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最长的一天

遥远的桥

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

最长的一天

（美）瑞恩 著

李文俊，陶洁，申慧辉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 数据

最长的一天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李文俊,陶洁,申慧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

资源首发微信公众号：读书简史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等待

第二部 夜晚

第三部 进攻日

伤亡小记

D日幸存者

注释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前言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D日

★　★　★

霸王行动，盟军进入欧洲，是1944年6月6日零时15分整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D日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在那个时刻，美军第一〇一与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进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五分钟后，在50英里外，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一个小组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人是探路者，他们的任务是在空降地点燃亮信号，让后续的伞兵与乘滑翔机的步兵着陆。

盟军的空降部队清楚地表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五个准备在那里登录的海滩：犹他、奥马哈、古尔德山¹、朱诺与索德²。

就在伞兵们在诺曼底黝黑的树丛里战斗的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些海滩外面集结——几乎有5000艘舰船，运载着20多万的陆军、海军与海岸巡逻队的士兵。

凌晨6点半开始，在一阵猛烈的军舰炮轰与来自空中的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录，构成了登陆作战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而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士兵，和他们对阵的敌人，以及卷进D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个日子，将结束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第一部 等待

Part One The Wait

1

★　★　★

村子在潮湿的6月清晨里非常安静。村子的名字叫拉罗什吉荣，它躺在从巴黎到诺曼底几乎一半路程上的塞纳河宽阔、懒洋洋的弧弯里，不受打扰，几乎有12个世纪了。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到某处去半途要经过的一个地点。这儿唯一的特色是有一个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们³的府邸。正是这座突出在村后屏障般山丘旁的城堡，使拉罗什吉荣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这个灰暗的早上，城堡阴气逼人，它的巨大石块因为潮湿而闪着光。快6点钟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大路延伸开去，很宽阔，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荣非常安静———安静得像是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在窗板后面人们在等待钟的鸣响。

6点钟一到，城堡旁边那座15世纪的圣萨姆森教堂里的钟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荣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今天早上钟的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的结束和德军占领第1451天的开始。

拉罗什吉荣村每个角落里都安有岗哨。哨兵们在有保护色的斗篷里蜷成一团，他们站在城堡两座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小山丘白垩矿脉露头凹处的岗亭里，以及城堡上方最高的小山上古塔残址旁的哨所里。在那里，机枪手居高临下，能把整个被占领的法国中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荣虽然有田园诗般的表面，骨子里却是一座监狱；村子里里外外一共有543个村民，而德国军人的数目却是村民的三倍多。他们当中的一个就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德军西线最强大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他的总部就设在拉罗什吉荣的城堡里。

从此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第五个年头，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准备为他一生中最最凶狠的一次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50余万军队，其任务就是防守一条极长的海岸线———延伸几达800英里，从荷兰的海堤，一直到布列塔尼半岛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岸滩。他的主力第十五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法海峡最狭窄的地段。

夜复一夜，盟军的轰炸机轰炸这个地区，第15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处所莫若是第7集团军的诺曼底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好几个月了，在一片密林般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的后面，隆美尔的部队在海边的水泥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无舰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早晨，从拉罗什吉荣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一天是1944年的6月4日。

2

★　★　★

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他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办公桌的后面，就用一盏台灯照亮工作。房间很大，天花板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⁴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先———从沉甸甸的金边画框里往下俯视。溜光的拼花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这里没有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或他的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甚至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赏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节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带有金鹰与黑卐符号的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携带过一次，就在他获得的当天。）甚至连说明他部队布防状况的地图也没有一幅。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躲躲闪闪，捉摸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1岁⁵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无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睡眠超过五小时。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不到4时就起床了，此刻也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钟的到来。那时他将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坚持他的高级军官必须用“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他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奇，走8个小时，回到他在乌尔姆市黑尔林根的家。

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做出走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的肩膀上负有巨大的责任，那就是盟军一开始登陆便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已有点步履不稳：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日夜夜连续猛炸德国，苏联强大的兵力进入波兰，盟军兵临罗马城下———不可一世的国防军到处在被击退、被歼灭。德国虽然离打输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正是德国的未来，而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都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去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使他现在相信他可以离开，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实际上是自己非常需要休息。就在几天之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请求暂时离开。请假立刻就获准了。接下去他有礼貌地拜访在巴黎附近圣热尔曼－恩－赖尔的冯·伦德施泰特总部，去办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是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将近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和海岸前线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老得去揣摩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心情。对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两封信的一封里，他都对盟军的攻击作了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已对自己的打算失去信心了。”

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星期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斗志很低……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

4月27日的信：“现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那么密切合作，愿意在最近的将来进攻。”

5月6日：“仍然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来的迹象……随着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过去……我们都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着这次战斗，信心十足……也许它会在5月15日到来，也许是月底。”

5月15日：“我不能进行更多远距离的［视察］巡游……因为谁也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我相信再过几个星期西线这里就会有动静了。”

5月19日：“我希望能比过去更快地推行我的计划……［不过］我怀疑6月里能不能挤出几天离开此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机会毕竟来了。隆美尔决定这个时候请假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估计。现在，放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是B集团军群的每周报告。这份编写得很精细的预测，第二天中午将送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总部，用通用的军队行话来说，是西总（西线总司令部）。到了这里，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润饰，它将用作整个战区报告的一部分呈交希特勒的总部，亦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的军情估计里说，盟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传送给法国抵抗力量的密讯亦大量增加”。不过，报告继续说，“根据以往经验，尚不能得出结论说入侵即将发生……”

这一回，隆美尔判断错了。

3

★　★　★

通往陆军元帅书房走廊的另一端是参谋长的办公室，在这里，隆美尔的36岁的副官赫尔墨斯·兰上尉正在拿起早晨的报告。这是他每天为司令官做的头一桩杂事。隆美尔喜欢尽早拿到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在吃早餐时和他的幕僚讨论了。不过这天早晨没有多少内容：海边前线仍然很沉寂，除了夜晚加来海峡省遭到持续轰炸。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抛开种种别的迹象不说，光是针对加来海峡省这样马拉松式的轰炸就足以说明，它已被选中作为进攻的地点。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登陆，那么地点准就在那儿。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设想的。

兰看了看他的表：到6点还差几分钟。他们准备7时整动身，得抓紧时间了。不派护送队，光是两辆小汽车，隆美尔的那辆，以及属于汉斯·格奥尔格·冯·坦普尔霍夫上校的那辆，他是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也和他们一起走。和往常一样，陆军元帅的行动计划不通知他们将要经过的地区的军事首领。隆美尔喜欢这样，他讨厌每个城市入口处有脚后跟对碰的司令官和摩托车护送队这一套繁文缛节。这样，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下午3时抵达乌尔姆。

他们又面临那个老问题了：带什么给陆军元帅当午餐呢。隆美尔不抽烟，很少饮酒，吃好吃坏也全不在乎，有时候甚至把吃饭都忘了。过去，在与兰商量长途旅行吃什么时，隆美尔往往会把设想好的午餐菜单一笔划掉，用粗大浓黑的字体写道：“普通野战伙食即可。”有时候，他加上一句：“当然，倘若你想加上一两块牛排我也不反对。”这一来倒把兰搞得更糊涂了。细心的兰永远也弄不清到底该让厨房准备什么。这天早晨，除了一暖瓶清炖肉汤之外，他还要了几种三明治。他猜想隆美尔和往常一样，反正是会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的。

兰离开办公室，沿着有橡木镶板的走廊往前走。从两旁的房间里传出谈话的嗡嗡声与打字的嗒嗒声；B集团军群司令部如今是一个忙碌不堪的处所。兰老是纳闷，住在二楼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在这一片吵闹声中怎能睡得着。

在走廊的尽头，兰在一扇巨门的前面停下。他轻轻叩门，扭动把手走了进去。隆美尔没有抬头。他在全神贯注地看面前的文件，似乎根本未发现他的副官进入房间，兰知道不应打扰。他站在那里等候。

隆美尔从办公桌上抬起了眼。“早上好，兰。”他说。

“早上好，陆军元帅。这是报告。”兰把它递了过去。接着他离开房间等在门外好陪隆美尔去吃早饭。看来陆军元帅今天早上事情特别多。兰知道隆美尔是个心血来潮便要改变计划的人，他不敢肯定他们真的能动身。

隆美尔倒无意取消这次旅行。他希望晋见希特勒，虽然事先并未做好具体的安排。所有的陆军元帅都有权会见元首，隆美尔给他的老友鲁道夫·施蒙特少将、希特勒的副官打过电话，要求会见。施蒙特认为可以安排在6日至9日之间。除了自己贴身的幕僚外，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去见希特勒，这是隆美尔的典型做法。在伦德施泰特总部的工作日志里仅仅是简单地写道：隆美尔要请假回家过几天。

隆美尔确信这段时间里他可以离开自己的总部。如今5月已过———那个月天气特别好，盟军倘若想进攻，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他得出结论，再过几个星期也还不会有什么动静。他对这一点非常肯定，甚至还为完成抗登陆障碍的全部工程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给第七集团军与十五集团军的命令，上面写道：“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完成障碍设置工程，务使敌人付出极高代价后方有可能于低潮时登陆……工程应大力推进……必须于6月20日前向本总部做出竣工报告。”

他现在推论———就和希特勒与德国最高统帅部一样———登陆不是与红军的夏季攻势同时发生，便是稍稍偏后。他们知道，苏联人的进攻总要等波兰解冻后期才能开始，因此他们认为，登陆战不到6月下旬不会发起。

在西线，近来天气一直很不好，而且按预报往后还要更糟。据驻在巴黎的空军首席气象学家沃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早上5点钟的报告，云层将会增厚，还会有大风和雨。就是现在，英吉利海峡上正刮着时速20英里到30英里的风。在隆美尔看来，盟军近几天里是不大会发起攻击的。

即使在拉罗什吉荣，夜里天气也起了变化。几乎正对着隆美尔的办公桌，有两扇高高的法式窗户，窗子外面，是一片玫瑰花坛。今天早上，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玫瑰花瓣与折断的花枝狼藉一地。天亮前不久，一次短暂的夏季暴风雨从英吉利海峡袭来，扫过法国海岸一角后又迅速离去。

隆美尔打开他办公室的门跨步走出去。“早上好，兰，”他说，仿佛此刻之前他压根儿没见到过他的副官。“咱们准备好可以动身了吗？”他们一起走去用早餐。

在外面，拉罗什吉荣村里，圣萨姆森教堂敲响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每一下钟声都在大风中苦苦挣扎。现在是6时整。

4

★　★　★

隆美尔和兰之间关系很亲切、随和。几个月来，他们经常待在一起。兰是2月间转到隆美尔这里来的，这以后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一起到某地去做长途巡视。他们通常凌晨4时半上路，用最高速度驶往隆美尔管辖下某个遥远的角落。今天去荷兰，明天去比利时，再下一天说不定又是去诺曼底或布列塔尼。意志坚强的陆军元帅充分利用每分每秒。他对兰说过：“我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时间。”为了制服时间，隆美尔既不宽容自己也不放松手底下的人。从1943年11月被派到法国来的第一天起，他就这样拼命工作。

那年秋天，负责全部西欧防务的冯·伦德施泰特请求希特勒给予增援。可是他得到的却是这个讲求实际、勇敢大胆、雄心勃勃的隆美尔。使贵族气十足、68岁高龄的西线司令感到屈辱的是，隆美尔身上带着一个“弹性命令”：指令他视察海岸防御工程———也就是希特勒大吹大擂的“大西洋壁垒”，然后直接向元首的总部汇报。感到难堪与失望的冯·伦德施泰特对比他年轻的隆美尔———他管隆美尔叫“娃娃元帅”———的到来大为光火，以致前去质问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上面是不是派隆美尔来接他班。对方告诉他，“不要胡乱做出错误的结论”，还说“隆美尔纵然才华出众却还没有资格充任这个职务”。

隆美尔到任不久即对大西洋壁垒做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见到的事情使他大为震惊。只有极少地方，海岸的钢骨水泥巨大工事是完成的：那是在主要的港口、河口以及俯临海峡的处所，大致上是从勒阿弗尔以北到荷兰。其他地方，防御工事完成的程度多少不等，有些地方工程甚至还没有开始。的确，即使在目前的状态下，大西洋壁垒也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在工程完成的地方，简直可以说是重炮林立。可是能让隆美尔感到满意的地方未免太少了。缺的东西太多，无法阻挡隆美尔知道必定会到来的大屠杀———他始终忘不了去年北非他在蒙哥马利手里的那次铩羽大败。在他那双爱挑剔的眼睛看来，这整个大西洋壁垒简直是一场闹剧。他曾用德语———这种世界上表现力最强的语言之一宣称，这是“希特勒的Wolkenkuckucksheim（云端布谷之乡）里的一个幻想”。

仅仅在两年前，这个壁垒几乎还没有一点点痕迹。

一直到1942年，对于元首和他的趾高气扬的纳粹党人来说，胜券在握，海岸防御毫无必要。卐字旗到处飘扬。一兵未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即已摘取到手。早在1939年，波兰就被德国和俄国瓜分。战争未打满一年，西欧不少国家像熟苹果一样纷纷坠落。丹麦陷落在一天之内。挪威从内部渗透，费时稍久：用了六个星期。接着在5月与6月，仅仅用27天而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前奏，希特勒的打闪电战的军队就长驱直入荷、比、卢、法，而且在敦刻尔克把英国人赶进大海，使全世界瞠目结舌。在法国崩溃后，唯一剩下的就是英国———真可谓茕茕孑立。希特勒要“壁垒”又有何用？

可是希特勒没有进军英国。他的将军们要他这样做，可是希特勒等待着，他认为英国人会乞求和平的。随着时间过去，局势迅速起着变化。由于有了美国的援助，英国开始经历缓慢然而是确切无疑的复苏。1941年6月希特勒袭击苏联———如今他深深地陷了进去———他看到法国海岸不再是一块进攻的跳板，而是成为他防线中的一个弱点。到1941年秋，他开始和他的将军们谈论要把欧洲变成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到12月，美国参战后，元首在世人面前吹嘘说：“从克尔肯尼斯（在挪芬边界）……直到比利牛斯（在法西边界）有一道由要塞和坚固的堡垒构成的带子……使这条防线在任何敌人面前坚不可摧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纯粹是大吹法螺。弯弯曲曲的地方不算，北起北冰洋，南到比斯开湾，海岸线逶迤几达三千英里呢。

即使在直接面对英国的海峡最狭窄处的沿岸，防御工事也毫无影踪。可是，希特勒已经对堡垒的想法着了迷。当时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清清楚楚地记得希特勒首次勾勒他那荒谬设想的情形。哈尔德永远不能原谅希特勒拒绝入侵英国，他对这整套想法非常冷淡。他壮着胆子建议，这些工事“如果真有必要建立”，也应该建立在“军舰炮轰不到的海岸线后稍深处”，否则部队会给压制住，动弹不得。希特勒快步走过房间来到一个摊了张大地图的桌子跟前，足足发了五分钟让人难以忘记的脾气。他一面用紧握的拳头猛捶地图一面尖叫：“炸弹和炮弹会落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落在壁垒的前面、后面和上面……可是待在壁垒里的军队却安如磐石！紧接着他们将从里面冲出来投入战斗！”

哈尔德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知道，最高统帅部里其他将军也同样知道，尽管第三帝国赢得那么些令人陶醉的胜利，元首已经在担心第二战场的开辟———担心一次登陆进攻了。

然而，在修建防御工事上仍然没有什么行动。1942年，当战争的浪潮开始变得对希特勒不利时，英国的突击队员开始袭击这个“无法渗透的”欧洲堡垒。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中最为惨烈的突击战，这次战斗中，5000多名英勇的加拿大人在迪耶普登陆。这是正式登陆战的一次牺牲惨重的前奏，盟军的策划者摸清了德国人对港口作了何等坚固的设防。加拿大士兵伤亡3369人，其中900人失去了生命。这次进袭以惨败告终，但是它也使希特勒大为震惊。他对将军们怒吼道，大西洋壁垒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工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进行。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千万个奴隶般的劳工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好几百万吨水泥倾泻下来；水泥用得这么猛，以致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再也不可能为建造别的而弄到一点点水泥。需要的钢铁数量大得惊人，不过这种物资本来就奇缺，因此工程师们不得不少用与不用，其结果是大多数的重掩体或碉堡都没有可旋转的穹顶，因为这样做是需要用钢铁来做炮塔的，这样一来炮火的射角不得不受到限制。对材料与装备的需要如此之大，连法国老马其诺防线与德国边界工事（齐格菲防线）都给拆去一部分，以供大西洋壁垒之需。到1943年底，虽然整个壁垒远未完成，却有50多万人在为它工作，工事本身也已成为一个具有威胁力量的现实。

希特勒知道登陆是不可避免的，可如今他又面临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找到师团来挑起越来越沉重的防务。在苏联，国防军既然力图要在凌厉的苏军攻势前守住2000英里长的战线，一个又一个师被吞噬是不可避免的。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使该国脱离战争，千万名德国士兵被缠住在那儿，无法脱身。因此，到了1944年，希特勒增援他的西线卫戍军时，不得不用这样奇异的混合物———老人与少年，苏联战线上溃败下来的残兵败卒，强制征兵凑起来的“志愿军”（这里有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组成的队伍，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杂牌军），甚至还有两个苏联人组成的师团，这些人宁愿帮纳粹打仗而不愿给关在集中营里。开起仗来这样的军队表现如何自然大成问题，但用来填补空白的就是他们。希特勒手里仍然有久经沙场的军队与装甲师，这是他坚强的核心力量。在D日，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将共达60个师，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力量。

这些师团并不是全都满员的，但是希特勒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大西洋壁垒，有了它局面自会改观。可是对于像隆美尔这样在别的战场打过仗———并且输过仗———的人来说，他们见到那些防御工事时不免大为震惊。1941年以后，隆美尔一直没有到过法国。他和其他许多德国将军一样，对希特勒的宣传是信以为真的，他本以为防御工程快要完成了呢。

他对“壁垒”的尖刻抨击并没有使西线总部的冯·伦德施泰特吃惊。相反，伦德施泰特倒是衷心表示同意，这也许是他与隆美尔毫无分歧唯一的一次。老谋深算的冯·伦德施泰特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固地防御。1940年他策划了对马其诺防线的外线迂回，并大获成功，这一行动导致法国全线溃败。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无非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更多是用来骗骗德国老百姓而不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为敌人通过他们的间谍，情况知道得比我们多”。壁垒只能“暂时耽搁”盟军的进攻，却阻挡不住它。冯·伦德施泰特深信，最初的登陆是根本拦阻不住的。他粉碎入侵的方案是把大批的德军从海边往后撤，等盟军登陆后再袭击它。他相信，攻击的最佳时刻是：敌人立脚未稳，比较虚弱，没有健全的补给线，正在一个个孤立的登陆场力图重建机体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理论，隆美尔却表示不敢苟同。他坚决认为，粉碎进攻只有一个办法：予以迎头痛击。要把援军从后方调来根本来不及。他相信，不间断的空袭与来自海上与陆地的重炮轰击定会摧毁增援部队。他认为，所有的一切，军队也好，装甲师也好，都必须在海边或稍稍靠后处严阵以待。

他的副官很清楚地记得隆美尔归纳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那一天。他们二人站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隆美尔穿了一件厚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走过来走过去，挥动着他那根“非正式的”元帅杖，那是一根两英尺长的银头黑棍，飘着红、黑、白三色流苏。他用棍杖指指这儿那儿的沙滩，说：“战争打赢打输，要在这些海滩上见分晓。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可以阻止敌人，那就是当他们还在水里……想尽办法要登岸的时分。后备力量怎么也来不及赶到出事地点，连指望他们都是一件傻事。主要防线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得部署在海边。相信我，兰，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总的来说，希特勒是赞同隆美尔的计划的，从这时起，冯·伦德施泰特就仅仅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头头了。只有在冯·伦德施泰特的命令与自己想法相符时，隆美尔才执行。当隆美尔要独行其是时，他总是用这唯一的然而也是极有力的论据来给自己撑腰。他总是说：“元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命令。”但他从不直接对威严十足的冯·伦德施泰特表达，而是冲着西线总部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这样说。

有了希特勒的撑腰和冯·伦德施泰特的勉强让步（西线总司令恶狠狠地说：“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下士老是出尔反尔。”），很有主见的隆美尔着手把现有的抗登陆方案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在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雷厉风行，使整个局面得以改观。他命令他的部队，在当地强制征集的劳动营的配合下，在每一个他认为可能会登陆的海滩上，竖起笨重的抗登陆障碍物。这些障碍物———支支棱棱的铁三脚架、布满锯齿的大铁门似的构架、包上铁皮的粗木桩、水泥浇灌的锥体———都配置在高潮线和低潮线的尽底下。与它们连在一起的是杀伤力极强的水雷。水雷不够就用爆破筒，它们的嘴鼻不祥地指向大海，只要一碰触，马上就会爆炸。

隆美尔的奇特发明（大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既简单又杀伤力极强。其目的是捅破、摧毁满载部队的登陆艇或是尽可能拖住它们，好让岸上的炮火打个正着。他估计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不等敌方部队登上海滩都会遭到大量杀伤。如今，沿着海岸线足足配置了50多万件这样致命的水下障碍物。

但是做事情一定要完美无缺的隆美尔仍然感到不满意。他下令，在沙滩、岩石、沟壑和通往内陆的小路上统统要埋上地雷———各种各样的地雷，从足以把坦克履带炸断的煎饼式大地雷，一直到小巧的微型地雷，踩上这种雷它会往上蹦，在齐人腰处爆炸。现在，海岸线上埋置了足足500多万枚这样的地雷。隆美尔希望在进攻开始前再埋600万枚。他希望最终能在登陆海岸上箍上一道有6000万枚地雷的带子。⁶

在密林似的地雷群和障碍物后面俯瞰着海岸线的是隆美尔的士兵，他们守候在为层层带刺铁丝网所包围的地堡、水泥掩体和交通堑壕里。陆军元帅所能搜罗到的每一尊大炮，都从这里居高临下地对着沙滩与大海，早已计算好，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有些大炮确实是对准海岸的，它们隐藏在水泥掩体里，上面是富于和平色彩的海滨度假房舍。炮筒不对着大海而是直接瞄准沙滩，为的是好给登陆的人潮一阵近距离的平射。

所有的新技术、新发明全都让隆美尔用上了。哪儿缺少大炮，他就代之以火箭炮或是复式掷弹筒。在某个地方，他甚至弄到了起名为“歌利亚”⁷的小型无人操纵坦克，这些能装载半吨多炸弹的车辆可以从堡垒里遥控，让它们驶往沙滩，在部队或登陆艇中间爆炸。

在隆美尔的中世纪武器库中唯一不见踪影的大概只有朝进犯者头上浇下去的一桶桶滚烫的铅水了———不过也不妨说隆美尔提供了现代化的替代物：火焰自动喷射器。在前线某些地方，蛛网般的铁管从隐藏的油库里通出来，伸向沙滩后面杂草深深的壕沟。一按电钮，进攻的部队就会立即被火焰吞没。

隆美尔也没有忘记伞兵或乘滑翔机的步兵的威胁。他命令给碉堡群后面低洼的地方灌上水，在离海岸七八英里的地方都打上粗重的桩子，设置好饵雷。桩子之间都拉有绊索，只要一触动，它们会立即引发地雷或唤来炮击。

隆美尔为盟军部队准备好一次血腥气十足的欢迎仪式，现代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厉害并致人死地的防御阵势。可是隆美尔仍然不满意。他需要更多的地下掩体、更多的滩头障碍物、更多的地雷、更多的大炮与军队。他最迫切需要的是目前远离海岸作为后备力量的强大的装甲师。他在北非沙漠曾用装甲师赢得令人难忘的胜利。可是现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他还是伦德施泰特，不经希特勒批准，都无权动用这些精锐的装甲部队。元首坚持要把它们置于独自一人的控制之下。隆美尔至少需要海岸有五个装甲师，好在盟军登陆最初几个小时里给予迎头痛击。要得到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去见希特勒。

