不知道多少次将目光朝向手表。那一刻正在接近着”“转身迈出成圣的那一刻”等内容。

[6] 指井上靖个人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是朝向太阳和光明，积极地去碰撞、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困难。

[7] 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

[8] 位于东京都西南部，原名世田谷村，在昭和七年（1932）东京都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时，与驹泽、松泽、玉川三村一起合并为世田谷区，后又于昭和十一年（1936）纳入了千岁、砧两村。（参考《日本大百科全书》）

[9] 存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意指本体的、原始的存在方式。

[10] 井上靖在京都帝大时和朋友们创办的诗刊。

[11] “泥绳”在日语中有临阵磨枪的意思。

[12] 德国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指道德法则的强制性。

第四章 自立的探索

——昭和七年至昭和十年

1.昭和七年的诗

昭和七年可以说是井上靖散文诗的确立期。井上靖在《焰》一月号上发表《晚秋赋》后，分行诗便销声匿迹。此后的约六个月，井上靖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诗作，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井上靖首篇散文诗《渴》在《焰》七月号登场。昭和七年的诗风，逐渐从自虐转为超然。前面已经将昭和七年年初刊登在《焰》一月号上的《晚秋赋》定位为昭和六年的诗，因此在此略过。

首先，关于当时井上靖的住所，《焰》中有如下记载。

六年七月号　搬到东京市外巢鸭町上驹込八三六号的铃木家。

七年二月号　（同仁地址簿中的住所同前——福田注）

七年三月号　本应进入京都帝大文科哲学部学习，却应征前往静冈。

这是井上第二次收到征兵召集令，关于此次征召，井上靖在其军队手账中写道：“昭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令动员〇五月二十八日召集补充人员，应征加入步兵三十四连队〇同月二十九日人员超过定额〇三月十六日征兵召集令解除。”“五月二十八日召集补充人员”应为笔误，实际为二月。此次应征入伍让井上靖强烈体会到了时代与国家的存在感。井上靖首次接受征召是在昭和三年五月十六日，作为补充人员加入上述连队，但“因病即日回乡”，所以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在军队生活过。此次第二次接受征召，虽然第二天人数就超过了定额，但直到退伍为止，有十八天是作为兵士在部队度过的。

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是军国主义横行。昭和七年一月发生上海事变 [1] ，五月发生五一五事件，六月东京警察厅设置特高课 [2] 等，这些事件自然在有形无形中都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论。

如此时代背景，加上经历了在军队的短期生活，井上靖的内心自然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改变。井上靖过去的诗采用分行诗的形式，经常使用重复和对偶，使用强调的语气表达自己的内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井上靖认识到过去的风格过于直截了当也是理所当然的。东京警察厅设置特高课后的第二个月，井上靖便开始使用散文诗的形式进行创作，其中一定蕴含了深意。

当然，我并不是单纯地说“特高课=散文诗”之类，我们可以理解为，井上靖尝试探索将散文诗作为展现诗兴的最佳方法。因此也能理解这一探索需要六个月的时间。随着向散文诗的转变，诗的内容也改弦易辙。藤泽全对此提出了两点看法（《青年时代的井上靖研究》，第421页）。

井上靖并不仅仅从自己身边的事实经验中汲取写诗的灵感，也不仅仅拘泥于成长中的自我，而且会透视自己，用慧眼凝视形象深处的真相，向着创造自我并使其印象化的方向前进，以此获得了适合自己的散文诗形式。（中略）从《谜女》（「謎の女」）的创作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井上靖开始涉及虚构故事的创作，这在其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即要在“抒情”中加入“故事”，那么必须在此前使用的自由诗的形式上下功夫。迫于这种需要，井上靖发现了像文章一般的诗歌形式的有效性。

藤泽全提到的“获得了适合自己的散文诗形式”和“必须在此前使用的自由诗的形式上下功夫，迫于这种需要，井上靖发现了像文章一般的诗歌形式的有效性”这两点看法值得思考。在这个时期，确实可以感受到井上靖的作品在向散文转变，例如分别于三月和四月发表的短篇散文小说《谜女》和《夜霭》。此外，井上靖向散文诗的转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灵活应对时代潮流的变化，这也是井上文学的特征之一。不过在摸索自己作品风格的练习期间，对时代潮流会做出敏感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在此之后的一生中，井上靖都使用了散文诗的形式。直接的表达方法消失了，被称为井上散文诗的、以抒情风格为核心的作品开始萌芽，从这一点来看，昭和七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接下来将进一步论述。

前文已论述过，最后的分行诗作品《晚秋赋》（载《焰》昭和七年一月号）和《渴》（同年七月）之间相隔的六个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实际上，在《晚秋赋》与《渴》之间，井上靖还发表了上述的两篇散文小说。

据福田宏年所说，井上靖的散文小说处女作是昭和七年三月发表的《谜女》（载《新青年》），接下来是四月的《夜霭》。《谜女》的执笔期为昭和六年十二月，《夜霭》为驹込时期的作品。

两篇散文小说均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发表。《谜女》描述了已为人妻的道子虽是一个猎奇的淫妇，但她的内心又隐藏着纯爱，使作品变得耐人寻味。同时，《夜霭》在名为“夜霭”的舞台上也设定了相似的特殊空间，以弑父为主题，讲述了了介父子命运般的悲剧邂逅。福田宏年对两篇作品发表了如下评价：

（《谜女》）虽说是共同创作的作品，但登场人物中出现了新闻记者和美貌人妻这一点也勉强能够与后期的井上靖作品联系起来。不过，作品中离奇怪诞的情趣却与后来的井上靖作品相去甚远。

（《夜霭》）作为十页纸左右的短篇小说，故事跌宕起伏、结构紧凑，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篇小说反映了井上靖在黑暗的放浪时代里颓废的精神状态。

福田宏年指出了《谜女》和《夜霭》的一个侧面。但笔者还从这两篇作品中感受到井上靖明确的意图，即重视情节的态度。在“起初”“随后”“最后”等时间线中，读者必然会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悬念。当然，故事情节原本就是作品不可分割的要素，但是井上靖有意地加强了情节设定。例如，《谜女》使用了能让读者预见结局的手法，而《夜霭》则是悲剧性的收场。《三原山晴天》的结局是主人公山野和梨子夫妇与社长的相遇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初恋物语》的结局是高木东作对露露子说出“那双眼睛，是阿京的眼睛”，从而获得了美满的结局，这些都是作者有意识地注重结尾而设定的情节。

此外，井上靖在《红庄的恶魔们》（「紅荘の悪魔たち」）中使用了可以说是类似《猎枪》的手法，让过去的笔名冬木荒之介作为视点人物登场，使用书信和日记等结构，强化了重视情节的态度。井上靖在创作散文的初期阶段基本形成了在情节之上加入插画的手法。

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井上靖在这一时期“根本没想过要当作家”，不过在京都的摄影所所长室，柄泽广之将他介绍为“立志成为剧本作家的京大学生××君”，由此也能窥见井上靖在黑暗的时代里追求自我可能性的一面。

在这一点的基础上，接下来将论述井上靖在京都帝大时期，也就是昭和七年的诗的特征。

2.散文诗《渴》与京都帝大时期

昭和七年四月，青年井上靖进入京都帝大学习。这是井上靖逐渐弃医从文的时期。《焰》昭和七年五月号中提到井上靖“本来应征去静冈加入了军队，但征兵召集令又被解除了”（实际上是三月十六日解除的），后进入京都帝大文科哲学部学习，当时的临时住所是金泽市长町五番町五十五番地。七月号中提到“本月二十日开始放暑假，回到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汤岛的老家”，由此可见，虽然井上靖两次应征入伍，但两次都很快退伍，所以井上靖在这段时期的内心是比较安定的。

直到前一年为止，井上靖的诗描写的都是自我凝视的内容，属于使用文言命令型或以体言 [3] 结尾等干净利落的风格，而在这一时期井上靖一改诗风，在形式上从分行诗转向了散文诗。这是讨论井上诗人生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

七月，井上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诗《渴》。这类形式的范本，可以参考安西冬卫的《军舰茉莉》（昭和四年四月，东京厚生阁）与三好达治的《测量船》（昭和五年）。两首诗都采用散文形式，都是在井上靖转向散文诗的昭和七年七月之前发表的。井上靖在《我的一期一会》（『わが一期一会』）中讲述了自己从其他诗人身上受到的影响。

鞑靼海峡

已故诗人安西冬卫有一首只有一行的诗叫作《春》：

有一只蝴蝶飞越了鞑靼海峡

（中略）

这首诗收录在昭和四年出版的诗集《军舰茉莉》中，我读到的时候是昭和六七年。正好这时候我也开始模仿着写诗，所以从这首诗中获得了非常新鲜的灵感。原来，这行诗写的就是春天，而不是春天以外的任何事物。拂去灰尘、不含一丝杂物的春天，如同标本一般被固定住。我认为这首诗是新诗的范本。（中略）在同一时期，三好达治的《乡愁》和安西冬卫的《春》同样教会了我什么是新诗。（中略）这首诗收录在昭和五年末出版的诗集《测量船》中。诗中最能打动我的是最后的部分：“海啊，你在我们使用的文字中，包含着母亲。母亲啊，你在法兰西人的语言中，包含着海。”确实，日语中的“海”字里面有一个“母”，而法语中的母亲（mere）中包含着海（mer）。

（第104页）

井上靖与安西冬卫和三好达治的交集，具体来说就是，与《军舰茉莉》和《测量船》的邂逅，给井上靖的诗风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井上自己在《我的一期一会》中如此说道：

在我刚开始准备写诗的时期，能接触到安西冬卫和三好达治这两位诗人的作品，真是最好的事情。这两位优秀诗人的两部作品，可以说让我接受了近代诗的洗礼。

（第105页）

“有一只蝴蝶飞越了鞑靼海峡”中的“鞑靼”给井上靖带来的影响比想象中的更强烈。前文已叙述过安西冬卫的《春》给井上靖带来的影响，接下来将试着论述井上靖是如何消化“鞑靼”这个词的。

安西冬卫的诗中用到了“鞑靼”，于是我联想到《章侯爵夫人的Scandale》中有一只鞑靼地区产的名为罗塞那的纯白色牲畜。这部以野兽为主题的弥漫着不祥气息的作品，与《军舰茉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部作品都以黑暗与白兽为象征，在对比中形成了幻想的、耽美的世界。

鞑靼是八世纪到十三世纪初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通过压制曾经战胜回鹘的黠戛斯，获得了蒙古高原上的统治权。 [4] 井上靖接触到这些诗的昭和六、七年，正好是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九一八事变（昭和六年九月）和伪满洲国成立（昭和七年三月）的时期。在政府的宣传和舆论控制下，当时的许多日本国民都相信新诞生的伪满洲国是一片新天地。那么井上靖是怎么想的呢？从昭和六年的诗《嗤笑》能看出，当时井上靖的心境是厌世的、超然的。在日本国民异常兴奋浮躁的时候，井上靖却是悲观的。这是因为井上在靖昭和七年发表了《谜女》和《夜霭》，同时经历了短期的应征入伍，随后进入京都帝大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到了“鞑靼”这一异域视角并且出现了转变诗风的前兆。在《安西冬卫全集》（宝文馆出版，第426页）中，有题为《井上靖的姿态》（『井上の姿勢』）的一篇文章。

初次见到井上靖的名字，是在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参加（大阪）北滨每日新闻文化部的招待宴。与小野十三郎、竹中郁、伊藤静雄等人同席。宴会结束后，在二楼永濑义郎的工作室与井上靖等人闲聊。”因此，靖先生与我们相识确实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他是负责学艺的记者，上述的聚会据说也是由他组织的，在那个时候，我们作品的市场价值还很低，而他发掘了我们的作品并向大众媒体介绍，是我们应该铭记的现代诗的庇护者。后来他亲切地告诉我，他把我在金泽四高时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军舰茉莉》揣在怀里，常常在里日本 [5] 冬天的海边逍遥，对我来说，他是我多年来的知己。

美佐保夫人（寄给笔者）的书信中写道：

通过冬卫，我把竹中郁和小野十三郎介绍给了靖先生，靖先生十分珍惜三人之间的友谊。靖先生也把自己想从记者转行成为作家的想法主动告诉冬卫并与他商量。靖先生当时对冬卫说“我有一件事，想坐下来好好与你谈谈”，于是两人便在冷清的旅馆房间里谈了起来。

这两段讲的都是井上靖在昭和十年以后成为报社记者时期的事情，但从中可以看出昭和六、七年的井上靖与安西冬卫的邂逅是必然的。

此外，美佐保夫人还在书信中写到，井上靖在高中时期就是安西冬卫的粉丝，《军舰茉莉》和德语词典片刻也不离身。清冈卓行在随笔中也提到“井上靖的身上有安西冬卫的影子”。根据安西冬卫所写的“他把我在金泽四高时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军舰茉莉》揣在怀里，常常在里日本冬天的海边逍遥”以及井上靖自己写的“在高中时期，《军舰茉莉》和德语词典片刻也不离身”，可以认为在井上靖写诗的初期阶段，尤其是向散文诗的转变过程中，《军舰茉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用这样的视角来看转型过程中的两首代表作《手相》和《痼疾》，便能看出井上靖在新诗风上的摸索。

井上靖过去的作品风格是诚实、直接的表达。下面引用的《渴》这首诗仍然是以吐露自己的心情为主题，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它使用了散文诗的形式，用词更加形象，对于女性形象的处理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女性方面，井上靖过去都将女性放在与自己相反的位置上，将她们看作值得怜爱的人（如果对象是母亲，当然可以理解这种关系），向她们表白。而在《渴》中，井上靖将过去表白过程中零散出现的母亲和妹妹与自身融为一体，探索新的作品风格。

渴

过去的某个夜晚。水滴在夜色中湿润了母亲美丽的唇。随后是妹妹的唇。我的膝上放着青瓷色水壶，我张大嘴巴，让干涸的喉咙暴露在北风中。

过去的某个夜晚。水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在母亲与妹妹的喘息中，我拼命晃动着水壶。还在期待枯竭的水壶会出现什么奇迹呢？然而，我依然相信着。而且，我必须相信。

今夜，母亲、妹妹与我，沉默地围坐在一个水壶边。我们的嘴巴都大张着，让干涸的喉咙暴露在北风中。我已经不再摇晃水壶了。不知何时，母亲的喘息声开始与我的喘息声一唱一和。不知何时，妹妹的喘息声也与我们的融为一体。三个人的喘息奏出同样的韵律，化为一体。在远方黎明的天空中，与清澈的泉水连成一片。（母亲啊，妹妹啊，我啊）我已不再相信一个水壶的奇迹。我相信没有一滴水的，冷泉。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

对于诗中水壶所代表的形象，不同的理解方式会改变诗给人的印象。

基本上来说，“水壶”代表的是作为医生世家、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比较充实的井上家族。同时，“水壶”还包含着家人对于作为继承人的长子的期待，以及井上靖自身对于将来能够延续家业的希望。

第一连中“过去的某个夜晚”，是指井上靖从前作为父亲的继承人，甚至走上符合医生世家的道路，还抱有成为医生的希望的时期。具体来说，第一连基本上以进入四高理科学习，背负着家人的期待和苦心延续家业的母亲（其父是入赘女婿）的希望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构成。“水滴在夜色中湿润了母亲美丽的唇”则反映了“水滴”所代表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满足感，以及母亲对儿子的期待。但“我”自己明白，母亲的希望不会实现。这可以说是对本书第一章内容的总结。

第二连中描述的是以本书第二章论述的弘前时期为中心，围绕母亲与“我”就“我”的前途产生的纠葛，以及不得不相信奇迹发生的“我”的苦恼。

第三连描述了井上靖的父亲退伍后的现在，井上家族的期待都落在了长子靖的身上。而“我已经不再摇晃水壶了”或许表达的是井上靖拒绝家人对他的期待，拒绝走上学医道路的决心吧。与此相对，可以看作对长子的期待的“母亲的喘息”，以及双方完全相反的要求，在苦恼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与我的喘息声一唱一和”。而且，井上家如果要作为医生世家存续下去，那么就必须考虑让妹妹像母亲一样招一个上门女婿，因此“妹妹的喘息”也“与我们的融为一体”，表达出一家人的苦恼。于是，“三个人的喘息”在井上家这一“水壶”前面“奏出同样的韵律，化为一体”。

终于，这些现实情况出现了转变，作者通过设定一个新的时空视角，即“远方黎明的天空”，使作品转向明朗的氛围。随后的“（母亲啊，妹妹啊，我啊）我已不再相信一个水壶的奇迹”与“我已经不再摇晃水壶了”相比，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决心。对“水壶”的拒绝与诀别使得“我相信没有一滴水的，冷泉”这一结尾更加让人觉得惊艳。

“没有一滴水的，冷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从年谱的角度来看，在这首诗之前发表的是两篇散文小说《谜女》和《夜霭》。根据之前引用过的福田宏年的说法，《谜女》执笔于昭和六年十二月，《夜霭》是在驹込时期创作的。假设《渴》末尾的“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无误，那么从上述的散文小说到这篇诗作中有六个月的间隔，在这期间，《谜女》和《夜霭》都获得了奖项。于是，井上靖从中发现了自己新的可能性，不再局限于“水壶”这个规定的模型。由此，无限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冷泉”代表的意义之一。

昭和八年，井上靖将笔名冬木荒之介改为泽木信乃，开始创作《三原山晴天》《享乐列车》《初恋物语》等大众小说。从这样的过程来看，《谜女》和《夜霭》的获奖让井上靖看到了一汪泉水。《渴》的最后一行说“我”相信冷泉比喻他相信自己还有别的可能性。虽然井上靖作为长子，必须握着给母亲和妹妹解渴的“水壶”，但现实中只有“没有一滴水的，冷泉”。这反映出井上靖作为长子的责任感和被逼迫时发出的呐喊。此外，“没有一滴水的，冷泉”在《猎枪》的“白色河床”部分也得到了升华。

3.《渴》之后的女性形象

昭和七年，《焰》十一月号的消息栏中写着关于井上靖的消息：“住在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伊织町三一号的芦谷家。今后每日书写的话便会精力充沛。”该期杂志上刊登了《霭》。实际上，这是四个月以来他唯一发表的诗作，并且直到来年《焰》一月号发表的《饿死》和《路上》（「途上」），这段时间算是一个空白期。

霭

“好美。这一切。”——少女无力地伸出消瘦的手。随后没有再睁开眼睛。母亲沉默地用手帕抹着双眼。我静静地看着窗外黎明时分的街道。女护士纯白的衣服。纯白的时间。

深夜，我走下医院回旋的长长的楼梯。先是脚步声，随后是阴影，最后是我。街道被雾霭笼罩，七零八落。

临终时，赞美少女的家伙！

在短暂的不完整的人生终点，依然要求感谢的家伙！

拂晓时分，我站在某个天桥上。桥下延伸着两条冰冷的铁路。如人生一般。

尽头的绿色信号灯在雾霭中隐约亮着。如少女捧着的花一般。

《渴》之后刻画的妹妹的形象，与《军舰茉莉》和《测量船》中的妹妹形象有着很多重合的地方。在《渴》中与“我”一同喘息的妹妹身上，可以看到《夜雾》（昭和十年十二月）中“向路上扔出一本读本后便升天了”的妹妹的影子。这与《物集茉莉》（载《军舰茉莉》）中戴着黑丝带的少女形象重合，同时与《测量船》中自称“仆” [6] 的少女也是互通的。《渴》之后创作的《霭》中的妹妹，这个即将走向死亡的少女，也属于这一范畴。在分行诗的时代，井上靖倾向于站在比女性更优越的立场上对女性发出指示或是站在女性的对立面；《渴》之后，可以看到井上靖将女性看作命运共同体或命运的使者。《霭》中所写的“短暂的不完整的人生”“临终”“终点”“美”等描述，将死亡与美融合，确立了无法直接表达的永久性。

在《渴》之前，井上靖诗篇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可以说是由街上的少女逐渐提升到妹妹或者母亲的高度。第二章中论述了以弘前时期为中心的与母亲的精神断奶期，而在本节所论述的时期里，井上靖至此为止单独存在的女性观几乎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井上靖后来作为作家登场后，经常有人讨论井上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例如福田宏年《井上靖的世界》（『井上靖の世界』）中的第二章“母性思慕”、村上嘉隆《井上靖的存在空间》（『井上靖の存在空間』）中的第一章“先天有”、三枝康高的《井上靖的空想与孤独》（『井上靖ロマネスクと孤独』）等，不断出现有关女性形象的讨论。此外，长谷川泉编的《井上靖研究》中也有很多研究者讨论女性形象，以此为作品论、作家论提供一点帮助。不过，这些讨论关注的都是已经完成的女性形象，或者是在与祖母等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形象，还没有人以适时性的视角探讨过作为小说火种的诗作中的女性形象是在何时形成的。在有关诗作变迁的先行研究中，宫崎健三着眼于这一时期的变化写道：

昭和七年，井上靖进入京都帝大学习，在“稳步地继续作诗”（年谱）期间，他与《测量船》的相遇是必然的。在我的想象中，井上靖放弃昭和四年以来一直使用的分行诗而转向散文诗的形式，也是因为从《测量船》中得到了启示。井上首次以散文诗的形式发表的作品是在《焰》昭和七年七月号的开头刊登的《渴》。

这年，井上在进入京都帝大的同时，也开始向散文诗转变。我认为从这一年开始，井上的诗迎来了第二阶段。第一个作品便是《渴》。

接下去他便引用了《渴》。不过，仅仅是引用，具体判断则交给读者。我赞成宫崎健三将《渴》作为井上靖散文诗的出发点的观点。但是，为什么《渴》没有被收录到《北国》中呢？

受到安西冬卫和三好达治的启发，井上靖的作品风格逐渐转变。对于在昭和八年三月刊登在《焰》上的《裸梢圈》 [7] 以前发表的作品，井上靖表示“有时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写的诗”，由此不予承认。“自己的诗”指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想以《渴》为中心，讨论一下在这前后的诗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井上靖诗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为母亲，其二为妹妹，其三为社会上、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背负着不幸的年轻女性。加上昭和七年的两篇，共有十一篇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占昭和七年之前的诗作的百分之十八。这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绝不是孤立的，三者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女性形象。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卖淫妇》、《日记》、《惊异》、《红花》（「赤い花」）、《一个起点》（「一つの出発」）、《暴风雪之夜》、《出航》和《某夜》（「或る夜」）这八篇作品，都以对作为社会弱者的女性们的怜悯为基调。不少作品都通过与自己的立场相对比，描述了遭遇悲惨境遇的女性们。与此相对，《渴》之后的女性形象的特征，是以母亲为中心来创作的。这种情况下，井上靖的作品以母亲和妹妹为中心，将这种血缘意识作为描绘的基础，而此前作为社会弱者的女性形象则没了踪影。为什么井上靖在这个时期的家庭意识变强了呢？开头已经说明，这是因为井上靖的父亲在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退役。父亲在名义上已经隐居，作为长子的靖在形式上开始背负起井上家的责任，这会对井上靖产生一定的影响。

到了昭和八年至结婚之前的这个时期，井上靖的作品风格也稳定了下来。

裸梢圈

树梢连着树梢，如刀刃一般互相咬紧，遍布无底的山谷。这时总是，寒冷的黎明。这里，散落着乌鸦的白骨，时不时地，冰雨稀稀落落地淋过。侧耳倾听，纷乱的脚步声总是远去。遍体鳞伤的二月的队伍，无意中被丢下。

○

折枝多么美丽！

折断的树枝就这样，

被冰雨淋湿，在冰雨中上下翻飞。

《裸梢圈》首次发表于《焰》（昭和八年三月号）上时，日期写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此外，《圣餐》创刊号收录该作品时的副标题为“关于某种精神的荒芜”。我本人对这首诗很感兴趣。若仅仅将其总结成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会有些片面。很明显这首诗确实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如果我们放眼时代背景，这样的假设就说得通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小林多喜二接受特高课的拷问，最终被杀害。副标题中的“某种精神”指的便是日本革命运动的思想吧。日期往前写了一天，因为如果写成二十日之后的话，就会被特高课发现这明显是写给多喜二的吊唁诗。为此，在日期上做起手脚来还算容易一些。井上靖在给宫崎健三的书信中也提到“我从来没有把诗看作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以这样的意识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井上靖的做法。此外，井上靖在后期写了大量吊唁诗，可以反映出井上靖对于诗歌所具有的安魂作用的重视。工藤茂在《挽歌的源流》中重视这类考察视角，并指出爱别离苦是井上文学的主题。

总之，《裸梢圈》和《无题（母亲啊）》（将在后文详述）几乎是同一时期创作的，但由于两者的创作意图不同，对待两个作品的方式也不同。如果《裸梢圈》确实是给多喜二的安魂诗，那么《无题（母亲啊）》则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压抑自己灵魂的呐喊。除此之外，可以说《裸梢圈》与《无题（母亲啊）》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走向毁灭美学的开端。

通过以下两首具有明显特征的诗，便能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一点。

手相

在冰雨中迎接黎明在冰雨中走向夜幕的街道。

在北风中呼啸的裸木。

流离失所的鱼群的瞳孔。

我爱这在我面前的路标。

我爱这路标上刻着的荒凉的远景。

曾经在那里如流木 [8] 般漂泊的父亲。

正因如此，我才更爱那落魄的缥缈。

——铭啊，许愿后就是真实。

对于一个盲人来说，除了度过与父亲同样的人生，还会出现什么道路呢？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相信奇迹。然后在冰雨中培育白色的花。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在眼中充满冷酷的骄傲。然后向寒空伸出冻僵的手。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静静地微笑。然后在寒潮的深处漂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载《日本诗坛》昭和八年四月号）

痼疾

我卷起手术服的袖子，拿起冰冷的手术刀静静地站起来。冰雨后的二月的黎明，在这黎明的书房。手术台上的是我。全身包裹着白布，我横躺着。污秽的胸壁与慢性的疼痛，以及在那深处绽放的鲜红的、海星形状的伤口——永远的、诅咒一生的痼疾。我撕下覆盖着腐烂的整个患部的薄膜。然后，将其固定在壁画《卢塞恩的冬景》之上。我继续切除大量腐蚀的肉块。然后，将它们一个接一个摆在书架上。我拭去污浊沉淀的残渣。然后，将它们放在桌上的鲜花花瓣上。被清洗的伤口。在剧烈又清醒的疼痛之下我逐渐被净化。我逐渐从书房中坠落。

黄昏时分，寒风中的冰雨不再下了。背负着被诅咒的荣光，我站在全新的风景中。海星形状的伤口被风吹得生疼，滴下的血渗透进冻土面。贫血的预感——

与作为外科医生的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望着冰冷的手术刀。相信如手术刀般的月亮会升起。然后逆风向北——

（载《日本诗坛》昭和八年五月号，底本为《不要呼唤春天》）

两个作品都于昭和八年发表在《日本诗坛》上，但作品风格与过去的截然不同。我将根据目前分析的井上靖的内心情感，尝试解释这两篇使用了超现实手法的作品。必须要先说明的一点是，这两首诗与井上靖过去的作品相比更加形象，因此我在解读时尝试从当时的现实状况中“萃取”出井上靖想要吐露的真心。

《手相》这首诗使用了片假名，这在井上靖的创作生涯中都是很少见的，因此非常引人注目。内容是父亲与自身的对比。以往的手法总让人想到与母亲的争执和诀别，与此相对，《手相》则是一次新的尝试。有关父亲的描述，诗《正午在汤池里冥默的老人》（载《焰》昭和四年六月号）中有“想起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诗《蛾》（载《日本海诗人》昭和四年八月号）中写到“我了解年迈的父亲”，这两者都不像《手相》一样将父亲与自己做对比。《手相》则表达了自己的苦恼，希望自己最终能与父亲同一化，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其深度。第一连中，“在冰雨中迎接黎明在冰雨中走向夜幕下的街道。/在北风中呼啸的裸木”叙述了严峻的社会形势和自己所处的状况。“鱼群的瞳孔”象征着视角接近一百八十度的鱼眼镜头，作者正是以这种视角环视四周时发现自己“流离失所”的状况。

第二连中，作者宣告他“爱”这预示自己命运的“路标”。

“我爱……荒凉的远景”等诗句能够让人联想到荻原朔太郎的作品。此外，根据藤泽全的《青年时代的井上靖研究》（第152页），可以看到诗中“曾经在那里如流木般漂泊的父亲”隼雄一生的漂泊轨迹：井上靖的父亲在成为军医之前，徘徊于伊豆各地、冈山、金泽；成为军医后，相继辗转于富山、金泽、辛碇泊场（中国）、和田岬、旭川、平壤（朝鲜）、札幌、静冈、东京、丰桥、罗南村（韩国）、浜松、辽阳（中国）、台北（中国）、金泽、弘前、金泽、汤岛。这样的轨迹正如诗中所说，是“曾经在那里如流木般漂泊的父亲”。“正因如此，我才更爱那落魄的缥缈”，这句诗让人想起朔太郎的表达方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落魄”这个词语。因为在大约两年后，井上靖发表了题为《落魄》的诗作。这首诗在第二章中已经引用过，是井上靖诗中很少见的两行诗，可以看出他从三好和安西的作品中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落魄

在尾巴上竖着旗回到了故乡。

故乡在白色的沙尘中步入了黄昏。

井上靖在弘前时期后期的作品风格，是前文提到的几位诗人风格的融合。《落魄》可以说是井上靖初期诗作的一个节点，与《手相》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爱那落魄的缥缈”直接吐露了井上靖在这一时期的灵魂归宿，接下来的“——铭啊，许愿后就是真实”，用切身的表达更加坦白了那种心情。最后，由一句可以说是看破红尘的“对于一个盲人来说，除了度过与父亲同样的人生，还会出现什么道路呢？”结束这一连。

第三连中重复使用了三次“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然后……”的句式，表达出了强烈的意志。

在解释这一部分时，必须参考井上靖父亲隼雄成为医生的路程。根据藤泽全书中（同上书，第144页）记载，明治三十年十月四日的内容提到四高修改了“学校规章”。这次修改指的是，拥有正规考试资格的人填报志愿后，如果未达学校规定人数，也会给予正规普通高中的学生考试机会，“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相信奇迹。然后在冰雨中培育白色的花”这句诗指的便是在足立文太郎的指导下，隼雄出色地利用了近乎奇迹的机会。这些机会都是足立文太郎带来的。详细情况在上述的书中有所介绍，藤泽全所说的文太郎的照顾不仅涉及学费（每年二十五日元）和生活费，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同时还有非常明显的人脉（足立文太郎的人脉）方面的恩惠……在这之后，父亲还遇到了敕令修改等好时机，顺利成为井上家第六代医生。

像这样，将父亲成为医生的经历与没能成为第七代医生的自己所处的状况进行对比，必然会发出重复三次的感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三句诗。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相信奇迹。然后在冰雨中培育白色的花。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在眼中充满冷酷的骄傲。然后向寒空伸出冻僵的手。

不久后我也，如父亲一样静静地微笑。然后在寒潮的深处漂泊。

如果《手相》确定了父亲的坐标，那么《痼疾》则是对自己的解剖。同时，这两篇作品都发表在《日本诗坛》上，而过去井上靖的诗一直刊登在《焰》上，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诗中描述了对于无法成为医生的自我的解剖，尤其是诗名“痼疾”，指的是“长久治不好的病、老毛病”。那么这个老毛病是什么呢？倒推来看，在井上靖自身成长的过程中阻碍其成为医生的，一个是柔道，另一个是文学。

这两者是井上靖授予自己青春期的巨大勋章。“永远的、诅咒一生的痼疾”指的是“污秽的胸壁”“深处”的“海星形状的伤口”。

“海星形状的伤口”是什么呢？若是柔道，那么伤口就是柔道服上缝着的四高校徽吧。四高时期充满汗水、泪水和苦恼的日子成为井上靖的遗恨，在脑海中再现。藤泽全调查了井上靖在四高理科甲类班的成绩，一年级时第八十六名（共一百一十名），二年级时第七十五名（共一百五十名），三年级时第九十七名（共一百三十名）。如果只看理科科目的成绩：数学为五十四分（一年级）、六十三分（二年级），微积分为五十七分（三年级）；物理成绩为五十五分（二年级）、四十八分（三年级）；化学成绩为四十七分（二年级）、五十分（三年级）；生物成绩中，植物为五十四分（一年级）、动物为六十七分（二年级）、动植物为五十六分（三年级）。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理科都需要从基础开始积累，光靠一朝一夕是无法弥补的。

再来看一下井上靖的文学成绩。国语汉文八十二分（一年级），国语作文八十二分（二年级），与理科的科目相比得分很高。这样的成绩必然会让井上靖对文学更感兴趣。因此，他选择了与医生截然不同的道路，进入京都帝大学习。为了自己的新生，井上靖再一次反省自己，试着解剖自己。

“背负着被诅咒的荣光，我站在全新的风景中。海星形状的伤口被风吹得生疼，滴下的血渗透进冻土面。贫血的预感——”，诗中写到了另一个视点人物，“与作为外科医生的我有什么关系呢？”井上靖努力地抛弃自己。然后，“我望着冰冷的手术刀。相信如手术刀般的月亮会升起。然后逆风向北——”，这句诗是指外科医生将手术刀换成笔，结束对自己的解剖，预示着井上靖的新生。

如《手相》和《痼疾》所象征的那样，井上靖诗歌向散文诗的过渡，表现了明确的蜕变的意志。

前文中藤泽全提到“获得了适合自己的散文诗形式”和“必须在此前使用的自由诗的形式上下功夫。迫于这种需要，井上靖发现了像文章一般的诗歌形式的有效性”，但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以现代主义为中心的井上靖的诗集。笔者能从井上靖身上感受到如野狗般灵敏的捕捉时代潮流的嗅觉，以及作为井上家的长子顾及家族颜面的安心感。此外，作为封印过去苦恼的轨迹的象征，井上靖在族谱上确定了自己的定位。

这两首诗与一年前在《渴》中表达的“今夜，母亲、妹妹与我，沉默地围坐在一个水壶边。我们的嘴巴都大张着，让干涸的喉咙暴露在北风中”以及“（母亲啊，妹妹啊，我啊）我已不再相信一个水壶的奇迹。我相信没有一滴水的，冷泉”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主题。

在这段时间，井上靖不知为何搬家了，也许接下来要叙述的事件对此也有一定影响。《焰》昭和八年五月号的同仁消息中写有“迁居京都市上京区相国寺东门前町北诘的北岛家”。从《手相》和《痼疾》中可以看到井上靖诗作内容的变化：他开始描写自己与父亲的对比，记录对自己的剖析；并且，不同于以往描写与母亲的争执，他开始转向书写新的女性形象。

昭和八年五月号的《焰》上刊登了这样一首名为《无题》的诗。

母亲啊。您低头编织衣物的侧脸太过年轻美丽，我不由得将您错当成腿脚不便的少女。然后说只有不幸在这世上才是美丽的，在您隐秘的梦里留下骇人的龟裂。

腿脚不便的少女啊。你聆听落叶的瞳孔太过清冷安静，我不由得将你错当成母亲。然后说幸福就是这样短暂的时刻，玷污了你清澈的念头。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这是从以前开始就在青年井上靖面前若隐若现的女性如今清晰地出现的证据。“腿脚不便的少女”的原型应该是足立文。井上靖在昭和八年向她求婚，两年后如愿以偿地与她步入婚姻殿堂。文夫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对笔者说道：

他本来是我的亲戚，来京都后就好像住在我家里一样。寄宿的地方有母亲帮忙照料，就安顿在我家附近。这样一来，即使靖待在我家里，也好像是兄弟一样生活。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没有立刻做决定（文夫人身体很弱，也从女子学校中途退学了——笔者注），两个人去大学做了体检（文夫人的父亲足立文太郎是京都帝大医学部教授——笔者注），结果我没有异常，但靖的胸部有阴影，因此结婚也延后了。

昭和八年十月号的《焰》上记载：“目前回静冈县伊豆汤岛探亲，另外京都的住所将变更。”井上靖回乡也许就是为了向父母说明这件事。

此后的两年里，根据笔者目前的调查，井上靖没有发表作品。据文夫人回忆，她的妹妹足立千代在昭和九年结婚，在那之前曾与妹妹、妹妹的未婚夫以及井上靖一起前往寂光院和岚山游玩过两三次。由此看出，井上靖虽然身为学生，但是已经扎实地打好人生的基础。

同时，从这一年到结婚期间，井上靖也开始摸索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在这种经济独立的背景下，有可能因“家里中断给他的生活补贴”而陷入困境。笔者在和井上靖堂兄弟井上正则的闲谈中听闻，“井上家的人如果能自己生活的话，家里就不再汇款了”。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时期，但从常识上考虑，应该是这个时期：井上靖当时还是学生，但已经二十六岁；虽然井上家是医生世家，但父亲已经退伍，全家靠退休金生活；更何况如果井上靖想结婚，那么不管从井上家还是社会的视角来看，经济独立也是一般常识。可以想象井上靖必须养活妻子的心情。年谱等资料上将他本人挣奖金的动机归结于想要玩乐。这虽然也是动机的一部分，但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不太想让人知道。不过，井上靖入选了多个奖项，作为结婚的条件之一，井上靖向经济独立更进了一步。以上作为推迟两年结婚的背景，是具有充分可能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井上靖自己在《致有志于文学的人们》（「文学を志す人々へ」『群像』一九六二年十七巻三号、165頁）中写道，他是“为了奖金而投稿”，“当时已经成家，因此将其用作生活费”。尤其是获得了千叶奖后，“这份高额的奖金，解决了我一年半左右的温饱问题”。

结婚推迟的原因，就像文夫人对我说的那样，是井上靖胸部有阴影以及经济尚未独立，他还是个未成熟的成年人。从足立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多么亲的亲戚还是京大学生，都不会轻易把可爱的女儿嫁出去。而从井上家的角度，尤其是从井上靖的母亲八重的心情来看，还有另一个导致结婚推迟的原因。虽然在弘前时期的诗中就已经提到过，但在前途问题上与母亲的争执不会这么轻易地解决。八重在《雪虫》中作为性情好胜的母亲形象登场，同时作为井上家的长女，也是军人的妻子（虽然当时依靠丈夫的退休金生活，但仍然是少将家的夫人），更身为农村军人妇女部部长，她不可能轻易地同意不成器的儿子结婚。井上靖当时还是学生，也没有什么当兵的经历。考虑到这些问题，作为母亲来说，还是会怕世人说长道短吧。

于是，井上靖与母亲发生了第二次争执，因此也可以理解井上靖的作品风格与诗歌用语在这两年中的转变。这是新的苦恼的开始。

在《渴》前后的时期，井上靖的生活和诗风都出现了变化，前文已经叙述过，后来井上靖自己对于这个时期也发表了如下评论。

昭和五十四年发行的《井上靖全诗集》的后记中，井上靖对自己此前的诗歌历程进行了总结，随后写道：“除此之外，我在早期还创作了六十余篇作品，但由于那时作诗手法尚未成形，现在重新读一遍的话，有时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写的诗。虽然的确是我写的东西，但严格来说是我作为诗人出发之前的作品。”井上靖在这句话中定下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出发时期，证明分行诗是处于创作风格模糊期的作品。

为了确认没有收录在《北国》中的诗，也就是井上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诗人启程之前的诗，笔者整理了他从昭和七年（四月进入京都帝大）至昭和十一年（三月从京都帝大毕业）间发表的作品。

表2

表2-续表1

表2-续表2

表2-续表3

表2-续表4

井上靖初期的诗中有许多诗作多次发表，特别是京都帝大时期的作品尤为明显。

以上，笔者在年谱中加入了四本诗集的收录情况，以此来客观地展现后来的井上靖如何定位自己的初期诗篇。井上靖在首部诗集《北国》的后记中写道，“诗的雏形还未形成”；在《井上靖全诗集》的拾遗诗篇中写道，“虽然的确是我写的东西，但严格来说是我作为诗人出发之前的作品”。对于这样的诗，应该如何评价呢？宫崎健三在《叙利亚沙漠的少年》中写了如下后记。

井上靖的分行诗的确是年轻时候的作品，非常有趣。这种形式的诗多为抒情诗，也有人认为其作为现代诗太过古板，但这样一来诗的范围就太窄了。井上先生后期的诗写得十分出色，但年轻时候的诗中有着被现代诗抛弃的世界。希望年轻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抒情是年轻心灵的宝石。现代诗一般都舍弃了如此重要的诗，令人遗憾。

在《不要呼唤春天》的后记中，濑户口宣司提到宫崎健三的名字，说“他原本就是解说《不要呼唤春天》的最佳人选”。

关于井上靖自已不认同初期诗作的原因，借用宫崎健三的话来说，应该是因为初期诗作多为抒情的诗，作为现代诗来说太过古板吧。

但是，抒情诗究竟应不应该被明确定义和区分呢？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 Lewis）曾说“现代是抒情诗难以成立的时代”，诗的生命难道不是抒情吗？作者主观地表达主体的情感、情绪和经验，在读者体验共同的情境时，原本只是文字的诗词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展开讨论抒情论，但正如本书开头通览井上靖初期诗作时所叙述的那样，初期诗作中描写了青年井上靖赤裸裸的灵魂轨迹。如果引用宫崎健三的话来说，那是“年轻心灵的宝石”。

这种融合了抒情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诗，可以被称为井上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群。

[1] 即一·二八事变。

[2] 日本间谍组织，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课，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3] 日语中在语法上没有词尾变化的词语。

[4] “鞑靼”在早期历史中所指各有不同，至明代时是明朝对成吉思汗嫡系北元政权以及其统治下蒙古高原东部草原部落的统称。

[5] 日本本州岛面向日本海的地区。

[6] 日语中男性的自称。

[7] 该诗最早发表于昭和八年的《焰》，当时的题目为《裸梢圈》；后来被收入诗集《北国》时，改题为《裸梢园》。后文统称《裸梢圈》。

[8] 在河川上漂流而下的木材。

第五章 短暂的战争经历

1.战时的诗

（1）《辻诗集》

山本健吉在《井上靖——作家的肖像》 [1] 一文中，将昭和十二年起至获得芥川奖为止的这段时间称为平稳的阶段，同时也是年谱上的空白期。

福田宏年则认为井上靖在开始创作诗歌、体验战场和成为新闻记者的时期是“沉默不语”的 [2] 。在本书中，笔者将调查井上靖试图忘却的关于战争的往事，尝试构建一个研究井上靖的新方法。

昭和十八年十月八日，日本文学报国会出版了《辻诗集》 [3] “第一版一万部，定价二元 [4] 五十钱，加上特别行为税十钱，总价二元六十钱。编者为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人久米正雄”。诗集中收录了两百零八名诗人的诗作。当时，日本以国家分配印刷纸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在大政翼赞会的管制下，诗人只能通过文学报国会发表作品（也有一部分同仁杂志在统一管理下依旧发行）。在《辻诗集》的作家列表中，安西冬卫、井上康文、川路柳虹、白鸟省吾、千家元麿、相马御风、高桥新吉、武井京、竹中郁、土井晚翠、野长濑正夫、日夏耿之介、福田正夫、堀口大学、三木露风、村野四郎、山本和夫等名家也赫然在列。而井上靖的名字也出现在以五十音序排列的第二十五人的位置。他发表的诗作是《颂春》。

颂春

井上靖

花未开 在我家狭小庭院中

沐浴着明媚春光

妻子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样说道。

在南方遥远的海上

为了筑造钢铁的战船

越是年幼的孩子

越要节约今日的每一粒粮食

珍惜每一张纸。

莫名感怀，便走到北边窗前。

以前的春是怎样的春呢？

想到这里便不禁眺望远方。

远山上有积雪未消

庭院里虽尚未开花

但与繁盛天平 [5] 的春又是如此相似

在这繁盛的春日，为何袭来一阵感伤？

神明在此刻确确实实地

正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辻诗集》是政府为了筹集军费而组织全国诗人编纂的诗集，因此本诗以“筑造钢铁的战船”为主题，全篇充斥着“节约=建造军舰”，即“在战胜之前别无所求”般的内容。

其他诗人的作品亦是如此。安西冬卫在诗中直言“尽快满足舰艇船舶的需求”，堀口大学也在诗歌《必死》的最后一句写道，“为了获胜，让我们献上军舰吧”，可谓是极其直白的表现手法。土井晚翠甚至为《街头诗》加上了“为促进建舰运动成功”的副标题。整本诗集中尽是这般平庸而无趣的作品。

在《辻诗集》出版之前，大政翼赞会文化部、日本文学报国会还出版过几本诗集，例如《诗歌翼赞（特集）》 [6] 、《继军神》 [7] 等。这些诗集规定了该时代的诗人的职责。

大政翼赞会文化部在昭和十七年三月十日发行的《诗歌翼赞（特集）》的跋中写道：“用超越千古岁月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从十二月八日凌晨起一亿国民所感受到的战栗——这正是诗人的职责所在，也必须是诗人的天职。（略）文学的价值判断应当交给后世来做。”（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昭和十八年一月刊《继军神》的序言中也提到：“时至今日，必须展现出三千年间培育出来的日本民族的凝聚力，体现世间万物皆是军神之心，必须追随军神。值此再度迎来十二月八日之际，日本文学报国会接受大政翼赞会的委托，选择‘继军神’这一使国民昂扬斗志的标语作为本诗集的题目，是意义深刻之举。”这明确地展示了当时诗人们的地位。

经过确认，除了诗作之外，井上还在同一时期发表了下列作品：

昭和十五年五月一日，评论《山西省的重要性》（「山西省の重要性」『観光東亜』日本国際觀光局滿洲支部発行）

同年五月五日，短篇小说《旧友》（「旧友」『京都帝国大学新聞』）

昭和十六年三月五日，短篇小说《绣眼鸟》（「めじろ」同上）

同年九月二十日，短篇小说《无声堂》（「無声堂」同上）

（2）《大东亚》

《辻诗集》出版翌年，诗集《大东亚》 [8] 也出版发行。《大东亚》第一版的发行时间为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卖出三千本，定价三元三十钱，加上特别行为税二十一钱，总计为三元五十一钱。因为与《辻诗集》仅仅相隔一年，编者依然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主旨也相差无几。当时战况愈发紧迫，这本诗集还加上了“军事保护院献纳诗，日本文学报国会编”的副标题，共计一百八十九位诗人在这本诗集中发表了作品。

开篇由高村光太郎作序，与前一本诗集一样，安西冬卫、井上康文、川路柳虹、白鸟省吾、千家元麿、高桥新吉、武井京、竹中郁、土井晚翠、野长濑正夫、日夏耿之介、福田正夫、堀口大学、村野四郎的名字又一次出现，除此之外，室生犀星、佐藤春夫、西条八十等人的名字也在其中。

或许因为《大东亚》是献纳诗集，书中没有出现像《辻诗集》中的口号“努力制造军舰”一般的表达，诗人们分别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抒发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这是《大东亚》与《辻诗集》的不同之处。然而，《大东亚》的目的依旧是为了推动战争而鼓舞国民的士气，因此，从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文学报国会对诗人施加了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在一百八十九位诗人中，井上靖的作品出现在第十三位。与诗集中其他作品忠实履行了“让国民志气昂扬”的使命，纷纷赞美“皇军”相比，井上靖的作品显得较为温和。

走向山西

那里小山丘与水塘随处可见

不知名的野草郁郁葱葱

宛如地壳表层的地方。

而你便在那里长眠。

南京的陷落，夏威夷的轰炸

南海上的累累战果，你都不曾知晓。

“走向山西！走向山西！”

亡君之魂

依然在嘶吼着五年前的誓愿。

终日呼啸着的狂风沉寂下来

闪烁的星光从云层间透出身影

每当与五年前相似的夜晚来临

我总会听到你的声音。

“走向山西！走向山西！”

你的悲鸣回荡在夜晚的海峡。

在你的墓碑之上

每日高高地飘着大陆的云朵

成群的乌鸦如尘埃般南下

五年时光飞逝

你的悲鸣常新。

徘徊在祖国大地从北到南

一亿人疲乏的生活四周

是持久不绝的战斗

“山西的群山”依旧耸立。

凝视那黝黑的山顶

一切一如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你的悲鸣如是说。

与《辻诗集》中的《颂春》相比，《大东亚》中的《走向山西》明显蕴含着井上靖传达的有关“战争”的某种讯息，因此不能仅凭一句“在你的墓碑之上”便将其认为是单纯表达了惜别之情的诗。那么，《走向山西》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含义呢？在下文中，笔者将以连接着《走向山西》与井上靖的线索为中心继续深入考察。

2.作品中对于战争的描写

（1）从诗说起

人们经常引用《瞳》 [9] 这首诗来说明井上靖的旁观者视角。

（前略）

如果我不曾拥有幼年时春日的那一时刻，如果我不曾窥探埋藏着刺客冷眸的幽暗地底，或许我会在二十岁时与朋友决裂，在二十五岁时奔赴思想运动，在三十岁时抱着绝望的心情渡过永定河，并在四十岁时留名于市井小巷。

然而，事与愿违。在那闪耀在永定河的波涛上恍如隔世的太阳光辉中，我恍然间迷失在这场不惜生命的战争中。除此之外，我对于所有的事物均抱着懈怠之心，保持旁观者的姿态。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首诗是井上靖的旁观者视角确立的证据之一，并加以引用。根据“在那闪耀在永定河的波涛上恍如隔世的太阳光辉中，我恍然间迷失在这场不惜生命的战争中”这一句，可以将这首诗理解为井上靖对于战争的体验。但是，《瞳》中所写的“不惜生命的战争”究竟是在战场上的真实体验，还是单纯的文学表现呢？

诗歌《元氏》 [10] 与《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首散文诗以“在河北省西南部一个叫作元氏的小部落”开头，可见其题材来自战争时服兵役的体验。

元氏

在河北省西南部一个叫作元氏的小部落，我们在断壁残垣上奋力地堆放沙袋。为了防范几小时后的袭击，我们忙于加强面前的壁垒，就这样渡过了傍晚时分。（略）

南下的鸟群飞过遥远的地平线。（略）

激战——这样的喧嚣甚至没有激起一粒飞尘。命运的序列，是的，我们拥有却不自知的命运的序列，毫不留情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回荡在寂静的夜幕下。硫酸般的雨点无声地倾注在我们的精神上。

这两首诗都收录在井上靖的第一本诗集《北国》之中，分别写于昭和二十二年的七月和十一月，与《大东亚》中的《走向山西》（昭和十九年十月）相差三年，与《辻诗集》中的《颂春》相差四年。在这期间，井上靖发表了《石庭》和《友》（均载《京大学园新闻》，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并将其作为战后最初的作品收录于第一本诗集《北国》中。两首诗的基调都是献给逝去学友的安魂曲。而《走向山西》是否也同这两首诗一样以安魂曲为原型呢？为了了解井上靖从战时至战后初期的诗歌作品在中心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必须首先挖掘井上靖的战争体验。

（2）从小说说起

井上靖是如何把在军队中的体验融入诗歌、小说等作品中的呢？在《某士兵之死》（「ある兵隊の死」） [11] 中，可以看到“独立辎重中队N部队 ”“在昭和十八年的十一月末，开始从驻扎了一个月左右的元氏向顺德府 [12] 行军，预计需要四天三夜”（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等描写。其他作品中的相关描写列举如下。

崎部应征入伍是在战争结束前一年的四月，他所在的部队在编成后的第二周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略）部队停驻在一个叫元氏的小村庄时，收到了转向山西战线的命令，与此同时，崎部因患有脚气性心脏病而完全无法动弹，他离开了部队，被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崎部的部队生活只有这短暂的半年。

［《早春扫墓》（『早春の墓参り』）］

崎部自己当然也不愿意离开部队。他的部队在这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驻扎在距离元氏车站东南方向一里 [13] 的同名的小村庄里，昨天下午，部队接到了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行军命令。（略）部队向着距离此处三十里的顺德府行军，预计需要四天三夜的时间。

［《枪声》（『銃声』）］

昭和十三年一月二日，我作为一名士兵告别了自己所属的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部队，为了前往石家庄的野战医院，我在一个叫作元氏的小站等候从前线来的火车。

［《敞篷货车》（『無蓋貨車』）］

本节最初引用的《走向山西》的重要中心思想就暗藏在《早春扫墓》“部队停驻在一个叫元氏的小村庄时，收到了转向山西战线的命令，与此同时，崎部因患有脚气性心脏病而完全无法动弹”这句话中。

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小说中的士兵形象。关于所属部队，《某士兵之死》的出场人物中有一个疑似井上靖化身的小杉一等兵。他是独立辎重中队N部队二小队十三班的士兵。《某士兵之死》与《枪声》使用了完全相反的描写方式，但两篇小说的中心人物都是尝试从军队这一社会环境中逃亡出来的小市民形象。“昭和十三年一月二日，我作为一名士兵告别了自己所属的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部队，为了前往石家庄的野战医院，我在一个叫作元氏的小站等候从前线来的火车。昭和十三年一月三日早晨，我来到石家庄的医院，医院的人给了我一小块饼，放在饭盒盖上。”

作品中士兵的战场体验到此为止。通过验证，我们可以发现战后井上靖创作的小说都带有虚构性，诗歌与小说的差距也不言自明。当我试着从作家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时，不禁为几乎没人研究井上靖的战争体验而感到震惊。只有福田宏年在《增补井上靖评传录》中提到了战争体验，“或许是因为入伍时间较短，井上很少在作品或随笔中讲述野战生活”。

该书的年谱记载（实际奔赴战场的经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

九月，日华事变 [14] 后应征，加入名古屋野炮第三连队 [15] ，驻扎在中国北部各地。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

一月，由于患脚气病，在应征入伍四个月后，被遣送回内地，四月退役。

井上靖的军队生活只有短暂的八个月，不知道他在这八个月间见到了什么，又思考了什么。

3.井上靖的战场体验

（1）关于部队名称

井上文在《我的夜间飞行》 [16] 中详细记录了井上靖的军队经验。

北支派遣军 [17] 辎重运输员、隶属新野中队的井上靖二等兵说自己在去了北支之后，对别人说《流转》 [18] 是自己写的，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身边的人开始渐渐评论他似乎是个大学生。在那之后，许多没有写过文章的人会羞怯地拜托井上靖为他们向故乡的妻子代写情书，他经常说，自己已经为好几个人代写。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什么内容，但想必井上靖十分享受写作的过程。

文夫人的证言是确凿无误的，但是这些体验还不足以成为诗歌或小说的写作素材。为了确认，我又查阅了其他资料。在《井上靖与天城汤岛》 [19] 中，伊藤春秀的《出征士兵的回忆——井上靖与父亲》（「出征兵士の想い出―井上靖と父」）一文中记载了如下内容：

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父亲（伊藤春秀的父亲——笔者注）、井上靖、西川正之和土屋喜三郎四人应征入伍。（略）据说他们在战地被分配到了辎重部队。相较于在前线推动战争的部队而言，他们的部队不仅要输送武器弹药，还需要搬送食物、被服等各种物资。虽说是经由已占领的阵地奔赴前线，但是不知何处出现敌人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可以说辎重部队是最易成为敌军目标的部队。父亲他们虽然在辎重部队，但实际上并不亲自运输货物，他们的任务是为保卫运输物资而战斗。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需要全神贯注，以提防敌军狙击手的袭击。

在这篇《出征士兵的回忆——井上靖与父亲》中出现的西川正之和土屋喜三郎的名字有误，我在此纠正一下，真实的名字应该是土屋正之和西川喜三郎。此二人与井上靖同属一个部队。

其中，西川喜三郎将自己的军队生活详细地记录在自己的手账（以下简称西川手账）中，笔者在经过其遗属的同意后复印了其全部内容。在本书中，笔者将把西川手账视为强有力的佐证来推进论述。

此外，在西川喜三郎的参军纪念相册中，有一张拍摄于入营后不久士兵们被分配到民房借宿时的照片。照片上，井上靖站在最右边，三名士兵的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并身着配有部队臂章的军服。从这张照片可知，西川隶属新野中队，与井上靖一同行动。

借宿民居（昭和十二年九月六日，拍摄于名古屋水谷家中）

后排从左起是土屋正之、西川喜三郎，后排最右边为井上靖。三人都是肩章上有一颗星的二等兵。可以看到三人的左袖上有一个代表新野中队的标识。

西川手账在最初的两处提到了井上靖，原文摘录如下，未做改动。

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早上五点，我收到了召集令，于九月三日下午一点加入名古屋野炮三连队，并被编入新野队，土屋、井上、西川三人入住位于本邑舍人町的水谷家。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早上七点三十分出发，下午四点到达高邑，当天井上君住院。

除此之外，西川手账中还记载了如下内容，与文夫人所言吻合。

请北支派遣加纳米山部队本部转交至大堀部队新野中队稻森队。

新野读作“Niino”（ニイノ），照片中他们手臂上的正是象征该部队的标识。这一点证明了在《某士兵之死》等战争题材小说中出现的“独立辎重中队N部队”并非完全虚构的部队，也是井上靖的战争体验与作品的最初连接点。

作品中对于“独立辎重中队N部队”的描写为“开始从驻扎了一个月左右的元氏向顺德府行军，预计需要四天三夜”，笔者将在下一节中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

（2）新野部队的行动记录

关于井上靖自身的参军记录，可见《新潮日本文学相册：井上靖》 [20] 中的《井上靖的军队手账》（「井上靖の軍隊手帳」），内容如下：

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动员令〇同年九月三日应征加入野炮兵第三连队补充队，被编入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〇九月二十二日从宇品港出发〇九月二十四日在釜山登陆〇九月二十七日渡过鸭绿江〇九月三十日经过山海关〇十一月十九日因脚气到石家庄野战预备医院住院治疗〇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在秦皇岛乘船〇一月十九日在大阪港登陆〇

（原文中“〇”颜色较淡，笔者猜测是表示检查完毕 [21] 的意思——笔者注）

同为十七班成员的杵塚清次在其军队手账 [22] 中记录如下：

昭和八年度支部临时集训点名检查完毕

昭和十年临时集训点名检查完毕

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动员令，同年八月三十日应征加入召集充兵的野炮兵第三连队补充队，被编入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〇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从宇品港出发〇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在釜山登陆〇同年同月二十七日渡过鸭绿江〇同年同月三十日经过山海关〇在石家庄滏阳河附近参加会战〇（下文省略）

虽与井上靖的军队手账相比有些许出入，但将其与西川手账放在一起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基本掌握一直以来较为模糊的井上靖战争体验的概况。

井上靖从属于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别名大堀部队新野中队稻森队，井上靖从军时的经历 [23] 记录如下：

昭和十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发布动员令

九月四日　动员结束

（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

九月二十二日　从宇品港出发（乘坐“摩耶丸”号）

九月二十四日　在釜山登陆

十月一日　到达丰台

十月二日至十八日　在石家庄、滏阳河参加会战

　　十二日在保定城　十七日在正定城 十九日在石家庄

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参加攻打太原的战斗

三十日在赞皇城　　　八日在元氏城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日

　　　二十日在高邑　　　二十二日在内邱 [24] 二十三日在顺德府

鉴于上述记录与西川手账内容一致，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井上靖在部队时的大概行动情况。

（3）从华北方面军的立场来看

根据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提供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 [25] 可知，华北方面军由第一军和第二军编成。在战斗序列表中，新野中队所在的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被编入了第一军麾下。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华北方面军作战课发表了《今后在中国华北的作战计划草案》，提出了以下方针：

方针

北支方面军占领京汉铁路沿线，根据需要为进攻南京、武汉做准备。与此同时，确保后方重要交通线沿线地区的安全，为建设北支防共地带打下基础。

这一方针是当时华北方面军的根本行动方针，然而上海战线的胶着状态和北方的对苏情况令日本的参谋本部难以放心，该方针本来是无法得到批准的。而在方面军内部，方面军司令官及参谋长也与方面军第一课课长山下大佐意见相左。可见在当时，实际上政府与军部之间、军部内部、海陆军之间、陆军省部之间、参谋本部内部、中央与地方军队之间等各个层面上都存在围绕方针的争执。这不仅是因为地方军队的领地意识和建功野心，还需要考虑到舆论和上级领导层对当地现状的无视，以及主观感情上想要扩大战线的倾向，因此无法一概而论。关于各方面围绕方针的争执，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看法是：“本书中所记载的时期正好与危机管理题材相符，因此期待后人的研究成果。”正因此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后来日本才深陷中国战争之泥沼无法自拔。

回到刚刚的话题，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所属的第一军在九月二十四日来到正定附近，这一天也是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中队即新野中队在釜山登陆的日子。西川手账中写道：“上午八点在釜山登陆，重装货物，直到正午。随后前往大厅町山村。”

当井上靖二等兵在釜山的民房中一直休息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前线的作战部队已经如《瞳》中写的一样，渡过了永定河。第一军的作战部队于十月初从保定附近出发，开始向正定方面追击。十月六日，方面军向第一军和第二军发布了“方面军作命甲六十三号”，内容为“一举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敌军”。第一军接受命令后在十月十日占领了石家庄，并沿京汉铁路追击中国军队；十月十五日占领顺德府，之后继续追击。随着补给线不断拉长，根据十月十七日发布的“方面军作命第七十九号”，第一军向彰德进军，第二军前往顺德府和南和附近追击。

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战况尤为激烈的是第十四师团追击队十月十三日在元氏北方的遭遇战和太原作战，后文中将酌情引用。不过可以说，井上靖所在的华北战线上虽然有中国军队残余抵抗尚存的可能性，但相较而言属于安全地带。

（4）所属部队的基本情况和人员构成

在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的部队编成中，井上靖所属的是第二小队第十七班。当时，为了保护军事机密，全部以队长姓名称呼部队，因此便能够理解西川手账中记录的“大堀部队新野中队稻森队”了。稻森队的小队长是稻森祐一少尉，队员一共有一百八十三人（包括小队本部成员四人、分队长两人、班长十人和班员一百六十七人），队中拥有一百二十匹马、二十把三八式步枪，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没有战斗力的运输部队。

正在渡河的新野中队

新野中队所有的火器只有将校专用的手枪和六十把三八式步枪。平均分给三个小队的话，每个小队分别只有二十把步枪。这一数字与稻森小队一百六十七名班员的人数相比，实在显得微乎其微。除此之外，队内的兵器只有士兵们别在腰间的“牛蒡剑”。班号是接在第一小队后面的连续编号，因此第二小队稻森队的班号是从十一班至二十班。上文提到的步枪分配到每个班后，十位班长每人一把，此外班内的值班士兵每人一把，共计二十把。

了解部队基本情况之后，接下来介绍具体的人员构成。在井上靖从军期间（第一次），人员名单如下（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监修）：

中队长及各小队长

中队长　　　辎重中队　新野治

第一小队长　少尉　　　泷恒雄

第二小队长　辎重少尉　稻森祐一

第三小队长　准尉　　　山本

中队本部的成员

会计室　主计少尉　　　　　　　　　早濑信夫

　　　　计手伍长（下士）　　　　　佐藤新一

医务室　军医医官　　　　　　　　　山田正和

　　　　护士长、卫生伍长（下士）　恒川幸信

　　　　护士长、卫生兵（上等兵）　山本常春

兽医室　兽医少尉　　　　　　　　　铃木勇

　　　　蹄铁工长（下士）

　　　　兽医伍长（下士）　　　　　山口庄市

办公室　曹长（上士）　　　　伊贺三郎

材料　　骑兵军曹（中士）　　伊东房平

工资　　骑兵伍长（下士）　　涉谷敏雄

喇叭兵　骑兵上等兵　　　　　中村三郎

　　　　骑兵上等兵　　　　　增井政道

特务兵　佐野作藏　古木胜太郎　　大岛喜藏

第二小队本部成员

小队长　　辎重少尉　　稻森祐一

小队直属　骑兵上等兵　渡边喜代尔

　　　　　护士上等兵　齐藤友吉

　　　　　值班士兵　　寺田尧荣

井上所在的第四分队第十七班的成员如下：

第四分队长　辎重伍长（下士）　藤城定夫

班长　骑兵上等兵　沟口要平

班员　新谷二　　金子晴治　　　荒川仪平

　　　小玉得松　　西川喜三郎　　土屋正之

　　　浅野俊雄　　松野次郎　　　平野谦三

　　　高田金广　　疋田留作　　　波多野匠

　　　鸭下茂一　　胜沼封一　　　杵塚清次

　　　井上靖　　　共十六名

以上是从稻森小队长的资料中摘录的真实名单。如若人名中出现错误，请视为笔者誊抄有误，与原资料无关。

从编制表可知，只有第十二班、第十四班和第十七班这三个班是由十六人组成的，其他班级皆由十七人组成。班长当中出身于辎重兵科的只有第十三班的辎重上等兵寺田城次班长。

在部队相关人员中，笔者有幸获得了第二小队队长稻森祐一的谈话录、上文中提到的第十七班成员西川喜三郎的手账、杵塚清次的书信和资料，以及神谷二的资料和谈话录。据小队长稻森祐一的描述，部队的实际概要如下。

（5）稻森小队长的证言 [26]

辎重部队几乎不具备战斗能力，在人员构成上，班长以上是正式的士兵 [27] ，并且是从辎重部队和骑兵部队当中各出一半人员组成的。班员几乎都是征召的三十岁至四十岁的士兵，很多人连马都不会骑。

士兵们虽然穿着军装，但基本上不具备军队的机能，说是军属也不为过。队里的车也都是货车，马匹中很多是中国的马，我们把那种马称为“挽马” [28] 。

敌方发起了游击战，但其攻击只是偶尔从远方飞来一两发炮弹的程度。我们慌忙躲起来，直到确认四周安全了再出来。我们并未反击，或许“没能反击”这种表述方式更加正确。这是因为，攻击敌军是步兵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只是将军事物资完好地送到目的地。当敌军人数较多时，我们会等待步兵将敌方镇压并击退之后再继续搬送物资。我们并非战斗部队，上级也命令我们极力避免参与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担任小队长这一职位的这段时间内，印象里战死者只有一人 [29] 。最初的一两年内，我们没有经历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但那时我们在战地的生活是一场接着一场的野营，对健康十分不益。我们原本就是以应征兵为主的部队，士兵们远远称不上身强力壮，再加上卫生条件堪忧，血便等症状时有发生。曾经有一次我们夜里进村，用村里的井水煮饭，第二天早上发现井里竟有一具死尸。

正在渡桥的新野中队（拍摄于昭和十二年前后）

新野中队在没有道路的野外行进

据神谷二所说，“爬这个坡用了一小时左右，爬上去后前方就是平原，往远处可以望见万里长城”。

（6）战友的证言

杵塚清次生前曾和家人说起：

我与井上靖相处的时间很短，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安全地带行动，没有遇到过战斗，最辛苦的就是野营了。井上靖主要负责做本部的工作，扛着护卫用的步枪前行，没有拿过缰绳。他当时看起来并不像是生病了，走之前也没有打招呼。空闲的时候，我请他教过我柔道。昭和十四年，我升为上等兵，井上还曾写信祝贺我。

“空闲的时候，我请他教过我柔道”这句话使人联想到井上靖在四高时的柔道经历。而从“井上靖主要负责做本部的工作，扛着护卫用的步枪前行，没有拿过缰绳”这句话可以了解到井上靖在部队内的活动。藤泽全的《青年时代的井上靖研究》（第464页）中刊载了一封井上靖写给父母的书信。

敬启。让二老担心我感到万分抱歉。从昨天起我幸运地被调入中队本部，工作变轻松了许多。虽然工作比以前繁忙，但是身体很轻松，我以后好像不用再骑马了。新野部队长非常亲切，对我的能力也给予了高度认可。

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井上靖从属于部队本部，而关于这一点，神谷二这样对笔者讲：

井上靖基本上算是一个正式的第十七班班员，部队里的床铺也是按照沟口班长、我（神谷）和井上的顺序摆放的。他（井上）没有马，也不负责护卫的任务，空闲的时候经常被部队本部叫去处理事务。硬要说的话，他的工作大多数都是些杂役 [30] 的活。

杵塚与神谷二人的证言中有不同之处，而结合藤泽全的调查则可发现，三人的证言在“帮部队本部做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井上家里向文夫人提了许多问题，也包括关于井上是否从属于部队本部这一疑问，文夫人如此说道：

丈夫似乎只是普通的士兵。他不负责牵马，只是扛着步枪走路，所以我想，可能是护卫的工作吧。关于战场，有两件事是他经常提起的。

一件事是有一次在行军的途中，他把步枪的枪栓弄丢了，虽然回去找了，但是没有找到，正当一个人发愁的时候，战友从其他的班偷了一个出来，帮了他一个大忙。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从船上的吊车运送来一匹悍马，周围的士兵们都接二连三地负伤了，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受伤。丈夫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也时不时会梦见马，我想那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十分恐惧的经历吧。丈夫连小狗小猫都不愿接近，更别说马了，想必他会感到非常害怕。但是他说还好部队里有土屋（据说同样是汤岛出身的土屋正之在应征之前是马夫——笔者注），他给予了自己许多帮助。

听了文夫人的证言，我越发觉得井上靖在寄往家中的信里提到的“调入中队本部”应该只是为了让父母和妻子安心而写的。至于为什么要应召入伍前往中国，据神谷所言，“其父是军医少将（母亲是农村军人妇女部部长），如果每次（一共被征召三次）收到征兵召集令都当天回乡的话会让父母在面子上过不去”。由此可以推想，井上靖特意在信中写自己从属于本部，应该是为了保住父母的面子。从前面第4小节“所属部队的基本情况和人员构成”中可以看到，中队本部成员里并没有井上靖的名字。结合文夫人、杵塚的证言可以得出，井上靖实际上只是去本部临时帮忙。一般来说，部队本部的士兵都是遴选出的优秀人才，无论从人际关系（父亲为军医少将退役）、思想层次，还是学历（其他士兵通常都是小学毕业，而井上靖是旧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士）来看，井上靖如果真的进入部队本部也不足为奇。

说到在部队中的真实情况，睡在隔壁床（准确来说应该是草席）的神谷的证言比杵塚的证言更加具体，可信度也更高。但我绝不是在否定杵塚的证言，或许井上靖曾经也扛过步枪，但更多时候应该是像神谷说的那样在本部里帮忙吧。与神谷相关的资料中，有许多地方提到了井上靖，其中有一个水壶可以证明两人之间的关系。神谷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水壶，井上靖在水壶上面刻了“人生亦野战也”这行字和自己的名字。神谷将这个壶送给井上靖，而井上靖又将其带回了日本。战后，神谷上门拜访井上靖时，井上又将水壶送还神谷，随水壶一起赠送的还有下面的一篇文章。（在文夫人的请求下，神谷又将该水壶送还井上家。）

大雪之日，在北支元氏站告别

于二十二岁的今天，再度相逢。

曾一同刻下“人生亦野战也”

而青春与战斗皆已远去，

往事种种，如梦如幻

回首已是茫然。

昭和三十四年六月三日 井上靖（印）

井上赠神谷的文章

神谷二拜访井上靖在东京的家时，井上靖将此文及水壶一起交给他。据说当时井上靖对着水壶问：“你要不要去神谷先生那里？”

象征两人友谊的水壶

这个水壶上刻着“人生亦野战也”，展现了井上靖与神谷二两人在中国结下的友谊。背面刻有“昭和十二年明治节（十一月三日），井上靖撰文，神谷二雕刻”的字样。

笔者同文夫人确认之后，她表示对神谷来家中拜访确有印象，可以说作为战友，神谷证言的可信度极高。而神谷的证言与开篇引用的井上文夫人的记述也基本相符。

其中只有一点不同，那便是神谷所说的“有关《流转》和学士学位这些事，沟口要平班长和西川喜三郎在入队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也曾经听说过”。不过可以说，井上靖在军队内很少主动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神谷还说：“从刚见面的时候起，他一直是个体格健壮的士兵，行为举止像是一个柔道家，但是作为一个士兵，他不够活跃，只顾着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据神谷说，在与井上靖的对话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行军的休息时刻，井上问：“神谷君，这个水不知道能不能喝？”在中国战线上，井里出现死尸、小溪上游躺着爬满蛆虫的尸体是常有的事，神谷在证言中也提到，当其他士兵大口喝水的时候，井上靖往往犹豫不决。可以说通过这一点看到了井上靖新的一面。

至于关键的战斗部分，笔者在综合了杵塚和神谷两个人的证言后得出下列结论。

杵塚虽然说过“我们一直在安全地带行动，没有遇到过战斗”，但实际上那里一点儿都不安全。在行军途中，有时会遇到打扮成卖菜商人、手持日军司令部发行的证明书的农民（买卖人），从猫耳洞 [31] 中向士兵射击；晚上野营的时候，也遇到过身着农民衣服的中国士兵空手潜入营地掠取物资。而“扛着护卫用的步枪前行”这一句的真相则与下述原因有关。在班员当中，没有被分配到马匹的井上靖成为搬送分到班里的两把三八式步枪的负责人。所有的班员都不愿意搬送沉重的三八式步枪，于是长官便强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没有马的井上。最终，井上不得不扛着步枪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样也就有了弄丢枪栓后一个人绝望地回去搜寻、被悍马吓得心惊胆战的战场生活。至于三八式步枪的使用情况，据神谷称，“井上一次也没有用步枪瞄准过敌军”，不知道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7）战争体验的真相

接下来，笔者将以西川手账为中心，结合稻森小队长的回忆以及杵塚清次的书信，具体地总结井上靖的战争体验。

西川、土屋和井上三人在九月三日入营，入营后第四天（九月六日）起进行了为时四天的演习，当时的演习还是像样的训练（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写到九月七日加入中队本部），之后在名古屋的射击训练就只用了一天（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七日部队处理了一些杂务，同时下发了出动命令，十七日之后先乘坐列车、再乘船、最后再坐列车，从名古屋经广岛、宇品、釜山、奉天、天津，最后于十月一日到达丰台。从这一天开始，井上靖作为一名真正到达中国的士兵开始了军队生活。

十月三日　今日分马，上级会将马分给我们。

十月四日　今日上午分发被服，从夏装换冬装，下午洗澡。

从上述记载可知，到达丰台后最初的四天较为悠闲。新野中队开始第一次辎重运输任务是在十月七日。

十月七日　上午九点从丰台出发，下午八点到达良乡宿营。

之后几乎每天都有重任：八日宿营，九日露营，十日露营，十一日露营，十二日在保定中学宿营，十三日露营，十四日露营，十五日露营，十六日露营，十七日宿营，十八日宿营，十九日休息一天，二十日下午保养马具车辆，二十一日接到命令，二十二日露营，二十三日宿营，二十四日返回，二十五日发俸禄、休息，二十六日露营，二十七日露营。不过从这时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井上靖入院，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辎重运输。就算有，也是当天往返。前文中也提到，新野中队本部的安排如下：

十月二日至十八日　在石家庄、滏阳河参加会战

　　十二日在保定城　十七日在正定城 十九日在石家庄

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参加攻打太原的战斗

　　三十日在赞皇城　八日在元氏城

虽然与西川手账中记载的内容完全不符，但地名是一致的。或许中队里以小队、分队为单位各自的任务有所不同。

在此对属于第十七班的井上靖在中国的生活情况进行总结。他在中国参与军务的总天数是四十九天，宿营七次，露营十次。（根据辞典中的解释，宿营是指住在军队的营地中，而露营指在野外建造营地。但是稻森小队长称，实际上所谓的露营是睡在没人住的空房子里。）

考虑到“辎重运输”这一任务，为了避免遭遇夜袭，士兵们没有采取真正的露营。此外，如稻森小队长所言，最初的战地生活都是野营，这使得在原本就以应征兵为主的部队里卫生状况低下、血便等症状时有发生。

十月二十四日，接到石家庄附近的中国军队内发生了霍乱的情报后，第一军进行了霍乱的疫苗接种。除此之外，十月一日起部队还申请了五天休假。从西川手账中可以看到，随着战线不断逼近，形势也逐渐严峻起来。但是井上靖在军队的这四十九天里环境相对良好，部队也处于较为安全的状态。

（8）在部队中的情况

无产阶级作家在军队里似乎容易被排挤，但是在井上靖与第十七班班员相处的过程中并未发生此类事件。甚至如文夫人所言，当井上靖把枪栓弄丢之后，战友还帮他从别的班偷了一个出来（在重视数量的旧陆军部队，弄丢了天皇分发的三八式步枪的枪栓必然会吃不了兜着走），而昭和十四年杵塚清次被升为上等兵时，井上靖也特意写信祝贺他。由此可见，当时并未发生被班员疏远的情况，井上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在部队内执勤。神谷二还做了如下补充：

（井上靖）在部队中很少说话，经常受沟口班长之托写东西，他曾经问过我汉字的写法。那个汉字并不是难写的字，小学毕业的我也能回答出来，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明明他能够轻松写出许多我不会读的难字，为何这个字却写不出来呢。当时部队内的氛围很轻松，所以（井上靖）也一直用温和的语调说话，班长非常喜欢他。

这段证言与井上靖在描写西域的小说里的内容正好吻合。以《敦煌》为例，主人公赵行德虽然腹有诗书，但体格羸弱，作为一名非汉民族的士兵，由于会写字，得到了百人长朱王礼的认可。在作品中，朱王礼对赵行德说了这样的话：

我要是会写字，绝对混得比现在好。只要不识字，就算你立了再多的军功，地位也升不上去。以后我会好好重用你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到我这里来，帮我读总部发来的命令。

其他的士兵通常都是小学毕业（文夫人说沟口班长曾以骑自行车卖冰激凌为生），而井上靖则是旧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士。这一事实与神谷所说的“被部队本部叫去处理事务”正好将作品里的人物台词与作者的真实体验联结了起来。

（9）作为病号的井上靖

井上家的次子井上卓也在《再见了，我的教父》 [32] 中写道：

（前略）入职每日新闻社的第二天，父亲就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大陆，但是在北支驻扎没多久，平日里绝对不生病的父亲却不知为何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入伍四个月便退役回到日本。在部队长的许可下，父亲前往野战医院，医生一看到父亲那肿胀的脸便说“你该回去了……他只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实话，那一刻是我人生中最轻松的时候”。父亲从没提起过所属部队之后的命运，所以我也不得而知。

文夫人在《我的夜间飞行》中写道：“靖在十二年九月于名古屋加入部队，第二年一月因为脚气病和肾脏病等，全身肿得厉害，被医院送了回来。”井上靖在部队中的病情又是如何呢？其作品中曾经描写过一个在草席上痛得满地打滚的士兵形象，而年谱中也提到其患有“脚气病”，伊藤春秀则说“不知道是痢疾还是伤寒”。稻森小队长虽然没有与井上靖接触过，但也提及“每个士兵当时都拉肚子”。然而，同为第十七班班员的杵塚说：“他看起来不像生病了的样子。”另外，同班班员神谷二也表示：“并没有病情发作，也没有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只是注意到他走路的时候脚步沉重，所以怀疑过是不是脚气病。还在本国原来的队伍中时，西川喜三郎曾经说过井上胸闷不舒服之类的，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在此，我们不得不更加倾向于相信细节较多的杵塚和神谷的证言。然而，神谷曾经送井上靖到元氏站确为事实，说明当时井上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了。就这样，井上靖终于得以逃离元氏站，也成功逃离了战线。

（10）与部队分别

关于实际的分别场景，稻森小队长的描述是“四周一片雪白，好像当时正好下了雪”，神谷的证言则是：“我一个人带着井上，穿过元氏城中空无一人的雪后的高粱地，把他送到了一里路外的辎重运输车上。列车迟迟不来，我们站在下着小雪的站台上，担心列车会不会不来了，并约定好如果彼此都活着，一定要再见一面。”

对于部队里即将离队的士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前去送别的，像杵塚在证言中所说的“走之前也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神谷也说：“我在车站待了一会，但是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来。心里虽有留恋和担心，但还是把他一个人留在站台，先回部队了。”从中读不出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慌乱感，或许当天部队里并没有紧急任务。

据西川手账的记录，十一月十八日“当天下雪，没有安排”。两天后，井上靖入院了。

关于在车站分别的场景，笔者得到了如下证言：“说是车站，其实只是在车道旁边建了一个木板房而已，原本先遣队的人在木板房里驻扎，但是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在车站等候的井上靖与来接他的士兵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对话已无从得知。神谷在证言中说：“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是哪个部队的。”

前文引用过的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资料中提到，华北方面军自十二月开始正式通过了由第二军填补第一军防备薄弱地区的作战计划。考虑到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或许存在人员联动，目前关于元氏站的部分还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没有任何线索。如今许多相关人士已经故去，这部分或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诗《分别》（「别札」）是井上靖在晚年发表在《鸽子啊》 [33] 一九九〇年四月号上的作品，以“在河北省京汉铁路元氏站旁，我仰面躺在泥地上”开篇。

如果要从八十年的人生中选一个“分别”，我会选择昭和十二年十一月，深夜在元氏站与站长的那一次分别。（略）我在异国他乡的雪夜，于一个小车站经历了真正的分别。

诗歌中提到的日期、地点和场景等要素与前文的叙述均吻合。正如神谷所说的“我一个人带着井上，穿过元氏城中空无一人的雪后的高粱地，把他送到了一里路外的辎重运输车上。列车迟迟不来……”那时的井上应该无法一个人行走，列车久久不来，井上靖二等兵在车站里体验到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强烈的离别感，周围茫茫白雪覆盖着大地。

4.井上靖战争系列作品的真相

从描写亲身经历的作品到战争结束后不久撰写的战争题材小说，再到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纵观井上靖作品的变化轨迹便不难发现，关于战争的描写，在后来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的情景描写中几乎随处可见。

《某士兵之死》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部队的最后一辆车逐渐被广袤无垠的雪原吞噬，消失在了城外。与之类似的还有《苍狼》中冒雪行进的蒙古军队、《楼兰》《敦煌》里沙漠中的商队，以及《洪水》中描绘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力。这些视角都是一致的，均描绘了在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人类活动的变化无常。此外，战争题材小说设定的情节也大都是将匆忙启程的部队与一个住院的士兵进行对照描写，使得作品轮廓更加清晰。并且，由于作品中的描写是在亲身经历、传闻收集以及后续的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创作，所以文章都不难理解。但是，这里想要明确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井上已经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部队了。在此之前他仅仅是部队中的一个成员，而自这时起井上已经将自己从部队中脱离了出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确定井上与新野中队的最后分别是在元氏城，因此第二节开头引用的诗《元氏》中所描绘的战争场面以及《瞳》中所描绘的“永定河”，他均未亲身经历。与所属团体分离，独自一人住在医院的孤寂之情与喜悦之情掺杂在一起，这样复杂的心理在井上靖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此外，与新野中队诀别之日漫天飘雪，这也可以被看作井上靖将白色的意象深深地镌刻在心中的原因之一。

长谷川泉列举了在井上靖的文学家形象形成的要素中不可忽视的四大支柱：其一是“高中时期的诗作”；其二是“京都帝大文学部哲学系美学方向的就读经历”；其三是“记者经历”；其四是最为重要的“山川阅历”。 [34] 对“山川阅历”给井上文学带来的影响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北方的从军经历，即在异域的“山川阅历”，对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在之后的井上文学中，“山川阅历”也常常与“历史”联系起来，被看作井上靖的创作源泉之一。

第四个支柱“山川阅历”也包括了应征入伍、出征北支的经历，总体来说，井上游历过很多“山川”。井上靖出生于北海道。父亲是军医，由于父亲工作上的调动辗转各地，搬过多次家。曾随母亲及祖母移居至原籍汤岛，后又在静冈、东京、丰桥、台北（中国）、金泽、福冈、京都、大阪、西宫、名古屋等地有过短暂居留。辗转于各地的经历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井上的历史意识。虽说大多是在日本国内移动，但正是这样才奠定了其作品中与年少回忆关联的故乡情怀。并且，当井上的“山川阅历”开始向异国拓展时，其历史年代的标尺也远远超出了在国内时的规模。“地点”和“时间”的对应融合，构成了悠久历史中的一个个齿轮。

井上靖应征入伍，被迫生活在异域大陆即北支那的这段经历并没有维持太久。但是，也多亏了这段经历，井上将其与历史紧密结合了起来，并以此为契机，后来游历了罗马，走过丝绸之路，去过苏联、美国，走访了喜马拉雅等各种各样的异域山川。对于作家来说，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能够使作品更加有深度和广度。

虽说小说有所谓的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之别，但从本质上来说，小说都是历史的具体表现。但如果反过来说，即使给历史穿上新装，也无法将其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由此可知，让“地”与“时”深度融合，使作品由内而外地散发历史气息，这才是最重要的。井上靖的“山川阅历”助其充实了内心，完美地诠释了上述理论。

援引长谷川泉的论点，从多故乡的视角分析井上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地点时，按照顺序排列的话应该是旭川、汤岛、沼津、金泽、福冈、弘前 [35] 和京都，除此以外，元氏作为井上靖西域作品创作的原始体验，也应加进去。而且，元氏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大陆诗情画意的原创，作为井上靖精神中的一张原风景绘画作品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心里。

5.再论战时的诗

为了更好地理解《走向山西》，笔者以井上靖的从军经历为中心，尽可能详细地进行了验证。在此过程中，井上战争经历的轮廓变得明晰，与此同时，作品间的差异性也逐渐明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井上靖并未将本人的经历平铺直叙般地反映在作品中，而是将事实和抒情巧妙结合去进行创作。以此为视角我们再次来看《走向山西》。

山西指的就是山西省。这一点从上文所叙述的新野中队的战斗经历中也能确定。此外，“每日高高地飘着大陆的云朵。/成群的乌鸦如尘埃般南下”以及《元氏》中的“南下的鸟群飞过遥远的地平线”的描写可以从西川随笔中得到证实：“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停驻汾阳休养一日，每日可见数十只甚至多达上百只大雁南飞，实属罕见。偶尔还可看见鹤飞过。”这说明井上靖作品中的描写是基于亲身的体验。这些文字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身在异国的淳朴士兵因陡然察觉季节变换而感到诧异的心情，因此《元氏》也被升华为以中国大陆的异乡人为主题的作品之一。

此外，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大堀部队新野中队）在与井上靖分别后往山西省方向行进。在《早春扫墓》中，井上如是写道：“那年十月，部队停驻在一个叫元氏的小村庄时，收到了转向山西省战线的命令，与此同时，岐部因患有脚气性心脏病而完全无法动弹……”正如西川的手稿所证实的一样，小说和《走向山西》原本的作品主题都基于真实经历，但若仅凭借片面的知识，很容易产生真实经历就是作品世界的错觉。

关于长谷川泉对于井上靖的研究，上文中引用了第四个支柱“山川阅历”。接下来想谈一谈第三个支柱“记者经历”。作为报社的记者，要具备客观分析事实的能力。这一点与上文所述的“山川阅历”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支撑着井上文学。根据年谱，井上成为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的记者是在昭和十一年八月一日，他当时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

之后，在应征入伍那年的二月成为学艺部直属的新闻记者。记者需要有洞悉万物本质的能力。此外，作为学艺部的记者，还需要拥有对于艺术作品的绝对的审美能力并肩负着向读者进行解说的使命。井上靖以这样的视角观察着战场，那么，在文学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昭和十五年五月一日的《山西省的重要性》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山西各地有无尽的地下资源，仅预估开发利润就可达五百亿日元之多。此资源于全东亚来说可解必需品短缺的燃眉之急，须尽快扩大开发规模。换言之，此资源乃日满支全部产业的原动力所在。此外，开发此处当以完备的交通网为前提，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项。当然，扩充交通网并非山西一处之急，但因山西所占资源具有其他省份无可匹敌之绝对优势，因而应率先考虑充实山西交通网，此理不言自明。

关于日侨在山西的开发，我们应采取绅士的态度，努力获取友邦民众的信赖，正确引导双方合作。若错误地带着战胜优越感去对待民众，绝无可能获得民众的衷心协助，反而可能导致开发的延迟，甚至是东亚新秩序建设受阻。因此，日后日侨开展相关工作时还望多加留意，耐心应对，就此搁笔。

井上从军时期正值华北方面军战线扩张之际，战线胶着并且战况变得对日军不利是在向山西省进军之后。而南部的上海战线早已陷入胶着状态。之后，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批判军部在这需要进行危机管理的时候做出了错误的应对，从而导致中国战线扩大、日本陷入战争泥沼。

《走向山西》中描写的“南京的陷落”“夏威夷的轰炸”“南海上的累累战果”，均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昭和十六年前后战线扩大时期的事情。这一阶段日军以破竹之势发起进攻，是他们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然而，早在昭和十二年，井上应征入伍，在被编入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之际，对于日本帝国陆军的极限，以及人类力量在中国大陆广阔的自然环境面前的微不足道，井上早已本能地有所感知。因此说井上早已看透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并不奇怪。

仅在中国战线就已焦头烂额，何况日本后来还企图开辟新的战场，其结果自然是可预见的。同时，井上在归国后作为新闻记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在报社大显身手。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次品读《山西省的重要性》一文时，方能领悟井上靖想要传达的信息。“关于日侨在山西的开发，我们应采取绅士的态度，努力获取友邦民众的信赖，正确引导双方合作。若错误地带着战胜优越感去对待民众，绝无可能获得民众的衷心协助，反而可能导致开发的延迟，甚至是东亚新秩序建设受阻。因此，日后日侨开展相关工作时还望多加留意，耐心应对，就此搁笔。”这是井上十分明确地对军事优先思想敲响了警钟。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又曾是一名从军士兵，井上与其他以情感宣泄为目的的从军记者不同，直接着眼于军队组织的阴暗面以及日本对外宣扬的国家方针与其真实状况。他甚至反而对在部队中学习到的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自然而然地开始着眼于历史，掌握了很多相关知识。

《走向山西》发表于昭和十九年，时值大本营 [36] 频繁发布公告、物资日趋不足，以及言论管制等诸多矛盾暴露的时期，国内万众一心支持战争的气氛早已不复存在。《走向山西》被收录在诗集《大东亚》中，只有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才被允许在这本诗集上发表作品。当时正是通过限制纸张供应来打压自由言论的时代。作为报社记者的井上更能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代里，写作中不得不掺入一些赞美的词句。这也是《颂春》与《走向山西》不同的原因之一。日本文学报国会的编辑方针曾在前文叙述过，因此《走向山西》在更为自由地抒情的同时，也在其中穿插了一些隐喻。

徘徊在祖国大地从北到南

一亿人疲乏的生活四周

是持久不绝的战斗

这首诗中部分内容也属于战时标语的一部分，若褒义地进行解读，可以视其为迎合上层的举动。然而，这种程度的迎合和诗集《大东亚》中收录的那些露骨地赞美“皇军”、极尽谄媚的作品相比，实在不足为道。但是如果没有这句话，这个作品可能就要被湮没在那个时代了。该作品并未涉及军国主义，也未提及皇国臣民的自负，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抒情和对战友无尽的惜别之情：“走向山西！走向山西！/亡君之魂/依然在嘶吼着五年前的誓愿。”对诸多在战争中倒下的战友们祭出的安魂曲成为该作品的主旋律。

此外，这里的“亡君”并非第十七班的战友，恐怕是在井上人生中匆匆路过的那些朋友吧。但是如若仅此，那这首诗就只是单纯的抒情诗了。在井上靖作为诗人的精神谱系中，如果回顾起每日新闻社记者这一要素，就会发现新的线索。

《走向山西》是不是一首顺应时代潮流、推崇战争的诗？这一点需要由读者自行判断。至此本书阐述的是，回顾井上靖自身的战争经历之后，我们逐渐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作品并非完全虚构的，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而成的抒情诗。此外，所抒之情的主旋律并非只是对战友们的哀悼。“亡君之魂/依然在嘶吼着五年前的誓愿”也抒发了“我”在葬送了哀号不已的亡君灵魂之后自身的存在。

身在异国，与所属集体脱离后产生了无尽的孤独感。倘若一只野生动物脱离了它的所属集体，那必定意味着死亡。并且，井上与集体诀别的地点是在铺满了白雪的荒野之上，对于曾是组织成员的人来说必然会感到孤独吧。因此不难想象孤狼长嚎般的哀愁镌刻在了井上靖的精神之中。

早在弘前时期，井上靖就将白色作为一种美学象征，用来表达孤独，但这里的白色凝聚了更为坚固的东西。

此外，对井上靖而言，虽然从部队脱离出来有些寂寞，但不可忽视的是自己有了能活着回去的保障。井上靖在这种矛盾掺杂的现实中，将战争的经历进行了整理、保存、再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拓展白色的意象模式。这与福田宏年指出的“白色河床”蕴含着作者心灵和精神的基调这一看法便联系了起来。福田认为，这种基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也非佛教中所说的无常观，更不是单纯颓废的人生观，可以说是包容了这一切的、一种钻研至深的命运观”。这里想再重复一遍，井上靖并不是简单地基于自己在战争中的实际体验来进行创作的，而是首先将所有事实吸收到他的内部，再经由他的精神过滤，萃取出其中的精髓部分，最后，这种提炼出来的情感形成一种贯穿井上文学的脉络，那就是《本觉坊遗文》中冰冷的砾石路和福田宏年所指《猎枪》中的白色河床的源泉。并且，它们象征的命运观，正是支撑着井上文学诗意的核心。

长谷川泉点明了井上文学研究的要点，诗作、美学、记者、场所这四个视点首次在《走向山西》中有了交集。这是井上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创作的作品，因此并没有表现得像《本觉坊遗文》中冰冷的砾石路和《猎枪》中的白色河床那么明显。但是孤独感和命运观的主基调贯穿《走向山西》全诗。孤独感是井上文学的一大特性。“而今听亡君之哀号，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君之哀号我定耳听心受。”并且，这也与作为诗句的最高潮被反复使用的“走向山西！走向山西！”和“你的悲鸣回荡在夜晚的海峡”相互呼应。这个作品中表现的世界，体现在诗的开头部分：“那里小山丘与水塘随处可见/不知名的野草郁郁葱葱/宛如地壳表层的地方。/而你便在那里长眠。”诗中说，在这片与中国北方相似的土地站立着的，唯“我”一人。此外“终日呼啸着的狂风沉寂下来/闪烁的星光从云层间透出身影”的描写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孤独。“一切一如五年前的那个夜晚”，亡君之哀号在与君一对一的交谈中逐渐清晰，这也是“我”的孤独之所在。

井上靖晚年在《鸽子啊》上发表了如下一篇诗作。

无声堂

（略）

如此这般浮现在我眼前的已分不清是无声堂还是战场了，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舞台上，出现了在全国高专柔道大会上拼搏夺冠的我和同期选手们的身影。每个人都身披戎装。（略）就这样，曾身处无声堂的我们，如今已脱下柔道的戎装，身处枪林弹雨、炮火轰鸣的战场之中。（略）

现在想来，我们每个人身处“无声堂”中，每天都在与即将到来的战场中的“死”展开对决，与自己对决，这样的训练碾碎了我们的身心。

桥爪、榎、佐竹、山根，诸多年轻人战死在中国和南洋的战场。再往后，还得再算上十名部员的生命。我也曾身披戎装，远渡大陆。后侥幸存活，回归故乡。偷活了茫茫八十余载，时至今日。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亡君”之姿，更能看到在言论受限的年代里作者隐藏至深的为逝者哀悼的自我主张。井上靖哀悼那些在一去不复返的宝贵青春年代里向死而生却客死他乡、马革裹尸的旧友，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前途无量的朋友高安敬义的战死的惋惜。这让人能够切实感受到工藤茂在《挽歌的源流》中指出的“爱别离苦的文学”的萌芽。笔者从福田美铃本人口中得知，晚年的井上靖曾对福田美铃说：“我在青春时代举枪送别了诸多好友。”井上的这些发言，大概是一个孤独活在世间的灵魂为一个时代的送葬吧。用这个角度再次品读《走向山西》时会发现，《走向山西》中所体现的抒情终归作为井上靖小说中的诗情不断成长了起来。此外，可以清楚看到这个阶段的作品体现了井上靖作为记者所具备的透析时代的洞察力、旁观者的视角以及以抒情为核心的文体，这些都是井上文学的重要特征。

[1] 山本健吉「井上靖―作家の肖像」『群像』講談社、昭和三十七年八月。

[2] 福田宏年『増補 井上靖評伝覚』集英社、一九九一年十月。

[3] 日本文学報国会『辻詩集』杉山書店、昭和十八年十月八日。

[4] 指当时的日元。

[5] 天平（729～749年）是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年号。

[6] 大政翼賛会文化部『詩歌翼賛』目黒書店、昭和十七年三月十日。

[7] 大政翼賛会文化部『軍神につづけ』昭和十八年一月。

[8] 日本文学報国会編『大東亞』河出書房、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9] 井上靖「瞳」『北国』東京創元社、昭和三十三年三月。

[10] 井上靖「元氏」『北国』東京創元社、昭和三十三年三月。

[11] 「ある兵隊の死」及其后「早春の墓参」「銃声」「無蓋貨車」的底本均参见『井上靖小説全集3霧の道 比良のシャクナゲ』新潮社、昭和四十九年五月。

[12] 今河北省邢台市。

[13] 日本的距离单位，1里约等于3.927千米。

[14] 即七七事变。

[15] 从户籍来看，井上靖加入的应该是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连队。学研的《现代日本文学相册15》第123页刊登了井上靖的照片，其图题为“昭和六年九月，随着满洲事变爆发应征入伍，加入静冈第三十四连队的井上靖”。在这张照片中，井上靖身着从日俄战争至昭和初年期间的卡其色军装，佩戴二等兵肩章，根据兵种而颜色不同的立领两边写着连队号码三十四。

[16] 井上ふみ『私の夜間飛行』潮出版社、平成五年一月。

[17] 即华北方面军。

[18] 井上靖「流転」有文堂、一九四八年。

[19] 『井上靖と天城湯ヶ島』天城湯ヶ島町役場発行、平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36頁。

[20] 『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井上靖』新潮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41頁。此外，《井上靖展——文学的轨迹与美的世界》（『井上靖展―文学の軌跡と美の世界』毎日新聞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等书中也有记载。

[21] 军队经常定期、不定期地检查所有人员的日记，目的之一是确认有没有乱写不该写的内容，所以会在士兵的日记本上画圈做标记，表示已经检查完毕。

[22] 笔者得到杵塚清次遗属的同意后复印了其军队手账。

[23] 参考《我的战记》（「わが戦記」）。这是一份由新野会事务局根据新野中队队长和友田诚一的笔记总结的文件，篇幅仅占一张B4纸，发行日期等信息不详。

[24] 今河北省内丘县。

[2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朝雲新聞社、昭和五十年七月二十五日、354頁～372頁。

[26] 稻森小队长的证言较长，笔者在不变更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归纳。

[27] 指上等兵以上的职业军人。

[28] 拉车的马。

[29] 西川手账中第一次出现战死者是在昭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当天的汇报里写道：“击败了七百个敌人，我方战死二十七人。”昭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在banda村待命，五名步兵负伤。夜里能听到很多枪炮声。当天步兵小队长牺牲，步兵负伤三十人，三人战死”。五月十八日，“沼津的佐野战死”。从华北方面第一军战斗序列来判断，步兵的出身地各不相同，而战死的佐野很有可能就是“稻森小队第一次召集编成表”中从属新野中队本部的特务兵佐野作藏，也就是新野中队中第一个在战争中牺牲的人。而井上靖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就已离开新野中队。

[30] 此处的杂役并非指侍从，而是办事员的意思。

[31] 指单人用的小掩体、战壕。

[32] 井上卓也『グッドバイ、マイ·ゴッドフアーザー 父·井上靖へのレクイエム』文藝春秋、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87頁。

[33] 『鳩よ』マガジンハウス、一九九〇年四月号。

[34] 長谷川泉編『井上靖研究』南窓社、昭和四十九年四月、16頁。

[35] 弘前经历请参见第二章。

[36] 日本军部在二战中设立的军事最高指挥机构。

中文版后记

本书作为现代诗人论丛（六）于一九九五年一月由土曜美术社出版发行。这套十三卷的丛书基本涵盖了大多数有关现代诗人的论述，本书是其中第六册。（顺便提一下，丛书第五册是《宫泽贤治论》。）

土曜美术社出版发行的综合月刊《诗与思想》，是一本在日本全国享有很高知名度的诗刊，出版社也常年专注于诗的出版发行工作。

正如副书名“诗与战争”所展示的那样，本书通过考察作家井上靖在其青年时代的苦恼和他同时期尝试创作的一系列诗作，以及其后的战争体验，尝试揭开井上成为职业作家路上最神秘的那段时光的面纱。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源于笔者在读研究生时受到了恩师相马正一老师（已故）的熏陶。相马正一老师当时作为太宰治研究的第一人活跃在日本学术前沿，并出版了十余种研究专著。其中的第一本是《青年太宰治》（『若き日の太宰治』津軽書房、一九六八年）。出版经历大致如下：

（以下信息来自青森近代文学馆相关资料。）一九五六年青年相马正一读到了奥野健男的《太宰治论》后便有了如下疑问：“将太宰治文学全部归为私小说范畴是否妥当？”以此为契机，他作为太宰治文学的追踪者，走访了与其相关的人员，逐步探究太宰治的人物形象。

这是恩师相马正一的实证性研究方法。笔者完全受到恩师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有了本书这样的收获。具体来说，恩师常讲“不要转引，去追溯原文”“用脚去调查，用眼和耳去确认”，如果能做到这些，“资料自己会开口”，还有“不懂就老老实实写不懂”。还有很多，大致都是类似这样的教诲。

不像今天这样，那可是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走遍了全国之后的收获，就是发掘到一些新事实和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只要有了足够的点，便能汇成一条线。只要有了足够的线，便能聚成一个面。本书就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才完成的。当时正值相马老师的著作《青年坂口安吾》（『若き日の坂口安吾』洋々社、一九九二年）即将付梓的最后阶段。因此笔者也效仿恩师著作，将本书命名为《青年井上靖》。岁月如梭，一晃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还记得当时将这本刚付梓出版的书亲手交给井上文夫人（已故）的时候，从她那里收到了一枚书签，上面写着：“感谢您不辞辛劳地辗转各地调查。”

后来，《井上靖全集》（新潮社）编纂时的编者曾根博义老师（已故）向我咨询过好几次关于井上初期诗作的问题。曾根老师也在全集的月报中记载了本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此外，《井上靖：诗与物语的饕宴》（曾根博義『井上靖 詩と物語の饗宴』至文堂、一九九六年）中收录的《井上靖的青春彷徨：昭和五年的轨迹》 [1] 一文也在本书论述的弘前视点之上，一边引用本书中介绍的井上靖在弘前时期给诗友宫崎健三写的书信，一边进行论述。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书中没能正确、全面理解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井上靖柔道部退部事件的真相。前几年在金泽开完井上靖研究会的夏季会议快返程的时候，在兼六园，与井上修一先生 [2] 像兄弟一样畅谈之际，笔者询问：“井上家还有柔道部时期的什么资料吗？”修一先生回答道：“哎呀，那已经送到静冈去了，我也和那边打个招呼，你去看看吧。”

听到此话后，笔者立刻奔赴静冈的井上靖文学馆，在仓库最里面的一个纸箱子里发现了一封信。笔者根据新发现的足立浩资料，在学会杂志《井上靖研究》第十七号（二○一八年）上发表了题为《〈北之海〉：柔道部退部事件的真相》 [3] 的论文。当时写这本书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搞懂，但现在好多事情都已经逐渐清晰了。正如新发现的这份足立浩资料一样，拼命找的时候找不到，泰然自若等待的时候资料自己就会飞过来，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近年来，经常听到从事井上靖研究的中国年轻学者、研究生对我说：“拜读了老师的大作，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虽然觉得这可能只是一句客套话，但还是觉得非常高兴。

我希望借着这次中文版的发行，让更多读者理解我故去的恩师相马正一老师传授给我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愿这本书能对诸位的研究发展有些许助益。此外，特别感谢将本书中很多晦涩难懂的日语准确翻译为中文的南京大学的刘东波老师。最后，也借此机会对为本书刊行提供了很多协助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的编辑沈艺女士表示由衷的谢意。

于大东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科 宫崎润一研究室

二〇二〇年六月

[1] 「井上靖 青春彷徨 昭和五年の軌跡」。

[2] 井上靖的长子。

[3] 「『北の海』柔道部退部事件の真相」。

译后记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诺贝尔奖评选资料——一九六九年评选议事录公开。该资料显示，日本作家井上靖在一九六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被正式列为候选人。虽然此前有很多传言，但此次资料的公开，证实了文学界多年的疑问。此次新资料的公布，一方面证实了井上靖文学在世界文学界受到的认可，另一方面为我们重新思考井上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井上卓也（井上靖次子）在《再见了，我的教父》（一九九一年六月，文艺春秋）一书中记录了井上靖对诺贝尔奖的看法：“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全世界几十亿人，谁知道砸谁头上，砸得中才怪呢。反而那些想着能被砸中的人才是奇怪，而且不会不好意思吗？”井上用诙谐的说法回答了对诺贝尔奖的看法，因此井上卓也说“父亲用自己独到的解释，彻底地否定了对诺贝尔奖的期待”。此外，据井上修一（井上靖纪念文化财团理事长、井上靖长子）回忆：井上靖自从担任日本笔会会长以后，就成了诺贝尔奖获奖大热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周四的晚上，井上家都会有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井上家会提供好酒好菜，让大家等待结果公布。

井上靖是一位文学大家，“养之如春”是他的处事原则。正如改编自井上靖同名小说的影视作品《我的母亲手记》中展示的那样，井上家经常有很多出版社编辑、记者等人拜访甚至留宿，与上面井上修一所言完全一致。此外，井上靖在日本近现代文坛上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川端康成去世后，井上担任首任川端康成纪念会理事长并创立川端康成文学奖。井上常年担任评奖委员，甚至坚持到他去世前一年（一九九〇年）。此外，井上与山本健吉、中村光夫三人编写了《川端康成全集》（全三十五卷，新潮社）。不仅如此，井上也积极提携后辈作家，培养出了像山崎丰子这样的优秀作家。正所谓“文如其人”，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井上靖的文学非常“温暖”“纯净”，当然，这也许并不适用于井上靖所有的作品，但贯穿了井上文学的始终。日本的近代与现代的区分并没有那么清晰，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因此很多人会将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之后到现在统称为近现代。在日本近现代文坛中，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井上靖等作家看起来并不是单纯的作家，他们在用文学叙事的同时，也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作家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文学作品，还在于他们的为人处世和社会活动。这类文人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媒介，全方位地引领着日本近代社会的思潮，他们一生对社会的奉献，使得日本近代的文艺界更加立体和饱满，充满了人情味。

本书翻译出版的契机，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译者二〇一九年在日本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年底回国到南京大学任教。离开日本之前，井上靖研究会的秘书长、本书的作者宫崎老师特意对译者讲：“听说中国大学教师的竞争很激烈，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我有一本学术著作，写得还不错。如果东波君有意愿，我可以无偿授权你翻译，如果需要出版费用我来负责，这样的话，你起码会有一本译著傍身，可以为你职场竞争加分。”听到宫崎老师的话后，我立刻想到了井上靖说过的“养之如春”四个字，虽然不忍心告诉他中国大学唯“C刊”论的残酷现实，但还是从心底感激他，也想将此事办成。之后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后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叶晓瑶女士，将本书的出版策划案转交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的编辑沈艺女士那里。沈编辑很快来信联系表达了对本书的兴趣，并让我提交部分试译文稿，以便社内讨论选题。众所周知，甲骨文工作室出品的译著整体质量非常高，在国内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所以译者也没想到本书会被甲骨文工作室看中，意外之余也略感欣喜。试译文稿提交没多久，沈编辑就通知我选题通过，并给我详细地讲述了一些翻译体例和格式的问题，也指出了我译文中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便带着收到的出版合同和宫崎老师约在东京车站见了面、签了合同。

回国之后没多久，新冠疫情开始肆虐，等我回过神来想买口罩的时候，一只都买不到了。那时日本还没有暴发疫情，宫崎老师在询问我翻译进度时多次询问疫情如何、生活如何。我很难为情地说，一切都好，就是买不到口罩，不敢出门。没想到他听到后，立马跑出去买，那是二〇二〇年的一月，东京的口罩已经被抢购一空。于是他跑回群马县老家，在群马家中附近的一家药妆店买到了一大箱口罩，并立马用EMS快递了过来。国际快递比平时慢很多，但幸运的是我在一月底便收到了宫崎老师寄过来的第一箱口罩。是的，这是第一箱。又过了一周，我收到了第二箱口罩。第一箱塞满了同一品牌的八盒口罩，但打开第二箱后，我看到了有五个品牌的口罩，其中甚至还有儿童用两盒。（后来他说，开始限购，乡下也买不到了，跑了好几家店凑了一箱。）我发信息问宫崎老师后，他说：“我知道你在老家，你们家人多，长假结束后上班的时候，你们分一分，都保护好自己。”连忙各种道谢之后，我提出要汇款，宫崎老师很认真地说：“我们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我能体会得到灾难之前的无助，别的我也做不了什么，这些口罩算我送给你们家的，不要钱。”后来日本疫情逐渐严重起来，口罩也成了稀缺物资，甲骨文工作室了解到情况后，筹集了一批口罩从北京邮寄给宫崎老师。宫崎老师在上班后，将这批口罩分给了大东文化大学的同事们，让大家十分感动。说起来，这些互助与感动都与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有关，这也再次说明围绕本书发生了很多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在翻译本书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困难，其中很多地方的叙述比较复杂，需要和作者确认，宫崎老师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多次在线上为我答疑解惑。正如宫崎老师自己在中文版后记中叙述的那样，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实证性”。译者回国近一年，对国内学术生态和学术研究现状产生了很多困惑，甚至有人公开评论道，“长期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学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带上了所谓‘和臭’”，并批判日本学者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但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

对于这种言论，本不必太在意。但译者发现，这确实是中国当今学术发展的现状，一些国内所谓高端或者权威期刊很少刊载像本书内容一样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井上靖的青年时代，也解开了年谱中隐藏的很多谜团。通过作者对井上早期诗作的细节考证、对比分析，我们知道了青年井上靖在四高柔道部的心路历程及其对文学创作形成的影响。通过作者对井上靖战争经历的实证研究，我们知道了井上对战争与文学的理解和态度。没有一个文学批评理论可以独立于文学文本而单独存在，也没有一个文学研究可以抽离实证研究而成立。不知何时开始，学术研究要“言之有据”，这一点基本的要求竟然也需要呼吁了。希望本书对一些迷茫的研究者能有所启发，这也是本书翻译出版的初衷之一。

此外，井上靖与战争的关系，历来在井上靖研究中较少被提及，除了本书中介绍的内容，近年也出版了井上靖的行军日记。井上行军日记的出版，不仅鲜明地展现了井上厌恶战争的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书内容的可靠性。除此之外，井上一生中到访中国多达二十七次（据大连外国语大学何志勇副教授统计），从这一点来看，井上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使者。

如果要问文学到底有什么力量，日本近代社会中掀起的“敦煌热”便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末，敦煌文化风靡日本全国，无数日本游客前往敦煌探访莫高窟。经过译者近年的研究，这种社会浪潮形成的原动力，除了敦煌学在日本的快速发展、敦煌壁画展在东京的举办，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井上靖创作的中国西域题材历史小说《楼兰》《敦煌》的发行，以及井上靖亲自参与制作的日本放送协会（NHK）“丝绸之路”系列纪录片的播放。在日本的战后恢复期，井上文学犹如一抹亮光，照进了无数普通民众的心里，让大家对对西域充满向往，对未来充满希望。要了解这样一位伟大作家，请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请从翻阅本书开始吧。

刘东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于南京大学侨裕楼

注释与参考文献

奥野健男『現代の文学12 井上靖論序説』講談社、昭和四十八年六月、408頁。

井上靖「現代の随想1」、『井上靖集』彌生書房、昭和五十六年三月。

宮崎健三『現代詩の証言』宝文館出版、昭和五十七年十一月。

宮崎健三「井上靖初期詩篇拾遺資料」、『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紀要』第19号、一九八四年。

『石川近代文学全集』第七巻「井上靖」、能登印刷出版、昭和六十二年九月。

宮崎潤一『井上靖研究―若き日の魂の軌跡―』私家版、平成三年二月。

曾根博義『群像日本の作家20 井上靖』小学館、一九九一年三月。

宮崎健三『詩界』、昭和四十七年三月、日本詩人クラブ機関誌。

福田宏年『井上靖評伝覚』集英社、一九七九年九月。（此处为第一章注6的早期版本——译者注）

藤田龍雄『青森県文学史3』北方新社、昭和五十五年五月。

相馬正一『若き日の太宰治』筑摩書房、一九七〇年九月。

井上靖「今さんと私」、『今官一作品』月報、津軽書房、昭和五十五年。

「編輯後書」、『文学abc』。

井上靖『幼き日のこと·青春放浪』新潮文庫、昭和六十一年。

井上靖『わが文学の軌跡』中央公論社、昭和五十二年四月。

宮崎健三『現代詩の証言』宝文館、昭和五十七年十一月。

『井上靖全詩集』新潮社、昭和五十四年十二月。

『焰』昭和四年六月号。

『高岡新報』昭和二年一月一日至六年十二月。

『北冠』创刊号至最终号、宮崎健三藏本。

『焰』从昭和二年至六年、福田美鈴藏本。

『日本海詩人』从昭和二年至六年、宮崎健三藏本。

焔叢書1『春を呼ぶな』福田正夫詩の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長谷川泉「現代文学史における井上靖」、『井上靖研究』南窓社、昭和四十九年十月。

曾根博義「井上靖初期詩篇解題」、『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紀要』平成六年三月三十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井上靖：诗与战争/（日）宫崎润一著；刘东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

ISBN 978-7-5201-7340-7

Ⅰ.①青… Ⅱ.①宫…②刘… Ⅲ.①井上靖-诗歌研究 Ⅳ.①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0485号

青年井上靖

——诗与战争

著者/〔日〕宫崎润一

译者/刘东波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沈艺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

（010）5936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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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8.375 字数：155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340-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79号

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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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Mind and the Market：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

Copyright ©2002 by Jerry Z.Mull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本中文版根据Alfred A. Knopf 2012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是一部思考资本主义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衍生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学科广度上，作者杰瑞·穆勒将“市场”置于更加多元化的学科背景之中，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而不拘囿于经济学家的独力诠释。在时间跨度上，作者从18世纪商业和物质追求逐渐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中占据重要位置写起，着力铺陈近三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形象的创造与改造。

本书视野广阔、史料扎实，值得向国内学术界和普通读者推荐。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但为更全面地展现西方知识分子对市场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和认识，我们对这一部分予以保留，请读者在阅读时细加鉴别。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导读

第一章 历史背景：权利、正义和美德

第二章 伏尔泰：“一位高贵的商人”

第三章 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尤斯图斯·默瑟尔：市场毁灭文化

第五章 埃德蒙·伯克：商人、保守者、文人

第六章 黑格尔：无悔的一生

第七章 卡尔·马克思：从犹太高利贷到全球吸人膏血

第八章 马修·阿诺德：切断庸俗主义者的贸易依赖

第九章 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社区、个人与理性

第十章 卢卡奇和弗莱尔：从追寻共同体到被极权政体引诱

第十一章 熊彼特：创新与怨恨

第十二章 从凯恩斯到马尔库塞：丰裕及其危害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超前的自由主义者

结论 以市场为中心

致谢

索引

导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资本主义浸染的世界里。资本主义不断变换着外衣已经陪伴我们度过了三个世纪，并且还将继续。20世纪源自欧洲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未能切实可行地替代资本主义，其他非欧洲的类似思想也都未能更进一步。在我们努力尝试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动态关系和未来寓意时，了解历史上那些已知的杰出思考和言论是大有裨益的。这正是本书的写作初衷。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如此重要而复杂的思想，以至于不应仅托付于经济学家去独力诠释。批判性地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洞察力远非当代经济学所能够独立提供。所以说本书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的历史。在后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蓬勃兴起，部分归功于暂时搁置了本书中诸多思想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这样的搁置促进了分析研究的精确深度和跨学科之间的交流。然而，在思考市场问题时，我们虽然获得了分析技巧和经济学科内聚力方面的巨大进步，却忽视了先前哲人关于市场问题思考的诸多重要议题。

撰写本书的想法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一部分最为犀利的当代社会分析家用文化评论的形式猛烈评判着资本主义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衍生影响。他们中有左派，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有右派，如欧文·克里斯托；也有中间派，如丹尼尔·贝尔和克里斯托弗·拉什。 [1] 他们的观点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例如，商业的力量正在侵入家庭观念的核心；公民的美德正在消亡；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延迟享乐意愿正在下降；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正在摧毁集体意识；劳动正在丧失意义；男人和女人正在沉迷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国际化大市场正在摧毁各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仅留下毫无生气的融和主义或快乐论的虚无主义；市场价值的广泛传播正在侵蚀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传统和惯例；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业已达到极限，再也无能为力；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和其他更多的原因，资本主义正深处危机之中。

带着对于这些现代热点问题的浓厚兴趣，通过探索当代欧洲学术历史，我发现同样的疑问至少从18世纪起就一直萦绕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意识。在研究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引起了我的关注，使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衍生影响的思考完全可以形成当代欧洲学术史的一条主线。 [2] 我发现对于资本主义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思考并非仅仅来自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如亚当·斯密和约瑟夫·熊彼特，也往往是被认为与市场问题无关的相当一部分重要人物的中心议题，从伏尔泰到黑格尔，从埃德蒙·伯克到马修·阿诺德等。当代评论文章对于如此丰富的历史学术财富认识淡薄，通常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及其衍生影响的议题在历史上未曾提出过。评论员们倾向于多此一举地重新搭建分析架构，将本源上就一直存在的紧张对抗错误地描述成当代新出现的致命矛盾，或者将过去曾经提出的潜在有益的质疑彻底遗漏。与此同时，在苏维埃帝国解体之前，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整个世界正在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不是背离。在欧洲学者和他们的美国追随者们认为的“资本主义晚期”，当时的所谓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就已经引领所有国家不是远离，而是朝着市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方向发展。 [3] 因此，我开始重新发现并着手复兴欧洲最优秀和最睿智的学者们——伟大的和接近伟大的——关于资本主义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衍生的影响所进行的思索。

尽管这是一本关于欧洲思想家的书，但其并非仅适用于欧洲读者。虽然本书将每一位思想家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所涉及的关于市场问题的辩论的逻辑和有效性却不一定局限于某一国家的特殊性。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几位现代思想家是在美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著作，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衍生影响力。

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来自西欧和中欧，代表着广泛多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既包括资本主义的提倡者，也不乏反对者。事实上，本书将证明，由于思想家评判资本主义的道德前提大相径庭，相同的分析既可被用于支持亦可被用于驳斥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资本主义道德重要性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成就价值，所以本书有必要讨论当代欧洲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思考。在研究反复出现的议题中，贫穷和财富是一个核心议题。市场的出现使我们更加富有抑或贫穷？如果它确实有利于使人们更加富有，那么就必定是件好事情吗？“我曾经富有过，也曾经贫困过。相信我，富有更好。”弗里茨·朗导演的影片《大内幕》（1953）中的女主角这样大声宣告。然而正如我们认识到的，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却不以为然。不管怎样，形形色色的当代思想家从卢梭到马尔库塞都一致认同富裕优于贫穷，同时认为物质上的获得是以道德上的损失为代价的。

接下来还有关于资本主义和文化的议题。市场力量造就的社会是否更加适合解决现世关心的问题，而非超脱尘世的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造就的如此社会是好还是不好？市场力量是否拥有独特的思想力量？如果有，这种思想力量是否外溢影响到其他领域，如果是的话，这样的外溢是可喜还是可悲？

市场制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化多元主义”可用在多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之下。首先它可存在于国际范围内，表明不同国家间文化上彼此迥异。每个政府均努力使用行政力量创造或保持一个单一的、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文化。而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与同一国家疆域之内通过强制力而统一起来的文化是相兼容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第二种情况是在一个单一政体内存在多种生活方式：这种差异与社会团体内部强制统一的文化相兼容，在社会团体内部人们使用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约束来保障社会团体内部的个体在文化上合乎统一规范。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第三种情况是，用于指明在个人层面上通过综合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元素而形成的个体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情况下被资本主义加强了还是摧毁了，仍是一个尚在不断发展中的议题。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全球化”的名义下，集体的历史特性正在受到威胁。关于此威胁的许多议题在欧洲学者的思想中业已存在了两个多世纪。

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是资本主义分析家长期关注的另一焦点。市场关系的传播将女性推向新的商品以及家庭以外新的就业可能，这样的变化是否有助于女性的自由？对此，保守派、民主派和激进分子的评判各不相同。市场制度对于生育力的影响同样是饱受争议的主题之一：在不同的环境下，生育力的上升或者下降都被解释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资本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旋律。资本主义是促进了平等，还是造就了新的不平等？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更高程度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有什么意义吗？资本主义是依赖于所有人的平等贡献，还是依靠于成功驾驭杰出个体的天才能力和精力？由政治民主所保障的平等与资本主义引擎所需要的成功驾驭创造力和勤劳力之间存在紧张对抗的关系吗？

将我们业已提到的若干议题合并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即市场力量对于市场形成之前的制度惯例产生了何种影响——包含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和家庭方面。资本主义是否需要依靠之前的制度惯例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呢？如果确实需要，那么市场力量是加强了、削弱了还是改造了过去的制度惯例呢？如此的变化是好，是坏，还是在道德上模棱两可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大多数评价，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鼓励变化还是趋向稳定有关。

市场力量的崛起并逐步占据现代欧洲社会的中心位置，这一过程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社会群体的出现是同步的，因此，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本书讨论的思想大师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的。在文化生活领域，知识分子是企业家的对立还是对等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推翻、促进、改良，还是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创造出制度上的制衡物？如何培养人们的警觉性，促使每个人对于市场力量及其带来的后果保持积极的思考呢？

自中世纪起，西方基督教就把犹太人和操纵金钱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对于经济的评价与对于犹太民族或犹太教的态度经常纠结在一起。考虑到货币在经济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这样的纠结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正是因为犹太人被排除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之外，教会才允许犹太人从事被认为是耻辱行业的收息放贷。本书讨论的思想大师中部分人认为，犹太人即是隐喻的资本主义的化身。当时的社会观点认为，唯有当共享共有的社会不复存在时，才可以鼓励诸如收息放贷这样的利己经济行为。将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同时作为攻击目标，反而将犹太人中的小部分积极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也成为反犹太主义给犹太人加上的一个新身份。因此，本书中另一断断续续出现的主题即是资本主义概念与犹太民族的形象和命运的联系。

《市场与大师》穿梭于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和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思考之间。

我对关于资本主义的最优秀的、高频反复出现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辩论一一做了研究。有时我专注于某一作者的单独一段文字，有时将作者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究。我尽可能将有助于理解和展现作者思想原旨的背景知识逐一呈现。这样做需要经常做很多解释，或是政治事件，或是经济发展，或是社会和人口变化，也可能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变化。通常也需要研究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作者参与的当代辩论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将接触到似乎与思想史牵强附会的事件，包括股市泡沫、农民迁徙、消费者革命、东印度公司、商品期货、基于“按结果付费”原则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分子。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曾经将历史理解定义为“在还原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各种关系后获得的重现一段过去的机会，并且可以身临其境地展开联想”。 [4] 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喋喋不休，本书正是尝试探究那些常常被忽视的各种关系，从而提供更为鲜活和明显的历史理解。

在本书内容的架构过程中，我尝试着使每一章节可以独立阅读，同时力图展现核心议题在章节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案例，本书将证明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在道德上颇为复杂和模棱两可的实体。这一论断已经长期被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和最热衷的提倡者所认同。如果我们在思考资本主义问题时，没有汲取前人的智慧，没有理解他们的逻辑推理就简单地引用大师们的声名，那么我们就是错待了他们——同时也是欺骗了自己。

本书的目的不是提出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或者批判，而是力图说明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现代学术历史的核心议题，通过再造那些过往的辩论，将历史上关于资本主义的重要观点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中提及的思想大师是依照历史时间顺序先后出场的，但这绝不代表后来的学者比之前的更加睿智和深刻。我认为，即使他们之间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也都有他们的可取之处。例如，你可能阅读过本书最后提及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所有著作，却从未接触到倒数第二位出场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重要观点之一，即市场中充斥着想方设法说服你购买你根本不需要的商品的人，以至于牺牲了你的时间、快乐和创造力。这一观点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也有可能你通读马尔库塞的作品却从未听过哈耶克的核心观点：市场制度通过特有的信息传递功能有效地协调不同个体间迥异的行为，使得各自目标截然不同的人们通过专注于资源共享而实现合作，从而大大降低了达成共识的需要。认同马尔库塞观点的读者更易于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反之亦然。

关于方法：本书致力于重新发现先前大师们的思想精神，以期在思考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道德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影响时，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光芒中汲取力量。在每一章节中，我的目标就是发现这些大师是如何看待市场的，是怎样思考市场的，以及市场在当时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讨论如何思考的问题要求我们研究他们更为关心的议题和他们的意志。讨论市场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则需要我们去追寻他们当时所处的经济历史背景。

我的工作方法前提（思想史学家几十年的方法论研究成果）是唯有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内容核心。在历史真空下去理解“资本主义”或“市场”（或“自由”或“家庭”或大多数其他的类似概念），截然不同的现象仿佛是如出一辙，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的词语似乎毫无差别，这样的研究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本书遵循的历史研究前提是历史学家必须还原作者的本意。大师们的思想精髓唯有与作者更为广泛关心的议题相联系，唯有还原到思想产生那一刻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方能被正确解读。

然而这种被称为“背景分析法”的学术历史研究方法并未解决那些背景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 [5] 有时，理解作者论点的相关背景就在同一著作的下一章节；有时，存在于作者的其他著作中；有时，需要探寻文章撰写时的学术环境。有时，这样的背景来自作者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章；有时，来自作者对于当时传统观点的批判。相关背景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或来自作者本人，或来自作者所属的学术界，或来自作者所属的阶层，或来自他的种族或国家抑或政治背景；还有的时候，是文化的和宗教的背景。这样的背景知识也有可能是作者所处的制度惯例的集合。如何判断哪些背景知识才是值得研究的呢？

在十几年前开始写作此书时，我曾经设想在每一章节中对于大师们的个人经历、政治、经济、社会和学术背景做全面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想法不仅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希望让读者兴趣索然，那么就告诉他们一切”，同时也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最终，选择相关背景知识的判断依据一方面是通过不断试错，另一方面是通过我自身不断演进的对于相关背景的认知程度。

对于作者和文章的选择遵循以下标准。首先，我希望可以囊括所有关于资本主义重要且反复出现的论点中最具有洞悉力的评论。其次，我希望能够展现这些评论不断发展的轨迹，以说明随着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变化，它们的重要意义也在变化。如果大比例的作者来自德语区域，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发生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学术辩论最为激烈。德语区域的几位重要人物——如黑格尔、马克思和熊彼特——是所有类似书目中不可或缺的。其他章节中关注的焦点人物（如穆勒、桑巴特和弗莱尔）则拥有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持类似思想观点的学者同僚。但是相比较思想产生的地域差别（或者作者的性别差异），我对于思想的广泛多样性更加感兴趣。

在努力寻找对于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客观描述历史史实之间，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在以“借鉴意义”为标准选择历史研究素材时，与当代社会总体上最为关心的议题有关，尤其与思想家们关心的议题相关。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是有一个架构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哪些需强调，哪些又需忽略，是与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相关的。假设学者们关心的议题部分归因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那么他们关心的议题和我们眼下关心的是极为不同的。处理这样的矛盾关系时，我的方法是即使历史背景大不一样，尽管我们关心的议题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问题而从中获益。另外，他们的问题往往与我们的是如此相近，以至于通过思考他们的答案我们亦可获益匪浅。

在没有充分参考思想产生的背景的情况下去理解思想观点即是对思想本身的一种背叛。但是，过分依赖于历史背景也是有副作用的，因为过分聚焦于历史背景会使我们难以理解思想的连续相关性和可持续的影响力量。 [6] 我希望，本书在当代相关性和历史细节方面的不足之处可以被对于历史观点更深的理解以及它们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潜在利益所弥补。

资本主义是由它19世纪的敌人为了描述（并诋毁）它而创造的一个词语。但是在我们的常用词语中许多很有用的概念若不是被冠以招致不满的名称，就只能在这一词语所表述的现象存在很久之后才进入我们的常用语。资本主义现象在这一词语被创造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在马克思之前，它既被称作“商业社会”（亚当·斯密），也被称为“文明社会”（黑格尔）。在这里，我使用“资本主义”和“市场”来描述本书中分析研究的对象，同时不断尝试表达每一位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中所理解的“市场”的含义。

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实用定义是“基于财产私有制度和法律上自由个体之间的交换，主要委托市场体制调配的商品生产和分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定义并不是纯粹“经济的”，因为只有在能够保护个人人身和财产不受肆意掠夺的政治体制下，“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自由个体才可能存在。这一定义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类型——一种抽象的模型用以强调在现实中形式上并不完美的某些特征。例如，几乎没有哪里是完全由市场自由交换来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资本主义与某种程度的非自由劳动力共存（例如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部）；市场主导的经济还经常与国有产业并存。

自从进入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了互相交换物品。但是直至18世纪，人们才开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式中，为交换而生产比为自身需要而生产更加重要，而市场则成为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中心。在此之前的封建欧洲，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对土地的控制是基于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作为政治权力的战利品和物质保障的背景下，将土地和劳动力，无论其来源如何，售卖给任何有支付能力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7] 至1700年，对于此种封建社会结构的侵蚀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旧的封建制度业已显得不合时宜甚至绝迹。大多数历史的“开始”都有霸道的成分，但是事情必须有个开始。至18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已经开始受到学术界持续的关注和思考。但是这样的思考是发生在当时传统习惯的大背景之下的，我们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1] Ju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kapitalismus （Frankfurt，1973），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1975）；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1976）；Irving Kristol，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 （New York，1978）；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1979）；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 （Notre Dame，Ind.，1981）.

[2] Hans Freyer，Die Bewertung der Wirtschaft i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Leipzig，192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New York，1958），and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1976）.

[3] See Jerry Z.Muller，“Capitalism：The Wave of the Future，” Commentary （December 1988），pp.21-6.

[4] Michael Oakeshott，review of Q.R.D.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3，no.2（1980），pp.449-53，at p.451.

[5] 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可参见如下文章：Dominick LaCapra，“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N.Y.，1982），pp.47-85；Also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N.J.，1988）。

[6] As noted by StevenLukes，“The Singular and the Plural：On the Distinctive Liberalism of Isaiah Berlin，” Social Research ，vol.61，no.3（fall 1994），pp.686-717，at p.692.

[7]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1957），pp.42，69-70，此书尽管有着严重的错误和过分的夸张，但是在这一点上的阐述却尤有见地。

第一章 历史背景：权利、正义和美德

那些毫无目的、不择手段积累财产的人们；那些马不停蹄地在他们的遗产中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人们；那些为了在所谓的“最佳时机”出售而囤积大量谷物的人们；那些向穷人和富人放贷收息，认为这样做毫不违反理性、违反平等，并最终没有违反神圣的法律，因为他们想象认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而且帮助了那些不如此就会陷入巨大困难的人们……（然而）如果没有人攫取或者拥有超过他和他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的话，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赤贫者。正是这种希望拥有的越来越多的冲动，使得越来越多的穷人成为赤贫。这样巨大的贪婪可以被认为是清白的，或者只是轻微的犯罪吗？ [1]

——托玛逊神父，TRAITE DE NEGOCE ET DE L’USURE ，1697

贸易，毫无疑问，本质上是个有害的东西；它带来了财富的同时导致奢靡；它滋长了欺骗和贪婪，同时消灭了美德和质朴；它使人道德堕落，并且为腐败铺就了道路，引向最终的奴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吕库古（生于公元前7世纪，创立了斯巴达的政体形式），曾经创立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形式，在他的共和国完全禁止贸易。 [2]

——查尔斯·戴维南特，《论贸易均衡中可能的获利方法》，1699

当代社会是围绕市场制度而建立的，在讨论社会道德价值的辩论中区分创新见解和历史上的陈词滥调时，我们必须回顾那些传统欧洲思想中对于商业和通过贸易追求物质利益的鲜明态度。因为这些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所创作的概念和形象的大背景。尽管这些传统的观点并不再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它们仍然徘徊在学术讨论中，影响流行的观念和更加有力的辩论。

在传统的古典希腊和基督教描绘的美满社会形象中，商业和物质追求是没有——或至少是很小——位置的，这一传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直延续至18世纪及以后的一段时期。但是当讨论从勾画理想社会转为通过法律规范男人和女人时，发展商业和追求物质利益就不得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源自帝国内部的罗马民法，其重点在于保护财产，成为有利于保卫和积累财富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早期的标志性宗教战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兵戎相见，是这些传统观念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认识到统一观念的成本过于昂贵时，就越来越像罗马人那样，更加专注于给每个人自己想要的，而不会将大家不再共同信仰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

本章开始引用的两段话写于17、18世纪之交，反映了欧洲思想中对贸易和赚钱持有敌视态度的两种最古老的传统。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观点反映了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商业的主流态度。第二段话，由一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所述，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这两种立场都是经典希腊和罗马思想的改良。两种传统对于商业均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商业对于追求美德是有毒害的。

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美德意味着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做出奉献。首先是奉献给军事防御，在当时的社会里，准备战争和实际参战是政治生活的常见内容。 [3] “人们对于赚钱越是看重，他们就会对美德越发轻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苏格拉底这样告诫他的对话者。 [4] 亚里士多德清晰地阐明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希腊的自由概念，即有着良好管理的城市是由众多自由人的共同参与而实现的，而每一个自由人也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的户主。物质上的需求由家庭奴隶或者独立匠人提供，而他们是不配有市民资格的。 [5] 拥有足够的财富是参与高级别文明社会活动的前提，也是做出慷慨善举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成为富人是件好事，但是通过做生意来追逐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因此，那些以做生意谋生的人是不可以在出色的政权里占据政治地位的，而应当由最佳市民和与之相称的美德来管理。亚里士多德写道：“在管理最佳的城市里，市民们不应粗俗地或者像商人一样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高贵的，并且与美德相悖。” [6]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同胞们都是依赖国外的谷物，希腊人的理想城邦却没有给国内商业或跨境贸易留下空间。 [7] 希腊人也许可以容忍商业作为必需而存在，但是他们害怕它，怀疑商业带来的专业分工将导致兴趣的变异并摧毁共同的价值观和城邦所赖以生存的牺牲奉献意愿。 [8] 在雅典有商人、银行家和专事借款放贷的人，但他们被看作外来人，而且不被允许获得市民地位。 [9]

亚里士多德把商业看作“商品走私”——金钱成为交换的工具和目的——不仅有损政治美德，同时也危害个人的道德健康。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强调中庸，一种介于极端冗余和缺乏的中间状态。不同于在道德上的追求，他坚持认为，对于财富的追求缺乏天然的、内在的约束，因此趋向于过度。那些为了金钱而从事商业的人们倾向于贪婪狂（贪婪或者过于雄心勃勃）；他们趋向于将生命奉献给攫取越来越多的物质，毫无底线或忘却了生命的意义。 [10]

大多数古典作家并不认为商人因从事买卖商品的角色而获取利润的做法有着经济方面的合理解释。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被认为是多多少少固定不变的，某些人的获利意味着其他人的损失。因此，贸易产生的利润被认为在道德上是不相容的。

商业中最受诟病的形式就是以财生财。为了赚取利润而放贷被称作“高利贷”，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借贷行为称作非自然的。“虽然商业交换的技巧因违背了自然法则从他人手里掠夺而受到指责，”亚里士多德写道，“但高利贷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因为某人的财富是来自金钱自身，而并非来自由提供金钱而产生的财富……所以在所有生意中，这是最为违背自然的商业形式。” [11] 对高利贷的谴责占据了基督教神学家和法学家的经济类著作的中心位置，直至当代早期。

如果说古典的希腊思想对于贸易和商人持有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基督教福音书和早期的教堂神父们则是积极地和强烈地敌视它们。 [12]

圣经福音书尖锐地反复告诫人们财富是对于救赎的威胁。“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据说耶稣在圣山的布道中如此传教，“珍宝在何处，心也在何处”。“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马太福音，6：19-24），他警告道。广为人知的还有这句，“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得多”（马可福音，10：25）。圣保罗重申了这些教诲，“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

与对于财富的诋毁紧密相连的是对于商人和追逐利润的怀疑。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告诫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马太福音21：12～13）。针对这些诗节，早期教士多米努什大人宣称商人职业是与上帝永不相容的。 [13] 这些观点稍后被收集进了《敕令》（Decretum ），一部由格拉提安（Gratian）在12世纪中叶编纂的教会法，这部法案从法律和宗教礼仪方面反映了教会对于商业的观点。格拉提安百分之百地反对贸易和它的利润。 [14] 他宣称：“那些为了获利将产品原封不动地进行买卖的人，就是那些从神的殿中被扔出来的人。” [15] 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四（纪念耶稣受难的前一天）的祷文中，卖主的谋杀者犹大被认为是“最卑鄙的商人”。 [16]

教会的神父们遵循着古典的假设，即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大致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某些人的获利就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圣热罗尼莫（St.Jerome）认为福音中将财富描述成“不义之财”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除了来源于人类的非正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并且除了来源于他人的损失之外是别无他法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评价更加精辟：“如果一人不失去，另一人就不会获得。” [17] 这成了主流观点，尽管并不是基督徒们能够想到的唯一想法。安提阿（Antioch，是最先有“基督徒”这个称呼的地方，位于今天土耳其南部的哈塔伊省，邻近叙利亚）的利巴尼奥斯（Libanius）是一名老师，他是非基督教徒。他在公元4世纪提出商业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为的是让人们享受地球上广泛分布的不同水果，这一观点得到他的学生们的响应，包括早期教父圣巴西尔（St.Basil）和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St.John Chrysostom）。但是那样的观点转瞬即逝，很快就被遗忘了。 [18]

在中世纪晚期，随着更加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基督教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对于商业的态度。在1100～1300年的两个世纪中，欧洲的商业经济开始萌芽，城市开始兴起，金融工具也应运而生。那一时期经院神学家们逐渐形成了对于贸易仅有细微差异的观点，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敌视，将合法的销售利润或者通过雇佣劳工而产生的利润与恶名昭著的高利贷利润区别对待。 [19]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复兴并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他不仅开始将福音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新近发现的观点相融合，同时也将这两种根本上反商业的社会思潮与对于工作和财产的认可相协调，在中世纪更加商业化的城镇生活中这种认可开始涌现。私有财产因为有用而被认为是合法的，工作被看作创造价值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托马斯——以及后来的托马斯哲学主义者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家庭，对于自然赋予的性欲，家庭起到了传播和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可以得到理性的解释。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社会地位的阶层差异，并且促进了以行会形式出现的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在这样的观念下，经济生活理应为家庭的户主安排、提供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符合社会习俗标准的足够收入。如此的安排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消费预期必须受到限制并与其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相适应。 [20] 至少在1891年罗马教皇的《新通谕》（Rerum Novarum ）和40年后发表的《四十年通喻》（Quadragisimo Anno ）里面，天主教社会思想已经开始试图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师们的评判和主张放置于“天使博士”（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的绰号）创立的理论框架中了。

阿奎那和他的继承者们对于商业生活提出了更加友善的宗教观点，将不诚实和欺诈的邪恶与商业本身相区别。阿奎那、约翰·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6～1308年）和天主教圣人锡耶纳的圣伯纳丁（Sanit Bernardino of Siena）（1380～1444年）都认识到商人将远方的货物提供给他们的顾客，在这方面发挥着正面的作用，因此理应获得一些报酬作为他们服务的回报。 [21] 这一关于商业的更为正面的观点被广为接受。 [22] 尽管贸易被接受为一种长久的体制，追逐利润的商业通常仍然被贬低为不适合追求高尚道德生活的人，而且在各种场合，对于那些从事贸易的人的动机也充斥着不信任。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传统认为骄傲是一种人类根本上的罪恶。 [23] 谦卑和温顺是获得上帝恩赐的救赎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而这些美德被认为与商人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认为唯有当人们根据他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的社会地位、职位和职业获得相应的物质分配时，才能称得上公平。 [24] 因此，对于通过积累财富提升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的行为，阿奎那称之为贪欲，并公开表示反对。 [25] 逐利行为仍然与基督教神学中的贪婪和淫荡这样的重罪相关联。 [26] 阿奎那赞成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贸易，只要是为了获取利润，就是应受谴责的，因为攫取的欲望是毫无底线的，最终只能滑向无限。” [27]

在基督教思想中，商业的天赋角色被对追求利润的敌视——如托玛逊神父在1697年传达的——所淹没。即使清教徒的圣人们对于贸易少一些怀疑，他们同样确信对于财富的追求威胁到了灵魂的救赎。宗教上反对财富的论述成为荷兰加尔文教徒和英国清教徒布道的主要内容。 [28] 在美洲新大陆，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思考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命运时感慨道：“宗教孕育了繁荣，女儿吞噬了母亲。”在此之后，这句话成为反复出现的新教徒哀世主题。 [29] 在19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卫理公会的创始人，担心“在那些财富增长的地方，宗教的精华也会相应地萎缩。因此，我无法看到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中有任何真的宗教长期复兴的可能性。宗教完全有必要促进勤奋和节俭，而这些能够产生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愤怒，以及对多彩世界的热爱也会增强。” [30] 追求利润就会危及救赎；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财富的增加就会导致他人财富的损失。

在被古典作家们、教会的神父们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们贬低的各种形式的商业中，为赚取利息而放贷是最被痛斥的。这种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应当被谴责的行为，基督教哲学家认为是有罪的。“你可以向陌生人放贷收取利息，但对于你的兄弟是不可以赚利息的。”这是圣经申命记第23章节的一段韵文，告诫犹太人不能互相放贷收息，但允许他们向非犹太人收取利息。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神学家努力重新定义“兄弟”和“陌生人”，并且提供了实例。至12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做出结论认为“兄弟”就是所有人，放贷生息永远都是犯罪。 [31] 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会议明确禁止高利贷行为。《敕令》在高利贷的章节标题下讨论了销售问题，而且指出高利贷对道德的玷污已经扩散到了其他种类的合同，尤其是那些与买卖谷物相关的合同。 [32] 在更广为人知的层面，关于高利贷者的吝啬和走向地狱的内容是中世纪常见的题材类型，其同样出现在但丁的《地狱》（Inferno ）中。 [33]

即使神学家们通过维护私人财产、部分贸易合法化的方式逐渐适应新兴的城市商业经济，但教会对高利贷的抵制还是激化了。 [34] 阿奎那引用亚里士多德和罗马时代的先例论证了金钱不可再生的本质。“金钱不能产生金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经济学说的核心。从阿奎那时代到18世纪，天主教的诡辩家们都特别注意区别合法盈利与高利贷盈利，之后高利贷盈利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35] 的确，教会关于收利息的禁令在1745年罗马教皇的《论高利贷通谕》（Vix Pervenit ）中重新声明了。 [36]

重新强调禁止高利贷导致了宗教教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1050～1300年，教会对欧洲生活的影响力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行政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并逐渐被那些能读书写字的人——教士——接管。一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教皇明确提出了教士有影响世界秩序的权利，而且将这种思想与教会法的编纂、经院哲学思想的阐释以及行政结构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此来强化教会的学说。教会影响力得到强化的时候正好也是新农业过剩为商业创造条件的时候，因而放贷对经济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37] 教会通过基督徒来抵制高利贷，然而在当时，放贷对于欧洲经济的扩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因此，神学中罪大恶极的事成为商业生活中的必需品。14世纪，意大利的一位智者本维努托·德·伊莫拉（Benvenuti de Rambaldis de Imola）在评论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 ）时写道：“从事高利贷的人坠入地狱；没有从事高利贷的人落得贫穷。” [38]

20世纪初，教会处理这个困境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允许犹太人从事这种被禁止的经济活动，从而避免基督徒陷入高利贷的罪恶。因为犹太人不遵从教会法的禁令，而且由于他们否认基督，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受到了永恒的诅咒。例如，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表示，他更愿意让“这些人（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相互进行高利贷交易”。 [39]

所以，他们开始建立一个与犹太人做交易的放贷协会，这个协会将进一步恶化基督徒对商业的态度，如我们即将见到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反思中它也有立足之地。在中世纪早期的图解里，金钱经常与粪土联系在一起，被描述为肮脏、让人厌恶的东西。现在，犹太人也经常被描绘为带有恶臭。在插图中典型的犹太人特质是贪婪。 [40] 在耶稣受难复活剧中，那天犹大与犹太领导人之间的谈判被描绘成了典型的中世纪犹太人与放贷人之间的讨价还价。 [41] 遭到斥责的高利贷行为被认定与犹太人密切相关。天主教西多会（the Cistercian Order）领导人圣伯纳德（St.Bernard of Clairvaux）在12世纪中期将高利贷视为“犹太行径”，而且将基督教放贷人当作“受洗礼的犹太人”那样进行严惩。 [42] 英法国王为了保护给他们提供了钱财的基督放贷人，建立了法律机制。按照这样的法律，放贷人（外行或神职的）都将被拟定为犹太人，因此他们都会单独归到皇室的权力管辖之下。 [43] 在中欧，基督教放贷人被贬低为挥舞高利贷“犹太之矛”的人。 [44] 这个鉴别“犹太”资本主义的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最不体面的。

欧洲的犹太人曾经靠农业和手工业生活，但是到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被逐渐转化成了重商人群，特别注重放贷。促成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并且相对来说，让他们被这个行业吸引的因素有很多。教会剥夺了犹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他们要对土地征收什一税，如果土地落到犹太人的手里，他们便没法征税了。随着中世纪晚期行业协会的发展，犹太人被逐出了手工业行业，因为政策规定会员仅限于基督徒，排除了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财产转让没有保障，要看信仰基督的贵族和君主的容忍度，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动产，特别是容易隐藏和方便运输的贵金属和宝石。犹太人总体走向商业，他们放贷的另一个间接原因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十分重视学习托拉（Torah，犹太律法）。比起从事农业或者手工业，经商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这方面的价值。另外，由于犹太人散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个地方，但共同遵从一部法典，使用希伯来语，这样他们便可以跨越广阔的区域，为他们从商做好了准备。 [45]

放贷人的特殊角色使得犹太人对政治权威机构来说必不可少，这些机构会容忍他们、保护他们，同时这样也使犹太人遭到了基督人群的憎恶。犹太人经常被用来满足经济需求，特别是君主的经济需求，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间接征税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教士阶级免于向皇室缴税。这些人从犹太居民那里借钱，去偿还他们高利率的贷款。犹太人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部分财富，但是由于皇室对犹太社会征税或者各种形式的没收，他们的财产最终进入了国库。因此，犹太放贷人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从不缴税的阶层吸收钱财，然后财富又被君主那边挤走。犹太人索要的利率与中世纪经济中资本的匮乏和放贷人要承担的高风险相一致，因为他们的贷款经常会迫于公众压力而被取消，他们的资产经常被充公。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利率很高，通常为每年33%～66%。 [46]

在西方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那时候商业形象是与犹太人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被认为是贪得无厌的局外人、流浪汉，他们从事备受谴责的放贷活动，原因是他们没有集体的共同信仰。

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直到18世纪，在教会法和民法中，放高利贷都是被谴责的行为，即使之后，它也饱受攻击。教皇本尼迪克十四世1745年在诏书《论高利贷通谕》中重申禁止收利息放贷。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也在诏书中指责“贪婪的高利贷”，然后将高利贷与贪婪、贪欲联系起来。1789年10月以前，法国法律还把高利贷作为一项罪名。虽说基督徒也放贷收利息，但他们通常在暗中进行，有时候会借助经院哲学的法理分析，因为其不把这类交易定义为高利贷。在一些地方，民事甚至教会法庭采用教会法的方式区分高利贷，按程度分为“适度”和“极端”。到了19世纪中叶，罗马教廷让那些对按照法定利率放贷存有疑虑的忠诚天主教徒不要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灵魂，而要让内心变化的理论基础保持不变。 [47]

宗教改革很久之后，新教神学家仍然将“高利贷”视作一种耻辱。路德教的经济思想在1520年的《关于高利贷的长篇讲道》（Long Sermon on Usury ）、1524年的小册子《论贸易和高利贷》（On Trade and Usury ）中均有体现。这种经济思想总体上反对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比那些宗教法规的专家对放贷的谴责更为严厉。 [48] 约翰·加尔文就经院哲学将金钱视为不能再生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准许在最多不超过5%的利率下进行放贷，但是他对那些以放贷为职业的人持不友好的态度，将他们赶出了日内瓦。 [49] 荷兰宗教改革后的教会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同意确定利率上限，但是将银行家排除在教会之外，直到17世纪中期这一情况才改变。 [50] 在新教的英格兰，17世纪时也有一个类似的区分——非法高利贷还是合法高利贷（在有限的利率之中）。 [51]

然而，不管放贷收利息是理论上非法，实践中允许（如天主教国家），还是理论上合法，但一定限度下实践可行（如新教国家），高利贷的传统内涵和它与犹太人的关系依旧延续着。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在他1612年的文章《论放债》（of Usury ）中建议所有放高利贷者“应该戴黄橙色的圆礼帽，因为他们被犹太化了”。在德国，那些从事高利贷的人被叫作“基督犹太”（Kristenjuden） [52] 。自从犹太人成为标准的局外人之后，那些放贷收利息的加尔文教徒或者清教徒有时会被其他基督徒指责为高利贷者，因此会将他们降级为准犹太人 [53] 。1608年一个反加尔文的讽刺文学《加尔文犹太人的镜子》（Der Calvinische Judenspiegel ）声称要证明犹太人和加尔文教徒之间的密切关系。 [54] 在大众看来，“高利贷”不仅仅是收利息放贷，而且是所有不恰当或不平等商业交易的耻辱。 [55] 高利贷仍然是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身份象征。

在对商人和放贷人的谴责中，人们持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靠劳力、血汗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和生产。大多数人就是无法想象，可以通过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以及对不同的商品进行资源投资来提高生产。信息收集和分析的经济价值超出了大多数靠农产品生活或者靠双手劳作的人的想象。贸易的概念，甚至是放贷的概念，通常被描述为寄生，没有生产性。在《大洋国》（Oceana ）中，17世纪的英国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警告说，犹太人是那种“吸收培育自然、有用成员的养料”的人。 [56] 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商业是违背自然、无用、寄生的。正如我们所见，很多人继续坚持这种商业寄生的观点，并将其扩展。

贸易对整体团结不利，这是早期现代政治思想中公民共和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当戴维南特写道，贸易和财富毁灭美德，他是在重复最古老的公民共和主义的陈词滥调。

如基督教传统一样，公民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和商业的核心观点。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基本的政治存在，他们的最终发展包括积极地参与政治社会。公民传统建立在希腊城邦中，它的独立和存在依赖于高度的军事动员。公民传统将政治社会的需求置于其他道德要求之上。人们认为只有对公共利益有共同的追求，社会才能团结在一起。集体存在的目的是人的政治本质的发展。 [57]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重申并且将前基督教的这种传统改造成了后基督教的形式。基督教的思想家曾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政权应该实现一些共同的目标。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体最重要的目的是现世的公民参与。至少自圣奥古斯丁起，基督教的思想就将政权视作一个使人灵魂救赎、与上帝永生的中转站。 [58] 马基雅维利和后来的公民理论家使市民古典、异教的理想重新变得流行。马基雅维利强调了为共同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必要性，这种美德在战时和战前最需要并且最受推崇。总之，公民传统将“美德”定义为公共利益的奉献，将“自由权”定义为政治生活的参与。共和的“自由权”是可以自由参与维护集体自由、免受外部势力控制的权利。美德和自由权需要解释为公民要有足够的财产支持他的独立，并且有闲暇时间参与政治。拥有财产——多数公民理论家指的是土地——这是成为公民的前提，因为这会使人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然后可以让他们为集体的命运去奉献。但是按照公民传统，个人致力于获得财产不足以成为公民。从亚里士多德到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捍卫者，公民传统的理论家认为，公民身份仅限为那些能够自由将精力投入生产活动中去的人。 [59]

17、18世纪的公民共和主义充满着斯巴达式的意味，古代希腊城邦的社会机构促成了一种力求在战争中自我牺牲的生活方式。斯巴达的形象与当时的历史现实情况不那么符合，它是一种集体、军事的生活方式，它的经济建立在平均分配土地、避免商业和工业，以及培养人们服从和勇气这两种美德的教育之上。城市的建造归功于莱克尔加斯（Lycurgus）——公元前9世纪的立法者，他取缔了奢侈、赚钱，甚至是货币的使用。斯巴达作为政权的神圣形象存在，代表着献身于保卫城邦的事业，它与平等、艰苦、反对商业和赚钱联系在一起。 [60]

如果说鬼怪纠缠着那些将商业看作罪恶、贪婪的基督教理论家，那么坚信公民传统的人则被腐败和自私自利所纠缠。腐败是一个导致集体分化的条件，要么通过内部分解的方式，要么通过外在征服的方式。当那些应该投身于公共美德的人自己选择或者被环境所迫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腐败就会产生。腐败削弱了公民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感，导致政治机构的腐朽。詹姆斯·哈林顿，17世纪的英国公民共和主义者，重申了对商业的不信任，观察说“销售”的文化（他将其称为“犹太的幽默”）会破坏集体。 [61] 尽管如此，一些与哈林顿同时代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如早先重商的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商业中得到的财富和经济繁荣会巩固集体，而不是腐蚀它。 [62] 然而，公民传统重视公民对政治机构的奉献，它从言语层面提供了一个武器库，不断对抗商业。 [63]

民法学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公民传统同时出现，有时又与它们相互交织。民法学也是传统的经典，是《民法典》的具体体现，这是一部6世纪由查士丁尼主持汇编的文献，该法典反映了一个高度商业化，并且由法律体系允许自由讨价还价的罗马帝国。 [64] 尽管基督教和公民传统本质上不信任商业，但罗马民法则不是这样。罗马民法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被重新发现，之后它成为欧洲大陆民法的基础。财产自由和法治是这种传统的特征，保护财产、避免政府的随意征收是自由的核心。 [65] 与强调参与政府机构的自由权不同，它重视从政府中解放、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它的重心不在于美德（无论是基督教公正意义上还是公众利益意义上的美德），而在于权利，意在保护对象不受政治权力所有者的压迫，并捍卫他的财产不被征收。

民法传统在欧洲学术界所产生的作用与基督教或者公民共和传统不一样。基督教神学和公民传统提供了一个神圣、有道德的标准理想生活，而民法却提供了一个追求个人所得的实际框架，而不是提供一个政权总体目标的远景。 [66] 民法中关注主体和他们的财产，它是潜在的个人主义。 [67]

现代早期的历史剧变使民法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了基督教和公民共和传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整体在16世纪中期被打破，开创了一个由宗教推动国际国内战争的时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背景不是工厂或者工场，而是战争。不是那种与国外侵略者对抗的战争，而是内战，发生在对最终救赎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间，以及那些对他们自己的救赎观点确信不疑，并且准备屠杀他人来救赎自己灵魂的人之中。 [68]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为自己设定了发展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目标，这种理论要能让那些完全不同的美好和神圣生活的理想共存。这样的理论也可以保护在多种宗教和国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免受宗教狂热分子的迫害。

教会曾经成功地利用政治力量去压迫、镇压、压制与宗教权威对立的人。但在宗教改革中，新教徒提出了一些论据，这些论据打破了天主教文化权威的垄断，而且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分化成了多个阵营。很快便出现了新教教会和其他不同派别，它们不仅对抗天主教会，而且相互对抗。然而，真正让托马斯·霍布斯和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是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只要宗教派别一直将国家看成一个强加信仰的恰当工具，基于宗教的内战就有可能出现。只要国家给予自身合法权利去引导它的公民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美好生活，国家就会遭受宗教内战的折磨。不管17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间有多大不同，如雨果·格劳秀斯、霍布斯、约翰·洛克、斯宾诺莎，他们都同意维护和平、提高人类幸福这一策略。他们会通过指出神学差异的缺陷来打击宗教狂热，正是基于这些差异，基督徒们会相互残杀。众所周知，如果人们为了获得永恒救赎去迫害、杀害和被杀害，那么救赎就成了问题，必须要得到缓解。首先，要坚持不需要从神学上精确地区分新教和天主教，区分新教中的不同派别，甚至是区分犹太教和基督教。其次，更加极端的是，他们试着使人们从担心永恒救赎转移到担心他们现世的幸福，他们相信对现世幸福的憧憬会为达成广泛共识，或者至少是达成和平，提供基础。 [69]

这些17世纪的思想家预想，在未来，国家会限制人们实现美好生活这一共同愿景。现代政治多数主张将美好生活作为政治目标。 [70] 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这是一种实现自由目标的方式。市场在这些自由目标中受到了最强的保护，然而，它也最经常遭到攻击。攻击它的人认为市场的内在无用会导致人类生活同样内在无用，并且他们还会去寻求左右派的一些极端主张。

那些将民法传统发展成为之后众所周知的“自然法学”理论家寻找一个能进一步限定的政治义务核心，这样有不同终极承诺的人们便可能达成一致。 [71] 他们对大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辩护在格劳秀斯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他是自然法学发展的核心人物，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声称：“生活方式有许多种，有些比其他的好，每个人都需要从所有选项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72] 因而，格劳秀斯抛弃了这种观念，即认为一个公正政权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由圣人组成的社会或者一个由政治活跃公民组成的贵族阶级。从这个角度，格劳秀斯另外给出了一个公正的解释，即强调个人有权让世界为自己服务，而且他认为国家的职责是保护这样的权利。 [73]

尽管格劳秀斯最先稍微暗示了这些主题，但是托马斯·霍布斯在他1651年的《利维坦》中做出了最尖锐、最清晰的表达。 [74] 他试图通过证明基督教信仰基础的不稳定，消除人们对永恒谴责的担忧，以此来摧毁宗教对政治统治的要求。因此，人们可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到此时此地，而不是想着来世灵魂会如何。 [75] 霍布斯也嘲笑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它强调勇敢、服从命令、勇猛战斗等美德，而这些会威胁和平相处。 [76] 它对政治参与的高度评价让人们相信，只有基于直接政治参与的政权才是公正的，所以这鼓励了他们发起叛乱、发动内战。 [77]

对于虔诚教徒的宗教生活，或者那些负责斗争、命令、管理的人的政治生活，霍布斯勾画了另外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景，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尽管教科书上只强调霍布斯的自我保护观点，但在《利维坦》中美好生活的愿景更丰富一些。这个愿景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来世。它试图建造的世俗世界不是由勇士和领导者组成的，而是由生活平和的个人、繁荣和知识进步组成的。根据《利维坦》，霍布斯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证“人们的安全”，但是“这里安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自我保护，还包括所有其他生活上的满足，这种满足通过合法劳动创造，不危害集体，每个人都应该去追寻”。 [78] 那些“满足”包括物质上幸福的因素，也包括去追求恒久快乐的方法，精神上的满足。 [79]

霍布斯知道他在做转换价值的判断，这其中涉及性格特征的重新定义。那些在基督教传统中被定义为美德的东西，如虔诚和信任，被描绘成了迷信和轻信。对名誉、荣誉和权力的热情在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中被看作造成争论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80] 对霍布斯来说，真正的美德有利于“生活的和谐、交流和幸福” [81] ，而这种谨慎的行为之前在基督教和公民共和传统中都被低估了。所以，《利维坦》中有些部分的表述，用与他同时代的修辞学家（霍布斯向他们学了很多）的话说叫“叠用”。这是一种修辞重述的方式，通过这种方法之前被定义为邪恶的事物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美德，反之亦然。 [82]

18世纪初期，荷兰裔英国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也在他的讽刺诗《嗡嗡的蜂巢》（The Grumbling Hive ，1714）中利用了这种修辞重述的技巧，之后集结成《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一书。曼德维尔以叠用代替讽刺，他故意提出了惊人的论断，他说现代社会建立在强烈的自我关注情感之上，自利的性格特征很早就被谴责为“邪恶”，尤其是骄傲、奢靡和虚荣。诗的开头描述了一群蜜蜂由贫穷到富有的过程。这群蜜蜂没有安逸于它们舒适的环境，而是真心遵循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开始抵制骄傲、奢侈、虚荣以及其他的腐化事物。当天神朱庇特（Jove，又叫乔夫）答应让它们免除这些邪恶时，这些蜜蜂发现其实骄傲、奢侈、虚荣等是富裕的必要条件。重塑美德伴随着简朴、贫穷和艰苦的条件。

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

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

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

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然，

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

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 [83]

曼德维尔坚持说，如果不满足人们骄傲和奢侈的需求，商业和创新就会中断。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市场的捍卫者和反对者都体现了曼德维尔关于将自我利益与奢侈联系起来的观点。商业社会的支持者，从伏尔泰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探索了自我利益中潜在的集体利益。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商业批评家让-雅克·卢梭一方面表达了对经济繁荣的赞美之情，另一方面他也同意曼德维尔对商业邪恶本质的分析。 [84]

[1] Thomassin，Traité du Négoce et de l’Usure （1697），pp.96 ff，quoted in Bernard Groethuysen，The Bourgeois：Catholicism vs.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1968），pp.191-2.

[2] 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ance of Trade”（1699），in Works ，vol.2，p.275；quoted in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N.J.，1975），p.443.

[3] 关于希腊城邦国家民族精神的起源和分析，参见：Paul Rahe，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Classical Republican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N.C.，1992），book 1。

[4] Plato，Republic ，550.

[5] See Richard Mulgan，“Liberty in Ancient Greece，” in Zbigniew Pelczynski and John Gray（eds.），Conceptions of Liber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1984），pp.7-26，esp. pp.8-10；Joseph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1954），p.60.

[6] Aristotle，Politics ，ed. Carnes Lord（Chicago，1994），book 1，chapter 9，and book 7，chapter 9. See also Thomas L.Lewis，“Acquisition and Anxiety：Aristotle’s Case Against the Marke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no.1，pp.69-90；and Rahe，Republics ，pp.57 ff and esp.88 ff.

[7] See S.C.Humphreys，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 （London，1976），pp.139-50；and Rahe，Republics ，chapter 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llas.”

[8] See Rahe，Republics ，pp.72 ff.

[9] Paul Millett，Lending and Borrowing in Ancient Athens （Cambridge，1991），pp.206-7，218-21.

[10] Aristotle，Politics ，book 1，chapter 9；and the useful discussion in David Harris Sacks，“The Greed of Judas：Avarice，Monopoly，and the Moral Economy in England，ca.1350-ca.1600，”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28，no.2（spring 1998），pp.263-307.

[11] Aristotle，Politics ，book 1，chapter 10.

[12] See John W.Baldwin，The Medieval Theories of the Just Price：Romanists，Canonists，and Theologian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1959），pp.12-16.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待商业和经济事务态度的比较，参见：Derek J.Penslar，Shylock’s Children：Economics and Jewish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 （Berkeley，Calif.，2001），pp.52 ff。

[13] Quoted in Raymond de Roover，“The Scholastic Attitude Toward T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second series，vol.1，no.1（fall 1963），pp.76-87，at p.76.

[14] John Gilchrist，The Church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1969），pp.52-3；Baldwin，Medieval Theories ，p.35.

[15] Gratian，Decretum ，pt.1，dist.88，cap.11.

[16] Lester K.Little，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Ithaca，N.Y.，1978），p.53.

[17] Quoted in Jacob Viner，Religious Thought and Economic Society （Durham，N.C.，1978），pp.35-6.

[18] Viner，Religious Thought ，pp.37-8. On Libanius of Antioch and his influence see also Jacob Viner，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Princeton，N.J.，1972），pp.36-7. On the revival of Libanius’ doctrine by Grotius，see Douglas A.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N.J.，1996），pp.15-7.

[19] Baldwin，Medieval Theories ，p.8.

[20] See Ernst Troeltsch，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Tubingen，1922），volume 1 of his Gesammelte Schriften （reprinted 1965），pp.334-48.

[21] See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p.91-4；de Roover，“Scholastic Attitude，” pp.76-9；John F.McGovern，“The Rise of New Economic Attitudes—Economic Humanism，Economic Nationalism—During the Later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a.d.1200-1500，” Traditio ，vol.26（1970），pp.217-54，at p.230；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p.176 ff.；Julius Kirshner，“Raymond de Roover on Scholastic Economic Thought，” in Julius Kirshner（ed.），Business，Banking，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1974），p.19.

[22] De Roover，“Scholastic Attitude，” passim；McGovern，“Rise of New Economic Attitudes，” p.230；R.H.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1926），pp.30 ff；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181.

[23] See Alasdair MacIntyre，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 ？（Notre Dame，Ind.，1988），p.157.

[24] MacIntyre，Whose Justice ？，162，199，citing Aquinas，Summa ，IIa-IIae，pp.61-6.

[25] De Roover，“Scholastic Attitude，” p.80.

[26] On avarice as the root of the cardinal sins in Aquinas’Summa Theologica ，see Morton Bloomfield，The Seven Deadly Sins （East Lansing，Mich.，1952），pp.87-8.

[27] Cited in de Roover，“Scholastic Attitude，” p.80；see also Viner，Religious Thought ，pp.35-8；and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p.60，92，99.

[28] For examples，see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1987），pp.329 ff；J.H.Hext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Christopher Hill，” in his On Historians （Cambridge，Mass.，1986），pp.234-6.

[29] Quoted in Stephen Innes，Creating the Commonwealth：The Economic Culture of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1995），p.26.

[30] Quoted by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1958），p.175 from Southey，Life of Wesley （2nd U.S. ed.，vol.2，p.308）.

[31]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 ，2nd ed.（Chicago，1969），chapter 1.

[32] Baldwin，Medieval Theories ，pp.33-7.

[33] See Tawney，Religion ，pp.36-7；Dante，Inferno ，cantos XI，XVII.

[34] 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p.178-80.关于这一时期教会对于高利贷态度的变化，参见：Jacques Le Goff，Your Money or Your Life：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1988）。

[35] 在18世纪法国关于高利贷的诡辩，参见：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Mass.，2001），p.42。

[36] Kirshner，Business，Banking，and Economic Thought ，pp.27-9；de Roover，“Money Theory prior to Adam Smith：A Revision，” in Kirshner，Business，Banking，and Economic Thought ，pp.317-20.

[37] See 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New York，1976），chapters 2 and 3；and on the broader picture，R.W.Southern，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Harmondsworth，England，1970），pp.34-44.

[38] Quoted in Hans-Jorg Gilomen，“Wucher und Wirtschaft im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250，no.2（1990），pp.265-301，at p.265.

[39] Salo W.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18 volumes to date（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1952-），vol.4，p.203，and vol.9，p.50；Le Goff，Your Money ，pp.9-10.关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于犹太人借贷观点的介绍，参见：Leon Poliakov，Jewish Bankers and the Holy Se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1977），pp.13-35。犹太人是否应被允许从事高利放贷这一问题在教会内部向来饱受争议，参见：Gilomen，“Wucher und Wirtschaft im Mittelalter”。

[40] 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p.34，53.

[41] Baron，History of the Jews ，vol.11，p.144；Joshua Trachtenberg，The Devil and the Jews （New Haven，Conn.，1943），p.193.

[42] Baron，History of the Jews ，vol.4，pp.120-1；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56.

[43] Little，Religious Poverty ，p.57.

[44] Trachtenberg，Devil and the Jews ，p.191；and R.Po-chia Hsia，“The Usurious Jew：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ligious Representations in Anti-Semitic Discourse，” pp.161-76，in R.Po-chia Hsia and Hartmut Lehmann（eds.），In and Out of the Ghetto：Jewish-Gentile Relation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England，1995），pp.165 ff.

[45] Baron，History of the Jews ，vol.4，pp.150-6，170-4，223 ff.

[46] Baron，History of the Jews ，vol.4，pp.202-7；vol.9，pp.50 ff.

[47] 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 ，（New York，1982），pp.559-63；Charles P.Kindel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London，1984），pp.41-3；R.H.Helmholz，“Usury and the Medieval English Church Courts，” Speculum vol.61/2（1986），pp.364-80；Encyclical Letter of Our Holy Father by Divine Providence Pope Leo XIII on the Condition of Labor ，in Oswald von Nell-Breuning，S.J.，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Economy：The Social Encyclical Developed and Explained （New York，1936），p.367；Herbert Luthy，“Lending at Interest or the Competence of Theology in Economic Matters，” pp.71-104，in Herbert Luthy，From Calvin to Rousseau：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1970）；John T.Noonan，Jr.，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Cambridge，Mass.，1957），p.382.

[48] Tawney，Religion ，pp.92-5.

[49] Luthy，“Lending，” pp.74-9；Tawney，Religion ，pp.102-19.

[50] Schama，Embarrassment ，pp.337，330.

[51] Helmholz，“Usury，” p.380；Kindelberger，Financial History ，p.41.

[52] See Trachtenberg，Devil and the Jews ，pp.191-2；see also Steven E.Aschheim，“‘The Jew Within’：The Myth of ‘Judaization’ in Germany，” in his Culture and Catastrophe （New York，1996），pp.45-68.

[53] 对于加尔文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的高利贷指控案例，参见：Tawney，Religion ，pp.209，232-3，252。

[54] Cited in Werner Sombart，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New Brunswick，N.J.，1982），pp.250-1.

[55] Tawney，Religion ，pp.152-3；Jean-Christophe Agnew，Worlds Apart：The Market and the Theater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1550-1750（Cambridge，1986），p.121.

[56] James Harrington，Oceana ，p.159，quoted in Steve Pincus，“Neither Machiavellian Moment nor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Commercial Society and the Defenders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ne 1998），pp.705-36.

[57] See above allbook 1 of Paul A.Rahe，Republics ；also Stephen Holmes，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 （New Haven，Conn.，1984），pp.1，179.

[58] MacIntyre，Whose Justice ？p.163.

[59] Jeff A.Weintraub，“Virtue，Community，and the Sociology of Liberty：The Notion of Republican Virtue and Its Impact on Modern Western Social Thought”（Ph.D.diss.，Berkeley，Calif.，1979），chapter 1；J.G.A.Pocock，“Cambridge Paradigms and Scotch Philosophers，” pp.235-52，235-6，and John Robertson，“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t the Limits of the Civic Tradition，” pp.137-178，138-40，both in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eds.），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1983）；and Forrest McDonald，Novus Ordo Seclorum：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Kans.，1985），pp.70-1.

[60] 关于斯巴达人的形象，参见：Elizabeth Rawson，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Oxford，England，1969），esp. pp.5-8. On the reality of the Spartan regime，insofar as it can be reconstructed，see Rahe，Republics ，chapter 5。

[61] James Harrington，Oceana ，p.295，quoted in Pincus，p.717.

[62] 关于英格兰，参见：Pincus，“Neither Machiavellian Moment nor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pp.705-36，esp. pp.720-4；and David Harris Sacks，“The Greed of Judas，” pp.263-307，尤其是结论部分。关于荷兰，参见1662年在荷兰首次出版的《荷兰共和国的真正利益和政治准则》［John de Witt（Pieter de la Court），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此书英文翻译版于1746在英格兰出版，并于1972年在纽约出版；on the De la Courts see Eco Haitsma Mulier，“The Language of Seventeenth-Century Republicanism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in Anthony Pagden（ed.），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87），pp.179-95.关于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中对待商业的友善观点，参见：Mark Jurdjevic，“Virtue，Commerce，and the Enduring Florentine Republican Moment：Reintegrating Italy into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Deb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62，no.4（2001），pp.721-43，an important critique of J.G.A.Pocock’s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N.J.，1975）。

[63] See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

[64] Baldwin，Medieval Theories ，p.17.

[65] J.H.Hexter，“Republic，Virtue，Liberty，and the Political Universe of J.G.A.Pocock，” in his On Historians （Cambridge，Mass.，1979），pp.255-303，at 294-303；Pocock，“Cambridge Paradigms，” pp.240-50.

[66] 在中世纪欧洲，关于神学的规范地位和民法的实操作用，参见：Baldwin，Medieval Theories ，pp.59-63。

[67] See J.G.A.Pocock，“Virtues，Rights，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cock，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 （Cambridge，1985），pp.43-5.

[68] See F.J.C.Hearnshaw，“Introductor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F.J.C.Hearnshaw（ed.），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Great Thinker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1967），pp.9-41.

[69] See“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8（1969），pp.3-53；Leo Strauss，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New York，1965；reprinted Chicago，1997（German original，1930）］，chapter 4，“Thomas Hobbes”；Leo Straus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Oxford，1936），and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apter on Hobbes and Locke，with Quentin Skinner，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1996），pp.284-93（“The Attack on the Vir Civilis ”）and pp.316-26（“The Science of Virtue and Vice”）.

[70] On this theme see，among others，Pierre Manent，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Princeton，N.J.，1995；French original 1987）.

[71] Richard Tuck，“The ‘Mod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 in Anthony Pagden（ed.），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87），pp.99-119；p.114-9.

[72] Grotius，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p.64，quoted in Tuck，“The ‘Mod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 p.117.

[73] SeeRichard F.Teichgraeber III，“Free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Durham，N.C.，1986），p.177.

[74] See Richard Tuck，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1572-1651（Cambridge，1993）. Also see Perez Zagorin，“Hobbes Without Grotiu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21，no.1（spring 2000），pp.16-40.

[75] Hobbes，Leviathan ，books 3 and 4，esp. chapter 38.

[76] Se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pp.113-6.

[77]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Cambridge，1991），chapter 46，pp.470-1.

[78] Leviathan ，chapter 30，p.231.

[79] Leviathan ，chapter 6，p.42.

[80] Leviathan ，chapter 9，pp.70-3.

[81] Leviathan ，chapter 16，p.111.

[82] Skinner，Reason and Rhetoric ，pp.163 ff.

[83] 此处译文出自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9页。

[84] On Mandeville see M.M.Goldsmith，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1985），and the valuable article by Russell Nieli，“Commercial Society and Christian Virtue：The Mandeville-Law Dispute，” Review of Politics ，vol.51，no.4（fall 1989），pp.581-611；on his influence，see E.J.Hundert，The Enlightenment’s Fable：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1994）.

