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隙中的改革

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

杨善华　阮丹青　定宜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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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ISBN 978-7-108-05073-1

Ⅰ．①缝…　Ⅱ．①杨…　②阮…　③定…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2016号

责任编辑　王竞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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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9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5.00元

目录

作者简介

序

导言

坚冰指的是制度（体制）刚性的一面；缝隙则指的是制度柔性的一面。

第一章 请命

虽然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但他脑子里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不多；他的心愿是当“中国电视大王”。

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德才兼备的“德”至少并不全是阶级出身，而是强调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的人品。

第三章 “东电”的悖论

书记和厂长之间出现的问题，正是改革初期党政系统新产生的矛盾的一个缩影。

第四章 螺丝钉引出的新思路

螺丝钉国产化的遭遇让黄宗汉明白了，“东电”的改革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也不仅是“东电”员工的事。

第五章 结构层面改革的深化

进入调整后的四车间在当时意味着一种荣誉，“也确实累，但是又确实愿意在这儿干”。

第六章 “东风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方向和具体做法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的，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得到了不少支持。

第七章 一篇报告文学惹出的风波

真正靠概念而生活的人被不靠概念而生活的人用概念打下去，这是令人深思的！

第八章 “乱起萧墙”：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若要彻底扳倒黄宗汉，抓住他个人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做文章是最佳路径，而礼品问题是最容易被当事人忽略而成为说不清楚的事情的。

第九章 黄宗汉调离与“东电”的最后结局

市领导做出了让牡丹兼并“东电”的决定，东风电视机厂两千多名员工全数被并进了牡丹。

第十章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跋

附录

附录1 东风方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

附录2 “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

附录3 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

附录4 “东风”的路——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

附录5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调查报告）

附录6 希望在人间

附录7 夜访中南海

附录8 赞成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获奖

附录9 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

附录10 陌生与熟悉

附录11 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附录12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学。

阮丹青，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社会阶层与流动、教育与社会平等。

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清史和满族史。

北河沿大街77号，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新厂房正门（1981）

为扩大销售，昆仑牌电视机“送家电下乡”，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建立销售点（1981）

北京市贸易小组访问日本三洋集团，参观生产线后合影（1981年12月）。前排左一：黄宗汉；左三：龚云涛；右二：陈岚；右一：三洋集团中国部部长金昔。后排左四：高峰倩。穿蓝色制服的为三洋集团的技术员

全国最早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1982）

新厂房内的生产线（1982）

工人正在进行成品检验，调试图像（1982）

黄宗汉（1931—2014）

序

2008年底，因为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阮丹青教授的合作，我们见面时她随便聊起，她的四叔黄宗汉先生当年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曾搞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改革。那时，他抱定“当厂长就要给国家挣钱”的宗旨，从效益入手，利用自己手中的关系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中杀出一条路，为国家盈利两千多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教授与黄宗汉先生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访谈，也对这段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个缩影。我（杨善华，笔者之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做城乡老百姓的口述史，听到这么一件事只觉得眼前一亮，因为以往讲改革初期的历史，要么是讲高层间的决策和斗争，要么是讲农村基层农民的决心和行动（比如安徽小岗村），而城市的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肇始和实践，则鲜有记录和研究，能看到的，多是文艺作品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因此，黄宗汉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按中国当时的行政等级来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只是一个县团级的小厂，在19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其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均很有限，面对强大的体制和对手，如何能冲破重重阻力，撬动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铜墙铁壁，从缝隙中为自己杀出一条新路？这正是引起我们兴趣的点。要知道自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社会在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主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实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且，从表面看，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是绝对的、难以改变的。但是，事实上，在进入这一课题前的研究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层级（中央、省部、地厅或地局、县处、乡科）的每两级之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有利于下级按自己意志行使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1]的存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关系又可以被概括为纵向的条与块内的上下之间的层级关系与横向的条块之间的关系。[2]

在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条条内部的关系、块块内部的关系，以及条块之间的关系会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因为这样的关系网络，不同行政层面所形成的板块会生出很多缝隙，从而使下级在贯彻高层制定的政令时有空子可钻。我们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改革发生的社会结构层面的条件。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最终在中国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具体过程时，就会发现，“东电”的改革，其实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以黄宗汉为首的“东电”的改革先驱，根据自己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所取得的经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行政板块各个层面的缝隙，为自己争得行动空间，最终走出一条改革的新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改革方面取得的突破和所选择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选择改革的企业仿效的典范。就此而言，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是基层改革的一个缩影。于是我们决定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2009年夏天，课题启动，访谈集中在2009年8月。我们[3]先访问了黄宗汉，然后在他的建议下，陆续访问了陶必德（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主任，后任销售科科长）、吴明瑜（当年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理由（作家，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作者），高峰倩（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后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稽国庆（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陈素锦（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后来，在陶必德先生的帮助和组织下，2010年1月我们又召开了工人座谈会与中层干部座谈会。参加职工座谈会的有程俊模（当年厂部小车司机）、王英明（当年四车间工人）、马淑蕴（当年三车间工人，后为工厂办公室主任）、马骅（当年工艺科技术员）和陶必德本人。参加中层领导干部座谈会的有朱振旺（当年设备动力科科长）、范录筠（当年厂长秘书）、崔莉笙（当年情报室主任）与陶必德。2010年4月，为了进一步了解东风电视机厂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并的细节，我们访问了焦长林（当年销售科成员，时任牡丹城际经营公司总经理）。我们的访谈终止于2011年8月底，最后访问的是王大明（当年为北京市经委主任，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准备访问那些对当年这场改革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最后还是婉拒了我们的访问，这也是令我们遗憾的一点。另外，定宜庄教授在宣武区档案馆的支持下，翻拍了黄宗汉档案中的部分文献资料，这为我们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文献资料的基础。

注解：

[1]　杨善华在《家族政治与村庄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一文（文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中认为，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是指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这里将其推广，意思是说这种空间其实在中国行政等级的各个层面都是存在的。

[2]　1956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谈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谓条条，通常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关系，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相应部委之间的关系，每级地方政府相应部委之间的关系。所谓块块，通常是指每个层面的横向关系，比如中央政府各个部委之间的关系，每级地方政府各个部委局之间的关系。

[3]　参加各次访谈的有阮丹青、定宜庄、杨善华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郑晓娟和2008级硕士研究生余丹茜。访问黄宗汉的是阮丹青、定宜庄与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龙腾飞和2012级本科生刘畅亦为资料的整理给与了帮助。

导言

一、破题：“缝隙”与“坚冰”

本书题目中的“缝隙”和“破冰之旅”中的需要打破的坚冰，若就制度或体制而言，其实是指制度或体制这把双刃剑的两面。

坚冰指的是制度（体制）刚性的一面，即规范性和强制性的一面，制度一经制定和公布，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容违反和抗拒。缝隙则指的是制度柔性的一面，它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会给执行者留下变通的空间，这是因为任何制度（包括政策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制定者都不可能预先设想到所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因此，明智的决策者和制度制定者都会给执行者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力。这从我们常见的有关政策颁行的红头文件下发时，经常会有的“因地制宜”、“参照执行”等文字中即可看到一斑。

第二层意思关涉权力的运作。决策者担心的是作为执行者的下级在执行制度和政令的时候，因为决策者自己不能亲临现场而受到下级以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抓而不紧的方式对自己在获取真实信息方面的蒙蔽，从而导致制度和政令在执行的时候不能达致自己决策时所设想的意图。这种担心表明，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还缺少贯彻执行过程中作为上下级必须要有的两者之间的信任。所以，如后文第一章第四部分“‘解放’与黄宗汉的人脉”中分析的，为了保证政令和制度执行时的畅通，上下级各方都有发展彼此之间“非正式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这种非正式关系的核心目的，恰恰是为了建立权力运作时上下级所必须有的那种信任关系。而为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支付的成本，就是上级对下级在执行决策过程中对决策意图稍微的偏离的默许。这也构成了通过政令所体现的和被规定的制度和体制的变通空间，显然，这种变通空间也就是“缝隙”。

第三层意思关涉的是社会结构层面。中国社会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一方面，它因高度集权而被严密统制，一旦遭遇突发事变（比如自然灾害），它可迅速高效地动员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去应对；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每个层面都有可以运作的自由政治空间的社会。如前言所述，1949年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条条（中央部委和地方对应部委）和块块（地方各级政府）内部和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样的条条内部的关系、块块内部的关系和条块之间的关系会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因为这样的关系网络，不同行政层面所形成的板块会生出很多缝隙，从而使下级在贯彻高层制定的政令时有空子可钻，其结果，就是政令在往下贯彻的过程中不断遭遇被变通的风险。而产生这样的缝隙的实质性原因其实就在于，即使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计划经济年代，不管是条条还是块块，每一级政府或者每个政府部门，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会因为这样的诉求而产生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内部以及条块之间的利益博弈。也就是说，这些行政机构所要的利益其实也未必都相同，因为这样的不同的利益的存在，不同行政层面、不同系统的行政机构对政令的贯彻执行未必会形成方向一致的合力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有缝隙的结构也使庞大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弹性，使它在遭遇变化的时候具备了一定的灵活反应的能力。当然，这也使“缝隙中的改革”有了可能。

至于“坚冰”，若要对此做一个全面的检视和具体的分析，则必须从1950年代说起。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以苏联的经济模式为蓝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若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算起，计划经济体制曾持续了五十余年。[1]计划经济靠制定指令性计划来配置资源。它的前提是中央政府“依靠并运用行政命令的机制”，“使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中央政府部门”，“由他们来集中配置”，同时，“计划具有指令的性质，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计划，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必须执行”。[2]由此，就将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政府来配置，并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企业的服从而言，这显然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表现；但就计划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而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支柱。在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它既使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也对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使各部门、各地区与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只是贯彻中央下达的各种指令与政策的执行机构与服务机构，从而影响到这些部门、地区与企业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如董辅礽所指出的，“在这种体制中，政府与企业是不能分离的，政府可以直接指挥企业的一切活动，企业必定依赖政府，企业必定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既没有利益的激励，也没有利益的约束”。因此，这种经济体制的运行必定是“效益不佳的”。[3]

所以，1970年代末起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其最终目标是要破除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目标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明确的。[4]改革肇始，从上到下，大家都认为不能再沿着“文革”的路走下去，要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从城市来看，改革的第一步是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体制运作不顺畅的问题，因此又要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这也是陈云当年所讲的“要随时总结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5]

“摸着石头过河”也能从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提法的变化中窥见一斑。从1982年春节陈云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方针的强调，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反映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认识之深化的过程。而这种深化显然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完成的。

但是，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提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核心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孰轻孰重，哪个应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要害（从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来看，这也是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且，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离开了主导国民经济的位置，但因为它与中央集权体制相匹配，仍然在改革中发挥出极大的政治能量与经济能量，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当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这个体制借助庞大的权力机构所做出的反击也是非常全面和惊人的。

索尔斯坦·凡勃伦曾指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是适合过去的环境的，因而也决不会同现在的要求完全一致。”[6]“那些在旧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不能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时也将竭尽全力来维持旧制度”。[7]

撇开凡勃伦观点中的技术进化论思想，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以及“制度总会因其庇佑某社会集团的利益从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当一种新制度企图改变和替代旧制度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因其利益受损而竭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变迁”的见解，对我们考察谁会阻碍改革显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知，所谓“破冰之旅”，要打破的“坚冰”，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因其形成或与其相关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具体来说，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前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体制底下有既得利益的社会集团——首先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物化表现的某些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中的领导干部（其权力可能会因改革而被削弱），以及作为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体制一种物化表现的企业党委的主要成员，还有一部分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受“左”的或极左的意识形态影响的工农群众）。二是僵化的、强调自上而下集权的指挥与领导社会经济运行的权力机构。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均贫富”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来对抗“效益优先”的市场经济的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上述种种，因其有极大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可对改革形成极大的阻力。

对于想在东风电视机厂实现“破冰之旅”的黄宗汉来说，他想实行的改革的反对者会来自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权力且这种权力会在黄宗汉的改革中被外移的领导机构和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领导和一般干部，有在原来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可能在“效益优先”的原则下被边缘化的党委成员，也有受到“左”的意识形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对洋奴哲学的批判与对“自力更生”原则的片面强调）影响曲解改革的技术人员。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必须打破的“坚冰”。

二、背景：1949年以来关于建国路线的争议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向往的是人人做事出以公心，有舍己为人精神、从而人与人相处得和谐；也充满了对人（尤其是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更绘出人人得以温饱，不必为争生存去犯法，从而社会可以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的美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少年来一直以农业立国而又生产水平低下，因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战乱与灾荒，老百姓经常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的社会中，即使是孔子这样一个充满了“农业社会”的平均主义的理想，仍然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孜孜求之而不可得的一个梦。

所以，到了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以睥睨天下的雄豪之气，说了这样一段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8]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条路，他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就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9]具体来说，就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10]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社会化（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勾画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国的蓝图。

因此，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建立以公有制（包括工商业的全民所有与农业的集体所有）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体系，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既定方针。但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和最高决策层的主要成员如刘少奇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所说的，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应该使它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等。[11]

薄一波认为，毛和刘的分歧，表现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要不要强调节制资本，强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农民问题上，是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强调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应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是及早过渡，还是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这些分歧集中到一点，就是先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待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先搞社会主义改造，改私有制为公有制，在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再发展经济。显然，毛泽东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不过总起来说，当时的主要分歧还是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问题上，它凸显了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农村）贫富分化的担心。而这种担心的背后，则是曾被毛泽东自己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即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种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12]）的思想。可以说，“均贫富”、“追求平等”的思想是观照毛泽东在1949年后做出的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的一条线索，包括1955年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在城市实现私营工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在城乡推进人民公社运动（这几乎是当年太平天国在建都南京后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国”[13]的实践的一个翻版），以及肯定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思想就演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以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向农村、农民和体力劳动这一端拉齐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实现基本的平等（联系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这样的平等显然只能是一种立足于“普遍贫穷”的基础上的平等），所以这样一种平等的实现也只能是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一直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主义之乌托邦空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再现。

如前所述，如果从经济活力与效益的角度去看计划经济，那么因为企业与企业中的个人对各级政府的依赖以及企业的效益不与企业和企业成员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必然失去自主性与活力，从而变得效率低下，效益不佳。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但是，喜欢以人的精神面貌为治国成效主要标志的毛泽东，却并不在意计划经济的这一缺陷。1960年，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因而已经难以为继，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与自然灾害已经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之际，他看到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觉得是对自己观点的有力支持，就在中央批转这一报告的时候特意加了批语：“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14]

鞍钢宪法的主要精神，是强调实行民主管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在生产实践与技术革命中的三结合”，即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毛泽东认为，在生产中要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而鞍钢宪法就是一条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挥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另一层意义是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作为达致企业内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平等的通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对政治挂帅、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强调。可见，毛泽东还是从政治、从党的领导入手来解决企业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在此之后，毛泽东一直是紧紧把握在企业中要政治挂帅这一条，将企业要讲求效益斥之为“利润挂帅”，是搞修正主义。1964年，更是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要求全国企业全面仿效大庆学解放军设立政治机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学习大庆油田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样的观念与制度的长久提倡，就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判断话语与行为是非的标准。

应该指出，当时中央最高决策层在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与邓小平，对企业要抓生产、要讲求效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可的，因为他们毕竟要面对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是当“政治挂帅”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抓生产”被作为“唯生产力论”来批判的时候，这样的不同声音就几乎完全被压下去了。

这样，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向苏联学习两个原因出发，加上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追求均贫富的农业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城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节奏和速度被加快了。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私营工商业的完成，又为在全国城乡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打下了物质基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实现则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全社会的资源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造成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与各企业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依赖和服从，也使得全国各地企业的生产、企业的效益与企业成员的利益脱钩，企业与企业成员丧失了经营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援引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理念与经验，试图通过政治挂帅、反对干部特权、实现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工人的平等以发扬工人主人翁精神等做法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然而，计划经济年代的实践已经证明，靠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使企业中的成本核算得不到重视，效益也被忽略（其实在那个时候，效益并不是评价企业好坏的主要标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忽略效益虽然与尊重价值规律的商品生产不相符，但与强调满足需要、保持平衡的计划经济下的产品生产倒是十分合拍。所以，对效益过度地忽略在那个时代既持久又普遍。

效益的前提是效率。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美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物质财富的参差不齐，反映了一种企图以赏罚来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它创造出了有效率的经济。但是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必然会带来不平等。因而摆在社会面前的便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5]但他同时也承认，“我们难以在享受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兼得平等。[16]

显然，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平等的分量远远超过效率，但这种平等也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拖进贫穷，大家一起苦苦煎熬过日子。因此，把经济搞上去，让大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是城乡老百姓的普遍呼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口号当时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大背景。

注解：

[1]　依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至最终更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时间段而定。

[2]　见董辅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解放文选（1978—1998）》第113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3]　见董辅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解放文选（1978—1998）》第114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4]　当然，这一目标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伊始就已设定了的，只不过是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目标可能广大干部群众都不能接受，因而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才理直气壮地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

[5]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6]　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Morden Library，1934，p．191．

[7]　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第七章《索尔斯坦·凡勃伦》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8]　《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

[9]　同上。

[10]　同上。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12]　同上书，第208页。

[13]　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解放文选（1978—1998）》第23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14]　参见百度：《鞍钢宪法》条目。

[15]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第4页，王忠民、黄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同上书，第5页。

第一章　请命

一、一个连年亏损的“大庆式企业”

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是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蜡纸厂。这个蜡纸厂做的“就是冰棍纸：冰棍一层纸烫上蜡，要不然冰棍进水就化了。糖果纸也是通过蜡烫的，所以这个蜡纸厂，做冰棍纸、糖果纸的，包装纸用”。[1]厂子最初是景山学校的校办企业，所以成员都是景山街道的“老头老太太”。[2]后来这个厂又合并了宣武誊印厂（其实就是一个誊印社，规模很小，但却是收容前国民党政府官员与国民党军队军官就业的单位）。

“1970年2月份，在民族饭店，江青通过陈伯达指示，召开全国电视专业会议，要求全国上彩色电视机，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五年要把彩色电视机普及到各个生产大队”。[3]陶必德参加了那个会之后，就被派到了这家工厂。当时这个厂已经改叫“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了。

随着工厂的发展，成员也在不断吐故纳新，一方面，是一些像高峰倩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军人转业来到这个厂子，另外上面还安排了一些干部子女在厂里就业。到了1975年和1976年，工厂又接收了一些应届高中生，这样工人就年轻化了。另一方面，1973年工厂又兼并了两个生产收音机与电子元件的小厂，壮大了技术力量。1974年挂出了东风电视机厂的牌子，定性为大集体企业，不过因为在管理体制上几乎与国营企业无异，所以可以称之为准国营企业，[4]在行政上它隶属于北京市二轻局电子公司（该公司后并入北京市仪表工业局）。

工厂一开始是做无线电收音机的，据高峰倩回忆，1969年他刚来到厂子的时候，就参加了研发无线电收音机的工作。到了1970年陶必德进厂的时候，他们厂接受了研制电视机的任务，而且是晶体管的。搞这样的电视机，当时在全国他们厂还是第一家。搞了一年，1971年“五一”之前，终于搞出了三台9吋的晶体管电视机，取名“昆仑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从一座破庙起家的东风电视机厂”一文中对这一段也做过报道，特别指出：“五一”北京开庆祝大会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把它们安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试用。[5]

陶必德曾在访谈中颇为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历史：“咱们送J201给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事业局）。昆仑牌加上别的厂的，一共五台，然后给广播电视（总局）的人看，看来看去上海的那个不行，南京熊猫牌的不行，只有昆仑的能够稳住，他们要拿着天线来回地转，只有昆仑的才能稳住图像。后来决定把昆仑的送上天安门。[6]

从陶必德的回忆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那时中国电视机工业真的是落后；工厂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受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填补空白”的信念的鼓舞，确实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试制强调的是能够做出来，即要“有”，但是不考虑这样的试制会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不计成本。[7]这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

所以，东风电视机厂自开始制造昆仑牌电视机到1978年底黄宗汉要去当厂长的前夕，有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近乎手工工艺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各类电视机四万多台（黄宗汉得到的统计数字是44000台），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亏损。[8]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亏损被称为“政策性亏损”，被政府认为是合理的，企业的领导也不会因此被问责。

陶必德曾非常清楚地分析过亏损的原因：“那个时候电视机的成本，……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卖48块钱，最高卖120，后来降价到48。一个大管子48，小功率管子十几块钱，你到市场上买那个处理的三极管还得要十几块钱一根。所以一台电视机生产出来成本要1200，当时（市场上）卖290，不亏怎么办？[9]

电视机有那么多零件，它们的进价就很高，加上在工厂制作的成本，要想不亏只有提高售价，但是电视机在市场上的售价却不是根据成本与市场需求来确定，而是国家考虑到在产品稀缺的前提下部分大众的消费相对可以接受的水平来确定，这样亏损是必然的。所以，东风电视机厂的亏损既有工艺技术落后导致生产成本增高的因素，也有零件提供厂家的问题，更有市场定价偏离产品价值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一个私营厂家，老板肯定就破产了，而在计划经济、工厂属于全民（国家）所有的前提下，这样的亏损就被包下来了，不仅包下来，还在继续生产——继续产生亏损。“到年底了赔多少钱，申请上级给补一点，调拨多少资金，就那么干。[10]

在计划经济时代，像东风电视机厂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它上家生产元器件的就不见得不亏损。只是政府和社会需要这种产品，所以这样的亏损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工厂依旧可以存在，甚至评上先进。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企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其实是将生产服从于领导人的政治需要，即生产首先必须服从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而不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及社会的需要。因此，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自力更生造出国家需要的产品是必须肯定的，哪怕它走的是少慢差费的路子，因为这样的做法的意义与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是相一致的。正是根据这样的标准，东风电视机厂才会被理所应当地评为“大庆式企业”。

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央层面改革的原动力

笔者一直有个想法：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山后决意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与他在江西三年多的下放劳动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正是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的劳动生活以及复出之前在江西的参观访问，给了他以一个特殊的“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接触和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的日常生活，知道了老百姓在想什么，也对当时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方针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关于这一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曾以稍带隐晦的笔触，做出这样的记述：

“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11]

可以想见的是，邓小平在离开江西的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中国不能再沿着“文革”以来的方向与道路走下去，只要他再回到中央领导的岗位上，就一定要做出改变。而1975年他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对党、政、军事务与经济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就是一个充满了勇气的尝试。

因此，1978年后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绝对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已经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内外一批有识之士之中酝酿。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明瑜[12]也曾谈过这一段历史：“

邓小平1974年出来工作，到1975年决定他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就开始整顿，整顿叫得好听，本质上是纠正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他把整个经济搞成濒临崩溃的边缘。小平同志一出来整顿的时候就首先抓了铁路，交通要恢复，让万里出来当了铁道部长，整顿铁路。……万里去了以后秉承了邓小平同志的意图，把最主要的铁路，京汉铁路造反派的头头抓起来了，一下子铁路面貌全改变了，很快就变成准点行驶了。铁路之后，小平同志又让张爱萍整顿国防科工委的工作，现在大家叫‘两弹一星’叫得很响，当时已经搞得一片混乱了。两大派打架，九一五、九一六，打得一塌糊涂……整顿国防科委决定派胡耀邦同志、李昌同志、王光伟同志三个人到中国科学院，那就是1975年7月份到中国科学院来。”“胡耀邦来了以后就搞了一个‘汇报提纲’，给中央请示中国科技工作怎么搞。‘汇报提纲’写政策问题，就讲到怎么对待外国的技术。……胡耀邦同志的‘汇报提纲’提到，我们应该实行鲁迅的‘拿来主义’，要把人家各国的先进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即使我们将来进步了还是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所以这边胡耀邦来了以后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不然怎么搞？跟人家差距太大了，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差距啊。[13]

吴明瑜还提起，他们当时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拿来主义”辩护：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数学里面的二项式，（a+b）2=a^2+2ab+b^2，还有它的展开式，代数里面很简单，马克思讲这个二项式定理是多少代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今天一个中学生只要花两个小时就学会了。就是说你掌握前人的东西，在前人的基础上是很容易的。你技术都自己开发，从头自己做起，这是愚蠢的做法。所以怎么对待引进技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常识性问题。[14]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缩短我们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现在来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当时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所以那时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即依靠国内的技术力量与生产条件来研发国家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无疑，这在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它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吴明瑜说当时“四人帮”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反对和国际合作，反对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又搞了一个批判“洋奴哲学”，抓住一些小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江青借了一个‘蜗牛事件’，外国人送来的礼品，电子部门跟海外合作，人家送了一个礼品，一个水晶蜗牛，江青说蜗牛是讽刺你中国是爬行，这就不得了了。[15]

到了1975年批邓时，“这个‘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其实所谓‘三株大毒草’只有一个是成形的文件，叫《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就是胡耀邦搞的提纲”。这是“针锋相对的，非常尖锐”，“江青就是乱搞，整个搞乱了”，所以“极左思潮当时很猖狂”。[16]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1974-1975年邓小平再次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他所推行的整顿阻力有多大。而一旦这种极左思想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时候，无疑就会阻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开始起步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当然，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从中央到基层无数的干部和群众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领导干部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我们也曾访问过曾被《光明日报》称为“明白人”的81岁的王大明，[17]他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担任过北京市经委主任。他是这样叙述他为何积极参与和推进改革的：

“从我思想来讲，比较重要的是1979年的时候，我出了一趟国，化工部组织我们到英国、法国去考察化学工业，那一次给我的思想冲击相当大。我看见人家那工业管理、生产太先进了，咱没见过。咱们当时的化学工业就那种硬塑料，做得还不怎么样，像这种咱不会做，咱们很喜欢这种软塑料。非常喜欢，但做不出来。结果英国、法国满地都是，人家垃圾里都扔着。我们都想去捡那垃圾，不好意思，这中国代表团去捡垃圾，想拿回去当样品。……当时我在伦敦、巴黎郊区都看见很多各式各样的房子，还带车库。我一直以为是资本家的小别墅，后来我找大使馆，问这堆小房子都是干嘛的？他说这是工人区，工人业余时间自己找几个伙伴，买点料，找块地方盖这么一个房子，各式各样的，不像咱们这都一个平板，都是普通工人区，这给我的刺激特别大。因为咱们现在，折腾到现在，咱们北京市还有当时的破房子。”所以“后来耀邦那个时期抓改革开放我就觉得特别地顺，觉得特别对，这个和没有去的（人）还是有点不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想想“文革”时候的闭关锁国（那时大多数国人在媒体宣传的影响下还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像王大明这样的领导干部走出国门去实地感受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多么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考察对王大明这样的有思想的领导干部的最大震撼是，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这就回到了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8]

所以，当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要学会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提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式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并强调“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19]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邓小平以及以他为首的党内一批有识之士在“文革”中以及“文革”结束后的思考和实践的必然结果。他的话语是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底下的“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与“低效率”的彻底摒弃。显然，这是一个昭告新时代来临的宣言。

三、请命前黄宗汉的心路历程

实事求是地说，一直到“文革”开始以前，黄宗汉的人生道路都是比较顺利的。虽说3岁丧父，家里日子比较清苦，不过上学没有中断。17岁（1948年）就在通县的潞河中学加入了地下党，隶属于由建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领导的华北局城工部。当时，他的直接上级就是后来当过北京市经委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的王大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工作，反右前在中共宣武区委宣传部当干事和副部长。虽说1957年反右时说了几句心里话，被认为有冒犯领袖之嫌，差点打成“右派”，但是因为华北局城工部的骨干几乎遍布北京市的各条战线且都身居要职，在他们的保护关照下，黄宗汉只是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保了下来。不但保下来了，还调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在干部一处管干部，职务据他自己调侃说，是“市委大干事”，虽说没有处长的正式任命，可是当处长用。他回忆，当时组织部上上下下基本就是当年地下学委的翻版。因此，他在这样一个“都是自己人”的环境中工作，那才叫如鱼得水。若没有文化大革命，他非常可能“是个青云直上的局面”。[20]

只是好景不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彭真、刘仁都被打倒，像黄宗汉这样在被毛泽东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黑市委”组织部中工作的人自然难逃厄运，“被当作黑帮骨干分子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到北京密云的一个名叫“番字牌”的山沟里劳动。这是“北京最穷的一个地方”，干的是“抬大石头垒坝阶筑梯田这种重体力劳动”，“回趟家，要走56里地，蹚24道河才能到公共汽车站，然后坐着汽车到密云县城，再坐火车到家，早上五点起程，到北京已经天黑了”。当时他认为“这回没跑了”，因为以彭真为首的黑市委相当于苏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当时有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公安局干部“把老婆就带去了，四时衣服都准备了”，“待遇几乎与反革命差不多，我就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反革命分子）放在一个生产队里”。身为从组织部门出来的干部，黄宗汉当然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干部若被打倒家人还要受到株连，这可以说是黄宗汉心中最为纠结的一点。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生病住院，出院之后去他大哥那里进门就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谈任何政治、哲学，任何都不谈。我只给国家挣钱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那时心境之黯淡。[21]

但是，黄宗汉毕竟是名门之后。浙江瑞安黄家其父亲这一脉在晚清三代均出过翰林，他父亲虽然生得晚，但也是留过洋的，归国后还考上了洋翰林，[22]是北京第一任电话局工程师。虽然他大哥黄宗江在回忆父亲的文中说道，“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23]并且父亲去世时黄宗汉年尚幼小，但是家学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黄宗汉的聪明好学、领悟力强既源自父母的传承，也得自后天生活环境中其兄姐的影响。黄宗汉的祖父和曾祖都是翰林中有名的“清流”，也传下了晚清清流洁身自好的清廉家风（黄宗汉自己也说“家风得做清官”）。[24]这样的家庭对黄宗汉的最大影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大丈夫生当建功立业、为民造福的宏伟志向。前者使他在1948年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后者则让他给自己树立了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得出类拔萃的高标准。骨子里，黄宗汉就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敢想敢干，所以他到哪里，都会将自己手里的工作做得轰轰烈烈。

“文革”前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那时“刘少奇同志强调，要专家治厂”，北京市决定提拔一批科技专家来担任企业的领导，“我一共推荐了56个技术干部做工业口的技术副局长和千人以上大厂的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后来给郑天翔一报，郑天翔非常满意，就全批了，而且表扬我们组织部”。“可是这56个里头后来在‘文革’中一做阶级分析，55个都有问题……而且我还有个尖端的，我后来考察了科学仪器厂，了解到科学仪器厂的一位工程师是北航毕业的，他后来研究气体光通信，最后试验的结果是成功了的。那时候美国在气体光通信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通讯距离12公里，苏联的成果是8公里，他是10公里。后来我跟我的主管处长（说），我找的这一帮子工程师，数这个棒，可他就是‘右派’。我研究了他是怎么当上‘右派’的，他就是因为一句话。他们北航的专家宿舍不让咱们中国学生进，他就发了一句牢骚，‘这不就跟那个上海公园似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嘛’。反右时候揭出来了，就打成‘右派’了。后来我就写一个书面报告，第一他的科研成果是什么，第二他怎么就成了‘右派’了。我说，这句话也许讲得不甚妥当，但也不至于把他打成‘右派’。另外现在中苏关系都破裂了，这个事还去追究他干嘛呢，选拔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应该把他提拔到科学仪器厂当总工程师。这一看我们处长吓了一跳——我们处长，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当组织部副部长，他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个条，‘万事不为天下先’。他说小黄，这事不能冒险吧，你的想法我能理解，这事怎么运作啊。他就搁在柜子里了。后来这些被翻腾出来，我就成了‘文革’里头旧市委黑帮骨干分子一个尖端人物了。”[25]

可以看出，黄宗汉虽然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但他脑子里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不多。就考察一个干部的好坏来说，他先看的是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做事。在“文革”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来说，像他这样的人算是一个异类。不过这个想法又和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十分合拍，所以他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改革的先驱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黄宗汉也是一个在政治斗争中不太讲策略、不太懂自我保护的人，这也酿成了他在“东电[26]的改革中最后悲壮出局。

由这段心路历程可知，黄宗汉去东风电视机厂当厂长，也有经历了“文革”之后既想远离政治旋涡、又想建功立业的内心活动的影响。因此，虽然黄宗汉在被“解放”回城后在北京市电子仪表行业的二级公司里做过政工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但当1979年来临，中共北京市委给他落实干部政策时，他放弃了调回市委组织部的机会。“仪表局党组书记王甦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我提出要留下得让我到基层当回厂长，过一把直接指挥生产的瘾”，这样，他毛遂自荐，进了东风电视机厂。[27]他的心愿是当“中国电视大王”。[28]

四、“解放”与黄宗汉的人脉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一句官场古训。中国的官吏选拔与晋升，一级管一级，从来都是由上边决定，历史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如宰相与各部尚书）与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则由皇帝决定。官员的任免权限决定了各级官员都是对上负责，在中国，这种体制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运作，已经十分成熟，各级官员的职责与考核都有十分清楚的规定，就操作来说也有先例可鉴，因此一个官员一旦得到任命，只需按照科层制的要求照章办事，按权限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即可。那为何还要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即还需要上边官员（未必是顶头上司）的奥援？这就涉及到官员在运作权力时的心态和需求。《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一文中曾经论述了“村庄自由政治空间”为何必然存在：各个地区执行某项政策的客观环境的差异决定了该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有因地制宜的变通，因此下级官员必然要求上级官员通过给出执行空间的办法来同意这样的变通，这就使每级都需要一个运作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29]

其次，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认干亲、同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时及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摆脱这种倾向。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及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实际存在的各个山头、各个派别，也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关系确实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市场。

从中国以往的官僚体制的角度看，这种关系折射出领导和下属之间一种微妙的状态：领导要依靠下属去推进自己所负责的事业，显示自己的政绩，因此他首先担心下属不肯为自己卖力气；其次担心下属对自己不忠诚，瞒哄自己，陷自己于不测。而下属一是要从掌握资源的领导手中取得自己开展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二是要从领导那里获得自己任职的合法性以行使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三是要在自己有过失的时候领导能替自己分担责任，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保住自己的职位。因此，在领导和下属之间都有一种发展非正式关系的倾向。因为对每一方来说，推进这样一种非正式关系都有助于保证自己目标的实现。结果，非正式关系就在各级组织内部发展起来，成为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融洽上下级关系、调动下级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的重要保证，“人情”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超越“王法”。聪明的上级都会把默许下级在执行政策方面的某些无损大局的越轨行为（如果它不影响上级的仕途），作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非正式关系的一种必需的成本。[30]

这样一种非正式关系的普遍存在就导致“派系”或“山头”的不可避免。所以，官员们要想有安全感，要想获得资源和晋升，就必须忠于作为上级代表的某个个人，这是入官场必须牢记的一个潜规则，除此之外，属于同一派系的官员也必须互相提携和帮助——这有关派系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义”，违背这个规矩就会被派系所排斥，结果就是仕途前景黯淡。另外，“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也需要牢记，即使不是同一派系的人，轻易也不要去得罪。这就使“官官相护”成为必然。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最强劲的年代，从地方政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出发，它也需要可以由自己独立掌控的资源和政策空间，这使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谋求自身利益的倾向，因此也会在贯彻中央政策方针的时候与中央政府产生利益博弈。

黄宗汉在开始“东电”厂长这一段职业生涯的时候，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在华北局城工部学委系统，后来是中共宣武区委与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又因为这段经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现在，他“解放”了，落实政策了，但是被落实政策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其中既有他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上级们，也有当时他的同事们，大家又重新站在北京市各条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领导责任，手中握有不等的资源，对黄宗汉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黄宗汉自己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关系”：“我见他们很容易，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过，我见书记部长这些人不怵。平常他们准备提拔什么干部，具体办手续事儿上得我干”，因为管着干部任免，所以“大官儿都买你的账，他们都用得着你”。

即使是“不认识我，我跟他们说，我是（原来）组织部的小黄，他们也就信任我了。所以我不怕见大官儿。这挺重要。像王磊，过去是副书记，管财贸的，并不管我，但是我觉得，书记我都随便见，副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现在当商业部长，正好那天到我们厂子来了，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王磊一听，挺好，行，可以。……我那会儿到市委大楼，从上到下，连看门的都认识我，进门什么证都不用，都知道我”。[31]

这就跟一个文化水平比黄宗汉高，但是没有人脉的大学生不同了：在市委大楼里即使只是混个脸熟，那得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对那时不少市委各部的工作人员来说，黄宗汉就是“自己人”了。

所以，黄宗汉在北京市的人脉是他在东风电视机厂推行改革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他的改革也符合北京市的利益，也因此“东电”的改革在最初就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支持。黄宗汉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些法律法规政策，你要改革，你就要突破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主要领导是保守派的头儿，那你根本甭想突破。……他要拿过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收拾你，名正言顺地把你收拾了，到时候你想去告状都无门……我实际上突破得挺多，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觉得需要这么干就干了，我自己明确。北京市委是我的头，他们真正支持我——北京市委为什么支持我？现在我回想起来，也是个利益问题。……当年我找商业部部长王磊要了20万台的电视机进口指标用来买散件，外汇他也就给我了，商业部的利润很高，相当于100块钱人民币的进口，最后卖500块钱，可以赚400块钱。”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肖秧（手里攥着北京的地方留成外汇）一看这状况，找到黄宗汉：“黄宗汉，王磊给你20万台，我再给你10万台的钱（55美元1台），就按照你和王磊的合作条件，500元1台。[32]电视机由黄宗汉包卖，卖得的钱归北京市，这样一来，10万台就拿回去5000万元。这是给北京市的钱，不是给中央财政的钱，所以北京市也很高兴，连夸肖秧把钱用活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推行的改革，既是时代大潮与民心党心合力推动的结果，也是黄宗汉个人性格与志向使然。黄宗汉能将改革付诸实施是因为他得到了（首先是）北京市领导和干部的支持，这样他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上找到一个撬点，靠着这样一股合力来撬动坚冰。当然，从上边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改革的阻力将会来自何方。

注解：

[1]　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2]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3]　2010年1月9日原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座谈会陶必德的发言。

[4]　那时的所有制等级可分为国营、地方国营、大集体、集体（街道工厂）四级，“国营”相当于现在的“国有”企业，所以“准国营”相当于现在的“准国有”。

[5]　引自黄宗汉档案，没有播出的具体时间。

[6]　2010年1月9日原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座谈会。

[7]　陶必德也说：“当时没有这种压力，反正是国家拿钱，让你去生产，你只要把产品搞出来就行了。至于成本多高（是）不管的。”（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8]　亏损的具体数字，我们看到不同的材料说法不一，有说3000多万元的，有说1500万元的，据黄宗汉的回忆，是1563万元，参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9]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10]　同上。

[11]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65-2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　吴明瑜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技术引进在高层领导中发生激烈争论时乃至中纪委决定对黄宗汉进行审查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黄宗汉，决定让黄宗汉参加赴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的科技考察团，详见第八章。

[13]　本段引文见2009年8月13日访问吴明瑜。

[14]　2009年8月13日访问吴明瑜。

[15]　2009年8月13日访问吴明瑜。

[16]　同上。

[17]　王大明曾在《当代北京》中回顾了这一段历史，非常鲜明地表明：“我是支持黄宗汉同志的，当时中央和北京市的许多老同志支持黄宗汉是绝非偶然的。”详见附录12。

[18]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转引自《人民网》2001年6月26日。

[19]　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引自《解放文选（1978—1998）》，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20]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1]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2]　洋翰林考试和科举考试的不同，在于要加试数理化。

[23]　黄宗江：《艺术人生兮》第21页，中华书局2008年。

[24]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5]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6]　即东风电视机厂，后同。

[27]　参见附录12《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28]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9]　参见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0]　参见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Walder（1985）新权威主义那本书也谈了这一点——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31]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32]　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一、企业一定要盈利

黄宗汉这样叙述他当厂长之前全国电视机行业的情况：“当时中国的电视机生产线都是纯手工生产线，你不知道当年的电视工业有多落后，纯手工生产在生产过程里是靠敲敲打打把电视机组装出来的，最后的质量根本就没保障，经常发生起火爆炸等等严重的质量问题，生产是非常落后的，全国的电视机厂都是这样，不光我们这样。费这么大劲生产这种电视机，质量又特别差，全国的电视机厂都赔钱，那么国家怎么办呢？给一个政策性的亏损补贴，像我们这个厂在我当厂长那年，按照他们下达的生产任务可以给我们200万（元）补贴。[1]

这是因为当时要“自力更生”，“得有自己的电视工业”，“全国大的市都有（电视机厂），都赔，赔得一塌糊涂，有的比我们赔得还严重，产量还低，有中央的补贴，有地方的补贴”。[2]

黄宗汉看到了电视机制造行业的这种情况，建功立业的想法使他热血沸腾：“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企业办得还有什么意思。[3]

对于当厂长后的方针，黄宗汉也有了大体的想法，他在仪器公司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已经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材料上提到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当年日本“给美国福特做组装，给英国奥斯汀做组装，给法国雪铁龙做组装，组装的过程里他就吸收他们的技术，了解人家汽车公司的技术有什么优点。他们经过一段组装以后消化了汽车引进技术，然后他把这三个国家的技术特长都融合到一起来创造自己的新丰田车，回过头来打入国际市场”。[4]他觉得中国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发展也可以走这样的道路：“通过散件加工，引进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最终打入国际市场。[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1月，黄宗汉来到东风电视机厂就任厂长。作家理由在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中这样描述黄宗汉的就职场面：

1979年的初春，黄宗汉身穿一件半长不短、半新不旧的棉外衣，正在北京沙滩附近一座凋敝破旧的寺庙（嵩祝庙）里，面对着东风电视机厂几十名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和科长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就职宣言：

办工厂就应该赚钱，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像农民种地要打出粮食一样的天经地义。年年赤字，八年亏损，难道我们能够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扭亏不扭亏，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干脆咱们讲明白一点，我就是利润挂帅，因为利润和政治是一致的。搞出优质低价的新产品，满足老百姓对市场的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6]

在一个“抓纲治国”的总体方针尚未被废止、改革开放的思路在基层还处在一片朦胧的阶段，[7]黄宗汉将为国家创造利润与政治挂帅统一起来，将工厂今后的发展道路的话语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今后东风电视机厂所走道路的方向必须改变”这个舆论也这样造出去了。

黄宗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会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他觉得讲扭亏为盈、重新规划东风电视机厂的发展方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商业部买电视机的钱，我变成买零件，又没多花国家的钱，一举两得，是吧”，而且，“这做法又不是我创造发明，日本战后和‘四小龙’，都这么干的。”对于来自直接上级仪表局某几位领导的不满意，黄宗汉不屑一顾，“他们跟我官大小差不了多少”。[8]

黄宗汉的说法在工厂党委会上受到了指责，被批为“利润挂帅”，黄宗汉的回答是“没错，当厂长就得给国家挣钱”。[9]