隆美尔经常告诉兰：“最后一个能见到希特勒的人就是赢家。”在拉罗什吉荣这个阴沉沉的早晨，就在他准备动身去德国要开始长途驱车回家的时刻，隆美尔痛下决心要当赢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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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5英里以外离比利时边境很近的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有一个人希望6月4日清晨快点来临。赫尔墨斯·迈耶中校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显得形容憔悴，睡眼惺忪。自从6月1日以来，他就没有一个夜晚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而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是最最糟糕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迈耶的工作很累人，很伤脑筋。他除了是第十五集团军的情报军官之外，还领导着沿海前线唯一的一个反情报工作小组。他的组织核心是30个人组成的无线电监听小组，这些人在一个水泥掩体里24小时轮流值班，这里配备有各种最精密的无线电仪器。他们的工作就是监听，别的什么也不用管。不过每一个人都是精通三种语言的专家，盟军方面通过以太发出的每一声耳语，或是莫尔斯电码的一个轻轻按触的符号，他们都会捕捉到。

迈耶手底下的人经验丰富，那儿的设备精良，连100多英里之外英国宪兵吉普车无线电话所发出的呼叫它们都能收听到。这对迈耶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美、英宪兵在指挥军队护航船时，得通过无线电交谈，这就给迈耶带来极大的好处，使他能编制出驻扎在英国的各个师团的名单。可是这些天来，迈耶的监听员再也收听不到这样的呼叫了。这对迈耶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这说明对方目前正在执行严格禁止使用无线电的命令。这在他已经掌握的众多线索上又添加了一条新的线索，说明登陆确实是迫在眉睫了。

掌握了他已到手的一切情报，再加上这样一条，就能使迈耶构筑出一幅盟军备战的图景。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一天几次，他把监听得来的情况筛选整理，不断寻找可疑的、不寻常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

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昨天晚上，他手底下的人果真收听到了一条。这条消息是一项通讯社加急电讯，是天刚黑时收到的。电文如下：

加急美联社尼克发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迈耶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去警告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可是他停住了并且镇定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整个海岸前线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发动攻势他一定会马上知道的。第二，还在1月里，当时的德军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曾告诉迈耶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奇特信号，他说倘若登陆即将进行，盟军肯定会用这个信号的。

卡纳里斯当时警告说，在进攻前的几个月里，盟军一定会向地下组织播送数以百计的信息。其中只有几条确定与D日有关，其余都是假情报，是故意混淆视听用来迷惑对方的。卡纳里斯的意思十分清楚：迈耶要监听所有这些信息，为的是不要和最最重要的那一条混淆起来。

起初，迈耶对此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完全依赖独一无二的一条信息，这简直是发疯。另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柏林的情报来源十之有九都是不可靠的。他有一整套假情报的档案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盟军像是向从斯德哥尔摩到安卡拉的每一个德国间谍都提供了登陆的“确切”地点与日期，可是没有两份报告是一致的。

可是这一次，迈耶知道柏林方面并没有弄错。6月1日晚上，迈耶的部下在几个月的监听之后，截取到了盟军信息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和卡纳里斯所描述过的不差分毫。它们与迈耶部下前几个月所收听到的密码词句无甚不同。每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照例的新闻广播之后，广播员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向地下组织朗读密码指示。大部分的信息在迈耶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更令人气恼的是无法破译出这一类神秘莫测的片断，如“特洛亚战争不会发生”，“糖浆明天将喷涌高涅克酒”，“约翰有一排长上髭”，或“萨拜因刚得了腮腺炎和黄疸病”。可是，紧跟在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新闻广播之后的那条信息，对迈耶来说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请听几条与个人有关的消息。”广播用法语说道。沃尔特·赖克林军士赶紧开动一台钢丝录音机。广播中有片刻的停顿，然后开始念道：“萧瑟秋天，提琴幽咽声声情。”⁸

赖克林突然把双手往耳机上一拍，接着他扯下耳机冲出掩体往迈耶的营房奔去。军士冲进迈耶的办公室，激动地喊道：“长官，信息的第一部分！它来了。”

他们俩一起回到无线电掩体，在那里迈耶听了录音。果真如此———正是卡纳里斯警告他们要注意的那条讯息。那是法国19世纪诗人保尔·魏尔兰《秋之歌》中的第一行。据卡纳里斯方面的情报说，要是魏尔兰的这一行诗在“一个月的第一天或第十五天广播……那就意味着它是宣布英美入侵的那条信息的前半段”。

这个信息的后半段则是魏尔兰同一首诗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按照卡纳里斯的说法，要是这句诗广播了，那就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从广播第二天的零时起计算”。

就在听了魏尔兰第一行诗的录音之后，迈耶立即向第十五集团军的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做了报告。“第一个信息来了，”他告诉霍夫曼，“现在肯定会有情况发生。”

“你能绝对肯定吗？”霍夫曼问。

“我们录了音了。”迈耶回答道。

霍夫曼立刻向第十五集团军全体人员转达了这一警告。

与此同时，迈耶通过电传打字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接着，他又打电话告诉了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和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总部。

在最高统帅部，这个讯息被递交给作战部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它一直待在约德尔的桌子上。约德尔没有下警戒令。他认为伦德施泰特准已经这样做了，而伦德施泰特则以为隆美尔的总部会下这样的命令。⁹

在整个海岸前线上只有一个集团军处于警戒状态：那就是第十五军。守在诺曼底海岸的第七集团军由于对这一信息毫无所知，因而没有紧急戒备。

6月2日与3日的晚上，信息的第一部分又重新广播。这使迈耶大惑不解，根据他所掌握的消息来源，这个部分是应该只广播一次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盟军重复广播是担心地下组织没有收听到。

在6月3日夜晚，重复广播那个信息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美联社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急电也给截获了，如果卡纳里斯的警告是正确的，那么美联社的新闻肯定错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迈耶把宝都押在卡纳里斯这一边。现在他身心疲惫，但却得意扬扬。拂晓来临，整个前线仍然是一片宁静，这进一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现在，除了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那至关紧要的下半段警告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这件事可怕的含义让迈耶不寒而栗。盟军登陆的失败、他千百万个同胞的生命、连同他的国家能否存在，都取决于他和部下是否能及时监听到广播，以及迅速通知到前线指挥部。迈耶和他的部下自然会极端小心谨慎。他只求他的各位上级也能够理解这个信息的重要含义。

就在迈耶镇定下来安心等待的时候，125英里之外，B集团军群司令也正准备动身去德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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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隆美尔小心翼翼地往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抹薄薄一层蜂蜜。早餐桌上坐着他那位才智过人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还有几位副官。大家都已熟不拘礼。餐桌上的谈话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坐在桌子的上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也确实像关系很亲密的一家子。每个军官都是隆美尔亲自挑选的，他们也都对他忠心耿耿。今天早晨他们都就某些问题向隆美尔作了简短的汇报，希望他能使希特勒注意。隆美尔很少说话。他只不过是在听。他现在急于要动身。他看了看他的表。“先生们，”他突兀地说，“我必须走了。”

在大门口，隆美尔的司机丹尼尔站在元帅汽车的旁边，车门敞开着。隆美尔请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和他一起坐进那辆霍奇牌汽车，上校是兰以外和他同行的唯一副官。坦普尔霍夫的汽车可以跟在后面。隆美尔和他总部的成员一一握手，跟他的参谋长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坐到了司机旁边，这是他坐惯的位置。兰和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坐在后面。“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丹尼尔。”隆美尔说道。

汽车绕着院子缓行，接着就驶出大门，穿过车道旁那16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到了村子，汽车往左拐，开上了通往巴黎的公路。

现在是早上7点钟。在6月4日这个特别阴沉的星期天早晨离开拉罗什吉荣，隆美尔感到挺合适。这次旅行所选择的时间再恰当不过了。他身边座位上放着一只硬纸盒，里面有一双手工制作的灰色软羔皮鞋，5.5码大小，这是带给他夫人的。他所以要在6月6日星期二和她团聚，有着特殊的、很富人情味的原因，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¹⁰。

在英国，现在是8点钟。（英国双重夏令时间与德国中部时间相差一小时。）在朴次茅斯附近树林里一辆住人的汽车拖车里，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了一个通宵后，沉入了熟睡之中。几个小时以来，密码信息通过电话、信使与无线电从近处他的总部传了出去。差不多就在隆美尔起床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由于天气情况欠佳，他让盟军登陆的时间推延24小时。如果情况合适，D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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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乔治·D·霍夫曼海军少校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看那一长列在他后面坚定地破浪前进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舰船。船队走了这么远却未遇到任何攻击，这在他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船队是依着航线走的，时间上也分秒不差。这支船队迂回曲折地缓缓行进，每小时还走不了四英里，自从昨晚离开朴次茅斯港以来已经航行80多英里了。可是随时随刻霍夫曼都担心会遇见麻烦———潜艇或空袭，也许是二者同时来到。他预料即使运气好也会进入雷场，因为随着分分秒秒过去，他们正越来越深入到敌方的水域。法国就在前方，现在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

年轻的舰长———在这艘“科里”号上，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从一名上尉一直“蹿”到舰长———对于自己能担任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的领队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在他通过望远镜观看它们时，他知道对于敌方来说，它们仅仅是等着挨打的“呆鸭”。

在前面的是扫雷舰，六艘小小的舰船排成一根斜线，就像倒过来的V字的半边，每一艘都在右边的水里拖着一把长长的锯齿状的金属除雷装置，以切断系泊的水雷和引爆漂浮的水雷。

在扫雷舰后面的是瘦削、灵活的“牧羊犬”，亦即护航的驱逐舰。在它们的后面，一眼看不到边的，就是船队本身了，一大群行动迟缓、笨重的登陆舰，运载着数以千计的军人、坦克、大炮、车辆和弹药。每一艘载了重货的舰只，都在一根粗钢索的顶端系有一只拦阻飞机的气球。由于所有这些飘浮在同一高度的保护气球在疾风前都往一边倒，整个船队就仿佛是个走路倾斜不稳的醉汉。

在霍夫曼眼里这幅景象却很壮观。他估算了一艘船与另一艘之间的距离，他也知道船舰的总数，他寻思这支令人惊奇的船队的尾巴现在仍然还在英国，还没有驶离朴次茅斯港呢。

这还仅仅是一支舰队。霍夫曼知道，另外还有十来支船队在他离开或即将离开英国那天时也要起航。到那天晚上，所有的船队要在塞纳海湾集结。清晨时分，一支由50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停泊在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外面。

霍夫曼简直是急不可待。他所带领的船队离开英国最早，是因为它要行驶的航程最长。这是强大的美军第四师的一部分，它要去的地方是霍夫曼———千百万别的美国人也一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那是瑟堡半岛东部的一片风刮个不停的沙滩，代号叫“犹他”。东南12英里，在海边村庄维尔维尔和柯莱维尔的前方，是另一片美军滩头阵地，代号叫“奥马哈”，那是一片新月形的银色的沙碛，第一和第二十九师的弟兄们将在这儿登陆。

科里号的舰长原来料想，今天早上会在附近见到别的船队，可是如今整个海峡似乎归他独自使用。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他知道，附近一带，总有属于“U字编队”或“O字编队”的船队在驶向诺曼底。霍夫曼不知道由于气候情况不稳定，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只批准不到20个行动迟缓的船队夜间起航。

突然，舰桥处的电话响了。一个舱面上的军官过来接，可是霍夫曼离得更近，就自己拿起了话筒。“是舰桥，”他说，“我是舰长。”他听了一会儿。“你肯定没弄错？”他问。“命令复述过没有？”霍夫曼又听了稍长一些时候，然后把话筒放回架座。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命令整个船队返回英国———也没有说明理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登陆延期了不成？

霍夫曼透过望远镜眺望前面的扫雷艇，它们并未改变航程。在它们后面的那些驱逐舰也没有。它们收到命令了吗？他决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亲自去看看打回头的命令———他得弄确实才行，他迅速爬下扶梯来到下一层的无线电操作间。

无线电三等兵本尼·格利森并没有搞错。他让舰长看无线电记录簿，说道：“我核对了两遍免得出错。”霍夫曼匆匆地回到舰桥上去。

他和别的驱逐舰现在要做的，是把这支庞大的船队调过头去，而且动作还得迅速。由于他是领头的，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前面几英里的那支扫雷小舰队。他不能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因为已经下过一道死命令：绝对禁用无线电。“所有机车全速前进，”霍夫曼命令道。“靠近扫雷艇。信号员打开信号灯。”

“科里”号往前蹿的时候，霍夫曼回过头去，见到他后面的那些驱逐舰在船队的侧翼拐弯调头。这会儿，它们的信号灯在眨眼，它们开始了引导调转船队的艰巨工作。心事重重的霍夫曼明白船队处境危险，离法国极近———只有38英里了。难道它们还未被发现？倘若它们调头走开都未给察觉，那真是个奇迹了。

在底下的无线电操作间里，本尼·格利森继续每15分钟收录一次延期进攻的密码电报。对他来说这是长期以来所收到的最坏消息，因为这件事像是证实了一种恼人的猜疑：德国人对进攻早已了如指掌。是不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发现，所以D日被取消了呢？像千百个人一样，本尼不明白德国空军的那些侦察机怎么会没有发现登陆的准备工作的———有那么些船队、舰艇、部队与设备，充斥在从兰兹角¹¹到朴次茅斯的每一个河港、水湾和海港里。要是电报仅仅意味着进攻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推延，那么下一步必然是德国人仍然有时间侦察到盟军这支庞大的舰队。

23岁的无线电报务员按响另一架收音机，调到巴黎电台，这是德国的宣传台。他想听听“轴心姐儿萨利”富于性感的声音。她那谩骂式的广播听着怪有趣的，因为消息都假得离谱儿，可是有时候也很难说。想听还有另一个原因：“柏林婊子”———大伙儿常这样轻薄地称呼她———那儿流行歌曲节目常翻新，都让人听不过来。

本尼还顾不上听歌曲，因为这时传来了一长串的电码，预报天气形势。不过等他用打字机记录完，“轴心姐儿萨利”也正开始播放今天的第一张唱片呢。本尼立刻听出这是战时的流行歌曲《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可是歌词是改写过的。他听着听着，心里最最担心的事儿得到了证实。那天早晨将近8点钟，本尼和千百个为了6月5日诺曼底登陆而鼓起勇气的盟军官兵———他们现在又要焦虑地再等上24小时了———都听到了《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里异常贴切、却让人心惊肉跳的歌词：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挨近。

摘下那顶大礼帽少给我吹牛。

别咋咋呼呼给我放规矩点。

你可敢跟我打赌？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进攻。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行动。

你唬人宣传里没半句真话，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愿拿二比一输赢你打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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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次茅斯城外萨维克大楼盟军海军司令部巨大的作战中心，人们在等待舰船的归来。

那间又长又高的糊了白、金两色壁纸的房间里既忙碌又紧张。整整的一面墙为一张巨大的英吉利海峡航海图所覆盖。每过几分钟，就有两个站在活动梯子上的女兵，在海图上移动一些彩色的标志，以显示每组正在回归的船队的新位置。每逢有新报告来到，盟军各机构的参谋就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观看。从外表看他们很镇静，可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份紧张是无法掩饰的。船队不仅必须几乎在敌人鼻子底下掉过头，沿着扫过雷的特殊航道回到英国来，它们眼下还面临着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海上的风暴。对于动作迟缓、满载部队与装备的登陆艇来说，遇上暴风雨极可能是灾难性的。海峡里的风已经达到时速30英里了，海浪足足有5英尺高，天气肯定会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分分秒秒过去，海图上反映出了命令返航所形成的规整的图形。有好几行标记直指爱尔兰海，有的则麇集在怀特岛附近，拥簇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各个港口与停泊处。有些船队几乎得用一整天才能回到港口呢。

对那面墙看上一眼，就能找到每个船队乃至几乎每一艘盟军船只的位置。可是有两艘舰艇没有显示出来———那是一对小型潜水艇。它们似乎完全从航海图上消失了。

附近一间办公室里，一个俏丽的24岁的海军女上尉在纳闷，她的丈夫要过多久才能回到英国的海港来。内奥美·柯尔斯·昂纳稍稍有点着急，但是还没有到过于担忧的程度，连她在“行动”组织里的朋友好像也全然不知，她的丈夫乔治·昂纳上尉和他那条57英尺长的小型潜艇X23号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在离法兰西海岸一英里的海上，一根潜望镜伸出了海面。30英尺底下，乔治·昂纳上尉蜷缩在X23号狭窄的操纵间里，把军帽往后推了推。“好了，先生们，”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说的，“咱们来好好瞧瞧。”

他把一只眼睛贴紧杯形橡皮眼罩，慢慢地转动潜望镜，在那层扭曲图形的闪光的水沫从镜头上消失之后，他前面的朦胧景象变得清晰了，奥恩河口附近那个懒洋洋的度假小镇维斯特勒昂出现在他的眼前。距离那么近，再加上图景放大了好几倍，昂纳都能看见从烟囱冒出的炊烟，以及冈城附近卡毕克机场刚刚起飞的一架飞机。他还能看见敌人呢！他惊讶地注视着左右两边沙滩上在抗登陆障碍工事上静静干活的德国士兵。

对这个26岁的皇家海军后备役上尉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从潜望镜跟前退后一步，对负责这次行动的导航专家莱昂内尔·格·莱因上尉说：“来瞧瞧，瘦子———我们都快要撞在目标上了。”

就某种意义上说反攻已经开始。盟军的第一艘舰艇和第一个军人，已经在诺曼底海滩之外登上自己的岗位。X23号的正前方就是英国———加拿大作战区。昂纳上尉和他的船员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四年前也是6月4日，离这里不到200英里，33..8万名英军士兵里的最后部分，是从一个叫敦刻尔克的烈焰冲天的港口撤走的。在X23号艇上，对于五名特选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个紧张、骄傲的时刻。他们是不列颠的先锋队：X23号的官兵是带领跟着就要来的千百个同胞打回到法国来的。

这五个人挤在X23号那间有各种用场的小船舱里，他们穿着橡胶蛙人服，怀里揣着制作极其精巧、能对付最多疑的德国岗哨严格检查的假证件。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假的法国身份证，照片等等一应俱全，外加工作许可证、配给证，上面盖着官气十足的德国橡皮图章，此外还有别的信函与文件。万一出了什么差池，X23号沉没了或不得不放弃，这些船员也能游到岸上，在新身份的掩护下逃过搜捕，与法国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X23号的任务异常艰险。在发动攻击前20分钟，这艘小型潜水艇和姐妹艇X20号———它在20英里以外的海边，正对着一个叫勒阿梅尔的小村———将勇敢地浮出水面，充当航行的标志，明确显示英国———加拿大攻击区的两端，这个攻击区由三个代号为“索德”、“朱诺”和“古尔德”的海滩所组成。

这两艘潜艇要执行的计划相当细致复杂。一浮出水面，它们就要启动一台能连续发出信号的自动操作无线电信标机。与此同时，声呐导航系统将自动向海里放送声波，好让水底的收听装置能够收到。运载英国与加拿大部队的舰船，将依据一或两种信号对准目的地进发。

每艘微型潜艇也都带有一根18英尺长的望远镜杆，它和一架小小的但功率很强的探照灯连在一起，它发出的光束五英里外都能见到。倘若发出的是绿光，这就表示潜艇在它的位置上；如果不到位，发出的将是红光。

作为辅助性的措施，计划还要求每艘潜艇派出一条泊系的橡皮小艇，上面有一名水兵，这条小艇得朝海岸漂过去一定距离。小艇里也配有灯光设备，由艇里的水兵操纵。驶近的舰船依据潜艇与所属小艇的灯光所显示的方位，将不难找出三个登陆海滩的确切位置。

一切情况都算计到了，甚至连微型潜艇说不定会被某艘笨重的登陆艇撞翻的危险也估计在内。作为保护措施，X23号上将升起一面巨大的黄旗。昂纳也曾想到，这面旗子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虽然如此，他还是计划再升起另一面旗子———一面大大的白色的海军军旗，即水手们戏称为“战斗抹布”的。昂纳和他的船员做好了挨敌人炮轰的准备，但是他们可不想让自己人撞翻，葬身鱼腹。

所有这些设备以及许多别的东西都塞在X23号已很狭窄的船舱里。潜艇原来定员三人，现在又增加了两人，他们都是导航专家。在X23号唯一的那间派各种用场的舱房里，简直没有地方站和坐，这个小间只有5英尺8英寸高，5英尺宽，长度还不到8英尺。现在这里已经又热又闷，他们在天黑后才敢浮上水面，换气之前，空气自然是越来越恶浊。

昂纳知道，即使在白天，待在这样的岸边浅水里，潜艇也非常有可能被低飞的侦察机或是巡逻艇发现———而且他们在能潜望的深度待的时间越久，发现的危险也越大。

莱因上尉在潜望镜里观测了一系列的方位。他很快就认出了一些目标：维斯特勒昂灯塔、市镇教堂以及几英里外兰格伦村与海滨圣奥宾村教堂的尖塔。昂纳说得不错，他们真是“撞到靶子”上来了，与他们原定的位置只差四分之三英里。

离得这么近，昂纳感到宽心。他们这次航程既漫长又艰难，从朴次茅斯来到这里的90英里路程，他们用了几乎两天，其中许多时间是在布雷区里航行的。现在他们要进到岗位，然后沉到海底。这次代号为“让子”的行动会有一个好开端的。他心里暗暗希望当初选定的是另一个名称。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在查索了这个词的意思之后，年轻的艇长惊讶地发现，“让子”意味着“下棋时牺牲开头的几个卒子”。

昂纳透过潜望镜对在海滩上干活的德国人看了最后的一眼。明天这个时候，这几片海滩上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了，他想。“收潜望镜。”他命令道。昂纳和他的X23号的船员潜到了海底，又与基地切断了无线电联系。

他们不知道，登陆已经延期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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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11时，海峡里的风刮得正凶。在与英国其他地方严密隔绝的海滨保密区，登陆部队在苦苦等待。他们的全部天地如今仅仅是集结营地、飞机场和舰船。这几乎像是他们活生生地被从本土上割裂开来———古怪地悬吊在熟悉的英吉利世界与未知的诺曼底世界的半当中。有一层重重的保密帷幕，把他们与熟稔的世界隔了开来。

在幕的另一边，生活在照常进行。人们干他们每天该干的事儿，丝毫不知晓有千万个士兵正在等待一项命令，而这项命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开始。

在萨里郡的利瑟赫德，一个54岁的物理教师正在遛他的狗。伦纳德·西德尼·道是一个不爱说话的谦谦君子，除了小圈子里的朋友之外没什么人知道他。可是这个逐渐退出生活的人却自有一大批人追随他，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个电影明星的崇拜者，每天都有百万以上的读者，为他和朋友梅尔维尔·琼斯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编的字谜游戏绞尽脑汁。

20多年来，道一直是《电讯报》字谜栏的高级编制人，这期间，他出的艰难、精巧的字谜既使千百万猜谜人气恼，又使他们感到过瘾。有些字谜爱好者认为，《泰晤士报》字谜的难度更大，可是道的崇拜者立即反驳说，《电讯报》上的谜面从未重复过。矜持寡言的道也正是以此为荣的。

道是会大吃一惊的，倘若他知道，5月2日以来自己竟成了反间谍的军情五处所委托的苏格兰场的一个重点调查对象。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字谜游戏多次引起盟军司令部许多部门的惊慌。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早晨，军情五处决心要和道谈一谈。道遛狗回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他。道和别的人一样，是听说过军情五处的，不过他们找他又有何贵干呢？

“道先生，”其中的一个人说，调查也从而开始，“上个月里，涉及某项盟军行动的一系列高度保密的代号出现在《电讯报》的字谜游戏里。你能谈一谈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吗———能谈一谈你是打哪儿知道它们的吗？”

还不等惊讶万分的道开口，五处的那位先生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说：“我们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会选中这个词的。”他指了指那张字条。

5月27日《电讯报》的有奖字谜竞赛里有这样一个谜面（横11）：“可是某个这样的大亨有时候偷去一些。”这个神秘莫测的谜面还是难不倒道的忠实追随者，倘若他们门径没有摸错的话。仅仅两天之前，也就是6月2日，报上披露的谜底里赫然有着盟军整个反攻计划的代号———“霸王”。

