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推薦序　從《白垃圾》看美國的修正史觀

前言

導論　我們遺忘的寓言

第一部分　打造新世界

　　　　　第一章　丟垃圾：荒地與廢人的新世界

　　　　　第二章　洛克的呆伯樂土：卡羅萊納和喬治亞殖民地

　　　　　第三章　富蘭克林的美國種：中庸人口學

　　　　　第四章　傑佛遜的垃圾：奇異的階級地形學

　　　　　第五章　傑克遜的南方窮白人國：佔居者的心聲

第二部分　美國品種的退化

　　　　　第六章　純種白垃圾與窮白垃圾：壞血統、混種與吃土者

　　　　　第七章　南北戰爭乃階級戰爭：懦夫、膽小鬼與泥巴佬

　　　　　第八章　優生學時代：名門純種和南方佬

　　　　　第九章　被遺忘之人：向下流動與經濟大蕭條

　　　　　第十章　窮孩子的偶像：貓王、格里菲斯與詹森的偉大社會

第三部分　白垃圾大改造

　　　　　第十一章　紅脖子尋根之旅：《激流四勇士》、卡特兄弟和費譚美

　　　　　第十二章　紅脖子堂堂登場：從柯林頓到莎拉．裴琳

後記　美國異種：白垃圾的傳統

註釋

推薦序
從《白垃圾》看美國的修正史觀

嚴震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個人是政治學博士，主攻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與美國政治。不過，在讀政治學碩博士前，大學的主修是英美文學，隨後到美國先是取得歷史學的碩士，然後才轉入政治學。在美國教書的八年，是在一所文科大學任教，除了政治學相關課程外，校方也安排我擔任教授美國歷史。由於有歷史碩士學位的背景及美國史的教書經驗，我對美國政治的理解，包括憲政思潮、政黨的演進、區域的衝突和矛盾、族群關係和民權運動以至於美國的經濟發展，都擁有特殊的歷史觀點。

　　在當年的學習過程中，雖然有許多教科書是主流的敘述，包括對美國制憲先賢的推崇、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的詮釋、西進邊疆文明的美化，及美國特異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強調，都會讓學習美國歷史的學生感到驕傲。不過，也有教授會提供比較批判的修正（revisionist）觀點，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角度，對美國歷史有客觀的認識。

　　舉例來說，美國的制憲先賢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麥迪遜（James Madison）被視為一批創造美國民主政治的推手，他們所創建的憲法則是美國日後之所以偉大的基礎。美國憲法不僅建立了美國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及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的政府制度，同時也讓美國成為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表率。

　　然而，如果我們細看美國憲法，就會發現所謂的代議民主中，美國最高法院是由總統任命，而總統並非由人民直接選出，而是經由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間接產生；在一九一三年之前，聯邦參議院是由各州的州議會選出，只有聯邦眾議員才是人民直接產生。此外，美國憲法雖然沒有規定擁有財產方能投票，而讓各州自行決定其標準，但大部分的州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都有此要求，讓無產的人民無法透過投票參政。換句話說，美國建國的前六、七十年中，女性、黑奴、極大部分的窮人，都沒有投票權，民主政治不過是有財產的白人男性之遊戲。

　　一百多年前，美國史學家博德（Charles A. Beard）在他著名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提供了在當時最為批判的修正觀點，指出從參與制憲會議者的家世背景來看，他們制訂憲法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保護其既有的經濟利益，而不是創造真正的民主體制。我們可以從美國憲法中那些完全沒有公民權的黑奴，在各州人口統計中，仍然要以五分之三個人計算，就是要保障蓄奴州按人口分配聯邦眾議員時，可以在數字上取得優勢，獲得印證。

　　修正史學觀點，當然也會對正統史學所創造出的「傑佛遜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和「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有所質疑及批判。「傑佛遜民主」將美國塑造成一個由生活樸素自耕農（yeoman）所組成的地方民主，而不是由一個照顧工商社會的貴族階級，前者單純善良，後者則是腐化地追求經濟利益。「傑克遜民主」則是民粹政治的展現，讓一般小民逐漸獲得參政及投票權，並展開對傳統政治菁英的制約。不過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其實是一個相當粗俗、類似川普的政治人物，而傑克遜強化總統權力、與國會對抗的行事風格，其實並不符合美國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協精神。

　　《白垃圾》一書，同樣也是採取修正史觀，但重點則是放在美國史學家較為輕忽的社會底層白人。傳統史學堅持美國與歐洲大陸最不同之處，就是來自歐洲的移民在新大陸建立了一個有別於傳統貴族社會的新國家。然而本書作者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教授將長期就存在於社會底層的「白垃圾」做了詳盡的介紹，打破了美國沒有社會階級的神話。

　　閱讀本書最有意思的部分，不僅是伊森伯格的修正史觀，而是在她書中一部分的處理，是以許多政治人物為背景對「白垃圾」的介紹，這是美國歷史寫作方式的一種，就是透過每一個時期的人物介紹、來呈現同期的歷史發展及演變的傳記史（biographical history）。在伊森伯格的《白垃圾》中，從殖民時代後期的富蘭克林到革命及建國初期的傑佛遜，從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傑克遜總統以至於南北戰爭時期的雙方將領，我們不僅看到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也察覺到「白垃圾」在這段歷史期間的遭遇和處境。

　　此外，伊森伯格也偏愛使用文學作品及電影勾勒出「白垃圾」的境遇，從本書開始介紹的《梅岡城故事》到《憤怒的葡萄》，以至於《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三者都是先有小說、後拍成電影的作品），讓我們更加透過文字及影像，認識「白垃圾」。伊森伯格也用美國一些南方庸俗白人故事為主的電視劇和鄉村歌曲，讓她筆下的「白垃圾」更加具象。

　　這些下層階級的白人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在美國歷史及社會，包括「廢人、汙穢殘渣、呆伯、沼澤奔波人、流氓、垃圾、佔居者、南方窮白人、吃土者、劣馬、泥底基、南方無賴、荊棘奔波人、鄉巴佬、低下南方人、白黑鬼。退化品種、白垃圾、紅脖子、拖車垃圾、沼澤人」。他們原本艱困的生活，因為不斷有新移民的注入，而始終無法改善，這也是為何許多再窮的「白垃圾」，會拋棄階級意識，而懷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忘了他們本身也是上層階級剝奪的對象。

　　現任美國總統川普對「白垃圾」心態的掌握，讓他能夠以民粹的語言說服這些底層選民，支持一個實質上是剝削他們、屬於上層階級的地產大亨。他們若無法看到本身的處境來自於階級政治而非族群政治，是必被政治家操弄，也難以脫離「白垃圾」的身分。本書應是在川普總統上任之前就已著手進行，並在他上任後推出，可以說是讓我們對為何川普能夠煽動這些選民成為其基本盤，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而有更深刻的理解。

前言

　　《梅岡城故事》是影史最佳作品之一。這部經典之作描繪了美國南方奴隸制度與種族隔離所遺留的問題。這是一部我教了超過二十年的電影，也是歐巴馬總統最愛的電影之一。但在課堂上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的學生（就算他們高中看過）才第一次發現這部電影的劇情，隱藏著不只一個令人不安的訊息。

　　電影的主要情節是有勇氣、有操守的律師阿提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如何拒絕種族歧視的雙重標準：他無畏反對，同意幫一名非裔美國人辯護。這名青年名叫湯姆．魯賓森（Tom Robinson），被控強暴出身窮白人家庭的梅耶拉．艾薇（Mayella Ewell）。雖然法院判魯賓森有罪，身為觀眾的我們卻知道他是無辜的。他是個可敬的、勤奮的顧家好男人，社會地位高於卑微的艾薇一家，也就是控告他強暴的原告。梅耶拉的父親鮑伯．艾薇（Bob Ewell）骨瘦如柴，身穿工人吊帶褲，人品卑劣。他強迫自己衣衫襤褸的女兒誣告，並要求全白人的陪審團站在他那邊，而這些陪審團也的確站在他那邊。他堅持要陪審團為他女兒討回公道。後來魯賓森試圖越獄被殺，鮑伯報復的希望落空。萬聖夜當天他轉而攻擊阿提克斯．芬奇的兩個孩子。

　　鮑伯．艾薇的全名是羅伯特．李．艾薇（Robert E. Lee Ewell）。但他並非舊南方的世家後裔。在原著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小說設定中，艾薇一家極度貧窮。經濟大環境是好是壞，都不會讓他們的社會階級上升或下降，就算是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也對他們毫無影響。他們是人類廢料（human waste）。作者這樣寫道，「逃學監察官無法把這些人的孩子留在學校裡念書；衛生官員無法解決他們的先天缺陷、各種寄生蟲以及髒亂環境所滋生的疾病。」他們住在鎮上的垃圾堆後面，每天都去翻找可用垃圾。他們破舊的棚屋曾是黑人居住的小屋。家裡到處都是垃圾，看起來就像「瘋小孩的玩具間」。附近鄰居沒人知道裡面到底住了幾個孩子：有些人認為是九個，也有說六個的。對阿拉巴馬州的梅岡城市民而言，艾薇家的孩子是「路人經過時，窗邊冒出的髒臉小鬼」。1艾薇家毫無疑問就是南方人（以及許多其他人）所謂的白垃圾（white trash）。

　　今日的美國人對於白垃圾的理解相當偏狹。在一九五七年的報紙和電視新聞裡，可見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白人居民抗議黑白合校的猙獰臉孔，那是這個不討喜的族群的落後態度最刺眼、也最為一般美國人熟悉的畫面。二○一五年，刺青的三K黨成員在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市政廳外，抗議原本懸掛的邦聯旗遭撤，這項舉動也激起類似的憤怒情緒，顯示一種尷尬社會現象的延續。Food Network美食台的當家主持人寶拉．狄恩（Paula Deen）出身南方的喬治亞州，以烹煮高膽固醇的料理聞名，但她的名聲卻在二○一三年因歧視言論（黑鬼，nigger）而暴跌。一夕之間，她那美國南方的純樸特質消失了，她身上烙上了粗鄙的紅脖子（red neck）鄉巴佬標籤。另一端，電視影集中的雜耍角色經過重新包裝，影集《飆風天王》（The Dukes of Hazzard）中的荷哥（Jefferson Davis “Boss” Hogg）就是一例。這個影集於二○一五年停播，因為主角阿波（Bo）和路克（Luke）的愛車「李將軍」上漆有邦聯旗。這部影集的英文原名「The Dukes of Hazzard」中的「duke」（公爵）一詞，是階級認同的雙關語。因為Duke一家其實是貧窮的喬治亞山區居民與非法釀酒者，但是他們的姓氏卻遙指英國皇室。2

　　這些白垃圾的畫面讓我們看到一個相當古老、卻經常遭到忽視的問題，但這並非該問題的全貌。在上述熱門話題的對話中，對於階級議題，美國人缺乏更深入的瞭解。階級認同史遠比白人的憤怒與無知更為複雜，這段歷史可以追溯至英國殖民美洲的時期以及英國對於貧窮的概念。這些被社會所遺棄的鄉下白人似乎無法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分子。在許多方面，厭棄或醜化（偶爾廢物回收）這群人的政治原理不斷演化，成為我們階級制度的基礎。

　　那麼艾薇一家就不僅是我國歷史的次要演員了。他們的歷史可追溯至十六世紀而非二十世紀，源自英國重置貧民的殖民政策，這些政策形塑了美國的階級意識並留下永恆的印記。邊緣化的美國人一開始被稱作「人類廢物」（waste people），後來成了「白垃圾」。因為無法生產、無法擁有資產、無法生育健康且向上流動的孩子──美國夢的向上精神──這些人遭汙名化。美國處理貧窮與落後的方式，令人頗感意外。到了二十世紀，還是有些人想要減輕「失敗者」對整體經濟所造成的負擔。對這些人來說，驅逐或絕育都是合理選項。

　　美國人對這些無用之人的態度一直在變化。最戲劇性的用語出現在十九世紀中期，時人認定貧窮的鄉下白人「不白」。因為他們蠟黃的皮膚與體弱多病的子女，他們自成一種奇特的品種。要瞭解這種歷久不衰的語彙，「廢物」和「垃圾」是兩大關鍵詞。綜觀歷史，美國一直都有階級制度。這個制度之所以成立，不只是靠最上層百分之一的領導，與安於現狀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在解釋國族認同時，我們不能繼續無視那停滯、可拋棄的社會底層。

　　窮人、廢物、垃圾，他們身上貼著各色標籤。在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幾場政治之爭中，這些人首當其衝。從殖民墾殖時期開始，一直到佔居者（squatters）大量向西遷徙的時代，這些人一直都是有用的籌碼，也是叛亂的麻煩製造者。林肯領導的共和黨之所以崛起，南方的窮白人功不可沒。他們也催生出南北戰爭中的不信任氣氛，並讓南方邦聯（Confederacy）的下層階級與上層間的嫌隙日益擴大。在戰後重建時期，白垃圾成了重建聯邦（Union）工程中的危險局外人；優生學盛行的一九一○、二○年代，他們更成了絕育計畫鎖定的退化階級。但在另一方面，白垃圾也是新政（New Deal）與詹森總統「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復原計畫的受益者。

　　無論何時，白垃圾都讓我們想起一個讓人不舒服的真相：窮人與我們同在。一直以來，不利窮白人的政策揭露出美國的矛盾與衝突。這個國家要人民相信國家的承諾──向上流動的夢想，但不甚美好的真相卻顯示階級障礙讓這夢想遙不可及。當然，階級議題一直交雜著種族問題，這一點不可否認。

　　本書將揭露複雜的歷史。作者不只是質疑特定時期底層族群身上的標籤。事實上，這個國家的潛意識一直都在合理化經濟上的不平等；國家將貧窮自然化，認為貧窮是人類無法掌控的現象。這樣一來，就有必要把窮白人歸類為不同品種。換句話說，品種不是社交禮儀或技巧的培養，而是更邪惡的一種東西：無法擺脫的遺傳性。美國所採用的階級用語，暴露出英國對於流浪階級的態度，凸顯大西洋兩岸對於畜牧、人口統計、純種的執念。窮人不只被視為廢物，甚至連牲畜都不如。

　　這些年來，除了眾所周知的貶抑形象，民粹主題也浮上了檯面，但卻不足以撼動社會對於鄉村窮白人的敵意。一九八○、九○年代「紅脖子鄉巴佬尋根」這種重尋尊嚴的運動，讓我們看見部落式激情的高漲。這樣的演變不僅是因為種族關係的積極改變，更是因為認同政治的令人著迷。尋根，意味著階級根植於種族遺產的特色（與魅力），反映出現代人將階級視作純文化現象的渴望。但近年熱播的實境節目《鴨子王朝》（Duck Dynasty）和《甜心波波來啦》（Here Comes Honey Boo Boo）恰恰證明，二十一世紀的白垃圾還是甩不掉舊包袱──極度沒教養的刻板印象。

　　這些處境艱難的低賤品種擁有漫長的歷史，有許多家喻戶曉或較不知名的人物都參與其中，其中包括班傑明．富蘭克林，湯瑪斯．傑佛遜、大衛．克羅凱（Davy Crockett）、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W. E. B.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埃斯基．考德威爾（Erskine Caldwell）、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貓王（Elvis Presley）、林登．貝恩斯．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詹姆斯．迪奇（James Dickey）、桃莉．巴頓（Dolly Parton）、威廉．傑佛遜．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即比爾．柯林頓）和莎拉．裴琳（Sarah Palin），族繁不及備載。檢視他們的想法、不斷改變的公眾形象和自我形象，有助我們理解奇特複雜的美國階級認同史。

　　本書說了許多故事。有部分是在講美國農村歷史的重要性。而最重要的故事探討的是美國作為一個民族所無法面對的問題：美國無所不在的階級問題。土地和財產所有權的概念，既是這個故事的開始也是結束：階級認同與土地的實質意義和暗喻意涵密不可分。美國的大半歷史都把最底層的階級視為邊緣的最劣質土地：荒蕪、貧瘠、沼澤般的荒地。時至今日，房屋所有權依然是社會流動性的衡量標準。

　　我對這個主題的興趣始於研究所時期，當時的我有幸與兩位傑出學者合作，他們的治史方法深深地影響了我的學術事業。我博論的指導教授是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她致力替意識形態除魅，讓我對傳統觀念心存戒慎。保羅．博耶（Paul Boyer）是位知識分子型史學家，知識淵博。他曾探討過清教徒殖民的新英格蘭區、十九世紀的道德改革者以及二十世紀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他的文風細膩、優美。德州邊城聖貝尼托（San Benito）也是我會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那是我母親的出生地。她的父親約翰．麥克杜格（John MacDougall）是現代殖民開拓者，從加拿大引入開拓者幫他耕種。

　　這本書得以問世，眾友人與大學同僚功不可沒。我在此要感謝以下讀過此書、給予建議、或分享資料的各位：克里斯．湯姆林（Chris Tomlins）、亞力克西絲．麥克克洛森（Alexis McCrossen）、麗絲．法容（Liz Varon）、麥特．丹尼斯（Matt Dennis）、麗姿．萊絲（Lizzie Reis）、艾咪．葛林柏格（Amy Greenberg），以及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同仁艾倫．斯漢－迪恩（Aaron Sheehan-Dean）。《湯瑪斯．傑佛遜評論集：卸任系列：維吉尼亞夏洛特鎮》（The Papers of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的總編麗莎．法蘭卡維拉（Lisa Francavilla）讓我注意到某封極其珍貴的信件；查爾斯．羅伯茲與我大方分享關於阿拉巴馬州棕櫚谷（Palmerdale）移民社區的報紙報導。出身紐奧良的溫蒂．沃夫（Wendy Wolf）是我在維京出版社的編輯，因為她的幫忙，讓我的論述邏輯更嚴謹、行文用字更準確。她花費大量時間，專業、用心地處理我的書稿。透過她細心的編輯，讓這段複雜的歷史變得更平易近人，證明了嚴謹的學術作品，不一定會讓讀者望而生畏。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安迪．柏斯坦（Andy Burstein），我的知交和同行。他犀利的批判讓本書更加完備。

導論
我們遺忘的寓言

　　我們都知道、或自以為知道階級是什麼：財富與特權所創造的經濟階層。問題在於，大眾熟知的、經過誇大渲染的美國史卻甚少談及社會階級的存在。彷彿美國在脫離英國的時候，神奇地跳脫了階級的束縛，意識到更豐富的可能性。畢竟，美國的參議院不是英國的上議院。在教科書裡，建國史主要談的是先人「如何獲得土地和自由」或「平民如何抓住翻身機會」。政治人物與選民都抓住神聖化的美國夢，當作衡量生活品質的標準。幸福不受出身的限制（你父母是誰），或身分地位的侷限（你在社會階級中的起點）；每一代的美國人都在這樣的基礎上，追求各自的幸福。

　　我們奉為真理的神話自相矛盾。先人成功地把「人皆生而平等」變成格言，指出美國具備國土遼闊以及卓越美德，足以區隔美國與歐洲那許多沒有希望的社會，讓美國與眾不同。美國理想的宣揚者用優美華麗的文字傳達了他們的理念。美國理想是個願景。在君主制和僵化的貴族階級主宰一切的時代，美國有可能利用自由的社會流動，來證明現代共和國的革命性。

　　以上都是正面的說法。然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真實情況卻大相逕庭。最直白地說，英國殖民者推動著雙重的目標：一是減少英國本土的貧窮，二是把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人送去新世界。英國著手殖民墾殖後，殖民地的前哨基地就開始利用這些非自由的勞動者（契約僕役、奴隸與兒童），並且把此一可拋棄的階級視作人類廢物。但這些窮人、廢物並沒有消失。到了十八世紀初，已有人認定這些廢物是個綿延不絕的品種。這種將劣等人類加以分類的方式，深深烙印在美國的歷史中。每個時期，在美國誇大歷史故事裡，都存在廢人的分類學──沒人要的、無可救藥的。各個時期，都有一套區隔白垃圾與主流大眾的方法。

　　本文將低下階級視作無可救藥、無法矯正的「品種」（breed），藉以重構種族與階級之間的關係。此處先單獨談階級，因為階級本身即有獨特且強大的動能。美國人替這群底層階級起了不同的名字，皆帶有豐富且強烈的意涵。今日這群人被稱作「住拖車的窮人」（trailer trash）、「紅脖子」（rednecks）；以前，他們叫做「呆伯」（lubbers）、「垃圾」（rubbish）、「吃土者」（clay-eaters）和「南方窮白人」（crackers）。這還只是一小部分。

　　為了不讓讀者誤會本書的研究目的，我要在此說明：我從階級的角度重新評價美國的歷史經驗，是要揭露美國認同所忽略的層面。但我不只是要指出我們在歷史理解上的錯誤，還想要讓讀者更瞭解今日美國依然存在的矛盾。

　　一個重視機會平等的文化要如何解釋，或者說接納長期遭邊緣化的人民？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人需要面對這個陰魂不散的難題。讓我們接受下等階級（underclass）的存在。從第一批歐洲開拓者踏上美洲的海岸開始，下等階級就已存在。下等階級不是今天全國廣大人口中無足輕重的少數。白垃圾如何體現這種衝突，正是本書期待回答的關鍵問題之一。

英國殖民的遺產

　　英國殖民強烈影響了美國的階級相關用語與思想。十六、十七世紀時，英國出現第一批意圖大規模利用美洲自然環境的殖民倡導者。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混合了充滿目的性的描述以及大膽狂野的意象。他們並沒有想把話說得冠冕堂皇。殖民墾殖的概念必須要能打動謹慎的投資者，新世界的美洲殖民地必須能為舊世界服務。在殖民政策的倡導者眼中，美洲並非充滿機會的伊甸園。他們把美洲想像為巨大的垃圾堆，若經過改造，就能成為富饒之地。可拋棄的人──廢人──將從英國輸出，卸貨到美洲；他們的勞動將在遙遠的荒地上撒下種子。聽來殘酷，但這些不務正業的窮人、社會的殘渣，將被送往遠方，只為了當肥料，然後死在空無一物的糞土之中。在美洲成為預言中的「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前，十六世紀的探險家認為這是塊髒亂、雜草叢生的荒野──適合沒教養平民的「糞坑」。新世界的形象有其誘人之處，卻也有黑暗面。早期提倡殖民的英國人將美洲描繪為富饒之地，他們誇大其辭，而且也許刻意如此。他們描繪的是一塊連自己都沒見過的土地，但卻必須說服謹慎的投資者和國家官員，才能讓他們投身高風險的海外殖民。最重要的是，英國可以把社會邊緣人輸出到美洲。

　　多年以後，美國才變成「全世界的希望」。後來的光榮歷史掩蓋了這塊「自由之地、勇者之鄉」的低賤出身。今日的愛國人士認為美國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個「特殊」的地方，我們都知道他們腦袋裡會冒出哪些例證：樸實的朝聖先輩受慷慨的印地安人的教導，學會了耕種之道；維吉尼亞保皇派（Virginia Cavaliers）在詹姆斯河畔精美的宅邸大宴賓客。因為學校歷史課的教法，美國人腦子裡的普利茅斯（Plymouth）和詹姆斯鎮（Jamestown）和樂融融，不存在階級分裂。

　　從那時開始，美國人看待過去時越發地傷感多情、淚眼矇矓。這是因為混亂和鬥爭對於美國人的自尊並無助益。階級雖然經常遭到忽略，卻是早期殖民史中最重要的預設條件。就算是現在，認為美國中產階級為數眾多、奉公守法的概念也是強效的撫慰劑與煙霧彈。我們滿足於中產階級這個概念帶來的安慰，忘了得先有更低的階級存在，才會有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概念偶爾遭逢挑戰，像是前幾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讓美國人尷尬地發現金融圈的實情，以及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的荒謬分裂。然後幾大媒體聚焦新的危機，美國人恢復了幾世紀來對階級的無感，讓階級這個主題再度黯然退場。

　　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在《走向分裂：美國白人的國家》（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一書所想像的美國歷史是沒有階級的（或不受階級影響）。莫瑞是許多人心中的權威，對他來說，一九六三年龐大且浮動的美國社會，靠的是核心家庭的共同經驗才得以維繫。當全家人一同收看《歐茲與哈利雅特的冒險》（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時，美國大眾認為電視裡演的正是自己的生活。1

　　事實恰恰相反。早在發展之初，電視節目已經開始用階級來設定誇張的角色。讀者只需要想想其他幾個早期的熱門節目就可以得到證明：一九六三年的《襯裙站》（Petticoat Junction）演的是綠蔭旅店的鄉村生活，並將傻里傻氣的村民與精明幹練的都市親戚做了對比。同年播出的《農家女》（The Farmer’s Daughter）的主角是位出身農場的瑞典裔美國女傭，她去美國國會議員的家中服務。一九六五年《綠色的田野》（Green Acres）中，名叫亞諾的豬是全胡特村中最聰明的居民。還有一九六二年的《比佛利鄉巴佬》（The Beverly Hillbillies），在這齣社會流動的經典諷刺劇中，都市人認為出身山區的油田百萬富翁根本是返祖退化。別忘了《蜜月伴侶》（The Honeymooners）這部與《歐茲與哈利雅特的冒險》同時期的作品。《蜜月伴侶》巧妙地嘲弄公車司機、下水道維護工與他們貧窮的工人階級妻子。所有觀眾都看得出來蜜月伴侶和歐茲與哈利雅特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美國人用滑稽模仿來安全地消化階級政治。

　　選擇性記憶讓我們能夠浪漫化某個黃金時期，這段時光是美國認同的永恆護身符。對於忽視美國長遠歷史的查爾斯．莫瑞來說，一九六三正是黃金時期。那一年，蓋洛普民調呈現出美國信仰的核心精神。這份調查中，受訪者的自我認同既非貧窮也非富有：約有一半民眾表示，他們是勞工階級，但另一半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誤以為單一數據能夠顯示完整的故事，這位社會科學家寫道，「美國人不認為自己貧窮或富有，反映的是立國之初即有的自信：美國沒有階級，或者因為美國有一定的階級，所以美國人認為自己應該表現出階級並不存在的樣子。」（斜體為作者所加）。莫瑞唯有抹去大量歷史證據，才能繼續說他的寓言故事：美國人拒絕階級。問題是，過去的學者不曾好好檢視這些證據，以致重大誤解流傳至今。2

　　先去瞭解殖民脈絡，再一步步追溯現代的階級概念如何建立，我們將得以看出想法與典範如何在歷史中合為一體。承認昔日英國對貧窮與階級的定義持續影響今日美國，我們將認識到階級的存在早已清晰可見，遠遠早於喬治．蓋洛普的民調。的確，早在十九世紀移民潮帶來棘手且劇烈的文化互滲之前，階級的影響早已深入美國社會。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停止顯而易見的錯誤，不能再宣稱美國人因為某種罕見的幸運，甩開了英國母國的階級包袱。我們不願承認的是，美國根深蒂固的階級制度是從反覆出現的農業概念演化而來，關乎土地的特性和潛力、勞動的價值以及品種的關鍵概念。長期以來，令人尷尬的低下階層為數眾多，在北美大陸上一直被視作「人類廢物」。

美國特殊論的神話

　　唯有遺忘才能成就歷史神話的虛構。我們必須探討拒認真相的源頭：大部分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屬美洲殖民計畫都建立在特權與屈服之上，而非原始民主。一七七六年的這代人當然會避重就輕。從那之後，每一代美國人都謹遵開國元勳的腳步，避而不談這段歷史。

　　建立在虛構的朝聖先輩以及神聖化的開國元勳上的美國歷史，讓我們失去了許多應得的真相。我們跳過關鍵的南北建國論述之爭，以及雙方弱化階級重要性的寓言。《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以及主要的建國文獻在在證明了美國的父系血統；出身維吉尼亞、身高一百九的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巍巍俯視美國民眾，成了美國象徵意義上的「國父」。維吉尼亞據說是源頭，另一位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則讚揚麻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echusettes Bay Colony）的首任總督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稱其為美國高貴家父長的早期楷模。背後的邏輯很簡單：無論今昔，起源都是充滿爭議的議題。然而開國元勳的階級起源卻無法否認。3

　　除了開國元勳自己編織的故事，十九世紀的神話製造者深深影響了現代美國史觀。十九世紀的傑出史家幾乎都來自新英格蘭一帶，他們塑造歷史論述的功力一流，所以主流故事說的都是他們的好話。這就是為什麼原初的論述中，清教徒是個情感澎湃的社群，具備可圈可點的工作倫理。不符合以上崇高典範的早期殖民者，自然就不會在歷史中留下宗教自由和辛勤工作的記載。為了便宜之計，無土地的、窮困潦倒的、白垃圾的祖先，從建國史詩中消失無蹤。

　　除了標準版的歷史，波士頓人士筆下的戲劇與詩歌同樣在讚頌建立早期殖民地的分離派信徒。早在一七六九年，新英格蘭人士就開始在普利茅斯舉辦「先人紀念日」活動。一八一五年波士頓藝術家亨利．薩金特（Henry Sargent）展出《先人登陸》（Landing of the Fathers）一畫。但是喬治．班克勞夫（George Bancroft）廣受好評的《美國史》第一卷，更經典地描繪出五月花號（Mayflower）和阿貝拉號（Arbella）如何上岸、撒下自由之愛的種子。在十九世紀的登陸紀念活動上，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在驕傲的演說中將自由之愛闡述到淋漓盡致。殖民婦女會（Colonial Dames）之類組織的宣傳技巧，也對於以上歷史論述的建構起到作用。殖民婦女會致力於提升五月花號的朝聖先輩和溫斯羅普的清教徒的地位，讓它們成為國家記憶中最重要的角色。4

　　一八八九年時，普利茅斯立起朝聖先輩紀念碑（Pilgrim Monument，現在名為先祖國家紀念碑〔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波士頓建築師兼雕塑家哈瑪特．比林斯（Hammatt Billings）原本設計的紀念碑高一百五十呎，他希望這個紀念碑能成為美國版的羅德島太陽神銅像，古代的七大奇蹟。雖然他最後的雕像比原先設定的要小，卻無損他的設計意圖，依舊（可想而知）充滿寓意：信仰女神手指天堂，緊握聖經，頗類似自由女神與手中的火炬。5

　　眾所周知，紀念碑無法完美記錄過去。女神的塑像（處處可見）與記錄的事件之間，存在著奇怪的斷裂。在約翰．賈斯特（John Gast）一八七二年的名畫《美利堅前行》（American Progress）中，拓荒者向西跨越美洲大陸，舉頭則有女神看照。畫中的驛站馬車、四輪馬車、鐵軌與電報線，將沿路遇見的印地安人和水牛驅離四散。比林斯的信仰女神像，站在五月花乘客的頂上：他們的名字刻在雕像的側邊。就這樣，宗教自由這個單一且巨大的力量，讓首批英國拓荒者的個人動機消失無蹤。拓荒者始終無聲。殖民的複雜過程經過濃縮，而後被遺忘，因為所有人類軌跡（名字背後那些活生生的人）已然佚失。無人記得那些失敗的、無子無嗣亦無深遠影響的人。歷史卻留給後人空洞的象徵：進步前行。6

　　歷史的濃縮與刪節看似自然中立，但卻完全不是如此。透過修剪，小學所教的歷史變成了成人心中的標準版本。也因此，我們學習的偉大美國史詩抹去了這個事實：一六三○年代，不到一半的人是因為宗教因素才會來麻薩諸塞。小時候不加思考就吸收的誇大故事，不知為何，依然與我們同在，產生狹隘的國族認同，滋養「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個最頑固不化的神話。我們獨一無二、與眾不同。階級的不存在正是美國的特色之一。

　　「美國特殊論」出自一系列關於救贖與善意的早期神話。在舊世界遭到迫害的朝聖先輩鼓起勇氣，越過大西洋，去美洲尋找宗教自由；一家家拓荒者，駕著馬車往西創造新生活。我們受的教育告訴我們，只有美國才會如此珍惜個人的自由。遷移似乎讓每個參與其中的角色平起平坐，讓他們成為同質、無階級的社會。團結的故事壓抑了我們的不滿，掩蓋住最敏感的分歧。當階級一如往常造成分歧，一種選擇性的失憶就會發生。美國人不喜歡談階級，大家認為階級在美國史中並不重要。談階級有違美國人的自我認同。

　　但是，我們卻談普利茅斯巖（十八世紀末才有這個地名）登陸美洲的朝聖先輩（他們是感恩節所紀念的一群人，而感恩節直到南北戰爭後才出現）。這個很美國的節日會跟火雞產生關聯，是為了推廣南北戰爭時欲振乏力的家禽業。一七九四年之前，甚至連「朝聖先祖」這個詞彙都尚未普及。然而，「第一個」感恩節卻定於一六二一年，當時來意良善的朝聖先輩與公正的萬帕諾亞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共進晚餐。主持人是朝聖先輩的印地安翻譯斯匡托（Squanto），他才幫助了這些英國人撐過寒冬。但這個故事卻漏掉了某些細節（並非不重要的細節），也就是斯匡托之所以通曉英語是因為他曾被綁架，後賣給英國船長當奴隸。（此類強迫性的勞動，讓人想到大部分的白人僕役是如何從英國來到美洲的。）而斯匡托與白人的情誼遠比這個童話更加複雜。隔年，他死於一場離奇的高燒，當時他正與馬薩索（Massasoit）進行一場權力鬥爭，而馬薩索正是萬帕諾亞格族聯盟的「偉大酋長」。7

　　亂塗亂寫的北方人用華盛頓、傑佛遜與維吉尼亞州的墾殖（比朝聖先輩抵美還早十三年）寫下完整的殖民神話，以強調他們在新世界的文化優勢。在這方面，南方各州處於落後。直到今日，大眾依舊用病態的好奇來窺探「消失的殖民地」──羅阿諾克（Roanoke），就像他們看待愛蜜莉亞．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飛越太平洋失蹤一案的態度。對他們來說，這個事件的神話成分大於故事性。每個消失的群體都具有奇特的吸引力──大受歡迎的影集《ＬＯＳＴ檔案》就是如此，或如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幽靈船和幽靈殖民地讓人有種時間停止的神奇感；它們的存在外於歷史的一般規則，正是如此，羅阿諾克之謎得以緩解早期拓荒者被迫面對的嚴酷現實。8

　　如果羅阿諾克是失落世界的誘人古玩，後來的詹姆斯鎮則成了維吉尼亞殖民地的起源，其故事振奮人心，不亞於朝聖先輩的故事。詹姆斯鎮建於一六○七年，雖然美國沒有國定假日來紀念這個事件，但它的寓言故事卻更性感。故事裡的「印地安公主」寶嘉康蒂戲劇性地拯救了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故事中，「國王」波哈坦（Powhatan）年僅十一歲的「寶貝女兒」在一場精心準備的儀式中衝向前去，用她的頭護住史密斯，阻止族人用棍棒砸碎史密斯的腦勺。這個驕傲的英國人與年幼無知的小女孩間產生了神奇的連結，得以跨越新舊世界之間的語言文化隔閡。

　　這個勇敢的小女孩吸引了許多詩人、劇作家、藝術家與電影工作者。人們稱她為詹姆斯鎮的「守護神」、維吉尼亞和美國的「母親」。有作家在一九○八年時提出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說法，他說寶嘉康蒂其實是羅阿諾克最年幼成員維吉妮亞．戴爾（Virginia Dare）的女兒。這種說法讓這位印地安公主變成遺落荒野的歐洲後裔，就像是愛德加．萊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三年後出版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9

　　有關寶嘉康蒂的故事中，最知名、最近期的版本是一九九五年的迪士尼動畫。迪士尼版的寶嘉康蒂美豔動人、凹凸有致，不像增那寇馬卡（Tsenacommacah）的部落少女，反而更像是當代的流行天后。迪士尼動畫中的寶嘉康蒂神奇地能與自然溝通、和浣熊交朋友、對樹說話。她跟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其他迪士尼的女主角一樣，都有一大群動物朋友。為何如此？這個情節的靈感來自新世界強大的浪漫形象：天真無邪的無階級社會。古老的轉喻天衣無縫地與新的電影型態融為一體：西方文化長久以來都將女人描繪為更親近大地之母、青翠茂密、富饒多產、具備伊甸園般的平靜與生育力。在這個關於詹姆斯鎮的再創作中，沒有腐臭的沼澤、令人厭惡的疾病和饑荒。10

　　多年來，學者不停爭論史密斯獲救的故事是否真正發生過，因為只有他本人的記述，而這個故事最精細的版本，發表在寶嘉康蒂過世多年以後。史密斯是軍事冒險家，善於自吹自擂的一介平民。他有誇大個人事蹟的惱人惡習。他獲救的故事完全仿照當時蘇格蘭的一首流行歌謠，這首歌講的是有位突厥公主拯救了正要被斬首的英國探險家。雖然有位英國國教的牧師主持寶嘉康蒂公主嫁給菸草種植商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的婚禮，有位詹姆斯鎮議會的成員輕蔑地稱寶嘉康蒂為「可憎後代」的異教徒禍根，並說她是「舉止野蠻」的女孩。就連約翰．羅爾夫都把這段婚姻視為便宜的政治結盟，而非真愛的結合。11

　　如果故事真相會動搖美國沒有階級、只有相親相愛的共同體這個基本原則，我們就不能期待迪士尼會拍出真相。這部動畫建立在老生常談的另一則神話上：約翰．史密斯（動畫中的他一頭金髮、身強體壯）扮演寶嘉康蒂的愛人，而非羅爾夫。這並非史上第一遭有人誇大寶嘉康蒂的美貌，並強調她拯救了史密斯，成為英國人的盟友。有人在一八四二年為寶嘉康蒂畫了一幅不甚美麗的肖像，畫中的她圓胖醜陋，完全不是那個玲瓏標緻的印地安公主。這幅肖像引發一場抗議風暴，有人批評這幅畫「粗劣、欠缺詩意」。她英國化的美貌無庸置疑；她原始的優雅讓她順利融入英國。的確，正是必須具備這些條件，英國人才可能接受這個印地安少女。12

　　寶嘉康蒂的故事設定，必定得讓公主背離自己的族人與文化。根據歷史學家南西．舒媚克（Nancy Shoemaker）的觀察，這個強大主題延續至今，因為這個主題有助國家合理化印地安人自取滅亡的論述。然而寶嘉康蒂並非自願在詹姆斯鎮生活，她是被俘擄的。故事裡的維吉尼亞是個伊甸園，現實中卻從來都不是。為了故事發展的方便，戰爭與痛苦、貪婪與殖民征服，就這麼消失了。階級與文化衝突神奇地退場，將美國的起源重新定調為烏托邦式的愛情故事。13

歡迎光臨真實的美國

　　我們有辦法承受真相嗎？殖民之初，那些唯利是圖、人脈廣布、主掌重要股份公司的人，用一連串矛盾的詞彙來描繪美洲：既是豐饒與機會之地，也是大量廢棄物的棄置所；「臭不堪聞」且雜草叢生的死水，潮濕而無用的沼澤。美洲讓英國人有機會減輕監獄負擔，送走數千囚徒。美洲是可鄙之物的排除管道，可以讓流浪漢和乞丐消失，拔除倫敦的眼中釘。冒險前往美洲並活下來的那些人，對於帝國的投機商人來說只有一種用途：為英國的利益服務，並於過程中消失。這麼說來，早於「朝聖先輩」的「第一批拓荒者」並非受宗教啟發的一群人。五月花號的乘客，有幾十位初來美洲大陸就死於饑荒與維他命缺乏的相關疾病。壞血病讓他們的牙齦潰爛，七孔流血。早在一六三○年代，新英格蘭人已重新發展出一個分層的「階級」社會，上有統治權貴，下為家僕。有許多貧窮的男孩，注定要被剝削。後來的拓荒者也有些信仰虔誠，但在溫斯羅普的阿貝拉號之後，幾波移民中信仰虔誠者只是少數。精英擁有印地安和非洲的奴隸，但是受他們剝削最深的其實是童工。就連教會都反映出階級關係：排定的座位順序，是階級身分的確認。14

　　維吉尼亞也並非希望之地。此地充斥著英國來的不受控無賴，這些人願意賭上性命，卻不想為生活好好工作。英國把這些人當作是邊境的「糞肥」。這些閒人只懂殘酷懲罰，而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開墾。唯一能夠維繫這個百廢待舉的殖民地的方法就是軍事化管理。英國長期與西班牙、法國、荷蘭等計劃縝密的政府進行競爭，而這種制度意在保護英國的利益。殖民的頭二十年中，只有極少數的殖民者活了下來。對於這一點，英國人一點都不訝異，倫敦的權貴也不太在乎。他們不是在投資「人」，他們送去的人本來就粗鄙不文，到了美洲後還更嚴重。遇到殘忍的印地安人後，這些人甚至變得更加粗暴。英國的投資階級派開拓者是去找黃金的，找到黃金，投資人才能中飽私囊。送去美洲的這些人，本來就可以拋棄。15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美洲殖民史發生了什麼事。這段歷史被漂白了。雖然新世界的開拓者應該要代表社會流動的希望，而朝聖先輩讓我們崇信自由，矛盾的是，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卻一手創造了偉大的「民主皇室」（democratic royalty）。這些「皇室後代」在一八四○年代建立起第一批祖譜社團，並在二十世紀初時建立起一系列愛國團體，強調世襲的血統，如「五月花後代協會」（General Society of Mayflower Descendants）和「美國建國者及愛國者會社」（Order of the Founders and Patriots of America）。這些團體在全國都有分會。極難加入的「維吉尼亞第一代家庭會社」（Order of the First Families of Virginia）於一九一二年創立，其成員宣稱他們的祖先是英國的貴族與麗貝卡．羅爾夫夫人（Lady Rebecca Rolfe）──後者正是那位貴族化並英國化的寶嘉康蒂。16

　　權貴社團宣揚父系血統與新貴族階級的同時，雕像也一尊尊立起。這些雕像告訴我們某些家庭（與某些階級）更有權利享受建國的承諾。各市與各州的領導人，毫不掩飾地支持這套國家聖徒傳，為殖民時期各城市的先人立起一座座大型紀念碑。波士頓後灣（Back Bay）於一八八○年首度立起的溫斯羅普的雕像，革命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決定讓溫斯羅普的雕像以莎士比亞式或都鐸／斯圖亞特時代的服裝呈現，脖上套著華麗的輪狀衣領，身穿緊身褲。但是費城市政廳塔頂上重達二十七噸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雕像，才是最大的紀念雕像。這座雕像於一九○一年完工，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政府規定費城裡的所有建築都不得高於雕像頭上的貴格派帽子，以確保佩恩能夠至高無上地俯視這座兄弟之愛的城市，紀念殖民時期領土的獲得。在英國法律中，「立足」可以用來衡量土地擁有權──也就是，擁有佔有土地。土地本身是公民認同的根源。這個原則也能夠解釋「普利茅斯巖」的象徵意涵。這塊巨石在第一代朝聖先輩死後多年才被發現，但十八世紀時它卻被命名為「普利茅斯巖」，當作五月花殖民開拓者第一塊站上的土地。17

　　這種紀念迴避了以下問題：在殖民征服的大型比賽中，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在分割土地以外，土地如何整併？財富如何創造？勞動力如何獲得？第一批歐裔美國人到底開啟了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什麼型態的社會關係？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就能真正瞭解擁有者和一無所有者的長久認同，如何在美國人的集體意識留下永恆的印記。

　　美國人對於本國殖民初期的粗糙理解反映了他們的文化需求──遺忘，或粉飾，幾世紀以來的狡猾決策、雙重標準，與慘痛的失敗。羅阿諾克的「失落的殖民地」不過是眾多失敗的殖民計畫之一。有許多人提出雄心勃勃的新世界殖民計畫，但卻只是即興的概念或浮誇的宣傳。他們招來的兵馬並不一定跟銅像上那些領袖──約翰．溫斯羅普與威廉．佩恩──有著相同的理想。這兩位會受崇敬，是因為他們體現了各自殖民地的命運。

　　十七世紀的大部分開拓者都沒想過，他們的流亡竟會成為「山巔之城」的起點。他們並非全然相信佩恩的「神聖實驗」（Holy Experiment）。有些人懷抱夢想，但沒有幾個開拓者來美洲是為了實現什麼神聖的計畫。十七世紀時，大部分的早期移民都不是母國眼中有頭有臉的子民，而是歸類於多餘人口、可拋棄的「垃圾」。這群人粗鄙不文。英國人深信，有四種方法能夠讓英國社會消滅這些貧窮的殘渣：自然會透過糧食短缺、饑荒與疾病消滅窮人，這群人也可能自己犯罪走上斷頭台。最後，有些人會因逼迫或利誘上戰場，死在戰場上，又或者是被送往殖民地。這些毫無價值的社會寄生蟲可以被送往殖民前哨站，因為這些地方缺少四肢健全的勞動者以及年輕「多產的」女性。英國人相信，只要把這些人送到美洲，他們就會變成勤勞的工蜂。蜜蜂是英國人最愛的昆蟲，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生物潔身自好，更因為其產量甚豐。18

　　殖民者龍蛇混雜。最底層的是貧窮、犯過罪的男女。這些不光彩的移居者中包括殺人越貨的強盜、低賤的流浪漢、愛爾蘭的叛變者、知名娼妓，以及各色各樣因為鉅額竊盜或涉及財產犯罪而被遣送美洲的罪犯。去美洲是某種緩刑，可以不用上斷頭台。那些契約僕役原來的社會階級也好不到哪裡去，最低階的是街頭流浪兒，高一點的是負債累累的工匠。這些人在英國被迫服勞役，所以他們選擇流放到殖民地看看能否翻身，而不是被關在擁擠不堪、疾病叢生的英國監獄。因為美洲勞力短缺，有些船長和仲介在倫敦街頭或其他城鎮圍捕兒童，將他們販賣給美洲的菸草種植者──這種行為被稱為「誘拐」。有些孩子因為犯了一點小罪，就被送到美洲。有個案例是伊莉莎白．「小白」．阿姆斯壯（Elizabeth “Little Bess” Armstrong）。她不過因為偷了兩根湯勺，就被送往維吉尼亞了。為數眾多的貧窮成人與失去父親的男孩放棄自由，把自己賣為契約僕役。他們要用四至九年的勞動，來付清前往美洲的費用。他們的賣身契可以買賣，而且常常是一到美洲就被轉手賣了。他們不得結婚，也不能選擇自己的主人。主人可以隨意處罰或鞭打他們。因為惡劣的工作環境，有位評論家把這些人的命運比作在「埃及為奴」。①19

　　退伍士兵也是下等人，也被送往殖民地。因為各種原因，單身男女、低階貴族家庭，以及工匠與自耕農家庭都加入了這批大遷徙。有人遠離家園是為了躲債，不然有可能要坐牢。也有人（很多是從德國或法國來的）把殖民地視為避難所，躲避宗教迫害。有很多人離鄉背井，是為了避免政府對他們從事的行業施加經濟限制。還有一些冒險前往美洲的人是為了將名譽受損與財務失敗拋諸腦後。所有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奴隸後來變成最大的不自由勞動力來源，這些人來自非洲與加勒比海，再從英國被運送到英屬美洲殖民地。十八世紀末時，奴隸的數量已高達六十萬。特別是一六六三年後，每個殖民地都看得到非洲人的身影，因為英國允許「皇家冒險者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壟斷黑奴買賣，等同於全力鼓勵黑奴交易。壟斷時期結束後，黑奴交易卻甚至越發蓬勃，當時的美洲開拓者討價還價，還直接從國外的賣方手中直接購買黑奴。20

　　要把階級重新放回它所屬的故事裡，我們必須要想像一個非常不同的畫面。當時的美洲不是機會平等之地，而是一塊不甚誘人的土地，等待移民者的是死亡與惡劣的勞動狀態。根深蒂固的英國意識形態讓美洲的階級身分僵化，讓社會不可能流動。當然，清教徒的宗教信仰也不曾消除階級──前面幾代的新格蘭人不曾試圖消滅或譴責對於僕役奴隸的依賴。土地是財富最主要的來源。沒有土地的人就沒有太多機會逃離奴僕的命運。從那時開始，沒有土地的汙名就在白垃圾身上留下了印記。

　　歡迎光臨美國真實的過去。要思考美國的狀態，一七七六年是個錯誤的起點。美國獨立並不曾神奇地消除英國的階級制度，也不曾刨除關於貧窮與隨意剝削勞動力的執念。很多人認為他們是廢物或「垃圾」，這個遭鄙視的族群，即使到了現代，依然還是被當成可拋棄之物。

① 譯註：出自舊約《出埃及記》的典故，猶太人在埃及為奴，受法老的殘酷迫害。

　　十六世紀殖民伊始，在受過教育的英國男女腦中，北美是怪物佔據的未知世界，一塊金山環抱的無主荒地。因為很少有人能親眼看見美洲這塊奇異的土地，以訛傳訛的誇大渲染遠比實際的觀察更有吸引力。兩位推動美洲探險最力的英國人，終身不曾踏足這塊大陸。大理察．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 the elder）是中殿律師學院（Middle Temple）的律師，這個學院是倫敦大都會的學術與宮廷政治的中心。他還有個跟他同名、小他近兩輪的堂弟。小理察．哈克盧伊特在牛津的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求學，最遠只去過法國。1

　　大哈克盧伊特是個書呆子律師，剛好熟識那些夢想從海外探險中求富貴的人，包括商人、皇室官員以及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漢佛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以及馬丁．佛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這些野心勃勃之人試圖利用海外探險，尋得功名利祿。這些行動家生性以四海為家。他們是一種新型的探險家，因英雄主義和暴躁莽撞而聞名。2

　　小理察．哈克盧伊特是牛津學生和教士，一生致力編彙探險家的旅行故事。他於一五八九年出版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鉅作《重大航行》（Principall Navigations）。本書將作者有辦法蒐集到的英國海外探險紀錄一網打盡，包括東方、北方，當然還有美洲。在莎士比亞的年代，只要有點身分地位的都讀過小哈克盧伊特的作品。英勇神武的約翰．史密斯大量地引述小哈克盧伊特的作品，意在證明自己不只是個粗蠢傭兵。3

　　早在《重大航行》出版之前，小哈克盧伊特就曾試圖尋求皇室的支持。他把一篇論文獻給伊莉莎白一世女王與她的心腹，文中清楚講述了英國殖民的工作原理。〈西向開墾論〉（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純粹是宣傳，意圖說服女王，讓她相信殖民美洲有其利益。沃爾特．雷利爵士自掏腰包進行殖民探險，同時希望能得到國家資助。他的海外探險隊最後在卡羅萊納岸邊建立起短命的羅阿諾克殖民地，但自始至終雷利爵士都未曾得到國家贊助。4

　　在小哈克盧伊特的英國殖民夢中，遙遠的美洲是片廣闊到無法想像的荒野。法國知識分子蒙田一五八○年時曾將美洲描述為單純、未腐化民族的居住地。蒙田突發奇想地說這支民族是「食人族」（cannibals），暗中挑戰只有畜生會吃人肉的概念。如同小哈克盧伊特，他當然從未見過北美原住民。比起蒙田，哈克盧伊特對於原住民的看法更加實際（也更英國）。他認為原住民既不危險也不天真，而是空空如也的容器，等著基督教與商業的真理來填滿。他幻想中的印地安人是盟友，有助英國人實現其野心，也是可能的貿易夥伴與下屬。但印地安人更是一種自然資源，利用這種資源，就可獲得更大利益。5

　　用「空」來暗喻一塊謎樣的土地，對英國有法律上的用處。既然沒人知道土地所有人是誰，美洲領土等於無主，等著被人占領。就連書呆子教士小哈克盧伊特，也把美洲比喻為等待英國人追求迎娶的美人。英國人將成為美洲合法的擁有者與監護人。以上種種當然都是一廂情願的，因為美洲的土地並非真的一片空白、無人居住（inane ac uacuum）。然而，英國人認為，任何土地都必須脫離自然狀態，轉為商業用途。只有這樣土地才算是為人所有。6

　　他們顯然認為印地安居民無法擁有美洲的所有權。英國殖民者爬梳古代的法律，試圖找到令人信服的類比。他們把原住民歸類為未開化之人或野蠻人。印地安人不曾建立英國概念裡定居的家或城鎮；他們不曾用矮樹叢與柵欄圍起可耕地。印地安人居住的土地，似乎無邊無界、原始難馴──約翰．史密斯就曾用「臭不堪聞」與雜草叢生來描述維吉尼亞與後來的新英格蘭。印地安人以消極遊牧維生。反過來說，要從土地中致富，也需要追逐利益的種植商和辛勤農夫的耕耘，並在過程中採取嚴密的控制。7

　　在這塊實驗性的大陸上，這種土地使用的概念影響深遠，將決定種族與階級的分類方式。早在殖民者建立起蓬勃發展的新社會之前，他們就已區分出兩種人。一種是管理可開發土地的企業家。而另一種佔絕大多數人，僅僅是居民，居民不曾對生產力或商業貿易進行有意義的投資。

　　無論美洲是貧瘠荒蕪或空無一人，無人耕種或雜草叢生，英國人完全以自己的角度來看待這塊土地。英國人心心念念要處理的就是廢物的問題，這也是為何他們眼中的美洲是片「荒地」。荒地的定義是未開發的土地，無法進行商業貿易，也缺乏農夫的辛勤耕種灌溉。用聖經的話來說，躺在廢物中，等於無人聞問、孤苦無依。以農業的用語來說，是休耕、未開墾。

　　荒地是閒置的土地。優良的可耕地讓人想到的是犁過的田、成排的莊稼與果樹、金色的穀物隨風波動，還有牛羊的牧場。約翰．史密斯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型態有個很精確（未加修飾）的暗示：一個英國人對一塊土地的所有權建立在他承諾對其施肥之上。英國人把動物糞便當成神藥，讓維吉尼亞荒野神奇變身，讓未開墾的荒地變為有價值的英國領土。廢物會在那裡被處理、使用。廢物是還沒有變現的財富。8

　　在小哈克盧伊特的〈西向開墾論〉中，他信心滿滿地將整個美洲大陸描繪為「荒地」。不是陸地，而是荒地。在他眼中，原物料等天然資源可轉化為值錢的商品。就像他同代的英國人，小哈克盧伊特心中的荒地等於公共草地、森林、沼澤地──十六世紀開墾者很有興趣，因為這些土地具有潛在利益。荒地迎合了商業市場上民營企業主的利益：牛羊放牧於圍起來的公共草地，森林砍下當木材，並清空以進行墾殖。沼澤濕地的水可以排淨，建立富饒的可耕農田。9

　　不只土地是廢棄的荒地。人也可以是廢人。廢人正是本文最重要的出發點：小哈特盧伊特的美國需要的是他列為「廢人」的人，需要勞動者的身體來砍樹、打麻繩、採蜜、醃漬風乾漁獲、加工生獸皮、掘土尋礦、種橄欖養蠶、整理並包裝羽毛。10

　　根據他的規劃，乞丐、流浪漢、罪犯、負債者與精力充沛的無業年輕人，應該負責上述工作。「流浪乞丐的孩子遊手好閒，未受良好教育，他們會成為英國的負擔。我們也許可以卸下這些擔子，讓他們獲得更好的教養。」商人被派去與印地安人做生意，賣賣小玩意、布料，蒐集大陸內部的資訊。這個計畫需要工匠、處理木材的水車木工、建設殖民地的木匠、製磚師傅、泥水匠、為美洲殖民地提供服務的廚師、洗衣工、麵包師傅、裁縫以及補鞋匠。11

　　要去哪裡找這些勞動者呢？小哈克盧伊特認為就算英國沒了這些工匠，經濟也不會有影響。但是大部分的勞動力卻來自與日俱增的窮人和流浪漢。小哈克盧伊特用了驚人的比喻，他說這些人「馬上就會把彼此給吃光」，且正在吃垮英國的經濟。這些無所事事之人等著被移植到美洲，以發揮更大的用途（雖然是同樣不人道）。12

　　當時很多人對貧窮都持有這種觀點。早從一五八○年開始，就有人不斷提出一個計劃，提議打造一支由百噸漁船組成的船隊，每艘船上載有一萬人，其中的五千人都是身無分文的流浪漢。雖然從未實踐，但這個帆船勞動計畫是設計來擊敗在漁業上以勤奮聞名的荷蘭人。13大數學家、地理學家約翰．迪伊（John Dee）也想像用海事的方式處理掉貧窮的問題。一五七七年時英國海軍擴編，迪伊提議將窮人聘為水手。還有些人則希望剷除街上的窮人，無論是要強迫他們去蓋公路或碉堡，或者通通關進監獄或勞動濟貧所都好。倫敦的布萊德威爾城（Bridewell）監獄建於一五五三年，這是第一間致力於輔導矯正流浪漢的監獄。到了一五七○年代，英國設立了更多此類的矯正所。幾位創辦人提供窮人孩子的訓練課程，讓他們「在勞動工作中成長」，這樣他們才不會重蹈父母的覆轍，變成「無所事事的流氓」。14

　　這樣看來，小哈克盧伊特預告的美洲殖民地，就是一個特大號的勞動濟貧所。這一點至關重要。建立起「美洲廢物公司」，過剩的窮人、英國的廢人就能夠變成經濟上的資產。英國可以同時收割土地與窮人的成果，增加──而非持續耗損──國家的財富。第一批勞工裡有些是囚犯，這些人被指派從事最耗體力的工作，像是砍樹、把木材燒成瀝青、焦油與製肥皂用的灰，還有一些被派去挖礦，找尋金、銀、銅、鐵。這些囚犯沒有薪水可拿。身為債務奴隸，他們不得不生產出口商品，來向英國償還自己犯下的罪。藉此，這些人不必再過犯罪的生活，用小哈克盧伊特的話來說，他們可避免「被悲慘地吊死」或塞進監獄「可悲地一天熬過一天」，直到死去。15

　　就他看來，要回收更大的利益，得要再等一代。藉由從新世紀進口原物料，並出口布料與其他商品，英國的窮人得到工作，「沒有窮人」會被迫「像現在這樣，偷竊、挨餓、行乞」。他們跟著殖民貿易的成長一起發達致富。「流浪乞丐」的孩子「不會遊手好閒，能夠靠自己實實在在的勞動獲得一技之長」。成長過程中，這些孩子將學會負責，「不致成為他人額外的負擔」。脫離貧困的孩子不再是國家的累贅，也許能夠以可靠勞動者的身分重回職場。被送往海外的窮人子弟將「受更好的培育」。整體英國人將更富裕，讓有工作的窮人更加刻苦耐勞。聽起來非常有邏輯、能被實現。16

　　這種把窮人看成廢物、社會殘渣的觀點其來有自。幾代以來，英國人都在掃蕩窮人，特別是遊民流浪漢。十四世紀的一連串法律都致力根除「萬惡淵藪」的貧窮。到了十六世紀，嚴刑峻法已是常態。每個鎮上都設有頸手枷，用來公開處罰逃跑的僕役，倫敦各地也有鞭刑柱和牢籠。下層階級的身上通常有鐵烙印和耳洞，這種標記讓他們跟一般大眾有所區別，自成罪犯團體。一五四七年有條法案，提議在流浪漢胸前烙印下V字，然後再奴役這些人。雖然這不尋常的法案從未通過，它卻是歧視汙衊窮人的必然結果。17

　　小哈克盧伊特於一五八四年起草〈西向開墾論〉。當時，窮人常被批評為「一無價值」、「閒居終日」，這群人貧病交迫、居無定所，也無家室。他們「四處亂竄」，造成威脅。他們就像成群昆蟲，被稱作「溢流的大眾」。窮人被想像為一股惡臭之流，汙染、拖垮英國經濟的健康。18

　　倫敦外圍被貧民窟給包圍。有位觀察家曾於一六○八年評論，貧民大量聚集催生出了一個地下社會，而醜陋畸形的「怪物」住在「洞穴」裡。時人指責貧民是「瘟疫」，在倫敦快速滋生並散播貧窮。這種暗喻把無業者比喻成傳染病。這位觀察家認為，遠方的美洲殖民就是解藥，有助清除窮人。知名詩人、牧師約翰．鄧恩（John Donne）在一六二二年時也是如此描繪維吉尼亞。在他筆下，這塊新殖民地是英國的脾與肝，有助排除「身體中的壞體液……產生好血液」。其他人筆下的意象就沒那麼雅致了。美洲殖民地是「排泄管」，能把國家的人類廢物給排泄出去。大哈克盧伊特毫不避諱，把這些可流放的窮人稱為「英國人中的雜碎」。19

　　窮人就是人類廢物。垃圾。身強體壯、四肢健全的窮人卻無所事事，令人憤怒。但是這些每月平均移動二十到八十哩的流浪漢，怎麼會「無所事事」呢？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其暢銷作品《英國紀實》（Description of England）中解釋，無所事事指的是虛耗掉的精力。這些流浪漢不停在移動，但沒有目的地。在移動的過程中，他們（跟印地安人一樣）無法扎下健康的根，無法成為僕役、佃農、工匠等穩定的勞動力。哈里森對於無所事事的概念，就像我們對汽車馬達空轉的看法。馬達原地打轉，一如無所事事的窮人在經濟上停滯不前。廢人就像荒地般毫無發展。廢人的精力生產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如同破壞閒置花園的可憎雜草。20

　　那麼荒地就是眼中釘了，又或是英國人口中的「糞坑」。廢人好比雜草或是吃糞肥的病牛。窮人與精心培育、柵欄圈養的溫順牲畜不同，因為他們可能會擾亂社會、不守秩序。他們三不五時就暴動。面對窮人危害社會秩序，社會精英無法受到保護，因為這些窮人似乎無所不在，他們會出現在葬禮、教堂禮拜、大路、小徑、酒館中，還會跑到國會周遭，甚至是英王宮殿外徘徊。看到流浪漢在紐馬克特（Newmarket）的皇宮外閒晃，詹姆士一世十分惱怒，因此他在一六一九年去信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的倫敦總部，要求該公司協助清除這些惹人厭的人口，也就是把他們運到海外，眼不見為淨。21

　　流浪的窮人與社會脫節、不事生產，沒有服侍的主人。這些人去了殖民地就會得到主人。對於小哈克盧伊特與其他人來說，半軍事模式是合理選項。同樣的模式在愛爾蘭已行之多年。英國需要建設要塞、挖壕溝、製作火藥、訓練弓箭手，這樣才能征服原住民，或是與野心勃勃、也想殖民新世界的歐陸國家一較高下。軍事化也有其他重要功能。有許多英國流浪漢是退伍軍人，而水手是海上的流浪漢，常常淪落為海盜。十六世紀最常見的戰爭型態就是對固若金湯的要塞發動攻擊，需要漫長的圍攻與大量的步兵。每當戰爭爆發，就會再度徵召窮人，讓他們成為學者口中的「無業儲備軍」。22

　　近現代士兵的生活相當艱苦，朝不保夕。軍隊解散後，這些人常常在回鄉的路上沿途搶劫。在當時的通俗文學中，士兵變盜賊的主題出現在許多傳奇故事中。約翰．奧德雷（John Awdeley）的《流浪漢兄弟會》（The Fraternity of Vagabonds）與類似的作品都把流浪的窮人描繪為一群龐大的盜匪集團。退伍士兵在盜匪集團中遞補上位，當起了「大當家」或強盜頭子。騙子土匪（cony-catchers）搜刮大量戰利品。有些老道的小偷用鉤子當工具，伸進窗戶就可以偷取財物。小哈克盧伊特提議把「我國無所事事的士兵」送往海外，就是希望這些騙子可以真正去抓兔子（cony古義為兔子），射兔子，才有燉肉可以果腹。換句話說，把老兵和囚犯送往美洲，將同時降低犯罪率和貧窮問題。23

　　無論他們的生活還會帶來什麼，人們相信把流浪漢、乞兒、退伍士兵送到新世界，移植到新土地上，他們的勞力就會成為荒地的肥料。他們不被當人看，未曾受到人性的對待，卻只是被當作沒有面孔的商業力量。也許你會覺得這種觀點聽來太過冷血算計，但事實正是如此。這些人如果死了，就會變成現代情報用語中的「附帶損害」。他們死在美洲殖民地，也比在英國當個無所事事的廢物來得有價值。在小哈克盧伊特的偉大計劃中，英國乞丐之子將會前往殖民地接受規訓，順利平安長大的話，就是未來的士兵與水手。24

　　把不要的人口移植到美洲大地，能減少這些人的犯罪機率。他們還有可能在美洲的廣闊土地上有番作為──他們在母國人口過剩的勞動市場上當然毫無勝算。但是我們還是無法否認，英國人當時的確把窮人的孩子看作是可回收的廢物。這些人如果被當作士兵與水手「培育長大」，他們的命運就已經注定：成為殖民地廢人後備軍的一員，為英國犧牲，戰死沙場。十六世紀末，美國還沒成立殖民地之前，英國人就已經構想出一套殘酷剝削的殖民系統。25

詹姆斯鎮的困境

　　一六○七年，英國人在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岸邊成立詹姆斯鎮作為據點。小哈克盧伊特為殖民畫下藍圖，但第一批殖民開拓者面臨的艱辛卻證明了該藍圖的不切實際。有些人試圖幫倫敦維吉尼亞公司辯護，發表許多短文、長篇大論與第一手紀錄，想方設法為詹姆斯鎮的幾樁離奇事件開脫。詹姆斯鎮毫無法紀可言，士兵在駐紮地的公共區域公然排便。到處都看得見無所事事、餓得要死的人。官方施行酷法：偷菜和褻瀆都可判處死刑。勞動者和其子女都是貨品，實質上的奴隸。還有人先謀殺妻子再吃她的肉。26

　　沃爾特．雷利爵士的羅阿諾克墾殖計畫宣告失敗。詹姆斯鎮成為英國官方的第一個美洲殖民地。滿懷英式耐心，詩人鄧恩於一六二二年的講道中提到，「偉大產物需慢慢孕育」。詹姆斯鎮的誕生既緩慢又痛苦，沒幾個人對它的未來有信心。建鎮的第一年，印地安人就發動攻擊並大獲全勝，幾乎殺光整個詹姆斯鎮的人口。27

　　詹姆斯鎮早年的歷史滿是傷痕，而這些傷痕後來成了傳說。一六二五年之前，開拓者大量死亡，第一批的六千移民中，約有八成亡歿。幾位軍隊指揮官實施強迫勞役，把這個新生的殖民地變成了戰俘集中營。大家夢想找到黃金，所以前往詹姆斯鎮，但這個夢想卻沒有讓他們變得更勤勞。就算發生饑荒，他們也不放棄黃金夢。一六一一年來到詹姆斯鎮的開拓者說到，他們的前人沉溺於「懶惰的無所事事」與「禽獸般的散漫」中。但他們自己卻沒好到哪裡去。28

　　小哈克盧伊特說維吉尼亞少有「精力充沛」的男人。沒幾個人願意出門砍樹、造屋、整地、捕魚、打獵。詹姆斯鎮早期的居民大多愛賭博、跟卑鄙的水手做生意、強暴印地安婦女。英國曾經把玻璃吹製工送到美洲，請他們製造彩色玻璃珠這種小玩意來賣給印地安人。這是小哈克盧伊特的想法，但是生產食物的農夫在哪裡呢？29

　　不切實際、錯誤的決策與失敗的招募策略讓美洲殖民地極度缺乏農夫，因此無法耕作和餵養英國運來的牛。湯瑪士．摩爾的《烏托邦》認為，每個具有生產力的社會都應該要獎勵耕作土地的人。他說，如果無法鼓勵農耕，「世上的共和國都撐不過一年」。但詹姆斯鎮已將這個理念拋諸腦後。30

　　寶嘉康蒂的夫婿約翰．羅爾夫將摩爾的建議謹記於心。他一六○九年時引進百慕達的菸草品種，讓維吉尼亞的開拓者因此大發利市，也讓菸草鍍金，成為致富的入場券。菸草的發現促進經濟繁榮，更讓這種「髒草」的身價水漲船高。菸草既是蜜糖也是毒藥。雖然菸草讓殖民地得以為繼，但卻阻礙經濟正常發展，並扭曲了階級制度。殖民地議會小心保護勞動者，勞動者後來也成了維吉尼亞最珍貴的資源。小哈克盧伊特只教會他們一課，但他們卻是以報復心態來濫用：剝削脆弱無助的勞動力。31

　　殖民地總督與殖民地議會成員請求維吉尼亞公司派遣更多的契約僕役（indentured servants）與勞動者，這些人就像奴隸，價高者得。主人大量囤積、濫用契約僕役，還用不正當的手段延長契約。土地分配也極不公，惡化階級差異。一六一六年以前的美洲開拓者是自付旅費，每人可分得一百畝的地。一六一六年之後才來的，同樣自付旅費，卻只能得五十畝。更重要的是，從一六一八年開始，每多帶一名契約僕役前往美洲，就能多得五十畝的地。公共土地繼承權制（headright system）是用算人頭的方式在分土地。菸草商能往馬廄裡塞越多人，就能得到更多土地。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僕役還沒抵達美洲就死了，每死一人，主人依然可得五十畝。無論是死是活，把勞動者運往美洲都有利可圖。32

　　美洲僕役的契約期限比英國的長，前者四到九年，而後者僅一到兩年。根據一條一六六二年維吉尼亞法律，孩童要當僕役當到二十四歲。僕役契約與工資契約不同：僕役等同奴隸，是可移動的商品與資產。這種契約可以轉手買賣。無論何時何地，主人去哪，僕役也只能跟著去哪。主人的繼承人可接手契約僕役，就像傢俱或牲畜。33

　　詹姆斯鎮的大菸草種植商知道自己建立的社會並非沒有階級。從一六一八年到一六二三年，大量孤兒從倫敦被送往維吉尼亞──後來的契約僕役大多是青少年。只有極少數擁有特權的菸草商獲得土地、勞動者、與財富，金字塔頂端外的人只能苟延殘喘。那些去了美洲後變成窮佃農的，發現自己的情況跟在英國比並沒有太大改變，常常被迫做以前當僕人就在做的工作。不少人等不到契約到期就先亡故了。或者如同約翰．史密斯在《維吉尼亞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中的感嘆：「耗盡血淚、所費不貲，賴此地致富者，鳳毛麟角，餘者徒勞。」34

　　殖民地的陰險不僅如此。妻子與子女有責任替丈夫或父親完成尚未到期的契約僕役。一六二二年的土著攻擊後，名為珍．狄肯森（Jane Dickenson）的開拓者遭土著俘虜十個月。她一回到詹姆斯鎮就有人告訴她，她欠丈夫生前的主人一百五十磅菸草。如果她付不出來，就只能以勞役來完成她丈夫生前未完成的的契約。她寫信向總督上訴，信中提及她在詹姆斯鎮的遭遇如同被印地安「殘酷野蠻人」給「奴役」。英國文明在這片殖民荒地上是否還被尊重呢？這是狄肯森信中隱含的訊息。她的遭遇也非個案。約翰．史密斯在《維吉尼亞通史》中坦承「孤兒比起奴隸也沒好到哪裡去。如果他們的父母死時留有債務，其子女就會成為無工資的包身工，直到清償債務為止。」35

　　詹姆斯鎮的上層統治者直接承襲羅馬人的奴隸制度：讓棄兒與債務人當奴隸。如果成年人拿契約勞動來交換前往美洲的旅費，這些人就成了債務人，而他們身後的子女就成了抵押資產。那個世界就像莎翁的《威尼斯商人》一樣，主角夏洛克要求債務人割肉還債。維吉尼亞的菸草種植商認為自己有權索取血肉：已故僕役的無辜配偶與子女。36

　　如果文明要扎根，詹姆斯鎮就必須要有英國村莊的樣子，也必須提升人民素質。這個殖民地必須脫下罪犯流放地的形象，做長遠之圖。除了菸草，它還需要牛隻、田地、更好的主僕關係。最重要的是，殖民地還需要更多溫順的女人。維吉尼亞公司一六二○年送了五十七名「年輕貌美、教養良好的女子」到殖民地。接下來三年裡，又陸續送了一百五十七位到美洲。她們被視作新道德秩序的使者。但從維吉尼亞公司的紀錄卻可看出其中端倪：「崇高任務的最大障礙」在於「缺乏撫慰」，應該要讓男人「心滿意足」。把女性當作貨物運到美洲將「利用妻小把菸草種植者的心牢牢綁在維吉尼亞這裡」。女人提供性滿足且生兒育女，讓懶惰的男人變成更有生產力的開拓者。

　　要去美洲，女人只需要結婚就可以了。她們未來的丈夫會把她們買下來，支付相關旅費。每個女人的價格是一百五十磅的菸草，這也是珍．狄肯森贖回自由的價格。維吉尼亞女人的身價既然是用菸草來算，她們自然就被當成多產的商品來看待。這些女人掛著道德無虞的保證書，讓「辛勤的種植者」相信自己買到的不是劣質貨。一位種植者曾寫道，前期送來的女人「品質低下」，他期待新到的貨保證健康、宜於生育。另外還有兩百頭牛跟這些女性一起運到美洲，提醒我們維吉尼亞農夫需要女人與牛隻以繁殖配種。如此一來，他們才能重續自己英國的血脈。37

　　經過相當的努力，詹姆斯鎮仍未能建立穩定的農耕社會。十七世紀上半葉，維吉尼亞的種植園莫名貧瘠。首先，該地區的收成並不如預期的多。各行各業（技能型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間的比例）也沒有照預定計畫成形。直到一六六三年，威廉．柏克萊總督（William Berkeley）還在推動小哈克盧伊特提倡的作物：亞麻與大麻、船用的木材與焦油，以及蠶絲、橄欖油等珍稀商品。柏克萊曾譴責「菸草是邪惡且毀滅性的作物」，讓維吉尼亞的經濟無法多元化。38

　　僕役契約是詹姆斯鎮運作的核心，這種契約讓勞動者成為可拋棄的資產。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不易。這些英國當局欲除之而後快的廢人可說是「做到死為止」。孤身前往美洲的青年與男孩最容易遭到剝削。許多人無法安家立業、沒有子嗣，無法與土地產生深層的連結，而這種連結正是英國人的理想。

　　階級劃分無所不在。土地持有的落差越來越大，讓大種植園主成為少數特權分子。在此同時，勞動制度中的僕役降級成為債務奴隸。離鄉千里，這些人無力索求更好的待遇。因為孤立無援，他們更有可能遭受虐待。殖民地僕役唯一擁有的自由就是逃跑。詹姆斯鎮的創立者並未成功複製英國的農村，而是創造了殘酷的階級制度。

清教徒的等級世界

　　雖然詹姆斯鎮有其難以解決的問題，英國投資者與宗教分離分子還是從維吉尼亞公司手上拿到特許狀，選定哈德遜河口建立據點。不知是出於意外，還是出於秘密計畫（有些人這樣猜測），這群人於一六二○年搭上五月花號，卻是在維吉尼亞公司轄外的柯德角（Cape Cod）登陸。這一小批人的遭遇可謂九死一生，第一年就有一半的人死於饑荒與疾病。五月花號的領導者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的妻子更是離奇跌落五月花號。英國殖民者花費十年才在麻薩諸塞取得重大進展，成功吸引新的開拓者前往美洲。39

　　英國人從一六三○年開始大量移居美洲。約翰．溫斯羅普安排縝密，率領十一艘船隻所組成的船隊，將七百名乘客與牲口載往美洲，此舉很明顯是為了長期定居。相較於早期前往維吉尼亞的開拓者，從這個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英國人舉家前往殖民地。這批人的核心是清教徒。當地政府不需要用死刑來威脅這些人在安息日上教堂──這是詹姆斯鎮早期的嚴刑峻法之一。

　　新英格蘭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土地所有權。頭十年裡，麻薩諸塞灣殖民地一共吸收兩萬一千人，僅有四成是來自清教徒眾多的東英吉利（East Anglia）或沿海地帶。一六三○年代，流亡美洲的宗教異議分子，相較於為了商業利益從倫敦或英國其他地區前往美洲的人，比例相當。這段時期的開拓者多半是全家族、連同僕役一起帶去。六成以上開拓者的年齡低於二十四歲──三分之一是未婚男性。40

　　溫斯羅普為殖民地辯護，是因為他想要創造一個不受牛津、劍橋等「腐敗」學術堡壘影響的宗教社會。然而在打擊腐敗與天主教反基督者之外，這位新任總督卻展現出務實的一面。為了吸引移民，他誇口說同樣的錢在英國只能買到幾畝的地，但在麻薩諸塞卻能買到幾百畝。他說，在人口過剩的英國，土地「在居民腳下痛苦呻吟」。然而，溫斯羅普無意拯救所有窮人。窮人是他口中的「大地殘渣」。他對於可鄙廢人的看法，與英國國教牧師理察．哈克盧伊特不分軒輊。41

　　「山巔之城」變得不平等，服從被認定是人類的自然狀態。溫斯羅普在〈基督愛的楷模〉（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宣稱，有些人生來就是要統治別人，而有些人生來就是要服侍比他們更優秀的人：「全能上帝最聖明的天意決定了人類的狀態，自古以來，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貧窮；有些人位高權重、尊爵不凡，有些人身分低賤、受役於人。」溫斯羅普總督毫無疑問鄙視民主制度。他直言民主是「最低劣、最糟糕的政府型態」。對於清教徒來說，教會與國家密不可分。地方法官的強制力意在保護公共秩序與階級差異。42

　　在清教徒社會中，「紳士」（gentleman）的稱謂通常用在具有貴族血統的人身上，但是在教會中位居高位的富商也可獲得此一頭銜。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牧師與其妻子則被稱為「少爺」（Master）、「先生」（Mister），或「夫人」（Mistress）。品德高尚的農夫被稱作「君」（Goodman），這種人擁有土地，但是並不像地方法官或牧師一般位居要職。新英格蘭人不常使用這些頭銜，但是他們知道這些身分的存在，畢竟殖民地政府模仿的是英國各郡的寡頭政治。在這樣的制度下，擁有土地的精英壟斷了政府公職。43

　　清教徒精英底下有群幹粗活的勞動者。依照等級順序，最上層是學徒和雇工。下一層是因欠債或犯罪而被迫當僕役的人，也就是維吉尼亞的契約僕役。下例可供證明：一六三三年時溫斯羅普主審一樁強盜案。判決有罪後，該名男子的土地遭到拍賣以補償受害者。此人被判處三年勞役，其女兒因為是抵押資產，則被判處十四年勞役。這是很尋常的案例。一六四八年的《麻薩諸塞法律與自由》（Laws and Liberties）訂出兩種更低的階級，其自由可被剝奪：「正義之戰」中擄獲的印地安人，或是「自願賣身或被賣來的外來者。」這個例子中的「外來者」指的正是殖民地外的契約僕役以及非洲輸入的黑奴。44

　　就僕役來說，十七世紀的新英格蘭極度仰賴可供剝削的年輕人、男性與女性，他們的年齡介於十到二十一歲之間。法律要求單身男女與家人同住，受家庭管轄。小孩經常「被送去」鄰居與親戚家中幹活。一六四二年麻薩諸塞一般法庭（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頒布命令要求讓孩童受適當教育，但這條命令似乎把學徒、僕役與孩童當作同義詞。家長與主人同樣都有責任去「培育扶養小孩，以及誠實守法行業的學徒」。如果沒有家庭監督管控，這些年輕人可能會變得「粗魯、冥頑不靈、不堪教化」。45

　　子女被當作勞工使喚也是常態。在擁有土地的富裕人家，男性成員成年後也擺脫不了控制。年輕男子無法離開家業，也無法逃脫父親的管控，不然就會危及繼承權。因此，家庭成員如同僕役，工時極長。雖然和維吉尼亞菸草蓬勃發展的年代相比，清教徒大家族較不殘忍，但是法律慣例與文化習俗卻模糊了兒子與僕役間的界線。46

　　因此，清教徒家庭從來就不同於當代美國的核心家庭。清教徒家庭裡經常可見不同父母生的子女，因為親生父母可能很年輕就去世了，讓再婚成為普遍現象。溫斯羅普跟前後四任妻子養育了十六個孩子。他娶第四任妻子時已經五十九歲，兩年後就與世長辭。許多家庭裡也有童僕，這些童僕跟一家之主沒有任何血緣關係。收成季節時，這些家庭會僱用僕役來做短工；也會買進窮人家的孩子，讓他學習怎麼當個僕人，為日後的家務或農活做準備。第一批奴隸於一六三八年抵達波士頓。溫斯羅普自己就擁有幾名印地安奴隸。他的兒子則買進一名黑奴。47

　　雖然主人認為僕人應該順從乖巧，但沒有幾個符合期待。許多法庭案件均可見主人抱怨僕人不夠服從，指控僕人懶散、偷竊、粗魯、反叛、傲慢，以及逃跑成性。極富影響力的牧師卡頓．馬德（Cotton Mather）在一六九六年時發表《好生服侍好主子》（A Good Master Well Served），文中他明白指出麻薩諸塞灣殖民的僕役不服管教，是該好好管束一番。馬德在文中與僕役對話，他強調，「你們是其他人有生命、個別的、活動的工具」。他用毫無疑義的文字再度強調，「僕役，你們的舌頭，你們的手，你們的腳，都屬於你的主子。主子要它們怎麼動，就得怎麼動。」出生不良的人將會從尖酸刻薄與鞭打中學會主人期待的順從。48

　　清教徒的戒心不僅如此。僕役與「低下之人」中間有些野心分子，但焦慮的寡頭統治者卻認為這些人不配往上爬。清教徒從未反對商業活動或獲取財富，但是一旦面臨社會流動性時，顯然就有衝突。殖民地政府頒布了「禁奢法」，那些穿著昂貴絲綢、縫上黃金鈕釦並因此僭越原階級的人，都會受到處罰。炫富的人遭人忌妒，而清教徒正統信仰禁止驕傲、自滿與傲慢的炫耀。英國清教徒牧師威廉．柏金斯（William Perkins）一五九二年於《論服裝的正當、合法、與神聖使用》（On the Right, Lawful, and Holy Use of Apparel）這本小冊子中談到，上帝制訂了階級，在「萬事萬物的等級秩序」之中，人用衣著差異以表區隔。柏金斯認為未經批准的華服擾亂了階級，其罪不亞於主人對僕人過分寬大。兩者都被認為是社會墮落的前兆。49

　　人人都得搞清楚自己在清教徒治下的麻薩諸塞的位階。階級已然成形，但如果加入教會，法庭上就更享特權。一旦遭逐出教會就無法做人。異端將遭驅逐、孤立、流放，一如安妮．哈欽森（Anne Hutchinson）與瑪莉．戴爾（Mary Dyer）之輩。唯有乞求原諒，在法院與教會的雙重權威前認罪，才能重返社會。戴爾心無悔過之意地回來了，決心挑戰統治秩序。一六五九年到一六六一年間，戴爾與其他三名貴格派教徒被控「傲慢放肆、無可救藥地蔑視」公權力。審判一結束，就倉促地上了絞刑台。50

　　一六三八年，波士頓教會將安妮．哈欽森逐出教會與麻薩諸塞灣殖民地，因為她不願服從於市鎮官員的權威。她遭嚴厲警告：「你扮演了丈夫而非妻子，講道者而非聽眾，地方法官而非子民。」哈欽森過去一直在家中開設宗教課程，吸引大批崇拜者。她顛覆了社會階級，削弱清教徒教會精心維持的道德地位。沒人質疑男性的宰制。階級如此分明，教會座位表已清楚描繪出權力位階。教友與非教友分坐。夫妻分開，男人坐一邊，女人在另一邊。位高權重的男人坐前兩排：第一排只保留給地方法官坐，第二排則留給牧師和總督家庭以及富商。有越多兒子，位子也就越好。教會在安排座位前，已詳加計算每個人的年齡、名望、婚配與財產。51

　　清教徒非常在意社會位階。這讓他們有安全感。一想到階級會被擾亂或瓦解，他們的焦慮便油然而生，坐立不安。在一六七五年血流成河的菲立普國王戰爭後，瑪麗．羅蘭森（Mary Rowlandson）的警世故事《上帝的至高無上與仁慈》廣為流傳，在這個重建的脆弱時刻，她的書是階級的有力例證。戰爭開打時，納拉甘西特族的印地安人（Narragansett Indians）先放火燒了羅蘭森位於麻薩諸塞蘭卡斯特的家，再將她俘虜十一週。她在一六八二年出版的書中，詳細描述她如何被迫成為印地安人的僕人，並試圖保存英國仕紳認同的內心掙扎。羅蘭森是牧師娘、大地主之女。她的故事具有雙重意涵。這是趟靈魂救贖之旅，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也是個喪失教養的故事，結局是俘虜獲釋，重回原本的社會地位。52

　　羅蘭森的印地安女主人是故事裡的壞人。偉塔木（Weetamoo）是波卡賽（Pocasset）與萬帕諾亞格族的酋長（女王），她能承繼這個位置，是因為她精明狡猾，接連嫁給三名著名酋長。偉塔木身穿厚重襯裙，披上貝珠串，戴了好幾個手鐲，每天都要花上數小時梳妝打扮。羅蘭森說她是個「嚴苛驕傲的婦人」。她命令羅蘭森隨侍在旁，還打她耳光。在羅蘭森眼中，這個女主人令人厭惡。就像是印地安版的英國貴族婦人，她是個炫耀權力的新世界皇族。清教徒要求自己的僕役服從，但羅蘭森卻做不到。這個曾經驕傲的牧師娘變成了被使喚的婢女。不同於從維吉尼亞被擄走的珍．狄肯森，羅蘭森不認為土著是原始的野蠻人。羅蘭森把他們描繪為僭越者與裝腔作勢者，嚴重違反了上帝訂定的階級。53

　　清教徒用法律來強化家庭權威，再用家庭權威來管控僕役。清教徒不相信外來者與教會外的人，他們讓「上帝選民」或教會核心俗人享有特權。上帝選民的子女繼承父母的宗教特權，可以更輕易地成為教友。確實，一六六二年的「妥協契約」（halfway covenant）建立起宗教界的名門系統。卡頓．馬德長壽的父親英克里斯．馬德牧師（Increase Mather）就曾說過：上帝「鑄造選民之血統」，這樣才能確保選民的父母虔敬上帝。但只要被逐出教會，這種特權就終止了，如此才能保障教徒的血統不受汙染。湯瑪士．薛帕牧師（Thomas Shepard）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選民的子女將受修剪、栽培、灌溉，於上帝的恩典中茁壯。如此一來，宗教地位鞏固了階級地位。強調血統，聖人成了清晰可辨的品種。54

育種與多產的美洲

　　所有殖民計畫都用到了育種的語言。無論在實際上或象徵上，一家之主與地方官都必須對生育進行監控。舉凡管教頑劣孩童、捕捉僕役、廢除下一代的宗教特權（虔敬之人的子孫）皆出於此邏輯。良好的培育有助馴化原先難以管控的廢物，無論這廢物是荒地或廢人；育種延續了伊莉莎白時期已有的田園傳統。許多讚揚鄉村之美與宇宙和諧的謳歌，都是此一傳統的最佳文字證明。

　　富人與窮人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沒土地的人沒有可以傳承之物。他們沒有繼承人。詹姆斯鎮的情況正是如此，僕役死後，遺孤遭到變賣，就像沒收的抵押品一樣。作為「貧窮的產物」，窮人與土地是脫節的。唯有富饒土地的正規管理者才享有權力。

　　寶嘉康蒂被描繪為迷人的印地安公主、美洲之母、嫁進英國社會的大地之女。這不僅僅是修辭而已。當時有許多人用「娶」（married）來形容英國探險家與新發現土地的關係。婚姻暗含監護權的概念，以及對一地的主權。一五八七年，小哈克盧伊特將一本書題獻給沃爾特．雷利爵士。他筆下的維吉尼亞是「最美的少女」。他要雷利爵士別忘了維吉尼亞的「甜蜜懷抱」，而維吉尼亞正是女王賜給他的新娘。土地特許權證就是他們的結婚證書。55

　　視覺影像也同樣歌頌土地的多產。在法蘭德斯藝術家史特萊特（Jan van der Straet）的經典畫作《美洲大發現》（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中，探險被暗喻為性接觸。在描繪亞美利哥．維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登陸新世界的畫面時，史特萊特筆下的探險家直挺挺地站著，周遭圍繞著船隻與航行工具，同時有名豐滿赤裸的印地安婦女，慵懶地躺在他面前的吊床上，向他伸出手來。英國作家也採用同一個獨特主題，他們筆下的北美洲以女性形象出現。她有很多追求者，但她只把手（與土地）奉獻給「英國而已」，因為英國是她唯一心儀。56

　　在眾多關於新世界之多產的描述中，湯瑪士．莫頓（Thomas Morton）的作品最為豐富精采。他的《新英國迦南、或名新迦南、含新英格蘭概述》（New English Canaan, or New Canaan,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New England）充滿幽默的雙關語，以及關於美洲的細節描述。對於這位充滿爭議的莫頓，歷史學界評價分歧。有些歷史學者認為他是個無賴浪子。另一派人則認為他代表平民，對總督約翰．溫斯羅普與清教徒殖民地提出批評。57

　　莫頓於一六二四年抵達美洲，帶了三十名僕役。他在田園般的莊園安頓下來，把這裡當作據點，與土著部落進行毛皮交易。有些非清教徒的投資者宣稱擁有新英格蘭北部的皇家特許狀，莫頓曾為其辯護。但是他也跟溫斯羅普治下的清教徒水火不容，因此被捕三次，商品充公，房屋燒毀，兩度遭到驅逐。他寫《新英國迦南》時，人正在英國流亡。他當時正想辦法讓當局撤銷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特許狀，但沒有成功。58

　　他曾觀察清教徒如何使用土地。在這段文字中，他對清教徒的厭惡可說是一覽無遺。他寫道，清教徒跟「鼴鼠」一樣，盲目地挖地洞，不知欣賞自然美景。看到清教徒除了傳教，對於原住民毫無興趣，讓他覺得心煩。他對溫斯羅普之輩語帶輕蔑，說他們「女性化」──不是這塊土地的好丈夫。在《新英國迦南》中，他語帶挖苦，說清教徒是大地寡婦的性無能的第二任丈夫，而莫頓（他還真的娶了個寡婦）與其生意夥伴能夠拯救這塊土地。他們隨時準備取而代之──更雄赳赳氣昂昂的英俊男人正翹首以待。

　　莫頓筆下的新英格蘭景觀包括「蒼翠樹木」上的「成熟葡萄」、「小圓山丘」以及「潺潺流水悅耳、引人安然入夢」的香甜溪流。根據當時流行的醫學知識，他把多產與性歡愉連結在一起：據說性滿足的女人會比較容易受孕。莫頓對於自然的多產如此著迷，讓他不禁讚嘆印地安婦女是多麼容易懷孕。這個地區的動物也同樣多產，野生母鹿一胎可生兩或三隻小鹿。新英格蘭的女人較少、歷史較短，但比起維吉尼亞，新英格蘭的出生率卻更高，至少莫頓這麼認為。他忍不住在《新英國迦南》中談到「不孕母鹿」的奇特故事。故事裡的維吉尼亞單身女性本來懷不上孩子，一到北邊的新英格蘭就懷孕了。59

　　莫頓的故事相當吸引人，但卻不是他原創，而是從更早的故事裡剽竊來的。拉爾夫．哈默（Ralph Hamor）一六一四年時曾杜撰了一個故事，他說維吉尼亞的獅子、熊、鹿一胎通常能生下三、四隻幼崽。呼應小哈克盧伊特所說：雷利爵士的新娘維吉尼亞會「生下新的、最多的子女」。其他人也說過類似的話。在《啟航卡羅萊納》（A New Voyage to Carolina）中，約翰．勞森（John Lawson）認為「各地不孕婦女搬到卡羅萊納後都成為快樂的母親了」。她們「生產陣痛輕微，過程愉悅，甚少小產」。這樣的論述傳達的訊息是，快樂健康的歐洲婦女，到了美洲後會更接近自然。就像野外的鹿，新世界的女性自會成為本能的、溫馴的育種者。60

　　生育在許多市場都有賣點。在十七世紀早期的維吉尼亞與切薩皮克地區，契約僕役的男女比是六比一，性別失衡讓英國女人在婚姻市場上相當搶手。喬治．艾爾索普（George Alsop）曾是名契約僕役，他的文字記錄了一六六○年的馬里蘭，一群男人如何為了初來乍到的女人爭風吃醋。女性可以精挑細選她們的對象：就算是僕役也有可能嫁給富有的種植園主。艾爾索普稱這樣的結合為「交配式婚姻」；女人將自己的生育力賣給富有的丈夫。艾爾索普毫不掩飾，說女人是「拿著童貞去趕集」。另有名支持殖民者，在他筆下的卡羅萊納，無論一個女的長什麼樣，都能讓自己在美洲嫁掉。初來乍到的她如果看起來「有教養」、「低於五十歲」，那麼就會有男人願意掏錢買她當老婆。61

　　「交配式婚姻」是種選項，再婚也是。詹姆斯鎮上的男人發現，娶了繼承先夫土地的寡婦，就能擴大自己的種植面積，擁有更多的勞動者。在菸草種植蓬勃發展的年代，所有人都在爭奪土地與勞動者。議會成員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掠奪土地。有個人娶了寡婦，只因為她的第一任丈夫跟某個已故的有錢人同姓。他故意魚目混珠，誆騙當局，只為了用相同的姓氏來繼承更多的財產。寡婦顯然是通往財富與土地的捷徑。十七世紀死亡率甚高，能從肆虐的疾病中活下來的女人，很有可能會結兩到三次婚。62

　　不令人意外，維吉尼亞人開始爭奪階級利益、土地、寡婦，有時爭得你死我活。一六七六年的培根之亂（Bacon’s Rebellion）就是此地最嚴重的衝突之一。這起事件讓頑固的總督威廉．柏克萊與納撒尼爾．培根（Nathaniel Bacon）勢不兩立。培根是個小有財富的新移民，但發展卻不太順利。關於這起叛亂的原因與意涵，歷史學者尚未有定論。但目前已有足夠證據顯示這是場階級戰爭。培根要柏克萊攻擊某個印地安部落，因為這個部落明顯威脅到維吉尼亞邊境那些弱勢民眾。培根成了憤怒群眾的領袖，一場鬥爭隨之展開。

　　對於詹姆斯鎮的總督來說，只有最下等的、剛剛「爬」離契約僕役的人，才會跟叛亂分子臭味相投。柏克萊輕蔑地說培根是暴發戶、煽動家。總督的重要擁護者則稱叛亂分子是「一國之殘渣」──更鮮活的說法則是社會「排泄之殘渣」。當時的人經常用「排泄之殘渣」（人類糞便）來挖苦契約僕役與英國的流浪漢。在此同時，選擇與培根站在同一陣線的地主立刻被貼上「無所事事」的標籤，說他們是因為「沉迷酒色」與「經營無方」才會負債累累。叛亂分子更直接被比喻為豬，在糞肥中翻找覓食。63

　　奴隸與僕役也加入培根的行列。培根承諾，在與柏克萊決一死戰後，這些人能夠重獲自由。維吉尼亞殖民地從未有過叛亂事件。奴隸人口增長緩慢；一六四○年只有一百五十名奴隸左右。一六七○年的總人口數已達兩萬六千人，但奴隸只有一千人。麻薩諸塞與英國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而非維吉尼亞）率先編纂奴隸法。到了培根之亂的年代，南邊的殖民地共有六千名僕役，三分之一的自由人受債務和不公平的稅制所迫，勉強度日，其中許多人也曾是契約僕役。早在培根之亂發生前，柏克萊總督的確想過，外國軍隊入侵或印地安人發動大規模攻擊，有可能會惡化為階級戰爭。他寫道，那些「窮苦、負債、不滿、持有武裝」的人，將藉此良機「大肆掠奪」，把精英種植園主的產業據為己有。64

　　這場衝突也與殖民地境內的友好印地安人有關。培根說柏克萊與他的心腹一直都在保護自己與特定部落的貿易利益，而不是在保護邊境的開拓者不受印地安人襲擊與報復。叛亂分子認為，他們繳稅興建的泥巴碉堡毫無用處。這不過是柏克萊底下「欺下瞞上的寄生蟲」在議會調稅的手段，卻未提供實質的保護。離首都（與海岸）遙遠的維吉尼亞居民認為，富有的種植園主從土地所獲的利益與自己不同，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多半住在殖民地較早開發的地區。從權力中心一路往西，階級認同也隨之鬆動。65

　　培根的追隨者中，有些人有可能想要將印地安人驅離優質的土地，或是因為近期遭印地安人在邊境攻擊，忍不住想要報復回去。無庸置疑的是，為數不少的叛亂分子因為經濟不佳、菸草價格下滑，所以更難買到好地。良田都被「土地突襲者」（Land lopers）給囤積了。時人口中的「土地突襲者」會收購（或分售）大塊田地，而未真正從事耕作。這些人跟總督私人關係良好。群眾不滿是一定的，他們無法靠著稀少的田地來養家活口。66

　　一六七六年的問題不是新問題，而這些問題也不會從美語中的階級相關詞彙中消失。遠離權力核心更加深叛亂分子弱勢與失落感。培根之亂的第一年，培根就死於痢疾。柏克萊心滿意足地發現敵人的屍體覆滿蝨子──柏克萊的評論很殘酷，因為他把汙穢與疾病當作標籤貼在統治階層的敵人身上。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培根出身精英家庭，他卻與社會底層為伍；他的屍身爬滿蝨子，證明他已經成為底層的一分子了。追隨他的人，有些被處死，有些則死在了監獄。柏克萊也並未全身而退。軍隊送他回英國接受官方調查。他死在倫敦，只比培根多活了八個月。67

　　權力鬥爭不限於頑固的男人。叛亂者的妻子也在培根之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伊莉莎白．培根（Elizabeth Bacon）寫信給她在英國的姊妹為自己丈夫辯護，也試圖幫丈夫尋找倫敦方面的支持。因為出身顯赫，她說的話有一定分量。其他公開支持叛變的女人，也讓時人聽見她們的聲音。這些「情報妻子」告訴所有親朋好友，如果他們拒絕多付一輪稅，政府就準備奪走他們擁有的一切（連牛或豬都一隻不留）。除了散播上面這種煽動性的謠言，女人也在衝突中扮演象徵性的角色。培根曾一度把柏克萊支持者的妻子包圍起來，要她們當「白圍裙」方陣來保護培根的手下，讓他們可以在詹姆斯鎮的要塞外挖壕溝。這些女人被當作中立區（白圍裙代表白旗，停戰的象徵）。女人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兩方都極為珍惜。68

　　在審判叛亂者的過程中，莉迪亞．契斯曼（Lydia Chisman）的審判最戲劇化。如同寶嘉康蒂戲劇性地拯救了約翰．史密斯（無論故事真假），契斯曼願意代替丈夫受死，並坦言是她煽動丈夫叛變。無人聽取她的懇求，她的丈夫死在牢裡，有可能是因為受到刑求。雖然柏克萊用淫婦一詞咒罵契斯曼，大部分的女性叛亂者都逃過了最嚴厲的懲罰。在英國法中，叛國賊的妻小將會失去血統賦予他們的公民權與財產──失去所有財產和頭銜。但是培根與契斯曼這兩名寡婦卻被允許拿回自己的財產。兩位後來都再婚了，培根兩次，契斯曼一次。69

　　面對這樣的災難，女人是如何逃過一劫，不受懲罰呢？雖然柏克萊總督曾經希望盡可能沒收叛亂者留下的財產，但他魯莽的報復最後反而是讓自己垮臺。英國派出船隊與軍隊護送特使到美洲平亂。這些特使是皇室權威的代表，一到美洲馬上就開始對付柏克萊。特使堅持英王的特赦一視同仁，歸還許多被柏克萊沒收的財產，他們還要求將柏克萊罷職。為了維持殖民地長治久安，就必須恢復和平與正義。恢復秩序的方法之一，就是對叛亂者的妻子展現仁慈。70

　　如此處置事關重大。對皇家特使來說，比起懲罰不知悔改的女人並讓她們一貧如洗，維持土地與寡婦的流動性反而更加重要。一六九○年，英國劇作家阿芙拉．貝恩（Aphra Behn）以培根之亂為題寫了一部喜劇，劇名《寡婦蘭特氏》（The Widow Ranter）非常巧妙。劇中主角是個出身低賤、性好淫亂、女扮男裝還會抽菸的寡婦（她誤以為抽菸是良好出身的象徵）。這名寡婦結過兩次婚，都是嫁給身分地位比她高的男人。雖然她粗鄙不文，卻深知自己的優勢為何。她告訴一個殖民地的新移民，「我們有錢寡婦是這個國家的最佳商品」。71

　　美洲殖民地高度重視生育力。需要良好的男性管理者，才能妥善管理土地資產。大眾期待寡婦早日改嫁，這樣她們手上的土地才不會變成荒地。有些女人利用這一點來謀取自身利益。法蘭西斯．庫爾佩珀．史蒂文斯．柏克萊．勒德威爾夫人（Lady Frances Culpeper Stevens Berkeley Ludwell）嫁過三任殖民地總督，其中包括威廉．柏克萊。她未育有任何子女，所以能夠一手掌握她繼承的財富。她細心管理土地，而非讓她的三任丈夫來管控她。不過，柏克萊夫人在培根之亂的角色極具爭議。有人怪她利用性魅力來操控自己的年邁丈夫，像聖經裡惡毒奸詐的耶洗別（Jezebel），從旁慫恿丈夫走上邪魔歪道。72

　　在殖民地關於階級與財產的概念中，妥善管理具有生育力的女性是關鍵。維吉尼亞人控管女奴的子嗣，讓這種支配變得更加固定。一六六二年通過的一條法律中，不僅用出身地、異教徒來界定奴隸，還訂下若母親是奴隸下一代也得是奴隸的規定。英國找不到前例，而這條法令明定「母親的身分」將決定孩子是奴隸還是自由人。這種把奴隸子女當作主人財產的概念來自羅馬法。英國法中關於私生子的規定，則提供了子以母賤的模型。其實早從聖湯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開始，就有母為奴，子亦為奴的概念。阿奎那把子宮類比為土地：如果有人去別人的島上拜訪，並把自己的種子撒在別人的土地上，那麼生長出來的作物仍然歸土地持有人所有。維吉尼亞在一六六二年制訂的這條法律也是建立在種畜的概念上：母牛生的小牛是牧場主人的財產，就算公牛是別人家的。73

　　對於一個女性或男性來說，生產力同樣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女人的生育力是項可計算、可利用的自然資產，也是婚姻交易中的商品。對於女奴來說，生育力讓子宮成為一項商品，讓其子女變成動產──像牛一樣的可移動財產。（動產chattel跟牛cattle的拉丁文字根相同。）種植園主甚至把奴隸的子女當作「繁殖物」列入遺囑，而女奴若是有可能生育則會被標註「未來增值」，這個詞彙也同樣用在牲口上。74

　　殖民世紀之初，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一六○五年觀察到，妻子可用於「生產、結果、撫慰」。培根把女人的身體比作可耕種、可結果的土地，讀者完全可以理解。繁殖生產的行為同時包括孩童和小牛。就繁殖優良品種來說，兩者同等重要。女人與田地都是為了男人的使用與利益而存在。75

　　土地因可供居住與農耕而有價值。真正的階級權力就是知道如何利用土地。培根之亂最重要的意涵是：最好的土地，從來就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得到。圍繞在柏克萊總督身邊的「寄生蟲」顯然佔盡優勢。身分地位的繼承需要透過政治關係，或是婚嫁帶來的財富。到了一七○○年，契約僕役已不太有機會獲得田地。他們得遷往別處討生活，或者租佃農地。皇家土地測量員盡可能確保大種植園主能拔得頭籌，率先買下新的未開發土地。大面積的土地因此掌握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然後，越來越多奴隸被運來殖民地，這些奴隸也被少數幾個地主家族所壟斷。76

　　雖然看起來很愛土地，維吉尼亞人的耕種能力卻比不上母國同胞。十七世紀的維吉尼亞殖民地很少用到犁。種植菸草的主要工具是簡單的鋤頭，但這種工具卻相當耗費人力。大部分登陸美洲的開拓者都沒能活到擁有土地的那天，更別說精通耕種之道。哈克盧伊特憑空想像出一套殖民階級制度，而奴隸制正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它的源頭有三，彼此相關：惡劣的勞動條件、契約僕役被當作商品，以及最重要的，有計畫的繁殖孩童，讓他們成為可供剝削的工人。

　　垃圾男、垃圾女（尤其還有垃圾青少年，後者在契約僕役中佔大多數）都是可拋棄的勞動階級，是這些人讓殖民地得以落地生根。美洲殖民地所謂的荒地也許具備成為新迦南的條件，然而，廢人在此虛度歲月，用勞力肥沃大地，卻發現這裡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流動之可能，自己也永遠無法翻身。

　　講到知名的英國啟蒙時代思想家約翰．洛克，美國人馬上就會想到湯瑪斯．傑佛遜的《獨立宣言》借用了他的文字和想法。洛克的名言「生命、自由和財產」被維吉尼亞殖民地的傑佛遜改成「生命、自由與對幸福的追求」。洛克在英屬美洲殖民地中是受過教育之男女老少必讀之作者。洛克被稱為「人類自然權利與自由的偉大輝煌的維護者」。美國獨立戰爭的革命者把他的《政府論二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當成教戰手冊，然而他的重要性卻不僅止於此。與本書主題更相關是他的《卡羅萊納基本憲章》（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其中規定「卡羅萊納所有自由民，皆對其黑奴擁有絕對權力與權威」。一七七六年，洛克的批評者驚呼「這竟是人道主義的洛克所說！」不須驚訝，因為洛克是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創始會員和第三大持股人，這間公司一手壟斷英國的奴隸交易。他與卡羅萊納奴隸制度間的千絲萬縷絕非偶然。1

　　一六六三年，英王查理二世頒發殖民特許狀給八名貴族，並將他們任命為卡羅萊納「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與領主」。他們被賦予防禦、開墾與統治殖民地的大權。兩年後，第一位測量員測出殖民地東北地區的面積，將此地命名為阿爾伯馬爾郡（Albemarle County）──以阿爾伯馬爾公爵喬治．蒙克（George Monck）的封地為名，這位阿爾伯馬爾公爵乃八位領主之一。但卡羅萊納的政治架構卻是由沙夫茲伯利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安東尼．艾許利．庫柏（Anthony Ashley Cooper）一手打造。2

　　沙夫茲伯利伯爵在倫敦的地位崇高，他是英國貿易與海外種植委員會（Council of Trade and Foreign Plantations）的頭兒，並鼓勵洛克跟他一起投入殖民事業。透過沙夫茲伯利伯爵，洛克得以擔任英國貿易與海外種植委員會的秘書一職，也成為幾位領主大人的私人秘書，讓他有機會可以跟卡羅萊納的代理人保持聯繫，對他們下指導棋。雖然洛克終身不曾踏上美洲，他卻被賜予「領主爵」（Landgrave）這個虛構的頭銜，並因其勞苦功高，最後獲得四萬八千畝的卡羅萊納土地。因為他對殖民地的深入瞭解以及他對新世界的廣泛閱讀，洛克無庸置疑主導了本質上並不開明的《卡羅萊納基本憲章》的起草。3

　　《卡羅萊納基本憲章》不只贊同奴隸制度而已。它其實是份提倡半封建、全貴族制的宣言。文中相當大篇幅都在建構一個殖民帝國，來獨厚有爵位的精英或是有莊園的貴族。珍貴商品與土地是依照固定的階級來分配。所有新成立的郡都會劃分成幾等分：五分之一的土地自動留給領主，五分之一留給殖民地的貴族，而剩下的五分之三則由無爵位的莊園主和自由人來瓜分。4

　　最高裁決機構「特權法院」（Palatine Court）由八位領主組成。無論任何法案，特權法庭都擁有絕對否決權。「大議會」（Grand Council）的成員則包含地方貴族和領主。大議會掌握了治理權，只有大議會有權提交法案。頭重腳輕的殖民地國會則包括領主或其副手、殖民地的世襲貴族，以及自由人（每個選區只有一名）。《卡羅萊納基本憲章》清楚表明，上層階級才有權力，而這部憲章將盡一切可能「防止民主的氾濫」。5

　　階級結構是洛克這位制憲者心心念念的要務。他賦予新世界貴族奇特的稱謂，像是「領主爵」與「巨頭」（caciques）。前者是從德文的王子衍生而來。後者是西班牙文，意思是印地安酋長。兩者都是不同於英國傳統的世襲貴族制度，構成另一套帝國的精英，其權力來自殖民地土地或商業交易。洛克的奇異憲章中，更加入紋章法院（在英國，它依據血統系譜來管轄紋章的授予和佩戴），該機構負責監督婚姻、維持純種，由此鞏固階級身分的意圖昭然若揭。這些冠冕堂皇的機構與荒涼的卡羅萊納格格不入，但為了管理化外之地，所有細節都很重要──即便是在大英帝國最偏僻的前哨，也要給予野心分子浮誇的頭銜。6

　　假貴族已經很詭異，但還比不上洛克《基本憲章》的另一特色產物：服侍貴族與莊園主的特殊僕役階級的「頭銜」。這些人的地位高於奴隸，低於自由人，被稱為「莊園主之人」（Leet-men）。這些人可結婚生子，但不得離開莊園與領主。他們可以出租外借，但他們不能脫離主人。他們的身分地位同樣也是世代相傳：憲法規定「莊園主之人，其子女仍為莊園主之人，後代皆如此」。財產繼承人不只繼承土地、建物與所有物，也繼承了不幸的莊園主之人。7

　　莊園主之人不是時代錯置的封建餘孽，其實是洛克對於農村貧窮問題的笨拙解方。洛克不稱他們為「鄉野粗人」（villains），雖然他們的確帶有許多農奴的特色。他稱這些人為「莊園主之人」。在當時的英國，這個字有著相當不同的涵義，意思是：可領貧窮救濟的無業者。洛克一如眾多成功的英國人，鄙視英國的這些流浪窮人。洛克譴責他們「養成過程懶散隨便」，缺乏道德和勤奮。洛克知道，卡羅萊納的貧困家庭阻礙了殖民地發展和整體的富裕。換句話說，無論出於同情還是鄙視，洛克的莊園主之人，都不是慈善救濟的對象。而是一個恆久的、具生產力的農民階級──但絕對是下等階級。8

　　但是莊園主之人真的存在過嗎？沙夫茲伯利伯爵委託代理人經營的卡羅萊納種植園。他的種植園中裡有奴隸、契約僕役與勉強稱得上是莊園主之人的佃農。一六七四年，沙夫茲伯利伯爵命代理人聘雇「莊園主之人」，強調只要他們同意受聘，他們的「後代」也屬於莊園主。跟先前維吉尼亞與麻薩諸塞的殖民者一樣，沙夫茲伯利伯爵視孩童為世襲階級系統的關鍵。9

　　《基本憲章》其實是對殖民地的窮人宣戰。一六五○年代，早在英王查理頒布卡羅萊納特許狀之前，維吉尼亞的專橫總督威廉．柏克萊就已經在販售土地許可了。第一位測量官發現，那些從維吉尼亞移居卡羅萊納的居民，大部分都沒有合法的特許狀。他們是貧窮的佔居者（squatters）。測量官發出警告，如果政府無法吸引更多的「有錢人」──那些會蓋房子、經營種植園的人──剛剛起步的卡羅萊納殖民地將會崩解。沒有土地的侵入者（並非僕役）只會讓「平等」（leveling）遍地開花。測量官想說的是，社會將失去可貴的階級劃分。10

　　洛克同意以上看法。貧窮的維吉尼亞人有可能拖累整個殖民地。沙夫茲伯利伯爵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要盡可能阻止「懶散墮落」分子與其家庭在卡羅萊納落地生根。領主當然不希望看到前契約僕役佔據卡羅萊納。領主不想要維吉尼亞的垃圾。在領主的宏偉計畫中，莊園主之人可以用來取代那些靠土地過活，卻對統治精英的財富累積一無貢獻之人。簡單來說，農奴比那些「懶呆伯」（lazy lubbers）來得好。時人用「懶呆伯」來形容卡羅萊納的流浪窮人。11

　　洛克的莊園主之人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這個概念有助我們拼湊北卡羅萊納的奇特歷史，讓我們了解卡羅萊納殖民地為何是白垃圾故事的核心。在這塊接壤維吉尼亞的崎嶇地形裡，貧窮的佔居者為數眾多，而政府內部極不穩定，最後導致卡羅萊納在一七一二年一分為二。南卡羅萊納人繼承了傳統的階級，完全支持奴隸制度，就像《基本憲章》中的洛克。南卡羅萊納的種植園主與商人階級，一手打造狹隘排外的社會，財富、奴隸與土地都被少數統治小團體給壟斷。這些洋洋自得的寡頭政治是「領主爵」的最佳繼承人。他們都嚮往王朝，就跟那些創造出假貴族身分的權貴一樣。12

　　值得留意的是，到了十八世紀初，奴隸已佔南卡殖民地人口的一半。到了一七四○年，奴隸甚至高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從一七一四年開始，官方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規定每買六名奴隸，就需要再聘一名白人僕役。南卡的立法者感嘆「白人人口無按比例增加」。這也是立法者需要莊園主之人的原因。官方鼓勵莊園主之人結婚生子、落地生根，因為他們或許能夠提供種族與階級的屏障，區隔奴隸與有土地的精英。13

　　大眾口中的「窮卡羅萊納」──北卡羅萊納──採取了一條跟南卡羅萊納相當不同的路線。北卡羅萊納無力支持精英的種植園主階級。從阿爾伯馬爾郡成立之初，北卡就是帝國的叛亂之地，窮人與無地之人的沼澤避難所。北卡羅萊納卡在驕傲的維吉尼亞人和南卡羅萊納新貴之間，是早期許多評論者口中的「美洲糞坑」。它是（或看起來是）一片抗拒商業與文明的邊境荒地。北卡的居民大多是「無用呆伯」（讓人聯想到四處閒晃、無所事事、懶洋洋的蠢貨）。北卡創造了影響深遠的傳統。我們或許可稱北卡為「第一個白垃圾殖民地」。雖然是英國人、雖然享有英國自由人的權利，窮卡羅萊納成了廢人的危險避難地、退化血統的溫床。14

　　北卡與南卡的恩怨情仇只是一小部分的故事而已。隨著喬治亞於一七三二年獲得特許狀，並從卡羅萊納切割出來，原本的卡羅萊納領地也一分為三。喬治亞是最後的南方殖民地。在英國所有的殖民地中，喬治亞是最獨特的案例。肩負喬治亞重任的詹姆士．奧格爾索普（James Oglethorpe）曾是英國的將軍，他認為這是重建階級的難得機會。他的立意良善，試圖矯正債務人、救助窮人。他採取的方法比洛克更人道。有支持者認為，喬治亞為殖民地「處理窮人」的絕佳地點，有助「繁衍保存我國同胞」。喬治亞拒絕奴隸制度，誓言用「自由勞動」取代對於契約僕役與黑奴的倚重。15

　　但喬治亞的意義不僅止於此。雖然南卡羅萊納人對喬治亞覬覦不已，期待能對其販售奴隸並控制喬治亞的土地，但這個自由勞動者的殖民地卻提供了現成的緩衝帶（也是禁奴區）來保護弱勢的種植園主，令其不受印地安人與佛羅里達西班牙開拓者的攻擊。喬治亞是個驚人的實驗，下文將會談及。

北卡羅萊納：威廉．柏德的探險

　　北卡羅萊納的地形影響了北卡人民的性格。維吉尼亞和卡羅萊納的交界處有片「狄思魔沼澤」（Dismal Swamp）。「swamp」源自低地德語與荷蘭語，但卻是維吉尼亞和卡羅萊納的英國人首先把這個詞用在美洲。另一方面，「dismal」意指災難、不吉，讓人聯想到中世紀的迷信傳說：詛咒之日、埃及十災、邪惡陰謀與不祥之兆。對莎士比亞來說，這個字讓他想到的是陰間，也就是他筆下的「不祥之夢的黑暗夜晚」。16

　　在維吉尼亞人的心中，這片兩萬兩千平方哩的沼澤地是充滿危險的過渡區。這片看似無邊無際的泥沼實際上橫跨兩個殖民地。沼澤中的柏樹林蚊蟲繁多，卻沒有道路可以走。有些旅人雙膝都陷入濕泥般的土壤裡，必須費盡力氣才能穿過盤根錯節的炭黑泥水。17

　　陽光無法穿透狄思魔沼澤的樹林與灌木。此地瘴癘之氣甚重，有人稱之為「毒害之氣」，從「大片泥沼和穢物」中冒出。這句話出自威廉．柏德二世（William Byrd II）的遊記。柏德是位富有的維吉尼亞人。他於一七二八年艱辛跋涉，穿越維吉尼亞和卡羅萊納交界沼澤最深處。柏德是位幽默風趣、受過英式教育的種植園主。他筆下的黑色故事發生於窮山惡水中。他更是常常在文中評論卡羅萊納的愚蠢居民。白垃圾的鄉間生活源自沼澤地，柏德是首批留下紀錄的作家。18

　　這塊不毛之地成了北卡羅萊納殖民地的象徵。大狄思魔沼澤將文明的維吉尼亞種植園主與粗鄙的卡羅萊納野蠻人區隔開來。沼澤缺乏固定的疆界，也因此在卡羅萊納的頭六十五年歷史中，沼澤北邊的界線在哪，常常是爭論的核心。維吉尼亞不斷質疑一六六三年卡羅萊納特許狀所訂定的疆界。管轄權之爭造成法律的不確定性與社會的不穩定。19

　　柏德認為，要解決狄思魔沼澤的問題，必須將沼澤水抽乾，再改建為具有生產力的農田。諸如喬治．華盛頓等後代規劃者也支持他的想法。華盛頓與投資者合作建立公司，用奴隸來抽乾沼澤的水、種麻、劈製木瓦。一七九○年時，他們已經在蓋運河了（如果用當時的用語，更精確地說，其實是「溝渠」）。如此一來才能穿越沼澤地的柏木林、多刺的灌木和泥濘水道。20

　　卡羅萊納海岸線的條件也同樣惡劣，大型帆船無法停靠卡羅萊納北邊的海岸。北卡外灘是片水淺多暗礁的小灣，只有新英格蘭人的平底船能駛得進。因為卡羅萊納沒有大型港灣，但透過維吉尼亞運貨得付出龐大稅金，許多卡羅萊納人轉而從事走私。北卡的隱蔽小灣，吸引許多海盜前往。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西印度群島至北美大陸一帶，海盜猖獗。阿爾伯馬爾的幾任總督被控包庇這些外海竊賊，從非法貿易中撈取不少油水。惡名昭彰的黑鬍子（也就是愛德華．蒂奇，〔Edward Teach或Edward Thatch〕）把北卡當作大本營。斯戴．博內少校（Major Stede Bonnet）出生於巴貝多的紳士家庭，後來自願變成海盜，也落腳此地。據稱，北卡居民相當歡迎海盜來訪，至少乖戾的黑鬍子是這麼說的。一七一八年，海盜與維吉尼亞人起了血腥衝突，黑鬍子後遭斬首。21

　　北卡的阿爾伯馬爾一帶跟維吉尼亞最貧困的區域差不多。此地的墾殖地四散──再次不如領主所願。這裡的開拓者拒繳免役稅（土地稅），而領主卻想靠收稅來累積財富。22一七二九年時，領主把他們的特許狀賣還英國政府。當時北卡一共有三千兩百八十一張土地特許狀，但一半的土地卻是掌握在三百零九名權狀所有人手中。這代表在北卡的三萬六千人裡，絕大多數都沒拿到幾張土地特許狀，甚至連一塊地都沒有。大部分的窮人家沒有奴隸、契約僕役、或是從事農活的兒子。一七○九年，阿爾伯馬爾的佔居者向領主請求免稅。他們來自阿爾伯馬爾最窮困的地區，形容自己的農地不過是黃沙一片。幾個月後，有名英國國教的牧師不屑地談起這些人，說他們「隨便、髒亂」，還說「他們餐桌上的麵包，看起來跟馬槽裡的玉米差不多」。「懶惰和貧窮」肆虐整個北卡羅萊納殖民地。23

　　因為這些一文不值的土地，以及同樣一文不值的開拓者，早在一六七二年，維吉尼亞官員就想要重新界定維吉尼亞與卡羅萊納的邊界。當時，柏克萊總督與卡羅萊納的領主展開談判，希望把阿爾伯馬爾併入維吉尼亞。計畫雖然失敗，但二十年後再度有人提起。多年來，殖民地官員很少成功收取關稅。領主也面臨農民拒繳免役稅的情況。殖民地一片混亂。英國只是在名義上擁有阿爾伯馬爾郡，但事實上該郡卻經常脫離帝國的統治。24

　　在最初的五十年裡，北卡羅萊納共有兩起內亂，並與塔斯卡洛拉印地安人（Tuscarora Indians）發生戰爭。庫爾佩珀之亂（Culpeper’s Rebellion）這個名稱雖有誤導之嫌，此一事件卻特別發人深省。湯瑪斯．米勒（Thomas Miller）是當時一位雄心壯志的貿易家與菸草種植商。他支持打擊走私、收取關稅、圖利領主。與其對立的則是湯馬斯．庫爾佩珀（Thomas Culpeper）。庫爾佩珀是名測量官，選擇站在窮苦的開拓者那邊。米勒與庫爾佩珀兩人的對抗，引發廣大響應。米勒利用領導真空期，成功控制了政府。他就像是個小暴君，讓武裝守衛團團圍在自己身旁。庫爾佩珀則凝聚民眾的支持，組織了非正式的兵團。米勒最後被迫逃離殖民地。回到倫敦後，米勒指控庫爾佩珀發起暴動。一六八○年，庫爾佩珀遭判叛國。25

　　這個故事的發展出乎意料。領主沙夫茲伯利伯爵居然選擇幫庫爾佩珀辯護。他在王座法庭前雄辯滔滔，並在演說談到北卡從來就沒有合法存在的穩定政府。早於洛克的《政府論二篇》，沙夫茲伯利伯爵的結論是卡羅萊納一直都處於原始狀態。沒有真的政府，就不算造反。他的評論也再次強化北卡的邊緣性。26

　　庫爾佩珀之亂並非奴僕起義。雖然貧窮的開拓者群起高呼「不要領主爵、不要巨頭」，但這並不是窮人對富人的戰爭。米勒的目標是斷絕走私，強迫英國同胞一起進入英國殖民的貿易體系。他打擊的目標是那些依靠走私維生的人，其中也包括樸實的農夫。這個例子中的階級權力，繞著皇家影響力打轉並以此獲利。但是米勒對於總督一職的主張卻是違憲，而他的嚴厲手段也無法博得政治圈的敬重。事實上，史書記載米勒滿嘴髒話，還在喝醉後咒罵英王，因此被控煽動罪與褻瀆罪。好聽一點的說法是米勒傲慢自大。講難聽一點，就是粗魯惡霸。結果北卡的貴族領導，就跟領主爵、巨頭這種虛構的頭銜一樣不可靠。27

　　北卡的歷史就由一連串的暴政組成。賽斯．薩德（Seth Sothell）是一六八一年至一六八九年的總督，任內侵吞四萬四千畝的土地自肥，最後遭到放逐。這並非特例。一六六二年到一七三六年間，北卡換了四十一任總督，但南卡只換過二十五任。一六九一年後，為了穩定社會，南卡政府開始替北卡指派副總督。反對總督愛德華．海德（Edward Hyd）的叛亂活動於一七○八年爆發。維吉尼亞總督亞歷山大．斯波茲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加入混戰，攻打北卡。兩者的戰爭喚起塔斯卡洛拉印地安人的新仇舊恨，印地安人痛恨英國不斷蠶食鯨吞他們的土地。28

　　一七一一年時，南卡羅萊納選擇插手，派遣約翰．巴恩威爾上尉（John Barnwell）鎮壓塔斯卡洛拉人。巴恩威爾的戰功彪炳，理當獲得大量的土地。但是期待落空後，他卻反過頭來煽動印地安人攻擊一些北卡的小村落。巴恩威爾在叛變之前對開拓者就並無好感。他曾說北卡羅萊納人是「上帝創造過最孬的蠢貨，如果你期待這些人能有什麼貢獻，就得把他們當作黑奴來用」。29

　　維吉尼亞總督斯波茲伍德痛批阿爾伯馬爾郡是「我們潛逃奴役的避難所」，並且譴責該郡「信仰淪喪」。他說該地是「美洲的糞坑、背教者的避難地」，他的批評與維吉尼亞前總督的說法遙相互應。斯波茲伍德口中的糞坑，是商業的糞坑，而「背教者」的嚴厲指控，則是在說一群無法無天、無信仰分子，根本放棄效忠國族，也放棄了基督教信仰。雖說北卡羅萊納也沒幾個牧師好好給予教導，這群人真正背叛的其實是拒絕當個乖乖繳稅的英國人。30

　　維吉尼亞人想方設法逼其鄰居不要越界，並於一七一○年派出一支測量隊，但卻無功而返。一七二八年，威廉．柏德二世受託率領一支聯合考察隊，他率隊進逼北卡。他穿越沼澤的幾個月極其艱辛，但他撐過去了，也見到了北卡的居民。他無情恥笑這群人，色瞇瞇的覬覦他們的女人，一如他覬覦沼澤之後的肥沃土地。為了測量沼澤的大小，他命令手下擊鼓開槍，並粗俗地把槍聲比喻為「嘮叨的婆娘，回聲女神」。他的無禮反映出他的心態：黑暗神秘的卡羅萊納地區，永遠也不會供出自己的秘密。但柏德不準備罷手。柏德既是文人，也是業餘的博物學家。他為此番探險，留下了兩種版本的紀錄：第一版尺度較大，寫的是「密史」；第二版是字數較多、文字經過修飾美化，主要為短文，題為〈維吉尼亞與北卡羅萊納分界線之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31

　　對於柏德來說，維吉尼亞是個伊甸園般的殖民地，與隔壁的化外之地完全不同。一七二六年，在還沒前往北卡的兩年前，柏德在信中談到自己在「無花果樹」下休息，身旁環繞「家禽家畜、男奴女奴」。他既是封建時代的紳士，也是現代亞伯拉罕。柏德把維吉尼亞描繪為田園般的避難所，遠離「乞丐之島」上閒晃的「流浪乞丐」──說的是英國。他假裝維吉尼亞沒有貧窮問題；假裝他的奴隸又順從又勤於生產。這個社會建立在奴隸制度上，階級分明。這樣的社會不僅讓他得以沉醉田園夢中，還能將窮白人拒之門外。32

　　但是卡羅萊納並非如此。跨過浮動的邊界，就是陌生的世界。那裡的階級權威大幅削弱。柏德手下的土地專員如同中世紀隨十字軍遠征的「遊俠騎士」。卡羅萊納居民從小屋中探出頭來，像鳥一樣盯著這幫維吉尼亞來的陌生人看，「我們就像是摩洛哥大使一樣」。這群人帶著牧師隨行，以便為孩子受洗，或者為男男女女主持結婚儀式。柏德與這些高級基督徒所為，無疑是在異教的卡羅萊納人身上灑聖水。33

　　但這只是柏德的一昧幻想。事實上，卡羅萊納人反對宗教與改革。柏德注意到，卡羅萊納人對勞動的厭惡可說是積習難改。他們整個早上都在睡覺或打盹。醒來，他們就坐著抽菸斗。他們很少看看門外發生什麼事。寒冷的季節，就算有人出門，也是很快就跑回家，「在爐火旁發抖」。天氣好一點的時候，他們也會想到要耕田。但也僅只於空想，空想之後則是拖延的藉口，最後還是一事無成。柏德說，缺乏動力的卡羅萊納人寧願「像所羅門王箴言中的懶惰人一樣虛度歲月」。只有貧窮的女性會做點工作。34

　　卡羅萊納的狀態逼得威廉．柏德不得不調整他對美國前途的整體看法。他在「這世上最快樂的地方」看到「窮得最悲慘的場景」。他舉一名叫做科尼利厄斯．凱斯（Cornelius Keith）的農村男子為例。凱斯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但全家人卻住在沒有屋頂的房子裡。柏德說，凱斯家活脫脫就是個牛棚，一點都不像人類的住所。這家人晚上就睡在糧草堆上。柏德無法理解，凱斯這個一家之主居然認為保護牲畜的飼料，比保護家人的安全更重要。最讓柏德驚訝的是：凱斯自己選擇了這種生活。凱斯身懷技能，擁有良田，四肢健全，但卻寧願活得比「住沼澤地的愛爾蘭人」（bogtrotting Irish）更糟。柏德的選字一如往常地直白。英國人鄙視愛爾蘭人不是什麼新鮮事，但「住在沼澤地」（bogtrotting）卻是沼澤流浪漢的精妙同義字。35

　　柏德引用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把卡羅萊納人比為「呆伯樂土」（Lubberland）的國民。呆伯樂土的主角名叫「勞倫斯．懶」（Lawrence Lazy），他出生在「永不工作鎮」（Neverwork）旁的「懶惰郡」（Sloth）。勞倫斯是個「傻大個」，總是坐在煙囪旁做白日夢。他的狗懶到要「把頭靠在牆上才吠」。在呆伯樂土裡，怠惰是有感染力的，而勞倫斯有辦法對主人下咒，讓他們全都昏睡入夢。在自我封閉的鄉下人身上，這個睡眠的暗喻代表大眾對殖民統治的反抗。柏德發現卡羅萊納人反抗所有政府型態：「做好自己決定的事就好。」36

　　柏德繼續探討卡羅萊納人的懶惰之源。他相信原因就在呆伯的血液中。呆伯臨沼澤而居，感染到「懶惰的犬瘟熱」，讓他們「除了生小孩，什麼都懶得做」。他們「面色如屍」，「懶散遲緩」。環境與不健康的飲食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他們食用豬肉，因此染上「雅司病」（yaws）。雅司病的症狀類似梅毒：鼻子與味蕾塌陷消失，留下一張奇形怪狀的醜惡臉孔。他們變成「扁鼻子」後，不只長得像野豬，連行為也像：「很多人像豬一樣呼嚕叫，不會好好說話。」在「食豬」的村子，人人忙於覓食和私通。偶有不稱心之事，他們就會大喊，「活活剝了他。」柏德說這是他們「最愛使用的感嘆語。」這種古怪的表達方式，讓人想到了食人風俗，或是圍著剛死之獵物搶食的土狼。這些肉食性沼澤怪物如何可能被當作英國人看待？37