可见，黄宗汉就任厂长伊始，对应该怎么去扭亏为盈有着清楚的思路。他的想法就是认准一条路，不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也毫不犹豫杀进去，冲向前。虽然他是搞党务组织出身，也搞过宣传，却没有组织干部思前想后、考虑周全、做事严谨的特点，也没有宣传干部关注上头风向、注意宣传口径的习惯。当时，他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当厂长就得给国家挣钱”这句话背后那种振聋发聩的政治意义：它已经将一种新的标准“效益”引入了对企业和企业领导的评价机制，并且将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它也使被计划经济体制奉为圭臬的上级指令在效益这块试金石前成为笑谈，这将导致在政治挂帅下游刃有余的政工干部无所适从，也会使本来宝相庄严、话语即法律的上级失去其权威，所以，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它的前途一定不会平坦。

二、选人新标准

黄宗汉深知，万事开头难，所以他在上任之前，已经为自己当厂长后该怎么干做足了功课。要想扭亏为盈，走老路是万万不行的，少慢差费，建厂之后的八年亏损就是例证。只有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电视机来占领市场。那个时候，引进技术通常采取的是“宝山模式”，即“搞基础工业成套技术引进”，购买国外成套设备建厂生产。但是这样的做法东风电视机厂肯定没戏，因为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要在北京新建一个电视机厂，做全套技术引进，……从设备到技术全买，北京就布点了”，这就是生产牡丹牌电视机的北京电视机厂。既然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已经在北京布了点，所以他“要想争取当时的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再给我几百万美元，让我也搞一个成套技术引进没门”，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了。而且，事实上这样干花钱又多，效率又差，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如前所述，黄宗汉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资料上看到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做法，通过组装外国汽车，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然后生产出有竞争力的汽车打进国际市场。他觉得中国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发展也可以仿效这样的路数。[10]

说干就干。“当时正是咱们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上，通货膨胀，物价越来越高，怎么办？得大量回笼货币，回笼货币最好的商品是什么？在当时就是电视机，所以商业部就大量的从国外进口电视机，成百万台的进口。”黄宗汉去找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他是55美元一台进口的，当时的外汇比价是1:1.92，就算一美元等于两块钱人民币，那么这55美元就百十来块钱买进来的，然后卖给老百姓多少钱呢？卖500块钱，一台就能挣近400块钱。”“每年反正得上百万台进口电视机（我跟他谈的时候商业部进口200万台），进口这么多电视机，何不进口些零件让我组装，装完以后我再卖给你，日本人多少钱卖给你，我还多少钱卖给你，我就挣你的加工费，我用加工费的收入来引进技术。[11]

黄宗汉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是我从电视工业总局要不来钱，第二，商业部的部长是我们老上级，我想跟他商量商量（也许行），跟他说了一下，他挺支持，说，行吧，先批你20万台的进口指标，你选择合作对象去吧，按照国际标准生产电视机，然后生产加工完了统统都交给我们商业部，还是跟我们进口价一样的，我算支持你一把”。[12]没想到还真成了。这下，他想改变东风电视机厂发展方向所必需的用于操作的政策空间与资源都有了。[13]

对于黄宗汉来说，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老关系”，以出乎意料的轻易踢出了扭亏为盈的第一脚，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从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了黄宗汉做事情的风格，借用高峰倩的话来说，是“毫不顾忌”，[14]以最简捷的方式直奔自己的目标而去，事先不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权衡去顾及上下左右的关系。他做这件事情，虽说得到了北京市领导和直属上级（仪表工业局）中部分领导的支持，但是在掌握电视机生产主要资源、对生产发布指令的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看来，这完全是自作主张和异想天开的行为，藐视了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的权威。在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高度科层化的体系中，这是不能容忍的，这在东风电视机厂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楚看出。

在发展方向的改变已经基本解决之后，黄宗汉要解决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网罗能够帮他实现这一转变的人才。这包括几个方面：能辅助他管理工厂的；能帮助他完成技术改造的；还有一些特殊人才，比如与外商谈判必需的翻译。但是他不能靠当时厂里的领导班子，因为当时的党委和工厂主要领导中，有的是“二级工”出身，还有“小八路”出身的，文化水平都较低，显然挑不起黄宗汉想要他们挑的担子。

找人才成本最低的办法是就地取材，组建支持自己的改革团队，黄宗汉首先把目光落在厂里。毕竟1970年代还是有大学生和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厂子。第一批进入他视线的就有高峰倩。高峰倩是1961年上的军校，西安军事电气工程学院，当时人称“哈军工西军电”，是很有名的军校。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高峰倩的父亲原来是经贸部的一个司局长，他上军校是以干部子弟的身份被保送的。“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他们被送到黑龙江一个军队农场劳动，1969年转业来到东风蜡纸厂（组成东风电视机厂的小厂之一），然后开始研制收音机。对于这个工厂来说，高峰倩算是一个年轻的元老了。高峰倩脑瓜子好用，曾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给自家组装了一台9吋的晶体管电视机，当然，更重要的是，高峰倩和黄宗汉一样，有一颗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是我吹，要不是家里受冲击，我这水平，怎么会跑这么一个厂里去”，这是给“降到这儿啦”[15]所以，他不会满足于蛰伏在东风厂里默默无闻地终老一生。黄宗汉决定给他这个机会。先是把他派到日本去学习，掌握日本的电视机生产流程和工艺技术，回来后将他从车间的副主任直接提拔为技术副厂长，负责技术引进与国产化。黄宗汉还从底下弄了一帮大学生帮他。[16]

黄宗汉还想提高工厂的生产管理水平，所以还要物色一个负责工厂质量管理的副厂长。这回他看中了稽国庆。稽国庆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学电子的，毕业了留校，却改行坐了机关。70年代初从中国科技大学调回北京，进了东风电视机厂。稽国庆进厂后，先搞政工，随后到一个车间去当党支部书记，接着又到工艺科去当科长。稽国庆为人正派，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强，又懂行，脑子也好使。[17]这样的人才，黄宗汉自然不会放过。但是在使用的时候黄宗汉还是经过了考察。他首先将稽国庆调到质量管理办公室，管生产质量，随后又调他到工厂办公室当主任，提升稽国庆的综合管理能力，最后才将稽国庆提拔为负责生产与质量管理的副厂长。

至于翻译，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黄宗汉知道单纯强调政治标准和阶级出身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不知压制了多少人才，所以他不拘一格，找的“英文秘书是挺有名的‘右派’，是北京的，原来学气象的，还有他老婆，原来是教英文的”。[18]他又“从甘肃招来两口子，都是学日文的”，他要找的日文翻译必须“懂企业生产的这套东西”，应该是在电子企业工作，这对夫妻正符合这个特点。

人才其实并不在于多，而在于得用。总体上，黄宗汉的用人政策也是这样，要用的这个人必须适合这个位置。用人方面也体现着他的“毫不顾忌”，他的德才兼备的“德”至少并不全是阶级出身，而是强调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的人品。比如他用的陶必德，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因政审有误曾被定为富农，黄宗汉把他提为负责引进的电视机生产线生产的四车间主任，看中的就是他对工作高度负责，陶必德那时早晨八点前到车间，晚上九十点钟才离开，他在车间里因为过于劳累都晕倒过。后来黄宗汉看他岁数大了，觉得车间的工作于他来说已经太辛苦，而当时因为电视机生产数量上去了又急需得力的人去管销售，所以就将陶必德调任为销售科长。陶必德曾很自豪地跟我们说，“当时中国48个电视机厂，很多销售科科长都贪污受贿，都受过处分，……而东风电视机厂销售科长没有问题”。[19]从黄宗汉用的这几个得力的骨干身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用人特色。

三、寻找合作方

黄宗汉利用国家的既有政策空间获得散件加工的许可，借此全面提升工厂的实力并获得经济效益的做法，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这等于是从国家手里借外汇来生产，自己不出一分钱；这事情成了，就等于用消费者买电视的钱来还借国家的外汇，并给国家创造利润。但是，借100元的外汇（55美元）到国外去买散件生产，然后将生产的电视机以500元的价钱卖出，再将500元还给国家，工厂并不能直接从这种生产中获利。黄宗汉的算盘是“石头里榨油”，从外商手里挤出合作的优惠，寻找自己的盈利空间。思路虽然好，但是做起来不容易。此后黄宗汉就没白没黑地投入到寻找合作对象的艰难谈判之中：

“现在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可是我真正着手做马上就遇到了困难。先甭说国内的困难，就先说国外的困难。日本八大电器公司在北京饭店都有办事机构，王磊给我20万台散件指标，我就找这八大公司办事处的头头们谈判了。我以为这谈判还谈不成啊，20万台也不是个小数，对哪个公司都有吸引力。结果一谈就碰了钉子，人家说，你要买散件组装，那行，我卖你电视整机55美元，卖你散件60美元。八大公司基本如此，有的是61美元的，有62美元的，最便宜的60美元。这我还挣什么钱，我得往里贴钱。[20]

这些日商都认为，“黑白电视机没多少利润，给你运到中国来，运费就很高；运个整机来是一个运输体积，要运散件进来，就变成显像管是个运输体积，然后机箱也得给您运进来吧，机箱本来就是电视机这么大个儿，这又是个运输体积，然后乱七八糟零件归拢到一块，又是一个运输体积……三个体积加在一块，不收60美元，怎么能干得了呢。八大电器公司，七个电器公司都是这价。[21]

当时黄宗汉借用了仪表局在北京饭店中楼的包房，用于跟外商谈判，所以条件好一点，沙发写字台都有。但有时谈判时间长，需要休息，他们就在北京饭店后楼又包了一间接待一般业务往来的房间，每张床是两块钱一夜，一间客房只有三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只能商量点事睡睡觉了。至于厂里，“厂长办公室特别拥挤，连放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仨厂长在一个屋里，所以晚上到锅炉房，那儿有睡觉的地方，在那儿睡”。[22]当时他们真是拼了命干的。

最后，黄宗汉与三洋公司谈成了这笔生意：“三洋公司急于打入中国市场，而且他的机型比较先进，生产成本比别人低”，而且“三洋公司当时拿不出对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的产品，他的黑白电视机，他认为比别家的强，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元器件比别家少，成本低，第二，这黑白电视机稳定性好，对他来讲，还是个打入中国市场的拳头产品。最后我们就谈成了，50美元买的散件，等于从商业部给我的外汇中每台有5块钱的富余，这5块钱变成我的技术引进费用。怎么引进呢？当时我跟他说，我买你这20万套散件，（整机）要用你的商标。我在质量上制约他，我要不用日本的商标他就无所谓了……这是一。第二，还有一个群众的购买心理，花500块钱买日本三洋电视机，（群众）认头，但是要买中国电视机，这500块钱他就不认头，当时中国电视机卖不了这个价，比这便宜。（因为）用你的商标，（就）由你派出技术人员给我组织生产，不是指导，实际上我让他们来当二厂长，得对整个生产负责。[23]第三，你给我提供关键设备，凡是我能做的我都自己做，我做不了的，你得都给我提供。（结果就）签订了这么一个合作协议。[24]

这个协议对东风电视机厂来说，“好处太大了。之前中国的电视机生产线都是纯手工生产线，是靠敲敲打打把电视机组装出来的，最后的质量根本就没保障，全国的电视机厂都是这样，（还）都赔钱。这工厂从建立起来，我当厂长之前它已经生产八年了，是全国红旗厂，全国大庆式企业，一共就生产44000台电视机，亏损1563万”。[25]我当时的思想是，这种企业办得还有什么意思，生产质量这么差的电视机卖给老百姓，就是坑老百姓，哪个厂都是这样。就这样还都走后门找你要电视机票。”

而“三洋公司（也）认为这是打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它也是跨国公司，真帮助我制作了一条黑白电视机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最高年产量可达到30万台，是半自动化的（关键设备是他们提供的，滚链线等大量传送设备自己做）”。[26]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黄宗汉给三洋公司算了一笔账，认为“它没赚钱，甚至还往里贴钱”，三洋公司却认为“这是值得的”。黄宗汉说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在跟三洋合作之后，曾问东京三洋的厂长，今年生产怎么安排？三洋厂长的回答是：“今年电视机生产没安排，我所有黑白电视机生产都给你了”。原来他们日本厂已经全部改产了，“人家就是腾出自己的场地资金技术力量来搞更先进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给你了”。[27]表面上看，好像黄宗汉占了很大便宜，而实际上，三洋公司不仅借此机会抢先占领中国市场，让黄宗汉免费给他们做了一个广告，还借此腾出场地来生产更先进的录像机，当时录像机在国际市场上是热门货。“他黑白电视机不下马，不把这些东西都转给我，在日本就是一堆破烂货”。这件事让黄宗汉深受震撼，他发现，在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方面，自己真是有很多要向日本企业家学习的地方。

虽然三洋50美元的报价和商业部55美元一台的外汇额度之间有5美元的差价，但黄宗汉挣钱并不主要靠这个差价。“生产过程里头还有挺大的成本，就是供、储、运、产、销这些环节里头，每个环节都有成本……日本人给我提供零件的时候有备损件，按照惯例他们一般不超过1％，后来我提出来，我说我最后没钱可赚，你就把这备损件给我提高一下，提到2％。备损不等于就真损，后来我加强生产管理，电视机零件损失1％都不到，是百分之零点几”，黄宗汉把节余的备损件全装配成电视机卖掉，他挣的是这个钱。

通过这样一种几乎不花钱的方式，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同时引进国外的管理方式，一下子将国内电视机生产与国外的差距拉近很多年，不管是对东风电视机厂还是对整个中国的电视机生产行业，这都是非常划得来的。黄宗汉受到的另一个启发就是必须要开放，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与外资企业合作，他就不可能直接接触到国外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理念。

四、百万富翁

黄宗汉上任一年，盈利12600元，取得了开门红，全厂大振奋。但他并不满足。随后黄宗汉召开全厂职工广播大会，在会上再次强调自己的核心论点：办工厂就得给国家赚钱，不给国家赚钱工厂办得有什么劲？咱们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不能满足这点成绩，明年要当百万富翁。[28]一句话把工人心头工作的热情燃得更旺了。

当百万富翁其实也不是瞎吹，黄宗汉是算过账的：这条黑白电视机流水线生产不到两个月（也可以说只是试产）就已将过去的亏损填平，还盈利了12600元，那么明年干一年能盈利多少？况且，黄宗汉这时还想干一票更大的买卖，就是把彩电生产线引进来。前面已经说过，看到商业部挣了钱，北京市也给了黄宗汉10万台的外汇指标。这样，黄宗汉手里攥着30万台的外汇，也有点财大气粗的样子，所以他去日本找合作厂家心里也不打鼓：“我当时手里攥着几十万台电视机的进口配额，这日本八大电器公司都知道，所以我到了日本他们挺当回事的，都想跟我做买卖。我不光看三洋公司的厂子，也参观别的电视机公司的厂子，大同小异……我那时候在筑波科学城一个夏普的研究所就已经看到平板电视了，不用显像管的电视机。80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发出来，技术都成熟了。我问他们这个为什么不生产？他们说现在不能推出来，得把现在这种电视机的生产能力耗尽才能把新产品推上市场……所以他们就一个劲儿在中国推销电视机生产线，想甩这些东西”。[29]这让黄宗汉明白了很多：“凭什么你甩我啊，我为什么就不能早点抽身出来？我就有种想法，……用不了多久，就得甩掉黑白电视机，改成生产彩色电视机。[30]

这件事情表现出了黄宗汉性格的又一面，就是他的进取心，永不停驻，永不满足现状，没有这一条，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也做不出这样一番事业来。

当然，上彩电生产线也需要钱，黄宗汉是个精明人，在商言商，于是他就去找肖秧：“咱俩都明白，你可是赚大钱了，……到时候你得给我点儿钱，得返还资金来支持发展我这企业。[31]

他找肖秧是因为肖秧可以做成这件事：“他既是经济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又是北京市经委副主任，他可以作为总经理给我签字批钱，也可以作为副主任批我的项目。因为他的支持，我在全国最早上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因为“北京市也挺高兴，说肖秧那点钱用活了，经济建设总公司现在钱挺多，他给黄宗汉以后赚了大笔人民币，不然他这外汇搁着往哪儿投啊。那好吧，黄宗汉还想上彩电，让他上吧”。[32]这样，北京市就给东风电视机厂的彩电生产线开了绿灯。[33]

黄宗汉还是“按照搞黑白电视机的做法引进彩电生产线关键设备，然后，我能做的自己做，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机械制造车间。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我跟三洋公司讲，关键设备你得尽可能从中筛选，我确实做起来很困难，因为我手里外汇太少。三洋公司一看，说得了，我们专家在你这儿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了解你的制造能力，凡是你不能做的我都送给你。白送了！[34]送我32万美元的关键设备，我一下子就把彩色电视在全国率先搞起来了”。[35]

黄宗汉这么做，肯定是冒犯了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因为“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在全国布了四个点，包括北京电视机厂。他们那时候搞全面技术引进，每一个项目都是大笔的资金，涉及电视机生产所有方面的东西都花钱引进”。现在黄宗汉干成了，广电工业总局那四个点“干了好久还没开工生产呢”，黄宗汉“弄了一年多就出机器了”，“先上市场，先赚钱了”，这都没有经过国家广电工业总局批准，“触犯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让他们特别恼火”。[36]但他顾不得了。

接着，黄宗汉又做了一件被计划体制内某些上级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事情：利用为肖秧给的10万台黑白电视机解决销售问题的机会，在全国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点。肖秧虽然“手里攥着北京的外汇额度，北京的地方留成外汇在他手里”，但是和商业部不同的一点是，“商业部自己有交电公司，国家整个垄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电视机做出来都得卖给交电公司，统一组织生产，统购统销”，所以黄宗汉帮商业部生产的20万台黑白电视必须交给交电公司来卖。但是肖秧“没有什么销售机构，在北京市就有一个公司，有那么十来个人”，所以他愿意让黄宗汉帮他卖，自己当甩手掌柜。黄宗汉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应该有分工，“应该是工业的搞工业，商业的搞商业”，“不能把工业利润、商业利润都搁到自己手里”，但是黄宗汉的想法是：自己穷得叮当响，为什么有钱不赚？所以他就借此机会在“全国布了两百多个点”。“那会儿布点也容易，因为全国电视机短缺，你当我的点，我每年拨你多少台电视机，然后电视机的保修费我给你，足够你维持日常开支的，各省市太高兴了，电视机北京短缺，外地更短缺，全国各地就出现了这么多销售点”。就这样，黄宗汉突破了交电公司对他工厂产品销售的垄断，自己有市场了。现在黄宗汉回顾这一段，还不无自我嘲讽地说：“后来我就招人恨啦。[37]

生产的发展，促使黄宗汉不能不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东风电视机厂紧挨着亮果厂中央文化部，“不适合搞大批量生产，搞研究所挺合适”。所以等到“生产到29.6万台的时候，我就刹车了，不能再生产了，如果按照日本专家说的50万台作为生产基数，……亮果厂的交通流量就增大到每五分钟就有一辆解放车出入厂东门，那地方的交通就玩完了。我们在亮果厂组织29.6万台的生产，我还得有在制品，还得有库存，所以实际上是几倍的量”。黄宗汉在日本看他们企业的无仓库生产，印象极其深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做不到，到后来他几乎把总后勤部车船部的某个仓库全都租用了，铁道专用线、起重设备也全给用上了。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就非向外扩张不可，所以经过北京市委领导点头，他在朝阳区豆各庄用了两百多亩地，原来是垃圾场，将它开发为生产储运基地。还“给被占地的那个村办了八个小工厂，但规模很小”，[38]这样就把占地的问题解决了。

黄宗汉当厂长的后两年，先后盈利800万元与2200万元。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是冲破计划经济体制不管在观念上还是行为方式上的条条框框，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与这些条条框框对着干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离经叛道”与“胆大妄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黄宗汉完全可能一事无成。邓小平提倡的“解放思想”，黄宗汉用自己的所言所行做了一个范例式的解读。

注解：

[1]　2008年11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　同上。

[3]　2008年11月10日访问黄宗汉。

[4]　同上。

[5]　同上。

[6]　理由：《希望在人间》，《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

[7]　黄宗汉那个时候已经得知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精神。

[8]　上述引文参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9]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10]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1]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2]　同上。

[13]　黄宗汉没想到这也是后来有争议的一点，被人指责为“贪天之功为己有”，当然这是后话。

[14]　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5]　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6]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7]　高峰倩在向我们介绍稽国庆时曾说他后来给一些单位讲质量管理的课，逻辑特别清楚。

[18]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9]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20]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1]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2]　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23]　这就等于是把管理也引进了。

[24]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5]　同上。

[26]　同上。

[27]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8]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9]　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30]　同上。

[31]　同上。

[32]　本段访谈参见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33]　谁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检查组开进来后这会变成一条罪状。

[34]　对于“白送”这个问题，黄宗汉认为，如果单就这件事情来说，日本人肯定亏了，“但是大跨国公司赠我这套设备，使他能抢先占领中国市场”，如果为此他们要付一笔广告费的话，“也得比这笔钱还多”。

[35]　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36]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37]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38]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第三章　“东电”的悖论

一、“东电”的悖论：“搂钱的耙子”与“装钱的匣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一次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用我们现在通行的话语来讲，是一次重新“洗牌”，这势必要冒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当黄宗汉理直气壮地喊出“当厂长就得给国家挣钱”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将一种新的标准“效益”引入了对企业和企业领导的评价机制，并且将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这将导致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工作游刃有余的从事政工的干部无所适从，这些在改革中利益会受损的人也会发起反击。因此，黄宗汉在“东电”的改革开始的时候，就与当时的东风电视机厂党委书记及部分政工干部发生了冲突。

工人们是这样表达的：“黄宗汉那个领导班子，黄宗汉是出去找钱的，家里人是想办法往工人兜里装钱的。如果配合好的话，应该是这样的。”“黄宗汉就是一个搂钱的耙子，但是厂里呢，没有一个装钱的匣子。装钱的匣子应该就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一搅和，就完了。[1]

工人们的话语很朴素，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分工是厂长找财源生财，书记理财管厂内再分配，这是最佳配合。如果书记不能理财还要给厂长捣乱，那么这个厂肯定就搞不好了。透过工人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厂长和书记的职责，第二层是厂长和书记的配合。黄宗汉对自己职责的认定跟工人是一致的，他从企业必须盈利这一点来定义自己的职责，把给工厂挣钱或者创造给工厂挣钱的机会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工人的话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当时工人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工人在经历了“东电”以及中国企业那么多年的改革之后的反思；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比较模糊，现在看清楚了，企业里边厂长和党委书记最合理的角色分工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管怎样，厂长应该抓企业的效益现在是这些工人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改革对工人意识和观念的改变。相对来说，黄宗汉的观念就比较超前，虽然他只是将一个简单的真理充满勇气地说了出来。

与他相比，党委书记[2]的想法还停留在以前。从工人所表达的意思看，书记对黄宗汉的抱怨首先是因为他不安分，出现了角色错位：“他老说黄宗汉一天到晚不在厂里待着，你作为厂长，不在厂里待着。[3]由此可见，书记对黄宗汉的角色期待是：每天在厂里待着，了解和处理工厂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才是一个厂长的“本分”，至于企业挣不挣钱，那是第二位的。书记的这种期待，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千万个厂长每天在做的事情：领导和管理，但这种领导和管理是在所谓“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现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而寻求工厂盈利却是一个有政治风险的行为，因为这有可能被指责为“金钱挂帅”或“利润挂帅”。所以，当黄宗汉在开始寻求企业盈利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堵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所规范的厂长角色同时也为千千万万厂长的实践所筑成的大墙。顺着这样的思路往前走，书记对黄宗汉的抱怨还有进一步的理由，那就是黄宗汉的角色缺位使得他必须做更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按照体制规定的角色规范来说，本该是厂长来做的。厂长不在，而厂里又有本该厂长出面处理的突发事件的时候，书记就得顶上去。可以想象，若是要让书记去排解一些因为改革导致的工厂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利益冲突时，他一定会窝火万分。最后，当黄宗汉推行的改革需要在人事权与财权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的时候，势必会触动工厂既有的权力格局，使党的系统担忧“大权旁落”，从而引发党委及其下属机构与工厂行政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会集中表现为书记和黄宗汉的冲突。

黄宗汉虽然有理念有决心，但他面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筑成的无形的大墙，这堵大墙首先就横亘在他想施展自己抱负和拳脚的厂里。黄宗汉很清楚，他和书记不同，他是“外来户”，几乎是赤手空拳进的东风电视机厂，而书记此前已经在“东电”经营多年，底下还有被工人称为“八大金刚”的一帮小兄弟，[4]黄宗汉就任厂长前后，他们先（7人）后（1人）走上了东风电视机厂中层领导岗位，与书记上下呼应，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其中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1980年黄宗汉出国谈业务之际，书记以学习考察为名，将厂里一帮中层干部带到四川，“把厂子扔了不管了”。[5]一些工人和干部至今谈起这件事情仍耿耿于怀，因为它明显将党委和行政的矛盾公开化了。

由此可见，“东电”的悖论就在于，作为一个工厂党委和行政系统的两个最高领导，从各自的理念出发，都认为对方出现了角色错位，换言之，就是“搂钱的耙子不该去搂钱”，“装钱的匣子没有去装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书记和厂长黄宗汉之间出现的问题，正是改革初期党政系统新产生的矛盾的一个缩影。

二、不适应的“上层建筑”：观念与制度

改革的阻力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极致状态。有过那个年代记忆的人都知道在1974年与1975年，曾经有过一个“风庆轮”事件，“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归来，大做文章，攻击交通部驻风庆轮干部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崇洋媚外”，“散布‘洋奴哲学’”，反对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四人帮”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提出造船与买船并举、廉价购买一批船舶来缓解远洋运力矛盾的正是周恩来总理。

应该指出，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并且，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也停建了所有的援华经济项目。面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中国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有无奈的成分。“自力更生”其实与争取外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矛盾，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变成了拒绝外援和拒绝引进国外技术（唐山地震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拒绝国外帮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并且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思想，成为了一个判别行动对错的标准。这就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变成了一桩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因此，当黄宗汉准备在东风电视机厂实行改革的时候，他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风险。

事实上，自打黄宗汉踏进东风电视机厂，关于他的改革的争议在厂里上上下下就没有断过。争议首先是在他通过散件加工引进技术这种方式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一方面。支持的人觉得黄宗汉有魄力，有远见，做了天大的好事；反对的人认为他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拾人牙慧，崇洋媚外，甚至还有说这是“饮鸩止渴”的。我们注意到，反对派中除了部分政工干部之外，还有一些是当时厂里的技术人员。这些人曾为当时的昆仑牌电视机的试制与投产做出过贡献，他们担心一旦引进国外新的电视机生产线，自己将无用武之地。[6]因此，他们也积极参与了上访、匿名信、小字报、大字报等试图搞倒黄宗汉的活动。在一份材料《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中，[7]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1979年之前东风电视机厂的生产，反对派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代，虽然厂里的生产经营连年亏损，电视机质量差。东风电视机厂在1979年之前生产的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像当时所有的国产电视机一样，图像不够清晰和稳定，用当时调侃的话来说，就是“波浪滚滚，乌云密布，雪花飘飘”，在技术上并没有完全过关，但是反对派却抱着一种“敝帚自珍”的态度，认为这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指引下生产出来的，谁说它不好就是否定“自力更生”的方针。黄宗汉其实也无意否定东风电视机厂在1979年前取得的工作成绩，他只是不能容忍工厂不为国家挣钱。同时，他也认为工厂的技术水平不高，而引进技术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黄宗汉和他的反对派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是要“有”，还是在“有”的同时解决“好”（质量与效益）的问题。反对派们说可以先“有”后“好”，但问题是，从“有”到“好”这个过程会有多长。中国当时经济和技术水平在很多方面的落后，其实就是因为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从“有”到“好”的路还没有走完。这场争论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工厂的生产经营要不要效益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说起这段经历，继任的书记张宝泉也有自己的看法：“老黄办的这些事儿啊，他说他上层路线也走，下层路线也走，我说还有一个中层路线，这中层路线，他没走好，没下功夫，后院就起火了。他干的这些事儿又是打破常规的事儿，本来人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做思想工作，不统一认识，你就干了，那后院儿还不起火？所以上层路线他善于走，下层路线他也走，中层路线，没下功夫。”“职工，这是下层路线，奖金高了，当然都高兴。而领导班子这一拨儿人，就是中层（路线），你的左右啊，（结果）左右起火，有的还诬告他，给他起外号儿……”不瞻前顾后，这种性格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招来麻烦。虽然这与个性有关，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体会到黄宗汉当时的处境。

另外一个可以捆住黄宗汉手脚的障碍是当时工厂的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工厂基本是既没有财权也没有人权，再就“计划就是法律”来说，黄宗汉也没有事权（经营权），因为“屁大的事都得请示，盖个临时厕所都得打报告”。归根到底，就是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黄宗汉曾说过这么一件事：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有九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街道小工厂，其中一个是锦盒社，人也不少，“也就会糊纸盒儿”。黄宗汉看到，“进口的那些东西都很讲究包装，纸盒包装，三合板包装”，可是以往拆下来“这个包装最后都卖给废品公司了”，其实“把这些原料裁一裁，都可以糊挺讲究的纸盒儿”，并且“这收入不少”。“那会儿我就想，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东风电视机厂从生产电视机到糊纸盒儿，都干”，“搞我的三产”。[8]

可是黄宗汉刚放了点风想看看上面的反应，就被计委阻止了：“你这电视机厂，你还要搞纸盒；搞起来以后，你财大气粗的，人家那纸盒厂还活不活了？[9]所以计委的态度很明确：“不批准！”黄宗汉对此也无可奈何。

上文已经说过，黄宗汉重用大学毕业生与老知识分子，“党委书记啊，副书记啊，管生产的副厂长什么啊，公开在党委会上提出意见来，我们那个管生产的副厂长就说，老黄，你的干部政策有问题”。[10]“你就靠这帮子知识分子，他们不就多比咱们念两年书吗？”黄宗汉反驳说：“至少从日本来的生产调拨单和保险单，上边的英文他们都认得，你怎么不认得？”“一句话就给他撅回去了。”尽管这样，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工作三年，也因为重用知识分子而被戴上“阶级路线有问题”的帽子被攻击了三年。他自己深有感触：“‘文革’刚过不久啊。”那个时候搞改革，除了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各个方面还要面对“文革”遗毒的阻碍，现在我们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去说去做的事情，在当时还是“禁区”。[11]

三、“开放”对“改革”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中，“开放”是被放到与“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的。换言之，要改革必须开放，有开放才有改革。黄宗汉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深有体会。前文提到的他去日本筑波科学城参观，发现那时人家已经开发出平板电视技术，之所以一个劲儿往中国推销电视机生产线，是为了将显像管电视的生产能力耗尽。这件事对黄宗汉刺激很大。

开放使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走出了国门，而在发达国家的所见所闻大大打开了这些干部的眼界，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对中国的发展问题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和体悟又转化为回国后改革的动力。

开放的另一个好处是增加见识。这也是黄宗汉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的。他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经营管理时听说了“全面质量管理”这个词，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望文生义，觉得一定会对工厂的管理有用，就到处打听这方面的专家。后来听说日本将刘源张称为“全面质量管理之父”，是他和石川馨扭转了日本产品质量低下的局面。这个人是中国人，就在中国科学院。当年刘源张为了报效祖国，从日本回到中国，想帮中国搞全面质量管理，结果被当成日本特务关了二十多年，“文革”以后才放出来，当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就去拜访刘源张”，“跟刘教授讨教，成了他的私淑弟子”，懂得了供储运产销全部生产组织过程各个环节都需要质量管理。[12]

刘源张认识一些日本的“高人”，这些人是黄宗汉在日本无论如何接触不到的。黄宗汉自认，“科学界里高层接触，对开阔我思想大有好处”。有一天，刘源张将日本火箭之父、日本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丝川英夫领到黄宗汉厂里来了。

黄宗汉就向丝川英夫提了个问题：“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都研究些什么？”丝川的回答是：“研究我们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问题。”黄又问：“什么战略问题？”丝川回答：“比如能源战略问题。”这让黄宗汉很震惊：“那会儿我就开始知道还有个能源战略。过去咱们都在计划经济之下，当个电视机厂厂长就得了，管什么能源不能源的。”黄宗汉很好奇，又问丝川怎么研究，丝川就从能源上来讲中日关系：“比如说，那时候中东石油危机刚过去，日本自己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要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如果石油进口之路被人家切断怎么办呢？所以日本必须在能源上还有第二手准备，这个准备是战略性的，所以他要研究日本在中东能源被切断以后，比如说被苏联切断了，日本怎么办，他们的能源不光是储备。第一，能源结构要转变。他说就要利用中国丰富的煤炭。”黄宗汉明白了：原来能源就变成了中日合作的一个战略基础，丝川他们是从战略高度来看中日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后来日本人真就买咱们的煤存到大海里”。[13]

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对黄宗汉造成的震撼。用过去的套话说，黄宗汉以前是一个埋头拉车的人，他认为只要给国家挣钱的厂长就是好厂长。但是现在黄宗汉明白了光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去衡量，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有长远的眼光，或者说，要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工厂中搞改革的意义。这样一来，黄宗汉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在“东电”改革开始后黄宗汉就想明白了一点：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不是他个人的事业，必须让自己的员工也这样想，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工厂的改革搞好。这场改革既然以引进技术为突破口，也就是以“开放”为前提，黄宗汉充分利用走出国门的机会来打开骨干员工的眼界。高峰倩在接受访谈时多次谈到走出国门对自己的影响。

高峰倩第一次出国是1979年，去的是日本：一下飞机，看到的“首先是现代化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隔）不远还有一个电话，电话摆到这了，我们多少家里还没有电话啊”。“公路考虑的，还有一个反光板，黄色的反光，大灯一开能反光，注意路口，斑马线。”“到日本的工厂，我们头一天晚上在食堂吃饭，几十种菜，自助餐，随便拿。哇，烤鱼，香肠，各种，随便拿。还有饮料，第一次见那种牛奶的包装饮料，一撕开就能喝。现在是司空见惯的，那时候是1979年啊，哪见过一撕开就能吃的。然后一到他们洗澡堂，各种浴液，一压就出来。”“看电视，一边吃饭看电视，（咱）哪有这个条件啊。就1979年的时候，跟咱们现在一样。[14]

“我们到了工厂，川口县的工厂，5000多职工，5000辆车，他们全开车来上班，我问停车场，你们有多少工人？5000来个，听他讲，能容纳5000辆车。那工厂的棚子就是大的停车场。”“陪我们的技术员，一年一换车……现在我们还不到他们1979年技术员的水平呢。[15]

“管理、导游领着我们，拿出一个时刻表出来，每到一个地方，几点到几点什么人跟你讲，几点到几点到哪里吃饭，都有一个表出来。每天你的日程表打出来，一分不差，到点就过来。”“你一到一个地方，就是热毛巾，一到一个地方，一谈判都是热毛巾。咱们中国的小毛巾，都出口到日本，蒸好的毛巾送到你手上。我们那个时候多困难，……1979年刚改革开放，一下子就到了那么个社会，简直就是不可想象，世界上可以有这么一个社会。[16]

所以，当我们在访谈中说到“东电”的工人有在工作时晕倒的时候，高峰倩很激动地反驳道：“瞎说。工人在生产线上晕倒，那可能是有病。我在日本待了好几个月，就我们那强度，跟日本人比起码差了一倍。”“我们算是最强的，管理最正规的，那生产效率也达不到日本的一半。[17]高峰倩的震撼，和第一次走出国门时的王大明是一样的。他首先看到的是和日本的差距，同时也马上开始深刻的反思：“人的政治上思想观念上错了，国家就错过好多了。不过好歹现在转过来了。”虽然高峰倩家里受过日本侵略的害，“我家岳母也是被日本人杀的”，但是他认为说到日本的发展，那是“另一回事，他们这个经验发展，路子是对的，你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发展，怎么来超过他们，赶上他们，这个是正事”。在看到差距之后，也激起了高峰倩通过向日本学习来赶超日本的信心与勇气。由此，黄宗汉也达到了派员工去日本学习的目的。在东风电视机厂，像高峰倩这样被派出国的绝非一人，刘吉亚、朱振旺等厂里的骨干都出去过。

黄宗汉当然不能把全厂的员工，哪怕是跟建成与使用生产线有关的员工都送到日本去，所以黄宗汉采取了“请进来”的办法。三洋公司“帮助我制作了一条黑白电视机生产线，这条黑白电视机生产线最高年产量可达到30万台，是半自动化的，关键设备是他们提供的，但是一些配套设备我们自己做”。然后“派了两个日本专家，帮我办工厂，非常负责”。[18]“他们设计的生产线112个工位里头有22个检查工位，在生产过程里头不断地检查”，这样“到最终检验也就没什么好检查的了”，这就是“生产过程里边的质量管理”。而且，他们设计的生产线包括“整个车间墙的颜色，窗帘的颜色，室内的温度，都给工人一个比较舒适的感觉，非常人性化”。因此“工人虽然是紧张的劳动，但是有一个比较宽松温馨的环境”。[19]

黄宗汉通过这两位日本专家的工作明白了“人性化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把工人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要用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来保证高效率的生产”。因此，黄宗汉专门设“一个厂长，有一个办公室，研究全面质量管理的各个环节，来保证高效率生产”。[20]

日本专家还告诉黄宗汉，销售过程里头也有质量管理，销售同时也应该管修理，“负责保修嘛，你应该提供最佳的服务，什么时候你的修理服务部都闲着没事干了，那说明你的生产质量是最好的”。因此，全面质量管理，除了设计过程的质量管理，还包括供储运产销全过程的质量管理，“里面既有技术，更重要的还是管理。管理的细节也不是他们那整天学大庆式企业，学五三工厂经验，没完没了找工人谈话”。[21]

黄宗汉还特别为一位日本专家的诚心帮助所感动。这位日本专家姓斋藤，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说，“我要以鉴真的精神帮助你们”。他说到做到，把自己所知的引进技术中的关键知识全部告诉了东风电视机厂，促进了东风电视机厂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黄宗汉清楚记得三洋董事长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厂长应该把你的厕所管好，一个连厕所都管不好的厂长是当不了好厂长的。”驻厂的日本专家也对厂里的厕所管理提出过意见。这进一步让黄宗汉体会到：管理是人的管理，人和人之间的管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共同工作的关系，所以要关心每个与你合作共事的人。[22]

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实践，黄宗汉逐渐体会到一个现代企业对作为管理者的厂长的要求：厂长“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素养，要有战略眼光，在微观管理上要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都当作重要的事情来管，对待你的工人应该很有人性，这才是管理，但是人性的管理，你光拿票子吆喝不行”。[23]

可见，在工厂的管理上，黄宗汉也已经离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的“政治挂帅”的模式，接受了外国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的模式，这恰恰反映了“开放”对“改革”的作用。

注解：

[1]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录音。

[2]　党委书记因为干扰技术引进，被仪表电子工业局调到党校去学习，我们曾约访书记，但被婉言拒绝。回想起这段往事，这位书记曾说：我跟黄宗汉没有私人间的矛盾，分歧在于执行上面的精神不同。之后，局计划处长张宝泉接任党委书记，没多久就赶上了东风电视机厂被上面检查，等检查告一段落，张宝泉就回到“文革”前他工作过的宣武区任区政协常务副主席。

[3]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4]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录音。

[5]　同上。

[6]　比如研究高频头的工程师，因为黄宗汉后来把高频头也打碎了搞散件引进，原来他研究的那套东西从设计到工艺都对不上号了。他就反对黄宗汉的改革。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7]　详见附录9。这份材料是作家理由的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发表后厂内以工农干部和这些技术人员为首的反对派意见的集中表达。关于《希望在人间》风波，详情见后。

[8]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9]　同上。

[10]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黄宗汉依靠的人错了，没有依靠阶级立场坚定的工农干部，这是一个阶级路线的问题。

[11]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2]　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13]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14]　本段引文参见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本段引文参见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8]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9]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参见2010年1月22日“东电”中层干部座谈会朱振旺的发言。

[23]　同上。

第四章　螺丝钉引出的新思路

一、溢了扣的螺丝钉

黄宗汉在“东电”改革的时候，曾被人批为“洋奴”，这实在是冤枉了他。黄宗汉的野心是当中国的“电视大王”，[1]所以，引进技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零部件国产化，因为只有零部件国产化才是真正消化了引进的技术，才能不让别的国家在技术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才能真正把中国的电视机生产搞上去。按黄宗汉的想法，这才是自力更生，因为全进口终究是“让人家外国人扒一层皮”，“只有实在生产不了的才进口”。而且，这也是北京市的要求，因为引进技术，北京市领导也有压力，所以市委市政府定下“三年完成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的目标，想用国产化和迅速出口来应对当时对引进的指责。

他最初的想法是，国产化可以先易后难从最简单的做起，先搞螺丝钉国产化。于是他就要求螺丝钉改用国产的。“结果一到生产线上就露馅了，咱们那螺丝钉要用手工改锥去拧没问题，因为那劲不大。我从日本引进生产线以后是用气动改锥，噌，那么一下，就豁了！全都溢了扣了！我说这螺丝钉怎么这么糟糕呢，就找供销科长；我说镇江给我们生产的，全国有六十家工厂给我配套，全得跟着我国产化。这就暴露中国工业的问题啊。于是供销科长就去找镇江这个厂长，我这是大厂啊，还是大客户。这个厂长就来了。我说你这螺丝钉能不能做好点，这螺丝钉在我的生产线上，一拧就豁。他说黄厂长，这个我不好办呢，钢铁厂给我提供的钢材就不行噢，钢材不行。我说螺丝钉也用不了多少钢材，从国外进口点儿盘条”，况且“这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数量，也用不着哪儿批去。[2]

但是没想到那个厂长跟他说还是不行。“他说我们这个模具只适用于咱们现在国产的钢材，那么好的钢材我们那个模具就受不了了，使不了多久就全不行了。噢，还有这问题呢，我说不行我再给你进口点模具钢，你自己再开一套好模具。他说那也不行，他们没那技术。我说连这技术都没有。他说就是没有。买模具钢给他，他还弄不了。我想跟三洋公司说送我们一套模具，他说那还不行。我说怎么还不行！他说这东西，钢材强度大了以后我那机器受不了。”这下黄宗汉明白了，要提高螺丝钉的质量，等于要重新给他建个工厂。这事儿后来就撂下了，“因为螺丝钉太不值钱了，我先不化它，螺丝钉是最后国产化的。[3]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黄宗汉一直在琢磨：钢材质量怎么就那么差呢？他以前当过区钢铁办公室主任，钢铁生产方面的事情多少知道一点。后来他发现，钢铁企业经过“文革”的冲击，“管理上特别松散，没有一套很严格的管理。按理钢铁企业的生产，产品出厂以前应该做抗弯拉伸扭转弯曲金相检验，这一套最基本的技术检验，后来这玩意儿在文化大革命就给破了。大厂出的质量应该说比后来那豆腐渣工程里头的材料还要强不少呢。但是要真正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钢材的需要，就说这螺丝钉所需要的钢材，不仅是能够通过抗弯拉伸扭转弯曲金相检验，而且钢材的一致性要注意，不能这些行那些不行，那些行这些不行，咱们这个钢铁生产就这问题了，就是钢铁厂的管理问题”。[4]