第二章 伏尔泰：“一位高贵的商人”

知识分子的兴起

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兴起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应该始于伏尔泰。他为树立“知识分子”这个角色确实做了诸多努力。毋庸置疑，早就有学者、教授和许多作家做过不懈尝试，但是通过写作去塑造公众意见的独立文人仍然是一个陌生现象。直到伏尔泰的时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原因，独立文人和“公众舆论”现象才开始出现。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含义的名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广泛应用。但知识分子的存在却远早于这个术语，或者说，它一直以一系列其他的名称存在着。在伏尔泰的时代，“启蒙哲学家”一词慢慢有了一个和“知识分子”相近的含义。伏尔泰出生于1694年，此时法国正处于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启蒙哲学家是把自己孤立于宫廷的轻率与奴性之外的“圣人”。而到1778年伏尔泰逝世时，启蒙哲学家则是指对现存制度持关键性立场并且努力探求相应的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的作家。 [1] “政论作家”，曾指在公共法律方面的权威人士，要求探寻通过定义术语去塑造公共舆论的作家。 [2] 知识分子的兴起和公共舆论是同步发展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在伏尔泰逝世后成为法国财政总监，称公共舆论为“一种不靠金钱、警察和军队的无形力量”，却对政府的政策产生有力的影响。 [3]

正如伏尔泰给他在军队的同志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的信中所述：“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政论家，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舆论是世界女王的话，那么政论家就是统领女王的人。” [4]

一个作家去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不仅取决于他所写的东西是什么，更取决于他是如何写出来的。伏尔泰的仰慕者和批评者都一致同意他的影响力与从阅读他的文章中所获得的乐趣相关联。亚当·斯密是伏尔泰的仰慕者，在他家中一直保留着伏尔泰的半身雕像。他曾对到访的法国客人说：

伏尔泰的不可估量归因于他的理性。那些对于狂热分子和所有教派伪君子的狂风暴雨般的冷嘲热讽，让人们的头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真理之光的洗礼，为的是探求每个有智慧的头脑应该去渴求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相比于那些最不景气的政论家的几乎没人读的书，伏尔泰做的已经更多，其著作是写给大众的，所有人都应拜读。 [5]

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这样一个认为伏尔泰的作品有恶性影响的人，也承认道：“伏尔泰有愉快写作的优点，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将亵渎和猥亵的语言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6]

18世纪，两个相互平行的社会进展，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以一个独立自主的作家身份，投身于塑造公众舆论的事业中去。这两个进展分别是：作家进行创作谋生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赞助商转向直接面向市场；以大众精英群体为基础而不再是直接依附于皇家权威的新的政治格局。伏尔泰大师的事业推动了这两个进程向前发展并且也从中获益。

18世纪之前，文学创作者主要还是依赖于富翁们和当权者的慷慨赞助谋生。像埃蒙德·伯克一样，伏尔泰在其早期创作生涯也是依赖于赞助商们的赞助谋生，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亚当·斯密也一样。赞助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来自政府机构，有的是通过为作家提供免费食宿等。比如，伏尔泰的早期成功史诗《俄狄浦斯》首先获得了来自法国摄政王的抚恤金奖励，而后在1725年又获得了来自法国女王的生活津贴奖励。二十年后，伏尔泰的作品《路易十四时代》出版，其中他对时任君主路易十五的阿谀奉承使他被任命为“法国内阁绅士”，紧接着成为一个有着可观年收入的政府官员——法国皇家史料编纂。伏尔泰有很多赞助人，包括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和英国富商埃弗拉德·法肯纳（Everard Fawkener）。所谓赞助是指建立在赞助商和其赞助对象之间高度私人化的关系。对于像伏尔泰和伯克这样有创新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个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地位和收入；对赞助商而言，这种私人关系则为之提供了值得向人夸耀的荣誉。

伏尔泰通过预订销售的方式从一些文学作品中获利，比如史诗《亨利亚德》。预订销售是一个处于赞助商和书籍市场之间的媒介，并且人们通过这个媒介把限量的首版书籍作品卖给一定数量的订阅者。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出版商和销售商，书籍很快就从作者那里到了读者手中。这是首次使得书籍到达大量读者手中并且通过书籍市场来谋生（通常是很贫困的生活）成为可能。市场的兴起减轻了作者对有力的赞助商的直接依赖，但同时也增强了对读者大众品味的依赖。 [7]

“公众舆论”是新的社会机构的产物。许多市民通过它才开始了解政府的公共管理问题。读书俱乐部就是其中一种形式，那些买不起很多书的人可以聚集在这里阅读并讨论作家们的新作品。咖啡厅也起着相似的功能，它们提供多种书刊杂志供人们阅读，从而也提供了另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地方。共济会组织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较高，能将贵族甚至皇室成员和中层社会的精英分子连通起来。在新的民意表达方式中，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开始普及新思想并且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第一本这样的杂志就是创建于1711年的英国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 ），其目标是“把哲学从书架和图书馆中搬到俱乐部和集会中”。 [8] 正因为这些发展，政治影响公众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传统的对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的直接诉求转变为对“人民大众”裁决权的新诉求。 [9]

伏尔泰的天赋在于他善于运用别人的观点进行大众化的文学创作，而不是去做一个原创者或者缜密的思想家。新兴的大众读者和公共领域的新体制恰恰高度重视这种才能。尽管对“系统的精神”存在疑虑，但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伏尔泰还是保持了他关注重点的一致性，即拥护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发展、对法律制度的改进，以及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运用人类理性去挑战宗教信仰的不合理要求。与其紧密相关的是，伏尔泰长期反对天主教并且对制度性宗教的政治要求相当反感。

伏尔泰对于本书话题的重要性，来自他作品中两个重要的受欢迎的主题：通过市场活动追求财富在政治立场上的合法性，以及消费财富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哲学通信》是一部关于社会和政治批判的作品，而伏尔泰主张通过市场活动来追求财富的主题正是源于这部作品。该书同时也是法国启蒙主义开始作为公众力量的标志。

互换与宽容：政治争论

在《哲学通信》及其后来的著作《哲学辞典》中，伏尔泰从政治层面对市场活动进行辩护，而非出于经济性因素的考虑。他之所以这么看重市场活动，并不是因为市场活动能使社会更加富裕，而是因为追求经济上的个人利益要比追求其他目标安全得多，其安全性超过一切宗教狂热行为。

出于商业、文化和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伏尔泰被吸引到了英国。在《亨利亚德》一书中，伏尔泰对天主教会的攻击使得该书成为法国政府出版审查的目标。这本书在法国只能秘密出版，但这将使该书出版所获的几乎所有收益都被出版商收入囊中，而不是作者。在英国，审查制度则比较宽松，使得《亨利亚德》一书能够公开出版。伏尔泰去英国的部分原因就是要通过让有钱有势的赞助商以预订的方式出版该书的一个豪华修订版本，从而使数量可观的收入落入伏尔泰的口袋。

虽然伏尔泰出访英国的目的是商业性的，但出访档期却由于他在法国被捕而被迫推迟。在巴黎歌剧院，他曾尖锐地反驳了傲慢的罗昂骑士（Chevalier de Rohan）——一个最有声望和权势的法国贵族的后代。为了给这个无礼的庶民一个教训，罗昂骑士坐在其停在附近的马车里，怒吼着命令两个仆人痛打了伏尔泰一顿。为了报仇，伏尔泰向他的贵族朋友和在凡尔赛的熟人求助。遭到拒绝后，年轻气盛的伏尔泰就开始自己行动了。他开始学习击剑术，打算与罗昂骑士决斗，并且购买了枪支。随着关于他要决斗的流言在巴黎迅速蔓延，法国政府将他逮捕并关入了巴士底监狱。被逮捕后，法国当局最终和伏尔泰达成协议，允诺将其驱逐出境流亡英国，而免去他在法国吃牢饭。 [10]

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希望向法国读者们展示的是，他对英国的印象以及对英国形象的理解，这都是和其文学关注点和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伏尔泰最重视的当代欧洲文明就是在强权下不断壮大的个人自由，这就要求政府对个人差异有更大的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条文保证个人自由。按这个标准来讲，当时的英国是欧洲其他各国的典范。

只有结合主导了西欧和中欧两个世纪的焦点，即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关于《哲学通信》这本书的争论。正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卢梭和伏尔泰才逐渐疏远。当所有的欧洲基督信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时，正如准则“笃信一种信仰，遵从一部法律，拥护唯一的国王”，人们也就自然把使用国家力量来加强宗教义务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11] 犹太民族是唯一被天主教教徒组成的政治组织宽恕的外来者。作为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标志，他们在公民权和经济活动中毫无话语权。

在16世纪，各种新教主义（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兴起打破了西欧天主教铁板一块的局面。当国家作为天主教主体的一部分时，要与不同的宗教信仰共享同一个政治团体的理念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天主教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宗教。但新教改革者和天主教反对者都坚持认为，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维持“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反对贴着天主教标签的信徒就真的是天主的信徒。因此，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历史便成了内战、残杀及驱逐宗教少数派的编年史。宗教宽容的理念并非产生于天主教的某一分支，而是源自对长期内战的恐惧和失望。在16世纪末期的法国，一群所谓的“政论家”首次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其重要创新就是把维护国内和平构建于维护宗教正统之上，并建议只有通过降低对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地位的支持才能维护国内和平。 [12] 该观点在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英国思想家洛克。

伏尔泰于1726年来到英国。关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如何和谐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史诗作品《亨利亚德》中的男主人公，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78年曾通过《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暂时平息了宗教战争。该特赦令使人人平等的衡量法则在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中得到普及。但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暗杀，该信徒认为亨利是天主教信仰的潜在威胁。伏尔泰的写作故事透露了宗教斗争的政治和生命代价，并将其与长期处在世俗霸权下的宗教宽容的优点做了对比。

为了使英国读者做好阅读其著作的准备，伏尔泰在出版《亨利亚德》一书之前，先出版了一篇关于内战的文章。该文以“对读者的忠告”作为序言，同时预告了作品后续部分要涉及的内容将以“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为标题出版，人们将慢慢知道它的法语标题“哲学通信”。它是一个在英国旅游的法国游客为他的同胞所写的书。正如伏尔泰用他新学到的英式英语写道：

关系的真正目的是指导人们，而不是放纵人们的恶。我们应该主要忙于忠实地向人们列出一切有用的东西的账目清单以及报道那些非凡的优秀伟人的事迹。人们要去了解和模仿他们，并终将也成为一个对其同胞有益的人。一个以这种精神写作的旅行者就是一种高贵的商人。他们把外国的优秀文化和美德发扬到了自己的国家。 [13]

在这里，伏尔泰预先暗示，他将在这本书中把商业贸易置于崇高的道德地位。他刻画了开明的知识分子，比如商人，由于通过进口国外的有利润的商品，从而为他的同胞们做出一份贡献，而那些商品只是比国内商品更加耐用而已。整篇文章充分涉及了贸易活动，聪明的旅行者提供了“账目”，他关心“有用的东西”和潜在的“利益”。伏尔泰在作品里对商人的高估也反映在了现实生活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寄居在埃弗拉德·法肯纳的乡间庄园里。埃弗拉德·法肯纳是从事国际贸易和经营英格兰银行业务的富有的英国商业家族的一员。伦敦富商群体的新贵们在许多领域都对伏尔泰提供了支持。在《亨利亚德》精装版的购买用户中，商人和银行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就有英国最大的羊毛制品出口商皮特·德尔姆（Peter Delmé）。 [14]

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对英国皇家交易所（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形象的勾勒，使得对英国有长期重大影响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得到普遍拥护。多亏了伏尔泰的笔记和通信，我们才能通过那些基于他在英国的经历改编成的文学作品，寻觅到伏尔泰超卓智慧的蛛丝马迹。 [15] 伏尔泰在其作品中对英国皇家交易所的勾勒，并不是对其英国见闻的随意描述，而是通过对英国皇家交易所的描写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对政治的有利影响，尤其强调对存在最多争议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呼吁。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关注的是各个宗教派别，其第六章题为“谈长老会信徒”。虽然这些信中没有哪一封明确针对罗马天主教，但提及贵格会的四封信却都是以嘲笑天主教仪式为目的。在第五封关于圣公会的信件中，伏尔泰也指责说：“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都保留了太多天主教仪式，尤其是认真细致地收什一税。”对于伏尔泰一生最大的热情——反教权，《哲学通信》中提供了很多证据。并且相对于他在四十年之后所写的《哲学辞典》，《哲学通信》拥有更多精妙之处。然而，在反教权问题上，伏尔泰走的是更偏重政治立场的路线。他声称宗教狂热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源头：宗教狂热轻则导致不公平，重则引发内战。

致力于当代英国的繁荣与自由，伏尔泰对比了17世纪几次宗教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当时，三四个教派正打着上帝旗号发起了内战，使得大不列颠帝国四分五裂。”（通信3）。伏尔泰写道，英国人在经历了17世纪的挣扎与斗争之后，“每个人都厌烦并且痛恨宗派斗争”（通信7）。“在我看来，似乎他们接受了残酷的教训，变得明智些了，而今以后，我看不出他们再会有为了三段论法而互相扼杀的欲望了。”（通信8）他抓住每个机会去再三灌输他的论点，即宗教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根本没有明确、合理答案的神学问题。更多时候，人们并没有忽视宗教差异，正如伏尔泰描述道：“一个叫勃利纳的医生过于小心谨慎，他自认为如果用一件长法衣代替短外套，就会被投入地狱，而且他希望半数的人民为了天主的光荣和布道去杀戮另一半人民……”（通信23）《哲学通信》记录并欢呼宗教狂热主义的逝去和宗教宽容气氛对宗教狂热的替代。“一个英国人，作为一个自由人，可以以自己喜欢的任何路线走向天堂。”（通信5）这就是伏尔泰对宗教宽容教义的警句式总结。

伏尔泰想通过《哲学通信》向他的法国同胞传递的信息是，通过施加一定的条件，英国人民就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宗教差异，那么法国也可以实现。在这些约束条件中，宗教宽容就是“有用的”东西之一。

对于伏尔泰来说，似乎正是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促进了英国的宗教宽容。“如果英国仅有一个宗教派别，那么将会有暴政的危险；如果有两个派别，那他们会彼此残害；但是如果有三十个教派，他们就会彼此和平幸福地相处下去。”（通信6）他高度重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晚年所著的《哲学辞典》的“宽容”章节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这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探索的一个主题。

伏尔泰认为，通过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来替代对宗教的关注，与宗教宽容同等重要。在《哲学通信》的附录文章“谈帕斯卡的《思想录》”中，伏尔泰这样写道：“人就是为行动而生的，就像火苗要向上升起或者石块总要向下沉落一样……人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从事的职业使他们变得温和或暴躁，危险或有用。”据伏尔泰所言，宗教狂热让人们变得暴躁和危险。与天主教和民间传统不同，伏尔泰认为自我利益比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更有可能促进社会和平。 [16] 伏尔泰作品中对股票交易的描述，表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变得更加温和。

伏尔泰并不是第一个在简报中评价股票交易的人。《旁观者》——一本发表观点的英国杂志——曾成为整个欧洲大陆所有类似杂志的典范，曾在1711年为英国皇家交易所写了一篇文章，1722年该文被译成法语并出版。在这篇由英国人约瑟夫·艾迪生撰写的文章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的：“英国皇家交易所是供本国人和外国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全球私人企业问题的场所，它使伦敦成了整个世界的商业中心，也使得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云集。” [17]

在他去英国之前的四年里，伏尔泰还去过当时欧洲的另一个商业中心——荷兰。他被海牙这个城市深深震撼。海牙留给伏尔泰的印象印证了艾迪生的看法，他将海牙比作“整个宇宙的宝库”。伏尔泰在致巴黎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歌剧令人讨厌，但通过它，我看到了加尔文教的神父、阿民念派教徒、苏西尼派教徒、拉比们和浸礼教会教徒一起谈话，并且说得相当有道理。” [18] 该想法同样照应了艾迪生的描述，却更加强调了不同信念的共同存在。

英国也给伏尔泰留下了相似的印象。在到访英国的早期笔记中，伏尔泰这样写道：“正如英国皇家交易所是世界各国商人汇聚的场所一样，英国也是各种宗教派别的汇流地。”伏尔泰在总结出宗教宽容和自由市场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时，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就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发展。在他的笔记中，一篇标题为“浴缸的故事”的文章提及了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狂热的讽刺。他在笔记中用并不完美的英语写道：

没有道德良心的自由，就没有贸易的自由。对商业和对宗教逼迫的专政是一样的。在英联邦和其他自由国家，就像在海上港口看见很多船只一样，人们也会看见许多宗教。同样的上帝受到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贵格教徒、再洗礼派和各种异教徒们的膜拜。各教派费尽心机地用文章抨击对方，却用信任与和平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就好像运动员们既能迁就容忍伙伴在台前争锋，也能在盛夏的时候一起喝酒吃肉一样。 [19]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用更长的篇幅来阐明宗教信仰自由和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他对作家斯威夫特的论点进行提炼和扩展，那就是有着完全不同信仰的人们，有可能彼此为敌，却能够在“交易时”，也就是在商业活动中，“彼此信任地、和平地”自由生活在一起。最后一句话暗示，这种友好关系依赖于一个隐含的信念：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表现比其公开承认的坚定的宗教信仰更加真实；宗教职业之于他们正如台词之于演员，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编造出来供人娱乐的谎言。

商业活动和宗教宽容之间的关联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就有人指责不应将商业和宗教宽容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稳定应当与政府推行宗教的一致性关联在一起。1651年，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就已经看到了海峡对岸的荷兰并嘲笑道：

彼岸的阿姆斯特丹，土耳其人、基督教徒、异教徒和犹太人鱼龙混杂，

教派活动、分裂意图郁郁葱葱；

有良知的银行，无论观点多么光怪陆离，

拥有信用，即可交易。 [20]

伏尔泰分析了马维尔的看法并颠倒了其伦理上的结论。对于马维尔来说，阿姆斯特丹的情形是一个威胁。对于宗教宽容的拥护者来说，商业则应该受到欢迎。

伏尔泰决定把从事商业活动能带来政治利益的论证场所，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英国皇家交易所。此举意义重大，因为伦敦的交易所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化身，并且还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国际远洋贸易密切相关。

虽然天主教和长老会是英国的两大教派，但其他所有教派也是受欢迎的，并且都相处得很好。同时，大部分传教士虽然彼此憎恶，其热诚程度正如詹森主义者诅咒耶稣教徒那样。

比如伦敦交易所，它是一个比许多英国地方法院都更受尊敬的地方。你将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为各自利益而来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犹太人、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善待彼此，就好像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一样，甚至为那些濒临破产的人都预留了“异教徒”的名字。在这里，长老们会信任再洗礼派教徒，国教徒也接受贵格会教徒的允诺。一离开这些和平自由的集会，有人会去犹太集会；有人会去喝酒；也有人会去以上帝的名义通过子孙对圣灵的尊重接受沐浴洗礼；还有人会去割掉其孩子的包皮，并对孩子低语一些他根本不懂的希伯来语；而另外一些人则戴着帽子去教堂期待上天赐予的灵感。所有人都感到心满意足。（通信6）

在发展到股票交易阶段之前，《哲学通信》总是在提醒，当宗教差异成为情感宣泄的首要对象时，其结果往往是那些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受到强烈迫害。相比之下，证券交易所号召有着不同信仰的信徒们共同组成一个“和平自由的集会”。其友谊的源头就是他们追求着一个相同的目标：财富。虽然宗教狂热可能使他们诅咒彼此作为异教徒而下地狱，但对财富的追求却使他们达成了一个新共识，即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只有破产者才是“不值得信赖”的人。伏尔泰是这个利益动机的先知：与大力追求救赎相比，对财富的追求更可能让人们“和平相处并感到满足”。相比于无私的十字军东征圣战声称要强行拯救邻国人民的灵魂的追求，即使最终仅留下一片废墟而已，对财富的追求却仍然是一个潜在的、更和平的并令人满足的追求。

这些商人都做些什么买卖呢？在“人类的私营企业”中，他们又占多大比例呢？

在英国皇家交易所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关于政府安全方面和所谓的“金融公司”——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份。这两个公司是英国商业政策在国内外依靠的枢纽。 [21] 为政府安全和“金融公司”的股份而形成的联合市场反映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商业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像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公司，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派遣船只前往世界各地，当这些船只返回欧洲的港口时，船上载满香料、丝绸、瓷器、糖、烟草、咖啡和茶等只供给富人们消费的“奢侈品”。这样的公司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了一起。其所有权一部分属于皇家投资者，另一部分属于那些共同分担风险又同时期望获得利润的私营股东。这些公司都是受政府特批设立的，并被授予从指定地区进口商品的专属权。在那些被指定的区域里，政府授予他们履行政府职能和征收税款的权力，来支付维护当地统治的花销。越洋贸易要求，在可以预期获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向这些充满风险的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由国王授权的垄断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海外贸易所能获得的潜在利润提高到对于投资者来说，值得对这些远洋贸易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水平上。 [22] 虽然尚无确凿的证据，但伏尔泰本人似乎已经投资法属印度公司。 [23] 他可能也已经做到了言行一致。

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对于18世纪英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及其经济增长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国家面向市场进行融资之前，战争的输赢往往都是由交战双方政府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和维持军队开支的能力决定的。英国皇室之所以批准建立英格兰银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原因。威廉三世统治时，英国政府急需资金来维持与法国在佛兰德斯的战争支出。就像当时大多数的欧洲政府一样，英国政府也时常入不敷出。直到17世纪晚期，英国政府才用法国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从私人放债者手中借钱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然后，为了还债，政府把征收某些税种的权利变卖给“税吏”，比如红酒消费税。税吏只需把规定数额的税金上缴政府，其余的税收都归个人所有。这些税吏还扮演着金融家的身份，即把钱借给政府用以弥补短期财政赤字。政府依赖税吏和金融家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政府要以与市场上其他私人借款者相同的高利率来获得这些贷款。 [24]

在17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仿效意大利和荷兰政府的方法为其政府债务融资，批准设立了英格兰银行。英国政府允诺向英格兰银行支付每年10万英镑的永久年金并允许该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发行票据。作为回报，英格兰银行向英国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财政支持，并由此开始商业运作。该银行股东不仅包括来自伦敦市的投资者，还包括国王和王后、荷兰投资者、胡格诺派教徒以及犹太人。英格兰银行很快就成了付息债券（包括国家债券）的大买家。

在英国皇家交易所交易的都是英格兰银行和大型商业公司的股份、债券以及政府从其他私人货币市场上借鉴而来的金融工具，其中包括军队债券、海军票据、财政票据（如国库券）。 [25] 对每种票据，政府都允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支付一部分票面金额和固定年利率，直到票据到期。政府借债的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债权人对政府还款能力的信任程度。一个富有效率的税务系统的发展保证了债权人对政府支付能力的信心。这就为政府国库提供了大量有规律的现金流，反过来也为私人市场提供了可供购买的国债。 [26] 这种稳定的、公开的市场的出现，是当代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经济创新。这种金融形式的出现，使得英国政府能够比之前依赖于私人放贷者和税吏时，以更低的利率来筹集资金，而当时的法国还处于旧体系之中。

虽然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英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曾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 [27] 但长期以来，那些从事购买、销售、运输和放债的人与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被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忽视，或者只被看作一个非生产性的、寄生在“实体”经济的生产和分配上的“增长”。但是，伦敦不断增加的资本流通规模导致了利率的急速下跌，从而更大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28] 可靠的转移资金方法的发展、让跨越政治边界的贸易成为可能的货币市场的建立、通过汇票来扩张信贷以及引导现有资金用于商业目的的渠道的拓展等，这些都是伏尔泰时期金融的发展带来的结果并且伏尔泰也曾参与其中。 [29]

对于英国政权和英国商业而言，“金融改革”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现在已经为历史学家所熟知。但在伏尔泰所处的时代，公众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回应却是怀疑甚至是充满敌意。 [30] 尤其引起公众怀疑的是一些买卖交易的投机性本质。由于政府证券的价值随着英国海军和英国财政部的运气，或传闻的运气，而上下起伏，公司股票的价值也就随着公海上商船的命运，或者是公司不再续期垄断的可能性，而不断变化。 [31] 在交易方面，大多数人都以股东的身份，用自己的账户来做贸易，从而为了获得佣金而代客户购买和出售股票。到18世纪20年代，保证金和股票期权的交易都已发展完善。 [32] 史无前例地，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做投机生意成为可能。

1720年，新南海公司向英国政府请求垄断南太平洋上的贸易权，并承诺承担国债作为对政府的回报。政府同意了该公司的请求，而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因此狂涨十倍。这掀起了在英国皇家交易所的投机热潮。阿姆斯特丹、巴黎和都柏林的投资也蜂拥而至，带动性地提升了伦敦交易所的各个怀有可疑目的的新公司的股价。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被后人称为“泡沫法案”（Bubble Act）的法规，试图制止此类活动。该法案的效应却意外导致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崩盘，同时配合了投机热潮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结束。交易所的繁荣和萧条导致了一波公众的道德说教——指责“南海泡沫事件”在贪欲上的崩溃和对奢侈的喜爱。 [33]

投机活动在南海泡沫事件中达到了顶峰。这只是金融改革浪潮中的一个泡沫，但正是这次泡沫事件吸引了道德学家的注意。那些依赖于房地产富人的代言人，通过公众共和主义式的说教来解释事件，以谴责那些新兴的“金融利益”者，指责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幻象”之上，而不是以坚实的房地产为基础。 [34]

南海泡沫事件（及发生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泡沫事件）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伏尔泰笔下的英国皇家交易所的场景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辩护，更是投机活动发展到极致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证明。伏尔泰捍卫那些对道德学家来说似乎是新金融世界的致命弱点的东西。伏尔泰把观察点从海上贸易转移到英国皇家交易所时，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企业家身上，也不在努力奋斗的商人身上，而是在那些努力通过股票贸易、支票交易和国债来获利的人身上。

那些拥有土地这个传统财富之源的人，并不需要牵扯进在交易所发生的存在更大风险的经济活动中。因此，交易所中的最活跃分子很少有贵族，但包括一部分社会和宗教的外来者：胡格诺派、贵格派、异教徒和犹太人。 [35]

犹太人曾于1290年被驱逐出英国，直到近来才重新获得认可。伦敦的犹太人小团体由相当一部分西班牙裔或葡萄牙裔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组成。15世纪，这些犹太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中大部分人迁移到了阿姆斯特丹（那时它还属于西班牙），然后再从阿姆斯特丹转道英国。随着犹太人在不同国家间的来往，伦敦的犹太商人便专门从事国际贸易和股票买卖。他们尤其活跃在兑换外币业务上。通过兑换外币，某个国家的商品买家才能支付另一国卖家的货款，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艾迪生写道，这些在伦敦的犹太商人“就像是大厦中的钉子一样，虽然自身没有多大用处，但若要把整个大框架整合在一起，它们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36]

门德斯·达·科斯塔（Mendes da Costa）家族就是一颗这样的“钉子”。这是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并且在伦敦和荷兰都有分支的显赫家族，这也是伏尔泰到达英国后不久就熟知的常识。约翰·门德斯·达·科斯塔，该家族的族长，拥有相当数量的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37] 为了做好到英国旅行的准备，伏尔泰购买了一张约翰的儿子——安东尼·门德斯·达·科斯塔——开的兑换支票。但是伏尔泰的旅行计划由于罗昂事件而搁浅了。在他到达英国前，安东尼早已经逃离了法国并被宣布破产，只留下其父亲作为法定债权人。“一来到伦敦，我就发现那个该死的犹太人破产了。”伏尔泰在给他朋友塞奥特的信中这样写道。伏尔泰的诅咒促使《哲学通信》新版本的出版。 [38]

伏尔泰对英国皇家交易所场景的整体描写，通过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等级价值观而颠覆了读者们的预期。在文章一开始，伏尔泰就亲切地将英国皇家交易所这个被公众藐视的存在与处于最高社会等级且受人尊敬的法院做了对比。虽然在交易所买卖股票的行为常被描述成对自我利益的深切追求，伏尔泰却把那些从事证券的人看作是在追求“全人类的利益”。对大家早已接受的社会等级价值观的颠覆当然主要表现在对商业和宗教的关注，或者说是对财富和救赎的追求上。我们预期在伏尔泰书中看到的应是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但在伏尔泰的描写中，宗教似乎被认为是荒谬的，而商业则是高贵的。在这里，我们有个典型的关于伏尔泰艺术的例子，即宣传启蒙运动的艺术和说服公众观念的艺术。这里不存在任何会遭到批判或可能引起公众反感情绪的逻辑性前提。取而代之的是，整个场景就是一个论点，其问题的设置使得答案暗含其中且顺理成章，从而增添一剂令人愉快和难忘的幽默成分。正如苏格兰评论家詹姆士·比蒂（James Beattie）所提到的：“伏尔泰的仰慕者们不会轻易变得理智，因为每一个论点都有幽默诙谐的故事在里边，他们不可能在不失去一些幽默段子的情况下略过任何一个论点。” [39]

文学评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用其称作“探照灯式的装置”的方式暗讽“宗教差异是荒谬的”这个前提。出于对每个宗教传统在知识上和仪式上的复杂性的考虑，伏尔泰号召人们关注唯一的仪式习俗。礼制的问题，如洗礼、静心、戴礼帽等，都被高度重视。但宗教仪式来源于哪里这个问题却无人问津，好像礼制就是随意而来的。宗教礼制和酒精的大众消费是同样受贬低的。 [40]

伏尔泰书中描绘的场面打算告诉人们的是，市场机制允许多样性也就是宗教多样性的存在。但这里还暗含着对宗教体制的讽刺，因为至少相对来说，它相当于把所有宗教文化都进行了自我贬低，而使得每个宗教都能在市场环境下生存。因为事实上，对于那些在市场上做交易的人来说，对财富的追逐比对宗教救赎的追求更真实些。正如伏尔泰所写，宗教仪式已经变得僵化呆板，比如天主教混淆了三位一体，丑化了犹太人，其宗教仪式则强化了对犹太人的曲解。伏尔泰不仅关注宗教冲突的和解，而且致力于把提高世人的幸福作为最终目标，他对市场活动中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感到欣慰。之前那个追求财富比追求救赎更加真实的观点在伏尔泰的笔记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而且对该主题的处理比之前更加柔和。随着对各个宗教派别的描述逐渐清晰，伏尔泰认为英国人并不是不认真对待宗教信仰，而是在认真对待各自宗教信仰的同时，依然能够和平相处。 [41]

在伦敦交易所场景章节中提出的两个概念，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的其他章节中加以详述。市场被称为一个“和平与自由的集会场所”，是一个出于自愿的社团形态。因此，伏尔泰把商业活动称为人们和平共存的一个基础。在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Pascal）的批判性评价中，伏尔泰指责帕斯卡反复重申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帕斯卡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考虑，这是违背一切秩序的。我们必须注重大局，维护自身利益的倾向是一切混乱的开始，在战争中如是，在政府中如是，在经济中亦如是，等等。”伏尔泰对此的评论预示了其后思想家的观点。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他们都认为利己主义的偏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并不是像基督徒和社会道德家所想象的利己主义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要建成一个不追逐自我利益却能持久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正如要培养出清心寡欲的孩子或者人们毫无食欲却能想到美味佳肴一样，凡此种种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对自己的爱才激发了人们对他人的爱，这正是通过彼此间的需要，才体现出我们每个人对整个人类而言还是有用的。这正是所有商业的基础，亦是人类之间永恒的关联。没有爱，就不能创造任何一种艺术，也不能建成一个甚至只有十个人的社会团体。正是这份大自然赋予每种动物的本能的自我爱护，才提醒大家要尊重他人的自我爱护。法律抑制了它，但宗教主义却使它更加完美。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可能只考虑到了人们要顾及他人的利益，这也是相当正确的。但如果那样的话，商人们可能仅仅出于慈善就去了印度，石匠们雕刻石头也只不过是为了讨好近邻。但上帝却并不是这样安排的。让我们停止谴责上帝赐予我们的本能天性，而将这些本能用在上帝期望我们能够利用的方面吧！（谈帕斯卡的《思想录》）

伏尔泰并没有使用术语“看不见的手”，但这一概念却已处于酝酿期。

在《哲学通信》“论商业”中，伏尔泰回过头来重新探讨了英国国家权力、商业活动和自由之间的联系。“商业，使英国人民富裕了起来，也帮助人们获得了自由。反过来，自由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整个国家强大起来……1723年，一个除了少量铅和锡、一些贫瘠土地和劣质羊毛外没有任何其他资源的小岛国，却能通过商业的发展强大到同时派遣三支舰队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伏尔泰将欧洲大陆上贵族对商人的鄙视与英国贵族精英后代对从事贸易的意愿做了对比。他夸张地说道：“我不知道哪一个对国家来说是更加有用的。一个有权的贵族会精确地知道国王几点几分起床或睡觉，会在外面摆臭架子的同时在某些大臣的家里做着奴才。一个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商人，在办公室处理着发往苏拉特（印度西部港口城市）或开罗的订单，从而有利于全世界的福祉。”在这里，伏尔泰确实扮作一个有想法的商人，企图向他的法国读者兜售即将在英国舆论中兴起的一个标准主题，那就是商人将是新一类英雄。 [42]

偏爱商人而非贵族的态度为伏尔泰提供了一个大背景，而这一背景促使伏尔泰鼎力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主题之一，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哲学通信》“谈政府”中，他将“自由”优先的概念和人人自由的启蒙概念做了对比。他写道：英国《大宪章》中提到“英国的自由人”这一事实，是“一些不自由的人存在的一个败笔。我们在其第三十二条中也看到，这些所谓的自由人仍要为他们的领主服务。在这样的自由下，仍然会有很多奴隶”。因此，伏尔泰支持这样的政治组织——人们都不直接依赖于其法定主人而生存。他在对英国政府的描写中还强调，和法国相比，所有人都受制于税务。“每个人应该根据其收入而纳税，而不是根据其社会等级（这是荒唐的）。”伏尔泰认为依照社会地位来享有法定特权及纳税是法国旧体制不公平的根本，正是法国大革命搬开了这一社会不公的基石。

知识分子的求索

《哲学通信》中的反面人物是牧师、好战者和贵族，其正面英雄就是商人和知识分子，书中出现的进步人士和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成为伏尔泰和哲学家喜爱的共同主题。 [43] 艾萨克·牛顿就是伏尔泰及其之后启蒙运动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榜样。正如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这些知识分子也着手去探索社会活动的规律。为了将知识分子和军队人物的价值进行比较，伏尔泰将牛顿和克伦威尔做了对比。“我们的尊重，是给予那些靠真理的力量来俘获人们心智的人，而不是那些仅靠暴力来奴役人们的人；是给予那些能理解宇宙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毁坏宇宙的人。”（通信12）培根、洛克和牛顿都是《哲学通信》中的真正英雄，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老师”的哲学家（通信22）。 [44] 伏尔泰希望法国从英国学到一些东西，其中就有如何对待“哲学家”。在英国，智慧、才能和功绩不仅被大家尊敬，而且还会被赏以重金。他写道：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英国诗人）翻译的荷马作品就让他获得了20000法郎。“这就是，在英国这个国家，一个有才华的人既能拥有尊重，也能够获得财富。”伏尔泰还列举了一系列政府以丰厚回报被委任的杰出知识分子。如果他晚几十年后再写这本《哲学通信》，伏尔泰可能还会列举被授以海关税务局职员之职的亚当·斯密。

《哲学通信》本来打算去教法国人如何奖赏有学术价值的人，但伏尔泰并不是等着接受其同胞的奖励。“我见过太多贫穷并遭人冷眼的作家，所以很久之前我就决定不会加入他们的队伍。”伏尔泰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让个人获得利润而不用对其他任何人承担责任；再没有比让自己发财致富更让人惬意的事情了。” [45]

伏尔泰旅居英国的后半段时间要比初到时富裕得多。其中一些财富源于其作品《亨利亚德》，但更多财产收入来自一系列的金融投机交易。对此，他没有公布于众，甚至连与其熟悉的很多商人也都认为伏尔泰的行为是阴暗和虚伪的。那些了解他的英国人甚至起诉伏尔泰伪造银行票据、更改合同和抵赖债务。当伏尔泰离开英国时，人们对其充满了敌意并且十分厌恶，大部分是因为其金融方面的“恶行”不断。 [46] “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二十年后伏尔泰的类似行为导致了他狼狈离开腓特烈大帝，并且同行及其崇拜者也多次评价伏尔泰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47]

那么，一个作家能通过何种“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财呢？伏尔泰在作品中透露出的好奇、叛逆和大胆的性格特征也表现在他的金融活动中。几乎很少有他不曾涉足的经济发展途径。皇室赞助、图书销售、国际粮食市场、放债、土地开发和金融投机：他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尝试了以上所有方法。伏尔泰的金融活动，正如其文学作品一样，往往都不是中规中矩的。

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获取有钱有势者的赞助。没有任何人像君主一样富有和强大，因此伏尔泰一直都对君主曲意逢迎。我们看到，伏尔泰在旅居英国之前就获得了法国王室的赞助。早在1727年，英国国王在法院上就认可了伏尔泰。伏尔泰还将英国版的《哲学通信》赠予王后。王后还发现，在通信中，伏尔泰把王后描绘为“一位坐在王座上的令人愉快的哲学家”，并大方地赞美了王后给予的赞助。还有另一种更加现代的财富来源，那就是通过图书销售赚取利润，无论是通过图书预定的方式还是从图书销售商那里。

但是，伏尔泰首先通过公共债务这种连接君主和商人的机制来赚钱。为了支付公共债务而到处筹钱时，18世纪的英国政府往往就会发行彩票。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是最投机的金融活动形式，其获利全靠好运气。通过彩票这种方法，伏尔泰对如何获得真正的财富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但也正是依靠其推理能力，他在彩票上获利的成功概率达到最大值。

法国政府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从公众手里筹钱。为了掩饰政府债务，债券通过巴黎市政厅发行。在去英国前，伏尔泰明显还有一些政府债券。1728年他返回法国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已让债券失去了价值。为了恢复债券持有者的信心，政府决定，要以每月发行彩票的方式来分期偿还债务。发行彩票的方式仅对那些债券持有者来说是可行的。只需花费1法郎，债务人每持有1000法郎政府债券就可以获得1张彩票，并参加当月的抽奖活动。每月60万法郎的奖金大多来自政府本身。

伏尔泰和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德·拉·康达敏（Charles de la Condamine）合作，推算若想赢得一期彩票的奖金而需买下的当期彩票金额，以确保成功获得彩票奖金。他们还一起组织了一个财团，专门买断某些指定月份的所有彩票然后再瓜分奖金。1729～1730年，该财团获利600万～700万法郎，其中伏尔泰获得分红50万法郎。数月后，伏尔泰利用洛林债券发行中的一个漏洞又大开“杀戒”。 [48]

国家的资金需求不断增长，其主要刺激因素就是建立和维持军队。供应军队，为其提供吃穿、武器和运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任务。国家只拥有最基础的官僚机构，因此服务军队的工作就只能留给私人企业了，因为这项协调事业有很可观的利润收入。巴黎兄弟商会，伏尔泰的崇拜者之一，成为法国军队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供应商。伏尔泰很欣赏他们的业务创造能力。反过来，他们也使伏尔泰成了一个默默无闻却又非常愉快的合伙人。 [49]

抵制奢侈品

在伏尔泰的时代，海外贸易是法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主要部分。大多数海外贸易的商品被称为“奢侈品”，这些商品来自欧洲海岸线之外的区域。 [50] 伏尔泰也涉足国际商业。1730年，他加入了一家公司，该公司从北非进口粮食到法国的马赛港，然后再将粮食出口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也从美国进口可可、糖、烟草和青黛，再运到法国。此时，伏尔泰不再是一个沉默的合作者，而是一直都在不停收集在国际贸易中获胜所需的价格、市场和货币等各种信息。 [51]

因此，伏尔泰在“奢侈品”进口贸易中有着经济利益，也对这种贸易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的时代，商品进出口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关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对道德情操影响的争辩也就集中在了“奢侈品”这个概念上。

在1734年出版的《哲学通信》中，伏尔泰拥护市场经济作为“宗教狂热的解药”，因为它促进了出于个人利益而相互合作的和平美德。在数年之后出版的两首诗中，他又一次为商业活动进行辩护：商业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

对于我们来说，追求物质享受的观点似乎是毫无争议的。但在18世纪，物质繁荣经常被宗教人士和民间的道德家指责为“奢侈”。 [52] 它不是道德上的中性词，而是个贬义词，暗指舒服享受生活是对非必需品的过剩拥有。奢侈品的概念和公认的社会等级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地位高的人眼中的必需品，对地位低的人而言却被认为是奢侈的东西。奢侈品就意味着享受不适合一个人身份地位的物品，批判者将其视为社会阶层的混杂物。

道德家们认为，奢侈品会导致国家衰败。英国评论家则将古代的斯巴达视作一个通过武术美德和节约来保护其独立性的共和国楷模。在法国，古罗马共和国就是这些美德的典范。波里比阿关于罗马衰落的描述被视作对奢侈品腐败后果的警示。英联邦政府越富裕，那么即使在不惜牺牲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个人物质追求的满足程度就越高。据称，物质上的享受会使人变得柔弱和女性化；因此，追求奢侈的国家将会被简朴、有声望和好战的国家的军队打败。

基督教道德学家将奢侈品描绘为让人从追求救赎中分散精力的东西。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就警告：繁荣会带来奢侈品并必然导致贪婪。随后的基督教思想家也警告说：奢侈会使肉体受到世俗和魔鬼的束缚。长久以来，就有一种从禁欲主义方面来解释美德的天主教传统：禁欲、困苦和谦卑才是人们要培养的性格特质。

世俗传统和基督教传统都谴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原因却是不同的。世俗传统认为，它会毁了有才德的公民，即那些本来应该准备好要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利益、在捍卫联邦的战争中获得无限荣耀的人。基督教传统认为，它是原罪的一个诱惑，诱惑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不再坚守禁欲、谦卑和爱这些神圣的美德。 [53] 世俗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是互不相容的。但这并没能阻止道德家在指责诱惑导致原罪和衰败的奢侈品方面，将两者统一起来。 [54]

伏尔泰和中期启蒙运动的其他思想家领袖抵制以刚毅和战争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及注重忠诚的宗教文化。在这里，他们赞成一种新出现的世俗文化，它重视更加融洽的社交关系并引导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而不是宗教。大卫·休谟鄙视对社会合作毫无益处的苦行僧式的自我否定和所谓的“僧侣美德”。与此同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写道：“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对社会没有益处的东西，那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55] 伏尔泰还断言，随着欧洲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将逐渐拥有共同的道德观念。 [56] 截至18世纪中期，这些价值观已经被公认为“精华”或“文明”。 [57]

开明的知识分子试图将追求幸福合法化，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政治目标，那么扭转“奢侈”的含义就是一个关键。从1714年曼德维尔出版《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 ）到1742年休谟发表论文《论奢侈》（On Luxury），伏尔泰的诗歌著作对奢侈品在道德伦理上的重塑做了贡献。

伏尔泰于1734年发表诗篇《俗世之人》（The Worlding），标志着他正式加入了这场论战。该诗开篇写道：“我认为，充满智慧的大自然母亲，为了我好，才使我降生于这个时代，而这个伟大的时代却遭到（教堂里的）可怜‘医生们’的如此诋毁。”它结合了对当代俗世之人快乐的赞美和对过去黄金时代里的基督教与民间神话的讽刺，还有对都市奢侈品的赞美和对基督教的自我否定美德、世俗的简朴美德的攻击。

考虑到这首诗打破旧习的反教权主义论，伏尔泰担心它的出版会招致天主教权威人士的愤怒。于是，伏尔泰并没有将其出版，而只是将其复印副本邮寄给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但到其中一个朋友逝世时，该诗篇被人们发现了。于是，几百份复印品在没有伏尔泰的允许下流传开来。很快，它就被视作对恶习的可耻辩白而遭到攻击。由于担心受到文书迫害，伏尔泰赶紧离开巴黎，来到了普鲁士王国。在那里，他又写了一首诗《捍卫世俗》（The Defense of the Worlding），重申了他之前对奢侈品的辩护，并借鉴了当时的经济论点，从《蜜蜂的寓言》到让·弗朗索瓦·梅隆（Jean-Francois Melon，法国哲学家）的《关于贸易的政治文章》（Political Essay on Commerce ）（1734）。对于我们来说，这两首诗和伏尔泰的其他相关著作可以得到同等对待。

伏尔泰在《俗世之人》中写道：“富裕是艺术创作之母。”物质上的繁荣是发展更高文明的前提。 [58] 从此以后，几乎每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倡导者都反复引用了这句话。伏尔泰通常对曾经充满辉煌的过去持否定的态度。他写道：大自然的本质绝不是伊甸乐园。他还描绘出处在那个初始乐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被太阳灼伤的脸庞、鱼鳞状吓人的手、过长且破裂的未经修剪的指甲，以及肮脏的鹰钩鼻。 [59] 他坚持认为，古罗马人的生活特征不是自诩的简朴美德，而是贫困、不舒服和愚昧无知这些毫无令人钦佩之处的特点。 [60] 因此，他还嘲讽了世俗和基督教所缅怀的那未被奢侈品腐蚀的美好过去。他想创造出的乐园已不再是伊甸园。他在《俗世之人》的第一个版本中这样总结道：“地球上的天堂就在巴黎。”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则改为：“地球上的天堂就是我所在之处。”因为社会更加富有了，所以现代的都市生活也更加文明。伏尔泰在诗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扭转了基督徒和民间道德家之前对贫困的阐述，使得贫困看起来是龌龊可耻的，而非高尚的。

就像曼德维尔和梅隆一样，伏尔泰也为奢侈品辩护。针对道德批判者，他们试图利用相对概念来表明，在同代人认为是生活必需品的商品之中，很多都曾经是非常惹人注目的商品。“如果有人回到一个不穿衣服的时代，如果也有人曾经告诉他们应该穿轻便的、优质的、由最高贵材料制作的、洁白如雪的衬衣的话，他们一定会哭的。奢侈是什么？娇气是什么？这样的壮丽甚少适合国王！你想毁坏我们的道德，想破坏我们的国家！” [61] 他将这个对奢侈概念的评论作为附注写在了《哲学辞典》中：

剪刀，这一显然不是远古时期的发明，在刚被发明出来之时，针对那些第一批使用剪刀修剪指甲或多余长发的人们，还有什么样难听的话没有说出来吗？毫无疑问，那些人都被称为花花公子和挥霍者，因为他们买了那样一个毫无用处的昂贵工具并毁坏了造物主的完美作品。 [62]

伏尔泰还提出了另外几种支持奢侈品的经济学建议，这些论点最终由曼德维尔和梅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富人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即传统上被公开抨击的一种恶习，造成了对贫穷者劳动力的需求，并且穷人也能及时受益于其创造出来的更多财富。因此，富人的开销也给予了穷人积累财富的机会，并且对奢侈品的喜好需求已经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底层中疯狂增长。 [63] 正是对奢侈品的需求才产生了跨洋贸易，愈发地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 [64] 伏尔泰赞扬了路易十四的首任总理大臣科尔伯特（Colbert），因为他促进了奢侈品的生产，使得国家富裕起来，并“扩大了我们所有艺术创作的来源”。 [65] 通过最终改善穷人的命运，使国家富裕起来，并促进了国际交流，对奢侈品的追求最终成为公共利益的来源。

伏尔泰认为，奢侈品的批评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伪君子。他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生活中华丽的服饰和装饰，却把别人的舒适用品指责为“奢侈”。《捍卫世俗》这篇文章的情节围绕着作者和主人公“忧愁大师”——一个作为反派人物的伪君子牧师——之间的对话展开。“忧愁大师”的话语充满着对奢侈和舒适标准的宗教谴责。诗人通过阐明主人公瓷杯里的咖啡的来源来进行反驳。“难道咖啡不是人类工业从阿拉伯半岛掠夺而来的吗？这个瓷器和其易损的美丽瓷釉是由上千双手，经过反复烘烤、上色和装饰而为你制作出来的成果。这精美的纯银，经雕镂和打磨成凹形槽，不管制成容器或茶托，都是从波托西——这个新世界的‘心脏’——的土地深处挖掘而来的。整个宇宙都为你劳作，因此，在你自满的愤怒中，你可以用你所有的尖酸刻薄来谩骂这个竭尽全力要为你带来快乐的整个世界。” [66] 伏尔泰还总结道，这种生活奢靡的评论家本身就是一个“俗人”。

放债也是伏尔泰的商业投机活动之一。直接为利息而放债的高利贷仍旧是不合法的，但总是有很多手段来对付政府禁令。伏尔泰借出一大笔钱给皇室成员，并每年都得到一定的年金作为回报。1752年，他还捐出15万里弗（古时的法国货币单位及其银币）给符腾堡州的查尔斯·尤金亲王，从而获得15750法郎的年利息回报；万一他死了，每年7500法郎的回报将支付给他的外甥女和情妇丹尼斯太太。与此类似，他还借钱给普尔法茨的选举人。伏尔泰患上了忧郁症，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他活到84岁，但在其生命的后四十年中，他常常谈及疾病和迫近的死亡。因为他的债务人只需在他在世时支付全额的年度报酬，所以如果债务人有理由相信伏尔泰命不久矣的话，他们将愿意接受更高的贷款利率。 [67]

通过彩票、金融投机、商业活动和放高利贷，伏尔泰不断积累起了大量财富。于是1759年，伏尔泰在法国的费内（Ferney）购买了一栋别墅，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在那些年里，他将那一片荒野变成了繁荣的小村庄，并且成为那里的拥有者和首领。到1778年逝世时，他每年度收集的债款总额就让其成为法国前二十位伟大庄园主之一。 [68] 伏尔泰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还是欧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贪婪与反犹：启蒙思想家的局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伏尔泰积极参与到最受基督教传统怀疑的那些商业活动中：经商和放债。尽管他厌恶基督教，对追求财富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成功地从事资本主义活动，但伏尔泰对他自己赚钱的热情还是有所保留的。或许，在现存的伏尔泰亲笔书信中，涉及其本人从事金融活动的相关叙述始于1772年写给伯尼尔斯侯爵夫人的信件。伏尔泰与她的丈夫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伏尔泰反复强调，他宁愿待在公司，也不愿意和“钱柜”或“犹太人的资金”纠缠在一起。 [69] 通过这个带有蔑视意味的、与犹太人划清商业界限的方式，伏尔泰就避免了亲自参加商业活动，这是一个他在后来数年里经常使用的小把戏。

1750年，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伏尔泰搬家到位于柏林郊区的波茨坦市。腓特烈大帝喜欢法国文化，从1737年开始就和法国的文人领袖保持通信联系。腓特烈大帝的早期作品《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 ）就很明显地受到了伏尔泰文风的影响。该作品提倡开明的新式法律制度。这里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影响：伏尔泰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曾对其进行修正，并且删掉了他不赞同的观点，比如腓特烈大帝赞同正义战争的辩论。 [70] 虽然年轻的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拥有一些关于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如在法律面前公平公正、促进臣民更加幸福，但作为一个统治者，腓特烈大帝的首要任务是扩张国家领土、通过建立合理的官僚制度和军事装备来巩固国家政权，以及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辅助完成那些目标。 [71]

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法治、商业自由和宗教宽容这些启蒙运动的理想目标，伏尔泰和许多启蒙运动者都指望着那些制定政策时有望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专制君主。启蒙运动者对扩张君主主权的支持是战略性的，并不是出于对君主还存有原则性的坚定信念，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强大的君主制度才能够彻底清除那些反抗开明的立法制度的力量。而这些阻挠力量来自拥有特权的教堂、庄园主和贵族资本家等欧洲大陆社会的组成部分。 [72]

伏尔泰在还不清楚自己与腓特烈大帝的想法存在多大差异的情况下，就贸然接受了邀请而迁居普鲁士。腓特烈希望通过与当代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让自己获得一些威望。能有这样一个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在身边，这对腓特烈大帝而言是非常有用的。但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征求伏尔泰的政治意见：他尊重的是伏尔泰在诗歌方面的想法，而不是国家政策方面。伏尔泰来到波茨坦市是为了缓解之前在法国缠上的文书迫害，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名远扬”。伏尔泰也希望通过自己和执政君主的亲密关系来提升声望，并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那个被他夸赞为“哲学家国王”的人。出于彼此间互相取利的考虑，知识分子和独裁统治者联合在了一起，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导致伏尔泰狼狈逃离普鲁士王国的事件之一，是伏尔泰在政府公债中的非法投机。 [73] 早些时候，伏尔泰已经展示出将法律漏洞转变为赚钱机会的绝妙本领。在巴黎和洛林市，伏尔泰就曾通过阻止政府执行相关政策而充实了自己及其同僚的腰包。在波茨坦市，伏尔泰试图通过在法律规定上打擦边球的方式从公共债务中获取收益，但法律是由伏尔泰的东道主兼赞助人——腓特烈大帝——制定的。在此过程中，正如他二十年前在英国时一样，伏尔泰再次亲手毁掉了他在支持者心中的声望。

就像当时大多数政府一样，德国萨克森州政府也通过发行政府公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欠下的债务。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斗争中，萨克森和奥地利结盟对抗普鲁士。1745年，萨克森国被腓特烈大帝打败，然后同意签署了和平条约，并规定萨克森要向普鲁士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次战争失败导致了萨克森债券的急剧贬值，人们对其信心骤减。但普鲁士臣民中也有萨克森债券的持有者。出于保护本国臣民财富的目的，腓特烈大帝在条约中加入了这样一项条款：萨克森政府要以原始面值来赎回这些普鲁士人持有的萨克森政府债券。

伏尔泰到达波茨坦数月后，就暗自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意识到：如果普鲁士臣民能够在萨克森买些贬值后的萨克森债券，然后再以原有面值被赎回去的话，那么购买者就可以发一笔大财了。伏尔泰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机会的人。更早的类似尝试已经使腓特烈大帝于1748年颁布了一项明确禁止这类投机活动的政令。因为萨克森人利用这种不端行为，扬言要取消条约中的财政支持条款。

1750年末，伏尔泰找到了可代自己出面的普鲁士人。代理人替伏尔泰购买萨克森债券并以原始面值赎回。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赫歇尔（Abraham Hirschel）先生及其儿子，均是腓特烈大帝的“宫廷犹太人”。虽然大多数犹太人被剥夺公民身份，甚至不被允许居住在德国城市里，但是“宫廷犹太人”却被授予了很多特权，以此作为他们服务宫廷的回报。在那里，犹太人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放债给王室成员、帮助王室收税，并且是皇宫和军队能够获得必需品的重要因素。就像中世纪的犹太放债者一样，近代早期的宫廷犹太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怀有敌意的社会的宽恕，因为他们的经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74]

1750年9月，伏尔泰派赫歇尔先生去购买萨克森债券，并计划以债券的票面价格赎回。他给赫歇尔先生开具一张可以在巴黎的一家公证处兑换大约4万法郎的承兑支票。赫歇尔先生前往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去购买债券，并通过一连串的中间人才将承兑支票转递到了巴黎。同年11月，赫歇尔还滞留在德累斯顿时，腓特烈大帝知道了伏尔泰的计划并对其表现出了厌恶。伏尔泰试图在12月份结束该计划，并传话给巴黎的公证处说那张支票不予承兑了。赫歇尔先生从德累斯顿返回，并报告说他没有买到萨克森债券。赫歇尔父子同意，只要伏尔泰承兑支票的钱从巴黎一到账，就偿还伏尔泰那4万法郎。此后不久，赫歇尔父子了解到，巴黎公证处拒绝兑换那笔钱。

从伏尔泰的角度来说，他试图消除自己在腓特烈大帝心中的污点，并为了确保赫歇尔父子不会卷跑那笔钱，他向赫歇尔借自己要在宫廷戏剧演出中用的珠宝。为了挽回腓特烈国王的青睐，伏尔泰曾让赫歇尔写了一份虚假合同。他计划将该合同呈现给国王，使该付款看上去只是因为珠宝，而不是用于购买债券。同时，伏尔泰打算将从赫歇尔处借来的珠宝，一直保留到兑换支票将钱返还到自己手中为止。然而，当他拿那些珠宝去估价时，他才发现，这些珠宝远不值他保存在赫歇尔处的那些钱。于是12月底，赫歇尔去见伏尔泰，并告知其兑换支票还没有返还回来时，伏尔泰大骂赫歇尔是个骗子，并从赫歇尔的手指上摘掉一枚戒指作为抵押。

由于担心那些钱会被赫歇尔吞掉，伏尔泰就向腓特烈大帝申请控告赫歇尔。为了审理该案件，腓特烈国王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由曾起草普鲁士新法典的著名法学家萨缪尔·冯·科克采伊（Samuel Von Cocceji）领导。结果小赫歇尔被捕，因为他曾和伏尔泰一起计划购买萨克森债券并将珠宝借给伏尔泰。老赫歇尔先生变卖了房屋、珠宝以及享有犹太人特权的资格，将所得资金都做了担保后，小赫歇尔才被保释出来。这场即将到来的审讯成了整个柏林的谈论焦点。对伏尔泰的谈论，最经典的就是腓特烈大帝在给其妹妹的信中对这件事的评语：那是一个“大无赖想欺骗小流氓的事件”。 [75] 在该案审理期间，从1月到2月，国王切断了自己和宾客们的一切联系。

在审讯时，伏尔泰声称，给赫歇尔的那些钱是为了购买赫歇尔的珠宝和皮草。为了掩饰这个小把戏，伏尔泰毫无疑问地销毁了其雇佣赫歇尔父子去购买债券的那张原始合同。然后坚称赫歇尔的证词是不足为信的，并引用一个传统的反犹太人案件的陈词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伏尔泰称，众所周知，犹太人经常背信弃义；犹太秘密教条认为，对天主教权威人士的誓言是无关良心道德的，因为在赎罪日那天，犹太人被从一切誓言中解救了出来。

在这场官司中，伏尔泰和赫歇尔一家两败俱伤。小赫歇尔起初否认自己曾与伏尔泰签过合同，后来当该合同被作为证据呈现时他又翻供了。在审理和结案期间，老赫歇尔先生由于悲伤过度而去世。法院的最终判决没有赦免任何一方：一方面，要求赫歇尔归还属于伏尔泰的兑换支票（它刚刚从巴黎归还回来），并为其之前未及时归还的行为而支付一小笔罚款；另一方面，要求伏尔泰归还从赫歇尔处“借来的”大部分珠宝。

为了尽力在此结局上展现出最佳姿态，伏尔泰立马向腓特烈大帝写信告知自己的“成功”。但是，腓特烈大帝不吃他这一套，并且告诉伏尔泰，虽然他仍然欢迎伏尔泰留在普鲁士王国，但他从此将不得不“只能像哲学家一样地活着”。1753年，哥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发表了一首诗，诗中包含了柏林民众对该事件的看法。莱辛在案件审理期间担任伏尔泰的翻译，并见过该案的大部分文件。莱辛把赫歇尔描述为一个无赖，并称伏尔泰为一个大无赖。伏尔泰给他的巴黎朋友写信说：他终于结束了和“《旧约》之间的交易”。 [76]

莱辛和伏尔泰对赫歇尔冲突事件的不同反应，成为伏尔泰在天主教传统氛围下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金融投机行为和追逐财富的一个模式缩影。

一次又一次，由基督教传统和商业活动相关联而出现的负面特征——不诚实和贪婪，一些与伏尔泰相熟的人也开始起诉伏尔泰。在英格兰，伏尔泰被指控从事见不得光的商业买卖。负责伏尔泰存款的银行家也总结说：“伏尔泰是一个非常贪财和不诚实的人。”腓特烈大帝和莱辛都认为伏尔泰是一个从事金融实践活动的大无赖。伏尔泰的情人丹尼斯夫人说：“贪婪已经渗透了你的身心。”“阴暗的心灵使你成了最低俗的人，但我会尽可能地帮你遮掩你的恶习。” [77]

伏尔泰谴责地回应道，犹太人才是他被控告的那些恶习的化身，他只是完美地再现了这些恶习。他乐此不疲地在信件和报纸杂志中重申这一观点。虽然他企图误导人们，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反犹情绪产生于其与犹太人，比如门德斯·达·科斯塔和赫歇尔之间失败的交易。但事实上，伏尔泰的反犹太情愫产生于那次遭遇之前。1722年，在加入“犹太人基金会”不久后，伏尔泰在给法国总理大臣杜布瓦（Cardinal Dubois）的信中写道，“在哪个国家挣钱，犹太人就属于哪个国家”，并反复说传统的基督教认为犹太人就是流浪者和外来者。 [78]

伏尔泰对赫歇尔的指责就像《旧约》中的情节一样，这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其作品中出现的典型方式。 [79] 在其分散的历史参考资料中，伏尔泰不仅赋予犹太人贪婪的高利贷者形象，而且还将该形象归结到所有时期的所有犹太人身上。依伏尔泰所见，亚伯拉罕非常贪财，所以为了钱可以把其妻子变卖为妓女；大卫杀死歌利亚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保卫人民；希律王最终没有完成重建庙宇，是因为虽然犹太人喜欢圣所，但他们更爱钱。 [80] 因此，贪婪和放高利贷成了犹太人一直以来的性格特征。《哲学辞典》也多次提及犹太人遗传性的放高利贷的本质特征。至于对圣经中希伯来人的看法，伏尔泰在一篇题为“古代人的天堂”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犹太人）唯一的科学就是假公济私和高利贷交易。” [81] 在对待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事件上，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y on Manners）中这样写道：“公元15世纪末，为了寻找西班牙苦难的来源，人们发现是犹太人通过商业贸易和放高利贷，汲取了整个国家的所有钱财……” [82] 除了描述犹太人是贪婪的高利贷者以外，伏尔泰还经常刻画犹太人在经济买卖中的不诚实行为。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伏尔泰动用了手头上一切可用的资源。但凡是反犹资料，伏尔泰就照单全收；如果不是，他就将该事实扭曲为反犹的佐证。 [83] 在追随伏尔泰的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作为贪婪的放高利贷者和经济寄生虫的犹太人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创作主题。 [84]

当然，关于伏尔泰厌恶犹太人和犹太教，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料。他憎恨犹太人竟然成为基督教的先驱。为了逃避审查制度，他有时候还通过对犹太教的直接攻击来含沙射影地批判基督教。虽然伏尔泰强烈抵触基督教，但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几个基督教传统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把对商业的追求和对犹太人的侮辱联系起来。或许这反映了他反驳传统观点对其从事商业活动的指责的心理诉求，并且也是非常好的借口。在他看来，任何经济活动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事件，都应被归结到犹太人身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伏尔泰还批评犹太人——古代的和近代的——对于自身信仰和独特的民族特征那种令人讨厌的固执。如果理性是普遍适用的，并且理性的运用和文明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话，那么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长久存在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对理性和文明的侮辱。继续如此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与日益国际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85] 伏尔泰谴责犹太人的特立独行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但他并没有将这两种批判联系在一起。考虑到伏尔泰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及他自己也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对于追逐经济利益的批判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卡尔·马克思，与伏尔泰一样憎恨特殊性，他将特殊性和基督教传统上对商业的质疑联系起来，产生了一种更有力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综合理论。

那么，伏尔泰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后来知识分子的影响又如何呢？大家很难就亚当·斯密对伏尔泰的最终评价提出异议。斯密将伏尔泰归类到那些“集完美才华和美德于一身”的人之中。“他们常常通过表现对日常生活和社交中正常礼节的最不合适甚至是傲慢无礼的轻蔑，将自己与众人区分开来。如此，他们为那些想要模仿他们的人，那些满足于效仿却从未试图达到他们之完美程度的人，树立了一个最为险恶的榜样。” [86]

[1] See Jeremy Popkin，“Recent West German Wor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9（December 1987），pp.737-50，at p.749.在记述伏尔泰生平和思想的众多书籍中，以下几本尤为重要：Peter Gay，Voltaire’s Politics：The Poet as Realist （New York，1964）；Theodore Besterman，Voltaire ，3rd ed.，（Chicago，1976）；Haydn Mason，Voltaire：A Biography （Baltimore，1981）；Also see Rene 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Oxford，1985），the first volume of the now completed five-volume Voltaire et son temps （Oxford，1985-1994）。出于对伏尔泰的崇敬，这些作者轻描淡写了他思想和性格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

[2] See Keith Michael Baker，“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N.Y.，1982），pp.197-219，at p.217.

[3] Quoted in C.B.A.Behrens，Society，Government，and the Enlightenment：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New York，1985），p.153.“知识分子”一词在法国的崛起始于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19 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德雷福斯的诬告案）。参见：Dietz Bering，Die Intellektuellen （Frankfurt，1978），p.38.

[4] Voltaire to d’Alembert，1765，quoted in Peter Gay，Voltaire’s Politics ，p.34.

[5] B.Faujas de Saint Fond，A Journey Through England and Scotland to the Hebrides in 1784，2 vols.（Glasgow，1907），vol.2，pp.245-6.

[6] SeeHarvey C.Mansfield，Jr.（ed.），Selected Letters of Edmund Burke （Chicago，1984），p.268.

[7] 关于从贵族资助向市场导向转变的介绍，参见：Priscilla P.Clark，Literary France：The Making of a Culture （Berkeley，1987），pp.39-52.关于18世纪法国印刷业的发展，参见：Robert Darnton，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1775-1800 （Cambridge，Mass.，1979）and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Mass.，1982）。

[8] See Isser Woloch，Eighteenth-Century Europe：Tradition and Progress，1715-1789 （New York，1982），pp.183-97. J.G.A.Pocock，“Transformations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Science （July 1988），pp.160-78，at p.174-8. Hans Ulrich Gumbrecht，Rolf Reichardt，and Thomas Schleich，“Fur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Franzosischen Aufklarung，” in Gumbrecht et al.，Sozialgeschichte der Aufklung in Frankreich.Teil I （Munich，1981），pp.3-54.

[9] Keith Michael Baker，“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Under the Old Regime：Some Reflections，” in Jack R.Censer and Jeremy D.Popkin（eds.），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Calif.，1988），pp.204-46，at pp.208-14 and 230-1.关于“公共观点”和“公共领域“的起源，参见：Ju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fentlichkeit （Darmstadt，1962），translated 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Mass.，1982），and Ernst Manheim，Aufklung und fentliche Meinung：Studien zur Soziologie der fentlichkeit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1979）。

[10] 伏尔泰是因为与罗昂（Rohan）的一场口角才逃至英格兰的说法在勒内·波莫（Pomeau.R.）的《伏尔泰》（D’Arouet à Voltaire ，pp.201-2.）得到了纠正。

[11]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1978），vol.2，p.250.

[12] Skinner，Foundations ，vol.2，pp.241-54，352.

[13] Quoted in Besterman，Voltaire ，p.125.

[14] Andre Michel Rousseau，L’Angleterre et Voltaire ，3 vols. continuously paginated（Oxford，1976），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145-7，pp.109-11. On Fawkener see also 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pp.215-7.

[15] 此书首次出版于伦敦，原名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书中大部分内容由伏尔泰本人以英文撰写。法文版在1734年于伦敦出版，尽管标题页注明出版地是巴塞尔（Basel）以避开出版审查。参见：Harcourt Brown，“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 in W.H.Barber et al.（eds.），The Age of Enlightenment：Studies Presented to Theodore Besterman （Edinburgh，1967），pp.15-34。

[16] 关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中利用利已主义作为对思想狂热的制衡策略，参见：Stephen Holmes，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 （New Haven，Conn.，1984），pp.252 ff。关于利益可以用来制约政治野心的观点，参见：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N.J.，1976），part 1.

[17] Spectator ，no.69，May 19，1711；the French edition of 1722 is cited in Lanson（ed.），Lettres Philosophiques p.76，n11.

[18] Letter of Oct.7，1722，to Marquise de Bernieres，D128，p.138，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ed. Theodore Besterman，vol.85（Geneva，1968）.

[19] Theodore Besterman（ed.），Voltaire’s Notebooks ，2 vols.（Geneva，1952）. The quotation is on p.43，the previous one on p.31.

[20] Andrew Marvell，“The Character of Holland，” in Poetical Works （Boston，1857），pp.171-7，quoted in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1987），p.267.

[21] 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 （London，1967），p.514；Paul Mantoux，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1983），p.98.

[22] 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1973），p.153.

[23] JacquesDonvez，De quoi vivait Voltaire （Paris，1949），p.62.

[24] Carolyn Webber and Aaron Wildavsky，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1986），chapter 5；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 （New York，1982），pp.521 ff；Charles P.Kindelberger，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London，1984），pp.151-3.

[25]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514；Ranald C.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 （Oxford，1999）.

[26] See 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War，Money，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 （New York，1989），chapter 4.

[27] 关于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利润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资本，从而提供有限帮助的讨论，参见：Patrick O’Brien，“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eriphe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vol.35，no.1（February，1982），pp.1-18。

[28] 关于伏尔泰参与货币投机，参见：Donvez，De quoi ，p.22。

[29] Mantoux，Industrial Revolution ，p.96.

[30]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p.17 ff.

[31]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495

[32]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514

[33]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156

[34] See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N.J.，1975），pp.446-61，467-75.

[35] 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515

[36] Gedalia Yogev，Diamonds and Coral：Anglo-Dutch Jews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rade （New York，1978），pp.17-21，55；Addison is quoted on p.21. Harold Pollins，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Rutherford，1982），pp.54-60.

[37] Yogev，Diamonds ，pp.50，58；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 ，pp.263，278-9，98.

[38] Theodore Besterman（ed.），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1953），vol.2，pp.36-9. The best account is now in Pomeau，D’Arouet ，pp.201-2，212，220；关于伏尔泰与科斯塔（Mendes da Costa）家族的关系，参见：Norma Perry，“La chute d’Une famille sefardie：les Mendes da Costa de Londres，” Dix-huitieme siècle ，vol.13（1981），pp.11-25。

[39] Letter to Lord Hailes，quoted in Rousseau，L’Angleterre et Voltaire ，pp.688-9n.

[40] 参见：Erich Auerbach，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N.J.，1953），pp.401 ff.

[41] Much later，in his Examen important de milord Bolingbroke （1767），Voltaire wrote：“Today，in Rome，in London，in Paris，in all the great cities... All have but one god. Christians，Jews，and all the others worship him with the same ardor：that is money.” Voltaire，Oeuvres complètes ，L.Moland（ed.）（Paris，1879），vol.26，p.306.

[42] 关于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诗歌中出现的商人成为英雄的主题，参见：John McVeagh，Tradefull Merchants：The Portrayal of the Capitalist in Literature （London，1981），chapter 3，and，more briefly，Neil McKendrick，“‘Gentlemen and Players’ Revisited：The Gentlemanly Ideal，the Business Ideal，and the Professional Ideal in English Literary Culture，” in Neil McKendrick and R.B.Outhwaite（eds.），Business Life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1986），pp.98-136，at pp.108-10。关于法国哲学家试图提升商人地位的尝试，参见：Joncourt，D’Alembert，and Diderot in the Encyclopédie ，cited in John Lough，The Encyclopédie （New York，1971），pp.357-9。

[43] 关于伏尔泰对待这一问题观点的后续发展，参见：“Gens de lettres” in the Encyclopédie ，and the discussion in Robert Darnton，“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in Robert 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1984），pp.205-8。关于在18世纪法国，“识字人”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团体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展现，参见：Paul Benichou，Le sacre de L’écrivain，1750-1830：Essai sur L’avènement d’Un pouvoir spirituel laiqu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Paris，1973），pp.25-36。

[44] See Jonathan I.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2001），p.527.

[45] Quoted in Besterman，Voltaire ，p.167.

[46] Rousseau，L’Angleterre et Voltaire ，pp.137-8，153-5.

[47] For other instances see 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p.146；Donvez，De quoi ，p.83.

[48] 这一描述见于：Donvez，De quoi ，pp.39-55；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pp.259 ff.关于在18世纪欧洲彩票业的作用以及从道德角度做出的批判，参见：Lorraine Daston，Classical Probabi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N.J.，1988），pp.141-63。

[49] Donvez，De quoi ，pp.71-4.

[50] See Ernst Labrousse et a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2，（Paris，1970），pp.503-9；Werner Sombart，Luxury and Capitalism （1913；reprint，Ann Arbor，Mich.，1967），p.127；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 （New York，1973），pp.156-91，236-9.

[51] Donvez，De quoi ，pp.57-69.

[52] 关于新的财富可以被持续创造出来的质疑，参见：Albert O.Hirshman，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N.J.，1982），chapter 3.在18世纪的思想中，对于“奢侈”概念最为重要的检验来自Ellen Ross，“The Debate on Luxu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A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Opposition to Change”（unpub.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75）；Simeon M.Wade Jr.，“The Idea of Luxur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unpub.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68）；John Sekora，Luxury：The Concept in Western Thought，Eden to Smollett （Baltimore，1977）；and Andre Morize，L’Apologie du Luxe au XVIIIe Siècle et “Le Mondain” de Voltaire：étude critique sur “Le Mondain” et ses Sources （1909；reprint，Geneva，1970）. Line references to “Le Mondain” and “Defense de Mondain” are to this edition.

[53] Sekora，Luxury ，pp.39-44.

[54] M.M.Goldsmith，“Liberty，Luxur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Anthony Pagden（ed.），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87），pp.225-52，at p.236；M.M.Goldsmith，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1985），p.26.

[55]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1751），ed. J.B.Schneewind（Indianapolis，Ind.，1983），pp.73-4；Voltaire，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article “Virtue.”

[56] Voltaire，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article “Morality”；Voltaire，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740），quoted in Lucien Febvre，“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in Peter Burke（ed.），A New Kind of History：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New York，1973），p.229.

[57] Febvre，“Civilization ，” pp.219-57.

[58] “Mondain，” line 14.

[59] “Mondain，” lines 46-59.

[60] “Mondain，” lines 40 ff；“Defense，” lines 73 ff.

[61] Voltaire，“Observations sur Mm.Jean Lass”（1738），in Moland ed.，Oeuvres complètes ，vol.20，p.363，quoted in Ross，Debate ，p.64.

[62]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Gay translation），article “Luxury.”

[63] “Defense，” lines 55-72.这一论点在18世纪的更多变体形式，参见：Sombart，Luxury and Capitalism ，pp.113-5。

[64] “Mondain，” lines 19-24.

[65] “Defense，” lines 99-111.

[66] “Defense，” lines 35-45；Besterman，Voltaire ，p.244 n.4.

[67] Donvez，De quoi ，pp.131-40.关于终身年金制度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骗局，参见：Kindelberger，Financial History ，pp.217-8。

[68] Donvez，De quoi ，p.175.

[69] D104，April 1722，in Complete Works of Voltaire ，vol.85，pp.116-7.伏尔泰似乎从新成立的公司那里获得了一份征收盐务税的美差：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pp.146-7。

[70] Theodore Schieder，Friedrich der Gro：Ein K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1983），pp.285，442.

[71] See Schieder，Friedrich ，pp.303-7，458；for a similar conclusion，see Charles Moraze，“Finance et Despotisme：Essai sur les Despostes eclaires，” 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vol.3，no.3（1948），pp.279-96.

[72] See Cranston，Philosophers and Pamphleteers ，pp.1-6，49-50；Gay，Voltaire’s Politics ，chapters 3，4，7；Holmes，Benjamin Constant ，pp.9，67-8；Leonard Krieger，Kings and Philosophers ，1689-1789（New York，1970），pp.189-204；Leonard Krieger，An Essay on the Theory of Enlightened Despotism （Chicago，1975）.

[73] 这一记述主要来自曼歌德（Wilhelm Mangold）提供的相关资料：Prozekten des kiglich Preuschen Hausarchivs （Berlin，1905），pp.i-xxxiii。

[74] The classic study is Selma Stern，The Court Jew （Philadelphia，1950）. See also Jonathan Israel，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1550-1750 ，2nd ed.（Oxford，1989），chapter 6.

[75] D4359，quoted in Mason，Voltaire ，p.60.

[76] 76.Voltaire to Darget，Feb.20，1751；D4389，Complete Works of Voltaire （Geneva，1971），pp.124-5.

[77] D5714，March 10，1754，quoted in Besterman，Voltaire ，p.350.

[78] D104，Correspondence ，vol.1，pp.146-7. Pomeau，D’Arouet à Voltaire ，pp.148-9. Voltaire 1773，Correspondence ，vol.86，p.166.

[79] See Hanna Emmrich，Das Judentum bei Voltaire （Breslau，1930）.关于伏尔泰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参见：Peter Gay，“Voltaire’s Anti-Semitism，” in his The Party of Humanity （New York，1971），pp.97-108；and Arthur Hertzberg，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 （New York，1968），esp. pp.280-308。

[80] Voltaire，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 （1776），Oeuvres complètes ，vol.30，quoted in Emmerich，Judentum ，p.142.

[81]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Besterman translation，p.144.关于古希伯来人作为高利放贷者的更多参考资料，见：“Etats，Gouvernements” and “Des Loix，” section 1，pp.193，281。

[82] Essai sur les moeurs，Oeuvres complètes ，vol.12，p.159.

[83] Emmerich，Judentum ，pp.139，249 ff.

[84] SeeIsaac Eisenstein Barzilay，“The Jew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18，no.4（October 1956），pp.243-61.

[85] Emmerich，Judentum ，p.257；Hertzberg，French Enlightenment ，pp.279-80，299 ff，312-3. Also see Thomas J.Schlereth，The Cosmopolitan Ideal in Enlightenment Thought （London，1977），and Gerd van den Heuvel，“Cosmopolite，Cosmopoli（ti）sme，” in Rolf Reichardt et al.，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1680-1820 （Munich，1986），vol.6，pp.41-7；and Tzetvan Todorov，On Human Diversity：Nationalism，Racism，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Cambridge，Mass.，1993）.

[86]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A.L.Macfie and D.D.Raphael（Indianapolis，Ind.，1982），VI.i.10，pp.214-5.

第三章 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这位斯密先生太优秀了！”伏尔泰在会见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后写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我为我亲爱的同胞们感到羞愧。” [1]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尽管《国富论》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商业，但它并不是写给生意人或者商人的。斯密是启蒙运动中最受人钦佩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研究逻辑学、修辞学、法理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由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寻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作为道德哲学家，斯密首先关注的是美德的性质，但如同其他众多开明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尝试从对人性的白描开始。斯密的任务就是探究现实中的人和理想状况下的人，然后研究那些能使人类达到可被接受的正直程度以及变得更加高尚的各种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持续思考，当社会制度可以合理疏导时，人类对于自爱、自负、自私、骄傲和虚荣的天然倾向完全可能带来社会利益。斯密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历史经验。 [2] 杜克尔（Josiah Tucker），一位圣公会神学家，是斯密之前在英国支持自由贸易的最重要的倡导者。他将这种方法总结为：“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压制或是削弱自爱，而是去给它一个方向，使得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亦可促进公共利益。” [3]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带来斯密所说的“普遍富裕”。这本书基于启蒙时代的基本观点，即世俗的欢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力图证明物质生活富裕并没有必要仅局限于社会顶层的一小撮人群。恰恰相反，斯密将消费者的购买力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书中同时宣称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保证下，“商业社会”的普及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间更为和睦的关系。

对斯密而言，通过市场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是值得道德哲学家关注的一个目标，因为这在他更为宽广的道德观点中占有重要位置。斯密衡量商业社会的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时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部分是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展，使得人们因为更加自制而更容易和平相处，也有可能因为顾及他人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潜在的社会激情。以它自己的方式，《国富论》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一样，希望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更加富裕。

斯密的人生和时代环境

了解斯密的出生背景和职业生涯，有助于理解他在《国富论》中明确表述的为“执政和立法的科学”做贡献的目的。 [4] 政治哲学家成为立法者的老师是有识阶层最为古老的构想之一，这一构想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5] 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他们在北欧的后来者的影响， [6] 这一构想继续成为许多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自我追求，他们试图影响手中握有权力的执政者。这一构想在苏格兰顶尖的知识分子那里最有可能得到实现，因为他们不仅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治精英关系密切，而且还往往在新兴的国家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

斯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格兰，一个在18世纪中叶孕育着很多先进理念的伟大地方。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财产、资助、教育和政府服务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些生活环境中的元素如同坐标一样在他之后的社会生活中持续发挥着影响。 [7] 1723年，即《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结束苏格兰以独立政治体存在的十六年后，斯密出生在苏格兰东海岸一个名叫柯科迪（Kirkcaldy）的小港口城镇，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根据1707年的《联合法案》，苏格兰取消了它的统治权和独立性。作为补偿，苏格兰的土地精英获得了在伦敦参加国会的机会，同时苏格兰的商人和制造商可以借助关税同盟进入整个大不列颠市场。这样看来，苏格兰经济繁荣的萌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英格兰的自由贸易，而这一点也是商人们和受启发的地主们逐渐发现的。

苏格兰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乡村，它们有着发展程度低下的商业和工业。在柯科迪，煤矿开采和制盐是当地的主要产业。它们由非自由劳动者完成，因为那些劳动者受法律约束要在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另外一个产业是制钉业，它可以衡量地方商业的早期发展水平。钉子制造商以钉子形式付给工人工资——这种以钉子代替货币的方式在当地是很多店主所乐意接受的。

在斯密14岁的时候，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也正是在那里，斯密作为一名出色的学生取得了去牛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并在牛津待了六年。1748年，通过在爱丁堡举办一系列讲座，斯密开始在知识界崭露头角。他主要给学生和城镇里的杰出公民讲授修辞学、文学以及法学，而且这些讲座的成功举办也使他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位。1751年，也就是斯密28岁那年，他先被任命为逻辑学和修辞学的教授，随后又转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在伦理学方面的讲座奠定了《道德情操论》的基础。甚至在完成《道德情操论》之前，他就已开始讲授法学——一个不仅包括法律原理，还包括政府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国防的部分最终经过修改被写进了《国富论》里。不过，斯密在政府和法律方面收集的资料从未达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而且那些法学讲义也被他的遗嘱执行人付之一炬。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学生们的笔记，包括他的修辞学和文学讲座，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这位启蒙时期最为博学的思想大师之一的肖像。

《道德情操论》出版发行于1759年，随后在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本书吸引了下院议员领袖——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的注意。查尔斯·汤森德在1755年与达尔基斯夫人——一位拥有苏格兰最大地产之一的贵妇——结婚。 [8] 1763年，汤森德提供给斯密一笔相当丰厚的终身养老金，希望斯密能够离开格拉斯哥去做他的继子布莱克公爵的家庭老师。因此，斯密离开了格拉斯哥大学，并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陪伴这位年轻的公爵完成了游遍欧洲大陆的修业旅行。正是借此机会，斯密在日内瓦见到了伏尔泰，也在巴黎与众多法国的重要思想家进行了交流。同时，他也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写作搜集了欧洲关税和税收的相关资料。1766年末，斯密回到英格兰，开始进行《国富论》的写作，并于十年后出版该著作。

其实，在这本书发行前，斯密的建议就被伦敦一些精英政治人物研究。汤森德和布莱克公爵的名声强化了斯密与英国政治最高层的联系。1776年《国富论》出版后，斯密如同一颗新星更加耀眼。他之所以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大员，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书给首相和财政部的重要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 [9]

斯密在爱丁堡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作为海关税司的工作上。他开始探索新的知识课题，但是没有一个能让自己满意。尽管整天满脑子想的都是贸易和税收，但他似乎开始对道德和社会的形成有些不确定，而这些正是《道德情操论》的核心部分。于是，他为1790年《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做了大幅修改。同时，他开始要求自己按照书里引导读者的善行原则来待人。比如，尽管斯密拥有从公爵那里得到的丰厚收入，有自己作为海关税司而拿到的工资，还有那些书籍的版税，但他仍然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1790年，斯密离世时留下的遗产是极少的，这是因为他大部分的收入都匿名捐出去做了慈善。 [10]

虽然斯密出生在苏格兰而且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但他却是一个大都市型的思想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苏格兰思想家，因为他的思考和写作并非基于苏格兰的经历或者仅仅呈现给苏格兰读者。他的读者群主要面向英国和更为广泛的欧洲以及其他大洲。斯密和好友大卫·休谟，还有其他众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人一样，希望比那些英格兰学者拥有更具世界性的眼光。这种地方性的世界主义使得苏格兰知识分子不再将自己束缚在狭隘的社会制度里，反而对各种社会和政治安排特别敏感，并用对比的和历史性的眼光来分析制度的起源和影响。

在苏格兰，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11] 经历过18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盖尔语区高地仍然存在着家族部落，他们不受中央政府的管制。但是正因缺乏中央政府的监管，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在家族成员中形成。每个家族部落的酋长拥有最高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掌控着臣民的生死。1745年，高地部落参与了詹姆斯二世党人反对英国君主的起义，并且威胁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苏格兰英语区的低地区域。后来，这次起义被镇压，苏格兰高地也因为有政府军队的驻扎而“安定”了下来。就这样，那些部落随着酋长的流放而逐渐瓦解了。促使氏族体系瓦解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经济与低地区域市场经济的逐步融合。中央政府权力和商业发展在文明进程中的角色问题在斯密的书中得以充分探讨。

在发展程度较高的苏格兰低地区域，社会关系基于市场存在，合法的自由劳动力与一种更直接和全方位的统治形式并存。一方面，封建关系只在18世纪40年代的乡村地区被废除，即地主不再利用政治和司法权力来掌控佃农，但其实直到18世纪下半叶，佃农仍然被要求为地主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地主们通常也是维持地方秩序的法官，他们掌控着工资率，并借此来压低工资。除此之外，对于内陆贸易区，它们不同于苏格兰南部那些更为开放的商业港口城市，古老且更直接的政治和农业统治形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鉴于此，斯密在书中把这种关系同存在于欧洲政治经济更发达的地区的新型人际关系做了对比。

消费者革命

在斯密的那个年代，大不列颠的大多数人过着在我们看来是很贫困潦倒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或者去服役，只为能到达一个新世界（泛指西半球的南北美洲及其附近岛屿）。实际上，英国的整体经济可能要好于那时候的其他任何国家。从相对贫困和富有的角度来看，让我们以《国富论》中阐述的最低级劳动者所认为的基本服装标准为例来说明。在英格兰，斯密写道，最穷困的工人，无论男女，都会因为在公共场合不穿皮鞋而感到羞愧。而在苏格兰这样一个国民财富低一级的地方，习俗通常认为处于这一等级的男人不穿皮鞋是不恰当的，但对女人而言则无所谓。在同样低一级的法国，人们通常认为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场合不穿皮鞋。 [12] 在欧洲，经济发展落后于法国的国家有很多；而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全世界还有很多。

《国富论》是基于斯密对英国在18世纪取得真正经济增长的思考。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拥有了逐渐明显提高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的增长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和阻碍，因为它本可以通过扩张在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的市场自由来加速发展。在对国内贸易进行经济监管的原始系统里，公会制定价格，法院法官决定工资率。但是，这种体制很快在18世纪中叶被越来越多地摈弃。相比之下，对外贸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 [13] 鉴于此，斯密这本书里的大部分都是关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争论：是否进一步将已经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体系扩展至国际贸易领域。

在政策制定者看来，英国与欧洲其他列强的贸易是一场没有公开的战争，其主要武器就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目的在于使英格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削弱敌对国家。最初，征收关税是为了提高国民收入，但在斯密时期，关税逐渐开始被视作保护英国产品的一种手段，因为人们不得不为买进口产品而付更多的钱。为了使英国工业免受其他国家的竞争，英国国会开始完全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包括印花棉、蚕丝、皮革手套、袜子、天鹅绒以及某些类型的纸张。 [14] 而对于横跨欧洲大陆的贸易，国会制定了更为复杂详尽的限制，这成为当时英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斯密那个时代，大多数议会活动都围绕着支持、加强或者控制经济利益而展开。商业利益集团游说成了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他们筹集资金，组建委员会，尝试推举他们的代表成为英国下议院成员，从而影响议会的现有成员。任何改变现有关税的尝试都将遭到议会精心策划的反对。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和限制，但是在斯密那个年代呈现出的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就是整个国家在变得更富有。这不仅仅是对那些精英而言，对劳动群众亦是如此。可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们对食物、避难所以及衣服有最少量的普遍需求。 [15] 当代观察家也惊讶地发现一个普通劳动者可以相对容易地为自己和家庭提供基本生活资料。 [16] 一方面，工资率在整个世纪呈逐渐上涨趋势，尤其在18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增长得最快（那时候斯密正埋头于《国富论》的创作）； [17]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生产技术出现，女人和孩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被限制在农场或者待在家里，他们开始获得有报酬的工作。这样一来，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这些劳动阶级就开始计划去购买一些曾经超出他们期望的产品。 [18] 因此，随着工资上涨及农业和基本制造业（如纺织业）生产成本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那些曾被看作“奢侈品”的商品变成了“舒适品”，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舒适品”的则成了“必需品”，而且人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必需品”的定义也有了改变。举例来说，茶在18世纪初曾被看作上层阶级的奢侈饮品，但在18世纪中叶就成为道路工人每天的饮品——这使得茶的人均消费在整个世纪增长了15倍。 [19] 所以，普遍来看，几个世纪以来只能为上层阶级所享受的消费品，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里，比如新毛毯、床单、枕头、地毯、窗帘、白蜡、玻璃、瓷器、黄铜、合金以及铁器。而且，18世纪创业家们大大小小的财富都是来自生产那些廉价的、需求量大的商品，比如钉子、按钮、皮带扣、壶、烛台、餐具、瓦罐和平底锅。

这场英国消费者革命既是工业革命最初阶段的导火索，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受益者。首先，对于一些物品，以前人们可能一生只买一次，但现在会买很多次——这不是因为它们质量下降或不耐用，而是因为它们比先前便宜很多。还有一些东西，以前人们是在家里自己制作，比如衣服、啤酒、蜡烛、餐具以及家具，现在也变成去外面购买。其次，消费者革命也是一种市场营销的转变。因为那些以前只能通过每周的集市、偶尔的展会或者沿街小贩那里买来的东西，现在可以轻易地在周日以外的任何一天买到。正是在18世纪，英格兰成了斯密所谓的“小店主的国家”，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小说和时尚广告也开始第一次出现，并很快占据了报纸版面。引导和促使消费升温的是对社会习俗的学习模仿，追随精英阶层的消费习惯。中产阶级试图模仿贵族的消费习惯。新鲜的并不是消费的欲望，而是史无前例的消费能力，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商品成本的持续下降。 [20]

精英作家普遍对劳动阶级生活质量的提高感到惊愕。传统道德认为奢侈会滋生犯罪和破坏文明美德，但这时崭新的经济原理出现了。原本认为工资上涨会削弱人们的工作意愿，因为劳动者会按需求来提供相应的工作时间，而在原有需求满足后，他们会倾向于选择休息而非劳动。 [21] 在18世纪上半叶，有些证据（不是非常可信）可以证明这一现象；但是到下半叶，工人普遍愿意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更加努力，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购买的新商品越来越多了。 [22] 经济专栏作家开始担忧高工资会导致英国本土手工产品的价格升高，继而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不再具有竞争力。 [23]

斯密恰恰持相反观点。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怀疑：“贫穷效用说”（utility-of-poverty theory）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著作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24] 斯密认为，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和各种基本生活资料质量的提高，英国人的实际收入在这个世纪里得以增长。而且这种高增长的实际工资（斯密称其为“劳动的自由报酬”）是值得鼓励的。“抱怨工资上涨就是在哀悼造就了伟大的国民富裕的成因和成果。”斯密这样写道。 [25] 斯密赞同伏尔泰的假定，即富裕比贫穷要好，不过斯密更关注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密关于立法的理解来自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即道德高尚的人应关心更为广泛的大众福祉。同时，他的观点也来自对同一传统观点的不满。传统观点鼓励积极参与政府管理，但是仅局限于有能力参与政府的精英阶层，而忽视了由“全社会不同成员全体”参与的政治体系的作用。斯密希望一个政治体系能够在整体上给国家带来福利，这种福利应超越政治精英阶层，并惠及家庭、生产和消费等私人领域。斯密的论调体现了“普通人生活”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以及从基督教的慈善美德到启蒙运动中实际善行的意识形态转型。因此，尽管斯密依然从公民共和主义的角度追求公众利益，但是他对于利益的理解更加关注男男女女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物质幸福程度。 [26]

在《国富论》的开章里，斯密引导读者去关注一个文明和繁荣国家里，最普通工匠或者劳动者的生存环境：

比起奢侈的富人来，他的住宿无疑是简单而又舒适的。然而在那时，也许一个欧洲王子的居住条件并不比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好到哪里去，因为欧洲的农民已经住得比拥有上万赤裸野蛮人的非洲国王好多了。

追溯欧洲人普遍享有的优越物质条件，斯密发现在英国和荷兰这样的富裕国家里，甚至有上千人工作来满足一名普通工人的需求：

举例来说，一个劳动者穿的羊毛外套，虽然看起来很粗糙，但它是一大群工人共同努力完成的成果。牧羊人、分拣羊毛的人、梳理羊毛的人、染色工、纺纱工、编织者、漂洗工、服装师，以及其他工作者，大家必须为完成一项共同任务而各司其职。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和被雇用的运输者将原材料从一处工厂运送至另一遥远国家的另一处工厂。又有多少商业和航行，多少造船工人、水手、制帆工人、制绳工人被雇来运输染色工人需要的各种染料，而他们大多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我们统计下所有商品并考虑到每一个商品背后的各种劳动者，我敢说，倘若没有一个文明国家里成千上万人的协助和共同努力，文明社会中普通人的最低需求也将无法满足，即使我们根据他日常简单的生活方式。 [27]

一个身份低下的劳动者是如何比有权有势的酋长拥有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的，这正是《国富论》着力解释的谜题。

关于市场的诠释

在斯密一系列系统的解释说明中，首要原理是人类独特拥有的、通过货物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第二原理则是劳动分工。斯密努力尝试向未来的立法者们证明通过合理的制度机制，这两个众所周知的普遍原理是能够被正确运用，从而引领一个国家走向他所谓的“普遍富裕”。

斯密坚信，劳动分工是提升人类生产力并实现普遍富裕的重要机制。 [28] 他通过举例来详细阐述劳动分工的优势：在制作大头针的工厂里，让一条生产线上的10名工人分别负责不同的生产环节，每天能够生产48000枚大头针。如果让这10名工人独自完成所有工序，斯密断定每个人一天至多生产20枚，总计不超过200枚。在这个案例中，劳动分工使得产能增长了240倍。工厂生产使得所有的生产环节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完成。斯密在使用大头针工厂的例子（在18世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时，并非在吹捧工厂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势。工厂只不过是劳动分工最为显眼和容易理解的生产组织形式，斯密利用它来代表一个更大的社会进程，在这一社会变革进程里，劳动分工的形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所应用。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扩张归功于若干因素。首先，劳动分工使得工人操作专业细分任务时更加娴熟，这样就节省了从一种工序到另一种工序转换的时间。同时，劳动分工将生产过程分割成许多独立的部分，从而鼓励了“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减少劳动环节的各式机器的发明，让一个人能够从事之前多人的劳动”。 [29] 他将“火力引擎”——我们更为熟知的名称是蒸汽机——作为那个时代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

斯密继续解释说，劳动分工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人们有能力交换彼此的劳动力或者他们的劳动产品，而且交换的范围越大，劳动分工就可以越细分。这种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有系统的交换被斯密称作“市场”。因此，市场的范围越大，生产中的潜在收益就越多。 [30]

让市场启动并保持运行的原理就是人们希望通过交换来满足自身利益的倾向性。这样斯密关于人类自身利益的倾向性与国家财富之间的关系模型就完成了：利己主义造就了市场交换，从而产生了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继而依次导致专业分工、专门技能、专业娴熟度和发明创造，最终的结果就是更多的财富。

斯密相信人的“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倾向性是与生俱来的。 [31] 但是这种倾向性在经济关系发展中的优越性是缓慢地、逐步地、非刻意地形成的，并且远远称不上完美。随着市场交换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每个人都依靠交换来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则成长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 [32]

如果我们回忆起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中频繁出现的对于商人的羞辱描述，那么我们就能够欣赏斯密所提倡的对于商人价值观的重新评价。斯密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它的更加商业化，在于大多数人可以将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然而，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认为从事买卖职业的人不应获得公民资格。基督教传统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一种激情，属于人类肉体的、动物的本性部分。然而斯密认为，正是通过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才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并且赋予人类独特的尊严。“从来没有人看到一条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条狗做公平的交换，”斯密这样写道，“也从来没有人看到一只动物用手势或者自然的叫声对另一只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你的那个。”斯密相信，正是这种交换能力使人类拥有了独特的发展进步的能力。“它会鼓励人们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并且为了所从事职业的特定性质来培养和完善自己特有的天赋和技能。”如果没有交换的机会，人们注定不会掌握专业技能，也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天赋。正是这种交换的可能性使得个人之间的差异变得对彼此有用。 [33]

由于人类自身的天性，人们需要依赖于他人，尤其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的”社会里，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诸多需求不得不依赖于各行各业中不知姓名的他人。如果仅仅指望他需要依赖的那些人的利他主义，那么他是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的：

我们所期望的食物并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打算。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人道，而是他们的自爱。我们从来不要对他们谈论自己的必需，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唯有乞丐才会选择依赖同胞的仁慈过活。 [34]

上面这段文字大概是《国富论》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了。这里，斯密既不是要诋毁仁慈或利他主义（“人性”），也不是对友谊表示反感——恰恰相反，斯密非常重视友谊的价值，认为它蕴含着一种人际关系中极少能达成的亲密关系。斯密的观点认为经济体系不应该建立在仁慈的基础之上，因为这种仁慈的情感很难扩展到你认识的人群范围之外。 [35] 在一个含有大量分工的经济体系里，数百万人依靠其他人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的经济体系必然不能建于道德高尚但无实际意义的仁慈之上。

在斯密的理论里，第一个核心就是由市场带来的总产量的提高，第二个则是市场如何通过使商品更便宜且更容易获得来协调供求关系，从而带来财富的积累。他尝试证明，如果不限制劳动、价格及供应量，人性中的利己主义会使商品价格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变得更低。鉴于所有人作为消费者都希望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能够用既定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商品价格的降低对所有人有利。然而，无论是提供劳动力的工人、出租土地的地主，还是投入资本的“承办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从根本上因为关心消费者的福利而变得积极。在期望拥有更好生活的驱使下，他们都追寻着自己的利益， [36] 不过这样最终都能使消费者受益。

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斯密成功地解释了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转化成普遍富裕这一机制的逻辑。一旦理解了这一逻辑，掌权的政治家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获得良好的社会 收益，尽管这一动力来自对私利的追逐。

斯密解释说，劳动力平均价格、平均利润以及整体经济下土地的平均租金，都会随着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商品价格需要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阶段下劳动力的平均成本、由资本投资带来的平均利润以及平均地租。这种商品的最低售价被斯密称为“自然价格”，鉴于它并不存在亏损，所以这种最低价格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37] 换句话说，这种自然价格对消费者最有利。

另外，商品实际出售的价格被斯密称作“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关系决定的，即生产者的产出量和消费者的需求量，这种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也一直被讨论。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可能高于或者低于自然价格。但是，当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生产者会出于利己主义去生产其他商品，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或者工资。这样一来，原有商品的产量就降低了，而此时如果对该商品的有效需求维持不变，那么其市场价格则会上升。相反，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那么那些拥有劳动力或者资本的人会参与到生产这种商品的活动中，因为这样会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或者利润。显而易见，这种商品的供给量会大大提升，倘若此时的有效需求量不变，那么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使得大家都有能力购买。因此，市场价格是一个信号，可以让生产者知道这种供给关系。 [38]

斯密做这个分析的意义是，如果市场遵循他的分析模型，那么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持续接近其自然价格。而且，在考虑到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之后，实际价格会逐渐成为最低价格。从这层意义上看，市场将提供给所有消费者最大的利益。 [39] 此外，如果让资金运用在能产生更多利润的地方，市场将会引导资源流向那些需求超过供给的商品。由此可见，市场是最有效的机制，它可以使个人利益汇聚成国家财富，从而造福全体国民。

斯密深知，任何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仆人、劳动者、各种类型的工人”组成的，他们的工资就是全部的收入。同时，正如斯密所认为的，保障他们的福利理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贫穷痛苦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是不会繁荣和幸福的”，斯密写道，“在劳动者满足社会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能够获得他们自身劳动成果的合理部分以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样才是公正的。” [40] 因此，斯密认为，立法者的首要经济任务应当是提高薪资和劳动者的购买力，因为这才是衡量国民物质财富的标准。

利己主义如果能被应用到市场机制中，那么将带来分工并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对意图和结果的差异的理解隐含了对基督教和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批判，直至今日依然让道德理论家们反感。这两种传统观念都强调善意和良性意图的重要性。传统观点认为通过说教和宣传可以改善个体的经济行为，而斯密通过将结果与意图分隔开来，对这一观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斯密将基督教的美德转化为世俗善行的同时，他也保持着古典共和主义一直以来对公众利益的关心。那些愿意致力于促进公众利益的人需要“出众的理智和理解力，能够看到长远的影响，以及预见由此带来的优势或者不利”。 [41] 培养这种理解力正是亚当·斯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国富论》针对的读者是立法者，而他们正是能够被说服去促进公众利益的政治家。斯密提供的“立法科学”试图提高立法者预判法律和政策将产生的未来结果的能力，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结果。

人类的行为往往带来与意图相左或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主题在《国富论》中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有多种形式。斯密发现许多刻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不同于预期的结果，有时朝积极方向发展，有时则不然；有时从社会层面看是有利的，但对于行为者却是不利的。

也许斯密最为知名的就是他关于意图以外的结果对行为人和整个社会反而更加有利这一现象的解释。关于这一主题，最有名的版本就是斯密对一些制造商观点的批判。那些制造商支持政府增加关税和禁止进口某些可以在英国本土生产的商品。他们认为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益的。在斯密看来，尽管这个措施的确能够刺激某些特定行业的发展，但这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投资为代价的，而这些投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他辩论称，政府尝试进行直接投资的做法，不仅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也可能画蛇添足，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投资以便及时了解投资的进展情况。斯密推断：

每个人都在持续不断地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对自身是否有利，而并非社会层面。然而对于自身有利项目的研究将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地，导致他更加倾向于那些对社会更加有利的投资项目……

的确，他既无心要去促进公众利益，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利益。通过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他只是想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促使某一行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能够有更好的价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其他许多案例一样，这样的行为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其意图的目的。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他常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比当他真心希望促进社会利益时更加有效。 [42]

这段文章中的“看不见的手”（《国富论》里唯此一处）是一种隐喻，指的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对于社会有利的而非计划的结果，通过逐利动机和价格机制将个人的私利转化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不否定刻意追求公众利益的可能性——他并不相信某些“总是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法则”（law of unintended negative consequences）。他也不相信利己主义总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正效应。斯密所坚持的是，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受利己主义驱使的行为会为社会带来正效应，而且是以一种社会科学家可以向立法者们解释并且帮助他们去预期结果的方式。

其实，“看不见的手”并不神秘，至少它的作用已经被社会科学清楚地阐明了。然而，由于行为者的动机与其行为的最终结果之间存在鸿沟，因此市场过程会产生有利的社会结果这一理念是与我们的直觉或者常识相违背的。顾客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商人会以高出进货的价格来出售商品，而且是尽可能地低买高卖！那么，顾客如何才能从充斥着这样的商人的社会中获得利益呢？同时，立法者也知道商人、制造商以及劳动者都是在追求私利，至少在他们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如此。斯密关于这些追逐私利的行为最终会扩大公众利益的论断，乍听起来是令人迷惑的。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斯密继续给出重要的解释，阐述市场制度在资源分配方面的优越性：

在国内选择值得投资的行业以使得产出价值最大化的问题上，很明显每一个体在他所处的环境下，可以做出比政客和律师更加正确的抉择。那些尝试指导私人如何使用资本的政客，不仅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同时也承担了权威责任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或者委员会，或者议院来安全地赋予这样的投资职责，进而不得不冒着极大的风险委托一个错误的、自认为有能力的人去执行。 [43]

立法者们并不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充分知晓这个复杂经济体中各种商品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没有人能完全知晓。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受经济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也有能力去了解某个特定市场上的单一商品的供求情况。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那些关注公众经济利益的立法者应该避免直接掌控价格和生产。绝大部分功能可以依靠市场上“看不见的手”；维持、完善或保护市场，以及弥补市场机制中的负面影响的行为则需要政府这个“有形之手”来完成。

立法委员和商人

在斯密称为“自由竞争”和“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将会带来最佳的结果。为了让市场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每个人都应能够自由购买劳动力、投资，或者租赁土地。但是如同《国富论》中所展现的，大多数欧洲社会和政府的制度设计阻碍了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对自由竞争的阻碍有些归咎于古老的体制，但是根本上是因为私利。斯密并不相信在社会中存在利益的自然和谐。他相信服务公众利益的最佳方式就是每个人通过市场追逐各自的私利。但是他明白从个体生产者或者某个生产者团体的角度来看，为了使自己的商品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阻碍新的参与者进入市场，并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市场竞争是有利的。那些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人会竭尽全力地利用自己的权势从市场中取得最大利益。

斯密将当代经济生活的元素提炼成一种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经济如何运作的模型。他认为，这个模型的任务就是使得个体生产者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以最终促进公众利益的结果来追求个人私利。 [44] 因为正是市场竞争的力量引导生产者、商人和劳动者“不遗余力地警觉并观察着市场的变化”。 [45] 致力于公众利益的立法者的一项永恒任务就是阻止他们绕开市场，保证市场机制的永远运行，尽管有组织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地试图保护他们免受市场竞争。 [46]

例如，工人和雇主都希望绕开劳动力市场——工人们试图将他们的薪资提高至自由竞争允许的合理水平，雇主们则试图压低薪资待遇。每一组人都试图联合起来追求私利，但是在现有条件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公平的。法律禁止工人们为了提高薪资联合起来，却没有禁止雇主们合谋压低薪资，并且雇主比工人拥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斯密注意到，“每当立法机构尝试管制雇主和工人的分歧时，立法机构的顾问们总是偏向于雇主”。政治权利方面的差异是因为大多数雇主拥有投票权，而只有很少的工人拥有投票权。 [47] 雇主们还有其他优势：如果发生罢工，他们比工人们更能挺得住，因为工人依赖薪资维持生计。因为雇主们数量较少，因此他们相对更容易密谋而不易招致公众关注。 [48]

限制市场竞争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约束和限制销售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司法垄断给予个人或者贸易公司销售某种商品的独有权利。这样就给予了垄断者保证供给低于需求的力量，从而将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49] 行会和相关“企业”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可以限制向某些职业供应劳动力，从而保证薪资高于充分竞争时的水平。他们同样有权利限制产量，以保持生产者的利润高于自然价格。 [50]

无论何时何地，个人或者团体只要有机会通过绕过市场促进他们自身的私利，即使意味着牺牲公众利益，他们也会这样做。《国富论》就是一本对这些企图的概略说明。 [51] 斯密写道：“同一行业中的人们很少聚会，即使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然而他们的对话却往往以对公众的合谋而结束，或者想出了新的提高价格的办法。” [52] 斯密还给出了这样的例子，城镇居民想出了提高城市制造的商品价格的办法，以牺牲乡村居民的利益为代价。 [53] 制造商在争取私利方面是最有优势的，因为他们在议会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54] 商人们在劝说当权者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人数较少，居住在大城市，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使得他们的“诡辩和抗议”比竞争对手的意见更能得到重视。 [55] 早已习惯于限制国内竞争的商人们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学会如何在国际贸易中限制竞争。 [56] 国内生产者和商人通过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而从中获利，却牺牲了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的利益。

斯密认为，大多数现存的海外贸易规定都是为商人或者制造商团体试图限制对于各自商品的竞争而制定的。有时候，他们禁止进口外国商品或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 [57] 在《国富论》出版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性质的关税在不断增加。斯密指出，这些关税对于公众利益是不利的，不仅因为税收提高了商品价格，更因为这些受保护行业利润的提高吸引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涌入，从而将这些原本可以流入实际需求更大的产业的资源被错误地吸引到受保护行业中。 [58]

《国富论》第4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抨击欧洲当时盛行的国际贸易政策，斯密将这种政策称为“重商体系”。用这一称谓来概括他对当时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政策的批判，一直以来颇受争议。那些政策基于将国际经济关系看作“零和游戏”的观点，认为一国的获益必将导致另一国的损失。国际贸易通常被认为是与敌对国的一场心照不宣的战争，这一观点与古典共和主义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为了保障贸易特权、贸易航线或者殖民地的无声斗争，往往会演变成实际的军事对抗。这种逻辑将我们引向暴力和战争。 [59]

斯密提出了一种更为世界性也更和平的国际经济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范式。他声称，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和知识技术是“值得国家学习的对象，而不应持偏见或嫉妒……它们使得人类获益，人性更加高尚。因为如此有益，所以每个国家不仅应该身体力行地去努力超越，而且还应该出于对人类的热爱，去提倡而不是阻碍邻邦的出类拔萃”。 [60] 知识分子应该对这种国家间的偏见和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经济生活观念起到调和作用。

斯密创造了“重商体系”这一词语用来形容当时的主流经济观点，因为他认为这一词语反映了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和心态，他们对于垄断地位的追求已经扩展到国际商业领域，认定一国之利益增长“必将使得周边邻国贫穷”。斯密感叹道：“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每个国家都带着招人怨恨的眼神来看待与之贸易的其他国家的财富，认为它们的利益正是自己的损失。商业这一本该自然是国家间的——如同人际间的——联盟和友谊的纽带现在成了不和谐与敌意最为主要的来源。”欧洲贸易政策被“商人和制造商的带有私利的诡辩术”掌控，他们认为“一国如果希望通过对外贸易变得更加富有，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拥有富裕、勤劳和商业发达的邻邦”。 [61] 市场最大的和最有利的潜在力量并不存在于之前的模式之中，而存在于未来的那种更为深入的理解，即通过自由贸易竞争而相互获利。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照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引领，不再受到商人们带有私利的偏袒意见的影响，那么市场机制将会为国家和国际利益更好地服务。

在殖民地问题上，斯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殖民地的好处在于延伸了市场，使得更加广泛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是英国商人在殖民地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虽然使得商人获利，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尤其是以武力维持垄断地位所需的大量军费开销。 [62]

由特许公司与国外进行垄断贸易的国际商业行为对生产效率的破坏更加严重。欧洲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印度的贸易增长本应给欧洲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斯密这样推理认为。然而，它们所带来的利益却很有限，因为贸易已经被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完全垄断了。 [63] 斯密认为，这些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垄断特权建立了对国外领地的军事控制，而事实上，垄断行为对于本土以及殖民地地区都是有害的。依靠武力限制了竞争，供应只能依赖唯一的供应商，他们往往刻意减少市场供应从而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为此本国的消费者吃尽了苦头。

斯密指出，如果重商主义政策阻碍了欧洲从洲际贸易中获得完整的潜在利益，那么殖民地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为了限制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供应量，东印度公司故意限制殖民地的生产，甚至将过剩物资全部销毁。公司的官员利用权力垄断印度商品的出口，甚至包括在次大陆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一个真正的主权政府清楚地明白政府收入依靠国家财富，因此政府会努力通过促进自由贸易来增加国家财富。而管辖殖民地政府的商人似乎没有能力如此考虑问题，他们使用政治力量仅仅是为了在印度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从而提升公司利润。斯密总结道，公司原则的后果就是迟滞印度经济的发展。 [64] 在东印度和西印度，欧洲近三个世纪的殖民扩张对于当地人口的影响同样是有害的。

斯密对于殖民地扩张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佐证，用以说明商业的私利如果没有制度的合理规范将会导致重大的灾难。这一核心主题出现在启蒙时代另一篇里程碑式的批评文章中——雷纳尔（Abbé Raynal）与狄德罗（Denis Diderot）共同编著的《欧洲势力在东、西印度兴起的政治与思想史》（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mmerc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 ，第一版发行于1772年，之后多次增补出版）。对于这一主题思想，埃德蒙·伯克在若干年之后也做了专门的研究。

商业社会的道德资产负债表

斯密主要著作的共同研究思想在于，社会制度如何通过顺应人类的情感表达逐步塑造人类性格。有些情感是危险的，有些是良性的，还有一些可以超越良性达到高尚的境界。依靠制度提供的激励，人类情感可以被合理地疏导为道德上值得歌颂和对社会有利的行为方式。除了“普遍富裕”的物质利益，斯密看到市场也是一种可以鼓励自我控制并且将情感导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的有效制度机制。

斯密并非第一个指出商业促进了“文明”行为的发展：这只不过是启蒙思想的老生常谈之一。 [65] 但是，也许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阐述市场和商业社会可以采用怎样的架构来发展此前众多理论家们（从人文主义者到大卫·休谟）所推崇的那些个人品质，如自制力、勤奋和友善。斯密写道，很多具有美德的行为事实上都是由私利驱动，如“节俭、勤奋、谨慎、专注和睿智”等值得赞扬的行为习惯，以及相对次一级的美德，如“精明、戒备、慎重、节制、坚韧、坚定”。 [66] 通过商业社会去推广这些品质是最为适合的。

在基于交换的商业社会里，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一个商人” [67]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斯密从未想象过普通大众成为“经济人”）。在市场中追逐私利，通过劳动分工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互相依赖，使得个人根据他人的期望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市场本身因而成为一个纪律体制。这一纪律规范过程在那些出售自身劳动力和以另一种不同形式出售有形商品的人们之间发生。斯密写道：“在一个工人身上真正起到纪律规范作用的不是他所在的公司（或者行会），而是他的顾客。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才会克制自己的欺诈并修正自身的疏忽。” [68] 为了在与他人的经济交换中成功，个人逐步发展了被斯密称，为“规矩”的中等程度的自制力。 [69] 市场机制促进了性格品质的养成，包括谨慎、有约束的逐利行为，以及为了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享乐的克制力。 [70]

人们努力地“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好”，这种努力的根源，斯密揣测，在于“被观察、被关心、被同情或被赞许地关注”的欲望。人们越富裕，就越可能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许。 [71] 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当基本身体需求得到满足后——是那种希望获得社会地位的欲望。斯密观察认为，“各个时代的道德学者们”都曾抱怨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大多数民众是……财富和伟大的羡慕者和崇拜者”。 [72] 人类的堕落，斯密认为，并非始自商业社会或者将贯穿商业社会始终。但是商业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一个优势，他相信，在于社会制度让那些“处于社会中层和底层的人，那些既没有财富和权势又缺乏智慧和美德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众——不得不将他们对财富和杰出的欲望转化为得体的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讲，“通往美德与财富之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成功依靠“扎实的专业能力，辅之以谨慎的、正义的、坚定的和有节制的行为”，同时也依靠“左邻右舍和同僚的恩惠和善意”，反之亦然。 [73] 在商业社会中，社会制度这“隐形的手”的最大成就在于将潜在的追求地位和赞许的低俗欲望转化成相对具有美德的行为方式。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种转化是成功的。

斯密将相对来讲具有美德的行为方式，与前市场时期由财富和权势，即“王子的宫廷”和“帝王的起居室”所驱动的行为方式相对比。在那里，成功不是依靠“有智慧和见识的、互相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尊敬”，而是仰仗于“无知、虚伪和傲慢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幻想和愚蠢”。对于社会中层和工人阶层来说，晋升依靠“优点和能力”，然而在贵族和王室社会的上层，则完全是基于阿谀奉承和“媚颜取悦的能力”。 [74] 因此，商业社会的一个道德优势就是它将私利引导到——相比于它之前的社会——道德上腐败更少的形式当中。相比于基于直接统治的封建社会，或者依靠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欺骗而成功的宫廷社会，商业社会中的成功更多与诚实、勤劳、成绩和能力相关联。正因如此，商业社会更好地防止道德信条的堕落，避免出现道德学家一直以来所抱怨的景象。 [75]

对斯密而言，商业社会崛起的最具解放意义的成效就是用现金纽带——一种不依靠人们之间相互控制而形成的契约关系——替代了直接的无限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伴随着人们成为商人，而不是奴隶、家臣、农奴或仆人，社会变得更加独立，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之减弱了。这正是商业社会比以往社会能够提供更大自由度的理由之一。斯密认为，商业社会提供了更多自由的事实是其值得颂扬的又一重要道德论据。

对直接人身依附关系的憎恶使得斯密憎恨过去的和现存的奴隶制度。他将奴隶贸易贩子和奴隶主形容为“欧洲监狱的垃圾……既无宗主国也无所在国行为美德的恶棍，他们的轻浮、残暴和卑鄙让他们受到被统治地区人民的合理鄙视”。 [76] 斯密坚持认为奴隶制，如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实行的制度，事实上不如使用自由薪资劳动力更为经济。他推理认为，奴隶和即使是最贫穷的自由劳动者都需要生活和繁育后代。奴隶劳动力的生活成本由奴隶主承担，而自由劳动者的生活成本是则由他们自己负责。斯密认为，自由劳动者不得不根据自身的境况始终关注如何节省，而富有的奴隶主不太可能如同自由劳动者一样那么关心保持节俭。因此，维持自由劳动力的成本要低于使用奴隶的成本。然而，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斯密生活的年代。斯密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骄傲使得我们喜爱控制别人……无论哪里，只要法律允许，只要劳动的性质合乎法律，人们就更热衷于奴隶的服务，而不是自由人的”。 [77] 奴隶制存在于高利润的地区并非由于人身奴役本质上利润率更高，而是因为唯有在极高的利润率环境下，奴隶主们才能够负担得起如此不经济的生产方式。斯密反对奴隶制的经济学论证成为欧洲及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进程中的一个支柱。

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道德资产负债表的底线是个正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开心。事实上，他认为那些完全投身于增加财富的人很可能因此而牺牲了自身的幸福，忽视了幸福产生的源头。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有野心的穷人孩子的寓言。出身贫寒的孩子，“向往着富裕的生活环境”，幻想拥有宫殿似的家庭和大批仆人随从给他带来幸福和宁静。为了获得这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财富和伟大的追求”。为了实现他梦想的目标和获得社会荣耀，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身心劳顿，不断地努力以使自己超越竞争对手，并不得不服务那些他所憎恨的人。

如果斯密的寓言仅止于此的话，那么这样的教训将不过是禁欲主义关于世俗财富和权势无用论的简单翻版。然而，斯密给寓言增添了另外一层光泽。也许，财富和权势所带来的真正好处并不能够与野心家们希望得到的相一致。但是，斯密断定，“这正是大自然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因为：

正是这种骗局激发并持续地保持了人类的勤奋。正是这一欺骗促使人们开垦土地，建造房舍，建立城市和联邦国家，并发明和改进所有的科学和艺术来装扮和改进人类的生活；这些行为彻底改变了地球表面，将大自然的野蛮森林变成令人愉快的、富饶的平原，将人迹罕至的荒蛮海洋变成人类生存物资的新储备宝库，建成了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的宏图大道。受惠于人类的这些劳动，地球的自然生产力突飞猛进，从而能够养育更多数量的地球居民。 [78]

对舒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逐，尽管也许是被对它们最终价值的错误理解所激励，但最终是有益于社会的。对精神文化更高层面的满足基于财富和生产力的积累，而对于私利的追逐使得积累成为可能。最后，它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加体面，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从而使人们有能力避免赤贫所带来的道德堕落。

政府，看得见的手

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社会使大多数人可以体面地生活。他们根据适当的规矩和谨慎原则生活，延迟享乐，控制欲望。他们对更好生活环境的追求引导他们更加节俭和勤劳。 [79] 在斯密的描绘中，商业社会并没有使得大多数人更加高尚和具有美德——但是，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然而，它却造就了一个可能性，即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是正派的、绅士的、谨慎的和自由的。同时，这种可能性受到来自商业社会自身力量的威胁。

因为斯密在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分析中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其思想中关于政府重要性的部分反而被忽视了。斯密认为政府理应减少自己在经济中直接扮演的角色，如征缴关税、设定薪资，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但是，他认为实际上政府的规模和功能伴随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增加的。他这样告知他的学生：“文明国度政府的花销要远远高于野蛮国家。”因为文明国度需要用于防御的军队和舰队、公共设施、为预防内部失序而组建的法律体系，以及一个税收体系来支撑所有这些部门。 [80] 商业社会的优势依赖于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而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财富可以承担这一政府的经济开销。

对于斯密来说，政府是商业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机构。他写道，国民政府的权威和安全保障是“自由、理性和人类幸福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81] 斯密将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归功于由法律保障的财产安全，因为有这样的安全保障才使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付出的自然努力”变得值得。 [82] 管理司法的成本随着社会的商业化而越来越高。另一个不断扩大的政府职能是提供斯密所谓的“实现商业社会的体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道路、运河、桥梁和港口，那些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对于个人来讲成本过于高昂或者利润率过低的项目。难怪斯密在《国富论》中长篇幅地分析政府职能以及如何应付政府开销。

斯密关于现代政府职能的观点来自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制度的潜在负面后果的分析。这一诊断吸收了文明社会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预先警告。市场的扩大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是大多数现代文明社会优势的根源，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前提；同时也是一系列内在危险的根本原因，而立法者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危险。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防需求越发显得急迫。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逐渐富裕时，它也越加可能成为其贫穷邻邦的攻击目标。同时，更因为国家财富所依赖的劳动分工使得大多数男性不再适合服兵役。在最发达的历史阶段——以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密集的劳动分工为显著特点的商业社会——国家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外，战争艺术，如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伴随着劳动分工而变得更为复杂，对战争艺术的掌握也像其他领域一样要求同样的专业化。但是，全身心地投身于战争艺术并不符合私人的自身利益，因为在和平时期这样做不会带来利润。幸运的是，劳动分工和使得国防问题日益严峻的财富增长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如果立法者们设置恰当的机制，当然需要相应地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唯有政府制定明智的政策，才可能吸引个人投身军事事业——然而，在历史上的文明社会中，这样的智慧是普遍缺乏的。 [83] 归纳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分析，立法者们有可能预见并阻止社会发展的负面后果。一个富裕的社会是有能力将其财富的一部分用于维持一支职业化的军队。现代武器的发展使战争愈发昂贵，从而使得富裕国度在为潜在冲突做准备时，比贫穷国家更有优势。

通过提供防御、司法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为市场经济和“使得普遍富裕延伸至社会最底层人民”准备好了前提条件。 [84] 然而，国家财富的增长过程充斥着负面文化后果，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预测这些后果，再由立法者们设法消除。

首当其冲的就是，手工劳动者的劳动分工使社会文化停滞不前。斯密认为大多数人的知识会在他们的工作中逐步形成。在尚未出现普遍教育以及工作占据了所有闲暇时间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人的发展状况，斯密如此描绘道：

人的一生仅仅花在几个简单动作上面……没有机会去施展他的理解力……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丧失了这样的努力，从而往往进入一个人类生物有可能达到的愚蠢和无知的状态。他的精神麻木状态使他不仅没有能力在与人交往中欣赏别人或扮演角色，而且也不能够形成慷慨的、高贵的或温柔的情感，并因此在私人生活中丧失了做出正确评判的能力。对于他的国家广泛而巨大的利益，他完全无法分辨；除非付出努力使他避免这种状态，否则他也同样不能在战斗中保家卫国。这种静态生活的单调性自然而然地消磨耗尽精神上的勇气……甚至连他的身体机能也会受到影响，使得他自己无法带有勇气和坚韧地去使用气力，而只能从事维持生计的单一劳动。以这样的方式，他牺牲了自己在知识、社交和军事方面的才能特点，换取了在自身特殊专业上的熟练敏捷。在所有进步的和文明的社会里，这种状态就是那些劳苦大众，即绝大多数民众，必将陷入的境地，除非政府不遗余力地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85]

假使斯密相信这样的结局是商业社会带给大多数民众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影响，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会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否定资本主义。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将这段话置于《国富论》的语境中，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那就是完全的误解。因为在这里，斯密采用了他称为修辞性的描述，为了达到说服读者的目的，“夸大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将另一方面有可能不利于作者观点的事实和理由刻意缩小甚至隐藏”。 [86] 斯密这段黑暗描述的核心目的就在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除非政府不遗余力地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在《国富论》里面，斯密紧接着就提出最为广泛和高昂的新的公共开支。首先是充分警告读者存在潜在威胁，继而为读者提出驱除焦虑的办法。

作为应对由劳动分工导致脑力下降的一种方法，斯密建议推广由政府注资的普遍公共教育，以保证即使是社会下层人民也可以获得阅读、书写和算术的基本技能。这一建议是与诸如伏尔泰之类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想法相左的，也是与当时英国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见大相径庭的，他们担心教育会阻碍人民的顺从。 [87] 斯密并没有建议强制教育，而是提出了一个覆盖范围更广且更加实用的计划，来激励父母给孩子提供教育。斯密认为，这样的鼓励是必要的，因为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扩张使得孩童也可以挣取薪资，这样就使得父母将很小的孩子送到工厂工作。 [88] 如此这般，劳动分工不仅通过缩小工人的劳动范畴而阻碍了知识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滋生了忽视正式教育的经济动因。 [89] 因此，“促进……鼓励……甚至强制几乎所有民众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是完全有必要的”。 [90]

斯密建议建立一套公共激励体制来阻止这一现代形式的堕落，“在文明社会中，无知和愚蠢似乎麻痹了弱势人群的理解能力。一个无法适当使用智力能力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比一个胆小鬼更加可卑，似乎是在人性的核心特征上更深程度的残缺和畸形”。斯密认为教育不仅对于个人是重要的，对于国家来讲也是出于主要的政治考虑。斯密相信，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就越发不会受到“激情和迷信妄想”的影响，因此也就不会受到牧师和传教士的煽动而发动宗教内战。人们将“更倾向于检验，并且更加有能力看透那些带有私利的派系斗争和妖言惑众行为”，从而成为更好的市民。另外，斯密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体面和更有秩序。

市场机制并没有必要去促进脑力的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也许有必要去修正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所带来的、使得人们变得愚蠢的潜在后果。斯密并没有错误地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或者社会将发展到自身不可到达的那种程度。但是，他的确相信通过让人们更多接触到原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知识，可以促进人们脑力的使用。他提倡普及教育不仅是培养所有人文字和数字的基本能力，同时也是鼓励中上阶层努力学习：他认为那些立志获得自由职业或者成为政府公务员的人应掌握科学和哲学知识。

劣质和优质的美德

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的最大力量在于它有利于改善那些“劣质美德”，即那些与追求加官晋爵和个人私利相关联的道德品质。谨慎人群，即那些满足于私密和平静的普通生活的人，他们所具有的美德是“节制、正直、谦逊、稳重……勤奋和节俭”。 [91] 谨慎的人是商业社会的典型。他是如此在意不受打扰地享受私人宁静，以至于放弃了对于高贵和伟大抱负的追求，对“公共事务”置之不理，任由他人处置。 [92]

斯密欣赏这类谨慎的人，但并非吹捧。谨慎的人在追求财富、社会地位和名誉的过程中产生了值得我们“冷漠地尊敬”的品行，但是这些美德既不高尚也不招人喜爱。 [93] 尽管略有时代错误，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斯密对于谨慎的人的描述中看到资产阶级形象，这一形象后来成为诸多欧洲文化批判的陪衬。 [94] 然而，斯密并非认为资产阶级一无是处。否定资产阶级，也就等于蔑视谨慎的品质、延迟享受和自我约束，这些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温和并且造就了使得大多数人有可能体面生活的普遍富裕。斯密力图消除的正是这种带有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和贵族道德观念的蔑视。

同时，他也深信社会如果要繁荣，那么就需要其他性格的人群，而那些性格是市场机制先天所不能促进发展的。知识分子的另一角色，斯密认为，就是去鼓励谨慎之外的其他优质的性格美德：智慧、善行、自我牺牲，以及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品质。“拥有智慧和美德的”，斯密相信，将不可避免地只是一个“小群体”。 [95] 然而，正是这个小群体中的成员在促进国家的道德和经济财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大多数启蒙时期的思想，斯密的著作并不是为了说服人们相信商业社会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戏剧化地展现那些需要培养的可以反作用于同一政治体制下弊病的那些人格特质，如勇气、爱国和优雅等。 [96] 斯密反复强调社会的生存和繁荣仰仗于，至少一部分人的优质美德的培养。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达到此目的的制度方法。但在他的著作里，斯密明显地表示优质的美德，只要得到积极的培养，是可以通过阅读诸如《国富论》（这本书鼓励立法者们追逐公众利益）和《道德情操论》这样的书籍得到并加强的。

斯密认为哲学在培养美德和提升道德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谨慎的私利可能导致劣质美德的滋生，但这并不是私利行为可能带来的全部。对于那些试图将人类所有行为都归咎于追求私利的人，《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无论人类有多么自私，很明显在人类的天性中存在某些原则，促使人们乐于见到他人成功，并且从他人的快乐中体会到幸福，尽管除了可以看得见以外，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这本书不仅为道德良心提供了社会科学解释，也向细心的读者揭示了美德行为是如何带来幸福的，没有使用任何无法解释清楚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和神学假设。

对斯密而言，道德的源头并不存在于上帝特定的启示之中（这样的说法既无法证明，也存在诸多争辩），也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内在的“道德理性”，亦非哲学理性的功能。取而代之，他尝试通过分析日常行为来阐述道德。斯密认为我们之所以有道德的核心，原因并不是理性或者灵魂，而是想象力与我们渴望被赞许的欲望的结合。 [97] 正是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混合以我们希望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欲望，引领我们跨越了自私。在寻求得到周围人的赞许的过程中，我们使用我们的想象力力图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开始采用了一个非片面的旁观者的视角，一个既不偏向于我们自身，亦不偏向于我们行为的对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正是这种我们通常称为“道德良心”的内在思考过程，促使我们有可能做出与私利相悖的行为。斯密认为，这一内在的“非片面的旁观者”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正义的行为（在非片面的理性指引下），甚至是善行。

我们正是通过换位思考来学习道德规则。斯密认为，这些规则起源于实际的效用，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被不断地修正和重新定义，与生存的必要规则一样。它们既非来自上帝，也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使得我们能够学习并应用这些道德规则。具有更高层次道德理性的人们并不需求他人的认可，而是寻求自身依照合适的道德标准行事后的自我认可，即使这样的行为没有被他人发现。如此，美德带来的幸福，并不一定需要他人的认可，也不是存在于来生，而是来自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对的事情之后的自我认可。

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提醒我们一些有价值的行为并不能得到市场的回报，也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奖励。但是对于具有高尚道德理性的人来讲，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这种回报带来的幸福感来自获得科学知识、艺术修养、有教养的道德理性，以及对公众福利的奉献。

斯密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开角色之一就是去影响当权者：激发他们的公共精神，为他们提供理念和信息以促使政府行为具有合理的结果预期。 [98] 《国富论》正是为这些人准备的，斯密的遣词造句就是为了影响他们。沃尔特·白芝霍特（Walter Bagehot）纪念此书出版100周年的讲话最能说明它的历史价值。沃尔特·白芝霍特写道，斯密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有能力“将有实用价值的事情牢牢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读者不仅去阅读、讨论、熟记，甚至让它们成为日后思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风格，斯密“带领政治经济学远远跨过了抽象科学的边界，或者超出了人们原先确定的范畴。他将这门学科普及到最佳程度；换句话说，他将一些宽泛的结论灌输到僵化的思想当中，给予人们需要知道的知识，并且大多数深受喜爱。他将这些知识根深蒂固地扎进了人们的思想之中”。 [99]

但是，斯密的写作语言使其著作的影响力发生了偏向，也许他本人对于这样的结局也是怀着矛盾的心情的。虽然《国富论》强有力地展现了“天生自由的体制”，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让众多读者忽视了他关于道德生活的观点的复杂性，从而得出自由永远是好的这样的结论。对于这样的结论，埃德蒙·伯克、黑格尔和马修·阿诺德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棍棒予以反击。斯密用以解释市场体制益处的分析洞察力和“无形之手”比喻的想象力，导致很多读者忽视了其观点的众多微妙之处，以至于得出如市场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论断。

对斯密而言，建立跨国界开放市场是一种希望之源，能够把我们引向更加和平的国家间关系、世袭奴隶的解放、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更加体面的社会。但是，也有其他的欧洲知识分子看到了市场的扩张，目睹了他们曾经珍爱的和赋予生命意义的社会制度的消亡。其中之一就是与斯密同一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尤斯图斯·默瑟尔。

[1] Voltaire，Oeuvres complètes ，ed. Beaumarchais，70 vols.（Kehl，1784-89），21：1.71，quoted in Deidre Dawson，“Is Sympathy So Surprising？Adam Smith and French Fictions of Sympathy，” Eighteenth-Century Life ，vol.15，nos.1 and 2（1991），pp.147-62，at p.147.本章节多处引用穆勒（Jerry Z.Muller）的文章《亚当·斯密在他的和我们的世界》（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Princeton，N.J.，1995），尽管重点和解释各有侧重。

[2] See Milton L.Myers，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 （Chicago，1983）；for foreign sources see Muller，Adam Smith ，pp.48-54.

[3] Josiah Tucker，The Elements of Commerce and Theory of Taxes （1755），quoted in T.W.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Oxford，1988），p.230.

[4]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2 vols.（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Adam Smith，Oxford，1976；cited hereafter as WN .）Introduction，1，p.428. Dugald Stewart，“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L.L.D.，” first published in 1794 and reprinted in Adam Smith，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P.D.Wightman and J.C.Bryce（Oxford，1980）.

[5] See Leo Strauss，“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omas Pangle（ed.），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 （Chicago，1989），pp.49-62，at p.54.

[6] See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1，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1978），pp.213 ff.

[7] 关于在斯密时代教育、贵族资助和政府服务之间的联系，参见：Robert Wuthnow，Communities of Discourse：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the Enlightenment，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Mass.，1989），pp.254-64，其总结了大量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近的研究成果。

[8] Lewis Namier and John Brooke，Charles Townshend （London，1964），p.34.

[9] See，for example，Sir Grey Cooper to Smith，Nov.7，1777，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 E.C.Mossner and L.S.Ross（Oxford，1977），pp.227-8.

[10] John Rae，Life of Adam Smith （1895；reprint，New York，1965），p.437.

[11] Duncan Forbes，“Scientific Whiggism：Adam Smith and John Millar，” Cambridge Journal ，vol.7（1953-54）.

[12] WN ，V.ii.k，p.870.

[13] 关于英国经济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是如何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分析和描述，参见：Keith Wrightson，Earthly Necessities：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New Haven，Conn.，2000）。

[14] 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1727-1783 （Oxford，1989），pp.174-6；R.P.Thomas and D.N.McCloskey，“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1700-1860，”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eds.），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1（Cambridge，1981），p.93；and Ralph Davis，“The Rise of Protection in England，1689-178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1966），pp.306-17，pp.313-4.

[15] D.E.C.Eversley，“The Hom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1750-1780，” in E.L.Jones and G.E.Mingay（eds.），Land，Labour，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1967），p.255. See more generally the excellent survey by Daniel Baugh，“Poverty，Protestantism，and Political Economy：Engl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1660-1800，” in Stephen B.Baxter（ed.），England’s Rise to Greatness，1660-1763 （Berkeley，Calif.，1983），pp.63-108，at pp.81-90.

[16] Langford，Polite ，p.150，and Neil McKendrick，“Introduction，” in 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Ind.，1982），pp.9 ff.

[17] Neil McKendrick，“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Economy，” in McKendrick，Brewer，and Plumb，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p.23.

[18] Neil McKendrick，“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 View of the Rol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eil McKendrick（ed.），Historical Perspectives：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 （London，1974）；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4，no.2（June，1994），pp.249-70.

[19] McKendrick，“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Economy，” pp.28-9.

[20] Neil McKendrick，“Introduction，” pp.1-2；Langford，Polite ，pp.67 ff.

[21] See Nathan Rosenberg，“Adam Smith on Profits—Paradox Lost and Regained，” in Andrew S.Skinner and Thomas 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 （Oxford，1975），pp.377-89，at pp.388-9.

[22] W.A.Cole，“Factors in Demand 1700-80，” in Floud and McCloskey（eds.），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p.58；David S.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1969），pp.58-9.

[23] For examples，see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eds.），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1983），p.5；and Langford，Polite ，p.150.

[24] Baugh，“Poverty，” pp.85-6.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 Rosenberg，“Adam Smith on Profits，” pp.378-9.

[25] WN ，I.viii.35-42，pp.95-9.

[26] Stewart，“Account，” p.310. On this theme see also Duncan Forbes，“Sceptical Whiggism，Commerce，and Liberty，” in Skinner and 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 ，pp.179-201.关于现代思想早期对于“普通生活”评价的提升，参见：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Mass.，1989），pp.211-8；关于基督教慈善向务实善行的转变，参见：pp.84-5，258，281.

[27] WN ，I.i.11，p.22-4.

[28] “It is the great multiplication of the productions of all the different arts，in consequenc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which occasions，in a well-governed society，that universal opulence which extends itself to the lowest ranks of the people，” WN ，I.i.19，p.22.

[29] WN ，I.i.5，p.17；关于机器发展对于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性方面，参见：WN ，II 3-4，p.277。

[30] WN ，I.iii.1，p.31.

[31] WN ，I.ii.1-2，pp.25-6.

[32] WN ，I.iv.1，p.37.

[33] WN ，I.ii.4-5，pp.28-30.

[34] WN ，I.ii.2，p.27.

[35]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A.L.Macfie and D.D.Raphael（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Oxford，1976；rep. Indianapolis，Ind.，1982；cited hereafter as TMS ）. VI.ii.intro.2，p.218；VII.ii.3.18，p.305.

[36] WN ，II.iii.28，p.341.

[37] WN ，I.vii.1-6，pp.72-3.

[38] WN ，I.vii.；I.x.a.1，p.116.

[39] WN ，I.vii.15，p.75.

[40] WN ，I viii 36，p.96.

[41] TMS ，IV.2.6，p.189.

[42] WN ，IV ii.4，p.454；WN ，IV.ii.9，p.456.

[43] WN ，IV.ii.10，p.456.

[44] See Nathan Rosenberg，“Som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8，no.6（1960），pp.557-70；George Stigler，“Smith’s Travels on the Ship of State，” in Skinner and 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 ，pp.237-46；and Lionel Robbins，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1953），p.56.

[45] WN ，V.i.e.，p.755.

[46] WN ，IV.ii.43，pp.471-2

[47] WN ，I.x.c.61，pp.157-8.

[48] WN ，I.viii.11-13，pp.83-5.

[49] WN ，I.vii.26-7，pp.78-9.

[50] WN ，I.vii.28，p.79；I.x.c.3-17，pp.135-40.

[51] Stigler，“Smith’s Travels，”此文包含了斯密对此所作的努力尝试的描述，pp.248-9。

[52] WN ，I.x.c.27，p.145.

[53] WN ，I.x.c.18-24，pp.141-4.

[54] WN ，IV.ii.43，p.471.

[55] WN ，I.x.c.25，p.144.

[56] WN ，IV.ii.21，p.462.

[57] WN ，IV.ii.1，p.452.

[58] WN ，IV.ii.2-3，p.453.

[59] See 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4（Cambridge，1967），pp.487-575，pp.573-4.关于商人思想之一以及词语使用的历史，参见：Jacob Viner，“Economic Thought：Mercantilist Thou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60] TMS ，VI.ii.2.3，p.229.

[61] WN ，iii.c.9-11，pp.493-5.

[62] WN ，IV.iii.c，esp. pp.60-6，pp.612-7，and WN ，V.iii，92，pp.946-7.

[63] WN ，IV.i.33，pp.448-9.

[64] WN ，IV.vii.c.91-108，pp.631-41.

[65] 关于早期现代观点认为商业使得人类更加“温和”的论点，参见：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N.J.，1977），passim，and esp. pp.56-66；and Albert O.Hirshman，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New York，1986），pp.106-9。

[66] TMS ，VII.ii.3.15-16，p.304.

[67] WN ，I.iv.1，p.37.

[68] WN ，I.x.c.31，p.146.

[69] 关于美德和礼仪的区别，参见：TMS ，I.i.5. pp.6-7。

[70] TMS ，VI.I，pp.212-7.

[71] TMS ，I.iii.2.1，p.50.

[72] TMS ，I.iii.3.1，p.62.

[73] TMS ，I.iii.3.5，p.63.

[74] TMS ，I.iii.3.6，p.63.

[75] See Allan Silver，“Friendship in Commercial Society：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no.6（1990），pp.1474-504，esp. p.1493.

[76] TMS ，V.2.9，pp.206-7.

[77] WN ，III.ii.10，p.388. See also WN . I.vii.41，pp.98-9.

[78] TMS ，IV.i.8-9，pp.181-3；for similar comments on the psychic costs of wealth，see TMS ，I.iii.2.1，p.51.

[79] TMS ，IV.2.6-8，pp.189-90；similarly III.5.8，pp.166-7 and VI.i.1-14，pp.212-6.

[80] Adam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L.Meek，D.D.Raphael，and P.G.Stein（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Oxford，1978；rep. Indianapolis，Indiana，1982），p.239.

[81] WN ，V.i.g.24，pp.802-3.

[82] WN ，IV.v.b.44，p.540.

[83] WN ，V.i.a.14，p.697.

[84] WN ，I.i.19，p.22.

[85] WN ，V.i.f.50，p.782.

[86] AdamSmith，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 J.C.Bryce（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Oxford，1983；rep. Indianapolis，Indiana，1985），p.62.

[87] See Jacob Viner，“Man’s Economic Status，” in hi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ed. Douglas Irwin（Princeton，N.J.，1991），pp.286-7.关于英国上层社会对于普遍教育制度的态度，见p.283。

[88] 关于使用童工的经济利益驱动，参见：McKendrick，“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pp.249-70。

[89]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p.539-40.

[90] WN ，V.i.f.54，p.785.

[91] TMS ，VI.iii.13，p.242.

[92] TMS ，VI.1.13，p.216.

[93] TMS ，VI.1.14，p.216.

[94] 关于对这一批评起源的唤醒和断断续续的重复提起，参见：Allan Bloom，“Commerce and ‘Culture，’” in his Giants and Dwarfs：Essays，1960-1990 （New York，1990），pp.277-94.

[95] TMS ，I.iii.2，p.62.

[96] Daniel Gordon，“On the Supposed Obsolescenc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n Daniel Gordon（ed.），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New Perspec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2001），pp.201-21，at p.204.

[97] 对于《道德情操理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的最佳评论就是查尔斯（Charles L.Griswold，Jr.）的《亚当·斯密和启蒙时代的美德》（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1999）.

[98] WN ，IV.ii.39，p.468.

[99] Walter Bagehot，“Adam Smith as a Person”（1876），reprinted in The Works of Walter Bagehot ，5 vols.，vol.3，（Hartford，Conn.，1889），pp.269-306，at p.303.

第四章 尤斯图斯·默瑟尔：市场毁灭文化

知己的美德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赞同市场交换机制使各种生活方式并存这一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国际贸易互惠各国，形成世界大同的愿景。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市场扩张似乎是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威胁。尤斯图斯·默瑟尔（1720～1794年）是这一学说的鼻祖，他认为市场借打击地方文化特质的经济基础，摧毁了多元主义。也可以说，默瑟尔是“全球化”最早的诟病者。

默瑟尔出生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并在这儿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奥斯纳布吕克位于德国西部，距离荷兰边境不远，占地不足50平方英里，约有12.5万人。从24岁到1794年逝世，默瑟尔一直是这个小城市的核心人物。在作品中，他维护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时代，于封建时代形成概念，一直残存至今。在当时的社会中，财产、权利和荣誉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然而，那个制度性社会现正逐步被市场经济破坏。 [1]

尤斯图斯·默瑟尔认为国际市场对奥斯纳布吕克的文化特质有致命的摧毁力。首先，它创造出传统地方经济无法满足的新兴需求。其次，国外较廉价商品的竞争摧毁了基于公会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同该模式密切关联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而，市场摧毁地方文化特质和多元主义。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屡屡提及的恐惧之事（往往合情合理）即是，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会被更广泛的市场摧毁：小镇市场被省城市场破坏，省城市场被全国市场破坏，而全国市场被国际市场破坏。

启蒙运动者不仅关注着全世界，还心怀世界大同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据伏尔泰所言，欧洲正变成“一种大一统的共和政体，该政体由不同的政权组成”，且将会按照某一通用的准则来管理。 [2] 伏尔泰注意到在别处，根据某一村子的规则有人可能会败诉，但若根据邻村的规则便会胜诉，这种现象可谓荒谬可笑。 [3] 在他看来，世界大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鉴于世界各地人民本质上都无差别，那就有可能找到统一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所需的统一有效的制度。地方制度依据同一原因进行改革，进而变得更加统一。

追求统一、标准化的法律是18世纪启蒙专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且由经济学家明确提出。欧洲讲德语的官员们被指责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而提高税收。他们推断，若允许人们依照其“自然”的利己本性行事，国家及其市民将更加富裕。默瑟尔时期德国的启蒙理论家们把市场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例如，官房学派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冯·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认为商人、摊贩和金融家是“交换器”，正是他们四处活动，各社会生产群体的产物才能和谐。他认为政府政策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些“交换器”能自由地发挥其综合性功能。 [4] 与亚当·斯密及同时代的法国人杜尔哥（Turgot）类似，尤斯蒂相信法律的任务就是创造“自然”且自由的条件，从而允许经济增长。1760年他写道：“若我们想正确规范经济活动的性质，那么我们必须想到，如果完全按照其自然过程进行，且不受来自政府的丝毫阻碍，经济活动将会如何进行。” [5]

创造这些条件意味着要废除许多现存的历史性法律和惯例。只有扩大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力范围，才能消除交易的现存障碍，创设更大的经济自由，并终将给大众福利带来益处。这就是启蒙专制主义理论家在经济领域的政策范式，或是18世纪所说的“警察科学”。 [6]

相反，在尤斯图斯·默瑟尔看来，相邻村子存在不同的法律不仅值得赞赏，甚至毫无违和感。尽管实际上它们会给君主集权的政府官员造成许多不便，而这些人“恨不得可以由简单的准则推论出万事万物”，并且在“希望国家按照某些学院理论的处方来管理”之人看来，这更是可耻不堪。默瑟尔辩称，若按照这种统一标准化法律的要求行事，将“背离自然的真实意图，即在多样性中展现其丰足富裕；只会为专制统治开路，这种统治竭力依照某一些规则强迫所有人行事，而丧失多样性带来的充足富裕”。默瑟尔认为，中央政府发布的经济条例大部分是“对人类理智自以为是的干涉，损害私有财产，妨碍自由”。 [7] “人类理智”“私有财产”和“自由”——这些都是启蒙哲学家珍视的价值观念，启蒙政府官员也不例外。但默瑟尔使用这些术语所要表达的含义，同他所抨击的启蒙法则大有不同。

默瑟尔试图保留的“财产”这一概念，不是指现代意义下的“私有”财产和严格的“经济”财产。在专制主义者垄断政治权力之前，公有和私有、国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财产所有权本身就赐予人权力。 [8] 地主有权限制以土地为生的农奴的活动。公会的法定特权（它们的自由）使其有权控制一些物品的生产。公会成员也可以间接地影响城镇地产的所有权。默瑟尔开始维护传统的等级社团社会，其中荣誉、财产、生计和政治参与都相互关联。他赞同这种中世纪的财产概念，将权力和责任包含在内，反对新兴法律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财产“私有化”，并脱离政治权力。

针对启蒙运动的关键武器——统一的理智、人道主义和个人权利，默瑟尔用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地方特质、集体权利和社团制度予以回击。他强调自我认知的益处，以及归属于某个现存集体的重要性，继而有培养忠诚于真实、现存制度的需要，而该制度为个人提供强烈的归属感。启蒙运动强调个人机会和自主性，相反默瑟尔却珍视限制个人的制度，前提是制度限制个人的同时，给予个人强烈的认同感。他称这种对现存社团制度的忧虑为“爱国主义”。 [9] 他撰写新闻稿的目的就是培养这种美德感。他将这些文章合集的题目定为“爱国主义的愿景”，不过似乎翻译为“地方美德的愿景”更好。但在默瑟尔那个时代，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形式正在改造着其美德愿景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他对社会的愿景是一种社团主义、不均等的社会，其中不平等主要依赖地位继承，即包括荣誉、财产和权利的地位。只有存在等级制度，人们才能知晓自身的位置。属于某一等级，意味着和同等级之人身份平等，对更高等级之人要顺从尊重，而对较低等级之人则有优越感和责任感。默瑟尔认为市场扩张本质上是一种挑战，随之而来的还有启蒙专制主义的传播对这种挑战加以强化。官房学派和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威胁并侵蚀他极为珍视的现存社团制度。他愿意支持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但他却试图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维持现存的制度和等级。同随后许多保守者一样，他试图扶持的制度秩序，在他看来，已被市场经济扩张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效用所腐蚀。

默瑟尔正因为启蒙运动本身才反对启蒙运动。他依据启蒙运动本身的准则——幸福和实用的标准——对启蒙运动发起挑战，这使他受到同时代人的广泛关注，并作为现代保守主义先驱著称于世。默瑟尔代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保守方。他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创立了一家地方报社，旨在传播公共事务知识，创建开明的公共舆论。为了接触更广泛的读者群，他故意撰写对公共政策的疑问，采用自在、易懂的风格，经常在和常见人物的对话中展开个人观点。他于1766～1782年写的文章经其女儿收集整理为四册，于1774～1786年陆续出版。这些作品集，还有多卷本《奥斯纳布吕克史》（History of Osnabrück ），在启蒙时期的德国民众，以及讨论公共利益相关事务的俱乐部和旅馆里被广泛阅读。默瑟尔还经常试图团结萌芽中的公共舆论，以此来反对他所说的“我们的世纪，充满着各种各样关于一般性法律的书籍”。 [10]

在默瑟尔的作品中，文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以各种形象出现——不过都是负面形象。有时候，他会以启蒙君主的顾问出现，这位顾问虽然精通拉丁学识，却不谙世事，因此缺乏“健康的理性”，致使他成为人道主义陷阱的牺牲品。 [11] 在另一形象下，他又变身为博学的傻子，像教堂看管人一般。他会根据国外的模式对如何改善经济大发不俗之论，也会把以往的智慧弃之为“偏见”，但他缺乏俗世之学，甚至不知如何设置教堂的日晷。他以怀疑的态度，把文人描写为有高尚思想、支持统一规则之人，这些人无法充分认识到实行这种规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此看来，默瑟尔是许多现代保守思想的先驱。 [12]

他屡次将理性主义理论观点同地方历史经验中更深层次的理性进行对比。若文人是前一观点的代言人，那默瑟尔隐约就是后一观点的代言人。他是“根深蒂固”的文人的范例，是深受故乡社会和政治制度控制之人。默瑟尔所抨击的统一立法者指的是，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中启蒙专制君主的政府官僚。奥斯纳布吕克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四周几乎被普鲁士团团包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奥斯纳布吕克所属的一个松散的政治体系——的君主，哈布斯堡君主对奥斯纳布吕克也只有间接的影响力。到默瑟尔壮年时期，奥斯纳布吕克的最高统治权被汉诺威王朝掌控。它也曾试图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但到默瑟尔时期，汉诺威王朝的君主更关心其作为不列颠统治者的位置，而让如默瑟尔一样的地方贵族管理人员来控制德国。

身处这一制度性社会中，默瑟尔几乎度过了其生命的全部时光，并执笔为这一社会辩护。在这一小小的社会中，他也曾接近真正的权力核心。奥斯纳布吕克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制度仍保留着中世纪的结构。这个社会处在大西洋经济增长圈的边缘，且不受专制主义政体的控制——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却被这两种力量侵蚀腐化。

奥斯纳布吕克政体属“采邑主教辖区”，是近现代宗教斗争下的一个古怪产物。 [13] 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等级最高层是统治者，由有着汉诺威王朝血统的天主教主教或新教采邑主教担任。但是，这些名义上的统治者却很少现身主教辖区。天主教主教掌权时期，主要决策权归于大教堂委员会——大部分由天主教贵族组成；新教主教掌权时期，决策权归于有贵族资产之人，且仅限于能列出16名贵族祖先来证明其血统之人。另外，主教辖区内的城镇拥有独立资产，且有权批准关乎该镇自身的法律。作为奥斯纳布吕克市高级官员之子，默瑟尔自1744年起参与该市的管理，直到逝世。人生的后三十年，他一直担任主教辖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官员。

自中世纪起，农村地区一直由少数贵族地主以及大量农奴和农民居住，农奴和农民靠耕作养家糊口。贵族地主是主教辖区大部分适耕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住在自己乡下的宅邸中，收入主要来自农奴上缴的封建税或独立合法的农民上缴的租金。按照风俗习惯，贵族不应该像平民一样，为了赚取报酬，整日辛苦劳作，同时也无须像平民一样缴纳税款。贵族持有的资产可以由其后嗣继承，但不能买卖销售。农奴不能自由地持有土地，且若无其贵族地主的许可，不能搬迁。农民通过继承租赁权获得自有土地。贵族和农奴的身份都可世袭，自由合法农民的未来则受其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土地租约所限。贵族地主、农奴和独立的农民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对市场经济丝毫不察。

市场——以货币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当然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传统社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的地主、农奴、农民和手工业者，市场对其生活的影响无足轻重。农民家庭可以生产其所消耗的大部分物品，并消耗掉其生产的大部分物品。偶尔这些农民也会去城镇市场，卖掉一些鸡蛋、黄油、家禽或蔬菜，用赚来的钱交税，或是购买城镇手工业者的产品，这些手工业者直接售卖其生产的物品，而不通过任何中间商。一些具有异域风情的小东西，当地人无法生产，只有在每年定期的市集上才能零星地买到。传统上在奥斯纳布吕克人的生活中，以及许多真实的欧洲社会中，商人和商品只发挥着微小的作用。 [14] 市场经济正逐渐侵蚀着这种制度性社会，甚至在转变着如奥斯纳布吕克这样的经济死水区。

奥斯纳布吕克市的居民也有其特权，以财产和城镇委员会为代表。执政的城镇委员会被城市平民寡头控制——包括商人、律师、新教牧师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大部分都有血缘关系。这一由近亲组成的寡头政体，和该社会中的任何层面一样，其中个人的职业和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身而非成就大小。

手工业者是该城镇经济的支柱，也是城镇财产的代表——不过并非以个人，而是以奥斯纳布吕克某一公会成员的身份。城镇中有各式各样的公会，如铁匠、补鞋匠、面包师、制革师、屠夫、毛皮商、珠宝商、木匠、修桶匠、假发制造商、装订商、外科医师、布匹制造商、亚麻布编制商等。公会成员选举出一名公会首领，作为其城镇财产的代表，进而由这些首领们选举出城镇委员会成员。 [15] 公会中的手工业者因此成为公民的一分子——公民一词兼指“市民”和“镇民”。除了城镇中这些宪法框架下的市民，还有一些“居民”——日工、奴仆和流浪者，他们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公会或委员会的代表，但数量却与日俱增。因此，公会会员身份给予个人的既有经济特权也有政治参与权。

这些关于公会和城镇财产的政策限制了其他人进入该贸易区范围，而其自身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在城镇和邻近乡村售卖自家产品。每一个公会都有权利没收来自城镇之外但公会可在当地生产的产品，以此来推行贸易垄断。公会规定中详细说明接受新学徒的条件，包括良好的性格和体面的出身。学徒跟随公会师傅工作多年之后，先成为熟练工人，若能拿出一件“大作”展示技艺，最后甚至可一跃成为师傅。由于在奥斯纳布吕克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个人的血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职业，因此在接受新学徒时，师傅的儿子们享有很大优势：他们只需缴纳最低限度的学费，且学徒期相对较短。

默瑟尔对人类社会的核心观点是“荣誉”，在社团社会中“荣誉”这一概念，与之后出现的利己主义社会中“尊严”的概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16] 默瑟尔认为，人类从自己在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位置获得身份认同，且该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都一般无二。他的社会地位（公会人员、贵族地主、农奴或独立农民、佃农）不仅决定着其维持生计之道，还决定了他如何认识自身、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服从谁和被谁服从（用现代社会学的话来说，默瑟尔式社会中几乎每个人的角色都源自唯一的社会地位）。某人的身份主要是其祖先身份的延续。在默瑟尔看来，真实的自我是被社会牵制的自我，以社会地位、历史和地方特质、财产为基础。这一自我的首要美德是荣誉。社会地位和附属于社会地位的荣誉都可继承，不过如果某人无法履行依附于此的义务，也可能会丧失地位和荣誉。在默瑟尔的社会论，以及对启蒙专制主义和市场侵蚀效应的观点中，到处都是这种世袭和制度性的荣誉概念。

公会曾经是奥斯纳布吕克社会的保障，也正是由于公会的存在，默瑟尔才能更加完美地阐释其社会思想，以及对市场扩张的恐惧。

默瑟尔对启蒙专制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敌对之言，竟然主要出自其关于私生子的作品。在普鲁士君主的煽动之下，受启蒙影响的哈布斯堡大帝于1731年发布一条法令，旨在“革除公会内的暴行”。该法令不仅试图让公会服从政府权威的控制，还要消除某些抑制公会经济效率的行为。例如，它旨在迫使公会接受一些孩子入会，而他们父母的职业被认为缺乏足够的使其后代有资格成为公会成员的荣誉。 [17] 该法令反对排斥监狱看管人、挖墓者、守望者、教区执事、街道清洁工、沟渠清洁工、牧羊人，以及其他被社会厌恶的平民的孩子。它还禁止公会歧视“私生子和在祭司合法化之前或之后出生的孩子”。

公会成员申请人须是“在纯洁的环境下由体面的父母所生”（有清白的父母，来自干净的床铺），这一规定在17～18世纪逐渐盛行。 [18] 至于经济效率或个人责任，该规定并未阐明。许多公会成员竭尽全力废除这种规定，多亏哈布斯堡大帝的权力有限，无法真正推行其统治，公会成员有时还能继续决定公会成员身份和祖先的关联程度。

默瑟尔于1772年撰写了两篇文章，对这一法令进行深入思考。文章的标题按照以往惯例，传递出作者的最终结论：“1731年帝国法令的缔造者让许多本不体面之人体面化，是否属正确之举”和“关于当代荡妇和其贱种耻辱之心的消亡”。 [19] 默瑟尔将该法令定性为让公会接受“几乎任何有两条腿、没有羽毛的生物”的过分要求，还是当代“人道主义潮流”的一个范例。默瑟尔写道，对同胞的喜爱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但不应该是政府社会政策的基础。

默瑟尔抱怨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政治性的哲学”将人道主义升华并超越公民意识——“博爱之情”超越“公民性”。婚姻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家庭户相比于单身户对国家更重要，不仅因为婚姻比一系列不正当性关系能创造出更多的子嗣，还因为家庭制度有助于控制恶行、培育美德。一旦家庭力量衰弱，我们预料到恶行会增加，同时政府需要更加严厉地惩罚犯罪，以此威慑人心。不过婚姻也有其负担和不适，而单身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因而政府为婚姻设立奖励，而对单身和不正当性关系加以劝阻，这在政治上属明智之举。默瑟尔称，若给予私生子和体面出身的孩子平等的社会地位，那法律将使人们逐渐不再鄙弃有不正当性关系的女性；这样就消除掉了最强大的婚姻刺激因素。而减少放荡女人和其孩子的耻辱之念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即以婚姻制度——公民生活的关键成分——为代价。

因此默瑟尔称，这条启蒙法令“无政治性”。根据抽象的人权或自然状态推断私生子应该享有公民权利，完全忽视了大众偏见的功能，即为了维持遍及各种政治功能的婚姻制度，而对非婚生子所持的偏见。默瑟尔写道：“我们的祖先在接受某人进入公会中时，会要求其提供体面的出身证明，指导他们这种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默瑟尔经常重复谈到这一对比，并成为其之后保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抽象的公正和效率的前提推出结论，是无法同“经验”所体现的智慧相匹敌的。因为经验中的智慧——现存制度、公会和家庭的功能相互关联，以及同这些相关的信念（如所有人一致鄙弃私生子）——是一种持有该智慧之人不一定会清楚言明的智慧形式。默瑟尔经常认为自己的任务就应该是发现并阐明现存制度和行为中暗藏的智慧。

默瑟尔推断，削弱公会的体面性，强制允许私生子进入公会，会引起公会成员身份的贬值。一旦公会的体面被该准入政策摧毁，加入公会就不再受人尊崇。人们将不再渴望得到公会的地位，最终公会开始走下坡路。默瑟尔称，发布这条政令的启蒙官僚们于是剥夺了公会人员的财产所有权，并在未和他们协商的情况下使其传统特权削弱，从而也夺走了公会人员的自由。

在默瑟尔看来，这一政令是政府官员发动的一次对公会人员体面、自由和财产的侵袭，由于这些官员普遍轻视那些比自身地位低下之人，因此无法认识到这些行为的后果。他们试图给予私生子体面的身份，反映出他们对荣誉和非荣誉的含义缺乏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等级、阶层和财产分明的社会中，荣誉是有着相同地位的人应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名誉不好”之人也有其相应的地位：他们分属于社会传统等级的最底层。上述政令似乎使得归属于最低等级变得让人难以忍受。默瑟尔问道，一旦这一政令通过，每个等级都要开始怨恨其荣誉感低于上一等级，难道不是吗？默瑟尔认为，通过弱化荣誉概念，专制君主制的官员们攻击着构成社会的每一条准则。没有坚定的等级观念——每个等级都有其相应的特权、义务和荣誉——人们如何能够知晓自身的位置？

默瑟尔以农奴制度——传统的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家长式关系，其中农奴为地主的法定财产——为论点，抨击启蒙文人。他指出，许多文人认为农奴未享受到任何权利，毫无自有财产，且要完全听任主人支配，但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农奴的境况事实上与此并不相符。此地由于历史性原因，农奴制以一种尤为温和的形式发展。 [20] 他声称，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农奴制，事实上要优于以合法自由双方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他认为一旦农奴支付一定数额的现金买到法定的自由权，从而给自己“赎身”，地主将不再关心农奴和他们的福利状况。他写道，农奴就像是一匹驾车之马，所有者理所应当地要不断去维护；而从地主那里租得土地的农夫就像是一匹租借的马，主人只会尽其所能地剥削它，不会关心其未来的幸福安康。 [21]

对土地财产的资本主义态度取代了传统的家长式经济关系，这大大警醒了默瑟尔。在奥斯纳布吕克周围的乡村地区，地主把无力按祖传土地契约支付债务的法定自由农民驱逐出境，并代之以佃农。他提醒说，这种行为会减弱农民内心对“祖传遗产”的依恋，降低农民心中财产所有权和公民责任的关联程度。通过立法限定农民的借贷能力，并使债权人难以侵吞借贷人之财产，默瑟尔尝试唤起农民内心的感恩之情。 [22]

尽管默瑟尔对市场持怀疑态度，但他并不反对此种商业贸易。相反，他试图利用自己对社会本质上的非商业愿景对其加以限制，并使其同该愿景协调一致。默瑟尔垂青于某些经济发展形式，并希望它们能被政府掌控。他越是钟情于市场，市场的自由性就越低。作为一名十足的重商主义者，默瑟尔赞同商人将当地制造的产品输出，从而使国家富庶。作为一名地方行政官员，他在该地经济被七年战争摧毁之后，利用国家资金和垄断权力鼓励经济发展。他给手工艺人提供财力资助，使其在奥斯纳布吕克定居，满足当地的必要需求；创办由政府运营的陶器厂和篮筐厂（都以失败告终）；给当地银行出谋划策，以充分利用奥斯纳布吕克个人和政府部门所持的资金。 [23] 与伏尔泰类似，默瑟尔积极参与经济事务，不仅借钱给当地贵族，还冒险参加地方采矿业。 [24]

默瑟尔有时甚至鼓励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因为它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针对18世纪最敏感的经济政策问题，即政府在监控粮食供应中发挥的作用，他甚至仍旧采用这一措施。 [25] 他反对当下的政策，即在粮食短缺时打开政府粮仓保证供给。他解释道，粮食贸易是这样形成的：商人在粮食价格便宜时经常连续九年亏损，偶尔某一年粮食短缺，其库存的粮食价格上升，他们才能得到补偿。默瑟尔称，没有任何一个商人会在知晓第十年价格不被允许上调的前提下，假定存在有九个粮食价格便宜年份的风险。政府若要稳定粮食价格，就必须预料到，在现实情况下，政府不能依靠贸易保证供给，因此将不得不靠政府自身供给粮食，然而这并不在政府的有效能力范围之内。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完全依靠获利欲望的大小，人人都有这种欲望，但上帝赋予人类这一欲望并非没有目的。” [26]

摧毁地方文化

尽管市场为商业贸易提供诸如此类的种种便利，但默瑟尔依旧认为市场在本质上是一种威胁——威胁着城镇的手工艺市民、农民的传统需求，以及社会的政治结构，因为在乡村地区传统的家长式关系之外，市场又创造出一个新型阶层，且规模与日俱增。对奥斯纳布吕克当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默瑟尔基本上持悲观的态度，略带点对过去的理想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浪漫主义。 [27] 在他眼中，手工艺市民和独立的农民是英雄人物，而零售商和小摊贩则是反派角色。

默瑟尔认为手工业者是奥斯纳布吕克政治制度的关键，因为手工业者作为市民，向国家缴税，使国家有所依靠；而在战争时期，他们可被征参军或为职业军人提供住所。这些人生产传统产品，满足该地区的日常需求。经济特权和政治义务就这样一直完美地相互交织，并存于这个静态稳定的经济体中。

默瑟尔相信，手工业者的地位现在被国际市场和该市场的区域代理人——零售商步步侵袭。 [28] 这些零售商从奥斯纳布吕克之外进口商品，并在其小店中售卖。这些商品来自伦敦、巴黎和德国的大城市，经过劳动分工，也就是默瑟尔所称的“简单化”（simplification）或历史学家所称的“集中生产”（concentrated manufacture），商品在这些地方被生产出来。 [29] 这种新式的一个师傅雇用三四十个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公会手工业师傅带领几个学徒和熟练工一同劳作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被细分为许多步骤，每一个步骤都由专门从事这一阶段的工人完成。默瑟尔称这一体系为“简单化”，是因为每一个工人都只掌握了生产过程的一个步骤。熟练工要学习如何制作整个产品，最终可能会成独立的师傅，但是每一个“简单化”产业的雇佣工人只学习生产过程的一小部分，因而永远都无法独当一面。默瑟尔认识到，经由这种过程生产出的商品售价会更低，不过他并未像亚当·斯密一样，认识到该过程可使成本降低的经济原理。在大城市生产产品还有其他的经济优势，默瑟尔列举出的优势有：更容易获得原材料，城市本身有很大的市场，新工厂可以利用由风力和水力推动的新机器——相比于手工业者使用的工具要先进许多。零售商们将这些在城市制造加工的商品进口到类似奥斯纳布吕克这样的城镇。默瑟尔意识到，这些“简单化”的产品比其家乡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质量更佳且价格更低。因此，零售商逐渐取代手工业者的地位。据默瑟尔估计，上一世纪奥斯纳布吕克手工业者的数量锐减一半，而零售商的数量则翻了三倍之多。于是独立的手工业在经济上开始走下坡路，社团主义社会的城市制度也日渐萎靡。

默瑟尔多次谴责人们越来越钟爱新式进口的商品，尤其是地位较低之人。默瑟尔不无夸张、针锋相对地写道，即使是乞丐现在也认为咖啡、茶和糖是其基本需求。 [30] 同普通商人一样，他也担心贸易失衡，于是一边努力劝诫人们减少对进口商品的钟爱，一边试图增加出口量和地方制造商品的消费量。 [31] 默瑟尔声称，零售商以牺牲地方同类产品的利益为代价，鼓励国外商品的消费，使得外国人的钱包越来越鼓，而自己的同胞市民愈发贫弱。为了与这些重商主义假说保持一致，默瑟尔把零售商从商人中区分出来。商人维持生计靠的是将地方生产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或进口原材料供给地方生产者，最终出口产品。商人的存在对国家而言是福音，但零售商则是祸根。默瑟尔写道，商人应有第一级的荣誉，而零售商的地位理应比手工业商人低下。 [32]

进口的国外商品还有另一特性——新奇，这让默瑟尔更为不安。他写道，在超级大城市中，品味和风格不断变化，而城镇手工业者只生产传统的商品。零售商发家致富，靠的就是诱发人们对时尚和奢华的兴趣，激发人们新的欲望。主祷文谆谆劝诫：“不要带领我们接近诱惑。”但在默瑟尔看来，新国际经济的地方代理人——零售商——的作用正在于此，他们抢走了手工业者的顾客和生计。于是，“时尚”成为“偏僻小镇最大的劫掠者”。 [33]

因此，默瑟尔谴责资本主义，由于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使习惯性预期被瓦解，社会平衡被打破——这一论断在18世纪极为普遍，此后的伦理学家偶尔也会提及。 [34] 他还抱怨国际性品味取代了本土品味。 [35]

虽然默瑟尔怀疑城区的零售商是城市变革的原动力，但他最憎恨的还是小商贩——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罪魁祸首。偏远的威斯特伐利亚还处于原始经济时代，大部分农民能够接触到的市场和商品极为有限。由于路况不便，外出艰险，农民们很少去城镇和商店。能买到国外商品的市集数量稀少且相隔较远。在经济如此落后之地，国外商品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商贩，这些人随身背着货物，穿越林间小道，到达农民家。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些穷苦农家。但是对于这些未来的商人，一无资本、二无继承地位的小商贩来说，这些地方则是未经开发的市场。他们带着其他地方生产的各色物品，将其一点一点地卖给这些基本远离市场经济的人。 [36] 这样的小商贩们多数为犹太人。

默瑟尔认为，小商贩的行为唤醒了穷苦大众新的需求和欲望，损毁了其“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声称，农民曾经很满足于当地的产品，并不渴望外国制造的、和其身份不符的商品。但小商贩鼓励他们购买自己不曾想到的物品，才使得他们误入歧途：

我们的祖先从不容忍这些偏远地区的零售商；他们限制市场自由；他们禁止犹太人进入我们的教区；为何如此严厉？当然是为了不让偏远地区的居民们整日被刺激、诱惑、欺骗和引入歧途。他们遵循一条实用准则，即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不会让我们迷路。 [37]

小商贩劝诱人们购买的东西，在默瑟尔看来，都是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之物；他认为，人们需要的是传统上他们曾经需要的东西。默瑟尔这样的政府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在于，阻止公众受到诱惑去购买默瑟尔认为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产品。 [38]

那么从小商贩手中，这些毫无疑虑的农民及其妻子买到的都有哪些有害却诱人的商品呢？丝绸手帕、佛兰德斯亚麻布、皮手套、羊毛丝袜、金属纽扣、镜子、棉花帽子、小刀和针。在日常消费品的保卫者眼中这些东西都属于奢侈品。默瑟尔对小商贩尤其存有戒心，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携带外国商品的外国人。根据默瑟尔的重商主义思想，他们本质上在导出奥斯纳布吕克的财富。由于他们不缴税，却和当地手工业者互相竞争，结果使国家更穷更弱。他们相当于国库走私者。 [39]

默瑟尔还认为，市场和其代理人劫掠道德观念，因为他们让女性远离家庭的保护和丈夫的监督。小商贩们出现在女性家门口，直接向她们兜售货物，而有时她们的丈夫并不在身边，这样的事实不禁让默瑟尔心惊胆战。 [40] 他还反对每周的地方市场，原因是市场让女人和小孩远离“中产阶级平静”的家庭，进入市集。她们四处闲聊，花钱买点心、找乐子，而忽视家庭责任。 [41] 于是，市场再一次被描述为传统和习俗的破坏者。

如上是我们对默瑟尔粮食贸易观点的讨论。他确实领会了市场的积极作用，甚至也同样适用于小商贩。默瑟尔承认小商贩的存在的确可以避免零售商漫天要价。于是，他建议要对小商贩持容忍态度，不过他们只能销售一些“必需”的国外商品，且只能在市集上销售，因为市集并不经常开放，而女性顾客会有陪同者。 [42]

创造穷人

然而，奥斯纳布吕克制度结构的最大威胁来自向农村地区蔓延的制造业新资本主义形式。到默瑟尔时期，这一转变已相当成熟，他也被迫给予支持，同时尽力忽略其毁灭性的政治效应。

默瑟尔认为市民权利同财产所有权相关。据默瑟尔所述，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曾这样限定，只有持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劳作之人才能有住宅和市民身份，从而保存了该部落的政治美德和纯洁性。 [43] 他和洛克一样相信政体基础为某些原始契约。但在默瑟尔的概念框架下，这一原始契约的分配要以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并非任何人都有相同的分配额：贵族分配额最多，农民较小，有的人则完全没有。 [44] 在该体制下，依靠雇佣劳动获得收入的无产者毫无容身之所。 [45] 那些财产较少、没有市民权利之人，被称为非市民，即外来市民或旅居者。默瑟尔面对的基本困境在于，在农村地区，新型生产形式不断增加，于是涌现出大量缺乏市民身份所需财产的人口，他们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传统制度中毫无地位。 [46]

因此，默瑟尔面临的窘境是，如何面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该环境下经济机会中的变革（和养分）让许多人能够依靠经济体自给自足，但也只是处于温饱层次。传统上农民家庭的大小受限于经济制约因素——土地缺乏。一般男性农民只有在有能力养活全家时才会结婚，也就是当他拥有自己的土地时——通常于父亲去世时继承得土地。按照传统，大多数男性农民约30岁左右结婚，之后才养育后代。但是到默瑟尔时期，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家庭产业改变了农民的这些机会。

在奥斯纳布吕克，大部分农民都是亲自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但是土壤质量低劣，而人口密度高。荷兰附近的独立农民则需要雇佣劳力来收获庄稼，该地的经济相对发达，距离该市西部约50英里。因而，至默瑟尔时期，在奥斯纳布吕克，每年夏天约有6000名男性前往荷兰当雇佣劳工。 [47]

经济机会的第二来源是农村的家庭制造业。正是依靠“家庭手工业”或“包买主制”（the putting-out system），默瑟尔主教辖区的许多居民开始同逐渐扩张的国际市场经济产生了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分散的制造系统下，布匹由农民在其小屋中分部分生产，经常是在农耕工作需求较少的冬季进行。在他们家中，有些农民纺纱，有些农民织布，其他则可能给织好的布染色。商人企业家创造了这一系统并将各系统加以结合，为保证生产的先进性，他们为农民提供原材料或必要设备，然后经过各种步骤，最后制成成品销售。 [48] 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包括默瑟尔所说的奥斯纳布吕克，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这些地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默瑟尔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经济机会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奥斯纳布吕克最重要的出口物品为家庭生产系统中生产的亚麻布，因而亚麻布生产成为重商主义管理者考虑的关键问题。因为只有持续发展的经济才能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管理者们才能免于沦为平民。在家中生产亚麻布之所以能在经济上保持可行性，是因为家中的男性每年外出到荷兰劳作。因为这些原因，默瑟尔鼓励发展亚麻布产业，并支持男性夏天到荷兰务工。 [49]

不过，让默瑟尔忧心忡忡的是这些新型经济形式的社会效应。他注意到，收入来自自家土地的农民中，男性直到继承了家庭土地，才会在约30岁左右结婚。然而，一旦当雇佣工人能够赚钱养家，男性在20岁就能结婚。因此，雇佣工人（他们通过家庭产业补贴收入）的人口增长比率比传统的农民要高出1/3。 [50] 这样一个全新的阶级产生了，因为他们缺乏拥有市民身份的先决条件，即财产。默瑟尔对它的命名各式各样：受雇者、去荷兰者和非市民。

许多无产者生活在温饱的边缘。因为无法积累财富，有些人甚至宁愿做农奴，这样可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还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51] 默瑟尔提醒，并非任何人都能适应这种艰苦的新式劳动，许多人更倾向于当窃贼或是乞丐，以免于辛劳。他认为这些人，首先是潜在性地掏空国库，接着是奥斯纳布吕克的土地资源和有产市民。 [52] 要阻止这些新型人口涌入主教辖区需要冷酷无情，需要抛弃以往市民之间的公共情感。

要让这群新式手艺人走笔直狭窄的小径，立法者必须居高临下，用棍棒说话。他必须提供工作车间，阻止潜在的乞丐出现，他必须禁止救济施舍，他必须从农民有产者处给这群人分配一份特别而有意义的工作。他绝不能为了保护1个无辜者，而放纵10个有罪者；更大的目标需要更大的牺牲……很少能有数量庞大的手工艺人存在，并保证他们不死于饥饿和痛苦。一个由1万家农场和20万名雇佣工人组成的国家，是无法平等对待所有穷人和病人的……这条准则常常被滥用，即人们必须受到压迫，才能勤勉工作。但它的核心真理历久不变，也就是说痛苦是最好的戒条。如果慈善创造了懒汉，而这正是手工艺人最让人恐惧之事，那解除这种痛苦便是大错特错。痛苦的要求远比法律的要求更为严厉…… [53]

默瑟尔认为在基督教慈善和人道指导下的政策只会鼓励穷人靠国库生活；人们只有看到贫穷有多痛苦，才能更加刺激这个新阶级人群工作。 [54]

在他看来，这个新型人群无财产，且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应该是被同情的对象，而应该被怀疑。不像城镇的公会手工艺人，或农村地区的自由农民和不自由的农奴，这些手工艺人不适合默瑟尔的奥斯纳布吕克社会愿景，反而会威胁该社会的根基。他的策略不是适应他们，而是防止他们变成奥斯纳布吕克其他阶级的压倒性负担，这一策略包括赶在他们变成“灾祸”之前驱除一些“无用的无底洞”。 [55]

伏尔泰在其最著名的小说《老实人》中，对认为这个世界是可能世界中的最好形式这一观点加以讽刺。默瑟尔在解释集体痛苦和不幸的有益作用时自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比潘格劳斯博士（Dr.Pangloss）的神义论要黑暗许多。在默瑟尔看来，贫困和绝望时期（如农业灾祸引发粮食价格上涨时）也有其幸运的一面，即唤醒了人性中蛰伏的美德。对穷人而言，饥饿的折磨激发他们工作的意愿；对富人而言，穷人的潦倒苦痛打开了他们的同情之心。对这两种人而言，稀缺教会他们节制和节俭的美德。 [56] 穷人们的困境，既根深蒂固又在道德上无懈可击，默瑟尔对此坦然接受，亚当·斯密和他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

商业贸易和美德的消逝

默瑟尔是18世纪唯一从文化角度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人。 [57] 18世纪的文人普遍惋惜追求金钱利益而导致所谓的公民美德消逝。早在默瑟尔于18世纪70年代提出该观点之前，卢梭和亚当·弗格森就曾有提及。之后该观点以无数种变体重复出现。公民美德传统的代表人物总会随时提醒，被利己主义价值观主导的政治文化处于坍塌的危险之中。默瑟尔疾呼，对金钱的追求已代替对公共荣誉的追求；市场价值观不断排挤公民美德的核心，即随时准备为共同利益献身的精神：

没有迅速的应对之策，所有东西都将丧失。荣誉，这一人类行动的强大动力，将不再为我们服务；对财产的纯洁之爱将消失；所有公共服务的酬劳将必须用现金支付（对国家有害）……罗马市民珍视为最大奖励的荣誉桂冠在今天将难以满足任何人；骑士的荣誉将不再会让人有骑士的行动；高尚本身也已变得慵懒。金钱和任何收费服务决定了一切，二者无耻地毁灭了公共荣誉的经济体，即酬谢爱国人士时采用的非金钱途径。公共荣誉的经济体以确切有序的方式引导大众福利；它以责任而非严惩为基础发挥作用，它创造出的爱国人士，愿意为了同胞市民而献出生命，为了国家和名望而前仆后继。如今富人们驾着镀金的马车，把普通市民视如草芥任意践踏，收费的佣人嘲笑有人自愿提供优质服务，不收任何报酬只为了有能穿黑西服站在官厅的荣誉。 [58]

但是默瑟尔知道，金钱经济的潮流已强大得不可逆转，人们最多只能减弱其负面效应。 [59] 但他关于如何减弱负面效应的建议却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就连他自己也认识到其中的不可行性。为了恢复手工艺人和农民的声望——也是为了进一步将他们同雇佣工人和旅居者区分——他建议允许他们携带武器，原因在于德国人一直习惯认为荣誉与这一权利密切相关。 [60] 默瑟尔建议把市民民兵组织作为再创市民美德的工具，这成为18世纪中叶另一被反复提及的主题。默瑟尔还（有点戏谑口吻地）建议设计等级分明的制服，作为荣誉等级的象征，穿在明确对共同利益有贡献之人身上。这一象征尊严的制服，若有人能够幸运地穿上，则是对公共服务的一种鼓励，而丧失穿上制服权利的可能性则对犯罪有劝诫作用。写有这些建议的文章——《全国统一制服的优势，一位市民的陈词》——结尾颇具讽刺意味：“他（该市民）想继续说话，但是他的妻子有点担心他所建议的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制服，于是她命令他闭嘴。” [61] 默瑟尔这样讽刺性的结尾表明，再创“公共荣誉的经济体”所采取的措施很难让公众接受。

因此，默瑟尔是众多评论家中第一位表明市场崛起文化效应的困境之人：人们如何恢复荣誉、美德和对大众福利的追求，而芸芸众生恰好缺乏这些品质？尽管有时他的评论有些激进，但考虑到他对现存制度的审慎态度，以及同其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不愿意提议激进的应对措施的。在未来，不熟悉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文人将附和默瑟尔关于市场的评论。他们对应对措施的探索也将更加极端和激进。

但是，忧心商业侵蚀社会制度秩序的并不只限于像默瑟尔这样的生活在奥斯纳布吕克经济死水区的保守市场评论家。很快，埃德蒙·伯克就随声附和，他是市场的拥护者，身处18世纪的经济中心伦敦。对市场效应的担心即将成为保守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最持久的焦虑。

[1] 关于默瑟尔著作的所有参考资料均来自标准现代版的Justus Moser Stliche Werk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in 14 Bden （Gerhard Stalling Verlag，Oldenburg/Berlin，1943-1990）.以下简称为SW . 所有翻译都是由我完成的。也许关于默瑟尔思想的最佳描写来自爱普斯坦因（Klaus Epstein）的《德国保守主义的起源》（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N.J.，1966），chapter 6；关于默瑟尔思想中与行会相关的内容，参见：Mack Walker，German Home Towns：Community，State，and General Estate，1648-1871 （Ithaca，N.Y.，1971）。关于默瑟尔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参见：Jonathan Knudsen，Justus Mer and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Cambridge，1986）。关于默瑟尔政治思想的概述，参见：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 （Cambridge，Mass.，1992），pp.288-302。

[2] Voltaire，Introduction to chapter 2 of Siècle de Louis XIV .

[3] In Voltaire’s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Des Loix，section 1，” quoted in Justus Moser，“Der jetzige Hang zu allgemeinen Gesetzen und Verordnungen ist der gemeinen Freiheit gefahrlich”（1772），in SW 5，pp.22-7，at p.22.

[4] Mack Walker，“Rights and Functions：The Social Categor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Jurists and Cameralist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0（June 1978），pp.234-51，at p.243. See also the sketch of Justi’s thought in Walker，German Home Towns ，pp.161 ff.

[5] Johann Gottlob Justi，Die Grundfeste zu der Macht und Glückseligkeit der Staaten （Konigsberg，1760），vol.I，pp.555-8，636，quoted in Walker，German Home Towns ，p.169.

[6] 关于政府行为的认知的兴起，参见：Marc Raeff，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Social and Institu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1600-1800 （New Haven，Conn.，1983），chapter 1，esp. pp.39-42；and David F.Lindenfeld，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The German Sciences of the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1997），chapter 1.

[7] Justus Moser，“Der jetzige Hang，” pp.22-7，at pp.23-4.

[8] On this theme see Otto Brunner，Land und Herrschaft ，5th ed.（Vienna，1965），pp.111-20. Also see Robert M.Berdahl，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Princeton，N.J.，1988），chapters 2-3.

[9] 在默瑟尔年代，“爱国主义”一词经常被这样使用，在当地语汇中表示一种对于公众福利的承诺。See Rudolf Vierhaus，“‘Patriotismus’— Begriff und Realitat einer moralisch-politischen Haltung，” in his 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Politische Verfassung，soziales Gefüge，geistige Bewegungen （Gottingen，1987），pp.96-109，esp. pp.97，100.

[10] SW ，vol.5，p.22.

[11] Moser，“Die Vorteile einer allgemeinen Landesuniforme，deklamiert von einem Burger，” SW ，vol.5：58-66，at p.64；and “Uber die zu unsern Zeiten verminderte Schande der Huren und Hurkinder，” SW ，vol.5：pp.142-5，at p.142.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tter essay，see Jerry Z.Muller（ed.），Conservatism：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N.J.，1997），pp.70-3.

[12] Muller，Conservatism ，pp.14-7.

[13] 后续的关于在默瑟尔年代对于奥斯纳布维克的描述部分引自：Knudsen，Justus Moser ，chapters 2-5。

[14] See 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 （New York，1982），pp.81-93.

[15] Runge，Justus Mers Gewerbetheorie ，p.45.

[16] See Peter Berger，Brigitte Berger，and Hansfried Kellner，The Homeless Mind：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1973），pp.83-96. See also Friedrich Zunkel，“Ehre，” in Otto Brunner and Werner Conze（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2（Stuttgart，1975）. pp.1-63；and Hans Reiner，Die Ehre：Sichtung einer abendländischen Lebensund Sittlichkeitsform （Darmstadt，1956）.

[17] A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document forms the appendix of Walker，German Home Towns ，here p.440.

[18] Walker，German Home Towns ，p.91.

[19] Moser，“Haben die Verfasser des Reichsabschiedes von 1731 wohl getan，dass sie viele Leute ehrlich gemacht haben，die es nicht waren？” SW ，pp.4，240-44；Moser，“Uber die zu unsern Zeiten verminderte Schande.”

[20] Moser，“Gedanken uber den westfalischen Leibeigentum，” SW ，vol.6，pp.224-49，p.227.

[21] Moser，“Was ist bei Verwandelung der bisherigen Erbesbesetzung mit Leibeignen in eine freie Erbpacht zu beachten？” SW ，vol.7，pp.263-73.

[22] See，for example，Moser，“Nichts ist schadlicher als die uberhandnehmende Ausheurung der Bauerhofe，” SW ，Vol.6，pp.238-55，and Knudsen，Justus Moser ，pp.136-7.

[23] Knudsen，Justus Mer ，p.117；Moser，“Vorschlag zu einer Zettelbank，” SW ，vol.5，pp.278-81.

[24] Knudsen，Justus Mer ，pp.50-1.

[25] On the centrality of this ques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policy see Steven L.Kaplan，Bread，Politics，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2 vols.（The Hague，1976）.

[26] Moser，“Vorschlag，wie die Teurung des Korns am besten auszuweichen，” SW ，vol.5，pp.27-35；in a similar vein，see “Den Verkauf der Frucht auf dem Halme ist eher zu begunstigen als einzuschranken，” SW ，vol.5，pp.103-6.

[27] Moser’s proto-romanticism is emphasized by Friedrich Meinecke，Histori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1972），pp.276 ff.

[28] Moser，“Gedanken，” pp.15-28，and “Von dem Verfall des Handwerks in kleinen Stadten，” SW ，vol.4，pp.155-77.

[29] Braudel，Wheels ，pp.297-349.

[30] See for example Moser，“Ein sichers Mittel，das gar zu haufige Koffeetrinken abzuschaffen，” SW ，vol.6，pp.146-7.

[31] 关于重商主义者反对咖啡和茶叶消费的斗争，参见：Henri Brunschwig，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Prussia （Chicago，1974），pp.75-7。

[32] Moser，“Der notwendige Unterscheid zwischen dem Kaufmann und Kramer，” SW ，vol.5，pp.150-4.

[33] Moser，“Die Vorteile einer allgemeinen Landesuniforme，deklamiert von einem Burger，” SW ，vol.5，pp.58-66，at 61.

[34] Ssee Christopher J.Berry，The Idea of Luxury （Cambridge，1994），and Albert O.Hirschman，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N.J.，1982），pp.46-62.

[35] Moser，“Klage wider die Packentrager，” SW ，vol.4，pp.185-8，at p.187.

[36] On peddlers，see Braudel，Wheels ，pp.75 ff.

[37] Moser，“Klage，” p.188.

[38] Moser，“Noch etwas gegen die Packen oder Bundtrager，” SW ，vol.8，pp.113-9，at p.117.

[39] Moser，“Noch etwas，” p.117.

[40] Moser，“Klage，” p.188.沿街小贩和流动商人入侵了家庭领域，对此的批评和抱怨在2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个大陆上也有共鸣，参见：Timothy Burke，Lifebuoy Men，Lux Women：Commodification，Consumption，and Cleanliness in Modern Zimbabwe （Durham，N.C.，1996），pp.70-1。

[41] Moser，“Das Pro und Contra der Wochenmarkte，” SW ，vol.5，pp.218-1.

[42] Moser，“Urteil uber die Packentrager，” SW ，vol.4，pp.194-7.

[43] 这是默瑟尔的一个核心思想，参见：Moser’s multivolume 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 ，his Germanic version of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explored in its French and British versions in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1957，1987），chapters 1 and 2。

[44] Moser，“Der Bauerhof als eine Aktie betrachtet，” SW ，vol.6，pp.255-70.

[45] Moser，“Von dem Einflusse der Bevolkerung durch Nebenwohner auf die Gesetzgebung，” SW ，vol.5，pp.11-22.

[46] 关于在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外创造出大量人口，参见：Peter Kriedte，Peasants，Landlords，and Merchant Capital：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 （Cambridge，1983），pp.148 ff；由此对欧洲中部的政策制定者产生的警示作用，参见：James van Horn Melton，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1988），chapters 5-6，esp. pp.119，123 ff。

[47] Runge，Justus Mers Gewerbetheorie ，p.23.

[48] See 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N.J.，1981），pp.158-61；David S.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1969），pp.44-5；Braudel，Wheels ，pp.287 ff.

[49] Moser，“Die Frage：Ist es gut，dass die Untertanen jahrlich nach Holland gehen？Wird bejahet，” SW ，vol.4，pp.84-97.

[50] Moser，“Die Frage：Ist es gut”；see also Knudsen，Justus Mer ，chapter 5.

[51] Moser，“Ist es gut，” p.94.

[52] Moser，“Vorschlag，wie die gar zu starke Bevolkerung im Stifte einzuschranken，” SW ，vol.8，pp.299-300.

[53] Moser，“Von dem Einflusse，” pp.20-1.

[54] Moser，“Etwas zur Verbesserung der Armenanstalten，” SW ，vol.4，pp.68-73.

[55] Moser，“Vorschlag，” pp.299-300.

[56] Moser，“Die moralischen Vorteile der Landplagen，” SW ，vol.5，pp.37-40.

[57] See Martin Greiffenhagen，Das Dilemma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utschland ，2nd ed.（Munich，1977），pp.51-61.

[58] Moser，“Die Vorteile einer allgemeinen Landesuniforme，deklamiert von einem Burger，” pp.58-66.

[59] Moser，“Vorteile，” p.59.

[60] Moser，“Von dem Verfall des Handwerks in kleinen Stadten，” SW ，vol.4，pp.155-77，168-9.

[61] Moser，“Vorteile，” pp.65-6.

第五章 埃德蒙·伯克：商人、保守者、文人

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年）一书出版至今，仍是唯一一部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著作。它敲击着保守主义的每一根神经，牵动着每一种保守主义分析的共鸣，并几乎阐明了后世所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1] 在《感想录》一书中，伯克认为延续现有制度有益于人类福祉，同时批评知识分子毒害政治生活，而后一思想最负盛名。书中反复提到的“有钱人”破坏国家和教会制度的论点，相对而言知名度较低。尽管伯克批判政治文人和有钱人，但他仍是1789年前欧洲政界最重要的文人之一，事实上他还构想出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唯理智论的基本原理。在其最早期到晚年发表的作品中，伯克都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亚当·斯密一样提倡将盈利动机和市场作为经济生活的协调机制。那么，为何这位政界的首席文人和市场的提倡者会用几乎最尖刻的批评之辞抨击文人和企业家呢？

要解开这个表面上的悖论，我们又会被带入另一个僵局中，那就是商业社会中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尤斯图斯·默瑟尔招牌式的保守主义一直与资本主义对峙，原因在于默瑟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市场扩张会威胁其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相反，伯克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早已高度商业化，且已被颇具商业头脑的土地贵族掌控。 [2] 伯克同伏尔泰和斯密一样，相比其他的社会形态更倾向于商业社会。不过他断言，斯密忽略了商业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前提，而伏尔泰及其接班人只展现了现代商业社会根基的威胁。正如伯克所阐释的，问题不在于文人或市场，而在于那些对理智有不合理认识的文人，以及个人利益不受法律或文化规则约束的有钱人。

要理解伯克如何达到这一地位，就需要了解其职业生涯，重点是他如何认识政界中文人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其本人和其他人追逐利润的种种经历。这些思想都促使伯克抨击当时最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他对法国革命做出的分析更是在意料之内。

政界的文人

和友人亚当·斯密类似，伯克对英国体制的研究始于体制边缘，靠着自身能力和财阀资助，才逐渐渗透到体制的核心。从圈外人转变为圈内人，伯克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望态度，这使得他能够适应既定体制的潜在功能和弊端，而土生土长于该体制背景下的人则很难理解。

伯克于1729年生于都柏林，比尤斯图斯·默瑟尔小9岁，比斯密小6岁。 [3] 他受教于著名省立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在此期间他主编了一本杂志，旨在改革地方风俗，该活动同斯密和休谟参与的苏格兰改革协会遥相呼应。 [4] 但是，斯密和伯克改革的背景大相径庭。苏格兰当时处于经济开化期，由一群开明的地方地主领导，这些地主同伦敦的关税联盟和政治升迁都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伯克的家乡爱尔兰则没有那么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当时爱尔兰人主要是农民天主教徒，他们受英格兰大地主管辖，而这些大地主很少露面。由于法律旨在规定使爱尔兰的经济从属于英格兰的需求，爱尔兰民众被限制从事各类商业和制造业活动，而且爱尔兰当地很少有与政界接触的、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精英人物。在伯克早期的文章中，有一篇哀叹爱尔兰经济的落后状态，他将原因归咎于大地主的管辖，这些人一心想让那些看不上眼的土地更加贫瘠化，而不是为改善经济做出好榜样。 [5] 资本主义式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在伯克最早期的著作中开始酝酿成形。

青年伯克辗转到达伦敦，于1756年出版著作《为自然社会辩护》，讽刺批评过度的理性主义，从此开始跻身于知识分子界和政界。翌年又出版《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被认为是当时甚至是18世纪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同斯密两年后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类似，伯克在作品中称“对我而言，为了所有受可靠确切原则影响之人，非常有必要思考情感的基本原理”。 [6] 该书在英国和德国颇受欢迎，斯密甚至扬言其作者理应被授以大学教授职称。1758年伯克开始编辑《年志》（Annual Review ），总结欧洲前一年的政治、文化、社会和艺术界的大事件。直到1763年《年志》的许多章节都由伯克执笔，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在35岁左右，伯克就得到文化同僚们的一致认可。他是“俱乐部”的早期成员，该俱乐部成员有知识界名流塞缪尔·约翰逊和亚当·斯密（当时身在伦敦）。俱乐部创始人约舒亚·雷诺兹，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为伯克提供了许多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但是，这个知识和文化舞台还是无法让伯克尽情施展才能。依靠财阀资助——唯一向才华横溢却囊中羞涩之人开放的大门——他开始踏入政界。

1759年伯克出任国会议员威廉·杰拉尔德·汉密尔顿的私人秘书，这成为其政治生涯的开端。汉密尔顿很快升任爱尔兰财政大臣，不过只是个挂名闲职，他从爱尔兰财政部拨给伯克一笔年金。但伯克很快就放弃了这笔年金，同这位资助人决裂。因为伯克觉得汉密尔顿意在把他束缚于“一种绑定的奴隶状态”下，而伯克认为这种状态对“一名绅士，一个自由人，一个有教养之人和一个假装做学问之人”是忍无可忍的。 [7] 1765年通过查尔斯·汤森德（两年前他曾从格拉斯哥聘用斯密担任其继子的家庭教师，无疑是当时最出色的天才挖掘者之一）的关系，伯克成了罗金厄姆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的私人秘书。作为一名大地主和蒸蒸日上的政治人物，侯爵于当年晚些时候被任命为首相，经历了短暂的执政期。罗金厄姆成为伯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柱，根据伯克设想的理念和原理，他试图将不同派别的议会成员融合于同一个政党中，且该政党要成为执政党或是强大的在野党。 [8] 1782年罗金厄姆辞世之后，其侄子和政治继承者菲茨威廉伯爵（the Earl Fitzwilliam）成为伯克的资助人。

伯克协助创立的政党旨在形成一个由土地贵族领导的政府，该政府支持贸易活动和商业利益，致力于维护下议院在英国宪法中的地位。伯克和罗金厄姆辉格党人尽力使议会免于皇权干涉和众多无产者的过分影响——无论是较公平民主的陈词还是暴民的行动施压。从1766年至1794年，在伯克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依靠贵族财阀的资助他才在议会占得一席之位。

对于囊空如洗的一介文人，身处另一种英语语言环境下——因都柏林口音和天主教背景（尽管伯克和其父亲都是新教徒）而处处碰壁——又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就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虽然伯克大部分时间都属于议会的在野党，但仍显著影响着公共事务，其成就也可圈可点。以文人的身份发挥政治影响力，在伯克看来，这些影响公共事务的尝试是对文人的一种光荣召唤。他在年轻的时候曾于笔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学习而学习等同于做无用功；只有为了受教而学习才能真正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学习的终点不是知识而是美德，正如所有思考的终点应该是各种形式的实践。” [9]

伯克在《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1770年，简称《思考》）一文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使文人在政党中的地位合法化，以及对文人有权踏足政界的雄辩。伯克赞同团结各个政党，核心的论据源自他所说的“若无协同，无人能有效行动；若无信心，无人能协同行动；若无共同观点、情感和利益的约束，无人能有信心行动”。 [10] 英国乔治王朝时代的一个共识是，共同的情感和利益是政党团结的基石。伯克《思考》一文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阐述了文人在政党中拥有合法地位的观点，还让政界人士更加重视政党这一概念。这是因为伯克将政党定义为“一群人团结起来通过共同的努力，以其一致同意的某些准则为基础，促使实现国家利益”。 [11] 他还坚信“公共事业进程中的应对措施应该关联于或依赖于政府中某些重大的、起主导作用的一般准则”。 [12] 这一政党理论强调共同准则和共同观点，高度评价许多明确表达准则和创建共享观点之人。

和许多认为政治活动腐蚀灵魂的文人相反，伯克在《思考》一文中为文人参与政治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想象有人会相信个人政治学，或是认为它举足轻重，而拒绝采取适当方式将其付诸实践。思考恰当政府的终结点是思辨哲学家的事。而政治家应该是一个行动着的哲学家，他的任务是找出到达这些终结点的恰当方法，并有效地予以实施。” [13] 伯克鄙视那些为保持文人纯洁性而拒绝踏入政界之人。他写道，我们需要“将准则贯彻于我们的职责和处境中。要完全相信，任何不可实践的美德都是虚假的；与其在毫无咎责、毫无用处中虚度光阴，不如甘冒在前进过程可能犯错的风险，高效有力地采取行动。公共生活权力纵横、活力四射；玩忽职守就是亵渎职责，就等同于加入敌人的阵营”。 [14]

尽管身在议会数十年，英国许多重要的文人仍将伯克列为他们中的一分子。1783年11月，伯克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先在爱丁堡稍作停留，在那儿拜访了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先觉者。斯密出席了伯克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就职仪式，不久又在其创立的爱丁堡皇家学会中提名伯克。 [15]

作为一名文人，伯克自身的偏好也会对其政治理论有所影响。在1774年的“对布里斯托选民的演说”中，伯克告诉他的选民“议会不是来自各方敌对利益团体代表的集会，每一个利益团体都必须坚持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其他的代理人和拥护者；议会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审慎的集会，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个利益目标……” [16] 这一概念认为，议会不是一群承诺维护选民利益的代表，而是一个审慎的团体，它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且私底下重视演说和理智。这一概念毫不出奇地广受政界文人的欢迎。一百年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穆勒）在其《代议制政府》（1861年）中再次提及，后来又出现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

作为罗金厄姆党的智囊团核心，伯克的职责就是阐述准则，利用演说报告影响议会，通过出版的演说报告和发表的作品影响议会之外的观点。

伯克经常担任罗金厄姆党的发言人，在议会发表演讲并为其政党树立一套清晰合理的准则。 [17] 作为一名文人，伯克能够在政界呼风唤雨部分得益于雄辩的口才，反过来雄辩的口才又得益于博学多识，这点无论是其崇拜者还是反对者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许多伟大辩论著作中屡屡出现选自圣经、希腊古典文学、拉丁文学以及英国诗歌戏剧的典故和语录。他利用修辞技巧将自己的学识和时下大量的信息巧妙结合。当时大部分的议会成员还很少甚至不会公开演讲，伯克超凡的演讲能力和机智的雄辩术让同时代的许多人印象深刻。 [18] 他作为议会成员的首次亮相（在一系列赞成罗金厄姆提议的废除《格林威尔印花税议案》的正式演讲活动中），据塞缪尔·约翰逊说，“让整个小镇惊愕万分”，伯克获得了“几乎超过以往任何人的巨大声望”。 [19] 之后伯克成为弹劾沃伦·黑斯廷斯的主角，这一弹劾事件让伦敦社会的目光投向威斯敏斯特，共同关注着这场数十年来历时最长的审讯。 [20]

伯克长久以来屹立不倒的地位还源自其熟练的总结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智囊团：编辑《年志》 [21] ；在《对近期出版物——名为“国家的现状”的思考》（Observations on a Late Publication，Intitled“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ation” ，1769年）中他详尽列出玷污（伯克声称是诽谤）其政党名声的反对派言论出版物；另外，他还对印度的政治经济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成果丰厚。

“情报”和“公众舆论”的市场

然而，伯克最充分地发挥其影响力是通过一种创造“公共舆论”的新型文化生产方式，即一些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的贸易流通，它们吸引了许多关注议会事务的受过教育的民众。伯克表明罗金厄姆党实行的是一种更先进的新式政治，它允许公众参与讨论。 [22] 政治演说将越来越公开化，并由报社发表大部分的演说。那是一个信息激增的年代，或用现代的语言说，一个“情报”时代。 [23] 正是“情报”市场的扩张，才衍生出适合文人从政的市场。当时议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伯克曾说，下议院知道其言论能被更广泛的观众听到，即“国门外”的政治国家。 [24]

身兼议会成员和文人两种角色，伯克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润色其准备出版的议会演说文章——一种专门影响公众舆论的相对较新的文学体裁。在《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1770年）和《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两文发表间隔的二十年中，伯克大部分出版物都采用这一体裁。所有出版的演说都严格经过三个步骤。首先，伯克在准备演讲时要大致做个笔记；然后，在议会上使用的那些内容，伯克还会随时增加、删减和编辑；最后，他会充分利用演讲稿，修订待出版的资料。 [25] 《特别委员会关于印度的第九次报告》全文出自伯克之手，在议会演说后不久就被德布雷特出版。1785年他出版了《关于阿尔果德债务中债权人的演讲》，在出版之前，其早期草稿就被一些有见识的党派分子传阅，伯克据此进行了修改，用脚注加以补充完善，并添加了附录。 [26] 诸如此类为出版而写就的演讲，成为让议会成员和更广泛的公众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资料来源。伯克的政治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其议会之外反响巨大的演讲。

18世纪80年代英国政客和报社都越来越重视“公共舆论”的力量，即民意，也就是自由的新闻界应具备的素质——保证公开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 [27] 在法国，启蒙文人逐渐提倡把“公共舆论”（以新兴的大众印刷媒体——小册子、报纸和书籍——为基础而形成）作为判断各种观点的依据，从而使得任何有关公共政策的事务都要经过“公共舆论”这一合理性和客观性标准的评估。 [28]

伯克也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商业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公共舆论”的影响在政界愈发重要，而文人也愈发对“公共舆论”的定义拥有话语权。针对这一主题，伯克和伏尔泰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意识到经常被捧为公众理性和良好判断力的呼声，事实上是文人的呼声。换言之，“公共舆论”逐渐转变成专指出版的舆论。正如他在1789年所写的文章中强调，这样的转变赋予了文人全新却可能不祥的重要地位。 [29] 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伯克认为主要角色是“有钱人”和“文人”。他写道，随着“金钱的逐步增多和加快流通，随着政坛和文坛的消息传播愈加迅速，散布这些金钱和消息之人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 [30] 报纸的流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影响力也更为深远。它超乎常人的想象，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它成为所有人阅读材料的一部分，更成为相当一部分人阅读材料的全部……若有人早晚都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对我们或许仅仅是一种折磨。但是，这个人若一年四季都重复这样的行为，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31]

伯克在最后一部出版作品《论与弑君者和谈的第二份信札》（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中，对实用主义者做出了回应，他认为这些人不仅轻视“舆论”的重要性，而且轻视创造了“舆论”的大众。他写道：“舆论有无穷大的重要性。”“它们决定着社会风俗——实际上决定着法律体系，因为它们决定了立法者。因此，舆论是任何有远见的政府最应该首先关注之事。过了一段时间才想起要去关注舆论，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有人说现代战争本质上是舆论的战争，而且是所有形式的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战争。” [32]

抽象理性之批判

1756年伯克发表《为自然社会辩护》，这是他作为舆论大战的一名斗士，首次出现在伦敦文坛。在其公共事业生涯中，伯克始终在警醒大家，理性走偏可能引发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他在第一部作品中重点关注抽象的理性主义陷阱，这一思维模式要求任何制度都要绝对理性，否定任何不满足其理性思辨理论标准的制度，它还要求重建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类社会。

这种对理性主义观点的疑虑，成为伯克从事纷繁俗务的动机和向导，大量出现在他二十岁出头时撰写的文章中，尽管这些作品都未曾出版。他写道，许多人经历了漫长的研究生涯，掌握了大部分科学的规律，“却发现许多规律的基础不充分、不可靠，即使是最完美的规律也有不确定性”。 [33] 他推断，“或许许多事的本质都不可知；我们最确定的推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晦涩矛盾之处”。 [34] 同默瑟尔一样，年轻的伯克在意识到人类理智的有限性之后，开始有原则地尊重风俗习惯。“在风俗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则，这是一种比我们的理论更为确定的指南。人们之所以遵循风俗习惯，实际上经常出自一些古怪的动机，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其合理性或有用性。” [35] 伯克认为，人们不会立即意识到风俗习惯或制度的用处，而且人们若尝试用理性思维去审查所有的制度，还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很难想象举行葬礼仪式……对于人类的意义。尽管这些事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培养了人类的仁慈善性，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死亡的严苛，激发人类产生谦逊、平和、适当的思想，为我们本性初始中的软弱与羞耻遮上得体的面纱。但对于让人类裸露本性的哲学，我们又该给予什么样的说辞呢？这种哲学智慧谈论的是爱，是情感，是两性之间无数次的调情，再以最原始的方式生殖繁衍。他们沾沾自喜，因为做出了如此重量级的发现；因为让所有精致的伪装都变得荒谬至极。” [36]

将传承文化当作遮羞的面纱，以遮盖“我们本性初始中的软弱与羞耻”，这大大丰富了隐喻大师伯克约四十年后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为自然社会辩护》中，他抨击那些扯去人类遮羞面纱之人。该书于1756年即伯克27岁时匿名出版，是一本刻意模仿之作。这一写作策略意在驳斥一种时下风靡的思维模式，伯克认为它本质上存在错误，于是在书中试图通过展示其荒谬的逻辑结论来推翻该模式。

该书采用书信体，是一位年轻哲学家写给年长贵族的书信。这位哲学家赞同具有纯理性和普遍性的“自然宗教”和“自然社会”，它们不受任何历史或非理性附属物的约束。他谴责所有现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因为它们偏离了这一理性主义标准。该哲学家还认为，由于所有的人类历史都建立在这些非理性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其实是一部不间断的人类苦难史。他还列举出大量（尽管有些华而不实）例子来予以佐证。

伯克从容地游走于这种新式批判文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对其思想与论证模式了如指掌，不过这也让许多读者难以辨识其中嘲讽戏谑的意图。不得已他于1757年出版了第二版，并附上一篇新的前言，以摆明他写作的真实设想和意图。伯克在其中解释说，这一小册子是关于“理智的滥用”。“某一思想，既不受自身弊端和其在创造过程中的从属地位限制，也不因臆想一些主题而陷入险境。满足于这一思想的编辑很可能会极尽巧言令色，去抨击任何最优秀、最受尊重的事物。” [37] 他用讽刺的口吻质问道：“如果所有道德义务的实施和社会根基的建立，前提是将其缘由清晰地展示给每个人，那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提醒大家，公开批评现存的、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真理，潜在的危险在于，事实上真理经常难以被展示出来，而易于展示的通常不是真理，对现存制度的错误批评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伯克自始至终都在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一名理性主义社会批判文人，他认为这种文人在认识论上自命不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只会走向“哲学的仙境”。 [38] 原因在于若政府日渐倚重“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又日渐倚重出版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很可能会危及风俗习惯的维持，而只有维持风俗习惯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性。

伯克——商业的拥护者

随着议会活动越来越商业化，伯克及其政党开始积极活动，他成为一名活跃的政治家。1766年罗金厄姆执政期间，伯克作为联系商人和政府的纽带，鼓励商人同政府协商，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9] 之后罗金厄姆党成为在野党，伯克就开始拉拢伦敦金融城中的各大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支持。 [40] 各色商业利益团体更加游刃有余地游说议会，竞争商业选区之间的对立主张成为许多议会活动的重点。正如斯密的论断，商业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41]

伯克对经济事务的兴趣可追溯至他在都柏林的学生时代。年仅19岁的他惋惜当时的地主阶级不思进取、缺乏商业头脑，从而造成爱尔兰农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退化。他声称：“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以贵族人士华丽的外表或奢侈的生活来估量。”“那些散布在人民中无甚差别的广大群体——其中既有最卑贱之人，也有最伟大之人——才能让人民幸福，才能让国家强大。” [42] 伯克1748年的早期观点，连同之后大量有关经济的作品，无一不回应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思想。晚年伯克在“致贵族之信”（Letter to a Noble Lord，1796年）中写道，他已经“把政治经济学当作我卑微的学术研究的一分子，这从很早的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我在议会效忠的最后时刻，这一思想甚至早在（至少据我所知）欧洲其他地方的理论家萌生这一想法之前就已出现……伟大博学之人认为我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信口胡说，偶尔也会就他们的某部不朽之作中的某些细节屈尊同我交流”。 [43] 这指的即是斯密。 [44] 在斯密的“不朽之作”发表的前前后后，关于贪婪性作为公共事业的动力，国际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和经济事务对市场机制的依赖性等观点，伯克同斯密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针对斯密所说的“改善我们环境的欲望”，伯克强调这里存在潜在的公共福利。在他写于18世纪60年代早期的《论罗马天主教法律》（Tract on the Popery Laws）中，伯克认为“这种值得称道的贪婪性，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要想繁荣富强，都需视它为首要的准则”。 [45] 在他晚年时，英国政府要筹措资金反对大革命中的法国，面对是应该选择强制性贷款，还是选择由政府向金融市场借款这一问题，伯克圈出了斯密这个著名的段落，表明自己更倾向于依赖市场：

尽管追逐利润，有时会造成荒谬的结果，或是有害的放纵行为，却是任何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源泉。对这一自然、合理、有力且多产的原则，讽刺作家揭露其荒谬性，伦理学家谴责其恶劣性，有同情心者斥责其冷酷无情，法官批判其欺诈、勒索和压迫的本质，但政治家发现并利用其衍生的优势和明显的不足。这样政治家就充分利用了自然的所有能量，即发挥其一贯的行为作风，一旦发现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就牢牢抓住不放。 [46]

伯克相信，要“充分利用”贪婪性和逐利性的能量，就需将这种能量引入国内甚至国际市场关系网中。他写道，“商业世界的利益就在于财富处处可见” [47] ，但他也意识到许多人——当然是许多商人——会自然而然地假定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我知道，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想法有些过于天真，使我们无法从别人可能的发达中看到自身必然的灭亡。很难让我们相信，别人得到的任何一物都取自我们本身……贸易是一种不受限制之事；似乎相互供给和消耗之物无法延伸出我们嫉妒心的界限。” [48] 伯克坚信自由的政策，可以让帝国各个部门自由充分地利用资源，最终促使整个帝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在伯克的家乡爱尔兰，因为英格兰的相关利益，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法律禁止爱尔兰制造的产品和出口的商品同不列颠货物产生任何可能的竞争。作为布里斯托商镇的一名议会代表，伯克努力去消除这些加诸爱尔兰贸易中的限制。伯克的主张受到布里斯托商人的反对，尽管在《伯克致布里斯托市绅士们的两封信》（1778年）和“写给托马斯·伯格的信”（1780年）中，他做出了精妙的辩护，但终因自己坚持自由贸易之说，伯克在下一轮的议会代表选举中落选。 [49]

伯克还支持市场是国内贸易中最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一观点。1772年，他提议议会废除反对囤积、独占和倒卖粮食等的法案，即所有不利于商人的条款。商人们大量收购粮食，并企图在粮食供给不足时，到市场上售卖而大赚一笔。十五年后，当有人再次试图禁止此类行为时，伯克又跳出来加以反对。正如他对农业专家阿瑟·杨所言，他深信法律虽意在调低农产品价格，但实际上反而会导致价格上升。 [50]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伯克对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这一观点，做了极其细致的辩护。1794年和1795年，粮食歉收使得粮食价格上升，农村地区动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提案，建议政府进行干预，从而降低粮食价格，提高劳动者工资。在距离伯克家乡比肯斯菲尔德不远处的史宾翰兰，治安法官提出一项政策，即用地方税收募集的资金来增补穷人的市场工资，并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人数来确定需求。萨福克的法官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应该根据粮食价格进行调整。 [51] 议会也拟定出一项提案，要求制定法律来确定雇主应支付的最低工资。 [52] 在此背景下，伯克给首相威廉·皮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后以《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为名出版， [53] 它强有力地论证了由市场规律决定薪资和价格的必要性。

伯克认为大多数人并不太理解粮食市场的运行，其中从事粮食交易之人的偏见最大。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告知公众粮食缺乏的时间段，对暴力阻碍粮食交易之人采取“及时的强制措施”，从而保护粮食贸易商。 [54]

《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中的论据表明，伯克确信，政界文人的一项任务就是同经济事宜中的大众偏见斗争，同时劝诫立法者抵抗短期的政治和道德压力，若这种压力会威胁长期的国家经济利益。粮食和劳动力的市场化有利于广大民众，这是由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被政治经济学研究论证过的结论。他认为，穷人的粮食消费标准近十年来有所提升，部分原因正如斯密预测的那样，在于工人工作量的增加；部分原因则是实际工资的提高。 [55]

斯密曾写道：“政治家们试图指导民众应以何种方式使用资本，这不仅使他们成为不必要的众矢之的，还会减损其权威性，使其不被任何个人、理事会或参议院信任。若这种权力落在某个愚蠢不堪、傲慢狂妄之徒手中，他还幻想着自己是施政的最佳人选，那国家真是岌岌可危。” [56] 在伯克看来，设定工资水平就是这种愚蠢傲慢之徒的行为。他坚持认为，由治安法官来设定工资，而不是由雇主和雇员来协商，这相当于让一些无农业知识或对农业不感兴趣之人来做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决定。城市居民呼吁政府干预降低食品价格，只有愚笨的政治家们才会予以关注。伯克称，农业应依据一般商业准则运行，即所有与农业相关之事都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中间商，如“粮食市场中的代理商、批发商、推销员或投机商”，使其不会被农民和消费者忽视和嫉妒。 [57]

在《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中，伯克屡次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的可预见后果同其预期结果背道而驰——这是抽象理性过犹不及的又一范例。他声称，议会或地方治安法官尝试设定更高的工资水平，使得劳动力需求缩减，或劳动力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供给价格升高。无论哪一种情况，最终结果都不符合本想借此手段缓解贫困之人的意图。 [58] 伯克称，提高工资并使其超过工资的市场价格，对工资领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短期利益，而且是以牺牲雇主的利润为代价。长期看来资本累积会减缓或倒退，而只有资本累积才可能让工资持续增长。最终的结局将还是贫困。 [59]

《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将《国富论》中一些隐含的主题明确化：大众对现状的认知缺失使商业社会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这威胁着“普遍富裕”的发展。伯克提醒说，竞争市场中贯穿始终的贪婪性，其长期的益处不可用直觉判断，且常常难以被人理解。他认为，政治家们终日受到无知的贫民或误入歧途的掌权者的影响，文人的职责就是警醒他们抵制干预自由市场的诱惑。有人反对粮食贸易中存在大量的中间商，伯克则不同，他认为这些中间商所持有的较大资本使他们能够在较低的利润空间里正常运作，最终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获益。 [60] 伯克抱怨道，穷人不了解富人累积资本的作用，只会嫉妒和怨恨富人，因此行动很容易背离其自身利益。“但不应该切断富人的命脉，洗劫富人的粮仓；因为富人自身是为其劳作之人的受托人，而其粮仓是劳作者的钱库……当穷人起义消灭富人时，他们焚毁磨坊，将玉米投入河中，从而使面包价格变低，这些似乎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理智行为。” [61] 城市中一些商贩和制造商竭力影响政府政策，使政府降低食品价格，“却忽视了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任何与农业相关之事，他们都会毕恭毕敬地聆听，一如我们对其他无知傲慢之人教条般的毕恭毕敬”。 [62] 伯克在备忘录结尾警告人们不要“违反商业法则，即自然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他倾向于用神学之说来修饰其功利主义的论点，这即是一例。 [63]

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份备忘录也表明伯克要比斯密更保守，更不愿意政府干预经济关系。例如，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感叹道：“这无数奴颜婢膝、恬不知耻、不合时宜、扭捏怯懦，且常常有损健康的职业，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许多可怜人注定要从事之。”但是他断定：“普遍而言，扰乱事物的自然进程和在任何程度上阻碍巨大的循环车轮——由这些被离奇操纵着的可怜人所牵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64]

在立法尝试改善市场环境的大背景之下，伯克指出以下几项：贪婪性、逐利性，以及“聪明友好地处置任何事物，迫使人们无论情愿与否，都需要追寻利己的利益，并将个人的成功同普遍的成功联系起来”， [65] 这些都有着积极效应。不过，伯克孜孜不倦地追求改革的对象是当时最大、最强势的商业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在缺乏适当的限制和引导其贪婪性和逐利性时所产生的不良效应。

伯克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为自然社会辩护》中，伯克重点关注的是不加限制的文人的“投机行为”会出现的重重危机，早在接触法国哲人和其同行英国旅人的作品时，他就已熟知此种行为。但是，伯克也从亲身经历中知晓了商业投机行为的巨大诱惑力。

伯克能专注地思考经济事务，部分原因是有人为其管理着家族企业。由伯克的遗嘱可知，从1757年结婚起，他生意上的事就一直都由妻子操持，这样他便有闲暇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有了罗金厄姆侯爵和其他贵族的资助，再加上朋友如约舒亚·雷诺兹和演员大卫·加里克的慷慨馈赠，伯克才能拥有一套600英亩的宅邸，该宅邸位于白金汉郡离比肯斯菲尔德不远的格雷戈里。 [66] 伯克同三个人共同管理家族经济，这三人同伯克在经济上联系紧密，甚至有时可称为“共有钱夹”。这三个人分别是：伯克的兄弟理查德·伯克、伦敦的一位密友威廉·伯克和埃德蒙·伯克之子理查德。18世纪60年代中期，威廉·伯克作为家族生意的普通一员，将伯克三人组与东印度公司联系到一起。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当时最大的商业公司。从贸易公司起步，到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已成为印度本土的一方霸主。从1744年到1761年，为争夺印度南海岸的控制权，东印度公司同法国对手（伏尔泰似乎曾投资于该公司）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最终东印度公司大获全胜。从此，该公司借由本地统治者间接地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当然这些统治者执掌大权离不开当地军队和东印度公司的援助。1756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统治被孟加拉的纳瓦布夺取。后来，又被罗伯特·克莱夫上校率军重新夺回，并由他亲自任命新一任纳瓦布来统治该地区。十年后，由于孟加拉的统治者们反对该公司对其客户的种种要求，克莱夫被迫返回印度。作为孟加拉总督，克莱夫控制了“首相”（diwan）。传统上地方税收来自土地耕种者，由一批中间人收集后上交给莫卧儿君主。而克莱夫希望靠这些榨取来的税收稳定其在孟加拉的统治地位，同时也送给英国一笔巨大的贸易顺差。 [67]

在英国，克莱夫的举动引发了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一系列投机波动。年纪轻轻、才华横溢却囊中羞涩的埃德蒙和威廉，靠着罗金厄姆的下属弗尼勋爵的赞助，在议会中谋得一席之位。弗尼是白金汉郡极有影响力的地主，同时还是一位年收入1万英镑的爱尔兰贵族。在他看来，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能让他大赚一笔，同时还可以使受其资助的威廉和埃德蒙·伯克经济独立。1766年，弗尼和威廉·伯克合作以保证金购入了大笔东印度公司股票，不过大部分威廉用来购买股票的钱都是借自弗尼。1767年，该公司在八个月内第二次增加股息，股票价格持续走高。威廉·伯克、埃德蒙的兄弟理查德、弗尼和另外20人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即从荷兰投资商手中购买东印度公司的额外股票。 [68]

随后在1769年，这种投机泡沫破灭。印度新闻报道，迈索尔的穆斯林长官海德·阿里正在洗劫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地区，另外还有报道称大批法国舰队驶离毛里求斯，让人们担心法国在该地区卷土重来。由于弗尼和伯克兄弟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以保证金购入了大量的股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值骤然猛跌13%。弗尼破产了，但他威胁要将所有伯克家的人都拖下水。在弗尼看来，是他借钱给了威廉和埃德蒙，所以他在法庭上诉，要求埃德蒙共同承担债务。而埃德蒙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这些发横财的投机行为，也不完全明白他们这些行为的本质。 [69] 最终，弗尼败诉。但威廉·伯克丧失了他的所有财产，于是离开了印度，后来跑到东印度群岛，希望能收回自己的财产，并偿清在英国的债务，不过都以失败告终。

于是和东印度公司的首次接触，让埃德蒙·伯克深刻地认识了追逐利润可能引发的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这次经历为他之后的大型公众活动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活动中他谴责贪婪性可能引发的道德上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在贪婪不受任何政治条规或传统文化准则约束的情况下。

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兴盛和衰败使议会开始对其进行干预。该公司被勒令限制股息和停止投机性投资；同时由于其商业特权，还必须每年为国库捐款40万英镑。 [70] 1772年，该公司因濒临破产而不得不向政府借款，条件是要遵从1773年出台的新《调整法》。 [71] 自1768年选举开始，在议会中冒出许多“大富豪”——一些在印度发达之人，返回英国购买土地和只有少数选民、被土地持有者控制的“腐朽自治市”的议会席位。 [72] 法庭和议会都开始卷入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中， [73] 而依靠该公司发达之人则在议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随着印度事务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攀升，伯克对其兴趣日渐浓厚，对该公司的行为了解得越多，就越让人义愤填膺。于是他认定，东印度公司雇员被贪婪性驱动着去剥削印度，使其更加贫困，只有议会才能限制他们的贪婪性。

正如伯克所理解的那样，当时东印度公司本质上的弊端并不在于它是一家由利润驱使的商业公司，而在于它并不是一家普遍意义上的商业公司，因为利润并不是该公司运作的驱动力。在他的“特别委员会关于印度的第九次报告”和出版的大量演讲稿中，他认为东印度公司一边在贫瘠化印度，一边也在走向破产边缘——这是一种很难同利润动机契合的现象。伯克经过调查后总结认为，是该公司的行政和管理人员在依靠印度人民大发横财。他们一边压迫印度人民，赚取钱财；一边哄骗股东，然后返回英国购买该公司的控股股份，从而掩盖其不法行为，并使其生财之道更加顺风顺水。 [74]

伯克深信，东印度公司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名义上是一家商业公司，却并不依据供求规律、以营利企业的方式运营。相反，它利用军队力量去阻止其以自由市场形式在印度运营。英国和印度之间并不是商业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力量强弱是决定因素，尽管表面上还是商业公司形式。该公司利用当地统治者武力榨取印度人民的“地方税收”，然后用这些税收在印度购买货物再运到英国。 [75] 该公司从英国运到印度的货物主要不是印度人购买，而是供给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以及由定居印度的欧洲人消费。伯克指责它为了增加利润，忙于一种“无止境的战争链”，以此来控制印度更多的地区。他写道，“在国内，这些举措有时受到支持，有时可蒙混过关，有时则备受非难，但是一旦获利就能得到通行证”，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董事，收益增加都是其乐见之事。 [76]

换言之，按伯克的分析，东印度公司是作为一种创造贡品的工具在运营，彻底抛弃了“商业机器的主要源泉，盈利和亏损的准则”。 [77] 该公司垄断商品、限定价格、强征劳工进入纺织业，摧毁了印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伯克写道，东印度公司的政策确保了印度被“彻底且无法挽回地摧毁”。 [78]

尽管东印度公司使用暴力满足贪欲，它仍然无利可图。伯克对其进行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个人交易，从而赚取私人收益。 [79] 但因为财富可被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东印度公司雇员累积的财富也使得公司的改革难上加难。“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子出去几年，回来摇身一变成为大富豪……试想，某一位绅士回到这里，装着一肚子的怨恨和大把的金钱……那人的所有财富，可能有50万之多，然后就成了造势的工具……财富不断涌入的同时，迫切需要种种势力的保护。其影响力是双向的，既可以恐吓地痞流氓，也可能腐化国家元首。” [80] 伯克认为保罗·本菲尔德便是说明这一过程最好的范例，这些新近崛起的典型大富豪使用腐败的手段在印度发财致富，然后用这些钱在英国买通议会之路，腐化英国政府。

本菲尔德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之子，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1763年，时年22岁的他在东印度公司一名董事的资助下，以建筑师的身份第一次到达印度。他先当了一名“写手”，这是公司内部微不足道的一个官僚职位，不久后他做了小商贩，之后又做了银行家，在其能力范围内借给坦焦尔首领一笔资金，以助他抵挡1771年其领土范围内的一次攻击。而后本菲尔德又为坦焦尔首领的敌人提供类似的帮助，这位卡纳塔克的行政长官充分利用本菲尔德的资金打败了坦焦尔。本菲尔德从富有的印度商人、驻守印度的英国官员和东印度公司职员等处聚集了大量资金，并以高额的利息借给这位行政长官。他甚至无须担心东印度公司会插手干预，因为通过本菲尔德，该公司的部分职员也将钱借给了这位富豪。大获全胜后，为了回报本菲尔德借钱给自己征服领地，这位行政长官将坦焦尔税收的很大部分分给本菲尔德。1776年，新任马德拉斯市的总督皮高特勋爵恢复了坦焦尔的首领地位。之后本菲尔德积极奔走参与谋划，将皮高特赶下台，并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皮高特在狱中死亡。1779年，本菲尔德被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召回英国，回应其在皮高特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利用在印度赚取的财产在议会中买得一席之地，从而建立起同诺斯勋爵政府以及之后皮特政府的关系网。 [81]

伯克竭尽全力调查本菲尔德，甚至购买了价值1000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即得到掌握公司命脉的股东大会投票权所需的最低股票持有量。1781年该大会召开期间，伯克控告本菲尔德不仅违反公司秩序，还损害公司收益和马德拉斯市民的“贸易、繁荣和安全”。他指控本菲尔德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都源自他借贷给印度卡纳塔克的行政长官。东印度公司董事让股东投票决定本菲尔德的命运。诺斯勋爵政府力劝其拥护者们投票支持本菲尔德。最终多数投票支持本菲尔德恢复原职，返回印度。 [82]

针对这一同政府紧密关联的名义上的私营公司，伯克这一举动意在消除它的种种剥削行为，不料却以失败告终，他只好转而调查议会作为改革之法。他加入新近成立的关于孟加拉的议会特别委员会，撰写了他最重要的文件——著名的“第九次报告”和1783年的“第十一次报告”。伯克的助手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同月把自己拟定的“东印度法案”拿给伯克，不过该法案的主要部分还是出自伯克。 [83] 这一法案旨在由议会指定委员会最终控制该公司，使其时时受到政府监督。在“关于福克斯印度法案的演说”中，伯克称这一公司将不再受到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的操控。只关心自身红利的普通投资者，将会更多地关注公司职员是否挪用公款。他声称：“这样的公司无须担心贸易会轻易成为职员们私欲膨胀的战利品。但现在情况却完全相反。”股东或类似之人购买公司的股票，从而能被送到“印度大发不义之财”；还有一种情况，股东资助那些已获利之人，再从中受益。 [84] 由此他得出结论，东印度公司如此一来已全然无可救药，公司大权应被收回。伯克的立法提案重新定义了英国政府及其所发展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主张人权先于商业权利。下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上议院迫于王权未使其通过。

1784年，皮特敦促国王解散议会，伯克议会中的盟友们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受挫。东印度公司积极活动以反对伯克及其友人们，保罗·本菲尔德大肆花钱进行新闻宣传，歪曲伯克的东印度法案是想让当权者获取印度的战利品。 [85] 选举结束后，至少有50名“公司人士”当选，其中包括本菲尔德在内的17人属首次当选； [86] 至少有2名议会成员是直接依靠本菲尔德的资助才得以在议会谋到一个席位，不过伯克认为有8个议会职位是由本菲尔德操控的。如此可观的影响力决定了皮特政府对印度政策的走向。本菲尔德后来担任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伦敦市政官。

卡纳塔克的那位行政长官返回印度后，发现自己的领土在抵抗迈索尔的战争中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偿还本菲尔德财团的债务。皮特下议院的拥护者中有17人都是该行政长官的债权人。于是由皮特的支持者们控制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下令，该行政法官欠债权人的债务应当全部通过东印度公司向印度人征收税收来偿还。而当伯克询问相关文件，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时，却被一口回绝。 [87] 正是在此情形之下，伯克于1785年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即“关于阿尔果德债务中债权人的演讲”。

伯克指责道，这些债务主要来自印度行政长官和一些欧洲人之间的腐败交易，其中欧洲人以本菲尔德为首。另外，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款项偿还这些债务，表明皮特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肮脏的交易，而这些债权人曾于1784年利用自身财富帮助皮特获选。这些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负都落在卡纳塔克的穷苦农民身上，即从他们的“土地税收”中压榨而来。他详细说明了公司职员如何同印度行政长官串通一气、大肆敛财。他们巧妙地避开东印度公司规章，鼓励行政长官攻占额外的领地，为其募集军队提供贷款，并由东印度公司为军队供应补给。 [88] 伯克认为他们的规划是一个“包罗万象、宏伟壮观的掠夺计划，配得上规划者史无前例的贪婪之心”。 [89] 他指出这位行政长官每年的债务利息竟然是东印度公司每年全部股息的两倍之多！ [90] 除了对他治下穷苦的大众作威作福，征收税款用以偿还债务，这名行政长官身无长物。伯克慷慨陈词道：“因而，在国家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虚名之下，我们纵容敲诈勒索、放高利贷和挪用公款，这些行为获取的钱财不是出自国库和矿井，而是来自未领得分文军饷的军人的口粮中，来自对最穷苦之人的残酷至极的压迫和剥削。” [91]

引用伯克的话，结果将使“国库收入转化为东印度公司某些职员的个人薪酬，且无任何人询问其来源，无人关注其所得是否公正”。 [92] 政府不愿查问这些信息，更是“一项宏伟革命”发端的有力证据，这一革命毫无原则，驱动力源于“腐败的私人利益……同国家的需要完全相反”。伯克嘲讽地总结本菲尔德其人，是典型“纯正的贵族新起之秀”，出自皮特政府之手，以“支持君权和宪法”，反对罗金厄姆辉格党所代表“王国的自然利益”。 [93]

伯克演说的观众是一群主要由新型精英组成的议会成员，当然备受敌视。 [94] 但是考虑到公开这一实例，他便将演讲稿同相关文件一同出版。之后不久，伯克就开始在上议院弹劾前任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那时，东印度公司改革并非罗金厄姆辉格党的头等要事，伯克的改革行动使他在议会中逐渐被边缘化。 [95] 尽管最终弹劾活动并不成功，但历时十年之久，成为伯克揭露该公司掠夺行径的另一个公共平台。通过种种活动，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为其对印度人民的种种行径负责，并终止其早期典型的榨取和剥削体制，而对促成这一结果而言，伯克当属最大功臣。 [96]

在伯克关于印度事务的演说和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是：庄严伟大的文明被一群放债人摧毁，他们受贪欲的驱动，而这种贪欲完全不受政治或文化的控制。他写道，印度人民是“一个多年受文明教化的民族；他们受到各种优秀艺术文化的熏陶，而我们还是在丛林中生活的野人”。印度有自己的贵族，“这是一种古老且备受尊崇的神职人员，负责保管印度的法律、知识和历史，是人们生时的向导、死后的慰藉”，同时也是“古老而声名远扬的贵族”。 [97] 这些文明被英国人不受文明准则约束的贪欲在一朝间摧毁殆尽。伯克宣称：“年轻人（几乎是些小男孩）统治着那里。”“受到当时整个时代贪欲和青春期躁动的驱使，他们前仆后继地蜂拥而至……” [98] 这群新型精英分子未受到民族文化遗产的教化，靠着摇摆不定的财产根基获取政治权力，在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中这一形象将再度出现。

伯克在文章中反复将过度贪婪和纵情色欲联系起来，这一关联让人回想到传统基督教中贪婪罪和色欲罪之间的联系。 [99] 他将东印度公司职员为偿还阿尔果德行政长官的债务，将手伸向民众钱包、收取天价利息的行为描写为“毫无节制、纵情放肆、下流无耻的高利贷和敲诈”。这位行政长官现在没有了军队或政治资产，成为本菲尔德及其支持者手中的工具，“作为独立的主权力量，小心翼翼地留着自己的贱命，以便掠夺和敲诈”。 [100]

针对不加约束的贪欲对印度神圣文明造成的毁灭效应，伯克做了长达十年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才着手分析1789年法国爆发的革命。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

1790年11月伯克发表《法国革命感想录》，该书耗时将近一年，在当时引发辩论热潮。名义上这本书既是写给一名法国年轻人的信件，也是对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教士某一次布道的回应。理查德既是一神论派大臣，还是一名作家，作品涉及哲学、数学和政治领域，他曾公开布道赞成法国大革命。伯克由于长期致力于讨伐东印度公司的腐败影响，他作为批评家比作为英国政府的拥护者，更为众人知晓。在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面对英国知识分子界和自己党派团体中对革命的普遍支持，伯克却致力于抨击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有原则地维护英国制度。在《感想录》的结论部分，对自己的观点转变他解释道，因为条件转变所以才转变重点，但是观点基本一致。 [101] 他用批判性的态度分析了革命的起因和动力，并对其可能的发展走向做出悲观的预测，这些无一不挑战着当时在英国公共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主战观点。

伯克将法国大革命归结为文人知识分子和持有国债的金融家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合力推翻文明社会中理智和制度的根基。他认为，通过褪去文化的面纱，并损害支撑这一面纱的贵族和教会传统制度，文人和金融投机分子们正将法国引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他担心这一结局将使人类回归“自然”状态，这一状态毫无高尚与和善可言，是彻头彻尾的野蛮和粗暴。

伯克的分析中多次谈到公共收入这一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它也是屡见不鲜。大革命国民大会从最早期的会议开始，就被法国的巨额债务纠缠。9月，杜邦（Dupont）——内穆尔的代理人（deputy for Nemours），同时是杜尔哥和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密友，突然推出一项提案。杜邦建议政府要对教会资产征税，同时负责教会的花销。 [102] 1789年11月2日，国民大会通过一项法案表明，“所有教会资产都由国家支配，国家承诺提供适当数目的款项，以供教会的日常花销、支付牧师薪俸及帮助穷人”。这些教会资产将作为一种新式政府纸币——“纸券”——的财务保证，大革命政府则用此纸券来偿还政府债务的持有者。

国王的牧师——莫里神父（the abbé Maury）——是没收教会资产提案的主要反对者。他声称：“为了恢复信誉，你们已提议将神职人员用资本家代替，而将资本家用神职人员代替。”他指责大会利用教会资产偿还国家债务，就是将教会遗产转移到国家债务的持有者手中，而这些人多数（他的听众对此了如指掌）是外国人。 [103] 莫里还断言，大会没收教会所持资产，正是损害了基本的财产所有权。

伯克似乎已经翻阅过国民大会已出版的会议记录，他采纳了这种分析，用来描述大革命的核心特性。 [104] 大会宣布所有皇室政府的法律无效，但公共债务却不包括在内，他认为这一情况也只能根据“与它（债务）相关之人的描述”做出解释。 [105] 不像英国议会主要由“国家土地利益相关者”组成，法国国民大会的组成成员毫无章法，其中有小律师，也有“股票和基金的交易商，他们定是迫切地想不惜一切代价，把空洞的纸币财产兑换成更实在的土地资产”。 [106] 大会强迫商业交易必须使用纸券，使所有法国人接受这种“为销售他们的战利品而投机倒把的货币符号”。 [107] 教会土地被销售的比率将影响贸易中纸券的价格。因此，曾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土地，在“货币买卖和投机倒把的潮流”中改头换面。 [108] 如同新式纸币的价值一样，土地价值变得动荡不定，由金融投机者的好恶决定。 [109] 他写道，这就像“柴思胡同（Change Alley）的犹太人”拿到“一笔抵押贷款，而抵押品是坎特伯雷主教的资产”。 [110]

为再现伯克此举的意图，值得将其此处的话语同别处的政策声明进行比较。伯克六年后所写的《论与弑君者和谈的第三封信》（Thir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可以证明，他并未高度原则性地反对高额利息（“高利贷”）或是通过货币市场为公共债务筹措资金（“股票买卖”）。 [111] 伯克在文中反复将公共债务持有人和犹太人关联起来——强化这种语言关联的是，对手理查德·普莱斯在“老犹太人区”教堂布道，尤其擅长鼓吹复利——这一关联意指没收教会土地加强了社会和文化圈外人的力量。他强调，法国大权已被持有公共债务之人掌控，而这些人丝毫不懂应该如何管理国家。

伯克的论据以其社会学知识为基础。他认为每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中都存在固有的精神力，在金融领域引领成功的精神力量，若孤立地看则是政府的灾祸。“金钱利益至上的本性使其更甘愿去冒各种危险；有这种本性之人更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新型企业。这种新得来的性格使其自然而然地更喜欢任何新奇花哨之物。因而，任何希望变革之人都会想方设法地求取这一财富。” [112]

据伯克所言，金融家和“一种新式的……政治文人”都偏爱创新，并结为盟友。 [113] 在伯克笔下，这些政治文人寻求各种策略来增加其影响力，有人支持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间接提及伏尔泰）一样的暴君，有人和富人新秀结盟。通过这些关系，“他们小心翼翼地占领了所有的言路”。 [114] 伯克坚持认为，法国政治文人的动机是消灭基督教；他还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他们不久后将试图清除既存的全部教会。 [115] 伯克注意到，上一届政府的所有义务中，只有债务持有人的欠债被还清；而新政府所有可能会国有化的财产资源中，只有教会资产被没收。伯克断言，这些问题之所以被优先考虑，反映出政治文人反基督教的敌对态度，而且富人们十分在意收回其贷给上届政府的款项。

伯克辩称，国家政府的主体部分，不能像法国国民大会那般组成，应该包罗偏爱创新的“有能力”之人，还有这些人的对立面——有大笔继承财产之人，这些人相对保守。伯克赞同这些有继承财产之人代表政府，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的优越性或美德，而是其公共效用。他解释说，由于隔代转移家族财富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存资产。“保存我们家族资产的力量，是该力量中最珍贵、最有趣的情形之一，也在最大程度上保存着社会本身。它使我们的弱点服从于美德，甚至将仁慈嫁接到贪欲之株上。”因而政府一项关键的职能就是保证资产不被那些心存嫉妒怨恨、财产稀少之人染指。最不愿意政府用此方式重新分配财富的当属有大笔继承遗产之人，他们因此形成了“在他们所有的资产等级中，对减少资产的一道天然防御堡垒”，发挥着“联邦大船中的压舱物”的作用。 [116]

在伯克的早期著作《为自然社会辩护》中，他认为一些启蒙知识分子倾向用抽象的原则去评判制度，这一做法极为荒谬，并坚称这样的做法将使所有的现存制度非法化，却无法创造出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在他对法国大革命最初批判性的回应中就有这些早期假说的影子，之后成了分析大革命的主调。《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批判其革命精神，即试图在理性抽象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架构，伯克认为这种精神同他正统的改革观点——以现存的历史制度为基础——完全相悖。

在伯克看来，法国知识分子界在1788年和1789年的所作所为，正是他在三十年前就曾告诫警醒过的。他们热火朝天地大肆批判主要制度的所有前提，并加以公开化。伯克认为，他们的批判尽管激进而夸张，但反响的大小并不在于是否准确。因为如伯克在《为自然社会辩护》中所言，即使是对现存制度错误地批判，若这种非法性观点在孱弱的思想中占据上风，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现今法国人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在这个哲学仙境中生活，尽管这样的结局他们始料未及，但伯克却早已料到。法国文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国家的君王、贵族和征税权统统非法化。 [117] 结果政府变得权威扫地，再也无法征税或开展商业活动。他预测到，这种结局将会带来无止境的动荡不安，使君权不断受到威胁；只有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甚至军队，这种局面才能得到控制。 [118] 早在路易十六被处决、恐怖统治、数以千计的平民在旺代省被屠杀，以及拿破仑崛起之前，伯克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伯克认为，改革任务不能建立在关于人权的先验或抽象理论，以及保障人权制度的基础之上。改革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必须以经验为基础，且要谨慎实施。有鉴于此，伯克列出几个他对谨慎改革的论点，使《法国革命感想录》成为其保守思想的大集合。他指出预测某一改革的后果极为困难，尤其是因为制度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在制度被摧毁或其积极作用丧失时，才能让人发觉它的存在。 [119] 他还强调，社会是复杂的综合实体，尽管可能不甚完美，但也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需求，社会制度互相关联的方式并不明显。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放缓创新进程，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它的尊崇。正是尊崇使人甘愿臣服于法律和风俗；失去了尊崇，要想让人臣服，就需要依靠理性思考（正如伯克在《为自然社会辩护》中所言，这一来源并不可靠）或是武力威胁。 [120] 因此他辩称，摧毁代代相传的制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尤其是新的制度，无论怎样精心规划，总是不能像植根于经验的旧有制度一样，让人献身效忠。 [121]

在伯克看来，让生命有意义的万事万物都是社会与它传承的准则、知识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东西极为脆弱，一旦被毁，人类的结局将痛苦不堪。伯克写道：“人类所忍受的束缚和享受的自由，都是他们的权利。”据伯克所言，人类最大的需求就是社会和政府为其提供“约束其激情的足够束缚”。 [122] 早在《为自然社会辩护》中，伯克就称摧毁传承的制度和文化活动，结果不会是自然和谐，而是原始野蛮。同亚当·斯密一样，伯克认为人类首先是杰出的社会人，只有在社会的监督下才能在道德上实现自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道德化的过程描述为社会过程。 [123] 在其未出版的《法理学讲演录》（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中，斯密将道德标准制度化叙述为历史性过程。 [124] 在这期间，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对该主题做了更为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骑士精神”是在封建社会礼仪上的一项革命，它约束着野蛮武士不去欺凌弱者或相互斗殴。在这一革命中，至少一部分掌权之人开始让自己接受教会法规中或学者口中的基督教教义的道德要求。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掌权之人的意愿受到行为的文化准则约束，该准则源于教会并由教会进行强化。 [125] 从孟德斯鸠和这些苏格兰历史学家处，伯克得出这一主题，以强调他所说的“我们传统风俗和旧有观点的精神”。 [126]

伯克又重新使用早期的比喻，将文化比作“面纱”——这种理解力的编织物，遮挡着自然情感的直接客体。换句话说，文化是一种升华的工具，用来将情感转移到更高尚的目标上，为控制欲和自我满足的情感表达创设限制条件。在《感想录》中最重要的比喻客体就是面纱和帷幔，作用是含蓄地抨击当时文章中众多的如光明和透明之类的比喻。 [127] 伯克嘲讽启蒙运动中“获得璀璨的光明”“新近征服的帝国，充满光明和理性”“赤裸裸的理智”等言语。“赤裸裸的理智”或许指伏尔泰的裸体雕塑，是一群启蒙运动者在狄德罗（Diderot）的建议下，委任雕塑家皮加勒（Pigalle）完成的。 [128]

伯克认为，大革命抨击教会和贵族统治的制度根基，这将摧毁一个像样的商业社会所依存的“风俗习惯”。在过去的十年里，年轻的不列颠人满腹贪欲，完全不受本土法律或文化准则的约束，肆无忌惮地控制着印度，他不停地感叹这对印度人民所造成的伤害。现在通过比照印度，他又开始分析法国大革命。他声称，摧毁贵族统治权和教会制度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将使得贪婪之欲和为满足一己之欢而剥削他人的意愿——“强夺”和“强暴”——不受约束。这两个词不仅在词源上相关，在伯克的时代，“强暴”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财产的夺取，还有性欲对象的获取。

在此文本背景下，就能理解伯克《感想录》中的一段核心情景，即一群革命暴徒侵入王后的寝宫。我们现在可以来分析一下伯克对暴民侵袭王后寝宫的著名哀叹之语，这表明“骑士时代已经远去——迎面而来的时代充满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欧洲的繁荣从此结束”。伯克称骑士时代是“观点和情感的混合体制”，源于中世纪的骑士制度，该制度“没有压迫或反对……骄傲和权势的锋芒被制服”，允许“独裁……被礼仪制服”。 [129] 他坚持认为，正是这一文化遗产使得欧洲的现代文明在道德上比亚洲文明和古代世界文明更具优势。伯克重点关注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寝宫遭侵袭，原因在于她的性别和地位。他暗示道，在法国即使最显赫的女人也会受到侵袭，这样的事实表明传承的文化准则在被步步侵蚀，而这种侵蚀则标志着文明正在走向野蛮。 [130]

“诡辩家”是伯克用来咒骂法国启蒙运动者的术语，尤指伏尔泰和卢梭。“经济学家”可能意指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者，特别是杜尔哥，其信徒杜邦·德·内穆尔曾提议使教会资产国有化。“计算家”一词则可能暗指理查德·普莱斯教士，他曾就保险精算科学和债务计算著书。伯克的这些特别指示对象没有他总体上要传达的信息重要，也就是指有些人深信商业活动是文明的载体，却忘记商业社会自身所依靠的制度和行为模式，其源头在商业活动之外。利己主义精神，若不受商业制度之前实施的文化准则的限制，将被迫堕落至物质和性欲侵袭的境地——强夺和强暴。伯克认为，“计算家”将所有人类关系描述为个体的获利和失利，诡辩家则要根除限制个人行为的历史文化准则的存在；二者合力之下，为自我满足而相互利用便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诡辩家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伯克的意图，启蒙运动者通过使文化丧失权威，开启了大规模的去高尚化之门。

据伯克所言，启蒙运动者不间断地抨击传承的信仰和制度，结果不仅削弱所有现存的政治权威，还撕掉了约束人类自身的文化面纱，使人类依其动物本能为所欲为：

所有令人愉悦的幻象，所有让权势者驯服、让顺从者自由的幻象……都将在这新近征服、充满光明理智的帝国中土崩瓦解。生命中所有得体的帷幔将被粗暴地撕毁。所有追加的思想，都会被一系列的道德想象力装饰一新。这想象力是内心所有，是理解力所及，是遮掩我们裸露在外、战战兢兢的本性中不足之处的必需品，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将本性升华至尊贵威严的必需品，但这思想也将被驳倒，被斥为可笑荒诞的陈年旧俗。在这一万物的体制下，国王仅仅是一个男人，王后仅仅是一个女人，女人仅仅是动物，而动物并不是最高级别的生物。对性别的尊崇大抵上不过如此，并且没有清楚的观点表明，应该将其作为浪漫和愚蠢之事……在这种野蛮哲学的体制下……对法律的支持只源自他们自身的恐怖和个人内心的忧虑。或者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法律可以使他们得到宽恕。在他们学院的丛林中，在每一片景色的尽头，只能看到断头台。无任何遗留之物使人回想到联邦共和国。 [131]

伯克重视商业活动，也重视知识分子——“学者”。在《感想录》中伯克的观点是，法国金融家和政治文人正在砍掉文化和制度的支撑，即现代商业和学识的依靠。他认为，贵族的资助事业和牧师这一职业，在中世纪曾让古典文献的学习兴盛不衰。现代文人将这种学习活动发扬光大，让宗教和政府双双获益。“文人将所知所学回报给贵族和教士，通过扩展其思想、武装其头脑，用高利贷来回报。” [132] 该问题正如伯克所想，是新式文人跨越了其制度界限。在保持人类的道德性上，宗教也不可或缺。同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伯克认为，无论在哲学上是否站得住脚，相信神力的奖惩，让多数男女有了道德行为的必要动力。 [133] 知识分子把自身从贵族资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操起知识的盔甲去反对教会，不知不觉中为其葬身暴民之手埋下伏笔。“要是学者们不因勃勃野心而堕落，满足于继续做指导者，而不是渴望去做主人，那该有多好！现在，学者和他们天然的保护者和监督者，一同被弃于泥沼之中，被贱民踩踏于脚底。” [134] 文人最适合做统治者的指导——这和伯克或斯密的角色一般无二。

伯克提醒道，金融家和文人一样，都在剪掉其赖以生存的枝条。因为他们在消灭贵族和教士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制度的“礼仪”源泉和文化的面纱，它们使人自我约束，从而维持商业社会的稳定。“正如我所疑虑的那样，若现代文化更多归功于古代的风俗习惯，甚至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愿，那么我们珍视的其他利益也应当如此……即使是商业、贸易、制造业——我们经济政治家的上帝，可能只是生物，但必定是结果，只不过它们一出现，我们就选择对它们顶礼膜拜。它们定与繁荣的学识在同一片树荫下茁壮成长，也可能同其天然的保护性原则一道衰落。” [135] 伯克认为这是金融家的特征，他们忽视了教会制度的作用，而这些制度提供了“公共秩序的基础”。 [136]

伯克认为大革命标志着“野心精神的成功，以及同投机精神的第一次关联”。 [137] 在《感想录》中，更确切地说是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伯克暗示只有类似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显著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动机。在“致贵族之信”中，伯克写道，他“能够比尊贵的公爵更好地融入所描述之人的性格……我能大致地估计某一种性格之人，为了名誉和财富可能会发生何事，这主要依靠我的学识和天赋，以及该性格的病态和反常状态，当然在该状态下看来是合理且自然的”。 [138] 正是这样设身处地地理解问题，他比英国社会的许多成员能够预测到更加激进的发展轨迹。伯克认为，新式政治文人摆脱了贵族和教会资助的束缚，在特定的心智下可能会鲁莽行动。文人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下毫无利害关系（或是没有意识到在该秩序下的利害关系），但一旦掌权就会将国家视为其脑力试验的对象。他在《感想录》中写道：“这些绅士们毫无父母亲般温柔的焦虑，担心试验会对婴儿有所伤害。” [139] 在“致贵族之信”中这样的比喻得到了延续：“这些哲学家们是狂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靠任何利益，倘若有丁点儿的利益依靠，他们也就更容易被驾驭了；于是，怀着满腔轻率又莽撞的愤怒，他们朝着每一项孤注一掷的试验冲锋陷阵，这导致他们为了试验中最微不足道之事，甚至可以牺牲整个人类种族。” [140] 在他们看来，为证明其先验理论，人性是性能最佳、最合适的试验对象，因此他们不会顾及试验中受害者的短期苦楚，理由是长期看来苦楚会得到改善。伯克写道：“没有任何能想到事物的心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家的心更加冷酷无情。”“这些哲学家们将试验中的人看作气泵试验中的小白鼠。” [141]

伯克分析，如果大革命早期阶段的驱动力来自金融家和投机文人，那么政治宗教秩序的摧毁将使革命激进化，于是将由政治文人控制有产者。在将“压舱物”抛弃之后，落地的先是绅士，然后是新兴富裕的金融家，于是国家大权落入文人之手，文人们除了自己的理论之外身无长物，且他们是首次将社会全体动员起来，来传播他们“配备的学说”。缺乏稳定牢靠的职业使他们岌岌可危。他于1796年写道，控制着法国的政府“掌控资产，且被绝望之人的思想完全统治……他们可以得到任何事物，而不会有任何损失。他们的未来有无穷无尽的遗产可以继承，在高不可及的崇高和声名狼藉的死亡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媒介。这些伏在案前、整日劳作、备受苦楚之人从未能坐在帝王宝座之上，而现在又要受到饥饿的奴役，或是从盗版音乐中获利，或是在街边撰写辩护词”。 [142]

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一种被打破的平衡状态，一方是有遗产继承，有土地、财产和地位之人呆滞而谨慎的影响力，另一方是金融家和文人投机分子有活力的、革新的影响力。大革命政府中的金融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贵族统治和现存教会的制度基础采取果断的行动，从而将资产和文化的支撑全部抛弃。

商业社会的非契约基础

伯克不仅坚持认为商业社会需要非商业基础，还强调在理解社会政治责任的性质时会受到商业精神的限制。他相信，将社会主要比喻为一种契约从根本上有误导性。因为契约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协议，由各方自愿签署，任何一方自愿退出则契约解除。但是，伯克认为我们有些重大的责任和义务并不属于这种类型。在《感想录》中他曾这样写道：“国家不应该被仅仅当作一种合作协议，存在于如辣椒、咖啡、棉布和烟草的贸易中，或是其他更无关紧要的交易中。在这些交易中，协议会因一点点临时的利益而被加以维护，也会因交易各方的偏好而被解除。”国家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元素，人类需要社会秩序和传承文化来开发自身能力。“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终结在时间上是未可知的，因而这种关系就变成不止存在于活着的人之间，还存在于活着、死亡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 [143] 因为社会秩序的瓦解就意味着社会制度的终结，而人类的感情是借由社会制度才得以被引导、限制和完善，个人无权单方面退出同国家的“社会契约”。“没有选择之人从这种关联中得到益处；没有选择权的他们被这些有益的义务约束；没有选择权的他们签署的是事实合同，不过同实际合同同样具有约束力。” [144]

伯克写道，商业社会的这种非契约性根基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明显存在。婚姻是一种选择，而来宾出席婚礼的义务却无法选择。父母和孩子受到义务的约束，尽管并非自愿的义务。 [145] 虽然自然主义强调社会秩序要以自愿为基础，但伯克仍悲观地认为，有约束力的义务和责任只能是自愿协议的结果，这也成为他思想中一大典型的保守主义主题。

尽管伯克的后一代中，有人发现伯克对贵族和教会实际行为的描述有些理想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确如此），但他们仍然同意需要制度来保存过去的文化，并为当下提供指导。指导包括提醒人们商业精神的有限性，以及将选择作为终结的危害性。他们认识到贵族并不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可靠资助者，也发现教会只是为了传播文化信息，且受限于神学。一些人，如柯勒律治和马修·阿诺德，则指望国家本身能为文人提供制度的家园，并对将人类的才能和义务过度商业化的观点加以制衡。 [146]

但只有黑格尔在其作品中，圆滑世故地批判了把契约作为人类关系的范式，并详细阐述了无商业先决条件的商业社会是如何需要制度的保驾护航。

[1] 关于反复出现的有倾向性的意见、争论、主题和对于保守主义的各种比喻，参见：the introduction to Jerry Z.Muller（ed.），Conservatism：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1997）. See Iain Hampsher-Monk（ed.），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New York，1987），pp.1-43；and the same author’s chapter on Burke in his A Histo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1992）. Also see David Bromwich，On Empire，Liberty，and Reform ，ed. David Bromwich（New Haven，Conn.，2000）.