　　去了北卡羅萊納這塊不毛之地後，柏德並沒有產生太多實際的改革想法。他認為，唯有釜底抽薪，才會有用：用瑞士德語區的開拓者來取代這些呆伯；並把沼澤的臭泥水抽乾。他思考，如果鼓勵男性開拓者和印地安婦女通婚，殖民的結果會不會比較好？經過兩個世代，印地安的血統應該會改良，就像花或樹的種類一樣。深膚色可以漂白，異教行徑可以淡化。柏德這裡借用的是約翰．勞森的想法。勞森在《啟航卡羅萊納》中談到，下等階層的男人要是娶了有土地當嫁妝的土著婦女，就能得到經濟上的利益。雖然柏德自己娶的也是英國女人，他卻譴責下層白人男性去娶剛剛來到美國的放蕩英國女子。他甚至諷刺地建議窮人像熊一樣每年冬眠六個月，這樣一來社會問題就會消失了。他說，「可惜乞丐或扒手不願意這麼做。」38

　　有些人也和柏德持類似觀點，只是遣詞更為豐富。英國國教牧師約翰．厄士頓（John Urmston）說過，他教區內的窮白人愛自家的豬勝過愛牧師。他們把豬牽進教堂避熱，把「糞便和髒汙」留在地板上。北卡總督加布里埃爾．約翰遜（Gabriel Johnson）一七三七年時稱自己的子民為「最低賤、粗野、骯髒的物種」。一七七○年代，有位途經北卡的旅客認為，此地居民是他見過最「無知可悲」的一群人。他們甚至說不出自己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要如何指路，教人怎麼從這家走到下一戶人家。與世隔離的村民遇到旅客，會疑神疑鬼地盯著他們看，把他們看作是「奇特古怪的人」。這些農村窮人與現實是脫節的。39

　　讓人驚訝的是，絕大多數的美國早期開拓者，一生都生活在如此骯髒惡劣的環境中。這幅汙穢不堪的畫面，正是美國歷史不可迴避的一部分。但不僅於此。這些人身上的傷口清晰可見，他們不以為意，照常走動；他們因營養不良而面色如土，許多人的四肢、鼻子、上顎與牙齒都不見了。有位名為史密斯（Smyth）的旅人曾說，他遇到的無知賤民身披「碎棉布」，「渾身泥濘髒汙」。40

　　美洲殖民地的窮人不完全是英國舊有的廢人。時人觀察到，窮人在自我創造的過程中，生產出異常的全新人種。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有群途經卡羅萊納的旅客認為，階級結構深受地理環境影響，與土地密不可分。有許多像威廉．柏德這樣的探險家、業餘科學家與早期的民族學者認為──不加掩飾──劣質的、管理不善的土地，將生產出下等的、無法管理的人類。

喬治亞：奧格爾索普的改革計畫

　　約翰．洛克對卡羅萊納產生智性上的影響。但是下一個南方殖民地，卻非出自雄心壯志的規劃者之手。喬治亞並非憲法所創，而是慈善冒險事業的產物。其目標在於提升窮困家庭的生活，並讓欠債者改過自新。詹姆士．奧格爾索普是這項計畫背後的推手。奧格爾索普是名軍事冒險家，他得到國會與殖民地董事會的許可，前往美洲殖民地幫助開拓者落地生根。相較於眾多墾殖地，喬治亞相當特別，因為經營喬治亞不是為了利益。喬治亞於一七三二年獲得特許狀，成為美國革命前最後一個英國殖民地。經營這塊最南邊的殖民地具有雙重目的：在南北卡的劇烈貧富差距下找到中道，並阻擋佛羅里達的西班牙人。正因如此，喬治亞成了獨特的實驗地點。

　　喬治亞的土地政策保守，不讓開拓者擁有五百畝以上的土地，因而抑制大規模種植園經濟以及奴隸主寡頭政治的出現，避免喬治亞落入南卡羅萊納的發展模式。喬治亞也不會有北卡羅萊納的佔居者。因為從英國、蘇格蘭及歐洲各地來的窮白人，每人可得五十畝土地，完全免費，還外加住屋和花園。喬治亞跟北邊的鄰居相當不同，它所實驗的社會秩序不會剝削較低階層，也不會圖利有錢人。很明顯，喬治亞的推手意圖將此地變為勤奮家庭的避風港。他的目標前所未見：興建「自由勞力」的殖民地。

　　法蘭西斯．摩爾（Francis Moore）在喬治亞殖民地成立後的隔年造訪此地。他觀察到兩個「獨特的」風俗：喬治亞禁止飲酒與黑奴。「喬治亞禁止奴隸制度與黑奴」，摩爾寫道。喬治亞是「自由白人」的避難所，「不允許奴隸制度，因為這會讓窮苦勞動者餓死。」自由勞動鼓勵窮白人滴酒不沾地清醒耕作，一旦外敵入侵，他們才能守護家園。喬治亞也計畫要把開拓者身上最致命的英國疾病給治癒：無所事事病。41

　　雖然喬治亞得到國會的支持，也有二十名董事監督，但理論上它依然是慈善事業。董事試圖傳達仁愛的精神，如同喬治亞殖民地的箴言「為人不為己」（Non sibi sed aliis）所示。一七三二年至一七三三年間，奧格爾索普像摩西一樣，帶領首批一百一十四名英國人來到喬治亞。而奧格爾索普除了擔任喬治亞殖民地的董事，也形塑了喬治亞的日常運作。42

　　奧格爾索普是殖民地董事之一，但他從未擔任總督一職，也未曾購地致富。他雖然是國會中的高知識分子，來去卻不帶僕役，生活簡樸。在一七一六年至一七一八年的奧土戰爭中，奧格爾索普曾效力於薩伏伊的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奧格爾索普深知軍紀的作用，讓他相信仿效的效果。奧格爾索普相信，如果有好的領袖可觀察，人人都會學會正確的行為。他將食物分給貧病之人。奧格爾索普曾造訪薩凡納（Savannah）北部的蘇格蘭社群。他當時拒絕睡軟床，而選擇跟當地人一樣睡在外面的硬地板上。在所有殖民地的建立者中，奧格爾索普是最親民的一位，讓眾人與他齊心協力。43

　　喬治亞處境特殊：它界於英國與西班牙的領土之間，是塊自由勞動的緩衝帶。一七四二年，奧格爾索普曾率領一支軍事遠征隊，攻打西班牙人占據的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但南卡羅萊納卻拒絕資助這場行動。他難以置信該地民眾居然能夠自我欺騙，以為自己安全無虞。而南卡龐大的奴隸人口明明造成了負擔。奧格爾索普稱之為「愚蠢的安全」。薩凡納的地形具備所有軍營應該具備的要素。招兵買馬找來的新血，更是在尚未登陸美洲前就開始接受軍事訓練。孤兒只要身高夠，就會開始學習拿火槍。44

　　十六歲的菲力普．希克尼斯（Philip Thicknesse）對這項殖民計畫寄予厚望。他在一七三五年一封給母親的家書中提到「只要勤奮，任何人都能在此地蒸蒸日上」。根據奧格爾索普的宏偉計畫，他希望喬治亞的人民是井然有序的市民兼士兵。他服膺古典的農耕理想，相信耕耘土地、自給自足，就是美德。多產的、穩定的、健康的農夫家庭將使喬治亞殖民地穩定發展。他在一七三二年時寫道，女人有助維持整潔，提供「有益健康的食物」，還能長期照顧病患。跟以前的殖民推手不同，奧格爾索普認為如果下等階層擁有公平的機會，他們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

　　他還有個更激進的想法：如果妻子與長子參與勞動，就能替代契約僕役與奴隸。他宣稱，一個妻子加上一個兒子，等同一名成年男性的勞動價值。他顯然不贊同契約僕役的制度，認為這就像是「多年奴隸」。雖然喬治亞的殖民董事並不禁止白人僕役的使用，奧格爾索普卻保障了僕役合約的年限。奇怪的是，最適合喬治亞的開拓者並非英國人，而是瑞士人、德國人、法國的胡格諾教徒（Huguenot）及蘇格蘭高地人。這些人似乎準備好要過苦日子，都是整家整戶、整群的農夫一同前往喬治亞。45

　　但喬治亞後來還是有奴隸。奧格爾索普准許南卡羅萊納派遣奴隸來砍樹清地，以建立薩凡納鎮，但他後來後悔了。他曾短暫造訪查爾斯頓，卻在回到薩凡納後發現在他不在的這段時間中，白人變得「不耐勞動與紀律」。有些人還拿好好的食物去換蘭姆水果酒。爛醉之後就是疾病。奧格爾索普因而要求遣返那些「幫我們伐木、造成白人無所事事的黑奴」。46

　　當時有許多人認為奴隸制度造成英國人無所事事。威廉．柏德也曾去信喬治亞董事會，支持喬治亞禁奴。他認為奴隸制度讓維吉尼亞的窮白人心生不滿。一直以來，這些人拒絕「為任何勞動而弄髒雙手」。他們寧可偷竊或挨餓，也不要下田工作。他坦言，奴隸制度毀了「我國窮白人的勤奮之心」，因為窮白人認為自己底下還有一群「可憐生物」；這些窮白人因為荒謬的驕傲，厭惡工作，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奴隸」。北卡羅萊納的領主約翰．柯雷頓（John Colleton）觀察到，巴貝多的黑奴把窮白人稱作「白奴」。他才因此發現北美的幾個南方殖民地，同樣地鄙視白人農場工人。47

　　許多喬治亞人的情操卻非如此高尚。很多人相當羨慕南卡羅萊納。喬治亞才剛宣布禁奴（這不在原先的特許狀中），許多民眾就向董事會請求購買奴隸。奧格爾索普與支持蓄奴的人展開一場唇槍舌戰，他將後者稱為「不滿者」。雙方的交鋒於一七三九年達到最高點。奧格爾索普說黑奴永遠都不該進入喬治亞，因為奴隸制度違背了董事會的核心原則，即「幫助不幸者」。一旦允許買賣「自由人」「永久為奴」，喬治亞就不再是正直勞動者的避難所，而是壓迫的政權，將造成「數千非洲人的不幸」。48

　　早在一七二八年時，奧格爾索普就曾針對英國水手發表過類似的評論。讀者也許會覺得奇怪，但奧格爾索普後來的反奴隸論述，其實源自他對於水手階級慘遭虐待的看法。十八世紀時，水手被幻想為「天生」適合海上生活。這種人的身體有辦法承受英國海軍的艱苦生活。思想進步的奧格爾索普寫過一篇反對虐待水兵的短文。他反對「有些人天生要被剝削」的論調。對他來說，水手其實就是在扮演「奴隸」的角色，被剝奪了英國自由人的自由。他們多半是窮人。抓丁隊把他們從街上拖走，丟進海上監獄，再被賣入海軍。他們吃得很差、薪水微薄、被當成「俘虜」。他們是遭到殘酷壓榨的勞動者。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被強迫的。49

　　有些喬治亞人請求董事會讓他們蓄奴。根據這些人的看法，黑奴跟水手一樣，「生來」就是要做苦工的。非洲人能夠在潮濕、有毒的沼澤與酷熱中生存下來。他們吃穿都花不了多少錢。只要給他們一點水、玉米、馬鈴薯，他們就能活蹦亂跳。給他們一套衣服和一雙鞋，就夠穿一年。白人契約僕役就相當不同了。他們每一季會要求一套新的英式服裝。他們期待桌上要有肉、麵包與啤酒。要是沒吃到他們要的食物，他們就會裝病、怠工。如果要他們跟黑奴一樣在酷暑季節努力工作，白人僕役將會逃離喬治亞，就像逃離「藏屍所」一樣。支持蓄奴的喬治亞人偶爾指責奧格爾索普，說他把喬治亞弄得像監獄一樣。50

　　奧格爾索普始終不為所動。他曾形容強逼窮人做水手的抓丁隊為拿著「大棍棒」的「小暴君」。而他斥責逃往南卡羅萊納的喬治亞人，說他們寧願「鞭打黑奴」也不願固定工作。然而還是有些開拓者不怕勞動、能夠「自給自足」、不會吵著要開放黑奴，譬如蘇格蘭高地人與德國開拓者，他們還向董事會請願，希望可以禁止喬治亞州蓄奴。他們成為奧格爾索普有力的證據。奧格爾索普認為這些人更吃苦耐勞，比英國人更願意工作。但最重要的其實是能夠集體勞動，有意理解自給農業的需要──在人口四散的殖民地上，一定要有自給農業，才能確保長期生存無虞。許多英國開拓者不願意努力工作，因為他們缺乏農耕的背景。很多人其實是藥師、起司店老闆、補鍋匠、假髮製造師或織布工。能夠耕田的人數根本不足。有名叫做派崔克．泰菲爾（Patrick Tailfer）的英國移民也曾參與請願，要求開放蓄奴。他就是一例：泰菲爾拒絕耕種任何自己的土地。51

　　為免讀者混淆，必須說明奧格爾索普並非現代的平等主義者。他不曾幻想讓喬治亞成為多種族的社會，他對非洲人也抱持著常見的偏見。他計畫的核心正是階級：他嚴格禁奴，是因為他認為奴隸制度會讓喬治亞的階級權力失衡，並且讓「窮白工人」餓肚子。用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奧格爾索普的改革哲學指出，軟弱絕望的人會選擇危害自身利益的道路。某人可能會把土地賣掉，只為了蘭姆酒。債務與無所事事一直都是誘因。52

　　雖然他立意良善，但喬治亞殖民地無法消滅階級之別。慈善救濟的對象可以獲得五十畝地，但是自己付費前來喬治亞的人，卻能獲得高達五百畝的土地。他們一般需要四到十名僕役。但是五百畝其實是上限。董事會希望開拓者在此定居，而非投機炒地。他們不鼓勵持有土地卻並不在喬治亞定居。喬治亞還訂下長子繼承的土地政策。這種封建秩序讓男人跟家族密不可分。而長子繼承制也讓貧窮的父親，不會因為經濟壓力就出售土地。53

　　許多人不喜歡這樣的制度。努力工作的家庭會擔心未婚女兒的命運，因為她們有可能什麼都分不到。帶領法國新教徒移民喬治亞的杜蒙特牧師（Reverend Dumont）就曾發出類似的抱怨。他質疑，在這種制度下「老到無法結婚或生子」的寡婦要怎麼辦？而且女兒要怎麼生活，特別是那些「因為疾病或構造缺陷而不適合結婚的」？54

　　杜蒙特的質疑，直搗奧格爾索普與董事會哲學的核心。年輕的寡婦和女兒被視為下一代自由白人勞動者的繁殖者。奧格爾索普曾在一篇倡議性的短文中提到，喬治亞的政策是創造「繁衍」的自然過程。他希望讓英國與其他新教徒在人數上快速超越北美的法國與西班牙人。這場與天主教殖民強權的戰爭，最終還是人數之戰。喬治亞必須靠著生殖，先在人口上取得優勢，才會有夠多的自由白人，進而從軍作戰。55

　　但奧格爾索普必敗無疑。南卡的貿易商承諾，需要奴隸的人可以用貸款的方式購買。奴隸像是誘餌，在窮人面前晃呀晃，誘使他們抵押土地。正因如此，奧格爾索普相信奴隸制度將會奪走弱勢的土地。禁止蓄奴與維持更平等的土地分配其實相輔相成。如果喬治亞殖民地准許開拓者對其產權的「絕對處理權」（這樣他們就能自由販售土地），就會出現大種植園主獨霸的現象。奧格爾索普一七三九年曾預測，如果繼續放任不管，「黑奴商人」將掌握「所有殖民地的土地」，讓「勞動階級的窮白人」一無所有。56

　　德國路德教派的信徒一七三四年時在喬治亞建立起自己的社區。他們也發現喬治亞隱然正重蹈南卡的覆轍。牧師波奇厄斯（Reverend Bolzius）是奧格爾索普支持者之一。他觀察到「查爾斯頓的一般白人勞動者」，賺得比「黑奴」還要少。非洲人被鼓勵「像動物一樣繁衍後代」，而奴隸主為了增加牲口數量，無所不用其極。商人與其他仕紳囤積土地，囤的都是商業發達、河岸兩旁的黃金地段。窮一點的白人不得不買偏遠、無利可圖的土地。南卡是窮白人家庭最可怕的噩夢。57

　　奧格爾索普一七四三年時離開了喬治亞，再也沒有回來。三年前，有名士兵曾試圖謀殺他。火槍子彈劃破了他的假髮。他活了下來，但他的喬治亞夢卻死了。接下來的十年中，土地使用政策廢止了，想在大庭廣眾下喝多少蘭姆酒都可以，而奴隸也有了秘密的購買管道。一七五○年時，喬治亞正式開放蓄奴。58

　　種植園主的精英階層迅速成形，主要由西印度群島和南卡的移民所組成。一七八八年時，卡羅萊納人強納森．布萊恩（Jonathan Bryan）成了喬治亞殖民地最有權勢的人。他擁有三萬兩千畝的土地與兩百五十名僕役。一七五○年，蓄奴合法化的那一年，布萊恩在喬治亞開店。他手下的僕役眾多，讓他有資格獲得大片土地。但如果要打造帝國，布萊恩還需要操控主管土地分配的喬治亞行政議會（Georgia’s Executive Council）。布萊恩投身議會多年，讓他得以獲取最肥沃的土地，都在貿易幹道旁。一七六○年時，只有百分之五的喬治亞白人家庭擁有一名奴隸，而少數幾個家庭卻有幾百個奴隸。奧格爾索普曾經發出警告，「黑奴商人」將獨霸喬治亞殖民地。強納森．布萊恩正是最典型的代表。59

　　奧格爾索普的理想也並未完全消失。班傑明．富蘭克林和湯瑪斯．傑佛遜同樣認為蓄奴將腐化白人。《西北領地條例》（Northwest Ordinance）是傑佛遜寫來把領地變成新聯邦州的藍圖，其草案中就加入奧格爾索普的想法，把自由白人勞動者當作是緩衝帶。富蘭克林和傑佛遜都在追求繁殖力的提升。他們把人口成長看作是國家力量的象徵。就像波奇厄斯牧師所觀察到的，如果奴隸被鼓勵「像動物一樣繁殖」，那麼窮白人不可能用同等速率生殖，也無法保有他們的土地或自由。

　　喬治亞的歷史已讓我們清楚看出，奴隸制度與階級認同兩者間的盤根錯節。奧格爾索普認為自由勞動能夠創造出有活力、安全、有生產與生殖力的社會。雖然自由白人勞動者能夠增添殖民地的軍事力量，卻無法與併吞土地的奴隸主階級在經濟上競爭。十九世紀時，奴隸制度成了美國南方的「特殊制度」，讓喬治亞曾經的「特殊」──禁奴──有了相反的諷刺意涵。

　　英國人對於無所事事的厭惡始終根深蒂固。鄉村的白人雖被認為是負擔，卻成為美洲經驗中無法否認的一部分。自由勞動者與非洲來的黑奴或無用的白人呆伯相當不同。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也一直都是自由與公民價值的衡量標準。世襲的頭銜也許會漸漸消失，但是大塊土地的特許狀與地契一直都是美洲特權體制的核心。新世界一點也不新。新世界承襲了舊世界對下等階級的壓迫。

　　班傑明．富蘭克林跟所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人一樣，相當介意無所事事這件事。他在一七四一年的《窮理查年鑑》（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提出的建議，遙相呼應小哈克盧伊特、溫斯羅普和柏德的言論：「起來吧，懶蟲。不要浪費生命。要睡，進了墳墓就可以睡個夠。」他的努力致富論已是老生常談。1

　　階級與美洲殖民是個多年來爭論不休的議題，富蘭克林也在一七四○與一七五○年代發表他的看法。富蘭克林生在一個普通的工匠家庭，白手起家成為一名成功的印刷商，並於一七二九年發行《賓夕維尼亞報》（Pennsylvania Gazette）。三年後，他出版第一本年鑑，這系列的年鑑後來極為暢銷，讓富蘭克林荷包滿滿。富蘭克林是知名的風趣才子。他精通紙上腹語術，巧妙模仿殖民地的各種角色。十幾歲的富蘭克林就曾用筆名賽倫斯．杜古德（Silence Dogood），假扮波士頓寡婦寫了好幾封信投書報社。他也曾使用頂哥（Dingo）的筆名假冒黑奴。還有窮理查．桑德斯（Poor Richard Saunders），暢銷書《窮理查年鑑》的主角。窮理查是個工匠，他的老婆紅杏出牆。他入不敷出因此怨天尤人，然而他口中的格言卻異常俏皮有趣。富蘭克林在拓展印刷事業、合夥經營與文學偽裝術上，都獲得相當大的成功，讓他得以在一七四八年退休，不需再為日常商業管理煩心。2

　　退休後，富蘭克林於一七五一年當選賓夕維尼亞議會議員，此後一直積極從事市政工作。他推動費城建立醫院與青年學院。同一時期，他的電實驗在歐洲大為轟動。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授予他柯普利獎章（Copley Medal）。他後來還獲頒哈佛、耶魯、威廉和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榮譽學位。在擔任費城郵局副局長期間，他更促進各殖民地間的通訊。在一七五四年的奧爾巴尼會議（Albany Congress）上，富蘭克林提出聯合政府的方案。這個聯合政府能夠分擔各殖民地的軍事防禦，並且向西部擴張。雖然奧爾巴尼會議同意他的提案，但殖民地卻從未實施這項聯合計畫。3

　　富蘭克林是美洲殖民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成功推廣了最新理論。本書主要探討的是他如何運用科學知識，來解釋最令人困惑的現象：階級的形成。十八世紀的英國人相信，文明社會之所以形成是因為人類需要保障生存。但奢華所導致的墮落，卻漸漸腐化文明社會。羅馬帝國的興衰就是這個理論的最佳證明。而富蘭克林則試圖從人體生物學的角度來解釋。就富蘭克林看來，在人類一切努力底下，是動物性的本能反應──特別是痛苦的推力與快樂的拉力。太快樂會造成社會墮落，太痛苦會導致暴君專政與壓迫。介於兩者之間則是快樂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能夠讓人展現出較好的動物本能。4

　　北美洲的環境是否能夠成就這種快樂社會？富蘭克林的答案是肯定的。北美特殊的環境能夠消滅舊世界的不自然狀態。廣袤的美洲大陸讓美國人擁有人口上的優勢，能夠比歐洲人繁衍得更快更多。美國人不需要生活在擁擠的城市，不需要面對越來越多的無業與貧窮人口。美國人可以避免巨富與赤貧的兩種極端狀態。美國大眾不需要瘋狂爭奪資源，只要身處中道就能心滿意足，也就是富蘭克林口中的「快樂的中庸」。

　　除了蜜蜂以外，英國人還欣賞勤勞的螞蟻。富蘭克林用螞蟻來證明他的理論。一七四八年的某一天，富蘭克林觀察到有隻螞蟻帶領一隊同伴，沿著繩子，找到懸掛的糖漿。富蘭克林因此發現，螞蟻會跟同伴溝通。富蘭克林對動物的行為越來越好奇。兩年後，他用鴿子做了實驗。他把一對又一對的鴿子放到箱子裡，發現牠們繁殖速度很快，卻不會生到住不下。這些鴿子進行天擇，「年長強壯的會把年幼虛弱的趕出去，逼牠們尋找新的棲息地。」如果富蘭克林再多放幾個箱子，鴿子就會依照可得空間與食物多寡繼續生，生到把箱子都填滿了為止。5

　　螞蟻和鴿子。群居生物和人類很像。富蘭克林相信，追求快樂、避免痛苦就是人類所有行為背後的最大動力，功利主義的富蘭克林相信，社會發展的動力與宗教道德沒有太大關係。如果男人女人本質上都是動物，他們天生的本能就是要填飽肚子、繁殖、遷徙。富蘭克林稱遷徙為「不安於停歇」，他認為這種感受來自人類和動物遷徙的類似性。人類展現出走動、向前、進步的慾望。荒地激發人類遷移的本性，就像有限的資源也會鼓勵人類遷徙──跟實驗中被迫離開箱子，尋找新棲息地的小鴿子沒有太大的不同。富蘭克林「不安於停止」的概念與小哈克盧伊特的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後者曾說所有英國人都「奔走海外」，尋找新的土地與新的致富管道。6

　　富蘭克林在他最著名的〈人口增長之觀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中預測，二十年內美國人口將雙倍成長。下一代身上不會再看到英國性格中的無所事事。父母需要辛勤工作，才養得活一大家子的人。受求生慾驅使，小孩也會模仿父母，跟父母一起做事。階級將會形成。但在美國人往外擴散並佔領土地的過程中，階級會不斷地變動，不停地調整。7

　　要有鼓勵，人類才會多生。富蘭克林在〈人口增長之觀察〉中提醒讀者，羅馬帝國的多產婦女會因為增產報國而得到獎賞。奴隸婦女將會得到自由；而兒女成群的寡婦自由人則會獲得財產權與男性自由人獨有的自主權。富蘭克林的論點是，偉大的帝國需要大量人口（數大便是強），因為要有足夠的人口才能開疆闢土。美國提供的鼓勵有所不同：廣大的土地以及早婚的自由。8

　　富蘭克林在一七四七年的諷刺作品〈波利．貝克爾小姐的演說辭〉（The Speech of Miss Polly Baker）中，清楚說明了他的生殖哲學。波利出庭是因為她五度產下私生子，被判有罪。波利．貝克爾小姐為自己辯護，說自己是個勤奮的女人：「我冒生命危險，把五個好孩子生下來；我自己努力工作養大他們，不造成鎮民任何負擔。」她認為生孩子乃愛國服務，讓她更加理直氣壯。她說自己「在這個極缺人民的新國家，為國王增添子民」。這句話背後的訊息是：她應領賞而非受罰。

　　貝克爾的故事並非特例。她想結婚；她想表現「好老婆應有的勤奮、節儉、多產、理財技巧」。她問，單身漢那麼多是她的錯嗎？看到她可愛的孩子們，誰會認為她生出這些上帝的「傑作」是有罪的？難道她不是完成了自己崇高的責任，因為「自然與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人類生養眾多」。就富蘭克林看來，上帝與自然都站在貝克爾小姐那邊，而愚蠢的法律與過時的宗教法令則站在對立面。富蘭克林最後用幽默的結局解釋他的觀點：她說服了法官，法官隔天就娶了她。9

　　富蘭克林在〈觀察〉中用人口統計以及逐點推理，試圖證明自己的論點。這些論點全都反映在貝克爾小姐的古怪故事裡。因此，這兩篇作品應該要一起讀。女主角叫「貝克爾」並非偶然，「Baker」這個字把子宮影射為烤箱，這是當時英國作家流行的戲謔說法。對於富蘭克林這個科學人兼商人，生殖勞動就是工作，應該好好重視。生殖勞動「為國王增添子民」，是帝國的資產。

　　富蘭克林在故事中對單身漢的批評，也是其來有自。在美洲殖民地與英國，沒結婚的有錢男子往往引人非議。他會被嘲笑是陰陽人，半男半女。紐約的報紙甚至建議刮掉一半鬍子作為處罰，因為不見的鬍子，可以象徵他消失的男子氣概。另一些人認為這種人不該享有繼承權。就跟土地休耕一樣，人類生育力有可能被浪費。單身漢沒有孩子，浪費自己的種子。就生殖而論，單身漢沉溺於一種最糟糕的無所事事。10

　　另一方面，私生子有助人口增長，為帝國增添財富。富蘭克林自己的情況讓他對此更深信不疑。他的兒子威廉（後來的紐澤西皇家總督）就是私生子。威廉也有私生子，他的私生子是威廉．坦伯．富蘭克林（William Temple Franklin），人稱坦伯。坦伯也有兩個知名的私生子。私生子是富蘭克林的家族傳統。11

　　跟洛克一樣，富蘭克林深信健康的孩子是「每個國家的財富」。但他之所以在一七五○年代提倡人口自然增長，不完全因為科學上的好奇，更是出於殖民政治的目的。他直接了當地說，健康、有生產力的孩子，是英屬北美的特殊資產。在〈觀察〉一文中，他試圖讓英國的政策制訂者相信，加勒比諸島並非殖民模範。富蘭克林譴責西印度群島的種族不平衡，認為這就是造成白人勞動人口稀少的人為因素。四體不勤的奴隸主身體狀況不佳，他們「萎靡不振，生不出孩子」。簡而言之，他的結論是奴隸制度讓英國人又懶又性無能。12

　　富蘭克林也相信奴隸制度會教壞小孩：「白人的孩子變得驕傲，厭惡勞動。他們在好逸惡勞的教育中長大，無法靠勤勞養活自己。」他的這段話，恰好呼應柏德對維吉尼亞窮白人的評論。柏德一七二六年時向喬治亞董事會坦承，窮白勞動者學會鄙視勞動，寧願偷竊，也不要下田耕種。富蘭克林調整了柏德的公式：奴隸制度汙染所有白人，無論貧富。

　　富蘭克林試圖把北方殖民地改造為自由勞動區，比奧格爾索普的規劃更宏大。要實現他理想中的英屬美洲殖民地，繁殖乃是神奇的萬靈丹。在富蘭克林的想像中，如果廣大大陸的居民都是多產的開拓者，社會就會更穩定。小孩將取代契約僕役和奴隸，成為勞動力來源。他對勞動制度的規畫與奧格爾索普不謀而合，只不過奧格爾索普的喬治亞計畫最終夭折。

　　目睹全球性的戰爭與北美大陸的疆界變動，富蘭克林擴大了他的理論。一七六○年，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擊敗法國，富蘭克林為文支持英國將加拿大納入領土。富蘭克林預期，加拿大將會處處可見英國開拓者，大多是開心務農的「中層人口」。有些群島殖民地以製糖業為主，其人口結構相當失衡。北美與它們不同，理想的「財富中庸」讓持續成長的人口大量消費英國生產的商品。這對英國商人與美洲殖民者來說將是雙贏，因為人口增長將同時促進商業發展與母國的製造業。富蘭克林不怕誇大，一旦國會限制殖民地人口增長，他就會發出嚴厲的警告。他認為，拒絕將加拿大納入領土，這個最高立法機構將淪為殘忍的助產婆，殺害北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新生命。13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富蘭克林的生殖理論一直都是「美國特殊論」的核心基礎。他提出三點論述。首先，他認為向西遷徙能確保階級穩定。其次，他認為人口擴散能夠降低階級衝突，並避免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第三，他所謂的「財富中庸」（mediocrity of fortunes）代表他對中層階級的成長有信心。他認為務農家庭既不窮，也不僅止於自給自足。他們從事商業型農業，生產量足以維生，另有餘裕購買英國製造的商品。14

　　這套理論中最讓人驚訝的論點是「階級滿足感」。富蘭克林認為階級滿足感能夠透過自然的方法達成，或者，更直接地說，就是讓它自然發展。大英帝國因為其訓練有素的陸軍和強大的海軍，成功保衛領土。從那時開始，開拓者看到未被佔領的土地，就像螞蟻看到糖罐一般，深受誘惑。在機會之地上，生殖更輕鬆自然，而家庭更快樂也更安全，比較能夠避免僵化的階級與資源的囤積。只要人們獲得可以往外發展並開墾定居的新土地，階級差異就會持續縮小。勤勞、節儉、多產就是快樂中庸的自然發展結果。

白手起家的真相

　　富蘭克林的理論有多貼近現實？他的論述又有多少是建立在一廂情願上，而非合理解釋人類的行為？首先，十八世紀的美洲殖民者就像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人一樣，一點都不像螞蟻或鴿子。人性的運作不像機械，所以人類對痛苦和快樂的反應很難預測。富蘭克林筆下的自然無所不能，引導歷史的走向。但自然一直是透過政治力與文化力的媒介才能發揮影響，這三者其實同等重要。人類真的是迷宮裡的老鼠嗎？或是說殖民、遷徙、居住遠比富蘭克林所以為的更加混亂而捉摸不定？

　　富蘭克林因其個人經驗，誤以為殖民者能夠輕鬆地遷徙。青少年時期，他曾從波士頓逃跑到費城，提前終止了他和兄長訂下的學徒合約。他是個逃犯、流浪漢。當時的確有非常多在逃僕役，富蘭克林也是其中一員。他的移動路線跟許多人一樣，毫無計畫、雜亂無章，不像他研究的螞蟻一般有條不紊。威廉．摩利（William Moraley）跟年輕的富蘭克林一樣，在差不多的時期抵達費城。他在回憶錄中寫下自己的經驗，說自己是顆「幸運的網球」，從一個新主人跳到下一個主人處。摩利受過法官助理與鐘錶匠的訓練，雖有文采，其人生卻很不富蘭克林。無論他怎麼移動，都在原階級打轉，從未更上一層樓。四處遷徙並不一定能帶來階級流動。15

　　隨著十八世紀的發展，貧窮越來越普遍。費城經濟衰退、冬季嚴寒、木材短缺，讓窮人幾乎要活活凍死。一七八四年曾有費城的貧窮工人投書地方報社，內容寫道他有六個孩子，但「用盡一切努力」，他還是養不起自己的孩子。勤勞本身並非自給自足的萬靈丹，家庭人口繁多也非富蘭克林所以為的恩賜。富蘭克林對於美國出生率的整理也有誤。費城的嬰兒夭折率出奇地高，與英國的數字差不多。由此可見，富蘭克林對於健康快樂人口的預測只是浮誇的修辭，而非人口統計的事實。16

　　在美國人心中，富蘭克林是白手起家的典範。但他其實並非白手起家。費城無所不在的恩庇侍從網絡，讓白手起家宛如痴人說夢。在富蘭克林崛起的過程中，有權有勢的資助人為他提供人脈與借貸，讓他獲得開設印刷行與購入昂貴器材的第一桶金。

　　對富蘭克林來說，爭取贊助、在派系鬥爭中站對邊都是賭注。賓夕維尼亞的階級結構有其古怪之處。最上層是領主，也就是威廉．佩恩家族，這些人擁有大片土地並有資格收取免役稅。往下一層則是富有的貴格派地主與商人，這些人的關係建立在家族和宗教之上。十八世紀時，如果有人娶了其他教派的人，「教友會」（Society of Friends）就會將他逐出教會，用剝奪商業資源、貸款、土地買賣的手段，讓他難以為生。17

　　富蘭克林不是貴格派也非類貴格派（覺得其宗教原則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他的確是許多費城和英國的教友會成員的好友。這些人見多識廣，教育程度相當之高。富蘭克林十分仰賴貴格派的資助者，特別是他創業之初。律師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與後來的漢彌爾頓無血緣關係）也是他的贊助者。漢彌爾頓是貴格黨（Quaker Party）中的非貴格派領袖。跟漢彌爾頓一樣，富蘭克林在地方與帝國政治的立場上，原本與教友會一致，後來卻在綏靖主義的議題上與正統派分道揚鑣。富蘭克林的朋友都是自由派的教友會成員，這些人並不排他，誰都有機會在貴格黨內發號施令。因此，漢彌爾頓能夠從賓夕維尼亞崛起，並拉拔富蘭克林，任富蘭克林為議會秘書，讓他正式進入地方的政治舞台。18

　　教友會的統治並非沒有受到挑戰。非貴格的精英派系漸漸崛起，這些人與領主和英國國教派的關係良好。透過與英國以及與蘇格蘭帳房密切的商業往來，他們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勢力龐大的領主負責監管地政局。因為地政局的緣故，他們才有機會購入數千畝的地產，獲取暴利，也讓他們的勢力更壯大。時人稱之為「領主黨」──富有貴格派的競爭對手。雖然富蘭克林是以小生意人與印刷商的身分崛起，他無法輕忽兩黨的殖民地富商。富商面對的是全球市場，他們是大盤商。與富蘭克林這種店主小販屬於完全不同的檔次，而且富可敵國。健全的紙幣系統有助海外貿易，議會與富蘭克林簽約合作，委託他印製紙幣，讓他離商業精英的圈子越來越近。19

　　在賓夕維尼亞，階級地位依然由世家背景所決定。最上層是佩恩、彭伯頓（Pemberton）與羅根（Logan）這些領主與貴格精英。他們底下是日益增長的歐洲商人階級，這些人因為鋪張炫富而鶴立雞群。商人家庭擁有奴隸僕役和銀製茶具，他們身穿昂貴的布料、住豪宅、駕馬車。富蘭克林一七四八年時從印刷事業上退了下來，他累積的財富已經達到美洲社會的前百分之十了。他擁有馬匹與馬車，投資大量土地。貴格教徒以簡樸穿著聞名。對樸實的他們來說，馬車是身分的象徵。一七七四年時，在一萬五千人的費城中，只有八十四人擁有馬車。20

　　階級不僅僅關乎財富與名門背景；外表與名聲也對階級產生影響。富蘭克林了解這一點。他的第一幅肖像畫作於一七四六年。畫中的他並沒有穿著皮圍裙站在印刷板前，也不是那個沿街推著獨輪車的盡責匠人──他在《自傳》中所描繪的自我。畫中的他頭戴令人敬重的假髮，身穿精緻的荷葉領襯衫，渾身散發出「較好品種」（Better Sort）的氣質。21

　　如果物質的表象能將領主與富裕階級定義為「較好品種」，那麼相同原則也適用於光譜另一端的「較差品種」（Meaner Sort）。法律區分了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後者不只包括奴隸，也包括契約僕役、罪犯勞動者與學徒。這些人依賴他人而生，時人認為他們低下、卑微、沒教養。數千名不自由的勞動者湧入費城，讓富蘭克林從一七三○年就抱怨「流浪漢和懶漢」的湧入。寫下這段文字時，其實他也剛剛逃離赤貧的環境沒幾年。他在一七二三年抵達費城時，還是個衣衫襤褸，又髒又濕的逃跑學徒。22

　　不論好壞，「品種」一詞意味深長。「品種」讓人隱約想到商品的等級差異。鈕釦與菸草都有「等級」之分。一七三三年紐約報紙上有則廣告，兼賣「好、壞等級的風扇」。良種家畜的價值則是透過家族血統來衡量。跟種畜不同，商品的「等級」更在乎外觀，像是上等貨和便宜貨的區別。英國人是商業民族，傾向用商業的角度來思考社會階級。報紙用「最低等」來形容人，而「最低等」這三個字也可能用來評價布料材質，意思是這塊布很粗糙、還沒經過加工處理、用料不佳、粗製濫造。23

　　一般說來，「低下」意味著貧窮和寄人籬下，無論是依賴慈善機構或是勞動濟貧所的強迫勞動。費城、波士頓和紐約都有救濟院。但「低下」之人普遍活在奴役狀態中，乖巧順從。低下品種被汙名化，因為他們讓自己被看不起、鄙視、虐待。時人認為「低下品種」外表粗鄙、腦袋遲鈍、舉止無禮、用語粗俗。低下就是骯髒與低賤，廢人階級的又一變種。24

　　富蘭克林並不同情窮人的困境。他在一七五一年創立賓夕維尼亞醫院的目的是要幫助勤奮的窮人，特別是那些身體受傷的窮人。他不歡迎長期赤貧的階級，這些人會被送去救濟院。他覺得英國人太仁慈了：他觀察到賓州的德國開拓者比英國人更加勤奮，因為他們來自不太會提供窮人救濟的國家。當他談到窮人時，他就像威廉．柏德。他曾於一七六六年抱怨英國的窮暴民襲擊裝滿玉米的馬車。他認為英國正在變成「另一個呆伯樂土」。25

　　富蘭克林的結論是，大多數人都想要「輕鬆生活」與「脫離煩惱與勞動」。懶惰本身就是一種快樂。正因如此，他認為要解決貧窮，唯一之道就是強迫這些懶人勞動：「我認為對窮人最好的幫助，不是讓他們在貧窮中輕鬆度日，而是帶領強迫他們脫貧。」窮人「不安於停歇」的本能受損；所以他們需要的是刺激（一股電流？）才能讓他們重拾工作。26

　　我們可以看出富蘭克林強迫遷徙論的雙重意涵。在他設定好的遷徙模型中，多產開拓者居住在廣袤大陸上。因為地廣人稀，開拓者不用為他人工作。家長與孩子為自己工作，擺脫「較差品種」慣有的奉承諂媚。但得到自由後，最冷酷的力量將主宰他們的命運：適者生存。邊境嚴酷的環境，強迫開拓者努力工作，不然就是等死。只有較為節儉、多產與勤奮的人才能成功，而懶惰與無能的人，將要選擇持續移動或坐以待斃。

　　如果說富蘭克林重視邊境的中間品種（middling sort），不如說他早在發表〈觀察〉一文前，就已經表達他對中間品種的支持。他說賓夕維尼亞的「中間民眾」是「工匠、小店主與農夫」。他當然無意消滅「較好品種」。他抗拒的是如果有品種「較好」，剩下就自動歸類為「較差品種，也就是暴民或賤民」的這個概念。

　　在一七四七年〈簡單的真相〉（Plain Truth）這篇短文中，富蘭克林指出中間階級對殖民地的關鍵作用。那年，法國和西班牙的游擊隊突襲德拉瓦。富蘭克林寫這篇文章是要警告費城人民，特別是貴格派，如果不組織義勇軍，他們將面臨相同的命運。他呼籲成立「自由人義勇軍」，而他所謂的自由人，是較好品種或中間的那些人，他們應該一同努力，保衛自己的財產與殖民地。27

　　為了讓他的義勇軍計畫得到支持，他利用階級戰爭的語言，來描繪外國入侵的危險。他問，誰會對文明人發動攻擊？答案是「無法無天的私掠者」，社會的殘渣：「黑奴、黑白混血與最卑鄙最惹人厭的人類」。他堅持不讓契約僕役加入自由人組成的義勇軍。富蘭克林除了呼籲民眾捍衛殖民地，還想做什麼？答案很簡單，他為階級重新畫下界線。他允許勤奮的中間人士往上流動，並強化中間之人與較差品種間的分界，不可越雷池一步。28

　　富蘭克林不太相信人性。富蘭克林從一開始就認為賓夕維尼亞的窮人難以管教，並對此多所批評。他一七三一年曾在《賓夕維尼亞報》行文批評奴隸、酒鬼與下等白人僕役「可恥聚集」於露天市集。看著費城人民，富蘭克林不得不懷疑人性，並接受了「美德罕見且易朽」的觀點。在他的《自傳》中，他談到自己年輕時因為看見大魚肚子剖開裡面都是小魚，而因此放棄素食。這個故事是個階級寓言，故事的教訓是同類相殘：象徵有權有勢的精英的大魚會吞噬弱小的人。富蘭克林並非〈登山寶訓〉的信徒，他相信窮人與富人擁有相同的貪心或是謙虛。如果他世界中的小魚能夠出頭，它們會變得和大魚一樣貪婪。29

　　就算富蘭克林能算是白手起家，他還是時代的產物。看到階級流動如此自由，富蘭克林自然感到不安。對於大多數十八世紀的美國人來說，他們認為僕役不可能擺脫低賤的出身。有份報紙斷言，較差品種永遠無法「洗掉奴性的汙點」。有些人害怕較差品種的人，會太快跟上中上階級的腳步。30

　　儘管富蘭克林本身就是階級流動的成功案例，他卻從未支持我們今日理解的階級流動。更準確地說，他幻想美洲大陸會讓階級差異縮小。但很明顯地，要讓窮人不斷遷徙，階級才會消失。富蘭克林提出義勇軍計劃的背後動機相當保守。如果讓中間民眾得到大眾的尊重和公民的責任，會讓他們擁有快樂中庸的知足感。知足可能會降低野心分子的欲望──太過快速或不顧後果地往上爬。

　　富蘭克林深知維持階級差異有其吸引力。一七四一年，在他編輯的《賓夕維尼亞報》中，有篇文章揭露為何人們寧可保有階級高低，而不願全盤廢除。大多數人覺得如果自己腳下還踩著別的階級，階級能夠輕易維持。作者問，「有多少人，即使是較好品種，會願意當上層階級的奴隸，如果他們能肆意、專橫地統治下層階級？」套用富蘭克林的功利邏輯，統治下層階級不僅令人嚮往，甚至可說心曠神怡。要改變這種心態，就需要徹底改造十八世紀的思維。對富蘭克林來說，關鍵還是在於最根本的遷徙問題上──要如何把人民分得夠散、分到居住密度夠稀疏的地區，他們才會忘記誰曾經在他們之上或之下？但是，富人怎麼可能會犧牲自己的階級優勢，不雇勞動者，不帶奴隸去西部？或者富蘭克林的前提是只有窮人才會出發尋找新居住地？31

　　富蘭克林知道他理論中的邊境是個想像。但這個想像卻能支持他的理論。在富蘭克林的政治論述中，他相當支持英屬北美成為帝國的人口中心。大英帝國的子民會成為北美的育種者，以及新興製造業產品的消費者。富蘭克林的人口學暗藏了他對窮人的極度鄙視。他認為比起勞動濟貧所或救濟院，窮人更容易接受自然的強制力。一七八○年時他曾警告孫子，他說社會把人分為「兩種人」。第一種人「舒舒服服地住在好房子裡」。第二種人「貧窮骯髒破爛墮落，住在可悲的小木屋和閣樓小房間中」，「如果他們無所事事，必定會一貧如洗或者餓死」。雖然富蘭克林的直言不諱有些尖銳，這段話卻讓我們了解當時的普遍觀點：可拋棄的窮人。在邊境，「可悲的小木屋」中，貧困和絕望處處可見。32

　　富蘭克林對於白印地安人的存在略知一二。所謂的白印地安人，指的是小時候被俘虜，後來回到英國殖民地後，再也無法適應的英國人。富蘭克林說他認識一個富有的年輕人，曾被印地安人俘虜過。這個年輕人放棄了自己的財產，只帶一把槍、一件外套就回歸荒野。在這個寓言故事中，富蘭克林承認無憂無慮和懶惰對於某些人來說，一直都是種誘惑。然而，如果從平均人口來看，縱然異類偶然出現也無須擔憂。33

　　富蘭克林不是不知道北美的邊境墾殖者不會只由英國最好的品種所組成。他很快就把那些住在賓州偏鄉的人稱為美國「垃圾」。但在此同時，他希望自然的力量會凌駕一切，希望生存所需將淘汰懶惰的人，而更好的育種者將取代廢人。至少他如此希望。34

維持階級秩序的《常識》

　　富蘭克林的理論建立在興盛一時的英國觀點上，因而富有吸引力。與其說富蘭克林是創新者，倒不如說他是個聰明的推廣者。他聲名遠播，所以他的人口擴張論可以在美國大革命爆發後，找到開花結果的沃土。知名的革命鼓吹者湯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將富蘭克林的美國品種論加以改造，推廣給樂於接受的聽眾。一如富蘭克林，在潘恩的想像中，獨特的土地和資源塑造出獨特的民族。美國品種具備與生俱來的、年輕的、積極邁進的精神。

　　潘恩的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記錄了美國大革命的精神，因而廣受好評。他用自然權利和經濟理由來論證獨立之必要。在潘恩看來，美國之特質賦予白人的力量，輔之以美洲大陸的廣袤，在在證明自然法則不可抗拒的影響。他強調自由貿易和美國作為商業帝國的潛力。他讚揚新興大陸的潛力，認為舊世界的君王已鞭長莫及。他將君主制喻為一種不自然的育種方式，用以切斷與君主制度的關聯。他預測美國獨立將終結殖民時期盛行的浪費和怠惰安逸。

　　現代美國人視潘恩為革命代表人物其實有些奇怪。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更精確的說法是：他是被放逐的英國人。一七七六年一月，《常識》出版。他那時已在費城待了一年多。他當初帶著富蘭克林的推薦信來到費城，並因為這封信，找到《賓夕維尼亞雜誌；或美國博物館月刊》（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的編輯工作。雖然該刊物的重點是美洲事務，但它的設計出自倫敦，編輯也是英國人。更諷刺的是，潘恩曾任英國的稅務官。革命前夕，抗議活動不斷。稅務官那段日子可不好過。雖然《常識》的銷量不及他宣稱的十五萬本，但卻說服了喬治．華盛頓，而且的確引起新英格蘭、紐約、巴爾的摩和查爾斯頓的讀者的注意。如同他的贊助者富蘭克林，潘恩著迷於事實和數字，也就是政治統計和有用知識，但他也不避諱引用伊索寓言。《常識》用的是大眾熟悉的語言──英國特有的商業語言。他採用簡單且直接的風格，除了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一般讀者也能接受。35

　　潘恩的作品，無論談到了階級還是沒談到階級，同樣具有啟發性。一七九七年後，因為看到法國大革命的發展，他才開始處理土地和財富壟斷的議題。他在《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中宣稱，人人有權擁有土地，這是平等且神聖的權利。在《常識》中，他避而不談階級、貧困和其他社會分化的問題。雖然他承認「富人和窮人有別」，但他直接跳過那些加劇階級衝突的「刺耳字眼」。在兩段輕鬆愉快的段落中，他將階級和性別差異排除在當前需要關注的政治問題之外。它們是源於自然的差異，是偶然產生的。自然就是如此安排。階級差異並沒有上升到證明革命是正當的程度。36

　　潘恩在掩蓋階級問題上耍的花招，可以看出他寧可討論品種。他的主要論點是，歐洲裔的美國人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新品種。這個品種並非為了進行征服的帝國而培育，而是為自由貿易。他對英國政治經濟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昂貴的軍事冒險所帶來的鉅額債務上，他認為罪魁禍首就是英國皇室的無聊野心。經年累月，國王和女王變成了揮霍的國家元首，本身就是社會的累贅。37

　　他指控君主制「侵佔了下議院」，也就是說，破壞了下議院的代表性，而下議院代表的是英格蘭新興商人階層的意志。與此同時，美國殖民地的整體人力和財富正被「榨乾」，只為了負擔新的海外戰爭的費用。潘恩誇張性地宣稱，獨立將使美洲「改變全世界」。這個新國家將帶來新的世界秩序。它不需背負長期債務和龐大軍隊。自由貿易和全球貿易理想將會帶領它成為活力四射的陸權強國。38

　　潘恩和哈克盧伊特類似，都扮演鼓吹者的角色。潘恩把美洲想成社會實驗，透過這個實驗，能夠調整或矯正帝國的意義。和過去的評論家一樣，他讚揚美洲的自然資源，譬如木材、焦油、鐵和大麻。玉米和其他農產品將使美國成為歐洲的最大穀倉。他完全沒提到北美最主要的經濟作物──煙草，因為他的理論模型是生產穀物的賓夕維尼亞，而非維吉尼亞。39

　　最重要的是，他堅持獨立對美國和英國都有利。他想像中的自由貿易不會厚此薄彼，沒有界線。他甚至向美國讀者保證，希望保護和促進對美貿易的英國商人會站在他們那一邊，不會讓英國政府陷入另一場代價慘重的戰爭。他對某些商人的看法是對的，但對戰爭的看法卻是大錯特錯。40

　　潘恩的人性理論使他強調商業聯盟而非階級差異。他的座右銘是：商業是自然的，君主制是不自然的。他在許多著作談到，商業源於相互的情感和共同的生存本能，而君主制則是靠掠奪和威嚇「粗俗」的大眾而存在。最後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只有君王自己受益。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對讀者說：「對英國人而言，你對王室的依賴不是優點，而是傷害，因為這樣一來，反而增加了國王的權力和影響力。唯有貿易讓他們受益，但要等你脫離皇室獨立之後，他們才能享受貿易之利。」通過這種方式，潘恩將商業視為緩和階級差異、結合英美商人利益之良方。41

　　潘恩感受到不同階級間的緊張。他明白革命激起怨恨。他在《常識》一文中，用不祥的語氣來討論關鍵論點，並提醒讀者宣布獨立、建立穩定政府的時機已到。不然的話，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寫道，「人心浮動，沒有人的財產是安全的」。因此，如果領導階級沒抓住這股脈動，那麼追求社會平等的危險呼聲，將會取代政治獨立的廣泛訴求。如果殖民地的領導階級不採取行動，沒有土地的暴民就會開始蠢蠢欲動。對於潘恩來說，「常識」意味著保持階級秩序的基本結構，防止整個社會陷入暴民心理和最終的無政府狀態。42

　　一個有效的商業系統需要一個穩定的階級體系，但它不需要的是愚蠢的君王來掌控全局。「把一個人捧得高高在上，遠超過其他人」的做法有違常識和自然法則。「無知和不適任」的人常常榮登君王寶座，甚至連那些尚未擁有理性能力的高貴嬰兒也可以。大眾不能合法地罷黜「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的君王」。這是自然法則的失控、畸形、與墮落。潘恩嘲諷英國皇室的這個概念，說它是「新物種」、理當擁有絕對地位的「人種」。歷史不曾證明「現在的君王一族」擁有高貴的出身，遑論神聖性。潘恩嘲笑征服者威廉是「法國雜種」，帶領一群「武裝強盜」的入侵者、「篡位者」、「惡棍」。43

　　潘恩貶低英國君王為無能甚或是失能的品種。在此過程中，潘恩重複其他啟蒙評論家曾說過的話。別忘了一七七六年一月第一版《常識》出版時，潘恩才在美國待了十三個月，還沒有出過費城。他對美國的知識主要來自報紙和書籍，以及他從英美兩地流傳的公共知識中收集到的隻字片語。潘恩請富蘭克林（戰爭開打前，他還在英格蘭）幫他帶一本奧利佛．戈德史密斯的《地球和動物史》。戈德史密斯、富蘭克林、潘恩都支持自然史的通俗觀點，將各大洲的人分成不同的品種或人種。44

　　在此基礎上，潘恩提出了兩個關於育種的有力論點。其中之一聚焦於英國君主制如何植根於過時思想和政治迷信。另一個論點試圖證明美國人是一個不同的民族，他們的血脈靠科學而非迷信而流傳。林奈烏斯（Linnaeus）以及布豐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的理論影響了戈德史密斯的論述，促使他把世界劃分為不同的物種和種族，這些物種是由各大洲特有的環境所塑造。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e，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林奈烏斯），統整所有的動植物，並把智人（Homo sapiens）──他創造來形容人類的新詞──分為四種。他認為歐洲人樂觀、強壯、敏銳、有創造力；美洲的印地安人性情暴躁、固執，但卻自由自在；亞洲人憂鬱而貪婪；非洲人狡猾、懶惰、粗心。這種大型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分類法有助潘恩合理化美國大革命。為了「改變全世界」，在宣稱自己擁有北美的同時，英國和歐洲裔的美洲人民必須成為一個新種族──也許是更好的種族。45

　　在潘恩的簡化理論中，育種不是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就是受到迷信的腐化。自然條件的限制會釋放一支民族的最大潛能，而迷信的腐化只會阻礙他們的成長和進步。他也不是唯一一個將君主制與壞種畫上等號的人。潘恩與富蘭克林的朋友約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的觀點相近，他是位一神普救派教士和科學家。他於一七七四年時提出，英國子民等同於「農場的牲畜」，「被動地」從一個破敗的皇室世系，轉移到另一個皇室的手中。一七七四年發表於倫敦和費城的一篇報紙文章寫得更清楚。作者指出，崇拜國王是「荒謬和不自然的」，違背了「常識」。這位不具名的作家諷刺地說，英國的「傻笑貴族」會去崇拜受賜整套皇家佩飾的鵝。引起潘恩注意的句子是：國王是「生來繁殖的，為國家提供世襲的品種」。46

　　但是皇室血統一點都不神聖。啟蒙批評家將盲目忠誠貶為粗俗低陋的習俗，這盲目的忠誠暴露出一支聰明、文明的民族是如何與現實脫節。自然秩序已然崩解，英國國王的地位毫無道理地高於其他人。美國人得到獨特的機會可以擺脫歷史的灰燼，為更美好的未來設定正確方向，不受國王和女王的拖累。

　　潘恩的小冊子之所以激進，正是因為這種反權威的思想。如果可以把國王看成是「無知和不適任」的，為什麼不可以把國王、貴格派的領主、或者馬車上的「較好品種」也看作是「無知和不適任」的呢？如果君主制無法代表它應該代表的東西，那麼其他權力的慣例也可受質疑。階級的外觀表象也可被視作假象。這就是為什麼潘恩要謹慎地淡化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區別。他希望他的美國讀者關注遠方的國王，而不是地方顯貴。他要他們脫離王室，但不要擾亂階級的秩序。

　　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對奴隸制度視而不見。潘恩的美國主要是望向未來的歐洲人的「避難所」，但不向他人敞開。他否定了美國是低等人類的垃圾場的固有觀念。這個避難所只開放給四肢健全、勤勞的人。在這幅過分樂觀的畫面中，階級被抹去了，看了會讓人不愉快的東西直接被忽略。革命爆發前，契約僕役和罪犯勞動者仍然不在少數，奴隸制度是活生生的現實。費城在倫敦咖啡館外舉行了一場奴隸拍賣，就在「門前市場街」的市中心，潘恩家的正對面。在《常識》一書中，他提到了「黑人」和「印地安人」，說他們被煽動騷擾和殺害美國白人是為了破壞獨立的遠大目標。但他提到黑人和印地安人，只是為了將他們貶為英國人的無知棋子。英國軍隊「煽動了印地安人和黑人來催毀我們」。我們對抗他們。倫敦的「地獄」之力用野蠻部落來對付美國，雙方勢不兩立。47

　　從視覺上來看，美國與統治它的英倫島國在面積上天差地別，潘恩以此提醒讀者美國之偉大。他擴大引用牛頓的理論說，「在任何情況下，自然界都不曾使這衛星比它的主行星還要大。」既有的結構就是「顛覆自然的一般秩序」。他的結論是，英國屬於歐洲，而美國只屬於她自己。加拿大人也會要自由，因為根據潘恩的分類，他們更像美國人而不是英國人。他們是北美大陸的後代，就像他們有前衛的南方同胞一樣，具有同樣的特質和抱負。48

　　潘恩一邊描繪一支萌芽中的種族時，一邊又考慮了一個影響研究階級的因素。他深信獨立能消除懶惰。像富蘭克林，他預估貧窮將消失在新大陸上。他寫道：「我們目前的人口數與人力需求的比例十分合適，因此，沒有人會無所事事。」人口足夠組軍隊和貿易：換句話說，就是足以自給自足。如果「國王大手筆賞賜對他毫無用處的家眷」，土地就只能繼續被浪費。（在這裡，潘恩抨擊了賓夕維尼亞的老領主。）美洲有空間可讓人口成長，這個新生的國家將展現出史上最高的男子氣概、青春洋溢的商業精神，這是倫敦人曾經擁有，但後來卻失去的精神。革命將結束殖民地之間因為依賴帝國而產生的小吵小鬧。只有通過獨立，美國才能實現其商業增長的自然潛力。49

　　潘恩解釋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英國「迷住了我們」，但他為第二故鄉、美國避難所而自豪。倫敦的政府和皇室為了自私的目的控制北美大陸的土地和資源。但現在，聯合殖民地如夢初醒：英國的壟斷已到盡頭。任何不完全的獨立都「像在法律訴訟中，規範租約即將到期的租客的侵權行為，這是在浪費財產。」英國的租賃馬上就到期。50

　　潘恩宣揚美國人的生產力和擴張精神，他對於廢物、懶惰、育種和併吞土地的描述活靈活現，滿足了浮躁的讀者。知道他的聽眾都很買單，他把山雨未來的革命比成諾亞和大洪水：這將產生一個「人類種族」，可能「和全歐洲的人加起來一樣」，他們的「自由成分」將傳承下來。只要美國人遍布全美洲大陸，並把所獲產品銷往海外，人口就會增長和繁盛。潘恩的經濟英雄是海外商人、商業農場主、造船商、發明家、擁有房產和受房產保護的美國人──絕不會是沒土地的窮人。51

　　潘恩一七七六年宣稱，「英國和美國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帝國」。六年後，戰爭接近尾聲，他仍然捍衛其獨特的美國品種。他寫道，「我們用別的眼睛看，用別的耳朵聽，用別的思維思考。全都不是從前用過的。」52

　　潘恩之功，在於肆無忌憚地戳破了世襲君主制的教條。但他對皇室的猛烈抨擊掩蓋了其他形式的不公義。他用美洲大陸的種族和商業本能，草草掩蓋了階級語言。他新世界秩序的願景把印地安人和奴隸給邊緣化。他的《常識》中也沒有低賤的廢人；在他的文章裡，大量的罪犯勞動者、僕役、學徒、工作的窮人和住在悲慘荒野小屋的家庭全都消失無蹤。

　　潘恩認為，對一七七六年的美國人來說，最關鍵的問題不在於這個新的獨立政權是否會走向世界第一的命運，而是多快會變成世界第一。他認為，商業和大陸擴張的強大力量將消除怠惰，糾正失衡。培養盎格魯─美國人的商業動力，並維持美英的和平跨國貿易聯盟，並沒有錯。但在其他部分，潘恩希望英國人的視聽方式能從美國消失。他認為，階級會自己照顧自己，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此一看法有誤。

　　如同潘恩和富蘭克林，湯馬斯．傑佛遜以美洲大陸的角度來思考階級問題。他總統任內的最大成就是在一八○三年購入路易斯安那，這是一塊面積超過當時美國兩倍的土地。他稱這塊新的西部領土為「自由帝國」，但他口中的「自由帝國」並非自由市場經濟或社會流動的保障。在他的計畫中，路易斯安那將促進農業發展，遏止製造業的成長和都市的貧困──這才是他的自由之道。不同於富蘭克林的「快樂中庸」（在無盡未開墾土地上，壓縮階級差異），這個「自由帝國」是由大小農夫組成的國家。不只是名稱不同：富蘭克林與潘恩均用賓夕維尼亞作為理論模型，而湯瑪斯．傑佛遜則透過維吉尼亞的稜鏡，看到美國的未來──以及其階級制度的輪廓。1

　　十八世紀的維吉尼亞是農業社會，也是階級社會。一七七○年時，維州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不到百分之十的白人手中；大種植園主是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每人都有幾百名奴隸。超過半數的白人男性根本沒有土地，不是當佃農，就是當雇傭勞動者或契約僕役。在湯瑪斯．傑佛遜的世界裡，土地、奴隸和菸草依然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但大多數白人並無蓄奴。這正是讓湯瑪斯．傑佛遜的地位遠高於普通農民的原因。他的知名豪宅位於山頂，普通農夫散居於沿途的鄉間。美洲革命前，他至少擁有一百八十七名奴隸，在約克鎮戰役（Battle of Yorktown）前，他已擁有維吉尼亞六郡共一萬三千七百畝的土地。2

　　湯瑪斯．傑佛遜行文的魅力模糊了他的階級觀。他的作品有力、甚至很詩意，充滿含糊的修辭。他稱讚「大地栽培者」是最有價值的公民；他們是「上帝的選民」，透過特別「有用的職業」，「保持了共和國的活力。」然而沒有一個真實的維吉尼亞農夫符合湯瑪斯．傑佛遜的田園式美德典範，甚至他本人都達不到這麼高的要求。雖然他努力提高農場的效率，他卻無法轉虧為盈，只能看債台繼續高築。在一七九六年的信中，他悲傷地承認他的農場處於「蠻荒狀態」，而他自己是「拙劣不堪的農夫」。後來更是每況愈下。3

　　雖然我們常常把湯瑪斯．傑佛遜與農業民主和自耕農階級（yeoman class）聯想在一起，他走的其實是鄉紳路線。作為上層階級的一員，他雇人或用奴隸來耕種自己的土地。一七九五年後他才真正開始下田，而且是因為他對農業科學的興趣日益濃厚。他試驗了書中讀到的新技術，並在農場和花園的書中留下鉅細靡遺的紀錄。他藏有最新的耕種指南──他的蒙地切羅（Monticello）圖書館中共有五十本。他可能跳過了他沒興趣的部分。他相當厭惡菸草，但出於經濟因素，他得不斷地種植菸草。他不得不在一八○一年時承認，他「這輩子從沒看過自家菸草的包裝過程」。他有興趣的其實是農業改良。他在一七九四年時用阻力最小的推板設計了一種新型的犁，希望能全面現代化美國的農業。4

　　諷刺的是，湯瑪斯．傑佛遜是用英國的方法來改善美國農業，這種方法一點都不美國。他讀的書、他欣賞的耕種方式，都來自英國的農業傳統和當時英國的農業改良者。他決定種小麥以分散對菸草的依賴，他還計劃在維吉尼亞各縣市引入美利奴羊以生產更好的羊毛。以上嘗試都是要改正維吉尼亞農民的「懶散」──喬治．華盛頓所痛批的習性。在肥料使用、作物輪作、收穫和耕作方法上，維吉尼亞農民遠遠落後於英國農民。對於大種植園主和小農來說，開發大片土地，耗盡後再荒棄不用，是很常見的做法。對於這種心態，湯瑪斯．傑佛遜精心形容為：「想浪費就浪費。」5

　　湯瑪斯．傑佛遜知道，在那些吹捧美國農業潛力的豪語背後，前景並沒有那麼光明。每個有遠見的鄉紳底下，都有許多管理不善的種植園和缺乏技能的小農（和佃農）在掙扎求生。奴隸負責維吉尼亞種植園裡大部分的耕種工作，但奴隸怎麼可能擔任「大地栽培者」的角色呢？就湯瑪斯．傑佛遜看來？他們只是「犁田的人」。租下不屬於自己的土地的佃農、沒有土地的勞動者、佔居者，全都缺乏栽培者的商業智慧和真正的美德。傑佛遜腦中的完美世界裡，下層階級的農民可以被改善，就像他們的土地一樣。如果給他們不動產的永久所有權和基本的教育，他們就會採用更好的耕種方法，並且把良好的習慣和特質傳給下一代。然而，我們將發現，統治階級的鄉紳無意拉拔維吉尼亞的窮人，這些人從中阻撓湯瑪斯．傑佛遜的各種改革企圖。更戲劇性的是，傑佛遜根深蒂固的階級偏見，恰恰危害了農業上的社會流動性。對此，他卻毫無意識。6

　　歷史將傑佛遜歸類為民主黨人，但他卻從未跳脫他的階級背景。他優越的成長環境不可避免影響了他的思想。如果他不是維吉尼亞仕紳，他就不可能寫出《獨立宣言》或成為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的一員。他受過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教育，曾就讀頂尖的威廉和瑪麗學院、接受法律和文學訓練。他的藏書多達六千四百八十七冊。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臘文，喜歡義大利文，讀古法文和一點西班牙文，甚至還精通晦澀的盎格魯撒克遜文。他購入大量歐洲奢侈品；就品味而言，他是享樂主義者，從他對法國白葡萄酒的熱愛就可見一斑。或許有些人把湯瑪斯．傑佛遜看作是對低下階層的貧苦生活抱持特殊洞見的人，或是以為他真的理解佃農的前途灰暗，都是沒有考量維吉尼亞的貧富鴻溝。7

　　如果說富蘭克林認為階級主要受人口影響──人類尋求快樂、避免痛苦的本能──湯瑪斯．傑佛遜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學。雖然他同樣受數字和政治統計所吸引，但他認為人類的行為是有條件的、可塑的、可改變的；人類的行為會在幾代之間，隨物質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如果自然之手賦予某些人長處，地方環境和擇偶也會。但最重要的還是土地和勞動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把人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傑佛遜於一八一三年時寫道，「大地的自生能量是大自然的禮物」，但是人類必須「耕地勞動」，才能收穫最大的利益。在湯瑪斯．傑佛遜的宏偉計劃中，階級是一個地形的產物，由生產者和土地間的連結所形塑。當然，他所指的生產者是農夫和地主──並非佃農，也不是奴隸。8

　　傑佛遜喜歡的職業、最令他高興的描述就是栽培者。這個詞指的不只是靠種地為生的人；它更借用了十八世紀所流行的自然史研究用語。培育意味更新，變得肥沃，意指從土壤萃取出真正的糧食，也蘊含良好特質、優越品質和穩定的思維習慣。培育總讓人聯想到動物育種、以及肥沃土壤培養出又健康又健壯的（動物或人）的想法。知道如何挖掘土地的生產潛能，還有改進道德觀的額外優點，這就是湯瑪斯．傑佛遜所描述的「真正的、重要的美德，獨存於」每個栽培者的胸懷。這樣一來，土壤可以再生，就像富含鈣的泥灰土沉積一樣，有知識的農民過去都會拿這種土來幫土地重新補充養分。9

　　在傑佛遜的分類法中，階級並非富蘭克林用商業用語來評價人與商品的「品種」。相反地，傑佛遜的階級其實是模擬不同土層中不同養分的分層方式。傑佛遜是個學究，他把鄉村社會給理想化了，並且把階級看作是富饒之地的自然延伸，是地形的真實呈現。

有限的改革

　　革命的維吉尼亞並不是和諧、平等或團結的地方。精英愛國者和中下階級間原本就關係緊張，戰爭更是讓他們的關係劍拔弩張。美洲的精英依循英國傳統，期待下層階級幫他們打仗。例如在七年戰爭中，維吉尼亞人就曾強行徵兵，用流浪漢來湊人數。在革命期間，華盛頓將軍說過，只有「下層人民」才應該當步兵。湯瑪斯．傑佛遜相信階級性是可感的真實。作為眾議院的一員，他計劃為莊園主的兒子打造維吉尼亞騎兵團，因為這些年輕人的「懶惰或教育」，讓他們不適合當步兵。10

　　早在一七七五年時，維吉尼亞的勞登郡（Loudoun County）那些沒有土地的佃農就曾抱怨──「因為他一無所有、也無可捍衛」。不斷擴張的殖民地上經常可聞類似的抱怨。許多貧窮的白人男性起而反抗徵兵，抗議富種植園主的工頭不用從軍，也對微薄的軍餉相當失望。這種反抗演變到最後，當局不得不祭出非常手段。一七八○年，維吉尼亞州的議員同意，如果白人士兵願意從軍直到戰爭結束，每人將可獲得一名奴隸作為報酬。這是能讓階級瞬間爬高的機會，財富和地位從上層階級轉移到下層階級。但即便是這樣慷慨的提議，也不夠誘人，因為沒多少人上當。兩年後，約克鎮戰役決定了戰爭的勝敗，但情況也沒有改變。為美國獨立而戰的士兵裡，只有少數來自維吉尼亞。11

　　當局還做了其他嘗試以安撫貧窮的白人農民。在一七七六年起草新憲法時，維吉尼亞的革命軍提倡讓土地所有權人擁有投票權：二十一歲的成年白人男子，只要擁有二十五畝的耕地，就能擁有投票權。然而，這批革命分子卻對無地的窮人十分吝嗇。傑佛遜提出的版本提升底層人民的階級，給予無地之人五十畝地與投票權，但憲法的最終版本卻刪去了這一條。12

　　傑佛遜經任命擔任修改維吉尼亞法律的委員，他為了調整維吉尼亞的階級勢力，嘗試了另一種策略。他成功地廢止長子繼承和限嗣繼承，因為這兩種法律慣例讓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數幾個有權勢的家族手中。他想要讓土地平等地分給家庭中的每個孩子，而不僅僅是分給長子。限嗣繼承限制了土地的買賣，傑佛遜希望用私有土地的所有權轉讓取而代之。委員會也考慮要給每個自由人的孩子七十五畝土地，以鼓勵貧窮男性結婚生子。傑佛遜的自耕農需要有孩子，才能讓他們與土地緊密連結，讓他們不再無所事事。13

　　但改革沒那麼容易。維吉尼亞的自耕農共和國未能依照傑佛遜的幻想，不是每個農民都有美德。大部分的小地主把土地賣給了種植園主，抵押了地產，繼續肆意壓榨地力。他們認為土地不過是商品，不是什麼崇高的使命。傑佛遜不知道前人詹姆士．奧格爾索普所見：土地的永久業權制（可任意處理的土地所有權轉讓）有利富有的土地投機者。務農是艱苦的工作，成功的機會不大，特別是對缺乏傑佛遜手中資源的家庭來說更是如此：傑佛遜有奴隸、監工、拉重物的牲畜、犁、附近有磨坊，還有水路可以把農產品運到市場。對一般農夫來說，很容易就會負債、失敗。單有土地也無法保證他們能夠自給自足。14

　　如果維吉尼亞制憲會議上的統治精英不願意給窮人五十畝土地，讓他們成為享有投票權的自耕農，這些精英倒是很樂意把窮人扔到鳥不生蛋的地方。一七七六年土地管理局設立以後，推出一項新的政策：任何人只要佔領了西維吉尼亞或肯塔基上的無人土地，都享有該地的優先購買權。一如英國長期以來殖民窮人的做法，這些人試圖要平息異己、提高稅收，並誘使窮人向西發展。這項政策並沒有改變階級結構。最後，它反而危害到貧困的家庭。由於沒有現金購買土地，他們只能夠租，再次成了佃農，而非獨立的土地所有者。15

　　公共教育與土地改革同時發生。在第七十九號法案中，傑佛遜在「一般知識的傳播」中提出不同程度的準備教育：所有男孩和女孩都要念小學，更優秀的男學生則由公費贊助就讀初級中學。再往上一層，他呼籲從每個郡的下層階級中挑選二十名年輕的「天才」。在美國，教育是富裕家庭的特權。為了獎勵那些有才能的人，傑佛遜設計了一套社會流動的方法。16

　　他把自己的計畫寫在《維州散記》（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這是本關於美國的博大精深的自然史著作。他對改革的描述令人不太舒服：一小撮幸運的學者將「從垃圾中挖掘出來」，而大多數人卻只能身陷無知與貧困。「垃圾」是他對一直存在的廢人主題的頭韻變化。他用「挖」這個字，並不是在影射班揚典故（Bunyanesque）裡的扒糞記者，一如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所用。他的「挖」，指向更早期的伊莉莎白時代說法：把歉收的糞土挖掉。「垃圾」二字，顯示他對窮人的蔑視，很悲哀地提醒人們，沒有幾個人能夠脫離垃圾堆。但該法案未能通過：維吉尼亞鄉紳不想買單。他們無意拉拔遺落在貧困農村荒地的天才。17

　　教育改革法案通過的機會不大，但是資助濟貧院的法案卻過關了。如同英國的惡法，該法案懲罰那些「把時間浪費在無所事事、放蕩行徑上」、閒逛、遊蕩或拋妻棄子的人：這些人被判定是「流浪漢」。解決貧困兒童問題的方法不是教育，而是雇傭他們為學徒。傑佛遜微調現有法律，這條法可追溯至一七五五年：窮人不再需要佩戴識別章。但是流浪漢仍將受到懲罰，而其子女將為他們的無所事事付出代價，這種模式讓人想起詹姆斯鎮已故僕役的遺孤是如何遭到剝削。不戴識別章，這個階級可能就不好辨認。但他們依然是墮落與懶惰的有力象徵。18

　　傑佛遜的早期改革，都不是為了促進平等或民主，而是為了緩和極端狀態。就像農夫使用泥灰土或泥炭一樣，他的方法比較像是打破成團或集中的富裕和貧困。上層過多的種植園主階級和越來越無法向上流動的無土家庭，使維吉尼亞的社會階級停止流動。「從垃圾中挖掘出來」這種直白的語言，精準地、有畫面感地濃縮了他的哲學。挖與犁類似，都是在翻耕貧瘠的表土，從下挖掘新生命。雖然推廣緩慢，但這些進步卻會在未來生出更多的公民。

偽裝的樸素

　　傑佛遜深具影響力的階級研究（作為地形的產物）收錄在《維州散記》中。這本書大半寫於他一七八○至八一年擔任維吉尼亞州長期間，但要等到幾年後他擔任美國駐法國大使時才出版。當時的法國駐費城使館秘書佛朗索．巴爾貝─馬爾布瓦（Francois Barbe- Marbois）問了他一連串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他才有出版的動力。他的書變成了一種外交工具，讓他能夠在歐洲讀者面前，為了維吉尼亞與美國辯護。

　　《散記》是本種族和階級的自然史，充滿傑佛遜從事實和數字中統整出的實證觀察。此書有一部分是哈克盧伊特式的傳統旅行故事，另有一部分是訴訟摘要。他把反方想像成廣受讚譽的法國博物學家布豐伯爵，這位曾負面地把美洲大陸描繪成墮落的落後之地。傑佛遜一生只寫過《散記》這本書，他筆下的維州不見醜陋，取而代之的是美景和富饒。在傑佛遜版的《新英國迦南》中，美國提供無窮商業財富資源。階級很重要。豐富的地形讓他的「大地栽培者」有了安居之所，而栽培者正是「全世界的希望」。

　　布豐的作品之所以令人不安，有很多原因。一七四九年首次出版的《自然》（Histoire Naturelle）一書中，他把新大陸描繪成巨大而又邪惡的狄思魔沼澤。他筆下的整個美洲都像是北卡羅萊納。潮濕以及炎熱讓人無法呼吸，造成死水、「巨樹」和瘴癘之氣，阻礙物種的數量和多樣性。布豐有時候讀起來很像是更生動的威廉．柏德，他抱怨美國的「有害氣體」阻礙陽光穿透，使陽光無法「淨化」土壤和空氣。沼澤生物在此繁殖：「潮濕的植物、爬行動物、昆蟲，以及所有在沼澤裡的動物。」與歐洲同類動物相比，美洲的家畜體型較小，牠們的肉也沒那麼美味。只有卡羅萊納人珍視的豬，能夠在這樣的不毛之地存活下來。19

　　對布豐來說，印地安人不僅野蠻，他們體質虛弱，缺乏自由意志和「心智活動」。他們是大地之母遺忘的繼子，缺乏「令人振奮的愛和繁衍後代的強烈欲望」。他們「冷漠懶惰」，整天「愚蠢地休息」。他們欠缺讓人類組成文明社會的強烈情感連結。布豐把印地安人變成了類爬蟲沼澤怪物。他們潛伏在沼澤中，獵殺獵物，對於子孫的命運一無所知，只關心下一餐或下一戰。布豐認為，繁殖的欲望是生命的「火花」和天才之火。他們先天就缺乏這一重要素質──都是因為他們在令人虛弱的環境中鬆懈怠惰。20

　　傑佛遜為了反駁布豐，必須把畫面中的沼澤怪物抹去，畫上另一幅非常不同的、與自然和平共存的景象。他幻想出另一個美國，一個有著無盡物種多樣性的雄偉之地。他筆下的藍嶺山脈壯麗磅礡；密西西比河的鳥類和魚類繁多，堪比西方文明的誕生地──尼羅河。他承認印地安人的確未經開化，但他們天生具有男子氣概，並展現出高貴的心靈。美國並沒有太多劣種動物和人種。相反地，年輕的大陸卻迎來該時代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長毛猛獁象的骨骼。長毛猛獁象是世人所知最大的物種，根據傑佛遜的說法，牠們仍漫步森林中。英國和歐洲殖民開拓者在美國發展順利，並無不順。在他看來，華盛頓、富蘭克林和費城天文學家大衛．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身上孕育出來的罕見的天才火花，在在證明美國那令人自強不息的自然景觀。21

　　傑佛遜基本上同意布豐的科學。他接受布豐的大前提，亦即具體環境對培育種族和階級至關重要，而土地可以新生或退化。布豐的理論並沒有錯；但他的觀察不夠完整。傑佛遜一七八五年寫了封信給三年前造訪過蒙地切羅的夏斯特呂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傑佛遜說，印地安人並不虛弱，他們漸漸長出肌肉，在戰場上健步如飛。歐洲裔美國人也同樣適應了美國宜人的環境，靠的是務農先祖代代相傳的天生好體力。傑佛遜說，培育的觀念存在於他們的血液之中，他們已經開始改變土地，使土地變成自己的。22

　　傑佛遜的地形概念已經超出自然環境的範圍。他同樣關注人類的地方誌──人類適應土地、利用土地生產力，建立社會制度的方式。畜牧業是個關鍵階段，讓人類社會得以脫離原始野蠻的初期階段。美國栽培者需要一些保障。傑佛遜承認退化必然存在，但不是布豐以為的規模。離荒野太近的美國人、或是太迷戀舊世界的奢侈商品的人，均有危險。一七八五年，他曾幻想希望美國能像中國一樣，完全切斷與歐洲的商業、製造業和其他糾葛：「這樣，我們應該就能避免戰爭，我們的全體國民就會是農夫。」他希望在兩個極端之間建立一個中間地帶。23

　　傑佛遜並不排斥社會工程，他相信禮儀是可以培養的。他對西北領地的計畫，建立在他對維州的改革基礎上。傑佛遜主持兩個國會的委員會，主導了土地的分配和管理。他在《一七八四年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 of 1784）中，設計出網格圖以將土地切割成完美的長方形，一塊就是一個家庭農場的基本單位。傑佛遜想把這一地區劃分為十個州，並想好了這十個州的州名：席瓦尼亞（Sylvania）、雪龍斯（Cherronesus）、阿森尼西亞（Assenisipia）、米特波泰咪亞（Metropotamia）、佩利斯比亞（Pelispia）等等，各個都有來頭。他選擇這些別出心裁的名字，帶有偽古典或農業的義涵，暗示在這個建州的行動中，國會也在再生或復興西方文明。他堅持不讓西北領地擁有世襲頭銜的制度；一八○○年後，奴隸制和非自願奴役將被永被禁止。傑佛遜承繼奧格爾索普，他們都希望能打造出自由勞動的特區。24

　　傑佛遜要做什麼？他的目標是阻止製造業的成長，在他的《散記》中，他把製造業描述為國家政體敗壞的禍源。他的網格圖類似於一塊塊的花園地，對他的博物學家同行J．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來說，這種設計很有道理。克雷夫科爾出生於法國，移民美國後在紐約的哈德遜河谷生活多年。他是布豐的信徒，支持能夠創造「獨立而獨特的階級」的「居中空間」。他認為，「人就像植物」，階級的種子是可以種植和培育的。他設想中的典型的栽培者階級，擁有中間地帶的三百七十一畝農地；他們不是佃農，也不是非法佔居者，更不是進口英國製成品的海外商人。克雷夫科爾心中的完美農夫，會把田地變成教室，教兒子犁田，讓他感受翻土過程的上下節奏。25

　　傑佛遜也希望美國人能與土地、子女、後代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完美的農業於焉誕生：對土地的愛，不亞於對子女的愛，讓人民產生對國家的愛。傑佛遜並不是在推動一個隨心所欲或從商業行為中快速積累財富的社會；他並不提倡社會完全自由流動的階級制度。傑佛遜心中的農夫是一種新的與生俱來的身分，由父母傳給孩子。這些農夫不會變成急功好利的野心分子階級。26

　　傑佛遜理想化的農夫也並非鄉巴佬。他們在市場上小規模販售農產品。這裡有足夠的空間發展貴族階級，以及他這樣的鄉紳階級。採用最新的農作方法並改良土壤，較為富裕的農民可以指導其他技術沒那麼先進的農民。要向他們灌輸美德的觀念，教育和模仿必不可少。美國的農民需要某種學徒制，這種制度只有在設計得當的環境下才有可能存在。西北領地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西北領地這個自由勞動區，孕育了中層階級的夢想，並安全地消除了有害的影響。貴族頭銜的遺跡消失無蹤，奴隸制度被禁止，商業本能被壓制。

　　傑佛遜一七八九年擬出他最宏大的改革計畫，他提議引入德國移民──眾所周知的優質勞動者。他計畫把德國移民安頓在奴隸對面的鄰近五十畝地上，以遠見與財富將「奴隸像其他人那樣培養長大」。不過，他純粹只是為了提高維吉尼亞貧窮白人農民的能力，才考慮招募德國人。根據他的計劃，盎格魯─維吉尼亞人會與周圍的德國農民交往，向他們學習。27

　　當然，傑佛遜有時並無法誠實面對他周遭的階級制度。他寧願把美國想像成「寧靜、永恆的幸福之地」，也不願正視長期存在的醜惡現實。面對批評時，他經常回以最極端的言論，把美國描繪為提供無與倫比的機遇的國家。正如他在《散記》中的自述，他視自己為社會哨兵、捍衛這個蓄勢待發年輕國家聲譽的知識分子。

　　在美國獨立後，他還有很多東西要捍衛。連年戰爭讓國家深受其害。戰後蕭條造成人民的痛苦。各州債台高築，迫使立法機構大幅提高稅收，有時比戰前還要高三到四倍。收來的稅款，大部分都落入州政府債券的投機者手中，這些證券被用來支付戰爭費用。許多士兵被迫把手上的債券和土地獎勵金以極低的價格賣給投機者。財富正往上層轉移，從貧窮的農民和士兵的破爛口袋，移到發戰爭財的投機者和債權人等暴發戶的賺得飽飽的金櫃──一個新的「有錢人」階級。28

　　一七八三年，大陸軍的軍官在紐約紐堡市（Newburgh）發動叛變，威脅說如果國會不給他們全額退休金，軍隊就會解散。同年，陸軍軍官創立「辛辛那提社」（Society of Cincinnati）的兄弟會組織，被指控奠定了世襲貴族的基礎。該社最初授予退役軍官的兒子世襲特權，並授予獎章作為社員的勛章，而入社極為不易。傑佛遜在西北領地禁止世襲頭銜，正是在譴責該社赤裸裸的世襲要求。這也解釋了為何他會撤銷維州過去要求流浪者佩戴徽章的法令。29

　　雖然傑佛遜十分願意攻擊偽貴族階級，面對下層階級動亂時，他卻戴著有色眼鏡。英國報紙刊登美國兵變動亂的報導，然而傑佛遜卻認為這些事件無關緊要。一七八四年，他寫了篇文章回應，他說「美國從北到南都看不見一個乞丐」。貧窮和階級鬥爭根本不存在。這句話寫下才一年，維州就通過了圍捕流浪漢的法案。30

　　對於一七八六年麻薩諸塞西部爆發的夏伊士起義（Shays’ Rebellion），傑佛遜抱持不同觀點。中產階級和貧困農民身上不斷增加的稅務和債務引發了一場階級戰爭。丹尼爾．夏伊士上尉曾投身大陸軍。不論是否準確，他被稱為起義的「總司令」。夏伊士原本擁有超過兩百畝的土地，卻在戰後大蕭條時期眼睜睜看著自己失去一半土地。他的支持者關閉審理農場和房屋拍賣的法院，並組成一支臨時軍，試圖接管春田的軍火庫。南至維吉尼亞，都可見類似的抗爭活動。傑佛遜當時人在法國，他不否認起義事件的存在，但卻把它視作自然循環、甚至有療效的現象。奇怪的是，他居然有辦法算出這種政治風暴很可能每十三年就會發生一次。「小反叛」可比「自然環境中的風暴」；動盪只是暫時性的，很快就會平息，而社會的核心原則將得到重振。31

　　但傑佛遜的用語卻暴露出他真實的想法。他把反叛看作是重生的過程，與人為因素無關，最重要的是，也無涉階級的憤怒。阿比蓋爾．亞當斯並不支持夏伊士之輩。在寫給傑佛遜的信中，她簡略地提到「騷動和動亂」催生「大量的垃圾」。有些人跟她持相同意見。報紙把夏伊士上尉描述為無知的領袖、生活在「豬圈」裡的可憐人，而他的叛軍同伴不過是「野獸」。批評家把他們比作「土地上的叫化子」，他們說這群低賤的流浪漢所欠的錢，把自己賣了都還不出來。對於博物學家傑佛遜來說，他們屬於沉積的碎屑，挖掘自、散布於人類的土地上。32

　　同年，傑佛遜在〈美國〉（Etats Unis）這篇文章中發表長篇大論，準備收錄於法國著名的《方法論百科全書》中。傑佛遜總結了辛辛那提社會的歷史，針對該地的動亂提供他荒唐的解釋。他堅稱，「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從來就沒什麼區別。」在民間，「最窮的工人和最富有的百萬富翁平起平坐」，當窮人和有錢人發生衝突，法庭都是偏袒窮人的。無論是「鞋匠還是工匠」被選任公職，他「立即就得到眾人的尊重和服從」。傑佛遜最後還誇，美國人不會去思考「出身或身分的差異」，「就像他們不會去思考月球或行星上有什麼東西一樣」。33

　　雖然傑佛遜讓歐洲人以為美國是沒有階級的社會，但維吉尼亞或美國其他地方的實情完全不是如此。他出身的維州，貧窮的工人或鞋匠沒有機會當選公職。傑佛遜寫下這篇文章時，也知道半文盲下層階級的成員甚至不曾受過基本教育。維州法院畢恭畢敬地為富有莊園主的利益服務。而且，奴隸制度難道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嗎？此外，傑佛遜的認為土地所有權人才能擁有投票權，造成土地所有人與貧窮商人、工匠之間的「可憎的區別」，讓商人工匠階級無法享有投票權。34

　　傑佛遜明目張膽地扭曲，意圖為「辛辛那提社」粉飾太平，甚至連美國人都覺得這已經脫離現實，只有外國人才能買帳。這點讓人不得不驚訝。傑佛遜沒有意識到許多美國精英都喜歡貴族的排場。

　　在喬治．華盛頓總統任內，聯邦黨人建立了一個「共和宮廷」，這個宮廷有其禮儀、上流社會的繁文縟節，以及每週一次的總統接見時間──只有精英才會獲邀與總統會面。瑪莎．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舉辦客廳沙龍，讓總統周遭興起阿諛之風，模仿的是皇家排場。費城有權有勢的家族與歐洲的貴族聯姻。伊莉莎白．派特森是巴爾的摩富商的女兒，於一八○三年嫁給了拿破崙．波拿巴的弟弟，成為國際名人。當時，總統傑佛遜寫了封信給駐法大使，要他通知拿破崙，他的弟弟成了「美國社會地位最高」的家族成員。35

　　一七八九年，副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美國參議院提出，總統需要更令人敬畏的頭銜，比如「陛下」，他承認政治上的階級差異需要用裝腔作勢加以裝飾。與富蘭克林不同，亞當斯認為「追求差異的熱情」是人類最強大的動力，超越饑餓和恐懼。美國人不僅爭先恐後地想要出人頭地，他們還需要腳下有人可以看不起。亞當斯總結：「一定會有這樣的人，他是人類最落後和最低等的物種，」但就算是這樣的人，也需要有條愛他的狗。他還諷刺地承認，雖然傑佛遜和他的共和黨同伴或許鄙視頭銜和地位，他們無意打擾私領域的權威；妻子、孩子、僕役和奴隸的從屬地位全都紋風不動。36

　　傑佛遜不吝展現他特有的政治表演能力。華盛頓和亞當斯乘坐豪華馬車赴就職典禮。與他們不同，傑佛遜發表完就職演說後，卻是騎自家的馬回總統府。他不來總統接見這套，身穿舊背心和舊拖鞋在白宮迎接外交官和賓客。他以衣著隨便聞名──不是在法國，而是在他回美國的時候。37

　　他展現出的共和黨人式的樸實反映了他在維吉尼亞的經歷，維州鄉紳住在像蒙地切羅那樣的豪宅裡，卻在選舉期間穿著樸素，與廣大的小農混在一起。他有個特別鄙視的聯邦黨人：維吉尼亞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以其邋遢的外表而聞名。兩個人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穿著卻是同一種風格。維吉尼亞精英非常厭惡暴發戶，並相信那些擁有財富、土地、名門背景、名譽的人不需炫耀。一些觀察家發現傑佛遜似乎在「假裝衣著樸素」。在這種氛圍下，消除階級的外在標誌不一定消除對於順從的期待。衣著樸素輕易掩蓋住社會差異。見賢思齊的保守藝術，假定國家元首有什麼東西可以教導國民，正是傑佛遜哲學的一大要點。的確，傑佛遜允許他的羊群子民在總統府的草坪上吃草，讓每個人都知道，現在國家最高的職位是由一位鄉紳所擔任。38

育種的本能

　　傑佛遜可能討厭人為的階級差異和頭銜，但他談到「自然」的差異，卻絲毫不以為怪。他以自然為圭臬，認為沒有理由不把人類按動物的品種一分高下。在《散記》中，他平靜地寫下：「繁殖馬匹、犬隻、其他家畜時，一般人看重的是優越的條件，」他強調，「人的繁殖難道就不是嗎？」39

　　小心培養是解決奴隸制度的一種方法。在他的〈法律修正〉中，傑佛遜計算過黑奴要怎麼變白：一旦奴隸有了八分之七的「白」血統，過去的非洲「汙點」就可以當作不存在。他一八一三年對一位年輕的麻薩諸塞律師解釋這套公式：「在自然史中，拿一種動物進行混種，第四代就會展現與該原初血統相同的所有明顯結果。」傑佛遜就是用這個公式培育出美利奴綿羊的原初血統。威廉．柏德早前談過通過與歐洲人通婚漂白美國土著。正如布豐所言，回歸「原初」血統意味著將黑人重塑為白人。40

　　傑佛遜的朋友威廉．蕭特（William Short）相當重視布豐的概念。他於一七九八年寫給傑佛遜的信中提到，美國黑人的膚色越來越淺。他承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與白人混種，但他認為氣候也有關係。他可說是贊同布豐的新生概念，提出了以下的可能情況：「假設有個黑人家庭移植到瑞典，我們可不可以假定……在很多代之後，膚色會不會只因為氣候就改變？」41

　　這不只是理論。傑佛遜在自己的屋簷下實踐混種，他與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的奴隸莎麗．海明斯生下了好幾個孩子。這段關係是最引人注目的海明斯的血統：她的母親伊莉莎白有一半白人血統；她的父親是英國出生的約翰．韋爾斯，傑佛遜的岳父。傑佛遜的孩子與莎麗就是第四代混種，完美體現了解放和變白的機制。他有兩個孩子──貝芙麗和哈莉葉特──逃離蒙地切羅，後來以自由白人的身分安頓下來。傑佛遜給了另外兩個孩子麥迪遜和埃斯頓自由，後來搬到俄亥俄州。埃斯頓的後代也與白人通婚。42

　　在他的莊園裡，傑佛遜要把奴隸當作動產來繁殖毫不費力。他冷酷地稱奴隸生子為「增加」，並認為他的女奴比男奴更有價值。人類可能會種植食物，但食物很快就會吃光；婦女生的孩子可以作為牲畜出售。他直言不諱：「要求生育年齡的女人勞動不夠聰明，比起最優秀的男性勞動者所產出的莊稼，每兩年就養個孩子更有價值。」女人生來就是要生育的，因為「神意使男人的利益和責任不謀而合。」43

　　育種的本能在傑佛遜構思的農業共和國中同等重要。他對人民的信任，建立在他認為美國必將出現新的領導階層的這個想法上。他在一八一三年時與約翰．亞當斯頻繁通信，並在這些信件中闡述了此一理論。這串友好的辯論是亞當斯開啟的，他談到人類長期支持「血統高貴」的歷史。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引用古希臘詩人哲學家泰格尼斯的話：「我們要買馬、驢或公羊時，我們會找血統優良的。每個人都希望好種能生出好的後代。一個好人不願意娶潑婦或是潑婦的女兒，除非給他一大筆嫁妝。」他的論點是，比起生個健康的後代，男人更願意為錢結婚。

　　亞當斯回去談他最愛的理論：人由虛榮心和野心驅使。他推測，如果把一百個人關在同個房間裡，裡面很快就會有二十五個人利用自己的才能、狡詐來掌控這個空間。這種本能將不可避免地把各種人分成不同的階級。他確信，美國目前尚未脫離這種追求階級差異的影響。十八世紀時，「血統高貴」這四個字等同於地主貴族。亞當斯提醒傑佛遜，要他別忘了麻薩諸塞和維吉尼亞州還有那些被血緣和財產綁在一起的權貴家族。他發現，他和傑佛遜都是良好婚配的產物。傑佛遜母親那邊的血統，來自維吉尼亞最早期的權貴家族藍道夫氏（Randolph），而阿比蓋爾．亞當斯身上則流著昆西家族的血統。44

　　傑佛遜不服氣。他對泰格尼斯的解讀有所不同。他認為詩人的本意是道德論證。詩人其實是在譴責世人為了財富和野心而去嫁娶「老、醜、邪惡的」對象，而這些人在培養家畜以「改良種族」時反而更明智。就傑佛遜看來，人類是由（布豐說的）性欲衝動所主導的動物。大自然為了確保人類繁衍，透過「發情期」，注入了肉欲和愛的混合物。發情期是雌性動物的發情狀態，提供了性衝動的潛力；他在《散記》中提到：「愛情是詩人特有的發情期。」這種性欲會產生傑佛遜所說的「育種者的偶遇」。他的意思是，欲望是繁殖的真正動力，而根據常規，人類無意識的肉欲可超越無盡的貪念。45

　　傑佛遜繁殖模型的產物是人才中的「隨機貴族」。階級劃分將通過天擇形成。男人娶女人不只為了錢；他們會有意識地、無意識地選擇具有其他優點的伴侶。一切都是概率的問題：有些人出於純粹的肉欲而結婚，有些人為了財產而結婚，但「善良聰明」的人選擇結婚的對象必須具備美麗、健康、美德和才能。如果在挑選政治領導人時，美國人具備天資來區分天生的貴族和偽貴族，那麼也將具有選擇配偶的合理本能。「育種者的偶遇」將催生領導階層──能夠區分出真正有才之人和野心分子。46

　　傑佛遜從未回答的問題是：那些既非人才也不是精英的人會怎麼樣？要如何描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育種者的幸運偶遇」？不論如何巧妙處理，垃圾會生出更多垃圾，即使少數可能會被選中，得到拯救，廢物利用。如果幸運的育種者自然而然爬上社會階梯，那麼不幸的、退化的物種將繼續深陷較差品種的泥沼之中。

　　在他所有關於階級的書寫中，傑佛遜甚少使用「自耕農」（yeoman）一詞。他更喜歡用「栽培者」或「農夫」。直到一八一五年，他才在寫給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的信中提到「自耕農」。沃特的父親是馬里蘭的小酒館老闆。他後來成為傑佛遜的學徒，受他庇護，並成為一位著名的律師。他憑天賦異稟而成為貴族，受傑佛遜贊助的受益者。一八一五年，沃特即將完成派崔克．亨利的傳記，他請教傑佛遜十八世紀的維吉尼亞社會是什麼模樣。使用強而有力的地層暗喻，傑佛遜認為殖民地的階級流動停滯，社會秩序就像考古挖掘上的一層土。這些階級被分成「地層」，「不知不覺，上層掩蓋住下層，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擾亂他們靜止的秩序」。

　　傑佛遜把社會的最上層階級分為「貴族、半貴族、冒牌貨」。在他們之下則是「堅實的獨立自耕農階級，斜視上面那些人，卻不敢頂撞他們」。他把「最底層糟粕那些被稱為監工的最卑賤、低級、無道德的種族」放在最下一層。監工的任務是讓奴隸在南方的莊園裡從事勞動。將誠實的自耕農與監工糟粕兩相對比，傑佛遜刺耳地借用了英國傳統裡談及人類廢料的汙衊詞彙。不僅如此，他把監工描繪成皮條客，把他們的「帽子拿在手裡伸到紳士面前」；他們是邪惡的人，沒有那種令人嚮往的美德，他們假裝屈服，只為了滿足「支配的精神」。傑佛遜描繪的維州監工之惡，正如他筆下的製造者業，只不過是把工作臺的旋轉傳動裝置換成奴隸監工的鞭子。47

　　怪招一變，傑佛遜筆下的奴隸就從他的三重社會秩序中消失不見，成為局外的勞動者。傑佛遜把他們變成了監工手下的受害者，而非奴隸主的受害者。自耕農階級可能是他高貴栽培者階級的祖先，但是他們的血統仍然不清晰。傑佛遜認知中的小農既不高貴也不特別自立。但他把上層階級描繪成一組奇怪的品種：偉大的莊園主（純血統的貴族）在最上，但他們的孩子可能會下嫁，產生「半貴族」的階級。冒牌貨是外來者，膽敢稱自己是名門望族，雖然他們從未真正受當地人歡迎。儘管他兩年前與約翰．亞當斯交換過那些論點，傑佛遜的維州階級自然史證明精英和暴發戶都與「名門之後」婚配。為了金錢、名門和地位而結婚，這就是維吉尼亞的上層階級背後的催生因素。其中，血緣和血統是最重要的。

　　最後，雖然傑佛遜希望這個舊維吉尼亞已經消失了，真相比他所想的更為複雜。廢人就像監工一樣，繼續繁衍下去。貴族的孩子、半貴族的孩子，以及傑佛遜稱為「偽貴族」的新階級，社會地位漸漸提高，取代了過去的統治階級。他用不同土層來類比不同階級，其組成可能會改變，但區分最上層沃土和貧瘠下層的程序依然有效。

　　階級在美國恆定不變。如果自耕農對他之上的階級不以為然，那麼西進的貧窮農民將會面對一群新貴族：精明的土地投機者和大型的棉花和蔗糖莊園主。更犬儒的亞當斯一八一三年時曾提醒過傑佛遜，美洲大陸將被「炒土地的投機者」和新的種植主階級統治。栽培者這個光榮的稱號，對於偏遠地區的多數開拓者來說依然遙不可及。48

　　一八○○年時，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移居至阿帕拉契山脈和密西西比河之間的「邊境」（frontier）。聯邦政府無法有效監管大規模的移民，這遠遠超出政府的有限權力。即便如此，官員深知國家的未來取決於對這片廣袤領土的掌控。財政問題也牽涉其中。為了清償國家的戰爭債務，政府必須出售這些土地。此外，這些土地幾乎都有原住民，白人移民要定居在別人的土地上，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與美國原住民發生暴力衝突。美國能變得多偉大取決於殖民開拓者階級，這些人正往新領土挺進。西部會成為廢人的垃圾堆嗎？又或者美國能從西邊的自然資源中獲利，並以更公平的方式發展成一個大陸帝國？有太多不確定的變數。1

　　西邊領土從各方面看來都是美國的殖民地。儘管從一七七七年開始，每年的七月四日都可見慶祝的氛圍，但英國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許多焦慮仍未散去。在歡呼美國的偉大之外，沒人知道美國獨立是否真的提高了一般國民的地位。革命成功後，大多數美國人的經濟狀況實際上是惡化的。那些出脫土地的人，跨越阿帕拉契山脈向西前進，變成人數龐大的無地佔居者（squatters），這些人引發複雜的情緒。在許多人看來，這些移居的窮人象徵的是美國正重造英國最受鄙視和最貧困的階層：流浪漢。在革命期間，根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憲法通過前的第一份建國文件），國會在享有公民特權的人，和國家社會外的「乞丐、流浪漢和逃犯」之間，劃出了清楚的界線。2

　　居住在邊境地區的典型窮白人的形象讓人感到悲哀和震驚，但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是新型的柏德式「懶呆伯」、那些遊蕩鄉間的英國流浪漢。如果他們有什麼新鮮之處，恐怕就是觀察家發現的率真直爽：雖然這群人的舉止粗俗、衣衫襤褸，但有時觀察家會把這種革命後出現的「山野粗人」（backwoodsman）描繪得好客慷慨，因為他們會邀請疲憊的旅人到簡陋的小木屋一坐。但是，森林被砍伐、城鎮和農場出現後，很難保有這些良好的特質。隨著文明的到來，社會期望這些「山野粗人」能夠定下來、購買土地，並改變自己的野蠻生活，以適應文明社會──不然就要繼續移動。

　　儘管富蘭克林、潘恩、傑佛遜都認為美國人是適合廣大大陸的一支商業民族，十九世紀的美國品種評論家卻構思出一種不同的邊境性格。新一代的社會評論家特別關注的階級，生活在森林茂密的西北地區（俄亥俄州、伊利諾州、印第安納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密西西比河沼澤沿岸、南部偏遠地區的山區和沙質荒漠（西維吉尼亞州、南北卡羅萊納、喬治亞，以及新納入的肯塔基州、田納西州、阿拉巴馬州北部），和後來的佛羅里達州、阿肯色州和密蘇里州地區。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曾創造過大膽無畏的「皮裹腿」一角，小說中的「皮裹腿」（Leatherstocking）曾為早期的美國人提供森林嚮導。然而壯年庫珀在描繪鄉間的奇人奇事時，卻從啟蒙的抽象製圖學，急轉直下改以地方特色切入。美國人正在為自己建構神秘的認同。相較於座標網和人口統計數字，廣大的讀者更能接受旅人的故事。向西看、從東岸的城市和莊園移居到邊疆地區的同時，美國人發現了人煙稀少的荒地。他們看到的不是傑佛遜筆下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勤儉自耕農，而是小木屋中衣衫襤褸的佔居者。3

　　移居邊疆的佔居者「新人種」體現了美國人性格中最好和最壞的一面。這些美國荒野的「亞當」有著分裂的雙重性格：既是熱情的鄉下人、也是身藏短刀、攔路打劫強盜。「山野粗人」呈現出最好的那一面時，他們是樸素的哲學家、擁有獨立精神、淡泊名利的勇者。但是在一體之兩面的另一面裡，他們變成了白人野蠻人、喪盡天良的盜匪和挖人眼珠的人。這種不健康的人種在骯髒的小木屋裡過著野獸般的生活，狗在他的腳邊狂吠、妻子饑腸轆轆，膚色棕黃的混血兒更增添這場面的悲慘。

　　早期的共和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南方窮白人」（cracker）國家。只有少數人過的是城市生活，而農村的多數人口則向外擴展到文明的邊緣。雖然不列顛人曾試圖用《一七六三年公告》來禁止往西移居，但獨立戰爭消除了這些障礙，默許貧窮移居者大量湧入。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這兩者成了貧無立錐之地的移民的簡稱──照理來說，他們應該領先「真正的」農民一步；後者正是傑佛遜理想化的有商業頭腦的生產者。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離群索居，很少上學校或教堂，是無法擺脫貧窮的殘酷象徵。沒有土地，就會成為美國農村的下層階級。他們的身影沒入尚未開墾的領土中，隨意、隨處佔居（沒有土地所有權就佔據一塊土地）。如果這裡還用得上土地的類比，他們不是傑佛遜構思下的不同等級的土壤，而是像灌木的樹葉，或像骯髒的害蟲大量滋生於這片土地上。4

　　佔居者的悲劇來自他既停滯、又不穩定的狀態。沒有社會流動性的保證，佔居者唯一從國家得到的禮物就是繼續前進的自由。克里斯托佛森（Kris Kristofferson）的經典歌詞與它們的處境遙相呼應：對於窮白人或佔居者來說，自由不過是無可失去的另一種說法。

　　「佔居者」或「南方窮白人」都是美國特有的用語，建立在英語對懶散和流浪的觀念之上的新詞彙。在一八一五年的一本字典裡，「佔居者」被定義為新英格蘭人用的「暗語」，指的是非法佔用自己並不擁有的土地的人。一七八八年麻薩諸塞州聯邦黨人哥爾漢姆（Nathaniel Gorham）寫了封信給詹姆斯．麥迪遜討論麻州批准新憲法的制憲大會，這封信中提到的「佔居者」，屬於早期用法。哥爾漢姆把反對新聯邦憲法的人分成三類，其中包含西部幾個郡的夏伊士起義支持者；猶豫不決、可能會被固執己見的人引入歧途之人；以及緬因選民。最後這群人正是「住在別人的土地上」、「擔心遭受審問」的「佔居者」。當時緬因尚未獨立成為一州，還是麻薩諸塞裡偏僻的森林地區，而哥爾漢姆即將成為紐約州西部的荒土上最有權有勢的投機者。一七九○年時，「佔居者」一詞出現在賓夕維尼亞的一家報上，但不是拼成squatter，而是squatlers。「佔居者」指的是居住在該州西部邊境、薩斯奎哈納河（Susquehanna River）岸邊的人。他們是那種「坐在河床上」，假裝擁有頭銜，並趕走任何膽敢篡奪他們權利的人。5

　　闖入者和非法侵入者、未受監督的佔居者和窮白人種植莊稼、砍伐木材、在不是自己的土地上狩獵和捕魚。他們住在法律和社會教化力量之外的臨時小屋裡，常與美國原住民比鄰而居。在麻薩諸塞和緬因，佔居者認為如果他們改良土地──清除樹木、建造圍欄、房屋和穀倉，並為土壤施肥──那麼他們就有土地權（或應該獲得金錢回報）。他們實際上的土地權經常遭受挑戰；常常有家庭被趕走、房子被燒毀。佔居者經常挺而反抗，拿起武器，進行報復：一八○七年賓州一名男子槍殺了試圖驅逐他的警長。一八○○年，來自東岸的丹尼爾．希爾德雷思（Daniel Hildreth）因謀殺未遂經審判有罪，後來去找了地主報復。6

　　俚語往往是在其所描述的狀態出現之後才成為新詞彙。所以佔居者的出現早於這個詞的出現。早在一七四○年代，賓州的殖民地官員就發布了嚴厲的公告，飭令佔居富裕地主的西部土地的非法居民離開。然而遏止佔居者的行動不太成功，二十年後，法院認定惡劣的非法入侵可處死刑。但即使搬出絞刑架威脅，也無法阻止移居者穿過薩斯奎哈納河，下俄亥俄，往南至北卡羅萊納和喬治亞。7

　　英國軍官是首次記錄下這群無法控制的階級的人。早在一七五○年代，他們就被稱為「自然的渣滓」和「害蟲」；除了偷竊和特許狀，他們沒有任何謀生的方法。軍方譴責這些人，卻也利用了他們。這群龍蛇混雜的殖民開拓者移居大隊聚集在軍營旁，扮演著大西洋沿岸殖民地和內陸原住民部落之間的緩衝區。諸如皮特堡（Fort Pitt，後來的匹茲堡），以及俄亥俄河、阿勒格尼河（Allegheny River）和莫農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交會處，都可見這些人的身影。佔居者是準罪犯階級，士兵把他們的女人當作妓女。這些人跟在軍隊後隨軍謀生，有時假扮商人，有時假扮為家庭。8

　　殖民地的指揮官，如瑞士出生的賓州上校亨利．波桂（Henry Bouquet），把他們當作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麻煩製造者，但偶爾也會雇傭他們來攻擊殺害所謂的野蠻人。就像英國圍捕流浪漢再把他們送去抵禦外侮一樣，這些殖民地的邊緣人沒有長久的社會價值。一七五九年，波桂曾說改善殖民地邊境地區的唯一方法是定期修剪。對他來說，戰爭是件好事，有助消滅害蟲，清除垃圾。他寫下：他們「跟野蠻人半斤八兩」，「他們的孩子像野獸一樣在森林裡長大，對宗教或政府一無所知。」要「改良此一品種」非人力所及。9

　　「佔居者」（squatter）與「蹲坐」（squat）一般不是什麼高雅的詞彙。這個詞涵蓋壓扁、變平或壓毀的意思；讓人聯想到四散、揮灑、人多到溢滿大地的意象。那些借用這個詞彙的人，重新喚起了對人類廢料更古老的、粗俗的汙蔑，就像「蹲著拉稀」這種用語。到了十八世紀晚期，在布豐的影響下，「蹲」這個字與較低等的民族連結在一起，像是霍屯督人（Hottentots），據說他們是蹲著開政治會議。在七年戰爭中，英國軍隊與印地安人作戰時採用蹲下和躲藏的戰術──本質上是模仿敵人的伏擊。別忘了顯而易見的事實，蹲、坐，和站（standing）完全相反。「standing」作名詞時，傳達是英國保護領土權的法律原則。「權」（right）一詞源於「直挺站立」。人的合法「身分」（standing）代表的是文明社會的一切。10

　　「南方窮白人」最早是於一七六○年代出現在英國官員的紀錄中，用來描繪一群特質幾乎完全相同的人。在一封給達特茅斯勛爵（Lord Dartmouth）的信件中，殖民地的英國軍官解釋，被稱為「南方窮白人」的這群人，是「大吹牛家」、「維吉尼亞、馬里蘭、南北卡羅萊納河喬治亞邊境地帶，時常改變住所、無法無天的流氓」。身為化外之地的「土匪」、「惡棍」和「偷馬賊」，他們被斥為「遊手好閒的散兵游勇」和「一群比印地安人還壞的流浪漢」。到了獨立革命時，他們的犯罪行徑把他們變成了殘忍的印地安人殺手。曾有卡羅萊納邊境的目擊者描述，有個窮白人「彪形大漢」將一位切羅基印地安人（Cherokee）對手摔到地上，挖掉他的眼睛，活生生剝掉他的頭皮，然後再用槍柄把他的頭骨打碎。殘忍殺戮是他們的正義準則。11

　　他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卡羅萊納，或是更早之前維吉尼亞的賤民和叛徒。一七六○年代，英國國教派牧師查理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曾花了六年時間遊走卡羅萊納的荒野。他為懶惰、放蕩、醉酒、淫亂的男女留下了最具譴責意味的紀錄。他認為這些人是他所見過的英國殖民開拓者裡，最最劣等的一種。他遇到的「維吉尼亞窮白人」蠢到會為了一坨「屎」而爭吵。這些女性天生「淫蕩」，經常把胸臀兩處的衣物拉緊，以突顯自己的身材。不信教的男女寧願醉醺醺地狂歡，也不願聽牧師枯燥的講道。總而言之，南方窮白人跟北邊的佔居者一樣懶惰、不道德。12

　　「南方窮白人」一詞的起源和「佔居者」一樣耐人尋味。一七六○年代的「劈啪響商人」（cracking traders）一詞用來描述喧鬧的吹牛家，他們常撒謊、說粗話。一個人也可以開個玩笑（“crack” a jest），而粗魯的英國人「放」屁（“cracked” wind）。鞭炮劈啪響、爆裂、炸開時吵鬧不堪，還會散發臭味。「蝨子窮白人」（“louse cracker”）指的是滿身蝨子、邋遢、噁心的人。13

　　與這個流行詞有關的另一個重要的語言連結是「crack brained」這個形容詞。它的意思是瘋狂的人，在英語俚語中意指傻子或瘋子。精神和身體上的懶惰都是重要特質。湯瑪斯．杜塞（Thomas Tusser）寫了一本關於農牧業的小冊子，這是十六世紀最流行的相關著作。他在文中這樣描述：「兩個優秀的乾草曬製工，勝過二十個蠢蛋。」「南方窮白人」是廢人的化身；他們虛度光陰，只會說大話和胡言亂語。14

　　美國南方窮白人相當愛挑釁。他們以「殘忍為樂」，意味著他們不僅脾氣暴躁，而且很危險。他們是邊疆「無法無天的惡棍」，體格瘦弱，像劣等動物。荒山野嶺裡的商人很像是一群「無賴的鹿」。（「無賴」是垃圾的另一個同義詞。）南方窮白人撿垃圾維生，精力充沛、反覆無常。他們也可以扮演傻瓜，就像柏德的「蠢呆伯」一樣。15

　　一七九八年，《獨立宣言》的簽署人班傑明．魯希（Benjamin Rush）博士寫道，賓夕維尼亞的佔居者感染上印地安人的「風格」，尤其是他們的「暴力的」勞動，「之後是長時間的休息」。也許他們的南方雙胞胎遵循著同樣的本能節奏，但是越往南，就有越多沒有土地的窮人沉迷於長時間的怠惰之中。魯希把賓州描述成「篩子」，篩去了往南邊去的佔居者。賓州留下的是較健壯的窮人，那些願意在堅硬土壤上耕耘的人，懶惰的人最後去了維吉尼亞、北卡羅萊納和喬治亞。魯希對該地的描繪中，來自北方各州的佔居者進入南方偏遠地區後，似乎都會變成窮白人。16

來自田納西的第一位西部總統

　　「佔居者」和「南方窮白人」的持續存在，讓我們瞭解邊境的社會流動性到底有多低，打破了傳說的迷思。在西北地區（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密西根和威斯康辛領地）、綿延的上南方地區（肯塔基、田納西、密蘇里和阿肯色領地）以及佛羅里達（東和西），階級都按固有的方式的形成。投機者和大地主──包括不住在本地的土地投資者和擁有土地的鄉紳──擁有最大的權力和政治影響力，在決定土地如何分配上常常佔有明顯的優勢。中階的地主與大地主有私人或政治上的關係。在阿帕拉契山脈西側的新興城鎮，如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被稱為「西邊的雅典」，隨著道路的增加，商業也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七年之間出現增長，於是新興商人中產階級開始扎根此地。列克星敦這樣的小鎮也給予小農一定支持，因為小農受市場的波動影響，比較不易保有耕地。而鎮上也看得到較低階級的工匠在遊蕩。17

　　隨著大量新殖民開拓者的湧入，佔居者也登上歷史的舞臺。佔居者有時是一家人，有時則是單身男性，被視為一個獨特且麻煩的階級。西北領地的人把他們看作是毫無生產力的老兵，以及建立健康的商業經濟之前需要清理乾淨的垃圾。總統傑佛遜稱之為公共土地的「入侵者」。有些佔居者擔任臨時工維生。他們全都生活在商業市集的邊緣。18

　　受過教育的觀察家們害怕社會失序。這種害怕特別在一八一九年的金融恐慌之後達到高峰，當時的政治作家預言西部會有「大量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越來越多的窮人殖民開拓者和未受過教育的佔居者「準備好要叛國和搶劫」──這種老調的說法讓人想起一七八六年夏伊士起義時流傳的耳語。恐慌過後，聯邦政府制訂了一項土地買賣管制計畫，將土地價格維持在一定水準，價格高到可以剷除下等的窮人。19

　　到了一八五○年時，新西南各州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沒有房地產，這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下層階級找不到通往土地和財富的脫貧之路。佃農一不小心就會淪為無尺寸之地的佔居者。在西北地區，土地仲介四處兜售，並極力阻止佃農租地。聯邦政府的購地法對有錢的投機者較為有利。阿帕拉契山脈西側的無地之人更有可能選擇冒險搬到其他地方，而非留在同一個地方繼續努力往上爬。20

　　遍布美國各地的佔居者使他們成為強大的政治隱喻。大眾後來想到佔居者，就會想到下面五種特質：一、惡劣的居住環境；二、口無遮攔、大放厥詞的習性；三、對文明和都市人的不信任；四、天生熱愛自由（也就是放蕩）；五、退化的育種模式。然而，即使有如此多的缺點，佔居者也有些美德：心思單純的山野粗人會歡迎陌生人進入他的小木屋，這位一流的說故事人能整晚都在娛樂他的訪客們。這樣一來，佔居者就不僅僅是佔據他人土地的粗魯流氓，他們的雙重身分帶來了一點點的正面意涵。到了一八三○、四○年代時，佔居者成了黨派政治的象徵，被譽為傑克遜式民主的典範。

　　美國人常常忘記安德魯．傑克遜是第一位當選總統的西部人。他身材高大瘦削，活脫脫就是個骨瘦嶙峋的山野粗人。他的臉上刻滿邊疆生活帶來的風霜，他的心臟旁還真的卡著一顆子彈。他發起怒來十分火爆，會對敵人進行報復，但他卻常常不經三思就貿然行動，用自己那一套來合理化種種行為。他飽受爭議，使他成為了攻擊的目標；他的攻擊者把他塑造成來自田納西的南方窮白人。他的妻子瑞秋．傑克遜的鄉下離婚案以及她雪茄和玉米芯菸斗不離手，在在證實了這對夫婦是納什維爾來的鄉巴佬，至少在東部批評者眼中就是這樣。21

　　傑克遜和他的支持者塑造出另一種形象。連續三次總統競選期間（一八二四年、一八二八年、一八三二年），傑克遜將軍被譽為「老山胡桃」（Old Hickory），對照克雷夫科爾把美國人喻為精心培育的植物的類比，兩者對比鮮明。出身舊北卡羅萊納州西部的窮鄉僻壤，傑克遜這位田納西人具備堅定的意志以及強硬的領袖氣息。他非常像印地安弓與胡桃木丈所用的堅硬密實木材，這也是他暱稱的由來。22

　　傑克遜的性格讓人既愛又恨，既能吸引選民，也為人痛恨。他是第一位利用傳記來競選的總統候選人。選民喜歡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家風範，因為他比不上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之子）和亨利．克萊（Henry Clay）這兩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對手。他的支持者喜歡的是他不拘小節，他的熱愛土地，以及他對田納西荒野的認同。作為美國「南方窮白人之國」的代表人物，傑克遜無疑在民主的意義上增添了新的階級面向。

　　但傑克遜總統的歷史意義並非平等，而是新型的侵略擴張。一八一八年，安德魯．傑克遜將軍未經總統批准就入侵佛羅里達；當上總統後，他支持強行驅逐東南各州的切羅基人，並故意無視最高法院的意見。傑克遜奪取並清理土地，必要時使用暴力，並且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行動，他可說是「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的政治代言人。

密西西比尖叫者、肯塔基玉米窮白人、印第安納胡希爾

　　在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之前的二十年裡，「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逐漸成為美國邊境貧窮鄉巴佬的最大族群。毫不奇怪，正是他們的自然環境讓他們與眾不同。一八一○年，鳥類學家和詩人亞歷山大．威爾遜（Alexander Wilson）沿著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從匹茲堡旅行到紐奧良，途中他不僅記錄了天上的飛鳥，也記錄了盤據土地的佔居者。他發現這種人跟飛鳥一樣都是奇特的物種。在為費城一家雜誌撰寫文章時，威爾遜指出，本應風景如畫的荒野，現在散布佔居者醜陋的「古怪木屋」。

　　自然學家偶然發現的小屋和茅屋周圍長滿雜草。土地上沒有任何耕種的跡象。威爾遜諷刺地把這些隨時可能倒塌的房子描述成「洞穴般的廢墟」，「裡面是更骯髒的洞穴」。全家人睡在一張單人床上，或者像威爾遜說的「晚上都睡在狗窩裡」。小貓爬進破的櫃子裡，豬躲進了盆子裡，雨水灌入漏水的屋頂。佔居者的男性家長戴著一頂破爛的帽子，穿著一件「又髒又破的」襯衫，「他的臉沾滿了塵土和煤灰」。23

　　對於移居美國的蘇格蘭人威爾遜來說，居住地是衡量人的標準，標誌著他進步的能力或衰退的可能性。如果每個人的家都是他的城堡，那麼美國邊境的佔居者住得比農民糟。威爾遜殘酷地諷刺，將佔居者的小木屋形容為「美國一流建築的樣本」。他不相信這群一貧如洗的人找得到什麼值得誇耀的東西，但是他們自豪地說美國是機會之地。24

　　有許多像威爾遜這樣的人，他們把佔居者放在比赤裸的野蠻人更低的社會位階上。至少美國印地安人住在森林裡。這些窮佔居者居住的偏遠地區，依然讓人想到垃圾堆。在西部地區並沒有真正的社會階梯，也沒有打造社會流動的堅實基礎，更沒有幾個人能從無盡深淵往上爬，而廢人正是從深淵中滲出。從阿帕拉契山麓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河岸，這個國家是倒退、墮落的。那個佔居者被時間凍結了，永遠無法翻身。他原始的小屋是他下層階級的牢籠。

　　城鎮和邊遠地區之間的距離不只數哩。距離是會成長的，形成了階級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當時有些人正抱持這樣的觀點。受過教育的人習慣性地很難相信自己的國家會有這樣的人。例如一八一七年，湯瑪斯．傑佛遜的孫女科妮莉亞．藍道夫（Cornelia Randolph）寫信給她的妹妹，信中談及這趟旅程和祖父的自然橋，這是傑佛遜在蒙地切羅西邊九十哩處的財產。她說，在這裡，她遇到了「生活在山脊西部的半文明人種」。她遇到的孩子們幾乎都衣不蔽體，還有個男人在他們面前昂首闊步，「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她不以為然地指出，在這個亂七八糟的大家庭裡，只有「兩三雙鞋」。他們講話粗俗放肆，她為此感到特別驚訝。他們目無禮法尊卑，與前總統交談時，就好像在跟失散多年的家庭成員說話一樣。科妮莉亞相當自傲自己是維吉尼亞貴族，她相信自己比那些下層佔居者的地位高出許多。更令她不悅的是，她驚訝地發現，這個貧窮的家庭對他們自己的可悲處境絲毫不以為恥。25

　　在科妮莉亞．藍道夫的信裡，階級一覽無遺。受過教育的旁觀者在審視那些遊蕩於偏遠地區的粗野角色時，我們能看出他們的輕蔑。然而，要使他們成為一個新的品種，要注意的不僅僅是粗糙的生活條件。這些山野粗人與南方窮白人都有著與眾不同的外貌特徵，以及特定的走路姿態。一八三○年，一名城市來的冒險家前往阿帕拉契西側地區遊歷。對同床的旅伴，他做出以下幽默的觀察：「下巴像燈籠一般突出、身體似乎有雙重關節般有彈性，這個山野粗人不穿鞋就有七呎一吋高。」在伊利諾州南部，一個典型的鱷魚獵人也有著相似的體型：「枯瘦、四肢修長、長下巴的強納森。」（「強納森」在這裡的意思是「傢伙」，用來叫一般美國人的常用稱謂。）南方窮白人女人同樣下巴突出、皮膚黝黑，而且往往沒有牙齒。26

　　婦女和兒童是擁有或缺乏文明的重要指標。一八三○年代，駐紮在佛羅里達的軍官認為「南方窮白人女孩」跟野獸差不多，舉止跟水手沒兩樣，經常可看到她們抽菸斗、先嚼再吐菸草、滿嘴髒話。一名來自東北地區的中尉看到她們的破爛服裝、髒腳、蓬亂的頭髮和沒洗的臉，因此認為她們跟妓女一樣。用他的話來說，南方窮白人階級全都是「口出穢言、懶惰、無所事事的蕩婦！」27

　　北至緬因州、南至佛羅里達、直到西北至西南領地都能找到這種「粗野人格」。他們有了地方化的名字，如「密西西比尖叫者」（Mississippi screamers），他們跟南方窮白人一樣學會了印地安人的戰鬥呼聲，還很喜歡尖叫；或「肯塔基玉米窮白人」（Kentucky corn cracker），因為碎玉米是這些窮人的主食；還有「印第安納胡希爾」（Hoosiers）。沒有語言學家能精確定義「Hoosier」這個詞。即使如此，此一階級的特色都差不多。胡希爾男人經常信口開河、撒謊、吹噓，並且隨時準備攻擊任何侮辱了他醜陋的妻子的人。就跟所有南方窮白人一樣，他們經常在街頭進行殊死鬥。與佛羅里達的女孩比起來，胡希爾女孩的粗魯也不遑多讓。據說，胡希爾女孩的求愛儀式，包括又踢又踹和扯頭髮。28

　　性行為是階級地位的另一項重要標誌。在一首當時著名的詩〈胡希爾之窩〉中，作者回去使用蘇格蘭自然主義者威爾遜的語彙。在這裡，小木屋也是野外的巢穴、半獸人的隱居處、任意繁殖的絕佳場所。這位詩人使用種族歧視的汙衊用語，將孩子們稱為「Hoosieroons」──意思是帶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的混血兒、是該階級的種變。在漏水的屋頂下，沒有人流有健壯拓荒者的血統。相反地，貧窮的印第安納佔居者生出的是一打基因退化的骯髒黃皮膚頑童。29

　　髒亂的小木屋、不知禮義、以及大量生殖，使得「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成了一種不同的階級，從他們說話的方式也可得到驗證。英國倫敦東區的下層方言經過美國鄉村地區的轉化，就成了偏遠地區的土話。一八三○年甚至出了本「南方窮白人辭典」，保存著古老的俚語。例如說「突下巴」（Jimber jawed），這個詞是用來形容嘴巴動個不停的話匣子；南方窮白人的突下巴也影響了說話風格。「環尾咆哮者」（ring tailed roarer）是暴力的那型；「咀嚼」（chewed up）描述的是某人的耳朵、鼻子或嘴唇被咬掉。30

　　但是下面這個多音節的字是這些人的最佳體現。南方窮白人把「蹲下」（squat）這個字做了動詞變化，改成了「obsquatulate」，用來表達潛行或潛逃的意思。對於不會在同個地點定居下來的南方窮白人來說，「obsquatulate」形容的是英國流浪者的美國後裔的某種活動。他們可能會像一個潛逃的僕役一樣逃跑，或者漫無目的地以緩慢的步伐漫步。無論是哪種情況，骯髒的雙腳和骯髒邋遢的生活方式都是用以定義這群人的特質。31

捍衛佔居者的「西部之獅」克羅凱

　　傑克遜並不是唯一一個全國知名的田納西人。雖然大衛．克羅凱（David Crockett）到了一八三○年代時以「獵熊者」和「西部之獅」而聞名，他擔任過民兵偵察兵和中尉、治安官、鎮長、州代表，最後成為美國國會議員。他於一八二七年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歷史上著名的大衛．克羅凱之所以值得探討，是因為他自學成才，靠土地為生，而且（本書最關注的是）熱心捍衛佔居者的權利──因為他自己也曾經是佔居者。作為一名政治家，他投身於捍衛無地窮人的運動。32

　　克羅凱出生在「富蘭克林州」（state of Franklin），一個不合法的州。它一七八四年時已宣布從北卡羅萊納州獨立。但一直沒被承認。富蘭克林州後來被併入田納西州，成為一個戰場，因為投機商和佔居者爭先恐後想控制最肥沃的耕地。他們的活動引發了與切羅基人之間無止境的衝突，而他們明目張膽的違反條約又使衝突變得更嚴重。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是田納西的第一任州長，他是擁有龐大土地的投機者。切羅基人給他取的綽號是「下流隊長」（Dirt Captain）。從一七九七年到一八一一年，聯邦政府定期派兵至田納西州清除佔居者，這只會增加這些下等人對華府的敵意。對於出身卑微、願意堅守立場的克羅凱來說，他的人生哲學很簡單：「毅力造就個人」。但重要的不僅僅是毅力；強健體魄和多子多孫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特質。一八三○年，克羅凱史無前例地向國會請願，希望能給田納西州的一名居民大片公共土地──不是因為他工作努力，而是因為他的妻子生了三胞胎。33

　　克羅凱是種很特別的美國人，是可愛的棄兒孽子，因編造誇張的故事而聲名大噪。據說他在國會發表了一次演講（但是否是他的原話值得懷疑），他稱自己為「各位見過的最野蠻的動物」。他擁有超人的力量，他可以「像狐狸一樣奔跑，像鰻魚一樣游泳，像印地安人一樣喊叫」，還可以「一口吞下一個黑鬼」──這樣荒謬的種族主義言論，可能是為了表達他對擁有奴隸的莊園主的敵意。克羅凱私下也有奴隸，但在國會，他反對大莊園主鯨吞蠶食大片土地。他支持一項法案，該法案建議聯邦政府把土地直接低價賣給佔居者。他還反對讓法院雇用破產債務人，讓他們無償工作──新型的契約奴役。克羅凱的「南方窮白人方言」說得很流利，一八三○年的字典就是證明：字典記載，是他創造了「環尾咆哮者」這個詞來形容暴力的人。34

　　克羅凱的自誇帶有明顯的階級特色。一八二八年時，他聲稱可以「背著蒸汽船穿越密西西比河」，「打死大山貓」。他說他唯一做不了的事就是在國會發表標準的演講──很奇怪，因為他相信他能擊敗眾議院裡的所有人。他不像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階級學過的雄辯術，也缺乏他們具備的辯論能力。他幽默的演講讓他「威名遠播」，但對許多觀察家來說，他仍然是「小丑」，引人發笑。根據報紙報導，克羅凱的奇特故事和古怪諺語把他變成了一隻跳舞的熊，穿著「大衣和馬褲」，表演粗俗的雜耍。35