虽然螺丝钉的问题暂时不能解决，但国产化还是要继续做。黄宗汉就找了技术副厂长高峰倩来负责这方面的事情。“这个人挺好的，是技术尖子”，黄宗汉要求他“273个零件，一个一个零件给我分析，然后一个一个厂子给我落实”。[5]

螺丝钉国产化的遭遇让黄宗汉明白了“东电”的改革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也不仅是“东电”员工的事，它不仅在体制上牵涉到方方面面，而且在技术与原材料上也牵涉到方方面面，绝对是一项系统工程。

1980年，当东风电视机厂实现800万利润时，它开始带动各个相关工厂进行国产化。“我就跟我们供销科说，你开会，让他们按国际标准给咱们供货，达不到标准我们就不要。为什么我能讲这话，因为我有商业部的钱顶着呢，这零件你要能做到国际标准，我就用你这个厂的，你做不到国际标准，我用商业部的钱从外国买零件。电视机有国际标准，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是日本，他验收零件的标准是万分之一点五，就是一万个零件里头抽验，最后有一点五不合格，这批零件都叫不合格，他都退货不用。因为如果零件不合格率高的话，电视机叠加起来出毛病的机会就太多了。咱们国家是千分之一到三，这是国家标准，我说，毛病首先就出在元器件上，你先告诉他们提高元器件质量，提高质量我就要，达不到这质量我就不要。[6]

但是，黄宗汉没有想到的是，他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把“卖方市场[7]变成了“买方市场”，触动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过去只要是计划部门安排的，不管质量如何，来的零件基本上都得收，是供货方说了算；现在是他收货方说了算，一些厂家将面临因为自家生产的零部件达不到质量标准而产品没人要的困境。这就把原来的电视机零部件生产体系的平衡彻底搞乱了。黄宗汉因此和一些供货厂的厂长发生了矛盾：“变压器厂的厂长，充其量也就够个小学水平，这样的人给我们攒电源变压器，净漏电，着火这些事都发生过……这个厂长，我给他钱让他引进技术改造工厂，他都不干，他说全国都这样，怎么就您不行呢？他就告状……说我不进他的货，我说，你就这水平，我就不进，上海比你这个好，上海我还觉得不行呢……就跟这厂长发生尖锐矛盾，他就告状说我摧残民族工业。[8]

如果与供货厂的关系都很僵，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黄宗汉就改变策略，也帮这些工厂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生产电视机机箱的厂长也找他提意见，说“我倒想提高呢，你看我那机器，比东京三洋差远了，它漏油”。黄宗汉就答应出250万元给他买设备，帮他解决问题，等他生产出合格的机箱，再用机箱抵债。那个时候，250万元可是一大笔钱。机箱厂厂长挺高兴，买了进口的机器。但是又破坏了生产制作机箱的机器设备的平衡，机械工业部有意见了，黄宗汉就给机械工业部部长写信，说“周部长，我陪您去看看，那儿摆着有咱们国产的，有东芝的，看外观模样跟东芝一样，它就是漏油！您自己看看这机器能使吗？得提高质量。部长真的来了，一看也是啊，最后他没意见了”。但是，进口好机器以后，机箱厂开模具的技术还不行，做出的机箱不漂亮。所以第二年黄宗汉再跟三洋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新要求，希望三洋公司送一套机箱模具。“因为我第一年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要了生产线的关键设备，第二年我还能再要点东西，不要白不要。”后来三洋公司真送了一套模具，这样再生产出来的机箱就跟日本的一模一样了。[9]

黄宗汉还想提高国产化的水平，他要“大批量生产三块集成电路的电视机”。但生产三块集成电路的电视机先要把单晶片拉出来，然后再搞塑料封装，这需要金丝球焊机这种设备。他打听到长春有光电研究所，那儿有现成的金丝球焊机，有能够封装的技术。于是就又跑到长春，把问题解决了。长春光电研究所并不是他的配套厂，黄宗汉当时的做法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电视组装配套厂的框框，“像一个大企业集团的那个干法了”。他就这样把一个一个企业和研究单位拉上了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10]

二、有饭大家吃

邓小平在“东电”改革之后的奖金分配方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要照顾左邻右舍。[11]黄宗汉已经意识到“昆仑牌”电视机的国产化离不开为他提供零配件的厂子，所以他在有钱之后，也想着提高零配件质量的问题。他用“补偿贸易”的办法给机箱厂解决了提高产品质量必须要有的设备问题，在解决其他厂子问题时他也想用同样的办法。但这时银行就找来了。银行行长对他说：“黄厂长，你这做法不行，你不能这么干，等于您开小银行了，您这是违反金融政策的。”这位行长是北京工商银行的，与黄宗汉同属北京市系统，他知道市委支持黄宗汉搞改革，另外，按黄宗汉的说法，他也看明白黄宗汉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他就给黄宗汉出了个点子，把“机箱厂借的钱变成机箱厂项目贷款”，而“东电”借给机箱厂的钱，“你让他还给你得了，要不然将来财政部还得检查你截留利润”。[12]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黄宗汉的这种做法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组成集团，将它变成大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动就可以。但“那会儿不行，等于违反了财政金融纪律”。在银行的帮助下，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有引起大的轰动”。而且，“这个行长特别好”，“他把钱都变成银行贷款”，这样就把黄宗汉要贷给工厂的钱都变成了工厂卖产品黄宗汉给的钱，“然后你该支付他多少钱，你买他的机箱，给他多少钱，他还我账就完了，这么走账就没事了”，“我说，行，只要你肯借他钱就行”。[13]这样的话，22家加工厂里技术条件较好的，基本上都通过这种做法把零配件供件的质量解决了。

据原在厂部情报室的崔莉笙回忆，“这个东西一做做了一年多，天天就是这个事情，要每一件搞国产化。开始叫关键件进口，因为显像管什么关键件还要进口，后来就逐步实行国产化，这个国产化就带动了全厂的很多部门参加了，我们的供应部门、外经部门、工艺部门，成立了部品认定科（过去没有），直接对各厂家，全国定点的各厂家，都有一个认定体系。开始就把日本件拆了，解剖，有资料弄资料，没有资料的分析，凡是达不到人家标准的一律还要进口人家的。最开始还没有到国产化组装的程度，黄厂长最大的功劳就是搞了一个补偿贸易，叫散件加工，我们叫做SKD和CKD。SKD是主板上的东西他带来，我们装一装，给我们加工费；后来熟练了，就叫CKD，是散件来，我们装装，出去多少，留到国内多少。最后就经过这些加工赚了一些钱，国产化也已经走到一定的程度。当时大家伙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14]

黄宗汉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他把散件加工的经验移植到生产高频头的厂家。高频头也是整件，里边有好多好多零件。黄宗汉就仿照“东电”的做法，也让他搞散件加工，引进技术。他管牵线搭桥，让“三洋公司的高频头厂跟这厂合作”，但是三洋公司提出：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得跟我从日本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对生产高频头的厂家无疑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因为高频头的散件加工等于是来料加工，可以引进生产线改善这家厂的设备，顺带着帮着这个厂解决了购买设备所需要的贷款。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也就相对好办，所以黄宗汉把这称为“散件的散件加工”。他回顾了当年情况，很肯定地认为，“像这种厂子的厂长对我都没有意见”。

黄宗汉自己专门指定了一个副厂长来做这件事情，就是高峰倩，他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样全国60个加工厂，有的是直接接受了黄宗汉的“补偿贸易”，从黄宗汉这儿弄到钱的；有的是自己从地方上找到钱，改造工厂为黄宗汉配套，这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实现了国产化。

三、缝隙间的游走

黄宗汉搞改革走的是“效益优先”的方向，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骨子里追求“有饭大家吃”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矛盾。从内心来说，黄宗汉也不愿意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太多的矛盾；与体制发生矛盾就意味着要得罪上面的领导，而我们的体制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是高层手里的资源越多。黄宗汉在“东电”的改革是靠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打“擦边球”开始的，显然，这种“擦边球”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至少是默许），是会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黄宗汉要想有更多的效益，就必须从降低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电视机、并尽量争取卖出一个好价钱入手，这就一定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因此黄宗汉内心是很纠结的。可以说，在“东电”当厂长的三年，黄宗汉一直处在这种矛盾中。但是为了多给国家挣钱，为了“电视大王”的梦想，黄宗汉还是义无反顾地将“效益优先”作为自己生产经营的指导方针。在遇到问题且又不可能获得上级领导的公开支持时，他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能绕就绕，能躲就躲，能钻就钻，从体制的缝隙中杀出一条路来。

在与体制的周旋中黄宗汉到底找出了多少灵活经营的办法我们也无法确证，但是在宣武区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有一个中共北京市委派驻东风电视机厂检查组《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从中可以略见一斑。

报告中开列的问题有代表性的包括这几方面：

1.对外签订合同后，不经请示，随便修改合同。这说的是1981年12月间东风电视机厂和日本三洋公司签订在北京开设三洋维修服务部的合同的事（当时得到了北京市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合同规定开办费全部由日方负责，今后两年每年由日方付给经营费10万美元。但是后来日方提出开办费花钱较多，要求中国方面负担一部分，因此不久，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副局长龚云涛、电子分公司经理陈岚、厂长黄宗汉等人又和日方签订协议，以东风厂负担开办费7万美元的名义，每年让日方减少提供经营费3.5万美元，两年共7万美元。这个协议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结果减少了我国外汇收入7万美元。

2.用提高外汇比价的办法，截留国家利润，挪作基建投资。东风电视机厂用进口电视机散件组装整机，是通过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进口的。经建公司将外汇比价定为1:5，即每一外汇美元要厂方偿还人民币5元。1980年7月经建公司为东风电视机厂进口了3万台套电视机散件。由经建总经理肖秧和厂长黄宗汉商妥，把这批散件的比价提高为1:6，截留国家利润176.2万元，这笔钱经建不收，作为对工厂的投资，由工厂用这笔钱搞基本建设，并且由电子分公司陈岚代表经建、黄宗汉代表工厂签订了正式协议书。

3.在国内购买外汇，讲条件、拉关系、搞不正之风。1980年7月该厂通过电子分公司购买冶金工业部外汇6000000美元。冶金部以1:2.8元卖给工厂外汇，经厂长黄宗汉定价，买走低价电视机130台，其中14吋彩色电视机30台，但是出厂价1200元，市场零售价1500元，卖冶金部价格1100元。12吋黑白三洋机100台，出厂价每台420元，市场零售价500元，卖冶金部每台405元。如按出厂价计算，厂方少收入4500元，按零售价则少收入21500元。1981年3月厂长黄宗汉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代表顾文广签订协议，由远洋公司按1:3.08的比价卖给工厂外汇3600000美元，并拨60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1680000元，作为远洋对工厂的投资。协议规定，远洋公司按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同时安排该公司待业子女30人。利润分成由于上级未批准没有形成，但1981年工厂已吸收该公司待业子女14人。

4.向厂内职工和关系户低价销售电视机。这说的是1981年该厂借工厂成立十周年之际，以处理综合机的名义，想用较低的价格卖给本厂职工每人一台三洋机，经过向公司、局几次请示商议，定价为每台325元。但是三洋机零售价为500元，处理综合机为395元。厂内职工购买的都是三洋机，并且定为分期付款，但厂领导一直没按计划扣，所以至今仍然拖欠。局、公司的工作人员、厂退休职工、协作单位和关系户买走的都是综合机，价格也是325元，一次交清。这批电视机共售出4500多台，其中过半数是三洋机，如果都按综合处理机的价格计算，共减少收入三十余万元。

除此之外，还有“东电”非法进口韩国显像管的问题，在国外有外汇存款等。

由于当时中国还未与韩国建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批准进口韩国显像管，这样进口韩国显像管一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黄宗汉的韩国显像管是从香港来的，属于转口贸易，他可以辩称不清楚，因为当时显像管上的商标是SC——斯维斯康宁是美国的一个大公司，它的标志也是SC，新加坡一个公司也是SC。而且，查黄宗汉的时候，“我们楼下，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给我运来一大批显像管，标志是ROC，中华民国。我跟海关说，你扣住我这SC不放，这楼底下摆着ROC您怎么不管啊？[15]就这样，黄宗汉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就像黄宗汉别的改革举措一样，这件事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错，但在当时却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一室当成重大政治问题，甚至以此为由不让黄宗汉出国考察。

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可以说是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与黄宗汉的“合谋”，第一条是出于与三洋公司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考虑，是“互谅互让”。我们在前两章已经看到，黄宗汉绝对不是一个肯随便吃亏的人。他在与三洋公司的合作中已经看清了日本人的精明，但他也认为在合作方面日方还是守信用的。他在这里少收了钱，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捞回来，只是这笔钱能不能到中央财政的口袋里就又当别论了。第二条是黄宗汉想的借鸡生蛋的办法。他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商妥，向国家的口袋里伸了手。这笔钱黄宗汉是用来上彩电生产线的；用自己挣的钱来发展，在现在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那时不行。当然，黄宗汉也可以守规矩，不提高外汇比价，把钱交上去，然后再打报告逐级审批得到建生产线的钱。但是这样一来，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而从效益出发，黄宗汉已经等不起了。

而第三条中，紧缺商品（电视机）成了黄宗汉的润滑关系的工具，来换取他急需的外汇。在这里，电视机就是“人情”，对冶金部来说，手里的多余外汇卖谁都一样，但卖给东风电视机厂则有低价电视机的回报，当然很值。这也是在短缺经济的前提下大家互通有无的方法。远洋公司也一样，在单位制的背景下职工子女就业历来是单位领导最头疼的事情，现在投了资，顺便解决了子女就业，可谓皆大欢喜。而对于黄宗汉来说，这是一种融资手段，只不过因为没有事先请示，不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检查组的报告中，没有提到的是与别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互通有无”。朱振旺在座谈会上曾提到，当时还“安排了海关10个子女，这个老范都知道。当时海关说要一台复印机，所以我们在进口的时候就带了一台复印机，给了海关了。从手段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但是要没有海关给你放行，什么也进不来。你离不开当时这种社会条件，你说黄厂长他是为个人吗？他没必要，他就为他的理想和事业，他要做一些冒险。当时好多人咬，你安排10个海关的，你不定受多少贿呢”。[16]

第四条其实就是黄宗汉为厂里职工、上级局与公司的职工谋福利。这件事黄宗汉没有自作主张，事先是请示的。所以后来纪委打板子的时候把仪表局也捎进去了。

这四条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和中央博弈的表现，也是黄宗汉为了拓展自己改革的行动空间而破除计划体制陈规的举措。从另一方面看，黄宗汉就是通过这样的打擦边球、钻体制空子、先斩后奏等下级在执行政策时习用的策略，一点一点地销蚀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这也是让计划经济体制的维护者最痛恨、也最害怕的地方。

注解：

[1]　参见第一章“请命”中“请命前黄宗汉的心路历程”一节。

[2]　此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3]　同上。

[4]　参见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5]　同上。

[6]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7]　这里“卖方市场”的意思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指令，需求方毫无选择余地，被迫接受产品生产方的供货，即买方对产品没有选择的主动权这种情况。“买方市场”则反之。

[8]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9]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0]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4日访问黄宗汉。

[11]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2]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3]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14]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

[15]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16]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

第五章　结构层面改革的深化

黄宗汉在“东电”的改革越往前走，触及到的计划经济体制设立的“框框”就越多，触犯的既得利益者也越多，而且这些既得利益者分布在各个领域和不同的社会层面，因而他前进路上的“地雷”就越多。

一、做加法加出的智囊团

毛泽东当年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中国的改革，需要千千万万人来参与，既有各种精英或者人才，也有普通群众。黄宗汉在“东电”的改革事业也一样。如前所述，他是只身一人进入东风电视机厂的，当时厂里从上到下有一套班子，从厂部到各科室、各车间架构齐全，人员完整。只不过从效益的标准来衡量，黄宗汉觉得他们中有些干部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工厂主要领导中，有二级工出身的，有小八路出身的，有的车间的支部书记原先在街道小厂糊纸盒子，总之，厂里一大帮工农出身的干部，其中既有干得不错的，也有不少人不懂技术和管理。黄宗汉并不想小看他们，但问题是这些人你想用也用不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元件进口的单子都是英文的，原来那些人哪认得英文啊。[2]所以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黄宗汉必须另起炉灶。他是有心人，调查后发现原来厂里还有四百多个大中专毕业生，但“在技术科室里闲着”的也大有人在，他就想提拔这些人，尽可能地人尽其才，让他们中有志向能实干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不过黄宗汉还是“挺慎重的”，向北京市经委副主任汇报了他想调整人事的想法。但经委领导说得也很明确：“你别惹原来那拨人，你还将就着让他们干吧，你可以做加法嘛。[3]黄宗汉就明白了，若是让他们挪了位置，恐怕厂里就天天有人告自己状了，所以他就只能迂回出击：“经过党委讨论，采取了做加法的办法，副厂长副主任副科长提了一大堆，几乎都是知识分子。”除了高峰倩、稽国庆和陶必德，还有像朱振旺这样的。朱振旺是设备动力科长，分管设备引进。和高峰倩一样，他也在1980年被黄宗汉派到日本去考察；他还有“特殊任务”，就是与三洋谈判，把三洋的所有家电产品都拿过来，将“东电”变成三洋的中国生产基地，然后逐渐国产化，这样，黄宗汉就不是单纯做“电视大王”，而是做“家电大王”了。

这样的做法，必然要冷落、架空一部分工农干部，他们心中是不满意的。前文已经提到黄宗汉在党委会上与工农干部的交锋，虽然黄宗汉是把他们撅回去了，“但这些人感觉到，现在虽然没有撤我的职，但早晚他得给我什么了”。[4]

于是有些人就“掀起一个运动，要轰我这厂长的风潮，写匿名信告到中纪委去了，这个东西应该是政工部门的某些领导领着一拨人搞的，其中内容就包括给日本专家鞠九十度大躬什么的，然后打印成文件，还编上号，很规范的，这个只能是正规的企业的办公室才能干得了，那会儿打字可不像今天有电脑，到处都是。然后就广为散发，档案里也有”。[5]最后，这封信交到了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手里。

黄宗汉也没有想到，在“东电”做的这些事情，会一直传到最高层。不过他坚信，给国家挣钱没有错，只要一天在位，就要把事情做下去。这些知识分子在得到重用后，“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如前所述，陶必德没日没夜地工作，结果累昏在车间里。高峰倩、稽国庆和朱振旺他们也各把一摊。

朱振旺说，黄宗汉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把握趋势，崔莉笙也提起，黄宗汉在聊天时跟她们讲，“我们要跟小孩儿一样，嘴里吃着手里拿着眼睛还得看着”。[6]而趋势、方向明确之后，顺着这个思路向前走，他的智囊就可以给他提供各种富有价值的建议。

这真是充满洞察和预见的决策！中国的改革，不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走过来的吗？这就是时势造英雄，只不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二、四车间和“麦乳精”的符号意义

与计划经济年代那些县团级中型厂一样，“东电”也拥有完整的生产、销售和管理系统。据陶必德以及工人的回忆，当时厂部有办公室、生产、设计、技术、计划、工艺、供销、检验、设备动力、财务、劳资、人事、行政等科室，还有总工程师办公室；党委系统有保卫、组干、宣传、武装部和工会；后来为了加强质量管理又成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同时将基建和销售分别从行政科与供销科中分出来。工人们回忆，在“东电”的全盛时期（全厂职工2400多人），厂部机关坐科室的有300多人。[7]就生产车间来说，一共是五个，一车间是机加工，二车间是标牌和电镀，三车间和四车间是生产电视机的，五车间是生产彩电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设备动力车间。散件组装就是从四车间开始的。黄宗汉最后确定四车间为安装三洋生产线的车间，但是对车间工人进行了调整。

对于为什么没有选五车间，陶必德的解释是“五车间那个管理水平相对来说低一点，四车间工人素质高一点，年轻一点”，五车间“车间主任是个外行，我多少懂一点。另外高峰倩，他是部队来的，技术很精，他是咱们厂的技术尖子，他在我那儿，我当主任他当副主任”[8]，高峰倩也同意陶必德的看法，他认为陶必德的长处是经营管理，自己的长处是技术，所以技术是他负责的。[9]

“当时这个车间是原来9吋（电视机）车间改的，改以前是既定200多人，（实际）190多人。留下来一部分，约三分之一，从别的车间调来了一部分。”生产线是102个工位，这是定死的。加上机动工，一共是120余人。当时进入调整后的四车间在当时意味着一种荣誉，“在这个车间感到很荣幸。想进进不来，累归累，也确实累，但是又确实愿意在这儿干。福利待遇比别人高一点，但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在这个车间干感到很荣幸”。[10]

这是因为四车间引进了国外的流水线和管理制度，在“东电”内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氛围。“四车间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堂拿电梯给运上去。”这引起我们的不解：是不是没有时间吃饭，还是因为吃得太好了，不想让别人看见？大家回答：“不是不是，反正就是管理得比较那个。”工人们是这样描述工作的紧张的：“这一拉铃，中间休息十五分钟”，“再一拉铃，工位就要开起来了”，“工厂厕所少，有跑三楼的，有跑二楼的，到处找厕所。这都是他们车间干的。再一拉铃，就要进去，不进去就关门了”。工人王英明的解释是“不这样不行”，“那个线少一个人就没辙，比如一个人插八个件，如果是五个件，就不行”。[11]

“吃饭用电梯送，休息时间一到，伴随铃声关闭的车间大门，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有意制造隔绝，但却在客观上成了工厂中‘一厂两制’的象征。[12]在当时的报道中，对四车间的独特状态有过这样的描述，“走进这条生产线车间，立即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清新感觉。这里看不到有些电视机生产车间那些堆积如山的半成品，闻不到焊接时冒出的呛人的松香烟味，听不到电钻等工具发出的刺耳的吼声，更没有干干停停，甚至在工作时间喝茶、聊天的散漫现象”。[13]

因为紧张，也导致了工人的不适应，我们曾多次听说当时有工人晕倒。[14]“就是太累了不习惯，原来比较松散，虽然不闲着吧，没有流水作业那种慢一点后面就跟上了的急迫。他着急啊。原来搞分立元件的时候一人一摊你随便，没有人赶你，没有人在后头挤着你。搞三洋流水线后在后面挤着呢，一个挨一个，你要慢一点就跟不上了，所以有的着急就晕倒了。[15]

这种情况黄宗汉也看到了，他觉得有必要给工人加强营养，当时工人工资很低，一个月才四五十元钱，他想出了个给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免费配发麦乳精的主意。在1980年代，麦乳精算是一个稀罕物品，他不敢擅自作主，就趁北京市委常委贾庭三副市长来厂视察之际，说出了这个想法。贾庭三副市长在市委常委会上提了这件事，经常委讨论，同意了。尽管如此，黄宗汉还必须考虑给四车间这个待遇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所以，他提出的要求是看着工人在班上喝完，这是因为他担心工人把麦乳精带回家给孩子喝。

黄宗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四车间配发麦乳精后来果然引起了一场风波。毕竟当时“文革”才过去不久，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出现一点松动，所以黄宗汉在分配上非常小心，很注意照顾左邻右舍。这个“左邻右舍”既包括厂外的单位，也包括厂内单位之间的关系，比如四车间和其他车间的关系。工人们回忆，当时的奖金发放分为一线二线，生产车间是一线，车队、调度、供应科、检验科算一线，科室拿一线平均奖，其他都是二线。一线与二线“差三四块钱，差几块钱”。[16]当时哪怕是四车间，奖金也不算高，也就是几十块钱。

按王英明（他原本是二车间的工人，1979年底去的四车间）的说法，主要咬的“就是你们车间发麦乳精了”。因为麦乳精每人一个月“一开始一袋，最后是两袋半斤装的那种，这就不行了”，所以就开会。结果下面有个工人叫朱清考的（他虽然也是四车间的，但因为不在流水线上，所以就没有配发麦乳精）就递条子，问按劳分配和照顾左邻右舍是什么关系。当时一袋麦乳精也才三四块钱，但是却在厂里激起了这样的反响，这也让黄宗汉看到了问题的复杂。当然，黄宗汉并没有因为有反对意见就改变政策，至少在他当厂长期间，麦乳精还是这样配发。

郑晓娟在论文中也提到，“在对其他人的访谈中，我们反复确认工人的工资和奖金水平有多大的差异，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比较惊人的一致，工人们表示工资和奖金的差异是很小，小到并不被他们放在心上，然后随即告诉我们‘那个年代工人跟现在太不一样了’‘关注度不是工资多少奖金多少’，而是‘政治荣誉感’，工厂的规模升级和工厂的荣誉。但是，在关于四车间特征的讲述中，‘麦乳精’却是大家经常提及的一个字眼。对‘麦乳精’的关注显然并不在于它对身体实际的营养价值，而在于它的符号意义：它是工人之间收入分配差异开始显现的最明显标志。并且，意味着收入要向生产性岗位倾斜，即向创造效益的部门倾斜”。[17]

三、黄氏战略设想：合资经营、多业并进、集团式发展

本章第一节中曾引朱振旺的话：黄宗汉最厉害的地方是“能把握趋势”。但是具体怎么一步步走出“东电”的改革之路，还是黄宗汉通过对外部压力的感受、发达国家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借鉴以及从厂内智囊与干部群众献计献策得到的启发逐步明确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对一个厂长的要求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只要是企业里的事，无所不包。所以，当黄宗汉喊出“当厂长就一定要为国家挣钱”，将“平等优先”改成了“效益优先”的时候，当他引进了日本三洋的生产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给国家挣了钱的时候，他发现，他所面对的阻力是很大的。“黄厂长引进日本B3110这事，当时的情况不是太好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矛盾呢？因为作为工厂里的中层通过自力更生搞一个B314，搞了一个12吋彩电[18]，这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来的，这是很了不起的”。[19]

“原来的厂长和原来主要的技术人员都是参与这个的……必然受原来的技术思维束缚，零件六七百个，生产能力一天一百来台……黄厂长来了以后，通过这个差距分析，说B3110光零件（就）261件，再加上结构的件三百来件，而且90个人一天生产600台。所以这就从意识上有巨大的突破，突破之后就引进了，引进来以后就和原来产品的设计人员、厂领导发生冲突了。[20]

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优先，效益是排不上号的。当时新产品的试制，重在有无，即是服务于“自力更生”这个大方向，至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则是不重要的。这样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当时东风电视机厂的一些干部和技术人员。所以，当黄宗汉用技术引进来解决效益问题的时候，必然会因为触碰当时还被认为是主流价值的意识形态禁区，乃至裁撤冗员而受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这时如果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处理计划经济时代“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造成的冗员了。这是他要面对的一个最沉重的包袱。

黄宗汉自己说，“我有时候就头疼，工厂将近2500人，那会儿满负荷生产可以到30万台，但我要再扩大，在原地就有困难了，所以我就跑东郊占了二百多亩地，要扩大生产。日本专家跟我说，你要搞电视机生产，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你的基础应该是50万台，只有大批量才行。他给我算了一笔账，要搞50万台，只需要506个人，富余2000人呢！我老琢磨这2000人怎么办。”“我的技术人员虽然不少，但没有经受过大规模生产训练。当时我真想减人。”

这样，黄宗汉就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我要通过减人，引进技术，三年时间实现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我就得有国际竞争力”。“我跟日本专家讨论……琢磨着怎么去打国际市场，（这得）我企业本身够国际先进水平才行。他就给我讲，你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我首先遇到就这个问题，搞合营方案的时候，我是以现有的工人2500人作为一个基数，你来投资，你来技术干部，然后企业生产到一个什么规模，反正起码得有人养活我这2500人。日本人就跟我讲，中国的劳动力是便宜，但是你这个工厂有这么多人，比日本的劳动力高五倍啊，这怎么办？后来我觉得人家提得合理。”

“搞合资方案邓朴方在场，那时候国内还没这么正经搞成合资企业呢，邓朴方就跟我说，你把这个方案给我一份吧，我给老爷子看看。邓小平就看了。”当然，“看完以后小平同志也没有表态”。

考虑到情况复杂，所以黄宗汉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单独拿一个车间合资，剩下2000人去搞“多种经营”。

“我那会儿的想法也是各得其所，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从生产电视机到糊纸盒都干！[21]当然，如第三章第二节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黄宗汉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对于这一点，朱振旺也有类似的感受：“当时全国都来，上海都是发达的工业基地，它的产品一天也就是生产几百台，一二百台，产品连续无故障工作小时我们都上1万小时了，它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说通过这件事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的震动，当时中国也在寻找方向。”“所以黄厂长在这里边所起的作用是挺，就（是）坚持。”“什么决定他呢，就是趋势，他看准趋势了。[22]

黄宗汉也知道，这种向集团公司发展的尝试以及试图改变工厂性质的想法，是“越权”，但他认为：“我不是成心的，谁的权我也没想夺，就是生产发展本身的客观需要，是技术引进牵着我的鼻子，使我逐渐扩大了我的视野和我的工作范围。建立一个电视工业集团的思想已经在我这儿萌生了，我要当电视大王，就不光是东风电视机厂。那会儿不是昆仑牌吗，我是想建昆仑电视工业集团呢。这集团，什么广播电视工业公司，谁也管不着我，我按照我本身的生产需要组织生产经营销售，已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托拉斯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来自他和他领导下的厂里的精英的实践：“这些东西不是从书本来的，是技术和管理引进以后使我产生的。[23]

其实黄宗汉已经有了发展思路，提出三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上文提到的，走合资的道路，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突破旧体制的壁垒。

第二条路是买地，前文也已经提及，买的是豆各庄的地，为的是搞集装箱建立物流企业。这是一种长远的考虑。“当时和铃江强谈判好了，铃江强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运营企业，世界三大，一个是希腊，一个是荷兰，再一个是日本的海运。中国今后要发展，必须采用大发展，所以我们就找铃江强谈，拿豆各庄那块地作为我们的资本，而且合同都签完了，设计都秘密搞完了，现在的好多设计我们都提供给汶川建房。利润多少呢？每年我们分两亿一千万美元。”这个动作在当时看有点太大了。北京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都觉得拿不准，所以“后来把合同给废了。跟人家道歉，人家秘密来了好多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这个设计”。当时北京有些人“说我们厂来了好多集装箱，还有大吊车，都是人家送的。全国都朝北京看，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那么有钱啊，那么多集装箱，几十个集装箱，二十吨汽车吊，全国都没有，（就）是铃江强送给我们的”。[24]

最后一条路，就是“打破电视机厂这个界限，多方面多渠道地发展。当时我提出的是七个方面，把这些事业部分别建立”，因为“任何一个国际大的商贸公司发展，最后到一定程度都得走这个”。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做了：“最早的只是搞了一小摊，刚支起来，就平谷那儿……我当时跟黄厂长谈，一定要把几个事业部的摊子先建起来，不要把几百的技术人员都搁到电视机上。[25]

“到一定程度资本运转就没有了，我们全靠熟人给磕头，北京市一家家磕呀……引进（松下）生产线的时候我非常反对，虽然我负责松下引进，但我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当时结算的时候是用什么货币？北京银行非让我们使北京银行的贷款，而他们坚持用日元结算。我们坚持用美元结算，因为日元的浮动率非常大。最后还是用了（日元），多花了将近两倍的钱。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你受人家的束缚，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资本体制，所以要建立金融事业部。你再在内部搞这个小打小闹的是没有出路的。[26]这件事也证明了多业并进的必要性。“黄厂长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已经开始（做），但是内部阻力太大了。[27]

本章第一节还说过朱振旺去日本和三洋公司谈判的事情：“当时的三洋，最大的顾虑就是咱们这厂子地少人多，合资成本过高，所以它从这个考虑不愿意跟我们合资。黄厂长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三洋王’，整个把中国的包括元器件啊塑料啊这黑色产品、白色家电（冰箱什么的这算白色的，电视机啊这算黑色家电），另外还什么电梯啊步行机啊（都弄过来）。……跟三洋谈，三洋开了几次会，最后还是得出结论，东风电视机厂场地太小。”所以黄宗汉在天通苑南面，大沙地，还想买四十万平米，黄宗汉与他的智囊商量的结果，将来“还得把这个厂子挪到那儿去，然后这就变成一个中央开发区”。但“当时考虑来考虑去，党委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成，协议我都签了”，原因是“大多数职工都在城里”。“就那种小农意识”，只看眼前，强烈反对搬迁。[28]

所以，黄宗汉纵有三头六臂，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事事如愿。改革最后的轨迹，一定是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

尽管如此，跟着黄宗汉搞改革的中层干部们还是干劲十足，这与东风电视机厂在改革中充当领头羊的荣誉有关：“有一次在电子部召开全国学术讨论会，点名让我们做一个技术引进方面的发言，非让我说。我连夜写了个稿会上一念，完了以后掌声雷动。当时我非常感动，然后天津厂子，海尔这个，海信的，还有南京那个朱厂长，上我屋里问这问那。”

“后来青岛海信彩电厂剪彩的时候，还有南京熊猫引进生产线的时候，非得打电话让我们去，去了以后非常热情。因为当时非常忙，去了以后中午就坐火车回来。那时候中层干部黑白天地干，一天就睡两三小时，其实也没人给钱，也没人非得让你这么干。我到南京，早晨五点钟到的，参观完了以后说会儿话吃完中午饭，他们厂长办公室说下午安排什么活动，我说赶回去，家里还有事呢。”

那时“广大的中层干部在改革中的信心和心气儿非常高。……当时咱们一个小厂，像南京熊猫啊，天津广播电视器材厂，这都是大厂，电子部的老厂，他们对东风电视机厂的所作所为给予高度评价。人家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国家有名的管理干部，说你这方向是对的，趋势是对的。”这让像朱振旺这样的中层干部特别温暖：“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虽然受各种委屈，但是心里无怨无悔。[29]

注解：

[1]　引自《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

[2]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3]　本段引文参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4]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5]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6]　朱振旺在明确方向之后，还真能解放思想，他提出，可以学习日本的做法，让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成为企业的股东，“人人是资本家”。黄宗汉思想再超前，也不能不否决这样的提议，因为“阻力太大了”。

[7]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8]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9]　参见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0]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11]　以上引文参见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12]　郑晓娟，《体制的突破——以1980年代初期一个国有电视机厂的改革为例》，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13]　引自《70年代水平的电视机生产线》，《现代化》1980年第4期。

[14]　对于这种现象，反应也不一样，上文高峰倩就认为，“工人在生产线上晕倒，那可能是有病。我在日本待了好几个月，就我们那强度，跟日本人起码差了少一倍。”详见第三章第三部分。

[15]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16]　本段引文均参见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17]　郑晓娟，《体制的突破——以1980年代初期一个国有电视机厂的改革为例》，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18]　稽国庆认为，这是在1980年4月确定生产线的总体方案，并非当时已经生产出来了，所以朱振旺的记忆有误。

[19]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0]　同上。

[21]　本节以上几段引文均参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2]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3]　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4]　本段引文均参见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5]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6]　这件事恰恰证明他们多业并进搞集团公司的想法来自于他们的改革实践。

[27]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8]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29]　以上几段引文均参见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第六章　“东风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一、“东风方式”的提出与高层背景

“东风方式”是对东风电视机厂当年通过“散件加工”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益，最后通过零部件国产化来提升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实现企业生产管理现代化这一经验的总结，与直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宝山方式”相比，东风方式具有成本低、见效快、容易操作、便于中小企业学习与推广的特点。

如前所述，这一做法从一开始在高层就充满了争论。黄宗汉回忆说，“东电”这套做法，感到受害的工厂“就把这状……告到国家广播电视机工业总局去了，说我不进他们的货，那时候的管理管得太具体了，管你生产什么型号的电视机，用谁家的零件，用多少，给你下达任务。可是开订货会议的时候，我满不吝，合乎国际标准我才要，不够国际标准的，您什么订货会议，我不要，我到国外买零件。这个事就把他们惹恼了。从建国以后，生产管理都是从上到下，计划部门、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到北京仪器仪表局计划处，然后下达任务。坐一块商量商量，顶多也就商量价格，商量质量标准，就是他那千分之一到三的标准里得有点弹性，这离我的要求差远了。这就惹了基层一部分人反对，正合上边这些人（的意）：怎么冒出北京这么个工厂，全国的工厂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还要我们这个电视工业总局干吗？于是就给中央写报告。本来我一个小工厂，用得着那么大动静吗？他们知道我这套做法得到叶林、张彭（这些）北京市委领导的支持，管不了我，所以就给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进出口委写报告，那会儿还有国家机械委，于是这四委就派了拨局长来调查。为什么要调查呢？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这报告写了就送到当时的工业主管薄一波那儿，薄一波在上面批了：看来这个厂长要给洋人做加工厂。他是否定地批的，就让这四委去调查。结果（四委）最后都支持我，程度不同。国家进出口委当时姿态最高，写了个报告，我看到是国家进出口委的简报，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走出了一条新路子。这个肯定了。国家计委是《关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调查报告》，标题是中性的，内容是肯定的。国家经委姿态更高，不仅有报告，而且机关刊物还专门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论东风方式》，他里边提出是‘方式’了，这是袁宝华同志的安排。后来因为宝山事件争论很大，日本通产省曾经和国家经委的领导谈过，今后技术引进可不可以采取东风方式，这词儿最早是这么来的”。[1]

持不同看法的也不只是薄一波和他底下的中央部委，最高层的邓小平与陈云也在关注东风电视机厂。当时“陈云同志提出，北京有个东风电视机厂，国内散件加工，国内销，不是方向”。而“小平同志说北京有个东风电视机厂，他们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生产效率提高了六倍”。[2]

因为邓小平说了东风电视机厂发奖金要照顾左邻右舍，当时为了奖金问题黄宗汉还找过袁宝华：“袁宝华同志当时是国家经委主任，到我们厂子来视察……我跟他说，小平同志讲话说要照顾左邻右舍，我完全拥护。我是总装厂，龙头企业，给我配套的工厂哪家奖金都超过我。我们不去讲车间，因为我的车间不存在什么左邻右舍问题，除了别的车间没有麦乳精吃，奖金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国家规定奖金最高只能发到两个半月的平均工资，（给）我配套的厂子平均工资都比我高，这个问题不合理，看看怎么适当解决一下。紧接着就开南京会议，是工业口的一个会议，袁宝华同志传达了，说中央领导同志说北京有个东风电视机厂，在技术引进上有很大贡献，年终发奖金可以发四个半月的。这表面上都是讲具体问题……有时候斗争挺好玩的，各说各的话，没有公开在那儿辩。他讲左邻右舍，给人印象好像是带有批评的味道，也不能说他就是在支持我们，但是他先肯定了这几年生产效率提高六倍。改革开放之初那会儿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般就是特指他（邓小平），别人一般不能用中央领导同志这个称呼。[3]

还有一件事：“有一天全国总工会电子工会书记处几位书记约我去，说倪志福同志要我们向你传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在制定六五规划时可以多搞一些东风电视机厂这样的中小型项目。[4]

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方向和具体做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得到了不少支持。当时报刊杂志对“东风方式”的报道就是具体表现之一。“黄宗汉档案”中存档的此类文献共计11篇。国内最早以“东风方式”为名介绍东风电视机厂经验的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企业管理》杂志（文发1980年第3期），该文以《东风方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为题，记录了东风电视机厂这一改革历程。文中是这样介绍“东风方式”的：

去年6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东风电视机厂大胆实践，与日本三洋公司谈判签订了一项散件组装合同。合同规定，东风电视机厂购买三洋公司五万台电视机整套散件，该公司负责协助改建一条老生产线进行组装，组装的产品，用三洋的牌子，全部在国内销售。合同签订后，双方经过四个月的努力，迅速将一条9吋国产电视机生产线改造成技术先进的12吋黑白电视机生产线。改造后的生产线，生产人员由245人减少到126人，年产量由不到三万台增加到十八万台，质量达到了三洋公司同类机的水平。

东风电视机厂采取灵活方式，通过散件组装，自筹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生产线，找到了迅速发展我国电视工业的一条捷径，受到国内很多同志的称赞；同时，也找到了一种适合我国特点的与外商做生意的好方式，在国外，被誉为“东风方式”，外国友人来到北京，纷纷要求考察“东风方式”。

比这稍晚一点，新华通讯社以“内参”的形式刊发了东风电视机厂的经验，题目是《“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为了凸显对“东电”经验的重视，文前还加了一个导读，强调了“东电”经验对全国中小型企业的意义：

我国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同的企业，都面临着提高技术水平，改革企业管理，以发掘更大潜力的问题。有许多企业希望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然而他们又几乎被同样的问题羁绊着，即资金缺乏，外汇更困难。能不能找到一个花钱既少，见效又快的办法呢？不少企业的领导都在这个题目上动脑筋，作文章。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与外资合作的“东风方式”，也许有所裨益。[5]

与《东风方式》一文不同的是，《“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更多的是在介绍东风电视机厂具体做法的基础上指出“东风方式”对企业管理、技术改造以及提升经济效益的好处：

1.因为既然不是整套地引进设备，就可以在改建中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机械和设备。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这条生产线可以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它的全部设备中，既有该厂原有的，也有根据新的技术要求自己重新制作的，还有从日本引进的一些关键性检查仪表、工装等先进设备。他们建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投资约折100万美元，其中需用外汇支付的，也就是用来引进先进设备的部分仅17万美元，而这部分外汇又是用他们加工费支付的。这样他们就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的外汇搞成一条具有现代水平的生产线，投产后三个月全部收回投资。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建成这样一条高效率的先进的生产线，从设计到投产，仅四个月时间，可谓费时短；仅用十几万美元完成了一条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可谓花钱少；这条线一经投产，就使全厂的生产发生了从来没有的根本性变化，抛掉了亏损的帽子。预计1980年这厂将成为北京市的同行业中，赢利较多的企业之一，此之可谓见效快。

2.用这种合作方式能够确保引进的技术是真正具有现代水平的先进技术吗？首先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条文已经明确地约束着双方，产品的先进性对于双方的利益是攸关重要的，这在客观上将促使双方作出努力使生产线及其产品保证是先进的。起初这条生产线组装的是日本三洋公司1979年投产新机型，即T12-280ul型。现在它又组装该公司的T12-284ul型机了。这是三洋公司80年代的新产品。东风厂生产的这种产品不仅在我国内销，还将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

现在的这条新生产线上，生产人员由原来的240人减到129人，年产量由不到3万台上升到18万台。人员减少了一半，产量猛增了五倍。

以前由于工艺落后，像焊接，连线等不少工序都是手工操作，工序之间互不衔接，使得生产周期很长。每台电视机的生产周期约为12.1小时，现在实现了从投料到整机包装的连续性流水作业，每台电视机生产周期缩短为1.3小时。同时由于这种新机型元器件少，性能稳定，使得成本下降，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现在每隔45秒钟就有一台电视机从生产线上组装出来。

3.先进的生产条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因此他又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新生产线建成之后，立即发现原来的那一套管理办法不适用了。他们根据新的工艺流程，参考日本三洋公司的建议，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发端，为全厂树起了一个榜样，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厂企业管理的水平。