[2] 关于这一时期英格兰社会和政府情况，参见：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 1727-1783 （Oxford，1989）。尽管有些夸张，但是麦格弗森（C.B.Macpherson）关于伯克所珍爱的传统社会秩序“并不简单是等级秩序，而是一种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推断是基本正确的。C.B.Macpherson，Burke （Oxford，1980），p.61.

[3] See Stanley Ayling，Edmund Burke：His Life and Opinions （London，1988），and Conor Cruise O’Brien，The Great Melody：A Thematic Biography of Edmund Burke （Chicago，1992）.

[4] See Arthur P.I.Samuels and Arthur Warren Samuels，The Early Life，Correspondence and Writings of the Rt. Hon. Edmund Burke LL.D .（Cambridge，1923），pp.203-4.

[5] SeeThe Reformer of February 18，1747/8，reproduced in Samuels，Early Life ，pp.306-7，287-98.

[6] Burke，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 James T.Boulton（Notre Dame，Ind.，1968），p.53.

[7] Quoted in Ayling，Edmund Burke ，p.20.

[8] 关于伯克在辉格党中的角色作用，参见：Paul Langford，“Introduction，” to Paul Langford（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ume 2，Party，Parliament，and the American Crisis，1766-1774 （Oxford，1981）.

[9] H.V.F.Somerset，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 （Cambridge，1957），p.82.

[10] Burke，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6th ed.（Boston，1880），p.529. For a searching analysis，see 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1965）.

[11] Thoughts ，p.530；italics added.

[12] Thoughts ，p.533；italics in original.

[13] Thoughts ，p.530.

[14] Thoughts ，pp.534-5.

[15] 15.Carl B.Cone，Bur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s：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Ky.，1964），pp.146-8.现存的伯克与斯密之间的通信往来显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和友情。See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 E.C.Mossner and I.S.Ross（Oxford，1977）.

[16] Burke，“Speech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oll in Bristol，November 3，1774，” in Burke，On Empire，Liberty and Reform ，ed. Bromwich，pp.48-58，p.55.

[17] See Langford，“Introduction，” p.19.

[18] See Langford，“Introduction，” pp.4-7.

[19] Quoted in Ayling，Edmund Burke ，p.27.

[20] See Geoffrey Carnall，“Burke as Modern Cicero，” in Geoffrey Carnall and Colin Nicholson（eds.），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Papers from a Bicentenary Commemoration （Edinburgh，1989）.

[21] 伯克进入议会之后，继续参与《年志》的程度至今尚不确定。See Carl B.Cone，Bur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s ，pp.112-3，121-2.

[22] See Langford，“Introduction，” p.18，remarking on Burke’s “Short Account of a Late Short Administration”；John Brewer，“Rockingham，Burke，and Whig Political Argument，” Historical Journal ，vol.18，no.1（1975），pp.188-201；and Rocco L.Capraro，“Typographic Politics：The Impact of Printing 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714-1772”（unpub.Ph.D.diss，Washington University，1984）.

[23] 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1727-1783 （Oxford，1989），p.720.

[24] Langford，Polite ，pp.706-9；Christopher Reid，Edmund Burke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Writing （New York，1986），p.216.

[25] See Christopher Reid，Edmund Burke ，pp.95-136.

[26] See the editorial notes of P.J.Marshall，in P.J.Marshall（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5（Oxford，1981），pp.479-80.

[27] J.A.W.Gunn，“Public Spirit to Public Opinion，” in hisBeyond Liberty and Property：The Process of Self-Recogni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Kingston，1983），pp.281-9；and “The Fourth Estate，” in the same volume，p.91.

[28] Keith Michael Baker，“Public Opinion as Political Invention，” in his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1990），pp.187-8.

[29] SeeArnold Gehlen，“Die offentliche Meinung” and “Die Offentlichkeit und ihr Gegenteil，” in Arnold Gehlen，Einblicke （Arnold Gehlen Gesamtausgabe，vol.7），ed. Karl-Siegbert Rehberg（Frankfurt am Main，1978）.

[30] Burke，“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ed. L.G.Mitchell，vol.8（Oxford，1989），p.346.

[31] Burke，“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p.348.

[32] Burke，“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295.

[33] Somerset，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 ，p.83.

[34] Somerset，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 ，p.93.

[35] Somerset，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 ，p.90.

[36] Somerset，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 ，p.91.

[37] Edmund Burke，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in Ian Harris（ed.），Burke：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1993），pp.10-11.

[38] Burke，Vindication ，pp.8-10.

[39] Lucy Sutherland，“Edmund Burke and the First Rockingham Ministry，” in her Politics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ubrey Newman（London，1984），p.318；see also Burke，“A Short Account of a Late Short Administration”（1766），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6th ed.（Boston，1880），vol.1，pp.265-8.

[40] Lucy Sutherland，“The City of London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s，” in Sutherland，Politics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59-60.

[41] Langford，Polite ，pp.706-10.

[42] The Reformer ，March 10，1747/8，reprinted in Samuels，Early Life ，p.314.

[43] Burke，“Letter to a Noble Lord，” 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p.159-60.

[44]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Adam Smith （New York，1982），pp.204-5.

[45] Burke，“Tract on the Popery Laws，” in Ian Harris（ed.），Burke：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1993），p.96.

[46] Burke，“Thir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7），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p.347-48.

[47] Letter to Span，1778，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6th ed.（Boston，1880），vol.2，pp.249-58.

[48] Letter to Harford，Cowles and Co.，May 2，1778，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vol.3，ed. George G.Guttridge（Cambridge，1961），p.442. The letter，together with the letter to Span cited above，was published jointly as Two Letters from Mr Burke to Gentlemen in the City of Bristol . Both may be found in Bromwich（ed.）Edmund Burke .

[49] 关于伯克在议会中为爱尔兰争取更加自由的贸易权利的努力，参见：Carl B.Cone，Bur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s ，pp.336 ff；and R.B.McDowell’s “Introduction” to part 2 of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9（Oxford，1991），pp.399 ff。

[50] See the note by R.B.McDowell in R.B.McDowell（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9（Oxford，1991），p.130.

[51] See the note by R.B.McDowell cited in note 50，above，p.123.

[52] 关于此篇文章的背景，参见：Thomas Horne，Property Rights and Poverty：Political Argument in Britain，1605-1834 ，p.162。

[53] Now available in R.B.McDowell（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9（Oxford，1991），pp.119-45.

[54] “Thoughts and Details，” 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p.120-1.

[55] See Jan de Vries，“Between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World of Goods，”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eds.），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1993），pp.85-132，and h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4，no.2（June 1994），pp.249-70.关于在此期间的实际工资是否上升的问题，参见：the works cited in McDowell’s note to p.122 of “Thoughts and Details.”

[56]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Oxford，1976）IV.ii.10，p.456.

[57] “Thoughts and Details，” pp.129-33.

[58] “Thoughts and Details，” p.123.

[59] “Thoughts and Details，” pp.126-7.

[60] “Thoughts and Details，” p.133

[61] “Thoughts and Details，” p.121.

[62] “Thoughts and Details，” p.129.

[63] “Thoughts and Details，” p.137.

[64]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8，p.209. Also see Donald Winch，“The Burke-Smith Problem and Late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8，no.1（1985），pp.231-47.

[65] “Thoughts and Details，” p.125.

[66] Dixon Wecter，Edmund Burke and His Kinsmen：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 Financial Integrity and Private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Studies，series B，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vol.1，no.1（Boulder，1939），pp.24-7. On Burke’s finances，in addition to Wecter，I have relied on Lucy Sutherland（with John A.Woods），“The East India Speculations of William Burke，” in Sutherland，Politics and Finance ，pp.327-60；and Ayling，Edmund Burke .

[67] See P.J.Marshall，“Introduction，” in his Problems of Empire：Britain and India （London，1968），pp.18-9；and C.A.Bayly，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0），pp.47-55.

[68] For the details，see Lucy Sutherland，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s （Oxford，1952），pp.188-9.

[69] Such is the judgment of the best modern historians of the incident；see Wecter，Edmund Burke and His Kinsmen ，p.95，and Sutherland，“East India Speculations，” p.331.

[70] Langford，Polite ，p.372.

[71] Langford，Polite ，p.533.

[72] Langford，Polite ，p.374.

[73] Sutherland，East India Company ，p.193 and passim.

[74] “Ninth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June 25，1783，” in P.J.Marshall（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5，India：Madras and Bengal，1774-1785 （Oxford，1981），p.202.

[75] “Ninth Report，” p.226.

[76] “Ninth Report，” p.232.

[77] “Ninth Report，” p.242.

[78] “Ninth Report，” p.223.

[79] “Ninth Report，” pp.227，236.

[80] “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 p.443，in P.G.Marshall（ed.），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5，p.443.

[81] See “Appendix C：Paul Benfield” in P.J.Marshall（ed.），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5.

[82]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5，pp.125-132；and see the account in O’Brien，Great Melody ，pp.307-8.

[83] Sutherland，East India Company ，pp.398-400.

[84] “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 pp.437-40.

[85] See the account in O’Brien，Great Melody ，pp.335-6.

[86] See James Raven，Judging New Wealth：Popular Publishing and Responses to Commerce in England，1750-1800 （Oxford，1992），pp.221-48.

[87] P.J.Marshall editorial notes in Marshall（ed.），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5，pp.478-80；and Carl B.Cone，Bur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s ，pp.165-7.

[88]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Marshall（ed.），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5，pp.516 ff.

[89]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518.

[90]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493.

[91]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496；similarly，“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 p.407.

[92]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486.

[93]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544.

[94] See note by McDowell，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552.

[95] 关于在罗金厄姆辉格党的议题中，印度改革的重要性较低的内容，参见：Sutherland，East India Company ，p.382。

[96] O’Brien，Great Melody ，p.304.

[97] “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 pp.389-90.

[98] “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 p.402.

[99] See Morton Bloomfield，The Seven Deadly Sins （East Lansing，Mich.，1952），pp.87-8.

[100]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 pp.532，536. For similar images，see p.543.

[101] Burke，Reflections ，p.293.

[102] Florin Aftalion，The French Revolution：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1990），pp.57-8.

[103] Moniteur ，vol.2，p.54（Oct.13，1789）. See also Louis Bergeron，“National Properties，” in Francois Furet and Mona Ozouf（eds.），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Mass.，1989），p.512.

[104] 关于伯克在写作《感想录》时资料和信息来源，参见：F.P.Lock，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1985），pp.44-5。

[105] Reflections ，p.157.

[106] Reflections ，pp.94-5.

[107] Reflections ，p.201.

[108] Reflections ，p.238.

[109] Reflections ，p.242.

[110] Reflections ，p.154.其他相关“金钱工作者、高利贷放债者和犹太人”的参考资料，参见：Reflections ，pp.99-100.

[111] “Thir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pp.346 ff.

[112] Reflections ，pp.160-1.

[113] Reflections ，p.160.

[114] Reflections ，p.162.

[115] Reflections ，p.197.

[116] Reflections ，p.102.

[117] Reflections ，pp.213，218，268-272. See on this process Keith Michael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his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90）.

[118] Reflections ，pp.258-69.

[119] Reflections ，pp.112，129-30.

[120] Reflections ，pp.128-9.

[121] 关于伯克保守主义的更详尽解释，参见：Iain Hampsher-Monk’s “Introduction” to hi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s well as the chapter on Burke in his A Histo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122] Reflections ，pp.110-1.

[123] See Jerry Z.Muller，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Princeton，N.J.），1995，pp.93-112.

[124] See Muller，Adam Smith ，pp.113-30.

[125] See on this theme J.G.A.Pococ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ke’s Analy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Virtues，Rights，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cock，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 .

[126] Reflections ，p.129.

[127] On the Enlightenment metaphor of the “naked truth” see Hans Blumenberg，“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vol.6（1960），pp.7-142，at pp.49-54；and Jean Strarobinski，Jean-Jacques Rousseau：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 （Chicago，1988）.

[128] There is a good analysis of this imagery in Lock，Burke’s Reflections ，pp.127-8.

[129] Reflections ，p.127.

[130] 伯克关于印度的演讲中对于这一形象的使用，参见：Isaac Kramnick，The Rage of Edmund Burke：Portrait of an Ambivalent Conservative （New York，1977），pp.134-42。

[131] Reflections ，pp.128-9.

[132] Reflections ，p.130.

[133] Reflections ，p.141. The quote from Cicero in Burke’s footnote is particularly revealing in this regard.

[134] Reflections ，p.130.

[135] Reflections ，p.130.

[136] Reflections ，p.290. On Burke’s movement from a libertarian position on church/state issues toward a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see J.C.D.Clark，English Society，1688-1832 （Cambridge，1985），pp.247-58.

[137] “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291-2.

[138] This point is also made by Christopher Reid，Edmund Burke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Writing （New York，1986），pp.222-3.

[139] Reflections ，p.214.

[140] “Letter to a Noble Lord”（1796），in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9，p.176. See similarly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1791），in Daniel R.Ritchie（ed.），Edmund Burke：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dianapolis，Ind.，1992），p.182.

[141] “Letter to a Noble Lord，” pp.176-7.

[142] “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p.289.

[143] Reflections ，p.147.

[144] “Appeal，” p.160.

[145] “Appeal，” pp.160-1.

[146] On Arnold，see chapter 8 below.

第六章 黑格尔：无悔的一生

自在穿梭于现代世界

1820年，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出版了《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一书，那年他正好50岁。该作品连同他于同一时期为学生做的讲座，综合解释了市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市场对人类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完全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关键就在于市场。他肯定现代社会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并不遗余力地向同时代的人加以解释。他的市场理论深受《国富论》的影响，另外他还整合了前面章节中伏尔泰、默瑟尔和伯克的理论，这些市场分析本来各执一词、自成一家。

今日我们重新解读黑格尔的市场理论时，有许多比以往更加便捷的方式。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基本上是直截了当地深入主题，导致书中很多观点抽象难懂。然而，他在同期给学生做讲座时，观点的表达却相对完整形象，更易于被学生接受。1817～1818年，黑格尔还是海德尔堡的一名学校教师，他就《法哲学原理》的主旨专门开设讲座研讨。一年后他迁至柏林，并继续这一讲座。 [1] 1820年秋该书出版，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跟上其讲座的内容，这种一年一度的系列讲座一直持续至1825年。所幸黑格尔语速很慢，学生几乎能够记下他讲的每个字。1831年黑格尔去世后，后人根据一些讲座笔记，整理出摘要和注释，并出版成书。不过也是最近几年，文人学者才将完整的笔记抄录并发表，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黑格尔的思想。 [2]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尽管他经常使用高深古怪的辞藻，但揭开这层辞藻的面纱，就会发现他对体系的研究颇深。其实，对“体系”及其发展进程的研究，正是他的作品中形式哲学的核心内容。因为黑格尔坚信历史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样哲学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的是不仅要联系史前重要的文献记载，还要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体系。根据黑格尔的现代社会观，他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但因为“国家哲学家”这个头衔，许多人很难认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国家必然和市场对立。 [3] 然而，如果将黑格尔的理论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观点就会有所改变。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为市场和自由的社会创造前提条件；这样看来，黑格尔的观点合情合理。若重新审视黑格尔对市场导向型社会的缺陷的分析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即国家干涉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 [4]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可以说是斯密三部作品主旨的合集。书名中的“法”字，指的不只是民法，还包括道德、体系分析和世界历史。 [5] 黑格尔直接引用《国富论》的内容，从而解释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如何创造出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继而形成公共福利。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性是体系结构的产物，对此黑格尔很有兴趣。正如斯密在《法理学讲演录》中所述，黑格尔对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作用和体系中的法律极为关心。但是，黑格尔强调，认识现代社会的各种关系，不宜套用以契约为基础的人类关系模式，这一点与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的观点类似。 [6] 同伯克一样，黑格尔担忧若只是目光短浅地关注自由主义，到头来可能会丢失体系和道德这两大前提条件；而若锱铢必较的利己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家庭和国家的利益就都会受到威胁。 [7]

黑格尔相信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现代人的头脑足够理智，能够充分理解他们最珍视的体系，并且认识到过去的体系还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否则他们就不会继续效忠于这些体系。伯克发现，历史上成熟的体系中无一不暗藏着理性原则，对此他很满意。但是，要分析这些体系，伯克却不情愿将理性原则作为分析采用的第一原则。人们或许会说，黑格尔只是褪去了面纱的伯克。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精神特征决定了人类必须认同他们所赞成的体系，因为他们明白这些体系会大幅提高生活水平。黑格尔坚信，只有基于理性原则，历史体系才具有合理性。这一说法谴责了某些过时的体系，肯定了其他体系能通过高效地运作来创造自由，并帮助人们达成个人目标。

相比于前辈默瑟尔——传统社会的守护者——黑格尔更向往另一种社会：这个社会包容更多的个性，也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同默瑟尔一样，他相信每个人都必须对社会中的某个地方有归属感。他希望自由形式的同业公会和不动产，以及家庭和国家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归属感和目标感，这点我们会继续在下文讲到。但黑格尔认为，将选择权作为最高且唯一的价值是典型的错误，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自由主义市场导向型社会的群体错误。他之所以耗时耗力，对单纯地将自由理解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大加批判，这就是原因。他写道：“普通人相信，若允许他们任意行动，他们便是自由之身；但正是在这样的任意性中，隐藏着他们并不自由的事实。” [8] 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要让我们享有个体性和主体性，还要将我们与一系列体系联系起来，而我们会认同这些体系，并从中找到在真实社会的归属感。黑格尔在阐释现代社会时提到，我们有任意选择的机会，即在没有较好理由的情况下的选择。不过黑格尔还说明，个人有充分的理由赞同家庭、经济和政治体系，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黑格尔的作品都被恰如其分地定性为一项“调和工程”。 [9]

黑格尔认为，社会和政治体系应当是什么样，同哲学问题“变成什么样的人好”相关联。而“变成什么样的人好”这个问题，部分取决于由历史体系创造的人类发展潜力。这就是为何，在黑格尔看来，伦理学理论就是社会和政治理论，且这三个理论都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若说黑格尔认为，有必要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那只是因为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坚持认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福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批评指控可归结为以下三条：第一，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第二，在商品社会中，人们不再重视品行美德，表现在公民共和主义意识中，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代表国家牺牲自我。另外，商业化还导致公私利益分裂。第三，劳动分工产生专业化，因此，培养出的人才性格片面，且有不断萎缩的趋势。

第一条指控与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两篇论文的主题类似。他在文中强调，文明的发展实际上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因为发展导致人为的社会性需求的增速大于可以满足其需求的财产增速，最终人类的欲求将更加得不到满足。 [10]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他将古代共和政体下的善良市民与现代追逐私利的资本家区分开来。 [11]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斯密时代较年轻的一辈——在其作品《文明社会史论》（Eass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年）中写道，古希腊人行为的动机在于，他们“习惯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一部分”，并且“对于能激起精神上巨大热情的东西抱有一种永恒的信念，这种信念指引他们不断地为同胞们谋福利，不断地思考、演说、制定政策、发动战争。这是维系国家和人类集体命运的基础”。 [12] 在这种情况下，弗格森主张“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很容易调和的。如果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考虑到公众利益的话，那么在进行这种考虑的同时，他得到了毕生所能享受的最大的幸福；社会能给个人带来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使人人都会依恋社会”。 [13] 但弗格森断言，提升现代商业文明会导致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度下降、公共职能的专业化增强。 [14]

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同时代的德国学者与黑格尔的关注点不同，他们主要批判专业化，譬如“分离性”。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审美教育书简》（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kind ）第六卷，对这一主题的阐释最负盛名。该书于1795年出版，其中大量借鉴了卢梭和弗格森的观点。 [15] 席勒声称，在古希腊，人们能协调地发展自身的才能。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我们看到，不仅是单个的主体，就连整个阶级，都在仅仅发展他们天赋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就像畸形的植物一样，几乎连一点微弱的痕迹也没有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了这种范围限制，人们就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往往会把其余的禀赋完全压制下去……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地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也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齿轮运转时单调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其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其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其职业和知识的一种印迹。 [16]

黑格尔的朋友——法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在《群岛》（The Archipelago，1800年）一诗中这样总结道：“不同劳动塑造不同的人。” [17] 斯密曾激烈地斥责劳动分工对普通工人的负面效应，荷尔德林在此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还认为劳动分工的影响力遍及各行各业，压制个人潜能的全面发展。

黑格尔年轻时曾一度痴迷希腊理想化的整体形象，以及现代社会所谓的分崩离析之说，两种观点有着明显的反差。而在当时的德国上流文化层，分崩离析之说很是盛行。 [18] 但在写作《法哲学原理》时，他开始在当时的思想风潮和实际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平衡。不仅仅是希腊人能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在地生活并认同其社会体系；现代人也可以，当然前提是人们要明白，只有社会体系，尤其是市场体系，才能让每个人拥有个体存在感。 [19] 黑格尔认为，市场是关键性体系，这不仅体现在个人自我价值感的发展过程中，还体现在它逐渐让我们将别人当作个体来对待。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家不但要依据抽象或永恒的原则来思考问题，还要反思历史演变中社会体系的功能。 [20] 他们著书立说、开设讲座，用哲学阐释历史上成熟体系中的理性内容，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对当下体系持质疑态度的人能够同体系和谐共存。 [21] 人类或许曾经以为，只要信赖他们信仰的政治或宗教权威就足够了。但黑格尔认为，对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体系，现代人需要得到理性的解释，这是现代人的典型特征。譬如制定法律，只有合理地解释清楚为何这样的体系对人类有利，才能满足现代人的自主性需求。 [22]

《法哲学原理》写作背景

1770年，黑格尔出生于斯图加特市（Stuttgart）——符腾堡领地（Duchy of Württemberg，约有50万人口）的省会，家人都是路德教教徒，16世纪时祖上为躲避宗教迫害逃难至此。家族成员中有神学家、法学家和政府官员。同德国的许多新教省市一样，符腾堡的牧师和教授的薪水都由政府发放，所以黑格尔的祖先在避难前后都可以说是国家公务员。 [23] 黑格尔家族属于政府公务员阶层，该阶层包括司法官员、行政官员、新教教徒，以及国立中学和大学的教师。黑格尔认为自己是精英阶层的一分子，该阶层关注社会公共福利，并为表达和传递文化价值服务。 [24] 精英阶层的通行证是教育背景，而在18世纪的德国，大学是培育精英人物的场所。教育背景和个人见识决定了这些精英人物的领导能力；这对传统价值观无疑是一大挑战，因为传统价值观认为领导能力取决于高贵的出身和丰厚的财产。 [25]

许多人同黑格尔一样，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且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组成了“文学民众”的核心，他们的思想见识超越了其所处的社会范围。他们有能力阅读书籍、期刊和报纸，这些人占当时德国人口的5%。 [26] 当时许多人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思维上，都不敢离家太远。不过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受教育阶层则属例外，他们游历四方，拓展知识和眼界。这些人除了经常背井离乡地去上大学，还要东奔西走地寻找合适的工作。黑格尔就是这样：他曾就读于蒂宾根大学，在伯尔尼和瑞士做过一户富人家的家庭教师，之后辗转至法兰克福、耶拿和萨克森州。那时候在德国，大学校园是知识分子生活的核心。1806年，拿破仑军队挺进耶拿，摧毁了那里的大学。黑格尔于是搬迁到巴伐利亚，做了历史上的首位报纸编辑；后来他还做过班贝克高中的校长，该校非常重视古典教育；再后来他看到海德堡一所大学招募教授，就又搬到了巴登市。1818年，他搬到柏林，在此之前，他游历了欧洲德语国家的主要城市。当然，他也关注非德语国家的发展，比如他曾详细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意义和英国的商业发展。

18世纪下半叶，包括符腾堡在内的德语国家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能发生了转变，原先政府只要管理统治者的个人财产，现在还要推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统治者关心如何增加国民税收，因而分权给治下官员，希望建立一个生产力更加发展、秩序更加井然、人民更加勤勉的社会。 [27] 政府工作人员不再为国王服务，而为国家服务，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倡导改革的领头人明白：市场是国家累积财富最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利润动机是市场的动力源泉，斯密对这一观点已做了系统论证。 [28] 政府官员们手握重权，一心一意要转变社会秩序。 [29] 在跨地域贸易和生产过程中，采用优胜劣汰机制，绩效（而非血统）决定一切，这是政府官僚阶层与小商人阶层共同的理念。除了一些独立的城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商人阶级很弱小，市场发展的主要激励因素来自政府部门。黑格尔的父亲在担任旧符腾堡公国的政府行政官员时，曾参与公爵的经济改革。黑格尔也怀有同样的志向。

由于符腾堡公爵和普鲁士国王的权力有限，所以黑格尔的这些旨在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改革措施进展得十分缓慢。那时黑格尔30岁，正逢世纪之交。在农村，土地贵族掌握实权。政府赋予他们政治、司法和法律权威，来管理辖下的农民和佃户，条件是他们需要服兵役（包括从辖下农民中征募士兵）和纳税。在城镇，同业公会和享有特权的公司控制了民众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他们把社会和宗教上的外来客排挤在城镇的经济体系之外，甚至赶出城镇。被驱赶的民众包括犹太人，许多城镇都禁止犹太人居住和谋生。房地产是“典型”的政治体系，也是人们从现有制度中谋取到的切实利益。总体上说，人们在反抗统治者的过程中成绩斐然，政府公务员受到启发，纷纷要求机构重组，从而建立更加自由、更有活力的社会秩序。 [30]

拿破仑战胜德意志诸侯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新契机。神圣罗马帝国主要由300多个四分五裂的政体构成，这些政体软弱颓败，无法同大革命后的法国新式军队抗衡。拿破仑攻下欧洲的许多德语国家，并根据法国的经验创建了若干新的附属国。这些地区采用《拿破仑法典》，这是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它首次提出，无论宗教或家族地位，（人们）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地位。借此形式，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理念才第一次在德意志土地上生根，实现了真正的公民平等，而非仅仅享有参政权。其余德语国家的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要想抵抗拿破仑的军队，要想收回失去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来转变政体。历史上此类事件经常发生，被外国吞并的威胁成为一国防御性军事现代化的刺激因素。

普鲁士也是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权，而拿破仑的进攻使它近乎亡国灭种。1806年，德意志军队在耶拿受挫（黑格尔目睹了这次战争，并在他的首部巨著《精神现象学》的结尾有所提及）后，身处困境的改革家弗里德里希·冯·哈登堡（Friedrich von Hardenberg）给普鲁士国王起草了一份激进的改革备忘录。他认为“改革要有积极的态度，它是人类崇高化的过程，不应该由下层百姓或外部力量中的武力推动，它需要政府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敢”。 [31] 哈登堡和另一位政府改革家冯·斯坦男爵（Baron von Stein）受国王邀请，同以往支持改革的进步官员一起，重组普鲁士政体。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普鲁士能够抵抗住法国军队的挑衅。

在这些人的领导下，普鲁士由原先的君主制国家，转变为官僚君主制国家；阁僚代替国王负责制定和实施政策。政府官员的准入和升职都要经过考试。公务员不仅能领到养老金，还享有纳税特权，于是这一职位声名渐起。 [32] 他们为了让普鲁士的实际状况更接近理想状况，还推动建立一个公民更加平等、人口流动性更大、经济更加自由的社会。1807年，世袭农奴制被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农民不必再为地主劳动和偿还实物，但是需要赔偿地主失去土地收益的相应损失。为了让农业基础更加商业化，限制贵族农场买卖的法令被撤销，这样谁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谁就享有土地所有权。所有的行业向贵族和平民同等开放。在欧洲的德语国家中，普鲁士成为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领导者，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所有权不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Herrschaft）。接下来的几年里，哈登堡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了贵族的税收豁免权，弱化了同业公会的权力，从而放宽了商业活动的限制。政府承认犹太人是“土生土长的市民”，也撤销了他们社会经济活动的部分限令。不过，他们仍然被排除在政界和公务员体系之外。 [33]

1818年，黑格尔受邀前往普鲁士，该国在许多方面都属于新兴国家。它包括许多分布在德意志北部的区域，几年前刚成为统一的王国，但是大部分人还不大认同这一集体身份。

黑格尔和斯坦从整个德意志地区引进了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骨干，帮助普鲁士进行改革。在普鲁士首都柏林建立一所新兴大学，就是重建计划的一部分。那时柏林是普鲁士的军事和行政中心，但不是学术和文化中心。他们充分汲取德国文化界的精华。根据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构想，该大学的雏形是以哲学院为中心并联合其他所有的院系，旨在把各领域的知识集合为全面的整体。 [34] 黑格尔出任哲学院院长。

哈登堡为削弱容克（普鲁士的地方贵族）的统治力量，设法集中政府部门的权力。1812年，他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计划，其中地方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再由当地贵族掌控，而是交到国家选派的官员手中。他的计划旨在促进个人自由，同时还赋予国家，尤其是政府机构更大的权力。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实际却不尽然。要想在所有的贸易过程中，让绝大多数德意志公民享有从业、联合和迁移的自由，必须剥夺中间权力拥有者——贵族和同业公会——的权力，这样中央政府才能真正掌握国家大权。

实际上，普鲁士改革家们脑海里前景美好的社会转型只实现了一部分。滑铁卢战役后，刺激改革的外部因素消失。普鲁士国内，贵族阶级和地方政府的反对力量不断增强；普鲁士外部，由奥地利总理梅特涅领导的反动势力也在快速增强。浪漫主义哲学家亚当·缪勒（Adam Müller）是反动势力中最重要的思想家，1809年，他发表《治国艺术原理》（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为反对哈登堡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缪勒所描述的政治概念，不是以市场经济社会的自由立法和平等参与为基础，而是以贵族的家长式统治为基础。他把政治关系与家庭关系做比较，贵族和属民就如父亲和孩子们的关系。他反对“金钱万能的专制统治”，认为它是一种人类关系的非人性化过程。 [35] 反对势力中另一个领头的理论家是瑞士法官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Carl Ludwig von Haller），他写了五本书以“恢复政治学”，而这些理论的前提条件在于，改革家倡导的“人造资产阶级”国家是“可怕的妄想”。 [36] 他抨击政治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观点。哈勒认为社会是一张私人关系网，在由财产所有权决定的领域是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力。小到家族的族长、庄园的领主，大到国家的君主，所有权领域就是其统治范围。缪勒、哈勒以及赞同他们理论的贵族地主，都反对改革家提出的政治领域概念——在该领域中政府官员平等客观地践行法律，所有权“私有化”，且区别于政治权力。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政治统治仁者见仁，所有权同政治权力密不可分。 [37]

容克为延续其对经济政治的直接支配权，想要通过提倡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以掩盖其统治本质。黑格尔强调要区别对待政治、经济和家庭关系，这样做意义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必须理解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官僚机构的观点。

1818年，因为仰慕哈登堡的一名密友，黑格尔来到刚刚成立的柏林大学。卡尔·西格蒙德·冯·阿尔滕斯泰因男爵（Baron Karl Sigmund von Altenstein）当时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长，并提倡全民义务教育。 [38] 就任柏林大学哲学院教授时，黑格尔在演讲中大力褒扬普鲁士，称赞这样一个小国，通过把人民的理性需求体系化，从而获得世界性的历史地位。他还提到，改革家近期试图利用普鲁士的国家权力，营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 [39] 他对普鲁士的事务尽心尽力，并非种族特殊主义，更不是德语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是为普鲁士政府的战略效力，他认为该政府机构正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发挥巨大的力量去改造社会，并更好地认识那个时代。至于如何认识，我们下篇再讲。

个体性与普遍性

法国大革命让黑格尔更多地关注历史性哲学。黑格尔本来非常拥护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观念，尤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这次革命未能建立一套稳定、合法，并为法国人民所接受的体系，这让黑格尔和同时代的许多人备受打击。黑格尔将失败归咎为对法国革命者自由天性的错误理解。革命者认为任何体系都会束缚个人自由，因此在革命中他们不允许建立任何体系上的秩序。 [40] 他们还认为革命事业应该同历史文化遗产割裂开来，结果丢掉了革命所需的重要的正统源头。

黑格尔极为关注历史，因为他和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英国得益于“按照传统考虑我们的自由权利……这种自由的血统观念，激起我们内心一贯的祖国自豪感……”

黑格尔想向同时代的人解释清楚一点，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这种观点不是源自启蒙运动中的无中生有之说，也不是出自任何大众的说法。它是欧洲历史文化发展的成果，源自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的精神教义。但只要奴隶制或农奴制继续存在，只要封建制度的枷锁仍旧限制所有权和经济关系，即使是在欧洲，这一理想也无法实现。黑格尔把新教改革解读为通往现代自由大道的必要里程碑。现代非教会政府的崛起，推翻了以往许多观点，诸如政权隶属于个人或某个家庭，国家必须由某个单一宗教控制，或必须以某种单一的方式生活。对于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尽管在国内失败了，但它开启了新纪元，在许多欧洲的小岛和附属地区，现代的自由和主体观念将普及开来。 [41] 黑格尔的大部分历史性哲学都致力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同时代的人说明，他们共同重视的体系之说确实有自由主义血统。

黑格尔认为当代体系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该体系内隐含一套规范，而规范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早在马修·阿诺德或马克斯·韦伯之前，黑格尔就将现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解读为新教教义的衍生物。但是与韦伯不同，黑格尔相信后新教现代社会拥有与其自身相应的伦理特质，并体现在它的体系中，也就是他所说的“伦理”（Sittlichkeit）。

黑格尔想解释清楚，如果能正确理解现代社会体系，那么它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社会体系有自身的伦理维度。黑格尔所用的“伦理”一词，词根是“风尚”（Sitte）。他在此处使用这一词语的潜在意思是，当个体的伦理生活成为其所在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时，伦理生活就只是世俗的现实。 [42] 尽管“Sittlichkeit”一词经常被翻译为“伦理”或“伦理生活”，但是“规范化体系”应该是最好的表达。

黑格尔认为，与强调神圣性（Heiligkeit）的天主教相比，新教伦理的进步性主要表现为，在精神力量从超脱尘世的禁欲主义转向世俗化体系时，新教伦理代表了神圣化的社会。天主教的神圣性只局限于部分牧师精英的伦理规范，而新教伦理则是针对社会整体而言的。不同于天主教对贞洁立誓，新教颂扬婚姻和家庭；不同于天主教对贫困立誓，新教倡导“资产阶级社会伦理”，也就是承诺“靠着理性和勤勉，以及在经济关系和财富使用中的诚实守信、自谋生计的活动”。 [43] 最后一点，天主教发誓绝对服从（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奴役良知”），新教代之以遵守法律的美德，立法体系中的法律即是“国家的伦理”。 [44]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些制度的理性和伦理内容，就是将其隐含的伦理概念化，这样自觉的个体就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参与的体系的意义何在。这是让人们能在这些体系中自在穿梭的一大进步举措。

黑格尔同德国浪漫主义的创始人身处同一时代。德国的浪漫诗歌、辩论文章、神学和政治学都对世俗社会饱含惋惜，认为现代社会疏离个人，使他们内心分裂，缺乏团体感或超越感。浪漫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不停地重复同一个主题。一方面，他们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他们还强调个人需要依靠直觉，来联系一些更高级的力量，或者实现想象力的飞跃。更高级的力量可能是自然、国家、人民（Volk）、天主教堂或者上帝。但是，对浪漫主义者而言，个人同更大的“整体”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关系，是理性对更高级的力量的自我屈服，而该力量赋予生命以意义。 [45]

黑格尔和一些浪漫主义者交情不错，他们都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体会感觉他们自身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实际上，黑格尔认为，这个整体（或“总体”）包括个人和上帝以及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如果说黑格尔的祖先可能大部分都是政府公务员，人们会觉得他的家世显赫，但其实这个算不了什么，他依然是神学家的后代，而他在高等教育一开始就选择了神学专业。因此，他的作品会含蓄或有时很明显地采用理性神义论，来阐释上帝对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历史阐述为人类潜力不断发展，最终人类得以自由理性地生存。但是，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的不同点在于，他宣称可以用理性理解个人和其所属社会体系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客观且能传达。他坚持认为，个人要获得更高层次的归属感，不是靠毫无理智地屈服于某些超脱尘世的力量，而是靠和体系千丝万缕的关联，黑格尔将这种关联称为“中介”，它介于个人和大千世界之间。他身为哲学家，任务就是解释这些关联：关联如何产生，又如何发挥作用，赋予个人自发性主体感，让个人理智地肯定对更崇高事业的归属感。

黑格尔哲学事业的目标就是让人类和社会统一，现代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为他们个人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而感到自豪。黑格尔明白，大多数人将“自由”理解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制度体系的限制。在这个概念中，限制我们的活动就是阻碍我们的自由。这是否定的自由观。黑格尔说，若认真分析这个概念，它把每种体系都看作不可容忍的镣铐，这对所有体系的秩序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46] 正是因为这种存在缺陷的理解方式，法国大革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要理解黑格尔的观点，最好的办法是与当时的信仰进行对比分析。这种信仰时至今日仍然广为流传，它认为人的善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他或她实际上最渴望或更情愿做的事情。这些愿望在表现个体独特性时，最为真实可信。根据这个颇具浪漫主义的概念，自由的衡量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普遍认可且合法的轨道，并成功地为自己创立了多大范围的特殊性”。 [47] 另一种观点（还有许多变体）主张，社会体系的地位塑造了我们的偏好，并指导了我们的意愿。斯密作品中隐含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体系引导公众感情， [48] 但黑格尔则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目的。

有些人认为人的“善”与个人特有的偏好等同，这些人的首要问题在于，他们无法解释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偏好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意愿的导向过程，是黑格尔社会、政治、伦理和教育哲学理论的核心。因为我们身处的社会体系和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49] 黑格尔的生命整体观具有教育意义：他主张体系可以塑造有意义的生命，让我们成为自觉的个体，成为体系中负责任的成员；我们珍惜该体系，因为从长远来看，正是体系把我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基本现实是他能享有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生而自由。他认为，人类依据天生的本能和冲动自发地行动，这同自由之说正好相反，因为人类是自身感情的奴隶。社会和文化体系把人类从天生冲动的非自由中解放出来，还将他们转变为行动的利己主义者，这反映出人类理智的意志。黑格尔认为，伦理生活包括高层自我对天生冲动的重新定位。高层自我是文化和体系的产物，重新定位则是用“第二天性”取代天性。黑格尔强调伦理行为应该变成习惯，正是这个观点让他区别于康德和其他思想家。黑格尔主张体系能让人养成习惯，这是他最重视之处。 [50]

康德认为道德行为很自由，因为它取决于我们的理智而不是情感，而理智是我们自然自我的一部分。黑格尔批评康德把伦理概念中的理智和情感分离。黑格尔思想的卓越之处表现为他对“第二天性”的不懈关注，第二天性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对自然自我的转化，个体接收到该体系传达的文化规范，并将其内化。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就是体系秩序，体系中的成员创造了该秩序，它是一种针对其他成员的伦理性行为的习惯倾向，因此他们的情感和责任可以协调一致。

虽然体系让行善之人社会化，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但黑格尔并不认为行善之人仅仅是体系的产物。他的这一哲学观点的意义在于让人理智地“洞察善行”，这样对体系给予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就可以理智地加以肯定。 [51] 他的目的是提供“基于理性的洞察力”（eine Einsicht durch Gründe）。 [52]

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和多种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把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仅仅看作对真实自我的限制。相反，在他看来，只有明白并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人才能得到自由。体系可以指导内心潜藏骚动的生命，这就是黑格尔将责任称为“布局”（Einrichtungen，该词源自“Richtung”，意思是“方向”）的原因。 [53] 责任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生理需求的奴隶。它们还把我们从“不定向的主体”、从不停地问“我现在应该做什么”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它们还让我们对真实社会产生影响，不滞陷于我们的主观思维中。 [54] 黑格尔尖锐地批评了一种观念，即认为有道德就是坚决反对或绝对遵从一些个别的美德概念。他在书中写道，在伦理社会中，有道德就是努力履行体系给予的责任。“伦理社会中，很容易说明一些人必须做什么，或者为了成为有道德的人，必须履行哪些责任。他只需做已经规定好的、清楚声明过的以及在自身境况下熟知的事情。” [55] 这些规则把个人同更广泛的民众群体联系起来，而在这个包括家庭、同事、国家和人类的群体中，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从这种意义上说，责任为个人和宇宙提供了“冥想”的空间。 [56]

市民社会与其不满之处

黑格尔认为，古代政府腐败的征兆可能是个体的存在，这些个体都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利益、自我内在的主观生命和自我特殊性。不过个体的存在让政府有了抗拉强度，再加上体系的作用，特殊性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得到了调和。 [57]

现代政府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黑格尔所说的可能包括了这两种含义。“市民社会”范畴中，每个人都被看作自给自足的个体。法律保护他们的生命和所有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市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Bedürfnisse）。 [58]

英语中的“市民社会”，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同义词一样，传统上指“政府”或者有政府存在的那种社会。黑格尔引进“市民社会”一词，是指介于家庭和政府之间的范畴或关系网。它的核心体系是所有权和市场，但也包括某些关键的政府功能，如执行法律的司法机构和警察。 [59] 为何黑格尔要将政府的法律保障功能和市场看作“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呢？

黑格尔的核心论点之一“自然权利”（包括“天赋自由权”，即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和所有权的自由），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和误解。斯密和许多18世纪的作家都曾使用“自然”一词，表示任何事实性和规范性的事物：世界本原的样子，事物发展的必然路径。 [60] 黑格尔强调，在道德上控制某些人的生命和所有权，这是值得拥有的权利；事实上，这种权利最重要的意义是让现代性价值连城。不过，这种权利却无自然性。它们是文化认同和“第二天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只有现代国家才能把它变为现实。 [61] 他称这种权利为“抽象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有具体的化身——现代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这些权利。 [62] 因为若没有国家把权利付诸法律形式，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命和所有权就没有保护伞。现代社会的市民一般无法认识到，他们某些特定的利益常要依靠更为普遍的国家结构。黑格尔提到，个人不情愿向国家缴纳税款，表明他们忘记了，正是政府的存在才保证了市民社会得以实现。 [63] 黑格尔的目的就是让广大市民意识到这一事实，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国家遥不可及，和自己毫不相关，事实上国家是和自身目标切实相关的体系。

黑格尔认为私人所有权是现代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私人所有权这一观点还有另一层含义：个体拥有所有权并不会给其他个体传达政治影响力。这恰恰是家长制关系的对立面，容克和容克的维护者偏爱这种关系。

黑格尔解释说，所有权在道德上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创造了个体性表现的无限可能。他反复提及一个哲学观点，即要维持思想状态的稳定，只有在外部世界中将思想具体化：具体成为事物、体系规章和人们交往的形式。（黑格尔说，这就是为何爱情在借婚姻体系公之于众后，男女之间的感情会更坚固。）个体需要有某些内在意识，该意识必须与外在现实相符。外在现实的一部分是所有权。某些事物属于我自己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这增强了自我作为特定个体的意识。 [64] 黑格尔认为，这种意识存在于现代道德秩序中。 [65] 事实上“主体寻求满足个性的权利，或换种说法，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区别古代与现代的关键和核心”。 [66] 其他人不会拿走我的财产，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我的，这也是他们认可我是独立个体的表现。然而，苦工、奴隶和农奴则不被这样认可。现代国家的人们普遍享有私人所有权，有权控制世界上的某个地区，这是黑格尔引以为豪的一部分理论。根据对现代性的理解，他得出结论：政府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必须鼓励财产所有权的普遍化。

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所有权也是我们个性的表达和外化。所有权是我们所改造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它随着我们意愿的改变而改变。 [67] 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自然人性化以及人类精神与社会融合过程的一部分，是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的核心主题。

市场和所有权构成市民社会的中枢。在讨论市场和经济生活时，黑格尔写道，那些对市场理解肤浅的道德家，把市场看作由怪想和机会组成的无政府混乱形式，最可能来“一通不满和愤慨的宣泄”。 [68] 为了给出对市场更准确的理解方式，黑格尔参阅了《国富论》，以及斯密的接班人——大卫·李嘉图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的作品。 [69] 黑格尔认为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说明了市场尽管表面上看来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实上却是满足互相需求的系统。不过黑格尔认为，他们并未充分地解释清楚市场的体系基础和哲学含义，对此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做了详述。 [70] 黑格尔耐心地指出，市场是让人类更加社会化的社会体系。因为个人的需求只有依靠其他人的产品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个人必须让自己适应其他人，并对他们的想法感兴趣。 [71] 个人必须让自己的意愿服从于他人的要求。

市场建立的基础是满足个体需要产生的各种关系。黑格尔强调，这些需要不是“自然”的。过去的伦理学家抨击满足个人“非自然”需要的任何措施都是“奢侈品”，黑格尔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大部分需要不是由自然决定，而是想象力的产物。黑格尔并未利用这一观点来谴责需求增长，相反他解释道，正是想象力的结果——需要的存在——将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对“必需品”的认知，不是自然而是“第二天性”（历史上进化的文化）的产物。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差异化的需要，主观的体验就是“需求”。 [72] 需求日臻完善的过程永无止境。黑格尔说，那些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或是未受教化的人们）没有辨别能力，文化就是辨别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73] 此处黑格尔通过阐释人类本性，釜底抽薪地推翻了批判物质扩张的基本前提，为伏尔泰维护奢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黑格尔论述的是一个在德国中产阶级已经高度发展的过程。18世纪末，流传最广泛的杂志之一是《奢侈和时尚杂志》（Journal of Luxury and Fashion ），它指导新兴“中产阶级资本家”（der bürgerliche Mann vom Mittelstande）如何生活、着装和装饰宅邸。它的建议是，单间、通用的起居室已不再时兴。这个时代，书面的交流、契约和通信与日俱增，房中需要有间像样的办公室，让人能集中注意力，免于在旧式家庭的公共休息室（Wohnstube）中被家人打扰分心。人们不愿意客人来访时小孩在周围嬉闹，因此房中娱乐室也是必要的。稍大点的孩子还需要另外的房间，方便家庭教师辅导学习。 [74]

萨伊曾提议“正是生产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或许黑格尔读过萨伊的观点，因此他意识到（斯密就没意识到）企业家是拓展想象中消费者需求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市场并不仅仅满足需求，同时也创造需求。需求源于寻求利润的生产厂商，而利润源于需求的萌生。生产厂商为寻求途径以消除消费者的不满，开始关注这种不满情绪，这一过程唤起对消费者不满的前所未有的认识。 [75]

黑格尔解释说，在消费中个人追求对自身的认知，形成了现代时尚的周期性循环。个人为了展示自己和他人地位平等（炫耀他人不如自己），追逐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消费品。于是，为了追求个性化以及表现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新产品不断涌现，进而导致模仿和创新的循环永无终结。 [76]

黑格尔指出，竞争的压力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外在动力。企业家为把供过于求的产品销售出去，需要不断地在各个地区寻求市场，甚至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贸易的推动让不同文化开始接触，互相学习。黑格尔告诉他的学生们，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教化过程。 [77]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把职场和市场活动描写为个性化的威胁。黑格尔坚持认为这点大错特错：男人自力更生地维持生计，是他们获得个体感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此处使用“男人”一词另有深意。因为黑格尔认为，女人主要在市民社会之外的家庭发挥作用。） [78] 法律承认劳动力自由，赋予人类基本的尊严；而奴隶或农奴社会则没有这些，那时的人们奉命劳作，为法律和政治上级的利益而劳作。 [79] 有人同情现代人，同情他们被限定在特定的劳动分工中，这是对大环境的误解；实际上，现代社会大环境下的个人和集体紧密相关。黑格尔认为，年轻人觉得选择某种职业会限制自身的发展潜力，进而大大限制自我发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只有接受这种限制，我们才能成为市民社会链中有效的环节。 [80] 那么，现代大环境下真正的个性就包括我们对职业场所的认同，尽管劳动分工不可避免。现代品德主要不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极端政治行为，而是职业操守（Rechtschaffenheit），也就是在自己的职业平台（Stand）上尽职尽责。 [81] 个人要想成为社会大集体的一部分，就必须把自身限定于市民社会某一特定的职业中。

“主观特殊性是活跃市民社会的法则。” [82] 市场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这是我们特殊性和个性的表现。黑格尔认为，选择有较高和较低两种形式，我们出于恰当而理智的理由做出的选择，属于较高形式。或许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最重要的选择就是选择职业。 [83] （另一个是选择婚姻伴侣。） [84] 但是他认为，武断的选择——没有恰当的理由，仅凭个人好恶甚至心血来潮做出的选择——可能也有某些价值。在30种口味的冰激凌中做选择，可能就不是最高形式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却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某些个性特征。黑格尔认为，只有在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选择形式时，问题才应运而生。 [85]

综上所述，黑格尔认为市场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个人看来是“必需品”。其实市场就是创造需求的机器。它让个人有可能通过消费表达个性和普遍性，但也让个人在无法克制欲望（Begierde）时面临危险。个人若没有人生规划，包括恰当的消费水准，他就会不受自己控制，变成欲望的玩偶，被反复无常的时尚潮流牵引，被他人勾起的消费需求摆弄。最终他急躁不停地挖掘更多的需求，却无法在各种成就中获得丝毫满足，也就是物质过剩下的精神痛苦。 [86] 若选择消费品仅仅是基于不断被诱发的需求，而不是因为同理智的人生规划契合，结局就会是黑格尔所说的“坏无限”（bad infinity）。这是亚里士多德“贪婪癖”（pleonexia）的最新说法。

黑格尔认为，解决需求失控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家庭、国家和行业协会。黑格尔将这三个方面视为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在行业协会（也就是他所说的“企业”）中，个人明白适合自己的需求层次，因为选择某一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相应的生活方式。黑格尔和默瑟尔都希望社会中的个体有地方归属感。默瑟尔指望同业公会和财产能做到这点。黑格尔也希望有类似合法的组织，管理城市贸易准入，训练居民达到行业要求。默瑟尔支持的同业公会和财产，在19世纪20年代的德意志许多地区仍然存在；但与之不同的是，人们根据个人的选择和才能，自愿从事这些职业。黑格尔与默瑟尔不同，他希望这些组织能成为个人和国家之间基本的保证性中介资源，为互相协助提供平台，让个人关注比自身利益更广泛的利益。黑格尔其实想通过这些职业组织来实现政治代表制。个人认同他的职业福利；反过来，身为职场成员的这一荣誉，能让他获得价值感和身份感。企业和同业公会一样，都能赋予个人荣誉（Ehre）和地方归属感。黑格尔希望，同辈职业人士的认可能让个人在寻求认同时，不会受到诱惑去炫富或是产生“坏无限”的无限需求。 [87]

黑格尔认识到这些企业一定会追逐它们成员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当这种现象发展过度时，比如它们进行价格垄断，国家当局就要适当干涉。尽管有时这些企业会同自由贸易法则发生矛盾，但为了社会稳定，黑格尔宁愿舍弃部分自由贸易的优势，他也希望这些组织能为社会稳定做点贡献。 [88]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内在问题是新形式的贫穷。他所指的不仅是物质贫乏的个人，早在市场经济社会之前他们就存在；而且还有两种新奇的贫穷形式：因群体系统创新、谋生技巧落后而失去工作，以及因没有工作而对整个社会心怀不满。

市场内在的动态造成失业。市场导致劳动分工，这意味着许多工人有与工作相关的技巧，而且是高度专业化的技巧，因而只适合从事狭窄的职业范围内的工作。黑格尔分析，由于市场的决定因素来自不断变化、不断改善的需求，对新产品的需求就意味着对旧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一来，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而且也没有任何培训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另外，生产的机械化也导致了失业。 [89] 因此市场会创造失业，尤其是针对那些不易适应新型贸易的人。 [90] （黑格尔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他并未详细阐述，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疏忽。） [91]

市民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同是否有工作相关联，工作让个人在社会中享有一席之地。于是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包括生存权。他注意到，“在英国，即使最穷的人也认为他们可以享受各种权利；这同其他国家满足穷人的方法大相径庭”。 [92] 因此，穷人厌恶属于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们。因为这些市民社会外围的人，不参与市民社会的教化机构，也就没有适合就业的性格特质。所以，他们不仅失业，更失去了就业能力。

因此，现代化的贫穷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式，黑格尔称之为“赤贫”，用以区别物质上的绝对贫困。并非所有赤贫者都是穷人。他们被这样定性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状态。他们缺乏荣誉感和可靠性。他们盲目依赖运气，工作偷奸耍滑，性格反复无常。他们不习惯固定工作，缺乏敬业精神。但是在这个大部分人都有谋生之道的社会，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接受社会的救济。“赤贫者（Pöbel）让人厌恶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信誉靠工作吃饭，却声称自己有权吃饭。” [93] 他们所构成的群体不断侵害和威胁着市民社会。 [94]

在市民社会中，就算只是给尚未沦落至赤贫的穷人解决生存问题，也是一大难事。黑格尔以英国为例。事实上，为穷人创造工作岗位，会增加缺乏有效需求的商品的生产量，进而产生相应的问题。慈善机构为失业者提供生活资料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丧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工作。慈善机构让赤贫者相信自己理所应当地享受权利。在一些案例中，黑格尔无奈地指出，倒不如让穷人去乞讨，至少这样他们还能保持对工作的渴望。 [95]

黑格尔评论贫穷和赤贫，不是依据对德国国情的观察，更多的是依靠大量翻阅英国的史料记载，当时英国正处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表面看来英国的贫穷问题很棘手，黑格尔对这些问题了如指掌，并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在德国避免，至少经过政府干预可以部分避免。但是他也认为，对于商品社会中的穷人，海外殖民化也不失为极佳的赌注。 [96]

总体来说，黑格尔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有：维护法律规则，保护穷人；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诸如桥、路和公共卫生设施；教育儿童。 [97] 这些斯密也曾详细说明。但是，黑格尔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也就是政府不仅要发挥以上这些职能，还要缓和他所认定的市场产生的内在问题。他表明，政府权威应该出面干涉，抵消国际贸易的干扰作用，减缓或可能的话缩短市场的起伏周期。他们必须审查食品和药品，并在紧急时刻设定价格的基本条款。 [98] 黑格尔认为，这些政府职能——他称之为公共政策（Polizei）或行政管理（Regierung）——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为社会提供架构，让个人有可能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 [99]

超越市民社会

若说在市民社会中，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为自由的个体， [100] 那么在高于或低于这种社会的领域中，人类才发现人与人相爱和利他的关系。在家庭和国家领域，个体超越自身成为集体的一部分；在个体看来，集体非常重要，为了集体甚至不惜牺牲自身。这些领域超越了契约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计较个人利益不应占据支配地位。

黑格尔认为，家庭领域关系的基础是情感上的利他主义。在家庭中，我们以直接和情感的形式、以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爱与遵从关系，逐渐成为伦理个体。 [101] 他批评那些认为婚姻仅仅是一纸民事契约的观点。他认为，婚姻虽然始于契约角度，最终却超越了这个角度。 [102] 只有婚姻要被解除时才会回到最初的契约角度。 [103] 婚姻是一种伦理制度，它以“爱情、信任和分享所有的个人生活”为基础，正因如此，我们一般把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看得高于自身的利益。 [104] 他抨击浪漫主义的爱情观点，这种观点把爱情视为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的情感迸发，认为婚姻的基础仅仅是爱情。黑格尔解释说，婚姻是一种伦理制度，婚姻中的自然推动力是伦理秩序的一部分。爱情只是婚姻的一种要素，其他关键的要素还有共享财产、分担忧患和抚养子女。 [105]

于是，在家庭中，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大集体，该集体的成员在情感上互相依赖。正是集体利益赋予了所有权和自利不同的含义。个人想要组建家庭就必须在市民社会中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利己意愿成为群体共同且有益的关注点”。 [106] 家庭外部的公共现实是家庭的资源和财产（Vermögen），这是家庭成员生存的基础。家庭的特征在于家庭成员彼此间真挚的关爱和沉重的责任感，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在市场中谋求生计。黑格尔说，在寻求家庭财富的过程中，自利和无私转变为对共有事物的关注。 [107] 个人的关注点被拓宽：“不再是满足欲望（自私而强烈的意愿）式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受到了破坏。这种情况下，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人，关注他人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于是，利己主义（Eigensucht）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108]

不过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一方面需要家庭繁衍后代，另一方面它也转变了家庭关系的范畴。在现代政府和市场产生之前，主要是血统决定义务。而现代社会中，血统关系失去了它包罗万象的特性，职场人脉关系和社交圈朋友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家庭成员不再仅仅是“父系整体”的从属。若家庭是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福祉的基本要素，那这种社会结构只会阻碍家庭成员认可自己的家族身份，而允许他们认可自己的个体身份。 [109] 如此一来，家庭和市民社会就产生了冲突：一方面，对于我们深爱的家庭，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超越血统和出身，肯定自己的个人身份。

黑格尔认为，如果家庭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关系，那么国家也是。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者以为国家仅仅是保护个人权利和所有权的自利机构，这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国家还是公民集体身份在体系上的体现。他认为在赋税和战争现象中，国家最明显地限制了自由主义学说。 [110] 因为国家需要税收收入，但纳税人并不一定能受益。 [111] 战争时期，现代化后的拿破仑国家要求公民甘冒生命危险，根据自利理论，这种谋划并不合情理。在和平年代，市民若不愿意纳税，国家就无法繁荣昌盛；而在战争年代，市民若没有代表国家奋战的意愿，国家终将灭亡。战争让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意识到：没有国家，他们的生命和所有权就没有保障。而对于这些道理，他们常常会抛诸脑后。 [112]

现代爱国主义源自对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可能是习惯性或情感性的认同，不过黑格尔最大的目标就是让这种认同变得理性，他在《法哲学原理》中阐释了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人的需求服务，从而满足个人作为集体成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需求。 [113] 在他看来，代表制政体最值得关注，因为这种政体不仅让市民对政府有一定的控制力，还让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从而提升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认同。 [114] 这种政体的基本功能是教化公民，让公民享有知情权，对政治有自觉意识，时刻留心团体政治生活的基础——政治原则。其实黑格尔认为，代表制体系虽然可以使决策高效化，但它的教化功能却更具重要性，因为他认为决策的高效化程度也是有限的。 [115]

公共阶层和哲学家角色

黑格尔认为，政府公务员是平衡和补充市场作用的必备要素。因为当社会中大多数人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考虑自身利益或家庭、职业时，有一个群体全心全意地为社会大众的利益服务，这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何黑格尔称政府公务员为“公共阶层”。他强调政府公务员招聘必须面向大众，以示范性知识和能力认证为基础 [116] ——尽管普鲁士的改革仍在进行，目标尚未实现，但也比其他地方先进许多。要让政府官员不受市民社会影响，关键是要给政府官员发放足够的薪水。 [117] 黑格尔写道，公务员应该把工作当作他们“精神性和特殊性存在的主要利益点”。它不应该是单纯赚钱的工作，而应该是有责任感的职业。 [118]

当然，公务员需要经过适当的培训，才能掌握行政程序和管理经济等，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国家学”。 [119] 但是由于官员培训和日常业务可能机械而乏味，黑格尔希望公共阶层的成员要有哲学头脑——也就是《法哲学原理》中所阐述的哲学——这样他们就能正确地理解大众利益监护人这一角色。 [120] 黑格尔设想，大学的目标之一应该不仅是提供专业知识，还要让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清晰地认识现在，这样公共阶层成员就能预想到社会中更大的需求。如此看来，大学和市场培养出来的人才，其知识和导向的类型完全不同。

个人之所以能够与现代市民社会和谐相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身处这个社会体系，习得规范和期望，于是成为有责任心和自主性的人。但正如《法哲学原理》所述，人们理智地掌握了这些体系的功能，于是以更加警觉的方式同社会和谐相处。这本书是黑格尔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该书向同时代人阐释了他们同世界历史乃至宇宙的关系，黑格尔的宏伟计划提炼了过去所有的有价值之事，包括哲学、艺术和宗教，并把它们融入他的理论范畴。黑格尔的作品在之后的德国知识分子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着力调解许多当时社会中的典型冲突：基督教教义和理性感知社会之间的冲突，传统和革新之间的冲突，个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121] 人们经常认为那个宏伟计划狂妄不羁，甚至有些夸大其词。对黑格尔整个宏伟的哲学计划，虽然有些人无动于衷并持怀疑态度，其中就包括埃里克·沃格林（Erich Voegelin），但是他们却承认，“这本系统性著作本身有许多无与伦比的哲学和历史分析，它们自成一家，不被该系统形成的整体影响”。 [122]

黑格尔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深远，影响范围甚至跨越了欧洲的德语国家。接下来我们将读到，卡尔·马克思曾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中受益匪浅；不过后来，他放弃了黑格尔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和体系调解的理论。英国许多知识分子，如马修·阿诺德，都很赞同黑格尔抨击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仰慕黑格尔的宏伟计划，即在大学培养一批有素养的公务员，让他们协助引导国家这艘巨轮，使其顺利穿过因市场扩张而出现的道德危险区。

[1] 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First Philosophy of Right—Heidelberg 1817-1818 and Additions from the Lectures of 1818-1819（Transcribed by Peter Wannenmann），translated by J.Michael Stewart and Peter C.Hodgson（Berkeley，1995）.

[2] 关于学生笔记的背景知识，参见：The introduction by Karl-Heinz Ilting to volume 1 of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1818-1831 ，ed. Karl-Heinz Ilting（Stuttgart，1974），pp.111 ff。关于学生笔记的讨论及其应用，参见：Mark Tunick，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Interpreting the Practice of Legal Punishment （Princeton，N.J.，1992），pp.5-12. The most useful for my purposes have been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1818-1831. Band 3：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der Vorlesungnachschrift von H.G.Hotho 1822/23，ed. Karl-Heinz Ilting（Stuttgart，1974），cited hereafter as “Hotho”；and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Band 4，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der Vorlesungsnachschrift K.G.von Griesheims，1824-1825 ，ed. Karl-Heinz Ilting（Stuttgart，1974），cited hereafter as “Griesheim”。

[3] 多数认为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上帝在人间的征程”。实际上，他所写的是（PR 258 A）“Es ist der Gang Gottes in der Welt，daβ der Staat ist ，” 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国家的存在是上帝在人间的行为方式”。黑格尔并非将国家与上帝等同，而是认为国家实现了人类自由的某些潜在特征，而人类自由是上帝创造人类时与生俱来的，不过需要现代国家制度的历史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4] 黑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要点来自其《精神现象学》（1807年）中奴隶主和奴隶的对话，参见Alexandre Kojeve的著名翻译著作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1947）。《精神现象学》中反映了黑格尔如何解释现代世界的早期观点，在他学术发展的这一阶段，其思想尚未吸收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任何观点，而之后他逐步认识到政经思想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及其哲学思想是不可或缺的。正如Joachim Ritter 指出的一样：“在《精神现象学》中，文明社会最终成为核心；当代所有的政治、法律和精神问题被文明社会看作一个时期的突变，而这一理论正是超越了政治革命的考量范畴……” Joachim Ritter，“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956）in Joachim Ritter，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Richard Dien Winfield（Cambridge，Mass.，1982），p.68.

[5] As noted by George A.Kelly，“Hegel and ‘the Neutral State’，” in Hegel’s Retreat from Eleusis （Princeton，N.J.，1978），p.137.

[6] PR 182A.

[7] PR 75.

[8] PR 15A.

[9] Michael O.Hardimon，Hegel’s Social Philosophy：The Project of Reconciliation （Cambridge，1994）.关于黑格尔思想的最新文章，参见：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1989）；Tunick，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Allen W.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1990）；and Terry Pinkard，Hegel’s Phenomenology：The Sociality of Reason （Cambridge，1994）. For an explicit statement of this intention，see PR ，Preface，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G.W.H.Hegel：Werke in 20 Bd .（Frankfurt am Main，1986），pp.26-7；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Wood（Cambridge，1991），p.22.

[10] Bernard Yack，The Longing for Total Revolution：Philosophic Sources of Social Discontent from Rousseau to Marx and Nietzsche （Princeton，N.J.，1986），chapters 1 and 2.

[11] Rousseau，Of 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1，chapter 7 and note thereto，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Cambridge，1997），pp.50-1.

[12] 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New Brunswick，N.J.，1980），p.54.

[13] Ferguson，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58

[14] Ferguson，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180-3.

[15] M.H.Abrams，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New York，1971），pp.211-2；Also see Fania Oz-Salzberger，Translating the Enlightenment：Scottish Civic Discourse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1995）. Schiller’s critique in Yack，Longing ，chapter 4.

[16]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kin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lizabethM.Wilkinson and L.A.Willoughby（Oxford，1967），pp.32-5.

[17] Quoted in Elie Kedourie，Hegel and Marx （Oxford，1996），p.57.

[18] 关于对因劳动分工而导致的片面补偿问题的讨论，参见Fichte在18世纪90年代的思想：Theodore Ziolkowski，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Princeton，N.J.，1990），pp.242-5。

[19] Cf.Kedourie，Hegel and Marx ，p.32.

[20] 关于黑格尔思想的最新文章，参见注释9提及的文章，以及：Donald R.Kelley，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Mass.，1990），p.253。

[21]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eo Rauch，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dianapolis，Ind.，1988），pp.21-2.

[22] 在PR序言的最后章节，黑格尔称之为“Eigensinn”。关于这一点，Kenneth Westphal的文章中有更多讨论：“The Basic Context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ed. Frederick C.Beiser（Cambridge，1993），pp.234-69，at p.237；by Pinkard，Hegel’s Phenomenology ，p.272；as well as by Hardimon，Hegel’s Social Philosophy ，passim。

[23] 关于黑格尔的家庭背景介绍，参见John Edward Toews，Hegelianism：The path Toward Dialectical Humanism，1805-1841 （Cambridge，1980），pp.13 ff；for additional detail，Horst Althaus，Hegel und die heroisch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Munich，1992），p.23。Previous biographies of Hegel are now superseded by Terry Pinkard，Hegel：A Biography （Cambridge，2000），which appeared after this chapter was written，but presents a compatible interpretation.

[24] Toews，Hegelianism ，p.21. See also Hans Erich Bodecker，“Die ‘gebildeten Stande’ im spaten 18. und fruhen 19 . Jahrhunder：Zugehorigkeit und Abgrenzungen. Mentalitaten und Handlungspotentiale，” in Jurgen Kocka（ed.），Bildung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Teil IV：Politscher Einflu und gesellschaftliche Formation （1989），pp.21-52.

[25] Bodecker，“Die ‘gebildeten Stande’，” pp.23-4.

[26] See James J.Sheehan，German History，1770-1866 （Oxford，1989），pp.143-58；and Mack Walker，German Home Towns：Community，State，and General Estate，1648-1871 （Ithaca，N.Y.，1971），passim.

[27] Sheehan，German History ，pp.195-6.

[28] Mack Walker，“Rights and Functions：The Social Categor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Jurists and Cameralist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0，（June 1978），pp.234-51；and David F.Lindenfeld，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1997），chapters 1 and 2. Also see Norbert Waszek，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 ”（Dordrecht，1988），p.75.

[29] Walker，German Home Towns .

[30] On Wurttemberg，Toews，Hegelianism ，p.17.

[31] Quoted in Sheehan，German History ，p.305.

[32] Sheehan，German History ，p.428.

[33] Sheehan，German History ，pp.305 ff；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6.durchgesehene Auflage，Munich，1993），pp.31-49；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Erster Band，1700-1815 （Munich，1987），pp.397 ff. On Hardenberg’s commitment to economic liberalization，see especially Reinhart Koselleck，Preu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Allgemeines Landrecht，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2nd ed.（Stuttgart，1975），pp.318 ff，and Barbara Vogel，Allgemeine Gewerbefreiheit. Die Reformpolitik des preussischen Staatskanzlers Hardenberg，1810-20 （Gottingen，1983）.

[34] Theodore Ziolkowski，German Romanticism ，p.290.

[35] Robert M.Berdahl，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1770-1848 （Princeton，N.J.，1988），pp.164-76.

[36] Carl Ludwig von Haller，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6 vols.，1816-1834.

[37] See the discussion in Warren Breckman，Marx，The Young Hegelians，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 （Cambridge，1999），pp.68-70；Berdahl，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pp.56，158-9.

[38] On Altenstein and his negotiations with Hegel，see Hegel：The Letters ，translated by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ane Seiler with a commentary by Clark Butler（Bloomington，Ind.，1984），pp.377 ff.

[39] See Toews，Hegelianism ，pp.60 ff.；and Toews，“Transformations of Heglianism，1805-1846，”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p.384.

[40] 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see Charles Taylor，Hegel （Cambridge，1975），chapter 15；for a summary，PR 5，PR 29.

[41] PR ，341-60；and more generally the famous introduction to the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 good English translation is Leo Rauch，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And see Allen W.Wood，“Editor’s Introduction” to 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Wood（Cambridge，1991）.

[42] PR 151.

[43] “Die Thatigkeit des Selbsterwerbs durch Verstand und Fleiss，und die Rechtschaffenheit in diesem Verkehr und Gebrauch des Vermogens，die Sittlichkeit in der burgerlichen Gesellschaft.” §552 of “Der objecktive Geist. Aus der Berliner Enzykopadie，zweite und dritte Auflage（1827 und 1830）” in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1818-1831 ，ed. Ilting，vol.4（1973），p.889. On Hegel’s critique of Catholicism，see also Kelly，“Hegel and ‘the Neutral State’，” pp.110-53.

[44] Hegel，“Der objecktive Geist，” p.891.

[45] See Toews，Hegelianism ，chapters 2 and 3；and Gerald N.Izenberg，Impossible Individuality：Romanticism，Revolution，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elfhood，1787-1802 （Princeton，N.J.，1992）.

[46] PR 5.

[47] PR ，Preface，p.12.

[48] See Jerry Z.Muller，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Princeton，N.J.，1995）.

[49] See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 ，pp.33-4.

[50] Griesheim，p.408. In these respects，Hegel’s thought is highly Aristotelian. See Jonathan Lear，Aristotle：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Cambridge，1988），pp.160-74.

[51]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 ，p.210；PR 132R.

[52] PR 147.

[53] PR 144.

[54] PR 149.

[55] PR 150.

[56] PR 152.

[57] Steven B.Smith，“At the Crossroads：Hegel and the Ethics of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 Laval théologique et philosophique ，vol.51，no.2（June 1995），pp.345-62，at pp.353-4. See PR 260，PR 185，and PR 186，especially as expanded in Griesheim，p.481.

[58] PR 157.

[59] PR 188.

[60] See Muller，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p.187.

[61] See Smith，“At the Crossroads，” p.355；also Mark Tunick，“Are There Natural Rights？—Hegel’s Break with Kant，” in Ardis B.Collins（ed.），Hegel on the Modern World （Albany，N.Y.，1995），pp.219-36.

[62] Part 1 of PR ，which deals with these matters，is entitled “Abstract Right.” See the excerpts in Jerry Z.Muller（ed.），Conservatism：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N.J.，1997），pp.98-9.

[63] PR 185 Zusatz（Addition H）.

[64] PR 33 Zusatz（Addition H）and 41 Zusatz（Addition H）.

[65] PR 154.

[66] PR 124. Nisbet translation，Hegel’s italics.

[67] PR 44.

[68] PR 189，and the additional remarks in Griesheim，p.487。

[69] 黑格尔阅读斯密《国富论》的时间及其影响，参见：Waszek，Scottish Enlightenment ，especially chapter 4。

[70] SeeRaymond Plant，“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Lawrence S.Stepelevich，Selected Essays on G.W.F.Hegel （Atlantic Highlands，N.J.，1993），pp.76-103，at p.89.

[71] PR 192 and additions.

[72] PR 190-7，and the more extended discussions in Hotho，p.596；and Griesheim，p.493.

[73] Griesheim，p.490.

[74] 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 ，vol.3（1788），as quoted in Hans Erich Bodecker，“Die ‘gebildeten Stande’，” p.35.

[75] PR 191，and Hotho，pp.593-4. Hegel here is following the lead of Say.

[76] Ilting，vol.2，p.643；Hotho，p.596.

[77] PR 244 and Griesheim，p.614.

[78] PR 207. For more on this theme see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 ，pp.243-6.

[79] There is a good discussion of this in Waszek，Scottish Enlightenment ，pp.161-70.

[80] PR 207，and additional comments in Hotho，p.636，and Griesheim，pp.524-5，as well as the comments on PR 187 in Griesheim，p.482.

[81]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 ，，pp.216-7.

[82] PR 206.

[83] PR 206；and Griesheim，pp.521-2.

[84] PR 162.

[85] On this see Tunick，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55-64.

[86] PR 185，and the expansions in Griesheim，pp.475-7. Hegel notes Rousseau’s anticipation of this line of analysis.

[87] PR 250-5；and Griesheim pp.617-27. See also G.Heiman，“The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Corporate Doctrine，” in Z.A.Pelczynski（ed.），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1971），pp.111-35. Se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Groupements professionnels，” available in English in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D.Halls（New York，1997），pp.xxxi-lix. For a useful secondary discussion see Dominick LaCapra，Emile Durkheim：Sociologist and Philosopher （Chicago，1972），pp.211-24.关于其他20世纪思想家类似的主题，参见：Thomas L.Haskell，“Professionalism Versus Capitalism：R.H.Tawney，Emile Durkheim，and C.S.Peirce on the Disinterestednes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in Haskell（ed.），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Bloomington，Ind.，1984），pp.189-225。

[88] Griesheim，pp.622-7.

[89] Comments onPR 243 in Griesheim，p.608.

[90] PR 243；246.

[91] PR 243.

[92] PR 244，and Griesheim addition.

[93] PR 224，and comments in Griesheim，pp.608-9.

[94] 正如几位近现代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对于“Pobel” 的描述与当代词汇中的“下层阶级”最为相近。

[95] Griesheim，p.611-2.

[96] PR 248.

[97] PR 239.

[98] PR 236.

[99] Griesheim，p.587.

[100] Griesheim，p.415.

[101] Hotho，pp.557-8.

[102] PR 163.

[103] PR 159.

[104] PR 163.

[105] PR 161 and the additions in Griesheim，pp.428-9.

[106] Hegel，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p.150.

[107] PR 169-70，and the additional comments in Griesheim，p.450

[108] Griesheim，p.450.

[109] PR 178，PR 180，and the comments in Griesheim，pp.557-8.

[110] There is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se matters in 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1972），chapters 9 and 10.

[111] PR 302，and Zusatz（Addition）.

[112] PR 258，PR 323-4.

[113] PR 268.

[114] PR 302.

[115] PR 314-5. See Z.A.Pelczynski，“Political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 in Z.A.Pelczynski（ed.），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Studies in Hegel’s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1984），pp.55-76.

[116] PR 291.

[117] PR 294.

[118] PR 294.

[119] See Lindenfeld，op.cit.

[120] PR 296.

[121]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p.528.

[122] Eric Voegelin，“On Hegel—A Study in Sorcery，” Studium Generale ，vol.24（1971），pp.335-68，p.338.

第七章 卡尔·马克思：从犹太高利贷到全球吸人膏血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他的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制度最为著名的批评家。“资本主义”这一原本与斯密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的“文明社会”同义的词，通过他俩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词。许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好感的学者反对使用“资本主义”，认为这种称谓本质上带着轻蔑。这一点我们即将认识到，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如同许多政治辩论产生的词语一样，这一词语的衍生义已远远超过其原始本义，并最终被那些一开始因其有争议的含义而拒绝它的人所接受。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可能已经过期的话，那么作为分析的对象和对于市场制度的评论来说，它的吸引力是不可能完全湮灭的。因为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二重诉求。

第一重诉求源自对于陷入物质贫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同情。马克思不仅在自己的文章中唤起人们对于工人阶级贫困和生活环境恶化的同情，而且分析认为这是市场制度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同时，他将现时的苦难与未来的救赎相联系，类似于基督教传统中最重要的比喻之一。

每当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得到改善——事实变化也是如此——这一论点的吸引力就越发薄弱。但与此论点平行并最终超越成为主要论点的另一论点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对资本主义文化方面的批判。他们认为市场内在的竞争制度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因为它将人际关系退化到了动物界的水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假想出的一种没有公私利益区别的社会制度。许多人尽管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而在物质上更加贫穷，却对不得不将自己嵌入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沟槽中而感到愤怒，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去从事一个越来越细分的职业工种。马克思突出地表达了这部分人的不满。

尽管激进且带有批判，但马克思一般还是被认作黑格尔的门徒。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降低劳动价值的批判直接继承了古罗马思想中关于自身与自身的社会位置的思路，而这一观点是黑格尔在他的成熟著作中明确反对的。相似地，马克思对于市场竞争的恐惧不仅使他重提了黑格尔之前的一些思维方式，同时也使得他的思想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前提相矛盾。启蒙运动提倡人类活动具有潜在有益的而往往事先意想不到的成果，同时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他仅仅是将传统基督教中对于赚钱的描述套用了新的词语，并且重新描述了古代人对于以钱生钱的食利行为的怀疑和反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他的思想回溯到非常古老的观点：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离间作用时，马克思表述了一个大多数人隐约感受到的观念：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满足感不得不向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献祭。而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共产主义，虽然他认为其能够控制这种力量，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他鲜有对保障共产主义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的阐述。

数以百计的学术研究强调马克思理论是毕其一生逐步发展形成的，却忽视了最尖锐的马克思思想分析家们所明辨的事实，即马克思后来的全部著述都是在试图证实和详述他在30岁时写下《共产党宣言》时形成的思想观点。事实上，大多数观点在1844年他26岁时就已经形成。 [1]

马克思的犹太问题和他的劳动问题

马克思出生在1818年的莱茵州特里尔市（Trier），那一年黑格尔正响应德国改革家们的号召奔赴柏林大学。家族姓氏马克思，是从其祖父的名字摩德凯（Moderchai）变化而来。卡尔的父亲赫舍尔·马克思是一支中欧地区犹太阶层拉比（犹太教律法专家或智者）的后裔。他们自16世纪就一直生活在特里尔市。卡尔的母亲亦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拉比家族的后代。 [2]

《论犹太人问题》是卡尔·马克思重要的文章之一。马克思与他的犹太种族渊源经常被提及，却又往往被曲解。尽管评论家们试图将他的思想称作“塔木德经典式”，然而事实上卡尔的成长过程中却鲜有犹太元素。如果给他一本《塔木德经》（犹太法典之一），他甚至不知道书的哪边应该朝上。因为赫舍尔·马克思年轻时就与他的家庭和犹太教断绝了关系，所以没有给孩子任何犹太教内容的教育。 [3] 卡尔出生时，赫舍尔已经是特里尔市高等上诉法院的一名律师。在卡尔的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积极参与莱茵州的民主运动，要求建立君主立宪议会制度。作为受尊敬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员，他成为特里尔市律师协会的主席。

那样的尊敬来自彻头彻尾地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即使在哈登堡政权废除了对普鲁士境内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之后，犹太人依然被排除在国家公务员岗位之外。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莱茵州划归普鲁士控制，而普鲁士官僚认为这样的法律也应该适用于莱茵州。赫舍尔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允许出庭并保留犹太人籍。当他的上诉被驳回后，他选择了在1817年皈依基督教——普鲁士的国家宗教——以维持他的谋生之道。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更像是日耳曼民族的“亨利希”（Heinrich）。他妻子则直到1825年她的拉比父亲逝世后才接受了洗礼。此前一年，当孩子们达到入学年龄时，马克思一家让他们也接受了洗礼，包括最大的儿子——卡尔。

关于犹太教的内容，卡尔·马克思知之甚少。他的父亲浸染在法德思想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之中；与其说他是神学的新教徒，倒不如说他是道德上更为专注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最喜爱的作家是伏尔泰和卢梭，因为从小亨利希给他的儿子读的不是圣经而是伏尔泰的文章。 [4] 卡尔的叔叔（亨利希的兄弟）在他成长的小镇做拉比。但是因为改变了宗教信仰，亨利希已经与犹太亲戚们断绝了来往。因此，卡尔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他家庭的犹太渊源，但对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却没有积极的依恋。 [5] 他对于犹太事物的知识几乎完全来自非犹太资料，他对于犹太人的评价也几乎全部来自犹太民族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仍被很多人看作犹太人，他的黝黑肤色暗示着他的闪米特人出身，由此被戏称为“摩尔人”。

马克思的文化理想主要源于德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的文化。18世纪以来，中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风格和理解自我的新方式。它反映出一种崭新的自我价值观，受人尊敬不再是因为世袭的社会地位（Stand）或者履行宗教和社会赋予个人的职责，而更多地是因为每个人的独立个性。新出现的理想典范必须是多元化个性的培养，通过多种形式去表达，包括哲学和文学、戏剧、音乐以及视觉艺术。文化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读书成为开发人类思想，与更多思想在典籍页面上互动交流的一种方法。人们开始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应该能够通过写诗歌（或者至少记日记）、演奏乐器和创作美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美术从一种礼拜仪式和装饰性的功能定位中解放出来，其自身具有一种被珍视的宝贵价值。通过培养在各种文化领域的美学感性来实现个人发展成为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标志。这样的发展路径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浅涉文艺”（dilettantism）。 [6]

马克思从其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邻居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那里比从他父母那里吸收到了更多的文化思想。男爵非常喜爱年轻的卡尔，使他得以更多地接触荷马、莎士比亚和古罗马诗歌。 [7] 在这一时期建立起的对戏剧和文学的品味影响了马克思的一生（几十年后，尽管他和他的家庭濒临破产，马克思仍然将他的孩子们送进私立学校学习语言和文学，接受音乐和歌唱方面的指导，培养了孩子们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以至于他的三个女儿都立志于成为演员）。当马克思进入大学时，他考虑过成为职业诗人，随后又矢志于成为剧作家、戏剧评论家。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奉献给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并最终娶她为妻。

马克思满怀浪漫主义情感的诗歌也包含对“市侩”的抨击，批判那些基于规律且理性的生活方式而选择功利性职业的人。他早期的作品——从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至大学最初几年的时光——立场摇摆不定，既有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理想，也有对与他同时代的庸人坚持斗争的那些孤独天才的狂热崇拜。 [8]

浅涉文艺的危害在马克思的职业困境中显而易见。亨利希·马克思有能力为他的家庭提供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包括儿子的大学教育。但是，他还没有富裕到可以无止境地资助卡尔的程度。他担心卡尔将来能否自食其力，希望他能为就业而专心学习。在1837年的一封家书中，他严厉斥责了儿子的浅涉文艺——在各种知识间闲逛。 [9] 他试图改变儿子的发展方向，从不确定的就业前景转向法律职业的安全港湾。虽然卡尔对哲学更感兴趣，但还是遵从了父亲的愿望并开始学习法律。然而亨利希一去世，卡尔就立马放弃了法律而重拾哲学。卡尔的母亲也很担心儿子的谋生能力，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他记得她大声叹息：“如果卡尔不是光写资本而是能挣到资本，那该多好啊！” [10]

多元化的发展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理想，但它的副作用却往往是半途而废。许多卡尔往昔的朋友（他几乎总是以争吵结束他们之间的友谊）评论他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做事情有始无终。在柏林大学学习时，马克思试图编写关于法律哲学方面的内容；写了三百页之后，他停了下来，转而试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后来同样不了了之。 [11] 在1842年和1843年，他的确做过关于宗教艺术历史批判的研究。研究尚未完成，他已经转向撰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了；尽管他为此项目收集了素材，却从未动笔。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他当时的合作者——这样评价马克思：“总是希望写作关于他最近读到的内容，却又总是接连不断地阅读新内容，做着更新的摘录。” [12] 从1844年直至生命结束，马克思呕心沥血地开始了对现代市场制度详尽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工作他本人自始至终从未感到满意。 [13]

了解马克思的背景和性格的这些面貌有助于理解他的社会理论中的基础元素。出身于少数民族，因民族宗教而受到鄙视，被认为是民族的另一分支，因其民族的社会经济角色而受到污蔑：这些背景促使他构想了一个社会，一个不存在宗教和民族差异，不存在盈利行为的社会。他心目中标准的人类形象浸染着古罗马的社会思潮，认为艺术家才是现实的创造者。马克思将这一形象民主化和普遍化。在他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背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理想，寄希望通过创造力和全面发展来充分表达个性。而黑格尔则强调在个人和更大的社会整体之间应存在中介机制，例如家庭和公司。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与黑格尔的主张水火不容，更不消说他成熟时期关于分工中个人位置的观念了。 [14] 马克思的社会观点更多地受到荷尔德林而非黑格尔的影响。

然而，正是阅读黑格尔的作品才激发了马克思成为哲学家的梦想。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波恩大学教书，同时与神学院讲师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合作编辑《无神论文库》（Archive of Atheism ）杂志，并且合作撰写长篇宗教批判文章。毫不奇怪，普鲁士学术权威认为神学教职人员行列中不应存在无神论者。因此，鲍威尔失去了工作，而马克思认识到像他这样的哲学激进分子在大学讲台上是毫无前途的，于是转向了新闻业。《莱茵报》是一份代表“政治、商业和工业”以及莱茵州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报刊。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很快成为编辑。由于执政当局计划重新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并积极推行家长式的国家政权，于是站在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立场，马克思开始攻击新国王威廉四世的反动政策和他的统治。马克思当时的观点是黑格尔式的；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组织，必须实现司法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自由。每个公民通过遵循国家法律，实际上就是唯一地遵循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法则”。从这一立场来看，国王试图复辟基督教和限制新闻自由的努力是一种历史倒退。马克思认为新闻行业的作用，就是教育公众，包括那些国家公务人员，以黑格尔的现代国家观念来评判当下政权的弊病。 [15] 自由主义报业业主们对这些议题颇感兴趣，同时，他们和中产阶级的其他人士一样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很快，马克思也加入其中。

社会问题

早在18世纪80年代，大量贫穷的人就开始从农村涌入城镇，然而手工业行会却无法吸纳全部劳动力。默瑟尔对此现象较早地产生了警觉。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没有选举权，他们是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种威胁。他们的数量持续增长，至19世纪20年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越来越真实地指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困难程度。在19世纪30年代，被剥夺了稳定收入来源的人群数量继续上升；至19世纪40年代早期，贫困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开始担心如果现状得不到改善必将发生革命。 [16] “无产者”一词来源于法国，特指那些缺少土地、资本和稳定职业的人群。他们长期生活在不安全状态中，对现有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挑战。 [17]

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将贫困大军的不断增长怪罪于工业生产的兴起。奥托·冯·俾斯麦——一位年轻的保守派政治家——正是持此种观点的一员。他宣称：“工厂使个人致富，但同时造就了大量缺乏教养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自身生活不安定的特性对国家政权构成了一种威胁。” [18] 商人和自由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们对于“社会问题”同样产生了警觉，其中一部分具有战略眼光的人相信工业的发展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问题的原因。 [19] 但是，这只是少数派观点。

然而在1848年之前，工厂的工人仅占德国劳动力极小的比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煤矿工业区内，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人不足17万，即使算上所有的矿工，总人数也只占经济活跃人口的2.5%。 [20] 总体来讲，他们所处的劳动环境相当糟糕。他们之中即使是薪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也生活在经济不确定状态中。大多数工业工人之所以能够供得起家庭住房和饮食起居，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在拼命工作。一旦遭遇疾病或不幸事件，生计就成为问题。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工业的某些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女性占劳动人数的一半，童工占15%，最小的仅7岁。在莱茵州的工厂里，儿童从早上5点一直工作到黄昏。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形是特殊的，即使在使用童工的高潮阶段（1846年），9～14岁的童工也仅占6.5%。在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政府开始立法管理童工现象，限制工时并强制实施学校教育。

工厂繁重的劳动负担绝非局限于儿童身上，那些长时间劳动的男性工人付出的代价最大。12小时工作制很普遍，甚至还听说过每日工作17小时的情形——震耳欲聋的噪声、令人窒息的湿热和空气中充满粉尘的车间。如果一名工人在如此环境下工作二十年，40岁时就会衰老。如果他有幸躲过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事故，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收入不断减少的中年和贫困潦倒的老年生活。 [21]

因为普鲁士改革者的创新，德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同时制造业也处于上升态势。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贫困的蔓延和工厂劳动力缓慢增长的现象同时出现。因此，尽管贫困人口在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却在增加。 [22]

这一悖论源于人口的增长。自18世纪中叶起，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并且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加速增长。从马克思出生至1848年革命的三十年间，德意志国土（不含奥地利帝国）上的人口增长了50%。从1816年的2200万增长至1850年的3300万。 [23] 同时期的农业革命生产了更多的食物，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力地支撑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因为改革年代的政策变化，先前的农奴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控制，可以自由成婚——开始养育更多的孩子。在默瑟尔时代还处于襁褓期的家庭手工业，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与传统而古老的工匠手工业并存。家庭手工业是一种高度分散的、为市场而生产的劳动组织方式，可以触达最小的居住单位，为失去土地的人们提供谋生的工作机会。更好的食物营养也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更少的德国人死于襁褓期，更多的人成长为成年劳动力。 [24]

人口不断增多，多到当时的经济体系已经不堪重负。工匠的数量翻了一倍，但是对手工产品的需求却没有增长那么多。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工匠的薪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世纪40年代，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遇到了危机。由于使用蒸汽动力的机器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所以纺织行业的工人——纺纱工、织工、男装裁缝——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工业产品的竞争。大多数商品来自英国，也有部分生产于德国本土。为保持竞争力，雇用工人的家庭手工业企业主开始大幅降低薪资。一种崭新的、更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通常是以牺牲旧的、更传统的方式为代价，这一次绝非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为保持收支平衡，家庭手工业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1844年，当普鲁士西里西亚亚麻纺织业的企业主们不断降低薪资直至逼近饥饿线水平时，纺织工人们发生了暴乱。暴乱震惊了社会，这才引起那个时代对由家庭手工行业的逐步衰亡而带来的痛苦的注意。 [25]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步入成年时，人口增长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所引起的经济紧张关系越来越困扰着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恩格斯在其最早期的作品——年仅19岁时用笔名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他在故乡乌泊塔尔（Wuppertal）的生活的文章——中他勾勒出的主题思想一直贯穿其后所有的著作之中。他写道，新建厂房的环境正在掠夺着工人的体力和生命。他所描述的成年男子和年仅6岁的儿童，在充满蒸汽和粉尘的车间里，被不断消耗着而走向死亡，“身体和灵魂正在被摧毁”。工人的艰苦劳动被酒精暂时淹没或者被宗教麻痹。工厂主，变成了伪君子。对于他们来讲，宗教虔诚代替了社会责任，挣钱代替了高雅的文化追求和理想。 [26] 恩格斯将他的故乡描述为“虔诚主义和市侩庸人的海洋，却没有一座具有审美趣味的岛屿”。 [27]

1845～1847年，当英国和法国经济出现下滑时，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绷到了临界点。首先是马铃薯病虫害，紧接着是一个异常炎热干旱的夏季导致小麦减产，直接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在一个食物支出占据家庭收入大部分的年代，食品价格高涨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也意味着企业产品需求下降，价格下滑，继而企业家利润减少。他们不得不调低产量并解雇工人。与此同时，银行业的恐慌加剧了经济衰退。连续几年的农业歉收使得农民和地主债台高筑，银行家们开始担心贷款无法正常回笼。当生意遇到困难时，商人发现银行不愿或不能给他们放贷。有些企业因此而歇业，使得更多工人失业。社会上弥漫着忧伤和不满的情绪。 [28]

回过头看，我们知道这段时期正是欧洲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农业大危机。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伴随食品价格高企而不断涌现的失业和饥饿，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即将崩溃。1848年，莱茵州科隆市有1/3的人口接受贫困救济，另有40%的人口生活在半饥饿的灰色地带。城市底层民众挣扎在生活水平线上，他们的数量和不幸的遭遇让中产阶级中细心观察的人们感到恐惧。 [29] 1848年，革命爆发，首先在法国，紧接着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撰写了《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则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7年，他们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从1843年到1847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将会把广大民众推入痛苦深渊的论断显然看起来是有理的。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导言以此开头。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数以百计，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在国外寻找工作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流传最为广泛，但即使是在1848年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至多也就有几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城市中的工人和手工艺者。真正弥漫于欧洲的是对“红色威胁”的恐惧。农奴起义反抗他们的封建领主，农民从森林中抢夺木材，手工艺者要求恢复行会制度，工匠和工人举行罢工——所有这些行动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共产主义仅是这些担心的一部分。 [30]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事实上的前工业秩序衰退时的痛苦解释成后资本主义未来形成期的剧痛。

从黑格尔哲学到共产主义

黑格尔声称现代国家既可以满足个人追求特定兴趣的愿望——作为文明社会的一员，也可以通过建立代表机制——议会制——为个人提供一种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但最终，在黑格尔的方案中，仅仅是行政事务才被明确地致力于为大众谋福利。 [31] 从自身经验出发，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绝无可能实现的。

作为莱茵州的新闻记者，马克思亲身感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和经济复苏的政治障碍。1842年，他调查了在家乡特里尔市附近的莫斯利山谷的木材失窃事件。一直以来，农民都是在贵族的森林里捡柴火；柴火是他们的主要燃料。随着农民数量的增加，同时因为地主对于他们的财产采取了越发资本主义的态度，想方设法增加利润，农民世代沿袭的权利与暗含在法律中的新兴私有财产概念发生了冲突。 [32] 在马克思调查的时候，木材偷盗是德国各州被起诉最多的犯罪行为，也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斗争的最明显标志。

马克思很快认识到黑格尔关于现代政权的理论和普鲁士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开始转向激进主义并不断加强。当莱茵州立法机构州议会进行如何定义木材盗窃的法律条款的辩论时，马克思发现，不管是在法律执行层面，还是在构成盗窃罪的文字定义上，都反映出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的倾向。地主们在州议会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残酷无情地反对约定俗成的法规，不允许穷人在森林中捡柴火。他们全然不顾公众利益。他们完全没有从大众利益出发，而是仅仅计算着他们的自身利益。 [33] 在他们追求受法律保障的、锱铢必较的利益时，马克思写道，他们无异于现代版的夏洛克，从穷人身上割下属于他们的那磅肉。 [34] 这一比喻成为他最为满意的比喻之一。

与此同时，腓特烈·威廉四世极端保守的统治正在镇压着公务员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黑格尔派）中的民主派，并且不断加强对新闻和报纸的审查制度。普鲁士王国总体上越来越不能容忍公开的辩论和坦率的批评。马克思的新闻职业，如同他的学术生涯，戛然而止。他的报纸因尖锐地抨击普鲁士政府和官僚而被查封。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以及稍后在1843年婚后蜜月时撰写的长篇评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黑格尔的国家政权概念、代表制度和国民服务观点的批判。他发现政府的官僚机构，并没有代表广泛的公众利益而有效地运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为了保证自身利益而执行审查制度来使自己远离批评。 [35] 议会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运用立法权来保护议员所属的利益集团，并不惜牺牲在议会中无代表权的大众的利益。 [36] 马克思推断国民服务和议员代表制度都不会顾及数量越来越多而处境却越来越糟糕的穷人的利益。在当代普鲁士，马克思认为，尚不存在大众利益的代表。

为了寻求更大的言论自由，他来到了其他德国知识分子聚集的巴黎。在那里他阅读了大量法国和德国的社会评论文章——其中一些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描述了在新兴的工厂劳动体系下不断恶化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关于工人和工厂主之间斗争的观点——劳资对抗——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早在1828年，约翰·C.卡尔洪（John C.Calhoun）写过一篇关于美国北方阶级关系的评论来支持南方的奴隶制度。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们（南方种植园主）筋疲力尽之后，对抗将在资本家和操作人员（工人）之间延续，因为最终社会必将分化为这两个阶级。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斗争问题必然与欧洲所经历的相一致。在这样的体系运作之下，薪资水平的下降必将快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下降，直至操作人员的生活水平达到最低点——他们生产的产品中留给他们的那部分将刚刚足以维持生计。” [37] 在欧洲，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描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早在1837年他已开始将工人称为“无产者”。在1842年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籍中，洛伦茨·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一位德国改革保守派——认为“世间的物质能够赋予个人性格以价值，而无产者阶级则是缺少这些物质的人们”。斯坦因警告说如果没有社会君主制，那么持续的阶级冲突将导致这一新兴阶级的“独裁统治”。马克思在1843年读到斯坦因的书之后，把这一警告当成了对于未来的希望。 [38]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从1842年一本法国的图解作品——尤金·比雷（Eugène Buret）的《英法工人阶级的苦难》（The Mise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中吸收了很多要素。比雷争辩说，由于资本家们总是试图降低工人阶级的薪资，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与无产者的日益贫困总是相伴随的。 [39] 但是，更多地影响到马克思后续关于市场经济社会评价的作品来自他的德国流亡者同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因恩格斯向其投稿而初次阅读到他的文章手稿。这篇文章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其中有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不断发展的思想观点的雏形。 [40]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资本主义道德评判的基本原理也被首次阐明。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容是简单的。他发现了亚当·斯密和他的学生们刻意隐藏的道德上的丑闻：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婪和自私之上的。如斯密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主要策略就是，唤起人们对之前被诬蔑为“贪婪”和“骄傲”的精神品质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利益的注意，而如恩格斯这样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则是将私利重新定义为贪婪。 [41]

对于贸易也有人性一面的看法，恩格斯写道，斯密也许是对的：它也许带来人与人之间更加温和的关系；它也许会消灭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将文明带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虚伪，因为在贸易身后真正的动机是个人私利：

很自然地，对于贸易商人来讲，与以低价买进的买方和以高价卖出的卖方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而一个国家如果与它的供应商和顾客产生敌对情绪，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越是友好，越是有利。这就是贸易的人性的一面。然而，这种把道德错误地用在不道德目的上的虚伪方式正是自由贸易体制的骄傲……你带来了民众之间兄弟般的情谊——但是这只是一种窃贼之间的兄弟情谊。你减少了战争——为了在和平环境里挣得更多的利润……你何时出于纯洁的人性做过任何事情，不带有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抗争的意识？你何时是道德高尚的，不带任何私心，脑海里不存在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动机？ [42]

对恩格斯来说，贸易本身就是应该被诅咒的，首先是因为它背后不纯洁的动机。从定义上讲，道德就是不可以基于私利的。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他认为，竞争“将每个人隔离在自己原始的独处之中”，把每个人放置在与他的邻居互相敌对的位置，成就了“人类境况的不道德性直至现在”。 [43] 通过引发注重私利的个人之间的争斗，它造成了人类的集体战争，将人类转变成“一群强取豪夺、相互吞噬的野兽（除此以外，竞争者还能是什么呢？）”。 [44]

如果恩格斯的第一步是回到启蒙运动之前对于私利的理解，那么他的第二步就是进一步回溯至文艺复兴之前对于放贷生息的谴责。他推理认为，交易的利润与“利息”基本无异，唯有通过极度细微的逻辑修饰才能加以区分。利息是不道德的，“因放贷生息而不劳而获的不道德性……在很久以前就被毫无偏见的大众认清了它的本质，而大众的觉悟在这样的事情上通常是正确的”。 [45]

在他的分析中，恩格斯捕捉到了从商人或制造商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阴森恐怖却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正如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时刻在变化，商品的价格不时地上下浮动，令人难以预测。然而，为了从价格的上下浮动中获利，每个人都想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选择买入或卖出。因此，赚取利润就不仅是依靠产品生产，同时也依靠独立于生产者以外的因素——偶然性。斯密认为在商业社会里，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位商人；恩格斯则坚持每个人都成为投机分子，寄希望于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例如，那些投机购买谷物的人祈祷农业歉收，因为这样才可以提高他们投机购买的价值。恩格斯宣称，任何形式的投机都无异于赌博。对他来说，资本主义邪恶的集中表现就是股票市场。“道德沦丧的极点就是股票市场的投机，在那里，历史和人类都降级成为一种为满足算计的贪婪者或赌博投机者的手段。在股票市场上，那些诚实‘可敬’的商人即使口中念着‘感谢万能的上帝’，也不能被排除在赌博者行列之外。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投机倒把。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竞争迫使他们这样。因此，他们的交易行为蕴含着与其他人同样的不道德因素。” [46] 恩格斯认为，赌博、投机、利润和利息都是贪婪的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和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是将人放在与他人竞争的位置。竞争对于恩格斯来讲就是敌对的同义词，只不过更好听一点而已，而敌对则是兽性的一种品质。所以，在伏尔泰和斯密所颂扬的和平与合作的表象之下，市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是“不自觉的、欠考虑的”，且任由偶然性摆布。虽然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供给和需求将实现平衡，但是事实上任何一种商品始终存在供和需的缺口，因而给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些辛苦劳作而其产品的供应却大于需求的人们，会因此失业或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薪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就是这样的例子。恩格斯在一份激进的英国期刊《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上这样写道：“很明显，工厂体系和机器进步等给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与在英国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即对大多数人意味着压榨和奴役，对极少数人意味着财富。” [47] 他辩论道，随着大制造商不断胁迫小制造商破产，资本主义竞争必将导致私有财产的集中。中产阶级将会消亡，世界最终形成“百万富翁和赤贫穷人两个极端”。 [48]

斯密已经证明，同时埃德蒙·伯克和黑格尔也都接受，市场体制可以产生某些尽管出人意料却井然有序的结果，而恩格斯却认为未经计划的都是无序的、无政府主义的。他的替代方案就是经济中的生产部分完全依靠理性计划和集中组织的社会主义。 [49] 唯有计划的才是理性的，只有意料之中的才是有秩序的——这样的观点是对自18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思想根基的彻底否定。“社会将不得不根据自己手头上的资源来计划生产什么，并且根据这样的生产能力与大众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调高或者降低产量的程度。” [50] 马克思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可是事实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究竟应该如何组织他却没有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采纳了恩格斯的大多数分析。结合他所阅读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马克思更加专注于产业工人阶级的困苦，并依据他自己的哲学假设与议题，对政治经济展开了批判。

超越犹太人的世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发展里程碑之一是《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这篇文章在1844年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出版。由于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长期争论，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与传统的反犹太形象结合起来，这并不是为了加强反犹太主义观念，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立场。

在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的身份问题是德国政治评论家热议的话题；有人估计，1815～1850年犹太籍和非犹太籍作家发表的关于此话题的文章有2500篇之多。 [51] 对保守派来讲，政权和基督教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权保障人类的信仰，而宗教使政府合法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政权可以容忍犹太人的存在但不允许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同样地，在各种行会中，宗教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因此犹太人又被排除在许多非政府的职业岗位以外。

关于犹太人社会地位的理论起点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前提，即现代政权对于宗教应持中立态度。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权代表着自新教发展而来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但是，政权本身应保持宗教上的中立，为个人自由选择宗教派别提供基础保障——这也是国家政权保护民众个性的另一种方法。 [52] 但即使在自由派当中，对于给予犹太人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国民权利也是存在怀疑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正是犹太教自身导致了他们与社会的隔绝。犹太人主动回避其他的职业选择而青睐于商业和金融业，被认为是这一有害特性的进一步证明。因此，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唯有犹太人拥抱基督教，或者他们根本性地改革犹太教以剔除某些特定元素，才可以授予他们平等的权利。 [53]

1843年，关于如何对待犹太人的辩论重新燃起。这次是由马克思自己圈子里的人——布鲁诺·鲍威尔——点燃的。他是一名激进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当时马克思正计划与他合作出版《无神论文库》。如同其他的黑格尔学派哲学家，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鲍威尔认为黑格尔在还俗基督教概念时做得不够彻底。基督教自身首先应该被无神论超越。然而在他自己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鲍威尔套用了黑格尔的论点，认为基督教代表着比犹太教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犹太教是一种富有特性的宗教，仅适用限定的一群人，而基督教有着适合所有人的更为广泛的教义，代表着更高阶段的哲学意识。当下社会的发展阶段要求超越基督教达到更为普及的世界观点，同时否定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但是，鲍威尔认为，犹太教不经历由基督教带来的意识转变是不可能从部落式的特性跳跃发展到哲学的普遍性的。他写道，犹太人在希望努力成为全球公民的同时，却不愿放弃他们独立的身份和特性。

鲍威尔把对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的攻击与刻画犹太人形象融合在一起（后来他虽然放弃了在哲学上的激进主义，却仍然保留着对于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反感）。 [54] 与许许多多的德国哲学激进主义者一样，他将犹太教定义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 [55] 鲍威尔声称犹太人对于文化、科学和哲学都毫无兴趣。 [56] 他攻击犹太人的重中之重是他们的排他主义，认为犹太人始终将自己保留在行会之外并代之以从事高利贷盘剥的事实，就是佐证排他主义的最有力证据。马克思专注研究的领域正是排他主义、个人主义和高利贷之间的相互联系。

马克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即使鲍威尔是谣传中的激进主义者，他的分析其实也不够激进。鲍威尔曾经争论犹太人是否适合获得政治解放的议题，但是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解放他们，给予他们全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宗教的政权；那就是“将国家政权从宗教手中解放出来”。 [57] 但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进行政治解放是没有价值的，马克思认为，因为这样不会带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宗教是一种具有虚假疗效幻象的体系；像鸦片一样，它只能够麻痹痛楚。激进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痛楚的根源，首先是寻找产生宗教需求的世俗的人类生活经历。马克思将美国社会作为例子——一个宗教和政权完全分离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在美国，宗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民主并没有消除产生宗教需求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证据。马克思认为，政治改革带来的宪法秩序以保障个人和财产权利——这一自由主义的信条——是没有价值的。激进主义者倡导的民主的公民权利也同样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社会和经济革命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市场制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划分才是人类不满的真正根源。

这种不满来自缺乏真正的团结一致和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而团结一致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主国家，个人理应表现为良好的公民，关心公共利益。但是在当代境况下，那种团结一致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生活中真实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环境是文明社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只能作为积极的“私人，将他人作为一种手段，将自己也降级为一种手段和外部力量的玩物”。 [58] 这里存在的只有完全私人的利益，没有人去追求公众利益。

犹太人是个人主义者，如同鲍威尔批评的那样吗？当然是的，马克思回答道。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犹太人是自私自利的吗？完全正确，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除了私人利益并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鲍威尔将犹太人描述为“受到约束的人”（beschränkte Wesen），这样对吗？当然对，马克思回应道，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人都是受到约束的。犹太人是否主动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割裂？是的，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权利”代表的就是这些自私自利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权利、受到约束和自我封闭的权利。所有这些都衍生于最高的自由权利：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在黑格尔看来就是个人随心所欲的权利（willkürlich）；在马克思看来，即是个人行为无须顾忌“他人利益”的权利。

个人私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 [59]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一基石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在道德上的可怖（尽管他从未使用这一形容词）和虚假。因为人类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唯有通过互相合作方能实现共同目的的“物种”（Gattungswesen）。而现代文明社会恰恰是建立在与这种公共利他主义相对立的基础之上。

在其辩论的高潮部分，马克思对德语词汇“Judentum”的多重含义加以利用。Judentum既可表示犹太教（宗教）、犹太民族（人群），也可以等同于英语的“jewing”（讨价还价的，一种饱含贬义色彩的描述）。马克思还利用了另一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Schacher”。这个词多用于口语，常被解释为零售小贩的令人厌烦的讨价还价。而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词更多地用来表示“唯利是图，随时准备为了任何利润而做出卑鄙的行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高利贷”的代名词。 [60] 在这些不同含义中，相通的元素就是“Schacher”一词几乎总是与犹太人相关联。 [61] 事实上，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语中表示交易的词根“sachar”演变而来。 [62] 因为在德国经济中，犹太人被法律和社会习俗排除在许多行业之外，往往依靠沿街叫卖养家糊口，售卖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包括旧货和借贷。 [63] 尤其是在商人和银行稀少的农村地区，犹太人承担起了所有商业职责。在一个地主和农民的社会，他们是经常算计物品的相对价值和盘算通过买卖如何盈利的少数人群的主流。因而，“Schacher”往往代表着与犹太人相关联的、被耻辱化了的经济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附带提到另一个词“Selbstverschacherung”——将自己变成唯利是图的对象——来表达自己对于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买卖对象这一事实的不屑。 [64] 而马克思则利用“Schacher”的多重含义展开了他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让我们不要从犹太人的宗教里探究犹太人的秘密，而是从真正的犹太人身上探究犹太宗教的秘密。

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根基？实际的需要和个人的利益。

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膜拜仪式？讨价还价（Schacher）。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金钱。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解放就应该是从讨价还价和金钱中解放，即是从讲究实际的、真正的犹太主义中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将消除讨价还价存在的前提，消灭交易的可能性，同时使得犹太主义不再成为可能。在社会富有活力的空气中，宗教意识将会像陈腐的迷雾一样烟消云散。另外，当犹太人认识到自己处处务实的核心精神是无效的，并且努力去否定和超越这种务实精神时，他就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发展阶段，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工作了，因而他也就是反对使得人类自我隔离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处处讲究实效的行为方式了。

所以，我们认识到犹太主义中的反社会元素。这种元素如今到处都是，而犹太人却充满激情地参与到这种邪恶的关系中，并且推至最高程度，而这一程度必将自行崩溃。犹太人解放的终极意义是人性从犹太教义中的解放。

犹太人解放自身的犹太方式不仅是通过获得金融力量，而且是通过犹太人自己使金钱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将犹太精神转变为基督徒的讲究实效的精神。犹太人解放自身的程度仅仅是将基督徒转变成犹太教众。 [65]

马克思支持鲍威尔重申的所有对犹太人性格的消极界定，并且额外增添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他这么做是为了贬低市场经济行为。因为马克思的策略是支持基督徒认为与犹太人相关联的市场活动的贬义刻画，同时坚持认为这种刻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代名词，甚至包括基督徒自身。犹太人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性而参与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而基督教传统中对犹太人及其从事的经济活动的羞辱成了抨击资产阶级的大棒。对于马克思而言，痛击犹太人等同于猛击资产阶级。

如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伏尔泰一样，马克思强烈批评犹太人顽固的排他性特点。但是，市场在伏尔泰看来是一种克服排他主义的工具，而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特定（排他）利益的普遍化。如果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基督徒也是个人主义者和排他的，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一个更加普遍化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样不仅仅是跨越了宗教差异：所有的自身利益，个体的和集体的，都将随之消失。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马克思谈到鲍威尔提及的观点，即犹太人缺乏对高等文化、哲学和人类终点的兴趣。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观点太对了。但是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染上了金钱人（Geldmensch）的特点，除了梦想发财致富以外，对其他一概兴趣索然。尽管犹太人心胸狭隘、思想局限，但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同样如此。 [66] 马克思断言，犹太人的民族性是不真实的，如同商人（kaufmann）的民族性一样。 [67] 他同意斯密的观点，并认为在商业社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一个商人。不同的是，对马克思而言，这种观点带有完全否定的含义。

在文章末尾，马克思引用了鲍威尔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加具有普遍性。正是在基督教普遍主义者的支持下，一个真正的普遍主义进程正在发生，即市场的扩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所有集体间的人际关系均被个人之间的和单独个人的利益需求（eigennützige Bedürfnis）撕裂，分解为类似于单个原子一样的诸多个体，相互敌视。 [68]

马克思向他的读者们断言，犹太人真正的上帝是金钱，并且像圣经中会嫉妒的上帝一样，在它的面前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的神，金钱不允许其他关系的存在：它将所有自然物和人际关系转变为可交换的商品。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如费尔巴哈，声称上帝应被理解为源自人类而超脱人类的精华部分，因为集聚了人类的爱与力量从而成为人类顶礼膜拜的虚幻对象。马克思暗示，金钱也是一样的，金钱就是人类存在和劳动的超脱的精华部分，一个控制着人类并让人感到敬畏的外部存在。 [69] 伏尔泰认为在伦敦交易所上演的对于金钱的追逐是有益于社会的，因为它避免了人类之间为了关于上帝的争论而战斗。马克思则表示抗议，认为这样使得人类开始崇拜金钱本身。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总结道：“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主义中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持有两面观点。稍加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传统基督徒和现代后基督徒——伏尔泰和鲍威尔——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所有的贬义道德评判全部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马克思反复强调了犹太人及其扮演的经济角色的诸多负面特性，对于马克思观点稍加演绎就可以推断得出，马克思的任务就是将资本主义从犹太人那里解救出来，除掉犹太因素。这就是后来的反犹太作家们——从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到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直至纳粹思想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写作的一贯主题，尽管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 [70]

在与《论犹太人问题》同期出版的另外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首次将知识分子的文化困苦与市场经济受害者的物质需求关联起来。马克思将他们共同的敌人描述为“市侩庸人”——那些缺乏教化的、胆怯的人们，他们盲目地支持普鲁士君主制的压迫性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策。他们默然接受屈从的地位而全然不顾大多数同胞所遭受的经济苦难。“工业和贸易，以及财产和剥削制度，”马克思写道，“导致了今日社会的断裂。”“敢于思考的人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压迫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市侩的动物世界所不能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市侩们总是被动地且毫无思想地生活着。” [71]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表述更为具体，力度也丝毫没有减弱。另外，在德国社会中存在着“市侩中庸”，突出表现在中产阶级的政治胆怯上，他们不敢发动革命。 [72] 革命将来自像他一样的批判性哲学家与“无产者”社会阶层的结合。他们的贫穷并非来自自然；正如黑格尔所提出的那样，它是“人为产生的贫穷”。刚刚在德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将侵蚀传统的、以工匠为核心的社会中层（Mittelstand）力量，并将最终导致传统社会的“迅速瓦解”。 [73]

在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将特殊利益与私有财产和金钱经济联系起来，并公开谴责这三者。现在他发现了一个新兴的群体，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一群体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因为它没有任何财产：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群体不仅缺乏获得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所需的财产，并且不可能被那个社会同化。它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却不属于文明社会的阶级，一个代表所有阶级瓦解后的阶级，因为普遍的受难而形成普遍的属性的社会范围”。一旦知识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在道德上存在根本缺陷，并与因受压迫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建立起适当的联系，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爆发革命。 [74]

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将自己的事业和精力都放在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上。因为这些文章中包含了马克思后续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主题思想，尽管尚处于萌芽阶段：劳动价值论、金钱的力量（如资本）、市场扩张导致文化个性的消失、对商品的炽热崇拜。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将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与他们后续著作涉及的社会和经济范畴在理念上牢牢地关联到一起。

恩格斯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关于在诸如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里刚刚形成的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因为他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收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在他的结论性章节——名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者的态度”——他将道德批判与他们后续研究的核心范畴联系了起来：

我从未见过像英国资产阶级这样的社会群体，如此意志消沉，被自身利益（Eigennutz）贬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阶级内部如此腐败以至于毫无进步的可能性……对于它来讲，世界上除了金钱就一无所有了，甚至包括资产阶级自身，他们生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除了快速赚取利润之外没有其他乐趣，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没有其他痛苦。这样的贪婪（Habsucht）和对于金钱的渴望（Geldgier）使得人类的任何关系都不再纯洁……

英国资产阶级只在乎是否赚钱，他们才不会在意工人是否挨饿。所有的生活条件都依据利润率（Gelderwerb）来衡量，所有不能够产生金钱的都是无意义的、不务实的、空想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赚钱（Gelderwerb）的科学——是这些喜欢讨价还价的人最为热衷的学科的原因。工厂主与工人的关系不是人类应有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工厂主是“资本”，而工人则是“劳动力”。假设工人们拒绝被这种抽象概念约束；假设他们断定自己不是劳动力而是完整的人，劳动力仅仅是人的多重特性之一；假设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不应该让“劳动力”在市场上像商品一样被买卖——那么，资产阶级就是完全无法被理解的了。 [75]

到1845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鄙视高利贷的传统观念与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咒责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联。金钱是本质上并不具有生产力的物质，却可以通过高利放贷而产生更多的金钱，因此高利贷行为长期受到谴责，现在被重新命名为“资本”。与亚里士多德式基督教传统中对于金钱的观点相同，资本本质上也是不具有生产力的。那些通过使用资本获得利润的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领导者们，以及工厂主们——与令人生厌的讨价还价者们一样市侩和精于算计。与犹太人一样，他们也不属于道德上合法的群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45年联合出版的书籍《神圣家族》中重复强调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废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犹太性、当下生活中的非人性部分，因为这种犹太性和非人性部分只会沉溺在金钱体系里，追逐着自己的最高表现形式”。 [76]

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话，那么其观点的前提却是古老的。因为在民主共和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中，个人私利是社会团结和道德的危害物。从这个理解上来讲，马克思的思想是回溯到了黑格尔、斯密以及伏尔泰之前的时代。马克思自己开始认识到在对于商业的批判方面，他与启蒙运动之前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在他的《剩余价值论》（著于1861～1863年）中，马克思引用了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的观点，即所有的贸易和商业都是基于邪恶。马克思评论道：“比起资产阶级社会市侩的辩解者们，曼德维尔显然更加无畏和诚实。” [77] 引用路德反对借贷者的长篇痛斥，马克思指出新教的创立者“已经真正地抓住了旧式高利贷的特征，同时也抓住了资本整体上的核心特点”。 [78]

在关于资本和劳动对抗关系的描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复活了对高利贷的传统批判。马克思最大的创新在于将这一主题与古罗马对劳动分工的批判联系了起来，他将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称为“被孤立了的劳动”。马克思希望借此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和女人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金钱而不得不劳动。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耗尽自身。 [79]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本身是违背人性的。动物耗尽自身仅仅是为了生存，人性的区别在于自由创造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一个改变世界和打上创造者的个性烙印的创新过程，这样的劳动才是最为人性的。因此，男人和女人理应是多才多艺的，他们的劳动应该允许他们去发展所有的潜力。马克思的非孤立劳动的典型是艺术家和浅涉文艺的人们。通过自我表达成为世界创造者的个体典型源自浪漫主义；对于多面创新的强调则来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理想。 [80]

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劳动分工弊端的人。但是，因为马克思的浪漫主义假定只有当劳动表达了个人独特的内在自我时，这样的劳动才是最人性的，所以他对于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产生的人力成本特别敏锐。针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分工的效果，德国浪漫主义者亚当·穆勒在1816年观察到：

人类需要一个多面的甚至是全面的领域从事各自的活动……但是如果劳动分工，如同眼下在大城市、制造业和采矿业地区正在进行的一样，将自由的人分割成车轮、齿轮、汽缸和飞梭，将单一领域的活动强加在人类生活中多面追求的过程之上——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这样被分割的人群胜任完整而美满的生活呢…… [81]

这一主题不仅出现在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性质的分析文章中，也存在于他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形象刻画中。1845年，他将被孤立了的资本主义现状与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不被孤立的未来做对比：

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与我们本身固化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82]

马克思时不时地回归到这一主题。晚年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重申了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那时将消灭“劳动分工对个体的奴役”。劳动将“不仅是生活手段，同时也是生活的首要需求”。生产资料的增长和有效组织将使得“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83]

如果说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发现，那么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对金钱的统治——这本身就是贪婪的表现。资本的统治在根本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剥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人性，劳动使少数资本家变得富有而使工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越发贫乏。人们因此任由有害的力量摆布而感觉无力掌控。但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这些力量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不可阻挡的。这套理论并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多年探究的结论，而是在其探究过程中从未放弃的大前提。 [84] 自19世纪40年代直至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运用了多种概念和比喻以戏剧化的形式来阐述这些思想。

“异化”这一概念是借鉴于黑格尔激进分子的语言，原先被用于宗教领域。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指出，在基督教中，人性中最优秀的特征被投射到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之上，从而不断加深人类对自身脆弱和与生俱来的缺陷的认知。这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创造的超人类力量崇拜的贬低，而马克思将这一贬低的模型套用到金钱的统治之上。在他的“哲学手稿”（1844年）中，马克思强调“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和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 [85] 除了对生活本身和享乐的牺牲外，还有什么是资本的源泉呢？他写道，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对于生活和人类需求的克制。你吃、喝、购书、看剧、参加舞会或去俱乐部越少，同时你思考、爱、归纳总结、歌唱、绘画、练习击剑也越少，你的积蓄就越多，你的财富也就越多，这些财富蛾虫和盗匪都不能够侵蚀你的资本。你越少地表露本性，越少地表达自己，拥有的就会越多，你的外在生命力就越强，同时你从异化存在获得的累积也就越大”。 [86]

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描述成“炽热崇拜”向读者强调了这种永远延迟的享乐主义的非理性。他从18世纪布罗塞（Charles de Brosses）的一本关于埃及动物崇拜的书（1842年，马克思阅读了德译本）中借用了“炽热崇拜”这一词语。这本书写到原始人类创造了偶像，并赋予偶像超出其人类创造者的力量。 [87] 对马克思而言，这个词可以用来比喻人类和资本的关系。在宗教领域，人类被自身思想的产品所主导，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被自身努力生产的产品所控制。 [88]

超越特殊性：《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1844年至1848年的时间用于详细阐述他们的理论并写作长篇著作，与德国黑格尔主义者（《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均著于1845年）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哲学的贫困》，1846～1847年）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唯有第一本书是出版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们协助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个由德国流放人员组成的小团体，并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设有分支。组织的领导由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而多数成员来自手工艺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宣言》的文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联盟在1847年末至1848年初期间完成。最初于1848年3月在伦敦以德文形式发表，在发表之初对于1848年的革命未产生影响。 [89] 但是这篇文章却以洪音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市场制度和未来的观点。

《共产党宣言》中最为著名的两个词语是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从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 ，1841年）中汲取了“按需分配，各尽其能”，同时从路易·勃朗（Louis Blanc）那里吸收了“每个人应根据各自的才能生产，并根据各自的需求消费”的理念。 [90] 如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因为人类创造了资本主义，所以同样能够理性地和有意识地创造出替代制度，既可以保留资本主义所有的优势，也可以抛弃其核心的财产私有和市场竞争制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市场制度在个人私利的驱使下摧垮了所有在先前历史中形成的特征，包括世袭地位、民族和宗教。然而，这种解放的结果却是大多数人退化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盖了他们成为被市场力量役使的对象的真正命运。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使得个人对于自己时间和身体的控制力空前地减少了——这一主题即将成为《资本论》的核心旋律。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由市场造成的传统属性的瓦解是一个有益的发展趋势。它撕去了由宗教信仰和习俗力量所代表的幻象的面纱，让男人和女人们看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和技术使得解放人性得到实现的可能，即从自然和贫乏施加的约束中得到解放。

马克思认为，不证自明的是唯有资本所有者，即资产阶级，才可能从市场中获益。作为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是革命性的，并且改变了世界。马克思坚信——这一点也许是他最具影响力的洞察——资本主义不同于先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这里有一种不断变革的过程，一种永恒的革命。他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资本论》中是这样描述的：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变革，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 [91]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上的持续革命不仅仅是具有重要性的经济事实，它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持续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92]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不稳定的进程。通过对于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生产和消费主体的迅速而不可逆的改变，资本主义使传统思维方式变得无关紧要。因制度习惯的长期延续而形成的感情联系——这些正是保守分子，如伯克，最为珍视的部分——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创新所打破。根植于宗教、民族、社会地位、性别和职业的传统身份亦将被市场所消融。

马克思欢迎这样的前景。因为他认为所有这些身份的传统来源都是幻象系统，掩盖了人类生活的真相。真正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以及克服这种贫穷的需要。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资本家们或者更宽泛地称为“资产阶级”——才是问题。那些从资本主义身上一无所获的人——无产者——才是解决答案。换言之，答案就在于促使工人们看到他们从现存体制中是毫无收益的。当现存的统治精英们失去了源自传统、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合法性的时候，共产主义即将来到。当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他们就会认可他们真正的利益是作为工人而非其他。通过消灭资本主义，他们可以将人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利益将会是更广范围的人类的利益。唯有对于无产者的整个阶级来讲，私利才是合法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普遍利益。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将主要由经济现实的压力所导致，人们将会认识到除了作为无产者之外他们没有其他身份，同时作为无产者他们将从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无所获。但同时为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根源的思想家”——留有位置，这部分人已经“将他们自身上升到了从历史运动的整体来理论解释的高度”。 [93] 他们的历史角色可能就是向无产者证明无产阶级的苦难根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并且唯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结束自身的苦难。如果说马克思把自身利益即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普遍“社会阶层”，即黑格尔所说的公民服务，替换成了无产者概念的话，那么，他仍然保留了黑格尔的推论，即需要知识分子扮演普遍阶级辅导者的角色。

也许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协调个人与整体人性之间关系的制度的观点。对于黑格尔来说，将所有人和物直接等同对待的尝试是一种浪漫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家庭、职业协会、代表机构、民族、宗教和哲学在他对于人类幸福的构想中处于核心位置：满足来自认同个人特殊的角色，特殊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时会有超越这些利益的需要。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讲，恰恰相反，这些中间的和特殊的身份阻碍了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来源于清楚地认知到人类是同一种族且人类的利益是统一的。在他的成熟著作中没有关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讨论，因为他认为法律和政府只不过是对私人和特殊利益的保护，在共产主义的未来将被超越。 [94] 他所想象的世界将没有对犹太人的歧视，因为犹太主义会随同其他宗教的和集体的身份烟消云散。世界也将不再存在“犹太精神”，因为镌刻在犹太民族身上和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排他主义也将一同被消除。未来将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世界，不需要铸币。因为金钱——资本——是邪恶的，以钱生钱是非正义的。

从高利放贷到吸人膏血：资本

在1848年流产的德国革命中扮演了辅助性角色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逃亡海外，在英国度过了他们余生的大部分时光。恩格斯在其家族纺织公司的曼彻斯特分支——额尔曼和恩格斯（公司名：Ermen and Engels）——工作了二十年。部分依赖于恩格斯的经济支持，部分依赖于专栏写作收入，马克思将余生致力于通过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由他协助创办）把他的观点传播给全欧洲的工人阶级。他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重新组织他在1848年之前发展起来的思想观点——或者更准确地说，用新增的分析和数据支撑、加固他之前的论述。那些年的作品《资本论》，在他之前的思想上有所展开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资本论》中标题为“资本的总公式”的章节的主要论点为：资本是可以生钱的钱，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通过作为中间环节的买卖商品的商人或者买卖劳动力的工业主来实现。“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它们是行过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在这里资本不仅仅等同于犹太人，也同时沾染了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基督教定义在犹太民族身上的“恶臭”。 [95] 针对高利贷的传统偏见现在经过重新组合，成为在工业时代对于市场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用于刻画资本与劳动力关系（以及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一个常用形象是吸血鬼，即依赖活人的血肉而生存的死人。“垂死资本”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当中：人类对商品的贡献越大，垂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96] 在《工资、劳动和资本》（基于1847年12月的一系列演讲，并于1849年4月出版）中，他将工资描述为劳动力的金钱价格，“这种独特的商品就贮藏在人类的血肉之中”，并强调资本家“永远都不会需要新鲜的、可被剥削的血和肉”。 [97] （当列宁后来提及因为资本家是“吸血鬼”而必须予以消灭时，他只不过是在强调马克思的比喻。）

吸血鬼的概念又出现在《资本论》里面，在这里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劳动价值论。资本——过去通过剥削工人获得的金钱——被描述成“僵死的劳动”（dead labor）；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投资，而利润唯有通过剥削“活着的劳动”才可能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依赖死人抽取活人的血肉。“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那就是使自身增值，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98] 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常常引用吸血鬼、狼人 [99] 和人吃人之类的比喻。由于“对剩余劳动饥渴的贪婪” [100] ，资本家们不断地努力延长工人们辛苦劳动的时间，从而“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消耗自身生命过程的酵母来消耗”。 [101]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刻画成吸血鬼是不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比喻性解释？抑或劳动价值论只是将吸血鬼形象中的直观反应定格成专门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术语的尝试？当马克思初次接触劳动价值论时，他的反应是“终于找到啦！”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之后，马克思仍然坚持。 [102]

暂时还无法解释马克思何以会采纳劳动价值论作为其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他吸收并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他认定由钱生钱是非正义的。没有哪一位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像马克思一样给予劳动价值论如此大的权重。斯密在《国富论》中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理论，但是他认为这个理论仅适用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经济当中。在这样原始的经济中，劳动是生产中唯一稀缺的因子。 [103] 一代人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劳动是“所有事物交换价值的真正的基础”。但是，他真正关心的是在土地和工业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并且他仅将劳动价值论视为一个大概的价值估算，以方便解释他的理论模型。 [104] 在《国富论》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润理论，而在李嘉图那里有三四种。这是因为，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指出的那样，斯密与李嘉图“根本没有确切的利润理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问题”。 [105] 事实上，直到19世纪20年代，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不足之处才被英国经济学家证明，他们认为劳动的数量决定经济价值这一观念是霸道不合理的。 [106] 但对马克思而言，在他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时，就牢牢地抓住了劳动价值论，因为它可以将他关于人类创造力的哲学前提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解释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的那样，“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实际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的衡量标准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是产品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 [107] 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分析所依赖的最根本原理。

劳动价值论（和关于价值论中具有创造力个体的浪漫构思）是《资本论》的概念核心。为了丰富这一理论的内涵，马克思引用了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多数是由英国政府传教士和检察官创作，因其封面的颜色而被称作“蓝皮书”。但是，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前提成为他筛选理论素材的标准。

《资本论》的前提和特点就是市场中商品交换的价格可以由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坚信经济价值真正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商场上交换的商品）等同于用来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利润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结果：资本家出售商品所得部分与资本家支付工人用于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报酬的差额。根据马克思的推理，因为资本家出售商品的所得大于他支付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报酬，所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剥削”在马克思的用语中并非指雇主对于工人残酷地役使，而是他对于二者关系定义的一部分，如同“高利贷”并非指过高的利息，而是通过借贷产生利润的事实。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剥削”就等同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口中的正净投资（positive net investment）。 [108]

但是，当然，你会说除去劳动力成本外，雇主也需要其他的成本：他必须支付房租、机器、原材料和他借贷资金产生的利息。马克思承认这些，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由之前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提供的。“资本”——用于投资的货币——本身即是以往劳动的结果，通过未支付工人劳动的所有价值积累形成。正因它的来源是人类劳动，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凝固的劳动”或“僵死的劳动”。

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的拥有者不断尝试从工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首先，他们被尽可能长时间地用于劳动。当达到潜在工作日的极限时，工人被更高强度地使用。当这么做也不能保证参与激烈竞争的企业盈利时，资本家就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来更新生产资料，借助机器来提升工人的人均产量，同时也使得部分工人显得冗余。那些拥有最多可用资本的资本家企业可以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唯有它们可以生存下来，而那些资本不足的企业则将破产。这样资本和生产资料将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其他人则不得不加入日益壮大的“无产者”队伍中来。

因为资本家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资到机器设备上，所以流向劳动力的资本份额就变得越来越少。 [109] 但是根据劳动价值论，唯有工人的劳动才实际上产生价值。因此——通过减法可得出——伴随着资本家投到工人身上的资本比例越来越少，利润率必定下降。 [110] 这种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反过来会将利润率更低的企业推向破产，继而解雇工人，使工人失业。因为工人的供应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工资下降直至达到生存水平线，然后滑至水平线以下。随着工人失业和在职工人工资的不断下降，购买力的减弱导致消费能力下降，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贫穷和动荡将把工人推向革命。

在马克思对于生产机器化的效果分析中，他关于将人类劳动作为个人生活活动的前提是最有启发性的。他的焦点是与“工业革命”相关联的生产转变，即由无机能量——资源、水和蒸汽——驱动的机器所带来的一系列科技突破。因为这些机器可以用来替代和提升人类（和动物）的机体力量，经济学家主要认为它们是节省劳动的设备，而马克思则着重强调机器对人类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影响。

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机器生产是一种全新的经历。马克思指出，在手工艺品、手工作坊和非机器生产的工厂里，工人们使用工具。但是，身体运动的节奏和方向是由操作工具的工人自己决定的。但是，在机器生产过程中，运动的快慢和方向则是由机器说了算，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它非自然的节奏和动作：他变成机器的“活着的附属物”。 [111] 随着工作越发单调，劳动分工产生的心理代价也愈发巨大。 [112] 对机体力量需求的降低远没有使工作更加愉悦，而是将机器变成了“折磨的器具，因为机器没有将工人从工作中解放，而是剥夺了工作的所有内容”。

在其他方面，机器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一个工人一生所积累的使用工具的特殊技能往往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变得一文不值。因为他的技能变得无人购买，这位有技能的工人将不得不沦落至没有技能工人的最底层。 [113] 需要更少机体力量的机器的出现不仅降低了男性发达肌肉的经济价值，它也使得雇佣女性和儿童劳动成为可能。为了弥补不断下降的男性薪资水平，整个家庭不得不全部加入领薪劳动。 [114]

《资本论》中“工作日”一章就展现了资本的拥有者是如何通过强迫各种年龄的工人长时间劳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马克思引用蓝皮书中的证据指出，工厂主试图延长雇工的劳动时间，每天绞尽脑汁地从用餐和休息时间中挤出五分钟；日积月累，雇工就会被窃取上千个小时。窃取的并不仅仅是时间，还有工人阶级的体力和知识活力。他们被剥夺了青年时代应有的教育、休息、睡眠和成人阶段应受到的启发。在诺丁汉的蕾丝行业，马克思写道：“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凌晨2～4点钟就被从肮脏的床上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他们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就感到不寒而栗。” [115] 他引用1863年北斯塔福德郡的一位医生向某一政府委员会所做的证词：“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 [116] 《资本论》中充斥着大篇幅的从英国政府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节选出来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因过度劳作而生病和死亡。

如此多的证据被用来支持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具有剥削性质的。然而，事实上这些证据是被有选择地提取出来支持马克思的推论的。马克思引用的大多数证词来自政府的检察官们，他们的岗位职责要求他们呼吁重视那些滥用已经制定的和正在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工厂主。许多极端的例子来自非典型的工业，如关于诺丁汉蕾丝业的证人就断言：“这样的情形在王国的其他地方是不曾听说过的。”同时，提供很多证据的行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沿相距甚远，如来自资本并不密集的蕾丝制造业和面包烘焙行业，即使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些行业是古老的。 [117]

《资本论》描绘了一幅炽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代价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更像是刻意搜集并揭发丑事而非客观均衡的分析。 [118] 读者不可能从马克思的描绘中了解那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在1850年至1865年间实际薪资增长了17个百分点， [119] 以及全职工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实际上是在逐步减少的。 [120] 马克思发出警告，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期待的只能是更深的苦难，对与此警告相矛盾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则没有谈及。在《资本论》的最后，他预言（如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一样）资本主义竞争将导致所有权向越来越少的人身上集中。生产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将横扫全世界。“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将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的、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121] 其结果必将是导致私有财产所有制终结的革命。

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黯淡只能由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光明前景来驱散。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爆炸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潜力。劳动过程变得令人愉悦，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从而使得人类创造力自由兴盛。如同生产方式，人口的繁殖方式也在改变。在这方面，短期的后果是可怖的，然而长期前景却鼓舞人心。资本主义导致了传统家庭的瓦解，因为女人和儿童通常被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强迫加入生产大军中，但是这却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年轻人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形成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各种年龄的男女混杂在一起、集体工作，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122] 马克思暗示，其结果将是一个更加平等的家庭组织形式和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

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中，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放在了无以复加的重要位置。马克思一生中不断地补充和完善这一理论，持续地校订修改。在《资本论》里，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被“耸人听闻”地描述成“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背后的秘密”。 [123] 马克思希望说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能够最终解释价格这一商品交换中最常见的价值表现形式。他认为，价格是转换了的劳动价值，任何时间点的所有利润之和等同于剩余价值之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谓的“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马克思开始就一直在费尽心力地试图解释这一问题。 [124] 然而，因为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证明，劳动价值论也就不能够清楚地解释那个“秘密”。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十年内，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基础遭到了更为根本性的攻击。整个欧洲，参与“边际革命”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1871年发表，里昂·瓦尔拉（Léon Walras）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在1874年出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以劳动或者生产成本为标准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问题是一种误导。

马克思坚持将劳动价值论置于其资本主义分析的中心，对于那些认为劳动价值论缺乏说服力的批判者和无法理解这一理论的支持者， [125] 他不断改写这一理论以增强其可信度。然而，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始终未能完成，这并非由于时间，而是因为他无法找到挽救这一理论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悲观论断可以从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演绎得出。然而，他并不能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运行规律。马克思不得不在某一时间承认劳动价值论并不能解释他起初认为可以解释的现象——单个商品的价格变动——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市场的整体运动规律。然而，《资本论》中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商品市场价格整体运动的部分也从未使得马克思本人（或任何其他人）满意。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这两个章节修修补补了近二十年，却依然从未出版。这些内容最终由恩格斯编辑成《资本论》（第三卷）并出版。事实上，这一卷是从更多细节去阐述“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定律”，而这一定律在《资本论》（第一卷）定稿前就已经出现， [126] 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它的作者认识到这一定律并不那么有启发性。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已经由价格的劳动价值论转向了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而斯密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提过这一替代理论。 [127] 马克思的批评者们惊讶地发现通过生产成本来解释利润，马克思似乎转而支持他在几十年前反对的理论。 [128] 恩格斯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并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

这听起来具有讽刺意味，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所有内容都是在借助劳动价值论揭开资本主义的秘密。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有成百上千的论著。但事实却是，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因为这一理论的缺陷而遭到削弱。

马克思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前提也遭到实际经验的反驳。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观点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似乎是正确的，尤其在纺织业和炼铁业。但是在19世纪末，情形就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了，在专注于化工和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进步带来了技术相对成本的下降。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有理由相信投入科技中的资本部分相对于投入劳动力的部分（他称之为“资本的有机组成”）将会下降，利润因为“常规资本要素的不断贬值”将不会减少。恩格斯同样认识到在生产的新兴行业，如化工和冶金，机器成本随着科技进步而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上的相对花费并未减少。 [129]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这样的发展变化，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正视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宣言》里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

余波

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在马克思有生之年发生，在其逝世后三十年间也没有爆发。当它终于来临时，并没有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而是在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国度发生，主要是俄国和中国。革命并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的那样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先爆发，而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人口的影响最接近于德国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状态时出现，也正是在这个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的结论。即使如此，革命也只有在原有政治架构被外部战争削弱，并存在一个铁血的、善于利用历史机遇的革命骨干力量才能获得成功。

马克思期待中的革命没有在欧洲爆发的原因是马克思忽视了一些因素——有些甚至就摆在他的眼前。最重要的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资本主义体系改善工人阶级经济条件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在工业化最为发达的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世纪的每个十年当中几乎均以每年2%～2.5%的速度增长。 [130] 尽管关于英国工人生活水平在19世纪前半世纪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毫无疑问的是，生活状况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年代里的确是在提升；与1865年相比，生活水平在1895年提升了大约50%。 [131] 人的寿命也在延长：1800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六；190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四十七八。另外，也许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导致人们生育更多的子女。缓慢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是，生育率在下降，从19世纪30年代的每千人35个新生儿下降至19世纪末的30个，并在此之后继续下滑。 [132] 19世纪之初导致显著贫穷化的高生育率在世纪之末让位于生育率的降低，从而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同时促进了人均消费的增长。 [133]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覆盖的所有地区，这样的发展模式以不同的形式悄然发生。 [134]

这样，当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法否认的可怖一面时，他所关注的许多负面趋势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间正在扭转。他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生理退化的结论源于平均身高（生理健康的可测量指标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的下降，但是之后却又恢复了增长。 [135] 工作时间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确实是延长了。但是，随后全职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开始从1856年的65小时缩短至1873年的56小时；这一数值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 [136] 工作时长不仅变短了，因为政府健康和安全检查的缘故，工作环境也不再那么危险。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检查体系尚处于建立早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体系为马克思提供了许多可以选择使用的信息。 [137] 这一阶段，有能力执行检查任务的专门国民服务部门得以筹建起来， [138] 最终带来了不断提升的产业健康和安全标准。

政府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压力部分来自富裕和知识阶层的道德责任感，特别是源于宗教引发的社会良知——这一发展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 [139] 改革的动力同样来自行业协会的成长，他们为争取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并逐步参与政治选举。马克思鼓励工会组织发展成为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但他没有考虑到工会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功将会导致革命没有必要或不再是最佳选择。在19世纪末的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与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良知的影响，共同促成了化解失业和疾病威胁的政府强制保险计划的实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各处都引发了关注。在他们的故乡德国，影响最为强烈，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他们的理念作为本党的天然磁石。在快速工业化早期，当人们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寄居在简陋的棚居中，缺少城市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呼吸着工厂排放的污浊空气，为了微薄的工资长时间劳作时，马克思关于无产者改善生活的脚本对工人和对工人们困境感到同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人组织运动的胜利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工人阶级越发不愿意进行革命。

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他们是应该接受关于劳工组织和政治代表权的改革主义，并抛弃替换资本主义的希望？还是应该像列宁和卢卡奇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首要地位，并组建新的政党以将工人阶级引导至马克思所描述的革命目标？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那些受到污蔑的种族和宗教少数派）被马克思消除特殊主义的共产主义未来所吸引；其他一些人认为分工专业化压抑了创造力，于是响应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批判；还有部分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冷漠、孤立，也有些人不能容忍从小被灌输的博爱伦理与市场运行中的利己主义现实之间的鸿沟。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批判市场制度导致文化限制的唯一声音，也不是反对市侩统治的唯一知识分子。这些主题也同样是比他更年轻的英国同代人——马修·阿诺德——著作的核心内容，而阿诺德的分析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展开。

[1] 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vol.1，The Founders （New York，1978），p.181.

[2] 关于个人生平资讯，我大多依靠麦乐兰（David McLellan）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生平及思想》（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1973），同时也参照了康奴（Auguste Cornu）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恩格斯》（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Leben und Werk ），3 vols.（Berlin，1954）.还可参见：Jerrold Seigel，Marx’s Fate：The Shape of a Life （Princeton，N.J.，1978）. Frank E.Manuel，A Requiem for Karl Marx （Cambridge，Mass.，1995）。除非另有说明，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都是由苏维埃马列学院出版。

[3] Cornu，Karl Marx ，vol.1，p.53.

[4] Cornu，Karl Marx ，p.54，63n.

[5] See Jacob 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Anti-Semitism，1700-1933 （Cambridge，Mass.，1980），p.171.

[6] 关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参见：Hans Erich Bodecker，“Die ‘gebildeten Stande’ im spaten 18. und fruhen 19 . Jahrhundert：Zugehorigkeit und Abgrenzungen. Mentalitaten und Handlungspotentiale，” in Jurgen Kocka（ed.），Bildung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Teil IV：Politscher Einflu Und gesellschaftliche Formation （1989），pp.21-52，at pp.36-41。

[7] McLellan，Karl Marx ，p.15.

[8] McLellan，Karl Marx ，pp.18-23.

[9] Quoted in McLellan，Karl Marx ，p.33.

[10] Marx to Engels，April 30，1868，quoted in Manuel，Requiem ，p.101.

[11] Seigel，Marx’s Fate ，p.63.

[12] Quoted in McLellan，Karl Marx ，p.105.

[13] 马克思没有能力完成他的项目，这在Seigel的《马克思的命运》（Marx’s Fate ）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述。

[14] 关于马克思反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参见：John Gray，“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John Gray，Post-Liber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1993），p.256。

[15] McLellan，Karl Marx ，p.42-8.

[16] 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2 Band，1815-1845/49 （Munich，1987），p.266.

[17] Werner Conze，“Proletariat，Pobel，Pauperismus，” in Otto Brunner，Werner Conze，and Reinhart Kosellek（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vol.5，pp.27-68，pp.40，42.

[18] Quoted in Wehler，II，p.267.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无产阶级产生，关于来自保守主义的批评，参见：Werner Conze，“From ‘PobeL’ to ‘Proletariat’：The Socio-Historical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in Germany”（German original，1954），in Georg Iggers（ed.），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Leamington Spa，U.K.，1985），pp.49-80，at pp.58 ff。

[19] Wehler，II，p.289.

[20] Wehler，II，p.244；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 （New York，1997），pp.116-7.

[21] Wehler，II，pp.247-57.

[22] Jonathan Sperber，The European Revolutions，1848-1851 （Cambridge，1994），pp.23-4.

[23] Sperber，European Revolutions ，p.23.

[24] Wehler，II，p.21；and Charles Tilly，“Demographic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Proletariat，” in Charles Tilly，Roads from Past to Future （Lanham，Md.，1997），pp.293-383，at p.335.

[25] Wehler，II，pp.284-9.

[26] Engels，“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in MEGA I，3，pp.32-51，at pp.34-6.

[27] Engels，“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in MEGA I，3，p.51.

[28] Sperber，European Revolutions ，pp.105-7.

[29] Wehler，II，p.280.

[30] Sperber，European Revolutions ，p.83.

[31] Hegel，Philosophy of Right ，paragraph 261.

[32] Sperber，European Revolutions ，p.41.

[33] Marx，“Debatten u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MEGA I，1，p.224.

[34] Marx，“Debatten u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MEGA I，1，p.230.马克思是如此喜爱这一形象，以至于在《资本论》中再次引用：Kritik der politischen onomie Erster Band，Hamburg ，1872，chapter 8，“Der Arbeitstag，” MEGA II，6，p.289；Karl 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London，1976），p.400。

[35] Karl Marx，“Bemerkungen uber die neueste preu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Von einim Rheinlander，” February 1842；“Debatten uber Pres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andischen Verhandlungen”（May 5，1842），and the subsequent articles on press censorship in MEGA I，1，pp.99 ff.

[36] Marx，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Joseph O’Malley（Cambridge，1972），p.71.

[37] John C.Calhoun，Exposition and Protest （1828），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1948），p.81.

[38] Conze，“Proletariat，Pobel，Pauperismus，” pp.48-56.

[39] Norman Levine，“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and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8（1987），pp.431-50，p.443；and McLellan，Karl Marx，pp.107-7.

[40] David McLellan，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1977），p.22；on the work’s importance in Marx’s development，see also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loomington，Ind.，1983），pp.32，36-8.在其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此列为对其思想的重要影响之一（MEGA I，2，p.326）。

[41] Friedrich Engels，“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Moscow，1975），pp.418-43，p.418；“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konomie，” in MEGA I，3，pp.467-94，at p.467.

[42] Engels，“Outlines，” p.423；“Umrisse，” p.474.

[43] Engels，“Outlines，” p.432；“Umrisse，” p.483.

[44] Engels，“Outlines，” p.423；“Umrisse，” p.475.

[45] Engels，“Outlines，” p.430；“Umrisse，” p.481.

[46] Engels，“Outlines，” pp.434-5；“Umrisse，” p.485.

[47] Engels，“News from Prussia” The Northern Star ，June 29，1844，reprinted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Moscow，1975），pp.530-1.

[48] Engels，“Outlines，” p.441；“Umrisse，” p.491.

[49] Engels，“Outlines，” p.434；“Umrisse，” p.484.

[50] Engels，“Outlines，” p.435；“Umrisse，” p.485.

[51] Stefi Jersch-Wenzel，“Legal Status and Emancipation，” in Michael Meyer（ed.），German-Jewish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vol.2（New York，1997），p.31.

[52] Hegel，Philosophy of Right ，paragraph 270.

[53] Jersch-Wenzel，“Legal Status and Emancipation，” p.41；and the very useful discussion in Jacob 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Cambridge，Mass.，1986），chapter 12，“The German Liberals’ Image of the Jew.”

[54] Raphael Gross，Carl Schmitt und die Juden （Frankfurt，2000），pp.202-44.关于鲍威尔后续的反犹太文章，参见：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pp.214-8。

[55] 关于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文化中，将犹太人等同于个人主义的内容，参见：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from Kant to Wagner （Princeton，N.J.，1990），part 4。

[56] Bruno Bauer，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1843），translated by Helen Lederer as The Jewish Problem （Cincinnati，1958），and excerpted in Lawrence S.Stepelevich，The Young Hegelians：An Anthology （Cambridge，1983）；and Bruno Bauer，“Die Fahigkeit der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 frei zu werden，” in Georg Herwegh（ed.），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 （Zurich，1843），pp.56-71.

[57] Marx，“Zur Judenfrage，” MEGA I，2，pp.141-69，at p.147. See Lloyd D.Easton and Kurt H.Guddat，now in Lawrence H.Simon，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 （Indianapolis，Ind.，1994）.

[58] Marx，“Zur Judenfrage，” p.149.

[59] Marx，“Zur Judenfrage，” p.158.

[6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v. “huckster.”

[61] James F.Harris，The People Speak ！Anti-Semitism and Emancip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varia （Ann Arbor，Mich.，1994），p.24. See Friedrich Buchholz，Moses und Jesus：Ueber das intellektuelle und moralische Verhaeltnis der Juden und Christen （Berlin，1803），discussed in Steven E.Aschheim，“‘The Jew Within’：The Myth of ‘Judaization’ in Germany，” in his Culture and Catastrophe （New York，1996），pp.45-68，at p.48.

[62] Friedrich Kluge，Etymologisches W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17. Auflage（Berlin，1957），s.v. “schachern .”

[63] On Jewish peddlers and petty traders，see Jersch-Wenzel，“Legal Status and Emancipation，” pp.69-71，80.

[64] Engels，“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konomie，” in MEGA I，3，p.480，my translation.

[65] Marx，“Zur Judenfrage，” pp.164-5.

[66] “［I］n der jetzigen Gesellschaft finden wir das Wesen des heutigen Juden……nicht nur als Beschranktheit des Juden，sondern als die judische Beschranktheit der Gesellschaft.” Marx，“Zur Judenfrage，” p.169.

[67] Marx，“Zur Judenfrage，” p.167.

[68] Marx，“Zur Judenfrage，” p.168.

[69] Marx，“Zur Judenfrage，” p.166.

[70] See on this topic Aschheim，“The Myth of ‘Judaization’ in Germany.”

[71] “Ein Briefwechsel von 1843，” in MEGA I，2，p.479，translation in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1975），vol.3，p.141.

[72] Marx，“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 in MEGA I，2，pp.170-83，at p.180. English translation in Karl Marx，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 ed. O’Malley，p.140.

[73] Marx，“Zur Kritik，” p.182；Critique ，p.142.

[74] Marx，“Zur Kritik，” pp.181-3；Critique ，pp.140-2.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in Marx’s thought，see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vol.1，p.180.

[75] Friedrich Engels，“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in Marx-Engels-Werke （Berlin，1970），vol.2，pp.486-7. My translation.

[76] “［D］ie Aufgabe sei，dasJudentum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ie Unmenschlichkeit der heutigen Lebenspraxis，die im Geldsystem ihre Spitze erhalt，aufzuhebe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Heilige Familie，” in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erlin，1932），I，3，p.284. Italics in original.

[77] Marx，“Theorien uber den Mehrwert，” in Marx-Engels Werke （Berlin，1965），vol.26，part 1，p.364. “Nur war Mandeville naturlich unendlich kuhner und ehrlicher als die philisterhafen Apologeten der burgerlichen Gesellschaft.”

[78] Marx，“Theorien uber den Mehrwert，” in Marx-Engels Werke （Berlin，1965），vol.26，part III，p.525.

[79] Marx，“Comments on James Mill，” 1844，in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Moscow，1975），pp.211-28；pp.219-20，MEGA IV，2，pp.219-20.

[80] On the romantic origins of Marx’s conception of man，see Manuel，p.175；and M.A.Abrams，Natural Supernaturalism （New York，1971），pp.313-4 and passim.关于多面发展，参见：S.S.Pr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1976），pp.107-14；John E.Toews，“Introduction” to Toews（ed.），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oston，1999），pp.32-5。

[81] Adam Muller，“Die heutige Wissenschaft der Nationalokonomie kurz und fasslich dargestellt，” Ausgewte Abhandlungen ，ed. J.Baxa（Jena，1921），p.46；quoted in Shlomo Avineri，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1968），pp.55-6.

[82] Marx and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erlin，1962），vol.3，p.33；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in David McLellan（ed.），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 ，p.169。

[83]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written 1875，first published in 1891），in Robert C.Tucker（ed.），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ew York，1978），p.531.

[84] “We have shown that the worker sinks to the level of a commodity，the mostmiserable commodity；that the misery of the worker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power and volume of his production；that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competition i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a few hands and thus the recreation of monopoly in a more frightful form；and finally that... the entire society must disintegrate into two classes of proprietors and propertyless workers .” Marx，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Heft 1，MEGA I，2，p.363.

[85] Marx，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Heft 1 ，p.365.

[86] 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Heft 1，MEGA I，2，p.421.

[87] Manuel，Requiem ，p.24，On de Brosses’ work，see Frank E.Manuel，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 （Cambridge，Mass.，1959），pp.184-209. Kant also used “fetishism” to characterize the Catholic mass，see Imma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New York，1960），book 4，part 2，section 3.

[88] Kapital，Mega II，6，p.103；Capital ，p.165.

[89]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背景，参见：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dited with related documents and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E.Toews（Boston，1999）。

[90] Manuel，Requiem ，p.171.

[91] Kapital，MEGA II，6，pp.465-6；Capital ，pp.617-18.

[92]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Marx-Engels Werke （Berlin，1969），vol.4，p.465；my translation.

[93] “［E］in Teil der Bourgeoisideologen，welcher zum theoretischen Verstandnis der ganzen 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sich hinaufgearbeitet haben.” Marx and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p.472.

[94] 关于马克思政治和法律观念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参见：Blandine Kriegel，Sovereigns and Despots：A Case for the State （Princeton，N.J.，1997；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French edition of 1989），pp.133-43。

[95] “Der Kapitalist weis，das alle Waaren，wie lumpig sie immer aussehn oder wie schlecht sie immer riechen mogen，im Glauben und in der Wahrheit Geld，innerlich vernschnittne Juden sind，und zudem wunderthatige Mittel，um aus Geld mehr Geld zu machen.” Kapital，MEGA II，6，p.172，my translation.Cf. Capital ，vol.1，trans. Ben Fowkes，p.256.

[96] “Je grosser der menschliche Antheilan eine Waare，um so grosser der Gewinn des todten Capitals.”（MEGA I，2，pp.199 and 341.）

[97] Marx，“Wage-Labour and Capital，” in McLellan（ed.），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 ，pp.250，266，original in Marx and Engels，Werke ，41 vol.（Berlin，1956 ff），6，pp.397 ff.

[98] Capital （Fowkes translation），p.342，translation modified；MEGA II，6，pp.239-40.

[99] “Den Trieb nach Verlangerung des Arbeitstages，den Wehrwolfheishunger fur Mehrarbeit，” MEGA II，6，p.249.

[100] Capital （Fowkes translation），p.346，translation modified；MEGA II，6，p.243.

[101] Capital ，p.425；MEGA II，6，pp.309-10.

[102] 关于马克思丝毫没有从经济学角度去阐释劳动价值论，因此表现出分析上的不足之处，参见：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New York，1950），pp.22-8。

[103]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2 vols.（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Adam Smith，Oxford，1976），II.ii. See the analysis of Andrew Skinner，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p.364 ff，and especially Joseph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1954），pp.590 ff.

[104] 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4th edition（Cambridge，1985），pp.92-3.

[105]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648. For a similar conclusion see Samuel Hollander，“Sraffa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icardo：The Marxian Dimens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2，no.2（2000），pp.187-232.

[106] Schumpeter，History ，p.599，486-7；and Anthony Brewer，“A Minor Post-Ricardian？Marx as an Economis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7，no.1（1995），pp.111-45，at p.116.

[107] Marx，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1963），pp.49，43，quoted in Siegel，Marx’s Fate p.296.

[108] Blaug，Economic Theory ，p.242.

[109] Kapital，MEGA II，6，p.433；Capital ，p.578.

[110] Kapital，MEGA II，6，p.433；Capital ，vol.1，p.578；and Capital ，vol.3，passim.

[111] Kapital，MEGA II，6，pp.463，410 ff；Capital ，pp.614，548 ff.

[112] Kapital，MEGA II，6，pp.410 ff；Capital ，pp.548 ff.

[113] Kapital，MEGA II，6，pp.411，416；Capital ，pp.549，557.

[114] Kapital，MEGA II，6，pp.384 ff；Capital ，pp.517 ff.

[115] Kapital，MEGA II，6，pp.249 ff；Capital ，pp.353 ff.

[116] Kapital，MEGA II，6，p.250；Capital ，p.355.

[117] Kapital，MEGA II，6，p.254；Capital ，p.358.

[118] 正如布劳格（Mark Blaug）在《经济学理论》（Economic Theory ，p.271）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资本论》中引用的统计和历史数据并不是为了验证结论的正确与否，而是为了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幅生动画卷……通过富有特色的陈述方式，它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引导人们相信其所描述的景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由这一制度的特殊性质产生，而且只要在这一制度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相似的境况”。

[119] The figure is from Asa Briggs，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1783-1867：The Age of Improvement （New York，1965），p.403.

[120] K.Theodore Hoppen，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1846-1886 （Oxford，1998），p.82.

[121] Kapital，MEGA II，6，p.682；Capital ，p.929.

[122] Kapital，MEGA II，6，pp.467-8；Capital ，pp.620-1.

[123] Marx，Das Kapital ，Hamburg，1872 edition，in MEGA II，6，p.106，my translation；Capital ，vol.1，trans. Ben Fowkes，p.168.

[124] See E.K.Hunt and Mary Glick，“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The New Palgrave .

[125] See the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schen onomie，Erster Band，Hamburg 1872，MEGA II，vol.6（Berlin，1987），p.20.

[126] Shalom Groll and Ze’ev Orzech，“Technical Progress and Values in Marx’s Theory of the Decline in the Rate of Profit：An Exegetical Approac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9，no.4（1987），pp.591-613；and the same authors’ “From Marx to the Okishio Theorem：A Genealog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1，no.2（1989），pp.253-72.

[127] Engels in Neue Zeit ，1895 ［“Supplement and Addendum” to Capital ，vol.3，trans. David Fernbach（London，1981）］，p.1045.

[128] 对此的一些当代讨论，参见：Eugen von Bohm-Bawerk，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trans. Paul Sweezy（New York，1949；German original 1896），pp.31-2。

[129] See on this Blaug，Economic Theory ，p.250，and Seigel，Marx’s Fate ，p.344.

[130] See the chart in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278.

[131]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78.

[132]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p.86-7.

[133] 关于马克思对于人口统计学的探讨，参见：William Petersen，“Marxism and the Population Question：Theory and Practice，” in 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 M.Winter（eds.），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Cambridge，1988），pp.77-101。

[134] For an overview see Susan Cott Watkins，“The Fertility Transition：Europe and the Third World Compared，” Sociological Forum ，vol.2，no.4（1987），pp.645-71.

[135]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89.

[136]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p.81-2.

[137] 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p.95，109.

[138] 关于1855年和1870年的国内政府服务的创新，参见：Gillian Sutherland，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Century Government （London，1972）；Hoppen，Mid-Victorian Generation ，pp.111-2；同时参见本书下一章节关于阿诺德的内容。

[139] Peter Marsh，“Conscience and Conduct of Govern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Peter Marsh（ed.），The Conscience of the Victorian State （Syracuse，N.Y.，1979）.

第八章 马修·阿诺德：切断庸俗主义者的贸易依赖

马修·阿诺德（1822～1888年）同马克思一样，也在努力使这个世界不变得太“庸俗”，这个说法他们都是引自德国诗人及文化评论家海因里希·海涅。在阿诺德和马克思看来，对勤勤恳恳、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来说，“庸俗主义”是一种蔑称，而且会日渐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主要论调。虽然他们使用同一术语来描述这一弊病，但是在鉴别起因和提供的解救措施方面却大相径庭。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在马克思看来，解决办法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即庸俗文化的经济基础。而阿诺德的看法却大大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就是最实在的，没有更可行的经济形式可以替代。只是他担心中产阶级锱铢必较的精神特征会延伸到文化和政治领域。对此他的解决方法不是消除商业贸易，而是通过政府、出版社和教育机构，使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从而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阿诺德代表并塑造了一种社会角色，我们称之为“品味挑剔但不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

如今阿诺德对中产阶级庸俗主义的批评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已经不太在意它是如何的大胆勇敢。因为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正是人们狂热追求进步的巅峰时期。如前所述，关于物质上会越来越丰富的假想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在19世纪中叶，英国在工业和经济上的霸权地位无可匹敌，工业化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英国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钢铁。仅仅数十年间，就修建了5000多英里的铁路，大大缩短了从首都至各郡县的时间，伦敦至牛津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各城市之间的交通状况也同样大大改善。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标志到处都是，最为醒目的要数水晶宫。它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展馆，是一座由钢筋和玻璃建成的巨大温室。一张由3300根圆柱和2300根大梁建成的巨网，支撑着将近百万英尺的玻璃，多亏了配件制造的工业奇迹，这些材料仅仅用了17周就全部组装完毕。这次展会及展馆让人们更加明显实在地看到了国家的发展进步。一位主要赞助者亨利·科尔（Henry Cole）吹嘘道：“1851年万国博览会上各国工业品的展览，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工业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记录上没有任何一次事件可以与之匹敌。”他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英伦民众的想法，不是政府的或强制性的产物。“一位伟人把所有的文明国家邀请到这一盛会上来，相互比较人类的技术产品。它完全依靠私人赞助开展，自给自足，无须缴纳税款，无须雇佣奴隶，而在古代伟大的工程中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万国博览会的官方领导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君阿尔伯特亲王，科尔称赞道：“亲王智慧超群、礼贤下士、精明睿智，不仅有大将风范，还有实干精神，是企业家的先锋，最终带领群雄取得胜利。”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水晶宫反映了时代风貌：“它是英国实用主义风范和实用主义潮流的美学巅峰之作。” [1]

阿诺德的工作就是限定这种实用性范围。在阐释他的庸俗主义批评观的形成，以及他对解决在物质极大丰富时精神却日趋枯竭问题的看法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亲历的社会制度。

生活在庸俗主义者和希伯来思想家之间

阿诺德生于1822年，比马克思小四岁。1869年，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不久， [2] 他发表了最重要的文化评论作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马修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是拉格比公学的校长，该校是一所办学方式新奇独特、影响深远的教育机构，旨在培养能心怀基督徒精神来统治国家的绅士。他还是广教派（Broad Church）的领导人物，其教旨在于既要保持原有的英国国教，也要增加其包容性。马修·阿诺德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方式更为世俗化。他从文人学者那里寻求精神指南和鼓励，而这些是传教士所无法传递的。

1841年马修去牛津上学，通过选拔考试他拿到了贝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这是中产阶级的典范——通过优秀成绩而不断提高自己。同年，托马斯·阿诺德被指派担任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但在就任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贝利奥尔的大部分课程是希腊和拉丁古典哲学和文学，这成为阿诺德（马克思亦是）日后源源不断的资源库。同贝利奥尔学院之间的纽带，不仅是阿诺德职业生涯的核心，而且在其宏伟的智力工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该项工程旨在改革历史名校，并提升它对政府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还包括参照拉格比公学的形象重塑牛津，继而重塑庸俗主义国家。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晋升制度让家境贫寒却青春洋溢的埃德蒙·伯克得到了贵族政治家的青睐，而今该制度同样适用于阿诺德。24岁时，他做了伟大的辉格党地主、资深国会议员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的私人秘书，这位勋爵竟然听过伯克在国会做的演讲。兰斯多恩还是教育部委员会的理事长。

伯克靠写散文出名，阿诺德却靠写诗。因他颇具诗歌天赋，最终成为诗歌教授。1857年，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诗歌教授，这样一做就是差不多十年。教师生涯里他每年仅仅讲三次公开课，酬劳少得可怜。虽说名誉上是教授，但诗歌这碗饭，并不足以养家糊口。加上结婚生子的压力，阿诺德28岁时，成了女王陛下的学校督查员。考虑到这样一来自己读书写作的时间将大大减少，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是很满意，但他还是干了将近三十五年。这份工作的确耗时耗力，不过阿诺德精力很旺盛。在那三十五年中，他笔耕不辍，写了许多散文和书评，合编成11部厚厚的散文集，写作范围从文学评论到社会政治分析都有涉猎，还包括约两本书厚的教育改革文章，和约三本书厚的宗教作品。 [3]

阿诺德时代的英国还不像普鲁士，并未建立国家教育体系，全民教育的概念更是几乎无人知晓。直到约一百年后，亚当·斯密才提出这个说法，作为应对市场负面效应的措施。具体就是依照大陆模式，建立一套统一综合的学校体制，然而传统的贵族反对中央集权政府，再加上非国教反对派一直对公立学校持怀疑态度，担心国立教育会给学生灌输圣公会的信条，因此建立该体制障碍重重。最终，学校都被设在教会和慈善机构下。但从19世纪40年代起，学校开始接受少量的政府津贴，反过来政府会派遣巡查员监督学校的办学质量，大家逐渐接受了这样的办学方法。为了平等对待不同宗教，巡查员也分门别类，各自审查圣公会学校、天主教学校和反对派新教学校。阿诺德的职责就是审查新教学校。所谓新教派是由拒绝参加英国国教的人成立的教派，也称非国教徒或反对派教徒。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贵格会、长老会、公理会、一神论派和浸信会的成员，成了工商业领导的核心力量。英国的社会结构就像三明治，圣公会占据顶层（包括贵族绅士）和底层，反对派在中间，且数目不断增加。（遁道宗教徒，最初属于圣公会，但在阿诺德时期成为独立的教派，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仅次于反对派的阶层）。反对派教徒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不仅得不到政府和贵族赞助，还被著名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陆军和海军拒之门外，因此转而从商做实业。在生活中，他们重视努力工作、实用性教育、节制和高尚行为。 [4] 马克斯·韦伯指出，这些清教徒后裔所谆谆教诲的品格，有利于促进经济进步，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他们的个人经历使其不再相信政府的能力，反对派教徒因而构成了倡导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要选民，也正是从这里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自由主义领导人，如约翰·布莱特。尽管政府高层的职位仍然在贵族阶级如兰斯多恩的掌控中，但到19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已逐渐在制定国家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中产阶级低一级的社会阶层是工人阶级，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几乎都是文盲。

阿诺德担任巡查员这一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中产阶级的教育机构，还能造访4岁至13岁儿童上的学校，这些学校位于英国的工业发达地区，如伯明翰。所见所闻经常让他瞠目结舌。而正是因为亲身体会了中产阶级的大本营，他的中产阶级文化政治批判理论才初见雏形。

阿诺德的评论

学校督察工作促使他写出了第一篇社会评论散文《民主》，最初于1861年作为其报告作品《法国的普及教育》（The Popular Education of France ）一书的序言发表。他惋惜地说，中产阶级在物资上富足、在政治上自由，这样的成就不免使其沾沾自喜，最终成为他们自我提升路上的绊脚石。中产阶级在思想上崇尚勤劳和自由，唯一缺乏的就是“文化”和“观念”。“没有人比我更加尊重他们（中产阶级），”他这样写道，“但是最尊重他们的人，最相信他们能力的人，也只能给他们提点建议；告诉他们在哪方面不足，以及这些不加弥补的不足会如何在将来产生危害。除了这些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5] 随着中产阶级影响力的提高，他担心这些商业化的中产阶级因为“观念低俗、文化缺失”会使整个国家的情况“恶化”。追求民主是这个阶级普通大众典型的最高理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呼应，阿诺德提醒读者“民主的困难在于如何寻找并坚持这个最高理想”。 [6] 随着英国的选举范围逐渐扩大，形式更加民主，阿诺德担心工人阶级会步中产阶级的后尘，拥护低俗的文化理想，而且在理念上受到诸般限制。

阿诺德同马克思一样，对后者所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密集状态”非常反感。阿诺德和马克思都从海涅那里找到一个辩论术语，可以充分体现海涅所说的“纯正的英国式狭隘”。这个词就是“庸俗主义”，暗含了“一种强烈、顽固、落后地反对上帝之选民、光明之子”的民族气质。“我们的英文中没有这种表达，”阿诺德诙谐地说，“或许没有这种词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太多了。我想在索利（Soli）没有人会谈论语法错误；而在这儿，在歌利亚的总部，也没有人会谈论庸俗主义。” [7]

同庸俗主义势力的第一次公开辩论发生在1862年，可以说是在他的主场：学校。罗伯特·罗尔（Robert Lowe）——一名自由党议员，同时也是阿诺德在教育部的政治上级——基于“按成果付酬”，提议修改政府赞助学校的方法。这套方案成立的前提是“在国民教育中国家的责任是……尽可能达到阅读和写作的最大数量，在算数上也要尽可能达到最大数字”。 [8] 为学校提供资金的基础是学生“3R”成绩。每所学校每年都要派一名巡查员访学，他将测验每个学生的英语和数学能力。每个学生如果无法出席或是无法正确回答问题，政府对学校的赞助就会削减一点。罗尔改革的本意一部分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最重要的是，让学校经费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对学生最基础的实践技能的测验结果，这样将酬劳同绩效挂钩，使得教育符合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9]

或许是出于勇敢，或许是不怕出丑，阿诺德向他的政治上级发起了一次公开的抨击。他在一本主流杂志上发表了名为《两次修正法》（The Twice-Revised Code）的文章，并给每位议会成员发放了一份。他批评了罗尔方案中狭隘又机械的教育理念。他指出，渊博睿智的阅读能力主要不是来源于狭隘规范的阅读课程，而是更为广泛的培养教化，如从家庭获取，或者若没有家庭教育，学校环境也可以激发学生对阅读的渴望。因此，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广泛的智力培育”，没有它就无法提升读写技能。 [10] 政府辛苦资助的只是最基础的教育，而不是去回应“下层阶级提升自我的强烈愿望”。 [11] 由于每年进行测验时，许多贫困生缺席或者测验不合格，因而他预计改革提案的实际效用只会是减少对学校贫困生的资助。他总结道，大众教育将成为“经济赞助机构不惜一切代价”的牺牲品。 [12] 阿诺德的观点是市场原则并不适用于教育领域。最终在同庸俗主义代表的辩论中，阿诺德取得了局部胜利：按绩效赞助的原则被写进了新的立法中，但仅限于拨给各校的一部分款项。 [13]

在阿诺德看来，教育不只是传递信息或学习基本的阅读交流技巧，教育应该是启迪教化的媒介。 [14] 阿诺德视察学校时，经常会发现学生被灌输以堆积成山的客观事实和演算方法，却丧失了分析能力，更无法理解复杂的文章或诗歌。他们学到的不是推理分析而是死记硬背。 [15] 在采用“按绩效赞助”方案之前，尤其是在方案实施之后，他批评这种教育方式。他认为，“其毫无章法，毫无人性……管理者认为富有价值的成果，事实上是很机械的”，完全没有考虑对学生品味和情感的培养。 [16]

与庸俗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帝之选民”，它指的不是耶稣也不是反对派教徒，阿诺德指的是“希伯来思想家”，因为他们的道德准则非常严格。在阿诺德看来，“上帝之选民”是指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为“文化”努力奋斗，为“评论”身体力行。这些术语他几乎交换着使用。在1864年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当下评论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中，他将评论定义为“一种公正无私的努力，旨在学习传播世界上最好、最有名的思想”。 [17] 虽然阿诺德非常崇拜埃德蒙·伯克，因为他推动知识分子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贡献无人能及，但是阿诺德认为英国人对伯克的理性主义怀疑论过于认真。伯克认为在努力以直接途径实现理想时，理性思维可能会跨越界限，英国人把伯克的观点机械地教条化，还将其适度性的理念转化为广义上对思想观点和知识分子的怀疑。结果就是英国人表现得似乎“实践是无所不能的，而思想自由则一无是处”。 [18] 阿诺德认为，功利实用的精神曾经在市场活动和工业生产中大显神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现在却成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高尚理想的障碍。因此，当代评论的功用就是“避免人类陷入落后和庸俗的自我满足，使其思考优秀的思想、纯粹的美好和事物的合理性，从而引领人类走向完美”。 [19]

然而，阿诺德暗示说，财富的积累可能为更高层次的理想打好基础，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舒适可能会引起人们对精神内容的需求：

尽管激昂的物质进步为我们带来了引人入胜又惨不忍睹的巨大影响，可在我看来有些事实是无可辩驳的：这样的进步可能会导致精神生活成为一种（可见的）幽灵，虽然尚不确定；对人类而言，当生活过得极度舒适，还未决定下一步该怎么放纵自己时，他们可能会开始记起自己是有思想的，而且自己的思想可能是让自己最快乐的源头。我同意在目前，主要是由于拥有信念的特权，我们才能将这一目标同建造铁路、经营贸易和创造财富区分开来。但是如果像别处那样，信念不再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大家会看到我的预言都将实现。在我们的理念中，舒适生活、旅游出行和无拘自由是要尽可能继续保持的。而所有这些事物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同我们固有的理念一步一步更加自由地交涉、一点一点地劝诱，最终渐渐深入这些理念的真正本质。 [20]

这篇文章发表后，阿诺德的读者群进一步扩大。他的书在铁路的书报亭都有销售，他的观点被各大报纸激烈争论，报纸的读者包括银行职员、律师、国会议员、商人等。 [21] 在当时的主流杂志上，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辩论战。

《我的同胞》（My Countryman，1866年）又一次将阿诺德推至风口浪尖，该文章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响。通过用一种异域旁观者的英伦腔的方式，他提出了是什么产生让现代人满意的生活的问题，并列举道：

对工业、商业和财富之爱的渐增，对思想之爱的渐增和对美好事物之爱的渐增。在现代生活中，这三项中你们中产阶级除了第一个之外，对其他两项没有任何概念。他们对工业、商业和财富的敬爱之情的确是无以复加的……但是就没有其他的理念吗？……你们中产阶级的最初教育是来自你们国家最差的学校……一个人精神的健康程度和容量是通过其享乐多少反映出来的，我们承认，你们中产阶级可以在商业中找到乐趣，并且同商业和谐相处，最终赚取钞票。但是，之后呢？你们中产阶级沉浸在商业中，除了宗教似乎对其他任何刺激都麻木不仁；而那宗教也是狭隘、愚蠢、令人作呕的……简直难以想象会有更加荒谬、更加沉闷、更加不惹人羡慕的生活了？ [22]

阿诺德的作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源自他的一次题为“文化和其敌人”的讲座。他于1867年在哈佛大学举行了该讲座，并于一个月后被发表在《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 ）上。该文章呼吁大家关注阿诺德所称的“文化”（和其载体），在其中他还将文化同市场、文化同其中产阶级爱好者进行了强烈对比。

对阿诺德来说，“文化”所代表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世界中思想的运用。它是“通过了解所有我们最关心的事物、世界上最完美的思想和说法，从而达到圆满的结局；通过这样的认知，在我们固有的理念和习惯上，开拓出大量全新而自由的思想。对于那些固有的理念和习惯，我们现在仍然坚定而机械地固守着，想象着只要心意坚定，就是一种美德，就能弥补机械主义的不足，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是徒劳无功的”。 [23] 它将通晓事物的“科学式热情”同“单纯做好事情的热情”等同看待。

这意味着关注个人的文化和精神发展，关注阿诺德所说的“本质”，即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化物质文明”相对的概念。在被劳动分工定性的社会，文化和专业化是相对的，专业化即“我们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于某个特定追求”。在一个竞争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就意味着培养同情心和“公正无私”——对真理的公正探求。文化不仅意味着自我发展，也包含着利他成分，要求追求“普遍的完善，我们社会所有部分的发展”。 [24] 因此，文化是“努力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努力接近宇宙秩序方面的知识——或许在世人看来是有意为之，能够同其和平相处那是人类的福分，与其背道而驰那就是人类的痛苦——简而言之，就是要参透上帝的旨意”。 [25] 至少阿诺德这样定义，文化事业的本质就是其民主化趋势，“让目前世界每个角落的所知所想都是最好的”。 [26]

阿诺德不止一次惋惜地说道，英国中产阶级的文化过于关注“机械”，这里的“机械”指的不仅是机械设备。 [27] “机械”一词含有多种意思。阿诺德抱怨的是社会中各式工具与日俱增，男人和女人都丧失了目标，而这些工具的存在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他们把工具的积累错当成人生的目标，把物质财富的增加错误地等同于精神财富的提升。他们把政治自由本身当作商品，而不去关注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把“机械”等同于进步，从而获得满足感。（同马克思类似，阿诺德也将这种对工具的狂热崇拜而失去目标的行为称为“恋物癖”。 [28] ）相比之下，文化则意味着服从于对自身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源自对事实和应是之间的区别认识，是改善个人和集体的开端。

阿诺德既没有贬低政治自由，也没有轻视物质富足。他很感谢英国的政治制度，他写的文章从未因为政治制度而抨击市场原则。他反对的是将自由放在道德评价的末端和将促进市场发展的自由贸易、勤奋和自私自利等原则运用到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假说。

阿诺德分析，大多数英国人缺乏的是一种意识，即相比于免受政府干扰，人们更多的是需要集体生活中的自由，“做自己想做之事”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他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区别对待武断选择和理性选择的重新阐释，不过方式较为简洁。在英国式自由的自满言辞中，失去了一个理念，即重要的不仅是选择的可能性，而且是实际上做出的选择。迷失也是一种以理智和反省的方式来度过人生的愿望。 [29] 阿诺德辩论称，那些以反对国教中的条条框框而引以为豪的人，其思维习惯最终导致中产阶级思想落后，最终自己竟成了那些条条框框。当局强调个人主义自由，重视不同意见，使人们从原则上痛恨权威——不仅痛恨权威机构，还痛恨权威人物提出的“正当理由”，即在原则上表明人们应该选择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的理由。

阿诺德辩称，因为在英国民众看来，自由和自力更生是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很少考虑国家利益，极少承担公民义务。对大部分民众来说，国家应该为大众利益而不是某些控制政府的团体利益服务的观点依然是陌生的。 [30] 阿诺德认为，这样的结局危险且不幸。

说它危险是因为最终唯一可以强制性保持秩序的机构失去了合法性。直到当时，阿诺德仍坚持认为，政府合法存在的前提是服从贵族和君王的统治。但是现在，这种从属关系被逐渐弱化。没有对政府的尊重，无法无天的状态就会来临。他曾这样写道：“随着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和习惯逐渐消失，我们就会陷入无政府的危险状态。” [31] 他援引了一个近期事件来说明无政府状态的征兆。在伦敦，一大群人集合起来反对政府政策，要求给予工人阶级更多的选举权，他们拆毁海德公园的栏杆，任意践踏花坛。军队也被派来协助警察，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上千人集结于公园。尽管公共财产损害并不严重，但这个事件还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暴民暴动的邪灵。阿诺德认为它反映了“英国民众内心深藏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他辩称说，自由人士极为重视的自由，以及政府不加干涉、让人们自行其是的这种自由（美国人对这种评论的反应是“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成了考虑需要共享权威的阻碍。他提醒说，共享权威意识体现在国家的各个层面，它已经不仅仅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若没有对其发展性的认识，海德公园暴动可能将预示着更大的社会动荡。

不幸的是，英国民众很少意识到政府有能力为大众利益服务却一直未履行该职能，而市场或志愿活动又无法实现这一职能。在这些职能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但是现状却不免令人担忧，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对市场供求理论过度依赖。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几乎都不会超过小学阶段。中产阶级的孩子接受的教育中虽然包括中学教育，但阿诺德认为其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包括所授科目种类受限、学生在课堂上思维狭隘。在这里，市场规律完全不发挥作用。阿诺德建议：

普通大众知道如何分辨好黄油和坏黄油，分辨腐肉和鲜肉，或许我们根据供求理论可以获得上好的鲜肉和黄油。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分辨教学和培训质量的优劣；他们不知道在教育实践中，他们到底应该需要什么，因此根据这些所谓的需要，根本不能为我们提供恰当的供给。即使他们知道自己应该需要什么，他们也无法证明这种需求确实得到了满足。因而，必须有保证措施。

政府可以通过拨款资助，以及强有力的政府巡查来保证教学质量。 [32]

依据阿诺德的观点，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该观点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并假设有时候人们也会为公共利益而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个人或阶级的自我利益。但是他声称，“完美个人”的行动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活动和利他主义激励因素，而这样的思想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33]

在分析中，他将人类分为四类，还给每类起了一个幽默的名字：野蛮人、大众、俗人和外星人。野蛮人指的是贵族，他们拥有特定的风格，默不作声。但是在现代社会，思想激烈交锋是很重要的（此处与黑格尔观点相呼应），但是英国的贵族生来就不认可这种观点；事实上，他们默不作声的“源头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 [34] 因此，贵族领导的时代稍纵即逝。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普通大众因为物质匮乏、生活窘迫，无法接触到“最好的思想认识”，因此想得最多的就是不工作的时光，再者就是喝酒“找乐子”的场所。尽管民主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权力将逐渐转移到他们手中，但是若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来使用权力，他们似乎并不是恰当的人选。阿诺德担心他们会接受中产阶级狭隘的眼界和思维习惯。

真正行使权力的是中产阶级（此处，马克思和阿诺德的观点一致），商业化和工业化促使其进一步崛起。阿诺德的理论集中针对中产阶级，因为该阶级无论评价好坏，都在当时的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他将中产阶级成员称为庸俗主义者。他们“这群人坚信人类要想流芳百世和福祉绵延，就需要靠财富来证明；这群人穷其一生，绞尽脑汁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人获取财富是为了什么？

看看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举止和话语语调；再仔细看看他们；观察他们阅读的文学、娱乐的方式、口中的语句和头脑中的知识；还会有人因为想要那么多的财富，而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35]

阿诺德承认，宗教使他们能够克服自身低俗的本能，坚持让其引以为豪的人性道德。但在阿诺德看来，却也有些夸张到自我陶醉的程度。 [36] 他认为宗教和经济生活，都在被一只无形之手——狭隘的思想——操控。他们的双重目标是在赚取钞票的同时拯救灵魂。他们对“宗教性商业”的“狭隘而机械的”认知——基于避免犯下罪行和从文学角度对圣经、天堂和地狱的理解——导致了他们对“世俗商业”的“狭隘而机械的”认知。 [37]

阿诺德暗示，在宗教和经济的基本原理中有一种选择性亲和力。自由主义人士把经济学中的定理机械地运用到实际中。他们把自由贸易当作偶像来崇拜，仅仅当作目的本身，而不去问问自由贸易和个人幸福、国民福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38] 政策促进了人口和财富增长，这时他们很少停下来，去问问财富和人口增长的目的或者是否还需要继续增长。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有益效应和商业扩张的盲目崇拜，使得政府任何形式的计划和干涉都变成异端邪说。 [39] 相比之下，阿诺德建议：“如果我们中间没有这么多的穷人，如果我们多抽出时间，用某种方式使穷人和商人能够调整自身而彼此适应，而不是机械盲目地增加其各自的数目，那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就会更加和谐融洽……”他写道：“事实上，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们对自由贸易的追捧非常机械化。”“我们认定某个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定创造财富，以及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产品、人口和商业额的增加，是必须之事或目标。然后，我们就机械地不断追求……而忽视了它同整个可知的自然法则和完善人类境况的关系。我们把它当作不同价值观的部分零件，但是这些价值观同可知的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动的——而这才是我们认定之物的本来面目。” [40]

阿诺德声称，清教徒后裔的神学体系草率且思虑不周，阻碍家庭通过规划生育来提高生活质量。城郊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拯救他们的根本方法不仅仅是通晓圣经戒律。他们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家庭人数，从而“给其精神生活和发展一个公平的机会！”在那些“无知的希伯来语”地区，人们仍然认为，孩子越多就会越幸福。阿诺德决心告诉这些穷人：“人类的孩子并不真的是上帝赐予的，墙上的图画或马厩中的小马驹也不是上帝赐予的；如果父母把孩子带到人世间，却没有条件让孩子和自己生活得体体面面，或至少是平平安安的，甚至根本就无力抚养孩子……这绝对不会是上帝的旨意或实践自然界最简明的规律。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是与理性相悖的行为，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做法。这同人类拥有马匹、马车或图画是一个道理，如果他没有钱支付或者想要更多却没有能力承担……” [41] 此处，阿诺德认为对成本和收益更加精细的估量有益于人类福祉。

如果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不适合操控国家财运，那国家财运将留给谁来操控呢？阿诺德的答案是外星人。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却互不相干，因为他们超越了其原始阶级的思维界限。阿诺德把他们定性为来自各个阶层之人，从本性上有“对最完美自我的好奇，喜爱从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事物，把自己从机械中解放出来，只是简单地从理性和上帝意愿两方面考虑自我，并尽最大努力让其取胜。总之，他们就是追求完美”。这种“倾向”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所接受的激励因素。外星人自身的目标即是传播文化，旨在反对“将阶级生活无以制衡的主导地位作为普通人对自己的定位”，并“破坏人类对机械的崇拜”。 [42]

知识分子的任务

阿诺德的言论所代表的既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阶层，也是一个他努力创造的阶层。不过，在我们意识到这个之前，他的批评论和文化论，听起来有点无根无据。引用一个比较陌生的说法来形容他，即他是知识分子界的一位思想家，他试图给知识分子灌输集体意识，并代表他们提出其共同的主张。

阿诺德也是知识分子精英人物中的一员，虽然他十分挑剔，却并未受到精英权力层的排挤。尽管他们物质上并不富裕，但至少在部分商界精英中还是很受欢迎的。阿诺德整体规划依据的假定是一部分政界和商界精英对他宣扬的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对此他自己的经历可以证明。在他的朋友中有路易莎·德·罗斯柴尔德，她是那个伟大的银行家族中伦敦分行行长的妻子。1858年他们第一次碰面，那时阿诺德正在巡视一所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地产上的学校。他们之间建立起一段友情，并一直延续到终老。 [43] 在阿诺德晚年时，他还和安德鲁·卡内基成为好朋友，卡内基从苏格兰丹弗姆林（Dunfermline）的一个小庄园主一跃变为匹兹堡的钢铁大王，成为世界财富巨头之一。卡内基虔诚地相信阿诺德理想中文化的教化作用。为了在美国传播这种理念，他投入了大笔资金，资助美国各地的图书馆。阿诺德和世界政坛也颇有关联：他的内兄是一名自由党议员，他自己还认识迪斯雷利（Disraeli）和格莱斯顿（Glandstone）。

阿诺德游刃有余地往来于思想界和政府，他是这个小群体的典型人物，这个群体是由相互关联的不同家庭组成，形成了一种“贵族知识分子层”。 [44] 因为他们阅读相同的杂志，隶属于相同的协会（如文学协会），同彼此的亲戚结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这类群体的权势不可避免地会饱受苛责，他们也抨击过这样的社会制度，不过他们在不断地努力改善这种状况。

早些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努力寻求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的替代形态；而晚些时代的美学家，他们则努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拓另一片天地。阿诺德和他们不同，他接受资本主义市场，并发自内心地欣赏使社会保持繁荣的中产阶级商人、老板和企业家所具备的品格，虽然欣赏的程度可能有限。 [45] 同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一样，阿诺德也认为文人中的精英人士应该伸出援助之手，把自己融入社会中，改善和提升社会环境。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为他们做出了榜样，他在作品中曾写道，有必要利用英国国教来创建“知识分子阶层”，即文人都应抵制资本主义思潮的负面效应，建立一种共享国家权威的意识。阿诺德把这个概念加以通俗化。 [46]

如前所述，那些满脑子都是教化和感性之人所说的“通用财产”，黑格尔也颇为认同。阿诺德很熟悉黑格尔的作品——有些他有第一手资料，有些是黑格尔的法文译作， [47] 在颇具讽刺意味的自我描绘中，阿诺德认为自己是“感性”的拥护者。 [48]

阿诺德认为，无论是前辈黑格尔，还是后辈涂尔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项义务，即解释共享权威的理性基础，从而赋予社会巨大的凝聚力。而在以往，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是共同的宗教信仰。阿诺德和黑格尔一样，都希望文人能够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提高经济水平和保障工人阶级的人身安全， [49] 最重要的是通过联合政府、学校、大学和杂志社，提高国民的文化精神水平，从而让政府为大众福利服务。

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大学改革家们的宗旨是把牛津和剑桥的传统机构转变为柯勒律治式“知识分子阶层”（Clerisy）或阿诺德式“文化”的育幼院。这意味着将牛津和剑桥与当下的文化和政治风潮接轨，彻底同英国国教解除关系。直到19世纪50年代，反对派教徒仍因为宗教信仰而无法上大学，大部分大学的教师都只限于国教牧师，而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由于教会制度的束缚必须终身不娶。

正因为他们什么课程都教，因此很少能把课程教好，神学课也不例外。被宗教排斥而又没有职业兴趣上的考虑，因此，商人阶级的后代们大都会选择不上课。 [50]

所有这些在阿诺德的时代都得到了大大改观。由于选拔考试的出现，这两所大学的奖学金评选开始更注重品德。1854年和1856年的国会法案决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向国教徒之外的学生开放。大学教授的评定不再仅限于牧师。教授课程的学科范围也要拓宽，鼓励教学更加专业化，科研成为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学生是地主和牧师的后代，而此后商人阶级和专业人员的后代开始占据主体地位。 [51]

尤其是在牛津，大学改革家们的目标是培养精神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可以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做出贡献，而社会过于受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金线纽带”（cash nexus，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喜欢的词组之一）的支配。大学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本杰明·乔维特（Benjamin Jowett），他曾是阿诺德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后来成为古典文学教授。乔维特和柯勒律治都有一套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理想的政府模式，认为政府力量能够抵消商业社会的分裂效应。这个观点乔维特继承自柏拉图和黑格尔，阿诺德同他观点一致。 [52]

乔维特和其他的改革家们设想，大学教育的作用有两个方面。通过让学生接触阿诺德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思想认识”，来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思维灵活性。这种情况下，它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专业化教育。 [53] 大学（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学院）建立的初衷是要抵制商人中产阶级的职业化和技能化导向。学习古典文学尤其适合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公务员和教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进入牛津或剑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习希腊知识。 [54] 那些要准备直接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学生，则会进入一些其他新近建立的地方学院。但在牛津和剑桥，非职业教育也被认为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因为它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思维习惯，这样的学生更适合统治英国和它的整个帝国，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生活的认识狭隘，缺乏想象力，根本无法与牛津、剑桥的学生相提并论。

乔维特在重塑牛津的同时，也切实参与了改革公务员机构、开放公务员选拔、提高评定标准、拓宽公务员权限的进程中。改革从1853～1854年建立屈维廉委员会（Trevelyan-Northcote Commission）开始，它旨在通过废除赞助制度来改革公务员机构，代之以选拔考试录取为基础的制度。之后的数十年间，这样的改革措施使公务员考试更加注重对文学和经典知识的考察，这正合乔维特和阿诺德之意。与此同时，在牛津和剑桥，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知识被反复讲授给学生。 [55] 因此，掌握好希腊知识，在公务员或皇家陆军军官学校的选拔考试中就能占有优势。 [56]

以建立教育处为开端，乔维特在伦敦为其学院和公务员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修·阿诺德是建立这种联系的先驱和表率。阿诺德在就任学校巡查员一职时，他的上司就是他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之后由阿诺德另外一位贝利奥尔学院的老友接任。他们通过赞助制度得以从贝利奥尔学院调至教育处工作，即“通过私人举荐招聘公职人员”。 [57] 虽然很快赞助制度因利益冲突而被唾弃，但是在阿诺德的时代它仍是一项极有效率的筛选机制。乔维特认为，公务员机构和教育部门可以为其学院的毕业生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对伦敦的政客，如兰斯多恩勋爵及其继任者来说，贝利奥尔学院是各方面能力强悍、政治观点自由、宗教信仰不教条化的人才库。简而言之，它就是一张巨大的老同学关系网，其中有能力极强的各色人才，这样的纽带关系是更正式的择优准入制度的前兆，后来这样的制度在公务员改革中被奉为圭臬。 [58] 在阿诺德的朋友和男性亲戚中，也有很大部分人在公务员机构中谋职。他的一个兄弟爱德华·彭罗斯·阿诺德也是一名学校巡查员，另外一个兄弟托马斯在殖民部工作，阿诺德的朋友兼诗友阿瑟·休·克拉夫则和他一道在教育处工作。

阿诺德相信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扶持教育。除了许多中产阶级受教育不当的孩子之外，还有上百万的孩子几乎没有接受正式教育。他们的父母不会送孩子去上学，除非政府强制性要求，阿诺德从1853年开始支持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 [59] 阿诺德篇幅最长的作品是《欧洲大陆的中小学和大学》（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该书旨在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英国的现实状况，目的是打破人们一直以来对英国教育发展的充分性的假想，并指出国家在规范大学教育和中小学义务教育上的弊端。他认为应该以德国、瑞士和法国的国家教育制度为榜样：它们为发展教育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不仅有各种支付费用的途径，还加强教师的进修教育，从而提升学生的教育水平。 [60] 他认为反对国家干预教育的制度是一种“将政治经济的律条迂腐地运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61] 他认为很遗憾的是，英国政府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咨询精通教育理念之人的意见。在这一方面，法国和德国又一次提供了替代性方法——他认为是更好的——即如何处理类似这种问题的方法。 [62] 阿诺德提倡的由政府出资完善义务教育的政策在其有生之年就已奏效。19世纪70年代，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综合法案。它规定地方学校董事会为学生提供小学教育，几年之后又强制性规定学生入学。 [63]

阿诺德多次指出要取得现实性的进步，最大障碍在于伴随物质成功而来的自我满足，即“对我们自身能力和财富的赞赏”。“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他继续说道，“但是我们有可能过于依赖它，以至于难以充分发挥能力和合理使用财富。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为它多添加些智慧，我们的能力和财富就会更加丰盛且安全……” [64] 知识、文化和批评是阿诺德民主愿景的主要方面，这样的民主政体由文人指导，由政府权威领导，从社会的各个阶层招募人才，以为公众利益服务为动机。

除了大学和公务员机构，阿诺德还倡导第三个关于文化和评论的自由平台：商业性观点期刊。

阿诺德知道中产阶级对文化也充满兴趣。相比于贵族阶层或工人阶级，他们的阅读量要大得多——尽管阅读之余更多的是各种欲望膨胀。阿诺德将其描述为“一种几乎不可能过于贬低其绝对价值的文学，一种几乎不会流传下来或者值得流传下来的文学”。 [65] 阿诺德敬仰中产阶级工作勤勉、道德严谨，并想为其灌输“文化和知识”，将现今的中产阶级转变为一个“有更广泛的文化自由，接受更宽广的思维范畴，以更崇高的思想为指导，驱散地方主义，治愈褊狭理念，涤荡卑劣之风”的新阶层。 [66]

因此，阿诺德认识到文人的另一职责就是使普通民众能够理解“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见识”。这需要使知识变得“人性化”的能力，即通过获取最好的思想，然后劳心劳力地把“苛刻、陌生、晦涩、抽象、专业和排外的知识一一剔除”，最终使其“处于每个人的兴趣范围之内”，从而“让它在文人学者圈之外也能发挥功效”。 [67] 这种向民众传播“人性化”知识的伟大实践者毫无疑问地当属伏尔泰，他是阿诺德的榜样。阿诺德认为评论家的另一职责在于开阔中产阶级读者的视野，使其了解过去的文化知识遗产，以及国外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阿诺德为何要写大量的评论文章，来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杂志读者进行通识教育，使其了解古希腊的伟大作家、圣经、基督教传统、斯宾诺莎等现代哲学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现代文学大师。同时，他采用相似的“人性化”方法帮助民众理解公共政策和议会辩论等相关问题。

在阿诺德时期，作为公共评论家的知识分子似乎有极高的可信度，这部分是因为存在独特的信息传播媒介和易感知信息内容的受众。受众是维多利亚中期许多杂志的读者，有周刊也有月刊，诸如《弗雷泽的杂志》（Fraser’s Magazine ）、《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每季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 ）、《麦克米伦的杂志》（Macmillan’s Magezine ）、《康希尔杂志》和《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 ）。许多如今被奉为经典的维多利亚社会政治思想，最初都是发表在这些杂志上。杂志中有小说，也有关于历史、文学和政治的文章。 [68] 上述的每本杂志发行量都在10000册到20000册之间，其读者群也存在交叠，这些读者构成了“受教育者”，他们主要是大学和公共学校（如私立学校）的毕业生。 [69] 那时特许经营权还受限制，在更专业化的杂志占据支配地位之前，如同阿诺德一样的作者还可以发表文章，相信英国社会中的任何人都能读到其文章。同时，为了让更多非专业的读者理解文章，作者需要能够将文章写得有趣生动，同时避免故步自封、术语连篇。

阿诺德不像马克思，他的目标不是让庸俗主义者彻底消失，而是努力去转变他们。许多阅读他的文章、购买他的书籍的人，现今纷纷向往将后代送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读书，从而接触到“世界上最完美的思想和说法”，这一现实也为阿诺德实现愿望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阿诺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客观的评论家，这样的观点让他大大区别于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本身的职责在于做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抨击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根本性和结构性压迫。黑格尔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让自身脱离某些特定群体的利益束缚，让民众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根据，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创造可以指导政治和文化的准则。阿诺德对“外星人”的观点显然同黑格尔对知识分子的设想有密切联系。但是对阿诺德来说，“客观性”还另有一番深意。它暗指有能力使自己不受党派偏见的束缚；对于自己一直致力于改善的问题，能够视情况需要，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观察，并对其方方面面进行批判。他所写的“靠思想生存”的意思是“当问题的某一层面是你一直以来真心支持的，当你所有的感情都已投入其中，当你听到的只是赞成这一观点的语言，当你的小团体使用该种语言说话就像蒸汽发动机一样，甚至想象不出还能使用别的语言——而你还能够独立思考，脑中还能够不禁地拥有该问题的对立观点（假设该对立观点存在的话）……”， [70] 那么，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代表这种思想才能，并促使其发扬光大，这种才能可以使个体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性反思，抵达真理之巅。

阿诺德在文章中谆谆告诫读者，要时刻警惕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一种倾向，即大力推进资产扩张的同时却忽略其终极目标。但那已是下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核心主题的理解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转变中产阶级上经历了从理解到绝望的过程，现在他们需要寻求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法来应对文化困境。

[1] Asa Briggs，Victorian People：A Reassessment of Persons and Themes，1851-1867 ，rev. ed.（Chicago，1970），pp.16，35-43，and Asa Briggs，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1783-1867：The Age of Improvement （New York，1965），pp.395-8.