　　克羅凱山野粗人式的誇大言論，往往掩蓋了真正的他。雖然克羅凱從未授權，但許多山寨出版社紛紛出版了他的故事。《一八三七克羅凱年鑑》中有一幅粗糙的版畫，畫中主角是玉米南方窮白人，沒有刮鬍子，身披鹿皮，手裡拿著一把來福槍。他頭上還戴了一頂嚇人的浣熊皮帽子，浣熊的頭還連在皮上。在另一幅版畫中，克羅凱的女兒騎在一隻三十七英尺的巨大鱷魚背上，像是牛仔競技秀上的明星一樣。無論他是與現代的惡龍作戰，還是在一個超現實的窮鄉僻壤裡完成神奇的壯舉，克羅凱的野蠻本性似乎很適合出現在嘲諷騎士精神的史詩裡。他雇用的代筆作家和代筆傳記作者把克羅凱變成了野人、沒受過好教育的吹牛大王。然而，他們同樣欣賞他智取汽船、熊和圓滑鎮民時的自吹自擂。36

　　他自吹自擂，卻從來不曾被當作英雄看待。他可能比「阿勒格尼山兩側的所有伐木工人」跳得更高、「蹲得更低」，但很遺憾地，他的正當政治話語權卻被他的喜劇性格掩蓋了。克羅凱議員一八二四年或許曾在田納西眾議院說過，投機者就像是鬼鬼祟祟的浣熊，但他從未忽略有哪些法律手法被用來誘導貧窮的殖民開拓者放棄自己的土地權證。跟傳說中不一樣，這個人揭露了偏遠地區的階級衝突，在那裡，真正的投機者與真正的佔居者經常發生衝突。37

　　在一八二八年的大選中，大衛．克羅凱是安德魯．傑克遜的熱情支持者，但他很快就拋棄了這位專橫的將軍。克羅凱的土地法案讓他在田納西州樹敵不少；他還反對印地安人遷離法案，該法案允許政府強制驅逐東南各州的切羅基族和其他「文明部落」。印地安人被驅逐的同時，佔居者也面臨不公平的對待，他們被驅逐出公共領域，並被禁止獲得他們已經定居和開墾的土地。傑克遜的盟友對克羅凱的叛變做出回應，說他令人討厭、沒有受過教育。

　　克羅凱指責傑克遜背叛了自己的原則，並拒絕盲從黨派政治的走狗。一八三一年時，他寫道他「不會套上寫著『安德魯．傑克遜的狗』的項圈」。三年後，談到屈從黨意時，他以侮辱性的言論說，他寧願「變成黑鬼、狸貓，也不要做任何人的黨羽」。在克羅凱的邊境階級分級中，由上而下分別是自由的白人男性地主、佔居者、黑人男性、狗，然後才是黨員，如果要照著他上面所說來劃分。38

傑克遜與南方窮白人的粗魯本能

　　民主黨人安德魯．傑克遜與克羅凱的關係緊張。因為傑克遜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純粹的意志和全然的衝動之上，許多同時代的人也和克羅凱一樣，紛紛起而反之。他大多數的忠實支持者最終都分裂，站在反對派那一邊，並加入輝格黨①。傑克遜引發了大大小小的爭議。由於傑克遜的政治經歷相對較少，因此他競選總統時，大眾特別關注他的個性。為了選總統，他請人寫了傳記，填補了他戰功赫赫外的空白。支持者把他當作凱旋英雄，反對者稱他為「安德魯一世」國王。兩派人馬都特別關注他反覆無常的情緒。他顯然缺乏過去歷任總統具備的教育和教養。39

　　傑克遜曾短暫進入國會，卻無甚成就。除此以外，他是華府的圈外人。他的參選資格來自戰爭，但他過去的歷史卻引發激烈的批評。他的熱情支持者說他在精神上繼承了偉人華盛頓將軍，但傑克遜的出生地距離波多馬克甚遠，其實在阿帕拉契山脈的另一邊。「老山胡桃」生活過的地方人口稀少、法律徒為空文。他是一個在民間享有聲譽，卻未能擠身權力殿堂的奴隸主。比起東岸，很晚才有人去田納西定居；在田納西州的偏遠地區中，擁有土地似乎與階級地位沒什麼關聯。傑克遜一八二四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有位新英格蘭地區的記者就此表達過內心的疑惑：「強健的西部之子」指的到底是哪些人？40

　　在大眾的想像中，想到傑克遜就會聯想到野蠻、暴力的場景。他在一八一五年的紐奧良戰役中取得輝煌的勝利，他被認為是「初出茅廬的山野粗人」，擊敗了「無敵」的英國敵人。對英國人來說，他是「森林裡的拿破崙」。他透過血腥暴力在政壇嶄露頭角。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四年，他在阿拉巴馬的沼澤地裡屠殺了紅棍派克里克印地安人（Creek Nation）。一八一五年一月，他讓數百名英國士兵在紐奧良沼澤裡等死。傑克遜和美國詩人一起誇大英軍的死亡人數。有名詩人如此讚頌，「血流成河的平原上，屍橫遍野」。這倒並無誇大。屍體漂浮在河川和溪流中，數十年後的旅人都還能發現戰敗者的屍骨。41

　　傑克遜的外表和行為都不像傳統的政治人物，這是他的主要魅力。一七九六年，傑克遜從田納西來費城就任美國參議員，賓夕維尼亞的國會議員阿爾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對他的描述是「高大、瘦長、粗野的人，額前垂著長長髮絲，背後拖著鰻魚皮紮的辮子」。後來的觀察家對這位枯瘦將軍的印象是舉止僵硬、歷經滄桑。他患有落後地區的疾病。湯瑪斯．傑佛遜不曾評論過他的外表，而是在傑克遜身上看到了野蠻的本能。曾有一次，傑佛遜目睹他氣到說不出話來，而口不能言是原始人和未馴化的野獸的典型象徵。42

　　終其一生，他都擺脫不掉脾氣暴躁和缺乏學養的印記。他的某個死敵說得最貼切：「他在日常談話中十分粗魯，用咒罵來彌補自己論理能力的不足。」傑克遜的論述能力有限，他表達觀點的方式很笨拙，只要有人意見與他相左，馬上就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這種行為，讓他脫離不了普通士兵和粗野南方窮白人的形象。在《山野粗人與佔居者》（A Backwoodsman and A Squatter）一書中，一位諷刺作家捕捉到這種人的神韻，說這些人以「破口大罵，血口噴人」著稱。43

　　有個支持傑克遜精神的法國人曾說過，西部人有種「男性自由的粗魯本能」（rude instinct of masculine liberty）。傑克遜好戰的風格、時不時的決鬥和巷戰、私人間和政治上的憤怒報復行為，似乎很符合上面的說法。在這樣的精神下，獨立來自於剷除土地上的潛在威脅。威脅可能來自印地安人、敵對的佔居者、政敵，或《一八三七克羅凱年鑑》中所描述的「鰻魚皮」東部人，這些人用花言巧語得到想要的東西。南方窮白人始終認為生存至上，遠比法律細節或禮貌禮儀更重要。正是以上特質，把傑克遜的公眾形象困在南方窮白人的框架中。44

　　紐奧良戰役之後，傑克遜於一八一八年率領軍隊進入西班牙掌控的佛羅里達。不經田納西州長批准，他就開始招兵買馬，然後假裝是要逮捕攻擊美國開拓者的塞米諾爾族的印地安人（Seminole Indians），實則入侵東佛羅里達。當他進攻彭薩科拉（Pensacola）戒備森嚴的西班牙人時，原先為了逮捕印地安人的襲擊很快演變成了全面的戰爭和佔領。45

　　傑克遜不只佔領了西班牙的土地，他還違背自己的命令，無視國際法。在佔領佛羅里達的幾個城鎮，並逮捕了西班牙總督後，他無緣無故處決了兩名英國公民。英國媒體大力嘲諷傑克遜，稱這位美國少將為「手上沾滿鮮血、兇猛的北方佬海盜」。在一幅辛辣的諷刺漫畫中，傑克遜被畫成皮膚黝黑、耀武揚威的土匪，身邊站著兩排衣衫襤褸、沒有鞋穿的暴徒，用骨頭打鼓，戴著骷髏頭而不是帽子。46

　　傑克遜既是海盜，也是偏遠地區的窮白人惡棍。他不受約束，也無法被約束。據說，在入侵佛羅里達的過程中，他得到扮成「白人野蠻人」的佔居者的幫助，這些人可能催生了傑克遜的爭議性行動。佛羅里達之役其實是場佔居者的戰爭，跡象處處可見。士兵報告說，塞米諾爾族的戰士只攻擊了「南方窮白人的房子」，未動英國人或北部的殖民開拓者一根寒毛。47

　　知名評論家堅持要國會進行調查。深具影響力的眾議院發言人亨利．克萊要求國會譴責這名流氓將軍。傑克遜去了華府，譴責執法部門，並告訴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他只會跟門羅總統談佛羅里達事件，其他人無權置喙。有傳言稱，傑克遜威脅要砍掉一些參議員的耳朵，因為他們敢於在國家舞臺上調查並羞辱他。48

　　傑克遜曾用粗鄙的詞彙解釋，領土爭端應該透過暴力手段解決，不能只靠言語。他曾解釋他對印地安人的政策是對「不人道的血腥野蠻人」進行「報復性復仇」的權利。一八一八年，一本頌揚式傳記將他奉為「偏遠地區的摩西」（backcountry Moses），用聖經般的上帝之怒來執法。對於那些抗議他不重視國際法或憲法細節的人，傑克遜的辯護人稱他為「戰爭中的愛國者，太過愛國，所以無法顧慮到法治」。然而，即使是這位將軍最忠實的粉絲也不得不承認他脾氣暴躁。一八二五年，亨利．克萊高調宣稱傑克遜只是一個「軍事酋長」（military chieftain），這種說法暗示了他身上帶有部落、原始、完全反共和的特質。當他在一八二四年和一八二八年兩度問鼎總統大位時，塞米諾爾戰爭仍然是政敵攻擊的重點。49

　　在傑克遜的辯護者口中，他代表了騎士精神，但他的批評者卻不甚認同這個形象。他並不是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而是為了讓佔居者、暴徒和野蠻的白人長驅直入，才去攻下佛羅里達的土地。但與克羅凱不同的是，傑克遜從來不曾支持佔居者的權利。當上級命令傑克遜驅離佔居者時，他動用了軍隊。然而，他贊成白人佔有土地的理由，就跟佔居者一直以來的主張一樣：凡是開墾和改良一塊土地的人，就算得上是居住者。傑克遜的想法，塑造了他總統任內的印地安人驅離政策。他認為，印地安人不應該被視為擁有公領域特殊權利的主權國家，而應該被視為從屬的階級。就像佔居者一樣，如果印地安人沒有被同化，或者沒有能力改良土地並獲得土地所有權，他們就可以被強行驅離。作為總統，他很願意用武力來趕走貧窮的非法侵入者。只有佔居者拒絕被趕走，像是一八三三年阿拉巴馬的事件，而政府官員也表達支持，傑克遜總統才會願意讓步，為白人開拓者爭取更有利的條件。50

　　對於傑克遜的批評者來說，要找到能反駁他的官方版競選宣傳的論述易如反掌。一八○六年，他在一場決鬥中開槍打死了一個名叫查理斯．迪金遜（Charles Dickinson）的年輕律師，這場決鬥在傑克遜的心臟邊嵌了一顆子彈。迪金遜屍骨未寒，他卻毫無紳士風度地反對迪金遜的遺孀獲得經濟援助：在他看來，這個惡棍身邊的一切必須永遠消失。一八二四年有人對這段事件進行重述，根據這項說法，傑克遜並沒有讓他一槍斃命，而是站在那裡看著冒犯過他的律師全身顫抖，罵他「該死的懦夫」，然後再冷靜地瞄準，近距離開槍打死他。另一起事件發生在一八一三年，傑克遜在納什維爾酒店，與他的前助手湯瑪斯．哈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和其兄弟傑西（Jesse）突然進行一場槍戰。傑克遜一八二八年競選總統時，湯瑪斯．本頓公開回憶這場死裡逃生的槍戰，成為新聞。51

　　但在傑克遜的前科中，所謂的「棺材傳單」（Coffin Handbill.）是最糟糕的一條。他被指控在一八一三年的克里克戰爭中殺害了六名手下的士兵；一八二八年的夾報傳單上畫了六具黑色棺材。因此，他手上不只沾了印地安人和英國人的血，死在他手中的也不只有紈褲子弟迪金遜律師。同一張傳單上還有另一幅插圖，圖中傑克遜正在進行一場手段卑鄙的巷戰，他拿著一把藏著劍的手杖，把它刺進一名男子的背部。就像會咬人、踢人、不分青紅皂白攻擊別人，並把武器藏在外套下的南方窮白人好戰分子一樣，傑克遜的形象殘忍無情──這與深思熟慮的共和黨仕紳風範正好相反，而後者正是穩重政治家的特質。52

　　早在「棺材傳單」廣為流傳前，傑克遜就已因為諷刺漫畫而心煩意亂。一八二四年，傑克遜寫信給朋友說，「有人用盡全力要把我抹黑成野蠻人；一手拿著剝皮刀，一手拿著戰斧；隨時準備把和我意見相左的敵人撂倒，把他的頭皮剝掉。」他雖然否認了諷刺漫畫的呈現，卻無法否認自己的暴力傾向。53

　　傑克遜的形象在一八二○年代初開始扭轉，變得更有吸引力、更為美化。這個形象下的傑克遜是個局外人、出身「原始森林」的天賦奇才，他能夠將華府的腐敗一掃而空。一位傑克遜的狂熱支持者提到，傑克遜參選總統引發「華府權貴家僕的嘲笑和奚落」，這位支持者譴責「華府的美國情懷的墮落」。傑克遜不是政府中的奴才或寵臣，因此，他缺乏教養、缺乏政治家風範的風格反而是一大優勢。54

　　一八一九年，肯塔基州的議員大衛．沃克（David Walker）在國會發表演講，他利用上述形象，指責眾議院議員對傑克遜塞米諾爾之役的調查失當。沃克強調了階級以及文化差異，將首都的議員代表與居住在遙遠的佛羅里達邊境的美國人區分開來。傑克遜是「吃苦耐勞、飽經風霜的將軍」，他長年征戰沙場的歷練，讓他更能夠判斷邊境戰爭的情勢。他親身體驗過被圍攻的痛苦艱辛。調查委員會成員每天只是坐在家裡，他們的家人吃得飽穿得暖。這些人真的能夠了解邊境家庭的磨難嗎？沃克嘲笑傑克遜批評者是「鎮上散發脂粉味的花花公子」，他們與山野粗人完全不是同一種人。沃克的巧妙措辭把傑克遜的政敵重新塑造成花花公子和紈褲子弟：南方窮白人和佔居者的典型敵人。55

　　沃克挖掘出南方窮白人民主的階級主題，這個主題至少可以追溯至一七九○年，當時南方窮白人對抗紈褲子弟的局面剛剛成形。在最早期的相關文學作品中，南方窮白人被引誘進到城市，遭人灌酒、欺騙了，事後才學到痛苦的教訓：他森林裡的儉樸小屋其實是「安穩和富足之所在」。一八一二年也有個類似的故事，故事講的是山野粗人如何無禮地打發傲慢律師和自家門口圖謀不軌的竊賊。約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是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牧師與偏遠地區的歷史學家。一八二一年，多德里奇在《山野粗人與紈褲子弟對話》（Dialogue of the Backwoodsman and the Dandy）的劇本中，幫這些定型角色增添細節。他歸納出莽夫特有的美德：

　　一個山野粗人是古怪的人……雖然他沒受過良好教育，但顯然很有判斷力。雖然他的衣著並不光鮮，他的內在良好、心態健全。雖然他不富有或偉大，但他知道國家的奠基者……你們這些紈褲子弟和大人物任意享受我們飽受艱辛的果實；你可以大吃大喝，而我們卻要挨餓；可以嬉戲，而我們卻必須上戰場。但是，如果你們敢對山野粗人言詞無禮，你們大家都會有麻煩。56

　　以上解釋了為何國會議員沃克會用針鋒相對的語言，將傑克遜將軍與國會調查委員區分開來。花花公子是缺乏男子氣概的勢利小人，他的挖苦是不公正的辱罵。真正的美國人是傑克遜這種人，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土生土長的壯漢。他們上戰場打仗。他們的犧牲與血淚讓邊境得以擴張。他們的子孫將成為下一代勇敢的開拓者。守護西部的美國人因此在傑克遜身上看見自己的夢想，使他成為有勝算的總統候選人。57

　　另一種宣傳南方窮白人總統的方式是幽默誇張。一八二八年，當不同版本的棺材傳單廣為流傳時，傑克遜陣營的人用克羅凱式的幽默為他辯護，他們說這位將軍真的吃了六個民兵，「把他們都吞了，連棺材都吞了」。當約翰．昆西．亞當斯的支持者正在流傳傑克遜一封充滿拼字錯誤和文法錯誤的信時，傑克遜的支持者稱讚他「自學成才」。如果說他因為缺乏外交經驗而「土氣、不懂世故」，這就意味著他不像前外交官亞當斯那樣受到外國思想的腐化，也不像他那樣沉溺於貴族排場。這種階級對比是強烈的：亞當斯曾是哈佛大學的修辭學教授，而這位田納西的競爭者則「出身普通家庭」，也沒有寫過什麼值得誇耀的東西。他們看重本能的行動，勝過空想。58

　　因為他一八二四年總統大選的票倉是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羅萊納州和田納西州，有人嘲諷傑克遜壟斷了南方窮白人的支持。一份南方報紙上的幽默文章用克羅凱式的文字，裡面提到「半鱷魚、半人」的喬治亞南方窮白人相當支持傑克遜。到一八二八年時，他的印第安納州的選區則被稱為「老山胡桃之鄉」。59

　　傑克遜的追隨者經常因為缺乏品味和教養而受到指責。一八二八年，在費城的一場聚會上，喝酒的人舉起酒杯，發表以下暴力的祝酒詞：「願山胡桃這支通槍條能把平等的火藥粉推進我們的民族之槍中，混著人民之聲，一槍轟了克萊。」另一位祝酒人則說，「以亞當黨人之頭顱為鼓，我會敲它敲到破。」傑克遜支持者的威脅言論，更強調威猛體魄，而非頭腦敏捷。傑克遜的粉絲說，如果有人膽敢侮辱「疆軍」，他會給「剝了他的皮」。打鬥和自誇，對傑克遜下等階級支持者來說是最重要的事。聽到反亞當斯群眾求戰之聲，一位南方窮白人候選人曾發誓，「如果我當選了，疆軍政府將戴上這五個指關節的印記。」60

　　到了一八二八年，湯瑪斯．傑佛遜已過世兩年，但他卻在選戰中被搬了出來，只為了證明傑克遜是錯誤的人選。伊利諾州州長愛德華．科爾斯（Edward Coles）是傑佛遜的鄰居、詹姆斯．麥迪遜的多年秘書，他回憶傑佛遜曾於一八二四年大選中發表過的刻薄挖苦：「水手可以變成雞，士兵可以變成鵝，就像安德魯．傑克遜總統一樣。」白宮大位非傑克遜之能力所及，他飽受非議的出身顯然使他不適任。61

　　傑克遜的私生活同樣受到檢驗。他不正常的婚姻狀態成為一八二八年總統大選的醜聞題材。傑克遜的田納西密友爭先恐後想要合理化這對夫婦的通姦行為。傑克遜在納什維爾多年摯友約翰．奧弗頓（John Overton）提出了「意外重婚」的故事版本，他說這對夫婦結婚時的確名正言順，因為他們以為法院已經通過瑞秋與第一任丈夫離婚訴求。但事實並非如此。瑞秋．羅巴茲（Rachel Donelson Robards）與傑克遜確實通姦。兩人一七九○年私奔到西班牙殖民的納切茲（Natchez）不是出於無知，也不是隨便玩玩，而是為了讓瑞秋成功與丈夫離婚。因為遺棄配偶是法院少數認可的離婚原因。62

　　在敵對陣營的操作下，傑克遜的罪行罄竹難書，通姦再次證明了他無法控制自己放肆無度的情感。政敵把傑克遜塑造成一個無視法律約束的蠻荒之地挑釁者，偷人妻子只是更加落實這樣的形象。他不遵守國際法，征服了佛羅里達；無視妻子的第一份婚約。他想要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正如俄亥俄州記者查理斯．哈蒙德（Charles Hammond）所言，傑克遜侵犯了「鄰居婚姻之床的神聖性」。63

　　對手用各種惡毒的稱呼來貶低瑞秋．傑克遜。她被稱為「美國的耶洗別」②、「意志不堅、下流淫蕩」、「骯髒的黑人村姑」。以上種種說法，都在針對她飽受非議的背景。肯塔基州一名支持亞當斯的編輯詹姆斯．達納（James G. Dana）以誇大文字把她說成是妓女。他的汙辱帶有種族主義的意味，說她跟紳士的黑人情婦一樣，就算戴上白色的面具，也不能出席正式的社交活動。華府的高等人永遠不會容忍她的不潔汙點。另外一位口無遮攔的批評者也提出類似的論點，說「山那頭的每間小木屋」裡，都看得到她人盡可夫的行為，但這種行為卻不會出現在總統府裡。64

　　即便不是因為這樁重婚醜聞，瑞秋．傑克遜看上去的確就像下層女性。有位去過傑克遜田納西住家的訪客認為她看起來很像老洗衣婦。還有人說她胖、膚色黝黑，而後者可能可以解釋為何有人要用「黑村姑」來誹謗她。皮膚白是階級特權的象徵，而那些在陽光下工作的南方窮白人女孩則被剝奪了這種特權。批評家們嘲笑傑克遜夫人的偏鄉發音；他們取笑她最喜歡的歌曲居然是〈樹膠樹上的負鼠〉（Possum Up a Gum Tree）。她還抽菸斗。唉，就在瑞秋陪同丈夫前往華府履行第一夫人職責的前夕，她死於心臟病。她的死加劇了新任總統對政敵的仇恨。65

平等的假象

　　當然，在階級議題外，傑克遜的參選也改變了民主政治的本質。一位政治評論員指出，傑克遜的當選帶來了「吹牛比賽」。傑克遜的手下經常誇大傑克遜的資歷，說他不僅是「紐奧良騎士」、國家的「拯救者」，還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將軍。另一位觀察家認為，一種新式的「口若懸河的鄉村政治家」出現了，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直到「他靈感枯竭，想不出別的話來讚美傑克遜將軍」。66

　　一八二○和一八三○年代間，吹牛有其獨特的階級面向。在一篇發表於田納西的諷刺作品中，一位作家注意到了騎士精神在捍衛榮譽時的奇特改變。故事的主角是肯塔基州的「紅布騎士」和田納西州的「偉大威武的胡桃鉗」（Walnut cracker）。胡桃鉗自封為「山貓灣、大小的偷豬溪、短山，大孔洞和庫維爾橋公爵」。這些崇高頭銜的裝腔作勢代表什麼？就像二十一世紀某些黑幫饒舌大師一樣，南方窮白人必須用滔滔不絕的語言武裝來掩蓋自己的卑微出身。他們用克羅凱的方式撒謊和自誇，以彌補階級血統的不足。安德魯．傑克遜也是如此。他以決鬥、爭執和咒罵來提升自己在新成立的田納西州的政治位階。67

　　雖然傑克遜對佔居者的權利不感興趣，但他的政黨確實把風向帶往對佔居者有利的方向上。民主黨人支持優先購買權，讓那些缺乏資金的人能夠更輕易且更便宜地購買土地。優先購買權讓佔居者得以定居、開墾，再用「最低價格」購買他們佔居的土地。在優先購買權之爭中，佔居者漸漸取得有利的位置。對某些人來說，佔居者變成了勤勞的人，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了自己的小木屋，幫忙開墾土地，使所有階級都受益。輝格黨領袖亨利．克萊發現自己處於劣勢。一八三八年，克萊在參議院開玩笑說「小個子」佔領了寬敞白宮，優先購買者可能會利用優先購買權，賴在白宮不走──他口中的「小個子」是馬丁．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傑克遜欽點的繼任者。68

　　離開田納西州、搬到密蘇里州後，湯瑪斯．哈特．本頓和傑克遜盡棄前嫌。他是傑克遜兩屆任期內、後的傑出參議員，推動優先購買權相關法律，最終在一八四一年通過了《木屋法案》（Log Cabin Bill）。但是本頓的想法是把雙面刃：沒錯，他希望藉此讓佔居者有機會購買不動產，但是他顯然把他們看成可拋棄的人口。一八三九年時，他提議提供佔居者武器、土地和口糧，以佔居者代替聯邦軍隊，延續對抗佛州塞米諾爾人的軍事行動。本頓這樣做純粹只是複製了英國的軍事策略，把佔居者拿來當作征服荒野的廉價工具。69

　　在一八四○年的總統大選中，佔居者似乎變成了民主論述中的一般普通老百姓。兩黨現在都擁抱佔居者的形象。輝格黨總統候選人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追隨者說他擁有山野粗人的血統。這不是事實。哈里森出身維吉尼亞的莊園主精英家庭，雖然他曾短暫住過舊西北領地的小木屋，但當他出來競選時，那間小木屋早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豪宅。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萊與哈里森爭奪輝格黨的黨內提名，克萊也對他比賽得獎的大豬公多所讚美──竟然還取名為「玉米南方窮白人」（corn cracker）。這種新的階級政治的戲碼，建立在小木屋、大眾暱稱、蘋果酒和浣熊皮帽子的虛構描述中。這些意象讓我們了解，為何西部人和貧窮的選民從來沒有完全接受傑克遜欽點的馬丁．范．布倫。他們眼中的范．布倫，是一個紈褲子弟式的東岸單身漢。有首輝格黨的競選歌曲抨擊范．布倫這位荷蘭裔的紐約客，說他是「古怪的小個子……騎在強壯的安迪．傑克的背上」。70

　　在流行文化中，佔居者突然成了浪漫的角色。聖路易的新聞記者約翰．羅柏（John Robb）的《佔居者生活軌跡》（Streaks of Squatter Life）就是一例。其中寫到一名叫做「糖」的密蘇里窮白人佔居者。儘管他衣衫襤褸，但在地方選舉中，他個人的影響力卻極為強大。「糖」會帶著一小桶加了紅糖的威士忌到投票站，當大家排隊等著喝他的特調飲料時，他會根據自己聽過的演講，認真地告訴他們應該要投給誰。「糖」失去了他的女人和農場，然而他雖是沒有土地的佔居者，卻獲得了尊重。他代表了新的普通人，一種不會被花言巧語所誤導的單純的人。71

　　「糖」不只是追求平等。實際上，在關於階級和尊重的大哉問中，他代表的是改良版、中產階級版的答案。從種種特質中可看出他是個理性的人，他請大家喝一點威士忌，提供有意義的建議。他沒有要競選公職。他沒有吵吵鬧鬧或拿威士忌來換選票。他沒有因為土地糾紛逕而威脅殺掉搶標者。「糖」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他負責提供村民通情達理的判斷。72

　　在某些人心目中，佔居者或許已經被馴化了，但傑克遜時代的美國尚未看見政治平等的曙光。維吉尼亞州到一八五一年後才開放讓沒有土地的男人也享有投票權；路易斯安那和康乃狄克早一些，於一八四五年；北卡羅萊納則要等到一八五七年。傑克遜都二度當選總統了，田納西也要等到一八三四年才讓沒有土地的男人也擁有投票權。這個時期中，八個州立法剝奪乞丐──城市中的貧民──的投票權。與此同時，許多鄉鎮和城市則採用了比州議會更嚴格的投票原則。芝加哥、克羅凱所在的田納西，和傑克遜支持大本營的阿拉巴馬都是如此。「糖」可以投票選國會議員，但在約翰．羅柏所在的聖路易市，這個虛構的角色卻沒有市政選舉的投票權。73

　　民主黨人安德魯．傑克遜其實促成一七九六年田納西憲法草案中對選舉權的限縮（一八二八年選戰點出這個事實）。他從未試圖讓更多田納西州人擁有投票權。一八二二年，傑克遜擔任佛羅里達州的執政官時，並未對佛州規定只有有產階級才能獲得投票權這件事表達異議。那麼，作為總統候選人，傑克遜的吸引力並不在於真正民主，而在他吸引了某些強佔土地的白人，以及他體現了「男性自由的粗魯本能」。他並不支持男性普選。的確，世上第一個允許全國成年男子享有普選權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一八三九年的賴比瑞亞，一個由英國和前美國奴隸所建立的國家。74

　　到最後，美國南方窮白人或佔居者也未曾化解他的矛盾性格。他可以一走了之，啟程流浪，重新開始。他可以自吹自擂，遇見任何膽敢侮辱他心愛候選人的傢伙，他還可以剝了他的皮。許多人觀察到，在投票站前，喝威士忌往往比聆聽冗長演講更重要。因此，雖然有些記者認為「鄉下的窮白人」是「國家的骨幹」，另一些人則繼續把南方窮白人看作醉醺醺的傻瓜：就像某位作家筆下，窮白人居然把最愛的政治演說家當成「乞丐之神」一樣崇拜。直到一八四二年，「佔居者」仍被認為是一個「名詞，表達生活或地位的惡名」，其位階低於階級中立的「拓荒者」。75

　　因此，南方窮白人或佔居者從來都不是政治平等的典型代表。他們是流行諷刺漫畫的主角，這種角色說明了階級差異，而非社會對下層階級的尊重。沒有人認為「糖」可以和約翰．昆西．亞當斯、威廉．亨利．哈里森、甚至是他的地方議員平起平坐。偏遠地區的公民最多也不過有機會見到亞當斯總統，但是握手（現在那種鞠躬後的握手）也不會提升他的社會地位。一八二八年，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觀察到，自吹自擂的民主是一種必須付出的「低廉代價」，以此確保真正的社會平等化不會侵蝕根深蒂固的階級劃分。76

　　沒辦法落地生根的佔居者背後有些故事。他們必須想辦法爭取投票權。他對講話文謅謅的候選人沒有耐心。這些正是〈阿肯色州旅行者〉（The Arkansas Traveller）的寓意，這是一八四○年一則著名的佔居者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一位前往鄉下拉票的精英政客向佔居者要些茶點吃。故事中的佔居者坐在破屋前的威士忌酒桶上，無視此人的要求。在一段短暫的時間中（因為現在是選舉季節），這位政客不得不屈尊降貴，跟普通人混在一起。為了有東西可以喝，為了得到佔居者的選票，這位政客不得不下馬，抓住佔居者的小提琴，讓他知道自己也能拉出對方熟悉的音樂。然而，當這位政客回到他的豪宅時，這個佔居者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他的妻子和一群骯髒、光著腳的孩子仍然一貧如洗。77

① 譯註：Whig Party，乃美國共和黨的前身。

② 譯註：聖經裡的無恥蕩婦，以色列亞哈王的妻子。

　　導致美國內戰的地區性危機，劇烈地改變了階級認同的大眾用語。低賤的佔居者仍是焦點，但其棲息地已有所變化：奇怪的是，他成了蓄奴州的產物。用來指稱南方貧窮白人的術語也發生了變化。人們口中不再提「佔居者」或「南方窮白人」了。生活在種植園社會邊緣的赤貧南方人成了大眾口中的「沙丘人」（sandhillers），以及可悲的、自甘墮落的「吃土者」（clay-eaters），這些詞彙反映出大眾對窮白人的厭惡日漸加深。就是在這個時期，「窮白垃圾」（poor white trash）的說法出現了，成為日後流傳最久的賤稱。南方的窮人不只是懶惰的流浪者；如今他們成了收藏家珍奇櫃中的奇異標本、畸形的品種、「惡名昭彰的種族」的退化產物。新的命名法讓底層成為現代人們熟悉的嘲弄對象。

　　儘管早在一八二一年就有「白垃圾」的文字紀錄，直到一八五○年代，這個稱呼才開始廣為流行。一八四五年，有則新聞報導了為安德魯．傑克遜送葬的華府民眾隊伍。從這則新聞就可以看出箇中改變。新聞報導窮人在街上擠來擠去，爭相目送老山胡桃的最後一哩路。然而記者不是用「南方窮白人」或「佔居者」稱呼這些人。這群一把推開貧窮有色人種只為一窺已故總統的群眾，在報導中被稱作「窮白垃圾」。1

　　天生的生理缺陷是這種人的獨特標誌。在十九世紀中的描述中，衣衫襤褸、瘦弱的「沙丘人」和「吃土者」是臨床試驗的研究對象，他們的孩子早衰，腹部腫大而畸形。除了他們骯髒的臉和腳，觀察家更觀察到這些窮白人的膚色蒼白帶黃──一種他們稱之為「脂」（tallow）的顏色。勉強算是人類，這些髮色棉白和面色如蠟的怪種被歸類為白子。由於高度近親繁殖，他們對飲酒和食土的雙重癮頭毀了自己。在瑞典作家布萊梅（Fredrika Bremer）於一八五三年出版的南方遊記中，她說吃土者吃「油膩泥土」的行為，會把自己給吃死。2

　　白垃圾南方人被歸類為會把可怕特徵傳給下一代的「種族」，排除了任何進步或社會流動的可能。除了這些《活死人之夜》的特性，批評家還指責窮白人在人種上已比非洲奴隸還下等。他們標誌著演化上的衰退，預示著舊南方的灰暗未來。如果自由的白人生的孩子如此虛弱，民主國家要怎麼才能強健繁榮得起來？如果「白」不如傑佛遜想像，不是優越的必然象徵，也未必指向一群獨立、可教化的自由民（freemen）的同質整體，那麼理想的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皆不可得。

　　南北戰爭前的南方，看不見傑佛遜所說的向上流動性，也不見傑克遜大力讚揚的無畏的山野粗人。到了一八五○年代，在關於奴隸制度及其向西擴張的激烈辯論中，窮白人在地區論述中扮演了象徵性的角色。北方人，尤其是那些加入「自由之土黨」（Free Soil Party）和後繼的共和黨的人，宣稱窮白人恰恰證明了奴隸制度對自由勞動的弱化作用。奴隸經濟壟斷了土地，同時截斷了無蓄奴的白人男性養家和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發揮的機會。奴隸制度粉碎了個人的上進心，導致腐敗和死亡，並耗盡了土地及其脆弱居民的活力。窮白人是階級暴政和失敗的民主傳統的不幸受害者。正如喬治．韋斯頓（George Weston）在他著名的小冊子《南方的窮白人》（The Poor White of The South）中所述，他們「一代一代越來越深、越來越無望地陷入野蠻狀態」。3

　　擁奴的南方人在意識形態上發生轉變，他們認為階級地位是自然的產物。保守的南方知識分子逐漸接受生物特質決定階級的觀念。出身阿拉巴馬的丹尼爾．杭德利（Daniel Hundley）於一八六○年時出版了《南方各州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一書。他在書中否認奴隸制度造成貧窮現象，他堅稱窮白人的苦難來自劣等的品種、受詛咒的家世。他相信階級是先天的，他用「發育不良的祖先」和「肺癆的父母」的巧妙類比來解釋貧窮的農村白人的困境。對於杭德利和其他許多人來說，是血統使窮白人成為「惡名昭彰的種族」。壞血統和教育失敗才是白垃圾背後的真相。4

　　杭德利的意識形態獲得廣大支持。許多北方人，甚至是那些反對奴隸制度的人，都把白垃圾南方人看作是危險的品種。史托夫人也是反奴隸制的象徵人物，她卻贊同哈佛大學畢業的未來邦聯領袖杭德利的描述。雖然她暢銷的反奴隸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讓她出名（兼有臭名），史托夫人的第二部作品講的卻是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德雷德：大狄思魔沼澤的故事》（Dred: The 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中，她把窮白人描述成墮落的階級，經常犯罪、不道德且無知。出身北卡羅萊納的辛頓．羅雲．海爾弗（Hinton Rowan Helper）出版了《即將來臨的南方危機》（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許多人認為這是關於十九世紀最重要的一本作品。這本書一共賣出十四萬冊，成為揭露奴隸制度對貧窮白人造成壓迫的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一本。海爾弗筆下的南方是個「退化和無知的糞坑」，而窮白垃圾則是矮小、愚蠢，和不孕的一群人，注定滅種。就各方面看來，這種關於階級的直言不諱跨過了區分自由州與蓄奴州的「梅森－迪克森線」（Mason-Dixon Line），令人驚訝地連結了政治光譜的兩端。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南北戰爭主要的爭論點在於，一個建立在奴役黑人之上的世界是否具備可延續性。我們被沒有被告知完整的故事，因為當時分裂的美國人最關注的是社會的動盪和持續的階級衝突，這種緊張對這個分裂國家產生了真實、明顯的影響，在前所未有的血腥衝突的四年之前、期間，和之後。5

建立帝國的血統

　　窮白人不僅僅威脅到舊南方的道德，這個不受喜愛的階級喚起了特殊的恐懼，讓人害怕他們會將其特有的病菌傳染到西部的廣大地區。在極短的時間內，美國國土增加了八億畝。單單是一八四五年吞併德州，就讓美國贏得二點五億畝的土地。同年間，「黑馬」民主黨總統參選人詹姆斯．波克（James K. Polk）奪得總統大位，主要是因為他支持侵略的擴張路線。除了欣然接受德州成為美國國土，波克還承諾，如果英國不將奧勒岡領地的主權讓予美國，他將發動戰爭。波克不情不願地接受了今日依然存在的北緯四十九度平行線劃分後的奧勒岡領土，避開與英國的戰爭。

　　「小山核桃」似乎覺得有了這筆土地還不夠，這位第二位來自田納西州的總統重新採用他導師的成功理由：安德魯．傑克遜曾以發生在西班牙屬佛羅里達的邊境衝突為藉口，發動了一場征服戰爭。波克也用同樣的方法入侵墨西哥。一八四八年簽下《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時，波克獲得了後來的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以及科羅拉多州和懷俄明州的部分地區。一八五四年，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皮爾斯追隨波克的腳步，透過蓋茲登購地，為新墨西哥州南邊添上一長條土地。修建一條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以促進南方的棉花利益是場誘人的豪賭，這就是蓋茲登購地案背後的強大動力。6

　　橫跨美洲大陸的運動影響了知識界的潮流，新的用語引人遐想。這已不只是傑佛遜心目中的一個沒有繼承貴族制的國家了，美國人心懷建立在生物決定論之上的帝國命運。這個新秩序認為，美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族血統具有優越的特徵，美國人只需要生得比其他種族多就好了。根據一八五一年的政治統計，美國的重要性將在一八七○年時超越歐洲，「計有一億帶有我們種族和血統、自由、且精力充沛的國民」。那些「盎格魯撒克遜的子孫，充滿強健的心靈和頭腦」，將使英國和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作為這支進步血統的代表」。7

　　新思維的第二個統治前提強化了人口統計學上的優勢：一國之偉大在於血緣和遺傳的法則。當時的人認為，諸如熱愛自由和種族主義等後天文化是一代一代遺傳的。在〈血統教育〉一文中，作者聲稱一代人的知識會在空氣中保存下來，學習力會進入了血液，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並傳遞給我們的後代」。把野蠻人從森林裡的母親身邊帶走，再把他帶到文明社會中，並不能使他變得文明；他的「血統必須經過訓練和教育，他的世代子孫必須像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積累接收知識」。這位作者將上述現象與精神疾病遺傳進行比較，他說精神疾病是由父親傳給下一代，並「從我們母親的乳汁中吸收」。血統揭示了一切：血統偉大，一個民族才會偉大。美國的命運建立在大規模的土地收購以及人民的血統之上。8

　　這種對血統的迷戀在戰前文學作品中相當普遍。《美國跑馬場註冊及體育雜誌》上刊登了南方人對育馬的痴迷。一八三四年，該雜誌寫下「美國血統」（意即「美國純種馬」）已經與世界上最優良的血統不相上下。忠實讀者熟知最著名的美國馬血統，認識一長串的父系種馬清單，而育種者記錄並出版了「美國種馬名冊」，以避免出現血統造假的問題。9

　　馬和人在這方面是相同的。蘇格蘭生理學家亞歷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重談約翰．亞當斯和湯瑪斯．傑佛遜的舊調：是否應該將人類育種以「改善種族」。在《通婚》（Intermarriage）一書中，他強烈鼓勵人們按照馬也適用的自然法規來擇偶。美國的健康改革家如歐森．福勒（Orson Squire Fowler）就曾在一八四八年的《遺傳血統》（Hereditary Descent）中建議培育具有理想特質的孩子。他強調動物育種者的金科玉律：關注血統。不再以財富或門第來衡量，血統中最重要的是長壽的祖先，以及不受遺傳疾病或「壞血統」汙染的強健體魄。這筆新的建議文獻的戰鬥口號延伸到了「衛生的」婚姻：選擇皮膚健康、一口好牙、身強體健的性伴侶。人們必須避開那些「出身不佳」的人，他們只會生出「瘦弱的品種」。美國的未來會不會因為壞血統而夭折？有位未來的機智才子這樣說過：「我們天真地認為，高貴的父輩只會被我們──他們高貴的兒子──所超越。我們懷抱何等崇敬之心追溯父母之血統！我們懷抱何等自豪談論血統！我們懷抱何等戒慎之心以防血統遭受汙染！」10

　　種族和健康的遺傳互為表裡。一八四三年阿拉巴馬州的外科醫生約賽亞．諾特（Josiah Nott）宣稱，黑白混血兒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物種的後代──就像馬和驢生的騾子」。黑白混血兒是「有缺陷的人種」，「退化的、違反自然的後代」，天注定他們會自取滅亡，因為他們跟騾子一樣，不能生育。（當然，這是荒謬的理論。）他把黑白混血兒比作肺癆的父母，認為他們繼承了有缺陷的內部組織。諾特的評論不限於盎格魯撒克遜和黑人的混血，他還附和混血議題的英國權威威廉．勞倫斯爵士（Sir William Lawrence）的說法：「歐洲人的智力和道德因混合了黑血或紅血而退化。」11

　　關於美洲印地安人的討論中，也用到了類似的遺傳滅絕論。一八四○年代的多數美國人不再支持傑佛遜同化原住民的家長式計畫。主流論述是更嚴酷和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傲慢的民族主義。美洲的印地安部族是生物退化的種族，無法再和優越的撒克遜族共存。一八四四年，一位作家曾用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寫下這種情緒：「他們在斧與犁之前退下，就像他們住過的森林一樣消失不見。充滿白人的空氣是他們的毒藥。印地安人無法在白人世界裡生存下來。」「紅人注定要徹底滅絕」這種想法並不新鮮，只是更為大眾所接受。二十年前，亨利．克萊在擔任國務卿時，也曾私下發表過相同的推論。12

德州與加州的種族問題

　　德州和加州是盎格魯撒克遜幻想背後相當重要的兩大支柱。傑克遜的部下山姆．休斯頓（Sam Houston）是德克薩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他極富魅力，大力提倡德州的自由戰士精神。用他的話來說，德州白人是「盎格魯撒克遜騎士精神」的化身。雖然德克薩斯獨立背後真正的推手是掠奪兵──對土地的貪婪驅使年輕人組成一支民兵──但休斯頓卻以種族的角度來解讀這場勝利。每個德州人都「吸取了祖先的節操」，這些祖先是他的「血親」，深受「卓越的智慧和不屈不撓的勇氣」所驅策。對許多跟休斯頓有類似想法的人來說，德克薩斯的獨立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它象徵「權杖」從舊世界轉移到了新世界，代表盎格魯撒克遜族的開枝散葉。13

　　休士頓居然扛起了種族優越感的大旗，這有些奇怪。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三年間，他和切羅基人住在一起，娶了兩名印地安妻子，還身穿印地安服裝讓人畫了一幅肖像。那時的他，還不是德克薩斯共和國總統。而他的繼任者心安理得地消滅了德州印地安人。一八三九年，人如其名、以其華麗的詩作而聞名的米拉波．波拿巴．拉馬爾（Mirabeau Buonaparte Lamar），對切羅基和科曼奇（Comanches）部落發動了一場他所謂的「滅絕戰爭」。德克薩斯共和國憲法明文拒絕給予非洲裔或印地安裔公民權。德州立法機關在一八三七年通過了第一部反異族通婚法，類似南方州禁止歐洲裔和非洲裔通婚的現行法律。14

　　德克薩斯可能還有另一項「第一」。一八四九年，吉登．林斯肯（Gideon Lincecum）博士向德克薩斯議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希望保障「優秀的育種者」。他的解決辦法是用閹割公牛的方式閹割罪犯，這樣就能實質切斷血脈，以防止低等人種繁衍後代。「龍生龍、鳳生鳳」是動物繁殖的基本規則，動物血統的退化與人類沒有不同。林斯肯用了平易近人的類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公馬和母馬都會小步跑，牠們生的小馬就不會只慢慢走。」他的請願雖然被拒絕了，但他不過是走得太前面。他試圖把美國良種中的不良種子過濾掉，未來的優生政策正是建立在他的藍圖上。15

　　但如同傑佛遜和亞當斯幾十年前所下的結論，人類選擇伴侶時一直都不太小心。因此，混種在德克薩斯非常普遍。墨西哥政府鼓勵那些美國獨立前就來到美洲的開拓者與當地的特哈諾（Tejano）女性通婚，與特哈諾女性通婚的男人則可以得到額外的土地作為獎勵。白人男性開拓者常常納印地安與特哈諾婦女為側室，混種的孩子遍布這個後來成為德州的國家。雖然墨西哥人支持種族等級和階級制度，但對於混種卻見怪不怪。在墨西哥社會的階級中，最上層的是西班牙古老家族的後裔，他們聲稱自己的血管裡流著純正的卡斯提爾血統；接下來是克里奧爾人（criollos），他們是在本地出生的西班牙裔開拓者，可能擁有多達八分之一印地安血統；下層階級由麥士蒂索混血兒（西班牙和印地安混血）、印地安人和非洲裔組成。墨西哥社會大力支持美洲男性與出身名門的女性結婚。因此，一八三六年獨立後，德克薩斯人依然保有舊墨西哥時代的階級之別，在高貴的卡斯提爾人與低等種族的混血兒間畫下一道界線。16

　　德克薩斯遭美國吞併時，盎格魯─德克薩斯人已習於嘲笑膚色深、低階級的特哈諾人是土著人口退化的象徵。這種大眾用語再次強調了血統的退化。越來越多美國人把墨西哥人扔到黑人和印地安人的階級中，輕蔑地將其貶為「雜種」。「雜種」其實是「混種」或「黑白混血兒」的另一種說法，都是「被汙染的」血統。一八四四年，賓夕維尼亞參議員、後來當選總統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不加掩飾地談及「弱智而懶惰的墨西哥種族」，堅稱任何盎格魯撒克遜人都不應該忍受低等種族的政治控制。新罕布夏州參議員、前財政部長列維．伍德伯里（Levi Woodbury）將德克薩斯革命提升到種族解放戰爭的高度：「撒克遜血脈遭到羞辱，淪為摩爾人、印地安人和雜種的奴隸。」這種言論的吸引力遠遠超過政客冗長的高談闊論。一位德州婦女自信地寫信給她的母親說：「你感到一個種族必須征服另一種族的不可抗拒的必要性」，而「較高等的種族無疑會知道自己就是天命真子」。17

　　支持併吞德克薩斯的人士，誇大了在整個美洲大陸上維護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迫切需要。盎格魯化的德克薩斯將保護所有的美國人不受「半野蠻部落」的汙染，這些部落的「血統和膚色的有毒混合物」流動在墨西哥混血兒的動脈中。這正是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羅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在國會上提出的主張，他一八四四年的《一封關於併吞德克薩斯的信》極富影響力，更進一步加強了他的論點。雖然沃克身形枯槁，不到五呎高，只有一百磅重，但他已成為華盛頓最有權勢的民主黨人。他的言論現在聽來相當可笑，他宣稱德克薩斯會像變魔術一般，把美國的黑人、黑白混血兒和其他非洲「雜種」給排放掉，將奴隸史上的危險渣滓挪往南美。這是一種似曾相識的種族主義理論：班傑明．魯希在一七九八年提過的遷徙模型。在該模型中，賓夕維尼亞將篩除較弱的佔居者，把他們派往懶散、到處都是南方窮白人的南方。沃克不過是添加了偽科學的證據來證明他的觀點：北部各州大量的自由黑人罹患精神疾病。這又是一起政治統計遭到扭曲的案例，因為這位南方參議員故意誤用北部精神病院的黑人住院病人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就像阿拉巴馬州的約賽亞．諾特做過的那樣）。他的主要觀點是，自由黑人在思想和身體上先天就較為羸弱，不適合擁有自由；他們與南方那些據稱健康又滿足的奴隸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南方的奴隸並不需要追求自由。18

　　這樣誇張的主張卻是兩面刃。一方面，德克薩斯將被拯救以鞏固美國的血統，但另一方面，讓過多的墨西哥人加入擴大的聯邦卻會破壞美國的種族血統。南部邦聯未來的副總統、喬治亞州眾議員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Hamilton Stephens）斷言，德克薩斯人大多數血統良好，是值得培育、能與其他美國人通婚的恰當人選。他引用了《創世紀》中耳熟能詳的婚姻隱喻來說明他的觀點：作為「美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代，「德克薩斯人」「來自我們也屬於我們，是我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反對美墨戰爭的人也使用了同樣深具種族意涵的語言，試圖限制美國併吞的領土面積。19

　　在這場一面倒的戰爭中，育種被認為是美國的帝國軍火庫中日益重要的武器。北方佬士兵被要求定居在被佔領的領土上，娶「美麗的墨西哥姑娘」，並實現一種新的「併吞」。這就是加利福尼亞的歷史。波克總統的密友、年輕的田納西州軍官凱夫．詹森．庫茨（Cave Johnson Couts）就是一例。他娶了一個富有的墨西哥牧場主的女兒為妻，從他妻舅那裡得到了一大片土地，並建造了一間豪宅，在裡面生養了十個孩子。他到一八六○年代時已擁有了超過兩萬三千畝的土地，並成為統治這個新州的族長之一。20

　　然而，加州的早期歷史和德州一樣可怕。這兩個廣闊地區都充斥著欠債逃跑的人、被逐出社會的罪犯、流氓賭徒和冷酷的冒險家，這些人都在西部擴張的混亂氣氛下蓬勃發展。加州淘金熱不僅吸引了頭髮花白的淘金者，也吸引了娼妓、專找有錢人結婚的人，以及賣假地契的騙子。德州和加州這些兇殘之人中，最讓美國人著迷的就是「墨西哥和白人混種」。這種人以「雜種紈褲子弟作風」、招搖的珠寶和浮誇的服裝而聞名。21

　　在某種意義上，加州回復了從前的英國殖民模式。雖然它加入聯邦時是禁止奴隸制度的自由州，但是立法機關很快通過了一系列繁複的法律，允許印地安人的契約僕役制度。在一八五○年到一八五四年間，將近兩萬名印地安男人、女人和孩子被當作契約僕役剝削。這是在重演約翰．史密斯的詹姆斯鎮歷史，甚至連失衡的男女比例也雷同。東岸的輿論界呼籲白人女性搬到西部去。其中一些是真誠的請求，而另一些則諷刺了加利福尼亞人對優良育種者的迫切需求。一八五○年，一幅頗受歡迎的法國漫畫上畫了一群婦女，她們被裝在木箱裡，像日用品一樣，準備出口給極缺女人的「加利福尼」（Californie）。《美國雜誌與民主評論》（The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預言，如果能夠把這些美國單身漢的未來妻子運往加州，缺多少就馬上運多少，那麼美國的獨身狀態將會消失。22

　　淘金熱吸引的不僅僅是不知滿足的白人，這些人在尋找致富的捷徑。更有遠從澳洲、智利、夏威夷和法國來的探險家。為數眾多的中國人從一八五二年開始移居加州。舊金山很快成為北美最國際化的中心。有許多知識分子曾造訪加州，記錄下種族的「珍奇異獸」──以及白人的徹底退化。北卡羅萊納州的辛頓．羅雲．海爾弗正是其中之一，在《黃金之地》（Land of Gold）一書的基礎上，海爾弗在《即將來臨的南方危機》對窮白人的探討引發更多爭論。23

　　海爾弗身材高瘦，在龍蛇雜處的移民中必定鶴立雞群。他在加利福尼亞待了三年，直到他離開時都還是很厭惡加州。雖然他嚴詞批評了他在加州見過的每個人，但他不得不承認，如果想要在舊金山這個無法無天的小鎮生存下去，從海外移居此地的大多數婦女除了賣淫之外沒什麼選擇。24

　　對海爾弗來說，印地安人是「骯髒可惡的」，活得像「肉食性動物」，遠比「黑鬼」或「狗」還低等。金州（The Golden State）的白人殺光了印地安人，就像趕松鼠一樣。海爾弗在回北卡羅萊納途中遇見的尼加拉瓜人，既「虛弱」又「矮小」──因此，一個肯塔基人抵得上四、五個尼加拉瓜的「熱帶混血居民」。自由黑人同樣生活在「骯髒和墮落」中。海爾弗重複了沃克的種族主義遷徙理論：有天黑人會往赤道移動，像廢物一樣沉澱在南美國家的「容器」中。25

　　海爾弗大肆抱怨了加州人，過程中大量地使用了動物來類比。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中國人、印地安人、黑人和「混種」的人永遠不會在挖掘金礦上取得共識，就像在剛被殺死的鹿身旁徘徊的豹、獅子、老虎或熊一樣。中國人遭人蔑視，因為他們膽敢想像自己比盎格魯撒克遜人還優越。這些「半野蠻人」和南方黑人的命運相同：「太平洋的銅」和「大西洋的烏木」注定要永被奴役。26

　　海爾弗是種族純粹的狂熱支持者，也自認是社會學人類學家。他比較了淘金熱和南方棉花的單一作物經濟。他對加州研究做出的結論，重新出現在一八五七年的南方社會批判中。在他對加州精英（西班牙後裔）的描述中，他認為這些人根本就是西部版的殘酷、自滿的貴族南方種植園主。海爾弗還從西班牙人沉迷於鬥牛的恐怖表演一事中看出，這與南方種植園主揮舞鞭子相當類似。野蠻的鬥牛士與「奧古斯都騎士」種植園主相當相似，後者統治奴隸和窮白人。對於窮白垃圾的描述，在一八五七年就已經帶有待宰的牛隻的特徵，他們是被征服的動物，在「文盲和墮落」的狀態下，而這種狀態，卻是由冷酷無情的種植園主「刻意且邪惡地維繫」。27

　　海爾弗很自然地就把他對加州礦工的看法轉移到南方窮人身上。淘金者是新版的佔居者：他們住在骯髒的帳篷裡，留著不梳剪的頭髮、凌亂不堪的鬍子。大多數湧入加州的白人男性都成了「極度貧困之人」。這樣看來，他們與南方的窮白人沒什麼不同，「如此卑鄙愚蠢，如此巧妙地詐騙，如此可惡地踐踏法律」。對於海爾弗來說，依賴單一財富來源的經濟體創造了極端的階級。人們對加州淘金的崇拜，就像棉花和奴隸制度都成了南方的假神明一樣。28

窮白人成為永久階級

　　在《黃金之地》中，海爾弗其實支持奴隸制度。但不到兩年之後，在《即將來臨的南方危機》中，他卻呼籲廢除此一制度──與亞伯拉罕．林肯和一群號稱「自由」的政客的立場相同，主張解放和殖民。被釋放的奴隸將被驅逐出美國。一八四八年自由之土黨和一八五四年共和黨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反奴隸制者就不會對血統、不自然混種和退化的品種感到焦慮。第一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是約翰．費利蒙（John Fremont）上校，他在南方出生成長，名聲跨越洛磯山脈。像海爾弗一樣，他轉向支持廢奴是為了保護白人種族的利益。29

　　自由之土黨的論述讓越來越多人相信自由人不能與奴隸共存──就像盎格魯撒克遜人不能與印地安人比鄰生活一樣。奴隸制是一種危險的傳染病，傳播死亡和衰退，並且因為「減少」國家的白人居民，而引發階級與人口戰爭。早在一八四三年，一位聰明的散文家就曾指出，貧窮的南方白人被迫離開家園，像難民一樣被放逐，因為他們無法與海爾弗口中蓄奴的「土地鯊魚」競爭。剝奪他們的土地、剝奪後代的合法繼承是不公平的。南方貧窮家庭「形同枯槁」、「身體孱弱」；向西發展的南方窮白人代表了新的貧困階層，比以往任都要嚴重。這位散文家的結論是，透過「驅逐她的兒子」，奴隸主正與「南方所有非奴隸主的人民的重大利益」對抗。30

　　自由之土黨人設想出三種消滅奴隸制度的可能方案。首先，如果西部要維持不受汙染，所有新領地都不能允許奴隸制度。其次，就某些人看來，禁止奴隸制度移往西部領地和各州，似乎能讓這個制度在舊南方逐漸消亡。第三，如同海爾弗所論，要終結奴隸制度將需要把奴隸出口到其他地方，在非洲、加勒比海群島或南美，再次殖民這些人。

　　一八四六年，自由之土的旗幟登上了國家政治的中心。那年，賓夕維尼亞民主黨人大衛．威爾莫特（David Wilmot）在國會提出了一條但書，規定從墨西哥戰爭中獲得的所有領地都必須是自由之地──禁止奴隸制度。這條但書逐字逐句引用傑佛遜一七八四年倡議禁奴的西北領地草案。它與讓所有男性擁有一百六十畝自由農莊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Bill）相輔相成。自由──當然這意味著所有白人的自由──只能透過土地所有權和從土壤中收割的能力來保證。以前的土地政策賦予佔居者優先購買權（購買他們已經立下界樁並耕種過的土地的權利），與之不同的是，新的運動將佔居者變成了擁有權利的自由人。要成為土地主人，就必須是美國人民──他們共同擁有領地上所有的公共土地，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幸的是，國會中南方代表投票反對，「不可剝奪的宅地」直到一八六二年南北分裂後才通過。31

　　自由之土的政治主張凸顯出階級問題的嚴重性：南方的種植園主散布奴隸制，是在損害自由人的利益。前肯塔基州國會議員班傑明．哈丁（Benjamin Hardin）一八四一年時聲稱奴隸制度正使肯塔基流失早期拓荒者後代的人口，這句話充分體現了階級鬥爭的精神。哈丁回憶起拓荒者─佔居者中最富代表性的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他說這位和善的偉人從未想過他的後代會落入「放逐和貧窮」之中。在整個肯塔基州，自由人自豪的家園被種植園和牲畜所取代。在「自由人孩童曾經玩耍過的草地上」，現在遍布著「醜陋的」家畜和奴隸。自由之土重新點燃佔居者和投機者之間的鬥爭，並讓佔居者搖身一變成了「土地民主」的誠實自由人，他們因反對奴隸主的寡頭統治而自豪。32

　　自由之土的政見是要拯救白人。費利蒙是共和黨一八五六年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他把誠實自由人的危機當作他的核心政見。若是禁止奴隸主進入這些領地，費利蒙就能阻止北方的白人勞動者淪為西部奴隸。他向南方的非奴隸主提供解放之道，承諾讓他們真正獨立，而這正是他們從一七七六年來就被剝奪的權利。不過，自由之土的政見引發質疑：白垃圾是否真的能夠獲救？某位麻州的演說家曾說過：「我是自由人，我的父親也是自由人，在自由土壤出生長大。」貧窮的南方白人出生在奴隸州，在不自由的土地上長大；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定他們的血統墮落。他們行為舉止不像自由人。在海爾弗的觀點中，他們的無知和順從使他們比俄羅斯的農奴更糟糕，因為他們服從地把票投給「奴隸統治者」，讓這些人一次一次順利當選。33

　　新的共和黨成員重拾華盛頓和傑佛遜過去的批判：南方農業耗盡土壤，讓良田變成廢土。海爾弗公布的圖表證明了北方的生產力比南方高。喬治．韋斯頓在其頗具影響力的小冊子《南方的窮白人》中引用了南方名人的話，來解釋南方經濟為何注定落後。34

　　眾所周知窮白人之所以如此悲慘，是因為他們經常被發配到最糟的土地上：充滿沙土、矮松和泥濘的土地。這就是為何他們在十九世紀中會被叫做「沙丘人」和「阿松」的原因。他們被迫前往邊緣地帶，常常佔居在自己並不擁有的土地上，被看作是腐爛的土壤。有人曾說，「白手起家」的窮白人，就像「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樣，像是石頭、樹樁、灌木」。海爾弗援引布豐的論點，堅稱「退化的種群」生出的人類與動物「發育不全，長成了低劣的東西」。亨利．大衛．梭羅一八五四年也觸及這個主題，但卻發揮最黑暗的想像力：他筆下的奴隸南方是一具腐爛的屍體，最好拿來當作開拓中的西部的「肥料」。他把窮白人和人體殘渣畫上等號。在他的描述中，這種人唯一功能就是充當領地的肥料。35

　　史托夫人在她的小說《德雷德》中，對於窮白人的描述同樣毫不留情。她筆下的種植園主對窮白人的「整個種族」──「這種生物的部落」──不屑一顧；或者就像某個角色令人髮指的宣稱，「應該舉辦一場狩獵聚會來追捕他們，消滅他們，就像我們消滅老鼠一樣」。作者筆下的白垃圾婦女和她的孩子就像是躲在森林裡的受傷動物：

　　一堆骯髒的稻草上，坐著一個悲慘憔悴的女人，雙眼大而狂野、臉頰凹陷、頭髮蓬亂、又長又瘦的手像鳥的爪子。在她沒有肉的胸脯上，有一個瘦弱不堪的嬰兒，正用她小小的枯骨般的手推來推去，彷彿要擠出更多營養，但大自然卻不給她；兩個神色驚恐的孩子，骨瘦嶙峋，餓到皮膚發紫，抓緊她的衣角。他們擠在一起，盡可能地遠離新來的人，用驚恐的大眼睛抬起頭看，像是被狩獵的野獸。36

　　史托夫人的觀點是，貧窮的南方白人已經墜入底層，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其他人可以伸出援手。但這會發生嗎？她筆下南方種植園主對窮白人的鄙視評論，不只是她的想像。許多農場主因為窮白人的犯罪活動而憎恨這群人，特別是他們與奴隸一起販賣贓物。一八五○年代，隨著窮白人人口的激增，查爾斯頓地區的大陪審團建議剝奪貧窮白人男子的選舉權，因為他們「墮落」到與黑人買賣私酒。37

　　由種植園主所控制的法庭可以剝奪任何自由人的選舉權。在一八四○年代和一八五○年代，南、北卡羅萊納、路易斯安那州和維吉尼亞州都把財產訂為資格門檻，讓窮白人無法擔任公職。社會排斥是一種更大的恥辱，因為種植園主強迫窮白人從後門進入主人家。當窮白人乞討食物或補給時，奴隸稱他們為「流浪羊」。南方的改革者也同樣瞧不起窮白人。工業化的支持者和紡織廠主威廉．葛列格（William Gregg）一八五一年時曾至南卡羅萊納學院發表演說。他說「我們窮白人……窮途潦倒，只比森林裡的印地安人好一點」，這段話反映出的是進化論的邏輯。葛列格的工廠只雇窮白人，希望把他們提升到更文明、儘管仍然卑微的身分，提供穩定的工作，並讓他們可以進學校念書。38

　　沒有幾個白垃圾佔居者有機會得到自由的土地和宅地。根據富裕的南方人的說法，他們活得像拾荒者、流浪漢和小偷。但事實要複雜得多。許多人是佃農，白天和奴隸一起勞動。在收穫的季節裡，貧窮的男人和女人夜以繼日地為微薄的工資工作。在巴爾的摩和紐奧良等城市，一些最艱苦的勞動──蓋鐵路、鋪路、長途駕駛、挖溝──主要是由薪資極低的白人來完成。39

　　到了一八五○年代，窮白人成了永久的階級。窮白人不僅沒有奴隸，更是「沒有農地的農民」。小規模的奴隸主往往與大種植園主有血緣關係，這提醒人們血統和血緣關係是多麼重要。奴隸主與眾不同的金融工具，使他們凌駕於非奴隸主之上：他們把扶養奴隸兒童當作投資。要貸款的時候，這些兒童就是抵押和信貸的可貴資源。

　　無論他們是留在原地，還是向西遷移，貧窮的白人都住在貧窮的土地上。將近一半的人離開了大西洋南部，前往德克薩斯、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其他地方，然而窮白人在奴隸州的佔比維持不變。安全閥理論行不通。40

通往分裂的道路

　　「南方白垃圾」的標籤並不如某些人所說，完全是北方一手塑造的。雖然「窮白垃圾」的「窮」（po’）可能來自奴隸詞彙，顯然呼應在南部精英（如傑佛遜）稱窮人為「垃圾」的鄙視。史托夫人和丹尼爾．杭德利這兩位南轅北轍的人物，居然同樣都支持用「好血統」來描述遺傳的階級美德──「血脈交織」是類科學的描述，強調代代相同的力量。41

　　阿拉巴馬州的杭德利不像康乃狄克出生的史托夫人那麼出名，但他也不是一個典型的南方人。一八五三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學位後，他依照南方的習慣，娶了維吉尼亞的表妹，並被他的岳父送到芝加哥管理家族的房地產。在他著手撰寫有關窮白人的文章前，他親眼目睹一八五七年的大恐慌，當時芝加哥到處都是失業者。林肯當選後，他回到阿拉巴馬州，重新成為南北分裂與南方生活的忠實捍衛者。42

　　杭德利聲稱真正的南方紳士具有騎士血統，這是一種虛構的、比普通盎格魯撒克遜人優越的王室血統。他甚至讓傑佛遜也成了混種：傑佛遜的母系流著皇家騎士的血統，但父系則是健壯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杭德利虛構的典型南方紳士就像一匹阿拉伯馬：六呎高、健壯、靈敏，在田園狩獵，在鄉野跋涉。在他的分類法下，白人的階級被分成了遞減的血統：騎士貴族高高在上，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其中的自耕農階層，而那些他稱為「南方惡霸」和「白垃圾」的人，則落居最下層。這些最低層人種的祖先是詹姆斯鎮的罪犯和契約僕役，他們是貧窮流浪者或舊倫敦後巷居民的骯髒後裔。43

　　在《德雷德》的情節中，史托夫人把南方貧窮的白人分為三個階級。惡毒（卑鄙）的白人，就像杭德利的南方惡霸一樣，為所欲為，整日爛醉，幻想能有個奴隸讓他發號施令。往下一層是白垃圾，這些人像是驚弓之鳥，是眾人厭惡的對象。但是在史托夫人的書中最有趣的階級是她筆下的混種。她筆下的蘇小姐來自維吉尼亞的佩頓家族（好血統），她的家族因為失去了財富而「墮落」。一時衝動下，蘇嫁給了窮白人約翰．克里普斯（John Cripps），但多虧了她的血統救了他們的孩子：他們很「漂亮」，臉上帶有佩頓家的生理遺傳，「沒有白人野孩子的發音和舉止」。蘇死後，新英格蘭讓他們更加文雅，還上了最好的學校。健康的環境優勢使他們能夠重新確立他們母親的優越階級血統。44

　　在大眾描述中，窮白垃圾是「不尋常的」人，他們的習慣「很古怪」和「中國人或印地安人一樣」。或者，就如一位新罕布夏教師在喬治亞州觀察到的吃土者一樣，這些孩子未老先衰。十歲開始，「他們的面容就變得又笨又重，常常變得浮腫難看」。這些滿臉皺紋、乾枯萎縮的孩童的衰老，就是垂死品種的最佳象徵。45

　　評論家反覆強調這種奇怪的膚色：「可怕蠟黃」的「不自然膚色」，或如杭德利所觀察到的「褐色羊皮紙」的膚色。有些「棉花頭或亞麻頭」的孩子，他們不健康的蒼白就像白子一般。有些會吃泥土的窮白人襤褸小孩，他們一臉「死灰、毫無血色」；他們的頭髮就像「雜草」，看上去就像耗盡周遭土壤的棉花。窮白人女性是「可憐的母性樣本」，而不是理想的育種者。她們也沒有好好照顧下一代。堪薩斯的一家報紙負面地稱她們為「面黃肌瘦的傢伙」。這些母親常常把黏土塞進嬰兒嘴裡。十七世紀後，對於窮白垃圾的文字描述從來沒有這麼直接過。46

　　這些譴責式的描繪背後，依然還是「龍生龍、鳳生鳳」的邏輯。日記作者瑪麗．切斯納特（Mary Boykin Chesnut）出身富裕的南部卡羅萊納家庭，提供了本世紀中葉最令人不悅的快照。她的鄰居，一個叫崔米靈（Milly Trimilin）的女人，被窮白人認定是女巫。「迷信的遊牧民族」三度把她的屍骨從神聖之地挖出來，然後散布到其他地方。切斯納特說，她被自己的同類鄙視，靠救濟維生，是「沙丘劣馬的完美典範」（沙丘劣馬〔Taky〕是住在卡羅萊納沼澤地的退化馬種）。崔米靈外表就是個窮白人：「她的皮膚蠟黃且皮粗肉厚，就連眼白也有膽汁的顏色。她又矮又壯、精瘦、面目可憎，手上長滿了繭。」47

　　很少有人關心，更不用說提供任何方案來解決窮白人的赤貧狀態。白垃圾、沙丘人，和吃土者被看作為生物標本，而非有意識的人。他們怪模怪樣，是「惡名昭彰的種族」，一代又一代都無法透過社會改革而矯治。只有少數的南方人像威廉．葛列格一樣，考慮要訓練窮白垃圾成為工廠勞工。奴隸制度的支持者認為，無償勞動制度是自然和必要的，實際上優於自由勞動。南卡羅萊納前州長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一八四五年時堅稱，奴隸制度應該是成為一切關係的基石，並說階級奴役同等自然。哈蒙德毫不羞愧地說，傑佛遜的「人皆生而平等」是個「荒謬可笑」的概念。如今，一群有影響力的南方知識分子公開堅稱，只有當人不逾越自己的身分時才能真正擁有自由。48

　　「知識分子白人」誕生了。一八五○年，威廉和瑪麗學院的納旦尼爾．塔克（Nathaniel Beverley Tucker）教授認為，這類人具有「最完美」特徵，自然而然地將統治黑人和低等白人。六年後，《里奇蒙時訊報》（Richmond Enquirer）重申了這個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即奴隸制不應該是膚色的問題，而應該是血統和習慣的問題。因此，史托夫人筆下的奴隸主會期待新的窮白人階級──白人奴隸階級，這也就不足為奇了。杭德利說，「和其他遊牧民族一樣」，白垃圾應該「一步一步向西方和南方移動，直到他們被墨西哥平原上半文明的雜種給吸收、消失」。向外遷徙是新精英心中的上帝恩典。49

　　血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羅傑．塔尼（Roger B. Taney）在「德萊德．史考特」（Dred Scott）一案判決中的主要觀點。雖然此案評估了是否釋放移居自由州或聯邦領地的奴隸的問題，但它的結論影響更為廣泛。塔尼在判決中談到領地上的奴隸制度問題，這位支持蓄奴的馬里蘭人認為傑佛遜在《西北條例》中的禁奴令沒有憲法地位。他在獨立革命、獨立宣言和制憲會議上構建了自己版本的社會契約：只有建國一代的自由白人兒童才是原契約的繼承者；只有血統才能決定誰繼承了美國公民身分，誰的種族血統保障應有權利和「自由人」的稱號。塔尼的觀點很重要，因為它將血統變成了憲法原則。在這個有爭議的決定中，塔尼明確地拒絕任何關於民主的概念，並將公民權建立在血統和種族的基礎上。首席大法官裁定，建國先輩最初的目的是將社會成員按可辨認的品種進行分類。50

　　流浪漢、佔居者的形象有所改變，但他或她的本質不變：一塊農業社會邊緣的白垃圾。觀察家們認識到，不斷擴張的西部社會中那些不受歡迎的人，是如何挑戰民主的核心原則。加利福尼亞喚起我們的注意。焦慮的南方人不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奴隸社會和奴隸經濟上，而且還把注意力集中在與日俱增的窮白人身上，而這些窮白人凸顯出永遠不平等的由上而下的社會秩序。誰還會再談論白人之間的平等？沒人知道。直言之，在通往分裂的道路上，路旁遍布白垃圾。

　　新任美利堅邦聯總統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前往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參加就職典禮。他受到興奮的男男女女的熱烈歡迎，在交易酒店外發表了簡短的演說。他稱人民為「美利堅邦聯州的同胞和兄弟」，引用歷久彌新的諺語來形容他的新選民：「擁有相同利益、相同目標，以及相同國家制度的骨肉手足」。恰巧他出身喬治亞州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也曾在一八四五年擔任國會議員時引用過同一段聖經典故。史蒂芬斯當時是為了支持吞併德克薩斯及其盎格魯撒克遜人。1

　　肉中肉的婚姻比喻帶有種族以及性的面向，呈現出獨特品種的理想形象。戴維斯遙相呼應湯瑪斯．傑佛遜的論點，他說他的新國家是「同質性」的體現。在《維州散記》中，傑佛遜把美國出生和共同文化價值觀視為國家統一和安全的基礎。「美國種」的概念根深蒂固。2

　　「美國種」模型的闡述者都傾向使用「我們對他者」的邏輯。隨著領土的擴張和文化的碰撞，這種邏輯變得相當有用。南方脫離聯邦，讓細分彼此有其必要。因此，當南方邦聯總統再次提到他最喜歡的對句「墮落之子」時，他同時訴諸「一七七六年舊日」，以確保他的聽眾了解一八六一年的革命旨在恢復開國先輩的高尚血統。他向群眾保證，南方人民是「我們神聖權利」的繼承人。如果必要，他們會在戰場上展示「南方的英勇」。這個新國家將向世界證明，我們不是喬治．華盛頓及其貴族同伴的「墮落之子」，而是第一個美利堅共和國真正的後代和合法的後裔。3

　　與南方的光榮相比，北方何其悲哀！戴維斯一八六二年底重回總統的講台上，對密西西比州議會發表演說，公開指責聯邦軍隊的組成分子。他說他們不過是「爛到骨子裡」的政府所部署的「惡棍無賴」。這場戰爭證明了北方人和南方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品種。南方人可以稱讚自己的血統，而他們的敵人卻不能。北方人是「無家可歸的種族」的後裔，可以追溯到英國內戰的社會矯正者。更重要的是，北方人這劣等的血統，來自愛爾蘭和英國的「沼澤泥濘地」，是流浪者和沼澤人的後代。戴維斯宣稱，誤以為這兩個種族可以重新統一是種錯覺。沒有任何忠誠的南方邦聯成員會願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重新加入劣等的北方聯邦。4

　　戴維斯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初回到南方邦聯首府里奇蒙市，再度發表類似的演說。他說「你們不是先祖的墮落之子」。然而，某個重要層面上，南方的目標是全新的。革命先輩的「敵人是男子漢」。南方邦聯面對的敵人卻不同，「你們的敵人卻是地上的汙穢殘渣」，總統抱怨。北方佬（Yankees）是一個墮落的種族，比「土狼」還要糟糕。戴維斯把聯邦軍隊給非人化，在這過程中，把他們比作自然界中貪婪怯懦的物種。這些物種成群結隊、鬼鬼祟祟，欺侮弱小的獵物。5

北方聯邦的泥巴佬

　　戰場上比拼的不僅是子彈，還有言論攻勢。一八六一年起，南部邦聯的任務就是妖魔化其敵人，使之看似腐敗、荒謬、卑鄙。南方人必須使自己發自內心感到優越，並讓自己相信必須建立一個排除北方佬的獨立國家，如此南方人才能存活。南部邦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叛國罪的指控，必須努力保護美國認同的核心要素，而這正是十九世紀北方佬所日益喪失的。6

　　為了做到這一點，南方邦聯必須創造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掩蓋各州之間的深刻分歧。在生產棉花的海灣各州與經濟更多樣化的邊境州之間，緊張關係真實存在。我們經常忘記，據估計有三十萬南方人為聯邦而戰，其中許多人來自邊境州，而共有四個邊境州從未脫離聯邦。①南北戰爭期間，喬治亞州有許多人對戴維斯的政策持不同意見。邦聯的任務是平息奴隸和非奴隸之間不斷擴大的分歧，該現象的起因是徵兵和食物短缺。聲稱南方人擁有同質性並非事實。7

　　南方邦聯建立在戰前南方對北方佬特質的批評之上。北方佬鄉紳據說是群暴發戶，缺乏南方的教養。他們的「自由」其實是下層階級的狂熱。某位阿拉巴馬州的編輯一八五六年曾明確點出：

　　自由社會！我們一聽到這個詞彙就噁心。它是什麼？不過是一群一身油污的修理工、骯髒的技工、小拳頭的農民，還是神經錯亂的空想家？整個北方社會，尤其是新英格蘭各州，都不適合有教養的紳士。在那裡會遇到的主流階級努力成為上流人士是修理工人，還有自己幹活的小農。但他們卻連與南方紳士的貼身僕人打交道都不配。8

　　那年，在波士頓的一次遊行中，支持第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佛萊蒙（John C. Fremont）的群眾勇於接受「一身油污的修理工」的汙名，並且把這稱號當作榮譽勳章，展示於他們的一條橫幅旗幟上。9

　　所有過分渲染的稱呼都有特定目的。南方支持奴隸制的人提出了一個論點，翻轉了解放奴隸的爭論：北方最大的錯誤就是對底層白人僕工的依賴。湯瑪斯．戴維斯十年前尚未成為南方邦聯總統時，他是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當時他說過，蓄奴州享有更大的穩定性。他發現「階級間的區別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存在」，他注意美國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勞動制度。在南方，階級之間的界線是基於「膚色」，而在北方，階級之間的界線是「財產，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異」。他堅稱，「在一個蓄奴的社區裡，任何白人都不是任何人的卑賤奴僕。」和許多支持奴隸制的人一樣，戴維斯堅信，奴隸制確保窮白人比黑人更優越，從而提升了窮白人的地位。他錯了。在南北戰爭前，階級等級制度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極端。10

　　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是南卡羅萊納州支持奴隸制度的主要知識分子。他創造了「泥巴佬」（mudsill）一詞來描述北方的社會經濟體本質上的劣等。南部邦聯所攻訐的正是北方的「泥巴佬」民主。到一八六一年，「泥巴佬」民主已經滲入到「泥巴佬」聯邦軍的形象中──他們必須是群骯髒的城市暴徒、草原上的自耕農、一身油污的修理工、沒洗澡的移民。到了一八六二年，聯邦軍徵召美國黑人入伍，南方人口中的「泥巴佬」聯邦軍則納入了不知羞恥的自由黑人。總之，他們是戴維斯口中的廢物，「地上的汙穢殘渣」。11

　　一八五八年，哈蒙德於美國參議院發表演說，其內容廣受好評。他最有影響力的批評是針對階級認同的某些固定的特色。他說，在所有社會中，「必須要有個階級去做不體面的工作，去做生活中的苦工。」勞動階級的技能較少，「智力水準也較低」，他們構成了文明國家的根基。每個先進社會都必須剝削傭工；正是那些在泥巴中打滾的工人階級讓更優等的階級得以穩坐其上。公認的精英階層、精英中的精英，是所有「文明、進步和教養」的社群和來源。哈蒙德認為，傭工就是「泥巴佬」，他們陷在泥裡、隱喻的流沙裡，難以自拔。12

　　哈蒙德接著說，如果所有的社會都有泥巴佬的話，那麼南方讓非洲奴隸的後代繼續位居底層是正確的抉擇。他說，深膚色的人本來就是不同的種族，天生就較為低等溫順。北方犯下的錯更嚴重：貶低了自己的同類。北方的白人泥巴佬是「同種、同源的兄弟」。哈蒙德認為，錯誤的勞動制度腐化了北方各州的民主政治。不滿的白人獲得了選舉權，「他們佔多數，是你們所有政治權力之所繫」。他發出不祥的警告，說北方那些窮泥巴佬早晚會策劃一場階級革命，摧毀聯邦殘存的價值。13

　　傑佛遜．戴維斯和詹姆斯．哈蒙德的論述相同。邦聯意識形態把這場內戰視為一場階級戰爭。南方正在與墮落的泥巴佬以及他們所象徵的一切戰鬥：階級融合、混種，和財富再分配。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時，主張脫離聯邦的人聲稱「黑人共和黨人」已經接管了國家政府，這加劇大眾對種族退化的擔憂。但更大的危險還在後頭。正如某位憤怒的南方作家所宣稱，這個北方黨不該被稱為「黑人共和黨人」，而應該被稱為「紅色共和黨人」，因為他們的真正目的不僅是廢除奴隸制，而且還在南方煽動階級革命。14

　　邦聯支持者轉而談論階級和育種，原因顯而易見。這些論點有望支持建立在擁奴制度上的階級。傑佛遜．戴維斯一八六一年談及「國內制度」時，他指的正是奴隸制度；而美利堅邦聯的新憲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要保護這項制度，讓「骨肉手足」可以與新國家團結一氣。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從制憲會議回來後，在薩凡納發表了演說，他煞費苦心地把哈蒙德的泥巴佬理論轉化為邦聯的基石。他說議員代表建立了一個更加完美的政府：首先，確保白人永遠不會壓迫同種族的階級；第二，確定「我們社會下層」的非洲奴隸「天生具備下層的素質」。史蒂芬斯反駁了林肯一八五八年提出的「分裂之家」（House Divided speech，演說重點在於一國不能容忍一半蓄奴、一半自由）前提，他將南部邦聯類比為一棟建造完善的大廈，而奴隸是這棟大廈的泥巴佬，白人則是「磚和大理石」裝飾。磚應該代表強健的自耕農，而精雕細琢的大理石則代表種植園主精英。15

　　南北戰爭中，階級問題從未淡化。一八六四年，邦聯節節敗退，南方領導人打算徵募奴隸來擴充軍隊。但有些人擔心，如果南方失去了社會最底層，這個國家將會垮臺。黑人男性將通過服兵役獲得地位的提升，這將破壞根植於膚色區別的社會等級制度。早在一八六一年，各州政府就曾強徵奴隸修築防禦工事，這一政策後來被南方邦聯的最高指揮官和戴維斯政府所採用。但是，讓奴隸穿上制服更為激進，因為這將提升他們（正如哈蒙德和史蒂芬斯所論）作為泥巴佬的卑微地位。德克薩斯主張脫離聯邦的分離主義者路易．威福（Louis T. Wigfall）在南方邦聯的參議院大發雷霆，他說讓奴隸擁有武裝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就像英國人推翻他們的地主貴族，以「市井暴民」取而代之一樣不可思議。（「市井暴民」是階級革命的另一種說法，推翻貴族階層會把南方邦聯變成泥巴佬的民主國家，就像北方擁有選舉權的垃圾一樣。）他補充說，他不想生活在一個「和擦鞋養馬之人平起平坐」的國家。威福聽來活脫就是個勢利的英國貴族。在他看來，奴隸生來就是僕人，讓他們成為士兵會提高他們的地位，打亂整個階級結構。保護種族和階級制度是南方人脫離聯邦的原因。階級的焦慮因此彌漫在南方邦聯的思想中，並將南方精英團結在一起。16

　　階級議題之所以重要還有另一個原因。南方邦聯的領導人知道，他們必須將南方下層階級的敵意導向他處。這些下層階級是由無蓄奴的窮白人組成，許多都身著軍服。南北戰爭自始至終都流傳著「富人的戰爭要窮人去打」的指控，但南方邦聯國會在一八六二年通過徵兵法案，強制徵求所有十八至三十五歲的男性入伍後，批評的聲浪達到巔峰。受過教育的精英、奴隸主、官員和從事有價值職業的人都可以獲得豁免──這使得貧窮的農民和傭工變成了徵兵的主要目標。後來徵兵範圍擴大到四十五歲。到一八六四年，十七到五十歲的所有男性都必須從軍。17

　　聯邦軍隊和共和黨的政客們提出一項策略，旨在進一步利用南方種植園主和窮白人間的階級分化。尤里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將軍、威廉．薛曼（William Sherman）將軍以及許多聯邦官員，都相信他們的敵人是蓄奴的貴族，贏得這場戰爭不僅將結束奴隸制、解放奴隸，還可以解放窮白垃圾。格蘭特在回憶錄中對聯邦進行階級批評。他說，如果煽動者沒有讓非奴隸主的選民和天真的年輕士兵相信北方到處都是「懦夫、政客和黑人崇拜者」，南北就不會分裂。南方邦聯的士兵深信「一個南方人抵得過五個北方人」，認為自己優人一等。（北卡的辛頓．羅雲．海爾弗曾在《黃金之地》中為盎格魯撒克遜族說話，他聲稱一個肯塔基人抵得上五個又矮又虛弱的尼加拉瓜人，當時他也提到過同樣的以一擋五。）格蘭特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解放那些被驅趕到貧瘠土地上的非奴隸主，他們幾乎沒有機會改善自己或者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也需要解放」，他堅稱。在「舊制度」下的戰前南方，對於大種植園主貴族來說，他們只是「窮白垃圾」。他們按吩咐做事，並被授予選舉權，但前提是他們順從權貴的意願。18

南方邦聯的內部危機

　　一八六一年時，南北雙方都將對方視為注定要滅絕的異端。在一八五八年的一次演講中，跟哈蒙德著名的「泥巴佬」演說同年，紐約共和黨領袖、將在林肯內閣任職的威廉．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創造了「不可抑制之衝突」一詞。對西華德來說，自由勞動是一種更高等的文明形式，「高加索人和歐洲人」的制度。他將奴隸制度歸咎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並認為所有南美國家都是野蠻、愚蠢和經濟落後的國家。在西華德宏偉的歷史計畫中，推翻美國南部的奴隸制，只不過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在大陸的延伸。這兩個階級體系──奴隸和自由──深陷一場水火不容的統治之戰中。19

　　當然，南方理論家的觀點恰恰相反。他們堅稱，奴隸制是種健全有活力的制度，比自由勞動更有效率。南方因為擁有溫順的勞動力，得以消除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衝突。南方知識分子聲稱，北方各州的勞動階級龐大、搞破壞、仇富，並被賦予了危險的政治權利。正如哈蒙德和其他人所見，平等的概念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荒謬的謊言。查爾斯頓的《南方季刊》（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中有篇文章警告說，「思考、感覺和行動」的自由孕育出激情，激發「邪惡的欲望」。「邪惡的欲望」是對社會流動的渴望。許多人相信，奴隸對卑微的生活心滿意足。在這個被推翻的美國夢中，南方的優越感出現了。而最諷刺的是，這種優越感出自階級流動的缺乏。20

　　分裂主義者沿著「梅森－迪克森線」描繪出階級動盪的可怕畫面。一八六一年，北方某位作家在維吉尼亞的雜誌上評論：「人出生、受栽培、受教育就是要了解人生而平等的觀點，」這有可能會「翻轉富人與窮人的身分」。教育和階級平等本身被視為具顛覆性，有人批評海爾弗的《即將來臨的南方危機》一書過於煽動。還有人因為兜售他的書而被捕或絞死。憂心忡忡的精英敦促南方邦聯領導人「監視和控制」窮白人，「讓他們盡可能少地享有政治自由，同時又不貶低他們。」21

　　證據顯示南方白人的識字率遠遠落後北方白人，約莫是一比六的差異，這並不令人意外。南方權貴試圖為教育上的不平等辯護。南卡羅萊納首席法官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在他一八三七年的《奴隸制回憶錄》的最後談到，「良好的社會裡有些人受過高等教育，而其餘完全無知。」教育不平等要比北方各州的制度更可取，北方各州的教育「應該要不完善、膚淺、不完整」。南北戰爭到來，編輯和知識分子呼籲南方邦聯應該建立獨立的出版產業，以保護其人民不受聯邦出版品的汙染。22

　　邦聯支持者公然捍衛種植園主階級生來就是統治者的觀念。「南方血統的代表人物」、權貴和具有高貴血統的人，注定要統治低等的白人和黑人。但是，儘管許多分裂主義者對南方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充滿信心，但他們把非奴隸主視為同床異夢的內部敵人。在查爾斯頓這樣的地方，白人工人被稱為「標準懶漢」，他們的不滿情緒可以導向奴隸主。反民主的分裂主義者鄙夷窮人，認為他們只是愚蠢政客的可憐棋子，自願出賣自己的選票來換取宅地或救濟。一八六○年，喬治亞州州長約瑟夫．布朗（Joseph Brown）預言，新的共和黨政府將用官位賄賂一部分國民，而其他人則預測林肯會端出豐厚賞金與廉價土地，用以奉承和誘惑「南方社會的下層階級」。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預測，南卡羅萊納的小奴隸主組織了治安維持會和「義勇軍」，主要是為了恫嚇那些可能會試圖阻止分裂的非奴隸主。23

　　有些分裂主義者竭力弭平非奴隸主的忠誠問題。一八六○年，極具影響力的《狄波評論》的編輯詹姆斯．狄波（James De Bow）出版了一本廣為流傳的小冊子，詳述窮白人必定支持南方邦聯的理由。他宣告奴隸制度使所有階級受益。他強力支持「泥巴佬」理論，並宣稱「南方不會有白人去當另一個白人的貼身僕人，替他擦靴子，伺候他用餐，在他家裡當傭工！」此外，他寫說，南方白人工人的工資比北方更高，土地所有更分散。這顯然是滿天扯謊。他繼續說：對非奴隸主來說，階級流動是可能的，這些人縮衣節食，只為存錢購買奴隸，特別是女奴，因為她們能夠繁殖後代，這些後代可以當成是「傳家寶」傳給下一代的奴隸主。他的涓滴經濟學毫無說服力，狄波默認奴隸地位的提升意味著非奴隸主的徹底降格。他說，因為這些原因，最窮的非奴隸主願意「挖戰壕，以保護他較喜歡的鄰居的奴隸財產」。害怕淪為跟奴隸相同階級的恐懼促使窮白人參戰。24

　　脫離北方聯邦並無減輕這種恐懼。例如，在南方南部，除了德克薩斯州，其他州並不曾訴諸全民公投。上南方並不急於分裂。四個脫離聯邦的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萊納、阿肯色州、田納西州）是在林肯徵兵後才選擇脫離，這幾個州都有大量的親聯邦居民。西維吉尼亞人選擇脫離維吉尼亞州，重新加入聯邦。傑佛遜．戴維斯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當選總統，讓這場選舉變成象徵性的投票，而戴維斯則成了少數精英在邦聯臨時國會中的橡皮圖章。25

　　除了把人民與政府隔絕，南方邦聯制憲會議的代表們還呼籲廢除「五分之三妥協」②，改為把奴隸當成完整的人頭來計算南方邦聯立法機構中的席次。這種代表制有利於擁有最多奴隸的州。南卡羅萊納州的小說家威廉．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就是一例。他認為邊境州裡沒有蓄奴的人口更多，可能會「超越」（overslough）棉花州。超越的字根「slough」意思是泥沼或沼澤，西姆斯用此字暗指上南方那些泥巴佬般的非奴隸主人多勢眾，讓他們可以得到比下南方的奴隸州更多的席次。在最後一版邦聯憲法中，廢除「五分之三妥協」的提案沒有通過，但只有四州對三州些微差距。26

　　一八六一年，有個緊張的喬治亞人擔心奴隸主成為少數，提議新的州政府應該建立僅由奴隸主組成的上院，就像英國上議院一樣。保守的喬治亞州和維吉尼亞州議員在各自的州代表大會上提出遏制「粗野大眾」的想法，但最終他們拒絕干涉投票權。在維吉尼亞，有些精英意識到徵兵所帶來的問題，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非奴隸主可能拒絕為這場捍衛富人手上奴隸的戰爭從軍。維吉尼亞州的艾德蒙．魯芬（Edmund Ruffin）私下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雙重徵兵制。在他雙軌的階級體系中，一種是徵召非精英的白人男子從軍，另一種則是國家強徵的農場主奴隸，而這些奴隸會被送進軍隊工作。魯芬太大膽、太誠實了，他的激進計畫讓人一眼看穿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因此從未被採納。27

　　南方貴族的前景堪慮。如果他們留在聯邦內，或者被北方佬打敗，他們就會面臨滅絕。北方的泥巴佬和解放奴隸的洪流將把貴族階級沖走。他們本地的白垃圾也是個問題。假如南方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無土地的勞動者和窮農民的人數可能會超過精英階層，如果他們被北方的民主思想腐化，還有可能用選票制伏種植園主。28

不公平的兵役政策

　　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公平的徵兵政策引發了嚴重的不滿。佛羅里達州州長約翰．彌爾敦（John Milton）早前曾經指出，法律已無法執行，窮白人不會支持有利富人花錢請別人替他們上戰場的替代制度。豁免權保護受過教育的人，譬如教師、牧師、教士、政治家，以及重要產業的工作者。低下之人從入伍的第一天開始，就被軍官看不起，視為「砲灰」，或者把他們比作「韃靼人」和野蠻人。這些汙蔑都是南方精英曾用來詆毀林肯麾下的野蠻軍隊的詞彙。有個來自阿拉巴馬的士兵受夠了這種待遇，他說出了尷尬的事實：「他們認為你唯一的用處就是為他們擋子彈，這些人比你優越，叫你窮白垃圾。」29

　　替代草案中有個令人作嘔的「二十奴隸法」，此法讓擁有二十名以上奴隸的種植園主免服兵役。這一條款保護了嬌生慣養的富人和其寶貴的財產。一些非奴隸主拒絕為保護奴隸制而戰，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富人應該支付更高的稅來補助一場對他們最有利的戰爭。下層階級的男人想要保護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錢的軍官可以輕易休假，而一般士兵則必須忍受長期服役，危及家中老弱婦孺的生計。正如某位歷史學家的結論，貧窮的士兵認為自己是「有條件的邦聯支持者」，意味著貧窮的農民把家人福祉放在對南方邦聯的忠誠之前。30

　　南方紳士可能會在沒有穩定薪水的情況下入伍，但他們對騎士精神的定義對於下層階級來說是個不切實際的標準。階級認同在整場南北戰爭中都是分裂的。被稱為「捕狗人」的警衛會去圍捕拒絕主動從軍或受徵召入伍的逃兵。替代入伍者來自最貧窮的階層，通常遭其他士兵鄙視。31

　　貧窮的新兵很常逃兵。因此，羅伯特．李將軍（Robert E. Lee）於一八六三年八月懇求戴維斯總統採取行動遏止逃兵。同年稍晚，戴維斯對所有回歸的逃兵發出大赦。但另一方面，有些士兵被處決，而大多數連隊則會羞辱性地懲罰逃兵。他們被鎖上鐐銬或套上木桶。治安維持會追捕逃兵，尤其是在北卡羅萊納，因為那裡的逃兵最多。密西西比州的一個社區脫離了邦聯，在一片沼澤中建立了「瓊斯自由州」（Free State of Jones）。那是戴維斯總統的家鄉中，白垃圾聯邦的避難所。32

　　逃兵偷食物、襲擊農場、騷擾忠誠的士兵和國民。一群群窮人和他們的家人變成了南方上層階級長期以來所害怕的無政府主義者。喬治亞的逃兵在戰爭後期已經猖獗到威脅要綁架奴隸，或者更糟的是，與逃跑奴隸串通一氣。一八六五年，奧克福諾基沼澤地（Okefenokee）的叛變者妻子嘲弄當局，聲稱她們的丈夫將昂首走出沼澤，全副武裝、準備就緒，他們能偷多少奴隸就盡量偷，然後再把他們賣給聯邦海軍。33

　　很難評估那些貧窮的文盲士兵是怎麼看待那些逃兵的，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但從民間的口述文化中卻可看出，窮人拿逃兵開玩笑。逃兵對他們來說是對上層階級統治的日常反抗。在某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中，有個喬治亞沙丘人對上了北卡羅萊納焦油腳人（Tar-heel是北卡人的暱稱）。喬治亞人問他要那麼多瀝青做什麼，北卡人說他把焦油都賣給了傑夫．戴維斯。猝不及防，喬治亞人問：「老戴維斯要這些東西做什麼？」北卡人嘲弄地說，「喲，你們喬治亞跑了這麼多人，他得多買些焦油才能黏住你們。」34

　　沒辦法確切知道有多少逃兵。美國憲兵司令部的官方統計數字是十萬三千四百人。南北戰爭結束時，計有七十五萬至八十五萬名士兵。但這些數字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而已。階級在其他方面劃分了士兵。南方邦聯軍隊至少強徵了十二萬名士兵入伍。還有七萬至十五萬名的替代入伍者，大部分都是底層弱勢，只有百分之十向軍營報到。另有八萬人自願再入伍以避免徵兵。最後，多達十八萬人充其量是「不情願的反叛者」，這些人一直反抗從軍，直到戰爭後期。這種反抗顯示，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普通士兵對南方邦聯的忠誠。35

　　食物的短缺引發了更多的不滿。當局早在一八六一年就催促農夫種植更多的玉米和穀物，當時很少有人願意放棄種植棉花這種白色黃金。結果，食品短缺和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導致貧窮的農民、城市工人、婦女和兒童遭受巨大的痛苦。一名喬治亞人承認，「貪婪和棉花國王的卑賤臣民」甚至會在大軍入侵前，就把南方邦聯給搞垮。36

　　更讓人憤怒的是，富人甚至囤積稀缺物資和食物。一八六二年，一群憤怒的婦女開始搶商店，洗劫倉庫和庫房。喬治亞到處可見這些意想不到的暴動事件，類似的抗議也開始出現在南北卡羅萊納。在阿拉巴馬州，四十名搜刮食物的婦女把沿路所見的棉花都給燒光了。一八六三年，南方邦聯首都里奇蒙爆發了一場食品暴動。當戴維斯總統試圖安撫婦女時，有名憤怒的女抗議者朝他扔了一塊麵包。37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暴民相當於男性逃兵。他們粉碎了邦聯團結一致的幻想和共同的犧牲。一八六三年里奇蒙暴亂結束後，《名利場》（Vanity Fair）揭露了南方人中根深蒂固的階級分化。這家支持北方聯邦的雜誌在刊登〈憐憫可憐的叛軍〉一文時，搭配了一張十分具有煽動性的插圖。文章內容談到窮人是如何遭圍捕入伍，而南方邦聯極度貧窮的「白垃圾」在分隔南北的「死牆」上寫下「我們快餓死了」。搭配的插畫不尋常地諷刺了傑佛遜．戴維斯，讓人想起《格列佛遊記》中的反英雄人物。畫中南方的厘厘普小人──渺小的奴隸──把穿著禮服、戴著帽子的南方邦聯總統給綁在地上。從兩方面看來，他都受貪婪的農場主或女性暴徒的閹割。他的手腕被鎖住了，他的衣著凌亂──明顯表示南方邦聯已經被扯下了文雅的面具。38

　　南方的富有婦女通常對飢民漠不關心。一八六三年，當一群逃兵和貧窮的山區婦女洗劫了田納西州的一處度假勝地時，裡面有名叫做維吉妮亞．法蘭奇（Virginia French）的客人描述道，這些「邋遢、粗野、赤腳的女人」跑來跑去，「像饑餓的狼一樣慌張地尋找獵物」。她既感震驚又覺好笑，她寫道「有兩個女人不停向對方拳打腳踢，持續了一小時──互相抓來抓去，因為其中一個搶得比另一個更多！」她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有個女人會去偷拉丁文神學和法文書籍。有人直接問了那名女子，她說她偷這些東西是為了當個好母親：「她有幾個剛開始讀書的孩子……她想鼓勵他們！」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讓她搶來的文字珍寶擁有了價值，這或許會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但對法蘭奇來說，這只是赤裸裸的「民主──雅各賓主義──激進主義」。這些女人「餓極了」，她們的面孔「油黃」，男人「枯瘦」和「醜陋」，但南方種植園主的妻子對此卻無動於衷。白垃圾汙染了所有他們接觸過的東西，他們應該被蔑視，而非同情。39

　　里奇蒙的富裕女性普遍抱持著階級的偏見。一八六五年初，一位與她丈夫關係密切的教士在日記中提到，第一夫人瓦林娜．戴維斯（Varina Davis）已不受「世家婦女的歡迎」。那些「出身高貴」的人決定躲著她，在她背後議論她父親的低階級出身。有許多流傳甚廣的故事都指出，達官顯貴和妻子在民眾挨餓時享用山珍海味。40

　　其他作家對於南方邦聯的末日表現出更大的憂慮。階級重組將使尊貴的母親們淪落為「北方佬主婦的廚師」，把心愛的妻子變成「北方佬屠夫和浪蕩子」的洗衣婦，把摯愛的姐妹變成「北方佬妓女」的女僕。不管情況如何發展，貧窮的農村婦女已經失去了一切，但這一點都不重要，因為與統治階級的名媛貴婦相比，她們的苦難微不足道。41

北方的勝利

　　亞伯拉罕．林肯帶有一種不同的象徵意義；很多人貶稱他為泥巴佬總統。雖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離傑佛遜．戴維斯的出生地不遠，但「誠實的亞伯」的邊境出身，卻讓他的敵人有了許多攻擊的素材。區隔林肯和戴維斯的是階級出身。南方報紙稱戴維斯「生來就是要當領導者」。他畢業於西點軍校，文采翩翩、舉止有禮。相比之下，林肯簡直是個粗魯的鄉巴佬、「伊利諾猿猴」、「醉鬼」。林肯傳說中的美德，他的誠實（或者誠實的父母），令人對其階級背景引發遐想。他的親密盟友、聯邦將軍大衛．亨特（David Hunter）一八六二年時告訴財政部長薩爾蒙．蔡斯（Salmon P. Chase）說，林肯是「奴隸州的窮白人」出身。他認為林肯對邊境各州的奴隸主過於關心，「渴望獲得認同，尤其是那些他習於仰望的人」。他的肯塔基老家讓他成了白垃圾，他選擇住在伊利諾州使他成為草原泥巴佬。南方邦聯的人常常把中西部人和莊稼漢畫上等號。對維吉尼亞州的某個炮兵來說，他們都是「無賴，這種人渣繁衍於大草原的泥沼中」。42

　　然而，這場骯髒的抹黑戰最終有利聯邦政府。共和黨人和聯邦官員把泥巴佬當作驕傲的標誌，並將其作為北方民主的戰鬥口號。這種策略甚至在林肯當選之前就出現了。在紐約市的某次大型集會上，愛荷華州副州長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稱讚「伐木工」（林肯綽號）是從事這項工作的最佳農民──一個願意保護「泥巴佬和修理工」的人。他還開玩笑說，愛荷華州的每個共和黨人都「下定決心去培養泥巴佬思想」。43

　　紐約出版的《名利場》雜誌用諷刺手法翻轉了南方邦聯階級的嘲笑。《名利場》的作家不僅戳破了南方人自我標榜的英勇形象，而且還用「遊說團體的耳朵」（Lobby ears）──泥巴佬，來為「卑躬屈膝」的敵人大肆辯護。（Lob是鄉村無賴的另一種稱呼。）該雜誌模仿南方的演說者和雇傭記者，將林肯描述為「野蠻北方黑手修理工和泥巴佬」的總統。

　　傑佛遜．戴維斯浮誇的演講也同樣遭受《名利場》的挖苦諷刺。雜誌模擬戴維斯的語氣，虛構了一份第一次牛奔河之役（Battle of Bull Run）後的宣言，其中戴維斯說道他的軍隊將讓華府化為塵土，把林肯這個「腦袋不清的智障」吊死在最近的一棵樹上，並橫掃紐約市，把第七軍團當作南方邦聯軍官的奴僕。在這篇自吹自擂的幻想中，模仿戴維斯的諷刺演說提到「泥巴佬士兵」不會抵抗，因為「他們會像羊換一樣從我們面前逃跑」。《名利場》善加利用了南方人誇張的聲明，儘管泥巴佬一開始被用來侮辱北方人，但這個詞卻嘲笑了邦聯的狂妄自大。到了一八六三年時，《法蘭克．萊斯里圖解新聞畫報》（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欣然接受了泥巴佬這一稱號，某幅諷刺漫畫中，林肯身陷齊腰泥沼中，摸不到里奇蒙巢中的「壞鳥」戴維斯。44

　　未來的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將軍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從前線回來時，他在巴爾的摩的會議上發表了演說，為手下的泥巴佬辯護。他稱讚了那些來自田納西和喬治亞的忠實士兵，他們從「洞穴和岩石」中出來支持聯邦軍隊。加菲爾德堅稱，南方邦聯建立在錯誤的概念上，「不是共同的政府，而是紳士的、有錢男人的、擁有奴隸的、擁有知識的人的政府」。這是一個類似貴族舊世界的政府。當他用「吹牛伯爵」和「花花公子大人」稱南方邦聯的兩名大將時，底下百姓歡聲雷動。加菲爾德受到鼓舞，便稱友善的群眾為「你們這些泥巴佬」，因為他們是政府和社會的恩人，保障階級流動和對工人的真正尊重。對加菲爾德和許多人來說，「泥巴佬」是聯邦的支柱。他們「慶幸上帝賜給你們強壯的手和無畏的心，不是出生就含著金湯匙」。但他們永遠也只能是驕傲的泥巴佬。45

　　由於南方邦聯的階級制度，以及種植園主精英對窮白人的剝削，打從戰爭初始，共和黨國會議員和軍事領導人就主張對種植園主採取充公政策。邊境各州對南北陣營的支持相當分裂，正是因此，才催生出懲罰富有的南方邦聯支持者的政策。在密蘇里州，零星的叛軍游擊隊拆除鐵路，恐嚇支持北方聯邦的平民，亨利．哈勒克（Henry W. Halleck）將軍決定以針鋒相對的方式進行報復。他沒有懲罰全體市民，而只命令密蘇里州的富人支付賠款。46

　　在哈勒克看來，最上層的人必須感受到戰爭的代價。隨著大批難民湧入聖路易市──窮白人婦女和兒童──哈勒克和同袍一致認為，精英階層應該承擔這些代價。街頭表演配合了軍隊的行動，聯邦軍官試圖讓懲罰公開化。在哈勒克嚴厲但有區別的評估下，密蘇里拒絕支付費用的邦聯支持者的最寶貴的財產被沒收並拍賣，這是對他們的公然羞辱。軍警進入他們家中，帶走鋼琴、地毯、傢俱和珍貴的書籍。富人和窮人涇渭分明。來自阿肯色州歐札克（Ozark）的流離失所的家庭出現在羅拉附近、距離密西西比以西一百哩的地方。在一位前州長候選人的帶領下，他們是群由牛車、牲畜和狗所組成的奇怪隊伍，總共有兩千多人。評論者將男人歸類為白垃圾，他們「高、蠟黃、病懨懨且皮粗肉厚」。他們加入了饑餓、滿身泥土的婦女和赤腳的兒童的行列，而這些人正是被南方遺忘的貧困白人流亡者。47

　　公開羞辱是聯邦軍採用的另一種策略。在紐奧良，班傑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將軍臭名昭著的第二十八號命令宣布，任何對聯邦士兵不尊重的女性都將被視為妓女，這是一種懲罰措施，否認了上層女性道德純潔的假設。更可怕的是第七十六號命令：巴特勒要求所有男人和女人宣誓效忠；那些沒有照做的，財產將被沒收。對女性一視同仁的政治處理方式，透露出隱藏在「女性襯裙寬闊褶皺」後的東西──男人把資產藏在妻子名下。一名凱旋而歸的軍官觀察到，在一八六二年攻下佛雷德里克堡時，聯邦軍士兵摧毀了富人的家園，他們「沾滿泥巴的雙足」留下遍地泥土。故意破壞是另一種羞辱的方式：抓住財富和地位的象徵，粉碎他們，把它當作垃圾棄如敝屣。泥巴佬步兵泥濘的腳印正是階級憤怒的刻意諷刺的象徵。48

　　田納西的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將此一信息銘記於心。作為戰時州長，詹森成為邦聯的眼中釘，因為他是脫離聯邦的幾州中，唯一一位效忠聯邦的參議員。他的忠誠為他贏得在一八六四年大選中作為林肯的副手參選。詹森從前是支持傑克遜的保守派民主黨人，他毫無保留地表達了對自命不凡的種植園精英的厭惡。當他擔任戰時州長的時候，他已因挑釁的風格而聞名，渴望與那些他稱為「叛國貴族」的人一決勝負。他千方百計要求富人付賠償金給貧困的難民婦女和兒童。他聲稱，由於南方的「邪惡不法的叛亂」，這些人才會淪於貧困。毫不奇怪，詹森的批評者把這位出身低下的裁縫看作是毫無價值的白垃圾。他的政治演說中常常迸出粗俗用語。他戰前的政敵甚至稱他為「活跳跳的一坨汙物」。在南方仕紳眼中，如果林肯是白垃圾，那麼詹森還要更糟。49

　　一八六四年，威廉．薛曼將軍指揮了他著名的向海行軍。當時，聯邦領導人認為，只有全面的羞辱和苦難才能結束戰爭。薛曼把他的軍隊變成了大型的掠奪遠征隊，確認他手下士兵了解這場戰爭中的階級面向。最奢華的破壞發生在南卡羅萊納的哥倫比亞，吞火魔術師的首都──最著名的種植園主控制此地，形成寡頭統治。在哥倫比亞南部六十哩處的巴恩維爾（Barnwell），紐澤西州的少將休．賈德森．基爾派翠克（Hugh Judson Kilpatrick）策畫了他口中的「尼祿舞會」，強迫南方的名媛參加舞會，與聯邦軍官共舞，而整個城鎮正燒成灰燼。50

　　為了合理化暴力行動，薛曼重提湯瑪斯．傑佛遜在處理階級權力時最愛用的理論。這個詞是「使用收益權」（usufruct）。薛曼認為人沒有絕對的私有財產權，驕傲的種植園主只不過擁有名下地產的使用收益權──也就是說，還要有聯邦政府的同意。理論上講，南方人是佃農，作為叛亂的佃農，他們可以被聯邦地主驅逐。傑佛遜使用了同樣的羅馬概念來發展他的政治理論，以削弱繼承地位的控制，並保護後代免於承受前人留下之債務。薛曼更進一步主張，沒有聯邦政府的批准，財產是不存在的。他的哲學不僅否認了州政府的權利，還將叛國視為回歸自然狀態。南方寡頭統治者將被剝奪土地和階級特權。邦聯權貴想要保護財富的唯一途徑就是服從聯邦法律。51

　　聯邦的高級將領期望棉花業的寡頭會隨著戴維斯政權一起垮臺。他們深信，階級關係在戰後將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這種思想的背後有著傳教士般的熱情。維吉尼亞的彼得斯堡在一八六五年被包圍後，牧師哈洛克．阿姆斯壯（Hallock Armstrong）評估了他口中的「對貴族的戰爭」，在給妻子的信中預言，古老的南方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他說，將改變我們的社會的不僅是奴隸制的消亡，還有「白垃圾得到的更多機會」。他向她保證，這場戰爭將「解除數百萬窮白人的枷鎖，他們比非洲人還受奴役」。他目睹了他們的悲慘處境，震驚許多家族世世代代從未踏入過教室一步。52

　　許多人發現協助窮人翻身是一項難如登天的任務。一位名叫威廉．惠勒（William Wheeler）的紐約炮兵軍官在阿拉巴馬州遇到了衣衫襤褸的難民，他認為很難把這種人歸類為「高加索人」，或把他們看作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有些北方邦聯士兵以為會在南方的窮鄉僻壤裡遇到臉色死白的窮白人，但他們驚訝地發現南方邦聯的軍隊裡就有這些人。他們眼中的逃兵、囚犯和南方邦聯獄警的人格下流、懶散、無知且衣著古怪。在西部戰區的士兵被沿著密西西比河的泥巴小屋嚇了一跳。與南方渾身汙泥的沼澤人相比，北方的泥巴佬似乎像皇室一樣。53

　　在評估這場戰爭給聯邦和邦聯雙方造成的損失時，泥巴很可能是最傳神的象徵。戰爭裡沒有熱血沸騰的衝鋒陷陣，只有在泥濘中長途行軍的單調乏味、饑腸轆轆、四處覓食（通常需要從平民那裡偷東西）、以及在濕漉又難聞的軍營裡不人道的環境。北方聯盟和南方邦聯的死者都被匆匆葬在爛泥巴中挖出的無名塚裡。54

　　但正是戰時宣傳中的「骯髒的泥巴佬」吸引了雙方的政治想像力。「泥巴佬」為南方邦聯對北方人的羞辱更添一筆：流浪漢、穿靴子的黑人和北方人渣。而我們不能忘記傑佛遜．戴維斯精選的侮辱用語「地上的汙穢殘渣」。採用這樣的詞彙，南方叛軍可以把北方士兵想像成林肯的契約僕役、低階層的雇傭兵。為了讓自己相信可以輕鬆贏得勝利，邦聯軍堅稱，聯邦軍裡到處都是歐洲的「垃圾」，這些北部城市監獄和後巷沖刷出來的垃圾，都是來自聯邦內部地區的鄉巴佬和莊稼漢。在北方人看來，麵包暴動、逃兵、窮白難民和逃跑奴隸是南方邦聯分裂的鐵證。以這種方式，南北雙方都視階級為敵人的致命傷，也是和軍事政治弱點的根源。55

　　雙方都有部分是對的。一般來說，戰爭和更大程度上的內戰都會加劇階級緊張，因為戰爭的犧牲總是不公平，窮人受到的打擊最大。北方和南方在他們的階級基礎上對國家地位的定義下了如此大的賭注，所以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各自的國家藍圖中，聯邦和邦聯的領導人將戰爭視為階級制度的衝突，而優越的文明將獲勝。

　　聯邦的男人認為「白垃圾」是南方的貧窮和虛偽的精英這兩個弊端的產物。他們認為脫離聯邦是對弱勢白人的欺詐行為。有關南方邦聯自吹自擂的社會制度，有位費城的記者說得最精闢，至少最富創意。他建議戴維斯政府在五分錢郵票上印上奴隸，他認為只有這樣，「窮白垃圾」才有辦法「買便宜動產」。但他也沒有讓他的北方同胞完全擺脫困境。北方的泥巴佬和南方的垃圾幾乎沒有太大差異。淪為炮灰時，這兩個階級都沒得到什麼好處。56

① 譯註：邊境州指的是蓄奴但沒有離開聯邦的四個州，包括德拉瓦、肯塔基、馬里蘭，與密蘇里。後來脫離維吉尼亞而成立的西維吉尼亞，也屬於其中之一。

② 譯註：一七八七年美國南方與東北方在美國制憲會議中達成的協議。妥協將奴隸的實際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為稅收分配與美國眾議院成員分配的代表性用途。

　　一九○九年在紐約市舉行的全國黑人代表大會上，W．E．B．杜波依斯就美國對達爾文主義的接受，發表了挑釁的談話。在後來出版的講稿〈種族問題的進化〉中，杜波依斯宣稱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得到了如此大的迴響，是因為「適者生存」的理念本身認可了盛行多年的反動種族政治。這位在哈佛受教的學者以諷刺的語氣強調，達爾文的「傑出科學工作」如何支持了「人類和人類種族之間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這是任何慈善事業都不應該消除的」。杜波依斯的觀點是這樣的：如果有人接受了種族主義的假設，認為黑人是「次等的」，那麼「立法反對自然」就毫無必要；白人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需要政客的證明，因為任何形式的慈善都「無力對抗大腦發育的缺陷」。1

　　對於社會批評家杜波依斯來說，美國化的達爾文天擇說包含的種族主義，與白人統治對正常演化過程的破壞，僅有一步之遙。種族主義沒有讓最優秀的人（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崛起，反而破壞了達爾文主義的論點。它不僅沒有改善白人種族，假象的霸權導致「人類某些最低劣的血統的延續」。正如下層白人的狀態始終不變，美國南部也可見到「能幹的黑人」，能力出身和生產力高，卻被民選官員踩在腳底，這些官員支持白人治安維持會的正義和令人髮指的私刑（lynch law）──為了迎合戰後南方頑固守舊的白垃圾的利益。2

　　根據杜波依斯的論述，白人政治霸權拒絕同意跨種族的平等教育，阻止進化法則在南方的自由運作，因此重新實施了「階級不公的罪惡」。白人至上的理論，在缺乏科學上的基礎，反而對變態、建立於恐懼和仇恨之上的階級體系造成更大的破壞。儘管普遍相信白人注定會成為全球霸主，杜波依斯卻深信，白人種族正在衰退。在「許多退化的跡象」中，有一項是出生率的整體下降。因此，白人退化的威脅全都「來自內部」。然而，當民主黨在一八七七年掌控了南方各州，在經歷了十年的黑人賦權運動後，他們總是指責共和黨的平等主義者造成社會混亂，並引發了白人的向下流動。杜波依斯認為，南方的白人無法檢視自身，看不到自己的退化。3

　　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杜波依斯正在重述美國南北戰爭後重建時期的歷史及其後續效應。但要等到一九三五年，他才將自己的觀點擴大為完整的研究。然而他已經在一九○九年的演講中揭露了幾個重要的關聯。最重要的是，他理解到南方政治如何奠定了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運動的基礎。達爾文最著名的著作《物種起源》和《人類起源》在美國大獲成功，他的表弟、優生學創始人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著作也是。

　　進化有賴自然法則，而優生學則發現了自然欠缺之處。高爾頓的追隨者強調，人類必須進行干預，培育更好的品種來改善種族。達爾文本人也支持優生學，他利用人們熟悉的畜牧學的比喻來證明這一點：「人類在幫動物配種前，會小心翼翼地檢查馬、牛和狗的血統；但是當談到自己的婚姻時，他很少或從來沒有這樣小心過。」他的措辭與湯瑪斯。傑佛遜幾乎相同：「繁殖馬匹、犬隻、其他家畜時，一般人看重的是優越條件；人的繁殖難道就不是嗎？」這幾乎已是優生學家的準則：他們將優良的人類血統比作純種，認為優生之人必然擁有優越的能力和天生的適應性。4

　　偽科學偽裝成遺傳科學，讓美國人得以輕易地將階級和種族的差異歸諸自然。這種語言在二十世紀初達到頂峰，但最初在戰後重建期間開始流行起。共和黨人希望以北方的形象重建南方，而民主黨人則希望恢復白人精英的統治。兩者都在國家統一的背後，看出更大的演化鬥爭。因此，達爾文的「適者生存」成為政治家和記者的口號。他們使用的語言中，強調了非自然的繁殖、不適合的管理，以及最壞種的退化本質。核心論述則是窮白人與解放奴隸之間的鬥爭。

窮白人之夢

　　窮白人不可避免地在重建的辯論中佔據重要地位。許多北方的思想家從來都不認同南方充滿優越感的保皇黨神話。某位北方思想家於一八六四年時提到，多數南方人的祖先都是「歐洲人渣」、「妓院和感化院」的低賤後代，因此他們最多只能稱自己為「庶民貴族」。當顯貴領導的邦聯瓦解時，有關南方文雅的優越幻覺也隨之破滅。5

　　對大多數共和黨人來說，重建南方意味著，第一，引入自由勞動經濟，與第二，確保選民忠誠度。他們認為南方的聯邦主義者和自由人是最忠誠的。對共和黨人來說，問題很簡單：窮白人是否能夠一起把南方變成高教育程度的社會和自由市場的經濟？還是他們會拒絕改變，把南方跟著拖下水？6

　　美國總統安德魯．詹森也加入這場辯論，並公布了恢復聯邦的計畫。根據《紐約先驅報》一八六五年報導，他的計畫必須剝奪富有奴隸主的選舉權，這樣南方的寡頭統治集團才會「失去力量」。《紐約先驅報》此處針對階級做了文章，文中提到，雖然「窮白垃圾」長期以來一直被迫跟在奴隸主身後、任君差遣，但「窮白垃圾」將變成老大。沒錯，老大。詹森曾在接見南卡代表團時，表達相同的想法：他說，「雖然這叛亂解放了許多黑人，被解放的白人卻更多。」他將提拔那些努力耕耘貧瘠沙土以求自給的人，而這些「窮白人」則被黑人和精英種植園主看不起。7

　　總統幻想要在重建州實行三層階級制度。失去選舉權的種植園主將保留他們的土地和一定的社會力量，但是在他們重獲聯邦的信任前，將喪失任何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中層階級充滿新崛起的窮白人階層。在行使投票權和擔任公職時，窮白人將抑制舊的寡頭政治，同時預防以下局面出現：不得不與解放黑奴在經濟上（或政治上）競爭。詹森腦中的最底層，則由自由的黑人和自由的奴隸組成──後者實際上獲得了解放，但卻被當作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對待，享有權利，但仍然沒有選舉權。這位不受歡迎的林肯繼任者並非計畫要「恢復」舊秩序，也並非要建立民主政治。相反地，詹森提出了美國前所未有的東西。如果詹森的計畫當初真的實現了，其實可以被稱為：白垃圾共和國。

　　詹森堅持黑人選舉權是次要議題。然而，他仍然致力於重新定義舊時代的種植園主精英。儘管被剝奪了選舉權，貴族們仍然保留了一些財富以及說服力。他們會把以前的奴隸、現在的員工變成政治上的棋子，而這正是詹森總統不甚認同的未來發展。然而，他還是允許某些前統治精英參選眾議員，他網開一面，可能是覺得自己需要這些人才能贏得連任，但卻破壞了自己的三層階級制度。8

　　如果黑人獲得政治平等，就會發生更危險的事。兩種最低階層間（詹森架構下的黑人和窮白人）長期存在的仇恨，將重新浮上檯面，引發一場「種族戰爭」。然而，安德魯．詹森的種族戰爭並非湯瑪斯．傑佛遜的種族戰爭。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曾預言，一旦被解放的奴隸和他們以前的主人並肩作戰，全面解放將會帶來滅頂之災；第十七任總統詹森談論的則是種族邊緣人的戰爭。正如他所看到的，以前沒有財產的黑人和白人階級，將為生存而進行一場惡戰，原因是：聯邦在南方各州推動普選。9

　　雖然詹森很快就放棄了白垃圾共和國的構想，他的思考卻讓我們更能夠想像南方重建議題上的各路思想光譜。新成立的自由民局不把貧困的白人和解放黑奴設定為彼此的死敵，而是有價值的窮人，這一點也很有意義。該局在一八六五年林肯遇刺不久前成立，一直以來，該局就被授權向「所有難民，所有自由民」──黑人和白人──提供救濟。在辯論自由民局的優點時，許多參議員認為，現在變成「乞丐、依賴他人而生、無房者和無家可歸者」的白人難民的赤貧，並不亞於自由人的窮困。自由民局在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密蘇里州和田納西州，給白人的救濟是黑人的兩倍，有時甚至是四倍；在喬治亞，近十八萬白人難民獲得了食物和必需品。一八六六年議員們曾經討論是否要擴張自由民局，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議員格林．克萊．史密斯指出，「大量的白人從未擁有一呎的土地，從未擁有任何財產，甚至連一頭牛或一匹馬沒有，然而他們卻一直像其他支持者一樣忠貞。」史密斯承認，南方的問題比戰爭本身更嚴重。白人中一直可見貧窮和流浪這兩大禍害。10

　　然而，沒有幾個自由民局的官員認同史密斯這些關於忠誠可敬窮白人的幻想。那些參觀過難民營的人，或者看過《紐約時報》記者所說的南部城鎮「遊手好閒的白人」的人，對窮白人幾乎都沒有什麼好感。紐奧良某位懷疑者提供以下滑稽的觀察：雖然戰前「窮白垃圾」就已證明自己一無是處，這些人卻突然在「難民業」中找到一片天──意思是領政府救濟過活。後來任職國會的佛羅里達的自由民局員工查爾斯．漢密爾頓（Charles Hamilton）向上級承認，自由人的智力只略低於「南方的白人賤民」。自由民局流傳廣泛的報告中提到，數以萬計的貧困白人靠「山姆大叔的配給」過活。這些靠領取物資維生的人裡面，最典型的就是「穿著破爛、蓬頭垢面的女人，背後跟著十幾個一身油污、髒兮兮的『天真的嘮叨鬼』」。最負面的評價或許來自馬庫斯．斯特林（Marcus Sterling），他本來是位聯邦官員，後來成為民政管理官。他於一八六八年交了一份最終報告，當時他已在維吉尼亞鄉間當了四年的自由民局官員。雖然他相信黑人奴隸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因為聯邦的介入，黑人變得『更加安定、勤勞、雄心勃勃」，並渴望用「誠實的自豪和男子氣概」獲得文化。但「可憐的窮白人」階層卻不見相同的進步，成了「唯一不受自由民局大規模善行和大膽改革影響的階級」。許多自由民局官員認為在這場自力更生的競賽中，窮白人似乎從來沒有跨過起跑線。11

　　認為窮白人未來黯淡的，不只是自由民局的官員而已。來自各大報紙的記者前往南方，並為好奇的北方讀者定期傳回報導，發表專文。著名的文章出現在《大西洋月刊》、《普特南月刊》和《哈潑新月刊雜誌》上。《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章：一八六六年，《紐約時報》的匿名記者發表了一篇尖銳的文章，揭露了白人的貧困，題了個無傷大雅的篇名：〈來自南方：南方之旅和草記〉。在為《芝加哥論壇報》和《波士頓廣告報》撰稿時，伊利諾州的記者西德尼．安德魯斯（Sidney Andrews）不加掩飾地表達了他對悲慘的白人的看法，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書，書名為《戰後南方》。擔任過《辛辛那提公報》（Cincinnati Gazette）的記者後，惠特勞．里德出版了一本不帶同情心的觀察，這本遊記名為《戰後：南方州之旅》。最後，約翰．特羅布里奇（John Trowbridge）創作了《南方：戰場與荒廢城市之旅》（The South: A Tour of Its Battlefields and ruin Cities），以犀利的鏡頭聚焦農村白人。12

　　以上這些文章都發表在一八六六年。然而，在動盪不安的那些年裡，最受討論的一本書卻是在戰爭正式結束前就出版了。《下田納西》也是一本遊記，作者是紐約棉花商人、小說家詹姆斯．吉爾摩（James R. Gilmore）。他的論點獨特，因為他將「卑鄙的白人」和「普通的白人」一分為二，他認為後者是積極進取、奉公守法、富生產力的公民。他們和那些懶散、偷竊、粗野的卑鄙白人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人的家讓他想到「豬圈或狗窩」。他說，儘管他把這個群體定義為少數，但由於他們的個性深具傳染性，這些人仍然是危險的群體；他們是衰竭的南方的病灶，是社會身上的「真菌」，「吸取其他部位的力量和生命力。」13

　　所有這些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揭開南方種族和階級制度的神秘面紗，以便預測它不確定的未來。如果說他們有任何共同點，應該就是西德尼．安德魯斯的模仿者所問的：「現下的問題，不是南方的窮黑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而是南方的窮白人在過什麼生活？」 14

　　支持共和黨的記者堅稱窮白人在解放黑奴的統治下逐漸凋零，成為潛在的公民。這種說法表面上讓人吃驚，卻並不意外。這些記者對於前南方邦聯的精英和「卑躬屈膝」的窮人都不甚信任，對他們來說，這些人就像「待宰之羊」，拖往戰場。惠特勞．里德認為黑人孩子渴望學習，而西德尼．安德魯斯認為，黑人展現出白垃圾似乎缺乏的「精明的保存本能」。在一篇又一篇的記載中，將解放黑奴描述為能幹、節儉、忠於聯邦的人。《大西洋月刊》的某位作家問：為什麼政府要「剝奪謙遜、安靜、努力工作的黑人的公民權」，讓「毫無價值的野蠻人」──「無知、文盲、邪惡」的窮白人──的選票影響北方的未來？15

　　因此，窮白人這個流行的詞彙變得更加不祥。白垃圾不僅僅是社會邊緣的畸形怪物；他們現在被認定是天生的罪犯、美國族譜上枯萎的一支。這是種「真菌生長」，窮白人有可能會弱化南方社會的整體血統。窮白人不只有蠟黃的皮膚，代代相傳的還有智力停滯、「遲鈍」的頭腦、「笨拙」的口條、「愚蠢空洞、智障一般的瞪著人」。還有人說他們「為人屬，卻非智人」。勤勞的黑人突然得到救贖，而白垃圾卻依然是未經發展、演化停滯的生物。16

　　重建期間，共和黨人將白垃圾歸類於「危險階級」，這個階級生產大量的私生子、妓女、流浪漢和罪犯。他們違反了所有的性規範──父親與女兒們同居；丈夫賣妻子；母親放任女兒的不正當關係。這個階級危險，是因為人口不斷增長，未曾消失於荒野。里德對住在火車車廂裡的骯髒難民感到震驚，這些人預示二十世紀的拖車垃圾。自由民局官員、小說家約翰．伍德的結論是：只要達爾文天擇的「嚴厲法則」除去多數白垃圾，白垃圾的問題就還堪忍受。17

　　一八六八年，《普特南月刊》上有篇文章記錄了某個「家族的歷史」，追溯其墮落血統的家譜起源。這個簡單的故事早於包括《朱克斯家族》在內的一系列的研究。《朱克斯家族》是關於墮落血統最歷久彌新的紀錄，並影響了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優生學家查爾斯．戴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普特南月刊》一八六八年的這篇文章宣稱找到一對有名有姓的夫妻──勝過丹尼爾．杭德利，他把南方垃圾通通視作倒往美國殖民地的契約僕役的後代。

　　比爾．西敏斯（Bill Simmins）是這個腐敗家族的始祖。西敏斯在英國是苦役犯，到維吉尼亞州後成了佔居者，他娶了個變成「野女人」的倫敦妓女，她生下了一窩低賤的、無謀生能力的孩子。文章作者認為，要解決白垃圾的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釜底抽薪：干預。必須把孩子從髒亂的棚屋中帶出來，讓他住進收容所，讓他至少可以在那裡學會工作，避免繼續近親繁殖。垃圾的系譜必須切斷。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違法犯罪到優生絕育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18

　　許多十九世紀的學者把白垃圾當成進化（或無進化）的衡量標準，這種想法影響了大眾對於第一份聯邦士兵研究的看法。美國衛生委員會對大約一萬六千名曾在聯邦和南方邦聯軍隊服役的男人進行大型統計研究。研究對象只有一小部分是非白人（大約有三千名黑人和五一九名印地安人）。當這項研究於一八六九年發表時，一位曾在聯邦軍隊服役的外科醫生在著名的《倫敦人類學評論》（London Anthropological Review）上質疑，除非研究者就黑人和窮白人進行比較，不然可能無法得出種族差異的結論。「低賤的人」可能流著盎格魯撒克遜的血統，但他們已經「墮落成懶散、無知、身心墮落的民族了」。是該研究智力是否是特定種族特有的遺傳特徵。19

南方無賴與紅脖子

　　共和黨記者、自由民局官員和工會官員著述甚多，在戰後的黨派政治中，民主黨人也同樣煞費苦心地重建其反對黨的角色、弱化共和黨的政策，並且開始著手解決眼前的種族問題。他們不曾讚揚辛勤工作的黑人和社會流動性，而是擔心失去「白人政府」。他們擔心的不是近親繁殖，而是雜交繁殖，也就是不同種族的不健康融合。