道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盟军行动是怎么回事，因此他自然对这些质问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慨。他告诉他们，要他解释怎么和为什么会单单挑中这个词，他可办不到。他指出，在历史著作里，这是一个挺普通的词儿。他反问道：“我又怎么知道哪一个词给你们用来当代号，哪一个词没有用呢？”

那两个军情五处的人倒是挺讲道理的：他们也承认要知道确实不易。可是这么多用作代号的词语，都在同一个月里出现，这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们和这位戴眼镜的教师逐一研究字条上开列的词语，老先生现在稍稍有些不安了。在5月2日的字谜里，谜面“美国的一部分”（横17）的答案是“犹他”。而5月22日“纵3”，“密苏里的红印第安人”的答案恰好是“奥马哈”。

在5月30日的字谜里（横11），谜面“此种灌木是育苗革命的一个关键”的谜底是“桑树”———这是将要在海滩外面构筑的两个人工港的代号。而6月1日“纵15”，“不列颠和他紧紧拥抱着同一物体”的答案是“海神”———这又是反攻中海军行动的代号。

道对为什么用了这些词语无法提供解释。他说，就他所知，字条里提到的这些字谜游戏六个月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那么究竟应如何解释呢？道认为唯一的答案是：神奇的巧合。

可是还有别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呢。三个月之前，在芝加哥中心邮局里，分拣桌上一只包得不好的邮件破裂了，漏出来一些看上去很可疑的文件。至少有十来个分拣员看到了内容：那是关于什么“霸王行动”的。

情报人员蜂拥而至。分拣员受到了盘问，要他们把可能看见的一切全都忘掉。接着安全无辜的收信人受到了审问———那是一个姑娘。她无法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要寄给她，可是她认得出信封上的笔迹。从她那里又追溯到文件的寄出者，那是伦敦美军司令部里的一个同样清白无辜的军士。他发誓写信封时犯了糊涂，这一错竟使文件寄到他芝加哥的妹妹那里去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算大，但是如果总司令部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阿伯威尔”已经发现了“霸王”这个代号的意义，就会对它做出完全不同的估计了。“阿伯威尔”的一个间谍，那是个名叫狄罗的阿尔巴尼亚人———在“阿伯威尔”那里，他另一个名字“西塞罗”更为人所知———1月里就给柏林送去了有关的情报。起初西塞罗判定这个计划叫“霸主”，可是后来他做了更正。柏林方面很相信西塞罗———他在驻土耳其的英国大使馆里当侍仆。

可是西塞罗未能探明“霸王行动”最关键性的秘密：D日本身的时间与地点。这个机密保守得极其严密，4月底之前也只有几百名盟军军官才掌握。可是就在这个月里，尽管反间谍部门不断警告德国间谍在整个英伦三岛非常活跃，还是有两名高级军官———一个美国将军和一个英国上校———漫不经心地泄了密。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这位将军对几个军官说，登陆将在6月15日前进行。而在英国另一个地方，那个上校，他是个营长，就更加大大咧咧了。他告诉几位非军人朋友说，他的部下正在受训，以便攻占一个特别的目标，他还暗示那个地方是在诺曼底。两个军官都立即给降了级并且调离了原来职位¹²。

可是现在，在6月4日这个紧张的星期天，总司令部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得知，又一次严重得多的泄密事件发生了。头天晚上，美联社的一个电传打字电报发报员，为了提高速度在一架空闲的打字机上练习打字。谁知出了错，装载有他练习的“简讯”的穿孔纸带，竟接到每晚要发的俄语公报的前面去了。仅仅30秒钟之后错误就得到了纠正，可是电文已经打出去了。在美国收到的“简报”是这样的：

加急美联社尼克发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这条信息所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但是要采取补救措施已为时过晚。登陆的巨大机器已经开足马力。现在，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空运与两栖部队，在等待艾森豪威尔做出决定。艾克是否会把6月6日定为D日？或者是会不会由于海峡天气———这是20年来最恶劣的一次———的原因，他再一次推迟进攻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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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萨维克大楼海军司令部两英里一片雨水浇灌着的林子里，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美国人，在他那辆设备简陋的三吨半拖车里苦苦思索，同时又想让自己放松片刻。虽然他也可以在那幢宏伟、铺得很开的萨维克大楼里找到一个更舒服的角落居住，艾森豪威尔却决定不这样做。他希望能与他的部队正在登船的海港尽量靠近。几天前，他下令组织一个小小的、精干的战斗指挥部———几顶给他亲信幕僚用的帐篷还有几辆拖车，包括他自己住的那一辆，很久以来他就称呼这辆拖车是“我的马戏团货车”。

艾森豪威尔的拖车是一辆细长、低矮的车子，有点像搬运车，隔成三小间，分别充作卧室、起居室和书房。紧挨着拖车安排得恰好一般长的，是一个小小的厨房、一个微型的电话总机房、一间化学盥洗室以及一个全部用玻璃罩起来的观察平台，那是在最靠外的那头。不过最高统帅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大长，没能充分利用这辆拖车。他几乎没怎么启用那间起居室和那间书房，遇到要开参谋会议时，他总让在拖车旁边的一个帐篷里开。只有他的卧室才有点“住了人”的模样。这儿毫无疑问是他的地方：床铺旁边桌子上有一大摞袖珍本西部小说，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放在这里———他的妻子“妈咪”的，还有21岁的儿子约翰的，穿一身西点军校学生的制服。

从这辆拖车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几乎300万名盟国官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军，约有170万名陆军、海军、空军与海岸巡逻队战士。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加在一起约有100万名，此外还有战斗的法国、波兰、捷克、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分遣队。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指挥过这么多国家组成的大军，肩负过这么沉重的责任。

然而，尽管他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这个脸上带有感染力笑容的高高的、晒得黝黑的中西部汉子身上，却没有什么迹象让人看出他就是最高统帅。跟许多别的有名的盟军将领不一样，那些人身上总有些明显的标志，如古怪的头饰、勋章一直别到肩膀的华美的军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个方面都很有节制。除了表示军阶的四颗星、前胸口袋上单独的一条勋饰和表示“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燃烧的刀剑图形肩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摈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拖车里也很少有显示他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二等伟人带签名的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紧靠他的行军床，有三架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架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通往伦敦唐宁街10号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是通向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总部最高级人员和盟军总司令部其他高级官员的。

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众多烦恼上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西·布彻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

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议用一句话精确地交代了他的任务：“你要进入欧洲大陆，并协同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

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同盟国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结束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它发动的一场最最残酷的战争，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多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想象不出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为的全部内容———千百万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无菌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去从事奴隶行动，他们中大多数人再也回不来，更多的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用更简捷的方法亦即饥饿消灭。）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是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

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多年。

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细致的军事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小组，在英国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他们没有几个导航路标，没有几次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的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X个师，那么在Y日，它们能集中起来、训练好并可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后备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拨些来呢？要收容空袭所需的千百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这些供应、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不仅为了发动攻击而且为了后续行动又得要多少物资呢？

这些仅仅是盟军制订计划的人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

集结行动是规模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数量前所未有的部队与设备就开始拥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来了那么多的美国兵，数量经常大大超过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稔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一个州的大兵。

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多得使空军第八、第九师的飞行员之间出现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格兰岛上不论南北向与东西向，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是塞得实实足足的。一支巨大的预备舰队开始集结，几乎有900艘舰船，从战舰一直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春天，它们运送了几乎200万吨的货物与装备———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的铁路好把它们从岸边运走。

到5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吉普车与急救车———足足有5万多辆。田野上则是一长溜一长溜的榴弹炮、高射炮，大批预制构件，从尼森式桶形掩体¹³到简易机场的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土机这类的车辆。在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药供应，从抗晕船的药片到12.4万张病床。可是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车头、将近2000列运油车和货车，一旦滩头阵地建立，它们就要用来代替破烂不堪的法国装备。

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器械。例如能泅水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连枷，它们伸出在坦克的前面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有整个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舰，每一艘都安有森林般稠密的钢管，它们是用来发射火箭这种最新式的武器的。也许所有东西中最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们可以保证在敌方的海港未被攻克时关键性的头几个星期里，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首先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外圈防波堤。然后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置放到水里时，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这些人工港里，自由轮¹⁴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海岸巡逻艇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让等在那儿的卡车装上，驶过浮舟支撑的浮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海滩上装配好后，每一个人工港都有多佛尔港¹⁵那样大的规模。

整个5月，部队与装备开始集中到各港口与装配地点来。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准时运转。

装着士兵与设备的列车在每一条铁路线上倒退、积压，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村和庄户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很清静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一听就听出来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于是几乎一夜之内，海边地区滋生出一个又一个由尼森掩体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打饭的行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个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设备开始装上运输船与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青年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单独的一个人———艾森豪威尔———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拖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保证在生命代价付出尽量少的情况下使登陆得到成功。可是如今，在多少个月政治、军事上的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得与失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能做的一切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代他作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仅是他一个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里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诺曼底地区两大气候条件：月亮升起得晚、拂晓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进攻将由伞兵和乘滑翔机的步兵开始，他们是美军的一〇一师、八十二师与英军的第六师，约有18000人，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是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来到降落地区时天空得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尖锐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整个登陆的时间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使得气候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天较晚时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束缚住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的。第一，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月光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它们的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第二，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失去战斗力。第三，倘若刮的是柔和、飘向内地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烟雾缭绕，攻击的目标也不会遮住看不清。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装备的迅速集结。

总司令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和他的气候顾问进行过无数次“空弹演习”，早已心中有数，可以承认与估量在什么样最差的条件下，他也能发动进攻。可是按照他手底下的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6月里的不管哪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拖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是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登陆日是6日，万一得取消，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会使他7日无法发动进攻。他也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亦即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运的部队只得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延搁，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连这么考虑都极其痛苦的事。”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听到命令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关在船上、出发驻地与飞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里自己这方没有泄露，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也总会设法打听出来。不管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他拖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拖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量高高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在这样孤独地散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可是到了下午，他注意到联合派驻在他前线司令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外号叫“老红”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米勒。“咱们一块儿走走吧，老红。”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迈着步子走开去了，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的还是平时他那种急促的步子。他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考里，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他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他像是几乎忘掉我在他的身边。”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爬上拖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这时候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双肩上的四星每颗都有一吨重”。

那天晚上9点半前几分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萨维克大楼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呢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防空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长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在和抽着板烟的最高统帅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统帅拉姆齐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据史密斯将军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将负责D日军事行动的脾气火爆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卷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参谋长———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来临，在等待9点30分要开的那次决定性的会议。到那时，他们将听到气象学家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9时30分整，房门打开，穿着一丝不苟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他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分钟，“霸王行动”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头头———皇家空军的詹姆斯·斯塔格上校的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他的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候图景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先生们……气象形势中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发展……”这时，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候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到海峡上空并导致作战地区逐渐变晴。这样逐渐变好的气候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维持到6月6日早晨。这以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可望来到的晴好时间里，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晴朗———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5日夜晚与6日早晨正常行动。到中午，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他们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出去了。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官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是在星期二进行，那么，在艾伦·柯克少将指挥下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部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连带引起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将军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搏上一搏。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告中说会有阴云感到担心，认为即使这样也一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军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在决定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后昨天晚上他所提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赶紧出动。”他说。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了。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掂量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将军在一旁观察，他见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很有感触。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是过了两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五分钟。接着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他的决定了，他脸上的表情很紧张。他慢腾腾地说道：“我非常清楚我们非下命令不可了……我也不很满意，可是情况就是这样……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情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官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使这个巨大的进攻计划变成行动。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出亮光，壁炉架上，一只座钟的指针显示出时间是9点45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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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钟光景，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个外号叫“荷兰佬”的二等兵阿瑟·B·舒尔茨决心退出那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一座大宿舍的飞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搬家”，从双层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他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得超过2500美元。在一生的21个年头里，他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飞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他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在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接受其他的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其中他的打算派作一个特殊的用途：当他的班，也就是说第五〇五班，到达巴黎时，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注意到一切了呢？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他撕开信封，一串念珠滑出来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露出在他手指缝间的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他说，“让我接着干。”他朝他的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美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行动古怪的唯一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附近的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正和他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长会。房间里有六七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副师长堂·普拉特准将，他坐在一张床上。正当他们在谈论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一边说：“我的上帝，这会带来坏运气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带领一〇一师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

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延又使他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一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绷紧了弦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不到26个小时了：现在还远远不是消息渗透到底层的时候。因此，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等待着什么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世人预料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做的事：想念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心上人。每一个人谈的都是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象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一个都按自己的方式来做思想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尔登”号上的巴托·法尔上尉（初级）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是很难，周围到处都有严峻的事物提醒他，今天晚上并非一个可以任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是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国火炮的部位。这些大炮正是“赫尔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尔登”号也将正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蛮有理由肯定自己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来谁闯不过来，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口时，他们的姐妹船“科里”号的船员曾就“赫尔登”号能否回来10对1下注和他们打赌。“赫尔登”号的船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上尉深信“赫尔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了给他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高兴。他从未想过他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偏偏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附近的一个集结地，英军第三师的雷金纳德·戴尔下士坐在铺上，直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他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准定有份的。“这真来得不是时候，我得说。”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现在仿佛又见到了她眼睛里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神情，他又一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往铺位上躺下去，和在美军集结地的千百个士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少数人神经坚强又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五十师登陆船驻地的连军士长斯坦利·霍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有机会睡就抓紧时间睡，即将来临的战斗不怎么让霍利斯发愁。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和第八集团军一起在北非作过战，又在西西里海滩上登陆过。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目要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利勒镇见到一个景象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拐错了弯来到镇上一个地区。很明显，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死胡同里，这里满满地躺着一百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有点体温的尸体。他们是给机关枪扫射死的。嵌在尸体后面的墙上的和散落在地上的，是数百发滥打多余的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敌人的一个超级猎手。现在他的猎获物已经超过90个了。D日结束时，他将在他的轻机枪上刻上他102次胜利的纪录。

也还有一些人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和他手底下171个恶狠狠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检查武器与研究索德海滩的泡沫橡皮制作的地形模型，研究维斯特勒昂镇他们要夺取的目标。盖伊·特·蒙特劳尔伯爵是突击队员中的一个，他为自己能当上一个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一点轻微的改变：他的小分队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个俱乐部现在成了一个警备森严的德军指挥中心。“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附近的美国第四步兵师的集结地，哈里·布朗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反映战争的影片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临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艾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使布朗气昏了。他那个班每个人都身材不高，人称“布朗小矮个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

正当他在猜是谁把他的名字开给艾德勒公司时，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夫斯基下士决心把向他借的一笔钱还清。布朗中士永远不能原谅这件事，格瓦多夫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一边还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到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韦默思附近停泊的一艘运输船“新阿姆斯特丹”号上，第二突击营的乔治·克尔彻少尉正忙于做一件日常事务。他是在检查他那个排的信件。今天晚上任务特繁重：每一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分配给第二和第五突击营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在一个叫霍克岬的地方，攀登几乎直起直落的100英尺高的绝壁，还要去炸哑有6门远距离大炮的炮台———这些炮威力极大，能把射程调到对准“奥马哈海滩”或是“犹他海滩”的运输区。突击队员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突击营到达之前，空中、海上的火力能把这些大炮摧毁。不管情况会是怎样，没有人认为进攻是小事一桩，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参谋军士，他是克尔彻手底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经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尔彻派人把约翰逊叫来，军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约翰逊。“拉里，”克尔彻冷冰冰地说，“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在军士离开棚屋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能办到的。

在长时期的等待中，登陆部队几乎每一个人都给某个人写了长信。他们给圈起来已有很久，写信像是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被指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一步兵师的约翰·F·杜利根上尉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爱这些士兵。他们睡在船上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也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把恐惧抛在脑后了……这一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个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也只有上帝晓得了。我要你知道我是以整个身心在爱着你的……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重型海轮或大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是他们至少是干燥、温暖与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一个港口外都泊有平底登陆艇里颠簸不已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艇里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来说，战役在离开英国土地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战士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三等信号兵小乔治·哈克特惊愕地看到波涛是那么高，它们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一艘英国军舰，上面超员太多，美国第四师的克拉伦斯·赫普弗中校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指的是还能吃下去的那些人。

第五特种工兵旅的基恩·布赖恩军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艇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使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三师的莫里斯·马吉军士来说，他的船“比在尚普兰湖¹⁶湖心的小筏子还晃得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呕也呕不出来了。

可是等待期间受罪最大的还是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晚上11时，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朴利茅斯港口外面，“科里”号的霍夫曼少校站在他的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一长串的黑影，那是防空袭灭了灯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涛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在海水沟槽里扭动时所发出的泼溅声。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领导上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

甲板底下，消息传播得很快。无线电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他来到这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一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的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差不多说对了。D日那天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至少有一半人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备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假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二十九步兵师的二等兵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总得等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港白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粪。”

半夜时分，海岸警备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干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一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外面，微型潜艇X23号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时。乔治·昂纳上尉迅速地打开舱口盖。在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在下面，詹姆斯·霍奇斯上尉把无线电的转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罩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肉趾脚……肉趾脚……肉趾脚。”在听到紧接的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一次地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他的伙伴们。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地对看了看：等待在他们前面的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的一天。

12

★　★　★

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雨已变成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海滩再往里，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在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三个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佛尔和瑟堡，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的冈城，它离海岸10英里———占领是生活中一个严峻与经常存在的因素。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总部。这里经常发生让人想起战争的事情———半夜搜捕人质、无休无止地袭击地下抵抗力量，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冈城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树篱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木框架的农舍，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一处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底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灰石房子。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维尔维尔、柯尔维尔、拉玛德琳、圣梅尔－艾格里斯、谢失－杜邦、圣玛利－杜芒、阿洛曼契、鲁克。在这些人口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使自己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千百个男男女女被从小镇、村子装上船，到外面去当劳工，留下来的也得用一部分时间给海岸警备队无偿劳动。可是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也尽可能不多出力。他们一天天挨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似的等待、盼望着解放那一天的到来。

一个名叫米歇·哈德莱的31岁的律师，站在他母亲房屋的起居室窗前，这所房子坐落在俯视睡意蒙眬的维尔维尔村的一个小山上。米歇的双筒望远镜焦距对准了一个骑了匹高大的农家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路往海边走去。在他马鞍两边都垂挂着几只铁皮水壶。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哈德莱眼看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又高又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马，取走所有的水壶，只剩下一个。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水壶爬过墙头，来到一幢挺大的黄褐色消夏别墅，这别墅周围都是树，它与海滩边上那片散步场地一般长。到了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水壶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齐地面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这个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候把早上的咖啡送到维尔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这头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也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哈德莱知道，现在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仪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了。他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使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嘘得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可是哈德莱的高兴是有点苦涩味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时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哈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制劳动营，沿着海滩后的巉岩和河滩两端的峭壁在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有杀伤力的、邪恶的地雷。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以一丝不苟的彻底性，拆去了巉岩下面海边那一排漂亮的粉红、白色和红色的消夏村舍与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七幢。把它们拆掉不仅是因为要给炮手以更大的火力角度，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七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幢———那是石块砌的全年住人的房子———属于哈德莱。几天前，当地的司令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哈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有某个人会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是常常让人难以预料的。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得到过通知，这所房屋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哈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形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扭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司令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总司令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一个小时里都收听。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哈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维尔维尔的杜布瓦和达沃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集会，因为教会方面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圣餐受拜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杜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维尔维尔小教堂里骄傲的家长和亲戚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受拜仪式。有些亲戚还是远道从巴黎来的，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军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机车都成了盟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的。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巴黎人如今简直难得见到———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而且当然，还有卡尔瓦多，这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离开英国太远不致选作登陆的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喝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别的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可是他们诺曼底的三天度假得大大地延长了：往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得被迫困在维尔维尔。

更靠近海滩，离柯尔维尔村口不远处，40岁的弗尔西德·布罗克赫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半必定要做的常课：坐在他那间湿淋淋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躺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位于离海还不到半英里的一个小高地的顶部。他已有好久没有顺着那条土路远走或是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名叫布罗克赫的比利时人曾眼见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诺曼底来，他想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

在10英里以外的教堂小镇拜依厄，他19岁的长得挺俊的女儿安妮·玛丽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期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上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来自罗得岛的又高又瘦的美国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的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边，人们在干他们每天都要干的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白褐色花母牛。在村庄和小镇上，店铺在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沙滩后面，在那个叫拉玛德琳的小村子里，保尔·盖曾格尔和平时一样打开了他那家小铺兼咖啡馆的门，虽然是不会有什么买卖的。

有一段时间，盖曾格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也够他自己、妻子玛莎和12岁的女儿珍妮开销的。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最靠近海岸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才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玛德琳村的七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少数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盖曾格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他的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被驱赶，集中送到伦敦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盖曾格尔好友之一，面包师傅比埃尔·卡尔德隆的心事要重一些。在离海岸10英里的卡伦丹镇让纳大夫的诊所里，他坐在他五岁的儿子小比埃尔的床边，小比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小孩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个焦急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不，”他说，“我想要是我今天就把小比埃尔带回家去他母亲会更高兴的。”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出发回家了，那是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利－杜芒村———在D日，伞兵部队将在这里和第四师的战士会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也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指望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天气太坏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使得在巴黎卢森堡宫的空军司令部的首席气象专家沃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在例会上告诉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立刻，防空部队的战士们接到命令可以免除值勤。

紧接着，斯托培打电话给离巴黎仅仅12英里的郊区圣热尔曼－恩－赖尔，打到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那是一幢很大的三层楼碉堡式的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中学下面的一个斜坡里———这就是西线总部，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斯托培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缪勒少校说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缪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便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西线司令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尤其急于想见到今天的这一份。他正要为西线总司令想进行的一次巡视的日程计划作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儿子、一个年轻的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热尔曼－恩－赖尔，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碉堡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军西线最有实力的陆军元帅就住在中学后面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里。它由高墙围圈着，铁门永远是关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穿越学校院墙特别建造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的一扇很不显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陆军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半之前起床），快到中午他才坐到别墅一层楼书房的办公桌前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军机要事并签署了西线总部对“盟军意图的估计”，以便在当天稍迟时可以呈交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个估计是又一个典型的错误揣度。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入侵的战线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一直到诺曼底……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说明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发动攻击的迹象……

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估计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上陆军元帅心爱的餐馆去了，那是在附近波吉瓦尔的“勇敢的公鸡”。现在是1点钟刚过不久；再有12小时那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持续的恶劣天气起了一服镇静剂的作用。大大小小的司令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他们的判断是根据促成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登陆时对气象的精密估计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斯托培和他在柏林的上级卡尔·桑塔格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没有十分之九把握的有利天气条件，特别是没有有利的空中掩护条件，盟军就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一板一眼的日耳曼头脑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候非得十分理想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理想。

在拉罗什吉荣B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霍斯特大夫，他的连襟；恩斯特·容克，哲学家与著作家；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斯派达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他希望他们可以讨论他心爱的题目：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容克起草并秘密地传给隆美尔和斯派达尔的文稿。他们两人都热切地相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使和平得以到来的一幅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夜晚好好谈谈。”斯派达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八十四军军部驻地圣洛，情报军官弗里德里希·海恩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里酒，半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让军长埃里奇·马克斯将军惊喜一番。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准备在半夜举行这个让人惊喜的生日宴会，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别的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次“战争演习”是尤金·孟德尔将军布置的，也许因为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这次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以伞兵的“突袭”开始，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次“战争游戏”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在勒芒的总部里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他手底下在诺曼底与瑟堡半岛的高级军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塞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天亮前就离开前线。彭塞尔最怕的就一直是拂晓这个时刻：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儿。他通过电传发出的命令是这样的：“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司令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天亮前动身去雷恩。”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从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就在战斗的前夕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前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真像冥冥中那无常的命运拨弄着使他们离开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冯·坦普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司令梯奥多尔·克朗克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了。第二四三师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师长海因茨·赫尔密奇中将则动身去雷恩了。第七〇九师的卡尔·冯·施莱本中将也是这样。第九十一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其师长威廉·法利少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军官威廉·迈耶－迪屈林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¹⁷。

与此同时，就在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残剩在法国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

撤走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防务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便遭到盟军空军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1000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6月4日，整个法国只有183架战斗机¹⁸，其中只有160架被认为是可以服役的。在这160架里，一个124架组成的联队，亦即第二十六战斗机联队，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