[2] 除非特别注明，关于阿诺德的生平资料均来自：Park Honan，Matthew Arnold：A Life （Cambridge，Mass.，1983）。也可参见Stefan Collini，Arnold （New York，1988），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 （New York，1939）。

[3] 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Ann Arbor，Mich.，1960-1977）. Henceforth CPW .

[4] Harold Perkin，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1780-1880 （Toronto，1969），pp.34-6，71-2，351-3.

[5] Arnold，“Democracy，” in CPW ，vol.2，pp.23-4.

[6] 亚里士多德对于阿诺德的持久影响力，参见：J.Dover Wilson，“Matthew Arnold and the Educationists，” in F.J.C.Hearnshaw（ed.），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of the Victorian Age （New York，1933），pp.165-93，at p.169。

[7] Matthew Arnold，“Heinrich Heine，” Cornhill Magazine （August 1863），reprinted in CPW ，vol.3，pp.111-2.

[8] Quoted in Matthew Arnold，“The Twice-Revised Code”（1862），in CPW ，vol.2，pp.214-5.

[9] Honan，Matthew Arnold ，pp.318-9；R.H.Super notes to “The Twice-Revised Code，” in CPW ，vol.2，p.349.

[10] Arnold，“The Twice-Revised Code，” pp.223-4.

[11] Arnold，“The Twice-Revised Code，” p.226.

[12] Arnold，“The Twice-Revised Code，” p.243.

[13] Arnold，“The Code Out of Danger”（1862），in CPW ，vol.2，pp.247-51.

[14] Chris Baldick，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1848-1932 （Oxford，1983），p.34.

[15] Fred G.Walcott，The Origins of Culture and Anarchy：Matthew Arnold and Popular Education in England （Toronto，1970），pp.7-8.

[16] Arnold，“Special Report on Certain Points Connected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Germany，Switzerland，and France”（1886），in CPW ，vol.11，pp.1，28.

[17]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CPW ，vol.3，p.283.

[18]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p.268.

[19]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p.271.

[20]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p.269；similarly，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henceforth cited as CA ），CPW ，vol.5，pp.104-5.

[21] Honan，Matthew Arnold ，p.329.

[22] Arnold，“My Countryman，” incorporated intoFriendship’s Garland and reprinted in CPW ，vol.5，p.19.

[23] CA ，p.92.

[24] 此书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生活中典型的“利他主义文化”代表作，参见：Stefan Collini，Public Moralists：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1850-1930 （Oxford，1991），chapter 2。

[25] CA ，p.92.

[26] CA ，p.113.

[27] CA ，p.96.

[28] CA ，p.189.

[29] CA ，“Doing As One Likes，” passim.

[30] CA ，p.117.

[31] CA ，p.118.

[32] Arnold，“A French Eton”（1864），in CPW ，pp.282-3.

[33] CA ，pp.134-5.

[34] CA ，p.125.

[35] CA ，pp.97-8.

[36] CA ，pp.101-2.

[37] CA ，pp.186-7.

[38] CA ，p.209.

[39] CA ，p.212.

[40] CA ，pp.211-3.

[41] CA ，pp.218-9.

[42] CA ，p.146.

[43] On their relationship，see Ruth apRoberts，Arnold and God （Berkeley，1983），pp.165-70.

[44] N.G.Annan，“The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 in J.H.Plumb（ed.），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London，1955），pp.241-97；T.W.Heyck，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1982），p.36；and most broadly Collini，Public Moralists ，chapter 1.

[45] Heyck，pp.190-3，makes a similar point.

[46] Ben Knights，The Idea of the Cleris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78），and Stephen Prickett，“‘Hebrew’ Versus ‘Hellene’ as a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G.W.Clarke（ed.），Recovering Hellenism；The Hellenic Inheritance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1988），pp.137-160.

[47] Honan，Matthew Arnold ，pp.95-6.

[48] SeeFriendship’s Garlan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Culture and Anarchy ，in CPW ，vol.5，pp.37 ff.

[49] See Arnold’s essay “Democracy”（1861），in CPW ，vol.2.

[50] Heyck，pp.157 ff；and Christopher Harvie，“Reform and Expansion，1854-1871，” in M.G.Brock and M.C.Curthoys（eds.），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6，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 1（Oxford，1997）.

[51] R.D.Anderson，Universities and Elites in Britain Since 1800 （Cambridge，1995），pp.48-9；Heyck，op.cit.；Sheldon Rothblatt，Revolution of the Dons：Cambridg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1968）；and Christopher Harvie，The Lights of Liberalism：University Liberals and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1860-1886 （London，1976）.

[52] 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Haven，Conn.，1981），pp.427-30.

[53] See，for example，John Stuart Mill’s 1867 “Inaugural Address at St.Andrews” and the analyis thereof，in Rothblatt，Revolution of the Dons ，pp.248 ff.

[54] Turner，Greek Heritage ，p.5

[55] Roy Lowe，“English Elite Edu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Werner Conze and Jurgen Kocka（eds.），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Teil I （Frankfurt，1985），pp.147-62，at p.151；R.D.Anderson，Universities and Elites ，p.9；Hans-Eberhard Mueller，Bureaucracy，Education，and Monopoly：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 （Berkeley，1984），pp.191-2.

[56] Turner，Greek Heritage ，p.5.

[57] The quote is from Samuel Finer，quoted in Richard Johnson，“Administrators in Education Before 1870：Patronage，Social Position and Role，” in Gillian Sutherland（ed.），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Century Government （London，1972），pp.110-38，at p.115.

[58] Richard Johnson，“Administrators in Education，” pp.118-21.

[59] Walcott，Origins of Culture and Anarchy ，p.27.

[60] Arnold，“Special Report on Certain Points Connected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Germany，Switzerland，and France”（1886），in CPW ，vol.11.

[61] Arnold，“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all Mall Gazette ，Dec.11，1865；reprinted in CPW ，vol.4，pp.1-4.

[62] See especially the 1868 “Preface” to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in CPW ，vol.4，pp.15-30.

[63] Walcott，Origins of Culture and Anarchy ，p.xiii.

[64] Arnold，1868 “Preface” to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p.30.

[65] “A French Eton，” CPW ，vol.2，p.316.

[66] “A French Eton，” p.322.

[67] CA ，p.113；“The Bishop and the Philosopher”（1862），CPW ，vol.3，p.41.

[68] Collini，Public Moralists ，pp.51-4.

[69] Heyck，Transformation ，p.33；Collini，Public Moralists ，pp.52-3.

[70] 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CW ，vol.1，p.267.

第九章 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社区、个人与理性

设定条件

“正如法国人拥有他们的主题‘什么是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命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给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资本主义？’。” [1] 做过牧师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于1911年这样写道。或许资本主义在德国从未像世界大战前二十年德皇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那样享有如此高水平的关注和荣耀。这些辩论围绕三位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年）以及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年）。这三位学者均出现于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博物馆——由州及新兴资本家出资——均被广泛视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机构。同时，当时德国国内教授的声望也达到巅峰。 [2] 争论主要集中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了哪一类人？”。 [3] 这一问题不仅主宰着当时的社会科学，也成为当时最杰出小说的核心主题，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对比涉及这一主题的多数小说家——司汤达、福楼拜以及左拉，曼的回答是不讨好的）。 [4] 至少一位杰出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自认为有义务将这一争议写成一本书。 [5]

为当时多数辩论设定条件的书是斐迪南·滕尼斯的《社区和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该书首次出版于1887年6月。 [6] 他断定，社会生活有两种基本形式。在社区，人们基本团结在一起。他们被一种“有机意愿”和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设想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坚信这种设想，以至于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使得个体没有足够空间来清醒地选择。他的社区模式是家庭，但滕尼斯所谓的社区也存在于一种更加拓展的形式，这时的团结是基于家庭外延的共有会员，如宗族或部族。他将社区看作以行会和乡镇的生活方式存在的最广泛形式，早在一个世纪前尤斯图斯·默瑟尔曾提到这一概念。

如果社区模式指的是家庭和行会，社会模式则指的是市场，其基础是自身利益、商品交易和合法合同关系。在社会上，个人面临着选择，多数行动由理性计算控制，社会和平靠法律维持。尽管滕尼斯对于区分社区和社会的出发点是客观的，但是他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存在高度的主观评价性。他写道：“在社区里，尽管有着所有分裂因素，人们也保持着必要的团结；在社会，尽管有着许多团结因素，人们也总是必然分裂。”他的书主要表达了一种对于历史发展的消极预期，将现代人描述成从拥有共同目标和信仰的社区发展成为一个缺乏共同理想、钩心斗角的社会。社区由共同福祉维系，社会则由共同手段维系。

滕尼斯对于现代社会及其中心机构和市场的描述，深受马克思影响。尽管他自认为是一个偏左的人，但他的描述带有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新型统一德国民族主义的偏见。 [7] 他对于交易和商人的观点很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正如每一份职业，贸易也能以一种诚信理智的方式进行，”滕尼斯写道，“然而，贸易的规模越大、越有目的性，就会带入越多的伎俩和谎言，因为效率就意味着赢得高利或弥补损失。发财致富的想法使得商人们不择手段、自私自负，把除最亲近朋友之外的所有人当作他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他成为行会（Gesellschaft）的化身。” [8]

滕尼斯重组了在德国被市场转变时期出现的浪漫反资本主义。《社区和社会》一书对于韦伯和齐美尔而言，既是一种概念性刺激，也是一种陪衬。

商业变化

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从一个资本主义革命的跟随者发展成为一个领导者。在此期间，英国工业生产量翻了一番，德国工业生产量则增长了六倍。整个国家由先前的乡村国家转变为城市国家。德国第一波工业化浪潮的基础行业是纺织业，由蒸汽提供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发展初期就注意到这一点，韦伯和齐美尔出生时这一波工业化已趋向成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进入工业化发展的第二波浪潮，主要行业为化学和电力工业。 [9] 化学和医疗行业的许多公司，诸如拜耳、巴斯夫、赫克斯特，以及电力机械行业的西门子和AEG都成为世界领先企业。

德国同样处于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典型特征发展的第一线：官僚公司。为在由国家统一和参与国际市场共同创造的大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公司必须引入大批量生产和配送的新方法。他们引进新技术以削减提高生产量所产生的单元成本。削减成本和使用新技术引起商业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有时同行业公司，如煤矿行业，经过一个被称为“横向联合”的过程，形成同业联盟。其他公司则通过收购原材料等上下游企业进行“纵向联合”。 [10] 还有一些公司则通过多种经营形式使自身发展壮大，或基于同样的技术生产更多类型的产品（如电子设备），或使用相同的原材料（如煤炭及其衍生品），或通过同一机构进行市场推广。 [11]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是拥有所有权的家庭操控公司，因此经营规模、生产和产品分配就经常掌握在兄弟姐妹手中。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公司的发展规模使得这种安排不再可行。公司经营方式逐渐从原来的所有者控制企业——家庭负责制定公司长期战略乃至决定公司日常事务——发展为由带薪员工做出决定的管理型企业。以德国电子设备公司西门子为例，1890年，它雇用了3000多名员工；到1913年，员工数达到57000人。 [12] 要做出的决定无论大小，对于单个家庭成员而言都太过繁重。公司日常运营更多地落入受雇经理的手中，他们占据公司雇佣员工的最高层。

过去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现在则成为管理领域的特征。为了协调公司各部门并确保上层决策能够被下级执行，公司发展了自己的官僚部门，其基础是程序化的规则以及功能职责的固定分配。在美国，大型官僚部门最初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私营企业，后来才进入政府机构。在德国，这一模式恰恰相反：官僚体制最初发展于军队和政府机构内部，私营机构通过雇用公务员开始建设自己的官僚体制。 [13] 商业和政府的规模与范围的扩张需要更多的办公室人员、职员和经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那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白领”工人是行业员工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尽管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无产阶级”的城市工业“蓝领”工人在绝对人数上仍然最大。在航运业、银行和保险业以及以百货公司为最新发展形式的零售业中，白领工人所占比例尤其高。 [14] 甚至社会主义者中的明眼人，如“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重要性，这降低了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家和工人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的合理性。 [15]

工业发展的新规模也要求新的行业组织的合法形式。铁路、煤矿和钢铁行业都要求比任何家庭所能累积的多得多的资本。传统合伙经营——合作者拥有企业股份并有个人义务承担损失——让位给股份制公司，此种形式下法律规定股份持有者的责任仅限于其投资的部分。这种新型法律形式使得更多人有可能参与公司所有权，并大大增加公司经营所能利用的资本。例如，一名已经积累一定财富的医生或者律师能够购买股份，并明白即使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他损失的不过是其投资的部分。恩格斯曾在1894年写道，自从《资本论》发表，股份交易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杰出代表”。 [16] 股份交易和商品交易同时成为规避公众不满的避雷针，并扰乱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韦伯：效率和觉醒

马克斯·韦伯来自一个曾经从政的加尔文主义企业家家庭，今天他因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为人熟知，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1906年首次出版，并因探索多维度社会学主题而闻名。 [17] 他早期研究股份和商品交易的论文不太为人所知，但这些文章对于理解他如何评估市场很有必要。这些论文写于恩格斯对股份交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地位做出评价后不久。

韦伯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来源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既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之所以称其为民族主义者，不仅因为他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中能够施展真正权力的最广泛框架，还因为他感觉最终德国应当将他们自己社会的命运和文化置于其他民族的命运和文化之上。1895年，他在弗莱堡大学所做的关于设立政治经济专业的就职演讲中，曾讽刺这种想法，即将个体的利益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适当道德标准。 [18] 相反，他认为恰当的经济发展目标应是造福于德国人民（Volk），尽管有时会与社会内部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相冲突。韦伯或许随着时间推移对自己的民族主义进行过调整，但他仍坚信，经济应该被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自由主义者跟随亚当·斯密，他们认为国际贸易的道德优势之一在于它清除了国际冲突并增强了国与国的联系。19世纪后期，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韦伯同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一样，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解析国家间关系。 [19] 他的立场是国与国为实力展开竞争。在现代条件下，增强国力的前提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主要实现途径是最大化地参与世界经济。但是，为了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政府需要鼓励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不再保护那些被外国竞争打击的低效生产者。 [20]

他的某些政治批评指向德国社会的某些群体，包括普鲁士容克和大工业家，两者为避免与外国商品竞争，通过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 [21] 但是，韦伯也试图打击那些散布于德国工人间的针对“大型资本”的质疑，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应当意识到他们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与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通常需要公司资源的高度集中。 [22]

韦伯民族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明确体现在他对待犹太人经济角色的方式。这些观点明显与他当时的分析有所背离。自由民族主义将民族界限内的所有人都视为平等公民，非自由主义的一体民族主义者则坚信，只有那些共享同一个过去的人们——无论宗教、文化或是生物遗传——才是真正民族的一部分。在法国、德国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一体民族主义者视农民和工匠为本民族及其文化的核心。 [23] 一体民族主义者中的败类是那些本身参与贸易，尤其是可恶的贸易、股份和商品交易的人。犹太人长期参与贸易，在这类商业交易上非常积极，因此发现犹太人与交易的一致性是一个创举。

韦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写关于证券和商品交易的文章，这一时期它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并在德国备受攻击。整个19世纪，政府和私人公司对更多资本的需求导致证券市场急剧扩张。在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政府先前仅仅向大型借贷者借贷，后来他们发现可以通过向小型信托机构借贷来拓展他们的借贷范围。他们主要通过浮动型小面额债券。这些债券为其持有者提供了年度红利，并等到债券“成熟”时，在未来某一固定日期被支付。不过，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发行债券的政府是否能够继续支付红利，并最终以债券面值赎回债券。19世纪，交易所基于这种债券能被交易而被建立起来；债券价值随着发行方政府的相对稳定性而上下浮动。

19世纪后五十年，私人公司需要更多资本建设铁路、煤矿和工厂。他们也开始将发行债券作为一种借贷方式。为了增加额外资本，他们出售公司所有者的股份（股票），这些股份也被用于金融交易，提升了资本的可利用性，同时吸引了更多群体以小额资金认购公司股份。多亏股票交易，到19世纪90年代，多达200万德国人（总数5000万）拥有股票。 [24]

交易的存在使得股票和债券成为更有价值的金融工具，因为交易能够保证股票和债券总会存在买家和卖家。股票或者债券总能被换成现金的事实使得它们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形式，即使它们的价格比潜在购买者所期望的更高或者比潜在卖家期望的更低。但是，谁会购买处于衰退阶段的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答案就是投机者，他们的目标在于从股票和债券的供需差距之间获利。投机者不是交易基本流程的寄生虫，他们是维持交易运转的润滑油。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商品交易也开始崛起。从经济意义上说，“商品”属于按照标准规格制造的产品（如糖、小麦或黑麦），以保证它们在品质和数量上都保持一致。这种产品在之后的交易中可以不考虑产地。19世纪90年代，德国逐渐成长为国际农产品交易的中心：柏林的谷物和面粉、汉堡的咖啡、不莱梅的棉花、马格德堡的糖。在商品交易上，人们能够购买或者出售标准化数量的商品。然而，更重要的是商品期货贸易。这些是某种合约，用于未来某个时间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它们能够被农民和其他生产者用于保证他们产品的已知价格，帮助商品规避市场价格的波动，并使生产者更有可能认识到他们能够获取利润。比如，一个农民或者甘蔗种植园主能够在春天播种秧苗，并在秋天收获甘蔗，这样他在春天就可以知道秋天时他会收获什么。一家加工和出售蔗糖的公司也可以反过来购买秋天的甘蔗期货，这样他就能够对甘蔗的支付价格拥有更大的确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他能够计算盈利所需要的价格，并能够告知批发商加工糖的购买价格。对于其中的每一个经济参与者，利用商品期货能够降低财务风险。

至于股票交易的情况，风险由那些本身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产品但购买和出售商品期货的人承担，因为他们希望从价格浮动中获利：投机者。到了秋天，如果甘蔗的市场价格比种植者出售糖期货的价格更高，那么购买期货合同的投机者便得到差价。如果糖的市场价格已经下降，低于生产者出售期货的价格，那么投机者不得不自己掏钱来弥补差价。

此类商品交易也扩大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这主要是通过允许套利，从同一种商品在两种不同交易的差价中获利。德国一位贸易商发现柏林期货市场上的小麦成本高于从南美或北美进口的同等品质的小麦的成本，于是知道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从美洲进口小麦。这样反过来会降低德国小麦的价格。 [25] 如果柏林谷物的价格比美洲谷物的低，那么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两种情况带来的总体影响是平均国际市场价格。

19世纪90年代，总体贸易——尤其是商品交易和现金交易——面临来自全球的巨大公众压力，如在澳大利亚、美国、俄国和西欧大部分地区。自相矛盾的是，原因在于农业商品的国际贸易拉低了出售给消费者的食品价格。例如，德国工人会花更少的钱买面包、肉和糖，因为这些商品现在能够通过蒸汽船和铁路从澳大利亚、北美或者南美进口。随着商品供应量增加，商品价格会降低。1894年的小麦价格是1867年小麦价格的1/3。消费者因此受益，主要指那些住在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工人。

但是，这种好处以牺牲那些在乡下种庄稼、养牲口的人为代价。当他们的产品价值降低，许多人破产，并面临着土地被没收的威胁，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 [26] 土地所有者、农民、农夫以及农业从业者会抱怨，商品交易破坏了他们的生计。在德国，人们要求政府针对交易出台更多法规，同时一种更极端的做法是禁止商品期货贸易。

对交易的广泛敌视既存在于受教育人群，也包括普通人。他们怀疑交易盈利是非法的，并且商人活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非生产性的；当靶子对准交易时，这种敌意进一步升级。对于圈外人，似乎交易投机者在没有贡献任何价值的情况下牟取了暴利：他们的所得似乎完全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曾经生活殷实的城里人因为“玩”这些交易而败光家产，同时“玩”这个词也反映出人们一直质疑这些交易是不靠谱的赌局，并且是一个帮助那些了解“内幕”消息或者操纵市场的人渔利的游戏。 [27] 当股票或商品交易的价格突然下降，政客就猛烈攻击交易。1879年，普鲁士大臣阿尔伯特·冯·迈巴赫在议会曾将交易称为“一棵中毒已深的大树，它将毁灭性阴影投射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28] 这种类似的谴责不仅局限于门外汉。主要的经济学家，比如阿尔伯特·谢夫勒和阿道夫·瓦格纳就认为，“来自交易的利益无用而且无耻”。 [29]

股票泡沫是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特征。当股价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卷入市场、追求利润，并开始投资更多不可靠的公司。德国在国家统一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经历了这样一次泡沫。1873年“发起人危机”（Gründerkrise），一波投机浪潮推动股价飙升，这使得没有防备的投资者开始购买那些基础相当薄弱的新公司的股份。当泡沫破裂时，成千上万的股票持有人遭受了惨痛损失。19世纪90年代，当时韦伯刚加入有关交易的公众辩论，大众对那场惨败记忆犹新。 [30]

犹太人一直跻身于柏林股票交易创始人之列，并且在交易上拥有过多的发言权。 [31] 反犹分子将交易概括为犹太人统治的工具。到19世纪90年代，反犹太主义不仅是小众边缘党派的自留地——这种主义被吸收进保守党的主流思想阵地，并且以一种全新有力的团体形式加以表达，同时拥有大量拥趸，比如“农业联盟”（Bund der Landwirte）。 [32] 一本由德国第二大省萨克森的保守党出版的宣传册曾直接表达了这种党派信息：保守党反对犹太霸权，争取中产阶级的地位。 [33]

作为回应，德国政府于1896年6月生效了一项新的交易法。它为股票交易设定了一个更为严格的法律框架，同时规范了出售有价证券的银行家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商品期货方面的贸易被完全禁止。不久以后，马克斯·韦伯——他几年前才成为第一位讲授交易课程的德国大学教授——被任命为某一机构成员，为政府实施法律提出建议。 [34] 于是，他开始为更多人群撰写有关股份和商品交易的文章，这显然与当时的大背景相悖。

不仅是韦伯写的内容，连他发表文章的地方都为这些论文增添了更多意义。因为它们发表在《哥廷根工人图书馆》上面，这是由新教徒工人运动出版的一个系列。该运动的发起主要是为了改善工人阶层的教育和生存状况，并将工人们从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中脱离出来。这一系列出版物的主编是该运动（一度拥有超过75000名成员）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瑙曼。瑙曼的组织号召制定更多规范交易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在食品领域的贸易。 [35]

尽管韦伯对于这个组织的目标心有戚戚，并支持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权利，然而，他对于瑙曼的经济敏锐性以及追随瑙曼的工人们的经济头脑持怀疑态度。在瑙曼的国家社会联合会（Nationalsozialen Verein）第一次会议上，韦伯表达了对抗大地主和那些竭力阻止工会成立的大工业家的政治力量的必要性。然而，他也提醒那些工人，对经济强权的憎恨无法造就一项经济政策。他建议工人们的兴趣应该放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上。 [36] 韦伯在一篇评述瑙曼不久前发表的论文的文章中，提醒人们关注瑙曼经济训令的弱点。瑙曼将大工业公司的不断成长视为技术革新进程的杠杆，但谴责资本集中。因此，瑙曼将新教徒工业家克虏伯和斯图姆作为工业发展的榜样，同时将犹太金融的范例——罗斯柴尔德——当作不劳而获的典型。在韦伯看来，宗教作家把贸易盈利视为非法的倾向，是反对高利剥削的过时遗产。他批评瑙曼不合逻辑的结论，即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提高工资。 [37] 韦伯认为，瑙曼的经济观点相当糊涂，是受宗教启发而研究经济问题的典型。韦伯开始将资本主义的现实解释给瑙曼的工人追随者和瑙曼本人。

韦伯意识到，工人运动倾向于将贸易所视为“一个充满密谋算计、背叛谎言的俱乐部，牺牲那些光荣劳动者的利益”。这样的谴责很明显是“浅薄的”，因为韦伯认为交易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一块毒瘤，事实上它们从最根本上而言是有用的。 [38] 它们同样具有建设当地市场的目标——提供一个供应满足需求的场所——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进行。 [39] 基于5000万的人口中有200万人持有股票的事实，那种认为交易仅仅服务于少数懒惰食利人的利益的想法显然很愚蠢。 [40] 那些交易以外的人倾向于关注一些不劳而获的小财，不过这将会把交易中既偶然又边缘化的因素与它们创造市场价格的主要功能相混淆。所有支持市场的论点一定是支持交易的论点，反之亦然。

韦伯的论文为工人而写，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入门读本，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每个人所依赖的商品跨国交易系统。韦伯大部分论述主要在于直接解释现代公司的本质基础是股份所有制，并解释交易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他聚焦于商品交易在提高购买者和出售者能力上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提供商品的安全价格来降低风险。他指出，从大多数民众的观点来看，相比保护投资者免受自己的投机渴望驱使，保护大众免受供应和价格的巨大波动的影响更为重要。禁止某种商品期货交易只会导致该商品的消费市场向外转移；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这种禁止就相当于一种单边缴械。 [41] 韦伯对于立法禁止商品投机的批判被证明是明智的，几年内这种禁令被解除。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条件下有可能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尽管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尽力驱散针对它的最常见的谴责。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对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不择手段、自私自利的人存有异议。他写道，谋利的冲动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要义之一。这种渴望一直存在。“在文化历史发展的初期阶段应该教授这样的观点，即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幼稚认识必须彻底放弃。对于利润的过度贪婪不仅与资本主义不同，并且完全不是它的精神。” [42] 韦伯断言，因为事实上“不择手段地赚取利润是那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的特有特征”。他反对那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比其他生活形式有更贪婪的“现代浪漫主义者的幻想”。 [43]

从他关于交易的早期论文到最后的著作，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比其他早期经济系统或者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理性。理性的劳工组织、理性的交易记录、理性迎合市场的行业组织对韦伯而言，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基本因素。 [44] 但说它们“理性”，他并不是形容某种遵从上天赋予人类命运的更为高尚的目的。他所谓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化的想法：倾向于尽可能地仔细计算最有效的方法，并实施它，以此形成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某种控制。根据韦伯的观点，这种资本主义的工具化理性也存在于现代世界其他大型机构内部。现代国家的特征包括法律约束下的官僚管理：法律的实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它们的效力具有持续性，不会受到某些执法官员或者那些受法律惩治人员的影响。现代商业公司利用同样的官僚手段。 [45] 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提是可观察的理性计算。这样做的结果即为韦伯著名的“世界的祛魅”——魔法和神秘从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设想，即从原则上讲，所有事物都能通过因果机制解释，并由“技术手段和计算”掌控。 [46]

韦伯使用的术语“理性”，是一种目标-手段理性。他并不认为从某种实际目标、价值或者信仰出发，结果本身就是合理的。事实上，所谓方法N是从地点A到地点B最便捷的途径，并不意味着地点B就一定值得到达。况且，事实上韦伯有时建议说，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意义，他创造了一群纠缠于追求手段的人，以至于看不清楚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事实上，并不是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尘世欢愉或者个人享乐，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经济手段——金钱——以幸福或者个人价值为代价。人们变得“被赚钱操控，被渔利即为生命终极目标挟持。经济所得不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手段”。 [47] 另外，一个经常与资本主义一起提及并与之交织的概念就是韦伯所说的职业教育论（Berufsmenschentum），即在事业上追求卓越的动力。在这里，韦伯同样认为，算计和苦心经营常常使得人们忘记结果往往比整个追求过程更值得。

然而，韦伯坚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局限性，但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代替它。不可能回到某些逝去的时代；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48] 韦伯逝世于1920年6月，在他去世前几年，俄国正值布尔什维克革命，同时中欧地区也在经历着红色变革，这些都使得社会主义变得真实可行，于是韦伯开始重新关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知识分子期望社会主义会提供一种新型社区形式，韦伯仍然怀疑社会主义会延续资本主义的所有流弊而失去资本主义的许多优势。社会主义无法解决诸如工人与生产方式所有权相互分离的难题。产业分工使生产更有效率，并且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即使国有资产取代了私人工厂，这种分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会继续存在。 [49] 他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工厂生活的纪律性只会有增无减，而官僚统治的大而无当会更加严重。 [50] 马克思关于突破生产力分工的预言只是一种空想。韦伯坚定地说道：“局限于分工，放弃浮士德式人的多重性，这是现代世界中任何有价值工作的条件。” [51]

齐美尔：金钱和个人

资本主义作为手段对目标的胜利这一主题由与韦伯同时期的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展开阐述，他在1900年出版了众多反思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后果的著作，《货币哲学》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本和其他作品中，齐美尔阐述了发展市场经济如何为个体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像韦伯一样，齐美尔是一位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他出生于1858年的商业中心柏林，并一直在这里生活到56岁，亲身经历了柏林如何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都市。从齐美尔出生到他出版《货币哲学》的时间里，柏林人口从50万增长到200万。齐美尔来自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然而他的父母都在青年时期改信基督教。尽管齐美尔的父母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培养他成为一名新教徒，他们仍然被其他人当作犹太人，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自我认知。齐美尔的事业显然受到其犹太出身的负面影响。在他攻读任职德国大学所需要的博士后学位（Habilitation）的前期阶段，他的教授们曾因其不守礼数而拒绝他，其中威廉·狄尔泰教授曾从他的哲学家朋友保罗·约克·冯·瓦滕堡那里收到一封信，信中写道：“祝贺你，每次你都能避开那些缺乏学者责任感的犹太人，避开那个缺乏精神和生理根基的民族。” [52]

作为一个由于家庭原因远离宗教却因为后天抚养卷入宗教的人，一个处于德国文化和商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的上层中产阶级成员，法语熟练，标准的大都市人，齐美尔对于现代生活繁荣的可能性甚为敏感。他所选择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生圈子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系列探寻新型的、全面的生活方式的运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素食主义、青年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宗教革新运动——清教徒、犹太教及异教徒。 [53] 他著作的中心主题是多样化但有时互相矛盾的想法。

当然，这些选择并不平等地面向所有人。然而，齐美尔——由于薪资、教育和开放的视野——属于那类最有可能拥有新的可能性的人。 [54] 当其他诸如斐迪南·滕尼斯或者维尔纳·桑巴特的知识分子聚焦于社区衰退时，齐美尔探索了由更多社会机会创造的可能性。当马克思主义将现代个体视为有产者或者无产者的时候，齐美尔关注人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就连韦伯也把个体简单地视为阶级成员或一个职业团体成员，此时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55]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齐美尔与大多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思想家类似（实际上比卢卡奇和弗莱尔更现代），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遭受各种力量的压制，而这些力量正是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56] 但是，在大部分欧洲人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相对优势之前，欧洲大陆会经历诸多苦难，这种苦难来自寻求封闭社区和集体目标的运动，齐美尔所提倡的世界不存在这样的运动。

齐美尔是一位非正统学者，他有能力超越学科和机构的界限。尽管马克斯·韦伯不断努力为自己在重点大学争取一席之地，但齐美尔直到56岁才成为一名正教授，后来去了斯特拉斯堡省任职。刚到那里没多久，他就后悔离开柏林的选择；此后不久，他于1918年在那里去世。他在学术上的困境不仅仅是由于反犹太主义，也因为他没能遵守学术学科的界限。对齐美尔而言，他的写作涉猎若干学科，也与任何学科无关。《货币哲学》一书起初是1889年题目为“金钱的哲学”的讲座，最后成为综合了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评论学的学术作品。他不仅探讨那些后来被理解为哲学范围以外的主题——从货币到调情的本质，而且从不写脚注。一位家境殷实的监护人的离世为齐美尔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使得他在没有终身教职工资的情况下仍能留在柏林大学教书、写作。 [57] 经济独立使得他的精神独立成为可能。

齐美尔思想的非正统模式包含抽象于日常柴米油盐生活的普遍模式，指向表面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并找出游离现象间的结构性平行。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致力于探索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给思想带来的影响。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分析某一条单线，而是从多种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既表达欣赏也提出批判。

齐美尔关注在一个越来越多领域由金钱衡量的经济模式中生活所带给人的心理影响。这种经济创造了一种更为抽象的思维模式，因为交易手段本身变得愈加抽象。交易开始于物物交换，即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的切实可行手段。后来，在货币经济早期阶段，交易手段——金、银或者其他贵重金属——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在发达经济中，货币包括金属货币或者纸币，它们的价值最终仅由政府实力保证：一枚马克价值一马克或者一张美元价值一美元，因为发行政府这样说并且有能力保护经济免受毁灭性打击。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变得更加抽象，与簿记面值差不多。 [58] （货币抽象化过程当然会超越齐美尔的时代继续发展。20世纪60年代，货币以塑料信用卡的形式存在，20世纪80年代则以计算机屏幕数字的形式存在。）通过不断接触交易的抽象化形式，资本主义下的个人愈加习惯于以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来思考整个世界。

他们也变得更加精于算计，更习惯于在做决定时权衡利弊。个人的几乎所有事情都依赖于市场，从食物、娱乐到医药，关于如何生活的决定变成关于买什么的决定；关于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选择变成用具有多少价值的东西来交易另一种东西的选择。因为每一种决定都需要计算——如果我在东西X上花费过多，我剩余的能花在东西Y上的钱就越少——身处货币经济中的人们变得习惯于用数字方式进行思考。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59]

齐美尔强调，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以目标和手段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为特征。决定如何达成目标是智力问题，是计算、衡量和比较多样可能的手段来最有效地达成目标。在原始条件下，我们通过伸手从树上采摘果实、收获种植的谷粒和用生产的物品交换所需物品来填饱肚子。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我们通过更间接的方式来实现期望。要填饱肚子我们必须购买食物。为了购买食物我们需要钱，所以我们要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赚钱。要想在某种职业中有所建树必须走许多步，开始是教育本身需要多年的学习、计划和计算。在满足吃的欲望和满足立业的欲望之间需要走更多步，以及运用更多的手段和途径。因此，考虑到衡量手段，知识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于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齐美尔提出关于一种现象的分析，这种现象于约两个世纪前由伏尔泰提出，源自他关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如何在伦敦交易所和平相处的描述。齐美尔告诉我们，越倾向于权衡手段的人们越会变得更包容、更易妥协，因为人们过多关注自己的手段，而较少在意其他人的最终目的。他们花更少的时间考虑最终解脱或达到完美，更多考虑如何获取手段，他们变得对其他人追求完美或者解脱的不同手段更加漠然。 [60]

齐美尔有时能够响应那些文化消极主义者以及资本主义文化评论家的抱怨，但是通过他的理论创新，他终结了他们的设想。他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诋毁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是邪恶的，齐美尔指明竞争带来的团结效果。因为竞争不仅是那些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第三方的情感竞争或者金钱竞争。齐美尔提到，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竞争者必须全心投入以知晓第三方的期望。因此，竞争经常“成就通常只有爱才能完成的事物：预测他人的内心愿望，甚至在他人自己意识到之前。在考虑公众品味、时尚和兴趣的未来变化方面，与竞争者之间的敌对冲突锐化了商人感知大众倾向的敏感度……”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也有着高度民主化的方面。齐美尔观察认为，“现代竞争经常被描述为一切对抗一切，但同时它也是一切赞成一切”。然后，他总结道，竞争形成“一千条社会线织成的网：通过理智理解其他人的意志、感觉和思想，通过生产者适应消费者，通过发现更多获取消费者青睐和光顾的可能性”。 [61]

托马斯·卡莱尔——以及他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许也曾谴责“钞票纽带”，但是齐美尔解释道，货币以更加积极的方式维系着现代社会。正如他的前辈伏尔泰（以及后辈哈耶克），齐美尔提醒他的读者，货币使得个体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然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现代企业的股份持有者们聚集在一起无非为了盈利：他们的合作并没有大而全的目标。齐美尔同时指出，那些将钱捐给服务于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慈善机构的人也是如此；以有限且共有的目标进行捐赠能够超越宗教差异。

事实上，齐美尔建议，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下具有许多典型组织形式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人因为共同但有限的目标进行合作。不像同业公会，一个“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法律上涵盖整个人”的“生活社区”；现代生活基于许多更松散、更临时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创立是为了追求特定的经济、文化或政治利益，并只要求个人少部分的自我，有时个人只通过支付会费或手续费的形式做一点资金上的贡献。因此，现代人能够归属更大范围的群体，然而这种群体更加松散，目标也更有限。亚当·斯密表达的观点在比他预想的更大程度上变成现实：人们越来越互相依赖，但是越来越独立于单一组织或单一个人。齐美尔总结道：“货币在人们之间建立的联系比其浪漫主义者热衷的封建协会时期存在的联系多得多。” [62] 与协会早期形式不同的是，现代群体可以参与其中但不被完全同化。他们使得个人有可能发展多种兴趣，参与更加多样化的活动，而不用牺牲他所有的时间、收入和个性。 [63] 对于齐美尔而言，“社区”的消逝不应成为怀旧感伤的理由：它代表了新的可能性，以及潜在陷阱。

不像马克思，齐美尔否认资本主义者发展的净效应是削弱个体独特性或抹杀任何除了等级之外的身份特征。相反，齐美尔的兴趣之一在于一个发达的货币经济，为创造个体独特性的新形式和个体内在的矛盾冲突提供了途径。

正是因为这些想法，齐美尔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 [64]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活力能够诠释当时崛起的要求财产权、高等教育、职业平等和政治参与权的妇女运动。 [65] 中产阶级女性被推出家庭的个人囹圄，在推进市场发展的心理效应影响下进入公共领域。新技术比如电气设备、现成衣服和其他能够买到的商品，使得家务更省时省力，至少对于那些能够买得起的中产阶级妇女而言是如此。这类妇女在做完家务后有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传统女性的家庭活动领域逐渐缩减，而其他领域却依然对她们保持封闭；结果就是沮丧、神经衰弱以及才情被荒废的感觉，加上封闭环境带来的困扰。这些都可以解释妇女运动的崛起，因为这类女性要求进入从前一直由男性主宰的工作领域、高等教育以及政治。齐美尔赞赏这些发展。他预测到，不久后女性会被迫遵照为男性创立并服务于男性的一系列规则参与竞争，但终究大量女性进入工作、商业和文化领域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会为这些领域注入更多女性化因素。

齐美尔注意到，讽刺的是，在女性要求进入男性化领域并且做事越来越像男性的过程中，她们的女性意识随之发展。当中产阶级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囹圄中，她们的社会角色与男性的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但当女性之间的社交机会有限，并且她们仅关注丈夫和孩子，她们最认同的社会群体无非就是家庭。“女性”这一概念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和家庭劳动力减少所造就的新环境下的产物。现在，通过与其他类似处境的中产阶级女性交流，这些女性开始发展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认同，同时带有女性解放的集体目标。

齐美尔通过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所处的不同地位，解释了女性运动与德国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女性的社会性隔离以及隅于家庭的影响对于两个阶级而言，都在通过她们与家庭的分离而逐渐消弭”。工人阶级女性被逐出家庭，因为经济需要而进入工厂。在那里，她们身心备受压榨，以至于许多人渴望的是有更多时间去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因此，尽管中产阶级女性进入有偿劳动行业看起来是一种带有更多个人成就色彩的好事，但对于工薪阶层的女性而言，这更像是一种诅咒。中产阶级女性想要脱离家庭，工薪阶级女性则想要重返家庭。 [66] 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都经历了某种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她们家庭身份的认同和公共领域中拥有共同利益的“女性”身份的认同。

对于齐美尔而言，需要多种角色的焦虑感并不限于女性；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67] 他的作品一开始就设想，道德理论经常会因其没能审视社会成员需求的内部冲突而误入歧途，这种需求的内部冲突往往来自社会成员的复杂性。齐美尔认为，那种认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面临层级清晰的道德需求的设想是错误的。因为现代人属于许多社会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需要，他们总是在经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事实上，这种冲突是现代人性格中固有的：“参与多个社会圈子并站在它们的交叉点的个人，感受到来自内部矛盾力量的撕扯。” [68]

齐美尔断定，一个人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发展了个人的独特性。不像早期社会的人们只拥有单一的身份认同，现代人可以从多个地方获得归属感，尽管这种归属感并不会十分强烈。 [69] “早期个性通过归属某个单一群体而确定，现在则通过单个人所属的多个群体共同形成……有人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或许属于多个职业协会，属于某个科学协会，在某个公民协会发挥作用，另外他的社会生活使得他接触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他或者更“倾向于某种独处，越来越缺少那种既限制人又支持人的、无所不包的执念。但是，弥补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圈子和协会产生，用于支持人们的每一种兴趣和嗜好”。齐美尔这样解释道。 [70]

手段和目的之辩证法

对于齐美尔来说，金钱是一个表现男性和他们创造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典型例子。为了满足需求，人类创造出多种产品。假以时日，那些产品独立于它们的原始创造者而存在。为满足眼前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产品，它们变成文化目标，以一种固定连续的形式出现。这些表达人类超越感的发明成为宗教，那些被创造出来控制自然的东西变成技术。未来一天，人们努力发展并完善这些文化发明：每一种文化发明越来越细分为不同的分支，形成一个分离的文化“世界”，要理解和把握它们需要倾尽一生甚至更久。比如，存在某个科学“世界”——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等分离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反过来会继续分裂出它自己的子世界。与这些科学世界并行的是宗教、艺术、运动、军事等世界。这些世界（或者文化领域）中的内部相互区别，只存在特别细微的联系。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使得形成和谐一致的“文化”概念失去意义。

齐美尔对这些文化创造的“繁殖”个性所带来的影响很感兴趣。从积极方面讲，他认为多种文化世界的可获得性使得我们可以丰富个性，如通过可获得的小说，多种类型的音乐以及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文化的众多分支。通过让自己被某些文化同化，人们在某些方面得以发展；如果这些文化是不可获得的，那么人们要想获得与这些文化相关的发展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但是，这种情况的代价就是齐美尔所谓的“文化悲剧”：沮丧地意识到我们想要了解的有许多，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脑力完全掌握它们，而专注于任何一种文化分支就会牺牲我们专注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文化的不同领域为争夺我们的精力和资源而彼此竞争。选择了一种文化领域就意味着放弃其他。劳动分工和愈加复杂的现代生活意味着身处爆炸式文化产品之中，人们不得不变得更专业化和片面化。 [71]

货币经济催生出更多的文化领域、更多的潜在兴趣领域，每一个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资本主义或许可以增加个人的沮丧感——正如卢梭在《论艺术与科学》中指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可以拥有、了解或者从事许多事情，却没有时间精力或金钱去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参与的文化范围的多样化使个体得以发展，这是通过允许我们选择最适合我们个人口味的活动的方式。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为个体的精致、独特和内省提供了可能。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购买物品的大量出现会使得某些人被追求物品本身控制，变得崇拜商品。齐美尔总结道，这种后果不是金钱而是个人造成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个人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同时创造了“不可预知的实际物质主义”的危险。 [72]

像之前的黑格尔和阿诺德一样，齐美尔提醒他的读者们，由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自由，尽管拥有巨大的潜在益处，但自由本身却并非益物。自由国家取消了陈旧的禁令——针对多种行业的准入条件以及财产所有权——并开放了新的可能性。但是除非这种新型自由具有一种方向感，否则就会走向无聊、不安和迷茫。那些只用远离束缚的自由来定义自己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某种幻想的受害者，即活力、安定以及目标可以从金钱或者商品中获得。但是，金钱只是一种手段，无法提供一种有目标的生活，并且那种通过某种新获得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仅仅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 [73] 结果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乏味的获取和消费。

齐美尔提醒读者，金钱本身没有目的，它的功能是一个中介：我们出售商品或者劳动力是为了获得金钱，然后我们获得金钱的目的是能够购买一些东西。道德共识认为存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包括满足感。然而，齐美尔最惊人的远见之一在于，拥有金钱实际上比其拥有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满足。这是因为金钱的价值超出了它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金钱拥有“盈余价值”，因为金钱的所有者拥有附加满足，附加满足则来自拥有对所持金钱能够买到的所有东西的选择权。因此，“一定数额钱币的价值等于这些钱能够交换的任何物品的价值加上在无数的其他物品之间自由选择的价值……” [74]

因此，金钱在最本质形式上是一种工具。但是，齐美尔注意到，改善工具不仅能够使现存目的被更有效地满足，而且新工具经常激发我们想到能借助这些工具实现的新目的。正如齐美尔所说的，“一旦一个目的引起关于手段的想法，手段或许会产生目的的概念”。另外，人类心理学正是这样作为一种手段出现，后来成为目的。有时，这是因为我们放在目的上的感情价值被转移到实现目的的手段上。一旦我们开始开发新的手段或工具，对它们的进一步开发就以某种想象存在。此时，手段又一次成为目的本身。

货币经济使得这种手段和目的的逻辑论证更加激烈，因为货币作为一个手段转化成目的的极端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身处此种经济的人们容易受困于追求手段、获取金钱和完善技术。当人们投身于积累和完善技术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看不清终极目标。

与韦伯一样，齐美尔对市场扩展带来的文化影响持模棱两可的观点。 [75] 有时，他认为当代社会是手段对目的的胜利，这让他听起来像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在为外国读者反思德国在过去十年内的发展时，齐美尔写道：

思想的力量一直被强迫通过某种之前德国从未听说的方式，服务于追求金钱的目的；思想的力量也被国内外的竞争操控，以使所有其他事物从属于物质利益。因此，技术近几年来成为大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唯一考虑，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国家的内部和精神发展有着不祥预兆。人们完全忘记了技术仅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且高度赞赏技术的日臻完善，仿佛它是人类众多伟大的目标之一；仿佛电报和电话本身是具有非凡价值的东西，尽管事实是相比于之前使用的不那么快捷的通信工具，人们没有通过这些手段向对方讲更智慧、更高尚的话；仿佛电灯将人们抬高至一个更接近完美的舞台，尽管事实上借助电灯看到的更清晰的事物还是跟之前用汽油灯看到的一样微小、丑陋或者无足轻重。 [76]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遗憾，齐美尔还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和机遇。 [77]

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景是更伟大、更复杂的个性，对齐美尔而言，更可怖的凶相是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它们中没有一个看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他强调了市场经济推崇的新形式的个人主义的发展，一种基于在由市场创造的众多文化领域和社交圈子做出选择的个人主义。他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要义在于某些活动领域的多产性，使这些领域无法形成一个连贯整体，却为个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来发展他的特性。但是，齐美尔并没能将自己从这种设想中解脱出来，即社会应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并为人们提供共有的终极目标；并且最终，它应该形成一个社区。维尔纳·桑巴特重点强调了这种设想。

桑巴特：全怪犹太人

如果说韦伯和齐美尔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大体上持积极态度，那么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则更为消极。桑巴特出生于1863年，比齐美尔晚出生五年，比韦伯早一年。他是当时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作品囊括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78] “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通过他于1902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进入学术社会科学，他于1906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直指消费的意义并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辩论。桑巴特成为当时该领域领军刊物《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的编辑三巨头之一，韦伯也是其中一位。桑巴特的写作风格既犀利又易读，所讨论的问题远不止学术本身。但是，相比于韦伯和齐美尔揭露资本主义复杂性、衡量成本收益并努力避免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向，桑巴特的作品显得信马由缰，充满感情和激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意味着所有值得提及的文化的衰退，并且最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犹太人。桑巴特将《社区和社会》中的浪漫反资本主义与新反犹太主义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桑巴特第一部糅合经济历史与浪漫反资本主义的作品是《十九世纪的德国经济》，出版于1903年。他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匠和农民描述为“自然的”，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描述为“人工的”。桑巴特赞成那种浪漫主义的偏见，将过时等同于真实。他将尚未达到现代化的群体的生活形式视为原始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是早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桑巴特而言，资本主义对大众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导致了“文化的坟墓”。尽管资本主义标志着数量上的突飞猛进——他意识到它更具生产力并创造了一种物质标准更高的生活——但它也意味着人们丧失了生活品质，剥夺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剥夺了人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于先辈的信仰。这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事物价值的过分估量。（正如许多浪漫主义保守者，桑巴特并不带有宗教性，但是他对于其他不带有宗教性的人表示遗憾。）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毁灭了灵魂并且导致文化生活的标准化或者“批量生产”。 [79] 尽管他一辈子住在大城市，但桑巴特并不认为城市化进程有任何积极之处：他指责城市生活是一种不自然、不真实的存在形式，他甚至称其为“沥青文化”。

在同一本书中，桑巴特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这一论题成为他未来十年写作和讲课的主题。犹太人思想的特征包括自私自利和抽象化：恰恰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品质。他针对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性格之间选择性亲和的观察与卡尔·马克思一致，他曾赞同性地引用后者的《论犹太人问题》：“犹太主义的普世依据是什么？实际需要和自利。犹太人的普世罪恶是什么？斤斤计较。犹太人的普世神是什么？金钱。” [80] 1911年，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六年之后，桑巴特出版了《犹太人和经济生活》作为回应。 [81] 书中他力图展现犹太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他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原因在于他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都倾向于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理性和算计心理。依据桑巴特的观点，正是犹太教本身使得犹太人倾向于资本主义，犹太人与上帝之间抽象的合约式关系以及他们数不清的罪恶算计，犹太教本身就是一群无根游荡的“被遗弃民族”的宗教。 [82] 桑巴特认为犹太人习惯于有目的性地生活，将他们的生活指向一个长远目标。他们因此习惯于将事物考虑成某种目标的手段。金钱仅仅是种手段。桑巴特总结道，犹太人尤其关注金钱，作为追求卓越的手段。 [83] 桑巴特认为，犹太人并不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创业和创意方面，而更喜欢追求交易的优势特征。这种算计式的权衡手段以及抽象的数字头脑适合有着“完美股票交易投机者”之称的犹太人。 [84] 在他总结马克思、滕尼斯和齐美尔的文章中，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的胜利描绘成抽象、普世的犹大式事业取代了具体、排他的基督徒事业。 [85]

自由天主教历史家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在一篇辛辣批评桑巴特的文章中写道，只要简单读读圣经文本就能发现，希伯来人并不是流浪民族，他们只有几十年被遗弃的经历。布伦塔诺总结道，桑巴特的书代表不了真实的学问，原因在于作者仅仅选取了符合他的偏见和预设的证据。 [86] 韦伯也不客气，他私下写信给桑巴特，提到书中关于犹太宗教的部分“几乎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 [87]

桑巴特对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最为人鄙夷特质的一致性为德国存在已久的反犹太主义论调提供了学术依据，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英国和法国。他们声称，犹太人应该为所有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弊病负责。 [88] 德国主流反犹太主义作家反过来从桑巴特的著作中寻找证据，为他们的事业保驾护航。西奥多·弗里奇（Theodon Fritsch）是《反犹太主义问答》（The Anti-Semitic Catechism ）的作者，他后来被纳粹尊为导师。他于1913年出版了《商业中的犹太人和他们成功的秘密》（The Jews in Commerce and the Secret of Their Success ），这本书批评了桑巴特，认为他对犹太人过于友好，但同时也用大量篇幅解释了桑巴特的论点。 [89]

作为转折点的世界大战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威廉德国时代宣告结束。尽管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都支持并欢迎这一时代，但他们的反应也反映出他们早期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像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韦伯震惊于各国对战争爆发的一致祝贺。考虑到几十年前的政治分裂，所有阶级的人们欣然开赴战场实在令人意外，韦伯也惊奇于他们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在1914年8月下旬致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不论后果如何，这场战争是伟大和非凡的。”一年后，他仍然写下“能经历这样一场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可能发生的战争实在令人愉悦”。韦伯遗憾自己年岁太大无法去前线抗击，于是投身于战争相关机构，在海德堡经营当地的军事医务室。 [90] 韦伯认为这场战争无法避免，并且如果德国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通过自身实力对抗西部的英国和东部的俄罗斯，那么这场战争就十分必要。不像许多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韦伯反对德国在战争早期的侵略和领土吞并。他的反对是基于对俾斯麦提出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考虑。他认为，兼并领土会使得德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并让自己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站不住脚跟。 [91] 尽管韦伯的反应折射出了他一贯的民族主义，但他对于容克阶层和君主的政治领导所持的怀疑态度，以及骨子里对意识形态狂热主义的反对，都使得这种民族主义趋向理智。

齐美尔的反应更加令人意外。他之前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模糊态度仿佛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战前文化和社会的消极认识，以及对于战争影响的积极预测。他在1912年11月宣布，这场战争标志着精神领域的转折点，德国“孕育着无限可能”。齐美尔观察到，在漫长的和平年代，存在一种将生活的不必要方面与必要目标混淆的倾向，但实际上并不需要这种必要和不必要的区分。 [92] 他现在坚信，在战前的几十年里，文化技术手段的繁荣导致人们丧失了对更宽泛目标的追求。然而，这场战争充当了“一种团结的、简化的和集中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里，就连个人的自我保护——生活通常的目标——也明显屈服于更高水平的国家自我保护。 [93] 这场战争因此通过将手段接近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使得终极目标暂缓衰落。

齐美尔告诉读者，这场战争或许也扭转了社区意识的衰败趋势。在和平时期，个人投入的手段同整个社区没有可见的联系。但是在战争时期，市民们感受到他们对于整个社区的重要性。 [94] 齐美尔建议，这种个人追求和社区目标的和谐或许会延续至战后时期。战争早期所经历的民族团结浪潮被齐美尔以及其他许多学者解读为一种过程催化剂，这种过程将会将战前时期的个人主义的、经济主义的理念转化成为一种新型的、更加集体化的文化——社区。

维尔纳·桑巴特同齐美尔类似，不过他带有更多的豪言壮语和民族沙文主义，他认为战争为社会重新带来意义和共同目标。在他写于1915年的《商人与英雄：爱国反思》（Traders and Heroes：Patriotic Reflections ）一书中，桑巴特将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憎恶重塑为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一场“宗教战争”。他将德国夸张为英雄的国度，而将英国人贬低为商人和店主的国度。他写道，商人“把地球上存在的所有人类视为一大批商业交易，所有人都尽可能地为自己着想……在这种生活概念下，物质价值会被给予重要地位……经济尤其是商业活动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最终，经济利益将会……逐渐使生活的其他方面臣服。一旦经济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国家占据上风，他们会轻易地将他们的职业态度传递到生活的所有方面……直到商人的世界观和实际商业活动达到不可分离的一致性，现在英国的情况大抵如此”。 [95] 桑巴特写道，德国也开始踏上这条不归路，直到战争的到来使得“奇迹发生”，这时“古老的德国英雄精神”又一次迸发，重新带来勇气、顺从和自我牺牲等美德。（提到品质，他补充了“虔诚”，一种糅合了公民共和主义与基督教的军事化版本。） [96] 技术和经济发展“过去看似无意义，现在从对于我们最崇高的价值观中重新获得了意义和重要性”。这种价值即为德国“民众”，20世纪“被选中的人”，他们形成了“反对商业主义的虚伪浪潮的最后一道坝堤”。 [97]

桑巴特书中的猛烈抨击遭到新闻界的大肆批评，并导致他与许多同事疏离，于是他把这本书的不受欢迎归责于犹太人。 [98]

这场战争是中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解析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尤其在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地区，随着知识分子抛弃韦伯和齐美尔的模糊自由主义观点，进而转向或左或右的政治激进主义，世界大战导致政治两极化。青年一代的政治极端运动不仅是战争的后遗症，也响应了主流学者解释战争的方式。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y Lukács）和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都是代表人物，也是极端主义的发声人。他们追求超越资本主义，而非仅仅改革之。

[1] Friedrich Naumann，“Kulturgeschichte und Kapitalismus，” Neue Rundschau ，XXII（1911），pp.1337-48，at p.1340，quoted in Friedrich Lenger，Werner Sombart，1863-1941：Eine Biographie （Munich，1994），p.219.

[2] 关于国家政府对于研究的支持以及国家引导的个人资助，参见：Bernhard vom Brocke，“Der Kaiser-Wilhelm Gesellschaft im Kaiserreich，” in Rudolf Vierhaus and Berhard vom Brocke（eds.），Forschung im Spannungsfeld vo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Kaiser-Wilhelm -/Max-Planck-Gesellschaft （Stuttgart，1990）。

[3] Wilhelm Hennis，Max Weber：Essays in Reconstruction （London，1988），p.59.

[4] On which see Wolf Lepenies，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The Rise of Sociology （Cambridge，1988），esp. chapter 13.

[5] See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ed.），Walther Rathenau：Industrialist，Banker，Intellectual，and Politician （Oxford，1985），and Hans Dieter Hellige（ed.），Walther Rathenau，Maximilian Harden：Briefwechsel，1897-1920 （Munich，1983）. Also see Fritz Stern，“Walther Rathenau and the Vision of Modernity，” in Fritz Stern，Einstein’s German World （Princeton，N.J.，1999）.

[6] See the informed chapter on Tonnies in Harry Liebersohn，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1870-1923 （Cambridge，Mass.，1988）；still useful is Arthur Mitzman，Sociology and Estrangement：Three Sociologist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1973）.

[7] See Liebersohn，Fate and Utopia ，pp.36-7.

[8] Ferdinand Tonnies，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and ed. Charles L.Loomis（New York，1963；German original 1887），p.165.

[9] 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866-1918. Erster Band：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unich，1990），pp.268-78；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 （New York，1998），chapter 7，provides a useful overview.

[10] 关于现代企业的崛起，参见：Alfred D.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Mass.，1977），and 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ss.，1990）。

[11] Jurgen Kocka，“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Germany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Jurgen Kocka，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Business，Labor，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New York，1999）pp.156-73，at p.165；and Alfred D.Chandler，Jr.，“Fin de Siècl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eds.），Fin de Siècle and Its Legacy （Cambridge，1990），pp.28-41.

[12] Jurgen Kocka，“Family and Bureaucracy in German Industrial Management，1850-1914：Sieme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26-50，in his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p.36.

[13] Kocka，“Family and Bureaucracy，” pp.26-50，and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in his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

[14]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p.324.

[15] In Eduard Bernstein，The Assumptions of Socialism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Democracy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1901）］.

[16] Friedrich Engels，“Supplement and Addendum to Volume 3 of Capital ，” in Karl Marx，Capital：Volume 3，trans. David Fernbach（London，1981），p.1045.

[17] On Weber’s family background，see Guenther Roth，“Weber and the Would-Be Englishman：Anglophilia and Family History，” in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eds.），Weber’s Protestant Ethic：Origins，Evidence，Contexts （Cambridge，1993），pp.83-120.

[18] Max Weber，“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 politik”（1895），in Wolfgang J.Mommsen，（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4，2. Halbband（Tubingen，1993），pp.543-74，at p.558. In English translation，“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1895），the essay appears in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eds.），Weber：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1994），pp.1-28.

[19] 关于他的一些广为人知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参见：Weber，“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pp.558-60。关于19世纪晚期德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出现的帝国主义社会化的达尔文主义现象，参见：Heinz Gollwitzer，Europ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880-1914 （New York，1969）。

[20] Wolfgang J.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Chicago，1984），pp.72-3.韦伯曾一度认为市场竞争首先是温柔、和平的，之后将是大国之间更为激烈的角斗。

[21] 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pp.91 ff；on the groups arrayed against a dynamic capitalist economy，see also Max Weber，“Capitalism and Rural Society in Germany”（1906），in Hans 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 （New York，1946），pp.363-85.

[22] See，for example，Weber，“Die bu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1897），in Wolfgang J.Mommsen（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4，2. Halbband，pp.810-8，at p.816.

[23] 关于法国，参见：Herman Lebovics，True France：The Wars over Cultural Identity，1900-1945 （Ithaca，N.Y.，1992），chapter 1；关于德国，参见：George L.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1981）。

[24] Knut Borchardt，“Einleitung，” to Borchardt and Cornelia Meyer-Stoll，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5，Halbbd.1（Tubingen，1999），pp.1-114，at p.45.这一预测由主流经济学家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提出。

[25] Knut Borchardt，“Einleitung，” pp.1-17.

[26] Borchardt，“Einleitung，” pp.25 ff，and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 （New York，1987），pp.36-46.

[27] Borchardt，“Einleitung，” pp.26 ff.

[28] Quoted in Borchardt，“Einleitung，” p.27.

[29] Schaffle，quoted in Borchardt，“Einleitung，” p.41.

[30] Borchardt，“Einleitung，” p.36.

[31] On the role of Jews，see Werner E.Mosse，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1820-1935 （Oxford，1987），pp.380 ff.

[32] See the classic study by 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Oxford，1964；rev. ed. Cambridge，Mass.，1988）.

[33] Cited in James Retallack，“Conservatives and Antisemites in Baden and Saxony，” German History （1999），vol.17，no.4，pp.507-26，p.516 n28.

[34] Borchardt，“Einleitung，” p.86.

[35]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Weber，“Die Borse：I.Zweck und ausere Organisation der Borsen，” pp.127-33 in Borchardt（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5，Halbband I.

[36] “Diskussionsbeitrag in der Debatte uber das allgemeine Programm des Nationalsozialen Vereins，” in Wolfgang J.Mommsen（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4，2. Halbband（Tubingen，1993），pp.620-1.

[37] Max Weber，“［Rezension von：］Was heiβt Christlich-Sozial？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Fr Naumann”（1894），reprinted in Mommsen（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4，pp.350-61，at pp.354-5.

[38] Max Weber，“Die Borse：I，” reprinted in Knut Borchardt（ed.），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5，1，pp.135-74，and “Die Borse：II，” reprinted in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5，2. Halbband（Tubingen，2000）pp.630-55.

[39] “Borse：I，” pp.139-40.

[40] “Borse：I，” pp.148-9.

[41] Weber，“Die Borse：II，” pp.651-5.

[42] Max Weber，“Vorbermerkung，”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ubingen，1988），p.4；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New York，1958），p.17.

[43]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Gesammelte Aufsze ，p.41；translation from Weber，Protestant Ethic ，p.56.

[44]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21. Later，Weber coined the term “Zweckrationalitat”（instrumental rationality）to describe this.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2 vols.（Berkeley，1978），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4th ed.（Tubingen，1956），p.43. See Lawrence A.Scaff，Fleeing the Iron Cage：Culture，Politics，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Berkeley，1989），p.33.关于韦伯著作中对于“理性”不同含义的阐述，参见：Rogers Brubaker，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An Essay on the Social and Moral Thought of Max Weber （London，1984）。

[45]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Berkeley，1978），pp.956-1005.

[46] Max Weber，“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eds.），From Max Weber ，p.139；Gesammelte Aufs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ubingen，1922），p.449.

[47]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53.

[48] See Wolfgang J.Mommsen，“The Alternative to Marx：Dynamic Capitalism instead of Bureaucratic Socialism，” in Wolfgang J.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New York 1974），pp.47-71；and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Weber’s Dialogue with Marx，” in Wolfgang J.Mommsen，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Chicago，1989），pp.53-73.

[49] “Der Sozialismus”（1918），in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pp.492-518，at pp.498-9.这篇文章原本是韦伯作为访问教授针对在维也纳的奥匈帝国军官们所写，为了帮助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威胁。See the “Editorischer Bericht” to “Der Sozialismus，” in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5，ed. Wolfgang J.Mommsen（Tubingen，1984），pp.597-8.

[50] “Der Sozialismus”（1918），pp.508-16.

[51]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180.

[52] Briefwechsel zwishen Wilhelm Dilthey und dem Graf Paul Yorck v.Wartenburg （Halle，1923），p.254，quoted and placed into context in Klaus Christian Kohnke，Der junge Simmel in Theoriebeziehungen und sozialen Bewegungen （Frankfurt，1996），p.116.

[53] On these see Kohnke，Der junge Simmel ，part 3.

[54] This is the topic of one of Simmel’s best-known essays，“The Stranger，”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ed. and trans. Kurt H.Wolff（New York，1964），pp.402-8；original in Georg Simmel，Soziologie （Leipzig，1908；3rd ed.1923），pp.509-12.

[55] Cf.Paul Nolte，Die Ordn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Selbstentwurf und Selbstbeschreibung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2000），p.56.

[56] On Simmel’s ongoing relevance，see Klaus Lichtblau，Georg Simmel （Frankfurt，1997），p.14.此书可能是截至目前关于齐美尔著作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

[57] Kohnke，Der junge Simmel ，p.172.

[58] Georg Simmel，Philosophie des Geldes （Georg Simmel Gesamtausgabe ），vol.6（Frankfurt，1989），cited hereafter as PdG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 ，2nd ed.，ed. David Frisby（New York，1990），cited hereafter as PM .

[59] PdG ，pp.612-6；PM ，pp.443-6. For an earlier formulation，Georg Simmel，“Das Geld in der modernen Kultur”（1896），in Heinz-Jurgen Dahme and Otthein Rammstedt（eds.），Georg Simmel：Schriften zur Soziologie （Frankfurt，1983），pp.78-94，at pp.90-1，translated as “Money in Modern Culture，”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Simmel on Culture （London，1997），pp.243-55，at pp.252-3.

[60] PdG ，pp.595-6；PM ，p.432.

[61] “Soziologie der Konkurrenz，” in Dahme and Rammstedt（eds.），Georg Simmel ，p.177；Georg Simmel，“Conflict，” in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trans. Kurt H.Wolff and Reinhard Bendix（New York，1955），pp.61-2.

[62] Simmel，“Das Geld in der modernen Kultur，” pp.80-2；“Money and Modern Culture，” pp.244-6.

[63] PM ，pp.342-4.

[64] 关于女权运动，参见：Ute Frevert，Women in German History：From Bourgeois Emancipation to Sexual Liberation （New York，1989），pp.113-30。

[65] See“Der Frauenkongress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Die Zukunft ，vol.17（1896），pp.80-4，now in Heinz-Jurgen Dahme and Klaus Christian Kohnke（eds.），Georg Simmel：Schriften zu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der Geschlechter （Frankfurt，1985），pp.133-8；translated as “The Women’s Congress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Frisby and Featherstone，Simmel on Culture ，pp.270-4；then Simmel，“Tendencies in German Life and Thought Since 1870，” The International Monthly （1905），vol.5，reprinted in David Frisby（ed.），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 ，3 vols.（New York，1994），vol.1，pp.5-27，at pp.16-20；PdG ，p.644，and PM ，p.464；and most fully in “Die Kreuzung socialer Kreise，” in Simmel，Soziologie ，3rd ed.（Munich，1923；1st ed.，1908），pp.335-8，translated by Reinhard Bendix as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in Georg Simmel，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New York，1955），pp.179-84.

[66] Simmel，“Tendencies” and “Der Frauenkongress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67] 关于齐美尔思想中这一元素的分析，参见：Lichtblau，Georg Simmel ，pp.31-8。

[68] “Das Individuum，dasan mehreren solcher Kreise theil hat，gleichsam in ihrem Schnittpunkt steht，wird den Gegensatz ihrer Richtungen in sich fuhlen.” Georg Simmel Gesamtausgabe （Frankfurt，1989；hereafter cited as GSG ）4，354，quoted in Kohnke，Der junge Simmel ，p.324.

[69] PM ，pp.342-4.

[70] GSG 4，380；Kohnke，Der junge Simmel ，pp.327-8.齐美尔对于分析的兴趣受到德国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影响，认为社会信息对于个人身份归属产生影响，参见：Kohnke，Der junge Simmel ，pp.337 ff。

[71] Georg Simmel，“Der Begriff und die Tragodie der Kultur，” in Simmel，Philosphische Kultur （Leipzig，1911），trans. Mark Ritter and David Frisby as “The Concept and Tragedy of Culture，”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Simmel on Culture （London，1977）；PdG ，pp.591-616；PM ，pp.446-70.

[72] PdG ，pp.651-4；PM ，pp.468-70.

[73] PdG ，pp.552-6；PM ，pp.400-4.

[74] PM ，pp.212-3.

[75] See Gianfranco Poggi，Money and the Modern Mind：Georg Simmel’s Philosophy of Money （Berkeley，1993）.

[76] Georg Simmel，“Tendencies in German Life and Thought since 1870，” p.6；similarly PM ，p.482.

[77] A point rightly made by Poggi，Money and the Modern Mind ，p.54.

[78] For information on Sombart I have relied largely on the very thorough biography by Friedrich Lenger，Werner Sombart，1863-1941：Eine Biographie （Munich，1994）.

[79] Quoted in Lenger，Werner Sombart ，pp.137-40.

[80] Werner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1903），p.129，quoted in Lenger，Werner Sombart ，p.189.

[81] Werner Sombart，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Munich，1911），translated by Mordechai Epstein a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1913；reprinted New Brunswick，N.J.，1982）.

[82] Sombart，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p.242-9，403-27；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pp.213-21，323-44.

[83] Sombart，Die Juden ，p.330；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p.275.

[84] 关于企业家与从事贸易者的区别，参见：Sombart，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p.189-97，332-3；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pp.160-8，227-8。

[85] See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1984），p.136.

[86] Lujo Brentano，Der Wirtschaftende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Gesammelte Reden und Aufsze （Leipzig，1923），“Judentum und Kapitalismus，” pp.426-90. See also the excursus on “Handel，Puritanismus，Judentum und Kapitalismus，” in Brentano，Die Anf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Munich，1916；first published 1913）.

[87] Quoted in Lenger，Werner Sombart ，p.448，n43. Weber’s work 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ay have been stimulated by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Sombart’s earlier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on which see Hartmut Lehmann，“The Rise of Capitalism：Weber Versus Sombart，” in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Weber’s Protestant Ethic：Origins，Evidence，Contexts （Cambridge，1993），pp.195-210，at p.198.

[88] 这种财阀资本主义对于犹太人的反犹太情绪并非局限在德国。For British cases see Jay P.Corrin，G.K.Chesterton and Hilaire Belloc：The Battle Against Modernity （Athens，Ohio，1981），and with caution，Bryan Cheyette，Constructions of “The Jew ”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1993），chapter 5.

[89] Lenger，Werner Sombart ，p.210 and 452，n108. On Fritsch as the Altmeister of National Socialism，see George L.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64），p.112.关于犹太人对于桑巴特文章的接受程度，参见：Lenger and Derek J.Penslar，Shylock’s Children （Berkeley，2001），chapter 4。

[90] Letter of August 28，1914，quoted in 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pp.190-1.

[91] 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pp.192-4.

[92] Georg Simmel，“Deutschlands innere Wandlung”（November 1914），and “Die Krisis der Kultur”（January 1916），both in his Der Krieg und die geistigen Entscheidungen （Munich，1917），p.59.

[93] Simmel，Der Krieg ，p.64.

[94] Simmel，Der Krieg ，pp.11-2，61.

[95] Werner Sombart，Hdler und Helden：Patriotische Besinnungen （Munich，1915），pp.64，14，quoted in Fritz Ringer，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1890-1933 （Cambridge，Mass.，1969），pp.184-5. Also see Lenger，Werner Sombart ，pp.245-52，and in Hermann Lubbe，Politisch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Munich，1974），pp.210-4.

[96] Sombart，Hdler und Helden ，p.65，quoted in Ringer，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pp.187-8.

[97] Sombart，Hedler und Helden ，pp.125，143. Quoted in Lenger，Werner Sombart ，pp.247-8.

[98] Lenger，Sombart ，pp.250-1.

第十章 卢卡奇和弗莱尔：从追寻共同体到被极权政体引诱

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时代。就连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这样的自由人士也满腹疑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经过其学生的演绎，在政治上朝着激进方向发展。韦伯和齐美尔作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表现在，他们之所以肯定市场，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还因为相比之前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经济系统，市场给予个人更大程度的自由。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似乎兼容并蓄、相辅相成的时候，他们都是德国民族主义者（韦伯比齐美尔更强调自己的这一身份）。但资本主义无法为其提供集体目标感或某些价值超越感，这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曾短暂地冒出一个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将发达资本主义产生的复杂而支离破碎的文化转化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作为继韦伯和齐美尔后的年轻一代，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汉斯·弗莱尔深受他们的影响。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文化效应加以分析，开始抵制整个自由主义，卢卡奇和弗莱尔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范例，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与之类似，赞成用极权主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困境。卢卡奇生于1885年，1918年转而信奉共产主义；直到1971年逝世，他始终都是一名忠实的共产党成员（尽管有时政见不同）。弗莱尔比卢卡奇小两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名激进的右派理论家，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不过作为激进派，他从未像卢卡奇一般坚定，甚至最后他已经对国家社会主义彻底失望。从第三帝国战败到1969年逝世的十年间，他开始向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妥协。他们和许多言辞锋利的理论家一起猛烈抨击两战之间的资本主义。本章我们将分别探讨卢卡奇和弗莱尔的观点，并尝试解释为何一人变为激进左派分子，而另一人成了激进右派分子。

从知识分子向革命者的转变

格奥尔格·卢卡奇原名为捷尔吉·伯纳德·洛温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奥匈帝国匈牙利的首都）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家庭历史代表了典型匈牙利犹太人发家致富、边缘化和天赋异禀的命运特点。他的母亲阿德尔·沃特海姆出身名门，其家族至少从18世纪起就富甲一方，并精通犹太教法典和世俗学问。她在维也纳长大，讲的是帝国主流语言——德语，同时也是卢卡奇的家乡语言。格奥尔格的父亲约瑟夫·洛温格尔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匈牙利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他出生于匈牙利南部的一个棉被制造商之家，13岁离开学校开始在银行工作，24岁成为盎格鲁-奥地利银行布达佩斯分行的经理，1906年加入匈牙利信贷银行（Hungarian General Gredit Bank）董事会，该银行是匈牙利最重要的信贷机构。 [1]

在匈牙利，犹太人几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同之说在欧洲许多地区只是一种隐喻，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一说法甚至会引发夸张的口水战。匈牙利缺乏本土民族商人阶级，东欧地区也是如此。匈牙利的贵族和农民都不喜欢从事商业贸易；在他们看来，商业在本质上伤风败俗、有辱人格，同匈牙利精神格格不入。 [2] 18世纪时，匈牙利贵族开始认识到，建立现代化国家必须发展经济，因此允许甚至鼓励有背景的犹太人从事贸易，在经济中积极活动。于是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民族融合，一种民族性的劳动分工，其中匈牙利贵族操控政治和政府（贵族占据政府机构上层职位，中上层阶级占据下层职位），而犹太人将其精力投入经济领域，推动贸易、开设银行、将贵族田产转化为营利性资本主义企业。

1867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欧洲没有其他地方能像匈牙利那样欢迎将犹太人融入其经济和文化之中。《妥协宪章》（Ausgleich ）将哈布斯堡帝国分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由共同的法律系统、军队和君主维系。犹太人获得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占统治地位的匈牙利人积极促进犹太民族的融入。因为匈牙利人在其王国内属于少数民族，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作为潜在的新成员，可以在数量上调节民族平衡。到19世纪末，犹太人不仅主导了匈牙利的金融业和商业，还大量从事各种自由职业。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匈牙利几乎一半的医生、律师和记者是犹太人。一度萎靡的布达佩斯开始蓬勃发展。它有着80万人口，是欧洲第六大城市，且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其中有20万犹太居民，这使布达佩斯成为仅次于华沙的最大犹太人聚居区。作为对拥护匈牙利语言和奥匈帝国事业的回报，发达的犹太人被授予贵族头衔，并允许进入行政部门高层甚至政府机关，不过准入条件经常包括信仰基督教。 [3]

这一条件很少有人乐意接受，包括洛温格尔家。1890年，约瑟夫·洛温格尔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卢卡奇。1901年，为答谢其付出大笔金钱，他被授予贵族名字“塞盖迪·卢卡奇”（匈牙利语）或“冯·卢卡奇”（德语），格奥尔格后来使用这一姓氏出版了其早期作品。1907年，格奥尔格皈依路德教，对犹太教出身之人来说，这种进阶之路并不罕见，因为犹太教是其文化融入的绊脚石，毫无特殊意义。卢卡奇后来回忆称，在父母家中“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事，甚至包括学习希伯来语”，所以犹太教典礼和仪式都无任何意义。 [4] 卢卡奇的密友贝拉·巴拉兹回忆说：“我的父亲从来不去礼拜堂，当然也不祈祷，每年他会带我去参加一次秘密的仪式。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的父母也从未与他们有所交往。他们肩上挂着白床单，一边号啕恸哭，一边捶打胸部。但最让我害怕的是，我父亲也穿着这种白床单，边缘有黑色的条纹。穿着类似的服饰，他加入并置身于这个陌生而神秘的盟会中……我听说这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是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原因在于我们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会是犹太人呢？这点我不太明白……（因为）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生活中没有一个细节让我感觉到我们是犹太人。” [5] 卢卡奇和巴拉兹就像伏尔泰所描述的伦敦交易所里的犹太人，背诵着希伯来语却不懂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两人拥护伏尔泰和马克思提倡的普遍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年轻的卢卡奇近乎天才，青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多种语言的欧洲文学巨著。马克思的父亲坚持让自己的儿子从事实用性职业，从而保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而老卢卡奇却鼓励儿子跟着其文学偶像之路走下去，不仅是因为家庭财富已足够为儿子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更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欧洲中部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富有的父亲支持天资聪颖的子嗣发展文化兴趣。喜爱文化不仅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还能被更广泛的世界所接受。 [6] 掌握西方主流文化就有了被社会承认的机会。格奥尔格读高中时对现代戏剧很感兴趣，于是他父亲就出资成立了一家戏剧公司，由格奥尔格主管。约瑟夫·卢卡奇不仅出资让儿子在匈牙利接受大学教育，还让他在柏林和海德堡继续深造，希望他能以哲学家身份谋得一个大学职位。当格奥尔格决定创办一本新的匈牙利哲学杂志时，订阅该杂志的大部分人都是他父亲的生意伙伴。

虽然卢卡奇和他父亲拥有相同的文化学习目标，可是对这两代人而言，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老卢卡奇看来，包括哲学在内的高雅文化是融入欧洲中产阶级文化的顶峰。而在小卢卡奇看来，当哲学家就要抵制商业，文化的内涵就在于抨击其父母生活的中产阶级世界。 [7] 小卢卡奇认为其父母的生活似乎丧失了意义。在他眼中，父亲的成就就是一味地追求财富，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母亲谆谆教导的礼仪也是空洞的习俗，需要他奋起反抗。少年时期他曾阅读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从中他明白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者可能比成功者更加高尚。阅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资产阶级的体面和个人真实性之间冲突的理解。 [8]

对成为匈牙利人的渴望，格奥尔格·卢卡奇似乎不如其父母一代人那么强烈。对卢卡奇的父亲而言，来到布达佩斯是一段从文化的外围边缘走到都市中心的艰难历程。而对格奥尔格而言，他的视野早已延伸至维也纳、柏林、巴黎和佛罗伦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文化似乎显得土气而狭隘。另外，同其他欧洲中西部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样，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变得不欢迎类似卢卡奇家族的犹太人融入。卢卡奇父辈拥护自由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赞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支持非匈牙利人（包括犹太人）的融入。但到1900年格奥尔格这代人成年之后，一种新的反犹太人的匈牙利民族主义开始浮出水面。这股势力来自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人。一些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其地产管理不善，不得不由犹太人接管土地，在此次反犹太人的运动中他们担任领军人物，另外该运动的成员还包括土地贵族，他们看到经济和社会的支配权从自己手中滑落，被新型商业中产阶级掌控，心存怨恨不满。手工艺人则是此次运动的主要成员，他们深受各方威胁，有来自工厂车间生产的威胁，有来自无地农民的威胁，还有的威胁来自天主教低等牧师，这些人反对结婚和离婚的世俗化。 [9] 经济的繁荣发展导致在非正式劳动分工中，犹太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矛盾重重。犹太人除了占据经济领域，还涉足政府行政部门和议会；与此同时匈牙利人也开始涉足商业，谋取商业职位，在经济上同犹太人展开竞争。 [10] 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初起，“犹太人问题”逐渐成为广受匈牙利大众议论的话题。 [11]

于是，孤立和疏远成为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其布达佩斯社交圈成员久久萦绕于心的主题。作为被同化的犹太人，他们几乎已经同过去的犹太人身份完全隔离。在匈牙利的农村地区，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仍旧滞后不前，他们同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也毫不搭边。而他们的父母倾向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身份认同，在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犹太人被定义为局外人的时期，这样的身份认同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12]

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奇来自匈牙利，但在文化上他更热衷于德国哲学和文学。他于1906～1907年和1909～1910年同齐美尔在柏林求学。1914年，他辗转来到海德堡，成为韦伯社交圈的成员之一，并希望谋得一份教职。他的作品深受德国社会思潮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生活的驱动力，滕尼斯描述了从“群落”到“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世界祛魅的分析——这些都是卢卡奇分析现代性的指导思想。 [13] 但是，对其思想影响最深的还要数齐美尔。 [14]

卢卡奇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前曾写过三部作品：第一部研究现代戏剧的发展（1909年完稿，1912年出版匈牙利语本，1914年出版德语节选本）；第二部为《心灵与形式》（The Soul and the Forms ）的现代文学论文集（1910出版匈牙利语本，1911年出版德语本）；最后一部为《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 ）（写于战争期间，1916年以文章形式发表，1919年全书出版）。这几部作品都在阐释用艺术作品反思社会进程的思想，齐美尔也曾在《货币哲学》和论文中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15] 卢卡奇写道，现代生活不再是一个“整体”形式，也不会再形成事事相关且有共同目标的统一文化。 [16] 若说齐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卢卡奇则是不折不扣地抨击。他重视现代文学，只因为现代文学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论断。 [17]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们已经没有可能度过有意义的一生。齐美尔认为个人存在崭新的可能性，卢卡奇却认为只存在隔离和疏远——一种松散的社会纽带，生产者同其产品之间的微弱联系，生命的技术理性化使得个体个性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社区群体的消失。 [18] 借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的说法，他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一个绝对罪恶的时代”，在该社会中人类觉得“自己创建的环境不是家而是监狱”。 [19]

到战争爆发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包括卢卡奇，都在哀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空虚和道德缺乏。但是，卢卡奇在作品中并未提出任何精神或政治上的解决方案。经过战争的洗礼，看着战争中杀戮遍野，他才有了紧迫感，才相信延续资本主义不仅会使人们在精神上饱受折磨，还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他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绝望中看到了崭新的希望。

如上所述，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受到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热捧，他们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一样，都相信自己国家发动的是一场自卫战。（研究这一现象的历史学家经常不对这些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其中有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法国的涂尔干，但有些德国知识分子却被其政府宣言蒙骗。）卢卡奇不同于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他从战争伊始就憎恨这场战争。卢卡奇认为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政体，在该政体下封建贵族同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合作，但以其他所有人的生命为代价：他认为发动战争来维持该政体毫无意义。现在严酷而残忍的军事化德意志帝国将施以援手，来拯救这个帝国。为了使这两大障碍物继续前进，人们被强制充军，把“每个人都变成凶手、罪犯或受害者”。卢卡奇认为战争展示出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质上的残忍无情。 [20] 他激烈地反对战争，使得自己在海德堡孤立无援，同韦伯和齐美尔的关系也变得剑拔弩张。 [21]

战争的持续不仅摧残着前线的士兵，也折磨着后方的平民。英国的封锁行动阻断了食品进口渠道，让德国和奥匈帝国市民饱受饥苦；1917年马铃薯疫病的肆虐更让民众生活雪上加霜。那时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天的热量摄入量降至1000卡路里，是战前标准的1/3，营养不良的现象开始大范围出现。 [22] 后方面临着物资极度匮乏，前线则是战士死讯频传。工人们开始罢工，反对政府继续参与战争。在俄国，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紧张局势，最终导致1917年3月罗曼诺夫王朝瓦解，以及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的爆发。卢卡奇认为，十月革命似乎展现出一种可能的全新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范畴，是一种实现社会民主的渐进式政策。 [23]

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和其奥匈帝国盟国要求停战。德国军队领袖在战争期间成为该国的实际统治者，而今他们将政治权力丢弃给自由和社会民主政治人士，让这些平民背负战败的臭名。四年来，漫无目的的屠杀让工人和士兵们愤恨不已，他们在欧洲中部的一些主要城市（维也纳、柏林、汉堡、慕尼黑和布达佩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要求原有的统治议会下台，成立民主政府或在某些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一个临时政府暂时掌握了德国实权，该政府由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的议会代表，以及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组成。左派面临着一项政治抉择：一方是委员会直接统治，另一方是实行普选的议会代表民主制。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议会代表制和民主选举。左派为德国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他们组成新的共产党，致力于委员会的领导，该委员会相当于德国的苏维埃政府。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春天，在这决定性的几个月里，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民主制理想受到柏林和慕尼黑几次革命尝试的挑战。最终，社会民主党领袖选择召集旧帝国军队的小股部队，以及新成立的“自由军”民兵组织，镇压这次来自极左分子的威胁。

战争接近尾声之时，马克斯·韦伯身在慕尼黑，该地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短命革命政府的统治。这些政体由知识分子领导，其中有些知识分子是韦伯熟识之人，但韦伯未能成功说服这些知识分子放弃愚蠢的革命。1918年11月，独立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左翼分支）成员柯特·伊斯纳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共和国。慕尼黑的城市工人阶级对旧有政体的厌恶使得伊斯纳——这个胡子拉碴、放荡不羁的犹太戏剧评论员——在保守、偏远、反犹太人且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上台执政。由于伊斯纳的新巴伐利亚共和国实行不切实际的新社会福利政策，军队复员问题、政府破产威胁让人束手无策，于是大规模失业和粮食短缺接踵而至。1919年1月选举时，伊斯纳政党仅获得2.5%的选票。2月，他在呈请辞职的路上被一名年轻贵族暗杀。经过一段混乱的过渡时期，4月7日，新政府在慕尼黑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掌权者主要是有犹太血统的左翼知识分子。一周后，首个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一个更加激进的团体取代，该团体隶属于共产国际，对外宣称是第二个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于是，巴伐利亚议会中最大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向柏林政府寻求援助以镇压共产党。中央政府及时派遣大批军队，巴伐利亚北部自由兵团也加入进来。5月，他们进军慕尼黑，在一波又一波的恐怖主义浪潮中，推翻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虽然身在布达佩斯，卢卡奇对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兴趣却丝毫不减。他的作品以及同友人争论的内容，从分析资本主义带来的疏远感，转向暴力推翻资本主义。1918年下半年，他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这一小股党派，成为该党期刊《最新消息》（Red News ）的编辑。其社论宣称：“让资产阶级民主见鬼去吧！”“让议会共和见鬼去吧！让阻碍群众行动的政治见鬼去吧！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来吧！” [24] 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社会民主党支持议会政府，并参加自由主义首相米哈伊·卡罗利的内阁团体。但是，由于卡罗利不同意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威分裂匈牙利，而选择于1919年3月辞职，于是大权被共产党控制下的联盟独揽。新政府由共产党人库恩·贝拉领导，宣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仅仅维持了133天，由于内部分裂，最后向外国军队投降。 [25] 卢卡奇名义上是民族教育委员代表，实际上是该苏维埃共和国文化事务的独断者。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的政策强硬且激进，其根源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痛恨，以及尽可能迅速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渴望。 [26] 激进的鼓动人士被派遣到农村地区，在那里他们嘲弄家庭制度，威胁要把教堂改成电影院。匈牙利共产党人比列宁更加激进，他们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面积超过100英亩的地产都被划为国有财产。被国有化的还包括超过10名员工的商业机构、所有的公寓、所有“日常生活中多余的”家具、黄金、珠宝及钱币和邮票收藏品。平均主义原则被尽可能地应用到各个方面。所有人的工资都相同。所有布达佩斯的墓地都一模一样。禁止购买两块土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许多中产阶级出版社先接受审查，继而被关门大吉。

同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大部分的匈牙利犹太人反对共产党执政。有信仰之人反对其无神论，有财产之人则反对其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有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还是随处可见，因为在主要由工人阶级选民组成的运动中，犹太人因为文化水平更高，言辞更加清晰，从而更可能担任领导职位。如果说犹太人在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中成就突出，那在匈牙利革命中，犹太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49名委员代表中，31名有犹太血统。 [27] 他们的行为反映出其激进普遍主义的原则。匈牙利国王和民族英雄的地位被推倒，国歌被废除，任何带有民族色彩的行为都属犯罪并被惩处。革命者们没有忘记的还有对犹太特殊神宠论的憎恨，于是传统主义犹太人成为其恐怖活动的打击对象。

该政府的政策很快疏远了大部分匈牙利人。工资水平统一和政府就业保证使得劳动纪律和生产率急剧下滑。在对市场反感的意识指导之下，该政体毫不关心生产成本，试图统一设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很快商品匮乏，黑市价格飙升。农民宁愿选择留存农产品，也不愿去换几乎什么都买不到的货币。青年革命知识分子被派到农村地区，管理新近集体化的农庄，他们多数人都有着犹太血统。他们个个思想激进，但无知无能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得农民的反犹情绪更加强烈。尽管该政府反宗教运动的领袖实际是一名被解除圣职的牧师，但匈牙利耶稣会仍认为其本质上是犹太教的、反基督教的革命。布达佩斯和这些农村地区一样，反对该政府，维护教会，并持反犹太主义态度。

1919年8月，因政治经济危机，库恩政权倒台。在匈牙利反对党的鼓励下，最终该政体被罗马尼亚军队彻底摧毁。罗马尼亚军队撤离布达佩斯后，政权由匈牙利反革命领导人霍赛将军接管。 [28] 继红色革命的恐怖统治之后，白色反革命恐怖统治接续而至，它不仅针对倒台红色政权的官员、同情者，还针对同情该政权的犹太社区。 [29] 匈牙利统治阶级在战前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而今却也接受了这种过激的白色恐怖统治，认为这是对之前红色统治的必要应对措施。为避免反革命组织的报复，卢卡奇东躲西藏了好几星期，后来才在父亲（对儿子从事的革命活动大为震惊，但并未同儿子断绝关系）的安排下，偷偷逃出匈牙利后到达维也纳。 [30]

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之后柏林、慕尼黑和布达佩斯几次失败的革命，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犹太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18世纪之前，欧洲反犹太主义本质上是宗教层面上的反犹太主义，建立在基督教会厌恶摒弃福音书的基础之上。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反犹太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如今犹太人资本家受到猛烈抨击，是因为他们摧毁和掠夺了传统社会。由于19世纪这股新的政治反犹太主义思潮，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布莱希勒德家族成为真正的“时代之王”。类似卢卡奇这样参与1917～1919年革命之人，虽然早已不承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反对党却依旧认定其为犹太人，他们在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成为反犹太主义热潮中的新型推动力。于是，犹太人中的革命人士同犹太杀神者和犹太资本家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许多作品旨在传播犹太人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其中一部作品为《犹太人掌权之时》（When Israel Rules ），真实再现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实况，作者是珍和杰罗姆·萨洛，于1921年出版。作者一直支持法国极端右翼，将匈牙利革命描写为犹太人的阴谋，一些非犹太人只是被用作傀儡领袖。书中夸张渲染、天马行空地描写了白色恐怖时期的“列宁童子军”、革命人士没收财产，以及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代替基督教教授等细节。作者写道：“在多瑙河畔，新耶路撒冷正在兴起。”“它从卡尔·马克思的犹太大脑中冒出来，被犹太人以相当古老的思想为基石建立而成。”该书在法国售出55000本，经过十多次修订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和德语。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形象成为右翼新神话的核心。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分析人士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尽管犹太人占据多数领导职位，却很少有犹太共产党人，多数共产党人都是非犹太人。而人们看待犹太共产党人时也要戴上有色眼镜，套用之前反犹太主义的老套形象，即认为犹太人是基督教国家必然的敌人。武断认定犹太革命者和犹太资本家实际上是合作伙伴，双方为了征服基督教文明，在各自的阵营中努力奋战，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幻象。不过再次关注卢卡奇同其德俄两国同伴的活动，可以发现激进右派在两战之间还是成功地改写了犹太人问题。 [31]

资本主义——一个虚幻的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格奥尔格·卢卡奇转而信奉共产主义。他同其他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列宁的论断，即资本主义会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和战争。 [32] 但俄国境外的共产主义革命屡遭失败，促使卢卡奇反复思考，进而对马克思理论加以重新论述。 [33] 1919年，柏林、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的革命都以失败告终。1921年3月，德国共产党曾再次号召起义，却未曾有来自德国工人阶级的丝毫响应，这些工人阶级大部分都已支持社会民主党。卢卡奇及其他同类人，在经受了战争创伤之后，预计战后会有大动乱爆发，从而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在后来几年之内，似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还在正常运作，不仅抵制了革命运动的威胁，还将工人阶级融入议会民主制政体中。 [34] 在期望落空的阴影之下，卢卡奇于1919～1922年撰写了一系到文章，于1923年集合成《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卢卡奇不仅更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还独创性地解释了为何工人阶级会违背马克思的预期，无法成功抵抗资本主义。

卢卡奇的分析中最新奇的主题不是资本主义导致异化，那是马克思早已阐述过的论点。除了在青年马克思写于1844年、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手稿”中这一论点被提及，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中，关于该论点的论述几乎无所不在，并无须在出版的“巴黎手稿”中赘言重提。早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前的十年中，关于资本主义引发疏远感的主题就遍布德国社会思潮，以及卢卡奇的早期作品中。而卢卡奇认为齐美尔和韦伯所分析的文化困境可以被社会主义克服，这倒似乎更加新奇。卢卡奇从未回应韦伯的社会主义论断，也从未回应社会主义经济可信性论断，该论断由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在卢卡奇撰写《历史和阶级意识》当年提出（在之后关于熊彼特和哈耶克的章节中，这些论断将被采纳）。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尝试彻底失败，导致布尔什维克政体1921年实行局部恢复私人财产和市场，也就是史称的“新经济政策”，对此段历史卢卡奇似乎从未多加考虑。 [35] 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行制度，他同马克思一样，也未加以重视。他在本质上和许多文化评论家一样，并不怎么关注经济。他只是简单地假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解密资本主义实质的秘诀，且社会主义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最新奇、最有影响力因素在于，它解释了为何无产阶级没有拥护革命，为何需要像卢卡奇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指导来推翻资本主义。

采纳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状况的分析，卢卡奇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人无法操控自有的劳动力，被迫成为单一的专业化人才，在工作过程中所有的创造力被逐渐消磨，这是马克思的论点，而卢卡奇也多次重申。马克思还曾研究过机器劳动对人类躯体造成的损伤以及对人类思想造成的精神折磨。卢卡奇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身体负荷并未增加，但其精神影响却比马克思时代更为严重。因为随着“泰勒主义”（通过“科学的时间管理”，劳动被更加精确地分工和操控，尤其表现在生产流水线上）的出现，工人越来越无法控制工作的进度，发挥智力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36] 卢卡奇认为，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头脑不断迟钝的过程，这是曾在《国富论》中被忧心忡忡提出的预言。不过卢卡奇得出的结论却是马克思从未提及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的本质致使工人阶级心智愚钝，进而妨碍工人阶级看到自身的真正利益所在，并阻止他们奋起推翻资本主义。正如卢卡奇设想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使得工人麻木愚蠢，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作使人对世界产生一种消极的态度，不去想象这个世界还有被改变的可能性。卢卡奇写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变成“机械化体系中机器的一部分。他发现该体系早已存在并能自给自足；离开工人它也可以正常运行，无论是否愿意，工人都得遵循该体系的规律。由于劳动逐渐理性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沉默，愈加缺乏自主性。采取这一沉默态度所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有着确定规律的机械化过程，可以不依靠个人意识运行，且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37] 因此，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工作容易造成工人阶级智力迟缓。工人遭受了卢卡奇所称的“物化”（事物化，常译为“物化”）过程，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关系并非人们必须服从的永久必然的自然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类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加以改变。

卢卡奇还打算解释为何“功勋卓著、诡计多端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即在“世界革命”的当下，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 [38] 他给出的答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其资产阶级思想结构才不同意他的观点，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矛盾使它注定走向灭亡的观点。卢卡奇称，由于“这些趋势的意义是废除资本主义，而这对于认识到此趋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自杀”。 [39] 马克思曾批评斯密和其继承人的政治经济观点，认为它是知识分子自行维护有产资本家的一种形式，将使资本主义市场看起来永恒且必然。现今，卢卡奇把知识作为意识形态的言论，延伸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据卢卡奇所言，资产阶级（即非共产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也遭受了各自特有形式的“物化”；它的作用在于使人无法想象有可能存在一个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井然有序的社会。 [40] 齐美尔就曾因为劳动分工和文化发展，专门探讨过知识和文化专业化的后果。而今卢卡奇坚持认为，知识专业化和碎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因为划分知识会“摧毁所有的整体形象”，削弱感知市场和文化不满之间关联的能力。 [41] 结果，以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衍生知识为基础，就“不可能激进地改变视角”， [42] 可能的只是四分五裂的视角，使人无法想象有激进转变的可能性。既有的“被物化”的世界似乎就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因而，“物化的条件是，社会必须学会以商品交换的方式满足其所有需求”。 [43]

卢卡奇推断，这就是为何即使是韦伯这样洞若观火的思想家，也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齐美尔曾认为“文化悲剧”已深深植根于文化发展的本质中：面对文化的迅速繁荣和个人无力吸收该文化之间的鸿沟，有教养的个人不免感到受挫。但卢卡奇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文化悲剧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悲剧，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可能有应对之策。 [44]

资本主义是靠着大规模的虚幻体系勉强维持着。无产阶级的反抗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无法想象自身的问题只是资本主义这一股力量所致，也无法想象消灭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非共产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可能也曾对资本主义导致的许多困境加以研究，但始终不会想到将资本主义当作整体来看待，并断定战胜资本主义即可解决这些困境。这样的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是历史理性的核心内容。

革命的教育者

当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思想意识是一种唯物主义科学，并着重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经济过程时，卢卡奇却重点强调“意识”的作用，以及感知并说明这些过程的作用。 [45] 因为卢卡奇除了深受马克思影响之外，也饱受黑格尔思想的浸染，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黑格尔。从黑格尔的思想中，他采纳了“整体”的概念，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解释细枝末节，以及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找一致性和关联，并假设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看得到的目标。不过，卢卡奇使用的“整体”概念以黑格尔的观点为基础。这是因为黑格尔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让人类接受历史和他们在当今世界的位置；而卢卡奇却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使人类不再消极地接受当前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辩证性”，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解特定的客观情况时，会考虑到较大的整体，其中某一情况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换言之，只有马克思主义知晓历史发展的真实方向，并相应地阐释当下。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二者决定性的区别并不在于关于经济动机的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而在于整体的观点。” [46] 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未来“自由王国”的角度来理解当下。 [47] 他们知晓当下只是一个短暂的异化和分离阶段，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能被克服。在该社会中，社会冲突将被消除，每一个个体将把自己看作连贯整体的一部分，并认同这个整体。卢卡奇认为：“只有整体的辩证观点才能让我们明白现实是一个社会过程……”“只有这一观点才能解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必然引起的社会形式表面上的客观性，才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象，表面上的必然性不过是虚幻的。” [48] 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穿透虚幻的面纱，于是能够转变工人阶级的意识，将他们从消极麻木中唤醒，担负起自身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同无产阶级斗争分开讨论。 [49] 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固有或天生的私有财产”。 [50] 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许多工人阶级偏离了其革命者角色，转而接受资本主义。在观点最为大胆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最真实的意识包括他们应该持有的信念，前提是他们能有“客观上适合他们情况”的思想和感情——马克思理论分配给他们的革命意识。但是，该意识明显同工人自身的非革命性感情——卢卡奇所称的“错误意识”——格格不入。 [51] 因此，无产阶级“真正”的兴趣和志向完全不依赖工人阶级实际经验中的愿望和志向。

此处卢卡奇借用列宁早在二十多年前《怎么办？》中就提出的一行分析言论，并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52] 列宁看到工会和其领袖逐渐成为现存制度的改革参与者而非革命者，感到大为震惊，他认为依靠工人自身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到来。资本主义确实让工人有许多不满之处，但这种不满还不至于引发革命，尤其是在没有一群职业革命家精心组织的情况下。一方面，列宁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决定论；另一方面，他从更加唯意志论的方向理解马克思主义，强调职业革命家意志和技巧的重要性。卢卡奇在这里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解释了为何工人会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己在经济体制中的微小作用产生消极态度，缺乏长远的眼光，从而阻碍自己认清全局。 [53]

卢卡奇和列宁都认为，工人革命性阶级意识要想有突破性进展，另一个巨大的障碍来自社会民主党派，该党派在逐渐寻求参与议会民主。他们的错误源于跟从工人阶级由经验得来的欲望标准，要求更多的薪水、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宽泛的政治参与权。他们的问题在于接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无产阶级意识的实际心理状态”——换言之，就是接受无产阶级“真实”意识中工人的观点，尽管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 [54] 卢卡奇仿效列宁，公开谴责“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人士，谴责其追逐工人们眼前的、民族的或职业的利益——列宁语录中最严重的诅咒。 [55]

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危机重重，但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被有效改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能灭亡，社会主义才能到来，而能改变无产阶级意识的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武装之人，只有他们才能够把历史作为整体看待。 [56] 尽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承担者，是其历史使命的良知”， [57] 但这个“教育者自身也必须受到良好教育”。 [58] 于是，黑格尔思想中国家官僚机构的位置——作为“一般等级”（Universal estate）服务于社会普遍利益——在卢卡奇的思想架构中被共产党取代。而黑格尔思想中哲学家的位置——哲学家通过讲学塑造新一般等级的意识——被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取代。

作为团体的党派

对卢卡奇而言——以及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被类似的动机吸引着，有时是在读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之后，投身于共产主义——共产党提供的事物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满足：一个可以让一个人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值得认可的纪律源头；一个包罗万象的团体（Community）。据卢卡奇所言，以终极自由的名义，个人必须服从共产党。“对自由国度有意识的渴望，其唯一的意义在于有意识地采取措施，一步一步真正地走向自由国度。”他声称，“并且意识到，在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个人自由只能是堕落的自由，因为这种特权是建立在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一愿望必须剥夺他人的自由。它暗示着须有意识地让自我从属于集体意志，该集体意志注定能够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种有意识的集体意志就是共产党……只有遵循纪律，该党才能真正落实这种集体意志。” [59]

党派行动主义还能解决齐美尔指出的多样化、斗争性的内在目标问题。卢卡奇认为，“真正积极地参与所有事件，真正有效的让一个组织所有成员参与进来，唯一的途径就是牢牢掌握所有人的性格”。“只有在团体行动变为每一个个体参与者核心的、切身的关注点时，才能克服责任和义务的分歧……以及克服由个人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个体分裂……” [60]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无力提供的对团体的追求，被共产党轻松解决，它不仅承诺给予目标和纪律，还给予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知识分子特殊任务，使其担任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在匈牙利和德国，他们一直被阻止担此大任。他们将要指导的这一团体跨国界、跨种族，是一个世界性团体，犹太血统在该团体中应该毫无意义。于是，卢卡奇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提供资本主义社会无力供给的任何事物。20世纪20年代，托马斯·曼和卢卡奇曾有过一次会面，在此之前，卢卡奇出版了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阐释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著作。这位小说家在《魔山》中，以卢卡奇为原型，创作了最令人难忘的小说人物之一——利奥·那夫塔，他是共产主义团体中一位从犹太教转到基督教的先知。

《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后续影响范围远不局限于共产党中命运起伏的知识分子，或指望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团体能使资本主义灭亡之人。在卢卡奇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数十年之后，人们若对其资本主义文化观点加以延伸，不免会觉得，在无法想象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混沌意识中，这样的观点让人窒息。人们能够加以利用的观点是，只有知晓历史发展的真正可能状态之人，才能让人从消极麻木的顺从中觉醒。

弗莱尔：离群的性格和对团体概念的追求

汉斯·弗莱尔是卢卡奇意识形态上的孪生镜像。他和卢卡奇都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观点，并深受马克思、滕尼斯、韦伯、齐美尔和黑格尔的影响。他同卢卡奇类似，都认为资本主义缺乏团体感和更高层次的目标，并寻求更为激进的替换物。不同的是，卢卡奇的激进替代物为普遍的共产主义，而弗莱尔选择排他主义的激进左派，即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弗莱尔既非种族主义者，也非反犹太主义者。他认为他从国家社会主义中认识到的——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从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中看到的——不过是逃离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道德的穷途末路。

在第三帝国幻象破灭之后，汉斯·弗莱尔描述了一种知识分子，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诱骗，并支持该意识形态。他的思想结构可能留存了许多祖辈的神学倾向，但其本身早已同这些思想背道而驰。弗莱尔写道：“因此，他的宗教器官虽然高度发达，但早已丧失了功能。” [61] 他的父亲是德国萨克森州的一名中层公务员，其祖父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同黑格尔类似，他最初被命运安排从事神学职业，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早已同神学隔绝。于是他便像黑格尔一样，寻求一种更为世俗化的伪装，使他可能遵从命运的安排，并将其视为精神指导。

在大学时代，弗莱尔主要的参照群体是青年运动，该运动的发生是20世纪初德国最离奇的现象。青年运动正如其名字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会，主要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后代组成。唯物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以及威廉德国时期文化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丝毫没有影响到青年运动的成员。他们抨击生搬硬套式的爱国主义，发誓抛弃享乐主义和兄弟会的反理智主义，并努力戒除烟酒和肉食。借助萌芽时期的反体制机构，他们尽力使自己同兄弟会学生、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接触最小化。他们以不同的缘由抨击威廉德国，而其自身困境成为控诉的终极证明。他们漫步于农村地区，同自然建立联系、撰写诗歌、吟诵民歌、尝试恢复异教徒风俗（如庆祝冬至日）。弗莱尔也和他们一样，渴望有一个团体让他们可以奉献内心炽热的情感，并有着当下德国缺乏的崇高目标。

弗莱尔在卢卡奇到达柏林的一年后，也来到此地与齐美尔一同求学。受上一代德国社会学家的影响，弗莱尔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表达了对青年运动中同伴们的早期不满情绪。该运动引以为豪之处在于，它时刻准备献身于某些精神原则，以及某些更宏大的整体。但是，这些原则和整体到底是什么呢？由于他们排斥先祖文化，时常还拒绝代代相传的宗教，所以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选择，但是没有一种文化看起来令人信服。威胁弗莱尔和其同伴的不是自由的缺乏，而是自由的过度泛滥。

1914年战争爆发，弗莱尔毛遂自荐，做了一名少尉军官。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部前线作战。严重负伤两次后，他成了战斗英雄。他从尉官起步，之后便平步青云。晚年时，他总是深情地回忆那段指挥官岁月，缅怀当时的战地情谊。

弗莱尔和同时代青年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条解决困境的出路。有些人曾谴责社会无法为其提供更崇高的目标，以让个体能够参与其中，而今不无欣慰地接受了为人民牺牲这一号召。战争时期对“民族社区”的赞美广泛传播，同时青年运动也感受到自身对服务社区的召唤的响应。现在看起来，至少一段时间里，局限于小型非法聚会的集体经历升级到了民族高度。“战壕社区”的经历在那些长期追求更大社区却徒劳活动的人群中影响非常深刻。对于来自农民或者工人阶级的普通士兵，这场战争迫使他们脱离自己家庭温饱的压力；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他们返回乡村、教堂以及宴会等公民社区。但是，对于弗莱尔以及一些青年运动成员而言，战争带来的集体威胁似乎是未来民族社区的黏合力。共产党归属感之于卢卡奇，军旅经历之于弗莱尔：均为服从更高集体目标的经历。

关于市场的独特性评论

战后弗莱尔提出的关于市场效应的独特性评论直接继承了尤斯图斯·默瑟尔的分析。但是，弗莱尔所倡导的不再是默瑟尔热情捍卫的地方独特性。种族民族主义认为人民（Volk）是身份认同的最终依据。这个术语的魅力一部分在于它的多种含义，它可以被用作国民（nation）的同义词，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若用于平民主义观点，“人民”指的是普通大众。但是到弗莱尔时代，这个术语也代表着基于共同起源、共同地域和共同历史的民族概念——“鲜血和祖国”。这层意义被民族主义者利用。对于其中大部分人，人民并不包括犹太人，他们被认为种族意义上的其他人和文化意义上的外来者，甚至是在他们踏入德国文化的主流领域之时，实际上尤其是这个时候。 [62] 弗莱尔并没有认同反犹太主义中人民的概念，但是在他为普遍大众写的内容中，使用了“鲜血和祖国”的语言。

弗莱尔重返平民生活后，再次投入学术研究中。他于1919年出版了任教德国大学所要求的博士后论文。 [63] 三年后，36岁的他被任命为基尔大学哲学院院长，1925年他到莱比锡大学担任德国社会学总负责人。20世纪20年代，他写了一系列面向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的书籍和论文，其中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政治影响的评论。 [64] 他用学术概念化语言或者更隐喻和更充满感情的民族主义语言传达自己的信息。 [65]

弗莱尔认同默瑟尔对历史研究独特性的尊重，以及对18世纪赫尔德和之后浪漫主义者所倡导的文化多样化和多元性的尊重。 [66] 弗莱尔认为，启蒙运动中关于人类和历史的普世主义、理性主义观点，无法欣赏“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因为它们的发展忽略了外来思想的内在价值。 [67] 弗莱尔的观点与黑格尔类似，均为历史主义观点；他确信所有的人类社群、价值观以及事实上的人类本性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但是与黑格尔不同，弗莱尔不再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可辨别的方向或固有目标。同时，他并不认同黑格尔普世道德准则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的观点。

弗莱尔的独特性和历史主义观点批评了基于理性基础的普世道德系统的可能性。 [68] 他坚信，寻找这种道德系统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人类世界包括一系列由集体长期创造的道德传统，每一种传统都具有道德有效性。弗莱尔写道，理性主义观念是为了将所有这些特殊历史传统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理性基础并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单一道德规范。但是，这是个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普遍人性”并不存在，并且一种不受偶然性束缚的道德观念注定无根无源、无足轻重且不尽如人意。他坚持意义仅以多样形式存在于历史的观点。他写道：“历史的思考方式不止一种，因此人类算式也不止一种解法。” [69] 这些“不止一种”指的是多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由一种历史群体或人民创造并传播的。因而，要创造一种新的、恰当的道德，需要得到某种历史社群和文化成员的赞成。 [70]

弗莱尔将个人意义与集体目标联系起来，后者仅仅基于集体独特性。弗莱尔认为，理性主义者的普世主义消融了所有与某种过去特殊文化的联系，这种特殊文化有能力为当前文化增添深度，并不留下任何使个体居于从属地位的集体联系。弗莱尔坚信，既然历史独特性不存在，相应文化的意义也不存在，个人应当拥护其出生地的人民。要确认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或者集体文化，不是基于它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基于某种普遍理性标准的优越性，而是——既然不存在此类标准——基于它是持续独特性的历史基础。于是，出生于某个特殊的民族会被提升至一种被自觉肯定的命运。几年以后，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提及许多相同的论点。六年后，海德格尔也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关于权力的设想。 [71]

弗莱尔关于集体独特性的肯定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存在一种拥有相对同质文化传统的有特定范围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可被视为人民。这种概念在德国学术史上长期享有盛誉，并在同时期拥有广泛的政治回应。不过弗莱尔基本能够确定，至少在某种水平上，这些前提无法经受系统的历史审查。他的一位文科教师——历史学家沃尔特·格茨（Walter Goetz）——已经出版了一篇关于某种德国人民持续存在性的长篇评论。他提出，当代德国人是许多种族的混合体；区域差异和宗教分歧仍然具有重要性；他强调外国对于德国文化发展的持续影响。格茨强调了德国文化的多样性，并指出单一人民或集体文化的概念性模糊。 [72] 另一名哲学家西奥多·利特（Theodore Litt）直白地反对形而上的集体文化概念，这一概念是集体文化的历史起因。 [73] 因此，弗莱尔使用人民和集体文化概念基于一种选择性遗忘，并决定不对这些概念进行理性批评和审查。考虑到利用集体独特性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弗莱尔将集体文化的起源和内容置于一团迷雾之中。

弗莱尔认为，一个缺乏共同集体主义目标的社会使其成员丧失生活意义。这或许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和职业，但是如果缺乏某种更伟大的集体目标，追求个人选择就会变得随意、武断。只有整个社会注重并认可自身的独特性，个人才有机会获得目标感。这种观点正是弗莱尔评论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核心。他写道，“我们在理解我们的时代方面缺乏良心”，“我们感觉自己不受认可、缺乏意义、没有成就感，甚至没有法律义务”。 [74] 他厌恶“没有任何限制的混乱年代”。 [75] 对弗莱尔而言，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他将资本主义看作此类开放背后的总代理人，并且寻找一种能使社会再次封闭的途径。

弗莱尔认可齐美尔对于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反思，并且认为这些反思的意义在于能够捍卫文化独特性。他接受了齐美尔的观点，即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以各自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领域都根据自身逻辑发展，从而丢失了它们与某个特定人群以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联系。多样的文化领域不再彼此适应以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整体，不再为人民提供一个拥有共同视野的封闭世界。

比起齐美尔，弗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的无目的性更加忧虑。对他而言，个人从人民的某种特定文化中获取意义和目标。然而市场的扩展——正如默瑟尔、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意识到的——拥有普世主义的推力。新商品自然地在国与国之间买卖传播，人们超越国家的界限，逐渐形成针对外国商品和文化的品味。与此类似，技术没有天然的国家界限。市场经济和技术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跨国界和跨文化的，并倾向于打破国家障碍，形成跨国界的共同利益。像技术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创造更完美、更高效手段的内在倾向。资本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由它们的内在逻辑决定，不带有政治控制，并促使政治文化界限的消融。 [76] 考虑到弗莱尔关于意义只来自文化独特性的前提，这种前景相当于普遍的无意义性。弗莱尔的虚幻形象传达了他未经检验的设想，即当地和特定机构比起那些更遥远的机构更加自然和真实：不受引导的技术传播会制造覆盖整个地球表面的人造“地壳”，一种与任何特定集体文化都没有历史或有机联系的“次要系统”。人类最终会被吸入“一个客观联系的合理化秩序，一个经济交易公司”。 [77]

然而，弗莱尔认为，他所期望的无意义的黎明年代不是技术发展的注定结果。技术或许缺乏内在意义和目标，但是普遍的无目的性和缺乏“整体”威胁着现代社会，原因不是因为它由技术统治，而是因为它由资本主义主宰。直到现在，现代欧洲的技术与资本主义同步发展，这是一种基于个人利润最大化的体系。应该对现代社会缺失共同目标负责的不是技术，而是资本主义。弗莱尔认为，与他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挑战是消融技术和资本主义间的联系。当下的政治任务是将技术重新融入“欧洲国家的生活整体”。 [78]

这种必要的集体目标重造会带领人们摆脱私人困扰。目的是重申人民的力量，并创造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使德国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有能力保卫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不受一战胜利国以及它们需要的国际贸易系统的损害。

战争、国家以及文化独特性的维护

保护人民是文化、经济和技术等所有方面服从的崇高目标。保证和控制这种服从性的机构是国家。在当代条件下，克服文化生活的内部多样性，同时保护人民的文化独特性，都要求实现弗莱尔和其他人提出的“全权国家”（total state）。于是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弗莱尔为纳粹主义合法化进行了复杂的论证。

备战是弗莱尔政治哲学的关键部分，因为只有集体备战促成的心理变化能够实现他的全面政治化，而这才是其政治计划的终极目标。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寻求战争的道德对等概念。弗莱尔总结道，将他的个人战争经验与之后多年的文化空洞相比较，不存在战争的道德对等概念。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理论验证了他的想法，即只有实际战争或者备战能够创造他期望自己的国家公民所拥有的政治信仰。

“战争，”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写道，“是万物之父……不单从字面意义上看，必然是万物之父，杰作中的杰作，这种结构下文化的创造力达到世俗中最强硬、最客观和最全面的目标——对于国家而言。”尽管战争只是国家历程中的一个特例，它事实上反映了国家历史的精华。这场战争不是一场能被很快遗忘的噩梦，而是一则昭示新时代黎明的预言。 [79]

战争对于弗莱尔而言是政治的本质。他写道：“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它由战争构成，并不断由备战重组。”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合法分歧以及协调它们的分歧的不可能性，弗莱尔预测道，国家应当保持处在开放或者封闭的战争环境。一个躲避战争的国家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只能成为其他国家行动的目标。国家唯一的选择是不断备战。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外交政策都来源于与别国对抗的公开或潜在威胁；它只是“通过其他方式使战争延续”。 [80]

然而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战争具有关键作用。持续备战需要人们投入情感，而这一点对于弗莱尔而言，是政治的特征，能够不断提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此后，国家的创建和维持不是通过社会协议而是通过对抗外部威胁。如果这些威胁消失、斗争松懈、政治信仰萎缩，弗莱尔提供了一种国际关系模式，以确保国家外部斗争的永久存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利益，并且要更有效地保障人民利益，国家必须不断尝试开拓可控制的外部范围，并根据需要重新调适环境。于是，帝国主义成为国家的本质——“为了存在必须征服”。 [81]

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对社会民主的评论相类似，弗莱尔强调，自然或历史进程本身不会创造一个新的整体。尽管人民具有语言、历史甚至自然基础，他认为这些是集体政治复兴中的不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强化的民族独特性意识，通过一种共同行动的意志，人民才能成为政治化的集体。 [82] 弗莱尔和卢卡奇一样，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任落在那些——用卢卡奇的话来说——拥有“全局观”的人身上，或者用弗莱尔的话说，“只有那些了解民族文化的真正方向的人才有权利发起历史行动”。 [83] 只有通过追求整体或全局，大众才能被带入革命。因此，弗莱尔著作的作用之一是强化国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疏远，并帮助他们系统化考虑一种能够替代民主、资本主义、福利的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模式。

弗莱尔预测的替代物是一个国家——比黑格尔构思的国家更有实力——能够重新创造一个自给自足、自我肯定和封闭的社区。 [84] “这种自生世界应当完全地、彻底地和客观地包括一个特殊群体；应当是封闭的，任何外来影响都不能够穿透它的领域。” [85] 于是所有的人类追求又一次获得意义，这时“一切都是重要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 [86] 国家可以决定每个人在“整体”付出的相对重量。 [87] 最重要的是，技术和经济领域能够从基于个体实用性最大化的系统中解放出来，并且转移到人民目标上。 [88] 对弗莱尔而言，至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某种具体合法或制度性的措施则完全不重要。

来自右翼的革命？

1931年，弗莱尔出版了《来自右翼的革命》，一本试图影响当时政治方针的册子。尽管国家社会党从未直接提及，德国政治通过1930年9月选举结果呈现的潜在变化正是写作这本册子的直接动力。

政治不稳定性和经济停滞长期困扰着魏玛共和国，同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也加重了政治经济危机。1919～1928年，政府内阁平均仅维持十五个月。失业率比战前还高，同时经济增长缓慢。魏玛共和国的福利要求和政府委员会制定的高薪水率，使国内资本形成不足，吓退了外国投资，导致德国经济在纽约股市崩盘之前进入衰退。 [89]

1929年夏天，经济无疑已陷入危机。失业率攀升至10%，库存量增加，大型公司开始倒闭。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基于议会多数投票最后一次解散内阁。1930年9月，大约有300万德国人失业，政府通货紧缩政策导致福利削减，共和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选举。国家社会党的选举实力有了戏剧性的飞跃，纳粹党从1928年的80万选票和12个议会席位，发展到640万张选票和107个议会席位（总数577席）。因拥有18.3%大众选票，他们成为德国第二大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民众支持共产主义者——如民主共和国的宿敌国家社会主义党——选票由330万增至460万；由于在议会拥有77位代表，他们现在手握全国第三大代表权。对民众失序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反资本主义论调影响经济的恐惧，导致了德国短期国库债券的海外市场崩溃和国内资本外流，因此加剧了国家经济困境。

正是基于这些情况，弗莱尔写了《来自右翼的革命》。他的中心论题是德国面临一种新型政治现象，一种无法用现存的社会经济理论范畴解释的运动。他将这项运动描述为“来自右翼的革命”，并将纳粹党的选举展示视为现象的一部分，书中并未将纳粹主义作为它的终极形式或者希特勒（此人未被提到）作为它的最终领导者。这是第一次有能力反对代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系统的现代运动，因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展示了它们应对左翼挑战的能力。 [90] 只有民族主义者右翼的革命运动才有能力真正改变这种系统。

与卢卡奇一样，弗莱尔认为克服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在于资本主义自身创造的精神或意识。它是群体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国民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被分得经济蛋糕一角的欲望所驱动。在这种条件下，弗莱尔抱怨道，国家不从经济出发，也不能服务公众的共同利益。相反，政治成为一种利用国家在不同群体间调配经济资源的手段。亚当·斯密当然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中每一个群体利用政治影响力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各种努力，这是一个在他的年代商人权力所体现出的难题。黑格尔预言的公务员角色，应当正视这些特定利益的政治追求。对于弗莱尔而言，在一个选举权平等和议会民主的时代里写作，问题并不在于一个阶级以所有人为代价使用它的政治力量，而是所有阶级以大众利益为代价使用它们的政治力量追求自身利益——使人民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 [91]

据弗莱尔分析，右翼新革命运动的前景在于其反对经济利益作为政治行动的主要目标。既然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能力化解基于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挑战，只有拒绝这些利益的运动才能带来革命性的挑战。 [92] 右翼革命是那些不以社会和经济利益来定义自己的人的革命，因而无法融入现有系统。不像左翼或旧右翼，它们建立国家不是为了个体的社会利益，而是为了将国家从仅仅号召追求社会利益的腐朽现实中解放出来。 [93]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人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从属于更广泛群体的归属感。弗莱尔认为，这种压抑已久的、认为资本主义无力为成员提供更高层次意义或集体目标的不满，正是右翼新革命的真正起因。 [94]

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弗莱尔寄希望于“人民”。他现在使用的这个术语，代表的不仅仅是自然和历史的产物。它适用于所有拒绝根据社会等级和自身经济利益定义自己的人群：它指的是意识的变化。弗莱尔从纳粹投票所传递的不满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评论的巨大政治化身，同时看到了其长期倡导的“全权国家”的可能性。

新型国家将被从社会等级的自私需求中“解放”出来，以参与真正的历史之中，比如，为了争取集体认可和获取世俗权力的人民团结。为牟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将被国家社会主义取代。 [95]

《来自右翼的革命》一书出版不到两年后，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德国掌权，汉斯·弗莱尔与众多学者一道，他们不仅支持新政权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描绘之。他在莱比锡大学做“协调”工作，并在德国社会学协会发挥作用，同时为大学政治化和纳粹国家的社会研究制订计划。但是，他对于自己参与创建的政权越来越失望。1944年7月，一群密谋者刺杀希特勒未遂，其中许多人像弗莱尔一样来自激进保守圈。如果这次刺杀成功，弗莱尔就会成为教育部长。幸好他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得以逃离盖世太保的野蛮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激进的汉斯·弗莱尔重新改变他关于社会的想法。他仍然相信资本主义无力提供意义和目标，但现在的他指望包括家庭、宗教传统以及职业身份在内的机构，而非民族和国家为其提供意义。 [96]

对于共产主义同样程度的失望并未发生在卢卡奇身上（或者只是他从未承认）。然而1956年，当一群具有改革头脑的共产主义者在匈牙利上台执政，卢卡奇加入了他们。要是他们成功了，他也很有可能成为教育部长。但是，政府被苏联坦克推翻。尽管事实上他居住的苏联正处于斯大林恐怖时期，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古拉格集中营消失，他的继子多年待在集中营里，卢卡奇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坚信，“即使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也胜过生活在最美好的资本主义”。 [97]

卢卡奇和弗莱尔分别是左翼和右翼学者的代表，他们在战时欧洲都反对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不是没有捍卫者。其中最优秀的一位是约瑟夫·熊彼特，他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值得继续维持的原因，同时说明了为何卢卡奇和弗莱尔这样的学者会如此憎恶资本主义。

[1] 关于卢卡奇、他的家庭及其背景，多处参考了他的个人回忆录：Georg Lukacs，Gelebtes Denken ，ed. Istvan Eorsi（Frankfurt，1981），as well as the English version，Record of a Life：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London，1983）；Lee Congdon，The Young Lukács （Chapel Hill，N.C.，1983）；Arpad Kadarkay，Georg Lukács：Life，Thought，and Politics （Cambridge，Mass.，1991）；and Mary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1900-1918 （Cambridge，Mass.，1985）. On Lukacs’ father，see also William O.McCagg，Jr.，Jewish Nobles and Geniuses in Modern Hungary （Boulder，Colo.，1972），p.106。

[2] 关于这一反资本主义感知的产生，参见：Gregor von Rezzori，Memoiren eines Antisemiten （Munich，1979），translated as Memoirs of an Anti-semite （New York，1985）。

[3] Michael K.Silber，“A Jewish Minority in a Backward Economy：An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K.Silber，Jew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1760-1945 （Jerusalem，1992），pp.3-22，此书对于犹太人在匈牙利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全面而又精练的阐述。同时可参见：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and at greater length in McCagg，Jewish Nobles and Geniuses ，and McCagg，A History of Habsburg Jews，1670-1918 （Bloomington，Ind.，1989），chapters 8 and 11.

[4] Lukacs，Record of a Life ，pp.144-5.关于布达佩斯城市的总体状况，参见：John Lukacs，Budapest 1900：A Historical Portrait of a City and Its Culture （New York，1988）.

[5] Bela Balazs，Almodó ifjuság （Dreams of Youth）（Budapest，1976），pp.84-5，quoted in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p.70.

[6] See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p.78；关于德国犹太人常见的行为方式，参见：Hannah Arendt，“Introduction，” to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 （London，1970），pp.26-7。关于欧洲犹太人对于高雅文化的喜爱，参见：George L.Mosse，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Cincinnati，1985）。尽管这种喜爱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尤为强烈，但并非局限于此。For other examples see Carl E.Schorske，“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arden，” in Carl E.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1980）.

[7]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p.79.

[8] Lukacs，Gelebtes Denken ，pp.242-3；Record of a Life ，p.146.

[9]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pp.55-7；John Lukacs，Budapest 1900 ，pp.108-36，187-96.

[10] Silber，“A Jewish Minority，” p.21.

[11]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57-62；John Lukacs，Budapest 1900，p.89-91.

[12]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8-9，23-5.

[13] See especially Georg von Lukacs，“Zur Soziologie des modernen Drama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38（1914），pp.303-45，662-706，and the analysis in Andrew Arato and Paul Breines，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1979），pp.15 ff.

[14] Georg von Lukacs，“Zum Wesen und zur Methode der Kultursoziolog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39（1915），pp.216-22，cit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nd 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s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Simmel’s Philosophy of Money on Lukacs，see David Frisby，“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in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1990），pp.15-21.

[15] See the “Curriculum Vitae，” which Lukac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May 1918，first published in Text +Kritik ，No.39/40（1973），p.5，and in translation in Judith Marcus and Zoltan Tar（eds.），Georg Lukács：Selected Correspondence，1902-1920 （New York，1986），pp.284-8.

[16] 这一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首度出现在他1913年的杂文《美学文化》的同名匈牙利文版本中。参见：Gyorgy Markus，“Life and Soul：The Young Lukac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Agnes Heller（ed.），Lukács Reappraised （New York，1983），pp.1-26。

[17] Lukacs，Gelebtes Denken ，p.75；Record ，pp.48-9.

[18] Letter of Simmel to Lukacs，July 22，1909，in Marcus and Tar（eds.），Georg Lukács：Selected Correspondence，1902-1920 ，p.93.尽管许多评论家注意到了齐美尔对卢卡奇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人认为齐美尔也吸收了卢卡奇更加悲观的分析观点。See for instance Kurt Lenk，“Das tragische Bewustsein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K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spychologie ，vol.16，no.2（1964），pp.257-87，and similarly Congdon，The Young Lukács ，p.25. Michael Lowy，Georg Luká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London，1979），p.96，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反对齐美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妥协。

[19] Georg Lukacs，Theory of the Novel （Cambridge，Mass.，1971），p.64，quoted in 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 rmas（Berkeley，1984），p.95.

[20] Lukacs，Gelebtes Denken ，pp.254-5；Record of a Life ，pp.153-4；see also Lowy，Georg Lukács ，pp.111-2.

[21] Lukacs，Gelebtes Denken ，p.257；Record of a Life ，p.156；and Kadarkay，Georg Lukács ，pp.156-8.

[22] 关于战争对于社会的影响的描述，参见：Roger Chickering，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8 （Cambridge，1998）。

[23] See Lowy，Georg Lukács ，p.123

[24] Quoted in Kadarkay，Georg Lukács ，p.208.

[25] 关于在匈牙利出现的苏维埃独裁统治，参见：Rudolf L.Tokes，Béla Kun and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1967）. On Lukacs’ role，see Kadarkay，Georg Lukács ，chapter 9，and Congdon，The Young Lukács ，chapter 6。

[26] Lukacs，Gelebtes Denken ，p.96；Record of a Life ，p.60.

[27] Kadarkay，Georg Lukács ，p.212.

[28] On which see Thomas Sakmyster，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back：Miklos Horthy，1918-1944 （Boulder，Colo.，1994）.

[29] See Andrew Janos，The Politics of Backwardness in Hungary，1825-1945 （Princeton，N.J.，1982），pp.201-6.

[30] Kadarkay，Georg Lukács ，pp.237-8.

[31] See，Jerry Z.Muller，“Communism，Anti-Semitism，and the Jews，” Commentary （August 1988），pp.28-39；as well as the essays by Ivan T.Berend in Randolph L.Braham and Attila Pok（eds.），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Fifty Years Later （New York，1997）.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theme in Hitler’s speeches and worldview，see Ian Kershaw，Hitler，1889-1936：Hubris （New York，1999），pp.23-4. On the permeation of this theme into American military intelligence，see Joseph Bendersky，The “Jewish Threat ”：Anti-Semitic Politics of the U.S. Army （New York，2000）.

[32] See Francois Furet，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2000），chapters 2 and 3.

[33] See Franz Borkenau，World Communism （1939；reprint Ann Arbor，Mich.，1962），chapter 9.

[34] Charles S.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Stabilization in France，Germany，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 （Princeton，N.J.，1975）.

[35] On the NEP see Martin Malia，The Soviet Tragedy：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1917-1991 （New York，1994），chapter 5.

[36]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Mass.，1971），hereafter cited as HCC ，pp.88-9；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ein ，hereafter cited as GK ，following the pagination in Georg Lukacs，Werke （Neuwied，1962），Band II，pp.262-3；On Taylorism and European-bred sciences of work during this period，see Anson Rabinbach，The Human Motor：Energy，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1990），chapters 9 and 10.

[37] HCC ，p.89；GK ，pp.263-4.

[38] HCC ，p.157；GK ，p.340.

[39] HCC ，pp.181，54；GK ，pp.367，227.

[40] HCC ，p.7；GK ，p.178.

[41] HCC ，p.103，GK ，p.279.

[42] HCC ，pp.109-10；GK ，p.286.

[43] HCC ，p.91；GK ，p.265.

[44] HCC ，p.95；GK ，p.272.

[45] 关于安东尼奥（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思想，参见：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3，The Breakdown （New York，1978），chapter 6。

[46] HCC ，p.27；GK ，p.199.

[47] HCC ，p.69；GK ，pp.244-5.

[48] HCC ，p.13；GK ，p.186.

[49] HCC ，pp.20-1；GK ，p.194.

[50] HCC ，p.21；GK ，p.195.

[51] HCC ，p.51-3；GK ，p.223-5.

[52] See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3；George Lichtheim，Lukács （London，1970），pp.50-1；and Bernard Yack，The Longing for Total Revolution （Princeton，N.J.，1986），pp.286 ff.

[53] HCC ，p.76；GK ，p.252.

[54] HCC ，p.74；GK ，p.249.

[55] HCC ，p.75，GK ，pp.250-1.

[56] HCC ，pp.79-80；GK ，p.253.

[57] HCC ，p.41，GK ，p.212.

[58] HCC ，p.208，GK ，p.397.

[59] HCC ，pp.315-6；GK ，pp.493-4.

[60] HCC ，p.319；GK ，pp.496-7.

[61] HansFreyer，Theorie des gegenwtigen Zeitalters （Stuttgart，1955），p.127.关于弗莱尔及其著作的记述和分析多引自：Jerry Z.Muller，The Other God That Failed：Hans Freyer and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N.J.，1987）。与本章相关联的更多关于弗莱尔的文章，参见：Rolf Peter Sieferle，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Fünf biographische Skizzen （Frankfurt，1995），pp.164-97。

[62] See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1961），and George L.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1964）.

[63] Hans Freyer，Die Bewertung der Wirtschaft i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Leipzig，1921）.

[64] Hans Freyer，Theorie des objektiven Geistes：Eine Einleitung in die Kulturphilosophie （Leipzig，1923），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1928 by Steven Grosby as Theory of Objective Mind：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Athens，Ohio，1998）；“Zu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Blter für deutsche Philosophie ，vol.3（1929-30），pp.192-201；Der Staat （Leipzig，1926）；Hans Freyer，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wissenschaft （Leipzig，1930）；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Leipzig，1931）.

[65] Hans Freyer，Ants：Grundlegung einer Ethik des bewuen Lebens （Jena，1918），and Prometheus：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Jena，1923）.

[66] On the tradition of German historicism，see Friedrich Meinecke，Die Enstehung des Historismus （Berlin，1936）；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1982），pp.153-203；Georg G.Iggers，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rev. ed.，Middleton，Conn.，1983），chapter 1，passim. On Herder see the classic essay by Isaiah Berlin，“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Berlin，Vico and Herder：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1976）.

[67] Johannes（Hans）Freyer，Geschichte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in Beitre zu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 ，gen. ed. Karl Lamprecht，vol.16（Leipzig，1912），pp.150-1，42.

[68] Freyer，Ants ，pp.90 ff.

[69] Freyer，Prometheus ，p.78.

[70] Freyer，Prometheus ，pp.80，82.

[71]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 （1927；9th ed.，Tubingen，1963），pp.382-7.

[72] Walter Goetz，Das Wesen der deutschen Kultur （Darmstadt，1919），p.3.

[73] Theodore Litt，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3rd ed.（Leipzig，1926），p.382.

[74] Freyer，Prometheus ，p.107.

[75] Freyer，Prometheus ，p.57.

[76] Freyer，Der Staat ，pp.174-5.

[77] Freyer，Prometheus ，pp.55-6.

[78] Freyer，“Zu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p.201；similarly，the conclusion of Die Bewertung der Wirtschaft . On the attitude of Freyer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of the Weimar right toward technology，see 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1984）.

[79] Freyer，Der Staat ，pp.140-3.

[80] Freyer，Der Staat ，pp.142-3.

[81] Freyer，Der Staat ，pp.144-9.

[82] Freyer，Der Staat ，pp.112，145.

[83] Freyer，Der Staat ，pp.37-8.

[84] Freyer，Theorie ，pp.90-1；Freyer，Prometheus ，pp.4-5.

[85] Freyer，Der Staat ，p.99.

[86] Freyer，Prometheus ，p.4.

[87] Freyer，Der Staat ，p.105.

[88] Freyer，Der Staat ，pp.128，175.

[89] Harold James，“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Ian Kershaw（ed.），Weimar：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New York，1990），pp.30-57；and Knut Borchardt，“Constraint and Room for Manoeuvr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Thirties：Toward a Revision of the Received Historical Picture” and “Economic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both in Kurt Borchardt，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1991），pp.143-83.

[90] Hans Freyer，Revolution von rechts （Jena，1931），pp.26-33.

[91] Freyer，Revolution ，pp.23，58-60. See Jerry Z.Muller，“Carl Schmitt，Hans Freyer，and the Radical Conservative Critique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d.12，no.4（Winter 1991），pp.695-715.

[92] Freyer，Revolution ，pp.43-4，69.

[93] Freyer，Revolution ，pp.54-5，61.

[94] Freyer，Revolution ，pp.47-9.

[95] Freyer，Revolution ，pp.64-72.

[96] 关于弗莱尔的职业生涯及其始自1933年的思想历程，参见：Muller，The Other God That Failed ，chapters 6 through 10。

[97] Interview withNew Left Revie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1 and quoted here from the reprint in Lukacs，Record of a Life ，p.181.

第十一章 熊彼特：创新与怨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于1942年出版，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此君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从德国移居美国十年后，他被哈佛大学授予终身教授的荣誉。这本书写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此次萧条既为德国纳粹上台提供了契机，也曾被很多左派人士看作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危机预言的证据。熊彼特在书中有一些惊人的论断。他提出资本主义是大众经济改善的重要来源，尽管当时经济萧条，人们仍然应该相信资本主义有能力缓解物质需求。然而，他的结论又是自相矛盾的——“资本主义正被自己的成就扼杀”。 [1] 此书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熊彼特明确提出了这个论点，并且故意讽刺：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但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经济上的缺陷，而是因为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会最终导致它的毁灭。这些力量一方面使资本主义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活力的体系，另一方面却又给予资本主义社会和心理上沉重的打击，这将导致它的灭亡。

熊彼特相信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要等到30岁才会形成深刻的见解。不管这个命题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他自己倒是成为典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那些惊人的论述是在他大约60岁时发表的，但是一直贯穿于他三十多年来的作品里，而且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一战前的作品。然而，让熊彼特真正形成这种讽刺风格写作的原因是奥匈帝国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失败。这种风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熊彼特早期作品里的创造力与怨恨

熊彼特1883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Moravia，今捷克境内）。同年，马克思去世。他是一个商业世家的后裔， [2]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之后母亲移居维也纳，嫁给了一名贵族军官。熊彼特是她唯一的孩子，她把他送进了维也纳最负盛名的高中接受教育，在那里熊彼特的同学都是帝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子女。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他又出身天主教家庭（天主教是当时的主要宗教，尽管熊彼特并不信奉天主教），他很容易就融入了维也纳的上流社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大学求学期间，熊彼特学习了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法律。1905～1906年，他参加了一个由前奥地利财政部长、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讲授的马克思经济学研讨课。庞巴维克曾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表过毁灭性的批判。参加这个研讨课的学生还有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以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前两人后来成了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派政治和学术界的领袖，而米塞斯之后对价格在市场中角色的分析启发了新自由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然后，熊彼特成功进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民族学，并对英国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和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的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两位学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解释人们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法学学位之后，他去了开罗，在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任职，为一位埃及公主管理财务，赚了不少钱。闲暇时间，他写了一本关于经济理论本质的书，这使他之后得以去奥地利大学教书。1911年，年仅26岁的熊彼特成为切尔诺夫策大学的教授。这所大学位于维也纳以东400公里的布科维纳（Bukovina）。该地区经济落后，文盲率在整个帝国排名第二，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管辖区域，受其文化影响。当熊彼特30岁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4本书，其中至少3本被尊为“精华”，这并不为过。而且他还开始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撰稿，该刊物是欧洲德语圈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期刊，当时韦伯担任编辑。1921年，韦伯去世后，熊彼特成了三名编辑中的一员。 [3]

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期间，欧洲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新重视精英的影响。差不多整个19世纪，精英角色成为重要的自由主义主题，因为自由主义者试图为那些能力出众或创造力强的人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展，并且更多地发挥他们的影响。一些思想家认为，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男性选举权的普及似乎威胁到了这一进程。广泛的民主导致了群众型政党的增加，更多地宣扬平等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们的回应是，更多地关注精英人士和杰出个人的需求。对于新潮流下的精英理论家们而言，尼采可谓是教父式的人物。那些精英理论家们极大地借鉴了尼采对怨恨心理的分析，并用它来解释当代的社会主义。 [4]

熊彼特的所有作品中最常见的两个主题就是尼采的：少数强者是创造力的源泉；多数人的怨恨对少数强者的无效对抗。在1887年出版的《道德的谱系》一书及其他地方，尼采提出，基督教道德的顺从和谦卑被看作最佳的教义，为弱者和地位低的人提供了心理上的满足，让他们能够感到自己在道德上胜于强者、精力充沛的人以及创造者。尼采认为，牧师的力量来自引导弱者的这股怨恨去对抗强者。

熊彼特将创造性领导力这个主题作为其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尽管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相对于前辈们，他能够巧妙地阐释创造性领导力的内涵，并将其融入现行的经济学中去。19世纪末，一位保守的英国政论家马洛克（W.H.Mallock）就曾经写过一系列的书，论证大多数人的物质进步依赖于小部分精英。马洛克说，人们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平等，而且这些贡献上的不平等，理所应当地体现在经济回报上。所以，这种不平等既势不可当又令人向往，因为它鼓励了有才能的人将潜在的能力应用到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去。马洛克在其1882年出版的《社会平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些观点，然后在1894年的《贵族与演化》中做了进一步阐述。熊彼特欣赏马洛克的作品，他在晚年分析评价后者的品质时，这样描述道：“（马洛克）从未被经济领域认可，现在似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或许就是因为他有勇气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 [5] 在维也纳附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他的课堂和作品中都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并将它看作解释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 [6] 这也是韦伯的现代民主政治观点的核心。

熊彼特在事业之初，将创造性、演化和个体强者看成解释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他会在经济和其他领域探索这些问题的内涵。 [7] 熊彼特在他的第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1908年）中解释尼采的术语时，稍微暗示了创造力精英这一主题。 [8] 他在那本六百多页的书中，大部分内容用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稳定和静态因素，然后他强调说，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动态的，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也就是我们解释活力时常提到的“努力”“权力意志”或者“支配力”。 [9]

创造力精英在经济中的角色是熊彼特第二本书《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的主要内容，书中他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他认为斯密被众多的平等主义者误导了，低估了杰出个人的作用。 [10] 熊彼特认为，供求法则自亚当·斯密时代就成了经济学的重点，但是这个法则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动态转化。这个转化从企业家起始，而企业家这个角色在19世纪的经济思想中却被忽略了。 [11]

熊彼特将企业家与资本的所有者、发明家、管理者这些容易与企业家混淆的概念区分开。他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就是经济创新。创新又包括很多种：创造新商品或者在本质上升级原有商品；寻找新市场、新生产和分配方式，或者为原有商品寻找新的生产源；引入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12] 企业家的职责就是突破经济生活的习惯模式，这就需要精神上的创造力和活力，这种品质是常人所不具备的、非同寻常的。 [13] 熊彼特说：“（这需要）领导者的创造力和支配力。” [14] 一种创新的形式是在行业里用前所未有的组织方式创立大公司，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熊彼特指出，这给专门的人才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需要克服许多社会和政治上的阻碍。 [15] 由于创新者的独特创新，他能够率先获得垄断地位，使自己的利润迅速增加。最后，其他人开始模仿他的创新，竞争会侵蚀最初的丰厚利润，导致利润降低，回归到原来静态的“循环流动”的经济生活。企业家成功进行了创新，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但是他的成功开辟了一条道路，树立了一个榜样，让后人可以效仿。他们能够而且愿意追随他，先是个人，然后是整个群体。” [16] 熊彼特指出，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模式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具体解释就是引入、模仿、大量吸收企业家的创新。

企业家不仅为经济做出了贡献，还代表着一种心理。这种心理不能只解释为通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动机，比如享乐式的积累幸福，精心地将福利最大化。企业家的主要动机还是“梦想建立私人王国”，通常是一个能传承几代人的王国；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在这里金钱“主要被视为一个成果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创新、完成或者仅仅是运用个人力量和智慧的喜悦”。 [17] 准确来说，这是熊彼特试图再现资本主义活动的非功利因素。之后，他解释资本主义发展时描述道：“功利主义只能彻底失败，因为其个体行为和社会机构的理性概念有明显和根本上的错误。” [18]

《经济发展理论》中描述的创新过程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领域。 [19]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区别，以及那些基本上一直做事的人和那些发明做事方法的人之间的区别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 [20]

熊彼特关于精英在更宽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解在一篇名为《民族同质环境下的社会阶级》的论文里有所论述。这篇文章基于他在一战前教学中涉及的主题，尽管后期才得以发表。 [21] 熊彼特指出才能在阶级结构中的决定作用——包括先天的才能和后天通过社会机会获得的才能。 [22]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专门才能取决于社会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但是，熊彼特指出这里还存在一种“总体能力”（general capacity），这个概念在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1904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被称为“核心要素”（central factor）。熊彼特提醒道，才能在同质环境中是呈钟形曲线分布，而且当出现巨大民族差异时，会分布不均衡。 [23]

熊彼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低估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现代中产阶级进出的流动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频繁得多。这种流动取决于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和行为。对19世纪的资本家来说，社会流动性取决于财产积蓄、投资能力、技术和商务技能以及在家族企业中的领导力。这与马克思的“自动积累”（automatism of accumulation）猜想相违背，按照这个猜想，大的越来越大，小的逐渐消失。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竞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自动衰退（automatic decline）的事实。没有创新，按照简单的、原有的、确定的方式投资，会导致家族企业衰落，“单纯地节约已有的资源，永远是衰退的一个表现”。现代公司内部的社会流动也取决于行为和能力。很多企业家需要具备的特质对成为新的精英也很必要，如精力、才智、远见。企业领导力也需要不同的特质，如人员管理的能力、在长时间会议中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持续的资本主义转化并没有消除对精英的需求，仅仅是进入精英阶层的一些特质要求改变了而已。

在熊彼特作品中出现的第二个尼采的主题是怨恨，即大多数弱者心理上对于少数强者的厌恶，以及怨恨的大多数试图诋毁那些有创造力的成功人士成就的行为。 [24] 早在熊彼特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就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反企业家情绪。他论证说，正是因为企业家把活力精确地注入资本主义社会，才导致他们成为厌恶的对象。新企业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产资料和组织形式，必然使当前的生产资料、组织形式等在经济意义上衰落。在经济发展中没能取得进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诋毁企业家，然而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进入上层阶级的人的后代也鄙视企业家，将这些创新者看作暴发户。熊彼特强调这种相对向下的社会流动与资本主义动态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他将其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25] 如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声称资本主义会产生对抗自己的力量，根据他的观点，这些对抗力并不来自物质的贫乏，而是由企业家活力产生的怨恨心理。

熊彼特一生都对解释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感兴趣。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党派迅速成长的时期。在事业初期，他就结识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终生与他们保持联系。因此，他充分了解社会主义不仅对广大工人阶级具有吸引力，而且对最优越的上层人士也同样有吸引力。

熊彼特在尝试解释社会主义吸引力时不仅借鉴了尼采的概念，还借用了意大利政治理论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观点。 [26] 帕累托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把社会主义看作经济的非理性，然后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同样有巨大的吸引力。帕累托1901年的论文《精英的盛与衰》包含了两个主题，熊彼特在之后会不断提到它们：其一是精英的必然性；其二是非理性和非逻辑推动在解释社会行为中的重要性。帕累托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几乎不可避免”。然而，他也预测说，这个说法可能会应验，但是精英的现实情况不会改变。 [27] 帕累托声称，要想说服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学说是谬论，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像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们被非理性因素驱动，在未经过事实检验的情况下，就提出论据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28] 这些主题还会在熊彼特的作品中再次出现。

灾难中讽刺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随后的几年对熊彼特个人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对他至爱的哈布斯堡王朝却是一个灾难。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熊彼特投入了政治，直接在政府任职。 [29] 战争期间，他频繁地访问维也纳，给皇帝和上层贵族人士派送经济和政治事务备忘录。熊彼特反对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税同盟，拒绝了与奥地利的军事结盟，因为他认为那样可能会加强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破坏哈布斯堡王朝的多民族统一。他提议大力推进和平，主张自信的君主政体能通过更具联邦性质的结构为帝国建立协商的基础，并且结束德意志和匈牙利人民受优待的境况。 [30]

帝国于1918年解体，无论对于熊彼特还是他周围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打击。这意味着一个孕育他们的文化的世界结束了。他所属的有教养的、说德语的奥地利人是现世的，他们致力于经济自由主义和法律。在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倾向于一个能够融合帝国多种语言的君主政体。 [31] 由于与贵族阶层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中下层阶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人士以及斯拉夫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分歧，这个哈布斯堡社会中经济和文化最现代化的地区矛盾重重，试图用“过时的”帝国王朝来同时保护它的地位和它的现代化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从民族主义的现代学说和民主的民族自决方面看，帝国是“站不住脚”的，但事实上，帝国是当地最“理性”的政治体制，因为它能够最好地适应该地区所有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也确实是他们都默认的对德意志民族最有用的体制，当时德意志亟须经济发展，而只有帝国才能够实现。可惜的是，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采用这种体制。 [32] 这个看似理性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概念可能遭到了根本上的误解，所以这个概念在熊彼特后期的著作中也经常被提到。 [33]

伴随帝国毁灭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对熊彼特来说又是一个坏消息。如我们所见，1918～1919年对革命的期望和恐惧同时存在，像浪潮一样席卷了中欧。然而，俄国、匈牙利和慕尼黑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在经济上只产生了负面影响，1919年之后只有俄国的革命政府得以幸存下来。德国和奥地利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鲍威尔和希法亭，在1917年都不认为社会主义是触手可及的，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现实的详细规划。但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激进的工人阶级激励了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计划。战争结束时，维也纳也被工人和军人委员会控制。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他们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接管。激进的工人认为社会化（公有制）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因而发动暴乱，抵制缺乏社会化的经济。1919年4～6月，共产主义者夺取维也纳大楼的行为遭到了警方的镇压。1919～1920年，维也纳的工人们在委员会中拥有主动权，他们投入暴力反抗运动之中，包括在市中心抢劫商铺、破坏咖啡馆。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发言人将这些暴力的突发事件看作文明的崩溃。 [34]

当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霍亨索伦王朝倒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俄国、布达佩斯和慕尼黑兴起的时候，熊彼特投身政治，为政府服务。首先，他与马克斯·韦伯共同在一个德国政府委员会工作，讨论德国煤炭行业的国有化政策，两人对此都持反对意见。然后，1919年3月，熊彼特成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天主）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新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长。到被迫辞职时，他只在那个职位上待了纷繁复杂的六个月。有人反对他抑制产业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而产业社会化却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推崇。并且该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曾一度对他反对加入德国的政策不满，当时两党都倾向于奥地利与德意志统一。 [35]

对政治家们会尝试通过民主或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预期，致使韦伯在学术上开始反驳社会主义，他的观点见本书第九章。 [36] 与熊彼特同时代的米塞斯写了当时最有远见的一篇文章，其中他通过理性论证，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现实。 [37] 熊彼特对此也坚信不疑，尽管他并不教条地倡导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但从他1918年的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开始，他就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来避开社会主义。他成了一名讽刺家。如果符合他的目的，他就持一种观察家的姿态，反思当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意图与他们的行为后果之间的差异。这些人的好意之为可能与他们的意愿相背离，产生消极后果，而睿智、讽刺的社会科学观察者却能预见这些后果。然而，熊彼特又来了一个讽刺的转折，指出尽管他对这些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的计划做出了理性论证，但这并不妨碍行为者们实施计划，因为他们受到非理性因素的驱动。

为什么熊彼特要采取这种可能侮辱读者的方式呢？其实，他的讽刺是有策略的：他试图刺激读者，让他们形成自己的认识，这样可以鼓励他们接受其他明智却不受欢迎的观点。 [38] 熊彼特看到一个在走向毁灭，另一个缺乏决策力而无法唤醒人们对抗这种命运的意志。他感觉直接正面地攻击社会主义，无论在战后维也纳还是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知识分子界都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所以，他转而提出了一系列论据，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当前的环境下不受欢迎。他坚称，社会主义的时代还没到来，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他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会帮助社会主义者实现他们的目标，达成他们的期望。社会主义的实现主要以牺牲它的利益为代价。

熊彼特第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作品是他于1920年写的长篇论文《当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中暗示的许多主题跟他后来更广为人知的作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里面的相同。 [39] 熊彼特开始重申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们的论断。他写道，有必要重述某些显而易见的真相，因为很少有民众真正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自觉经济计划的目标不会终止“无序的自由竞争”，因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无序。相反，熊彼特论述说：“个人经济的利己主义会造福整体，从一个局外观察者的角度，这种方式为自觉计划提供的想法不会少于一个中央机构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提供的想法。”熊彼特断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区别也不在于前者服务于大众，后者服务于个人，因为促进竞争经济中生产过程的利润动机能够像社会主义经济一样为所有人谋利益。 [40]

对社会主义的普遍理解是有弊端的。熊彼特声称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的群众支持者想的是没收和重新分配消费品。他写道：“社会化的美好生活和丰厚收入——这个通过占用现有财富致富的天真想法虽然在政治上有吸引力，却是荒谬的。” [41] 因为这种方法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停滞，“文化私生活”的毁灭。 [42] 他指责说，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表现出勇气，去反驳对社会主义会导致生产倒退和个人经济情况恶化的指控。并且，即使社会化能成功，它也需要向工人阶级强加一个空前严苛的约束。

然而，他继续说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会摧毁传统的、浪费的生产形式，然后使经济合理化，为“社会主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他指出，当这个过程发展充分之后，它就可以用一个更具计划性的经济政策取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自动”合理化。长远来看，熊彼特补充道，企业家的传统功能的必要性会减小，可能会被系统化成可传授的方法。那时，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社会意义会降低，而且由于他们的功能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逐渐走上和骑士阶层没落后的贵族们一样的道路。另外，由于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式公司管理逐渐被股权取代，在股权中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拿薪水的管理者手中，个人财产观念会被削弱。所以，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自身的过程会形成更加合理的经济，甚至在思想上为放弃个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做准备。 [43] 因而，社会主义应当欢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

他还论述说，社会主义者还有别的理由去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希望结束需要将经济生活看成生活的头等大事的状况。而这种情况只能在巨大的资本积累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投资会牺牲当前消费，社会主义政治家会发现要想不给消费者当前的收入，而把这些钱用于未来投资是很困难的。因此，最好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之前进行高水平的经济生产，而资本主义最有可能带来这种经济生产，因为社会主义不容易积累储蓄和增加投资，所以它要控制人口。熊彼特辩护说，在这里，资本主义会通过抑制非理性的冲动、降低出生率，再次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 [44]

熊彼特解释说，社会主义会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与将人类活力从经济目标中解放出来的目的相符。然而，这只是未来的愿景。他总结道，现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疏远最有生产力的民众，降低生活水平，并且导致社会冲突。因此，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主义者的当前政策都应该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 [45]

在阐述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之后，熊彼特继续补充道，“当然这些论述对那些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不起作用”，因为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有一种神秘的、宗教式或者类似于宗教的非理性信仰，没法被其他任何观点、证据或事实说服”。 [46] 在与社会主义者们辩论的时候，他觉得只有讽刺能起作用。

熊彼特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又重新提及这些主题，重申他的看法，即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无效用。 [47] 但是，他再次坚称：“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甚至会越来越稳定。它能通过合理利用人的脑力，创造出一种与其本身的基本条件、动机和社会机构相协调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它可以进行有序的转变，尽管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要求，或者很可能是以牺牲某些经济福利为条件。到时候，这种转变能不能被称作社会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审美和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了。” [48]

从繁荣到萧条

在熊彼特短暂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之后，他成了一家小型银行的董事长。这个职位有名无权，他可以用大部分的时间来进行个人投资，投资的一部分钱可以从自己的银行借。这些投资在1924年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极度通货膨胀导致市场崩溃，他的大部分财富化为泡影。他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借钱还银行贷款，最终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还清这笔债务。 [49] 重回学术界后，熊彼特成为德国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的教授，并经常为财经媒体撰文。作为魏玛共和国的经济问题分析师，熊彼特提醒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而且他还认为工会过度的工资要求会导致投资资本不足，阻碍经济发展。他的分析与近来历史学家的观点一致。 [50]

熊彼特曾作为访问教授于1913～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一年，1927～1928年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他期望美国能够免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拖累，也能抵御社会主义的诱惑。 [51] 1932年，他离开德国去美国永久定居，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正好可以观察罗斯福政府如何应对经济大萧条。

19世纪末到1929年的几十年时间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1929年的农民，为市场提供的农产品比20世纪初增长了50%，而且农业上的增长相对于工业根本不值一提。由于高效工业组织形式的应用和电力机器的引进，美国的工业生产在同时期获得了四倍的增长。汽车在20世纪初还只是富人们的玩物，到了1929年则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的生活工具了。由于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生产成本降低，因而每年汽车销量都能达到数百万辆。1913年装配一辆福特T型汽车需要14小时，到1925年在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Highland Park）的福特工厂里，每10秒钟就有一辆汽车从装配流水线上下来。大规模消费由两项金融创新推动着：消费者信用（或分期付款）和大众广告。尽管很多美国乡村地区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但城市工人（其中很多是当时的欧洲移民）能够消费得起丰富的新产品，包括罐头食品、洗衣机、冰箱、电话和收音机。 [52] 西欧和中欧经济的发展比美国更缓慢，但不管怎样经济还是在增长。

观察家在美国像在德国一样，呼吁关注公司的增长规模，以及关注由它们集中发展成的更大经济单位。 [53] 在美国，“反托拉斯官员”如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相信规模扩大会导致垄断，或者至少是寡头垄断，即一部分企业掌控着某些商品的市场。他们认为他们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垄断是不好的，尽管斯密将“垄断”定义为单个生产或销售某些产品授予专有合法许可，而不是少数企业占领市场。这些反托拉斯官员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打破经济权力的集中，创造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市场。其他的美国观察家们把经济集中看成不可避免的、有益的，如《集中和控制：解决美国信用问题的方案》（1912年）的作者查尔斯·范·海斯，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更主动的、更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政府的管理机构来控制这样的企业。 [54]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改变着家庭。对依靠童工赚钱的农村家族来说，儿童是一个经济福利；但对城镇居民而言，儿童变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由于培育孩子并使他们获得城市工作的成本上升，以及希望孩子向社会上层流动，夫妇们希望少生孩子。倡导控制生育的激进主义者，如玛格丽特·桑格，就倡导女性性欲解放。她的英国同伴玛丽·斯特普更为温和，在中产阶级的女性中更受欢迎，她的书《婚姻里的爱情或爱情里的婚姻》（Married Love or Love in Marriage ）于1918年首次出版，之后多次再版，里面提到在一个友伴式的婚姻中女性对性满足的渴望。似乎在之后的几代人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夫妇通过禁欲、中断性行为和流产等方式限制生育。但是，这里新产品也起了作用，包括改良的避孕套、杀精胶、避孕膜以及效果稍差一点但更方便获得的杀精冲洗剂。无论有没有人工避孕，出生率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都有所降低，其首先出现在中上层阶级的女性之中，然后在工人阶级的女性中逐渐增多。 [55] 文化评论家们，如熊彼特，推测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和后果。通常他们会将其解释为理性生活、文化衰退或两者兼有的证据。 [56]

繁荣的列车来了一个急刹车，发出刺耳的声音，似乎到达了悬崖边。尽管经济大萧条通常归咎于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盘，但是大萧条还有更深刻复杂的原因。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下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欧洲中央银行的灾难跨越了大西洋，波及美国；美国银行体系老旧、不稳定，导致了银行破产，接着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大萧条的原因难以解释，但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失业人数以惊人的速度猛增，到1930年伊始达到了300万人，同年底增至438万人，到1931年底增长至561.5万人。经济困境使政治体制的压力增加，因为很多德国人只有当政治体制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时，才会接受它。民主的激进反对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又名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在经济衰退时看到了他们上台的大好机会。当熊彼特于1932年底离开德国去美国的时候，有效的议会民主已经被暂停两年了，而且某种更极端的独裁正在兴起。美国的民主基础更牢固，可以让它从大萧条的风暴中幸存下来。但是，那里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当熊彼特到达美国的时候，失业人数超过1000万，几乎占了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5。在像芝加哥、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曾经是钢铁工业和汽车产业的摇篮，如今却有几乎一半的人无所事事。 [57] 到1933年富兰克林·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时，国民生产总值比1929年已经减少了一半，而且每4名工人中就有1名处于失业状态。 [58]

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分析家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已经耗尽，美国和其他“成熟经济体”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一些人辩解说消费者没有看到可购买的新技术。其他人担心自然资源即将枯竭，或者缓慢的人口增长会转化为消费需求不足。 [59] 这些推测促成罗斯福于1932年在旧金山联合俱乐部的竞选演讲中阐述了其后实施的“新政”的基本原理：

只要我们拥有自由的土地，只要人口在飞跃式增长，只要我们的工厂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社会会给有抱负的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无限回报，只要他创造人们期望的财富。在经济扩张时期，人人机会平等，政府的工作不是去干预，而是去协助工业发展。

（但是现在）我们的工厂已经建好，眼下的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有没有多建工厂，我们的最后一道界线已经好久没有被触碰了。

明白地说，这一切都需要价值重估。单纯地修建更多的工厂、更长的铁路和更多的公司很容易产生风险，没有益处。巨大的推动者或金融巨头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发现或开发自然资源，也没有必要生产更多的产品。管理好已有的资源和工厂……调整生产与消费……才是明智、稳妥之举。 [60]

罗斯福的演讲表达了“智囊团”学者们的一致意见，这些人因为新政走到一起，其中包括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以及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同事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他们都同意，放任私营部分自行发展不可能再带来几十年前那样的经济发展。的确，国家经济甚至都不能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水平了。 [61] 他们重申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声称没有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失业率必然会停留在难以容忍的高水平。总的来说，新政实施者着手稳定资本机构，建立了一些新机构，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到了上述效果。但是，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更激进的措施，试图改变竞争性市场的基本规则。

首先，他们试着通过限制竞争来提高稳定性。例如，1933年成立的国家复兴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简称NRA）考虑实施一项政府政策，推动卡特尔化，即同一行业中的所有经营者为了提高价格而达成一致，以此来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这是一项反对竞争性经济的政策，因为竞争性经济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相反，复兴署试图让所有人都加入这个游戏。 [62] 然而，这项政策没法让美国经济更加强健。

新政没有解决失业问题，没能让国家走出持续的痛苦，这就使更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政治煽动人士和一些新政实施者中发酵。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底特律郊区的罗马天主教神父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利用无线电广播布道，发展了许多自己的支持者。他反对华尔街暗藏的金钱权力，而这些阴谋都是由犹太人策划的——这些言论都参考了《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这本书是一部反犹太的虚构文学，曾一度受到亨利·福特本人的推崇。在支持了罗斯福1932年的竞选、宣告了“新政是按照上帝的意志”之后，库格林于1934年开始攻击总统，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全国联盟。在南方，平民主义者休伊·朗（Huey Long）也批评了罗斯福与金钱权力和大企业为伍。1934年他提出“财富共享社会”，致力于通过没收和征税来掌控富人的财富，使“每个人都成国王”，将财富收入重新分配给每一个美国家庭。

罗斯福应对反资本主义煽动者们的政治威胁的方式是接受他们部分华而不实的政策方案。在他1936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表明了他支持《财富税法案》（Wealth Tax Act）的态度。 [63] 他要求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非常高的税”（最高达到了79%），对遗产税严加审核，并针对公司盈利颁布了一些新税目。他通过一些言辞上的润色修饰，成功将他的“富人纳重税”提上了法律议程。他在1936年的国情咨文中声称，富人是暴君，“经济上的保皇党”“独裁者”，“为他们自己谋权，奴役大众”。 [64] 当商业出现了回暖迹象时，罗斯福加大了赌注，言辞上更加激烈。等到他竞选结束，他开始谴责“有组织的资金”，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一次情绪激昂的公开演讲中，他将自己的敌人称为“金融垄断、投机、轻率放贷、阶级对抗以及发战争财”的参与者。 [65]

新政没有“解决”大萧条问题，当然也没有解决失业。甚至在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的1933～1937年，仍有14%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罗斯福于1936年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但是1937年经济再次大幅下滑。根据当代观察家和历史学家的评论，这主要因为罗斯福的言论和政策使商人不愿投资。总统的回应是放任反资本主义诽谤。他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猛烈抨击了“六十个家族”，声称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威胁着要建立“大企业法西斯美国——一个受奴役的美国”。 [66] 如果说新政期间有一个各类政策制定者都赞同的核心观念，那就是总体上不信任商人，特别是不信任大企业。 [67]

熊彼特对大萧条和新政的分析

关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熊彼特第一个重要的文学回应是他1939年发表的长篇著作《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理论的、历史的与统计的分析》。 [68] 他试图说明周期性繁荣和萧条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尽管他认为由于企业和政府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周期，因此它的波动可能变缓。在书的末尾，熊彼特分析了当前的经济萧条和如何避免萧条。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长期的、严重的经济低迷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预言，而此时熊彼特提出了一个预言性质较弱的观点。他坚称美国的经济萧条是长期和短期周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1933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与其说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经济周期的“自然”结果。 [69] 但是，复苏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放慢了，如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稳定已有的企业，而不是让这些经济落后的企业破产，但是这些措施却意外地削弱了市场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的创新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企业的消亡。 [70] 政府试图提高工资，虽然这没有必然的坏处，但是在当时的周期性条件下却对经济扩张和就业水平产生了反作用。 [71]

凯恩斯主义者对大萧条的分析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遭受着投资机会减少的痛苦。熊彼特赞同这个观点，但不是因为这个分析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来的。他认为问题在于群众和政府对于商业精英的敌对态度使这些理应进行重大创新投资的人不愿意去投资了。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高遗产税，对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征收附加税，再加上人们对新政政策反资本主义腔调的认知，这些都导致了投资和创新的减少。 [72] 这些措施打击了大公司和高收入者。然而，熊彼特写道：“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一定数量的公司运作（不会超过三四百家），任何对它们功能的严重威胁都会使经济体瘫痪……”由于对最富裕的三四万人征收高额税款，可用的投资资本减少，这个问题就恶化了。 [73]

熊彼特对政府的反垄断努力持怀疑态度。他为大企业辩护，用了大半生时间证明有创造力强者的清白。他认为新政期间对“垄断”的攻击是平等主义者对成功人士的怨恨造成的。 [74] 他写道，企业经常遭受攻击，因为垄断会“扩大富裕者的影响圈……” [75] 那些以自由竞争的名义批评垄断的人不明白，为那些最先成功创新的人带来高“垄断”利润正是资本主义活力的本质所在。但是，为了保护优越的地位不被潜在的新创新威胁，大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要面临衰落。

在美国也一样，反精英分子的怨恨使资本主义者难以忍受，造成“资本主义和它可能的替代者都不起作用”的情况。这种结果是熊彼特几乎三十年来一直关注的，事实上“资本主义通过自身运作产生了一种社会氛围——如果读者喜欢，可以叫作道德准则——这种氛围对资本主义有敌对态度，并催生出阻碍它发挥作用的政策”。 [76] 20世纪30年代早期，大萧条的冲击和学者们对大萧条的主流解释导致了美国“公众的激进”，进而产生了禁锢资本主义的政策。“工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受到攻击，于是就以不进行投资和创新作为回应，进而就导致了一个更加脆弱的周期性恢复，否则事情也不至于此。 [77] 经济恢复疲软，反过来似乎又印证了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活力已经耗尽的人是正确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熊彼特将他几十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探索的观点又提了出来。 [78] 他重申了《经济周期》中的一些看法，但是现在又用一个高度讽刺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述出来。为什么一个社会科学家要写一本讽刺口吻的书？很可能是因为他相信对社会主义的正面学术攻击不会被那些他想影响的年轻学者们采纳。在哈佛大学，熊彼特面对的是一群研究生，其中一人回忆道，这些学生都“被凯恩斯、马克思和凡勃伦这样的经济学家过度熏陶了”。 [79]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讽刺是一个撬开思想的楔子。资本主义的日子所剩无几，资本主义时代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这些是大西洋两岸广大学者们的推测。 [80] 熊彼特表面上假装同意，但其实这只是诱饵，诱使那些不可能阅读或认真对待捍卫资本主义的作品的左派知识分子去读他的作品。一旦他们上钩，阅读了他的书，那么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景的讽刺评价就更有可能让左派知识分子重新考虑他们的推断。 [81] 作为一部讽刺性作品，这本书的观点其实和它打算传递的信息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的明确论点是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但并不赞同马克思论述的理由。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经济失败而毁灭，而是会被自身的经济成就所打败。

大概是因为熊彼特意识到大萧条让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书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如此受欢迎开始，然后详细分析马克思的成就和失败。虽然马克思主义谴责宗教是群众的鸦片，但熊彼特坚持说，最好还是理解宗教本身，因为它为救赎提供了一个计划，为世俗天堂提供了一个愿景。马克思成功的真正原因是“构想出一种感觉被挫败、被虐待的非凡力量，这就是大多数不成功人士的自动治疗态度”。 [82] 马克思嘲笑“资产阶级的童话，让一部分人超越其他人，通过工作和储蓄、出色的才智和精力成为或者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熊彼特写道，非常建议马克思这么做，“因为去博大家一笑，无疑是处理一个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真相的明智之举，因为每个政治家都知道如何对自己有利”。事实上，熊彼特在他之前的作品中曾暗示，“超常的智力和精力有助于在工业上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创建工业时，十有八九会成功”。 [83]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新、最有力的工具，它可以疏导弱者和缺乏创造力人群对强者和有创新精神人群的怨恨情绪。

马克思主义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要求根据一些法则来解释所有的事情。 [84] 例如，马克思主义将帝国主义解释为外交政策在大企业或巨额融资（high finance）影响下的产物。熊彼特认为，对于那些没有第一手资料、不知道世界如何运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信的解释。实际上，他写道：“资本集团对他们国家的政府政策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是诱发性的，现在这个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明显。另外，他们极大地依靠短期考量，既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计划，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客观’阶级利益。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沦为了通俗迷信的构想。”同样，为了抓住左派读者的心（或吊足他们的胃口），他从解释现代历史的角度，贬低了这种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推测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由超级聪明又恶毒的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背后操纵着国际和国内的所有政治”。 [85]

经常赞扬马克思提出正确问题的人深度剖析了这个概念的缺陷。然而，熊彼特同意资本主义的进步会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是——正如马克思之前所说的那样——因为资本主义会给广大工人造成痛苦；相反，熊彼特辩论道，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其中工人阶级受益最大。他写道：“典型的资本主义成就不是表现在为上层女人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通过稳步降低劳动量，让工厂女工也能够购买丝袜。” [86]

熊彼特声称，新政实施者要么讨厌资本主义，要么不了解它。抛开他们的枷锁，资本主义能够继续带动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他很快抛弃了当时受欢迎的观点，即由于投资机会的消失、自然资源的枯竭或对垄断和寡头创新的禁止，资本增长被永久地耽搁了。他认为投资机会和自然资源消失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企业家会创造新的领域，从曾经被认为是无用或没有价值的物质中获取“资源”，如深埋在地下的石油。熊彼特指出，“征服空气很可能比征服印度更重要”。 [87] 另外，他认为技术进步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原材料，如食品数量的增加。 [88] 流行观点认为技术的潜力已经被耗尽了，因为没有明确地看见重大的创新。其实，这种观点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潜力是未知的海洋”。有些潜力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超越了我们的视力所及），它们会极大地转化为生产力，就像电力的到来一样。 [89] 至于垄断，即少数大企业独霸某一行业，尽管与完全竞争的概念相违背，但并没有抑制创新，危害消费者。因为即使掌控市场的大企业也经常被强迫着创新，这不是怕有其他企业生产出价格更低的产品，而是怕有人创造出新产品，完全取代原先的产品。

熊彼特认为，毫无疑问，资本在过去如此多产，未来它也有望增加财富，因为它呼吁且帮助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动力体系。它用财富回报成功者，用贫穷威胁失败者。另外，它吸引最聪明、最有活力的人进入市场活动中去：随着资本主义价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智力超常”的人转而从商，而不是进入军事、政府、文化或者神学领域。 [90]

熊彼特解释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回报并不与“工作的能力、精力和超常才能”严格相关。机会因素超出了人能控制的范围。但是，能力和精力仍然起很大作用，因此“这个游戏不像轮盘赌，而更像打扑克牌”。这个体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巨大收益的诱惑使它能吸引精力最旺盛、能力最强的人。虽然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这些“丰厚奖励”，但是为了赚取它们，就会引起“这样的活动景象：只得到少量回报、没有回报或自己倒贴钱的大部分商人都拼尽全力，因为大奖就在他们眼前，同时他们也高估了自己的机会，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同样好”。同样，对失败会带来贫穷的认知“威胁或者打倒了很多有能力的人，因此鞭策着每个人，这比一个更平等、更‘公平’的惩罚体系更有效”。更重要的是，商业促进了对成功的追求，因为“商业的成功和失败都十分精确，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消失”。

资本主义不仅能诱惑有能力、精力充沛的人从商，它还能使他们一直对经济活动保持关注。准确地说，因为商业的特点就是需要创新，那些之前获得成功的人无法确信他们的公司或者家族能够稳居顶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因此，熊彼特在他最引人注目的画面中论述道，资本主义“有效地将资本主义阶层与它的经济生产任务拴在一起”。 [91]

但是，资本主义的利益不仅仅在经济方面。熊彼特指出，大多数现代最具特色的东西，实际上都可以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它推行的思想观念。这就是“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主张做事不想当然；用理性去权衡优劣以达到利益最大化。这是从市场角度思考的结果，它表现了市场活动特点，即以事实、定量、数字来衡量得失。 [92] 这也产生了一种需要自我评估的信念，这种信念基于从世俗经历中总结自我，而不是依据传统或超自然权威的总结。 [93] 这些市场化思维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潮流的出现，如女性解放、和平主义倾向。 [94] 的确，强调个人现世福利，相信社会是变化的，贫穷不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思想理念促进了人道主义的发展，这是一种受“关于改善人类的功利主义思想”启发而产生的责任感。所以，相比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个人自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准备，要去容忍甚至承担领导阶级死敌的花销；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同情，无论是对真正的受苦者，还是伪装的受苦者；从没有这么多的准备，要去承受重担”。 [95] 总之，资本主义为美好事物的发展负终极责任，而且这些美好事物都会被正确思考的人重视。

熊彼特在总结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时，用了一个精巧的讽刺段落：

我不打算按照读者期望的方式去总结，也就是说，在他决定信任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的一个未经检验的选择之前，我不会请他去关注资本主义秩序下，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也不会要他去关注经济和文化成就给我们的重大承诺。我不会争辩说，这些成就和承诺自身已经足够证明资本主义可以继续运作，或者像人们轻而易举说的那样，可以肩负起人类脱贫的重任。 [96]

然后，熊彼特转向社会主义。他开始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可信的。 [97] 这个赞同的观点注定要激怒更多传统（或者缺乏讽刺幽默感）的资本主义捍卫者，它很可能是一个修辞策略，用来调动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读者的兴趣。但是，社会主义只有和反资本主义怨恨束缚下的资本主义相比较，才能够获得经济上的优势。 [98] 社会主义要想获得经济发展，就只能选择那些智力超群、能力卓越的人，并且在社会影响力上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功只能以牺牲平等主义为代价。另外，随着生产资料私人制的消失，对政府的约束减弱，社会主义很可能会运用更多的政治权力来对抗工人。熊彼特总结道：“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主义将会像传统社会主义者梦想的那样，带来文明。相反，它更有可能呈现出法西斯的特点。对于马克思的祈祷者们而言，这会是一个奇怪的答案。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充满了问题的玩笑。” [99]

尽管经济成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进程，资本主义可能会消失。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熊彼特确实有一些矛盾。因为通过提高理性思维，即每个人都应该为机构提供成本收益分析的观念，资本主义会质疑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 [100] 虽然，如熊彼特指出，“理性主义”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对机构权威造成的损害却是真真切切的。熊彼特相信，这特别危险，因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对很多人来说太难理解，因此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资本主义之后，他们会对它的真正优点做出错误的判断。任何时候，资本主义的观点都是基于长远的集体利益，但对于在居于资本主义核心位置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失业的人群而言，这个观点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企业家的创新会废除当前的生产方式和基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其他方式。

与熊彼特的观点相呼应的还有埃德蒙·伯克和之后几代的保守党人。熊彼特论述道，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缺乏稳定性，而它想去除前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些分析家似乎倾向于反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失败，而不是美国的新政。对于他们，熊彼特提出，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从意志更加坚定的贵族阶层那里获得了政治保护。由于一战，贵族阶层的政治地位大幅降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暴露出来。曾经与商人和企业家们属于同一阶层的许多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和零售商们，再次对私人财产表示足够的支持。这些人有自己的财产，并有感情上的依附。但是，大企业强化经济的过程意在清除小资本家，这样也会抛弃他们对私人财产权的大力支持，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在由小企业组成的社会中，财产保障曾一度很流行，如今却被大肆削弱，因为现代企业以聘用管理人员取代了业主经理（owner-manager），而这些管理人员与（企业）财产并没有那么强的联系。 [101]

资本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也改变着家庭生活，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可怖未来。熊彼特声称，资本主义家庭在瓦解，与此同时，企业家的活动动机也在消失。人们，特别是女人，将成本收益分析的准则应用到了家庭中，她们需要也希望少生孩子或者根本不生孩子。理性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似乎在暗示，养育孩子的牺牲超过了这个过程所能带来的快乐。对于很多未来有望做父母的人来说，有关的问题似乎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年老时受鄙视和侮辱，而放弃我们现在的追求，不再继续改善我们的生活？”对熊彼特来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看似“理性”的判断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做出这种判断的人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根本无法体会到做父母的真正价值，即“父母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做出的贡献——我们可能会表达成对‘常态’的贡献——特别是母亲那方”。熊彼特抱怨道，这种考虑意在逃避“现代人理性的探照灯，他们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希望集中到确定的、立即的与功利主义相关联的细节上去，而且嘲笑人类本性或社会有机组织的隐性需求”。这个“生产的减少”意味着对特定收入追求的结束，这种收入可能建立跨代的动力机制。熊彼特声称，缺少了赚更多钱以抵消花费的激励因素，有潜力的企业家缺乏心理上的动机，促使他追求创新。由于更多地考虑到他们自己，没怎么考虑到后代，一旦他们自己的财务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工作动力。 [102]

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也可能失去吸引力，对此韦伯、齐美尔、卢卡奇和弗莱尔都曾有过分析。理性主义和以方法为导向的思维的普及，威胁到了“整体意义的毁灭”，使个人在一些宏大目标中，找不到融入其中的感觉。此外，他认为相对于创造出更多人类壮举的传统形式，资本主义活动应该显得比较平凡。赚钱是不英雄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证券交易所无法替代人人追捧的圣杯。 [103]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会毁灭是资本主义发展无意之中造成的后果，这一过程导致资本主义支持的社会和文化来源遭到削弱。这里，熊彼特重提了前几代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他的分析可能受到典型保守主义缺陷的影响，将改变错看成衰退，想象特定的动机如对拥有私人财产的渴望，是曾与特定的历史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动机只能与这些机构同时存在，而不能变成其他形式。

知识分子的角色

如果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熊彼特用讽刺的口吻指出，那他们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马克思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理论家”，马修·阿诺德把他们叫作“外星人”，像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汉斯·弗莱尔那样的人。他们的力量来自他们的角色，能够改变别人的想法。通过教学、写作和影响政府机构，他们创造了社会的文化气候。

不是知识分子制造了对资本主义的不满。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他们能够辨别和引导失望与怨恨的情绪，否则这些情绪就会传播开来，而它们是创造性破坏所固有的，是资本主义自身锻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是知识分子疏导资本主义产生的怨恨，通过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于推翻资本主义自身来转化他们的意义。 [104] 例如，工会就是资本游戏参与者通过联合企业来提高他们的市场机会的一个典型尝试。熊彼特称，工会其实本身并不激进，大多数工会成员自力更生地提高生活水平，成为小资产阶级。其实是一些追随马克思的知识分子，将工会激进化，试图将它们转化为反资本家斗争的旗舰。 [105] 知识分子是一群人，“他们的兴趣是努力工作，管理怨恨情绪，培育它，说出它，并且解决它”。 [106] 正如尼采曾经探索基督教，找到了牧师的意志和力量，牧师通过开导受苦者的怨恨来获得影响力，熊彼特将社会主义看成知识分子的一种表达，他们将对资本家的不满导入新的伪宗教中，让失败者能够理性对待命运。

熊彼特表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是那些“使用语言和文字力量的人”，不“对实际行为负直接责任”。所以，他们往往缺少“第一手知识，而这个知识只有真正经历才能获得” [107] ——这一特征由尤斯图斯·默瑟尔在一个世纪之前提出来，埃德蒙·伯克和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之后论述了这个特征，并做了改动。

随着新沟通方式的普及，那些写作和说话的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印刷比以往更经济廉价，以及近来无线电广播技术日益兴起。这里就是产生“群众舆论”的地方。知识阶层的兴起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当资本主义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和增加了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受到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正是知识分子为这些媒介提供了内容。随着新闻业发展，另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阵地是教师行业。政党成员以及为政治家提观点和写讲稿的人士，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不同等级。职业公务员的兴起基于教育的发展——黑格尔-阿诺德的理想（Hegelian-Arnoldian ideal）意味着政府官僚和政策制定者分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和感受，这样他们能持续被吸收进知识分子阶层。 [108]

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如此批判资本主义？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一个原因是批评对知识分子自身有益，因为“他们维护自己的主要机会在于他们实际或者潜在的扰乱作用”，所以“知识圈子……靠批评，它的整个地位依赖有杀伤力的批评”。 [109] 周期性生产过剩也会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厌恶。阿诺德和其他人认为人道主义教育的收益增加导致了大学教育的持续扩张，产生了更广泛受教的人道主义者，超过了经济能够吸收的人数。但熊彼特指出，人道主义教育的效果并不一定是良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很容易在身体上不能从事手工业的工作，因为他们缺乏从事这种专业工作的能力。”大学教育因此让很多毕业生无法胜任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作，只适合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值得他们去做的工作，或者获得他们认为低于他们自身价值的工资。他们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充分地给予他们回报。“不满滋生怨恨。而且它通常通过社会批评而使自己合理化，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有教养的观众对人、阶级和机构的态度，特别是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文明中。” [110] 后果就是反资本主义的怨恨，它隐藏在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中，而且使他们对理性的观点变得无动于衷。“在理性主义文化中，他们的表现总体上被某种程度地理性化了……资本主义受到掌握生死大权的法官的审判。这些法官不管听到怎样的辩护，都将使罪名成立；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辩护只能是改写起诉书。” [111]

但是，为什么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压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一方面，熊彼特回应说，因为他们也持批判性的质疑态度，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推动的功利理性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尽管商人有时候可能希望见到批评性知识分子被打垮，但是资产阶级整体上不愿让政府这么做，以防对表达方式的攻击会导致对其他财产形式的攻击。熊彼特判断说，大体上资产阶级会联合起来为知识分子辩护，因为他们相信“摧毁他们反对的某种自由，必然也会摧毁他们支持的自由”。因此，尽管会有一段短期的反抗，但长期趋势是去除所有对批评的限制。 [112]

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消遣是猛烈攻击资本家，使资本家的理想变得不合法，假以时日使他们逐渐抛弃这个理想，削弱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正确性上的自信。 [113] 熊彼特还指出，知识分子会保持这种倾向。他写道，“功利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像群体行为的原动力一样脆弱”，呼应了尼采和帕累托的观点，“不管怎样，它适合行为的超理性决定因素”。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持续着历史性的扩张，正如熊彼特预言的那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的贫穷迅速消失，同时传统形式的“无产阶级”也正在消失，逐渐被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同化。

随着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的改变，控诉内容也发生着改变。这些控诉以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为代表，而凯恩斯则预示了这些控诉的出现。

[1] Preface to 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1st ed.（New York，1942），pp.ix-x. Henceforth cited as CSD .

[2] See Richard Swedberg，Schumpeter：A Biography （Princeton，N.J.，1991）；Robert Loring Allen，Opening Doors：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2 vols.（New Brunswick，N.J.；1991）；and Wolfgang F.Stolper，Joseph Alois Schumpeter：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Princeton，N.J.，1994）.

[3] Regis A.Factor，Guide to the 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Group，1904-1933：A History and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New York，1988）.

[4] See Joseph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1954），pp.409-11. Also see Fritz Redlich，“Unternehmer-forschung und Weltanschauung，” Kyklos ，vol.8（1955），pp.277-300；and Enrico Santarelli and Enzo Pesciarelli，“The Emergence of a Vision：The Development of Schumpete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2，no.4（1990），pp.677-96.

[5] Schumpeter，History ，p.789 n13.

[6] Friedrich von Wieser，Recht und Macht （1910），and his contribution，“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to Max Weber’s Grundri der Sozialonomik （1914），cited by Jurgen Osterhammel，“Joseph A.Schumpeter und das Nichtokonomische in der Okonomie，” K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vol.39，no.1（1987），pp.40-58，at pp.52-3.

[7] “Die sozialen Klassen im ethnisch homogen Milieu，”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57（1927），pp.1-67；translation，“Social Classes in an Ethnically Homogeneous Environment，” now in Joseph A.Schumpeter，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 Richard Swedberg（Princeton，N.J.，1991），pp.231-2.

[8] See the chapter “Friedrich Nietzsche” by Werner J.Dannhauser，in 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ed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1963，and subsequent editions）. Henning Ottmann（ed.），Nietzsche-Handbuch （Stuttgart，2000）.此书是介绍尼采学术的较好的入门读物。

[9] Joseph A.Schumpeter，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Nationalonomie （Leipzig，1908），pp.615，618.

[10] See Schumpeter’s comments on Adam Smith in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186.

[11] See Redlich，“Unternehmerforschung und Weltanschauung”；Also see Israel M.Kirzner，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1985），chapter 1.关于19世纪德语经济学家中对于企业家的关注及其作用的研究，参见：Erich Streissler，“The Influence of German and Austrian Economics on Joseph A.Schumpeter，” in Yuichi Shionoya and Mark Perlman（eds.），Schumpe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Ann Arbor，Mich.，1994），pp.13-38，esp. pp.15-22，34-5。For a useful overview，Mark Blaug，“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 Blaug，Not Only an Economist （Cheltenham，England，1997），pp.95-113.

[12] Joseph 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N.J.，1983），p.66.

[13] Schumpeter，Theory ，p.86.

[14] Joseph A.Schumpeter，“［D］er Schopferkraft und Herrschgewalt des Fuhrers，” in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Leipzig，1912；first published Vienna，June 1911）（hereafter cited as TWE ），p.304.“领袖的创造力”首次出现在1934年的英文翻译中，Schumpeter，Theory ，p.147。

[15] TWE ，p.285；Theory ，p.133.

[16] Schumpeter，Theory ，p.133.

[17] Schumpeter，Theory ，pp.92-3. See Nathan Rosenberg，“Joseph Schumpeter：Radical Economist，” in Yuichi Sihionoyo and Mark Perlman（eds.），Schumpe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Ann Arbor，Mich.，1994）.

[18] Schumpeter，History ，p.409.

[19] TWE ，pp.542-6. In the prefac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934，Schumpeter refers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which in important points presents striking analogies with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is book.” Theory ，p.lxiii.

[20] TWE ，pp.542-5.

[21] 尽管这篇文章出版于1927年，它却根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熊彼特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这一理论是他在1910～1911年在大学讲座时逐渐形成，并在之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访问教授的三年授课期间得以发展。

[22] Schumpeter，“Social Classes，” p.274.

[23] Schumpeter，“Social Classes，” pp.276-7.

[24] 这是尼采著作的常见主题思想之一，参见：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

[25] TWE ，pp.534 ff.

[26] See Schumpeter’s essay on Pareto in Joseph A.Schumpeter，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1951）.

[27] Vilfredo Pareto，The Rise and Fall of Elites：An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N.J.，1991；Italian original published in 1901），pp.39-40.

[28] Pareto，Rise and Fall ，p.50.

[29] 这些行为是为了与常常担任政府高官的维也纳经济学者们的传统保持一致。See William Johnston，The Austrian Mind：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1848-1938 （Berkeley，1972），pp.48 and 70，and chapter 4.

[30] See the letters of Schumpeter to Graf Otto Harrach，a member of the Austrian House of Lords，written from 1916 to 1918，in Joseph A.Schumpeter，Politische Reden ，ed. Christian Seidl and Wolfgang F.Stolper（Tubingen，1992），pp.359-76.

[31] See Barbara Jelavich，Modern Austria：Empire and Republic，1800-1986 （Cambridge，1987），pp.144-5；Paul Silverman，“Law and Economics in Interwar Vienna：Kelsen，Mises，and the Regeneration of Austrian Liberalism”（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84），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and Malachi H.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45（Cambridge，2000）.

[32] An analysis affirmed retroactively by Frederick Hertz，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Danubian States：A Study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1947；reprint New York，1970）. Also see John W.Mason，The Dissolu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1867-1918 ，2nd ed.（London，1997），chapter 4.

[33] See 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认知早在保守派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中就已经出现了。

[34] Helmut Gruber，Red Vienna：Experiment in Working-Class Culture，1919-1934 （New York，1991），pp.18-20. Jelavich，Modern Austria ，pp.164-5. See also Rudolf Gerlich，Die gescheiterte Alternative. Sozialisierung in terreich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Vienna，1980），p.99.

[35] Christian Seidl，“The Bauer-Schumpeter Controversy on Socialization，”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vol.2，（1994），pp.41-69，at p.69. Gottfried Haberler，“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4（August 1950），reprinted in John Cunningham Wood（ed.），J.A.Schumpeter：Critical Assessments ，4 vols.（London，1991），vol.1，p.93.

[36] See for example “Der Sozialismus”（1918），in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urbingen，1924），pp.492-518，and Weber’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1978），pp.82-113.

[37] See Friedrich A.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1935）. See also David Ramsey Steele，From Marx to Mises：Post-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La Salle，Ill.，1992），and chapter 13 below.

[38] Peter L.Berger，Redeeming Laughter：The Comic Dimension of Human Experience （New York，1997），p.41.

[39] Joseph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48（1920-21），pp.305-60. Reprinted in his Aufsze zur onomischen Theorie （Turbingen，1952）.

[40]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p.310-1.

[41]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308.

[42]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336.

[43]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p.312-9.

[44]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323.

[45]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p.343-6.

[46] Schumpeter，“Sozialistische Moglichkeiten，” pp.348-9.

[47] “Unternehmerfunktion und Arbeiterinteresse，” in Joseph A.Schumpeter，Aufsze zur Wirtschaftspolitik ，ed. and introduced by Wolfgang F.Stolper and Christian Seidl（Tubingen，1985）.