　　「雜種」成為那些年民主黨人最喜歡的侮辱詞彙。這個詞喚起許多有力的暗喻。失敗的南方邦聯人士和北方的民主黨記者都預測共和黨的政策將會帶來「雜種共和國」。他們偏執地將美國與十九世紀的墨西哥共和國做比較，在他們看來，後者是種族融合失控的例子。20

　　「雜種」並不是民主黨人唯一感受到的威脅。這個反對黨談到了另外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敵人：「外來政客」（carpetbagger）和「南方無賴」（scalawag）。新的論述浮上檯面：出身可疑、教養不良的人掌權之時，就是政府德行衰落之日。北方佬外來政客取代了南北戰爭時受人鄙視的泥巴佬。「外來政客」通常拿著廉價的黑色旅行袋，是貪婪的冒險家，依靠一蹶不振的南方維生。然而，比外來政客更糟糕的是背信棄義的「南方無賴」。他是南方的白人共和黨人，為了不義之財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自己的種族）。21

　　儘管詹森總統並未使用「雜種」一詞，但他卻相當熟稔「雜種公民權」的危險──詹森否決一八六六年《民權法案》時，某家報紙曾用這個詞彙來指稱其核心原因。小法蘭西斯．布雷爾（Francis Blair Jr.）曾是密蘇里州的共和黨人，後來轉入民主黨。他也是狂熱的達爾文主義者。布雷爾幾天前才寫了封強烈反對該法案的信給總統。他堅稱，不該允許國會讓美國變成「雜種國家」。詹森表示同意。他的否決從一開就是在針對突然受到法律保護的所有新混種：「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中國人、要繳稅的印地安人、所謂的吉普賽人，以及稱作黑人、有色人種、黑鬼、黑白混血人和具有非洲血統的種族。」這條法案在給予公民權利方面，消除了種族歧視，並打開了平等選舉權的大門。詹森的否決說明了一件事：解放黑奴缺乏天生的恰當性。詹森最後明確表示，他不支持任何批准跨種族通婚的法律。22

　　一八六六年，詹森總統實際上拋棄了共和黨。他以傑克遜式民主黨人的身分開啟自己的政治生涯。詹森是以傑克遜支持者的方式，否決了自由民局的擴編和《民權法案》，並利用他的行政權破壞了聯邦政府在南方的計畫。這一系列的行動讓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想辦法找到比推翻他的否決更有效的做法：他們尋求一個更長久的憲法解決方案，並在彈劾過程中找到答案。詹森的背叛推動了一八六七年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和一八六九年的第十五條修正案。第十四條修正案保證所有的美國公民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第十五條修正案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和曾為奴隸」而產生的投票歧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些聯邦官員認定已釋出善意、宣誓效忠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也否定了前南方邦聯盟成員的投票權。前邦聯官員被禁止擔任公職。23

　　就焦慮的社會評論者看來，「種姓的驕傲」和「種族的驕傲」遭受了攻擊，共和黨的一系列胡亂立法侵蝕了這兩個維繫「血統純正」和「社會排他性」的舊屏障。焦點轉向白人女性。秘密社團早在一八六七年就已出現，就像路易斯安那州組織的「白山茶花騎士團」一樣，社團成員發誓會娶白人婦女，同意盡其所能來阻止「雜種、退化的後代」。24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小法蘭西斯．布雷爾一八六八年巡迴美國各地發表演講，並把雜種的威脅當作競選活動的關鍵議題之一。喬治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瑟夫．布朗隔年做出了一個重大判決。這位前反叛州的州長裁定，法院有權解除任何跨種族通婚。布朗將「混種婚」近親通婚和智障通婚歸於同類，而喬治亞州早已經禁止後兩者了。布朗堅稱，這種令人憎惡的婚姻會產生「體弱多病」的孩子，從而有可能「把優等種族的人拉到低等種族的水準」。他引用了動物育種者的既定定義來理解雜種。而布朗的優生學邏輯更是明顯：為了防止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受到汙染，政府現在有權管理繁殖。25

　　儘管如此，對於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來說都一樣，種族與階級永遠無法脫鉤。這就是為什麼南方無賴會遭受到惡毒的語言以及實際的身體暴力的攻擊。南方無賴被視為黏著劑，團結了脆弱共和黨聯盟下的解放黑奴、外來的北方人，南方的聯邦主義者，和前邦聯主義者。相較於北方的外來政客，許多南方民主黨人認為南方無賴是更大的阻礙，因為這種白人叛徒生長於南方，他熟知通往州議會大廈的方法。要終止共和黨對南方的控制，就必須象徵性地（有時是實際上地）殺掉南方無賴。26

　　在一八六八年的總統大選中，有名南方無賴被控煽動黑人，並灌輸黑人應享社會平等的觀念。某位憤怒的記者抨擊，所謂的解放黑奴現在成了「南方無賴白垃圾的奴隸」。他違反了社會準則在公共與私人場所與黑人隨意往來。他邀請黑人回家吃飯，傷了他尊重體統的妻子的感情。然而，這個毫無價值、沒有教養的生物突然獲得了力量。他們鄙視他的特點──階級低賤、願意與黑人打成一片──讓他成為完美的政工。在動盪的選舉年，該名南方無賴的種族和階級血統都成了問題。27

　　〈一名南方無賴的自傳〉是篇精彩的民主黨政治宣傳。主人公約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出生在維吉尼亞州希弗萊特角（Shifflet’s Corner）的一個貧困家庭，家裡有十四個孩子，該地充斥下層階級和罪犯。他加入南方邦聯軍，當過炮兵、司機，還清過傑佛遜．戴維斯的馬廄。他並沒有追求榮譽和榮耀的野心；可以預見，他的從軍之路只會每況愈下。

　　他後來當了逃兵，並對北方佬撒謊說他是聯邦軍。他於一八六六年回到維吉尼亞後成為了南方無賴，並發現自己有「黑鬼話」的天賦。他捍衛黑人的投票權不是基於任何高尚的原則立場，而是基於他卑鄙的座右銘：「人皆為己」。斯塔布斯知道那些北方的外來政客對他並無尊重，但他並不在意，怠慢之間，只要有大量威士忌可以喝就好。不須自我提升，他就得到了郡書記的職位。他在共和黨內往上爬的過程中，沒有過多情感的拖泥帶水，他學到：隨著他在世上的地位越升越高，就會有更多人能夠容忍他的「卑鄙」。28

　　北方人白手起家的艱苦奮鬥、提升道德的傳統，都在〈一名南方無賴的自傳〉遭到翻轉，巧妙地變成了滑稽故事。斯塔布斯與舊南方的世襲領袖相去甚遠，後者的教育、教養和高貴舉止即便戰敗，也是傳奇。斯塔布斯則是粗俗的唯物主義者，他缺乏遠見，靠著說謊欺騙來出人頭地。他在在提醒我們，南方的精英階層仍然鄙視下層階級。就像某個北卡羅萊納保守派人士於一八六八年所稱，共和黨無非是群「出身低賤的浮渣和前奴隸」，而這群人現在卻騎在擁有財產和品味的人頭上。當南方民主黨人士呼籲建立「白人政府」時，他們口中的白人並不包括所有白人。29

　　南方無賴是民主黨版的白垃圾。前邦聯的韋德．漢普頓上校（Wade Hampton）於一八六八年時對此發表了他的看法，他於八年後當選上南卡羅萊納州長。漢普頓是「救贖者」的英雄，他的運動最終推翻了南方州的共和黨統治。他說過的話是最令人難忘的侮辱，還一路傳到了英國。漢普頓具備農牧的知識，他援引「南方無賴」最著名的定義，也就是流浪血統，「牲畜商用以形容那些屠夫或狗都不想要的卑鄙、噁心、骯髒的母牛。」「南方無賴」是人類廢料，卻帶有不自然的野心。這種人的生理不甚健全，卻是嫻熟的黨工，翻攪浮渣，於淤泥中茁壯。30

　　湯瑪斯．傑佛遜．斯皮爾（Thomas Jefferson Speer）是位真正的南方無賴，他於同年發表演講，驕傲地捍衛他的「母牛」。與漢普頓大相逕庭，他曾加入南方邦聯盟，後轉為共和黨人。他曾任職喬治亞州制憲大會，後來又進入美國國會。斯皮爾並不避諱他普通學校的教育背景，並承認自己「不會說話」。然而，他反對南方脫離聯邦，並認為聯邦對南方提出的戰敗條款相當寬宏大量。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喬治亞人，其「先人的遺骨躺在這片土壤下」，他聲稱自己是「有色人種之友」。31

　　就像他名叫湯瑪斯．傑佛遜，斯皮爾知道，「南方無賴」也不過是個名字。但是南方的政治卻是建立在這樣的象徵之上發展：對於真實和想像的社會殘渣的厭惡根深蒂固，代代相傳，無論殘渣或黑或白。看到低賤之人膽敢為自己說話，跨過膚色的界線，南方的世襲領導階級實在無法忍受這種僭越。

　　雜種和南方無賴是連體雙胞胎，同時威脅著種族和階級的穩定。面對南北戰爭結束、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通過，頑固的南方白人的腦中浮現一幅哥德式的景象：失德領導人治下的性偏差劇場。第十四條修正案更讓他們心生畏懼，因為第十四條修正案讓黑人男性選民獲得法律的平等保護，同時剝奪了前南方邦聯成員的執政權甚至投票權。這世界反了，小丑現在統治著共和國。當然，沒有幾個南方白人共和黨人真的符合時人創造的南方無賴形象，但這個標籤卻撕不下來。不論積累了多少財富（或政治經驗的財富），世人咸認南方無賴的內在就是個白垃圾。32

　　所謂的價值繼承人在重建時代後重新獲得南方的政治力量。一八八○年代，南北白人重新連結。「洗心革面的」南方窮白人成了勤勞的農民，而其他人則稱讚純潔的山地人，說他們可堪教化，也已向上提升，不再是南方經濟的負擔。一時間，處處可見大和解的故事，之前交戰的雙方對國內和諧抱持著光明的願景。33

　　《南方窮白人喬》是部新英格蘭人所寫的作品。主角喬的故事發生在佛羅里達，他用愛和寬恕來超越過去的冤錯和怨恨。喬是個「天生的窮白人」，他成功地經營一間農場。表現出過人的野心來反抗自己的背景。他是一個「勇往直前」的人，熱愛閱讀，記憶力非凡。他說妻子盧斯是「我所見過的最白的女人，靈魂和身體都是」，這暗示出他不是那麼白，而是「你知道，就是個南方窮白人」 。（就像史托夫人《德雷德》中的家族，喬是混血，他的母親「血統好」。）喬十多年前曾試圖謀殺某位富有種植園主的兒子，他現在不得不做出補償。種植園主的兒子則必須收回他父親的破舊莊園和荒廢的土地，而拯救他的遺產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娶某個紐約來的外來政客的女兒。如果這些聽來還不夠離奇，喬另外還有個黑白混血女兒，喬把她帶回家扶養，妻子沒有反對還給予支持。34

　　時人做了一些簡易的劃分。第三代廢奴主義者、肯塔基黑白混校的伯利爾大學（Berea College）校長威廉．古德爾．弗羅斯特（William Goodell Frost）於一八九○年代重新定義了他的山區鄰居：「『窮白人』是墮落的，山地白人則尚未升級。」後者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維持獨特的血統，正因此如此，山地白人才沒有輸掉適者生存的戰鬥。弗羅斯特將山地人視為現代的撒克遜人，這種人說的話帶有「喬叟的味道」和「撒克遜人的脾氣」。弗羅斯特說：山地人「是活在當代的祖先」！這個與世隔絕的白人之所以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好的人種，是因為他「精力充沛、不屈不撓、多產、愛國──七六年精神之血脈。」山地人構成了美國族譜的主幹。弗羅斯特竭力論述。然而，在許多不買單的人看來，山地白人依然是種外表奇異、走私私酒的鄉巴佬，經常身陷敵對家族的世仇中。35

　　大約同時，「紅脖子」（redneck）一詞開始流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新南方出現了一票知名的民主黨煽動家：南卡羅萊納州的班．蒂爾曼（Ben Tillman）、阿肯色州的傑夫．戴維斯（Jeff Davis），以及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瓦爾達曼（James Vardaman），而瓦爾達曼是這裡面最有趣的人物。紅脖子這個詞清楚定義了這些吵鬧粗暴、種族歧視的支持者。「紅脖子」可能出現在沼澤區、也有可能來自磨坊鎮。他身穿工裝褲，在政治集會上出言不遜，三不五時當選州議會議員。瓦爾達曼的同黨蓋伊．倫徹（Guy Rencher）就是「紅脖子」。他在密西西比的眾議會上，自稱擁有「長長的紅脖子」。還有一種解釋也值得一提：「紅脖子」一詞於一八九○年代開始流行，當時在南非的波耳戰爭中，南非白人稱英國士兵為「紅脖子」，凸顯英國人曬傷的皮膚和原本蒼白膚色的反差。這個詞彙也出現在零工（sharecropper）流行的歌曲中（約是一九一七年）：「我寧做個黑奴，犁田的老黑人，也不要當白人鄉巴佬，脖子又長又紅。」36

老羅斯福與優生狂熱

　　這就是W．E．B．杜波依斯的世界。這也是狄奧多．羅斯福的世界。此二人幾乎沒有什麼共識──特別是在進化論或優生學上，而羅斯福對此深信不疑。當然，杜波依斯對羅斯福總統的軍國主義以及歌頌白人墾殖者在舊西部的野蠻行徑毫無好感。但他們在一件事上達成了一致：那就是「紅脖子政治」的威脅。

　　一九○一年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羅斯福意外成為總統。當時他年僅四十二歲，因其美西戰爭中大膽的軍事行動聞名，而這也讓他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雖然他的母親出生在喬治亞州，他可以說擁有南方邦聯的血統，但這位紐約政客卻證明自己無法避開南方政治的暗礁。他在就任總統不久後邀請杜斯凱吉學院的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參加晚宴，激怒許多南方白人。民主黨人士重彈重建時期的老調，指控新上任的總統推動種族平等。對憤怒的南方人來說，以如此公開和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方式與黑人共餐，距離支持跨種族婚姻僅一步之遙。瓦爾達曼尖銳地稱羅斯福為「散發黑人味的異族通婚者」，形容白宮「充滿黑鬼的臭氣，臭到老鼠都只好躲進馬廄裡」。南方諷刺作家比爾．阿普（Bill Arp）還預言白宮早晚會舉辦雜種婚禮。阿普思忖，白宮也會邀請布克．華盛頓就讀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女兒波西亞（Portia）。然後，他冷笑，她就成了羅斯福的兒媳人選。37

　　在羅斯福看來，瓦爾達曼之流乃是最低等級的煽動者。在寫給公理會牧師兼編輯萊曼．阿博特（Lyman Abbott）的信中，羅斯福寫道，瓦爾達曼這個密西西比人的「髒話」和「胡扯」比在紐約市排水溝裡打滾的最低級無賴的用語還糟。這種「言語無法形容的低賤」讓這個南方人跨過了美國價值的紅線。羅斯福雖在信中指責瓦爾達曼，卻拒絕重複他的可恨言詞，但讓他最感侮辱的其實是對於他出身的粗俗影射：「老羅斯福夫人」懷孕期間受狗驚嚇，所以「泰迪身上才會具備如此明顯的小公狗特質」。瓦爾達曼不覺羞愧，還開玩笑說他想向狗道歉，而非跟總統道歉。38

　　所以，這個以白色西裝、白色牛仔帽和黑色長髮而聞名的密西西比狂歡節攬客員是誰呢？他自稱是「紅脖子」和「鄉巴佬」的代言人。詹姆斯．瓦爾達曼曾是新聞記者，他懂得謾罵的力量。從安德魯．詹森到韋德．漢普頓，南方人習慣用過去的粗俗羞辱來咒罵自己的敵人。瓦爾達曼認為，無論民主多麼骯髒，都屬於「人民」，人民有權說出他們的感受。他的朋友和敵人都稱他為「白人酋長」，部分是因為他一身白色裝扮，部分是因為他的白人至上言論。但對他的敵人來說，瓦爾達曼比較像是「巫師」，一個知道如何激怒低下白人野蠻人的巫醫。39

　　他認為自己是窮白人的捍衛者。在一九○三年的州長競選中，瓦爾達曼將窮白人放在所有黑人的對立面。他認為，教育黑人毫無意義，也相當危險，國家應該確保白人公民繳的稅全部用在白人學校上。這位爐火純青的表演者可說是騎牛騎進了參議院。瓦爾達曼的民主黨初選對手嘲笑他的支持者是無知的一群，但瓦爾達曼卻利用了此一事件。在密西西比巡迴演講時，他喜歡把「南方窮白人的自駕馬車」停在一長排牛中間。某次集會，他甚至騎著一頭牛進城。這頭牛身上還披掛著印有「紅脖子」、「牛」、「低下」等詞彙的旗幟布條。瓦爾達曼戲劇性地擁抱了白垃圾的身分認同。40

　　密西西比倖存的種植園主精英和中產階級鄙視瓦爾達曼，因他故意挑起階級仇恨。其民主黨對手勒羅伊．珀西（LeRoy Percy）的兒子威廉．珀西（William Percy）在回憶中，清楚表達了階級的憤怒。威廉．珀西當年一面擔心瓦爾達曼的支持者會向他的父親丟擲「臭蛋」，一面對那群粗暴之人進行觀察。珀西想起：

　　他們是會對黑人動私刑的人，誤把流氓用語當作機智，把狡詐當作智慧。他們會出席奮興布道會，卻在會後打架鬧事、躲進灌木叢裡私通。他們是百分之百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是至高無上的選民。這事實可怕到不真實。

　　儘管珀西對政治仇恨的活動沒興趣，但他承認瓦爾達曼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他給了「至高無上的選民」他想要的東西──紅肉。41

　　身為貴族的羅斯福別無選擇，只能和他的紅脖子對手競爭。在他一九○五年的南方之旅中，他指責阿肯色州州長傑夫．戴維斯為濫用私刑的暴民辯護。某家報紙開玩笑說，羅斯福總統的隨行人員選擇在晚上移動是明智的，這樣瓦爾達曼就不用對他開槍了。羅斯福也惹怒了驕傲的南方的白人女性。他竟敢把傑佛遜．戴維斯（南方邦聯總統）和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比作同類。因此，有名憤怒的喬治亞婦女宣告羅斯福總統玷汙了他母親的血統。42

　　羅斯福認為血濃於水，但脾氣暴躁的喬治亞婦女可不這麼想。他對種族和階級的理解仍植根於進化論思想，他認為黑人天生就比盎格魯撒克遜人下等。但他也覺得進步是可能的，這也是為什麼他支持布克．華盛頓在塔斯基吉學院開的工業教育課程。如果黑人證明自己在經濟上有自給自足的能力，那麼他們就有資格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利。但這位曾在哈佛接受教育的總統從未放棄一個前提，即種族特徵流淌在血液之中，由祖先的經歷所決定。作為「美國特殊論」的狂熱擁護者，羅斯福認為十九世紀的拓荒經歷已經把美國白人變成了上等血統。43

　　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羅斯福的座右銘：工作、戰鬥、繁殖。證據顯示他深受山地人神話的影響，在神話中，優秀的撒克遜血統與墮落的南方窮白人一刀兩斷。歷史是由血液、汗水和「種質」所書寫──我們現在把最後這個世紀之交出現的術語，稱之為基因。羅斯福認為，每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男性都必須與自己內心的佔居者保持聯繫；他絕不能失去與「艱苦生活」相關的男性特質。羅斯福說過，國內太和平、奢侈和故意節育只會讓美國人變得軟弱、萎靡、放縱。44

　　現代性的弊病可以透過三種方式加以矯正。人可以回歸荒野，一如羅斯福在非洲追捕大型獵物，或他五十五歲時那痛苦的亞馬遜河之旅。戰爭──為生存而進行的原始鬥爭──是第二種喚起撒克遜祖先特徵的手段。然而，繁殖仍然是最原始的本能。在羅斯福看來，分娩是自然給予女性的訓練營，是一場強化整個種族的生死之戰。45

　　至於戰爭，它不只是塑造性格；它實際上重新激發了美國血統中的最佳特質。在達科塔州經營了幾年牧場後，老羅斯福發表了他的大部頭著作《征服西部》。這部作品部分是美國史，部分是關於進化論的論文。羅斯福回到紐約，投身政治，並在帝國主義擴張的十字軍東征中找到新的鬥爭發洩出口。他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中號召群眾，組了自己的軍團──「莽騎兵」，成員包括西部牛仔和山地人，還有像他這樣來自常春藤名校的運動員。再加上幾個印地安人（另成一連）、一些愛爾蘭人和拉美裔人士，以及一名猶太新兵和一位義大利人。以上所有安排，都是為了重現他認知中的恰當種族混合比例，這些人將住在古巴的新美國邊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肌肉版的物種實驗中，他的軍團沒有半個黑人，也沒有真正的南方窮白人。46

　　著名的藝術家佛雷德里克．雷明頓（Frederic Remington）生動捕捉到了羅斯福攻克聖胡安山（其實是壺山）的著名一役。在去古巴前，雷明頓曾為佛羅里達一間雜誌社工作。他在佛羅里達看見「南方窮白人牛仔」，這些人與他認識的血統純正的美國西部人剛好是對照組。佛羅里達的這些人「又濕又髒」；他們頭髮沒洗、鬍子沾染菸草、衣著邋遢，使他想起了在沼澤地裡從橡樹上垂落的西班牙苔蘚。雷明頓發現他們缺乏「兇猛特質」（相較於拓荒者），他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可比「獵狐小㹴犬」和「黃色山地土狗」之別。老羅斯福用動物的類比，繼續說這些人的判斷力連「灰人猿」都不如。這些如同土狗人猿的未來征服者征服者偷了牛，聽到自己被控有罪時會露出驚訝的表情。他們無知到沒辦法在地圖上找到德克薩斯，著實令人震驚。老羅斯福也會同意：西部特有的文化並沒有南方化。47

　　儘管如此，老羅斯福並未試圖解決他在南方問題上的矛盾措施。他也許是捍衛了種族的純潔，反對種族通婚，但他也向《維吉尼亞人》的作者歐文．威斯特（Owen Wister）承認，他相信南方白人男性雖然對種族通婚感到憤怒，但他們卻先身士卒垂涎黑白混血女人並包養黑人情婦。老羅斯福對南方白人不以為然，對努力工作的黑人給予高度評價，但他卻不曾採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後者的投票權。華盛頓、林肯和格蘭特是他的英雄，他們過著積極、高尚的生活，拒絕安逸和自滿。他們不像「瓦爾達曼大哥」一樣是政治騙子（借用某位記者用來形容密西西比瘋狗的巧妙稱呼）。他們也不是戰前的南方貴族。他們喝酒、決鬥、發表「有悖常理」的談話。老羅斯福告訴威斯特：南方白人在進化的階梯上走錯了方向，他們用空談闊論來掩蓋「不健康的特徵」。老羅斯福的結論是，就美國人現在引以為豪的一切觀之，邦聯世代和其後繼者都「非常、非常沒貢獻。」對他來說，瓦爾達曼之流也許討厭，但他們時日無多。48

　　老羅斯福對未來會這麼有信心，是因為他對優生學的支持不遺餘力。他利用總統的影響力發表言論，堅稱女性肩負著關鍵的公民責任，必須養育健康、自律的孩子。他一九○三年首次公開支持優生學，兩年後，他在母親大會上發表演講，闡述了自己的信仰。因為擔心「種族自殺」，他建議每位盎格魯─美國血統的女性要生四到六名孩子，「才足以讓種族增加而非減少。」女人的職責是忍受「分娩之痛」甚至面對死亡，這讓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肩負相當於職業軍人的職責。逃避生育責任的婦女比逃兵更糟糕。正因如此，他於一九○六年推動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讓聯邦法律有權控制婚姻和離婚。49

　　將婚姻法和離婚法從各州的專制控制中獨立出來，還有更大的優生目的。每個頑固的優生學家都認為，公民沒有結婚或生育的個人權利。某個知名的優生組織曾在一九一四年報告，「社會必須把種質視為社會所有，而不僅屬於攜帶種質的個人。」因為不健康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如果成為罪犯，會讓納稅人付出代價，所以社會有權保護自己。更危險的是，如果允許退化人種恣意繁殖，那麼這個國家的血統深受其害。老羅斯福於一九一三年寫信支持知名優生學者查理斯．戴凡波特（Charles Davenport），信中寫道：所有上等血統的公民都有愛國義務把自己的「血統留存身後」。他並發出警告，絕不能允許退化人種「繼續繁殖」。50

　　在優生熱潮上，改革家呼籲政府採取鼓勵措施，以確保更好的品種。那時出現生兒育女免稅的想法。老羅斯福批評新的個人所得稅法的免稅額度上限只含兩名子女，這會讓父母不願生第三個或第四個孩子。他想以金錢獎勵生育，就像澳洲於一九一二年所設立的嬰兒獎金一樣。他還推動為寡婦設立的母親退休金──這想法後來大受歡迎。某位母親退休金的支持者認為，喪偶的母親「跟法官或將軍一樣，都是國家公僕」。養兒育女也是種公職，她的辛苦不亞於戰場上的辛勞。如同義務兵役會淘汰次等的士兵，養老金也只分配給「適當的母親」。51

　　老羅斯福並不孤單。學者、科學家、醫生、記者和立法者都加入了這股「優生狂熱」，這個名詞是某位加州醫生所發明。支持者認為鼓勵健康男女生育的方式，是透過教育中產階級正確的婚姻選擇。優生思維出現在大量的書籍、流行的公開演講，以及州立博覽會上的「更好的孩子」和「更適當的家庭」等競賽中。優生學進入大學課表中。優生學支持者的努力成果是一系列的立法，針對婚姻進行限制的，對有缺陷的人實行制度上的性隔離，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家強制對「不適者」進行絕育。52

「優生落後」的南方

　　查理斯．戴凡波特一九○四年在長島的冷泉港建立了研究中心，後逐漸發展成為優生學記錄室。戴凡波特是哈佛大學所培育的生物學家和教授，他和他的團隊致力收集遺傳資料。他是美國育種者協會優生學部的一員，深具影響力。美國育種者協會由農業育種家和生物學家所組成。這群人中有許多傑出人物，包括著名的發明家亞歷山大．葛拉罕．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戴凡波特的左右手哈里．H．勞林（Harry H. Laughlin）後來成為眾議院移民與歸化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的優生學專家，對於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造成關鍵的影響，而該法正是美國歷史上最全面、最具限制的法案之一。53

　　優生學家談及退化，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南方。戴凡波特直接了當地表示，如果聯邦不制訂政策來控管移民，紐約將變成密西西比。在《遺傳與優生學》一書中，他指出產生病態和退化的美國人的兩大溫床室：茅屋和濟貧院。大眾對茅屋並不陌生，不管是想到南方窮白人的小屋、下等南方人的住所、還是窮白人的豬圈。戴凡波特的作品呼應了詹姆斯．吉爾摩的《下田納西》（Down in Tennessee），他非常擔心棚屋中的無差別交配行為。兄弟姐妹睡在一起，父親和女兒睡在一起，對於近親繁殖的恐懼其來有自。他對濟貧院的攻擊也針對南方。密西西比州直到一九二八年才為收容所中的男女提供獨立的設施。他相信，救濟院默許罪犯和妓女生下各種各樣的低能罪犯和雜種。最後，戴凡波特的反農村偏見尤其強烈。他所信仰的「適者生存」模型，強調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更適者遷移，把不適者拋在後頭。54

　　幾乎所有的優生學家都將人類的繁殖與動物的做了類比。戴凡波特認為大屁股的女性是最優秀的母種畜，他用的是動物飼養者幾個世紀以來用來描述奶牛的思維。對優生學記錄室捐助最多的是瑪麗．哈里曼夫人（Mrs. Mary Harriman），她是鐵路鉅子艾維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遺孀；她來自熱愛替馬配種的家庭。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曾設想培育「純種人」，他說，四代優秀的父母將培育出純種人。一九一七年，富有的紐約育馬者威廉．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出版了一本優生學的書，甚至主張美國人可以被培養成上流社會的一員，以保證智力與地位相符。他普遍主張「未出生的人有健康出生的權利。」為什麼一代人要因為父母的不良繁殖選擇而受懲罰？55

　　為了「精挑細選」美國的血統，三種解決辦法於焉誕生。就像在動物育種一樣，宣導人士推動立法，允許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將不適者與一般人群隔離開來並進行檢疫，抑或呼籲對罪犯進行閹割，對患病和退化的階級進行絕育。這些呼籲放在任何年代來看，都是嚴重侵犯人權，但密西根州的立法者卻在一九○三年更進一步提議國家應該殺光不適者。另一位優生學的支持者則想到一個特別可笑的計畫來處理被判有罪的殺人犯：處決他的祖父。這樣的提議並不是邊緣的想法。一九三一年時已有二十七個州通過絕育法，還條列三十四種分類法來界定可能要接受外科手術的人的種類。優生學家大筆一劃，就把不適者打入了下層階級，並提倡要「消滅」不能就業的人，一如哈佛大學教授弗蘭克．威廉．塔斯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所述。教授憤怒地說，如果社會拒絕讓遺傳上的不適者（「無可救藥的罪犯和流浪漢」）「一勞永逸吸飽麻醉劑」，那麼至少可以阻止他們「繁衍出同類」。56

　　優生學家對婦女在全國運動中的角色認定有所分歧。有些人堅稱她們應該繼續當家庭的守護者。這一理想與南方傳統信條不謀而合，即主張種植園主和中產階級的婦女「天生厭惡」與黑人男子交往。紐約的育馬者斯托克斯呼籲婦女們仔細檢查可能的追求者，要求家庭血統，並要求男人做身體檢查。（很容易看出，他的觀念來自育馬的血統證明書，以及眾所周知的「禮物馬」的口腔檢查了。）越來越多年輕女性發誓追求優生婚姻，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她高科學標準的男人。一九○八年，路易斯安那州某位相當關心優生學的女教師發起了一項名為「更好嬰兒」的比賽，在比賽中，母親讓孩子接受檢查和評分。這項比賽後來變成州立博覽會上的「更適當家庭」的競賽。比賽在牲畜飼養場上舉行，人們用評判牛的方式來評判各個家庭。獲勝者獲得了獎牌，就像獲獎的公牛。57

　　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是優生婚姻的守門人和守護者，雖然多產的貧窮女性誕下的子女數量還是超越更優質的女性。所謂的專家認為，那些過度沉迷於性行為、缺乏理智約束的人更有可能生下孱弱的孩子。（他們想像窮白人在灌木叢中私通。）戴凡波特這樣的專家把淫蕩和貧窮視為遺傳特徵，連帶把下層階級的性活躍婦女視為退化種質的帶原者。亨利．戈達德（Henry Goddard）一九一○年在紐澤西州威恩蘭（Vineland）的一間學校設立實驗室，拿心智發展不健全的男孩和女孩做實驗。戈達德創造出新的分類：低能（moron）。低能比智障（idiot）和弱智（imbecile）聰明，他們很麻煩，因為他們可以混入正常人中間。女性笨蛋可以以僕人身分進入有禮的家庭，勾引年輕男性，或者受其勾引。他認為是個大問題。58

　　對濫交的貧窮婦女的恐懼促使優生學改革家推動建立更多的收容所，來收容心智發展不健全的白人婦女。過程中，他們用到「隔離」一詞，就像南方人所實施黑白人種族隔離。「混入其中」的女性也不是新的比喻：這種說法借自南方人對黑白混血兒的恐懼，這些黑白混血兒可能會嫁入顯赫的家族。「混入其中」也讓人聯想到舊時英國人對階級闖入者和不受控的社會流動的恐懼──家僕色誘莊園領主。59

　　即便有種族的言外之意，優生學家的主要目標仍然是貧窮的白人婦女。戈達德所描述女性低能兒缺乏遠見、活力或任何羞恥心，完全複製重建時代作品中的白垃圾。戴凡波特認為最好的政策是隔離所有處於生育年齡的危險婦女。這項政策之所以演進為絕育手術，其實經過更深一層的計算：興致勃勃的政客和熱心的改革家的結論是，讓女性動手術比讓她們在收容所待上幾十年要划算。南方優生學家尤其認為，絕育讓貧窮婦女安全成為結紮人口，但仍然能夠從事卑微的工作，所以對經濟有益。60

　　第一次世界大戰助長了優生學運動。首先，軍隊拒絕發放士兵避孕用品。高階將領堅稱，性控制需要一定程度的內部紀律，任何軍隊計畫都不會有效地灌輸這種紀律。軍隊和當地的反賣淫組織一起，圍捕了大約三萬名妓女，並盡量把她們通通安置在拘留中心和監獄裡，把她們關在士兵無法接近的地方。聯邦政府藉此實施不潔婦女的性隔離政策。與此同時，提議徵兵的人認為，志願部隊既不公平、也不優生。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約翰．夏普堅稱，若沒有徵兵制度，進入前線都是「最優秀的人才」，而那些「低人一等的」則待在後方，「繁衍下一代」。61

　　戰爭提高了智力測驗的重要性。戈達德利用「比西智力量表」（Binet-Simon test）來區分「低能」，隨後史丹佛大學的教授路易士．特曼（Lewis Terman）也開始推廣ＩＱ（智商）量表，後來經美國陸軍採用。軍方的測量結果相當負面，肯定長期以來對南方人的觀點，因為南部各州的窮白人和黑人新兵的智商得分最低。總體來說，研究發現這些士兵的平均智商接近低能──相當於「正常」的十三歲男孩。考慮到這些結果，觀察家懷疑，貧窮的白人男性是否會拖累整個國家。62

　　因為南方缺乏公共教育的經費，軍隊會做出這樣的智力測驗結果也是在所難免。南北戰爭前，南北教育水準的差距就已是如此。許多參加智力測驗的人以前從來沒有用過鉛筆。南方白人男性展現的是發育不良的身體──軍醫檢查人員發現他們更矮小、虛弱、不健康。國家對抗鉤蟲和糙皮病（皆與食土有關，被認定是白垃圾特有的疾病）的運動只是更強化這種印象。從一九○九年開始，總部位於紐約的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投入大量資金，推動消除鉤蟲的慈善計畫，而美國公共衛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則著手解決糙皮病。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公布了令人震驚的鉤蟲寄生者的真實照片，照片中可見一對對同齡男孩，一個正常，另一個則因鉤蟲寄生而身材矮小、畸形。這對南方的形象沒有幫助，因為鉤蟲是由於缺乏衛生設備而傳播。南方窮人沒幾個有屋外廁所，更別說室內廁所了。63

　　整體來說，南方的鄉間以前代表的是社會落後，現在則是優生落後的地方。佃農和收割零工（sharecroppers）與停蹄不前的騾子在塵土飛揚的路上遊蕩，彷彿是十八世紀流浪漢再現。鉤蟲和糙皮病的「懶惰病」創造出「蠢懶人」一族。文盲是普遍狀態。對無差別繁殖的恐懼越來越深。南方出產的貧窮的白人男子被認為不適合入伍從軍，而貧窮的白人婦女則不適合做母親。在一戰前的二十年中，改革者揭露許多貧窮的白人婦女和兒童在南方的紡織廠長時間精疲力盡工作。有人問，這是否是「種族自殺」的又一跡象？這些人能不能生產出一代又一代健康、勇敢、聰明、有生產力的美國人呢？對二十世紀初的許多人來說，「新種族問題」並不是「黑人問題」。這反而是另一種危機，由「無價值的反社會白人階層」所造成的危機。64

絕育的義務

　　亞伯特．普萊帝（Albert Priddy）稱貧窮的維吉尼亞白人為「南方那些懶惰、無知、毫無價值的反社會白人」。他是維吉尼亞州林奇堡癲癇暨心智發展不健全收留所（State Colony for Epileptics and Feebleminded）負責人。他所提出強制絕育的法案，也就是一九二七年送交最高法院審理的巴克訴貝爾案（Buck v. Bell），成為日後最經典的判例。普萊帝從一九一六年著手絕育計畫，目標針對妓女。他招募了頂尖的優生學專家，包括戴凡波特的兩位同事，他們來自優生學記錄室和華盛頓的卡內基研究所。65

　　普萊帝也得到了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的支持，該學院是優生科學和公共政策方面的頂尖院校。哈威．歐尼斯特．喬丹院長（Harvey Ernest Jordan）認為維吉尼亞是「完美的實驗室」，可用來比較最好的（維吉尼亞著名的「一流家族」）和最差的窮白人血統。他於一九一二年提出對白人、黑人和黑白混血兒童進行智力測驗。他扭曲該校創校人湯瑪斯．傑佛遜的經典名言，將之轉為優生學的謬論：「人類沒有個人或生育上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假如這樣的自由對社會造成威脅。」不可剝奪的權利現在是上等階級所遺傳的特權，喬丹將這群上等階級稱為美國的「純種人」。66

　　優生學家把維吉尼亞州當作國家清除不良血統的測試案例。普萊帝徵得卡內基研究所的亞瑟．埃斯特布魯克（Arthur Estabrook）與他並肩作戰，並請他在維吉尼亞法庭上就智力測驗提供專家的意見。但是這位戴凡波特的同事卻以另一種方式傳播了優生學的資訊。埃斯布魯克於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維吉尼亞雜種》（Mongrel Virginians）一書，他研究的對象是維吉尼亞州一個叫做溫部落（Win tribe）的山區隔絕的社群。溫部落裡的人提供了近親繁殖和異種繁殖的奇特案例；他們是「混種，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大部分是印地安人。埃斯特布魯克對這些人的描述相當負面：溫部落中的許多人天生無知，一切都出於混血兒的淫蕩。用他的話來說，他們繁殖的習慣無拘無束，「近乎禽獸」。67

　　《維吉尼亞雜種》中呈現的證據，讓一九二四年的《種族完整法案》有了充分理由通過。該法案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並對印地安人血統和黑人血統一視同仁。維吉尼亞州的法律將白人定義為除了高加索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血統的人。延續優生學家的目標，法案的第一版草案要求種族紀錄，這樣才能追蹤血統，以確保流著印地安人血統的膚白黑人不會和白人結婚。法案的最終版已去掉這條規定，但是法律仍然將人口分為白人和黑人，適者和不適者，純潔的和受汙染的血統。維吉尼亞州的立法者最終相信，這樣做是在保護婚姻聖壇前的民眾不受雜種汙染。它阻止了黑人和印地安人對窮白人的感染，甚至蔓延至毫無戒心的白人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中。68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一九二七年在巴克訴貝爾一案中提出革命性的判決，賦予國家監管公民生育的權力。如同最高法院大法官羅傑．B．塔尼對德萊德．史考特一案的判決，霍姆斯相信可以用血統來區分有價值的公民和廢人。他裁定，絕育是防止「弱智世代」繁衍後代的適當手段。霍姆斯認為，絕育是公民義務，使國家不致充斥「無行為能力者」。他遙相呼應十七世紀英國人的觀點：不適者要麼餓死，要麼因犯罪處死，因此把他們送去絕育是人道的選擇，就像幾世紀前把這些人送到殖民地一樣人道。69

　　普萊帝下令要為巴克訴貝爾一案中的嘉莉．巴克（Carrie Buck）進行絕育手術，因為她是「這些人」中的一員──南方白人的「無價值階級」。一言以蔽之，她是白垃圾的完美典範。雖然嘉莉．巴克是原告，她的母親和女兒也捲入此案。根據心存偏見的專家說法，經過測驗，嘉莉是「低能兒」，而她母親的智商還要略低一些。她的私生女在七個月大時經檢查認定心智發展不健全──這是出於某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觀察和埃斯特布魯克所做的測驗。家譜指出嘉莉一族不只退化，還有性偏差的問題。嘉莉的母親是妓女，而嘉莉遭養父母的侄子強姦。強姦她的人逍遙法外，但她卻被迫動了絕育手術。70

　　優生學在一九二○年代蔚為風行。社會階層按照遺傳的潛力排序。最頂端的是新的專業「大師階級」。許多人相信智力來自遺傳，對學生的測驗也證明，最聰明的學生的父母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這些精英必須身心都健全。一九二一年於紐約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達爾文廳對面展出了兩尊雕像。一尊是結合哈佛大學五十名最健壯的男人的生物統計學測量的綜合體，另一尊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十萬名步兵的混合體──換句話說，就是「普通的美國男性」。哈佛的樣本無疑更不同凡響。「基因貴族」此一新詞，就是拿來形容這些認知精英──或可稱為基因領導階級。就像傳統意義上的貴族一樣，人的階級，在出生時就決定了。但這並不是因為嘉莉．巴克和她的母親艾瑪。嘉莉、她的母親和嘉莉的私生女都在《巴克訴貝爾》中受審。她們的罪行是一種血統上的缺陷，但基因貴族之為貴，並不在於門第或財富。他們之所以歸類於優等階級，是因為其與生俱來的特質。71

　　雖然優生學家一片讚揚遺傳統治階級之聲，但他們傾向依照繁殖能力上組織社會階級。最受歡迎的優生學講師薩利比（C. W. Saleeby）公開支持「優生女性主義」。他認為最聰明的女性不僅應該參與婦女投票權運動，也應該承擔愛國義務繁衍後代。他把女性社會想像成蜜蜂群落：上等種群的女王蜂在生育期間不停繁殖，而受過教育的不育女性（或更年期女性）最適宜從事改革運動。哈佛大學的威廉．麥杜格（William McDougall）教授則提出同樣激進的解決方案。他呼籲建立一個「優生邦」（Eugenia）的繁殖中心，讓它成為美國境內的獨立的保護國，在這個保護國內，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會繁殖出優等的後代。「優生邦」既是大學也是種馬場。「優生邦」將依循「位高且任重」的方式教養這些「貴族」，讓他們以高度專業的公務員身分進入外面的世界。72

　　一九二○年代的美國人對白垃圾依然念念不忘。改革家和立法者推動一系列活動，而記者則在報紙上發表聳人聽聞的報導和令人震驚的照片。最高法院對巴克訴貝爾一案的有利裁決，激發密西西比、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和喬治亞州通過類似維吉尼亞州的絕育法案。如果無法同等關注「壞血統」的移除，保護和促進「好血統」也沒什麼用。73

　　這十年也見證了新一代小說家的出現，他們嘗試在作品中實驗優生思想。在這些小說家中，極受歡迎的雪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是箇中翹楚。他用半自傳的筆法寫了些小鎮生活的故事，並於一九二○年出版了標題直白的《窮白人》一書。書中角色修．麥克維（Hugh McIvey）是白垃圾之子，出生在密蘇里州密西西比泥濘河岸的小鎮「洞」裡。他的天性懶散，喜歡做夢，他困倦的頭腦無法專注思考任何重要的事。穿越小鎮的鐵路工程將他從「動物般的麻木」中拯救出來，還帶來了一位新英格蘭出生的密西根人，其血管裡「流著拓荒者的血液」，她後來成為了他的學校老師。她以近似盧梭的方式，激發出麥克維新的智能活力。74

　　修想要擺脫過去，在社會階梯上出人頭地，所以他離開了南方。他在一個又一個城鎮中流浪了三年，最終落腳俄亥俄州的布拉德韋爾，在此找到電報局的工作。科技決定了他的命運，而他愛作夢的天性開花結果，變成了讀者相當熟悉的美式機智。他發明了一系列機器，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麥克維玉米切割機。修在布拉德韋爾這個工業城裡變身為英雄，還遇到了叛逆的克萊拉．巴特菲爾德（Clara Butterfield），一個受過大學教育、支持女權主義的女人。她選擇他當丈夫，出於優生學的婚姻選擇，因為她喜歡「善良的馬」，更甚「狼或獵狼犬」。75

　　繁衍的力量最終拯救這對夫婦於現代生活的浪潮之中。面臨各式危險後，修開始把機器時代看作是虛無的、無用的。他變得陰暗而憂鬱，幸好他的妻子提醒他還有肚子裡的兒子存在，把他從精神錯亂的邊緣拉了回來。原始的、動物式的繁殖動力讓他有辦法繼續活下去。76

　　安德森的小說沒有十九世紀的極端愛國的樂觀，但它帶有優生思想，也就是窮白人深受「幼稚無能」或「發育遲緩」的折磨，需要重振較好的撒克遜特質。修面對挑戰卻從未像埃斯基．考德威爾（Erskine Caldwell）的第一部小說《私生子》（The Bastard）那般絕望。考德威爾是喬治亞州一位牧師的兒子，他的父親也支持優生學。《私生子》試圖證明，沒有人能隱藏他「天生」的特質、祖先的印記。77

　　《私生子》的主角是金．摩根（Gene Morgan）。（「尤金」 （Eugene）與「優生學」（eugenic）的字根相同，都意指出身優越。）但金．摩根卻是私生子，讓這個名字變得相當諷刺。他發現自己的妓女母親在路易斯安那州遭人謀殺，剖開的肚子就像「沼澤」──暗指她身體裡髒汙的荒地，但這裡卻是金的出生之地。金是個邪惡的白人、流浪者，唯一的快樂來自暴力。他由黑人老婦撫養長大，深受黑白混血兒所吸引，於是不加思索地越過膚色的界線了。78

　　在遇見麥拉．摩根（Myra Morgan）這個「乾淨…有女人味的女性」之前，他已迷失自我。後來他們結了婚，搬去費城，他在此努力工作來養活他的新婚妻子和即將來到人世的孩子。讓這對父母驚恐的是，他們的孩子成了怪物。他的身上覆蓋著黑色的毛髮，就像野獸的皮毛，這證明了雖然麥拉很純潔，但沼澤的汙染仍然存於他的血液。醫生告訴她，她以後生的孩子也都會面臨基因退化。很明確的是：私生子金生下就受到了詛咒。作者暗示他們有可能是近親繁殖，因為金和麥拉同姓。他打算殺了自己的兒子，但沒得逞。金最後離開心愛的妻子，希望她能嫁個正常的男人。79

　　現代世紀的新一代在鍍金時代的家族王朝身上，看不到什麼歷久彌新的實質重要性。這些人開口閉口就是自己的財產。為了取代美國不完美的貴族階級，進步的改革家渴望建立新的認知精英階級，有辦法處理現代科技和官僚系統的精英階級。階級保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不會是決定現代性的衰老舊世界裡的奢華貴族；取而代之的是身穿白色實驗袍的幹部，以及西裝筆挺的官僚。專業知識足以證明天生的優點。80

　　「咆哮的二○年代」深具傳奇魅力：林德伯格（Lindbergh）的飛躍大西洋、無憂無慮的時髦女子，以及不受監管的非法酒吧。但二○年代居然是優生學的高峰，這可能會讓許多人感到奇怪。然而，即便是時髦女子也遭警告，其大膽的舞蹈風格與那些「吉普賽人」（即黑人）的跳舞方式太過相似：他們最好找個基因合適的伴侶安頓下來。這正是歷史上階級意識深深扎根的年代。一九二○年代的社會排他性以科學為偽裝，比起從前，更加鄙視鄉間的落後和雜種的汙染。文化面臨圍攻，而白垃圾意味著不潔淨，不太白。就像那個不知何故混入中產階級的低能兒一樣，這個沒教養的雜種讓警戒之人多了一波社會風險要提防，此時他們正聽著股票行情，隨著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走向了懸崖。81

　　股市崩盤引發經濟大蕭條的三年後，華納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於一九三二年發行了《牢獄餘生》（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這部扣人心弦的電影，講述的是一名一戰老兵在南方淪落成了戴鐐囚犯，遭判勞役刑的故事。這是一部後座力意外強大的電影，頌揚了勞動的救贖力量。一九三二年有兩成的美國勞工失業，而這並非他們自己的錯。市井小民一早醒來，發現自己遭社會拋棄，失去了美國男性的身分象徵：工作、住家、養家糊口的方法。片中逃犯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成為了國家衰退的殘酷象徵。他原本是個愛國、雄心壯志、有創造力的北方人，突然失去工作後，變成了流浪漢、苦役犯和逃犯。他是大蕭條時期中的「被遺忘的人」，遭逐出勞動市場。他踏上南行之路的那天起，命運就已注定。電影的最後一幕中，艾倫回歸黑暗，完全放棄重拾他的前半生，現實逼他承認，他賴以為生的唯一方法只剩偷竊。這一幕太過衝擊，勉強逃過修剪的命運。1

　　《牢獄餘生》殘酷地揭露了南方的墜落。這個故事證實了新政的結論，即南方經濟不幸地與美國夢脫節。這部電影上映六年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八年宣布：「南方現在是美國的頭號經濟問題。」負責農場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田納西人威爾．亞歷山大（Will Alexander）認為，南方的土地租佃制度摧毀了南方人自力更生的可能。農場安全管理局著手從事「鄉村復原」──復原（rehabilitation）二字也可用在傷殘士兵或荒蕪土地上。貧困家庭必須重新接受訓練，再受安置（但不是被迫）。對於亞歷山大來說，問題赤裸而簡單：必須消除大眾對白垃圾的偏見，計畫才能實現。換句話說，心理調整和教育改革同樣必要。2

　　南方長久以來都無法自立。自一八七○年代開始，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貧窮的收割零工和苦役犯（convict laborers）在社會的最底層脣齒相依。可能很難想像，但苦役犯的處境並不比南方奴隸好。一名監獄官員說：「死一個，來一個。」窮白人廉價、可以犧牲。在司法制度下，窮白人受的折磨與非裔美國人差不多。黑白苦役犯都被稱為「黑鬼」（niggers）恰恰證明了這個論述。3

　　此一階級犯下輕罪，卻往往遭到重判。好萊塢把紐澤西人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回憶錄翻拍成電影，他當年只因為搶了五元八毛就面臨六到十年的苦役。戴鐐囚犯正是南方的交通建設和工業基礎的幕後苦工。各州把囚犯出租給私人企業使用，因此迅速獲得驚人財富。在過去的歷史中，這些勞動者大多是黑人，但大蕭條時期卻可見越來越多窮白人墮入苦役犯的制度中。4

　　華納兄弟被認為是好萊塢最「支持羅斯福總統」的電影公司。華納的高層心心念念的是利潤，但他們也不避諱社會正義的議題。《牢獄餘生》描述了人類靈魂的毀滅，以及艾倫進監獄的那刻，命運如何底定。沒有過勞死的囚犯必須面對千篇一律的單調。沒有警衛的允許，他們什麼事都不能做，連擦掉眉上的汗珠都不行。有一幕，攝影機鏡頭掠過坐上卡車的戴鐐囚犯，而下一個鏡頭拍的卻是一群騾子，這段影像完美表達了精神凌遲的過程。這兩個群體都是沒有心靈、遭到奴役的馱獸。騾子同時讓觀眾想到落後的收割零工。5

　　艾倫是北方佬，他感覺自己進入了陌生的國度。他不願意讓外在環境摧毀他的意志。囚犯中只有他還存有逃跑的欲望；他後來運用自己的智慧騙過守衛。為了成功逃跑，他違背了南方白人的基本原則，向一個黑人苦役犯尋求幫助。多虧塞巴斯汀（Sebastian）高超的錘打技巧，艾倫的腳鐐才被打彎。與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剛好相反，現在是南方的黑人解放了北方的白人。這是個沉痛的場景，背後明顯還有更重要的訊息：南方之所以落後，是因未把黑人納入自由市場經濟中。

　　然而，窮白人的才華和勞動也遭耗費。詹姆斯．艾倫的獄友死在獄中。獄中流傳著一段話：「要麼找到生路，要麼死在這裡。」這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看到艾倫逃獄成功的那一刻，他們才學到自由的真正意義。艾倫膽敢越獄，靠的不是暴力，而是理性規劃。就電影的結局看來，越獄成功只是短暫的勝利，但至少他成功地讓獄中同志看到了另一種身而為人的可能性。

　　艾倫夢想成為工程師。他的願望體現了美國人對「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的自豪，因為帝國大廈是十年來的最高成就。一九三二年，也就是電影上映的同一年，攝影師路易斯．海恩（Lewis Hine）出版了一本書，講述了他與「天空男孩」（sky boys）共度的時光，所謂天空男孩，指的是在樑上走平衡木，蓋出一棟棟知名摩天大樓的幕後推手。在《工作的男人》（Men at Work）一書中，海恩生動地描繪了那些在城市景觀中留下印記的工人的勇氣和想像力。他說，「城市不蓋城市」，「機器不造機器，機器背後，是人類的腦力和勞動。」當年六十歲的海恩以支持改革著稱，他相信勞動賦予生命意義。人類與野獸的差異，在於解決問題、重新創造、認知勞動過程的能力。海恩引用已故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生命的意義〉做為題詞：「英雄主義不只存於大動干戈的兵戎相見和九死一生的翻山越嶺。我們眼前正在興建的所有橋樑和建築、貨運列車、船舶和木筏、礦山，以及消防員和員警，都需要源源不絕的勇氣，也的確不虞匱乏。」體力勞動者和戰場上的英雄一樣值得尊敬。如果在勞動過程中賦予更大的社會意義有助新一類人向上提升，那麼斷然拒絕工作價值的南方人則繼續停留在原始的思想狀態中。6

　　如果說一九三一年開幕的帝國大廈是道德勇氣的最佳證明，那麼一九三二年春夏於華盛頓上演的悲劇則透露美國正處於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組成了一支「補貼大軍」（Bonus Army）：大約兩萬名失業人士帶著他們傷心的家人走上街頭，並在國會山莊對面的河邊建起了一座棚屋區，要求國會發放補助金。「補貼大軍」的發言人向眾議院請願，他說「我們一九一七年時是英雄，但現在是流浪漢。」眾議院通過了佩特曼法案（Pateman Bill），允許發放補貼，但參議院卻擋下了該法案。總統赫伯特．胡佛把遊行者當成罪犯，並出動軍隊，用刺刀、催淚彈和坦克驅散那些法案失敗後還在堅守陣地的人。前新罕布夏州州長約翰．亨利．巴特利特（John Henry Bartlett）親眼見證這起令人不安的事件，並留下以下描述：「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府把饑餓的退伍軍人從殘破的帳篷裡轟出來。」7

　　所以《牢獄餘生》一上映，就讓「被遺忘的人」在大眾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電影中的艾倫是個遊蕩的老兵，他的處境跟「補貼大軍」十分類似。電影中，他發現他沒辦法典當自己的勳章。當鋪老闆拿出裝滿了勳章的盒子──一九三二年時，這些獎章就如同廢棄的垃圾，跟老兵一樣。事實不容否認。尊嚴所定義的階級正搖搖欲墜。

「為了保護個人主義」

　　經濟大蕭條與耗費息息相關。荒廢的生命、荒廢的土地、人類廢料。股票市場的崩盤揭露出美國夢黑暗的另一面，也就是無法預測也無法避免的向下流動。貧窮的典型標誌處處可見。不僅是華盛頓，紐約的貧民窟也出現了胡佛村（美國一九三○年代初所設立的失業工人及流浪漢的收容所）。最大型的棚屋區出現在密蘇里的聖路易市，裡面一共住了一千兩百人；而芝加哥的臨時社區則在市長的命令下燒毀。窮人不再是社會拋棄之人，「賤民」、無業遊民。8

　　區分工人中產階級與窮人之間的界線似乎正在鬆動。窮人是沒有工作的男女，那些仍然有收入的人意識到自己也有可能面臨著同樣的失業命運。愛德華．紐豪斯（Edward Newhouse）的小說《你不能睡在這裡》記錄下這種恐懼。故事背景是個紐約市的胡佛村。紐豪斯寫下：「成百上千的人週末來棚屋區看看裡面住了哪些人，好像他們全都是「籠子裡的猴子」。「週末遊客」看著這些人並不覺得鄙夷，反而擔心自己之後也有可能住進去。9

　　陳腔濫調只是空談。向上的流動性是一個無法達到的目標，也不再是可以藉由勤奮和努力攀登的階梯。湯姆．克羅默（Tom Kromer）在他的自傳體小說《無所期待》中完美表達了上述的觀點。談及他停滯不前的人生旅途，克羅默說：「眼前的與過去的沒什麼不同，我的生命在開始之前就結束了。」曾經人們讚賞「堅毅的個人主義者」的競爭精神，但在三○年代的文學作品中，這種人顯得冷酷而貪婪。商業世界的巨人現在都成了「偉大的小人物」。一位紐約的銀行家如此嘲諷：「美國的生活水準──歷來政府最自豪的政績，如今成為國際的笑柄。」「山巔之城」成了一片廢墟。10

　　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的攝影作品傳達了新的批判觀點。她為《生活》雜誌拍攝了一群等待領取救濟品的陰鬱黑人男女。他們站在一塊炫目的看板前，看板畫著氣色紅潤、面帶微笑的一家四口，開著漂亮的汽車──這就是俄亥俄河谷水災災民眼前懸掛的看板內容。對雜誌讀者來說，這樣的諷刺怵目驚心，就像「當今世上最高生活水準」；「沒有比美式生活更好的生活」這些標語一樣刺眼，而標語底下的卡通式看板描繪的是理想化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這張令人憤怒的照片刊登於一九三七年，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已經開始接受關於國家現況的醜陋事實：機會均等其實是個大幻覺。同一期的《生活》雜誌上還有一組黑人戴鐐囚犯的照片，他們正在進行田納西的防洪堤的加固工程。11

　　伯克懷特那年又完成了一篇類似的攝影散文（附文字說明的系列照片）。她這篇攝影散文旨在駁斥無階級社會的神話。伯克懷特造訪印第安納州的曼西市（Muncie），這個城市因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米德爾敦：現代美國文化研究》（Middletown）而聞名。伯克懷特質疑曼西市乃「典型美國人」之縮影的既定概念。她拍攝了一系列的屋內特寫，將「棚屋鎮」窮白人的殘破小屋與最富有家庭的豪華客廳兩相對照，也因此激怒了當地居民。批評者指責她只關注「社區派」的最上層派皮與濕爛底層，忽略了「中間的內餡」。但這正是她的論點。美式生活並不能由單一典型代表。12

　　股市的「崩盤」（crash）和隨之而來的「大蕭條」（Depression）很明顯是崩塌的隱喻。某位極度憤世嫉俗的觀察家把華爾街的低迷比作埃及的地下墳墓，「充滿了妄想和錯誤希望的碎片。」城鎮和鄉村處處可見廢墟的畫：鬼城裡大門深鎖的商店與銀行，以及城市裡排隊領救濟品的人龍──這些都是無事可做的象徵。在農村地區，過去欣欣向榮的農場要麼乾涸，要麼被塵土掩埋；肥沃田地傷痕累累，滿是深溝大渠。十八世紀維吉尼亞總督曾經稱鄰近赤貧的北卡羅萊納為「糞坑」（sinkhole），而「大蕭條」其實是糞坑的另一種說法。13

　　一九三○年代的諸多期刊以及政府報告經常將經濟失敗與荒地的舊觀念連結在一起。羅伊．史崔克（Roy Stryker）一九三五年接掌重置管理局下的歷史科（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他聘用一組才華橫溢的攝影師用影像記錄荒地，這些荒地上遍布廢棄農場，以及沙塵暴、洪水、溝渠所破壞的大片土地──以上種種，皆肇因於有害的農耕、不負責任的伐木方式以及傳統的礦業技術。在文字和視覺建構現實的過程中，階級認同不只是滑坡，本質上來說，它更接近於凌亂無章的人造溝渠。在農場安全管理局記錄的無數影像中，民眾分散四方、無名無姓，他們蹲坐路旁、筋疲力竭、流離失所、看不見希望。照片中沒有半個人正忙於工作，這正說明了一切──《生活》有篇文章指出，是因為沒人做生意了，所以很難「看到」經濟大蕭條。紀實攝影師亞瑟．羅斯斯坦（Arthur Rothstein）為俄亥俄州的一個農業社區拍了一張令人難忘的照片。影像中只見幾棟建築物，杳無人煙。他的鏡頭對焦插在冰凍泥地上的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這個沒有自治權的非建置小鎮的名字：「烏托邦」。14

　　小羅斯福總統的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認為，美國之獨特在於不斷「壓榨社會資源」與「土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普遍信念。但是土地資源並非無窮無盡，美國政府也於一九三四年正式宣布不會再開拓新的邊境。除了農業專家，諸多作家紛紛對沖刷至河中的寶貴表土表達痛惜之意，而築堤卻讓水土保持更加不利。在大蕭條的劇變中，土壤侵蝕的動盪影像如同階級的夷平。大水沖走的表土和岩屑，就像被沖散的階級差異。經濟災難導致大量災民遷徙，攪亂並釋放了階級。桃樂絲．蘭格（Dorothea Lange）的攝影散文書《美國出埃及記》（An American Exodus）裡的照片，記錄下自然景觀如何轉為荒地。美國中部的塵暴區吹起卷卷塵土，流離失所的難民「像塵埃一樣」踏上流離之路。15

　　窮白人仍然是在三○年代美國所關注的重點。「補貼大軍」的胡佛村是都市版的佔居者棚屋。南方各州的佃農一直住在破舊小屋裡，這是一種高度流動、四處遷徙的勞動力，完全無法自力更生。三○年代中期肆虐的乾旱和塵暴結束之後，從「奧克拉荷馬州及阿肯色州來的流動農民」（Okies and Arkies）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些家庭開著塞滿所有家當的舊車，向加州西進；他們沿途在主要公路旁搭起帳篷。金州（加州）道路旁經常可見這些流動農民的身影，他們打的是收割農作的季節工。作為移工，他們自稱「移仔」（Migs），時人則稱他們為「橡膠流浪漢」或「裝了車輪的棚屋區」。傳奇民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在〈說唱沙塵暴藍調〉中提及棚屋。歌詞寫道：「我拿我的農場換了福特機器。」就像南北戰爭期間湧入密蘇里州的阿肯色州的難民，移仔就像是現代的駱駝商隊，由流浪者和遊牧民族所組成。約翰．史坦貝克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暢銷小說《憤怒的葡萄》，以及約翰．福特（John Ford）一九四一年上映的同名黑暗電影，描繪了約德（Joad）一家的朝聖之旅，讓這段跨越美國的跋涉歷史廣為人知。16

　　動盪的「回歸土地」遷徙活動造就無數的農村公社。某些公社還有直言不諱的領導人。拉爾夫．博索迪（Ralph Borsodi）在紐約市郊區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農場公地，並協助建立俄亥俄州代頓（Dayton）附近的一個協力村莊。其他州也出現類似的組織。南方記者查理斯．莫羅威爾遜（Charles Morrow Wilson）稱這些人為「美國農民」，但這些人繼承的其實是詹姆斯．奧格爾索普的十八世紀喬治亞開拓者的精神。來自陶沙（Tulsa）某個公社在歐札克山區建立起社區。他們創立了一間有限公司，類似舊式的股份公司，並通過了一套章程，讓每個成員都成為股東，並享有投票權。他們賣木材、養豬養雞，修理公社裡的木棚屋，還興建一所學校。17

　　陶沙來的開拓者和阿肯色州來的佃農或收割零工不同，因為陶沙來的開拓者擁有土地，雖然土地沒多大價值。他們的生活也因此跟自給農民差不多，同樣僅夠溫飽。阿肯色州的狀況卻不相同，約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農民是佃農。不同於陶沙人，阿肯色州來的流動農民有許多人受過教育，願意一起工作，並為未來制訂了計畫。他們可能與白垃圾一樣窮，還住在棚屋裡，但經濟一旦改善，這些都市佬都將回歸從前的生活。對他們而言，土地只是「避難之地」，並非階級認同的不變來源。18

　　「回歸土地」運動對羅斯福新政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所以米爾本．林肯．威爾遜（Milburn Lincoln Wilson）在一九三三年成為自給公地司（Subsistence Homesteads Division）的第一任司長也就合情合理，因為威爾遜是位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和農業專家。政府希望提供佃農和收割零工資源和技術，讓他們能夠在農業之路上向上提升，同時也可幫助失業的都市佬。就像土壤一樣，這些流離失所的人需要恢復原狀。威爾遜堅持土地不僅是利潤的來源，也是「和諧民主社區」的一部分，這個社區因為關注家庭生計的恢復力，進而使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威爾遜的宏偉計畫中，公地社區是個實驗室，展示出政府如何減輕經濟衰退的影響，並使農村或城市的低收入家庭成為自力更生的有房者。低收入的家庭可以申請長期貸款，這樣他們才有能力買房子。該計畫讓失業者有更好的棲身之所，讓窮白人活得像個人。19

　　在威爾遜的終極理想中，復原是段過程：讓廢棄城鎮的煤礦工人、失業的工廠工人、貧瘠土地上的佃農，擁有新的生活方式。他設計的現代公地是真正民主活水，培養出「健全而不卑躬屈膝的公民」。如果湯瑪斯．傑佛遜曾幻想過建立自耕農共和國的前瞻政策，公地能讓幻想成真。

　　南方窮人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給公地司最關心的問題。威爾遜將注意力集中在南方的單一作物制度和鄉下的「農村貧民窟」上。因為這些因素，窮白人和黑人收割零工的貧窮代代相傳，成了惡性循環。全國三分之二的佃農都在南方，三分之二是白人。這些事實絕無誇大。大蕭條時期的農業災難揭露出南方長期以來有多麼依賴次邊際地和次邊際農民①。20

　　聯邦政府因而讓全國關注到南方的壓迫階級環境。公地成了階級保障、自給和正常的象徵。自給公地司於一九三五年製作了一本小冊子，將西維吉尼亞州煤礦工人陰暗淒涼的棚屋與明亮的公地（透過一張兒童在戶外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兩相對照。一年後，總統的租佃委員會更直接地強化這種對比，這次對照的是農業階級與監獄欄杆。租佃是牢籠，階級是監獄。腳鐐把窮白人拴在敗壞的土地上，將他們鎖在環境惡劣的棚屋裡，而這些棚屋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家。南方的戴鐐囚犯不是只有一種。21

　　亞瑟．雷柏（Arthur Raper）是研究南方租佃制度的權威之一，他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農民前言》（Preface to Peasantry）中針對相關情況進行解析。大多數南方佃農拖欠地主租金，他們手上沒什麼現金，也沒受過教育；身上還帶有鉤蟲寄生和糙皮病。他們不同於脫逃的詹姆斯．艾倫，南方佃農無處可逃。窮白人很少會在同一個種植園裡待兩、三年以上；冬季降臨，他們就得把孩子和破爛家當塞進自駕馬車裡，然後往下一站前進。這個現象早在奧克拉荷馬州及阿肯色州流動農民大規模向西遷徙之前就已存在，東南一帶的佃農年年都得遷徙。22

　　整個租佃系統的運作方式是強迫和依賴。地主並不希望佃農能夠向上提升，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就會失去對佃農的掌控。許多南方棉花種植者相信，挨餓的工人就是最好的工人。佃農或地主都不覺得讓婦孺下田幹活有何不妥。基於上述原因，自給公地計畫的成敗關鍵在於教育。公地計畫的服務對象不僅要有人教他們現代農耕方法，也需要學校、教堂和自家種菜的方法。傳統慈善所忽略的心理層面，威爾遜也注意到了。窮白人必須先說服自己不只是「垃圾」，不是無能做出改變的人種。公地計畫有必要證明窮白人是完全正常的人。23

　　跟威爾遜一樣出身愛荷華州的亨利．華萊士抱持著類似的看法。農村之所以貧困，與劣等遺傳無關。農業部長華萊士預測，如果十萬名窮白人的子女一出生就脫離他們「搖搖欲墜的小屋」，與十萬名來自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享有相同的食物、教育、住屋和文化經驗，成年後這兩群人的精神和道德特質並不會有任何差異。他認為「優越的能力」不是「任何一個種族或階級的專屬財產」。他反對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幻想，華萊士預測，即使一個「育種大師」可以花費幾世代的時間裡培養出一群有著相同膚色、頭髮或眼睛顏色的人，但他依舊很可能培養出一群「金髮低能兒」。24

　　威爾遜和華萊士都駁斥了階級（甚至種族）是天生的觀念。華萊士強調理解階級不安全感的重要性。他警告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上較強大精明的人會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如果政府不加以約束，情勢將往「經濟獨裁」和「政治專制」發展。聽起來很像我們目前批評社會財富集中在頂層百分之一的美國人手中。華萊士在一九三六年指出「如果三萬六千個經濟金字塔頂層的家庭所得等同於一千兩百萬個金字塔底層的家庭的收入，自由是不可能實現的。」25

　　大蕭條揭露了這個事實：某些人擁有自由並不代表所有人都擁有自由，而這「某些人」僅包括上層社會或特權階級。一九三三年，在〈新政與憲法〉（The New Deal and The Constitution）這篇文章中，針對美國人享有自由特權的這個概念，通俗作家約翰．科爾賓（John Corbin）提出質疑。他反問：「如果某個國家擁有美好生活的所有物質，卻發現自己週期性地處於破產和饑餓的邊緣，還能說自己自由嗎？」他的意思是，如果國家坐視人民忍受毀滅性貧困和長期的經濟不穩定之苦，自由就會受到損害。為了糾正市場操控、控制自然資源開發、調整階級不平衡，國家必須進行調控、區域規劃以及調整（調整正是新政最愛用的詞彙）。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政府這麼做「不是要消滅個人主義，而是要保護個人主義」。威爾遜、華萊士和科爾賓都認為，舊的自由放任主義教條已無以為繼，而向西移居即可減緩貧困的邊疆理論也不再適用。對威爾遜來說，「大蕭條的巨大破壞力」是隻「神奇的黑手」。不同於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威爾遜的黑手代表了不受控經濟的危險：向下流動和無數生命的毀滅。26

　　對貧窮的佃農和收割零工來說，階級是無法逃脫的牢籠或監獄。就亨利．華萊士看來，階級也是「人類流失」（human erosion）的根源。他認為，人類流失造成土壤流失，而非相反。租佃制度就是這種過程的最佳案例：佃農靠耕種為生，卻沒有理由去保護土壤，但地主也不願意花錢在水土保持上。美國人對耗費的容忍，正是人類流失的起因。它反映了更大的社會問題，即人類勞動和人類價值的貶值。27

　　華萊士對美國鄉下人多所稱讚，因為這些人比都市人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在建設社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華萊士解釋：「土地創造了這個國家的生命之流。」他說的生命之流，指的是「生於農場的年輕人」。華萊士直白地敦促整個國家「好好照顧她的種畜，確保美國民族不致在血脈之源就惡化」。這正是約翰．福特在《憤怒的葡萄》一片中借約德媽（Ma Joad）之口發出的警告：「有錢人……他們的孩子不健康，死光光，但我們一直都在……約德爸，我們永遠都會在，因為我們就是人民。」都市人需要「人民」，需要他們的繁殖力。這聽起來就好像是湯瑪斯．傑佛遜和富蘭克林在跟華萊士、史坦貝克和福特說話一樣，還在提倡舊時代英國人的想法：國力與人口成長，兩者密不可分。28

塔格威主義

　　不幸的是，自給公地司遭逢重大挑戰。首先，它獲得的資金相當少；其次，要等上一段時間，官僚體系才會批准建造社區的申請。此外，自給公地司還面臨著法律上的問題，有可能被迫要終止整個計畫。因此，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五年頒布了一項行政命令，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機構──重置管理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並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雷克斯福德．塔格威（Rexford G. Tugwell）為負責人。塔格威極富魅力、頭腦靈活。新政時期解決貧困問題的整體取徑，有相當大的部分受到他的影響。29

　　不同於過往的計畫，重置管理局得到明確授權，獲得幫助農村窮人的權力。該局建樹頗多：購入次邊際土地、安置佃農、將受乾旱所苦的農民納入救濟範圍、與當地醫生合作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修復受損土地，監督移工營的建造，特別是加州的移工營。它的中心目標包括提供農場改善貸款，以及幫助佃農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並學習如何成為農場所有者──這些服務項目大大擴展了實施中的建設實驗社區計畫。重置管理局及其前身的農場安全管理局設立了區域總部；到了一九四一年，該局在各州都已有專案主持人。塔格威於一九三五年開創的計畫，後來由繼任者威爾．亞歷山大接手。威爾．亞歷山大的父親就是出身歐札克的農民，他是新政下首位接掌農村貧困計畫的南方人。重置管理局和農場安全管理局都很有政治頭腦，兩者皆精心安排了公關宣傳。羅伊．史崔克的攝影作品是其中最重要的宣傳、最佳的圖像，用來發送給各大新聞媒體。30

　　塔格威進行巡迴演講、錄廣播節目、寫文章。他投書《紐約時報》概述重置管理局的計畫。其內涵包括四項「R」：惡地休耕保育、遷移農村貧困人口、在郊區社區安置失業者、農民家庭的復原。然而，塔格威的積極行動，不代表他是湯瑪斯．傑佛遜的信徒。在他的世界觀裡，農場不是培養美德的神聖空間；農民往往在與「險惡的土地」進行徒勞無功的鬥爭。農民的下場卻是過勞、居住環境惡劣和「醜陋、憂心的日復一日」。湯瑪斯．傑佛遜的理論並沒有生產出健康的自耕農，而是一代代的「廢人」；住者有其屋不過只是愚蠢的夢想。31

　　塔格威極富爭議。他知道佃農因繳不出人頭稅，大多不能投票。他因此把取消人頭稅納入各州獲得公地貸款的條件之一。要改變南方，就需要改變權力的平衡──重置管理局讓窮白人得以挑戰現狀。雖然犬儒政客繼續用「懶惰、不求上進、沒用」來貶低窮白人，塔格威卻試圖讓他們成為具備政治能見度的選民。重置管理局是個相當前瞻的聯邦機構。32

　　他所遇到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大規模的農業綜合企業，還有那些不願關注階級秩序（或反對顛覆階級秩序）的南方人。這群人之中的代表人物是維吉尼亞州參議員哈里．伯德（Harry F. Byrd）。他說出了傳統的看法：「頭腦簡單的山地人」不配享受電力、冰箱或室內廁所。他口中的「頭腦簡單」等同原始，意思是山地人無能追求高水準的生活方式。33

　　在眾多的評論家看來，塔格威是個「parlor pink」──只會空談的溫和激進派（帶有共產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共和黨人用一九三三年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嘲笑他：「你見過夢會走路嗎？」塔格威是「走路的夢」，滿嘴空泛的哲思。這位政府的自由主義寵兒一邊「跟馬克思眉來眼去」，一邊「親吻麥迪遜的腳」②，因為麥迪遜讓他看見憲法極大的靈活性。塔格威融合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人物，「頭戴開國元勳帽子，帽子底下是俄羅斯假髮。」另有記者指出，「塔格威主義」的重點不是塔格威這個人，而是這個時代──當時的階級政治之爭，以及誰可宣稱自己代表窮白人。從表面上看，這位四十三歲的常春藤校友外表冷靜、帶有「精心研究過的輕鬆隨意。」他散發出傲慢的氣息，好像認為人類可以用來做「實驗」。對於塔格威的批評者來說，與這個人有關的一切，都讓人無法相信塔格威真的有辦法理解美國農村。34

　　然而，塔格威拒絕加入關於「親民」的戲劇性辯論。長期以來，美國諸多政客假裝認同農夫。在南方，這不僅是消遣，而是一切。這位博學的智囊雖然在紐約州北部的乳牛場長大，卻沒辦法說自己的祖先是鄉巴佬，也不能像羅斯福新政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喬治亞州州長尤金．塔爾梅奇（Eugene Talmadge）那樣穿戴農民常用的紅色吊帶。他不是休伊．朗（Huey Long）那樣的鄉村小丑，有辦法吸引許多觀眾。他無法像南卡羅萊納參議員「棉花艾德」．史密斯（“Cotton Ed” Smith）那樣，擁有平易近人的暱稱。羅斯福任命塔格威主管重置管理局之前，塔格威曾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棉花艾德」曾大力反對塔格威擔任農業部副部長一職。塔格威赴就職確認聽證會前，他的朋友們還曾建議他「裝出樸實、民主態度，讓人看到你就想起舊時美好的農場」。但他拒絕這麼做。35

　　名叫布雷爾．博爾斯（Blair Bolles）的年輕華盛頓記者，於一九三六年時撰文指控塔格威對美國犯下的罪行。在這篇刊登於曼肯（H. L. Mencken）的《美國水星》（American Mercury）的文章中，博爾斯感染曼肯的暴躁易怒，對於那些思慮不周的救助者表達強烈的憤怒。博爾斯聲稱，在該重置管理局監管下的窮人願意「爬」去抱政府的「大腿」。他們輕易上當、不值一救──博爾斯的用詞聽來耳熟：「鄉下吃土者」、「拿鋤頭的人」（尋求施捨的落後佃農）、「在翠綠牧場上看到成功契機的都市窮人」、「住在沙漠中的印地安人」。這些人都被視作無處可去之人。36

　　反對新政的政敵一次又一次地抨擊「雷克斯」塔格威這位保皇派官員。塔格威對政敵的邏輯嗤之以鼻，並用「對這些人來說永遠都不夠」這句話來為政府的援助計畫辯護，因此持續激怒新政的反對者。塔格威無法容忍民主錯覺、偽裝親民以及平等機會的空洞修辭。他是溫文爾雅卻曲高和寡的「曠野之聲」，他大膽地挑戰了古老的、虛幻的信念：美國的階級界線並非牢不可破，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越界。37

　　塔格威的階級論述很簡單。他一九三四年在堪薩斯城（Kansas City）的演講中總結了自己的觀點，他說，「頑強的個人主義」這句廉價的老生常談，實際上指的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使多數人受到嚴格控制」。新政的使命是讓那些平常遭剝奪個人主義的人，也可享有個人主義，使多數人擺脫少數人施加的實質禁錮。像湯瑪斯．傑佛遜和亨利．華萊士之輩，塔格威認為集中在最上層的權力摧毀了民主。但就像他最欣賞的建國開國元勳詹姆斯．麥迪遜一樣，他仍然相信，各方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可以扮演中立的仲裁者──在這種緊急情況下，為了防止階級差異的加劇，國家有義務去居中調解。38

　　塔格威認為，向農民發放貸款是重置管理局最大的成就，而大多數美國人也都同意這一點：一九三六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三的受訪者衷心支持該計畫。但是實驗社區卻做得一點都不好，而約有三分之二的實驗社區設置在南方。儘管亞瑟代爾（Arthurdale）不歸重置管理局所管，這個位於西維吉尼亞州李茲維爾廢棄採煤區的實驗社區，卻變成了眾矢之的，因為這是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主導的寵物計畫。媒體經常批評亞瑟代爾浪費金錢和公共事業振興署的人力。《週六晚間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一名記者認為，這個社區甚至沒有起到救濟機構的作用，因為篩選過程只限定那些似乎會成功的申請者，而不是幫助那些最需要政府援助的人。國會拒絕支持一家原本要為美國郵政署生產傢俱的工廠，這間工廠可以為社區提供穩定的就業來源，導致該實驗社區終告失敗。39

　　亞瑟代爾影響深遠。正如農場安全管理局局長一九四三年在國會接受質詢時所說，亞瑟代爾的負面新聞影響了社會大眾對其他計畫社區的觀感。但亞瑟代爾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居者有其屋的強調。即便是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Birmingham）和賈斯珀（Jasper）外圍的成功社區，也未能完成幫助最貧困人口的使命，最終只能留住中產階級居民。如果沒有政府補助，銀行根本不考慮承擔貧困家庭的信用風險。任職《伯明罕新聞時代先驅報》（Birmingham News-Age Herald）的棕櫚谷居民解釋說，他實際上有兩份工作，而非一份：他從晚上九點一直工作到清晨，然後回家耕田。的確，他讓家人免受債務所苦，讓四個孩子有罐頭食品可吃，但公地的理論只是讓他這樣的家庭加倍勞苦，而非減輕他們的負擔。40

　　重置管理局和農場安全管理局的宣傳，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和時間錯亂的景象。拍攝於棕櫚谷和北卡的潘德利雅（Penderlea）的一些照片中，可見亮麗的房屋，點綴著孩子的自行車；另一張照片中，一個穿著工裝褲的男人推著一輛過時的犁──這場景要是出現在一八四○年代銀版達蓋爾黑白相片（daguerreotype）中很正常，但在描繪現代家庭時卻顯得不合時宜。這位自耕農勉勉強強抓住他的象徵性存在，變成了古怪過時的（並人為做作的）文物，用以宣傳曾經純樸純潔的美式生活。41

　　政府把北卡的潘德利雅公地拿來宣傳，藉以展現政府解決租佃制度的績效。潘德利雅居民並不富裕，但他們在「舒適、愜意和美麗的環境」中快樂地生活。但完美的家並不能造就完美的社區。破壞從內部發生。潘德利雅居民搞起了小團體，結果是某些人拒絕參與社區活動，並嘲笑那些「一板一眼」做事的人。居民未能或拒絕適應中產階級的環境，衝突因此爆發：必須做詳細的記錄，必須在會議上遵守議會規定，妻子從未見過的現代家用設備加進住宅中。某些問題源於官僚主義的差錯，但真正引起紛擾的卻是人為強加的階級結構。很難要求居民學會中產階級的行為模式。42

　　要做到這點，所需不僅僅是一個村莊。合作耕作並不是南方的農業方式，小農（或佃農）特別沒有這樣的傳統。塔格威有所理解。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反對計畫社區，這也是為什麼塔格威的得意之作如此受到歡迎。然而，聯邦政府在制訂公共農村住房標準時，卻無法彌合南北差異；南方的計畫由南方人管理，他們不願意把錢花在諸如室內排水管道等設施上。塔格威遭密蘇里人威爾．亞歷山大取而代之，亞歷山大先是掌管重置管理局，後接管了農場安全管理局。針對南方多年不變的落後狀態，他說，「如果可以用丹麥人蓋豬圈的標準來建設低收入農業家庭的住宅，那將是我們的一大進步。」南方政客在另一關鍵政策上欺騙了美國農民：政客將農場工人排除在新政特有的社會保障計畫之外。43

　　塔格威在重置管理局的任期很短，只有一年，但他的影響卻持續了一段時間。《農場租佃：總統委員會報告》（Farm Tenanc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是政府在處理貧困農民的相關問題上，最重要的一份聲明，裡面充斥著塔格威、威爾遜和華萊士論述。不可忽略的是，這份報告也反映出「南方地方主義者」亞瑟．雷柏和霍華德．奧德姆（Howard Odum）的觀點。44

奧德姆的研究

　　根據新政重要政府官員的理解，霍華德．奧德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想改變南方的意涵，改變「窮人」的性格。他是社會學家，也是心理學家。他於一九二○年時獲聘任教北卡羅萊納大學，他同時擔任社會學系的系主任，與公共福利學院的首任院長。他出生在喬治亞，於埃默里大學（Emory）學習古典文學，後在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校是因佛洛依德的造訪而出名）；他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奧德姆精力充沛，一生共出版二十五本書和發表近兩百篇文章，創辦了《社會力量》這本探討南方新研究方法的期刊。在他閒暇之餘，興趣是研究牛隻育種。45

　　在胡佛總統任命他為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後，他開始與聯邦政府密切合作。但奧德姆教授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發表了他最全面的研究──《美國南部地區》（Souther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本長達六百多頁的專書，成為了《新政》的地區規劃的主要參考資料。記者傑拉德．詹森（Gerald W. Johnson）是他的學生，將這一龐大的研究成果轉換成可讀性強、通俗易懂的書，書名為《荒原》（The Wasted Land）。另一位明星學生亞瑟．雷柏撰寫了關於南方農場租佃制度的權威著作，並擔任農業經濟局（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農業人口與農村福利處的首席研究員。奧德姆與農場安全管理局負責攝影計畫的羅伊．史崔克合作，監督在北卡羅萊納和維吉尼亞十三個郡執行的三年性社會學計畫。46

　　奧德姆著作的價值在於他所收集的大量資料。他的書證明了南方坐視九千七百萬畝的土壤流失（面積比南、北卡羅萊納和喬治亞州加起來還大），無視於貧窮和文盲，浪費了千百萬人的機遇，它無視人類的潛力，拒絕提供人民技術培訓，甚至提供基本服務。奧德姆所收集的資料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削弱了《亂世佳人》的懷舊之情（奧德姆自己說的）──南方精英培養出來的集體自我形象。這位南方人希望看到的是「真誠、勇敢的南方真相」。他說，他「厭倦了辯護情結」，以及無止境的嘲笑、自滿、無知，特別還有──貧窮。《美國南部地區》的最大價值，來自龐大的資料與客觀的觀點。正如南方歷史學家布洛德努斯．米切爾（Broadus Mitchell）同一時期所論，「南方不需要辯護，而是詳細的解釋。」47

　　奧德姆主要的研究主題是地方主義的破壞性遺產。米切爾認為奧德姆的著作顯示，南方不能再繼續用「北方佬壓迫」來合理化南方拒絕改變的行為。對奧德姆來說，有「好幾個南方」；但區域願景才是當下所需。奧德姆的興趣是牛隻育種，他把南方地方主義的「文化近親繁殖」與抗拒「異體思想交流」導致的停滯，與拒絕與別州居民往來做比較。他認為羅斯福在大蕭條時間創立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是最成功的區域規劃；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已經利用了七座大型水壩的力量，協調七州，並雇用近一萬人，這些人來自極端貧困的幾個州。奧德姆說，他希望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會變成第四十九州」。各州權利的束縛已長期經扼殺了南方的進步。48

　　奧德姆對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評價無誤，它可以說是政府主導的規畫的耀眼典範。它監造的大壩本身就是工程奇蹟、優雅而現代的建築奇觀。智慧化的管理讓水土保持良好；控制了洪水、瘧疾和汙染；田納西河谷管理局並植樹造林，增進土壤肥力──以上都是合理的土地利用策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蓋了精心設計的社區，裡面有圖書館、健身休閒設施──這些正是威爾遜原先為公地農村規劃的內容。另外還有農業、行銷、汽車和維修、機械和金屬加工的培訓中心；附近的大學還提供工程和數學的課程可上，以及前所未有的成人教育的機會。汽車圖書館讓工人家庭有書可讀。49

　　奧德姆知道要消除文化偏見是極其困難的。他一九三八年時向全國傑出的學者發放了調查問卷，要求他們定義各人心中的「窮白人」。他想知道：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是在何時何地？各州或各地區對於「窮白人」一詞的使用是否有所不同？他們認為這個詞彙源自何地？它的特點是什麼？還有什麼其他的詞彙帶有相似的意義？50

　　這些回答揭示了「窮白人」這個標籤是多麼的不固定。雖然有幾位社會學家直言不諱地說這個詞是「模糊的」，是個含糊的命名，但在奧德姆的四十六位受訪者中，大多數人卻列出了許多會讓他們聯想到窮白人的負面特質。最多人提到的形容詞是「不求上進」（shiftless）。它後面還跟著一連串的同義詞：漫無目的、勉強餬口、懶惰、無野心、不中用、無意提升自我、不思進取。以上所有描述都把不願工作與某種天生的性格缺陷混為一談。51

　　「不求上進」並不是一個新詞。歐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記錄其一八五○年代的南方之旅時，就把懶散的奴隸主和奴隸一起歸類到「不求上進」底下。新英格蘭人經常使用「不求上進」來形容壞農夫。跟低賤勞工一起聚集在非法場所的酒館老闆和其他不道德之人，也常常背負著「不求上進」的罵名。狄奧多．羅斯福的時代，為了懲罰拋家棄子的丈夫而制訂了相關法律，而「不求上進」正是法條中的用字。優生學家認定「不求上進」是退化的主要症狀。「不求上進」更當然是流浪者和無業遊民的第二天性。卡什（W. J. Cash）在《腦中南方》（The South of The Mind）一書中描繪了某個不求上進的白人，他坐在樹下，手裡拿著一個罐子，周圍圍著他的獵犬，而他在田地裡幹活的妻小，則是「挖得有氣無力」。52

　　在「不求上進」以外，想到窮白人，排名第二的聯想則是與黑人的類似性。非裔美國演員史帝彬．芬奇（Stepin Fetchit）一九二九年出現在電影《紅心》之中，芬奇的電影生涯就此展開，他的銀幕形象在整整一代人的心中，刻下了懶惰的粗糙刻板印象。亞特蘭大大學（Atlanta University）的黑人學者艾拉．里德（Ira de A. Reid）在問卷中回憶道，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種族禮儀」要求他永遠不能用白垃圾這個名詞來稱呼「窮白人」，除非他希望自己被稱為「黑鬼」。對里德來說，「白垃圾」、「窮白人」和「黑鬼」都傳達出相同的社會汙名。53

　　奧德姆的許多受訪者稱，「窮白垃圾」一詞源自黑人方言。據一位密西西比人說，當上層或中產階級的白人使用「窮白垃圾」一詞時，他們用的「就是黑人的說法」。奧德姆的受訪者指出，窮白人住在窮黑人社區附近，已經混在一起，幾乎無法分辨。一些中產階級白人認為，窮白人比窮黑人地位稍稍高一些，只是空洞的好意。來自南方之外的辛辛那提的社會學家的回答寫道，山地白人被稱為「荊棘勞碌人」（briar hoppers），這種人和城市中的黑人一樣，實際上都被隔離。（「Briar hoppers」從古英語的中的「bogtrotters」〔沼澤勞碌人〕轉化而來，此一貶抑詞原本特指愛爾蘭人。）54

　　對奧德姆的受訪者來說，二十世紀並沒有帶來什麼改變。大眾仍然認為窮白人是一個不同的種族，一個介於白黑之間的不明確階級。他們沒有機會與體面的白人往來，更不用說結婚了。還有位受訪者表示，窮白人之於體面白人，就像騾子之於馬，或者是小獵犬之於大狗；狗是「受人尊敬的」，而獵犬是「乖戾的」。如同頑固的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說法，該名受訪者認為白垃圾就像豹，無法改變自己天生的斑紋。55

　　根深蒂固的偏見扭曲了南方階級制度。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怎麼會拒絕承認偏見的影響呢？答案其實很明顯：為了避免引發真正的階級動盪，許多人選擇把窮人的失敗歸咎為窮人自己的問題（即便是自由派精英也不願見到這般動盪）。奧德姆的看法有所不同，有助世人重新定義農村貧困的意義。他認為窮白人有種文化──他稱之為「民俗」（folkways）。他不認為窮白人永遠只會是不幸的馬前卒，他們向上提升靠的也不只是模仿中產階級；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民俗價值觀找到可行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努力成為次級的白領階層。窮人的解決之道在於接受教育，讓他們自給自足。這就需要重新調整南方的資源管理。該區域必須發展更加多樣化和技術先進的經濟和農業系統，這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工人。當然，要提升這麼多男男女女將是場漫長而艱苦的戰鬥。奧德姆的某名受訪者直言不諱：「沒人知道該怎麼處理他。」窮白人一天不消失，停滯南方就擺脫不了窮白人、溝渠和騾子這三大特色。56

「他是我們的一分子」

　　田納西州的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從真正有意義的層面上來探討「窮白人」的含義。在他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讓我們讚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書中，阿吉試圖把中產階級當作白垃圾迷戀的源頭。這本不同尋常的書收錄了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樸實的靜物風照片，並探討了奧德姆之輩拒絕探討的問題：權勢者如何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他的研究對象上？客觀的新聞報導並不存在。

　　阿吉一開頭就在思考，身為哈佛畢業的中產階級，他怎麼可能避免把筆下的窮白人變成同情或厭惡的對象。他不願只是旁觀者。他怎麼能「以科學、『誠實報導』的名義，窺探無知無助的農村家庭，描繪一群無力抵抗、破爛不堪的人類的生活，只為了在另一群人類面前展示這種生活的赤裸、缺點和屈辱」？有可能挖掘出「刺眼的真相」嗎？可能不會。57

　　因此，阿吉嘗試了不同的策略，詳細描述實物：鞋子、工裝褲、在收割零工家裡的零星傢俱。他一絲不苟地關注細節，試圖用語言模仿相機的「冰冷」影像。這本書還有一點與傳統報導有所不同：阿吉想像出窮佃農的內心話，穿插在地主毫不掩飾的侮辱中。收割零工心裡滿是不可置信：他怎麼會被「困住」，他是如何落到這步「幫不了，沒指望」的處境？阿吉的主角具備真實的感情、觀察入微的感歎。阿吉說自己喜歡佃農「家常菜」，地主聽了大笑，其殘忍可見一斑。地主罵某個窮收割零工是「骯髒狗娘養的」，因為他吹噓說他已經有五年沒給家人買過一塊肥皂了。用地主的話來說，一個佃戶家庭中的女人是這個國家的「最壞的婊子」──僅次於她的母親。對地主來說，這票人全是「最低等的垃圾」。58

　　阿吉的做法不合常理，但有其理由。在阿吉高度自省、讓人震撼的敘述中，作者試圖強迫讀者不要再用傳統的眼光來觀看窮人。阿吉並非責怪，而是要求讀者承認他們自己的共犯角色。他堅稱，窮人不呆也不笨；他們只不過是內化了一種「麻木」，讓自己對「困苦、不安、自卑的恥辱和侮辱」無感。在阿吉看來，南方的中產階級才更可恥，尤其那些冷漠無情，用「他們已經『習慣』了」為自己開脫的中產民眾。59

　　雖然後來得到文壇的認可，但一九四一年時卻沒有多少人讀過阿吉那令人心酸的作品。奧德姆的作品因為高高在上（而非與窮佃農對話）而受人詬病。范德比爾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英語教授兼詩人唐納德．大衛森（Donald Davidson），正是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而他也對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抱持敵意，因為他認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是北方干預南方的證據。《我的立場》這本宣言集旨在宣揚南方價值，作為其中一位撰稿人，大衛森於文中捍衛了南方傳統的土地理想。他勇於讚美三K黨打敗了「可憎的」自由民局的北方傳教士。唯一的遺憾是三K黨無法阻止新南方的「更狡猾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出現（也就是奧德姆和他北卡羅萊納大學的黨羽）。大衛森宣告：學者腦袋的「南方地區主義者」永遠無法統一南方。奧德姆書中的「索引」無法翻譯成「無知之人的語言」。大衛森認為，眼前只剩下明顯的矛盾：難道只有地區性的民粹煽動家才能與南方的窮人合作嗎？即使阿吉或奧德姆曾短暫捕捉到了「刺眼的真相」，但他們想要解放的窮白人根本沒在聽，難道這還不夠明顯嗎？大衛森的答案是肯定的。60

　　喬納森．丹尼爾斯（Jonathan Daniels）的寫作風格介於阿吉和奧德姆之間，是另一種南方作家。他的《南方人發現南方》（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不僅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而且還贏得了老羅斯福夫婦的讚賞。這位北卡記者筆法諷刺，他刻意避開奧德姆百科全書式的高濃縮寫作方式，也不寫南方農民那種昏昏欲睡的田園生活。他敞開心房，向南走了幾千哩，讓他遇到的人民說自己想說的話。61

　　丹尼爾斯於途中遇到了一位小鎮律師，他擁有奧德姆的所有作品，並視若珍寶。這點恰可證明大衛森對霍華德．奧德姆的批評有誤。他參觀了著名的普羅維登斯峽谷，這峽谷位於喬治亞州，本來其實是個一百五十呎深的溝渠，後來成為了土壤流失和自然奇觀的奇特紀念碑。他並抨擊了南方的監獄心態，這種心態告訴一代又一代的體力勞動者，他們應該接受被剝削的命運。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加農．米爾斯，他看見道道鐵網把工廠變成了實質的監獄。大型工廠對街是一座遊樂場。無意中學到的教訓是：「告訴孩子，資產防著人民──它們的人民。」62

　　他筆下的窮白人有各種各樣的面貌，他為窮白人的「移動性」辯護，並拒絕稱之為「不上進」。丹尼爾斯相當欣賞田納西州諾里斯的一個小鎮，該鎮是田納西河谷管理局計畫的一部分。「山區窮人大家庭的孩子」和工程師的孩子一起念書。學校「孩子的碰撞」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場清清楚楚廢除階級隔離的實驗。要是美國也能這樣就好了，他想。63

　　如同《憤怒的葡萄》的約德媽所說，丹尼爾斯為南方聽眾再說一次：窮人一直都在。他相當讚賞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因為他們發現如果給予公平的機會，普通的南方白人也願意接受訓練。他承認，有些人「吃不飽」，有些人「心智發展不健全、變態、精神失常」。但這些人不能代表全體貧困人口，也不能代表未來。阻礙他們向上流動的不僅是糙皮病或不識字，還有對富有階級的恐懼；他們害怕窮白人和黑人一樣，可能會想脫離原本的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階級長期散播一些「誹謗」，丹尼爾斯予以駁斥，並讓他的讀者知道：「南方黑人並不是無可救藥的無知人猿。南方的白人生理並無退化。」64

　　丹尼爾斯堅信傑佛遜式的民主早已消失，由休伊．朗（Huey Long）之類的民粹煽動家取而代之。休伊．朗依循前幾代南方貴族的腳步，任意掠奪人民。丹尼爾斯聽取了奧德姆的忠告，他認為如果要實現真正的改革，南方復興計畫就必須從最底層著手。丹尼爾斯寫道：「也許一個南方叛軍依然抵得過十個北方佬。」但「這無關緊要」。叛軍的驕傲蒙蔽了各個階級。「暴君、富豪和窮人都需要教育。一樣多的教育。」奧德姆、阿吉和丹尼爾斯都希望南方能跳脫意識形態的陷阱。他們並不犬儒；他們抱持希望。他們發現，為數不多的公地其實是太過簡化的解方，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唯有更大規模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才是改變既有共識並重整階級結構的唯一機會。65

　　在一九三○年代，被遺忘的男女成了全美經濟困境的有力象徵。許多人特別關注南方揮之不去的窮白人。問題不在於：「沒人知道該拿他怎麼辦。」而是：「沒有人願意用他的本質看待他：他是我們的一分子，一個美國人。」

① 譯註：根據張芝生主編，民國九十二年鼎文書局出版的《測繪學辭典》的解釋，土地利用時，收益與成本相等，並無超額利潤可得之土地謂之邊際土地。在開墾土地時，必須考慮邊際土地之問題。邊際土地在經濟上成為耕作地與非耕作地之界線，低於此界線者，稱為邊際以下土地或次邊際土地（submarginal land）。

② 譯註：麥迪遜（James Madison）為美國第四任總統，又稱「美國憲法之父」。

　　大多數人都記得貓王和尼克森總統站在橢圓形辦公室的那張著名照片。但是為什麼人們會忘記貓王和詹森總統之間的友誼呢？貓王模仿詹森的橢圓形辦公室，在優雅園（Graceland）裡擺設一次可以放三臺電視機的櫃子。一九六四年總統大選期間，貓王也在家中掛了一張「永遠支持詹森總統」的保險桿貼紙，並與總統的女兒玲達．伯德．詹森（Lynda Bird Johnson）合影留念，玲達當時還在和演員喬治．漢密爾頓（George Hamilton）交往。貓王和詹森這兩人似乎八竿子打不著──雖然一個在娛樂界，另一個在政治圈，他們的共同之處其實不少。兩人都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用自己的生命鬆動並挑戰了窮白人長久以來背負的汙名。1

　　貓王從一九五六年開始風靡全美。當時的他似乎用盡一切努力，想辦法越不像白人越好。他公開擁抱黑人音樂風格，頂著黑色飛機頭，身穿黑人味的俗豔服飾。因為他的扭胯舞步狂野性感，批評者將之比作「色情」滑稽脫衣舞，或是阻特垮褲裝阿飛。貓王聲名鵲起，吸引大批粉絲崇拜。他成功登上了《艾德．蘇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隨後又躍上大銀幕。他的車庫很快就停滿一輛輛的凱迪拉克。貓王的成就超乎白垃圾工人男性的想像：他是個又酷又性感悖德的「鄉下小孩」。貓王不是刻板印象中畸形的鄉下棄兒，而是青少年爭相模仿的「鄉巴佬貓」（Hillbilly Cat，華文世界稱其貓王，即是從Hillbilly Cat翻譯而來）。2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林登．詹森突然繼任總統，讓全美為之震驚。一世紀前的事件重演，讓人毛骨悚然：又一次令人震驚的暗殺事件，又一個未經選舉的詹森繼任總統。但這一次，美國失去的不是悲傷、厭戰的林肯。而是年輕有為、風度翩翩的東岸精英約翰．甘迺迪。悲劇發生後，這位經驗老到的南方政客推動激進的立法議程，支持民權和社會改革──這是自小羅斯福後，最戲劇性的嘗試。時人稱詹森的計畫為「偉大社會」，這些計畫呼籲取消人頭稅和投票歧視，促進教育和醫療保健基金，並大膽推出新計畫以消除貧窮。然而，詹森與民主黨的甘迺迪不同在於，他必須重塑自己的形象，擺脫大眾對於南方窮白人的刻板印象──他成功了，就算沒有改掉那著名的德州口音。這位意外當選的總統必須改變大眾在電視上看到他的反應，改變華盛頓記者對他的評價，以及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形象。雖然詹森過去支持新政，也是現代的進步派，但在國家舞臺上他仍被認為只是地方政客。他拒絕讓南方實行白人統治。在他一九六五年的就職演說中，他說進步改革攸關國家存亡。他想利用總統職權，推動社會平等。3

　　詹森對改革的堅持，在許多方面與社會學家霍華德．奧德姆早年的觀點不謀而合：南方人對舊邦聯懷抱錯誤的懷念，但他們必須從這種懷念中解脫出來。他不害怕現代化。詹森在一九六五年的就職典禮上直言：「我不認為偉大社會是井然有序、一成不變、無菌的蟻營。無論是蘇聯式的盲目還是南方式的盲目，盲目都令人窒息、壓抑。」4

　　他心中的英雄不是安德魯．詹森或詹姆斯．瓦爾達曼；他最欽佩的政治家是小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期，詹森大力支持農村電氣化。他還在德州進行國家青年管理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的就業工作團（jobs corps program）。他無法忍受鄉巴佬的古怪滑稽。詹森熱愛現代科技。二戰前他曾搭螺旋槳飛機跑德州的競選行程。一九四八年競選參議員時，他成了首位採用直升機的政治人物。他選擇世故圓滑的形象，而非競爭對手的草根風格，詹森的幕僚把後者形容為「老土、老招，全是老一套」。那年，詹森險勝。詹森成為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在擔任國家航空和航太委員會（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Council）副主席期間，他率先推動「進入太空競賽」，把登陸月球當做國家的首要任務。5

　　這個南方男孩不穿紅色吊帶，也不曾煽動種族歧視的言論。詹森的總統就職演說充滿崇高的道德原則。他鄙視因認同種族隔離政策而從民主黨分裂出來的狄西黨（Dixiecrats）的虛言假語，那些人假裝跟窮白人站在一起，用憤怒的言論提倡白人至上主義。詹森總統提倡民權，他談的是兄弟之愛和包容性。儘管如此，他身上的鄉巴佬形象仍然揮之不去。6

電視劇中的鄉巴佬

　　也許是巧合：詹森總統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時，電視台高層開始打造以鄉巴佬為主題的情境喜劇。一九六○年代最受歡迎的三個節目分別是《安迪．格里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傻子派爾》（Gomer Pyle, U.S.M.C.）和《比佛利鄉巴佬》。以上幾部作品都讓人回想起樸實無華卻難以同化的鄉巴佬特質，就像一八四○年代的「糖」。詹森深情地想起小羅斯福，說他「就像我爸爸一樣」。小鎮警長安迪．格里菲斯則像家長一樣守護著北卡羅萊納的梅柏里（Mayberry）。《安迪．格里菲斯秀》散發出三○年代而非六○年代的氛圍。該節目用懷舊的方式，以不合時宜的小鎮居民為主角，重新詮釋大蕭條。格里菲斯談到自己的角色時，堅稱他不是在扮演「鄉巴佬」。他認為安迪警長是個聰明人，具備「反諷的幽默感」，就像已故的奧克拉荷馬州幽默大師、知名影人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一樣。梅柏里的問題多在警長家的餐桌旁得到解決──這讓人想起小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美國家庭從前都會圍在收音機旁收聽。在警長的世界裡，外來的人不會遭受排斥，小鎮散發著民主的美德之光。7

　　雖然安迪．格里菲斯不承認，但警長身邊圍繞的確實都是鄉巴佬，因為電視台刻意利用這種刻板印象。其他角色包括好騙的加油站服務員戈麥爾．派爾（他後來在《傻子派爾》中獨挑大樑）、他的表弟古柏（Goober），以及聲音尖銳、火爆脾氣的歐尼斯特．拜斯（Ernest T. Bass）。《時代》雜誌某篇文章曾如此評論吉姆．拿波爾斯（Jim Nabors）扮演的戈麥爾．派爾：天真的海軍陸戰隊士兵「從歪嘴中吐出訓誡，像耕童般無目的走跳，穿過一片牛糞田」。他是場「行走的災難」。在派爾獨挑大樑的《傻子派爾》中，他一人就能夠破壞掉整個海軍陸戰隊的官僚制度。8

　　喜劇演員鮑勃．霍普（Bob Hope）曾開玩笑說，《比佛利鄉巴佬》中的克萊彼特家（Clampetts），就是美國人心中電視「荒地」的化身──有戶外廁所的荒地。一集接著一集，門鈴和複雜的廚房電器都讓奶奶和親戚深感困擾。這讓觀眾想起了農場安全管理局重新安置的收割零工，他們也曾經歷類似的文化衝擊。巴迪．埃布森（Buddy Ebsen）扮演傑德．克萊彼特（Jed Clampett）一角，以他為首的鄉巴佬一家不只出現在電視黃金時段，也出現在《週六晚間郵報》的封面上，化身一九三○年格蘭特．伍德（Grant Wood）經典畫作《美國哥德》（American Gothic）的人物。長期以來，很多人把白垃圾視為一種演化返祖現象。這個封面再度透露這樣的看法。9

　　《比佛利鄉巴佬》有其辯護者。該劇幕後金主認為，「我們的鄉巴佬」是乾淨、有益身心的，電視台其實是提升美國農村居民的形象。「鄉巴佬這個詞」，他堅稱，「最後會因為我們的節目而產生新的意義。」事實證明，他過分樂觀。10

　　傑德．克萊彼特並不是大衛．克羅凱這樣的山野粗人，雖然巴迪．埃布森五○年代曾在迪士尼的電視劇中，扮演過克羅凱的助手，而克羅凱由費思．派克（Fess Parker）飾演。傑德和大衛的差異很明顯。好萊塢的鄉巴佬只是觀眾嘲笑的對象──譏笑，而非欽佩。看到這些鄉巴佬，觀眾腦中浮現的不是邊境幻想中粗獷的克羅凱（或是費思．派克飾演的丹尼爾．布恩）。既定印象無法扭轉。克萊彼特一家開著一九二○年的福特老爺車，奶奶坐在搖椅上──這是露營版的《憤怒的葡萄》。11

　　費思．派克扮演的克羅凱是個活力十足的鄉下小孩，賈利．古柏（Gary Cooper）式的和藹郊區爸爸。觀眾都知道派克版的克羅凱，代表的是美國早期的理想形象。一九五五年的克羅凱熱潮，讓派克被崇拜他的粉絲團團包圍，某方面來說跟貓王現象很像。迪士尼進行巡迴宣傳時，克羅凱劇中戴的浣熊皮帽被搶購一空。派克來自德州，身材高大。他的足跡甚至延伸到了國會大廈。時任參議員的詹森和眾議院議長薩姆．雷伯恩（Sam Rayburn）與「大衛」和他的步槍「老貝琪」（Ol’ Betsy）一起拍了照，發布在媒體上。12

　　撇開罐頭笑聲不談，六○年代的喜劇不只是逃避現實的娛樂。這些喜劇借鏡當時社會上瀰漫的焦慮：大量窮白人向北遷徙，並在巴爾的摩、聖路易斯、底特律、芝加哥和辛辛那提等城市建立起鄉巴佬貧民窟，加深了大眾對「荊棘勞碌人」的既有偏見（借用奧德姆受訪者的用語）。一九六八年，專欄作家保羅．哈威（Paul Harvey）為文探討芝加哥的窮白人。他讓讀者更具體地想像：「假設真實世界裡的比佛利鄉巴佬沒有那幾百萬的存款，然後搬去大城市生活。」13

　　這三部情境喜劇都出於一種懷疑：現代美國未能創造出真正的大熔爐；城鄉之間或貧富之間的文化距離都極為巨大。唐．諾茨（Don Knotts）飾演警長安迪的表弟巴尼．費夫（Barney Fife），這個搞笑的角色笨手笨腳，不屬於大城市，就像一八三○年代《一八三七克羅凱年鑑》中的肯塔基玉米南方窮白人一樣。雖然戈麥爾．派爾的軍中教官對他嚴格訓練，這位倒楣的士兵卻無法適應軍中文化。他不適合海軍陸戰隊，更別說美國的白領公司了。克萊彼特一家可能在好萊塢的精華地段買了豪宅，但他們在社會階梯上連一階都升不了。他們甚至沒想過要效仿中產階級。

　　一九六三年，《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哈爾．韓弗理（Hal Humphrey）評論，《比佛利鄉巴佬》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都非常有階級意識」。不管情節怎麼發展，每一集的重點都是唯利是圖的銀行家米爾本．戴思德（Milburn Drysdale）、他「攀權附貴的妻子」和「蠢」兒子（缺乏男子氣概），如何與次等階層的克萊彼特一家鬥法。在韓弗理看來，普通觀眾看到的是群「衣衫襤褸的山民」，「顯然……低人一等」，卻同樣智取「大人物」。簡而言之，這是場「勢利鬼」和「笨蛋」間的較量。韓弗理認為，該劇的製作人創造出用笑聲掩蓋階級衝突的套路。最後，他開玩笑地說，這部電視劇實現了喜劇演員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的階級鬥爭理論──還是卡爾．馬克思的理論？14

郊區住宅

　　許多舊的界線和偏見開始改變，社會一片動盪。當時的美國民眾普遍選擇否認他們還留有階級意識。五、六○年代交織的民權運動和文化戰爭，皆以社會分層為重點。時人把買得起郊區的房子視為美國夢的象徵，而最有異議的住房選擇顯然是拖車公園。因此，隔離不僅是種族問題。分區法（zoning laws）使得住房不可避免地遵循階級劃分的地理。工人階級的保齡球館和快餐店，以及「白垃圾」的拖車停車廠貧民窟，與全白人社區後院的燒烤派對形成強烈對比──全白人社區位於郊外的好區，劃給中產階級的區。我們忘了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要處理的不只是都市貧民窟，還有阿帕拉契的貧困白人區。越戰被稱為客廳戰爭，然而在一九五七年的黑白電視機上，美國人已經看見一場種族和階級的戰爭：彬彬有禮的黑人學生試圖走進小石城中央高中上課，憤怒的窮白人對他們大聲咒罵。

　　正因如此，貧窮的鄉下小孩貓王，才會對五○年代的年輕人具有如此豐富的象徵意義。他將黑人音樂白人化，挑戰保守的性道德觀，同時卻保有《比佛利鄉巴佬》的社會認同。貓王是白人收割零工之子，突然名利雙收；他買下了孟斐斯城外的優雅園豪宅，與父母同住。貓王為他深愛的母親買了輛粉紅色的凱迪拉克。為了讓母親有家的感覺，他還在後院為她建了雞舍。15

　　貓王成了優雅園「鄉紳」的同時，美國中產階級更加大力宣傳郊區的優點。做副總統時的尼克森就是一例。他把不斷擴張的住房市場視為冷戰外交的有力工具。一九五九年，兩大強權同意進行文化交流：蘇聯準備了一場關於人造衛星和太空探索的展覽，在紐約展出；而為了教化俄羅斯民眾，美國則選擇在索科利尼基公園（Sokolniki Park）展出典型牧場風格的住宅──這是美國自豪的世俗象徵。16

　　在莫斯科舉行的開幕式上，尼克森盤點美國共有三千一百萬有房家庭；四千四百萬民眾有車，全美共有五千六百萬輛汽車；還有五千萬美國人擁有電視機。副總統藉此良機，努力分飾多角。他像是麥迪遜大道上推銷的廣告商，又像預言新中產階級的先知。無論是何角色，他都明確否認自己代表膚淺的唯物主義。他自認，美國成就令人驚歎之處在於，這個「世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最接近無階級社會的均富理想」。這段話正中問題核心。對尼克森來說，美國不僅是一片富饒之地。美國的集體靈魂是民主的，幾乎實現了一種烏托邦。史上第一次，資本主義並不是貪婪的引擎，目標是壟斷財富和資源。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企業是神奇的萬靈丹，成功地消除了階級界線，特別是透過擁有住房。這是尼克森的解讀方式。17

　　尼克森一家標榜自己是完美的郊區家庭。尼克森前往莫斯科前，這位副總統和家人一起去了迪士尼樂園，登上了頭版。尼克森與約翰．甘迺迪競爭一九六○年的總統大位。當年尼克森的太太派特．尼克森（Pat Nixon）稱讚他與她自己是美國夢的化身。在尼克森即將得到黨內提名時，派特告訴記者，他們的成功體現了戰後一代得到的承諾，「出身卑微的人，光靠努力工作就可以往上爬，並得到他們的目標。」她說，如果她能夠成為第一夫人，她將成為入主白宮的第一位「勞動階級女性」。共和黨的選戰操盤手積極利用派特的形象，製造了大量的宣傳材料，包括徽章、旗幟、小冊子、梳子、珠寶和各種各樣的鈕釦，樣樣都將派特打造成理想的郊區家庭主婦形象。黨工用「派特動員」和「派特遊行」等活動橫掃郊區的購物中心。派特．尼克森不像年輕的賈桂琳．甘迺迪那樣盛裝打扮，穿著「法國訂製服」。派特自己從架上挑衣服，挑的是她可以輕鬆打包的款式。18

　　尼克森一家來自加州南部的惠蒂爾（Whittier）。這個加州的陽光帶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年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隨著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購買新房，洛杉磯、鳳凰城、休斯頓、邁阿密等大城市周遭便出現了一圈圈的郊區社區。當時最著名的住宅開發案之一，是紐約郊區的萊維敦（Levittown）。萊維特父子（Levitts）野心勃勃，蓋了一萬七千四百間房子，吸引了八萬兩千名居民。因為長島開發案的成功，他們又在賓州的巴克斯郡（Bucks County）和紐澤西州的威靈伯勒鎮（Willingboro）進行大規模開發。萊維特父子是純熟的推銷者，他們不只會蓋房子而已。就像始祖──英國伊莉莎白時代的小理察．哈克盧伊特一樣，萊維特父子希望在窮鄉僻壤打造一塊自給自足的殖民地。萊維特父子把郊區想像成中產階級的偏遠消費基地，專門用於休閒：購物中心的商業區加上棒球場、自行車道和游泳池。19

　　萊維特父子住宅的關鍵不只是廉價的住房，而是同質性的人口──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穩定的」社區。他們指的是種族和階級的同質性，所以他們支持「限制性條款」，禁止房主把房子賣給黑人家庭。萊維特父子瞭解南方，因為他們第一個大規模計畫位在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Norfolk），那是為戰時工人打造的全白人建物。萊維特父子在類農村地區打造郊區建案，因此了解土地的價值不是由工業或商業來決定。作為孤立的偏遠基地，土地價值由居住者的階級地位決定。一家之主必須有穩定的收入，才買得起這裡的房子──這是五○年代新中產階級的標誌。20

　　萊維敦被稱為「花園社區」。但這片建案的新風格卻讓人不甚自在。五○年代的純住宅區採用了郊區的田園形象。大眾雜誌上經常可見妻子照料花園、丈夫在後院燒烤的畫面。這是湯瑪斯．傑佛遜理想的升級版：郊區居民可說是新的「後院自耕農」。由於年輕家庭的高出生率，郊區新社區被稱為「良田」，響應了傑佛遜所呼籲的遠郊生殖力。然而，許多人士批評，統一的房屋和整潔的草坪是空洞的象徵──與真正的民主美德相去甚遠。21

　　郊區不僅沒有消除階級差異，還成為鞏固階級意識的堡壘。分區條例規定了地塊大小，並限制公寓的數量。大量獨棟住宅，將不受歡迎的下層家庭拒之門外。紐澤西州的莫沃（Mahwah）就是一例。當地政府吸引福特到該鎮設廠，接著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建案面積一畝，價格兩萬美元。這條法令明顯就是不歡迎工廠的低收入工人住在該地。紐約的威斯特徹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教育局決定，在富人區蓋豪華的學校，而義大利和黑人家庭生活的低收入區學校，卻什麼補助都拿不到。洛杉磯的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uthority）用階級來評估郊區房價：愛好園藝區分數高，而在後院種菜的區域則分數低。用這樣的邏輯來看，管理局對貓王母親的雞舍應該頗不以為然。22

　　聯邦政府用各種方法資助郊區新邊疆的發展。國家稅法讓貸款買房者享有優惠減免。在當時的政策下，銀行若提供正直的退伍軍人和在職男性貸款，也有利可圖。退伍軍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促成《一九四四年軍人復員法》（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即《退伍軍人法》（GI Bill），以監督退伍軍人的貸款方案。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攜手提供慷慨的條件：就一般退伍軍人而言，高達百分之九十的貸款由美國政府所擔保，讓放貸者願意提供低利率和低月付。同樣地，萊維敦住宅的搶購潮中，建商一開始也讓退伍軍人優先購買。有了以上補貼，對「可取的」白人來說，買房要比租房便宜。這樣的制度並沒有將所有階級向上提升，而是獨厚那些原本就是中產階級的人，或那些收入穩定的工人家庭。23

　　郊區住宅區鼓勵購屋者和「同類」生活在一起，不停利用宗教、族群、種族和階級將人分類。受人尊敬的建築評論家路易士．芒福德（Lewis Mumford）口中的萊維敦是個「階級社區」。一九五九年，暢銷書作者兼記者萬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將郊區的過濾過程定位為「物以類聚」。這種說法並不罕見。美國人要描述階級之別，脫口而出的依然是種畜和「品種」的概念。24

　　一九五一年，萊維特父子在賓州的巴克斯郡進行第二波的開發案。在那之前，美國鋼鐵公司才決定在該地建造費爾利斯鋼鐵廠（Fairless Works）。萊維特父子的建案吸引許多鋼鐵工人入住。但也招來住在拖車營地上的建築工人。雖然鋼鐵工人和建築工人沒有太大區別（家庭穩定，孩子數量差不多），但萊維特建案的居民認為該社區是「中產階級成就的象徵」，而建築工人則被貼上「拖車垃圾」的標籤。為了驅逐拖車家庭，當地官員迅速通過法令。深感冒犯的居民認為，拖車家庭是「路過的」，應該「儘快擺脫」這些人。反對拖車營地的理由聽來耳熟能詳：維持房價。建築工人被認為是垃圾，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階級背景本身，而是因為他們住在拖車裡。被汙名化的，是他們的車輪上的家。25

拖車文化

　　拖車在美國文化想像中佔據了一個重要但難以說清楚的位置。一方面，它象徵著不受束縛的自由，但同時又被稱為「錫罐」，因為其狹小、廉價、封閉的生活方式。住在拖車裡，就是無根，無隱私。鄰居看得到也聽得到。在最壞的情況下，拖車代表的是自由的陰暗面：都市邊緣那離經叛道、反烏托邦的荒地。

　　自一九三○年代以來，拖車文化一直備受爭議。撇開公路上奔馳的流線膠囊型拖車不談，傳統拖車就像是搖搖晃晃的盒子，惹人嫌棄。拖車轉變成永久住房後，許多人看到拖車就想到垃圾堆旁的貧民窟。拖車這個物體既現代又反現代、時髦又笨拙、自由解放又令人窒息。拖車公園不同於沉悶但安全的美國中產郊區。拖車公園裡住的都是即將淘汰的人，而不是向上提升的人：退休人士、移工和不幸的窮人。今日依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第一代拖車是後院草草搭建的設備，專門用於狩獵和釣魚之旅。拖車於三○年代上路：奧克拉荷馬州來的流動農民開著老爺車上了六十六號公路。當時有名記者說拖車「極為醜惡」，根本是裝了車輪的棚屋。戰爭改變了這樣的觀感。因為住房嚴重短缺，聯邦政府為士兵、水手和國防人員購入拖車。政府啟用三萬五千輛拖車。因為到處都是軍事和國防設施，拖車鎮一夕間遍地開花。從緬因州、密西根州再到德州，拖車鎮出現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國防人員生活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d）「拖車村」，這些人經常被比作開拓者和吉普賽人。26

　　當時有許多關於拖車營地的報導，最傑出的一則出自《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阿格尼絲．梅耶（Agnes Meyer）之手。才華橫溢的梅耶以「大後方戰地記者」自居，她的報導後來集結成書，名為《穿越混亂》（Journey Through Chaos）。有教養的美國婦女都不該近距離接觸「混亂」。的確，儘管梅耶的家人認為年輕女孩不該接受高等教育，但梅耶還是從紐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畢業，並前往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深造，還出了一本關於中國繪畫的學術著作，並成為《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聘用的首位女性。後來，她又嫁給了一名千萬富翁，這位富翁買下搖搖欲墜的《華盛頓郵報》。他們的女兒凱薩琳．梅耶．格雷厄姆（Katharine Meyer Graham）長大後成了《華盛頓郵報》最具影響力的編輯。27

　　一九四三年，阿格尼絲．梅耶前往二十七個戰事中心進行實地調查。她從水牛城到底特律，一路到華盛頓的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南往加州，再往東轉至德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佛羅里達。她鉅細靡遺記錄她一路看到的人。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幾幕都出現在深南方（Deep South）。她筆下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市（Pascagoula）和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Mobile），有著一排排帳篷、拖車和破爛棚屋。她為「棄置的農村」發出感歎。就她的觀察，從農村移出的白垃圾，可憐、衣衫襤褸、文盲、營養不良。他們因為害怕法律而拒絕搬進體面的住房──但梅耶認為，他們真正害怕的是「住進體面社區後會受到約束」。他們的生活狀況、身心健康和前途渺茫讓梅耶深感震驚。她難以相信，問道「這是美國嗎？」28

　　造船廠把工人帶進帕斯卡古拉市。近五千名新工人和其家庭湧入這個墨西哥灣的小鎮，迅速引發當地居民恐慌。許多工人都是山野粗人，拖車很不衛生。梅耶遇到了一個五十一歲的老人，看上去有八十歲──就像一八四○年代的吃土者：未老先衰。市民罵他們是「害蟲」。造船廠的經理對疲憊的梅耶說，除非這些人向上提升，「否則他們會把整個國家一起拖下水。」梅耶抵達莫比爾市時發現，私生子很多，而且越來越多，當地還有嬰兒的黑市交易。她到佛羅里達的時候，發現窮白人乍看英俊，但是他們一笑，露出爛牙，看起來就很奇怪了。儘管如此，比起她在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遇到的「不正常的沼澤和山區居民」，他們還沒那麼令她反感。29

　　南方軍營立下拖車文化的基礎。但戰後，「拖車垃圾」成了通用名稱，不再限於特定地區。匹茲堡郊區、密西根、北卡羅萊納和上南方都可見他們的身影。在遙遠的亞利桑那州，拖車垃圾同時也是「佔居者」。照片中的佔居者身旁雜草一片，前院還有戶外廁所。流離失所又貧窮就等於白垃圾。30

　　面對如此惡名，拖車製造商發動宣傳活動，試圖扭轉形象。一九四七年時，拖車成了「拖車屋」，製造商改造拖車內部，使其更有吸引力、更方便，以「吸引女性消費者」。拖車製造商協會要求改善拖車「公園」──讓人想到精心修剪、闔家觀賞的花園，意在擺脫二戰時期臨時的、難民的拖車「營地」。簡而言之，為了提高移動房屋的接受度，製造商必須將其馴化。這些精明、善於社交的宣傳努力將拖車改造為微型的郊區「移動小木屋」。他們竭盡所能移除「拖車垃圾」此一美國詞彙。31

　　事實證明，拖車敵不過大規模建案。因為政策，有意購買拖車的人處於經濟弱勢。一九七一年後，聯邦住房管理局才為移動房屋貸款提供擔保。所以一九七一年前，就算拖車較便宜，買方也會面臨其他隱性成本和罰款。拖車公園被流放到最差的地段，與較好的、更受保護的住宅區保持距離。許多拖車公園的管理者禁止住戶帶孩子和寵物進入，但這是年輕夫婦選擇住在郊區的兩大動力。越來越多公園面積變小、草坪也變少──或者根本沒有草坪。在許多城市和郡，連退休人士也發覺自己越來越不受歡迎。退休人士遭人厭惡，因為他們預算很緊，對商業增長無所貢獻，怕沒繳納財產稅。32

　　在一九五四年的滑稽電影《蜜月花車》（The Long, Long Trailer），捕捉到郊區理想與生活間的落差。這部電影由露西爾．包爾（Lucille Ball）和戴西．阿納茲（Desi Arnaz）主演。這對夫婦小災小難不斷，證明了移動房屋的確有害隱私，尤其性生活。更別說拖車裝不下丈夫心愛的高爾夫球桿。十呎寬的拖車輾平了親戚的玫瑰花叢，成為電影裡最尷尬的一幕。拖車毀了親戚的院子，掀了古雅社區的可愛的家。電影裡的拖車造成危險、令人討厭──在郊區的夢幻風景中，拖車格格不入。33

　　隨著拖車越來越受歡迎，反對聲浪也越來越高。五○年代後期，活動屋的數量已經超過組合屋了，然而市政當局依然鄙視拖車文化。一九六二年，在紐澤西州一個重要的法院案件中，多數判決認定，鄉鎮可禁止拖車公園。儘管如此，法官寫下的反對意見卻揭露出此一判決的危險。他解釋說，「拖車居住者」已經變成了一個階級。在保護「公共福利」的模糊語言下，歧視是可以容忍的。至少對這位法官來說，代代相傳的社會偏見把活動屋主歸類為「不受拘束的遊牧民族」，一群「遷徙的乞丐」。34

　　零售商和地產商再度試圖改變公眾觀感。因為他們無法有效地控管活動屋公園的品質，他們決定推出升級版，轉而宣傳更高級的活動屋社區。為了區隔髒亂的拖車貧民窟與五星級住宅區，他們將這些高檔住宅重新命名為「渡假村」。「拖車公園」成了髒話。費思．派克脫下劇中的浣熊皮帽，換上地產經紀人的夾克，成為了高級拖車遊樂場的投資人和宣傳員。派克口中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成為新階級的新座右銘。陽光帶的投機商人致力吸引富有的客群，他們設定的拖車生活堪比豪華酒店。費思．派克在聖塔芭芭拉的拖車度假村擁有海景、高爾夫球場和股票行情盤。35

　　大衛．克羅凱的荒野呼喚餘音猶存。由於不用負擔三十年的貸款，拖車生活重新點燃美國人對公路的嚮往。一九五七年，《拖車話題》（Trailer Topics）雜誌作者承諾，美國人民將在「風塵僕僕的郊區生活」中，得到應得的喘息機會。（文章還附了張照片，照片中性感金髮女郎搔首弄姿，坐在活動屋上。）還有些活動屋經銷商承諾，居民們可以從郊區的一成不變和單調乏味解脫出來，不用再當「草坪、露台和水管」的奴隸。36

　　理查．尼克森出生於加州的約巴林達（Yorba Linda），此地被稱為「原初的尼克森國」（primordial Nixon country），意指共和黨人、保守派、階級意識根深蒂固的地區。約巴林達建起一片與眾不同的拖車社區。約巴林達湖公園提供的是「鄉村俱樂部」式的生活方式，遍布人工湖、游泳池、園林綠化和蜿蜒街道。就《紐約時報》的記者看來，這是「迷你版的郊區」。兩名來自洛杉磯的開發商，花了三年的時間試圖在橘郡建造新型的拖車社區，但遭到多個城市拒絕。為了讓約巴林達的官員相信他們無意傷害現有居民的階級意識，他們將社區打造成「私人俱樂部」，強調環境優美，並要求居民支付額外的費用來維護社區。開發商為了增加說服力，最後畫龍點睛補上一句：社區周圍會立起五尺高牆。正如一位市政官員所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哪些居民住在裡面。」另一名當地居民毫不羞愧地承認，「我們叫他們『牆內的人』，我們是『牆外的人』。」還有什麼能比一堵牆更加體現階級分層的信仰？37

　　但約巴林達的拖車社區並不是典型的拖車社區。在其之下，美國各地還有許多下等的拖車公園。一九六八年時，只有百分之十三的活動屋屋主擔任白領工作，而更貧窮的拖車公園居民許多來自農村，特別是南部地區。買不起新拖車的家庭選擇購買或租用折舊的托車──換句話說，就是二手的、甚至三手的──拖車。新的二手市場因應而生，催生社會學家口中的「鄉巴佬避難所」。在陽光帶、中西部和其他地區的城市週邊，這些「避難所」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破敗的拖車公園散落公路沿線，鄰近鐵軌，與垃圾場沒兩樣。拖車垃圾已經成了美國的賤民。38

　　更糟糕的是，窮人和工人階級居住的拖車社區被認為是罪惡淵藪。這項指控其實可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許多活動妓院將妓女載往「軍事中心」。五○年代的《拖車流浪漢》（Trailer Tramp）和《拖車公園女孩》（The Trailer Park Girls）等低俗小說，講的是性豔遇和偷窺癖的故事。用當時的說法，女性拖車流浪漢「從一個城鎮移到另一個城鎮──從一個男人換到另一個男人」。除此之外，還有《南方窮白人女孩》（Cracker Girl）。這本低俗色情小說挑逗讀者，並把越軌的刺激和底層階級的性愛當做賣點。流浪漢和拖車遊牧民族，就像毒品和賭博，是城市邊緣的混亂標誌。39

　　活動屋裡住的大多是窮人。一九六九年，全美的活動屋裡，有百分之四十是送到阿帕拉契周邊的十三州去。最便宜的型號（低於五千美元）自然是運往山區。一九七一年，紐約市批准了該市第一個拖車公園，市長約翰．林賽（John Lindsay）試圖用拖車安置無家可歸者，他的政策得到了支持。林賽要安頓的對象，不是紐約包厘街（Bowery）的流浪漢，而是因為城市更新而背井離鄉的人──然而，不知何故，解決辦法卻是把他們藏進最不城市的住所裡。那些從阿帕拉契來到大蘋果的人，沒有經濟保障和政治影響力，變成最有可能住進拖車公園的人選。40

　　廉價土地、一塊混凝土和泥巴、垃圾場拖車，成為白垃圾的判斷標準。到了一九六○年代，分區規劃、住房和學校經費，多在住宅景觀上留下深深的印記。南方鄉下人為了找工作而遷居大城市，一種新的階級部落主義因應而生。窮白人不滿領土變小，住宅區上演了一場階級鬥爭。哈澤爾．布萊恩（Hazel Bryan）與現代媒體鬧劇，由此誕生。41