过去，产品的质量主要是靠整机组装完成以后的最终检查来保障，一旦发现问题就要重新拆开检修，既费事又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质量的稳定。现在这条生产线上，在七个工序中设有22个检查点，对每个工序的操作质量及时进行逐项检查，把问题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同时每两小时进行一次质量反馈，向前段工序报告质量情况。全线124个工位都规定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工艺要求。生产管理方面，这条生产线上设有生产日报、修理日报、检查日报、质量不良率曲线等八种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每天要根据这些资料反映的问题研究改进生产的措施。原来的技术员都分配到生产线上，实际地介入生产，不仅管技术，还要管设备、材料、工艺、劳动组织，使技术工作和生产结合起来，根据生产需要开展技术工作，及时解决生产中提出的问题。

由于这一套管理制度的建立，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与不断提高。这条生产线投产以来，成品抽样检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最后一点，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方式虽好，可是一旦国外元器件的供应中断，将如之奈何？这正是“东风方式”的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项“东风方式”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把逐步实现电视机的国产化作为合作目标的。现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和日本三洋公司已经谈妥，为电视机元器件的国产化而扩大合作范围。目前国内大批量生产某些关键的重要元器件，如显像管、高频头、集成电路、表面波滤波器等，尚有一定的困难。于是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组织联络有关的配件厂，仍然以进口散件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东风方式，同日本三洋公司合作，对各有关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也让出一部分利润，对参与合作的工厂进行资助，协助他们引进必要的先进设备，待改造完成后，再以产品补偿。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有几个工厂已经和三洋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有的还在友好洽商中。预计一二年内这些合作实现后，北京市电视机及元器件的生产能力将大大提高一步，从而增强我国电视工业自力更生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拟定规划，为今后实现元器件所需原材料的国产化而努力。

因此，提出“东风方式”来肯定东风电视机厂以“散件加工”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益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高层对“效益”所赋予的高度关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价值“平等”与“平衡”在高层领导心目中已经开始褪色。

二、借鸡生蛋与借船出海

对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而言，“东风方式”的作用与意义如新华社内参的导读所言，首先在于它提出了在资金缺乏、外汇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提高技术水平、改革企业管理、发掘生产潜力的一条可行之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散件加工”的办法来“借鸡生蛋”。

以往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基本上是“宝山模式”，引进成套设备。但“宝山模式”具有投资大、建成周期长和资金回收慢的缺陷，无法在全国推广，正因为如此，新华社内参才会不惜篇幅来介绍东风电视机厂的做法：因为不是“整套地引进设备”，所以在改建中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机械和设备”，费时短，花钱少，见效快！

除此之外，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引进”，还有“消化”。即他们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国外与先进生产技术相匹配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通过学习与实践，从总体上提升了工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使企业逐渐了解与适应了现代工厂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实现了对“人”——企业内的劳动者与管理者——的改变。

“消化”的另一层意思，是带动为“东电”生产元配件的厂家的技术改造，同样也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最后帮助他们在保证质量达到国际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产品的国产化。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电视机生产在经过引进、改造、国产化等阶段之后能迅速提升技术水平，最终实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跃进”。“东风方式”的深远意义就在于此，它使政府的各级领导与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将目光投向世界，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来思考企业的发展。正如当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一篇调查报告所言，要“树立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发展方向”。这篇报告指出：“技术引进不是目的，而是加快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应该“通过激烈的竞争和广泛的技术交流，一方面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来改进和更新产品，同时从国外吸收新技术，来丰富、补充和发展自己的技术水平”。[6]

报告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对技术引进做了长远的考虑：“世界上科学技术在迅速地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元件不断涌现，因此在技术引进中不应该也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技术统统引进来。技术引进工作想靠一次完成、一劳永逸是不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和差距，采取逐步引进的方式，争取引进一批、消化一批、吸收一批，进行翻版并创新，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7]报告还将技术引进简要概括为“从头到尾”（即从基础产品至中间产品再到最终产品）和“从尾到头”的两种不同方式，而“东风方式”则是后者成功的范例。据说这反映了当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的看法，这是切合中国实际的老成谋国之见。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艾知生告诉黄宗汉，在一次中央召开的省市长会议上，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还说过：“今后在技术引进上可以采取‘从头到尾’和‘从尾到头’相并行的政策。”

到此时，东风电视机厂已基本上完成了三洋引进机型的国产化，定型命名为“昆仑B3110型机”，而且经过谈判，也可以借用三洋公司的渠道，向非洲市场出口。[8]后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将这类做法称为“借船出海”。这样，黄宗汉提出的奋斗目标——“通过散件加工引进技术，用三年的时间实现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经过他的改革团队和全厂职工的努力拼搏，终于实现了。而“昆仑B3110”12吋黑白电视机机型也成了当时全国75％电视机厂普遍采用的机型。实践证明，东风电视机厂选择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三、对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之有力冲击

“东风方式”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一开始就直指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最要害之处，这就是用“效益”取代了“平等”和“平衡”。一旦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开始用“效益”作为行动的衡量标准，那么“经营”与“管理”就成了比完成上级交下的生产任务更重要的头等大事。生产虽然会产生价值与使用价值，但只有通过交换达到价值的实现才能产生效益，因此效益必定是和市场交换直接相连的。这就凸显了经营管理的作用：经营管理要解决的恰恰是其中根本性的环节——通过生产市场急需的商品、通过降低生产与管理成本同时提升商品的质量，使市场交换得以迅速实现，以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价值与效益是要靠经营管理来实现的。而决定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的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理性，即对投入与产出的精细衡量，因而“效率”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厂或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没有“效率”也就谈不上“效益”。

东风电视机厂从决定引进“三洋”的生产线开始，就将经营管理和效率放在首位。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哪怕就是黑白电视机，也是市场上的紧缺商品，所以不存在销路问题。其次，引进国外生产线可以大幅度提升电视机质量，以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再次，与以往电视机近似于手工生产相比，哪怕一条流水生产线也可以大幅度地提升生产效率，达到以前的六倍。最后，东风电视机是以散件加工、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和发展生产技术的，没有让国家多花钱，所以它还有成本低的长处。

但是当黄宗汉在经营管理中确立了“办工厂就应该给国家赚钱”即“效益优先”的原则的时候，他势必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设下的各种条条框框，因为这些条条框框都是有碍于效益的实现和增加的。

比如，为了效益，他必须要打破计划生产中的消极平衡。因为他要国产化就要提供元配件的厂家按他的质量标准提供零部件，这就使一些生产不出来的厂家的产品没人要。而他生产的黑白电视机在市场上畅销又导致了其他一些厂家生产的电视机因滞销积压。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冒犯了计划经济领导与管理部门的权威。比如他挑战的千分之一到三的标准。[9]

从厂内的经营管理来说，这里还有选拔和重用对增加效益有帮助的人才从而偏离革命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调阶级路线的干部路线，倡导与实施多种经营、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生产实际出发，提倡多劳多得，打破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进一步调动工人与干部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平等”与“平衡”的理念而触动了计划经济体制那根敏感的神经。

恰恰是对“平等”和“平衡”的打破，勾画出了“东风方式”的另外一面，就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办厂路线和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颠覆。这里最重要的是把工厂的每项决策都放到“效益”这个天平上来衡量，不管是用人还是具体的生产经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效益降低甚至是做无用功，则一律舍弃。黄宗汉不喜欢搞形式主义，也不喜欢繁文缛节的请示汇报，因为这都会消耗时间这一最宝贵的资源但却不会给企业带来效益。

“东风方式”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挑战与冲击，是它打破了原有的由中央部委下达生产计划和生产指令、由中央相应职能部委掌控各类资源然后按中央制定的原则分配给地方的中央集权的模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历来是困扰最高层决策者的一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为其中一大关系来论述。他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10]但是一直到黄宗汉去东风电视机厂当厂长的1970年代末期，我们仍可看到，在如何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又能有效地调动地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个似乎两难的问题上，还是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常陷入这样的怪圈：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因而改革伊始，放权让利搞活仍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的基本方针，其目的就是要调动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

“东风方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在某种意义上，“东风方式”其实是北京市和东风电视机厂合谋，通过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游走来获取技术引进必需的外汇，然后提升生产效率为市场生产出更多的电视机，从而获得效益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技术引进得到的效益也由北京市和东风电视机厂共享。可以说，没有当时的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黄宗汉也是寸步难行。黄宗汉之所以能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除了他当年在市委工作积聚的人脉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北京市也从他的改革中获益。在黄宗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案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北京市的影子。这些做法都没有把计划经济体制的物化者——中央职能部委（比如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放在眼里，遇事不请示，对指示阳奉阴违，无视他们的权威。因此，说“东风方式”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光说东风电视机厂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北京市。“东风方式”的实质，就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秉承“效益优先”的目标，改变生产和管理理念，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为自己争取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从而获得自主行动的空间，为企业实现更多的效益。由此来看，“散件加工”只是手段而已。

注解：

[1]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　引言均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邓小平的看法可参看《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文是：“比如最近有个简报，讲到北京一个电视机厂，去年年产9英寸黑白电视机二万台，平均日产五十多台；后来搞了一条日本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生产线，设计能力日产六百台，现在已经日产四百多台。”邓小平的“照顾左邻右舍”的说法也在此文中。

[3]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4]　同上。

[5]　稽国庆在2009年8月14日的访谈中，对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的影响是这么说的：“新闻媒体连续、大量报道‘东风方式’之后，在国内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省市电子行业纷纷来东风电视机厂学习取经，一个小小的东风电视机厂能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关注，其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此。它是实施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先锋楷模。东风电视机厂还先后接待了13次外宾来访和参观，这些外宾分别来自日本、波兰、联邦德国、美国、新西兰、罗马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加拿大、朝鲜、柬埔寨和马里等国家。还有一些外国的国家元首如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厂参观。”

[6]　朱嘉明、黄江南、黄宗汉，《从北京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载《参考资料》第57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编，1983年9月1日。详见附录5。

[7]　同上。

[8]　见《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一文，《光明日报》1981年9月2日第1版。见附录3。

[9]　详见本章第一部分。

[10]　参见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七章　一篇报告文学惹出的风波

一、《希望在人间》的出炉

1981年，中宣部向报刊杂志发出指示，要求写“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要加强对工业题材的报道和宣传”。时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和《人民文学》特约记者的作家理由，从《人民文学》得知了黄宗汉与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理由在回忆这一段时也说，“我们写这种纪实性的东西，采访也好，都有很多信息来源……主要文学信息是他们（《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提供的”。因为与黄宗英的关系，理由也听黄宗英提起过她“弟弟在搞电视机”。但主要是《人民文学》提供的信息，“就是我的责任编辑，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很积极地让我去采访”。[1]当时理由便以《人民文学》特约记者的名义去采访。

不过，在去东风电视机厂采访之时理由也没有想到，他采访写出的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会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

当时理由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有意思啊。听到之后就直接去找宗汉了”。“我先去看看东风电视机厂是怎么回事。（工厂）当时在沙滩，离我们作协不远，我当时是在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先到厂里看看车间，看看他的生产线，然后找到宗汉。宗汉是个很热情的人，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慢慢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条生产线的引进，从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就有分歧，这个当时对宗汉压力比较大的。我了解了一下这里的人物关系：一般在这情景之下，我会挖出采访名单来，围绕着我要写的东西；比如我要写黄宗汉，我会围绕着有关他的这件事情；所展开的人物关系（来采访）。”“包括对这件事情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厂里的职工，车间里的不同观点的人，都在我的采访之内。好比是党委书记，我也采访过。对方愿意多谈就多谈几句，愿意少谈就少谈几句。他们一般也不愿意直接地去和一个外来的采访者，记者，去有些交锋，我觉得不会的。只不过，就是觉得他们对你的态度不够热情，说话有所保留而已。所以我采访过程中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阻力。”

理由在东风电视机厂前后待了有半个多月，“每天都跑沙滩，宗汉还比较忙。有时候约人，我找不到人约不到人，还得去东风电视机厂大门口，那儿好像有个河沟，在那边发愣”。等到“按我原来拉的名单，一个一个都采访完了，我大致有了印象，这样才开始写这个东西了”。

谈到黄宗汉，理由说“他当时不断受到内部利益集团的干扰。但是宗汉这个人……是一个热血青年[2]”。“我采访见的人挺多的，我觉得宗汉还是一个很君子的人……是搞业务满腔热情，是一直往前冲、不顾自己的……自身防卫的。”“当时宗汉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中国在开展现代工业这方面，他是走在前面的先驱人物。我也有这个责任感，我要为他呐喊。”“我也有这个意识。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刺激了那些人，让他们比较难受。不像我以前写的，我处理得比较含蓄。”“我和宗汉在这个问题上，在那个时刻，都有一点那个……就是好像热血”，“我受宗汉感染……和他挺谈得来。从写这篇东西以后，我们两个就不断地接触，（是）好友。[3]

虽然理由说他和黄宗汉“本身就臭气相投”，但是，“写这篇东西，写得不顺手”，原因是“题材决定。因为它的确涉及到一些东西，而且有的事情我还真的不能把它给说透……有些地方是要替宗汉考虑，有些也要替别人考虑”。即使这样，理由还是没有想到，“那些人，跟他那么地过不去……没有想到国有企业这个人事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让理由坚定地认为，“工业题材很难写好的”。

从理由对当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去东风电视机厂采访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思，因为中宣部提出了要写工业题材的作品，理由用的也是《人民文学》特约记者的名义，而没有用他有时会用的《光明日报》高级记者的名义。《希望在人间》发表后，厂里曾有人提出这是黄宗汉和他家里找人来写，以突出黄宗汉个人，这种说法其实是臆测和捏造。第二，像往常创作一样，理由为《希望在人间》的写作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包括拉出一份采访名单，不听一面之词，坚持采访到名单上开列的所有相关人员。而且，当时采访其实没有什么阻力，因此各种意见他也都能听得到。第三，在采访过程中，理由被黄宗汉的人品和精神所感染，两人遂惺惺相惜。理由在黄宗汉与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实践中体会到了为改革勇闯地雷阵的“热血”精神，从心底认为他有责任为这样的改革和这样的改革先驱呐喊。第四，理由在采访中也体会到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斗争之尖锐，“内部利益集团”对黄宗汉改革的困扰。所以他觉得更有必要通过正面讴歌来表示对改革的支持，这样在写作时就不像过去那样含蓄，而是直接表示出自己的倾向。最后，理由觉得“希望”的写作并不算顺利，这是因为题材决定了他必定会涉及一些在当时来说可能十分敏感的话题，所以他不能不瞻前顾后，“有的事情我还真的不能把它给说透”。

但是不管怎样，理由还是充满激情地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希望在人间》很快就通过编审程序发稿，刊登在1981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上。

通篇看，理由抓住了黄宗汉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黄宗汉对工作、对事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全身心的，是充满了热血与奋不顾身精神的。为了工厂的效益，黄宗汉认准了的事情，会力排众议，将其贯彻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同样，为了工厂的效益，他做事情会争分夺秒，废寝忘食。理由用重笔写了黄宗汉妻子找黄宗汉而不见、查问黄宗汉奖金下落两件事，一个“以厂为家”的企业家的形象就此跃然纸上。为了效益，黄宗汉用人不拘一格，只求人尽其才，对他人出自善意的各种担心与劝告一笑置之。

第二则是黄宗汉的睿智与才华。在这篇报告文学中，黄宗汉的睿智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表现在他不像《吉尔·布拉斯》一书的主人公所悟出的秘诀那样，在“新官上任发表演说的时候要用最黯淡的语言把自己的前任说得一无是处，并用空洞的许诺把未来描绘得一片光明”。相反，他“热情地赞扬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感谢他的前任完成了国家规定的生产数量的计划指标，分析了这个厂从白手起家逐步建立的设备基础和技术条件”。[4]其次，这表现在黄宗汉与外商谈判时的精明，黄宗汉不仅不做赔本的买卖，而且还能通过在谈判中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从而使对方高高兴兴地把便宜让给他赚。最后，这种睿智还表现在他思想的开放。他绝不拘泥于自己的一得之见，只要别人的见解比自己高明，别人出的主意能给工厂带来更多的效益，他一定是洗耳恭听，虚心接受并付诸行动。

在“贝多芬与生意经”这一节中，理由写了黄宗汉的才华：“三洋公司的常驻代表是一位音乐爱好者，黄宗汉每次见到他总爱一起听上几盘音乐磁带”，“在一片庄严、和谐、轻松的乐曲声中，他们谈论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也兼谈生意”。“音乐，抽象而赋予感染力的语言，跨越了语言的隔阂，沟通人的心灵，触动了常驻代表记忆中敏感的一隅”，因为“在上一次战争中，他的家里也死了好几个人，他再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后来，这位代表“给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帮了许多忙”。读者看到这一节，就会理解理由前边花这么多笔墨写黄宗汉“家庭背景的用心：他要把黄宗汉塑造成“新一代共产党的儒商”。

理由在《希望在人间》中认为，黄宗汉的才华还表现在“想象力”上：“在对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的评价中，很少使用‘想象力’这个词汇，但它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想象力可以使人振起翩飞的羽翼，冲破人为设置的层层罗网，在生产力发展的广阔天地展翅翱翔”。理由举出东风电视机厂在与日本三洋公司签订的五万台黑白电视机散件加工合同所规定的计划完成后，黄宗汉如何从“把微观经济搞活”这一上级精神中受到启发，自己“找米下锅”改变专用生产的流水线停工待料的困境这一例子来说明黄宗汉的想象力对工厂生产经营的影响，并以高峰倩的感叹“外经工作就怕目光短浅，一次买卖做成——完兮！老黄却技高一招儿，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难得”作为总结，进一步凸显了想象力对企业领导者的重要性。

说一个企业领导人要有智慧，这并不新鲜，但是说一个企业领导人要有才华，这算是一种创造。因为它突破了人们对“才华”这个词的常规性认识。这也是理由的贡献。就这样，理由以他所创作的艺术形象，回答了新时期一个厂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的问题——他不仅要有开拓精神，更应该具备一种“儒商”的素质，即他应该有开阔的知识面与视野，能够在别人都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从大家都忽略的方面想出新点子。这就从根本性上推翻了人们以往对企业领导者和经营者所持有的刻板性印象。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希望在人间》发表后，立即在东风电视机厂中上层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5]黄宗汉档案中还保留了当年以受理信访的工作人员名义（署名为“理实”）整理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批判材料。开篇就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告文学。它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吹捧个人，不惜篡改历史和现状，它混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把至今争议很大的问题强行当作正面经验加以宣传，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它违反报告文学所必须有的革命性、真实性和战斗性，有损党和文艺在人民心中的威信，使人们对党的文艺宣传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它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干部、职工队伍思想的分裂”。[6]

意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东风电视机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心意思是《希望在人间》割断了历史，只知突出黄宗汉个人的作用，无视东风电视机厂广大职工多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把黄宗汉到厂前的历史写成一团漆黑。其实理由写的黄宗汉并没有否定这段历史。而分歧在于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方针的看法。黄宗汉并没有否定艰苦奋斗，甚至还身体力行了艰苦奋斗：他谈判时在北京饭店后楼住小房间省钱，在厂里与其他副厂长合用办公室，在锅炉房休息过夜，就是艰苦奋斗的体现。但是从提高效益出发，黄宗汉对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也没有什么好感，因为那不是艰苦奋斗，而是墨守成规，死抱住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放。借用现在的话来说，黄宗汉是主张“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之前采取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现在有可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落后的生产技术呢？自力更生也一样，在帝国主义封锁期间那时强调的“自力更生”，那是被逼出来的，鉴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水平，只能单纯依靠国内的技术力量与生产条件来研发国家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实乃不得已。所以一旦可能，还是要引进或汲取国外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技术，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如前文所说，黄宗汉采取的电视机零部件国产化也是自力更生，但这样的自力更生决不是建立在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基础之上的。时代变了，自力更生的内涵也在改变。

至于说引进带来生产计划被打乱，如果站在效益优先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看法不攻自破，因为所谓的指令性计划本身背离市场客观需求，保护了少慢差费，本来就是应该被打破的，需要政府和企业做的，只是如何解决打破计划以后的善后问题。而说日方在以后的散件加工价格谈判加价到62美元，认为这“使国家每台要多花9美元，比1979年买整机还要高出了7美元”，给人一种黄宗汉出卖国家利益的假象，这其实不是事实，因为黄宗汉在谈判时根本就没有同意。

意见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正确评价黄宗汉工作的问题”。这部分主要指责黄宗汉好拉关系，搞不正之风，不务正业，不关心职工群众生活。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已详细分析过“角色错位”的问题，而且黄宗汉也不是不关心职工生活，正是在他当厂长期间，“东电”启动了职工宿舍计划，盖了两栋住宅楼，同时也通过发放奖金的办法，使职工收入普遍有了提高。

意见的第三部分是“对‘希望’作者的希望”，说作家理由的问题一是违背了对报告文学作品基本要求——真实性，问题之二是写作动机不纯，不是去讴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人民群众谦虚谨慎的学生”，而是吹捧黄宗汉与他的家族，为他们树碑立传。但是读过《希望在人间》便可知，这种看法恰恰是戴了有色眼镜看作品的结果。用理由的话来讲，这篇意见的出笼，其实是东风电视机厂“内耗”、“内斗”的反映，这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的政治斗争。

2009年8月我们访问理由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8年，理由对这些人指责他违背真实的说法还是不能释怀：“其实，我写报告文学写了很多年……如果说这个报告文学确实不想让它发表，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它不真实。”但是真实性与“搞社会学跟心理学有关系”，“真正从认识论上来看，真实性这个问题，到最后又变成了哲学问题。它是一个（可以分）很多很多层来讨论的问题。到最后，如果我们要去讲真实性的话，它有两个真实，一个就是材料的真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件事从根儿上，从本质上就是真实的，这是完全两个概念”。“至于说材料上的真实，这本身是一场游戏”，“材料的真实性本身就有问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列宁说的”。“世界上再没有比用一些材料去反驳另一些材料更容易的事情了。这是列宁的原话。”“宗汉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真实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有些人在整宗汉。这种事情我在这之前之后都碰到过，这算是比较典型的事情”，“是他们之间的，有人事上的，观念上的，理念上的，利害上的，根本性的冲突，是这些造成的”。“这个在材料上弄点毛病，找点茬”，理由说“我也不能保证说我写的（报告）文学，几万字，我的每句话，一点也没有错”，“所以宗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我的材料不真实，我就告诉他们，材料没有不真实，我采访的就是这样”。[7]理由的这些说法，解释了当时《希望在人间》被指责的所谓的“真实性”问题的实质。

不过对支持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的领导与同事来说，《希望在人间》的发表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比如陶必德就说“《希望在人间》这个文章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看得挺过瘾的”。[8]高峰倩则很直截了当地跟访问人员说，这“挺好的”，而且“用现在的观点，这篇文章对老黄的肯定，对散件加工提到更高（地位）来认识，我觉得甚至还不够”，因为“到现在来讲，这么多引进……这么大的东莞，全国很多行业都是加工”，而加工“最早的鼻祖是老黄。要引进，最早的谁，这个都没有人提”。对于《希望在人间》突出了黄宗汉个人的指责，高峰倩也做了解释：“当时从社会上来讲，突出个人也是社会当时接受不了的，都说是党和国家的……这是总体思想”，而他父亲是做外交官的，“所以我这个思想就不一样，不像有的（人）那么保守狭隘”。至于描写黄宗汉的家族，高峰倩认为这“从文艺的角度上写得更有味”。[9]总之，这特别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缩影”。

黄宗汉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坎坷之后，已经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所以他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忧心忡忡，如同灾难临头”。[10]理由在《希望在人间》中也说，黄宗汉“曾开列过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局长、公司经理、厂党委书记，下至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希望一一予以报道”。[11]这一点，在黄宗汉写给《人民日报》编者的一封信中也得到了佐证。事情缘起于198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东风”的路——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12]为题，发表的记者写的宣传“东电”经验的通讯。此稿发表时黄宗汉已经调离了东风电视机厂。他看后心里很是不安，当晚即提笔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意在澄清事实和纠正对他过头的赞扬。信的草稿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今晚《人民日报》刊登《“东风”的路——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一文，这篇报道稿事前我未看过。有几点意见，望借贵报一角予以披露。首先，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70年代试制全晶体管9吋电视机，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以后也不是因为质量低劣在市场上销声匿迹，“昆仑”9吋电视机曾是市场上受欢迎的产品，主要是由于定价偏低，工厂有亏损无法继续生产。东风电视机厂在过去生产9吋电视机的基础上，研制了B315型12吋黑白电视机，获得全国电视机总量评比二等奖。B3110型机是在东风电视机厂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新投产的12吋黑白电视机，还未参加过全国电视机评比。1979年东风电视机厂产品并无积压，这并不是当时引进技术的出发点。至于报道中讲到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工作及我个人的作用，更值得斟酌。如果说近几年东风电视机厂在技术引进工作中取得某些进步，这也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不能归功哪一个人。我想记者报道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的情况，是为了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报道有失实之处，将会引起相反的效果。最后，再次希望，贵报能将我的意见公开发表，改进。……[13]

原东（电）厂长　黄（宗汉）

82.3.10

报道的本意是肯定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工作，可是此时的黄宗汉只能对此苦笑了，他很清楚，《希望在人间》的发表，已经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虽然理由是满腔热忱，一心一意要赞扬他作为改革的先驱在“东电”的工作，但是本来上上下下就有反对的声音，现在等于是在这上边又加了一把火。黄宗汉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非常熟悉党的工作方法，这些来自所谓“群众”的反对意见正好给一些人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群众对黄宗汉的工作很不满意！这一理由足可以让他离开东风电视机厂厂长的位置。所以，这篇通讯虽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对黄宗汉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最终，黄宗汉被调离了东风电视机厂，到北京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做了一名副经理——这样的离开，只是方便检查组在东风电视机厂对他进行审查。

理由知道这件事后很是内疚。在1982年，理由写了一篇《陌生与熟悉》的文章[14]，谈自己的创作感受。他深有感触地写道：“如果把感应生活的触角伸向下一个层次，出现了急剧的转化，那些复杂的纷争化为简单的冲突，单纯得令人吃惊。某甲所以反对某乙，原来是工资少长了一级，奖金少发了几块，或是提拔了某甲而某乙未被重用，或原定派某人出国，后来又另换了别人……我在外地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采访中，我的采访对象正在被一场官司所困扰。他被别人告了一状，列举的罪名每一条都够得上绳之以法，其实是莫须有的。究其根由，原来是告状人在数年前没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多生了一个孩子，而他曾间接地批评过这件事……在高级的语言背后，掩盖着古老的、原始的、本能的冲动。经济改革的浪潮，搅动了许多人的梦幻、得失、毁誉、沉浮……倘若把这比作一首交响乐，每个音符所处的位置并不固定，在不同的旋律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即每个人又是多层次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人事问题。[15]随后，他笔锋一转，不点名地写到了黄宗汉，意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粗浅地接触了工业题材……最痛心的是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以后，竟给主人公招致意外的麻烦，我至今惴惴不安。我在写作过程中，对采访获得的素材做了大量的剪裁，尽力地回避人事问题，所写内容不过是采访上记录的几分之一，这样做完全出于善意，其结果却没能逃脱厄运。作品的主人公遭到强烈的反对，被调离了工厂。”在此基础上他又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凭借概念而生活的人是有的。人生的坚定信念就表现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就是一个崇高的概念么！我们工业的希望就在于涌现出一大批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各自的经历中认清了一条发展工业的必由之路，他们的生活信念的背后，包含着丰富曲折的人生。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并义无反顾地去贯彻实施。但是，真正靠概念而生活的人被不靠概念而生活的人用概念打下去，这是令人深思的！”

理由这番话说得明确而决绝。它似乎预示着，一切并没有结束，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三、编辑夜闯中南海

1983年3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经过评委评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希望在人间》位列第八。据时任编辑部副主任的周明回忆，当时“评委会的组成均为当代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很有权威性，也很有透明度，不曾发现有‘走关系’的现象。评委们都是认真阅读作品，认真讲评，负责任地投票，因此，获奖作品大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就《希望在人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获奖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因为它牵动了方方面面的神经，所以这件事又激起了新一层的波浪。

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东风电视机厂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在1983年3月20日写了一封题为《〈希望在人间〉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告文学》的群众来信，向上反映，“希望能派人调查，现在立即暂停对《希望在人间》的发奖。待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再酌情处理”。理由与前边那封信《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又补充了一些新的细节。

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理由说起这件事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那些（人）倒真的没有阻止我来写作发表，没有到那个地步，也没有找我来正面交锋。但是一发奖他们就觉得是一个机会”，因为是“国家发（这）个奖，有政策在里面”。当时情况“挺逗的。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折腾得挺厉害的，而且他们有关系，一直闹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那里”。而邓力群则是“不同意发这个的”，他“通过中国作协告诉说，这个东西有一些作假”。所以当时“他们折腾成功了，决定不发表了”。[17]

至于这个事情的解决，理由也觉得“挺传奇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里面有两个非常能干的编辑，一个是编辑部的副主任叫周明，还有一个是责任编辑王南宁。周王这两个人，恰恰就是我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和评委。他们俩一听，闹起来了，为了我这个文学作品当时就连夜……跑到中南海”。

理由现在想起这件事，心里还是挺温暖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作协也好，编辑也好，编辑和作家的关系还是挺融洽的，或者说很仗义。”

说到这件事的意义，理由认为，从评奖名单中撤下来“说是对我不好，肯定是有的，那个事情对这次评奖也不好，而且这个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他们本身也很清楚，也不能路见不平，然后就不管它，更何况（作品）又是通过《人民文学》发表（的）”，并且“又是中国作协去评奖”。

那么，周明和王南宁是怎么通过中南海的门卫的？理由说，找的是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当时某位领导人的机要秘书。

关于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夜访中南海的当事人之一周明后来专门写了《夜访中南海》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件事发生于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参加本届评奖的作家理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的《希望在人间》，荣获报告文学奖。可是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23日下午，中央领导办公室通知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

周明当时很着急，因为“这个时间，正是即将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下午。而此前，首都各家媒体和即将出席颁奖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临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那个年代，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敏感。可以想见，一项严肃的全国性的评奖，获奖作品篇目已正式在报纸公布的情况下，却突然间，其中的一篇作品，又恰恰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撤下，那外国媒体一定会作各种猜测，会有歪曲报道的。”

由于“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暂停发奖，进行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但是接到通知时已是23日下午，而24日上午就要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颁奖大会，所以根本没有“调查的时间、研究的机会”。当时急得主持评奖工作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坐卧不安，直说：“这可怎么办？！”

下午3时左右，冯牧给海运仓总参一所（与会人员住所，现已更名为京东宾馆）打电话，紧急找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的周明。他告诉周明说：“出事了，出大事了，理由的那篇作品明天不能发奖，要撤下来调查研究。”接着冯牧跟周明说了事情的经过，周明在文中说，“我因心中有数，知道这篇作品的来龙去脉，便回答冯牧同志说：这篇作品是我们《人民文学》特约理由同志写的，他到厂里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说，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他要改革，有人抵制，这就引起了争议。可能因为干得好，有人红眼，想整他。”“冯牧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噢’了一声，似乎轻松了一些。他忙指示我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周明虽然答应了，但内心还是嘀咕：时间这么紧迫，要是写个报告送上去，还不知领导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人急了，会急中生智。此时，我也灵机一动，找到也在会议工作的《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向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今天下午，咱俩赶写个报告，还要想办法能送到中央领导手里。’王南宁答应了。……报告由王南宁执笔。她是写文章的快手，文笔好，这篇作品又是她经手策划和责编”，对情况熟悉，一定能写好。王南宁一个小时后完成了报告。“我们在报告中，如实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我们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这篇作品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佳作。它写的是一个亏损八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的三年间，由于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技术革新及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赢。当时我们听说了他的事迹，编辑部便约请作家理由同志去采访和撰写这篇报告文学。然而，当理由和黄宗汉厂长一接触，他却告诉我们的作家：这些事，这个厂的变化，都是全厂职工和领导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干的，光靠一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和改变工厂的状况。黄宗汉厂长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得忧心忡忡，如同灾难临头。他还给理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采访）名单。”

周明等在电话中请示了冯牧同志，征得他对报告的同意之后，“手抄了正规的两份，一份是写给中宣部领导的，一份是报送给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的”。

随后，“下午5时多，我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一个胡同里的首长家。不大一会儿，首长回来了，我俩急忙递上这份申述报告。首长戴上花镜，很快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是乔木同志（即时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批示的，必须向他报告。我说，这么晚了，我们在哪儿能见到乔木同志？请您帮助我们请示一下他，可以吗？首长说：我找找看，最好你们当面请示”。

在首长的帮助下，联系上了乔木同志的秘书，不一会儿，便传来了乔木同志的答复，“要我们立即去中南海见他”。“我和南宁欣喜异常，觉得事情有了希望，便立即向首长和夫人感谢，告辞，飞奔出门”，告诉司机，驱车直奔中南海。

他们虽然事先忘了告诉乔木同志处他们的姓名和车号，但终于在他们那位在某领导同志那里担任机要秘书的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中南海，找到了正在小放映室审看影片的乔木同志。周明“扼要地如实向他（乔木同志）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特别报告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作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时，乔木同志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我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

“我们离开中南海，又急奔复兴门外木墀地的冯牧同志家”，向冯牧同志“报喜”。然后，又急急忙忙赶往总参一所。“到达总参一所时，大约已是晚上将近8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我们一阵迷惑——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里都空无一人。我问服务员：‘客人们呢？’服务员回答说：‘早都去餐厅吃饭去了’”。

“进得餐厅门，我大吃一惊！只见，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在桌旁，谁也没吃饭，都在等候我们的消息。见此情景，我的眼泪一下子落下来了！我哽咽着对大家说：‘我们成功了！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这时，突然，好多作家朋友起身，跑过来拥抱我们！喊着，笑着，捶打着，激动着，一下子把我抬了起来，呼喊声久久喧嚣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为成功，为文学，为和我们作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英明的党！”

“第二天，1983年3月24日，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登上领奖台，接过红彤彤的荣誉证书，高高举过头顶，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希望——在人间！’[18]

周明的文章让我们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些难忘的岁月，再现了为《希望在人间》获奖的领导、作家与普通工作人员在当时如何仗义执言，为此呼喊。周明所写的总参一所餐厅中代表和工作人员不吃饭、静等周明他们回来报告结果的场面非常感人，有力地表明了当时的党心、民心，反映了改革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希望在人间》的获奖对当时还处于逆境中的黄宗汉而言，无疑也是莫大的支持，因为它意味着这是中央对黄宗汉工作的肯定。反之，假如评奖被否决，就意味着中央认可了《希望在人间》的真实性真有问题，那么，理由和黄宗汉毫无疑问要被牵进这场官司里头。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在人间》的获奖是改革派的胜利，也是后来改革派反击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解：

[1]　2009年8月14日访问理由。

[2]　应该是“热血中年”，黄宗汉当时已50岁。

[3]　以上引文均参见2009年8月14日访问理由。

[4]　理由：《希望在人间》，《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见附录6。

[5]　说中上层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那时多数工人并不关心或者参与这件事情，只知道当时有人贴大字报或小字报。而反对的或者向上反映情况的基本上都属于前文写过的三种人（参见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

[6]　黄宗汉档案：《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详见附录9。

[7]　本段引文均参见2009年8月14日访问理由。

[8]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9]　以上参见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10]　理由：《希望在人间》，《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

[11]　同上。

[12]　详见附录4。

[13]　这是保存在黄宗汉档案中的致函《人民日报》的草稿，正式誊清稿在信末省略号位置加了一点改进文风的建议。

[14]　该文发表于《人民文学》1982年第4期，详见附录10。

[15]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列宁的名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16]　周明：《夜访中南海》，《美文》2011年第6期。见附录7。

[17]　以上引文参见2009年8月14日访问理由。

[18]　以上各段引文均见周明：《夜访中南海》，《美文》2011年第6期。详见附录7。

第八章　“乱起萧墙”：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改革的实质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调整

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反对者来自不同的方面：上级乃至中央领导部门，工厂的同事（主要是厂党委的成员），厂内少数技术干部。黄宗汉为了能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实现更大的效益，势必要求更大的企业自主权，改变捆绑和束缚企业手脚的旧体制。这就关涉到权力的重新分割，也必然会因此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丧失利益。这些在旧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社会集团，发觉自己利益受损就必然会全力去维护旧制度。这就是黄宗汉的改革受到多方面阻力的现实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就是制度变迁，也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调整。

这样的体制改革不是黄宗汉的首创。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已经提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篇讲话在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邓小平认为，实行领导体制变革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在讲话的第五部分，邓小平着重讲了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指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健全。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要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管理和技术专业，再不能长期泡在各种会议里，老是当外行，那样我们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党员，管理制度改变了，他们除了要受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领导以外，还要受上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同级党组织的监督。同级党组织的任务也没有减轻，而是真正加强了党的工作。工厂、公司、院、校、所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的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考虑到这个改革对全国广大的基层组织影响很大，现在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

把邓小平的这些讲话连在一起看，便会发现邓小平强调的是党政分开，党要管党，政要归政，要按经济规律来处理经济问题。而且，邓小平已经看清楚了，“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但是，邓小平也看到了在企业中这样的做法会阻力很大（原话是：这个改革对全国广大的基层组织影响很大），所以他强调“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1]

黄宗汉改革的总体思路，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的想法是相吻合的。但是，这场改革会牵动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既得利益，这一路上会碰到多少地雷，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

二、两轮检查

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触及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来自利益受损方的攻击也不足为奇。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当了三年厂长，这样的攻击分为两个轮次，第一轮来自东风电视机厂归口管理的领导部门，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事情“最初起因于按日本的先进技术标准搞零部件国产化，给我们的配套厂带来了压力”。“当时我们的国家标准相当地宽松，规定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的检测不合格率才能退货，而国际标准是只能低于万分之一点五，我们的配套厂差距太大了，需要重新进行技术改造。我提出，对筹措资金有困难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内补偿贸易的方式帮助配套厂进行改造，也就是说由我们厂用自己加工散件所得的外汇，帮助配套厂引进技术，配套厂再生产合乎国际标准的零件给我们进行组装，用于偿还债务。[2]

“当时我们在北京有二十二家，在全国各地有六十家配套厂。”对于用这个办法进行技术改造，大多数厂是接受了并从中获得了好处，但是也“有的厂并不同意，比如电源变压器厂。以前电视机起火很多，都是因为变压器不合格。我们要求变压器厂进行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可他们说基础不行，做不到”。黄宗汉“只好不从他们这个厂进货，于是他们告我们摧残民族工业”。[3]

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则认为“我们引进技术、搞国产化的做法打乱了国家计划。因为当时国家引进计划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们主动去找商业部长王磊同志才争取来的。同时，总局还认为我们没有按照计划规定的电视机型号进行生产。在总局给我们下达的生产任务里，包括老百姓不喜欢的型号，我确实没有认真执行。这在‘计划就是法律’的条条框框还深有影响的年代里，我这么做就是一条很大的罪过了”。因为“等于是自作主张引进了一条生产线，计划外大量生产了畅销型号的电视机，造成了不受市场欢迎型号的电视机有所积压，致使总局1981年的计划没法安排。而当时计划经济管得太具体了，包括生产什么型号，到谁家去订货等等。由于国家下达计划叫配套厂进行生产，而我不买配套厂不合乎国际标准的产品，就被指斥为‘仅仅着眼于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全局的利益；只从目前的得失出发，而缺乏长远的考虑’，‘是用外汇进口的产品挤了国内市场，挤了民族工业，是饮鸩止渴的错误方针’。因此，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向国家有关部委发了《关于北京市一九八一年电视机生产安排的调查报告》，中央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看后批示：‘看来，这个厂要给洋人做加工厂’。于是便招来了第一个检查组”。[4]

黄宗汉在文章中提到，“这第一个到我们厂来检查的（当时称调查组）来自国家各有关部委，有国家计委的，国家经委的，国家机械委的，国家进出口委的等等”。但是，“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在《关于北京市一九八一年电视机生产安排的调查报告》中，批评我‘饮鸩止渴’，而检查组进厂后听取我的汇报时，却有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的领导同志来为我辩护”。他就是“总局负责技术的副局长隋经义同志，他是一位留美的电子工业专家，他说：‘东风电视机厂老黄搞的这一套是方向，应该继续搞下去。’这和总局报告的意见是相左的”。由于“各部委进行调查后，纷纷上报表示赞成我的做法。于是中央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通知市委撤回了批示[5]。第一轮调查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第二轮来的，可是纪委的检查组，原因在于东风电视机厂的“后院起火”。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由于我厂的电视机产量不断激增，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在国产化程度还很低的时候，还得依靠大量进口国外零件来加工整机，这就像纳入了一个跨国公司式的生产体系。我们进口散件的各种凭证、说明书都是外文的。一天，和我们合作的日本三洋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要东风厂找一位能讲日语的厂长与他们通话调度生产。我们说没有能讲日语的；对方说会讲英文的也行；而我们厂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是留苏的，也只会讲俄语，原来的厂级和科室、车间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都不高，没有人会讲英语，这就成为我们与国外合作的拦路虎。但是，全厂拥有几百名技术人员，其中大有人才。因此，根据生产需要，我和市经委副主任魏文烈同志商量，按照他提议，在保留原有领导职务不变的条件下，再提拔一些技术好又懂外文的有大学学历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依靠他们来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原来的一些干部就产生了危机感。[6]第四章、第五章中已说过，黄宗汉在访谈中曾经多次提到“在党委会上有的工农出身的厂级干部质问我，为什么如此重用知识分子干部，说我的干部路线有问题”。[7]

而且，在干部提拔的过程中，“不仅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同志有意见，一些知识分子也不满意，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比如我们厂负责研发高频头的某位技术人员。当时他对我支持给我们配套的高频头厂也以散件加工方式进行技术改造有意见，批评我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什么都依靠外国人，还为此发表了公开信。接着还有人贴大字报，散发匿名信”。[8]

根据黄宗汉的叙述，“导火线”是“由于我们厂引进技术后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引来许多媒体争相采访。媒体的看法，一种是赞成技术引进做法的，另一种则是对那位同志的公开信比较感兴趣。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最高领导层，意见也不尽统一，从传达的领导讲话中可以听得出来。可这些情况多发表在内部发行的材料上，一般人看不到。后来作家理由采访我，写成了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电台热播，主人公乔厂长的经历和理由同志在报告文学里写我的经历很相似，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原型。于是《希望在人间》也被广为传播”。[9]

“前边说的写公开信的同志还和他人联名上书中宣部批评这篇报告文学‘严重失实’，此信连同一封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匿名信被辗转交到了中纪委。”这就引动了中纪委立案，并派人来进行调查。黄宗汉则被调到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司做副经理，“实际上是对我进行背靠背式的检查”。[10]

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个插曲，就是北京市也曾派过检查组对东风电视机厂进行检查。在黄宗汉的档案里，还保留着检查组在检查结束后写的书面报告。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根据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市经委与市财政局要求对市局国营企业落实经济政策和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决定东风电视机厂为重点检查单位之一。为此由市仪表局、市财税局第三分局及电视工业公司等三个单位组成检查组，于（1981年）8月11日进厂，在厂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至8月底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1]

由“根据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与“决定东风电视机厂为重点检查单位之一”这两条，大致可以判断当时北京市因为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央部委和高层领导的压力，所以必须做出一个姿态，表明若是东风电视机厂真有问题，他们是不会姑息与包庇的。但是，“东电”的改革其实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明打暗保”的策略，这从他们对查出的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知道。