[48] Joseph Schumpeter，“The Instability of Capitalism，” published in theEconomic Journal 38（1928），pp.361-86；reprinted in Joseph A.Schumpeter，Essays on Entrepreneurs，Innovations，Business Cycles，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ed. Richard V.Clemence（New Brunswick，N.J.，1989）.

[49] 熊彼特这一时期生活的很多细节至今不为人知。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参见：Stolper，Joseph Alois Schumpeter ，chapter 21。

[50] See the articles collected in Joseph A.Schumpeter，Aufsze zur Wirtschaftspolitik ，and pp.36-43 of the introduction；as well as Joseph A.Schumpeter，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1939），2 vols. continuously paginated，pp.714-6.

[51] Schumpeter，Business Cycles ，pp.708-10.

[52] David M.Kennedy，Freedom from Fear：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1929-1945 （New York，1999），pp.20-3.

[53] Rudolf Hilferding，Das Finanzkapital （Vienna，1910）；see also the discussion on Simmel and Weber in chapter 9.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1932）.

[54]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120-1.

[55] See Eugen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 （Stanford，Cal.，1976），chapter 11；Simon Szreter，Fertility，Class，and Gender in Britain，1860-1940 （Cambridge，1996）；Ute Frevert，Women in German History：From Bourgeois Emancipation to Sexual Liberation （New York，1989；German original 1986），pp.186 ff；John Gillis，Louise A.Tilly，and David Levine（ed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f Declining Fertility，1850-1970 （Cambridge，Mass.，1992）；Janet Farrell Brodie，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thaca，N.Y.，1994）；on Mensinga and the diaphragm，see Paul Weindling，Health，Race，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1870-1945 （Cambridge，1989），p.264；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28. On the marketing of spermicidal douches，see Andrea Tone，“Contraceptive Consumers：Gen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rth Control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29，no.3（June 1996），pp.485-506.

[56] 关于在英格兰的论战，参见：Szreter，Fertility，Class，and Gender in Britain ，and Richard Solway，Demography and Degeneration：Eugenics and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apel Hill，N.C.，1995）；关于在德国的论战，参见：Weindling，Health，Race，and German Politics ，pp.241-69，以及Atina Grossman，Reforming Sex （New York，1995）。

[57]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86-7.

[58]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163.

[59]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122-3. 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New York，1937），quoted in John A.Garraty，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1986），p.135. For Keynes’ stagnationist views，see 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The Economist as Saviour，1920-1937 （London，1992），pp.608-9.

[60] Quoted in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373.

[61]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374-5. On Hansen see also Theodore Rosenof，Economics in the Long Run：New Deal Theorists and Their Legacies，1933-1993 （Chapel Hill，N.C.，1997），chapter 5.

[62]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151.

[63]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227-42，276.

[64]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275-80.

[65]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282.

[66]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352.

[67]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353.

[68] Schumpeter，Business Cycles ，hereafter cited as BC .

[69] BC ，pp.995-6，1026.

[70] BC ，pp.992-3.

[71] BC ，pp.994-5.

[72] BC ，pp.1039-41. Kennedy，Freedom from Fear ，pp.284，351，and 376.

[73] BC ，pp.1044，1039.

[74] BC ，p.1044.他在第二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前言中重申：他相信“眼下关于垄断的大多数讨论……只不过是毫无事实基础的极端思想认知。”（p.x）.

[75] CSD ，p.101.正如麦克因（Neil McInnes）指出的，熊彼特摧毁了反托拉斯主义的逻辑基础，但是并没有颠覆它：Neil McInnes，“Wrong for Superior Reas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5），pp.85-97，at p.94。

[76] BC ，p.1038；chapter 14，BC .

[77] BC ，pp.1046-50.

[78] Schumpeter，“Sombarts Dritter Band，” Schmollers Jahrbuch ，vol.51，no.3（1927），pp.349-69；reprinted in Bernhard vom Brocke（ed.），Sombarts “Moderner Kapitalismus ”：Materialien zur Kritik und Rezeption （Munich，1987），pp.196-219；esp. p.207.

[79] D.M.Wright，“Schumpeter and Keyn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65（1950），pp.195-6，reprinted in Wood（ed.），J.A.Schumpeter：Critical Assessments ，vol.1，pp.26-36，at p.36；McInnes，“Wrong for Superior Reasons.”

[80] As Schumpeter noted in the preface toCSD ，1st ed.，pp.ix-x.

[81] 总的来说，那些与熊彼特一样具有维也纳背景的学者更容易领悟到书中带有讽刺意味的论调。参见：Fritz Machlup，“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 Appraised by Two Liberal Economi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3（1943），pp.301-20，at p.302；Similarly Haberler，“Joseph Alois Schumpeter，” p.84。

[82] CSD ，p.6.

[83] CSD ，p.16.

[84] CSD ，pp.46-7.

[85] CSD ，p.55.

[86] CSD ，p.67.

[87] CSD ，p.117.

[88] CSD ，p.116.

[89] CSD ，pp.117-8.

[90] CSD ，pp.124-5.

[91] CSD ，pp.73-4.

[92] CSD ，pp.123-4.

[93] CSD ，p.127.

[94] CSD ，p.127.

[95] CSD ，pp.126-7.

[96] CSD ，p.129.

[97] CSD ，p.172.

[98] CSD ，pp.201，198.

[99] CSD ，p.375.

[100] CSD ，p.127.

[101] An argument that Schumpeter had put forth in his article “Unternehmer，” Handw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Jena，1928），vol.8，pp.476-87.

[102] CSD ，pp.157-62，熊彼特关于民主趋势的观点，参见：“The Falling Birth Rate，” part of his 1941 Lowell Lectures，in Schumpeter，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 Swedberg，pp.372-80。

[103] CSD ，pp.127-9.

[104] CSD ，pp.153-5.

[105] CSD ，pp.154，311 n4.

[106] CSD ，p.145.

[107] CSD ，p.147.

[108] CSD ，pp.154-5.

[109] CSD ，pp.147，151.

[110] CSD ，p.153.

[111] CSD ，p.144.

[112] CSD ，pp.150-1.

[113] CSD ，p.156.

第十二章 从凯恩斯到马尔库塞：丰裕及其危害

凯恩斯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5年）通常被认为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教父人物，而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恰恰被认为是这一思想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然而，他们两者之间其实存在不可思议的密切联系。

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棘手的大衰退，凯恩斯对政府执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批判，并最终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简称《通论》）。作为斯密的重要思想遗产，经济通常被看作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实体。而针对这一观点，凯恩斯却认为，正是这种认为自由市场会带来充分就业的错误的前提假设，才导致了大衰退。他为政府试图通过增加开支以积极应对失业问题的做法提供了经济学上的理论根据。在私人投资和消费过低的时期，政府应当刺激经济活动。凯恩斯指出，政府支出可以让人们投入工作，而他们的支出将会增加对商品的需求，这会创造出更高利润的前景，从而使资本所有者更热衷于增加投资。失业现象将因此消失，而经济将重回增长轨道。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成为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多个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一方面，他为政治家偏好的行为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依据；另一方面，他为经济学家塑造了将技术权威性与崇高道德目的融于一体的自身形象；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而这些概念即使对于那些不认同他的特定政策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许多方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成了“让知识为社会和人民服务”思想的践行者和化身，而这正是亚当·斯密、黑格尔、阿诺德所孜孜追求的。凯恩斯的父母都是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学术界人士，在投身经济学之前，凯恩斯还曾学习过数学和哲学。他成了大学教育的典范与行政管理上的精英，在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课程的同时也担任了多个经济方面的行政职务。他还是一个醉心于艺术的人，在艺术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并为这类活动提供资助。他决心让英国（当然也包括任何愿意听从他建议的国家）摆脱大萧条所带来的持续失业，因为他担心这会损害自由和民主的基础，正如当时的德国那样。

尽管对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社会和文化后果都已有过大量的思考，但凯恩斯一直没有对此进行系统性的著述。他对这些话题的论述都太不系统甚至让人感觉是自相矛盾的，以至于有时在同一个章节范围内都可能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但我们仍然值得去阅读这些并不系统的评论，因为它们显示出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强烈喜爱可以与对这种经济增长来源的极端反感并存，那些对亚当·斯密或者阿诺德而言或许尚可承受的压力，对凯恩斯来说却已然成为必须挣脱的道德负担与精神枷锁。

如果说凯恩斯身在剑桥大学的数学与经济学环境中，那么他的心其实一直都在伦敦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正是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由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组成的声名显赫的圈子，并在其中逐步培养了自己的文化敏感性。他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一个由审美发展、友谊培养和公共服务所共同组成的理想状态。站在布卢姆斯伯里的高处，凯恩斯俯瞰着整个伦敦城。 [1]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凯恩斯就将那些被他称为“食利阶级”的人群发生的文化变异——为获取复利而牺牲艺术上的享受——描绘为这个社会获得经济进步的代价。 [2] 在他的书中，凯恩斯呼吁政府采取提高资本可利用性的政策，以压缩其获得回报的空间，从而促使“食利者的安乐死”这一现象的发生。 [3] 由此也可以看出，凯恩斯尽管总以亚当·斯密外衣下的阿诺德追随者的形象出现，但是他的一些深层次思想和情绪其实更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这些思想与情绪在首次发表于1930年的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文的见解令人吃惊，被广泛转载和阅读。和熊彼特一样，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卓越表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预言假如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内部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表现将同样会是戏剧性的。事实上，凯恩斯推测，人类正在解决其“经济问题”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即使那种“只有当其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从而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察觉其存在”的相对需要仍然难以餍足，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人类所谓的“绝对需要”就能得到完全的满足。 [4] 当人们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繁重的劳动时，如何消磨闲暇时光，就将是这个即将到来的丰裕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希望提高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欲望是驱使其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动力。在斯密看来，这些动机并不是罪恶的，当然，假如一个雄心勃勃的穷人家孩子拥有这样的动机，他们就有可能会让那些原本已经处于成功和愉悦中的人感到不快了。这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也都反思着（人们）在排外地追求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追求金钱时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风险或者个人失望情绪。凯恩斯对这种未来的预见和描述，更多地采用了一种较为传统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看上去反映了一种更强烈的、更带有敌意的情绪要素：

当财富的积累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就应该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曾经把一些最令人厌恶的素质摆在了最高美德的位置，现在我们应该把自己从这些束缚了我们两个世纪之久的伪道德原则中解放出来了。我们应该敢于去评估唯利是图的动机的真正价值。把金钱当作一种财产或者所有权而加以热爱，与把钱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加以热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前一种做法其实是有点儿令人恶心的病态行为，就像一个人面对心理疾病专家时手不停地发抖一样，是一种带有半犯罪、半病理特点的习性。 [5]

凯恩斯提出的问题和青年马克思指出的一样，是延迟满足。他把这个称为“目的性”，归结起来就是“相比于本质或者对我们周围环境产生的即时影响，我们更关注自身行为在遥远未来产生的后果”。他贬低这种视未来高于现在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保证虚假和虚妄的不朽”的尝试。 [6] 凯恩斯对马克思和桑巴特的观点非常赞许，他认为延迟的满足与对不朽的追求和高利贷与犹太人是一回事。 [7] 他声称，“那场给我们的心灵和宗教信仰带来永久保证的竞赛，也最大限度地促成了复利原则的形成，这一切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在更富裕的未来，

我看见我们会自由地……回到某些最为确定和真实的宗教与传统道德准则上去：贪婪将被视作一种罪行，而收取高利贷则是道德不端的行为，爱钱也是可憎的，只有那些至少为明天打算和考虑的人才会被看作真正富有美德与智慧的人。我们会再次看待结果重于手段，相比于实用会更偏好价值。我们会尊崇那些能够教会我们如何有价值、有意义地过好日子的人，赞美那些能够充分享受一切事情的智者，欣赏野地里的百合花，既不辛劳也无须纺织。 [8]

这基本上还是需要几代人才可以看到的情景。到那个时候，个人主义将会蓬勃发展，却不再具有令人讨厌的犹太人一般的特征。 [9] 然而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虚伪道德仍将继续存在：“我们必须继续假装美即是丑而丑即是美，因为丑是有用的，而美却不是。贪婪和高利贷暂时还是我们必须信奉的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上的必要隧道而最终见到阳光的到来。”与此同时，只有和他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同伴一样的人才能成为这样一个更富有文明色彩的未来的种子。“那些努力做事、目的明确的赚钱者可能可以带着我们，和他们一起进入物质丰裕的世界，”他写道，“但只有这些保持活力、全面发展和完善自己、懂得生活艺术、不为谋生手段而出卖自己的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这个丰裕的社会。” [10]

若干年后，在他的《通论》终稿中，凯恩斯的表达则相对克制和委婉一些。他提醒读者，“许多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人财产权的环境才能完全实现和完成”，即使他认为赚钱动机可以以比现在更低的风险来发挥作用。 [11] 毫无疑问，凯恩斯的观点是前后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很难确定，是否这些在《通论》中更谨慎的言辞才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而《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的话则只是一些玩笑之言。不过，凯恩斯的主要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则认为，这些更激进的观点反映的是“在不被规范的形式限制的情况下，凯恩斯的思想本能和习惯性自由奔跑的轨迹”。 [12]

凯恩斯对延迟满足在文化上的反感对他进行经济分析与提出政策处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齐美尔曾经就为什么拥有金钱比拥有能以金钱买到的商品更令人满足进行分析。他认为，由于钱的拥有者可以在全部商品中做出购买的选择，他将由此获得额外的心理满足感，因此钱的价值其实超过了它可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14] 凯恩斯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并给了它一个专门的学术名称——边际储蓄倾向，将其与对高利贷的古老谴责联系了起来，并认为这就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他坚持认为高利率水平导致了持续的经济萧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他们偏好现金超过投资）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从而无法使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他还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节俭——延迟满足的货币表现——并不是一种古老的美德，而是适得其反的一种倾向，因为它导致了过低的消费水平。再加上高储蓄倾向，就成了充分投资、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勤俭节约悖论”：目前条件下的财富增长与其说是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倒不如说是受到了这种节欲行为的阻碍。 [15] 凯恩斯因此得出结论：有必要借助中央控制来“在消费倾向和投资吸引力之间进行调节”。 [16]

然而，这种所谓的中央控制并不是说要将整个经济进行集体化与社会化。凯恩斯毕竟是一位赞成在经济生活中给予个人极大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这些观点也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重申：

个人主义假如可以清除掉它自身的缺陷并避免被滥用，那么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将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它极大地扩展了个人选择的领域，同时也是生活多元化的最佳保障。生活的多元化产生于个人选择领域的扩展，而极权国家最大的损失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丧失。这种多元化保留了那些包含我们前辈做出最安全、最成功选择的传统，它以多元化的想象使我们的现在多姿多彩，是使我们未来变得更美好的有力工具。

凯恩斯辩称政府角色的扩展是“避免现行的经济体系从整体上发生崩溃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也是保证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顺利发挥的基本条件”。 [17] 教条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方式（连亚当·斯密也从未这样认为），凯恩斯希望政策制定者摆脱这一死板教条的束缚。

和斯密一样，凯恩斯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听从经济学家的意见。但凯恩斯坚持，政府应当弥补由贪婪、高利贷以及让人们过分节俭、推迟享乐的低俗文化所造成的错误。政府应当在专业技术水平过硬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对经济进行适当与合理的管理，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艺术审美和文化精神的追求中去。“经济问题，”他写道，“就像牙科一样，应当是专业人士的事情。” [18]

这当然是对短期而言。他仍旧希望在并不久远的未来，贪婪能被根除殆尽，而延迟享乐文化对需求的限制也将在经济增长面前显得多余。几年后，赫伯特·马尔库塞将声称这个时代确实到来了。将这两位思想家放在一起似乎不合常理，但是在一些方面，马尔库塞的思想读起来确实与凯恩斯的观点十分相似——当然，经济学方面的除外。

新的丰裕时代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假如有这样的机会，熊彼特和凯恩斯预测资本主义将在未来产生惊人的生产力，当然熊彼特可能会怀疑资本主义是否还能拥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里，尽管看上去总是断断续续、步履蹒跚，但这一切最终成了现实。如同他们预测的那样，经济得到了巨大增长，西欧和美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地提高。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于战争期间就开始显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西欧，经济在40年代末期开始恢复增长，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高于美国的增长率。最令人震惊的增长发生在西德，1950～1960年它保持了8.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这意味它的经济总量在十年内就翻了一番。法国和意大利的表现也非常出众。英国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如欧洲大陆那样壮观，但也有较快的增长。全新的富裕景象在整个西欧地区出现，5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英国有所显现，60年代扩展到了意大利。西欧地区的经济增速是如此之快，以至于60年代只有1.5%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在西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贫困——对食物、衣服、居所和教育的绝对需求——只能在整个社会的边缘地带才能有机会看见。 [19] 到50年代，观察家们已经将美国形容为“丰裕社会”（这是一个由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1958年的同名著作中创造出来的新短语），这个短语很快也适用于整个西欧。

二战以前的许多奢侈品到那时已经成了生活上的必需品，比如冰箱、洗衣机、电话、电唱机等。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供民众购买的汽车，于五六十年代进入了西欧地区，这一地区的汽车产量从1947年的50万辆增加到1967年的900多万辆。 [20] 西欧和美国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吃得也更好。在历史上，“闲暇”第一次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般居民也能过上在他们父辈时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的生活了（除了那些日常工作被机器取代的、在有钱人家帮佣的人）。日益庞大的消费品制造商和销售商开始转向市场研究的新学科，并应用心理学理论来提高产品需求。 [21] 正如一名英国前矿工向一位美国记者描述的那样：“在不久以前，我还能看到有人营养不良、衣不蔽体，住宅破败简陋；现在，你看到他们都穿得好、吃得好，你可以走进他们家里，看到他们拥有装饰品、钢琴、地毯、收音机，有些人家还有电视机。生活的一切都改变了。” [22]

大学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被视为上层精英人士的专属产品，而今也向更多的人敞开了怀抱。在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Bill）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等效于19世纪开发广袤自由的西部地区，带来众多的发展机会，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欧地区，高等教育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爆炸式发展。以法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仅有不到10万名在校大学生，到1960年该数字已经翻倍，并在十年以后达到了65.1万人。在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大学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曾被看作奢侈品的大学教育，现在已经成了必需品。

在大萧条中，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耗尽了其未来进一步扩张的技术可行性，历史上由原材料稀缺造成的经济增长循环也不可能再出现了。熊彼特认为这两点都是目光短浅的谬论并不再考虑，而今的事实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他是正确的。战后几十年中，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源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许多在二战以前或者战争中被研发出来的新型材料，比如“塑料”，而今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到消费品的制造过程中，这些使人们的厨房乃至家中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核裂变提供了新能源。晶体管给收音机和其他产品的制造带来了全新的便利。新的娱乐方式和技术载体得以不断发展，成果层出不穷：首先是黑胶唱片，随后有了磁带，最后还出现了电视。各种新药，比如抗生素等，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减轻了人们对因细菌感染而死亡的恐惧。农业生产领域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现在只需将收入中更少的一部分花费在食物上。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全球的食品价格下降了50%。所谓的“绿色革命”——更加精细、复杂和富有营养的水稻、玉米与小麦品种的培植——使供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人口成为可能，这在亚洲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些是发生在市场范围之外，它们主要依托一个受到洛克菲勒和福特财团资助的国际研究机构网络而得以实现。这或许是那些受助于财团的非营利性组织中最具戏剧性的典范。 [23] 这些技术进步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少，从而使原材料的经济重要性迅速下降，这正如熊彼特所预料的那样。

在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背后，是许多国际制度性安排，这可以向前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曾大力阐述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在实践中，”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战后经济增长的所谓黄金时代也正是自由贸易、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稳定货币的年代。” [24] 战后美国的国际秩序制定者坚决反对战前盛行的经济保护主义，并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突破。他们撤除了贸易壁垒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并敦促其西欧盟国同样降低关税以消除壁垒。1953年以后的二十年内，全球工业产品贸易增长了10倍还多。

带来丰裕社会的经济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政府引导、激励与积极利用市场的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政府在试图驾驭经济发展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们对经济计划有着十分广泛的讨论。尽管许多国家的经济计划采取的是类似于法国的做法，即政府向指定行业提供信贷配给等较为温和的形式，但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影响，政府政策试图在经济活动收缩时通过增加支出来提高经济需求水平、降低失业水平，从而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政府积极鼓励工会组织和大型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磋商和妥协，这在德国和法国通过正式制度实现，在美国则显得相对不那么正式。政府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或像德国那样通过促进保险基金发展，为使居民免于陷入疾病、失业和养老困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利用税收等间接或直接的激励手段，补贴居民住房和儿童抚养费用。尽管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和试图使企业免于倒闭的实用主义想法的冲击与影响，战后曾经出现了短暂的国有化浪潮，但1950年代还是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市场被视为经济生产的主要引擎，它生产出的部分财富可以通过福利国家进行二次分配。 [25]

战后，在主要由美国创设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下，资本主义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恢复力。它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即使那些需要为国家社会福利缴纳各种税款的资本所有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很快政治观察家们就发现，在西欧的民主国家中，左翼与右翼的主要派别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政见趋同。 [26] 这部分是因为激进的右翼因法西斯统治的历史而不再受人信赖，而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要么被宣布为非法（西德和美国），要么被主要的民主联盟排除在政权之外（法国和意大利），或是因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民众支持。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温和右派与温和左派在社会政策上的趋同，前者减少了对进行社会再分配的政府的反感与敌意，后者则抛弃了社会主义思想中最极端的部分，即生产方式的国有化；相比于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种政策趋同在西德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国，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中间偏左的民主党人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早在1955年，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就观察并记录下了这看起来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一切变化。 [27]

福利资本主义在消除贫困、道德败坏、大量失业和系统性不稳定等问题上的巨大成就，似乎预示着熊彼特描述的知识分子那种颠覆性角色的终结。然而，这些观察家没有料到的是，那些从未体会过父辈经历的贫困、稀缺，并将经济增长视作理所当然的年轻大学生一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和行为。熊彼特曾经看到“资本主义站在准备判处它死刑的法官面前。这些法官不管听到怎样的辩护，都将使罪名成立；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辩护只能是改写起诉书”。 [28] 最富穿透力和洞察力的起诉书将由一位为了逃避纳粹统治而逃亡美国的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年）——写出。马尔库塞为生活在丰裕社会中并沉浸于弗洛伊德式经济里的这代人，重新表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进行过的文化批判。

马尔库塞思想的欧洲起源

马尔库塞比熊彼特小15岁，比卢卡奇小13岁，比弗莱尔小11岁，因此他拥有与这些前辈完全不同的经历。马尔库塞1898年出生于柏林，其父早年从事纺织品贸易，后又在房地产生意中赚了很大一笔钱。 [29] 他出身于一个犹太教信仰淡薄的犹太人家庭：马尔库塞一年只参加两次犹太教集会，并且以一种淡化宗教内容的形式在家里庆祝圣诞节。他们家庭的真正信仰是先进的文化。和弗莱尔一样，马尔库塞曾在未成年时参加过青年运动。他于1916年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在军中服役，和弗莱尔的经历类似，他也因为这场战争而变得激进起来。在20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个在战争末期组建的士兵委员会，在那里，他得以亲身观察到德国工人阶级是如何缺乏革命性的。为什么工人阶级没能实现其被马克思经典理论赋予的历史性角色，这一问题成为他日后成熟作品的主题。但和弗莱尔不同的是，马尔库塞从两个具有开创性的角度重新表述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寻求答案：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后几十年经济增长中的资本主义复苏。

魏玛共和国时期，马尔库塞一直处于分别以格奥尔格·卢卡奇和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左翼与右翼对资本主义的无休止争论中。对卢卡奇在其早期作品《小说理论》中开创的文学历史批判方式，马尔库塞在其1922年关于艺术家小说（Künstlerroman）的博士论文中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回应，该作品以一系列小说的形式，研究了这位艺术家及他对社会的疏离。 [30] 马尔库塞与卢卡奇见面，并阅读了卢卡奇的代表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该书对他后来的个人作品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重大影响。 [31] 直到晚年，马尔库塞依然保持了对卢卡奇式原则的信仰和尊崇。马尔库塞个人对市场的体验与经历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他的父亲让他到柏林一家古籍文献经销商那里做合伙人。不过，这一段经历其实并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制作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作品书目上。席勒是一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他的《审美教育书简》被视为新兴资本主义秩序批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32] 马尔库塞很快就觉得市场活动不适合他，他前往弗莱堡大学，在那里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海德格尔激进的哲学和文化批评观点呼应了卢卡奇和弗莱尔的许多论点，但通常是以缺乏历史和社会细节的抽象语言写成的。当弗莱尔出版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时，马尔库塞立刻对其将海德格尔所谓的“决定”（Entscheidung）的必要性引入社会学研究范畴表示了热烈欢迎。马尔库塞认同弗莱尔关于社会学分析必须以政治承诺为前提的观点。 [33] 他在政治上一直表现得非常激进，并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尽管他从未参加过被他蔑视为缺乏革命性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也从未加入过被他鄙视为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当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出版时，马尔库塞是第一批注意到其重大意义的人之一，他认为该作品中关于异化的主题论述，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作品中的核心内容十分接近。 [34]

马尔库塞曾经一直希望谋求一份哲学教授的工作，并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一部博士后著作，以便申请大学职位。但到1932年完成学业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向极右转变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可能让他这样一个犹太左翼分子被德国大学聘任。他转向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是一位与阿根廷进行牛肉生意的犹太企业家的儿子在十年前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这位企业家的儿子，费利克斯·韦尔，自称是“沙龙布尔什维克”，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守护神。他资助出版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并创立了和法兰克福大学有联系的社会研究所。而其父正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主要捐赠人。 [35]

就在马尔库塞加入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新负责人，马克斯·霍克海默，由于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不久后就会在全德国范围内得势上台，所以出于谨慎，提出应该将研究所迁往瑞士。为了准备搬迁事宜，霍克海默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并任命马尔库塞为负责人。霍克海默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希望能与其中一家学校建立联系，如同之前和法兰克福大学一样。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谈判并不顺利，并受到了另一位中欧移民哈耶克的强力阻挠，后者对马克思主义深恶痛绝。 [36] 哥伦比亚大学的态度则相对开放一些，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研究所的政治立场了解不多。 [37] 于是，1934年7月4日，马尔库塞抵达纽约，并很快拿到了入籍文件。与霍克海默以及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起，马尔库塞迁入了毗邻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新总部。

研究所里的这些在异乡避难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对祖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记录和理解工作中。在美国与日本开战后不久，德国希特勒政权随之也对美国宣战。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十分需要熟悉德国问题的专家，他们可以提供关于纳粹的研究成果，并帮助分析美国士兵踏上德国领土时可能面临的情况。毫无疑问，研究所的许多成员都成了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这一新成立的美国情报机构的雇员。赫伯特·马尔库塞也是其中一员。他参与到政府服务中来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所已经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资助与支持。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不佳的投资选择，研究所的资助基金变得越来越少了。 [38]

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所谓的“第三帝国”应该被理解为德国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则应当被视为私营企业经济需求与自由政治体制不兼容时，垄断资本主义所采用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 [39] 但这种认识和观点令下面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即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何以在现实中取得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就已经认识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用于研究政治问题的理性功利主义动机理论，在解释工人阶级为何不能革命成功这一问题上有着很大的缺陷。事实上，研究所的成员通过调查和分析希特勒上台前工人阶级的观点后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容易被诸如纳粹主义那样的独裁主义运动吸引。在寻找有助于阐释非理性行为的理论过程中，研究所的不少成员开始阅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 [40] 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临床应用并不关心，但对社会和政治事件背后的非理性驱动力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这一理论的关注使马尔库塞对纳粹政权的阐述更加出彩，并奠定了他之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调。

当时，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者都强调该制度的压迫性本质——使用暴力迫使社会中的个人整齐划一地遵守秩序。一些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观察家，如威廉·赖希，则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角度去定义这种制度的“压迫性”，即认为它是基于本能驱动力的内部压迫而形成的。与此相反，马尔库塞则被德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一制度的自愿痴迷和深深顺从震惊。他将这种顺从部分地归因于该制度实际上不是压制而是放纵了人们内心的基本欲望。“对一些高度禁忌事务的开放是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体控制这一领域的最大胆的做法之一，”马尔库塞说，“这看起来似乎令人觉得有点自相矛盾，但放松这些禁忌的确强化了将个体整合进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趋势。”他指出，纳粹政权“消除了社会对未婚生育的母亲及其孩子的歧视，鼓励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在艺术和娱乐中引入了全新的对裸体的崇拜，并消解了家庭传统的保护和教育功能”。性冲动的满足有助于解释为何那么多的德国人对这样一个实际上压抑人们潜能的体系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恋。 [41] 性生活被“解放”和“自由化”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用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府试图控制人们的交配和繁殖，并将从前属于私人领域的生育分娩政治化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性的政治性利用，已经把这个受保护的私人领域，变成了需要许可的领域，自由已经不复存在。” [42] 这个政权不仅引导“性”，也引导其他富有侵略性的力量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权，不仅是压制一个人，实际上还解放了人类个体最险恶的本能。”马尔库塞总结道，“新秩序有一个非常确定和重要的内容：将现代社会见证过的最具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帝国主义力量组织起来。” [43] 出于压迫目的而释放本能驱动力成为马尔库塞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后来这被他用于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实现了出人意料的恢复。

马尔库塞在二战结束后的五年里一直在政府工作，先是在战略情报局，后又进入美国国务院，担任中欧事务的首席分析师。正如曾和马尔库塞在战略情报局共事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H.斯图亚特·休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在1940年代末，政府如火如荼地清理左翼分子时，国务院关于中欧问题的研究权威却是一位憎恶冷战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这看起来多少是有一点不协调的，然而这一切却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44] 马尔库塞后来离开了政府，这倒不是因为他被解雇了，而是他一直都希望投身学术界，而如今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做了几年的研究工作后，他于1954年开始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教授思想史课程一直到1965年。他的学生中后来涌现出许多新左翼的新星，包括雅皮士的领袖阿比·霍夫曼和共产主义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1965年从布兰迪斯大学退休后，他来到了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从1964年出版《单向度的人》到1969年出版《论解放》的这段时期，马尔库塞达到了他的国际声誉顶峰，这一时期也正好见证了新左翼的兴起与衰落。到1979年他去世的时候，马尔库塞的光环已经逐渐消退：他著作的大量平装本塞满二手书店的书架，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需求。

将压迫重定义为压抑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回到那个一直促使卢卡奇与他的社会研究所同事们积极思考的问题了。1946年，他对霍克海默说他正在写一部新书，重点在“从未发生的革命”。 [45] 一年后一份未出版的文件就已经涉及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分析，并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得到了更加完整和完善的表述。 [46] 1947年，马尔库塞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震惊，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民众由于已经被整合进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不再具有革命性，就像过去在第三帝国发生的那样。马尔库塞甚至使用了纳粹名词“一体化”（gleichschalten）来描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47] 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生产力提高过程中获得了更高的分配比例，这是令他们产生满足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48] 为了催进“那从未发生过的革命，”马尔库塞应当需要向那些对社会体系越来越满意的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满意。这是马尔库塞1955年出版《爱欲与文明》一书所想要达成的主要目的。

《爱欲与文明》一书的副标题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这是一本特别的著作。那时，马克思主义因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而在美国被视为是有罪的。马尔库塞试图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续集，并想方设法不提及马克思。他用一种被美国50年代的文化精英分子普遍青睐的精神分析语言重述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与宗教脱离了关系，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于是便尝试研究弗洛伊德学说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思想难题。正如菲利普·里夫（他是马尔库塞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同事）在那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弗洛伊德及其文化意义的书中写道：“自由思想和激进思想期待的那种可以真正持久改造人类社会的制度变革最终并没有发生。在顽固的现实面前，自由主义不得不选择退却，而心理分析则是最具影响力、最容易被学习和接受的退却方向。” [49] 在美国学术最高层，政治和文化的冲突通常都发生在对弗洛伊德的不同阐释中。埃里希·弗洛姆阐述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弗洛伊德， [50] 而莱昂内尔·特里林描绘的是自由主义的弗洛伊德， [51] 里夫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加保守的弗洛伊德形象。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实证效用或者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技术并不感兴趣。相反，他采用了弗洛伊德思想中那些具有更加深厚根基的部分，并以此重新表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弗洛伊德将天才的浪漫思想民主化，这里的天才是指富有创造性的个体进行创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 [52] 在弗洛伊德看来，可以在所有人身上发现这些隐藏的欲望。马尔库塞进一步总结说，所有人都可以体验表现性创造力所带来的刺激感觉，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体会到。马尔库塞著作的基本主题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必要的“镇压性”。他在广泛、非技术性的层面使用这个名词，以具体说明“有意识或无意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约束与抑制过程”。 [53] 他实际上回到了席勒的主题，即资本主义通过劳动分工压制人的创造力，只不过现在是用弗洛伊德的表达方式，即一种压制情欲的可能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冲动是人类心理情绪活动的基础。他的大部分理论都是关于人类情绪的表达、导向、疏导和抑制。他认为文明建立在这种情欲的“升华”之上，将其重定向到别的目的之上。弗洛伊德和伯克一样，都认为文明建立在对激情的约束和重定向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对婴儿而言，全身都是即时快感的来源，而一个人成熟的过程恰恰就是为了一种更加明确、持久和长期的满足而学习着延迟和抑制即时快感的过程。 [54]

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将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历史印记具体化和永久记录在法律中，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已经让那些历史上约束和抑制快感的需要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马尔库塞强调，尽管一定程度上对本能的约束和压抑是延续人类物种和保存文明进步成果的必要，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快感的压制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必要的程度。他将这种超过必要程度的压制称为“剩余压制”，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剩余价值”。马尔库塞复活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称之为“一个贪婪、对立的社会”）里，生产活动的“劳动分工专业化水平越高，异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55] “持续性的工作几乎占据了一个成年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快乐受到了压制而痛苦的情绪盛行。” [56] 但是与此同时，一个更快乐的存在的可能性也正在资本主义的子宫中孕育，而马尔库塞希望自己能成为它的助产士。

对马尔库塞而言，凯恩斯预言的未来世界已经就在眼前。马尔库塞强调，目前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让人类社会远离物质稀缺的威胁，从而异化劳动也就没有必要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特征了。在人们从事少量不愉快劳动的同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如今已经成为可能。由于工作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过程不断加深，将本能力量用于异化劳动已经不再必要，因此这些能量可以被释放出来，用于满足个体自由设定的各项目标。 [57] 如果男人看到这一道曙光，他们就会意识到现在可以生活得更加开心，工作本身也会更有创造性、更愉快。他们的性能量将不再被狭隘地局限于“生殖器性行为”——一夫一妻制下的异性交往上——他们的整个身体将再次充满快乐。 [58]

乍一看，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术语听起来像是在叙述更好、更多样化的性高潮［60年代的一些激进分子也的确就是这样解读和认识他的，特别是在德国，他的著作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性激进人士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著作混为一谈］，但那并不是他真正思考的内容。他并不是在鼓吹一个“疯狂繁殖”的社会，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将爱欲冲动整合进一个大秩序，包括工作秩序，从而将单纯性欲的表现最小化”的社会。 [59] 马尔库塞强调，性冲动将依然得到升华，而不是单纯地遭到压制，而升华的结果将是“爱神”，即一种可以令人得到快乐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劳动分工将会通过“功能的可交换性”而被克服。 [60] 在劳动仍然被认为十分辛苦的当前世界，马尔库塞设想了一个“劳动是快乐的”的未来社会形态。劳动不再被资本生产力束缚，男人和女人可以进行更多的“沉思”。 [61] 工作将会更富创造力，也会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自我的不同方面，生存由此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愉悦。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马尔库塞重复了席勒所描述的悲哀：

享受与劳动分离，结果与手段分离，努力与回报分离。在不断变为整体的一个小小碎片的过程中，人们最终成了一个碎片。耳边不断回响着他自己所操持的机械的单调声音，他永远无法追求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拥有的和谐感受。他只能变成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的一个印记，无法给自己的本质贴上人性的印记。 [62]

但现在，马尔库塞强调说，那些令人碎片化的异化条件都已经变成过去。他援引马克思主义思想摇篮中的文化理想：多方面的、具有创造性的人格。马尔库塞的理想中并没有很多的性高潮，更多的则是教化和培育，“精神领域变成爱欲的直接客体，并仍然是一个还保持着性欲的客体”。 [63]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爱欲力量被迫局限于生殖器性行为的狭隘领域，以保证身体的其他部分被用于痛苦的劳动。 [64] 在马尔库塞试图唤起的社会主义未来，性爱力量将会超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范围，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社区和集体”。 [65]

《爱欲与文明》建立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基础。资本主义应被取代不是因为无法“提供商品”，而是因为它无法以一种更加丰富的存在形式来提供商品。马尔库塞的作品可以让人们质疑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的标准，并以此给了他们新的理由来反抗“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秩序。

通过性和丰裕实现控制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极端不满？为什么他们对已经出现的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局限的新的生活可能漠不关心？马尔库塞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群众的思想已经被资本主义大众传媒控制了，排斥了一切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从而让人们对现状感到满意。 [66] 更为不利的是，他们的意识被控制，只关心在不同的消费品和无数的小玩意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些在马尔库塞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人们的头脑因为受到控制，而偏离了真正的问题：人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可以更少地工作，更自主地决定他们的需求和满足。 [67] 类似于卢卡奇，马尔库塞认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那种经验性的、已知的愿望和认识，而是他们应有的期望与思考。男人和女人感到快乐这一事实是问题最严重的症状，因为“快乐不仅在于满意的感觉，更在于自由和满足的现实”。 [68] 实际上，由于他们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而且他们的目的都是市场强加的，因此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快乐或满足的——即使他们感到了快乐和满足。

马尔库塞在他最具影响力和最知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想建立的就是这样一条分析主线，该书试图解释为何1918年未能发动的革命在马克思《资本论》后的一个世纪仍然未能发生。马尔库塞认为，它之所以未能发生，是因为丰裕的资本主义福利社会，自由主义的民主都是极权主义，人民受到了奴役。但它是一个不存在恐怖统治行为的极权主义，受奴役的人民感到快乐以至于无视他们所受到的束缚。他的目的是记录“单向度的思考与行为的特征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超越了已经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落到已经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中”。 [69]

在使用诸如“极权主义”和“奴役”之类的表述时，马尔库塞有意识地使用修辞手段而扭转了其特定的政治内涵。“极权主义”这一名词通常用于形容纳粹德国和苏联。马尔库塞故意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和西欧社会，以使读者感到震惊，就像伯克通过他的偏见辩护对读者形成巨大冲击一样。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马尔库塞的确坚信，西方社会在许多地方与纳粹德国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形下，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被他们主观认为的需要规制，而这些主观需要并非出于他们本心，也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其实都是被奴役的。在纳粹德国，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妇女联盟、纳粹劳动阵线和宣传部来进行灌输。当代西方社会并没有这些组织，但马尔库塞仍然认为西方社会也是极权主义的，因为“生产装置不仅决定了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也决定了个别人的需要和愿望”。 [70] 因为这种个人需求不是自己决定，而是来源于这些外来的“既得利益”，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和在纳粹德国一样，被有效但更微妙地进行思想灌输和控制，不过是被引导到一种围绕着商品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方式上去。 [71]

马尔库塞希望通过商业的力量将民众从麻醉的精神意识中唤醒。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从而使那种需要不断超越同龄人和从用脑中享受自由的需求被满足”。马尔库塞一遍遍地重复着他的观点，毫不掩饰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贫瘠和知识匮乏的厌恶，并将其称为一个“愚蠢化”和“低能化”的过程。 [72]

马尔库塞所谓的“批判理论”是根据他认为的现代社会与生俱来的但未被使用的潜在可能性，对现代社会进行评判和谴责。如果资本主义通过提供物质上的舒适和享受，从而有在竞争中击败社会主义的危险，那么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的任务就是移动这一竞争中的“门柱”。 [73] 由于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马尔库塞所谓的“生存斗争的缓和”前景是存在的，这是一种相对拥有较少焦虑和恐惧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社会将会为那些老弱病残人士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这样的一个社会将会允许所谓“非压抑性升华”的发生，也会为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描绘的那种多方面的人类发展提供条件。 [74] 对马尔库塞来说，如同对汉斯·弗莱尔一样，关键的问题在于让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互相脱离。

一个发生“非压抑性升华”的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需求概念，从而与那种会延续竞争、私有产权制度、辛劳和剩余压榨在内的欲望相区别。正如区别虚假意识和真实意识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核心一般，虚假需求和真实需求的区别也构成了理解《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关键。由于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洗脑，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实际上感受到的都是虚假的需求。如果他们听从了马尔库塞给出的关于更好、更快乐、更少压抑感、更具有文化内涵的生活就在资本主义大门外等待他们的消息，他们就能够也应该感知到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在一个充满真实需求的制度环境下，马尔库塞解释道：“经济上的自由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免于被经济力量与关系束缚，免于生存斗争，免于谋生辛劳。” [75] 而与之恰好相反，那些虚假的需求则是“被个体压抑的特定社会利益叠加于个体身上”，这些虚假的需求使人们的辛劳、行为的侵略性、生活的痛苦和不公正不断延续。工人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人，被既得利益需求的操纵平抚。资本主义广告（在这里马尔库塞借用了一位调查记者万斯·帕卡德的工作成果《隐藏的说服者》）不仅仅给灌输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还创造了一种选择幻想，这些选择就是所谓的“不同的品牌和产品”。与黑格尔相呼应，马尔库塞不断提醒读者“从众多的产品和服务中进行自由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如果这些选择事实上需要以辛劳和恐惧为代价，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令他们保持异化”。 [76]

在18世纪，卢梭曾经宣称文明可以点燃激情，却无法最终满足它们，因而会产生沮丧情绪。黑格尔则将这一说法表达为“坏的无限”，如果消费品仅仅因为市场产生的诱导性新需求，而不是因为真正融入了合理的生活计划而被选择，那么空虚的感觉就会随之而来。卢卡奇也讨论过这一主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令人不愉快的生活方式，却阻止他去想象别的可替代品。马尔库塞分析的新颖性在于他坚持资本主义是有害的，它创造了新的需求并不断地满足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让个体感到满足和快乐。个人最终变成自己激情的奴隶，然而这种激情却被那些创造新产品、新需求的人任意塑造和摆布。这些人利用大众传媒、广告和多种娱乐方式向公众灌输新需求，以便从中获利。 [77]

马尔库塞认为，最能让人们保持快乐和顺从的方式之一，是所谓的“压抑的反升华”。与过去的大多数社会不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明确要求禁欲主义。与此相反，性自由反而已经成了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性被融入工作场所，融入社会公共关系，当然也融入了广告。对马尔库塞而言，对直接的性刺激和性活动的公开追求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宽容本身成了控制大众的工具。它是可喜的，也是有趣的，它令人们变得易于驯化，分散了人们对更丰裕生活的可能性的注意力。性能量的直接释放提供了瞬时的快感和愉悦，但不能提供创造性的工作和社交活动所带来的深层次的满足感，而这种深层次的满足感才是爱欲真正发展的结果之一。性能量的直接释放消除了将性冲动重定向到其他目的的必要性，这会让有教养的人们付出巨大代价。马尔库塞指出：“升华需要高度的自治和理解。”性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升华特性使自我导向和理解变得不再必要，并进而产生了自我满足的服从性。 [78] 马尔库塞就此得出结论，性增强了现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马尔库塞最异端的命题，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能够彻底变革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通过提高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承诺并兑现给予他们更多的东西，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成功消解了工人阶级本应具有的革命情操。 [79] 马尔库塞强调，这种对革命可能性的遏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得的“相当数量的产品、服务、工作和娱乐”。 [80] 福利国家的发展也同样使资本主义社会远离了革命的威胁。 [81] 然而马尔库塞进一步强调，这种福利国家及其物质利益，只有在战争状态下才是可能的。他声称，只有大规模的防务支出才能刺激经济，促进高水平就业，从而维持一定的生活标准。马尔库塞认为，冷战中的“敌人”形象——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是出于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被刻意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断之一是，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通过创造出虚假的需求来令人们屈从，也通过塑造外国的虚假敌人形象来调动人口资源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反共产主义的冷战被马尔库塞解释为一种用于转移西方人民对在自己的社会里获得自由的注意力的社会心理机制。然而，此前马尔库塞曾经提供了一个关于苏联的更令人失望的分析：“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未能带来一个更自由和快乐的社会，这一事实反而对资本主义内部的缓和与和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客观上也使革命变得声名狼藉。这些情况的发展使现有社会开始以新面目示人，也使现有社会明白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以获取优势。” [82] 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重复了这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使捍卫这种制度成为一件值得的事情——抵抗共产主义的力量尤其这样认为”。 [83]

马尔库塞向大家表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由于生产技术领域不断变化，恶劣、残酷的劳动条件正逐渐消失，并掩盖了机器对人类的剥削和奴役。 [84] 同时，由于生产组织也在发生变化，手工劳动与非手工劳动，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鲜明区别也逐渐模糊。生产组织的管理层次变得越来越多，不再是清晰的二元划分了。 [85] 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尖锐对立日益被更广泛的合作所取代，而工会的力量则因为“生产过程中不断缩减的劳动人员比例”而被逐渐削弱。 [86]

马尔库塞接着试图解释为何高学历人群往往不倾向于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单向度的人》中的很大篇幅被用于更新马克思开启的、卢卡奇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批判。

尽管精英文化，比如性行为，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它也逐渐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现状产生不满的能力。文化被市场以一种更广泛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分配，但它所具有的批判性却早已被移除殆尽。“伟大的资产阶级艺术”也曾表明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魅力和快乐的可能性，因此加剧了人们对超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渴望。 [87] 精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一种与整个工业与商业领域及其可计算、可获利的秩序的有意识、有条理的异化”。 [88] 随着录音、平装书等技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精英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广泛。但马尔库塞观察到的技术或教育所带来的结果，与阿诺德预料的极为不同，因为精英文化一旦解除对少数人的保护，那它就不再是一种颠覆性力量。过去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对象，这些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就随之被抹去了。通过大量的复制和消费过程，这些伟大的艺术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89] 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使思想越来越不具有颠覆性，“尖锐对立的作品与现实现在和平共存”，结果则是和谐与“冷漠”的。 [90] 这种所谓的“冷漠”正是伏尔泰在两个世纪前想达到的，齐美尔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它的传播。现在，马尔库塞十分遗憾地认为，它已经成为构建那些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不满的巨大阻碍。

从阿诺德到齐美尔和韦伯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文化中手段相较于目的的巨大优势，当然也包括凯恩斯。马尔库塞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对这一系列的分析做了进一步扩展，他声称现代人对世界特征的技术态度，使那些原本应该更接近于生活的意识日渐失色与模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表达方式，重新表述了这一慨叹。他认为，技术原因已经被认为是理性的唯一有效方式。但在处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时，这只是纯粹的工具性原因，而无法质疑目的本身。马尔库塞写道，尽管工具性原因把自己描述成价值判断上的中性，但它作为唯一一种被认为是合法的推理方式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免于遭受质疑。 [91]

与《资本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类似，《单向度的人》着力描述资本主义自身的不足，但并不致力于寻找能代替这一体系的组织机制。和马克思与卢卡奇一样，马尔库塞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经济的集中性控制将会取代市场。“如果生产设备的组织和分配以满足人们的重要需求为目标，那么这种控制就是集中性的；这种控制不会阻止个体自主性自由、充分地发挥，相反会使它变为可能。”马尔库塞这样愉悦地向读者保证。 [92] 马尔库塞自己对经济学本身根本不感兴趣，他写这些话时，就好像韦伯和哈耶克的相关论断不存在过一样，也对苏联经济建设实践中的现实视而不见。相反，马尔库塞假定苏联的工业化是在“不存在浪费与废弃，不存在私人利润对生产力的约束”的基础上推进的。 [93] 然而，马尔库塞通过质疑是否需要更高的生产率，回避了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率优于资本主义的假设。他称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发展过度”，从而向读者保证，由于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不再被控制他们的资本主义力量人为地增强，未来社会可以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基础上顺利运行。 [94] 他还设想与预见了“未来人口的减少”，这将明显缓解目前社会所面临的拥挤状况。他认为，从人类快乐的角度而言，目前的人口增长并不处于一个理性水平，是企业对更多顾客的需要以及社会对更多兵员的需要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95]

《单向度的人》描绘了一幅令人十分悲观的图景，社会表现得极其自我满足，民众沉浸于被控制的欲望和需求中，文化缺乏真正有效的反对者，使变革性的改变根本不具备发生的可能性。在这本书的描绘和预见中，一个不压抑的未来是极具吸引力的，也许这可能有些难以置信，它对现实的描绘则十分灰暗。他总结道：“社会批判理论并不能提供在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桥梁的任何有益的理论概念，它没有提供任何承诺，也不能显现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这一切看起来一直都是十分负面的。” [96] 但是，这本书的最后几页又给了人一丝希望的光芒。马尔库塞尤其重视那些“把既定的必要性理解成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必要的”人们。 [97] 和约四十年前卢卡奇想的一样，1964年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其他可能性意识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他同样看重那些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外的人，看重那些“居于社会底层的、被遗弃的人们，那些因为种族和肤色而被歧视和迫害的人，以及那些失业者和无法胜任工作的人们”。 [98] 他的希望似乎存在于激进知识分子与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之间的联盟。也正是因为被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化，他们才可能有能力、有动力去反抗它。

在马尔库塞出版《单向度的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理由相信该书会得到比《爱欲与文明》更广泛的认可与接受，因为《爱欲与文明》已经在差不多十年前表达了许多类似的观点和看法。然而该书很快成了德国、法国和美国新左翼分子的一本真正的圣经，马尔库塞也由此成为一个标志性与象征性的人物。和很多其他的标志性人物类似，马尔库塞更多地成了一个被膜拜的对象，而不是被人们给予了认真的思考。他、马克思与毛泽东成为1968年巴黎造反学生争相引用的对象。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他都风靡一时。和一些美国同行一样，德国新左翼人士中的知识分子领导者编撰了一本关于马尔库塞思想的合集。 [99]

马尔库塞对此做出回应，他将这些新左派学生（以及贫民区的黑人和农民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领导力量。在《论解放》中，他称赏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将他们视为新意识与“新感性”（将马克思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结合以产生“完全的不顺从”）的承载和传递者； [100] 他极力敦促他们通过使被剥削者觉醒，将“现代社会的批判分析”纳入大学课程，从而进一步投身于所谓的“激进启蒙运动”中去。 [101]

尽管总的来说仍然难以令人信服，但相比之前或之后的时段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生或者新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反对资本主义浪潮中发挥领头作用仍然是最具可能性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人口因素：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等教育入学年龄的人数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生育率从19世纪末开始下降，在20世纪里又继续保持了这种趋势；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这一情况由于受到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明显。然而，最大的例外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里。这一时期，由于需求被压抑以及未来经济预期乐观，在西欧，特别是在美国，生育率开始大幅上升。这膨胀的一代人在60年代中都差不多进入青春期的尾声，从而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面向“青年”的文化产品市场，并增强了他们的代际意识。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欧政府开始承诺推广高等教育，所以这一代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高。在历史上，学生数量第一次达到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程度。

大多数学生并非真正的激进分子，那些属于新左翼的学生定下了运动基调并主导了辩论的基本进程。作为出生和成长在战后繁荣时期的一代，他们倾向于将丰裕的生活视作理所应当，也更多地意识到了丰裕生活中暗藏的对人精神上的限制。在美国，越南战争和对被征召去那里服役的预期，都直接刺激了大学生（至少是男性大学生）去质疑政府的政治智慧。欧洲人普遍认识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实施了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暴行，这让他们开始质疑美国的动机与技术。

在对德国学生发表的演讲中，马尔库塞将反美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联系了起来，他暗示美国因在越南进行惨无人道的战争而成为纳粹德国的新翻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暴行的典型案例。 [102] 将马尔库塞的观点和他之前在社会研究所的同事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适当比较，是非常有益的。在战后，霍克海默回到了西德，重新建立了研究所，当然已经去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霍克海默仍然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但同时也认为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福利社会要比东欧那些共产主义社会优越得多。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霍克海默成了一位西德自由体制的捍卫者和美国伟大性的辩护人。现在，他被在大街上与声援越共的激进学生一起游行的马尔库塞的所作所为吓坏了。 [103] 在写给他们共同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信中，霍克海默抱怨西德左翼的反美主义正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反犹主义的角色”，只是为自身的侵略性找了一个替罪羊般的借口罢了。 [104]

马尔库塞的遗产

马尔库塞声望的下降速度如其上升速度一样快。他的名声和新左翼的发展遵循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路径：1964年开始飞速上升，1968年达到了顶峰，随即快速回落，到1973年几乎已经丧失殆尽。随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学生运动也逐渐消失了。在西贡陷落并改名为胡志明市以后，成千上万的越南人乘坐小船漂洋过海以摆脱共产主义征服者的统治，许多反战人士开始反思他们曾经对越共的赞颂和支持。另一个同样显著的因素是，战后几十年里的经济增长浪潮开始逐步消退，未来似乎充满了各种紧缩的可能性。谋生显得艰难起来，这使人们对消费和无创造性劳动的不满开始褪色。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马尔库塞的遗产依然存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许多批评以一种溶解的形式被纳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马尔库塞可能是最出色的新左翼知识分子，他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树立了一个角色化的榜样。随着这些年轻人在学术界的提升，他们将马尔库塞的知识分子观在大学中逐步制度化。从这个角度理解，学术不是一个纯粹关于客观性的东西，与那种“一个有用教师的基本任务是让他的学生认识到那些‘不方便’的事实，即那些对他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而言‘不方便’的事实”的信念也甚少关联。相反，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信奉“所有的选择都是政治选择，每个知识分子的利益都应当为一定的社会目的服务”。无私曾被阿诺德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而今却被看作虚无的幻影。“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里显而易见的普遍观点是，学者们开始认为学术是社会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工具和载体。” [105] 大学教授作为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将读者从错误的意识中解放出来的模式，在某些学科中开始变得制度化，这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06] 马尔库塞出版《论自由》时，也就是西方新左翼达到顶峰的三十年后，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以“压迫、支配和解放”为主题，关注种族主义，也关注“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如阶级剥削以及源于性别、种族、国籍、性取向、残疾与年龄的压迫”。 [107] 在部分学术市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厌恶之上的“批判理论”已经成了一种可售商品，在文学、社会学和新兴“文化研究”领域，在“批判理论”方面取得一技之长已经成为获得学术职位的优势所在。

马尔库塞的思想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合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术领域。当马尔库塞和那些呼应他的左派人士一次次强调与批判资本主义制造了不平等时，他们抱怨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将人分裂了，资本主义以企业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将人们束缚起来，将工作和创造性、劳动与娱乐相分离。当“批判理论”日益成为学术市场上的商品，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批判也同样被纳入商业阶级的教育和文化中去。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书籍，教导管理者“放弃等级制的和专制的传统，为形成自组织的工作群体提供方便。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工作，而是进行一种被称为学习型组织的创造性活动”。 [108] 前沿的心理学理论被应用到工作中去，以提高劳动绩效。工作中自我表达和创造力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管理技术人员身上，也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身上。

对那些在《单向度的人》出版数十年后参加工作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人士来说，他们的成就和工作中的创造性与多元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工作中表现出创造力的人拥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在信息服务行业尤为明显。 [109] 熊彼特曾经强调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并不在于享乐主义，而在于“创造、完成工作或锻炼自己能力和智慧所带来的乐趣”。 [110] 如今这种浪漫的尼采式价值观已经在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传播，而不仅仅局限于经营企业的精英圈子，尽管这些群体中的人都是选自马尔库塞及其拥趸所称的“系统”，但这种传播在事实上改变着资本主义。

如果马尔库塞只是一味地表达在资本主义福利、民主制度下取得经济成功的人的不满，那么他的作品将因为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制度上的解决方案而显得毫无用处，这点与凯恩斯的作品相比是非常不同的。马尔库塞对经济和政治制度毫无兴趣。正如他的一个最严厉批评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指出，马尔库塞的批评只把过去的经验看作对想象未来可能性的一种约束，而忽视了过去的经验可以表明“有些事物的组合是可能的，有些则不可能”这一事实。 [111] 《单向度的人》就是以马尔库塞预见到的经济组织形式为前提展开论述的，这种不存在广泛的劳动分工、追求自我欢愉的工作形式，可以在集权政府“整体计划”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利用现有的“技术理性”就能轻易实现。 [112] 尽管马尔库塞说这样的经济可以确保“有意义的自决”，但他从未有考虑过谁来计划、如何协调不同个体等问题。即使有人指出了这点，马尔库塞也从未针对性地回答过关于政治制度的任何基本问题，即政治制度和机构应如何处理不同利益或价值观群体之间的问题。 [113] 马尔库塞在进行论述的时候，简单地忽略了这些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而与他同时代的哈耶克在考虑市场时，将如何协调个体和群体间矛盾性的欲望放到了中心位置。他的理解和看法，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越来越有吸引力。

[1] 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2，The Economist as Saviour，1920-1937 （London，1992），p.237.

[2]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1920），quoted in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2，p.234.

[3] 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 （1936），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1973），p.376.

[4] Keynes，General Theory ，p.365-6.

[5] Keynes，General Theory ，p.369.

[6] Keynes，General Theory ，p.370.

[7] 关于凯恩斯对于犹太人的观点，参见：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2，pp.238-9。

[8] Keynes，General Theory ，pp.371-2.

[9]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p.236.

[10]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p.368

[11]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p.374.

[12]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p.237.

[13]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vol.2，p.238

[14]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 ，2nd ed.，ed. David Frisby（New York，1990），pp.212-13.

[15] Keynes，General Theory ，p.373. See also Robert Skidelsky，“Keynes，” in D.D.Raphael，Donald Winch，and Robert Skidelsky，Three Great Economists （Oxford，1997），p.315.

[16] Keynes，General Theory ，p.379.

[17] Keynes，General Theory ，p.380.

[18] John Maynard 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1930），in his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1932），p.373.

[19]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 （New York，1994），pp.257 ff，此书提供了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的简要概述。

[20] Mark Mazower，Dark Continent：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1999），p.305.

[21] Mazower，Dark Continent ，p.304.

[22] Mazower，Dark Continent ，p.307.

[23] Robert Evenson，The Green Revolution （即将出版）。

[24] Hobsbawm，Age of Extremes ，p.275.

[25] 经济发展大部分归功于战后规划；Hobsbawm，Age of Extremes ，pp.272-3.关于战后法国规划，参见：Richard F.Kuisel，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France （Cambridge，1981），chapters 8 and 9；and Peter 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1986），chapters 6 and 7。关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参见：A.J.Nicholls，The Bonn Republic：West German Democracy，1945-1990 （London，1997），chapter 5。

[26] Otto Kirchheimer，“The Waning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ary Regimes，” Social Research ，vol.24（Summer，1957），pp.127-56.

[27] 这一词汇首度出现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 “The End of Ideology” Encounter ，vol.5（November 1955），pp.52-8，随后在丹尼尔·贝尔的杂文集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1960；rev. ed.1962）出版后，被广泛接受。

[28] 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1st ed.（New York，1942），p.144.

[29] 有关马尔库塞的生平简历和学术历程的信息来自柏瑞·卡兹（Barry Katz）的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1982），以及道格拉斯·凯尔勒的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Calif.，1984）。关于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的关系，参见马丁·简（Martin Jay）的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1923-1950 （Boston，1973）；Rolf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Its History，Theories，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Mass.，1994）；Clemens，Albrecht，et al.，Die intellektuelle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Eine Wirkungsgeschicth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Frankfurt，1999）。这两本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辩证观点。

[30] Katz，Herbert Marcuse ，pp.46 ff.

[31] Jurgen Habermas，“Gesprach mit Herbert Marcuse”（1977），in Jurgen Habermas，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1981），p.268.

[32] See chapter 6 of this volume.

[33] Herbert Marcuse，“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ans Freyers ‘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Philosophische Hefte ，vol.3（1931），pp.83-91.

[34]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Gesellschaft （Berlin，1932），vol.9，part 2，pp.136-74，translated as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Boston，1973）.

[35]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pp.12-3.

[36] On this episode see Lionel Robbins，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 1971），p.139，an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eds.），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Chicago，1994），p.85；as well as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p.110.

[37]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pp.145-6.

[38]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pp.249-50，261-5，298 ff. On Marcuse’s service in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nd then in the OSS see Douglas Kellner，“Introduction，” in Herbert Marcuse，Technology，War，and Fascism：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Vol .1（London，1998），pp.15 ff，and Barry Katz，Foreign Intelligence：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2-1945 （Cambridge，Mass.，1989）.

[39] For one of Marcuse’s earliest statements of this thesis，see his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aren Staatsauffass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3，no.1（1934），pp.161-95；translated as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Herbert Marcuse，Negations：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1968），pp.3-42.

[40] See on this Jay，Dialectical Imagination ，chapters 3 and 4，and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 ，chapter 3.

[41] Herbert Marcuse，“State and Individual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1942），first published in Marcuse，Technology，War，and Fascism ，pp.67-92，at p.84.

[42] Marcuse，“State and Individual，” pp.85-6.

[43] Marcuse，“State and Individual，” p.92.

[44] H.Stuart Hughes，The Sea Change：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1930-1965 （New York，1975），p.175.

[45] Marcuse letter to Horkheimer，April 6，1946，published in translation in Marcuse，Technology，War，and Fascism ，pp.250-1.

[46] Herbert Marcuse，“33 Theses”（1947），published in translation in Technology，War，and Fascism ，pp.215-27.

[47] Marcuse，“33 Theses，” pp.226-7.

[48] Marcuse，“33 Theses，” p.221.

[49] Philip Rieff，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Chicago，1959；3rd ed.，1979，with a new epilogue），p.220.

[50] Erich Fromm，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1955）.

[51] Lionel Trilling，“Freud and Literature，” in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 （New York，1950），and Freud and the Crisis of Our Culture （Boston，1955）.

[52] Rieff，Freud ，pp.34-5.

[53]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1955）（hereafter cited as EC ），p.8

[54] EC ，pp.12-3.

[55] EC ，pp.35-45.

[56] EC ，p.36.

[57] EC ，pp.92-3.

[58] EC ，pp.129-31，201.

[59] EC ，pp.201-2.

[60] EC ，p.152.

[61] EC ，pp.171，195.

[62]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kin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M.Wilkinson and L.A.Willoughby（Oxford，1967），pp.32-5. Quoted by Marcuse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translation in EC ，p.186.

[63] EC ，pp.208-11.

[64] EC ，p.48.

[65] EC ，pp.223-4.

[66] EC ，p.104.

[67] EC ，p.100.

[68] EC ，p.102.

[69] 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1964，hereafter cited as ODM ），p.12.

[70] ODM ，p.xiv.

[71] ODM ，pp.11-12.

[72] ODM ，pp.7，42.

[73] ODM ，pp.x-xi.

[74] ODM ，pp.232-4.

[75] ODM ，pp.4-5.

[76] ODM ，pp.7-8.马尔库塞对于黑格尔的理解，参见他的Reason and Revolution：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1941）。

[77] 相关分析参见：Michael Walzer，The Company of Critics ，“Herbert Marcuse’s America，”（New York，1988），pp.170-90。

[78] ODM ，pp.73-6. For a similar analysis，see 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1987），pp.132-7.

[79] ODM ，pp.xiv，23.

[80] ODM ，p.242.

[81] ODM ，p.49.

[82] Marcuse，“33 Theses，” p.221.

[83] ODM ，p.145. For Marcuse’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see his Soviet Marxism：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1958）.

[84] ODM ，pp.24-7.

[85] ODM ，pp.28-31.

[86] ODM ，pp.32-8.

[87] Herbert Marcuse，“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1937），in Marcuse，Negations ，pp.98-9.

[88] ODM ，p.59.

[89] ODM ，pp.59-64.

[90] ODM ，p.61.

[91] ODM ，pp.144-69.

[92] ODM ，p.2.

[93] ODM ，p.39.

[94] ODM ，pp.151-7.

[95] ODM ，pp.242-3.

[96] ODM ，p.257.

[97] ODM ，p.222.

[98] ODM ，p.256.

[99] Jurgen Habermas（ed.），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1968）；Paul Breines（ed.），Critical Interruptions：New Left Perspectives on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1970）.

[100] Herbert Marcuse，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1969），pp.51，21，33.

[101] Marcuse，Essay on Liberation ，pp.57，61.

[102] Albrecht，et al.，Die intellektuelle Gründung ，p.346.

[103] See the letter of Adorno to Marcuse of May 5，1969，quoting Horkheimer，in Marcuse/Adorno，“Correspondence on the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Esther Leslie，New Left Review ，no.233（January-February 1999），p.127.

[104]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14，p.444，quoted in Albrecht，et al.，Die intellektuelle Gründung ，p.323.

[105] David Bromwich，“Scholarship as Social Action，” in Alvin Kernan（ed.），What’s Happened to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N.J.，1997），pp.220-44；See also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1988），pp.427 ff.

[106] Bromwich，“Scholarship as Social Action，” pp.220-44.

[107] Walter Goodman，“Sociologists to the Barricad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2000，p.17；and the title essay of Irving Louis Horowitz，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 （New York，1994）.

[108] Mary Britton King，“Make Love，Not Work：New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Social Self，”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76（Winter 2000），pp.15-24，at p.18.

[109] See David Brooks，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2000），pp.48-51，103-17，and passim.

[110] Joseph 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N.J.，1983），pp.92-3.德文译著第二版出现在1934年。

[111] Alasdair MacIntyre，Herbert Marcuse：An Exposition and a Polemic （New York，1970），p.40.

[112] ODM ，p.251.

[113] See Marcuse’s 1977 interview with Jurgen Habermas and Heinz Lubasz，in Jurgen Habermas，“Gesprach mit Herbert Marcuse”（1977），in Habermas，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pp.287，290，295.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超前的自由主义者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比马尔库塞小一岁，他于1899年出生在当时仍作为奥匈帝国首都的维也纳。在20世纪20年代极力反自由主义文化的维也纳以及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环境下，哈耶克逐渐成熟。尽管哈耶克在美国生活期间写了他的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自由宪章》，并将其献给了“产生于美国的未知文明”，但他的作品都是基于他在欧洲的经验而完成的。 [1] “我的思想，”他写道，“形成于在奥地利度过的青年时期和在英国度过的二十年。” [2]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哈耶克出版了他最具开创性的一些作品，在那个时代，政府的作用和政府扩大支出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正如马尔库塞在学术界不起眼的角落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哈耶克从知识界的边缘脱颖而出，同他的美国同行米尔顿·弗里德曼一道，成为对从70年代到90年代重现于知识界和政界的新自由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

哈耶克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专注于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而不是像凯恩斯和大多数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关注促进平等。随着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哈耶克首次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抵抗着被他称为“集体主义”的敌人，保护个人成就。这种“集体主义”存在左翼和右翼两种版本。对于左翼，“集体主义”采用了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或更激进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对于右翼，它采用了种族的或民族的特殊主义以及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18世纪时，亚当·斯密倡导以国际自由贸易替代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同样，哈耶克也联合了整个市场来克服特殊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他坚持不懈地抨击那些利用政府权力来保护某些特殊身份的企图，不论基于种族、阶级、宗教或者民族。

自由主义者的形成

哈耶克从他生活的维也纳学到了两条经验：一个现代自由社会必须主要由共同的文化承诺之外的因素凝聚起来；民主可能对自由政治秩序形成威胁。 [3]

年轻的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哈布斯堡帝国从军的经历。那段时期，他亲眼看到帝国被民族主义——视民族特殊利益高于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摧毁。 [4] 复员后，在专攻经济学之前，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心理学和经济学。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维塞尔在战争期间曾担任商务部长，他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兴趣。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维塞尔认为经济商品没有内在的客观价值，它们自身的价值通过市场过程，以及通过供给与由个体消费者偏好产生的需求之间的互动来体现。从1921年到1923年，以及在1924年结束美国的学术访问后，哈耶克曾受聘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与熊彼特生活在同一时代，具有犹太血统，凭借对社会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市场过程的创新性分析树立起了良好声誉。

按哈耶克自己的说法，相比于其他人，他从米塞斯身上学到了更多。 [5] 但是，在他的第一位老师维塞尔和第二位老师米塞斯之间，既存在学术上的分歧，也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米塞斯代表着强硬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维塞尔却完全不一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这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受维塞尔影响的必然结果。维塞尔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自由的。哈耶克以他为师时，维塞尔在世人眼中不仅有反犹情结，还有金融资本家的近乎偏执的言论——那些金融资本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抗奥地利的幕后推手。 [6] 米塞斯在一开始时有点鄙视哈耶克。 [7] 为了理解哈耶克信奉米塞斯个人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着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维也纳自由主义、犹太人以及创新的少数民族防御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维也纳的典型产物：类似于后来被看作“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只是在维也纳环境下产生的。 [8] 哈耶克不是犹太人，他关于犹太人的著作很少。但他的自由主义受到了维也纳犹太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与他同阶级的多数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以及主要的老师，都支持那些将具有犹太血统的人排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企图。在哈耶克看来，犹太人是那类靠才华取得经济进步的人，而这些人的成功常常招致大多数人的怨恨。

哈耶克的祖辈是当时奥匈帝国受过教育的公务员阶层，他的家人由学者和被君主封爵的公务员组成，他们都身居要位。他的外祖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是教过熊彼特的法律和统计学教授。他的父母，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却拥护世俗化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文化。 [9]

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的奥地利自由派试图恢复因国籍、阶级和宗教分歧而四分五裂的帝国凝聚力。他们代表着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以法治、财产保护、市场交易、量才而用等为特征。自由派短命的政治主导权缘于受限的公民权，它将投票权仅限于大量财产的所有者。公民权的扩大使自由派的影响遭到削弱，在1907年，所有成年男性的投票权达到顶峰。随着民主传播，选举获胜者起先是反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而后变成了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帝国的最后十年，种族与阶级对立导致政治分裂，政府不得不结束通过帝国紧急法令和议会闭门协商的帝国统治。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宪政的成果并非因民主而得以保存。 [10] 民主的传播增加了以阶级、宗教或种族利益的名义来试图破坏自由政治秩序的群体的影响力。这也难怪维也纳自由派会对民主产生怀疑。他们的忠诚集中于皇帝，是帝制统一了文化多元的帝国。 [11]

哈布斯堡帝国的自由主义时代始于1867年，采用了新宪法，其中包含了一项宽泛的人权法案并废除了基于宗教的法律障碍，而这个时代结束于1918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犹太人更受益于自由主义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比犹太人更密切地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匈牙利帝国的一半时期内，犹太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并且那些特别成功的犹太人得以进入贵族阶层。在奥地利帝国，他们的升迁只是不那么迅速而已。之前被排除在受保护的经济协会之外；1867年之后，因自由主义立法赋予他们与基督徒相等的法律权利，犹太人发现经济机会正向他们敞开。这些向上流动的犹太人拥护中产阶级的工作观念、秩序和成就，在城市里更习惯于享乐主义和吊儿郎当的作风。 [12] 他们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和个人的自我发展。一旦合法竞争领域得以平等化，他们就能获胜，并在上层阶级占有大量比重。在帝国的后期，维也纳大学里1/4到1/3的学生是犹太人。 [13] 犹太人占据着医学和法律的自由职业的大部分。他们拥有奥地利许多主要的银行以及国家最重要的报纸——《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 [14] 到19世纪末，犹太作家自豪地指出，犹太人在商业和职业方面，通过制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原则，替代了根据宗教或民族起源来限定自由的传统。 [15]

不仅犹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的命运也与犹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具有深厚讽刺意味”的哈布斯堡帝国后期，也就是哈耶克出生时期，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师之一盖尔纳（Ernst Gellner）写道：“一个专制主义帝国，建立于中世纪王朝，与严重的反革命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到最后，在种族的、沙文主义的离心搅拌刺激下，发现其最热切的防御者来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大一部分从昔日的最底层阶级和缺乏信仰者中招募而来，这个国家曾经如此深刻认同的信仰……但是现状的逻辑使得‘哈布斯堡的皇室’成为一个多元化和宽容的社会的庇护人。”在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一个接一个的民族背叛了它，最后甚至包括了奥地利裔的德国人（Austro-Germans），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德国人。哈布斯堡政权最后和最忠实的支持者结果是“新男性——商业的、工业的、学术的、专业的精英们，他们有志于维护商品、男性、思想的开放市场，以及一个普遍性的开放社会。”正是这些新来的精英，他们其中很多都是犹太血统，成为奥地利自由主义的骨干。 [16]

结果就是盖尔纳所谓的“贱民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来自文化外来人（cultural outsider）的阐释，并且和文化内部人的概念格格不入。这些自由主义者支持文化开放和个人主义甚于封闭社区，不论种族的或经济的。他们代表着一种抽象的和普遍的个人主义，以反对由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代表的浪漫社群主义。 [17]

战后奥地利共和国的前景从未明朗。 [18] 维也纳，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曾经是拥有5000万人口的帝国的金融和行政中心。现在，它却变成了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国家的首都。曾经的维也纳工业中心现在坐落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被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继任者——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所采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摧毁了战前的劳动分工和整个地区的经济。 [19] 实际上，处于两次战争期间的奥地利的工业生产从未达到战前水平。

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后期的自由主义者已四面楚歌，那么在战后的新共和国，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他们就已被征服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政治文化被割裂成三个政治阵营：天主基督教社会党、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感自由主义。作为一名大学生，哈耶克属于民主党人，这个存活不长的民主党与马克斯·韦伯曾在战后德国帮助建立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相对应。 [20] 引人注目的是，奥地利的那个民主党从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和议会席位。作为德国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大德意志人民党得到了非犹太人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的支持。正是这个专业的中产阶级，在1920年代的大通胀中损失惨重。因为害怕社会主义，以及通胀消灭了保障他们社会地位的继承收入，他们将其命运迷惑地归咎于犹太人。 [21] 在1930年代早期，奥地利的纳粹与其德国同行一样，越来越得到他们的支持。在维也纳，纳粹最后赢得了白领中产阶层、公务员和非犹太裔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22]

基督教社会党、社会主义者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反感。尽管出发点不同，他们都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和个人权利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同的个人成就。德国民族主义者同样如此，只不过是以保护德国民族的纯度和优势免受种族侵入者玷污的名义。他们要求实施配额政策以限制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政治、教育和职业方面的机会。 [23]

在奥地利政坛，最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于1918年之后就掌控了维也纳市政府。因为基督教社会党在维也纳之外和联邦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民主党决定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将维也纳变成一座在基督教社会海洋里的社会主义小岛。由于他们在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但无法采用民主手段推翻它，于是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维也纳推向社会主义方向。

基督教社会党的经济思想观念在于保护农民、工匠和店主的生计，这些人是社会党的基础。 [24] 在19世纪晚期，这些群体都憎恨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因其威胁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被后自由主义、后资本主义和后民主社会的愿景强烈地吸引住。在这个愿景里，生产和代表都是以“财产”或“社团”为组织形式——试图重建如尤斯图斯·默瑟尔在一个半世纪前辩护的那种社会秩序。这种思想观念在19世纪末被卡尔·冯·福尔格桑复苏，他是一名普鲁士贵族，信奉天主教，对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党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奥地利天主教主教的经济声明都出自同一来源，在1925年基督降临节牧函里，他们谴责“拜金主义式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大恶，并责骂“金融权贵会掠夺地球上的居民，过高的利率导致了他们的贫穷”。 [25] 基督教社会主义呼吁使用政府权力去维护农民、小店主和工匠的经济地位，因为这些人的收入会受到市场竞争力量的威胁。

在维也纳，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言辞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三个政治集团争先恐后地将资本主义和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通常怀着恶意。即使是正式公开地谴责反犹太主义并将其称为“蠢人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在反资本主义动乱中寻求反犹太主义的意象。

对于他们来说，基督徒社会党从天主教里吸收了最多的反犹太人传统。该党由卡尔·鲁伊格创立，党纲包含了反犹太主义，并保护天主教中产阶级的下层人民免受犹太人竞争的影响。 [26] 1919年，伊格纳茨·塞佩尔——即将成为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之后担任了总理——也宣称“犹太人问题”并不是一种宗教宽容。与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桑巴特的观点一致，他将其描述为一种阶级冲突，违反资本流动和贸易精神，而事实上资本流动与贸易精神已经渗透到政治、新闻、学术、文学和艺术之中。 [27]

但不只有基督教社会党和德国民族主义者是反犹太主义的；通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宣传也是如此，这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中的许多领导者都具有犹太血统。虽然官方上反对反犹太主义，但是该党的党报把“资本主义者”“在黑市上贩卖商品的奸商”以及“投机者”带有成见地描绘成拥有与犹太人一样的鹰钩鼻子。 [28] 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宣传所释放的消息，说明基督教社会党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反犹太主义仅仅是种伪善，以及社会民主党才是“犹太裔大资本家”“犹太裔剥削者”和“富有的犹太人”的真正反对者。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些话语之所以令人反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即为资本家。但是，这样的形象和修辞却只会强化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公正关联。 [29]

德国民族主义者希望政府官员使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与他们拥有同一种族背景的人们，免受斯拉夫人的竞争，尤其是犹太人的竞争。他们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名称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在欧洲东中部也有类似的运动，那里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得人们对行政部门和专业性战利品的争夺更加激烈。这些运动利用文化主张来为专业人士和主要族群的官僚集团争取经济保护。 [30]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很少，而且通常具有犹太血统。这就使得他们在1920年代的维也纳显得极其与众不同。然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却被视为这些拥有犹太血统的自由主义者中的一员，尽管他本身既不是犹太人也没有犹太人背景。这样的身份到底预示着什么呢？

哈耶克属于非犹太人的奥裔德国人阶层，能够说明这一阶层从自由主义转向德国民族主义的程度的是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帝国时期，维塞尔倾向于政府家长制和文化政体的国家概念（Kulturstaat），以捍卫和传播德国文化。他的最后一本书《强权的法律》出版于1926年，是一部概念模糊、句子冗长的著作。（正如熊彼特所说，维塞尔缺乏“天生的阐述有效论点的才能”。） [31] 尽管他的后期著作涉及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主题——他将现代历史视为向一个强权被温和形式的权力所取代的世界的缓慢发展过程，其推力却越来越偏离自由主义。 [32] 不过，那本书最后关于“犹太人”的长篇附录却颇具启发意义。

犹太人因其历史已经为在现代世界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维塞尔写道。由于他们的宗教传统和历史经验，犹太人培养出了一种才能，用于抽象思考、深刻的语言表达以及计算。作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必须学会与其他不同阶级的人相处。此外，他们还很勤劳。所有的这些品质都对他们有利。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他们在法律上的解放使得拥有这些文化特征的犹太人主导着贸易、工业和教育领域，奠定了公众舆论的基调。如维塞尔所述，这就导致一种在“雅利安人”中可以被理解的和健康的反应：

逐步掌权的犹太人形成了一种民族联合的阶层力量，团结一致地向前推进，类似于当年诺曼人一次就将自身渗透到了撒克逊人群之中，即使犹太人一直无法统治整个国家。也难怪，对雅利安人来说，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权力角斗的胜利。正如个人可以追求其自身利益，他们也有权这么做；当他们确信犹太人正领导民众摆脱他们的传统与历史，这样的民族意识又使得他们有义务这么做。 [33]

哈耶克之所以认同犹太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但这意味着，对于哈耶克来讲，犹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自由主义的命运又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维也纳不理解犹太人问题。”哈耶克回忆道。正如维也纳中产阶级日益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标准所定义的那样，“犹太性”是一个起源问题，而非宗教或自我肯定的问题。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改宗者，以及异族通婚的后代，仍可能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视为犹太人。 [34] 大学兄弟会排斥那些有犹太血统的人，即使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维也纳大学里主导校园政治的德国学生协会为本土主义者，要求大学排除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而且为对犹太学生和教师数量限定配额而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大部分教师的支持。1930年，大学校长发起并制定了一项法律以限制大学里犹太人数量占总人数的比重。 [35] 大学教师中的领导人物之一为经济学教授奥斯马·斯潘，他被认为是激进右派，手上掌管着许多因为犹太血统或社会主义倾向而不能晋升的研究生和教员。 [36] 哈耶克之前曾短暂地参加过斯潘的研讨会，但后来被驱除了，因其过于激进并“蛊惑”了其他参与者。 [37]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的种族意识社会里存在一些纯粹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圈子，也有其他纯粹由犹太人组成的圈子，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组织，部分为洗礼过的犹太人，部分为与犹太人交朋友的基督徒”。 [38] 虽然哈耶克来自“纯粹的基督徒”圈子，他却自称是“中间组织”，而且他观察世界正是基于他们那样的视角。在回忆录里，哈耶克强调“很难去过高评价我究竟应把多少归功于那个事实，即几乎从我大学生涯一开始，我就与一群属于维也纳最好的那些同龄犹太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比他自己的家庭更国际化，而且保持着一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承诺，他们勇敢地面对反犹太主义歧视的障碍。 [39] 当哈耶克写到维也纳那些反犹太主义的犹太人时，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尽管他巧妙地避免在回忆录中提及它，但哈耶克自己的父亲正是德国医师协会维也纳分会的主席——这里“德国”表示“雅利安”。 [40] 哈耶克的弟弟，海因里希，最终加入了纳粹党。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声称，这为其弟取得教授职位铺平了道路。 [41]

虽然他是维也纳最有成就的经济思想家之一，哈耶克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却被排除在大学教职之外，部分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也因为他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以及他所表现出的不能容忍那些他认为的傻瓜。 [42] 被拒绝了一个终身教职，米塞斯反而成了维也纳商会的秘书，这是一个公务员职位，也允许他进行研究并担任政府的一名顾问。他于1921年和1927年雇用哈耶克作为其助理，为了给新婚的哈耶克提供一份合适的薪水，米塞斯创建了私人的商业周期研究所，部分资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渴望促进欧洲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 [43] 尽管大学让知识变得无用武之地，但创意性的讨论却在学术界之外的许多研讨会和社交圈里持续着，在那里，年轻的知识分子交流着思想和工作进展。在米塞斯的商会办公室里，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先进经济思想的交流中心。在研讨会的29名成员中，23人都拥有犹太血统。 [44]

正如《维也纳的旅行指南》——一本当代城市指南——告诉读者的那样，“他是犹太人吗？”这个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无处不在；与它相比，所有“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劝你在维也纳期间不要太令人关注，”那本指南指出，“否则人们会试图辨认出你就是犹太人。” [45] 同样，在哈耶克的圈子里，谁具有犹太人血统是人们永恒不变的猜测主题。哈耶克调查了自己的家谱，但没有找到犹太人祖先。 [46]

对于哈耶克来说，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尤其是因为犹太人恰恰体现出那些对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必不可少的特质。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写道：

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的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中被排除于更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外的团体。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然后由于他们从事的这些行业而更加遭人厌恶，这种情形原是古已有之。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同出一源这个事实，对于理解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外国观察家们却很少领会到这一点……在德国，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对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很像）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 [47]

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及犹太人，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也讨论了他们的命运：

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好地运用一个人的能力的艺术，即发现一个人的才智的最有效用途的技艺，可能是最具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一个人如果具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尽管某些人的一般能力相同，但是其间的部分人士因较成功地运用了具体环境而获得了较他人为优的利益，这种情况往往也会被人们视为不公。在许多社会中，由于“贵族式”传统认为，等待直至才智被他人发现乃是高贵之举，所以只有那些为赢得社会地位而艰苦斗争的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才精思熟虑地养成了充分运用这种资源的本领［德语Findigkeit（指看风使舵、利用各种环境的本领）能够最好地描述这一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都对他们表示不满。在一个具有组织等级的社会中，每一等级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和职责，这就致使行动的条件具有了差别，而这正是贵族传统产生的根源，这种传统通常都是由那些因享有特权而使他们不必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发展起来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与“贵族式”传统不同，一个人能够发现物质资源的较佳用途或他自己的能力的较佳用途，乃是他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能够为其同胞的幸福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更有进者，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得比其他社会更繁荣，也是因为它为人们能够做出这种贡献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这种企业家式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因为在发现能力的最佳用途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成功运用，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乃是回报最高的活动，而且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发现运用其能力的某种有效手段的任务交由他人去做，他就必须满足于只获取较少的回报。 [48]

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商业社会里的每个人“在某个程度上都成了一个商人”，在这个社会里，他通过交换而生存。对于哈耶克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一个企业家，他寻找着更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 [49] 但是，不是每个群体都拥有相等的智慧。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创新的作用很少能带来历史的进步。 [50] 这一想法有着一个完美的自由主义来源。事实上，这正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的基础。正如我们所见，直到1909年，熊彼特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理论，用一个更具尼采哲学的词语来解释企业家的作用。维塞尔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论点，其中一些文章是在维塞尔1926年去世之后由哈耶克编辑和出版的。 [51] 米塞斯在其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中重申了这个主题，哈耶克将这本书描述为自己智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人无法意识到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改变，”米塞斯写道，“看到并提前行动以及采用新方法，始终是少数人所关心的，即领导者……” [52]

但是，由聪明的少数人所创造的进步，虽然给广大社会带来了长期好处，但是它牺牲了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社会失败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武力和意识形态的诡辩法，来重新获取他们在市场中被拒绝的回报的绝望尝试。在《通过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与这个想法进行了辩论，即国家社会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的防御——确切地说，这是当时马尔库塞的解释，之后这种辩论在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 [53] 相比之下，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代表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被通货膨胀剥削着，被工业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谈判边缘化，并处在衰退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不满”导致其成员采用极权主义运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 [54] 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共有的，根据哈耶克的说法，是国家“应该分配每个人在社会中适当的位置”的理念。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如此成功，“因为它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或世界观，这似乎证明了它们允诺其支持者的特权”。 [55] 熊彼特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对尼采所说的“不满”的一种表达；哈耶克认为同样的社会心理过程在法西斯主义中也很明显。

哈耶克对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认同，是选择了米塞斯而非维塞尔。 [56] 这个选择的部分原因在于其犹太人朋友圈，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维也纳政府反市场政策的影响的观察。

租金管制和国家干预的危害

哈耶克对政府企图控制市场的怀疑，通过他在19世纪20年代租金管制的经历而得到强化。这是哈耶克在维也纳的那些年里最为透彻的思考主题之一，三十年后他又在《自由宪章》里重新提及这个思考。他写道，租金管制“在限制自由和阻碍繁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已超过了其他任何措施，当然通货膨胀政策除外……不论对于谁来说，只要他注意到住房条件的不断恶化，注意到这种住房条件的恶化对巴黎人、维也纳人甚至伦敦人一般生活方式的影响，他就能够洞见到这项措施对经济的整体性质——甚至对一个民族的整体特性——所造成的致命影响”。 [57]

租金管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在经济上最深远、在政治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并且把维也纳带到了内战边缘。维也纳的住房问题在世界大战之前就出现了。像大多数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一样，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也出现了常年的住房危机。租金管制的解决方案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正值东部流离失所者涌入维也纳。帝国政府试图阻止房东利用住房需求增加而谋利。维也纳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房东很难驱逐现有租户或增加租金。战争结束了，但对房东的限制却仍在继续。

在1921～1922年，通货膨胀贬低了奥地利货币的价值，其币值跌到了战前的1/14400。社会民主党在1922年以立法来应对，将租金固定在四倍于其战前水平的价格，这意味着房客几乎没有支付任何东西。第二年通过的新法律规定，允许提高租金来支付维修费用的一部分，并且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流程来决定相关费用。然而，即使租金的这些微小增加，也被维也纳的工人阶级怨恨，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几乎免租金。战争期间，这种对房客的保护在许多欧洲城市得以建立，但相比其他地方，这种保护在维也纳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激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为租金管制在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自豪。 [58]

房东实际上在支付了保养费用和房产税之后是亏损的，因而停止了对房屋的维护。没有经济激励来建造新的房屋，同时，因为房东不能以其房屋作抵押——哪家银行会接受亏损的建筑呢？——他们不能为新建房屋筹集资金，结果就加剧了战前的住房危机。房客曾经连同转租人一起支付房租，如今反而因房租负担不重而被逐出，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虽然减少了房屋的拥挤，但增加了寻找新居处的困难。在19世纪20年代坐火车到维也纳的旅客，可以看到铁轨旁边成排的车厢，这些车厢是那些无法找到住处的人的临时避难所。 [59]

在1923年的选举中，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谈到了租金管制的负面影响以及缩小规模的需要。社会民主党相应地继续维持着对房客的保护。已经导致私人住房建设瘫痪的社会民主党市政府，开始运用公共基金建设成千上万的房屋。1928年，租金管制的问题几乎导致了内乱。当基督教社会党控制的联邦政府提议对增加租金的法律进行修改时，社会民主党表示强烈抗议。因多年在事实上剥夺其财产而感到沮丧的房东，对右翼准军事保安团提供了物质和宣传上的支持，以试图改变权力平衡和恢复他们的财产权利。 [60]

1928年，哈耶克转向了这个问题。 [61] 他把租金管制当作一个提供了直接好处但产生了应该为经济学指出的、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的政策案例。他坚持认为，政府试图管制租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受直接影响的房东和房客的范围。哈耶克还指出，受租金管制的房屋的租住者，不管其大小和适用性，都坚持租住在那些房屋。因为如果搬到另外一个房屋的话，即使是更小的一个，也会导致租金的大量增加。因此，租赁市场失去了其适应性。举例来讲，当孩子离开时，夫妇不是搬出大型公寓，而是保留它，即使它比他们实际需要的大得多。相反，有孩子的家庭找到合适大小的公寓变得越来越难，所以他们就居住在比原本应当居住的更小和更狭窄的环境中。更糟的是，租金管制也间接导致了失业。在维也纳之外找到工作的员工更愿意拒绝那份工作，而不是搬出他们那便宜的公寓。那些居住在维也纳并在远离他们房屋的地方找到工作的人，不能负担搬到工作场所附近所需的费用。相反，他们通勤往返于更长的距离之间并支付更多的交通费用。维也纳的企业也发现越来越难以在城市之外招募到更好的员工，因为那些好员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居住地。

除了这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哈耶克认为，租金管制也影响着资本的可用性。新商业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本通常来自房东的租金收入，因为租金不再进来之后，房东不仅无法在维护房屋或新建房屋上投资，而且也没法继续购买股票，这就阻止了资本流入经济增长所需的地方。此外，哈耶克计算了用于维也纳公共住房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税收——它相当于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的价值。正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哈耶克建议逐步取消租金管制。

租金管制看起来似乎是对资本市场的有限干预，但实际上它对整个经济都产生了扭曲效果。哈耶克对租金管制的分析有助于清楚说明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干预市场定价机制会产生危害的观点。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职能

在讲德语的社会科学家召开的主要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关于租金管制的研究成果后不久，哈耶克永久地离开了维也纳。1931年，正值32岁的哈耶克被莱昂内尔·罗宾斯——一个深受维也纳经济学家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邀请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不久后他就被任命为教授。 [62] 哈耶克因此成为米塞斯研讨会众多成员中放弃每况愈下的奥地利共和国，在西欧或美国寻求更好前景的第一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日子，以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基督教社会党首相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于1933年3月如此宣布。1934年，基督教社会党取代共和国，建立了独裁政权。新宪法（从未实施）让社团主义国家取代了自由民主，代表权以经济财产为基础。基督教社会党遭受了来自更激进分子和种族右翼（völkisch right）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当希特勒于1938年进军奥地利时，当地居民的反应十分强烈，以至于他决定直接吞并。

哈耶克自认为是英国自由传统的继承人，于1936年成为英国公民。但在他到达英格兰的几年内，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凯恩斯，认为大萧条已经显露出传统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他们正寻求自由主义的替代物。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不仅偏左，而且为计划的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观察者们对苏联的“五年计划”（没有密切关注它的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印象深刻，因为“五年计划”似乎把苏联带入了拥有惊人发展速度的工业时代。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将同样受益于政府的经济计划。在1931年，双周刊《计划》（Planning ）在由一群商人、专业人士和学者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计划”的支持下出版。“自由和民主领导小组”，其中包括了国家工党和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的中间派保守党，于1934年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领导人发展一套“有远见和深远秩序的科学计划”。 [63]

在到达英格兰之后，哈耶克认为这些计划蕴含了对经济理性和政治自由的威胁，因而感到惊恐，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到了这个问题上。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一直受到19世纪2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辩论的影响。 [64] 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米塞斯1920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抵达英格兰不久，哈耶克发表了对米塞斯的批判并在1930年的版本里进行了扩展——《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批判研究》。 [65] 正是在这些辩论中，哈耶克阐述了他对市场的经济理解和政治理解。

直至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18年革命的失败，社会主义者才注意到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公司。“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工厂，同工同酬。”他写道。对于列宁来说，经济学本质上是行政管理和“核算与控制”的问题，这些方法“已经被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简化并精简成异常简单的监督和记录上的操作——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完成，掌握四则运算法则，以及开出适当的收据”。 [66] 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认为货币如果不是万恶之源，就是剥削的化身，所以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起着手完全消除货币经济。 [67] 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奥图纽拉特，一名在短暂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过社会化部长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嘲弄着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市场和货币，以及“以实物计算”来替代它们。 [68]

米塞斯认为，在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的经济中，基本不可能实现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协调。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反映了商品的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 [69] 如果价格不由自由交换来决定，那么就没有进行中央计划的有效方式，因为计划者不能决定物质和人力资源众多可能组合方式的相对效率——这些组合在理论上可以产生相同的产品。米塞斯写道，像许多没有创业活动经验的人一样，列宁从根本上误解了经济学的本质。这不是一个利用离散信息规划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就像记账或统计学一样。 [70] 除了在抽象模型里，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所有的经济决策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可供操作的标准单位，正如劳动价值理论所暗含的那样。 [71] 只有货币才能提供比较商品相对稀缺性的共同标准。只有市场才能产生评估在发达经济体中成千上万物品的相对可用性的方法——以价格的形式。 [72] “没有自由市场，也就没有定价机制。”米塞斯认为，没有定价机制，也就没有办法计算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方式。“社会主义废除了理性经济。”米塞斯总结道。 [73]

没有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面临着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创新性问题。只有私人所有制才能提供利己主义的激励，用以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生活条件和找出需要生产的物品及其最有效的生产方式。米塞斯断言，社会化企业的经理既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也没有激励去创新，更没有源于知道自己将承担错误决策成本的责任感。 [74]

在1935年向英语观众汇报米塞斯工作时，哈耶克指出，苏联经济显露出了米塞斯十五年前曾预测的严重的低效率，并呼吁大家注意用以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核算争论”的更广泛意义。 [75]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活动能够被协调，但是以一种大多数人无法感觉到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对它们意志的协调是意想不到的：它是通过市场的协调机制来完成。 [76] 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使得哈耶克去探索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的功能。

斯密将“市场”描述为尽可能进行劳动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今，哈耶克指出，市场允许社会中更深化的知识分工，同时，市场与知识通过价格协调这一套信号体系传达着信息。 [77] 关于资源可用性的知识在社会中广为人知。市场价格扮演了将资源用到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之处的信号，而利润动机激励着人们将他们的知识带入市场中。那些知道在哪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的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获得更高的利润。 [78] 资源的有效利用取决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掌握了特定的知识，而不取决于中央计划者的汇总统计。 [79] 此外，它还取决于感知别人错过的机会并及时抓住它们的能力——这些特质与企业家而非官僚相联系。

在他后续的工作中，哈耶克扩展了市场在传达信息和生产新知识方面的角色。他坚持认为，基于在信息完全条件下性质相似服务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抽象模型——这个模型此后成了很多经济学的核心——从根本上就是误导性的。市场上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涉及获得关于不完全一样且需要经验比较的产品或服务的更全面信息。“我们对可获得商品或服务的不充分认识，通过我们与供应它们的个人或企业打交道的经验来弥补……此处竞争的作用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谁的服务更好：哪家杂货商或旅行社，哪家百货商店或酒店，哪位医生或律师……” [80]

随着哈耶克对市场“生产知识”作用的继续探索，他认为竞争最有价值的影响不是它体现了达到某个既定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而在于“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总体上区别于那些任何人都可以故意针对的结果”。 [81] 竞争性市场不仅仅交换信息，它还让人们认识到资源的潜在用途，因为发现哪些商品对社会上其他成员是“有价值的”以及它们身上存在多大的价值，都不能事先确切地知道。它是基于猜测、推测或假设，真实或虚假情况只能通过市场竞争的过程来发现。 [82] 正如哈耶克所设想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是由于“足智多谋”的企业家的新需求和新的实行方式——这种分析主要源于熊彼特，并与黑格尔相一致。

经济活力创造出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动态性，这就要求改变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正是那些有活力的和足智多谋的少数人逼迫那些不够机智的多数人去适应和通过模仿更成功的人士来使自身行为合理化。 [83] 哈耶克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很痛苦，也一定会遭到那些更愿意选择其已精心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人的怨恨，因而他们会设法阻止它。竞争会创造自身“不近人情的强制力”，无须政府的命令而迫使个人去适应或丧失他们的收入。 [84]

竞争总是……这样一个过程，少数人使得多数人有必要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工作，改变习惯，或者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一定程度的关心、持续的奋斗或规律性；如果没有竞争，这些都不需要。 [85]

但努力工作及投入更多关心和精力——这种描述听起来像极了马克思和马尔库塞关于异化劳动的描述，在本质上是想获得什么呢？这是哈耶克从未提及的问题。 [86] 难道经济真的不可能通过政府来实现人类目的和可能性的更高理想吗？

哈耶克认为，这的确不可能，因为这么做就违反了自由社会中市场的其他主要功能。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不仅使经济信息分散化，而且使得人类目的多样化。哈耶克在其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工作中首先提出了这个主题，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里又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述，然后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形成了体系。

利用维塞尔的观点——市场价格反映的不是某一客观的质量或数量，而是个人的主观评价——哈耶克认为，市场并不协调经济价值，因为他坚称不存在“经济价值”这种东西。他解释说：“经济考虑只是被用来协调和调整我们的不同目的，最终它们都不会是经济的……” [87] 因此，市场不仅仅是经济。

它也并不关乎“利己主义”，至少这个术语通常被这么理解。哈耶克认为，基于利己主义的市场活动理念足够正确但高度扭曲，因为它暗示着所有经济活动都出于自私，以及只有为了实现自私的目的才需要市场活动。哈耶克提出，我们在市场中追求利益，但（沿用韦伯）他注意到“利益”既是理想的又是物质的。因此，将“利己主义”同“目的”分离是极其荒谬的，这不是因为所有的目的最终都是自私的，而是因为无论我们的利己主义概念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它们都是通过市场在追求利益。那些想要赚钱养小孩或建教堂祭神的人，一样需要参与市场，正如那些赚钱购买豪车以期来吸引女性的人。天下父母和宗教信徒不会比花花公子更少地遵循自身利益，他们只是对其利益和目的有着不同的观念罢了。

哈耶克认为斯密关于自由的定义虽然是正确的，但也具有误导性。斯密曾将自由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其自身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哈耶克认为，斯密的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它无意中表明了“将对个人自由的支持与自负和自私联系起来”。他觉得将自由定义为“每个人都可以用其所知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状态”更为准确。 [88] 伏尔泰将利己主义描绘成对宗教或意识形态目的的替代物，哈耶克却认为这两者无法区分开来，它们都是通过市场来达到的。

如果所有人生的目的都进入经济的剧本中，那么理所当然地，试图计划“经济”也就相当于试图计划整个人生。由于不存在不同于政治、宗教和文化的经济领域，因而也没有具体的“经济计划”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身目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有力地阐述了这点，在其后续的著作中也重新提到了它。“经济控制不仅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然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 [89]

对于哈耶克来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缺乏“统一目的”，除了在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候，比如战争。与19世纪30年代流行“计划”相反，他认为经济计划只有以自由社会和民主政体为代价才具有可行性，因为它需要一定程度上对不同商品的精确和相对价值的社会共识，而这在自由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90] 在自由主义社会，国家是不道德的，它是“一台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挥其个性的实用机器”。 [91] 任何黑格尔甚至阿诺德关于国家的概念都变成了拥有教育功能。这一想法受到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疑。

“自由社会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把协议的必要性降低到了与自由社会中个人意见的多样性相兼容的最低程度。”哈耶克这样认为。但是，只有当其公民接受了共享共识不得不维持在有限程度的事实，民主才能得以存活，这也意味着政府所使用的目的最小化了。他写道：“我们不得不为民主制度支付的代价就是，限制政府行为触及那些可以保持一致性的领域。”虽然资本主义使民主成为可能，但“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受到了反资本主义信条的支配，那么就意味着民主会不可避免地自我毁灭”。 [92]

这正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重要主题。这本书引起争论的地方在于，导致德国纳粹主义兴起的进程也在英国获得了力量。致力于中央经济计划的政治家们无意中创建了一个更没有效率、更强大、更具侵略性和更专制的国家，这个国家寻求培养其公民遵循政府计划的品味和价值观念。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即便有追求民主的意愿，也会倾向于政府控制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从而走向极权主义。

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总结了作者早期的大量工作。正如马克思花费其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清楚阐述他最著名的书中的假设和含义并将其发表出来，哈耶克也同样倾尽余生来深入分析《通往奴役之路》并将它传播给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他的后续工作尝试着阐述他对资本主义、自由和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解，并将它们应用到战后世界的大环境。

“社会正义”之批判与福利国家之风险

《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为哈耶克在英国和美国都带来了声誉，发行量巨大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刊登了该书的删减版（由前社会主义者马克斯·伊士曼编辑）。这本书在英国被很多保守派人士接受，在美国更是在反对“新政”的保守派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公众的赞誉却是以牺牲学术上的认同换来的。左派学术界自然对哈耶克的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即使是哈耶克的同情者也认为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做类比过于严苛，对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是不公平的，显然哈耶克的言论过于夸张了，他的观点跨越了社会科学的界限而成了一种纯粹的争论。

战后哈耶克造访了维也纳，并和海伦娜·沃汉内克（Helene Warhanek）——一个他在与现在的妻子相遇之前深爱过的女人——修复了关系。他们决定与各自的配偶离婚，然后永远地在一起。不过海伦娜倒是省了很多麻烦：她的丈夫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93] 而哈耶克就有些麻烦了，虽然最终他与妻子离了婚，并娶了他的老情人，但这一举动让他的那些英国老朋友很是不满，于是他被迫离开英国，转而去其他国家寻找栖息地。然而，可能由于《通往奴役之路》在当时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也可能由于他的货币经济理论被同行认为已经过时，总之，哈耶克发现自己要想在美国的知名大学获得一个经济学教职相当困难。 [94] 在数家机构相继拒绝哈耶克之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主席最终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安排：聘请哈耶克为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但是他的薪水却由一家美国私人基金——沃克尔慈善基金——支付。 [95]

虽然哈耶克从1950年至1962年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但是这段时间内他关注的重点仍停留在欧洲，并且经常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两地。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哈耶克都保留着英国国籍，他一直将英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96] 仅仅是因为个人的际遇问题，他才不得不选择四处漂泊，漂泊并不是他内心所想要的。1962年，他搬到了德国政治保守主义的中心——弗莱堡大学，被称为“奥尔多自由主义”的德国经济自由主义是这所大学的招牌。他之所以移居这里主要是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可以为他提供养老保障，对于一个快要退休但又没有养老金，而且谋生手段有限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现实和重要的。尽管他此后的生命时间基本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度过的，但是哈耶克的影响力仍然主要在讲英语的国家。这是因为他最重要的两本著作都是用英语发表的——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和1973～1979年出版的《法律、立法和自由》。

《自由宪章》和它的姊妹著作，对后来所谓的“福利国家”这一理念进行了相对严厉的批判，如果还不能算作充满敌意的话。正如马尔库塞的言论经常被追随者误解，认为他只追求更多和更好的性高潮一样，哈耶克的理论也经常被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所引用，但事实上他的观点要比这些支持者更灵活、更柔和。

哈耶克所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对国家政权强制权力的限制，例如“社会中某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强制要尽可能少”。 [97] 但是，哈耶克知道自由只有在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时才能存在，国家政权实施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对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同等适用的，并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明确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自由的行动。这些规则包括“隐私权和保密权，这指的是每个人的房子是他自己的城堡，其他人哪怕是想去了解他在里面干什么都是不被允许的”。 [98] 规则中当然也包括财产权，但是对于财产权，哈耶克并没有将其内涵定义为永恒不变的，而是认为它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99] 哈耶克重申道：“保障每个人在一定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活动权是为了让他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知识。” [100]

哈耶克同意福利国家的某些目标，并认为其中的一部分的确是可行的，他承认“某些共同需求的确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满足”，而且“认为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的确可以不需要通过市场为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政府在有效且不带副作用的情况下，可以协助捐助者，甚至可以领导该项事业。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反对政府承担这些责任，甚至在某些领域，如社会保险和教育方面，政府承担发起者的责任也是无可厚非”。 [101] 所以，哈耶克并不是在原则上反对政府对劳动条件、建筑状况以及其他社会事件的监管。 [102] 哈耶克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不是针对政府想要追求的目标，而更多的是针对政府实施目标的方法。 [103] 他对国家垄断社保、医疗以及教育服务的行为持相当不信任的态度，因为这排除了自由竞争，后者往往是可以发现新的以及更好的方法来提供这些服务的。哈耶克竭力要向人们证明（广义上的）社会保障是可以通过一种既不损害个人自由又不阻碍社会创新的方法来提供的。 [104] 他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政府行为：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或者政治权宜而人为设定工资、租金以及商品价格，从而带来市场信息体系的扭曲。哈耶克断定上述行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无效率，更会损害社会的自由程度。然而，他认为此时的政治和思想潮流正朝向那个错误的方向。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公有制、废除利润目标制以及平等分配收入——即使不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基本被西方各国政党抛弃了。 [105] 在哈耶克看来，对自由的威胁再也不是来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和综合计划的支持者。现在这种危险来自重塑资本主义的企图，这种企图服从于“社会正义”的目的，这一目的或来源于通过民主政治表达群体利益理念，或来自这两种思想（民主政治和群体利益理念）的融合。

尽管社会主义者理想的公平理念因为其不具可行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了，但哈耶克认为它却正被另一种理想主义——社会正义——所取代。这一理念特别受到一类人的欢迎，这一类人虽然不是挖空心思去破坏市场机制，但认为“经济确实是需要人为调控的，这样才能产生符合他们心意的收入再分配局面”。 [106] 哈耶克认为从两种意义上来说，那些使用“社会正义”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所谈论的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定义，更不具备可识别性；其次，那种认为构造现有经济结构可能反映“社会正义”理念的思想本身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本质的深深误解。这个词组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咒语，并被纳入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教条之中，为所有基督教教派的神职人员所钟爱，这些人对超自然的启示录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转而向“社会宗教”寻求庇护和安慰，将天神的承诺替换为社会正义……的确，皈依“社会正义”似乎已经成为拥有道德良知的识别标识。但是，哈耶克刻薄地说道：“一个信条被普世接受，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当的，甚至不代表它是有意义的，恐怕没有比对女巫和鬼魂的信仰更普遍的了，但是这些概念从未能被证明是对的。”这一理念已经变成了一种“类宗教的迷信”。 [107]

哈耶克断言，那些鼓吹要重构市场经济体系以满足“社会正义”要求的人没有几个真正懂得他们所谈论的这个词组的真正含义。正因如此，这一理念才会被利己主义的组织所采纳并随意操控。他们宣称他们自己的收入与“社会正义”理念的标准是不相称的，所以他们要求政府对工资进行干预，对他们享受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干预，这样才能保护他们享受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或为他们创造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生活标准。

任何一种社会正义观都遇到了哈耶克所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事物——社会正义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分析市场的文化效应的人士和那些仍然在坚持自由的自由国家，都对目前的社会安排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有方法压倒了最终目的的倾向。滕尼斯说现代人好像来自“共产主义”，团结在共同的目标和信念之下，然后却进入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一切被计算好的“社会”。“共产主义”是依靠共同的理想而被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则是依靠共同的方法。齐美尔说，货币自身没有任何目的，但是它在一系列目的中发挥媒介的功能。哈耶克完全同意这些分析，但是他又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做了完全积极正面的延伸。他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让持不同信仰和观点的男男女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精密的分工协作，是因为他们依靠货币和共同规则相互联系，而后两者是方法体系的一部分，并不是目的。哈耶克将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比喻为“功利主义机器”的一部分，这台机器对于那些和别人在“到底应该怎么活”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非常好用的。这样，哈耶克就在不知不觉中对马修·阿诺德做出了回应。

哈耶克说正是因为自由国家和自由经济不是建立在对公共物品共享且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以这些物品完全不应该根据某些一般的价值标准而被无偿（从经济的角度）地赋予某些个体。事实上并没有全社会通用的价值体系。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中个体没有自己更高的价值标准和某种终极目标，这个社会就是不道德的，而是说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不同类型的个体和组织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目标和价值体系的。个体或者单位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这些事是利己还是利他都无关紧要。但是，他们不能坚持要求政府将他们的目的强加于别人头上，强加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要求政府设定工资、租金和价格。借用亚当·斯密的词，哈耶克将现代自由社会称为“大社会”（Great Society），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社会将形形色色的有着不同目的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在“大社会”中正义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对人身、财产以及合约保护这些方面——也就是传统上所谓的“交换正义”，而不是现在所谓的“分配正义”。这些正义的规则主要用于保护个体去追求他看得见的自身利益。哈耶克将“大社会”规则抽象和客观的本质与早期“部落社会”中特定性与利他性的共同道德准则进行了比较。 [108]

对于哈耶克来说，对那种来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正义”理念的追求，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大家都能面对面的组织内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却是过时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 [109] “大社会”并不打算根据某种所谓的关于优点和美德的共同标准来奖励某些个体，因为这些价值标准是需要一致同意的，而这种一致性基本是不存在的。摇滚明星之所以赚得比教师多，并不是因为前者在道德上比后者具有什么优越性，而仅仅是因为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因为愿意为了看某一位摇滚明星而支付大价钱去购买门票的人，明显多于愿意为某一位教师支付薪水的人。 [110] 资本主义社会，哈耶克说，并不会因为某种道德原因而去奖励良好的品行，而且他认为保守主义者由于错误的认识而对此进行争论，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为。 [111]

社会更多的是依靠市场进行调节而不是依靠共同的目的和信仰，要接受这样一种逻辑很显然会对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巨大的冲击，哈耶克这样判断，因为这些情感反映着早期历史阶段的需要，那种来自依靠共同使命而连接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的生存需要。但是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显然已经陈旧了，而且是有害的了。这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认识到正是由于仅仅依靠有限的政治强制手段去实现交换正义，才导致“大社会”的出现。 [112]

哈耶克认为，不仅需要市场和自由国家的法律，还要求不同的团体（宗教的、种族的以及经济的）都不再试图利用国家机器去强制实践自己所谓的正义或者美好生活的理念，唯有这样多元主义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小的团体才能继续生存，哈耶克阐述道，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小团体中，政治力量也不应该被用于去实行他们的制度。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应该完全是自愿，而且个体应该在不同团体之间自由流动，“只要他们愿意服从团体的规则，就应该被接收”。 [113]

对于某些有价值的少数派人士，即使他们对于某些种族、宗教或者文化来说可能是圈外人，社会也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保护可以通过削弱那些在国内存在的保护某些文化圈内人的意图，从而最小化该国对于文化和道德的要求。哈耶克知道上述方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团体内，个体自愿的合作必须要以牺牲一定的道德要求为代价，因为道德要求已经限制很多团体之间的合作或合并。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意识变革的基础之上，在这里外部者的家庭或文化圈子——外国人或者陌生人——不再被当作敌人，从而跨越了道德义务的界限。但是，这往往也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也就不再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重要了。 [114]

哈耶克还提出那些想要依靠政府以给每个人都带来“机会均等”的尝试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哈耶克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聪明的父母或者在情感上、文化上有教养家庭的替代品。那些不是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可能的确处在某些不利的境地，但是这种困难只需那些尝试控制孩子成长环境、略微有些激进的政府多些投入就可以被解决。更进一步，与伯克和黑格尔一样，哈耶克指出大部分人参与市场行为最主要的动机之一应该是通过提供用于住房、教育和其他机会的资金来保障孩子发挥特长。通过惩罚精英阶层的人、奖励不利境地的人以实现孩子的机会平等，只会让人们失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动机去工作和在市场中发挥才能。 [115]

亚当·斯密认为依靠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来实现普遍富裕的最大障碍来自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用政治权力绕过市场机制来追求自己的私利。他指出，商人特别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类人，因为他们规模小，居住在城市中，而且很容易接近当权者。他们曲解国家利益的内涵，利用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特别偏好对外贸施加政治限制，从而实现商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这些限制将会给全社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后，哈耶克从那些有能力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人身上，发现了对市场和自由社会发展来说类似的威胁。不过，哈耶克认为在目前大众民主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不再主要来自商人（他们仍然只是数量极少的少数派群体），而是来自其他一些利益集团，比如劳动工会。由于工会拥有众多会员，而且组织严密，所以工会在民主社会中可以通过投票权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再加上社会正义理念概念的模糊性，很容易被工会用作意识形态工具来追求自身团体的私利。 [116] 此外，工会容易使渴望团结的心理产生感性的、非理性的向往，而这种心理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是过时的，却从未熄灭过。 [117]

哈耶克注意到倾向于进步思想的人从来没有将工会视为自私自利的垄断者，反而认为它们对公众利益是有利的，原因仅仅是它们一般都拥有很多会员。 [118] 这种想法，哈耶克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哈耶克认为，如果工会真的是完全自愿性质的，那么它们在改善劳动环境的过程中自然可以扮演很有价值的角色。像社会中的其他团体一样，工会也是在合法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身体胁迫（比如纠察线等），或者能够利用法律赋予它们的垄断权力去阻止非会员被雇佣，那么它们就已经带来危险了。像其他成功的垄断者一样，工会成员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以工资的形式）。但这种收入的提高却是以牺牲那些非会员的利益换来的，非会员们只能被迫从事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哈耶克抗议道。 [119]

而一旦工会将工资推高到超过企业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在这一点企业利润最大化——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这是因为此时企业会解雇工人，甚至直接倒闭；又或者是因为劳动成本太高，导致利润降低而无法开展新的商业活动。“当前工会所处的地位势必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哈耶克在1960年预测道，“因为它们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发挥作用，可是它们事实上却在竭尽全力地破坏市场经济。” [120]

令哈耶克特别担忧的是，当前在西方各国的当权者中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政府有责任去维持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诸多经济学信条中的一条。哈耶克说，政府降低失业率的办法就只剩下增加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了，而这又会催生高通胀率，进而降低工会会员到手工资的实际价值，最终使企业重新获得短暂的盈利。高价卖出产品的同时仍按通胀之前的水平给员工支付工资，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而员工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但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为了赶上日益严重的通胀速度，每个人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效应”：对持续通胀的预期引起更高的工资要求，而政府被迫向经济体中注入更多的货币，而这只会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被迫通过管制价格和工资水平来控制通胀的螺旋上升过程。这样一来政府就退到了对经济进行管制的阶段，从而扭曲了，如果不是破坏的话，市场的信息传导体系。 [121] 有一种危险仍在不断地加速通胀，那就是货币在持续不断地贬值，以一种难以估计的速度贬值。因为货币是市场参与者计算如何采取经济行动的单位标准，在货币不断以未知速度贬值的情形下，信息传导体系必然日益扭曲，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用温度计测量温度，但温度计的计量单位却在不停地、无规律地发生变化。 [122]

哈耶克并不反对民主，但他认为相对于市场和自由国家的优点，民主的优点有些被夸大了，他认为民主最优的好处是它保证了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过渡。他担心，如果不对民主立法做一些制度性限制，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激励将会导致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将会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向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当权者诉说自己集团的要求。这将会导致国家对工资与价格设定等经济问题的干涉不断增多，将会导致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日渐提高，将会导致保障经济创新的自由空间被日益压缩。换句话说，民主可能会最终破坏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中间不断出现的悲观情绪，现在它在哈耶克的思想中再次回归了。尽管“创造性破坏”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物质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机遇，但是只要有机会，大部分的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收入资源免受“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所以，依靠大部分人的投票来决定经济问题，开出来的药方只能导致滞胀。 [123] 从长期来看，哈耶克论道，自由民主社会要想生存就必须对依靠政治进程决定的一系列问题施加必要的限制。 [124] 他用讽刺的口吻问道：“难道人民就没有其他方法来维持民主政府，而只能将无限的权力赋予一个被选举出来的小团体吗？这些人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做决策，也必须要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贿赂足够多的选举人去支持他们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打败其他组织。” [125]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哈耶克对上述难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的建议是运用宪章机制限制当权者，使他们不能够轻易地通过相关法律来为特定个人和集团谋求利益。 [126] 考虑到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信息传导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民选政府总存在着制造通胀冲动的情况，哈耶克也给出了一个激进的药方——货币去国家化。他建议，剥夺国家手中的铸币权，允许货币的跨国竞争，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货币，这将保证唯有稳定的货币才会被人民选择。 [127]

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很多读者来说，哈耶克上述思想中的很多内容，正如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在1790年看起来的那样，显得很夸张和不可思议。但是仅仅十年之后，哈耶克当初的预测就被证实了，显示出他的先见之明。当权者和决策者们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了哈耶克的著作。这既是因为世界将沿着哈耶克所预测的方向发展前进——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那样，更是因为哈耶克的思想已经被其他学者吸收和传播开来了。

知识分子再论

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众多其他思想家一样，从伏尔泰开始，哈耶克同样相信知识分子的力量，他认为后者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哈耶克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全部是原创的；另一类被称为“知识分子”可能更合适，哈耶克将他们定义为“思想的二道贩子”或者“知识获取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获取原创思想家的思想，对它们进行过滤加工，并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思想就像筛子一样，那些新的思想和理念通过筛选来到了大众的面前。” [128] 只有当知识分子——至少是某些知识分子——相信这些思想的有效性，并且通过了他自己的“筛子”，这些思想才有可能有效地影响政治。

知识分子塑造了公众思想，但如果指望当权者能够在公众思想之外自成一格地提出发展方向，哈耶克认为那绝对是徒劳。“即使成功的政治家也要受制于某些力量——他只能在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思想框架内行动，他必须按照常规谈话或行动。说当权者也是某一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往往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在民主社会中他的任务是找出哪些观点被最多的人所认同，而不是在当前给出某些在遥远的未来可能成为主流的新观点。” [129] 如果说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那么政治哲学就是让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政治上貌似合理之事的艺术。 [130] 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如他自身一样，就是“通过坚持大多数人不打算考虑的想法，坚持大多数人都觉得讨厌的原则”来挑战大多数人的观点。 [131]

哈耶克相信，那些新思想在第一次被清楚完整地表达出来之后，如果一旦以系统和抽象的形式出现在政治辩论中，就必然能够影响到一代人，甚至更多代人。 [132] 熊彼特曾经（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过，知识分子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各种思想的听众，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属于人民喜欢的类型而备受折磨。但是哈耶克则相反，他不会去讽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变化，知识分子是能够依靠思想的力量而产生影响的。 [133]

他的论断被他自己的经历证实了。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的十年里，哈耶克的著作受到学界相当严厉的批评，即使是那些和他共享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人也批评他，认为他只片面地看到了政府威权统治存在时自由的损失，而忽略了威权统治的价值。 [134] 但是，他的书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知识分子的认识。哈佛大学的温和左翼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在1954年写道：“十年前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在美国学术史上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它标志着思想观点的逐步转向——不论是在学术圈还是在一般公众当中——变得更加积极正面地评价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转向在过去十年中非常明显。” [135]

由于他非常相信思想在民主社会中的力量——作为媒介连通着知识分子，所以哈耶克在学术之外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创立新的机构以在现有基础之上培养他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哈耶克就成立了一家由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组织，以便进行学术讨论，并相互支持。由于1947年在瑞士旅游度假胜地——蒙特勒——举行了第一次集会，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蒙特勒俱乐部。该组织并不通过向政府提交议案，而是通过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来发挥影响力。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经济学家，包括路德维希·艾哈德。艾哈德在纳粹倒台之后，以市场为基础，为振兴西德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蒙特勒俱乐部还催生了大量国家组织致力于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发挥务实的作用。 [136]

哈耶克还为另一个机构，“智囊团”，提供了启发和思想支撑，该机构是模仿英国费边协会建立起来的。作为这些机构中的佼佼者，经济事务研究所（IEA）1957年成立于伦敦，该研究所在研究哈耶克作品的同时，也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IEA又催生了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促使保守主义政党更趋向于哈耶克主义。该机构由基思·约瑟夫领导，副主席为玛格丽特·撒切尔。1974年撒切尔成为保守党党魁之后任命约瑟夫主持该党的政策和研究工作。约瑟夫在演讲和宣传册中表达的主题——对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的渴求、社团主义的危险、通胀政策的危险——都是相当受欢迎的，而关于这些主题哈耶克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研究过了。 [137] 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是我们所信奉的”，撒切尔这样告诉保守党的政策研究部门。 [138] 在美国也一样，新智库大量出现，研究、规划政策，并传播哈耶克的思想。

不过哈耶克思想的重新兴起，主要不是因为他创立的那些组织或者那些智库在不遗余力地传播他的信条，而是因为到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关于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发展的预言式假说越来越与现实数据相吻合。当1974年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时，这可能预示着人们重新认识他的时刻即将到来。

哈耶克时刻

20世纪50～60年代是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年代，同时也是西欧和美国政府服务大规模扩张的时代，而70年代则是经济发展放缓和出现滞胀的十年。在50～60年代，雇主与劳工组织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雇主必须将劳动力需求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当然这个范围也要保证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工会可以定期从工资上涨以及雇主对工会成员的其他支付中获得收益，同时工会还会利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去强化“福利国家”的相应政策。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策重心仍在向左倾斜。劳动力短缺，再加上日趋激进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空前高涨的要求建立更多工会的社会氛围，这在英国尤其严重。工资的上涨速度远高于利润上涨速度，严重限制了投资资本的积累。 [139]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维持收入水平、教育以及医疗需要，政府支出日趋膨胀，政府被迫不断提高税率。 [140] 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人们预期政府的福利供给仍然会持续增加，两种效应的叠加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赤字像气球一般膨胀。

在西欧，1960年仅为1%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此时哈耶克在他的《自由宪章》中就对通胀危险进行了警告——在1961～1969年升到了年均3.7%，在1969～1973年又进一步涨到了年均6.4%，在1973～1979年里更是超过了10%。 [141] 当通胀率逐步爬升时，政府大都会选择一种被英国工党称为“收入政策”的应对方式：当权者试着或通过直接立法，或通过与劳工和企业领袖谈判的方式，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地设定工资。在美国，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面对像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胀率选择了直接的政府控制，他在1971年宣布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暂时冻结，并在1973再次执行暂时冻结政策。 [142] 而他的英国同行，来自保守党的首相爱德华·希思则实行了一个综合计划以控制价格和利润分红。 [143] 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经历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最高的失业率——9.2%。失业率和通胀率在他的民主党继任者吉米·卡特任期内仍在不断地攀升。

让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感到最困惑与惊慌失措的是，曾经被奉为灵丹妙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工具此时怎么变得如此无用。二战后政府在与失业问题做斗争时，一直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货币供给来刺激需求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众所周知，这是一种通胀性政策，但是社会普遍认为这种危险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果通胀威胁超出掌控范围，政府只需缩减货币供给，以一定的失业为代价就可以解决这种威胁。但是到了70年代后半期，上述方法并没有发挥设想中的作用。失业率和通胀率都在高涨，而经济增长却几乎停止。这就是停滞和通胀，组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滞胀”。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中的西欧国家以及北美国家而言，1973～1979年它们的失业率与通胀率这两项统计值都超过了15%。 [144] 而与此同时，公共支出仍在不断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公共支出所占据。到70年代末，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支出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8.5%。 [145] 而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1980年的公共支出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6%。 [146] 此种现状终于引发了纳税人的不满和抗议，他们很不情愿自己收入中如此大的一部分被拿走。

西方福利国家的这场经济危机开始让人反思，先是政策研究者，然后是当权者，最后连普通选民都加入进来。人们对政策前提进行思考，并考虑要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与哈耶克曾经的“苛责”相契合。这一突破首先来自英国，其他福利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在这里似乎显得更加严重。到70年代末期，英国政府看起来对公共支出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胀率高得离谱（年通胀率达到了24%），而经济增长率同样低得让人失望。大量的财政收入被用于帮助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工人保住工作，这两个二战后被国有化的行业事实上已经处于衰落阶段了，虽然仍然在开设分厂和煤矿，却好久没有盈利了。1974年当保守党政府打算拒绝煤矿工人提升工资的要求时，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导致整个国家在晚上陷入了一片黑暗。此次罢工最终导致了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下台。1978～1979年的冬天，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为了应对一系列由公共部门工会组织的罢工，新政府差点一上台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些罢工导致垃圾堆满了街头、医院服务缩减，而且因为挖墓人也罢工了，以至于连死人都没人埋了。卡车司机的罢工抗议活动导致大量必需物品的运输被暂停。 [147] 为了应对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冬天”，英国选民倒向了保守党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边，保守党在1979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她在哈耶克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事，基思·约瑟夫，进入内阁，担任工业国务秘书。

他们通力合作转变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同时还制定法律限制工会的权力，包括限制纠察队的权力，要求全国性工会组织在财政上对地方工会组织采取的行动负责。撒切尔拒绝了导致通胀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将不再为了刺激经济而大量增发货币，而且政府认为失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现象，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困难。撒切尔政府出售了所有的国有产业，鼓励创业和企业发展，并削减了工资税。 [148] 撒切尔在1983年和1987年获得连任，到1990年退休时，她主持完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撒切尔主义”的最重大胜利是对英国政治格局的变革，事实上，撒切尔的很多政策和部分观点被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模仿并沿用。

当一个倾向于哈耶克主义的政府首脑在对英国经济进行改革时，在美国的另一位领导人也在尝试着类似的改革。哈耶克和米塞斯是罗纳德·里根总统最常提起的两位经济学家。 [149] 在他1980年竞选美国总统的阵营中有67位经济学顾问，其中有23位曾经是蒙特勒俱乐部的成员。 [150] 和撒切尔一样，里根致力于削减工会的权力。在他颁布的第一批法案中，其中一部就是要求撤换空中管制工会中参与罢工的成员。里根同样也鼓励创业，致力于减税，并大幅减少政府管制。和撒切尔一样，里根也打算对持续高失业率采取容忍态度，并将失业看作打破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哈耶克很早就已经分析过——的一种有效方法。

在1986年启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撒切尔与里根呼吁采取斯密式政策，大幅削减关税以鼓励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政策分别得到他们的工党和民主党继任者的延续和发展。国内去监管化，而在国外需要与外国生产商进行竞争，这些为这两个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此时企业为了能够与外国生产商竞争需要不断对自身进行升级改造。对于部分行业，比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企业被迫放弃了原来那种少数几家大公司与工会之间安逸的利益分配安排，原来的那种利益分配让双方都在榨取半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好处。 [151] 在美国和英国，左翼政党被迫转型，向撒切尔和里根所定义的那个方向转移，这种现象正是哈耶克思想的伟大胜利。

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代表着一种“哈耶克时刻”，这一股热潮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智库世界里兴起，紧接着在80年代影响了政府决策。而此时此刻另一种形式的“哈耶克时刻”也正在那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的欧洲国家中上演着。

如果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所经历的阵痛已经验证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的预言的话，那么苏联和它的东欧卫星国的经济灾难则证实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曾经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严厉批评。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在阻碍信息和激励传导的基础上，这样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但是它并不算严重的曲解。 [152] 人为制造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欧市场经济之间在总量上的差距，这些统计数据也没有包含东欧计划经济国家所生产商品的质量、适用性、耐用性以及可获得性等方面的信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资源的不断投入，而不是依靠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经济增长策略就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了，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已经被用到了极限，延迟消费以实现资本积累的策略也已经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共产主义经济在70年代就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到80年代更是日渐萎缩。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东欧国家进行了多次改革尝试和试验，这些改革都试着进行分散决策，并力图创造与市场价格体系相类似的系统。但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工厂或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们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去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进行创新。 [153]

由于社会主义政权中严重的自由缺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问题就显得特别棘手，导致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了哈耶克。在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学习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时，共产主义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发现，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批判理论来自哈耶克。在波兰，哈耶克的著作被广泛传播，很多人都在阅读。 [154]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夫，受命阅读和研究哈耶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敌人”。但不幸的是，克劳夫被“敌人”“策反”了，他开始相信“敌人”实际上是对的，此后他就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他们的思想。柏林墙倒塌之后，克劳夫在捷克斯洛伐克新自由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1992年在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之后，他又成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理。在其担任总理期间，克劳夫主持完成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包括出售国有企业，创立可自由兑换货币等。 [155] 这些改革帮助捷克一跃（虽然短期内可能比较痛苦）成为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其他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开展了类似的改革和尝试，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992年去世时，许多国家在除了经济体制外的其他方面也在向哈耶克主义的方向转变。虽然并没有国家采取哈耶克所设计的蓝图，即削减民选立法机构所掌握的经济权力，它们的影响力却通过其他一些方式被削弱了。在美国，尽管通过宪法修正案管理预算平衡进而实现修改宪法规则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国会和总统最终还是在预算平衡计划上达成了一致，该计划（如果得以坚持的话）将会对立法机关的开支权施加限制。在西欧，那些渴望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被要求将本国的财政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这是另外一种创造规则以限制民选立法机构开支权的方式。民主政治对货币发行的影响也被截断了。在美国，上述目标则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美联储被赋予全权，在对抗通胀率方面具有独立地位。首先自阿根廷开始，之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官方宣布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这是又一种阻止民选当权者对货币发行施加控制的方式。在欧洲，普遍采用欧元作为统一货币，同样有助于削弱民选立法机构的经济权力。上述所有例子中，民选立法机构都自缚手脚，以防止自己再度陷入追求政府高支出和高通胀的诱惑中。

总而言之，20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绝对算得上“哈耶克时刻”，他那曾经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被人唤醒，而且似乎很合乎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体制都被大大强化了，这为资本主义这个百年老字号注入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这反过来又催生了一出充满哀怨的合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幕自18世纪以来已经反复出现很多次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弱化；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破坏；社会的统一性逐渐消失；团结的基础被日渐侵蚀，利己主义思想渐渐膨胀，财富分配越发不平；庸俗主义文化最终成了主流。但是，我们更应该去发现社会积极的一面：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国家参与到全球财富分配中来；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好的交流成为常态；新的文化组合和个体发展的新机会，正如齐美尔所说的，越来越多地出现了。

哈耶克思想的冲突与局限

正如很多思想家一样，哈耶克为了对抗迫在眉睫的敌人而发表言论和观点时，存在着明显一边倒式的片面性，甚至会夸大其词。当他试图将不同的知识传统都融进他的著作中时，思想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哈耶克断言那种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塑造以满足某些特定价值观念的想法，背叛和曲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所谓“自发秩序”的理解问题。根据这种含义，他事实上说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似乎总将它们混为一谈）。哈耶克将市场秩序称为“自发的”，因为它通过市场中的自利动机相互吸引，而不是依靠人为规划来协调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动机。 [156] 借助“自发秩序”这一概念，哈耶克是要告诉我们市场秩序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理想观念，以计划和刻意的形式出现的。市场“自发”地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经历了很多试错过程，最终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用的而被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市场过去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继续发展——主要依靠文化变革。 [157] 它是由一系列——从某种意义来说——“人造”的制度组合而成。但是，这既不意味着此类制度是可以主观创造的，也不意味着人们能够为了满足某种理想而重构这些制度。但是，哈耶克很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在很多地方市场被决策者人为地引进，尝试着去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收入，而且目前看来效果似乎还不错。

为了解释“自发秩序”理念，哈耶克引经据典，从亚当·弗格森，到大卫·休谟，最后到亚当·斯密，但是很显然哈耶克要比这些被添加到他的知识分子家族谱中的苏格兰人保守得多。 [158] 这股在他30年代的作品中就已经开始涌动的保守主义暗流在他后期著作中变得汹涌澎湃 [159] ，而他也更加强调，他想要保留的最重要的制度——自由市场和捍卫自由市场的法律体系——不是理性刻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人类行为不经意的产物。尽管哈耶克明白市场秩序确实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是他反对以任何特定的标准对市场进行评判。某些时候哈耶克思想更趋近于某种极端，他强调我们是没有能力完全理解市场的，我们对它唯一能做的只是接受和顺从。 [160] 哈耶克运用文化进化过程来解释市场制度和法律规则的发展，他认为这些制度和规则能够满足变化着的人类需求，所以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终将被人类接受。 [161] 同许多进化主义学者一样，哈耶克显然将制度能够最终存活看作这些制度具有优越性和合理性的依据。但有时候哈耶克似乎也发现，进化发展带来了自身的灭亡，我们没有必要去接受没有意义的演化。 [162]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哈耶克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加保守了。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哈耶克开始将宗教视为一种有效的行为表达模式，能够对市场制度和法律规则进行有效的补充，即使宗教内容并不是真的，或者说是虚构的。 [163] 但是，这种言语上对传统日渐亲和的态度与他一直强调的创新进步观点明显产生了冲突，在那里他要求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创新分子要扮演进步的角色，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为其他人树立模仿、学习的榜样。另外一种被哈耶克忽视的矛盾来自他一直捍卫的现代西方世界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加速瓦解那种陈旧的、传统的、被他称为“部落式”的生活方式。 [164] 但人们可能会问，早期传统在失去哈耶克所说的那些积极性功能之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重塑？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说明哈耶克从来都没有能够将他的斯密-熊彼特式动态发展的一面与他保守的另一面成功调和到一起。当然，伯克也没能做到。事实上，对于所有保守的资本主义卫道士来说，这都是一个难题，包括像哈耶克这样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在内。

作为一个思想家，哈耶克的弱点是他非常容易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进行过分夸张，以扩大其范围。他的思路水晶般清澈，可惜略显片面。他反感由政府出面保护某种特定文化的理念——维也纳贱民自由主义的遗产——这让他无视人类精神共享的需求，哪怕只是有限到黑格尔所谓的“伦理性”共享的程度。维也纳反自由的经历，以及其后的共产主义和纳粹，让哈耶克很难对道德共识是否可以在市场制度方面发挥合理作用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事实上，并不是哈耶克没有认识到共同传统的作用，而是他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一概念与他更广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调和。他对通过美化社会团体来保护某种特殊利益的做法进行了质疑，这种质疑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但也让他低估了社会团结而不是社会松散的价值。当面对外来侵略时，为了保家卫国而需要做出自我牺牲，这种精神显然已经超出了哈耶克的理论范畴，尽管从对抗第三帝国，到对抗苏联，再到马岛之争对抗阿根廷，他都显露出了鹰派的面目。 [165] 哈耶克强烈反对政府强权，使得他眼中的自由就等同于从政府权力压制下解脱出来，但是他忽略了雇员受到雇主私有产权的限制时也会有受到强权压迫的感觉，这种私有强权的存在可能就需要政府权力对其进行管制。 [166]

有时候哈耶克夸大自己观点的习惯会导致他的自我矛盾。他对人类知识局限性——也就是我们无知的程度——的强调让他对所有理性的制度设计都不信任。但是，这又与他自己对制度变革的论述不一致，在这里他认为制度变革应建立在对当代民主制度故障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 [167]

哈耶克反对运用政府力量保护任何一种文化，这让他断然否定存在某些共享的文化标准以有效约束市场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他就无法对市场的负面效应进行评价，也就无法提出需要修正弥补这些负面效应的合理解释。在这一方面，哈耶克远比他尊敬的前辈亚当·斯密要片面得多。伯克的名言——“对个体来说，自由就是他可以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我们庆祝自由时，有必要知道他高兴想做的究竟是什么”——绝对不适用于哈耶克的身上。那些无私的、具有阿诺德式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批判时总是批判完这一方再批判另一方，以期达到一种思想上的平衡，并消除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往往会把人引向偏激：与马尔库塞一样，哈耶克却总是与片面为伍。如果说这种片面和偏激成就了哈耶克在学术上达到全新的高度，那么同时也使他远离了均衡且全面的哲学发展路径。

也许，谙熟关于“市场概念”的“最佳思考和辩论精华”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这样的视角也许刚刚从哈耶克的思想起航。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终止。

[1] 哈耶克的主要著作缩写如下：Road =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1944；reprinted with a new preface 1976）. CL =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1960）. LLL ，1 = 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 ，volume 1，Rules and Order （Chicago，1973）. LLL ，2 = 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 ，volume 2，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Chicago，1976）. LLL ，3 = 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 ，volume 3，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1979）. Hayek on Hayek = 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Chicago，1994）。

[2] CL ，p.vi.

[3] 在这方面，他与他朋友卡尔·波普的“构想中的大都市社会”理念有许多共通之处。The phrase comes from Malachi H.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 （Cambridge，2000），p.308.

[4] Hayek on Hayek ，p.48.

[5] Hayek on Hayek ，p.68.

[6] See Wieser’s 1901 rectoral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Prague，“Ue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ewalten”（1901），reprinted in Friedrich von Wieser，Gesammelte Abhandlungen （Tubingen，1929），ed. Friedrich A.von Hayek，p.375；and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Das Gesetz der Macht （Vienna，1926），pp.486-97；and Erich Streissler，“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p.35，and Streissler，“Arma Virumque Cano：Friedrich von Wieser，the Bard as Economist”（1985），reprinted in Stephen Littlechild（ed.），Austrian Economics ，3 vols.（Aldershot，1990），vol.1，pp.72-95，at p.75.

[7] Erich Streissler，“Arma Virumque Cano，” vol.1，pp.72-95，at p.85.

[8] See Steven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1989），p.187.我对于维也纳文化中犹太人角色的许多讨论和认知都要感谢贝勒（Beller）的这本很有见地的著作。

[9] 当年轻的哈耶克被迫参加弥撒时，他们的世俗一面从其惊愕的表情中一览无遗：Hayek on Hayek ，pp.40-1。

[10] Hacohen，Karl Popper ，p.39.

[11] See Barbara Jelavich，Modern Austria：Empire and Republic，1800-1986 ，（Cambridge，1987），pp.144-5；Paul Silverman，“Law and Economics in Interwar Vienna：Kelsen，Mises，and the Regeneration of Austrian Liberalism”（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84），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and Malachi Hacohen，“Karl Popper，Jewish Identity，and ‘Central European Cultu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71，no.1（March 1999），pp.105-49.

[12]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 ，p.183.

[13]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 ，p.34.

[14] See Marsha Rosenblitt，The Jews of Vienna，1867-1914 （Albany，N.Y.，1983），chapters 2 and 3；and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 ，passim.

[15] Derek J.Penslar，Shylock’s Children：Economics and Jewish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 （Berkeley，2001），chapter 4.

[16] Ernest Gellner，Language and Solitude：Wittgenstein，Malinowski，and the Habsburg Dilemma （Cambridge，1998），pp.12，85，11.

[17] Gellner，Language and Solitude ，p.35.

[18] For an overview see Fritz Weber，“Hauptprobleme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Entwicklung Osterreichs in der Zwischenkriegzeit，” in Franz Kadrnoska（ed.），Aufbruch und Untergang：terreichsche Kultur zwischen 1918 und 1938 （Vienna，1981），pp.593-621.

[19] Frederick Hertz，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Danubian States：A Study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1947；rep. New York，1970）.

[20] Hayek on Hayek ，p.53. Hans Jorg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Die Tradition der Freiheit （Dusseldorf，2000），p.42.

[21] Hacohen，Karl Popper ，p.294.

[22] Hacohen，Karl Popper ，pp.296-7.

[23] Adam Wandruszka，“Deutschliberale and deutschnationale Stromungen，” in Norbert Leser（ed.），Das geistige Leben Wiens （Vienna，1981），pp.28-33.

[24] 关于基督教和教会选区，参见：John Boyer，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1848-1897 （Chicago，1981），and John Boyer，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Vienna：Christian Socialism in Power，1897-1918 （Chicago，1995）。

[25] Quoted in Alfred Diament，Austrian Catholics and the Social Question，1918-1933 （Gainesville，Fla.，1959），p.23.

[26] Boyer，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 On Christian Social anti-Semitism see also Beller，pp.193-201.

[27] Quoted in Anton Staudinger，“Christlichsoziale Judenpolitik in der Grundungsphase der osterreichischen Republik，” Jahrbuch für Zeitgeschichte 1978 （Vienna，1979），pp.11-48，at p.17. On antisemitism of the Christian Socials after 1918，see 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rev. ed.（Cambridge，Mass.，1988），pp.309-12.

[28] Arbeiterwille ，July 14，1920，p.1，“Die Christlichsozialen und die Bauernbundler fur die judischen Borsianer，” quoted in Dieter A.Binder，“Der ‘reiche Jude’：Zur sozial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und zu deren antisemitischen Feindbildern in der Ersten Republik，”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no.1（1985），pp.43-53，at p.51.

[29] Binder，“Der ‘reiche Jude’，” passim，and Helmut Gruber，Red Vienna：Experiment in Working-Class Culture，1919-1934 （New York，1991），pp.26-7，and the works cited in p.195，n74.

[30] See Andrew C.Janos，The Politics of Backwardness in Hungary，1825-1945 （Princeton，N.J.，1982）.

[31] Wieser，Das Gesetz der Macht .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848.

[32] Wieser，Das Gesetz der Macht ，pp.368-9.

[33] Wieser，Das Gesetz der Macht ，pp.373-4.

[34]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 ，p.12.

[35] See Erika Weinzierl，“Hochschulleben und Hochschulpolitik zwischen den Kriegen，” in Norbert Leser（ed.）Das geistige Leben Wiens （Vienna，1981），pp.72-85，and her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Perio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4，The Authoritarian State （Columbia，Mo.1999），pp.11-2；and Brigitte L.Fenz，“Deutscher Abstammung und Muttersprache”：terreichische Hochschulpolitik in der Ersten Republik （Vienna，1990）.

[36] Earlene Craver，“The Emigration of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8，no.1（1986），pp.1-32，at p.7.

[37] Hayek on Hayek ，p.54.

[38] Hayek on Hayek ，，p.59.

[39] Hayek on Hayek ，pp.57-59.

[40]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33.

[41]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203.

[42] Craver，“Emigration，” p.5. For later examples of Mises’ fanaticism，see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223.

[43] Craver，“Emigration，” p.19.

[44] Beller，Vienna and the Jews ，p.20.

[45] T.W.MacCallum，The Vienna That’s Not in the Baedeker （Munich，1929），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German book written by Ludwig Hirschfeld，Was nicht im Baedeker steht：Wien und Budapest （Munich，1927），pp.54-5.

[46] Hayek on Hayek ，pp.61-2.哈耶克这个名字事实上通常是个犹太人的名字，由希伯来语“Hayim”衍生而来，加以德语中表示热爱的尾缀。Dietz Bering，The Stigma of Names：Antisemitism in German Daily Life，1812-1933 （Ann Arbor，Mich.，1992），p.284.

[47] Road ，pp.140，139.

[48] CL ，p.81.

[49] CL ，p.80.

[50] 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ed. Gertrude Himmelfarb（New York，1974），pp.129，131.

[51] See the essays “Ue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ewalten”（1901）and “Arma virumque cano”（1907）；both are reprinted in Friedrich von Wieser，Gesammelte Abhandlungen （Tubingen，1929），ed. Friedrich A.von Hayek. See also Wieser，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Tubingen，1914），and Wieser，Das Gesetz der Macht .

[52] Ludwig von Mises，Die Gemeinwirtschaft：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 （Jena，1922），p.202；translated by J. Kahane as 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Ind.，1981），p.188. The original wording reads “stets nur Sache der wenigen，der Fuhrer.” 关于此书对于哈耶克的影响，参见他在1981年出版的英文版“序言”。

[53] Road ，p.6.

[54] Road ，pp.4-5，116-7，209.

[55] Road ，p.118.

[56] In a 1963 lecture，“The Economics of the 1920s as Seen from Vienna，” published in Peter G.Klein（ed.）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4（Chicago，1992），pp.19-39，at pp.27-9.

[57] CL ，p.343.

[58] Charles A.Gulick，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1，Labor’s Workshop of Democracy ，2 vols.，（Berkeley，1948），pp.439-45.

[59] Gulick，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1，p.448n.

[60] Gulick，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1，pp.492-3.

[61] In Hayek，Das Mieterschutzproblem. Nationalonomische Betrachtungen.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National onom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am 18 Dezember，1928，Bibliothek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Politik ，no.2（Vienna，1929）. The piece was republished with minor changes as Friedrich von Hayek，“Wirkungen der Mietzinsbeschrankung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vol.182（1931），pp.253-70.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29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Austria：The Repercussions of Rent Restrictions，” in Hayek et al.，Verdict on Rent Control （London，1972）.

[62] Lionel Robbins，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1971）.

[63] Arthur Marwick，“Middle Opinion in the Thirties：Planning，Progress and Political ‘Agreement’，”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64），pp.285-98.

[64] Hayek on Hayek ，p.66.

[65] F.A.von 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1935）.参见他在就职演说中对于计划的批评：“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1933），reprint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3（Chicago，1991），pp.17-34，at pp.32-4。

[66] V.I.Lenin，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in Lenin，Collected Works （Moscow，1960），vol.25，pp.478-9，quoted in David Ramsay Steele，From Marx to Mises：Post-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La Salle，Ill.，1992），pp.68-9.

[67] See Steele，From Marx to Mises ，pp.69 ff；Martin Malia，The Soviet Tragedy：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1917-1991 （New York，1994），chapter 4.

[68] Steele，From Marx to Mises ，pp.124 ff.

[69] 关于历史上在米塞斯之前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参见：Richard M.Ebeling，“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Ludwig von Mises and His Predecessors，” pp.56-101，in Jeffrey M.Herbener，The Meaning of Ludwig von Mises （Norwell，Mass.，1993）。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量的争论，参见：Gunther K.Chaloupek，“The Austrian Debate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Econom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2，no.4（1990），pp.671-5。关于争论内容的重要性，参见：Karen I.Vaughn，“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The Austrian Contribution，” Economic Inquiry ，vol.18（October 1980），pp.535-54，reprinted in Austrian Economics ，vol.3，pp.332-51；Bruce Caldwell，“Hayek and Soc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5（December 1997），pp.1856-90。在哈耶克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争论部分最为有用的内容，参见：Jeremy Shearmur，Hayek and After：Hayekian Liberalism as a Research Programme （London，1996），chapter 2。

[70] Ludwig von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in 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126.

[71]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pp.96，116.

[72] Erich Streissler，“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9，no.2（1988），pp.191-204，reprinted in Austrian Economics ，vol.1，pp.24-37，at p.28.这里的页码指再版版本。

[73]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pp.97-111.

[74]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pp.121-2.

[75] Hayek，“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p.203-6.

[76] Hayek，“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p.7-8.

[77] Hayek，“Economics and Knowledge，” 1937 and reprinted in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1948），p.50.

[78]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and “The Uses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first published in 1945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5，no.4，pp.519-30 and reprinted in Chiaki Nishiyama and Kurt R.Leube（eds.），The Essence of Hayek （Stanford，Calif.，1984）.

[79] Hayek，“The Uses of Knowledge.”

[80]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1946），in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1948），p.97.

[81] Hayek，“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1978），p.180；also reprinted in The Essence of Hayek . See also the earlier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1946），in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1948）.

[82] Hayek，“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1946），in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1948），and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1978），also reprinted in The Essence of Hayek .

[83] LLL ，3，p.75.

[84] Hayek，“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p.189.

[85] LLL ，3，pp.76-7.

[86] SeeYvon Quinious，“Hayek，les Limites d’Un Defi，” Actuel Marx ，no.1（1989），p.83，quoted in Alain de Benoist，“Hayek：A Critique，” Telos ，no.110（Winter 1998），pp.71-104，at p.85.即使认为这篇文章并不十分公正，它亦是一篇很有思想的文章。

[87] CL ，p.35.

[88] LLL ，1，pp.56-7.

[89] Road ，p.92；repeated with slight variation in LLL ，I，pp.186-7.

[90] Friedrich Hayek，“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Contemporary Review ，April 1938，pp.434-42，reprinted in Bruce Caldwell（ed.），Socialism and War：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10（Chicago，1997），to which page numbers refer；p.183. Similarly，Road ，p.58.

[91] Road ，p.77.

[92] Hayek，“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pp.184-5. Repeated with slightlydifferent phrasing in Road ，p.69.

[93]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230.

[94] 也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一动机是为了后来将哈耶克排除在芝加哥经济学院之外，参见：Alan Ebenstein，Friedrich Hayek：A Biography （New York，2001），p.174。

[95] John U.Nef，Search for Meaning：The Autobiography of a Nonconformist （Washington，D.C.，1973），pp.237-8；John Raybould，Hayek：A Commemorative Album （London，1998），p.67；Hayek on Hayek ，pp.125-8，143.

[96]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329.

[97] CL ，p.11.

[98] CL ，pp.141-2.

[99] Road ，pp.36-39；LLL ，I，pp.108-9.

[100] CL ，p.156.

[101] CL ，pp.257-8. Similarly，Road ，pp.120-1；LLL ，3，pp.41，44，61-2.

[102] CL ，pp.220 ff.

[103] CL ，pp.257-8.

[104] CL ，pp.257-9

[105] CL ，pp.253-6.

[106] CL ，p.256.

[107] LLL ，2，p.66.

[108] LLL ，p.3.“伟大社会”一词就哈耶克使用的含义来看，似乎引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I，viii，57。“部落社会”一词来自他的朋友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文章：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Princeton，1966；first published in 1945），vol.1，pp.173 ff。

[109] LLL ，2，pp.111，133-4.

[110] LLL ，2，p.76.

[111] CL ，pp.94-5；LLL ，2，p.70.

[112] LLL ，2，p.88-90.

[113] LLL ，2，pp.148-9.

[114] LLL ，2，pp.88-9.

[115] CL ，pp.89-92；LLL ，2，pp.84-5.

[116] CL ，p.282.

[117] CL ，p.266；LLL ，2，p.67.

[118] CL ，p.266；LLL ，3，p.90.

[119] CL ，p.270；LLL ，3，p.144.

[120] CL ，p.283.

[121] CL ，pp.270，280-2；see also LLL ，3，p.94.

[122] CL ，pp.331-2.

[123] CL ，pp.50-1.

[124] CL ，pp.106，115.

[125] LLL ，3，pp.4-5.

[126] LLL ，3，pp.106ff.

[127] Hayek，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London，1976）.

[128]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1949），reprinted in Bruce Caldwell（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10，Socialism and War （Chicago，1997），pp.229-37，222，224，225.

[129] CL ，p.112.

[130] CL ，p.114.

[131] CL ，p.115.

[132]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pp.229-37；Hayek，CL ，pp.112 ff.

[133] Hayek on Hayek ，p.155. Mises had held a similar view；see Mises，Socialism ，pp.460-1.

[134] See for example the critical review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written by Lionel Robbins，“Hayek on Liberty，” Economica （February 1961），pp.66-81；by Jacob Viner，“Hayek on Freedom and Coerc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27（January 1961），pp.230-6；by F.H.Knight，“Laissez Faire：Pro and C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5（October 1967），pp.782-95［all reprinted in J.C.Wood and Ronald N.Woods（eds.），Friedrich A.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 ，vol.2（London，1991）］；and Raymond Aron，“La Definition liberale de la Liberte”（1961），in his études politiques （Paris，1972），reprinted in Pierre Manent（ed.）Les Libéraux ，2 vols.，vol.2（Paris，1986），pp.467-88.

[135] Quoted in Neil McInnes，“The Road Not Taken：Hayek’s Slippery Slope to Serfdom，”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8），pp.56-66，at p.59.

[136] R.M.Hartwell，A History of the Mont Pé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Ind.，1995）；Hayek on Hayek ，p.133.

[137]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1998），pp.98-101；see also R.Cockett，Thinking the Unthinkable：Think-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1931-1983 （London，1994），and Dennis Kavanagh，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The End of Consensus （New York，1987）.

[138]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106.

[139] Samuel Brittan，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emocracy （London，1977），pp.142-6，and A.Glynn and R.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 （London，1973）.

[140]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 （New York，1995），pp.282-5.

[141] Mark Mazower，Dark Continent：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1999），p.329.

[142]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62.

[143]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96.

[144] Robert Skidelsky，The Road from Serfdom：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End of Communism （New York，1995），p.93.

[145] Skidelsky，Road from Serfdom ，p.93.

[146]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92；and Hartwell，A History of the Mont Pélerin Society ，p.199.

[147]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104.

[148]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p.112-3.

[149] See 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The Reagan Revolution （New York，1981），p.229；and Martin Anderson，Revolution （New York，1988），p.164.

[150] Martin Anderson，The Power of Ideas i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Palo Alto，Calif.，1987），quoted in Hartwell，A History of the Mount Pélerin Society .

[151] For some suggestive comments on this phenomenon，see David Frum，How We Got Here （New York，2000），pp.328 ff.

[152] On which see Ja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N.J.，1992），pp.127-30，who declares（p.476）that “［l］ooking back after fifty years one can conclude that Hayek was right on every point in the debate.”

[153] See Charles S.Maier，Dissolution：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Princeton，N.J.，1997），pp.83-96；Skidelsky，The Road from Serfdom ，pp.104-8。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创新的失败，参见：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 ，chapter 13。

[154] See Andrzej Walicki，“Liberalism in Poland，” Critical Review ，vol.2，no.2（Winter，1988），and Timothy Garton Ash，Magic Lantern：The Revolution of ’89（New York，1990）.

[155] Yergin and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 ，pp.270-1.

[156] ILL ，I，pp.39-46.

[157] CL ，chapter 4.

[158] See on this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386，and 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Mass.，2001），pp.146-53.

[159] On the conservative element of Hayek’s thought，see Chadran Kukathas，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Oxford，1989），pp.174 ff.

[160] SeeAlain de Benoist，“Hayek：A Critique，” p.90；and Richard Epstein，“Hayekian Socialism，” Maryland Law Review ，vol.58（1999），pp.271 ff.

[161] CL ，chapter 4；and LLL ，3，p.155 ff. John Gray，Hayek on Liberty ，2nd. ed.（Oxford，1986），p.59.

[162] Jeffrey Friedman，“Hayek’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Critical Review ，vol.11，no.1（1997），pp.1-10，at pp.6-7.

[163] See for example CL ，pp.61 ff；and Hayek，The Fatal Conceit （Chicago，1988），pp.135-40.这本书的内容，我未敢过多引用，因为它有多少是哈耶克本人撰写的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

[164] See De Benoist，“Hayek：A Critique，” p.92. For similar criticisms by James Buchanan and Stefan Bohm，see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374.

[165] Hennecke，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pp.346-7.

[166] The last two criticisms stem from Aron，“La Definition liberale de la Liberte.”

[167] 这一观点为诸位评论家所赞同，包括：Andrew Gamble，Hayek：The Iron Cage of Liberty （Boulder，Colo.，1996），p.106；Kukathas，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p.189；and Ronald Kley，Hayek’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1994），pp.169 ff。

结论 以市场为中心

本书所展现的最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学术历史中这一主题的中心位置。关于市场的问题——它的道德重要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欧洲思想的焦点。它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如斯密、熊彼特或哈耶克。如果没有关注到市场对于伯克、黑格尔和阿诺德来说代表着什么，我们也无法理解这些思想家焦急的顾虑。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大多数话题超出了现代学术领域及其相应历史的范畴。当代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分配的效率、政府权力机构的政治科学、关于正义的政治理论，以及研究社会团体在市场机制之外交流互动的社会学。学术领域的某些分工研究当然是更有效率的，每个领域的理论视角可以真正地帮助我们看到那些可能被我们忽视的事实真相的某些方面。然而，当那些关注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和后果的人们——在现代社会每一个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都应该这样——从单一领域的相关理论角度去审度时，只能得到非常片面的认知。通过本书中思想家们提出的不同视角来观察市场，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和全面的观点。

知识分子的角色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知识分子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想象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有一种，当然，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作为推翻它的向导。但是，那只是假定的角色之一，而且绝非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本书应该终结的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都是反对资本主义者”，这一错觉因熊彼特的原因而被广泛传播。如同众多神话故事一样，它有它所蕴含的道理——但仅限于此。我们可以确信，左翼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是坚定的反对资本主义者；右翼知识分子同样也持反对意见，如桑巴特和弗莱尔。但是如果认为那些赞同市场机制的思想家，如伏尔泰、斯密、伯克、黑格尔、阿诺德、韦伯、齐美尔、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不是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显得很荒谬了。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标志，但是这样的认知是因为对“世界上曾经思考过和讨论过的最佳思想”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了解这些最为闪光的思想。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角色是多姿多彩的：作为立法者的顾问，努力最大化市场机制中潜在的优势，同时最小化市场的内在弊端；作为哲学家，将资本主义隐含的道德假设拉进人们的视野；作为批判家，为了提高人类的品味和偏好，进行着永无尽头的——也许是徒劳的——斗争。

认为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远远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等于说他们是不带任何批评意见的支持者。在上述的知识分子中，唯有哈耶克接近这样的特征，同时片面性也是他饱受围攻的意识和思想姿态的标志。仅仅看到一个事物的缺点并不足以有理由去摧毁它，同理，仅仅观察到一个事物的优点也不应该就此忽视它的缺点；如果可能，我们应努力去减少它的不足之处。

分析的张力

知识分子对于市场的分析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寓意，而是一系列的矛盾。具有洞察力和高智商的思想家们提出的关于市场的论断，听上去都很有道理，却互相矛盾。这时我们不得不想起一个笑话，有两个人去找拉比（犹太教智者）解决一个争端，拉比听完第一个人的陈述后说：“你说的对。”然后，他听完第二个人的叙述后表示：“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们不可能都对！”一位旁观者评论道。这时拉比回答说：“你说的同样是对的。”

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斯密和马克思或者马尔库塞和哈耶克，是不可能同时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观点确实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具有相互的张力而已。事实上，你将看到，即使在认为市场制度是个好东西的分析中，也存在某些持续的张力。那些张力知识反映了它们所要表述的事实。有些张力是致命的冲突，然而有些是建设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如果激烈的张力被误认为致命的矛盾冲突时，反而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

私利及其底线

尽管在我们所研究的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分歧，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广泛的共识。

首先一点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所有的思想家，从伏尔泰到哈耶克，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方面的提升都做出了评价。大多数人认为这是颂扬资本主义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对于那些维护前市场机制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如默瑟尔，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正是它最具威胁的一面。正因为它使得商品更加便宜，所以它很可能瓦解现有生产和分配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被资本主义极好的生产力所折服。“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第一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可以产生什么。它创造的奇迹远胜过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引水渠和天主教堂。”不过，他们坚持认为市场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同时却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均和道德上的瑕疵。韦伯、米塞斯、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不会具有同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政权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如此证明的。

时不时地，评论家断言市场的创新能力已经到头了：市场已经没有可以开发的机会，科技已经达到发展的极限，自然资源即将枯竭。在19世纪30年代，这是个很流行的论断，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的报告《发展的极限》中就是如此陈述的。这个观点，如同熊彼特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幻觉。自然资源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限制这一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历史像熊彼特观察到的那样，就是不断运用新方法找到新资源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炭，第二次的石油，以及第三次用于核能的铀和用于硅片的砂子，这些都是说明这一观点的案例。我们也许正处在第四波资本主义工业创新浪潮——生物科技革命——的初始阶段。在每一个案例中，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涉及之前毫无价值的物质被赋予新的用途。

显然，每个分析者都或多或少地将资本主义的更大生产力归结于它动员人们追求私利的能力。马克思称之为贪婪，伯克和凯恩斯称之为贪欲，还有人称之为自利。哈耶克强调市场的信息传递和刺激创造新知识的功能。但同时，他也相信正是对私利的追逐才使市场得以有效地发挥这些功能。

然而，如果几乎所有学者都将资本主义更加强大的生产力归功于它驾驭私利的能力，即使那些赞同资本主义的人们也会同意追逐私利并不必然地或自动地带来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他们同意法律的重要性，由国家强制执行，阻止个人受到占有欲的驱使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去掠夺或控制他人。对于亚当·斯密和黑格尔来讲，由市场关系和政权力量的扩张而导致的农奴制瓦解，在限制人身控制上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斯密，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新世界的奴隶制保持着极大的愤怒。因为缺乏法律约束，那些被他称为“欧洲监狱的垃圾”的人们获得了胜利。伯克认为，东印度公司的新人之所以给印度文明带来浩劫，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法律和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的约束。哈耶克，因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压抑个人自由而对它们深恶痛绝，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如何维护法律原则。尽管对政府权力充满怀疑，他从未想象过自由存在于没有政府的先进社会中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市场社会希望成为一个文明社会，那么法律原则是不可或缺的。除了这点觉悟之外，我们所研究的很多思想家也同样希望政府至少部分地消除市场带来的非计划中的但可预见的负面效应。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带来了负面效应，如果没有有效步骤去阻止这样的负面效应，那么将导致灾难。他有力的分析仅是这些人中的第一个而已。后续的思想家坚持认为政府在补充市场功能方面的作用，包括缓解失业，援助穷人，扩大教育机会，提供国家防御和其他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博物馆等。

反制市场制度的必要性

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强调建立反制市场力量的制度的重要性。始于亚当·斯密，大多数思想家——尽管不是全部——认为市场自身能够提供激励机制以发展出利于自身正常运作的某些理想特征，如勤奋、节俭、延迟享乐和诚实。（实际上，获得财富之后也许会鼓励人们懒惰、奢侈浪费和鲁莽的行为。但是，那些沾染了这些坏习惯的人远远少于那些仍然努力追求财富的人。）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自斯密开始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利道德论据之一，尽管马克思、凯恩斯和马尔库塞认为节俭和延迟享乐过分地压制了生活的享受而不利于市场发展。

社会政治秩序需要现有制度所不能培养的美德，这一古老观点始自亚里士多德。为了与这一传统观点保持一致，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一直在强调反制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断言或隐晦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由市场力量培育出的性格特征、美德和生活阅历是不足以实现人类繁荣的。 [1] 市场关系根据定义几乎就是合同关系，因为私利而缔结，也因为私利终结而随时解除。但生活不止于此——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相信生活理应不止于此，应该是远胜于合同关系，其中就包括友谊和爱情，以及伴随它们的利他主义，私利服从于他人利益。家庭是最常见到这种关系的地方，这一点黑格尔特别强调，同时它对于斯密、伯克和其他许多思想家而言也都很重要。

家庭

对于许多人来说，家庭是市场机制之外最重要的组织单位，将私利转变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将家庭的财产延续下去的力量是最有价值和有趣的事实之一，正是这种力量使社会得以延续，”伯克这样写道，“它将善行嫁接在贪欲之上。” [2] 黑格尔指出在市场中谋生是家庭感情和责任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熊彼特发现建立代际家族财富是刺激企业家活动的重要动力。哈耶克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的欲望在许多家庭决策中占据核心位置。

政权

另一反制体制是政权。我们确信许多分析家，从斯密到哈耶克，都曾强调寻求自我的行为在政治领域和市场中都有所表现，事实上这样寻求自我的行为可能成为市场有效运行的主要障碍。但正是因为政权既是市场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受到利益集团的威胁，知识分子分析家们认为有必要至少在部分人口中培养一种真正的献身于公共利益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将最高的赞誉保留给了立法者和将军们，而不是留给谨慎的生意人。黑格尔和阿诺德赞赏致力于公共服务的行政部门，凯恩斯正是这一理想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立法者和公务员具有公共服务意识并且能够拒绝无限扩张政府的诱惑。因此，除了对政府权力设置制度性限制之外，从斯密到哈耶克的知识分子著书立作呼吁在立法者和公务员之中培养公共服务意识，同时限制政府权力。

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有时认为取消这样的限制将会带来人类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的未来角色没有形成理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也没有实现。这种设置在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的机制，并不被认为会拥有永久的重要性。

国家

我们研究的思想家中有部分人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明显的民族、文化或政治实体——是制衡市场力量的又一砝码，它强调私利以外的忠诚和责任。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协调机制，是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的一种中间身份。韦伯认为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是国家力量的必要前提条件。桑巴特认为市民是市场的对立面，弗莱尔则认为只有一个完整的政权才可以制衡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对于国家文化完整性的威胁，但是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或民族特色的维护者们都是如此极端。许多人，像黑格尔或韦伯那样，把国家身份看作一种对市场的补充，作为不可或缺的政权制度的身份基础。 [3]

文化制度

知识分子同样提出了多种文化制度，用以发展市场体制所无法培养的情感、品味和性格特点。伯克认为教堂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阿诺德与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教堂至今仍发挥着作用。阿诺德像黑格尔和许多后来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学可以成为文化意识的源泉，而不同于市场所自然形成的文化思想。从伏尔泰开始，他们努力把新闻世界——思想市场——看作被阿诺德称为“批评”的阵地，利用“世界上曾经出现的最佳思想”在“我们的股票概念和习惯行为之上耕耘出一片清新和自由的思想之地。”

职业协会

许多思想家认为职业协会，如工会和职业社团，也可以提供意义和方向。虽然黑格尔高兴地将封闭的、世袭的行会归为旧时代产物，他还是认可行会的综合角色，希望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形式保留行会制度。涂尔干和一群天主教教徒以及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职业协会可以提供更为理想的身份和团结，大西洋两岸劳工运动的支持者们也是如此认为。 [4]

但是，尽管许多思想家认为这种协调机制很重要，自斯密开始的各派自由主义者仍然怀疑它们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力量源泉。他们担心机构的力量凌驾于个人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哈耶克认为这种协会职能只有在自发形成的前提下，才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担心这些机构被允许追求政治力量，害怕它们为了服务特定利益而利用政府的力量扭曲市场：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

毫无意义的选择

这些反制机构的重要性与知识分子的长期担忧是密切相关的：市场（有时与现代社会的其他力量，如科学和技术，共同发展）将我们引向拥有更多选择却毫无意义的生活。 [5] 这种担忧来自若干长期存在的根源。黑格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贪欲主题——因为没有底线或毫无目的的物质欲望而产生的危险。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贪欲是一种大多与商人相关联的心理倾向。在商业社会，如斯密写道，“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商人”，因为毫无限制的欲望所产生的威胁也许可以通过制度来约束，但是永远不会消亡。黑格尔警告大家“否定的无限性”的危害。他害怕的是个人可能成为市场这一不断创造需求的机器的玩偶。如果没有与家庭或职业协会建立关联，没有提供独立的适度需求理念的文化框架指引，个人很可能被一个接一个的商品所吸引，陷入无穷无尽的、毫无快乐的消费旋涡。和黑格尔一样，阿诺德对于自由主义将“随心所欲”奉为至高箴言的做法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它遮掩了一个问题：哪些事情值得去做，值得购买，值得努力。齐美尔阐述了手段胜过目的的危险性。人们因为深陷对财富的追求之中以至于忘记了财富的作用，这就是财富本身内在的危险。马尔库塞更为激进地认为市场只不过是操纵欲望的机器，以牺牲真正的幸福为代价。

与卢梭、默瑟尔或马尔库塞不同，其他思想家并不认为新需求的增长本身是有害的。伏尔泰指出了需求发展的、历史的自然属性和需求所带来的享受。包括斯密在内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欢迎由品味提升而产生的新需求。其实所有人——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表达——担心的是新商品、新需求、新财富和新选择的出现和发展，如果没有被置于更大的规划之下，没有深思熟虑地做出选择，没有与个人所属的职业协会相联系，就不会令人满意。那些看不到在资本主义下有意义生活的可能性的知识分子，如卢卡奇和弗莱尔，则转向极权主义替代品。

对于外溢的恐惧

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至少自伯克开始，就是对于外溢的恐惧：与市场相适应的价值观和取向将外溢到人类的其他组织形式中。伯克、黑格尔和阿诺德警告人们不要把政府简单看成另一种契约关系。还有一些人担心将那些具有市场特色的成本-收益算计带到婚姻关系中，动摇了婚姻关系，并且如同熊彼特所指出的，降低了生育率，因为未来的父母们开始计算效用时（并不总是明智地），认为养育孩子并不产生效用。对于马克思而言，市场和工厂中明显的占有和剥削关系同样存在于家庭，这是不证自明的。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已”。

至少二百年来，从默瑟尔和伯克到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反反复复地表达着对具有市场特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所有人类关系中的担忧。 [6] 他们警告道，这种渗透的结果将导致人类繁荣所依赖的制度的贫化或废弃。

存在“市场价值”？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出了具有挑衅性的却不无道理的观点，即并不存在市场价值这样的东西。个人在市场中完成各种使命，同时努力获得市场所提供的——金钱。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非金钱的目标，而是因为金钱提供了可以达到他们目标的途径。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个人将非市场环境下产生的目标带到市场中来。当然，正如我们所研究过的许多思想家解释过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不断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其中有些被看作崭新的需求。这些商品和服务也许与其他地方产生的目标和附属物相冲突或互补。例如，为后代提供教育的欲望依据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条件，可以被转换成购买图书、请家教、置备计算机，或父母拿出特定时间来教育孩子。

事实上，“市场价值”这一经常被用来表明具体事物的概念，广泛覆盖了各种现象。毫无疑问，有些思想家把它当作希望通过物质积累获得社会地位这一欲望的同义词，这也正是斯密所描述的市场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其他人用它来表达更加仔细地衡量有利和不利条件，韦伯称之为“理性”，而熊彼特把它叫作“效用思维”。对于其他人，它也是专业进步的代名词，无论是因为社会地位，还是因为（如韦伯强调的）专业身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有特色的形式之一。尽管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的思想家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提供释放创造性能量的途径而批评它，如同熊彼特指出的那样，创造力的释放成为市场活动的另一主要动机已经很长时间了，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不断加强。

正如从伏尔泰到黑格尔直至今日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眼中的文化和教养的大部分内容，从用剪刀修饰指甲开始，都来自市场。接受文化熏陶和培育教养就是拥有品味，而大多数品味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不论是聆听古典和现代音乐所使用的光碟，或是阅读记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最优秀思想的书籍，还是体验世界奇迹的生态旅游。

简而言之，市场创造需求和欲望，甚至反映其他场合所产生的需求。（在当代经济学语言中，偏好既可以是市场内生的，也可以是外生的。）令人惊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具有吸纳和包容相当广泛的偏好、趋势、品味和身份的能力。在纳粹德国，可口可乐广告描述了一个纳粹党突击队员参加集会后回到家喝可乐的故事。相反地，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装”在西方是个热门抢手货。从跑车到灵性，从十分花哨的短袖衫（一种非洲人的民族服装）到圣饼，从瓜皮帽到色情业——哪里有需求，市场就在哪里创造供给。

问题不在于谨慎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使用成本和收益概念太过局限和误导了。对个人的挑战在于，要谨慎地从市场提供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使其成为更大的生活规划的一部分。备选方案就是成为——黑格尔认为是有可能的，马尔库塞认为是必然的——被个人欲望操纵的奴隶，对个人幸福却漠不关心。培养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的能力反映了那些非市场或市场以外机制的力量。这些力量试图教育我们，使我们的偏好更倾向于成为一个有价值之人所应具备的那些理念，而不是简单地获得更多市场人员成功推销给我们的极具诱惑力的商品。

存在非市场机制？

是的，斯密和马克思都会同意，在许多方面，将家庭、政权、大学和其他“非市场”的机制独立于商业世界以外来思考是错误的。因为市场已经深入到这些机制内部。这一过程绝非新奇：默瑟尔抱怨那些小商贩侵入家庭，并且在农村妇女中创造了一种追求消费新商品的风气。印刷、无线电、电视和互联网进一步将市场的触角深入家庭，也许已经触及我们自身。关于生育后代这样的决定，至少部分地受到孕育和培养孩子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影响。如果市场渗入家庭达到足够深的程度，家庭成员就会丧失为了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意识，很多思想家已经看到这一现象出现在家庭关系中。 [7] 教育也开始至少用一只眼睛关注如何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并非仅仅是因为，如斯密和哈耶克指出的，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在寻求利用政治力量获得更多的经济私利。

这就形成了另一对紧张关系。如果非市场机制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繁荣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它们也时时刻刻在被市场力量改变着。随着生育率降低和女性进入有偿劳动的世界，家庭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职业协会和工会不得不面对那些可能摧毁自身经济基础的新产品、新市场和新的生产方式。随着对休闲时间价值判断的变化，志愿者机构出现又消亡。资本主义的活力似乎正在威胁并侵蚀这些机制，至少有些时候这样的感觉是准确的。

但是，旧的机制往往是被市场改变而不是被摧毁。家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或者，旧机制的消亡伴随着新机制的兴起，如同行会让位于工会和职业协会。但是，如同齐美尔指出的那样，总趋势是个人与单一协会全面的依附关系正在被个人参与多个协会而建立的更加独立的关系所替代，协会对于个人仅有松散的约束力。即使这样，在历史的每个节点上，新机制替代旧机制或者新机制比它们所替代的旧机制更加令人满意，对于某些人来讲也是难以想象的。从默瑟尔对行会及其政治角色的辩护到皮埃尔·布迪厄对当代法国工会及其政治影响力的辩护，挽歌的歌词在不断变化着，但旋律依旧。 [8]

社会团体和个性

针对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摧毁了社会团体的论断，我们每个人应该如何对待？如果社会团体指的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协会形式，那么这一论断当然是正确的，即使持完全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从默瑟尔到马克思再到齐美尔和哈耶克——也都会同意。但是这一过程需要一种补偿，而这是评论家们容易忽视的。哈耶克指出社会组织的一种松散形式，即他所谓的“大社会”，允许不同取向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并在有限基础上合作，进而从他们的不同之处获利。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超级大家庭，一个升级版的希腊城邦，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村落，或者说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大社团，构建这样一种社会的尝试必将搁浅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滩涂之上。

齐美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复杂的个性形式，因为个人可以追求更为广泛而互不关联的兴趣爱好，加入多个协会但不会被某个单一协会所限制（或吞噬）。那些协会经常建立起跨境联系，这就意味着，举例来说，两位室内乐发烧友，一位在皮奥里亚，另一位在比勒陀利亚，比起他们各自的邻居他们之间可能拥有更多相同之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身份更多地是由各自的兴趣和所属协会决定，每个人的圈子——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不相同的；而正因为是自愿选择，所以更有价值。正如当代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描述的：

我们不再使用单一的社会团体成员资格或道德生活形式来定义自身。我们……是许多互不相同的、优势互相矛盾的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子嗣。我们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给予我们的身份一种复杂性和多元性，这并非偶然，而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无论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去想象我们自身的能力，包容自相矛盾的项目和观点，接受缤纷多彩的概念和思想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是我们作为有思想生物这一身份必不可少的特征。 [9]

此种身份带来了一种危险，会使得我们堕落到一系列毫无承诺的选择上，导致令人不满的、如黑格尔所警告的“否定的无限性”。或者，相反地，当个人选择依据单一的特征或兴趣（性别、人种、宗教、民族等）来定义自身，并宣称其他人必须照做时，企图避免市场机制所带来的选择逻辑的做法也许会引发与之相反的结果。

多元性与多样性

尽管资本主义有时因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沙文主义而受到指责，即使见多识广的思想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也意识到市场倾向于打破社会团体之间的屏障。它创造了激励不同团体的人们——作为潜在的雇主、雇员或者顾客——进行互相交流的动力。与齐美尔提出的一样，资本主义竞争创造了情感共鸣的动机，因此“完成了只有爱情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对别人最深处愿望的预言，甚至在别人自己尚未意识到这样的愿望之前”。 [10]

市场对某些文化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外族文化元素，甚至觉得那些元素很有吸引力。在18世纪是英国制造的商品，今天则大多是美国制造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文化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不同文化元素转换成可以销售的商品，被运往世界各地。你可以住在波士顿，开着日产汽车上班，品尝泰国风味食品，欣赏由奥地利人谱写、韩国演奏家表演的古典音乐，接受中医针灸，接受远在菲律宾的顾客服务呼叫中心的服务——这就是美国式生活。如果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那么这样的融合——或者说是个人在市场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的合成——就显得不真实或颓废。历史上记载着安条克的利巴尼厄斯提出的主题思想：商业应该促使人们享受地球上的各种果实。伏尔泰在为奢侈辩护时以及亚当·斯密在描述一件穷人外套的原料来源时，都曾提出这样的思想。

然而，这里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因为在同一商品到处售卖的世界里，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是明显降低的。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情。有人认为每种文化和社会都同样珍贵，即使受到其他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挑战也应该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这一信仰很难被理性地证明是正确合理的。不过，一个缺少了地方、区域、种族和国家特色的世界是更加贫乏的。保护文化免遭国际竞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之一，这方面像汉斯·弗莱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详尽的讨论。维护原有文化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这并非因为压制人类自由，而是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将不断变化的群体生活错误地当作一个稳定且条理清晰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集体界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欧洲以外的新统一运动（new integralist movement），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提出了类似主张，要求使用政权的力量来恢复他们声称的更有价值的文化的纯洁性，使得文化远离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更加审慎和有效地使用法律来保护商品交易和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市场竞争力量所形成的国家身份的内在特征。例如，法国人为了补贴法国农民生产“典型的”卡芒贝奶酪和维护乡村景色的荣耀而向法国人（以及欧盟成员国）征税。 [11] 最近，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尤尔根·哈贝马斯）论证道，欧洲福利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身份象征，因此应该受到保护，免遭国际竞争的威胁。 [12] 不同的国家将毫无疑问地在市场和政府的此消彼长之间继续做出各自的抉择。 [13]

资本主义与平等

极少有人从资本主义促进了社会平等的角度来支持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思想家都没有。那些热爱平等的人，从卢梭开始，毫无例外地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出反感。尽管资本主义消除了过去那种基于出身的不平等，然而支持市场制度的人们，至少自斯密开始，认为它不是降低了不平等程度，而是使得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更加有用，使得绝大多数人可以从为大市场而生产的廉价商品中获利。那些支持在贫困中平等、反对富有但分配不均的文化并不以市场为导向。有些证据证明，社会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经历了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之后则走向更大的平等。 [14] 这种发展路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可以用人口的发展来加以解释。部分因为市场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进而带来了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创造新工作的速度。接踵而来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也许与最终形成的出生率下降相关联。（这一“人口过渡”过程在19世纪的欧洲花费了几代人的时间，在许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当代国家进行得更加迅猛。）这一先是不平等加剧、继而趋向平等的发展模式极有可能随着一波又一波的资本主义创新浪潮一次次地重复出现。

然而，熊彼特和哈耶克却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另一面，不合潮流甚至是禁忌的一面。这就是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大依赖创新能力、天赋、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只是经济学家所讨论的“人力资本”中的部分内容。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体繁荣有赖于最有动力和禀赋的人群获得资源的程度。在民主社会（或者也许在执着于寻找平等的学术范围内），这一论断的价值很有可能被低估了。

资本主义对人民有益？

资本主义是否对人民有益？这里，我们必须要问：“和什么相比？”斯密和黑格尔认为较之此前的直接占有关系，资本主义好多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中，人们都在寻找比资本主义更可行的替代品，最知名的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流行，如同马尔库塞认识到的那样，部分是因为这些替代制度被尝试并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答案。经过一段时期，“普遍富裕”这一对斯密来讲商业社会的潜在利益变得越来越明显。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机会的增多也许可以或者也许不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尽管有很多支持或反对的观点），但的确让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国富论》中能够给出的物质承诺在西方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并且正在非西方世界中不均匀地扩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情。尽管时常会出现言论声称全球资本主义使得人们更加贫困，但这样的论断经不起更多经验的检验，并且曾经属于共产主义阵营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正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来。 [15]

“仓廪实而知礼节。”伏尔泰在《大世界》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其实，物质繁荣是更高文明发展的前提，这一论断几乎是所有倡导经济发展的知识分子反复申明的。思想家如阿诺德和凯恩斯，更不用说马尔库塞，曾经疑虑过繁荣是否会被浪费在资产阶级的市侩作风里，或者被消耗在庸俗文化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更多的讨论焦点才从如何将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逐步转移到怎样对待物质繁荣。在这里，当代分析者和评论家可以进一步讨论长久以来就存在的话题，即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以及是否存在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好的衡量经济的方式——阿诺德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提出这一问题，最近被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再次重申。 [16]

资本主义的繁荣摧毁了创造它的制度基础，这一观点似乎与资本主义自身一样古老。每一次消费领域的新革命都会遇到同样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警告。早在18世纪，约翰·卫斯理就警告道：“宗教完全有必要促进勤奋和节俭，这些能够产生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愤怒以及对多彩世界的热爱也会增强。” [17] 熊彼特在20世纪中叶也提到制度基础正在动摇，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中以新的形式提出同样的问题，直到最近皮埃尔·布迪厄也认为过去的制度遗产是平衡当今社会的重要基础，而资本主义正在摧毁它。我们的研究推断之一就是，如果说资本主义倾向于削弱现存的道德、权威、信任和凝聚力的话，那么它也在允许新事物不断地涌现。在这个领域，如果单单专注于毁灭而看不到创新，显然是短视的。

资本主义与犹太人

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相关联，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现代欧洲的部分地区有时候是有道理的，尽管大多时候过于夸张。虽然有时这样的关联被认为是正面的（如哈耶克），但更多时候将资本主义与一个长期被诬蔑的宗教少数民族相关联是为了诋毁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一关联是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满的一种工具。在20世纪末，这样的关联逐渐减弱，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不仅是因为大家意识到种族屠杀使大多数西方世界的反犹太主义减少，同时也因为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经济游戏，大家都希望从这个游戏中获益。但是，让许多人惊讶的是，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关联的负面影响转移到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1997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激烈的长篇演说中指责犹太人（尤其包括一名犹太人，对冲基金经理格奥尔格·索罗斯）阴谋搞乱马来西亚经济，他的指责是曾长期存在于欧洲人生活中的反犹太思想的回声。 [18] 四年后，在部分伊斯兰教地区出现了一波将国际资本主义的邪恶与犹太人相关联的言论，紧接着就发生了袭击纽约世贸大楼的事件。对于民主资本主义西方成功的憎恨和对于它所代表的更加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反感再一次在犹太人身上找到了可以利用的依附关系。这样的认知是危险的。

总的来说，对市场和知识分子的接受与反犹太主义和其他排他性意识形态的衰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民族和宗教的两端或种族的“内部”与“外部”变得越来越难以定义和区分。给“内部”人士提供特惠待遇的做法越来越不被接受。有些人认为，与某一内部团体关联度的降低是凝聚力下降的表现，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协会边界良性扩张的结果。对于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的私利来讲，他们与我们越不一样，我们作为顾客的身份就越有吸引力。但是，我们越是认为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民族、人种、宗教或国籍与我们的私利无关，我们就越可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商业交易圈子中来。

生机勃勃的张力

你也许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当下世界与下一个世界的紧张关系已经被一种新世界自身内部的张力关系所替代（或者说是覆盖）。选择与目的，培养个性与保持赋予生命价值的感性认知，独立与团结，集体特殊性与普世利益，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平等——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张力关系特征，我们不得不继续在生活中与之相伴。不同个人和社会关于这些张力关系的经历大相径庭，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其结果也迥异。了解这些张力关系形成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市场社会中人类的内在关系——同时了解对于这些关系曾经做出的最佳思考——也许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合理的批判或者更伟大的和谐。无论怎样，这些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意识路标，告诉我们曾经在哪儿，此时身在何处，以及未来将去向何方。

[1] 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发展，参见：Amartya Sen，“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in hi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1999），pp.249-81。

[2]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8（Oxford，1989），p.102.

[3] See Bernard Yack，“The Myth of the Civic Nation，” Critical Review ，vol.10，no.2（spring 1996），pp.193-211.

[4] 关于这种执着的所谓的美德，参见：Norman Birnbaum，After Progress：European Socialism and American Social Refor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2001）。

[5] See Ralf Dahrendorf，Life Chances （Chicago，1979）.

[6] See especially Ju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1975；German original Frankfurt，1973），parts 1 and 2；and Jurgen Habermas，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Lifeworld and System：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1987；German original 1981）.

[7]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4，no.2（June 1994），pp.249-70，at p.265.

[8] Pierre Bourdieu，“Neo-liberalism，the Utopia of Unlimited Exploitation，” in his Acts of Resistance：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New York，1998），pp.94-105.

[9] John Gray，“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Gray，Post K-Liber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1993），pp.262-3.

[10] Georg Simmel，“Conflict” in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trans. Kurt H.Wolff and Reinhard Bendix（New York，1955），pp.61-2.

[11] 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2000），pp.298 ff.

[12] Jurgen Habermas，“Warum braucht Europa eine Verfassung？Nur als politsches Gemeinwesen kann der Kontinent seine in Gefahr geratene Kultur und Lebensform verteidigen，” Die Zeit ，June 28，2001，p.7.

[13] 关于支持市场体制和福利国家的更多当代观点，参见：Wolfgang Streeck，“Wohlfahrstaat und Markt als moralische Einrichtungen：Ein Kommentar，” in Karl Ulrich Mayer（ed.），Die Beste aller Welten Marktliberalismus versus Wohlfahrstaat （Frankfurt，2001），pp.135-67。

[14] SeeSimon Kuzne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5（1955），pp.1-28；Also see Peter H.Lindert and Jeffrey G.Williamson，“Growth，Equalilty，and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22（1985），pp.341-77.

[15] 这本著作在法国畅销榜排行中占据了一年时间，售出超百万册，即：Viviane Forrester，L’horreur économique （Paris，1996）。for a critique see Alain Minc，La mondialisation heureuse （Paris，1997）. On the resilience of anticapitalism i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see Philippe Maniere，L’Aveuglement francis （Paris，1998）. For a wide-ranging and thoughtful account of “globalization，” see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

[16] Amartya Sen，“Poverty as Capability Deprivation，” in hi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1999），pp.87-110.

[17] Quoted by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175，from Southey，Life of Wesley （2nd U.S.，vol.2，p.308）.

[18] See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p.245，and Michael T.Kaufman，Soros：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 （New York，2002），pp.299-301.