小石城風暴

　　一九五七是社會實驗和意識覺醒的關鍵一年。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伯斯（Orval Faubus）從中阻撓中央高中廢除種族隔離的政策，讓小石城成為國內外的關注焦點。九月四日，十五歲的伊莉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試圖進入學校大樓，但卻遭到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的阻攔。記者聚在教學大樓外。《阿肯色州民主黨人公報》（Arkansas Democrat-Gazette）的威爾．康斯（Will Counts）和《阿肯色州公報》（Arkansas Gazette）的強尼．詹金斯（Johnny Jenkins）拍下了經典的一刻。他們拍下的畫面幾乎一模一樣：一名女學生坦然走在憤怒的人群前。這兩張照片捕捉這場衝突中的階級和種族面向。兩位攝影記者都把鏡頭對準埃克福德和她身後那個口吐惡言的白人女孩。白人女孩的臉部扭曲。但埃克福德看上去很平靜，穿著樸素，顯得很正經。白人女孩穿著過緊的洋裝，她上身前傾，散發威脅性，張大著嘴。這個白人女孩表現出的麻木不仁，正是白垃圾的特質。這種對比正是攝影師想要拍下的畫面。42

　　照片中的白人女孩名叫哈澤爾．布萊恩。一年後，十六歲的她從高中輟學，結婚，住在拖車裡。但十五歲的她的所作所為才是重點：白垃圾之臉。無知。不知羞愧。天性殘忍。唯一的能力是複製其父母的悲劇。

　　二戰後，窮白人大量湧入小石城，哈澤爾和其家人也是其中之一。她的父親是殘疾老兵，不能工作；她母親在西屋（Westinghouse）工廠工作。一九五一年，哈澤爾十歲時，他們離開了雷德菲爾德（Redfield）小鎮。她母親十四歲時嫁給了年紀大她兩倍的男人。哈澤爾的父母都沒拿到高中學歷，她的父親還曾加入馬戲團。他們在雷德菲爾德的家沒有現代的管線設施，也沒有室外廁所；布萊恩一家搬到城市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基礎生活設施。他們在小石城買的房子位於該州首府東南方，那是個全白人、工人階級的社區。43

　　照片曝光的第二天，哈澤爾．布萊恩再度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她告訴站在校外的記者，「白人也應該擁有權利。」她挑釁地宣布，如果黑人學生進入中央高中，她將出走。她對小石城的社會等級非常瞭解，因此她明白，工人階級白人的名望，取決於種族隔離制度。種族界線的滲透會讓她這種人的地位更低落。中央高中的校長說，哈澤爾被她的父親毆打，情緒不穩定，以任何角度看來都不是「優秀學生」。哈澤爾是麻煩人物──壞種。她出身的階級造成她的古怪、她的有問題。44

　　《紐約時報》的本傑明．費恩（Benjamin Fine）將哈澤爾．布萊恩比作貓王演唱會上的狂熱女孩。（中央高中的某些記者甚至慫恿高中生跳起搖滾樂。）第一批黑人學生走進學校的那天，有個白人學生跑過走廊，就像獨立戰爭時通報英軍來襲的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那般，大聲喊道：「黑人來了。」站在外面的父母開始尖叫，要他們的孩子逃跑。一群女孩站在窗前尖叫。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魚貫而出，不過有些學生說自己是從二樓的窗戶跳出去的，包括哈澤爾最好的朋友薩姆米．派克（Sammie Dean Parker）。45

　　小石城新建的兩所學校，一所是為黑人學生開設的賀瑞斯曼高中（Horace Mann High）；另一所位於城西，是為富裕家庭開設的霍爾高中（R. C. Hall High），又名「凱迪拉克高中」。然而，當局卻挑中一九二○年代建校的中央高中來推動廢除種族隔離的政策。中央高中的學生大多來自工人階層的家庭。首都公民委員會（Capital Citizens’ Council）的愛米斯．葛瑟瑞（Amis Guthridge）是反廢除種族隔離的代表人物。葛瑟瑞對窮白人的搧風點火，讓其不滿更甚。葛瑟瑞說有錢人會確保「種族混合只發生在紅脖子區」。紅脖子一詞有許多意涵，葛瑟瑞心裡清楚。他說這話是為了提醒小石城的白人工人階級：學校董事會的精英看不起他們。46

　　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伯斯也在階級議題上見縫插針。他跟「凱迪拉克人」保持距離，把自己塑造成上層階級傲慢的受害者。美國媒體把他描繪成歐札克山區「鄉巴佬」。《時代》拍到他一邊招待客人，而「牛奶一邊從他的下巴流下」。他「突然大聲打嗝」，就像邊境粗人一般。《生活》刊登了一張巨大的照片，照片的主角泰勒．索恩伯里（Taylor Thornberry），是州長的「親戚」。索恩伯里眼睛斜視、神情瘋狂、穿著工人吊帶褲。在遠離風暴的羅德島新港（Newport）的一次非公開會議上，艾森豪總統試圖說服福伯斯接受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決議；會議結束時，這位南方州長倍感憤怒和羞辱。他後來坦承，他非常清楚知道，艾森豪的顧問認為他不過是「鄉下小孩」。47

　　打從危機之初，福伯斯就利用了種族和階級暴力的雙重恐懼，合理化他命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進入中央高中的行為。開學前一天，他宣布接獲情報，偏遠地區的白人「拖車隊」正從各地趕來，準備在小石城集結。無論這起衝突是否會引爆一場種族戰爭，他都要讓世人知道，白人暴徒、煽動者和紅脖子正爭奪歷史中的一席之地。48

　　福伯斯喜歡打紅脖子牌。他繼續反對廢除種族隔離的政策。此舉激怒了艾森豪，所以他派遣了第一○一空降師，並將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軍方護送九名中央高中的黑人學生順利進入校園。在國家的舞臺上，站在攝影機前，阿肯色州州長體現了南方的刻板印象。他是愚蠢和落後的諷刺化身。《時代》雜誌的一名記者指責他「製造暴力神話」，然後「煽動」暴徒，使暴力成為現實。49

　　小石城是一九五七年美國最重要的新聞。它把中央高中社區變成了新聞編輯室，吸引了各大報紙、雜誌和電視台的記者前往採訪。當年九月底，當地的新聞工作者從屈指可數，增加到二百二十五位。法院和州長之間的對峙──以校園為中心的「危機」風暴──引發全世界關注。九月二十四日，艾森豪總統在電視演講中宣布，他將派兵阿肯色州首都時。該演講的收視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二。暴民出現後，記者成為了暴力攻擊的目標。暴民對一名黑人記者亞力克斯．威爾遜（Alex Wilson）又打又踢，鏡頭都記錄下來了。一名《生活》的攝影師臉上給人打了一拳，還被警車帶走，被控妨害治安。新聞記者約翰．錢塞勒（John Chancellor）說，「人群中的暴徒」推打他的同事，口中滿是惡毒的侮辱語言。某位記者採取偽裝的預防措施。他租了小貨車，穿著舊夾克，不打領帶。為了能夠平安臥底，他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階級形象，扮成窮白人工人。50

　　媒體報導很快就落入南方刻板印象的陷阱中。報導中提到「許多穿著工人吊帶褲的人」、「嚼菸草的白人男子」。或如《紐約時報》所述，有個「骨瘦如柴的，紅脖子男人」在辱罵士兵。阿肯色當地記者同樣也對示威者語帶不屑，稱之為「許多鄉下人。」一旁的不受控女性成了「邋遢的家庭主婦」和「潑婦」。有位南方記者直白地說：「見鬼，看看這些人。他們就是窮白垃圾，大部分都是。」當月，納什維爾一間小學也執行了種族混合政策，因而引發暴民的攻擊事件。納什維爾的《時代》記者批評了暴民中的女性：「一臉茫然的女人，戴著髮捲、穿著鬆垮的上衣。」還有個手臂刺青的女服務生丟石頭攻擊。有個醜惡的女人對著非裔的孩子大喊：「拔了他們的黑色捲毛！」51

　　這些都可預見。一則則的報導都將阿肯色州和田納西州的「正常」好人與暴民區隔開來。就連艾森豪總統的電視演講，也將暴力歸咎於「煽動民粹的極端分子」，並認為小石城的核心市民守法紀、乖乖繳稅、定期上教堂，不會支持這種行為。如果說戴著髮捲的女人和炫耀紋身的女服務生，讓讀者想起了拖車垃圾，那麼暴民中的紅脖子女人更像是《安迪．格里菲斯秀》裡的半瘋半傻的歐尼斯特．拜斯。一九五九年，《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承認，世人將永遠記得中央高中事件中，那些「紅脖子、窮白人、油腳人、和其他窮白垃圾」的「醜陋臉孔」。52

　　儘管難堪，奧瓦爾．福伯斯並沒有消失。美國媒體不再報導他的相關新聞後，他於一九五八年成功連任，連續當了三屆州長。作為拒絕投降的州長，福伯斯把自己塑造成白人民主權利的捍衛者，堅決反對「強迫融合」。有名南方記者讚揚福伯斯的「頑強」，將這優點歸功於歐札克山區的訓練：他當年穿著工人吊帶褲，走五哩路去破舊的學校上學。一個鄉巴佬居然能有今天。因此，福伯斯在戰略上放棄了中上階級的支持，因為這些人憎恨任何形式的紅脖子勢力。就像密西西比州的瓦爾達曼和傑夫．戴維斯一樣，奧瓦爾．福伯斯用窮白人暴徒的威脅，獲取連任。還真的有用。53

　　小石城事件發生的同年，好萊塢製作了一部以紅脖子為主題的電影。伊利．卡山（Elia Kazan）執導的《登龍一夢》（A Face in the Crowd）中，安迪．格里菲斯飾演了與警長截然不同的角色。這部黑暗電影的主角是「孤獨羅茲」（Lonesome Rhodes）。電影開場時，羅茲窮困潦倒，在阿肯色州的監獄彈吉他。後來才回溯他的過往，描繪他如何爆紅，成為深具影響力而冷酷無情的電視明星。評論家認為，格里菲斯的角色是休伊．朗和貓王的結合──大叫大唱、「得到權力後發瘋的紅脖子」。54

　　《登龍一夢》的情節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相關宣傳聚焦在卡山的指導技巧上。卡山為了幫格里菲斯入戲，他要格里菲斯回想遭人嘲笑為白垃圾的童年記憶。就這方面而言，這是一部不尋常的電影。電影釋放出的階級訊息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電影提醒觀眾，若是拉拔下層階級的紅脖子，讓他脫離原本的位階並給他權力，是件危險的事──因為銀幕上的紅脖子是憤怒、狡猾和自大狂的混合體。其次，卡山要格里菲斯想起童年故事，等同是對南方文化進行了批判，因為南方把窮人視作糞土。55

　　卡山還有一部電影也和南方有關，故事發生在大蕭條時期。《狂瀾春醒》（Wild River）的故事與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有關。電影中有家人住在田納西河上的小島上，但因為興建大壩，不得不遷往別處。這家兒子懶惰、蠢笨。他們既不願工作，也不願離開小島。他們靠黑人收割零工幫他們耕田。她的女兒有點像蕩婦，十分樂意和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專員上床，因為這是離開這個島的唯一方法。一群粗暴的白人毆打這名專員，而當地的警長和副警長則在旁袖手旁觀。卡山找現實生活中的窮白人來擔任臨時演員。如同《登龍一夢》，這件事上了新聞。電影中的「白垃圾佔居者」來自膠空（Gum Hollow）這個地方，坐落於田納西州克利夫蘭的垃圾堆旁。知道這些不得體的男人拍了電影，社區領導人十分憤怒。卡山屈服於壓力，把那些令人不快的場景給重拍了。重拍的時候，卡山改找「體面」的無業者。在這一奇怪的事件中，自豪的小鎮衛道人士甚至拒絕承認極端貧窮的存在。56

　　卡山的電影的觀眾多為中上階級，而同時期的另一部電影則是專為露天汽車電影院而作，並在一九六一年大獲成功。一九五七年時這部電影以《海灣》（Bayou）之名首次上映，票房慘澹無比。一九六一年改名《窮白垃圾》二度上映，因為煽動性的巧妙宣傳，讓票房反敗為勝。製片公司用新片名大作文章，在報紙上刊登挑釁的廣告：「今日仍在！……窮白垃圾。」為了吸引好色的成年觀眾，狡猾的宣傳人員警告當地社區，兒童不得觀看此片。但這部電影其實只是有些偷窺狂罷了，稱不上駭人聽聞。最引人入勝的一幕，由出身布魯克林的演員提莫西．凱瑞（Timothy Carey）上演。他扮演身材魁梧的窮白卡津人（Cajun，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後代，多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跳了一場狂野的、幾乎是自淫的舞蹈。他的動作類似貓王，這個滿身是汗、不斷抖動的巨人，變成了沼澤地帶揮著斧頭的可怕惡霸。窮白人是種原始品種，性欲過剩和暴力都是他們的特質。57

　　反映當時文化氛圍的電影中，《梅岡城故事》是最受好評的一部，也是對窮白人做出最多批判的一部。根據哈波．李的暢銷小說改編，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三○年代南方小鎮發生的故事。南方榮譽準則已經失靈，但卻取代法律和秩序。本片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正義的侷限性。一名叫湯姆．魯賓森的黑人男子被誣告強姦一名窮白女孩──梅耶拉．艾薇。看著庭審，觀眾就像加入了陪審團，被迫要在努力工作的愛家好男人和可悲的、沒受過教育的女孩間做出選擇。到底是種族認同大於階級認同，還是階級認同大於種族認同？這是觀眾必須做出的選擇。魯賓森代表的是社區中可敬、守法的黑人。他誠實而體面。艾薇一家則是白垃圾。58

　　電影沒拍艾薇一家棲身的破舊小木屋。小說中，哈波．李把該處形容為「瘋小孩的玩具間」。電影也沒拍到白垃圾家庭在垃圾堆中拾荒的畫面。李在小說中隱隱帶有優生學的意味，但電影將此淡化，轉而強調梅耶拉的父親鮑伯有多惡毒。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扮演的阿提克斯．芬奇是魯賓森人格高尚的辯護律師。鮑伯對芬奇吐口水，還試圖殺害芬奇的兩個孩子。沒有比謀殺兒童更陰險的了。鮑伯．艾薇的結局已定。阿提克斯．芬奇槍殺街上的「瘋狗」。而鮑伯的命運和瘋狗雷同。然而，動手的卻不是阿提克斯，而是他幽靈般的鄰居布．芮德（Boo Radley）。芮德是社會邊緣人，有著黑暗的過去。他扮演著守護天使的角色，在萬聖節之夜拯救了阿提克斯的孩子。59

　　《紐約時報》影評人一語道破：電影對艾薇一家的呈現可能有些誇大，但這樣的人在真實世界中並不罕見。好萊塢不曾挖掘窮白人的經濟狀況，卻放大他們內心的黑暗。五○年代，「紅脖子」一詞等於瘋狂的偏執。飾演鮑伯．艾薇的演員骨瘦如柴，有位評論家甚至說他是「退化的」，在他身上可以看見乾癟身體和萎縮大腦間的遺傳關聯。然而，不只是電影會渲染「紅脖子」的行為。在一九五七年的納什維爾，種族主義的鬧事者（帶著裝出來的南方口音）其實來自紐澤西州的卡姆登（Camden），有人付錢請他來鬧場。60

　　對於電影人來說，紅脖子角色的魅力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他們是現成的惡棍；另一方面，他們百無禁忌。他們不受拘束，不受馴服，與圈養的郊區居民形成鮮明的對比。紅脖子偶爾也會因為樸實的男子氣概而受讚賞。電影《一襲灰衣萬縷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由斯隆．威爾遜（Sloan Wilson）的原著小說改編，葛雷哥萊．畢克主演。跟《窮白垃圾》中隨鼓聲狂舞的原始卡津男性相比，《一襲灰衣萬縷情》模仿得不算成功。詹姆斯．迪恩、貓王、馬龍．白蘭度，甚至提莫西．凱瑞都是窮白垃圾，都是未經改造的美國人，未經馴化、違背傳統。他們種下了野生的種子，嘲弄那些循規蹈矩卻想嘗試解放滋味的男性觀眾。61

　　「紅脖子」和「白垃圾」經常互換使用，但並不是人人都認為兩者是同義字。在《南方人發現南方》一書中，喬納森．丹尼爾斯堅持認為，並非所有出身卑微的南方男性都是「窮白人」。他舉安德魯．傑克遜和亞伯拉罕．林肯為例，這兩位都是南方人，「太陽把他們的脖子烤得焦紅。」他把窮人分成兩種：可敬的、努力工作的窮人，努力往上爬；而那些卡在最底層的，粗魯下流、無可救藥。可敬的窮人，有著「頑強、具有紅脖子的鄉土特質」。此類人可以追溯至從前的自耕農階級，雖然自耕農的定義也已經改變。即便如此，丹尼爾斯的觀察並不準確：正如我們所知，傑克遜的政敵汙衊他為暴力的、無法無天的南方窮白人。而林肯則被輕蔑地稱為窮白人「泥巴佬」。但就連丹尼爾斯也不得不承認，還有許多南方人把「紅脖子」定義為「受仇恨教育長大的人」。紅脖子鄙視黑人，侮辱「黑鬼愛好者」。一如鮑伯．艾薇，紅脖子隨時準備在敵人背後捅一刀。紅脖子一直無法撕下這樣的標籤。62

山裡的鄉巴佬

　　那麼鄉巴佬呢？雖然紅脖子和鄉巴佬都被美國方言學會（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在一九○四年定義為「粗俗的鄉下人」，但還是有以下的區域差異：「鄉巴佬來自丘陵，紅脖子來自沼澤。」如同紅脖子，鄉巴佬被認為是殘忍和暴力的，但是他們的憤怒大多針對鄰居、家庭成員和不受歡迎的陌生人。一八八○年代傳奇的哈特菲爾德家族（Hatfields）和麥考伊家族（McCoys），也是以宿怨世仇和突然爆怒而聞名。不打架的時候，他們就是喝喝私釀的威士忌，把女兒七歲就嫁出去。就像從前的佔居者，世人眼中的鄉巴佬長期不事生產。他們奉子成婚、孕婦赤腳的故事流傳甚廣。一九三三年，研究者造訪維吉尼亞州藍嶺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的閉塞社區，有名女性接受訪談時說道，婚姻就是「要生一些孩子」。「我有孩子」，她解釋道。「十五個。九個活了下來，死了六個。」63

　　好萊塢電影《正義之山》（Mountain Justice）於一九三八年上映。這部電影是根據「鄉巴佬女孩」露絲．麥斯威爾（Ruth Maxwell）弒父案真人真事改編。露絲的父親酒後暴怒，她出於自衛殺了自己的父親。在審判期間，媒體把露絲位於維吉尼亞州懷斯郡（Wise County）的家鄉描繪為「懶惰蕩婦和流氓男性過著枯燥生活的地方」。華納兄弟公司製作的這部電影既做作又暴力。電影的技術顧問要求電影公司運「六隻浣熊獵犬、三十支玉米芯菸斗、四十三錠口嚼菸草」，和超過一千碼的印花棉布──都是為了大致呈現出山區生活的樣貌。電影宣傳說《正義之山》是部「欲望與鞭笞的家庭倫理劇，扣人心弦」。電影最驚心動魄的片段，就是露絲的父親拿著巨大的牛皮鞭子向她走來的那幕。64

　　一九三○和四○年代，《萊爾．阿布納》（Li’l Abner）以及保羅．韋伯（Paul Webb）的《山區男孩》等漫畫大受歡迎。韋伯的作品被改編成鬧劇電影《肯塔基私釀酒》（Kentucky Moonshine），主角是廣受歡迎的里茲兄弟（Ritz Brothers）喜劇團──鄉巴佬版的《三個臭皮匠》（The Three Stooges）。①這三個紐約人把自己偽裝成鄉巴佬，留著蓬亂的長鬍子，戴著圓錐形的高帽子，穿著破褲子（用繩子綁著），露出骯髒的赤腳。大奧普里（Grand Ole Opry）電台於同一年代開播，也開始有叫「比佛利鄉巴佬」的樂團出現。蜜妮．珍珠（Minnie Pearl）以鄉巴佬問候語「Howdee」而聞名於世，她的演員生涯始於一九四○年代的大奧普里電台，後來還成為鄉村音樂電視節目《嘻嚎》（Hee Haw）的一員。「蜜妮」與鄉巴佬女孩根本沾不上邊。她出身富裕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精心設計出的天真角色，讓她的歌舞演出深受觀眾歡迎。鄉巴佬「蜜妮」與美國主流社會嚴重脫節，所以她永遠都戴著尚未剪標的帽子。65

　　到了一九四○年代，鄉巴佬成了舞臺表演，也是鄉下人的統稱。政治人物也開始扮演鄉巴佬──軟調的「白人酋長」詹姆斯．瓦爾達曼和休伊．朗。收割零工之子吉米．戴維斯（Jimmy Davis）於一九四四年時成為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雖然他勇於承認自己是「貧窮的鄉下小孩」，但戴維斯成功地跨越了階級。他既是鄉村歌手、好萊塢演員（當然是西部片），也是歷史學教授。正如某份報紙所言，「繼承休伊．朗的鄉巴佬」是種新的政治品種。戴維斯不喊不叫，沒有長篇大論或振臂疾呼，也不做空洞的承諾。精準說法是：戴維斯是個有格調的鄉巴佬。當然，他不可免俗地，還是得配合演出，騎著馬登上州議會大廈的臺階。66

　　吉米．戴維斯與眾不同，卻非獨一無二。追隨路易斯安那的腳步，愛達荷州於一九四四年選出「歌唱牛仔」葛蘭．泰勒（Glen Taylor）擔任美國參議院議員。更早之前，德州選民們就被威爾伯特．李．帕比．歐丹尼爾（Wilbert Lee “Pappy” O'Daniel）的鄉巴佬民謠和電台中的陳腔濫調給迷住了。歐丹尼爾原本是麵粉商，先選上了州長，後來成了參議員。他還在一九四一年的參議院競選中擊敗了林登．詹森。密蘇里州選出杜威．肖特（Dewey Short）任眾議員，這是當時唯一的共和黨鄉巴佬政治人物。他不會舌粲蓮花，但仍然贏得了「鄉巴佬狄摩西尼」之美名。②身為哲學教授、牧師和議員，他扮演多重角色。他並沒有借用古希臘的雄辯傳統，而是大量使用刻薄的、押頭韻的形容詞。他很有創意地稱國會為「懶散昏庸、卑躬屈膝、昏昏欲睡、目空一切、優柔寡斷的一群蠢蛋」，並攻擊小羅斯福自負的智囊團是「專業蠢貨」。媒體把肖特的支持者描繪為吃玉米餅鄉下人（cornpone crowd），他們一直投票給他，因為他用各種粗魯的辭藻為自己增色。67

　　為什麼美國會對鄉巴佬如此著迷？一九四九年，一位澳大利亞觀察家寫下了最好的解答。他認為美國人喜歡「禮儀的民主」（democracy of manners），而這與真正的民主不同。他的意思是，選民可以接受候選人與自己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但卻希望當選的政治領袖能「樹立與我們這些人相同的形象」。68

　　鄉巴佬的正面神話反映出「純正」這個概念對美國人的吸引力。除了宿怨世仇和浪費時間釣魚的形象，鄉巴佬還符合黃金時代的信念：他們外表閉塞、原始、粗野，但卻實踐真正的民主。他們是威廉．古德爾．弗羅斯特概念中純種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鄉下美國人。這一幻想在一九四○和五○年代重新流行了起來。當時「樸實、誠實的山地人」出現在許多故事中，他們「不在乎金錢、名聲或階級」。但雜耍鬧劇式滑稽動作也還是很受歡迎。一些鄉巴佬樂隊變得很有魅力。一位名叫桃樂西．謝（Dorothy Shay）的女演員從一九五○年開始了她的職業生涯，扮演「公園大道鄉巴佬」③的角色。她穿著一如城市女子般高級，卻唱著鄉村音樂。69

　　一九五○年代最經典的流行偶像是貓王。有些人認為他身上有部分鄉巴佬的特質。他早期有場演出，以「鄉巴佬狂歡聚會」之名宣傳，一九五五年時在紐奧爾良附近的龐恰特雷恩海灘（Pontchartrain Beach）舉辦。當時，「鄉巴佬小姐」比賽也在那裡舉行。他還和安迪．格里菲斯一起巡迴演出。貓王早期的樂風被認為是鄉巴佬歌曲和節奏與藍調的綜合物。一九五六年，紐奧爾良的《時代花絮報》（Times- Picayune）鬆了口氣，發現那個「自認是鄉下小孩」的貓王在頌讚藍色麂皮鞋時，並沒有使用「誇張的鄉巴佬方言」。同年，好萊塢八卦專欄作家赫達．霍珀（Hedda Hopper）也如釋重負，因為發現貓王沒有得到《萊爾．阿布納》電影的角色。70

　　真正的貓王根本不是鄉巴佬。他是密西西比州圖珀洛（Tupelo）的貧窮白人男孩。他是收割零工的兒子，出身貧寒，住在簡陋的小屋中，成長於貧民區。然而，當他拿起把吉他，幾百萬人含情脈脈地看著他瘋狂的（或暴力的）舞蹈動作時，他立刻被認為是在挑戰中產階級的規範，像個鄉巴佬。一九五六年，他的朋友在採訪中談到，貓王只需要「表現自我，女孩就會開始左搖右擺，跟山中的騾子一樣喘氣。」71

　　鄉村音樂、流行文化和階級政治一九五六年時一起走上國家的舞臺。那年，田納西州州長法蘭克．克萊門特（Frank Clement）成了民主黨的（鄉下）金童。他獲選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專題演講，讓他後來獲得黨內副總統初選的資格。《國家》雜誌（Nation）稱這位三十五歲、六呎高、深色頭髮的州長為「美國政壇最英俊的人之一」。他在田納西山區發表的競選演說相當知名，百姓相當欣賞他那「赤腳男孩的真誠」──這明顯反映出「誠實的鄉巴佬」的神話。甚至連他的非訂做西裝都表現出他是普通人：「這是成功山地人去納什維爾旅行穿的服裝。」72

　　他鄉村化的雄辯音域甚廣：他的聲音忽而洪亮，然後低至耳語。或者，如某位記者所言，他「像是山區小提琴般歌唱，然後漸弱」。他在演說中用地獄之火來恐嚇，卻常以祈禱祝福作結。就像杜威．肖特，他以押頭韻來畫龍點睛。更重要的是，首屈一指的鄉巴佬「大吉姆」．福爾索姆（Big Jim Folsom）支持他。福爾索姆是阿拉巴馬州的州長，身高超過一百八。他在臺上脫鞋子，還帶「採草莓樂團」上台跑行程。一九五四年，在大型的民主黨初選活動上，他告訴克萊門特，上了台就得使出渾身解數，要「講重點、切入正題、昂首闊步」。「親吻吉姆」喜歡威士忌和女人，他祝福耀眼的克萊門特勝選。73

　　《憤怒的葡萄》作者約翰．史坦貝克為文評論克萊門特的演講，他的評價相當具有啟發性。他認為克萊門特州長的前途不可限量，無論是「在政治圈，還是音樂喜劇界」；他認為這位民主黨人身上有「鄉下小孩」和貓王的影子，兼雜知名牧師葛理翰（Billy Graham）和華麗藝人李伯拉斯（Liberace）的成分。正如史坦貝克所說，克萊門特的聲音有一種「方塊舞小提琴的揪心痛苦」，「在他最激動和最熟練的時刻……會跑出精緻的抖音。」雖然史坦貝克認為克萊門特會好好重組整個政黨，但同時他也暗示，只有某些地區喜歡「玉米鄉巴佬」（corn-shucker），其他地方可不是如此。74

　　史坦貝克點出了南方政客的問題的癥結：州長只不過是煽動民意的藝人？還是真的為全國發聲？克萊門特說，他知道有人為他的演講喝采，但他也相信聽眾中有人在嘲笑他。那年，詹森總統那來自德州的特助賀拉斯．巴斯比（Horace Busby）對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詹森在發表提名感言時，實際上應該是反克萊門特的。巴斯比說：「辯證應該要現代化，不留過時的痕跡。」「頭韻應該盡量少用。」75

　　這位動作像貓王的田納西州州長並沒有成為一九五六年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埃斯特斯．克福弗（Estes Kefauver）打敗他獲得提名。克福弗也是田納西人，但他卻展現出溫和版的鄉巴佬人格──畢竟，他是從耶魯大學畢業的。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在選戰中戴過浣熊皮帽，因為他的對手說他是狡猾的「寵物浣熊」，與共產主義眉來眼去。曾有記者於一九五六年指出，克福弗會出線，是因為民主黨想要搭配「刻意大眾化的」副手──意思是說克福弗的鄉巴佬姿態從來都不真實。他是「騙人的鄉巴佬」，因為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無法吸引大眾，民主黨利用克福弗來補足總統候選人的不足。史蒂文生被稱為「蛋頭學者」，令人討厭。不令人意外，史蒂文生和克福弗落敗。76

　　與此同時，克萊門特在州長官邸接待了貓王。一九五八年，克萊門特在參議院通信委員會上，為鄉巴佬音樂和搖滾樂辯護，拉了貓王一把。暢銷書《隱藏的說服》（Hidden Persuaders）的作者萬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委員會面前作證，堅稱山地音樂汙染了美國的品味。義憤填膺的克萊門特幫鄉巴佬說話，他說鄉巴佬的祖先都是伊莉莎白一世的子民，他們的「鼻腔和聲」正是美國夢的真誠表現。某位尖酸的芝加哥記者相當驚訝，搞笑地說州長「居然沒有自願與手風琴手來場十步決鬥」。77

　　田納西的克福弗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者，阿拉巴馬的福爾索姆是民粹主義者，而田納西的克萊門特對種族問題立場較為溫和。然而，他們都必須精通誇張的表演，才能在政治圈出人頭地。克萊門特曾瞄準副總統之位，但這個夢想在他發表主題演講的當晚就結束了。一九五○與六○年代，出身南方的政治人物最多只能當到副總統。唯有出身德州的詹森能夠憑藉一己之力贏得總統大位。

德州總統詹森

　　多數黨領袖詹森是參議院背後的操盤手和協調人。一般認為，詹森是全美權力僅次於總統的人。他崇拜出身肯塔基的眾議院發言人亨利．克萊──「偉大的妥協者」。（當上總統後，詹森更是把克萊的肖像掛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詹森在參議院的民主黨同仁中有時扮演家長的角色，他密切關注同仁的品味和興趣。他說，「一個無法嗅到參議院氣氛的人，無能擔任領袖。」他似乎是老師（他曾當過老師）和警長的綜合體，他比安迪．格里菲斯飾演的警長更強硬，令人心生畏懼。他與警長一角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在鄉下學來的說服力：講故事、口頭暗示和肢體接觸。他能如此精通說服之道，是因為他極為了解他往來過的每位參議員，包括他們的心理或個人癖好。詹森總統就像是現代版的警長，參議院就是他控制的「小鎮」。78

　　詹森於一九六○年接下吃力不討好的副總統一職，成為甘迺迪的忠實助手。一直到他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意外繼任總統後，大眾眼中的他才不再是樸實土氣的南方人。有段時間，黨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前所未有地支持詹森。詹森既不像甘迺迪那樣時髦，也不像甘迺迪那樣有品味，而甘迺迪的外在風格恰好反映出他優越的成長環境以及洋洋得意的自信。某些媒體繼續挖苦詹森的南方鄉土氣息，但他的夥伴卻反駁，詹森「不是那種鄉巴佬」。然而，就像其他鄉巴佬南方政客一樣，詹森喜歡張揚。在競選過程中，他利用德州方言與民眾拉近關係。有位專欄作家稱讚他「深入挖掘普通人的基本欲望」。一九六三年前，鄉下小孩是種負面的特質。一九六三後，舉國正哀痛甘迺迪之死，鄉巴佬形象反而是加分。79

　　詹森的「偉大社會」系列政策，建立在不同的、正面的新南方角色上。一九六五年通過《中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後，詹森飛往德州的斯通沃爾（Stonewall）──大蕭條期間他曾在此地任教──他在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裡簽署了該法案。當時，他稱自己為「收割零工之子」。因為他早就接受了現代南方，所以他願意著手解決貧困問題，。一九六○年，當他第一次競選總統時，他呼應霍華德．奧德姆的信條：他的目標是防止「浪費資源、生命或機會」。當他退動「偉大社會」系列政策的時候，他瞄準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貧窮的城市黑人和阿帕拉契的山區居民。詹森視「偉大社會」為新版「新政」，讓「偉大社會」與鄉巴佬緬懷的羅斯福夫人產生連結。伯德．詹森夫人去了肯塔基山區，她分發午餐，還蓋了新的學校體育館。詹森總統則是坐下來和當地家庭聊聊。80

　　攝影記者跟著詹森跑遍五州，拍下許多照片。照片中詹森站在破舊棚屋門口親切地聆聽著山民的聲音，就像三○年代的詹姆斯．阿吉或沃克．埃文斯。阿帕拉契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失業率很高（有些地方的失業率是全國平均的三到四倍）；住房供給持續惡化；勞動者沒受過教育；露天採礦破壞環境。地方法院助紂為虐，允許煤礦公司摧毀田地、破壞森林、任意修建道路和汙染水源的特權，剝奪了山區農民家庭的合法權利。最後，詹森政府通過了《阿帕拉契地區發展法》（Appalach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Act），提供農民基礎設施、學校和醫院。詹森後來談到，親眼目睹那裡的貧困，讓他相信《醫療保險法》（Medicare Act）的必要性。因此，打擊農村貧困仍是詹森「反貧困戰爭」的核心政見。但事實證明，即便是這些大膽的政策，也不足以扭轉此地嚴重受損的經濟。81

　　詹森在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時，不放過每個小細節。他所戴的帽子不是寬邊牛仔帽，而是帽簷較窄的改良版。這正是詹森：改良的、現代化的南方人。在他想辦法幫助阿帕拉契山民時，他把自己想像成善良的恩人，使「冷漠」的政府開始關心「小傢伙」。他用簡單的邏輯來捍衛人類基本的尊嚴：「每個美國家庭每天都應有溫暖的三餐可吃，溫暖的房子可住，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有時也不過是享受生活的權利。」羅斯福一九四四年推動《第二權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時希望能讓百姓「有權在我國各產業或商店或農場或礦場，找到有用的、有錢賺的工作」，「有權賺到夠多錢，擁有足夠的食物和服裝和娛樂」，「有權住好房子」和「有權受良好的教育」。詹森遙相呼應羅斯福的號召。82

　　不過，私底下，詹森對貧窮的農村白人並不總是那麼寬容。詹森某次開車經過田納西，看到一群「相貌平平的」婦女拿著種族主義的看牌。他如此評論白垃圾：「如果你能讓最低等的白人相信他比最高等的有色人種更好，他就不會注意到你在扒他的口袋。該死！給他一個他可以瞧不起的人，他就會自動把口袋翻給你。」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詹森也知道窮白人驕傲有多麼虛假、脆弱。身為總統，詹森從未忘記在南方的分裂文化中，階級和種族扮演的關鍵角色。83

　　詹森並沒有說服他左派和右派的批評者。麥爾坎．X（Malcolm X）稱他為「南方窮白人黨主席」。一九六四年，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競選團隊製作了一部散布恐懼的電影，展示了城市暴力、色情、裸女和脫衣舞吧等令人不安的場景。影片並未提及詹森，但連續三十分鐘的「美國墮落」影像之後，有人從林肯大陸型的總統座車內，從半開的窗戶中丟出啤酒罐，加速穿越塵土飛揚的鄉村。這個場景對詹森的諷刺相當直接，影射他在德州農場周圍漫無目的的冒險，把這個高大的德州人變成了普通的鄉巴佬。（吉米．卡特一無所成的弟弟比利後來說道：紅脖子把啤酒罐丟出窗外，但鄉下小孩卻沒有這樣做。）高華德的競選宣傳重新聚焦道德墮落的優生學主題，因為它將現任總統變成白垃圾的象徵。詹森總統的總統座車也可見端倪。當這位偉大的總統一邊用紙杯喝啤酒，一邊高速駕駛在自己的農場兜風時，顯然是在縱容自己的挑釁衝動。有次《時代》記者來訪，詹森坐在方向盤後面擺了姿勢，舉起一隻吱吱叫的小豬給記者拍。逗弄記者是他鄉巴佬幽默的表現方式。84

　　五○、六○年代的座車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表現階級，區分界線和歸屬。貓王有幾輛凱迪拉克、一輛林肯和一輛勞斯萊斯。但若是豪華座車的車主來自錯誤的階級時，美國人對於向上流動的不適之感就會升高。看到貓王為了黑猩猩寵物，特別在他最愛的凱迪拉克上訂製了軟墊座椅，這就會讓美國人十分焦慮。漂亮汽車的車主應該表現出精美雜誌廣告上的教養。下層階級的人不該利用自由的幻想，把他身上的階級約束拋諸腦後。貓王和他的黑猩猩就是如此。詹森也是，至少就那些頑固的批評家而言。他們堅持詹森是德州鄉巴佬，不是華盛頓人。85

　　就連詹森的盟友、自由主義的阿肯色州參議員威廉．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也抱怨說貓王現象代表的是階級制度的顛倒錯亂：「王」賺得比總統還多。讓南達科他州的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感到焦慮的是，貓王的收入超過了普通大學全體教員的年薪。憑什麼？《紐約時報》影評人博斯利．克羅瑟（Bosley Crowther）批評貓王：「歌聲怪誕」、雙腿「放蕩」亂抖。86

　　在大眾媒體文化中，流行偶像會將不良行為傳染給下等階級。「道德的美國母親」正是如此認為。她們贊助高華德製作負面的競選影片攻擊詹森，讓觀眾從詹森的紅脖子行為，聯想到階級混亂的危險。正如高華德的電影製片人所解釋，上層領導人應該樹立典範以茲效法：如果總統的行為太普通、太粗俗，他就會縱容不道德的下等階級的欲望。不是靠努力工作得來的財富、婚姻之外的性生活、沒有教養的成功，都是危險的信號。社會深受其害。87

　　高華德的支持者也許把詹森看做失敗的白垃圾父親形象，但自由派改革者認為貧窮引發的行為其實與品種有關。新的詞彙強化了純種的觀念：「貧窮文化」、「貧困循環」、「先天不足」。在一九六○年代的重大轉變中，階級仍然強烈暗示著血統和遺傳。88

　　階級是身分認同之源，但階級還是脫離不了土地。哈佛大學的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認為富裕社會中存在著貧窮之「島」。社會主義者邁克爾．哈林頓（Michael Harrington）的著作《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在政策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哈林頓注意到，窮人住在「看不見的土地」上。住在安全隔離的郊區的中產階級，是不會發現這些人的存在的。哈林頓討論了經濟上的「被拒者」，他認為這些人越來越多，被趕出美國主流的勞動力（具有生產力、向上流動的勞動力）。把窮人扔到遙遠殖民地前哨的古老英國思想尚未入土為安。眼不見，心不煩。89

　　在思考下層社會的問題時，詹森也從土壤的概念出發。用他的話說，窮人是「生活在小土地上的小民，他們想要我們已經擁有的東西」。他想到的是歷史上的收割零工，他們夢想著獲得一片有意義的土地。詹森依然對德州山區的「嚴酷的鈣質土」保有深厚的情感。他承認這片「貧瘠的、頑強的黏土」，讓他擁有今天的力量。伯德．詹森夫人認為，正是這片土地使他在政治上不屈不撓。以前的人認為荒地消滅人的志氣，詹森逆轉了這種看法。詹森並沒有被困在泥沼中，相反地，他認為自己已超越原本的階級出身，背後的動力一如他當年戰勝這片殘酷的土地。90

　　一九六五年的就職典禮那天，《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如此描繪詹森：這個人說的是「舊邊疆的信仰」和「科學的新邊疆」。這個人「說的每句話，都像是他的最後一句話」；「近距離觀察他的人都不會懷疑他的真誠」。在詹森身上，萊斯頓發現「美國夢戲劇性」地綻放，這個「窮小子、鄉下小孩，站在世界之巔」。91

　　兩周後，詹森在參議院青年計畫中對學生發表談話。他自信地向他們保證，無論他們的祖先是誰、皮膚是什麼顏色、是否為佃農所生、住在只有三個房間的房子裡，都不重要。事實上，他知道這些都很重要。這個鄉下小孩也許正享受眼前的榮耀，但他心裡明白，他在權力精英中的地位並沒有真正的保障；權貴並沒有完全接納他。鄉下小孩隨時可能漏餡，讓人看出他的白垃圾特性。他可能說出不恰當的話。他永遠也掩蓋不了他土氣的南方口音，也擦不去黏在他身上的紅土。無論離開出生的荒涼之地多遠，他身上永遠印著永不磨滅的階級印記。92

① 譯註：經典美國雜耍喜劇短片，五○年代後多於電視上播出。

② 譯註：狄摩西尼（Demosthenes）為古希臘雄辯家。

③ 譯註：公園大道（Park Avenue）為紐約的精品豪宅區。

　　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認同政治崛起為一種正義的力量。為從前邊緣化的美國人發聲，並且傾聽他們的聲音，才能挖掘出真正的身分。白人再也不能代表有色人種說話，男人們也不能夠再代替女性發聲。一九六○年代的新左派、民權和黑色力量運動，促成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迅速興起。然而，身分政治並不只是屬於左派。理查．尼克森一九六八年之所以能順利選上美國總統，就是因為他自稱代表「沉默的多數」──這群人自認是美國的中產有房階級，辛勤工作，盡責納稅，對聯邦政府沒什麼要求。1

　　有人可能會說，認同一直是政治的一部分。那些野心分子換身分的速度就跟換衣服一樣快。然而，這並非全貌。有些人可以選擇認同對象，但更多人其實沒得選擇。白垃圾的名字從來就不是白垃圾自己取的，鄉下的窮人也不曾承認自己被社會拋棄，是「廢人」、「垃圾」或「吃土者」。的確，過去聯邦士兵和林肯的共和黨人士擁抱了「泥巴佬」的罵名。但那是因為他們擁有塑造政治論述的文化力量。一無所有的弱勢族群可沒有這種力量。

　　最後，飛黃騰達的白垃圾開始把自己低下的階級背景，當作是獨特（且有違常理的高貴）的傳統。一九八○年代末期，「白垃圾」變成了民族，具有辨識度極高的文化形象，例如食物、語言模式、品味、懷舊的記憶。如果移民有另外一個國家可以遙想，白垃圾則在美國境內創造了自己的國家。最佳情況下，美國無形階級下的白垃圾不再是低等的「品種」（帶著不受歡迎的基因特徵），而是拋棄又找回的文化培育的產物──不必為了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而迴避這個傳統或認同。然而，最差情況下，「白垃圾」認同讓人想起創傷的過去以及壓抑的童年記憶：包括性變態的過去。美國的白垃圾至今依然有性變態的問題。好萊塢將詹姆斯．迪奇（James Dickey）的驚悚小說《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改編成電影，讓美國人從此以後想到白垃圾，就想到性變態，想到他們對野蠻行為的依賴。這部電影於一九七二年上映，背景設定在靠近南卡羅萊納邊境的喬治亞鄉村地區。這部電影藐視白垃圾的醜惡和邊遠地區的放蕩行為，在美國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對於國族認同的追求，歷久不衰，無論認同的是城市或鄉村，宗教或世俗，盎格魯或其他祖籍。雖然電影《激流四勇士》中退化的白垃圾喚起令人不快的文化記憶──尤其是奈德．比提（Ned Beatty）遭人強暴的可怕場景──美國的邊遠地區還是源源不絕地生產出其他聯想。在許多人心中，阿帕拉契依然是個失落之島，島上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更為純正。而湯瑪斯．傑佛遜認為最好的自耕農「根源」，起源於這個幻想出來的昔日之國。最重要的是，此地的山民還具備生猛的男子氣概。美國變得越來越有種族意識，進而以種族取代了階級。然而遺傳論並沒有被掃進歷史的灰燼之中；相反地，遺傳論經過重新組合，轉為強調代代相傳的文化價值觀，而非近親繁殖的特徵。

　　文化認同本身相當混亂，甚至矛盾。現代美國人盲目追求真實、不變的自我，但美國卻可以，且經常拋棄自己的根源。在美國，階級流動的前提是同化：採用新身分或是偽裝成另一個階級，才可以順利潛入夢寐以求的中產階級。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後期，中產階級已經成為了最不真實的地方：郊區居民經常配電視，吃著用鋁箔紙包著的晚餐；平庸市儈；爛連續劇。這些郊區印象歷久彌新。就像電影《畢業生》所生動描繪的：郊區居民參加古板嚴肅的晚宴派對，話題是創業投資塑膠產業。還有什麼可以比化學家發明的非天然產品更不真實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產階級的舒適只是一種幻覺。兩位社會學家諷刺地下了結論：一九七○年，還有真實的身分認同的人，只剩下那些生活在偏遠農村的窮人：田納西州的阿帕拉契山區鄉巴佬、上中西部的邊緣土農夫，以及新英格蘭的「沼澤北方佬」。2

　　一九七三年，《一個美國家庭》（An American Family）於ＰＢＳ播出，讓成千上萬的觀眾具體理解中產階級的生活。身為電視圈首次的「實境」秀，勞德家族（The Loud Family）的史詩是家庭失能的經典案例。情境喜劇《奧茲和哈麗特》（Ozzie and Harriet）比它早了十幾年。相較於平淡乏味、兒童皆宜的《脫線家族》（Brady Bunch），《一個美國家庭》的情感表現更有著天壤之別。耗時一年、共三百小時的拍攝素材，被剪輯為一小時一集、共十二集的電視節目，高潮迭起，精彩不斷。

　　局外人可能會喜歡這個實境秀家庭，但某篇《紐約時報雜誌》的文章卻將他們的世界描述為一種文化真空：他們沒有什麼嗜好，甚少關心世上的苦難，和家人的相處似乎也有情感障礙。勞德家族的父母，比爾和帕特，正準備分開。比爾不想要有衝突，否認婚姻失敗。面對離婚，他完全不知自省。用評論家安妮．羅菲（Anne Roiphe）的話來說，比爾對於離婚的感覺就像是「牙齒痛」。在拍攝過程中，勞德家的房子失火燒毀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慌不忙。他們像「水母」一樣透明、反應遲鈍地漂過生命之海；他們重視「好看」，眼裡只看得見外型佳、事業有成的鄰居；談到那些「不成功的人」，他們則不知所措。

　　羅菲提及馬里奧．普佐（Mario Puzo）的小說《教父》，她說「也許當個柯里昂家族的人，會比當勞德家的成員來得好」。至少教父裡那些原始暴力的西西里人，還有熱血可沸騰。（她文中的「「柯里昂」換成「鄉巴佬」也說得通。）勞德家族就像其他七○年代的中產階級一樣，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麼平淡無聊，所以漫無目的。羅菲為勞德家族下了註腳：「再空洞，也沒有家裡空洞。」3

《根》的虛構血統

　　歷史謊言滿足人類文化上的嚮往。艾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的作品《根》（Roots）引起媒體爭相報導。該小說盤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二十二週之久，隨即被改編為一個十二小時長的迷你劇，並贏得了九項艾美獎。哈雷做的事超乎常人想像：他追溯家族的非裔歷史，找到祖先來自某個甘比亞的小村落。

　　作者能夠成功找到祖先來自甘比亞，是因為後來改名為托比（Toby）的第一代父系祖先昆塔．肯特（Kunta Kinte）。哈雷堅稱，他花費數年從事嚴謹的研究，足以證明他家族的口述歷史（以及某個非裔說書人的故事）與歷史文獻相符。他書中人物的對話也許是虛構的，但是這部家族史詩絕對是真實的歷史。

　　《紐約時報》認為這部作品工程浩大，稱讚哈雷提供「豐富的真實細節」，讓故事產生「歷史感」。這篇重量級報導盛讚哈雷「從堆積如山的事實底下，挖出歷史真相」。《新聞周刊》同樣讚譽有加，說《根》是「超凡的社會檔案，在詳盡研究的基礎上，追尋個體和歷史的真相」。然而《根》根本謊話連篇。4

　　《根》的暢銷作者不是在挖掘真正的根源，而是捏造了自己的血統。一九七七年開始，媒體陸續報導《根》的歷史爭議，一些著名記者和學者更稱《根》是場騙局，接下來的五年裡真相慢慢浮現。哈雷篡改了他的家族口述歷史，並在家譜上加油添醋，才能夠虛構出從未存在的顯赫家世。首先，書中的甘比亞家族說書人說的都是哈雷想聽的。真正的托比不叫昆塔．肯特，整個家譜都是虛構出來的。儘管哈雷的非洲故事並不像叢林泰山那樣誇張，卻是半意識或有意識的扭曲：他筆下的甘比亞很像是美國中部，有許多村莊。哈雷事後也承認，他的祖先其實來自英國的貿易站，而非書中描述的西非「伊甸園」。對於渴望尋根的非裔美國人來說，這個西非「伊甸園」是個原始純淨的世界，就像是他們的普利茅斯巖。5

　　如果作者犯的錯僅止於此，就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哈雷的研究埋藏著更嚴重的錯誤。作者搞錯了昆塔．肯特子孫的出生日期，還把毫不相關的名字也寫進家譜中。《根》的白人和黑人家族都不符合現有史料。

　　寫到他北卡羅萊納州的白人祖先時，哈雷虛構出湯姆．里亞（Tom Lea）這個邪惡的南方窮白人角色。里亞強姦了昆塔．肯特的女兒基姿（Kizzy），背叛自己的混血兒子「雞仔喬治」（Chicken George），把他的妻小給賣了。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歷史上的湯瑪士．里亞（Thomas Lea）當時已不在人世。里亞並非哈雷筆下的「南方窮白人」，而是擁有一萬六千畝土地及眾多奴隸的富裕地主；他的一些親戚還跨足政治，位居高位。

　　無論是美國祖先或非洲祖先，哈雷都搞錯了階級。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哈雷的甘比亞祖先是精英血脈，或者托比／昆塔．肯特在血統和階級上都優於南方最辛苦的非裔農場工人。哈雷必須把昆塔．肯特塑造成緬懷自豪非洲祖先的角色；雖然是奴隸，他和家人必須與下層階級的南方窮白人親戚有所區隔。6

　　講白一點，哈雷除了虛構了家族的歷史，其邏輯更是保守得徹底。他將自己塑造成非洲貴族，認為從祖先的血統就能看出個人與子孫的潛力。《根》美好得太不真實，所以媒體最後才會發現哈雷是個騙子詐欺犯。（哈雷當年尚未動筆，就已開始向媒體自我推銷。）7

　　哈雷的《根》證明了虛構純種血統有多容易。虛構的家譜風靡一時。詹姆士．米契納（James A. Michener）是二十世紀最受歡迎的歷史小說作家，他一九七八年的作品《切薩皮克》（Chesapeake）可說是白人版的《根》。米契納描寫不同階級的幾個家族的歷史，他們生活在點綴著鵝和藍蒼鷺的土地上。書中白垃圾家族的祖先是提摩西．圖拉克（Timothy Turlock）。米契納筆下的圖拉克「矮小、反應快、狡猾，衣著骯髒」，並且生了「六個私生子」。在英國過了一段不甚成功的人生後，圖拉克在十七世紀時被丟到馬里蘭州的東海岸，住在沼澤區。8

　　圖拉克家族幾代都沒什麼變化。一九七○年代的艾默斯．圖拉克（Amos Turlock）住在拖車裡，是個沒有牙齒的怪人。某位評論家認為整個故事的核心就是「野生的沼澤地人」。圖拉克家族相當融入當地，艾默斯在拖車四周布置了俗氣的聖誕老人和七個小矮人雕像；他最大的樂趣就是避開狩獵監督官，拿著獵鵝的（非法）超長雙筒獵槍四處遊蕩。米契納筆下的圖拉克家族全都相當狡詐──野蠻、擁槍自重、為了生存無所不用其極。9

　　一九七六年，舉國同慶美國獨立兩百週年，歷史小說與電視劇蔚為風行。在這樣的風潮下，開國元勳的故事被改編為迷你影集，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亞當斯編年史》（The Adams Chronicles）描繪新英格蘭農夫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如何在崎嶇道路上邁向總統大位，以及子孫三代人的故事。《亞當斯編年史》最後演到橫跨十九、二十世紀的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他是位相當有成就、意志堅強的歷史學家。

　　新上任的國會圖書館館長丹尼爾．博斯汀（Daniel Boorstin）教授用了矛盾修辭來重新介紹約翰．亞當斯：「白手起家的貴族」，他著名的「自負」以及他「不受輿論影響」的特質都搖身一變，成了「亞當斯傳統」，把階級傲慢變成了值得尊敬的家族特質。《亞當斯編年史》裡沒有圖拉克家族那樣的粗野角色，所以擅長煽動的山繆．亞當斯（Samuel Adams）代表的是家族「狡猾」的特質。「單純的」約翰．亞當斯則和他那攀炎附勢的堂兄形成對比，後者堅持要搭豪華馬車參與大陸會議。10

難以消除的敵意

　　在七○年代階級重建的過程中，族群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地位經歷了一系列的改變。首先，尼克森總統與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不同，他要吸引的是那些「被遺忘的美國人」。尼克森希望聯合「白人的中下階層」，一如一九六九年皮特．哈米爾（Peter Hamill）在《紐約雜誌》所指出。他們是一群被邊緣化的「烏合之眾」，而尼克森承諾要擁抱這些「沉默的多數」，他認為這些人是美國的中堅分子，他們辛勤工作且忠誠可靠。麥克．諾瓦克（Michael Novak）一九七二年的《不可熔種族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Unmeltable Ethnics）往前邁進一步，宣稱美國的少數族群是更好的美國人，因為他們懂得忠誠的傳統價值，熱愛國旗，並且努力工作，不指望政府會提供不公平的特別救助（他們以為黑人都如此指望）。11

　　當時的美國人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看法相當分歧。尼克森的支持者承認，享受福利救助的民眾裡，的確也是有許多辛勤工作的人，只是偶爾領取政府援助；但也有一些不太值得援助的人，他們永遠都只能依賴政府。社福制度的批評者往往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種族問題，但卻並非如此。「被遺忘的大眾」中，約有一千七百四十萬是窮白人，大多住在南方。一九六九年，女性在社福運動上率先開了第一槍：南卡羅萊納州博福特（Beaufort）的女性在面對食物兌換券的延遲發放時，拒絕保持沉默。一位費瑟太太（Mrs. Frazier）曾組織過日間托兒活動，她這次領導其他「福利媽媽」展開了一場視覺效果相當強烈的抗議。同時也有群富太太正舉辦一年一度的歷史著名住宅和花園之旅，費瑟女士則是組織了參觀貧困家庭的旅行。在大範圍的全國性辯論中，尼克森的支持者生氣地抱怨著福利制度是如何「培育弱種」。可疑的品種再度被認定是貧窮的原因，努力工作則是穩固家庭還有向上流動的方法。對費瑟太太來說，如果人想要找工作並且養活全家，福利制度和日間托兒所是必要的。饑餓是真正的危險，而南卡羅萊納州的窮人還得對抗寄生蟲，比如鉤蟲。12

　　一九七○年代的都市人開始支持族群復興。在這段時期裡，勤勞的希臘人、義大利人、中國人維持了家庭傳統，唐人街附近的小餐館也越來越受歡迎。對於民族特色料理的一時興起，是種中產階級現象。昔日的朦朧，淡化了貧窮。努力工作的準則已被嫁接到族群及家族的家族樹上。過去的貧窮不是累贅。不論是什麼樣的根源，都不是現在的汙點。艾文．豪（Irving Howe）在《父輩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中充滿感情地寫下曼哈頓下東區猶太人的生活。某位評論家總結道：「大家都想要可供回憶的貧民窟經歷。」13

　　族群認同如果有助社會流動，就會被視為正面的屬性。沒有吸引力的（或非美國的）特質都會被清除。食物、文學、音樂和服裝都會提升。從紐約埃利斯島進入美國的那些生病且骯髒的人群，與整體族群有所區別。傳承就像歷史記憶一樣，總是選擇性的。可以隔著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欣賞不同的族群和窮人，只要確保中產階級持續主導歷史論述的方向。人選擇珍惜他們喜愛的傳統，希望能保存下來；丟掉令人不快、寧願忘記的真相。

　　很快地，大眾開始重塑紅脖子，擁抱白垃圾，將其視為真正的歷史遺產。烈酒走私者以私運威士忌、違反法律聞名。他們把普通車改裝成賽車，發明了一項粗野運動。到了七○年代，底特律汽車公司與知名賽車手提供金援，成立納斯卡賽車協會（NASCAR），讓原本違法的運動，成了暴發戶中產階級的消遣。與此同時，鄉村歌手強尼．羅素（Johnny Russell）和弗農．奧克斯福特（Vernon Oxford）發行了熱門單曲〈紅脖子，白襪子，藍帶啤酒〉（Rednecks, White Socks, and Blue Ribbon Beer），以及〈紅脖子！〉（紅脖子國歌）（Redneck!）。弗農．奧克斯福特定義的「紅脖子」，是群喜歡鄉村音樂以及喝啤酒的人。一九七七年，貓王去世，鄉村搖滾新女王桃莉．芭頓登上了精英的《時尚》雜誌（Vogue）。「紅脖子時尚」（淨化後的紅脖子）也席捲好萊塢。一九八一年上映的電影《城市牛郎》（Urban Cowboy），由紐澤西男孩約翰．屈伏塔主演。他飾演的德州牛仔布福德．戴維斯（Buford Davis），頭戴工地安全帽，流連廉價小酒吧，擅長兩步舞。一九八六年，歐內斯特．馬修．米克勒（Ernest Matthew Mickler）出版《白垃圾料理》（White Trash Cooking），讚揚下層階級的方言和鄉村食譜。米克勒身兼鄉村歌手和宴會承辦人，他把書送給了七十二歲的姑媽，姑媽說：「他們就是這麼叫我們的，不是嗎？」14

　　美國人從鄙視轉變為接納或適應白垃圾的過程，並不如表面上平順。桃莉．芭頓讓誇張的「蕩婦」形象變為時尚，並將瑪麗蓮．夢露、珍．曼絲菲（Jayne Mansfield）的金髮性感尤物形象，與《萊爾．阿布納》中黛西．梅（Daisy Mae）相結合。然而她在大眾心中卻還是帶有白垃圾的退化形象。「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打造出這麼廉價的形象」，芭頓一九八六年時告訴記者。好萊塢賣座電影《激流四勇士》呈現出自遺傳優生學式微以來，最不堪入目的粗野鄉巴佬形象。該小說的白人中產階級讀者及電影觀眾寫信給作家詹姆斯．迪奇，讚揚片中四位勇敢的亞特蘭大冒險家，說他們就像昔日的拓荒者，篳路藍縷並逃離白垃圾野蠻人的魔爪。迪奇有個以前的學生寫信來奉承自己的導師，他渾然不覺自己寫下的文字有多麼無人性。熱愛健行的他說，「雖然我不帶弓，也沒有野蠻的鄉巴佬在山頂等著我去追殺。」他分辨不出來登山的刺激，和追殺山民的刺激，在道德上有何差異。15

　　階級的敵意依舊存在。對於身邊的下層階級白垃圾，許多南方的郊區居民毫無同情之意。他們在下層紅脖子與「高級紅脖子」之間，清楚畫下階級的界線。南方小說家及民權運動者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找到了這些有害情緒的發源地。勉強算是中產階級的南方人就像北方城市的藍領工人一樣，他們轉而支持共和黨，討厭「軟弱、懶惰、一無是處的人。還沒領到救濟支票前，抱怨一整個月」。這些人認為自己努力工作、自力更生。史密斯說，向上提升的白垃圾之子相信，「為自己負責，也只為自己負責」。這種白手起家的人看不起白垃圾，選擇性遺忘自己的父母當年也是靠聯邦政府，才不用繼續住在瀝青油布搭成的簡陋棚屋裡。但既然他已成了體面的中產階級，他大可不必保留這把社會階梯。

　　因此郊區白人對於黑人的憎惡，也複製到了窮白人身上。史密斯發現脫貧的南方白人和向上提升的移民有共同之處：「人人都想得到、來到美國的主因，就是為了遠離那些氣味難聞、成天待在棚屋裡睡覺的人。他們吃的是廉價的肥肉，因為沒有工作可做，只能四處遊蕩。」往上爬，就是要甩開仍困在「貧困深溝」裡的那些人。但比起幫助別人脫貧，這個剛剛加入中產階級的新成員更痛恨政府把錢浪費在窮人身上。16

　　西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伯德（Robert Byrd）就是這種人。他擊敗了貴族氣質的愛德華．甘迺迪，於一九七一年成為參議院黨鞭。《紐約時報雜誌》說他是「爬上黨鞭與百萬富翁寶座的窮白人小孩」。伯德是孤兒，當過肉販和雜貨老闆，還吹噓詹森來過店裡。伯德靠著批評社福制度、暴民和共產主義而出名。他雇人調查華盛頓特區的社福名單，揪出不符資格者將其剔除。他曾冷酷無情地說過，示威者必須鎮壓，劫掠者必須「迅速而無情地」射殺。伯德使自己成為參議院中最被討厭的人之一，他被比作吸血鬼德古拉、《變身怪醫》裡人格分裂的傑基爾與海德（Jekyll and Hyde）、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中，卑躬屈膝、貪婪成性、成功往上爬的小職員烏利亞．希普。一位參議院高級助理評論道，在伯德成為黨鞭後，民主黨人不得不正眼看待這位「成功紅脖子的魔鬼特質」。

　　伯德把那些領取社福救助的人稱為「通姦的遊手好閒者」。對於政府援助兒童，他也毫不同情。他說，「如果他們只是肚子餓，還不到要餓死的地步，就不該援助。」身為前三K黨成員，在社福議題上，伯德把哥倫比亞特區（大部分為黑人）和家鄉西維吉尼亞州給切割開來。他因此不用處理山地白人詐領社會救濟的問題，因為那是伯德的票倉。第一次參選議員的時候，伯德坐在汽車後座，挨家挨戶拉小提琴，只為討好鄉巴佬。他是現代版的阿肯色州旅行者，同時扮演了窮白人及野心政客的角色。《紐約時報》稱伯德是「窮白人力量的化身」。他也是莉莉安．史密斯筆下的憤怒紅脖子，從貧困的「灌木叢中，砍出一條生路」。伯德是政治不容忍（political intolerance）的代表人物，極其冷酷無情。17

喬治亞的卡特兄弟

　　光譜的另一端是出身喬治亞的自由派民主黨人吉米．卡特。卡特於一九七○年選上喬治亞州長，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以「新南方州長」之姿亮相。雖然詹姆斯．瓦爾達曼和尤金．塔爾梅奇等醜惡南方政客的活躍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卡特為了勝選，還是利用「紅脖子」作為選戰主軸。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差點要燃起白人怒火，卡特無法忽視這樣的案例。為了爭取藍領還有農村地區的選票，卡特抹黑跟他同樣是自由派的對手卡爾．桑德斯（Carl Sanders），把他描繪成與百姓脫節的企業律師，還幫他取了「袖扣卡爾」的綽號。卡特的幕僚打造一支電視廣告，背景畫面是鄉村俱樂部，旁白說，「我們這種的人是不會被邀請的，我們太忙了，為了生計在工作。」卡特的輔選團隊找了幾張卡特最難看的照片到處發，因為這些照片上的他看起來像貧窮的鄉下小孩，在某些照片裡他甚至騎著拖拉機。他們說卡特會有錢，靠的是賣花生和管理倉儲。他不是亞特蘭大或華盛頓的「大人物」。18

　　在二輪決選期間，桑德斯的團隊開始攻擊卡特。卡特花生農場裡的佃農住在破舊的房子裡，桑德斯把這些照片印在傳單上，標題用的是卡特自己喊過的口號「該有人為這些人說話了吧」？在最有殺傷力的負面文宣中，卡特上了種族主義者的床。卡特被畫成了丑角。他是個沒穿鞋的紅脖子，身上的圓點西裝更加深了荒謬之感。攻擊的重點是，卡特就像是一隻能任意改變花色的豹子，他能夠操縱自己的階級認同，以投保守派選民所好。這樣的攻擊並非毫無根據，黨內初選時卡特並不介意和黑人選民保持距離，但在大選中他改了操作方式，不再主打紅脖子的魅力。19

　　電影《激流四勇士》一九七二年於亞特蘭大首映。卡特身為政治人物，被迫看完整部電影。電影的宣傳宣稱該片對國家有益，但卡特對此持保留態度。事實上，原著小說作者詹姆斯．迪奇和吉米．卡特雖然都出身喬治亞州，卻南轅北轍。卡特是浸信會教徒，他的妻子滴酒不沾。而迪奇出身富貴，是酒鬼和自大狂。童年的他嬌氣、柔弱，長大後充滿不安全感，因此重新編造自己的出身，把自己變成鄉巴佬之子，而這只是他的眾多謊言之一。他在北喬治亞的親戚其實是大地主，以前擁有相當大量的奴隸。20

　　迪奇的小說於一九七○年出版，作者對失去的男子氣概進行痛苦的探索，並試圖找回「他內心的鄉下人」。表面上，小說（和電影）講的是四個男人的阿帕拉契獨木舟之旅。當矮胖的單身漢巴比（奈德．比提飾）在電影中遭山民強姦時，施暴者叫他「母豬」，還要他「和豬一樣尖叫」。在這部性心理驚悚片中，這些時髦的城市居民不只是得到報應，也被迫重新發現自己的原始慾望。迪奇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他的英雄最終成為更堅強的人。在一次採訪中，這位小說家承認窮鄉僻壤對他的魅力，在於這裡讓人有機會成為「反怪物」（counter-monster），就像住在偏遠地區的人一樣，「為了生存，什麼都做得出來」。在小說和電影中，這些城市人犯下兩起謀殺案，隱瞞了旅伴德魯（Drew）死亡的事實，並約定好絕口不提這趟不幸的旅程。倖存的三人歃血為盟，帶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離開。21

　　德魯注定得死。在四個亞特蘭大商人中，只有他同情鄉下人。電影裡，他向智障卻有特殊天賦的青少年伸出友誼之手，在兩人的班鳩琴和吉他重奏後（無論是在電影或小說中，這名少年都是白子）。這部電影想要傳遞的訊息很明顯：同情心是都市男人必須克服的弱點。只有訴諸暴力並讓自己投入山野粗人的心理，他們才能找回野生的鄉巴佬根源。22

　　迪奇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男子氣概在美國社會還有許多表現形態。納斯卡賽車協會也提供了同樣的誘惑。正如湯姆．沃非（Tom Wolfe）在《君子》（Esquire）雜誌上所寫，有些男人百無禁忌、為了危險帶來的短暫快樂而活，他們毫不在乎後果。北卡羅萊納的車手小約翰森（Junior Johnson）不只是「所有民族或階級都能認同的英雄」，他還是「稀有品種」。他以前在老家的荒山野嶺開快車運送非法釀造的威士忌，後來卻變成了改裝車的賽車手。他坐擁一切：金錢、好幾層樓的住宅、家禽產業。他大可以把工人吊帶褲換成立領風衣和修身的白色小直筒褲，但是這個「鄉下小孩」卻還是以每小時一百七十五哩的速度以及「生猛鄉巴佬」的瘋狂來飆車。這就是男子氣概的吸引力。23

　　演過《激流四勇士》的伯特．雷諾茲（Burt Reynolds）充滿男子氣概，他後來拍了一部南方口音的電影，向組裝賽車手的生活方式致敬。在一九七七年的電影《斯莫基與強盜》（Smokey and the Bandit）中，雷諾茲扮演的角色一路與法律你追我跑，而他的女伴（由莎莉．菲爾德〔Sally Field〕所飾）則是個落跑新娘，兩人都拒絕接受文明限制。雷諾茲在這部電影裡就像是現代的佔居者、密蘇里窮白人「糖」，因為他拒絕埋頭苦幹，日復一日努力工作只為出人頭地。《斯莫基與強盜》是一九七七年第二賣座的電影，但票房大多來自美國南方和中西部。在ＣＢＳ電視台一九七九年推出《飆風天王》，故事主角是群駕著鮮紅色賽車的非法釀酒商，以及穿著招牌高腰牛仔短褲的性感表妹黛西。演員丹佛．派爾（Denver Pyle）扮演劇中的傑西叔叔，出場時總是穿著工人吊帶褲，經常說教。派爾以前曾在《安迪．格里菲斯秀》飾演脾氣暴躁的家長小布里斯科．達林，他的鄉巴佬家族頗富音樂天賦。24

　　納斯卡賽車每場都有數千名的觀眾高聲歡呼、喝得爛醉、色瞇瞇地盯著「金髮、豐胸」、身穿廉價達拉斯女牛仔裝的風騷女子。這些觀眾中，有些人希望自己是個惡棍。他們心懷某種自由──一種可以在公共場合，無怨無憾當個粗野之人的自由。這些晉身白垃圾中產階級的「高級紅脖子」，在鄉巴佬賽車手身上找到認同。這些賽車手擺脫了工人吊帶褲，獲得大眾的尊敬與大量的現金。對鄉下的窮人來說，階級結構沒有明顯的改變：金錢也許讓一兩名鄉巴佬聲名大噪，但那些留在山裡的人沒有得到任何社會福利。「高級紅脖子」一眼就能看出誰的階級比他低，但卻把這些人給拋諸腦後。25

　　吉米．卡特作為總統，似乎與過去的南方政客大不相同。他是個重生的基督徒和海軍軍官（受過核子物理學的訓練）。他在一九七六年的競選宣傳中，更強調他不會對選民說謊。在選戰初期，他對新罕布夏的小學生發表了不同尋常的演說，他說美國可以建立一個「跟美國人民一樣良善、誠實、正派、能幹、富有同情心、充滿愛的政府」。此時的卡特是個感情豐富的民主黨人、福音滿溢的基督教民粹主義者，跳脫出舊（紅脖子）南方那充滿憤怒的民粹主義。26

　　和之前的美國總統相較，卡特的規矩體面最像法蘭克．克萊門特，但卡特通常不公開談論宗教。他不像克萊門特那樣能歌善舞，也不像高大的「大吉姆」．福爾索姆那樣會開玩笑。他覺得自己比較像出身田納西、耶魯大學畢業的自由派埃斯特斯．克福弗。卡特的競選文宣中談到「小木屋」的故事，講述他的家庭如何向上提升，但卻避而不談他家後院有網球場的事實。但他確實傳達出南方的驕傲，獲得鄉村搖滾樂團的支持，例如歐曼兄弟（Allman Brothers）。卡特的選戰操盤手為了吸引卡車司機，還特別製作一支廣播廣告，裡面說道：「百年來，我們一直是爛笑話的笑柄，不能再讓華盛頓政客把我們擋在白宮門外。」卡特引用支持者安德魯．楊（Andrew Young，未來的聯合國大使）的話，說他是「變好的白垃圾」，這是卡特差點要承認自己南方窮白人根源的時刻。安德魯．楊幫花生農吉米．卡特「改良」了白垃圾一詞。這位喬治亞州的黑人議員，相信窮黑人和窮白人之間的陳年敵意可以克服。27

　　卡特跳脫尼克森時代的骯髒政治，但主日學校教師的角色他也演不下去了。小羅伊．布朗特（Roy Blount Jr.）是卡特的同鄉，他在《南方窮白人》（Crackers）一書中精準總結了卡特的形象問題。卡特並不像詹姆斯．迪奇一樣尋找心中的紅脖子，他熱中於否認。「他並非種族主義者、精英主義者、性別歧視者、華盛頓人、傻瓜、騙子、律師…理論家、偏執狂、無賴。」他永遠都在否認。布朗特說卡特拿掉了「紅脖子的卑鄙和雜耍」，因此失去「力量或架構」。無論卡特看似多麼自由主義、寬容包容，卡特卻甩不掉紅脖子的影子。媒體暗中等待，特別關注吉米的露齒笑容、他跟沼澤野兔的奇怪決鬥。他們最關注的是他的紅脖子分身：弟弟比利。28

　　卡特是七十年代的最佳候選人，因為他帶著「根源」來到政壇。他來自普萊恩斯（Plains）小鎮，熱愛土地、親人，珍惜他的家鄉。這樣簡單的傳統就如同他的名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總結道：「幾乎沒有人像他一般堅持固守自己的根源。」如同艾力克斯．哈雷一樣，他也著迷於自己家譜。他成功地塑造出自己的「普通人」血統，直到一九七七年一篇二十三頁的英國論文的研究發表，大眾才驚覺卡特的家世非同一般。卡特的祖先不是契約僕役，而是英語世界最顯赫的家族：他和喬治．華盛頓及英國女皇都有血緣關係。《紐約時報》宣稱美國同胞會認為這個發現「很有趣」，卻不忘提醒讀者，還在英國的時候，某些卡特族人是偷獵者，相當於美國的烈酒走私者。所以卡特身上流的究竟是貴族血統還是鄉巴佬烈酒走私者的血統呢？英國研究《戴彼特貴族學》（Debrett’s Peerage）的發言人的言論頗有優生學的意涵。他說卡特家族不乏「聰明秀異」之輩，但也是有成就比較不明顯的。吉米的弟弟比利就是從那些不太成功的旁支血統中遺傳到低劣的特質。29

　　就算如此，比利．卡特也不算是庸才。他成了紅脖子大師，遊客湧入卡特的家鄉普萊恩斯，找比利簽名合照。他開始生產自己的啤酒：比利啤酒，並請專員幫他處理全國演講的行程。他以壞脾氣和口無遮攔聞名。比利每天抽五包寶馬香菸（Pall Mall），他在ＣＢ電台上的代稱是「鑄鐵」，因為他有個鐵胃，什麼都喝，還喝很多。他並非宗教狂熱分子（Holy Roller），也不信「敗局命定」（Lost Cause）。被問及南北戰爭時他會站在哪一邊，比利開玩笑說「我可能會躲進沼澤地裡」。一九八一年他哥哥卸任後，比利靠兜售移動房屋為生。30

　　羅伊．布朗特曾說他希望吉米能更像比利，多些不敬和無禮：「第一任南方窮白人總統應該是吉米和他弟弟比利的混合體……在吉米的謹慎行事、剛正不阿之中，加入比利的大呼小叫、有話直說。或者在比利的人性缺陷下，融入吉米的理想主義。就像喬治亞的生活一樣，好壞交織。」布朗特心中的南方窮白人總統會有「更豐富的聲音，更不可輕忽的微笑」。31

　　吉米可能比布朗特所認為的還要紅脖子。演講稿撰寫人包柏．施朗（Bob Shrum）一九七六年離開卡特團隊，向媒體爆料卡特缺乏同情心的一面。卡特對勞工演講的時候都說自己支持礦工權益。但他私下卻對施朗說「他反對增加礦工的黑肺病補助，因為『他們自己選擇當礦工』」。卡特似乎不甚了解礦工階級的處境，表現出極度刻薄的反應。礦工因為接受工作的危險所以就該受苦？一九七七年，卡特再度露出他刻薄的真面目：他支持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禁止政府用醫保補貼貧困婦女的墮胎費用。在接受ＮＢＣ電視台的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提問時，卡特並沒有針對道德因素來回答，而是挑起了階級議題：「嗯，如你所知，生活中很多事都不公平。許多東西只有富人負擔得起，但窮人卻負擔不起。但我不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採取行動推動機會均等，特別是這還牽涉到道德的問題。」他基本的立場可總結為：聯邦政府應拒絕給予貧窮婦女相關福利，因為她們窮。富人可以隨心所欲，但窮人卻得受到懲罰。卡特的觀點近乎宿命：「貧窮的婦女命該如此，煤礦工人必須忍受黑肺病。」實際上，背後的訊息是：如果你不能幫助自己，就不要期望平等或同情。32

　　美國人對卡特的感情很快就淡了。一九七九年，他的支持度每下愈況。「沼澤野兔」事件說明了一切。媒體一直對「沼澤野兔」的故事窮追不捨，部分原因是總統幕僚先前一直拒絕公布相關照片。卡特講了個沼澤冒險故事：他划著獨木舟，看見一隻野兔追著他的小船，還對他「齜牙裂嘴」。卡特覺得很古怪，也很有趣。記者卻把這個故事解讀為現代版的拓荒者大話。有名記者指責卡特不像「丹尼爾．布恩一樣和熊摔角」，而是和「彼得兔」較量。其他報導則諷刺卡特搏鬥的對象是萬歲兔（Banzai Bunny）或搞笑團體蒙提．派森（Monty Python）電影裡的殺手兔。「沼澤野兔」是懦弱領導風格的隱喻──卡特這個鄉下小孩，在自己理應熟悉的喬治亞沼澤地帶，成了懦夫。吉米．卡特不是《激流四勇士》裡的英雄，他更像是《我的朋友叫哈維》（Harvey）裡心智發展不健全的吉米．史都華，他們都無法證明超自然兔子的存在，也無法宣布兔子的故事並不存在，最後把自己弄得像是個鄉下傻瓜。33

　　一九八○年，雷根擊敗卡特當選總統。雷根雖然對南方文化了解甚少，但卻非常擅長形象塑造。他入主的白宮有著好萊塢的華麗排場。雷根訪問愛爾蘭蒂珀雷里郡（County Tipperary）的巴利波林（Ballyporeen）時，他能扮成愛爾蘭人；他也可以戴著牛仔帽，騎上馬，如同他在代表作《聖達菲小徑》（Santa Fe Trail）的演出。「演技派總統」擁有過去的政客所沒有的技能。他受過專業訓練，知道要如何說出動人的台詞、在鏡頭前上相、精準表達適當的語調和情感。隨著電視時代的降臨，真正的口才已不存在。雷根的崇拜者認為雷根是「偉大的溝通者」。但他其實比較像是精心磨練「媒體反射動作」的演員。他當選後推翻了卡特所代表的一切：南方鄉村、普通人、穿牛仔褲的赤腳土氣美國人。穿著燕尾服的雷根相當帥氣。一九八○年有個謠言，第一夫人南西．雷根告訴她的朋友，卡特夫婦讓白宮變成了「豬圈」。在她的眼中，卡特夫婦是白垃圾，他們留下的所有痕跡都必須抹去。34

　　在一九八○年的報紙上，雷根的知名支持者談到他對紅脖子的看法，其論述相當可議。有著強烈保守主義傾向的派崔克．布迦納（Patrick Buchanan）指控政府讓都市區的黑人落入貧窮陷阱，剝奪他們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的驕傲。他希望黑人能轉而支持雷根，成為新「黑人版沉默的多數」。在布迦納心中，窮人是「專門操弄貧窮議題的政客」（professional povertarians）手上的棋子，就像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塔格威曾被批評操縱窮人。布迦納最奇特的建議是，都市區的黑人應該模仿紅脖子，在小貨車的保險桿上貼上支持雷根的貼紙，在袖子上縫上美國國旗（他本來想說的應該是邦聯旗吧）。布迦納把窮黑人和紅脖子放到同一條船上，使官僚主義成為所有人的敵人。35

金貝克與費譚美

　　吉米．卡特的當選讓羅伊．布朗特的朋友歡呼「我們不再是垃圾了，」但一九八七年的醜聞卻讓白垃圾從揚眉吐氣變成垂頭喪氣。那年牧師金貝克（Reverend Jim Bakker）的醜聞鬧得滿城風雨。原本默默無聞的金貝克和他的妻子費譚美（Tammy Faye）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市建立了「讚美上帝／傳遞福音」（Praise the Lord / Pass the Love）的ＰＴＬ福音電視台。根據估計，共有一千三百萬的美國家庭看得到ＰＴＬ電視台；他們還蓋了佔地二千三百畝的傳統美國基督教主題公園（Heritage USA Christian theme park），賺進大把鈔票。一九八四年，金貝克與自由大學創辦人傑瑞．法維爾（Jerry Falwell）和ＣＢＮ基督教廣播網（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創辦人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以及其他保守的宗教領袖，成為雷根的貴客、白宮的座上賓。但三年後，美國聯邦調查局認定ＰＴＬ是一個「分贓俱樂部」，金貝克遭控二十四項違法吸金、詐欺罪。因法官認為他罪大惡極，遭判四十五年徒刑定讞。他一共服刑五年，後來就假釋出獄了。36

　　金貝克被說成是「聖經學校的中輟生」。他不光是敲詐信徒，還過著無比奢侈的生活。他擁有許多房產，一輛一九五三年的勞斯萊斯，一艘時髦的船屋和一櫃子的昂貴西裝。金貝克和費譚美原本住在拖車裡，後來搜刮了數百萬美金的薪水與獎金，一點一滴都來自信徒的捐獻。37

　　金貝克在電視布道中宣揚白垃圾渴望的鋪張浪費。一九八五年，他在一集節目中為自己風格奢華的主題樂園旅館做出辯護：「報紙記者認為我們還是應該住在垃圾堆裡……他們認為基督徒應該是寒酸的、俗氣的、劣質的，沒有價值的人。這是因為他們有的好東西我們也有了，讓他們感到威脅。」金貝克承認了自己沉迷於物質享受，他低聲吟唱，「我太浮誇了。親愛的主，我太浮誇了……但上帝是偉大的上帝，我應該拿最好的東西榮耀祂。」這個二流騙子是真實世界的「孤獨羅茲」。或者就如某位看了許多金貝克節目的記者所說，ＰＴＬ的成功神學和客廳布道都帶有「《襯裙站》的濃濃廉價感」。38

　　人性的貪婪只是故事的一角。那位和信眾一同哭到臉上彩妝土石流的費譚美，因為對鎮靜劑上癮，被送進了勒戒中心。在此同時，她的牧師丈夫付了一筆龐大的封口費給教堂秘書，因為他七年前和這位年輕女人發生過性關係。潔西卡．哈恩（Jessica Hahn）把她的故事告訴了《花花公子》雜誌。但勁爆的內容不僅如止，幫金貝克和哈恩訂汽車旅館的教會人員，承認他和金貝克發生過三次性關係。39

　　八卦小報對金貝克事件的大肆報導，也許預告了「實境秀」的興起。失控的金貝克夫婦可說是ＴＬＣ旅遊生活頻道的《甜心波波來啦》裡喬治亞白垃圾的原型。無論是布道者的墮落，或是惡整未成年選美小皇后，都在迎合大眾對美國下層階級庸俗行為的著迷。二○○四年，費譚美還參加了真人秀《超現實生活》（The Surreal Life）。ＰＴＬ詐騙的多是窮白人；節目的觀眾多是狂熱的福音派信徒，沒有高中學歷，而且，最可憐的是他們大多失業。根據教會員工透露，ＰＴＬ於每月一號發動募款，因為那剛好就是窮人拿到社會保險和社福支票的日子。批評福音派偽善的人發洩憤怒，還有位怒火中燒的社論作者因此痛批雷根總統，罵他招待金貝克和其他電視布道者到白宮作客，讓「白垃圾成為媒體焦點」，還要美國民眾向他們學習「傳統美國價值」。金貝克夫妻每天出現在電視上，「穿得像皮條客」，一口破英語並褻瀆宗教。40

　　金貝克夫婦甚至不是土生土長的南方人。費譚美出生於明尼蘇達鄉村一個貧窮的家庭，家裡有八個孩子，沒有室內排水管道。她的父母是五旬教派（Pentecostalism）的傳教士。金貝克則是機工之子，來自密西根州。他們搬到了北卡羅萊納州是因為知道該地有五旬教派的市場。費譚美是充滿個人魅力的主秀，邊唱邊哭，因為俗豔而聞名。某位宗教學者說她的風格類似華麗的「李伯拉斯」。她的外表投射出階級身分：白金色頭髮、濃妝、小麥色皮膚，色彩鮮豔的洋裝，還有必備的假睫毛。她正是暴發戶女性的寫照。41

　　費譚美和田納西人桃莉．芭頓可說是如出一轍。桃莉．芭頓的招牌是「豐滿撩人的身材」、花哨豔麗的服裝，金色的大假髮──某位學者稱之為「過多的女人味」。桃莉的祖父是個五旬教派的傳教士，就像費譚美一樣，桃莉喜歡在廉價小店買衣服。她在自傳中承認，她的模樣反映出窮白垃圾女孩的夢想──打扮成雜誌模特兒。她解釋道：「她們看不出來要去田裡幹活，看不出來要用洗碗盆洗戰鬥澡。看不出來男人男孩可以隨便吃她們豆腐，想多粗魯就多粗魯。」對於女人來說，貧窮的痛苦不僅是沒錢而已。42

　　費譚美的魅力正是在此。粉絲透過她感受到鋪張浮誇的快感。芭頓走的是滑稽劇的風格，外表像妓女，內在是甜美的鄉下女孩。同樣的，費譚美的變裝皇后造型也受到了同志族群的歡迎。她是極少數會同情愛滋末期男同志的保守福音派教人士。對於虔誠信徒來說，她也是真人版的基督徒灰姑娘。ＰＴＬ的合作廠商用她的形象，手工打造的洋娃娃（給大人收藏用，不是給小孩玩的），定價六七五美金。費譚美芭比是個心胸寬大的童話公主，戴著誇張的睫毛。43

　　然而，這個童話卻沒有快樂的結局。在媒體一窩蜂的報導中，這對夫婦極其可悲。沒有多少人同情天真無知的妻子（她可能因為有精神問題，所以沒被起訴）。費譚美誇大的白垃圾形象帶有哥德式的怪誕。她能實現美國夢不是因為她的美麗、教育或才華，而是因為這個電視明星拒絕學習上層社會的優雅禮儀。費譚美拒絕所有《美國家庭》的帕特．勞德和中產階級禮儀代表的東西：情感壓抑、用詞得體，衣著低調，彬彬有禮。她也不純樸，不像舊時簡樸的自耕農。她欣然接受那個豔麗耀眼的自我。她的俗豔浮誇讓她深受窮白人粉絲的歡迎，但美國中產階級卻認為她無可救藥。

　　諷刺的是，她不是純正的白垃圾，甚至完全是靠裝出來的。八○、九○年代大眾媒體快速擴張，階級認同也經歷了重新協商。費譚美的假睫毛和厚重妝容反映了那個時代，成為怪異的偽裝。她說她睫毛造型的靈感來自露西兒．鮑爾（Lucillle Ball）……和米妮．艾伯特（Roger Ebert）說，「從播出時數來看，她上電視的時間可說史上最高。」她的公眾形象充滿各種老套。跟《比佛利鄉巴佬》比起來，她並沒有比較真實。費譚美的裝模作樣引人發噱（她的好笑實屬無心插柳）。她熱愛電視裡的超現實世界，而她正是那種世界的產物。44

　　金貝克的醜聞並無礙八○、九○年代白垃圾和紅脖子文化的風行。《時尚》雜誌的瑪格．傑佛遜（Margot Jefferson）稱之為「貧民化」。在此脈絡下，最令人驚訝的告白出自美國演員約翰．希勒曼（John Hillerman）。希勒曼在電視劇《夏威夷神探》（Magnum, P.l.）扮演一本正經的英國管家希金斯三世（Jonathan Quayle Higgins III）。希勒曼說曾有英國影迷寫信給他，把他當成英國演員。他回信寫道：「我不想讓你失望，但我是來自德州的紅脖子。」1

　　越來越多人試圖把「紅脖子」去汙名化，讓紅脖子成為受人歡迎的詞彙。紅脖子記者路易斯．格里薩（Lewis Grizzard）認為，是該停止嘲笑紅脖子了。他讚美辛辛那提一九九三年頒布的反歧視法規（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因為該法規保護了鄉巴佬階級。他希望亞特蘭大也能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季奧運前通過類似的法律。一九九一年，佛羅里達一名男子誹謗警察，稱其為南方窮白人，因違反仇恨犯罪法（Hate Crime Statute），遭到起訴。對格里薩來說，「紅脖子」的意思是「農業學家」，像他父親一樣在戶外工作，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防曬乳，所以才會曬出色差。他當然搞錯了，如前述所示。2

　　然而還是有些模糊地帶。紅脖子、南方窮白人、鄉巴佬，既是族群認同、也是種族歧視的汙辱稱謂，更是勞動階級的榮譽徽章。一位北卡羅萊納的記者對這種認同混亂的現象做出總結：「如果你自認是紅脖子，你的自我定義是努力工作、愛開玩笑、獨立自主。如果你不認為自己是紅脖子，你會認為他們很吵、討厭、固執、膚淺。」這篇文章外還附了一份小測驗，問一些關於納斯卡賽車、食物，以及鄉村音樂節目《哈哈笑》的問題。就好像簡單算個答對題數，就可以區分出誰是真「布巴」（Bubba，美國南方未受教育的白人男子），誰是假貨。3

　　當然，就身分認同來說，品種還是最重要的。一九九四年，一位憤怒的記者堅稱，喬治亞州政客金瑞契（Newton Leroy Gingrich）不是紅脖子：他在賓州出生，沒有南方口音，當過大學教授、國會議員，支持他的選民多是亞特蘭大郊區的北方佬。這位新聞工作者敢這樣鐵口直斷，是因為他有「許多純種紅脖子親戚」。此外，他還痛批「金瑞契絕對沒辦法跟一群正港紅脖子相處半小時」。在紅脖子的世界裡，只有「完全是」或「不是」這兩個選項，沒有灰色地帶。根據這個標準，金瑞契和大衛．杜克（David Duke）都不是紅脖子。杜克以前是三Ｋ黨成員，一九九一年曾競選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杜克喜歡不符合美國風格的納粹軍禮，所以他不是紅脖子。杜克為了變好看而整形，也很不紅脖子。「沒有任何南方小子會想做這種事。這很娘，很不南方。」以上是傑佛瑞．哈特（Jeffrey Hart）的觀點。他是達特茅斯學院畢業的保守知識分子，曾為尼克森和雷根總統撰寫演講稿。4

兩本小說中的白垃圾

　　紅脖子不再是鄉村歌手的專屬領域。紅脖子已成為文化的共同語言、品評公眾人物的方法、突變的性別和階級認同。在這場辯論中，女性並不沉默。兩位傑出女作家的白垃圾小說廣受好評。延續威廉．福克納和詹姆斯．阿吉的傳統，桃樂絲．艾莉森（Dorothy Allison）和卡洛琳．邱特（Carolyn Chute）深入探討農村的貧窮問題。艾莉森以自己的童年經歷為本，把她對貧窮的理解寫進《卡羅萊納的私生女》（Bastard Out of Carolina）裡。邱特來自波特蘭市，她是念過大學的勞動階級。她的一鳴驚人的《來自緬因州的比恩一族》（The Beans of Egypt, Maine），講的是緬因鄉下拖車垃圾的故事。這兩位作家的獨特之處在於她們從階級內書寫，而非從外觀察。她們公開自己的身分，精準寫出貧窮婦女的經歷。階級和性別仍是她們的主題，她們筆下的女主角並不是良家婦女。在她們的作品中，女性反而無法將「白垃圾」或「紅脖子」的身分視為榮譽。5

　　兩者相較，艾莉森寫得更好。但邱特的散文之所以不帶修飾，也有可能出於刻意的選擇。邱特描繪的是事件的表象，不太深入剖析洞察白垃圾角色的內心。比恩一族綿延不絕，掌管伊吉普特的地下社會。這家人各有各的特色。主角是畢爾（Beal），他母親眉樂．眉樂．比恩（Merry Merry Bean）因為發瘋所以長期被鎖在樹屋裡。魯本（Reuben）是個有暴力傾向的酒鬼，最終被判入獄。羅貝塔阿姨（Auntie Roberta）生孩子的速度像兔子一樣快。魯本的女朋友瑪德琳（Madeline）則長期忍受他的拳打腳踢。這些角色除了拿槍打人和亂生孩子，一無長才。畢爾和羅貝塔上床，有可能是她幾個孩子的生父。羅貝塔也不是個模範媽媽，她讓自己的孩子隨意遊蕩、吐口水、吞銅板。畢爾強暴了（或者沒有）他的鄰居艾琳．波默洛（Earlene Pomerleau），而艾琳最終成了他的妻子，但他仍繼續和羅貝塔阿姨維持不倫的關係。瑪德琳則穿著胸部都快掉出來的輕薄小背心晃來晃去。6

　　相較於比恩家，艾琳家的階級高了一點。比恩一族讓艾琳又厭惡又著迷。她說自己跟畢爾的第一次就像是被熊攻擊。他的大腳嚇到她了。完事後，她「腦中浮現出生了數百萬個巨大的嬰兒；有著狐狸眼、黃牙，大口吞肉的比恩子孫」。畢爾工作時傷到眼睛，因此丟了飯碗。雖然飽受疼痛和身體殘疾的折磨，他仍然不准艾琳去領食物兌換券。他一直拒絕去醫院，直到最後才被醫護人員給帶走。這個潦倒的男人皺著眉說：「我連個屁都不值。」他最後死於警察的亂槍掃射之下，因為他對某個有錢人家開槍。艾琳眼睜睜看著他倒下，手中仍緊握著槍。7

　　比恩一家都是廢人。他們家的女人都是種豬。他們談到比恩血統，他們長得都很像。艾琳的父親說比恩一族是未開化的豺狼虎豹：「會跑的，比恩家的人會開槍；掉下來的，比恩家的人就吃掉。」艾琳的父親相信自己比這些「全地球最低賤的人」高等，因為比恩一族住在舊拖車裡，而艾琳的爸爸自己蓋了房子。艾琳的父親抱怨了羅貝塔一番，他說法律應該規定，連生九個父不詳的孩子，就「應該要動刀結紮」。魯本被警方帶走的時候，他脫口而出希望警察能「把剩下的異教徒們全部抓走」，他的意思其實是要警方把比恩家孩子捉起來殺光，不要讓他們有機會長成「比恩家的大人」。8

　　在《來自緬因州的比恩一族》中，階級戰爭在底層上演。中產階級在書中消失了：波默洛家和比恩家的區別，僅在艾琳的奶奶遵守宗教戒律，以及艾琳的父親有些手藝。艾琳的父親堅持要巡邏分隔兩戶的車道，正可看出階級之分。他命令艾琳「不要走到另一邊的比恩家去。千萬不要」！但她還是過去了。他的女兒被另一邊奪走了。9

　　評論家在討論邱特的作品時，往往提到她的人生故事。書評家用高人一等的語氣，稱讚邱特「顯然不知文學傳統」，反而更留住了「強烈的原創性」。雖然有人拿邱特和福克納相比，但邱特過去並未讀過他的作品。直到書評家點出《比恩一族》和福克納作品的相似性後，她才去讀福克納。《新聞周刊》的書評認為《比恩一族》裡「父不詳的壞心小孩滿地亂爬」，許多角色都該「強制絕育」。邱特在一段訪問中談及她貧窮的過去，說她和「我們這種人」私下還有聯絡。她解釋說：「你的生活就是寫作的素材。」10

　　邱特的丈夫麥克（Michael）是一個不識字的勞工，是邱特和「她這種人」之間的橋樑。他口中的農村人物故事，對她的寫作產生影響。邱特自己曾在馬鈴薯農場、雞肉加工廠和製鞋工廠工作過。她在波特蘭郊區工人社區長大，高中輟學，後來到南緬因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修課。邱特的父親來自北卡羅萊納州，成了她的南方根源。以上種種，都讓她的作品深具政治意涵。她不認為有人能不靠遠離自己的「家鄉」、「家族」和「根源」，就擺脫貧窮的循環。窮白人的力量來自部落般的本質。地域感和土地意識，是他們僅有的依歸。11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邱特的政治觀點變得越來越尖銳。一九八五年時她尚未自稱紅脖子，但到了二○○○年，她卻開始如此自稱。她離群索居，家裡沒有現代化的排水管線，甚至到了二○○二年才有電腦。她多年來都穿工作靴、包頭巾。對邱特而言，「紅脖子」成了勞工階級的民粹象徵。她成立一支緬因州民兵組織，並支持擁槍權，大力反對企業財團。她在一九九五年修訂版的《比恩一族》的後記中寫道：「美國危險的階級鴻溝……仍然健在。」比恩一族不再是求生存的普通人，他們象徵的是山雨欲來的階級戰爭，以及「搖搖欲墜」的美國夢。12

　　桃樂絲．艾莉森和邱特一樣關注階級。她的作品主要探討男女之間難分難捨甚至暴力相向的關係。艾莉森的女性角色不是受害者；與邱特筆下的比恩家女性不同，她們能夠脫離周遭環境的影響。艾莉森的女性角色擁有更多物質資源和家人的支持。但這兩位作者筆下的窮白人男性都有情感障礙。這兩位作者也意識到，窮白女人身上的擔子比男人更重。13

　　在《卡羅萊納的私生女》中，年幼的安妮．博萊特（Anne “Bone” Boatwright）遭到繼父格蘭．瓦多（Glen Waddell）的肉體虐待和性虐待。如同《比恩一族》，博萊特一家也被南卡羅萊納州的格林維爾（Greenville）鎮民瞧不起。格蘭對安妮的憎惡，出於他深藏多年的恥辱。他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卻一無所成。他在當粗工，但他的兄弟一個是牙醫，一個是律師。他渴望擁有跟他們一樣的家。他抱怨「我做什麼都不順」，「我把手伸進裝蜂蜜的罐子，掏出來的卻是屎」。他嫉妒厄爾．博萊特（Earle Boatwright）對女人很有一套。不過，與比恩家不同，博萊特家的男人比較深情，更懂得保護家族裡的婦女和兒童。14

　　繼父家族與母親家族間的細微界線，相當耐人尋味。他們可能更有錢，但他們既膚淺又殘酷。她外婆家的孩子竊竊私語，說他們的車就像「黑鬼垃圾」。如同邱特書中的的波默洛家族，他們不得不瞧不起自己腳下的那些人。羞恥鞏固了階級制度。15

　　安妮最後脫離了繼父的魔掌，但過程中她輸給了繼父，因為她母親決定拋棄家人，和格蘭去加州。她母親採用的，其實是百年前南方窮白人用過的老招：逃離，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安妮反覆思考她母親的人生。想到她十五歲懷孕，十七歲結婚又隨即成了寡婦，二十一歲再嫁給格蘭，安妮不禁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她不怪母親，因為她不確定自己是否能避開同樣的錯誤。16

　　這本書讓我們學到，階級和性別決定了人的選擇。艾莉森的故事提醒讀者，有許多人出身貧困，卻終生擺脫不了貧困，女性尤其是。作者艾莉森是少數例外。像她這樣的人雖然事業有成，卻能理解窮人而不帶指責。美國夢就像雙面刃，因為殺出一條血路的成功人士，大多會指責試圖跨越階級卻失敗的人。就像《梅岡城故事》裡的史考特，透過孩子的雙眼，不正義的日常格外怵目驚心。

唱進白宮的柯林頓

　　新一代優秀白垃圾作家的出現，為文學經典增添新的面貌。一九九三年，美國人又選出了一位白垃圾總統。比爾．柯林頓的當選，讓全國再度關注起階級認同和美國民主間的不穩定關系。這位來自阿肯色州荷普市（Hope）的小男孩，拿到羅德獎學金，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當上州長。簡而言之，他就是美國夢的化身。柯林頓全名是威廉．傑佛遜．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與他同名的傑佛遜總統一七七九年曾提出：從垃圾堆裡挖掘優秀的年輕人，讓他成為國家的上層人才。柯林頓就是最佳案例。柯林頓在就任第一年的國慶演講中，說到三十年前他在白宮玫瑰花園遇見甘迺迪總統的故事。柯林頓和甘迺迪總統握了手，肅然起敬，因為那時的柯林頓只是個「來自阿肯色州小鎮，沒錢，沒任何政治人脈的男孩」。17

　　柯林頓的傳奇故事是狄更斯和桃樂絲．艾莉森作品的綜合體。他的家庭不是五○年代的中產核心家庭，經濟狀況也不穩定。他的生父在他出生前三個月就過世了，他出生後，母親為了在護理學校進修而把他交託給了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照顧。在一九九三年的獨立紀念日上，他曾自豪地這：「我們家庭的力量不能用錢包的重量來衡量。」但大眾從他母親維吉妮亞（Virginia）口中得知，比爾童年的陰暗面。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播放的傳記式電影，揭露了柯林頓破碎的童年。他跟繼父姓，但他十四歲時，就必須挺身對抗他的父親。羅傑．柯林頓（Roger Clinton）是位汽車經銷商和賭徒。酒喝得多了就會暴力相向。有天，比爾靜靜地對他說，「你不要，不要再動我媽媽一根寒毛。」但就像邱特和艾莉森書中的男性角色一樣，他也還是同情他。有人問他對繼父的看法，他說，「繼父對自己不夠自信。」他已內在化白垃圾的羞恥感。18

　　在競選巡迴宣傳中，柯林頓引用了傑佛遜說過的話。他的就職之旅也選擇從傑佛遜的「小山丘」出發（湯瑪斯的出生地蒙地切羅〔Monticello〕，在義大利文中有小山丘之意）。在共和黨大會上，前總統雷根抓住機會質疑這個荷普市男孩的做作，不承認柯林頓是甘迺迪或傑佛遜的繼承人。在雷根的經典諷刺橋段中，他改了德州人里羅伊．本特森（Lloyd Bentsen）一九八八年副總統辯論中的臺詞。當時對手丹．奎爾（Dan Quayle）把自己比作年輕的、沒經驗的甘迺迪，本特森對他大吼：「你不是傑克．甘迺迪。」雷根模仿本特森並稍事修改，諷刺當時還是州長的柯林頓。他說，「我認識湯瑪斯．傑佛遜，他是我的朋友。但，州長，你不是湯瑪斯．傑佛遜。」19

　　那麼，比爾．柯林頓是什麼樣的人？他符合某些刻板印象：高膽固醇的飲食習慣、母親受家暴的故事、阿肯色州山丘上的貧困棚屋。火上加油的是，競選中滿臉笑意的柯林頓和一頭來自伊利諾州（不是阿肯色州）的騾子合影，這頭騾子名叫喬治（George）。在柯林頓就職遊行上，媒體還拍到另一頭名叫比爾的騾子在賓夕維尼亞大道上漫步。20

　　一九九二年，阿肯色州的人均收入全美排名第四十七位。該州長期承受「紅脖子式的無知」的惡名，到了九○年代依然擺脫不掉。柯林頓在演講中提到傑佛遜或是甘迺迪，是要和阿肯色州和出身階級切割。前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一直是他的導師。自由派的傅爾布萊特支持教育，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家。但柯林頓要選總統的話，仍需要舉國皆知的指標性人物。二○○四年的柯林頓已經是個廣受歡迎又頗多作為的前總統了，但他仍努力在出身和抱負中找到平衡。德州名嘴莫莉．艾文斯（Molly Ivins）如此評論柯林頓厚厚的回憶錄：「你不得不拋下成見，欣賞這個鄉巴佬小子的美國夢。」21

　　比爾．柯林頓不是鄉巴佬，也不是紅脖子，但他確實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聲稱，他「有些布巴」。《布巴雜誌》（Bubba Magazine）就是為了向他致敬而誕生。第一期封面就是柯林頓，他頭戴棒球帽，手拿啤酒。《薩拉索塔先驅論壇報》（Sarasota Herald-Tribune）的幽默作家大衛．格萊姆斯（David Grimes）說，這種自我認同的行為讓柯林頓得以和歷代布巴總統並列，其中包括安德魯．傑克森、林登．詹森（最布巴的總統），還有對布巴身分「深感罪惡」的吉米．卡特。

　　柯林頓做到了早期非精英南方總統所做不到的，他把南方窮白人和紅脖子變成可以被主流美國人接受的文化。根據出身德州的《布巴雜誌》編輯的定義，布巴這種人愛國、虔誠、喜歡黃色笑話，是「跨越社經地位」的認同。布巴沒有地區性，跳脫特定族群的文化背景的刻板印象。要成為布巴，就必須先建立起休閒的形象，例如穿牛仔布料的工作服，戴棒球帽。脫下西裝，拿掉領帶，穿得像是紅脖子──有人稱之為白垃圾貧民化。把布巴美化為（並選為）一般人，都是為了淡化階級的存在。布巴是柯林頓時代流行的民主新用語。22

　　當然，柯林頓還有其他沒那麼有親和力的綽號。從阿肯色州到白宮，柯林頓一直甩不掉「狡猾威利」（Slick Willie）的惡名。無論是抽大麻（有還是沒有吸入）、逃避當兵，以及婚外情，柯林頓一概否認，並看似真誠地解釋，但還是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柯林頓被說成是花言巧語之人，甚至是騙子。「狡猾威利」這個名號帶有南方的鄉村感。柯林頓的崛起如同低俗南方小說的背景。正如《阿肯色民主黨人》（Arkansas Democrat）的作者保羅．格林伯格（Paul Greenberg）所指出，柯林頓言詞閃爍的技能，就像這世上沒有他躲不進的兔子洞。格林伯格一九八○年時幫柯林頓取了「狡猾威利」這個渾名。另一個聯合專欄作家也認為這個綽號帶有濃濃的南方色彩，由此可見自由派政客的反應能力──在南方，誠實可能會阻礙仕途。23

　　柯林頓的形象無可避免受出身影響。即使他口才再好，也不如「不沾鍋總統」（Teflon-coated president）雷根那般優美、圓滑。柯林頓執政的第一年時有些笨拙。一名社論作者寫道，狡猾威利似乎更像安迪．格里菲斯警長的助手巴尼．費夫（Barney Fife）。形象就是一切。無論報章漫畫幫貼的標籤有多膚淺、多短暫、多討厭，政客本來就會受到批評。一九九○年代的柯林頓試著讓自己更討人喜歡，把牛仔褲上的泥土拍乾淨。但柯林頓的「老山胡桃」時刻何時到來？①結果是貓王救了柯林頓。24

　　柯林頓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塑造成貓王。他在紐約新聞節目上獻唱了一首貓王的歌，在接受查理．羅斯（Charlie Rose）訪問時，開玩笑地唱了貓王的歌〈別對我殘酷〉（Don’t Be Cruel）來取悅媒體。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則是他現身《奧森尼歐．豪爾脫口秀》（The Arsenio Hall Show），用薩克斯風演奏歌曲〈心碎酒店〉（Heartbreak Hotel）。柯林頓復興了南方傳統的政治策略，也是吉米．卡特做不到的──唱進白宮。他搭檔的副總統候選人，田納西州的艾爾．高爾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自己美夢成真，終於成為貓王演唱會的暖場嘉賓，引得黨員哄堂大笑。在最後一次競選活動中，柯林頓在演講中加了一句臺詞，告訴觀眾他正和貓王交流。看到媒體如此厚愛這位阿肯色州的貓王，當時的總統老布希非常不悅。他的幕僚因此請來模仿貓王的專家，以破壞民主黨的競選活動。柯林頓處之泰然，自己也邀請了貓王模仿專家參加總統就職典禮。25

　　柯林頓的幕僚解釋，「貓王就是美國。」雷根曾試圖重現美國小鎮的五○年代懷舊形象，再次與愛玩、不關心政治的青少年們產生連結。抽大麻、躲當兵的柯林頓因此抽離危險的六○年代，把自己重新包裝成較無爭議的五○年代之子。他想要吸引南方勞工階級，用最好的方式，把自己塑造為南方之子。面對分裂的選民，當個貓王粉絲比較中立──這個角色比布巴更年輕化，讓柯林頓可以用更新潮的方式傳遞他的南方男孩形象。26

　　然而，再多的友善，也無法平息保守共和黨的敗選之恨。華盛頓記者說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尖酸刻薄的批評。對柯林頓總統的攻擊不只不敬，充滿人身攻擊，且下手毫不留情。一九九四年，佛羅里達州的非裔記者比爾．麥克斯威爾（Bill Maxwell）說他了解為何共和黨會這樣大肆批評。他認為共和黨抨擊的語氣有些耳熟，是因為他們把柯林頓看作白垃圾。雷根的媒體顧問大衛．格根（David Gergen）和熱情洋溢的講稿撰寫人佩吉．努南（Peggy Noonan）視雷根總統為崇高的父親，帶有英國國王的慈祥威嚴。雷根的支持者認為柯林頓不配當總統，根本是僭越。他的背景玷汙了整個白宮，乞丐取代了王子。27

　　麥克斯威爾認為，外界將柯林頓的土氣和南方特質歸咎於他母親維吉妮亞。她出版過一本回憶錄，述說自己殘酷的人生故事：生母是個毒蟲，她的童年相當貧困，一生結了四次婚。她的外在完全複製拖車垃圾：「臭鼬條紋的頭髮、過濃的妝、色彩繽紛的服裝、手上握的賽馬新聞。」（帶有一絲費譚美風格。）麥克斯威爾接著說，在柯林頓的敵人眼中，有其母必有其子，柯林頓流著雜種的血統，沒資格當「純種的美國總統」28

　　一九九八年，莫妮卡．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醜聞爆發。柯林頓的敵人早已準備好要把他打成成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劇中的敗德角色。「狡猾威利」終於捲入了拖車公園式的低俗性冒險──玷汙了橢圓辦公室。獨立檢察官肯尼斯．史塔爾（Kenneth Starr）聲稱他調查的重心是偽證、濫權，不是性。然而，他的調查報告卻有五百處寫到性。《哈潑雜誌》特約編輯傑克．希特（Jack Hitt）表示，史塔爾想寫「黃色小說」，記下肥皂劇的所有低級細節（還相當樂在其中）。柯林頓總統的法律團隊說，史塔爾的唯一目的就是讓總統難堪，向全國人民公開柯林頓的白垃圾本質。但總統必須犯下「違憲的最嚴重錯誤」或是「嚴重侵犯政府程序的公正性」，到達「重罪與輕罪」的程度，才構成彈劾的條件。史塔爾鉅細靡遺記下所有腥羶細節，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低級淫行變成重罪。29

　　保守派一想到把柯林頓的惡行和湯瑪斯．傑佛遜相提並論就勃然大怒。恰好這位第三任美國總統的男方血緣剛好在陸文斯基醜聞爆開的同年進行了測試。科學可以證實這位蒙地切羅的主人（或至少有著湯瑪斯．傑佛遜男性血緣的人會定期造訪這裡，不然還會有誰呢？）是他已故妻子，並且年輕非常多歲的半個妹妹，蒙地切羅的奴役，莎莉．海明絲（Sally Hemings）孩子的父親。心煩意亂的評論員歪曲了這個案件的事實，提供了一些荒唐的理由來捍衛第三任總統的聲譽。第一，莎莉十分漂亮（而莫妮卡庸俗）。第二，柯林頓是一個色狼（湯瑪斯．傑佛遜是一個長期的鰥夫）。第三，湯瑪斯．傑佛遜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他的智慧凌駕於身理上的衝動（這是僅僅巧舌如簧的柯林頓無法超越他的）。正直的美國人根本就不應該把傑佛遜和柯林頓的行為混為一談。30

　　另一位編輯則對陸文斯基事件抱持不同看法。柯林頓挺過彈劾風波，聲勢越來越壯大，也越來越受歡迎。該位編輯探究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如果憎恨柯林頓是不理性的，那麼愛他同樣也是。他的答案是「貓王原則」──美國人潛意識中全都渴望王者的存在。甘迺迪總統有卡美洛宮；雷根則是好萊塢皇族；柯林頓和貓王（百萬粉絲心中的「王」）都是「由貧到富」的君王。美國人仰慕的王，擁有難以解釋的性吸引力，又帶有文雅的驕傲。重點是：白垃圾特質看似缺點，實為加分。在注重外型的美國當代政壇中，高傲自負看起來才夠分量，而孟岱爾（Walter Mondale）或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等穿西裝打領帶的候選人，形象較為壓抑，跟柯林頓的風格不同。展現紅脖子的時尚，還帶點布巴，其實比做個平淡無聊、能見度低、千篇一律的政客來得好。31

　　美國人一直熱愛探討柯林頓其人其事。一九九八年，小說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對柯林頓的醜聞發表自己的看法。這起意圖將柯林頓羅織入罪的通姦醜聞，讓她深感恐懼。她認為檢方侵犯了隱私，他們搜索總統辦公室的行為，就像是把柯林頓「抓起來搜身」一樣，這是白人對待黑人的方式。無論「你多聰明，多努力」，你都會被「打回原本的階級」。柯林頓已經爬得太高了。摩里森說，他是「我們第一個黑人總統」。他單親貧困的生長背景、勞動階級的風格，玩薩克斯風、喜愛垃圾食物，在在可見「黑人比喻」從何而來。這樣的柯林頓真的很像貓王。他不是九○年代粉絲喜愛的紅脖子貓王，而是五○年代的「鄉巴佬貓」──打破黑白界線的年輕人，只有南方社會的下層階級才有可能輕鬆達成。32

　　二○○一年的國會黑人連線晚宴（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Dinner），再度肯定柯林頓是「第一位黑人總統」。巴拉克．歐巴馬二○○七年競選總統時，安德魯．楊說，「柯林頓和巴拉克一樣黑。」（安德魯．楊是金恩博士的好友，也是卡特的顧問。）太奇怪了，肯亞人之子，居然沒有比阿肯色州的布巴黑？安德魯．楊把「黑」視為文化認同，歐巴馬因為童年在夏威夷和雅加達成長，所以他沒有南方文化的根源。《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帕克（Kathleen Parker）也是南方人，她點破比喻的混亂：只要把薩克斯風換成班鳩琴，柯林頓就會變成「白垃圾」。記者喬．克萊恩（Joe Klein）更是在他的小說《原色》（Primary Colors）中，強化了柯林頓的「黑」。這本小說不加掩飾以柯林頓為原型，名叫傑克．斯坦頓（Jack Stanton）的男主角違反了性禁忌，和未成年黑人少女上床，並生了一個私生子。在邁克．尼克斯（Mike Nichols）執導的同名電影裡，這位布巴總統由粗魯的約翰．屈伏塔飾演，而非湯姆．漢克斯之類形象高尚純潔的演員。但這位斯坦頓究竟是黑人的象徵，還是拖車白垃圾呢？33

紅脖子女性第一人

　　柯林頓連任後的不順，顯然沒有被共和黨當作警訊。他們在二○○八年推出了共和黨版的白垃圾候選人──阿拉斯加州長莎拉．裴琳。《紐約時報》的法蘭克．里奇（Frank Rich）一針見血，用「馬侃和裴琳被迫成婚」來形容這對正副總統候選人組合。約翰．馬侃（John McCain）來自亞利桑那州，是位令人敬重的老練政治家。難道他判斷失誤了嗎？《Slate》雜誌拍了一支線上影片，介紹裴琳位在阿拉斯加的家鄉瓦西拉（Wasilla）。片中的瓦西拉是片過眼即忘的荒地，駕駛停下來「撒尿」和「加油」的地方。瓦西拉還是「安克拉治市所有紅脖子笑話的老梗」。《赫芬頓郵報》的艾瑞卡．瓊（Erica Jong）評論：「白垃圾美國的確對選民有吸引力。」正因如此，裴琳獲共和黨提名後沒幾天，網路上就出現她的合成照：她身穿美國星條旗比基尼，手持衝鋒槍，戴著招牌黑框眼鏡。裴琳是曲棍球媽媽，也是火辣的民兵寶貝。34

　　媒體披露裴琳十七歲的女兒布里斯托（Bristol）未婚懷孕，讓她不得不趕在共和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前，和李維．瓊斯頓（Levi Johnston）奉子訂婚。《美國周刊》（Us Weekly）以裴琳為封面人物，標題下得聳動：「嬰兒、謊言和醜聞」。莫林．多德（Maureen Dowd）把裴琳比作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女主角伊莉莎．杜利特（Eliza Doolittle），因為她得為不能看稿子的電視採訪做好準備。這個比喻非常直接地影射她不甚光彩的階級出身。裴琳的故事高潮不斷，讓某位記者想到Lifetime電視台的實境節目。兩年後，外界才發現這個玩笑竟然成真，因為裴琳不當州長，改當實境節目的明星。節目名稱就叫做《莎拉．裴琳的阿拉斯加》（Sarah Palin’s Alaska）。35

　　無論如何，裴琳獲黨內提名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的確非比尋常。她是史上第二位成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女性；以紅脖子女性來算，她是第一位。約翰．馬侃的顧問團隊坦承，當初會選她純粹出於形象考量。歐巴馬勝選後，馬侃團隊還加入輿論，一起批評裴琳。裴琳的購衣費用曝光後，也讓媒體一片譁然。針於裴琳瘋狂購物的行徑，有個憤怒的幕僚這麼說，「瓦西拉的鄉巴佬去豪華的尼曼馬庫斯百貨（Neiman Marcus）掃貨，全國掃透透。」36

　　裴琳成了媒體攻擊的首選。她極其無知，卻絲毫不以為忤，這種態度把記者嚇得目瞪口呆。她曾接受ＮＢＣ主持人凱蒂．蔻里克（Katie Couric）訪問，回答得一塌糊塗。裴琳不僅誤解事實，更讓人覺得她連一個複雜概念都解釋不清楚。（以前有個形容南方窮白人的詞彙idle-headed，意思為腦袋空空，很符合她。）但十九世紀的安德魯．傑克遜也不是用「智者」的身分參選。馬侃的幕僚當初挑中裴琳，就是希望她能復興傑克遜式鄉間老粗的驕傲。「阿拉斯加的莎拉」從小飛機上對狼群開槍，大談自己有多愛吃麋鹿肉。她把自己定位成神射手安妮．奧克雷（Annie Oakley），競選團隊不可或缺的中堅分子。

　　但這還不足以將她從主流媒體（她自我保護地稱之為「爛媒體」〔lamestream〕）中拯救出來。裴琳沒有自學成材、自立自強的經歷。她不像比爾．柯林頓一樣拿過羅德獎學金，可以抵消「白垃圾」的標籤。她只上過六所不怎麼樣的大學，也沒當過兵（不像海軍上尉退役的吉米．卡特），雖然她的確把兒子送上伊拉克戰場。裴琳的自我感覺良好，讓《紐約客》雜誌的山姆．唐納豪斯（Sam Tanenhaus）印象深刻，「就算有所欠缺，只要有做自己的自信就夠了」。37

　　莫林．多德打趣說裴琳是個「無音樂的鄉村音樂女王」。她缺乏桃莉．巴頓那種自嘲式的幽默，更不用說天分。但真正讓人困惑的，不是共和黨怎麼會挑中她，而是為何是她：白垃圾芭比娃娃要有視覺吸引力也要有破壞性，而她來自「最後的邊疆」。共和黨要思考的問題是，要怎麼把她的下等特質包裝成大眾容易接受的傳統女性。在熱門單曲〈紅脖子女人〉（Redneck Woman）中，格雷琴．威爾森（Gretchen Wilson）相當抵制芭比娃娃，因為那是中產階級不真實的象徵──裴琳狂買衣服的行為就很芭比。

　　裴琳在與德拉瓦州參議員喬．拜登交鋒的電視辯論中，她像伊莉莎．杜利特一般隆重登場。全國都在等著看她的穿著和表現。裴琳穿著黑色小洋裝與高跟鞋，配戴珍珠飾品，然後對鏡頭拋了個媚眼。她的脖子以下看起來像華盛頓的社交名媛，但她拋媚眼的動作，卻是小鎮餐館裡嚼口香糖的女服務生的舉止。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在裴琳身上同時存在。迷人的曲棍球媽媽形象消失了，最後留下的是馬侃幕僚口中的「鄉巴佬」和「首席女高音」形象。她是女版「孤獨羅茲」，口沫橫飛，自我膨脹。38

　　裴琳成為全美家喻戶曉的人物，而「性」成為相關討論的潛台詞。雖然民眾都愛聊八卦，但他們聊到裴琳女兒未婚懷孕的聊法，卻與當初聊柯林頓的方式大不相同。部落客搧風點火散布謠言，懷疑莎拉患有唐氏症的最小兒子特里格（Trig）「會不會其實是布里斯托生的？」偏遠地區過去流傳著近親繁殖、私生子女的醜事，交換嬰兒是新增的情節。還記得比爾．柯林頓的母親維吉妮亞，她的血統最讓評論家操心。這樣的傳統延續了下去：支持優生學的言論（以及隨之而來的絕育法案），主要針對女性──受汙染的種畜。39

　　莎拉．裴琳的口音就像電影《冰血暴》（Fargo）裡的明尼蘇達居民一般糊成一團，讓她原本已經夠折騰的說話方式更難懂。前脫口秀主持人迪克．卡維特（Dick Cavett）寫了一篇諷刺的評論，戲稱她為「文法連環殺手」，說她的高中英文全都還給老師了。他很好奇，因為裴琳是「跟我一樣是媽媽」而喜歡她的粉絲，或是因為她獵狼的英姿而崇拜她的支持者，認為這些特質對治理國家到底有何幫助？

　　作為公民和選民，同樣的事也發生過。「誠實林肯」被稱為猿人、泥巴佬，或是肯塔基白垃圾。安德魯．傑克遜則是粗魯、壞脾氣的南方窮白人。（跟裴琳一樣，他的文法也不太好。）問題越來越清晰：政治演員要大眾化到什麼境界，大眾化就不再是加分、可煽動的民粹的工具，而變成了扣分的特質？卡維特說裴琳的粉絲像「崇拜貓王」一樣崇拜她，我們應該感到震驚嗎？當選舉成了馬戲團表演，跳舞的熊總是有機會變贏家。40

　　二○○八年大選時，美國人已經好好品嘗過了像實境節目的新滋味了，在這些節目中，一舉成名的人，可以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全美國的偶像。在《天鵝選美》（The Swan）中，勞動階級的女性透過整形手術和隆胸手術來改造自己的外表，變得像低調郊區版的桃莉．巴頓。《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能在一夜之間讓毫無名氣的人瞬間成為歌壇新秀。渴望吸引注意力的富豪之女派瑞斯．希爾頓（Paris Hilton）同意參加實境節目《拜金女新體驗》（The Simple Life），為此搬去阿肯色州與農村家庭一起生活。唐納．川普的《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宣揚「野心和達爾文主義」，歌頌殘酷無情。這些節目中，才華不是最重要的；電視台請這些沒受過訓練的明星上電視，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偷窺癖，庸庸碌碌的觀眾期待看到這些實境秀明星能表現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虛榮、欲望和貪婪。二○○八年，裴琳進行非公開的「徹底改造」（Extreme Makeover），在此借用某個熱門實境節目的名字。馬侃的競選顧問相信實境節目的力量，也就是任何人都能變成偽名人。只是在這個例子中，他們的實驗重塑了國家政治。41

　　二○○八年後有批新的節目繼續以白垃圾為主題。《沼澤人類》（Swamp People）、《甜心波波來啦》（Here Comes Honey Boo Boo）、《混水摸魚去》（Hillbilly Handfishin’）、《紅脖子島》（Redneck Island）、《鴨子王朝》（Duck Dynasty）、《私酒大鬥法》（Moonshiners）和《阿帕拉契尋寶人》（Appalachian Outlaws）都是這個蓬勃產業下的產物。就像大蕭條時期探訪胡佛村（Hovvervilles）的人，看到無家可歸者就像看到動物園裡的動物，電視把馬戲團雜耍帶進了美國人的客廳。現代人的貧民化慾望，體現在新瓶裝舊酒的雜耍角色上。廣受歡迎的《鴨子王朝》的拍攝背景是路易斯安那州，有位評論家說，節目裡的人看起來就像十九世紀末剛剛打完哈特菲爾德─麥考伊的械鬥（Hatfield-McCoy conflict）的鄉巴佬，在一旁抽著玉米芯菸斗。「《鴨子王朝》的羅伯遜一家，是一九三八年好萊塢電影《肯塔基私酒》的里茲兄弟的遠親。」42

　　實境節目是建立在誇張的情緒和赤裸的醜聞之上。熱播多年的《甜心波波來啦》二○一四年遭到停播，停播原因是因為節目中的媽媽朱恩．雪儂（June Shannon）和兒童猥褻犯交往。她接著透露了自己某兩個女兒的父親也是性犯罪者，還是ＮＢＣ《獵捕戀童癖》（To Catch a Predator）節目中臥底抓到的罪犯。雖然她的小女兒甜心波波是節目主角，但是真正的明星卻是她媽媽朱恩，新的白垃圾代表。過去大眾心中的白垃圾骨瘦如柴、面色如土。但朱恩卻大不相同。她的體重過重，與典型的母親形象完全相反。她把小學生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再把她帶去參加小朋友選美大賽。她說她有四個女兒，卻有三個生父。她還說自己已經忘了其中一個叫什麼名字。她生活在喬治亞鄉村地區的麥金太爾（Mclntyre）。那是個經濟停滯、貧窮的地方，全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靠單身女性養家。麥金太爾二○一三年的家戶中位收入為一八二四三美元，而全美平均是七萬兩千多美元。43

　　二○○○年以後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保守派人士開始帶頭抨擊白垃圾。在《黑人的紅脖子和白人自由主義者》（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一書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家湯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發現城市黑人的犯罪文化與紅脖子文化之間的關聯。這本書開頭引用了一九五六年的一句話：「這些人正在我們的城市製造可怕的問題。他們沒辦法也不會找到工作。他們經常藐視法律，忽略孩子，酒喝太多。其道德標準之低落，連流浪貓都看不下去。」他以為讀者看到這句話，就會想到傳統種族主義的攻擊對象。但當初這段話針對的是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窮白人，以及北方城市裡「不受歡迎的」南方白人。

　　索威爾說長年的次文化可追溯回好幾個世紀之前。格雷迪．麥克威尼（Grady McWhiney）的《南方貧窮白人文化》（Cracker Culture）的歷史研究有誤，因為本書認為窮白人都是蘇格蘭／愛爾蘭的塞爾特後裔。索威爾參考這本書，主張一般黑人的缺點，如懶惰、亂交、暴力、英文差等等，其實都是周遭的山野粗人傳下來的。索威爾重新定義偏遠內陸，那裡的白垃圾常常打到要把眼珠子都挖出來，而這正是黑人男子氣概的起源。索威爾重新關注佔居者的主題，卻淡化奴隸制度的影響，反而強調類優生學的文化傳染，從窮白人傳播到黑人。他進一步指出，當今的白人自由主義者要同樣為社會現況負責，因為他們推動福利國家，所以縱容「黑人紅脖子」繼續用有害的方式生活。44

　　夏洛特．海斯（Charlotte Hays）是另一位怪罪窮人的保守派人士。她二○一三年出版的書《白垃圾什麼時候成了新常態？》（When Did White Trash Become the New Normal?），充滿「南方女士」的絮絮叨叨。她認為如果美國受到下等階級的影響，就會面臨肥胖、沒禮貌，和國力衰退的危險。《甜心波波來啦》的收視率比二○一二年的共和黨全國大會還高，海斯認為我們該為此感到害怕。她以傲慢大媽的風格抱怨，「你再也得不到幫助了。」這位作家／部落客每次看到禮儀之蕩然無存，就憂心忡忡。她一點都不關心過低的最低工資使數百萬人處於貧困之中。她說詹姆斯鎮和普利茅斯的殖民者都了解，辛苦工作可能仍會挨「一點餓」。如果她討論的是歷史上真實的詹姆斯鎮，她應該改成挨「很多餓」，還要吃點人肉。有許多人深信階級與美國體系無關，海斯就是這些人的代表。她相信，禮儀（可惜下層階級已經不懂禮儀了）決定文明的健全。「紳士的定義就是，」海斯寫道，「即使是一位清潔工，只要他努力培養好的禮儀，也可以稱為紳士。」45

　　索威爾和海斯都在回應一九七○年代開始的文化轉向。海斯希望徹底禁止認同政治，這就是她嘲笑各種白垃圾貧民化風潮的原因。她想要以傳統禮儀取而代之──就好像虛假的彬彬有禮有可能蓋過階級認同。她想要平等，但卻沒有提出實質方法縮小貧富差距。艾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起了頭，索威爾接手重新構想，試著把種族改為族群認同和傳統，也就是說，某種文化上的世代相傳。他用修正主義之筆，斬斷了美國與非洲的連結，那個哈雷塑造的根源。他筆下的文化根源，不是那些高貴的非裔祖先，反而是退化的南方窮白人。

　　許多名嘴對下層階級感到恐懼。他們因此斷言，這些沒教養的乖張之人，無論黑白，都會帶來美國社會的腐敗和毀滅。他們否認國家的經濟結構與他們關注的社會現象有因果關係。他們否認歷史。如果他們承認了，他們將意識到美國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是造成白垃圾、黑人紅脖子、以及勞工貧窮持續不斷的原因──過去的動力包括擁奴的種植園主、土地投機商，今日則是銀行、稅收政策、企業巨頭、沒血沒淚的政客，以及憤怒的選民。自稱愛國者的人說我們活在「世界歷史最偉大的文明」中。可悲的是，如果我們都不分析階級，廢人人數將持續使我們震驚。

① 譯註：「老山胡桃」是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的暱稱，意指重返榮耀。

後記
美國異種：白垃圾的傳統

　　我們「民主」的歷史一直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可以追溯至富蘭克林和傑佛遜以及他們的心願：抹去階級的存在。他們讚揚美國鄉野的「特殊」性，認為自然的特殊性將生產出一個特殊的社會，在這樣特殊的社會中，階級將不復存在。開國元勳強調，這片廣袤大陸有助減輕人口過剩並縮小階級差異，因而神奇地解決了人口的兩難問題。除了這個自然環境的解方，還有一個更為宏偉、極其有用的神話：美國允許人民暢所欲言；只要是公民，對政府都有實質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說法有所保留，因為有些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價值──尤其是那些因為財產所有權而擁有社會地位的人。）

　　英國殖民的遺跡也從未真正消失。「自耕農」階級是英國的產物。長期以來，英國人都把耕耘視為道德價值，而這樣的價值觀，也反映在「自耕農」這個階級的概念裡。十九世紀的美國人透過婚姻、親屬關係、純種和血統，盡一切可能來複製階級地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邦聯，鄉村貴族故作姿態，莫此為甚。（並公開支持社會需要精英統治下層階級的概念）。二十世紀出現的優生學更加令人不安，它利用科學合理化培育上層階級的目標。因此，美國人不僅沒有放棄他們對階級差異的渴望，他們還不斷地重新創造階級差異。美國政府開始把自己描繪成「自由世界的領袖」。從那時開始，美國就渴望國家元首能更具王室氣質。民主黨人為甘迺迪政府媲美卡美洛王宮而傾倒，共和黨人則貴族化雷根的好萊塢宮廷。