在第十五集团军驻防区的里尔，外号叫“匹普斯”的约瑟夫·普里勒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二十六联队的司令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是他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飞去。他的第二个中队也即将动身，命令它去的地方是赖姆斯，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半中间。第三个中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

联队指挥官除了抗议也不能有别的什么作为。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喜怒无常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打电话给他的空军大队长。“这简直是发疯！”普里勒吼叫道。“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移过程中敌人来了那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

“听着，普里勒，”大队长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气候太糟糕了。”

普里勒把听筒朝下一摔。他走回到飞机场里去。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的和海因茨·吴达茨克中士的，中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吴达茨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喝他个一醉方休吧。”

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10个左右。他们还跟平时一样镇静，照样不在意地干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不在意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运动的领袖。

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巴黎。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有完整的指挥链节与无数的部门与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国空军人员到发动怠工，从充当间谍到搞谋杀。这里有地区的领袖、地段的领导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千百个在基层的男男女女。从纸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像是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组织的力量也正在这里。重叠的指挥提供更多的安全；多重的行动网络保证每一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是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一个小组从不清楚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组织要能生存下去非得如此不可。即使有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德国的报复行动还是有很大的摧毁力量，到1944年5月，地下组织每个积极分子的寿命估计还不到六个月。

这支男男女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打这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千百个人被处决了，更多人死在集中营里。可是现在，虽然基层战士还不知道，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终于快来到了。

前几天，地下组织的最高司令部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码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就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即是魏尔兰《秋之歌》的第一行———也就是迈耶中校手下的人在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6月1日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一点没错。）

现在，比迈耶更激动的地下运动领袖们，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先获悉的情报。而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领袖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会在什么具体地点进行。对于一般的抵抗运动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到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怠工计划付之实现时才算是来到。能表明进攻真的要开始的是两个信息：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它一到，“绿色计划”就要付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瘫成一团；另一个“骰子在桌子上呢”，将引发“红色计划”———把电话线与电缆全都切断。所有地区、地段和分支的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个信号。

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亦即D日的前夜，英国广播公司在6点半广播了第一个信息。“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广播员严肃地宣告道。

纪尧姆·墨卡德，诺曼底维尔维尔与波特－恩－贝桑之间的海岸地段（大致相当于奥马哈海滩地区）的情报负责人，趴在他开设在贝叶的自行车铺的地下室一架藏得很隐秘的收音机前，听到了这个信号。这几个字简直让他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它终于要来临了。

停顿了片刻。接着又传来墨卡德等待着的第二个信号。“骰子在桌子上呢。”广播员宣告道。“骰子在桌子上呢。”紧接着是一长串信号，每一个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子里……约翰爱玛丽……箭穿不过去……”墨卡德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别处的地下组织发出的。

他匆匆上楼，告诉他的妻子玛德莲：“我得出去。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蹬着去通知他底下那些分支领导人了。墨卡德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选手去参加有名的周游全法国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

这时，各个地方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顶头上级的通知。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明确地知道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是冈城的火车站站长，他和他的同志的任务是弄坏车场上的那些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兰是依西尼附近露·芳丹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的任务是绞断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那个40个人的突击队将切断从瑟堡通出来的电话巨缆。依夫·格列赛林是瑟堡一家杂货铺的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那伙人得把瑟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络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地下小组。地下运动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天黑了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个海岸线上人们都在做准备，全都希望反攻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进行。

对于某些人来说，信号又提出了性质极不相同的问题。在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疗养小镇格兰特坎———那地方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分支领导人让·马里昂有重要情报得递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得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他时间上还来得及。中午过后不久，他手下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处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弄确实，他装作漫不经心似的骑着车去看看。即使有人拦阻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够通过去的：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对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

这组高射炮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昂感到震惊。这是一组机械化的攻击型的炮群，配备有重型、轻型以及混杂的高射炮。分成五组，共有25门，正被拖上阵地，这些阵地覆盖着维尔河口直到格兰特坎郊外的整片地区。马里昂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工作让大炮赶紧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使马里昂感到困惑。这可能说明反攻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知晓。

马里昂不知道的是，这些大炮恰好对准了几小时后第八十二、第一〇一伞兵部队的飞机与滑翔机要走的路线。不过，若是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知晓，他们并没有通知第一高射炮兵团团长维纳·冯·基斯托夫斯基上校。他仍然在纳闷干吗让他的2500名高射炮手匆匆赶到这儿来。不过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回，他的部队竟单独被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使他感到意外了。

让·马里昂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兵士蹬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交50英里外冈城的伦纳德·吉勒的秘密总部，此人是诺曼底军事情报部门的副头头。马里昂现在无法离开他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决定冒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在贝叶的墨卡德。他知道这会用去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还来得及，墨卡德会想法子交到冈城去的。

马里昂还有一件事情想让伦敦知道。这事不如高射炮位置重要———仅仅是对他前些时送去的、关于在霍克角有九层楼高的绝壁上重炮阵地的多次情报的一个确证。马里昂要再次报告这些大炮还未到位，它们仍然在旅途中，离炮位还有两英里。（尽管马里昂想方设法向伦敦做了警告，在D日，为了炸毁根本不在那里的大炮，美国突击队在英勇的攻击中丧失了225名队员中的135人。）

对于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工作者来说，6月6日星期二这一天本身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伦纳德·吉勒，它意味着要到巴黎去见自己的上级。即使是此刻，吉勒还安详地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里，虽然他预期“绿色计划”的破坏小组随时随刻都可能把火车炸出轨，吉勒坚信反攻不会定在星期二举行，至少不会在他管辖的地区里。倘若反攻定在诺曼底进行，他的上级肯定会取消这次见面的。

可是这个日期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冈城，吉勒属下的分支领导人之一，那是共产党某支部的头头，非常明确地告诉吉勒，进攻将在6日拂晓时分开始。此人的情报一向是准确无误的。吉勒的脑子又出现了那个老问题：他的消息会不会直接来自莫斯科呢？吉勒认为不可能，俄国人用泄露机密的办法来故意破坏盟军的计划，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吉勒在冈城的未婚妻燕妮·波瓦达来说，她巴不得星期四早点到来。在她从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她在自己的拉泼拉斯路15号底层小小的套间里，隐藏过60多名盟军飞行员。这可是个危险、不讨好、伤脑筋的工作，稍稍有点闪失便是死路一条。过了星期四，燕妮可以稍微轻松些了———至少可以拖到下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得由她来保护的时候———因为星期四那天，她将把两名在法国北部上空击落的皇家空军飞行员，转交地下通道的下一站。过去这15天，两个英国人就潜伏在她的套间里。她希望好运气千万别离开自己。

对于别的人来说，好运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阿茉莉·勒谢伐利尔看来，6月6日这一天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有意义。她和她的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他们帮助过100多个盟军飞行员逃走；他们是因自己农场上一个帮工的出卖而被捕的。现在，阿茉莉·勒谢伐利尔坐在冈城监狱囚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会被枪决。

13

★　★　★

晚上9时前几分钟，有十来艘小艇出现在离法国岸边不远的海上。它们静静地沿着海面移动，离岸这么近，以至水手们都能看见诺曼底的房屋了。这些小艇并未受到注意。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它们便遁走了。这些是英国的扫雷艇———是有史以来所集结的最强大的舰队的一个前哨。

此刻，就在后面的英吉利海峡，有排成一个大方阵的船队冲破滔天浊浪，直压希特勒统治的欧洲———自由世界的威力与愤怒终于摆脱羁束了。它们来了，威风凛凛，一排接着一排，足足有十个纵队，占据了20英里的海面，林林总总，不下5000艘。这里有新式快速攻击型的运输舰，有行动迟缓的锈迹斑斑的货船，有小巧的越洋班船、横渡海峡的汽船、医疗船、久经风霜的油轮、海岸巡逻艇以及一大堆簇拥而来的拖船。这里还有不计其数吃水浅的登陆舰———是些大起大落颠得厉害的舰只，有数艘几乎长达350英尺。许多这类船以及别的重型运输船上都载有确实是用来攻打滩头的小艇———数目超过1500艘。在整个舰队前面的是一行行的扫雷艇、海岸巡逻快艇、置放浮标的小艇以及摩托艇。船只上空飘飞着拉有阻塞铁丝幕的气球。在云层底下翱翔着的是战斗机的中队。而在这支簇拥着部队、枪炮、坦克、汽车与供应的怪异船队的外围，则是一支由702艘战舰组成的庞大队列¹⁹，至于那些海军小艇尚不计算在内。

这里有美国海军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这是海军少将柯克的旗舰。它带领着美国的特混舰队———驶往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由21艘舰船组成的护航队。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这艘女王似的“奥古斯塔”号，曾让罗斯福总统搭乘着驶往纽芬兰一处安静的港湾，去和温斯顿·丘吉尔做他们许多次历史性会见的第一次。在旗舰周围的是那些战舰，展示着全部飞飘的战旗，在威风凛凛地破浪前进：这里有英国的“纳尔逊”号、“拉米里斯”号、“沃斯拜特”号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号、“阿肯萨斯”号，“骄傲的内华达”号，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人曾将其炸沉并认为已将其变成一堆废铁。

带领着38艘英国与加拿大护航舰驶往索德、朱诺与古尔德海滩的是英国的巡洋舰“锡拉”号，它是海军少将菲利普·维安爵士的旗舰，追歼德国战舰“俾斯麦”号的即是此人。紧挨着“锡拉”号的是英国最有名的轻巡洋舰之一———“阿贾克斯”号，它是追踪并击沉“斯皮伯爵”号的三艘战舰中的一艘，在1939年12月普拉他河战役后，这三艘船狠狠咬住希特勒海军引以为豪的“斯皮伯爵”号，并在蒙得维的亚港将其击沉。这里还有其他有名的巡洋舰———美国的“塔斯卡露莎”号与“昆西”号，英国的“企业”号与“黑王子”号，法国的“乔治·勒格”号———总共有22艘。

在护航队的外沿则行驶着五花八门的各种船只：风姿优雅的多帆单桅小船、粗而短的护卫舰、细而长的炮艇如荷兰的“索姆巴”号、反潜哨舰、快速的用于体育锻炼的小艇，以及哪儿哪儿都是油光水滑的驱逐舰。除了众多的美英驱逐舰之外，还有加拿大的“格阿佩尔”号、“萨斯喀彻温”号和“列斯蒂戈彻”号，挪威的“斯温纳”号，连波兰军方也出了一份力，派来了“波依隆”号。

缓慢而笨重地，这支庞大的舰队横渡在英吉利海峡上，按照着一个历史上从未试行过的、每分钟都掐得很紧的行船时刻表前进。船舰从英国各港口驶出，顺着两条护航线路沿海岸南下，然后在怀特岛南面集结海域集中。舰船在那里归类排队，每艘船找到事先规定的自己的位置，加入到指派前去的具体海滩的那个海军队列里去。集结海域马上就给起了个外号：“皮卡迪利广场”²⁰。护航船队从那里出发去法国时沿着五个由浮标指明的巷道行驶，快到诺曼底时，五条巷道又分裂成10条航道，每两条通向一个海滩———一条是“快车”道，另一条是“慢车”道。在前面开道的———仅在充作矛头的扫雷艇、战舰和巡逻艇之后———是五艘指挥舰，它们是支棱着雷达天线和无线电天线的有攻击力量的运输舰。这些浮动的指挥哨将是进攻的神经中枢。

哪里都是船。对于船上的海员来说，这支历史性的大舰队在他们记忆中仍然是生平所见到的“最让人激动、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景象。对于部队来说，终于出发了，这是件好事，尽管前面会有种种麻烦与危险。士兵们仍然心情紧张，但是某些心理负担却解除了。如今每一个人但愿快把该做的事接到手，把它干完。在登陆舰艇与运输船上，人们在写最后一分钟的书信、玩牌、参加长时间的侃大山。第二十九师的托马斯·斯潘塞·达拉斯少校回忆说：“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随军教士。”

在一艘挤得水泄不通的登陆小艇上，第四师十二步兵团的随军教士刘易斯·富尔默·库恩上尉发现，自己成了所有教派的牧师。一个犹太裔军官欧文·格雷上尉问库恩上尉，肯不肯带领全连人一起向“我们全都信仰的那位上帝祷告，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让上帝保佑我们的使命得以完成，而且倘若可能，还让我们重新平安回家”。库恩非常乐于效劳。一艘海岸巡逻小艇的三级副炮手威廉·斯威尼记得，暮色苍茫中，攻击型的运输舰“塞缪尔·蔡斯”号用灯光打出了这样的信号：“正举行祈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航行的最初几个小时是平平静静度过的。许多人变得爱内省，他们谈出了平时不会对别人说的话。许多人事后回忆说，他们认识到自己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于是就以异乎寻常的坦率讲了一些别的私事。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人们变得亲近了，而且信赖自己过去连面都未曾见过的人。第一四六工兵营的一等兵厄尔斯顿·赫恩回忆说：“我们谈了不少家里的事儿，也谈了过去的经历和登陆时会遇到的事儿以及情况大概会怎么样。”在赫恩所在的那艘登陆艇滑溜溜的湿甲板上，他和一个不知名姓的军医助手有过这样一次谈话。“那位军医助手家里出了麻烦。他那当模特的老婆要和他离婚。他愁得不行。他说这得等他回家以后再说。我还记得，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小后生在近旁轻轻哼唱。那后生还说，他这会儿唱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确实让他觉得高兴。”

在英国船“帝国之砧”号上，参加过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役的老兵、美军第一师的迈克尔·库尔茨班长见到换他班的人朝他走来，那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二等兵约瑟夫·斯坦纳。

“班长，”斯坦纳说，“你真的认为咱们有可能成功吗？”

“那还用问，小子，”库尔茨说，“不用为自己是死是活发愁。在这个部队里咱们总是先为马上要来临的战斗操心。”

第二突击营外号叫“弯杆儿”的比尔·佩蒂军士也正在发愁呢。他和朋友一等兵比尔·麦克休一起，坐在从前走海峡的老渡船“人岛”号的甲板上，望着逐渐逼拢来的暮色。佩蒂瞅着他们周围那些船的长长的影子，聊以解愁；他的心都系在霍克角的巉岩绝壁上了，他转过脸来，对麦克休说：“咱们可别想从这场战斗中活着出来了。”

“你也太悲观了。”麦克休说。

“也许是吧，”佩蒂答道，“反正咱们俩只能有一个能留下来，麦克。”

麦克休还是满不在乎。“到了老天爷非要你死的分上，你想要活也活不成啊。”他说。

有些人试着想看书。第一师的艾伦·博迪特班长开始读亨利·贝拉曼的《金石盟》²¹，可是他发现思想很难集中，因为他老在为自己那辆吉普车担心。到了他把车子开到三四英尺深的水里去时，它的防水功能会不会失灵呢？加拿大第三师的炮手阿瑟·亨利·布恩坐在一艘满载坦克的登陆舰上，他试图把一本有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一个少女与一百万个男人》的袖珍版书看完。英国运输船“帝国之砧”号上的第一师的随军教士劳伦斯·E·迪瑞惊诧不止，因为他看到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读拉丁原文的贺拉斯的《歌集》。可是迪瑞自己呢（他将在第一个攻击波中和第十六步兵团一起登上奥马哈海滩），他睡前的好几个小时也都花在读赛蒙德的《米开朗琪罗传》上了。在另一个护航船队里，一艘登陆艇颠簸得太厉害，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兰，他也是加拿大人，取出一本对今天晚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书。为了安定自己和另一个军官朋友的神经，他翻开到《诗篇》²²第23篇，高声朗读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并非到处都那么庄严肃穆，也还存在轻松的气氛。在英国船“本·麦克里”号上，一些突击队员把四分之三英寸粗的绳子从那些桅杆的顶尖一直拉到甲板上，接着便满船爬来爬去，让英国海员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在另一条船上，加拿大第三师的弟兄们举办了一次文娱晚会，节目有各种朗诵、捷格舞、双人对舞和唱诗奉献活动。国王团队的詹姆斯·珀西瓦尔·德莱西军士（人称“珀迪”）听着风笛合奏的《特拉里的玫瑰》，情绪一激动，忘记自己身在何方，竟站起身来建议为爱尔兰的埃蒙·德·瓦勒拉²³干杯，因为他“使我们避免卷入战争”。

许多长久为自己能否活下来而担忧的人，现在却巴不得早点抵达海滩。比起他们对德国人的最大畏惧，坐小船渡海才真是更加可怕的事。晕船症像瘟疫似的传遍所有59个护航船队，征象最厉害的是在颠得最凶的登陆小艇上的水兵。给每一个人都发了抗晕船的药，外加一样东西：它在装运单上以部队典型的精确性写明是，“纸袋，呕吐用，一只”。

部队的效率至此也算是高到家了，然而还是不够。“呕吐袋都装满了，钢盔里也满了，防火桶的沙子给倒掉，那里也满了出来，”二十九师的技术军士威廉·詹姆斯·威登菲尔德回忆道，“你在钢甲板上根本站不住，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说：‘要咱们去死，干脆让咱们滚到这些坑人的桶的外面去得了。’”在一些登陆船上，士兵们实在受不了，他们威胁说———也许更多的是吓唬人而不是认真的———要跳海。加拿大第三师的二等兵戈登·莱恩发现自己揪住一个朋友不放，那人“求我放开他的裤带”。皇家海军的一个突击队员拉塞尔·约翰·威瑟记得，在他的船上“呕吐袋很快就用完了，到后来只剩下一只”。人们都把它传给别人用。

由于晕船，千百个人都没能享受到往后几个月里他们再不会遇到的好饭菜。上级做出特殊安排，让所有的船都供应最好的食物。这份特殊的饭菜———部队里戏称为“最后的晚餐”———在各条船上也是不一样的，而各人的胃口又各不相同。在攻击型运输船“查尔斯·卡罗尔”号上，二十九师的卡罗尔·比·史密斯上尉得到的是一份牛排，上面有几只煎鸡蛋，蛋黄朝上，外加冰激凌和罗甘莓。两小时之后他推开别人往栏杆边上挤去。一一二工兵营的小约瑟夫·罗森布拉特少尉吃“国王式煮鸡”时一连添了六回，胃口越吃越好。第五特种工兵营的基思·布赖恩军士也是这样。他吃完了三明治和咖啡还觉得没尽兴。他的一个伙伴到厨房去“搬来”一加仑水果鸡尾酒，四个人分着把它喝光了。

在英国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第五突击营的艾弗里·杰·桑希尔逃过了一切的不适。他服了过量的晕船药从头一直睡到底。

在船上的人尽管经受着种种痛苦与恐惧，他们的记忆里却清晰得出奇地印上了某些图景。第二十九师的唐纳德·安德森少尉记得，天黑前一小时，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使整个舰队剪影似的轮廓分明。为了向第二突击营的托姆·瑞安军士表示祝贺，F连的战士围拢他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他刚满22岁。在第一师那位想家的19岁的二等兵罗伯特·马里恩·艾伦看来，这天晚上倘若“能在密西西比河上划划小艇，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了”。

在整个舰队的每一条船上，拂晓时将创造历史的人都在使自己尽可能得到一些休息。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在他乘坐的登陆船上正往毯子里钻时，脑子里忽然想起1642年在英国打埃杰赫尔战役时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所做的祈祷。基弗祷告说：“哦，主啊，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忙碌和紧张。若是我没来得及想起你，求求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他把毯子往上拉拉，几乎立刻就沉入了睡乡。晚上10点1刻过后不久，德国第十五集团军的反间谍部门首脑迈耶中校冲出他的办公室。在他手里攥着的也许是整个二次大战中德国人所截获的最最重要的情报。迈耶现在知道进攻就是48小时之内的事了。掌握了这个信息盟军就可以被赶回到海里去。信息得自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地下组织的一次广播，它即是魏尔兰诗歌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

迈耶冲进餐厅，在这里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汉斯·冯·萨尔穆斯将军正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另两个人在打桥牌。“将军！”迈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信息，第二部分———它来了！”

冯·萨尔穆斯沉吟了片刻，接着便下令让第十五集团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就在迈耶急匆匆地走出房间时，冯·萨尔穆斯的眼睛又回到他手里的牌上去了。冯·萨尔穆斯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老了，见得多了，再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过于激动了。”

迈耶回到办公室后，便和部下立即用电话通知西线总部，亦即伦德施泰特的总部。他们接着又禀报最高统帅部亦即希特勒的总部。与此同时又通过电传打字机通知所有别的司令部。

第七集团军又一次未被通知到²⁴，其原因从未得到过能让人满意的解释。再过四个小时多一点，盟军的舰队就会抵达五个诺曼底海滩外的集结海域；三小时内18000个伞兵将降落在夜色渐浓的田野与树篱上———也就是说进入从未得到有关D日警告的德国那个军的管区。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二等兵“荷兰佬”阿瑟·B·舒尔茨做好了准备。像飞机场上每一个人那样，他穿上了跳伞服，他右胳膊上搭了一顶降落伞。他的脸用炭涂黑了，而他的头也和今晚每个伞兵一样，剃成了怪模怪样的易洛魁族印第安人式：只留下窄窄的一行头发从脑门直到后脑勺，别处都剃得精光。他身边是他的武器装备；他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几小时前赢到手的2500美元现在只剩下20美元了。

现在，伞兵们等待卡车把他们载到飞机跟前去。“荷兰佬”的一个朋友、二等兵杰拉尔德·科伦比从一个掷骰子的赌摊里跑出来。“快，借给我20块钱！”他说。

“干吗？”舒尔茨问道，“没准你会给打死的。”

“我把这个押给你。”科伦比边说边解开他的手表。

“好吧！”“荷兰佬”说，递给他自己最后的20美元。

科伦比又跑回去掷骰子了。“荷兰佬”瞧了瞧手表，那是只毕业时赠送给孩子的那种波洛瓦牌金表，背后还刻有科伦比的名字以及父母的祝贺词。就在此时有人喊道：“好了，咱们走吧。”

“荷兰佬”提起他的装备和其他伞兵一起离开飞机库。他爬上一辆卡车时见到在他身边的就是科伦比。“还你，”他说，并把那只手表还给科伦比，“我用不着两只手表。”现在“荷兰佬”身上只剩下母亲寄给他的那串念珠了。他后来决定还是把念珠带上。卡车驶过机场，朝等候在那儿的飞机开去。

在英国各地，盟军的空降部队都登上了各自的飞机与滑翔机。运载为空降部队点火照亮降落地点的探路人的飞机已经飞走了。在纽伯里一〇一空降师的总部，最高统帅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小组军官以及四名新闻记者，在望着第一批飞机整队准备出发。方才艾森豪威尔和战士们谈话，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在这次进攻的各个方面，他最担心的就是空降问题了。他手下有些指挥官相信，空降行动会带来百分之八十的伤亡率。

艾森豪威尔已和第一〇一师师长马克斯韦尔·迪·泰勒少将道了别，泰勒将带领他的部下投入战斗。泰勒走开去时腰杆挺得笔直，有点发僵。他不想让最高统帅知道下午玩壁球时他右膝上扯伤了一根韧带。艾森豪威尔没准会不让他走的。

现在，艾森豪威尔站在那儿看着飞机一架架在跑道上驶走并慢慢升入空中。它们一架接一架地消失在黑暗里。它们在机场上空盘旋列成队形。艾森豪威尔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凝视着夜空。巨大的机群最后一次在机场上空发出吼声，朝法国飞去，这时，全国广播公司的“老红”米勒朝最高统帅看去，他见到艾森豪威尔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几分钟后，在英吉利海峡，进攻舰队上的战士听到了机群的吼叫声。声音越来越响，接着，头顶上传来一阵阵浪潮似的飞机轰鸣声。整个机群用很长时间才飞了过去。这以后，发动机的鸣叫开始减弱。在美国舰只赫恩登号的舰桥上，巴托·法尔上尉、值班的军官们以及报业协会的战地记者汤姆·沃尔夫朝着黑暗的天空凝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当最后一个编队飞过时，一盏琥珀色的灯透过云雾朝下面的舰队闪光。它慢速度地用莫尔斯电码打出了三个点和一个长划：那是V字，代表“胜利”的意思。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第二部 夜晚

Part Two The Night

1

★　★　★

月光如洗，泻进卧室。圣梅尔－艾格里斯镇60岁的女教员安吉拉·利弗拉尔特夫人慢慢地睁开眼睛。床对面的墙上，一束束红色和白色的光亮在静悄悄地闪烁跳跃。利弗拉尔特夫人慌忙坐了起来，瞪大眼睛。闪烁的光束似乎在沿着墙壁慢慢地向下滑落。