从报告看，当时查出了“显像管受雨淋损失、外事活动经费开支大、预提保修费、散件进口对方加发百分之三的损耗件核算、产成品账账与账实不符、北京显示器件厂厂房与场地有价转让、315型电视机转给电视研究所生产所付加工费以及外汇比价与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技措投资”等八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后一条“外汇比价与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技措投资”在后一次由中纪委指导的北京市检查组所写的检查报告中是被扣上“用提高外汇比价的办法来截留国家利润”这样一顶帽子的。[12]对此，1981年北京市检查组的报告是这样写的：“该厂八零年由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进口两批电视机散件。第一批三点一五万台，外汇比价为一比五。第二批三万台外汇比价平均为一比六，东电在八零年六月已付款。八月二十六日经济建设总公司以技措投资名义，拨给东电一百七十六点二万元，经市仪表局计划处开证明存入东电在建行的账户，用于东电新厂房基建工程。按东电购买外汇比价一般最多为一比五，现以一比六结存，加大了散件成本。而经济建设总公司又以技措投资方式拨给改成基建用款，此种做法是否妥当请考虑。[13]

这样的措辞与口气，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是知道这样做属于未经请示擅自改变外汇比价因而是违反当时的财经纪律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知道这不是东风电视机厂自己的决定，而是征得了北京市领导同意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北京市检查组的尴尬处境：这样的问题查不出要被中纪委打板子，但是要说重了，揪出“东电”来整也等于是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北京市和东风电视机厂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三、中纪委的检查组

到中纪委来调查，情形就不同了。本来，东风电视机厂只是地方一个县团级中型厂，根本不在中纪委检查与监察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东电”的改革牵动了方方面面的神经。在中纪委看来，北京市的做法明显是不配合，甚至是与“东电”沆瀣一气，充当了“东电”的后台。所以中纪委将此“小题大做”（据黄宗汉与王甦的说法，当时“东电”的问题是被中纪委列为大案要案来对待的），带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味。中纪委检查组此行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为了在程序上获得正当性，中纪委派出一个工作组，与北京市的人员一起组成一个大检查组，这样，北京的检查组就是在中纪委指导与监督下开展工作。而检查的主导权其实是在中纪委派出的人员手里，所以不管是北京市领导、黄宗汉还是东风电视机厂的干部职工，都将这个检查组称为“中纪委检查组”。

档案里的材料显示，这个检查组的北京市方面，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纯挂帅，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检查组在“东电”期间，王纯一次也没有来过。

档案里存有检查组在1983年4月2日上呈的《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指出：“我们检查组是在1982年9月27日进驻东风电视机厂的，在中纪委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根据市委负责同志的指示，主要检查该厂违反财经纪律、试看电视机和在外经工作中收受礼品等三个问题。[14]1982年9月27日黄宗汉已被调到广播电视公司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次检查针对的就是黄宗汉。其中，“在外经工作中收受礼品”这一条意味深长：若要彻底扳倒黄宗汉，抓住他个人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做文章是最佳路径，而礼品问题是最容易被当事人忽略而成为说不清楚的事情的。

既然是检查黄宗汉，那么那些曾在黄宗汉身边工作、与黄宗汉过从密切的“东电”精英们自然是首当其冲。高峰倩、稽国庆等几个副厂长，朱振旺、陶必德、范录筠等中层干部，都被找过，有的甚至是被检查组纠缠过。

据时任厂长秘书的范录筠回忆，“中纪委派了工作组，（副）组长我还记得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副局长，姓田。底下的人员就是从各单位调过来的”。[15]

朱振旺回忆说，“我是负责整个设备引进的，中央纪律委员会就到厂子来找我谈了四次，就说在引进的时候黄宗汉到底贪污了多少钱，拿没拿人家什么好处费，提了多少。我说我负责这个，别的我不知道，从我经过这些事情，没有这种情况。而且老是赚日本人的，那事儿多了，怎么一块钱的事儿能办成十块钱的事儿，就这种事儿太多了太多了……中央纪律委员会坐一圈，（说）黄厂长在每个位置上贪污多少多少钱，都有数儿，当时我就拍桌子瞪眼，我说这都谁指使的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不能诬陷人。[16]

范录筠受到的压力更大。“有一次东城区检察院传唤我；我从工作以后从来没进过这种大门，检察院找我我就很紧张，挺害怕的。不去也不行，我就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以后就跟我谈，首先谈的就是电视机的问题。咱们生产出一个新产品来，要送给有关领导试看；试看有个表，要填这个表要登记，有什么毛病什么意见；看完以后收回来，下一批新产品再送去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我当时做得稍微细了一点，哪批送给谁、什么时候拿回来都有登记的。他要叫我交代，要我把这个名单交出来，我当然不能交这个名单了。哪个领导看了，这个我不能交啊，因为人家电视机还给我了呀。我不能，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干这事啊对不对，我就不肯交这个东西。”

“完了又问我一个问题：黄宗汉在国外到底存多少钱。我没听说过黄宗汉在国外有存款啊。我说他没有，他当时的奖金好像都是在我这里。他为什么放在我这里呢，当时经常有客人来，有时候到中午要招待吃饭，咱们老打职工吃饭的（饭菜）有时好像不太合适，那就加几个菜。那个时候财务科长叫陈美芳，她就说加菜这个账从哪出，黄厂长说，那就从奖金里嘛。……奖金就是派这个用场的。为了这个事情，黄宗汉的老婆小谭，那个时候经常打电话给我，说老范啊，你们厂都不发奖金啊。我不好说发，也不好说不发，我就跟她稀里糊涂。”

“其实黄宗汉身上钱应该是很少的。那个时候用饭票吃饭，有的时候到打饭时，他会说哎呦老范啊拿点饭票来，没饭票了，经常这样的。”

“这个名单要不出来，工作组就有一次通知我（去）核对一下情况。核对情况可以啊，我当时就拿了笔和笔记本去了。新楼有个会议室，我去了以后一看，一百多个人，我（心）说哎呦核对情况怎么那么多人？我没吭气。主持会议的是党委副书记……当时我还多了个心眼儿，我说你先别开会，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是哪的啊。当时工作组有的人我都不认识。后来他就介绍了，这是工作组的田组长什么什么，都介绍了一下。我去的时候，确实把试看电视机的领导名单带着的，后来他就说没事没事，核对电视机的情况什么的。我说哎呦这个核对情况没有必要这么多人来听吧。当时副书记就发脾气了，就发火了，具体话我现在记不清了，意思是你说不说。当时我脑子里一闪，我心想你核对情况，几个人核对一下就行，或者是你工作组找我核对，这么多人明明是围攻我啊，是逼我啊！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牛劲儿，拿了笔记本拿了笔离开会场了。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话，一个女同志嘛，当时来讲心里是很……其实还是有点难受的（哽咽）。（因为）我没有经受过这种事情。”

“我就回办公室把事情安排了一下；当时厂子里加班有倒休的，我（有）很多倒休，后来我就回家了。我心里有点难受。……你不能这么逼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这么干……回家休息的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龚（云涛）局长，我就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龚局长特别生气，他就找王甦，仪表局的局长，一把手，王甦特别生气，他们好像就把这个事情汇报到市里头，不知道哪个同志，当时回过来就把那个田组长训了一通，训了一通他后来就不找我了。[17]当时厂里了解内情的人还是很敬佩范录筠的，都认为她很不容易。给黄宗汉开车的司机程俊模就说，“要是没有这个老太太，黄宗汉也死了”。因为“当时那个计算器几块钱一个……黄宗汉给这个一个计算器，给那个一个计算器”，范录筠全都记了账。所以当检查组追查这些本属礼品的计算器去向的时候，范录筠拿出账单，“老太太记得一分不差[18]。最后检查组在这个问题上一点把柄都没有抓着。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检查组先入为主地认定了黄宗汉一定有经济问题，然后再在调查中寻找事实证据，拉开了“石头里也要榨出油”的架势。但是最后却发现，不仅黄宗汉没有经济问题，他带的骨干中也没有发现谁有经济问题。戏剧性的是，一桩检查组当作大案来抓的私分彩电案，不仅与黄宗汉没有任何关系，还砸了检查组自己的脚。据陶必德回忆，一个姓陈的外商，拿来五台彩电；当时他是这样分的，“党委书记一台，党委副书记一台，黄宗汉一台，供应科长一台，销售科长一台，当时不是有我一台嘛。给黄宗汉的黄宗汉不要，说我不要电视机，……我（销售科长）那台他没给我，我没见着。”“最后查清楚了黄宗汉没拿，（倒是）党委书记拿了党委副书记拿了。”陶说到这里，崔莉笙补充道：“后来大家伙拿这个当了笑柄了，查人的人自个儿出事了。[19]

最后，在检查组的报告中虽然列举了东风电视机厂在执行财经纪律、电视机的管理与使用，以及礼品三方面的问题，但是却没找出黄宗汉个人有贪腐。

四、防守与反击

应该说，即使在黄宗汉处于被审查状态的时候，中央领导以及相关部委中支持改革的一方与北京市相关领导和职能部门还是给了他力所能及的支持。“检查组来前几天突然谷牧同志来了，来了就到车间里巡视一圈，跟我说你要坚持住啊，情况很复杂。给我来了这么一句。但是呢，我当时反应，这事儿闹大发了。谷牧同志为什么我陪他转悠的时候给我来这么一句？没过多少日子检查组来了。”当时，国家经委也给了黄宗汉很大支持：“我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就是在检查组到来的时候。检查组进厂那天下午，薛暮桥同志主持召开‘计划与市场’讨论会，通知我参加。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薛暮桥同志表示支持。（当时）新闻界在我实践过程里头他们发生了争论，内参上打架打得挺尖锐，报纸倒公开发表了文章，基本都支持我。小平同志不是光在批示时候支持我一下，明显的他是赞同我这套做法，所以在我被检查的时候突然让我参加全国第一次优秀企业厂长经理会议。[20]

“国家经委给我发了一个文。公司有个工作人员来找我，通知我去无锡开会。我已经不是厂长了，我就交给接替我工作的厂长，我说你去吧，让参加会议，检查归检查，咱还是优秀企业（笑）。他说我不去，我刚来，闹不清厂子这些事儿，还是你去吧。我说你要不去，咱就甭去了。国家经委不干，派了一位处长来找我们公司经理，说袁宝华同志知道现在纪委在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工作，也知道黄宗汉同志不任厂长了，但是宝华同志的意见是要他去参加这个会，而且还要介绍经验，请你们安排。口气挺硬的。我们公司经理还是支持我的，他叫潘云武，有国家经委通知，还来了位处长，即使公司的书记对我不感冒，还得让我去。我跟检查组请假，说让我介绍经验，我准备了稿子就到无锡去开会。参加薛暮桥同志的研讨会没几天，接着就参加全国优秀厂长经理会。又过了顶多一个月吧，国家科委又来通知了，说国家科委应联合国邀请组织科学技术代表团赴美国、加拿大、巴西考察，黄宗汉同志列入名单，请你们给予安排。我想，这纪委怎么查啊，要出国了。[21]

“这又（是）一场官司，中纪委检查组找国家科委说黄宗汉不能去，黄宗汉正立案审查。（国家科委）说他有什么问题？（检查组说）他有什么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就是有人反映他有问题。（科委）说那不行，这是联合国正式发出邀请，改不了。吴明瑜同志当时任国家科委政策局长，他出面接待检查组来访人员，口气就那么硬。不过我猜测啊，可能小平同志（发话了）[22]。改革开放初期派个科技代表团出去可能是挺大的事啊，不像现在，拔腿就能走，起个名就出去了。国家科委就给顶回来了，说你要现在查，你就查吧，让他先跟我们一块儿走。（检查组）不干，他们找到陈希同，陈希同那会儿是副书记，管干部的……陈希同说不让他出国，查出他有什么问题（没有）？检查组说有什么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至少是他进口的显像管有问题，违反国别政策[23]……陈希同说，这叫什么问题啊，你们也没说清楚……那先让他出去呗，你接着查吧。[24]这样，最后黄宗汉还是跟着科委组织的代表团出了国，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对加拿大、美国与巴西做了访问考察。

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确实牵动了上上下下各个方面。改革这一方，最高层是邓小平，还有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再到北京市，到电子仪表局，到东风电视机厂。反之，反对“东电”改革的也一样，都是从高层一直贯通到基层。前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支持，因为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就是他改革理念的一个实践，支持“东电”改革也就是支持自己；那些查黄宗汉的人的目的，他也清楚得很。但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自然不会轻易表态，他要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到了。事情的起因是北京电子仪表工业局党组书记王甦在1983年4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检查组在“东电”的检查情况。王甦在信中认为，“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以技贸结合灵活贸易的方式引进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的方针，是符合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精神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重要途径”。

但是，“从我们开始引进时起，从上到下都遇到阻力”。“北京电子仪表工业局主管外经的副局长龚云涛同志，北京电子技术进出口分公司负责人陈岚同志，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黄宗汉同志不断受到某些人的控告，以致发展到82年8月中纪委、市纪委派出检查组作为大案要案对北京电子技术进出口分公司和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进行检查。据检查组说现暂告一段落并写出了检查报告。我看了检查报告后，认为目前报告中所涉及的事情均不属于大案要案范围。检查报告只是列举了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所谓缺点错误，而这些在事实上还有不少出入，北京电子技术进出口分公司和东风电视机厂党组织都向检查组提出了书面意见。”

王甦接着指出，“如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应该肯定，不论是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陈岚、黄宗汉等同志，还是被牵连到的领导同志，都是努力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廉洁奉公的好同志”，“对待这些同志应该采取热诚支持和帮助的态度，绝不应该听信片面之词，当作大案要案对他们立案检查”。

“东电”的问题，在于部分厂领导“凭借权力抵制干扰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国产化的部署，提出所谓的‘土洋结合，以土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办厂方针。他们并与一些思想极左或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拉帮结伙互为呼应”，“散发歪曲事实的材料，制造思想混乱。正是这些人在检查组来的时候，到处活动，反映了许多不真实的情况”。

王甦最后在信中说：“纪律检查，首先就应检查对待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态度，检查对中央是不是保持一致这个政治纪律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绝不应该使拥护积极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处于被告地位，而抵制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倒处于原告的地位，这岂不是颠倒了是非。”据此他呼吁小平同志过问此事。[25]

此信先到了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手里，他经过调查，很快就写了如下意见：

“79年东风电视机厂向改革迈出第一步，几年来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支持拥护，也受到少数人的限制反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少数贪污分子，政治上异己分子和思想作风严重不纯的人，拉帮结伙，在某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的庇护下，专门与改革对抗，甚至公开反对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他们还利用改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进行攻击。他们写大字报、散发传单、告恶状，甚至进行人身诽谤。正是这些人反映了不真实的情况，导致中纪委、市纪委的联合调查组甚至按照这些人所指的方向去调查。调查组陷入唯心主义，丧失了党性原则。现在调查已经清楚，应辨明是非，正视对错，把被告席上的无辜者解放，填上真正的罪人。这一事件的始末，反映了改革中的尖锐斗争，有一定典型意义。[26]

随后邓小平也针对中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王鹤寿做了如下批示：“据说此事中纪委已派小组调查清楚，是非已明，但不做结论，不对诬告做处理。如果真是这样，中纪委小组就值得检查，请过问此事。[27]

据黄宗汉回忆，此后，“相关同志就把王甦同志和我找到邓府去了，给我们传达，就是王瑞林怎么写的，小平怎么批的。他慢慢地在那念，让我们记的”。[28]

王甦信中提到的“被牵连到的领导同志”证明，这个检查组确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矛头指向了北京市甚至中央（至少是部委一级）的领导同志。当然，王甦的信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给邓小平提供了批评反对改革者的一次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王瑞林以一种十分严厉的口气发表了意见。这一意见不仅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了邓小平。

黄宗汉自己的反击是写了“对纪委检查组《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的意见”这封信。他引用邓小平批示与王鹤寿的话作为根据，[29]指出检查组没有抓住“检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这个重点，“把视线集中在所谓我们对财务人员打击报复和工厂在国外有存款等无中生有的问题上”。而事实上是“有些人因对调整调动了自己的工作不满，因而挟嫌诬告”。为此，他强调“对诬告者必须严肃处理”。这就与邓小平的批示对上辙了。不过，在市纪委参加检查组的同志的劝说下，黄宗汉还是写了一页纸的明显有点敷衍了事的检查，承认东风电视机厂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自己应当承担责任，这样也算给了检查组一个台阶。对于检查组来说，在检查中他们发现供应科长强玉山等人收受外商五台彩色电视机，最后强玉山被判了两年徒刑，也算是有所斩获，可以收场了。

中纪委检查组处事老到，从一开始就定位于监督指导，先已经想好了退路：“这检查组做检查，让哪个纪委检查组做检查啊？中纪委检查组就说，是北京市纪委立案审查，我们来了解情况。实际是中纪委检查组来人很多，北京市纪委（检查组）没几个人儿，他说，他是跟着了解情况的”，因此“要检查的是北京市”。这就把责任推到了北京市纪委的身上。北京市就感到很为难，“北京市说，你中纪委立的案，[30]我们是跟着来了解情况的”。但是，“中纪委要说北京市立案审查，也说得过去”，这是因为“那会儿我们王纯副市长是我们检查组组长”，“只不过王纯早就看出这不是一个好差使，所以他根本连面都没有露过。可是这组长毕竟是白纸黑字写在文件上的，因此王纯也觉得很憋屈”。[31]

“后来王纯就请我到晋阳饭庄吃刀削面，那会儿的市长也没现在这领导这么大谱儿，请我到晋阳（饭庄）吃刀削面，晋阳（饭庄）还把那个陈年老醋给拿出来了，王纯就跟我说，小黄，我可没整你啊。我跟他很熟，我说，我没说你整我啊，我可没告你状。王纯就说，这小平同志批了，他要写检查。可他觉得太冤得慌了，他一次都没来过”。就是因为要“让人家看起来领导重视”，所以给挂个头衔，把他挂上去了。其实“我们厂子情况怎么回事他根本也不清楚”，然后“这检查他们怎么做，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得给上头有个交代吧”。[32]

还有一段插曲，1983年4月7日下午在北京市经委会议室由当时的经委副主任邢军主持，“东电”检查组曾开过一个类似“善后”的会议。从会议记录看，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口径，以对各方做出交代。没查出大问题大家都松了口气，但事情总得有个交代，所以还是将如何交代作为重点。从发言看，与会者还有不同意见，比如陈岚（北京市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就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发言时情绪显然也愤愤不平。

一场惊涛骇浪就这样过去了，黄宗汉与他的支持者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以“打铁需靠本身硬”的立身处世的原则赢得了胜利，最终涉险过关。后来“张彭（彭真的秘书，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跟我说，小黄，幸亏你（经济上）一点问题没有，你要有一点这回就完了”。[33]

注解：

[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本段引文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系根据黄宗汉口述整理完成。附录12。

[3]　本段引文均参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4]　本段引文均参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5]　本段引文均参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6]　参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7]　参见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

[8]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9]　同上。

[10]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11]　见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黄宗汉档案中，市仪表局、市财税三分局、电视工业公司检查组：《关于东风电视机厂落实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检查的情况》。

[12]　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13]　市仪表局、市财税三分局、电视工业公司检查组：《关于东风电视机厂落实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检查的情况》。见黄宗汉档案。

[14]　黄宗汉档案：《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详见附录11。

[15]　2010年1月22日原东风电视机厂中层干部座谈会上范录筠的发言。

[16]　2010年1月22日原东风电视机厂中层干部座谈会上朱振旺的发言。

[17]　以上四段引文参见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范录筠的发言。

[18]　此段引文见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程俊模的发言。

[19]　本段引文见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上陶必德与崔莉笙的发言。

[20]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1]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2]　据黄宗汉称，吴明瑜是邓小平的科技智囊。

[23]　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24]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25]　由此之上五段引文均来自黄宗汉档案：王甦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26]　黄宗汉档案：黄宗汉记录王瑞林同志意见与邓小平同志批示。

[27]　黄宗汉档案：黄宗汉记录王瑞林同志意见与邓小平同志批示。

[28]　引文见2009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29]　从黄宗汉档案中的材料看，时间应该在1983年4月，因为市委检查组上递报告时署的时间是1983年4月2日，这些信应该是在检查组结论出来后写的。

[30]　关于立案检查的问题，黄宗汉自己认为，中纪委领导看到举报他的匿名信立案审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检查组的人员在审查中对在黄宗汉身边积极工作的干部采取非常手段，进行逼供围攻，则是极端错误的。它严重挫伤了职工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东风电视机厂日后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31]　此段引言均出自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32]　此段引言均出自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33]　2008年8月8日访问黄宗汉。

第九章　黄宗汉调离与“东电”的最后结局

风浪之后，又重归平静。黄宗汉虽然没被打倒，没有任何问题，但依然非常痛心，也不得不理智地思考自己的未来：是回“东电”接着干，还是选择离开？

经过此事，黄宗汉已经看得很清楚，“你只要坚持改革，对你个人来讲几乎就没有一个安全地带，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你要打前锋的话风险特别大，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些法律法规政策，你要改革，你就要突破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主要领导是保守派的头，那你根本甭想突破。[1]

因此，回东风电视机厂，黄宗汉是不想了，那里的内耗已经产生了太多的后遗症：“那背靠背一通揭发，揭发完以后我再回厂子，也许弄不好就会有人说我打击报复，因为现在我也不清楚谁揭发我了，谁批判我了；我要回到厂子去，我该怎么干怎么干，他们有的人可能当年又揭发又批判的，在工作里头如果没有受到我重用，那他可以说我打击报复，这一下（就是）说不清的事儿了。”[2]

对黄宗汉的上级来说，因为检查，让黄宗汉受了委屈，总要做点什么表示支持与关怀；加上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黄宗汉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那就晋升他的职务。所以当时的经委主任王大明找黄宗汉谈话，跟他说了北京市的几个局，表示他愿意去哪儿都可以。而黄宗汉这时因为审查期间闲着没事，已经接受了阮若琳的邀请去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在筹拍《红楼梦》，“正鼓捣大观园呢，我说，（不管）我去哪儿，我得先把我这事儿办完了再去”。最终黄宗汉接受的职务是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但那时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工作上，这个职务他一直没有真正去履新。

后来，黄宗汉还有好几次升官的机会，最靠谱的一次是去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当时陈希同已经代表市委找他谈话了，但是“第一天谈话，第二天我就写辞呈了”。“后来一位副市长跟我们区委书记讲，黄宗汉真傻，其实那局长是个过渡职务，（还可以）比局长还高一点，起码是市长助理吧。”只不过黄宗汉此时已经萌生退意，“我激流勇退”，“把官场视为畏途”了，“邓小平保了我（这）一回，我能过来，我还有个挺体面的下场，那我（以后）在官场要出点错还不容易，谁要成心整你一下，那邓小平也不能老保我啊”。[3]最后，黄宗汉与北京市委达成一致，到宣武区去担任区政协的副主席，这样虽然也是副局级，不过就变成了闲职，他可以少开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会儿，他正一心一意扑在大观园的修建、运营和文化产业开发这些事情上。

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通过前边几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看到，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与以下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势，这是人心所向，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众望所归。虽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各种利益冲突的纠葛，还存在种种阻力，但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党中央顺应党心、民心为国家的长远发展与长治久安做出的最重大决策，这就使黄宗汉的改革顺应了时势，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东风电视机厂推行在“文革”年代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各种改革，成为企业体制改革的先驱。

第二，黄宗汉在北京市甚至中央部委的“人脉”。这些人脉提供了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改革所必需的信息与资源，也在黄宗汉遭遇问题与困难时提供了支持与保护。需要指出的是，黄宗汉所有的“人脉”，是他通过在北京市近三十年工作积聚起来的，其中最核心的成分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这需要经过长期的工作与生活的实践才能形成，不可能经由短期的交往产生。在此意义上，黄宗汉的人脉是不可能被转让与复制的。换言之，他离开了东风电视机厂，也把这样的人脉带走了，他的后任是不可能借助他的人脉的。

第三，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积聚的“人气”。顾名思义，“人气”这个词既有“人”，又有“气”，既包含了权力的运行、政令的畅通所必需的下级对上级的敬重与服从，也包含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思想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几近忘我的工作积极性。当年有人曾指责黄宗汉的成功靠的是走上层路线，黄宗汉坦然面对指责，他公开宣称：“我既走上层路线，也走下层路线，企业要翻身，靠的是上下左右一股人气。[4]黄宗汉是只身一人进入东风电视机厂的，他在“东电”三年多，没有带去一个人，没有任用一个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在我们对“东电”老职工的访谈中，大家在提到黄宗汉时都带着一种敬佩，这一方面是因为黄宗汉用人完全是出于公心，即对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提升效益是否有帮助，由此，一些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或者因属于“臭老九”，或因种种莫须有的原因被限制使用甚至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在黄宗汉那里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黄宗汉洁身自好、不谋私利的操守，以及个人的智慧与才华也吸引并凝聚了这些人，个人的实力与素质最终还是要转化为成果的，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也使大家信服，这就好比打仗一样，部队高昂的士气来源于指挥官老打胜仗的战绩，就像《亮剑》中的李云龙那样，这样的指挥官在部队中会享有别人无可替代的威信。黄宗汉任厂长时的“东电”就是干部职工充满了自豪感和高昂士气的一支部队。

第四，最重要的，黄宗汉是置身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开始他的改革的。所以，当他要想获得他改革所需要的资源甚至信息的时候，仍不能不借助和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作为这一体制的主要支撑力量的“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体制。事实上，这样的体制并不完全等同于韦伯所言的科层制或官僚制（Bureaucracy），因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顺畅运作是必须要依靠非正式关系（或者说类似“人脉”这样的关系网）来润滑与保证的，正式体制和机构中的非正式关系以及这种体制的缝隙[5]使得资源和信息的非“照章办事”式的获取成为可能，从而也使黄宗汉的改革有了可能。所以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利用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不完善来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为改革设置的种种障碍。这样的策略和方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是不可避免的。总而言之，黄宗汉的成功，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缝隙，最大程度上利用了他手中的非正式关系的网络，从而获得了他改革所必需的信息与资源；而他的对手也是借助这样的体制和这样的非正式关系来逼迫黄宗汉出局并使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难以为继。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夭折背后有着体制的必然性。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题中之意。

二、人气散了：东风电视机厂最后的结局

虽然在黄宗汉离开后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马上又任命了新的厂长从而保证了东风电视机厂领导班子的完整，但是如上所说，新班子中的厂长、书记不再有黄宗汉那样能上下走通的人脉和关系，再加上经过检查组的一通折腾，“东电”的职工队伍也伤了元气，人心散了。因此，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渐渐走上了下坡路，虽然像朱振旺这样的还想挽救“东电”使之不陷于没顶之灾。前文说过，黄宗汉时代，朱振旺作为主管设备动力的科长，参与了相当多的关于东风电视机厂未来发展的决策。黄宗汉和朱振旺都很清楚，北河沿大街77号的厂址，根本无法容纳东风电视机厂未来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而且，按日本专家的说法，“东电”依目前已经达到的生产能力，需要的职位最多只有506个人，大多数“东电”的工人都将面对转岗的问题。所以东风电视机厂未来发展多种经营是必然的趋势。如前所述，买地是当时他们三大决策之一，当时主要是在豆各庄买地，这是为了发展集装箱运输的事业。同时，他从中国银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找外汇，在蛇口工业区花40万美元买了一层标准厂房，可以拉一条生产线，为电视机批量出口做准备，东风电视机厂是当时国内第一家在蛇口购置产业的企业。但是最后这个计划在他离开工厂之后就不可能实现了。

朱振旺是有危机意识的，他知道，如果东电不能另辟蹊径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子，那就“早晚得和‘北电’（北京电视机厂，即后来的牡丹集团）合并，把东风电视机厂消灭这是一个趋势。因为这个经济发展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须得突破这个束缚。所以后来跟LG——LG在珠海那块儿，地我买好了十万平米，设计完了合同全签完了。……当时我认为只有这一条，东风电视机厂走到那去才能发展起来”。[6]

但是“合同签完了，赶上天安门事件，这时的厂长也是有点犯糊涂，非得把合同给毁了，珠海市市长梁广大都哭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合资项目，一共三个，LG已经想把所有（生产）都挪到中国来。而且我们都规划好了，什么休闲区啊生活区啊，由这厂子到码头多远，由码头到香港多远，因为孩子要到香港上学去，所以这些全都测算好了，全都弄好了。我们厂在几个关键的部位，由于领导上不明确，造成东风电视机厂（现在这样的结局）”。因此，朱振旺认为，“东电”走到这个地步不能怨人家，“完全是咎由自取”。[7]高峰倩也说：“没有新的开发，没有新的思路，所以这个厂就必然倒。[8]陶必德则表示，如果“黄厂长一直在这当厂长，当到退休为止，这厂子绝不是现在这样，（它）会多种经营”。[9]

至于“东风”与“牡丹”（北京电视机厂）的合并，陶必德是这么说的：“电视机卖不出去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后来有个搞技术的骨干叫徐福耕，他因那场政治风波被审查了，把他停职了。”“那会儿什么都不干，技术上出现了好多问题……技术干部没了，主力军没了；再一个销售压下了，所以厂就不行了。而且第三个问题，厂长跟党委书记闹矛盾，领导班子不团结，那个厂难以存在啊，后来市电子办决定，你们就赶紧跟牡丹合并吧。[10]

马骅说得更具体，她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销售上：“三洋在日本、在全世界属于中低档的产品，大众产品。三洋的东西物美价廉，东西那么大个，用的元器件设备都属于经济实惠那种，但是上不去档次。厂里也有这个考虑，想牌子好一点，那就引进松下的吧。结果，一个亿引进了一条生产线，生产松下29吋，结果就砸在上面了。为什么？当时市面上进口的29吋电视卖一万出头，我们生产出来的29吋卖9900多，你说能卖出去吗？为什么卖这个价格啊，因为第一批试线的机器全都是日本原装的，所有东西是日本线配套过来的，东西是不错的，可是你打的是松下牌子但是国内组装，一听就卖不出价去了，所以一下子砸在手里了。一年以后，贷款还不上了，‘东电’就死在上头了。[11]

2010年4月21日，我们在牡丹集团焦长林总经理的办公室访问了这位见证了“东电”与“牡丹”合并全过程、现在还在职的原东风电视机厂的“元老”。他对合并起因与过程的说法与陶必德和马骅基本一致：

“东电和北电的合并是上级的一个决定。您了解的这些人啊，可能是从技术角度了解比较多，但从我们销售角度说，东风电视机厂在合并之前，确实有问题。从品牌来说，昆仑电视和牡丹电视机，从销售价格来说，就是卖不过人家了。第二点，销售量来说，不如人家。当年统购统销阶段销售还可以，那会儿你想买还不卖呢，国家还要发票。1989年放开市场，国家征收特别消费税以后，东风电视机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我刚才说的政治原因，然后东风电视机厂还受地理限制，当时它在市里头，交通非常不方便，库房在现在的东四环，那边当库房。所以说有很多东西限制了正常的发展。……再有一个，上级的不主动，这几方面的原因，客观地说，产品的先进性、产品的质量方面，应该是原来东风的410，就是21吋的彩电。合到牡丹厂以后，牡丹厂生产了两三年都用这个作为拳头产品。牡丹设计的能力不如东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接收了东风电视机厂，把东风电视机厂的产品当做主打产品，东风被接收了。……再有一个，当时东风电视机厂，由于1989年到1992年东电的财务非常紧张，工人工资比较低，就导致了东电和北电的退休职工的工资不一样，有差别。……从人员上说，应该差不多，我们厂合并的时候就有两千多人，合并过来也是两千多人。[12]而“东电”的干部，按照崔莉笙的说法，“二百多干部就挑了二十个过去了。我们这二十个被挑中的，给我们俩换个位置，我在这当计划处长，得到那儿当协作处长，他在这经济协作处后来当处长，给他弄到计划处去”。[13]结合上述几个老职工对“东电”最后结局的介绍，合并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1）“东电”决策错误，上了松下21吋彩色电视机，因销售不力导致产品积压，大量流动资金被套牢，致使银行贷款不能按期偿还，“东电”濒临企业破产；（2）黄宗汉的离开以及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使“东电”以往成功的经营方针受挫，东风电视机厂的生产经营丧失了回旋余地；（3）技术骨干流失削弱了“东电”的实力，从而也降低了“东电”在市场上的竞争力；（4）“东电”领导班子不团结也使上级领导对“东电”的发展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市领导做出了让牡丹兼并“东电”的决定，东风电视机厂两千多名员工全数被并进了牡丹。根据焦长林的说法，“东电”在合并时候也有不少遗留问题，“过去东电、北电工资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就造成了东电工人对于牡丹的不满。但是，你也补不了，在东电的时候，工资就比牡丹的要少一块，合过来之后他也没有给你补齐，所以这个是关键问题。北电也没有大度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特别大度点，大家同工同酬，同厂同酬，也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这些东西，大概到了2005年、2006年才解决”。

关于东风电视机厂盛衰的原因，黄宗汉的观点是要从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去考察。他认为，“东风电视机厂失去市场竞争力导致衰败”。他完全赞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阐述的观点，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14]回顾当年“东电”改革的历程，他认为，“当年东风电视机厂正是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排除干扰，因势利导，发挥了政府和企业的两个积极性，成功地从日本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半自动黑白电视机生产线，从技术和管理上奠定了东风厂在当时国内电视机制造行业的领先地位，尔后形势逆转，政企均背离了市场规律，东风厂只得黯然退出市场。[15]除此之外，黄宗汉认为高层对北京市城市功能的定位，也是“东电”衰落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中央（主要是胡耀邦）强调说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应该是政治文化中心。就是说北京下了那么大的力量搞这些家用电器产品，和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有矛盾，会冲击了它的政治中心。最后北京城市规划意见，胡耀邦批了，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把经济中心给抹了。所以北京对于这些民用产品企业，就不下力量了。”所以“东风电视机厂这个问题的发生和功能定位我认为是有关系的”。[16]

黄宗汉在“东电”聚集的人气，也随着他的离去逐渐散失。陶必德和范录筠在黄宗汉去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后，都曾被借调到制作中心去帮忙。陶被借调去搞动画制片，主要是负责车间的管理，一年后回到东风电视机厂，先回销售科，后到“三产办”去当主任，管理厂里的第三产业。1992年，老陶因为对“牡丹”与“东电”的合并持有异议，申请提前退休。范录筠从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后就没有再回东风电视机厂，后来就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办理手续退休。高峰倩在1983年接任了东风电视机厂党委书记，可惜只干了一年，就被调到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当副局长，退休后到专门搞电子通信技术的歌华股份有限公司当董事长兼总经理。稽国庆1984年离开了副厂长的岗位被赋闲，“好长一段时间没工作”，再后来就自己申请调离了东风电视机厂，去了康华公司。朱振旺在黄宗汉走了之后，“大病一场差点没死了，做开颅手术什么的，主要就是生气，生闷气”。[17]合并后他从牡丹集团退休。

三、“东电”改革的社会影响：来自稽国庆的总结

2009年8月14日，我们访问稽国庆。得知有这样一次访谈，稽国庆很是兴奋，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理了一下思路，对黄宗汉作了一个相对综合的评价。访谈开始他就说：“老黄，是一个改革开放真正的带头人。”“这个带头人从时间上来讲，难能可贵。1978年，咱们国家，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刚刚提出来要改革开放，刚刚提出来。在这个情况下，全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单位，（知道）究竟怎样来实施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当时全国，找不出来，只有中国的唯一一家，那也就是黄宗汉搞的东风电视机厂，迈出了国门。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了日本三洋的CKD，我们的术语，（就是）散件组装。先是SKD，是整部件的引进，后来进了一步，发展为散件加工的CKD。他第一个迈开这一步，他的远见卓识，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18]

稽国庆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看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也可以说接近达到国际水平，很多国家的品牌，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品牌，都进来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跟当初1979年的东风方式如出一辙，一模一样。他们所走的路，中国现在工业的发展，走的都是东风的路。为什么我们这么感慨，三十年前我们走的路，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好多都是走这条路。而这个路的创始者，是黄宗汉。[19]

稽国庆认为，第二条，是黄宗汉“三十年前就坚持科学发展观”，其中第一个表现是“生产期间，他把科学技术放在了第一位，连续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到外国学习”，“第二个表现，在任期间，积极推广企业的科学管理，在全国同行业中，第一个聘请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源张为我们厂的顾问，（在）全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第三条就是“大公无私，廉洁奉公”。“我们厂里领导班子的规定，包括党委书记在内，都要三不准”。副厂级以上干部，“第一不准分房子，第二不准穿好的工作服（组装车间的工作服比一般的要好），第三，奖金不准超过工人奖金平均值的80％”。

第四条，稽国庆说“黄宗汉改革开放的思维，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民生的思维，先于寻常人，高于寻常人，多于寻常人”。

从生产方面来说，稽国庆列举了一些数字，认为黄宗汉在任期间，第一是实现了产量的跃升：“1978年，型号T280产量20253台”，“1982年，生产达到了265018台”。第二是一举摘掉多年亏损的帽子并使盈利大幅度上升。“到1978年，厂子（是）连续多年亏损，1978年的年亏损额是438.6万”，而“到了1982年，近四年以后，3346.2万，就是老黄在任期间，东风电视机厂创造利润3346.2万”。“第三是技术，1979年获得了一个B312型电视机三等奖，1981年B315型获得部的二等奖。这是部的，电子部的。……1983年，B3110电视机获得北京市和国家经委优秀产品奖。”“1983年，B352-2型电视机获得部里一等奖。以后，先后有30个产品获得奖项。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第36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昆仑彩电还获得过金奖。全面质量管理方面，从1980年到1983年，曾四次获得国家经委颁发的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奖；七次获电子部颁发的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我说这以后为什么还要说上呢，因为这些基础是老黄在那里打的。”第四方面，是“短短四年，我们走出厂门，发展到外省市里面，打开国门，进行技术输出”。具体来说，第一是1981年到1983年，“北京市援外办公室曾经组织过牵头，到非洲尼日利亚组建一个电视机厂，当时把我抽出来专门搞这个项目”。第二是“从1982年，我们就在国内，帮助襄樊，帮助呼和浩特，建立电视机生产线”，第三，“从1982年1月国家在北京召开电视机出口专业会议，电视机出口专业会议成立一个调研组，东风电视机厂任组长，上海电视一厂，南京无线电厂任副组长，这说明东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第五方面，在“1981年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厂际竞赛中东风厂被评为优胜企业”。第六方面，“198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八家报纸报道了东风电视机厂”。[20]

可以说，在对稽国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这些蕴涵着对黄宗汉敬佩和感念、被如数家珍式列举的数字和表达，是他最急于想告诉我们的东西——黄宗汉在“东电”的工作和他所开创的事业的深远意义。三十余年之后，东风电视机厂还让像稽国庆这样的企业精英魂萦梦回，这一方面说明黄宗汉的精神和品质确是感人至深，另一方面也说明，稽国庆是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黄宗汉所开创的事业，他也因此感谢黄宗汉。就像高峰倩、朱振旺、陶必德、范录筠和东风电视机厂成千上百为这项事业奋斗的职工一样，黄宗汉所践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让他们获得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这几年，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亮点，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并在其后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是一项值得千百万人为之付出的伟大事业，值得乃至三十年后的新一代继续为之努力奋斗。

注解：

[1]　2008年7月12日访问黄宗汉。

[2]　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3]　本段引文参见2008年7月10日访问黄宗汉。

[4]　2012年10月20日黄宗汉补述。

[5]　应该指出，任何体制都会有漏洞存在，即它总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6]　2012年10月20日黄宗汉补述。

[7]　2010年1月22日原东风电视机厂中层干部座谈会朱振旺的发言。

[8]　2009年8月15日访问高峰倩。

[9]　2010年1月22日原东风电视机厂中层干部座谈会陶必德的发言。

[10]　2009年8月10日访问陶必德。

[11]　2010年1月9日工人座谈会马骅的发言。

[12]　2010年4月21日访问焦长林。

[13]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崔莉笙的发言。

[14]　参见2012年10月8日《北京日报》。

[15]　2012年12月29日黄宗汉访谈。

[16]　同上。

[17]　2010年1月22日中层干部座谈会朱振旺的发言。

[18]　2009年8月14日访问稽国庆。

[19]　同上。

[20]　以上各段所引稽国庆话语均来自“2009年8月14日访问稽国庆”。稽国庆也认为他的记忆可能不够准确，因为他没有去查，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东风电视机厂经验的报道是在1982年3月。

第十章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本书一开始曾提到，对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来自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缺憾，也来自它对社会学对于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之研究的修正与完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使许多社会学家将研究兴趣集中到“社会转型”这样一个问题上。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之后，也逐渐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这就使许多社会学者在比较的意义上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提出了许多观点和见解。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倪志伟（Victor Nee）等[1]曾以《国家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市场转型与社会转型》为题，撰文讨论1980年代开始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他认为，中国研究已发生了范式转移，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转向将因果力量定位在宏观社会框架里的理论分析。

倪志伟等认为，构成市场转型的制度性变迁发生在国家（national）、区域（regional）、地方（local）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上，在经济改革中，国家政策在法定的调节制度的安排上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去集体化、财政分权、企业改革、法律和调节制度的改革），在政治制度的角色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各地在先前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贯彻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考虑制度变迁在速度和程度上的区域差异。在地方层面上，制度变迁则体现在作为经济行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的替代上：与政府官员的垂直关系逐渐让位于与经济行动者的水平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社区内或者跨社区，更为密集。

而市场社会的出现不仅仅局限在作为经济交换媒介的市场之发展上。从根本上来说，市场转型引发了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深远转型：包括在社会政策和规则、经济制度（如市场、产权和合同）、非正式的规范和嵌入经济行动中的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转变。而这种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之间的交互影响就暗示了学者最好将对转型社会的研究列入跨学科的研究计划中。事实上，这种计划已具体化为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the New Institutionalist Paradigm）。它的核心观点是，行动者认同和追求其在机会结构中的利益，这种机会结构被习俗、文化信仰、社会规范和网络、市场结构、正式组织和国家所形塑。

关于城市的改革，倪志伟等认为中国改革强调渐进式的变革：不是按照预先的设计进行，而是通过试验和试错，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开放式的制度变革的进化过程。它取得的成就比人们预想的要好。以城市为例，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未改变产权，而是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权来提高企业层面的活力。这种局部改革提高了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是按区域划分的M型层级，而不是按功能划分的U型层级。在改革中，区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他们就有增加岁收的动机，而这些岁收的很大一部分被他们保留下来。同时地方也可以尝试制度创新，而失败的后果就只保留在本地区内。