致谢

众多学者慷慨地阅读此书的各个章节以及大量的手稿，并做出了点评。对于他们的帮助，在此我要表示感谢，他们是：Yehoshua Arieli，Steven Beller，Peter Boettke，David Bromwich，John PatrickDiggins，Daniel Gordon，Jeffrey Herf，Mark Lilla，Jamesvan Horn Melton，Robert Schneider，Fritz Stern，Mack Walker，Elise Kimerling Wirtschafter和Michael Zöller。Stephen Whitfield不仅阅读了整部手稿，事实上他还帮忙修改了每一页，这体现着我们的学术友谊，我十分感激。Eli Muller阅读了大部分的手稿，还在编辑方面提出了深刻的建议。Steven Aschheim，Peter L.Berger，Peter Berkowitz，David Landes，Rainer Lepsius，Virgil Nemoianu，Melvin Richter，James Sheehan和Noam Zion在整个过程中给予了我鼓励。我也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Peter Dougherty，他持续鼓励我并给我提出意见。我的朋友Eliot Cohen为我做了宣传，并且在很多主题上启发了我的思维。我很感谢Larry Poos，他向我介绍了人口统计学的历史，并作为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系的院长推动了此项研究的进行。系里的同事创造了一个学术探索的良好环境，能让我将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促成两方面的发展。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对Gerald Izenberg心存感激，他曾激励我投入思想史的研究。

这个研究项目得到了美国天主教大学、林德和哈里·布雷德利基金会、约翰·欧林基金会的资助。2001年夏季，在环境宜人的意大利贝拉吉奥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学习中心，我对此书的手稿进行了重大修改，Philippe Manière、Manuel Pastor、Peter Schuck、Alan Taylor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衷心感谢诺夫出版社的Carol Brown Janeway参与这个项目，从初稿到成书，从想法到投入市场，她一直在指导这个项目。同时，我也要对其诺夫出版社的同事们表示感谢，特别是Stephanie Koven Katz和此书的制作编辑Kathleen Fridella。我也很感激Susanna Sturgis，她对手稿进行了出色的编辑。

此书要献给我的孩子们：伊莱（Eli）、萨拉（Sara）和塞菲（Seffy）。写书的一个原因是希望能够指导他们今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成功。此书耗时很长，这样的一个好处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足以阅读这本书了。他们不仅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耐用消费品”，给我带来的快乐比金钱能买到的快乐更加长久，而且在本书出版的后期，他们还成为生产要素。感谢我们的朋友Roy Pinchot，他从思想和道德方面指导了我的孩子们，使他们解除疑惑。我对我的祖母、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怀着感激之情，尤其是我的兄弟Michael，他在我想说大话空话的时候提醒我要直言不讳。我的妻子Sharon不仅是孩子们的母亲，她还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实际上她阅读和修改了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我衷心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我很感激我的作品得以在以下场合展示：天主教大学的历史系讨论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欧洲历史研讨会、乔治城大学德国历史研讨会、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中心和卡普兰政治经济研讨会、马里兰大学欧洲历史研讨会、华盛顿地区德国历史研讨会、波士顿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历史社会大会，以及由João Carlos Espada组织、在葡萄牙阿拉比达举行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大会。我对那些邀请我参与这些场合，以及给我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人表示衷心感谢。

这个项目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从之前的书和很多文章中间接地吸取了一些思想，采用了一些文字。这里我遵循了维尔纳（Vilna）的Rabbi Meir的格言（Peter L. Berger的《赎回笑声》（Redeeming Laughter ）中引用并改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从自己那里借用，那么他又能从谁那里借呢？” 我也特别借用了如下文献的内容：1988年8月《评论》（Commentary ）中的文章《共产主义、反闪族语和犹太人》；《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90年6/9月第23期的文章《贾斯特·摩塞尔与现代资本主义早期的保守批评》；《批判性评论：一个政治和社会跨学科期刊》（Critical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1999年第13期的文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讽刺：大局中理解熊彼特》；以及《社会》2000年7/8月第37期的文章《多元主义和市场》。

索引

（本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Note：The terms “capitalism，”“market，”“money，” and “property” appear so frequently in the text that they are not indexed separately. Works are cited at the end of the author’s name.

abstraction，244，254

abundance，42

see also luxury

Act of Union，52

Addison，Joseph，27，33

advertising，58，300，337-8

“affluent society，”323

Agrarian League，238

Albert，Prince，209

alienation，167，186，190，192，262-3，265，269，272，276，283，328，337，339，366

Altenstein，Karl Sigmund von，148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344

Anglicans，26，210-1，222-3

antisemitism，xiii，14，46-9，181-7，189，196-7，237-8，243，253-5，262，265，267-8，278，304，320，328，343，349，353，405-6

“approbation”（Smith），73，82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53，289

Argentina，384

Aristotle，4-9，13-14，52，159，189，212，393，395-6，433n 50

Arnold，Edward Penrose，225

Arnold，Mathhew，x，83，137，150，165，207-28，250-1，314-15，318，340，344，367，372，388-9，394-7，404

on criticism，214

on culture，212-17

on democracy，212

on “disinterestedness”，227

on education，210-14，218-19，225

on middle class，219-21，226

Culture and Anarchy ，209，216

Arnold，Thomas，210，225，387

Aron，Raymond，467n 134

artisans，89-90，95-6，101，103，173-5，253，294，312，352-3

Augustine of Hippo，6，8，13，40

Auerbach，Erich，34

Austro-Hungarian Empire，259-60，264，288-9，295-6，312，347-51

avarice，8，10-11，14，44，48-9，115，119，121，124-6，132，178，180，320，322，391

Bacon，Francis，12，37

“bad infinity”（Hegel），see “negative infinity”

Bagehot，Walter，82

Balázs，Béla，260-1

Balliol College，210，224

Bank of England，25，30-1，33

Bartley，W. W.，468n 163

Basil of Caesarea，7

bastards，92-3

Bauer，Bruno，171，182-7

Bauer，Otto，289，296

Bavarian Republic，265，363

Beattie，James，34

Bell，Daniel，ix，405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405

Belloc，Hilaire，447n 89

Benedict ⅩⅣ，11

benevolence，59，62，65，81-2

Benfield，Paul，123-4

Benvenuti de Rambaldis de Imola，10

Bergson，Henri，452n 4

Bernard of Clairvaux，10

Bernardino of Siena，7

Bernstein，Eduard，232

Bible，16，169，186，220，226

Bildung ，169，171，222

see also culture

Bildungsbürgertum ，169，276

bills of exchange，33，46

Bismarck，Otto von，172

Blair，Tony，381

Blanc，Louis，193

Bleichröder，Gerson，268

Bloom，Allan，460n 78

Bloomsbury，318，320

Bolshevik revolution，241，263-4，267，296，363

Böhm-Bawerk，Eugen von，289

bonds，38-9，46，234-5

Bourdieu，Pierre，400，405

bourgeois ideology，191，270，272-3，307，314

“bourgeois society，”183，186，188-9，194-5

Hegel on，154-64

Smith on，80

bourgeoisie，156，169，238，243，264，276，293，306，310，312，316，318，391，404

see also Bürger

“Brain Trust，”303

Brandeis，Louis，301

Brandeis University，331-2

Brentano，Lujo，255

Bright，John，211

Brosses，Charles de，192

Buchanan，James，468n 164

bureaucratization，269

Bürger ，90，92，95，169

Buret，Eugène，Mise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178

Burke，Edmund，x，71，83，103-41，49，181，195，210，312，314，336，374，376，386-7，388-9，391-4，396-7

as supporter of commerce，114-19

conservatism，129-38

critique of contract，136-8

critique of East India Company，121-6

critique of rationalism，112-14

on age of chivalry，131-3

on intellectuals，127-30

on monied interest，128-9，134-6

on Parliament，108-9

on the church，104，134

on Voltaire，21

veil imagery，112-13，132-5

“Letter to a Noble Lord，”114，135

“Ninth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110，121，124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04，110，118，127，140，149，376

“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11

“Speech on Fox’s India Bill，”124

“Speech on the Nabob of Arcot’s Debts，”110，125

“Thir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28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116-18

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107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106，112-13，119，130

Burke，Richard，119-20

Burke，William，119-21

business cycle，292，305-7，307，325

Cabet，Etienne，193

calculation，244-5，254，354

Calhoun，John C.，177

Calvin，John，12

Calvinists，8，12，233

see also Huguenots

Cambridge University，223-4，227，318

cameralists，85

capitalism，

definition，xvi-xvii

term，166，253

Carlyle，Thomas，223，246，452n 4

see also cash nexus

Carnegie，Andrew，222

Carter，Jimmy，380

cash nexus，74，223，246

Catholics，289，349，353，395

Catholic Church，6-12，16，23，26，127-9，132，136，151，262，371，394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378，381

Charles-Eugene of Württemberg，43

charity，59，65，101，161

Chesterson，G. K.，447n 89

child labor，79，172-3，201

choice，158，217，337

Christianity，18，24，40-2，49，61，64，149，165-6，181，185-7，189，192，197，252，254，257，314

see also Catholic Church；Christian views of commerce；church；Protestants，virtu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Christian views of commerce，4-15，27，35

Christian Socials，295-6，350-4，360，362

church，127，267

see also Catholic Church

Church of England，see Anglicans

civic virtue tradition，see civic republicanism

civic republicanism，xi，4，13-15，17-18，27，35，40-2，61，64-5，102-3，189，252，257，393-4

Smith on，58-9

civil law tradition（Roman），15-16

see also natural jurisprudence

civil service，145，146-7，164，171，176-7，195，223-4，226，262，285，314-15，318，349，394

civil society，166，183

see also “bourgeois society”

civilization，41，72

see also refinement

class，247，292-3

consciousness，273-4

struggle，273

see also bourgeoisie；proletariat；working class，industrial

Clive，Robert，120

Clough，Arthur Hugh，225

Cocceji，Samuel von，47

Colbert，Jean Baptiste，43

Cole，Henry，209

Coleridge，Samuel Taylor，137，222-3

colonies

Smith on，70-1

Columbia University，328-9，331

“commercial society，”xvi，52，62，72-7，166，404

commodity exchanges，233-40

commodity futures，235-6

communism，ix，xiii，167，175，190-1，195，205，263，266，268，272，276，285，287，296，302，326，331，338-9，342-3，347，367，383，386，392，404

see also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League，193

Communist Party，258，265，273-5，278，328，331

community，142，162，241，243，246，252，254，256，263，274-6，277，279，283，351，372，384，386，400

Tönnies on，229-30

competition，84，166-7，179-80，193，199，239，245-6，293，297-8，309，337，353，365-6，370，374，382，384，401-2

concentrated manufacture，95

see also cottage industry

Condamine，Charles de la，39

“consciousness，”272，286，335-6，341，373

conservatism，87-8，92-3，104，131，137，181，195，238，290，312-13，332，347-9，369，373，385，390

anxiety regarding market，103

consumer revolution，55-60

Cooper，James Fenimore，61

cooperation，246

“coordination”（Gleichschaltung ），286，330

corporate institutions，84-7，90

corporations，145，159，231-4，239-40，246，281，293，301，303，305-6，312，325，362，382

corporatism，352-3，379

corruption，14，40，125

cosmopolitanism，49，84-5，233，242，356，406

cottage industry，99-100，173-4

Coughlin，Charles Edward，303

council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264-5，296

countermarket institutions，392-5

courage，81

“creative destruction，”312，314，376，405

creativity，398

see also innovation

“critical theory，”336，341，344，383

Cromwell，Oliver，37

culture，169，174，183，186，212，226，249，253-4，261，271，275，279-80，311，322，336-40，386，394-5，398，404

Currie，Lauchlin，303

D’Alembert，Jacques，21

Dalkeith，Lady Caroline Campbell，53

Dante Alighieri，9-10

Davenant，Charles，3，13

Davis，Angela，331

deferred gratification，73，76，80，192，319-22，392

Delmé，Peter，26

democracy，183，212，226，265-6，269，274，285，290，302，348-51，367-8，374，376，383-4，394

demographic transition，403

see also fertility decline

Denis，Marie-Louise Mignot，43，48

depression，300-5，317-18，321，324，362

desublimation，133，338

dialectics，272-3

Diderot，Denis，71，132

“dilettantism，”169，170，190

Dilthey，Wilhelm，242

discipline，241，267

market，72，76，365-6

disinterestedness，216，227，343，387

Disraeli，Benjamin，222

Dissenters，33，211，223

diversity，401-2

see also pluralism

division of labor，59-62，64，72，77-9，95-6，158，171，190-1，200，216，232，250，325，345，364，388

Dollfuss，Engelbert，362

Dupont de Nemours，127，133

Durkheim，Emile，223，264，395，434n 87

Eagleton，Terry，461n 107

East India Company，xiii，30，33，71，105，119-27，392

Eastman，Max，369

economic growth，303，317，319，321-5，327，343，379

“economic values，”366-7

Edict of Nantes，25

education，79-80，315，323-4，339，342，350，370，392，399

Eisner，Kurt，265

Ejiciens Dominus ，6

elites，290-4，305-6，311，318，358，373

“end of ideology，”326

Engels，Friedrich，166，174-5，178-81，184，188-90，192-6，204-5，207，223，231，233，245-6，318，368，390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8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75，184

enlightened absolutism，85-8，91

Enlightenment（s），19，23，34，36-7，41，44-5，49，51，72，81，86-7，119，132，149，167，169，179，278，396

German，87，93

Scottish，54-5，132

see also virtues，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63，100，104，157，174，233，289，291-4，298，312-3，345，358，365，379，382，393，403

equality，xii，290，374

see also inequality

Erhard，Ludwig，378

eugenics，289

European Union，402

exchanges，see commodity exchanges；Royal exchange；stock exchanges

“exploitation”（Marx），199，201-2

Fabian Society，378

“false consciousness”，273，344

family，ix，xii，7，59，99，140，195，230-1，246-7，266，287，301，393，396-7，399

Burke on，129-30，137

Hayek on，374

Hegel on，153，155，157，159，162-3

Marcuse on，330

Marx on，201-3

Möser on，92

Schumpeter on，312-3

family planning，220-1，301

fascism，ix，276，282，304，311，326，329，347，358，392，395，402-3

Fawkener，Everard，22，25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303

Federal Reserve Board，384

feminism，242，247-8

Ferguson，Adam，102，142，385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42

fertility decline，xii，206，299，301，399，403

see also demographic transition；population growth

fetishization，186-8，192，217，220，250

Feuerbach，Ludwig，182，186，192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92

Fichte，Johann，263

financial revolution，32-3

Fitzwilliam，Earl，107

Flaubert，Gustave，229

Ford，Gerald，380

Ford，Henry，300，304，324

Fox，Charles James，124

Frankfurt School，383

see also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Frederick Ⅱ of Prussia（“The Great”），22，38，44-8，129

Frederick William Ⅳ，171，177

“free competition，”67-8

free trade，325，347

freedom，see liberty

French India Company，30

French Revolution，36，105，111，126-37，140，145-6，152，170

Freud，Sigmund，326，329，331-3

Freyer，Hans，xvi，243，257-8，276-87，313-14，326-8，336，389，394，396，402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 ，284

Friedman，Milton，347，378，383

Fritsch，Theodor，255

Fromm，Erich，332

Galbraith，John Kenneth，323

Galton，Francis，289

gambling，180，237

Garrick，David，119

Gellner，Ernst，350-1

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382

“general estate”（Hegel），164

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86

Gladstone，William，222

globalization，x，xii，84

Goetz，Walter，280

government，see state

grain trade，94-5，116-7

Gramsci，Antonio，450n 45

Gratian，6，9

Gray，John，400-1

Great Exhibition，209

“Great Society”（Hayek），372-3，400

Greece，ancient，4-6，13-15，149，400

Grossdeutsche Volkspartei ，352

Grotius，Hugo，16-17，408n 18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17

guilds，10，84，86，90-3，95，141，145，147，159，172，175，182-3，230，246，350，395，400

Habermas，Jürgen，ix，109，397，402

Habsburg empire，se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Haller，Carl Ludwig von，148

Hamilton，William Gerard，106

Hansen，Alvin，303

Hardenberg，Friedrich von，146-8，168

Harrington，James，13-14

Harvard University，288，300，307，331

Hastings，Warren，109，125-6

Hayek，Friedrich A. von，xiv，35，246，269，289，321，328，340，346-394，397，399-400，403，405-6

conservatism of，385-6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363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347，357，359，369，379-80，382

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 ，369

Road to Serfdom ，347，357-8，366-9，378

Hayek，Heinrich von，356

Heath，Edward，380-1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x，xvi-xvii，83，138-168，171-2，176-7，181-2，184，189，217，219，222-4，227，250，232，272，274，276，281，283，285，315，318，337，365，367，374，386，388-9，391，393-8，401，404

family background，144-5

on arbitrary freedom，141

o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150

on freedom and institutions，152-3

on French Revolution，140-1，149-52

on Greece，143

on individuality，149-58

on intellectuals，142，150，164-5

on modern state，140，149-50，154-5，162-5

on negative freedom，151-3

on pauperism，159-61

on property，154-6

on war，163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46

Philosophy of Right ，139-65，182

Heidegger，Martin，279，327-8，340

Being and Time ，279，340

Heine，Heinrich，208，212

Henry Ⅳ of France，25

Heraclitus，282

Herder，Johann Gottfried，278

Herrschaft ，147-8

Hilferding，Rudolf，289，296

Hirschel，Abraham，46-8

Hise，Charles Van，301

historicism，140，143，279

Hitler，Adolf，285-6，329，362

Hobbes，Thomas，16-18

Leviathan ，17

Hobsbawm，Eric，325

Hoffman，Abbie，331

Hölderlin，Friedrich，143，171

Holocaust，405

Homer，169

honor，84，86-7，90-1，93，96，102，159

Horkheimer，Max，328-9，331，343

Horthy，Nicholas，267

Hughes，H. Stuart，330，378

Huguenots，25，31，33

humanitarianism，310

Hume，David，19，41，54，72，105，385

Hungary，259-62，265-8

Hyder Ali of Mysore，120

Ickes，Harold，304

ideology，272，275，322，339

see also “bourgeois ideology”；“end of ideology”

imagination

Burke on，113，133

Hegel on，156

Marcuse on，345

Romantics on，151

Smith on，75，81-3

“impartial spectator”（Smith），82

imperialism，269，283，308，330，343

India，71，132

individualism，x，15，266，310，312，320-1，347，349-51

individuality，141，149-58，169，182，190，246-7，250，252，384，400-1，406

industrial revolution，57，200，231，391

inequality，344，384，403，406

inflation，300，352，359-60，375，379-81，384

innovation，291-2，309-10，312，358，384-6，403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356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378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328-9，331，343

intellectual history，contextual，xv-xvi

intellectuals，xii，20-2，50，52，65，104，172，175，207-8，255，267-8，287-8，303，318，332，344，352，356，368，381，383，387，389

Arnold on，221-7

Burke on，107-11

Freyer on，283

Hayek on，377-9

Hegel on，164-5

Lukács on，270-5

Marcuse on，336，341

Marx on，187-8，195

Möser on，88

Schumpeter on，306-7，313-16

Smith on，70，82

Voltaire on，25，37

see also “public opinion”

“invisible hand，”36，66-7，322，364

irony，288，295，297，299，311-13，378

Islamicist movements，402，405

James，William，282

Jerome，6

Jesus，6

Jevons，Stanley，203

Jews and Judaism，xii-xiii，16，24，27-8，31，33，128-9，145，147，168-71，181-7，189，196-7，234，237，239，242，278，308，320，327，348-50，405，408n 12

as peddlers，97

court Jews，46

in Hungary，259-62

in revolutions，265-8，275

in Vienna，349-59

and moneylending，10-12

Sephardic merchants in London，33

Sombart on，253-5，257

see also Judentum

John Chrysostom，7

John Duns Scotus，7

Johnson，Samuel，106，109

joint-stock companies，232

Judas Iscariot，6，10

Judentum ，184

Junkers，148，155，234，256

Juraschek，Franz von，349

Joseph，Keith，378-9，381

Justi，Heinrich Gottlob von，85

justice，commutative and distributive，372-3

Justinian，15

Kant，Immanuel，152-3，438n 87

Károlyi，Mihály，266

Keynes，John Maynard，303，305，307，316-22，340，345，362，375，380-1，389，391-2，394，404

“Economic Prospects for Our Grandchildren，”318-20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 ，317，320，322

Klaus，Václav，383

Knight，F. H.，467n 134

knowledge，market and，364-5，370，375-6，382，391

Kojève，Alexandre，430n 4

Kraus，Karl，xiii

Kristol，Irving，ix

Krupp，Baron von，239

Kun，Béla，266-7

labor theory of value，197-200，203-5，270，364

labor unions，206，248，273，300，314，325，374-5，379，381，395，399-400

Lagarde，Paul de，230

laissez-faire，317，322，370

Landsdowne，Lord，210-11，225

Lang，Fritz，xi

Lasch，Christopher，ix

leadership，290-2

lechery，8，126

see also luxury

legislator，67-71，76-82

Lenin，197，207，266，269，273-4，363

What Is to Be Done？，273

Leo ⅩⅢ，11

Lessing，Gotthold，48

Libanius of Antioch，6，402

liberalism，16-17，177，182-4，220，233，250，257-8，262，290，295，321，332，347-79

“pariah，”351，386

see also “neoliberalism”

liberty，250，277，310，316，321，337，347，359，362-4，367，370，376-7，386-7，392

Arnold on，217-18

civic republican，conception of，14

civil law，conception of，15

liquidity preference，321

Litt，Theodore，280

Locke，John，16，24，37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89，328，362

Long，Huey，304

Louis ⅩⅣ，20-1，43

Louis ⅩⅥ，130

Lowe，Robert，213

Lueger，Karl，353

Lukács，Adél Wertheimer，259

Lukács，Georg，207，243，257-76，278，283，285，287，313-14，326-8，331，335，337，339-41，350，389，394，396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69-75，283，327-8，332，337，340

Lukács，József（Löwinger），259-61，267

Luther，Martin，12，24，189

luxury，8，14，18-19，30，41，52，57-9，96-8，156，323-4，402

Voltaire’s defense of，39-44

Lycurgus，3，14

Machiavelli，Niccolo，13

“machinery”（Arnold），216-17，220-1，372

Machlup，Fritz，457n 81

MacIntyre，Alasdair，345

Macmillan，Harold，362

Mahathir，Mohammed，405

Mallock，W. H.，290-1

Mandeville，Bernard de，18-19，41，189

Fable of the Bees ，18，41-2，189

Mann，Thomas，229，275

Buddenbrooks ，275

Magic Mountain，The ，275

manners，132-3，135

Mao，341，398

Marcuse，Herbert，xi，xiv，316-17，322，326-47，358，366，370，383，387，389-90，394，396，398，404

family，327

on Nazism，329-30

Eros and Civilization ，331-4，336，341

Essay on Liberation ，331，342，344

One-Dimensional Man ，331，335-42，345

marginal utility theory，348

Marie Antoinette，133

“market price”（Smith），63-4

“market values，”397-9

marriage，see family

Marvell，Andrew，28-9

Marx，Heinrich，168-70

Marx，Henriette，168，170

Marx，Jenny，170

Marx，Karl，and Marxism，xvi，49，165-209，212，217，219，223，230-1，245-6，254，261，263，268-71，276，281，288-9，305，311，313，318，326，341，366，368，389-92，394，397-400

family，168-9

Jewish origins，168-71

Capital ，196-205，209，233，335，340

Communist Manifesto ，167，175，192-9，202-3，205，368，391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91

On the Question of the Jews ，168，175，181，254

“Paris Manuscripts，”aka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192，197，269

Poverty of Philosophy ，198

Marxism，166，205-7，272-5，293-4，307-8，328-9，332，335-9，363

Mather，Cotton，8

Maury，Abbé，128

Maybach，Albert von，237

means，228，230，241-2，244-5，249-52，254，256，261，281，313，319，340，372，396-7，404

mediating institutions，394

“mediations”（Hegel），151，153

Melon，Jean-Francois，42

Mendes de Costa family，33-4，48

Menger，Carl，203

“mercantile system”（Smith），69-70，374

merchants，89，100，145，180，186，374，396

Aristotle on，5

Arnold on，222

Christian views of 6-8，12-3

intellectuals as，25

Justi on，85

Möser on，94，96-7

Smith on，61，67-73

Tönnies on，230

Voltaire on 36-7

Metternich，Klemens von，148

middle class，see bourgeoisie

Mill，John Stuart，109，321

Millar，John，131

Mises，Ludwig von，289，296，348-9，356，358-9，363-4，382，391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363

Socialism ，358

moneylending，8-13，126，167，184，189

as parasitic，13

Voltaire and，38，43-4

monopoly 68-9，71，301，304，306，309，343

government，370

unions as，375

Mont Pélerin Society，378，382

Montesquieu，Baron de，132

Möser，Justus，xvi，84-103，105，112，141，159，172，230，278，281，314，352，390，396-7，399-400

Mûller，Adam，148，190

Nabob of Arcot，see Nawab of the Karnatic

nabobs，122-3

Napoleon Bonaparte，130，146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305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303

National-Social Union，238

National Socialism，187，255，258，276，279，284-8，302，326-8，331，336，343，347，356，358-9，367-9，378，386，398

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304

nationalism，230，233，256，258，262，264，277-8，285，295，348，351，

353-4，394

natural jurisprudence，17

“natural price”（Smith），63-4

Naumann，Friedrich，229，238-9

Nawab of the Karnatic（Nabob of Arcot），123，125

Nazism，see National Socialism

Necker，Jacques，20

needs，84，96-8，154，156-9，186，319，335-7，341，385，397-8

see also imagination；wants

“negative infinity”（Hegel），158-9，337，396，401

“neoliberalism，”325，378

Neurath，Otto，363

New Deal，297，302-6，308，312，369

New Economic Policy，269

New Left，331，341-4，347

Newton，Isaac，37

Nicholas Ⅴ，10

Nietzsche，Friedrich，290-1，293-4，314，316，345，358-9

Genealogy of Morality ，290

Nixon，Richard，280

Oakeshott，Michael，xiii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329-30

“Ordo-Liberalism，”369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ent（OECD），380

Oxford University，210-11，223-4，227

pacifism，310

Packard，Vance，337

Pareto，Vilfredo，294，316

particularist critique，278-84

Pascal，Blaise，27，35

patriotism，81，163

patronage，21-2，37-8，106-7，134，224-5

“pauperism，”172-3，180

Pearson，Karl，289

peddlers，58，85，95，97-8，184，399

“philistinism，”170，174，187，207-9，212-13，219，384，404

philosophes ，20-1，37，45，85，119，132-3

physiocrats，127，133

Pigot，George，123

Pitt，William，123-5

planning，362-5，367，371，385

see also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Plato，4，52，224

pleonexia ，5，159，395-6

pluralism，xi，34，84-6，279，321，340，350-1，373，401-2

Polybius，40

Pope，Alexander，37

Popper，Karl，466n 108

population growth，99-100，160，173-4，220，302，341-2，403

Pollock，Friedrich，329，343

Price，Richard，127，129，133

price mechanism，364-5，370-1

pride，8，18，51，178，405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159，195，287，395-6，399

profit，theory of 197-200，203-5，292

proletariat，166，172，177-8，187-9，195，199，232，243，270，273，316，331

see also working class，industrial

Protestant（s），16，24，27，150，174，182，189，238

Reformation，12，16，149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304

public opinion，20-2，34，87-8，109-12，114，144，171，226，295，314，354

Puritans，8，12

Quakers，26，33，211

Quadragisimo Anno ，7

Raja of Tanjore，123

Rathenau，Walther，229

rationality，230，263，270，345

economic，363-4

instrumental，340

rationalization，292，298，301，310-13，315-16，365，398

Raynal，Abbé，71

Reagan，Ronald，382

refinement，41，81-2，156，396

Reformation，see Protestant（s）：Reformation

Reich，Wilhelm，329

reification，271

religion，xi，16-17，41，206，208，210，246，254，257，287，332，405-6

Arnold on，216，220-1

Burke on，132-4

Engels on，174

Hayek on 371，385

Hegel on，149-50，165

Hobbes on，17-18

Marx on，181-6，192-3，195-6

Smith on，79

socialism as，294，299，307-8

Voltaire on，22-30，32-5，40

rent control，359-62

“rent seeking，”395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Marcuse），338

Rerum Novarum ，7，11

resentment，118，160，290，293，308，311，314-15，357，359，365，378，405

resourcefulness，357-8，365

Ressentiment，see resentment

Reynolds，Joshua，106，119

Rheinische Zeitung ，171

Ricardo，David，156，198

Rieff，Philip，332

rights，15

Robertson，William，131

Robespierre，Maximilien de，429n 142

Robbins，Lionel，362，467n 134

Robinson，Joan，456n 59

Rockefeller Foundation，324，356

Rockingham，Marquis of，106-7，109，119

Rockingham Whigs，114，125

Rohan，Chevalier de，23

Roman law，see civil law

Roman republic，40

Romanticism，151-3，157，167，169-71，190，195，198，212，230，240，246，253，278，332，345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300，302-4

Rosenberg，Alfred，187

Rothschild，239，268

Rothschild，Louisa de，222

Rousseau，Jean-Jacques，xi，19，102，133，142，169，250，337，396，403，453n 10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142，250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142

On the Social Contract ，142

Royal Exchange（London），26-30，32-5

Rugby School，210

Ruge，Arnold，170

Said，Edward，461n 107

Sanger，Margaret，301

Say，Jean-Baptiste，156-7

Schacher ，184-5，189，254

Schäffle，Albert，237

Schiller，Friedrich，142，327，332

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kind ，142

Schleiermacher，Friedrich，147

Schumpeter，Joseph，x，xvi，198，269，287-316，318，322，324，326，345，348-9，354，358-9，365，378，386-7，388-9，391，393-8，403，405

on Marxism，293，307-8

on New Deal，305

on Socialism，297-9

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288，297，307-16，378

“Crisis of the Tax State，”297

Nature and Maj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91

“Socialist Possibilities Today，”297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91-2，294

see also “creative destruction”

Scott，Henry，54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303

Seipel，Ignaz，353，360

self-control，72-3

self-interest，14，18-19，23，27，35，51，60-3，65-6，68，72-3，80，85，95，102，105，119，140，162，166，176，178-9，183-4，186，188-9，193，195，217，219，230，254，283，285-6，297-8，315，348，366，371，374-5，384，390-3，399

and cooperation，40

self-love，35，51，62

Sen，Amartya，404

serfdom，74，86，89，91，93-4，100，155，158，173，391

sexuality，330-4

Shakespeare，William，169

Shylock，176

Simmel，Georg，229-31，242-58，262-4，269，271，275-7，280-1，313，321，340，372，384，389，399-401，449n 18

Philosophy of Money ，242-4，263

Simonde de Sismondi，Jean Charles-Léon，177

Sittlichkeit （Hegel），150，386

Skidelsky，Robert，321

Skinner，Quentin，411n 269

slavery，xvii，14，74，155，158，177，193，335，392

Smith，Adam，x，xvi，19，27，35，37，51-83，85，96，102，104-6，108，114-5，117，131，134，140，145，152，154，157，161，166，178-81，186，189，198，204，233，246，271，285，291，301，317-19，322，325，347，358，364，367，372，374，382，385-7，389-96，399，402，404，453n 10

on legislator，67-71，76-82

on Voltaire，21，50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131，140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52-3，65，75，81-2，106，131，140，394

Wealth of Nations ，27，51-84，114，118，140，156，198，270，404

sociability，41，

social Darwinism，234

Social Democrats，207，232，238，264-6，269，274，285，289，295-6，328，360

Austrian，351-4

social justice，368，371-4，376

social status，desire for，73，398

socialism，xiii，175，177，181，193，240-2，264，269-71，286-8，290，294，296-9，307，314，325-6，332，336，341，347-8，351-2，359，363，369，371，391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364，382

society，254，263，274，372

Tönnies on，230

Socrates，4

Sombart，Werner，xvi，187，229，243，252-7，264，353，389，394

Jews and Economic Life ，254

Modern Capitalism ，253

Soros，George，405

South Sea Company，30，32

Soviet Union，269，336，339-40，382-3

Spann，Othmar，355

Sparta，14，40

Spartacists，265

Spearman，Charles，293

specialization，142-3，167，190，216，241，250，270-1

Spectator，The ，22，27

speculation，235-6，239-40，304

spillover，310，396-7

Spinoza，Benedict de，16，24，226

“spontaneous order”（Hayek），384-5

stagnation，309，379

Stalin，Joseph，287

Ständestaat ，86

state，176，181-3，196，240，246，287，305，317，322，325，347，367-8，370，372-3，376，391-3，397，399，402

Arnold on，217-19，223-6

Smith on，76-80

Freyer on，282-7

status，91

Stein，Baron von，146-7

Stein，Lorenz von，177-8

Stendahl，229

stock bubbles，xiii，32-3，237

stock exchanges，27-34，120，180，187，233-4，245，284，301，313

Stopes，Marie，301

Strauss，Leo，411n 69

Stumm，Baron von，239

“surplus value”（Marx），199

Swift，Jonathan，28

Tarde，Gabriel，452n 4

“Taylorism，”270

technology，251-2，280-2，284，336，339，395

Tharaud，Jean and Jérome，268

Quand Israël est roi ，268

Thatcher，Margaret，378-9，381-2

“think tank，”378

Thomas Aquinas，7-9

Thomassin，Louis，3，8

Tocqueville，Alexis de，314

tolerance，245

toleration，religious，23-30，34-5

Tönnies，Ferdinand，229，243，254，263，276，372

Community and Society ，229

“total state，”282，286，394

totalitarianism，258，275-6，322，335-6，359，368，396

totality，151，263，272，274，281，283

Townshend，Charles，53-4，106

trade unions，see labor unions

“tragedy of culture”（Simmel），249-50，271-2

Trevelyan-Northcote Commission，224

“tribal society”（Hayek），373，386

Trilling，Lionel，332

“trustbusters，”301

Tucker，Josiah，51

Tugwell，Rexford，303

Turgot，Anne Robert Jacques，85，127，133

unemployment，160，174-5，303-5，317，325-6，361，375，380-1，392

unintended consequences，61，64-6，75，77-8，82-3，167，297，313，361，364，392

see also “invisible hand”

unions，see labor unions

United States，300-6，312，316，323-6，331，336，341-3，347，349，369，379

“universal estate，176，195，274

universities，164-5，323-4，342，344，394，399

University of Chicago，369，378

usury，5-6，8-13，49，126，128，134，179，183-4，189-90，196，199，239，320-2

see also moneylending

utilitarianism，292，310，312-13，315-16，329，398

vampirism，196-7

vanity，18

Veblen，307

Verney，Lord，120-1

vices，8，18

see also luxury，pride，vanity

Viet Cong，342-3

Vietnam，342-3

Viner，Jacob，467n 134

virtues，8，15，58，99，101，107，321，373

enlightened，41-2，59，80-2

Hegel on，153

in civic republican tradition，ix，13-14，41-2

in Christian tradition，xi，18，40-1，59，65，290

Möser on，87

Smith on “inferior” and “superior，”72，80-1

see also benevolence，charity，courage，humanitarianism，self-control，Sittlichkeit

Vix Pervenit ，9，11

vocationalism，241

Voegelin，Erich，165

Volk ，151，233，253，257，277-86，352，355，394

Volker Charities Fund，369

Volksgemeinschaft ，277

Voltaire，xv，19，20-50，54，79，94，101，104-5，111，120，129，132-3，156，169，180，186-7，189，245-6，261，340，367，389，395，398，404

financial activities，37-40，43-9

on Jews，33-4

on merchants，36-7

on Smith，51

Henriade ，23-6，37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23，26，41-2，49

Philosophical Letters aka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23-38，84

“Worldling，”404

wage-price spiral，375，382

wages，68，116-18，174，177，180，200-2，239，266-7，300，305，372，379-80

Smith on，58，64

Wagner，Adolph，237

Wagner，Richard，187

Walras，Léon，203

wants，156-60，396

see also needs

Warhanek，Helene，369

Wartenburg，Paul Yorck von，242

Wealth Tax Act，304

Weber，Max，150，211，229-31，233，243，251，253-5，258，262-4，269，276，290-1，296，313，340，366，389，394，398

on capitalism and greed，240

on exchanges，237-40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240-1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33-4，256

on socialism，241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233，240，254

Weil，Felix，328

Weimar Republic，283-5，300，318，327

welfare state，285-6，325-6，335，338，343，345，368-70，379-82，402

Wesley，John，8，405

Westphalen，Ludwig von，169

Wieser，Friedrich von，291，348-9，354-5，358-9，366

Wilhelm Ⅱ，229

“will to power，”291

women，xii，56-7，92，98，132-3，157，172，195，201-3，206，247，301，310，312

working class，industrial，172-5，177，180-1，194，197，199-202，205-7，211，234，236，265-6，269，274-5，296，301，308，327，329，337-9，360

“white collar，”232

see also proletariat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196

World Trade Center，405

World War Ⅰ，231，255-8，263，268，277，282，288，295，312，327，348

World War Ⅱ，316，323-4，327

Young，Arthur，116

youth movement，242，276-7，327

Zola，Emile，2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美）穆勒（Muller，J.Z.）著；佘晓成，芦画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97-8114-2

Ⅰ.①市… Ⅱ.①穆… ②佘… ③芦… Ⅲ.①资本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Ⅳ.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0079号

市场与大师

——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著者/〔美〕杰瑞·穆勒

译者/佘晓成 芦画泽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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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9.5 字数：454千字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114-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1782号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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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ling the Gods：Athe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By Tim Whitmarsh

Copyright ©Timothy Whitmarsh，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前言

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

第一部分 古风时代的希腊：新的地平线

第1章 众神并存的希腊

第2章 经典

第3章 与神作战

第4章 物质的宇宙

第二部分 古典时代的希腊：无神论及其所受压制

第5章 因与果

第6章 “说到神，我不知道”

第7章 扮演众神

第8章 对无神论的审判

第9章 柏拉图和无神论者

第三部分 希腊化时代：神一般的王和目中无神的哲学家

第10章 神与王

第11章 哲学无神论

第12章 抗神者伊壁鸠鲁

第四部分 罗马时代：新的世界秩序

第13章 我们身边的神

第14章 虚拟网络

第15章 想象无神的世界

第16章 基督徒、异教徒及其他无神论者

致谢

索引

译者说明

前言

这是一本探讨古代世界无神论者，尤其是古代希腊无神论者的书，探究他们的思想、创见、抗争以及所遭受的压迫。笔者旨在讲述历史，而非劝诫世人改宗易教，也无意从哲学角度替无神论证实或者证伪。然而，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笔者越来越确信一点，即人类的美好生活离不开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以及争论的自由。

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

忒耳珊特罗斯（Thersander）：众神已死，干瘪的遗骸化作科学和理性的祭品，却原来笃信神明的人都是些轻信上当的傻瓜。

狄俄提姆斯（Diotimus）：胡说八道！当今之世崇奉神明之心前所未有之坚。喜欢出风头的读书人以为懂得些俗世知识便是通晓了万物，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别总聚餐空谈，快到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去看看吧：一座座神龛圣坛前人头攒动，一处处庙宇已被祭祀的香火熏黑。

忒耳珊特罗斯：这些人的信仰十分肤浅。他们参加种种仪式可不是出于坚定的信仰，不过是依惯例行事而已。芸芸众生终日忙于糊口，哪有时间哪来闲心问一句为什么，这才任由愚蠢的首领们把他们从一场灾难抛向另一场灾难。

狄俄提姆斯：在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芸芸众生需要神祇，那是他们的慰藉，他们心灵的依靠。

忒耳珊特罗斯：不错，宗教当然可以给人带来慰藉，带来希望，但也能带来焦虑和恐惧。宗教让人盲从、轻信，从而远离事实真相。只有观察、验证和理性的质疑，才能引领人们恰如其分地认识这个世界。

狄俄提姆斯：你根本不懂，有些真理其实与这个世界无关。人类天生能感知神灵，人人都具有通神的能力，只是有的人从不动用这种能力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前没有，以后也绝不会出现一个不存在神灵的世界。

忒耳珊特罗斯：是人类创造了众神。我们的祖先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中看到了神。那时，他们对宇宙万物、对自然现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而政治家和当权者却及时领悟到了宗教信仰的力量，于是恶意歪曲真相。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惩恶扬善、俯察世间秩序的神，那不过是当权者为了让人们乖乖听话而灌输的东西而已。

狄俄提姆斯：无神论不过时髦一时。未来一代代后人回顾以往时，只会把它看作过时的闹剧。

忒耳珊特罗斯：全然相反，行将就木的恰恰是宗教。当今世界面临种种问题，而宗教只会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却给不出任何答案。我知道，对于诸神的信仰植根深远，从中获益者必将拼尽全力抵死维护。但是，随着人们对世界万物的真知的不断发展、传播，宗教终将现出它本来的虚幻。

这段宗教信徒和无神论学者之间的对话并非真有其事，但它又的确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对话中的所有观点都可以在古希腊文献中找到依据。如果双方言辞都让人感觉太过现代，那也绝非巧合。因为，那些已困扰人类至少两千五百年之久的问题，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困扰着我们。

我们被一遍遍告知，无神论是近代的发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一些人看来，倘若不存在与宗教真理相对立的世俗国家观和科学思想，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看法其实是由“新无神论”论辩双方共同培植出的神话：无神论拥护者希望把对超自然的存在的质疑，看作科学进步逐渐抵消宗教影响的结果；而宗教信徒则希望把它看作颓势的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消耗下呈现的一种病态。双方所持的观点，都有虚荣的现代主义之嫌。对于超自然的质疑自古就存在。早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Plato）就曾描述过一位信徒斥责无神论者的情景：“你和你的朋友绝不是对众神持这种看法的第一人！这世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人罹患这种病症。”我们未必赞成柏拉图用疾病来比喻，但他的基本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上下数千年，一切文化环境中都存在许多拒绝信奉神明的人。 [1]

当然，另一种事实也不容否认，即宗教主宰人类文化的历史同样悠久、古老。但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标准观念存在一个问题，即宗教行为被反反复复地说成是一种有规可循、根本无须加以解释的事物，倘若与此看法稍有不同，便让人觉得怪诞、惊诧。这种观念也强化了一则现代神话，即把后启蒙时代的西方看作一个例外，以为它全然有别于此前其他任何时代，也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这种看法十分危险。一方面，对于信教者，它无异于提醒他们：信仰宗教是人类普遍和基本的状态，而缓慢发展的世俗主义是一种非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它也会误导无神论者，使他们陷入自以为是的妄想，仿佛有史以来，唯有21世纪的西方中产阶级才有能力抓住宗教问题的症结。

宗教普世论把对神的信仰看作人类固有的现象。这种观念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当宗教被“根深蒂固”乃至“牢不可破”地固着于人类身上时，宗教话语也日趋扩大。一些所谓神经神学家甚至在人脑中探查到被称作神点（god spot）的部位，据说人们的宗教情感、宗教冲动都源自那里。也有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宗教倾向，这种倾向是进化而来的优势。当然，以上所说都是些存有争议的主张，所幸的是，评价这些观点并非本书任务。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上述主张都可用来支持正规的宗教思想。继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把“智人”（homo sapiens）重新界定为“宗教人”（homo religiosus）之后，又出现一种把超自然信仰视为人性基本部分的思想。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包括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在内的近代欧洲自然宗教理论家那里找到思想渊源。拉菲托曾致力于证明所有人先天具有基督信仰的潜质（从而证明传教活动的正当性）。其实，早在古代晚期，这些思想的种子就已植入当时的宗教变革。 [2]

主张人类基本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并不比主张苹果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更让人信服。说到苹果，多数人都会联想到红艳艳的色彩，这种固定的印象伴随我们长大成人。图片、画册、民歌、迪士尼动画片和电视广告等，共同造就了这一标准的“苹果”形象。不错，的确有许多苹果是红色的，但是，也有一种金冠苹果却是纯绿色的，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荒唐到仅凭这绿色便认为它不是苹果。其实，我们在默许现代主义的神话时，正是这样对待无神论者的，他们的遗传特征与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人性不够完整的人。我们默许一场语源儿戏：仅仅根据无神论者（atheos ）在语源上是缺乏（a -）对神（theos ）的感应的人，就把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在这里，是否具备神感俨然成为一种识别标准。

有许多国家（特别是阿富汗、伊朗、毛里塔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把无神论者作为搜索和逐杀的对象。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证明：无神论者不仅存在于工业化的西方，而且遍及世界各地。人类学家在非西方文化中也找到了充分的证据。20世纪早期，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爵士（Sir Edward Evans-Pritchard）在刚果阿赞德人（Azande）中从事调查时，曾与一位视巫医为骗术的男子对话。在进一步分析后，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是当地人的普遍态度。对于超自然现象采取怀疑态度并不奇怪，也非特例。任何文化、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都可能如此。但这不等于说，在某一既定社会，其宗教文化的正式记载中总能找到这些人的踪影，因为合乎标准的民族志都遵循同一种模式，即它们都倾向于把宗教打造得不仅在特定文化群体内部整齐划一，甚至连基本构造也大致相同。当我们试图把握某一群体的基本状态时，典型的做法是询问他们的信仰体系，比如“祆教徒信仰”“优鲁巴人信仰”，等等。这种文化的扁平化造成一种千篇一律的错误印象。 [3]

无神论的存在既跨越文化，也跨越历史（柏拉图早已正确指出这一点）。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探讨“无信仰者”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所处的位置时曾指出，别以为存在单一、统一信仰的社会，那不过是无稽之谈，对神灵的“信仰、崇拜和怀疑一直并存于世”。如果我们不囿于那些专事维护教义统一的教会文献，而把目光转向实际生活中的宗教，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无神论，比如阿诺德引用过的案例：纽伯里的托马斯·泰勒（Thomas Tailour of Newbury）称朝圣者为傻瓜，否认祈祷的力量，怀疑灵魂转世等等，为此在1491年遭到惩处。 [4]

无神论的历史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不仅出于理性缘由，即有必要尽可能充分理解过往，而且出于道德，尤其是政治上的考虑。权威性和正当性是由历史赋予的。正因为如此，威权独裁体制国家总想否定他们不喜欢的人，毁灭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并把它们视为历史上的非法活动。无神论存在的历史并不被具化为一些风格样式大致相同的建筑物或仪式礼仪，而是呈现为相同的思想原则。假如以为宗教信仰深远、古老而无神论浅近，那么，无神论极易成为人们眼中无足轻重的过眼云烟，甚至有可能就连无神论者所受的迫害在人们心目中也比不上宗教少数派所遭受的迫害。历史久远的无神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权问题，即是否应当承认无神论者在现实生活中理应和其他人一样得到尊重和包容，并且可以不受打搅地度过他们的人生。

在我看来，无神论至少和亚伯拉罕的一神教同样古老，这就是说至少和希伯来人的一神信仰同样古老。然而，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圣殿崇拜中被承认为唯一之神的过程复杂而漫长，且至今尚不完全为人所理解，这就引出另一问题。那些根据圣经看待一神论的人使我相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内容是在被囚禁于巴比伦的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后的第二圣殿期［即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征服巴比伦之后］所形成的。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在科洛封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约公元前570-前475）的著作中，见到希腊人第一次以哲学方式表达出来的对传统宗教的怀疑。其实，具体时间精确与否对我的看法影响不大，因为那只是一种措辞手段而已，旨在表达无神论传统的古老丝毫不亚于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相比当然就更加古老）。 [5]

讲述远古无神论历史时所遇到的难题在于相关证据往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要在纷繁的古代文化中查找无神论者的踪迹十分不易，乌加里特语（Ugaritic）王室文献中找不到，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中也没有，当然，我们原本也并未抱有太大希望。这两类文献虽然形式各异，但文本内容本身都极其规范。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世界观，即现存社会秩序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时也由神意来维护。尽管如此，但圣经还是透露出蛛丝马迹，明确告诉人们：并非所有人都对耶和华抱有同样的信仰。比如《旧约·诗篇》（The Psalms）曾提到，有些恶人说“没有神”（《旧约·诗篇》10：4，14：1）；又比如，约伯因反复遭受磨难而抱怨耶和华（处在那种境地情有可原），等等。总之《旧约·约伯记》或许为人们对神明的猜忌和质疑留下了些许余地，但这只是些细微瑕疵。一般而言，这类文献都是在不断强调有一位庇护其子民的神存在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由散碎瓷片拼合而成的整幅马赛克画，但这种马赛克画仅见于古代希腊和受希腊晚期文化影响的古代罗马（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无神论者，但其历史全然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存世的古希腊文献资料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各种其他古代语言资料的总和。我敢打赌，流传至今的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以色列所有文献加在一起，都不及古希腊名医作家盖伦（Galen）一人留下的文字数量多。如果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实物资料，如艺术品、石刻铭文以及希腊人积千年之久留下的莎草纸文书，便多少可以理解，何以一个小小半岛的居民再加上其海外移民，会留下如此丰厚的文献资料。而我们的问题还不止于证据数量的多寡。希腊人给后世留下了多种多样其他古代民族所缺乏的实物资料和官方文献，就仿若希腊史学家们既拥有影片中被剪切掉的镜头，也拥有各种剪辑后的版本。希腊历史让我们见识了各式精灵古怪、离经叛道、持异端邪说乃至于吹毛求疵、怀疑一切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总是被告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历史的书写风向为之一变，在以往主流史籍中默默无闻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奴隶、弱势人群、少数族裔等，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比，本书所涉，仅仅是古代社会的一角。书中提到的多数人名，都是希腊罗马时代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男子（但这并非因为无神论者仅见于男性精英，而是因为该群体所留下的资料之多，与他们所占人口数量之少，完全不成比例）。当然，他们在历史上也常常被抹杀，或其重要性被贬低。有关希腊宗教和文化的历史，几乎都是由宗教信徒书写的，结果便是人们误以为古代宗教一直是一个不出故障、顺畅运行的系统。现在，该是唤醒其他对话者的时候了。 [6]

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书写历史，是因为偏袒宗教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有一点十分清楚，一些现代学者在从事古代问题的研究时，掺入了他们本人对宗教的价值判断。甚至时至今日，对古代无神论的学术性讨论依然能够引发对“民粹主义的原教旨无神论”（populist，fundamentalist atheism）及其“狂热鼓吹者”的讨伐。而古典学者往往并不以虔诚著称，相反，他们更乐于以非常世俗的一面示人。如我们今天所知，古典学科出现于19世纪，它们是在动荡中从神学领域剥离而出的。从那以后，历史研究者便一直致力于通过与近代西方一神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对比，来阐释希腊宗教。但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古典学者一直极力避免把希腊人基督教化（学术大忌！），以至于正规教科书大都把希腊的多神信仰解读为实际上与近代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新教教派）截然相反的体系：它注重群体仪式甚于个体审思，注重公共空间甚于私人空间，注重外在表现甚于内在信念，遵从以往实践甚于遵从经典文本。这些描述大都真实可信，但把二者刻板、图解式地对立起来，也会造成很深的误导。例如，有人提出，希腊宗教毫无疑问是“嵌入”（借用学术用语）社会的，并全部渗入古代城邦日常的生活节奏，在某种程度上，古人已无法想象没有宗教的世界。这种看法显然有误。 [7]

希腊宗教史研究趋向于以官方铭文作为主要史料，而上述观点正是得到这种研究的支持的。支持的理由十分充足：文学作品的内容让我们了解到的，往往只是些教育水准极高、社会地位特殊的个人，而从希腊世界各地发现的铭文，其所记载的则是社会群体的共同判断，因此，也更能呈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群体的所思所想。这些资料当然也有不足的一面：作为官方文件，它们对于各种事项所提供的当然是官方意志所准许的文本。而它们也使得有关这个社会毫无嫌隙、运作顺畅的故事，变得更加完美可信。难怪古代铭文很少提到非正统的神明观念。标准文献所描绘的当然是一幅标准的社会图景。不妨设想一下当代英国：如果仅仅借助议会议事录（Hansard）中的内容来观察21世纪的英国政治史，那么，你对女王陛下政府运作机制的了解很可能不胜其详，而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千姿百态的行为和态度却可能一无所知。

并非所有铭文记载的都是公共事务。一桩有趣的案例正好让我们得知，倘若有人拒不相信神力，仪式就会“失灵”。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小镇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医神庙附近，保有公元前320年献给医神的若干献辞。其中一份提到，有个手指无力的男子来到神庙后，对于铭文中讲述的其他医疗奇迹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当晚，男子在圣殿就寝（一种常见的仪式形式，被称作沉思），睡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现身了，于是男子的手指痊愈。医神却对他说：“因为你怀疑了不该怀疑的事，从此，你的名字就叫不信神者（Apistos）。”记载神迹的铭文却讲了一个有人曾怀疑神迹的事例，真是了不起的自觉。除此之外，这段铭文故事还提供了一个宝贵证据，它证明希腊寻常的百姓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对宗教产生怀疑。我们无从得知这名男子的社会背景，但也没有理由把他看作一个富人。可以肯定的是，铭文本身格式普通，且行文完全不讲究文采。

当然，这是篇神庙铭文，所以讲的是道德说教故事，故事中不信神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不信神者”最初的反应一定相当普遍。要想对神灵救赎之类的奇迹故事提出质疑，无须动用后启蒙时代所提供的思想。凭借“奇迹”一词的本义就可以验证那些故事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希腊人的看法恰好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笔下阿赞德人的看法相同。据说，希腊最愤世嫉俗的犬儒学派（Cynic）成员第欧根尼（Diogenes）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人对海难幸存者留在神庙的一连串献辞赞叹不已，第欧根尼不以为然地表示，假如遇难者也能留下题词，那么，神庙上的铭文数量会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这句玩笑话的潜台词是：其实幸存者的“神奇”经历和神意以及人们的祈祷毫无关系，倒是和海难中正常的生还概率密切相关。看来，第欧根尼也像那位不信神者（睡梦前）一样不相信奇迹故事。第欧根尼主张的要点其实同笔者看法一致，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文献只会记录那些似乎灵验的崇拜仪式，同时抹去一切相反证据。 [8]

本书想要讲述的是历经千年历史巨变的希腊无神论，它伴随着希腊世界从“黑暗时代”进入有文字的城邦国家时代，伴随着公民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亚历山大征服以及帝国的解体、希腊语世界被纳入罗马帝国，乃至基督教最终的来临。古典世界并非一夜之间突然被基督教同化，各地基督教化也非整齐划一的过程。基督教教派支脉繁多，每一派别此前各有其自身与希腊文化传统的冲突和关联。然而，即便如此，基督教帝国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事情。长期以来，许多令人尊敬的思想家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探索神的本质，但基督教的产生终结了这个漫长的时代，甚至连这些思想家也全部被湮没在历史中。前基督时代的无神论当然引起过争议，有时还会受到严厉压制。但是，与对待一神教的态度相比，占主导地位的多神教对待无神论的态度已经算是相当友善了。与之相比，无神论者在基督教时代则很难自处。无神论对于基督徒赖以界定自身的前提，就是一种绝对否定。

如此一来，本书的工作便成为一场对宗教怀疑论的考古发掘。其中，部分工作是努力从基督教上千年攻击、谩骂的肮脏瓦砾之下，挖掘出古代世界的无神论，同时，也需要铲除覆在瓦砾表层的其他积尘。在现代无神论形成的18～19世纪，古典知识在欧洲非常普及（至少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如此）。在这一时期，那些为建立没有神明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可以求助于伊壁鸠鲁（Epicur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的权威，也可以借助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Diagoras of Melos）和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Theodorus of Cyrene）的思想，满怀信心地期待世人的理解。但是，从20世纪初期起，对古典的认知以惊人的速度萎缩。我们的教育体系忽视了古代希腊罗马思想在西方国家世俗现代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从而让历史悠远的无神论因我们的集体蒙昧而备受责难。对古典遗产认知的缺失，导致“现代主义神话”深入人心。对古典传统的极度无知弄得人人都曾以为，是18世纪的欧洲人最先对神发起了挑战。

[1] 引文见Plato，Laws 888b。这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书，但通过注释、参考文献以及笔者的某种坚守或执着，也保持其学术性。全书内容涉及历史长达数千年，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书中引用的现代学术成果以最新英语文献为主，同时也兼顾大众读者的理解力和承受力。

[2] 布鲁姆（M.Blum）对神经神学的质疑颇有道理。他问道：“既然人脑中有神存在，神经神学能解释这个部分有多大吗？”见P.Becker and U.Diewald（eds.），Zukunfstperspektiven im theolog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n Dialog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11），306-14。关于“宗教人”，参见K. Armstrong，The Case for God：What Religion Really Means （London：Vintage，2010），13-34。

[3] 参见E. E. Evans-Pritchard，Witchcraft，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abb.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106-7（请特别注意其中一句话：“信神和疑神看来都是传统”）。

[4] 参见J. Arnold，Belief and Unbelief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Bloomsbury，2011），引文见该书第230页，托马斯·泰勒一案见该书第2～3页。

[5] 有关犹太民族一神信仰的产生，可重点参考M. Smith，The Early History of God：Yahweh and Other Deities in Ancient Israel ，2nd ed. （Grand Rapids，MI：Eerdmans，2002）。我曾就以上问题同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弗朗西斯卡·斯塔夫拉科坡罗（Francesca Stavrakopoulou）教授反复讨论，我从中受教颇多。

[6] 关于古代无神论的其他著述可参见P. Decharme，La critique des traditions religieuses chez les Grecs des origines au temps de Plutarque （Paris：Picard，1904）；A. Drachmann，Atheism in Pagan Antiquity （London：Gyldendal，1922），这两部书内容可取，但方法陈旧。还可参见H. Ley，Geschichte der Aufklärung und des Atheismus ，vol.1 （Berlin：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66），此书价值因其图解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打折。关于近年的讨论参见下列文献：G. Dorival and D. Pralon（eds.）；Nier les dieux，nier dieu （Aix-en-Provence：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2002）；H. Cancik-Lindemaier，“Gottlosigkeit im Altertum：Materialismus，Pantheismus，Religionskritik，Atheis-mus”，in R. Fabe and S. Lanwerd（eds.），Atheismus：Ideologie，Philosophie oder Mentalität ？（Würzberg：Königshausen and Neumann，2006），15-33；J. Bremmer，“Atheism in Antiquity”，in M. Marti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the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1-26；U. Berner and I. Tanaseanu-Döbler（eds.），Religion und Kritik in der Antike （Münster：LIT Verlag，2009）；D. Sedley，“The Pre-Socratics to the Hellenistic Age”，S. Bullivant and M. Ru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39-51。

[7] 引自P.O’Sullivan，“Sophistic Ethics，Old Atheism，and ‘Critias’ on Religion”，in Classical World 105 （2012）：174，with n. 36。近期有关基督教和希腊宗教的比较研究，可参见R. Parker，On Greek Religi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该书前两章分别为“Why Believe Without Revelation？”和“Religion Without a Church”。对嵌入式宗教概念的批评见B. Nongbri，“Dislodging ‘Embedded’ Religion：A Brief Note on a Scholarly Trope”，in Numen 55 （2008）：440-60。

[8] 参见Inscription：no.120，in P. J. Rhodes and R.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534-35=Inscriptiones Graecae 42 1.121。第欧根尼故事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6.59，其中警句据说出自米洛斯岛的迪亚戈拉斯。

第一部分 古风时代的希腊：新的地平线

第1章 众神并存的希腊

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Greece），自古以来被希腊人称作赫拉斯（Hellas），位于一个向南伸入地中海中部的半岛，由于地处非洲板块与爱琴海（Aegean）的衔接点，所以地震和火山活动频发，海岸线蜿蜒豁裂，进而形成数千座岛屿，其中最大的岛屿是坐落在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Crete）。希腊半岛以石灰岩地貌为主，全境约有三分之二为山地，山岩陡峭，景观出色，此外还有众多河流灌溉丰饶的平原。 [1]

希腊周边是连绵的山脉、峡谷、海湾、河流以及海洋，它们就是半岛的天然边界。半岛内，两地间的往来也十分困难。众所周知的德摩比利（Thermopylae，即温泉关——译者注）是连接奥塔山（Mount Oeta）和海岸的一条狭窄通道，当年薛西斯（Xerxes）率领波斯军队入侵希腊时，就是因在这里遭遇斯巴达人（Spartan）和佛西斯人（Phocian）小股部队的阻击而一度受挫。如在希腊陆地进行长途旅行，总会陷入体力不支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希腊人转向了海洋。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Minoan）开辟了跨海贸易网。他们驾着尾部高高耸起的巨大帆船航行在辽阔的海面，用自己的橄榄油、葡萄、羊毛、木材，向近东地区换取手工制品。在同埃及人的往来中，他们从各种技艺中学会了书写文字。

但是，米诺斯文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原因可能是锡拉岛［Thera，今圣托里尼（Santorini）］大规模的火山喷发造成了生态灾难。米诺斯衰亡后，来自大陆的新兴力量迈锡尼人（Mycenaean）继之而起。他们也同样向海洋讨生活，把生意做到了遥远的他乡，并从先辈那里学会了战争所需要的造船术和航海技术，从此向着克里特岛和东爱琴海开疆拓土。这段史迹由公元前14世纪生活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境内）的赫梯人（Hittite）保存了下来。他们的文献中曾提到过“阿希亚瓦”（Ahhiyawa）列王，“阿希亚瓦”有可能就是希腊语中的“亚该亚”（Achaea），亚该亚一名在荷马史诗中指的是希腊本土。如果荷马讲述的特洛伊战争真有其事，这一时期也本该被人提到。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Ⅲ）在位期间的埃及铭文曾提到过“海洋人”，他们在从尼罗河三角洲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一路劫掠，迈锡尼人应该也属于这群打家劫舍的“海洋人”。考古学也把这场劫难的线索指向希伯来圣经提到过的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大约从公元前1100年起，迈锡尼的宫殿文明也和此前的米诺斯文明一样，突然一蹶不振，原因至今不详。自此时起至公元前800年这段时间的资料极其匮乏，因而习惯上称之为“黑暗时代”。文字在黑暗时代失传，纪念性建筑沦为废墟，当地社会很可能被一群赳赳武夫把持着，他们凭借各自的本领和武力争夺脆弱的权力，朝代更迭混乱失序。 [2]

公元前8世纪，文明再次崛起，催化这次文明复兴的依然是海洋。公元前两千纪远程海上贸易的兴起，使整个地中海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舞台，希腊和意大利在地理上处于中心位置，因而在这片舞台也占据了最为有利的位置。广泛的跨海贸易、海外殖民和异族之间的通婚，意味着相邻各邦人民之间对彼此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获得新技术。正因为如此，希腊人手中的财富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获得了巨大增长。史称这一时期为“古风时代”。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迅速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人均寿命有所增长（依据现存遗骸的牙齿和身高判断），卫生和饮食状况得到改善，住房面积扩大了，希腊本土居民人数似乎增长了一倍。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再次有了文字，并且从邻国借鉴了许多出色的文化成果，如神庙建筑、雕塑、彩绘陶器、史诗等，直到今天，他们仍以这些成果著称于世。 [3]

在所有的成就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城邦国家。城邦（即polis ，是英语political、policy和police的词根）的雏形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其后，城邦（至少较大型的城邦）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形态。典型的城邦四周环绕着用来分割都市与乡野的城墙，有卫城（即“高高的城邦”）或城堡，有供奉主神的庙宇，有供水系统，还有供社区开展商贸、宗教、政治、司法、娱乐等活动的公共场所。在往后的岁月里，希腊文化传播到哪里，上述城邦形态就会出现在哪里。在古风时代，较大的城邦都会有漂亮的大理石建筑装点其间，这些建筑成为今人眼中典型的希腊式建筑，即列柱、山墙、柱间壁都装饰有三槽线饰带、过梁雕带等，而最重要的是，还刻有大量文字。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把法律、决议、献祭品等内容都刻在石壁上，这些文字使古代过客对文明有序的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今人了解当时人的价值观念、追求和偏好等留下珍贵的记录。 [4]

城邦文化是由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财富支撑的。希腊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于挖掘远洋贸易带来的商机，而且这种优势不止于地理位置。新的贸易经济虽大体上把持在官僚帝国巨头们手中，但私人商行和小型社团群体也能插手其间。政治上的不统一激励着各城邦国家在技术创新和开拓海外市场领域展开竞争，于是，整个希腊世界从中受益。

在古风时代，来自外部的对手——主要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也是激发竞争的重要因素。腓尼基人生活在提尔（Tyre）和西顿（Sidon），即今黎巴嫩（Lebanon）的迦南居民，说着与希伯来语差别不大的闪族语（Semitic），他们同样受益于非统一的城邦国家结构，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的工艺和很高的文化水准。早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就已同塞浦路斯有了贸易往来，实际上，可能是他们建立了现在的城市拉纳卡（Larnaca）。公元前10世纪晚期，腓尼基人又出现在克里特岛。一百年间，他们的足迹延伸到撒丁岛和突尼斯。接着，对贵金属的喜好驱使他们适时西行，到达矿产丰富的西班牙，甚至远达位于大西洋的“锡岛”（tin islands，往往有人莫名其妙地认为那里是不列颠群岛）。到公元前一千纪初期，腓尼基人已经把整个地中海织成了一张贸易网，或者至少是一种多网互联的综合体。例如白银，可以在西班牙开采，在希腊加工，然后在黎凡特（Levant，指当时地中海东部各国——译者注）地区出售。 [5]

古风时代的希腊是在与东部和南部各邻邦的相互影响中形成的。正是腓尼基人激励希腊人采用了使用至今的文字。首字母aleph 之名最初来自腓尼基人及其前辈，因其形似牛而得名（aleph 原义公牛）；第二个字母beth 之名原意为“房屋”。这两个文字符号被希腊文字吸收后改写成alpha 和beta ，希腊由此产生了字母表。这种对外来技术（书写拼音文字的确是一种技术）的模仿和吸收是希腊人在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法。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为标准，古希腊不能被算在欧洲之列，它置身于充满活力的东地中海贸易集团，在文化上与它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埃及、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即土耳其）。希腊人口聚居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等富裕城市。各地之间并非总能和睦相处，与腓尼基人的关系尤其如此。腓尼基人困于地中海东岸的不利位置，而不断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移民，在此与希腊人新建的定居点产生冲突。公元前9世纪，他们在今突尼斯东北海岸顶端建起一座都城，这里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而西西里岛又是希腊人在西部最重要的据点。腓尼基人称这座都城为迦太基（Qart ḥadašt），意为“新城”，希腊人把Qart ḥadašt转写成Karkhedon，罗马人再转写为Carthage。假设当年希腊人迟到一步而错失良机，又假设历史的骰子落地时转向了另一面，那么，迦太基人就可能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宰，中世纪的欧洲人就可能讲一口闪族话，而不是印欧语。可惜，真实的历史是，希腊人最终成功实现了海外扩张，而强盛一时的迦太基人在公元前3世纪的布匿战争中被罗马人彻底消灭。 [6]

古风时代的希腊呈现十足的多样性，这正是它的典型特征。那时没有国家中枢，没有首都，也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对外辐射希腊精神的单一稳定的实体。目前已确认的城邦数量在公元前650年至前323年期间多达一千二百个，每一城邦各有自己的习俗、传统和治理方式。这一时期，城邦权力一直在贵族（被称作“寡头”体制）和“僭主”（这一称呼在古风时代尚无贬义）之间不断易手。地方势力当然也会存在，但它们无一能够以一邦之力左右全局。 [7]

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当政之前，希腊世界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希腊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还很模糊，还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而非政治上的现实。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历史》（Histories ）中记载，据说雅典人曾拒绝与波斯人联手共同对付其他希腊人，理由是，“我们都是希腊人，血缘相同，语言一样，有着共同的神庙，祭祀仪式相通，我们的行为也都遵循同样的风俗习惯”。当时，能够代替统一国家把各地希腊人凝聚在一起的只有这种共同意识，即希腊人对于共同血缘、共同宗教和共同文化的感知。然而，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庄严的德尔斐（Delphi）神庙以及对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诗歌相同的珍爱之心以外，能够协调所有多样性差异的正规机制少之又少。自公元前8世纪起，德尔斐和奥林匹亚（Olympia）开始成为泛希腊世界的中心，有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神话史诗也是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所有这些因素，通过一个为解救被外敌掠走的希腊妇女海伦而共同出征的故事，打造出一个具有文化一致性的希腊形象。然而，除却共同的制度习俗之外，希腊文化不过是众多彼此关联却又各具自身独特风格的区域文化的集合。 [8]

这种极端区域化的特性直接反映在古希腊人使用的语言上。古风时代，各地方言均达到了很高水准，但无一成为主导语言。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莱斯沃斯岛（Lesbos）和本土东北部地区使用伊奥利亚语（Aeolic，该方言下还有若干分支），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本土西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使用多利安语（Doric），安纳托利亚西部其他地区和雅典使用爱奥尼亚语（Ionic）。此外，在阿卡迪亚（Arcadia）和塞浦路斯（Cyprus），另有一种不同的方言阿卡迪亚塞浦路斯语（Arcadocypriot）。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是用爱奥尼亚语创作的，这种方言似乎应该因史诗而获得尊崇的地位，但事实却是，史诗语言完全有别于任何一种现实中通用的语言，以至于它对爱奥尼亚语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上述各种方言都具有相同的语法结构，但构词水平和词汇数量因地而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生活在19世纪的格拉斯哥人、纽约人和非裔加勒比人凑在一起用英语对话的情景，古希腊各地方言之间的异同大抵与此相似。 [9]

希腊的多区域性特征也同样体现在宗教上。崇拜众多神明的古代的多神教全然不同于现代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没有谁会去费心争取神学上的正统地位。人们观念中也不存在像耶路撒冷（Jerusalem）、麦加（Mecca）或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那样的共同朝觐圣地。总之，古希腊既不存在政治重心，也不存在宗教重心。德尔斐、奥林匹亚和提洛岛（Delos）无疑都是被普遍认可的中心，也都受到同样的尊崇。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届时各邦休战，以确保奥林匹亚免遭攻击，也能避免访客被强行阻止进入该地。在多数希腊人看来，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主要是本地事务。私密仪式在家中或乡村祠堂和洞穴中举行，村社仪式在农村地区举行，而各城市会在每年若干固定时间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 [10]

地点对希腊宗教至关重要。希腊神祇众多，形态各异，在奥林匹斯十二神（宙斯、赫拉及其神系族）之外，有乡村诸神，如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宁芙（Nymph）和半人半羊的牧神潘（Pan）；有本地神灵，如缪斯女神（Muse）；有体现原始力量的地神（Earth）和女灶神赫斯提亚（Hestia）；有引自外邦的神灵，如色雷斯女神本狄斯（Bendis）和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有体现抽象概念的神，如劝导女神佩托（Peitho）和胜利女神尼姬（Nike）；有英雄即被赋予神性的人，如荷马史诗中的埃阿斯（Ajax）和阿喀琉斯（Achilles）（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和罗马皇帝）；还有种类无限繁多且只对一些特定仪式起作用的小神，比如雅典青年男子以其名字起誓的女神阿格劳洛斯（Aglaurus）。有一点非常重要，几乎每个神都有位于某一地方的某座神庙与之相联。奥林匹斯诸神是所有希腊人共同崇拜的对象，但是添加额外的名字后便分别成为各个地区的神，例如，阿波罗（Apollo）在德尔斐被称作皮提亚（Pythian），在哈麦克斯图斯（Hamaxitus）被称作斯敏西恩（Sminthian），在提洛岛（Delos）被称作辛西亚那（Cynthian），在阿古里斐亚斯（Acraephius）被称作阿古拉斐亚（Agraphia）。有一首献给阿波罗的颂歌这样写道：“我该如何咏唱您，您在歌中的名字何其多！”这些名字有的只是和某些城镇有关，还有的则相当晦涩，即便希腊人自己也感到神秘费解。比如，宙斯在奥林匹克祭典上被称作阿坡迈尤斯（Apomyios，意为“驱蝇人”），阿波罗在雅典地区被称作吕刻俄斯（Lykeios，即“狼神”）。而Lykeios之名无意中经转借成为亚里士多德学园名称吕克昂（Lyceum），后来，Lyceum一词又被法文和意大利文借用为“学校”，法文作“lycées”，意大利文作“licei”。对每一神祇的崇拜在特定地区都会有判然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传统和礼仪，并各有独自的祭司，隶属于某一地区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即便在某种意义上侍奉的是同一位神，也不得到其他阿波罗神庙从事祭祀活动。 [11]

奥林匹斯诸神在整个希腊语世界都是同样因地而异的。以阿尔忒弥斯（Artemis）女神为例：在邻近雅典的布劳伦（Brauron）地区，她穿着如熊，主管适婚青年女子的祭祀仪式；在安纳托利亚沿海的以弗所地区，则托名前希腊时代某位神祇，被供奉在当地最大的神庙，对其样貌的解释千奇百怪，有人认为是乳房，有人认为是禽蛋，还有人认为是公牛睾丸，等等；在帕特雷（Patrae）地区，祭拜活动被称为阿尔忒弥斯节（Artemis Laphria），届时燃起巨大的火堆，包括熊崽、狼崽在内的各种野兽都会被掷入熊熊烈焰中。总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阿尔忒弥斯都是同一个神，但是，对应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环境，她又是一个个全然个性化的存在。这种一致性与差异性彼此交织的状态，完美呈现古希腊宗教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是整个希腊文化的鲜明特征。

整个希腊世界并不存在树立正统道德或正统精神的机制，正因为如此，在各个城邦内部，宗教机构的权力有限。但这并不意味宗教地位的边缘化，各城邦每年都要花费许多天为众神举办庆典活动（古典时代的雅典，这种节庆竟然多达一百二十天），而神庙建筑既是展现城邦荣耀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城邦特征的物质体现。希腊人竭尽所能娱神，但给予神职人员的权力却十分有限，祭司们的任务是管理献祭活动，而不是对伦理或精神问题说三道四。在希腊，男女祭司身份能够对公众讨论婚姻问题或是穷人待遇问题发挥影响力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祭司不过是社区的一个职位，并不具有精神上的号召力。那个时代没有正规的宗教培训，也没有修道院或神学院。有些职位由世袭而来，还有职位有任职期限，并且由城邦国家授予。神职人员可以同时担任其他职务。祭司一职不过是每位成功人士（往往也意味着拥有某些特权）都期望获得的众多城邦岗位之一。例如，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既是英雄哈龙（the hero Halon）的祭司，可能也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同时，他还担任过雅典军事指挥官和公共财物主管，并在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担任西西里岛灾后紧急事务处理委员会官员。希腊的祭司们似乎从未结成统一联盟，各城邦都不曾存在祭司公会或祭司联合会之类的团体。 [12]

有些学者不赞成古希腊人认为圣俗有别的观点，但看来这是明显的事实。例如，在民主制的雅典，议事会讨论内容由“圣事”、“与信使相关事宜”（即对外政策问题）和“世俗事务”三部分组成。建筑物有圣俗之分，金钱用途也同样有宗教和非宗教之分。当然，这些划分在现实中未必那么清晰，比如，设在帕特农神殿（Parthenon）内的雅典娜金库本该属于神界，但其资财有时也被用来补充雅典军需。显然，我们也同样不该以为希腊人划分圣界与俗界的标准同我们今天的标准完全一致。重要的是，希腊人公认宗教应在城邦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宗教不应越界进入其他领域。这并不意味着祈祷、祭酒、献牲等宗教活动在“世俗”环境中无关紧要，只是意味着主持宗教事务的人无权裁定世俗事务。因此，把宗教说成“全面嵌入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各个领域”（有的学界尊长也持此说），似乎是一种误判。 [13]

希腊城邦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属于世俗范畴的领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司法，众神与法律基本无关。古希腊的司法审判从来不会被神学左右，判决书以城邦的名义而不是以神的名义下达，当事人也无须向神明祈祷。民主雅典有大量演说词保留至今，这些书面资料大都成为我们了解早期希腊历史的依据。贡特尔·马丁（Gunther Martin）博士仔细分析了资料中的宗教内容，指出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人在面对神明干预和玷污时，胡乱叱骂，不知所云，也有些人［特别是著名雄辩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则以世俗的世界观沉稳应对。一份法庭辩词所含宗教意味的多寡，取决于发言者本人想以何种面目示人，与庭审场合的要求无关。 [14]

希腊众神甚至在本性上就有别于他们的一神教表亲。现代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神最典型的特征在于超然和遥不可及。基督教从创立之初就纠结于基督的超越性：神如何从人类肉身中诞出？如何能够成为此世之神？公元5世纪时，基督教自身陷入了一性论（认为基督完美融人性和神性于一身）与二性论（认为基督既具有显著的人性，也具有显著的神性）之争的泥淖。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试图给出一个终结性的裁定，但许多东方教会拒不接受，由此导致了东西方教派的分裂，其影响至今犹在。这样的问题，希腊传统宗教从来不曾遇到。除少数哲学家之外，希腊众神被视作完全属于此世之神，他们居住在希腊偏僻的高山上（奥林匹斯山高达近万英尺，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登上顶峰），虽然能够一飞冲天，但是和我们依然属于同一生态系统。除却奥林匹斯山之外，他们还居住在星罗棋布般点缀着希腊各地风光的圣殿庙宇之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庙堂是众神在凡世间栖身的家。此外，他们还会以人类的样貌在凡人中现身，与凡人打斗，分享凡人的食物，甚至同凡人纵欲交欢。

从小耳濡目染现代一神教观念的人，热衷于发现多神论的缺陷。精神层面在哪儿？永恒而全能的神在哪儿？神的恩典在哪儿？死后魂灵的观念又在哪儿？要想理解希腊宗教，就须把这一连串疑问搁置一旁，置身于当时的条件，把宗教看作地方认同在社会内部的一种表达。其实，即便如此，古希腊人，尤其是古典时代以来的希腊人，也同样可以具备上述一切特质。比如，如果想要体验与神灵交流的神秘，感知对于生命不朽的承诺，可以参加神秘仪式，也可以成为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信徒。分布在希腊和南意大利的古代墓葬中保留了若干刻在金箔上的酒神祭文，文中指导人们如何才能死而复活（典型的内容是，人们被告知沿着白柏树和沼泽地之间的小路抵达记忆之湖，在那里提示守护者他们都是神的儿女，需要饮酒）。希望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净化的人可以追随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0-前500），过素食和隐居生活。古典时代及其后的希腊人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过终日冥思苦想的生活，思索神，思索究竟以何种方式与神明沟通，是通过神秘仪式，还是通过某些哲学流派，抑或还有其他更私密、更独到的途径。总之，希腊人并非天生缺乏“精神”气质，只是他们的城邦宗教并不要求他们应该这样或是应该那样。 [15]

古希腊各城邦有组织宗教的设置，但这同个人与神明的沟通无关。当然，在观看表现献祭场面的戏剧时，想必有许多参与者会产生情绪波动，甚至大悲大喜，仪式必然会使人陷入一种他者的体验。宗教体验有诸多层面，个体直接的情绪体验只是其中之一。它在现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实践中无疑处于中心地位，但在古希腊文献中难得一见，事实上，文献内容更多的反倒是当时社会的群体性意识。宗教仪式对社会的影响被视为整体的而非个体的，这种仪式能促进城邦内部的彼此认同，也可以使人对于作为整体的希腊文化产生一种宽松的归属感。这是经由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和而不同的特质，它赋予希腊文化以千姿百态。

从古风时代到古代晚期，希腊世界的历史一直是扩张与集中并举的历史。之所以说扩张，是因为希腊语言和文化在东地中海和近东大部分地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说集中，是因为继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各方势力争相把领土吞并进自己的跨境帝国，这一过程直到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无可争辩地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宰方告结束。公元前27年，希腊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并被冠以带有荷马诗风的名字“亚该亚”。各地并入罗马帝国的结果与今日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有几分相似。从此，罗马的印记无处不在：碑刻铭文、法律制度、罗马市民、铸币军人。其中最令人注目者莫过于罗马在世皇帝被供奉进遍布于希腊各城邦的神庙，人们在这些希腊神庙中竞相向罗马皇帝歌功颂德。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传统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比如，一些消亡已久的仪式、教派重新复活，一些古老的方言再度出现，取一个古典的名字成为一时风尚，等等。总之，来自罗马的向心力和来自各行省的离心力此消彼长，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塑造出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这段历史的具体内容留待后续章节讲述，目前的重点在于，伴随集权化而来的，很可能是一种单一的宗教秩序降临整个帝国。尽管对于基督教兴起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其中一点毋庸置疑，即罗马当局在公元4世纪开始接受基督教为官方许可宗教时，他们的目的绝不止于推广精神救赎。罗马帝国内部千差万别，有众多种族和众多语言，战争不时在多地同时发生，如何在缺少现代国家机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片庞大的疆域凝成一个整体，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时候推行基于一神（尽管有三个位格）崇拜的单一、集中的信仰体系，想必是一种颇为诱人的选择，似乎值得赌上一把。无论一神信仰在情感层面对参与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结构层面它都同时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在古风时代的希腊，多神体系中众多神明对应的是众多独立城邦间复杂联系的各种需要，与此相似，基督教一神信仰反映的则是罗马帝国后期各政治阶层的需要。

一神论与多神论虽然类别不同，但两者从未以任何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过。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教义就残存着多神崇拜的遗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让各自的天使、精灵转化成次一级的存在。反之，多神论也往往认为某一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这种现象被视为不排除其他神明存在的“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上述观点，那么，我们所谈论的就只是些趋势，而不是确切的状态，这两者显然不同。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谈到“不一样的摩西”（Mosaic distinction），指的是在以色列人记忆中，摩西向上帝选民昭示耶和华意志时做出了变通。按照阿斯曼的观点，古代多神论者认为众神可以在不同文化环境之间转换，这说明宗教没有外部边界。公元前两千纪，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化中已出现同质性诸神的名单，这在当时对于任何国家的外交而言，都是一种基本需要，因为双方都需确认哪些神明可以主司哪类协议。希腊人也认为，尽管祭拜众神的仪式不尽相同，但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希罗多德写道：“亚述人（Assyrian）称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为‘米莉塔’（Mylitt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里拉特’（Alilat），波斯人称之为‘米卓’（Mitra）。”也就是说，同一女神，名称各异。一方面，一神教在宗教内部与外部都设置了森严的壁垒，要求人们绝对忠诚于某一个神。这种做法正如阿斯曼理论所言，既绝对，又缺乏包容其他见解的能力，由此引发的圣战，让一神论在历史上蒙羞。另一方面，多神论则因其所主张的多元化而富于包容性和变通性。虽然古代不乏类似的战争，但是没有哪一仗是以宙斯（Zeus）、巴力（Baal，古代中东地区主神——译者注）或阿蒙（Amun，古埃及太阳神——译者注）之名开战的。 [16]

古代无神论的历史告诉我们，阿斯曼是正确的。当然，无神论并不总能得到希腊多神教的赞同，偶尔还会被对方强行压制。但就总体而言，无神论尚能为多神教信徒容忍，因为当时人们对于宗教上是否正统不感兴趣。祭司的责任是主持仪式和管理神庙财务，不是教导人们应该信仰什么。而且，那时根本无所谓正统、天启，也不存在什么圣言。和所有社会一样，当时有许多人虽然对神的本质抱有强烈的看法，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已。那个时代还不存在能够就宗教问题达成一致的社会机制，并且就整个社会而言，无论如何都不会把精力过多花费在精确定义何为神的本质这类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无神论在古希腊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并未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只是“其他”的信仰，也可以说，它更像是人们在神的问题上有可能采取的众多姿态中的一种（虽然是较为极端的一种）。只是到基督教已产生的古代晚期，无神论才被成套的对比语句斥为正经宗教的逆子、人类文明根基的大敌。在此之前——借用阿斯曼的话，我们或许也会谈到“不一样的基督徒”（the Christian distinction）——无神论是希腊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有关古代地中海的历史地理可参见P.Horden and N.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and Malden，MA：Blackwell，2000），史前史参见 C. Brood-bank，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13）。关于早期希腊历史概况，还可参见O. Murray，Early Greece ，2nd ed. （London：Fontana，1993）；J. 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ca . 1200-479 BCE （Oxford and Malden，MA：Blackwell，2007）；R.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1200-479 BC ，2nd ed.（Abingdon，UK，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要想了解希腊史研究的综合状况，可参见 J. Boardman，J. Griffin，O. Murray，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2nd ed.（Oxford：Oxford Press，2001）。此外，R. Miles，Ancient Worlds：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ondon：Allen Lane，2010）也是研究古代地中海文化概要的精要之作。

[2] 关于航海，参见L. Casson，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rev. e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要想了解米诺斯文化，可阅读J. Lesley Fitton，Minoans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2）。要想了解迈锡尼文化，可阅读R. Castleden，The Mycenaeans （London：Routledge，1995）。关于这一时期希腊的军阀或“大佬”，参见J. Whitley，“Social Diversity in Dark Age Greece”，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86 （1991）：341-65。

[3] 参见 J. N. Coldstream，“Mixed Marriages at the Frontiers of the Early Greek World”，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2（1993）：89-107，作者在文中依据考古资料论证了匹斯库西（Pithecusae）地区的异族通婚现象。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他的看法，如D. Ogden在其Greek Bastard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322-23中就提出不同看法。但是，无论我们是否称这种现象为“婚姻”，早期意大利似乎都存在同居或异族间婚媾的现象，参见Hall，History ，257。本书所述古风时代乃至其后希腊的发展主要依据I. Morris，“Economic Growth in Ancient Greec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60 （2004）：709-42。关于如何衡量希腊经济一直存在争议，但其整体上的快速增长应是难于否认的事实。

[4] 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城邦的出现一直备受关注。最重要的成果来自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Copenhagen Polis Centre），他们取得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成果，例如，M. H. Hansen，“95 Theses About the Greek ‘Poli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A Report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in the Period 1993-2003”，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52 （2003）：257-82；M. H. Hansen and T. H. Nielsen（eds.），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还可在线查阅网页http：//www.teachtext.net/bn/cpc/。关于该地区历史总体走向，可参阅Hall，History ，67-92，该书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参考书目，还可参阅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128-30 and 220-30。

[5] 有关这一时期发展状况，参见Broodbank，The Middle Sea ，460-95。关于锡岛，参见Strabo 3.5.11（书中称有10座这样的岛屿）。

[6] 关于迦太基，参见R.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London：Allen Lane，2010），其早期历史见该书第58～95页。

[7] 关于古风时代城邦数量，参见Hansen，“95 Theses，” 263-64。

[8] 引文见Herodotus 8.144.1-3。J.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若想专门了解马其顿人的族属，可阅读Hall，“Contested Ethnicities：Perceptions of Macedonia Within Evolving Definitions of Greek Identity”，in I. 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Washington，D.C.：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2001）。

[9] 有关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区域化特征，参见C. Dougherty and L. Kurke，The Cultures Within Greek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还可参见J.Ober，Athenian Legacies：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Going on Togeth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虽然作者讨论的是个别城邦而非作为整体的希腊文化，但在第69～91页还是重点介绍了“脆弱的一致性”这一人类学概念。

[10] 要了解希腊宗教，可参阅下列读物：W.Burkert，Greek Religion ，英文版译者J.Raffan（Oxford：Blackwell，1985）；J.Bremmer，Greek Relig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rice，Religions ；D.Ogden（ed.），A Companion to Greek Religion （Oxford：Blackwell，2007）；R.Parker，On Greek Relig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

[11] 诗句“我该如何咏唱您”引自Homeric Hymn to Apollo 19。关于希腊诸神独一性与多重性关系的讨论，参见H. S. 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Wayward Readings in Greek Theology （Leiden：Brill，2011），40-87，亦可参见Parker，On Greek Religion ，65-73。

[12] 关于雅典每年120天的宗教节庆日，参见L. B. Zaidman and P. S. Pantel，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trans. Paul Cart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02-4。关于祭司，尤其是雅典祭司阶层，参见R. Garland，“Priests and Power in Classical Athens”，in M. Beard and J. North（eds.），Pagan Priests：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Duckworth，1990），75-91。索福克勒斯任职详情参见古人所著Life of Sophocles ，当然，人们对书中资料也存有争议，如 M. Lefkowitz就曾提出不同看法，参见他的Lives of the Greek Poets ，2nd e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82。

[13] 关于议事会日程，见 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Athens ，43.4。关于古希腊人对圣俗两界的区分，参见W. R. Connor，“Sacred and Secular”，Ancient Society 19（1988）：161-88，该文介绍了S. Scullion的重要文章“‘Pilgrimage’ and Greek Religion：Sacred and Secular in the Pagan Polis”，in J. Elsner and I. Rutherford（eds.），Pilgrimage in Greco-Roman and Early Christian Antiqu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11-19。此前有人认为“很难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找到任何重要的‘世俗’领域”［见L. J. Samons Ⅱ，Empire of the Owl：Imperial Athenian Finance （Stuttgart：Franz Steiner，2000），327］，但Scullion纠正了这一旧识。关于宗教和世俗建筑之分见Isocrates 7.66。关于财政问题见Demosthenes 24.9。要想进一步了解宗教与非宗教因素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参见Samons，Empire of the Owl 。引文见Price，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3。

[14] 有关古希腊司法问题的研究，特别推荐 A. Lanni，Law and Justice in the Courts of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关于发言者在庭辩中运用宗教策略的内容，参见 G. Martin，Divine Talk：Religious Argumentation in Demosthen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该书第205页内容涉及了对神明干预的含混态度。

[15] 关于神秘仪式参见W. Burkert，Ancient Mystery Cult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关于神秘祭文，参见 F. Graf and S.I. Johnston，Ritual Texts For the Afterlife：Orpheus and the Bacchic Gold Tablet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还可参见G. Edmonds III，The “Orphic” Gold Tablets and Greek Religion：Further Along the Pa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个人宗教的理念，参见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 ，119-37。

[16] 关于古代近东和东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神的转换”现象，参见M. Smith，God in Translation：Deities in Cross-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Biblical World （Tübingen：Mohr Sie-beck，2008）。希罗多德记载见Herodotus 1.131.1。为准确了解这一观点，参见T.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08-22。关于“不一样的摩西”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参见J.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The Price of Monotheism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第2章 经典

宗教经典是一神教追求正统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自从神以书面形式启示众生以来，众生对神意的理解从此便离不开这些固定文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直为如何解释各自经典中的言辞语句争论不休，但同时，经典中的文本又被视为与神订立的契约，因而不可擅动，是受到神启、由神授权之作。即使是手抄本宗教著作，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要说毁坏，就连一丝污损也不能被容许。这种观念在古代近东地区根深蒂固，宗教文本在当地传统认知中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在古埃及，托特（Thoth）被看作发明文字之神。尽管书面文字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但一种希腊人称为“僧侣体”（hieratic）的字体仅限于僧侣使用。书籍在埃及被视为一种神奇的财富。例如，哈姆韦塞特（Setne Khaemwas）传说（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的第一篇故事讲述了一位智慧魔法师，他通晓所有字体的书写方法，并追逐终极魔法力量的源泉，即托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希伯来圣经成书的过程同样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字神奇魔力的崇拜。很早以前，希伯来文就被称为“神圣的语言”，其字母也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律法书（Torah）经卷自古以来就被奉为崇拜对象，人们甚至认为它具有增进健康的功效。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书籍是神意的化身，这种观念塑造了基督教圣经，也塑造了古兰经。由此肇始，实物书卷便是真理终极源泉的观念延绵不绝。早在公元530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颁布了一条法律，要求法庭在审案全程中供奉圣经。时至2013年，英国地方法官协会（Magistrates’ Association）依然重申，证人在出庭时须手持圣经起誓。 [1]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围绕宗教经典的思想而建构的。与此相反，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宗教典籍具有神奇效力完全是件莫名其妙的事。事实上，正是希腊人给埃及人的文字系统取名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并且用“僧侣体”这样的名字准确标识出这种字体与处在同一文字体系内的其他字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僧侣”一词完全没有神圣（hieros ）之意。有些与酒神崇拜相关的希腊宗教派别会引经据典［比如引用出自黑海沿岸希腊殖民城邦奥尔比亚（Olbia）的骨板文书和出自希腊本土的金箔文书］，并且把流行的符咒写在莎草纸上，或刻在金属板上。尽管如此，除去用于描述埃及或犹太文化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希腊人不把文字的书写与神性联系在一起。在希腊人看来，书写文字并不需要像埃及人那样掌握多么高明的特殊技能，也不必像在以色列那样只是少数识字精英的专属领域。无论什么人，不分男女，只要掌握了书写技能，又买得起昂贵的书写材料，就可以写字。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希腊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且整个古代一直是一个以口头沟通为主的社会，但是，当时的希腊似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拥有更多数量的读者和写作者。 [2]

正因为如此，虽然希腊人拿不出称得上宗教经典的东西，但是，他们又实实在在拥有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 ）和《奥德赛》（Odyssey ），拥有赫西俄德的《神谱》（Theogony ）。这些作品大约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那正是希腊文字破晓而出的时代。这是他们最早的诗歌，也是他们文化的基石。很难想象一个希腊人没有听过史诗中特洛伊的故事，不知道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是如何带走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妻子海伦（Helen）的，而墨涅拉奥斯又是如何与其兄长阿伽门农（Agamemnon）率希腊人渡海远征特洛伊，并历经九年鏖战夺取这座城市的；或者不知道奥德修斯（Odysseus）如何在战后长途跋涉，最终得以还乡与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重新团聚的故事。故事中既有希腊人在道德和军事上对异邦人的优越感，又有远距离渡海带来的恐惧，还有对家园、家人和家乡的无比珍视，而这一切都是希腊人彼此认同的核心因素。荷马的诗歌在整个古代传播之广，堪比圣经在19世纪欧洲的普及程度。现存一批遗存至今的莎草纸文书残片，据残片判断，这是唯一内容连贯的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埃及学龄儿童读本，其中的文本分别是荷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三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约为6∶2∶1。 [3]

希腊的史诗不是神学作品，或者说并不用于宗教仪式。诗中一些情节有可能被搬上宗教节庆的舞台，但这并不证明它们被用于特定的祭典。表演者不是祭司，而是吟唱诗人，他们是职业歌者，因衣着光鲜、形态动人而远近闻名。这些才华固然需要神启的灵感［就如那位与柏拉图对话的吟颂诗人伊安（Ion）所说的］，但他们的本意是让观众战栗、激奋、得到教益，而不是让观众感应神意。同以色列以及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文化相比，希腊人显然是以极其世俗的方式（以一神论的视角来观察）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的。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诗歌内容本身与众神无关。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是以神为主题的，讲述奥林匹斯诸神的降生和世系，讲述他们如何在宙斯的率领下打败各路神怪，也打败了觊觎最高统治权力的泰坦神族（Titans）。在《伊利亚特》中，交战的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双方都得到了神的支持，但宙斯却作壁上观，只管确保战争结局合乎命运女神的安排。《奥德赛》所刻画的神差劲了许多。在故事中，雅典娜和赫尔墨斯（Hermes）帮助奥德修斯返回家园，海神波塞冬（Poseidon）却因奥德修斯刺瞎了他的巨人儿子库克洛普斯（Cyclops）的眼睛而被激怒，从此千方百计阻挠他回乡。与此同时，宙斯已宣布，奥德修斯将为了正义而回乡，并向众多求婚者复仇。史诗无疑维护的是奥林匹斯众神的权力，有时（如在《奥德赛》中）甚至把宙斯奉为道德的守护者。倘若向古希腊人请教奥林匹斯诸神是怎样的一群神以及他们是如何管理宇宙的，答案很可能要视受访者依据哪部作品而定，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又或是赫西俄德的《神谱》？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出：“荷马和赫西俄德最早阐述了众神的起源，给神起了名字，分派了各自职守和技能，并且描述了众神的样貌。”总之，这些作品在任何意义上——当然也包含宗教意义——都是奠基之作。 [4]

然而，这些诗歌，特别是《伊利亚特》的中心内容，很难让人从中得出对于众神一以贯之的看法或是道德判断。史诗开篇呈现的是一幅厮杀过后猎狗飞禽以遍地尸骸为食的场面，还有一句神秘的谶言——“宙斯的计划就要实现了”。听起来仿佛众神之王真的筹划过什么，只是旁人一无所知。古代的读者并不比今天的我们知道得更多。后世有位作家认为，宙斯因为大地上人口过分拥挤，于是计划除掉部分居民；一些现代学者则提出，宙斯的计划是向诱拐海伦的特洛伊人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后来交战双方都遭到重创？）；此外还有各种分析。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它们都假设宙斯也如基督教的上帝一般能够凭借神意操纵人类历史。《伊利亚特》的其余部分也找不到证据来说明宙斯的计划。让人惊诧的是，因支持希腊人或特洛伊人而明确分为不同阵营的伊利亚特诸神，总的说来却似乎并不在意人类的是非曲直。有时他们会对自己属意的一方表示怜悯，有时又会对“无足轻重的凡人”表示蔑视，认为“他们的人生犹如树叶，生命尚存时枝繁叶茂，暖意融融，但最终仍不免枯萎凋亡”。 [5]

更何况，神自身行为的不检点也让人不安。在《奥德赛》中，盲诗人德摩多克斯（Demodocus）在吟唱中讲述了阿芙洛狄忒是如何与战神阿瑞斯（Ares）私通的，戴了绿帽子的丈夫赫费斯托斯（Hephaestus）又是如何设置罗网让一对偷情男女成为众神耻笑的对象。神并非总能做到无所不知或无所不能，即便宙斯也不例外。在《伊利亚特》中，赫拉（Hera）借用阿芙洛狄忒的腰带去诱惑宙斯，让他在纵享情爱后跌入梦乡，而就在这时，那些站在特洛伊一方的神趁机操纵了战争的进程。 [6]

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在文化意义上可以同希伯来圣经媲美，但两者对于神的描述却截然不同。在史诗中，众神被轮番描绘成孱弱、愚笨又可笑的模样，却又拥有能够主宰宇宙的巨大威力，对现代人来说，这种笔法看似过于轻狂，其实不然。问题的重点在于，出现在史诗中的神祇履行的是一套全然不同的文化职能。在希腊人的多神信仰体系中，没人指望神明能有多么公正，多么全知全能，或者说，众神至少不必每时每刻都表现得公正又全能。宙斯当然还是会以其能力被人们祭祀，充当道德的监督者，但在总体上，众神所演绎的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众神的身上可以看到让人类冲动的激情、提高生活品质的奇巧技能、困扰人生的种种问题，等等。例如，赫克托耳（Hector）临死前曾预言阿喀琉斯会死于“帕里斯和阿波罗”之手（见Iliad 22.359-360），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两位想同时出手，而是说帕里斯会用自己的弓箭射杀阿喀琉斯（因为阿波罗原本就是远射神）。同样，阿芙洛狄忒有施展色诱的本领，赫尔墨斯能健步如飞，阿瑞斯能征善战，宙斯则是一派王者气象，诸如此类。这样的描写很可能使人对这群复杂神祇的印象大打折扣，其实他们的面貌因时而异，也因作品而异，在不同的叙事诗作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被分别塑造成不同的形象。而最重要的是，希腊人的神明全然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明，他们既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是完美道德的化身，他们就置身于这个鲜活的现实世界。

此外，若以圣经为标准去评判希腊史诗，很可能会混淆希腊诗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讲述的都是人的故事，而非神的故事。《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因为对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感到愤怒而退出特洛伊战争，并诅咒希腊联军战败。这种对自己人的敌意是全诗的主要危机所在。后来，只因为得知密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死于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之手，阿喀琉斯才立即重返战场，把对阿伽门农的仇恨转移到赫克托耳身上，把他杀掉后毁尸。然而，在此过程中，阿喀琉斯逐渐意识到一个现实，即人类之死以及所有的死亡都会让至亲至爱的人陷入痛苦，于是全诗结尾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他同敌手赫克托耳的父亲普里阿摩斯（Priam）国王都为丧失至亲而悲伤。《奥德赛》讲述奥德修斯在经历过残酷激烈的特洛伊战争后，如何历经海外漂泊的艰难险阻而返回故乡伊萨卡岛（Ithaca），又如何在那里重整文明社会、再造家庭生活的故事。这两部长诗鲜明地表达了希腊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能够生活在与自己密不可分的本乡本土，大家相互尊重，善待彼此，才是最好的人生。其实，无论是愤怒的阿喀琉斯还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都算不上道德楷模，但重要的是，他们处在一个足够变通、足够开放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包容他们这些卓尔不群的异数。诗歌传达出早期希腊文化曾经面临的挑战，即如何使散布于各地的希腊城邦能够在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中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下去。

但是，若以为史诗不带丝毫宗教意味，这也是种误解。吟诗者就称自己的灵感来自宙斯与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记忆”之意）所生的缪斯女神。诗歌中的语言也并非希腊人的日常用语，诗句用词考究，雅有古意，所采用的韵律乃是具有宗教意境的六音步长短短格，这种格式有时也用于神谕。虽然荷马诗风带有神学意境，但与神启无关，它们更多的是在讲述一段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而史诗赖以形成的知识往往是处在口述文化时代的凡人所无法掌握的。缪斯女神的作用就在于确保歌者吟诵的传说真实、准确。“请告诉我吧，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缪斯女神，你们是无所不在的天神，因而知晓一切，而我们除去传闻，别无所知……” [7]

有些古人认为，荷马史诗可以乃至本应比它现有的样子更富于宗教气息。但早期哲学家，如科洛封的色诺芬尼指出，史诗描述的群神不过是带有道德缺陷的人类自身，显现了人类的不贞以及对神的欺骗。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谴责更加尖锐，在他看来（或者至少在他提到苏格拉底时是这样认为的），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诗人是危险的谎言贩子，他们污蔑众神和英雄们行为不端，这些有害的思想会对大众，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不良影响。有意思的是，柏拉图一直对赫西俄德讲述的克洛诺斯（Cronus）阉割其父乌拉诺斯（Uranus）的传说忧心忡忡，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像一个专制者，本能地把社会秩序与大家长制下的男性权力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多么颠覆性的思想才能产生比儿子阉割父亲的场面更骇人听闻的效果？柏拉图采纳了苏格拉底的意见，把所有这类诗人都从他虚构的理想国中清除干净。为了取代荷马史诗中的众神，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 ）中提出一个设想：由一位超凡的神明来统御从我们这个俗世中剥离出来的恒常的理想世界。于是，就因为柏拉图，众神只好变得完美，变得超凡脱俗，变得不为人类自身的堕落所玷污，一句话，变得恰恰与荷马和赫西俄德所刻画的神截然相反。 [8]

对于其他古代读者来说，史诗中的神学“缺憾”可以借由寓言作品得到补偿。寓言家把荷马史诗中明显矛盾之处作为深入解读文本的门径，这些文本在他们眼中是一套符号和密码的世界，有关宇宙本质的另类真理就藏在那字里行间。如果逐字阅读，史诗只是不那么宗教而已：“如果荷马作品不含寓意，那么他毫无虔诚之心，而那些亵渎神明的愚蠢故事正是通过他的史诗大行其道的。”然而事实却是，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该作者才会认为），他的诗歌寓意了一切。这种寓言式解读传统似乎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存在，由赫雷基乌姆的塞阿戈奈斯（Theagenes of Rhegium）开其先河。今人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他对《伊利亚特》第20卷所描述的众神交战颇感困惑。塞阿戈奈斯认为，荷马其实已隐晦地提到了一对对彼此相反的物理属性，比如干燥与潮湿、热与冷、轻与重等。塞阿戈奈斯还把阿波罗、赫利俄斯（Helios，太阳神）以及赫费斯托斯同火联系在一起，把海神波塞冬和河神斯卡曼得洛斯（Scamander）同水联系在一起，把阿尔忒弥斯同月亮联系在一起，把赫拉同空气联系在一起［希腊文ēra （赫拉）和aēr （空气）是由相同字母经过不同排列重组而成的两个词］。他还认为诸神间接体现了人类的各种特性，譬如雅典娜表示智慧，阿瑞斯表示愚蠢，阿芙洛狄忒表示欲望，赫尔墨斯表示理智。公元前5世纪，兰普萨库斯的迈特罗多鲁斯（Metrodorus of Lampsacus）把荷马诗作解析成一套系统表达这个世界的符号。塞阿戈奈斯和迈特罗多鲁斯的原作都已散佚，但是1962年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附近发现了一部寓言式作品，内容是以寓言形式评论一首基于赫西俄德的作品而创作的神秘诗歌，诗歌已失传，寓言式评论写作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5世纪。这个发现十分惊人，发掘的作品被称作德尔维尼莎草纸文书（Derveni papyrus），这批文书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早期寓言作家巧妙实践的窗户。 [9]

这种寓言式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排除了神的因素，把荷马诗中的“众神”作为思考物质宇宙的隐匿载体。到了古代晚期，希腊人希望有一部自己的宗教经典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抗衡，于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开始重新解读荷马的诗歌，以适应他们自己的神学理念。当沉睡的奥德修斯凭借斯克里亚人（Phaeacians）的神奇船只返回故乡伊萨卡岛时，他的财产留在一处仙女洞中，这里有两条路，一条通往神界，一条通往人间。公元3世纪，《驳基督徒》（Against the Christians ）一书的作者，即提尔的波菲利（Porphyry of Tyre）把这段内容当作理解物质宇宙的寓言，认为其中暗藏着洞悉神意的玄机，只有哲学家方可得其门而入。故事中，奥德修斯把他的财物存放在洞穴中，然后扮作乞丐离开，于是这段故事变成了一则寓言，寓意世人需要卸去身外之物，抵御俗世的肤浅诱惑，而转向神圣的自省。波菲利并没有把荷马诗中的群神当作年迈不堪的穷亲戚撵走，反而让他们得到了升华。在他笔下，《奥德赛》成为一部心灵寓言，一种对于柏拉图神学思想令人折服的表达，并且也是一部（虽未言明，却想必如此）足以同基督教圣经抗衡的经典。 [10]

寓言的确是个合适高格调知识分子的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具备解读荷马的独特权威——因为荷马史诗不是手抄本，也没有专门的祭司负责阐释其含义。荷马史诗是全体希腊人的共同财富，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塑造它。对于大多数听到过史诗的人来说，这些传说既和神学无关，也和正统道德无关。撇开寓言的穿凿附会不谈，仅仅从荷马史诗本身抽取出的伦理“信息”，既不抽象，也不复杂，无非是善待身边人，体恤陌生人，勿羡他人财富，勿睡不该睡之人。如果不借助于经典的类比，现代西方人很难描摹史诗诗人心中所想，但我们恰恰又必须这样做。这些作品之所以处于希腊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不是哪位神明以神力促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以自身的叙事能量而赢得共同珍视，因为它们借由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叙事，浸透到社会的每一层面。欧洲人在18世纪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荷马史诗，当时与之做类比的不是圣经，而是民间故事。这样或许更恰当，因为荷马史诗在古风时代似乎就经历过一个自下而上的传播，这一过程是由大众渴望分享故事的愿望推动的，而与外在的人为计划无关。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存在任何强制推行史诗的集权制形式。当时的确有职业歌手，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的史诗吟诵者，他们大概还组织过学校，但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为灌输荷马史诗而有计划实施的组织合作。他们只是像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欧洲说书人和民间歌手那样，聚拢在一起切磋、学习，然后又分别游走四方，去满足各地听众需要。 [11]

史诗没有受到制度化的宗教组织的干扰，这也造成了对史诗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解读，谁都可以在史诗中找到自以为是的真相。不管怎么说，多数希腊人都认为《伊利亚特》基本上是信史，他们或许承认诗中的确有不少夸大其词之处，还夹杂了超自然恩典、奇迹之类的内容，但是史诗所描写的战争确有其事，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也确有其人，阿伽门农、阿喀琉斯、海伦以及帕里斯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存在。然而，《奥德赛》在人们心中却是另一番故事。这部史诗最曲折的情节当属奥德修斯在海上的漫长漂泊、历险，在史诗第9～12章中，奥德修斯把这段经历讲给阿尔基诺奥斯王（Alcinous）和他的臣下听，多数情节依照古代史诗的标准，也算是相当“现实”。他讲到自己先后遭遇过巨大食人族拉斯忒吕戈涅斯（Laestrygonians）、独眼巨人库克洛普斯、把自己的同伴变成猪猡的女巫喀耳刻（Circe）、残忍的女妖斯库拉（Scylla），还有漩涡女怪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等等。反正奥德修斯的同伴都悉数殒命于归途中，还有谁能出面证实这些离奇经历真有其事？就算奥德修斯以心思狡诈闻名天下（比如特洛伊的木马计就是他的主意）也终究于事无补，“讲给阿尔基诺奥斯的故事”还是不免成为吹牛说谎的同义语。 [12]

奥德修斯不值一信的人品最终也影响了后人对荷马的看法。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千方百计地诋毁荷马的叙事，有时有些人还会写上一段玩笑或一本正经的文字来取代原文。拟人化宗教的批评者色诺芬尼认为，巨人和人头马怪的神话故事均为“杜撰”。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则提出，在各种传说中，有一种说法是海伦从未去过特洛伊，并称这种说法来自埃及僧侣，这些僧侣的前辈是听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亲口传告的。另有些人认为，荷马被奥德修斯收买了，所以把他的对手帕拉墨得斯（Palamedes）从《伊利亚特》中抹去了。罗马占领时期一位演说家宣布已经证实了特洛伊城从未陷落（这种说法或可讨好自称特洛伊后裔的罗马人）。另一位作家称在克里特的一处洞穴发现了特洛伊战争时期一位目击者的日记，翻译后发现，日记对这场战争的记述与史诗有很大出入。虽然存在以上种种说法，但都算不得亵渎。既然荷马的作品并非宗教经典，诋毁荷马史诗自然也就不会构成异端邪说。假如把荷马说成谎言家，可能会被人认为可笑、愚蠢、不值一驳、强词夺理或诡辩等，却唯独不会被看作是亵渎宗教的犯罪。 [13]

实际上，希腊史诗的非宗教经典性质对逻辑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文化的成熟，希腊思想家开始怀疑日趋空泛的史诗创作，渴望寻找一条新的途径来探讨围绕自然主义的合理性思想而构建的世界。假如他们一直笃信经典中的真理来自神的赐予，这一切便不会发生。以米利都的赫克特斯（Hecataeus of Miletus，公元前550-前476）为例，他的著作存世极少，但在古代却被视为早期历史学家和希罗多德的先驱。他在《神系》（The Genealogies ）的前言中写道，“我写下这些内容是因为我相信它们真实可靠”，并认为“希腊人传说甚多，荒唐者众”。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赫克特斯在当时所具有的革命性。《神系》一书重新讲述了神话中的希腊历史，对以往众说不一之处作了协调处理，并剔除了其中的超自然因素。赫克特斯强调自己具有清醒的辨别力，这或许是在提示世人：他要在一个传言者和轻信者遍地都是的世界中，发出常识和理智的声音。在另一份残存的文献中，他写道：“赫西俄德说埃古普托斯（Aegyptus，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译者注）有50个孩子，可我认为连20个都不到。”在这里，赫克特斯把自己置于传统权威和大诗人的对立面，坚持使用与观察周边世界相同的可信度标准去质疑神话。的确，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米利都，没人能够生养50个孩子，既然如此，神话中的埃及国王又凭什么能和别人不一样？ [14]

我们可以通过一份残存至今的奇特文本来了解赫克特斯本人及其同道的志趣。这份古代文本写作时间大约晚赫克特斯150年，作者沿袭了赫克特斯的理性风格。我们对文本作者佩勒菲图斯（Palaephatus）知之甚少，他或许是公元前4世纪晚期从事写作的雅典人，这也不过是根据一部中世纪百科全书提供的线索作出的猜测。 [15] 这份文本虽然存在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助理性系统来过滤神话的绝妙例证。譬如下面这段作者对于人头马怪的议论：

在传说中，人头马怪有着马的身躯和人类的脑袋。这样的传说竟有人信以为真，其实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马与人类的体质全无可比性，两者的食物完全不同，人的嘴巴和喉咙根本无法吞咽马料。倘若以往真的有过这种动物，那么今天不也应当依然存在吗？ [16]

佩勒菲图斯把人头马怪的传说解释为人类最初跨上马背时的慌乱记忆。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先民们为猎杀公牛而跨上马背，所以才有centaur（人头马怪）一名（从词源上说，centaur是一个双关词，公牛在希腊语中为tauroi ）。这种解释十分晓畅且颇具创造性，属于作者的典型风格。此外，这段话也从许多方面提示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是世代恒常的（一种前达尔文时代的合理假设）：从过去以至于如今，无论何时，马始终都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但人类显然已经（在佩勒菲图斯看来）在智力方面有了跨越时代的进步。在以往，人类是通过神话的象征意义来表达自己的；而今天，我们应当尊重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并切记这些法则是牢不可破的。

这是一种相当分裂的态度。佩勒菲图斯一方面拒绝神话，把它看作可以允许超自然因素存在的叙事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神话中想必含有可以从中搭建出——套用一个烂俗的英语词语即“真理内核”（kernel of truth）的内容。这一点与现代人的做法有些相似，比如把圣经中劈开红海的故事看作反映民间对于真实海啸的记忆，又或者把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故事看作对圣托里尼岛（Santorini）火山喷发的追忆。虽然当时的佩勒菲图斯以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现代人自居，但他并不准备放弃过往。他的典型做法是，先讲述一段人们熟知的神话传说，然后反驳道：“其实真相是……”总之，在他看来，无论隐藏得多深，神话背后最终总有真理在。 [17]

史诗神话是希腊人的集体记忆，对它的全盘否定令人无法想象，这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神圣，而是因为它所承载的往昔界定了谁是希腊人。然而，佩勒菲图斯们同时也认为，巨大的智力鸿沟把他们同这个产生众多传说的幼稚世界区分开来，而区分的标志是对于神的态度。佩勒菲图斯本人并非全然不相信神，但是众神对他的世界观的影响微不足道。他的45节遗作中只有8节可资参考，在这8节中又有6节属于老生常谈，拉拉杂杂，意思不大；似乎只有两处，至少初看之下，可见他对神的存在表达了某种认可。第一处是阿克特翁（Actaeon）的神话：猎人阿克特翁因窥见女神阿尔忒弥斯沐浴而受到报复，被女神变成一头鹿，这头鹿又被他自己的猎犬撕扯、追杀。为证明这个故事并不可信，佩勒菲图斯指出：“在我看来，阿尔忒弥斯固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人变成鹿或是反过来鹿变成人却是无稽之谈。”另一处是宙斯诱拐欧罗巴公主的神话：宙斯为了诱拐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而化身为一头公牛，从提尔泅水抵达克里特岛，并在那里与她完婚。佩勒菲图斯对此的解释与此前相似：公牛根本不可能如此远距离地泅渡，而宙斯也应有更好的办法把公主带到克里特岛。以上两例可以证明佩勒菲图斯认为全能之神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解读这些神话的唯一途径。他真正想说的是，神话的意义并不在于故事本身。如果你相信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宙斯，首先就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化身为公牛才能把年轻的公主带到克里特岛。全能之神是神话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他提倡重新书写“真实”的史诗，他心中的新版史诗并没有把众神包括在内。对佩勒菲图斯而言，无论如何都必须抛弃史诗中的神明观，这是成为现代人的必由之路。 [18]

事实上，宗教经典的缺失根本不是希腊人的缺陷，这种缺失促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文化变革。正是在这个时代，神学对世界的解释一步步式微，而崭新的自然主义解读方式迎面而来。共享同一种可供争辩、探索甚或重新改写的文化参照体，而不必害怕受到渎神的指控，这实在是对文化的一种巨大激励；倘若缺少这种激励，希腊传统文化恐怕才一起步就举步维艰。

[1] 关于哈姆韦塞特的传说，参见G. Maspero and Hasan El-Shamy（eds.），Popular Stories of Ancient Egyp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95-118。有关当时人对文字的普遍崇拜，可参见J. Sawyer，Sacred Languages and Sacred Texts （London：Routledge，1999），作者把基督教对圣经的观念置于近东的背景之下。关于律法书，参见S. Sabar，“Torah and Magic：the Torah Scroll and Its Appurtenances as Magical Objects in Traditional Jewish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3（2009）：135-70。关于希伯来经典神圣化的问题，参见S. A. Nigosian，From Ancient Writings to Sacred Texts：The Old Testament and Apocryph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关于查士丁尼颁布的要求庭审时必须供奉圣经的法律，参见Codex Justinianus 3.1.14.1。要想更全面了解基督教经典在古代的神圣性，可参见C.Rapp，“Holy Texts，Holy Books，Holy Scribes：Aspects of Scriptural Holiness in Late Antiquity”，in W. Klingshirn and L. Safran（eds.），The Early Christian Book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2006），194-222。

[2] 为更好地探讨希腊缺少宗教经典的问题，可参阅“Sacred Texts and Canonicity”一文，in S. I. Johnston（ed.），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A Guid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633-35。W. V. Harris，Ancient Literac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中，慎重分析了当时有可能达到的文化水平。

[3] 人们对荷马的各种有趣探究和近期成果可以列举出许多，例如R. Rutherford，Hom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revis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I. Morris and B.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Leiden：Brill，1997）；D.Cairns（ed.），Oxford Readings in Homer ’s Ilia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R. Fowl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介绍古希腊文学的读物数量很多，如T. Whitmarsh，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关于学校课本中的荷马作品，可参见T. Morgan，Literate Educa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Worl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313，我对莎草纸学童读本残片进行了拼合，三位作家作品的准确数量分别为：荷马58片，欧里庇得斯20片，米南德7片。

[4] 参见Herodotus 2.53。

[5] Homer，Iliad 1.5；M. L. West，Greek Epic Fragment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书中的诗歌Cypria 残卷。W. Allan认为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一致（我看未必见得），参见他的文章“Divine Justice and Cosmic Order in Early Greek Epic”，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6（2006）：1-35。“无足轻重的凡人”一语出自Iliad 21.461-67。

[6] 阿瑞斯和阿芙洛狄忒的故事见Odyssey 8.266-366。宙斯受骗一事见Iliad 14.154-377。

[7] 见Homer，Iliad 2.484-86.

[8] 色诺芬尼的看法见Xenophanes fragment 19，in D. W. 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omplete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es of the Major Presocr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柏拉图思想参见Plato：Republic 377d-378e，379c-380c。

[9] 引文见Heraclitus，Homeric Problems 1，英译本见D. Russell and D. Konstan合译的Heraclitus：Homeric Problems （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5）。关于赫雷基乌姆的塞阿戈奈斯，参见H. Diels and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vol. 1，6th ed. （Berlin：Weidmann，1951），8A2。关于兰普萨库斯的迈特罗多鲁斯，参见Diogenes Laertius 2.11。关于德尔维尼莎草纸文书，参见G. Betegh，The Derveni Papyrus：Cosmology，Th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关于古代寓言源流，参见D. Obbink，“Early Greek Allegory”，in R. Copeland and P. Struck（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leg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5-25，该书十分有用，各章节涵盖了所有古代寓言。关于对荷马所做宗教-寓言式解读，请特别参见R. Lamberton，Homer the Theologian：Neoplatonist Allegorical Readi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Epic Tradi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关于希腊和犹太寓言，参见M. Niehoff，Jewish Exegesis and Homeric Scholarship in Alexandr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0] 关于仙女洞穴见Homer，Odyssey 13.102-12。对波菲利的研究见R. Lamberton，Homer the Theologian ，121-32；以及Porphyry，On the Cave of the Nymphs：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ory Essay （Barrytown，NY：Station Hill Press，1983）。

[11] 没有证据证明荷马曾登台演出，对职业史诗吟诵者的描述见Plato，Ion 。

[12] 关于歇后语“讲给阿尔基诺奥斯的故事”，参见Diogenianus，Proverbs 2.86，in F. G. Schneidewin and E. L. von Leutsch，Corpus paroemiographorum Graecorum ，vol.1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839；再版于Hildesheim：Olms，1965）。

[13] 色诺芬尼观点见Xenophanes，fragment 9.21-22，in 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Herodotus 2.113-20 （Euripides，Helen ，或许还有Stesichorus现已散佚的Palinode 对事件的描述与希罗多德不同）。古人对荷马和奥德修斯的看法参见Philostratus，On Heroes 43.12-16。关于特洛伊从未陷落的看法，参见Dio Chrysostom，Oration 11。关于目击者日记，参见Dictys of Crete，Journal。关于对荷马和赫西俄德虚构神话的指责，参见D. Feeney，The Gods in Epic：Poets and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L. Kim，Homer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in Imperial Greek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4] 赫克特斯遗作见Hecataeus，author 1 fragments 1 and 19，in F. Jacoby，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Leiden：Brill，1923-）。

[15] 佩勒菲图斯作品英译本见 J. Stern，Palaephatus：On Unbelievable Tales （Wauconda，IL：Bolchazy-Carducci，1996），本书引述了其中一段译文。有关佩勒菲图斯生平的记载相当混乱，参见上书第1～4页。

[16] 引自Palaephatus 1。

[17] B. J. Sivertsen，The Parting of the Sea：How Volcanoes，Earthquakes，and Plagues Shaped the Story of Exodu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8] 阿克特翁传说见Palaephatus 6（载于On Unbelievable Tales ——译者注），欧罗巴公主传说见Palaephatus 15。佩勒菲图斯遗作最后7节（即第46～52节）中的众神形象更加严厉，但普遍认为这都是后人的附会（这种猜测很可能不错，因为这部分内容给人感觉不一样）。本章某些解释采自佩勒菲图斯对于诸神的观点；关于佩勒菲图斯观点，参见Stern的 Palaephatus ，5和 9-10。也可参见K. Brodersen的文章“‘Das aber ist eine Lüge！’：zur rationalistischen Mythenkritik des Palaiphatos”，载于R.von Haeling 主编的 Griechische Mythologie und frühes Christentum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2005），44-57。此外还可参阅 G. Hawes，Rationalizing Myth in Antiqu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37-91。

第3章 与神作战

希腊人虽没有宗教经典，但他们有神话，数量庞大的神话。希腊处处都是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可以带有宗教因素，但它们与宗教活动并无本质的联系。希腊宗教是一种通过共同的祭祀仪式和分享祭品方式来呈现的社会表达。而神话却完全不同，神话是一种讲述很久以前的人、神或是半人半神的故事，它所触及的问题对社会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神话意义何在？首先，它创造了一整套囊括全体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共同传说。知道阿喀琉斯、赫拉克勒斯、美狄亚等这一系列神话故事，是希腊人之所以为希腊人的核心因素。在较小范围内，各地区也分别有自己的地域神话，如雅典地区流传着阿格劳洛斯的故事，她看到埃里克托尼乌斯（Erichthonius）长着蛇尾的真容时，吓得从雅典卫城坠落身亡。这类地方性神话对于凝聚该城邦社会成员无疑十分重要，但在城邦以外的传播范围恐怕有限。“希腊神话”——即Greek mythology，这个英语词给这套神话系统带来一种错误印象——并非一成不变。希腊世界各区域差异很大，而且它既缺少宗教经典，又没有形成强大而集中的宗教体制，因此神话自然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人们口头流传。和一般宗教一样，神话反映了希腊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所有希腊人肯定都知道赫拉克勒斯，但他的故事在各地流传的具体情节并不相同。 [1]

其次，神话可以解释万事万物何以如此这般，因为过去是理解现在的钥匙。比如说，当年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在一次筵席中为了骗过宙斯而用油脂覆盖牛骨，让不宜食用的部位看上去像是适宜入口的牛肉，这就是现在人类之所以在祭祀时要把难以下咽的部位供奉给神明，而其余部分（多容易的事！）留给自己享用的由来。又比如，为什么希腊世界生活着不同族群，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方言？因为希腊人祖先赫楞（Hellen）有三个儿子，他们各自创立了不同部族，多洛斯（Dorus）创立了多利安（the Dorians），克苏托斯（Xuthus）的两个儿子各以自己的名字伊翁（Ion）和阿开俄斯（Achaeus）作为爱奥尼亚（Ionian）和亚该亚（Achaean）这两大部族的名称，埃俄罗斯（Aeolus）建立了埃俄利亚（Aeolians）。这种神话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作“寻根”（etiological）神话，它是一种强势且标准的声明，以此告诉世人这世界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也让世人明白我们所做一切皆有因可循！ [2]

最后，希腊文化萌发之初，系统哲学尚未出现，于是神话便被用来探索与其时代息息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神话，叙事相对保守，体现的是一般道德中的可行与不可行。例如俄狄浦斯的故事，在最单纯的意义上，被用来表达预言总会应验的道理。俄狄浦斯自认为是科林斯（Corinthian）王室波吕玻斯（Polybus）和墨洛珀（Merope）的孩子，当听说自己必有一天会弑父娶母的神谕后，便离家出走且不再返回。后来他留在了底比斯城（Thebes），却并不知道这里有他的亲生父母，他动手杀死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从这个故事中，人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谁也无法逃脱神所安排的命运。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 ）是一部结构宏大、繁复的艺术杰作，其中饱含文学典故和哲学隐喻。但是如果去除一切外在的形式，这个神话不过是讲述了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简单道理。

在神话故事中，人们的行为和结局之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神话非常适合用于道德教化。在《奥德赛》中，求婚者们的暴虐激怒了宙斯，于是让他们一个个惨死在奥德修斯手中。侵占他人财产也是不良行为，为神所不齿，因此，切莫贪占他人财物！复杂的故事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角色，呈现更复杂的行为动机，还可以引出各种细枝末节，把因果关系弄得扑朔迷离。因而，复杂的故事可以对道德问题作更丰富，也更具内在冲突的探索。比如，若是读过整部《奥德赛》便可以得知，奥德修斯本人绝非正人君子，他贪婪、放纵、谎话连篇。那么，在人们的自利行为中，究竟有哪些可以得到报偿，又有哪些应该受到惩罚呢？一部《奥德赛》为人们提供了答疑解惑之道。神话成为促使人们进行伦理反思的因素。

在其他方面，神话提供了探索人神之间各方面关系的机会，许多经久不衰的著名传说都可以归入这种类型，例如此前提到的普罗米修斯。在赫西俄德的记述中，宙斯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用牛骨冒充牛肉的欺骗行为而扣留了本该发给人类的火种，普罗米修斯却用一根茴香杆盗回了火种，为此受到惩罚。宙斯下令用锁链把他锁在山岩上，让老鹰啄食他的肝脏。作者赫西俄德来自比奥西亚（Boeotian）乡村，是依靠土里刨食的自耕农民，因此他的故事表现出人类对自身生活缺少安全感的状况以及对神赐的依赖。而其后出现的一部雅典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对此却有另一番解读。火在这里成为人类技术的象征，于是，这取自宙斯严密把持之下的神圣火花，把我们从穴居者提升到如今的地位，让我们成为介于兽类与神之间的存在。

这类传说即便没有引发战争，至少也会在神与人之间造成摩擦、冲突。世间的凡人脆弱不堪，他们的人生历尽磨难，转瞬即逝，而神却可以永生不朽，轻而易举地过上富足奢华的生活。虽然如此，这种差别却没有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神的力量不断受到挑战。在赫西俄德创作的《神谱》中，奥林匹斯山受到怪物和渴望推翻宙斯统治的泰坦神族的攻击。战事以奥林匹斯诸神的胜利告终。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摩擦，以另一个泰坦神墨诺提俄斯（Menoetius）为例，“富有远见的宙斯用呛人的雷电击打墨诺提俄斯，并把他投入暗域（Erebos，也是幽冥之神），因为他竟然胆大妄为地向宙斯挑衅”。总之，宙斯的权力不断受到各路对手的威胁。 [3]

在神话中，众神似乎总是严阵以待，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危机，一场又一场战争。不仅神的权威在神话中被戏剧化，他人对这种权威的觊觎也同样被戏剧化。获得支配万物和长生不老的特权，一直是人们渴求和嫉妒的。这类故事——是讲故事，而不是阐释哲学道理——占据了希腊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希腊的神不像耶和华、安拉以及基督教之神那样全知全能。从原则上来说，他们是能够被打败的，事实也是如此。在雅典剧作中，普罗米修斯宣称得知了一条预言，能准确预测出宙斯有那么一天会生出一个终将推翻自己这个父亲的儿子。这里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无神论很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存在于希腊神话中，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也并非不可想象。奥林匹斯诸神不复存在（或者至少不复掌控宇宙，这也等同于不复存在）的可能性就内在于希腊人的故事世界中。 [4]

现在有必要停下来反思一下神权在古代希腊的性质。那些从小受教于一神论传统的人根深蒂固地认定，“权力”意味着无所不能和永恒的统治，就如基督教赞美诗中所唱：“永世不朽，无往不胜，唯有上帝英明。”这些都是一神论赋予超凡神祇的属性。但是现在看来，全能神的思想实际上绝非一种简单的概念。一般认为，对全能之神的批评可以追溯到12世纪阿拉伯的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ës），其实早在罗马时代，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已提出过类似批评：“甚至就连神也无法做到所有的事，因为即便他想做，也无法做到杀死他自己……”（随后老普林尼还列举出一系列神所不可能完成的事，比如让凡人永生、改变过去、两个10相加不等于20等）当然，上述批评并不多见，希腊众神一般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古代多神教之神乃至众神之王所拥有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宙斯的权威来自他对狂暴（bia ，比亚）和力量（kratos ，克雷托斯）的垄断。在雅典的舞台上，比亚和克雷托斯作为替宙斯施暴的打手，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力即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打败敌人的能力。宙斯不会无谓地动用霹雳，那相当于古代的核弹，也就是说，倘若在奥林匹斯神权秩序受到质疑时启动霹雳，对手必遭灭顶之灾，且永无翻盘的机会。对希腊人来说，神的权威最终是由火力决定的。 [5]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都拥有绝对权力。与他们相比，希腊众神的权力却是彼此相对、寓于各种能力之中的，其中包括击败敌手（无论在人间还是神界）的能力、平息分歧异见的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以《伊利亚特》中提到的一段奥林匹斯山怨妇故事为例：赫拉指责丈夫宙斯宠爱其他女神，不惜与他公开对抗。但是宙斯毫不妥协地回道：“闭嘴坐下，听我说，不然我上前冲着你伸出这双无敌大手时，奥林匹斯所有的神都帮不上你。”于是赫拉“全身恐惧，默默坐下，强按住心跳”。这是一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权力，哪怕那人是他自己尊贵的妻子，正是这样的权力让宙斯成为众神之王。 [6]

这种神权上的差异自有其因由。从根本上说，希腊是一个以荣誉为本的社会，而无论是人还是神，荣誉皆来自与他人竞争中获胜。于是，竞争力便处于希腊人（尤其是男子）荣誉观的核心位置。由此可见，体育之所以能成为希腊人最历久不衰的遗产并非偶然。每一个人只有通过降低他人声望才能提高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声望。如果我要在排行榜上提升名次，就得把你压下去，这就是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弈”模式。《伊利亚特》中赫拉对宙斯发起的挑战，就是依循这样的逻辑，即依靠打击宙斯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作为女神的赫拉并未受到普通妇女礼仪规范的束缚）。在上述事件中，她的服输无疑带来相反的结果。宙斯以她为代价换取自己的胜利。这种自己人之间的窝里斗并不预示着社会行将崩溃，恰恰相反，它绝对是保证希腊社会正常运行的核心要素。要想强大，就需展示力量，为了展示力量，就需打败敌手。 [7]

因此，有关宇宙之战的神话不过是希腊人探索是否有可能存在一个无神世界的凭借。希腊语中有一个专门对应“与神作战”（battling the gods）之义的词theomakhia ，该词后来转化为英语词 theomachy。Theomakhia 可以指众神之间的争斗，就像《伊利亚特》结尾处那样，支持特洛伊的神与支持希腊人的神相互开战。但对希腊人来说，这个词更多的是指非神类接受神的挑战，即人神交战。欧里庇得斯的著名剧作《酒神的伴侣》（Bacchae ）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悲剧的典范之一。该剧讲述了年轻的底比斯国王彭透斯（Pentheus，意为“悲伤”）作为抗神者（theomakhos ）的故事：来自吕底亚（Lydia，在今土耳其西部）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前往底比斯，年轻的底比斯国王并不打算接待他，酒神祭礼只得在远离都市的荒郊野岭举行。沉溺在仪式中的妇女举止狂放，如醉如痴（或者，这场面至少就是该仪式在戏剧的扭曲视角中固定的样式，其实并没有证据证明现实中当真出现过那样的举止）。在剧中，彭透斯似乎把酒神看作威胁自己权力的对手，因而利用一切机会拼命反对酒神崇拜，还辱骂宗教仪式本身，认为这种仪式不过是淫乱行为的遮羞布。国王既抵制这个新宗教的抽象观念，也抵制祭祀仪式本身，为此遭到报应。当他被乔装打扮的狄奥尼索斯诱惑，前去窥探酒神女信徒时，发现她们全都陷入痴迷错乱的状态，接着，这群疯狂的女人把他也围起来施暴。最终的情景是，彭透斯的生母阿高厄（Agave）为自己赤手空拳杀死一头狮子而兴奋不已，直到她从酒神节的痴狂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才发现手中提着的竟是自己儿子的首级。这一幕场景很可能由演员头戴面具来表现。年轻的抗神者终于受到最惨烈的报复。

同所有神话一样，那些与神作战的故事可以被当作最简单的道德故事，想说的道理一目了然，那就是，千万不要与神争高下。彭透斯应该懂得怎样进行零和博弈，也明白众神为了维护自身权力而一定会对挑战者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但是，与神作战的神话并非只涉及责任和奉献。神话不属于要求绝对服从的基督教新教文化。神话的外表之下涌动着某些相当微妙也更让人向往的心绪。这些神话的广泛传播就是在提示我们：希腊人把妒忌神明拥有的特权看作人类的天性。我们自己不也期盼有一天敢顶撞神明吗？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以及众神妒火中烧当作特权而拼命守护的，正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心愿：摆脱生死羁绊，趋向神境。

有一点需要弄清：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类染指神的领地并不一定意味着亵渎神明，人们反而期待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能比芸芸众生更接近神明。在《伊利亚特》中，诗人一般用“如神一般”这样的词句来描述那些光彩夺目、正值巅峰时刻的英雄。在《奥德赛》中，帮助奥德修斯渡海还乡的费阿刻斯人（Phaeacian）是艾奇希厄伊（agkhitheoi ），即“接近神”的人。神话中诸多英雄在现实中也同样受到崇拜，比如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海伦和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就一直在斯巴达的莫内莱恩（Menelaion）受到祭拜。英雄崇拜在古希腊不只是一种隐喻，获此殊荣者也不仅限于神话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其他赛事上夺冠而赢得同时代诗人品达（Pindar）赞誉的运动员，借荷马诗歌的光也受到如神一般的仰慕。人类只要能够在竞技比赛或战争中表现出色，也同样可以享受宗教礼遇。后世一些伟大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就曾接受顶礼膜拜。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一神论模式误导，以为只存在一个距离人类世界不会太远的神。在希腊人那里，不朽并非一个绝对固定的点，而是一把滑尺。以赫拉克勒斯或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为例，若要问他们是神，是英雄还是人，怕是连希腊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8]

同样，人类在仪式中也可以扮演神的角色。在雅典春季的“花节”（flower festival），即安塞斯特里昂节（Anthesteria）上，人们装扮成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萨堤尔（satyr），节日期间会举办一场神秘的“圣婚”，由城邦高级行政长官夫人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交媾，酒神扮演者可以由行政长官本人担任。希罗多德讲过一段雅典前任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故事：庇西特拉图为了返回雅典，设计了一场计谋，他和一名假扮雅典娜的高个子妇女菲伊（Phye）一同乘战车出现在雅典街头，然后假扮的雅典娜祝福庇西特拉图复位。希罗多德对于雅典人竟然被这种把戏骗到显然十分不屑（他轻蔑地说，“他们不是号称希腊人中最聪明的一群吗！”），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势，但这种误解又似乎不无道理。在希腊，类似这种带有角色扮演环节的仪式——庇西特拉图如同王室入城式般返回雅典的举动也的确算是一种仪式——之所以能够进行下去，靠的可不是拙劣到如此赤裸裸的骗术，而是对假扮神明行为的集体默认。这种仪式十分奇特，它能让参与者认为真的感受到了神明，哪怕明明知道这其中的所有机巧都不过是人类自己所为。（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前现代，直到今天，消费者们不也是明知自己受到广告诱导，但照样兴致勃勃拜倒在名牌产品的神圣光环下。） [9]

如此看来，人类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获得某种神性，我们应当把人类与众神抗争的现象置于这样的语境。妒忌神的特权并非“罪恶”：早期希腊并不存在什么神授戒律可供破除，因而希腊人对何为“罪恶”的意识向来淡薄。（圣经的希腊语译者为此采用了一个极生僻的词alitērios ，用来指称这一全然陌生的外来概念。）渴求自身更加完美，追求人神可以共享的幸福生活，这是人类最自然的取向，人神交战故事探索的正是这种完全自然的人类天性。如果说人神交战有“错”，那么错不在触犯了天条圣典，而在于（至少在神话中）对双方实力的误判实在大得离谱。

与神作战还另有更深层、更抽象的寓意。按照基于荣誉的零和博弈逻辑，任何因荣誉而起的竞争都是在拿身份、地位冒险。倘若人类真的以某种方式战胜了神，神的性质就会受到各种质疑。有趣的是，《伊利亚特》中会不时出现这样的时刻，黄金一代的无畏勇士同与自己相对之神针锋相对，并前去征服他们。比如希腊勇士狄俄墨得斯（Diomedes）盛怒之下先刺伤了爱神阿芙洛狄忒，更令人瞠目的是，接下来他又刺伤了战神阿瑞斯本人。其后又有阿喀琉斯［因为母亲是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所以是半神英雄］与河神斯卡曼德洛斯的对抗，当然，在见到汹涌波涛的瞬间他又后悔了。无论狄俄墨得斯还是阿喀琉斯，都没有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受严厉惩罚。这些情节的要点在于戏剧性地表现了那些近乎神一般的人物，让他们尽可能像凡人一样跨越圣俗之界而进入神的境界。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抬高人类，很可能会贬低神，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在这里就是特意用来让人类出一口怨气的。 [10]

人神交战（theomachy）是一种借助神话传说这道媒介，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的无神论。与神对抗意味着否定神之所以为神的威力。要想把握这样的故事思路，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的史诗《列女传》（Catalogue of Women ）。这部诗作并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是由发现于埃及的莎草纸残卷拼合而成的。所幸这一部分篇幅很长，想来，它在罗马时代一定十分畅销。光翻一翻目录会觉得这部作品并不特别引人入胜，它实际上是一部希腊人的族谱，把希腊人始祖赫楞的众多后裔依族群划分开来。书名之所以叫“列女传”，是因为全诗内容围绕因神授孕的女子展开。尽管书名乏味，但其内容实际上像是一部汇集了各种光怪陆离情节的神话故事大全，暴力与色情在书中轮番上阵。这一点无疑可以解释后世读者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得到它。

在诗中，风神埃俄罗斯（Aeolus）家族是一个十分惹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其领地在希腊北部出名的荒野之地塞萨利（Thessaly）。提到伊奥利亚人（Aeolian），总是容易让人联想到难登大雅之堂的谈吐举止。《列女传》残卷夸耀地介绍埃俄罗斯的几个儿子不愧为“王者、执掌司法大权者”，但是随后又这样列出几个儿子的名字：“克瑞修斯（Cretheus）、阿塔马斯（Athamas）、心机闪烁（shimmering）的西西弗斯（Sisyphus）、无法无天的萨尔摩纽斯（Salmoneus）、狂妄自大的佩里厄瑞斯（Perieres）……”这一连串措辞让前面的夸耀成了天大的笑话。“Shimmering”一词即希腊语中的aiolos （Aeolus即来自aiolos ——译者注），用在这里显然语义双关，除形容西西弗斯之外，还显示出该家族祖先的名字。至此，我们可以断言，以默认的神话标准进行衡量，只有克瑞修斯和阿塔马斯没有犯什么过错，其余子嗣都是先天带有作恶基因的坏蛋。而我们对此的兴趣所在则与当下议题有关，即这些家伙各自作恶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卷入了与诸神的对抗。

在埃俄罗斯第一代子嗣中，我们首先碰到的是西西弗斯这个“心机闪烁”的家伙——科林斯城邦的缔造者。现代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作品让他在冥界受罚的故事得以在当代家喻户晓：他被判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但每当接近山顶时，那块巨石都会滚落下去。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才会遭到这种惩罚？传统上对此有多种不同解释，现在已无法肯定《列女传》残卷中提到的属于哪一种，但下面的说法可能性最大：传说宙斯诱拐了河神伊索普斯（Asopus）的女儿伊琴娜（Aegina），西西弗斯却向河神透露了他女儿的下落，为此宙斯大怒，派死神去惩罚西西弗斯，死神反而被西西弗斯绑架，以至于人间不再有死亡。后来，战神阿瑞斯救出死神，并把西西弗斯交到死神手中，但西西弗斯又设法逃离了冥界，并在世间继续生活了许多年。这一系列事件终于使他触怒了众神。骗过死神的奇幻故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西西弗斯神话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位诡计多端的科林斯国王竟然能够得逞，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得逞。虽然他最终还是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在故事中也看到了一个通过打败死亡本身而做到近乎抹去凡人与神之间界限的人类。 [11]

接着再看看埃俄罗斯的另一个后代阿尔库俄涅（Alcyone）。有份杂乱的莎草纸残卷这样概括写在《列女传》中的故事：“启明星神厄俄斯弗洛斯（Phosphorus，意即光明使者）之子刻宇克斯（Ceyx）娶了风神埃俄罗斯之女阿尔库俄涅。两人都十分傲慢，他们夫妻彼此相爱，她……称自己的丈夫为宙斯，丈夫称她为赫拉。宙斯得知后大怒，把他们变成了一对鸟儿。”这对夫妇的名字也确实带有鸟的痕迹：Ceyx希腊语作kēux ，意思是“燕鸥”，Alcyone希腊语作alkuonē ，意思是“翠鸟”。我们由此得到一点重要启示，即他们都希望让自己化作神仙。后世有一部百科全书对Ceyx作了细节上的补充，说他“希望作为神被崇拜”。看来这对夫妻是因为想取代神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而得罪了众神。他们通过自称为神实现了对神的否定，这种对抗神的方式也算别具一格。 [12]

在所有家族成员中，西西弗斯和阿尔库俄涅的兄弟萨尔摩纽斯也许是最惹眼的。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有一份较完整的莎草纸文书残卷，详细介绍了《列女传》对萨尔摩纽斯劣迹的描述，后来的一些资料也能使这部分内容得到充实。下面是后世某一版本提供的故事梗概（其细节的充分足以让人确认它和《列女传》的记载是同一版本）：

他十分傲慢，渴望和宙斯平起平坐，却为自己的大不敬而遭到惩罚。他说他本人就是宙斯，他拿走敬神的牺牲，并命人把这些牺牲献给他自己。他把风干的兽皮装入一口口青铜大锅，用战车拖拽着，声称正在制造雷鸣，他向天空投掷燃烧的火把，声称正在制造闪电。但是宙斯却以一记霹雳回敬了他，并把他建立的城邦连同居民彻底毁灭。 [13]

这段精彩的故事带有喜剧色彩：比起一通激昂的哲学无神论大道理，使用厨具去同雷神（Thunderer）宙斯竞争的办法更像滑稽的模仿。尽管如此，这则故事在理论上仍值得探讨。从理论的角度看，神性在这里已然降格为一系列可以轻易模仿的标志，如神的威名、神所发出的巨大声响、空中的闪电等。萨尔摩纽斯行为的寓意在于：对神而言，没有什么比他所模仿的对象更重要，如果这些都能被人类模仿，那岂不是说只要神能够做到的事，人类也同样可以做到？萨尔摩纽斯对“宙斯品牌”的模仿在某些方面近乎后现代行为，其手法同仿造者冒用服装设计师的商标十分相似。其他古代作家在讲述萨尔摩纽斯的故事时，也的确使用“仿冒宙斯”这样精准的字眼来强调他的大逆不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模仿（mimēsis ）一词本身就隐含伪造和欺骗的意思。那么，原始的萨尔摩纽斯神话很可能是一篇寓言，寓意人类通过仪式、戏剧、雕塑（雕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遍布于希腊全境的）等手段装扮成神的能力，很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如果凡人通过模仿就能塑造出神，那神能有多么现实？ [14]

接下来，我们可以作进一步推论。有两位聪明的学者通过观察发现，萨尔摩纽斯使用铜锅兽皮模拟雷声的方法和后人记载的雷鸣器（bronteion ）几乎一样，这是戏剧中需要发出雷声（brontē ）时使用的一种拟声装置。在《列女传》形成的时代，戏剧之于希腊人或许还无足轻重，目前所见最早证据属于稍晚于那个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之交。戏剧一定先于严格意义上的剧场而存在，早期形式的戏剧又必定少不了拟神的剧情，因而雷鸣器被广泛使用于剧场之前，应该已在祭典中得到应用，《列女传》作者对这一装置的了解或许就是由此而来。或许还可补充一点，有证据证明当时剧场也使用一种闪电器（keraunoskopeion ）模拟闪电效果，这种装置可能同样源于早期祭祀活动。换言之，萨尔摩纽斯的故事绝不只是个笑话，透过故事可以看出，当时人类已开始通过雕塑、绘画和戏剧在自己的世界制造神明，这篇故事正是对这种造神文化的抽象意蕴所作的一种反思。故事所好奇的是，如果神能由制造而来，那么这世界真的有神存在吗？ [15]

对此，《列女传》的回答十分响亮：“有。”宙斯用轰鸣的霹雳重申他对狂妄自大的抗神者所拥有的权力。他以一记凡人自以为可以仿造的霹雳惩罚了萨尔摩纽斯。此事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次惩罚行动，也是对模仿与被模仿这两者间玄妙差异的再现，它戏剧化地强调了一个事实：闪电和投向空中的火把根本不是一回事。神话中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形：遇到问题时，就以重建传统真理的方式尽可能给出一个最保守的答案。然而答案的保守并不会使问题本身变得保守。史诗承认萨尔摩纽斯需要受到惩罚，其实也就是在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人们，公元前6世纪时的主要文化焦虑来自人类制造“伪”神。

以保守的叙事方式讲一段人神交战的故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归根结底，神话的部分作用是为希腊文化的运作方式树立法则。但必须强调一点：神话所呈现的与神对抗行为只意味着神权面临危机，并不意味着对抗行为本身是犯罪。萨尔摩纽斯和他的兄弟姊妹在神话中都很“傲慢”（希腊语为hubristai ，英语hubris一词即来自此），却并不邪恶。与神作战的家伙之所以被视作傻瓜，因为他们打的是一场毫无胜算之仗，因为他们竟以为人类也能立志成神。无神论既不天生邪恶，也不天生喜欢与虔诚作对，但是人却具有夺取神权的冲动。

希腊神话是一种民间智慧，也是一种具有社会凝聚功能的叙事黏合剂，而不是祭司们用来教导世人该怎样信神、信什么神以及为什么必须信神之类的虚张声势的东西。它往往沉稳、正经，但有时也难免谐谑、搞怪，乃至大胆试探。总之，神话是人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故事，而不是说教。在我看来，有些神话故事还具有哲学意蕴。虽然故事中那些胆敢挑战神明的家伙最终一败涂地，神权再次得到巩固。但是同时，与神作战的故事也是种探索（虽然短暂有限），看看人类是否有可能推翻神权秩序，过上不依靠神也能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就告诉我们：无神论思想在当时文化环境下的流传，已到了值得借助神话去探索和抵制的程度。这些思想在更大的文化范畴究竟会如何表达？对此，我们只能稍作揣测。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是否存在众多刻宇克斯、阿尔库俄涅和萨尔摩纽斯，也不知道这些观点是否仅限于精英阶层；但是，这些形象出现在通俗故事中的事实却提示我们，至少要有足够多的人懂得无神论，这种故事才能吸引人，也才好卖。

[1] 此处仅粗略涉及神话的社会功能，要想全面了解这一问题，可参考E. Csapo，Theories of Mythology （Oxford：Blackwell，2005）。

[2] 普罗米修斯的传说见Hesiod，Theogony 514-616。

[3] 关于墨诺提俄斯，见Hesiod，Theogony 514-616。

[4] 宙斯被推翻一事见Prometheus Bound 755-70。同样的预言亦见于Hesiod，Theogony 886-890。

[5] 参见Pliny的 Natural History 2.5.27。有关全能的悖论可参见P. Grim，“Impossibility Arguments”，in M. Marti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the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00-204。关于比亚和克雷托斯见Hesiod，Theogony 385-87，还可参见 Aeschylus，Prometheus Bound 1-87。

[6] Iliad 1.565-69.

[7] 关于争辩与竞争对早期希腊社会的重要性，请专门参考E. Barker，Entering the Agōn：Dissent and Authority in Homer，Historiography and Traged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8] 历史上对战死者的祭祀仪式可参见B. Currie，Pindar and the Cult of Hero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89-119。关于对君主的神化参见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Wayward Readings in Greek Theology （Leiden：Brill，2011），439-92，还可参见本书第10章。

[9] 关于庇西特拉图一事，见 Herodotus 1.60，还可参见W. R. Connor，“Tribes，Festivals and Processions；Civic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Archaic Greece”，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1987）：40-50。

[10] 参见Homer，Iliad 5.311-430，850-909；21.211-97。

[11] 这里采用的故事发现于Pherecydes的遗作，参见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3 F 119=schol. Iliad 6.153。之所以认为它是《列女传》中的故事，是因为河神伊索普斯和其女儿伊琴娜故事的开头部分是由倾向于相信《列女传》的Apollodorus重写的（参见Library 1.9.3）。同一些传说相反，这一故事版本与Theognis 698-715以及 Alcaeus fr. 38a相一致，两者都有西西弗斯逃出冥界的情节，而它可能正是Pherecydes作品中重写故事的后半部分。在A.Aarne and S.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2nd ed.（Helsinki：Academia Scientarum Fennica，1981）中，欺骗死神的民间传说被归入第332种类型。

[12] 引文见R.Merkelbach and M.L.West，Fragmenta Hesiode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Fragment 10（d）=P. Michigan inv. 1447 ii 14-19；还可参考Apollodorus，Library 1.53。此外可参阅Etymologicum Genuinum 中“Alcyone”条目下的内容。此处希腊文语义有些含混，他“希望作为神被崇拜”也可以理解为他“希望被视为神”。

[13] Apollodorus，Library 1.9.7.

[14] 关于模仿行为，参见下列文献：Diodorus of Sicily 6.6.4-5；Vergil，Aeneid 6.585-95；Galen，On the Method of Healing 14.10.18，以及pseudo-Hyginus，Stories 61，239。

[15] 参见S.Trzaskoma and R.Scott Smith，“Apollodorus 1.9.7：Salmoneus’ Thunder Machine”，Philologus 149 （2005）：328-46。有关雷鸣器和闪电器的记载，见 Pollux 4.19.130。

第4章 物质的宇宙

一般而言，希腊宗教极少言及道德和大千世界本质。以当时的观念而言，监督宇宙治理情况无疑属于众神的工作：阿波罗的任务是驾着他的太阳战车巡视天空，阿芙洛狄忒要保证自然界生生不息，宙斯负责惩治不端行为。尽管希腊宗教带有一种含蓄的宇宙秩序感（因此宗教活动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举行），但它终究不鼓励对宇宙性质作随意揣测，也不大相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能描摹出宇宙的模样。以献祭为中心的群体仪式是全程只做事、不说话的活动。祭司的任务是负责把牲畜牵来、主持仪式，直至宰牲和献牲。献祭仪式可不是什么心灵体验的过程，而是一场充满感官刺激的活剧：围观者为听歌而来，为露天游行的盛大场面而来，为一睹牲畜被牵上祭坛、发出垂死的嘶嚎而来，为闻一闻动物肉体被焚烧时散发的气味而来。

总之，希腊人在思索世界的性质时，想到的是求助于哲学，而不是有组织的宗教。抽象思辨与祭司职能之间的截然对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希腊哲学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资助，也从来不受国家约束。各种学派却适时而起，并确立了各自的体制架构。有些学派确实逐渐变得专断起来，甚至近乎宗教般沉溺于其创始人的信条。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总是同官方保持距离，并且往往对主流信仰和实践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早期希腊哲学中存在过的各种主张大部分借助保存在后世作家作品中的思想片段和纲要流传至今。现代学者把这些零星片段辛苦重辑在一起，让那些从小以为哲学只关乎逻辑和精妙推论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系列让人吃惊的内容。人们常说的前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ics）并不是一群行动一致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来自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遍及整个希腊语世界且活跃时间长达150年的群体。但他们又确实有着一系列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许多人把热情投注到解释世界的物质特性上，力图用基于物质成分属性的新兴“科学”模式，来替代史诗中拟人神统治一切的传统宇宙观。这里所说“科学”必须加上醒目的引号。虽然前苏格拉底学派的推理中含有方法论和观察成分，但当时毕竟缺少显微镜和望远镜，因此，他们的论证也毫无意外地带有大量异想天开的臆断成分。例如，泰勒斯（Thales）提出，大地不是垂在空中，而是浮在海面的。应该说，这份答案对于真正科学的问题而言（比如为什么地球看上去似乎静止不动），是不科学的。前苏格拉底派的历史并不是理性主义逐渐战胜神话的历史，也不是向着有关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稳步前进的历史。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把现实以及它与神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方式正在转变，新的问题正在产生，范式正在转换。首倡范式转换的现代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赋予这一概念的完整意义是，以往所无法获得的用来理解世界的方法，现在正一步步成为可能。 [1]

哲学的兴起预示着对神的否定变得极其简单。的确，荷马和赫西俄德有关神的思想常常受到责难，遭到抵制。史诗作者逐渐被视为怀古的代表，而哲学家们则把自身定位于怀古的反面。更重要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提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物质世界的思想，反对以神话中的神解释自然现象，而把物质材料的属性作为解释依据。虽然大多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都在自己建构的世界模式中给神留下了一席之地，但其意义已全然不同，神话中酷肖人类的众神和狂热的信仰都已远去，抽象的自然化身和天体秩序取而代之。有位学者认为，早期希腊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某种智慧设计理论，即把各天体有序运行、四季交替轮回、生物世界有机体之间共生共荣等一切现象，视为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彼此关联、有序一致的证据，这种有序一致势必指向神的存在。而其实，这种神已经与希腊人所熟悉的任何事物都不相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谈到的神往往可以被置换成“自然”，“神”似乎常常是一种隐喻，意指所有生命的相互关联性。当然，这并不意味这些宇宙间的存在具有受人崇拜甚至能与人类互动的神性，因为有关资料从未言及祈祷、献祭、神庙或仪式。

宇宙由物质构成的思想在当时十分强势，影响极大，最终为一种无神的现实世界的概念铺平了道路。达到这种认识程度的虽然只有极少数早期哲学家，但他们的榜样作用对无神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从此开启了一段最终通往“自然主义”的旅程，近代无神论者所说的“自然主义”是指相信物质世界是全部现实存在的总和，相信一切存在皆来于自然，而非神创。 [2]

在现代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前苏格拉底哲学还发挥了另一重作用，即以哲学弘扬批判精神，自觉质疑各种既定价值观念。那种认为一切进步皆来自破除既往、来自拒绝和质疑的看法，并非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科学史家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提出，批判性地取代现存模式正是哲学这一社会系统所固有的功能。他认为希腊人探索世界的动力来自古风时代竞争性社会结构，这种竞争从最初两位聪明人为赢得众人喝彩而公开辩论就已开始了。论辩者既要吸引广大听众，又必须提出些新鲜主张。在劳埃德看来——这种看法的确合情合理——早期希腊的智育文化基本上就是对公共竞争性社会环境的一种回应，为获得富有创意且易于理解的思想，这种环境会持续产生自我更新的需要。 [3]

在劳埃德看来，解释这些思想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离不开政治因素。他认为，即便是最具强制色彩的希腊城邦国家，也是以全然不同于埃及、伊拉克、波斯和印度社会的方式在刺激人们自由表达且鼓励发表不同观点。近年来，我们越来越看清往往夹带了“自由”的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于是，上述政治性解释也开始变得让人生疑。有关希腊文化与古代近东地区文化具有本质差异的观点，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广泛接受。而且，那种只要碰到这类差异就必定以“自由”去划界的做法，让人尴尬地想到，它更像是西方人的宣传。古风时代的希腊各城邦实行多种多样的制度，但几乎无一类似于自由民主体制，暗杀、政变以及种种政治动荡如家常便饭。这样的环境不大可能由其内部产生出智育竞争。 [4]

促使希腊人对自然界作出哲学揣测的动力，并不来自任何一种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动因无疑是：人们的思想（以及与思想相关的因素）不受政府的限制，且当时社会尚无神启意识，也缺少宗教经典。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祭司阶层，都没有对当时的思想和写作实行控制。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贸易浪潮促成了大规模的经济繁荣，其结果是，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动地位的是发明者和创造者，而不是祭祀阶层。没有神职人员控制的文化环境，理所当然地会有某种“自由”存在，但这和政治机制无关。

另一个主要动因来自与近东地区的文化联系，也来自他们自古以来就思索宇宙的传统。前苏格拉底哲学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但并非滥觞于希腊本土，而是滥觞于土耳其西海岸被希腊人称作爱奥尼亚的地区，距彼时500多年以前，希腊人就已在那里定居。这里的城邦处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这里相遇、相融。青铜时代晚期，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大致相当于西土耳其）的卡里亚人（Carian）占据了爱奥尼亚沿海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曾由赫梯帝国控制，直到公元前12世纪赫梯帝国解体以后，希腊人才开始正式在这里定居。尽管已经几个世纪过去了，这里依然保有古时的遗风。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那索斯，即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Bodrum）］就是半个卡里亚人。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540年代把这一地区并入波斯帝国，其后，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被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人员的迁移和思想的交流在帝国永远会得到鼓励。 [5]

按照传统的说法，泰勒斯是第一位希腊哲学家。他是位富商，活跃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之交的港口城市米利都（Miletus）。从坊间逸事传说中可以看出他对物质宇宙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说，他常常心不在焉，曾因仰望星空而跌入水井。还有更恭维他的故事，说他曾预测过一次日食。人们认为几何学也是由他引入希腊语世界的。所有这些无疑是受巴比伦地区科学、数学和天文学影响的结果。巴比伦人记录天体运行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此前500年，并且在公元前8世纪巴比伦国王纳巴那沙（Nabonassar）在位时期，就已成为一种制度。大约在同一时期，巴比伦人开始使用闰日（我们把它沿用至今，才有2月29日），并且确认每18年为一月食周期。在泰勒斯生活的年代，米利都还未落入波斯人之手［波斯人征服该地区是在公元前546年，居鲁士打败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之后］，但它地处亚洲边缘，这样的位置使它成为希腊和近东地区思想交流的理想中介。作为商人，而且还是有着腓尼基血统的商人，泰勒斯本应广泛接触各种文化。所有迹象表明，前苏格拉底学派在爱奥尼亚时期对宇宙所作的探索，都源自希腊人对近东科学的发现。 [6]

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是一群彼此互不相干的人，但他们共同热衷于以某种物质世界的单一“本原”（arkhē ）去解释自然现象。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一元论者”，即monists，这个词来自希腊文monos ，意为“单一”。泰勒斯认为这种原始的物质是水（这应该不是巧合，泰勒斯的名字Thales似乎来自腓尼基词thal ，指湿气或水分，或许他的绰号就是Wetty？）。公元前6世纪中叶，泰勒斯有了两位米利都追随者。其中一位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他提出的理论更为复杂，他认为一切来源于“无穷”（infinity，下文会解释），但同时又认为风具有特殊作用。阿那克西曼德的弟子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几乎与老师同名，他把本原归于“气”（air）。让人吃惊的是，师生二人所热衷的都非超自然的解释，他们告诉世人，一切存在并不来源于神创，而是来源于物质。这批最早的哲学家的观点仅以纲要的形式保留在一些后代作家的著述中，并不系统，往往还因作家们自身目的的需要而被扭曲，因此很难断定究竟哪种“物质”在他们看来最为重要。他们认为物质至上且可以自给自足吗？他们是从“神”那里把它识别出来的吗？又或者，他们设想的物质世界本身是由一种泛神的存在赋予生机，以至可以说物质就是它自己的神吗？虽然证据不足，我们不可能得到确切答案，但我们至少有可能重新建立一种与近代无神论自然主义相互兼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7]

我们的看法是：泰勒斯的确可能设想过一个规划并创造出宇宙的理性之神。根据后人的报告，与泰勒斯相比，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关注的是如何以物质因素去解释世界，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们竟力图通过解析自然的方式，去解释传说中象征宙斯权力的雷电现象。阿那克西曼德认为雷电是风和云碰撞的结果，阿那克西米尼的解释大致相同。这种基于物质因素对自然现象所作的描述，反复出现在史料中。特别是阿那克西米尼，他参照太阳在天空的位置解释四季变换，认为彩虹是阳光照射到云层的结果，而地震则是雨后大地变得干涸的结果。他的每一解释都含有对神力的否定。如果依照他的解释，这世界便不再需要时序女神荷赖（Horae）和彩虹女神伊里斯（Iris），也不再需要“撼地神”波塞冬。这种基于自然因素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整个宇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天体并不是超自然的存在。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大地被一圈火包围着，这圈火如幕布般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眼中的星星就是从天幕缝隙处泄漏出的火光。阿那克西米尼认为，大地一直在空中蒸发着水分，直至起火燃烧，最终分解成碎片，这些碎片就是星星。甚至人类生命的创造，也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阿那克西曼德对现代演化生物学似有一种让人惊怵的预感，他提出原始生命起源于水，原始水生动物非常神奇地携带着其他物种从海洋登上陆地，因此人类是动物王国的迟到者。若以现代标准判断，上述理论当然有些异想天开，即便他们碰巧触及我们通过科学手段而获得的事实，也不过是偶然的运气，并非直觉使然。然而现代标准并不适用于这里，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在公元前6世纪条件下所做的，只是尝试着运用来自现实世界而非神话世界的解释，以新的语汇去说明这个世界。人人都认识火、岩石、空气、云和水的模样，也知道当这些因素经过不同的组合，就会形成陌生的新事物。两位思想家力图从实在可见的现实中作出推论，以此解释所有的存在。杰弗里·劳埃德认为早期希腊科学从根本上带有竞争性，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印证：为赢得喝彩，思想家们不但需要以强烈、果断的方式否定现有观点，而且也需要求助于某种听起来可信又易于被听众理解的真理。 [8]

可以肯定，无论阿那克西曼德还是阿那克西米尼，都谈到过神。阿那克西曼德把神和无穷联系在一起，无穷是一切存在的终极来源。阿那克西米尼则把气体与神并列。同以往一样，这些论断离开作者的原话便很难作出判断。他们的见解表面上看起来承认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然而，还有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解释，即他们可能始终认为，通常所说的“神”实际上不过是物质世界自身的一种属性，你说“神”，而我则说空气、风，或是其他物质成分。如果没有说错，那么这种观点恰好就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有神论主张相对立，也就是说，所有似乎需要加以超自然解释的一切都不需要它。这一点，就阿那克西米尼观点而言，很可能非常明显，因为“空气”的物理特性是无法否认的。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穷”乍看却显得神秘有余而物性不足。然而就算如此，他的解释还是不能归入超自然范畴。阿那克西曼德可能只是想从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中，区分出哪些是有可能毁灭的实在之物，哪些不是这样的实在之物。一位古代评论家解释说：“无穷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本原，因为万物的产生皆由它而来，消亡后又复归它而去。”换句话说，这一主张可能并不意味“无穷”是传统一神模式中的造物主，只是说为了理解现实，我们需要从它那里获得“神眼”的目光。既然所有个别的生命、物种，乃至大千世界都来自本原又终会回到本原，我们就不应从某一个别视角去考量它。无论个别要素的命运如何变幻，整个宇宙都将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抓住的是整体宇宙内部的相互联系。总之，既然这种存在已由其自身的不朽性所精确定义，那么不妨就把它叫作“神”。但这只是对神的传统语义所作的一种隐喻性延伸，而不是对传统意义上神的存在所作的一种肯定。 [9]

上述问题相当微妙，以目前的证据来看，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无法加以证明。但认真思考各种可能性还是有益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神的概念有多么模糊，多么易变。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有智慧、有知觉的存在吗？也就是说，我们正谈论的，是那个具有设计、选择和造物能力的“至高神”吗？还是说，我们走向了另一极端，正在用此前提到过的、用以描述自然本身的那种更宽泛、更隐喻的方式思考神？这其中的差别对现代读者至关重要，因为它所因循的是宗教认同中一种具有重大缺陷的思路，“至高神”的基本指向是有神论，其次才是无神论或自然主义（无神论者很可能并不乐于在描述自然时贴上“神”的标签，但其潜在模式却与自然主义信念一致）。其实，早期希腊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显争议，他们并不觉得神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该由神学权威来提供答案，没有什么经典文献能够证明某人给神下的定义比其他人更加可信。即使米利都哲学家确实以我们提到的激进方式谈论过神，但在古代读者看来，他们也只是在为一个并不确定的概念展开争辩，并非多么了不得的渎神行为。当然，古代文献也并没有以无神论去指责他们。希腊宗教所具有的包容性给那些令今人联想到无神论的思想提供了一席之地，即便如此，米利都学派的思想仍然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已开始从自然法则（或者至少在当时被视为自然法则）出发来描述这个世界。

科洛封的色诺芬尼是我们能读到其著作的第一位爱奥尼亚学者，他居住在安纳托利亚沿海米利都以北的一座古城，和阿那克西米尼大约是同时代人，主要活跃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他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用拟人化笔法描述众神的做法十分不屑，认为“是荷马和赫西俄德把那些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的事都推到神的头上，让众神去做些鸡鸣狗盗、荒淫无耻之事”。在他看来，人们对神的错误概念来自某种投射或臆想，即推断神应该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他写道：“凡人认为神和自己一样也是父母所生，也要穿衣，也会说话，也有着和人类一样的躯体。”在另一段记载中，他尖刻地嘲笑这种幼稚的看法：“假设牛、马或狮子有手，并且会像人类一样用手画画、做东西，那么马画的神就是马的模样，牛画的神就是牛的模样，这些动物还会造出和它们自己一样的身体。”接着，他又写道：“非洲人说他们的神长着塌鼻梁、黑皮肤，色雷斯人（Thracian）说他们的神长着蓝眼珠、红头发。”这些内容累积起来，成为反驳荷马和赫西俄德有关拟人神思想的实例。现代认识论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认为，人类总喜欢有意用类似于人类自己的形象，去解释令人费解的对象。其实，这些现代理论家的结论早在2500年前就已被色诺芬尼抢先发布过了。 [10]

色诺芬尼的讲话充满了当时那个文化新时代的自信。他能举出色雷斯人和非洲人的事例，说明他游历广泛，四海为家，对周围世界具有独到见解。史诗神话对他来说只是过时的废话，是“虚构的先民故事”。他强调，预言在传说中是神人交流的中介这一说法并不可信。同米利都哲学家们一样，他对世界的理解也来自对物质事实的观察。流传下来的他的著作片段一再显示，他对观察自然现象有多么着迷：他讨论过大地的升温、洞穴、降雨现象，还谈到过存在多个太阳系，谈到过海水里的盐分、海洋生物化石等，总之，诸如此类的内容还可以举出许多。他用物理原因解释气候现象，并且格外迷恋云的作用，认为日月是燃烧着的云，闪电是云彩在移动的瞬间发出的光，彩虹现象也是由云层造成的。这种解释方式甚至还被他用来说明彗星、流星以及被称作圣艾尔摩之火（Saint Elmo’s fire）的海事现象。同其他米利都学派成员一样，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色诺芬尼学说在科学上有多么精准（当时能够为他所用的工具无非是一双裸眼、一个满是疑问的大脑，再加一颗穷究云层奥秘的执着之心），而在于他把自己置于当时主流认识的对立面。他渴望说明闪电和彩虹生成的道理，这似乎再次挖了宙斯和爱丽丝神话传说的墙脚。 [11]

色诺芬尼在某种程度上是位自然主义者，反对依据神话这一传统方式去解释万事万物的道理。他相信世界是由物质要素构成的，许多奇异现象源于自然，而非超自然因素使然。但是同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一样，他也谈到过神，更确切地说，是谈到过“在众神与凡人之中最伟大的一个神，在肉体和精神上全然不同于凡人的神”。这个神在色诺芬尼学说体系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处在某个地方，始终静止不动并且恒常不变，距离我们所知世界相当遥远，他不生、不灭，通过自身的精神力量引起其他物体运动。换言之，这是一个引发万物盛衰、星际运行的神，是驱动宇宙的根本。在我们看来，这唯一的神就是自然本身。但在此处，这个神可不只是一种隐喻，他能思考，有意图，有愿望。这时，那个至高神又卷土重来了（如果他确曾离开过）。 [12]

色诺芬尼怎么说都算不得无神论者。他没有否认神的存在，只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神，把神从神人同形同性的预设框架中移出，从而使之成为对生命和运动的另一种解说，成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所说的那个能够“以绿色导火索催开似锦繁花的驱动力”。那个唯一神甚至在“精神”上也全然不同于拟人神，当色诺芬尼宣布神以其精神驱使万物运动时，就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是一种与人类全然不同的精神。色诺芬尼把众神请出奥林匹斯山，然后把他们植入每一条鲜活的生命，植入科学和物质中。但是若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对传统希腊宗教最致命的一击，传统希腊宗教是狂热膜拜众多神庙（众神之家）和神像的宗教，人们如何能做到只崇拜那个唯一神？又该用什么仪式去崇拜他？那个“唯一神”也像传统天神一样永远不朽且权倾天下，但是，假如他不能为人所知，又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在其本体尚无可靠定义的情况下，“神”这个字眼不过是放在表达概念位置上的符号。就算我们把“唯一神”置换成“自然”，色诺芬尼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又能缺少些什么？

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哲学思想的中心向西转移到南部意大利和位于今奇伦托（Cilento）地区的埃利亚（Elea），这是一处建立较晚的殖民城邦。正是在这里，巴门尼德（Parmenides）教导世人，感觉的证据并不可靠，真理之道只向理性开放。芝诺（Zeno）作为他的后继者（依传统还包括爱戴者）之一，提出了否认运动可能性的悖论。其内容大抵如下：如果要从a点到b点，必须先走到全程二分之一处的c点，但是到达c点之前又必须先到达a点至c点之间二分之一处的d点，到达d点之前又必须先到达a点至d点之间二分之一处的e点……如此不断分割这段距离的结果是无限倒退。芝诺以此说明，一切运动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运动时我们所体验到的一切都只是其表象，而真实必定是恒常不变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坚持依据对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观察以及由此作出的推论来解释一切存在，而埃利亚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述主张的一种回应。在他们看来，观察是一种误导，只有理性的思辨才能抵达真理。这种把物质宇宙同抽象的理性世界区分开来的思想，对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各种强大的有神论理论反复出现提供了空间。物质世界和感觉被贬低，理性被神化。巴门尼德把他发现现实世界真理的过程，想象成一段神秘旅程，“一路上神的话语不时响起，随处点化，那是引领慧心的凡人径直穿越万物之神”。于是，一条等级界限从此就这样横亘在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感觉、神圣真理与凡人体验之间。后来，这条等级线为柏拉图所用，并且最终成就了早期基督教的发展。翻开任何一部福音书，都可以读到布道者约翰（John）那段最著名的卷首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逻各斯（logos ），也可译作“理性”。这位布道者就是精神上的巴门尼德。 [13]

尽管如此，唯物主义并没有消亡。公元前5世纪，哲学重心再次转移，这次移向了雅典。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凭借其对海洋的控制，已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且最富庶的城市，同时也是醉心于言辞表达的城市。在民主政体之下，发明创新、说服他人的口才和理性的推论都被视为最有价值的能力。结果，雅典吸引了来自希腊语世界各地的智者贤才。他们希望在这里靠着为有钱人及其子弟教书挣一份报酬，也希望融入这座以善于接受新思想为荣（至少在原则上）的城市。

萨摩斯岛的希博（Hippo of Samos）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萨摩斯是爱奥尼亚沿海附近的一座小岛，希博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人的学术传统，他们的思想在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一带曾盛极一时。希博和泰勒斯一样，认为水是单一的物质本原，现实的一切皆由它而来。但接下来，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灵魂也是全然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大脑而已。这是相当极端的一步。相信生物有灵魂的思想在希腊出现得较晚（荷马和赫西俄德都没有这类观念），它的兴起似乎同应许来世的俄耳甫斯（Orpheus）神秘教派有关，公元前6世纪以后才逐渐从色雷斯（Thrace）传播到其他地区。特别是，酒神狄奥尼索斯也逐渐同死后部分人体仍将继续存在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似乎正是从各种仪式逐渐渗透到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同希博一样来自萨摩斯岛）的追随者不仅相信灵魂不灭，而且相信这些灵魂会脱胎于其他人或动物而转世重生，为此，他们实行严格的素食制度。毕达哥拉斯本人称他记得自己的前世是特洛伊人，名叫欧福耳玻斯（Euphorbus），曾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由此可知，对希博来说，灵魂与大脑相关联是对上述观念的直接攻击。他很可能也否认过神的存在。有关他的证据往往同前苏格拉底学派成员混在一起，十分简陋，而且资料中的希博甚至连多数人都不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希博在世人眼中是位无神论者，他甚至有可能是希腊历史上获此声名的第一人。 [14]

下面两项证据表明，希博是现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首先，写作年代晚于希博一百多年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批评他的唯物主义有些过头，认为他似乎看不见物质以外的任何因素对世界所起的作用。这种评价无疑表明他并不信神。第二项证据较为微妙，来自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我们刚好能看到其内容：

这是希博之墓，命运让他在死后与不朽之神平等。

我把这段话按传统方式译出，其意义无非是自负地指出，希博生前的成就让他在死后获得不朽的声誉。但是对碑文也有另一种解释，迈克尔·亨德里（Michael Hendry）认为，希博在这里还想暗示人们，众神本身已不复存在。形容词“不朽”本该用于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语境，而命运在剥夺了希博的生命之后，让他“与不朽之神平等”——在他和神同样已死亡的意义上，两者的确平等了。希博甚至很可能就是在宣告，众神已被他的唯物主义绞杀。这使他成为最卓越的抗神者（theomakhos par excellence ），成为向众神开战并最终获胜的凡人。 [15]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是又一位极富创见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他出生在克拉佐美尼［Clazomenae，临近今土耳其伊兹密尔镇（Izmir）］，于公元前430年代来到雅典。巴门尼德把感知的物质世界与意会的理性世界区分开来，阿那克萨戈拉则成功地把爱奥尼亚的唯物论与巴门尼德所作的区分调和在一起。他所主张的现实实在是由各种物质成分构成的，这些成分以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就可以生成不同物质。所有生命都合乎自然地起源于原始的种子。他与米利都学派前辈一样极其关注自然，从物理角度解释雷电、地震、彗星、洪水、冰雹等现象。但他也提出了某种“精神”的东西，希腊语称为“奴斯”（nous ）。奴斯全然不同于物质世界，它纯粹、恒常、无限，潜在地推动着星辰的运行，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这个宇宙奴斯的一部分。阿那克萨戈拉力图以这样的方式去调适巴门尼德的宇宙抽象理性，同时又无须否定物质世界的实在性。 [16]

那么，阿那克萨戈拉是无神论者吗？这是个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问题。公元前430年代晚期，他因否认天体具有神性（这一点无疑是他所为）而受到“大不敬”（impiety）的指控。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个人宗教信仰问题而受到指控。虽然他最终逃过一劫，但一直没有摆脱思想邪恶的骂名，苏格拉底（Socrates）在受审时就不得不提醒陪审团，不要把他与阿那克萨戈拉混为一谈。一方面，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与某种形式的有神论主张明显具有相通之处，他的宇宙“精神”与色诺芬尼的“唯一神”处在同一层面，十分相似，它孤高、自负、无所不能，它完全不同于具体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驱动星辰和一切天体有序运行的正是精神，为有机体注入生命的还是精神。实际上，这一切都像是造物主刻意而为。然而，就我们所知，阿那克萨戈拉又从未承认过他所说的精神或奴斯等同于神。他的沉默有些意味深长，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真的希望他的“奴斯”等同于“神”，他会明白无误表达出来。但事实却是，他似乎在回避“奴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难道是故意回避？对此，柏拉图断定，只要谈到宇宙智慧，阿那克萨戈拉总会用各种物质因素去解释宇宙存在的方式。柏拉图的批评一语中的。最终，我们碰到了面对色诺芬尼时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字面寓意去探究那些形而上的问题。我们是否认为精神或奴斯真是宇宙的属性，真的具有如神一般的设计和创造力？可以肯定的是，有时阿那克萨戈拉谈到它时的确把它作为一种起终极作用的因素，例如，当谈到它从置于运动状态的万物分离出各种要素时，就是把它作为一切存在的源起。在这里，精神或奴斯的作用就像是《圣经·创世纪》中的耶和华或是《古兰经》中的安拉。但是在现已散佚的原始文献中，关于造物的说法很可能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意思是宇宙就如当下所见，是有一定结构和秩序的。或许，他只是想说明，关于物质宇宙存在的方式存在着一种条理清晰、自成一体的解释，且这个答案一定能为人类探索精神所揭示。 [17]

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埃利亚学派除外）来说，典型意义的“神”并不是一般宗教中的神，而是一种以无形力量把物质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也是一切仅凭观察和知觉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总和。现代神学家引“缝隙之神”（the god of the gaps）为证，按照这种理论，因为世间并非每件事都能用科学加以解释，所以才有人认为应该信仰神明。表面上看，缝隙之神与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神有相似之处，其实两者完全不同。它在科学无能为力之处也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毋宁说，这才是合乎科学本质的概念。它把一个个对于物质世界的孤立体验归纳、综合在一起，使之形成一种内在一致、理性且可以预见的结构。从现代的角度看，这正是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神经常滑向隐喻的原因：那原本就不是真正的神。这或许也可以解释阿那克萨戈拉为什么弃用“神”而选择了“精神”或“奴斯”，因为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具有系统知识且明白晓畅的世界观。

当然，也有部分前苏格拉底学派唯物论者选择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生于公元前460年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家乡是色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Abdera）城，此地恰巧是被来自阿那克萨戈拉故乡的克拉佐美尼的殖民者发现的。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的是，德谟克利特在雅典生活时间很短（据他自己说“我到雅典去，那里没人认识我”）。据说原子论就是他和他的导师留基伯（Leucippus）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现实世界中最小的元素是一种极其微小的、毁灭不掉和看不见的物质微粒，希腊语称它为原子（atomos ）。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在本质上是由原子和虚空（void）组成的，自然界一切实质性变化（诸如尸骸腐朽或水转化为蒸汽等）只不过是组成这些物质的原子群在结构上的重新排列组合。 [18]

原子具有某些属性，它们在震动中彼此碰撞，引发运动，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这些特质决定了它们在虚空中运动的方式。原子以可预见方式运动的习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宇宙井然有序的原因：例如，天体之所以会以可预见的方式运行，是因为以这种方式运动正是具有这类原子结构的天体自身属性使然。然而接下来，倘若不诉诸宇宙背后的智能设计，我们又该如何说明有机生命的一切似乎都安排得如此完美这样一个事实？这时，德谟克利特借助于存在无数个世界这一假设回应了这一挑战。按照他的解释，在这无数个世界中，有些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有些却能够维系不同层次的生命形式。换言之，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如此这般，并非宇宙总体设计的结果，而是偶然的运气使然。德谟克利特是第一位提出“机遇”或运气（tykhē ）具有关键作用的哲学家。

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我们这个复杂共生的生命支撑系统竟然只是碰巧撞上好运的结果。比如，一些现代有神论者在宇宙性质问题上对设计论十分感兴趣，他们热衷于指出，如果宇宙系统恰好处在维持生存条件的状态下，大爆炸发生的概率便趋近于无穷小，“假设大爆炸最初爆发时强度不同，小到只有10⁶⁰ 分之一，这时宇宙要么迅速坍缩，要么迅疾膨胀，其速度快到星体来不及形成”。对于上述主张，从德谟克利特理论的角度是可以给予答复的。首先，德谟克利特提出的无数个“世界”可以用来指行星，从现有证据来看，目前其他星球都不足以维持生命，原本以承载生命为主要目地而创造万物的神，为什么却设计出这么一个广阔无比却不容生命存在的空间？其次，我们或许有能力依据现有知识构想出多种可供选择的宇宙。但问题在于，我们所设想的宇宙就一定是那最有可能给生命以保障的宇宙吗？全能的造物主难道就不能把地球造得更大一点，免得它过度拥挤？又或者，难道就不能在地球旁边造出一颗行星，用来接纳地球上的移民？如果事情真如德谟克利特所说，宇宙数量无穷无尽，那么，接下来便应该有若干个想必更适宜维系生命（并且可能存在着优于我们这些碳基生物的另一些生灵）的行星存在。德谟克利特以上两种与设计论相悖的观点都揭示出，基于设计论的有神论主张存在严重缺陷，这种有神论总是假设有一个由完美的神所设计的宇宙，其本身必定是完美无缺的。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检验我们这个世界是否就是最好的那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再现宇宙形成的过程，无法用各种可变参数去查验是否有可能出现其他更好的生命生成的模式。 [19]

德谟克利特的唯物宇宙观虽然没有给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留下明显余地，不过他仍然提到过灵魂和神。他认为，灵魂等同于由原子构成的精神。换句话说，灵魂即是我们所说的意识。他推断人一旦死亡，灵魂也随之消散（他那些伊壁鸠鲁派的追随者们也持同样看法）。他对神的看法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认为，传统宗教的神祇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以往时代人们天真地误以为雷电、日食、月食这类自然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神在展示自己的威力。他甚至认为人们有可能在睡梦中见到神，因为恶魔的影像（eidōla ，指幻影或幽灵）就弥散在空气中，贯穿于我们的身体中。他明确感到需要用物理和唯物的话语去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说自己在梦中与神邂逅。而这一切对他的思想体系来说只是附带的，原子和虚空学说已足够解释这世界是怎样运行的。在德谟克利特的物质世界里，众神只是寄居一时的过客，而不是主人。 [20]

[1] 要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可参见 A. A. Lon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J. Warren，Presocratics （Stocksfeld，UK：Acumen，2007）。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内容片段引自D. W. 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omplete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es of the Major Presocratics ，2 vo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范例转移”的概念参见当代学者T.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6；1st ed.，1962）。

[2] 关于“智慧设计论”和前苏格拉底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哲学，参见D. Sedley，Creatio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ntiqu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关于自然主义，可参阅M. Ruse，“Naturalism and the Scientifc Method”，in S. Bullivant and M. Ruse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383-96。

[3] G. Lloyd，The Revolutions of Wisdom：Studies in the Claims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Greek Scie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83-103；参见 Hesiod，Works and Days 650-62。

[4] 现代学者Kostas Vlassopoulos 格外质疑希腊/近东差异说，参考他的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Ancient Greek History Beyond Eurocentr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Greeks and Barbaria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5] 关于近东地区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参见M. L. West，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这种看法并未被普遍接受，但肯定有所启发。

[6] 泰勒斯落井的故事见Plato，Theaetetus 174a，预测日食的故事见Herodotus 1.74.2，Pliny，Natural History 2.53。泰勒斯家族具有腓尼基血统的记载见Herodotus 1.170.3，Diogenes Laertius 1.22，他在埃及学习的经历见Diogenes Laertius 1.24，pseudo-Plutarch，Opinions 1.3.1，Proclus，On Euclid 65.3-11。

[7] A. Drozdek，Greek Philosophers as Theologians：The Divine Arkhe （Aldershot：Ashgate，2007）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前苏格拉底学派“本原”中与神学有关的内容。还可参见 S. Broadie，“Rational Theology”，in Lon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205-24。关于泰勒斯一名与腓尼基词thal的联系，可参见 A. Feldman，“Thoughts on Thales”，Classical Journal 41 （1945）：4-6。

[8] 关于泰勒斯把神设想为造物主和宇宙设计者一事，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fragments 35-37。阿那克西曼德对雷电的解释见上书fragments 30-31，阿那克西米尼的解释见fragments 12，27-28，阿那克西米尼对四季变换的解释见 fragments 30-31，对彩虹的解释见fragments 32-33，对地震的解释见fragments 34。阿那克西曼德对天体的解释见fragment 20，阿那克西米尼的解释见fragment 12。生命来自海洋的观点见Anaximander fragments 19-20。

[9] 阿那克西曼德对神的解释见Anaximander fragment 19，阿那克西米尼对神的解释见Anaximenes fragments 36-38。引文见Anaximander fragment 19。阿那克西曼德还认为神就等于“无数个世界”（见fragment 41）和“数不胜数的天体”（见fragment 42）。上述晦涩的表述无论依据的是什么，有关神性的思想都反反复复同无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点无疑令人十分吃惊。

[10] 色诺芬尼观点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Xenophanes fragments 29，31，32，33。关于宗教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参见S. Guthrie，Faces in the Clouds：A New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1] 视史诗神话为虚构故事的观点见 fragment 9.21-22。对预言的看法见fragments 43，44，关于大地升温的看法见fragment 56，关于洞穴见 fragment 57，关于降雨见fragment 53，关于太阳系统、盐分和海洋生物化石见fragment 59，关于日月是燃烧的云见fragments 60，67，闪电生成原因见fragment 71，彩虹生成原因见fragment 72，关于彗星、流星和陨石见fragment 70，关于圣艾尔摩之火见fragment 73。

[12] 关于色诺芬尼的唯一神见fragment 35，关于唯一神静止不动恒常不变见fragments 38，42，唯一神不生不灭见fragments 41，42，唯一神通过自己的精神引发其他物体运动见fragment 37。关于色诺芬尼在一神论和多神论之间摇摆不定的问题，参见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Wayward Readings in Greek Theology （Leiden：Brill，2011），244-68。

[13] 芝诺学说的内容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 Zeno fragment 15。

[14] 有证据表明希博是南意大利人，他有可能是从萨摩斯某地移居南意大利的（其间多次在两地间往返）。雅典喜剧诗人克拉提努斯（Cratinus）一首滑稽诗证明他在雅典的活动，参见H. Diels and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vol. 1，6th ed. （Berlin：Weidmann，1951），385-87之Hippo testimonium 2。关于灵魂就是大脑的看法见testimonium 3。视希博为“无神论者”见 testimonia 4，8。更多内容参见S. Shapiro，“Hippon the Atheist：The Surprisingly Intelligent Views of Hippon of Samos”，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4 （1999）：111-23。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没有灵魂观念的看法，参见J.-P. Vernant，“Psuche：Simulacrum of the Body or Image of the Divine？”，in F. I. Zeitlin（ed.），Mortals and Immortals：Collected Essay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186-94。关于神秘教派问题，参见W. Burkert，Ancient Mystery Cult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5] 参见Diels and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之Hippo fragment 2。迈克尔·亨德里的观点可参见网页http：//www.curculio.org/Ioci/november. pdf （accessed April 2014）。

[16]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所说的精神或奴斯，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fragments 30-34，笔者采用的是经Sedley复原的阿那克萨戈拉思想，参见Sedley，Creationism ，1-30。

[17]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的无神论者名声，参见Plato，Apology of Socrates 26c-d。有关他受到控告的更多情节参见本书第8章。柏拉图对他的批评见Phaedo 98c，以及Sedley的Creationism ，87。关于作为造物主的精神，见fragment 33。

[18] 关于德谟克利特在雅典的情况，参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fragment 4。

[19] 关于存在多个世界和不同层次生命形式的问题，参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fragment 53。关于大爆炸问题，参见W. J. Wood，God （Durham，UK：Acumen，2011）第21页所引R. Collins的观点。

[20] 关于灵魂也是由物质构成的思想，参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fragments 113-15。关于神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错觉，参见fragment 183。关于神是一种夜间幻象，参见fragment 186-88。

第二部分 古典时代的希腊：无神论及其所受压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期间被称为希腊历史的“古典时代”，民主制的雅典以自己迷人的形象把“古典”这一美名赋予了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雅典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无处不在的完美建筑把它装点得光彩夺目，它在戏剧、雄辩术、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均大有建树，这一切成就了它无比卓越的文化地位。虽然所有希腊城邦都建基于包罗万象的公民思想之上，但民主体制本身出现得较晚。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推翻了最后一任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毫无悬念地在雅典精英中引发了夺权之战。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是卷入纷争的贵族之一，他争取到了广泛支持，因而胜出。此后，他彻底改组雅典社会，把由全体成年男性自由民构成的雅典公民划分成10个氏族和139个“德谟”（demes）或社区单位，每一单位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一个为防止这个或那个集团专权而设计的民主制度，它相应地代表了每一社区的利益。克里斯提尼从每一氏族抽出五十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负责为城邦政策和法律制定议程。到公元前501年，雅典民主体制已形成自身的标志性特征：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会向全体公民开放，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司法裁判也由人民决定，出庭的陪审团成员多达一千五百人。 [1]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世纪。在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的领导下，标志性的雅典娜贞女庙，即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经过平等争议、平等献计献策，在公元前438年落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像（即沿建筑外墙分布的浮雕）也完成于稍晚的公元前432年，作者是当时最负盛名的雕塑家菲狄亚斯（Pheidias）。他还用黄金和象牙打造了一尊巨大的雅典娜女神塑像。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雅典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才子贤哲，如哲学家和诡辩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其他方面的学者。雅典自公元前6世纪僭主时期就已举办过戏剧节，但是只有到民主政治时期，这些活动才走向鼎盛，出现了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还出现了著名的喜剧作家克拉提诺斯（Cratinus）、欧波利斯（Eupoli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给这场文化革命提供资金支持的雅典城邦实际上已像个帝国，它的财富来自从其他希腊城邦，特别是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各城邦索取的供奉。提洛岛（Doles）是整个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轴心，以该岛名称命名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立于波斯人两次入侵希腊之后。波斯军队第一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92～前490年，由国王大流士一世（Great King Darius Ⅰ）率领；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由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率领。雅典在抗击波斯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Marathon）战役、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Salamis）海战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Plataea）之战这三次著名战役中，雅典的作用尤其显著。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波斯入侵，在现实中，虽然还远未达到所有希腊城邦共同抵御外敌的程度，但是经过雅典人自私视角的过滤、加工，演变成希腊人共同神话的一部分。波斯人的战败就像后来历史上的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约克镇（Yorktown）战役或是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役那样，很快成为民间故事题材。马拉松和温泉关（Thermopylae，即德摩比利）之名至今不绝于耳，并且依然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们能唤起这样的联想：一群英勇、卓绝的自由战士，正击退波斯暴政统治下的无数军人。如今，掩藏在动人神话故事背后的历史事实几乎无人触及，比如，我们并不知道波斯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就连希罗多德创作的《历史》这部被视为我们手中最完整，或许也是最准确的史料，其字里行间依然不免流露出胜利一方的优越感。 [2]

战后双方仍不时地爆发一些无谓的摩擦。从战争结束到公元前450年前后，雅典人开始以希腊各邦最大的保护者自居，带领希腊人抵抗蛮族威胁，并加强在东爱琴海地区的海上优势。提洛同盟在原则上应是为防御波斯人再次入侵而建立的防护体系，实际上却成为勒索工具，入盟成员必须缴纳巨额盟捐。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迁至雅典，这明确标志着从此以后雅典在同盟中拥有真正优先的权力。帕特农神庙最终被指定为金库所在地，其实建造神殿的真正目的正在于此，也就是说，它不是，或不单纯是一座普通的神殿。 [3]

战争对希腊历史影响极大，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公元前5世纪最后一场重大冲突。公元前431年，貌似对雅典扩张感到不满的斯巴达人（Spartan）向雅典宣战，并开始蹂躏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地区。伯里克利采取的战略是避免与恐怖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直接交锋，转而依靠自己的舰船。然而，斯巴达把居民围在城中，引发了可怕的瘟疫，人口大批死亡，伯里克利本人也去世。此后，更强势的雅典将军们把战事推进到斯巴达境内，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元前421年，双方暂时休战。公元前415年雅典攻占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Syracuse），当地居民与斯巴达人族群相连，于是远征西西里的行动彻底成为一场灾难，雅典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后，斯巴达人重新开战，在阿提卡筑起防御工事，如此一来，能否把粮食运进城里便成为关乎民心向背的关键因素。最终，雅典只得在公元前404年投降。斯巴达人坚持要废除雅典的民主体制，随后，一个短命的军人政府成立，史称“三十僭主”，许多人在这一时期遭到屠杀。三十僭主被推翻后，雅典再次恢复民主制度。公元前336年，马其顿（Macedon）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胜底比斯和雅典联军，喀罗尼亚战役标志着雅典城邦古典时代的终结。 [4]

雅典是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它在政治上崇尚理想主义，倡导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在文化上充满活力。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让它赢得世人的钦佩。但与此同时，它也有高压和蛮横的一面。妇女在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除去宗教活动之外得不到公众的认可。普通居民拥有奴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奴隶的绝对数量很难估计，但是非自由民数量肯定多于自由民。奴隶的生活十分严酷，位于劳里昂（Laurion）地区的银矿更是恶名昭彰。有这样一份记载：“无论老弱病残还是妇女儿童，一概得不到同情和怜悯，所有人都因惧怕殴打而被迫忍受艰苦的劳作，直至在这种奴役中可怕地死去。”雅典人对于卖淫者、划船的桨手、野外体力劳动者之类，想必也很难持宽容态度。此外，堂堂雅典帝国对待盟邦也十分严苛，毫不留情。谁若不顺从雅典，绝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退出提洛同盟的城邦居民会被大批处死，或是全部被贬为奴隶。 [5]

上述道义上的种种矛盾渗透雅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宗教。一方面，在前苏格拉底学派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从哲学高度上探索无神论，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不借助于神力而揭示如战争、灾难等这些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雅典也让无神论者遭受了压制和迫害。总之，这个时代在希腊历史上独一无二，它的文明大体上与强制的宗教正统性无关。

[1] 关于城邦数量，参见M. H. Hansen，“95 Theses about the Greek ‘Poli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A Report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in the Period 1993-2003”，Historia：Zeitschrift f ür Alte Geschichte 52 （2003）：257-82，at 263-64。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取向，可参阅J.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R.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2nd ed. （Abingdon，UK，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276-97；Athens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还可参阅P. J. Rhodes，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更普及的读物还有S.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3rd ed. （London：Routledge，2002）。

[2] 参阅T. Holland，Persian Fire：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London：Little，Brown，2005），该书生动记载了波斯的兴起以及与希腊的对抗。

[3] 关于提洛同盟，参阅A.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 ，2nd ed . （London：Routledge，2001），还可参阅P. Low（ed.），The Athenian Empir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4]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请参阅G.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Routledge，1997）；D. Kagan，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Viking，2003）。

[5] 有关劳里昂银矿的引文见Diodorus of Sicily 3.13.3，作者所依据的可能是更早期的证词。R. Osborne对奴隶的数量做过调查，详见他的著作Athens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86-88。有关雅典奴隶制的问题，还可参阅T. E. Rihll，“Classical Athens”，in K. Bradley and P. Cartledge（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 1，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8-73。关于古典时代雅典帝国暴虐的一面，Aelian在其著作Varied History 2.1.9中提供了一系列史实。

第5章 因与果

前苏格拉底哲学提出了有关世界和宇宙性质的基本问题。希腊最早期的宇宙论者借鉴近东地区天文、历法和数学的专门知识，去解释雷电、彩虹等自然现象，他们没有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神在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而把它们看作由物质因素产生、可以用自然规律加以解释的。在对这些事物的构想中，“神”不再是神话和宗教仪式中拟人化的神，而被重新定义为物质世界潜在动力的总和。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唯物论既具有革命性，又富于感染力。到公元前5世纪，神的作用在许多领域大幅度下降。奠定希腊文化基础的《伊利亚特》在其开篇便出现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争吵的场面，接着诗人设问：“是哪位天神让他们互相吵起来的？”随后又立即回答：“是勒托（Leto）和宙斯的儿子。”此处指的是阿波罗。在荷马史诗中，这种充满缪斯灵感的叙述随处可见，可以从特洛伊平原一直排到奥林匹斯山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举凡人类的重要事件，都可以毫无争议地把起因归结到某位具有明确身份的神祇头上，大事件则需要宏大的解说。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充满智慧的创造力，涌动着自身的时代感，于是神再也不能被直白地作为事物的起因了。

因人类行为而怪罪于神的做法看起来像是在逃避责任。以西西里诡辩哲学家高尔吉亚创作的《赞颂海伦》（Encomium to Helen ）为例，这篇写于公元前420年代的作品看似恪守法度，实际上却戏谑地利用悖论替海伦的行为辩解。海伦背弃身为斯巴达国王的丈夫墨涅拉奥斯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一事，成为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海伦在时人心目中几乎完全是负面形象，她被塑造成荡妇耶洗别（Jezebel）那样的坏女人。高尔吉亚却提出，假设下列四个条件成立，那么海伦与情人的私奔就不是出自本意：其一，若是因为武力胁迫，那不是她的过错；其二，若是听从神意，那也同样是被胁迫；其三，为了爱情，那也不是自愿，因为厄洛斯（Eros）是神，恋爱之神；其四，被帕里斯说服，即便如此她也该被原谅，因为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最后，高尔吉亚坦白说，上面那番话不过是个“小游戏”。而可笑之处在于，起初想借助神明这种外部力量减轻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结果却为所有这类道德辩解开了一道方便之门。那么，如果有人劝说你去犯罪，并且告诉你无须承担责任，你会照做吗？难道佩托（代表“说服力”）自己就不是个女神了吗？

雅典最深刻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他创作的悲剧《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 ）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该剧在公元前415年被搬上舞台。剧情设定为在特洛伊战后，余烬尚未消散，剧中集中刻画了劫后余生的妇女们在忍受失败命运时的种种挣扎和心态。其中有一幕情节激烈，帕里斯之母、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遗孀赫卡柏（Hecuba）大骂引起战争的海伦，这样的场景犹如法庭审判。面对赫卡柏的控诉，海伦竭力为自己辩白。她称自己无辜的理由实际上就来自高尔吉亚，她说既然爱神阿芙洛狄忒答应把她送给帕里斯，有谁能抗拒神意呢？所以错不在她。但赫卡柏厉声答道：她一说到自己干的蠢事（aphrosynē ），就提阿芙洛狄忒的名字——不错的文字游戏（希腊语阿芙洛狄忒与愚蠢一词前半部分发音相同——译者注）。在这个虚构的法庭，人们很容易看出，对众神的指责是一种推卸责任的修辞策略。 [1]

法庭是审理个人过失或罪责的重要场所。早在公元前508年，即雅典民主体制确立之前，希腊就有法庭，只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它们又作用于新的民主目标。对雅典而言，公元前6世纪毕竟曾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们把法庭作为限制贵族权利、扩大民众支持的工具。但是不管当地环境如何，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还是能对影响希腊多数地区的社会潮流作出反应：法庭是当时改革浪潮的一部分，改革推动了集体公民权在古风时代希腊各地的成长。法庭成为捍卫公民对抗权力滥用的一种基本途径，也成为保障权力经由国家分派而不至被少数富人把持的一种基本途径。 [2]

高水准的雅典法律制度最终仍不免成为历史。虽然如此，但它给后人留下大量雅典人的法律陈词，其中绝大多数出自公元前4世纪。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此后的希腊人极其推崇雄辩的辞藻，一些演说大家如吕西亚斯（Lysia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狄摩西尼（Demosthenes）等甚至被封为圣徒。而社会历史学者们则力图在这些文本中发掘出雅典人在一切问题上的观念，因为文本内容从性别、两性到家庭，再到经济和政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没有人在发言时能像律师那样对群体价值观充满自信，这就是这些文本如此富于启示作用的确切原因。更重要的是，宗教在其中所起作用极小。当然，有些罪名带有宗教性质，比如利西阿斯代讼的一桩官司，委托人被控罪名是移走一棵神圣的橄榄树。其实这样的树遍布雅典各地，不过据说它们都是由雅典娜种下的第一棵橄榄树繁衍而来的，于是才成为圣树。此外还有若干案例，辩护人也是极力证明自己的委托人是心地虔诚的好人，而对方是蔑视宗教的恶徒（这种辩护其实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策略，辩护重点在于强调自己的委托人是负责任的公民以及其对待人类同胞的方式）。但是，人们从未感觉法庭本身是实现神意的工具，或者说也从不会以为神的意愿当真会被列入法庭考察议程。雅典的法律与宗教神学无关。法庭独立判案，人类行为由人类自己负责，若有谁想把过错推到神的头上，会遭人耻笑。 [3]

法庭上不再出现以神意作辩解的声音，这成为当时雅典的一股潮流。人们对几乎每件事都要作一番非超自然因素的探索，从星辰运行、人体机能，到个人道德的作用乃至政治历史，无不如此。有一种非凡的合力正在酝酿之中。自从所有工作在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类全都开始使用同一种智慧的语言以来，这是最让人振奋的时代之一。而法庭这一新政治景象的象征，也成为识别新思维方式最直接的标志。这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许许多多有待探索的领域都敞开着大门，等待人们用实证的方法去检验，用理性去推演概括，也等待专家学者为之展开争辩。 [4]

这一时期的雅典虽然还不是文献记载中最完备的古代城市，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在整个希腊语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一些与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有关的医学作品（虽然数量极少，但只要是同他有关的文本，似乎都出自他本人笔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非雅典人的对比样本。同希波克拉底有关的作家们也和雅典的律师一样，把宗教当作常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但他们还是坚决反对用神学来解释疾病。当时的医药执业者还不可能成为直接的无神论者，他们中有不少人隶属于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医神）神庙，尽管如此，但他们明确反对以神学去干扰对疾病的解释。希波克拉底全部医学思想的前提是，健康是由我们自身独有的生理特性决定的，它可以通过对日常“饮食”（diaitē ，这个希腊词不仅指吃饭，而且还指包括睡眠、体育锻炼和性事在内的整个身体系统的调养）的选择加以调控。 [5]

以希波克拉底的《神圣病论》（On the Sacred Disease ）为例，文中讨论的疾病是癫痫，如果看文章很快就会明白，说这种病“神圣”不过是一般人的想象。这个病的英文名称来自希腊文epilēpsis ，字面意思是仿佛被某种恶意的超自然力“抓住”或“占有”。但《神圣病论》作者认为，疾病的成因可以全部用人体内部的构造加以解释。他在文章中解释道：“在我看来，它一点不比其他疾病神圣或是非凡。它和别的病一样，也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把这种疾病的性质和病因归结于神，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和好奇心。”接下来他又谈道，对这一病症的错误认识最初来自宗教骗子，包括“法师、精炼师、江湖术士、自吹自擂的庸医等，他们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装作拥有特殊的洞察力”。在文中，他有两处提到“神是没有责任的”，使用法律罪责这样的用语让人震惊。读着这些文字，仿佛看到希波克拉底站在法庭同一群把癫痫病说成神怪附体的人唇枪舌剑。 [6]

从科学或无神论与宗教之争的角度去理解希波克拉底的主张当然不合时宜，因为他对疾病的解释并不全然符合科学。他认为癫痫病是痰液从肝脏通过静脉流入大脑引起的，这种看法并没有观察和实验作依据，只是对人体机能工作方式所作的推断和假设，而这些推断和假设，如我们所知，是完全错误的。希波克拉底大夫没有做过人体解剖。此外，他的论断也不是为了证明神并不存在，而只是单纯说明诸神在解释人类病理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总之，作者争辩的不是这世界是否存在神明，事实上他有时还认为，因癫痫病而怪罪神、把病因归于神实在是对神的冒犯。他认为，人体组织是依照自然法则有规律代谢更新的。作家希波克拉底与色诺芬尼在解释彩虹或闪电时的做法十分相似，先列出一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譬如癫痫症状，然后把它的起因归结为易于理解的自然因素，同时又嘲笑那些乞灵于神明的幼稚行为。应该说，无神论对医学领域的影响只限于局部，而非全局，它力图否定的也不是神的存在，而是神在这一独特领域的作用。 [7]

历史写作是这一时期最显著且最具影响的特征，这种写作成为一种能广布全天下的新形式的“法庭陈词”。一切有文字的社会都渴望把自己的过去记载下来，但是，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写作明显区别于其他古代叙事传统——有别于伊拉克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有别于荷马史诗，也有别于希伯来律法——之处在于，凡是涉及人类事务、涉及需要仔细甄别各种相互矛盾的资料才能获悉历史真相时，有关神意直接插手的传闻便会被弃置一旁。这一时期，众多文化领域的巨大进步大都发生在西安纳托利亚地区，历史写作也不例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在小亚细亚南部城市哈利卡那索斯，即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他受惠于这片多元文化传统荟萃之地，在许多方面与爱奥尼亚的前苏格拉底学派十分相似。他的家族兼有希腊和卡利亚血统，他生活的城市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之前一直被波斯人占领，他本人曾广泛游历过东地中海地区。他创作的《历史》以洋洋九卷巨制记载了希腊和近东地区之间的对立和摩擦（这种敌对状态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率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的公元前5世纪达到顶峰），反映了从地中海地区到埃及、埃塞俄比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黑海北岸斯基泰（Scythia）地区在文化和地理诸方面所发生的剧烈动荡。 [8]

大约在公元前420年代前后，希罗多德似乎已在雅典从事他的写作，其中确切提到雅典以及与雅典有关的资料，多于人们原来的意料。他的作品不时闪现出公元前5世纪晚期特有的智慧锋芒，他对各种事物“起因”（aitiai ）的执着尤其值得注意。起因一词在希波克拉底的人体观念中也同样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在自己著作的开篇便告诉人们，他的目的不只是记载希波战争中的宏大事件，而且还要“把他们产生纷争的起因（aitiē ）记载下来”。他也像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那样，懂得凡是惊人现象（比如希波战争）总能追溯出明确的起因。对他来说，要做的便是循着时间的线索一步步回溯。回溯的结果是，他认为公元前6世纪一位安纳托利亚君主的所作所为就是双方对立的终极原因。“我知道谁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 吕底亚人（Lydian）克罗伊斯是阿吕亚泰斯（Alyattes）之子，也是哈利斯河（Halys）西岸各族居民的统治者。”这里已不见荷马式笔法，即怪罪某些神祇引发双方争斗。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就是探究人类事件，探究“希腊人和蛮族人做出的非常举动，发生的惊天大事” [9] 。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次了不起的实验，全书的体裁非常灵活，作者极其大胆地尝试着把前苏格拉底学派思想作为指导写作政治军事事件的基础。希罗多德屡次嘲讽那些用匪夷所思的或非自然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的做法。他在书中提到三件事：其一，前僭主庇西特拉图让一高个子妇女扮成雅典娜的模样，站在战车上当众欢迎他返回雅典复位，雅典人竟愚蠢地相信了这套把戏。其二，克罗伊斯王是怎样带着他的军队跨过哈利斯河的呢？据说，当时“希腊人的一般说法”是，正在营中的哲学家泰勒斯让本应从军队前方流过的河流改道，从军队后方流过。但希罗多德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假如当真如此，军队岂不是没了退路，因此，这支军队想必是架桥过河的。其三，雪水融化造成尼罗河泛滥的看法也不可靠，因为河流来自南方热带地区。总之在他看来，每一种解释都必须“看起来合理”（oikos ），也就是说，应该符合于我们所了解的世界运行的方式。 [10]

希罗多德对于神的看法也来自前苏格拉底学派。有些学者严厉指责他，认为他在书中之所以提到神明，或许是为了给理性史学装点门面，或许只是表示他并没有因现代致力于自然主义的解释而抛弃传统的虔敬之心。其实这两方面的指责都不对，都过于看重过时的科学或过时的宗教的影响。问题的要点在于，希罗多德同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和色诺芬尼一样，在他笔下，典型的“神”都不是宗教意义的神，即都不是那种人格化的存在或崇拜对象，而是作为自己理性主义体系的一种延伸，也是对万物内在和谐有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毫无疑问，希罗多德对所有形式的宗教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当他用笔描摹出千姿百态的文化风貌时，自然也就展现出形形色色的宗教行为和神祇观念，比如巴比伦的庙妓现象、埃及的阿比斯（Apis）圣牛崇拜、斯基泰人（Scythian）的以马献祭等。他也提到各种神在世间一举一动的能量，比如，在许多场合下，冒犯神庙尊严的行为都会立刻招致惩罚。然而，当他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一些能够左右人类命运的力量时，基本是指可以被抽象称为“神”或“天意”（to theion ）的超自然力。这种天意的存在可以维系世间道义，确保恶有恶报（有时报应会在几代人之后），确保个体和社会都能获得均等的机遇。希罗多德所说的报偿（tisis ），或万事万物背后的互动互惠也在天意的监督之下，但天意只能经由被人类拼命破解其含混语义的神谕才能传递到人间。希罗多德展示了长期以来人类命运的跌宕起伏（如他所说“人类的繁荣从未长久停留在同一个地方”），通过这些命运变迁，他把自己的历史写作当成了揭示政治历史中道义模式的行为。在此意义上，他的“神”也如前苏格拉底学派宇宙论中的神一样，不是宗教之神，而是作者经过千辛万苦方才揭示出的一种抽象的潜在体系。神是能够一统宇宙历史的道义逻辑。 [11]

如果把希罗多德比作历史学领域的阿那克西曼德或色诺芬尼，他们都把天意视同理性的世界秩序，那么，他那位伟大的后继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大致相当于萨摩斯岛的无神论者希博。修昔底德是位富有的雅典人，他记载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曲折漫长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以斯巴达人的最后胜利而告终，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被卷入其中。和希罗多德不同的是，修昔底德曾作为将军（虽然做得不那么成功）亲身经历了他所描述的战争。如果说希罗多德描述了一个令人好奇的世界，那么修昔底德让世人看到的则是一个苛刻的真实世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神的干预和人类命运的道德模式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从伯里克利时代的巨大繁荣到公元前430年，一场灾难性瘟疫夺去无数生命，雅典从巅峰跌落，人类命运总会经历大起大落。但是这样的命运起伏在宇宙原理中找不到合理解释，也不符合希罗多德所说的“神只是让人生尝到一点甜头儿，然后连这点甜头也让他自己嫉妒不已”。在修昔底德看来，命运变幻完全无解，只是一场残酷的讽刺。 [12]

据古代传记作家记载，修昔底德曾与前苏格拉底学派唯物论者阿那克萨戈拉一同研习哲学，“结果他被人私下里说成是无神论者”。一些现代学者赞成这种说法。我们当然无从得知在历史上著书立说的那位修昔底德究竟持怎样的个人信仰，但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确凿证明，人类行为可以多么惊世骇俗，可以完全脱离神意的摆布。这是思想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时刻，从此众神不再是——哪怕在隐喻中也不再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13]

在修昔底德笔下，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无处不在，但从未和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相关，相反，在许多方面倒是和欺骗或伪造牵扯在一起。这一点在写到有关神谶（这正是希罗多德借以感知天意的关键因素）的问题时最为明显。书中记载，瘟疫过后，雅典人想起老人们曾言之凿凿提到很久以前神就已预言过“多利克（Doric，指斯巴达）战争和瘟疫（loimos ）”［修昔底德在这里使用“言之凿凿”（phaskein ）就表示他已经怀疑是否真有什么神谶存在，但是这和我们当下议题无关］。然而，希腊语loimos 一词听上去很像limos （“饥荒”），由此人们又对神谶中究竟说的是loimos 还是limos 展开过一番争议。修昔底德说，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主张loimos 的人赢了，因为瘟疫已实实在在发生，于是“人们根据实际遭遇相应调整了自己的记忆”。而他推测，如果再爆发另一场多利克战争，而且这次也同时发生一场饥荒（limos ），那么“人们转述的预言很可能又是另一番内容”。在修昔底德笔下，神谶所揭示的不是神对世界所作的安排，而是人性自我愚弄本事，人们竟以为命运注定是一个被随意摆弄的过程。 [14]

修昔底德在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性过程时，关注的重点不是支配宇宙的神的法则，而是“人类天性”（anthrōpinon ）。在他的眼里，人性阴暗又无情。最令他厌恶的人物是迎合民众的领导人克里昂（Cleon）。在希腊语中，克里昂这样的领导者被称作dēmagōgos ，意为“蛊惑人心的政客”（demagogue一词的现代语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修昔底德对克里昂的刻画）。大约在公元前420年代，伯里克利去世，战争处在第一阶段，克里昂开始掌握权力。此时，雅典各盟邦的财税捐献对于战争进展至关重要。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公元前428年，位于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Mytilene）城邦想要背离提洛同盟而投向斯巴达，雅典城顿时惊惶一片。克里昂力主对米蒂利尼人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理由是“人类天生就轻视待自己好的人，敬畏强硬的人”。这是一份以人类天性为托词的霸道宣言。当然，最终克里昂的主张被驳回，米蒂利尼总算幸免一劫，但整个事件如一出恐怖的闹剧，此前，雅典已派船前往米蒂利尼执行屠城命令，幸亏另一艘船只携带修改后的命令及时赶到。如果这时再看人类天性，那就是懦弱、优柔寡断、暴虐还有堕落，一样不少。 [15]

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充满了这种被冷峻嘲讽的紧要关头。位于希腊海岸东南方的米洛斯岛在战时保持中立，而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至前415年竟然争论是否应当为此而杀光该岛全体成年男子，米蒂利尼的悲剧重新上演。修昔底德叙述了米洛斯和雅典双方代表之间的辩论。米洛斯人祈求神明的公正，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比我们强大，但是“神祇会保佑我们不被打败，因为我们正直，我们反对不义之人”。雅典人可没有时间为虔诚问题打口水仗，他们估计神意实际上会站到他们一边，因为他们“遵从这样的信念，即神意和人道在一切领域都服从同一个自然定律，那就是你在哪里有实力，你就是哪里的主宰”。这里所说“定律”在希腊宗教思想中并不常见，这是雅典人给支撑自身地位的大道理草草抹上的一层宗教色彩。接下来，他们便开始屠杀米洛斯岛的男人，奴役该岛的妇女和儿童。 [16]

这段历史随着世间最大的蠢行一起走向终点。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修昔底德可能在此前就已辞世，因而没能看到战争结局。不管怎么说，他所记载的史实截止于公元前411年。出名的是，书中最后一句话只写到一半，就仿佛他坐在书桌前，离世时笔还在手中。无论结尾是否出自修昔底德的构想，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岛一事都堪称全书的高潮所在，对它的描述在全书8卷中占据了第6、7两卷篇幅。在公元前410年代，雅典已被战争拖入极大的困境，急需补充新的资源。于是在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间，他们对传说中富庶的西西里岛发动了一场战争，该岛很久以前就有希腊人的殖民城邦。虽然一开始雅典人打过几场胜仗，但最终还是惨败。修昔底德沉痛叙述了雅典军队的狼狈撤退以及他们在岛上被装备给养都优于自己的叙拉古军队追杀，直至被奴役的结局。他估计大约有七千名幸存者在战后的叙拉古采石场劳动：“他们中有许多人挤在一处露天的狭窄石坑中，白天阳光暴晒，呼吸不畅，夜晚又要忍受秋天的寒气，忽冷忽热的温差造成疾病……许多人因伤、因气温变化或因其他类似的原因而死去，死者尸体一具具被摞起来，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与此同时，活着的人要忍受饥渴，在8个月的日子里，他们每人每天只能喝到半品脱水，吃到一品脱谷物。”不可一世的雅典人该有多么羞耻、多么屈辱。西西里远征是“我们所知希腊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行动，对胜利者来说，这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失败者来说，这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 [17] 。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在为是否出师西西里而争论不休时，有两派主要人物参与其中。其中一方是年轻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他魅力十足，充满活力，认为这是取得一场辉煌军事胜利的大好时机，还设想自己能成为抓住战机的将军。另一方则是谨慎的尼西亚斯（Nicias），他一向爱好和平（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21年，他就曾和斯巴达人达成短期和平协议）。亚西比德因向雅典人许诺通过战争可以获得土地而在辩论中胜出——可惜成为又一个冷酷的笑话。无奈之下，尼西亚斯只得奉命指挥军队同亚西比德一道出征。但是刚刚到达西西里岛，亚西比德又被急速召回，而尼西亚斯最终被叙拉古人杀害。在修昔底德笔下，尼西亚斯是个谨言慎行、讲究道德且与人为善的人，因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希腊人中最不该遭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但同时他也有优柔寡断和迷信的一面。 [18]

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尼西亚斯却因宗教禁忌而支吾其词。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出兵援助叙拉古，打破了雅典人维持的均势。于是，当时正受困于疾疫的雅典军队决定秘密撤离。撤退当晚恰逢月食，而尼西亚斯（据修昔底德记载）“过于相信占卜预言（theiasmos ）以及类似的事”，以致把撤退行动拖延了27天。结果，无此禁忌的叙拉古人把饱受疾病困扰的希腊军队逼向绝境。月食当然只是种自然现象，希腊学者已根据物理规律孜孜不倦地对它研究了150年。尼西亚斯的虔诚被引入歧途，并且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

宗教问题多少影响到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整体描述。雅典人的房屋和神庙外都立有赫尔墨斯石像（herm），这种石像以长方形石块雕成，顶部为人首，身体部分有时饰以男性生殖器。远征西西里的前夜，大部分石像面部被神秘损毁，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修昔底德写道：“整个事件都受到严重关注，因为人们把它看作远征行动的先兆。”这种说法听起来和希罗多德所说的天意神兆颇为相似，并且从后面故事看这件事也的确被当成一种警示。其实，修昔底德对这类民间的流言蜚语完全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这些传言如何被政治利用。他写道，有些人把毁坏赫尔墨斯石像“当作密谋用革命手段推翻民主体制的证据”。一场搜捕行动由此开始，据说有可能率军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也成为嫌犯，因为此前他曾和一伙年轻人在酒醉后把赫尔墨斯石像面部毁坏，还曾丑化厄琉息斯神秘仪式（Eleusinian Mysteries），这也是后来他被从西西里召回并被解除将军一职的原因。修昔底德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亚西比德指控最尖刻的人正是那些最嫉妒他的影响和人脉的人，也是最渴望取代他的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最大的不同在于，神秘征兆在他笔下不再是天意的标志，而成为居心叵测之人操弄世事的机会。 [20]

在公元前5世纪，对历史的解读中出现一股摒弃神意的趋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把这种趋势推向高峰。他不仅拒绝接受非自然主义的因果分析，而且也对自己书中人物假借神灵的行为进行讽刺。无论他个人信仰如何，他书写的历史都堪称人类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无神论之作。

[1] 参见Euripides，Trojan Women 988-90。

[2] 关于古希腊的法庭，请特别参阅A. Lanni，Law and Justice in the Courts of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3] 关于神圣橄榄树一案，见Lysias 7。关于希腊人演讲中的宗教因素，参见G. Martin，Divine Talk：Religious Argumentation in Demosthen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16。作者在该书第205页认为，神的干预并不明显。阿里斯托芬在喜剧Clouds 85中模仿对神的责难，对此柏拉图显然并不赞成，参见他的Republic 379c-380c，还可参见 pseudo-Plato，Alcibiades II 142d。其实，认为凡人总是归咎于神的看法源于荷马，参见Odyssey 1.32-34。

[4] 关于这一时期基于政治变化而来的知识变化，G. E. R. Lloyd的研究非常重要，参见他的下列著作：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Studies i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Science，Folklore and Ide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The Revolutions of Wisdom：Studies in the Claims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Greek Scie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Demystifying Mentalit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 参见Lloyd，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 ，38-49。

[6] 所有引文均出自Hippocrates，On the Sacred Disease 1-2。更多内容见Lloyd，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 ，15-27。

[7] 关于古希腊科学中诋毁对手的言辞，参见Lloyd，Science，Folklore and Ideology ，119-35。早期医书作者明确承认神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领域是梦境，参见Hippocratic，On Dreams 。

[8] R. Lane Fox对希腊式和圣经式历史记录方式作过直言不讳的比较，参见他的The Unauthorized Version：Truth and Fiction in the Bible （London：Penguin，2006）。希罗多德援引现已残缺的米利都的赫克特斯的作品作为部分先例。有些人对希罗多德本人所说的那些游历表示怀疑，参见D.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 ，trans. J. G. Howie （Leeds：F. Cairns，1989）。

[9] 关于希罗多德与当时雅典知识界的关系，参见R.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引文见 Herodotus，preface；1.5-6。

[10] 关于高个儿女子假扮雅典娜一事见Herodotus 1.60；泰勒斯让河流改道的传说见Herodotus 1.75；尼罗河水泛滥的成因见Herodotus 2.22。

[11] 关于希罗多德的理性主义，参见D. 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 （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89）；关于希罗多德的宗教思想，参见T.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和J. D. Mikalson，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近年来对希罗多德的评论可参见S. Scullion，“Herodotus and Greek Religion”，in C. Dewald and J. Marincola（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odot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92-208，在该书第194～197页，文章作者探讨了一些很少提到的特殊神灵以及表达抽象神性的平民语言。还可参见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 ，158-81。关于人类繁荣的引文见Herodotus 1.5。希罗多德对因果报应的执着是J. Gould，Herodotus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9）一书的核心议题。《历史》中也的确记载了一些显然有神参与的场合，比如Herodotus 1.87所记克洛伊斯向神祈祷后大雨如期而降，Herodotus 6.105所记潘神（Pan）对菲迪皮德斯（Phidippides）显灵，再如Herodotus 8.36-39所记德尔斐英雄降临在入侵的波斯人面前。以上事例中，希罗多德对神明无疑抱有更传统的虔诚态度，但是他在思想上对神的干预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他没有排除偶然的可能，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中，他使用的是转述书中人物话语的方式，而不是用自己的话。

[12] 引文见Herodotus 7.46，这段话是阿尔达班（Artabanus）与薛西斯（Xerxes）谈论人生苦短时的一段感叹。

[13] 参见Marcellinus，Life of Thucydides 22，这是古代晚期的传记，但作者明确表示他的研究资料来自生卒不详的文法家Antyllus。Marcellinus 写道，我和多数评论家不同，在“他被人私下里（ērema ）说成无神论者”这句话中，我并非不加任何修饰，而是在动词后面加了一个副词（也就是说，我写的是“他被人私下里看作无神论者”，而不是“他被人视为无神论者”）。参见W. Furley，“Thucydides and Religion”，in A. Rengakos and A. Tsakmakis（eds.）Brill ’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Leiden：Brill，2006），415-38，文章作者对修昔底德对宗教和神明的态度作了出色的研究。

[14] 参见Thucydides 2.54；关于修昔底德对待神谕的更多内容，参见Furley，Thucydides and Religion 418-21。关于把宗教作为人类实践的研究，参见B. Jordan，“Religion in Thucydide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6 （1986）：119-47。

[15] 参见Thucydides 3.36-50，引文见3.39。

[16] 同米洛斯代表的辩论见 Thucydides5.84-116，引文见5.105。

[17] 参见Thucydides 7.87。

[18] 评论尼西亚斯的引文见Thucydides 7.86.