老太太清醒过来了。她终于明白，她看到的是梳妆台大镜子里的映像。就在这时候，她又听见远远传来的飞机低沉的嗡嗡声，喑哑的轰隆隆的爆炸声和连续击发的高射炮火的尖厉的呼啸声。她快步走到窗前。

海岸方向的天空里悬挂着一簇簇火花，红光把乌云都给染亮了。这情景令人毛骨悚然。远处，爆炸声带来明亮的粉红色的火光，一串串橘黄色、绿色、黄色和白色的曳光弹划破天空。在利弗拉尔特夫人看来，27英里外的瑟堡又挨轰炸了。她庆幸，这天夜里她住在宁静的圣梅尔－艾格里斯小镇。

女教员穿上鞋子，披上晨衣，穿过厨房，走出后门，朝厕所走去。花园里一片寂静。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这儿就像白天一样。邻近的田野和田边栽成树篱的灌木安详宁静，落满了长长的影子。

她刚走几步便听见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正向着镇子的方向飞过来，突然，周围所有高射炮都一齐开火。利弗拉尔特夫人胆战心惊，慌慌张张地冲到一棵大树下躲了起来。飞机飞得很低也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雷鸣般的高射炮火，一时间，呼啸声震耳欲聋。但马上，引擎的轰鸣声消失了，炮火中断了，世界又恢复宁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就在这个时刻，她听见头顶上方有一种奇怪的窸窣声。她抬头望去，只见一顶降落伞朝花园笔直地飘了下来，伞下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在摇来晃去。在约莫一秒钟的时间内，月光被挡住了，第八十二空降师五〇五团的引导员、二等兵罗伯特·马·墨菲²⁵在20码远的地方嗵的一声着陆了，并且连滚带爬地翻进了花园。利弗拉尔特夫人惊呆了。

18岁的伞兵立即掏出小刀，割断伞绳，抓住一个大包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利弗拉尔特夫人。他们互相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位法国老太太来说，这个伞兵看上去像个鬼怪，可怕至极。他细高个儿，脸上涂满油彩，使他的颧骨和鼻子显得更高了。他好像给武器和装备压得够呛。老太太魂飞魄散，呆呆地望着他，一步都挪不动身子。只见怪影把一个手指压在嘴唇，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便迅速消失了，利弗拉尔特夫人也慌忙行动起来。她一把撩起睡裙的下摆，拼命地向屋子里跑。她见到的是第一批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人中的一个士兵。当时是6月6日，星期二，午夜12时15分。

D日开始了。

伞兵引导员们在这地区的各个地方跳伞着陆，有些人是从300英尺的高度跳下来的。这支登陆行动的先遣部队是由一小批勇敢的战士自愿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在犹他海滩背后瑟堡半岛5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为八十二师和一〇一师的伞兵和滑翔机部队的“着陆区”布标。他们曾在空军准将外号“会跳的吉姆”詹姆斯·马·加文建立的特别学校里受过训练。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诺曼底登陆时只会有一个朋友，那便是上帝。”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闯祸。他们执行这场重要任务的成败关键在于速度和秘密行动。

然而，伞兵引导员们从一开始便遇到困难。他们跳入混乱之中。达科他式飞机掠过目标时速度极快，德军以为它们是战斗机。高射炮部队对美军的突然袭击大为吃惊，便漫无目标地胡乱开火，使天空成了由发亮的曳光弹和能致人死命的榴霰弹的弹片交织而成的火力网。一〇一师的查尔斯·艾塞在降落时怀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满不在乎的心情，观看着“五彩缤纷的子弹从地面射向天空，拖着长长的优美的弧线”，使他想起了7月4日国庆之夜。他想到，“这些炮弹真美”。

二等兵德尔伯特·琼斯刚要跳伞时，他的飞机被击中了。弹片穿过机身，没造成多大损伤，却差一点儿打在他的身上。二等兵艾德里安·多斯背负着100多磅的装备跳出机舱后吓了一大跳。他发现曳光弹在他身边飞来又飞去，有些在他头上会合，子弹划破了他的降落伞，他感到伞绳拉扯的力量。一串子弹穿过挂在他胸前的装备包。他没有中弹，真是个奇迹，但他的野战背包被打了一个大洞，“大得使所有的东西都掉了出来”。

高射炮火十分猛烈，很多飞机只好偏离航道。120名引导员中只有38人是按指定目标着陆的，其余的人落到好几英里之外。有的人下降到田地、花园、小溪和沼泽里，有些人摔进了树篱和大树，或者掉在屋顶上。虽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久经锻炼的伞兵，但他们在开始辨认方位时还是感到十分困难，不知所措。跟以前研究了好几个月的地形地图相比较，田地小了一些，树篱高了而道路又窄了。在迷乱得不辨方位的可怕时刻里，有些人干了傻事甚至危险的事情。

一等兵弗雷德里克·威廉昏头昏脑地着陆了，他忘了他已经深入敌后，糊里糊涂地把随身带的一个大型照明器打开了。他想知道照明器是否完好无损。它没有一点毛病。突然，田野一片通明，威廉吓得胆战心惊，比德军真朝他开火还要害怕。一〇一师伞兵引导员小组的组长弗兰克·利利门上尉差一点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落到一片牧场上，突然发现黑暗中有个庞然大物向他冲来。他差点开枪，幸好这家伙低声哞了一下，让他知道它不过是头牛。

这些引导员不光把自己和诺曼底人吓得够呛，还把几个看见他们的德国人吓一大跳，搞得莫名其妙。有两位伞兵竟然落在德军三五二师的恩斯特·杜林上尉的连部门外，偏离最近的着陆区达五英里以上。负责指挥驻扎在布来方的一个重机枪连的杜林上尉被低空飞行的飞机轰鸣声和高射炮火吵醒了。他跳下床，赶快穿衣服，慌乱中把靴子穿反了（他一直到D日结束才发现这个错误）。在街上，杜林看到不远处模模糊糊有两个人影。他大声喝问他们是什么人，但没有回答。他立即用施麦舍式手提机关枪向对方进行扫射。两个训练有素的伞兵引导员没有开火还击。他们消失了。杜林冲回连部给营长打电话。他对着电话气急败坏地喊：“伞兵！伞兵！”

其他一些引导员的运气没这么好。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二等兵罗伯特·墨菲拖着背囊（里面有一套雷达探测器），走出利弗拉尔特夫人的花园，向圣梅尔－艾格里斯以北的着陆区方向前进时，他听见右前方传来一阵短促的枪声。后来，他知道他的好朋友二等兵伦纳德·德沃夏克就是在那时候给打死的。德沃夏克曾发誓要“一天挣一个奖章，就是为了证明我是可以成功的”。他可能是D日里第一个被杀害的美国人。

像墨菲这样的引导员在到处辨认方向。这些看上去很凶狠的伞兵，穿着鼓鼓囊囊的降落伞服，背着十分沉重的枪支、地雷、信号灯、雷达探测器和荧光板，悄悄地从一个树篱摸向另一个树篱，前往集合的地点。他们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为着陆区布标，美国空降部队要在1时15分发动全面进攻。

50英里外，诺曼底战场东端，六架满载英国伞兵引导员的飞机和六架拖着滑翔机的皇家空军轰炸机，越过海岸飞了过来。在他们的前方，天空成了可怕的高炮火海，到处悬挂着幽灵似的吊灯形的火柱。离冈城几英里外的朗维尔小村里，11岁的男孩阿兰·多瓦也看到了火光。炮火声把他吵醒，他跟利弗拉尔特夫人一样目瞪口呆地望着床脚床架上大黄铜圆球所反射的瞬息万变而又五彩缤纷的图像。他看得简直入了迷，他使劲推着同他睡在一起的祖母马蒂尔达·多瓦夫人，激动地喊道：“快醒醒，奶奶快醒醒。我看出事了。”

这时候，阿兰的父亲里纳·多瓦冲进房间。“快穿好衣服，”他催着他们，“我看是一场大规模的偷袭。”父子两人从窗口看到飞机低低地掠过田野飞了过来。过了一会儿，里纳忽然发现这些飞机都不出声响。他恍然大悟。“天哪，”他喊了起来，“这不是飞机？是滑翔机！”

六架滑翔机，每架大约装载30名士兵，像巨形蝙蝠似的悄悄地俯冲下降。拖曳它们的飞机在越过海岸线离朗维尔约五公里的5000英尺到6000英尺的高空把拖索放开。现在它们朝着在月光下闪耀银光的两条平行的水道———冈运河和奥恩河飞去。就在朗维尔和贝诺维尔村之间和上方，这两条水道上有两座守卫严密的、彼此相连的大桥。这两座桥就是英军第六空降师滑翔机所载的这一小股队伍的袭击目标（这支部队是由久负盛名的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和皇家工兵部队的志愿人员组成的）。他们的充满危险的任务是夺取桥梁并制服守桥部队。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冈城和海滩之间的一条大动脉通路便被切断。他们便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的东西方向的活动，使之不能从侧面袭击英加部队的登陆场。由于部队需要这两座桥梁来扩大他们袭击进攻时的桥头堡，这些英国士兵必须在德军守桥部队炸毁桥梁以前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夺过来。这就需要举行一次十分迅速的突然袭击。英国人想出一个大胆而十分危险的解决办法。滑翔机穿过月光照耀下的夜空轻轻地着陆时，战士们挽起胳膊，屏住呼吸，他们将在大桥的引桥处强行着落。

三架滑翔机飞向冈运河大桥。布朗式轻机枪手、二等兵比尔·格雷闭上眼睛，鼓起勇气准备着陆。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叫人害怕。地面没有炮火。他只听见滑翔机引擎的转动声，仿佛在空中轻柔地叹息着。指挥突击的约翰·霍华德少校站在舱门边上，准备飞机一着地就把门打开。格雷记得，他的排长昵称“丹尼”的赫·德·布拉泽里奇中尉说了一声：“伙计们，开始了。”接着便是滑翔机着地坠毁时的爆炸声。起落架撞断了，断裂的座舱盖的碎钢片纷纷落了进来，滑翔机像一辆失去控制的卡车，摇摇晃晃地发着尖厉的呼啸声在地面滑行，散发出一团团火花。撞毁的机身转了半圈，让人心惊胆战。终于，滑翔机停了下来。格雷回忆道：“机头钻入带刺的铁丝网，差一点就撞在桥上。”

有人大喊一声：“小伙子们，快！”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机外钻。有些人从舱门挤出来，还有些人从舱盖跳下来。同时，在几码远的地方，另外两架滑翔机也强行着陆，滑行一番后停住。突击队的其他成员蜂拥而出。人人都往桥上猛攻，乱哄哄，一片混乱。德军惊慌失措，不辨东西。手榴弹不断地扔进他们的掩蔽体和交通壕。有些德国士兵在火炮掩体里睡大觉。他们醒来时听见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见的是瞄准他们的轻机关枪的枪口。还有些人迷里迷糊地抓起步枪或机关枪便对着那些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影胡乱开火。

突击组在桥这头收拾企图抵抗的德军，格雷等大约40人在布拉泽里奇中尉率领下冲过桥面，去占领极为重要的河对岸。快到桥中央时，格雷看到一个德军哨兵右手举着一把维利式信号枪，正要发射报警的信号弹。格雷端起布朗式轻机关枪向他扫射，他觉得人人都开火了。信号弹从桥面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哨兵却倒在地上死了。

他也许想警告几百码外奥恩大桥上的德军士兵，但信号发得太晚了，那里的守桥部队早已被制服。尽管在进攻时，只有两架滑翔机找到目标，第三架找错目标，落到七英里外的迪夫河上的一座桥上。两座大桥几乎同时失守。德军被神不知鬼不觉的突袭吓蒙了，很快便被打垮。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德国国防军有时间，他们也不可能炸毁这两座桥。拥上大桥的英国士兵发现，虽然炸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德国人始终没有把炸药安装就绪。他们在桥畔一个小屋子里发现了这些炸药。

战役结束以后，似乎总会出现一种让人心神不定的寂静。人们还没完全从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清醒过来，他们努力回忆，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人人都琢磨还有谁活了下来。17岁的格雷一方面为自己参加了偷袭而兴高采烈，一方面急切地寻找排长“丹尼”布拉泽里奇中尉。他最后一次见到中尉时，他正带领战士冲过大桥。可惜，战斗总有伤亡，其中一人便是这位28岁的中尉。格雷在运河大桥畔一家小咖啡馆前面发现了布拉泽里奇的尸体。“子弹打中他的喉部，”格雷回忆道，“显然，他是给燃烧弹打中的。他的伞兵服还在着火。”

不远处，在一座刚占领的小地头堡里，一等兵爱德华·塔潘顿正在发报告战斗成功的信号。他对着一架类似对话机的无线电反反复复地喊叫着密码电讯：“火腿加果酱……火腿加果酱……”

D日的第一场战役结束了。整个过程只用了15分钟。现在，霍华德少校和他的150名左右的战士，已经深入敌后并且暂时不会同增援部队取得联系。他们做好准备，坚守这两座至关重要的大桥。

至少，他们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在霍华德的滑翔机着陆的同一时刻———午夜12时20分，还有60名英国伞兵引导员从六架轻型轰炸机跳了出来。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落到了什么地方。

这些人承担了D日战斗中最艰巨的任务。作为英国第六空降师的先遣部队，他们自愿跳伞进入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区域，并在奥恩河以西用手电、雷达信标和其他导航仪器为三个着陆区布标。这三区都在方圆大约2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靠近三个小村———离海岸不到3英里的瓦拉维尔；霍华德手下人占领的大桥附近的朗维尔村；冈城东郊不到5英里的图夫莱维尔。英国伞兵将在12时50分在这些地区着陆。引导员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布标。

即便是大白天在英国，要在30分钟内找到着陆区并且布好标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是黑夜，又是在敌人的阵地上，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到过的国土上，他们的任务可以说是难于登天。他们跟50英里外的战友们一样，一下子就摔进了麻烦堆里，他们分散得太开，着陆时的情形更为混乱。

他们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天气变坏。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风刮了起来（美国伞兵没赶上刮风），薄雾使有些地区不易辨认。运送英国引导员小组成员的飞机遇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网，驾驶员本能地进行回避，结果飞过了目标地区或者根本找不到目标。有的驾驶员在指定区域上空盘旋了两三圈才把伞兵都投了下去。有一架飞机为了让伞兵引导员都跳出机舱，在密集的高射炮火中顽强地来回低空飞行了惊心动魄的14分钟。由于这些原因，很多引导员和装备降错了地方。

以瓦拉维尔为着陆地点的伞兵基本上在目标区准确降落，但他们马上发现，他们的大部分装备不是在降落过程中摔坏了便是落到了别处。去朗维尔的引导员没有一个是在靠近目标区的地方降落的，他们分散得很远，相互之间有好几英里。

然而，最不幸的是图夫莱维尔小队。原定有两个十人小组用手电布标，每一组都要向夜空打出一个信号字母K。一个小组降到了朗维尔地区。他们倒是很快就聚合在一起，找到他们以为是指定的地区。过了几分钟，他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第二个图夫莱维尔小队也没有到达目标区。这十个连续投下的伞兵中，只有四人安全着陆。其中之一是二等兵詹姆斯·莫里西。他胆战心惊地眼看着其他六人被一阵狂风突然刮中，卷向东去。他一筹莫展，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飘向远处月色下泛着银光的迪夫河河谷。德军为了防御目的，早就用水淹没了这片河谷。莫里西从此没有再见过这六个人。

莫里西和其余三人的着陆地点离图夫莱维尔不远。他们聚集在一起，派一等兵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去着陆地区进行侦察。他没走几分钟，就被他们要布标的地区边沿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于是，莫里西和另外两个人便在他们降落的玉米地里布置好图夫莱维尔的信号光标。

实际上，在最初的混乱中，没有几个引导员遇到过德国士兵。偶尔有几个人惊动了哨兵，交了火，当然就有了伤亡。然而，使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他们周围环境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战士们都以为一着陆便会遭到德军的猛烈反击。然而，大多数人遇到的是一片肃静，寂静无声的夜晚，使战士们经历了不少自己制造的叫人魂飞魄散的险境。好几次，伞兵们在田地里或树篱下彼此相遇，互相以为对方是德国兵。

伞兵引导员和空降营先遣部队的210名战士，在诺曼底的黑夜里，沿着没有灯光的农舍和沉睡的村落的边缘摸索着，努力辨认方向。他们首先必须准确判断他们所在的地区。在目标区准确着陆的人，很快辨认出他们在英国时从地形图上认识的界标。完全迷失方向的人，想办法用地图和罗盘来定方位。先遣信号部队的安东尼·温德伦上尉，用一个比别人更为直截了当的办法解决问题。他爬上一个路标，镇定自若地划了根火柴，发现他的指定集合地点朗维尔就在几英里外不远的地方。

可是，有些伞兵却遭了大难，无可挽回。有两个人从夜空降落，正好落在德军第七一一师指挥官约瑟夫·赖克特少将的司令部前的草坪上。飞机轰鸣而过时，赖克特正在打牌。他跟几个军官冲到阳台上，正好看到两个英国人落到草坪上。

很难说，赖克特和两个引导员中间谁更吃惊。将军的情报官抓住两位英国士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带到阳台上。大惊失色的赖克特冲口而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引导员十分冷静地回答，仿佛他打扰的不过是一次鸡尾酒会，“非常对不起，老先生，我们不过是阴错阳差才在这儿着陆的。”

就在他们被带出去接受审问的时候，盟军解放力量的第一支部队，570名美国和英国伞兵，正在为D日战役作安排。着陆区内，信号弹开始腾空而起，飞向夜空。

2

★　★　★

“出什么事儿了？”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对着话筒大声问道。他昏头昏脑，还处在半睡眠状态，身上光穿着内衣。飞机的轰鸣和炮火的呼啸声把他吵醒了。他本能地感到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他在俄国前线待过两年，惨痛的经历教会少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团长奥克中校似乎对普洛斯克特的电话很恼火。“我的亲爱的普洛斯克特，”他冷冰冰地说，“我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搞清楚了会告诉你的。”咔嗒一声，奥克把电话挂断了。

普洛斯克特对这个回答不大满意。快有20分钟了，飞机不断地轰鸣着进入布满炮火的天空，在东边和西边的海岸线上轮番轰炸。但他所在的海岸中部却寂然无声，肃穆得叫人不安。他的指挥部设在埃特雷亨姆，离海岸线四英里。他负责指挥德军第三五二师的四个炮兵连，一共20门大炮。它们守卫半个奥马哈海滩。

紧张不安的普洛斯克特决定越过团长，直接打电话给师部。他同三五二师的情报军官布洛克少校通话。布洛克告诉他：“也许就是又一次空袭罢了，普洛斯克特。情况还不清楚。”

普洛斯克特挂上电话，觉得自己有点傻里傻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太莽撞了一点。归根到底，并没有发生值得惊慌的事情。普洛斯克特想了起来，事实上，经过好几周的忽上忽下的紧急待命警戒演习，今晚正赶上是少有的不必值勤的夜晚。

普洛斯克特现在头脑十分清醒，他太心神不定睡不着觉了。他在行军床边坐了好一会儿，他的德国种牧羊犬哈拉斯静悄悄地躺在他脚边。城堡里一片静谧，但普洛斯克特还是听得见远处传来的飞机的隆隆声。

突然，野战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普洛斯克特一把抓起话筒。“据报告，半岛上有伞兵。”话筒里传来奥克中校平静的声音，“通知你的部下，立刻去海边。这可能是敌人登陆。”

几分钟后，普洛斯克特、他的第二炮兵连连长鲁兹·威尔肯宁上尉和重炮官弗里茨·特恩等三人出发，去前沿指挥所建在圣昂诺利村附近峭壁里的观察地堡。哈拉斯跟他们一起去。大众越野汽车里挤得很。

普洛斯克特后来回忆说，汽车开了没几分钟就到达海边，途中没有人说话。他有一大担心：炮兵连的弹药只够用24小时。几天前，第八十四军的马克斯将军视察炮连时，普洛斯克特提出过这个问题。“要是敌人真的入侵到你这个地区，”马克斯向他担保，“给你的炮弹一定会多得你用不完。”

大众汽车穿过沿海防御工事的外围到了圣昂诺利。他牵着哈拉斯，沿着峭壁后面通向隐蔽指挥部的狭窄小道慢慢地向上爬，他的部下跟在后面。好几段带刺的铁丝网把小路标得很清楚。这是通向观察所的唯一道路，两边都是布满地雷的阵地。快到峭壁顶端时，少校走进一条狭窄的壕沟，走下几级水泥台阶，沿着曲曲弯弯的隧道向前走，终于来到有三个人守着的、挺大的一个单间地堡。

地堡有两个相对的狭小的孔隙，在一个孔口前装了一架高倍数的炮队镜。普洛斯克特一进屋便立即坐到炮队镜前面。观察所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它位于奥马哈海滩上方100多英尺的地方，几乎处在不久以后便是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要是天色晴朗，从这个制高点望出去，观察的人可以看到塞纳河口的全部海湾，从瑟堡半岛的顶端一直向左到勒阿弗尔以及右边更远处的景色，都可以一览无遗地收入眼底。

即使现在在月色下，普洛斯克特还是看得很清楚。他慢慢地把炮队镜从左向右移动，巡视整个海湾。海湾上有些雾气，乌云偶尔遮蔽朗朗的月光，在海面上投下黑色的阴影。然而，没有异常现象。没有灯光，没有声响。他通过炮队镜反复搜索海湾，但是海湾里没有船只。

普洛斯克特终于站起身子。他给团部拨电话时对特恩中尉说：“外边没有问题。”然而，普洛斯克特还是心神不定。“我要留在这儿，”他对奥克说，“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也有可能会出事的。”

这时候，各种各样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报告开始进入诺曼底各地的第七集团军指挥部门，军官们绞尽脑汁，对情况进行分析。他们没有太多根据———这儿看见几个人影，那儿听见几声枪响，还有的地方发现树上挂着降落伞。这些都是线索，但说明什么问题？盟军空降部队只投下570名士兵。但他们已经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各地的报告都很零散，只言片语，不带结论，连有经验的军人都不免将信将疑，胸中无数。到底有多少人登陆了，两个还是200个？是应付紧急情况跳伞的轰炸机机组成员，还是法国地下工作者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人人心里没底，连亲眼看见伞兵的德国军官诸如第七一一师赖克特将军那样的人都没有把握。赖克特认为这是空降部队对他司令部的突然袭击，他给军长的报告里发表了这个看法。过了很久，这份报告才到达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按照例行公事被载入战地日志，并附有值得回味的注释：“并未交代细节。”

过去的虚惊事件实在太多了，人人都变得极为谨慎。连长们要经过再三考虑才向营部报告，而且事先还一再派巡逻队反复核实。营长们在向团部报告以前还要更加小心谨慎。在D日最初的几分钟内，各级指挥部内流传的说法，由于涉及的人很多且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由于情报零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发出警报，尤其是一个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警报。于是，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地流失了。

在瑟堡半岛，两位将军已经出发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现在，第三位将军，第九十一空降师的威廉·法利少将也选择这个时候外出。尽管第七集团军司令部有命令，不准指挥员在天亮以前离开岗位，法利还是认为只有提早出发他才能赶上图上演习。这一决定使他送了命。

在勒芒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司令正在呼呼大睡。大概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下令取消原定当晚举行的警戒演习。他本人精疲力竭，早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参谋长，又能干又负责的马克斯·彭塞尔正准备就寝。

在圣洛，集团军的下级指挥机构第八十四军司令部里，人们正准备为埃里奇·马克斯举行一个叫他大吃一惊的生日晚会。弗雷德里希·海恩少校已经把酒准备好了。他们的打算是在圣卢大教堂的午夜（英国夏令时间1点钟）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由海恩、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冯克里根中校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走进将军的房间。大家都琢磨，面容严峻、只有一条腿的马克斯（他在俄国失去了一条腿）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诺曼底，他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但他为人严肃，从不流露感情。然而，一切已经就绪，尽管人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孩子气，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这个生日晚会。他们正打算走进将军的房间时，忽然听见附近的高射炮轰隆隆地开起火来。他们冲出门外，正好看见一架盟军轰炸机栽进火海，又听见炮兵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们打中了！我们打中了！”马克斯将军仍然待在他的房间里。