倪志伟等的分析认为，市场社会的出现意味着转型并不简单体现在市场的发展方面，而是引发了具有广泛性的社会转型，且这种转型必然要体现在各个层面（国家、区域、地方）。它因此开启了多学科全方位的研讨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但是，倪志伟等学者由于背景的局限，他们不可能通过对某一个案改革路径和过程的具体考察来揭示中国城市改革的发生过程和特征，有的判断（例如“与政府官员的垂直关系逐渐让位于与经济行动者的水平的社会关系”）也因不能做这样的深入观察而失之谬误。当然，倪志伟等正确指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产权，而是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权来提高企业层面的活力，结果是提高了企业管理者与工人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在“东电”的改革中也看到了。但是，倪志伟等仍无法揭示改革在国有企业的具体发生过程和实现机制，他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中央层面的决策和企业实行改革之后的结果。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为宏观和抽象的层次。

与撒列尼等自上而下的关注精英转型的市场转型研究不同，中国学者孙立平试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给出解释。他认为，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与苏东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基于中国转型所具有的这些独特特点，他强调，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2]

对于“如何重视转型中的实践层面”这一问题，孙立平给出的答案是：研究中要重视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显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践与理论有着明显的偏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样就为普通人在行动中运用技术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弈的结果，发现这个博弈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孙立平等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3]一文中提出“自由流动资源”这一概念，试图以此来揭示变革的过程。他们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在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

他们还认为，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于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做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4]

孙立平关于“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以及“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样一些判断是颇有洞察力的，尤其是他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的强调，与我们在分析东风电视机厂改革动力、机制与历程时的判断基本也是吻合的，只不过孙立平无法在个案的层面验证自己的想法。

至于为何城市中体制的突破始于体制边缘部分或体制外，黄少安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这与学者们对国家力量的认可密切相关。由于转型国家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国家对经济的深度干预，各级政府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管理和直接运行经济的权力和能力，而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国内几乎不存在具有独立力量的社会势力，所以除非政府自身同意让渡权力，否则在政府之外几乎没有力量和制度渠道迫使政府进行分权。[5]

应该指出，孙立平等对改革初期城市社会发生的分化的判断并没有错，因为这样的过程确实是发生了的。但是孙立平等却忽略了城市改革亦可以从体制最核心部分——国有企业发端的可能性，这是一大不足。[6]而且，恰恰因为是缺乏经验研究，所以孙立平等也无法指出行动者在实践状态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因而也无法具体展示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而对“东电”改革的解析则可以弥补这样的缺陷。

用孙立平等的见解去看黄少安的解释就会发现，黄少安对国家力量的理解具有片面性，他只看到了国家力量掌控资源、维护现行体制的一面，没有看到国家力量的物化代表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且具有认知能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他们看到了现行体制的弊病，希望加速发展经济来满足人民的需要，缓解因为“文革”变得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时有更多的可以调用的资源和行动空间，因此他们对改变现行体制有积极性，这就为国有企业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自主权提供了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此理解为它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的最初的着眼点。后来的事实亦已证明，这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第一步。

科尔奈（Kornai）曾用“父爱主义程度”来考察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认为，父爱主义既有来自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庞大控制机构“自上而下”的倾向和动机，也有来自低层管理人员“自下而上”的对“绝对保护和安全”的需求。但同时也有三种因素使体制偏离极度的父爱主义：一种是低层管理人员对独立性的要求，第二种是公众和高层领导对低层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经常表示不满，第三种是生产消费差别的日益增大使决策和所需信息相当程度地分散化，从而导致微观组织的独立性。这三个因素都会成为改革背后的推动力。[7]

科尔奈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定义为“父爱主义”，与魏昂德（Andrew G．Walder）将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领导与“积极分子”的关系看作“庇护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与企业里边领导所扮演的角色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因此，国家与国企的关系若究其性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性化的与非正式的。他说的“程度不同”，这犹如中国人俗话所说的“亲妈养的”与“后娘养的”。所以，科尔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若推广到中国，则会由于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传统而呈现出更强的“家长制”的特征。或者反过来可以这样讲，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更为人性化，也更有弹性。而科尔奈对为何形成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原因的解释，也会对我们思考改革为何可以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发生有新的启发。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中改革为何可以在像东风电视机厂这样的准国有（国营）企业中发生从而取得“中心开花”的效应，其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中国社会中企业与其上级的关系中除了“上下级”的正式关系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一种人性化的、富有弹性的非正式关系，并且，如本书第一章第四部分所述，企业与其上级都有维持与发展这样的非正式关系的需求。这就使企业行使自己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不仅得以维持，而且得以扩张，这是改革的必备条件。但是，改革的发生则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理念“效益”和与“效益”共生的“企业自身利益”这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的植入和滋长，这也就是前边提到的孙立平所言的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因为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所有行为都必须用“效益”来考量才能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养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也会因此迅速被摒弃。由此也使改革期间维护这样的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的、忠诚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干部和群众跟改革者的矛盾与斗争变得不可避免。而在整个城市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的自主权。可以说，改革的发端与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的。而恰恰是在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支持下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自主权的增大，不断侵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而且，这种自主权的扩大，必然进一步提出企业产权的归属问题）。最终，随着体制边缘与体制外社会力量（如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者）的不断发展壮大，两者的合力一起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也是本文所解析的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

注解：

[1]　该文系倪志伟与Rebecca Matthews合作，文发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22（1996），401-435。

[2]　孙立平，2005，“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摘自《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5]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6]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写作此文时尚未见到像“东电”这样的个案。

[7]　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跋

读完本书初稿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经历，过去出于对高层论争的避讳，从未详予披露。如今能以相关人士共同叙事的方式记录下来，并由社会学家进行一番评议，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我真的十分欣慰。这本小书其实是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它有助于后人综合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社会现象，因为从最高领导层到基层，从将军到士兵，都被卷入其中。

反思这段改革的经历，这其实是对建国以来极“左”路线的一次有力冲击，是以技术引进为主题的改革的“破冰之旅”。面对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乃至行动上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用改革派与保守派、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来概括与论述显然是不妥当的。建国后“以俄为师”才是病根所在，俄国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盖源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中共仿照斯大林模式于建国后推行的路线，到了“文革”几近崩溃的边缘。这才引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路线。

回顾历史，我完全赞成拥护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推进改革，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发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和更深入的讨论。

一个晚期癌症患者

2014年8月定稿

附录

附录1　东风方式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

（作者微力，文载《企业管理》1980年第3期）

亲爱的读者，当您从商店买回一台三洋牌12吋黑白电视机，全家围坐在电视前，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您可曾知道，三洋牌电视机的组装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为了迅速增加电视机生产，满足人民需要，是怎样通过散件组装，解决资金短缺的困难，引进日本先进技术，改造老生产线，使电视机产量大幅度增长的？

我国电视机生产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缓和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在考虑进口一部分电视机整机的同时，设想进口一部分整套散件，国内组装，既可节省外汇，又可提高国内电视机生产的技术水平。

去年6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东风电视机厂大胆实践，与日本三洋公司谈判签订了一项散件组装合同。合同规定，东风电视机厂购买三洋公司五万台电视机整套散件，该公司负责协助改建一条老生产线进行组装，组装的产品，用三洋的牌子，全部在国内销售。合同签订后，双方经过四个月的努力，迅速将一条9吋国产电视机生产线改造成技术先进的12吋黑白电视机生产线。改造后的生产线，生产人员由245人减少到126人，年产量由不到三万台增加到十八万台，质量达到了三洋公司同类机的水平。

东风电视机厂采取灵活方式，通过散件组装，自筹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生产线，找到了迅速发展我国电视工业的一条捷径，受到国内很多同志的称赞；同时，也找到了一种适合我国特点的与外商做生意的好方式，在国外，被誉为“东风方式”，外国友人来到北京，纷纷要求考察“东风方式”。

附录2　“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

（作者王荣山，文载《新华社内参》1980年）

编者按：我国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同的企业，都面临着提高技术水平，改革企业管理，以发掘更大潜力的问题。有许多企业希望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然而他们又几乎被同样的问题羁绊着，即资金缺乏，外汇更困难。能不能找到一个花钱既少，见效又快的办法呢？不少企业的领导都在这个题目上动脑筋，做文章。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与外资合作的“东风方式”，也许有所裨益。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原是生产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厂，1970年改产电视机，直到1978年，连年亏损，八年共生产各种电视机3.7万台，亏损3000多万元。为了摘掉这个戴了八年的亏损帽子，最初他们提出一个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生产线，全面改造企业的规划。但这需要外汇1200万美元。在这个规划落空以后，他们又摆出引进一条生产线的计划，仍需250万美元，结果又因外汇无着而作罢。去年在商业，外贸部门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他们与日本三洋公司签订合同，在中国进口电视机整机的同时，也进口一批电视机散件。整机由商业部门销售，散件由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组装，收取加工费。为此，三洋公司协助该厂改造一条生产线，并且提供技术指导。生产线上部分必要的先进设备由日方协助进口。

新生产线是在原有的一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改建的。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设计安装，到年底投入生产。1980年前六个月这个厂共生产了电视机86840台。六个月的产量相当于前八年产量的2.4倍，盈利400万元。产品的组装质量已经达到日本三洋公司的水平。经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全国几个大城市销售，返修率在0.8％—1％之间，和国际上同类产品的返修率大体一致。

由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这项合作卓有成效，在国外被誉为“东风方式”，外国友人到北京，纷纷要求考察“东风方式”，也有国外客商在与中国有关单位谈判时，提出以“东风方式”进行合作。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实践说明，一些中小企业在对外经济合作中，采取这种进口散件组装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东风方式”，是求得迅速发展生产的途径之一。它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1.因为既然不是整套地引进设备，就可以在改建中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机械和设备。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这条生产线可以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它的全部设备中，既有该厂原有的，也有根据新的技术要求自己重新制作的，还有从日本引进的一些关键性检查仪表、工装等先进设备。他们建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投资约折100万美元，其中需用外汇支付的，也就是用来引进先进设备的部分仅17万美元，而这部分外汇又是用他们加工费支付的。这样他们就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的外汇搞成一条具有现代水平的生产线，投产后三个月全部收回投资。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建成这样一条高效率的先进的生产线，从设计到投产，仅四个月时间，可谓费时短；仅用十几万美元完成了一条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可谓花钱少；这条线一经投产，就使全厂的生产发生了从来没有的根本性变化，抛掉了亏损的帽子。预计1980年这厂将成为北京市的同行业中，赢利较多的企业之一，此之可谓见效快。

2.用这种合作方式能够确保引进的技术是真正具有现代水平的先进技术吗？首先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条文已经明确地约束着双方，产品的先进性对于双方的利益是攸关重要的，这在客观上将促使双方作出努力使生产线及其产品保证是先进的。起初这条生产线组装的是日本三洋公司1979年投产新机型，即T12-280ul型。现在它又组装该公司的T12-281ul型机了。这是三洋公司80年代的新产品。东风厂生产的这种产品不仅在我国内销，还将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

现在的这条新生产线上，生产人员由原来的240人减到129人，年产量由不到三万台上升到18万台。人员减少了一半，产量猛增了五倍。

以前由于工艺落后，像焊接，连线等不少工序都是手工操作，工序之间互不衔接，使得生产周期很长。每台电视机的生产周期约为12.1小时，现在实现了从投料到整机包装的连续性流水作业，每台电视机生产周期缩短为1.3小时。同时由于这种新机型元器件少，性能稳定，使得成本下降，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现在每隔45秒钟就有一台电视机从生产线上组装出来。

3.先进的生产条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因此它又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新生产线建成之后，立即发现原来的那一套管理办法不适用了。他们根据新的工艺流程，参考日本三洋公司的建议，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发端，为全厂树起了一个榜样，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厂企业管理的水平。

过去，产品的质量主要是靠整机组装完成以后的最终检查来保障，一旦发现问题就要重新拆开检修，既费事又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质量的稳定。现在这条生产线上，在七个工序中设有22个检查点，对每个工序的操作质量及时进行逐项检查，把问题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同时每两小时进行一次质量反馈，向前段工序报告质量情况。全线124个工位都规定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工艺要求。生产管理方面，这条生产线上设有生产日报，修理日报、检查日报、质量不良率曲线等八种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每天要根据这些资料反映出来的问题研究改进生产的措施。原来的技术员都分配到生产线上，实际地介入生产，不仅管技术，还要管设备、材料、工艺、劳动组织，使技术工作和生产结合起来，根据生产需要开展技术工作，及时解决生产中提出的问题。

由于这一套管理制度的建立，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与不断提高。这条生产线投产以来，成品抽样检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最后一点，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方式虽好，可是一旦国外元器件的供应中断，将如之奈何？这正是“东风方式”的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项“东风方式”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把逐步实现电视机的国产化作为合作目标的。现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和日本三洋公司已经谈妥，为电视机元器件的国产化而扩大合作范围。目前国内大批量生产某些高质量的重要元器件，如显像管，高频头，集成电路、表面波滤波器等，尚有一定的困难。于是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组织联络有关的配件厂，仍然以进口散件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东风方式，同日本三洋公司合作，对各有关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也让出一部分利润，对参与合作的工厂进行资助，协助他们引进必要的先进设备，待改造完成后，再以产品补偿。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有几个工厂已经和三洋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有的还在友好洽商中。预计一两年内这些合作实现后，北京市电视机及元器件的生产能力将大大提高一步，从而增强我国电视工业自力更生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拟定规划，为今后实现元器件所需原材料的国产化而努力。

“东风方式”不只适于中外合作，也可用于国内企业之间。在发展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原则下，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最近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家电视机厂达成协议，以“东风方式”协助他们改建一条电视机生产线，并给以技术指导，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也将能够生产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同样的产品了。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情况，并不说明“东风方式”是与外资合作中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方式，但它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在目前我国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开展与外资合作，不能离开本地，本厂的现实情况，而设想一举抱一个大金娃娃来，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人力物力的潜力出发，创造一些更加灵活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与外资合作，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从而取得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附录3　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

（作者理由，文载《光明日报》1981年9月2日第一版）

记者理由报道：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流水线的终端，一台台造型美观、色泽优雅的“昆仑”牌B3110型黑白电视机经过严格检验后进入包装，即将向新加坡出口。

我国生产的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在不久以前还是梦想。近三年来，这个厂进口日本“三洋”牌电视机散件加工，坚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经济效益，在国家不花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建成了B3110型黑白电视机高效率流水线。目前，班产量600台，电视机的可靠性和灵敏度都较高、耗电量省、重量轻，便于携带，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准。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三年前还是一个亏损企业，从1979年起做到扭亏为盈，1980年成为“百万富翁”，向国家上缴了五百多万元利润。今年这个厂的利润指标是1700万元，被列为北京市41个重点企业之一。

附录4　“东风”的路

——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

（作者张平力，文载《人民日报》1982年3月10日第二版）

1970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试制出第一批9英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经过八年，只生产了4万多台；因为质量低劣，昆仑牌电视机在市场上逐渐销声匿迹。

又过了三年，一种崭新的昆仑牌B3110型12英寸黑白电视机出世了。去年10月，它荣获全国电视机质量评比第二名。这种昆仑牌电视机顿时成了畅销货。人们不禁要问：从“旧昆仑”到“新昆仑”，他们走的是条什么路？

1979年初，东风电视机厂产品积压，不少人为工厂的前途发愁。新任厂长黄宗汉，心情和有些人不一样，他对大家说：“别光看不利的一面。咱厂已盖起生产大楼，两千职工，技术人员占10％，这就是我们实现企业现代化，让‘昆仑牌’重放光彩的基础。”

那一年，黄宗汉向上级部门提交一个总额为1200万美元的技术、设备引进方案被退了回来。黄宗汉没有灰心。他冷静下来思索着：“不花国家的钱，能不能引进技术？”他迷上了这个念头，四处寻觅门路。

有位领导同志关心东风电视机厂的命运，给黄宗汉出主意：国家正从国外进口一批电视机，每台约55美元。如果你能找到国外一家厂商，让他按50美元的进价向你厂进口电视机散件，再由你厂加工组装，这样你们就能从每台电视机上收入5美元的工缴费。这样，既可不要国家的钱，又可引进技术。黄宗汉顺着这条路闯过去，终于按预定的条件和国外厂商谈成了交易。

以后黄宗汉和技术人员一起迈出了三步：

第一步，选最新技术，既学又改。东风电视机厂的技术人员搜集了国外同类十几种产品资料，反复比较分析，最后确定引进一种具有80年代水平的机型和器件。仅此还不够。当外国厂家将电视机组装资料送来后，东风电视机厂的技术人员又进行分析研究，不但从中学习人家先进的设计思想、组装工艺，还从中发现其不足，加以改进，使组装后的电视机灵敏度提高了。

第二步，既抓有形技术，更抓无形技术。根据合同，东风电视机厂通过散件加工将能获得25万美元的加工费。这个厂预支了17万美元，从外国厂家引进了关键设备和工装工具，对本厂一条低效生产线和中心控制室进行技术改造。新生产线投入使用，产量猛增五倍，达到每45秒钟就能出一台电视机。三个月后，新生产线收回全部投资，开始盈利。

这时候，黄宗汉提了一个问题：“相同的技术、设备条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效率？”启发大家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同时去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这是无形的技术，比有形的技术更有价值，掌握它同样是一种引进。有一段时间，副厂长高峰倩和一些技术人员几乎吃住都在厂里，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在一起座谈、搞总结，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无形”。

现在，东风电视机厂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已有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之配套。比如全线124个工位上，都规定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工艺要求，八种生产原始记录和统计表格，不断地向中心控制室传递各种质量信息。这一整套质量管理方法，使东风电视机厂的产品质量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

第三步，实现产品国际化，标准就高不就低。东风电视机厂对引进电视机中的327个零器件一一做了精密测试，向国内50多家元器件厂揭示了一个秘密：引进电视机中的每一个部件的实际质量，都高于它们的公布标准。于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眼前：国产化的产品质量标准，是应达到人家的实际标准呢，还是达到人家的公布标准就行了？最初，大家拿不定主意。北京电视机元件六厂的技术人员敢先试试。他们和东风电视机厂的技术人员联合攻关，研制出声表面波滤波器，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实际水平。东风电视机厂还集中了他们最强的技术力量与各个元器件厂协作，在短短二年内连克数关，促使昆仑牌B3110型电视机提前诞生。这种电视机的327个元器件中有209个是国内重新设计、生产的，37项质量指标中有20项接近或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实际水平。

这就是“东风”的路。这条路要伸向哪里？黄宗汉告诉记者：不久前，第二批出口的昆仑牌B3110型电视机已经交货了——“东风”的路，已伸向国门之外。

附录5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调查报告）

（作者陈云汉、朱嘉明、黄江南，文载《参考资料》第57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编，1983年9月1日。陈云汉系黄宗汉笔名）

北京市从1972年开始生产黑白电视机，1974年开始生产彩色电视机。长期以来，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电视机生产成本高，质量差，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

党的三中全会确定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1979年至1983年上半年电视机及其有关的电子元器件工业，共引进27个项目（包括八条生产线），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使电视机的产量从1978年的3.8万台，提高到1982年的43万台，四年增长了十倍；劳动生产率从12703元／年人，提高到32607元／年人；产品质量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从600小时提高到5000小时。北京电视工业由亏损行业转为赢利行业，从79年开始到82年累计全行业向国家上缴税利共一亿一千多万元（其中工商税和进口关税共5472万元）。北京的电视机不仅在国内具备了竞争能力，而且开始小批量出口。北京市的电视工业初步翻身了，他们所走过的路子有可供借鉴的东西。

一、从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特点出发确定技术引进方针

现在工业生产，从原材料到中间产品，直至最终产品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序列。由于资金的限制和技术的复杂性，现代工业的技术引进，一般不宜于全行业全面同时引进，而应分期分批、有先有后地逐步引进。在这里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如果把原材料等基础产品当做序列的“头”，把最终产品当做“尾”，那么首先引进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带动中间产品技术的引进和发展，直至追溯到原材料这个“头”的引进，就可以叫“从尾到头”的引进；相反，首先引进原材料等基础产品的生产技术，扩展到最终产品这个“尾”的引进，则叫“从头到尾”的引进。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引进技术，是由不同产业的特点及其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电视工业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它所涉及的生产、科研领域面广，产品复杂，技术相关性强，发展迅速，已形成了严密的技术体系。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从行业特点和自己实际出发，认为电视机这样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部门的技术引进更宜于采取以最终该产品为前导，带动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基础产品的发展。他们这样做有以下好处：

（一）有利于迅速掌握电视工业的技术体系，达到更好的技术引进效果。

过去北京的电视机生产，特别是彩色电视机生产，基本上是手工作坊的生产。这使人们对电视工业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认识受到很大限制。北京电子工业部门从选定国际先进机型入手，在整机散件组装过程中，逐步认识了与机型设计的先进性紧密联系的生产工艺的先进性、工艺装备的先进性和管理技术的科学性以及在上述基础上对元器件高水平的质量要求，明确了电视工业正是由这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密集技术的完整体系。例如，北京电视机厂引进日本松下的彩色电视机和组装生产线，都是目前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投产后达到了预定的要求，班产500台，一次合格率在95％以上，并建立了一套全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方法。全车间按工序、工艺要求流水作业，有条不紊，每隔54秒钟就生产出一台彩色电视机。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畅销。东风电视机厂引进的日本三洋公司黑白电视机先进机型，在设计上具有元器件少，结构简单，可以少调试、无调试等优点，因而班产可达600台左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生产水平。

先进机型和生产技术是需要先进的元、器件来保证的。以东风电视机厂的黑白电视机为例，按照工程指数和概率论计算，班产600台，一天所使用的元器件数量就多达二十万件，这么多的零件要保证生产的整机一次合格率在90％以上，对元器件的质量就应当要求其不合格率在万分之五以下，而79年当时的国家标准和元件厂实际出厂水平仅在百分之五左右，相差百倍左右。要使元器件的质量水平达到这样高的要求，就要在元器件设计上、生产及测试检验手段上、材料选用上以及技术管理上提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要求。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从散件组装的生产实践中提高了对这些复杂因素构成的电视工业技术体系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规划，以整机带元器件，逐步国产化，带动了全行业技术改造，达到了很好的技术引进效果。

（二）有利于最快地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最终产品，时间效益快，经济效益高。

电视工业的技术相关性，即使使一部分元器件和零部件技术水平能孤立地提高，也很难使整机达到先进水平，而一部分元器整体和零部件技术水平的落后，却往往造成整机技术质量的落后。这种特点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电视机各部分生产技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五年，采取“从头到尾”的引进方式，先从原材料、元器件生产技术逐步引进起，最后引进整机装配技术，那么到第五年末才能向社会提供最终该产品。在这以前，个别元器件提高水平的效益表现不出来。而采取“从尾到头”的引进方式，一开始就能够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最终产品。一种元器件产品水平一旦提高，就可替换相应的进口件。这样，产品技术提高的效益立即体现在先进的最终产品之中。采用“从尾到头”的引进来发展技术，无论从时间效益、使用价值效益、商品价值效益、社会消费效益都比“从头到尾”的方式高。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1979年在商业部的支持下首先把一部分进口的电视机，由进口整机改为进口散件在国内装配，然后以同等的进口价格卖给商业部。利用整机与散件差价的外汇收入引进技术。既没有改变国内进口电视机的总数量，又使我国开始了电视机先进机型国产化的第一步，首创了被称为“东风”技术引进的方式。随后整机厂带动、支持元器件厂，以先进机型为目标，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元器件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国外先进元器件水平。逐步用国产优质件替换进口件，既提高了国内元器件水平，又不降低电视机整机的水平。该厂1979年开始引进时，全部零件都由日本进口；到1982年底，国产化元器整件和零部件已经达到93％。北京电视机厂从1981年开始引进彩色生产线时，绝大部分零件也都进口；1982年底国产件在金额上已占单台散件金额的20％，1983年上半年已超过60％。

预计再有一两年，这两家工厂生产的电视机可以基本实现国产化。经过这样的技术引进，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大大缩小了原来整机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十至十五年的差距。

（三）有利于适应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发展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

技术引进如果不能适应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引进的不是先进技术，而是老化技术，起不到引进的作用，或者引进作用很小。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从头到尾”的引进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先引进零部件、元器件的生产技术，然后整机在若干年后才能出现，在这期间，引进的元器件这个“头”的技术已经落后了。在电视工业中，集成电路的技术引进突出地表现出这个特点。集成电路是电视机的核心，对电视机的性能、成本、质量等诸方面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电视机机型的先进与否与选用集成电路的水平密切相关，如果引进不当就会造成被动和不利。例如在电视机先进机型引进之前，1978年由国家投资在无锡742厂引进一条集成电路的后道工序生产线。78年谈判后选定了东芝四块彩色电视机集成电路，82年10月验收生产，前后用了四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外集成电路发展迅速，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如果将现在生产出来的742厂东芝四块集成电路用于京、津、沪三个厂家引进的彩色机型上，不仅性能指标要降低，成本还要增加（外围电路要增加一些元件），而且三个厂家引进的生产线上的所有自动卡板调试监测工装全都不能适应，需要重新制造，无论从技术上、生产上、性能上都要倒退几年。而且由于集成电路的改变，实质上否定了原来引进的机型，这也意味着切断了整机厂与原引进厂商之间的技术合作。这套集成电路，即适用于黑白电视机，它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的先进机型相比，元件数量增加，成本升高，性能降低，水平也要倒退。而国家为742厂这项重点工程已投资两亿多人民币（含四千多万美元），这个厂虽有2600万块的生产能力，1982年订货只有170万块，造成很大浪费。从这个教训中可以看到，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进步，归根结蒂表现在最终产品上，并由其带动前道元器件生产技术的发展。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引进产品国产化中采用的国产陶瓷鉴频器就是江西999厂在东风厂的协助下攻关，提高了陶瓷鉴频器的产品质量，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因而使该厂产品出厂价由每个1.3元降到0.8元。不但为电视机生产配套，还可用于其他电子产品。

二、从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国产化的步骤

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从实际出发，恰当地估计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水平，讲求经济效益，采取逐步国产化，创造了三个层次引进技术国产化的方式。第一个层次是把商业部门的电视机进口，发展为散件进口，国内组装，引进整机组装技术。第二个层次是把散件中一些难度大的关键整件也解体为散件国内装配，称为“散件的散件”方式。如电视机高频头是由108种零部件、元器件装配成的。最初，整个高频头由日本进口，后来改为引进高频头散件和装配线，国内自行生产。第三个层次是零件生产的技术引进和国产化。事实证明，这种从“尾”到“头”的引进过程，符合对复杂的技术逐层、逐级、步步深入的认识规律，也是把技术难点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加以解决的做法，不仅引进起来基础扎实，而且速度快。

在“从尾到头”的逐步引进、逐步国产化的过程中，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过关的元器件坚决不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北京电子工业部门的电视机整机厂参照国际标准编制了科学的元器件认定标准，严格要求元器件供应厂家的质量，结果形成了东风厂和北电厂买哪家的产品，哪家产品的声誉就高，产品销路就好。

第二，要讲究经济实效。电视机尽管有几百个零件，但其中的机壳、显像管、高频头、天线、扬声器、电源变压器、包装物等七个部件的价值就占整机全部价值的65％，而三洋机的三块集成电路，价值2.5美元，仅占整机价值的4％，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国产化从几个大件国产化入手，两年内黑白电视机国产化价值就达到87％。

第三，要把引进技术和科研攻关结合起来。如电视机集成电路，北京市电视工业部门一方面对有的国外厂商施加压力，要求其转让技术，又从其他厂商购进电路，使得在斗争中有充分回旋余地，不致在技术上被某个外国厂商卡住；一方面又集中技术力量组织科研攻关。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北京市半导体器件研究所，突破了黑白电视机三块集成电路的技术，现已投入工业性生产试验。

第四，搞好国内联合，实现国产化。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机型的国产化在北京有22个配套厂，在全国有六十多个配套厂，因此必须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整机厂和所有配套厂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技术上爬坡，才能搞好国产化。如电视机三块集成电路是在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设计试制后自己制版的，现正在和一个条件好的协作器件厂流水生产芯片，还将与外地一家工厂合作进行封装。

第五，搞好国内、国外两个配套，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从实践中认识到电视机生产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而且是国际化大生产。立足国内配套是基本的，但也不能忽视国外配套。从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当国外开发出新技术、新材料、新元器件时，或当国内配套从数量上、质量上、价格上、供应周期上不能满足需要时，为了保证市场供应及达到最好经济效益，从国外进口部分零部件，组织部分国外配套也是必要的。

如电视机的自攻螺丝，只是不过一两厘米长的螺丝。似乎应首先国产化，其实不然，为了配合高度机械化的气动改锥，螺丝加工技术及材质要求相当高。国内厂家多次试制都未过关。在整个电视机成本中，所有螺丝才一角多钱，但如质量不合格，先进的生产线就不能按高效率的节拍流动。因此不应“因小失大”，让一般的螺钉把自己“卡”住，还是应从总体经济效益来考虑，在国产件过关前先行进口。

三、打开眼界，树立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发展方向

北京市电子工业部门，通过几年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实践，树立了面向国际市场发展技术的思想。技术引进不是目的，而是加快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先从国际市场引进先进的机型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使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用这样的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同时把新的产品以至技术输出到国际市场。通过激烈的竞争和广泛的技术交流，一方面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来改进和更新产品，同时从国外吸收新技术，来丰富、补充和发展自己的技术水平。

世界上科学技术在迅速地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元件不断涌现，因此在技术引进中不应该也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技术统统引进来。技术引进工作想靠一次完成、一劳永逸是不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和差距，采取逐步引进的方式，争取引进一批、消化一批、吸收一批，进行翻版并创新，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技术引进和不断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企业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能力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和北京电视机厂积极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而且正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厂商进行合资办厂的谈判，把技术输出和商品输出结合起来，努力扩大自己的国际市场。

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北京电子工业部门不仅发展了技术，提高了产品水平，而且正在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化工业的专门人才、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目前，北京市计算机工业也在用这种方式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引进的调查中，感到这种从“尾”到“头”，分清层次，循序渐进，逐步国产化的技术引进方式，确实是一条效益好、速度快的新路子。它对加速我国电子工业大量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素质，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重视。

北京市电子工业特别是电视工业“从尾到头”的引进，由于牵动整个行业以及其他多种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远非一个地方工业的主管部门力所能及，因此必须加强宏观指导，一方面使北京市的技术引进工作与全国的规划相协调，一方面国家还应在进出口、银行信贷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和优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成一个联合小组对这种技术引进方式进一步在北京市试点，以推动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更加迅速发展，尽快实现党中央对北京市建设的发展方针和要求。

附录6　希望在人间

（作者理由，文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

引子

本文介绍的主人公，有人称他是个梦想家，于是就从梦说起。

六十年前，在北京的寺庙里，一个端庄娴雅的少妇拜倒在佛像的脚下，虔诚地献上一炷香火，进的什么庙？拜的什么佛？年深岁久的一桩小事，如今未能详考了，就算是拜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吧。在民间素有“观音送子”之说，这位少妇正是为了求子而烧香的。

苦思成梦。几天后，她果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五个男孩子围在桌边吃饭，其中一个吃了鱼肉的，忽然“哐当”一声，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其余那四个吃的是青菜淡饭，有说有笑，皮皮实实，挺欢势的。少妇把这个梦说给丈夫听，丈夫是北京第一任的电话工程师，留学日本归来的自由人士，精通技术，兼爱戏剧，对功名、利禄、子嗣之事历来持淡泊的态度，听了并未放在心上。少妇又把梦说给了奶妈，奶妈最能揣度主人的心思，顾情圆梦，只拣好听的说。她说，那个吃鱼的男孩就是女主人的头生子阿宝，不久前得了急病而夭折，天意难违，不必过于伤心；主人命中注定还有四子，大吉大福，一如北京四合院的那副常见的门联所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少妇听了急不可待，给还没出生的男孩们取了名字，用中国奔腾不息，充满活力的四大水系来命名——江、淮、洛、汉。

梦兆与现实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后来却奇迹一般的应验了，当然这仅仅是巧合。原因在于年轻的母亲遵循了多子多福的旧习俗，不辞辛苦地与丈夫一起担起养育的责任。后来更有梦外的收获，在四男当中还生了一女。不过，子女们的命运并不像父母期望的那样顺当，而是颇多坎坷，经历过海角天涯的漂泊，人间风雨的磨难，当今大多成为驰骋于文艺界的名人。

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被《人民戏剧》誉为黄氏三杰，他们的故事有许多读者都熟知，黄宗淮早年也曾登台献艺，后来虽然改攻历史，至今仍在一往情深地迷恋着剧本创作。生长在这个家庭环境里不能不受艺术的吸引与熏陶。在子女们的记忆当中，他们那位落落洒脱的父亲的嘴里，甚至连“好好读书”这天经地义的教子之言，都未曾向他们交代过一句。在几乎是无羁绊、无差别、无冲突的和睦气氛中，任凭他们的个性像平原上的小树一样充分发展。父亲的影响是通过一条无声的线路传送的，潜移默化，铸就了子女们一颗颗善良、宽厚、正直的心。执著的追求，罗曼蒂克的气质，党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召唤，使他们献身于艺术就像川流归海那样自然。

这篇非虚构文学的“版权”，本来当属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所有，可惜近来她抱病在上海，编辑部的同志又饥不择食，急匆匆拉来一个同行后生执笔。这里，单说的是这个艺术世家的一个例外，一簇逸出的浪花，一串不协调的音符，即老四黄宗汉。

梦话

1979年的初春，黄宗汉身穿一件半长不短、半新不旧的棉外衣，正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座凋敝破旧的寺庙里。面对着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几十名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和科长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就职宣言。

这个艺术世家里年纪最小的老疙瘩，如今也年近半百了。他留着一头齐齐短短的寸发，隐约露出银针似的白茬。他的面容是生动的，活泼的，富于表情和感染力。修长而弯曲的眉毛，明亮又含蓄的目光，棱角鲜明的元宝形的双唇，使人决不怀疑他就是在电影《家》中扮演美丽安详的“梅”的那位女演员的亲弟弟。如果说他与他的兄长有什么差异的话，就是显得更魁梧、更精干，也更具有男子汉的魅力。难怪他的三姐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他，若有感慨地说：“在我们家，若论搞艺术，老四是最有前途的！”

此刻，这个具有艺术秉赋的中年人，却在用流利的语气，大谈特谈其办工厂的生财之道。他说：“办工厂就应该赚钱，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像农民种地要打出粮食一样的天经地义。年年赤字，八年亏损，难道我们能够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扭亏不扭亏，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干脆咱们讲明白一点，我就是利润挂帅，因为利润和政治是一致的。搞出优质低价的新产品，满足老百姓对市场的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说着，他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七零八落的厂房。

这座生产现代电子显像技术产品的工厂的厂址，相传原是严嵩祭祖的家庙，少说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楼阁颓败，庭院荒圮，如今盖起一间间临时性的简陋工棚，看上去乱糟糟的。工人们吃饭连个食堂都没有，每天开饭的时候，只能端个饭碗在露天下穷凑合。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本来由生产面包纸和糖纸的烫蜡厂、刻蜡本版的誊印厂等几家手工企业合并而成。它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958年那场炽热的狂风，把社会上的零散劳力、家庭妇女卷入了集体经济的同盟，挂出一块块响亮又气派的招牌，而生产方式仍然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不久，西伯利亚的寒流骤然刮来，对我国工业的主体造成巨大的冲击，却刺激了我国工业千万个微小细胞的生长的活力，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铁器时代向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进军。昔日严嵩留下的家庙里，也发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从生产面包纸一步跨入了生产收音机、电视机。这样的奇迹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外国人的眼里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有着可爱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和基层干部，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韧性，在两条板凳架起一块铺板的工作台上，硬是完成了上百道复杂的工序，把一台又一台自己设计、自己配套、自己制造的电视机投入了国内市场。

用破釜沉舟的精神取得的有限的成功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多年来，我们就是这么硬干的、蛮干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生产的“昆仑牌”9吋小屏幕黑白电视机，每台材料费的成本300元，工时费和管理费的成本不计在内，等于白搭，而投入市场的售价只有220元。从1971年到1978年，这个厂累计亏损1600万元；加上依靠国家投资盖起一座楼房和增添一些设备，总计亏损2000万元。争了气，亏了本，增了产，赔了钱。增产愈多，亏损愈大。这样干赔不赚的企业在全国多如牛毛，这样的经营思想在全世界却属罕见。钱从哪里来？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长出来，却很少有人去考虑它，只能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越背越重，这个沉重的负担最终还会落到全体人民的身上。

《吉尔·布拉斯》一书的主人公从他在官场周旋的经历中悟出一个秘诀，就是每当新官上任发表演说的时候，要用最黯淡的语言把自己的前任说得一无是处，并用空洞的许诺把未来描绘得一片光明。黄厂长上任后可没这样做，他热情地赞扬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感谢他的前任完成了国家规定的生产数量的计划指标，分析了这个厂从白手起家逐步建立的设备基础和技术条件……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干脆地说：“我这里没有空洞笼统的口号，经营方针的第一条，企业要赢利。今年做到扭亏为赢，明年成为百万富翁，后年争取向国家上缴更多的利润。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添设备、搞革新、盖宿舍、发奖金……其他一切事情都好办！”

他的话博得一阵掌声。掌声是没有字义的语言，可以表达多种含义。有的人颇具同感，出于强烈的共鸣；有的人听了怪新鲜的，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也有的人持保留态度，拍巴掌纯粹出于礼节性。掌声平息了，人们散去了，不久黄宗汉就听到对他那番演说的诙谐、刻薄的评论——“梦话！”

黄厂长上任的第一把火并没在人们的心中燃起烈焰。八年的企业亏损，使一些人认定生产电视机就该赔钱的逻辑像铁一样的冰冷。此外，还有更大的亏损——信仰的亏损，感情的亏损，命运的亏损，人生价值的亏损。多年来的政治动乱，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多少伤痕、缺陷、隐痛啊！是的，许多人的心都冷了，它无法用统计数字来表达，它是比企业亏损更为冷峻的一个现实！

就当黄宗汉做报告的时候，这个厂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正躲在家里教他的两个儿子安装电视机。他名叫何家祥，解放前毕业于北京高工，学的是机械专业；解放后又进入军事通讯学院深造，并多年从事无线电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既懂机械又懂电子，对于电视机工厂来说，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人才。然而，他好不容易从文化大革命的牛棚中走出来，又坐上了工厂的冷板凳，闲置一旁，无人问津，他的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二级工。他患有肾结石，正好告病在家，把浑身本事都用在两个儿子的身上，挖空心思地辅导儿子复习高考教材，手把手地教儿子掌握实验技术。用他的话来说：“儿子考大学，等于在考我。”此外，他还有一条退身之路。他的哥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侄男侄女也都取得了博士学位，两相比较，更令他有怀才不遇之感。他已与国外的亲人取得联系，随时做好拔腿就走的准备。这个饱经政治风霜而变得老于世故的知识分子，在他第一次与新上任的黄厂长迎面相遇时，他的目光是冷漠的、尖刻的、傲慢的，仿佛在说：“谁来办厂还不都是一样！如果有求于你的话，只希望您在我出国的事情上高抬贵手……”

在工厂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坐着一个面孔白皙的年轻人，他名叫高峰倩，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论技术在全厂是第一流的。深思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整天把自己埋藏在一堆电子测试仪器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他在无言之中包含着比别人更多的心灵创痛。他是干部子弟，他那当过驻外商务参赞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服毒自杀，母亲精神失常跳了楼。他很少对人说起家庭的不幸。在别人的眼里，他的感情似乎凝固了，冻结了，只专心致力于分配给他的“小段包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工厂里赚钱赔钱，人事调动变迁，一概与他无关。因此，当黄宗汉从他的眼前走过时，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

在严嵩家庙的破楼上，坐着一个容颜开朗的中年妇女，她叫范录筠，原是中央机关领导的秘书，如今坐守厂部办公室，处于基层日常事务的旋涡中心。当秘书的往往是没有“自我”的，而她却有棱有角，心直口快，主持正义，独当一面，但在无休止的人事和业务的纠缠中变得心疲力惫了。中央某部要把她调回去，她也期望有个安适的归宿。她与黄宗汉恰好是同年，当她见到新厂长时，露出一副惊讶和疑惑的神情：“我正想离开这个地方呢，你倒自己要求往这儿调！我要是你，就不到这儿来干。”

我们的某些基层企业干部似乎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那位古怪的收藏家的癖好，他们的手下拥有一批如龙似虎的人才，却不给这些人才以施展活力的天地。像上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坦率地倾诉了他们在当时的极度苦闷。零散的元件可以组成发光的电路，涣散的人心却难以聚拢。黄宗汉就面对着这个局面。而且，人们并不了解他，对新厂长的所知还不如对电影明星的了解更多。他能行吗？干得了吗？许多人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张口闭口，只知道他是黄宗英的弟弟。这位艺术之家的老四，在会上的慷慨陈词，大概是一时心血来潮，下海，客串，粉墨登台吧。

黄宗汉摇头叹息，向他新结识的同事们说：“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一个！”

立正，向右转

他的话多少有点儿言不由衷。

生长在这个和睦的艺术家庭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成就，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个性；自信、自负和自勉。大概齐这也是“文人相轻”在家庭里的一种表现。

比方说，四弟对三哥的评论是：“要论搞艺术的条件恐怕还不如我，他连句话都说不清楚，抽象思维多于形象思维。不过，此人练功十分刻苦，居然搞出名堂来，谁都没想到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员！”

又如，大哥对三妹清新俊逸的文笔大加赞美，对自己这些年来写作道路上的波折满腹惆怅，感慨之余，还要补充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天下文章属我妹，我妹文章任我改。”

再如，兄长对四弟的评论是：“他是我们家默默无闻的一个，别人甚至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个弟弟。直到最近，文艺界的同行们见了面才对我说，原来你还有一个当厂长的弟弟呀！”

而老四自己呢，他认为没能蜚声文坛，与兄长们并驾齐驱，纯属生活机缘所造成的误会。

他为自己五岁就曾登台演出而自豪。那是在天津的大戏院里，在《秋瑾》一剧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儿子。也许他的戏只是被别人抱在怀里晃了几遭，他的台词只有“哇哇”的几声哭叫，但他的艺龄毕竟应从那时算起。是他们家登台最早的一个。

聪颖、机敏、勤奋、好动、血气方刚，激进向上，他的胆汁型气质早在少年读书时就显露出来。他是北京通县潞河中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兼备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他带领同学们演唱进步歌曲，编排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活报剧，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赤色基调，又有蔚蓝色的自由倾向。即使如此，他的那位热心于宗教宣传的美国女教师还是从几百名学生中一眼看中了他。密斯·蒙特·卡玛丽把他请到自己的一栋小白楼里，从冰箱里取出一杯冰淇淋，又在钢琴上为他弹奏了一曲耶稣的赞美诗。然后，睁着碧蓝的眼睛注视着他：“毕业后去美国吧，我保送你进神学院深造，费用不成问题，我可以请你住在我家里。”他沉吟片刻。当时他对美国并无直接的恶感，但美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他对国民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充满了反抗和憎恶的情绪。他摇了摇头说：“老师，谢谢您的好意。我不想当个传教士，因为宗教是救不了中国的。我希望到了中国强盛的时候请您再来看看！”

不久，他那鲜明的情感就戏剧性地爆发了。那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站在讲台上的一位男老师，大谈特谈其“当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伸给他”的博爱精神，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在人丛中高声喊道：“先生，如果你认为人们可以在屈辱和压迫下生活，那么，就先拿你来试试看吧。请您把脸伸过来，让我打一记耳光！”全场顿时哗然，同学们热烈鼓掌叫好；而那位老师满脸涨红，尴尬地愣在台上……为了这件事，他被以“侮辱教师”的罪名从学校里开除了。