[19] 参见Thucydides 7.50。

[20] 赫尔墨斯石像被毁事件见Thucydides 6.27-8。

第6章 “说到神，我不知道”

“说到神，我无法得知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也不知他们的模样，因为有许多因素在妨碍我们的认识，譬如说这问题本身太玄妙，而我们的人生又太短暂。”如此具有冲击力的话是普罗泰戈拉为自己的《论神》（On the Gods ）所作的开篇。若是只说人类或许无法得知神的模样，应该不致引起争议。即便在荷马史诗中，神出现在凡人面前时也是长着人类的模样，说着人类的语言。当然，众神在奥林匹斯山时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普罗泰戈拉说的竟然是他不能确定神是否真的存在，这就颇有些不同寻常了。

普罗泰戈拉出生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色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城，是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学者。伯里克利对他尊敬有加，委托他为南意大利一座新建的殖民城邦图里（Thurii，年轻的希罗多德也是该城奠基人之一）制定法典。公元前430年代，他前往雅典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的雅典，一批经验丰富的学者聚集在伯里克利身边，他们被看作智者（sophistai ，意即“智慧专家”）。普罗泰戈拉在这批智者中是较为年长的政治家。智者们在雅典靠教授富家子弟赚钱，他们极其重视运用语言的技巧，因为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城邦，知识精英能够直接影响政治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雄辩。同时，他们也对许多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诸如道德、荷马解析、语言学理论、人类文明的起源等。智者运动最终导致哲学探索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它不仅包括宇宙和神学问题，还包括更人文层面的内容，诸如伦理、逻辑、认识论、美学等。 [1]

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虽然写于普罗泰戈拉死后40年，但它描述公元前420年代人们听说普罗泰戈拉重返雅典时激动兴奋的情景依然栩栩如生。 [2]

昨夜或今晨破晓时分，希波克拉底用棍子拼命敲打我的房门，他是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之子，法松（Phason）之弟。门开了，他冲进来大喊：“苏格拉底，你睡醒没有？”

我听出他的声音，说道：“是希波克拉底吗？你带来了什么消息吗？”

“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他答道。

“那我太高兴了”，我说道，“但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我这里来呢？”

他走近一步说道：“普罗泰戈拉已经到了！”

“嗯”，我回道，“他前天就到了，你才知道吗？”

“是啊，天哪，我怎么昨晚才知道。” [3]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一幅超级明星即将莅临的景象：人们翘首以待，小道消息迅速蔓延，粉丝们互相攀比着谁知道的消息更多。而此时，普罗泰戈拉正寄宿在一位雅典有钱人卡里阿斯（Callias）家中，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好不容易才获准进入卡里阿斯家，雅典知识界上层在此齐聚一堂，其中有伯里克利之子赞提帕斯（Xanthippus）和厄利斯（Elis）的智者希庇亚斯（Hippias），还有正裹着毛毯打盹儿的喀俄斯的普罗迪科斯（Prodicus of Ceos）。此外，还有医师埃里克希麦克（Eryximachus）、悲剧诗人阿迦同（Agathon）以及魅力超凡也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这三位人物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 ）中也有所描述。甚至就连克里提亚斯（Critias）这位青年诗人，亦即斯巴达打败雅典后掌政的三十僭主之首，也前来捧场。总之，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星光夺目的阵容。只要普罗泰戈拉到来，所有有身份的人、所有纨绔子弟都想与之结交。

“说到神，我无法得知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也不知他们的模样……”我们虽然只有《论神》中的这句卷首语，但是其他线索依然可以帮我们重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他的话并非简单地表达出一种不可知。根据他的哲学原理，如果众神无法被认识，众神便不是真实的存在。他在其他场合说过“如果万物是真实的，它们的存在就等同于它们的出现”。这句话在英语中相当难以捉摸，但是在希腊语中十分明确。如果提到某事物“出现”，意味着对某人而言这一事物出现了，被这个人感觉到了。换句话说，只有被人感觉到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树木在荒无人烟的森林中倒下是没有声音的。同理，无法被人感知的神是不存在的。 [4]

普罗泰戈拉主张的存在等同于可感知，这就涉及更广泛的相对论争议。按照相对论的观点，世间并不存在普遍真理，每一社会、每一共同体，当然还有每一个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关于普罗泰戈拉相对主义理论，有一个额外话题可以帮我们充实对普罗泰戈拉神明思想的认识：他在提出存在等同于出现，即可感知之后，举出一系列例子来说明事实真相怎样“不确定”（adēlon ）。第一个例子十分简单：如果我要坐下，你只有和我处在同一房间才能确定我要坐下。只对于目击者而言，看到的才是确定无疑的。第二个例子与月亮有关：只有实际看到月亮，月亮才是确定的。这个问题更复杂些，因为在望远镜产生之前（并且当时也不知道存在不同的半球）的世界，看不到月亮的日子，月亮的存在并非不言而喻的事。普罗泰戈拉十分正确地提醒那个时代的人，不要轻率假定看不见的事物会继续存在。最后一个例子有些不同：他说，蜂蜜有些人吃起来觉得很甜，而另一些人吃起来却觉得苦（比如正在发烧的人），所以甜味不是蜂蜜的固有属性，而只是尝到这种味道的人作出的一种判断。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出现”，在这里，“不明确的”不是蜂蜜是否存在，而是蜂蜜的味道或属性是什么。这三个例子中的每一个都在强调真理的主观性。无论是普罗泰戈拉要坐下，还是天上有月亮，又或者蜂蜜的味道是甜的，所有这些事实只对于那些目睹这些现象的人，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以上事例和《论神》有什么关系？那些流传下来的话提示人们，普罗泰戈拉最关心的问题是“该如何得知众神是否存在”以及“该如何得知神的模样”。与此相对应，普罗泰戈拉要坐下和天上有月亮两例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看不到月亮或看不到普罗泰戈拉坐下，那么就没有证据证明它们的存在，即他们是“不确定的”。简单说，如果你看不见神，那么，对你来说神就是“不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即神的模样可借由蜂蜜的味道得到答案。如果我们同意（推论需要作此假设）神是存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处在不同文化环境的人所想象出的神是不一样的。色诺芬尼观察到，“非洲人说他们的神长着塌鼻子，黑皮肤，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有着蓝眼睛，红头发”。假如普罗泰戈拉认识希罗多德，那么，他无论是通过当时的图里城还是通过当时的雅典，都有可能听说埃及那些动物形象的神祇，也就会听说巴比伦、叙利亚、伊朗以及斯基泰人那些千姿百态的神。众神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觉，就如同蜂蜜味道依品尝者口味而变化。总之，宗教的多样性在这个已知世界无处不在，由此看来，所谓众神本质的普遍真理并不存在，而这似乎正是《论神》一书的立论基础。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众神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长着满头红发，而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其实双方中哪一方的话都不比另一方的话更加可信。 [5]

以上推论非常有力且富于理性。后人称，雅典人因为《论神》而把普罗泰戈拉逐出雅典，并放火焚烧他的书。如果这种说法真实可信，那么它凸显了雅典人对知识分子矛盾纠结的态度。如果这种说法并不真实，那么它反而更证实了普罗泰戈拉在后世所获得的无神论声誉。一些现代学者常常喜欢赋予希腊人以虔诚的形象，他们提出，普罗泰戈拉的真实目的不在于否定神的存在，而在于把注意力转向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宗教庆典。一位批评家写道：“他在《论神》开篇中那段充满不可知论的卷首语给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宗教创造了空间，这种宗教并不了解神，但了解神所带来的恩泽。”然而这种看法证据不足，并且使用神赐（“神所带来的恩泽”）这种缺少根据的语言显露出作者本人是在为有神论代言。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在讲述早期人类文明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方式，的确是在提示众神真的存在：“人有了一份神性，人首先成为崇拜众神的唯一动物，因为只有人与神有亲缘关系，也只有人建立神坛，塑造神像。”如果这是普罗泰戈拉的真实意思，那么，这番话不仅像是在说众神真的存在，而且还把人类对神的崇拜看作一种天性，一种固有偏好。然而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柏拉图是在原封不动地照抄一段神话，他笔下所记普罗泰戈拉这次到访实际发生时，他本人只有五岁。文中提到神的部分极短，而且与正在讨论的话题——美德是否可教——无关。由此看来，那极有可能是柏拉图弄出来的一种点缀，并不反映普罗泰戈拉的真实思想。从《论神》卷首语几乎可以肯定，这部论著对于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假说是一种打击，而非赞赏人类对神的主观体验。 [6]

有些人对宗教人类学十分感兴趣，然而他们的研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柏拉图笔下翘首期待普罗泰戈拉教诲的雅典知识界中，有位身裹毛毯的人，即喀俄斯的普罗迪科斯，他是古代世界又一位身负无神论盛名的智者，然而人们却很难解释他何以会获得这样的声誉。直到1970年代，公元前1世纪哲学家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著作《虔诚论》（On Piety ）经重编后面世，谜底才被揭开。这部《虔诚论》的传播途径与一般古典文本不同，它并未经过中世纪的手写传抄，而是一直和其他古代典籍一起被收藏在意大利的莎草纸庄园（Villa of the Papyri）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位于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镇，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Vesuvius）喷发时，赫库兰尼姆城内1800多卷莎草纸文献全部烧焦，而后被奔流的岩浆埋藏，《虔诚论》也在其中。此后，人们试图展开纸卷时，这批资料又进一步受损，为了得到里层的内容，纸卷外层多半被毁。在此过程中，《虔诚论》上卷也被分割成两部分，并被分别编目。此后，又经历了几代人，才发现这两部分应属同一作品。后来，有人把该馆部分文书残件和全部图像资料从意大利偷运至牛津，致使这批资料状况变得更加糟糕。1996年，德克·奥宾克（Dirk Obbink）把这批经过重新拼合并修复整理的文书结集出版，这是现代古典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成就。 [7]

虽然该书第二卷至今尚未全部出版，但至少让世人看到了公元前5世纪两位思想家抨击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建构的工具，其中一位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另一位是普罗迪科斯。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80）不仅提出了原子和虚空理论，他感兴趣的其他领域也多得惊人，这些兴趣也延伸到宗教人类学。我们现在确切知道的是，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类最初的生活和动物一样，然后，为抵御其他猛兽的攻击而结成社会，由社会而产生人际交流和语言，然后穿上衣服，开始耕作，接下来住进居所，学会用火。这种理论把文明的发展看作人类智慧应对紧迫生存需要的结果。而且他认为，宗教是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早期人类注意到四季转换，对此，菲洛德穆解释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说，“接着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假设这些现象发生的背后存在某种力量，并且崇拜这种力量”。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宗教产生的基础是错误的认识，即早期人类只是误解了本可以用科学唯物论解释清楚的现象。此外，他还认为，既然文明还在继续发展，我们便不再需要这些原始的解释模式。 [8]

普罗迪科斯（公元前460-前390）是第二位把宗教看作人类文化产物的哲学家。他同德谟克利特一样学术兴趣极其广泛，涉及语言学、伦理学、宇宙学等诸多领域（由此可见前苏格拉底学派哲学家与智者之间的区别并不严格）。但他的作品原件无一传世，这点也和德谟克利特一样，因此我们只能依赖其他资料重新建构他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保存在莎草纸文献中的菲洛德穆作品残卷就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关部分（可惜已成残卷）内容如下：

［……］说受到普遍信仰的神其实并不存在，人们缺乏知识，并且古人赞赏［……］大地的果实以及一切有益于生命的东西。 [9]

这批莎草纸文书残卷中虽然没有提到普罗迪科斯的名字，但其他线索足以说明，一定是他提出了早期人类把神归结于对人类有益的自然因素的观点（反之，德谟克利特则把神归结于对人类有害的自然因素）。普罗迪科斯阐述这一主张的作品名称可能叫作《四季》（The Seasons ），看来他认为宗教的产生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他可能赞同农民诗人赫西俄德的观点，赫西俄德对希腊神学的创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前面所引菲洛德穆那段话的要点在于，他对早期宗教所作的人类学解读带有强烈的无神论意味。从“受到普遍信仰的神其实并不存在，人们缺乏知识”这段话来看，他似乎设想宗教的产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人类先是把土、火、水、空气这四种要素以及太阳和月亮加以神化；第二阶段，随着对土地的开发、利用，那些发现具有营养价值的粮食作物的人也开始被神化，接下来，发明酿酒技术的狄奥尼索斯、发明面包的得墨忒尔（Demeter）、守护航海者的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兄弟也纷纷被奉为神明。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过其他资料得知，普罗迪科斯非常喜欢创造性地运用研究字词来源的语源学。菲洛德穆在另一段话中，把普罗迪科斯列入那些“给神的名字改写字母”的人。想来在这些改动过字母的词汇中，应该有从“air”（空气，希腊语为aēr ）一词派生而来的“Hera”（赫拉，希腊语为Ēra），后来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普罗迪科斯神殿或许会看到下列内容： [10]

宙斯=？上天？

赫拉=空气

波塞冬=水

赫费斯托斯=火

该亚=大地

得墨忒尔=谷物、农耕和面包的发明者

狄奥尼索斯=酿酒术的发明者

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航海术的发明者

这份清单是否完整？他开列的这份希腊众神的名单还有多长？这一切我们都已无从知晓。虽然如此，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同德谟克利特一样，把宗教看作早期人类的一种发明，产生于自然状态，因此宗教并非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文化的发明。现在再看菲洛德穆明确表示“受到普遍信仰的神其实并不存在”一语，则很可能被用来说明普罗迪科斯的本意是认为存在真正的神，而不是神话和宗教仪式中那样的神。由此可见，翻译时的措辞十分重要，如果换一种译法，应当是“那些被人类视为神的一切”，那么全句即是，其实“那些所谓的神并不存在”。总之，在我看来，普罗迪科斯的确像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绝不承认任何神的存在，难怪在古代，人们动不动就把他同对神的全盘否定联系在一起。 [11]

如此有悖于常人的思想，除去在有钱读书人的狭小圈子流传之外，很难说能对大众文化产生过多大影响，但是有迹象表明，它们在大众舞台上找到了传播途径。在雅典，戏剧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戏剧创作的数量极大，它们被搬上舞台，在成千上万人面前演出。这里有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台词——很不幸，又是份缺少前后文的残篇——从中可以看出这类由德谟克利特引发的、有关普罗迪科斯的争议，是如何在舞台上被完整演绎的，也可以看出这种思想是如何被大众文化接受的。这份湮没已久的台词是被后世一些热衷于发展无神论思想的哲学家发现的。台词原作者不详，有份古代资料说它出自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之手，另一些人认为是克里提亚斯的作品。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有道理，因为，若以著名剧作家和其作品尚不为人知的作家相比，一部剧本被误归入前者名下的可能性应该更高。当时，克里提亚斯因为两件事而名噪一时：其一，在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后的血腥政变中，他成为三十僭主之首；其二，他是柏拉图的舅父。后一因素对于判断这份台词更为重要。在柏拉图的文中，当年他也聚在卡里阿斯家中迎接普罗泰戈拉，是那群满怀期待的知识界核心成员之一，以他的身份，当然容易被人看作传播前沿思想的人。

在剧本中开口讲话的是神话人物西西弗斯，这本身就非常有趣。西西弗斯是风神埃俄罗斯之子，属于那个神话家族（包括萨尔摩纽斯、阿尔库俄涅和柏勒洛丰）的第二代成员，凡是具有该家族血统的成员，似乎都有过与众神抗争的经历。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埃俄罗斯家族似乎一直试图抗拒神所拥有的特权，或是想方设法替人类索取这些特权。然而，在刚刚提到的残存文书中，西西弗斯的无神论却采取了替宗教起源进行诡辩的形式： [12]

人类曾经生活在无序，野蛮且屈从暴力的时代；

那时高尚得不到报偿，或惩罚成为基本手段。

在我看来，人类制定法律，因而裁判成为暴政。

好斗行为受到控制。

任何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接着，当法律防止了公开的暴力行动，人们便开始秘密地施暴，

于是在我看来，某位精于诉讼的聪明人发现，凡人都惧怕神，

所以那些卑劣的家伙就算躲在背地里做事、说话，或是想主意，也定然有所畏惧。

于是他引入了宗教，

也就是说，引入了认为存在着一种充盈不朽生命之神的思想，

他用心智去聆听、察看、思考，

关注着这些事，并具有一种神明的本性，

神能听到在凡人中言说的每件事，

也能看到凡人做的每件事。

如果你想悄悄筹划些卑劣之事，

神绝不会注意不到。

如果再想说些什么，那就是，以上引文所包含的批评意味比德谟克利特和普罗迪科斯的话来得更为激烈。德谟克利特和普罗迪科斯都把宗教看作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驱动这一过程的则是早期人类渴望把握知之甚少的自然界的欲望。在他们看来，宗教最初是一种认识过程，只是后来才逐渐制度化。但是，对于克里提亚斯笔下的西西弗斯来说，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控制的过程。这里丝毫没有原始的浪漫可言。宗教是精明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些人所追求的无非是把社会秩序强加给幼稚的人民。西西弗斯描述了遏制不良行为的两个阶段：首先引入法律，然后当法律仍无法有效制止秘密犯罪时，再引入宗教。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阐释了现代刑罚制度的历史，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从惩戒犯罪行为转向注重对人的控制的过程。福柯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犯人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作为这种转变的典型例证，犯人在这种圆形监狱中无时无刻不处于看守人员的监视之下，但从不自知是否受到监视。在西西弗斯的台词中，类似的转变则伴随宗教的发明而出现：精明的人编造出“存在着一种……神的思想……/神能听到在凡人中言说的每件事，也能看到凡人做过的每件事”。西西弗斯说，在宗教发明之后，整个社会再也不仅仅只是限于惩处公开的不法和骚乱行动，它还可以说服自己的公民从内心深处服膺于道德的评判。于是，这时的世界就变成一种宗教的圆形监狱。 [13]

说完上面那些台词之后，剧中西西弗斯继续就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始人类恐惧自然因素的思想展开讨论。他称，精明的宗教发明者说，“众神居住在最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地方，/他既知道凡人的恐惧从何而来，/也知道由何而施惠于他们的悲惨人生”。换句话说，他把众神置于上苍。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始人自发地把众神同宇宙间那些对他们威胁最大或是让他们获益最大的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西西弗斯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这种信仰是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宗教是一种自上而下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虚妄之物。

至于接下来的剧情还会怎样发展，由于所有现存文书都已残缺不全，我们只能推测，当然推测也要有根据。在神话中，只要西西弗斯出现，就必定和与神作对的坏事牵连在一起。另外，每位前往古代剧场的看客都知道，当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到访阴间时，就会看到西西弗斯正推动着那块有名的巨石走向山顶。无论故事经历过怎样的调整，西西弗斯命中注定都要受到可怕的惩罚。这一点无疑会让他的宗教理论有些与众不同：在克里提亚斯的剧作中，西西弗斯很可能恰恰因为自己能沉着、机智地与神作对而受到严厉惩罚。与此同时，看到这一幕的观众却会大受鼓舞，为无神论者的失败而欢呼，当然也为壮观的场面和精湛的演技而鼓掌喝彩，总之，人人都酣畅地沉浸在那一时代浓郁的诡辩气氛中。西西弗斯在剧作中应该是个反派角色，但是，也和弥尔顿（Milton）笔下的撒旦（Satan）一样，他的台词肯定是最棒的。 [14]

[1] 关于智者，参见W. K. C. 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3，The Fifth Century Enlightenment.Part 1：The Sophis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其中第226～247页内容涉及对传统宗教的批评；还可参见G. B. Kerferd，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以及S. Broadie，“Socrates and the Sophists”，in D. N. Sedle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73-97。古代作家散佚文本收录在D.W.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omplete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es of the Major Presocratics ，part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论神》引文出自上书之fragment 29。

[2] 关于普罗泰戈拉到访雅典的时间，参见J. Walsh，“The Dramatic Dates of Plato’s Protagoras and the Lesson of Arete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34 （1984）：101-6，文章提出，柏拉图在一些具体事项上把此次到访与更早一次到访弄混了。

[3] 引自Plato，Protagoras 310a-b。

[4] 参见Graham（ed.），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Protagoras，fragment 21。

[5] 色诺芬尼的观察参见Graham（ed.），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vol.1），fragment 33。

[6] 关于普罗泰戈拉遭到驱逐以及著作被焚一事，见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vol.1），fragment 31 （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24.63）。关于普罗泰戈拉的无神论声誉，参见M. Winiarczyk，“Wer galt im Altertum als Atheist？”，Philologus 128 （1984）：177-78。关于人本主义宗教，参见L. Lampert，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A Study of Plato ’s Protagoras，Charmides，and Republic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10），60，还可参见E. Schiappa，Protagoras and Logos：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1），141-53。Lampert 十分重视著名保守思想家Werner Jaeger，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189-90。与早期文明相关的神话见Plato，Protagoras 320c-322d，也可参见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Protagoras fragment 45。

[7] 关于普罗迪科斯的无神论声誉，参见Winiarczy，“Wer galt”，177。关于这批莎草纸文献，参见D. Obbink，Philodemus on Piety Part 1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还可参阅A. Henrichs，“Two Doxographical Notes：Democritus and Prodicus on Religion”，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9 （1975）：93-123。

[8] 关于德谟克利特的学说，还可参见本书第4（原文为5，疑为4之误——译者注）章。关于德谟克利特奠定人类学解释基础的观点（重新审视菲洛德穆之前）收在 Diodorus of Sicily 1.8中，参见T.Cole，Democritus and the Sources of Greek Anthropology （Cleveland：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67）。关于德谟克利特对宗教起源的研究，参见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24=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fragment 183。关于赫库兰尼姆残卷，参见Herculaneum Papyrus 1428，fragment 19。还可参见Henrichs，“Two Doxographical Notes”，96-106。

[9] 引自Herculaneum Papyrus 1428，fragment 19，这部分内容相当于R. Mayhew，Prodicus the Sophist：Texts，Translations，and Commenta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fragment 72。此处引文采用的是 Henrichs的英译本，参见第119页。Henrichs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普罗迪科斯的无神论主张，参见他的文章“The Atheism of Prodicus”，Cronache Ercolanesi 6 （1976）：15-21。

[10] 关于普罗迪科斯和自然馈赠被神化的观点，参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42.118，还可参见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8，9.52。这些内容被作为普罗迪科斯的观点收入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fragments 29-30以及Mayhew，Prodicus the Sophist ，73-75。关于原始宗教发展的两个阶段，参见Henrichs，“Two Doxographical Notes”，111，113-15；Mayhew，Prodicus the Sophist ，xvii-xiii。Mayhew，Prodicus the Sophist 之fragment 71提到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但其后部分残缺，因此没有具体指出他们的发明。他们往往与航海相关，但是可能与骑射也有关联。关于“改变拼写”，参见Obbink，Philodemus，On Piety 19，也可参见Mayhew. E.R.，Prodicus the Sophist ，fragment 70。Dodds 认为普罗迪科斯的思想是Euripides创作悲剧Bacchae 274-85的基础，参见他的Euripides，Bacchae ，2n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104-5。

[11] 有关英译本的不同译法，参见Mayhew，Prodicus the Sophist ，47。

[12] 关于西西弗斯台词文书残卷，参见下列文献：M. Davies，“Sisyphus and the Invention of Religion （‘Critias’ TrGF 1 ［43］ F 19=B 25 DK）”，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36 （1989）：16-32；N.Pechstein，Euripides Satyrographos：ein Kommentar zu den euripideischen Satyrspielfragmenten （Stuttgart and Leipzig：Teubner，1998），P. O’Sullivan，“Sophistic Ethics，Old Atheism，and ‘Critias’ on Religion”，Classical World 105 （2012）：167-85；D. N. Sedley，“The Atheist Underground”，in V. Harte and M. Lane（eds.），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29-48；T. Whitmarsh，“Atheist Aesthetics：The Sisyphus Fragment，Poetics，and the Creativity of Drama”，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 60 （2014）：109-24。

[13] 参见M.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该书英文版译者为Alan Sheridan （London：Allen Lane，1977）。

[14] 奥德修斯在冥界的经历见Homer，Odyssey 11.593-94。

第7章 扮演众神

想象一下春季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时的雅典，黄昏时分，狄奥尼索斯剧场内，清冷，寂寥，昏暗，500名身着长袍的中产人士整齐排列。而另有成千上万喧闹的人聚在雅典刺眼的日光下，狂欢作乐。观众并没有在一排排密集的座席上就座，他们的目光都投向唯一的光源。在这座建在卫城（Acropolis）斜坡上的巨大马蹄型剧场内，到处都散布着坐在木凳上观剧的人群，他们对眼下的城市和一起观剧的同伴所投入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舞台演出的关注。有时他们聊着吃着，开怀笑着，有时又一言不发，一头扎进剧情。观众之所以来到剧场，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决定要在这里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虽然在一个没有朝九晚五上下班，也没有周末概念的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闲暇”概念——而是因为全城人都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这种场合并不是上流社会盛装出席的庆典，而是大众文化活动。当然，社会上若干群体无疑是被排除在大众文化之外的：首先是妇女，即便她们中有人参加，人数也极少；其次是奴隶，在雅典全城十万左右的奴隶（在总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中，似乎无一人参加；此外还有异邦人，他们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大概也不会自动获得参与这些活动的权利。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雅典的戏剧活动的确有着狂欢节般的气氛，能带给人们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人生体验。

大酒神节是雅典人重大的戏剧节日，演出一共持续五天，其中三天每天都上演由同一诗人创作的三部悲剧（tragedy）和一部羊人剧（satyr），即演员装扮成半人半羊模样的滑稽剧（jokey dram）。余下来一天举办诗歌表演，即演唱献给酒神的颂歌（dithyrambs），另一天举办喜剧（comedy）表演。悲剧和喜剧要进行比赛，而后交由雅典各部落随机抽选的人员进行评判。评判结果刻在石头上，其中不少铭文保留至今。

古代戏剧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公元前630年以后的科林斯陶器上绘有舞者形象，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酒神祭典时表演者的衣装。由此可以确定的是，戏剧节在雅典和其他地区开始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多样性已逐渐成为民主体制的一种标志。在戏剧中，无名合唱队与署名演员之间的互动表演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不断纠结于群体与个体、精英与大众之间关系的态势。典型悲剧所关注的焦点是往昔，是英雄时代的神话人物，也让雅典人有机会思考究竟该维系旧时的贵族统治，还是当下的民主体制。而喜剧所关注的全部是当下社会，思索的问题全都与观众息息相关，剧中语言轻松有趣，人们耳熟能详。雅典这座充满活力且十分成功的国际都市，需要有大众媒介去凝聚人心，并给多种多样的居民提供一种共同的叙事途径。而剧场让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感受到了团结和凝聚力。 [1]

古代剧场与现代剧场另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它的宗教功能。大酒神节毕竟是一次宗教庆典，用来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公共假日被正式标注在城市历书上，剧场建筑也是为酒神而建的，地点就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神庙附近，节庆礼仪包括血腥的献牲仪式。但是，即便有这种宗教背景，戏剧本身也并非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写作演出脚本的剧作家没有特殊的宗教职能，他们在这些剧本上下功夫的主要目的是参与竞赛，力争在赛事上赢得最负盛名的文学节最高奖项。古代铭文并没有提到哪些剧目为酒神增添了荣耀，由此可知竞争所考虑的因素是写作技巧。

然而，不少现代评论家一直坚持认为希腊戏剧基本上都是宗教性的。这种误解多少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在《诗学》（Poetics ）中提出，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仪式上歌队合唱的酒神赞美诗（dithyramb）以及与森林之神萨堤尔有关的诗文，而喜剧起源于男性生殖崇拜游行时的歌咏。他的话并不十分明确，但启示我们，最初的悲剧和喜剧其实都具有仪式性质，都是献给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赞歌。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围绕这种观点又形成一些更精致的解释框架：以浪漫眼光看待古希腊文化的学者，力图从希腊文学与宗教紧紧交织在一起的那一最初时刻起，追溯悲剧和喜剧的来龙去脉。“悲剧”一词在希腊文中是tragōidia ，这似乎提示我们，悲剧是一首山羊（tragos ）之歌（oidē ）。其实根本没人说得清悲剧究竟和山羊有什么关联，然而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深受浪漫思潮影响的一代学者却设想悲剧起初既同献牲的山羊有关，也同人们在仪式上装扮成山羊的模样跳舞合唱有关。这些都是凭空想象。甚至就连亚里士多德有关萨堤尔诗文和男性生殖崇拜歌咏的说法，都有可能是揣测，并没有史料依据。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起源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即便如他所说，悲剧在最初与祭祀仪式有关，但这也并不说明它在公元前5世纪的社会作用。 [2]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悲剧也因其内容而被看作基本上是宗教性的。许多作品以宗教为主题或者是描写神的故事。一个老套的“罪与罚”的故事一再出现在不同的剧作中：人类行为不自量力，惹得诸神妒火中烧，于是一心维护自己权威的神出手将人类打败。于是，沿着这套思路，戏剧营造出一种宗教性的保守气氛，激发观众接受神的权威（但是在喜剧中未必如此），喜剧不仅可以讽刺宗教，甚至也可以连带神一起挖苦，比如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Frogs ）中，狄奥尼索斯这位戏剧之神（既是酒神，也是戏剧之神——译者注）本身就被刻画成一个既笨拙又胆怯的家伙。在悲剧中，与神作对从来都是件早晚难逃一劫的倒霉事。不论是相信自己已躲过阿波罗预言的俄狄浦斯，还是因拒绝性爱而得罪爱神阿芙洛狄忒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又或者是拒绝接受新的酒神崇拜的彭透斯（Pentheus），莫不如此。但是这些事例仍不能证明悲剧主要是一种宗教仪式。因为从一开始，悲剧中的神就不是雅典城邦直接崇拜的神。在希腊众神并存的体系中，宗教仪式往往局限于某地，也就是说，当你向雅典娜祈祷时，你祈祷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女神，而是只对你所在神庙显灵的那位雅典娜。悲剧中出现的神不是雅典人崇拜的神，而是荷马和赫西俄德在神话诗歌中描摹的文学人物。更让人难解的是，尽管传说中的神都很正义，但悲剧中出现的神却冷酷、小气、睚眦必报。比如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妇女》中，雅典娜称，既然特洛伊城已悲惨地陷落，她就不再支持希腊人，反而要破坏他们的还乡之路。海神波塞冬问她：“为什么你的心情总这么时好时坏？不管你恨着谁或是爱着谁，这恨都太深，爱也太深。”在欧里庇得斯的另一部作品《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中，只因剧中主人公简单地回避了性爱，阿芙洛狄忒便决意把他杀掉，这位女神自私又冷酷；而阿尔忒弥斯最终也同样承诺会杀死一个阿芙洛狄忒最亲爱的人来为希波吕托斯报仇。虔诚的卫道士们一心要把慈悲又公允的美德加诸众神身上，可惜众神在悲剧中极少身体力行。 [3]

雅典戏剧中能够确切说得上是“宗教性的”，仅限于下列意义，即戏剧所深切关注的神的问题都是与当下密切相关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西西弗斯》残卷作者克里提亚斯并非唯一对无神论革命作出回应的人。公元前420年代，在智者运动的感召下，悲剧和喜剧都已开始探索神是否存在的问题。普罗泰戈拉、德谟克利特、普罗迪科斯等人所探讨的思想借助戏剧舞台传播给无数观众。

阿里斯托芬的第四部作品《骑士》（Knights ，作于公元前424年）是一部复杂的寓言式讽刺喜剧，讽刺对象是当时的政治人物克里昂，在剧中，他成为德谟斯（Demos，意为“人民”或“国家”）的奴仆。该剧开场，两个奴仆先是抱怨新来的奴仆，接着又商量如何同主人玩捉迷藏的把戏：

奴仆二：最好的办法是去拜倒在神像（bretas ）面前。

奴仆一：你说什么，神像（bretetetas ：这个奴仆作出似乎发不出“神像”一词声音的样子）？你真的相信有神吗？

奴仆二：当然相信。

奴仆一：怎么才能验证呢？

奴仆二：其实我就是被神诅咒的人，这个行吗？

奴仆一：行吧，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4]

被神抛弃竟可以用来证明神的存在，真是个高明的笑话。但又岂止是笑话，也是对当时以理智为时尚的一种评点。奴仆二的话提示我们，对神的信仰已经不大流行（“你真的相信有神吗？”），而且神是否存在还需加以“验证”（tekmērion ）。“验证”一词多用于专门的哲学范畴，而阿里斯托芬却让这个哲学味道十足的字眼从奴仆嘴里冒出，他是在以此方式娱乐大众。

阿里斯托芬无疑把时尚思想家同不信仰神明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公元前423年，他创作的喜剧《云》（Clouds ）问世，这是一部针对当时知识界的讽刺剧。剧作标题暗指前苏格拉底学派对宇宙性质的猜测以及他们思想的无聊（如他所见）。作品不太成功，为此他又做了改编，流传下来的版本大致完成于公元前420～前417年。作者在剧中讥讽了当时在雅典兴起的尚智文化。剧中主人公名叫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意为“心术不正之人”），因儿子斐狄庇得斯（Phidippides，意为“嗜马成瘾”）迷恋赛马而欠下赌债，他想走捷径以逃脱债务。听说苏格拉底办了一所学校，能教给学生把任何主张都说得堂皇有理的诡辩之术，于是报名参加。在剧中，他学着怎样把没理狡辩成貌似有理，但最后又赖皮地推翻自己讲过的所有废话，并放火烧掉了学校。现实中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剧中被扭曲地模仿，让人觉得他装腔作势、自私空虚、在道德上十分危险。他的弟子否定一切传统道德，也否定对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你凭着奥林匹斯的宙斯起誓！真是傻瓜，你才这般年纪就得相信宙斯的存在！”）。在剧中，合唱队代表了被用作剧名的云神，云神是苏格拉底及其同道崇拜的女神。苏格拉底称“她们是唯一的神，其余都是胡说”。“什么？”斯瑞西阿得斯应道，“地神啊！你竟不把奥林匹斯的宙斯看作天神？”苏格拉底说道：“说什么呢，宙斯？别胡扯了，哪有什么宙斯！”接着，他又举证说明自己的主张，这些“证据”（sēmeia ）估计就是《骑士》剧中第一位奴仆所期盼的那种能够验证神确实存在的证据。 [5]

悲剧以巧妙的方式回应了智者，把问题投射到神话的幕布上，如此一来，它与当下文化的关联就变得不那么直白了，只是种暗示或影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一希腊悲剧中最伟大的范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剧的创作时间不太明确，很可能在公元前428年前后。这样的时间把剧作置于智者运动的风口浪尖。索福克勒斯常常被视为三大悲剧作家中宗教意识最浓厚的作家，但《俄狄浦斯王》所描绘的画面更复杂，也更具挑战性。该剧的核心是神的预言以及人类力图把已被神谶锁定的命运抓到自己手中。年轻的俄狄浦斯得知阿波罗在德尔斐神庙预言他将弑父娶母，为避免神谶应验，他离开家乡科林斯，到底比斯定居下来。他在那里做了国王，并娶老国王拉伊俄斯（Laius）的遗孀伊俄卡斯忒（Jocasta）为妻。在剧中，他发现了事实真相，原来他就出生在底比斯城，是伊俄卡斯忒和拉伊俄斯的亲生子，这对夫妇在听到了相同的预言后，就把他扔到西塞隆山（Mount Cithaeron）等死。后来他被人解救，才在科林斯长大成人。一次，在通往底比斯的路上，他与拉伊俄斯发生冲突，冲突中，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阿波罗的预言就这样在父子双方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应验了，其间，俄狄浦斯虽然想尽一切办法，但最终仍躲不过弑父娶母的命运。在悲愤中，俄狄浦斯弄瞎自己的双眼，跌跌撞撞离开，从此踏上放逐之路。 [6]

雅典观众应该会看到戏剧与现实生活的种种相似之处。全剧一开场，瘟疫笼罩下的底比斯一片惨淡，这瘟疫正是阿波罗对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父亲的报复。而雅典在公元前430～前426年也陷入一场可怕的瘟疫，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交战中伯里克利政策的结果。开战之年，伯里克利把全体公民迁入雅典城内，而斯巴达人则把垃圾抛在城外，由此引发瘟疫。即便不那么直接，观众也有可能一眼就把剧情与现实时局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沉着理智的俄狄浦斯本人无疑也会使观众联想起伯里克利，公元前429年那场瘟疫也同样夺去这位雅典将军和非正式领袖的性命。俄狄浦斯凭借个人智慧独自破解了斯芬克斯（Sphinx）的谜题，从而让底比斯摆脱了她的咒语，这件事让他的聪明才智远近闻名。此外，还有一些迹象似乎也不应被忽略：在剧中，底比斯有一位深受爱戴的领袖，他以自己的理智才能为荣，但是过于自负毁了他；在现实的雅典，备受欢迎的伯里克利对自己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关系颇为自豪，但是最终也造成可怕的瘟疫。

伯里克利也是雅典知识界的成员，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公众心目中又总是与无神论不无关联。学者阿那克萨戈拉即是其中一例。在公元前430年代，他因“不信仰神明”的罪名受到控告。指控者狄奥佩特斯（Diopeithes）是个预言家，据说他“提出过一项法案，主张对不敬神明的人和传授天体理论的人提起公诉，他是想通过谴责阿那克萨戈拉引起人们对伯里克利的怀疑”。这件事给《俄狄浦斯王》剧情添上一抹非常现实的色彩，在剧中，俄狄浦斯与能够凭鸟声预测未来的盲人预言家忒瑞西阿斯（Tiresias）展开交锋。正是忒瑞西阿斯第一次道出是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并让这片土地饱受荼毒的真相，俄狄浦斯异常愤怒，以自己曾依靠智慧成功破解斯芬克斯谜题回击先知预言。他挖苦地说道：“现在告诉我，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预言家？那只会吟诗的狗（指斯芬克斯）在这里时，你干吗不说出能让人民摆脱厄运的话？她出的谜语可不一般，要用预言家的本事才能破解，但是你却没有从鸟或神那里得到天机。倒是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俄狄浦斯来了，不懂鸟语，只用智慧破解了她。”换句话说，俄狄浦斯是以理性的人类智慧在对抗艰深晦涩的神意。他怒斥伊俄卡斯忒的弟弟一定是因觊觎王位而收买了“谎话连篇的术士和狡诈的流浪祭司”，弄出这些预言和他作对。以上俄狄浦斯所说的一切，恰好都与索福克勒斯同代人指责宗教狂热的内容有关。剧中称预言家为“术士”（magos ）是把他看得与波斯占卜师差不多，称他为“狡诈的流浪祭司”是把他与新兴神秘宗教的祭司摆在同等位置，这些宗教是从外部引进雅典的，其信仰包括弗里吉亚大母神（Phrygian Great Mother）崇拜、萨巴齐奥斯（Sabazios）崇拜和本狄斯（Bendis）崇拜。忒瑞西阿斯除了吸收当时流行于雅典的各种外来宗教的古怪做法外，从某种角度看，他还非常奇异地与狄奥佩特斯本人十分相像。两人都是与阿波罗有关的预言家，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上演前后，狄奥佩特斯那些怪诞的宗教行为曾遭到喜剧诗人的公开嘲笑，他被看作举止不端、随着鼓点疯狂起舞的“疯子”。阿里斯托芬讥讽地称他为“伟大的狄奥佩特斯”，指责他（一如俄狄浦斯指责忒瑞西阿斯）为自己的需要而捏造神谕。忒瑞西阿斯与狄奥佩特斯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俄狄浦斯与伯里克利或阿那克萨戈拉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对古代观众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共同之处已足够让他们意识到，演出的剧情正在道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 [7]

俄狄浦斯拼命摆脱神示命运的举动具有极深的神学意义。怀疑预言的效力意味着怀疑神的预见能力。剧中，俄狄浦斯的王妃（真相大白后也是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认为她和俄狄浦斯已通过避开神示的厄运而证明阿波罗的预言不会应验。她说：“所以，从此我再也不会因为神谶而左顾右盼了。”这时，她当然不是在否定神本身的存在，却不可低估她这番认为神示无效且无须理会的话语所具有的冲击力。在古代条件下，这绝对是十足异类的主张。 [8]

合唱队随后的吟诵把反宗教主题推向高潮，而结尾处更是惊世骇俗：

倘若预言不再对所有凡人灵验，不再让人看得清楚明白，

我便不再诚心诚意去朝拜大地中心那不可侵犯的神殿，

不再朝拜艾比（Abae）的神殿，

不再朝拜奥林匹亚。

哦，宙斯王啊，如果你当得起这样的称呼，

统治一切的宙斯啊，千万不要让这件事逃过你的双眼，

躲过你永恒不朽的威力。

拉伊俄斯的古老预言已成过往，

不再让人看重。

阿波罗处处得不到尊重；

宗教信仰风光不再。 [9]

这段歌咏真是不同凡响。合唱队在歌声中，把德尔斐两大预言中心艾比和奥林匹亚从朝拜对象中除名。这种做法对众神之王的权威有重大影响，他在歌中被人这样呼唤着：“宙斯王啊，如果你当得起这样的称呼，统治一切的宙斯啊。”现在可以肯定评论家通常对这段剧情的看法，即剧中呼唤宙斯的方式的确与一般祷告者在无法确定对神的称呼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十分相似。希腊人在宗教仪式上，必须正确呼唤神在仪式中的名称，虽然如此，但这一切到了索福克勒斯笔下却丝毫不显刻板、乏味。歌词准确指出一个逻辑问题：假如众神已经控制不了神示，宙斯又何以真正称得起“王”？一旦失去对神示的信任，人们对于神权的普遍信仰也会受到影响，且影响所及不止于两大预言中心。所以合唱队的结论是：宗教——ta theia ，意为“与神相关之事”——不复存在。这推论背后有一个诡谲的逻辑：如果预言无法应验，就意味众神主宰不了宇宙，那么还有必要信仰这些神吗？对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观众而言，“ta theia ”一语听起来现代的有些刺耳，它来自当时的知识阶层，而不是诗歌语言。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自从色诺芬尼以来，一直有人否定预言的真实性。比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Helen ）中有位人物的看法，就让人联想到俄狄浦斯对忒瑞西阿斯的抨击，他认为“预言家的话十分低劣且往往谎话连篇……只有纯粹的智慧和苦口良言才能成就最出色的预言家”。索福克勒斯的合唱队用歌声宣告，基于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同意上述主张。 [10]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排除了神意干扰的、严肃探讨世界观的剧作。在宗教节庆期间，该剧却在竭诚倡导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人类的生活不应由神的意志来支配。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俄狄浦斯以为自己是私生子，为此自称为“幸运儿”。然而，“幸运”（tukhē ）一词也可以是一个带有唯物色彩、反宿命色彩、非神学意味的哲学词语，它与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格外有缘，德谟克利特相信这个世界是由机缘支配的。俄狄浦斯就沉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他发现自己幸运地摆脱了神示的命运——因为他的确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于是异常兴奋。这是全剧中最打动人心的情节之一。 [11]

当然，到头来俄狄浦斯还是错了，他的喜悦不过是场痴心妄想。他千方百计想要寻出别样的神意，但在传统的天道面前，一败涂地。他悲泣道：“我是神所抛弃的人（atheos ）！”“atheos ”一词在当时通常指无神论者，较为古老的含义才是“神所抛弃的人”。听到俄狄浦斯悲泣的古代观众需要费些思量才能明白——atheos 一词在这里是取其古义。虽然俄狄浦斯认为自己已脱离了神的控制，但他还是承认神的力量。总的来说，多数古代悲剧的情节都比较保守，趋向于肯定现状，维护遭遇挑战的意识形态，并喜欢在最终给整个事件打上神意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悲剧可以用来验证神圣的正统性。不过，还有一种对《俄狄浦斯王》更为稳妥的解读，那就是把这部作品视为对神明力量的一种率直又虔诚的确认。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过程与结局都同样重要，俄狄浦斯在世间不受神意眷顾的经历，是对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的一种深刻的共鸣。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剧情的保守风格：这种保守性营造出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内，人们可以探讨各种危险的宗教主张，而不必担心会触犯些什么。 [12]

欧里庇得斯是比索福克勒斯更年轻的剧作家，他对无神论的本质作过最为直接的探索。阿里斯托芬曾把他写进自己的一部喜剧，剧中一位卖花冠的老妪指责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没有神”，如此一来，害得她连生意都做不下去。大约在欧里庇得斯逝后两百年左右，埃及人萨迪卢斯（Satyrus）为他作了一部传记，其中提到他曾因大不敬（asebeia ）罪而受到擅长蛊惑人心的克里昂的指控。“大不敬”正是狄奥佩特斯为指控阿那克萨戈拉而提出的罪名，此后这一罪名还被用来抨击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和苏格拉底。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主张并不重要。须知，阿里斯托芬显然是个讽刺作家，被认为长于平面漫画笔法，而萨迪卢斯所采信的那些不入流的报道，很可能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而非可靠的传记事实。然而可惜的是，这两条证据反倒引来一些现代学者的强硬的回应，他们信誓旦旦地向读者担保，欧里庇得斯绝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但论证步骤简单又冒险，其依据仅仅是，他们注意到，剧作者是让剧中人物说出那些拒绝承认神的权威的话，而这并不能表示作者本人相信这些话。他们提醒人们，应当看看剧中那些否定神的人物最终结局如何，作为悲剧，那些人物最终大都悲惨地死去。总的来说，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却弄错了攻击目标。任何生活在21世纪的学者都不会简单到只是宣布一句“欧里庇得斯是无神论者”。传记批判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凭角色台词去揣测作者观点，也不应当把这些情节复杂、刺激但却留下开放性结局的剧作看作是阐释一条孤立简单信息（无论是“我信仰神”还是“我不信仰神”）的载体。重要的是，在所有剧作家中，欧里庇得斯剧中的人物对传统宗教的抨击最富哲理，而剧中观点的依据无疑来自那个时代丰富的智者思想。无论欧里庇得斯本人是不是无神论者，他都肯定被无神论思想深深吸引，并不失时机地向人们传达了这些思想。 [13]

以《特洛伊妇女》中那段怪诞的祈祷为例，特洛伊王后赫卡柏向宙斯祈祷时讲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话：“宙斯啊，你承载着大地，又在大地占据一席之地，我很难知道你究竟是谁，不论你是自然界的必然律还是人类的心智，我都向你祈祷。”这不像是一般的祈祷，它似乎故意错乱时光，在一段讲述遥远历史的剧情中，不合时宜地加入前苏格拉底学派的话语。有位古代评论家的看法应该没错，他认为这段祷词其实是在影射让阿那克萨戈拉背负恶名的宇宙观，即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构成并由宇宙“精神”（即“奴斯”，参见第四章——译者注）左右的。但是也折射出与阿那克萨戈拉真实思想有关的若干问题：他所说的“精神”真的可以和爱奥尼亚学者们心目中的神等量齐观，真的可以被视为自然万物的驱动力吗？又或许它不过是一种揭示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性结构。 [14]

《疯狂的赫拉克勒斯》（The Madness of Heracles ）可能是欧里庇得斯晚年（他卒于公元前406年）作品，这部剧把目光转向对宗教的道德评判。全剧分为四场，第一场人物有赫拉克勒斯的义父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妻子墨伽拉（Megara）和孩子，这时，他的家人遭受邪恶的底比斯王吕科斯（Lycus）的迫害，而他本人正在外做苦役。底比斯王宣布要处死赫拉克勒斯的家人。第二场一开始，赫拉克勒斯及时赶回家，准备刺杀吕科斯及其同伙。第三场的剧情全部是女神赫拉的复仇，赫拉克勒斯的生父是赫拉的丈夫宙斯，为此赫拉对他充满嫉妒，派出女神吕萨（Lyssa，疯狂的化身）和信使女神伊里斯把他弄疯，让他把自己的孩子误认为敌人而亲手杀死他们。最终，他从疯狂中清醒过来，虽然极度悲伤，但是经过安菲特律翁和忒修斯（Theseus）的劝说还是决定活下去，并迁往雅典。全剧中诸神的不义之举比比皆是，理应受到谴责。首先是安菲特律翁痛斥宙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赫拉克勒斯：“虽然我只是一介凡人，但是在德行上却远胜于你这了不起的神……你是个蠢神，要不然就是天生的不公正。”身为宙斯之子的赫拉克勒斯一生多灾多难，由此，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众神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照顾自己的亲人（而这恰恰是希腊伦理中的一项基本义务）。这番话背后的逻辑结构再次提示我们，它来自那个时代的哲学推论。在后面的剧情中，重新摆脱迷离状态和自杀心境的赫拉克勒斯也对宙斯表示怀疑：“宙斯究竟是谁？”此时的赫拉克勒斯也如《俄狄浦斯王》中的合唱队那样，在千篇一律的虔诚祈祷中，怀疑是否能正确呼唤出神的名字，但他的表达方式却让人以为宙斯可能根本不存在。他对安菲特律翁说：“老人家，别生气，我只把你看作父亲，没当宙斯是父亲。”不久，忒修斯又来安慰他，告诉他即便是神也会遭遇各种磨难，在神话中，神会遭遇配偶背叛，遭遇惩罚，遭遇监禁。赫拉克勒斯答道：“我不相信神会喜欢缔结不法的婚姻，或是用锁链把彼此拴牢；也不相信有哪位神能够成为他人的主宰，不但现在不信，将来也绝不会相信。因为真正的神什么都不需要。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歌者无聊的传言。”虽然赫拉克勒斯是以传统方式批判史诗传说中神的不义之举（可以通过品达的作品回顾一下色诺芬尼），但他的做法让人们看到其中隐含的否定神明存在的逻辑：如果存在神这样的事，他们将会得到完全的保佑；但如果他们得到保佑，他们便不再有任何需要；于是，也就无须再去改变任何事（尤其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拉克勒斯本人此刻也被牵扯进一桩神的不道德行为中（指赫拉暗地里让他发疯）。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推翻了他的观点并重申了传统的神学观。但也凸显了该剧神学问题的核心，即无所不能的众神之王宙斯在哪儿？为何他看起来如此缺乏对万事万物的掌控力？ [15]

《疯狂的赫拉克勒斯》探索的是一种今日神学家们所说的“罪恶问题”：如果有神，且神公正又全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世界依然存在罪恶？这种矛盾在欧里庇得斯一部残存的剧作《柏勒洛丰》（Bellerophon ）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有人说天上真的有神存在？

没有，没有——即便你心甘情愿

也别傻傻地接受那些过时的说法。

你自己要认真思考，别让我的话

牵着你的思想。我料想那些暴君

杀人无数，夺人财产，

毁弃诺言，洗劫城市；

尽管如此，他们反倒功成名就，

比那些襟怀虔诚、安分度日的人活得更精彩。

我还听说一些敬畏神明的小城邦

屈从于无视神明的大城邦，

被数量更庞大的军队征服。 [16]

在古代文化中，这是最明确的无神论言论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只能见到片段，它的上下文不详，说话者不详。最理想的猜测是，这番话出自柏勒洛丰本人之口。柏勒洛丰的家世背景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他是风神埃俄罗斯的后裔，而风神的所作所为在《列女传》中与无神论密切相关。欧里庇得斯还有其他一些剧作残卷流传至今，其中所反映的处世态度压抑、讥诮又宿命，例如下面的这段话：“如果人们看到的都是世道不公、坏人得志，那我宁愿去死，因为这世道已不值得活下去。”从其他一些资料来看，柏勒洛丰具有抑郁倾向。在《伊利亚特》中，据说晚年的柏勒洛丰“在阿尔比恩（Aleion）原野游荡，吃掉了自己的心脏，避开人类的足迹”。荷马没有解释他为何如此痛苦，只提到他“痛恨所有的神”。由此，我们得到一些隐秘启示，看来荷马知道柏勒洛丰的经历，他早年曾是一位成功的英雄，后来不知为何因得罪众神而被流放，这导致他从此冷淡了宗教。 [17]

柏勒洛丰究竟如何得罪了诸神，在荷马史诗中找不到线索，但我们从后世一些文献中得知，原来，他曾豪气万丈地想要骑着翼马珀伽索斯（Pegasus）飞上高高的奥林匹斯山，然而神骥珀伽索斯暴跳着把他摔倒在地。曾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创作过多部颂扬运动健将诗歌的著名诗人品达，就知道这个传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柏勒洛丰在空中搏击的场面是欧里庇得斯剧作的一大亮点，为此还动用了一种类似吊车的剧场机械，把他向剧场上空荡去。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Peace ）对《柏勒洛丰》的拙劣模仿，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该剧确有这些情节。《和平》上演于公元前421年，剧中也同样有一个忧郁的角色特律盖奥斯（Trygaeus），他对神满腹抱怨，想飞上奥林匹斯山去谴责众神。但在剧中，他的坐骑并不是威武的翼马，而是只蜣螂。 [18]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并且柏勒洛丰也确实说过上面那番话的话，那么，这其中就有了一些有趣的寓意。柏勒洛丰与风神其他子嗣一样，也用行动表达了对神的怀疑，比如他试图进入诸神的领域，攫取神的特权。无神论被视为对众神咄咄逼人的挑衅，也被视为替人类争取永生不朽特权的尝试——譬如，就像萨尔摩纽斯把大锅和厨具拴在战车后面模仿宙斯发出轰轰作响的雷声那样。人类飞不起来，但是神话中的神却能飞翔。翼马和萨尔摩纽斯的雷鸣器一样，都是为模仿神的威力而想出的招数。而戏剧本身也能让人类实现同样的目的。依靠化妆、面具、舞台表演、吊车等手段把凡人打造成戏剧中的神，这正是人类的又一发明创造。柏勒洛丰飞向剧场上空的那一刻，人们不只看到了一位神话英雄的不自量力，也见识到戏剧以假乱真、以人造神的能量。

在公元前5世纪的反复言说中，在一个神明受到强烈哲学质疑的时代，这种神话模式似乎直接指向神并不存在这一理性结论。于是，无神论从隐含在萨尔摩纽斯那类神话人物身上的寓意，转变为明白无误的主张。柏勒洛丰的推论确实具有哲学三段论的逻辑结构：假如（1）任何存在的神都是主持正义的，并且（2）不正义并未得到矫正，那么（3）这世界就不存在神。这段推论的哲学意味就体现在前面引用的那段台词中，“你自己要认真思考，别让我的话/牵着你的思想”，这分明是一位教师在谆谆教诲弟子要独立思考、自强自立的声音。他口中的动词“思考”（skeptesthai ）并不是个诗意的字眼，它更适宜于文人学者的高谈阔论。这段台词还告诫人们不要愚蠢地相信“过时的说法”。希腊人所说的古代逻辑（palaios logos ），也可以指古代的叙事或传说，联系上下语境，它是在暗示发言者正抛出新的理性化之神，以此直接对抗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之神。在这一点上，发言者似乎与一些哲学评论家立场一致，这些哲学家不仅抨击传统史诗中表现为公正仲裁者形象的神，而且把自己的宇宙观建立在理性观察的基础之上。

此外，一些极细微的迹象表明，在柏勒洛丰那番话的背后直接涉及当时的一位哲人。与此有关的证据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柏勒洛丰剧作残件的最后几行很难解释，上面没有引述。这几行文本或可逐字翻译如下：

我想，如果一个懒惰的人向诸神祈祷并且没有用自己的手积攒谋生之财，你就会＜ . . . ＞并且厄运强化了宗教……

这样的文字显然读不通，由此，一些学者合理推测文本中标记为“＜ . . . ＞”处应该漏掉了一行或是几行。关于漏掉的内容也有许多推测，我们不必被这些推测干扰。文本中“强化”（fortify）一词十分重要，其语义相当于希腊语中的purgousin ，而purgousin 一词又来自purgos ，即“高塔”（tower）。看来，若是某些因素同厄运结合在一起，就会强化或“建立宗教之塔”。这一独特的隐喻背后掩藏着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宗教想象成“高塔”？可以肯定的是，其中部分原因与柏勒洛丰本人的无神论倾向再加他对奥林匹斯山堡垒的猛烈攻击有关。奥林匹斯这座高山就像一座城池，对柏勒洛丰而言，飞上这座山意味着在天庭占据一席之地。顺便提一句，有趣的是，后来又有份文献提到“高塔”（pyrgos ）时，把它当作剧场建筑的一部分。如果在古典时代已经有这样的剧场，那么柏勒洛丰借助吊车的飞荡，应该是飞向高塔。 [19]

然而，高塔之所以引人关注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看看当时的大环境。《柏勒洛丰》写作时间迄今不详，但我们确切地知道阿里斯托芬喜剧《和平》（含模仿部分）上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1年。被模仿对象在观众脑海中很可能还十分鲜活，因而《柏勒洛丰》上演时间应该在此前五年之内。公元前432年，阿那克萨戈拉遭到指控，此后，社会经历了一个极度焦虑的时期，欧里庇得斯正是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该剧。这部剧作甚至有可能是在影射另一桩顶着大不敬罪名的案件。绰号“无神论者”的迪亚戈拉斯大约就是在公元前423年至前415年受到指控的。公元前423年，他因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Clouds ）中对他的讽刺挖苦而变得尽人皆知。也就是说，在《柏勒洛丰》创作时期，雅典人显然很有可能把迪亚戈拉斯看作最具无神论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便对他的主张一无所知也能作此判断）。

这种判断意义何在？就我们所知的迪亚戈拉斯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中，有一件是：他写过一部名为Apopyrgizontes logoi 的作品，书名有些晦涩难懂，需要费些心思去破解。其中的logo i含有演说、辩论、陈述之意，而apopyrgizein 则是个无法替代的动词，由apo （即离开或脱离）和pyrgos （即高塔）两部分复合而成。“高塔”正是在前文有关柏勒洛丰残卷部分所讨论过的词。那么，迪亚戈拉斯这部作品的名称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呢？据我们所知，那个时代的智者和哲学家写作时喜欢使用相同的书名，比如普罗泰戈拉写过一部Knock-Down Arguments （打倒这些观点），塞西马库斯（Thrasymachus）也写过一部Knocking-Over Arguments （打败这些观点）。如此看来，迪亚戈拉斯这部Apopyrgizontes logoi 或可译作《击倒高塔的论战》（Arguments That Knock Down Towers ）。许多哲学家都坚称自己不相信奥林匹斯诸神的存在，而他却极可能象征性地占领了奥林匹斯山本身。我们无从得知迪亚戈拉斯是否特意提到过柏勒洛丰飞上奥林匹斯山的壮举，但在19世纪，有位敏锐的评论家似乎首次对此作过一番揣测，他认为，当欧里庇得斯让柏勒洛丰说到那些能起“强化”（purgousin ）作用的因素时，他是在微妙地暗示迪亚戈拉斯写作的《击倒高塔的论战》，这部作品显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雅典社会。笔者猜想，迪亚戈拉斯在这部无神论作品中，很可能让作者围攻，至少是象征性地围攻了奥林匹斯“高塔”，而欧里庇得斯创作《柏勒洛丰》的时间可能在迪亚戈拉斯这部惹人非议的作品问世之后的公元前420年代后期。剧中主人公试图解释隐喻，并投身于某种攻占奥林匹斯山的行动，这些情节都在隐隐指向迪亚戈拉斯的作品。 [20]

这种攻击天庭的无神论思想被阿里斯托芬用在了他的喜剧《鸟》（The Birds ）中。该剧上演于公元前414年，在剧中，两位雅典人找到世上的鸟儿，帮他们建造一座空中之城的“云中鹧鸪国”（Cloudcuckooland），还让众神因得不到人类献祭而挨饿，并最终就范。剧中直言不讳地提到迪亚戈拉斯以及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至前415年对待迪亚戈拉斯的行为：鸟儿们宣布“无论是谁杀了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都能得到一塔兰特赏金”（当时的一塔兰特相当于许多白银）。鸟儿们想把“米洛斯饥荒”带给神界的情节肯定也和迪亚戈拉斯有关。在他那部无神论作品问世后的大约十年间，种种希冀人类翱翔于天空的幻想便和攻占奥林匹斯山后取代众神地位的雄心掺杂在一起，一波又一波地涌现出来。 [21]

那么，我们该如何总结雅典人的戏剧和宗教？对戏剧而言，宗教当然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面：戏剧演出是在酒神节这一宗教性空间和时间展开，并以献祭仪式开场的。剧场是雅典人宣讲、解释宗教主题的重要场所，其实也是人们在这座城邦集体思索自己宗教体系意义所在的唯一场所。多数剧作在总体意义上对神的态度基本上是虔诚的。尽管如此，但这里依然留有充分的余地，可供人们去同情乃至建设性地探讨前苏格拉底学派和智者们所倡导的那些挑战神权的思想。试想一下，一神论有可能做到这些吗？有哪一座犹太会堂、清真寺或基督教堂能允许人们在自己的领地严肃且正面阐释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以及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人的思想？这样的场所即便存在，也一定少之又少。而在当时的希腊宗教文化中，并不存在圣典，也无所谓正统，至于哪些属于圣界分内之事，哪些又该被排除在圣界之外，也没有达成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对神的本质提出理性质疑，才不会被视为亵渎神明之举。

[1] 关于雅典的剧场，参见A. W. Pickard-Cambridge，The Dramatic Festivals of Athens ，rev. 2nd ed. by J. Gould and D. M. Lewi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关于剧场在雅典社会中的作用，可参阅下列著述：J. Winkler and F. Zeitlin，Nothing to Do with Dionysus？Athenian Drama in Its Social Contex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E. Csapo and W. J. Slater，The Context of Ancient Dra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C. Pelling，Greek Tragedy and the Historia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D. Wiles，Tragedy in Athens：Performance Space and Theatrical Mean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以及E. Csapo and M. Miller，The Origins of Theater in Ancient Greece and Beyo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 参见Aristotle，Poetics 1449a。关于不赞同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观点，参见S. Scullion，“Nothing to Do with Dionysus：Tragedy Misconceived as Ritual”，Classical Quarterly 52 （2002）：102-37。关于以“仪式主义”思路对希腊戏剧所做的解读，参见下列文献：W. Burkert，“Greek Tragedy and Sacrificial Ritual”，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7 （1966）：88-121；R. Seaford，Reciprocity and Ritual：Homer and Tragedy in the Developing City-Stat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C. Sourvinou-Inwood，Tragedy and Athenian Religion （Lanham，MD：Lexington，2003）以及A. Bierl，Ritual and Performativity：The Chorus in Greek Comedy （Washington，D.C.：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2009）。

[3] 参见Euripides，Trojan Women 67-68。有关悲剧对于神的刻画，可参见R. Parker，“Gods Cruel and Kind：Tragic and Civic Theology”，in C.Pelling（ed.），Greek Tragedy and the Ancient Histori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43-60。与上文相反，也有人认为悲剧教会雅典人做心怀虔敬的公民，参见C.Sourvinou-Inwood，“Tragedy and Religion”，in Pelling，Greek Tragedy ，161-86。

[4] 参见Aristophanes，Knights 30-35。

[5] 涉及Euripides的内容见Aristophanes的《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 ）451。《云》剧引文见Clouds 818-19，365-84。

[6] 关于《俄狄浦斯王》创作时间以及当时反响，参见B. M. W. Knox，“The Date of the Oedipus Tyrannus of Sophocle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7 （1956）：133-47；该文再次发表于Word and Action：Essays on the Ancient Theatr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112-24。Knox认为该剧应该写于雅典第二次瘟疫之后，特别是公元前425年（但是这种看法似乎更缺乏依据）。据说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索福克勒斯之所以要以一场瘟疫作为全剧开场，是把这一场景作为《伊利亚特》（Iliad ）的回响。有关索福克勒斯与宗教问题的讨论，参见R. Parker，“Through a Glass Darkly：Sophocles and the Divine”，in J. Griffin（ed.），Sophocles Revisited：Essays Presented to Sir Hugh Lloyd-Jon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1-30。

[7] 关于狄奥佩特斯提出的法案，见Plutarch，Pericles 32.1 （还可参见Diodorus of Sicily 12.39.2）；更多细节见本书下章。关于阿波罗和狄奥佩特斯，见Xenophon的History of Greece 3.3.3［至于是否是为同一Diopeithes，参见 M. A. Flower，The Seer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123-24］。Aristophanes在喜剧Knights 1086 中或许也表示与Apollo有关（Apollo是否与自己的先知保持距离）。对忒瑞西阿斯的描述见Oedipus the King 387-88。关于对游走各地的新神预言家的称呼，参见H. S. Versnel，Ter Unus：Isis，Dionysos，Hermes ；Three Studies in Greek Henotheism （Leiden：Brill，1990），116-18 （虽然应当承认埃斯库罗斯笔下的Cassandra也可称为女流浪预言家，参见他的Agamemnon 1273-74）。关于狄奥佩特斯被称为疯子一事，参见Amipsias，fragment 10，Teleclides fragment 7以及Aristophanes，Wasps 380a、380c和 988c的批注。随鼓点起舞一事见Phrynichus fragment 9 （以及 Aelian fragments 22-23）。以上所列喜剧残卷均出自R. Kassel and C. Austin，Poetae Comici Graeci （Berlin：de Gruyter，1983-2001）。参见Aristophanes，Birds 980-89。

[8] 见Sophocles，Oedipus the King 857-58。

[9] 引自见Sophocles，Oedipus the King 906-10。

[10] 祈祷时对神的称呼参见Aeschylus，Agamemnon 160-61：“宙斯，不管他是谁，只要这名字能让他高兴。”对预言的否定参见D. W. 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omplete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es of the Major Presocratics ，part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Xenophanes，fragment 4，还可参见Euripides，Helen 744-57。

[11] 参见Sophocles，Oedipus the King 1080，有关德谟克利特观点，参见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之Democritus，fragments 231，236，239，240。

[12] 俄狄浦斯在剧中称自己是atheos ，见Sophocles，Oedipus the King 1360。

[13] 参见Aristophanes，Women at the Thesmophoria 450-51。在另一部喜剧Frogs 第836页中，欧里庇得斯也同样被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指责为“众神的敌人”，参见Satyrus，Life of Euripides F6 fr. 39 col. 10，in S. Schorn（ed.），Satyros aus Kallatis：Sammlung der Fragmente mit Kommentar （Basel：Schwabe，2004）。参见M. Winiarczyk，“Wer galt im Altertum als Atheist？”，Philologus 128 （1984）：171-72，文中列举7例说明他与无神论的联系。M. R. Lefkowitz从欧里庇得斯戏剧中（但未包括Bellerophon 残卷，这点令人不解）收集了多处“大不敬”的情节并加以探讨，参见他的文章“‘Impiety’ and ‘Atheism’ in ‘Euripides’ Dramas”，Classical Quarterly 39 （1989）：70-82［该文重刊于J. Mossman（ed.），Euripid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02-21］。Lefkowitz 希望减少这些情节造成的冲击，因此文中只讨论发表不敬神言论的人的遭遇，而不涉及这些言论的哲学含义。还可参见C. SourvinouInwood，Tragedy and Athenian Religion ，291-458 （尤其是第294～297页论及无神论的部分）和A. Rubel，Fear and Loathing in Ancient Athens：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Abingdon，UK：Routledge，2014），167-79。

[14] 参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Trojan Women 884-88。这位古代评论家针对这段剧情注明剧中祈祷词“来源于阿那克萨戈拉的话”。

[15] 参见下列文献：Euripides，Heracles 342-47，1262-65，1341-46；Graham，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Xenophanes fragment；Pindar，Olympian Ode 1.28-35以及Olympian Ode 9.35-41。关于《疯狂的赫拉克勒斯》剧所提出的神学问题，参见H. Yunis，A New Creed：Fundamental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Athenian Polis and Euripidean Drama （Gö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88）139-71。Sourvinou-Inwood对此问题的看法更为保守，参见他的Tragedy and Athenian Religion ，361-77。

[16] 见Bellerophon fragment 1。关于罪恶问题及其对宗教思想的影响，参见M. L. Peterson，“The Problem of Evil”，in S. Bullivant and M. Ru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71-86。近年来有人尝试复原《柏勒洛丰》剧情 （认为“无神论”这样的话出自斯忒涅玻亚［Stheneboea］之口令我难以置信），参见D. W. Dixon，“Reconsidering Euripides’ Bellerophon ”，Classical Quarterly 64 （2014）：493-506。

[17] 参见Homer，Iliad 6.200-201和6.199。参见Pindar，Isthmian Ode 7.44-48和Olympian Ode 13.91-93。

[18] 关于阿里斯托芬《和平》与《柏勒洛丰》的相似之处，参见M. Telò，“Embodying the Tragic Father（s），Autobiography and Intertextuality in Aristophanes”，Classical Antiquity 29 （2010）：308-17，其中提供了更多文献目录。对于《柏勒洛丰》残卷的深入探讨见C. Riedweg，“The ‘Atheistic’ Fragment from Euripides’ Bellerophontes （286 N2）”，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15 （1990）：39-53。

[19] 参见Pollux 4.127-32。

[20] 关于相似书名的问题，可参见R. Janko，“The Derveni Papyrus （‘Diagoras of Melos，Apopyrgizontes Logoi ？’），A New Translation”，Classical Philology 96 （2001）：1-32，其中第7页内容尤其值得重视。尽管apopyrgizein 一词语义未经其他希腊语资料证实，但是有一个与之相近的词apoteikhizein ，后半部分teikhos 意思是“墙”，古代作家在论及围攻手段时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推倒一座城墙”。关于迪亚戈拉斯，可参见T. Bergk，Griech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vol. 3，ed. G. Hinrichs （Berlin：Weidmann，1884），473，更多内容多见本书下章。

[21] 关于阿里斯托芬的《鸟》与迪亚戈拉斯之间的关系，参见该剧第1072～1078行。关于“米洛斯饥荒”，参见该剧第186行，还可参见F. E. Romer，“Atheism，Impiety and the Limos Melios in Aristophanes’ Bi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15 （1994）：351-65。

第8章 对无神论的审判

1962年1月，一群希腊建筑工人在塞萨洛尼基以东沿古代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的国道上发现一座石棺墓，随后，人们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一组墓葬群及其随葬品，其中包括一卷现已残碎的古代文献，时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德尔维尼莎草纸文书，德尔维尼是发掘地附近的小镇，这批资料是欧洲所有现存文书中最古老的手稿。正因为如此，无论作为人工遗存物还是作为古代文献，这批资料都是无价之宝。文书内容是对公元前5世纪后期一部议论众神本质的神秘诗歌所作的寓言式注解，原诗已失传，而注解带有前苏格拉底学派思想色彩，丧家大约希望这卷文书随墓主一起转入来世。这是希腊人以手抄文书作为随葬圣物——虽然只在仪式意义上而非文本意义上——的罕见事例。估计当时人们认为原诗具有神圣性而注解没有，而莎草纸文书原作（多数已损毁）最初就包括了注解；又或许只有注解部分是准备用来下葬的。无论怎样，墓主很可能是某一神秘教派成员，这些教派都信奉灵魂转世，现代学者把它们一并归入“俄耳甫斯教”（Orphic）名下，以莎草纸文书随葬可能是希望墓主一路走好，顺利转世。 [1]

在最早辨识出来的文本中，有一段作者斥责“不信神”（apistousi ）的内容：“假如他们不理解梦境或是各种其他事物，那么，举出什么例子能让他们相信呢？他们被错误征服，也被快感征服，他们不理解或不相信。不相信和不理解是一回事。因为，如果他们不理解或不知道，就不可能相信。”就我所知，这在希腊文史料中，是最早把宗教信仰视为宗教社团基础的文献，也是最早给本教派以外的人贴上不信神者标签的文献。这就警示人们，任何不含宗教歧视色彩的古典希腊画面，都应当是有细微差异的。比较而言，多数保存至今的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文字资料则不那么较真，而这也正是它们虽然历经不同时代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却依然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德尔维尼莎草纸文书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人，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及其宗派才能正确理解神的本质，而其他人都是不信神者。此外，文书作者很可能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可能活到来世。 [2]

无神论既是一种哲学立场，也是一种社会分类，赞同无神论的成年人乐于把它设定为一种哲学立场，而自诩为正统宗教捍卫者的人则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类别，凡与他们信仰不一致者都被划入这个类别。这个类别就如同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外群体”（outgroup）。“外群体”由海盗、异端、恐怖分子和无神论者构成，而无神论者这一社会类别则是由被宗教“内群体”（ingroup）所否定的人构成。这就是古希腊社会的真相，和当今社会几乎完全一样。无神论的历史并不只是公开表示不信仰神明者的历史，它还必须把那些在德尔维尼莎草纸文书中隐约可察的社会势力考虑在内，那些势力让无神论历史改头换面，呈现与真实信仰相反的一面。

无神论的创造性在于从语源学和历史两个方面否定了神创思想。在希腊语中，atheos 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意指“没有（a -）神（theos ）”。更古老的语义是指那些失去神明佑护的人，也就是古英语中所说的“不信神者”（godless）或“被神遗弃者”（godforsaken）。该词往往和其他否定性形容词一道用在语气夸张的渐强句式中，例如“无神论者（atheos ）既不守规则（anomos ），又目无法纪（adikos ）”。句中的无神论者行为粗鲁，缺少教养，与希腊人文明得体的举止正好相反，这让人想起荷马史诗中的独眼巨人，那是个“狂妄自大、无法无天（athemistōn ）、根本不相信神的家伙，而且他既不耕耘土地，也不收获庄稼”。而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体制下，该词又多了一重含义，用来指称那些在思想或实践中并不承诺信仰神明的人。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的庭审中曾辩称：“我肯定是信神的，因此我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atheos ）。”据说，从公元前430年来以来，无神论者就像姓氏或绰号一般被加到一些人头上。例如萨摩斯岛的希博，这位活跃在公元前430年代中期的前苏格拉底学派哲学家，就“被人冠以无神论者的姓氏”。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和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也被加上了同样的头衔。也就是说，如果你唤一声“无神论者希博”，那么人人都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位希博。 [3]

比atheos （无神论）更具贬义的词是asebēs ，意思是“大不敬的”（impious）。“大不敬”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在法律上可以入罪。动词sebein 的意思是以传统方式崇敬神，向神明供奉他们应得的祭品［一如现代人名塞巴斯蒂安（Sebastian）之意（这个名字即来自希腊语sebein ，取其“可崇敬”之意——译者注）］。大不敬（asebeia ）这一罪名最初似乎针对的是任何不依传统习俗履行圣事的行为和任何因违背当地神庙规定而受到祭司惩戒的行为。有大量证据表明，神庙可以向被判大不敬罪者科以罚金，比如，某人砍伐了圣树，某人身为祭司却未能履行适当的礼仪，等等。但是进入公元前430年代，预言家狄奥佩特斯似乎挑起过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该词在词义上发生无可挽回的改变。 [4]

本书此前曾提到狄奥佩特斯，他是被喜剧诗人嘲讽的宗教狂人，索福克勒斯剧作《俄狄浦斯王》中那位懂鸟语的预言家身上或许也有他的影子。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曾道出他对公元前5世纪无神论的重要影响，据普鲁塔克记载，他“提出一项法案，主张对不承认神的人和传授天体理论的人提起公诉”。普鲁塔克认为，指控伯里克利的好友阿那克萨戈拉在信仰上违禁不过是借口，狄奥佩特斯真正想要攻击的目标是雅典最有权势的伯里克利本人。普鲁塔克这段记载让学界一派茫然。难道说如此理智又如此充满求知欲的雅典人，果真通过了一项法案来禁止人不信奉神明，也禁止人探索天体吗？此外，普鲁塔克提到的法律程序也非任何一种古老的诉讼形式，他所说的eisangelia （控告、检举）是诉讼形式中最严厉的一种，在实际上相当于指控被告犯有颠覆民主制度罪。其指控过程不是在陪审团面前进行的，而是在政治上拥有决策权的议事会或公民大会面前举行，这类案件中的绝大多数被告会被判处死刑。 [5]

一些现代评论家对此事深表怀疑，理由是，对狄奥佩特斯来说，说服同胞去告发不信神者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恶劣行径，即便在有关宗教信仰的公共立法中也是一种特例。然而，如果不是为了维护雅典人开明自由的美誉，确实没有理由怀疑狄奥佩特斯法案的真实性。普鲁塔克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在年代排序上的确存在若干问题，但是法案本身所用语言在技术上确实属于雅典官方文件用语。普鲁塔克的传记虽然成书于该事件过去了近五百年之后，但他收集的文献资料始自事件初发之时，其中包括公元前3世纪早期马其顿的克拉特鲁斯（Craterus）整理的雅典法令汇编，这些法令都是逐字誊写并加有批注的。通过克拉特鲁斯或其他类似学者的帮助，普鲁塔克或许还曾获得过保存在雅典官方档案中的狄奥佩特斯法案的具体条款。总之，这一切应该足以证实其真实性。 [6]

狄奥佩特斯法案针对两类犯罪。第一类犯罪是不承认（nomizein ）神的人。在希腊语中，nomizein 一词语义并不十分明确，既可以表示礼仪上对神的崇敬，又可以表示相信神的存在。这种语义上的含混或许是刻意为之，以便告发者能使用法律手段清除疏于履行宗教义务者和相信异端邪说者。与此相应的是，大不敬罪也从仪式行为范畴扩展到思想信仰范畴。第二类犯罪是非法“传授天体理论者”，从表面看，它和前一种罪名似乎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那么，前苏格拉底学派对宇宙本质的推测，究竟同不信神有何关联？或许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在本质上，狄奥佩特斯法案得以出台的背后因素是政治原因，目的是把阿那克萨戈拉的理论推测同对城邦守护神的彻底否定捆绑在一起。而更具颠覆意义的是，在希腊人的公共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企图以立法形式干预人们对于世界本质的认知。如果你不相信有关这个世界的正确观念，就不会相信关于神的正确观念，于是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崇拜神。雅典人第一次领教了正统宗教思想的滋味——要想做个好公民，不仅要行为端正，还必须思想正确。 [7] 狄奥佩特斯在喜剧诗人笔下是个蹦蹦跳跳的疯子，他的行为很可能只是受宗教狂热的驱使，而事件背后的政治动作应该是伯里克利的政敌克里昂所为。此人在公元前420年代的公众集会上非常活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民。在民主体制下的雅典，舆论动员能力在任何人手中都可以成为最锋利的武器。大不敬作为新入刑的思想罪不仅可以用来实施国家监控，还可以成为对政敌施暴的口实。这时，雅典人所尝到的不仅有宗教正统性的观念，而且还有其政治化的果实。 [8]

语义极其含混的asebeia ，即“大不敬”被引入法律，促进了正统宗教政治化的进程。狄奥佩特斯法案把该词语义的适用范围从有限的仪式场合释放出来，它便可以被用来指称任何事物。亚里士多德在界定这个词时，提出“大不敬是对神祇、神意、父母、亡者和祖国的冒犯”，这个定义几乎可以把所有不当行为网罗净尽。亚里士多德当时谈论的是道德，而非法律条文，并且可以确定的是，以大不敬罪名提交法庭的案件同宗教不端行为之间的关联，往往更加牵强。但即便如此，这些案件还是没能彻底摆脱宗教问题。例如下面这个案例：某人检举自己的父亲谋杀，结果在案件中他本人反倒成为被告，罪名是大不敬，因为他检举的人是自己的父亲。有时大不敬的罪名似乎还被添加到已有案件上，以增加指控力度。以公元前4世纪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为例，他在雅典剧场时被自己的政敌梅地亚斯（Meidias）当众掌掴，他高喊对方大不敬，并声称自己当时正担任合唱队指挥这一官方职务，而侵害又是发生在剧场正举行神圣宗教庆典的场合，这样一来，梅地亚斯岂不同时犯下大不敬和人身攻击两桩罪？ [9]

作为一种规则，雅典法律回避给某些特定罪行以严格界定，并且其立法以每个公民天生具有正义感为前提。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希腊的法律用语的确过于随意。而这种随意性又很难避免，因为雅典不同于罗马，不存在以解释法律为业的职业法学家。做出判决的是普通人，整个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普通人常识中的正义观念，而不是那种很可能经过严格界定的冷峻法条。这就意味着，法律既是民主化的，同时也是可以被恶意诽谤者公开利用的。然而，即便在这种颇具伸缩性的制度下，对大不敬罪的解释仍嫌太过随意。其实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弄清是否存在专门针对大不敬罪的特定法律，比如认为某种行为被描述为大不敬，便足以对其加以起诉这种简单规定。从措辞来看，普鲁塔克在提到大不敬时也并未把它当作原始法令的内容。我们有把握确定的是，在狄奥佩特斯提出法案之后，以大不敬罪名对付政敌和看不顺眼的读书人成为许多人乐于使用的手段，大众文化也如人们在戏剧中所见的那样，开始热衷于给一些个人或是思想观念贴上大不敬的标签。 [10]

要想弄清在大不敬罪名下究竟有多少人因无神论而受到审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同以往一样，这成为问题的根源之一。到希腊文化晚期，认为雅典人热衷于尝试各种宗教异端的看法成为所有知识分子传记的出发点。例如，据说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曾受到审讯。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在当时是位年轻的自然哲学家，也是阿那克萨戈拉曾经的学生。他认为气体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后来他的名字被列入《无神论者名录》（atheoi ），据说他在雅典也“险些遭遇不测”（无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普罗泰戈拉也曾受到审讯，他的著作《论神》在集市被当众焚毁，他本人被判处死刑，只是最终侥幸脱身。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受到指控的哲学家，据说还有亚里士多德、德马德斯（Demades）、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迈加拉的斯提尔波（Stilpo of Megara）等。人人都猜测这些传说到底有多少真实可信，而学界对其中多数说法一般不予采信。 [11]

尽管如此，以下四个案例多少应该是可信的：

其一，阿那克萨戈拉极有可能是因无神论而被检举的，当然，对其中一些细节还存在较大争议，比如他是在何时、被何人检举，他是否因此受到法庭审判，等等。古代史料常常提到这一审判，大约事过五十年之后，柏拉图也曾影射过这次审判。

其二，诗人亦即《击倒高塔的论战》（Arguments That Knock Down Towers ）的作者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是因大不敬罪名被驱逐出雅典的，有一份青铜铭文记述的内容就是悬赏一塔兰特银币追杀迪亚戈拉斯。但问题在于，迪亚戈拉斯是作为真正的无神论者而遭到检举，还是因为参加公元前415年那次揭露和嘲讽厄琉息斯秘仪才受到检举？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一方面，有些资料往往把他的遭遇同亵渎神秘宗教仪式连在一起，却从未提到他因信仰问题而受审。他留在两件文书残片上的诗作也是以传统方式谈及神明的。有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另一方面，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证据似乎更充分。比起其他古代人物，人们还是更经常地把他同无神论联系在一起，有三十份资料片段可以明确证实这一点。一开始是大约在公元前418年上演的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剧中人物说“米洛斯人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说成米洛斯人意味这一角色是苏格拉底和迪亚戈拉斯的混合体）拒不承认宙斯的存在。如果事实正像上一章所说，欧里庇得斯的《柏勒洛丰》剧是在影射《击倒高塔的论战》，那么两者之间的关联便可追溯到公元前420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读过一部他认为出自迪亚戈拉斯笔下的无神论作品，这部作品应该就是《击倒高塔的论战》。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迪亚戈拉斯傲慢待神的奇闻异事：据说迪亚戈拉斯失去对神的信仰是在某位诗人庄严起誓绝没有抄袭他的作品之后，当时迪亚戈拉斯眼看诗人上演了这部剽窃之作，却并未因为不信守誓言而受到神的责罚，从此他就不再相信神明。有一次，他告诉别人，他感觉寒冷时曾把赫拉克勒斯的木雕像扔进火堆，并调侃道，“这是你的第十三项苦功”。还有一次，他在海上遇到风暴，船员抱怨说这是因为他得罪了神，他指向另一艘同样在风暴中挣扎的船只说：“他们的船上也有迪亚戈拉斯吗？” [12]

那么，迪亚戈拉斯究竟因为什么被检举？是因为亵渎神秘仪式，还是因为他的无神论立场？其实，这种提出问题的思路并不妥当。在迪亚戈拉斯遭到驱逐之时，雅典正与斯巴达交战，战况很糟，整个雅典一片恐慌，人们疑神疑鬼。对雅典人而言，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一役无异于孤注一掷。就在这样的时刻，又冒出一起宗教危机：载着放逐者的船只刚要起航，不少赫尔墨斯石像（男性生殖崇拜立柱雕像）却突然遭到毁坏。迪亚戈拉斯也因此受到牵连。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这起事件被视为贵族阴谋，亚西比德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受到检举，说他们此前曾在私人聚会酒醉后毁坏赫尔墨斯石像，并模仿厄琉息斯神秘仪式。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被告的罪名是密谋推翻民主体制，许多人为此受到牵连（其中六十多人证据确凿）。而亚西比德以大不敬罪名遭到弹劾（eisangelia ）。根据当时在世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看法，整个案件都是亚西比德政敌施加的政治迫害，那些人嫉妒亚西比德，想把他的成就据为己有。值此多事之秋，迪亚戈拉斯的无神论信仰与他对神秘仪式的冒犯，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还有人会去细究这些差别吗？当然不会。如果他被看作无神论者，那么告发者把这一条连同亵渎神秘仪式罪一同起诉，只会更加有利，而且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把一切可能的罪名都加到他头上。 [13]

其三，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控犯有败坏青年罪和拒不承认城邦神祇罪，这是最著名的案例。当时他有机会抗辩后被判处流放，但他选择了死刑。有关苏格拉底被判刑的情况有多种说法，值得为此单列一章。

最后一个因大不敬罪而在雅典罹祸的无神论者是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他到雅典的时间很晚，大约在公元前315年才从北非迁来。有关他的案件细节我们所知有限（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8年），但涉案理由十分清楚，那就是人们按照当时的传统，明确称他为“那个无神论者”（the atheos ）。甚至有可能他和迪亚戈拉斯一样，也是以此身份自居的。当然，相关证据还需仔细甄别。按照传记作家的说法，他有个别名叫作“神”。据说那只是个绰号，源于哲学家迈加拉的斯提尔波跟他开的一个玩笑。斯提尔波问他，你是否赞成“你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主张。西奥多罗斯明确回答赞成。而希腊语不那么严格，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是“你说什么是存在的，你就是什么”。斯提尔波按照后一种意思接着问他神是否存在，他又表示肯定，于是斯提尔波宣称西奥多罗斯本人就应该是个神（由“你说什么是存在的，你就是什么”一语而推定）。然而，这则传闻不足为信，西奥多罗斯否认神的存在一事非常出名。因此，在最初的传闻中，斯提尔波向西奥多罗斯提出的问题想必不是“一个神”（a theos ）是否存在，而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an atheos ）是否存在，并由此而“证明”西奥多罗斯本人就是个无神论者（atheos ）。斯提尔波认为atheos 就其“神所遗弃的”意义而言，是种蔑称。然而，意外的是，西奥多罗斯居然欣然接受了这个新称呼，或许他觉得这个称呼能把他和苏格拉底、迪亚戈拉斯以及阿那克萨戈拉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他得到的绰号不是神，而是无神论者。如果笔者对这则传闻的复原是对的，那么，这桩笑话也可以作为他确曾主动以无神论者自居的证据。他写过一部《论神》（On the Gods ）（当然是专门呼应普罗泰戈拉的书），可惜和许多书的遭遇一样，这部书也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有份古代报道说这部书“完全摒弃了对于众神的信仰” [14] 。

狄奥佩特斯法案使得那些因大不敬思想而对其个人进行攻击的行为开始合法化，而对西奥多罗斯的审判，标志着这一合法化进程迈出了最后的步骤。把异端宗教信仰视为对国家根基的威胁是一种危险观念，这种观念一经产生，便会在无良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作用。有些人就像躲在背后怂恿狄奥佩特斯法案出台的克里昂和检举亚西比德的塞萨留斯［Thessalus，西蒙（Cimon）将军之子］一样，从此可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借助公众对不适当宗教行为所产生的道德义愤去操控公众情绪。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不会是最后一次。

雅典发生的事情昭示人们，即便处在希腊这种具有多神信仰、富于变通和自我调适的制度环境下，宗教、法律和帝国权威纠结在一起，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毒素。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危急时刻身负如此巨大财富、盛名和权力的雅典，把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中最接近于事实的先兆，传给了产生政教合一集权制帝国的希腊化世界和罗马世界。于是，发现宗教成为权力的一种杠杆，也许就不那么让人惊讶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记住，对阿那克萨戈拉、迪亚戈拉斯（原文为Diopeithes，应该是Diagoras之误——译者注）和苏格拉底等人的审判是极其罕见的事例，雅典在通往神权政治的道路上才走了短短几步。在民主体制下，城邦的政治决策过程终究过于散漫且充满不确定因素，因此，某个集团或某种规则很难长期占据支配地位。

由此看来，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针对无神论的创造性（此处带有贬义）举动，源自他们渴望诋毁某些个人的政治性欲望。但事情似乎还不止于此。如果最初的污名日后却被人拿来当作一种荣耀的标志，事情又当如何？现代社会学家证实确有这样的现象，比如“queer”（怪人）、“nigger”（黑鬼）甚至“geek”（极客）这些字眼，最初都带有贬义，但后来经语义演变，反而成为一些带有正面意义的标签。就atheos 一词而言，不难想象其间的演变是如何发生的。迪亚戈拉斯和他的《击倒高塔的论战》似乎是这一演变过程的转折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把那些不相信神明的人塑造成一个个抗神斗士（theomakhos ），接下来很可能会告诉人们：不要一提到无神论者这个字眼，就习惯地联想起独眼巨人之类的野蛮形象，其实无神论者是一种强大有力、充满阳刚之气的众神征服者形象，也就是说，无神论者（atheos ）是可以让神（-theos ）消失不见（a -）的人。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对污名标签的挪用只是反文化群体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步。据此，我们接下来也完全有理由推测，atheos 一词起初（据说在公元前430年代）被人们用来带有贬义地指称成分复杂的前苏格拉底学派成员和智者，他们在当时人眼中是些不信仰神明的家伙，但迪亚戈拉斯或是同他相类似的人却改变了这个词的意味，于是“无神论者”成为一些人在公开或私人场合极力想要贴到自己身上的标签。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迪亚戈拉斯或许应该被我们看作历史上第一位主动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其后又有西奥多罗斯等人追随他。如果有什么人的行为虽然算不上违法，但能对主流文化造成一定冲击，那么，这种情况下，被指控为无神论者确实要好过被指控为大不敬。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雅典应该一直有一个“地下无神论者群体”在活动，他们相互传阅读物，交流思想，并且明确承认他们自己是一群无神论者。以上所说虽然是推测，但是应该可信。 [15]

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有位重要思想家，人到暮年却开始相信这样的传言：有个无神论者组成的阴谋团体正在威胁人们，要颠覆整个社会。这位思想家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章要讨论的主人公。

[1] 关于德尔维尼文书及其译文和其他细节，参见G. Betegh，The Derveni Papyrus：Cosmology，Th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更多讨论可参见A. Laks and G. Most（eds.），Studies on the Derveni Papyr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俄耳甫斯教，请慎重参阅Betegh，Derveni Papyrus ，68-73。在亚伯拉罕诸教意义上，俄耳甫斯祷文肯定不是宗教经典，参见R. G. Edmonds III，Redefining Ancient Orphism：A Study in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95-138。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西西里岛塞利努斯（Selinous），有一首被称作“盖蒂六音步诗行”（Getty Hexameters）的“俄耳甫斯教”诗，诗中提到“无法无天的家族”（lawless houses）（22），有可能就是指该教派以外的人。关于“盖蒂六音步诗行”之文本、翻译以及研究文章，参见C. A. Faraone and D. Obbink（eds.），The Getty Hexameters：Poetry，Magic，and Mystery in Ancient Selino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 笔者译文收在 Betegh，The Derveni Papyrus 一书中。

[3] 荷马并不知道“没有神（atheei）就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表达方式（参见Odyssey 18.353），但是我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作家 Aeschylus（参见Eumenides 540和 Bacchylides 11.109）和 Pindar （参见Pythian Odes 4.162）的作品中找到最早的用法。在他们的作品中，这种说法其实含有“被诅咒”之意。关于夸张的渐强句式，参见Gorgias，Palamedes 36，Euripides，Bacchae 995，1015，Andromache 491和Helen 1148 （可比较悲剧The Madness of Hercules 433）。在早期希腊语中，副词总是和另一否定句连用，参见Antiphon，Against the Stepmother 21，23和Tetralogy 1，以及Plato，Gorgias 481a，523b。关于苏格拉底，参见Plato，Apology 26c。关于独眼巨人，参见Homer，Odyssey 9.106-8。关于“姓”（或类似）无神论者，参见H. Diels and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6th ed. （Berlin：Weidmann，1951），Hippo testimonia 8，9。关于Diagoras，参见M. Winiarczyk，Diagorae Melii et Theodori Cyrenaei reliquiae （Leipzig：Teubner，1981），testimonia 6A，9B，17，53，etc.。关于Theodorus，参见前书之1A，B，C，17，26B。

[4] 关于asebeia 一词目前仍有许多没有弄清的问题，但笔者在这里依然采纳了M. Ostwald对该词的解释，参见他的专著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Law，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528-36。E. Derenne也把狄奥佩特斯法案改变了asebeia 一词语义的看法作为自己著作的立论基础，参见他的 Les process d’impiété intentés aux philosophes à Athènes au Vme et au IVme siècles avant J.-C. （Liège：Vaillant-Carmanne；Paris：Champion，1930）。关于与asebeia 一词有关的神庙铭文，参见A. Delli Pizzi，“Impiety in Epigraphic Evidence”，Kernos 24 （2011）：59-76。关于狄奥佩特斯其人其事，参见M. Flower，The Seer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124-25。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到Asebeia 一词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参见M. L. West，Iambi et elegi Graeci ，vol. 2.（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Theognis 1180；Xenophanes fr. A14。

[5] 关于狄奥佩特斯提出的法案，参见Plutarch，Pericles 32.1。对于此事在历史上真实与否存在争议，参见K. J. Dover，“The Freedom of the Intellectual in Greek Society”，Talanta 7 （1976）：24-54，重刊于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Collected Papers ，vol.2：Prose Literature，History，Society，Transmission，Influence （Oxford：Blackwell，1988），135-58，138-41。J. Mansfeld 对法案和起诉事件的证据进行了极其严格的筛查，结论是两者都是历史事实，参见他的文章“The Chronology of Anaxagoras’ Athenian Period and the Date of His Trial. Part II. The Plot Against Pericles and His Associates”，Mnemosyne 33 （1980）：17-95，法案出现于公元前438年或前437年，告发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37年或436年，早于多数人的遭遇。关于eisangelia一词的法律含义，我采纳 H. Hansen的观点，参见他的 Eisangelia：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s Court in Athe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and the Impeachment of Generals and Politicians （Odense：Odense University Press，1975）。

[6] 关于普鲁塔克对克拉特鲁斯资料的使用，参见P. A. Stadter，A Commentary on Plutarch’s Pericles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lxix-lxx；还可参见C. Higbie，“Craterus and the Use of Inscriptions in Ancient Scholarship”，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9 （1999）：43-83。

[7] M. Giordano-Zecharya认为，在柏拉图之前，“nomizein the gods”一语一直含有“通过礼仪对神表达崇敬”之义，参见他的文章“As Socrates Shows，the Athenians Did Not Believe in Gods”，载于Numen 52 （2005）：325-55；H. Versnel对上述观点提出批评，参见他的 Coping with the Gods：Wayward Readings in Greek Theology （Leiden：Brill，2011），554-59。W. Fahr考查了此语在古典时代的全部含义，参见他的ΘΕΟΥΣ ΝΟΜΙΖΕΙΝ：Zum Problem der Anfänge des Atheismus bei den Griechen （Hildesheim：Olms，1969），作者在该书第166页列举证据证明“nomizein the gods”具有“信仰神”之意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20年代。D. Cohen认为，对神怀有正确的信仰是雅典人虔诚观的核心（他提供的全部证据在时间上都晚于狄奥佩特斯法案，他认为该法案并不可信），参见他的Law，Sexuality and Society：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211-13。

[8] 关于法庭政治化问题，参见R. Bauman，Political Trials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Routledge，1990），作者认为对伯里克利及其同道的审判是一种政治手段（参见该书第35～49页）。同许多人相比，Bauman把更多的后世传说当作历史。

[9] 参见Aristotle，Virtues and Vices 1251a。我认为对asebeia一词解释过于随意的看法来自 Cohen，参见他的著作Law，Sexuality and Society ，203-217。R. Parker对此问题做过敏锐、慎重又简洁的探讨，参见他的文章“Law and Religion”，in M. Gagarin and D. Cohen（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65-68。关于不孝之子状告父亲一案，参见Plato，Euthyphro。关于狄摩西尼指控梅地亚斯的理由，参见 Demosthenes，Against Meidias 51，55。

[10] Delli Pizzi，“Impiety”4注意到没有提及与狄奥佩特斯法案有关的大不敬罪。关于大不敬罪名滥用于政治的问题，参见Bauman，Political Trials （索引“asebeia” 和“impiety”条下），书中告诫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关于戏剧，见本书第7章。

[11] 关于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参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9.57；Aelian，Varied History 2.31 （testimonia 1and 3，in H. Diels and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6th ed. ［Berlin：Weidmann，1952］）。关于普罗泰戈拉，参见Aristotle fragment 67 Rose （有关被检举），Timon of Phlius fragment 5 Diels 和 Diogenes Laertius 9.52 （有关焚书），以及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56 （有关被检举和最终脱身）。关于公元前4世纪对无神论的审判，参见L.-L. O’Sullivan，“Athenian Impiety Trials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B.C.”，Classical Quarterly 47 （1997）：136-52。Derenne在Les procès d’impiété一书中收录了以上全部资料，只是鉴别不足。R. Parker对笔者所依据的资料做过客观冷静的评价，参见他的Athenian Religion：A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207-10。Delli Pizzi引用过更多的研究成果，参见他的“Impiety”，n.3。

[12]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因大不敬罪名受审一事，参见Diodorus of Sicily 12.39.2 （转述公元前4世纪 Ephorus的资料）和Diogenes Laertius 2.12 （告发者是克里昂，而非狄奥佩特斯）等等。Mansfeld在“Chronology”，82-3中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否认历史上存在这场审判的观点，并探究了柏拉图在Apology 26d中对这场审判的影射。有关迪亚戈拉斯的证据，参见F. Jacoby，Diagoras （Berlin：Akademie Verlag，1959），3-8。此外还可专门参阅M. Winiarczyk，Diagorae Melii et Theodori Cyrenaei reliquiae。 Jacoby认为迪亚戈拉斯是因为信仰问题而被流放的；Winiarczyk 则相反，认为迪亚戈拉斯只是因为谴责了神秘仪式才被人视为无神论者的，参见文章“Diagoras von Melos：Wahrheit und Legende （Fortsetzung）” ，Eos 68 （1980）：51-75。关于无神论，参见testimonia 38-68 Winiarczyk 。关于亚里士多塞诺斯，参见testimonium 69，还可参见Decharme，Les procès d’impiété ，61-62中所做的解释。基督教作家塔蒂安（Tatian ）把另一部无神论作品Phrygian Discourse 也归在迪亚戈拉斯名下，其实那可能只是一部沿袭神话历史同源传统的希腊文作品，参见J. Rives，“Phrygian tales”，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45 （2005）：230-32。迪亚戈拉斯转向无神论一事见testimonium 9B ，26，把赫拉克勒斯雕像扔进火堆一事见testimonia 6A and 27-33，63，遭遇海上风暴一事见testimonia 34-35B 。

[13] 关于公元前415年若干事件，参见W. D. Furley，Andocides and the Herms：A Study of Crisis in Fifth-Century Athenian Religion （London：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1996）。关于因大不敬罪而被指控者的名单及人数，参见Ostwald，Popular Sovereignty ，537-50。关于此事件还可参考Thucydides：6.27-28以及本书第6章。普鲁塔克记载了亚西比德遭受弹劾一事，参见 Plutarch，Alcibiades 22，作家的依据很可能来自马其顿的克拉特鲁斯或其他类似资料。

[14] 参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2.97，100。关于西奥多罗斯受审一案，参见O’Sullivan，“Athenian Impiety Trials” 142-46 （该文提出，在另外一些文献中有证据证明此案和其他一些案件背后有政治操纵的因素）。

[15] 关于污名标签的“转义”、语义再赋和反文化群体的形成等问题，参见A. Galinsky et al.，“The Reappropriation of Stigmatizing Labels：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elf-Labeling”，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no. 10 （2013）：2020-29。不知是否是amakhos （“不可能与之对抗者”）这个具有正面语义的词给“抗神斗士”意义上的atheos 一词提供了一种较为含蓄的表达范式。关于“地下无神论者群体”，参见D. Sedley，“The Atheist Underground”，in V. Harte and M. Lane（eds.），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29-48。

第9章 柏拉图和无神论者

公元前399年的雅典成为一处可怕的地方。这座城市在历经二十七年血雨腥风的殊死战争后，在公元前404年最终落入斯巴达人之手。战后余波十分恐怖，原有的民主政体停摆十三个月，后被史称“三十僭主”的亲斯巴达寡头政府取而代之。“三十僭主”首领塞拉门尼斯（Theramenes）和克里提亚斯（有可能是无神论作品西西弗斯残卷的作者）以残暴著称，忠实于民主旧制的派别被发现后，便会遭到审判并被处决，不久，克里提亚斯与塞拉门尼斯之间又开始内讧，塞拉门尼斯最终被杀。公元前403年，坚定的民主派领袖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率领军队加入比雷埃夫斯（Piraeus）战役，结束了“三十僭主”的统治。此后又经过若干斗争，民主制才得以恢复。 [1]

尽管当时颁布了大赦令，禁止“追忆恶行”（mnēsikakia ，即双方和解，既往不咎），但是公元前399年发生的若干大事件还是让雅典饱受困扰，并留下创伤。苏格拉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受到审判并被处决的，此案成为希腊文化和宗教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位雅典最著名的哲学家在此前5年间就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些麻烦。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Charmides）这两个僭主都曾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两人既是柏拉图的亲戚，又是苏格拉底的高足，后来还成为他的辩护士；柏拉图有两篇以苏格拉底为题的对话录，正是冠以这两人的名字，即《克里提亚斯篇》（Critias ）和《查米德斯篇》（Charmides ）。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并未明确支持僭主政府。另外，有一次他被强迫与其他人一起去逮捕萨拉米斯的莱昂（Leon of Salamis），但他拒绝了，据说理由是，比起因此受到追究、迫害，他更担心自己做出不道义的事。不久寡头政府垮台，他才没有被这件事连累。虽然如此，那些令人憎恶的，也是雅典人重返民主制后拼命想要从记忆中抹除痕迹的寡头僭主们，毕竟和他有过牵连，这种污点在公众心目中是很难改变的。 [2]

然而，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他同僭主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不承认城邦认可的神，引进新的神，并且还犯有败坏青年罪”。狄奥佩特斯法案中所说“那些不承认神的人”为审判提供了依据，法案和判决都使用同样的措辞“不承认”（mē nomizein ）就充分说明狄奥佩特斯法案是这场审判背后的基础。虽然“大不敬”（asebeia ）罪名这时依然没有定论，但并不妨碍雅典人动不动就凭着印象以此罪名去检举他人，也因此，并非每桩案子都能严格合乎现有法令。“败坏青年”在法典上并非犯罪。这项附加的指控无疑是为影响陪审团而设计的，指控对象毕竟是曾教授过青年时代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还有亚西比德）的哲学家。许多人都知道苏格拉底喜欢英俊小伙儿，不管怎么说，一个老男人追求青年男子终究是件有损德行的事，然而事涉贵族精英，并且还可能因此而得罪多数劳动阶层的陪审员，因此只能使用“败坏”（corrupt）这样的字眼去暗示指控对象有沾惹男色之癖。 [3]

无论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动机，指控苏格拉底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本人曾公开声明背离城邦宗教并自创了一套个人的神秘玄说。这种指控源于他的一个怪癖：他称自己能感知神示（daimonion ），有时凭借回响在脑海中的声音，有时凭借某种“神灵的迹象”而认出这些神示。他说他自己能直接与某位神灵沟通，而这种与神交往的方式恰好与希腊宗教一向奉行的理念背道而驰。希腊传统宗教一向固守这样的理念：集体仪式是个体服从于社会秩序的一种象征。相信神能与我们凡人对话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在希腊人的想象中，众神可以通过诸如梦境、手势乃至直接显灵（epiphanies）等种种方式向人们揭示一切。而苏格拉底之所以罹罪，关键在于他想要与他个人所崇拜的神一直保持这种一对一的联系。如果苏格拉底确信唯有他一人得以徜徉于全部神意的深渊巨泽，而传统宗教不过是在浅滩戏水，那无异于对城邦集体意志的巨大威胁。早期哲学家此前就有过类似主张，例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埃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说他曾驾驶马车穿越紧锁的大门而抵达女神神庙，女神在那里向他透露了通向真理之路和通向虚妄的意见之路。巴门尼德还算幸运，不必在日后那段血腥的贵族寡头统治过后还得为这段话做辩解，他的一些追随者却是这个政权的先锋。据说，苏格拉底称自己已获得他人无法企及的神启真理，这番话在当时充满民主意识的人听来十分危险，是一种企图把精英对多数人的统治合法化的言论。 [4]

苏格拉底对于神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他真如指控所说“不承认城邦之神”吗？他真的坚信“神示”，还是说那只是他这个以讽刺见长的哲学家一时兴起之言？另外，他又该如何把自己对神启的重视同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主张协调在一起？如果不出现重大发现，这些问题必将永远无解，因为，苏格拉底同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希腊哲学家）一样，没有写下任何文字。每份与他有关的证据都是经他人辗转得来。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苏格拉底在世时，除了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3年上演的《云》剧中把他描绘得粗鄙不堪之外，其他每样重要证据在案件结束之后都被他的忠实支持者悉心加工过。苏格拉底是个十分矛盾的人，我们能够了解他对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文化生活所具有的一切重要意义，但无法确切得知他究竟信仰些什么。 [5]

目前，有关苏格拉底思想最重要的两份资料分别出自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他们是润色加工苏格拉底神话最积极的两位作家。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5）出身于雅典贵族，既长于各种体裁的文学写作，又有丰富的从军经历。他在青年时期已是苏格拉底的同道，在三十僭主统治结束后的那段动荡时期离开雅典，加入了希腊雇佣军，帮助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与其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争夺波斯王位。希腊远征军从美索不达米亚撤至黑海（正是在这里，远征将士们发出著名的欢呼“大海！大海！”），并最终返回希腊，色诺芬在自己的著作《远征记》（Anabasis ）中记载了这段史诗般的历程。回到希腊后，他开始与本城邦的对手斯巴达结盟，甚至在公元前394年与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Agesilaus Ⅱ）一起对雅典开战。他对斯巴达的忠心为他赢得一处漂亮的乡村房产，这处房产位于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乡下，他在这里写出了许多著作，其中有阿格西劳斯传记，有以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一世为主人公的理想化小说，还有四部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一篇文学体裁的辩护词、一部对话集、一部有关家政的对话录和一部描述宴饮情景的作品。虽然色诺芬可能在暮年时已回到雅典，但他委实算不得传统意义的雅典人。不知是因为三十僭主的暴政及余波［他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 ）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让他变得孤僻，还是他原本就乖张任性，总之，他所结交的人似乎都是雅典人在观念上最为排斥的人，诸如波斯国王、斯巴达国王、苏格拉底等。 [6]

柏拉图（约公元前424-前347）这位最著名的哲学家同样出身于雅典富贵之家，其生活年代也与色诺芬相差无几。但是与色诺芬不断尝新、不断冒险的传奇一生正好相反，柏拉图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埋头著述，归在他名下的作品多达三十七部，其中至少有二十六部真实可信。他插手现实政治的一次重大行动应该是在审理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二世（Dionysius II of Syracuse，分别在公元前367～前357年和公元前346～前344年两次掌权）案件时出庭。有份存世文本据说是柏拉图的亲笔书信，根据这封书信，柏拉图曾两次应邀前往西西里岛，第一次是应当时在位的狄奥尼索斯之父邀请，第二次（新王在位早期）是应他那位喜欢哲学的叔父迪奥（Dio）之邀。这两次出游计划将会挫败青年柏拉图的政治抱负，而让他把“哲学家王”的理想付诸实践。狄奥尼索斯任性又无情，而迪奥先是被逐，后来带军队返回后废黜了狄奥尼索斯。有关柏拉图这两次西西里之行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其实取决于那封书信是否真实可靠。不管怎么说，柏拉图也和他那位良师苏格拉底本人一样超脱俗尘，因而赢得了古代晚期天马行空式理想主义者的名声，而西西里的经历在他人眼中也成为他没有能力实践自身理想的证据。公元2世纪的幽默讽刺作家琉善（Lucian）写过一部幻想故事，却调侃地取名为《真实故事集》（The True Stories ）。在故事中，他称自己曾造访冥界并见到所有过世名人，却唯独没有见到柏拉图。因为“据说柏拉图正住在他自己幻想出的共和之城，遵循自己制定的法律生活着”。这个笑话同时影射了柏拉图的两部名作《理想国》（The Republic ）和《法律篇》（The Laws ），这是他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家绘制的两幅蓝图。 [7]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过《申辩篇》，记述苏格拉底受审一案。两份记述的契合点原本或许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两人都曾见证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说过的话，可惜这种设想在实际上无法成立，因为色诺芬的记述只是为了呼应柏拉图。色诺芬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他把柏拉图的记载同赫默杰尼斯（Hermogenes）已失传的一部作品掺杂在一起，再加上大量自己的杜撰，合成一部作品。能用自己的文字记载苏格拉底的人生，这本该是色诺芬人生中的精彩，但事实上却成了败笔。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当然也会有些历史真相，然而与之相比，他们为创造一个神话所提供的证据具有更大价值。从此，为了信仰而欣然赴死的个人英雄形象被深深镌刻在历史记忆中，并给各种为原则而献身的勇敢行为提供了一种范例。 [8]

这正是有关苏格拉底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著名的古典学者，他看上去像是个甜甜圈，外表金黄香酥，内里虚空。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实际上是怎样思考、怎样教导学生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让问题变得更加不堪，苏格拉底在剧中充满矛盾的早期人物形象，随该剧流传至今。鉴于该剧最初公演于公元前423年，并在随后六年中经修订再次上演，那么，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生前唯一有其形象出现的剧作。在剧中，苏格拉底身上综合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主人公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想到他的“思想所”（phrontistērion ）去学习能够颠倒是非的诡辩术。苏格拉底当然长于此道。但他同时也是典型的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宇宙学家，同阿那克萨戈拉一样提出过宇宙本质的学说。阿里斯托芬让剧中的苏格拉底崇拜剧名所说的“云”神，而不相信奥林匹斯众神的存在。由此可见，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和剧中的苏格拉底截然不同。事实上，按照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中也确实把公众视他为无神论者归咎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难道这些人物特征都是阿里斯托芬自己杜撰的？的确有可能如此。他毕竟是个喜剧作家，而当时的喜剧作品可以笔锋恣肆不羁。在色诺芬或早期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是位有操守的哲学家，他的主要兴趣是和人们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困境。而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全然见不到这些品性，这难免让人诧异。面对如此矛盾的记载，我们也许会问，是否有可能这两种记载都不是刻意捏造的？苏格拉底作为公众眼中最知名的哲学家，在雅典执教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难道在他身上就不会发生旨趣转移的事吗？也或许在一开始他的确是阿里斯托芬所描述的那种宇宙论学者和诡辩家，但说不定最终转向了伦理探索。 [9]

多数人仅凭来自色诺芬和柏拉图作品的粗浅印象，便认为苏格拉底是位有节操的哲学家，这一点有可能是历史事实，至少是其晚年的事实。但这并没有解决一个涉及面颇广的问题，即色诺芬和柏拉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扭转苏格拉底的形象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两人都是在苏格拉底被处决之后写出各自的作品的。两人是在为受到国家审判的罪犯做辩护，所处位置十分艰难，一旦事涉宗教问题，艰难尤甚。无神论者之名是国家加诸苏格拉底的耻辱，而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以各自不同方式把他们的英雄从国家的羞辱中解救出来。

这种难堪处境在色诺芬公开发表的《回忆苏格拉底》（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 ）中随处可见。色诺芬抓住指控中所说“不承认城邦认可的神”，明确驳斥了对苏格拉底的指控，辩驳内容或有过当之处。色诺芬不知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格拉底明明按时向神献祭，听取神意，人人都知道这些，他甚至称自己是受到“神示”的引导。这一切都和不信仰神明的看法大相径庭。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问题就出在色诺芬想要在精心编织的波斯地毯下掩去的一个事实。给苏格拉底以启示的神，正如色诺芬所说的，与城邦中任何人所说的神都不一样，那是一种中介，有了它，个人无须通过城邦宗教程序便可直接与神灵沟通。但在民主政体的雅典，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这等于在宗教问题上把自己的个人地位凌驾于他人地位之上。 [10]

与色诺芬相比，柏拉图对于擅改苏格拉底真实形象一事负有更大责任。他的哲学论述几乎全部以苏格拉底同某一人或几人对话的体裁写成。早年的柏拉图也像色诺芬一样，为苏格拉底所作的辩解一直不疼不痒。但是，当色诺芬把苏格拉底解释成在宗教上和一般雅典人并无二致时，他拿出勇气，告诉世人，他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其实是个虔诚的人——可惜这种虔诚是以一种全新方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方式有可能颠覆雅典人传统宗教情感的基础。

《欧绪弗洛篇》（Euthyphro ）是柏拉图的早期（甚至可能是最早的）作品，内容是苏格拉底与自称神学家的欧绪弗洛之间的对话。场景设定为苏格拉底正准备去法庭接受审讯，对话的起因是欧绪弗洛不相信全体人民的苏格拉底会被当众指控为大不敬。于是两人就此讨论起虔诚和神圣的本质是什么。其时，欧绪弗洛正在被家人指控为不虔诚，因为他决定以谋杀罪检举自己的父亲。欧绪弗洛自以为非常了解什么是虔诚和神圣，对话实际上与他这种令人不安的自负有关。他反复想要给虔诚和神圣下定义，但在苏格拉底再三盘问之下无言以对。对话结尾处，他突然说自己还有急事，然后匆匆离去，这场讨论不了了之。在面临审讯的背景下，这篇对话意在告诉人们：所谓“虔诚”问题，远比包括苏格拉底告发者在内的多数人所理解的要复杂许多，因此，定他大不敬罪完全是一桩冤案。

《申辩篇》（Apology ）这部作品顾名思义就是为明确反驳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而准备的辩护词。在文中，苏格拉底直接就自己所受无神论指控与两位举报者之一的美勒托（Meletus）展开对话：

苏格拉底：不管怎么说，美勒托，你还是告诉我们，你说我是怎么败坏青年的？按照你指控我的措辞，你显然认为我教唆青年“不承认国家信仰的神，而去相信其他的新神”，对吧？这不就是你说的我通过教学败坏了青年人吗？

美勒托：我说的正是这种意思。

苏格拉底：既是这样，那么美勒托，以我们正在谈论的那些神的名义起誓，我恳请你对我和陪审员们解释清楚，因为我弄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教唆人们去相信一些并不被城邦认可的神（这样就可以说我确实承认神的存在，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而也是无罪的），还是说，你认为我根本不信神，还以此教唆他人也不信神？

美勒托：是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承认神的存在。

苏格拉底：美勒托，你可真不简单，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难道说我甚至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承认太阳或月亮是神吗？

美勒托：向宙斯起誓，不是，法官先生，他真的不信神！他说太阳是块石头，月亮是用土做的。

苏格拉底：亲爱的美勒托，你不觉得你控告的是阿那克萨戈拉吗？你真的看不起在座各位，真以为他们笨得竟然不知道这些思想就是科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戈拉那本书里的内容吗？年轻人在市场上只需花一德拉克马（drachma）就能买到他的书，这都算高价了！要是把这些思想说成是苏格拉底的，他们只会笑话苏格拉底，尤其是这些思想还这么不同寻常。这样你还觉得他们是从我这里学到这些思想的吗？你敢向宙斯保证，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你认为我不承认任何神的存在吗？

美勒托：没错，向宙斯起誓，你就是不承认，一点都不承认。

苏格拉底：美勒托，你没法让人信任，或许连你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各位先生们，这个人蛮横又冲动，他对我的指控也纯粹出于蛮横冲动和年轻人的幼稚。 [11]

上面所引对话与色诺芬的看法基本相同，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矛盾的：一方面说他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又认为他相信神示，即也相信某种形式的神。正如色诺芬的看法，控告苏格拉底的理由存在根本缺陷，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神示可能是一种全然有别于城邦众神之神。如果苏格拉底的神明观念与其他人全无共同之处，以致谁都认不出他的神，那么，他很可能也是某种无神论者。在柏拉图笔下，美勒托在随后与苏格拉底的交锋中，实在不够聪明，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但现代哲学家迈尔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却在一定程度上替他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确犯有大不敬罪，理应受到审判。在迈尔斯·伯恩耶特看来，《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完全背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神明观，即放弃了一个个原本受到祭拜的神，代之以只认可一条法则，即人类有义务去质疑自己置身的世界，找出自己的道德准则并遵照这些准则去生活。德尔斐神庙曾发布过一则神谕，称苏格拉底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他以此而闻名。在《申辩篇》中，他对这件事的说明让他获得一项神圣授权，可以对所遇到的一切提出质疑。他说：“雅典的各位先生，我尊敬你们，爱戴你们，但是在你们和神之间我只能服从神，而且只要一息尚存，我绝不会停止我的哲学思考，不会停止劝诫世人，也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个人说出事实。”这段话对于理解早年柏拉图心目中的苏格拉底至关重要，它含有对未受置疑的神明信仰进行攻击之嫌。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被起诉，是因为对那些粉饰众神不道德行为的神话传说一概不予理睬。本篇中的苏格拉底依旧沿袭了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神明观，不认同史诗所刻画的群神互相欺骗、冲突不断的形象。让人惊诧的是，虽然苏格拉底称自己的行为得到了神的恩准，但他的设想却与宗教无关。在他的设想中，既没有崇拜，也没有献祭，实现这些设想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人人都尽可能以最道德的方式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这样的主张，现实中的苏格拉底本人都未必弄得清楚，柏拉图当然也不例外，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它拒绝传统智慧，质疑一切，仅仅遵从能以理性证实的准则去生活。倘若在这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主张无神论，那么美勒托也算说对了。 [12]

在日后的写作中，柏拉图发展出一套更强大的形而上学的推论程序。在写作对话的中期阶段，人们可以读到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forms）论，这种理念是从我们感官所及的周围世界抽象出来的超越俗世的精华。比如，我们能看到一把把的椅子，但是椅子的本质，即使得每一把椅子之所以成为椅子，而不是成为凳子或桌子所必备的特质却只有靠理念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也是同样道理，比如美丽或正直，我们能把那些美丽或正直的人和事物一一指出，但是要想懂得是什么把所有这些聚合在一起并让他们美丽或正直，就需要挖掘美丽或正直的抽象本质。这种理论似乎直接来自苏格拉底。青年时期的柏拉图，往往把苏格拉底视为要求严苛的同义语。苏格拉底问欧绪弗洛什么是虔诚，问拉凯斯（Laches）什么是勇气。而对话者起初往往只会举出具体事例，比如，不幸的拉凯斯说勇敢就是“决不临阵脱逃”。但在苏格拉底看来，那只是勇敢的具体事例之一，而这个例子所体现的勇敢含义并不能容纳其他勇敢行为（比如，若举现代人的例子，就应该包括向父母坦言自己的性行为或是对抗校园恶霸等）。这些早期对话往往无法就所论问题得出明确结论，最终大都以存疑（aporia ）作结。而苏格拉底的存疑态度似乎刺激了中年时期的柏拉图，所以他才会提出超越性的抽象“理念”论，这是一种唯有哲学研究方能把握的概念。为了理解何为勇气，我们需要把一个个同勇气相关的具体事例撇在一边，努力设想一下勇气本身到底是什么。这样得出的才是勇气的“理念”，也就是能涵盖一切体现勇气的具体行为的基本定义。 [13]

这和形而上学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这一时期，柏拉图已经把具体事例与抽象理念的区别同现世存在与超自然存在的区别关联在一起。勇气的理念并不存在于现世，而是存在于更高层面，因此只能意会。这样一来，苏格拉底所追寻的定义现在升华成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一切存在区分为两个范畴，一个是我们日常所感知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更高的理念世界。基于这种区分，柏拉图认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仅仅是对真理的一种反映，真理本身体现在理念中。《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类比精确阐释了这一点。洞穴居民认为他们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投射到石壁上的影子，只有哲学家才能走出洞穴站在阳光下，了然那一切的真相。我们需要以理智走出被我们的感官所知觉的具象世界，升华到纯然思维的境界。大致在这一时期，柏拉图还确立了他的灵魂不灭观。他在设定为苏格拉底就刑当天与人对谈的《斐多篇》（Phaedo ）中，论证了灵魂和理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旦死亡，德者的灵魂便会永久挣脱肉体的羁绊，而耽于肉体愉悦者则注定堕入轮回。这种理论建立在一对对相互对立的因素之上，诸如肉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现世和来世、感觉和理念等。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把有操守地过好现世生活视为自己的使命，而在晚期对话中，他的目光便从现世生活抽离，转向摆脱不洁肉体的纯净、超然的心灵境界。

上述理念并不具有明确的神性色彩，但它们又确实指向了柏拉图中期著述中所强调的超然和精神因素，这些因素在早期苏格拉底那里难得一见。然而在《蒂迈欧篇》（Timaeus ）中，神性以惊人的形式再现，晚年柏拉图在这篇论证造物之神的对话中，称神为神圣的造物主。在某种程度上，《蒂迈欧篇》是柏拉图作品中最接近有神论的一篇对话。他的作品中唯有这部能够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被人们传阅，并非偶然。这篇对话吸收了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宇宙之神，并把它转化成具有主动创造能力的拟人化神。造物主使每种元素和谐组合在一起，以一种完美有序的方式打造出这个宇宙。他创造出天体、世界、群神、时间、动物生命，乃至人类这一无比优越的物种。每一人类的灵魂都会有一颗与之相对应的星辰，男人如果一生正直，死后可以回到自己的星辰，反之，就会轮回成女人（！）。而坏女人则轮回成动物。《蒂迈欧篇》把柏拉图的各种思想全部汇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有神论体系。他的理性之旅始于无神论体系的再造，但在终点却与神交会。

然而理性之旅尚未真正终结。柏拉图在临终前，重新回到令人不悦的无神论主题。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与以往其他作品都不相同，全文通篇十分罕见地完全不涉及苏格拉底。参加对话的共有三人，一位是姓名不详的雅典陌生人，他是主持这场讨论的核心人物，另外两位是斯巴达人麦吉卢（Megillus）和克里特人克利尼亚（Clinias）。这场对话时间漫长，内容广泛，有些类似于漫谈，是柏拉图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当时克利尼亚负责监督克里特新殖民城邦的立法工作，对话议题便是应当设立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篇》可以看作《理想国》的姊妹篇。《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中期作品，内容是分析怎样才是理想中的乌托邦，但它更关注的是立法中的实际问题。与《理想国》所描摹的理想国度相比，《法律篇》所提出的是比理想差一等的现实体制。 [14]

宗教也是需要立法的领域。《法律篇》第十卷主要讨论这个问题。柏拉图在这一卷中，就神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并着重论证了神的存在。论证过程采用两种形式，第一种属于宇宙哲学范畴：天体的有序运行表明有一只神明之手在发挥作用。雅典人推测，任何事物的运动都必定来自某种驱动力。驱动芸芸众生的是灵魂，驱动天体的是神。第二种属于道德范畴：如果我们不承认人类灵魂具有某种神性，我们就无法追求完美道德，因为那种完美是神才具有的属性。

上述内容已不只是哲学推论，它们还可以成为通过法律压制无神论的理由。雅典陌生人在对话中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回应“某些聪明的现代人”和一些把神看得非常不堪的“年轻人”，他把这些人分为三种情形：一种认为神并不存在；另一种虽然相信神的存在，但认为神不会插手人类事务；还有一种认为神虽然存在，但很容易因人们的献祭和祈祷而上当受骗。这位雅典人谈论的难道是社会现实？难道他真的认为有一场大规模运动正在上述三类雅典年轻人中蔓延？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恰好也持同样看法，他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揭示出发生在雅典的一场“地下无神论运动”。他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但这场故作漫无目的的攻击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却无疑是自苏格拉底案件以来一直让柏拉图饱受困扰的幻象。《法律篇》第十卷最终几乎抹去了无神论（无论现实的还是感觉中的）哲学源头的一切痕迹。 [15]

雅典人在文中坚信，向人们灌输对神明的信仰绝对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本职能。因而，“无论以行为或是以言辞”亵渎神明者都必须受到惩罚。“或是以言辞”这样的理由让人震惊，让人不由想起距此近百年前的狄奥佩特斯法案，正是该法案破天荒地把虔诚规定为既包含正当的信仰，也包含正当的行为。矛盾的是，对话中这位雅典陌生人最终正好应和了让苏格拉底获罪的法律条文。柏拉图像是个理智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患者：自从苏格拉底因所谓大不敬罪被不公正地处以极刑以来，他便长期陷入此案所造成的心理阴影，而他最终计划构建的却是一个只能容忍正统宗教的国度，一个对不信奉宗教者施虐的国度。正如人们所说，暴虐招致暴虐。 [16]

是柏拉图为希腊哲学提供了基本规范，因而他晚年转向有神论一事具有重要影响。对斯多葛学派来说，《蒂迈欧篇》的宇宙设计模式是证明神创的经典。神父们也竭力要把柏拉图学说同犹太教-基督教原理以及神创论融合在一起。即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基于设计论而相信上帝的存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因为柏拉图，这种观点才至今难以撼动。苏格拉底以“不承认城邦诸神”而就刑，这是促使柏拉图转变立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历。早在柏拉图的有神论之前，苏格拉底曾戏谑般地提出具有颠覆意义的人本主义。他的人本主义固然基于某种神启，但最终留给世人的是：你自己制定自己的准则，并按照这些准则去生活。

[1] 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可参见P. 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 （Oxford：Blackwell，2006），257-72。

[2] 关于大赦令，参见C. Joyce，“The Athenian Amnesty and Scrutiny of 403”，Classical Quarterly 58 （2008）：507-18。关于逮捕萨拉米斯的莱昂一事，参见Plato，Apology 32c-d和Letter 7 324d-325a。关于苏格拉底与三十僭主的关系，参见Xenophon，Memorabilia 1.2.12；Aeschines，Against Timarchus 173 （以及T. Brickhouse and N. Smith，Socrates on Tri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71-73）。柏拉图《克里提亚斯篇》中的克里提亚斯是否就是三十僭主中的克里提亚斯，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但无法排除苏格拉底与僭主之间的联系。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具体情况，参见Brickhouse and Smith，Socrates on Trial； R. Parker，Athenian Relig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99-216。E. Wilson讲述苏格拉底之死及其意义的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参见他的The Death of Socrates：Hero，Villain，Chatterbox，Sai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另一部介绍苏格拉底的普及性读物是B. Hughes，The Hemlock Cup：Socrates，Athen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Good Life （New York：Knopf，2011）。更通俗的读物有S. Ahbel-Rappe and R. Kamtekar（eds.），A Companion to Socrates （Malden，MA：Blackwell，2006），以及D. R. Morris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 关于此案的正式指控，最完整的记载见Diogenes Laertius 2.40；此案简介见Plato，Apology 24b；Xenophon，Memorabilia of Socrates 1.1。关于大不敬罪，参见Plato，Euthyphro 5c，Apology 35d以及 Xenophon，Apology 22等等。Brickhouse and Smith，Socrates on Trial ，33提出，狄奥佩特斯法案“因公元前403或前402年的大赦令而失效”，这是一种误导，它混淆了两件事，即把针对受三十僭主案牵连者而颁布的大赦令（参见第177页注释）同为了精简和理顺法典而采取的个别做法混为一谈。后者的结果是“像狄奥佩特斯法案那样的条文虽然仍被认可，但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参见Rhodes，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 ，260-62。尽管如此，我们对这次精简法典的详情几乎一无所知，其效果也维持不久，可以参考A. Lanni，Law and Justice in the Courts of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42-47）。在Xenophon，Apology 39（中译本《回忆苏格拉底》，第205页——译者注）中，“败坏青年”被理解为“劝诱他们服从你而不服从他们的亲生父亲”。

[4] 关于神灵的声音，见Plato，Apology 31d和Phaedrus 242c，关于神灵的迹象，见Plato，Apology 40b和Phaedrus 242b。有些哲学家对“神示”是否有损于苏格拉底所承诺的理性持不同意见，参见 P. Destrée and N. D. Smith（eds.），Socrates’ Divine Sign：Religion，Practice，and Value in Socratic Philosophy （Kelowna，BC：Academic Printing and Publishing，2005）。

[5] 有关重建苏格拉底宗教观的尝试，参见M. L. McPherran，The Religion of Socrates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6] J. Anderson，Xenophon （London：Duckworth，1974）一书虽然出版已久，但仍可作为了解色诺芬总体情况的参考读物。

[7] 关于柏拉图生平的资料，可以参阅J. Annas，Plato：A Brief Insight （New York：Sterling，2003；ill. ed. 2009），17-38。A. Riginos分析了古代传记传统，指出它的缺陷，参见他的Platonica：The Anecdotes Concerning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Plato （Leiden：Brill，1976）。参见Lucian，The True Stories 2.17。

[8] Xenophon，Apology 1 中认为“其他人”所说苏格拉底的话有夸张之嫌，缺少实质内容。要了解有哪些因素成就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可参阅Wilson，The Death of Socrates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作品残卷中留有苏格拉底思想的线索，但数量极少。

[9] 关于甜甜圈的比喻出自Bettany Hughes的私人谈话。有关阿里斯托芬剧作拖累了苏格拉底名声的记载，见Plato，Apology 19b-c。关于不可能再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看法，见A. Dorio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cratic Problem”，in Morris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1-23。

[10] 关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是否是有德性的哲学家，可参见G. Vlastos，Socrates：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和Socratic Stud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还可参见Xenophon，Memorabilia 1.1-4，其中也涉及本章所论问题。

[11] 对话引自Plato，Apology 26b-26e。

[12] M. F. Burnyeat的观点见他的文章“The Impiety of Socrates”，Ancient Philosophy 17 （1997）：1-12，该文重刊于Explorations i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vol.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224-37。关于德尔斐神谕，参见Plato，Apology 21a，引文见Apology 29d。关于不相信讲述众神故事的神话传说，参见Plato，Euthyphro 6a-c。

[13] 关于柏拉图的“神学”，参见L. Gerson，God and Greek Philosophy：Studie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Natural Th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33-81。要想进一步了解柏拉图，可阅读Annas，Plato； A. Mason，Plato （Durham：Acumen，2010），后者清晰剖析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灵魂和神的所有思想。对话录并不能代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重建他的任一“理论”都需借助多种资料。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参考了他人的讨论，而不是柏拉图的原始文本。

[14] 关于比理想国差一等的现实，参见Laws 739d-e。关于《法律篇》的基本内容，参见C.Bobonich，Plato’s Laws：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与宗教相关的问题参见R. Mayhew，“The Theology of the Laws ”，in Bobobich，Plato’s Laws ，197-216。Mayhew对柏拉图Laws 10 的翻译和评注［见Plato，Laws 1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也有参考价值。

[15] 关于宗教案件的三种类型，参见Laws 885b。关于地下无神论运动，参见D. Sedley，“The Atheist Underground”，in V. Harte and M. Lane（eds.），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29-48。

[16] 关于对渎神行为的惩罚，见Laws 885a-b，907d-908a，909d。

第三部分 希腊化时代：神一般的王和目中无神的哲学家

公元前4世纪，新型军事政治强国马其顿（Macedonia）出现在希腊，它的迅速崛起几乎在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其实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它已变得相当富有，并在王室率领下在色雷斯地区专心开疆拓土。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王室墓葬设计得宏伟壮观。然而在腓力二世（Philip Ⅱ）主政之前，对于远在南方的大多数希腊人来说，马其顿只不过是希腊文化余荫之下的一个边陲小国。

实际上，这个北方王国占有众多优势。那里有宽广肥沃的平原，出产丰富的农产品，有便捷的海上航线，可以沿塞尔迈湾（Thermaic Gulf）直接进入爱琴海，同时，它还处在南面的希腊半岛和东面的欧亚间陆路通道这两大陆地要冲的分界点。公元前315年修筑的道路从塞萨洛尼基一直通往拜占庭，日后这条道路又因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修筑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而成为欧洲大陆的交通干道。

自古以来，人们对马其顿是否应当被视为希腊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争议。保留在公元前6世纪的史诗《列女传》中的希腊神话谱系提到，在人类第三代子嗣中有个名叫马其顿（Macedon）的人建立了马其顿王朝。由此看来，马其顿人很早就被视为希腊世界延伸的族群。然而神话传说中的马其顿并不是希腊人祖先赫楞的后裔，而是出自人类其他族群。认为马其顿人算不上希腊人的观念，对普通人也同样重要。

希罗多德讲述的传说反映出在他身处的时代之前马其顿人所处的边缘地位。大约公元前498年至前454年，马其顿国王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他年轻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过竞走比赛。他的竞争对手试图以运动会只对希腊人开放为由阻止他参加，但他却“证明自己是阿尔戈斯人（Argive），并因此被判定为希腊人”。他究竟如何证明马其顿王朝起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城邦，这一点希罗多德并未说明。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当时，即便运动会上的田径裁判员乐于做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也不可能不经证明就断言马其顿人是真正的希腊人。因为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在多数希腊人的认知中，马其顿是一个具有领土野心的北方强国，当然也是雅典人对斯巴达人作战的得力盟友，但这些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 [1]

陆路交通既可能产生各种问题，也可能带来各种机遇。公元前512年至前511年波斯军队在巴尔干地区扩张之时，马其顿正当其途，于是迅速投降，从此这一地区落入波斯人手中，直至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希腊联军才最终把波斯人赶走。然而到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马其顿人在希腊政治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容小觑。据说雅典大诗人欧里庇得斯曾客居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Archelaus，大约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宫中，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他在晚年确实创作了一系列马其顿题材的戏剧。这位最负盛名的雅典剧作家，无论是否真在北方的马其顿生活过，他都从当地古代神话中找到过适合的题材，这才是件了不起的事。 [2]

从公元前350年起，腓力二世（Philip Ⅱ，亦称“大帝”）开始采取一系列举措同雅典争夺北方利益。这些举动引起雅典著名雄辩家狄摩西尼的愤慨，他多次发表演说痛斥马其顿，这些言辞激烈的檄文（Philippics ），至今听来犹有怒发冲冠之势。尽管狄摩西尼竭尽全力，但腓力二世仍势不可当，并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取得对雅典和底比斯联军的决定性胜利。第二年，希腊各邦纷纷向马其顿宣誓效忠。只有斯巴达拒绝妥协，并加入科林斯同盟（League of Corinth）。但他们的抵抗也仅仅坚持了七年。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即位，并很快继承他父亲的“大帝”称号。亚历山大率军队横扫巴尔干半岛（Balkans），推进到波斯帝国境内，由此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东征之旅。东征军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西部地区）到叙利亚、黎凡特，再到埃及，攻取了一座又一座城池，而后推进到位于帝国腹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并在公元前331年拿下了位于今巴格达南部的帝国都城巴比伦。随后，亚历山大在今伊朗地区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展开追捕，最终，大流士三世在那里被人暗杀。于是亚历山大自封为大流士三世的继任者，并率军远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然而，这时的军队已疲惫不堪，最终他只得同意返程。公元前323年，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去世。 [3]

东征过后，生活在东方被征服地区的非希腊民族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自19世纪以来，学界把从亚历山大大帝离世到公元前31年阿克提姆（Actium）海战这段时间称为“希腊化”（Hellenistic）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过世之后，不同的继任者各据一方，原有帝国一分为四。安提柯（Antigonus）的后代占据了以马其顿腹地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大部分地区；拉古斯（Lagus）之子托勒密及其后人从埃及新都亚历山大港起家，建起一个跨海帝国，并控制了富庶的尼罗河流域；塞琉古（Seleucus）的继任者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阿塔罗斯（Attalus）继承了另一将领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的属土，他的后人统治了西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定都帕加马（Pergamum），即今贝尔加马（Bergama）。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规模不大的共同体，其中包括希腊本土的一些自由城邦结成的同盟。

希腊化世界为希腊文明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模式：整个希腊化世界实行君主制度，各家王室在各自宏大的都城控制这片千差万别的辽阔疆域。此时，不仅希腊人的帝国雄心空前膨胀（此前雅典人曾有过自己的帝国），新帝国的规模、范围以及对近东地区的领土扩张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君主制的重建，并成为常规治国模式。

当时的希腊人不仅继承了本土的政治传统，也继承了更古老的东方帝制国家的政治遗产：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王朝（Seleucids）学起巴比伦和亚述君主们的样子，托勒密王朝也开始采用埃及法老的形象。另外，随着新的希腊-东方式君主的出现，希腊式国王们的身边聚集起一批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才。希腊化帝国也像它的雅典、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前辈那样，不仅是精神帝国，也是有着地域实体的帝国。亚历山大港的皇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博物馆即museum一词，来自Mouseion，指祀奉缪斯女神的缪斯神庙）是希腊化知识文化中心的典范，而帕加马也同样有一处巨大的图书馆。传授哲学和语言的学校蓬勃发展，它们最初从雅典起步，一直发展到遥远的异乡。各地城市都建起希腊风格的宏伟神庙、体育场和剧场，镌刻辞章歌赋的希腊铭文装点着这些公共建筑。 [4]

希腊化时代目睹了帝制集权进程在地中海、北非和黎凡特地区拉开序幕，罗马人的征服让这一进程得以充分展开。部分效法波斯帝国和埃及法老的新型希腊君主体制，指向了以国王超凡魅力为中心的神权世界帝国的可能性，然而，政治上的动荡和各地间连绵不断的战事又使这种世界帝国的形态无法完全扎根。在大多数老旧希腊城邦，其内部政治程序照常运行（认为来自外部的强势大国会周期性发挥影响力的观点并不新颖），人们的日子一如往昔。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视王如神的观念逐步确立，并在日后的罗马时代产生出决定性的影响。

[1] 有关马其顿是否为希腊的一部分的争议，参见Hall，“Contested Ethnicities：Perceptions of Macedonia Within Evolving Definitions of Greek Identity”，in I.Malkin（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Washington，D.C.：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2001），159-86。关于亚历山大一世，参见Herodotus 5.22。若想全面了解马其顿历史，可阅读N.G.L.Hammond所写三卷本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1988；第2卷系与G.T.Griffth合著），近期成果还有J.Roisman and I.Worthington（eds.），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Oxford：Wiley-Blackwell，2010）以及R.Lane Fox，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Ancient Macedon，650 B.C.-300 A.D. （Leiden：Brill，2011）。

[2] 古代著作Life of Euripides，以及萨提洛斯（ Satyrus）对话和书信残件都记载了欧里庇得斯到访马其顿王国一事。M.R.Lefkowitz则高度怀疑传统说法，参见他的Lives of the Greek Poets ，2nd e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98-100。在有关欧里庇得斯和马其顿关系的各种资料中定然有一种生动的创造性，参阅J.Hanink，“The Life of the Author in the Letters of ‘Euripide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50 （2010）：537-64。关于欧里庇得斯在公元前408～前407年创作Archelaus的具体时间，可参阅 A.Harder，Euripides’ Kresphontes and Archelaus：Introduction，Text and Commentary （Leiden：Brill，1985），125-26；虽然欧里庇得斯的马其顿之旅被公认为确有其事，但作者在上书125 n.1中仍作了进一步阐释。

[3] R.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 （Harmondsworth，UK：Penguin，1973）出色概括了亚历山大的一生功业。

[4] 要了解希腊化世界的概况，可阅读下列书籍：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 ，rev.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G.Shipley，The Greek World After Alexand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A.Erskine，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Malden，MA：Wiley，2005）；G.R.Bug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第10章 神与王

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代英主。雕塑家们热衷于捕捉他的神采。庞培遗址出土一幅描绘伊苏斯（Issus）战役的马赛克镶嵌画，这只是复制品，希腊原画已散佚。画面上，波斯国王大流士形象一目了然，高大，位置居中，背后是长矛林立的天幕；亚历山大在画面左侧马其顿骑兵队伍中，双目圆瞪，目光顽强警觉，全身紧绷，蓄势待发；右侧的波斯骑兵正要仓皇撤退，他们仿佛突然意识到因轻敌而铸成的大错。而大雕塑家利西普斯（Lysippus）塑造的亚历山大形象虽然高大、孔武，一派英雄气象，但昂首仰望天际的眼神中，却流露出一丝忧伤，仿若已预见到早殇的结局。 [1]

马其顿王室自称出自赫拉克勒斯和珀尔修斯（Perseus），亚历山大本人气魄雄浑，志向远大，且待人义气，在短暂的一生中建立了出人意料的功业，因此在许多人眼中真如英雄再世。而他也不介意人们做这种联想，他自己在睡觉时就是头枕《伊利亚特》而眠的。他在进军安纳托利亚的途中，曾去拜谒特洛伊，并向阿喀琉斯墓献祭。他与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让人想起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之间的友谊。传说，有个诗人表示要写诗替他歌功颂德，让他的声誉超过阿喀琉斯，但他不允许，他说“我宁做荷马的忒耳西忒斯（Thersites），也不做你的阿喀琉斯”，忒耳西忒斯是荷马诗中最丑陋怯懦的希腊人。传闻当然不足为凭，但可以证明人们一直乐于在亚历山大与阿喀琉斯之间作比较。 [2]

对于一个需要统御幅员辽阔的疆域、降服语言各异的民族并继承异域原有王国的统治者来说，荣耀加身至关重要。亚历山大需要塑造一种鲜明的形象，让所有人认清他的权威。他自视为英雄的举动向全体臣民明确传递出一个意思，即他们有了一个神所属意的君主。亚历山大从方方面面都效仿近东地区的专制君主，譬如希腊人中一直流传着波斯大帝要求人们在他面前行跪拜礼的说法，于是亚历山大把这种习惯连同波斯人的着装样式一并引进自己的宫廷。他的马其顿战友对此愤愤不平，但机敏的观察者却看出了其中的政治用意：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向他的近东臣民宣示，自己的权力绝不亚于前朝之主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 [3]

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亚历山大究竟是不是神？希腊人总是习惯于给世俗君主添加些神圣色彩。荷马史诗中的贵族常常被说成“神”或是“如神一般”。一些希腊人也把家族血统追溯到某些神祇或英雄。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俄狄浦斯王》大约上演于公元前428年，剧中合唱队向城邦之主祈祷时，会以神的冠名“救星”称呼他，但又坚称他们并不愿把他与神等量齐观（无疑意味着这是种危险的做法）。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中，云中鹧鸪国的鸟儿们如同对待神一般向主人公佩斯泰罗斯（Peisetairus）吟诵赞歌（“他挥舞着霹雳，那可是宙斯手中的利器！”）。看来神赐君权的话题一直存在，并随时等待人们付诸实施。有迹象表明，公元前5世纪末就曾有过这种现象。公元前404年率军打败雅典的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从这座沦陷的城市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后来的历史学家说：“他用这些战利品在德尔斐为自己及其部下铸造铜像，还雕造了象征狄俄斯库里兄弟（Dioscuri）的金星。其时，吕山德权势之盛超过有史以来任何一位希腊人，比起权力，他的傲慢狂放更是无人能挡。按照史学家杜瑞斯（Duris）的记载，他是让各城邦视若神明并设坛祭祀的第一位希腊人，也是人们为之高唱凯歌的第一位希腊人。”以上情形并不只是后世历史学家的推测，在爱琴海东部的萨摩斯岛还有与狄俄斯库里崇拜有关的实物为证。新的君主体制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它为亚历山大征服后庞大的希腊化王国指出了方向。 [4]

另一个以神自居的统治者是西西里岛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一世（Dionysius Ⅰ）。为人贪婪的狄奥尼索斯推翻了当地的民主政体，精心构建起一套以自己为核心的复杂体制。同时也吸引了一批音乐家和知识分子，其中有塞西拉岛的诗人费罗萨努斯（Philoxenus of Cythera）——他创作的描写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与精灵女神伽拉忒亚（Galatea）之间爱情故事的诗歌流传至今，有历史学家菲利斯图斯（Philistus），很可能还有柏拉图（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以柏拉图之名流传的书信真实可信）。狄奥尼索斯似乎也同吕山德一样，喜欢把自己塑造成出手豪爽且魅力非凡的国王。例如，在公元前388年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派出的代表队在驻扎营地以黄金贝壳做装饰，“如此一来，狄奥尼索斯必将激发起希腊人的敬畏之心”。而雅典的演说家很快便发出一篇义正词严的檄文，把他比作在希腊人眼中象征暴虐腐败的波斯大帝。他在另一点上也同吕山德如出一辙，即生前就开始以神的名义享受世人的膜拜，这可能和他与酒神狄奥尼索斯同名有关。 [5]

历史当然不会被整齐分割为两段，一切新的发展都是对变革与守成间的比例所作的调整。希腊化时代种种大行其道的风气早在狄奥尼索斯一世的宫廷中就曾预演过，从吕山德这位斯巴达凯旋将军的招摇做派中也可见端倪。他们两人的主张均不符合其他希腊人的观念。亚历山大大帝攻陷的毕竟不是一两座城池，从公元前334年他率军横扫安纳托利亚起，到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病逝为止，其间经过一系列战役，彻底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成功夺取萨迪斯（Sardis）、提尔（Tyre）和加沙（Gaza），并征服整个黎凡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后又挥师穿越扎格罗斯山脉（Zagros）进入波斯，占领其国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接着继续东进，经大夏（Bactria，大致相当于今阿富汗）进入印度北部地区。 [6]

这位马其顿征服者身上确实带有某些神一般的特质，于是，一些宣传者便把他描述成超然于人类的存在。亚历山大本人则把相当于希腊人心目中宙斯的埃及公羊神（ram god）阿蒙（Ammon）宣布为自己的父亲，这一点在公元前332年2月他到访沙漠西部的锡瓦（Siwah）时，得到过神谕的确认。为彰显先辈伟业，长着两只羊角的亚历山大头像被铸到硬币上，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古兰经》（Qur’an）中的左勒盖尔奈英（Zul-Qarnayn，意即“双角者”）是指亚历山大。在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里有一幅阿佩莱斯（Apelles）的绘画作品，画面上的亚历山大拥有和宙斯同样的霹雳。人们所看到的亚历山大形象往往要么像阿波罗，要么像赫拉克勒斯，要么像是豹皮象首的酒神。后来，人们又在他头上加了一顶太阳王冠，把他比作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这种肖像的图式最终蜕变成耶稣基督身后的光环。 [7]

然而，如神一般毕竟不同于真正的神，两者的区别其实很难把握。那么，当各城邦赋予他们的统治者以“神一般的荣耀”（isotheoi timai ）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措辞传达出一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像崇奉神一样对待统治者并不是说统治者就是神。而实际上说他们不是神也值得推敲（因为人们说某甲像某乙的前提是知道某甲并不是某乙，这意味着人们不会说猴子像猿猴或是石头像岩石）。然而在古代，很少有人能够完全说清这种差异。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体系恰恰有赖于无须作精确、透彻的说明。说统治者像神，是指他们拥有超人的能力和个人魅力，但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凡人。 [8]

在许多案例中都可以找到证据，证明当时确实存在以宗教方式崇拜统治者的现象。比如，当时许多城邦都可能建立过纪念亚历山大或其继任者的圣坛，有专职祭司负责圣坛献祭，还可能举行过游行、竞赛、吟咏颂歌等活动。据说，雅典人就曾把独眼将军安提柯和他的儿子围城者德米特里奉为救世主，为他们建立祭坛，专设祭司，并以他们的名义创建新的部族，以纪念他们把托勒密一世（Ptolemy Ⅰ）和卡山德（Cassander）的占领军赶出雅典。还有一种做法是，把统治者的塑像请进供奉某一神祇的神庙，于是这种神庙便成为两者共同的圣地（synnaos ），比如帕加马居民就曾把他们的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Ⅲ）供奉在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对已故国王的崇拜与在世国王有关但又稍有差异，比如埃及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城设有一个专职祭司，既负责该城奠基人亚历山大的祭仪，也负责掌管王朝守护者“兄妹恋者”（theoi philadelphoi ）的祭仪。统治者崇拜在当时并非出现在一两个城市的个别现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整个塞琉西王国中，全体希腊居民都成为安条克三世及其祖先的崇拜者。 [9]

那么，统治者崇拜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埃及亚历山大港早期王后贝勒尼基（Berenice）和阿尔西诺伊二世（Arsinoe Ⅱ）假阿芙洛狄忒之名接受赞颂时，亲历者会联想些什么？是当真把这些君主敬为神明，还是依旧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像神一般？是把他们看作真神，还是仅仅把他们看作一种象征意义的神？长期以来，学界的看法是，这是个弄错了的问题，提出这种涉及内在精神过程的问题，无异于把基督教时代的思维框架不合时宜地生硬套用到多神信仰的古代。据说，在前神学时代，没有人喜欢在这种问题上咬文嚼字。按照这种思路，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崇拜反倒是一种特有的习惯，一种对新的政治现实的表达方式。希腊城邦的公民们本就习惯于把荣耀授予他们的最高公民，即便是民主体制的雅典也有这样的活动形式。在希腊化地区的臣民看来，像供奉诸神一样对待他们的王室不过是延续了既有做法，并没有多了不起、多玄妙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只有莫名其妙的知识精英才有闲心从概念上纠缠于凡人神圣化这种问题（就像某位诗人提到的“把神的荣耀赐予凡人是一种亵渎”）。至于其他人，只要诸事如仪便好。 [10]

从古至今，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怀疑自己所习得的一切，这应当是一种事实。但是，若说希腊化时代统治者所具有的神性很少受到质疑，至少在直觉上这种看法似乎也不正确。国王不是神，也就是说他们终有一死。于是，为此发布的讯息也一如既往地成为一种历史资料。如果我们把官方公布的资料（此处主要是指碑刻铭文）作为希腊化时期统治者崇拜的证据，那么，最终结论当然是这些资料对于使用者而言基本可信。因为，为自身利益考虑，城邦主宰们无疑会让他们的制度看上去简洁合理，无可挑剔。然而，再看看其他史料就会发现，这一切在旁观者眼中是多么可笑。近年来，学界已开始应对种种可能出现的反响，而这一系列从赞同到质疑的复杂反响，往往能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相互协调，当然偶尔也有例外。一般而言，宗教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因为它能描摹出各种事物之间无法直观的联系，并通过种种社会机制使这些联系自然融入当地社会。有位学者说道：“宗教在人心中。与各种具体活动相比，宗教更多体现在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宗教的意义因反复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而不断得到强化。”君主应被视为神明这样一种希腊化时代的社会期望，就属于这类观念体系。但问题是，这样一来也有风险，即某君主被视作某一神祇时很可能会冲撞到另一位，具体情况则视有哪些神被视为超自然的存在而定。这种冲突有可能出现和消失在不同时代人们的视野中。 [11]

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关注国王是否具有神性的具体事例。作者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是位杰出诗人，曾在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前283～前246）的埃及亚历山大港从事创作。如今，他的名字同田园牧歌紧紧连在一起，其实他的创作也涉及其他领域，其中一首颂扬国王的赞美诗以思索托勒密的身份开篇，诗人认为，宙斯在众神中最伟大，托勒密在人类中最强大。这样的意思还算说得过去，即认为托勒密就像宙斯凌驾众神之上一样凌驾于万众之上，当然也意味着托勒密是人，不是神。但是，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开始抬高他的君主：

生于半人半神的往昔英雄，

有聪明的游吟诗人随他们建功立业。

而懂得如何传扬丰功伟业的我，会向托勒密吟咏颂歌，

因为颂歌也是众神的专享。

在蛊惑人心方面，这首诗堪称精心制作的佳作。在诗中我们见到了“生于半人半神”的英雄，表面上，他们像是用来同那些介乎人神之间的国王作有益的对比。但是，忒奥克里托斯似乎拒绝这种类比，他提示人们，自己写给托勒密的歌实际上是一首“颂歌”，这种颂歌与其说为英雄而作，不如说更适合用来歌颂神。在最后那句“颂歌也是众神的专享”中，作者还有未竟之言。句中“也是”意味着颂歌既适合用来赞美众神，也适合用来赞美托勒密。托勒密不是众神的一员。又或者是其中的一员？忒奥克里托斯此刻想象着他笔下的这位国王的父亲托勒密一世正在天堂，坐在亚历山大身旁，“因为他的父王已使他得享与众神同等的荣耀（homotimos ）”。托勒密的身份在人、英雄与神之间来回游移。这对于有些人来说，基本要点已足够清楚，即他们的国王可以借助某些仅凭语言所无法把握的方式超然于人类。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如果无法确切地说明托勒密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便意味作者本人对此也不甚了了。 [12]

另有一首献给被神化的统治者的颂歌甚至更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公元前308年，围城者德米特里随同其父安提柯一起解救了雅典城，他因此被誉为城邦之王，还荣膺神的称号。在公元前290年他最后一次到访该城时，人们焚香祭酒、载歌载舞迎接他。献给他的颂歌是使用祭祀酒神的诗词格式写成的，其中的一首作品部分流传下来，作者应为基齐库斯的赫墨克里斯（Hermocles of Cyzicus）。这首诗对于任何一位关注希腊人是否真正相信神的人而言，都是一篇极其独特的作品： [13]

啊，至尊至爱的神啊

为了这座城市终于现圣！

天下大势把得墨忒耳（Demeter）和德米特里

一同带到我们身边。

得墨忒耳扮作最圣洁神秘的珀尔塞福涅 [14]

而他，泰然（如神应有的样子）、俊朗，

且微微笑言，他来了。

看来这是一场盛典，朋友们环绕着他，

他是众人的中心，

友人们仿若星辰，

而他仿若太阳。

欢迎你，神之子，强大的波塞冬，

还有你，阿芙洛狄忒之子！

至于其他神祇，要么距离遥远，

要么没有听到消息，

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对我们完全漠不关心；

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

不是木雕，不是石刻。你是真实的。

我们向你祈祷……［接下来是一段与埃托利亚人（Aetolian）一同祈愿和平的祷文］ [15]

这篇颂歌真正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它颠倒了人们原本怀疑的方向。或许人们本以为奥林匹斯诸神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德米特里这尊新神进驻万神殿会令人尴尬。然而事实却是，德米特里在众人眼前现身（“至尊至爱的神啊，为了这座城市终于现圣……他来了……我们见到你就在这里”）竟成为他是真神（“你是真实的”）的确证。相比之下，奥林匹斯诸神反倒显得不真实，只是一种人工制作之物（“木雕”和“石刻”，在这里是指神像）。作者设想出三种理由来解释何以奥林匹斯诸神未能现身：他们既无法干预人类事务（他们“要么距离遥远，要么没有听到消息”），也不愿干预（“对我们完全漠不关心”），还有可能他们根本“不存在”。农业女神（也是相邻的厄琉息斯秘仪女神）得墨忒耳是个例外，但也只是因为她名字的字母是嵌在德米特里本人名字当中的。这首诗实际上认为德米特里才是唯一值得让人牵挂的神。 [16]

赫墨克里斯这首诗是个特例，为换取对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对现实中统治者神的真诚信仰竟能如此明显地用来做交易，这样的事在这首诗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例证。也许，这首诗并不能作为证据用来证明，统治者崇拜引发了无神论对奥林匹斯神系的广泛冲击和质疑，但它的确凸显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新宗教的“观念体系”一旦开始发挥作用，就会干扰现存体系，届时，谁也无法保证原有体系能够完好留存于世。

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能比欧赫迈罗斯（Euhemerus）的作品表现得更明显，欧赫迈罗斯来自麦西尼城（Messene），是希腊化早期最有名的人物之一。马其顿国王卡山德公元前305年至前297年在位期间，他曾奉命前往阿拉伯海一带，并曾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讲述这段行程的作品以《神圣铭文》（Sacred Inscription ）为题传世，成为对宗教表示质疑的古代文献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流传至今的每一份古代无神论者名录中，都可以见到欧赫迈罗斯的名字。他的名字甚至进入了现代英语，成为该领域公认最高深的词euhemerism（“欧赫迈罗斯学说”或“神话史实论”——译者注），“euhemerism”是指以复述神话的方式去除或者阐释其中的超自然因素。其实这个英文词未必恰当。这种合理化解释源自古典作家古米利都的赫克特斯和帕莱法忒斯（Palaephatus），一经提出，迅速被人们沿用，而欧赫迈罗斯提出的思想较之前者要激进许多。 [17]

欧赫迈罗斯作品原文并未完整保存下来，我们有幸从公元前1世纪作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那里得到了该作品具体内容的梗概。欧赫迈罗斯称他曾到访潘卡亚（Panchaea），这是一座美丽富庶的岛屿，岛上居民生活在乌托邦社会。社会成员分为三个序列：祭司、农民和士兵，祭司是拥有最终裁决权的阶层。这篇作品描绘出一幅全体人民心悦诚服在温良仁厚的神权体制下愉悦生活的图景。“祭司是领导其他一切居民的统治阶层，他们负责处理各种纠纷，并管辖一切公共事务。”随着作品叙事的展开，我们也一步步接近令人心动的潘卡亚社会，三大部落的宙斯神庙矗立在一座城堡之上，欧赫迈罗斯花了很大篇幅介绍这座神庙的美丽壮观，但是他说，其中暗藏的惊喜的是它那根金灿灿的柱子，上面镌刻的铭文记载着天王星乌拉诺斯（Uranus）、克洛诺斯（Cronus）和宙斯的业绩。从铭文来看，奥林匹斯诸神原本是人类，也是潘卡亚统治阶层中最非凡的一代。正是宙斯亲身游历世界并创设了崇拜自己的宗教体系。也就是说，潘卡亚社会是由信仰一“神”的宗教维系的，而这个神不过是你我这等凡人。 [18]

最初的《神圣铭文》很可能是各种体裁的混合体，既有旅行记、长篇小说，又有对乌托邦社会的哲学验证（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还像是一篇用来探讨无神论长远影响的作品，其中的无神论思想在公元前5世纪曾经是雅典智者们仔细考察的对象。欧赫迈罗斯对普罗迪科斯理论留有极深的印象，在普罗迪科斯看来，众神的名字皆取自具有发明贡献的人类，比如得墨忒耳发明了面包，狄奥尼索斯发明了酿酒，每一发明出现之后，发明者都会被恭奉为神。回顾当时的历史环境，很难设想欧赫迈罗斯能做到不去回应那场变君主为神明的造神大潮，于是，这部作品也是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神学批判。试想，亚历山大和托勒密若是能被打造成神，那为什么要排除一切神祇皆来自神化的人类这种可能性呢？而宙斯及其家族为树立在神界的尊崇地位，难道就不会采用某些同希腊化时代列位君主如出一辙的手法吗？ [19]

可以肯定的是，欧赫迈罗斯对于统治者的崇拜几乎无所不知。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把作者与《神圣铭文》中的叙事者区分开来。作品中的叙事者自称受马其顿国王卡山德的派遣。目前虽然还找不到对这位国王个人崇拜的证据，但是有关卡山德的整篇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都是虚构的，这似乎足以说明问题。同时代有一篇欧赫迈罗斯的传记也可成为佐证。传记作者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是埃及亚历山大派诗人，他幸灾乐祸地提到在城外的一座神庙中，有位“捏造出潘卡亚宙斯的老人在那里絮絮叨叨撕扯着他那些罪孽深重的书籍”。据此判断，欧赫迈罗斯很可能是在亚历山大港写作他的《神圣铭文》的，而这座城市正是早期统治者崇拜最盛行的地区之一。 [20]

欧赫迈罗斯并不是唯一对统治者崇拜的影响作出反思的人。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斯多葛学派（Stoicism）是最著名的哲学流派之一，该学派名称来自Stoa Poikile，本意指雅典带有绘画的柱廊，因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在那里聚众讲学而成为学派名称（请注意此芝诺非彼芝诺，后者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埃利亚的芝诺，证明一切运动皆不可能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就是由他提出的）。芝诺出生于塞浦路斯岛的季蒂昂（Citium on Cyprus），公元前277年至前239年在位的马其顿国王“八字脚”安提柯（马其顿的安提柯专门给人取那种引起联想的绰号）大约在公元前276年邀请他进入佩拉（Pella）宫廷做自己的幕僚兼王子教师。芝诺婉拒了，但派出了同样出身于季蒂昂的学生、友人兼合作者的佩尔塞俄斯（Persaeus）。佩尔塞俄斯写过不少精彩的哲学作品，但它们与那个时代多数作品结局一样，最终只有零星片段传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见到他的著作目录，从中得知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和两性问题。但是在古代晚期，给世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他的宗教理论。公元前1世纪，罗马演说家和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在《论神性》（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一书中曾总结出他的观点：“一些对文明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因素被归功于神，其实是人类发现了它们，那些有用又有利的真正的物质实体被冠以神的名字。”有份出土于维苏威火山（Vesuvius）遗址的莎草纸文书残片表明，佩尔塞俄斯认为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两个阶段，首先是做出各种发明创造的人被神化，接着是被创造对象本身被神化。这些思想或许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普罗迪科斯，但佩尔塞俄斯本人在希腊化王国文化环境的变迁中，无疑给这些思想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与普罗迪科斯不同的是，佩尔塞俄斯了解把杰出人物奉为神明（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八字脚”安提柯本人曾受到过崇拜）的真实事例。的确有些学者认为，佩尔塞俄斯对于宗教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他只是否认公众信仰的神祇（而推崇斯多葛学派的宇宙智慧），并且认为普通人对于神的观念虽然被误导，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含有对神性真实本质的洞见。然而这种看法似乎被赫库兰尼姆出土文书推翻：“实际上佩尔塞俄斯显然排除、摒弃了超自然因素，或者认为这些因素不可能被人类所认识。”这样的证据很难辩驳。佩尔塞俄斯视一切神明为人类的创造物，虽然他无法最终证实这一点，但是，面对凡人被奉为神明的陌生景象还是受到触动，于是把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 [21]

在哲学意义上，佩尔塞俄斯和欧赫迈罗斯承袭的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智者学派的无神论。但他们在此基础上又构建起一个反映当时世界政治嬗变现实的崭新的当代体系。对凡人来说，打破常规而变身成神或是变得“如神一般”，从此不再是古代英雄的专利。凡人神化此时已成为一种文化比喻，希腊人通过它去理解他们生活在其间的世界，也就是说，凡人神化是一种迷因（meme，指文化信息传承的基本单位——译者注），而不是神话素（mytheme，指构成神话的基本单位——译者注）。但是，人类变神的可能性也触犯了人神之间的界限，进而损害到神拥有特权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早在神话中就已遭遇过“神界斗士”们的攻击。

[1] 关于对亚历山大形象的研究，参见A.Stewart，Faces of Power：Alexander’s Image and Helleni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关于头枕《伊利亚特》而眠的记载，见Plutarch，Alexander 8。拜谒特洛伊的记载，见Arrian，Anabasis 1.11-12，Plutarch，Alexander 15。关于逸闻传说，见Alexander Romance 1.42.11-13。

[3] 关于亚历山大坚持行跪拜礼及引进异域服饰的问题，可参阅Arrian，Anabasis 4.11，还可参阅Plutarch，Alexander 45 （作者认为亚历山大的种种做法很可能是收服“异族”的策略。）

[4] 参见索福克勒斯的Oedipus the King 48，31和阿里斯托芬的Birds 1706-19。关于吕山德的记载见Plutarch，Lysander 18。关于萨摩斯岛的狄俄斯库里崇拜遗迹，参见P.Cartledge，Agesilau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London：Duckworth，1987），83-96。希腊有可能存在的统治者崇拜的先例，参见R.Mondi，“ΣΚΗΠΤΟΥΧΟΙ ΒΑΣΙΛΕΙΣ：An Argument for Divine Kingship in Early Greece”，Arethusa 13 （1980）：203-16。

[5] 关于狄奥尼索斯派代表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Lysias 28。把狄奥尼索斯比作波斯皇帝一事，见Lysias 33 Dionysus：Favorinus，Corinthiaca （=“Dio Chrysostom” 37）21；关于神化统治者的全部证据，参见L.J.Sanders，“Dionysius I of Syracus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uler Cult in the Greek World”，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0 （1991）：275-87。有人认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在马其顿也受到祭拜，但此说缺乏可靠证据，参见M.Mari，“The Ruler Cult in Macedonia”，Studi Ellenistici 20 （2008）：219-68。

[6] 亚历山大东征详情见R.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 （Harmondsworth，UK：Penguin，1973）。

[7] “双角者”（Zul-Qarnayn）见Qur’an 18：83-99。亚历山大尚在世时，在一些艺术作品中就被刻画成神的模样，参见Stewart，Faces of Power ，95-102。

[8] 关于城邦统治者获得“神一般的荣耀”（isotheoi timai ）的问题以及与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和王后劳迪丝（Laodike）相关的泰欧斯（Teos）法令，可参阅A.Chaniotis，“La divinité mortelle d’Antiochos Ⅲ à Téos”，Kernos 20 （2007）：153-71，作者在该文第158～59页探讨了“isotheoi timai” 的语义。

[9] 此处所用例证采自A.Chaniotis，“The Divinity of Hellenistic Rulers”，in A.Esrkine，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Malden，MA：Wiley，2005），436-37。关于对统治者崇拜的解释可参见下列著述：C.Habicht，Gottmenschentum und griechische Städte ，2nd ed.（Munich：Beck，1970）；S.R.F.Price，Rituals and Power：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Iossif，A.N.Chankowski and C.C.Iorber（eds.），More Than Men，Less Than Gods：Studies in Ruler Cult and Emperor Worship （Louvain：Peeters，2011）。

[10] 关于“把神的荣耀赐予凡人是一种亵渎”，见R.Kassel and C.Austin（eds.），Poetae Comici Graeci vol.7 （Berlin：de Gruyter，2010），347。

[11] 关于对统治者崇拜的不同看法，参见H.S.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Wayward Readings in Greek Theology （Leiden：Brill，2011），439-92。引文采自Richard Gordon的口头发言，现已收入Versnel的著作第471页。

[12] 参见Theocritus 17.1-19。

[13] 关于德米特里，参见Versnel，Coping with the Gods ，444-45。

[14] Persephone，宙斯与得墨忒耳的女儿。——译者注

[15] 赫墨克里斯的作品被收入J.U.Powell，Collectanea Alexandrin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reprint 1970），173-74。

[16] 诗中提到神未能现身的三类原因对应了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列举的三类渎神行为，参见Plato，Laws 885b。

[17] 欧赫迈罗斯作品的希腊文本收录在M.Winiarczyk，Euhemerus Messenius，Reliquiae （Stuttgart and Leipzig：Teubner，1981）中。M.Winiarczyk以整本书的篇幅对此进行颇具权威的探讨，见他的The Sacred History of Euhemerus of Messene （Berlin：de Gruyter，2013）。笔者对欧赫迈罗斯的研究见Beyond the Second Sophistic：Adventures in Greek Postclassic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49-62。

[18] 欧赫迈罗斯作品梗概见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5.41-46 and 6.1。

[19] 狄奥多罗斯明确告诉我们，欧赫迈罗斯认为古人心目中的神有两类，一类是自然之神，如日、月、星、辰、风，等等；还有一类是奥林匹斯诸神，即神化的人，参见Winiarczyk，Euhemerus Messenius，Reliquiae ，fragment 25。但是没有理由相信欧赫迈罗斯把他们视作真正的神，而不是古人的异想天开。换言之，欧赫迈罗斯很可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即他否定一切神的存在。

[20] 参见Iambus 1.9-11。卡利马科斯的诗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年代。

[21] 佩尔塞俄斯生平及著述目录见Diogenes Laertius 7.6，7.36=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Munich：K.G.Saur，2004），vol.1，nos.439和435 （后面缩写为SVF ）。关于安提柯二世执政时期的背景资料，参见A.Erskine，The Hellenistic Stoa （London：Duckworth，1989），87-88。参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38。莎草纸文书引文见Herculaneum Papyrus 1428，内容为菲洛德穆的On Piety ，对佩尔塞俄斯的讨论见该文书ii.28-iii.13 （这部分内容与西塞罗的看法均被收入SVF 448）。笔者对宗教发展两阶段的解释借鉴了菲洛德穆的观点，参见A.Henrichs，“Two Doxographical Notes：Democritus and Prodicu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9 （1975）：115-23。第一次对佩尔塞俄斯无神论提出的质疑见A.Dyck，Cicero De Natura Deorum Book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10，第二次见K.Algra的文章“Stoic Theology”，B.Inwood（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toic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58。

第11章 哲学无神论

希腊化时代目睹了亚历山大帝国从大规模扩张为一个脆弱的庞然大物，到迅速解体，直至被野心勃勃的部将们瓜分的全过程。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塞琉西帝国，以其建基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 Nicator，人称“征服者”，约公元前358-前281）而得名，主要占据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地区（今伊拉克）；托勒密王朝，可溯源至有“救星”之称的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前283），以埃及亚历山大港为中心；安提柯王朝，由绰号“独眼”的安提柯一世（约公元前382-前301）创建，主要占据马其顿地区。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在今土耳其西部沿岸的帕加马地区，还有阿塔罗斯一世在公元前230年代掌权后建立的阿塔罗斯王朝。

这个时代的知识界也在重组，实力强大的国际性哲学流派也以君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方式争夺本派系的支配地位。哲学派别对立的观念始自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当时亚里士多德脱离柏拉图的柏拉图学园（Plato’s Academy）自立门户，建起吕克昂学园（Lyceum）。这两个名称均为运动场所在地的地名，当时的年轻人喜欢聚集到那里聆听大师们的教诲。柏拉图学园的名称取自神话中英雄的名字阿卡德摩斯（Academus），这位英雄的传说同雅典英雄忒修斯有关。而吕克昂（原意为狼）一名则因亚里士多德讲学地点临近阿波罗吕克昂神庙（Apollo Lyceus）而来。

在希腊化时代，除上述两所学园之外，新学校也层出不穷。起初，学校大多集中在雅典地区，但是后来扩展到许多遥远的地区。那时有许多哲学家来自希腊语世界最边远的角落，比如来自黑海、现代的伊拉克和突尼斯。哲学团体被贴上各式标签：犬儒主义（Cynics）、斯多葛学派（Stoics）、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怀疑论者（Skeptics）等，这些学派、主义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依旧不减，现代西方人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希腊化时代各派哲学的实践中形成的。你相信那种无视社会常规的反文化存在吗？那你就是犬儒主义者。如果你认为不论命运赋予什么角色都当全力以赴，那你就是个斯多葛学派门徒。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摆脱压力，也摆脱不恰当的社会要求引发的焦虑，那么你就是伊壁鸠鲁的信徒。如果你对所有信条不加区分、一概排斥，那么你就是怀疑论者。 [1]

上述哲学派别所坚持的主要是来自生活经验的价值和伦理，在这一点上，他们追随了苏格拉底，而没有追随他的任何一个对手。他们相信，哲学应当具有治疗功效，能让人的心灵更美好。这一时期的各个学派把关注重点放在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由此创造出一种不那么纯粹但更具包容性——至少对男性精英——的环境。到公元1世纪时，多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会对哲学略知一二，许多人还会公开承认自己偏向于哪一学派。哲学不断满足许多本应由宗教去满足的需求，譬如，哲学为痛苦和失落的人提供了慰藉，帮助茫然无措的人理解自身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即使这世界并不总能让好人有好报，但还是应该做个好人。哲学运动汇入主流文化为日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上层社会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因为它已开始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哲学。早期教会的奠基者们在公元3世纪、4世纪时重新诠释了大部分基督教教义，使之看起来更像是希腊-罗马哲学，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推动上述进程。

在这场哲学革命中，神扮演什么角色？在众多流派中，斯多葛学派最先包容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有神论哲学。该学派是公元前3世纪由季蒂昂的芝诺在雅典创建的。在希腊化时代的各种哲学中，斯多葛学派的主张最像是一种人生指南，指导人们学会在世界帝国这一新的历史现实中生存。正统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是由一位理性的设计之神掌管的，相信世界由物质构成，而这种物质就是火。真正的幸福是能够自我调适到与神的安排相一致，过上顺应自然的生活。斯多葛学派实际上主张服从一位神，并且教导人们，与这位神的安排保持一致是使德行臻于完美的唯一方式。而他们所说的神很像是一位全能的宇宙之王。其实，按照斯多葛学派的看法，所谓顺应神意不过是从对尘世的卑微牵挂中得到解脱。传统社会所说一切好东西，即他人眼中的功名利禄、健康长寿等，其实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无论好坏都无关紧要。如果生了病，那就随它病吧：与其自怨自艾，不如坦然面对。人人都想要健康，都不愿生病，为此尽可能寻求健康之道，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神执意要人生病，那也只好如此。 [2]

斯多葛主义是一种涉及人生观和宇宙观的综合理论体系，涵盖了神、自然、物质、时间、语言、逻辑、知觉等众多范畴。在道德层面，它又总是和不屈不挠以及坚忍不拔一类精神品格连在一起，从古至今也的确激励了许多人与残酷环境抗争。以著名教师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110）为例：他出身于奴隶阶层，据说一条腿因被主人故意拧断而致残。他在遭受折磨时一直维持笑容，事后描述摧残过程时也十分平静。如果此事发生在罗马，那么，主人公应该是尼禄（Nero）的亲信埃帕夫罗迪图斯（Epaphroditus），此人最终背叛尼禄并割断了尼禄的喉咙。尼禄死后，爱比克泰德获得了自由。但在同样暴戾的图密善（Domitian）登基后，他又被逐出罗马。斯多葛哲学让他坦然微笑着度过了这段黑暗人生。他的思想主张保存在《爱比克泰德语录》（Discourses ）和《道德手册》（Handbook ）中。这两部书的执笔者阿里安（Arrian）是军事家、史学家，也曾担任罗马执政官，但给他带来更大声誉的是他的名著《亚历山大远征记》（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古往今来，爱比克泰德的榜样力量总能引起共鸣，并且教给我们什么是面对逆境时的现代“斯多葛”行为。詹姆斯·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就是一个范例。1965年9月9日，斯托克代尔驾驶的战机在越南上空中弹起火，这时，他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斯坦福大学读过的《道德手册》，于是对自己说：“我就要离开这个技术的世界，进入爱比克泰德的世界。”爱比克泰德教导人们不要纠缠于自身无法控制的事，只需专注于“我们能做主”（eph’ hēmin ）的事。正是这段话帮助斯托克代尔度过了近八年在河内（Hanoi）的牢狱生活，陪伴他熬过拷打，熬过镣铐禁锢，熬过单独关押的孤寂。 [3]

斯多葛派哲学不只是鼓励人坚强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它的伦理体系是教导践行者如何在一个根本无力对抗的世界生存下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古代释奴出身的流放者到1960年代在河内坐牢的囚徒，都会从这一哲学中获得巨大帮助。虽然如此，但这种哲学还是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有着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因为那时的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经常处于高远的帝国力量支配之下。神对宇宙的统治与国王或皇帝对俗世的统治之间，隐隐存在着一种相似结构。难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既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斯多葛学派价值观与世俗官方意志产生冲突时，斯多葛派总能站在官方一边。在尼禄统治的黑暗时期，坚守斯多葛学派原则的元老院议员特拉塞亚·帕埃图斯（Thrasea Paetus）因反对罗马皇帝尼禄而遭到审讯，直至被判自尽。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多葛学派另一著名哲学家小塞涅卡（Seneca the Younger）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公元65年，在追查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的反尼禄阴谋时，他因被卷入该案（很可能是冤狱）而遭到清洗。

斯多葛派哲学在总体上是鼓励服从的哲学。这也同样适用于宗教实践，然而，若从他们对神的见解来看，却又未必如此。他们认为神是一种燃烧的宇宙理性，这种观点原本可以成为十足的异端。斯多葛学派的神融入了许多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激进的观念，譬如赫拉克利特的火、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或“精神”等，也含有柏拉图宇宙造物主的思想。这本应导致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存在乃至整个城邦信仰体系的否定，但事实却相反，它宣称那些被我们称为宙斯、赫拉、雅典娜等的神祇，不过是宇宙之神所具有的不同侧面：宙斯与生命（zēn ）相关，雅典娜与延伸到以太（aithēr ）的理性天赋相关，赫拉同空气（aēr ）相关，等等。这种文字上的双关语深深植根于希腊人观念中，在他们看来，虽然神话只是传说，但也含有些许真实成分。这些许真实成分便足以让斯多葛学派一直维持对城邦宗教的信仰。在斯多葛学派成员中，唯有学派创始人芝诺的友人季蒂昂的佩尔塞俄斯不承认神的存在，然而，就连他也坚持认为城邦之神应该受到正常崇拜。总之，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们应当顺从全能的宇宙之神。 [4]

其他学派大都缺少对宗教的虔诚，其中最突出的当属犬儒学派（字面意思“狗一般的家伙”）。该学派是在苏格拉底及其同时代哲人安提西尼（Antisthenes）启发下创立的，但是与柏拉图所倡导的清高的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犬儒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不是精神理念。通往该学派唯一正确的途径，用他们喜欢的话说，就是过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鄙视物质享受，无视社会习俗，讽刺权力。犬儒主义的信仰很难归纳，因为该学派主张极少形诸文字，没有作品传世，其成员多沉溺于自相矛盾的行为，顾不上著书立说。我们所见到的证据都出自他人之手，这些资料往往要么让人费解，要么像是玩笑。典型的犬儒主义者生活习惯节俭却按新颖的实验性方式生活。他们不相信奴隶制，当面嘲弄权贵，把动物视为有品格的生命，而不是人类用于剥削的工具；他们主张尊重妇女［马罗尼亚的希帕基亚（Hipparchia of Maroneia）就是该学派早期重要成员］，认为理想社会应当是男女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子女的社会。要想获得美好人生，就须逃离社会期待这座装腔作势的监狱，摒弃虚伪（tuphos ）的一切。传说早期著名犬儒学派重要成员锡诺帕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曾当众自慰，并解嘲道：“要是填饱肚子也能这么容易办到该有多好。”犬儒主义者们恶作剧般的幽默感也颇为有名，第欧根尼就有大量这方面的笑话流传下来，比如，他听说柏拉图给人下的定义是无毛两足动物，于是拎去一只拔光毛的公鸡；又比如，他看到管理神庙的官员捉住一个偷盗者，便说这是“大偷抓小偷”。犬儒主义者以这种机智辛辣的语言和恶作剧般的方式对习俗和传统进行冷嘲热讽，同时又不让自己的主张变成教条。 [5]

或许正如人们所想，犬儒派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宗教主张，一如他们不对任何事表达明确的意见。于是，想要得到确切答案的学者只能同他们斗智斗勇。第欧根尼当然嘲笑过人们向神明献祭是徒劳无功。但他对神明的态度又有些矛盾，一方面，据说他像欧里庇得斯剧中的主人公柏勒洛丰那样曾指出邪恶盛行就是神明并不存在的确证，但在另外的场合，他似乎又觉得神是存在的，例如“药剂师利西阿斯（Lysias）问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他回答‘看到他们对你那么鄙视，我还怎么能不相信他们的存在呢’”。其实最可能的答案是，犬儒主义者并不十分在意神明，只对那些诸神所提供的能用来嘲弄虚伪和不道德行为的素材感兴趣。在他们激进的反教条世界观中，众神没有位置；在他们的反体制乌托邦中，宗教组织也同样没有位置，但他们也同样不喜欢郑重其事地去宣布神明并不存在。犬儒学派对生命的看法带有浓重的不可知论乃至无神论色彩，而玄妙抽象的论证推理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在公元前3世纪，犬儒学派诗人科尔基达斯（Cercidas）用一首诗完美概括了这种心态。诗人先是照例抱怨一番众神没有做到惩恶扬善，并慨叹命运无常，然后提出“最好把这种事留给那些注视天堂的人……我们还是和健康之神佩恩（Paian）——不错，的确是位女神——以及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一起操心尘世俗务吧”。犬儒主义者把他们的双脚牢牢踩在大地上，抽象的空论与他们无关，不是他们要讨论的话题。 [6]

对传统神学更大的挑战来自另一股给现代语言打上了自身印记的哲学思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怀疑主义。怀疑论者兴起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苏格拉底是激励他们的榜样。苏格拉底常常通过辩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弱点，而不是正面肯定自己的主张。怀疑主义所针对的目标是信仰体系或教义（现代英语中怀疑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Skeptics”），主张任何信仰所赖以存在的根基都不稳固。哲学的宗旨是向教条挑战，并减少对不可靠论据的依赖。怀疑主义的一个分支皮浪主义（Pyrrhonism）提出“搁置判断”（epokhē ）是通往幸福安宁之路。（在此我们遇到一个始终困扰怀疑主义的问题，即这主张本身就不是教条吗？站在怀疑论的角度，又怎么能够提出任一确定的信念？即便面对搁置信念是否有益这样的问题，不也是同样道理？） [7]

宗教当然也是某种形式的教条。人们对于神有着多种多样相互冲突的看法，诸如他们样貌如何、住在何处等，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全然可靠的知识。怀疑论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约公元前214-前129）是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柏拉图学园领袖，他还是个极富语言魅力的演说家，就连一向不屑于复杂哲学的修辞学教师，也会离开学校去欣赏他的演讲。他顶着一头乱发，蓄着长长的指甲，但邋遢的外貌换来了痴迷于研究而结出的果实。他是在罗马人面前展示出希腊哲学潜在魅力的第一人，由此而赢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公元前155年，他作为雅典使团成员前往罗马。当时罗马人在希腊世界所作所为就像今日的权力掮客，使团试图说服对方取消加在雅典人头上的巨额罚金。有份报告把他的到来比作在罗马城刮过一场旋风：“卡涅阿德斯的魅力具有不同寻常的力量，他的声望与他的实力相匹，这使他大得人心，也让整座城市如阵风过境般充满悸动、喧嚣。”他在元老院做了两次激荡人心又颇具争议的演讲。他在第一次演讲中为罗马主权的正义性辩护，而第二次演讲中却基本放弃了第一次演讲时提出的主张。当时的罗马，只有对希腊极度反感的老加图（Cato）不满于哲学风尚的变化。他担心年轻人热衷于华丽的辞藻甚于武力和军功，于是以自己富于文采的语言痛斥那些如海妖般魅惑人心的到访者。他告诉人们，“一旦罗马被希腊文字感染，她就将失去自己的帝国”。结果，不管与加图施加压力是否有关，元老都把两名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逐出了罗马。尽管如此，但历史并未成全老加图，当时那股在全城一扫而过的时尚风潮，带来的竟是一场永久性变革。 [8]

卡涅阿德斯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其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观点让人感到神秘。同苏格拉底一样，他的思想并未形诸文字，所以人们不解、好奇，他的追随者也因此而争执不休。争执最激烈的问题当属他对神明的看法。他认为对神的信仰不符合逻辑，在后世历史上，这成为他最著名的观点。

他第一次对神作出如下表述：假如神优越于人类，他们必定能够感知各种事物，因为他们不会缺少任何一样人类所拥有的能力。事实是，因为神优于我们人类，所以他们肯定比人类拥有更多的知觉。而在外界影响面前，知觉却是根软肋。也就是说，假如神能够品尝出酸甜苦辣，就会在不可控因素中体验到快乐或痛苦。而既然其他力量可以令神感觉到痛苦，就意味着神也是脆弱的；如果神是脆弱的，那么神大抵也逃不脱衰亡的一天。 [9]

卡涅阿德斯的另一个论点打击了神具有道德理性的观念。这一论点的核心要义是，神不可能同时做到既完美又道德，因为道德有赖于做错事的可能。他推论道，假如神是完美的，便做不到精明审慎，因为精明审慎意味着对不同方案做出筛选的能力。而神若完美无缺，就绝无选择错误方案的可能。于是，神便也没有机会做出理性的道德选择。所谓正义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人才能做到公正，因为正义有赖于面临不同选择时作出明智判断的能力，而完美无缺的神简直没有选择不正义途径的可能。类似逻辑还用在回避肉体享受的问题：神当然不会表现出自我节制，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被欲望所诱惑。勇敢问题也同样：神也并不勇敢，因为他们根本感受不到疼痛和苦难。卡涅阿德斯这推论针对的是斯多葛派的主张，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是由作出正确道德判断的能力决定的。而卡涅阿德斯通过推论证明神无法作出道德判断，由此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神（在斯多葛派理论模式中）也是缺乏理性的。 [10]

卡涅阿德斯所作最著名的推论是力证神根本不存在。为证明这一点，他运用各种所谓连锁推理（sōritēs ）或“累积推理”（heaping argument）的方法，目的在于让人们对许多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给予信任的道理产生怀疑。“堆”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人们想必同意一粒谷子不是谷堆，两粒也不是，而三粒同样不是。接下来可以以此类推，一粒一粒不断重复，如此下去永远也达不到能够把一颗颗单独的谷粒与谷堆区别开来的那个临界值。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说300粒谷子是谷堆而299粒就不是谷堆一样。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共识：聚在一起的一个个单颗谷粒与谷堆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只要再多加一粒便可以使一个个单颗谷粒变成谷堆的临界数值。反之同理：那个只要从我们彼此都认可的谷堆中再多拿走一颗单独的谷粒便可以使谷堆不再成为谷堆的临界数值，也同样并不存在。因此，既然明知什么是谷堆但无法一步步把它说清楚，那么对于任何“这就是一堆”的说法，我们都无法断定它究竟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堆的概念无法得到准确界定。类似例子还可举出一些。比如，只有一枚硬币的人算不上富有，两枚也算不上，以此类推下去，富有也变成了一个无法准确界定的概念。卡涅阿德斯把连锁推理巧妙应用到对神的界定：如果认为奥林匹斯诸神是神，那么宁芙是不是神？如果承认宁芙是神，那么潘呢？潘之后的萨堤尔（satyr，半人半兽）呢？其实，谁也不会把萨堤尔看作神。但如此一来，难道能够在这种不朽与那种不朽之间区分出神的界线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再以水为例：等同于海洋的波塞冬是神，许多河流也是神，但是能说每一条川流溪水都是神吗？一条河流又需要多大水量才能称神？其实恰如经典的连锁推理所示，那种只需再添加一盎司水就可以让河流称神的临界值并不存在。既然神与非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壁垒分明、足以能够分割彼此的界限，那么有关神的确切定义也不可能存在。 [11]

有些现代学者往往假设卡涅阿德斯并非无神论者，他只是个想要证明有关神性本质的传统观念存在缺陷的怀疑论者。这也正是罗马大政治家西塞罗的看法，卡涅阿德斯的许多思想是通过他保存下来的。西塞罗晚年曾参与策划刺杀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活动，并且是幕后主使。在政治活动之外，他抽时间写出一部对话体裁的哲学著作《论神性》。参与对话的共有三个人物：代表伊壁鸠鲁学派的威莱乌斯（Velleius）、代表斯多葛学派的巴尔布斯（Balbus）以及与作者同宗的怀疑论者科塔（Cotta）。科塔说：“卡涅阿德斯曾经谈到这些事，但不是为了排除众神（作为哲学家，这种做法也不大合适），而是为了证明斯多葛学派对神的解释并未说清问题。” [12]

然而，我们应该从表面去理解西塞罗吗？卡涅阿德斯去世后，柏拉图学园的怀疑论者一分为二。其中一派坚守着在他们看来更老派也更正宗的怀疑主义，该派领军人物是卡涅阿德斯在学园的继任者克里托马库斯（Clitomachus，约公元前187-前110），该派认为搁置判断是怀疑主义的终极目的。另一派以斯特拉托尼基亚的美特若多若（Metrodorus of Stratonicea）为代表，他们认为，其实怀疑论者在面对问题时，只要在原则上承认各种主张并不可靠，就完全可以采纳其中理由较为充分的主张。西塞罗曾受教于美特若多若的追随者拉里萨的斐洛（Philo of Larissa），这就难怪他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借书中人物科塔之口说卡涅阿德斯认为神是存在的。而另一方面，若换作克里托马库斯，很可能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解读，他肯定会说卡涅阿德斯的本意是要说明对神的信仰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应对任何一方主张作出断言。 [13]

克里托马库斯本人是位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出生在迦太基，本名哈斯德鲁巴（Hasdrubal），与进攻罗马的著名战将汉尼拔（Hannibal）之父（一说为姐夫——译者注）同名。起初他在迦太基用当地语言讲授哲学。古迦太基语源于腓尼基地区使用的闪米特语，与希伯来语十分接近。后来他迁居雅典，受到卡涅阿德斯的赏识，开始追随卡涅阿德斯，最终继老师之后主持学园。如果说卡涅阿德斯出名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不肯动笔著书立说，那么，克里托马库斯留下的文字足以补偿老师留下的缺憾，据说他写过的文章多达四百篇。克里托马库斯的文章虽然无一流传至今，但从后世保留下来的资料看，他显然非常关注无神论问题，他编写过一部无神论哲学家简介，收录其中的人有普罗泰戈拉、普罗迪科斯、迪亚戈拉斯、克里提亚斯、西奥多罗斯、欧赫迈罗斯、伊壁鸠鲁等。毫不夸张地说，卡涅阿德斯曾经集无神论思想之大成，而克里托马库斯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深远且延绵不绝的思想运动。他可能还写过一本名为《论无神论》（Atheism ）的书，该书汲取了有史以来各种宗教怀疑论的思想精华。克里托马库斯在质疑宗教信仰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把无神论视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立场，而且还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无神论流派。 [14]

怀疑主义在无神论哲学创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塑形作用不应被夸大。当时有很多主张神存在的观点（斯多葛学派尤其热衷于此），而怀疑论者认为必须对每一论点提出与之抗辩的主张，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去证明神是无法存在的。克里托马库斯的《论无神论》一书未能传世是件让人十分遗憾的事，但是人们通过罗马时代主要哲学家的著述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公元2世纪晚期或3世纪早期，有位名叫赛克斯都（Sextus）的人用希腊文写下若干论述怀疑主义的大部头专著，这些著作大部分被完整保存下来。这些资料汇在一起，成为扼要阐述怀疑主义的最重要文献。赛克斯都本人生平不详，他并未追随以卡涅阿德斯和克里托马库斯为代表的学园派怀疑主义，而选择了皮浪一脉的怀疑主义（或绝对怀疑主义——译者注）。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学园派可以认可任何事物都是不确定的这一观点，绝对怀疑主义者则以这也是种教条为由而拒绝予以承认（事实上他们甚至连自己所主张的不相信任何教条这一点都不愿给予确认）。赛克斯都是位医生，他的绰号恩披里克（Empiricus）反映了这一事实，直到今天，这个绰号依然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Empiricus来自empeirikoi ，意为“经验论者”，他们认为观察和试验对治病救人的指导作用优于理论）。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赛克斯都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是一座怀疑主义应对一切问题的思想之库。 [15]

在教条主义面前，赛克斯都是个咄咄逼人的对手。教条主义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自信地谈论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比如可以议论除怀疑论学派以外的所有哲学家。赛克斯都对教条主义神学观格外关注，这种神学观对超自然现象的断言往往自信满满，却缺少基本的严谨，为此，他写下密密麻麻180章文字反驳神的存在，其中许多观点极有可能反映了卡涅阿德斯和克里托马库斯著作的内容，正是这两位前辈把无神论地位推向了哲学的高度。赛克斯都的要点当然并不在于证明神并不存在，而在于证明人们并不能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决定神存在与否这件事。他提出，“鉴于论辩各方理由同样充分有力，怀疑论者认为，支持神存在的理由并不比否定神存在的理由更具说服力”。他说，怀疑论者可以遵从公共仪式的祖训，但无法让自己从哲学角度相信任何形式的神。为此，他还列出各派主张，并且公平地给各方主张以同等重视，其中并无偏袒宗教之嫌。在这一点上，赛克斯都的确已站在现代的门槛。他所整理的各派观点目录，或许是最重要的证据，证明早在古代世界，神的存在就遭遇过持续不断的攻击。 [16]

赛克斯都把有神论与无神论观点摆在对立地位，让它们相互攻击，难分胜负。我们必须慎重分析这些材料的细节，才能领会各家之说的独到之处，也才能感受到这些主张对无神论至今仍在使用的批判方式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

赛克斯都从信仰起源理论入手。他首先考察了流行于公元前5世纪且认为宗教起源于尚处野蛮阶段的原始人类的观念：早期立法者意识到需要一种抑制恶行的机制，于是创造出神的概念，让众神去充当道德警察（这种观点来自克里提亚斯的剧作《西西弗斯》）。赛克斯都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对神产生相似的观念。接下来，他考察了源自智者普罗迪科斯的观点，即人类把神的特质归结为对人类有益的事物或现象，诸如日神、月神、带来面包的丰饶女神得墨忒耳、酿造美酒的狄奥尼索斯等。但这仍不能让作者信服，因为这种观点把原始人类想得过于天真无知，在牵涉到水和食物之类的东西时尤其如此，谁会把这么容易腐败变质的东西想象成神？最后，他考察了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人类易受幻象（eidōla ）影响，幻象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并含有对未来事件的暗示，于是，早期人类便把幻象混同于神。另外一些人把神明观念的产生归因于梦境中出现的幻影，而更普遍的看法是，神明观念来自人们见到雷鸣、闪电、流星、日食、月食等天体奇观之后所产生的敬畏之心。所有这些看法同样不被赛克斯都接受，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并没有解释清楚人类最初为什么会把这些自然景象与神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必须先感知到神，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联想。所以，这种解释并未触及根本原因。而早期的智者学派对于宗教起源所作的解释，在赛克斯都看来也同样不可信。 [17]

接下来，赛克斯都列举出历史上一系列无神论者的名字，这份名单很可能来自克里托马库斯，普罗泰戈拉、迪亚戈拉斯、普罗迪科斯、西奥多罗斯、欧赫迈罗斯、克里提亚斯以及伊壁鸠鲁等人悉数在列。他并未深究这些人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只是以最完整的形式引述了西西弗斯剧本片段，我们今天所见部分也在其中（这正是当年在雅典上演的剧情，众神作为道德警察的看法正是由剧中一位愤世嫉俗的立法者提出的）。赛克斯都让无神论者对持有神论观点的哲学家进行反驳，双方论战以四种不同形式展开。 [18]

第一个问题是，对神的信仰存在于绝大多数文化体系这一事实是否能够成为神存在的证据（有神论的现代传人就宣布，人类在神经系统上与宗教是“联通”的）。无神论的回答是，对这个世界的形形色色的错误看法在广泛流传，比如来世永恒的惩罚（肉体该怎样被伤害才算得上永恒？难道是一点点被逐渐伤害？）就是一例。但并非事实的传言，绝不会因相信者众多而变成事实。一些教条主义者（赛克斯都在此处指斯多葛学派）也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民间信仰即使正确地把神表述为一种更高的存在，在这类神话的细节上也是错误的。赛克斯都对这种主张未置可否。但这里重要的是，他让人们看到，斯多葛学派实际上赞成民众的神明观受到了误导这一观点，于是人们意识到，斯多葛派哲学家们其实挖到了任何以普世性为由证明神存在的观点的根基。 [19]

第二个问题是有神论的宇宙有序设计论，这是赛克斯都用各派思想资源，尤其是斯多葛派思想资源配制而成的混合体。这一思想的混合体堪称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钟表匠类比（watchmaker analogy）的古代版本，比如他提到，当人们看到天体沿轨道完美运行时，怎能不设想那一切的背后必定有一位无比天才又仁慈的造物主使然。倘若在古代，这样的思想多半会同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造物者”概念联系在一起。赛克斯都举出的例子当然不会是钟表，他选择的类比对象是赫赫有名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构建的太阳系，这一系统展示了行星和恒星环绕地球（当然应当如此）运行的原理。看到这套系统，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赞美阿基米德。同理，在看到完美的天体运行时，人们自然也会赞美宇宙造物主。赛克斯都也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掺入他的混合体，认为能够解释天体有序运行的因素，想必是某种其自身不为任何其他事物所动摇的力量，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原动力”。接下来，他在斯多葛派宇宙论的基础上，对天体有序运行和自然界的节律作出解释：有一种“力量”无所不在，并把万物统一为一种导向美好目标的和谐存在。这里所说力量应该被视为宇宙之神。最后，赛克斯都以下面的推论完成了自己调配的混合体：宇宙的规则秩序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在性质上是相似的，由此可知，理性秩序普遍存在于整个宇宙，而我们每一个体的理性能力，只是神圣总体的一小部分。在斯多葛学派话语中，统治或“支配”我们的是理性，而统治宇宙的必定是宇宙之神。 [20]

下面这种观点更偏重于实用，并且也同样为现代人所熟知。依照这种观点，如果缺少对神的感知，便会缺失许多道德行为，诸如虔诚、神圣、正义等这一系列与神明有关的行为。而如果没有对神明的信仰，没有对普世优秀道德准则的遵奉，也就不可能产生道德行为。更有甚者，按照这种观点，如果认为众神并不存在，那么无数人所相信的预言也不存在。如此一来，无神论岂不威胁到社会的道德结构？ [21]

最后这一组有神论主张的立论基础是逻辑上的三段论，即整个推理过程从设定前提条件到得出结论要经过三个步骤。典型的三段论推理形式如下：“所有哺乳类动物都呼吸空气（前提），袋鼠是哺乳类动物（前提），所以袋鼠呼吸空气（结论）。”斯多葛学派奠基人芝诺提出：“敬重神明是合乎情理的（前提），敬重并不存在者是不合情理的（前提），因此神明是存在的（结论）。”而赛克斯都却利用斯多葛学派的一个固执念头提出相反的例子，来反驳上面的三段论逻辑。斯多葛学派始终认为，人类的理想是变得真正聪明起来，但从未有人能够实现这种理想，于是赛克斯都由此导出相反的三段论：“敬重真正的智慧者是合乎情理的，敬重并不存在的人是不合情理的，所以真正的智慧者是存在的。”（如果想让这个例子适用于现代语境，不妨把智慧者置换成道德完人。）这个改装过的三段论采用的手法是，通过模仿对手的推论方式而产生一个蹩脚的结论，从而揭示出原有推论的破绽。芝诺的继任者、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对赛克斯都的批评作出回应，他把芝诺三段论的第二项前提条件修正为“敬重那些在本质上不可能存在者是不合情理的”。修改后的条件句排除了真正智慧者（不能存在）的存在，而纳入了神（能够存在）的存在。然而，赛克斯都慧眼如炬，一眼就看穿了这项为神的存在留下余地的假设条件只有简单断言，完全未经验证。因此，这个三段论对于尚未产生信神意向的人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此外，赛克斯都还补充了一条理由，即在履行仪式的意义上对神明表示敬仰，并不等同于相信神的存在。人们或许还记得，他曾提出，怀疑论者应当参与宗教活动却无须承诺在哲学意义上对神明的信仰。也就是说，公开表达对神的敬意而其实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才是最理智的做法（早期斯多葛派哲人佩尔塞俄斯正是如此行事）。 [22]

接下来，赛克斯都又调转了批判锋芒。他先是针对关于神的绝对理念提出一系列批评。我们最先遇到的是卡涅阿德斯的观点，即如果神具有感知能力，就能感知负面刺激，于是会变得每况愈下，直至衰亡。接下来，又遇到神究竟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如果神是无限的，就意味着神无法移动，因为它已经把自身有可能在其中移动的一切空间包容净尽；而且，倘若是无限的，想必其中缺少智慧（或“心灵”），因为智慧也是某种形式的运动，从精神向有机体其余部分的运动。然而，认为神无法运动或无法思想又有悖于直觉。反之，也很难想象神只因自身小于周围的宇宙，就无法做到神力无边。

赛克斯都所沿袭的无神论观念依据的是希腊人对人体性质判断的常识。他问道：神有没有肉体？如果说没有，便也不会有灵魂（以及随之而来的感知能力），因为唯有人体才有灵魂。如果说有，那便意味着终不免衰亡，因为这是人体的特质。下面的主张是对卡涅阿德斯道德观的延伸：倘若神是完美的，神就必须是道德的。而道德显然离不开对非道德冲动的抑制，就像人们无法在人身不受威胁的环境下展示自己的勇气，也无法在没有面临性诱惑时显示自己对性欲的节制。结果，如果神是道德的，它也必定容易出现道德过失。同样的道理，如果神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就必然能够作出错误决策（因为决策需要的是在多种可能之中挑选出最佳）。事实上，神是无法拥有哪怕其中任何一项美德的。美德并非与生俱来，像呼吸和吃饭这类能力就不会被赞叹为美德。只有我们人类认真努力拓展的自身品格中的某些特质，诸如抵御诱惑的能力、为他人自我牺牲的精神、严格的教养或职业伦理等，才能称得上拥有美德。但神在本质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意味着神无须为任何事付出努力，因而也无法拥有美德。一旦有哪位神能被说成缺乏美德，这属于道德缺陷，说明它并不是神。 [23]

赛克斯都的问题到此仍未结束。如果认为众神拥有美德，我们难道不会说美德与众神是分离的吗？毕竟，你总不能说你“拥有”你自己吧。美德的存在必定超脱于其拥有者之上，若以勇敢为例，即谁都无法说某人和勇敢本身一样勇敢。抽象的勇敢永远要比这一美德的具体拥有者更为勇敢。因此，与道德本身相比，神终究还是没那么道德的。上述推论相当独特，其思想基础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按照这一理论，诸如勇敢、美丽之类的品格，都是以抽象“形态”存在的，而一个个勇敢和美丽的具体个人或事物只是其抽象形态的一部分。 [24]

下一步思路与现代无神论观点更为接近，它把宗教对于众神的主张置于已知物质世界的法则之下。赛克斯都最先关注的是语言。人人都以为神是可以彼此间对话并通过预言、梦境等途径与我们人类对话的。那么，接下来就要问，神也有肺脏、气管、舌头、嘴巴吗？如果没有这些器官，神靠什么说话？我们能想象出神与生俱来的生理构造是什么样子吗？（沿着赛克斯都的推理思路，还可进一步追问：神有唾液吗，神会吐痰吗，神有牙齿吗，神的牙齿也会长牙垢吗，等等。）再下面的问题是：神讲什么语言？这种语言发出何种语音？不同语言群体在交流时需要翻译吗？神的身体由什么构成？是由单一成分构成还是由多种不同成分复合而成？如果是复合的，它注定会消亡吗？因为任何复合程序都能够被解析。而如果由单一成分构成，这种成分想必是赛克斯都所说土、火、空气或水中的一种。果真如此的话，神便不可能有灵魂或是理性。而不具备理性能力的神，是无法想象的。

赛克斯都运用卡涅阿德斯的“累积推理”完成了他对有神论的一系列质疑，这种推理方式显然被他视为无神论皇冠上的宝石。他所作的一系列阐述，都是为了证明怀疑论者应当搁置对众神问题的判断。但在推论过程中，他也提供了现存最早的否定神的存在的论证要点，同时，也是首次把无神论视为一种统一的哲学传统。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这些观点的首倡者。这些观点即便不是全部，也有许多应该归于公元前2世纪无神论史上的奇人——克里托马库斯。

[1] 若要进一步了解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可参见A.A.Long，Hellenistic Philosophy：Stoics，Epicureans，Skeptics ，2nd 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还可参见K.Algra，J.Barns，J.Mansfeld and M.Schofel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主要资料出自A.A.Long and 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vol.1，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该书第二卷收录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原作文本。

[2] 关于介绍斯多葛学派的读物，可参阅B.Inwoo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和 J.Sellars，Stoic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有关斯多葛学派神学思想的讨论及相关史料，可参阅129页注释所列 Long的著作和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274-79，323-33。

[3] 关于爱比克泰德的腿疾，参见Origen，Against Celsus 7.53。关于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思想，可参阅A.A.Long，Epictetus：A Stoic and Socratic Guide to Life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关于斯托克代尔的经历，见J.B.Stockdale，Courage Under Fire：Testing Epictetus’s Doctrines in a Laboratory of Human Behavior （Hoover Institution，1990：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les/documents/Stockdale Courage.pdf）。“离开技术的世界”引自该书第7页。

[4] 宙斯、雅典娜、赫拉等神祇的传说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7.147=Long and 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323。关于斯多葛派宇宙观对基督教的影响，参见T.Rasimus，T.Engberg-Pedersen and I.Dunderberg（eds.），Stoicism in Early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MI：Baker，2010）。

[5] 关于犬儒主义的历史梗概，参见W.Desmond，Cynics （Stocksfeld，UK：Acumen，2008），有些令人感兴趣的文章见R.B.Branham and M.-O.Goulet-Cazé，The Cynics：The Cynic Movement in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第欧根尼的笑话引自Diogenes Laertius 6.22-69，对这些笑话的评论见R.B.Branham，“Defacing the Currency：Diogenes’ Rhetoric and the Invention of Rhetoric”，in Branham and Goulet-Cazé，The Cynics ，81-104。

[6] Brisk对早期犬儒学派宗教观的研究见M.-O.Goulet-Cazé，“Religion and the Early Cynics”，in Branham and Goulet-Cazé，The Cynics ，47-80；还可参见Desmond，Cynics ，115-22，该书作者着重于较晚的资料。第欧根尼嘲讽向神献祭一事见Diogenes Laertius 6.63，6.59。关于第欧根尼认为世上无神的观点，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3.34-35。与药剂师利西阿斯的对话见Diogenes Laertius 6.42。Cercidas：科尔基达斯的诗见J.U.Powell（ed.），Collectanea Alexandrin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中的fragment 4.44-48。

[7] 关于怀疑主义，参见R.J.Hankinson，The Skeptics （London：Routledge，1988）；H.Thorsrud，Ancient Skepticism （Stocksfeld，UK：Acumen，2009）。

[8] 关于卡涅阿德斯的不修边幅以及修辞学教师去听他演讲一事，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4.62。关于他出使罗马一事，见 Plutarch，Life of Cato the Elder 22.2，23.2。关于他的司法的演讲，见Cicero，Republic 3.12.21。驱逐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一事见Athenaeus，Sophists at Supper 12.547a；Aelian，Varied History 9.12。关于当时出使罗马的历史背景，参见E.Gruen，Studies in Greek Culture and Roman Polic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174-77。

[9] 对诸神的矛盾看法见Sextus Empiricus，Outlines of Pyrrhonism 3.2-4。卡涅阿德斯对知觉的论述见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39-41。关于怀疑主义对宗教的态度，参见A.A.Long，“Skepticism About God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in M.Griffth and D.J.Mastronarde（eds.），Cabinet of the Muses：Essays on Classic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Honor of Thomas J.Rosenmeyer （Atlanta：Scholars Press，1990），279-91；还可参阅Long and 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462-63以及P.A.Meijer，Stoic Theology：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Cosmic God and the Traditional Gods （Delft：Eburon，2007），149-206。

[10] 参阅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3.38；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52-77。

[11] 参阅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82-84，同样内容也可参阅Long and 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463。还可参阅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3.43-44以及M.E.Burnyeat，“Gods and Heaps”，in M.Schofeld and M.Nussbaum（eds.），Language and Logos：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resented to G.E.L.Owe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15-38。

[12] 有些人提出卡涅阿德斯并非无神论者，参见Long，“Skepticism About Gods”，280-81；A.Drozdek，“Skeptics and a Religious Instinct”，Minerva 18 （2005）：93-108。引文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3.44。

[13] 本节和上一节主要是对D.Sedley观点的解读，参见他的文章“From the Pre-Socratics to the Hellenistic Age”，in S.Bullivant and M.Ru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39-51。

[14] 克里托马库斯生平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4.67。无神论者名录见M.Winiarczyk，“Der erste Atheistenkatalog des Kleitomachus”，Philologus 120 （1976）：32-46。书名On Atheism出现在 Theophilus，To Autolycus 3.7中。本节列出的哲学家名单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117-19，以及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50-58。关于伊壁鸠鲁，参见下章。

[15] 关于赛克斯都的导师和学生，参阅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9.116。赛克斯都行医一事见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1.260，还可参见他的Outlines of Pyrrhonism 2.238。要想全面了解赛克斯都生平，可参阅Thorsrud，Ancient Skepticism ，123-46；还可参阅P.Pellegrin，“Sextus Empiricus”，in R.Bett（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Sceptic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20-41。

[16] 反对神存在的观点见赛克斯都的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4-194，还可参阅H.W.Attridge，“The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Religion Under the Early Empire”，in W.Haase（ed.），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16.1 （Berlin and New York：de Gruyter，1978），46-51。双方观点旗鼓相当的说法，见赛克斯都的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59；关于怀疑论者参加宗教仪式但并不信神，见上书9.49。

[17] 参阅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4-47。

[18] 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17，9.49-59.