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以海恩为首的一小群人手里拿着夏布里白葡萄酒和几个酒杯，大步走进将军的房间，有点不大自然地向将军表示贺意。马克斯抬起头来，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地凝视着他们，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海恩回忆时说：“他站起身迎接我们的时候，他的假腿发出吱嘎的响声。”他友好地挥了一下手，使大家不再拘束。酒瓶打开了，参谋们围着这位53岁的将军立正致意。他们局促地举起酒杯，为他的健康干杯。他们很有福气，一点都不知道，40英里外，4255名英国伞兵正在法国国土上降落。

3

★　★　★

诺曼底月光照耀的田野上响起了英国猎号的呜呜声。低哑的号声缭绕回旋，悬在空中，显得孤单而又不协调。号角声一遍又一遍地吹着。数十个头戴钢盔，身着用绿、棕、黄色伪装的降落伞服，肩负手提沉重装备的人影沿着沟渠和树篱奋力越过田野，朝着猎号声的方向前进。别的猎号加入了合唱。忽然，军号嘹亮地吹奏起来。对千百个英国空降兵来说，号声是战斗的前奏。

古怪的号音来自朗维尔地区。它是第五伞兵旅两个营的集合信号。他们得迅速行动。一个营要急速前进，去增援霍华德少校那一小股从滑翔机上降落的、现正在守卫大桥的部队。另一营要占领并守住渡口要道东端的朗维尔村。伞兵部队指挥员以前从来没使用这种方式来集合部队。然而，那天夜里，速度便是一切。第六空降师是在同时间赛跑。

第一批美英部队将于清晨6点30分到7点30分在诺曼底的三个海滩登陆。“红色魔鬼”有五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占领第一批据点，夺取整个登陆区的左翼。

第六空降师有一系列复杂的任务要执行，每项任务几乎都得分秒不差地完成。按计划，伞兵们要占领冈城东北部的高地，守住奥恩河和冈运河的大桥，还要摧毁迪夫河上的五座桥梁，从而阻挡敌军部队，尤其是装甲兵前往登陆桥头堡的侧翼。

然而，以轻武器装备的伞兵们没有足够的火力来制服密集的装甲车及坦克的反攻。因此，防守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反坦克炮和能摧毁装甲车和坦克的特种弹药能否迅速而安全地到达。由于大炮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把它们安全运到诺曼底：靠滑翔机运输。凌晨3时20分，将有一队由69架滑翔机组成的机队从诺曼底上空下降，带来士兵、战车、重型装备和珍贵的大炮。

机组的到达本身就是个严重问题。滑翔机相当大，每一架都比DC－3型飞机要大得多。四架汉密尔卡式滑翔机大得可以装载轻型坦克。为了让69架滑翔机降落，伞兵们首先得从敌人手里把指定的着陆区夺过来并守卫好。其次，他们得在满布障碍物的草地里清理出一大块可以降落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在黑夜里、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清理掉像森林似的一大片挂有地雷的树干和枕木。这儿还要用作将在晚上着陆的第二批滑翔机的着陆地点。

他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摧毁梅尔维尔附近的强大的岸炮阵地。这也许是第六空降师要执行的最为重要的任务。盟军情报人员认为，岸炮阵地的四门威力很大的大炮，可能会骚扰来集合的登陆舰队，并大量杀伤在索德海滩登陆的部队。第六师接到命令，要在清晨5时以前把大炮摧毁。

为了完成这几项任务，第三和第五伞兵旅在诺曼底投下4255名伞兵。由于导航错误、高速飞行的飞机因回避地面炮火而被迫偏离航向、着陆区的标志布得不好和突然刮起狂风等种种原因，伞兵落地时十分分散。有些人运气不错，但好几个人落到了离着陆区5英里至35英里的地方。

两个伞兵旅中间，第五旅的情况好一些。大部分战士在朗维尔附近的目标区着陆。即使如此，连指挥员都花了快两个小时才把一半的人集合起来。然而，在起伏萦绕的猎号的指引下，许多伞兵已经在集合途中。

第十三营的二等兵雷蒙德·巴顿听见了猎号声。他就在着陆区的边沿，却一时没法去集合，因为他摔进了一个小树林的浓密的树丛里。巴顿的降落伞把他挂在一棵树上，使他缓慢地来回晃动，离地面大约15英尺。他拔出小刀打算割断伞绳下地时，忽然听见附近传来一阵急促的施麦舍式机枪声。随后，树丛里发出窸窣的响声，有个人慢慢地朝他走了过来。巴顿在跳伞时把轻机关枪给弄丢了，他没有手枪。他悬挂在树上毫无办法，不知道过来的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伞兵。巴顿后来回忆说：“不管谁走过来看我，我都只好保持不动，希望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他大概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走掉了。”

巴顿尽其所能赶快从树上下来，朝着集合的猎号声方向前进。可惜，他的灾祸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树林边缘，他发现一个伞兵的尸体，那人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他沿着一条道路前进时，有个人从他身边跑过去，疯狂地喊叫着，“他们杀了我的朋友！他们杀了我的朋友！”后来，他总算追上一群去指定集合地点的伞兵。巴顿发现他边上的一个人，似乎因惊恐而神经麻木了，他迈着大步，眼睛直视前方，决不左顾右盼，完全不知道他右手紧握的枪支快要给折弯了。

这天夜里，在很多地方，像巴顿这样的士兵差不多都在震惊之余立即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第八营一等兵哈罗德·泰特努力挣脱降落伞时，正好看见一架达科他式运输机被高射炮火击中。飞机像颗燃烧着的彗星在他头上倒栽下来，在大约一英里外的地方发出巨响，爆炸了。泰特不禁琢磨起来：不知道飞机里的跳伞小组成员是否已经跳下来了。

加拿大第一营的二等兵珀西瓦尔·利根斯也看见一架在燃烧的飞机。“火势很大，从机头到机尾一片火焰，碎片不断地落下来。”飞机仿佛朝他头上飞过来。那景象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动不动地呆站着。飞机掠过他的头上方摔在他身后的田地里。他跟一些人想走过去抢救里面的人，但是“里面的弹药开始爆炸，我们无法接近了”。

第十二营的20岁的二等兵科林·鲍威尔落到了离着陆区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他着地后听到的第一声战争中才有的声音，是黑夜里的一阵阵呻吟。他在一个伤势严重的伞兵身边蹲了下来。伤员是个爱尔兰人，他央求鲍威尔：“朋友，请给我一枪，把我结果掉。”鲍威尔下不了手。他尽量地使伤员伞兵舒服一些，然后，他在急忙离开时，答应一定派人来救他。

在最初的时刻里，很多人是靠自己的机智和办法才得以生存。加拿大第一营的一位伞兵理查德·希尔伯恩记得，他从一间暖房的屋顶上摔进屋内，“把玻璃砸得到处都是，而且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但玻璃还在掉的时候，他已经跳出暖房跑了起来”。还有一个人正好掉进了一口井，他拽住伞绳交替着两手向上爬，爬出井口以后，他像没事似的朝集合地点出发了。

人们到处千方百计地摆脱困境。大多数的处境即使在大白天也够糟糕的；在黑夜里，尤其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加上恐惧和想象，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二等兵戈弗雷·麦迪逊正是这样。他坐在田边，带刺的铁丝网使他动弹不得。他的两条腿同铁丝网缠在一起，他装备的重量———包括四个十磅重的迫击炮弹，一共有125磅———把他拽到铁丝网的深处。他给铁丝网完全绊住了。麦迪逊是在朝第五营号角声方向前进时一脚踏空，摔进铁丝网的。他回忆说，“我害怕起来。天很黑，我相信有人会给我一枪的。”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倾听着。过了一会儿，麦迪逊认为他躲过了敌人的注意，便开始以痛苦而缓慢的挣扎来解放自己。他觉得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挣脱出一条胳膊，可以从身后皮带上解下一把剪铁丝的剪刀。没过几分钟，他已经出了铁丝网又朝着猎号的方向前进。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内，加拿大第一营的唐纳德·威尔金斯少校正在一座好像是家小工厂的楼房边悄悄地走着。忽然，他发现草坪上有一群人。他立即匍匐在地。黑影们一动不动。威尔金斯使劲看了半天，站起身子，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影是花园里的石头雕像。

第一营的一位中士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看见的影子可是真人。这位中土掉进了齐膝深的水里。二等兵亨利·丘吉尔正好在附近的一条沟里。他看见中士挣脱降落伞，然后在两个人朝他走近时绝望地四下张望。丘吉尔记得，“中士等待着，努力辨认他们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两人越走越近，他们的讲话声使他肯定他们是德国兵。中士的轻机枪响了起来，“他用了一个快速连射就把这两个人打倒了”。

D日开始的时刻，最阴险的敌人不是人而是大自然。隆美尔的反伞兵措施发挥了很好的效用：用水淹没的迪夫河河谷的水坑和沼泽成了死亡的陷阱。第三旅很多伞兵跳入这种地方，好像从口袋里随便倒出来的糖果。对这些伞兵来说，悲剧性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有些驾驶员由于云层很厚，误把迪夫河口当成奥恩河，让伞兵跳到了大片的沼泽地。整整一个营700名战士本来应该在大约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着陆，结果给分散到50多英里的地方，还都是乡村和沼泽地。正是这个营———经过严格训练的第九营———承担了当夜最艰巨的袭击梅尔维尔炮兵阵地的任务。有些人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找到队伍，很多人从此不见踪影。

人们永远无法统计在迪夫河沼泽地里牺牲的伞兵人数。幸存者说，沼泽地里，7英尺深、4英尺宽的沟渠纵横交错，沟底是黏糊糊的烂泥。一个背着武器弹药和沉重装备的人是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从沟里爬出来的。放个人用品的帆布背包一遇水分量就更重了，几乎增加一倍。为了生存，战士们得把它们扔了。很多人好不容易从沼泽地走了出来，却又淹死在离陆地几码远的河水里。

第二二四伞兵战地救护队的二等兵亨利·亨伯斯通差一点就淹死了。亨伯斯通着陆时掉进了沼泽地齐腰深的水中，完全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原本应该在瓦拉维尔西部果木区着陆，结果到了着陆区的东边。他要去瓦拉维尔的话，不仅要走出沼泽地而且还要过迪夫河。他所待的地方给一层脏被单似的薄雾笼罩着，四周除了蛙声什么也听不见。走着走着，前面传来急促的流水声。亨伯斯通跌跌撞撞地走过淹了大水的田地，来到了迪夫河边，他正四下张望想找条过河的路时，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两个人。他们是加军第一营的战士。亨伯斯通大声喊：“我怎么过河？”其中一人大声答道：“这儿挺安全的。”这个加拿大人走下河，显然是想摆个样子给他看。“我看着他，一眨眼，他不见了，”亨伯斯通回忆说，“他没喊也没叫。他就是一下子没有了，我和对岸他的同伴根本来不及救他。”

第九营的随军教士约翰·格威内特上尉晕头转向，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也掉进了沼泽地。他只有单身一人，四周的寂静叫人忐忑不安。格威内特一定要走出沼泽地。他相信梅尔维尔突袭会有恶战和伤亡，他要跟战士在一起。就在起飞前他还对他们说：“恐惧来叩门，信念打开大门，门外什么都没有。”格威内特不知道，他得花整整17个小时才走出沼泽。

这时候，第九营营长特伦斯·奥特韦中校怒火万丈。他着陆的地方离集合处有好几英里，他知道他那营的战士一定分散在很多地方。奥特韦在黑夜里急忙行走时，三三两两的士兵从各处冒出来，证实他对形势所做的最坏的估计。他不知道空降究竟糟到什么地步。难道他的特种滑翔机运输队也落到了四面八方？

为了保证突袭成功，奥特韦非常需要滑翔机运送大炮和其他装备，因为梅尔维尔的炮兵阵地非同一般。阵地四周有一系列十分严密的防御工事。要进入炮兵阵地的中心，即四门安装在混凝土暗堡里的大炮，第九营得先通过地雷区和防坦克壕，再穿过15英尺厚的带刺铁丝网，越过更多的地雷区，然后从纵横交错的布满机关枪的交通壕里打出去。德军认为，这样强大的防御工事，再加上200人防守部队，是难以攻破的。

奥特韦并不这样想，他制订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要攻克这个阵地。他不想侥幸成功。他决定，首先，100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要轮番轰炸这个炮兵阵地，投下至少4000磅炸弹。滑翔机队随后运送来吉普车、反坦克炮、火焰喷射器、班加罗尔式爆破筒（长短不一的装满炸药的用来摧毁铁丝网的管筒）、探雷器、迫击炮，甚至轻巧的铝质登高梯。奥特韦的部下从滑翔机队拿到这些特殊装备以后，便分11个小队向暗堡炮兵阵地出发并开始攻击。

这一切，要求各个环节在时间上彼此呼应，密切配合。侦察小组先出发去巡视；测雷小组将排除地雷并在清扫过的地区里标好供行走的道路；带爆破筒的爆破小组要炸掉铁丝网；狙击兵、迫击炮手和机枪手要迅速进入阵地以掩护主攻人员。

奥特韦的计划还有最后一招，使敌人防不胜防。主攻部队从地面扑向炮连时，三架满载伞兵的滑翔机要在暗堡上强行着陆，以便地、空部队联合起来对炮连的防御工事发起强大的进攻。

这计划的有些部分颇带自杀性，但值得一试，因为梅尔维尔的暗堡炮连可能在英军在索德海滩登陆时大量杀伤英军士兵。即使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即使奥特韦把人员集合起来，准时出发前往炮连阵地，他们也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摧毁炮连。上级早已明确通知他，如果第九营不能准时完成任务，海军的大炮就要出动。这意味着，不管成败如何，奥特韦和他的部下必须在凌晨5时30分离开炮连阵地。那时候，如果奥特韦还没有发出成功的信号，大炮就开始轰击。

这就是作战方案。可是，在奥特韦心急如火地赶向集合地点的时候，作战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出了差错。午夜12时30分进行的空袭完全失败，没有一枚炸弹是击中炮连的。误差越来越多：装载着重要装备的滑翔机队没有到来。

在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在俯视奥马哈海滩的暗堡观察所里，维尔纳·普洛斯克特还在观察。他看到的只是海浪的白色浪尖。他的担心并未因此而消除，相反，他更加肯定要出事了。他到达暗堡后不久，一队队的飞机轰鸣着掠过海岸线向右侧方向飞去。普洛斯克特觉得至少有好几百架了。飞机一来，他就等着团部来电话证实他的猜想：敌人的登陆突击开始了。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响起来。奥克打过第一个电话以后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普洛斯克特又有新发现———大批飞机正向他的左侧飞去，轰鸣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响。这一次，飞机的马达声是从他的后方传来的，它们似乎是从西部飞向瑟堡半岛。普洛斯克特更糊涂了。他本能地又通过炮队镜向外搜索。海滩上空无人影，他看不到任何可疑迹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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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梅尔－艾格里斯，炸弹爆炸声听得很真切，仿佛就在眼前。担任镇长职务的药剂师亚历山大·雷诺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认为飞机是在轰炸圣马科夫和圣马丁德瓦拉维尔的炮兵阵地。这两个地方都不远，就在几英里外。他为小镇和镇民们担忧。由于宵禁，他们不得离开住宅，因此，居民们最多只能在花园的壕沟或地窖里躲一下。雷诺领着妻子西蒙娜和三个孩子走到起居室外的通道，这儿的木板挺厚，可以起保护作用。全家人大约在半夜1点10分聚集到这个临时防空掩蔽所。雷诺记得很清楚（对他来说是12点10分），因为就在这时候，有人拼命地、急迫地敲他家的街门。

雷诺让一家人待在屋内，他穿过黑暗的临艾格里斯广场的药店店堂去开门。他还没走到门口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从药店窗户望出去，广场及广场边缘的栗子树和广场上的诺曼底式大教堂都被火光照耀得一清二楚。广场对面的M·海龙别墅着了火，火势很猛。

雷诺打开大门。镇救火队长站在门外，齐肩的黄铜头盔金光锃亮。队长指指着火的房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猜是一架飞机无意中掉下的燃烧弹砸中了这幢房子。你能不能要求司令部取消宵禁？我们得找人组织水桶队，人越多越好。”

镇长跑到附近的德军指挥部。他急忙向值班的中士说明情况。中士未经请示便同意解除宵禁。德国人同时叫出几个卫兵去监视来救火的志愿人员。雷诺又去牧师家把起火一事告诉路易·罗兰神父。牧师派司事去教堂敲钟，他和雷诺等人挨家挨户去敲门，动员居民来帮忙。钟声响了起来，在全镇上空回荡。人们纷纷走了出来，有人穿着睡衣，有人还没穿戴整齐，一会儿100多个男男女女分成两行开始一桶一桶地传水。他们周围是大约30名手持步枪或施麦舍式机枪的德军卫兵。

雷诺还记得罗兰神父在混乱中把他拉到一边。“我得跟你谈谈———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神父说。他把雷诺带到神父家的厨房里，年迈的女教员安吉拉·利弗拉尔特夫人正等候着他。她极度受惊，手足无措。她哆哆嗦嗦地说：“有个男人落到我的豌豆地里。”雷诺实在管不了那么多的麻烦事，但他还是安慰了她一番：“别担心。回去吧，待在家里。”接着，他又冲回火场。

他刚离开一会儿，可这儿的喧闹声更大了，情况也更混乱了。火舌蹿得更高，火星雨点般落到外屋，那儿也开始起火了。雷诺觉得眼前的景象仿佛是一场噩梦。他看见救火队员们紧张得通红的脸庞，以及手持步枪或机关枪的穿着厚大衣显得十分笨重的德国兵，他不禁看得发呆，脚下仿佛生了根似的挪动不开。广场上空，钟声还在回荡，为地下的嘈杂声又添上一悠久绵长的声响。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了嗡嗡的飞机声。

飞机声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轰鸣声越来越响，随之而来的是轰隆隆的高射炮火声，半岛上的炮兵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向成队的飞机开火。在圣梅尔－艾格里斯广场上，人人抬起头望着天空，他们怔住了，把身边的大火忘得一干二净。接着，镇上的大炮也开火了，隆隆炮声就在他们的头上轰鸣回荡。飞机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并排穿过从地面升起的纵横交错的火力网。飞机亮着灯。他们飞得低极了，广场上的人们本能地低下身子躲起来。雷诺记得飞机“在地面投下巨大的影子，红灯仿佛在阴影里点燃”。

一批又一批的飞机飞了过去，满载着13000人的882架飞机，有史以来最大的空降战略的第一批飞机。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和久经考验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们，正飞往离圣梅尔－艾格里斯几英里的六个着陆区。伞兵们一组接一组地从机舱跳了出来，很多要在小镇外着陆的伞兵，在下降过程中不仅听到炮火的轰隆声，还听见战场上不应有的声音———黑夜里铛铛响的教堂钟声。对很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最后听见的声音。一阵狂风刮了过来，一些士兵飘向艾格里斯广场的炼狱———由于命运的摆布，德国卫兵正好持枪站在那里。飞机掠过圣梅尔－艾格里斯时，一〇一师五〇六团的查尔斯·桑塔西埃斯洛中尉站在舱门口。他回忆说：“我们离地面大约有400英尺。我看得见下面有大火在燃烧，德国兵在来回跑，天翻地覆，一片混乱。高射炮和步枪、机关枪不断开火，那些可怜的家伙正好赶上了。”

第八十二师五〇五团的二等兵约翰·斯蒂尔一出机舱就发现，他不是向着有灯光标志的着陆区下降，而是飘向一个似乎着了火的小镇中心。接着，他看到德国士兵和法国老百姓乱哄哄地东奔西跑。斯蒂尔觉得大部分人都仰着头在看他。忽然，他觉得有样东西“像快刀一样”扎了他一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接着斯蒂尔又遇到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他摇摇晃晃地悬在半空中，没法避开小镇，他的降落伞带着他向着镇边教堂的尖塔飘了过去，他给挂在塔尖，无法脱身。

斯蒂尔的上方是一等兵欧内斯特·布兰查德。布兰查德听见教堂的钟声，也看见四周熊熊的火焰迎着他升起来。紧接着，他魂不附体地看着几乎是从他身边下降的一个人“就在我眼前突然爆炸，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给他随身带的炸药炸死的。

布兰查德拼命推上升操纵器，想躲开下面广场上的人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坠到一棵树上。他四周围的人被机关枪纷纷打死，到处都是吆喝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布兰查德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声音。机枪声越来越近，布兰查德慌慌张张地割断降落伞绳。他从树上跳下来，魂不守舍地跑了起来，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把大拇指尖也一起割掉了。

德国兵一定认为圣梅尔－艾格里斯受到空降部队的袭击。广场上的镇民都以为他们正好处在一场大战役的中心。实际上，没有几个美国人———大约30个伞兵———在小镇降落，落到广场周围的不到20个人。不过，他们足以使拥有大约100人的德国驻军惊恐不安。德国兵认为广场是突袭的中心，援兵纷纷冲向广场。雷诺觉得，有些德国兵突然看到大火和流血的人，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离镇长站的地方大约15码开外，一个伞兵摔进了一棵树里，他拼命想挣脱伞衣，可是他立即被发现了。雷诺看到，“七八个德国兵对着他把手提机关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小伙子瞪着眼睛倒挂在树枝上，好像在看自己身上的子弹洞”。

广场上的人被周围的大屠杀惊呆了，他们丝毫不觉得头上巨大的载着空降部队的机队还在不断呼啸着掠过天空。成千上万的伞兵正纷纷跳向镇西北的第八十二师的着陆区和镇东及略微偏西的圣梅尔－艾格里斯和犹他海滩登陆区之间的第一〇一师的着陆区。然而，由于落点分散，差不多每一个团都有一些伞兵离开队伍飘进小镇，遭到浩劫。有一两个人背负着弹药、手榴弹和可塑炸药，坠入着火的房子里。人们只听见几声惨叫，接着便是弹药着火时的噼啪声和轰隆隆的爆炸声。

在恐怖和混乱之中，有一个人顽强而没把握地为生命而挣扎。二等兵斯蒂尔的降落伞覆盖在教堂的塔尖上，他悬挂在屋檐下。他听见呼喊声和尖叫声。他看见德国兵和美国兵在广场和街道里互相开火。他还看见机关枪喷射着红红的火舌，一排排子弹在他的上方和周围飞舞，他吓破了胆，动弹不得。斯蒂尔曾经想割伞断绳，但是，小刀不知怎么从手中滑脱，掉到下面的广场上。斯蒂尔相信他唯一的希望是装死。屋顶上，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德军机枪手向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开火，但他们就是没向斯蒂尔开枪。他给降落伞拽住，挂在那儿，真跟“死”了一样。在激烈的战斗中经过这个地方的第八十二师的威拉德·扬中尉，至今还记得“那个挂在尖塔上的死人”。斯蒂尔在半空中悬了两个多小时才给德国兵救了下来，做了俘虏。他又惊又吓，加上脚伤疼痛不堪，他根本不记得，离他脑袋几英尺远的教堂大钟一直在不断地敲。

圣梅尔－艾格里斯镇的遭遇战是美军空降兵进攻的前奏。但在整个作战方针的实施过程中，这个血腥的第一次小冲突纯属偶然²⁶。虽然圣梅尔－艾格里斯小镇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主要目标之一，真正的争夺小镇的战斗尚未开始。在打响争夺战以前，第一〇一和八十二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同英国战友一样，也在跟时间赛跑。

美军的任务是占领登陆区的右翼，英军要占领并坚守左翼。但是，美国伞兵还肩负更为重要的任务：他们是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成败的关键。

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最大障碍是一条名叫杜夫河的河流。隆美尔的工兵们充分利用杜夫河及其主要支流梅尔德里特河，来作为他们抗登陆防御配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条河流过像拇指形的瑟堡城的下端，向南和西南流经低洼地，在半岛底部同卡朗坦运河汇合，然后，同维尔河平行地流入英吉利海峡。德军通过启动卡朗坦城上方几英里的有上百年历史的拉巴基特闸门向半岛放水。半岛本来就是沼泽地，现在德军又淹没了大片土地，使半岛几乎同诺曼底完全隔断了联系。这样，德军可以通过控制水淹区为数不多的道路、桥梁和堤道，来包围入侵部队并最终把它们歼灭。如果盟军从东岸登陆，德军可以从西部和北部发起袭击，收缩包围圈，把入侵者赶回海上去。