　　美國民主從來不打算讓所有人民都享有真正的發言權。相反地，大眾得到的是象徵，而且往往是空泛的象徵。民族國家一直以來都建立在虛構的故事上，即國家元首可以代表人民，是人民的代理人。在美國版的故事中，總統必須訴諸共同的價值觀，以掩蓋深刻階級差異的存在。然而，即便這種策略奏效，團結背後的代價卻是源源不絕的意識形態詐欺。喬治．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早已被奉為美國國父，今人視之為往昔和藹可親的家父長。安德魯．傑克遜和狄奧多．羅斯福橫空出世，是草莽風格、言談狂妄的鬥士。牛仔的象徵形象高高站在馬鞍上，保衛國家榮譽不受邪惡帝國入侵。雷根把這樣的角色扮演得很好。近代，美國人民目睹有位總統身穿飛行員戰鬥服，雷霆萬鈞地降落在航空母艦上。當然，這是提早宣布結束伊拉克作戰行動的小布希。在此同時，威廉．麥金利等企業傀儡總統從我們的集體記憶中淡出。麥金利背後，藏著壟斷市場的大鋼鐵公司和許多製造業金主。二○一二年，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面對質疑，回答道：「企業也是人民，朋友。」他的說法，讓他不小心成了新一代的麥金利。他的選民是金字塔最上層的「百分之一」。就算他穿上藍色牛仔褲，也無法扭轉他衣冠楚楚的形象。

　　無論是社會的、經濟的還是僅僅是象徵性的，各種權力都缺乏檢視。就算有，也從來不像現在這般迫切。相關探討是美國的當務之急，需要全盤分析，既要符合道德責任，又要達到實際目的。例如，我們知道美國人一直強烈反對擴大投票權；當權者以各種方式剝奪了黑人、女人和窮人的公民權。我們也知道，一直以來，女人受到的民事保護少於企業。美國人不再追求真實的民主，轉而追求民主的舞台魅力：信口開河、大放厥詞，穿著親民的政治領袖在戶外烤肉或外出打獵。媒體拍到他們穿著藍色牛仔褲、迷彩服，頭戴著牛仔帽、鴨舌帽，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普通人。但總統和其他政治人物當選後絕不會是普通人。掩蓋自己並非普通人的事實才是真正的迷彩偽裝，扭曲了國家權力的階級本質。

　　某些政治人物自稱為「美國人民」發聲。但他們的表演卻不曾強調貧窮的歷史。牽著騾子荷著犁的佃農，並不是可以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浪漫形象。但這樣的人正是我們的歷史，就像任何一場戰爭和任何一場激烈的選舉一樣。我們不應該忘記佃農和其茅屋，他們是社會停滯的恆久象徵。

　　下層階級就算沒有往上爬，沒有製造麻煩、煽動叛亂、參加暴亂、逃離邦聯軍，躲進沼澤裡（他們在那裡創造了地下經濟），他們一直都在。那些沒有消失於荒野的下層階級出現在城鎮裡，在各州的道路上。無論窮人是在沃克．埃文斯或桃樂絲．蘭格的攝影作品出現，還是在「實境秀」中以滑稽的方式登場，我們不禁要問：富足的社會裡，怎麼會有這樣的人？二戰時，《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阿格尼斯．梅耶目擊南方拖車裡的白垃圾，她問：「這是美國嗎？」

　　是的，這是美國。這是美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政府只是試圖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也會引來強烈的反彈。無論是新政、詹森的福利計畫、歐巴馬時代的醫療改革，任何試圖解決不平等和貧困問題的努力，都引發嚴厲的、似乎不可避免的質疑。憤怒的公民猛烈抨擊：他們認為政府竭盡全力幫助窮人（暗示或明示他們根本不值得幫助），他們譴責官僚揮霍浪費，竊取辛勤工作者的成果。尼克森的政見正是受到此類階級的影響，他的競選團隊將其包裝成「沉默的大多數」。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現代美國社會抱怨政府介入救助，正如昔日英國害怕社會平等會鼓勵人民不事生產。美國人則宣稱政府援助會破壞美國夢。等等！破壞誰的美國夢？

　　階級決定真實的人的生活。他們並非活在神話中。他們的夢想並未實現。政治的重點永遠意在言外，或在表象之外。就算不承認，政治人物也參與了階級議題。南北戰爭是場種族和階級的鬥爭。邦聯擔心窮白人會被工會所吸引，並投票終結奴隸制──因為奴隸制反映的主要是富裕種植園主的利益。今天，我們也有極不平衡的選民，他們常常被說服，把票投給違反自己集體利益的候選人。有些騙子告訴他們說東岸大學教授給年輕人洗腦，西岸好萊塢的自由主義者以他們為恥。這些教授、演員與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前者憎恨美國，強迫美國人用可憎的、無神論的方式生活。騙子說的話，基本上與南北戰爭時多數南方白人聽到的一樣，而南方白人當時在思考是否脫離聯邦。這些言論充滿恐懼的資訊。美國歷史上的權力精英安撫弱勢並為他們創造虛假的認同感──盡可能地否認真正的階級差異──因而仕途亨通。

　　這種欺騙暗藏著多重危險。少數脫離下層階級的人被奉為楷模，就好像所有底層之人都享有相同的機會，只要聰明、勤奮、節儉和儲蓄就能成功。富蘭克林的「儲蓄」能讓他白手起家嗎？很難。富蘭克林自己也需要資助者，才有辦法在殖民世界裡崛起，而同樣的人脈網絡潛規則現今依然存在。在當今的專業和商業領域，人脈、徇私，以及特定階級才會享有的資訊交換仍然推動社會流動性的車輪。本書如果有任何成就，應該就是揭露出美國夢的神話本質，幫讀者除魅，讓他們不再認為向上流動是開國元勳的巧妙計畫，不再認為傑克遜式民主意在解放底層白垃圾，不再認為南方邦聯的成立只是為了捍衛各州的權利，而非保護階級和種族的差異。有時候，只是名字的問題：「scalawag」一詞曾指劣種牛，後來到了重建時代，卻變成認同黑人的崛起或支持共和黨改革的南方白人（南方無賴）。今日保守意識形態則稱南方的自由主義者為「scalawag」，因為這些人是南方的叛徒，因為他們膽敢說出窮白人和窮黑人在經濟上承受相同的利害關係。

　　這就是本書必須回頭探討育種用語的方式。育種用語在農業時代很容易理解，在前工業經濟時代，育種用語仍然是有力的象徵，因為社會關係更嚴格了。如果共和國致力於人人平等，那麼品種的相關用語是如何產生吸引力？談到品種，就是在合理化某些白人的不平等地位。要把人劃分為不同類別，否認階級特權存在，品種就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你被歸類為某個品種，意思就是你不能決定自己是誰，不能避開他人指定的命運。

　　育種。這是社會規範性的研究領域。過去的專家從畜牧業的科學和廣泛的實踐中，添加上了育種這個領域。他們說，雜種狗繼承了父母的無能，就像黃褐色皮膚、淡黃頭髮的孩子長於貧瘠的土地，生於近親交配一樣。透過這些方式，負面特質得以傳遞。灌木叢生出卑賤之牛──或卑賤之人。品種決定了誰能在上而誰又在下。人類和動物的類比過去一直存在。傑佛遜在一七八七年寫道，「繁殖馬匹、犬隻、其他家畜時，一般人看重的是優越的條件；人的繁殖難道就不是嗎？」

　　在類似邏輯下，美國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成了開疆拓土、把壞品種趕出美國的理想方式──或許是經過墨西哥。一八六○年，丹尼爾．杭德利幻想窮白垃圾會神奇地離開美國。古老的英國殖民思想需要把窮人丟棄於某地。垃圾人口必須被排出、過濾或清除。同樣的想法也助長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如果不良婦女與普通人生兒育女，他們將拉低未來品種的素質。自然會淘汰劣等品種。又或者人類會插手干預，利用高爾頓的觀念，控制繁殖，幫最低等的雜種狗和白癡絕育。

　　宣稱某些品種永遠無法改善，也是忽略不平等的好方法。正如Ｗ．Ｅ．Ｂ．杜波依斯在一九○九年所解釋，南方的政治人物迷失在毫無邏輯的空洞中。他們荒謬的主張是：任何形式的社會干預都毫無意義，因為人類無法反抗自然的力量；有些種族和階級總是受限於他們可悲的智力和體力。南方聲稱支持現有制度、獎勵特權階級是為了保護公眾利益，但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反民主。把難以處理的品種歸咎於自然，只是種合理化冷漠的方法。

　　儘管雷根總統喜歡援引「山巔之城」的意象，但他的批評者很快就發現，不是誰都進得去這個光輝之城，二十世紀或十七世紀皆是如此。在雷根經濟政策下，富裕階級的稅率大幅降低。紐約州州長馬力歐．古莫（Mario Cuomo）在一九八四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一番話說到痛處：「雷根總統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他相信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他說我們應該好好照顧強者就夠了，並冀望努力工作與慈善事業能解決剩下的問題。讓富人更富，至於中產階級和那些拚命想擠進中產階級的人，讓他們撿餐桌上掉下來的就夠了。」古莫的直白語言呼應了杜波依斯的觀點，他的反達爾文主義點破了雷根的心態：有必要將較強的品種與較弱的品種分隔開來。僅僅維持現狀是不夠的；就算沒有特定事件、社會結構完好無缺，不平等還是有可能加劇，階級之間的差距還是有可能擴大。二○○九年，前百分之一的人繳的州稅和地方稅佔其收入的百分之五點二。然而最窮的後百分之二十人口，繳的稅則是其收入的百分之十點九。各州政府懲罰窮人，卻免於受責。1

　　階級從來不只關於收入或經濟價值。階級是由關於物質與肉體的相關語言所塑造。骯髒的腳和蠟黃的膚色依然是犯罪和墮落的標誌。棚屋、茅屋、貧戶、棚戶鎮、拖車停車場，永遠都稱不上「家」。作為過渡空間、不穩定的空間，裡面的居民缺乏穩定、生產力、經濟價值和人類價值等公民標誌。

　　所有人都有就業機會在美國只是一則神話。經濟無法讓每個人都有就業機會，這個事實卻很少人承認。十六世紀的英國人鼓勵窮人從軍，成為「窮人預備部隊」的一員。現代美國的窮人預備部隊從事的卻是最糟糕、收入最低的職缺，這些勞動力用於挖礦、清潔廁所和穀倉隔間、採摘作物，或屠宰動物。廢人仍然是「泥巴佬」──社會財富底層的勞動力。窮白人仍然被教導要憎恨──但不是憎恨掌控他們的人。詹森就是在開這個玩笑：「如果你能讓最低等的白人相信他比最高等的有色人種更好，他就不會注意到你在扒他的口袋。該死！給他一個他可以瞧不起的人，他就會自動把口袋翻給你。」

　　美國「想像」自己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大多數人從來都不太關心平等。因為育種不是這樣運作的。繼承人、純種、血統：富有的偽貴族還是找到維護其社會權力的方法。我們看到，無才無德之人可以僅憑繼承父母的財富獲得地位。直言之，如果不是因為父母有權有勢有影響力，我們誰還會知道唐納．川普①、小布希、小傑斯．傑克遜（Jesse Jackson Jr.）②，或是好萊塢的查理．辛（Charlie Sheen）③和派瑞斯．希爾頓④是誰嗎？甚至某些公認傑出的政治人物都是裙帶關係的產物，譬如小亞伯特．高爾（Albert Gore Jr.）⑤、蘭德．保羅（Rand Paul）⑥、安德魯．古默（Andrew Cuomo）⑦和眾多甘迺迪家族的成員。我們讓名人的孩子在起跑點就遙遙領先，尊重他們合法繼承人的身分，宛如現代版的清教徒選民之子。

　　根據湯瑪斯．傑佛遜的構想，自然決定了階級。自然需要自然的貴族──他稱之為「隨機的貴族」。欲望的火花會引導強者與強者交配，「善良聰明」的人選擇的結婚對象具備美貌、健康、美德和才能──這些品質會繁衍下去。不同於二十世紀初的優生學，傑佛遜的上層階級的重點在於男性的選擇，而優生學則督促中產階級婦女精挑細選，看看她理想對象的血統是否純正。婚姻與階級一直密不可分：現今的線上交友服務以優生理念為前提，相信人可以找到完美的伴侶──擁有共同的階級和教育興趣的伴侶。二○一四年至二○一五年，eHarmony.com的一系列電視廣告都在釋放相同的訊息：任何「正常」的中產階級都不會和俗氣的（也就是下等階級的）失敗者配成一對。正如歷史學家吉爾．勒波雷（Jill Lepore）在《紐約客》上指出，企業家保羅．波佩諾博士（Dr. Paul Popenoe）早年曾是優生學方面的權威，後來轉向婚姻諮詢，最後於一九五六年開啟電腦交友的服務。某些服務相當明目張膽：「好基因」網站承諾會用「匹配憑證」幫助「常春藤聯盟」找到可能的配偶。「匹配憑證」指的是相似階層的純種。2

　　理論上，自然法則應該挑選出有才德的精英，以取代人為的貴族統治。然而，與此同時，自然法則也讓人類有理由將失敗者歸因於不良的血統或品種，並賦予這種失敗一定的必然性。根據這種古老的想法，如果自然是一切的法則，自然也需要園丁。人類中的雜草時不時就要剪除。這就是為什麼佔居者被當成第一波殖民開拓者，讓他們先去攻佔印地安人的土地，然後等到高階農民抵達美洲，又把他們驅離。最後，對於邊界的控制延伸變成隔離法，之後又延伸變成分區法，在創造現代郊區的過程中，從糟粕渣滓中挑選出秀美的小麥。在精心規劃的城鎮和社區裡，階級的高牆隨著房地產的上漲而高築。

　　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經常將動物和人類等量觀之。種馬形同最高等的種植園主，自然該得到最好的牧場。像白垃圾這樣沒用的劣等貨，只配在沼澤地上廝混。雖然很少明言，我們的社會仍然用佔有和擁有的土地價值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就。城市的貧民窟，就跟城市邊緣廉價土地的拖車停車場一般，是現代版的威廉．柏德的狄思魔沼澤：危險、未開化的荒地，藏汙納垢，不具生產力。

　　位置決定一切。位置決定你是否進得去精英學校，享受安全社區、優良的基礎建設、先進的醫院、高檔的雜貨店。上層和中產階級的父母教導孩子，如何在自己的階級環境中生存下來。他們為此目的提供了應有的物質資源。但看看亨利．華萊士一九三六年所寫：如果十萬貧困兒童和十萬富裕兒童都得到了同樣的食物、衣服、教育、照顧和保護，會是怎樣？階級的界線會消失。華萊士說這是消除階級的唯一方法。但他沒說的是，這樣一來孩子必須離開家，在一個公正、公平的環境中長大。這確實是一個危險的想法！

　　我們一直──現在仍是──依賴血統來維持階級優勢，並把這樣的優勢傳給下一代。統計數字已經能證明，要知道一個小孩日後會不會成功，光看他祖先的階級地位就知道。諷刺的是，雖然美國革命者痛恨舊世界的貴族，但今日的美國人卻以舊社會的方式分配財富，而現代歐洲國家則為其人民提供了相當多的社會福利。平均而言，美國人留百分之五十的財產給孩子。北歐國家的社會流動性要高得多：丹麥父母將總財產的百分之十五留給孩子，瑞典父母留百分之二十七。比起生物上的基因遺傳，階級財富和特權是更重要的傳承，足以決定一個人的未來。3

　　我們該承認優生學思想並未滅絕，不要自欺欺人謬誤的想法都只是過去某時代的短暫流行。夏洛特．海斯說，窮人可以挨餓「一陣子」沒關係。還有一些人也抱持同樣的看法。「生育治療」（fertility treatment）聽起來沒什麼不好，它讓富人能夠繁殖同類，在全國各地的「嬰兒中心」購買精子和卵子。與此同時，墮胎和節育對福音派的保守分子來說，等同於違背上帝的旨意：人類應該生養眾多。他們恐懼非自然的生殖方式，卻並不反對生育診所。反墮胎人士和優生學家一樣，認為國家有權干涉貧窮單身女性的生育習慣。

　　卡特執政期間，國家不再補助貧窮婦女墮胎。今天，國家禁止她們使用福利金購買拋棄式尿褲。現代保守主義者認為，女性的首要與最終身分是繁殖者。二○一二年的共和黨初選辯論展現了這種意識形態。當時，每個候選人都在吹噓自己家裡人口眾多，一個比一個誇張。共和黨人在模仿的是二十紀初州立博覽會的「更適當家庭」競賽。一名記者開玩笑說，洪博培（Jon Huntsman）和羅姆尼的孩子應該共結連理，「創造出由俊美絕倫的摩門教徒組成的超級種族。」⑧美國仍有一種培育「同類」的文化願望。正如各領域的私相授受、任人唯親依然不變，當代階級複製的方式與過去的也沒有什麼不同。4

　　有些事情永遠不會改變。美國夢的概念迷惑了幾代美國人。被稱為「美國特殊論」的獨特信仰，今日依然存在。但它可以追溯到幾世紀前的計畫和政策，它們緣起於大不列顛島國殖民美洲大陸的目標。理察．哈克盧伊特的奇幻文學逐漸成為更龐大的殖民動力，希望能征服美洲。富蘭克林、潘恩、傑佛遜等人的論點的背後也是同一種意識形態（與此同時，倫敦經濟學家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的政治統計，讓大眾對人口增長的長期迷戀變得愈發強烈）。狄奧多．羅斯福也有夢想。他夢想每對父母都兒孫滿堂，每對夫妻都血統優良，把美國人當作是盎格魯撒克遜家族中最健康的一員。

　　這讓我們看清了奴隸制與自由勞動的必然關係。這是詹姆斯．奧格爾索普在喬治亞第一次付諸實踐的想法，這想法合理且周詳：允許奴隸制會妨礙一般白人和其家人的經濟機會與社會流動性。在南方各州，種族優勢與階級優勢緊密交織，且只要白人統治精英掌控政治、操控經濟讓少數人受益，種族優勢與階級優勢就永遠無法切割開來。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奴役與壓抑優秀的非裔美國人才是歷史悲劇。那麼，我們為何繼續忽視建立於階級之上的權力關係有多病態呢？而這種權力關係正是美利堅共和國的政治遺產。如果美國夢是真的，我們應該會看到更多向上流動的案例。

跟我們一樣

　　那麼，讓我們把真相弄清楚。因為土地買賣從來不是個自由市場，在過去向下流動的機率不亞於向上流動。歷史上，美國人把社會流動和身體移動混為一談。所謂的拓荒者將階級制度散布各地。我們需要承認這一事實。一般來說，叱吒風雲的投機商人控制了土地，他們把良田分配給富人，逼迫貧窮的佔居者離開。市場沒有看得見的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未必獎勵勤勞優秀的人才。出身名門世家過去能、將來也能官運亨通、財源廣進。

　　自由是扇旋轉門，這解釋了向下流動的現實。門會把某些人帶進門，而把另一些人送出室外吹冷風。它允許甚至鼓勵剝削。透過合理化的過程，大眾一直都傾向把失敗歸咎於個人缺點──這是二○一○年後共和黨在國會中一再重複的陳腔濫調。當時前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公開將失業與個人懶惰畫上等號。另一位前眾議院議長金瑞契更在二○一一年底登上頭條，因為他似乎想要用美國大革命時代傑佛遜的方法來解決貧窮問題：讓學校變成工作場所。金瑞契說：「你的鄰居很窮。有些學生需要上學。他們既沒有錢，也沒有工作的習慣……為何不讓他們成為工友的助手，讓他們去拖地和打掃廁所？」只有在三○年代大蕭條期間，美國才充分認識到向下流動的意義。當時，全國四分之一人失業。指責個人不夠努力的老招已不再具有說服力。5

　　在大多數情況下，一般人忽視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正。但這並不代表窮人也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毫無感受。政客們故意無視許多社會問題。不管怎麼說，假裝美國是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並且已經變富裕，絕對是錯誤的歷史認識。「百分之一」最近被大量使用，成為有錢大亨的簡稱。「百分之一」讓大眾關注到對穩固權力的弊病，但「百分之一」並非新現象。就算有些人試圖用花言巧語掩蓋社會真相，階級分化一直以來都是政治辯論的焦點。窮白人一直以各種形式和我們同在。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獲得的汙名就是鐵證：廢人、汙穢殘渣、呆伯、沼澤勞碌人、流氓、垃圾、佔居者、南方窮白人、吃土者、劣馬、泥巴佬、南方無賴、荊棘勞碌人、鄉巴佬、低下南方人、白黑鬼。退化品種。白垃圾。紅脖子。拖車垃圾。沼澤人。

　　大眾指責這些人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說得好像這些人還有其他選擇一樣。從一開始，在農村或都市精英以及中產階級的頭腦中，這些人就像是雜草叢生、生產力薄弱的邊緣土壤。他們被描繪成懶惰、竄流的流浪者，因貧窮而傷痕累累。情況最糟的吃土維生，膚色蠟黃，在泥中打滾。烈日將他們的脖子曬傷。他們的孩子衣著不整，三餐不繼，產生綿延不絕的劣等品種。性生活混亂發生於遠離文明的鄉野的破屋子裡，城市的道德規範無法教化這裡的人。我們以為被拋諸在後的群體已經滅絕，以為今日社會思想進步，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但是今日的拖車垃圾不過是昨日馬車上的流浪漢──新版的奧克拉荷馬流動農民、新版的佛羅里達南方窮白人。

　　它們經常被改名，但它們不會消失。無論我們告訴自己什麼，這個國家的認同感都與一無所有者脫不了干係。這個國家對種族議題的關注眾所周知。但除此之外，我們其實也相當關注好品種和壞品種。這是有理由的：我們把美國稱為「獨一無二的」機會之地，而非「某個」充滿機會的地方，以此向後代承諾，自我推進的向上潛力將永遠存在。

　　美國社會中那些無法往上爬的人，是美國文明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好萊塢電影《激流四勇士》是個殘酷的反諷，因為這部可怕的冒險電影強化了白垃圾的刻板印象，卻忽視電影拍攝地的貧困。電影裡有個演員根本不是專業演員，卻比其他角色都讓人印象深刻：比利．瑞登（Billy Redden）。他扮演的是近親繁殖的產物，坐在那裡彈奏班鳩琴。製作人從喬治亞州拉本郡（Rabun County）的某所學校中選中年僅十五歲的比利，因為他的長相古怪（上了妝後還要更為古怪）。他不會彈班鳩琴，所以製片請了某個音樂家躲在比利身後，伸出手指替他彈奏，並由攝影師來取角度。二○一二年，為了紀念該片上映四十周年，比利接受採訪。他說，他當年片酬不高。五十六歲的比利說：「不然，我現在就不會在沃爾瑪工作了。我很努力想付得起帳單。」6

　　美國中產階級被迫承認貧窮的存在。他們感到不舒服，凸顯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脫節。很明顯，自詹姆斯．阿吉於一九四一年揭露收割零工的慘況以來，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進步。我們今天仍然對「刺眼的真相」視而不見。反之，在這個史上最富裕的國家裡，電視節目呈現的退化人種與廢棄生命，滿足了我們的階級想像與偷窺快感，卻無助於改善一成不變的美國鄉村。比利．瑞登呢？一九七二年，一個鄉下小孩被塑造成典型的弱智鄉下人、有才藝的白癡。今天，為了生存，他進行了一場平凡的鬥爭。但這樣的故事發展令人失望，因為他的故事是平凡的。他既不古怪也不乖僻。他也不留大鬍子，不戴頭巾，或者獵殺鱷魚。他只是在沃爾瑪工作──全美國成千上萬名默默無聞的員工之一。

　　在美國的故事中，白垃圾是一個我們不願意去面對的核心問題。白垃圾的存在──無論是當他們被我們看見，或是刻意視而不見──都證明了美國社會沉迷於在那些我們不想看見的鄰居身上貼標籤。「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樣告訴自己。但是，他們跟我們一樣，而且是美國歷史中關鍵的一章，無論我們喜不喜歡。

① 譯註：其父佛瑞德．川普（Fred Trump）為紐約成功的房地產開發商。

② 譯註：其父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為美國著名民權領袖。

③ 譯註：其父馬丁．辛（Martin Sheen）亦為知名演員。

④ 譯註：其父李察．希爾頓（Richard Hilton）為希爾頓酒店集團主席與共同創辦人。

⑤ 譯註：其父老高爾曾任多屆美國參議員與眾議員。

⑥ 譯註：其父朗．保羅（Ron Paul）連任多屆美國眾議員，亦曾參選美國總統。

⑦ 譯註：其父馬力歐．古莫（Mario Cuomo）亦曾任紐約州州長。

⑧ 譯註：洪博培曾任猶它州州長與美國駐中國大使，羅姆尼曾任麻薩諸塞州州長並參選總統。兩人皆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俗稱摩門教）教徒。

註釋

前言

1. Harper Lee, To Kill a Mockingbir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0;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1999), 194-95.

2. See twelve photos in “KKK Rallies at South Carolina Statehouse in Defense of Confederate Flag,” NBC News, July 19, 2015; and “Paula Deen: ‘Why, of Course, I Say the N Word, Sugar. Doesn’t Everybody?,’” Thesuperficial.com, July 19, 2013; and for calling Deen a “66 year-old, White trash, trailer park, backwards-ass, country-fried peckerwood,” see “Paula Deen’s Southern-Fried Racist Fantasies,” The Domino Theory by Jeff Winbush, June 20, 2013.

導論　我們遺忘的寓言

1.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4-5.

2. 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 first aired in 1952, while The Honey-mooners began in 1951. Murray, Coming Apart, 8-9.

3. See Francis J. Bremer, “Would John Adams Have Called John Winthrop a Founding ‘Father’?,” Common-Place 4, no. 3 (April 2004).

4. Sacvan Bercovitch, “How the Puritans W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as-sachusetts Review 17, no. 4 (Winter 1976): 597-630, esp. 603. Also see Michael P. Winship, “Were There Any Puritans in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Quarterly 74, no. 1 (March 2001): 118-38, esp. 131-38; and Peter J. Gomes, “Pilgrims and Puritans: ‘Heroes’ and ‘Villain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Past,”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95 (1983): 1-16, esp. 2-5, 7.

5. 最終版的紀念碑高八十一呎。請見James F. O’Gorman, “The Colossus of Plymouth: Hammatt Billings 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4, no. 3 (September 1995): 278–301.

6. Roger Cushing Aikin, “Paintings of Manifest Destiny: Mapping a Nation,” American Art 14, no. 3 (Autumn 2000): 84-85.

7. Matthew Dennis, Red, White, and Blue Letter Days: An American Calend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85, 87, 101; Ann Uhry Abrams, The Pilgrims and Pocahontas: Rival Myths of American Origi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5, 26. Also see Flora J. Cooke, “Reading Lessons for Primary Grades: History, Series I, ‘The Pilgrims,’” Course of Study 1, no. 5 (January 1901): 442-47; and John H. Humins, “Squanto and Massasoit: A Struggle for Power,” New England Quarterly 60, no. 1 (March 1987): 54-70.

8. 關於羅阿諾克的神秘光環，請見Kathleen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Catastrophe and Colonial Settlement in Earl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23–24, 67; Karen Ordahl Kupperman, “Roanoke Lost,” American Heritage 36, no. 5 (1985): 81–90.

9. 威廉．沃特（William Wirt），深受湯瑪斯．傑佛遜提攜，後來成為美國的司法部長。沃特一八○三年時稱寶嘉康蒂為詹姆斯鎮的「守護神」。瑪莎．華盛頓的孫子喬治．華盛頓．帕爾克．卡斯提斯（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一八三○年寫下《寶嘉康蒂》（Pocahontas）一劇。在瑪麗．維吉尼亞．沃爾（Mary Virginia Wall）的《維吉妮亞．戴爾之女》（The Daughter of Virginia Dare）劇中，戴爾成為波哈坦的妻妾和寶嘉康蒂的生母。一九一七年南方作家韋切爾．林賽（Vachel Lindsay）則在〈我們的母親寶嘉康蒂〉（“Our Mother, Pocahontas”）中讚美維吉尼亞為美國的誕生地。請見Jay Hubbard, “The Smith-Pocahontas Story in Literatur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5, no. 3 (July 1957): 275–300.

10. See Edward Buscombe, “What’s New in the New World?,” Film Quarterly 62, no. 3 (Spring 2009): 35-40; Michelle LeMaster, “Pocahontas: (De)Con-structing an American Myt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2, no. 4 (Octo-ber 2005): 774-81; Kevin D. Murphy, “Pocahontas: Her Life and Legend: An Exhibition Review,” Winterthur Portfolio 29, no. 4 (Winter 1994): 265-75. On women and nature, see 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eds.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8-87; Anne Kolodny,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3-5; and Susan Scott Parrish, “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4, no. 3 (July 1997): 476, 502-14.

11. Hubbard, “The Smith- Pocahontas Story,” 279–85. 在一六○八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史密斯僅簡短提及這起營救事件。詳細敘述卻是在一六二四年出版的《維吉尼亞、新英格蘭、薩默群島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中才出現。請見 Karen Ordahl Kupperman, ed., Captain John Smith: A Select Edition of His Writing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57–73. 拉爾夫．哈默筆下的寶嘉康蒂「沒教養、舉止粗魯、屬於受詛咒的一代人。」他認為寶嘉康蒂與約翰．羅爾夫的結合「只是為了種植園的利益和榮耀」，請見Hamor, A True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1615; reprint ed., Richmond: 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 1957), 24, 63. 有關蘇格蘭流行的民謠，請見Rayna Green, “The Pocahontas Perplex: The Image of Indian Women in American Culture,” Massachusetts Review 16, no. 4 (Autumn 1975): 698–714, esp. 698–700.

12. Buscombe, “What’s New in the New World?,” 36; Murphy, “Pocahontas: Her Life and Legend,” 270.

13. Nancy Shoemaker, “Native-American Women in History,”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9, no. 4 (Summer 1995): 10-14; and Green, “The Pocahontas Per-plex,” 704.

14. 有關於新英格蘭如何利用強迫和懲罰來維持底層勞動力（主要是兒童和青少年），請見Barry Levy, Town Bor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61–72. 甚至威廉．布拉德福德在他的《論普利茅斯種植園》（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也試圖用政治算術，論述孩子的「增長」數量大於死亡數量，以將死者抹去；請見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119, 135–36, 138, 153–54; Richard 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01), 44, 50, 59–63.

15.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70, 74–76, 78, 100–103 (cannibalism), 108–10. 有關英國和西班牙人一樣渴望黃金，請見Constance Jordan, “Conclusion: Jamestown and Its North Atlantic World,” in Envisioning an English Empire: Jmestown and the Mak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World, eds. Robert Appelbaum and John Wood Swee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280–81.

16. François Weil, “John Farmer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Genealogy,” New England Quarterly 80, no. 3 (September 2007): 408-34, esp. 431; Francesca Morgan, “Lineage as Capital: Genealogy in Antebellum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Quarterly 83, no. 2 (June 2010): 250-82, esp. 280-82; Michael S. Sweeney, “Ancestors, Avotaynu, Roots: An Inquiry into American Genealogi-cal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2010), 41.

17. Francis J. Bremer,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nathan Winthrop and the Puritan Found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Review 6 (2004): 38–69, esp. 39–42.有關法律定位，請見Christopher Tomlins, Freedom Bound: Law, Labor, and Civic Identity in Colonizing English America, 1580–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9–20.有關新市政廳，請見David Glassberg, “Public Ritual and Cultural Hierarchy: Philadelphia Civic Celebr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7, no. 3 (July 1983): 421–48, esp. 426–29. 有關普利茅斯巖，請見Abrams, The Pilgrims and Pocahontas, 6; and Gomes, “Pilgrims and Puritans,” 6. 在一八二○年的演講中，律師丹尼爾．韋伯斯特將這塊岩石描述為「在荒野茫茫、野蠻人居住的廣袤國土上，我們第一個立足點」；請見John Seelye, Memory’s Nation: The Place of Plymouth Roc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75.

18. 關於消滅窮人的英式觀念，請見E. P. Hutchinson, The Population Deb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licting Theories up to 190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37, 44, 52, 123–24; Timothy Raylor, “Samuel Hartlib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Bees,” in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s. Michael Leslie and Timothy Raylo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106.

19. Abbot Emerson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5, 7, 12, 20, 67-85, 136-51; A. Roger Ekirch, “Bound for America: A Profile of British Convicts Transported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2, no. 2 (April 1985): 184-222; Abbott Emerson Smith, “Indentured Servants: New Light on Some of America’s ‘First’ Famil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 no. 1 (May 1942): 40-53; A. L. Beier, 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 1560-1640 (London: Methuen, 1985), 162-64; Tomlins, Freedom Bound, 21, 76-77; Farley Grubb, “Fatherless and Friendles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English Emigrant Serv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no. 1 (March 1992): 85-108. On “Egyptian bondage,” see Marilyn C. Baseler, “Asylum for Mankind”: America, 1607-180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99-101. On “Little Bess” Arm-strong, see Emma Christopher, A Merciless Place: The Fact of British Convicts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

20. Baseler, “Asylum for Mankind,” 35-40, 75; Tomlins, Freedom Bound, 504; Beier, Masterless Men, 95; Sir Josiah Child, A Discourse on Trade (London, 1690), 172-73; John Combs, “The Phases of Conversion: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Rise of Slavery in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8, no. 3 (July 2011): 332-60.

第一章　丟垃圾：荒地與廢人的新世界

1. See Peter C.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An Elizabethan’s Obsession for an English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6-8, 25, 31, 38, 40, 102.

2. Ibid., 8, 63, 76-77; D. B. Quinn, ed.,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0), 1:102; Kenneth R.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48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0-31, 200-201, 218, 294-99.

3.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3-4, 92-100, 158, 184-94, 218, 221-31; E. G. R. Taylor, “Richard Hakluyt,” Geographical Journal 109, no. 4-6 (April-June 1947): 165-71, esp. 165-66; Kupperman, Captain John Smith, 3-4, 267. On Smith’s borrowing from Hakluyt, see David B. Quinn, “Hakluyt’s Reputa-tion,” in Explorers and Colonies: America, 1500-1625 (London and Ronce verte, WV: Hambledon Press, 1990), 19.

4.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72, 92, 128-29, 139, 183-84; David B. Quinn and Alison M. Quinn, eds., 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Greate Necessite and Manifolde Commodyties That Are Like to Growe to This Realm of Englande by the Westerne Discoveries Lately Attempted. Written in the Year 1584. By Richard Hackluyt of Oxforde. Known as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93), xv, xxii. Hereafter cited as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5.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8, 28, 31, 55, 116, 117, 119. Michel de Montaigne’s “Of Cannibals” (1580)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603; see Lynn Glaser, America on Paper: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Philadelphia: Associated Antiquaries, 1989), 170-73; and Scott R. MacKenzie, “Breeches of Decorum: The Figure of a Barbarian in Montaigne and Addison,” South Cen-tral Review, no. 2 (Summer 2006): 99-127, esp. 101-3.

6. For Virginia as Raleigh’s bride, see “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 in The Original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Two Richard Hakluyts, ed. E. G. R. Taylor,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5), 2:367-68; also see Mary C. Fuller, Voyages in Print: English Travel to America, 1576-16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5.

7. Tomlins, Freedom Bound, 114-18, 135-38, 143-44; and John Smith, Adver-tisements: Or, The Pathway to Experience to Erect a Plantation (1831),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580-1631), ed. Philip L. Barbour, 3 vo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3:290.

8. 關於糞肥，請見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 (1624)與John Smith, Advertisements for the Unexperienced Planters of New England, or Any Where (1631)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109; 3:276.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waste」與土地相關時，有好幾種含義：(1a)無人居住或杳無人煙的地區、沙漠或荒野；(1b)大片水域、空中的空白空間或是被雪覆蓋的土地；(2)共同擁有（非私人所有）的未開墾或未利用的土地；(3)災區。在法律上，「waste」的定義是：「對於不可繼承的自由保有地產，或非完全保有地產權，承租人任何未經授權的行為，造成保有物毀壞，或造成遺產損害。」意思是說承租人，而非土地所有者，破壞了財產並降低其價值。「waste」指的是未開墾或自然狀態的土地，或「不被用來或不適合用來種植或建築，任其荒蕪」的土地（周遭通常圍繞著已開發的土地）。

9.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115. 關於土地改良的語言，請見 Andrew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grarian England, 1500–16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116, 136–37, 162, 168.

10.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28; also see the elder Hakluyt’s “Inducements to the Liking of the Voyage Intended Toward Virginia” (1585), 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2:331; and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168. Timothy Sweet, “Economy, Ecology, and Utopia in Early Colonial Pro-motional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71, no. 3 (September 1999): 399-427, esp. 407-8. Hakluyt’s list of tasks (down to plucking and packing feathers) was borrowed from George Peckham’s A True Reporte of Late Discoveries and Possession, Taken in the Right of the Crowne of Englande of the Newfound Landes: By That Valiant and Worthye Gentleman, Sir Humphrey Gilbert, Knight. Hakluyt later included the relevant passage: Richard Hakluyt, 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1589), eds. David Beers Quinn and Raleigh Ashlin Skelton, 2 vols. (reprinted facsimil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710-11.

11.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28, 120, 123-24. On using the colo-nies to unburden England of idle children of the poor, see Hakluyt the elder, “Inducements for Virginia,” 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2:330; Gilbert, “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 (London, 1576), 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1:161; and Peckham, “A True Report,” in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2:710-11.

12.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28.

13. John Cramsie, “Commercial Projects and the Fiscal Policy of James VI and I,” Historical Journal 43, no. 2 (2000): 345-64, esp. 350-51, 359.

14. Walter I. Trattner, “God and Expan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John Dee, 1527-1583,”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5, no. 1 (January-March 1964): 17-34, esp. 26-27; Beier, Masterless Men, 56, 149-50, 168.

15.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28. 吉爾伯特也提出相同論述，認為與其把窮人送上絞架，不如讓他們移居美洲；請見“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 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1:160–61. 根據羅馬法，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成為戰俘，就有可能變成奴隸。當了奴隸，戰俘就能免於一死；請見“The Labor Marke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4, no. 4 (Spring 2004): 513–38, esp. 534. 有位法國學者指出，在英國民族誌中，「垃圾人」（rubbish men）一詞意指債務奴隸；請見 Alain Testart, “The Ex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Debt Slavery,” Revue Francaise de Sociologie 43, no. 1 (2002): 173–204, esp. 199.

16. Hakluyt,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31–32, 120. 有關乞丐的孩子被送往殖民地當奴隸，請見A. L. Beier, “ ‘A New Serfdom’: Labor Laws, Vagrancy Statutes, and Labor Discipline in England, 1350–1800,” in Cast Out: Vagrancy and Homelessness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s. A. L. Beier and Paul Ocobock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47.

17. Beier, Masterless Men, 158-60; C. S. L. Davies, “Slavery and Protector Somerset: The Vagrancy Act of 1547,”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no. 3 (1966): 533-49.

18. See William Harrison, “Chapter IX: Of Provisions Made for the Poor” (1577 and 1857), in Elizabethan England: From “A Description of England,” by William Harrison (in “Holinshed’s Chronicles”), edited by Lothrop Withing-ton, with introduction by F. J. Furnivall (London: The W. Scott Publishing Co., 1902), 122-29, esp. 122; and Patrick Copland, Virginia’s God Be Thanked, or A Sermon of Thanksgiving for the Happie Successe of the Affayres in Virginia This Last Yeare. Preached by Patrick Copland at Bow-Church in Cheapside, Before the Honourable Virginia Company, on Thurs-day, the 18. of April 1622 (London, 1622), 31.

19. Beier, Masterless Men, 43; Copland, Virginia’s God Be Thanked, 31; John Donne, A Sermon upon the Eighth Verse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reached to the Honourable Company of the Virginia Plantation, 13, November 1622 (London, 1624), 21. 雖然約翰．懷特（John White）試圖反駁這種負面形象，但他承認，大眾普遍認為「殖民地應該是國家的排泄管或汙水池；排去穢物」；請見懷特的The Planters Plea, or the Grounds of Plantations Examined and Usuall Objections Answered (London, 1630), 33.大哈克盧伊特筆下的「英國人中的雜碎」，請見 “Letter of Instruction for the 1580 Voyage of Arthur Pet and Charles Jackman,” in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1:460. 把窮人排入殖民地的想法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西塞羅（Cicero）把窮人描述為「『dordem urbis et faecem，城市裡受貧困折磨的殘渣』，他們應該被『排放到殖民地去』」；請見Paul Ocobock, introduction in Beier and Ocobock, Cast Out, 4.

20. 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122. 哈里森筆下的窮人不受控制、隨意四散，就像是英國概念中的荒地。一位作家在一六五二年寫道，「本國處處可見荒蕪的荒地，我們不會再讓這些荒地（如同畸形的混亂）讓我們繼續丟臉、蒙受其害」；請見Wast Land’s Improvement, or Certain Proposals Made and Tend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onorabl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Parliament for the Advance of Trade, and General Profits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1653), 2.

21. 威廉．哈里森談到，儘管有些人認為「一窩牛」遠比窮人的「多餘增加」要重要得多，但他指出，戰爭時期需要窮人。如果英國遭敵國入侵，光靠窮人，就能組成「人牆」。請見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125; Beier, Masterless Men, 75–76.

22. Nicholas P. Canny,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From Ireland to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0, no. 4 (October 1973): 575-90, esp. 589-90; and Canny, “The Permissive Frontie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ntrol in English Settlements in Ireland and Virginia,” in The Western Enterprise: English Activities in Ireland, the Atlantic, and America, 1480-1650, eds. K. R. Andrews, N. P. Canny, and P. E. H. Hair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44, esp. 18-19. Also see Linda Bradley Salamon, “Vagabond Veterans: The Roguish Company of Martin Guerre and Henry V,” in Rogues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eds. Craig Dionne and Steve Mentz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261-93, esp. 265, 270-71; and Roger B. Manning, “Styles of Command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Armies,”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no. 3 (July 2007): 671-99, esp. 672-73, 687.

23. Craig Dionne, “Fashioning Outlaws: The Early Modern Rogue and Urban Cul-ture,” and Salamon, “Vagabond Veterans,” in Dionne and Mentz, Rogues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1-2, 7, 33-34, 267-68, 272-73; 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127-28; Beier, Masterless Men, 93-94; Claire S. Schen, “Constructing the Poor in Early Seventeeth-Century London,”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32, no. 3 (Autumn 2000): 450-63, esp. 453.

24. 小哈克盧伊特寫道，「如果邊境爆發戰爭，如果我們需要防禦，戰爭的紀律卻會訓練我國的青年，數量足以上戰場保家衛國。」；請見“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119–20, 123. 其他殖民倡導者認為，前往殖民地服務可以取代兵役，讓無所事事的窮人擁有必要的紀律。克里斯多夫．卡雷（Christopher Carleill）這樣認為，是出於他自己在低地國戰爭中的軍事經驗；請見Carleill, A Breef and Sommarie Discourse upon the Entended Voyage to the Hethermoste Partes of America: Written by Captain Carleill in April 1583 (1583), 6. 士兵被當作砲灰，請見，“Vagabond Veterans,” 271; and Sweet, “Economy, Ecology, and Utopia in Early Colonial Promotional Literature,” 408–9.

25. 迄今尚未有學者發現訓練窮人的孩子和把他們當作回收垃圾之間的關聯。

26. 有關禁止在街上排泄的法律，以及對褻瀆和偷菜的刑罰，請見“Articles, Lawes, and Orders, Divine, Politique, and Martiall for the Colony of Virginia: First Established by Sir Thomas Gates.... May 24, 1610,” in For the Colonial in Virginia Britannia. Lavves, Diuine, Morall, and Martiall, & c. Alget qui non Ardet. Res nostrae subinde non sunt, quales quis optaret, sed quales esse possunt (London, 1612), 10–13, 15–17；以及Kathleen M. Brown, Foul Bodies: Cleanliness in Early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64. 有關謀殺妻子再吃她的肉，請見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in Virginia, with a Confutation of Such Scandalous Reports as have Tended to the Disgrace of So Worthy an Enterprise (London, 1610), 16；以及John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232–33;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103.

27. Donne, A Sermon upon the Eighth Verse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19.

28. Karen Ordahl Kupperman, “Apathy and Death in Early Jamestow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no. 1 (June 1979): 24–40, esp. 24–27, 31; and Wesley Frank Craven,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1606–1624 (Williamsburg: Virginia 3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orporation, 1957), 22–28, 32–34. 有關黃金的許諾，請見David Beers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New York: Knopf, 1974), 482–87. 有關快速致富的誘惑，以及新世界的夜壺是用黃金所做，請見George Chapman, Eastward Hoe (London, 1605; reprint, London: The Tudor Facsimile Texts, 1914), 76. 有關「懶惰的無所事事」，請見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1610), 19. 有關「禽獸般的懶散」與「無所事事」，請見Virginia Company, A True and Sincere Declaration of the Purpose and End of the Plantation Begun in Virginia (London, 1610), 10.

29. 從吉爾伯特那裡得到靈感，吉爾伯特建議讓窮人家的孩子們接受「有用手藝」的訓練，這樣他們就可以製作「小玩意」賣給印第安人；請見Gilbert, “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 (1576), 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al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1:161. 以及Canny, “The Permissive Frontier,” 25, 27–29, 33. 有關禁止賭博、強暴與水手做生意，請見 “Articles, Lawes, and Orders... Established by Sir Thomas Gates,” 10–11, 13–14.

30. On Thomas More’s Utopia (1516), see Joan Thirsk, “Making a Fresh Start: Six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and the Classical Inspiration,” in Michael Leslie and Timothy Raylor, eds.,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rit-ing and the Land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

31. On Rolfe and tobacco, see Philip D. Morgan, “Virginia’s Other Prototype: The Caribbean,” in The Atlantic World and Virginia, 1550-1624, ed. Peter C. Mancal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362; and Edmund S. Morgan, “The Labor Problem at Jamestown, 1607-161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no. 3 (June 1971): 595-611, esp. 609.

32. See Manning C. Voorhis, “Crown Versus Council in the Virginia Land Polic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3, no. 4 (October 1946): 499-514, esp. 500-501; and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Norton, 1975), 93-94, 171-73. Morgan quotes Jamestown planter John Pory, who wrote that “our principall wealth... consisteth in servants.” See Morgan,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8, no. 2 (1971): 169-98, esp. 176-77.

33. See Tomlins, Freedom Bound, 31-36, 78-81; Mary Sarah Bilder, “The Struggle over Immigration: Indentured Servants, Slaves, and Articles of Commerce,” Mis-souri Law Review 61 (Fall 1996): 758-59, 764; and Warren M. Billings, “The Law of Servants and Slav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irginia,”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9, no. 1 (January 1991): 45-62, esp. 47-49, 51.

34. Morgan,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170, 185-86, 198; Schen, “Construct-ing the Poor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451; Billings, “The Law of Servants and Slaves,” 48-49. On high death tolls for indentured servants, see Martha W. McCartney, Virginia Immigrants and Adventurer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Baltimore: Genealogical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4; and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255.

35. 約翰．波特（John Pott）用幾磅的貿易珠付了贖金，讓印地安人放了她；他還聲稱她死去的丈夫欠他三年的契約工。請見McCartney, Virginia Immigrants and Adventurers, 258; and “The Humble Petition of Jane Dickenson Widdowe” (1624), in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ed. Susan M. Kingsbury, 4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35), 4:473；以及Canny, “The Permissive Frontier,” 32.

36.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388. 《威尼斯商人》出版於一六○○年。根據羅馬法，不只戰俘，債務人和棄兒都可轉為奴隸。奴隸的孩子也可以是奴隸。在詹姆斯鎮，債務人的孩子可被納做奴隸。請見Temin,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513–38, esp. 524, 531.

37. 請見David R. Ransome, “Wives for Virginia, 1621,”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8, no. 1 (January 1991): 3–18, esp. 4–7. 在維吉尼亞早期的歷史中，男女性別比大約是四比一；請見Virginia Bernhard, “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t Jamestown: Population and Gender in Early Virginia, 1607–1610,”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8, no. 4 (November 1992): 599–618, esp. 614–18. 關於把牛隻如何代表英國性，請見Virginia DeJohn Anderson, “Animals into the Wilderness: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Husbandr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9, no. 2 (April 2002): 377–408, esp. 377, 379. 將女性當做繁殖者送往殖民地的想法並不新鮮。一六五六年，克倫威爾將兩千名年輕的英格蘭婦女運至巴貝多群島，為了「讓她們繁衍後代以增添白人人口。」請見Jennifer L. Morgan, Laboring Women: Reproduction and Gender in New World Slave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74–75.

38. William Berkeley, A Discourse and View of Virginia (London, 1663), 2, 7, 12.

39. Samuel Eliot Morrison, “The Plymouth Company and Virginia,”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2, no. 2 (April 1954): 147-65;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119.

40. Tomlins, Freedom Bound, 23, 54-56; Alison Games, Migration and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 48, 53; T. H. Breen and Stephen Foster, “Moving to the New World: The Character of Early Massachusetts Migr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0, no. 2 (April 1973): 189-222, esp. 194, 201; Nuala Zahedieh, “London and the Colonial Consumer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2, no. 2 (May 1994): 239-61, esp. 245.

41. See his “General Observations” (1629), in John Winthrop Papers, 6 vols.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28-), 2:111-15; Edgar J. A. Johnson, “Economic Ideas of John Winthrop,” New England Quarterly 3, no. 2 (April 1930): 235-50, esp. 245, 250; Francis J. Bremer, John Winthrop: America’s Forgotten Foun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2-53, 160-61, 174-75, 181, and footnote 9 on 431-32.

42.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 7 (Boston, 1838), 33; Scott Michaelson, “John Winthrop’s ‘Modell’ Covenant and the Company Way,”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7, no. 2 (1992): 85-100, esp. 90; Lawrence W. Towner, “‘A Fondness for Freedom’: Servant Protest in Puritan Societ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9, no. 2 (April 1962): 201-19, esp. 204-5.

43. Norman H. Dawes, “Titles of Symbols of Presti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 no. 1 (January 1949): 69-83; David 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Essex County, 1629-169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18-19, 29-30, 92; John Winthrop Papers, 4, 54, 476; Bremer, John Winthrop, 355.

44. Towner, “‘A Fondness for Freedom,’” 202; Tomlins, Freedom Bound, 254-55; Bremer, John Winthrop, 313.

45. Tomlins, Freedom Bound, 56, 255–56, 258. 在麻薩諸塞法律中，十四歲是需負法律責任的年齡，大部分認定二十一歲才算成年。請見Ross W. Beales Jr., “In 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Child: Adulthood and Youth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American Quarterly 27, no. 4 (April 1975): 379–98, esp. 384–85, 393–94, 397. 一六二三年政府贈與土地之時，麻薩諸塞首先要求青年與家人同住並無償工作；麻薩諸塞、康乃狄克和羅德島都通過相同的法律：「單身的人都必須與家人同住。」請見William E. Nelson, “The Utopian Legal Order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1630–1686,”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47, no. 2 (April 2005): 183–230, esp. 183；以及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106.

46. Tomlins, Freedom Bound, 307, 310; Philip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75, 81-83, 125, 132, 135, 149.

47. Winthrop’s first two wives died in childbirth. His last wife gave birth a year before he died. Bremer, John Winthrop, 90-91, 102-3, 115, 314, 373.

48. Cotton Mather, A Good Master Well Served (Boston, 1696), 15-16, 35-36, 38; Towner, “‘A Fondness for Freedom,’” 209-10; Robert Middlekauf, The Mathers: Three Generations of Puritan Intellectuals, 1596-17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5.

49. William Perkins, “On the Right, Lawful, and Holy Use of Apparel” in The Whole Treatise of the Cases of Conscience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Books (Cambridge, England, 1606); Louis B. Wright, “William Perkins: Elizabethan Apostle of ‘ Practical Divinity,’ ”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2, no. 2 (January 1940): 171–96, esp. 177–78; Stephen Innes, Creating the Commonwealth: Economic Culture of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98), 101–3. 一六五一年，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官員宣佈他們「極度厭惡身分、教育、職業低下的男女，穿上紳士的衣著」；請見Leigh Eric Schmidt, “ ‘A Church-Going People Are a Dress-Loving People’: Clothes,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 Church History 58, no. 1 (March 1989): 36–51, esp. 38–39. 菲立普國王戰爭期間，法院起訴「三十八名妻子和女傭，以及三十名年輕男子…穿著絲綢炫耀」；請見Laurel Thatcher Ulrich, The Age of Homespun: Objects and Stories in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Myth (New York: Knopf, 2001), 125；以及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148. 關於擔心父母和主人縱容兒女和僕役，請見Edmund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us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66), 149.

50. 有關教會成員在法庭上享有的特權，請見Thomas Haskell, “Litigation and Social Stat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Have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no. 2 (June 1978): 219–41. 有關瑪莉．戴爾，請見Carla Gardina Pestana, “The Quaker Executions as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no. 2 (September 1992): 441–69, esp. 441, 460–64；以及David D. Hall, Worlds of Wonder, Days of Judgment: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 in Early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2–74, 186.在英國，被逐出教會可能會導致嚴厲的懲罰，比如禁止某人繼承遺產或無權起訴。在新英格蘭，至少是最初，逐出教會只會造成公民權被剝奪。一六三八年，法院制訂了更嚴厲的懲罰：如果某人在被逐出教會的六個月內，沒有悔改或尋求重新加入教會，他或她可能會被罰款、監禁、流放或「更嚴重」。請見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32.

51. 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44, 50, 59-63, endnote 5, 180; Robert J. Din-kin, “Seating the Meetinghouse in Early Massachusetts,” New England Quarterly 43, no. 3 (September 1970): 450-64, esp. 453-54.

52. Kathryn Zabelle Derounian, “The Publica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ary Rowlandson’s Indian Captivity Narrativ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3, no. 3 (1988): 239–62. 有關羅蘭森對英國階級和物質象徵的信仰，請見Nan Goodman, “ ‘Money Answers All Things’: Rethinking Economic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Captivity Narrative of Mary Rowlands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2, no. 1 (Spring 2010): 1–25, esp. 5.

53. Mary Rowlandson, The Sovereignty and Goodness of God, Together with the Faithfulness of His Promises Displayed: Being a Narrative of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 and Related Documents, ed. Neil Salisbury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7), 1, 16, 26, 75, 79, 83, 86, 89, 96-97, 103; Ulrich, The Age of Homespun, 59; Teresa A. Toulouse, “‘My Own Credit’: Strategies of (E)valuation in Mary Rowlandson’s Captivity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64, no. 2 (December 1992): 655-76, esp. 656-58; Tiffany Potter, “Writing Indigenous Femininity: Mary Rowlandson’s Narrative of Captivit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6, no. 2 (Winter 2003): 153-67, esp. 154.

54. See Increase Mather, Pray for the Rising Generation, or a Sermon Wherein Godly Parents Are Encouraged, to Pray and Believe for Children (Boston, 1678), 12, 17; Hall, Worlds of Wonder, 148-55; Gerald F. Moran, “Religious Renewal, Puritan Tribalism, and the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ilford, Connecticut,”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6, no. 2 (April 1979): 236-54, esp. 237-38, 250-54; Bremer, John Winthrop, 314-15; Lewis Milton Robin-son, “A History of the Half-Way Covenan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3).

55. 小哈克盧伊特寫了兩篇不同的獻詞：一篇強調維吉尼亞是適婚新娘，另一篇強調她是一個孩子，伊莉莎白女王是她的教母，監督那些教父教母（助產士）引導孩子的出生。山繆．普卡斯（Samuel Purchas）也用到相同的婚姻譬喻，他寫道維吉尼亞「可愛的外表」，「配得上最好的丈夫來追求她、愛她。」請見See “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 De Orbe Novo Petri Martyris, 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2:367；以及 “To the Right Worthie and Honourable Gentleman, Sir Walter Ralegh,” in A Notable Historie Containing four Voyages Made by Certayne French Captaynes into Florida (London, 1587), [2]. 雷利談到圭亞那（Guiana）也用到類似的描述，說她「還未失去童貞。」請見 Sir Walter Raleg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etc. performed in the Year 1595, edited by Sir Robert H. Schomburgk (London, 1848), 115; also see Louis Montrose, “The Work of Gender in the Discourse of Discovery,” Representations 33 (Winter 1991): 1–41, esp. 12–13; Fuller, Voyages in Print, 75; and Morgan, “Virginia’s Other Prototype,” 360.

56. See Rachel Doggett, Monique Hulvey, and Julie Ainsworth, eds., New World Wonders: European Images of the Americas, 1492-1700 (Washington, DC: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37; Edward L. Bond, “Sources of Knowledge, Sources of Power: The Super-natural World of English Virginia, 1607-1624,”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8, no. 2 (2000): 105-138, esp. 114.

57. See Jack Dempsey, ed., New England Canaan by Thomas Morton of “Merry-mount” (Scituate, MA: Digital Scanning, 2000), 283-88; Karen Ordahl Kup-perman, “Thomas Morton, Historian,” New England Quarterly 50, no. 4 (December 1977): 660-64; Michael Zukerman, “Pilgrims in the Wilderness: Community, Modernity, and the May Pole at Merrymount,” New England Quarterly 50, no. 4 (December 1977): 255-77; John P. McWilliams Jr., “Fic-tions of Merry Mount,” American Quarterly 29, no. 1 (Spring 1977): 3-30.

58. 莫頓一六二八年被捕後，他一開始被放逐在沙洲島上（新罕布夏），然後被運回英國。一六二九年他回到新英格蘭，一六三○年又被流放到英格蘭。一六四三年，他再次返回新英格蘭，次年被捕；一六四五年獲釋，條件是離開該地的管轄區，所以他前往緬因，不久後就去世了。要更瞭解他的一生，請見Jack Dempsey, Thomas Morton of “Merrymount”: The Life and Renaissance of an Early American Poet (Scituate, MA: Digital Scanning, 2000).

59. 莫頓相信印第安人使用特殊的水（「水晶泉」）來治癒不孕；請見Dempsey, New English Canaan, 7, 26–27, 53–55, 70, 90, 92, 120–21, 135–36, 139. 對莫頓分析最鞭辟入裡的是Michelle Burnham, “Land, Labor, and Colonial Economics in Thomas Morton’s New English Canaan,”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41, no. 3 (2006): 405–28, esp. 408, 413–14, 418, 421, 423–24；以及Edith Murphy, “ ‘A Rich Widow, Now to Be Tane Up or Laid Downe’: Solving the Riddle of Thomas Morton’s ‘Rise Oedipeu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5, no. 4 (October 1996): 755–68, esp. 756, 759, 761–62, 765–67.

60. Hamor, A True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20; Hakluyt, “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 2:367–68. 勞森還強調了牛羊數量的「驚人增長」，他稱之為「豐厚」──另一個用來描述富饒多豐的詞彙；請見John Lawson,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with introduction by Hugh Talmage Lefler (reprint of 1706 London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87–88, 91, 196. 約翰．史密斯也談到相同的概念，他說印地安婦女「很會生。」請見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2:1165. 有關新世界的多產形象，請見Parrish, “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 475–514, esp. 502–6, 511. 羅馬人聲稱，野蠻人和遊牧民族的婦女「容易生育」，英國人很快就把這個觀點代換為新世界的原住民婦女。請見Morgan, Laboring Women, 16–17.

61. Tomlins, Freedom Bound；奧格爾索普也提到馬里蘭有著「自然的子宮」，生出許多不同的動物。他把這片土地的「富饒多產」比作女人懷孕的肚子。如果在「交配式婚姻」下，女性是「拿著童貞去趕集」，奧格爾索普比較處女與妓女，他認為妓女「出租」她們的子宮，而老處女則會把子宮放到「不值錢」；請見 George Alsop, A Character of the Province of Maryland (London, 1666), in Narratives of Early Maryland, 1633–1684, ed., Clayton G. Hal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340–87, esp. 343–44, 348, 358. Also se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Carolina on the Coasts of Floreda (London, 1666), 9–10.

62. 有關騙婚謀奪土地，請見Morgan,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189–90. 歷史學家卡洛．莎瑪（Carole Shammas）注意到，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的殖民地對寡婦更慷慨，娶到她們的男人將獲得更多好處，鼓勵「活絡的寡婦再婚市場」；請見Shammas, “English Inheritance Law and Its Transfer to the Col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1, no. 2 (April 1987): 145–63, esp. 158–59. 有關高死亡率和再婚率，請見Lorena Walsh, “ ‘Till Death Do Us Part’: Marriage and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yland,” in The Chesapeak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Anglo-American Society, eds. Thad W. Tate and David L. Ammerm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126–52. 寡婦通常是丈夫的遺囑執行人，大多數婦女在丈夫死後一年甚至兩年內再婚；請見James R. Perry, The Formation of a Society on Virginia’s Eastern Shore, 1615–16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41, 79, 81.

63. T. H. Breen, “A Changing Labor Force and Race Relations in Virginia, 1660- 171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no. 1 (Autumn 1973): 3-25, esp. 10. For “ye scum of the country,” leveling language, and the charge that Bacon attracted the idle, or those in debt, see “William Sherwood’s Account” and “Ludlow’s Account,” in “Bacon’s Rebellion,”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 no. 2 (October 1893): 169, 171, 183. For Bacon’s followers as “Vulgar and Ignorant,” and “lately crept out of the condition of Servants,” see “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 in Virginia, by the Royal Commissioners, 1677,” in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1675-1690, ed. Charles M. Andrew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110-11, 113. On comparing the rebels to swine, see William Sher-wood, “Virginias Deploured Condition, Or an Impartiall Narrative of the Mur-ders comitted by the Indians there, and of the Sufferings of his Maties Loyall Subjects under the Rebellious outrages of Mr Nathaniell Bacon Junr: to the tenth day of August Anno Dom 1676 (1676),” in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9, 4th ser.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871): 176.

64. Stephen Saunders Webb, 1676: The End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Knopf, 1984; reprint e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34, 41, 66; Tomlins, Freedom Bound, 39-41, 425.

65. 在培根的宣言中，他明白指出柏克萊一派已經變成強大的「陰謀集團」，保護「親愛的印地安人」，不顧生活於英國殖民開拓者的性命。針對柏克萊殖民地人民在缺乏柏克萊明確命令的情況下，對印第安人採取軍事行動的政策，培根的叛軍也表達抗議。請見Nathaniel Bacon, “Proclamations of Nathaniel Bacon,”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 no. 1 (July 1893): 57–60; and Webb, 1676, 7, 74.

66. On “Land lopers,” see Sherwood, “Virginias Deploured Condition,” 164. For unfair taxes and “Grandees” that “engrosse all their tobacco into their own hands,” see “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 108, 111; also see Peter Thompson, “The Thief, a Householder, and the Commons: Language of Clas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3, no. 2 (April 2006): 253-80, esp. 264, 266-67. For the mixture of taxes, debts, and declining tobacco prices as the economic causes of the rebellion, see Warren M. Billings, “The Causes of Bacon’s Rebellion: Some Suggestions,”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8, no. 4 (October 1970): 409-35, esp. 419-22, 432-33. And for the importance of land issues and abuses of the council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bellion, see Michael Kammen, “Virginia at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 Appraisal by James Blair and John Lock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4, no. 2 (April 1966): 141-69, esp. 143, 154-55, 157, 159-60.

67. 培根死於一六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柏克萊於一六七七年七月九日去世。正如凱薩琳．布朗（Kathleen Brown）所指出，培根死於血痢可以看出他「被自己身體的腐敗給打敗了」；請見Brown, Foul Bodies, 67. 蝨子可能同樣重要，因為它讓人聯想到卑鄙之物以及帶有蝨子的動物。某份記錄顯示他患有「蝨病；故他唯有焚燒衣物，若非如此，便無法去除滿身寄生之物。」請見“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 139; Wilcomb E. Washburn, “Sir William Berkeley’s ‘A History of Our Miseri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4, no. 3 (July 1957): 403–14, esp. 412; and Wilcomb E. 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A History of Bacon’s Rebellion in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85, 129–32, 138–39.

68.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20. 關於白圍裙，請見 Mrs. An. Cotton, “An Account of Our Late Troubles with Virginia. Written in 1676,” in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Principally Relating to the Origin,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untry to the Year 1776, ed. Peter Force, 4 vols. (Washington, DC, 1836–46), 1:8. 另一種說法則把這些女人看作守護天使，而阿芙拉．貝恩在以培根之亂為背景的劇作中，暗指這些女人被當作停戰協議以避免戰鬥；請見 “The History of Bacon’s and Ingram’s Rebellions, 1676,” in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68; and Behn, The Widow Ranter, or, The History of Bacon in Virginia. A Tragi-Comedy (London, 1690), 35; also see 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80–81; Terri L. Snyder, Brabbling Women: Disorderly Speech and the Law in Early Virgin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34; and Webb, 1676, 20–21.

69. On Lydia Chisman, see “The History of Bacon’s and Ingram’s Rebellions,” in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81-82. On Elizabeth Bacon’s later marriages, see “Bacon’s Rebellion,” 6. On the confiscation and return of the estates to widows of the rebels, see 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141-42; and Wilcomb E. Washburn, “The Humble Petition of Sarah Drum-mo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3, no. 13 (July 1956): 354-75, esp. 356, 358, 363-64, 367, 371. Lyon G. Tylor, “Maj. Edmund Chisma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 no. 2 (October 1892): 89-98, esp. 90-91, 94-97; Susan Westbury, “Women in Bacon’s Rebellion,” in Southern Women: Histories and Identities, eds. Virginia Bernhard, Betty Brandon,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Theda Perdu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2), 30-46, esp. 39-42.

70. Webb, 1676, 102, 132-63.

71. See Behn, The Widow Ranter, 3, 12, 42, 45, 48; Jenny Hale Pulsipher, “‘The Widow Ranter’ and Royalist Culture in Colonial Virginia,”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39, no. 1 (2004): 41-66, esp. 53-55; and Snyder, Brabbling Women, 11-12, 117, 122-23.

72. Jane D. Carson, “Frances Culpeper Berkeley,” in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1950, ed. Edward James et al., 3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135-36; Snyder, Brabbling Women, 19-25.

73. Kathleen M.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and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 Race, 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129-33; Tomlins, Freedom Bound, 455, 457-58.

74. Morgan, Laboring Women, 77-83; Anderson, “Animals into the Wilderness,” 403.

75. For the quotation see Francis Bacon, 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 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London, 1808), 72; for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quotation, see Parrish, “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 489.

76. Turk McClesky, “Rich Land, Poor Prospects: Real E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Elite in Augusta County, Virginia, 1738-1770,”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8, no. 3 (July 1990): 449-86; John Combs, “The Phases of Conversion: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Rise of Slavery in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8, no. 3 (July 2011): 332-60; Emory G. Evans, A “Topping Peopl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Virginia’s Old Political Elite, 1680-179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1-30.

第二章　洛克的呆伯樂土：卡羅萊納和喬治亞殖民地

1. On the words Jefferson borrowed from Locke, 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23, 415. For the idea that Locke should be read by everyon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ee advertisement for Locke’s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in Massachusetts Evening Gazette, March 4, 1774; also see Boston Evening Gazette, October 19, 1772; and New London Gazette, October 9, 1767. Locke’s major critic (and of his “disciples”) was Welsh clergyman Josiah Tucker; see Josiah Tucker, A Series of Answers to Certain Popular Objec-tions, Against Separating from the Rebellious Colonies, and Discarding Them Entirely; Being the Concluding Tract of the Dean of Gloucester, on the Sub-ject of American Affairs (Gloucester, UK, 1776), in Four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 (Gloucester, 1776; reprint ed., New York, 1975), 21-22, 102-3. On Locke’s involvement in the slave trade, see David Armi 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32, no. 5 (October 2004): 602-27, esp. 608; James Farr, “Locke, Nat-ural Law, and New World Slavery,” Political Theory 36, no. 4 (August 2008): 495-522, esp. 497; Wayne Glausser, “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the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1, no. 2 (April-June 1990): 199-216, esp. 200-204; George Frederick Zook, “The Royal Adventurers in England,”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 no. 2 (April 1919): 143-62, esp. 161.

2. Shaftesbury referred to Carolina as “my darling” in a 1672 letter to another proprietor, Sir Peter Colleton; see Langdon Cheves, ed., The Shaftesbury Papers and Other Records Relating to Carolina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1897), 416; also see L. H. Roper, Conceiving Carolina: Proprietors, Planters, and Plots, 1662-172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5.

3.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603, 607-8; and Armitage, “John Locke, Theorist of Empire?,” in 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Sankar Muth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ecretary, see Herbert Richard Paschal Jr.,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A Study in Colonial Gov-ernmen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61), 145; and Barbara Arneil, 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se of English Colon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2, 21-22, 24-26, 43-44.

4. See “Concessions and Agreement Between the Lords Proprietors and Major William Yeamans and Others” (January 7, 1665) and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July 21, 1669), in North Carolina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1578-1698, ed. Mattie Erma Edwards Parker (Raleigh, NC: Carolina Charter Tercentenary Commission, 1963), 122-23, 129, 133.

5. Ibid., 107, 112, 129-30, 132, 137-42, 145; Charles 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697- 172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79), 38-39; Paschal,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A Study in Colonial Government,” 216, 229, esp. 236-37.

6. Parker,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129, 134;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in Locke: Political Essays, ed. Mark Gold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2; Farr, “Locke, Natural Law,” 498-500; Thomas Leng, “Shaftesbury’s Aristocratic Empire,” in Anthony Ashley Cooper, 1621-1681, ed. John Spurr (Surrey, UK: Ashgate, 2011), 101-26; Shirley Carter Hughson, “The Feudal Laws of Carolina,” Sewanee Review 2, no. 4 (August 1894): 471-83, esp. 482.

7. Parker,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129, 136-37.

8. On Leet-men, see David Wootton, ed. and introduction, John Locke: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1993), 43; and John Locke, “An Essay on the Poor Law” (1697) and “Labour” (1661), in Goldie, Locke: Political Essays, 192, 328.

9. See Daniel W. Fagg Jr., “St. Giles’ Seigniory: The Earl of Shaftesbury’s Caro-lina Plantati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71, no. 2 (April 1970): 117-23, esp. 123; and Shaftesbury to Mr. Andrew Percival, May 23, 1674, in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vol. 5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1897), 5:443-44.

10. Thomas Woodward to Proprietors, June 2, 1665, in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ed. William L. Saunders (Raleigh: Hale, 1886), 1:100-101. Hereafter cited as CRNC. Lindley S. Butler, “The Early Settlement of Caro-lina: Virginia’s Southern Frontier,”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9, no. 1, Part One (January 1971): 20-28, esp. 21, 28. On the influx of squatters, see Robert Weir, “‘Shaftesbury’s Darling’: British Settlement in the Carolinas at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The Origins of the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 Nicolas Can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1.

11. For Locke’s and Shaftesbury’s dismissal of settlers who were “Lazy or debauched,” see Locke’s Carolina Memoranda, and Lord Ashley to Joseph West, December 16, 1671,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5:248, 366.

12. See Richard Waterhouse, A New World Gentry: The Making of a Merchant and Planter Class in South Carolina, 1670-1770 (New York: Garland, 1989), 62-63, 71, 74; and Lori Glover, All Our Relations: Blood Ties and Emotional Bonds Among the Early South Carolina Gen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87-88.

13. Theo. D. Jervey, “The White Indentured Servants of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12, no. 4 (October 1911): 163–71, esp. 166. 到了一七四○年，奴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裡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請見Tomlins, Freedom Bound, 436–37. 一六九○年代開始，大眾開始擔心進口奴隸的比例過高，為了減緩這種不平衡，持續招募「莊園主之人」；請見Brad Hinshelwood, “The Carolinian Context of John Locke’s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4, no. 4 (August 2013): 562–90, esp. 579–80.

14. Noeleen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aro-lina, 1660-171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1, 13, 162; Kirsten 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Sex, Race,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 A. Roger Ekirch, “Poor Carol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1729-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xviii-xix, 24. For “useless lubbers,” see Hugh Talmage Lefler, ed.,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by John Laws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40.

15. See “From the Gentlemen’s Magazine,” Boston Evening-Post, February 5, 1739.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16. 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467; and William Shakespeare’s poem “The Passionate Pilgrim” (1598), line 201.

17. Sharon T. Pettie, “Preserving the Great Dismal Swamp,” Journal of Forestry 20, no. 1 (January 1976): 28–33, esp. 29, 31;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18. 這片沼澤到底多大，眾說紛紜。亞歷山大．寇斯比．布朗（Alexander Crosby Brown）認為，殖民地時期的沼澤面積在六百至一千平方哩之間；請見Brown, The Dismal Swamp Canal (Chesapeake: Norfolk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of Chesapeake, Virginia, 1970), 17.

18. William Byr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hereafter SH) and his revised version, “The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 Run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28” (hereafter HDL), in The Prose Works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Narratives of a Virginia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9-20, 63, 70, 190, 196-97, 199, 202.

19. For swamps having no fixed borders, and wetlands as transitional zones, see William Howarth, “Imagining Territory: Writing the Wetlands,” New Liter-ary History 30, no. 3 (Summer 1999): 509-39, esp. 521. For the ongoing boundary dispute, see 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31, 45-46.

20. Byrd, HDL, 202; Charles Royster, The Fabulous History of the Dismal Swamp Company (New York: Knopf, 1999), 6–7, 82–83, 89–91, 98–99, 117, 287–88, 292–93, 299–301, 340, 342–43. 雖然柏德的〈分界線的歷史〉直到一八四一年才出了完整版，但還是有一小段在外流傳，幫維吉尼亞公司宣傳；請見“A Description of the Dismal Swamp in Virginia,” The Mail, or Claypoole’s Daily Advertiser, March 15, 1792.

21. Hugh T. Lefler and William S. Powell,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A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81-86; Lindley Butler, Pirates, Privateers, and Rebel Raiders of the Carolina Co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8, 30, 39-41, 46, 52-56, 60, 68; Marcus Rediker,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King of Death’: The Social World of Anglo-American Pirates, 1716-1726,”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8, no. 2 (April 1981): 203-27, esp. 203, 205-6, 218-19; David Cordingly, Under the Black Flag: The Romance and the Reality of Life Among the Pirates (New York: Harvest, 1995), 18-19, 198-202.

22. Webb, 1676, 26, 98; Jacquelyn H. Wolf, “Proud and the Poo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eadership in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663-172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7), 28-29. For the propri-etors wanting more compact settlements, see Lord Ashley to Governor Sayle, April 10, 1671, Lord Ashley to Sir John Yeamans, April 10, 1671, and Lord Ashley to Sir John Yeamans, September 18, 1671, in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5: 311, 314-15, 344; Barbara Arneil, “Trade, Plantations, and Property: John Locke and the Economic Defense of Colo-n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5, no. 4 (October 1994): 591- 609, esp. 607;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31, 33; 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33-34, 45-46, 80-81.

23. 據賈桂琳．沃爾夫（Jacquelyn Wolf）計算，三百零九名權狀所有人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土地。從一六六三年到一七二九年一月，有記錄的土地授予數量為三二八一份。其中有二一六一份，屬於一次性給予同個人二份以上的權狀。到了一七三○年，人口總數為三萬六千人，據估計有三千二百人到六千人是奴隸。請見Wolf, “The Proud and the Poor,” 25–28, 150–51, 157, 172–73; 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27. 查爾斯．勞瑞（Charles Lowry）參考土地記錄而非什一稅，算出的人口數較低：一三八八七名白人和三八四五名奴隸。一七二○年的觀察家認為北卡羅萊納的奴隸不超過五百名。請見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8–9, 79–80, 84, 113, 115–17, 122–23;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23, 133–34. 牧師談懶散的部分，請見“Mr. Gordon to the Secretary, May 13, 1709,” in Saunders, CRNC, 1:714；以及 “Petition to Governor and Council, February 23, 1708/ 9,” in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ed. Robert J. Cain, vol. 7, Record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1664–1734 (Raleig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courses, 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1984), 431.

24. 由於第一份特許狀可能有瑕疵，一六六五年頒布了第二份特許狀。請見 “Charter to the Lord Proprietors of Carolina” (June 30, 1650), in Parker, North Carolina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90; Wolf, “The Proud and the Poor,” 69;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49–50, 97–99. 關於柏克萊試圖將阿爾伯馬爾併入維吉尼亞，請見Cain, Record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7:xix. 關於更嚴格控管卡羅萊納，請見“Mr. Randolph’s Memoranda About Illegal Trade in the Plantations, Mentioned in the Foregoing Presentment,” November 10, 1696，以及Randolph, dated March 24, 1700, in Saunders, CRNC, 1:464–70, 527.

25. See Saunders, CRNC, 1:xxi; Mattie Erma E. Parker, “Legal Aspects of ‘Cul-peper’s Rebellion,’”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45, no. 2 (April 1968): 111-27, esp. 118-20, 122-24;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56-57, 65-66.

26. See “Answer of the Lords Proprietors of Carolina Read the 20 Nov. 1680” and “Petition of Thomas Miller to the King, November 20, 1680,” in Saunders, CRNC, 1:303, 326-28; and Parker, “Legal Aspects of ‘Culpeper’s Rebellion,’” 111-27, esp. 111-12; 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49.

27. 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omas Miller, see “Affidavit of Henry Hud-son, January 31, 1679,” and “Carolina Indictment of Th. Miller Received from Ye Comm. Of Ye Customes the 15 July 1680,” in Saunders, CRNC, 1:272-74, 313-17; and Lindley S. Butler, “Culpeper’s Rebellion: Testing the Propri-etors,” in North Carolina Experience: 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eds. Lindley S. Butler and Alan D. Wats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53-78, esp. 56-57. On the scarcity of land-graves and caciques in North Carolina, see Paschal,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84.

28. Wolf, “The Proud and the Poor,” 68, and footnote 29 on 172; Paschal,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79;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73, 80, 146; Lefler and Powell,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54; 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49, 96–97. 關於斯波茨伍德總督攻打北卡羅萊納，以及與塔斯卡洛拉印地安人的關聯性，請見“Colonel Spotswood to the Board of Trade, July 25, 1711,” in Saunders, CRNC, 1:782.

29. “Journal of John Barnwell,”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 no. 1 (July 1898): 442–55, esp. 451；有關巴恩威爾的叛變，請見“Colonel Spotswood to the Board of Trade, July 26, 1752,” in Saunders, CRNC, 1:862. 巴恩威爾帶領約莫五百名雅馬西（Yamassee）和其他部落的印地安盟友，他們會想要攻打塔斯卡洛拉也是因為想要俘獲奴隸。請見Lowry, “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98–99.

30. See “Governor Spotswood to the Earl of Rochester, July 30, 1711,” in Saunders, CRNC, 1:798; Lord Culpeper to the Board of Trade, December 1681,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 1, piece 47, folio 261,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and Barbara Fuchs, “Faithless Empires: Pirates, Renegadoes, and the English Nation,” ELH 67, no. 1 (Spring 2000): 45-69, esp. 50-51.

31. See Byrd, SH and HDL, 19, 66, 195; Philip Ludwell and Nathaniel Harrison, “Boundary Line Proceedings, 1710,”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5 (July 1897): 1–21. 柏德似乎在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四○年間動筆並修改了他的兩篇文章。雖然更優美的〈分界線的歷史〉直到一八四一年才出版，但這篇文章確實在友人和其他好奇之人中流傳。請見Kenneth A. Lockridge, The Diary, and Life, of William Byrd II of Virginia, 1674–174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127, 142–43; and Louis B. Wright and Marion Tinling, eds., William Byrd of Virginia: The London Diary (1717–1721)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39–40.

32. See William Byrd to Charles Boyle, Earl of Orrery, July 25, 1726, in “Virginia Council Journals, 1726-1753,”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32, no. 1 (January 1932): 26-27; and Robert D. Arner, “Westover and the Wilderness: William Byrd’s Images of Virginia,”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7, no. 2 (Spring 1975): 105-23, esp. 106-7.

33. Byrd, SH, 66, 81; HDL, 182. For another discussion of the “knights-errant” allusion, see Susan Scott Parrish, “William Byrd and the Crossed Languages of Science, Satire, and Empire in British America,” in Creole Subjects in the Colonial Americas: Empires, Texts, and Identities, eds. Ralph Bauer and Jose Antonio Mazott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355-72, esp. 363.

34. Byrd, HDL, 182, 204–5. 女人包辦所有的工作，而「丈夫躺在床上打呼」的主題，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在《烏托邦》中提到這種功能失調的性別模式，他認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應該從事生產性勞動。請見Thomas More, Utopia, eds. George M. Logan and Robert M. Ad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ev. ed., 2011), 51.

35. Byrd, SH, 143; HDL, 311–12. 據《牛津英語詞典》記載，「bogtrotting」一詞首次出現於一六八二年，它不僅與愛爾蘭人有關，也與生活在沼澤附近的窮人有關。

36. Byrd, HDL, 196. 有些學者已經發現柏德引用「呆伯樂土」和懶惰的故事，但卻沒看出「勞倫斯．懶」的民間故事為其根源，「勞倫斯．懶」的故事在英國口耳相傳，於一六七○年首次出版。這個故事對柏德的影響，在於他筆下懶惰的卡羅萊納人就像勞倫斯．懶一樣，坐在角落無所事事。關於民間傳說的歷史，請見J. B. Smith, “Toward a Demystification of Lazy Lawrence,” Folklore 107 (1996): 101–5; also see Susan Manning, “Industry and Idleness in Colonial Virginia: A New Approach to William Byrd,”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8, no. 2 (August 1994): 169–90; and James R. Masterson, “William Byrd in Lubberland,” American Literature 9, no. 2 (May 1937): 153–70. 柏德還受到了〈請來呆伯樂土〉（“An Invitation to Lubberland”）的影響，一六八五年，〈請來呆伯樂土〉以攻擊之姿出現。在這首長詩中，呆伯樂土是片富饒的土地，在這裡，居民可以「過著沒有勞動的懶惰生活」，「人人都做自己想做的事。」請見An Invitation to Lubberland,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reat Plenty of That Fruitful Country (London, ca. 1685).

37. Byrd, HDL, 192, 196; SH, 59–61, 63. 野豬吃了小野豬和小豬，牠們什麼都吃，包括剛出生的牛。牠們是食肉動物，還會吃腐肉和糞肥。柏德的豬肉理論可能是受到約翰．勞森一七○九年有關北卡羅萊納的文字的影響。勞森討論了各路印地安人是如何得上雅司病，他把豬肉說成是「噁心的食物」，會把肉汁擴散到全身。請見Lefler,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25；英國人普遍認為，沒有鼻子，人就會變成動物，因為人們相信人是唯一有鼻子的動物。英國的笑話書充斥關於無鼻人的下流笑話。請見Simon Dickie, “Hilarity and Pitilessness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Jestbook Hum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7, no. 1, Exploring Sentiment (Fall 2003): 1–22, esp. 2–3.

38. Byrd, HDL, 160–61, 221–22, 296. 柏德認為印地安人健康強壯，不會因歐洲人的淫蕩病而身體虛弱；請見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75–77. 勞森認為，男人應該娶印地安女人為妻，而不是花上「四五年當契約僕役」，因為他們有可能在過程中生病甚至死亡。勞森和柏德都認為異族通婚是比流血更有效的征服手段。請見Lefler,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192, 244, 246.柏德的確購入十萬畝的「呆伯樂土」，希望打造更穩定的瑞德裔開拓者社區，來抵消無所事事者的危險。在他過世前，他已獲得了十七萬九千四百四十畝地。請見Lockridge, The Diary, and Life, of William Byrd, 140; Wright and Tinling, William Byrd of Virginia, 41.

39. For the account of Reverend John Urmston, who was in North Carolina from 1711 to 1720, see “Mr. Urmston’s Letter,” July 7, 1711, in Saunders, CRNC, 1:770; for Governor Johnson’s remarks, see Ekirch, Poor Carolina, 67; and for the later traveler, see J. F. D. Smyth, Esq., A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blin, 1784), 64-65.

40. Smyth, A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5.

41. A Voyage to Georgia: Begun in the Year 1735, by Frances Moore, 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 Savannah.

42. For the motto, see Mills Lane, ed.,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Colonial Letters, 1733-1743 (Savannah, GA: Beehive Press, 1990), xviii. On the first group of settlers, see E. M. Coulter and A. B. Saye, eds.,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of Georgi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49), xii, 111. Ogle thorpe took on the unusual role of “gossip,” helping pregnant women to give birth; see Mr. Benjamin Ingham’s journal of his voyage to Georgia, 1736, in Egmont Papers, Philip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vol. 14201, 442-43; and Joseph Hetherington to Mr. Oglethorpe, March 22, 1733/34,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38.

43. On emulation, see James Edward 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for the Trustees for Establishing Colonies in America, eds. Rodney M. Baine and Phinizy Spalding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31-32. On Oglethorpe’s sacrifices for the community, and giving up the soft bed, see Sam-uel Eveleigh to the Trustees, April 6, 1733,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13; and Governor Johnson to Benjamin Martyn, July 28, 1733, and Mr. Beaufain to Mr. Simond, January 23, 1733/34, and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Georgia, March 7, 1735/36, Egmont Papers, vol. 14200, 36, 62; vol. 14201, 314.

44. 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51; Rodney E. Baine, “General James Oglethorpe and the Expedition Against St. Augustin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4, no. 2 (Summer 2000): 197-229, esp. 197-98. On the military design of Savannah, see Turpin C. Bannister, “Oglethorpe’s Sources for the Savannah Pla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 no. 2 (May 1961): 47-62, esp. 60-62.

45. 奧格爾索普希望喬治亞能夠讓男人「勞動，體面且足以自立」，他評估了妻子和長子的勞動價值，以抵消對僕役和奴隸的需求；請見James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Provinces of South-Carolina and Georgia (London, 1733), 39, 42–43；以及Philip Thicknesse to his mother, November 3, 1736,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281; Rodney Baine, “Philip Thicknesse’s Reminiscences of Early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4, no. 4 (Winter 1990): 672–98, esp. 694–95, 697–98. 有關市民兼士兵的想法，請見Benjamin Martyn, An Account, Sh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lony (London, 1741), 18. 關於奧格爾索普對女人和整潔的看法，請見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23, 26, 29–31. 有關女奴的看法，請見Betty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1730–1775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18. 從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九月，百非之四十五點四接受救濟的開拓者，都是「外國新教徒」，請見Coulter and Saye,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x.

46. James Oglethorpe to the Trustees, August 12, 1733, in Egmont Papers, vol. 14200, 38-39.

47. See Colonel William Byrd to Lord Egmont, July 12, 1736, in “Colonel Wil-liam Byrd on Slavery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1736, 173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 no. 1 (October 1895): 88-99, esp. 89. On John Colleton, see J. E. Buchanan, “The Colleton Family and Early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and Barbados, 1646-177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9), 33.

48. James Oglethorpe to the Trustees, January 17, 1738/9, Egmont Papers, vol. 14203, 143.

49. “The Sailors Advocate. To Be Continued.” (London, 1728), 8, 10-17; and Julie Anne Sweet, “The British Sailors’ Advocate: James Oglethorpe’s First Philan-thropic Ventur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91, no. 1 (Spring 2007): 1-27, esp. 4-10, 12.

50. John Vat to Henry Newman, May 30, 1735, and Patrick Tailfer and Others to the Trustees, August 27, 1735,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178, 225.

51. “Oglethorpe State of Georgia,” October 11, 1739, (Introductory Discourse to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of Georgia), Egmont Papers, vol. 14204, 35; and “The Sailors Advocate,” 12;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66; Coulter and Saye,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106-11.

52. On the small number of Indian slaves, see Rodney M. Baine,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9, no. 2 (Summer 1995): 418-24. On debtors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see Oglethorpe, Some Ac count of the Design, 11-12;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30-33; and Rodney M. Baine, “New Perspectives on Debtors in Colonial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7, no. 1 (Spring 1993): 1-19, esp. 4.

53. See Milton L. Ready, “Land Tenure in Trusteeship Georgia,” Agricultural History 48, no. 3 (July 1974): 353-68, esp. 353-57, 359.

54. See Translation of Reverend Mr. Dumont’s Letter to Mr. Benjamin Martyn, May 21, 1734, Egmont Papers, vol. 14207. 杜蒙特牧師是在鹿特丹寫的信，代表法國瓦勒度（Vaudois）社群的想法。

55. See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73–75. 在他另一本宣傳小手冊中，他引用了羅馬殖民地的類似論點，指出只有擁有土地的男人才能結婚生子；請見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6, 9–10, 40.

56. James Oglethorpe to the Trustees, January 16, 1738/9, and James Oglethorpe to the Trustees, January 17, 1738/9, in Egmont Papers, vol. 14203, 142-43.

57.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67.

58. For the attempted murder, see “New York. Jan. 9. We Hear from Georgia,” Boston Gazette, January 22, 1739.

59. Alan Gallay, “Jonathan Bryan’s Plantation Empire: Land,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Georg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5, no. 2 (April 1988): 253-79, esp. 253, 257-60, 275.

第三章　富蘭克林的美國種：中庸人口學

1. Poor Richard, 1741. An Almanack for the Year of Christ 1741,... By Richard Saunders (Philadelphia, 1741), in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40 vol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2:292. Hereafter cited as Franklin Papers.

2. On Silence Dogood and Franklin’s creation of literary disguises, see Albert Furt-wangler, “The Spectator’s Apprentice,” in American Silhouettes: Rhetorical Identities of the Found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34, esp. 28-30; R. Jackson Wilson, Figures of Speech: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65. On Dingo, see David Waldstrei cher, Runaway America: Benjamin Franklin,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2004), 50-52, 220. On the financial success of the Pennsylvania Gazette, see Charles E. Clark and Charles Wetherell, “The Measure of Maturity: The Pennsylvania Gazette, 1728-176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6, no. 2 (April 1989): 279-303, esp. 291. On the wide reach of his almanacs, see William Pencak,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16, no. 2 (April 1992): 183-211, esp. 195-96. On his retirement, see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with introduction by Daniel Aaron (New York: Vintage, 1990), 116.

3. Carl Van Doren,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Viking, 1938), 170-71, 174-80, 195-96, 210-15, 220, 223-24. On his proposals for his academy, see George Boudreau, “‘Done by a Tradesman’: Franklin’s Educational Proposals and the Culture of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History 69, no. 4 (Autumn 2002): 524-57. On Pennsylvania Hospital, see William H. Williams, “The ‘Industrious Poor’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7, no. 4 (October 1973): 431-43. On his reception in Europe, see J. L. Heilbron, “Benjamin Franklin in Europe: Electrician, Academician, and Politician,”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61, no. 3 (September 22, 2007): 353-73, esp. 355; and L. K. Mathews, “Benjamin Franklin’s Plans of Colonial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 no. 3 (August 1914): 393-412.

4. 關於人類因快樂和痛苦而產生的推力和拉力，請見Franklin, “A Dissertation on Liberty and Necessity, Pleasure and Pain” (London, 1725), in Franklin Papers, 1:57–71, esp. 64, 71；以及Joyce Chaplin, Benjamin Franklin’s Political Arithmetic: A Materialist View of Human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 2006), 12–16.

5. Peter Kalm, Travels into North America; Containing Its Natural History, and a Circumstantial Account of Its Plantations and Agricultural in General, with the Civil, Ecclesiastical and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Country, the Man-ner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Several Curious and Important Remarks on Various Subjects, trans. John Reinhold Forster, vol. 1 (Warrington, UK, 1770), 1:305-6; Benjamin Franklin to Samuel Johnson, August 23, 1750, Franklin Papers, 4:40-42, esp. 42.

6. For “uneasy in rest,” see “A Dissertation on Liberty,” Franklin Papers, 1:64. For the English as “stirrers abroad,” see the dedication in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1:[2].

7. Frankli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1751), Frank-lin Papers, 4:225-34, esp. 228. This manuscrip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755; see William F. Von Valtier, “The Demographic Numbers Behind Benjamin Franklin’s Twenty-Five-Year Doubling Perio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55, no. 2 (June 2011): 158-88, esp. 160-61, footnote 9.

8. Frankli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Franklin Papers, 231. On the value of marrying young, also see Franklin to John Alleyne, August 9, 1768, Franklin Papers, 3:30-31, 15:184.

9. “The Speech of Miss Polly Baker,” April 15, 1747, Franklin Papers, 3:123–25.某位作家指出，波利．貝克爾的故事有所本，她是埃莉諾．凱洛格（Eleanor Kellog）,，一七四五年，她因為生了第五個私生子，在麻薩諸塞的伍斯特（Worcester）遭審訊。請見Max Hall, Benjamin Franklin and Polly Baker: 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Decept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0; rev. ed., 1990), 94–98.

10. 有關單身漢的處罰，請見“To All Married Men to Whom These Presents Shall Come,” New-York Gazette, March 20, 1749, reprinted in the Boston Evening Post, April 7, 1749；以及“From an Epistle from a Society of Young Ladies,” New-York Evening Post, October 28, 1751；有關課單身漢稅，請見Boston Evening Post, August 4, 1746；富蘭克林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單身漢沒有已婚男子的價值。」請見 Franklin, “Old Mistresses Apologue,” June 25, 1745, Franklin Papers, 3:30–31.

11. William H. Shurr, “‘Now, God, Stand Up for Bastards’: Reinterpreting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American Literature 64, no. 3 (September 1992): 435-51, esp. 444. On Franklin’s “pronatalist convictions,” see Dennis Hodgson, “Benjamin Franklin on Population: From Policy to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 no. 4 (December 1991): 639-61, esp. 640-41.

12. Frankli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Franklin Papers, 4:231-32. See excerpts from Locke’s “Atlantis” writings (1678-79) in Goldie, ed., Locke: Political Essays, xxvi, 255-59.

13. Franklin,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1760),” Franklin Papers, 9:59-100, esp. 73-74, 77-78, 86-87, 94.

14. 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1753), Franklin Papers, 5: 158-59; and “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 by Dr. Franklin, Boston Magazine (October 1784), 505-10. Franklin,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1760),” Franklin Papers, 9:86.

15.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13-25. For runaway servants, see Marcus Rediker, “‘Good Hands, Stout Heart, and Fast Fee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Working People in Early America,” Labour/Le Travail 10 (Autumn 1982): 123-44, esp. 141; The Infortunate: The Voyage and Adventures of Wil-liam Moraley, an Indentured Servant (1743), eds. Susan E. Klepp and Billy G. Smith, 2nd e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xvii-xviii, xxv-xxvi, 16, 26, 41, 51, 72-74, 78-79, 87-88, 97.

16. Billy G. Smith, “Poverty and Economic Margin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32, no. 1 (March 1988): 85-118, esp. 100-103, 105, 113; Gary B. Nash, “Poverty and Poor Relief in Pre-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3, no. 1 (January 1976): 3-30, esp. 12-13. On infant mortality rates, see Susan E. Klepp, “Malthusian Miseries and the Working Poor in Philadelphia, 1780-1830,” in Down and Out in Early America, ed. Billy G. Smith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3-92, esp. 64.

17. Jack Marietta,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Quakerism, 1748-178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21-24, 28, 51, 65; Jean R. Soderlund, “Women’s Authority in Pennsylvania and New Jersey Quaker Meetings, 1680-176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4, no. 4 (October 1987): 722-49, esp. 743-44.

18. See Frederick B. Tolles, “Benjamin Franklin’s Business Mentors: The Phila-delphia Quaker Merchant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 no. 1 (January 1947): 60-69; J. A. Leo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1, Jour-nalist, 1706-173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1:238, 258, 268, 458-59, and vol. 2, Printer and Publisher, 1730-174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2:322-23; Jacquelyn C. Miller, “Franklin and Friends: Franklin’s ties to Quakers and Quakerism,” Pennsylvania History 57, no. 4 (October 1990): 318-36, esp. 322-26.

19. On the rise of the non-Quaker elite, see Stephen Brobeck,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olonial Philadelphia: The Brief Life of the Proprietary Gentr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3, no. 3 (July 1976): 410-34, esp. 413, 417-18, 422-23; Thomas M. Doerflinger, “Commerci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Phila-delphia Merchant Community, 1750-1791,”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7, no. 1 (Spring 1983): 20-49, esp. 22, 28, 46.

20. See Robert F. Oaks, “Big Wheels in Philadelphia: Du Simitiere’s List of Carriage Owner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5, no. 3 (July 1971): 351–62, esp. 351, 355. 有關富蘭克林的馬和馬車，請見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2:320–21, and footnote 36 on 594；以及“Appendix 2: Franklin’s Residences and Real Estate to 1757” and “Appendix 8: Franklin’s Wealth, 1756,” in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3, Soldier, Scientist, and Politician, 1748–175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3: 599–602, 630–34. 富蘭克林還獲得了精英地位的其他標誌，像是家族紋飾和精美的傢俱。他也不斷在英國和歐洲為他費城的新家（一七六四年開始建造）購入他所謂的「中意之物」；請見Edward Cahill, “Benjamin Franklin’s Interiors,” Early American Studies 6, no. 1 (Spring 2008): 27–58, esp. 44–46.

21.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2:320.

22. Pennsylvania Gazette, January 20, 1730, in Franklin: Writings, ed. J. A. Leo Lemay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7), 139.一七三○年代，大約有七萬三千名歐洲人前往英屬北美洲，其中至少有一萬七千人抵達費城港口。在一七三○年代，幾乎每三名在費城上岸的乘客中，就有一名是契約僕役，另外還有五百名海外引入的奴隸。十八世紀中是英國罪犯勞動者湧入美洲的高峰。費城人擔心僕役潛逃；請見Pennsylvania Gazette, July 2, 1751.

23. See Boston News Post-Boy, December 4, 1704; for fans, see [Boston] Weekly Rehearsal, May 14, 1733; for buttons, see New-York Gazette, or Weekly Post-Boy, June 15, 1747.

24. [Boston] Weekly Rehearsal, March 20, 1732; see Jenny Davidson, Breeding: 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7-43; Boudreau, “Done by a Tradesman,” 529.

25. Williams, “The ‘Industrious Poor’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 336-37, 339, 441-42; 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and “‘Arator’: On the Price of Cor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1766), Franklin Papers, 4:479-86, esp. 479-80; 13:510-15.

26. 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Franklin Papers, 4:480-82.

27. “To the Author of the Letter on the Last Pennsylvania Gazette,” Pennsylvania Gazette, May 15, 1740; Franklin, Plain Truth: or, Serious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and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By a Tradesman of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1747), and “Form of Association,” Pennsylvania Gazette, December 3, 1747, in Franklin Papers, 3:180-212, esp. 198-99, 201, 211; “Extracts from Plain Truth,” New-York Gazette, or Weekly Post-Boy, December 14, 1747.

28. Plain Truth, and “Form of Association,” in Franklin Papers, 3:198, 209, 211.

29. “Petition to the Pennsylvania Assembly Regarding Fairs” (1731), Franklin Papers, 1:211; Pennsylvania Gazette, November 18, 1731, and Waldstreicher, Runaway America, 94;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34-35.

30. On the inability to “wash out the stain of servility,” see “From the Reflector: Of Ambition and Meanness,” Boston Evening Post, March 2, 1752; on the meaner sort at the heels of those above them, see The New-York Weekly Jour-nal, March 3, 1734. In England, there was actually more social mobility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 see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ohn Harold Plumb, eds.,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

31. “From a Paper entitled COMMON SENS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Relig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Pennsylvania Gazette, February 12, 1741.

32.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Bache, September 25, 1780, Franklin Papers, 33:326.

33. 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Franklin Papers, 4:480-82.

34. Ibid.; 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1753?], Franklin Papers, 5:158-59.

35. On the impact of Paine’s pamphlet, see Trish Loughan, “Disseminating Com-mon Sense: Thomas Pain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National Best Seller,” American Literature 78, no. 1 (March 2006): 1-28, esp. 4, 7, 12, 14. On Paine’s background, see John Keane, Tom Paine: A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62, 73-74, 79, 84; J. C. D. Clark, “Thomas Paine: The English Dimens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s. Ian Shapiro and Jane E. Calver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38;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0), 104-5, 222-30; Edward Larkin, “Inventing an American Public: Paine,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and American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33, no. 3 (1998): 250-76, esp. 254, 257, 261; and Robert A. Ferguson, “The Commonalities of Common Sens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7, no. 3 (July 2000): 465-504, esp. 487-89, 502.

36. Thomas Slaughter, ed., Common Sense and Related Writings by Thomas Paine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1), 79; Thomas Paine, “Agrarian Justice, Opposed to Agrarian Law, and to Agrarian Monopoly,” (1797), in Shapiro and Calvert,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555, 557.

37. 關於他的商業和民族理論，他寫道：「英國將對美貿易中受益，而非對美的征服。如果一邊一國，像法國和西班牙那樣，英國將繼續從中獲得巨大利益」；Slaughter, ed., Common Sense, 89–90, 110.

38. Slaughter, Common Sense, 86, 89, 100, 113.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對英國的金融體系提出了類似的批評，特別是英國的巨額債務，以及英國多次捲入代價高昂的戰爭中。

39. See Slaughter, Common Sense, 89, 100, 102-4. On Pennsylvania selling wheat and flour to southern Europe, see T. H. Breen, “An Empire of Goods: The Anglicization of Colonial America, 1760-1776,”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 no. 4 (October 1986): 467-99, esp. 487. The magazine for which Paine became the chief editor,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 published a chart of exports (tonnage and value) from Philadelphia’s port for the years 1771 to 1773; se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 (February 1775), 72.

40. 潘恩寫道，「英國重商和理性的部分仍將與我們同在；因為有貿易的和平，勝過沒有貿易的戰爭。」請見Slaughter, Common Sense, 114. 有關一七七五年和一七七六年，大陸會議針對自由貿易的討論，請見Staughton Lynd and David Waldstreicher, “Free Trade, Sovereignty, and Slavery: Tow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8, no. 4 (October 2011): 597–630, esp. 610, 624–30. 支援美國獨立的英國「美國之友」（friends of America）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出於經濟和政治上的考量，他們希望確保英美兩國維持堅實的盟友關係。請見Eliga H. Gould, The Persistence of Empire: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165.

41. See Thomas Pain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Ghost of General Montgomery Just Arrived from the Elysian Fields; and an American Delegate, in the Wood Near Philadelphia” (1776), which was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in a later edition of Common Sense; see Philip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Citadel, 1945), 2:91. 他在後來的作品中繼續討論英美的商業結盟；請見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the Second. Combin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792), 82–88；以及Thomas C. Walker, “The Forgotten Prophet: Tom Paine’s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no. 1 (March 2000), 51–72, esp. 59–60. 潘恩以美國人與印地安人的通婚為類比，探討了互有好感和自願貿易的本質；以及頭銜對於「充滿敬畏、迷信的平民」的有害影響；請見“Reflections on Title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 (May 1775), 209–210；以及“The Old Bachelor, No. IV. Reflections on Unhappy Marriage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 (June 1775), 263–65.

42. Slaughter, Common Sense, 112–14.潘恩指出，叛亂有三種方式：透過「國會中人民的合法聲音宣佈獨立；透過軍事力量；透過暴民：我們的士兵未必都是公民，群眾也未必都是通情達理的人。」

43. Slaughter, Common Sense, 79, 83-84, 102, 105; Keane, Tom Paine, 74.

44.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潘恩的船停靠在費城。他於一七七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第一版的《常識》。請見Keane, Tom Paine, 84；以及“To the Honorable Benjamin Franklin, Esq.,” March 4, 1775, in Foner, Complete Writings, 1132. 潘恩向《賓夕維尼亞雜誌》的讀者推薦戈德史密斯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並附上這位愛爾蘭作家的詩作及肖像；請見“List of New Books,” and “Retaliation; a Poem, by Dr. Goldsmith,” Pennsylvania Magazine; or, American Monthly Museum (January 1775), 40, 42；以及Oliver Goldsmith, History of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 abridged. By Mrs. Pilkington (Philadelphia, 1808), 16–22. 戈德史密斯的書第一版共八卷，一七七四年在倫敦出版。

45. 林奈烏斯在一七三五年首次發表了他的《一般系統》（General System）。在這本書中，他簡單地根據大陸和膚色，區分出四組智人；到了一七五八年，他另外補上了一系列的特質。一七三五年的版本只有十一頁長；一七五八年的版本則有三千多頁。布豐在他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alle 1749）中，選擇使用「種族」，而非林奈烏斯的「種類」。布豐把人類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種群、譜系，在這種譜系中，人類的特徵代代相傳。請見Sir Charles Linne, A General System of Nature, Through the Three Grand Kingdoms of Animals, Vegetables, and Minerals; Systematically Divided into Their Several Classes, Orders, Genera, Species, and Varieties, with Their Habitations, Manners, Economy, Structure, and Peculiarities, trans. William Turton, M.D. (London, 1802), 1；以及Nicholas Hudson, “From ‘Nation’ to ‘Race’: The Origins of Racial Classific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hought,”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 no. 3 (1996): 247–64, esp. 253.

46. See Joseph Priestley, An Address to Protestant Dissenters of All Denomina-tions, on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e of Public Liberty in General, and of American Affairs in Partic-ular (London, 1774), 9; “Free Thoughts on Monarchy and Political Supersti-tion,” St. James Chronicle or the British Evening Post, January 22-25, 1774; and for the reprint of this piece in American newspapers, see Dunlap’s Penn-sylvania Packet or, the General Advertiser, April 25, 1774; it also appeared in The Norwich Packet and the Connecticut, 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and Rhode Island Weekly Advertiser, May 12, 1774. For Franklin’s friendship with Priestley, see Verner W. Crane, “The Club of Honest Whigs: Friends of Liberty and Scienc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3, no. 2 (April 1966): 210-33, esp. 231.

47. Slaughter, Common Sense, 87-90, 94, 99, 104, 110; James V. Lynch, “The Limits of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Tom Paine and Slavery,”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23, no. 5 (July 1999): 177-99.

48. Slaughter, Common Sense, 88, 90, 92-93, 99; Keane, Tom Paine, 42-45. On Canada, see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bbe Raynal, on the Affairs of North America: in Which the Mistakes in the Abbe’s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 Are Corrected and Cleared Up (1782), in Foner, Complete Writings, 2:258.

49. Slaughter, Common Sense, 100, 104-5.

50. Ibid., 87-88, 93-94, 110; and for the legal precept of waste on a pending law-suit, see Book 2, chapter 14, “Of Waste,” in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London, 1765-66).

51. Slaughter, Common Sense, 113-14.

52. See Pain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Ghost of General Montgomery” (1776) and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bbe Raynal, on the Affairs of North America (1782), in Foner, Complete Writings, 2:92, 243. Paine also published the dia-logue in Dunlap’s Pennsylvania Packet, February 19, 1776.

第四章　傑佛遜的垃圾：奇異的階級地形學

1. For Jefferson’s use of the phrases “empire of liberty” and “empire for liberty,”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George Rogers Clark, December 25, 1780,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Julian Boyd et. al., 40 vols. to d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4:237;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pril 27, 1809,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ed. J. Jefferson Looney, 11 vols. to d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9. Hereafter cited as PTJ and PTJ R. Andrew Burstein and Nancy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388-90. Also see John Murrin, “The Jeffersonian Triumph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0, no. 1 (Spring 2000): 1-25.

2. John E. Selby,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1775-1783 (Williamsburg, VA: 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 1988), 26-32; Michael McDonnell, “Jef-ferson’s Virginia,” in A Companion to Thomas Jefferson, ed. Francis D. Cog-liano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2), 16-31, esp. 21-22. On Jefferson’s slaves, see Lucia Stanton, “Those Who Labor for My Happiness”: Slavery at Thomas Jefferson’s Monticello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2), 56. Jefferson grew tobacco and wheat, but tobacco was his principal cash crop; see Barbara McEwan, Thomas Jefferson: Farme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1991), 2-3, 39-42, 45-46.

3.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ust 23, 1785,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cis Willis, July 15, 1796, PTJ, 8:426, 29:153; and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ed. William Pede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164-65.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Jefferson’s trou-bled career as a farmer, see Lucia Stanton, “Thomas Jefferson: Planter and Farmer,” in Cogliano, A Companion to Thomas Jefferson, 253-70.

4.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Thomas Leiper, February 23, 1801, PTJ, 8:210-12, 33:50. On Jefferson’s design for the moldboard plough,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Sir John Sinclair, March 23, 1798, PTJ 30: 197-209; the original memoran-dum, “Description of a Mouldboard of the Least, & of the Easiest and Most Certain Construction,” is located at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along with an undated drawing of the plough, MSi5 [electronic edition]. Thomas Jefferson Papers: An Electronic Archive, Boston, MA: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2003, thomasjeffersonpapers.org; and August C. Miller Jr., “Jefferson as an Agriculturalist,” Agricultural History 16, no. 2 (April 1942): 65-78, esp. 70, 71-72, 75.

5. On English notions of husbandry and improvement, see 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95-318, esp. 297-98, 316; Benjamin R. Cohen, Notes from the Ground: Science, Soil, and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Countrysi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20, 25. On early modern English husbandry, see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203-4, 206, 208, 210; George Washington to William Pierce, 1796, in The Writings of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 1744-1799, ed. John C. Fitzpatrick, 39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44), 34:451; and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85; Miller, “Jefferson as an Agriculturalist,” 69, 71-72.

6. Jefferson described slaves as “confined to tillage”; see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39.

7. See Kevin J. Hayes, “The Libraries of Thomas Jefferson,” in A Companion to Thomas Jefferson, 333-49;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558. On Jefferson’s literary training and epicureanism, see Andrew Burstein, The Inner Jefferson: Portrait of a Grieving Optimis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5), 16-17, 32, 34, 129, 133; and Burstein, Jefferson’s Secrets: Death and Desire at Monticello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162, 165-66. On his purchase of wines and luxuries in France, see Herbert E. Sloan, Principle and Interes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5), 25, and note 84 on 259-60, and Jefferson’s Memoran-dum Books: Accounts, with Legal Records and Miscellany, 1767-1826, eds. James A. Bear Jr. and Lucia C. Stant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671, 686, 717, 724, 728, 734, 741-42, 807. On training his slave James Hemings as a French chef, see Annette 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An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Norton, 2008), 164-65, 209.

8. Thomas Jefferson to Charles Wilson Peale, April 17, 1813, PTJ-R, 6:69.

9. On cultivators having a “deposit for substantial and genuine virtue,” see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64.

10. Michael A. McDonnell, The Politics of War: Race, Class, and Conflict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27, 93, 95, 109, 119, 227-29, 258-61, 275, 277-78, 306-7, 389-94; John Ferling, “Soldiers for Virginia: Who Served in 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4, no. 3 (July 1986): 307-28; Thomas Jefferson to Richard Henry Lee, June 5, 1778, PTJ, 2:194.

11. Thomas L. Humphrey, “Conflicting Independence: Land Tenan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8, no. 2 (Summer 2008): 159-82, esp. 170; L. Scott Philyaw, “A Slave for Every Soldier: The Strange History of Virginia’s Forgotten Recruitment Act of 1 January 1781,”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9, no. 4 (2001): 367-86, esp. 371.

12. Stanley Katz,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ight to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 no. 3 (October 1976): 467-88, esp. 470-71.

13. Holly Brewer, “Entailing Aristocracy in Colonial Virginia: ‘Ancient Feudal Restraints’ and Revolutionary Reform,”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4, no. 2 (April 1997): 307-46; Christopher Michael Curtis, Jefferson’s Freeholders and the Politics of Ownership in the Old Dom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1-26, 56, 72, 75-76.

14. Curtis, Jefferson’s Freeholders, 56, 72.

15. Humphrey, “Conflicting Independence,” 180-81.

16. 該法案於一七七八年被首次提出，一七八○年第二次提出，並於一七八五年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在參議院夭折。請見“A 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 (1778), PTJ, 2:526–35; and Jennings L. Wagoner Jr., Jefferson and Education (Charlottesville, VA: Monticello Monograph Series, 2004), 34–38.

17.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46. 班揚兩度提到了muck（垃圾）這個字，第一次意指糞耙，隱蔽的象徵。第二次則是在他的《給男孩和女孩的書》（Book for Boys and Girls）中，提到歉收變成了垃圾。請見Roger Sharrock, “Bunyan and the English Emblem Writers,”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21, no. 82 (April 1945): 105–16, esp. 109–10, 112.

18. “A Bill for Support of the Poor,” PTJ, 2:419-23. This bill was not passed until 1785.

19.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 by the Count de Buff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8 vols. (2nd. ed., London, 1785), 3:104, 134-36, 190.

20. Ibid., 3:57-58, 61-62, 129-30, 192-93.

21.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7-8, 10, 19, 21-22, 43-54, 58-65, 79, 226-31, 253-54.

22.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Marquis de Chastellux, June 7, 1785, PTJ, 8:185-86.

23. Thomas Jefferson to G. K. van Hogendorp, October 13, 1785,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ust 23, 1785, PTJ, 8:426, 633; on chorography, see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231-261.

24.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March 1, 1784,” PTJ, 6:603; C. Albert White, A History of the Rectangular Survey Syste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11, 512; William D. Pattison, Beginnings of the Amer-ican Rectangular Land Survey System, 1784-18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42-45, 63-65; Peter Onuf, “Liberty, Development, and Union: Visions of the West in the 1780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3, no. 2 (April 1986): 179-213, esp. 184.

25. 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ed. Susan Man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xi–xiii, 15, 25, 27–28, 41–42, 45–47. 有關農夫教兒子犁田，請見“Pleasing Particulars in Husbandry & c. [From Letters from J. Hector St. John,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his Friend in England],” Boston Magazine (July 1986), 285–91, esp. 285；以及Thomas Philbrick, “Crevecoeur as New Yorker,”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11, no. 1 (Spring 1976): 22–30; and St. John Crevecoeur to Thomas Jefferson, May 18, 1785, PTJ, 8:156–57.

26. Answers to Démeunier’s First Queries, January 24, 1786, PTJ, 10:16.

27. On importing Germans into Virginia,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Richard Clai-borne, August 8, 1787, PTJ, 16:540. On using Germans to train slaves,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Edward Bancroft, January 26, 1789, PTJ, 14:492, 35:718-21.

28. McDonnell, The Politics of War, 439, 455, 480-82; Woody Holton, “Did Democracy Cause the Recession That Led to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2, no. 2 (September 2005): 442-69, esp. 445-46.

29. John Ferling, Whirlwi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War That Won It (New York: Bloomsbury, 2015), 320-21; 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353-57.

30. “Jefferson’s Reply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ffairs in America by British Newspapers” [before November 20, 1784], PTJ, 7:540-45; Wallace Evan Davies, “The Society of Cincinnati in New England, 1783-180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 no. 1 (January 1948): 3-25, esp. 3, 5.

31. Thomas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 February 22, 1787, PTJ, 11:174-75;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30 and February 5, 1787,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Madison, 1776-1826, ed. James Morton Smith, 3 vols. (New York: Norton, 1994), 1:461;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146-48, 168; Woody Holton, Unruly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2007), 145-48, 155, 159; and David P.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66.

32. Abigail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September 10, 1787, PTJ, 12:112. For Shays living in a sty, see “To the Printer,” American Recorder, and Charles-town Advertiser, January 19, 1787. For the description of Shaysites as “raga-muffins,” see the account of Reverend Bezaleel Howard of Springfield (September 1787), reprinted in Richard D. Brown, “Shays Rebellion and Its Aftermath: A View from Springfield, 1787,”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0, no. 4 (October 1983): 598-615, esp. 602. For a description of Shaysites as “Abroad in rags like wolves to roam,” see New Haven Gazette, and Connecti-cut Magazine, January 25, 1787.

33. “Jefferson’s Observations on Démeunier’s Manuscript,” PTJ, 10:52.

34. Curtis, Jefferson’s Freeholders, 97, 101.

35. Fredrika J. Teute and David S. Shields, “The Court of Abigail Adams,” and “Jefferson in Washington: Domesticating Manners in the Republican Court,”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5 (Summer 2015): 227-35, 237-59, esp. 229-30, 242, 246; Charlene M. Boyer Lewis, Elizabeth Patterson Bonaparte: An American Aristocrat in the Early Republ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12, 16, 20, 23, 29.

36. Pater Shaw, The Character of John Adam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6), 227, 230, 232-33.

37. See Simon Newman, “Principles or Men?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ational Leadership, 1776-1801,”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2, no. 4 (Winter 1992): 447-507.

38.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262, 381; Jean Edward Smith, John Marshall: Definer of a N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12; John C. Rainbolt, “The Alte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hip and Constituents in Virginia, 1660–172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7, no. 3 (July 1970): 411–34, esp. 418–22.維吉尼亞的精英不喜歡虛榮地展現學識和衣著，他們認為這是暴發戶的象徵，這正是傑佛遜和約翰．馬歇爾穿著低調的原因。這種階級觀點在羅伯特．芒福德(Robert Munford)的諷刺劇《候選人》（The candidate, 1770）中有所體現，請見Jay B. Hubbell and Douglas Adair, “Robert Munford’s ‘The Candidat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 no. 2 (April 1948): 217–57, esp. 233–35, 240–42；關於傑佛遜和他的羊，請見Stanton, “Thomas Jefferson: Planter and Farmer,” 264.

39.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86-87, 138-40.

40. See “A Bill Declaring What Persons Shall Be Deemed Mulattos,” PTJ, 2:476;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cis C. Gray, March 4, 1815, PTJ-R, 8:310–11. 關於傑佛遜養羊的方法，請見 “Notes on Breeding Merino Sheep,” enclosure in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13, 1810,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William Thorton, May 24, 1810; and “Petition of Albemarle County Residents to the 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 [before December 19, 1811], PTJ-R, 2:390, 2:413, 4:346; and Thomas Jefferson’s Farm Book: With Commentary and Relevant Extracts from Other Writings, ed. Edwin Morris Bett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9), 111–41. 一八一六年帕里（Dr. Parry）在文章中呼應傑佛遜的論點；他將動物混種模式應用到人類身上，並為四代混種階段命名：第一代的混種是mulatto，第二代是quadroon，第三代是mestizo，第四代是quinteroon。他聲稱quinteroon是「近乎純白」，沒有「黑人的汙點。」他還強調，這只適用於白人男性和混血女性。「如果是白人女性和男性黑人的混血，情況則會反過來」，也就是說，第四代的孩子會近乎全黑。請見Dr. C. H. Parry, “On the Crossing the Breeds of Animals,” Massachusetts Agricultural Repository and Journal (June 1, 1816): 153–58; also Buffon, Natural History, 3:164–65; and Andrew Curran, “Rethinking Race History: The Role of the Albino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Life Sciences,” History and Theory 48 (October 2009): 151–79, esp. 171.

41. William Short to Thomas Jefferson, February 27, 1798, PTJ, 30:150.

42. 傑佛遜相信混種會改良黑人。他寫道：「大家都看到在黑人與白人混血的第一代例子中，看見黑人在身體和思想上的進步。證明了他們的次等不僅僅是生活條件的影響。」請見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41; Stanton, “Those Who Labor for My Happiness,” 64–65, 178–79, 197, 224；以及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41, 49, 80, 86, 100–101, 661–62.

43.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Joel Yancy, January 17, 1819,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W. Eppes, June 30, 1820, in Thomas Jefferson’s Farm Book, 43, 46.傑佛遜用繁殖能力來衡量女奴的價格。談到親戚考慮要賣掉的女奴時，他說她是個「停止生育」的女人。請見Thomas Jefferson to William O. Callis, May 8, 1795, PTJ, 28:346.

44. John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August [14?], November 15, 1813, in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 ed. Lester J. Capp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365-66, 397-402.

45.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October 28, 1813,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387-88;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40; Burstein, Jef-ferson’s Secrets, 167-68.

46.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October 13, 1813,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387-89.

47. Thomas Jefferson to William Wirt, August 5, 1815, PTJ R, 8:642-43. Jeffer-son had described the “class of artificers” as “panders,” prone to vice;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ust 23, 1785, PTJ, 8:426; and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65. Jefferson also used the word “yeomanry” to represent the nonelite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5, 1793,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May 5, 1793, PTJ, 25:660-61.

48. John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November 15, 1813,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401.

第五章　傑克遜的南方窮白人國：佔居者的心聲

1. See John R.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Politics, Public Lands, and the Fate of the Old Republic, 1785-185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18, 23.

2. See Malcolm J.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 1789-1837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0), 6; Eliga H. Gould,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

3. 雖然南方邊境地區的概念始於殖民時期，但做為一個與東岸殖民地不同的獨特地區，南方邊境在美國大革命後依然存在，就算美國獨立的初期也出現了新的邊境。請見Robert D. Mitchell,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 A Geographical Hous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Frontier Communities, eds. David C. Crass, Steven D. Smith, Martha A. Zierden, and Richard D. Brook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8), 1–35, esp. 27.

4.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14, 18.

5. For the 1815 definition of squatter, see John Pickering, “Memoir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Vocabulary Containing Various Words Which Has Been Supposed to Be Peculiar to This Country,”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January 1, 1815), 523. Pickering cited the Englishman Edward Augustus Kendall for his account of how the word squatter was used in America; see Kendall, Trav-els Through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Years 1807 and 1808 (New York, 1809), 160; also see Nathaniel Gorham to James Madison, January 27, 1788,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10:435-36.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ncorrectly identifies Madison as first using the term, but Madison merely repeated verbatim in a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 what Gorham had written to him. See also Madison to Washington, February 3, 1788,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10:463. For the article on Pennsylvania “squatlers,” see “Philadelphia, August 10,” The [Philadelphia] Federal, and Evening Gazette, August 10, 1790. On the Phelps-Gorham Purchase that involved around six million acres in western New York, see William H. Stiles, “Pioneering in Genesee County: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and the Concept of Central Place,” in New Opportunities in a New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York After the Revolution, eds. Manfred Jonas and Robert W. Wells (Schenectady, NY: Union College Press, 1982), 35-68.

6. See Kendall, Travels, 160-62; Alan Taylor, “‘A Kind of War’: The Contest for Land on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1750-182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6, no. 1 (January 1786): 3-26, esp. 6-9; and for the case of Daniel Hildreth in Lincoln County Supreme Court in Massachusetts, see “Various Paragraphs,” Columbian Centinel. Massachusetts Federalist, October 18, 1800.

7. 肯達爾（Kendall）說「佔居者並非緬因特有產物」，然後便提到賓州。請見Kendall, Travels, 161–62. 有關各種公告，請見Proclamation, by Honorable George Thomas, Esq. Lieutenant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October 5, 1742); and Proclamation, by Honorable James Hamilton, Lieutenant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July 18, 1749); and Proclamation, by the Honorable John Penn, Esq., Lieutenant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3, 1766); and for the emphasis on the death penalty, see Proclamation, by the Honorable John Penn, Esq., Lieutenant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February 24, 1768). 美國的佔居者，類似於住在在森林和沼澤地帶的英國流浪漢──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莊園荒廢，以及那些住在別人土地上的人。請參考嚴厲的驅逐警告：This Cour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Utmost Time for Taking Down and Removing All Such Sheds, Shops, and Other Like Buildings, Which Have Been Erected Since the Late Dismal Fire... (London, 1673)；以及A. L. Beier, Masterless Men, 9, 19, 73–74.

8. Eric Hinderaker, Elusive Empires: Constructing Colonialism in the Ohio Valley, 1763-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9-40, 244, 246; Holly Mayer, “From Forts to Families: Following the Army into Western Pennsylvania, 1758-1766,”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30, no. 1 (January 2006): 5-43, esp. 13, 21, 23-24, 36-38, 40.

9. On Colonel Henry Bouquet, see Bouquet to Anne Willing, Bedford, Septem-ber 17, 1759, in The Papers of Colonel Henry Bouquet, ed. Sylvester E. Ste-vens et al., 19 vols.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Commission and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1940-44), 3:371-72, 4:115-16.

10. 「squat」和「squatting」的各種意涵，請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elissa J. Pawlikowski, “ ‘The Ravages of a Cruel and Savage Economy’: Ohio River Valley Squatt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arian Political Economy, 1768–178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of Historia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uly 17, 2011, in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關於霍屯督人，請見“The Voyage of Peter Kolben, A.M.,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s Inhabitants,” The Pennsylvania Herald, and General Advertiser, July 21, 1786. 關於切羅基女人蹲在地上，請見“A True Relation of the Unheard of Sufferings of David Menzies, Surgeon Among the Cherokees; Deliverance in South-Carolina,” The Boston Post-Boy and Advertiser, March 6, 1767. 關於英國軍人與其作戰風格，請見“Annapolis, in Maryland, July 15,” [Boston] Weekly News-Letter, August 19, 1756; “New-York, March 27,” The New-York Gazette: or, The Weekly Post-Boy, March 27, 1758;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Ticonderoga, July 31,” Pennsylvania Gazette, August 9, 1759; also see John K. Mahon, “Anglo-American Methods of Indian Warfare, 1675–1794,”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5, no. 2 (September 1958): 254–75. 關於「身份」standing的法律意義，請見Tomlins, Freedom Bound, 119–20.

11. 殖民地官員也強調，「他們愛好殘忍」，他們是偷馬賊，企圖用「無聊故事」來挑起戰爭；請見Captain Gavin Cochrane to Lord Dartmouth, June 22, 1767, in M. Mathews, “Of Matters Lexicographical,” American Speech 34, no. 2 (May 1959): 126–30. 有關南方窮白人，請見Mr. Simpson and Mr. Barnard, Address Presented to Governor James Wright in March 1767, in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ed. Allen D. Chandler, 26 vols. (Atlanta, 1904), 14:475–76；和Mr. James Habersham to Governor James Wright, in The Letters of James Habersham 1756–1775,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 15 vols. (Savannah, 1904), 6:204；以及in Delma E. Presley, “The Crackers of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60, no. 2 (Summer 1976): 102–16, esp. 102–3. 有關南方窮白人挖人眼睛，請見“Extracts of the Letter from a Camp Near Seneca, August 18,” Pennsylvania Ledger, October 26, 1776 (this report was republished in numerous papers in Rhode Island, Connecticut, and Massachusetts).

12. 伍德梅森還稱他們為「土匪、放蕩者、無賴、地球上最低等的人渣。」他進一步指出，這些人被當作「富裕種植園主和印地安人間的屏障。」請見Richard Hooker, ed., 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and Other Writings of Charles Woodmason, Anglican Itinera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3), 25, 27, 31–32, 52–54, 60–61, 154.

13. 海軍少尉亞歷山大．卡梅隆（Alexander Cameron）曾在南卡羅來納擔任英國間諜，爭取印地安人的支持。一七六五年二月三日，他在寫給海軍上尉加文．科克倫（Captain Gavin Cochrane）的信中提到「劈啪響商人」，用來形容白人偷獵者，請見John L. Nichols, “Alexander Cameron, British Agent Among the Cherokee, 1764–1781,”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97, no. 2 (April 1996): 94–114, esp. 95, 97. 卡梅倫似乎是第一個使用「劈啪響商人」一詞的人，後來科克倫把他們稱為「南方窮白人」。卡梅倫是出生於蘇格蘭的軍人，一七三八年追隨詹姆斯．奧格爾索普將軍來到美洲。關於「蝨子窮白人」這個詞的定義（討厭的、邋遢的傢伙），請見Ebers, The New and Complete Dictionary of England and German Language, vol. 2 (Leipzig, 1798), 363. 關於虛度光陰的「玩笑窮白人」，請見 “Cursory Thoughts,” Vermont Gazette, August 5, 1805. 關於討厭的污辱如同鞭炮一般臭不可聞，請見Lloyd’s Evening Post, May 15–17, 1765. 有關南方窮白人愛說謊或愛誇大，請見“No. CXXXIV. Kit Cracker, a Great Dealer in the Marvelous, Describes Himself and His Adventures to the Observer,” in Richard Cumberland, The Observ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oral, Literary and Familiar Essays (London, 1791), 86–95.

14. For “crack brained people” acting like crazy animals, see “No. III, To the Editors of the Charleston Courier,” United States Gazette, June 13, 1804; also see “crack brained son” in The Providence Gazette, and Country Journal, January 3, 1768; and for a parody of haymakers and crack-brained drinkers, see “Attention Haymaker!,” Thomas’s Massachusetts Spy, or Worcester Gazette, July 20, 1796. For the use of the term “crack-brained” by prominent Georgia trustee the Earl of Egmont, see Robert G. McPherson, ed., The Journal of the Earl of Egmont, Abstract of the Trustees Proceedings for Establishing the Colony of Georgia, 1732-1738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62), 59. Reverend Woodmason also referred to a “crack’d the brain” North Carolinian; see Hooker, 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62; for “crack brained,” also 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see Thomas Tusser, Five Hundred Points of Good Husbandry (1573; reprint ed., Oxford, 1848), 93.

15. For the reference to their “delight in cruelty” and “lawless set of rascals,” see Gavin Cochrane to Lord Dartmouth, June 27, 1766, in Mathews, “Of Matters Lexicographical,” 127. On “rascal” as rubbish, camp followers, and lean and inferior animals, 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for “rascal” as “trash,” see Edward Philips, A New World of Words: or A General Dictionary (London, 1671), n.p.

16. Benjamin Rush, “An Account of the Progress of Population, Agriculture, Manners, and Government in Pennsylvania,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in England,” in Essays, Literary, Moral, Philosophical (Philadelphia, 1798), 214, 224–25.一八一六年，密西根州長也如此形容法國的開拓者，他說這些人採用了印地安人的生活方式，偶爾貿易，然後就是長時間的懶惰，任自己農場荒蕪。他們也不知道「家庭生活的普通行為。」他發出警告：除非有新人遷入，否則這個地區將充斥「貧困無助的人民。」請見Governor Lewis Cass to Secretary of War, May 31, 1816, in The Territorial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0, The Territory of Michigan, 1805–1820, ed. Clarence Edwin Cart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642–43. 較有錢的開拓者向西發展時，也同樣希望能清除窮人。請見John Melish (who wrote on Kentucky), Tra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Years 1806 & 1807, and 1809, 1810, & 1811, 2 vols. (Philadelphia, 1812), 2:204.

17. On land speculators and class power, see Lee Soltow, “Progress and Mobility Among Ohio Propertyholders, 1810-1825,” Social Science History 7, no. 4 (Autumn 1983): 405-26, esp. 410, 412-15, 418, 420; Andrew R. L. Cayton, “Land, Power, and Reputati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in the Ohio Countr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7, no. 2 (April 1990): 266-86, esp. 278; Rudolf Freud, “Military Bounty Land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Domain,” Agricultural History 20, no. 1 (January 1946): 8-18, esp. 8. For the relocation of the top-down social structure from Virginia to Kentucky, and the rise of the merchant class, see Craig T. Friend, “Merchants and Mar-kethouses: Reflections on Moral Economy in Early Kentuck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 no. 4 (Winter 1997): 553-74, esp. 556-57, 572. On elite speculators using kinship networks to advance their class power, see Marion Nelson Winship, “The Land of Connected Men: A New Migration Story from the Early Republic,” Pennsylvania History 64 (Summer 1997): 88-104, esp. 90, 97.

18. On old soldiers, see Peter Onuf, “Settlers, Settlements, and New Stat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s Character and Limits, ed. Jack Green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1-96, esp. 180-82. For Jefferson’s policy on squatters, see Thomas Jefferson to Secretary of War, April 8, 1804, in The Territorial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3, The Territory of Louisiana-Missouri, 1803-1806, ed. Clarence Edwin Cart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13:19; and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November 3, 1808, in The Territorial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The Territory of Indiana, 1800-1810, ed. Clarence Edwin Car-t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7:610-11; also see Bethel Saler, The Settlers’ Empire: Colonial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merica’s Old Northwe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48-50, 54;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77-78.