1948年7月那个炎热的夏天，经潞河中学地下党组织联系人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是在景山公园的山坡上履行的。在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介绍人，一个是他，以游山观景遮掩他们的身份，别无选择地安排在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下。因此，至今他对文学作品中描写厂长处于困境时联想到崇祯皇帝孤独的心理描写，抱有本能的反感。他从来不甘孤独，习惯于生活在人与人的旋风之中，并从周围人的身上汲取力量。

他的舞台生涯有着辉煌的一幕，在《大团圆》的多幕话剧中扮演老四。这个剧本是大哥黄宗江创作的，由焦菊隐担任导演。剧情里不乏黄家兄妹们生活经历的影子，写的是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家人分而复合。但是，国统区一片黑暗，民不聊生，使兄妹们思聚又不得团圆，最后姐姐和四弟毅然出走，奔向解放区去追求光明。同台演出的有孙道临、于是之……净是当代剧坛的精粹。“我是跟当代名角同台演过戏的！”黄宗汉回忆说。那时他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灵气、帅气、略有几分书生气。剧情的结尾也与他的经历不期而合，他是全家人当中第一个入党的，本来真的在筹划奔赴解放区，只是由于组织的需要让他留下，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

他所以没能如他的兄长和三姐那样从事于文艺事业，据说是在解放后分配工作时，由于一个可爱的老头儿的疏忽所造成的。

解放军入城后，他接到组织的召唤，匆匆去指定的地点集合。一群生气勃勃、喜笑颜开的年轻人，聚集在一幢小楼前的院子里，每人接过一张表格，简单地填写了几行字。表格送到了小楼上，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而主宰他的命运的那个老头儿，也许忘了他是黄家的老四，或者压根儿就没当做一回事。当时的北京百废待兴，许多事情迫在眉睫，更顾不上找每个人谈谈分配的志向，老头儿从楼上走下来，朝大家一挥手：“立正——向右转！”于是，他们这支齐刷刷的队伍，开到宣武区去接管。从此，他坐在区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二十多年政工干部的生涯，与他的家人分道扬镳。

人生有多少十字路口！一抬腿，就踏上了各自生活的延长线。

他历任区委干事、宣传部副部长、区人委街道办公室、钢铁办公室，还有什么联合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市委组织部，充当所谓“旧市委”主管科技人事工作的一员得力干将。在人事、办事和政治运动之事的圈子里，说干了嘴，磨秃了笔，熬白了头。直至来到东风电视机厂之前，他正坐在北京市电子仪表局的主任办公室里，面临着两种抉择。

政工，无往而不至的职业，在我们的全部生活领域曾经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啊！它凌驾一切，推动一切，冲垮一切。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这个职业发展为空前兴旺的热门。但是，有一天人们终于发现它并不能代替一切，吃这碗饭的人过多，饭碗里的米粒儿就减少。务虚与务实这两个行当如隔山，改行是痛苦的，等于用其所短，弃其所长。一时间，这支过分膨胀的队伍当中有许多人感到苦恼与彷徨，茫茫然不知所归。他后悔吗？有点儿后悔。倘若他当初搞艺术的话，他的成就将随着年龄的积累而延伸，至少有了一技之长。回首往事，自己在运动中整过人也挨过整，到头来两败俱伤，颇有虚度年华之感。

上级机关要调他，下级机关要留他。他对局领导说：“要留我，得答应一个条件。我在机关里闲得难受，让我去当厂长。”

爱惜人才的领导执意挽留，同意了他的条件：“可以，公司所属的几个大厂随你挑。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如今基层的事不大好办事呐。”

“从头儿学徒，试试看。从务虚到务实，学着干点实事儿。”他笑着说，“我这辈子还没当过厂长呢，就让我过过当厂长的瘾吧！”

人皆有瘾。烟瘾、酒瘾、官瘾、财瘾、玩瘾、闲瘾以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瘾……唯独不可没有事业瘾。从务虚到务实并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怕你没瘾。他要在年将半百的时候创造一项三级跳远的罕见纪录：艺术——政工——实业。难怪诸多的观众拭目以待！

一文不名

“黄宗汉丢了！”新厂长的妻子是个医务工作者，上海人。她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电话里对厂部的秘书范录筠说：“这个人，见不着伊的影子，阿拉每日一个人在屋里吃冷饭，请侬帮助把伊找回来。”范录筠也是上海人，她用同样流利的乡音答道：“阿拉也勿晓得伊到啥地方去了，侬不要着急，寻寻看吧……”

不光妻子见不到他，厂里的人也见不到他。副厂长焦灼地找他商量生产当中出现的紧急问题，设备科的人找他研究技术改造的方案，会计师的手里攥着一大摞条子找他签字。还有一群倒霉的用户因为电视机没声音没影像，怒冲冲地涌到厂里，吵吵嚷嚷，找厂长给他们修理、退换。工厂的摊子像个小政府，比政府的职能还要琐碎。职工的病退、顶替、探亲，某家需要派人去奔丧，某人发神经病需要安置，以至某个车间当干部的爸爸打了当工人的女儿一个耳光……都在等待厂长来处理。而黄宗汉却失踪了，就像蓬皮杜忽然从爱丽舍宫里消失那样，上下乱成了团。

不久，人们就在嘀嘀咕咕地相传：“你知道厂长到哪儿去了吗？听说躲进了北京饭店，他倒美！”

所传非谣，听到的人气得肺都快炸了。此刻，黄宗汉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气派十足地迈进北京饭店的西大厅。

黄宗汉上任之时，就在认真思考着技术设备更新的国产化方案。难道用国产的机械、国产的仪器、国产的工具，直至国产的螺钉……装备一条自动化的流水线，再用全套国产的电气元件生产电视机，这才叫“国产化”吗？目标——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样的民族自尊心是可嘉的，豪迈勇气是值得赞美的。不过，这幅蓝图与现况之间相距甚远。日本的一位电子技术专家铃木来到这个厂参观以后，叹道：“你们生产的这个机型，和我在二十五年前设计的一样。你们的生产方式，也是日本50年代的那个样子！”他说对了也猜对了，这个厂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仿造从同仁堂老板乐松生的家里抄去的一部“文革战利品”，依葫芦画瓢，那个机型的设计者正是铃木其人。我们埋头苦干了许多年，到限下依然比人家落后了二十多年，使人不得不对“埋头苦干”这个高亢、响亮的口号提出质疑。那位在家里泡病号儿的工程师何家祥就曾激烈反对全盘“国产化”的高级方案，他说：“难道制造机械一定得从炼钢炼铁做起，生产半导体一定得从拉单品硅做起吗？我认为，国产化就是搞清楚国外是怎么设计的，人家到了什么水平，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这才是国产化。每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都有自己的层次，工业发展的层次是和技术发展的层次相关的。嘴里嚷嚷国产化，手里搞的是大、洋、全，一步登天，能行么！”

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畸形的思维，偏颇的摆动，多年来却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1979年春天，在北京如同在全国一样掀起一股沸腾的“引进热”，恨不得把西方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一股脑儿端到中国来。这场发高烧所造成的后遗症至今还令人痛心、伤心、寒心。黄宗汉并无先知先觉的预见性，他也怦然心动，手心发痒，如同一个贪婪的孩子那样向隔岸相对的日本企业投去天真的目光。他接到一份日本胜利公司寄来的全套技术设备改革的引进方案，将形成年产70万台的生产能力。他请厂里的技术人员计算了一下，把日本的成套流水线搬过来以后，他们这片在严嵩家庙里盖起的厂房将变成什么样子？计算的结果叫人沮丧：他们现有的厂房得凿出几十个洞穴，破坏了大楼的强度；他们工厂大门外的那条小胡同每隔五分钟将吞吐一辆卡车，在北京沙滩一带形成空前的交通堵塞……更叫他沮丧的是，引进这套设备需要1200万美元，国家手中有限的外汇轮不到照顾他们这个小厂。他的梦破灭了。

当他气宇轩昂地走进北京饭店的时候，天晓得他那鼓鼓囊囊的皮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反正他一个子儿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企业亏损的统计材料。

他胆敢闯入这块国外财团、商贾云集之地，原因在于他的脑子里装着一个灵感。这个灵感来自领导上的几句交代、几句嘱托，使他那富于想象力的大脑受到了启迪。

当时商业部和日本厂商正在签订一笔进口数十万台电视机的合同，以解决国内市场的饥渴的需求。外汇，对我国来说珍贵得如宝贝，是全国人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一个新加坡华人曾感慨地说：“每年从国外进口上百万台电视机，而不同时把技术带进来，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商业部长王磊同志建议从国外进口五万台电视机的散件，交给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组装加工，每套散件与成品当中有五美元的差额，省下的五美元就积攒下来作为这个厂引进技术设备的资金。既不多花国家的外汇，又扶植了本国的民族工业，是个好主意。这项建议经由北京市委领导人转告了电子仪表局的副局长龚云涛，又传达到黄宗汉的耳朵里。他听了高兴得不亦乐乎：“太好了！我正在着急没办法呢，这下子有辙了！”

散件加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这个手段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国产化早日实现，最终把自有“昆仑牌”商标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才是真正的目的。瞧，他的胃口真不小哇！但他的老本儿只有五美元的差额，天机不可泄露。他在北京饭店里跟副局长龚云涛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默契。他说：“这个办法对我们中小型企业是适用的。我不同意埋头苦干这个口号，它有片面性，掩盖了我们工作中的保守、无能、浪费……许多问题。现在是抬头巧干的时候了。”于是，这个一文不名的皮包商，挤在与外商谈判的人群中，一个劲儿地往前加塞儿，支棱着耳朵旁听，转着轴地动脑筋，一双明亮的眼睛扫来扫去。那神气与当年《大团圆》中的老四，正襟危坐的政工干部，判若两人。为了不放过任何微小的机会，他一连几天顾不得回家。这天进得家门，扑向床上，倒头便睡。次日清晨，厂部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对话的依然是两个上海女性的声音：“伊回来了，吃力煞，人瘫了。”

“伊讲了啥？”

“回来一句话不讲，困觉时在讲梦话，啥个五五二十五万美元，半夜里吓死人。伊财迷心窍，热昏了！”

这是清醒的梦话。小本儿经营，算得门儿清。他的梦魂萦绕在祖国这块现实的土地上……

贝多芬与生意经

外国人也是人——这是多么幼稚的命题和答案。但是，当我们多年紧锁的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对世界上的另一部分人却所知甚少。先是涌上街头把他们当做稀有生物去围观，接着把他们全都想象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而肃然起敬，继而板起面孔朝他们头上戴的高帽子“啪”地一敲，做完一锤子买卖便调头而去……

在北京饭店的餐桌上坐着一个黄皮肤的外国人，他是来谈生意的，酒兴方浓，却把生意撇在一边，笑着问道：“在座的有谁能和我讨论中国的庄子？”他的目光具有挑战性。显然，这个问题他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俨然以比中国人更中国通而自居，并为自己在生意的谈判桌上找不到讨论庄子的对手露出得意的神气。

“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黄宗汉说。他对庄子的学说发表一番见解之后，忽然话题一转：“先生，我对另一个问题更感兴趣，愿意和你讨论一下久留岛龙夫，他在日本出版的那几本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书……”

这位日本人听了一愣，表示自己没看过这本书。

黄宗汉说：“我认为你们存在着和平麻痹的情绪。”

对方不服气地争辩说：“只要战争爆发，我们的工业可以马上转入战争体制。”

“办不到，三个月也转不过去。”黄宗汉说：“请你读读久留岛龙夫的那本书吧，他是怎么描写的。几天之内，你们的国土将被占领，你们的内阁将坐船飘渡，在上海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辽阔的国土，才是你们的大后方。我认为，中日的经济合作不单单是做几笔生意的问题，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应该看得更远，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刮来的时候对你们来说一样的冷！”

他在生意的谈判桌上谈战争，也谈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人民的心中投下沉痛的阴影，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中国怀有负疚的感情，希望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三洋公司的常驻代表是一位音乐爱好者，黄宗汉每次见到他总要一起听上几盘录音磁带：“来，先听听音乐吧。”在一片庄严、和谐、轻松的乐曲声中，他们谈论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也兼谈生意。音乐，抽象而富于感染力的语言，跨越了语言的隔阂，沟通人的心灵，触动了常驻代表记忆中敏感的一隅。他说，在上一次战争中，他的家里也死了好几个人，他再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说到这里，这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眼里满含着泪水，一把抓起酒杯：“来，黄厂长，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后来，三洋公司的常驻代表给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帮了许多忙。甚至他离任回国前还诚挚地对黄宗汉说：“如果你遇到了困难请直接写信给我。”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厂长对自己的外经人员说，“他们是来做生意，来赚钱的。他们的信仰也跟我们不同。但是，他们也有人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懂这个也就不懂生意经。我们要在音乐的背景下进行谈判，才能把生意做活。”黄家的老四施展了艺术的魅力，也运用他的多年政工的经验去打开外国人的心灵窗口，把艺术、政工、生意奇妙地融为一体。他看了大半辈子的书，艺术的著作，马列主义著作，今天又在如醉如痴地钻研国外企业经营管理和电子技术的著作。当代的新型企业干部需要有雄厚的文化修养，而文化修养能够转化为外汇，乍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1979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与日本三洋公司签订了进口五万套黑白电视机散件的合同，并在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投资的情况下，利用每台电视机五美元差额的外汇积累，引进了一批关键性的仪器和设备，建成了全国第一条高效率的流水线，每台电视机的生产周期从十二小时缩短到一小时零二十分钟，每四十五秒钟就有一台电视机在流水线的终端进入包装，平均班产量达到了六百台左右。但是，龚云海和黄宗汉并不满足，他们看到了国内外从黑白向彩电电视发展的趋势，又在与日本的企业进行引进彩电生产设备的谈判了。当时，日本的松下、胜利、东芝等公司分别与我国的几个大厂签订了合同，而三洋公司的投标却没能被接受。这个公司也不甘落伍，对于北京东风电视厂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富于艺术气质的厂长每逢关键时刻颇能沉得住气，野心勃勃，头脑冷静，寸步不让。经过一番艰巨而曲折的洽商，三洋公司的领导人拍案而起，慷慨解囊：“本公司经过研究，愿意赠送贵厂一条彩色电视机的生产流水线！”

三十三万美元的彩电生产设备——白拿。多么富于戏剧性！

不可思议的事还多呢。三洋公司委派一名专家斋藤，来到东风电视机厂协助进行技术性的指导工作。他三十多岁，尚未成家，在日本留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这位孝子思母心切，本想办完公司交付的事就速归。黄宗汉对日本的初级技术人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斋藤在童年时有过一次爱迪生式的遭遇，耳膜被暴力震破，长期未能痊愈。当他坐飞机来到北京时，由于高空气压的变化造成耳膜破裂溢血，一阵阵剧痛。黄宗汉当即千方百计地托人寻医，终于找到一种中医的配方，把一种药末儿喷进斋藤的耳朵眼儿，耳膜居然愈合了。黄厂长还陪他一起去看戏，调剂生活，看的是《文成公主》，看到动情之处，厂长若有感触地说：“我看你也有点儿像这出戏的主人公。”斋藤听了激动地流下眼泪。当时正值中日纪念鉴真大师东渡，他说：“我将怀着鉴真的心情来报答你们的工厂！”这位日本技术人员的献身热忱，几乎博得所有工人的敬重。他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不知疲倦地日夜工作，看到车间里凌乱时，顾不得脱下西装就打扫卫生。工人评奖金时出现争议，他比当事人还要着急，找到车间主任去反映情况……这年他回国度假，十五天的假期只休息了一天，有十四天都在为东风电视机厂无偿地工作，他熟知中国的工厂缺少哪些技术资料，在假期当中搜集了一大摞。通过他，还与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平田机工庞大的企业挂上了钩，对推动东风电视机厂的设备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祝愿斋藤那正直善良的精神不会受到他的老板的指责，而应受到褒奖，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中国人民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是难以忘怀的。

不过，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商们，再也想不到跟他们打交道的学识渊博，精明强干的黄厂长的个人生活是怎样度过的。他离开高雅的谈判房间，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走进后楼一间简陋的小屋，倒在租金只有两块钱的司机们的床铺上，像猫打盹似的养一养神儿。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来自背后的非议，说他整天不务正业，说他围着洋人团团转。他只顾牵着企业的牛鼻子，却没顾得回头看看，在一个充斥着小生产者意识的生活环境里做人实在是太难了。

他的后院在起火。

一朝天子三朝臣

乱摊子图治，很多人把期望寄托于铁腕人物，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像一辆隆隆的坦克车碾过田野去攻克目标，在废墟上扬起胜利的旗帜。新厂长却不属于这样的人。他的手太软，心太慈了。他的身上既没有防护的装甲，也没配备强有力的炮火。对有关他的责难、委屈，一概容忍，不挂心，不计较，甚至当别人把听到的话转告给他的时候，仍然天真地眨着眼睛，来一句：“不至于吧。”在人事角逐的激流中，由这样的好佬官担任两千多人的工厂厂长，怕难站得住脚。

工厂犹如一个小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人事的更动与组阁，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不知留下多少派系的纷争。这个屡见不鲜的畸形现象逐渐被人们当做正常现象接受了。而黄宗汉这个外来户，孑然一身，上任时一个人没带，一个人没调，瞧他那副优哉游哉的神气，不像是来当厂长，倒像是来赶庙会的……

新厂长一眼看中了把自己埋在测试仪器堆里的那个年轻人。小伙子太可爱了，在学而优则仕的岁月里，他却一心在电子的世界里遨游，现在该把他引入红尘了。他被委派率队去日本学习，回来后又被委任为分管技术的副厂长，提案通过得很顺利。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角色。他庄严地担起自己的职责。对他那悲惨的家庭遭遇不吭不响，对重用他的领导不卑不亢。他对黄宗汉的评价只有一句幽默又有所保留的话，那是出于某种联想：“我看你当个驻外的商务参赞倒是绰绰有余的。”

对工程师何家祥的任用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这个城府很深的知识分子却没学会做人的圆通，说话尖利、刻薄，动不动就大光其火，难免伤害感情。他是广东人，精通粤语、英语，还懂得点儿日语——谈判桌上的各种热门语言。新厂长如获至宝似的发现了这个难得的人才。有的同志举出该工程师的某些缺点，证明其人不可重用。黄宗汉皱了皱眉头：“为什么不多看看人家的长处呢！”如今何工程师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分管外经工作，并被派驻国外一年，最近刚刚回来。他对两个宝贝儿子的学业很少问津了，出国投亲的事也忘在脑后，带着糜烂性肾结石的疾病活跃于谈判桌前。可是，依然有人摇头叹息：“这个人长期在家泡病号，单单老黄来了以后才来劲儿了。”来劲儿了毕竟比泡病号要好，这句话当可作为新厂长知人善用的佐证。

何工程师曾颇有感触地说：“我所以来劲儿，是因为我从老黄的身上看到，这样的人才像共产党！”

说得好。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正是从共产党员的行动中去认识党的。我们讲了许多年的身教胜于言教，那是从领导方法角度提出的；身教与言教并未尽统一，因为领导方法取决于领导的素质。黄宗汉把别人聚集在一起，出于他善良、宽厚、忘我的品格。

在新厂长到来以后，范录筠这个年近五十的女同志，还是坐在那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应付着烦琐的日常事务。她忘不了以前企业亏损的时候，别人把向国家央求贷款来发工资的借条摆在面前，由她亲手盖上公章的沉重心情。如今看到工厂的利润在增加，尽管她并没从中得到什么，还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她还亲眼看到新厂长是如何工作的——清早来到厂部，扫地、打水、擦桌子，一面动手一面回答各路人马提出的连珠炮般的问题，处理完了，又一溜小跑地去忙他的“洋务”。新厂长连个办公桌都没有，曾经为他搞了一个不赖的办公桌，他转让给业务部门使用，因此他只得拎着又大又沉的提包跑来跑去。企业赢利了，奖金增加了，范录筠把代领的奖金发到厂长的手里，厂长摇了摇头：“我是个当学徒的厂长，没资格领这笔钱，放在你那里吧。”范录筠气得直跺脚：“那些反对利润挂帅的人少给他一分钱奖金都不干，你干什么不要？该拿的就拿，放在我这里怎么开销？”一连半年，厂长的奖金攒了不老少，到头来开销得精光：请客、应酬，属于会计报不了账的就由这笔钱来支付，现金花光了，有时还搭上点工资，结果却还有人控告厂长请客吃饭的账目不清。厂长夫人也在电话里发出控告：“伊从机关调到厂子里收入应该多些，每月给家里的钞票却比以前还少，这是怎么搞的？”这一切，又有谁来替他解释呢？

黄宗汉患有肾结石病，加上过度劳累，发展到每天尿血，担任医务工作的妻子深知病情厉害，强拉他去看病，他硬是说腾不出空儿，有时连人影都找不着。厂长夫人再一次打电话发表寻人启事，范录筠接到电话觉得事出蹊跷，据司机说，头天深夜结束谈判以后，明明开车把厂长送到家门的，此事未能探究，秘书手持话筒不敢吭声。经过进一步查询，才知道黄宗汉确实在家中睡了几个小时，天不亮又跑了。而那天他的爱人正值夜班，夫妻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妻子回到家来依旧独守空房。黄宗汉的病一拖再拖，终于剧烈地发作了。在一次听汇报的时候，别人眼看他疼得满脑门的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掉。他嘴里说没事儿，而人已衰弱得伏案不起了。这次他被送进医院，只住了一个星期，为了赶赴一次外事访问活动，穿着病号衣服跑到王府井去，买了一套现成的西装，没等疗程结束就离院而去……

范录筠说：“我现在暂时不想调回部里去工作，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看着他的精神能感动得人掉泪！”

他不靠手腕，不靠计谋，不靠权术，单靠他自身的行动把周围的人卷入一项巨大的事业。在这次采访中，他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忧心忡忡，如同灾难临头。但宣传工作总是要做的，这个责任只能由作者来担当。他还曾开列过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局长、公司经理、厂党委书记，下至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希望一一予以报道。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如果把这些人物统统描写的话，将写成一部砖头那么厚的著作。他的建议是由衷的，他的妻子曾说：“我从他的嘴里没听见说过一个人不好的话。”这句话由他多年相守的伴侣说出，可以窥见他的心清似水。然而，对于他的人事使用存在着诸多争议，许多同志担心他的任人不当将降低他的威信，担心他的好心落不到好结果，担心他的一碗水不能端平……当然，这些劝告都出于善意。

他却至今不悔。他说：“每个单位都有可用的人才。我不愿采取大换班的办法，免得乱中添乱，而现在这样做较少后遗症。”

夹缝间

1981年初的一天，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一天当中来了几十名局、处长级干部检查工作，听取汇报。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事出有因，某局打了个报告，大状告到了上边，给这个小厂扣上个大帽子，说他们“摧残民族工业”，劝他们“赶快刹车”……这一状告得不轻，一时惊动了三委：计委、机械委和进出口委。幸好有关领导是支持这个厂工作的，特地组织了各方面的干部下到厂里来听听看看，兼听则明，一看便知，大凡来过的人对他们的经营方式都表示了赞赏。

为了应付那个报告，忙坏了黄宗汉。他到处去游说，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接待报界人士，搞出一份又一份内参。他说得口干舌燥，还得学会翻译，把技术性的语言翻译为领导能听得懂的语言。某局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做出了新的表示。风波暂时平息了，黄宗汉也耗得精疲力竭了。这是黄厂长工作的另一个侧面——走上层路线的侧面。

“走上层路线”本来包含贬义，当今却不得不走。现行工业管理体制条条框框太多，条条把一项完整的事业割开来，以邻为壑；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画地为牢，在生产电视机的流水线开动之前，不知得通过多少条纵横交错、互相碰撞的行政渠道的流水线。就拿散件加工、引进技术来说，主意是商业部门提出来的，落实是生产部门的事，做买卖与引进技术结合，本来两全其美。调换一个角度看去，却成为不可容忍的事。外贸部门一些人表示反对，层层设卡，因为打破了他们的惯例。金融管理部门一些人要予以制裁，因为这样做是把流动资金转变为专用资金，“用打酱油的钱去打醋”。生产管理部门一些人对工厂的产品不予承认，因为这些在中国本土上用进口零件生产的电视机印有外国商标，拒绝登入统计数字的表格……各方面都忠于职守，说出话来理直气壮。然而，正是一些理直气壮的条条框框把小孩子都能弄懂的常识性问题搞成大人听了也头痛的一堆概念，最后上升为高级政治语言，表现为倾向性的斗争，几乎使一个处于行将分娩状态的生产力难产……

黄厂长一脸苦笑地说：“如今办成一件事八面玲珑都不够，十六面玲珑也勉强。”说得多么令人心酸！

玲珑归玲珑，棱角归棱角，这位厂长干起事来具有一鼓作气的行动特征。在对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的评价中，很少使用“想象力”这个词汇，但它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想象力可以使人振起翩飞的羽翼，冲破人为设置的层层罗网，在生产力发展的广阔天地展翅翱翔。1980年初，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与日本三洋公司签订的五万台黑白电视机散件加工合同所规定的计划完成以后，该厂处于专用生产的流水线停工待料的困境，一筹莫展。其实，消极等待的厂长很少承担责任，可以举出各种客观原因为自己解脱，但黄宗汉又想入非非了。在“把微观经济搞活”上动脑筋。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筹措了一笔外汇。他说：“反正流来流去，都是为国家增加资金收入。”就这样，他们又与三洋公司签订了两笔合同。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合同规定的货物在塘沽新港积压了一个月不予放行。龚云涛放胆子给黄宗汉撑腰，经过一番上下斡旋，好不容易疏通了渠道。此外，他们还想方设法签订了另一笔进口五千台彩色电视机散件加工的合同。这个厂的生产流水线又在隆隆运转了。副厂长高峰倩说：“外经工作就怕目光短浅，一次买卖做成——完兮！老黄却技高一招儿，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难得。”

黄宗汉说：“我们要用自己的成效来结束围绕我们厂的这场争论！”成效如何？他们在散件加工的同时，本厂生产设备的国产化技术改造工作一刻也没有放松。而且，对带动生产电视机配套元件的兄弟工厂起到了带动的作用。东风电视机厂大批进口散件，的确曾给原来为它配套的小厂带来一时的被动。但是，这种影响最终将从消极向积极转化。如果笼而统之的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理由，硬是使用国粹的质量差、成本高的元件，实质上是保护落后，窒息竞争。当黄厂长的手提包里真正装得鼓鼓囊囊的时候，扯开拉锁，也给兄弟厂以应有的支援。例如，配件一厂生产的机箱，原来的工艺粗糙，喷涂技术也不过关，它是电视机的“脸蛋儿”，至关销路。东风厂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借给该厂一笔外汇，引进先进的注塑模具和喷涂技术。眼下该厂生产的机箱与日本的同类产品一样漂亮。又如，另一个配套工厂生产的高频头，属于电视机的心脏部分，东风厂也资助了少量外汇，黄厂长还落个写检查的下场，因为他违反了现行的财经制度。如今，围绕着整机配套元件生产而奋起直追的工厂，在全市就有22家之多。在东风厂试制的国产化样机中，已采用国产的零件153个，占全部零件的61％。这些功劳不能一概算在东风厂的账上，到底取决于各厂奋发图强的内因。但是，倘若说他们的同行黄宗汉“摧残了民族工业”，只怕这些被“摧残”了的工厂也未必表示赞同。

随着东风厂产量激增，电视机堆积如山，严嵩家庙的院落早已容纳不下。干脆说，连个起码的仓库也没有。黄厂长拍了拍后脑勺，灵感又涌上心头。他说：“买集装箱，再买‘日野’牌大卡车拖运，花钱租一块空地存放吧。”集装箱的容量大，密封性好，不怕风吹日晒和雨淋，无异于流动的仓库。黄宗汉对这些新鲜的玩意儿既能接受又能发挥，经过集体讨论确定下来。该厂在东郊农村租用了一块原来堆放垃圾的空场，并出于长久之计与公社协商征购。这么一来，违反了城市规划管理的规定，不久，有关部门出面干涉，因为事先未经请示和审批。

黄宗汉铺开几张稿纸，又在埋头写他的检查。第一遍没通过，再写第二稿。他边写边说：“今年是我的检讨年啊！”习惯于说公道话的范录筠又在鸣不平：“这事该你检讨嘛，你就写。如果——”黄宗汉不在乎地说：“谁让我是个厂长呢！如果写检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多写几份也无妨！”

事业与检讨总是连在一起的。龚云涛也好，黄宗汉也好，他们都不会在检讨面前望而却步。如今望而却步的人甚多，以牺牲事业求得个人既得利益的安稳，他们的既得利益永远也不会存入党的事业的金库里。如果这篇披露了该厂少许内情的报道给当事人招致更多的检查，也罢。历史的天平终将做出公正的鉴定——到底哪头重，哪头轻！

三年一觉

三年过去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在人生的历程中也稍纵即逝，黄宗汉进厂时的那番梦话有了下文。这个亏损八年，负债累累的企业从1979年做到了扭亏为赢，1980年成为“百万富翁”，向国家上缴五百多万元的利润，1981年的利润指标将达到1700万元，已被列入北京市的41个重点企业之一。

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流水线的终端，一台台造型美观、色泽优雅的电视机进入了包装。它们通过七道工序，104个工位和22个检查点的精心组装和测试，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准。这些闪烁着“昆仑牌”醒目标记的B3110型新产品，即将远销东南亚市场，为国家换取电视工业的第一笔外汇收入。

这一切，都是在没花国家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办到的。三年哪，对于每个人来说，可以办许多事，也可以一件事不办，还可以挥霍人民的血汗造成巨大的浪费而并未受到谴责，各有各的度过时光的方式。该厂的职工们是值得赞美的，他们把一场浪漫主义的痴梦化为了现实。

他们厂长的行踪依然难以捕捉。偶尔见到他，你会感到他像一股灼热的旋风，又随时会像旋风那样消失。他说：“我这个厂长的脑子里没装着升官图，只有一幅降官图。当一拨年轻人成长起来，就是我离职的时刻，当个副厂长、科长，或者别的什么……”奋发、进取、澹明、淡泊——丰富的心灵层次，不能不令人感叹！难道这就是他的全部心灵层次么？难道他就没有这一代人共同的创痛和隐忧么？

他也有!他的妻子了解他，那是一场痛苦的梦魇。在当年的“旧市委”被冲垮以后，他无辜地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被流放到北京最远的深山区去改造，跑过二十四条河沟，来到长城外的番字牌，一个月掉了十多斤肉，精壮的汉子变得骨瘦如柴。他曾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把他过去看过的经典著作一股脑儿地搬出来，从头再读一遍，仍然如坠五里云雾，最后把那些书全都铺在地下，倒在上面昏沉大睡。他的神经受过强烈的刺激。……如今，他的梦醒了，又在做新的美梦，难怪有人说他是梦想家。梦，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有了梦，才有了明天，而明天是永存的！

当这次匆匆的采访工作结束之时，笔者油然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触。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大批在基层工业战线上苦斗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各自的痛苦经历中选择了一条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道路。祖国的未来终归寄托于工业的强盛，而工业的强盛寄托于众多的新型企业家。他们的年纪大约多在四十到五十岁的样子，从他们的胸膛中发出共同的声音：“趁此正当年，豁出去干了！”

今年是黄家老四的五十大寿。当他与艺术世家的亲朋们欢聚的时候，话比以前少了。他听到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只是摇晃着脑袋，发出一声叹息，使人感到讳忌莫深。不过，有时他的口气也够大的：“跟你们搞文艺的相比，我这个舞台更大。这是我最后的一幕了，我愿我的演出给人以希望！”

希望——在人间！

附录7　夜访中南海

（作者周明，文载《光明日报》2011年7月4日）

嗬，夜“闯”中南海，这个题目好吓人。写下题目，我便赶忙将“闯”字改成“访”，以免引起误会。其实，这是事发当时，朋友们脱口而出的一句玩笑话。

这件事发生于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一次“突发事件”引起。

什么“突发事件”呢？这话得从头说起。当时，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除此之外，社会上乃至全国范围内再没有其他奖项。加上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也有限，很受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关注。每次评完奖，获奖篇目首先要在报纸上公布，然后择期举行颁奖仪式。评委会的组成均为当代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很有权威性，也很有透明度，不曾发现有“走关系”的现象。评委们都是认真阅读作品，认真讲评，负责任地投票，因此，获奖作品大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加本届评奖的作家理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的《希望在人间》，荣获报告文学奖。可是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23日下午，中央领导办公室通知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

这个时间，正是即将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下午。而此前，首都各家媒体和即将出席颁奖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这可了得！临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那个年代，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敏感。可以想见，一项严肃的全国性的评奖，获奖作品篇目已正式在报纸公布的情况下，却突然间，其中的一篇作品，又恰恰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撤下，那外国媒体一定会作各种猜测，会有歪曲报道的。

那么，《希望在人间》究竟写的是什么呢？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人反对，甚至告到中央？而且是在几天内，也够迅速、够神通了！

原因是：有人状告这篇作品“不真实”，“吹嘘个人”等等，因此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暂停发奖，进行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可是哪有调查的时间、研究的机会呢？想想看，3月24日上午即将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颁奖大会，23日下午却突然接到这么个紧急通知，这是何等紧急的“突发事件”啊？！时间如此紧迫！急得主持这四项大奖活动工作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一时间坐卧不安，他直说：“这可怎么办？！”

冯牧同志毕竟是老同志，既有组织观念，又灵活机智。到了下午3时左右，他打电话到海运仓总参一所（与会人员住所，现已更名为京东宾馆）紧急找我（因我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说：“出事了，出大事了，理由的那篇作品明天不能发奖，要撤下来调查研究。”接着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因心中有数，知道这篇作品的来龙去脉，便回答冯牧同志说：这篇作品是我们《人民文学》特约理由同志写的，他到厂里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说，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他要改革，有人抵制，这就引起了争议。可能因为干得好，有人红眼，想整他。冯牧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噢”了一声，似乎轻松了一些。他忙指示我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力争！”我虽然答应了，且抱着信心争取，但我内心还是嘀咕：天哪，时间这么紧迫，怎么能挽回局面哪？！要是写个报告送上去，还不知领导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而领导如无新的指示，谁又敢明天去给《希望在人间》发奖呢！人急了，会急中生智。此时，我也灵机一动，找到也在会议工作的《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向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今天下午，咱俩赶写个报告，还要想办法能送到中央领导手里。”王南宁诡秘地笑笑说：“好吧，这任务可不轻呀。”我同时又跟司机班打了招呼说，下午有紧急任务，请留一辆车待命。

于是，大约从下午4点多起，我和王南宁在总参一所的一间屋子里关起门来，讨论、商量这个报告怎么写，然后由王南宁执笔。王南宁是个写文章的快手，文笔好，思路又敏捷，这篇作品又是她经手策划和责编，准会写得好。果然，一个小时后她便写就，完成“报告”。我们在电话里给冯牧同志念了一遍，作为汇报和听取领导意见。最后，我们手抄了正规的两份（当时还无复印机），一份是写给中宣部领导的，一份是报送给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的。

在报告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这篇作品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佳作。它写的是一个亏损八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的三年间，由于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技术革新及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赢。当时我们听说了他的事迹，编辑部便约请作家理由同志去采访和撰写这篇报告文学。然而，当理由和黄宗汉厂长一接触，他却告诉我们的作家：这些事，这个厂的变化，都是全厂职工和领导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干的，光靠一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和改变工厂的状况。黄宗汉厂长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得忧心忡忡，如同灾难临头，他还给理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局长、公司经理、厂党委书记，下至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希望都能予以报道。

就是这样一个厂长，短短三年，带领全厂职工、干部，艰苦奋战，开拓创新，改变了一个企业的面貌，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企业、为了职工、为了企业的长足发展。写他，怎么是“吹嘘个人”，怎么就“不真实”？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更多这样的厂长啊！

我们在报告中，如实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下午5时多，我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一个胡同里的首长家。不巧，我们到达时首长还没有回家。夫人说首长打过电话回来，今晚回家吃饭，热情地招呼我们先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果然，不大一会儿，首长回来了，我俩急忙递上这份申述报告。首长戴上花镜，很快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是乔木同志（即时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批示的，必须向他报告。我说，这么晚了，我们在哪儿能见到乔木同志？请您帮助我们请示一下他，可以吗？首长说：我找找看，最好你们当面请示。

这当然最好。首长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中南海总机，交代要他们联系乔木同志，说有一件急事要处理。很快胡乔木同志秘书回电话来，首长将我们找他的情况讲了讲，并且说我们带了一个报告，想面见乔木同志，因为事情紧急。秘书答应向领导请示。

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同意，要我们立即去中南海见他，当时他正在中南海小放映室审看一部新片。我和南宁欣喜异常，觉得事情有了希望，便立即向首长和夫人感谢，告辞，飞奔出门，我告诉司机：“快，咱们去中南海！”

这时，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全城灯火璀璨，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潮如流。当车行驶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时，习习春风扑面而来，我顿时觉得，距离中南海近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也有了。我想：只要进了中南海，只要能够见到乔木同志，有机会申述我们的理由，我想乔木同志会赞成的。一路上，我们几乎是飞车而行，很快便到达中南海西门。却不料，被警卫拦住，说警卫室没有我们进中南海的备案，询问是和哪个单位联系的，要我们出示证明。

我和王南宁都傻了。原来由于心情急切，我们忘了请首长帮忙给中南海值班室打招呼，报车号。那当然不可能进中南海啦。这下，又弄得我们的心凉了半截。

西门是中南海的重要门户，警卫多，岗哨森严，纪律严明。但事到如今，我们不甘心呀。我跟几位哨兵直解释，我们因为有多重要、多重要的事，向中央领导汇报、请示，忘记了办手续……可是，哨兵哪敢轻易放进去任何一个没有手续、没有中南海内某个部门同意而闯入的人呢！

这边，我正和哨兵交涉着，机灵的王南宁却听出了几个警卫的陕西口音，她立即认老乡，和那几个哨兵热情套起近乎。忽然，她一个狡黠的眼神示意我赶快进警卫室去！于是我便在警卫室拨通了一位首长秘书朋友的电话，真巧，当晚他正好值班！我迅速告诉他事情的原委，请他帮助我们进中南海。他问了我们的车号和几个人、什么人，很快打了电话，正式通知警卫室放我们进入。不难想象，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又多么幸运！我们又有了信心，去“闯”那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大关了。

进了中南海，小放映室在哪里？我们两眼一抹黑，边走边停下车问路。沿途的哨兵一一给了热情的礼遇。车子在美丽的中南海绿树花丛中穿行，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终于，我们找到了地处中南海中部的一幢小楼，便是小放映室。又是一道岗哨，我和王南宁向警卫说明来意后，警卫进去请示。很快，乔木同志秘书出来告诉我们说，首长同意，但你们进来一个人吧，王南宁便留在车上。

我跟随秘书进放映室后，乔木同志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旁，然后说：“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我扼要地如实向他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特别报告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作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

说毕，我屏住气息，等待首长的意见。这时，乔木同志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高啊！真高啊！毕竟是中央领导，一句话，便一锤定音！我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

走出放映室，我激动地大喊一声：“南宁，成功了！”

王南宁也高兴极了，说：“现在咱们赶快去冯牧同志家里汇报。”

此刻，已是夜色苍茫的7点钟左右。

我们离开中南海，又急奔复兴门外木墀地的冯牧同志家。不巧，冯牧同志的姐姐说他到旁边贺捷生大姐家里去了。我们赶忙下楼又上另一个单元楼，到了贺捷生家。冯牧同志正跟贺大姐说这件事呢，我们便向他报喜，说乔木同志同意了！

冯牧同志一声叹息，放下了心。贺大姐也高兴地大声说：“周明，你和南宁立了一功！”她关切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我们在她家用餐。我们心急呀，便说，不用了，我们回招待所去。

辞别冯牧、贺捷生，我们又往东直门内海运仓的总参一所赶路。今夜，两个多小时内，我们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赶回东，真是马不停蹄啊。

到达总参一所时，大约已是晚上将近8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我们一阵迷惑——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里都空无一人。我问服务员：“客人们呢？”服务员回答说：“早都去餐厅吃饭去了。”

于是，我们又急忙忙地飞奔向餐厅。

进得餐厅门，我大吃一惊！只见，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在桌旁，谁也没吃饭，都在等候我们的消息。见此情景，我的眼泪一下子落下来了！我哽咽着对大家说：“我们成功了！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王南宁向大家述说了我们奔波的情况，也说到我们在中南海西门那尴尬的一刻。此时，她话锋一转，神秘地说：“这次的成功，也是由于我在中南海门口使了个‘美人计’呀，周明才得有机会跑进警卫室找了人，我们才见到了首长……”大伙全爆笑起来。

这时，突然，好多作家朋友起身，跑过来拥抱我们！喊着、笑着、捶打着、激动着，一下子把我抬了起来，呼喊声久久喧嚣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为成功、为文学、为和我们作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英明的党！

当晚，便立刻有人编出了《夜“闯”中南海》的故事。当然，一定会夹有浪漫色彩的“美人计”——作家嘛！

第二天，1983年3月24日，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登上领奖台，接过红彤彤的荣誉证书，高高举过头顶，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

“希望——在人间！”

附录8　赞成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获奖

（王甦，文载《文艺情况》第11期，1983年6月2日）

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好评，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但在授奖大会期间，作品中所写的工厂有两位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认真作了调查，并征询了有关方面组织的意见。这里发表的王甦同志的意见就是其中之一。

编者

听说，有个别同志到有关部门反映自己对已公布获奖的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的不同意见。

我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蹲过点，黄宗汉同志很辛苦，工作有成绩。他执行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是经过局党组讨论，并取得了当时市委有关负责同志的支持。黄宗汉同志是忠于这条改革路线的。这样的同志是应该鼓励的，可以宣传的。

黄宗汉同志本人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至于作品中写到的次要人物何家祥的问题，与黄宗汉本人无关。作品发表在1981年10月，而何的问题是在1982年底至1983年初才发现的。

作为读者，我认为这篇报告文学写得是不错的，它积极宣传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针，读起来鼓舞人心。我赞成评为优秀作品。

北京市电子仪表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王甦

附录9　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

（理实，根据人民来信来访整理，1981年12月）

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希”文）发表以后，在东风电视机厂及其有关单位引起强烈的反映和普遍的不满。我们认为这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告文学。它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吹捧个人，不惜篡改历史和现状，它混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把至今争议很大的问题强行当做正面经验加以宣传，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它违反报告文学所必须有的革命性、真实性和战斗性，有损党和文艺在人民心中的威信，使人们对党的文艺宣传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它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干部、职工队伍思想的分裂。几天之内在厂里出现了大字报和小字报，严重干扰工厂的安定局面和生产秩序。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被歪曲的事实加以纠正，被混淆的是非加以澄清，对于历史和个人给予真实的评价。