[19] 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60-74.

[20] 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75-122.

[21] 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23-32.

[22] 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33-36。运用推论对比（parabolē ）反驳芝诺三段论的做法可能来自阿列克西纽斯（Alexinus），详见M.Schofeld，“The Syllogisms of Zeno of Citium”，Phronesis 28 （1983）：31-57。怀疑论者参加仪式但不信神一事，见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49。

[23] 参见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36-75。

[24] 参见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176-77。

第12章 抗神者伊壁鸠鲁

如果问古人“谁是无神论者”，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Epicureans）。无神论与伊壁鸠鲁这两者之间关联已久，现代希伯来语中“无神论者”（apikoros ，希伯来文中的伊壁鸠鲁——译者注）一词印证了这一点。

大约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该名原意“帮手”）从萨摩斯岛移居雅典，在城外距离柏拉图学园不远处买下一块地，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花园”（kēpos ）的地方，“花园”成为伊壁鸠鲁哲学流派的代称。伊壁鸠鲁哲学旨在排解精神困扰，获得心灵宁静（ataraxia ）。虽然伊壁鸠鲁学派在古代被太多对手攻讦为肉体享乐的追逐者，但他们并不是现代英语epicurean一词字面所表达的“享乐主义者”。反之，他们甚至尽量避免种种会导致压力和冲突的活动，奉行“低调生活”原则，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排除干扰心灵的躁动和恐惧。伊壁鸠鲁告诫世人，各种焦虑都来自“无聊的观念”（kenodoxiai ）。 [1]

在各种错误观念中，最主要的错误为对超自然现象的曲解。伊壁鸠鲁派成员是严格的自然主义者。他们发展了公元前5世纪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主张宇宙的一切由无数既无法分割也毁灭不掉的物质微粒即原子以及无限延伸的虚空组成，原子不停运动，虽然其运行轨迹并非总能预测（因为著名的“逸轨”）。宇宙之外还是宇宙（因为宇宙没有外部边界）。人的灵魂也由原子构成，由那些如呼吸和热量般细微的原子构成。人一旦死亡，灵魂也会立即随肉体一道消散。因此，所谓来世并不存在。这种物质理论还涉及获得宁静这一更大的目标，因为人们焦虑的最大原因来自对死亡本质的误解。伊壁鸠鲁写道：“死亡于我们并无意义，因为消散的东西是没有感觉的，而没有感觉对我们而言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死亡的人不会有任何感觉，因此，死亡并不痛苦，死亡不过是某一特定原子集群的消散而已。 [2]

那么伊壁鸠鲁又是怎样看待神的呢？初看之下，伊壁鸠鲁眼中的宇宙并不需要神，每一事物都可借由纯粹物质的因素得到解释。然而，伊壁鸠鲁又十分坚定地认为神的确是存在的，还曾为此激烈地批评过无神论者。他提出，“首先，神应当是一种不可毁灭的幸福的存在……任何与不可毁灭性以及幸福不相容的因素都不应归咎于神”（这里所说“神”显然不是一神论意义上的神，而是一种在哲学上常用的对于神性总体的简洁概括）。但是，他接着又提出，神与多数人所想的并不相同，其实与其相信民间传统诸神，不如不信，前者才是更大的不敬。而最有害的误解是相信众神能够干预人类世界。神既没有创造宇宙，也没有安排宇宙秩序。我们只有把握了世界的物质法则，才能理解自然界。既然人类的生活要由人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我们就必须对自己做出的一切选择负起责任，而不是以外部强制力为借口逃避责任。神与我们的人生相去甚远，对我们人类的事务根本不感兴趣。 [3]

伊壁鸠鲁相信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是准确的；这些认知是原子向感觉器官流动而引发的结果，而构成现实世界的成分正是原子（以及虚空）。由此出发，伊壁鸠鲁推论：假如在所有文化体系中，多数人心目中的神都具有人的样貌，并且都在睡梦中（偶尔也在惊醒时分）能切实感觉到神，那么，多数人心目中神的概念必定是真实的。人们想必天生具有一种感悟神意的内在能力。换言之，正是伊壁鸠鲁的知觉理论把他引向对神的信仰。如果人们能在梦境和显灵节见到神，那么，神就一定是真实的。 [4]

然而，说神是真实的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人们看不见或触摸不到神，神显然就不是真实的。神没有具象，无法在人们的经验中得到验证。这对于一种主张现实世界全由物质和虚空构成的哲学而言，是个严重问题，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竭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感知神的方式与感知其他事物的方式不同。人们不是以感官而只能以心灵去感悟神，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神主要出现在梦境或冥想时分，因为那时起作用的是心灵，而非双眼。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之所以感知到周围的物质世界，是因为物体发射的原子进入了人体感觉器官。为了以心灵而不是以感官解释对神的感知，伊壁鸠鲁又提出一种扩展模式：神不是由常规物质构成的，而是由一种极致的微粒构成，感官对这种微粒无能为力，只有心灵才能探查到这些微粒。幸亏我们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把众神概念化的内在能力，所以，心灵将这种原子流处理成神的征兆。 [5]

上述思想一经提出，各式各样的哲学困境随之而来。首先，如果伊壁鸠鲁主张世间一切都由物质和虚空组成，并且物质可以被五官感知，那么，该如何把这种观点与众神并非通常意义的物质实体且无法被感觉器官所感知这样的事实，调适在一起？结论是，人们一旦无法满足于仅在梦中见到神，就会借助心灵之眸与神相会，因为并非梦中见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如我们可能梦见自己在空中飞翔，也可能梦见变形的动物，但只是空梦一场。难道众神就比种种怪诞的梦幻更真实可信？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梦境和凭想象所感知到的事物是否是真实的。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人们的感觉是由原子这种物质的作用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相信一切感知都是真实的。但是，即便如此，人的头脑有时也可能会因痴狂、药物或感官失灵而引发故障。此外，伊壁鸠鲁本人也认为众神的本性能被人误解（就像诗人和大多数人那样），而那些以为在现世能与诸神不期而遇的想法，更是被他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伊壁鸠鲁很可能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感知是正确的，但对感知的解释是错误的，对于神的错误认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这种解释又引出一个此前他似乎未曾提到过的新问题：有谁能说人们在梦中所见到的就一定都是神？难道人们就不会简单地曲解对某些相当与众不同的事物的真实感受吗？此类问题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其中，有一种支持神存在的标准论据便是：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都说自己曾与神邂逅。于是问题转变为：他们所说的邂逅究竟意味着一种对神明虽遥远但却真实的体验（如伊壁鸠鲁所说的出现在梦境中的情景），还是［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人所说的］意味着一种由精神失调、文化条件期待以及一厢情愿的执念等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所引发的思维故障？宗教体验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它是宗教真理的证据，还是亲历者陷入痴迷的证据？谁有权力对这些问题作出裁决？这些疑虑会一直困扰着我们。 [6]

其次，伊壁鸠鲁观点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众神不朽，如果依据原子论世界观，唯有原子本身不可毁灭，而由原子形成的集群迟早会解体。那么，伊壁鸠鲁该如何教诲世人不要“因任何有悖于不可毁灭性的主张而怪罪于神”？难道要对唯物论自然观的严酷法则作出变通吗？

众神居于何处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如果神是物质性的存在，就必然存在于真实的空间。罗马时代伊壁鸠鲁学派的伟大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100—前55）曾以令人钦佩的清晰思路提出了下列命题：“另一件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是，神灵的圣地可以存在于世界任何地方。事实上神灵的本性是如此精妙，远非我们的感官所能知觉，即便用心智也看得朦胧迷离。并且，它总是避开我们双手的触碰和打压，也无法触及任何能够被我们触及的东西（因为凡本身不能被触及者，也无法触及他物）。如此说来，众神的处所想必与我们不同，构成它们的物质样式一定精妙无比。”也就是说，神的性质与其他物质不同，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即便如此，众神依旧是由实在的物质构成的，并依旧存在于宇宙空间。事情怎么会这样？这样的自然法则不是更扭曲吗？伊壁鸠鲁的追随者给出了一个巧妙的解释。伊壁鸠鲁本人认为宇宙数量无穷无尽，我们现在称之为“多元宇宙论”。后世评论家总结道，神一定存在于各个宇宙之间的某些地方，拉丁语称这样的地方为“世界间隙”（intermundia ）。这种解释虽然机智，但并不让人满意，因为它只是简单替换掉原来的问题。而这些“世界间隙”究竟是什么样子？神所散发的原子又是如何通过这些“间隙”传导给我们，并进入我们的梦境和想象中的呢？ [7]

由于关键性论著缺失，我们无法确定伊壁鸠鲁本人的思想。在他的众多著述中，目前存世的仅有三件简要信函和一部名为“学说要义”（kyriai doxai ）的手册，此外，就是还有若干出自后世作家之手的引文和参考资料。然而，仅就这些资料来看，已足够让我们拼缀出伊壁鸠鲁对宗教信仰的若干印象。他明显认为传统宗教仪式浪费时间，崇拜、祈祷、起誓、塑造神像等活动徒劳无益。人们之所以要做这些事，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为人们的幸福有赖于同其他公民平和相处。但就算如此，也没有必要把宝贵的情感能量过多耗费在这种事情上。由此看来，伊壁鸠鲁似乎认为公众对神的看法虽然无害，却是被误导的。他说，智者贤哲对神的真知了然于心，无奈这真知我们却不得而知。

这一切表明，在关乎神的问题上，伊壁鸠鲁本人的著述回避了其中艰涩难解之点。传统宗教虽有错误，但是仍然应当遵从；我们必须信仰神明，但这神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神；众神的确存在，但并不存在于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伊壁鸠鲁的理论在现实中并不需要神的存在，为了与之相容，反倒是需要拼命作出调适。既然如此，他何以如此执着于神的存在？这点实在让人费解。其中部分原因或许可以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得到解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虽已过去百年之久，但余威犹在，哲学家仍有可能因“不承认诸神”的指控而受到迫害，比如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就因此被逐出雅典时，发现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就伊壁鸠鲁而言，事情可能很简单：因为他懂得自己的唯物论宇宙模式对于神学的意味，才领悟到最好想方设法避开那股把早期思想家如迪亚戈拉斯和苏格拉底等人一概否定的愤怒狂潮。古典哲学家大多不屑于解释，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喜欢推测或假设而不喜刻意炫耀、卖弄。部分原因在于，为自己的思想辩解意味着肮脏的政治现实已令人厌恶地侵入精神生活。古典主义者深信，他们的文字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古代城邦是自由表达思想的空间。认为大名鼎鼎的伊壁鸠鲁之所以如此表达自己的理论是因为顾忌遭遇迫害，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伊壁鸠鲁本意，但是也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因素存在的可能。 [8]

但是，对于伊壁鸠鲁神学理论也另有一种解读。某一现代批评学派认为，伊壁鸠鲁所信仰的神并非真正的神，而是对人人都应追逐的幸福所作的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神不过是代表了这位哲学家所属意的宁静平和的精神意象，仅此而已。这样的观点显然不同于后来那些伊壁鸠鲁追随者的主张，即认为神生活在各个宇宙之间的空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难道是他们误解了导师的话？还是说，伊壁鸠鲁其实认为众神的存在是对人类潜能的表达？支持这种解释的最好证据就是看看伊壁鸠鲁如何对待被弟子们像神一般尊敬的自己。他在遗嘱（流传至今）中规定要祭奠（enagismata ）自己的父母和兄弟，还嘱咐世人在阿提卡历每年一月（Gamelion）的第十日（一月下旬）纪念他的冥诞，此外，他还要人们每月为他和他的朋友举办追思会。这些嘱托没有明确提到祭仪，但上述安排无疑同希腊城邦历书记载的仪式极其相似。为了脱离雅典并建立自己的城邦结构，伊壁鸠鲁花园虽未明言，但在实际上也包含了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而其基础就是他本人、家人以及友人。与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港所为如出一辙，伊壁鸠鲁也为保证自己对“花园之城”的支配地位而订立出一份神圣授权。总之，伊壁鸠鲁似乎设想出了一种人类也可以获得的神性。 [9]

但是从根本上说，伊壁鸠鲁不大可能认为众神的作用只是充当凡人的楷模。他写过“神是一种不可毁灭的幸福的存在”，这在传统语义上就表示他认为神是某种超人类的神圣存在。于是，我们只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神的作用在伊壁鸠鲁心目中似乎模糊不定。其中缘由或许正如前面所说，他估计，任何胆敢完全否定神明的哲学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虽然伊壁鸠鲁对神的看法难以捉摸，但他的异端思想足以使他担起无神论的盛名。他对神性的渴求更是把他置于与传统城邦宗教相互冲撞的位置，因为从最初的神话开始，人类对神性的渴求就已同否认神的存在紧紧纠缠在一起，于是，伊壁鸠鲁也如同《列女传》中的萨尔摩纽斯和刻宇克斯，或是欧里庇得斯剧作中的柏勒洛丰一样，成为世人眼中的“抗神斗士”（theomakhos ）。 [10]

伊壁鸠鲁的抗神倾向无论在哪部作品似乎都不及在卢克莱修长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 ）鲜明。这篇长诗写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内战时期，是现存最早的拉丁文史诗（所谓史诗是就其使用六音步格律而言）。诗作从古至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它展示出高超的诗学造诣，而且因为它所体现的伊壁鸠鲁学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对这部诗作的发掘、整理促发了世俗主义和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该诗又被誉为基于科学和观察而非神权信条的欧洲知识传统的基石。 [11]

在卢克莱修长诗中，伊壁鸠鲁一出场就震惊四座，任何人本主义者都不免被那几行诗句打动：

当人类卑微不堪地生活在大地上，

人所共见地承受着宗教的重压，

而她也从天际露出头来，

面露凶色怒视芸芸众生时，

是一个希腊人敢于首先

抬起凡人的眼睛与她对视——这是敢于抗拒她的第一人。

无论神灵的传说还是雷电的轰鸣

都不能使他畏惧；这一切反而更强烈地

激起他内心的勇气，于是他第一个

渴望破除自然之门的阻隔。

就这样，他心灵的充沛活力胜利了，

并迈开大步远远离开这个世界的烈焰熊熊的墙垒。

他遍游心目中的广袤宇宙，

然后他胜利而归，向我们报告

什么东西能产生，什么东西不能够；

且总结每样东西的力量

何以会受到限制，

并且有着根基牢固的界碑。

如此一来，现在宗教反倒匍匐在我们脚下，任人践踏，

而他的胜利把我们举向云霄。 [12]

卢克莱修笔下的伊壁鸠鲁就像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柏勒洛丰，被想象成率军向宗教（religio ）发起进攻。这种意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攻城器械。在该诗上半部分，作者所描绘的宗教就像罗马人为威慑臣服者而修建的可怕要塞，高高凌驾于饱受压迫的人类之上。神话、仪式、教义等都是用来控制信徒的武器。接下来，画面逆转，伊壁鸠鲁不是作为进攻者，而是作为被困者，率众突破“自然之门的阻隔”，并迈步远离“这个世界的烈焰熊熊的墙垒”。

卢克莱修诗中的拉丁文“religio ”的词义是什么？它未必是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也就是说，该词并非指用来强化某种神明崇拜的具体形式的制度性机制，而更侧重于虔诚奉献的道德品质。在他看来，心理桎梏的束缚是人类自由的大敌（“束缚”一词在这里颇为贴切，作者在长诗的另一处提到要“把人类心灵从宗教绳索的束缚下解救出来”，看来religio 一词应来自religare ，即“捆绑”或“约束”）。在卢克莱修笔下，伊壁鸠鲁这位神圣斗士对宗教仪式和各种官方制度未必多么抗拒，他所竭力抗拒的是那些利用人们对死亡、酷刑和来世的恐惧心理来压制人类的虚假信仰。摧毁有组织的宗教并不能让人获得解放（伊壁鸠鲁学说也从未提倡过这种做法），只有否定神话所传达的众神会严厉报复人类的既定观念，接受神不会影响人类生活的唯物论观念，人们才能获得解放。 [13]

伊壁鸠鲁对宗教的抗拒并未被看作对国家层面世俗化进程的推动。但他的主张比人们普遍接受的更为激进。否定宗教真理所产生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卢克莱修追随伊壁鸠鲁的主张，以实例说明这种信仰所带来的危害，他提出“宗教滋生邪恶和不虔诚行为”（此处故意使用“不虔诚”来形容宗教信徒的行为，而不是其对手的行为）。他的例子是神话中阿伽门农在奥利斯（Aulis）把女儿伊菲亚纳萨［Iphianassa，更常用的名字是伊菲革涅亚（Iphigenia）］献祭给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故事。神话中，阿伽门农的舰队在远征特洛伊途中因海上无风而停滞不前，这是阿尔忒弥斯对他杀死自己的神鹿给予的报复。卢克莱修断言“这就是宗教所能招致的罪恶”（“Tantum religio potuit suadere malorum” ），这行文字成为全诗最著名的诗句之一［173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发起世俗运动之际，伏尔泰（Voltaire）就把这句诗作为赠言送给他］。卢克莱修意在说明，对风向变化的误解（他用纯粹的物质原理另外作出解释）不是简单的错误。当人们理解不了自然界的真相，特别是当人们以宗教原因取代科学认识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令人犹感震撼的是，卢克莱修竟然选取献祭这一古代宗教仪式的核心环节作为例证，这场献祭的特别恐怖之处当然在于以活人为牺牲，此外，它也告诉人们，即任何血腥的献祭不仅无效，而且还可能引起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卢克莱修并未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却揭示出一个真理：以神之名得到宽恕的罪恶，终将在人生其他方面受到彻底惩罚。 [14]

由此可见，与不必要的精神焦虑相比，判断信仰的真伪才是更急迫的问题。错误的信仰有时会导致血腥的结局。卢克莱修在谈及对传统信仰的不敬时，十分清楚自己的真理正在成为现有神学体系的强劲对手。他对长诗的聆听者明米佑（Memmius）预言：

将来有一天，你会竭力摆脱我们，

因为先知巫卜们可怕的鬼话吓坏了你。

可不是嘛，他们能给你捏造多少梦兆

就是现在，这些梦兆也能轻易颠覆已有的原则

并用恐惧把你的命运搅得一团糟！

这样做自有道理：

因为只要人们认识到所有不幸都有止境，

就能依靠某些途径找寻到力量

去对抗祭司们用来恐吓人心的虔诚。 [15]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话语的权威性。谁说的话是真理？神职人员，还是哲学家？“神职人员”（vates ）一词在拉丁语中，既指专事某种宗教活动的人，也指传统诗人。于是，卢克莱修所触犯的，既是现存国家宗教体制，也是积淀丰厚的传统神话。神话传说是一种武器，是一种每位真正的哲学家都应抵制的“恐吓人心的虔诚”。当卢克莱修把系统的唯物论作为一种更正确且更富社会启蒙意义的思想去取代传统宗教编织的梦兆时，他的话听起来从未如此富有现代意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克莱修在表达这一切时所使用的正是在传统上向来与神学密不可分的正宗诗歌韵律，即史诗所用的、每行含六组音节的六音步格律。荷马和赫西俄德就是用这种格律形式创作出众神与人类故事的古代传说，公元前2世纪它又融入罗马文化，被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诗人恩尼乌斯（Ennius）继承了下来。这或许就是用主人工具拆掉主人自家房屋的例证。而其中自相矛盾纠结之深远不止于此。卢克莱修既给伊壁鸠鲁打上了抗神志士的标记，又与传统宗教诸神较量了一番，最终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而伊壁鸠鲁本人则成为他自己的正义之神：

如果必须以我们已理解的自然的庄严去说，

那么，听我说，他就是神——一个神，崇高的明米佑。

正是他首先发现了那支配生命的理性原则，

如今被我们称作“智慧”，并且凭他的技艺

带领生命之舟脱离深沉的洋流和巨大的黑暗，

驶入如此风平浪静、如此清朗明丽的港湾。 [16]

在现代社会，无神论者常常被自己的反宗教言词反咬一口，譬如，有人说科学“不过是另一种信仰体系”，也有人把宗教怀疑论者戏称为“无神论大主教”，诸如此类。但是卢克莱修的言论远远超越了对等言辞所表达的宽泛的语义，且着重强调伊壁鸠鲁具有神性：“他就是神——一个神，崇高的明米佑。”通过这一诗句卢克莱修想表达什么？伊壁鸠鲁在遗嘱中指示追随者应以近乎敬神的方式对待自己，而卢克莱修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发挥了他的嘱托。卢克莱修本人十分清楚，只有魅力超凡的灵魂人物才能享有人们宗教般的敬畏。但他在字里行间并未提到对伊壁鸠鲁有多少积极主动的崇拜，而是强调伊壁鸠鲁因为自身功业而理当跻身众神之列。这种表述看似微妙，其实深具颠覆意义，因为它把人们心目中的神从形而上的超自然之神转化成一种隐喻之神。神不过是成就卓著且有着完美幸福体验的凡人，这种体验偶尔也包含对死亡的接受（死亡在字面意义上却是与不朽这一神性前提相互冲突的）。伊壁鸠鲁对宗教（religio ）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致成功剔除了把神视为一种特殊存在的观念。

下面的诗句继续围绕伊壁鸠鲁神学观这一主题展开，作者通过欧赫迈罗斯而吸收了公元前5世纪智者普罗迪科斯的观点。卢克莱修提出，丰收女神刻瑞斯（Ceres，相当于希腊丰饶女神得墨忒耳）教给人类栽培谷物，利伯（Liber，罗马人的狄奥尼索斯）发明了酿酒术。普罗迪科斯也曾把得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解释成因造福于人类同胞而被赋予神祇地位的凡人。卢克莱修同样借用这两个例子表明他就是打算直言不讳地影射。伊壁鸠鲁的神性也属此类：他不会被视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因为自然之外别无所有），只会是一个具有超凡成就的人。事实上，比起发明非果腹所必需的食物，伊壁鸠鲁扫除了造成恐惧和焦虑的由来，才是对人类更大的福祉，“正因为如此，他应当更有资格当得起我们的一个神”。 [17]

接下来的问题是，宗教从何而来？如此巨大的骗局为什么会出现？卢克莱修以大段篇幅回顾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智者们讲述的人类如何从自然状态向文明过渡的“文化叙事”（culture narratives），借此回答了上述问题。他写道，即使在那样的日子，人们在睡梦间或清醒时分，都可能见到一个个样貌出众的传奇形象（这是恍惚中见到了真神，还是说仅仅是种幻象，卢克莱修没有表示意见）。原始人设想所有的这些传奇形象必定充满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是一种具有不朽生命力的幸福的存在。接下来，原始人感受到穹宇井然，四时有序，于是又设想这样的宇宙背后定然存在某种智慧设计——而自然灾害则被视为祸患的信号。上述观念不禁引发了作者另一段对人类蠢行的悲叹：

呃，不幸的人类！当他们

赋予神灵以这样可畏的作为，

并且又加上暴怒的威力的时候，

他们为自己造成多少的呻吟，

为我们造成多少的创伤，

为我们的子孙造成多少眼泪！

虔诚并不在于经常当众头戴面纱，

也不在于转而向着一块石头并且前往每一处神坛，

或是匍匐在地并在神龛面前伸出双手，

或是用大量牺牲的鲜血洒湿神坛，

或是接连不断地许愿求福。

虔诚在于能够静心察看宇宙万物。 [18]

也就是说，真正的虔诚并不在于对人类宗教信条的谦卑认可，而应体现为领悟并赞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气魄。神性并非卓越者的品质，而是我们所栖息的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品质：它存在于各种崇高的事物之中，从星空到雷鸣闪电，无所不在。在诗中，卢克莱修以恢宏且带有透纳（Turneresque）画风的笔触描绘出大自然的伟力，由此而著称于古代世界。这些华丽的篇章除了生动地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诗歌创作技艺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作者力图通过这些诗句描摹出我们这个奇妙世界，并教导世人应当到物质中而不是虚构的神灵中探求神性。

尽管有以上种种事实，但卢克莱修还是同他的尊师伊壁鸠鲁一样，坚持认为众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向维纳斯（Venus）祈愿的祷词：“埃涅阿斯（Aeneas）的母亲（指维纳斯——译者注），群神和众生的欢乐。”诗人以这位维纳斯女神开启整部长诗。以神来引导一部阐释伊壁鸠鲁思想的诗篇似乎并不妥当，然而，如果想到维纳斯这位罗马人的阿芙洛狄忒并非表面意义的神话女神，而是一种大自然生殖力的化身时，便会释然。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作为神来描述时，神只是一种隐喻，传统观念中神灵的含义已被剔除。但他在其他场合谈到神时，的确把神作为一种真实的或某种意义上真实的存在。他说，伊壁鸠鲁为他开启了一幅众神住在“宁静的居所”，四季无忧，安然享用大自然源源不绝的慷慨馈赠的图景。这样的神我们或许也应看作一种比喻，他们仅仅象征着伊壁鸠鲁哲学引领我们不断趋近的宁静与平和。有时，卢克莱修似乎也把这样的神置于现实的空间，置于“虚空”（void）。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外，无法和我们沟通，天生“细微”（thin），与我们熟悉的神判然有别。他承诺会在稍后对上述看法作出解释，可惜却未能履约。 [19]

卢克莱修之所以没有履约，有可能并非因为他健忘，也未必因为全诗未能完成，而只是伊壁鸠鲁学说在神学问题上一贯圆滑的体现。只要事涉神明，这一排的哲学家们从未对自己的读者把话说全说透。在神学问题上，这种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承诺有余而实际贡献不足。伊壁鸠鲁既主张“神是一种不朽且幸福的存在”，又主张现实世界是由物质的非永久性组合构成，从根本上说，这两者是无法相容的。

诚如卢克莱修所说，伊壁鸠鲁的神天生“细微”，微至近乎消失，但又并非全然微不可察。它们就像一抹遥远的记忆之痕，顽强地拒绝被人抹除干净。那么，伊壁鸠鲁学派的无神论者难道真如他们的对手经常提到的那样吗？无神论当然是伊壁鸠鲁学派世界观的逻辑延伸，也是他们在与传统宗教对峙中的自我定位。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又感到无法同传统一刀两断。

[1] 有关伊壁鸠鲁及其学说，参见J.M.Rist，Epicurus：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J.Warre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picure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关于伊壁鸠鲁生平及花园学派历史，参见D.Clay，“The Athenian Garden”，in Warre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9-28。

[2] 关于灵魂由原子构成的观点，见Epicurus，Letter to Herodotus 63。关于死亡对我们并无意义的观点，见Epicurus，Authoritative Opinions 2。伊壁鸠鲁对死亡的看法及其与德谟克利特观点的差异，见J.Warren，Facing Death：Epicurus and His Critics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5）和他的文章“Removing Fear”，in Warren，Cambridge Companion ，242-48。

[3] 对无神论的批评见Philodemus，On Piety column 19 lines 519-48。关于神的存在，见Epicurus，Letter to Menoeceus 123。关于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出处同前，133［作者反对的是前苏格拉底学派所说“强制力”（anagkē ），而不是传统意义的虔诚，但这一观点无疑会牵扯更多问题］。关于伊壁鸠鲁的宗教观，参阅下列文献：A.A.Long and 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vol.1，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39-49；D.Obbink，“The Atheism of Epicuru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30 （1989）：187-223 （作者收集了对无神论的各种指责）；Philodemus，On Piety Part 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23；J.Mansfeld，“Aspects of Epicurean Theology”，Mnemosyne 46 （1993）：172-210；Warren，“Removing Fear”，238-42，以及D.Konstan，“Epicurus on the Gods”，in J.Fish and K.Sanders（eds.），Epicurus and the Epicurean Tra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53-71。

[4] 认为对神明的一切感知皆真实可信的史料和讨论见Long and 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78-86。关于清醒和睡梦时对神的感知，参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46-49；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5.1169-71。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菲洛德穆并未在他的On Piety column 8 lines 224-41中提到梦境，参见Obbink，Philodemus On Piety 6。

[5] 不具实体的神仅能为心灵感知的观点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49。

[6] 伊壁鸠鲁认为传统观念中对神的误解，见Obbink，“The Atheism of Epicurus”，194-202。关于宗教体验与精神失调问题，参见R.Dawkins，The God Delusion （London：Random House，2006），112-17。

[7] 对于间隙的描述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5.146-54。最初的“宇宙间隙”论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18。

[8] 关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对西奥多罗斯等人的审判，参见 L.-L.O’Sullivan，“Athenian Impiety Trials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B.C.”，Classical Quarterly 47 （1997）：136-52。

[9] 以上解释参见Obbink，“The Atheism of Epicurus”，and D.Sedley，“Epicurus’ Theological Innatism”，in Fish and Sanders，Epicurus and the Epicurean Tradition ，29-52；与之相反的主张见Mansfield，“Aspects of Epicurean Theology”，and Konstan，“Epicurus on the Gods”。关于祭奠逝者和纪念冥诞，参见Diogenes Laertius 10.18。关于把伊壁鸠鲁神化的问题，参见Clay，“The Athenian Garden”，20-26。

[10] 关于伊壁鸠鲁无神论者的声誉，参见M.Winiarczyk，“Wer galt im Altertum als Atheist？”，Philologus 128 （1984）：168-70。

[11] 关于卢克莱修生平及其声誉，可参阅S.Gillespie and P.Hardi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ucreti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S.Greenblatt，The Swerve：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New York：Norton，2011）。关于19世纪、20世纪的卢克莱修研究，可参阅F.Turner，“Lucretius Among the Victorians”，Victorian Studies 16 （1973）：329-48；还可参阅S.Gillespie and D.Mackenzie，“Lucretius and the Moderns”，in Gillespie and Hardi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ucretius ，306-24。

[12] 引诗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1.62-79。关于卢克莱修笔下的伊壁鸠鲁，参阅M.Gale，Myth and Poetry in Lucreti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90-207。

[13] 关于宗教绳索，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1.931-932，在同书4.7处再次提到。

[14] 关于伊菲亚纳萨被献祭的故事，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80-101。关于伏尔泰献辞，参阅R.Barbour，“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in Gillespie and Hardi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ucretius ，164。

[15] 引自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1.102-9。

[16] 引自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5.7-12。

[17] 参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5.14-21。

[18] 参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5.1161-1240 （引文见1194-1203）。

[19] 参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ings 1.1-49，3.18-30和5.146-55。

第四部分 罗马时代：新的世界秩序

希腊化时代也同样目睹了罗马从一个地方都邑扩展成地中海世界主宰的过程。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Punic Wars）是罗马对外扩张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北非（今突尼斯）建立的城市，这场战争使它彻底毁灭——老加图（Cato the Elder）每每以“迦太基必须毁灭”（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来结束自己的演说无疑，也给罗马人助了一臂之力——战后的罗马再无敌手，成为雄踞地中海中心的霸主，并由此控制了获取财富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在罗马开始并吞其他国家和地区时，西西里岛是其海外扩张的首选目标，也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的战利品。此后，帝国进入稳步扩张时期，最常用的方式是兼并附庸国，而不是直接征服。譬如在公元前133年，统治希腊的阿塔罗斯三世把领土拱手让给罗马，而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美德四世（Nicomedes Ⅳ）在公元前74年的做法与前者几乎如出一辙。即便如此，其间仍不免伴有残暴和血腥。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各独立希腊城邦为基础的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抗拒罗马人对希腊事务的干涉，罗马人毫不留情地出手回击，罗马将军穆米乌斯（Mummius）于公元前146年出兵，彻底摧毁了整座科林斯城。直到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才重建该城，用来安置退伍军人。重建后的城市有部分遗迹至今犹在。更大规模的流血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当时，黑海沿岸本都王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大举扩张，一度占领了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并突入爱琴海。地处爱奥尼亚沿岸及本土的各希腊城邦被迫站队，有些城邦选择站在受到历史眷顾的一方，比如阿芙洛狄西亚（Aphrodisias），当地灿烂的历史遗迹昭示着昔日罗马的辉煌；其他城邦则没那么幸运，比如雅典，先是被米特拉达梯的傀儡僭主统治，公元前87至前86年又落入罗马将军苏拉（Sulla）之手。 [1]

罗马人在一步步取得地中海地区控制权的同时，也迅速向那些被自己取而代之的希腊化帝国学习身为帝国所应有的风貌和礼仪。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得了恢宏的建筑、理想化的艺术和高雅的文学。有时，他们把对外索取做得理直气壮，比如在公元前212年攻陷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城（Syracuse，阿基米德那些精巧的守城器械也没能挡住罗马人的攻势）后，展示战利品的队伍在罗马城游行了四天。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了能够得到的一切，包括成千上万名奴隶，其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知识学问传授给了罗马的贵族青年。 [2]

公元前31年，恺撒的养子兼继承人屋大维（Octavian）在希腊西海岸附近的阿克提姆（Actium）海战中打败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或Marcus Antonius）的舰队，罗马迎来了海外扩张的决定性时刻。阿克提姆海战在军事上并不足道，但这次事件具有极高的标志性意义。首先，它终结了罗马不同派系之间在公元前1世纪大部分时间所展开的内战。其次，它开启了一段引领政治革命的进程，从此，这已知世界的大多数都将由一人——即皇帝，只不过罗马人不称他为皇帝（imperator ），而称之为“元首”（princeps ）——统治。再次，击败安东尼就等于击败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这位女王既是统治埃及亚历山大的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也是最后一任反抗罗马的希腊化王朝的君主。于是，这场海战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整个地中海区域从此都成为罗马的属土。此役之后，屋大维迅速改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原为与宗教或神学有关的尊称，有“神圣的”“尊贵的”之意——译者注），也一并改变了历史进程。

帝国的东部边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发生变化，但希腊语世界的绝大部分如今都已从属于罗马。希腊人教罗马人学会了权力的语言，同时他们自己也懂得了作为帝国臣民意味着什么。新世界涌现出大批精英，他们获得了公民的身份、权力和声望。帝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和稳定，也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巨大市场。各种宗教在这时尤为活跃：比如密特拉教（Mithraism）、伊西斯崇拜、犹太教（Judaism），乃至基督教（Christianity）。其中最年轻的基督教到公元4世纪时已发展得极不寻常，竟达到此前百年还很难料想的程度，并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

罗马帝国与曾经造就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的那种松散的城邦国家联盟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内部相互关联且权力集中的官僚化世界。如何才能把所有各不相同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是庞大帝国所面临的制度性挑战，罗马人显然成功赢得了这场挑战。在奥古斯都名义之下，帝国存在了三百年之久。其后，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又曾重建帝国，直到公元1453年，罗马帝国才被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征服。罗马人是长于治国理政的专家，帝国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各项精进有效的技术。与希腊化王国的君主们不同，罗马人对各地当权者和上层精英采取笼络方针，说服他们相信自身利益与执政当局的利益一致。而做到这些的一个机制就是分享罗马公民权，并使受益人获得罗马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在位时期的公元21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把公民权普遍授予帝国境内所有成年男子，所有妇女也能享有与罗马女子同等的权利。

在帝国的整合中，许多把中央与各地区联结在一起的象征性机制也发挥了作用，如皇帝塑像、记述皇帝回复城市请求的铭文、从罗马发出的要闻公报，等等。而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军队和法律，它们时时提醒人们罗马秩序的存在。有位公元2世纪的希腊演说家把整个罗马治下的世界比作节庆期间一座单独的城市，说“它脱掉旧衣，卸去刀剑，放任自己去追逐华丽和一切赏心悦目的东西”。区域的多样性其实并未消失（这里有些夸大其词），它们不断被拿来与帝国所要求的规范进行权衡、比较。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就是命名。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往往按照罗马习俗取名，这样的名字一般分为三段，即本名（praenomen ）、氏族名（nomen ）和极具个性的绰号（cognomen ，或区别于氏族的家族名——译者注）。对希腊人而言，前两个是典型的罗马名字（nomen 是给予该家族公民身份的那个罗马人的名字），而他们自己规范的希腊名字反倒成为绰号。于是，普鲁塔克的全名就成为卢西乌斯·密西留斯·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而史学家、哲学家兼政治家阿里安的全名就成为卢西乌斯·弗莱维乌斯·阿里安（Lucius Flavius Arrianus）。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就这样把罗马的印记嵌入自己的身份中。 [3]

宗教是象征帝国的一体化的最强大机制。希腊人一如他们在希腊化王国时期的做法那样，把统治者奉为神明，为之建造神庙，举行庆典，奉献牺牲。通过这样的途径，各城邦再次同以往那样彼此结成一个个城市共同体，同时，也确认自己已加入了这个更为辽阔的帝国。是否崇拜皇帝是检验各行省对罗马忠诚与否的重要标准。比如，犹太人对罗马的反叛就是以他们拒绝向尼禄皇帝奉献祭品为先兆的。公元250年，德西乌斯（Decius）皇帝发起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徒的行动（虽然有可能事出偶然），当时要求每一帝国成员必须由地方官员证明其已向罗马诸神献祭并已为皇帝祈福。帝国当局可以运用政治手段强制履行宗教仪式的做法，源自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语世界，但那时还只是零星的、个别的现象（譬如我们可能想到的，安条克三世曾经让所有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希腊人对自己顶礼膜拜），现在却成为一种常态。只是此后不出百年，角色已彻底转换，基督教成为标准宗教，向“异教”诸神献祭反倒成为违法行为。一种以单一全能神为天地万物核心的全新宗教映射出以强大帝制为轴心的统一的罗马帝国形象。中央集权政治有效地为神权政体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4]

[1] 有关罗马和各希腊王国的概况，可专门参阅E.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关于米特拉达梯其人其事，参阅A.Mayor，The Poison King：The Life and Legend of Mithradates，Rome’s Deadliest Enem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这是部可读性较强的传记。关于罗马的兴起，可参阅下列各书：M.Beard and M.Crawford，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Problems and Interpretations ，2nd ed.（London：Duckworth，1999）；H.I.Flow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N.S.Rosenstein and R.Morstein-Marx（eds.），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Blackwell，2006）。

[2] 关于展示锡拉库萨战利品的游行，参见 Polybius 9.10。

[3] 引文见Aelius Aristides 26.97。关于帝国象征性统一的方式，参见C.Ando，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关于元首制的兴起，可参见下列书籍：M.Goodman，The Roman World，44 BC-AD 18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C.Kelly，The Roman Empi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和D.S.Potter，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Malden，MA：Blackwell，2006）。

[4] 犹太人拒绝献祭一事参见Josephus，Jewish War 2.409。关于德西乌斯法令，参见J.B.Rives，“The Decree of Decius and the Religion of Empire”，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9 （1999）：135-54。

第13章 我们身边的神

在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世界，宗教从来不是历史事件的驱动力。没有哪一仗是因某位神而起，没有哪个帝国在扩张版图时打过改宗易教的旗帜，没有那个对手是因信了不该信的神而被摧毁。政治军事决策均出自人际因素，也无不依据人事来权衡利弊得失。但是，不论出发点有多么世俗，战事的胜利还是会被归功于神明的保佑。自史诗《伊利亚特》问世以后，胜利就被一些人解释为神明佑护的证据。让神明站在自己一方——或至少让对方相信如此——逐渐被视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对幸运女神堤喀（Tykhe）的崇拜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开始盛行，并扩展到整个希腊化世界。胜利女神耐克（Nike）早已有之，但也是到希腊化时期才受到普遍信仰。亚历山大大帝渴望以宙斯之子和阿蒙神之子的名义向天下宣示自己得到了神的支持，因而似乎直接促进了对这两位女神崇拜的普及。随着希腊语世界逐步凝聚成一块块帝国城砖，有一种思想也在不动声色中一步步扩大其影响，推动着上述进程。这种思想就是，这个世界注定要成为，也只能成为众神所希望的模样。

真正被帝国神授思想牢牢吸引住的还有罗马人。公元前2世纪，希腊哲学家潘尼提乌（Panaetius）花大力气把斯多葛哲学引入罗马。他认为，宇宙是由天意支配的，而天意渗透宇宙的方式与灵魂渗透肉体的方式相差无几（这种思想明显带有柏拉图《蒂迈欧篇》的色彩）。因此，它的一举一动都是神意的结果。潘尼提乌是首位移居罗马的重要哲学家，他认为在涉及神本身的问题上，他无可奉告，但写出一部《论天意》（On Providence ）。虽然斯多葛哲学常常在罗马被翻译得不伦不类，但实际上它与帝国意识形态颇为契合，因而还是逐渐在罗马上流社会找到了知音。斯多葛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告诉人们，幸福不是通过追逐欲望而获得的，而是在顺应自然的生活中实现的，这自然既包括人的本性，也包括宇宙自身的性质。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皆趋向于最佳结果，作为每一个体，我们的责任是竭尽所能，以理性的力量去领悟那结果究竟是什么，并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它的助力。斯多葛学派喜欢说的是，如果整个世界是一场戏，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论这角色是什么。哲学上的斯多葛主义并不主张人们服从某种特定政治制度——譬如稍后一些斯多葛派成员在尼禄和维斯帕先（Vespasian）在位期间曾坚守反对皇帝专制的立场——但它毕竟是一种在理论上与帝制主张相匹配的思想体系。一旦把这种哲学中更精致、更富于技巧的成分剔除，那么，它从相信无所不在的天意到相信罗马帝国因受命于神而能以最优的方式统治世界，其间距离恐怕不足一步之遥。 [1]

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是最早对罗马帝国因受命于天意而崛起的思想作出系统探索的人。波里比阿家族曾反对罗马对马其顿的统治，他本人因此被流放至罗马，成为征服马其顿的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将军之子的家庭教师。虽然家世如此，但他对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那段历史的记述带有明显的亲罗马倾向。在他看来，罗马政治制度这种融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于一体的最佳混合体制，“从一开始就遵循了自然之道”。波里比阿并非哲学家，但他毫无疑问地从天意的角度阐释了罗马对世界的主宰：“事实上命运女神已将这世界上的一切赋予了同一地区，并命令所有人服从于它，服从于同一个目标。”波里比阿偶尔也会批评罗马人的做法（比如公元前146年穆米乌斯对科林斯的凶残洗劫），但他在总体上认为，服从新主人才是对世界利益，也即希腊语世界的利益作出的最大贡献。此后，其他持亲罗马立场的希腊历史学家，如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等人所表达的思想，同他如出一辙。 [2]

然而，直到公元前27年至公元 14年，罗马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帝国使命来自天意的说法才进入传播最盛时期。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以繁复、细腻的拉丁文六音步格创作了十二卷本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 ），讲述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后，特洛伊王子逃离战火余烟犹在的城市，直至在意大利落脚，并最终建起一座新城的故事。诗中的王子埃涅阿斯是女神维纳斯之子，而他的儿子尤路斯（Iulus）则是奥古斯都养父尤利乌斯·恺撒所属朱利安（Julian）家族的奠基者。在第一卷前半部，罗马众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向维纳斯许下罗马将有辉煌未来的重大预言：

我不对罗马人的功业设置任何空间或时间的限制；

我许他们的帝国以无限的统治权。 [3]

于是，偶然的机会也不复存在，帝国必将属于罗马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朱庇特的旨意，命中注定历史只能如此。而人类的自由意志在事实上也同样不再有施展的空间。史诗第一句写的便是埃涅阿斯“被命运”驱赶，逃离特洛伊。当他踏上今天的突尼斯海岸时，见到了缔造迦太基（日后成为罗马死敌）城的美丽寡妇狄多（Dido）并爱上她。尽管两人爱得如胶似漆，但经过山洞中的一番温存后，最终还是分了手，迦太基女王和埃涅阿斯命中注定无法在一起。朱庇特命众神信使墨丘利（Mercury）“带着使命乘风而去”，传达他的命令，要埃涅阿斯离开迦太基到罗马去建立新城。人类的心愿终究抵不过命运，而罗马帝国则是命定中世界宏伟计划的制高点。 [4]

对荷马来说，命运在维吉尔的文学模式中是一种朦胧而不确定的东西。但在罗马诗人看来，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力量。维吉尔的世界观深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埃涅阿斯纪》既描绘出一座建立伊始便注定要去主宰世界的城市，也刻画出一个从源头起就注定具有无可匹敌的伟大前程的王室。而奥古斯都对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的胜利（史诗对此作过预言），则是众神对人类最仁慈的安排。这部史诗在许多方面所蕴含的意味十分复杂，比如，描写狄多令人心碎的自绝，足以证明诗人对这位失败女王同样抱有同情心。虽然如此，但全诗所反映的基本是奥古斯都眼中神所授予他的世界帝国应有的面貌。

奥古斯都是众神的宠儿，而他所倾心的神是阿波罗。他在帕拉蒂诺山（Palatine Hill）为阿波罗设立祭坛，阿波罗神像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署有阿波罗之名的月桂叶图案出现在铸币上。阿波罗代表和谐，与之相对的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败给屋大维的安东尼就曾以狄奥尼索斯自比。在某种意义上，奥古斯都就是神。与维吉尔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Horace）写道：“天降霹雳，我们相信朱庇特君临天下，而奥古斯都将被视为我们身边的神。”在罗马，皇帝一旦过世，便会被尊奉为神。维斯帕先皇帝临终前就幽默地说了一句“真该死，我觉得自己就要成神了”。当然，也并非人人都能功德圆满，比如有一则讽刺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作品，咒他死后上不了天堂，反倒会被抛入地狱。帝国东部许多希腊语城市一直沿袭着希腊化时代的做法，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在世时就在当地受到崇拜。不少古代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驱使希腊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渴望有一种方式能够在自身城邦宗教“语汇”中表达罗马权力的复杂等级结构。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只道出了部分事实，而忽视了建造神庙、塑像所需的各种资源、物料、工匠等都是由帝国中心提供的。这就有可能让人误以为对皇帝的神化并非罗马政令的直接结果。古人十分清楚，皇帝也同样有血有肉，即便那些没能立刻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很快也会得知，这世上有许多像克劳狄乌斯那样的皇帝，他们并不值得人们恭维奉承。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总有些事难以说清。帝王的神性就寓于现实和隐喻之间那一片模糊地带。 [5]

要想说服数量庞大的民众不去抵制神所设计的罗马，宗教宣传的作用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帝国意识形态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它把分散在广袤疆域且文化语言千差万别的5000万居民会聚到同一艘地缘政治的大船。对罗马的反叛在事实上也十分罕见（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只是个案）。但这种意识形态同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一样，仍然会受到挑战。罗马的长久和平让贵族们享受到政治权力、社会秩序和物质财富等种种利益，即便如此，帝国也并非处处受人欢迎。今天已难得一见反叛文化的踪迹，因为历史不仅由胜利者书写，而且由胜利者有选择地保留和传承。鉴于君权神授思想和帝国意识形态如此难解难分，这一时期的无神论也开始表现出政治倾向。这一时期的无神论作品让人得以窥见一个反抗罗马的世界。 [6]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不信神者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不存在神；另一类虽然相信神的存在，但认为神与人类事务无涉；还有一类认为即便神对人事有兴趣，人们也很容易故意用祈祷或献祭等方式影响神意，从而换得神的佑护。在罗马元首制时期，上述前两种情形往往交织在一起。不相信天意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神：宗教上的异端是“无神论的和邪恶的，它拒绝相信神明，也否认天意”。它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学说的影响，该学说认为性本“细微”之神对人类世界没有影响，伊壁鸠鲁主义者之所以被视为无神论者，恰恰在于他们否认天意的存在。 [7]

但是，伊壁鸠鲁派成员并不主动投身于反罗马霸权的行动。伊壁鸠鲁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疏离于政治的哲学。该学派成员往往看不起主动涉足城邦事务的做法，认为一心追逐公众认可的行为只能导致紧张，让人偏离平和宁静这一真正目标。“低调生活”是他们的格言之一，政治学说不在他们重点关注的范畴。因此，要想寻找拒不承认帝国来自天意的人，我们还需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

公元前31年，在屋大维大败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后不久，有位名叫狄奥尼修斯的希腊知识分子从位于今土耳其西海岸的哈利卡那索斯移居到罗马。哈利卡那索斯是史学大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这座浸透希腊文化的城市已在战争中被毁灭。该城因一贯的亲罗马立场，在公元前88年至前63年本都与罗马战争期间曾遭到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idates Ⅵ）的血洗。甚至在米特拉达梯被庞培军队打败之后，该地在恺撒部将与对手那场声名狼藉的罗马内战中，再次遭受重创。三十多岁的狄奥尼修斯满怀热情地来到罗马，对新当政的屋大维结束荼毒东地中海地区的流血冲突寄予厚望。他一面从事文学评论，一面教授修辞学，同时还写出一部罗马史，内容自建城伊始写起，书中部分篇章留存至今。 [8]

狄奥尼修斯这部名为《罗马古事纪》（Roman Antiquities ）的史书讲述了罗马国家兴起的早期历史，截止时间正好是波里比阿历史著作的起点。虽然狄奥尼修斯孜孜不倦于增进罗马利益，但他始终是一个希腊人，是在用希腊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的《罗马古事纪》也是要讲给希腊人听的历史。他写作的目的是要把两个大胆的思想嵌入希腊同胞的群体意识中。第一个思想是，罗马人在种族上其实是希腊人。第二个思想是，罗马的统治符合希腊人的最大利益。狄奥尼修斯与维吉尔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不是巧合，两人讲述的反映罗马往昔的神话传说，都带有鲜明的奥古斯都色彩，两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告诉世人——罗马终将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主宰。 [9]

诚如狄奥尼修斯本人所说，他之所以写作历史，并非因为亲罗马观点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而恰恰因为不是主流。他的著作雄辩有力。全书对于持相反观点的人着墨不多。狄奥尼修斯坚称，在他的时代，“几乎所有希腊人”对早期罗马的看法都是基于一些“错误观念”，这些观点把罗马人看作“四处漂泊的野蛮人”，“只是因为老天阴差阳错误把好运气给了他们”，才让他们有了一统天下的地位。作者接下来补充道：“更恶意的是，有人喜欢公开指责命运，抱怨命运把一个又一个托希腊人之福才获得的成就给了最卑微的野蛮人。一些最终臣服于蛮族国王并分享到快活日子的历史学家，甚至把上述观点引入自己的写作，用不公正、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迎合那些厌恶帝国的蛮族国王。历史学家们的眼光尚且如此，更遑论芸芸众生。” [10]

那么，写下反罗马内容的史学家究竟是谁？在异域宫廷装腔作势否认帝国出自天意的人又是谁？在各种可能的人选中，最有可能的是辅佐过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这位罗马死敌的美特若多若（Metrodorus）。美特若多若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出生在斯凯西斯（Scepsis，今土耳其西北部），家境一般。他曾在雅典师从卡涅阿德斯。他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精彩、独特的演说风格，还创造出一套复杂的记忆术。他在听众中极受欢迎，有位阔妇人甚至想要嫁给他。就在米特拉达梯与罗马争夺对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地区的霸权之际，美特若多若携妻子前往本都，成为主管司法的宫廷重臣。当时的本都聚集了不少希腊知识界名人，如伊索普斯（Aesopus）、麦格尼西亚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 of Magnesia）以及基齐库斯的透克罗斯（Teucrus of Cyzicus）等，而美特若多若在其中无疑是风头最强劲的一个。然而，不知中间发生了什么，他最终竟然背弃了米特拉达梯。在一次出使期间，他提醒亚美尼亚（Armenia）国王提格兰（Tigranes）：米特拉达梯不可能提供最优惠的条件。但提格兰又把这些话转告给了米特拉达梯，于是，美特若多若遭遇了杀身之祸（具体死因说法不一）。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11]

想到美特若多若曾效忠于米特拉达梯，也就难怪他笔下的罗马人很难讨人喜欢。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诗人奥维德（Ovid）把他写成一个“用刻薄文字诋毁罗马习俗的斯凯西斯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则说他的“绰号来自他对罗马名字的厌恶”（什么绰号？“罗马仇敌”吗？）。如此说来，在狄奥尼修斯所谴责的人当中是否就有美特若多若呢？美特若多若无疑符合条件，在我们掌握的人名中，唯有他被人看作声名狼藉、接受异邦国王资助的反罗马作家。虽然他算不上历史学家，但他确实写过一部名为《历史》（History ）的书，只是没有流传下来。 [12]

美特若多若主要从两方面谴责心怀恶意和愚昧无知的希腊人：首先，他认为罗马人不配做统治者（他们是一群“四处漂泊的野蛮人”）；其次，他认为帝国的出现只是机缘巧合，并非神意或天命的结果。美特若多若似乎也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跃升为地中海霸主，与其说是天意，不如说是运气使然。他年轻时曾在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求学，师从卡涅阿德斯，与克里托马库斯也有交往，而这两人都对哲学无神论思想的整理和集成发挥过重要作用。由此，是否可以认为，美特若多若是在流行于学园的无神论观点的启发之下，才提出一种重在不受仁慈神意影响的新形式的罗马崛起史？

无论美特若多若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有一点十分清楚，即在公元前1世纪，有些希腊人曾以书写历史的方式抵制罗马，通过历史强调罗马的崛起只不过是机缘巧合。与此相反的观点可能已出现在米特拉达梯的朝廷，而它一旦被传播，便一发而不可收。涉及帝国历史时往往如此，我们只能循着蛛丝马迹和主流史学无意间透露的信息一点点探索，才能重构失败者的历史。目前，我们手中几乎所有罗马帝国的史料都是“阿谀奉承”之辞，都出自帝国受益者笔下。但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细致和耐心去侧耳倾听，以捕捉居支配地位一方的资料与反支配、反主流一方的真实立场相互抵牾时所产生的真实讯息。

反天命论史学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他们提出，假设亚历山大当初选择的是西进，并且与新生的罗马国家相互遭遇，历史将会怎样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涉及今天所称“假设”（what if）史学或“反事实”史学的范畴（譬如：假如罗马当初发明了蒸汽动力，历史会是怎样？假如希特勒赢得了二战，今天的世界又会怎样？）。在当时，面对马其顿与罗马之间的冲突而推测谁将获胜的问题，显然具有文化上的紧迫意义，对于当时依旧渴望自由的希腊人而言，尤其如此。然而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种推测和遐想触犯了罗马崛起受命于天的观念。如果历史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偶然因素随机作用的结果，而非按照神意的脚本严格演进的过程，那么，就有理由认为罗马对世界的掌控可能比它看上去更虚弱，更短命。反罗马史学在较宽泛和非技术意义上带有伊壁鸠鲁学说色彩，它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不承认神意天命的作用。 [13]

亚历山大是个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人物，一些罗马的胜利者喜欢自比亚历山大，比如尤利乌斯·恺撒曾经的盟友庞培曾模仿他心中的英雄而给自己的名字加上“马格努斯”（Magnus，即“伟大的”，也译为“大帝”——译者注），做过类似事情的或许还有图拉真（Trajan）皇帝。但罗马人对亚历山大的心态也有更矛盾、纠结的一面——视他为残暴野心的化身。希腊人则能把亚历山大当作打击罗马人的棍棒。在所有关于亚历山大的古代文献中，流传最广的是一部名为《亚历山大大帝传奇》（Alexander Romance ）的虚构传记作品。事实上，这本传记也是除《圣经》之外流传最广、译介最多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是讲述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二世（Darius Ⅱ）和波斯军队的战争，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极富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书中，亚历山大大帝竟被写成埃及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Nectanebo）的私生子，曾经遇到过会说话的鸟儿；在有些版本中，他甚至借助潜水罩探查过东方大洋的深度。这部作品有许多内容不同的版本在世上流传。而所有修订本都有一段共同情节：有位罗马使臣走到亚历山大大帝身边，真诚起誓道，“我们尊您为王”，他们的使节就这样让亚历山大大帝得知他们把王位让与他。罗马人派遣使臣在历史上大概确有其事，但罗马人肯定从未承认过亚历山大大帝是他们的王。在《亚历山大大帝传奇》所构建的世界里，上述情节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反映历史事实，而是为了让读者（很可能大都是希腊化的埃及人）确信，罗马人并非不可战胜，而他们自己的帝国传统更值得自豪。 [14]

有些希腊人还进一步杜撰出马其顿军队和罗马军队在战场对阵的情节。对此，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写作于奥古斯都在位时期）在讲述早期罗马历史的著作中，花费笔墨写了一段题外话，斥责那些“最卑微的希腊人”竟然声称帕提亚人（Parthian，罗马在东方的劲敌，继波斯帝国之后而起）优于罗马人，还说罗马人在亚历山大时代曾经俯首称臣。接下来，李维提出，还是罗马的实力更令人瞩目，因为亚历山大只是一个人在努力成就大业，而罗马则有一代又一代的将帅之才不断建功立业。并且，即便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每个罗马人只能暂时掌握权力，但他们仍须努力获得成就。而亚历山大作为唯一的统治者，他的面前毫无障碍。李维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亚历山大在一场假想的战斗中获胜，更何况，他还缺乏纪律严明的军队和精良的武器装备。 [15]

普鲁塔克则持相反立场。他是公元1世纪晚期至公元2世纪初期杰出的希腊哲学家。他并不煽动人们反对罗马，事实上，他自己就是罗马公民，许多罗马权贵都是他的朋友。他阅读过大量拉丁文文献，其中可能包含李维本人的作品。但是，普鲁塔克又以希腊人为荣，喜欢以希腊人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他在青年时期参与那场有关亚历山大与罗马问题的讨论时，小心翼翼，如走钢丝。他那些流传至今的演说词堪称不偏不倚地维持平衡的杰作。他本人设置的问题是，是否人人都把成功归结于运气或美德。这些问题放在火气十足的争执中，便成为负载沉重的条件。从根本上说，人们争论的问题是，成功究竟取决于内在优势（即美德）还是外在环境（即运气）。普鲁塔克的结论机智老道，他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的功业取决于他的品格，即便任何好运都与他无缘也无妨。亚历山大的形象要多正面就有多正面，要多美好就有多美好。偶尔，他的行为像是一位向已知世界传播崇高理想的哲学家。普鲁塔克说：“我们中只有少数几位读过柏拉图的《法律篇》，但无数民众已经用上并将继续使用亚历山大的法律。”总之，他笔下的亚历山大大帝是把希腊文化中推动文明的力量带给世界的人。 [16]

相比之下，罗马人，无论个人品格如何，都反复受惠于命运的恩宠。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初高卢人（Gaul）攻打朱庇特神殿（the Capitol）之际，圣鹅的鸣叫惊醒了沉睡的罗马人。这样的事例表明，命运把巨大的好处赐予了这座城市。普鲁塔克指出罗马城里有若干为命运建造的神庙，也就是说罗马人敬命运为女神。听上去，普鲁塔克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似乎相当清楚：亚历山大把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品格，罗马人则把成就归功于命运。但这其中的意思又有些曲折。普鲁塔克认为，命运对罗马人来说有些不同的意味。希腊语中的“堤喀”（tykhē ）同英语中的“运气”（fortune）一样，具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含义，即“机缘”（chance，无序且不可预料）和“命运”（fate，预先注定的）。普鲁塔克断言，罗马帝国的兴起使该词语义发生了变化，从第二义“命运”转向第一义“机缘”。“当她（指命运女神）降临帕拉蒂诺山，跨越台伯河（Tiber）时，似乎已摘下双翼，脱去双履，并把那既不牢靠又不稳定的命运之球一并抛弃。由此看来，她真的来到罗马并留了下来。这就是她今天的样子。”上面提到的双翼、双履和不稳定的命运之球，都是第一义即“机缘”意义上tykhē 形象的一部分，带有不稳定和变幻莫测的性质。普鲁塔克认为，这时tykhē 的语义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机缘”转化为“天赐的命运”。这是作者煞费苦心给出的一番解释，结论相当机巧，因为作者的双重文化背景使他得罪不起任何一方。对于当下反抗罗马的失利，反天命观史学家似乎认为，罗马人的胜利无非因为他们碰到了一连串好运，但是好运不会永远站在罗马一边。普鲁塔克称，得到神意担保，并且是永久性担保，是另一重意义上取决于命运女神的事。 [17]

假设亚历山大与罗马人相互遭遇，到底谁有可能胜出？面对这种古老的反事实假设问题，普鲁塔克应对起来也同样不乏机智。或许，他的结论实在太过讨巧，反倒让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难以释怀。他在一篇评述罗马人的文章的结尾处，把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他“就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归结为罗马人的幸运，这无异于暗示：假如亚历山大活得再长久些，他很可能成为罗马人的麻烦。但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是，实际上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对此普鲁塔克的回答十分简单：“我觉得不流血是分不出胜负的。”直到这次讲话结束，他没有再作任何解释。但老派古典学者们那种凡事求助于文献学僵化方法的本能，让他们推测这篇讲话的结尾部分已经遗失，理由是没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若是考虑到与双方交好是普鲁塔克的一贯策略，就知道他这样做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这真是一个恶作剧的结局，当然也是个让人注意到问题本身难有结论的结论。但它最终也揭示出作者在这些文字中究竟得到了什么。作者得到的是，既可以拿出当时最具争议的话题，针对反罗马情绪中的焦点问题而展开充分评说，又不至开罪于罗马人或是希腊人中的任何一方。 [18]

我们最好把普鲁塔克煞费苦心所做的一切理解为一种冒险的边缘策略。他清楚地知道，有一些罗马史学家在讲述罗马崛起的历史时，拒绝承认天命的作用，这些人中就包括李维笔下那些“最卑微的希腊人”。他们原本准备书写不受神意干扰的历史，以颠覆神明所给予罗马的佑护，并给未来开启一种有可能全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意外（对罗马而言）早逝，说不定美特若多若本人会第一个站出来宣布罗马国家绝不会兴起。普鲁塔克虽然铤而走险，游走在这段特殊悬崖的边缘，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退却了。我们就权当那是一场展示辞藻技艺的精彩演出吧。而这批演说词对于无神论历史的价值在于，它似乎影响了那些真正的反天命观史学家有可能采用的主张。

众神能掌管宇宙吗？能引领宇宙在最佳轨道运行吗？在一个由单一统治力量主导的体制中，这既是抽象的哲学问题，也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共鸣。毕竟，至少在帝国境内的希腊语地区，罗马皇帝尚在世时就已被恭奉为神。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学派都主张存在一个宽厚的、掌管世间万事万物的造物主，因而这两种哲学都很容易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相容。有关斯多葛学派思想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出自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他写下的一部自我对话集《沉思录》（Meditations ），今天依然可以读到。依照他们所主张的天命观，当下的政治安排是最好的安排，而每个人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服从于这种安排。

而另一方面，站在反天命观的角度，世界是在偶发因素下运行的，与神意安排无关，现行秩序未必是最佳秩序，或者未必是唯一选择。公元2世纪的希腊-叙利亚讽刺作家琉善（Lucian）构想出一幅斯多葛派喜剧诗人提姆克勒斯（Timocles）和伊壁鸠鲁派无神论者达弥斯（Damis）展开辩论的场景，辩论在宇宙被比作一艘航船时，全剧达到高潮。提姆克勒斯以这样的意象寓意有位神明船长对全船旅客负责，他会把一切安排妥帖，并保证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然而，伊壁鸠鲁派成员达弥斯却指出，并非每艘航船都能运行良好，他反而联想起一艘肮脏且设计拙劣的破船，载着一群满腹邪念的倒霉船员，在海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漂荡。这种含蓄的类比对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毒害，同它对斯多葛派宇宙观所产生的毒害是一样的。如果不存在操纵宇宙之神，也就没有必要去假设帝国体制是由国家这艘航船上的高明船员操纵的。于是，所有关于神意天命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都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 [19]

[1] 关于潘尼提乌的《论天意》，参见Cicero，Letters to Atticus 13.8。关于帝制神授思想的发展脉络，参见M.Dragona-Monachou，“Divine Provid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Empire”，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36.7 （1994）：4417-90。关于斯多葛学派与罗马之间多方面联系的研究，参见P.A.Brunt，“Stoicism and the Principate”，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43 （1975）：7-35，该文收入作者的Studies in Stoic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275-309。

[2] 引文见Polybius 6.4，1.4。关于波里比阿思想中含有“些许斯多葛学派”帝国神授观念的问题，参见R.Brouwer，“Polybius and Stoic Tyche ”，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 51 （2011）：111-32。要想更全面了解波里比阿的亲罗马天命观，可参阅F.W.Walbank，“Polybius and Rome’s Eastern Policy” and “Polybius Between Greece and Rome”，in Selected Papers：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8-56，280-97。

[3] 引文见Vergil，Aeneid 1.278-79。

[4] 引文见Vergil，Aeneid ，4.270。

[5] 关于奥古斯都与阿波罗神的关系，参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297-99。贺拉斯诗作引文见Horace，Odes 3.5.1-2。关于维斯帕先临终遗言，参见Suetonius，Vespasian 23.4。讽刺克劳狄乌斯的作品见Seneca，Apocolocyntosis。关于处在希腊人“拉力”与帝国“推力”之间的君主崇拜，可参阅 T.Whitmarsh，“Thinking Local”，in T.Whitmarsh（ed.），Local Knowledge and Microidentities in the Imperial Greek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6-8及该书所列参考文献。

[6] 关于对罗马的抵抗，参见A.Giovannini（ed.），Opposition et résistances a l ’empire d ’Auguste à Trajan （Vandoeuvres：Fondation Hardt，1987）；T.Whitmarsh，“Resistance Is Futile？Greek Literary Tactics in the Face of Rome”，in P.Schubert（ed.），Les Grecs héritiers des Romans （Vandoeuvres：Fondation Hardt，2013），57-84。关于希腊人对君主崇拜的怀疑，参见G.W.Bowersock，“Greek Intellectuals and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Second Century A.D.”，in W.den Boer（ed.），Le culte des souverains dans l ’empire romain （Vandoeuvres：Fondation Hardt，1973），179-212。

[7] 柏拉图观点见Plato，Laws 885b。无神论及其对天意的否定参见Lucian，Slander 14。关于伊壁鸠鲁的“无神论”，参见Slander 13。

[8] 关于狄奥尼修斯以及他的《罗马古事纪》，可参阅E.Gabba，Dionysiu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ic Rom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其中第1～4 章讨论了他的哈利卡那索斯背景。要想完整了解作为知识分子的狄奥尼修斯，可参阅N.Wiater，The Ideology of Classicism：Language，History and Classicism in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Berlin：de Gruyter，2011）。关于米特拉达梯六世生平及战史，可参阅A.Mayor，The Poison King：The Life and Legend of Mithradates，Rome ’s Deadliest Enem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9] 关于神话中的早期罗马，参见T.P.Wiseman，The Myths of Rome （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4）。关于《罗马古事纪》是为希腊人写作的历史，参见Roman Antiquities 1.4.2；关于罗马人在种族上源出希腊人的观点，参见Roman Antiquities 1.5.1-2。狄奥尼修斯和天定思想将在下面段落讨论。

[10] 引文见Dionysius，Roman Antiquities 1.4.2-3。

[11] 也有人认为狄奥尼修斯笔下对罗马心怀不满的史学家另有其人（比如Wiater，The Ideology of Classicism ，101-2），很可能是亚历山大港的马盖奈斯（Timagenes of Alexandria）。但马盖奈斯主要在罗马任职，不得志于奥古斯都后迁居托斯卡尼（Tuscany），从未做过“蛮族”国王的朝臣。美特若多若生平见Strabo 13.1.55和Plutarch，Lucullus 22.1-5 （testimonia 2 and 3 见F.Jacoby，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Leiden：Brill，1923-］ 2B 184）。美特若多若师从卡涅阿德斯一事见 Cicero，On the Orator 1.45=testimonium 4a。关于美特若多若的记忆术，出处同前，2.360=testimonium 5a （以及5b和5c）。关于美特若多若是两个同名之人还是只有一人的问题也存在争议，参见Habinek’s entry in I.Worthington（ed.）Brill ’s New Jacoby （Leiden：Brill，online version）。关于马盖奈斯，参见M.Sordi，“Timagene di Alessandria，uno storico ellenocentrico e flobarbaro”，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30.1 （1982）：775-97。有关米特拉达梯宫廷的相反记载，参见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108-9。

[12] 关于绰号来历，参见Pliny，Natural History 34.16.34=fragment 12。奥维德的话见Ex Ponto 4.14.37-40=Jacoby testimonium 6b。

[13] 关于反事实史学，参见N.Ferguson（ed.），Virtual History：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London：Penguin，1997）。关于罗马人发明蒸汽动力的设问，参见N.Morley，“Trajan’s Engines”，Greece and Rome 47 （2000）：197-210。要进一步了解反罗马史学中的亚历山大问题，可参阅T.Whitmarsh，The Second Sophisti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68-70。

[14] 参见Alexander Romance 1.29 （in the A and γ traditions；1.26 in β）。

[15] 参阅下列文献：Livy，From the Foundation of Rome 9.18-19；R.Morello，“Livy’s Alexander Digression （9.17-19）：Counterfactuals and Apologetic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2 （2002）：62-85；以及S.Oakley，A Commentary on Livy，Books Ⅵ-Ⅸ. Volume Ⅲ：Book Ⅸ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99-205及附录5。

[16] 参见Plutarch，On the Fortune and Virtue of Alexander Ⅰ-Ⅱ 和On the Fortune of the Romans 。关于亚历山大的行为偶尔像个哲学家，见On the Fortune and Virtue of Alexander 327e-9d；引文同前328e

[17] 关于高卢人偷袭朱庇特神殿一事，见Plutarch，On the Fortune of the Romans ，325b-d。关于命运一词词义的转变，同前书318a（语句在结尾处中断，因此内容有脱漏）。对文中幸运作用的概述，可参见S.Swain，“Plutarch’s De Fortuna Romanorum ”，Classical Quarterly 39 （1989）：504-16。

[18] 关于流星的比喻，见 On the Fortune of the Romans 326a；只有“大量鲜血”才能解决问题的记载，参见前书326c［此处暗指《奥德赛》（Odyssey ） 18.149］。

[19] 参见Lucian，Zeus the Tragedian 47-49。

第14章 虚拟网络

当我们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世界寻找无神论者的身影时，有时看到的画面像是只有若干散乱的点分布其上。那个时代无疑会有一些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并以各自的方式与主流宗教思想相对抗的个人，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前苏格拉底学派和智者学派、汇集无神论主张的怀疑论者、推动了唯物世界观和“细微神”思想的伊壁鸠鲁学派，以及像佩尔塞俄斯那种古怪多疑的斯多葛派成员。有些富于创见的作者，如欧赫迈罗斯和基齐库斯的赫墨克里斯等人，为了破除对奥林匹斯众神的传统信仰，而致力于挖掘将统治者神化的神学意蕴。这些人被其他人称为无神论者（atheoi ），他们自己或许也乐于被贴上这样的标签。那么，我们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点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否能把无神论者视为古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更确切地说，古人自己也是这样看待无神论者吗？又或者，可曾有人退后几步，让一幅如点彩画般（pointilliste ）的构图在眼前完整呈现？

在某种意义上，身处前启蒙时代、前机械化时代的世界，人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个散乱的点。无神论者存在于古代希腊，也存在于其他每一个地方。但是，在一种把确保国家稳定——有赖于众神保佑——视为重中之重的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存在显然不会导致广泛的无神论运动。直到18世纪以后，无神论才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因为社会需要它发挥作用：对于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的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言，把知识和道德权威从神职人员手中转移到科学技术专家手中成为一种必须，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无神论得以成为一场由单独的无神论者个体聚合而成的运动。古代希腊的情况在两方面都有所不同。首先，那里最初并不存在一个垄断文字和知识的僧侣阶层，因此，无神论不必攻击僧侣的权威。由僧侣们把持的知识只有一种，即如何通过神谕和预言去知晓未来。其次，虽然当时的技术在建筑、水利、攻城术、医药等诸多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没有形成依靠创新而实现进步的群体性社会理想。希腊人从没设想过未来技术与现在会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产生过科幻作品。当他们想要描摹出一个按照不同规则运行的社会时，所能想到的，要么是唤起深藏的历史记忆，要么是去虚构一个遥远的国度［不妨回想一下欧赫迈罗斯和他那段虚构的潘卡亚之旅（参见第10章——译者注）］。结果，科学与宗教之间为引领未来社会而展开的斗争，反倒没有什么意义。

我相信，前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应该有资料能证明当时曾发生过一场社会运动，向世人推广没有神的世界更加可取的思想。运动规模肯定不大，但其意义之重大足以在当时社会搅起一股波澜。

其实，导致无神论在罗马帝国兴盛的因素，早在500年前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就已存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希腊人对于传统的感觉敏锐、细腻又狭隘。每一城邦无疑都保留着各自独有的传统，但是，身为希腊人的本性却又日益把他们引向一种共同意识，即所有希腊人共同拥有一份植根于古典时代雅典的文化遗产。这种变化最显著迹象是阿提卡语地位的变化。阿提卡语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时，还只是流行于雅典一带的地区方言，但是到罗马帝国时代，无论是简单的“白话”（koinē ）或“普通”话，还是贵族学校传授的纯熟语言，都已通行阿提卡方言，用来推广正确使用希腊语的手册流传至今（比如有位权威人士写道，“无知者把‘小石榴’一词写成带有分音符的rhoïdion ，而我们则把它念作rhoidion ”）。阿提卡方言在当时被视为“高贵的希腊语”，直到今天，对阿提卡语的偏爱依然存在于文学领域或是纯正的（katharevousa ）现代希腊语中。对于古典时代雅典的崇尚远不止表现为对其语言的应用，它还影响了曾成就过一批作家的文学经典创作领域，这批作家中有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狄摩西尼以及众多悲剧诗人。进入罗马帝国时代后，希腊精英们曾在公开的即兴演讲比赛中重新演绎古典时代的历史片段，比如扮演一位雅典父亲，颂扬自己已故儿子在马拉松战役中的卓越功勋，这是文人们古雅趣味的极致。有些人喜欢把自己和过往的名人联系在一起，如史学家、哲学家阿里安称自己为“新色诺芬”（the new Xenophon），偶尔干脆直称“色诺芬”，以此方式对色诺芬本人的雅典文学范式表达敬意。就在距今并不太久之前，许多学者对于希腊文化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所表现出的仿古典倾向还十分不屑，认为它体现出一种喜爱古董甚于原创的末世心境。然而，后现代主义表明，对以往的发掘和重新利用，也是一种凭借自身实力的创造性活动。在今天，人们眼中的古典主义已不再是对古代文化的粗浅模仿，而是身处罗马时代的希腊人借以理解自身世界意义的一种工具。 [1]

在罗马时代，崇拜雅典的希腊人认为，民主城邦的雅典曾把一群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无神论者是个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事实。苏格拉底这位卓越的古典哲学家也出现在这一群体边缘更成为一种格外的提示。于是，无神论不仅被视为一种抽象的哲学立场，而且被视为希腊整体历史的一部分，是希腊人讲述的有关他们自身（且围绕雅典展开）的一段往事。公元前5世纪的无神论者曾是喜剧诗人的笑料，悲剧诗人则把他们同抗神故事联系在一起，他们还不时受到犯罪指控，虽然有这种种不堪，但他们出现在古典时代的雅典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让他们获得后世同胞眼中的正统地位。这是对卓越的古典往昔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这种认知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把无神论造就成一种能够见容于罗马时代的知识空间。

后来的无神论者之所以能坚持己见，是因为他们在心目中把自己同许多古典时代的无神论大师如迪亚戈拉斯、普罗泰戈拉、克里提亚斯乃至苏格拉底本人联系一起。这种联系我们姑且称为“虚拟网络”，它的形成有赖于希腊化时代的一种独创的著作体裁，即“学问辑要”（doxography）。学问辑要虽然是19世纪才创造出的词，但作为一种著作体裁，在晚期希腊文学和哲学中就已广受欢迎。它的出现既受到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等人先行事例的启发，也同这一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帕加马、罗马以及其他地区兴起的大型图书馆有关。当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投入收集、编纂和整理前人思想观点（doxai ）的工作。保存至今的哲学类学问辑要涵盖了许多人的著作，其中包括西塞罗、菲洛德穆、阿里乌斯·狄迪莫斯（Arius Didymus）、阿尔基诺奥斯、埃提乌斯（Aetius）、赛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以及其他许多人。学问辑要不只是为无法顺利阅读原著的读者编写的内容提要，也是一种颇见功力的创作方式。学者们往往对学问辑要的编纂者不以为然，以为他们不过是把更为原初（但今已散佚）的前人观点简单辑录在一起。这种看法过于轻率，甚至过于傲慢，它所忽略的是以往时代的重大文化运动。学问辑要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现代人搜集古本残卷的需要，而是为了让古代读者借阅，以帮助他们透过杂乱无章的资料领略前人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各家哲学“流派”——如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怀疑主义等——的思想是编纂学问辑要的一个结果，是学问辑要的编纂，把来自不同学者间相互冲突的意见、看法汇集整理成令人信服的知识体系。当我们说“斯多葛派认为……”时，其实是在无意间赞扬学问辑要编纂者的功劳。 [2]

无神论在古代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因此，学问辑要的意义变得尤为重要。对多数人来说，做一个无神论者就意味着从此成为虚拟社会中的一员，而不再属于这个人们彼此之间能直接见面的社会。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各种能让其成员相互对话的无神论学派，有的只是学问辑要。学问辑要犹如一张网，把一个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个人联结在一起，也把他们那些五花八门的思想信仰编织在一起，形成一整套他们共享的义理或学说，正是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义理或学说才共同构成哲学上的无神论。

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可以找到最初的无神论学问辑要。他笔下那位雅典陌生人提到，有一群“聪明的现代人”归纳出三种各不相同但又彼此相关的主张：一种认为不存在神；另一种虽然相信神的存在，但认为神与人类事务无关；还有一种认为神的确关心人类事务，但又很容易被收买。柏拉图在书中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这还算不上是归纳特定思想家观点要义的学问辑要，而柏拉图的含糊其词让人更加疑心他其实是故意嘲弄那一类人所相信的那种事。柏拉图并非不加选择地逐一列出无神论者的观点，他只大致介绍那些有可能被他的理想国视为宗教异端而斥为非法的观点或主张。 [3]

需要注意，柏拉图在谴责“聪明的现代人”时并未指名道姓。最早提到具体人名的无神论学问辑要是伊壁鸠鲁编纂的。证据就在菲洛德穆所著《虔诚论》中，这部作品是对埋藏在维苏威火山灰烬下的碳化莎草纸文书进行整理复原后得到的，堪称现代人探索古典文化的杰作。德克·奥宾克把菲洛德穆文书残卷译成了英文，其中一段内容如下： [4]

［缺失文字］……那些把神明从现实中排除的人，伊壁鸠鲁责备他们毫无顾忌地任意妄为，就像在卷十二中责备普罗迪科斯、迪亚戈拉斯和克里提亚斯等人一样，说他们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把他们比作酗酒狂欢的人，劝诫他们不要给我们捣乱或是惹麻烦。

引文中提到的卷十二想必是指伊壁鸠鲁那部详细阐释物质和宇宙理论的皇皇巨作《论自然》（On Nature ）中的第十二卷。伊壁鸠鲁之所以反对“那些把神明从现实中排除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神性本质的亵渎和误解，而是因为他们的胡言乱语制造了麻烦，并且打破了伊壁鸠鲁希望其追随者获得的心灵宁静。 [5]

伊壁鸠鲁也像柏拉图一样，或许正因为自身处境险恶，才故意去妖魔化不信仰神明的人。身为极端唯物论者的伊壁鸠鲁提出的“细微神”观念，在许多人看来并不可信，他本人也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尽管如此，伊壁鸠鲁学派作为古代历史上曾获得巨大成功的哲学流派之一，它的繁荣至少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与此同时，对它的无神论指控也一直不断。也正因如此，该学派成员只要碰到与神有关的问题，就会替自己辩白，并且喜欢把学派奠基人的无神论学问辑要拿出来炫耀。

有一则与上述现象相关且最难让人相信的事例，给现代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带来了最令人惊叹的一段佳话。土耳其南部小城奥伊诺安达（Oenoanda）古称吕基亚，坐落在克桑托斯河谷（Xanthus River Valley）北部山地。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当地一处柱廊（有柱子环绕的市场或集会场所）壁上发现了残存的阐释伊壁鸠鲁学说的铭文，于是，一部概述伊壁鸠鲁学说的里程碑式的大型文献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当地进行发掘，并对铭文内容进行了艰苦的复原。铭文作者第欧根尼被允许把这样一部复杂的哲学指南作品——其篇幅之长放在古希腊、古罗马任何地方都堪称之最——刊刻在一处偏远小城的公共场所，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人们惊叹。在其他诸多内容中，铭文让人们看到的是：伊壁鸠鲁派成员一直在传播一种否认无神论主张的学问辑要。其中关键性内容出自铭文第十六列（可惜残缺不全）： [6]

他们十分过分地把至圣贤哲 ［即伊壁鸠鲁主义者］诋毁为无神论者。真相总会弄清，排斥众神的不是我们，而是其他人。［……］米洛斯岛的迪亚戈拉斯直接拒绝承认神的存在，并且精神抖擞地与所有相信神存在的人展开论战，他肯定有一些赞同自己观点的同道。从根本上说，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与迪亚戈拉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他的措辞不同，这使他的主张听上去不至过于生硬。他说自己不知道神是否存在，这种说法等于在说他知道神是不存在的。假设他不这样讲，而是换一种表达方式，拐弯抹角地说“我不知道他们并不存在”，很可能就会让我们相信他并没有彻底排除神的存在。可惜他实际上说的是他不知道神“是存在的”，而非“并不存在”。他的做法和迪亚戈拉斯如出一辙，迪亚戈拉斯在他清醒的每一时刻都在说他不知道他们是存在的。所以我才会说，普罗泰戈拉与迪亚戈拉斯两人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这批残存铭文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那些生活在罗马帝国的伊壁鸠鲁派成员，是如何解释他们与无神论的尴尬关系的。铭文第一句表明，伊壁鸠鲁派成员（“至圣贤哲”）当时被指斥为“无神论者”。但接下来，铭文却把攻击锋芒转向一些经常受到怀疑的人。这样一来，事实就变得十分清楚，伊壁鸠鲁派的无神论学问辑要之所以被刊刻在这里，主要是为该学派辩解，这是防御对手攻击自身弱点的一种手段（由此想到，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哲学意义上把不可知论与无神论等量齐观是今人所熟知的观点，其实早在古代，第欧根尼铭文就已给我们提供了这一观点的最早例证）。 [7]

总的说来，柏拉图和伊壁鸠鲁出于各自理由都曾作过贬损无神论的学问辑要，而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共同原因无疑是苏格拉底就刑后一直令人畏惧的恐怖气氛。正面总结无神论思想的学问辑要出自公元前2世纪的卡涅阿德斯及其继任者克里托马库斯在新学园（New Academy）领导的创新活动。本书第11章曾提到，克里托马库斯似乎编过一部扼要介绍各种反有神论观点的书，赛克斯都·恩披里克在《驳数学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第九卷中也讨论过相关问题，该卷采用的资料就来自克里托马库斯的著作。其实，卡涅阿德斯和克里托马库斯两人对于用这种方式扩大无神论影响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同怀疑论者一样，是要在赞成和反对这两种主张之间不偏不倚地保持平衡，进而做到搁置判断。虽然如此，但他们为此而把无神论思想编纂成学问辑要的做法极富创意，这种方式很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第一套知识系统且内容充实的反神明存在观的文献。

克里托马库斯提出的论断给他身处的世界留下深刻印记，虽然其间的过程是间接的。继他之后主持学园的人是拉里萨的斐洛。与前任相比，斐洛的怀疑论倾向并不那么强烈，他认为对于有些领域的知识，人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然而，他在公元前110年平稳接掌学园之后，便接连不断地遇到麻烦。先是他在哲学上的妥协态度导致两位最得力的弟子离他而去。一位弟子是阿什凯隆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scalon），他在公元前90年代脱离学园自创柏拉图复兴学派；另一位是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他选择继续坚持彻底的怀疑主义。接着，对斐洛来说，更大的不幸来自公元前88年至前63年罗马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之间发生的战争。战事迫使爱琴海周边各城邦选边站队，雅典不幸选中了最终成为失败者的一方。斐洛在战争初期移居罗马，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当时最伟大的奇才之一西塞罗，并成为他的导师。当时年龄不足二十岁的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对斐洛这位流亡的柏拉图学园掌门人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西塞罗无疑是通过斐洛而接触到克里托马库斯的思想的，也是通过他认识哲学无神论者的。公元前45年前后，西塞罗修补了同恺撒的关系后返回罗马，开始动笔写作神学著作《论神性》。这是部对话体裁的作品，全书分为三卷。在第一卷，威莱乌斯（Velleius）阐述了伊壁鸠鲁学派对于诸神的看法，但是他的意见被学园派的科塔断然否定；在第二卷，巴尔布斯（Balbus）阐释了斯多葛派的主张；在第三卷，科塔再次以学园派观点作出回应。西塞罗似乎因科塔的推论而格外重视克里托马库斯。科塔的主张基本上是怀疑主义的，他认为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对于他们无法确证的神作无可辩驳的假设。就本章议题而言，重点在于，科塔对伊壁鸠鲁“细微神”的攻击本身就相当于一部无神论学问辑要，今天的古典文化学者把它的思想源起经斐洛而最终上溯至克里托马库斯。科塔提出，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神无法干预现世生活的思想与迪亚戈拉斯、西奥多罗斯、普罗泰戈拉、普罗迪科斯以及欧赫迈罗斯等人所提出的无神论主张并无二致，他对每个人的主张都作了扼要总结。在西塞罗的书中，学问辑要被明确用来反对伊壁鸠鲁派观点，而作者本人对无神论也多少抱有些敌意，比如，他让科塔攻击伊壁鸠鲁学派，说他们并不比其他无神论者高明。西塞罗毕竟是有神论者，他用自己的话语给《论神性》全书作结时表示，他本人赞成代表斯多葛派的巴尔布斯所提出的主张，即存在一个体现天意的公正之神。然而，克里托马库斯及其导师卡涅阿德斯却与他大不相同。按照他们的观点，怀疑主义学说要想立足，反对诸神存在的论证就必须与赞成诸神存在的论证同等雄辩。至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克里托马库斯的著述中包括正面评价无神论的学问辑要，而且，它一定凝聚了自古典时代以来一切最优秀的反神明存在观的思想精华。 [8]

克里托马库斯的《论无神论》（On Atheism ）使无神论成为一种合法的存在，这种做法也使无神论者之间的交集以及对自身传统的认同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学问辑要发挥了虚拟网络的功能，即把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无神论者联结在一起，这种方式与现代电子媒介的作用十分相似。文本书写毕竟是一种技能。后古典时代的希腊语世界一直就有现成的文本网络，它一如既往地向外延展，覆盖了从西西里到伊拉克的广袤空间。但是，这片广袤世界的内部差异实在太大，大到无法通过实时互动的方式把内部不同地区维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这片世界在罗马征服之前政治上并不统一，宗教所能提供的凝聚力也因各种地方性信仰数量太多且都能与非希腊神祇交融而十分有限。于是，处在这种局面的希腊世界要想结成一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其凝聚力只能来自其成员的共同意识，即拥有以荷马及古典时代雅典为中心的共同文本、共同文化传承和共同历史镜鉴的意识。而上述过程正可以比照于古代无神论者这一虚拟共同体的形成。 [9]

克里托马库斯的学问辑要虽已失传，但它对古代晚期历史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克里托马库斯之外，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无神论学问辑要编纂者，两人均生活在公元2世纪，一位是赛克斯都·恩披里克，本书第11章对他作过介绍，他脑中蕴藏了希腊化时期最丰富的哲学无神论思想；另一位是身世不详的埃提乌斯（Aëtius），他编过一部名为《原理摘要》（The Tenets ）的学问辑要，现代学者通过各种资料将该书复原之后，书中内容引起了轰动。作为一名怀疑论者，赛克斯都所感兴趣的只是人们就神存在与否展开论辩时，正反双方推论是否具有同等说服力的问题。他提供无神论观点，是为了把这些观点作为平衡有神论观点的砝码。与他相比，埃提乌斯对于无神论的兴趣只在于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见解。并且，他的论述丝毫不含道德评价痕迹，他所提供的只是一份简单概括各种无神论者主张的眼光独到的论证纲要。到公元2世纪，无神论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完全合法的哲学思想。 [10]

埃提乌斯首先提到“有些哲学家”否认神的存在，并举出米洛斯岛的迪亚戈拉斯、欧赫迈罗斯以及《西西弗斯》剧本残卷作者（他注明是欧里庇得斯）等人为例。他开列的名单让人十分眼熟，这就提示我们这份名单最终也应该来自克里托马库斯。但埃提乌斯并非只是乏味的重复，他以一种强势和嘲讽的口吻描述传统的神明观念。他说，那些诗人“胡扯”神无所不能；柏拉图则宣称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宇宙，这岂不等于说神的模样像个圆球？真是满嘴“陈腐荒诞的胡扯”。“胡扯”（lēros ）一词出自辛辣的讽刺喜剧。埃提乌斯刻意而为的冷嘲热讽具有特定作用，这是一种培植群体倾向的语言方式，可以用来引导读者或听众站到发言者一边而去嘲笑传统有神论的荒谬。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心中的怀疑想必也会加深一步。

埃提乌斯列举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推论。第一种针对万能神的观点：假如神是万能的，他能让雪是黑色、火是凉的吗？凡此种种。埃提乌斯的意思当然是不行，那么，也就意味着神并非无所不能。这就是今天所熟知的全能悖论（“上帝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上帝能把他自己吃掉吗？”）的早期版本。第二种涉及宇宙论：有些思想家认为宇宙是由某种神力创造的。而创造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时间，换句话说，如果有创造，就会有创造之前的时间存在。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问一句，在创造之前那段时间难道神就不存在吗？任何视神为永恒存在的人都无法接受这种提问。又或者，那段时间神在睡觉？这同样不可想象，因为睡眠是为解除疲劳，而全能之神是不会感觉疲劳的。但如果那段时间神是清醒的，那神岂不又失职了，因为他没能完成计划，这也同样说明神并非总能把全部福分集于一身。最后一种论证取自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柏勒洛丰》：如果众神是负责道德奖惩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世界上还有不道德的行为？埃提乌斯带着对女性极大的嫌恶（妇女犯罪总是更加邪恶）举出神话故事中发生的罪恶，其中一例是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谋杀自己“优秀的”丈夫阿伽门农，另一例是得阿涅拉（Deianeira）暗害自己的丈夫赫拉克勒斯。

不要问埃提乌斯本人如何看待上述推论，因为这是偏离主旨的问题。埃提乌斯编纂学问辑要的根本目的不是评价或判断他人思想，而是为了把握这一特定群体如何论证问题以及其修辞特征。这份宝贵资料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论辩过程中对讽刺性语言的运用。这种语言方式意在以诋毁外部对手的方式，增强本群体的凝聚力。这正是各种社会群体用以维系自身的方式，对于那些依赖于文本传承而非面对面交流的虚拟共同体而言，尤其如此。与之极其相似的例子是使徒保罗（Paul）的书信。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也同样可以发现诸如得到群体认可的主张、对传统的诉求、嘲弄群体之外愚昧可怜的傻瓜等各种因素的结合。

赛克斯都·恩披里克在自己的某处无神论学问辑要中，曾提到过“无神论者团队”（tagma ）。他以这种措辞隐喻性地指称那个由怀疑神明者构成的虚拟共同体，而那正是他本人把诸多彼此千差万别且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考察各个时代希腊人的思想时，旁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个随意散布的点，但是，若以学问辑要编纂者的眼光来看，却可以在这片散乱的点状画面中看出各种思想模式。而我们从埃提乌斯那里得到的提示则是，这种共同体也有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那么，罗马帝国早期当真发生过一场无神论运动吗？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1]

[1] 关于希腊文化晚期的拟古之风和崇尚雅典之风，可参阅下列著述：E.Bowie，“Greeks and Their Past in the Second Sophistic”，Past and Present 46 （1970）：3-41，重刊于M.I.Finley（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Routledge，1974），166-209；S.Swain，Hellenism and Empire：Language，Classicism，and Power in the Greek World，AD 50-25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T.Whitmarsh，Greek Literature and the Roman Empire：The Politics of Imit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和The Second Sophistic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小石榴”一词，见Phrynichus，Selection 223 （Whitmarsh，The Second Sophistic ，45）。关于演说和人物模仿，参见M.Gleason，Making Men：Sophist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Ancient Rom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关于马拉松的讲话，参见Polemo，Declamations 1-2。

[2] 对学问辑要的修正性介绍，可专门参阅 J.Mansfeld and D.Runia，Aëtiana：The Method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a Doxographer ，vol.1，The Sources （Leiden：Brill，1997）；vol.2，The Compendium （Leiden：Brill，2009）；and especially vol.3，Studies in the Doxographical Traditions of Greek Philosophy （Leiden：Brill，2010）。

[3] 参见Plato，Laws 886a。

[4] 参见Philodemus，On Piety 19.519-33，以及D.Obbink，Philodemus on P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42-43。关于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庄园图书馆馆藏伊壁鸠鲁学派文献，参见M.Gigante，Philodemus in Italy：The Books from Herculaneum ，trans.D.Obbink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1-13。关于《虔诚论》的整理和复原，详见本书第6章（原文为第7章，疑为第6章之误——译者注）。

[5] 参见D.Obbink，Philodemus on P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74。

[6] 参见M.F.Smith，Diogenes of Oenoanda：The Epicurean Inscription ，该书不仅有对铭文本身的整理编纂，还包括简介、译文和注释（Naples：Bibliopolis，1993），此处引文译自铭文第16列。参见C.W.Chilton，Diogenes of Oenoanda：The Fragments （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此后又出版了更多残存铭文。关于铭文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化，参阅D.Clay，“A Lost Epicurean Community”，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30 （1989）：313-35，该文收入Paradosis and Survival：Thre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Epicurean Philosoph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232-56；还可参阅P.Gordon，Epicurus in Lycia：The Second-Century World of Diogenes of Oenoand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7] 认为不可知论就是无神论的例子见J.Bagnini，Athe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2-25。

[8] 参见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1.117-19；关于无神论学问辑要源流可经斐洛而溯源至克里托马库斯的看法，参见M.Winiarczyk，“Der erste Atheistenkatalog des Kleitomachos”，Philologus 120 （1976）：35-36；还可参见A.Dyck，Cicero，De Natura Deorum Book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9；作者对“学术资料”的见解更为中立。

[9] 参见B.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91）。

[10] 参见下列文献：Aëtius，Tenets （Placita ）1.7.1-10；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book 9，以及 Theophilus，Against Autolycus 3.7。关于埃提乌斯生平，参见D.Runia，“Atheists in Aëtius：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s on De Placitis 1.7.1-10”，in Mansfeld and Runia，Aëtiana Volume Ⅲ，343-74。

[11] 参见Sextus Empiricus，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9.54；关于无神论社群的其他参考资料出处同前9.14，9.51。

第15章 想象无神的世界

公元2世纪的罗马，长期稳定加之适当的机遇，使得权力和资源向上集中到一批角逐人生功名的精英手中。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这种自我发展的贵族文化的背后是罗马和平，即罗马治下的和平时代（Pax Romana）。拉丁语pax 一词，同英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词有着细微差异，pax 并不意味绝对没有战争，而是意味着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而制服不满者的反抗。因此，把pa x译作“太平”或“安定”（Pacification）似乎更为贴切。维斯帕先皇帝的和平殿（Temple of Peace）就是为纪念他在公元70年征服耶路撒冷并捣毁第二圣殿而建的。塔西佗（Tacitus）在记述罗马人征服不列颠的著作中，让一位精明强干的苏格兰出征将领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造出一片荒凉，他们却称之为‘天下太平’。” [1]

罗马帝国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一个为一统天下而设计的杰作。各地区的实际决策由帝国派出的总督和地方乡绅贵族组成的城邦议会负责，重大决策和较为棘手的问题则由帝国中央官僚机构负责。各行省在宗教和文化事务方面实行自治（但帝国皇帝在希腊语地区却心照不宣地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以为罗马行省的臣民依旧保留古代城邦时代曾享有的自治和自决权只是种错觉，这种错觉会被时刻感到罗马人手握一切实际权力的意识抵消干净。有位审慎的哲学家告诫渴望在本地城邦从政的希腊年轻人须不时提醒自己，“你支配他人，但也会被他人支配……千万当心自己头顶上那双靴子” [2] 。

帝国依靠两股相反力量的对峙而维持均势。一方面，作为帝国中枢的罗马，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已知世界的多数人如今都已臣服于一个帝国主宰，他是政治、法律和军事方面的终极权威。但另一方面，这种极权体制又因对个别地区、宗教和哲学的认同不断扩大而受到制衡。在帝国每处角落，跨国神祇都在传统神祇身边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既有埃及的丰饶女神伊西斯、伊朗火神密特拉，又有叙利亚鱼神阿塔伽提斯（Atargatis）和另一叙利亚神朱比特·多利刻努斯（Jupiter Dolichenus），这些神祇中当然也少不了以犹太教和新兴基督教面貌出现的耶和华。古老的希腊哲学，譬如毕达哥拉斯学说和柏拉图学说，也披上新的神秘主义面纱，重新出现在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学派身旁。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理论家所说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即区域性、非标准和亚文化身份感的渐次弱化，这一过程既是对新世界内各地相接相连关系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唯恐自身文化泯然于同质化整体的一种回应。宗教样式增多本身正是帝国的产物，更是罗马作为多元文化中心这一地位的产物。公元2世纪的一位基督教作家观察到的情形是：“帝国各行省各城镇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厄琉息斯人崇拜丰收女神刻瑞斯，弗里吉亚人（Phrygian）崇拜大母神（the Mother），埃皮达鲁斯人崇拜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迦勒底人（Chaldaean）崇拜太阳神巴力，叙利亚人崇拜爱和丰饶女神阿施塔特（Astarte），陶利安人（Taurian）崇拜戴安娜（Diana），高卢人崇拜墨丘利，但是罗马人崇拜所有这一切。”帝国都城就是世界市场所在地，在那里可以换取任何东西，宗教信仰也包括在内。覆盖整个帝国的交通网促使新的教派或信仰传播到更辽远的地区，而宗教信仰在军队的传播尤其重要。最终的结果是，就连远在帝国东北边陲的不列颠也出现了朱比特·多利刻努斯神殿、密特拉神殿和伊西斯神殿。 [3]

那么，无神论者在这一时期情况如何？名声不小且在哲学上已有一席之地的无神论，能够在这个世界广泛传播吗？这方面的证据比宗教信仰方面的证据还难追踪，因为无神论者并不在乎能否留下他们不信仰神明的实物痕迹。这世上没有任何显示无神论者存在过的圣龛、塑像、铭文、硬币，或者哪怕只是一处涂鸦。虽然如此，但无神论似乎又确曾和其他许多教派信仰一样，在帝国活跃一时，只是我们必须在文字资料中，经过巧妙梳理才能找出他们的踪迹。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个彰显多姿多彩个性人生的大舞台，马达乌拉的卢西乌斯·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 of Madaura）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出色人物。他之所以留在人们记忆中，主要是由于他那部笔触恣肆不羁的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 ，也称《变形记》（Metamorphoses ）］，其实他还有若干哲学和修辞学作品流传下来。《金驴记》讲的是主人公卢西乌斯（Lucius，也译作鲁巧、鲁奇等——译者注）因贪婪的好奇心而陷入魔法，变成一头毛驴，而后历经种种磨难才重新恢复人形，自此改宗易教，皈依埃及女神伊西斯。故事主人公与作者重名，许多人从他身上多少看到些作者本人的影子。作者也像主人公那样热衷于冒险，喜欢恶作剧，还有些宗教狂热倾向（奥古斯丁就把这部作品看作一部自传）。阿普列乌斯似乎也确曾有过一段为宗教和巫术而历险的经历。大约公元150年代，他返回家乡马达乌拉［今阿尔及利亚姆道鲁什镇（M’Daourouch）］途中，在欧亚［Oea，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不幸患病，但是幸遇一位富孀而从此转运。这位年长于他的富孀名叫艾米莉亚·普丹提拉（Aemilia Pudentilla），待他十分友善，两人最终结为夫妻。本来一切顺利，但后来有两个想谋夺普丹提拉家产的人开始找他的麻烦，其中一人是埃米利安努斯（Aemilianus），另一人是鲁菲努斯（Rufinus）。他们本打算争取富孀子女站到自己一边（也确实这样做了），然后以阿普列乌斯用妖术骗得富孀爱恋为由把他告上法庭。

但是这些人漏算了一招，忘记对手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演说家。这场官司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大事件。公元158年或159年，案件在萨布拉塔［Sabrata，今佐乌亚拉（Zowara）］开庭，时任北非总督的克劳迪乌斯·马克西姆斯（Claudius Maximus）也到场了。这里有一份阿普列乌斯的辩护词，它言辞雄辩，多少有些模仿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的雅典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庭辩中，阿普列乌斯不时挖苦对方的主张，不厌其烦地把对方的全部证据一一戳穿。人们从辩词中看到的阿普列乌斯像是个正直、学究气十足的典型哲学家。他在法庭上替对方的道德过失辩解，进而巧妙扭转了不利局面。特别是，他把自己塑造成循规蹈矩的模范宗教信徒，而指责起诉他的埃米利安努斯是天生厌恶礼制和信仰的家伙。他收藏的那些被说成巫术用品的东西其实是和神秘仪式有关的护身符，它们反倒成为他迷恋传统宗教的证据。至于他的对手埃米利安努斯，他的说法是：

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包括这位埃米利安努斯在内，喜欢嘲弄一切神圣的事物。我从认识他的奥亚人那里得知，到今天为止，他从不向任何神明祈祷，也从不拜谒任何神庙，无论路过哪处圣龛，他都认为不该把手伸向双唇表示敬意。他从没把新收获的庄稼、葡萄或是牲畜献祭给任何一位赐他以丰衣足食的农事神祇。他的农庄没有神龛，没有圣坛，也没有果园。我为什么要提果园或神龛？去过他农庄的人都说，他们从没在那里看到用来加工油脂祭品的石头，也没见过悬挂花冠的树杈。就因为这样，他得到两个绰号，一个绰号如我所说叫卡戎（Charon，冥河船夫之意——译者注），因为他模样凶狠，性情暴戾；另一个叫墨赞提乌斯（Mezentius，罗马神话中蔑视众神的伊特鲁利亚王——译者注），因为他无视众神而得名。 [4]

阿普列乌斯把对手描述成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对崇拜神明漠不关心的人。把对手与墨赞提乌斯捆绑在一起更是神来之笔：墨赞提乌斯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以蔑视众神者（contemptor deorum ）的形象出现，是一个抗拒神意的蛮族首领，“虔诚的埃涅阿斯”要想建立罗马，就必须把他打败。阿普列乌斯就是要借助这位指控者的宗教立场，把他弄成在宗教、伦理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混乱不堪的典型，弄成罗马价值观的敌人。 [5]

埃米利安努斯当真是无神论者吗？这里一个显著的难题是，很难弄清阿普列乌斯这份辩词被人动了多少手脚。夸大其词谩骂对手是古代法庭司空见惯的场面，听众知道，这种指控和通常那些对通奸、投毒、口交癖等行为的指控没什么两样，都应该带上大把的盐来听审。但是，仅此还不能完全解释阿普列乌斯对埃米利安努斯的抨击，阿普列乌斯认为对方加入了某些彼此志趣相投的人结成的群体——“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包括这位埃米利安努斯在内……”，按照阿普列乌斯的说法，埃米利安努斯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事实上，这段话让人联想到学问辑要编纂者曾把无神论者群体描述为一种虚拟网络：“有些哲学家，比如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还有泰耶阿的欧赫迈罗斯等，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神。”我们难道也在阿普列乌斯的辩词中发现了北非存在类似网络的证据？当然，这次是无神论者在现实生活中结成的网络。 [6]

仔细想想埃米利安努斯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时难免觉得他并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无神论者，倒像是基督徒。然而，在公元2世纪中叶的北非，基督徒还只是凤毛麟角，这就很难不让人认为有些人之所以把指控阿普列乌斯的人算作自己人，就是想在思想意识领域扩大自己的队伍。 [7]

罗马帝国早期，无神论似乎并不特别惹人争议。像埃米利安努斯那样的人，只要参与各自社会的公民生活（其中应该包括遵守最低限度的宗教惯例），生活中一般不会遇到麻烦。人们既可以相信无神论，也可以指控无神论，甚至社会主流也是如此。比如老普林尼这位罗马军人、舰队司令，同时也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牺牲者，就会偶尔表达自己对宗教的怀疑。他在自己那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也译作《自然史》——译者注）第二卷中提出一种自然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单一且无所不在的宇宙力量统一起来的整体（类似前苏格拉底学派早期主张）。这一理论几乎没有给神的存在留下余地。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试图发现神的形状和模样是人类低能的表现。”他还说，“无论‘神灵’是谁——假如他真的存在——他都只是仅存于纯粹的感觉中，存在于视觉、听觉、心灵、意念中，他只是他自己”。接着，他针对众神因所在国家、城市乃至房屋不同而各不一样这一点打趣道：“就此推断，神的数量比人还多！”他还嘲讽一些不合逻辑的传说：众神想必只婚配，不生儿育女；有些神永远那么老，还有些神永远那么年轻；所有荒诞离奇、难以置信和不道德行为的传说讲的都是他们的事。普林尼和普罗迪科斯和欧赫迈罗斯一样，认为宗教信仰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成就的颂扬，比如，众神乃至星辰本身的名字都取自“人的优良品性”，那种以为神会关注人类事务的想法十分可笑。此外，在普林尼看来，把机遇意义上的“命运”（the Fortune）看作一位女神已经十分荒唐，以为一切事物皆预先就有定数的想法就更加不靠谱。他坚信，神明观念产生于人类对惩恶扬善的社会公义保持信任的需要。总之，普林尼的研究表明，神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念。他说：“神是一个帮助他人的凡人。”我们通过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塑造出我们自己心中的神。 [8]

普林尼并不激进，他是慎思、明智、博学的人，没有理由去压抑对这些问题的疑虑。当然，无神论在当时依然被视为反主流文化的思想。公元2世纪的塞浦路斯哲学家泽莫纳克斯（Demonax）是位不计后果也要说出自己思想的人。出生于萨莫萨塔（Samosata）的讽刺作家琉善为泽莫纳克斯写过一篇传记，其中提到他视自己为古典风格的无神论者。琉善写道，那些在雅典检举泽莫纳克斯的人，“对他的指控就同当年阿尼图斯（Anytus）和梅里图斯（Melytus）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一样，说人们从没见他参加过献祭，也没有人介绍他独自参加厄琉息斯秘仪”。泽莫纳克斯对第一项指控的答复是，众神并不需要那些祭品。对第二项的答复是，他担心一旦自己参加秘仪，若看到的仪式平淡无奇，会忍不住劝阻不明就里的新人加入；反之，若仪式让人难忘，他又怕自己会情不自禁地把神秘之事传得尽人皆知。换句话说，他不参与秘仪的理由是使自己不至亵渎秘仪。这种做法同公元前415年雅典著名无神论者迪亚戈拉斯的行为（或者被指控为他的行为）如出一辙。泽莫纳克斯虽然隐晦地承认了自己的无神论立场，但又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了像他的前辈那样引发骚乱。雅典人觉得他的回答十分可笑，于是把手中原本准备掷向他的石块丢到了一旁。

琉善记载了许多泽莫纳克斯的哲学笑话，其中有些是嘲笑传统宗教的：有位朋友让泽莫纳克斯到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为自己的儿子祈祷，他答道，“假如阿斯克勒庇俄斯听不到我们在这儿的祷告，你显然会以为他聋了”。有人问泽莫纳克斯是否认为灵魂不朽，他回答，“哦，是呀，眼前的一切都是不朽的”。他见到一个预言家为赚钱而当众给人算命，便告诉预言家这笔钱怎么收都不合理，因为“如果你认为你能改变命运，那么不管你开价多少都嫌太少，但是如果未来命运早已由神派定，算命又有什么用？”琉善说泽莫纳克斯“学着那个锡诺帕（Sinope）男人（此处应指犬儒派哲学名家第欧根尼——译者注）的穿着打扮”，据此判断，泽莫纳克斯似乎是犬儒派哲学家，该学派成员往往言辞讥诮，咄咄逼人，宁与教条为敌，也决不恪守任一特定的哲学原则。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泽莫纳克斯是无神论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不如说他主要是现存宗教思想的批判者。 [9]

泽莫纳克斯一直寂寂无闻，但为他作传的琉善（约公元120-180）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古希腊作家。琉善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萨摩萨塔［临近今土耳其的阿德亚曼市（Adiyaman）］，他的文学造诣名满帝国。他那些辛辣的讽刺文字和离奇的想象力往往成为他身上的无神论标签。一部出自公元10世纪拜占庭的百科全书这样介绍琉善：他的绰号是“‘亵渎者’或‘诽谤者’，这些称呼其实比称他为无神论者更合适，因为，他在对话作品中竟然嘲笑宗教……据说他是因为疯狂攻击真理而被狗咬死的，他在《佩雷格里诺斯传》（Life of Peregrinus ）中，猛烈抨击基督教，甚至（这该死的家伙）还亵渎过耶稣基督本人。就因为这样，他不仅此生要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狂妄而遭到应有的报应，而且在来世也会与撒旦一同被不息之火炙烤”。16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琉善也同样不客气，把他的著作列为禁书。然而，琉善却受到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拥戴，在他们眼中，他是位无所畏惧的讽刺大家，大胆嘲讽对宗教的虚假恭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伊拉斯谟（Erasmus）两人都热衷于翻译和模仿他的文字。后来他也启发了伏尔泰和斯威夫特（Swift）。 [10]

琉善之所以背负无神论者之名，并且被诅咒永远与撒旦做伴，主要是因为他曾挖苦过基督徒。在非基督徒希腊作家中，他其实是最早提到新兴救世主信仰的人，他轻松调侃这些人像是“尖桩穿身的诡辩者”［这是把罗马人钉十字架的做法，比作希腊人用来惩治罪大恶极犯人的“刺刑”（anaskolopisis ）］。基督徒在当时人数很少，并不是琉善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其实，他更关注的是如何暴露主流希腊神学观念中的逻辑缺陷，揭穿虔诚信徒们那些仪式活动的荒唐、可笑之处。 [11]

琉善难道真如拜占庭百科全书中所说那样，是个无神论者吗？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其实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准确。琉善多数作品都采用生动的对话和小说体裁，行文中并不透露作者本人立场。他乐此不疲地游戏于多重文学身份，编写出“路吉诺斯”［Lukinos，以他的希腊文名字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命名的剧本］、“叙利亚人”（the Syrian）、“提基亚得”（Tykhiades，意为命运之子）以及其他类似作品。琉善从不对读者耐心坦陈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持前后立场一致，比如，他可以在一篇文章中轻松调侃宗教，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谴责某人缺少虔诚之心。他和自己笔下传主泽莫纳克斯一样，并不是那种刻板教条的无神论者，也不至狂妄愚蠢到毫不留情地嘲讽一切，只不过当时的宗教恰好给人留下太多明显的破绽或口实。 [12]

琉善在观察宗教时，目光所及往往是某种非常传统的宗教。他和当时其他文人一样，心中充满了表现古风时代希腊和民主雅典的古代文学。他那些幽默的文字透着学识和儒雅，是写给那些懂得修昔底德、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的人看的。例如，他在《诸神的对话》（Dialogues of the Gods ）中调侃荷马史诗和神话中的神祇，让他们显得滑稽又平庸：潘神想让赫尔墨斯承认是自己的父亲，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个尴尬的问题，即为什么自己是半人半羊的样子……然后，母亲又是谁？信使神赫尔墨斯向母亲抱怨，认为把所有苦差事都派给年轻的神去做很不公平。赫拉向宙斯告发说，前来赴宴的漂亮年轻人伊克西翁（Ixion）一直在调戏她。所有可笑之处都掩藏在作者用文学语言营造的冲突中：在人们心目中，出现在庄严史诗中的奥林匹斯诸神本该庄重又高贵，而不是像这般满腹牢骚地出现在吵吵嚷嚷的闹剧中。这些对话作品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内容，当然也很难讨好任何一方。

相比之下，琉善对宗教体制的嘲笑来得更加尖刻。献祭是所有希腊罗马宗教仪式的高潮部分，他写过一篇《论献祭》（On Sacrifices ）。一开始，他写道：“看看那些无知的人在献祭时、在节日里、在庆祝众神的游行队伍中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祈祷些什么、又赌咒发誓会去干些什么？他们又是怎样看待众神的？我不知有什么人能郁闷、沮丧到面对如此狂癫、蠢笨的举动居然笑不出来。”从主流宗教视角来看，作者采取的立场或许不那么光彩。他把攻击的锋芒直指献祭这一希腊宗教仪式的核心环节。在古代宗教中，献祭仪式是一种交换，它建立在神人互惠的契约之上，其逻辑是，如果人类如神所愿，在献祭活动中表现得虔诚，那么神，也会如人类所愿而善待人类。但是琉善却一下抓住其中的逻辑谬误，并予以戳穿：“如此说来，众神做任何事似乎都并非不要报酬，他们把各种好处卖给人家，比如，你可以用小牛交换你的健康。四只公牛你就能得到财富，一百只就能让你当国王。”琉善分析道，这样一来，献祭便没有意义了，因为，假如众神真的是神，真的如人们所说那般强大有力，那么，他们还有必要接受人类的祭品吗？还会贪婪到向没能献祭的人实施可怕的报复吗？祭仪上那几缕轻烟，对他们真有那么重要吗？ [13]

琉善以毫不妥协的理性主义和直白写实的笔法对待宗教，结果让神话显得有些可笑。幽默是他的武器，它能造成一种“你我共同针对他者”（us-against-them）的情境，并且让自己辛辣讽刺对方知识缺陷的文字得到读者的认可（现代反宗教论战中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比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环绕太阳公转的极微小天体茶壶假设，即罗素茶壶就是如此）。这一策略不仅意味着站在个体立场与有组织的宗教展开的对抗，而且意味着试图——很可能是成功的——在一群由志同道合者个人组成的无论虚拟与否的网络中找到共鸣。 [14]

另一篇与葬礼有关的讽刺文也与此相似：他嘲笑道，以为在葬礼上痛哭流涕就能改变些什么，真是滑稽可笑。琉善深受犬儒学派影响，认为死亡可以证明一切虚荣和骄傲都是虚无的过眼云烟。犬儒派认为，人类文化世界是一种错觉或幻象，即tuphos ——他们使用“迷幻”这个词，也是琉善喜爱的字眼——而死亡让人回归自然，回归为真实的有机物角色。据说，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吩咐人在他死后把遗体扔到城墙外，让动物们吃掉。在琉善写作的一篇对话中，冥界船夫卡戎与赫尔墨斯一同造访人间，一路不停地谈论令活人喜欢的东西：“那些明晃晃、浅黄中透出一点红色的东西就是金子吗？我常听人说起它，但现在才第一次看见。”赫尔墨斯告诉他是金子，并说很多人为了它而不惜打仗，不惜作奸犯科。卡戎说：“听你这么说，这些人真是愚不可及，居然会对那些颜色浅浅的沉甸甸的东西如此着迷。”此外，在另一篇《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 ）中，琉善让各种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依次在冥间邂逅，让他们面对现世人类的所作所为或悲叹惋惜，或讽刺挖苦。 [15]

凡此种种都说明，有组织的宗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象。那些以为存在强大的拟人化神的观念，以为用献祭仪式和虔诚态度就能买得神明佑护的观念，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荒唐笑话：“在我看来，对民众中流行的仪式和信仰，似乎用不着有什么人去批评指责，只需有一位赫拉克利特或是德谟克利特便足够，一位笑他们愚蠢，另一位叹他们麻木。”德谟克利特有“玩笑哲学家”之称，赫拉克利特有“哭泣哲学家”之称。如果换作英语的习惯表达，琉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很难确定到底该嘲笑有组织的宗教，还是该为它哭泣。 [16]

讽刺作家并不总是拘泥于同一立场，琉善也有些作品，以相当传统的方式描述奥林匹斯诸神，让他们坐在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拨弄着致命的琴弦，一如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的样子。但是，奥林匹斯诸神在琉善笔下似乎又总是紧张兮兮、心神不定，仿佛他们的地位已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会失去。在一篇作品中，他异想天开地让传说中古典时代雅典的厌世者泰门（Timon，该人物日后也成为莎士比亚剧中主人公）因宙斯没有惩治恶人而痛加责难：“你那些‘呼啸的闪电’呢？‘万钧霹雳’呢？还有那‘炽焰闪烁砰然而出的利箭’呢？原来这一切只是随口胡说，诗意的废话——过过嘴瘾而已。”接着，他又写道，难怪风神之子萨尔摩纽斯觉得他能成功模仿你的雷鸣，“你正在因自己的懒惰而遭到报应，在奥运会之外，没人向你献祭，也没人为你戴上花环。即便有人在奥运会上敷衍了事地做了这些，那也不是因为人们感觉有必要如此，而是因为传统要求如此。众神中最尊贵的神啊，他们越来越把你当作克洛诺斯，一步步把你驱离尊崇的地位”。泰门断言，宙斯已经老了，说话不再管用了，结果，传统宗教才失去了对大众的吸引力。如今，在琉善设定的情节中，这个“肮脏卑劣、衣衫不整……夸夸其谈、满嘴大话的家伙（无疑是位哲学家）”所发出的一切责难，已引起宙斯的注意。宙斯把财富赐予泰门，作为对他在生活中表现的美德和经常参加献祭活动的回报，于是，人类行为和神明赏罚之间一度被废止的关联性得以重建。但是，故事到了这儿又有些矫情：泰门拒收神赐的财富，理由是金钱只会带来麻烦。泰门是琉善本人咄咄逼人的犬儒派作风的人格体现，他只对如何报复恶人感兴趣。接下来的情节是他兴致勃勃地把虐待他多年的那些寄生虫暴批一顿。即便宙斯被描写成现实人物，能够让人类善恶有报，人们也很难从这样一篇对话中汲取正面的有神论信息。作者反倒让人品出些言外之意：如果这世界待你的方式让你失望，那么最好想办法是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绝对好过等待众神帮你解决问题。 [17]

身为众神之王的宙斯，经过转喻，成为传统宗教体系整体的代表。既然如此，依照惯例，便可以把打败宙斯理解为打败了整个宗教。琉善安排自负满满的宙斯同一个个有着全然不同推论逻辑的聪明读书人辩论，而他本人从这些争论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在《被盘问的宙斯》（Zeus Refuted ）这篇对话中，众神之王宙斯遇上一位昔尼库斯（Cyniscus，意为“小犬儒”），后者拿命中注定之类的问题考他，其中包括那个困扰《伊利亚特》读者的老问题［宙斯在那里承认自己无力解救自己的儿子萨耳珀冬（Sarpedon）］，即众神是受命运的辖制，还是能改变命运？接下来，昔尼库斯又问，如果人的一生早有定数，又如何能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宙斯答不上来，恼怒地说了句“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诡辩者，我再也不打算回答任何问题”，然后草草收场。 [18]

在另一篇对话《演悲剧的宙斯》（Zeus the Tragedian ）中，宙斯从一开场就发出悲剧式的哀叹。在诸神的追问下，他说出悲伤的根源是一场正在雅典展开的争论，论辩双方分别是斯多葛派的提姆克勒斯和伊壁鸠鲁派的达弥斯（Damis），针对的问题是，众神是否会干预人类事务，甚至牵涉到众神是否存在。起初，提姆克勒斯吸引了听众，但是不久之后便开始疲于应对，于是听众转向了达弥斯。宙斯惊骇得降下夜幕。次日，众神偷听到双方对话，沮丧地发现，是不信仰神明的达弥斯大获全胜。

达弥斯把各种无神论观点汇聚在一起，侃侃而谈，弄得提姆克勒斯无话可说。这篇对话实际上既是一种戏剧化的、在赛克斯都·恩披里克和埃提乌斯那里也能见到类似效果的学问辑要，它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例，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面对坚定的有神论者时，可能会怎样表达他的观点。这场争论围绕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而展开，即众神是否干预现世生活，以及神是否真的存在。达弥斯首先提出，神不会干预人类事务，理由是，自己从没因否定众神而受到惩罚，提姆克勒斯也没有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惩罚。任何神当然都没有时间去一一监管每一桩公正或不公正的事。提姆克勒斯则援引柏拉图《法律篇》中常常被人重复的观点来作答，他指出自然界和有机体的循环都是规则有序的，这就表明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达弥斯反驳说，自然界的有序只能证明它目前是有序的，并不能证明是神刻意安排的。接着，问题又转向荷马，两人都承认荷马是最优秀的诗人，但达弥斯毫不费力地说明他的诗歌造诣，与他那独出心裁又自相矛盾的神学观并无关联，其他悲剧诗人也同样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提姆克勒斯换了一种方式，提出宗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意思是反问：难不成这颗星球上所有民族都错了？这正是赛克斯都·恩披里克所列举的有神论论据之一，而达弥斯与之抗辩的理由同赛克斯都完全一样。达弥斯指出，许多人都相信某件事并不能证明这件事就真的是事实。接着他又说，其实许多人所相信的与神有关的事，却被其他人发现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比如，众神享用各种各样奇特的祭品，其中包括活人在内；又或者有些神长着动物的样子（埃及人的神就是如此）。这时，提姆克勒斯又转到神示和预言，而达弥斯却指出，那些预言往往用非常含混的言辞来表达，语义模棱两可到适用于双方。他举出希罗多德记载的著名事例为证：德尔斐神庙女祭司告诉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如果他向居鲁士发动进攻，将“毁灭一个伟大的帝国”。达弥斯对神谕效力的批评很可能与公元2世纪早期从事写作的犬儒派哲学家加达拉的俄诺玛俄斯（Oenomaus of Gadara，俄诺玛俄斯是作为拉比对话者和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之一而偶然留在了犹太传统记忆中）的观点相似。提姆克勒斯斥责达弥斯是个与神作对的家伙，责问他“宙斯的雷霆你听不到吗？”达弥斯回答他听到了雷声，但这说明不了是宙斯在发出雷鸣。然后，他又不失时机地提醒提姆克勒斯，克里特岛有座宙斯墓，这意味着那里只当宙斯是一介凡人。提姆克勒斯在接下来的论证中以航海做比喻：要在海上行船，就需要有一位船长，由他指挥安排人们在不同岗位各司其职。但是，达弥斯把这个例子反过来用在对手身上，指出许多航船被力不胜任者操纵，言外之意，谁能说宇宙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最后，提姆克勒斯拿出哲学三段论：“如果有祭坛，就是有神；现在既然有祭坛，那么也就是有神。”这段话的逻辑显然不充分，达弥斯根本没有再花时间去反驳它。有趣的是，这段论证来自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那段用以论证神存在的逻辑推演，即“崇拜神是合理的，崇拜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因此神是存在的”。但在提姆克勒斯这里，却变成了残缺不全的三段论（应该是琉善故意而为）。最后，众神终于承认达弥斯的论证更雄辩有力，但是又自我安慰道，只有希腊知识精英们才能理解这一切，人类日常生活仍将一如既往。 [19]

在琉善笔下，达弥斯和提姆克勒斯两人之间如演剧一般的辩论肯定显得有些滑稽夸张，但是当时无神论与有神论展开辩论时，有可能出现的大致情景也的确跃然纸上。这里有一种写实的笔触，在当时那种醉心于当众展示知识与才华的精英文化中，作者笔下的公开对话极有可能真的发生过，也真的有过众人（以及琉善想象中的众神）齐聚一堂，观看知识与知识的对决的场景。这篇讽刺作品甚至暗示了无神论思想在希腊世界的发展和传播，宙斯担心“如果人们被说服，从此相信神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关注人类，我们就再也得不到来自大地的祭品、礼物和崇敬，只能徒然坐在天庭挨饿”。这段话正呼应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中的情节，在剧中，云中鹧鸪国的公民想要通过攫夺祭品的办法把众神从天庭中饿跑，宙斯想到，终有一天众神不再受到人类的崇敬。这篇对话寓意极大，琉善是通过自己虚构的人物在探索一种可能性，即反对神存在的论证是否有可能最终说服所有人从此不再信仰宗教。 [20]

有份最新资料证实，无神论者在罗马时代的希腊是被社会接纳的成员，他们的思想也得到过认真对待。普鲁塔克（约公元45-120）是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也是位合乎柏拉图传统的道德家和神学哲学家，同时，他还是罗马公民、德尔斐神庙祭司以及骄傲的皮奥夏人（Boeotian），他自豪地说自己放弃了官场前程而坚守在家乡喀罗尼亚（Chaeronea，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此确立对希腊的征服）。他远比人们对他的描述更令人感兴趣，有时，他是素食者，认为动物也是会思考的生灵。有时，又是大胆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家，故事中的一位年长妇人竟然绑架青年男子（在古代道德的狭隘界限内，这多少有些女权主义味道）。只有他在作品中保留了古埃及丰饶女神伊西斯和冥府判官奥西里斯（Osiris）之间的浪漫故事，他还写过一本名为《月球表面》（On the Face That Appears on the Moon ）的宣传手册。他在女儿过世后，给妻子写下一封充满哲理的安慰信，这封家书成为最动人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普鲁塔克既有学究气的虔诚，又不失为人处世的圆滑。他在许多方面非常正统，但同时又对晦涩奥秘的学问和旁门左道之术充满兴趣。 [21]

正是这份不同寻常的魅力，外加近乎强迫症式的宗教虔诚，让他介入对无神论问题的讨论。但是，他并没有直接与之针锋相对。他众多传世作品中有一篇题为《论迷信》（On Superstition ），针对的是被他视为荒谬和不正宗的迷信教（Deisidaimonia ，字面意思为“敬畏恶魔”）。长期以来，迷信一直激发着普鲁塔克这样的贵族保持敬畏之心。其实，早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就已把迷信信徒（deisidaimōn ）写进他的《人物志》（Characters ）。按照他的记载，迷信信徒属于那种时常担心礼仪不够纯正、担心牲畜横穿自家道路之类的偶然事件的人，而且，他们总能看到幻象，还要给这些幻象求得一个解释。普鲁塔克继承了泰奥弗拉斯托斯对人物特征的描述，且加以发挥，刻画出一系列傲慢自大又陈腐刻板的人物形象，在他笔下，迷信和污秽连在一起（“他披着麻袋坐在屋外，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而且他常常赤身裸体在泥地里打着滚儿地承认自己犯下的桩桩罪行，干下的件件坏事”），并且被看作老年妇女（最容易受各种陈词滥调攻击的群体）和犹太人的典型特征。普鲁塔克的写作活动主要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遭受洗劫之后（他似乎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犹太人因迷信而来的禁忌，称他们不愿在安息日打仗），当时，帝国境内正回荡着一股反犹情绪。然而，他那种漫画式的攻击笔法表明，这些并不是他的真正目标。 [22]

事实上，虽然《论迷信》一书表面的攻击目标是狄塞戴墨尼亚信徒，但也的确间接攻击了无神论。普鲁塔克始终把迷信与无神论相提并论。他写道：“那个无神论者认为不存在神；那个迷信的人虽然希望没有神，但又违背本意地相信神的存在；因为他害怕自己不信神。”普鲁塔克的观点是，迷信和无神论同样无知，因为两者都不理解神明那大慈大悲的本性（普鲁塔克在书中的论证实在不讲道理，生活中的一切好事都是神的功劳，一切糟糕的事都该归罪于其他因素）。在他看来，神永远是仁慈的，而对神所抱有的任何恶意都必定是因为误解了神的本性。在传统诗歌中，众神会让可怕的苦难降临人间。面对这样的观念，普鲁塔克也承认，不相信神明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此，与相信有恶神存在的观点相比，无神论不失为一种在理智上更可取的反应。但是，无神论毕竟和迷信一样，都基于众神也会犯错这一谬误前提。 [23]

那么，普鲁塔克所针对的无神论者究竟是谁？线索就隐藏在标题中。有份古人编写的普鲁塔克作品书目［即兰普里亚斯书目（Lamprias catalogue）］，排在第155号的作品为《论迷信，驳伊壁鸠鲁》（On Superstition，against Epicurus ）。有些现代编者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疏漏，理由是普鲁塔克在书目首页提到了那些认为宇宙是由“原子和虚空”创造而来的人，这无疑是指伊壁鸠鲁派成员。总的说来，这篇批驳伊壁鸠鲁派反对一般意义上神明存在的作品，写得相当出色。从根本上说，普鲁塔克想要打击的，是那种植根于神话传说，又为伊壁鸠鲁派成员卢克莱修和（在琉善作品《演悲剧的宙斯》中出现的）达弥斯等人所采用的观点。卢克莱修有句名言，“如此可怕的罪行只有宗教才能干得出来”，这是对一段神话有感而发：传说国王阿伽门农在远征途中，船队因海面无风被困在奥里斯湾（Aulis）而无法前行，为解除困境，阿伽门农竟然把女儿作为祭品献给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卢克莱修提出，以为海风来自神力，而非自然之力，正是这些错误观念和宗教狂热造成了故事中的后果。对此，普鲁塔克没有直接加以反驳，而是通过转移目标来化解卢克莱修的指责。他说，从这件事来看，错不在宗教，错在神话从根本上歪曲了神性。他举例说，神话中的女神尼俄伯（Niobe）夸耀自己孩子美丽，阿尔忒弥斯因此而杀掉了这些孩子。如果相信这样的传说，那就是迷信；如果因这个传说而怀疑众神，那便是无神论。只有心念虔诚的人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本质仁慈的神性。 [24]

在罗马帝国早期，无神论传播甚广，人们对它较为了解。这部分得益于伊壁鸠鲁学说的普及，这种哲学认为神距离人类十分遥远，并认为神对人类事务不感兴趣。然而，无神论的范畴又大于伊壁鸠鲁学说，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立场。于是，无神论作为传统有神论的替代品，合法出现在当时那个新兴的全球化宗教和哲学市场，供人选择。现在，终于有可能想象一下放弃宗教后的世界了，那景象很可能会如琉善所想，奥林匹斯众神因闻不到焚烧祭品的袅袅烟气而忍饥挨饿。然而，就在普鲁塔克和琉善曾停留过的两百年间，这个梦想便破灭了。就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全部宗教图景都被重新拼合，其间，再也没有怀疑神明者存在的空间。

[1] 关于“雄心勃勃的时代”，见P.Brown，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引文见Tacitus，Agricola 30。

[2] 参见Plutarch，Political Advice 813e。

[3] 关于罗马帝国内部整合，参见C.Ando，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关于区域变迁，参见T.Whitmarsh（ed.），Local Knowledge and Micro-Identities in the Imperial Greek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其中第1～10 页为讨论“全球本土化”的内容。引文见Minucius Felix，Octavius 6.1。关于罗马帝国宗教多样性问题，参见下列论著：M.Beard，J.North，S.Price，Religions of Rome ，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J.B.Rives，Religion in the Roman Empire （Malden，MA：Blackwell，2007）；J.Rüpke，From Jupiter to Christ：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in the Roman Imperial Perio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该书阅读重点在第185～209页。关于宗教网络，参见A.Collar，Religious Networks in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4] 参见Apuleius，Apology 56。关于阿普列乌斯生平，参见S.Harrison，Apuleius：A Latin Sophis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 关于墨赞提乌斯，参见Vergil，Aeneid 10.786-907。关于罗马的抗神之战，参见P.Chaudhari，The War with God：Theomachy in Roman Imperial Poet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6] 关于学问辑要提到的网络，参见Aëtius，Tenets 1.7.1。关于罗马法庭审理案件的典型场面，参见C.Edwards，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7] 把埃米利安努斯看作基督徒的观点见J.Walsh，“On Christian Atheism”，Vigiliae Christianae 45 （1991）：260；还可参阅V.Hunink，“Apuleius，Pudentilla and Early Christianity”，Vigiliae Christianae 54 （2000）：88-91。

[8] 参见Pliny，Natural History 2.5。

[9] 参见Lucian，Demonax 11，32，37，27，关于“锡诺帕男人”（即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参见Demonax 5。其他一些归在泽莫纳克斯名下的话，参见D.M.Searby，“Non-Lucian Sources for Demonax.With a New Collection of ‘Fragments’”，Symbolae Osloenses 83 （2008）：120-47。

[10] 关于无神论者琉善，参见Suda ，under Loukianos 。关于琉善在欧洲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C.Robinson，Lucian and His Influence in Europe （London：Duckworth，1979）；C.Lauvergnat-Gagnière，Lucien de Samosate et le lucianisme en France au XVIe siècle：Athéisme et polémique （Geneva：Droz，1988），以及M.Baumbach，Lukian in Deutschland：Eine forschungs-und rezeptionsgeschichtliche Analys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Fink，2002）。要想更全面地了解琉善，可参阅C.P.Jones，Culture and Society in Lucia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R.B.Branham，Unruly Eloquence：Lucian and the Comedy of Tradition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1] 关于基督徒和“尖桩穿身的诡辩者”，见Lucian，Peregrinus 11-13。

[12] 有许多以琉善宗教观为题的讨论，但是都不尽如人意。目前趋势是试图为躲在面具下的真实琉善重新建立明确的宗教态度（一种无望的追求），而不是按照各自条件继续探索他的讽刺技巧。参见下列文献：M.Caster，Lucien et la pensée religieuse de son temps （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37）；O.Karavas，“ΝΗΦΕ ΚΑΙ ΜΕΜΝΗΣΟ ΑΠΙΣΤΕΙΝ （Hermot . 47）：La religiosité de Lucien”，in A.Bartley，A Lucian for Our Times （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9），137-44；M.Dickie，“Lucian’s Gods：Luc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ine” in J.N.Bremmer and A.Erskine（eds.），The Gods of Ancient Greece：Ident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348-61；F.Berdozzo，Götter，Mythen，Philosophen：Lukian und die paganen Göttervorstellungen seiner Zeit （Berlin：de Gruyter，2011）。

[13] 参见Lucian，On Sacrifices 1，2。

[14] 关于罗素的小天体茶壶，见B.Russell，“Is there a god？”，in J.G.Slater and P.Köllner（ed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 Volume 11：Last Philosophical Testament ，1943-68 （London：Routledge，1997），547-48。

[15] 关于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参见Cicero，Tusculan Disputations 1.43。关于卡戎对话，见Lucian，Charon 11。关于《死者的对话》，参见 J.Relihan，“Vainglorious Menippus in Lucian’s Dialogues of the Dead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 12 （1987）：185-206。关于犬儒学派及其宗教观，参见本书第11章第222～225页。

[16] 参见Lucian，On Sacrifces 15。

[17] 参见Lucian，Timon 1-4，7。

[18] 参见Lucian，Zeus Refuted （quotation from 19），关于这篇对话的哲学语境，参见P.Großlein，Untersuchungen zum Juppiter confutatus Lukians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8）。

[19] 参见Lucian的Zeus the Tragedian 35-53。关于加达拉的俄诺玛俄斯，参见J.Hammerstaedt，Die Orakelkritik des Kynikers Oenomaus （Frankfurt am Main：Athenäum，1988）；拉比神父本·卡哈纳（ben Kahana）的评论见Genesis Rabbah 65：20，还可参见C.Hezser，“Interfaces Between Rabbinic Literature and Graeco-Roman Philosophy”，in P.Schäfer and C.Hezser（eds.），The Talmud Yerushalmi and Graeco-Roman Culture （Tübingen：Mohr Siebeck，2000），180。公元2世纪另一位批判预言神示的人是伊壁鸠鲁学派的第欧尼安努斯（Diogenianus），他的观点保存在Eusebius，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4.3，6.8中，参见J.Hammerstaedt，“Das Kriterium der Prolepsis beim Epikureer Diogenian”，Jahrbuch f ü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36 （1993）：24-32。

[20] 参见Lucian，Zeus the Tragedian 18。

[21] 要想详细了解普鲁塔克，可参见D.Russell，Plutarch （London：Duckworth，1971）。

[22] 参见Theophrastus，Characters 16。引文见Plutarch，On Superstition 168d，耶路撒冷城破之时犹太人仍在守安息日之事见该书169c；对老年妇女的诟病见该书165f-166a［这里很可能有一处提到犹太教：普鲁塔克著作的现代文本写作“洗礼”（baptismous ），但那是经18世纪英国人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修订后的版本，其所依据的传世文本则写作“正在守安息日”（sabbatismous ）］。要想深入探讨《论迷信》一书以及它与普鲁塔克思想的关系，可参见 P.Van Nuffelen，Rethinking the Gods：Philosophical Readings of Religion in the Post-Hellenistic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65-71；还可参见H.Bowden，“Before Superstition and After：Theophrastus and Plutarch on Deisidaimonia ”，Past and Present 199 （2008）：56-71。

[23] 关于无神论，参见Plutarch，On Superstition 170f。

[24] 关于尼俄伯传说，参见Plutarch，On Superstition 170b-c。除迷信信徒之外，普鲁塔克也明确议论过伊壁鸠鲁派成员，参见他的It Is Not Possible to Live Pleasurably According to Epicurus 1186b-c。

第16章 基督徒、异教徒及其他无神论者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这种分权体制被现代学者称为“四帝共治”（tetrarchy）。从此，帝国有了四套人马，站在顶端的是“奥古斯都”，其次是“恺撒”。东、西帝国均在奥古斯都和恺撒的治下。同样激进的还有继位制度改革，奥古斯都之位从此不再传授给亲子或养子，而改由恺撒继承，接任恺撒者由中央指定。皇位家族继承制由此告终。

到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已在位二十年，他笃定地以为自己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此前五十年来（这半个世纪，先后有二十六人称帝，有时不止一人同时称帝，为此相互厮杀）困扰帝统传承的不稳定因素。可惜，不出所料，这种厮杀很快又在共治巨头们之间展开。公元306年，西帝国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Ⅰ）在约克（York）去世，其子君士坦丁立刻被拥立为继任奥古斯都。同年，西部前奥古斯都之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也在罗马自立为奥古斯都。这两位西部皇帝随即展开争霸战，最终，君士坦丁率军挺进罗马，并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战役中大败马克森提乌斯。

如何才能把庞大帝国凝聚在一起？这个戴克里先曾竭力想要解决的难题，现在依然摆在君士坦丁面前，他记忆里的帝国就在不久前还险些陷入无可救药分崩离析的境地。君士坦丁选择了一套全然不同于前人的解决方案，与戴克里先的措施相比，这套方案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他改革了帝国币制，发行24k纯金铸币苏勒德斯（solidus），从此，苏勒德斯作为标准货币在帝国东部流通了六百年。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做生意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钱币是让人信得过的。君士坦丁也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建立新都，但他做得最为成功。经过周密策划，他把帝国中心迁移到扼守黑海入口的拜占庭，重建后的拜占庭被改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从此之后，直到公元1453年为止，这座城池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中枢所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这座城市，把它变成自己的都城［它现在的名字“伊斯坦布尔”（Istanbul）折射出当地希腊居民的历史独特性：当他们要去那里时，只简单说“去城里”（eis tēn polin ）］。四帝共治体制虽然留有余迹，但君士坦丁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朝代更替制度，而最重要的是，他为基督教转化为国教铺平了道路。目前尚不清楚他在何时成为基督徒，也不清楚他究竟承诺了些什么。传说，在米尔维安桥战役前夕，君士坦丁看到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伴随“In hoc signo vinces ”（意为“这预示你即将克敌制胜”）字样在天空中闪烁，于是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这当然是为宣传而虚构的故事。他肯定不会停止对非基督教活动的支持，但也确实为新宗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313年，他颁布了《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 ），准许所有公民信仰他们自己所选择的任何神明（与戴克里先的迫害基督教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他鼓励帝国上层与获得财政支持的新宗教合作，还制定方案促使基督徒担任高级官员。君士坦丁在基督教教义争端中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北非清教多纳图派（Donatist）拒不承认在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时期放弃过信仰的信徒，君士坦丁在公元315年驳回了该派的主张。公元325年，他主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the Council of Nicaea），在各项议题中作出的一项决议是，肯定圣子与圣父同质的教义。从此，凡追随阿里乌（Arius，他主张圣子从属于父、次于圣父）反对这一教义的人，一概被视为异端。会议制定了表达这一信仰的文件，史称《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 ，“我信仰一个……上帝”），直到今天，天主教及其他教派依然在沿用《尼西亚信经》。当时的基督教还只是帝国众多宗教中的一种，但君士坦丁把它置于帝国布局的中心位置，并对它表达了极强的个人承诺。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十字架成为基督教的标志，作为基督象征的凯乐符（）也被用到帝国的军旗上。政权和神权就这样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1]

帝国的基督教化发生于罗马自身历史进程中，而不是由外部额外加载于帝国的，认清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许多人都是伴随一幅常见的、具有忏悔般感召力的画面长大成人的，画面上，一群屡遭迫害但越挫越勇的信徒被上帝的话语激励，奔走在帝国各地，传播福音，并且不顾残酷迫害去清除让人厌倦的陈旧礼俗，直到民间对他们的支持强大到皇帝本人也阻挡不住的地步。古代基督徒喜欢自称为十分独特的群体［例如，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Clement）就曾提到，在希腊人和蛮族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种族”］，然而究其实，他们并非多么与众不同。有些讲述酷刑和殉道传说的古代故事很容易让人上当，误以为正直的基督徒和罗马当局派出的杀手密探之间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这类故事有许多是后君士坦丁时代的产物，加工痕迹明显，它们出现的时代，曾经的迫害早已成为遥远（且光辉）的记忆。事实上，基督教似乎从未被罗马人宣布为非法。唯一对基督徒实行系统性迫害的只有四帝共治政体的缔造者戴克里先，他在公元299年至302年对摩尼教徒（Manichaean，）实行镇压之后，又在公元303年颁布了短命的反基督徒敕令，敕令要求废弃经书、捣毁教堂、禁止教徒聚众举行礼拜，等等。此外，肯定还有其他一些对基督教怀有强烈敌意的行为，有些基督徒也的确遭到过残酷虐待。但这都是些孤立事件，而非普遍现象。理想化的殉道故事和神化殉道者的传说，直到公元4世纪才真正出现，矛盾的是，此时早已不存在来自国家层面的威胁，集体殉难的神话只是用来激发国际社会颂扬前辈英勇牺牲精神的工具。 [2]

多数普通基督徒与他们的非基督徒邻居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分割彼此的巨大鸿沟：他们穿着打扮相同，饮食习惯相同，以同样的方式取名，生活在同一个城镇。早期基督徒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居民一样，更在意的是维持自家生计，而不是彰显自身的与众不同。信奉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其他宗教，有些基督徒也不一定是犹太人。直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仍有许多人不改旧俗，甚至晚至公元6世纪，依然有人信奉奥林匹斯诸神。多神崇拜同基督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现存不列颠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银光闪烁的普罗杰克塔骨匣（Projecta casket），其上既有基督教墓志铭，又有维纳斯浮雕图案。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费尔米库斯·马特尔努斯（Firmicus Maternus）写过一本名为《论异教的错误》（On the Error of Profane Religions ）的书，该书既有占星术内容，各种星宿在书中均被视为传统罗马神祇，又是一部反异教宣传册。难道作者在写作期间改宗易教了？也许是吧。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他根本不认为这两者有多大矛盾。公元5世纪杰出诗人帕诺波利斯的诺努斯（Nonnus of Panopolis）既写过阐释约翰福音的韵律诗，也写过讲述“异教”神狄奥尼索斯历险故事的史诗（且长达四十八卷！）。正如某位学者所说：“人们可以既做基督徒，也信仰其他神明。” [3]

直到3世纪以后，基督徒人数才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位学者“估计”，在公元200年时，基督徒人数在罗马帝国总人口中仅占0.35%，即大约仅有20万人。在这一时期，多数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何为耶稣崇拜基本上一无所知，例如，3世纪中叶的赫罗狄安（Herodian）所写的罗马帝国历史中，根本没有单独提到基督教。以上同一位学者估计，基督徒人数在3世纪上半叶约为100万，下半叶约为500万，到公元300年时，已占到总人口的10%，以致希腊-罗马的多神信徒再也不能无视基督教的存在。面对如此增长的规模，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基督教发展得如此之快，而且要问为什么在那一时期发展如此之快。后一问恐怕很难从告解语中得到解释。基督教承诺：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改信耶稣，人人都能在死后得到救赎。这样的承诺对于生逢公元3世纪政治乱世的帝国居民或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其实，我们永远无从得知数百万普通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皈依基督教，因为他们并无只字片语遗世。 [4] 无论怎样解释公元3世纪基督教人数的激增，君士坦丁本人对基督教的推动都不单纯是顾忌庞大人数压力的结果。即便10%的比例，依然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他所考虑的必定是政治因素，他所关注的是如何把这个有分裂之虞的帝国维系在一起。对这样的皇帝而言，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权威赋予一个全能的、普世的上帝（而无须舍弃其他）是一种明智之举。更何况，他也并非借助神权服务于帝国的第一位首脑。甚至早在奥古斯都成为第一公民（princeps ）之前，罗马帝国的使命就与神圣的天意联系在一起。斯多葛哲学曾设想过一个由单一神圣力量完善统治的宇宙，这种哲学倒是从一开始便契合了罗马帝国的精神气质。帝国皇帝本人亲自出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即罗马全境各宗各派的首脑，成为连接神权的桥梁；艺术宣传品把他们当作为国奉献的殉葬者反复颂扬（甚至在基督教被接纳为帝国宗教之后，直至公元4世纪末之前，皇帝们一直被冠以这样的头衔。5世纪以后，这一头衔才同今天一样，专门用于罗马天主教会首脑）。在帝国希腊语地区，皇帝在生前就被人奉若神明；在帝国西部，生前受人拥戴的皇帝，死后被供奉为神。至为重要的是，在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之前，帝国已有过多次统一宗教信仰的尝试，例如：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皇帝和尤利亚·多姆娜（Julia Domna）皇后曾大力推行对叙利亚神埃拉伽巴尔（Elagabal，意为山神）的信仰；奥勒良（Aurelian，公元270～275年在位）也试图推广对“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也是君士坦丁本人崇拜的神）的信仰。罗马帝国内部一直存在神权因素，即便这些因素并非总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对于古希腊罗马历史有一种普遍看法，即统治疆域辽阔的集权制帝国，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借助神意。 [5]

在整个古代时期，希腊罗马在政治上面临的基本挑战永远环绕同一主题：如何才能在一个缺乏现代民族主义保护机制的多样性世界中，形成团结的统一体。应对这一挑战的答案中始终少不了宗教。在古风时代的希腊，多神信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数百座自治或半自治城邦国家既相同又有差异的文化特征。在罗马时代晚期，一神崇拜和宗教上的一统天下所表达的，则是在帝国濒临解体的险境中维护政治统一的愿望。

多数观察家认为，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似乎并不具有革命意义。在他们看来，罗马的万神殿足够宽敞，身为一国君主的君士坦丁要想在那里添加一尊神像，根本不会惹人大惊小怪。然而，事实却是，这一事件对整个4世纪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除去尤里安（Julian，公元361～365年在位）一朝不算，其后所有皇帝无一不是基督徒。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公元379～395年在位）在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颁令，宣布基督教为帝国官方宗教，并命令所有臣民信仰它。正因为如此，从此，罗马公教（Catholicism，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主教派——译者注）成为经皇帝准许的基督教正宗。当时，根据敕令，凡承认尼西亚会议认定的三位一体学说为正宗教义者，均有资格自称为“公教信徒”（即天主教徒——译者注）。其余各派——无论是多神信仰者、无神论者、犹太人，还是教义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基督徒——则一律被判定为“神经错乱的疯子”（dementes vesanosque ），打上异端烙印，并且被威胁会受到来自教会和帝国的双重惩罚。帝国与神权的微妙联盟开始奏效，全能的上帝堪与帝国君主比肩。一年后，狄奥多西再次颁令，要求把不承认《尼西亚信经》的人打上烙印，并从所有城市中驱逐。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狄奥多西重新定义了宗教的性质，使之“不再仅仅是一种规范的实践活动，而且成为一整套定义明确，且得到十二使徒和《尼西亚信经》确认的信仰，而今这种信仰又经罗马君主之口颁行天下”。在希腊、罗马历史上，政治权威第一次系统进占居民个人思想和内心世界，评判他们的信仰是否有悖于法定正统标准，并决定相应的奖励或惩罚。 [6]

这是由帝国基督教化引发的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革命，是绝对权力与宗教专制主义的结盟。此前，基督教内部教义争端不断，各派自立门户。如今，这种倾向转化成帝国权力的工具。狄奥多西法令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帝国之内每个人健康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不仅取决于他是否信仰了正确的宗教，而且取决于他是否信仰了对正确宗教的正确神学见解。同所有成功的社会控制手段一样，这种新的宗教确认要点也包含了对局外人的甄别和标记。《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是狄奥多西一世之孙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公元408～450年）组织人编写的一部大型法律汇编，共计十六卷，其中的最后一卷首先为帝国力挺的罗马公教规定了准则，接下来是惩治所有不符合公教准则者的各种立法。这些法律中无疑包括针对异端（heretic，该词来自希腊语中的hairesis ，有“宗派”或“邪教”之义）的条款，这里所说的异端主要指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如孟他努派（Montanist）、优诺米派（Eunomian）、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多纳图派、亚波里拿留派（Apollinarian）、阿里乌斯派（Arians）等。法律禁止他们集会，也禁止他们使用任何教会用语来介绍他们的宗旨，许多帝国城市还把他们驱逐出境。异端被视为对国家的犯罪，因为“任何违背神圣宗教的罪行，都被视为对所有人的侵犯”。立法中甚至还有禁止回忆异端的内容：“任何人都不得回忆摩尼教、多纳图斯教派……必须信奉公教，那才是一种救赎。”放弃基督教的变节者会被其他社会成员孤立，死后也不得把财产传给自己的继承人。犹太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但他们也不得劝基督徒皈依犹太教，不得拥有基督徒奴隶。这时，“迷信”，即希腊罗马传统的多神信仰已不再流行，各地神庙纷纷关门，祭祀活动也已废止。从事祭祀活动或崇拜邪教偶像者会被罚款乃至处死。公开辩论宗教问题也在被禁之列。上述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至今仍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它们至少为排斥一切的尼西亚基督教提供了极其夸张的案例。 [7]

《狄奥多西法典》把基督教公教派置于与一系列宗教上的“其他人”相对立的立场。那些“其他人”一概被诅咒为疯狂的变态，受到国家暴力的威胁。这是一场巨变。此前，希腊、罗马的多神信仰并不是一个排斥他人的统一体，而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区域性信仰网络。多神论的灵活性意味着它没有外部边界的约束，一旦出现新的神祇，只需把它们直接纳入其中。而一神教与此相反，在信仰上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在早期，不同地区崇拜不同神祇的现象被视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经验事实，但现在却变成一种需要动用足够的国家权力和法律加以纠正的问题。早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毫不迟疑便承认世界上存在众多神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在各民族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与神学世界观无涉。“多神论者”这个字眼也像“异教徒”一样，是基督教造出来的东西，隐含了比其对立面“一神论者”低人一等的语义［但就个人而言，我还是宁愿称那些恪守旧制的人为“多神论者”，而不愿使用带有更明显贬义的“异教徒”（pagani ，有“乡巴佬”或“外邦人”之义）这个字眼。无论怎样，有一点始终非常重要，即只要涉及古代晚期历史，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一时期在宗教上形成了一系列与早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教派，而所有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基督教世界观发展的助力］。

然而，《狄奥多西法典》条目中少了一项宗教犯罪，整部法律汇编没有任何一处提及无神论。有人推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何人，要想没有宗教信仰地存活于这个世界，显然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时，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信仰真正的宗教，要么信仰虚妄的迷信。在作出上述推断的人看来，似乎所有人与生俱来地具有感知宗教的天性，只是有些人受到错误的引导而误入歧途，误解了当时基督徒们的共同信仰。这种看法造成一个文化上的盲区：在这个二元结构的世界，无神论已无用武之地，在真正的信仰和虚妄的迷信之间，已没有无神论容身的余地，因此，这时的无神论实际上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罗马帝国的基督化使严肃的哲学无神论中断了千年之久。这个词本身在语义上也多了些负面含义，大抵上，它仅指对基督教上帝缺乏信仰，而不再含有总体上对有神论持理性批判态度的意义。比如说，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们提到“无神论的多神教信徒”（atheist polytheists）时，并不觉得自相矛盾，因为在他们看来，多神论不过是对一神本质的误解，这种误解使那些愚昧的追随者堕入拒不接受基督教主张的“无神论”境地。基督教异端也可以被称为“无神论者”，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甚至已不再是他们肯不肯信仰上帝，而是他们信仰上帝的方式对不对。在亚历山大港的希腊化犹太学者斐洛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最早实例。他写道：“那些丧失灵魂者真是些无神论者，与真神同在者得享永恒。”他还写道：“无神论是万恶之源。”而最让人瞠目的话是，“无神论者正在同爱戴上帝的人交战，这是一场不容妥协也没有调停余地的战争”（顺便说一句，就我所知，这是最早一例对“激进无神论”的比喻，也是让当代有神论者十分喜爱的比喻）。假如反犹运动和大屠杀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斐洛或许就不会讲出如此偏执的话。其实他的偏执正来自希伯来圣经所描述的以色列人：他们独立于其他族群，是一群根本不与他人相融的异邦人，他们那独特的一神观念只允许一种真正的宗教存在，这样的观念极易助长社会群体间的尖锐对立，也容易让人感到他们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确不可避免。在4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也一再发现视无神论者为死敌、需要与之斗争的观点，比如，无神论者是“宇宙之敌”！公教派基督徒们“严阵以待，抗击数不清的无神论异教徒”！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也可以直接被解释为：宗教派系间的战争业已成为生活常态，这在多神的世界是极其罕见的景象。近期，有人对发生在北非公教派和多纳图斯派之间的宗教暴力做过研究，仅此一项研究报告长达八百多页。对不同信仰者进行圣战的有害思想第一次出现，在古代地中海历史上，宗教差异也第一次成为导致冲突的根源。 [8]

然而，基督徒本身不也是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无神论者”吗？这种看法常有人提起，但事实是，几乎所有证据都出自基督教本身的文献。例如，公元4世纪的该撒利亚（Caesarea）的优西比乌（Eusebius）就把君士坦丁的政敌李锡尼（Licinius）描写成为捍卫传统多神信仰而亲自进行“圣战”的人。据说，他在树林里举行献祭仪式时，痛骂君士坦丁“背叛祖宗传统，接受无神论信仰……就让我们对无神论者开战吧！”尤西比乌当然无从得知李锡尼在那样的时刻究竟说了些什么，对“基督教无神论者”进行圣战，不过是他自己创造并加诸李锡尼的思想，其作用仅仅在于使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行动合法化。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回应是为了推翻协议并打击多神信仰的“无神论者”。其实在基督教著述中，对无神论的指控出尔反尔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士麦那的坡旅甲（Polycarp of Smyrna）的殉道故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故事被设定在公元155年至167年的某一天，主人公波利卡普是位正直的老人，他在挤满残忍人群的竞技场接受罗马总督的审讯。总督命令他“向恺撒起誓！”“忏悔！说一句‘除掉无神论者！’”这时，坡旅甲转向众人，挥舞拳头喊道：“除掉无神论者！”就这样，他把攻击无神论者的矛头转向了信奉多神崇拜的人群。这种挑衅举动导致他被绑上火刑柱，在烈焰中殉难。坡旅甲面对迫害的那些感人话语，固然把故事完满有力地推向了高潮，但却不符合史实。故事中总督的那番话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个非基督教信徒之口，因为“忏悔”（metanoia ）一词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观念，而“除掉”（aire ）则是直接重复了路加福音中斥责耶稣的话。假如罗马总督真能如此明白无误地借用基督教语汇，他似乎不该对基督教怀有敌意。因此，坡旅甲殉道有可能是为感召基督教信众而凭空杜撰的故事，也更可能是一个经过刻意润色、加工而来的故事，而它最终也确实像耶稣殉难故事那样，变得家喻户晓。 [9]

这时，我们好像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把暴力“他者化”为持各种不同宗教观念的无神论者形象，主要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手笔，而后，这种形象又被投射回多神论信徒身上。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有些作用十分微妙。大约在公元150年，叙利亚人查士丁（Justin）写了一篇维护基督教的作品，文中借用了苏格拉底的形象，称苏格拉底是试图用“真正的理性和批判性的省察”引领人类摆脱群魔的人，可惜却为此背负上了大不敬的无神论者和引入新神的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人们心目中已被重塑为基督教的殉难烈士！接下来，查士丁又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的原因，我们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至少对那些臆想中的神而言是无神论者。但与真正的神无关，他是正义之父，他严于律己，集众多美德于一身，他摒弃一切不纯洁。”若依查士丁所说，基督徒的确是无神论者！或者说，他们宁肯做这样的无神论者。查士丁没有像当时其他基督教作家那样，直接批驳对他们的无神论指控，而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坦然接受，然后转过身，离多神信仰的一众神祇而去。 [10]

有一些早期基督徒的确曾谴责早期古典无神论者是最差劲的不信神明者，而另一些人却把他们称为对抗多神信仰的同道。公元2世纪时，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在其著述中提到一种矛盾现象：“‘无神论者’的标签适用于许多人，比如阿克拉加斯（Acragas，原文如此）的欧赫迈罗斯（Euhemerus）、塞浦路斯的尼卡诺尔（Nicanor of Cyprus，不详）、米洛斯岛的迪亚戈拉斯和希波（Hippo）以及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等，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许多。一方面，这些人过着简朴纯正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对宗教谬误的体察又比其他人来得更加敏锐。”

在克雷芒看来，应该被称作无神论者的人并不是正直的迪亚戈拉斯及其同道，而是被他们批判的多神信徒。欧赫迈罗斯的《神圣历史》（Sacred History ）一书的确格外适合早期基督徒的口味。书中提到，就连一些古人也认为他们自己所崇拜的神祇不过是些被神化的凡人，于是，基督徒们认为，这些记载可以确凿证实，对奥林匹斯诸神的信仰从根本上就是一场错误的寄托。 [11]

古典无神论者在这个新时代之所以大受欢迎，表面看来只是缘于人们的好奇心。其实让基督教读者感兴趣的，只是古典无神论者的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可以被借来对付桀骜不驯的多神论者，也可以对付信仰不够坚定的基督徒。当时，他们的思想尚未在哲学层面遭遇严肃挑战——人们当然也想不到基督教教义本身会受到无神论思想的质疑。对基督教辩护士而言，有必要把哲学无神论置于早已成为历史的前基督教时代，因为它的批判锋芒并不针对一般意义的有神论，而是专门针对多神论信仰的。此时，无神论被视为对荒唐迷信的揭露，而不是对超自然信仰的质疑，基督教真理既然已大白于天下，无神论便不再有用武之地。

罗马公教作为基督教与帝国权力结合的产物，它的到来意味着古代无神论在西方历史的终结。一旦真理的范式与错误宗教之争确定无疑地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思想的版图上便不再有无神论的存身之地。当然，宇宙论之争和哲学之争依旧激烈，但它们已很难超越基督教一神论的框架。个人无疑会经历无所适从和信仰的迷茫，这在所有文化体系中都无例外，但主流社会看不到这些，在历史记载中，这一切都无迹可寻。正是这样的历史盲区，导致人们一直误以为无神论存在于前启蒙时代的西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神论的显著崛起并非历史的反常。倘若站在更久远的古代历史角度就不难发现，由一神论主导全球宗教并导致无神论的存在得不到承认，才是一段反常的历史。

[1] 有关基督教标志闪烁出现的记载，见D.MacCulloch，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don：Allen Lane，2009）。对君士坦丁也有不同看法，参见Lactantius，On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ed 44.5；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 1.28-30。介绍君士坦丁生平及事业且兼具可读性与权威性的著作有T.Barnes and R.Boxhall，Constantine：Dynasty，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14）；还有N.Lenski，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其中论及君士坦丁统治的内容见Lenski，“The Reign of Constantine”，59-90。《米兰敕令》进一步扩大了此前由东帝国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Galerius）颁布的《宗教宽容敕令》所给予的信仰自由。

[2] 关于“第三种族”见Clement，Stromateis 6.5.41 （克雷芒在这里援引的是一份更早期的文献）。关于是否存在反基督教法令的问题，参见T.Barnes，“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8 （1968）：32-50，文章的结论是，当时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源于偏见，而非法律。发生在公元250年的“德西乌斯迫害（Decian persecution）”实际上并非专门针对基督教，德西乌斯（Decius）的目的是要确保所有公民都为皇帝健康献祭，该问题可参见J.B.Rives，“The Decree of Decius and the Religion of Empire”，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9 （1999）：135-54。关于古代晚期杜撰的殉道故事，可参阅L.Grig，Making Martyrs in Late Antiquity （London：Duckworth，2004），还可参阅C.Moss，Ancient Christian Martyrdom：Diverse Practices，Theologies，and Tradi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和The Myth of Persecution：How Early Christians Invented a Story of Martyrdom （New York：HarperOne，2013）。

[3] 当时（至少在北非地区）很难区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参见E.Rebillard，Christians and Their Many Identities in Late Antiquity （Ithaca，NY，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67-68。从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等后君士坦丁时代教会领袖们忧心忡忡的指令可以看出，显然有许多人既参加基督教仪式，也履行其他宗教礼仪，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Rebillard，Christians and Their Many Identities ，74-75；也可参阅B.Sandwell，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Greeks，Jews and Christians in Antio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82-90。引文见Edwards，“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sation”，142。多神文化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相关研究见G.Bowersock，Hellenism in Late Antiquit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和A.Cameron，The Last Pagans of Ro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R.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AD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Harmondsworth，UK：Viking，1986）为研究基督信仰与多神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这方面问题还可参阅C.P.Jones，Between Pagans and Christian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 关于基督徒人数问题，参见K.Hopkins，“Christian Number and Its Implications”，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6.2 （1998）：185-226。有人认为上文作者低估了公元200年的基督徒人数，参见Edwards，“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sation”，138。

[5] 对于皇帝担任大祭司一事的评论，可参阅R.Gordon，“The Veil of Power：Emperors，Sacrifcers and Benefactors”，in M.Beard and J.North（eds.），Pagan Priests：Religion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Duckworth，1990），201-31。

[6] 参见Codex Theodosianus 16.1.2，16.5.6；D.Hunt，“Christianising the Roman Empire：The Evidence of the Code”，in J.Harries and I.Wood（eds.），The Theodosian Code ，2nd ed.（London：Duckworth，2010），147。

[7] 关于异端，见Codex Theodosianus 16.5 （此处提到摩尼教徒）；关于罪行，见Codex Theodosianus 16.5.40.1；禁止回忆异端的条款，见Codex Theodosianus 16.5.38；关于变节者，见Codex Theodosianus 16.7.关于犹太人的条款见16.8；关于“异教徒”见16.10；禁止公开辩论的条款见16.4.2。关于抵制异端的反多神论话语再利用问题，参见R.Flower，Emperors and Bishops in Late Roman Invectiv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对于法律是否实施的质疑，可参阅A.Cameron，The Last Pagans of Ro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59-74。

[8] 关于无神论一词词义的变化，参见G.W.H.Lampe，A Patristic Greek Lexico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44。作者的确引证了若干“古典”语义，但绝大部分例证都是新型的。最早的基督教事例出自被人广泛引用的Ephesians 2：12 （“宇宙中的无神论者”）。关于“信仰多神的无神论者”，参见“Sentences of Sextus”，599 （其中有“一个多神论信徒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之语），见Eusebius，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7.19.8。还可参见Philo，On the Special Laws 1.345和On the Decalogue 91。关于战争，见Questions on Exodus 30 （这段话摘自Demosthenes，On the Crown 262）。关于基督教对无神论者的战争，参阅Eusebius，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6.21；ps.-Chrysostom，On John the Theologian 614 （Migne）；也可参阅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3.3.1 and On the Praise of Constantine 6.21，7.6，9.8。关于宗教暴力的研究报告，见B.Shaw，Sacred Violence：African Christians and Sectarian Hatred in the Age of Augus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有关古代晚期基督教和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暴力问题，参阅T.Sizgorich，Violence and Belief in Late Antiquity：Militant Devotion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2009）。

[9] 关于无神论者被指控为基督徒，参见J.Walsh，“On Christian Atheism”，Vigiliae Christianae ，45 （1991）：255-77；也可参见P.F.Beatrice，“L’accusation d’athéisme contre les chrétiens”，in M.Narcy and É.Rebillard（eds.），Hellénisme et christianisme （Villeneuve d’Ascq：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eptentron，2004），133-52。尤西比乌对李锡尼的看法见他的著作Life of Constantine 2.5.1，2.5.4。“除掉无神论者”一语见Martyrdom of Polycarp 9-10。关于坡旅甲殉难时间，参见P.Hartog，Polycarp and the New Testament （Tübingen：Mohr Siebeck，2002），24-31。很多学者也把故事文本产生时间定在公元2世纪，就我所知理由并不充分。在路加福音（Luke）23：18中，众人对总督彼拉多（Pilate）高喊：释放巴拉巴（Barabbas），除掉耶稣 ［对比使徒行传（Acts）21：36的记载，众人用同样的话对待保罗］；在约翰福音（John）中，彼拉多告诉犹太人耶稣是他们的王时，他们的回答是，除掉他，除掉他（aron，aron，见 John 19：15）。关于坡旅甲殉道故事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参见C.Moss，“Nailing Down and Tying Up：Lessons in Intertextual Impossibility from the Martyrdom of Polycarp ”，Vigiliae Christianae 67 （2013）：117-36 （值得重视的是，该文鼓励把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提并论）。公元2世纪明确把基督徒与无神论联系在一起的是琉善（Lucian），参见他的Alexander or the False Prophet 25，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琉善在书中把基督徒同明确被视为哲学无神论的伊壁鸠鲁派笼统划归在一起。关于公元3世纪基督徒被指控为“背离祖先传统”的无神论者，参见Porphyry，Against the Christians fragment 1，引文用语应该是意译，而非直译。

[10] 参见Justin Martyr，First Apology 5-6。关于帝国早期基督徒自比苏格拉底或谴责苏格拉底一事，参见C.Taylor，“Socrates Under the Severans”，in S.Swain，S.Harrison，J.Elsner（eds.），Severan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500-11。亦可参阅First Apology 4，其中提到一些“教授无神论”的哲学家。

[11] 关于基督教重拾哲学无神论武器，参见D.Palmer，“Atheism，Apologetic and Negative Theology in the Greek Apologists of the Second Century”，Vigiliae Christianae 37 （1983）：234-59。关于基督徒对古典无神论的抗拒，参见Theophilus，Against Autolycus 3.7。还可参见Clement，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 2.20-21。关于基督教对欧赫迈罗斯提出的神话即历史观念的看法，参见R.P.C.Hanson，“Christian Attitudes to Pagan Religion”，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23.2 （1980）：934-38；还可参见M.Winiarczyk，The Sacred History of Euhemerus of Messene （Berlin：de Gruyter，2013），148-52。

致谢

非常感谢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授予我一笔款项，使我得以免去2012年至2013年的教职。也非常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Oxford）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慷慨原谅我在此期间的缺席。对我而言，能够为优秀学生授课绝非理所当然，而是一项殊荣。有不少专家学者读过初稿，并指导我涉过学术险滩，他们是戴维·塞德利（David Sedley）、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马约翰（John Ma）、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尼尔·麦克林恩（Neil McLynn）、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我的孩子因迪亚（India）和索利（Soli）、妻子埃米莉（Emily）以及父母朱迪（Judy）和盖伊（Guy）都是我的可靠后盾。朱迪和埃米莉也读过大部分书稿。在此还要一一感谢我的经纪人凯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克诺夫出版社（Knopf）编辑乔治·安德烈乌（George Andreou）、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编辑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沃尔特·多诺霍（Walter Donohue）和朱利安·卢斯（Julian Loose），此外还有出色的文字编辑埃米·瑞安（Amy Ryan）。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bdera，66，87

Abrahamic religions，7

Academy，161，164-5，166，173，199，211-12

Achaea，Achaeans，16，25，41

Achaean League，189

Achilles，20，32，36，40，47，75，145

Acropolis，40，97

Actium，battle of，143

Aegean Sea，16，72，141，146，189，211

Aemilianus，217-19

Aemilia Pudentilla，217

Aeneas，184，195

Aeneid （Vergil），195，218

Aeolians，47-8

Aeolus，47-8，94，109-10

Aeschylus，72，120

Aesopus，199

Aëtius，207，213-14，224

Afghanistan，6 ，143，147

Africa，60

afterlife，24，63，115，168

Against the Christians （Porphyry of Tyre），34-5

Agamemnon，29，36，75，181，214，229

Agesilaus Ⅱ，king of Sparta，128

Aglaurus，20，40

agnosticism，210

Ajax，20

Alcibiades，84-6，88，122，123，126

Alcyone，48-9，51，94

Alexander Ⅰ，king of Macedonia，142

Alexander the Great（Alexander Ⅲ，king of Macedonia），11，20，25，46，142，143，145-7，156，158，200-2

　ruler cults and，146-9，151，154，193

Alexandria，Egyptian，143，148-9，154，156，178

Alexandria，library at，207

Allah，42，43，65

allegory，epics and，33-5

Amphitryon，108

Anabasis （Xenophon），127

Anatolia，16，18，19，21，55，79，80，141，143，145，147

Anaxagoras，64-6，72，107-8，120，129，132，159

　impeachment of，103-4，106，112，117-18，120，123

Anaximander，56-8，63，81

Anaximenes，56-9，63，81

Anderson，Benedict，212

Anthesteria，46

anthropology，646

Antigonid dynasty，143，156

Antigonus Ⅰ “the One-eyed，” 143，148，151，156

Antigonus Ⅱ “the Knock-Kneed，” 154，155

Antiochus of Ascalon，211

Antiochus Ⅲ，ruler of Mesopotamia，149，192

Anytus，220

Aphrodite，26，31，32，34，47，52，76，99，149，184

Apistos，10，11

Apollo，20-1，34，52，75，99，102，105，148，196

Apollo Lyceus，156

Apology （Plato），131-3

Apuleius，Lucius，of Madaura，216-19

Arabs，43

archaeology，Hellenistic era and，141

Archelaus，King，142

Archimedes，168，190

architecture，17，71

Ares，31，32，34，47

Arguments That Knock Down Towers （Diagoras），112-13，120，121，124

aristocracy，18，71，98，122，228

Aristophanes，72，99，100-2，106-7，110，112，113，121，127，129-30，146，227

Aristotle，63，99，119，120，121，157，207，228

　Lyceum of，21，156

　prime mover of，168

Aristoxenus，121

Arius Didymus，207

Armenia，199

Arnold，John，6

Arrian，158，192，207

Arsinoe Ⅱ，queen of Egypt，149

Artaxerxes Ⅱ，king of Persia，127

Artemis，21，34，39，100，181，229

Asclepius，10，22，46，148，216，220

Asia，56，141

Asia Minor，199

Asopus，48

Assmann，Jan，26

Assyria，26，144

Astarte，216

atheism：

　age of，7

　ancient，9

　Christian appropriation of，240-2

　cross-cultural existence of，6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4，12

　in Greece，205-6

　history of，7，8-9，26-7

　invention of，116-17，124

　modernist mythology and，6，12

　persecution of，6，7

　reappropriation of，124

　in Rome，216-30

　science and，4

　seen as threat to society，169

　unimaginability of，under Theodosian law，238

atheists：

　ancient，list of，165，167

　Christians called，240-1

　in Greece，206

　as outgroup，116

　polytheists seen as，238-9

Athena，30，34，46，77，100，159

　Parthenos，71

Athens，19，21，22，102，108，117，122，144，154，156，165，199，220

　allies of，83

　atheists persecuted in，74

　citizenship in，97

　in classical period，69-137

　democracy in，22，23，63，71，72，87，98，116-17，119-20，122，123，125-6，131，222

　democracy overthrown in，see Thirty Tyrants

　drama in，72，94，97-114

　empire of，72-3，74，143

　fifth century，4，71-2，75，86，123-4

　free speech in，73

　intellectual culture of，101，118，120

　liberation of，148，151

　Macedonian capture of，142

　materialism in，62

　moral contradictions of，73-4

　regional myths of，40

　religious festival days in，21，46，97-8

　rise to prominence of，62-3

　under Roman Empire，162，189-90，211

　Spartan defeat of，88，94，125

　thought legislated in，118-19，177

　tyrants of，46，190；see also Thirty Tyrants

　war between Sparta and，73，82-6，102，121，128，142

Atlantis，38

atomism，66-8，92

　in Epicureanism，173-6，229

Attalids of Pergamum，156

Attalus Ⅰ，king of Pergamum，143，156

Attalus Ⅲ，king of Pergamum，148，189

Attica，73

Augustine of Hippo，217

Augustus，emperor of Rome，190，194-8，201，235

　in battle of Actium，195，197

Aurelian，emperor of Rome，235

Averroës，43

Azande people，6，10

Baal，26，216

Babylon，8，56，81，90，143，144，147，156

Bactria，147

Balkans，142，143

Bellerophon，94，109-13，121，160，179，180

Bellerophon （Euripides），109-13，160，179，180，214

Bentham，Jeremy，95-6

Berenice，queen of Egypt，149

Bible，see Christian Bible；Hebrew Bible

Birds （Aristophanes），113，146，227

Black Sea，29，127，156，189，232

Bodrum，56，79

Boeotia，42，227-8

brain，“god spot” in，5

Britain，216

　Roman conquest of，215

Bronze Age，55

Burnyeat，Myles，133

Byzantium，141，191，221，232

Callias，88，94

Callimachus，154

Camus，Albert，48

Caracalla，emperor of Rome，191

Carians，55，56

Carneades，162-6，170-2，199，211，212

Carthage，18，165，189，195

Cassander，king of Macedon，148，154

Castor and Pollux，93

Catalogue of Women ，47-51，94，110，179

Catholic Church，236-7，239，241-2

Catholic Inquisition，221

Cato，162

Cato the Elder，189

centaurs，37-8

Ceres，183，216

Ceyx，48-9，51，122，179

Chaeronea，142，228

　battle of，73

Chaldaeans，216

Charmides，125-6

Charmides （Plato），125

Charon，223

China，atheism in ancient，8

Christian Bible，28，34-5，46

Christianity，7，11，20

　atheism under，26-7

　monophysites vs.dyophysites in，23

　persecution（and not）of，192，232-3，240，275n

　Plato and，62，137

　Roman adoption of，25，190-1，192，232-42，257

　as Rome’s religion，25，157，232

　sacred scriptures in，28，29

　Trinity and angels in，25-6，236

Christians，219

　heretical sects of，232，237

Church Fathers，157

Cicero，Marcus Tullius，154-5，164，207，211-12

Cilento，62

city-state，16-17

classical education，decline in，11-12

classicists，views of，9，177-8

Claudius，emperor of Rome，196

Claudius Maximus，217

Clazomenae，64，66

Clement of Alexandria，233，241

Cleon，83，100，106，119

Cleopatra，queen of Egypt，195

Clitomachus of Carthage，164-7，172，199，211-13

Clouds （Aristophanes），101-2，127，129-30

Clytemnestra，214

Codex Theodosianus ，237-8

comedy，98-9，207

　religion in，99，100，213

　as satire，99，222-4

Constantine，emperor of Rome，191，231-6，239-40

Constantinople，232

　Ottoman conquest of 1453，191，232

Constantius Ⅰ，emperor of Rome，231

Corinth，41，48，98，102

　destruction of，189，194

cosmology，214

　in Greece，75

　in Near East，55-6，75

Council of Nicaea，232，236-7

Cratinus，72，253n

Crete，16，17，19，36，39

Critias，88，93，94-6，100，125-6，165，167，207，209

Critias （Plato），125

Croesus，56，80，226

Cronus，33，153，224

Cynics，156，157，159-61，208，220，223

Cyprus，17，19，154，157

Cyrus the Great，king of Persia，7，56，128，226

Cyrus the Younger，king of Persia，127

daimonion ，130，132-3

Darius Ⅰ，Great King of Persia，72，79

Darius Ⅱ，Great King of Persia，201

Darius Ⅲ，Great King of Persia，143，145-6，147

Dawkins，Richard，114，176

death，Epicureans on，174

Decian persecution，275n

Decius，emperor of Rome，192

deification，155

　see also ruler cults

Delian League，72-3

Delos，island of，20，72

Delphi，105，146

　oracle at，19，20，133，226，227

Demeter，93，152，153，167，183

Demetrius of Phalerum，120

Demetrius “the Besieger，” 148，151

democracy，11

　in Athens，22，23，63，71，72，87，98，116-17，119-20，122，123，125-6，131，222

Democritus，66-8，92-6，100，106，173，224

Demonax of Cyprus，220-1，222

Demosthenes，23，77，119，142，206

Derveni papyrus，115-16

design-based arguments，67，168，184

Diagoras of Melos，11，93，106-7，112-13，117，120-2，124，165，167，177，207，209，210，212，213，218，220，241

Dialogues of the Dead （Lucian），223-4

Dialogues of the Gods （Lucian），222-3

Diana，216

Diocletian，emperor of Rome，231，233

Diodorus of Sicily，153，194

Diogenes inscription，209-10

Diogenes Laertius，208

Diogenes of Apollonia，120

Diogenes of Babylon，169

Diogenes of Sinope，160-1

Diogenes the Cynic，10-11

Dionysius Ⅰ，king of Syracuse，147

Dionysius Ⅱ，king of Syracuse，128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194，197-8，199

Dionysus，24，29，44-5，63，93，99，147，148，153，167，193，196

　theater in honor of，96-9

Diopeithes，103-4，106，263n

　decree of，117-20，123，137

Discipline and Punish （Foucault），95-6

Discourses （Epictetus），158

dithyrambs，97，99

Domitian，emperor of Rome，158

Donatists，232，237，239

doxographies，of atheist thought，207-14，216，225-7

drama，50，94，97-114

　Athenian festivals and，72，97-8，105，113-14

　as competition，98

dreams，Epicurus’s view of gods in，174-6

Earth，20

Edict of Milan，232

Egypt，8，15，16，18，20，30，37，47，55，79，81，106，143，144，147，201，216

　gods in，28，90，147，228

　writing in，29

Egyptian Alexandria，143，148-9，154，156，178

eidōla ，167

Elea，Eleatics，62，65，127

Eleusinian Mysteries，86，121-2，152，216，220

Empiricists，166

Encomium to Helen （Gorgias），75-6

England，6

Enlightenment，4

Ephesus，18，21，148

Epictetus，158

Epicureans，67，156，157，162，164，173-85，200，208，225-7

　atomism of，173-6，229

　seen as atheists，173，204，209-10，229-30

　thin gods of，185，197，205，209，211-12，230

Epicurus，11，165，167，173-85

　garden of，173，178

　Lucretius’s claim of godhood for，182-31

　negative doxography of atheism by，208-11

　theomachy attributed to，179-80，182

Erasmus，221

Eryximachus，88

Ethiopia，80

euhemerism，153

Euhemerus of Messene，152-5，165，167，183，205-6，212，213，218，219，241，266n

Euripides，30，44，72，76，94，100，105，106-13，120，121，142，160，179，180，213，214，222

Europe，141

　medieval Christian，atheists in，6

　post-Enlightenment，5，11

Eusebius of Caesarea，239-40

Euthyphro （Plato），131，133，134

Evans-Pritchard，Edward，6，10

evil，problem of，109

evolution，5，57

exceptionalism，Western，5

faith，as spectrum，6

fate，195，199

Firmicus Maternus，234

Fortune（Tykhe），193，198，199，202，219

Foucault，Michel，95-6

Frederick Ⅱ，king of Prussia，181

Frogs （Aristophanes），99

Gaius Calpurnius Piso，159

Gauls，202，216

Genealogies，The （Hecataeus of Miletus），37

Genesis，book of，65

Gilgamesh，Epic of ，79

globalization，216

God：

　Christian，42，43，216

　Islamic，see Allah

　Jewish，see Yahweh

god of the gaps，65-6

gods，40-51

　Carneades’s argument against，162-6，170-2

　dreams and，67-8

　Epicurean “thin，” 185，197，205，209，211-12，230

　Epicurus’s view of，174-7

　Herodotus and，80-1

　in the Homeric epics，30-5，59-61

　human encroachment on territory of，45-6

　human origins of，93，153-4，155，183，266n

　local worship of，100，179，212，237-8

　nature and，93，266n

　origins of belief in，167

　polytheistic，nature of，31-2，115

　pre-Socratic，65-6

　redefinition or，75-86

　relative power of，43-4

　ruler cults and，146-55

　in tragedies，99-100

　see also Olympian gods

Golden Ass （Apuleius），217

Gorgias，72，75-6

Great Dionysia，97-8

Greco-Persian Wars，80

Greece，ancient，7，18

　archaic period in，16-19，24，35，77，123，193，222

　atheism in，8-12

　city-states of，11，24，32，54-5，71

　classical period in，39，69-137，193，205

　collective citizenship in，77

　dark ages of，11，16

　expansion and centralization in，24-5

　free expression in，54-5

　Hellenistic，see Hellenistic Era

　as honor culture，44，47

　importance of Homeric poems in，29-39

　international trade in，17

　late antiquity in，24，34，43，173

　maritime，15-16，17

　modern perceptions of，90，98-9

　myth in，40-3，141-2，222

　new styles of kingship in，144

　obsession with classical Athens in Roman，206-7

　official state inscriptions in，9-10

　polytheism in，9，15-27

　religious wars unheard of in，193

　Roman cultural adoptions from，190

　sacred vs.secular realms in，22-3

　settlement in Ionia by，55-6

　sin in，46

　as subordinate to Rome，190-1

　unification of，19，25

　writing and language in，15，16，17，18，19-20，25，206

Greece，modern，115

Greek language，8，206

Greek religion：

　festivals and temples of，21

　morality and，52

　no sacred texts in，29-30，34-5，39，40，114，115

　place in，20-1，24，40

　religious experience in，23-4

Greenblatt，Stephen，179

Halicarnassus，18，56，79，197

Halon，22

Handbook （Epictetus），158

Hannibal，165

Harris，Sam，114

Hebrew Bible，7-8，28，31，34，38，65，79，239

　Philistines in，16

Hebrew language，17，28，165

Hecataeus of Miletus，37，153

Hector，31-2

Hecuba，76，107

Helen，29，36，45，75-6

Helen （Euripides），105

Helios，34，148

Hellen，41，47，141

Hellenes，141，201-2

Hellenism，18

Hellenistic Era，123，139-85，205

　post-Alexander empires in，156，189-92

　Rome’s expansion in，189

Hendry，Michael，64

henotheism，26

Hephaestus，31，34，93

Hera，20，31，34，43-4，93，108，109，159，222

Heracleides of Magnesia，199

Heracles，40，46，108-9，145，148，214

Heraclitus，159，224

Herculaneum，scrolls found in remains of，91，155

heresy，236-7

Hermes，30，32，34，222，223

Hermocles of Cyzicus，151-2，205

Hermogenes，129

herms，85，122

Herodotus，19，26，36，37，46，56，72，79-82，85-6，87，90，142，226

Hesiod，19，30，31，33，42，53，59-60，63，92-3，94，100，182

Hipparchia of Maroneia，160

Hippias，tyrant of Athens，71

Hippias of Elis，88

Hippocrates，88

Hippocrates of Cos，78

Hippocratic medicine，78-9，80

Hippolytus，99

Hippolytus （Euripides），100

Hippo of Samos，63-4，81，117，241，252n -3n

Histories （Herodotus），19，72，79-80

history，37，72，79-86，194，197-204

　anti-Roman and anti-providential，198-201，203-4

　of atheism，7，8-9

　Greek，73

History of Greece （Xenophon），128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rodotus），82-6

Hitchens，Christopher，114

Hittite Empire，55

Homer，16，19，25，29-38，45，53，59-60，63，75，79，80，87，96，100，110，111，116，145，146，182，193，195，213，222，224，225，226

　modern European scholarship on，35

Horace，196

hubris，51

humanism，133，221

Iliad （Homer），29，30-4，36，43-5，75，110，111，145，193，225

immortality，59

impeachment，117-18

impiety（asebeia ），64-5，117，119，120，122，123

India，55，147，153

Indo-European languages，18

infinite worlds model，66-7

infinity，58-9

Ion （Plato），30

Ionia，41，55-61，64，79，108，189

Iran，6，80，90，143，216

　see also Persia

Iraq，55，79，156，212

Iris，57，61，108

Isis，20，190，216，217，228

Islam，20

　angels in，25-6

　atheism’s predating of，7

　scripture in，28

Israel，8，26，30

　monotheism in，7

Issus，battle of，145

Istanbul，232

Italy，18，24，62，87

Jerusalem，215

Jesus，127，221，234，240

Job，book of，8

Jocasta，102-4

John，gospel of，62

Judaism，Jews，7，20，190，216，226，228，234，236-7，239

　angels in，25-6

　rebellion against Rome by，192

　scripture in，28，29

Judeo-Christian god，31

Julian，emperor of Rome，236

Julius Caesar，164，195，197，200，211

Jupiter，195，196

Jupiter Dolichenus，216

Justinian，emperor of Rome，28-9

kings，as gods，146-55

Knights （Aristophanes），100-2

Kuhn，Thomas，53

Lafitau，Joseph François，5

Larnaca，17

Latin language，8，176，179，180，182，195，201，215

Laurion，silver mines at，73-4

law，87，95

　in ancient Greece，22-3

　Athenian impiety trials and，115-24，207

　in Athens，71，73，119-20，136

　Roman，119，191

Laws （Plato），129，136-7，197，202，208-9，226

Lebanon，17，165

Leon of Salamis，125

Lesbos，19，83

Leucippus，66，173

Levant，18，143，144，147

library of Alexandria，144

Libya，217

Licinius，239-40

Life of Peregrinus （Lucian），221

Livy，201，203

Lloyd，Geoffrey，54，58

Lucian，129，204

Lucian of Samosata，220-7，229，230

Lucretius，11，176，179-85，229

Lyceum，21，156

Lysander，146-7

Lysias，77，160

Lysimachus，154

Lysippus，145

Macedon，73，142，145，152

Macedonians，141，142，145，154，156，194，200

　as Greeks，141-2

Madaura，216-17

Madness of Heracles （Euripides），108-9

Manichaeans，233

Marathon，battle of，72，206-7

Marcus Aurelius，emperor of Rome，159，204

Mark Antony，195

materialism，205

　in Athens，62-6

　atomism as，66-8

　pre-Socratics and，53，57-68，75

Maxentius，emperor of Rome，231

M’Daourouch，217

Medea，40

medicine，religion and，78-9

Meditations （Marcus Aurelius），204

Mediterranean，15，16，25，79，144

　Phoenician trading network in，17-18

　Rome’s rise in，189-92

Meletus，131-3

Melos，83-4

Menander，30

Menelaus，29，45，76

Mercury，195，216

Mesopotamia，80，127，143，144，147，156，192，221

　Seleucid，149

metaphysics，133-5

　Judeo-Christian，137

meteorology，60-1

Metrodorus of Lampsacus，34

Metrodorus of Scepsis，198-200，203

Metrodorus of Stratonicea，164

Miletus，18，56，59-60，64

Milvian Bridge，battle of，231，232

mimēsis ，49-50

mind（nous ），64-6，107-8，159

Minoan culture，15-16

miracles，10-11

Mithras，Mithraism，190，216

Mithridates Ⅵ，king of Pontus，189-90，197，198-9，211

Mnemosyne，33

Mohammed，127

monists，56

monotheism，7，11，26，43

　orthodoxy in，28

　polytheism vs.，9，20，23-4，25-6，149，236-8

　sacred scripture in，28

More，Thomas，221

Moses，26

Mother，the，216

Mouseion，144

Mummius，189，194

Muses，33

Mycenaeans，15-16

mystery cults，24

myth，etiological，40-1

myths：

　Greek，40-3，141-2，222

　purposes of，40-1

　regional，40

Nabonassar，king of Babylon，56

Natural History （Pliny），219

nature，194

　atheism and，57，59

　Epicureans and，173，184

　pre-Socratics on，54-61，64

Near East，15，25，26，28，30，55，79，143，146

　cosmological thought in，55-6，75

Nemesis，161

neoplatonists，211，216

Nero，emperor of Rome，158-9，192，194

Nicomedes Ⅳ，king of Bithynia，189

Nike（Victory），20，193

Nile，16，80，143

Nonnus of Panopolis，234

normativity，6，77

　religion and，4-7，9-10

North Africa，122，144，189，217，218-19，232，239

nymphs，34，164

Obbink，Dirk，91，209

Octavian，see Augustus，emperor of Rome

Odysseus，29，30，34-6，41，45，96

Odyssey （Homer），19，29-37，41，111

Oedipus，41，99，102-6

Oedipus the King （Sophocles），41，102-6，108，117，146

Oenomaus of Gadara，226

Olympia，19，20，21，105，128

Olympian gods，20，30，33，61，101，113，129-30，152，153，159，164，205，222，224，230

Olympic Games，10，19，45，128，142，147，225

Olympus，Mount，23，42，43-4，75，87，110，112，113

omnipotence，divine，43，213-14

On Atheism （Clitomachus），165，212-13

On History （Metrodorus），199

On Piety （Philodemus），91-3，208-9

On Providence （Panaetius），193

On Superstition （Plutarch），228-30

On the Gods （Protagoras），87-91，120，123

On the Gods （Theodorus），123

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Cicero），154-5，164，211-12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Lucretius），179-85

On the Sacred Disease （Hippocrates），78

oracles，19，20，104，133

　in Thucydides，82-3

Orpheus，63

Orphic cults，115

Osiris，228

Ovid，199

Oxford，91

Pakistan，6，143

Palaephatus，37-9，153

Paley，William，168

Pan，20，164，222

Panchaea，153，206

Panhellenism，19

Panopticon，96

paradigm shifts，53

Paris，29，36，76

Parmenides，62，64，127

Parthenon，22，71，73

Paul，apostle，214

Paullus，Lucius Aemilius，194

Pax Romana，196-7，215

Peace （Aristophanes），110，112

Pegasus，110

Peitho，20，76

Peloponnese，10，189

Pentheus，44-5，99

Pergamum，143，144，148，156

　library at，207

Pericles，71，73，83，87，88，102-4，117，119

Persaeus of Citium，154-5，159，170，205

Persepolis，147

Persia，7，15，19，55，56，72，79，103，127-8，142，145，147，201

　Athenian hostilities with，72-3

　see also Iran

Persian Empire，143

Phaeacians，34，45

Pbaedo （Plato），135

Pheidias，71-2

Philip Ⅱ，king of Macedonia，73，141，142-3，228

Philippics （Demosthenes），142

Philistines，16

Philodemus，91-3，207，208-9

Philo of Alexandria，239

Philo of Larissa，164，211

philosopher kings，128

philosophy，52-68，72，199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156-72

　religion and，157

　as therapeutic，157

Philoxenus of Cythera，147

Phoenicia，56，165

Phoenicians，17-18，189

Pindar，45，109，110

Pisistratus，46，80

Plataea，battle of，72

Plato，4，6，30，87-8，90-1，117，147，153，157，160，193，202，206，222，226

　Academy of，161

　on Anaxagoras，65，94，120

　background of，128-9

　cave allegory of，134-5

　Christianity and，137

　craftsman（demiurge）theory of，33，135，137，159，168

　on disbelievers，136-7，197，208-9，211

　epics condemned by，33

　as idealist，128-9

　philosopher king concept of，129

　Socrates portrayed by，131-7

　on Socrates’s trial，129-30，131-3

　theory of forms of，62，133-5，171

Platonism，35，216，227

Pliny，43

Pliny the Elder，199，219-20

Plutarch，117，120，191，201-4，227-30

Poetics （Aristotle），99

polis ，16-17，18-19，24，40

Polybius，19，194

Polycarp of Smyrna，240

polytheism，11，123，237

　atheism under，26-7

　Christianity and，234，236

　henotheism in，26

　imperfect gods in，31-2

　monotheism vs.，9，20，23-4，25-6，149，236-8

　power in，43-4

Pompei，145

Pompey the Great，197，200

Porphyry of Tyre，34-5

Poseidon，30，34，57，93，100，164

postmodernism，207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53-68，74，75，79，80-2，92，101，105，107-8，114，115，117-18，124，127，133，135，154，159，205，219

priests，148，182，206

　Catholic，235

priests，Greek，21-22，26，52

priests，Roman，235

Prodicus of Ceos，88，91-5，100，153，155，165，167，183，209，212，219

Projecta casket，234

Prometheus，40，42-3

Prometheus Bound ，42

Protagoras，72，87-91，94，100，113，120，165，167，207，210，212

Protagoras （Plato），87-8，90-1

Psalms，7-8

Ptolemies，143，144，154，156，178

Ptolemy Ⅰ，king of Egypt，148，151

Ptolemy Ⅱ，king of Egypt，150-1

Punic Wars，18，189

Pythagoras，24，63

Pythagoreanism，216

Qur’an，65，148

Rameses Ⅲ，16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 （Xenophon），130-1

relativism，89-90

religio ，180-1

religion，4，24，90，108

　anthropology of，92-3

　as dogma，161-2

　and a just society，137

　law and，77

　medicine and，78-9

　as method of social control，95-6

　under Roman empire，190-1，215-16

　seen as ingrained，5，167

　tragedy and，99-100

religious universalism，5

Renaissance，179

Republic （Plato），129，134-5，136，153

rhetoric，76，87，213

　law as，77

ritual，99

　collective，52

　humans playing gods in，46

ritual sacrifice，24，40，52，98，160，222-3

Roman Antiquities （Dionysius），198

Rome，Roman Empire，11，43，123，144，154，158，159，162，187-242

　atheism in，8，206-14，216-30

　centralization and separation in，25，215-16

　Christianity in，25，157，190-1，192，232-42，257

　deification of emperors in，20，25，192，196，204

　divine mandate for empire under，193-204，235

　eastern and western empires in，231-2

　Epicureanism in，176，179-85

　Gauls’attack on，202

　Greek customs adopted by，190

　imperial succession in，231-2

　libraries at，207

　philosophy in，157

　in Punic Wars，18

　rebellions against，196

　religion in，190-1，215-16，235-42

　tetrarchs in，231-2，233

　theocracy under，192

　Troy seen as forebear to，36

　unity of，191-2

　as unrivaled superpower，189-92

ruler cults，146-55，192，205

　see also Rome，Roman Empire，deification of emperors in

Russell，Bertrand，223

Sabrata，217

Sacred Inscription （Euhemerus），152-5，241

Salamis，battle of，72

Salmoneus，48-51，94，110-11，122，179

Samos，63，146

Santorini，15，38

Sardinia，17

satyrs，99，164

Satyrus，106-7

Scamander，34，47

Scepsis，199

science，4

　Babylonian，56

　early Greek，58

　god of the gaps and，65-6

Scythia，80，81，90

secularism，European，179，181

Seleucids Empire，144，149，156

Seleucus Ⅰ Nicator，156

Semitic languages，17，18，165

Seneca the Younger，159

Septimius Severus，emperor of，235

Setne Khaemwas ，28

Sextus Empiricus，165-72，207-8，211，213-14，225，226

Sicily，18，73，75，86，189，190，212

　Athenian assault on，22，84，85，121-2

Sisyphus，48-9，94-6，100，125，167，213，251n

Skeptics，Skepticism，156，157，161-72，205，208

　radical，211

slavery，84，160，196

　in Athens，73，74，97

　of Greeks in Roman Empire，190

Socrates，33，88，101，107，121，157，162，207，240-1

　beliefs of，127-37

　Skeptics influenced by，159，161，207

　trial of，65，116-17，122，123，125-7，129-33，137，177，217

Sol Invictus，235

sophists，72，87，88，100，102，113，114，124，155，167，183，205，221

Sophocles，22，41，72，102-6，117，146

souls，67，173，193

Spain，17，18

Sparta，15，128，143

　Athens defeated by，88，94，125

　war on Athens by，73，82-6，102，121，128，142

Spartacus，196

Stilpo of Megara，120，122-3

Stoa Poikile，154

Stockdale，James，158

Stoics，Stoicism，154，156，157-9，164，168-9，205，208，216，225-7

　in Rome，193-5，204，211-12

supernatural，skepticism toward，6

Swift，Jonathan，221

Symposium （Plato），88

Syracuse，73，84，85，128，147，190

Syria，90，143，216，235，240

Tacitus，215

Tailour，Thomas，of Newbury，6

technology，in Greece，206

Temple of Peace，215

Tenets （Aëtius），213-14

Teucrus of Cyzicus，199

Thales，56-7，63，80

Theagenes of Rhegium，34

theaters，50，119

Thebes，41，73，102-3，108，142

theocracy，192

　Athens and，123

　Rome and，192，235

Theocritus，150-1

Theodorus of Cyrene，11，117，122-4，165，167，177，212，218，241

Theodosian law，236-8

Theodosius Ⅰ，emperor of Rome，236-7

Theodosius Ⅱ，emperor of Rome，237

Theogony （Hesiod），30，42

theology，35，136

theomachy，44-51，64，94，96，207

　Epicurus and，179-80，182

Theophrastus，120，207，228

Thermopylae，15，72

Theseus，108，156

Thessaloniki，115，141

Thessaly，48

Thirty Tyrants，73，88，94，125-6，127-8，263n

Thrace，20，60，63，66，87，141

Thrasymachus，113

Thucydides，81-6，122，206，222

Thurii，87，90

Tigranes，king of Armenia，199

Timaeus （Plato），33，135，137，168，193

Timon，224-5

Tiresias，103-5，117

tisis （payback），81

Titans，42

Torah，79

tragedy，98-100，102-14

　transgression and punishment in，99

Trajan，emperor of Rome，200

Tripoli，217

Trojan War，36，63，76，195

Trojan Women （Euripides），76，100

Troy，16，29，31，36，55，75，76，100，107，145

True Stories （Lucian），129

Tunisia，17，18，156，165，189，195

Turkey，16，18，44，55，64，143，156，197，199，209，221

tyranny，18-19，71

Tyre，17，39，147

Uranus，33，153

utopia，153

Venus，184，195

Vergil，196，198，218

Vespasian，emperor of Rome，194，196，215

Vesuvius，91，155，209，219

Via Egnatia，115，141

Vietnam War，158

Voltaire，181，221

war：

　gods’support in，193

　in Greek history，72-3

　religion and，193

watchmaker argument，168

women，73，97，160，214，228

　Cynics’support for，160

　impregnated by gods，47

　under Roman empire，191

Xanthippus，88

Xenophanes of Colophon，7，33，36，59-61，65，79，81，90，105，109

Xenophon，127-8，129-31，132-3，206，207

Xerxes Ⅰ，king of Persia，15，72，79

Yahweh，7-8，26，42，43，65，216

Zeno of Citium，154，157，159，169，227

Zeno of Elea，154

Zeus，20，21，26，30-1，32，33，39，40，41，42-4，48-9，52，93，101-2，104-5，107，108-9，110，121，147-8，150，153-4，159，193，222，224-5

　as thunderer，49-50，57，61，226

Zeus Refuted （Lucian），225

Zeus the Tragedian （Lucian），225-7，229

译者说明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乃至直接借鉴了许多中文译著，但正文中并未一一注明，在此把书名一并列出，并对所有译者致以诚挚谢意。

参考译著书目

《伊利亚特》，《罗念生全集》第五卷，罗念生、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赫西俄德：《神谱》，王绍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

《希波克拉底文集》“神圣病论”，赵洪钧、武鹏（整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伊安篇”“拉凯斯篇”“普罗泰戈拉篇”“会饮篇”“欧绪弗洛篇”，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国家篇”“斐德罗篇”“巴门尼德篇”，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蒂迈欧篇”“法律篇”，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欧里庇得斯：《特洛伊妇女》，《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欧里庇得斯：《疯狂的赫拉克利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二，周启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阿里斯托芬：《云》《地母节妇女》，《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阿里斯托芬：《和平》，《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

阿里斯托芬：《鸟》，《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9。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

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西塞罗：《论神性》，石敏敏译，商务印书馆，2012。

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

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1996。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1983。

阿普列乌斯：《金驴记》，刘黎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0。

克莱门等：《使徒教父著作》“波利卡普殉道记”，黄锡木主编，高陈宝婵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神作战：古代世界的无神论/（英）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著；陈愉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

书名原文：Battling the Gods：Athe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ISBN 978-7-5201-5613-4

Ⅰ.①与… Ⅱ.①蒂…②陈… Ⅲ.①无神论-研究 Ⅳ.①B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0660号

与神作战

——古代世界的无神论

著者/〔英〕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

译者/陈愉秉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刘娟

文稿编辑/王文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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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3千字

版次/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613-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6131号

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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