这一切是最基本的总作战方针。但德军无意让盟军的登陆部队如此深入，他们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把东海岸沙滩后面的低洼地，再用水淹没12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积。犹他海滩几乎位于这片人工湖的中心。第四步兵师的战士（加上他们的坦克、大炮、车辆和给养）只有一个办法进入内地：那便是沿着通过洪淹区的五条堤道。可是，德军的炮火控制着这些堤道。

德军的三个师坚守半岛，控制这些天然的防御工事：第七〇九师守卫北部和东海岸；第二四三师守卫西海岸，刚赶来的第九十一师守卫中部并分散在半岛低部各处。此外，德军驻诺曼底部队中最精锐最顽强的队伍，即冯德海特男爵指挥的第六伞兵团还驻扎在卡朗坦的南边，使半岛置于射程之内。即使不算海军装备的海岸炮连、空军的高射炮部队和瑟堡一带各种各样的人员力量，德军仍可以在盟军发动进攻时立即组织起大约四万人来进行抵抗。因此，马克斯韦尔·迪·泰勒少将指挥的第一〇一空降师和马修·B·李奇微少将领导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德军严加防守的这块土地上，开辟并坚守一个“伞兵着陆场”———从犹他海滩区一直延伸到半岛底部西端的防御地带。他们要为第四师开辟道路，而且要坚持到增援部队来换防。半岛内外的美军伞兵同德军人数悬殊，大约是一比三。

在地图上，这个登陆场像一只短而阔的左脚，小脚趾靠在海岸线，大脚趾在卡朗坦上方的拉巴基特水闸，脚后跟则在梅尔德里特和杜夫河沼泽地一带。脚的长度约12英里，脚趾宽约7英里，脚跟约4英里宽。对于13000人来说，这片土地实在够大的，况且，他们还得在五个小时以内占领这个地方。

泰勒的部下要夺取部署在圣马丁德瓦雷维尔的、几乎就在犹他海滩后方的、拥有六门大炮的德军岸炮阵地，并且冲向从那里到岸边小村波普维尔之间的五条堤道中的四条。同时，他们还得夺取或摧毁沿杜夫河和卡朗坦运河，尤其是拉巴基特水闸一带的渡口和桥梁。当第一〇一师的“呼啸的雄鹰们”在夺取这些目标时，李奇微的部下要守住脚后跟和左半个脚掌。他们要守卫杜夫河和梅尔德里特河上的渡口，占领圣梅尔－艾格里斯，并坚守镇北的阵地以阻止德军反攻，不让他们进入桥头堡的翼侧。

空降师的战士们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得把滑翔机着陆地带的敌人扫荡干净。跟英军一样，大型滑翔机队将在天亮及黄昏时刻两度运送增援部队。第一批大约400架滑翔机将在清晨4时抵达。

美军从一开始就形势不利。同英军一样，美军着陆后分布很散。第八十二师只有第五〇五团在着陆区准确降落，但百分之六十的装备丢失了，其中包括大部分的无线电发报机、迫击炮和弹药。更糟糕的是人员大批失散，他们落在远离可辨认的着陆标志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晕头转向，孤立无援。飞机是由西向东飞行，12分钟内便飞过半岛上空。如果跳得太晚，伞兵便会掉进英吉利海峡。相反，跳得太早，他们却又可能掉到西海岸和水淹区之间。有些空投小组运气不好，着陆时靠近了半岛的西侧而不是原定的东部。数以百计的伞兵背负沉重的装备掉进了杜夫河及梅尔德里特河的险象丛生的沼泽。很多人淹死了，有些人淹死在不到两英尺的河水里。还有一些跳得晚的人坠落到他们以为是诺曼底的一片黑暗之中，结果消失于英吉利海峡。

第一〇一师有整整一组的伞兵———15名到18名战士———就是这样溺水而死的。在第二架飞机里，路易斯·默兰诺下士掉到一片沙滩上，正好对着一块写有“小心地雷！”的牌子。他是他那组跳伞人员中第二个跳出机舱的人。远处黑暗中，默兰诺听见有轻轻的浪花拍击的声音。他着陆的沙丘在犹他海滩上面几码远的地方，周围都是隆美尔的抗登陆防御工事。他正躺在地上想喘口气，忽然听见远处尖厉的呼喊声。默兰诺后来才知道，喊声来自英吉利海峡，跟他同一架飞机的在他后面跳伞的11个人正在溺水呼救。

默兰诺不顾地雷，迅速离开沙滩。他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冲向一个树篱。那儿已经有个人了。默兰诺没有停步，他冲过一条道路，开始往一堵石墙上爬。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迅速转过身子。一架火焰喷射器正在扫射他刚才经过的树篱，火光中是一个伞兵的身影。默兰诺大惊失色，匍匐在墙根下。墙的另一头传来德国兵的喊叫声和嗖嗖的机枪子弹声。默兰诺困在一个严密防守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德国兵。他准备为生命而战，但他先得做一件事。他是信号小队的士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两英寸宽四英寸长的记有三天内的密码和口令的通讯日志，小心翼翼地把日志撕碎，一页一页地吞了下去。

登陆区的另一端，士兵们在黑乎乎的沼泽里拼命挣扎。梅尔德里特和杜夫河里落满了各种颜色的降落伞，沼泽中和河水里，伞兵装备包上的小灯像鬼火似的闪烁着。人们从天而降，摔到水下面，差一点就互相砸成一堆。有些人再也没有浮上水面，有些人浮了上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奋力切割还会把他们拖下水的降落伞和装备袋。

同50英里外英军第六空降师的约翰·格威内特教士一样，第一〇一师的教士弗朗西斯·桑普森上尉也在荒野里着陆。水没过他的头顶。武器装备拽得他往下沉，而降落伞由于一阵强风还张开着收不拢。他奋力挣扎，割掉了挂在身上的装备，包括做弥撒用的小盒子。他的降落伞拽着他像面大帆，被刮了近100码才到达一片浅水区。他精疲力竭，在水里躺了快20分钟。最后，桑普森神父不顾越来越近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呼啸声，又回到刚才落水的地方，开始潜水去寻找那弥撒盒。他顽强得很，潜水五次才把弥撒盒找了回来。

很久以后，桑普森神父在回忆当时情景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他在水里拼命挣扎时念的忏悔文，实际上是饭前的感恩祷告词。

在英吉利海峡和水淹区之间的无数的小田地和牧场上，美国士兵在黑夜中聚集会合。呼唤他们的不是猎号而是蟋蟀玩具发出的声音。他们的生命依赖这些只值几分钱的铁皮做的儿童玩具。一声蟋蟀叫声应有两声作答，加上———仅限第八十二师的人员———一声口令。蟋蟀叫两下应有一声的回答。人们根据这种信号从隐身的树丛、沟渠和房屋墙角处走出来互相打招呼。马克斯韦尔·迪·泰勒少将和一个光脑袋的、身份不明的人在树篱下相会，彼此热情拥抱。有些伞兵马上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些人在夜色中先看到的是陌生的面孔，然后是缝在肩章上的、熟悉而亲切的美国小国旗。

尽管情况一团糟，士兵们还是迅速振作起来。第八十二师久经战斗考验的伞兵们参加过西西里和萨莱诺的空降作战，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一〇一师是第一次空降作战，他们决心很大，不肯被声望更高的英国盟军比下去。这些人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丝毫不敢有所耽误。运气好的人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立即集合起来向目标进发。迷路的人跟来自不同的团、营、连的士兵组成了战斗小组。第八十二师的伞兵发现他们的指挥员是第一〇一师的军官，也有一〇一师的士兵由第八十二师的军官来领导。两个师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往往是为了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目标而战斗。

千百个伞兵发现他们落进四周用高高的树篱围起来的小片田地里。田地形成一个沉默的小世界，与世隔绝，叫人害怕。每个黑暗的角落、每一种窸窣声响、每一根断裂的树枝都成了敌人。二等兵达契·舒尔茨掉进了这么一个黑暗的世界，找不到出路。他决定使用他的蟋蟀。他刚按一下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音：一排机关枪子弹。他连忙扑倒，把他的米式步枪瞄准机枪的方向并扣动扳机。可是，没有动静。原来他忘了装子弹。机枪又响了起来。达契赶快奔向最近的树篱下隐蔽起来。

他又一次小心地巡视这个田地。他听见一根枝丫断裂的声音。达契心惊肉跳，但马上镇静下来，因为他的连长杰克·托勒戴从树篱下走了出来。“是你吗，达契？”托勒戴轻声问道。舒尔茨赶快走过去。他们走出田地同一小群托勒戴已经集合起来的士兵会合。他们中间有第一〇一师的人也有第八十二师的三个团的人。跳伞以来，舒尔茨第一次感到轻松了，因为他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托勒戴顺着树篱向前移动，其余的人在他身后成扇形散开。过了一阵子，他们先是听见，后来又看见有一队人向他们走来。托勒戴按了一下蟋蟀，觉得听见了一声回答。“当两队人接近的时候，”托勒戴说，“从他们钢盔的形状来看，很明显，他们是德国兵。”接着出现了战争中绝无仅有的古怪的场面。双方静悄悄地交叉而过，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大家都没有开枪。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黑暗吞没了人影，仿佛他们从未存在。

这天夜里，伞兵和德国兵在诺曼底到处不期而遇。他们能否保存性命取决于他们是否保持镇静，也往往取决于谁先扳动枪机的那一刹那。离圣梅尔－艾格里斯三英里的地方，第八十二师的约翰·华莱斯中尉差一点绊倒在蹲在机关枪前面的德国兵身上。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内，两人彼此瞪眼看着对方。然后，德国人动手了，他对着华莱斯近距离平射。子弹打在中尉胸前挂着的步枪枪栓上反弹出来，擦破了他的手。两人都扭头便逃。

还有一个人，第一〇一师的劳伦斯·莱杰尔是靠说话摆脱困境的。莱杰尔在圣梅尔－艾格里斯和犹他海滩之间的一块田里聚集了一小队士兵，正带着他们向集合地点前进。忽然，有人用德语盘问莱杰尔。他不懂德语，但他的法语不错。由于其他的人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被发现，莱杰尔就在黑暗的田地里假装是个年轻的农民。他用法语飞快地解释他去看女朋友了，正要回家。他对宵禁以后还外出一事表示道歉。他一边说，一边忙着把手榴弹上为防备无意碰到撞针而贴在上面的橡皮胶撕了下来。他说着话拔掉撞针，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着地爆炸了。他发现他杀死了三个德国兵。莱杰尔回忆说：“我回过头来寻找我那队英勇的战士。我发现他们早就向四面八方逃散了。”

很多场面还很滑稽可笑。第八十二师的一位营级外科大夫莱尔·普特曼上尉发现，他孤身一人掉在离圣梅尔－艾格里斯一英里的一个果园里。他收拾好所有的医疗器械，开始寻找出路。在一个树篱附近他看见有个人影小心翼翼地向他走来。普特曼紧张地停住脚步，俯身向前大声耳语第八十二师的口令“闪电”。普特曼屏住气息，着急地等待回话“雷电”。但他大吃一惊，那个人喊了一声“耶稣基督！”便扭头“像个疯子似的逃跑了”。医生气得都忘了害怕。半英里外，他的朋友，第八十二师的教士乔治·伍德也单身一人，正在拼命地按蟋蟀。没人响应他。忽然，他吓了一大跳，因为就在他身后有个声音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神父，别按那鬼玩意儿发怪声了。”伍德教士挨了骂，乖乖地跟着那个伞兵走出田地。

那天下午，医生和教士将在圣梅尔－艾格里斯的安吉拉·利弗拉尔特夫人就教的学校里，进行他们自己的战斗———一场军装不起作用的战斗，他们将看护敌我双方的受伤的和垂死的士兵。

虽然还得再过一个小时才能把全体伞兵空投完毕，但是，凌晨2点左右，一批批先着陆的、坚定的战士已经接近或包围了目标。有个小组已经向目标———犹他海滩上方富卡维尔村的敌人据点、地下掩蔽体和机枪及反坦克炮阵地发起了袭击。这个战略要点极其重要，因为从这里能控制犹他海滩地区后面的主要交通要道上的一切活动，敌军坦克要想到达滩头阵地，必须使用这条道路。攻占富卡维尔需要一个连的兵力，但只有克利夫兰·菲茨杰拉德领导的11个人到达目的地。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组成员决心极大，他们不再等待便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们是D日空降突击中第一〇一师进行的第一场有记载的战斗。菲茨杰拉德和他的战士们一直逼近到敌人的指挥所。战斗很激烈，也很短促。德军哨兵一枪打中了菲茨杰拉德的肺部，但他在倒下去的时候也杀死了那个德国兵。最后，寡不敌众的美国人只好撤退到村边，等候天亮和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们不知道，40分钟以前，有九个伞兵已经到达富卡维尔。他们掉进了要塞。现在，这九个人在抓获他们的德国兵的监视下，坐在地下掩蔽体里，听一个德国兵吹口琴，对外面的战斗毫无了解。

对每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将领们来说，这段时间是昏天黑地、不可理喻的。他们没有参谋，没有通讯联络，甚至没有部下可以指挥。马克斯韦尔·迪·泰勒少将发现他身边有好几个军官，但只有两三个战士。他对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军官指挥这么少的战士。”马修·B·李奇微少将一个人拿着手枪待在一块田地里，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看见朋友，至少也没发现敌人。”他的副手、全面负责第八十二师空降突击的“会跳的吉姆”詹姆斯·马·加文准将在好几英里外的梅尔德里特河的沼泽地里。

加文和一群伞兵正千方百计地从沼泽里打捞装备器材。其中有加文急需的无线电、反坦克火箭炮、迫击炮和弹药。他知道，天亮时刻，他的部下要攻占并坚守的着陆场的脚跟部分，将遭受猛烈的进攻。他同伞兵们站在齐膝深的冷水里，心中涌起一个又一个的忧虑。他不知道他掉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找到了他这个小队并且就躺在沼泽地边的伤兵。

大约一小时以前，加文看到远处水边有红色和绿色的灯光，便派助手雨果·奥尔森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他希望那是第八十二师中两个营的集合光标。奥尔森一去不返，加文开始着急起来。他的一个军官约翰·迪瓦因光着身子在河中心潜水摸器材。加文回忆说：“他每次浮出水面时就像一座白色的雕像。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德国人发现了，他就完蛋了！”

突然，一个人影从沼泽地挣扎着走了出来。他浑身湿透，泥泞满身。原来是奥尔森回来了。他报告说，就在加文和战士们待的地方的正对面，有条铁路沿着加高的路基穿过沼泽。这是当天夜里的第一个好消息。加文知道这一带只有一条铁路———经过梅尔德里特河谷的瑟堡－卡朗坦铁路。将军放心了，他终于知道身在何处了。

在圣梅尔－艾格里斯郊外的苹果园里，第八十二师的李杰明·范德伏尔特中校在跳伞时扭伤了脚踝。他的任务是占领并坚守通向小镇———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桥头堡侧翼———的北部要道。他身负伤痛却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坚持参加战斗。

坏运气使范德伏尔特变得很顽强。他对待工作一直很严肃认真，甚至有些过分认真。他跟很多军官不一样，他没有一个人人爱叫的绰号，他也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培养跟下级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诺曼底改变了这一切，给他带来很大的变化。用马修·B·李奇微将军的话来说，诺曼底使他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最顽强的军事指挥员中的一个”。范德伏尔特忍着脚踝的伤痛同战士们并肩作战40天。他最需要的正是战士们的赞赏。

范德伏尔特的营外科医生普特曼上尉，还在为在树篱中遇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伞兵而恼火。这时候，他在果园里跟中校和一些伞兵相遇。普特曼至今仍对他第一次见到的范德伏尔特记忆犹新：“他披了件雨衣坐着，借着手电的光亮研究地图。他认出我来了，把我叫过去，轻声地要我看看他的脚脖子，叫我尽量不要大惊小怪。他的脚踝显然骨折了。他坚持要重新穿上跳伞时穿的靴子，我们把带子系得很紧。”接着，范德伏尔特拿起步枪，把它当拐棍支撑着向前迈了一步。他环视身边的战士，说了一句，“好了，我们走吧。”便开始穿过田地向前走。

跟东边的英国伞兵一样，不管他们是高兴还是伤心，害怕还是痛苦，美国伞兵们开始了他们来诺曼底所要从事的工作。

这就是D日的开始。D日最初的登陆人———大约18000名美国兵、英国兵和加拿大兵，来到了诺曼底战场的两翼。他们之间是五个登陆海滩，地平线外，由5000艘舰船组成的强大的登陆舰队正在浩浩荡荡地向海滩驶来。第一艘舰只———海军U字编队指挥官迪·皮·穆恩海军少将乘坐的美国“贝菲尔德”号———离犹他海滩只有12英里，正准备抛锚。

宏伟的登陆计划渐渐地开始付诸实施。但德军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天气不好、侦察不力（此前几周内，德军只派了少数几架飞机到港口锚地侦察，但飞机都被打了下来）、他们坚持认为盟军一定是在加来登陆的错误判断、指挥混乱和重叠以及对已破译的地下组织的密码信息不够重视等等都起一定的作用。那天晚上，连雷达站都没发挥作用。有些雷达站被炸毁了，没有被炸坏的又受到干扰（盟军飞机沿着海岸扔下一捆捆“窗户”，即能使雷达屏幕产生雪花的锡箔条），只有一个雷达站做了报告。但它说：“英吉利海峡航行正常。”

第一批伞兵着陆后过了两个多小时，诺曼底的德军指挥官才开始认识到要出大事了。第一批零零碎碎的报告开始送上来了，德国人像一个麻醉后逐渐恢复神志的病人，终于逐渐清醒了。

5

★　★　★

埃里奇·马克斯将军站在长桌前研究打开的地图。参谋们站在他的身边。从生日晚会结束以来，参谋们一直在向这位第八十二军司令员报告在雷恩举行的图上军事演习。隔一阵子，将军就要他们再拿一张地图。情报军官弗雷德里希·海恩觉得，马克斯把模拟演习看成是真刀真枪的一场战役，而不是对诺曼底盟军的登陆入侵活动做理论上的探讨。

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谈话中断了，马克斯拿起话筒。海恩回忆道：“将军听电话时，身子仿佛僵硬起来。”马克斯对参谋长做个手势，示意叫他拿起分线话筒。打电话的人是守卫冈城海岸的第七一六师师长威廉·里彻特少将。“在奥恩河以东有伞兵降落，”里彻特向马克斯报告，“着陆区似乎是在布莱维尔和朗维尔周围……沿着巴文森林的北部边沿……”

这是德军高层次司令部收到的有关盟军突击的第一个正式报告。海恩说：“我们像遭到电击一样，大为震惊。”这时候是凌晨2点11分（英国夏时制时间）。

马克斯立刻给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少将打电话。2点15分，彭塞尔命令第七集团军进入二级戒备状态，即最高级备战状态。这时候，离截获第二个魏尔兰暗号已经有四个小时了。登陆活动已在第七集团军部署的地区开始了。现在，第七集团军总算有所警觉。

彭塞尔不想侥幸行事，贻误时机。他叫醒了第七集团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多尔曼上将。“将军，”彭塞尔说，“我认为敌军开始登陆入侵。请您马上过来。”

彭塞尔放下话筒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下午送来的一摞情报简报中有一份是卡萨布兰卡一位谍报人员送来的。他特别说明：盟军将在6月6日在诺曼底进行登陆突击。

在彭塞尔等候多尔曼的时候，第八十四军又来报告：“……伞兵在蒙特堡和圣马科夫（在瑟堡半岛上）附近着陆……一部分部队已经交战。”²⁷ 彭塞尔马上打电话给隆美尔的参谋长———B集团军群的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时间是2点35分。

大约也在这个时候，汉斯·冯·萨尔穆斯将军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的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里，正想办法要了解到第一手的情报资料。虽然他的部队大都远离空降突袭的地方，但有一个师———约瑟夫·赖克特少将指挥的第七一一师的阵地正好在奥恩河以东，第七和第十五集团军的接合部上。第七一一师送来好几份报告，其中一份说，伞兵已在卡堡指挥部附近降落；第二份说，指挥部周围已经开始交战。

冯·萨尔穆斯决定亲自了解情况。他打电话给赖克特，大声责问：“你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将军，”话筒里传来赖克特焦虑不安的声音，“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让您自己听听。”隔了一小会儿，冯·萨尔穆斯清楚地听见噼噼啪啪的机关枪声。

“谢谢。”冯·萨尔穆斯说完便挂上电话。他马上给B集团军群打电话报告说，在第七一一师指挥部“可以听见战争的枪炮声”。

彭塞尔和冯·萨尔穆斯几乎同时打来的电话，使隆美尔的司令部第一次听到有关盟军进攻的消息。这是不是很久以来一直等待着的登陆行动？B集团军群中还没有人肯这样说。事实上，隆美尔的海军副手弗雷德里希·鲁奇海军中将清楚地记得，有关空降部队的报告越来越多了，“可有人说，他们不过是些伪装成伞兵的假人”。

说这话的人有一定的道理。为了进一步迷惑德军，盟军确实在诺曼底登陆区以南，投下数以百计的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穿戴同伞兵一模一样的、橡皮做的假人。假人身上还挂有一串串爆竹，着地时爆竹便噼啪作响，制造轻武器开火的假象。在三个多小时内，这些模拟伞兵使马克斯将军上当受骗，误以为伞兵是在他指挥部西南方向25英里外的莱赛着陆的。

对于设在巴黎的西线总司令部伦德施泰特的参谋们以及隆美尔在拉罗什吉荣的军官们，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混乱不堪的时刻。各地纷纷送来报告，但内容往往不够精确、看不明白，而且总是自相矛盾。

设在巴黎的德军西线总司令部宣布，“50架到60架双引擎的飞机正来到”瑟堡半岛，在“冈城附近”有伞兵降落。梯奥多尔·克朗克海军上将的司令部———西线海军总部证实，英国伞兵确已降落，还十分紧张地指出，敌军已在他们的一个岸炮阵地着陆，然后，却又加了一句话：“有些伞兵是用稻草扎的假人。”两份报告都没提到瑟堡半岛上有美军，但犹他海滩上方圣马科夫的一个炮兵连已经通知瑟堡指挥部，他们俘虏了十多个美国兵。紧接着，炮兵连的德国兵又打电话报告新情况。他们说，伞兵在贝叶附近降落。实际上，那时候，一个伞兵都没有。

两个司令部里，参谋们绞尽脑汁想从地图上遍地开花的小红点里看出些名堂。B集团军群的军官们给西线总司令部的同僚们打电话，对形势进行反复的推敲。然而，他们的结论叫人难以相信，尤其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譬如说，西线总司令部的临时情报军官杜埃特巴赫少校打电话给B集团军群听取汇报时，对方告诉他：“参谋长很镇静，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对方还说：“下边报告说的伞兵很可能不过是从轰炸机里跳出来的机组人员。”

第七集团军可不这样想。3点钟时，彭塞尔相信，盟军正在向诺曼底进行重点突破———发起主攻。他的地图表明，伞兵已在第七集团军阵地的两端———瑟堡半岛和奥恩河以东地区着陆。现在，瑟堡的海军各据点也来报警，它们通过音位测听器和雷达装置发现，盟军在塞纳湾里调动并部署舰艇。

彭塞尔丝毫不再怀疑了，他相信盟军已开始登陆行动。他打电话给斯派达尔说：“空降是更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的第一个阶段。”他又加了一句，“在海上已经可以听见发动机的响声了。”然而，彭塞尔未能说服隆美尔的参谋长。第七集团军电话记录簿记载着斯派达尔的回答：“目前空降活动仅限于局部地区。”战时日志还写下了他对彭塞尔发表的对形势的估计。他的看法概括起来是：“B集团军群参谋长认为，暂时还不必把这一切看成是大规模军事行动。”