一、东风电视机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应当客观正确地评价历史

准确真实地评价历史只能是实事求是，任何更改和涂抹都是枉然的。六中全会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工业建设的评价是“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认为，作为从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电子工业，也当之无愧的应当得到这样肯定的评价。东风电视机厂是1970年的东风蜡纸厂和宣武誊印社两个小厂合并投产在西城的一条胡同里。从当时只有百余职工，几间平房开始，产品是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71年5月1日，全国第一台晶体管电视机送上了天安门城楼。70年代，该产品出了厂，于此期间，市场畅销产品1.5V收音机的产量在75年达到了10万台并出口港澳为国家挣了外汇，为国争了光。彩色电视机74年试验成功，75年上百台落地彩色电视机进入北京饭店，到79年年产量居全国第八位，9吋机质量评为全国第三名，受到用户普遍好评。为了鼓励东风厂干部、职工为发展我国电视工业的努力，上级向该厂投资500万元，建成一座大楼，于1975年竣工投产。当然，在当时外国经济封锁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切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试验，但是请问，自力更生有什么不好吗？有些人为了夸耀外国技术的先进，把中国的工业描绘得漆黑一团：明明东风厂有日产国产机200台的能力，却偏要说成是50台，明明日本生产晶体管电视机是60年代以后的事，却偏要把我国生产仿日70年代的机器说成是日本25年前的产品，把我们的电视工业说成是除了为外国人组装加工就没有产品，把我们的电视机厂说成除了成为外国人的加工车间就无路可走。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是什么用心？他们在党的刊物上讲的是良心话吗？

东风电视机厂是艰苦创业起家的。当年工人穿的是围裙，生的是煤火，运输靠平板三轮车，技术人员用的是大厂淘汰下来的旧仪器仪表。回忆当年艰苦攻关的岁月，老干部、职工并不觉得有什么自卑、寒酸，反而觉得自豪、光荣，请问：艰苦创业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要仅仅是为了羡慕外国人的现代化而嘲笑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把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污蔑为硬干、蛮干呢？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于这两年电视工业的发展的确是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引进和自力更生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应当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如果把它们截然分开，对立起来，把自力更生说成漆黑一团，把引进说成光明一片，这就错了。“希”文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自作聪明的把人们的艰苦奋斗说成是“破釜沉舟”，硬干、蛮干，这不正是智叟讥笑愚公吗？

东风电视机厂是在国家的投资下兴建的，任何人都不能把工厂的发展的功绩占为己有。有不少任劳任怨的干部曾和工人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为工厂的建设，发展贡献过力量。1979年该厂已经是连续几年的局、公司级先进单位，并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黄宗汉踏入东风厂的大门时，该厂已是年产65000台电视机，有职工1700人的中型企业。由国家投资建成的大楼早已投入生产，铺开的三条电视机组装生产线，准备迎接生产的更大发展，同时为了引进而和日本人之间谈判也早已在一位副厂长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了。“希”文为了达到其宣传个人的目的，不顾事实，把当时的东风厂描写得破败不堪，把近十年全厂职工的突出成果说得一文不值，这样来篡改历史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2.关于扭亏问题

上级安排东风电视机厂生产小屏幕黑白机，因而承担了全市9吋机的大部分生产任务。9吋机由于价格不合理，元件器件整件出厂价格高于整机出厂价格几十元，市场价二百二十五元，而成本却高达三百元以上。如果生产，就会造成所谓的“政策性亏损”，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虽然这亏损的责任不在企业，但东风厂的广大干部、职工并不因此而心安理得。他们看到生产12吋机可以每台得到八十元利润，就采用以盈补亏的方法，在保证完成9吋机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努力生产12吋机。1978年亏损现象有明显好转，到79年生产12吋机达4万余台，9吋机2万台。中央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后，上级不再下达生产9吋机的命令性计划，东风厂从此不再生产9吋机，因此就不再存在亏损的问题。在扭亏为盈问题上厂里财务人员也尽了极大的努力，整顿全厂账目，纠正了重复计算的不正确的统计方法。总而言之，扭亏为盈不是个别英雄任务创造出来的奇迹。

3.关于引进的问题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打破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对于电子工业尤其重要。但是，引进要符合我国国情，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一味依赖引进，把已经自力更生建立起来国营企业长期为外国产品的加工厂，要国家拿外汇来维持生产那就只能由外国人牵着鼻子跑。东风厂79年替日本三洋公司加工七千台散件机，当时三洋报价每台散件50美元，整机55美元，是日方各厂家价格最低的，因此拿出得到的加工费由三洋公司设计装了一条黑白电视机流水线，这对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进工艺是必要的。但是当流水线建成后，日方看到我们只能依赖他们进口散件，否则流水线就要停产，于是在以后的谈判时他们提价到62美元，使国家每台要多花9美元，比79年买整机还要高出了7美元。到目前，日方从散件中已赚了2千多万美元的外汇。对他们来说，黑白机在日本已经淘汰，把设备卖给中国同时又推销了散件是很合算的。不久三洋公司的社长就受到日本天皇嘉奖，日本人把这种方式叫做用“东风方式”和中国人做生意。问题还不仅于此，由于80年北京市两个整机厂改用进口元器件，国产元器件严重积压。东风厂80年超贮积压达1500万元，配件二厂积压变压器9万支，东电、北电两厂积压7万支。机壳，配件一厂积压5万支，东电3万、北电1.5万。两个厂向配件三厂订了输出变压器20万已退货11万，预定晶体管300万支，改为130万支。两厂原要北京元件公司元件18亿只结果只用了十[1]，81年两厂签了名的合同要求退货，一下给全市为整机厂配套的一大批元器件、整机厂造成很大压力。前几年整机厂虽有亏损，但是元器、整件厂有盈利，可以发展，国家总的还是赚的。年初广播公司分配81年度利润总计4千万元，北电2200万元，东电1700万元，设备厂100万元、配件厂无上交利润，元器件厂就更难过了，有的厂连奖金、工资都难以支付，有的厂已开始转产，改为戏装、帽子厂。目前东风厂与配件厂的关系十分紧张，配件厂有人认为东风厂厂长是“会吹会拐会骗的投机商”。“希”文中表扬东风厂用外汇支援兄弟厂，真实情况是东风厂动用了配一、配五的外汇。长期这样下去，配件厂萎缩，电视工业就要畸形发展。

说到搞散件盈利大这也是事实。但说国家没花一分钱也是不真实的。国家已经按整机的价格付给日本人外汇。因此东风厂赚的不是日本人的钱而是国家比价的钱。说只有搞散件才能盈利也不是事实。东风厂80年代组装散件14万，国产机近4万，创利润881万，平均每人5千元。动用外汇近1千万，而由于不搞国产机，使国产元器件在厂内大量积压，但是上海地区却不一样。规模和东电差不多，上无十八厂80年搞了20万台国产机，散件1万台，创利润1916万元，平均每人近1万元，现在他们的产品“飞跃”牌电视机质量、数量居全国第一，受到用户的好评。他们带动了上海地区一大批元器件厂上缴利润年年增加，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他们还拿出了头一份索尼机器的分析代用报告，利用引进先进促进国产机的发展，并准备出口为国争光。上无十八厂的经验证明国产是“保护落后”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4.目前的生产状况

全厂共有三个组装车间，其中有两个是搞散件加工。由于国产机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80年代的生产国产机下滑了5％，今年上半年完成2万6千台（其中包括研究所生产1万台）只完成了计划的26.4％。B315型被挤到外单位生产，314型？？严重积压[2]，316型原计划今年6月份设计定型但是到12月份还没搞完。何日投入生产还是未知数。由于企业成为外国零件的组装加工厂，设计部门几乎无事可干。厂长交代说：“你们管管工艺就行了，设计由外国考虑”，“彩电的设计要和外国人合作”，“三用机让夏普参加设计”，“彩电由香港参加设计开模……”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广大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由于黄宗汉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外国人的谈判，厂内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管理的费用三月份达120万元，用于招待外宾的费用三月份达15000元（以上不包括一些不上账的钱或挪用款项）。电视机被盗和丢失现象发生多起，还出现了怠工等事件，由于停工待料目前全厂有一半以上的人闲着没事干，仅一次早退统计就高达300人。总之，如果认为企业只要“盈利”就行，不抓管理，不搞整顿，总有一天这样的队伍会带不动。

5.下一步怎么走

据参考消息登载外电报道：“中国停止进口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以避免把它的有限的外汇储备花在这样一些消费品上。”“中国停止电视机定货也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电视工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照顾到中国工业长远发展的利益的。经济建设用钱的地方很多，总不能长年累月花外汇去搞散件，使国内企业迟迟形不成大批量生产优质低价的国产电视机的能力。因而东电指望依赖散件加工的前景并不光明，目前又搞出了3110机，号称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实际上用国产只是阻容件，而主要的集成电路，高频头，显像管，高压包，晶体管等关键件仍是进口，每台仍要花外汇40美元以上。我们并不反对以先进机型用代用法搞国产化，摸索经验，加速研究，以促进真正的国产化。但是长期这样搞，三年五年甚至更长，这种用国家大量外汇维持的国产化是不值得推广的。看来《希望在人间》一文所宣传的东风式办企业之道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这只是在特殊的时期（引进热时期）生产特殊产品（电视热）时的一些并非成功的经验，如果将其吹捧得神乎其神，是不实事求是的。由于进口整机和散件加工给国内基础工业带来不利影响，国家提高了散件进口的税收，使东风的路子越来越窄，厂内的国产机加工和新品制造的能力下降，加上机器积压达7万多台，黄厂长惊呼81年要“为生存而战”，所以黄寄托于出口，但出口的前景不妙。据初步计算东风电视机厂82年出口9万台净亏损人民币600万元以上，这种挖国家墙角的做法还能继续下去吗？

二、关于正确评价黄宗汉工作的问题

黄宗汉进东风厂三年以来，对其工作和工作作风，厂内外干部和职工一直有各种意见和看法，可是“希”文不顾事实，硬把有争议的问题当做正面经验大力宣传，甚至不惜文过饰非，把功劳记在个人身上，把错误推给别人。这已是“希”文发表后引起广大职工干部不满的原因之一，试举几点加以说明。

“希”文宜在标榜黄宗汉是一个“不靠手段，不靠计谋，不靠权术”的人，事实是怎样的呢？黄一进厂，面对广大职工干部要求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解决生产主要矛盾的要求，他提出：“抓好企业管理不如抓好人事关系，人事学大于管理学。”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利用生产电视机这个热门货，作为敲门砖送货上门请人“试看”，至今我厂组装的三洋机24台在厂外试看，三用机70多台在厂外试看。有人要买500元一台的三洋机，经他一批，四百元就买走了，电子计算机50多个没交公送了好友，在请外宾吃饭时，扩大内宾的范围……这些都是黄宗汉走上层路线的手段。我们认为如果为生产打开局面走上层路线，也情有可原。实际情况他是以企业为资本，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这样搞上层路线难道也值得宣扬吗?

黄宗汉身为厂长，他的职责是抓好企业管理和产品的质量，全厂的产供销人财物都需要他去过问，可是他的工作地点却不在厂里，更不在车间，每天独往独来于北京饭店和上级机关，他在哪，在干什么，连副厂长也不知道，难道这样的工作作风是和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的要求相符，是值得提倡的吗？文章对于黄的生意经大加赞扬，实际上只不过是如何钻外汇和人民币的空子，如何利用几个旋钮交相的进口整机来逃避税收部门，如何用帮助别人解决就业的手段来换取外汇……这样的生财之道是可以推广的吗？黄宗汉到日本去，向日本人谈他的父亲早年在日本留学，谈到他的姐夫、电影界皇帝赵丹，在文化革命中受迫害，得到日本朋友的关心，他突然说：“是日本朋友救了我一家”，说着站起来，向日本人三鞠躬，以示感谢，他的举动，使在场的中外人士大为惊讶，这难道也是谈判的艺术吗？

黄宗汉很少进车间，工人对他不大熟悉，对于他在各种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保证和许愿时议论纷纷，不相信。去年有一个女工出了车祸，头骨被撞裂，在宣武医院抢救，要求厂方派人去。正巧当时黄宗汉坐小车回家，车过宣武医院他说要回家换衣服晚上陪外国人吃饭不肯下车，扬长而去。这件事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希”文却把厂长描写成真龙天子、东风厂的救世主，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干部的努力，没有工人群众，这就要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三年以来，全厂职工对黄宗汉的工作以及工作作风提出过多次批评。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技术人员曾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不同意见，在党委召开的支部书记会议上，基层来的车间支部书记曾原原本本把工人批评厂长说大话、不抓关键、不进车间的意见当面向他反映，甚至有的工人与他对面相遇便拉着他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这在历届领导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可是黄宗汉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认真回答过这些批评。而“希”文却把这些中肯的、善意的批评当做“责难”，“人事角逐的急流”和“充斥着小生产者意识的生活环境”。这对于黄宗汉今后在东风厂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对于他改正错误有什么余地呢？

三、对“希望”作者的希望

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报道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一种体裁，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最基本的体征，可以说没有真实性就没有报告文学可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要求事件、任务、环境严格地再现于文章之中，不能虚构，更不能凭空捏造，但是“希”文的作者却违反了这一基本的创作原则，随意移动空间和时间，任意更改历史背景，为了达到表现某个人的目的，不惜把群众的长期奋斗的功绩归结到个人身上，关于不真实的细节前面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报告文学的作用，是要满腔热情讴歌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讴歌先进性、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人民群众谦虚谨慎的学生，他们在四化建设中作出了为人们所公认的成绩。可是“希”文所宣扬的并不是这样的典型，“希”文所记述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形象，即使把他大肆吹捧，大加美化，也没能讲出他的多少有分量的成绩和经验。作者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样的对象呢？从文章大量篇幅是记述主人公的家族，使任何人不难看出，作者是在为其家族树碑立传，对于这样显赫的家族，即使最不重要的人物，即使并无可写之处，也一定要记录在案，这在资本主义以猎奇为主要兴趣的文艺中是习以为常，可是在社会主义文艺中不是有些庸俗吗？我们并不是反对写名演员，名作家，名导演，名人……写他们的工作、生活都可以，只是要写得真实，写得有意义。

我们知道《希望在人间》的作者是一位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的作家，曾写过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群众中有影响。我们希望作者今后多深入于群众之中，熟悉广大干部，广大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真正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意见和看法，这样才能写出真正为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

注：79年谈判时，三洋公司报价50美元一台，结算时又加到53美元一台。

附录10　陌生与熟悉

（作者理由，文载《人民文学》1982年第4期）

我是从一个不熟悉工厂生活的作者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工业题材的。

我接触工厂生活的机会不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到一个汽车修配厂去劳动过几个月，每天跟班干活，觉得怪新鲜的。1979年北京作协组织下厂，在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中，写了报告文学《中年颂》，接触了工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去年为了写《希望在人间》，在工厂生活的漩涡里打了个转转。再有就是不久前去深圳，看到了特区工业建设的新气象。

文学工作和由于每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气质的不同，各有各的熟悉的生活领域，有相对熟悉和相对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在文学山野中，作家只耕耘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苗圃。而且，这块“自留地”的面积越小，就越能获得单位面积的丰产。《金蔷薇》中有一句话：生活就是生活。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深入生活或采访仅仅是生活积累的辅助形式。真正的生活积累是指作者亲身经历过并深刻体验了的生活自身，是作者动了手，动了口，也动了心的那一部分，别无替代。笼统地强调深入生活，反而会走向反生活的极端。许多年以来，我们提倡的恰恰是写作者不熟悉的生活。对深入生活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精确地阐述。

当前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既存在作家脱离生活，文思渐枯的问题，也存在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一个作者提炼自己的生活和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有时比认识客观事物更难。各类题材有它的特殊性，初看起来题材与题材之间的鸿沟是很难逾越的。

那么，我为什么仍然同意《人民文学》与《文艺报》编辑部关于文学作品要反映工业题材的号召呢?

在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又一现象，即有的作家所描写的生活跨越了巨大的社会幅度，如托尔斯泰驾驭鸿篇巨制，做到了得心应手。还有一些作家的目光、兴趣时时转移，各类题材都偶然为之。另有一类作家，专门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功成名就——以上作品，大都属于“外向”的文学作品。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发展的层次来看，我认为更需要“外向”的文学作品，即作家具有广阔的生活视野，关心身外之事，身外之人。起码在目前是这样的。

当前，工业领域的确值得文学工作者去涉足。我们的工业体制处于激烈的变革中，迄今为止，还没能找到如发展农业那样的轻车熟路。过去在“左”的路线干扰下，长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如今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于是，铁一样的规律和铁一样的体制发生了尖锐的碰撞，也与铁一样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尖锐的碰撞。最终，当然是规律冲破体制，也将给观念形态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是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充满了人间的喜剧、悲剧、正剧和闹剧……

对于不熟悉工厂生活的作者来说，我感到困难之处在于走进工厂时，首先接触到的是陌生的、成串的、相互对立的概念。所到之处，所遇之人，都会听到滔滔不绝地在陈述这些概念：有人主张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有人强调要搞国产化；有人提倡抬头巧干，有人坚持埋头苦干；有人建议搞定额管理，有人反对物质刺激；有人鼓吹设备更新，有人鼓吹挖潜改造……具体到一个工厂、一个工地、一个项目，这些概念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谬误的。但是，即令把它们弄得一清二楚，明辨了是非，最终还是概念，不是文学。文学的任务不在于回答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些概念对文学创作构成了威胁。产生于边区的生产文学《兄妹开荒》只有一把锄头、一个土筐，自力更生搞生产，相形之下，概念要单纯得多了。五八年的车间文学，主题常常是力争上游，加班加点，概念也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如今企业管理所涉及的概念在成倍地增长，而文学工作者的本事却没能成倍地增长，文学是永远跟不上的，只得望洋兴叹！

而且，那些专业性的概念化语言，还有往往进一步升级，升华，转化为高级的政治语言。 有人强调解放思想，有人说他违反了四个坚持；有人坚持三中全会路线，有的人说他违反了六中全会的精神……帽子大得吓死人！我们的许多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就是在概念与概念的争端中生活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

如果把感应生活的触角伸向下一个层次，出现了急剧的转化，那些复杂的纷争化为简单的冲突，单纯得令人吃惊。某甲所以反对某乙，原来是工资少长了一级，奖金少发了几块，或是提拔了某甲而某乙未被重用，或原定派某人出国，后来又另换了别人……我在外地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采访中，我的采访对象正在被一场官司所困扰。他被别人告了一状，列举的罪名每一条都够得上绳之以法，其实是莫须有的。究其根由，原来是告状人在数年前没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多生了一个孩子，而他曾间接地批评过这件事，被批评的人就告了一个刁状。在高级的语言背后，掩盖着古老的、原始的、本能的冲动。经济改革的浪潮，搅动了许多人的梦幻、得失、毁誉、沉浮……倘若把这比作一首交响乐，每个音符所处的位置并不固定，在不同的旋律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即每个人又是多层次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人事问题。看起来，掌握了人事问题，似乎就掌握了打开一切题材的钥匙。

我粗浅地接触了工业题材，以上还不是最动心的事。最动心的是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以后，竟给主人公招致意外的麻烦，我至今惴惴不安。我在写作过程中，对采访获得的素材做了大量的剪裁，尽力地回避人事问题，所写内容不过是采访上记录的几分之一，这样做完全出于善意，其结果却没能逃脱厄运。作品的主人公遭到强烈的反对，被调离了工厂。

凭借概念而生活的人是有的。人生的坚定信念就表现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就是一个崇高的概念么！我们工业的希望就在于涌现出一大批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各自的经历中认清了一条发展工业的必由之路，他们的生活信念的背后，包含着丰富曲折的人生。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并义无反顾地去贯彻实施。但是，真正靠概念而生活的人被不靠概念而生活的人用概念打下去，这是令人深思的！文学工作和有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学以外的漩涡。但是，往往在走出文学的范畴时才能获得真正的生活。至于如何去表现它，那是今后的事了。

我认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工业题材的问题，应放在广阔的人生的背景上去考虑。在题材与题材之间存在着息息相通的东西。文学工作者应善于化陌生的题材为熟悉的题材，在这方面，柯切托夫的创作是值得借鉴的。至于作品的深度、厚度，全看作家对生活熟悉和认识的程度如何。当作品脱颖而出，又是从熟悉向陌生转化的过程。文学总是立足于写个性，不是着眼于写共性，写出人生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读者也总是具有追求新奇的愿望，要看那些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故事和人物的千姿百态，从中受到新的启迪。工业题材可以比作文学的又一个窗口，一旦进入文学规律之内，熟悉与陌生就在奇妙地相互转化着。

附录11　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检查组，1983年4月2日）

我们检查组是在1982年9月27日进驻东风电视机厂的。在中纪委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根据市委负责同志的指示，主要检查该厂违犯财经纪律、试看电视机和在外经工作中收受礼品等三个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北京市电视工业公司派出专人共同协作，厂党委也组织了检查组一起配合，经过几个月来的共同努力，检查工作暂告一段落。

东风电视机厂是一个从几百人小厂发展起来的目前拥有2300多人的中型企业。该厂现有四条电视机生产线，其中一条是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四十余万台。自1979年以来已为国家生产了12吋电视机76.8万多台。随着生产的发展上交利润也逐年增多，1979年实现利润1.3万元，1980年880余万元。1981年获利1445万元，1982年的利润是224.7万元。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该厂的厂房设备也连年增加，工厂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将检查出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执行财经纪律方面的问题。

一、对外签订合同后，不经请示，随便修改合同。

1981年12月间东风电视机厂和日本三洋公司签订了在北京开设三洋维修服务部的合同，并经北京市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批准，合同规定开办费全部由日方负责，今后两年每年由日方付给经营费十万美元。后来日方提出开办费花钱较多，要求中国方面负担一部分，因此不久，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副局长龚云涛、电子分公司经理陈岚、厂长黄宗汉等人又和日方签订协议，以东风厂负担开办费7万美元的名义，每年让日方减少提供经营费3.5万美元，两年共7万美元。这个协议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是他们自己用修改合同的办法，减少了我国外汇收入7万美元。

二、用提高外汇比价的办法，截留国家利润，挪作基建投资。

东风电视机厂用进口电视机散件组装整机，是通过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进口的。经建公司将外汇比价定为1:5，即每一外汇美元要厂方偿还人民币五元。1980年7月经建公司为东风电视机厂进口了三万台套电视机散件。由经建总经理肖秧和厂长黄宗汉商妥，把这批散件的比价提高为1:6，截留国家利润176.2万元，这笔钱经建不收，作为对工厂的投资，由工厂用这笔钱搞基本建设，并且由电子分公司陈岚代表经建、黄宗汉代表工厂签订了正式协议书。

三、在国内购买外汇，讲条件、拉关系、搞不正之风。

1980年7月该厂通过电子分公司购买冶金工业部外汇600万美元。冶金部以1:2.8元卖给工厂外汇，经厂长黄宗汉定价，买走低价电视机130台，其中14吋彩色电视机30台，当是出厂价1200元，市场零售价1500元，卖冶金部价格1100元。12吋黑白三洋机100台，出厂价每台420元，市场零售价500元，卖冶金部每台405元。如按出厂价计算，厂方少收入4500元，按零售价则少收入21500元。1981年3月厂长黄宗汉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代表顾文广签订协议，由远洋公司按1:3.08的比价卖给工厂外汇360万美元，并拨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8万元，作为远洋对工厂的投资。协议规定，远洋公司按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同时安排该公司待业子女30人。利润分成由于上级未批准没有形成，但1981年工厂已吸收该公司待业子女14人。

四、搞假销售，虚增利润。

该厂和电子分公司有用外汇结算销售电视机的业务，电视机销售后收回的外汇给厂，电子分公司收取1％的手续费，是电子分公司替工厂代销。1981年工厂实行利润包干，但下半年开始销售不景气，完不成利润计划，也不能提取奖金。经厂长黄宗汉和总会计师、财务科长等人研究，并通过电子分公司领导，用互开支票的办法，把代销并未销出的那部分电视机变成销售，这样既可以增加销售额，也可增加利润，还可以提奖金。于是在8月27日由厂销售科开出电子分公司购买三洋机6300台的发票（实际该厂发出商品账记载，发给电子分公司代销的只有6198台，多开了102台），由销售科长陶必德送去。电子分公司要求厂方先开支票，这样就从银行以购材料的名义贷款280万元，然后于8月29日开出296.1万元的支票购买电子分公司的外汇，电子分公司收到支票后才开同等数额的支票给厂方。这笔假销售使8月份虚增利润119.7万元。电子分公司因为不承认这笔款是销售，所以在代销的电视机售出后，仍陆续向厂方结算，到年底结算回4818台，冲掉了假销售的一部分，还剩下1482台，要等到1982年才能冲减，所以到1981年底，还有假销售额69.654万元，虚增利润二十多万元。

五、企业管理混乱，浪费损失严重，多支多付无人查问。

1.1981年3月该厂由香港华强公司进口31104支显像管，3月13日货到天津新港后，由于厂外经办和有关职能部门推诿、拖延，无人申报报关手续，拖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塘沽外运办事处将货从集装箱中取出后，散装发至丰台车站，厂方仍未及时提货。后经8月2日、5日两次雨淋后，才组织人抢运，结果，这批显像管共损失1866支，价值人民币104496元。这个问题虽然厂子里做了些工作，但至今尚未做彻底处理。

2.1981年4月至7月，厂外经办经手，按照塘沽外运办事处的通知和税单重复汇税款三次，多付出人民币702496元。此事已和塘沽外运办事处核对属实。这样明显的问题，一直无人发现，如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一年半时间就多付出利息六万多元。

3.该厂四车间是原三洋产品车间，据1982年1至6月统计，该车间共丢失元件、器件、整件二十多万件，价值66164.4元。丢失最多的是电解电容，达15000多只，拉杆天线1040根。这样大的丢失现象未经调查就由副厂长稽国庆批示，让供应科如数补齐，对有关责任人也未查究。这个问题供应科党支部负责人曾给厂党委写了报告，长期未予研究解决。

4.该厂1980、1981两年通过经建公司和轻工进出口公司连续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线附件、仪器仪表、空气压缩机及射线仪等物品，并电传打字机、复印机等非生产设备，时间已经过了两三年之久，还有230多万元未结算。这些东西有的一直记在应收款里，有的因发票找不到了，至今还未和经建公司结算。这些物品有些早已投入生产和使用，但因未结算也未入账，所以造成生产的成本不实。非生产设备有的送给了局外经处、经建公司、交电公司等单位使用也未收回款项。

5.1981年由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副局长龚云涛做主，让北京电视机厂和东风电视机厂给广州大东公司维修服务部购买一辆维修电视机的汽车，1982年9月该厂已将分担的15000元汇去，财务上出的是广告宣传费。这个问题，一是维修费已经给过了，不应再负担汽车费；二是财务上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够恰当。

六、向厂内职工和关系户低价销售电视机。

1981年该厂借工厂成立十周年之际，以处理综合机的名义，想用较低的价格卖给本厂职工每人一台三洋机，经过向公司、局几次请示商议，定价为每台325元。但是三洋机零售价为500元，处理综合机为395元。厂内职工购买的都是三洋机，并且定为分期付款，但厂领导一直没按计划扣，所以至今仍然拖欠。局、公司的工作人员、厂退休职工、协作单位和关系户买走的都是综合机，价格也是325元，一次交清。这批电视机共售出4500多台，其中半数是三洋机，如果都按综合处理机的价格计算，共减少收入30余万元。

（二）关于电视机的管理、使用问题。

该厂电视机产品的管理是比较混乱的。1979年以来，以试听试看资助换物等名义送出的电视机163台，厂内各部门使用的样机、工装机、试用机等1214台，产成品账和财务科账两账不符相差电视机2934台。经过检查核实情况是：

1.属于大手大脚乱批乱送的电视机，经分析研究有49台，多数是经厂长黄宗汉批准送出的。目前已收回实物或收款36台，还有13台是应收机或应收款的。

2.属于业务关系，先后送给外商、国内有关单位或资助新闻单位的，有电视机94台（包括送日本三洋公司样机51台），扩大机二台，收录机一台，钟控收音机130台。

3.用电视机交换物品的20台。厂长黄宗汉通过国华商场用四台电视机与齐齐哈尔市二轻局马长庚等人换回沙发茶几等物品。黄宗汉还用16台电视机与香港繁荣公司换回彩色录像机一台、14吋彩色电视机一台、收录机10台。

4.厂内各部门使用的电视机，经过这次反复核实后共1214台，除工作需要留用周转机、工装机、草样机318台以外，目前已退库或交款的633台，单位和个人借用需要交回的23台，其余240台仍由各部门继续作样机、试看机留用。

5.账账不符相差的2934台，经过详细清查核实，账上有差错的共11个品种，经过几次查核，有八个品种十九笔差错已经查清，现在剩下三个品种仍需详查。这三个品种是，314电视机亏106台，3110电视机亏299台，284电视机盈331台。如果按盈亏相抵计算，净亏74台。

6.在检查中还发现该厂1981年试生产的B3110电视机车间从供应科领料是751台套，产出的成品是749台，入库438台，其余有的被借去试看，有的拿去做试验，有的直接销售出去，经过彻底查找有297台已经查到，现在还有16台（包括两台副品机）找不到下落。当时车间负责此事的有高峰倩、郝永杰、张秋虎、杨庆林等人。

（三）关于礼品问题。

该厂在对外经济工作中收受的礼品数量不少，根据提供的线索和情况，经过逐项检查后，我们认为该厂对礼品虽然做了登记，但记载不够清楚，手续也不够完备。在检查中发现拟携出国外赠送的礼品中，有1980年9月购买的七个珐琅瓶没有找到实物。

另外关于强玉山等六人私分九台彩色电视机问题已移送东城区检察院审理。何家祥的受贿问题合并到电子分公司案件中一并处理。

市委派驻东风电视机厂检查组

1983年4月2日

附录12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黄宗汉口述，文载《当代北京研究》2006年第3期）

事情要从1979年说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大家备受鼓舞，我也想为改革开放做些事情。在“文革”中我曾受到冲击，被当作黑帮骨干分子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到密云山沟里四年多。以后回城，在北京市电子仪表行业的二级公司里做过政工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市委落实干部政策时，我本应被调回市委组织部。当时的电子行业归仪表局管，仪表局党组书记王甦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我提出要留下得让我到基层当回厂长，于是就进了东风电视机厂。

实现飞跃

我为什么想去电视机厂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电视机是热门商品，那时候买电视机是要凭票的；第二，当时全国的电视机厂都处于亏损状，扭转这个局面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我接手东风电视机厂的时候，它是由9个小企业和街道企业合并的厂子。因为电视机要求现代化生产，而由9个小企业合并的厂子在技术、管理、职工素质等各方面条件都有很大差距。当时全国有好几十个电视机厂，都是亏损的，知名的有那么十来个，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地，也亏损。

在那个时期，电视机对老百姓还是有吸引力的，大家都想攒钱买电视机。但是国内的电视机厂普遍产量很低，质量也差，还供不应求。这就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商业部门就从日本大量进口电视机，每年上百万台地进口，多的时候有二百万台。面对当时电视机这个热门商品，能不能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这是我首先遇到的大问题。

我去这个厂子是有备而去的，我看了中国社科院的很多资料，介绍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么实现经济腾飞的。其中有一条经验，是给发达国家先搞散件加工，逐步实现国产化，然后再打入国际市场。社科院的一个资料详细介绍了日本汽车工业发展转变的过程，给我很大启发，我想中国的电视工业能不能也走这样的路？

1979年1月份，我正式当了东风电视机厂厂长，当时那个厂约有两千多工人，已经干了8年，生产了44000台昆仑牌电视机，很热销，却赔了1563万元，生产效率极低。我就想借鉴日本改造汽车工业的路子，对我们的工厂进行技术改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国外打交道是很麻烦的。国家已经计划在几个地方引进，天津、南京、上海都有，北京也有，但不是我们厂，而是刚破土动工的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以前在北京任过市委副书记，于是我找到他，对他说：“国家每年上百万台地进口电视机，能不能把这些整机变成散件进口？由我们来装配，并按照原来的质量、牌子交货？”当时商业部进口一台12吋电视机整机的价格是55美元，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外汇比率是1:1.98，而国家卖给老百姓是每台人民币500元左右，靠400元左右的差价，商业部可以完成大量回笼货币的任务。我提出利用进口散件和整机之间的差价，作为引进技术的资金，来改造我们厂子的技术。王磊同志同意了，并拨了20万台电视机的进口指标，给我们用来进口散件。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当时日本八大名牌电器公司的代表或办事处都集中在北京饭店，我和他们普遍一接触，才发现买一台12吋进口整机需要55美元，而进口散件却需要60美元一台套，比直接进口整机还要贵。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方解释，电视机利润比较低，按每台55美元卖给中国，本身就没有多少利润，如果再变成零件运到中国，就要大大增加运输成本。因为一台电视机整机进口只占一个运输体积单位，而进口机箱、显像管和其他散件就需要3个运输体积单位了。

在日本八大名牌电器公司中，三洋公司是后起的公司。在其他电器公司已经不太重视黑白电视机生产的情况下，三洋公司对黑白电视机研制还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的，他们算了一笔清楚的经济账，当时中国国内的12吋电视机一般都参照日立公司的机型用356个零件进行组装，而三洋公司经过研发，只用了273个零件。零件少，电视机发生故障的概率就小，质量既好，成本又低。同时三洋公司很想迅速打入中国市场，即使利润低些，从长远利益考虑，还是接受每台50美元的价格，与我们最终成交。

不仅如此，我们还向三洋公司提出，帮我厂搞一条和日本三洋公司一样的生产线，要求他们提供关键设备、派出专家指导生产。于是中国就有了第一条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电视机生产线，那时是1979年11月份。

以前我们国内生产电视机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效率极低。现在有了新的生产线，生产能力可达到年产30万台。从1979年11月引进到年底试车的两个月，就生产了两万多台，平均每49秒生产一台电视机，迅速扭转了亏损8年的局面，短短两个月就赚了12600元钱。紧接着，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我厂的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6倍。到第三年，1981年，则提高了8倍。按当时的计划，国家每年要按政策性亏损补贴给电视机厂上百万元。那时，我在全厂大会上动员说，工厂应该给国家赚钱才是，怎么能还向国家要补贴呢？我们不能满足于扭亏为盈，挣万把块钱算什么，我们要开足马力，争取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到了1980年底，我们厂赚了800万元；到1981年底，我们厂赚了2200万元，而且逐步实现了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并打入了国际市场。

技术引进使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而且在新的技术和管理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据专家估计，我们与日本在黑白电视机生产方面缩小了约15年的差距。同时，我们厂还利用同样的方式与三洋公司进一步合作，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企业面貌由此大变。

争议来临

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始料未及的争议。最初起因于按日本的先进技术标准搞零部件国产化，给我们的配套厂带来了压力。

当时我们的国家标准相当低，规定千分之1—3的检测不合格率才能退货，而国际标准是只能低于万分之1.5，我们的配套厂差距太大了，需要重新进行技术改造。我提出，对筹措资金有困难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内补偿贸易的方式帮助配套厂进行改造，也就是说由我们厂用自己加工散件所得的外汇，帮助配套厂引进技术，配套厂再生产合乎国际标准的零件给我们进行组装，用于偿还债务。

对于这个方法，有些厂很赞成，很快便完成了改造。例如北京塑料机箱厂。这个厂生产的电视机壳是电视机零部件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往的电视机壳都做得不漂亮，而且原材料消耗还很大。要完成技术改造，首先要进口先进的注塑机。其实当时国内制造的注塑机，外形看上去和进口的一模一样，但用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我们就借给北京塑料机箱厂250万元，进口了一套新的注塑机，同时又与三洋公司商量，送给我们一套机壳模具。利用新设备、新工艺很快便完成了对塑料机箱厂的技术改造，使它生产的机壳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在北京有22家、在全国各地有60家配套厂，对于用这个办法进行技术改造，有的厂并不同意，比如电源变压器厂。以前电视机起火很多，都是因为变压器不合格。我们要求变压器厂进行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可他们说基础不行，做不到。我只好不从它这个厂进货，于是他们告我们摧残民族工业。总之，我们搞的国产化牵扯到整个行业，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我们厂当时归口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管理，总局认为我们引进技术、搞国产化的做法打乱了国家计划。因为当时国家引进计划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们主动去找商业部长王磊同志才争取来的。同时，总局还认为我们没有按照计划规定的电视机型号进行生产。在总局给我们下达的生产任务里，包括老百姓不喜欢的型号，我确实没有认真执行。这在“计划就是法律”的条条框框还深有影响的年代里，我这么做就是一条很大的罪过了。等于是自作主张引进了一条生产线，计划外大量生产了畅销型号的电视机，造成了不受市场欢迎型号的电视机有所积压，致使总局1981年的计划没法安排。而当时计划经济管得太具体了，包括生产什么型号，到谁家去订货等等。由于国家下达计划叫配套厂进行生产，而我不买配套厂的不合乎国际标准的产品，就被指斥为“仅仅着眼于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全局的利益；只从目前的得失出发，而缺乏长远的考虑”，“是用外汇进口的产品挤了国内市场，挤了民族工业，是‘饮鸩止渴’的错误方针”。因此，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向国家有关部委发了《关于北京市一九八一年电视机生产安排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央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看后批示：“看来，这个厂要给洋人做加工厂。”于是便招来了第一个检查组。

这第一个到我们厂来的检查组来自国家各有关部委，有国家计委的、国家经委的、国家机械委的、国家进出口委的等等。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在《关于北京市一九八一年电视机生产安排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批评我“饮鸩止渴”，而检查组进厂后听取我的汇报时，却有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的领导同志来为我辩护。是谁呢？是总局负责技术的副局长隋经义同志，他是一位留美的电子工业专家，他说：“东风电视机厂老黄搞的这一套是方向，应该继续搞下去。”这和总局报告的意见是相左的。各部委进行调查后，纷纷上报表示赞成我的做法。于是中央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通知市委撤回了批示。

风波又起

这件事情刚告一段落，东风电视机厂的后院又起了“火”。由于我厂的电视机产量不断激增，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在国产化程度还很低的时候，还得依靠大量进口国外零件来加工整机，这就像纳入了一个跨国公司式的生产体系。我们进口散件的各种凭证、说明书都是外文的。一天，和我们合作的日本三洋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要东风厂找一位能讲日语的厂长与他们通话调度生产，我们说没有能讲日语的；对方说会讲英文的也行；而我们厂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是留苏的，也只会讲俄语，原来的厂级和科室、车间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都不高，没有人会讲英语，这就成为我们与国外合作的拦路虎。但是，全厂拥有几百名技术人员，其中大有人才。因此，根据生产需要，我和市经委副主任魏文烈同志商量，按照他提议，在保留原有领导职务不变的条件下，再提拔一些技术好又懂外文的有大学学历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依靠他们来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原来的一些干部就产生了危机感，在党委会上工农出身的厂领导质问我，为什么如此重用知识分子干部，说我的干部路线有问题。实际上是怕我再这样做下去，会砸了他们的饭碗。

在干部提拔的过程中，不仅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同志有意见，一些知识分子也不满意，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比如我们厂负责研发高频头的某位技术人员。当时他对我支持给我们配套的高频头厂也以散件加工方式进行技术改造有意见，他批评我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什么都依靠外国人，还为此发表了公开信。接着还有人贴大字报，散发匿名信，我们厂后院起“火”了。

这里面还是有个导火线的。由于我们厂引进技术后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引来许多媒体争相采访。媒体的看法，一种赞成技术引进做法的，另一种则是对那位同志的公开信比较感兴趣。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最高领导层，意见也不尽同一，从传达的领导讲话中可以听得出来。可这些情况多发表在《内部参考》和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一般人看不到。后来作家理由采访我，写成了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电台热播，主人公乔厂长的经历和理由同志在报告文学里写我的经历很相似，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原型。于是《希望在人间》也被广为传播。

前边说的写公开信的同志还和他人联名上书中宣部批评这篇报告文学“严重失实”，并将其辗转交给中纪委。于是中纪委来人进行调查，将我调到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司作副经理，实际上是对我进行背靠背式的检查，既查路线，也查经济。工厂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查了个底儿掉。在检查库房时，发现厂供销科副科长窃取了五台彩电，给了厂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每人一台，自己留下两台。后来他被逮捕判刑两年，那几位厂级领导干部也受到党内处分，调动了工作。据说，他们这几个人正是后院起“火”的源头。

《希望在人间》这篇报告文学经过调查，内容属实，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是非澄清

中纪委对东风电视机厂的检查旷日持久，历时两年多，主要是以我为检查对象的，至此，检查组理应对我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但一直拖延未办。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党组书记王甦一直支持我引进技术的工作，他为此打抱不平，于是在1983年初给邓小平写信，说我有功却蒙受冤枉。小平一直关心我们厂的技术引进，当时邓朴方经常到我们厂了解情况。后来邓朴方约见王甦及副局长龚云涛，我也参加了，传达邓小平秘书王瑞林转达的邓小平对王甦来信的批复意见。意见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检查组应该做检查。这样我就获得了“解放”。市委根据小平同志批示，责成北京市经委做了检查，检查称对我这个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支持不够，并决定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对东风电视机厂的技术引进予以肯定，表示支持，还找我谈话，给我提升了职务，由处级提为副局级，到工美公司当了副总经理。

遗憾的是我走了以后，东风电视机厂人心涣散，技术骨干流失。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工厂伤了元气，不久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并，从此东风电视机厂在电视机制造行业消失了，着实令人痛心！

东风电视机厂的历史，是由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过技术改造以后一跃成为在产量、质量和利润上均居于全国前列的先进企业的历程。这个实践证明，通过散件加工引进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打入国际市场，是加速发展民族工业的一条可行之路。为此我写了《北京市电视工业技术引进的成功之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工业经济管理（丛刊）》上。

我认为这段史料对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引进状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从中可以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注解：

[1]　原文如此。

[2]　原文不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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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汉档案》，王甦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黄宗汉档案》，关于检查电子技术进出口分公司和东风电视机厂工作的会议的讲话记录。

《黄宗汉档案》，黄宗汉记录王瑞林同志意见与邓小平同志批示。

《黄宗汉档案》，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黄宗汉档案》，市仪表局、市财税三分局、电视工业公司检查组：《关于东风电视机厂落实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检查的情况》。

《黄宗汉档案》，黄宗汉致《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同志的信（草稿）。

《黄宗汉档案》，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

《黄宗汉档案》，北京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王甦：《赞成〈希望在人间〉获奖》。

《黄宗汉档案》，市委派驻东风电视机厂检查组，《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1983年4月2日。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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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简介

序

导言

第一章 请命

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第三章 “东电”的悖论

第四章 螺丝钉引出的新思路

第五章 结构层面改革的深化

第六章 “东风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第七章 一篇报告文学惹出的风波

第八章 “乱起萧墙”：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九章 黄宗汉调离与“东电”的最后结局

第十章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跋

附录

附录1 东风方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

附录2 “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

附录3 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

附录4 “东风”的路——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

附录5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调查报告）

附录6 希望在人间

附录7 夜访中南海

附录8 赞成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获奖

附录9 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

附录10 陌生与熟悉

附录11 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附录12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