19. On wretchedness and a poor and feeble population, see Mathew Carey,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Most Certain Means of Promoting Wealth, Power, Resources, and Happiness of Nations: Applied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1822), 177, 376. On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poor, see Andrew R. L. Cayton, The Frontier Republic: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Ohio Country, 1780-1825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7, 144-45;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110-12, 118, 210.

20. On landlessness and limited mobility, see Gary Edwards, “‘Anything... That Would Pay’: Yeoman Farmers and the Nascent Market Economy on the Ante-bellum Plantation Frontier,” in Southern Societ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1790-1860, eds. Susanna Delfino, Michele Gillespie, and Louis M. Kyria koud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11), 102-30, esp. 108, 110; Craig Thompson Friend, “‘Work & Be Rich’: Economy and Culture on the Bluegrass Farm,” in The Buzzel About Kentuck, ed. Craig Thompson Friend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9), 124-51, esp. 128-33. For land agents discouraging tenancy, see Robert P. Swierenga, “The ‘Western Land Business’: The Story of Easley & Willingham, Speculator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1, no. 1 (Spring 1967): 1-20, esp. 12, 16;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170-71, 175-76, 235-36. On the difficulty of tenants becoming large landowners (as compared to sons of the rich inheriting wealth), see Soltow, “Progress and Mobility,” 423.

21. For the scandal swirling around Jackson’s divorce, see Norma Basch, “Mar-riage, Morals, and Politics in the Election of 182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no. 3 (December 1993): 890-918; also see John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54-55; and Andrew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New York: Knopf, 2003), 11, 170, 172.

22. For “Old Hickory” as a strong tree, see “Ode to the Fourth of July,” Salem [MA] Gazette, July 15, 1823; and for Jackson’s nickname meaning he was “tough, unyielding, and substantial,” see “Old Hickory,” Haverhill [MA] Gazette and Patriot, August 7, 1824.

23. See Wilson’s poem “The Pilgrims,” and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Lexington,” The Port-Folio (June 1810): 499–519, esp. 505, 514–15. 有關威爾遜，請見R. Cantwell, Alexander Wilson: Naturalist and Pioneer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61). 威爾遜用同樣的標準來研究鳥類和佔居者；他寫道，從「牠們特定的棲息地以及建造巢穴的方式」，可以看出「鳥類的個性」；請見 Edward H. Burtt Jr. and William E. Davis Jr., Alexander Wilson: The Scot Who Founded American Ornitholog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24. Wilso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Lexington,” 519. For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homes in securing territorial claims, also see Anna Stilz, “Nations, States, and Territory,” Ethics 121, no. 3 (April 2011): 572-601, esp. 575-76.

25. Cornelia J. Randolph to Virginia J. Randolph (Trist), August 17, 1817, PTJ-R, Thomas Jefferson Foundation, Charlottesville, VA. I would like to thank Lisa Francavilla of the Retirement Series for alerting me to this letter.

26. See “Measuring for a Bed,” New Bedford [MA] Mercury, February 12, 1830 (reprinted from the Baltimore Emerald); also see “Sporting in Illinois,” Spirit of the Times; A Chronicle of Turf, Agriculture, Field Sports, Literature, and Stage (July 14, 1838): 169; and Ludwig Inkle, “Running from the Indians,” Magnolia; or Southern Monthly (August 1841): 359-62. esp. 360.

27. See John M. Denham, “The Florida Cracker Before the Civil War as Seen Through Travelers’ Accounts,”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72, no. 4 (April 1994): 453-68, esp. 460, 467-68; and Inkle, “Running from the Indians.”

28. For a cracker shouting and squealing, see “The Tobacco Roller,” [Augusta, GA] Southern Sentinel, November 6, 1794. For the Mississippi squatter as a screamer, see “Taking the Mississippi,” Maine Farmer, October 26, 1848. For Hoosier anecdotes, see “A Forcible Argument,” New Hampshire Centinel, June 15, 1837; “The Hoosier Girls,” [Charleston, SC] Southern Patriot, Octo-ber 12, 1837; “Hoosier Poetry,”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ly 26, 1838; Barre [MA] Weekly Gazette, November 2, 1838; “From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r,” Macon Georgia Telegraph, April 7, 1840.

29. See John Finley, “The Hoosier’s Nest,” Indiana Quarterly Magazine of His-tory 1, no. 1 (1905): 56-57; also see William D. Pierson, “The Origins of the Word ‘Hoosier’: A New Interpretation,”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91, no. 2 (June 1995): 189-96.

30. “Cracker Dictionary,” Salem [MA] Gazette, Mary 21, 1830; also see “South-ernisms,” New Hampshire Patriot & State Gazette, July 27, 1835; and “The Gouging Scene,” Philadelphia Album and Ladies Literary Portfolio, Septem-ber 25, 1830; and both “jimber-jawed” and “gimbal-jawed” were derived from “gimbal,” meaning hinge or joint, and thus meant a protruding and loose jaw, 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31. 〈南方窮白人字典〉。另一位作家用「今天在這兒──一會兒就走了」的格言來定義「佔居者」；請見“Original Correspondence,” Boston Courier, November 25, 1830.

32. M. J. Heale,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Jacksonian Politics: David Crockett and the Myth of the Self-made Man,”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4, no. 4 (October 1973): 405-23, esp. 405-9, 417; James R. Boylston and Allen J. Wie-ner, David Crockett in Congr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or Man’s Friend (Houston: Bright Sky Press, 2009), 2-3.

33. Cynthia Cumfer, “Local Origins of National Indian Policy: Cherokee and Tennessee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and Nationhood, 1790-1811,”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3, no. 1 (Spring 2003): 21-46, esp. 25, 31; Heale,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Jacksonian Politics,” 416-17; and “Premium on Fecun-dity,” [Haverhill, MA] Essex Gazette, April 3, 1830.

34. Davy Crockett’s Almanack of 1837 (Nashville, 1837), 40-43; Heale,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Jacksonian Politics,” 408; James Atkins Shackford, David Crockett: The Man and the Legen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6), 68-69, 136, 144; Alexander Sax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Verso, 1990), 78, 83; Boylston and Wiener, David Crockett in Congress, 16. On Crockett’s advocacy for the poor man over the rich speculator, see “Remarks of Mr. Crockett, of Tennessee,” United States Telegraph, May 19, 1828; “Congressional Canvas,” [Columbia, SC] Columbia Telescope, June 12, 1829; and “Col. David Crockett, of Ten-nessee,”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une 22, 1831; and “Cracker Dictio-nary.”

35. See “There Are Some Queer Fellows in Congress,” [Fayetteville, NC] Caro-lina Observer, March 20, 1828. On Crockett’s popularity, surpassing the gov-ernment, Black Hawk, or a “caravan of wild varmints,” see an excerpt from his biography (supposedly written by Crockett), “Preface of Hon. David Crockett’s Biography,” United States Telegraph, February 22, 1834. On the comparison to the trained bear, see “The Indian Question,” Raleigh Register, and the North Carolina Gazette, July 1, 1834; for Frederick Douglass’s com-parison of Crockett to the harlequin, see “Meeting in New York,” The North Star, June 8, 1849, and Todd Vogel, Rewriting White: Race, 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

36. Davy Crockett’s Almanack of 1837, 8, 17.

37. For Crockett’s speech in defense of poor squatters, see Guy S. Miles, “Davy Crockett Evolves, 1821-1824, American Quarterly 8, no. 1 (Spring 1956): 53-60, esp. 54-55; also see Melvin Rosser Mason, “‘The Lion of the West’: Satire on Davy Crockett and Frances Trollope,” South Central Bulletin 29, no. 4 (Winter 1969): 143-45; also see Walter Blair, “Americanized Comic Braggarts,” Critical Inquiry 4, no. 2 (Winter 1977): 331-49.

38. For alienating his Tennessee colleagues, see “Col. David Crockett, of Tennes-see.” For his opposition to the Indian Removal Bill, see “The Indian Ques-tion.” For refusing to be Jackson’s dog, see “Politics of the Day,”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March 30, 1831; and “Col. Crockett. From the Boston Journal,” Indiana Journal, May 31, 1834; also see Megan Taylor Shockley, “King of the Wild Frontier vs. King Andrew I: Davy Crockett and the Election of 1831,”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56, no. 3 (Fall 1997): 158-69, esp. 161-62, 166.

39. On the defection of his friends and allies, see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209-11.

40. For “hardy sons of the West,” see “Old Hickory,” [Haverhill, MA] Gazette and Patriot, August 7, 1824. On the “Old Hickory” name for tough, fibrous wood associated with the Tennessee tree of the frontier, see Harry L. Watson, Lib-erty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Jacksonian America (New York: Hill & Wang, 1990; rev. ed., 2006), 77.

41. See “Emigration to the Westward,” [Boston] Independent Chronicle, Sep-tember 11, 1815; also see broadside “Unparalleled Victory” (Boston, 1815). For Jackson celebrating the British death toll, see “Address, Directed by Maj. General Jackson to Be Read at the Head of Each Corps Composing the Line Below New Orleans, January 24, 1815,” Albany Argus, February 28, 1815 (this address was widely published in many newspapers around the country). For the poem on Jackson’s bloody victory in New Orleans, see “The River Mississippi,” American Advocate and Kennebec Advertiser, March 25, 1815;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125.

42.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5, 121, 138. On Daniel Webster’s 1824 account of Jefferson’s remarks on Jackson, see Kevin J. Hayes, ed., Jef-ferson in His Own Time: A 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His Life, Drawn from Recollections, Interviews, and Memoirs by Family, Friends, and Associate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2), 99.

43. For an excerpt from Jesse Benton’s pamphlet attacking him as “Boisterous in ordinary conversation,” see “From the Georgia Constitutionalist,” [Charles-ton, SC] City Gazette and Commercial Daily Advertiser, October 22, 1824. For “A Backwoodsman and a Squatter,” see “Foreign Notic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Gazette, March 3, 1821.

44. For the “rude instinct of masculine liberty,” see a review of Achille Murat’s Essay on the Morality and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1832), North American Quarterly Magazine (March 1838): 103-19, esp. 107. The author Achille Murat was a close friend of Jackson ally John Coffee and had lived in Florida for several years.

45. David S. Heidler and Jeanne T. Heidler, Old Hickory’s War: Andrew Jackson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7-108.

46. 英國媒體指控傑克遜種族滅絕印地安人，並將野蠻帶入美國人的性格中；媒體形容他處決兩名英國公民為另一起「暴行」。請見“From the Liverpool Courier of Aug. 18,” Commercial Advertiser, October 3, 1818；以及Isaac Holmes, An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rived from Actual Observation, During a Residence of Four Years in That Republic (London, 1824), 83; “American Justice!! The Ferocious Yankee Gen.! Jack’s Reward for Butchering Two British Subjects!,” Tennessee State Museum Collection, Nashville; Heidler and Heidler, Old Hickory’s War, 154–57；和David S. Heidler,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Aggression: Congress and the First Seminole War,”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3, no. 4 (Winter 1993): 501–30, esp. 504–5.

47. “White Savages,” Thomas’s Massachusetts Spy, and Worcester Gazette, Sep-tember 9, 1818. For Seminoles’ distrust of violent crackers, see “From Darien Gazette,” [Windsor] Vermont Journal, June 28, 1819. For Indians only attack-ing “cracker houses,” see “Seminole—First Campaign.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a Private,” New Hampshire Gazette, May 9, 1827.

48. On Jackson’s outburst to Adams, “D—m Grotius! D—m Puffendorf! D—m Vatell! This Is Mere Matter Between Jim Monroe and Myself!,” see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 63. On Jackson threatening to cut off the ears of some senators, see “Mr. Lacock’s Reply,” Nile’s Weekly Register, April 3, 1819.

49. F. P. Prucha, “Andrew Jackson’s Indian Policy: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 no. 3 (December 1969): 527–39, esp. 529; Waldo S. Putnam, Memoirs of Andrew Jackson; Major General in the Arm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uth (Hartford, CT, 1818), 310.約翰．伊頓（John Eaton）是傑克遜最忠實的盟友之一，也是他傳記的作者。伊頓承認傑克遜脾氣暴躁害他陷入了許多爭執中。塞米諾爾戰爭後，眾所周知傑克遜的脾氣不好。請見“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 Western Review and Miscellaneous Magazine (September 1819): 87–91, esp. 87.關於他的「火爆」脾氣和他無視「法律制度」，請見“General Andrew Jackson,” National Register, August 5, 1820；有關他的無理，請見“The Presidency,” Eastern Argus, October 7, 1823. 有關克萊罵他是「軍事酋長」，請見克萊後來公開發表的信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February 12, 1825.幫傑克遜講話的人宣稱他有責任保護邊疆開拓者的生命，他的政策是以保護未來的移民為前提；暴力是對付野蠻敵人的唯一辦法。請見“Defense of Andrew Jackson: Strictures on Mr. Lacock’s Report on the Seminole War,” Niles Weekly Register, March 13, 1819.

50. 關於移除印地安人，請見Michael Morris, “Georgia and the Conversation over Indian Removal,”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91, no. 4 (Winter 2007): 403–23, esp. 405, 419. 傑克遜不承認印地安人有任何土地擁有權，否定印地安人的「主張，如果他們不曾居住或改善這塊土地」；請見Prucha, “Andrew Jackson’s Indian Policy: A Reassessment,” 532. On squatters in Alabama, see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186–87; and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163.

51. On the Dickinson duel, see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56-57; “Col. Benton and Col. Jackson,” Daily National Journal, June 30, 1828. For the 1824 account of Jackson’s duel with Dickinson, see “Traits in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 Jackson,” Missouri Republican, September 13, 1824.

52. Some Account of Some of the Bloody Deeds of Gen. Andrew Jackson (broad-side, Franklin, TN, 1818); also see “Reminiscences; or an Extract from a Cat-alogue of General Jackson’s ‘Juvenile Indiscretions,’ from the Age of 23 to 60,” Newburyport Herald, July 1, 1828.

53. See Andrew Jackson to John Coffee, June 18, 1824, in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Jackson, ed. John Spencer Bassett, 6 vols. (Washington, DC, 1926-34), 3:225-26; and Matthew Warshauer, “Andrew Jackson as ‘Military Chieftain’ in the 1824 and 182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Ramifications of Martial Law on American Republicanism,”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57, no. 1 (Spring/Summer 1998): 4-23.

54. See “The Presidency” and “General Jackson,” Louisville Public Advertiser, January 14, 1824, and October 22, 1822.

55. See “Sketch of a Debate: Seminole War,” City of Washington Gazette, Febru-ary 5, 1819.

56. See “The Beau and the Cracker,” Columbian Museum and Savannah Adver-tiser, October 7, 1796; and To a Woodman’s Hut (New York, 1812). The plot may be older, for it shares certain similarities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Noble Lord, and a Poor Woodman” (1770); Joseph Doddridge’s story was printed in his Logan. The Last of the Race of Schikellemus, Chief of the Cayuga Nation (1823), as cited in Cecil D. Eby, “Dandy Versus Squatter: An Earlier Round,” Southern Literary Review 20, no. 2 (Fall 1987): 33-36, esp. 34.

57. 一八二四年的選戰中流傳著一個故事，描述傑克遜將軍和費城的「紈褲子弟」的幽默相遇。請見“Anecdote of General Jackson,” Raleigh Register, and North Carolina State Gazette, February 13, 1824.

58. For the Crockett-like response to coffin handbills, see John Tailaferro, Account of Some of the Bloody Deeds of GENERAL JACKSON, Being a Supplement to the “Coffin Handbill” (broadside, Northern Neck, VA, 1828). On Jackson as “homebred,” see “General Jackson,” Maryland Gazette and the State Register, January 22, 1824. On Jackson being from a common family, see “Jackson’s Literature,” United States’ Telegraph, March 8, 1828. For other articles focusing on his commonness and lack of education, see “The Presi-dency,” [Portland, ME] Eastern Argus, October 7, 1823;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Raleigh Register, and North Carolina State Gazette, August 6, 1824; and “General Jackson,” National Advocate, March 10, 1824.

59. For a cracker supporter of Jackson, see New Orleans Argus, August 21, 1828 (this piece came from the Darien Gazette in Georgia and was widely reprinted in New Hampshire, Connecticut, and New York newspapers); and “The Backwoods Alive with Old Hickory,” Louisville Public Advertiser, Feb-ruary 27, 1828.

60. See “Jackson Toasts,” Newburyport Herald, June 22, 1828; and “Humorous Sketch,” Norwich Courier, April 1, 1829; “Barney Blinn” (from the Augusta Georgia Chronicle), New London Gazette, December 19, 1827. For a song titled “Ode to General Jackson,” in which he cut the British with his saber, “knock’d off all their legs,” but retained the eternal devotion of his supporters even if he was “shot through the head,” see Charles Mathews, The London Mathews;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Celebrated Comedian’s Journey to America... (Philadelphia, 1824), 33-34. For a satire of a typical Jackson man having no trouble with the fact that Jackson was a “blundering, half-taught, ignoramus,” see “The Subjoined Communication,” New-England Galaxy and United States Literary Advertiser, November, 7, 1828.

61. “Mr. Jefferson’s Opinion of Gen. Jackson—Settled,” Indiana Journal, January 3, 1828.

62. For the happy-marriage defense of Rachel Jackson, see New Hampshire Patriot & State Gazette, April 23, 1827. The accidental bigamy defense was published widely in newspapers; for example, see [Portland, ME] Eastern Argus, May 8, 1827. For exposing the fallacy of the accidental bigamy story, see Burstein, The Passions of Andrew Jackson, 28-33, 227-28, 241-48; and Ann Toplovich, “Marriage, Mayhem,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The Robards- Jackson Backcountry Scandal,” Ohio Valley History 5 (Winter 2005): 3-22.

63. For Jackson robbing another man of his wife, see “From Harrisburgh, Pa.,” New Orleans Argus, May 17, 1828; and Charles Hammond, “The Character of Andrew Jackson,” in Truth’s Advocate and Monthly Anti-Jackson Advo-cate (Cincinnati, 1828), 216.

64. See Basch, “Marriage, Morals, and Politics in the Election of 1828,” 903; Charles Hammond, “View of General Jackson’s Domestic Relations,” Truth’s Advocate and Monthly Anti-Jackson Advocate, 5; “Dana vs. Mrs. Jackson,” Richmond Enquirer, May 4, 1827; and “Dana vs. Mrs. Jackson,” New Hampshire Patriot & State Gazette, May 21, 1827. 關於達納，請見James D. Daniels, “Amos Kendall: Kentucky Journalist, 1815–1829,” Filson Historical Quarterly (1978): 46–65, esp. 55–56. 有關瑞秋小木屋的背德，請見“Mrs. Jackson,” Richmond Enquirer, May 4, 1827.也有人攻擊傑克遜是黑白混血兒，有傳言說他的母親是跟著英國軍隊跑的營妓，曾與黑人男子同居。這個故事的重點放在傑克遜可疑的血統上、傑克遜的「血統或種族」之根源。請見“Rank Villainy and Obscenity,” Charleston [SC] Mercury, August 22, 1828.

65. For the washerwoman reference and the snide comment on her “healthy tanned complexion,” see Lynn Hudson Parsons, The Birth of Modern Politics: Andrew Jackson,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Election of 18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9; for her pronunciation, see “British Scan-dal,” Salem Gazette, April 15, 1828; for her favorite song, “Possum Up a Gum Tree,” see “Mrs. Jackson,” New Bedford [MA] Mercury, December 5, 1828; and for attacks hastening her death, see “Mrs. Jackson,” [Portland, ME] East-ern Argus Semi-Weekly, February 24, 1829.

66. See “The Game of Brag,” Richmond Enquirer, February 29, 1840. 關於多話政治家，請見George Watterston, Wanderer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1827), 3. 關於傑克遜做為「紐奧良騎士」，請見 “Toasts at a Celebration in Florida,” Orange County Patriot, or the Spirit of Seventy-Six, March 14, 1815.關於傑克遜是國家的拯救者，請見John Eaton, Letters of Wyoming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n Favor of Andrew Jackson (Philadelphia, 1824), 12. 關於傑克遜是「空前絕後的英雄！無以倫比之人…翻遍史籍，也找不到比他更偉大的人物！」請見William P. Van Ness, A Concise Narrative of General Jackson’s First Invasion of Florida, and of His Immortal Defense of New-Orleans; with Remarks. By Aristides (Albany, NY, 1827), 29–30. 以及 “Mr. J. W. Overton’s Address,” Carthage Gazette, June 9, 1815. 一八二四年時，亞當斯的支持者宣稱他們不是「喧囂誇大的選民」，但到了一八三二年，他們也開始誇口稱讚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請見 “Presidential,” Middlesex Gazette, June 23, 1824；關於亨利．克萊和其政黨是吹牛大王，請見“Henry Clay,” Richmond Enquirer, August 21, 1832；有關「競選活動」，請見“To the Editor of the Globe,” Richmond Enquirer, August 31, 1832；關於報紙用「吹牛比賽」來為克萊的競選能力辯護，請見 “Put Up Your Cash!,” Rhode Island Republican, October 2, 1832; on bragging and elections, see “From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r,” The Connecticut Courant, May 25, 1835；有首詩在挖苦輝格黨吹牛失敗，請見“The Whigs Lament, After the Election in ’35,” New Hampshire Patriot & State Gazette, June 1, 1835；關於輝格黨人與吹牛比賽，請見 “General Harrison,” Richmond Enquirer, July 29, 1836；和“Pennsylvania,” Richmond Enquirer, September 27, 1836. 在造訪美國後，英國女人法蘭西斯．特洛普（Francis Trollope）寫道「每個美國人都是吹牛大王，無時無刻都在吹牛。」請見“Leaves from Mrs. Trollope’s Journal,” Connecticut Mirror, September 1, 1832.

67. See “A Challenge. The Walnut Cracker, vs. the Knight of the Red Rag,” Pendleton Messenger, August 2, 1820；這個故事最初刊登於田納西的報紙上，後來南卡羅萊納的彭德爾頓（Pendleton）的報紙才轉載。這場決鬥起因於兩州交界遭人越界。下戰帖時，老山胡桃送出的「不是手套」，而是被他咬掉的幾個人頭。

68. John R. Van Atta, “‘A Lawless Rabble’: Henry Cla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quatters’ Rights, 1832-1841,”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8, no. 3 (Fall 2008): 337-78; and for Clay’s remarks taken from his 1838 speech in the Sen-ate, also see “The Squatter in the White House,” Mississippian, September 6, 1844;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162-63, 169-75, 235-36. For a favorable portrait of squatters and the preemption debate, which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ost, see “The Squatters,” Mississippian, March 24, 1837, and “The Squatters,” Wisconsin Territorial Gazette and Burlington Advertiser, July 10, 1837.

69. Michael E. Welsh, “Legislating a Homestead Bill: Thomas Hart Benton and the Second Seminole War,”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27, no. 1 (October 1978): 157-72, esp. 158-59; Van Atta, Securing the West, 181, 226-28.

70. See “Public Exhibition. Mammoth Hog, Corn Cracker. ‘Kentucky Against the World,’ ”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3, 1840; Gustav Kobbe, “Presidential Campaign Songs,” The Cosmopolitan (October 1888), 529–35, esp. 531; and Robert Gray Gunderson, The Log-Cabin Campaign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57), 1, 8, 75–77, 102–3, 110–15.據說大衛．克羅克特為馬丁．范．布倫寫了一部虛構的競選傳記。范．布倫被嘲笑為雌雄同體的奇怪物種；請見David Crockett, [Augustin Smith Clayton] The Life of Martin Van Buren (Philadelphia, 1835), 27–28, 79–81; and J. D. Wade, “The Authorship of David Crockett’s ‘Autobiography,’ ”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6, no. 3 (September 1922): 265–68.

71. John S. Robb, “The Standing Candidate; His Excuse for Being a Bachelor,” in Streaks of Squatter Life, or Far West Scenes (Philadelphia, 1847), 91-100. Robb’s story also appeared in newspapers; see “The Standing Candidate,” Cleveland Herald, March 19, 1847, and “Old Sugar! The Standing Candidate,” Arkansas State Democrat, June 4, 1847. For another story of the generous squatter (like the older backwoodsman story) opening his home to the traveler (and disabusing readers that squatters might be violent men), see “Sketches of Missouri,” [Hartford, CT] New-England Weekly Review, January 22, 1842.

72. See Daniel Dupre, “Barbecues and Pledges: Electioneering and the Ris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ntebellum Alabam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0, no. 3 (August 1994): 479-512, esp. 484, 490, 496-97. For the fear of squatters making violent threats against rival bidders, see “Land Sales,” New Hampshire Sentinel, August 13, 1835.

73. Alexander Keyssa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26, 50-52; Marc W. Kruman, “The Second Party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volutionary Republi-canism,”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2, no. 4 (Winter 1992): 509-37, esp. 517; 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esp. 335, 363, 375; Thomas E. Jeffrey, “Beyond ‘Free Suffrage’: North Carolina Parties and the Convention Movement of the 1850s,”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62, no. 4 (October 1985): 387- 419, esp. 415-16; Fletcher M. Green, “Democracy in the Old South,”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2, no. 1 (February 1946): 3-23.

74. 有關傑克遜推動的草案限縮了投票權，請見“An Impartial and Tru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Service of Major General Andrew Jackson,” New Orleans Argus, February 8, 1828. On Florida, see Herbert J. Doherty Jr., “Andrew Jackson on Manhood Suffrage: 1822,”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15, no. 1 (March 1956): 57–60, esp. 60.哈洛德．施瑞特（Harold Syrett）說得最好：「有些政策意圖援助多數、或削弱少數人對政府的控制，傑克遜從來不曾支持」；請見Harold C. Syrett, Andrew Jacks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1953), 22. 在一八四八年產生新的限制前，賴比瑞亞已實施了九年普選。美國也不是第一個讓婦女擁有選舉權的國家；一八九三年，紐西蘭就已創下首例。一九六五年的《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過前，美國一直不曾開放對黑人、女性和窮人的選舉權限制，甚至是今日的美國也在剝奪窮人的公民權。請見Adam Przeworski, “Conquered or Granted? 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 no. 2 (April 2009): 291–321, esp. 291, 295–96, 314.

75. For the contrasting portraits of “country crackers” listening to a speech by George McDuffie, see Augusta Chronicle and Georgia Advertiser, August 18, 1827. Henry Clay was attacked for calling settlers “squatters,” which meant a “term, denoting infamy of life or station”; se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Democracy—Outlines of Federal Whiggism—Conservative Peculiarities,” Arkansas State Gazette, October 19, 1842.

76. For a story of President John Quincy Adams meeting a “backwoodsman,” see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York Spectator,” Connecticut Courant, Jan-uary 27, 1826; and James Fenimore Cooper,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 Picked up by a Traveling Bachelor, 2 vols. (London, 1828), 1:87.

77. Sarah Brown, “ ‘The Arkansas Traveller’: Southwest Humor on Canva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40, no. 4 (Winter 1987): 348–75, esp. 349–50. 類似的觀點中，雖然有人請貧窮的喬治亞窮白人吃烤肉，但他們仍然無法逃脫貧窮和無知的生活中，請見，“A Georgia Cracker,” Emancipator, March 26, 1840.

第六章　純種白垃圾與窮白垃圾：壞血統、混種與吃土者

1. 「窮白垃圾」一詞最早出現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Georgetown）。報導寫道：「上週四巡迴法庭有起非常新奇的庭審，南西．史旺（Nancy Swann）這位有色婦女，巫術強大無比，讓黑人和窮白垃圾都為之震顫」；請見 Bangor [ME] Register, August 1, 1822. 在最早的報導中，作者說他從未聽過「白垃圾」一詞可以這樣用；請見“From the Chronicle Anecdotes,” [Shawnee] Illinois Gazette, June 23, 1821.《密蘇里妥協》引發爭議時，開始有人討論窮白人比黑奴還要悲慘；請見“Slavery in the New States,” Hallowell [ME] Gazette, December 8, 1819. 窮白工人階級「比黑奴還要粗鄙不文」的說法；也請見“Maryland,” Niles Weekly Register, December 15, 1821.白垃圾透過婚姻，滲入自由黑人的圈子，讓黑人聽了大驚失色的故事，請見Baltimore Patriot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April 12, 1831.有關安德魯．傑克遜的華盛頓喪禮上的窮白垃圾，請見New York Herald, June 30, 1845.

2. Emily P. Burke, Reminiscences of Georgia (Oberlin, OH, 1850), 205-6; “Sandhillers of South Carolina,” 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 August 1, 1851; “The Sandhillers of South Carolina,” Ohio Farmer, January 1, 1857; “Clay for Food,” Ballou’s Pictorial Drawing-Room Companion, July 1, 1858; “Clay eaters. From Miss Bremer’s ‘Homes of the New World,’” Youth’s Companion (September 21, 1854): 88; “Poor Whites of the South,” Freedom’s Champion, April 11, 1863; “Poor Whites in North Carolina,” Freedom’s Record, Novem-ber 1, 1865.

3. George M. Weston, The Poor Whites of the South (Washington, DC, 1856), 5;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ev. ed., 1995), 42, 46-47.

4. Daniel Hundley, 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 ed. William Cooper Jr. (1860; reprint ed.,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xv, 251, 254, 258.

5. Harriet Beecher Stowe, Dred: A 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 ed. Robert S. Levine (1856; reprint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106–7, 109, 190–91, 400; also see Allison L. Hurst, “Beyond the Pale: Poor Whites as Uncontrolled Contagion in Harriet Beechers Stowe’s Dred,” Mississippi Quarterly 63, no. 3–4 (Summer/ Fall 2010): 635–53; and Hinton Rowan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How to Meet It, ed. George M. Fredrickson (1857; reprint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x, 32, 44–45, 48–49, 89, 110, 381.一八五七年，《即將來臨的南方危機》賣出了一萬三千本；新的擴充版於一八六○年出版，銷量超過十萬冊。一八六○年五月時，海爾弗說該書已賣出十三萬七千本。請見David Brown, Southern Outcast: Hinton Rowan Helper and “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 130, 148, 182.

6. The treaty with Mexico added 339 million acres, Oregon 181 million, and the Gadsden Purchase 78 million. On the war, see 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Empire, rev. 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10, 36, 40-42, 49, 52-53, 81-83, 200-201, 230-31, 251; Amy Greenberg, A Wicked War: Clay, Polk, and Lincoln and the 1846 Invasion of Mexico (New York: Knopf, 2012), 25, 55, 61-63, 67, 78-79, 84- 85, 95, 100, 104, 259-61; Jesse S. Reeves, “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 no. 2 (January 1905): 309-24; Jere W. Robinson, “The South and the Pacific Railroad, 1845-1855,”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5, no. 2 (April 1974): 163-86.

7. 這個意識形態越來越受歡迎，請見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3, 208–9, 224–28, 236–37. 富蘭克林的理論到了南北戰爭前仍然具備一定分量。某位作家聲稱，每二十三年，成長率就會翻一倍。他與富蘭克林的不同在於，他堅稱一千七百萬的人口中，就有「一千四百萬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請見“America,” Weekly Messenger (December 7, 1842): 1502–3；以及“Progress of the Anglo-Saxon Race,” Literary World (July 26, 1851): 72–73；有關盎格魯─撒克遜（美國和英國）用人口和語言征服世界，請見“The Anglo-Saxon Race,” Christian Observer, March 22, 1860.

8. “The Education of the Blood,” 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January 1837): 1-7, esp. 4.

9. See “Spurious Pedigrees” and “American Blood,” American Turf Register and Sporting Magazine (June 1830 and November 1836): 492-94 and 106-7; John Lewis, “Genealogical Tables of Blooded Stock,” Spirit of the Times: A Chronicle of the Turf, Agriculture, Field Sports, Literature and the Stage (January 14, 1837): 380; and “From Our Armchair: The Races,”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and Magazine of Arts (March 1837): 84-86.

10. 一八五三年，亞歷山大．沃克的書於費城重新出版；請見“Intermarriage,” 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al Review or Quarterly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nd Surgery 7 (April 1839): 370–85.歐森．福勒呼應傑佛遜的看法，他寫道：「農民特別努力培育第一流血統的羊、牛、小馬，甚至是豬，卻不曾思考自己未來的孩子該具備什麼樣的父母。」福勒還對種族進行劃分，他認為印地安人和非洲人自然而然臣屬優越的白人之下。請見Orson Squire Fowler, Hereditary Descent: Its Laws and Facts Applied to Human Improvement (New York, 1848), 36, 44, 66–69, 80, 92, 100, 125, 127, 135.有關以上新建議，還可參考Dr. John Porter, Book of Men, Women, and Babies: The Laws of God Applied to Obtaining, Rearing, and Developing of Natural, Healthful, and Beautiful Humanity (New York, 1855), 25, 28–29, 73, 79, 110, 193；以及“Remarks on Education,” American Phrenological Journal, November 1, 1840；「注重純種」的育牛用語，請見“Essay upon Livestock,” Farmer’s Register; a Monthly Magazine, February 28, 1838；以及“Our Anglo-Saxon Ancestry,” Philanthropist, December 8, 1841；有關一般的遺傳概念，請見Charles Rosenberg, 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1), 28, 31–32, 34, 40, 42；以及Robyn Cooper, “Definition and Control: Alexander Walker’s Trilogy on Wom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 no. 3 (January 1992): 341–64, esp. 343, 345, 347–48.

11. Lawrence published Lecture on Physiology, Zoology,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in 1819. On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to which Lawrence and Nott belonged, see John Haller Jr., “The Species Problem: Nineteenth- Century Concepts on Racial Inferiority in the Origins of Man Controvers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2 (1970): 1319-29. For Nott’s argument on mulat-toes as hybrids, and his insistence that the present-day “Anglo-Saxon and negro races” are “distinct species,” see J. C. Nott, “The Mulatto a Hybrid—Probable Extermination of the Two Races If the Whites and Blacks Are Allowed to Intermarry,”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August 16, 1843; also see Reginald Horsman, Josiah Nott of Mobile: Southerner, Physi-cian, and Racial Theoris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See “Literary Notices,” Northern Light, September 2, 1844; Horsman, “Sci-entific Racism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at Mid-Century,” American Quar-terly 27, no. 2 (May 1975): 152-68.

13. “Inaugural Address 1836,” in First Congress—First Session. An Accurate and Authentic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3d of October to the 23d of December, by M. J. Favel (Colum-bia, TX, 1836), 67; Sam Houston to Antonio Santa Anna, March 21, 1842, in Writings of Sam Houston, 1813-1863, eds. Amelia W. Williams and Eugene C. Barker, 8 vols. (Austin, TX, 1938), 2:253; also see Charles Edward Lester, Sam Houston and His Republic (New York, 1846), 103.

14. 有關休士頓的就職典禮和演說，請見First Congress—First Session. An Accurate and Authentic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57, 65–69. 德州革命前，休士頓一直是負面報導纏身。他被形容為「低劣的迷失之人」，與印地安人一起過著流放的生活。請見“General Houston,” Rural Repository, July 16, 1836. 米拉波．拉馬爾上校曾是喬治亞的政治人物，媒體也稱讚他是「政治家、詩人、戰士」以及「南方騎士精神的完美典範」；請見“A Modern Hero of the Old School,” Spirit of the Times, June 18, 1836.拉馬爾呼籲「對他們的戰士進行滅絕之戰。這場戰爭沒有妥協，也不會終止，除非他們徹底滅絕。」他不打算坐等順其自然。請見Gary Clayton Anderson, The Conquest of Texas: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1820–1875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5), 174; also see Mark M. Carroll, Homesteads Ungovernable: Families, Sex, Race and the Law in Frontier Texas, 1823–186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23–24, 33–38, 43; Peggy Pascoe, What Comes Naturally: Miscegenation Law and the Making of Rac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21.

15. On Gideon Lincecum, see Mark A. Largent, Breeding Contempt: The His-tory of Coerced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12.

16. Carroll, Homesteads Ungovernable, 3-5, 11-13, 17-19.

17. Ibid., 42, 46.有關詹姆斯．布坎南與列維．伍德伯里的談話，請見appendix to Congressional Globe, Senate, 2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ne 1844, 726, 771. Also see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17.關於雜種的概念，即「西班牙人把自己移植在被征服的墮落土著身上，雜種的血統變得遲鈍和懶惰」，請見Brantz Mayer, Mexico as It Was and as It Is (New York, 1844), 333.

18. 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oad to Disunion: Secessionists at Bay, 1776-18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9; Greenberg, A Wicked War, 69-70;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5, 26-34, 40-43, 50. For Benjamin Rush’s the-ory, see chapter 5 of this book. For Robert Walker’s speech on Texas annex-ation, see appendix to Congressional Globe, Senate, 2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ne 1844, 557; Robert Walker, Letter of Mr. Walker, of Mississippi, Relative to the Annexation of Texas (Washington, DC, 1844), 14-15;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15-17; and Stephen Hartnett, “Senator Robert Walker’s 1844 Letter on Texas Annexation: The Rhetorical Logic of Imperialism,” American Studies 38, no. 1 (Spring 1997): 27-54, esp. 32-33. For Nott’s misuse of census data, see C. Loring Brace, “The ‘Ethnology’ of Josiah Clark Nott,”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50, no. 4 (April 1974): 509-28; and Albert Deutsch, “The First U.S. Census of the Insane (1840) and Its Use as Pro-Slavery Propa-ganda,”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5 (1944): 469-82.

19. Speech on Texas annexation by alexander Stephens, Appendix of Congressional Globe, 2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uary 25, 1845, 313. 沃克把德克薩斯比做有機的身體，有「靜脈和動脈」，必須與美國再次結合，「殘缺不全的州」才能癒合。請見Letter of Mr. Walker, 9;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18.

20. On marital annexations, see Nancy Isenberg, Sex and Citizenship in Antebel-lum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140; James M. McCaffrey, Arm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American Soldier in theMexican War, 1846-184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0; and on Cave Johnson Couts, see Michael Magliari, “Free Soil, Unfree Labor: Cave Johnson Couts and the Binding of Indian Workers in California, 1850-1867,”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3, no. 3 (August 2004): 349-90, esp. 359, 363-65. On Polk’s relationship with Couts, see Greenberg, A Wicked War, 69. The war unleashed a flood of racist propaganda; see Lota M. Spell, “The Anglo-Saxon Press in Mexico, 1846-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8, no. 1 (October 1932): 20-31, esp. 28, 30.

21. On Texas riffraff, see Carroll, Homesteads Ungovernable, 4, 79, 84-86. For half-breeds and “mongrel dandyism,” see Charles Winterfield, “Adventures on the Frontier of Texas and California: No. III,” The American Review; A Whig Journal of Politics,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November 1845): 504-17. Americans described the population of California as a “mongrel race,” a composite of the worst traits of the “arrogance of the Spanish and the laziness of Indians”; see “California in 1847 and Now,” Ballou’s Pictorial Drawing-Room Companion, February 6, 1858.

22. 關於美國原住民被當作契約僕役，請見Margliari, “Free Soil, Unfree Labor,” 349–58.把印地安人當作奴隸和僕役，請見“California— Its Position and Prospects,”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May 1849): 412–27.也有人呼籲招募適婚女子前往佛羅里達；請見New Bedford Mercury, September 4, 1835.小說家伊萊莎．法漢（Eliza Farnham）的作品有助招募女性前往加州；請見她的California, Indoor and Outdoor, How We Farm, Mine, and Live Generally in the Golden State (New York, 1856)；以及Nancy J. Taniguchi, “Weaving a Different World: Women and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California History 79, no. 2 (Summer 2000): 141–68, esp.142–44, 148. 有關法國的諷刺漫畫，請見Le Charivari, ca. 1850, Picture Collection,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On importing women to California ending spinsterhood, see “A Colloquial Chapter on Celibacy,”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December 1848): 533–42, esp. 537. 有關加州三百比一的失衡男女比，請見“Letters from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Home Journal, March 3, 1849.

23. See Sucheng Chan, “A People of Exceptional Character: Ethnic Diversity, Nativism, and Racism in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California History 79, no. 2 (Summer 2000): 44-85; Hinton Rowan Helper, The Land of Gold: Real-ity Versus Fiction (Baltimore, 1855), 264.

24. Helper, Land of Gold, 264; Brown, Southern Outcast, 25-26.

25. Helper, Land of Gold, 166, 214, 221-22, 268, 272-73, 275. Helper also used the old allusion to Indians disappearing like melting snow; see Laura M. Ste-ven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the Vanishing Indian,” in Mortal Remains: Death in Early America, eds. Nancy Isenberg and Andrew Burste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17-30, esp. 18.

26. Helper, Land of Gold, 38-39, 47, 92, 94, 96, 111.

27. Ibid., 121–30. 海爾弗筆下被擊敗的公牛，成為他描述南方各州被擊敗的窮白人的範本。他寫道，在南方，自由的白人勞動者被「當作可恨的畜生對待，被極度鄙視地避開……如果他膽敢張嘴，膽敢吐出只有單音節的詞彙，比如『是』或『否』，在令人敬畏的鞭子騎士面前，他什麼都不是，膽敢開口更是冒失。」；請見The Impending Crisis, 41.

28. Helper, Land of Gold, 150, 152-60, 180-82, 185;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42, 49, 89, 102-3, 101-11.

29.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166; Richard H. Sewell, A House Divided: Sectionalism and Civil War, 1848-186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52-55; also see John Bigelow,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John Charles Fremont (New York, 1856), 50-53.

30. 關於窮白人是難民與流亡者，請見“Slavery and the Poor White Man,” Philanthropist, May 31, 1843. 關於奴隸制使白人居民的人口減少，並在南方的奴隸主和「奴隸主的附庸」之間造成階級和政治階層的差異，請見“Slavery and the Poor White Men of Virginia,” National Era, January 11, 1849. On “land-sharks,” see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51.

31. On David Wilmot, see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60, 116; Jona-than H. Earle, Jacksonian Anti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oil, 1824- 185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1-3, 27-37, 123-39; also see “Slavery,” Workingman’s Advocate, June 22, 1844; and “Progress Towards Free Soil,” and “The Homestead,” Young America, Janu-ary 17, February 21, 1846. On the defeat of the Homestead Bill of 1854, see Gerald Wolff, “The Slavocracy and the Homestead Problem of 1854,” Agri-cultural History 40, no. 2 (April 1966): 101-12.

32. 威爾莫特私下用血統來攻擊南方的白人奴隸主，他說，「白人婦女生養的人，不會被喝黑人女僕奶長大的人所統治！」在當時流行的理論中，如前所述，血統的品質是通過母乳傳遞的。關於威爾莫特的話，請見Earle, Jacksonian Antislavery, 131.

33. On Frémont’s acceptance speech, see Bigelow,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John Charles Fremont, 458; also see “America vs. America,” Lib-erator, July 22, 1842; and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42, 121, 149, 376.

34.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67-72, 90-91; Weston, The Poor Whites of the South; and on how southerners used the agricultural address to lament south-ern decline, see Drew Gilpin Faust, “The Rhetoric and Ritual of Agriculture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5, no. 4 (Novem-ber 1979): 541-68.

35. For the description of “Hard-scratch,” see Warren Burton, White Slavery: A New Emancipation Cause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orcester, MA, 1839), 168-69; and Henry David Thoreau, “Slavery in Massachusetts,” in Reform Papers, ed. Wendell Glic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9; and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see Jennifer Rae Greeson, Our South: Geographic Fantas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7.

36. Stowe, Dred, 105-6, 190-93.

37. Jeff Forret, Race Relations at the Margins: Slaves and Poor Whites in the Antebellum Southern Countrysid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2; Timothy James Lockley, Lines in the Sand: Race and Class in Lowcountry Georgia, 1750-186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1), 115, 129, 164.

38. Forret, Race Relations at the Margins, 29, 97, 105, 112; and for Gregg’s speech, see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377; also see Tom Downey, “Riparian Rights and Manufacturing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William Greg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Mind,’”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5, no. 1 (February 1999): 77-108, esp. 95; and Thomas P. Martin, “The Advent of William Gregg and the Grantville Compan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1, no. 3 (August 1945): 389-423.

39. On New Orleans laborers and poor white men and women in the fields, see Helper, The Impending Crisis, 299-301; also see Seth Rockman, Scraping By: Wage Labor, Slavery, and Survival in Early Baltimo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40. On the class barriers to social mobility among poor whites, see Charles C. Bolton, Poor Whites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Tenants and Laborers in Cen-tral North Carolina and Northeast Mississipp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 25, 27-29, 53, 67, 69, 94; and Stephen A. West, From Yeoman to Redneck in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 1850-1915 (Char 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8), 28-39, 43-44. On the declin-ing opportunities for nonslaveholding whites, see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1978), 24-42.

41. Stowe, Dred, 27, 37, 109, 194.

42. See William Cooper’s introduction in Hundley, 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 xv-xx.

43. Hundley, 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 xxxii-xxxiii, 27-29, 31, 34-36, 40-41, 43-44, 60, 70-71, 82, 91, 198, 226, 239, 251, 255-57.

44. Stowe, Dred, 81, 83, 86-87, 89-90, 99, 107-9, 190-94, 400, 543, 549.

45. “Curious Race in Georgia,”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31, 1847. Emily Pills-bury of New Hampshire took a teaching position at the Savannah Female Orphan Asylum in 1840 and stayed in the South for nine years. She married the Reverend A. B. Burke while there, but he died and she left for Ohio. See Burke, Reminiscences of Georgia, 206. For the “abnormal classes in the slave states,” also see “Selections: Manifest Destiny of the American Union,” Liber-ator, October 30, 1857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publicatio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46. On white trash women as a wretched specimen of maternity, see “Up the Mississippi,” 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October 1857): 433-56, esp. 456. On their strange complexion and hair, see Burke, Reminiscences of Georgia, 206; “Sandhillers of South Caro-lina,” 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 August 7, 1851; “The Sandhillers of South Carolina,” Ohio Farmer, January 31, 1857; “Clay-Eaters,” Ballou’s Pic-torial Drawing-Room Companion, July 31, 1858. On clay-eating infants, see “The Poor Whites of the South,” Freedom’s Champion, April 11, 1863; and Hundley, 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 264-65.

47. Isabella D. Martin and Myrta Lockett Avary, eds., A Diary from Dixie, as Written by Mary Boykin Chesnut (New York, 1905), 400-401.

48. 哈蒙德還聲稱，黑白混血主要發生在城市中，是北方人/外國人和黑人之間的性行為造成的。他稱它們為「雜種」。關於哈蒙德所說，請見Drew Gilpin Faust, James Henry Hammond and the Old South: A Design for Maste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78–82; and James H. Hammond, Two Letters on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ddressed to Thomas Clarkson, Esq. (Columbia, SC, 1845), 10–11, 17, 26, 28.有關其他支持蓄奴的知識分子，請見Drew Gilpin Faust, “A Southern Stewardship: The Intellectual and Proslavery Argument,” American Quarterly 31, no. 1 (Spring 1979): 63–80, esp. 67, 73–74; and Laurence Shore, Southern Capitalis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3.

49. On Tucker, see Faust, “A Southern Stewardship,” 74. On the Richmond Enquirer, see “White Slavery—The Privileged Class,” National Era, January 24, 1856. And on the Republican reaction to this conservative southern defense of slavery, see “Charles Sumner’s Speech,” Ohio State Journal, June 19, 1860. Also see Hundley, Social Relations in Our Southern States, 272. Peter Kolchin has argued that proslavery defenders turned to defending ser-vitude without regard to complexion; see Kolchin, “In Defense of Servitude: Proslavery and Russian Pro-Serfdom Arguments, 1760-186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 no. 4 (October 1980): 809-27, esp. 814-17.

50. 該判決於一八五七年三月六日公佈。大法官塔尼堅稱，《獨立宣言》沒有談到奴隸或非洲民族的後裔。他認為黑奴和自由黑人或黑白混血兒之間沒有區別，黑人永遠擺脫不了「恥辱」和「最深的墮落。」這種「無法跨越的障礙」在革命和聯邦制憲會議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他還堅稱，黑人和白人之間，有條「不可磨滅的界線。」他認為德萊德．斯科特是「非裔黑人」；他的祖先是純正的非洲血統。See Scott v. Sandford, 19 How. 393 (U.S., 1856), 396–97, 403, 405–7, 409–10, 419. On the importance of pedigree, see James H. Kettn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 326, 328.在一八五一年的判決中，塔尼拒絕承認《西北條例》的權威性，他後來在德萊德．斯科特一案中援引該判決；請見William Wiecek, “Slavery and Abolition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5, no. 1 (June 1978): 34–58, esp. 54, 56. 特尼堅持認為奴隸和自由黑人之間沒有區別，因為他把整個種族的所有後代都歸為一類──再次證明瞭純種的重要性。也請參考 Dan E. Fehrenbacher, Slavery, Law, and Politics: The Dred Scott Ca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7–98.

第七章　南北戰爭乃階級戰爭：懦夫、膽小鬼與泥巴佬

1. See the account of the arrival and speech of President Jefferson Davis in Montgomery, Alabama, in the Charleston [SC] Mercury, February 19, 1861, in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His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ed. Dunbar Rowland, 10 vols. (Jackson: 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1923), 5:47-48.

2. 湯瑪斯．傑佛遜認為民族團結，來自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和國族血統。他寫道，過多移民將把美國變成一個「異質、不連貫、分散的群體。」他希望美國政府通過限制移民，變得「更加同質化、更和平、更持久。」請見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84–85. 其他人用的是「結為一體」的譬喻，有作家認為，所有的南方奴隸州都互訂終生了，「北方佬是拆散不了的」；請見Richmond Examiner, October 19, 1861.

3. Davis used “degenerate sons” in four speeches and “degenerate descendants” in another. For his February 18, 1861, speech, see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5:48; for other references, see ibid., 4:545; 5:4, 391; 6:573.

4. For Davis’s speech of December 26, 1862, see “Jeff Davis on the War: His Speech Before the Mississippi Legislatur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863.

5. See “Speech of Jefferson Davis at Richmond” (taken from the Richmond Daily Enquirer, January 7, 1863), Rowland, Jefferson Davis, 5:391-93.

6. On the importance of demonizing the enemy, see Jason Phillips, Diehard Rebels: The Confederate Culture of Invincibilit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7), 40-41.

7. On masking divisions within the Confederacy, see Paul Escott, After Seces-sion: Jefferson Davis and the Failure of Confederate National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George C.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A Revolution Against Politic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27; Michael P. Johnson, 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The Secession of Georgi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 On southerners fighting for the Union, see William W. Freeh ling, The South vs. the South: How Anti-Confederates Shaped the Cours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xiii. On class strife, see David Williams, Rich Man’s War: Class, Caste, and Confederate Defeat in the Lower Chattahoochee Valle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and Wayne K. Durrill, War of Another Kind: Southern Community in Great Rebell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on dissen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war, see Victoria E. Bynum, The Long Shadow of the Civil War: Southern Dissent and Its Legac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and Daniel E. Sutherland, ed., Guerrillas, Unionists, and Violence on the Confederate Homefron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9).

8. 《紐約先驅報》轉載了這段話，並聲稱這篇文章來自阿拉巴馬州的《馬斯科吉先驅報》（Muskogee Herald）。《紐約先驅報》的作家抱怨說，在維吉尼亞、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南卡羅萊納、阿拉巴馬等地，許多南方報紙都刊登過類似的攻擊。請見“Ridiculous Attacks of the South upon the North, and Vice Versa,”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6, 1856.

9. For the banner of “greasy mechanic,” see “Great Torchlight Procession! Immense Demonstrations,” Boston Daily Atlas, October 1856.

10. Speech of Jefferson Davis at Aberdeen, Mississippi, May 26, 1851, in Rowland, Jefferson Davis, 2:73-74. He made a similar argument in a speech before the Mississippi legislature, November 16, 1858; see ibid., 3:357. This idea was widely used in the South by ruling elites to reaffirm the allegiance of poor whites; see Williams, Rich Man’s War, 28; and William J.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in a Slave Society: White Liberty and Black Slavery in Augusta’s Hinterland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5.

11. 「汙穢殘渣Offscourings」這個字來自英語，用來污辱流浪漢。這個字的意思是排泄物──從腸壁排出的最壞的殘留物。關於城市暴徒和聯邦軍，請見Lorien Foote, The Gentlemen and the Roughs: Violence, Honor, and Manhood in the Union Ar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關於移民，請見Tyler Anbinder, “Which Poor Man’s Fight? Immigrants and Federal Conscription of 1863,” Civil War History 52, no. 4 (December, 2006): 344–72. 關於聯邦軍比「哥德人和汪達爾人」還糟糕。請見“The Character of the Coming Campaign,” New York Herald, April 28, 1861. 南方邦聯拒絕承認黑人士兵是士兵或戰俘，若有任何邦聯軍官用了黑人部隊，都將處死；請見Dudley Taylor Cornish, The Sable Arm: Black Troops in the Union Army, 1861–1865 (1956; reprint e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7), 158–63, 178.

12. James Hammond, Speech to the U.S. Senate, March 4, 1858, Congressional Globe, 3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Appendix, 71; also see Faust, James Henry Hammond and the Old South, 374.

13. Hammond, Speech to the U.S. Senate, 74. The equ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its philosophy) with a socialist revolution was common among southern writers; see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138; and Manisha Sinha,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lavery: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191, 223-29.

14. For “Red Republicans,” see “The War upon Society—Socialism,” De Bow’s Review (June 1857): 633-44. On black Republicans making slaves the equals of poor whites, see Williams, Rich Man’s War, 47; also see Arthur Cole, “Lin-coln’s Election an Immediate Menace to Slavery in the Stat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6, no. 4 (July 1931): 740-67, esp. 743, 745, 747. For the threat of amalgamation, see George M. Fredrickson, “A Man but Not a Brother: Abra-ham Lincoln and Racial Equalit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1, no. 1 (Feb-ruary 1975): 39-58, esp. 54. And for race-mixing charges during Lincoln’s reelection campaign, see Elise Lemire, “Miscegenation”: Making Ra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115-23.

15. Alexander Stephens, “Slavery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onfederacy,” speech given in Savannah, March 21, 1861, in Great Debates in American History: States Rights (1798-1861); Slavery (1858-1861), ed. Marion Mills Miller, 14 vols. (New York, 1913), 5:287, 290.

16. For Wigfall’s remarks, se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derate Congress,” 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 Papers (Richmond, VA, 1959), 52:323. For the bootblack reference, see “Latest from the South,”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February 15, 1865. For class components of his speech, see “The Spring Campaign—Davis’ Last Dodge,” New York Daily Herald, February 9, 1865. Also see Edward S. Cooper, Louis Trezevant Wigfall: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nfederacy (Lanham, M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7-40.

17. Williams, Rich Man’s War, 184. On conscription, see Albert Burton Moore, Conscrip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onfederacy (New York, 1924), 14-18, 34, 38, 49, 53, 67, 70-71, 308. On desertion and the unequal burden of military service, see Scott King-Owen, “Conditional Confederates: Absenteeism Among Western North Carolina Soldiers, 1861-1865,” Civil War History 57 (2011): 349-79, esp. 377;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294; and Jaime Amanda Martinez, “For the Defense of the State: Slave Impressment in Confederate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8). Some Georgians thought that arming slaves would dispel the cries of “rich man’s war and poor man’s fight” and convince white deserters to rejoin the Confederate ranks; see Philip D. Dillard, “The Confederate Debate over Arming Slaves: View from Macon and Augusta Newspapers,”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9, no. 1 (Spring 1995): 117-46, esp. 145.

18. 聯邦將軍的態度與政策，請見Mark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Union Military Policy Toward Southern Civilians, 1861–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Ulysses S. Grant: Memoirs and Selected Letter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0), 148–49.在他戰爭期間寫的一封信中，格蘭特也同樣提到五比一。戰爭尚未結束，他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如果整個南方人民能夠不受領導人約束，表達不帶偏見的感情，戰爭就能立即結束。」請見Grant to Jesse Root Grant, August 3, 1861, and Grant to Julia Dent Grant, June 12, 1862, in ibid., 972, 1009. On Hinton Rowan Helper, Land of Gold (1855), see chapter 6 of this book.

19.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A Speech by William H. Seward, Delivered at Rochester, Monday, Oct 25, 1858 (New York, 1858), 1-2.

20. See “The Destinies of the South: Message of His Excellency, John H. Means, Esq.,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South-Carolina,... November 1852,”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January 1853): 178-205, esp. 198; also see James Hammond, Governor Hammond’s Letters on Southern Slavery: Addressed to Thomas Clarkson, the English Abolitionist (Charleston, SC, 1845), 21; Jefferson Davis, “Confederate State of America—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29, 1861,” in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Confederacy, ed. James D. Richardson, 2 vols. (Nashville: United States Pub-lishing Co., 1906), 1:68; and Christa Dierksheide and Peter S. Onuf, “Slave-holding Nation, Slaveholding Civilization,” in In the Cause of Liberty: How the Civil War Redefined American Ideals, eds. William J. Cooper Jr. and John M. McCardell J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24, esp. 9, 22-23.

21. “The Union: Its Benefits and Dangers,”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Janu-ary 1, 1861): 1-4, esp. 4;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August 1861): 105-13; also see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55. On the reaction to Helper’s book, see Brown, Southern Outcast; and Wil-liams, Rich Man’s War, 31-32.

22. See Memoir on Slavery, Read Before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of South Carolina, at Its Annual Meeting at Columbia. 1837. By Chancellor Harper (Charleston, SC, 1838), 23–24.關於南方較低的識字率，以及較少窮人有機會接受義務教育，請見Carl Kaestle, Pillars of the Republic: Common Schooling and American Society, 1780–1860 (New York, 1893), 195, 206; James M. McPherson, Drawn with the Sword: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各學者估算出的文盲的數字差異很大。麥克弗森（McPherson）的數字比較低，奴隸和北部各州之間的文盲率為三比一。韋恩．弗林特（Wayne Flynt）指出，一八五○年的聯邦人口普查指出，在奴隸州，白人的文盲率為百分之二十點三，中部州為百分之三，新英格蘭為百分之零點二四。也就是說奴隸州和新英格蘭地區的文盲比是四十比一，和中部州相比是七比一。請見Wayne Flynt, Dixie’s Forgotten People: The South’s Poor Wh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8. 呼籲南方邦聯建立獨立的出版產業，請見Michael T. Bernath, Confederate Minds: 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in the Civil War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3).

23. See “The Differences of Race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eopl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June 1, 1860): 401–9, esp. 403. 關於南方的貴族統治，請見Frank Alfriend, “A Southern Republic and Northern Democracy,”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May 1, 1863): 283–90.關於誘惑窮人，請見“Message of Gov. Joseph E. Brown,” November 7, 1860, in The Confederate Records of Georgia, ed. Allen D. Candler, 5 vols. (Atlanta, 1909–11), 1:47; William W. Freehling and Craig M. Simpson, Secession Debated: Georgia Showdown in 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rnard E. Powers Jr., “ ‘The Worst of All Barbarism’: Racial Anxiety and the Approach of Secession in the Palmetto Stat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112, no. 3/ 4 (July–October 2011): 139–56, esp. 151;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134. 關於治安維持會和「義勇軍」，請見West, From Yeoman to Redneck, 68–69, 76–81, 84, 91–92. 南方州的北方觀察家寫道，許多窮白人反對南北分裂，但卻「被迫保持沉默。」請見“The Poor Whites at the South— Letter from a Milwaukee Man in Florida,” Milwaukee Daily Sentinel, April 15, 1861.艾爾佛里頓（Alfriend）的想法和布朗州長一致，他們都認為林肯政府透過「自己和精明幕僚的奉承技巧」，贏得窮白人的支持。林肯迎合窮白人的虛榮，縱容其貪婪懶惰的天性，滿足他們對於聯邦賞金和廉價土地的需求」，共和黨的訊息將滲透到南方社會的「較低階層」去。他還預言，未來南方勢必面臨敵國的征服之戰，或者國內的階級之戰：「如果爆發的不是征服之戰，那麼將是內戰，不是南北戰爭，而北方支持的非奴隸主和奴隸主之間的戰爭。」請見“Editor’s Tabl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December 1, 1860): 468–74, esp 472.

24. 詹姆斯．狄波是南卡羅來納人，為了出版自己的期刊，搬到紐奧良生活。這本期刊原名《南方與西部的商業評論》（Commercial Review of the South and West），後來改名《狄波評論》。雖然他早期提倡南方應該發展公共教育和工業化，但他完全服膺分裂主義「棉花稱王」的論調，相信南方的優越來自奴隸制度。狄波一八六○年出版了《南方非奴隸主對奴隸制度的興趣》（The Interest in Slavery of the Southern Non-Slaveholder）的小冊子，後來刊登在《查爾斯頓信使報》（Charleston Mercury）和《狄波評論》上。請見James De Bow, “The Non-Slaveholders of the South: Their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Sectional Controversy Identical with That of Slaveholders,” De Bow’s Review, vol. 30 (January 1861): 67–77; Eric H. Walther, “Ploughshares Come Before Philosophy: James D. B. De Bow,” in The Fire-Eater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5–227；以及Sinha,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lavery, 234.喬治亞州長約瑟夫．布朗也像窮白人發出類似的呼籲；他讚揚了南方的高工資，並警告說，如果奴隸制度被廢除，窮白人將失去法律和社會地位，奴隸將掠奪那些生活在喬治亞山區的人──此區居民大多是貧窮的非奴隸主。精英的分裂主義者稱讚他的說法，並認為這是他「精心策劃，召喚他們投身」分裂事業，並將增強他們的意志，抵禦一切「讓窮人對抗富人」的呼籲。請見Johnson, 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49–51.

25.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32-35, 40-42, 50-51, 60-61; Johnson, 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63-65, 110, 117-23, 153, 156; William C. Davis, Jefferson Davis: The Man and His Hou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8; Stephanie McCurry, Confederate Reckon-ing: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 Sou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 55, 63, 75, 81; and G. Edward White, “Recovering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Confederacy,” Washington and Lee Legal Review 68 (2011): 467-554, esp. 483. 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felt th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should restrict the franchise from “classes incapable of exer-cising it judicially,” thus freeing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from the “mercy of lawless and untutored majorities”; see “Editor’s Table,” 470; also see Richard O. Curry, “A Reappraisal of Statehood Politics in West Virgini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8, no. 4 (November 1962): 403-21, esp. 405. And on Unionists in East Tennessee and their fear of secessionists imposing an elitist government, see Noel L. Fisher, “Definitions of Victory: East Tennessee Unionists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in Sutherland, ed., Guerril-las, Unionists, and Violence on the Confederate Homefron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9), 89-111, esp. 93-94.

26. 西姆斯擔心邊境州會發展製造業，讓窮白人變多。請見William Gilmore Simms to William Porcher Miles, February 20, 24, 1861, in The Letters of William Gilmore Simms, eds. Mary C. Simms Oliphant, Alfred Taylor Oldell，以及T. C. Duncan Miles, 5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52–56), 4:330, 335; Alfriend, “A Southern Republic and Northern Democracy”；還有“The Poor Whites to Be Dis-Enfranchised in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Cleveland Daily Herald, February 2, 1861.《南方邦聯》（Southern Confederacy）的編輯T. S.戈登來自佛羅里達，他認為違背傑佛遜的人權概念不是問題，而且他這代人有權「自己思考」，不顧「先輩的意見」；請見“Bold Vindication of Slavery,” Liberator, March 22, 1861; and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50, 55–56.

27. For the slaveowners’ House of Lords, see Augusta Chronicle and Sentinel, February 9, 1861. While Ruffin called the masses the “swinish multitude,” Georgia conservatives called them the mob or “domestic foes”; see William Kauffman Scarborough, ed., The Diary of Edmund Ruffin, 3 vol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89), 2:167-71, 176, 542;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42; Johnson, 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101, 130-31, 143, 178-79, 184; McCurry, Confederate Reckoning, 43; see reprint and discussion of editorial published in the Charleston [SC] Mercury in “Seceding from Secess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861. For another example of secessionists viewing the three-fifths compromise as a usurpation of southern rights, see “National Characters—The Issues of the Day,” De Bow’s Review (January 1861); on race as a “title of nobility,” see “Department of Miscellany... The Non-Slaveholder of the South,” De Bow’s Review (Jan-uary 1, 1861).

28. “The Southern Civilization; or, the Norman in America,” De Bow’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862).

29. See John F. Reiger, “Deprivation, Disaffection, and Desertion in Confederate Florida,”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48, no. 3 (January 1970): 279-98, esp. 286-87; Escott, After Secession, 115, 119; Reid Mitchell, Civil War Soldiers (New York: Viking, 1988), 160; “The Conscription Bill. Its Beauty,”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May 1, 1862): 328; and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153. On using the slur “Tartar,” see James D. Davidson to Greenlee Davidson, February 12, 1861, in Bruce S. Greenawalt, “Life Behind Confed-erate Lines in Virginia: The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D. Davidson,” Civil War History 16, no. 3 (September 1970): 205-26, esp. 218; also see Williams, Rich Man’s War, 122; Bessie Martin, Desertion of Alabama Troops in the Confederate Army: A Study in Sec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122.

30. 有關二十奴隸法，請見Williams, Rich Man’s War, 132; Escott, After Secession, 95；以及King-Owen, “Conditional Confederates,” 351, 359, 377–78.

詹姆斯．菲蘭（James Phelan）用階級來衡量愛國主義：他寫道，「對智力、地位和教育的驕傲，只會讓人強烈感到愛國的必要性，並迅速地投身於這種危險和犧牲。」窮白人農民則缺乏這些特質。請見James Phelan to Jefferson Davis, May 23, 1861, in The War of Rebell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 130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1901), Series IV, 1:353，以及Escott, After Secession, 115;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156, 190–91;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64; Jack Lawrence Atkins, “ ‘It Is Useless to Conceal the Truth Any Longer’: Desertion of Virginia Soldiers from the Confederate Army” (M.A. thesi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2007), 41–42.

31. 具有階級意識、感到從軍很光榮的人，展現出他們是「好品種的人」；請見Lee L. Dupont to his wife, February 27, 186[1 or 2], Dupont Letters, Lowndes-Valdosta Historical Society, as quoted in David Carlson, “The ‘Loanly Runagee’: Draft Evaders in Confederate South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4, no. 4 (Winter 2000): 589–615, esp. 597.《雷利旗幟週刊》（Raleigh Weekly Standard）的編輯威廉．霍爾登（William Holden）住在北卡羅來納州。他強烈批評徵兵。他寫道：「我們不願意看到任何白人孩子因為這場戰爭而餓死，而黑人卻又肥又美。」請見Raleigh Weekly Standard, July 1, 1863, as quoted in Rable, The Confederate Republic, 190–91. 關於「捕狗人」，請見John Beauchamp Jones, A Rebel Clerk’s Diary at the Confederate Capital, 2 vols. (Philadelphia, 1866), 2:317；以及Richmond Whig, reprinted in “The Rebel Army and the Rebel Government,” Philadelphia Inquirer, January 24, 1862.

32. Robert E. Lee to President Jefferson Davis, August, 17, 1863, in The Wartime Papers of Robert E. Le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1), 591; also see Atkins, “Desertion among Virginia Soldiers,” 47-48;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179-80. North Carolina’s desertion rates may have been closer to Virginia’s numbers, bu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get an accurate estimate; see Richard Reid, “A Test Case of the ‘Crying Evil’: Desertion Among North Carolina Troops During the Civil War,”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58, no. 3 (July 1981): 234-62, esp. 234, 237-38, 247, 251, 253, 254-55. For retaliation against Confederates who joined the Union, see Lesley J. Gordon, “‘In Time of War’: Unionists Hanged in Kinston, North Carolina, February 1864,” in Sutherland, Guerrillas, Unionists, and Violence, 45-58; Bynum, The Long Shadow of the Civil War, 28, 43-46; see Victoria E. Bynum, The Free State of Jones: Mississippi’s Longest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3. On Georgia deserters and the defiant wives of renegades, see Carlson, “The ‘Loanly Runagee,’” 600, 610-13; and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180-81.

34. For the joke, see Houston Tri-Weekly Telegraph, December 23, 1864. Draw-ing on the work of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1985), Katherine Guiffre points out that powerless groups often engage in everyday acts of rebellion—gossiping, malingering, petty theft—instead of extreme acts, such as fomenting a large-scale uprising; see Kather-ine A. Guiffre, “First in Flight: Desertion as Politics in the North Carolina Confederate Arm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1, no. 2 (Summer 1997): 245-63, esp. 249-50, 260. I argue that jokes served a similar purpose, making light of what the ruling elite saw as acts of treason, cowardice, or mutiny.

35. Historians debate the estimates of men who served in the Confederate army. For the most recent estimates, see McCurry, Confederate Reckoning, 152. On desertion, see Mark A. Weitz, More Damning Than Slaughter: Desertion in the Confederate Arm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and Reid, “A Test Case of the ‘Crying Evil,’” 234, 247. For the best study on the problem of disaffection among conscripts, substitutes, and those who enlisted late in the war (two groups often ignored in studies of Confederate soldiers’ motivation), see Kenneth W. Noe, Reluctant Rebels: The Confederates Who Joined the Army After 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2, 7, 88-89, 94-95, 108, 113-14, 178, 190. As Noe notes, conscripts and substitutes, the men most likely to be disaffected, are also the two cohorts about whom historians have the least knowledge of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It is difficult to track dow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se men. Class also deter-mines who was literate enough to write—so historians who rely on personal letters inevitably reflect a class bias. For the lower-class origins of substitutes and the difficulty identifying them, also see John Sacher, “The Loyal Draft Dodger? A Reexamination of Confederate Substitution,” Civil War History 57, no. 2 (June 2011): 153-78, esp. 170-73. For another example of festering resentment, Sergeant William Andrews of the First Georgia Volunteers wrote after Lee’s surrender, “While it is a bitter pill to have to come back into the Union, don’t think there is much regret at the loss of the Confederacy. The treatment that the soldiers have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 in various ways put them against it.” See David Williams, Teresa Crisp Williams, and David Carlson, Plain Folk in a Rich Man’s War: Class and Dissent in Confed-erate Georg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194.

36. Williams et al., Plain Folk in a Rich Man’s War, 25-29, 34-36; also see “Cot-ton Versus Corn,”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y 4, 1861.

37. See Teresa Crisp Williams and David Williams, “ ‘The Woman Rising’: Cotton, Class, and Confederate Georgia’s Rioting Women,”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6, no. 1 (Spring 2002): 49–83, esp. 68–79；有關里奇蒙的暴動，請見see Michael B. Chesson, “Harlots or Heroines? A New Look at the Richmond Bread Riot,”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2, no. 2 (April 1984): 131–75；關於一八六三年里奇蒙麵包暴動的兩筆記述，請見Mary S. Estill, “Diary of a Confederate Congressman, 1862–1863,” 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9, no. 1 (July 1935): 33–65, esp. 46–47; and Jones, April 2, 1863, A Rebel Clerk’s Diary, 1:285–87；以及Williams, Rich Man’s War, 99, 100–101, 114–15; Escott, After Secession, 122.正如萊柏戈特（Lebergott）所說，因為南方邦聯稅收不足，它不得不祭出強行徵用的手段，往往鎖定社會中的最弱勢：因為丈夫當兵去了，留下婦女經營的農場。這種做法鼓勵遺棄婦女，加劇了婦女對政府的憤怒。往往導致逃兵，並讓婦女對政府的憤怒與日俱增。請見Stanley Lebergott, “Why the South Lost: Commercial Purpose in the Confederacy, 1861–186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no. 1 (June 1983): 58–74, esp. 71–72.

有些報導站在邦聯那一方，堅稱里奇蒙抗議活動並非是「麵包暴動」事件，還說抗議的原因並非缺乏，而是政府的罪過，請見“Outrageous Proceedings in Richmond,” Staunton Spectator, April 7, 1863；但是同一份報紙中的另一篇文章卻說，階級衝突將摧毀邦聯的目標。請見“The Class Oppressed,” Staunton Spectator, April 7, 1863.

38. “Pity the Poor Rebels,” Vanity Fair, May 9, 1863.

39. Entries for July 26, 27, 1863, Lucy Virginia French Diaries, 1860, 1862-1865, microfilm, Tennessee State Library and Archives, Nashville; Stephen V. Ash, “Poor Whites in the Occupied South, 1861-1865,”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7, no. 1 (February 1991): 39-62, esp. 55.

40.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ining on delicacies while soldiers were suffering, see Jones, September 22, 1864, A Rebel Clerk’s Diary, 2:290; and on snub-bing Varina Davis, see Jones, March 19, 1865, A Rebel Clerk’s Diary, 2:453.

41. “The Drum Roll,” Southern Field and Fireside, February 18, 1864; and Anne Sarah Rubins, The Shattered N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cy, 1861-186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88. The same theme of the loss of class privilege (wives forced to clean the “slops of the bed chamber”) appeared in the Richmond Daily Whig, February 12, 1865; see George C. Rable, “Despair, Hope, and Delusion: The Collapse of Confederate Morale Re Examin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Confederacy, eds. Mark Grimsley and Brooks D. Simps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129-67, esp. 149-50; and “Items of Interest,” Houston Daily Telegraph, December 21, 1864.

42. See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Jeff. Davis,” Macon Daily Telegraph, March 12, 1861.有關南方報紙稱林肯為醉鬼，請見“The News,” New York Herald, May 21, 1861.有關林肯被嘲諷是「伊利諾州的猿猴」，請見Josiah Gilbert Holland, The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Springfield, MA, 1866), 243；以及“A Bad Egg for the Lincolnites,” The Macon Daily Telegraph, September 18, 1861，和Richmond Examiner, October 19, 1861. 關於林肯和戴維斯都出生肯塔基一帶，請見“News and Miscellaneous Items,” Wisconsin Patriot, March 30, 1861. 關於亨特對林肯的看法，請見Letter from Salmon Portland Chase, October 2, 1862, in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Salmon Portland Chase, eds. George S. Denison and Samuel H. Dods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3), 105. 對於中西部人的詆毀，請見John Hampden Chamberlayne, Ham Chamberlayne— Virginia: Letters and Papers of an Artillery Officer in the War for Southern Independence, 1861–1865 (Richmond, VA, 1932), 186. 張伯倫（Chamberlayne）還批評了馬里蘭人的自由勞動之風和北方佬的血統，說他們的人格低劣，「在公立學校的教育下，荷蘭人的本能，摻入了北方佬的血統。」他對他們語帶不屑，因為他們純粹是為了錢而工作，深信人的價值體現在「雙手不停辛勤工作，或絞盡腦汁每日記帳。出處同上。105.

43.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Herald, June 8, 1860.

44. “The Educated Southerner,” “The Effect of Bull Run upon the Southern Mind,” “Anti-Mortem Sketches,” and Charles Godfrey Leland, “North Men, Come Out!,” Vanity Fair, May 6, August 17, August 21, and September 28, 1861. On Vanity Fair, which was published from December 31, 1859, to July 4, 1863, see James T. Nardin, “Civil War Humor: The War in Vanity Fair,” Civil War History 2, no. 3 (September 1956): 67-85, esp. 67; also see “The Bad Bird and the Mudsill,”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February 21, 1863.

45. “A Soldier’s Speech,” Wooster [OH] Republican, November 12, 1863.有篇論文指出泥底基是經濟支柱；請見“Who Are the Mudsills?,” American Farmer’s Magazine, August 1858.加菲爾德將軍對邦聯逃兵的評價就沒那麼寬宏了。他說他們是「沒腦子的人，嚇一嚇就成了叛軍。他們賤命一條，國家連殺了他們都是浪費子彈」；請見Harry James and Frederick D. Williams, eds., The Diary of James Garfield, 4 vol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7–1981), 1:65，以及Mitchell, Civil War Soldiers, 33.還有一首振奮人心、為北方泥底基辯護的詩作，請見“Northmen, Come Out!,” with the stanzas, “Out in your strength and let them know / How working men to work can go. / Out in your might and let them feel / How mudsills strike when edged with steel”; see Charles Godfrey Leland, “Northmen, Come Out!,” Hartford Daily Courant, May 6, 186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Vanity Fair. Northerners also reported on “secesh nabobs” paying high prices for “mudsill substitutes”; see Hartford Daily Courant, December 20, 1861.

46.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15–16, 56, 68–70.哈勒克是國際法專家，艾默里奇．德．瓦特爾一七九三年的專著《國法》（The Law of Nations）中則立下佔領軍隊向不忠公民徵稅的原則。這種做法並非新鮮事，但不同的是，南北戰爭時決定針對富人。請見W. Wayne Smith, “An Experiment in Counterinsurgency: The Assessment of Confederate Sympathizers in Missouri,”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35, no. 3 (August 1969): 361–80, esp. 361–64; Louis S. Gerteis, Civil War St. Loui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1), 172–76.游擊戰催生出的相關政策，請見Daniel E. Sutherland, “Guerrilla Warfare, Democracy, and the Fate of the Confederac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8, no. 2 (May 2002): 259–92, esp. 271–72, 280, 288; and Michael Fellman, Inside War: The Guerrilla Conflict in Missouri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8, 94, 96.

47. John F. Bradbury Jr., “ ‘Buckwheat Cake Philanthropy’: Refugees and the Union Army in the Ozark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57, no. 3 (Autumn 1998): 233–54, esp. 237–40. 歷史學者對南方難民的人數估計各不相同。史蒂芬．愛許（Stephen Ash）聲稱，到一八六五年時，有將近八萬名白人難民加入了聯邦軍隊。伊莉莎白．梅西（Elizabeth Massey）則認為，有二十五萬人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其中大多數是婦女。請見Stephen V. Ash, When the Yankees Came: Conflict and Chaos in the Occupied South, 1861–186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Stephen V. Ash, Middle Tennessee Society Transformed, 1860–1870: War and Peace in the Upper Sou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and Mary Elizabeth Massey, Women in the Civil Wa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6), 291–316.

48.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108; and Smith, “An Experiment in Counterinsurgency,” 366; Jacqueline G. Campbell,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 He and a She Adder in Their Venom: Benjamin Butler, William T. Sherman, and Confederate Women,” Louisiana History: Journal of the Louisian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50, no. 1 (Winter 2009): 5–24, esp. 12, 15, 18–19.馬里昂．索斯伍德（Marion Southwood）不僅談到富豪隱藏的資產，還強調精英一想到要宣誓效忠，就「不屑一顧」；Marion Southwood, “Beauty and Booty”: The Watchword of New Orleans (New York, 1867), 123, 130–33, 159. 懲罰粗魯的婦女和沒收不忠婦女的財產，同樣是由密蘇里州的哈勒克將軍訂定；請見Gerteis, Civil War St. Louis, 174. 南方邦聯的支持者使用階級的術語來描述精英財產的灰飛煙滅：正如一篇報導所寫，來自北方「糞堆」人，在「南方種植園主的豪宅周遭縱情狂歡」；請見“Rebel (Yankee Definition),” Houston Tri-weekly Telegraph, November 18, 1864. 在馬里蘭州，有位維吉尼亞奴隸主要求歸還他的奴隸，但十幾個北方軍士兵卻把他推到毯子裡，再拋向空中。有名中士將奴隸主描述為「維吉尼亞紳士的完美典範」，他認為那個人被「北方泥底基士兵」羞辱，一定很震驚。請見James Oakes, Freedom National: The Destruction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1–1865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 365.

49. Hans L. Trefousse, Andrew Johnson: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89), 19, 21–23, 43, 55, 138, 152, 155–56, 168, 179; Ash, Middle Tennessee Society Transformed, 107, 159–60；以及Rufus Buin Spain, “R. B. C. Howell, Tennessee Baptist, 1808–1868” (M.A. thesis, Vanderbilt University, 1948), 105–7. 有趣的是，詹森計畫讓所有公民宣誓效忠，從最富有的階層開始，然後是牧師、醫生，並根據階級來衡量他們有多同情分裂主義者；ibid., 101, 104–6.

50.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169, 202–3；和Debra Reddin van Tuyll, “Scalawags and Scoundrels? The Moral and Legal Dimensions of Sherman’s Last Campaigns,”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22, no. 2 (October 1999): 33–45, esp. 38–39. 士兵指責南卡羅萊納造是戰爭源頭，認為南卡的政治精英是暴政和傲慢的象徵。他們期待著對首都進行報復──他們破壞財產，放火焚燒建築物，針對精英階層的住宅。請見Charles Royster, The Destructive War: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Stonewall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s (New York: Knopf, 1991), 4–5, 19–21.

51.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173-74, 188; Burstein and Isenberg, Mad-ison and Jefferson, 204-5.

52. Hallock Armstrong to Mary Armstrong, April 8, 1865, in 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Chaplain at the Siege of Petersburg, 1865 (published privately, 1961), 47.

53. Letter from William Wheeler, April 1, 1864, in Letters of William Wheeler of the Class of 1855 (Cambridge, MA: H. G. Houghton & Co., 1875), 444-46; Grimsley, The Hard Hand of War, 173-74; John D. Cox, Traveling South: Travel Narrat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dentit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5), 165, 174-76. And for the indistinguishable quality of shanties of poor white or blacks, see George H. Allen, Forty-Six Months with the Fourth R. I. Volunteers in the War of 1861 to 1865: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Marches, Battles, and Camp Life, Compiled from Journals Kept While on Duty in the Field and Camp (J. A. & R. A. Reid Printers, 1887), 219; also see “Confederate Prisoners at Chicago,” Macon Daily Telegraph, February 14, 1863; Mitchell, Civil War Soldiers, 42, 95, 97; Diary of Robert Ransom, Ander-sonville Diary, Escape, and List of the Dead, with Name, Co., Regiment, Date of Death and No. of Grave in Cemetery (Auburn, New York, 1881), 71.

54. On marching through mud, fighting swamps and rebels, see Manning Fergu-son Force, “From Atlanta to Savannah: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Manning F. Force, November 15, 1864-January 3, 1865,”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91, no. 2 (Summer 2007): 185-205, esp. 187-90, 193-94. And on muddy mass graves, see Drew Gilpin Faust, The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73-75.

55. Phillips, Diehard Rebels, 56, 62. Confederates also hoped that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were a sign of class revolution in the North; see “Important News from the North” and another report in the Richmond Enquirer, July 18, 1863; also see A. Hunter Dupree and Leslie H. Fischel Jr.,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July, 1863,”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7, no. 3 (December 1960): 472-79, esp. 476.

56. “Recent News by Mail,” Philadelphia Inquirer, April 14, 1861.

第八章　優生學時代：名門純種和南方佬

1. W. E. B. Du Bois, “The Evolution of the Race 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Negro Conference (New York, 1909), 142-58, esp. 148-49.

2. Ibid., 147-48, 152-54, 156.

3. Ibid., 153-54, 157.

4.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1871), 2:402-3. Galton’s major publications were an article, “Hereditary Talent and Character” (1865), and books Hereditary Genius (1869), Inquiry into Human Faculty (1883), and Natural Inheritance (1889); see Mark H. Haller, Eugenics: Hereditarian Attitude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3), 4-6, 8-12. Also see Richard A. Richards, “Darwin, Domestic Breeding and Artificial Selection,” Endeavour 22, no. 3 (1988): 106-9; and for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breeding in shaping Darwin’s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see Robert J. Roberts, “Instinct and Intelligence in British Natural Theology: Some Contributions to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ary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4, no. 2 (Autumn 1981): 193-230, esp. 224-25.

5. “Plebein [sic] Aristocracy,” Independent (May 24, 1864); and Heather Cox Richardson, West from Appomattox: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20.

6. For a typical example of a free-labor economy for poor whites and free slaves, see “The Emancipation and Free Labor Question in the South,” New York Herald, May 18, 1865; also see Heather Cox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Recon-struction: Race, Labor,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Civil War North, 1865-19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22, 24-25, 34, 39, 42.

7. 報紙把重點放在不在大赦範圍內的精英階級：「所有自願參與上述叛亂的人，可課稅財產的估計價值超過二萬美元者」；請見“President Johnson’s Plan of Reconstruction in Bold Relief,” New York Herald, May 31, 1865; “President Johnson and the South Carolina Delegation,”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26, 1865. 有篇文章指出，所有紐約的報紙都強調該點，請見“The New York Press on the President’s Talk with the South Carolina Delegation,” Daily Ohio Statesman, July 6, 1865. 以及Andrew Johnson, “Proclamation 134— Granting Amnesty to Participants in the Rebellion, with Certain Exceptions,” May 29, 1865；和“Interview with South Carolina Delegation, June 24,” in The Papers of Andrew Johnson, May–August 1865, ed. Paul H. Bergeron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2), 8:128–29, 280–84.

8. On Johnson’s decision to pardon the elites because he needed their support, see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 187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191. Johnson pardoned 13,500 out of the 15,000 who applied; see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Reconstruction, 16.

9. For Johnson’s view of a racial war of extermination, see “The Negro Question—Dangers of Another ‘Irrepressible Conflict,’” New York Herald, July 12, 1865; also see [San Francisco] Evening Bulletin, July 31, 1865. On Johnson’s opinion that Negro suffrage would breed a race war between the freedmen and poor whites, see “The President upon Negro Suffrage,” Philadelphia Inquirer, October 25, 1865; also see “Interview of George L. Stearns,” October 3, 1865,” The Papers of Andrew Johnson, 9:180.

10. See the remarks by Senators David Schenck, Henry S. Lane, John P. Hale, and Reverdy Johnson,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959, 984-85, 989; and Congressman Green Clay Smith, Congressional Globe, 3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416; also see Paul Moreno, “Racial Class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egisl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no. 2 (May 1995): 271-304, esp. 276-77, 283-87; and Michele Landis Dauber, “The Sympathetic State,”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3, no. 2 (Summer 2005): 387-442, esp. 408, 412, 414-15.

11. For “loafing whites,” see “North Carolina: Blacks and Whites Loafing,” New York Times, May 28, 1866; and “From Over the Lake. Barancas—Gens. Steel and Ashboth—The Seen and Unseen—The Refugee Business, Etc., Etc.,” New Orleans Times, March 9, 1865. On poor white refugees and children, see “Poor White Trash,” Independent (September 7, 1865): 6; Daniel R. Weinfield, “‘More Courage Than Discretion’: Charles M. Hamilton in Reconstruction- Era Florida,”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84, no. 4 (Spring 2006): 479-516, esp. 492; and William F. Mugleston and Marcus Sterling Hopkins, “The Freedmen’s Bureau and Reconstruction in Virginia: The Diary of Marcus Sterling Hopkins,”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86, no. 1 (January 1978): 45-102, esp. 100.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North Carolina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white trash,” and most of the cases adjudicated by the Freedmen’s Bureau involved this class. See “Affair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North Carol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865.

12. “From the South: Southern Journeyings and Jottings,”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1866; Sidney 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Boston, 1866); Whitelaw Reid, After the War: A Tour of the Southern States (London, 1866); John T. Trowbridge, The South: A Tour of Its Battlefields and Ruined Cities (Hart-ford, CT: 1866). Andrews’s book was known for providing a “portraiture of the poor whites” that was “painfully true to nature”; see “New Books,” Phila-delphia Inquirer, April 23, 1866. His portrait of the typical poor white as physically stunted and displaying “insipidity in his face, indecision in his step, and inefficiency in his whole bearing” was reprinted verbatim in “Poor Whites of North Carolina, Wilmington, October 14,” Freedmen’s Record. Organ of the New England Aid Society (November 1, 1865): 186-87.

13. 吉爾摩的真菌譬喻，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觀點一致。史賓塞認為「無論是社會的哪個部分有病，都必然會對其他部分造成傷害。」請見Spencer, Social Statis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London, 1851), 456. Edward Kirke (pseudonym of James Roberts Gilmore), Down in Tennessee, and Back by Way of Richmond (New York, 1864), 104, 184, 188–89. Excerpts from Gilmore’s book wer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see “The White Population in the South. ‘Poor Whites’—‘Mean Whites’— And the Chivalry,” New Hampshire Sentinel, November 10, 1864;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South” Circular (September 26, 1864): 222–23; “From ‘Down in Tennessee.’ The ‘Mean Whites’ of the South,” Friends’ Review (October 15, 1864): 101–2. Gilmore also published an article; see J. R. Gilmore, “The Poor Whites of the South,”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 1864): 115–24.

14. 安德魯斯寫道，「我會說南方真正的問題，不是『要拿黑人怎麼辦？』而是『要拿白人怎麼辦？』」請見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224. 科羅拉多的報紙引用安德魯斯這段話，另外加上「窮白人」這個字眼，請見(reprinted from the Chicago Republican), “The Rising Race in the South,” Miner’s Register, January 12, 1866. 《基督倡導雜誌》（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要同情的不是黑人，他能照顧自己；需要援助卻無法援助的，是那些無知的、沒有土地的、膚色蠟黃的、絕望的白人」；請見Reynard, “A Vacation Tour in the South and West: Hell Opens Her Mouth,” 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 (August 24, 1865), 266.

15. A writ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rgued that poor whites had had the vote for eighty years and remained “improvident, ignorant and debased” and the “easy dupes of designing leaders”; see “The Suffrage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866; also see “The Poor Whites,” Miner’s Register, October 18, 1865; Reid, After the War, 59, 221, 247-50, 255, 302-3, 325, 348; 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335-36. On freedmen having a greater desire for education than poor whites, see “A Dominant Fact of the Southern Situa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1865. On rapid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freedmen, see “Condition of the South,”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867. On the equal need for education of poor whites, see “The Education of Poor Whit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865. On neatness and thrifti-ness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franchise among the freedmen, see Trowbridge, The South, 220, 458, 589; also see Stephen K. Prince, Stories of the South: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and Southern Ident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28. On freedmen’s superiority to poor whites in brains and muscle, see “The Negro, Slave and Free,” Hartford Daily Courant, March 6, 1865. On loyalty of the freedman and distrust of poor whites, see “Governing and Governed” and “Two Reasons,” New Orleans Tri-bune, June 8, 1865, August 27, 1865; “Reconstruction,” Wilkes Spirit of the Times, August 26, 1865; “Reconstruction and Negro Suffrage,” Atlantic Monthly 16, no. 94 (August 1865): 238-47, esp. 245; also see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Reconstruction, 32-37.

16. For “inert,” see “The Poor Whites,” Miner’s Register, October 18, 1865. For deformed and idiotic, see Gilmore, Down in Tennessee, 187. For “thought-less,” “fumbling,” and the “moony glare” of the lunatic, see “The Poor White Trash,” New Orleans Tribune, September 1, 1865. For poor whites ranked on the lowest level in Darwin’s evolutionary scale, see “From the South: South-ern Journeyings and Jottings,” New York Times, April 7, 1866; also see “The Poor Whites,” The Congregationalist, September 22, 1865. For belonging to the “genus Homo,” but “from long effects of long generations of ignorance, neglect, degradation and poverty, it has developed few of the higher qualities of the race to which it belongs,” see J. S. Bradford, “Crackers,” Lippincott’s Magazine, vol. 6 (November 1870): 457-67, esp. 457.

17. For “dangerous class,” see “The Poor Whites,” Miner’s Register, October 18, 1865. On intermarrying, incest, and wife selling, see Gilmore, Down in Ten-nessee, 184, 187. On mothers conniving illicit liaisons for daughters and poor white women having sex with black men, see “The Low-Down People,” Put-nam’s Magazine (June 1868): 704-13, esp. 705-6. On filthy refugees in box-cars, see Reid, After the War, 248; also see W. De Forest, “Drawing Bureau Rations,” Harper’s Monthly Magazine 36 (May 1868): 792-99, esp. 794, 799. On Herbert Spencer, see Robert J. Richards, Darwin and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ind and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03-4; Spencer first use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his Principles of Biology (London, 1864), 1:444, 455. On the popularity of Dar-win and Spencer, see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Critic (Novem-ber 26, 1859), 528-30; “Natural Selection,”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anuary 9, 1870. And for an article underscoring Darwin’s tree analogy, and that the harsh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 meant that certain branches have “decayed and dropped off,” see “Review of Darwin’s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 Arts (March 1860): 153-84, esp. 159.

18. “The Low-Down People,” Putnam’s Magazine of Literature, Science, Art and National Interests (June 1868): 704-16.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Jukes, see Nicole Hahn Rafter, White Trash: The Eugenic Family Studies, 1877-1919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 6-7.

19. See Sanford B. Hunt, “The Negro as Soldier,” Anthropological Review 7 (Jan-uary 1869): 40-54, esp. 53; also see John S. Haller Jr.,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Scientific Attitudes of Racial Inferiority, 1859-190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20-32.

20. 「雜種」一詞的來源相當多重：動物和植物育種、進化科學、種族主義關於異族通婚和融合的爭論，以及更古老的征服理論（野蠻人和蒙古遊牧民族變成了「雜種遊牧民族」），還有英國人用「雜種」蔑稱沒有純正血統的下層男子。有關自由黑人是混充的、雜種的種族，請見 “Free Blacks of the North,” [Fayetteville, NC] Carolina Observer, October 7, 1858. On the mongrel party voting themselves down to the level with degraded Negroes, see “Correct Likeness of the Union Party,” [Millersburg, OH] Holmes County Farmer, October 5, 1865; and “Mexico and the Indians—Two More ‘Twin Relics’ for the Next New Party,” New York Herald, June 28, 1867. On preserving the “best blood” from “admixture of baser blood,” see “Our People,” New-Orleans Times, November 24, 1865. And since mongrels were often identified as dogs without any known pedigree, see “Strange Dog,”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12, 1866. On the famous English mongrel pup rhyme (“Of mongrel, pup, ay, whelp and hound, / And curs of low degree”), see “Letter from Mobile,” Daily Picayune, August 16, 1866. On comparing the South to the mongrel republic of Mexico, see “The Future of the Freemen,” New-Orleans Times, October 22, 1865; “Southern Self-Exile—Mexico and Brazil,” Richmond Examiner, April 14, 1866; “The Mongrel Republics of America,” Old Guard, September 1867, 695–702; “Editor’s Table,” Old Guard (September 1868): 717–20. And for mongrel hordes, see “Speech of Gen. Geo. W. Morgan,” Daily Ohio Statesman, October 5, 1865. Also see Elliott West, “Reconstructing Rac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4, no. 1 (Spring 2003): 6–26, esp. 11; Haller,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72–73, 82; John G. Menke, Mulattoes and Race Mixture: American Attitudes and Images, 1865–1918 (Ann Arbor, MI: UMI Research Press, 1979), 51, 60–61, 101–2;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65–70. For the long-standing English slur for a dog “without a breed,” see Neil Pemberton and Michael Worboys,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Rabies in Britain, 1830–2000 (New York: Palgrave, 2007), 30–31. And on the Greek etymology of the word “mongrel” meaning “lust” and “an outrage on nature,” see Warren Minton, “Notes. On the Etymology of Hybrid (Lat. Hybrida),”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October 1, 1884): 501–2.

21. On the carpetbagger and his black valise, see Ted Tunnell, “‘The Propaganda of History’: Southern Edito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arpetbagger’ and the ‘Scalawag,’”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72, no. 4 (November 2006): 789-822, esp. 792. For the theme of race traitor and treason, see Hyman Rubin III, South Carolina Scalawag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xvi; Foner, Reconstruction, 297.

22. 有關詹森否決《民權法案》是拒絕「雜種公民」，請見“Veto of Civil Rights Bill,” [Harrisburg, PA] Weekly Patriot and Union, April 5, 1866; also see Francis S. Blair Jr. to Andrew Johnson, March 18, 1866, and the Veto of the Civil Rights Bill, March 27, 1866, in Bergeron, The Papers of Andrew Johnson, vol. 10, February–July 1866, 10:270, 312–20.詹森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國會咨文中，更明確地指出，這兩個種族永遠不可能「合併或融合成一個統一的群體」──而試圖強迫南方接受，將「讓半個國家非洲化。」詹森在否決《民權法案》時，對雜種公民的抨擊與愛德格．考恩(Edgar Cowan)在參議院的演講如出一轍。考恩在演講中提到了吉普賽人、中國人和印地安人有可能從該法案中獲得公民身份的危險。請見Senate, Congressional Globe, 3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May 30, 1866, 2890–91. Johnson was personally invested in the idea of “fitness.” He wrote that section of the veto. See John H. Abel Jr. and LaWanda Cox, “Andrew Johnson and His Ghost Writers: An Analysis of the Freedmen’s Bureau and Civil Rights Veto Message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8, no. 3 (December 1961): 460–79, esp. 475.

23. 在一任總統任內，詹森否決了二十九項法案，遠遠超過傑克遜或先前的任何一任總統；從華盛頓到南北戰爭期間，所有總統一共只否決五十九項國會法案。關於《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革命性意義，請見Robert J. Kraczorowski, “To Begin the Nation Anew: Congress, Citizenship, and Civil Rights After the Civil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no. 1 (February 1987): 45–68, esp. 45; and see Wood, Black Scare, 111–13. 有關詹森的否決導致彈劾，特別是他反對《第十四條修正案》與軍方的控制，請見Michael Les Benedict,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Andrew Johnson (New York: Norton, 1973), 49; and Hans L. Trefousse, Impeachment of a President: Andrew Johnson, the Blacks,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41–48, 54.

24. For “pride of caste” and “pride of race,” see “Extension of Suffrage,” Macon Daily Telegraph, October 28, 1865. For women protecting bloodlines, see “Our People,” New-Orleans Times, November 24, 1865. Senator Montgom-ery Blair, brother of Francis Blair Jr., in a speech at a large Democratic rally in New York City, argued that only abandoned women would marry black men; see “The New York Campaign,”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9, 1865; and F. Fleming, e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itual of the Knights of the White Camelia,” in Documents Relating to Reconstruction (Morgantown, WV, 1904), 22, 27. On the Knights of the White Camelia and racial purity, also see “Arkansas,”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31, 1868. On treating a mixed-race child as bastard progeny, see “Miscegenation,” Georgia Weekly Telegraph, February 27, 1870.

25. On Blair’s fondness for Darwin’s Origins of Species, see Foner, Reconstruction, 340. On his speeches, see “General Blair’s Letter to General George Morgan, July 13, 1868” and “Speeches of Horatio Seymour and Francis P. Blair, Jr., Accepting the Nominations, July 10, 1868,” in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from April 15, 1865, to July 15, 1870)... (Washington, DC, 1880), 369-70, 381-82; “General Blair’s Speeches,” [Alexandra, LA] Louisiana Demo-crat, September 2, 1868; “Blair on the Stump,”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868. On the Georgia case, see Scott v. State, 39 Ga. 321 (1869). For coverage of the case, see “Social Status of the Blacks,” New York Herald, June 27, 1869; also see Charles Frank Robinson III, Dangerous Liaisons: Sex and Love in the Segregated South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3), 24, 37-38; Pascoe, What Comes Naturally, 20; James R. Browning, “Anti-Miscegenation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ke Bar Journal 1, no. 1 (March 1951): 26-41, esp. 33. For the theory that mongrel mixtures exaggerate the vices of both races, see “The Philosophy of Miscegenation,” New-Orleans Times, January 4, 1867. It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Democratic politicians sup-ported laws against amalgamation in order to curb the “waywardness” of low-down whites for degrading Saxon blood; see “Remarks of Thomas Orr, in the Senate, on the Bill to Prevent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African with the White Race in Ohio,” [Columbus, OH] Crisis, February 28, 1861.

26. Hyman argues that violence was the key to the dismantling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cluding targeted assaults against scalawags who were political leaders; see Hyman, South Carolina Scalawags, xvi, xxv, 41, 45, 48. Republican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chuyler Colfax gave a powerful speech in the defense of scalawags, and stressed the vicious threats made against them; see “Politic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8, 1868. For hanging scalawags, see “The Rebel Press,” [Raleigh, NC] Tri-Weekly Standard, 1868. The editor of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 argued that the inauguration of a Democratic president would be a signal for hanging scalawags and carpetbaggers; see George C. Rable, But There Was No Peace: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69. On the trial for the murder of radical Republican Mr. Ashburn, the defense attorney— none other than former governor Joseph Brown—used the scalawag slur to justify the attack; see “The Ashburn Tragedy,” Georgia Weekly Telegraph, July 17, 1868. On the KKK targeting scalawags, see “Editorial,” Daily Memphis Avalanche, June 7, 1868. On calls to shoot scalawags, see “Reconstruction Convention,” Daily Austin Republican, July 22, 1868. And for a Republican election poem mocking the Democratic Party’s campaign: “Then let’s shoot and stab and kill, / The men who dare their thoughts to tell / If we lack the power, we have the will / To drive the scalawags, down to hell”; see “Demo-cratic Principles,” Houston Union, May 7, 1869. On assassinations of promi-nent Republican politicians in 1868, also see Foner, Reconstruction, 342.

27. For an account of the stereotypical black man “Cuffy” kissing a scalawag, see “ ‘I Salute You, My Brother,’” [Memphis, TN] Public Ledger, May 7, 1868; and “A Scalawag Senator Invites a Darkey to His House,” [Atlanta] Daily Constitu-tion, July 3, 1868. For scalawags as “piebald,” “mangy,” “slarapery” (meaning flabby-headed or feebleminded) and “stinkee,” see “Arkansas,” “News in Brief,” and “The Scalawag,” Daily Avalanche, May 20, June 24, August 27, 1868; “Ye Stinkee and the Perry House,” Georgia Weekly Telegraph, March 27, 1868. For “slaves of the scalawag white trash,” see “Mississippi,” New York Herald, August 12, 1868. On inciting Negroes with “low-flung” speeches, a comment made by Judge Carlton after observing a Republican gathering in Virginia, see “Meeting at Music Hall Last Night,” [Albany, IN] Daily Ledger, October 31, 1868. On the role as party operatives, see “Carpet Baggery and Scalawagerie,” New-Orleans Times, August 16, 1868; Foner, Reconstruction, 297.

28.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calawag,” Boone County [IN] Pioneer, March 13, 1868.

29. For reference to “low born scum and quondam slaves,” see the poem “White Men Must Rule,” published in the [Raleigh] North Carolinian, February 15, 1868, as quoted in Karen L. Zipf, “‘The Whites Shall Rule the Land or Die’: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North Carolina Politic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5, no. 3 (August 1999): 499-534, esp. 525. For a specific call to return the hereditary elite to power in place of “mongrel Republicanism,” see “Address of the Conservative Men of Alabama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Daily Columbus [GA] Enquirer, October 1, 1867.

30. For Wade Hampton, see “The Week,” Nation 7, no. 165 (August 27, 1868): 161; and “America,” London Daily News, September 18, 1865. For scalawag as vaga-bond stock, see “Horse and Mule Market,”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Feb-ruary 9, 1867. For carpetbaggers as the “offscourings of the North” and scalawags the “spewed up scum of the South,” see “Feels Bad,” [Raleigh, NC] Tri-Weekly Standard, May 14, 1868. The same theme was used again to sum up the failure of Reconstruction; see Charles Gayarre, “The Southern Ques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877): 472-99, esp. 482-83.

31. For his speech, see “Bullock Ratification Meeting,” Georgia Weekly Tele-graph, March 27, 1868.

32. 有關雜種，請見，see “Negro Suffrage,” Abbeville [SC] Press, March 16, 1866；關於雜種延續父母血統所有的缺點、甚少優點，請見“Results of Miscegenation,” Pittsfield [MA] Sun, March 16, 1865. For scalawag cattle as a low breed dragging down the rest to its level, see New York Tribune, October 24, 1854.有位記者開玩笑說「scalawag南方無賴」這個詞是「優雅的維吉尼亞紳士的優雅語言」，並指出這個詞適用於所有效忠共和黨的維吉尼亞人，不論階級背景為何；請見One journalist made fun of the term “scalawag” as the “elegant language of refined Virginia gentleman,” and observed that the word applied to all natives who were loyal or Republicans, regardless of their class background; see “Virginia,” New York Times, July 27, 1868.實際研究過「南方無賴」的學者表示，南方無賴不是白垃圾。但是比起戰前的南方政客，或者他們的對手、一八七○年代救贖政府（Redeemer governments），南方無賴的階級較為低下。許多人只受過公立學校教育。正如詹姆斯．巴格特(James Baggett)所言，許多南方無賴支持黑人選舉權，「以阻止比自己優越的保守派執政」；請見Baggett, “Summing Up the Scalawags,” and appendix Table 3, The Scalawags: Southern Dissenters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1–62; Hyman, South Carolina Scalawags, xxi, 27–28, 52; also see James Baggett, “Upper South Scalawag Leadership,” Civil War History 29, no. 1 (March 1983): 53–73, esp. 58–60, 73. On the modest landholdings (and the majority as nonslaveholders), see Richard L. Hume and Jerry B. Gough, Blacks, Carpetbaggers, and Scalawags: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Radical Reconstruc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19, 262, 270.

33.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uniting the North and South, see “National Help for Southern Education,” “President Hayes’s Spee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South,”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September 2, December 17, 1880; Charles F. Thw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68 (February 1884): 471-76; Allen J. Going, “The South and the Blair Education Bill,”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4, no. 2 (September 1957): 267-90. Reverend A. D. Mayo was one of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of the Blair bill, and a vocal advocate of training poor whites in the South; see A. D. Mayo, “The Third Estate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ctober 1890): xxi-xxxii. On reconciliation sto-ries, see Nina Silber, “‘What Does America Need So Much as Americans?’: Race and Northern Reconciliation with Southern Appalachia, 1870-1900,” in Appalachians and Race: The Mountain South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 ed. John Insco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1): 245-58.

34. Mary Denison, Cracker Joe (Boston, 1887), 9-10, 17, 33, 97-198, 206, 233, 248-55, 314, 317, 320. For other reconciliation stories presenting positive portrayals of crackers, see “The Southern Cracker,” Youth’s Companion (May 13, 1875): 149-50; Charles Dunning, “In a Florida Cracker’s Cabin; To the Mockingbird,” Lippincott’s Magazine (April 1882): 367-74; Zitella Cocke, “Cracker Jim,”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10, no. 55 (July 1887): 51-70.

35. William Goodell Frost, “University Extension in Kentucky” (September 3, 1898): 72–80, esp. 72, 80; also see Frost, “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Atlantic Monthly 83 (March 1899): 311–19; and James Klotter, “The Black South and White Appalach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no. 4 (March 1980): 832–49, esp. 840, 845.不是那麼正面的描述，請見Will Wallace Harvey, “A Strange Land and Peculiar People,” Lippincott’s Magazine 12 (October 1873): 429–38, esp. 431.還有些人強調他們與世隔絕於山中，沒有現代商業交易的往來，造成他們不求上進、目無法紀、無知，深陷家族的世仇之中；請見James Lane Allen, “Mountain Passes of the Cumberland (with Map),”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81 (September 1890): 561–76, esp. 562.艾倫還強調了他們獨特的外貌──他們的時間隧道般的生活方式──這給了他們一種「普遍的無精打采」，瘦削的身體「沒有肌肉、不夠強壯」，和「單調的語調」；請見James Lane Allen, “Through the Cumberland Gap on Horseback,”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73 (June 1886): 50–67, esp. 57.

36. 阿肯色州的傑夫．戴維斯任職期間是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三年；蒂爾曼也當過參議員，於一八九○年首次當選南卡羅萊納州長；瓦爾達曼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八年擔任密西西比州州長，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擔任參議員。請見Stephen Kantrowitz, Ben Tillm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hite Suprem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William F. Holmes, White Chief: James Kimball Vardama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lbert D. Kirwan, Revolt of the Rednecks: Mississippi Politics, 1876–1925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51), 145–47, 152–53, 160–61. And on Jeff Davis, see Richard L. Niswonger, “A Study in Southern Demagoguery: Jeff Davis of Arkansa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9, no. 2 (Summer 1980): 114–24. For the story of the term “redneck” involving Guy Rencher, see “Mississippi Campaign Reaches Noisy Stage,”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ly 11, 1911. For rednecks in the Mississippi swamps, see Hunt McCaleb, “The Drummer,” Daily Picayune, April 2, 1893. On rednecks in the Boer War, see “Dashing Sortie by British,” [Baltimore] Sun, December 11, 1899. One article noted that the Boers called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damned rednecks”; see “The News from Ladysmith,”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vember 2, 1899. On Guy Rencher, see Dunbar Rowland, The Official and Statistical Register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1908, vol. 2 (Nashville, 1908): 1156–57. On one of the earliest usages of “redneck” in Mississippi politics, on August 13, 1891, see Patrick Huber and Kathleen Drowne, “Redneck: A New Discovery,” American Speech 76, no. 4 (Winter 2001): 434–43. For the folk rhyme “I Would Rather Be a Negro Than a Poor White Man,” see Thomas W. Talley, Negro Folk Rhymes: Wise and Otherwise (New York, 1922), 43. For the dating of the rhyme, see Archie Green, “Hillbilly Music: Source and Symbol,”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July–September 1965): 204–28, esp. 204.

37. On the “coon-flavored President,” see Biloxi Herald, April 22, 1903; “Vardaman at Scranton,”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24, 1903. For “coon-flavored miscegenationist,” see “Correspondence: A Mississippian on Varda-man,” Outlook, September 12, 1903; also see “Lynch Law, and Three Reasons for Its Rul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March 21, 1904; “Southern Democrats Berate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01; J. Norrell, “When Teddy Roosevelt Invited Booker T. Washington to Dinner,”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no. 63 (Spring 2009): 70-74; and Dewey W. Grantham Jr., “Dinner at White House: Theodore Roosevelt,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the South,”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17, no. 2 (June 1958): 112-30, esp. 114-18.

38. 有關羅斯福評論瓦爾達曼的「髒話」就像「狗屎」，連「紐約最低級的無賴都不敢在台上說出來」，以及瓦爾達曼的「言語無法形容的低賤」，請見Theodore Roosevelt to Lyman Abbott, October 7, 1903, Theodore Roosevelt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He voiced similar views in a letter to the muckraking journalist Ray Stannard Baker; see Roosevelt to Ray Stannard Baker, June 3, 1908, i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ed. Elting Morison, 8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54), 6:1046–48. For controversy over Vardaman’s dog insult, see “The Vardaman Campaign,” Macon Telegraph, August 31, 1903; “It Is Not Denied,” “And This Man Wants to Be Governor!,” The Biloxi Daily Herald, July 31, August 5, 1903; and two untitled articles in The Biloxi Daily Herald, July 22, August 1, 1903; “Vardaman Wrote It,”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1904.

39. On rednecks and hillbillies, see “Vardaman, the Saint,” [Gulfport, MS] Daily Herald, March 3, 1911. On “dirty”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see “Vardaman at Scranton,” [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24, 1903. On Vardaman as a “medicine man,” see William Alexander Percy, Lanterns on the Levee: Recollections of a Planter’s S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originally published 1941), 143.

40. See John M. Mecklin, “Vardamanism,” Independent (August 31, 1911): 461-63. On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cracker cart” or “critter-kyarts” as the cracker’s usual form of transportation, see “Work Among the ‘Poor Whites,’ or ‘Crackers,’” Friends’ Review (March 22, 1888): 532-33. For an Afro-American newspaper’s pointed criticism of Vardaman’s racism, see “That Devilish Old Vardaman,” Topeka Plaindealer, August 15, 1913. On the problem of poor white illiteracy in Mississippi, see S. A. Steel, “A School in the Sticks: Problem of White Illiteracy,” Zion’s Herald, December 30, 1903; and “Governor Varda-man on the Negro,” Current Literature 36, no. 3 (March 1904): 270-71. On the importance of pitting poor whites against blacks, see John Milton Cooper Jr., “Racism and Reform: A Review Essay,”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55, no. 2 (Winter 1971): 140-44; and Kirwan, Revolt of the Rednecks, 212.

41. Percy, Lanterns on the Levee, 148-49.

42. For accounts of Roosevelt’s visit and speech, see “President Denounces Rape and Lynching,” [Columbia, SC] State, October 26, 1905; “Gala Day in Little Rock. President on Race Problem,” Charlotte Daily Observer, October 26, 1905; “Twelve Doves of Peace Hover over Roosevelt,” Lexington Herald, October 26, 1905. On rebuking Davis, see “The President’s Most Important Speech,”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29, 1905; “Governor Jefferson Davis,” Morning Olympian, December 6, 1905; “Can’t Train with Roosevelt Now,” Fort Worth Telegram, December 6, 1905. For comment that Roosevelt avoided being shot by Vardaman, see “Vardaman Outwitte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05; and William B. Gatewood Jr., “Theodore Roo sevelt and Arkansas, 1901-1912,”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2, no. 1 (Spring 1973): 3-24, esp. 18-19; also see Mrs. Wallace Lamar, “Roosevelt Wrongs His Mother’s Blood,” Macon Telegraph, October 26, 1905; and Henry Fowler Pring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South,”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9, no. 1 (January 1933): 14-25.

43. On Roosevelt’s view of Washington’s educational project, see Theodore Roo sevelt to L. J. Moore, February 5, 1900, in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2:1169; 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97.

44. Theodore Roosevelt to Cecil Arthur Spring-Rice, August 11, 1899, in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2:1053; Roosevelt, “The World Movement,” in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ed. Herman Hagdor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4), 14:258-85; Dyer, Theodore Roo 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39, 42, 64, 148; also see David H. Burt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West on the Imperialist Philoso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 Arizona and the West 4, no. 1 (Spring 1962): 5-26, esp. 10-11, 16.

45. Roosevelt, of course, wrote an account of his Amazon expedition; see Theo-dore Roosevelt, Through the Brazilian Wilderness (New York, 1914).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his trip, see Candice Millard, River of Doubt: Theodore Roosevelt’s Darkest Journey (New York: Doubleday, 2005). And for the best discussion of Roosevelt’s rugged masculinity, see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70-215.

46.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ough Riders, see Gary Gerstle, “Theodore Roo sevelt and the Divided Character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 no. 3 (December 1999): 1280-1307, esp. 1282-83, 1286-87.

47. Frederic Remington, “Cracker Cowboys of Florida,”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91, no. 543 (August 1895): 339-46, esp. 339, 341-42, 344; for a similar portrait, see “Florida Crackers and Cowboys,” [San Francisco] Daily Evening Bulletin, May 5, 1883.

48. Theodore Roosevelt to Owen Wister, April 27, 1906,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5:226-28; “Br’er Vardaman,” Biloxi Herald, January 21, 1902.

49. Roosevelt took the concept of “race suicide” fro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o-fessor Edward Ross; see Theodore Roosevelt to Marie Van Horst, October 18, 1902. This letter became the “famous race suicide letter,” and was reprinted as the introduction to Van Horst’s book The Woman Who Toils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3); also see Theodore Roosevelt, “On American Moth-erhood,” March 13, 1905, speech given before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 in [Supplemental]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Speeches of 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5, ed. Alfred Henry Lewis, vol. 1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Art, 1906), 576-81;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15, 147, 152-55, 157; Laura L. Lovett, Con-ceiving the Future: Pronatalism, Reproduction, and the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3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91-95. The majority of fearmongers who worried about “race suicide” never based their claims on statistical data; see Miriam King and Steven Ruggles, “Ameri-can Immigration, Fertility, and Race Suicid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 no. 3 (Winter 1990): 347-69, esp. 368-69.

50. Report of the Eugenics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 in Harry H. Laughlin, Scope of the Committee’s Work, Eugenics Record Office Bulletin, No. 10A (Cold Spring Harbor, Long Island, NY), 16, as quoted in Julius Paul,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Fitness for Parenthood’ in the Light of State Eugenic Sterilization Experience, 1907-1966,” Population Studies 21, no. 3 (November 1967): 295-99, esp. 295; also see Theodore Roosevelt to Charles Davenport, January 3, 1913, 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Paper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gital Library, #1487); and Theodore Roosevelt, “Twisted Eugenics,” Outlook (January 3, 1914): 30-34;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158-60.

51. For his criticism of the new income tax and for his other proposals for mothers, see Theodore Roosevelt, “A Premium on Race Suicide,” Outlook (September 27, 1913); Roosevelt also supported the idea of a “very high tax on the celibate and childless”; see Kathleen Dalton, Theodore Roosevelt: A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312; also see “Mother’s Pensions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 no. 1 (May 1918): 138-40, esp. 139. On “fit” mothers, see Jessica Toft and Laura S. Abrams, “Progressive Maternalist and the Citizenship Status of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Social Science Review 78, no. 3 (September 2004): 447-65, esp. 460. Some jurists saw the pensions as working similarly to eugenics, pre-venting “the child’s poverty” from reaching a “menacing state”; see Susan Ster-ett, “Serv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and Social Spending, 1860s-1920s,”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2, no. 2 (Spring 1997): 311-56, esp. 344.

52. “Eugenic Mania,” Pacific Medical Journal (October 1, 1915): 599-602; Steven Selden, “Transforming Better Babies into Fitter Families: Archival Resourc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ugenics Movement, 1908-1930,”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49, no. 2 (June 2005): 199-225; Daniel J.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New York: Knopf, 1985), 59-62, 91-92; Matthew J. Lindsay, “Reproducing a Fit Citizenry: Dependency, Eugenics, and the Law of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20,”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3, no. 3 (Summer 1998): 541-85; Mark A. Largent, Breeding Contempt: The History of Coerced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95.

53.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44-46, 103; Anne Maxwell, Picture Imper-fect: Photography and Eugenics, 1870-1940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111; Matthew Frye Jacobson, Barbarian Virtues: The United States Encounters Foreign Peoples at Home and Abroad, 1876-1917 (New York: Hill & Wang, 2000), 157-58; Jan A. Witkowski, “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1866-1944,” in Davenport’s Dream: 21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Heredity and Eugenics, eds. Jan. A Witkowski and John R. Inglis (Cold Spring Harbor, N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2008), 47-48; Barbara A. Kimmelman, “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 Genetics and Eugenics in an Agricul-tural Context, 1903-13,” Social Studies Science 13, no. 2 (May 1983): 163-204.

54. 戴凡波特一九二四年寫信給他的兄弟說，如果允許大量移民，兩百年內紐約和北方就會變成密西西比。他以南方的落後做為外來移民威脅的樣板。請見Charles Davenport to William Davenport, February 11, 1924, Box 33, 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Papers, 1876–1946,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s cited in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94.他認為濟貧院中的男女無法隔離，是南方的主要問題；請見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11), 67, 70–71, 74, 182, 200. On Mississippi, see Edward J. Larson, Sex, Race, and Science: Eugenics in the Deep Sou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81, 92.
戴凡波特希望利用美國人口普查來收集人類血統的資料，並利用這些資訊來確定每個縣的「弱智和犯罪集散地，以及每個破爛小屋的新生兒」；請見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1, 80–82, 87–90, 211–12, 233–34, 248–49, 255, 268. 優生學家和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Edward Ross）（此人創造了「種族自殺」一詞）也認為，遷往城市會產生出不同的、更好的品種。他認為，頭骨長的人搬到了城市，而頭骨寬和智力低下的人則留在鄉下；請見Edward Ross,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05), 364.

55. 戴凡波特提到大屁股的女性，以及育馬，請見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1, 7–8. 有關貝爾在美國育種者協會第四屆年會上提出的論點，請見“Close Divorce Doors If Any Children. Prof. Alexander Graham Bell Considers Plan to Produce Better Men and Wome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08; W. E. D. Stokes, The Right to Be Well Born, or Horse Breeding in Its Relations to Eugenics (New York, 1917), 8, 74, 76, 199, 256; also see “W. E. D. Stokes on Eugenics,” Eugenical News 2, no. 2 (February 1917): 13. 有關「純種人」和「未出生的人」，也可參考“A Perfect Race of Men: According to Prof. Kellar the Success of Eugenics Depends on Rules Made by Custo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08. 瑪麗．哈里曼夫人的女兒也叫瑪麗，她既研究優生學生又是愛馬人。她鼓勵母親向戴凡波特的優生學紀錄室捐款。她的哥哥威廉．阿弗瑞爾．哈里曼是位育馬人，她也從事牛的培育工作。請見Persia Campbell, “Mary Harriman Rumsey,”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1950: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 1, eds. Edward T. James, Janet Wilson James, and Paul Boyer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08–9.

56. A Michigan legislator proposed a measure for killing by electricity children considered hopeless cases; see S. T. Samock, “Shall We Kill the Feeble- Minded?,” Health (August 1903): 258-59. W. Duncan McKim, M.D., Ph.D., called for a method of elimination of the very weak and very vicious by car-bonic acid gas asphyxiation in his Heredit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900), 188-93. On executing the grandfather, see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92. For a similar argument that degeneracy should be stopped at the grandfather, see John N. Hurty, M.D., “Practical Eugenics,” Journal of Nursing 12, no. 5 (February 1912): 450-53. On sterilization laws and catego-ries, see Paul,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Fitness for Parenthood,’” 296; and Paul Popenoe, “The Progress of Eugenic Sterilization,” Journal of Heredity 25, no. 1 (January 1934): 19-27, esp. 20. On Taussig, see Thomas C. Leonard, “Retrospectives: Eugen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no. 4 (Autumn 1905): 207-24, esp. 214.

57. For examples of the argument that whites, especially white women, had an instinctual aversion to blacks, see an article by th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Walter B. Hill, “Uncle Tom Without a Cabin,” Century Maga-zine 27, no. 6 (1884): 862; Reverend William H. Campbell’s book, Anthropology for the People: A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Adamic Origins of All Races (Richmond, 1891), 269; “The Color Line,” New York Globe, June 1883; “Race Amalga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August 1896): 180;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Race Question,” Independent (August 13, 1903): 1939-40; Ellen Barret Ligon, M.D., “The White Woman and the Negro,” Good Housekeeping (November 1903): 426-29, esp. 428; and Mencke, Mulattoes and Race Mixture, 105, 107-8; also see Stokes, The Right to Be Well Born, 86, 222-24, 230. On checking husbands before marriage, see Mrs. John Logan, “Inheritance, Mental and Physical,” Philadelphia Inquirer, April 24, 1904. On eugenic marriages, see “Wants to Be a Eugenic Brid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1913. On a novel about eugenic marriage (Courtship Under Contract: The Science of Selection), see “Book Reviews,” Health (Feb-ruary 1911): 43. On a eugenic school for female orphans in Louisiana, see “Quits Society for Eugenic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13. On a eugenic registry, see “Superman a Being of Nervous Force... Eugenic Registry Plan Would Develop a Race of Human Thoroughbreds, It Is Argued—Elimination of the Unfi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14; and Selden, “Transforming Better Babies into Fitter Families,” 206-7, 210-12.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the eugenics movement, see Edward J. Larson, “‘In the Finest, Most Womanly Way’: Women in the Southern Eugenics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9, no. 2 (April 1995): 119-47.

58. By 1928, nearly four hundr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offering eugenics courses; see Steven Selden, Inheriting Shame: The Story of Eugenics and Racism in Americ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9), 49. Goddard classified morons as having the mental age from eight to twelve; see Henry H. Goddard, “Four-Hundred Feeble-Minded Children Classified by the Binet Method,” Journal of Psycho-Asthenics 15, no. 1-2 (September and Decem-ber, 1910): 17-30, esp. 26-27. On the moron and sexual deviance, see Edwin Brewster, “A Scientific Study of Fools,” McClure’s Magazine 39, no. 3 (July 1912): 328-34. On the fecundity of feebleminded women, see “The Unfit,” Medical Record (March 4, 1911): 399-400; and Martin W. Barr, M.D., “The Feebleminded a Sociological Problem,” Alienist and Neurologist (August 1, 1913): 302-5. On feebleminded girls as a menace to society, see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minded,” Colman’s Rural World (June 25, 1914): 8. On female morons becoming prostitutes or slovenly housekeepers with hordes of chil-dren, see George S. Bliss, M.D., “Diagnosis of Feebleminded Individuals,” Alienist and Neurologist (January 1, 1918): 17-23; also see Kevl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77, 107; 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233-43; and Wendy Kline, Building a Better Race: Gender, Sexuality, and Eugenics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Baby Bo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0-29.

59. On the continuing fears of miscegenation, see William Benjamin Smith, The Color Line: A Brief in Behalf of the Unborn (New York, 1905), 5, 8, 11-14, 17-18, 74; Robert W. Shufeldt, M.D., The Negro: A Menace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 (Boston, 1907), 73-74, 77-78, 103-4, 131. Between 1907 and 1921, Congress proposed twenty-one bills against miscegenation; see Robinson, Dangerous Liaisons, 82.

60. For Goddard using the same metaphors as Reconstruction writers for white trash, see Henry Herbert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 (New York, 1912), 66, 71-72. On reducing taxpayers’ burden, an argument used in Indiana, which passed one of the first sterilization laws in 1907, see “Feeble-Minded Women,” Duluth News Tri-bune, March 12, 1904; 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259; Kline, Building a Better Race, 49, 53;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72. On morons as needed for manual laborers, see Lewis M. Terma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6), 91. This was the argument of Albert Priddy, superintendent of the asylum involved in the Buck v. Bell case; see Gregory Michael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Eugenics and Society in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8), 132.

61. On the Chamberlain-Kahn Bill passed by Congress in 1918, for detaining suspected prostitutes, see Kristin Luker, “Sex, Social Hygiene, and the State: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Social Reform,” Theory and Society 27, no. 5 (October 1998): 601-34, esp. 618-23; Christopher Capozzola, “The Only Badge Needed Is Your Patriotic Fervor: Vigilance, Coercion, and the Law in World War I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 no. 4 (March 2002): 1354-82, esp. 1370-73; Kline, Building a Better Race, 46-47; Aine Collier, The Humble Little Condom: A Histor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7), 185, 187. On the draft, see Jeanette Keith, Rich Man’s War, Poor Man’s Fight: Race, Class and Power in the Rural South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43, 70-71, 73-75.

62. On the army filled with morons, and calls for intelligence tests for voting, see “Are We Ruled by Morons?,” Current Opinion 72, no. 4 (April 1922): 438-40. For southern poor whites and blacks receiving lower scor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Deep South, see M. F. Ashley Montagu, “Intelligence of Northern Negroes and Southern White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8, no. 2 (April 1945): 161-88, esp. 165-67, 185-86; also see Daniel J. Kevles, “Testing the Army’s Intelligence: Psychologists and the Mil-itary in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5, no. 3 (December 1968): 565-81, esp. 576;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110; and James D. Wat-son, “Genes and Politics,” in Witkowski and Inglis, Davenport’s Dream, 11.

63. Hookworm was identified as the reason for stunted bodies among World War I draftees; see M. W. Ireland, Albert Love, and Charles Davenport, Defects Found in Drafted Me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ompiled from the Draft Records (Washington, DC, 1919), 34, 265. For clay-eating as a white trash addiction, see (the ironically titled) “They Eat Clay and Grow Fat,” Phil-adelphia Inquirer, November 26, 1895; and “The Clay Eaters,” Fort Worth Register, January 12, 1897. On hookworm and stunted bodies, see Marion Hamilton Carter, “The Vampires of the South,” McClure’s Magazine 33, no. 6 (October 1909): 617-31; J. L. Nicholson, M.D., and Watson S. Rankin, M.D., “Uncinariasis as Seen in North Carolina,” Medical News (November 19, 1904): 978-87; H. F. Harris, “Uncinariasis; Its Frequency and Importance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tlanta Journal-Record of Medicine, June 1, 1903; “Uncinariasis, the Cause of Laziness,” Zion’s Herald, December 10, 1902; “The Passing of the Po’ ‘White Trash’: The Rockefeller Commission’s Success-ful Fight Against Hookworm Disease,” Hampton-Columbia Magazine, November 1, 1911. On white trash diseases, see James O. Breeden, “Disease as a Factor in Southern Distinctiveness,” and Elizabeth W. Etheridge, “Pella-gra: An Unappreciated Reminder of Southern Distinctiveness,” in Diseas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the American South, eds. Todd L. Savitt and James Harvey Young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1-28, 100- 19, esp. 14-15, 104. On the army’s discovery that southern recruits had a “poorer degree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see Natalie J. Ri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 Region, Empire, and the New Liberal State, 1880-193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79.

64. See S. A. Hamilton, “The New Race Question in the South,” Arena 27, no. 4 (April 1902): 352-58; also see “Science and Discovery: The Coming War on Hookworm,” Current Literature 17, no. 6 (December 1909): 676-80; E. J. Edwards, “The Fight to Save 2,000,000 Lives from Hookworm,”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1910; John Ettling, The Germ of Laziness: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New Sou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rew Sledd, “Illiteracy in the South,” Indepen-dent, October 17, 1901, 2471-74; Richard Edmonds, “The South’s Industrial Task: A Plea for Technical Training of Poor White Boys,” an address before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Southern Cotton Spinners’ Association at Atlanta, November 14, 1901 (Atlanta, 1901). On education and reforming poor whites, see Bruce Clayton, The Savage Ideal: Intolerance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1890-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4-15, 119, 140. On millwork endangering white women and chil-dren, see Elbert Hubbard, “White Slavery in the South,” Philistine (May 1902): 161-78; “Child Labor in the South,” Ohio Farmer (February 3, 1906): 121; Louise Markscheffel, “The Right of the Child Not to Be Born,” Arena 36, no. 201 (August 1906): 125-27; Owen R. Lovej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 “Child Labor and Family Disintegra-tion,” Independent (September 27, 1906): 748-50. On tenant farmers as the new vagrants, see Frank Tannenbaum, Darker Phases of the South (New York, 1924), 131-35; also see Ri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 25-26, 62-63, 121, 125-26, 135-36. The poor whites were also a greater target because blacks had been disenfranchised in many southern states. The uneducated cracker still had political power, which many elite southerners found trou-bling. See Charles H. Holden, In the Great Maelstrom: Conservatives in Post-Civil War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65, 80.

65.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122-23, 129, 132; Paul Lombardo, “Three Gen-erations, No Imbeciles: New Light on Buck v. Bell,”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 no. 1 (April 1965): 30-60, esp. 37, 45-50.

66. See David Starr Jordan and Harvey Ernest Jordan, War’s Aftermath: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ugenics of War as Illustrated by the Civil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te Wars in the Balka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63;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54-55, 57, 59, 62, 65; Gregory Michael Dorr, “Assuring America’s Place in the Sun: Ivey Foreman Lewis and the Teaching of Euge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15-1953,”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6, no. 2 (May 2000): 257-96, esp. 264-65.

67. 除了關注他們不道德的性關係和高生育能力外，他還強調了大多數老師是如何評價這些孩子的「弱智」、「愚蠢」和「沒救。」他還描述了近親繁殖的程度，大多是與父母的堂表親的子女生育結婚。他找出了四個「源頭」，即男性祖先；一個是約瑟夫．布朗（Joseph Brown），他是白人男子，娶了純種印地安人的老婆。他形容他們的「血統」比普通的維吉尼亞白人還要好。溫部落的人認為自己是純種白人，關於血統純正，請見Arthur H. Estabrook and Ivan E. M. McDougle, Mongrel Virginians: The Win Tribe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926), 13–14, 23, 119, 125, 145–46, 154–57, 160–66, 181, 203–5.

68. Estabrook included in his book a copy of the 1924 proposed law and an expla-nation of it; see Estabrook, Mongrel Virginians, 203-5. Virginia’s 1924 Racial Integrity Act also had the “Pocahontas exception” that protected elite fami-lies (descendants of John Rolfe) from being considered racially tainted; see Richard B. Sherman, “‘The Last Stand’: The Fight for Racial Integrity in Vir-ginia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4, no. 1 (February 1988): 69-92, esp. 78;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145-46.

69. On the law prohibiting the mixing of blacks and whites in public venues, see Sherman, “‘The Last Stand,’” esp. 83-84. For the opinion of Chief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see Buck v. Bell, 274 U.S. 200 (1927), 208.

70. 哈里．勞克林（Harry Laughlin）在一九二四年的審判中引用了亞伯特．普萊帝（Albert Priddy）的話，他把巴克家族描述為「南方那種懶惰、無知、毫無價值的反社會白人。」一九一四年時，普萊帝在一份給州長的報告中，解釋為何要為心智發展不健全者進行絕育手術。他將遺傳缺陷與「無生產能力、遊手好閒、依靠公共和私人慈善生活」的反社會行為（犯罪、賣淫、酗酒）間畫上等號。請見Lombardo, “Three Generations, No Imbeciles,” 37, 49–50, 54; Dorr, Segregation’s Science, 129–30, 132, 134. 優生學的提倡者公開法院判決以合理化絕育手術的擴大實施。請見Popenoe, “The Progress of Eugenic Sterilization,” 23–26.關於嘉莉．巴克的家譜，審判中用到的那份，請見 “Most Immediate Blood-Kin of Carrie Buck. Showing Illegitimacy and Hereditary Feeblemindedness” (circa 1925), the Harry H. Laughlin Papers,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Lantern Slides, Brown Box, 1307, accessed from Image Archive on the American Eugenics Movement, Dolan DNA Center,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1013), http://www.eugenicsarchive.org.

71. 路易士．M．特曼不認為環境會有影響，他認為階級是遺傳能力的準確結果。他寫道：「日常觀察就可顯示，家庭所屬的社會階層與其說是靠運氣，不如說是靠父母天生的才智和品格。」相關階級論述，請見Terma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72, 96, 115.特曼更擔心聰明階級的低出生率，並用盡一切努力來增加這個階級的數量；請見Lewis Madison Terman, “Were We Born That Way?,” The World’s Work 44 (May–October 1922): 655–60.特曼的智力量表更加精英主義；他把智力缺陷最嚴重的人歸為「智力薄弱」一類，然後使用邊緣、低等、中等、優等、非常優等、一流、非常一流和天才。他特別關注量表的最上層；請見Terman, “The Binet Scale and the Diagnosis of Feeble-Mindedn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 no. 4 (November 1916): 530–43, esp. 541–42；以及Mary K. Coffey, “The American Adoni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Man, 1921–32,” in Popular Eugenics: National Efficiency and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the 1930s, eds. Susan Currell and Christina Cogdell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5–216, esp. 186–87, 196, 198. 其他的優生學家，比如著名講師亞伯特．E．威格姆(Albert E. Wiggam)，擔心如果聰明漂亮的女性（就好像這些特質會一同出現在某個階級中）不能生育，「下一代將既醜又笨」；請見R. le Clerc Phillips, “Cracks in the Upper Crust,” Independent (May 29, 1926): 633–36.

72. 關於薩利比和他的新書Woman on Womanhood，請見“Urging Women to Lift the Ra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1911；諷刺優生女性主義、女人耗盡男人、把婚姻換成追求「冷血的篩選出」最好的血統，請見Robert W. Chambers, “Pro Bono Publico: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Eugenist Suffragette Campaign,” Hampton’s Magazine (July 1, 1911): 19–30; and William McDougall, National Welfare and Decay (London, 1921), 9–25.麥杜格做了一項類似的研究，比較了英國私立學校（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家庭的孩子）和小學（小店主和工匠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水準，得出的結論和特曼相同：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家庭的孩子明顯較優秀。請見Reverend W. R. Inge, “Is Our Race Degenerating?,” The Living Age (January 15, 1927): 143–54.

73. Steven Noll, Feeble-Minded in Our Midst: Institutions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the South, 1900-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71. For the importance of targeting delinquent white girls of the poorer class for sterilization in North Carolina in the 1920s, see Karen L. Zipf, Bad Girls at Samarcand: Sexuality and Sterilization in a Southern Juvenile Reforma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66-67, 73, 83-84, 150-52, 154.

74. See Sherwood Anderson, Poor White (New York: B. W. Huebsch, Inc., 1920), 3-8, 11-14, 18; Stephen C. Enniss, “Alienation and Affirmation: The Divided Self in Sherwood Anderson’s ‘Poor White,’” South Atlantic Review 55, no. 2 (May 1990): 85-99; Welford Dunaway Taylor and Charles E. Modlin, eds., Southern Odyssey: Selected Writings of Sherwood Anders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and on Anderson’s focus on people building walls, often class barriers, see Percy H. Boynton, “Sherwood Anders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224, no. 834 (March-May 1927): 140-50, esp. 148.

75. Anderson, Poor White, 29, 43, 55, 56, 62, 72, 80, 118-21, 127-28, 156, 169, 171-72, 190-91, 227-28, 230-31, 253-54, 299.

76. Ibid., 136, 260, 271, 277, 332, 342, 345, 357, 367-71.

77. For the idea of “childish impotence,” “arres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class,” “spiritual stagnation,” and that the South had “buried its Anglo- Saxons,” see Tannenbaum, Darker Phases of the South, 39-42, 56, 70, 117-19, 183; William Garrott Brown, Lower South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02), 266; Edgar Gardner Murphy, The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South (New York, 1909), 123; also see Ri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 139, 148, 152. Ira Caldwell published a five-part series in 1929 for Eugenics: A Journal of Race Betterment on a poor white family that he called “The Bunglers.” It was his own family study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Jukes. See Ashley Craig Lancaster, “Weeding out the Recessive Gen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volving Eugenics Movement in Erskine Caldwell’s ‘God’s Little Acr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39, no. 2 (Spring 2007): 78-99, esp. 81.

78. Erskine Caldwell, The Bastard (New York, 1929), 13-14, 16, 21, 28.

79. Ibid., 21-23, 141-42, 145-46, 165-66, 170, 175, 177, 198-99.

80. For articles debating aristocracy, see Robert N. Reeves, “Our Aristocracy,” American Magazine of Civics (January 1896): 23-29; Harry Thurston Peck,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The Cosmopolitan (October 1898): 701-9; Harry Thurston Peck, “The Basis for an American Aristocracy,” Independent (December 22, 1898): 1842-45; “Is America Heading for Aristocracy?,” The Living Age (September 21, 1907): 757-60; Charles Ferguson, “A Democratic Aristocracy,” The Bookman: A Review of Books and Life (October 1917): 147-48. In favor of an aristocracy of talent, see James Southall Wilson, “The Future of Aristocracy in America,”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uary 1932), 34-40. And for an inbred civil servant class, see James Edward Dunning, “An Aris-tocracy of Government in America,” Forum (June 1910): 567-80. There were also critics of creating this master class; see “Modern Biology as the Enemy of Democracy,” Current Opinion 49, no. 3 (September 1920): 346-47; on the new power of science and expertise, see JoAnne Brown, The Definition of a Profession: The Authority of Metaphor in the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Testing, 1900-19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41.

81. On the flapper, see Corra Harris, Flapper Ann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6). It was serialized in Ladies’ Home Journal in 1925; see Betsy Lee Nies, Eugenic Fantasies: Racial Ideology and the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20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1.

第九章　被遺忘之人：向下流動與經濟大蕭條

1. David M.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Freedom from Fear: Part 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86-87, 89.

2. See U.S. National Emergency Council,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South. Prepared for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Emergency Council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1; Will W. Alexander, “Rural Resettlement,” Southern Review 1, no. 3 (Winter 1936): 528-39, esp. 529, 532, 535, 538. As another expert explained, rural rehabilitation did not mean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but giving farmers the means to sustain and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see Joseph W. Eaton, Exploring Tomorrow’s Agriculture: Co Operative Group Farming—A Practical Program of Rural Rehabilit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3), 4-7.

3. Matthew J. Mancini, One Dies, Get Another: Convict Leas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 1866-1928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2-3, 23, 37-38; Edward L. Ayers, Vengeance and 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85-222.

4. Robert E. Burns, I Am a Fugitive from a Georgia Chain Gang, foreword by Matthew J. Mancini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vi-ix. By 1932, nearly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convicts were white, a tripling since 1908; see Alex Lichtenstein, “Chain Gangs, Communism, and the ‘Negro Question’: John L. Spivak’s Georgia Nigger,”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9, no. 3 (Fall 1995): 633-58, esp. 641-42.

5. On Warner Brothers, see Andrew Bergman, We’re in the Money: Depression America and Its Films (Chicago: Ivan R. Dee, 1971), 92.

6. Lewis W. Hine, Men at Work: Photographic Studies of Modern Men and Machines (New York, 1932), frontispiece; also see Kate Sampsell Willmann, “Lewis Hine, Ellis Island, and Pragmatism: Photographs as Lived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7, no. 2 (April 2008): 221-52, esp. 221-22.

7. Amity Shlaes, 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 129; Roger Daniels, The Bonus March: An Episod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1); John Dos Passos, “The Veterans Come Home to Roost,” New Republic (June 29, 1932): 177-78. One account noted tha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see Mauritz A. Haligren, “The Bonus Army Scares Mr. Hoover,” Nation 135 (July 27, 1932): 73. On burning the shantytown, see “The Bonus Army Inci-den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32. On the reaction to Hoover call-ing Bonus Army men criminals, see Harold N. Denny, “Hoover B.E.F. Attack Stirs Legion Anew,”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32; John Henry Bart-lett, The Bonus March and the New Deal (Chicago: M. A. Donohue & Co., 1937), 13; and Donald J. Lisio, “A Blunder Becomes a Catastrophe: Hoover, the Legion, and the Bonus Army,”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51, no. 1 (Autumn 1967): 37-50.

8. Charles R. Walker, “Relief and Revolution,” Forum and Century 88 (August 1932): 73-79.

9. Edward Newhouse, You Can’t Sleep Here (New York: Macaulay, 1934), 103-4, 112.

10. On thirties writers, see David P. Peeler, Hope Among Us Yet: Social Criticism and Social Solace in Depression Americ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7), 167-68, 171; Tom Kromer, Waiting for Nothing (New York, 1935), 186; and Arthur M. Lamport, “The New Era Is Dead—Long Live the New Deal,” Banker’s Magazine (June 1933): 545-48.

11. See the photographs “The Flood Leaves Its Victims on the Bread Line” and “Tennessee Puts a Chain Gang on Its Levees,” Life 2, no. 7 (February 15, 1937): 9, 12-13.

12. “Muncie, Ind. Is the Great U.S. ‘Middletown’: And This Is the First Picture Essay of What It Looks Like,” Life 2 (May 10, 1937): 15–25; also see Sarah E. Igo, “From Main Street to Mainstream: Middletown, Muncie, and ‘Typical America,’ ”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101, no. 3 (September 2005): 239–66, esp. 244–45, 255, 259–60.

如同某位作家所指出，大眾理解的典型美國生活是「大家都在討論，但沒人有定義」，而「現今的典型美國生活無非是一系列價值觀，大多數人把這種價值投射在他們沒有，但用希望擁有的事物上」；Elmer Leslie McDowell, “The American Standard of Liv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 237, no. 1 (January 1934): 71–75, esp. 72.

13. “The American Collapse,” The Living Age (December 1, 1929): 398-401; on the Egyptian tomb theme, see Virgil Jordan, “The Era of Mad Illusions,”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uary 1930): 54-59.

14. See William Stott,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62-63, 67-68, 212. And on the impor-tance of erosion to Roy Stryker’s photographic agenda, see Stuart Kidd, “Art, Politics and Erosion: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hotographs of the Southern Land,” Revue française d’études américaines, rev. ed. (1986): 67-68; Arthur Rothstein, “Melting Snow, Utopia, Ohio,” February 1940,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and Peeler, Hope Among Us Yet, 148.

15. 有關浪費，請見Herbert J. Spinden, “Waters Flow, Winds Blow, Civilizations Die,” North American Review (Autumn 1937): 53–70; Russell Lord, “Behold Our Land,” North American Review (Autumn 1938): 118–32; on the chaotic groundswell, also see Russell Lord, “Back to the Land?,” Forum (February 1933): 97–103, esp. 99, 102. Spinden was an archeologist who specialized in Mayan art and was curator of American Indian art and culture at the Brooklyn Museum from 1929 to 1951. See Regna Darnell and Frederic W. Gleach, eds., Celebrating a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Portraits (New York, 2002), 73–76. Dorothea Lange and Paul Taylor, An American Exodus: A Record of Human Erosion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9), 102.工程師兼公共事業振興署顧問大衛.庫什曼.科伊爾（David Cushman Coyle）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小書，名為《浪費》（Waste），他在書中的第一章〈泥沼〉（“Mud”）中寫道：「無論何處，人類碰過的土地都會分崩離析，被大水沖走。如果人類建了小木屋，門前的小路就會變成吞噬一切的溝渠……這片土地在人類的觸摸下日益萎縮」；請見Waste: The Fight to Save Americ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36), 5–6.他還寫了一章，標題是〈人類的侵蝕〉（“Human Erosion”），描繪勞工「搬到貧民窟或用垃圾建造的棚屋裡──不斷的墜落，最後掉到了救濟線上。」請見ibid., 57.這本小書成為羅斯福一九三六年在印第安納州成功連任的關鍵競選工具；請見James Philip Fadely, “Editors, Whistle Stops, and Elephants: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Indiana,”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85, no. 2 (June 1989): 101–37, esp. 106.

16. See Carleton Beals, “Migs: America’s Shantytown on Wheels,” Forum and Century 99 (January 1938): 10-16, esp. 11-12; “‘I Wonder Where We Can Go Now,’” Fortune 19, no. 4 (April 1939): 91-100, esp. 91, 94; Paul Taylor, “The Migrants and California’s Future: The Trek to California and the Trek in Cal-ifornia” [ca. 1935], in Taylor, On the Ground in the Thirties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3), 175-84, esp. 175-77, 179; Charles Poole, “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 in “Books of the Month,”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1939; “‘The Grapes of Wrath’: John Steinbeck Writes a Major Novel About Western Migrants,” Life 6, no. 23 (June 5, 1939): 66-67; Woody Guthrie, “Talking Dust Bowl Blues” (1940); Frank Eugene Cruz, “‘In Between a Past and Future Town’: Home, the Unhomely, and ‘The Grapes of Wrath,’” Steinbeck Review 4, no. 2 (Fall 2007): 52-75, esp. 63, 73; 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7), 259; Vivian C. Sobchack, “The Grapes of Wrath (1940): Thematic Emphasis Through Visual Style,” Ameri-can Quarterly 31, no. 5 (Winter 1979): 596-615.

17. Paul K. Conkin, Tomorrow a New World: The New Deal Community Progra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26, 30; William H. Issel, “Ralph Borsodi and the Agrarian Response to Modern America,” Agricultural History 41, no. 2 (April 1967): 155-66; Ralph Borsodi, “Subsistence Homesteads: Pres-ident Roosevelt’s New Land and Population Policy,” Survey Graphic 23 (Janu-ary 1934): 11-14, 48, esp. 13; and Borsodi, “Dayton, Ohio, Makes Social History,” Nation 136 (April 19, 1933): 447-48, esp. 448. On Dayton, Ohio, also see John A. Piquet, “Return of the Wilderness,” North American Review (May 1934): 417-26, esp. 425-26; Charles Morrow Wilson, “American Peasants,” The Commonweal 19 (December 8, 1933): 147-49; and Pamela Webb, “By the Sweat of the Brow: The Back to the-Land Movement in Depression Arkansa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42, no. 4 (Winter 1983): 332-45, esp. 337.

18. Webb, “By the Sweat of the Brow,” 334.某位觀察家下了結論：「許多要當農民的人不是農民，當經濟恢復繁榮時，他們大多可能會回到城市工作。」請見W. Russell Taylor, “Recent Trends in City and County Population,”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9, no. 1 (February 1933): 63–74, esp. 72.

19. Richard S. Krikendall, Social Scientists and Farm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oo sevelt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14; and M. L. Wilson, “The Fairway Farms Project,”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2, no. 2 (April 1926): 156-71, esp. 156; Roy E. Huffman, “Montana’s Contribu-tions to New Deal Farm Policy,” Agricultural History 33, no. 4 (October 1959): 164-67; also see “A Hope and a Homestea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5), 6, 8-10; and M. L. Wilson, “The Subsistence Home-stead Program,”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8 (1934): 158-75.

20. M. L. Wilson, “A New Land-Use Program: The Place of Subsistence Home-steads,”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10, no. 1 (February 1934): 1-12, esp. 6-8; Wilson, “Problem of Poverty i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22, no. 1, Proceedings Number (February 1940): 10-29, esp. 20; Farm Tenanc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4.

21. Wilson, “A New Land-Use Program,” 2-3, 11-12; “A Hope and a Home-stead,” 4; Farm Tenanc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5.

22. Arthur F. Raper, Preface to Peasantry: A Tale of Two Black Belt Coun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6), 61, 172, 218, 405; also see Rupert B. Vance, Human Factors in Cotton Culture: A Study in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American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9), 153, 248, 279; Farm Tenanc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3, 5-7, 9.

23. Harold Hoffsommer, “The AAA and the Cropper,” Social Forces 13, no. 4 (May 1935): 494-502, esp. 494-96, 501; Raper, Preface to Peasantry, 61, 75, 157-59, 173, 405; Vance, Human Factors in Cotton Culture, 161-62, 168, 201, 204, 215, 259, 307-8; Wilson, “A New Land-Use Program,” 9, 12; Wilson, “Problem of Poverty in Agriculture,” 14-17, 21; Wilson, “The Problem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arian Affairs 1 (1939): 37-48, esp. 41-43; Wilson, “How New Deal Agencies Are Affecting Family Life,”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27 (May 1935): 274-80, esp. 276-78.

24. Henry A. Wallace, “The Genetic Basis of Democracy” (February 12, 1939), in Henry A. Wallace, Democracy Reborn, ed. Russell Lord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 155-56.

25. Wilson, “Problem of Poverty in Agriculture,” 20, 23, 28; Wallace, “Chapter VII: The Blessing of General Liberty,” in Whose Constitu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Welfare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36), 102-3.

26. John Corbin, “The New Deal and the Constitution,” Forum and Century 90, no. 2 (August 1933): 92-97, esp. 94-95; Wilson, “Problem of Poverty in Agri-culture,” 17. Though he was the drama critic for the New York Times, Corbin spent four years studying history, which led to his biography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Biographic Origin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also see David M. Clark, “John Corbin: Dramatic Critic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6).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d “readjustment,” see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Farmers,” New York Times, May 15, 1935.

27. Wallace, “Chapter VIII: Soil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Whose Constitu-tion, 109, 115-17.

28. Wallace, “Chapter IX: Population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Whose Constitution, 122–24, 126.這部電影的完整台詞是：「有錢人來了，死了；他們的孩子不健康，死光光，但我們一直都在。我們是活下來的人。他們不能消滅我們，不能打敗我們。我們永遠都會在，約德爸，因為我們就是人民。」史坦貝克寫道，「我們不會死光。人民一直都在──也許會有一點變化，但會繼續存在。」請見The Grapes of Wrath (New York: Penguin, 2014), 423.

29. Conkin, Tomorrow a New World, 128-30, 142-45; Richard S. Kirkendall, Social Scientists and Farm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208-10; Fred C. Frey and T. Lynn Sm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AAA Cotton Program upon the Tenant, Cropper, and Laborer,” Rural Sociol-ogy 1, no. 4 (December 1936): 483-505, esp. 489, 500-501, 505; Warren C. Whatley, “Labor for the Picking: The New Deal in the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no. 4 (December 1983): 905-29, esp. 909, 913-14, 924, 926-29; Jack T. Kirby, Rural Worlds Lost: The American South, 1920-1960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5-74; George Brown Tindall,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1913-194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09.

30. Kirkendall, Social Scientists and Farm Politics, 109-11; Sidney Baldwin, Poverty and Politic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92-96, 117-19. On migratory workers, see Paul Taylor, “What Shall We Do with Them? Address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April 15, 1938); and “Migratory Agricultural Workers on the Pacific Coast” (April 1938), reprinted in Taylor, On the Ground in the Thirties, 203-20.

31. R. G. Tugwell, “Resettling America: A Fourfold Plan,”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35. For Tugwell’s criticism of Jefferson, see “‘Through Our Fault’ Is the Waste of Land,” Science New Letter 30, no. 800 (August 8, 1936), 85-86; Tugwell, “Behind the Farm Problem: Rural Poverty, Not the Tenancy System, but the Low Scale of Life, Says Tugwell, I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0, 1937, 4-5, 22; and Rexford G. Tugwell, “The Resettlement Idea,” Agricultural History 33, no. 4 (October 1959): 159-64, esp. 160-61. On the unromantic portrait of farming, see Rexford G. Tugwell, Thomas Munro, and Roy E. Stryker, American Economic Life and the Means of Its Improvement (New York, 1930), 90; also see Baldwin, Pov-erty and Politics, 87-88, 105-6, 163-64.

32. Tugwell, “Behind the Farm Problem,” 22, and “The Resettlement Idea,” 162; Baldwin, Poverty and Politics, 111.

33. Baldwin, Poverty and Politics, 113-14; Roger Biles, The South and the New Deal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4), 64; Howard N. Mead, “Russell vs. Talmadge: Southern Politics and the New Deal,” Georgia Histor-ical Review 65, no. 1 (Spring 1981): 28-45, esp. 36, 38, 42.

34. On “parlor pink,” see Paul Mallon, “Tugwell,” and in the same paper, see “Tugwellism,” [Steubenville, OH] Herald Star, June 13, 1934. On his “carefully-studied informality,” see “Tugwell Defends ‘New Deal’ Earnestly; Ignore Red Scare,” [Burlington, NC] Daily Times-News, April 24, 1934. On “a dream walking,” see “Tugwell Meets His Critics,” Oelwein [IA] Daily Reg-ister, June 11, 1934; also see “Sick of Propertied Czars at 24, Tugwell Homes Dreamy Economics,” Kansas City Star, August 31, 1936; and “Tugwell Named to Fill New Post,”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34.

35. On Huey Long’s hillbilly image, see James Rorty, “Callie Long’s Boy Huey,” Forum and Century, August 1935, 74-82, 126-27, esp. 75, 79-80, 127. On Long as a defender of “poor white trash,” see eulogies in “Friends Applaud Memory of Long in Senate Talks,”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January 23, 1936. For Long’s failure to help the poor in Louisiana, see Anthony J. Badger, “Huey Long and the New Deal,” New Deal/New South: An Anthony J. Badger Reader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7), 1-30, esp. 1, 5-7, 21-25. On Long’s rustic clown role, see J. Michael Hogan and Glen Williams, “The Rusticity and Religiosity of Huey P. Long,”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7, no. 2 (Summer 2004): 149-171, esp. 151, 158-59. On politicians claiming to be one with the plowmen or “plain old country boy[s],” see Roger Butterfield, “The Folklore of Politic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4, no. 2 (April 1950): 164-77, esp. 165-66. On Ed “Cotton” Smith using Vardaman’s tricks, see Dan T. Carter, “Southern Politi-cal Style,” in The Age of Segregation: Race Relations in the South, 1890- 1954, ed. Robert Haw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78), 45-67, esp. 51. On friends telling Tugwell to affect a homely democratic man-ner, see Arthur Krock, “In Washington: Senator Smith Certainly ‘Put On a Good Show,’”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34.

36. For the most vicious attack, see Blair Bolles, “The Sweetheart of the Regi-menters: Dr. Tugwell Makes America Over,” American Mercury 39, no. 153 (September 1936): 77-86, esp. 84-85. On criticism of the New Deal, see “What Relief Did to Us,” American Mercury 38, no. 151 (July 1936): 274-83, esp. 283; H. L. Mencken, “The New Deal Mentality,” American Mercury 38, no. 149 (May 1936): 1-11. For endorsing eugenics over relief, see Mencken, “The Dole for Bogus Farmers,” American Mercury 39, no. 156 (December 1936): 400-407; also see Cedric B. Cowing, “H. L. Mencken: The Case of the ‘Curdled’ Progressive,” Ethics 69, no. 4 (July 1959): 255-67, esp. 262-63.

37. On Tugwell’s slogan “nothing is too good for these people,” see Rodney Dutcher, “Behind the Scenes in Washington,” [Biloxi, MS] Daily Herald, September 12, 1937. Bolles wrote another critical article on FDR as an extrav-agant spender; see “Our Uneconomic Royalist: The High Cost of Dr. Roo sevelt,” American Mercury 43, no. 171 (March 1938): 265-69.

38. See “Mission of the New Deal by Rexford G. Tugwell,”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34;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Kan-sas City, May 21, 1934,” in Rexford Tugwell,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5), 319. Tugwell defended the theory of a flexible Constitution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mediating imbalances in class power; see “Design for Government” and “The Return to Democracy,” ibid., 12-13, 204-5; also see Simeon Strunsky, “Professor Tugwell Defines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1935.

39. For Tugwell’s defense of the loans, see Tugwell, “The Resettlement Idea,” 161.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program, see Tindall,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423-24; also see Eleanor Roosevelt, “Subsistence Farmsteads,” Forum and Century 91, no. 4 (April 1934): 199-202; Wesley Stout, “The New Homestead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 207, no. 5 (August 4, 1934): 5-7, 61-65, esp. 7, 64; and Conkin, Tomorrow a New World, 116-17.

40. For the impact of Arthurdale, see testimony of C. B. Baldwin 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Non-Essential Services, May 18, 1943, 4307; also see Linda T. Austin, “Unrealized Expectations: Cumberland, the New Deal’s Only Home-stead Project,”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68, no. 4 (Winter 2009): 433- 50, esp. 443-44. On the Alabama communities, see Charles Kenneth Roberts, “New Deal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South: The Subsistence Homesteads Around Birmingham, Alabama,” Alabama Review 66, no. 2 (April 2013): 83- 121, esp. 91, 95-96, 99, 102, 110, 114-16; and Jack House, “547 Homesteaders in District Now Enjoy More Abundant Life,” Birmingham News-Age Herald, May 9, 1943. I want to thank Charles Roberts for sending me this article.

41. For images of homesteader and plow, see Frank L. Kluckhorn, “Subsistence Homestead Idea Spread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34; also see Carl Mydans, “Homestead, Penderlea, North Carolina” (August 1936), and Arthur Rothstein, “Plowing a Field at Palmerdale, Alabama. New Homestead in Background” (February 193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FSA/OWI Collection, LC USF33-T01-00717 M2, LC USF34-005891 E; and Roberts, “New Deal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South,” 91.

42. On Penderlea, see Gordon Van Schaack, “Penderlea Homesteads: The Devel-opment of a Subsistence Homesteads Proje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anu-ary 1935): 75-80, esp. 80. On the discontents of the residents, see Thomas Luke Manget, “Hugh MacRae and the Idea of the Farm City: Race, Class,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New South, 1905-1935” (M.A. thesis,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2012), 154-57; and Harold D. Lasswell,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Personalizing Administration” (1938), in Series II: Writings, Box 130, Folders 135-39, 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Conkin, Tomorrow a New World, 290-91.

43. On the lack of a cooperative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he South, see Charles M. Smith,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ifferentials i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s 22, no. 4 (May 1944): 437-42, esp. 437, 439, 442. On visitors to the Greenbelt town, see Gilbert A. Cam,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tivity in Low-Cost Housing, 1932-19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7, no. 3 (June 1939): 357-78, esp. 373. On prefabrication, see Greg Hise, “From Roadside Camps to Garden Homes: Housing and Community Planning for California’s Migrant Work Force, 1935-1941,” Perspectives in Vernacular 5 (1995): 243-58, esp. 243, 249; also see Conkin, Tomorrow a New World, 171-72; Philip K. Wag-ner, “Suburban Landscapes for Nuclear Families: The Case of the Greenbelt Tow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Environment 10, no. 1 (1984): 35-41, esp. 41; and Will W. Alexander, “A Review of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 Hous-ing Activities,” Housing Yearbook, 1939 (Chicag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Officials, 1939), 141-43, 149-50. Only Huey Long protested the exclusion, and led a one-man filibuster in the Senate. On the exclusion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from Social Security, see Mary Poole, The Segregated Origins of Social Security: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Welfare Stat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33, 39, 41, 43, 45, 94; and Earl E. Muntz, “The Farmer and Social Security,” Social Forces 24, no. 3 (March 1946): 283-90.

44. On the special committee that put together the Farm Tenancy report, Henry Wallace was the chairman, and Will W. Alexander, R. G. Tugwell, M. L. Wil-son, and Howard Odum were members, while Arthur Raper’s work was cited; see Farm Tenanc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28, 87.

45. See Harvey A. Kantor, “Howard W. Odum: The Implications of Folk, Plan-ning, and Reg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 2 (September 1973): 278-95, esp. 279-80; and Dewey W. Grantham Jr., “The Regional Imagination: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34, no. 1 (February 1968): 3-32, esp. 14-17.

46. Kantor, “Howard W. Odum,” 283. For Johnson’s reliance on Odum’s work, see Gerald W. Johnson, The Wasted La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7), esp. 6-7. On Johnson’s education and role as editor of the Baltimore Evening Sun, see review of “The Wasted Land,” Social Forces 17, no. 2 (December 1938): 276-79; also see Louis Mazzari, “Arthur Raper and Documentary Realism in Greene County,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7, no. 3/4 (Fall/Winter 2003): 389-407, esp. 396-97; Stuart Kidd,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hotog-raphy, the Rural South, and the Dynamics of Image-Making, 1935-1943 (Lewis-ton, NY: Edward Mellon Press, 2004), 50, 152-53; and Mary Summer, “The New Deal Farm Programs: Looking for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History 74, no. 2 (Spring 2000): 241-57, esp. 248-50.

47. Johnson, The Wasted Land, 6-11, 21, 24-30; Howard Odum, Southern Pio-neers in Social Interpret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5), 25; Howard Odum, “Regionalism vs. Sectionalism in the South’s Pla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Social Forces 12, no. 3 (March 1934): 338-54, esp. 340-41; Broadus Mitchell, “Southern Quacker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 no. 2 (October 1936): 143-47, esp. 146.

48. See Odum, “Regionalism vs. Sectionalism in the South’s Pla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esp. 339, 345; Mitchell, “Southern Quackery,” 145; and William B. Thomas, “Howard W. Odum’s Social Theories in Transition, 1910-1930,” American Sociologist 16, no. 1 (February 1981): 25-34, esp. 29-30; also see Odum’s assessment of southern regionalism in “The Regional Quality and Balance of America,” Social Forces 23, no. 3, In Search of the Regional Bal-ance in America (March 1945): 269-85, esp. 276-77, 279-80.

49. See Howard K. Menhinick and Lawrence L. Durisch,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Planning in Operation,” Town Planning Review 24, no. 2 (July 1953): 116-45, esp. 128-30, 142; and F. W. Reev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Social Science Review 8, no. 3 (September 1934): 445-57, esp. 447, 449-53. For the importance of sociology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see Arthur E. Morgan, “Sociology and the TV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no. 2 (April 1937): 157-65; William E. Cole, “The Impact of the TVA upon the Southeast,” Social Forces 28, no. 4 (May 1950): 435-40; Daniel Schaffer, “Environment and TVA: Toward a Regional Plan for the Tennessee Valley, 1930s,”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43, no. 4 (Winter 1984): 333-54, esp. 342-43, 349-50, 353; and Sarah T. Phillips, This Land, This Nation: Conservation, Rural America, and the New De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0, 89, 96-98, 100, 105-7.

50. 關於階級和種姓制度（這裡他指的是家庭和親屬關係，其中包括異族婚姻；這裡的種姓觀念，獨立於種族─性別種姓制度之外），請見Howard W. Odum, “The Way of the South,” Social Forces 23, no. 3, 258–68, esp. 266–67.奧德姆也相信地區有「民族性格」或「傳記」，借用卡爾．桑柏格（Carl Sandburg）的術語，來表達民俗文化的影響力：「感覺和氛圍、格局和區域的行話，關於人種，關於習俗與口號，都是一般歷史中所沒有的態度與氣氛」；請見Odum, ibid., 264, 268；以及Arthur T. Raper and Ira de A. Reid, “The South Adjusts— Downward,” Phylon 1, no. 1 (1st quarter, 1940): 6–27, esp. 24–26.

51. In this collection of letters, nine of the forty-six used the word “shiftless”; others used related terms. Benjamin Burke Kendrick and Thomas Aber-nathy thought “shiftless” would be a better term than “poor white.” See B. B. Kendrick to Howard Odum, March 10, 1938, and Thomas Abernathy to Odum, April 6, 1938. For “fuzzy,” see Charles Sydnor to Odum, March 12, 1939; for others on “shiftless,” also see Frank Owsley to Odum, March 27, 1938, Haywood Tearce to Odum, March 19, 1938, A. B. Moore to Odum, April 29, 1938, Earle Eubank to Odum, March 23, 1938, Read Bain to Odum, January 21, 1938, D. B. Taylor to Odum, January 25, 1938; and on “indolent, shiftless class,” see Dudley Tanner to Odum, January 25, 1938. See Howard Washington Odum Papers, 1908-82, Folder 3635, Special Collec-tions, Wilson Libra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52. The word “shiftless” goes back to the 1500s meaning helpless, without resources, lazy, without a shift or shirt; 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the shiftless behavior of Virginia planters and Louisiana slaves, see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Cotton Kingdom: A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on Cotton and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lave States (New York, 1861), 106, 373. For “shift-less” as a New England term, see “Shiftless,” Ohio Farmer, December 17, 1896; also see “‘Farmer Thrifty’ and ‘Farmer Shiftless,’” Maine Farmer, June 4, 1870. On the typical shiftless tavernkeeper, see Gail Dickersin Spilsbury, “A Wash-ington Sketchbook: Historic Drawings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History 22 (2010): 69-87, esp. 73. On shiftless deserting husbands, and a bill passed in New York in 1897 called the “Shiftless Fathers Bill,” see Michael Willrich, “Home Slackers: 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in Modern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7, no. 2 (September 2000): 460-89, esp. 469. On eugenics and “shiftless,” see Irene Case and Kate Lewis,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in Feeble-Mindedness: The Noll Fami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3, no. 5 (March 1918): 661-69, esp. 662; Leonard, “Retrospectives: Eugen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220;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48-49; and 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81-82. On the shiftlessness of poor whites in fic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hiftlessness with tenancy and transiency, see William J. Flynt, Poor but Proud: Alabama’s Poor White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9), ix, 63, 90, 160, 293. On shiftless vagabonds, see “Causes of Poverty,” Genesee Farmer and Gardner’s Journal, March 10, 1832; Todd Depastino, Citizen Hobo: How a Century of Homeless-ness Shaped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5, 102; and 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 (New York: Knopf, 1941), 22-24.

53. See movie review, which describes Stepin Fetchit as the “sluggard of the tale, the ebony creature whose distaste for work” is emphasized; “Hearts in Dixie” (1929),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929; and D. Bogle, Toms, Coons, Mulattoes, Mammies, and Buck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Blacks in American Films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8; also see Ira de A. Reid to Howard Odum, February 2, 1938, Howard Washington Odum Papers.

54. See M. Swearingen to Howard Odum, June 13, 1938. On “social scum living like Negroes,” see Frederic L Paxon to Odum, March 18, 1938. On no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black and poor white homes, see Ulin W. Leavell to Odum, January 27, 1938. On poor whites being above Negroes “in only one respect, the matter of color,” see L. Guy Brown to Odum, February 6, 1938. On “looked down upon by all Negroes,” see A. C. Lervis to Odum, February 2, 1938. On working like blacks and living side by side with blacks, see W. A. Schiffley to Odum, February 7, 1938. On “briar hoppers,” see Earle Eubank to Odum, March 23, 1938, Howard Washington Odum Papers.

55. Raymond F. Bellamy to Howard Odum, January 21, 1938, Howard Washing-ton Odum Papers.

56. B. O. Williams to Howard Odum, February 9, 1938, Howard Washington Odum Papers.

57.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1941; reprint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5-6, 8-9.

58. Ibid., 70-73, 127, 137, 164-65, 183-84, 205-6, 231-39. On the ninety-three pages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see Michael Trinkley,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If Only We Can Find Them,” Southeast-ern Archeology 2, no. 1 (Summer 1983): 30-36. On Agee’s distrust of the writer’s investment in the documentary process, see James S. Miller, “Invent-ing ‘Found’ Objects: Artifactuality, Folk Histor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t Ethnography in 1930s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7, no. 466 (Autumn 2004): 373-93, esp. 387-88.

59. Agee and Walker,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184–85.正如當時一位評論家所觀察到的，阿吉對於自我的揭露（這些東西也能幫助我們看清自己），不亞於他對主題的揭露，這就是它的「主要的社會文獻價值」；請見Ruth Lechlitner, “Alabama Tenant Families,” review of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Sunday, August 24, 1941, 10; and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see Paula Rabinowitz, “Voyeur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 Cultural Critique 21 (Spring 1992): 143–70, esp. 162.

60. Only around three hundred copies of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were sold in 1941; see Stott,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264; also see Don-ald Davidson, The Attack on Leviathan: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8), 308; Tindall,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594; and Edward S. Shapiro, “Donald David-son and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he Response of a Southern Conserva-tive,”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33, no. 4 (Winter 1974): 436-51, esp. 443.

61. Jennifer Ritterhouse, “Dixie Destinations: Rereading Jonathan Daniels’ 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 Southern Spaces (May 20, 2010).

62. Jonathan Daniels, 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31, 140, 148, 299-305. For the gully becoming a tourist site, see Paul S. Sutter, “What Gullies Mean: Georgia’s ‘Little Grand Canyon’ and South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76, no. 3 (August 2010): 579-616, esp. 579, 582-83, 585-86, 589-90.

63. Daniels, 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 25, 58.

64. Ibid., 345.

65. Ibid., 346.

第十章　窮孩子的偶像：貓王、格里菲斯與詹森的偉大社會

1. Randall Woods, LBJ: Architect of American Amb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458; Bobbie Ann Mason, Elvis Presley: A Life (New York: Viking, 2002), 105; Karal Ann Marling, “Elvis Presley’s Graceland, or the Aesthetic of Rock ’n’ Roll Heaven,” American Art 7, no. 4 (Autumn 1933), 99; Michael T. Bertrand, Race, Rock, and Elvi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224.

2. Jack Gould, “TV: New Phenomenon: Elvis Presley Rises to Fame as Vocalist Who Is Virtuoso of Hootchy-Kootchy,”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56. For the zoot suit reference, see Jules Archer, “Stop Hounding Teenagers!: Elvis Pres-ley Defends His Fans and His Music,” True Story (December 1956): 18-20, 22-24, 26, 28. “Elvis Presley: What? Why?,” Look Magazine (August 7, 1956): 82-85; Candida Taylor, “Zoot Suit: Breaking the Cold War’s Dress Code,” in Containing America: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50s America, eds. Nathan Abrams and Julie Hughes (Edgbaston, Birmingham, UK: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ss, 2000), 64-65; Karal Ann Marling, As Seen on TV: The Visu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195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9-70; and Michael Bertrand, “I Don’t Think Hank Done It That Way: Elvis, Country Music,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Masculinity,” in A Boy Named Sue: Gender and Country Music, eds. Kristine M. McCusker and Diane Pecknold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4), 59-85, esp. 59, 62, 66, 73, 75, 84.

3. On the difficulties of overcoming his southern identity, see Joe B. Frantz, “Opening a Curtain: The Metamorphosis of Lyndon B. Johns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5, no. 1 (February 1979): 3-26, esp. 5-7, 25.

4. On his inaugural address, see “The President’s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5,”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1965 (in Two Books), Book I—January 1 to May 31, 196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71-74, esp. 73; Carroll Kilpatrick, “Great Society, World Without Hat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 1965.

5. Dale Baum and James L. Hailey, “Lyndon Johnson’s Victory in the 1948 Texas Senate Race: A Reapprais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 no. 4 (Autumn 1994): 595-13, esp. 596, 613; Robert A. Caro,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Means of Ascent (New York: Knopf, 1990), xxxii, 211, 218, 223, 228, 232, 238, 259-64, 268, 300; on Johnson’s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NASA and shaping Kennedy’s space policy, see Andreas Reichstein, “Space—The Last Cold War Frontier?”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44, no. 1 (1999): 113-36.

6. For the theme of brotherhood over divisiveness, see “Address to the Nation upon Proclaiming a Day of Mourning Following the Death of Dr. King, April 5, 1968,” and his proclamation,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Book I— January 1 to June 30, 1968-1969, 493-95.

7. John O’Leary and Rick Worland, “Against the Organization Man: The Andy Griffith Show and the Small-Town Family Ideal,” in The Sitcom Reader, eds. Mary M. Dalton and Laura R. Linder (Albany: SUNY Press, 2005), 73-84, esp. 80-82; also see syndicated columnist for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Associa-tion Erskine Johnson, “Andy Griffith Drops Yokel Role for Semi-intellectual,” Ocala Star-Banner, October 2, 1960.

8. On Gomer Pyle, see “Comedies: Success Is a Warm Puppy,” Time (November 10, 1967): 88; Anthony Harkins, “The Hillbilly in the Living Room: Television Representations of Southern Mountaineers in Situation Comedies, 1952- 1971,” Appalachian Journal 29, no. 1/2 (Fall-Winter 2002): 98-126, esp. 106. The New York Times writer described Jim Nabors’s character as a “hillbilly,” with an “attractive awkwardness and naiveté,” who “merely assumes that everyone in the Marines is as friendly as the folks back home.” See Jack Gould, “TV: Freshness in Old Military Ta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64.

9. See the cover of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2, 1963); “Hope Quips Convulse Convention,” Billboard: The International Music-Record News-weekly (April 13, 1963), 41; Hal Humphrey, “Last Laugh on Ratings,” 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16, 1963; also see Harkins, “The Hillbilly in the Living Room,” 112, 114; Jan Whitt, “Grits and Yokels Aplenty: Depictions of Southerners on Prime-Time Television,”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19, no. 2 (October 1996): 141-52, esp. 148.

10. Richard Warren Lewis, “The Golden Hillbilli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2, 1963): 30–35, esp. 34. Paul Henning produced, directed, and cowrote every episode of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see Henning’s interview in Noel Hoston, “Folk Appeal Was Hooterville Lure,” [New London, CT] Day, August 10, 1986. The most influential Hollywood gossip columnist came to the defense of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along with conservative women’s groups; see Hedda Hopper, “Hollywood: Hillbillies Take Off,”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March 23, 1964. 在劇中扮演奶奶的愛琳．瑞恩（Irene Ryan）為該劇辯護：「我小時候在歐札克一帶勞動，我們的角色應該來自那裡。這些角色是非常有趣、熱情的人，但以前從沒有人寫過這樣的角色，而我們的節目做到了。」請見Muriel Davidson, “Fame Arrived in a Gray Wig, Glasses and Army Boots,” TV Guide (September 7, 1963): 5–7, esp. 5.

11.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and the Joads, see John Keasler, “TV Synopsis: Unappreciated Art Form,” Palm Beach Post, May 30, 1970.

12. On the Davy Crockett craze, see Steven Watts, The Magic Kingdom: Walt Disney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313-22, esp. 318, 320-21. While the six-foot-five Parker was called handsome and compared to Jimmy Stewart, Buddy Ebsen was dis-missed as “greasy and gamey”; see Bosley Crowther, “Screen Disney and the Coonskin Set,”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55. For Parker’s “aw shucks school of acting” like Gary Cooper and Jimmy Stewart, see “Meet Fess Parker,” St. Petersburg Times, December 24, 1954. For photograph of LBJ and Fess Parker, see “Davy Crockett and Old Betsey,” [Santa Ana, CA] Regis-ter, April 1, 1955.

13. Harkins, “The Hillbilly in the Living Room,” 100-101, 114; and Paul Harvey,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Lewiston [ME] Evening Journal, October 26, 1968; the same article by the syndicated columnist circulated in the South. For a synopsis of Barney’s failure in the big city, see “Reunion to Bring Barney Fife Back,”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1965.

14. Hal Humphrey, “Viewing Television: Theory of the ‘Hillbillies,’ ”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January 13, 1963. 另一位評論家認為十大電視節目的故事都來自「鄉巴佬」與「城裡人」的對比，或者更古老的「花花公子」與「邊境粗人」的對比。他稱《比佛利鄉巴佬》是「充滿活力的庸俗之人」，《安迪．格里菲斯秀》裡的人物是蠢蛋，傻子派爾是「笨蛋」。請見Arnold Hano, “TV’s Topmost— This Is Americ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65.

15. Marling, “Elvis Presley’s Graceland,” 74, 79-81, 85, 89.

16. For Elvis becoming a “country squire,” see “Presley Buys $100,000 Home for Self, Parents,”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March 24, 1957. On Nixon’s trip, see “‘Made in U.S.A.’—In Red Capital,”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3, 1959): 38-39; Stephen J.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72-73; 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10-12.

17. “By Richard Nixon,”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59.

18. Charles Hillenger, “Disneyland Dedication: Vice-President and Other Celeb-rities Help Open Six New Attractions at Park,”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5, 1959; Mary Ann Callan, “Says Pat Nixon: ‘It’s American Dream,’”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7, 1960; James McCartney, “Campaign Push Starts for Pat: Republicans Feel Pat Nixon May Hold the Key to the Election,” Pittsburgh Press, September 1, 1960; Patricia Conner, “Women Are Spotlighted in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Lodi [CA] News-Sentinel, November 1, 1960; Marylin Bender, “Home and Public Roles Kept in Cheerful Order,”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60; also Martha Weinman, “First Ladies—In Fashion, Too? This Fall the Question of Style for a President’s Wife May Be a Great Issu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1960.

19. Becky M. Nicolaides, “Suburbia and the Sunbelt,”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18, no. 1 (October 2003): 21-26; Eric Larrabee, “The Six Thousand Houses That Levitt Built,” Harper’s Magazine 197, no. 1180 (September 1948): 79-88, esp. 79-80, 82-83; Boyden Sparkes, “They’ll Build Neighborhoods, Not Hous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ober 28, 1944): 11, 43-46. For Levit-town as a “vast housing colony,” see “New Model Homes to Be Opened Today,”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49; 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4-37; and Thomas J. Anton,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us 1, no. 1 (1971): 11-37, esp. 33-34.

20. Sparkes, “They’ll Build Neighborhoods,” 44. Though the Levitts removed the restrictive covenant, they continued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black families; see “Housing Bias Ended,”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49; and James Wolfin-ger, “‘The American Dream—For All Americans’: Race, Politics, and the Campaign to Desegregate Levittow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8, no. 3 (2012): 230-52, esp. 234. For the Norfolk housing facility, see Larrabee, “The Six Thousand Houses That Levitt Built,” 80;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234.

21. For the symbolic weight given the barbecue, see Kristin L. Matthews, “One Nation over Coals: Cold War Nationalism and the Barbecue,” American Studies 50, no. 3/4 (Fall/Winter 2009): 5-34, esp. 11, 17, 26; and A. R. Swin-nerton, “Ranch-Type Homes for Dud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August 18, 1956): 40. Also see Lois Craig, “Suburbs,” Design Quarterly 132 (1986): 1-32, esp. 18; Ken Duvall, “Sin Is the Same in the City or the Suburb,” Toledo Blade, December 6, 1960. On “Fertile Acres,” see Harry Henderson, “The Mass-produced Suburbs: I. How People Live in America’s Newest Towns,” Harper’s Magazine 207, no. 1242 (November 1953): 25-32, esp. 29. On lawn mowing as husbandry, see Dan W. Dodson, “Suburbanism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32, no. 1 (September 1958): 2-7, esp. 4; Scott Donaldson, “City and Country: Marriage Proposals,” American Quar-terly 20, no. 3 (Autumn, 1968): 547-66, esp. 562-64; and Harry Henderson, “Rugged American Collectivism: The Mass-produced Suburbs, II.,” Harper’s Magazine (December 1953): 80-86.

22. Frederick Lewis Allen, “The Big Change in Suburbia,” Harper’s Magazine 208, no. 1249 (June 1954): 21-28. On the way class reinforced racial segrega-tion, see “Economic Factors May Keep Suburbia Segregated,” [Lexington, KY] Dispatch, June 19, 1968. On Mahwah and Westchester, see Dodson, “Suburbanism and Education,” 5-6. On the class strategies of zoning, see Carol O’Connor, A Sort of Utopia: Scarsdale, 1891-1981 (Albany: SUNY Press, 1983), 30-42, 159-65; also Lizabeth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3), 202-8, 231; and Becky M. Nicolaides, “‘Where the Working Man Is Welcomed’: Working-class Suburbs in Los Angeles, 1900-194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4 (November 1999): 517-59, esp. 557. On neat lawns and gardens as class markers, see William Dobriner, Class in Suburb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23.

23. See Wolfgang Langewiesche, “Everybody Can Own a House,” House Beauti-ful (November 1956): 227-29, 332-35;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205, 235, 238.

24. 因為住宅建設相當仰賴銀行或類似機構，所以貸方對於種族或階級的分層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請見“Application of the Sherman Act to Housing Segregation,” Yale Law Journal 63, no. 6 (June 1954): 1124–47, esp. 1125–26. For the residents’ obsession with property values, see Henderson, “Rugged American Collectivism,” 85–86;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202, 212–13. 關於郊區缺乏多樣性，請見Sidonie Matsner Gruenber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Suburbs,”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7, no. 2 (May 1955): 133–37, esp. 134; David Reisman, “The Suburban Disloc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14 (November 1957): 123–46, esp. 134. 關於路易士．芒福德的評論，請見Penn Kimball, “ ‘Dream Town’— Large Economy Size: Pennsylvania’s New Levittown is Pre-Planned Down to the Last Thousand Living Room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52; and Vance Packard, The Status Seekers: An Exploration of Class Behavior in America and the Hidden Barriers That Affect You, Your Community, Your Future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1959), 28.

25. On the Bucks County Levittown, see “Levitt’s Design for Steel Workers’ Communit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1951; David Schuyler, “Reflec-tions on Levittown at Fifty,” Pennsylvania History 70, no. 1 (Winter 2003): 101-9, esp. 105. On the trailer park, see Don Hager, “Trailer Towns and Community Conflict in Lower Bucks County,” Social Problems 2, no. 1 (July 1954): 33-38; and Andrew Hurley, Diners, Bowling Alleys, and Trailer Parks: 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195-96.

26. For one of the first references to trailer trash in reference to war workers, see Mary Heaton Vorse, “And the Workers Say...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no. 3 (Autumn 1943): 443-56. For the homemade trailers as “mon-strosities,” see Harold Martin, “Don’t Call Them Trailer Trash,” Saturday Evening Post 225, no. 5 (August 2, 1952): 24-25, 85-87; Allan D. Wallis, “House Trailers: Innov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Vernacular Housing,” Perspectives i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3 (1989): 28-43, esp. 30-31, 34; “Trailers for Army Areas,”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41; Carl Abbott, The New Urban America: Growth and Politics in the Sunbelt Ci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107-10; Hurley, Diners, Bowling Alleys, and Trailer Parks, 203; “Trailers for Army Areas,”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41; and see Lucy Greenbaum, “‘Trailer Village’ Dwellers Happy in Connecticut Tobacco Field,”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42.

27. See “Agnes Ernest Meyer” (1887-1970), in Notable American Women: The Modern Period, eds. Barbara Sicherman and Carol Hurd Gre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71-73; and Agnes E. Meyer, Journey Through Chaos (New York, 1944), x.

28. Meyer, Journey Through Chaos, ix, 373-74.

29. Ibid., 196-99, 210, 216.

30. See Alexander C. Wellington, “Trailer Camp Slums,” Survey (1951): 418-21. For trailer camps and idle wastelands as part of the fringe zone around Flint, Michigan, see Walter Firey, Social Aspects to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Country-City Fringe: The Case of Flint,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College, 1946), 8, 32, 42, 52, 54. “Photograph of Mobile Homes, Described as ‘Squatters,’ in Winkelman, Arizona” (1950), Arizona Archives and Public Records, Arizona State Library. For earlier references to trailerites as squatters and the trailer as the “family kennel,” see “200,000 Trailers,” For-tune 15, no. 3 (March 1937): 105-11, 214, 200, 220, 222, 224, 226, 229, esp. 105-6, 220. The squatter allusion continued to hold sway; see Keith Corcoran, “Mobile Homes Merit More Respect,” [Schenectady, NY] Daily Gazette, April 14, 1990.

31. See John E. Booth, “At Home on Wheels: Trailer Exhibition Stresses Comfort-able Liv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47; Virginia J. Fortiner, “Trail-ers a la Mod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47; “Trailers: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Call Them Home,” Newsweek (July 7, 1952): 70-73, esp. 70; Martin, “Don’t Call Them Trailer Trash,” 85. Some six thousand trailers were being used on college campuses in 1946; see Milton Mac Kaye, “Crisis at the Col-leg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219 (August 3, 1946): 9-10, 34-36, 39, esp. 35.

32. Allan D. Wallis, Wheel Est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obile Ho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6. On zoning restrictions, see Emily A. MacFall and E. Quinton Gordon, “Mobile Homes and Low-Income Rural Families.” (Washington, DC, 1973), 38-40; Robert Mills French and Jeffrey K. Hadden,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Homes in America,” Land Economics 41, no. 2 (May 1965): 131-39; Lee Irby, “Taking Out the Trailer Trash: The Battle over Mobile Homes in St. Peters-burg, Florida,”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79, no. 2 (Fall 2000): 181-200, esp. 188, 194-96; Hurley, Diners, Bowling Alleys, and Trailer Parks, 235-41, 254, 256, 258.

33. Dina Smith, “Lost Trailer Utopias: The Long, Long Trailer (1954) and Fifties America,” Utopian Studies 14, no. 1 (2003): 112-31.

34. “Trailers Gaining in Popularity in U.S. but Urban Planner Asserts Commu-nity Opposition Is Growing,”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960; “Mobile Homes—Today’s Name for Residence on Wheels,” Sarasota Herald-Tribune, January 19, 1961. Vickers v. Township Comm. of Gloucester Township, 37 N.J. 232, 265, 181 A.2d 129 (1962), dissenting opinion at 148-4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case, see Richard F. Babcock and Fred P. Bosselman, “Suburban Zoning and the Apartment Boo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1, no. 8 (June 1963): 1040-91, esp. 1086-88; also see “Would Forbid Trailer Parks: Council Group Acts,” Milwaukee Journal, December 14, 1954.

35. Anthony Ripley, “Mobile Home ‘Resorts’ Make ‘Trailer Park’ a Dirty Wor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31, 1969, 25, 48; “Fess Parker’s Dollars Ride on Wheels,” [Bowling Green, KY] Park City Daily, November 11, 1962—a news story written by Erskine Johnson, Hollywood correspondent, for the NEA; also see “Giant Man, with a Giant Plan,” Tuscaloosa News, March 28, 1969; and “Fess Parker Rides Again,” [Fredricksburg, VA] Free Lance-Star, October 3, 1970.

36. Morris Horton, “There’s No Crack in Our Picture Window,” Trailer Topics (May 1957): 7, 74, 76; Agnes Ash, “Trailer Owners Staying Put,” Miami News, July 24, 1960; also see “The Mobile Home Isn’t So Mobile Any More,” Busi-ness Week (March 16, 1957): 44-46.

37. Douglas E. Kneeland, “From ‘Tin Can on Wheels’ to the Mobile Hom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9, 1971. 一九四一年，底特律某個白人社區為了獲得聯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貸款，在他們和另一個黑人社區之間築起一道牆。請見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209.

38. See “A Sociologist Looks at an American Community,” Life (September 12, 1949): 108–19; Robert Mills French and Jeffrey K. Hadden, “Mobile Homes: Instant Suburbia or Transportable Slums?,” Social Problems 16, no. 2 (Autumn 1968): 219–26, esp. 222–25; Bailey H. Kuklin, “House and Technology: The Mobile Home Experience,” Tennessee Law Review 44 (Spring 1977): 765–844, esp. 809, 814; MacFall and Gordon, “Mobile Homes and Low-Income Rural Families,” 46. On the high depreciation rate of trailers, see Jack E. Gaumnitz, “Mobile Home and Conventional Home Ownership: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Nebrask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3, no. 4, Midwest Economics Association Papers (Autumn 1974): 130–43, esp. 130, 142.有人這樣描述丹佛最糟糕的拖車公園之一：「這裡被稱為『佩頓廣場』，許多拖車位都空蕩蕩。其中一個拖車位上，離開的人還留下了廢棄瓷馬桶。這個地方正在出售，招牌上的『有空位』還寫錯字。」請見see Ripley, “Mobile Home ‘Resorts,’ ” 48.

39. 關於軍事中心的拖車妓女，請見“Syphilis and Defens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941.早在戰爭爆發之前，謠傳佛羅里達就有「活動妓院」穿梭在拖車營地之間。報紙也報導一些猥褻的故事，例如說某個男人與妻子及情婦一起生活在拖車裡。請見“200,000 Trailers,” 220, 229. For the association of trailers with immoral behavior, see Kuklin, “House and Technology,” 812–13; also Alan Berube and Florence Berube, “Sunset Trailer Park,” in白垃圾：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eds. Annalee Newitz and Matt Wr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9; Orrie Hitt, Trailer Tramp (Boston: Beacon, 1957). Similar titles included: Loren Beauchamp, Sin on Wheels: The Uncensored Confessions of a Trailer Camp Tramp (1961) and Glenn Canary, The Trailer Park Girls (1962). On the cover of Cracker Girl, it read, “She was his property; to keep, to beat, to use”; see Harry Whittington, Cracker Girl (Stallion Books, 1953). 心理學家哈樂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列出跟「拖車式遊牧生活」相伴的墮落之源：酗酒、吸毒、賭博和犯罪等。請見Harold Lasswell, “The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36, no. 3 (March 13, 1957): 69–77, esp. 75.

40. “The Mobile Home Market,” Appraiser’s Journal 40, no. 3 (July 1972): 391-411, esp. 397; and “Planners Approve City Trailer Parks for the Homeless,”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71.

41.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202-8, 228, 231, 240-41, 404. On the migration from rural to metropolitan areas, see Pete Daniel, “Going Among Strangers: Southern Reactions to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7, no. 3 (December 1990): 886-911, esp. 886, 898. On television and tribalism, see H. J. Skornia, “What TV Is Doing to America: Som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3, no. 3 (July 1969): 29-44.

42. 康斯為下午出刊的《阿肯色州民主黨人公報》擔任攝影記者，這讓他的照片得以搶先出現。第二天，強尼．詹金斯在《阿肯色州公報》上也登出一張類似的照片。請見Karen Anderson, Little Rock: Race and Resistance at Central High Schoo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Peter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The South in the 195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262; David Margolick, Elizabeth and Hazel: Two Women of Little Rock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 36–37, 59–61, 63, 152–54.

43. Margolick, Elizabeth and Hazel, 38-39, 41. On the rural white migration into Little Rock, see Ben F. Johnson III, “After 1957: Resisting Integration in Lit-tle Rock,”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66, no. 2 (Summer 1007): 258-83, esp. 262.

44. Margolick, Elizabeth and Hazel, 70-71, 88.

45. Benjamin Fine, “Students Unhur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1957; Fletcher Knebel, “The Real Little Rock Story,” Look, November 12, 1957, 31-33, esp. 33; Margolick, Elizabeth and Hazel, 37, 105;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263; and Phoebe Godfrey, “Bayonets, Brainwashing, and Bathrooms: The Discourse of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Desegregation of Little Rock’s Central High,”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62, no. 1 (Spring 2003): 42-67, esp. 45-47; and Belman Morin, “Arkansas Riot Like Explosion,” [Spo-kane, WA] Spokesman Review, September 23, 1957.

46. For Guthridge’s remarks, see “Some Bitterness,” Arkansas Gazette, Septem-ber 1, 1957; C. Fred Williams, “Class: The Central Issue in the 1957 Little Rock School Crisi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56, no. 3 (Autumn 1997): 341-44; Graeme Cope, “‘Everybody Says All Those People... Were from out of Town, but They Weren’t’: A Note on Crowds During the Little Rock Crisi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67, no. 3 (Autumn 2008): 245-67, esp. 261.

47. Roy Reed, Faub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Prodigal (Little Rock: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7), 358; “The South: What Orval Hath Wrought,” Time (September 23): 1957, 11-14, esp. 12-13. Also see Williams, “Class: The Central Issue,” 344; “Orval’s Iliad and Odyssey,” Life (September 23, 1957): 28-35; Anderson, Little Rock, 68; and Don Iddon, “Faubus of Lit-tle Rock: ‘The President Underestimated the Ruthless Ambition of This Hill-billy Who So Far Has Always Won in the End,’ ” [London] Daily Mail, September 26, 1957.

48. Benjamin Fine, “Militia Sent to Little Rock; School Integration Put Off,”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57; “Speech of Governor Orval E. Faubus, September 2, 1957,” http://southerncolloqrhetoric.net/resources/Faubus570902 .pdf. The original speech is located in the Orval Eugene Faubus Papers, 1910- 1994, Series 14, Box 496,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AK; and David Wallace, “Orval Faubus: The Central Figure at 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9, no. 4 (Winter 1980): 314-29, esp. 324.

49. Anthony Lewis, “President Sends Troops to Little Rock, Federalizes Arkan-sas National Guard; Tells Nation He Acted to Avoid Anarch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957. On Faubus manufacturing the myth of violence, see “Arkansas,” Time (September 30, 1957): 17-19; “Little Rock Sputnik Is Burning Itself Out,” Washington Afro-American, October 22, 1957.

50. John Chancellor, “Radio and Television Had Their Own Problems in Little Rock Coverage,” Quill (December 1957): 9-10, 20-21; Jack Gould, “TV: Reality in the Sout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57; Harold R. Isaacs, “World Affairs and U.S. Race Relations: A Note on Little Rock,”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 no. 3 (Autumn 1958): 364-70, esp. 366-67; and “A Historic Week of Civil Strife,” Life (October 7, 1957): 37-48, esp. 38-39.

51. For local journalists calling them rednecks, see Cope, “‘Everybody Says All Those People,’” 246-47, 267. For “many in overalls,” see Chancellor, “Radio and Television,” 9. For the “rednecked man,” see Homer Bigart, “School Is Ringed: Negroes Go to School in Little Rock as Soldiers Guard the Are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57. For the women in the Nashville mob, see “The South: What Orval Hath Wrought,” 12, 15. For the crowd as white trash, see Stewart Alsop, “Tragedy in the Sunshine at Little Rock,” Victoria Advocate, September 26, 1957 (reprinted from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nother portrayal of the mob as a “motley crowd of poor whites” is in the syndicated columnist Bob Considine’s “Anatomy of the Mob—II,” St. Petersburg Times, September 16, 1957; Considine, “The Anatomy of Violence—1: Mob Actions Help Cause of Integration,” Milwaukee Sentinel, September 14, 1957. On calling women “slattern housewives” and “harpies,” see Considine, “Riffraff of Little Rock Is Giving City Bad Name,” Milwaukee Sentinel, September 12, 1957. An Afro-American newspaper claimed that Governor Faubus had inflamed a mob of “Arkansas hillbillies”; see “Ring Out the False, Ring in the True,” Baltimore Afro-American, December 29, 1959.

52. “Eisenhower Address on Little Rock Crisi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957; Jack Gould, “Little Rock: Television’s Treatment of Major News Develop-ments Found Superficial” and “The Face of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and 26, 1957; Richard C. Bedford, “A Bigger Bomb,”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9, no. 3 (March 1958): 127-31;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267; and “Tragedy at Little Rock,”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ust 28, 1959, 491.

53. On his political success in Arkansas, see Reed, Faubus, 251, 352, 357;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283; Paul Greenberg, “Orval Faubus Finally Blurts Out Truth of His Defiance That Led to the Racial Crisis in Little Rock in 1957,” [Washington, DC] Observer-Reporter, June 1, 1979; “The Faubus Victory,” Lakeland [FL] Ledger, July 30, 1958; “Faubus Unperturbed by Crisis,” [Hopkinsville] Kentucky New Era, September 20, 1957; Anderson, Little Rock, 77; Thomas F. Pettigrew and Ernest Q. Campbell, “Faubus and Segregation: An Analysis of Arkansas Vot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 no. 3 (Autumn 1960): 436–47. 福伯斯心裡想的是傑夫．戴維斯，因為他想繼戴維斯後，成為「第一位三次連任的阿肯色州州長」的人。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七年，福伯斯最後一共當了六屆州長。他甚至利用民意調查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請見Wallace, “Orval Faubus,” 319, 326; and “Segregation Wins on Arkansas Pol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56; “The Mike Wallace Interview: Guest Orval Faubus,” September 15, 1957, transcript, Harry Ransom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54. Gilbert Millstein, “Strange Chronicle of Andy Griffith,” New York Times, June 2, 1957; “A Face in the Crowd,” Berkshire [MA] Eagle, June 6, 1957.

55. Millstein, “Strange Chronicle of Andy Griffith.”

56. On the film Wild River, see Henry Goodman, “Wild River by Elia Kazan,” Film Quarterly 13, no. 4 (Summer 1960): 50-51; Robert Murray and Joe Heuman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in Pare Lorentz’s ‘The River’ and Elia Kazan’s ‘Wild River’: The TVA,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27, no. 2 (October 2004): 47-65, esp. 55. And on the contro-versy in Cleveland over Gum Hollow, see “Southern Pride Ends Movie Roles for ‘White Trash,’” Ocala Star-Banner, November 15, 1959.

57. On the aggressive marketing campaign, see syndicated article by Hollywood correspondent Erskine Johnson, “‘Bayou’ Film, Bust in 1957, Released Under New Title,” [Florence, AL] Times Daily, December 11, 1962; and Jim Knipfel, “The Brooklyn Cajun: Timothy Carey in ‘Poor White Trash,’” The Chiseler, chiseler.org/post/6558011597/the-brooklyn-cajun-timothy-carey-in-poor-white (2011). On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see [Hopkinsville] Kentucky New Era, October 9, 1961; and “Compromise with Sin,” Lewiston [ME] Daily Sun, June 23, 1962.

58. 麗莎．林德奎斯特．多爾（Lisa Lindquist Dorr）曾表示，強姦的政治性更為複雜。在她對維吉尼亞的研究中，白人婦女與被指控的黑人男子的名譽都會被納入考量。但為了戲劇效果，這部電影和李的小說都較為偏頗。這樣一來，裡面的白垃圾角色看起來就更加陰險，因為艾薇一家要求的是他們沒有資格獲得的榮譽準則。請見Lisa Lindquist Dorr, White Women, Rape, and the Power of Race in Virginia, 1900–19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79, 115–19.

59. 在小說中，作者對艾薇一家的描繪相當尖銳：「經濟的波動起伏未能改變他們的地位──不管國家經濟繁榮或陷入大蕭條的深淵，艾薇家這種人都活得像國家的過客一樣。逃學監察官無法把這些人的孩子留在學校裡念書；衛生官員無法解決他們的先天缺陷、各種寄生蟲以及髒亂環境所滋生的疾病……艾薇夫婦每天都翻遍垃圾堆，他們辛勤的成果（那些沒被吃掉的）讓他們小屋周圍看起來像是瘋小孩的玩具間。作者也讓阿提克斯．芬奇對白垃圾給出了不同的定義：無關貧窮，因為無關貧富，只要有試圖欺騙黑人或對他不義者，都是白垃圾；請見Harper Lee, To Kill a Mockingbir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originally published 1960), 194–95, 253.

60. Though the film muted its eugenic theme, one reviewer saw Bob Ewell as a “degenerate father” and the daughter as a “poor white trash type”; see syndicated columnist Alice Hughes, “A Woman’s New York,” Reading Eagle, February 23, 1963. The New York Times called the portrayals of Bob and Mayella Ewell “almost caricatures”; see Bosley Crowther, “Screen: ‘To Kill a Mockingbir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63. For the tangled career of John Frederick Kasper, the paid agitator from New Jersey, see John Egerton, “Walking into History: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in Nashville,” Southern Spaces (May 4, 2009).

61. 某份非裔美國人報紙為《窮白垃圾》這部電影留下以下註解：「這樣的原始生活沒有名媛淑女的繁文縟節，故事中窮白垃圾的生活方式彷彿凍結了，任時光冉冉流逝，將他們遺留在另一個世界。」請見 “ ‘Poor White Trash’ in Neighborhood Runs,” Baltimore Afro-American, September 22, 1962. On Sloan Wilson’s 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1955) and the dangers of losing one’s individuality, see Anna Creadick, Perfectly Normal: The Pursuit of Normality in Postwar America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 77, 86–87. Jeans and a white T-shirt was not only the outfit of James Dean in 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 but also the dress of angry poor white men protesting desegregation in Nashville in 1957. See “The South: What Orval Hath Wrought,” 15.

62. Daniels, A Southerner Discovers the South, 183, 175, 179.

63. See “redneck” and “hillbilly,” in Dialect Notes, Vol. II, Part IV,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Dialect Society (New Haven, CT, 1904), 418, 420. The Hat-fields ruthlessly killed women as well as men, breaking a key taboo of civi-lized behavior; see “So Ends a Mountain Feud,” Kansas City Times, January 30, 1921. On myth about the feud, see Altina L. Waller, “Feuding and Mod-ernization in Appalachia: The Hatfields and McCoys,” Register of the 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87, no. 4 (Autumn 1989): 385-404, esp. 399, 401-2; Hal Boyle, “Arkansas Ends Hillbilly Myth,” Tuscaloosa News, May 29, 1947. On a critique of “hillbillydom” from the Arkansas Gazette, see “Hillbillies in Action,” Tuscaloosa News, August 12, 1940. On the woman having “her num-ber,” see Mandel Sherman and Thomas R. Henry, Hollow Folk (New York, 1933), 26. A review of Hollow Folk described them as “degenerate,” and though “the inhabitants of our own race, theirs is a primitive culture”; see Robert E. L. Paris, “Hollow Fol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9, no. 2 (September 1933): 256.

64. Frank S. Nugent, “The Screen: ‘Mountain Justice,’ A Hill-Billy Anthology Is Shown at the Rialto—A New Film at the Cine Roma,”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37; Sharon Hatfield, “Mountain Justice: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Icon and a Cultural Scapegoat,” Appalachian Journal 23, no. 1 (Fall 1995), 26-47, esp. 28, 33, 35, 37, 42.

65. On hillbilly bands, comic strips, and Kentucky Moonshine, see Anthony Har-kins, Hillbilly: A Cultur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6-87, 103-13, 124-36, 154-55, 161-62. On Minnie Pearl, see Pamela Fox, “Recycled Trash: Gender and Authenticity in Country Music Autobiography,” American Quarterly 50, no. 2 (1998): 234-66, esp. 253-54.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adio rubes” like Minnie Pearl and the vaudeville circuit, see Bill C. Malone, “Radio and Personal Appearances: Sources and Resources,” Western Folklore 30, no. 3, Commercialized Folk Music (July 1971): 215-25, esp. 216-17.

66. “The Hillbilly in Huey Long’s Chair,” Milwaukee Journal, January 4, 1946.戴維斯擁有歷史學學士學位及心理學碩士學位，並在多德女子學院（Dodd College）教授歷史。他在一九二七年的碩士論文研究的種族主義議題，探討白人、黑人和黑白混血兒智力差異。在競選活動中，他和他的樂隊一起唱歌。他的主題曲是〈你是我的陽光〉（“You Are My Sunshine”）。他拒絕打負面選戰。他也曾競選州長，並在一九四四到四八年和一九六○到六四年兩度擔任州長一職。他曾於一九六三年騎著馬登上州議會大廈的臺階。請見Angie Reese, “Jimmie Davis: From Sharecropper’s Cabin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M.A. thesis,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1995), 1, 4–9, 14–16, 30, 99.

67. See William C. Pratt, “Glen H. Taylor: Public Image and Reality,”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60, no. 1 (January 1969): 10-16; “O’Daniel Writes Own Songs for Vote Campaign” and “Biscuit Passing Pappy,”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July 25 and August 14, 1938; “Hill-Billy Sense,” Cleveland Gazette, September 10, 1938; P. McEvoy, “Pass the Biscuits, Pappy,” Reader’s Digest, October 1938, 9-12. On Dewey Short, see “Hillbilly ‘Demosthenes,’” Mil-waukee Journal, August 3, 1942.

68. See W. R. Crocker, “Why Do Americans Dislike the English?,” Australian Quarterly 21, no. 1 (March 1949): 27-36, esp. 31-33. Crocker made refer-ences to both Jimmy Davis and Pappy O’Daniel.

69. On the time-warp theme, see Brooks Blevins, “In the Land of a Million Smile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s Discover the Arkansas Ozarks,” Th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61, no. 1 (Spring 2000): 1-35, esp. 2, 20, 24. On the classless myth, see speech by Supreme Court justice Hughes on the hill folk of Appalachia in “Merit Not Birth America’s Basis,” [Columbia, SC] State, February 25, 1915. On the theme that mountain people practiced true equality, a place where “pride of birth and social standing meant nothing,” see the advertisement for a movie based on the 1903 classic mountain novel The Little Shepherd of Kingdom Come, in Lexington Herald, March 21, 1920. By the fifties, the egalitarian theme had become more pronounced; see Julia McAdoo, “Where the Poor Are Rich,” American Mercury (September 1955): 86-89; also see Brooks Blevins, “Wretched and Innocent: Two Mountain Regions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Appalachian Studies 7, no. 2 (Fall 2001): 257-71, esp. 264-65. On the “Park Avenue Hillbilly,” see Mark Barron, “Broadway Notes,”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July 23, 1950.

70. See promotion for Hillbilly Jamboree staring Red Smith and Elvis Presley,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September 1, 1955. For touring with Griffith in 1955, see Hedda Hopper, “Elvis Was Nice to Andy,” Times-Picayune, February 6, 1957; and Goddard Lieberson, “‘Country’ Sweeps Country: Hillbilly Music Mak-ers Have Parlayed a Blend of Blues, Spirituals and Folk Tunes into a $50 Million- Year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57; Dick Kleiner, “Elvis Presley,” Sarasota Journal, July 11, 1956; Vivian Boultinghouse, “The Guy with the Blue Suede Shoes,” Times-Picayune, July 1, 1956; and Hedda Hopper, “Hollywood: Star Switch on Goodwin,” Times-Picayune, August 2, 1956.

71. On Elvis’s background in Tupelo, Mississippi, see Lloyd Shearer, “Elvis Pres-ley,” Parade, September 30, 1956, 8-13, esp. 11; and Michael T. Bertrand, “A Tradition-Conscious Cotton City: (East) Tupelo, Mississippi, Birthplace of Elvis Presley,” in Destination Dixie: Tourism and Southern History, ed. Karen L. Cox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12), 87-109, esp. 87-88, 91-92, 95-97. On his female fans as mountain mules, see Jock Car-roll, “Side-Burned Dream Boat of Red-Blooded Youth? This Reviewer (Male) Says I Like Elvis Presley,” Ottawa Citizen, September 8, 1956.

72. Noel E. Parmenter Jr., “Tennessee Spellbinder: Governor Clement Runs on Time,” Nation (August 11, 1956): 114-17, esp. 113, 116; “Democrats: Answer to Dick Nixon,” Newsweek (July 23, 1956): 19-20; Harold H. Martin, “The Things They Say About the Governor!,”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29, 1955): 22-23, 48-51, 54-55, 58, esp. 22.

73. Martin, “The Things They Say About the Governor!,” 22, 48; “Democrats: Answer to Dick Nixon,” 20; Parmenter, “Tennessee Spellbinder,” 117; “Dem-ocrats’ Keynote,” Time (July 23, 1956): 14. On Folsom, see Paul E. Deutschman, “Outsized Governor: ‘Big Jim’ Folsom Loathes Shoes and Grammar—But Loves Nature, Girls and Being Top Man in Alabama,” Life (September 1, 1947): 59-65, esp. 59, 64-65; “‘Clowning’ Blamed in Folsom’s Defeat” and “Politician in Squeeze: Gov. James E. Folsom,”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48, and February 25, 1956; and Robert J. Norrell, “Labor at the Ballot Box: Alabama Politics from the New Deal to the Dixiecrat Movement,”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7, no. 2 (May 1991): 201-34, esp. 230.

74. For the text of his address, se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Keynote Address, by Frank Clement, Governor of Tennessee,”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22 (September 1, 1956): 674-79; and John Steinbeck, “‘Demos Get Selves Voice in Clement’—Steinbeck,”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August 15, 1956.

75. On Clement’s later comment, see Robert E. Corlew III, “Frank Goad Clem-ent and the Keynote Address of 1956,”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36, no. 1 (Spring 1977): 95-107, esp. 107. There were other critical reviews of his performance, some calling his address mere “bombast,” or a forensic exercise rather than real eloquence; see “The New Democrats: A Democratic Party of Youth and Energy,” Life (August 27, 1957): 20-36, esp. 22; and George E. Sokolsky, “‘A Torrent of Oratory,’ Gadsden Times, August 17, 1956; also see memorandum from Horace Busby to Bill Moyers, July 29, 1964, in the appen-dix of Robert Mann, Daisy Petals and Mushroom Clouds: LBJ,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Ad That Changed American Poli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2.

76. Hodding Carter, “Hushpuppies, Stew—and Oratory: Southern Politicians Must Be Showmen, Too, but Behind Their Act Is a Deadly Seriousnes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8, 1950; “The Politician as Bore,” Chicago Tri-bune, March 23, 1956.

77. “Hillbilly Chivalry,” Chicago Tribune, March 15, 1958.

78. On Estes Kefauver and “Big Jim” Folsom, see William G. Carleton, “The Southern Politician—1900 and 1950,” Journal of Politics 13, no. 2 (May 1951): 215-31, esp. 220-21; Corlew, “Frank Goad Clement,” 106-7; and for linking Clement’s fall from prominence to his “corn-filled keynote speech,” see “Pol-itics: Ole Frank,” Time (August 10, 1962): 13. On Johnson as the second most powerful man in the nation, see Stewart Alsop, “Lyndon Johnson: How Does He Do It?,”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24, 1959): 13-14, 38, 43, esp. 13-14. And on Johnson hanging Clay’s portrait in the oval office, see “Por-traits of Washington, Clay and Jackson on Walls,”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64. On Johnson as a teacher, see John R. Silber, “Lyndon Johnson as Teacher,” Listener and BBC Television Review 73 (May 20, 1965): 728-30.

79. On Johnson earning sympathy, see James Reston, “The Office and the Man: Johnson Emerges Grave and Strong as the Presidency Works Its Chang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1963; Anthony Lewis, “Johnson Style: Earthy and Flamboyan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63; “Lyndon Baines Johns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64. On his close associates rejecting the rural hick portrait, see the AP article that appeared in numerous newspapers: Arthur Edson, “Johnson Called Complex Person Mistaken as a ‘Cornball’ ” Milwaukee Journal, December 28, 1963. On “digging down deeply,” see “Johnson’s Way,”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64; and Russell Baker, “President’s Manner, Like Jackson’s, a Folksy On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1964. On his showmanship and deep emotions, see Marianne Means, “Despite His Informal Air, LBJ Seldom Shows Sensitive Side,” San Antonio Light, October 10, 1965. 民眾對詹森的矛盾情緒在他任內不曾平息。正如一九六八年，某位記者這樣評論詹森接任總統一事：「親民或土氣、發自內心或狡猾迂迴、鼓舞人心的說服者或無情的強迫者，林登．貝恩斯．詹森此時此刻穩操勝券。」請見AP correspondent Saul Pett, “The Johnson Years: The Arc of Paradox,” Hutchinson [KS] News, April 14, 1968.

80. See Lyndon Johnson, “Remarks in Johnson City, Tex., Upon Signing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Bill, April 11, 1965,”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son, 412-14, esp. 414. On his echoes of Odum, see Lyn-don B. Johnson, “My Political Philosophy,” Texas Quarterly 1, no. 4 (Winter 1958): 17-22. On the strategic plan for winning over southern legislators, see William B. Cannon, “Enlightened Localism: A Narrative Account of Poverty and Education in the Great Society,” Yale Law and Policy Review 4, no. 1 (Fall-Winter 1985): 6-60, esp. 39, 43; John A. Andrew III, Lyndon Johnson and the Great Society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120-21. On Lady Bird Johnson’s visit without her husband, see Nan Robertson, “Mrs. Johnson Visits Poverty Area,”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64.

81. On photographs, see “Johnson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Times, May 3, 1964. On poor white images, also see “Johnson’s Great Society—Lines Are Drawn,”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65; and John Ed Pearce, “The Super-fluous People of Hazard, Kentucky,” Reporter 28, no. 1 (January 3, 1963): 33-35; Homer Bigart, “Kentucky Miners: A Grim Wint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3; Robyn Muncy, “Coal-Fired Reforms: Social Citizenship, Dissident Miners, and the Great Societ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2009): 72-98, esp. 74, 90-95; and Ronald Eller, Uneven Ground: Appalachia Since 194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8), 20, 23-25, 30-32, 36-39; David Torstensson, “Beyond the City: Lyndon Johnson’s War on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5, no. 4 (2013): 587-613, esp. 591-92, 596, 606.

82. On Johnson’s hat, see “Random Notes from All Over: Johnson Says Aye to LBJ Ha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64. On the poor, see Marjorie Hunter, “President’s Tour Dramatized Issue” and “Johnson Pledges to Aid the Needy,”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64, and September 21, 1964; 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1, 1944.

83. Bill Moyers, “What a Real President Was Like: To Lyndon Johnson the Great Society Meant Hope and Dignit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 1988. On manipulation of白垃圾pride in Faulkner’s writing, see John Rodden, “ ‘The Faithful Gravedigger’: The Role of ‘Innocent’ Wash Jones and the Invisible ‘白垃圾’ in Faulkner’s Absalom, Absalom!,”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43, no. 1 (Fall 2010): 23–38, esp. 23, 26, 30–31; and Jacques Pothier, “Black Laughter: Poor White Short Stories Behind Absalom, Absalom! and The Hamlet,” in William Faulkner’s Short Fiction, ed. Hans H. Skei (Oslo: Solum Forlag, 1977), 173–184, esp. 173. 在他寫完《南方人發現南方》約三十年後，喬納森．丹尼爾斯承認南方的美國夢是個無法兌現的承諾。「新南方」仍然是舊南方，貧窮的白人和黑人仍然一起貧窮，「只有盲人才會以為南方不幸的無依無靠之人只有一種膚色。」請見Daniels, “The Ever-Ever Land,” Harper’s Magazine (April 1965): 183–88.

84. For the Republican campaign attack film, see Nan Robertson, “G.O.P. Film Depicts ‘Moral Deca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1964; and Mann, Daisy Petals and Mushroom Clouds, 94-95. On Billy Carter’s famous com-ment, see “You’ll Have to Pardon Billy,” Milwaukee Sentinel, February 17, 1977; also see John Shelton Reed, Southern Folk, Plain and Fancy: Native White Social Type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38. On Mal-colm X, see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White House Looks South: Frank-lin D. Roosevelt, Harry Truman, and Lyndon B. Johns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7.

85. On Elvis’s Cadillac, see Joe Hyams, “Meet Hollywood’s Biggest Spenders,” This Week Magazine, February 25, 1962. The film’s attack was based on sto-ries about Johnson driving his car fast and drinking beer, but they added the references to him throwing cans out the window. On LBJ’s wild driving and posing with a piglet, see “Presidency: ‘Mr. President, You’re Fun,’” Time (April 3, 1964): 23-24. On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freedom (escaping your ancestors) associated with cars in American culture, see Deborah Clark, Driving Women: Fiction and Automobile Cul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5.

86. On Fulbright and McGovern, see Albert Lauterbach, “How Much Cutback for Consumers,” Challenge 6, no. 7 (April 1958): 72-76, esp. 72; and Joseph Green, “Events & Opinions,” The Clearing House 32, no. 8 (April 1958): 485-86; also “Presley Termed a Passing Fan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56. On Elvis’s “orgiastic” dancing, see Bosley Crowther, “The Screen: Culture Takes a Holiday: Elvis Presley Appears in ‘Love Me Tend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56.

87. Robertson, “G.O.P. Film Depicts ‘Moral Decay.’” Elvis’s delinquent ways led a church congregation in Jackson, Florida, to pray for his soul; see “Elvis a Different Kind of Idol,” Life (August 27, 1956): 101-9, esp. 108-9. Elvis was considered the idol of delinquent boys; see Martin Gold, Status Forces in Delinquent Boys (Ann Arbor, MI: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63), 104; and Eugene Gilbert, “Typical Presley Fan Is a ‘C’ Student; Aloof, Indiffer-ent,”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March 14, 1958. On Appalachians hav-ing no respect for working hard and striving to move up the ladder, see Roscoe Griffin, “When Families Move... from Cinder Hollow to Cincin-nati,” Mountain Life and Work (Winter 1956): 11-20, esp. 16, 18. On the lure of being lazy, see Damon Runyon, “My Old Home Town—The Pass-ing of Crazy Bill,” Milwaukee Sentinel, September 8, 1957; Eller, Uneven Ground, 26.

88. 哈林頓寫道：「但窮人之所以是窮人的真正理由是：他們生錯父母、生錯地區、生錯產業、或者生錯種族或民族中。一旦發生這樣的錯誤，他們本可以成為意志和道德的典範，但他們多數永遠沒有機會離開另一個美國。」請見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Penguin, 1962), 21.另一位研究人員用了一組不同的類比來強調遺傳的無能：他說窮人是「天賦上不足」、「經濟上的殘廢」，「遺傳的人格不健全。」請見See Oscar Ornati, “Affluence and the Risk of Poverty,” Social Research 31, no. 3 (Autumn 1964): 333–46, esp. 341–45; and see Eller, Uneven Ground, 101.

8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40th anniversary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235-37;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9-14, 18, 34.

90. Lewis H. Lapham, “Who Is Lyndon Johnson?,”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9, 1965): 21-25, 65-67, 70-72, esp. 66, 71. On the idiom of “big ones” as rich white folks and poor whites as craving land and respect, see Jack Temple Kirby, “Black and White in Rural South, 1915-1954,” Agricultural His-tory 58, no. 3 (July 1984): 411-22, esp. 418; also see “Johnson’s Rare Word: ‘Caliche,’ a Soil Crus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65; “Politics Was John-son’s Work, Rest, and Relaxation,” [Clearfield, PA] Progress, January 24, 1973; Ryan Greene, “Sideglances in the Mirror,” Gilmer [TX] Mirror, May 26, 1966.

91. James Reston, “Paradox and Reas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65.

92. Lyndon Johnson, “Remarks to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U.S. Senate Youth Program,” February 5, 196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son, 148-51, esp. 150.

第十一章　紅脖子尋根之旅：《激流四勇士》、卡特兄弟和費譚美

1. 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2005): 47-74, esp. 49, 53, 64. As Mary Louis Adams argued,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dentity politics encompass a celebration of the group’s uniqueness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its particular oppression”; se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On the Place of Identity in Feminist Politics,” Feminist Review, no. 31 (Spring 1989): 22-33, esp. 25; and Douglas C. Rossinow,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thew D. Lassiter, The Silent Majority: Suburban Politics in the Sunbelt Sou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 3.

2. Joseph Bensman and Arthur J. Vidic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Their Cul-ture and Life Styles,”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4, no. 1 (January 1970): 23-39, esp. 24-25, 29.

3. Anne Roiphe, “‘An American Family’: Things Are Keen but Could Be Keen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8, 1973, 8-9, 41-43, 45-47, 50-53, esp. 8, 47, 50-53.

4. Thomas Lask, “Success of Search for ‘Roots’ Leaves Alex Haley Surprise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76; Paul D. Zimmerman, “In Search of a Heritage,” Newsweek (September 27, 1976): 94-96. Eve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ed the book as genealogy instead of fiction; see David Henige, “Class as GR Instead?,” American Libraries 31, no. 4 (April 2000): 34-35.

5. 首篇揭露非洲研究有問題的評論，出自馬克．奧特維（Mark Ottaway），請見 “Tangled Roots,” Sunday Times (London), April 10, 1977, 17, 21.某位非洲學者證實他的結論。這位學者解釋說，griot，即家族說書人，並不可靠。他說的是問者想聽的。（哈雷沒有錄下採訪，只依靠一個信息提供者，若其他資訊與他想聽的故事相矛盾，他就選擇忽略。）請見Donald R. Wright, “Unrooting Kunta Kinte: On the Perils of Relying on Encyclopedic Informants,” History in Africa 8 (1981): 205–17, esp. 206, 209–13. 哈雷對奧特維的回應，以及他為何要用非現實的方式描繪肯特出身的村落，請見Robert D. McFadden, “Some Points of ‘Roots’ Questioned: Haley Stands by the Book as a Symbol,”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77.專業歷史學家對哈雷的說法有不同的反應：哈佛大學的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稱這本書是「騙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奴隸制度專家威利．李．羅斯（Willie Lee Rose）教授的結論是，「時代錯置……這個問題出現太多次了，削弱核心議題的真實感。」請見Israel Shenker, “Some Historians Dismiss Report of Factual Mistakes in ‘Roots,’ ”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77.

6. For the most thorough exposition of research errors in Roots, coauthored by a historian and genealogist, see Gary B. Mills and Elizabeth Shown Mills, “‘Roots’ and the New ‘Faction’: A Legitimate Tool for Clio?,”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89, no. 1 (January 1981): 3-26, esp. 6-19. On Haley’s class bias (making his ancestors superior to other slaves), see Mills and Mills, “‘Roots’ and the New ‘Faction,’” 25; and James A. Hijiya, “Roots: Family and Ethnicity in the 1970s,” American Quarterly 30, no. 4 (Autumn 1978): 548-56.

7. For Haley as a hoaxer, see Stanley Crouch, “The Beloved Fraud of ‘Roots,’” Garden City Telegram, May 9, 2011; for timing of pitch to ABC, see obituary of Brandon Stoddard, who developed the Roots miniseri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9, 2014.

8. James A. Michener, Chesapeak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58-59, 161.

9. Ibid., 325, 803, 822, 826, 842-45, 854-55; Tom Horton, “Michener’s ‘Chesa-peake’ Revisited Novel,” Baltimore Sun, October 24, 1997.

10. See Nancy Isenberg and Andrew Burstein, “Adamses on Screen,” in A Com-panion to John Adams and John Quincy Adams, ed. David Waldstreicher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3), 487-509; Boorstin’s introduction, in Jack Shepherd, The Adams Chronicles: Four Generations of Greatnes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xxxi; and Hijiya, “Roots,” 551.

11. Pete Hamill, “The Revolt of the White Lower Middle Class,” New York (April 14, 1969): 24-29; Philip Shabecoff, “A Blue-Collar Voter Discusses His Switch to Nix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72; Richard Nixon, “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Miami Beach, Florida, August 8, 1968,” in John T. Woolley and Gerhard Peter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UC Santa Barbara, http://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5968; Scott J. Spitzer, “Nixon’s New Deal: Welfare Reform for the Silent Majority,” Presidential Quarterly 42, no. 3 (September 2012): 455-81, esp. 458-62, 471, 473, 477; Rick Perl-stein, Nixonland: The Rise of a President and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 2008); Lassiter, The Silent Majority, 234, 236; Michael Novak, The Rise of the Unmeltable Ethn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4, 30, 53, 60, 70-71, 81, 258-60; Matthew Frye Jacobson, Roots Too: White Ethnics Revival in Post-Civil Rights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45, 190.

12. See Washington syndicated NEA (Newspaper Enterprise Association) col-umnist Bruce Biossat, “White Poor in US Forgotten Masses,” Gadsden [AL] Times, September 14, 1969; Biossat, “Poor White Dilemma,” Sumter Daily Item, May 24, 1967; “White Tar Heels Poor, Too,” Spring Hope [NC] Enter-prise, November 2, 1967; Marjorie Hunter, “To the Poor in South Carolina, Free Food Stamps Are a Source of Satisfaction and Embarrassment,” New York Times, May 18, 1969. On the role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see Premilla Nadasen, Welfare Warriors: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and Felicia Kornbluh, The Battle for Welfare Rights: Politics and Poverty in Moder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The Work Ethic,”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72; Gaylord Shaw, “Welfare Ethic Advocates Hits; Leads to Vicious Cycle of Dependency—Nixon,”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Sep-tember 4, 1972; also see “Transcript of the President’s Labor Day Addres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1971.

13. Marcus Klein, “Heritage of the Ghetto,” Nation (March 27, 1976): 373-75, esp. 373.

14. On changes in NASCAR from the forties to the seventies, see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94-97, 108-10, 118-20. On Dolly Parton, se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Dolly Parton,” Vogue (October 1, 1977): 300-301. On “red-neck chic,” see Patrick Huber, “A Short History of Redneck: The Fashioning of a Southern White Masculine Identity,” Southern Cultures 1, no. 2 (Winter 1995): 145-66, esp. 159. On redneck country music, see Joe Edwards, “He’s a Redneck,” Reading [PA] Eagle, August 12, 1976; and Joe Edwards, “‘Red-neck’ Doesn’t Have to Be Offensive,” Gadsden [AL] Times, March 25, 1983. On White Trash Cooking, see Sylvia Carter, “He’s Proud to Be ‘White Trash,’” Milwaukee Journal, December 29, 1986.

15. See Robert Basler, “Dolly Parton: Fittin’ into Floozydom Comfortably,” [Lafayette, LA] Advertiser, April 24, 1986; Emily Satterwhite, Dear Appala-chia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1), 131, 172, 174-75.

16. See Lillian Smith, “White Trash” (ca. 1964 or 1965) and “The Poor White’s Future” (ca. 1964), Lillian Eugenia Smith Papers, Box 41, ms. 1283 A, and Box 43, ms. 1238 A, Hargret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University of Georgia Libraries, Athens; Huber, “A Short History of Redneck,” 161.

17. Robert Sherrill, “The Embodiment of Poor White Pow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8, 1971. In 1968, a group of demonstrators from an Appalachian contingent of 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 protested at his home in Arlington. See John Yago, “Poor Encountered a Slick Senator,” Charleston Gazette, June 24, 1968; also see Sanford J. Ungar, “The Man Who Runs the Senate: Bobby Byrd: An Upstart Comes to Power,”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75): 29-35, esp. 35; and Robert C. Byrd, Robert C. Byrd: Child of the Appalachian Coalfields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2, 53, 219-221, 223, 228, 235-37, 244-45.

18. See cover and “New Day A’Coming in the South,” Time (May 31, 1971): 14-20, esp. 14-16. On Wallace, see Dan T. Carter, “Legacy of Rage: George Wall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2, no. 1 (February 1996): 3-26, esp. 10-12, 26; Randy Sanders, “‘The Sad Duty of Politics’: Jimmy Carter and the Issue of Race in His 1970 Gubernato-rial Campaign,”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6, no. 3 (Fall 1992): 612-38, esp. 620-21, 623-25; and see James Clotfelter and William R. Hamilton, “Electing a Governor in the Seventies,” in American Governor in Behavioral Perspective, eds. Thad Beyle and J. Oliver William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32-39, esp. 34, 36.

19. Sanders, “‘The Sad Duty of Politics,’” 632-33.

20. On Dickey inventing his mountain roots, see Satterwhite, Dear Appalachia, 149-50, 508-11; and Henry Hart, “James Dickey: The World as a Lie,” The Sewanee Review 108, no. 1 (Winter 2000): 93-106; also Harkins, Hillbilly, 209. In his memoir, Dickey’s son Christopher recounted his father’s endless need to lie about his life; for a review of the memoir (Summer of Deliverance: A Mem-oir of Father and Son), see David Kirby, “Liar and S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98; on Dickey’s egomania, see Benjamin Griffith, “The Egoma-niac as Myth Maker” (review of The One Voice of James Dickey: His Letters and Life, 1970-1997), Sewanee Review 117, no. 1 (Winter 2009): vi-viii.

21. 在小說中，迪奇用「豐滿、粉嫩」、尖叫來描繪巴比。作者透過路易斯傳達生存主義的精神：四個男人必須挖掘自己的本能來忍受眼前的磨難。巴比無法克服他被強姦的「污點」。請見James Dickey, Deliver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54, 121–22, 126, 135, 167; also see Christopher Ricks, “Man Hu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no. 8 (April 23, 1970), 37–40, esp. 40; Walter Clemmons, “James Dickey, Novelist,”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70. 創傷的性本質以及三名倖存者的約定，請見Linda Ruth Williams, “Blood Brothers,” Sight and Sound, September 1994, 16–19. 有關「有雞姦傾向」的鄉巴佬，請見Vincent Canby, “The Screen: James Dickey’s ‘Deliverance’ Arrives,” New York Times, July 31, 1972.

22. 德魯不只表現出同情，他還是唯一一個為路易斯的原始生存守則說話的人。請見See Dickey, Deliverance, 68, 70, 137; Anil Narine, “Global Trauma at Home: Technology, Modernity, ‘Deliverance,’ ”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42, no. 3 (December 2008): 449–70, esp. 466. On the idiot savant, see Hal Aigner, “ ‘Deliverance’ by John Boorman,” Film Quarterly 26, no. 2 (Winter 1972–73): 39–41, esp. 41.

23. On discovery of this “rare breed,” Wolfe writes, “There is Detroit, hardly able to believe itself, what it has discovered, a breed of good old boys from the fastness of the Appalachian hills and flats—a handful from this rare breed— who have given Detroit... speed... and the industry can present it to a whole generation as... yours.” Tom Wolfe, “The Last American Hero Is Junior Johnson. Yes!” Esquire (March 1965): 68-74, 138, 142-48, 150-52, 154-55, esp. 71, 74, 147, 155.

24. Andrew Horton, “Hot Car Films & Cool Individualism or, ‘What We Have Here Is a Lack of Respect for the Law,’ ” Cinéaste 8, no. 4 (Summer 1978): 12-15, esp. 14; and James Poniewozik, “What Did The Dukes of Hazzard Really Say About the South?,” Time (July 2, 2015).

25. Wolfe, “The Last American Hero,” 71, 74, 144.

26. James Wooten, Dasher: The Roots and Rising of Jimmy Cart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78), 280, 346-47, 354-56; and James Wooten, “The Man Who Refused to Lose: James Earl Carter Jr.,” 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76.

27. For Carter on the kinship he felt for Justice Hugo Black and Estes Kafauver, see Anthony Lewis, “Jimmy Carter: Southern Populist,” Morning Record, June 4, 1976. On Carter’s “log cabin” campaign style, see Frank Jackman (of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Profile: Who Is Jimmy Carter?” [St. Petersburg, FL] Evening Independent, July 15, 1976. On the Allman Brothers benefits for Carter, see Wayne King, “Rock Goes Back to Where It All Began: Rock Goes South,”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76. On the radio ad, see Eli Evans, “The Natural Superiority of Southern Politician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1977. For Carter describing himself as “white trash made good,” see Charles Mohr, “Reporter’s Notebook: Enigmatic Side of Carter,”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76. Young’s comment was aimed at the black community, where many of Carter’s critics called him a “cracker” and “redneck.” And Carter called himself a redneck; see Paul Delaney, “Many Black Democratic Lead-ers Voice Doubt: Fear and Distrust About Carter,”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76. Other political observers saw Carter as the “new roots” of a new South, because he was not a redneck; see James Wolcott, “Presidential Aesthetics: You’ve Seen the Movie (‘Nashville’), Now Meet the Candidate—Jimmy Car-ter,” Village Voice, January 19, 1976.

28. Roy Blount Jr., Crackers: This Whole Many Angled Thing of Jimmy, More Carters, Ominous Little Animals, Sad Singing Women, My Daddy and Me (New York: Knopf, 1980), 210, 221. Norman Mailer wrote about the cam-paign film shown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that covered the parodies of Carter’s famous smile (such as Alfred E. Neuman on the cover of Mad Maga-zine); see Norman Mailer, “The Search for Cart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6, 1976, 20-21, 69-73, 88-90, esp. 69. And there was even an Associated Press news story on Carter’s dentist, see Fred Cormier, “That Famous Carter Grin Doesn’t Need Toothpaste,” Ocala Star-Banner, Febru-ary 7, 1980.

29. On Carter’s tenacity for his roots, see John Dillin, “Jimmy Carter: Forces in His Life,” Boca Raton News, August 1, 1976 (reprinted from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obert D. Hershey Jr., “Carter’s Family Linked to Royalty by British Publication on Peerag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1977. For Carter’s fascination with his own roots, also see Wooten, Dasher, 62. On the fact that the “details” of Carter’s colonial Virginia heritage were as sketchy and improbable as Alex Haley’s, see Douglas Brinkley, “A Time for Reckon-ing: Jimmy Carter and the Cult of Kinfolk,”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9, no. 4 (December 1999): 778-97, esp. 781. And on the centrality of Car-ter’s Georgia roots as crucial to his self-fashioning, see F. N. Boney, “Geor-gia’s First President: The Emergence of Jimmy Carter,”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2, no. 1 (Spring 1988): 119-32, esp. 119, 123.

30. See Phil Gailey, “Meet Billy Carter,” [St. Petersburg, FL] Evening Indepen-dent, July 15, 1976; Huber, “A Short History of Redneck,” 158. On selling mobile homes, see “Billy Carter,” [Henderson, NC] Times-News, September 23, 1981; also see Stanley W. Cloud, “A Wry Clown: Billy Carter, 1937-1988,” Time (October 10, 1988): 44.

31. Blount, Crackers, 93, 131-32.

32. 有關施朗，請見Mary McGrory, “Ex-Carter Speech Writer Says Jimmy Lies,” Boca Raton News, May 9, 1976. 有關貧窮婦女，請見David S. Broder, “Life Isn’t Fair,” Telegraph, July 25, 1977.對於社會福利、讓貧窮鄉村婦女擁有更好的醫療等議題上，卡特依然展現出分裂的另一面，卻強調政府無法「解決我們所有問題。」正如《紐約時報》一名記者所說，卡特的南方保守主義是傳統的一部分，這種傳統「比起北方自由主義者，更容易接受社會不平等和自然等級秩序的宿命」；請見Hendrick Smith, “Carter’s Political Dichotomy: Beliefs Rooted in Southern Democratic Traditions Seem to Counteract His Compassion for the Poor,”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77；以及Andrew R. Flint and Joy Porter, “Jimmy Carter: The Re-Emergence of Faith-Based Politics and the Abortion Rights Issu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5, no. 1 (March 2005): 28–51, esp. 39.

33. For a sample of the stories of the rabbit affair, see Chicago Tribune-New York News Syndicate writer Jack W. Germond and Jules Witcover, “Laughing with the President—Or at Him,” St. Petersburg Times, September 1, 1979; “Banzai Bunny ‘Just a Quiet Georgia Rabbit,’” Montreal Gazette, August 31, 1979; “Carter and Peter Rabbit,” Lewiston Evening Journal, August 31, 1979; Louis Cook, “About the Rabbit... ,” Bangor Daily News, August 31, 1979; Valerie Schulthies, “Monster Rabbits Strike Terror in Many a Heart,” Deseret News, September 1, 1979; Ralph de Toledano, “The Great Rabbit Caper,” Lodi [CA] News-Sentinel, September 20, 1979. For Carter telling the story, see “Questions Get Tough When Carter Meets the Press,” Palm Beach Post, August 31, 1979; “A Tale of Carter and the ‘Killer Rabbit’; President Orders Photograph,” “Carter Describes Foe: ‘Quiet Georgia Rabbit,’” and “Rabbit Photo Kept Secret,”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August 31, and September 5, 1979. For a release of the “clearest picture” of the rabbit duel, see “The Famed Rabbit Attack,” Gainesville [FL] Sun, June 23, 1981. Tom Paxton wrote a satirical song, titled “I Don’t Want a Bunny Wunny,” playing on the theme of a mock duel or battle: “President Carter saved the day; / Splashed with the paddle, rabbit swam away. / Jimmy was a hero, felt it in his bones, / Said in the words of John Paul Jones.”

34. On Reagan’s visit to Ireland, see Jacobson, Roots Too, 16-17. When Reagan gave a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Carter library, he called Carter’s per-sonal story the “story of the South,” clearly the opposite of what Reagan stood for. On Reagan not understanding the South, see Frederick Allen, “Jimmy Carter, a Son of the South Who Bore the Region’s Burdens,” [Wilmington, NC] Star-News, October 5, 1986. On Reagan’s acting skills and the Nancy Reagan “pigsty” rumor, see Bob Schieffer and Gary Paul Gates, The Acting President (New York: E. P. Dutton, 1989), 170, 181, 375. Kitty Kelley wrote that Nancy Reagan wanted “‘a return of dignity,’” as if “the Carters had been jugheads in blue jeans who prodded cattle through the halls”; see Kitty Kel-ley, Nancy Reagan: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296-97. On Reagan’s “media reflexes,” see Lance Morrow, “The Decline of Oratory,” Time (August 18, 1980): 76, 78, esp. 76.

35. Patrick Buchanan, “Reagan Offers Hope to Blacks,”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2, 1980.

36. Blount, Crackers, 5. On Bakker at the White House, see Dudley Clendinen, “Spurred by White House Parley, TV Evangelists Spread Wor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1984. For the “Pass-the-Loot Club,” see Sandy Grady, “Camera Double-Crossed Bakker,” Spokane Chronicle, September 22, 1989. On the forty-five-year sentence, see June Preston, “Bakker Given 45 Years, $500,000 Fine for Fraud,” Schenectady Gazette, October 25, 1989. By 1987, the PTL broadcast on 165 local stations covering 85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TV market; see Charles E. Shepard, Forgiven: The Rise and Fall of Jim Bak-ker and the PTL Minist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9), 239.

37. For the “Bible school dropout,” see Preston, “Bakker Given 45 Years”; for the Bakkers’ extravagant lifestyle, see Elizabeth LeLand, “Jim and Tammy Bak-ker Lived Life of Luxuriant Excess,” Ocala Star-Banner, May 24, 1987; Rich-ard N. Ostling, “Of God and Greed: Bakker and Falwell Trade Charges in Televangelism’s Unholy Row,” Time (June 8, 1987): 70-72, 74, esp. 72. On living in a trailer and later excesses, see Shepard, Forgiven, 35, 110, 133, 180, 201, 249, 264, 551.

38. On Jim Bakker’s use of his poor class background in his religious message, see Richard N. Ostling, “TV’s Unholy Row: A Sex-and-Money Scandal Tarnishes Electronic Evangelicalism,” Time (April 6, 1987): 60-64, 67, esp. 62. On prosperity theology, see “Jim Bakker,” in Randall Herbert Balmer, Encyclo-pedia of Evangelicalism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4), 50-52; and Axel R. Schafer, Countercultural Conservatives: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from the Postwar Revival to the New Christian Righ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125. On the “cheesy” nature of the Jim and Tammy show, see Brian Siang, “Jim & Tammy Faye’s Fall from Grace Is Per-fectly Clear,” Philadelphia Inquirer, April 8, 1987.

39. On Tammy’s drug addiction, see “Tammy Bakker Treated,”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1986; and Ostling, “Of God and Greed,” 72. On sex scandals and Hahn revelations, see Associated Press story, “Playboy Interview with Jessica Hahn,” [Spartanburg, SC] Herald Journal, September 22, 1987; Horace Davis, “Hahn’s Story—In Hahn’s Words,” Lakeland [FL] Ledger, October 9, 1987; “Fletcher Says Bakker Bisexual,” Gadsden [AL] Times, December 5, 1988; “As He Faces Likely Indictment, New Sex Accusation: Bakker Says Christianity in Disarray,” Ellensburg [WA] Daily Record, December 5, 1988; “Bakker Defrocked by Assemblies of God,” Lodi [CA] News-Sentinel, May 7, 1987; Montgomery Brower, “Unholy Roller Coaster,” People, September 18, 1989, 98-99, 102-4, 106, esp. 104; Mary Zeiss Stange, “Jessica Hahn’s Strange Odyssey from PTL to Playboy,”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6, no. 1 (Spring 1990): 105-16, esp. 106; “The Jessica Hahn Story: Part 1,” Playboy, November 1987, 178-80; “The Jessica Hahn Story: Part 2,” Play-boy, December 1987, 198; “Jessica: A New Life,” Playboy, September 1988, 158-62.

40. On sending out the appeals for money on the first of the month, see Mont-gomery, “Unholy Roller Coaster,” 106; Nicholas Von Hoffman, “White Trash Moves Front and Center,” Bangor Daily News, April 8, 1987. Hoffman’s edi-torial appeared alongside a cartoon of Satan meeting with his minions, hold-ing a paper marked “T.V. Evangelicals.” Satan is saying, “Then it’s agreed. The hostile takeover will not be attempted. The enterprise in question being too sleazy for our consideration.” For the typical viewers of televangelist shows, see Barry R. Litman and Elizabeth Bain, “The Viewership of Religious Tele-vision Programm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elevangelism,” Review of Religion 30, no. 4 (June 1989): 329-43, esp. 338. For President Reagan cultivating televangelists, see Jeffrey K. Hadd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levangel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7 (May 1993): 113-30, esp. 126.

41. “Tammy Faye Bakker,” in R. Marie Griffith,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in Encyclopedia of Women and Religion in North America, eds. Rosemary Skinner Keller and Rosemary Radford Reuther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6), 463; Shepard, Forgiven, 6-7, 30-31, 152-53; and Wil-liam E. Schmidt, “For Jim and Tammy Bakker, Excess Wiped Out a Rapid Climb to Success,”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87.

42. 芭頓告訴羅伊．布朗特（Roy Blount）說，她的裝扮如此誇張，是因為她小時候很窮，什麼都沒有，所以後來有錢了，「我就要把錢堆在身上。」請見Roy Blount Jr., “Country’s Angels,” Esquire (March 1977): 62–66, 124–26, 131–32, esp. 126; Pamela Wilson, “Mountains of Contradictions: Gender, Class, and Region in the Star Image of Dolly Part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4, no. 1 (Winter 1995): 109–34, esp. 110, 112, 125; Pamela Fox, “Recycled ‘Trash’: Gender and Authenticity in Country Music Autobiography,” American Quarterly 50, no. 2 (June 1998): 234–66, esp. 258–59; Dolly Parton, My Life and Other Unfinished Busines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59.

43. Griffith, “Tammy Faye Bakker,” 463. On the Tammy Faye Bakker dolls being sold for $675 at the Heritage USA gift shop, and for $500 from the doll maker herself, see “Tammy Faye Dolls Selling for $500,” [Wilmington, NC] Star-News, May 19, 1987.

44. Roger Ebert, “Tammy Faye’s Story Captured in Documentary,” January 24, 2000, RogerEbert.com; Renee V. Lucas, “The Tammy Look: It’s Makeup by the Numbers,” Philly.com, April 8, 1987.

第十二章　紅脖子堂堂登場：從柯林頓到莎拉．裴琳

1. Margo Jefferson, “Slumming: Ain’t We Got Fun?,” Vogue (August 1, 1988): 344-47; Mike Boone, “Magnum’s Oh, So English Chum Higgins Is Really a Texas Redneck,” Montreal Gazette, June 19, 1982.

2. Lewis Grizzard, “In Defense of Hillbillies and Rednecks,” [Burlington, NC] Times-News, December 3, 1993. On Grizzard’s reputation, see “Columnist Grizzard Dies After Surgery,” [Schenectady, NY] Daily Gazette, March 22, 1984. For “redneck” becoming a term of endearment, see Clarence Page, “Getting to the Root of Redneck,” Chicago Tribune, July 16, 1987; and Larry Rohter, “To Call a Floridian a ‘Cracker’ in Anger May Be a Crim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91.

3. Celia Riverbark, “‘Hey, Do You Know Me?’: The Definition of Redneck Depends on Your Point of View,” [Wilmington, NC] Star-News, August 23, 1993.

4. Stacy McCain, “One Thing Gingrich Is Not, Is a Redneck,” Rome [GA] News-Tribune, November 27, 1994; and in syndicated column “Hart to Heart,” Jeffrey Hart, “What’s Behind David Duke?,” Gadsden [AL] Times, October 31, 1991.

5. 有位評論家是如此評論邱特的第二本小說，「如果邱特的角色是南方人，我們會稱之為白垃圾」；請見Mary Davenport, “Chute Novel Finds White Trash Up North,” [Wilmington, NC] Star-News, May 29, 1988.學者稱此一體裁為「粗野的南方」，艾莉森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由於邱特的主題是緬因的農村家庭，「南方」二字並不準確。關於此一體裁以及小說家如何從他們的階級「內部」寫作，請見 Erik Bledsoe, “The Rise of Southern Redneck and White Trash Writers,” Southern Cultures 6, no. 1 (Spring 2000): 68–90, esp. 68.

6. Carolyn Chute, The Beans of Egypt, Maine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85), 10-11, 21, 23-25, 92, 100, 114-16, 122-24, 134-35, 156, 174, 189.

7. Ibid., 135-36, 165, 175, 177-79, 181, 192.

8. Ibid., 3, 46-47, 122, 116.

9. Ibid., 3.

10. See Peter S. Prescott, “A Gathering of Social Misfits: Six New Novels Take a Walk on Life’s Weirder Shores,” Newsweek (February 25, 1985): 86; and David Gates, “Where the Self Is a Luxury Item,” Newsweek (June 13, 1988): 77. Chute emphasized that she was “so close to these people—they were my people”; see Ellen Lesser and Carolyn Chute, “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New England Review and Bread Loaf Quarterly 8, no. 2 (Winter 1985): 158-77, esp. 161, 174. For other interviews highlighting her experi-ences with poverty, see Donald M. Kreis, “Life Better for ‘Beans of Egypt’ Author Carolyn Chute,” Lewiston [ME] Daily Sun, March 6, 1985; and Kath-erine Adams, “Chute Dialogics: A Sidelong Glance from Egypt, Main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Journal 17, no. 1 (Spring 2005): 1-22.

11. Lesser and Chute, “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158, 160, 164-67, 177. For her husband as “coauthor,” see Dudley Clendinin, “Carolyn Chute Found Her Love and Her Calling in Maine,” Gainesville [FL] Sun, February 3, 1985. On the influence of her husband, see “Illiterate Mate Inspires Maine’s Carolyn Chute,” [Lewiston, ME] Sun Journal, September 16, 1991. For a real-istic portrait of Maine poverty, see Leigh McCarthy, “Carolyn Chute Took a Bum Rap on Poverty,” Bangor [ME] Daily News, September 24, 1985.

12. 邱特一九八五年時跟紅脖子劃清界線。她寫道：公開朗讀「讓我有機會看到不是這樣〔她用手拍了脖子，意思是紅脖子〕的人。我並不介意紅脖子出現，沒關係。我只是不喜歡看到他們在我窗外刷牙。」請見Lesser and Chute, “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163. 但到了二○○○年，她寫道：「做為紅脖子、工人階級，或者，更準確地說『部落階級』，我對此自豪。」請見“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New Democracy Newsletter (March–April 2000), in Newdemocracy world.org; Charles McGrath, “A Writer in a Living Nove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2008; Carolyn Chute, The Beans of Egypt, Maine: The Finished Vers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 1995), 273, 275; Gregory Leon Miller, “The American Protest Novel in a Time of Terror: Carolyn Chute’s Merry Men,”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52, no. 1 (Spring 2010): 102–28, esp. 103; Dwight Gardner, “Carolyn Chute’s Wicked Good Militia,” Salon.com, February 24, 1996.

13. 邱特解釋道：「魯本．比恩的不成熟，是因為他的社會條件相當弱勢；他的「情感發展還停留在孩童階段，而非他的智力。」請見Lesser and Chute, “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169. 邱特還在另一次採訪中說：領最低工資會使男性感到憤怒，相較之下女性較男性能忍受低薪。請見“Chute’s Book Is a Real American Classic,” [Norwalk, CT] Hour, February 21, 1985.

14. Dorothy Allison, Bastard Out of Carolina (New York: Plume, 1992), 12, 22-24, 69, 80-81, 91, 98-99, 123.

15. Ibid., 102. 邱特還談到了使用糧票的恥辱。「在小店裡，他們對我們有點刻薄。你知道，他們直接就說出那是糧票。我尷尬到不想再去那間小店。我很害怕要去小店。有很多次我和麥克有資格領糧票但我們沒去，因為我覺得拿糧票太丟臉了。」請見Lesser and Chute, “An Interview with Carolyn Chute,” 169.

16. Allison, Bastard Out of Carolina, 309.

17. For his July Fourth speech, see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What Today Means to Me,” Pittsburgh Post Gazette, July 4, 1993.

18. Ibid. On Clinton standing up to his stepfather, see Ron Fournier, “Early Les-sons Serve Him Well,” Beaver County [PA] Times, January 20, 1993. On The Man from Hope film, see David M. Timmerman, “1992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ilms: The Contrasting Narratives of George Bush and Bill Clint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6, no. 2 (Spring 1996): 364-73, esp. 367.

19. Mike Feinsilber, “But Others Say, ‘You’re No Thomas Jefferson,’” Prescott [AZ] Courier, January 17, 1993.

20. On describing Clinton as a poor sharecropper, see Todd S. Purdum, “If Ken-nedy’s Musical Was ‘Camelot,’ What’s Clinton’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93. See AP photograph of Clinton with the mule George in Centralia, Illinois, July 21, 1992, in Brian Resnick, “Campaign Flashback: Bill Clinton in Summer ’92,” National Journal; and Josh O’Bryant, “Well-Known Demo-cratic Mule of Walker Dies,” Walker County [GA] Messenger, May 14, 2008.

21. Roy Reed, “Clinton Country: Despite Its Image as a Redneck Dogpatch, Arkansas Has Long Been a Breeding Ground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6, 1992; Peter Applebome, “Suddenly Arkansas’s Being Noticed, but a First Glance Can Be Mislead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92; Hank Harvey, “Arkansas Needs Clinton’s Candi-dacy,” Toledo Blade, October 4, 1992; Molly Ivins, “Clinton Still a Kid from Arkansas,” [Wilmington, NC] Star-News, July 15, 2004; Randall Bennett Woods, J. William Fulbright, Vietnam, and the Search for 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0.

22. David Grimes, “Put Bubba in White House,” Sarasota Herald-Tribune, July 21, 1992; Nancy Kruh (Dallas Morning News) syndicated in [Spokane, WA] Spokesman Review, February 14, 1993; Michael Kelly, “A Magazine Will Tell All About Bubb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93.

23. On Greenberg’s use of “Slick Willie,” see Paul Greenberg, “Truth Catches Slick Willie,” Tuscaloosa News, February 19, 1992; Paul Greenberg, “Why Yes, I Did Dub Bill Clinton ‘Slick Willie,’ but Then, He Earned It,” [Freder-icksburg, VA] Free Lance-Star, June 28, 2004; “Just Why Is Slick Willy So Smooth?,” [Burlington, NC] Times-News, April 6, 1992; Sandy Grady, “Clin-ton’s Biggest Enemy Is Image of ‘Slick Willie,’” The Day [New London, CT], April 16, 1992; Martin Schram, “Wherever Bill Clinton Goes, Slick Willie Is Sure to Follow,” Rome [GA] News-Tribune, April 6, 1992; Walter D. Myers, “‘Slick Willie’ Clinton Inherits the Woes of Tricky Dick,” [Bend, OR] Bulle-tin, April 2, 1992.

24. See Schieffer and Gates, The Acting President, 180. Colorado congress-woman Patricia Schroeder gave Reagan the name “Teflon-coated president”; see Steven V. Roberts, “Many Who See Failure in His Policies Don’t Blame Their Affable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84; Donald Kaul, “Slick Willie Starts to Look Like Barney Fife,” [Wilmington, NC] Star-News, February 11, 1993.

25. On Clinton singing the Elvis song, see “Elvis Presley Sighting in Clinton Campaign,” Allegheny Times [PA], April 3, 1992. Clinton’s staff also used Paul Simon’s song “Graceland” to introduce the candidate before his speeches; see “Elvis Running,” Ellensburg [WA] Daily Record, April 3, 1992. For Elvis as the reporters’ nickname for Clinton, see John King, “Slick Willie’s Calling on Elvis,” Lodi [CA] News-Sentinel, May 4, 1992; “Clinton Inaugural: He’d Invite Elvis,” Gainesville [FL] Sun, May 1, 1992. For Clinton communing with the spirit of Elvis, see “Clinton Enjoying His Lead: He’s Finding Time to Joke About Elvis,” Reading Eagle, October 22, 1992. For an Elvis imperson-ator participating in the inaugural parade, see “‘Elvis’ to Perform in Grand Parade for Clinton,” New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December 16, 1992. On Bush hiring an impersonator and The Arsenio Hall Show, see Daniel Marcus, Happy Days and Wonder Year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6, 166-67.

26. For “Elvis is America,” and the Elvis image as a way to attract more centrist voters, see “Elvis and Bill: Southern Boys with Thangs in Common” [Wil mington, NC] Star-News (reprinted from the Economist), August 18, 1996; and Marcus, Happy Days, 155, 158.

27. Bill Maxwell, “‘Seen as ‘White Trash’: Maybe Some Hate Clinton Because He’s Too Southern,” [Wilmington, NC] Star-News, June 19, 1994. On Noonan gushing over Reagan and Pope John Paul II, two men she wrote books about, see Kenneth L. Woodward, “‘John Paul the Great,’ by Peggy Noona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05; Helen Eisenbach, “Looking for Mr. Right,” New York (September 1, 2004); and on Gergen and Noonan seeing Reagan as a beloved father figure who transcended his party, see Marcus, Happy Days, 83; and Peggy Noonan, What I Saw at th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agan Er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127.

28. Maxwell, “Seen as ‘White Trash.’”

29. 有關「狡猾威利」的惡名再現，請見Jack Germond and Jules Witcover, “Clinton’s Deposition Reveals Reputation as ‘Slick Willie,’ ” Reading [PA] Eagle, March 12, 1998.威廉．拉舍爾（William Rusher）辯稱，柯林頓是白垃圾，他「有道德敗壞和行為不端的記錄，我們現在必須再用阿肯色拖車公園的俗氣來形容他；請見William Rusher, “白垃圾 in the White House,” Cherokee County [GA] Herald, February 7, 2001; Jack Hitt, “Isn’t It Romantic?,” Harper’s Magazine (November 1998): 17–20, esp. 17; “Second White House Response to Star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2, 1998.

30. See Marianne Means, “But Bill Clinton’s No Thomas Jefferson,” [Wilming-ton, NC] Star-News, November 7, 1998; Thomas J. Lucente Jr. “No Compar-ison for Clinton and Jefferson,” Lawrence Journal-World, November 20, 1998; Georgie Anne Geyer, “Clinton and Jefferson: An Odd Comparison,” Victoria Advocate, November 12, 1998. There was a cartoon accompanying Geyer’s article of Clinton calling Jefferson and telling him not to worry about the DNA evidence. “The People don’t give a damn!” Also see Andrew Burstein, Annette Gordon-Reed, and Nancy Isenberg, “Three Perspectives on Ameri-ca’s Jefferson Fixation,” Nation (November 30, 1998): 23-28.

31. Jeffery Jackson, “Understanding Clinton: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Nevada Daily Mail, August 19, 1999.

32. See Toni Morrison, “The Talk of the Town,” New Yorker (October 5, 1998): 31-32, esp. 32.

33. Kathleen Parker, “Democratic Race Seems to Be Bill vs. Oprah,” The Item, December 1, 2007. Andrew Young also made the crude comment that Clin-ton had slept with more black women than Barack Obama. On Klein’s Pri-mary Colors, see Eric Lott, “The First Boomer: Bill Clinton, George W., and Fictions of State,” Representations 84, no. 1 (November 2003): 100-122, esp. 101, 108, 111.

34. Frank Rich, “Palin and McCain’s Shotgun Marriag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08; Erica Jong, “The Mary Poppins Syndrom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4, 2008; Eliza Jane Darling, “O Sister! Sarah Palin and the Parlous Politics of Poor White Trash,”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33, no. 1 (March 2009): 15-27, esp. 19, 21. On Wasilla as a redneck town, see Jill Clarke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Alaskan Views of Clinton Reflect Those in the Lower 48,” [Schenectady, NY] Daily Gazette, January 16, 1999.

35. Monica Davey, “Palin Daughter’s Pregnancy Interrupts G.O.P. Conven-tion Scrip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8; Stephanie Clifford, “Read-ers See Bias in Us Weekly’s Take on Sarah Pali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08; Maureen Dowd, “My Fair Vee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08; David Firestone, “Sarah Palin’s Alaskan Rhapsod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10.

36. 媒體披露，比起公開披露的十五萬美元，裴琳其實還多花了「幾萬」。她丈夫的治裝費，約為二萬美金到四萬美金之多；請見“Hackers and Spending Sprees,” Newsweek (November 5, 2008); also see Darling, “O Sister! Sarah Palin,” 24.

37. Sam Tanenhaus, “North Star: Populism, Politics, and the Power of Sarah Palin,” New Yorker (December 7, 2009); 84-89, esp. 89.

38. Maureen Dowd, “White Man’s Last Stand,”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09; on Gretchen Wilson, see Nadine Rubbs, “‘Redneck Woman’ and the Gen-dered Poetics of Class Rebellion,” Southern Cultures 17, no. 4 (Winter 2011): 44-77, esp. 56, and endnote 24 on page 69. For Palin as a hillbilly and prima donna, see Gail Collins, “A Political Manners Manua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8.

39. Justin Elliot, “Trig Trutherism: The Definitive Debunker: Salon Investigates the Conspiracy Theory: Is Sarah Palin Really the Mother of Trig Palin?,” Salon.com, April 22, 2011.

40. On her accent, see Jesse Sheildlower, “What Kind of Accent Does Sarah Palin Have? Wasillan, Actually,” Slate.com, October 1, 2008; Dick Cavett, “The Wild Wordsmith of Wasilla,” New York Times, opinionator.blogs.nytimes .com, November 14, 2008.

41. William Egginton, “The Best or Worst of Our Nature: Reality TV and the Desire for Limitless Change,” Configurations 15, no. 2 (Spring 2007): 177-91, esp. 191; David Carr, “Casting Reality TV, No Longer a Hunch, Becomes a Scienc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04; Jim Ruttenberg, “Reality TV’s Ultimate Jungle: Simulated Presidential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04; also see Brenda R. Weber, Makeover TV: Selfhood, Citizenship, and Celeb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3-44.

42. Duck Dynasty was simply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Real Beverly Hillbillies, a reality TV show that was canceled because of protests; see Appalachian Journal 31, no. 3/4 (Spring/Summer 2004): 438; Jonah Goldberg, “‘Duck Dynasty,’ Unreal Outrage,” New York Post, December 20, 2013.

43. Mary Elizabeth Williams, “What Will It Take for TLC to Dump ‘Honey Boo Boo’?,” Salon.com, October 23, 2014; Jenny Kutner, “‘Honey Boo Boo’ Star Mama June Reveals Father of Two Daughters Is a Sex Offender,” Salon.com, November 13, 2014.

44. Thomas Sowell, 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1, 5-9, 14-15, 29, 51; also see James B. Stewart, “Thomas Sowell’s Quixotic Quest to Denigrate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 Critiqu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91, no. 4 (Autumn 2006): 459-66. Grady McWhiney, Cracker Culture: Celtic Ways of the Old South (Tusca 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McWhiney’s work wa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rush to turn poor whites into an ethnicity, and to deny that they were/are a class. McWhiney argued, “Cracker does not signify an eco-nomic condition; rather, it defines a culture.” See Cracker Culture, xiv.

45. Charlotte Hays, When Did White Trash Become the New Normal? A South-ern Lady Asks the Impertinent Quest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13), 7, 9, 11, 45, 172; and Hays, “When Did White Trash Become Normal?,” New York Post, November 2, 2013.

後記　美國異種：白垃圾的傳統

1. Carl Davis et al., Who Pays?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Systems of All 50 States, 3rd.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09), 2.

2. Jill Lepore, “Fixed: The Rise of Marriage Therapy, and Other Dreams of Human Betterment,” New Yorker (March 29, 2010).

3. See Sean McElwee, “The Myth Destroying America: Why Social Mobility Is Beyond Ordinary People’s Control,” Salon.com, March 7, 2015; and Lisa A. Keister and Stephanie Moller,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000), 63–81, esp. 72. 正如一位學者所寫，「如果你追求美國夢，你得去丹麥找。」此外，美國人嚴重低估了貧富不均。如果把美國和瑞典的財富分配放上圖表一比（不指明哪個是美國、哪個是瑞典），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會選擇瑞典。請見Tim Koechlin, “The Rich Get Richer: Neoliberalism and Soaring Inequality,” Challenge 56, no. 2 (March/ April 2013): 5–30, esp. 16–17, 20.

4. Bryce Covert, “The First-Ever Bill to Help Low-Income Moms Afford Diapers,” Think Progress, August 13, 2014, thinkprogress.org. 共和黨人宣揚的大家庭理念，讓人聯想到支持優生學的老羅斯福總統與他的六個孩子；請見Amy Bingham, “Presidential Campaign: Big GOP Families Lining Up to Fill White House,” ABC News, June 21, 2011, abcnews.go.com. 不僅是孩子的數量，而且羅姆尼和洪博培的孩子外型看來酷似納粹的「優等種族」，引發關注。《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編輯史考特．斯托塞爾（Scott Stossel）在推特上開玩笑說，「洪博培的女兒和羅姆尼的兒子應該要在一起生小孩。」請見Paul Harris, “Republican Candidates Seek Strength in Numbers to Show Off Family Values,” Guardian, January 7, 2012.

5. Paul Krugman, “Those Lazy Jobles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14; “Gingrich Says Poor Children Have No Work Habits,” ABC News, December 1, 2011, abcnews.go.com.

6. “Billy Redden—Deliverance,”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BgxdROTTrE; Cory Welles, “40 Years Later, ‘Deliverance’ Causes Mixed Feelings in Georgia,” Marketplace.org, August 22, 2012; “Mountain Men: A Look at the Adaptation of James Dickey’s Novel,” Atlanta Magazine, Septem-ber 2, 2011.

美國學04

白垃圾
美國四百年來被隱藏的階級真相

White trash :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作　　者　南西．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

譯　　者　王怡芬

編　　輯　王家軒

校　　對　陳佩伶

封面設計　李東記

企　　劃　蔡慧華

總 編 輯　富　察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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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by Nancy Isenberg

Copyright@2016 by Nancy Isenberg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year) by Gusa Press, a division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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