实际上，就在彭塞尔同斯派达尔通话的时候，18000名空降突击部队的最后一批伞兵正在瑟堡半岛上空降落。69架满载士兵、枪炮和重武器装备的滑翔机，正越过法国海岸线，向朗维尔附近的英军登陆场驶去。在离诺曼底五个登陆海滩12英里的地方，约翰·勒·霍尔海军少将指挥的O字编队的指挥舰“安康”号抛锚泊船了。“安康”号后面是一系列的运送第一批登上犹他海滩的士兵的船只。

然而，在拉罗什吉荣，德军还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说明盟军在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巴黎，西线总司令部支持斯派达尔对形势的初步估计。伦德施泰特的极其干练的作战指挥官博多·齐默尔曼中将，听到有关斯派达尔同彭塞尔的谈话以后，拍回电讯支持斯派达尔的观点：“西线作战总司令部认为，这不是大规模的空降行动，钱努尔·科斯特海军上将有关敌人空投草扎的模拟伞兵的报告更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军官们会如此糊涂。他们远离战斗所在地，完全依靠送上来的报告，而这些报告又说法不一，容易引起误解，使得最有经验的指挥官都无法估计空降突击的规模，也不能从盟军的各种进攻中发现一个整体规划。如果这是登陆，那它是以诺曼底为目标吗？

只有第七集团军持这种看法。也许伞兵的袭击只是个花招，用来转移对真正入侵目标———驻在加来海峡的汉斯·冯·萨尔穆斯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的注意力。大家都认为加来地区是盟军登陆的目标。第十五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坚信，盟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第十五集团军的地区，他甚至打电话给彭塞尔，跟他赌一顿晚餐。彭塞尔说：“这个赌，你非输不可。”然而，这时候，B集团军群和西线总司令部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做任何结论。他们命令沿入侵海岸的部队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抵御伞兵的袭击。然后，大家都坐等信息。他们没有多少办法可想。

这时候，各种各样的电讯拥向诺曼底的各指挥点。有些师的首要问题是找到指挥官，即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的将军们。虽然大部分指挥官立即找到了，但是，还有两位———指挥瑟堡半岛两个师的卡尔·冯·施莱本中将和威廉·法利少将———无处寻找。冯·施莱本在雷恩的一家旅馆里睡大觉，而法利还在赴雷恩的途中。

西线海军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正在波尔多一带视察。他的参谋长来到旅馆，走进房间，把他叫醒，向他报告说：“冈城附近，盟军正在空降伞兵。西线总司令坚持认为这场进攻是为了转移目标，并非真正的登陆。但我们不断发现敌舰。我们认为这是真的登陆行动。”克朗克立即警告他手下不多的几支海军部队，要他们提高警惕，然后匆忙出发回巴黎的司令部。

在勒阿弗尔，接到克朗克命令的人是德国海军中的神话式人物：海因里希·霍夫曼海军少校。他早就因善于指挥鱼雷快艇而颇负盛名。几乎从战争一开始，他指挥的行动迅速而颇具威力的鱼雷快艇队，就在英吉利海峡上下游弋，一见敌舰就发起袭击。霍夫曼还参加过袭击迪耶普的战斗，并且在1942年勇敢地为德国军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脑”号和“欧根王子”号护航，使它们高速度地从布雷斯特驶往诺曼底。

司令部传来指示时，霍夫曼正在他的第五鱼雷快艇队的指挥艇T－28号的船舱里准备出航进行布雷活动。他立即召集所有其他快艇的艇长，他们都是些年轻人。虽然霍夫曼对他们说“这肯定是登陆”，他们并不大惊失色，因为这早在预料之中。霍夫曼的六艘鱼雷快艇中，只有三艘准备完毕。但霍夫曼等不及其他三艘装鱼雷了。几分钟后，三艘快艇离开了勒阿弗尔。34岁的霍夫曼站在T－28号快艇的舰桥上，白色的海军帽像往常一样推到脑后。他向黑暗中张望着，身后，另外两艘小快艇成一路纵队，紧紧追随着指挥艇的一切行动。他们以每小时23海里的速度飞快地穿过黑暗，不知不觉地对着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舰队笔直地冲了过去。

至少他们采取了行动。这天夜里，在诺曼底，最感困惑的是曾经一度当过隆美尔著名的非洲军团一部分的、顽强勇敢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的16242名久经沙场的士兵。这些人挤满了离冈城西南部25英里的所有的小村落和树林。他们几乎就坐在战场的边上，是唯一的可以立即对英国空降部队实施有效打击的装甲师，也是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有经验的部队。

第二十一装甲师一接到紧急备战的命令，官兵们立即站到坦克和战车旁，发动机立即发动起来。他们一直等待着出发的命令。指挥该师坦克团的赫尔曼·冯·奥佩尔恩－布罗尼科斯基不明白，为什么出发的命令迟迟没见下达。他是在2点刚过一点儿的时候，被第二十一师师长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吵醒的。“奥佩尔恩，”福伊希廷格气急败坏地说，“想想吧！他们登陆了。”他向布罗尼科斯基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形势后便告诉他，一旦师部接到命令，他们“就将立即把冈城至海岸间的地区搜索一遍，清理敌军”。然而，从此没有下文了。布罗尼科斯基等待着，心里越来越生气，越来越不耐烦。

好几英里外，德军中校普里勒接到的报告也许是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他和他的僚机驾驶员吴达茨克中士，在半夜1点钟才跌跌撞撞地摸回第二十六空军大队的靠近里尔的被荒废了的机场上床睡觉。他们两人用好几瓶上等的白兰地酒，压下了对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的不满。现在，喝得醉醺醺的普里勒在睡梦中朦朦胧胧听见仿佛从远处传来的电话铃响。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伸出左手去摸床边桌子上的电话机。

第二战斗机群司令部来的电话。“普里勒，”作战军官说，“看来敌人正在进行某种登陆活动。我建议你通知你的空军大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尽管很困，匹普斯·普里勒的怒火一下子就升了上来。前一天下午，他指挥的124架飞机被调离里尔地区。现在，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普里勒回想当时的谈话，认为他用的语言不便见诸文字。他对打电话来的人历数军司令部和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所犯的错误。然后，这位空中英雄大声嚷嚷说：“我叫谁去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我进入了。吴达茨克也进入了！你这个傻瓜明明知道我只有两架破飞机！”说完，他就把话筒一摔。

没过几分钟，电话铃又响了。“你还有完没完？”普里勒大声吼了起来。打电话的人还是刚才那位军官。“亲爱的普里勒，”他说，“我非常非常抱歉。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们得到的报告大概有问题。一切都很好，敌人没来入侵。”普里勒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糟糕的是，他再也睡不着了。

尽管高级指挥部门思想混乱，犹疑不决，同敌人有接触的德国士兵们却都在迅速地做出反应。成千上万的部队行动起来了。他们同B集团军群和西线总司令部的军官们不一样，他们都相信敌人入侵了。很多人从第一批美军和英军伞兵空降以来，一直在单枪匹马地同他们进行正面交战，还有成千上万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的德国兵，在强大的海岸防御工事内守候着，准备随时击退从任何方向来的登陆入侵行动。他们提心吊胆，但他们也已下定决心。

在第七集团军司令部里，最高指挥官中唯一头脑清醒的人召集参谋们开会。在灯光通明的地图室里，彭塞尔将军站在军官面前。他的嗓音平静安详，一如既往。只有他的话语流露出深深的不安。“先生们，”他对他们说，“我相信天亮时我们将遭到入侵袭击。我们的前途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战斗表现。我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努力，忍受最大限度的痛苦。”

500英里外，在德国，那个可能会同意彭塞尔观点的人———那个能力过人、能在最混乱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因而赢得许多战役的指挥官———正在酣睡。B集团军群并不认为形势已经严重得必须通知欧文·隆美尔元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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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增援部队已经赶来加强空降部队。在英国第六空降师的着陆场里，69架滑翔机已经降落，其他49架在朗维尔附近的着陆地带准确降落。它们是最主要的滑翔机群。在此以前，小规模的滑翔机组已经陆续赶到，主要是坚守在大桥上的霍华德少校的队伍和为第六师运送重型装备的机队。工兵们干得很出色。他们虽然来不及彻底清理供滑翔机降落的大片田地里的一切障碍物，但炸掉了相当一部分，保证滑翔机可以着陆。大批滑翔机抵达后，着陆区光怪陆离，在月光下看上去像是幅达利²⁸的坟地画。到处是坠毁的飞机、断裂的机翼、压扁的座舱、倾斜得怪里怪气的机尾。从外表看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人能侥幸生还，实际上，因着陆出事而伤亡的人并不多，在降落过程中被高射炮火打死打伤的人反而更多些。

滑翔机队把第六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少将、他的司令部参谋们和更多的军队、重型装备和至关重要的反坦克炮都送到着陆区。战士们拥出机舱时，以为等待他们的是遭受敌人炮火猛烈袭击的田地。然而，他们发现四周一片寂静，奇异得仿佛置身于田园世界。约翰·赫特莱中士驾驶一架霍莎式滑翔机。他认为他会遇上猛烈的炮火，便警告副驾驶员：“我们一着地你就拼命快跳，赶快找个掩蔽的地方。”然而，他发现只有很远的地方才有交战的迹象。那儿有五光十色的曳光弹的亮光，还有从附近朗维尔传来的机枪声。在他周围的降落区，却是一片热热闹闹的景象：人们忙着从摔坏的飞机上把装备抢救出来，把反坦克炮装到吉普车的后边。滑翔降落结束了，到处是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赫特莱和他运送的士兵们坐在滑翔机破损的座舱里喝完一杯茶才出发去朗维尔。

在诺曼底战场的另一端瑟堡半岛上，第一批美国滑翔机梯队正在到来。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副师长堂·普拉特准将坐在领队滑翔机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就是这位普拉特，在英国时，有人往他坐着的床上扔了顶帽子就把他吓得够呛。现在，据报告，他“兴奋得像个小学生一样”，激动地等待着进行第一次滑翔飞行。在他的滑翔机后面是52架滑翔机，四架一组排列开，每架都由达科他式飞机牵引。这些滑翔机运载吉普车、反坦克炮、全套空降医疗队人员和装备，甚至还有一辆小型推土机。普拉特乘坐的滑翔机机首上部画着一个大大的“一”。驾驶舱两边的帆布上，一边是第一〇一师的师徽：一只巨大的“呼啸的雄鹰”，另一边是一面美国国旗。在同一梯队里，机械师埃米尔·纳塔尔俯视地面上呼啸的子弹和燃烧的车辆，看到“一堵火墙升起来来迎接我们”。滑翔机这时还由飞机牵引着，摇摇晃晃地掠过“密集得可以成为降落跑道的高射炮火”。

滑翔机跟伞兵部队的飞机不一样，是从英吉利海峡飞过来的，由东往西飞向瑟堡半岛。他们刚一飞过海岸线，就看见离圣梅尔－艾格里斯4英里的耶斯维尔降落区的灯光。300码长的尼龙拖索一根根地松开了，滑翔机呼呼地下降。纳塔尔的滑翔机冲出降落区，栽进了布满“隆美尔芦笋”———一排排埋在地面的粗笨的用作抗滑翔机着陆障碍物的木桩———的田地里。纳塔尔坐在滑翔机里的一辆吉普车内，隔着一扇小窗户，又害怕又入迷地看着飞机的两翼被折断，一排排木桩嗖嗖地向后闪去。接着一声巨响，滑翔机断裂成两半，正好断在纳塔尔坐的吉普车的后面。他回忆说：“这下子，下飞机倒很方便了。”

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一号滑翔机的残骸。这架飞机顺着一个斜坡向下滑，制动闸无法控制每小时100英里的冲力，结果撞到树篱上。纳塔尔找到了驾驶员。他从座舱里摔了出来躺在树篱间，两条腿都断了。普拉特将军被撞碎的座舱所挤压，立即殒命。他是D日交战双方中第一个遇难殉职的将级军官。

第一〇一师空降行动中伤亡不大，普拉特只是其中的一个。该师所有的滑翔机几乎都准确地在耶斯维尔或邻近的田地里着陆。虽然大多数飞机坠毁了，但所运送的装备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个成绩非同一般，因为驾驶员们一般都只经过三四次着陆训练，而且还都是在大白天进行的。²⁹

第八十二空降师可没有第一〇一师那么幸运。由于经验不足，驾驶员几乎给第八十二师的50架滑翔机带来灾难性的损失。只有不到一半的飞机找到圣梅尔－艾格里斯西北部的着陆场，其余的不是钻进树篱房屋，便是沉入河流，或者陷进梅尔德里特河的沼泽地。战士们迫切需要的装备和车辆失落在好几个地方，伤亡人数也很多。仅在降落的头几分钟内就有18位驾驶员牺牲。有一架满载士兵的滑翔机在第五〇五团副官罗伯特·派珀头上飞过去，他惊恐万分地发现，这架飞机“歪歪斜斜地擦过一栋房子的烟囱，掉到后院，翻了几个滚，撞在一堵厚厚的石墙上。飞机残骸里连呻吟声都没有”。

对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的第八十二师的战士来说，滑翔机着陆时太分散实在是场灾难，他们得花好几个小时收集安全运到的为数不多的枪炮和军需品。与此同时，伞兵们只好用空降时随身携带的武器进行战斗。然而，对于伞兵们来说，这是正常现象：伞兵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到增援部队的到来。

负责夺取着陆阵地后方———杜夫河同梅尔德里特河上的桥梁———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战士们已经就位，并遭到德国兵最初的试探虚实的攻击。伞兵们没有军车，没有反坦克炮，连火箭筒、机关枪和迫击炮都很少。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通信联络，不知道周围的情况，不知道哪些阵地已被占领，哪些目标已被夺取。第一〇一师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是他们运气好，大部分武器装备都顺利地运送到他们手中。两个师的战士们还分散各处，尚未聚集，但一小群一小群的士兵们已向着主要目标前进并为之战斗，德军的要塞据点开始被攻克。

在圣梅尔－艾格里斯，惊恐万分的镇民们躲在上了百叶窗的窗户后面，偷看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第五〇五团士兵小心翼翼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教堂的钟声不响了。教堂尖塔上二等兵约翰·斯蒂尔留下的降落伞软绵绵地垂挂着，M·海龙别墅的余烬里不时蹿起一条火舌，使广场的树木刚一照亮旋即消逝。偶尔，某位狙击手的子弹愤怒地呼啸着划破夜空。这是仅有的声响，到处是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

指挥进攻的爱德华·克劳斯中校以为，他们得苦战一番才能夺取圣梅尔－艾格里斯，然而，德国卫戍部队似乎已经撤退，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狙击兵。克劳斯的战士们立即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们占领楼房，设置路障和机枪阵地，切断电话线路。其他班组继续缓慢地搜索全镇，他们像影子似的从一个树篱扑向另一个树篱，从一个门洞摸向另一个门洞，大家都到镇中心艾格里斯广场会合。

一等兵威廉·塔克绕过教堂后墙来到广场，在一棵树后架起了机枪。他借着月光观察广场，发现一顶降落伞，还有他脚边躺着德国兵尸体，广场另一端影影绰绰似乎还有几具趴着的被打死的尸体。塔克在半明的月光下坐着思索着，努力想弄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觉得身边有人，他背后就站着一个人。他一把抓起颇为累赘的机枪，嗖地转过身子。他看到一双缓慢地来回摆动的靴子。塔克慌忙后退。一位死去的伞兵吊在树上，仿佛在低头望着他。

其他的伞兵也来到广场。突然，他们也看到了树上吊着的死人。格斯中尉记得：“大家站着望着，心中充满了愤怒。”克劳斯中校走进广场，他看到死去的伞兵时只说了一句：“天哪。”

克劳斯从口袋里掏出一面美国国旗，国旗又旧又破，就是第五〇五团在那不勒斯升起的那一面。克劳斯曾向战士们保证：“D日天亮以前，这面国旗将在圣梅尔－艾格里斯上空飘扬。”他走到市府大楼前面，用门口的旗杆把国旗升了起来。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在这个到处都是阵亡伞兵尸体的广场上，战斗已经结束。星条旗在美军解放的第一个法国城市的上空高高飘扬。

在勒芒的德军第七集团军司令部收到马克斯将军领导的第八十四军送来的报告：“同圣梅尔－艾格里斯的通信联络已被切断……”这时是4时30分。

圣马科夫群岛是离犹他海滩三英里的两堆光秃秃的岩石。博大而复杂的登陆计划把这些岛屿忽略了，一直到D日前三周它们才被发现。根据总司令部的判断，它们很可能是德军的重炮连的阵地。于是，任何人都不敢担风险小看这个群岛。美国第四和第二十四地面机动部队连忙抽调132人加以训练，以便在H时以前进行袭击。他们大约在凌晨4时30分时登上圣马科夫群岛。但他们没有发现枪炮，也没有发现德军部队———等待他们的是突如其来的死亡。爱德华·西·邓恩中校率领的战士离开海滩以后就陷入纵横交错的可怕的地雷阵。一踩就会跳起爆炸的，而且会迸出子弹似的滚珠来杀伤人的微型地雷，像草籽一样布满田地。没过几分钟，爆炸后的火光及受伤战士的尖叫声便充斥夜空。三位中尉当即受伤，两名战士遇难。当时也受了伤的艾尔弗雷德·鲁宾中尉永远忘不了“一个人躺在喷射滚珠的土地上的景象”。D日结束时，他们已有19名伤亡人员。邓恩中校便是在到处是死者和垂死的伤员的情况下发出成功的信号：“任务业已完成。”他们是第一批从海上袭击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的盟军士兵。然而，在整个登陆行动中，他们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一场惨痛却无效用的胜利。

在索德海滩东边三英里，几乎就在海岸线上的英军地区，特伦斯·奥特韦中校和战士们冒着重机枪的火力，匍匐在守卫梅尔维尔岸炮阵地的带刺铁丝网和地雷阵的边沿。奥特韦陷入了绝境。在受训的日子里，他并不指望实战时对德军海岸炮阵地发起的、地空结合的每一步进攻都会按复杂的预期计划进行。但他从未料到计划会在实施中漏洞百出。不知怎么搞的，现在一切都不对头。

飞机轰炸失败了。滑翔机队丢失了，大炮、火焰喷射器、迫击炮、地雷探测器和云梯等等也随之丢失。他那营共有700人，但奥特韦只找到150人。他得依靠这些战士攻下有200人守卫的岸炮阵地，而且武器还只有步枪、轻机关枪、手榴弹、很少几根爆破筒和一挺重机枪。然而，尽管困难重重，奥特韦的战士们还是想尽办法对付了一切问题，解决得极为出色。

他们已经用切断机把铁丝网墙的外边一层铰开一些洞口，并在洞里放置仅有的几个爆破筒，准备随时引爆来炸开铁丝网。有一组战士在地雷区里已经清扫出一条道路。这是项令人胆战心惊的工作。战士们手脚并用，在月光下匍匐着越过小路，接近海岸炮阵地，用手摸找地雷的拉线，用刺刀尖探测前面的土地。现在，奥特韦的150名战士隐蔽在沟渠里、炸弹坑里和树篱下静候进攻的命令。第六空降师师长盖尔将军曾指示奥特韦：“你脑子里绝对不能有正面突击可能失败的思想……”奥特韦环视手下的战士，知道伤亡会很惨重。然而，岸炮阵地的大炮必须摧毁，否则，它们会大量杀伤通过索德海滩的士兵。形势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但他别无选择。他必须进攻。他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他精心设计的最后一招也一定会失败。他计划在地面部队开始发起进攻时，三架滑翔机应同时在岸炮阵地上迫降。但是，它们必须在看到特别信号———用迫击炮发射的星状弹———后才能降落。奥特韦手边既无迫击炮也没有星状弹。他倒是有维利式信号枪和闪光弹，但它们只能用来发布突袭成功的信号。他争取外援的最后一个机会都失去了。

滑翔机准时抵达。拖曳它们的飞机发出着陆信号，并且放开拖索。一共只有两架滑翔机，每一架载有大约20名士兵。第三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摆脱拖索后已安全返回英国。伞兵们听见滑翔机飞近岸炮阵地的呼呼声响。奥特韦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滑翔机映着月光渐渐下降来回盘旋，驾驶员们四下寻找他无法发射的信号。滑翔机盘旋下降时，德军开火了。把伞兵压得抬不起头的机关枪现在对准滑翔机扫射，一串串20毫米的曳光弹射进滑翔机的没有保护装置的帆布做的两侧。然而，滑翔机仍然盘旋着，按照计划顽强地寻找信号。痛苦万分的奥特韦毫无办法，急得几乎放声大哭。

终于，滑翔机不再等待信号了。一架掉转方向，在四英里外降落。另一架飞得很低，几乎就在焦虑万分地等待进攻的战士们头上飞行。二等兵艾伦·莫厄尔和帕特·霍金斯以为它会坠落到敌炮阵地上，不过，滑翔机在最后一刻又飞了起来，撞进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战士本能地撑起身子，想去帮助机内还活着的人。但他们立即被制止住。“别动！别离开阵地！”他们的心事重重的指挥官低声喝道。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等待了。奥特韦下令进攻。二等兵莫厄尔听见他大声高呼：“大家上啊！让我们夺取这个该死的炮兵阵地！”

他们一拥而上。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响，爆破筒把铁丝网炸出一些大缺口。迈克·道林中尉高呼：“冲上去！冲上去！”夜空中又响起一阵猎号。奥特韦的伞兵们高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进爆炸后的烟雾，冲过铁丝网。在他们的前面，在布满地雷的无人区和有人守卫的战壕和大炮掩体的前面便是炮兵阵地。突然，红色的火焰在前进的伞兵的头上爆炸，机枪、施麦舍式机枪和步枪一齐迎着他们开起火来。伞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弯下身体，匍匐前进，奔跑、趴下，又站起来，继续向前冲。他们跳进弹坑，爬了出来再继续前进。地雷爆炸了。二等兵莫厄尔听见一声惨叫，接着有人喊：“停住！停住！这儿都是地雷！”莫厄尔看见，在他的右侧，一个伤得很厉害的上士坐在地上，挥手让人走开。他大声喊道：“别走过来！别上我这儿来！”

艾伦·杰弗逊中尉冲在最前面，不断地吹着猎号，嘹亮的号声压倒了枪炮声、地雷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呼喊声。突然，二等兵锡德·卡彭听见地雷爆炸，又看到杰弗逊倒了下去。他向着中尉跑了过去，但弗杰逊大声阻止：“别过来。往里冲！”杰弗逊躺在地上，把猎号举到嘴边又吹了起来。到处一片呼喊声、尖叫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响，伞兵们争先恐后冲进战壕同敌人进行搏斗。二等兵卡彭冲到一条战壕，突然发现面前有两个德国兵。其中一个慌忙把红十字药箱举在头上表示投降，口中连声说：“苏联人、苏联人。”原来他们是苏联“志愿兵”。卡彭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看到别的投降的德国兵正由伞兵们领着走下战壕，他便把两个俘虏交了出去，自己继续朝炮兵阵地前进。

奥特韦、道林中尉和大约40位战士已在阵地里激烈战斗。攻下了战壕和大炮掩体的伞兵们奔跑着绕过用水泥筑成的暗堡，边跑边向暗堡的洞口扔手榴弹或用机枪扫射。战斗很激烈，也很残酷。二等兵莫厄尔、霍金斯和一名轻机枪手，冒着迫击炮火和机枪子弹向前冲到暗堡的一侧，发现一扇开着的门，他们便冲了进去。门口通道里躺着一具德国炮手的尸体，周围仿佛没有人。莫厄尔让其他两人留在门口，他顺着走廊往里走，来到一间大屋子，发现炮台座上有一架重型野战炮，边上堆着大量的炮弹。莫厄尔快步回到伙伴的身边，激动地跟他们谈他的打算：“用手榴弹引爆那堆炸弹把野战炮炸毁。”然而，他们没有机会把计划付诸实施。他们三人站着讲话时，忽然一片爆炸声。机枪手立即给炸死了，霍金斯腹部受伤。莫厄尔觉得他“后背好像给无数根烧红的针扎破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它们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跟他看见过的死人的抽搐一样。他相信自己要死了，但又不甘心，他开始喊救命，呼喊他的母亲。

在暗堡的其他地方，德国人纷纷投降。二等兵卡彭追上道林的战士时正好看见，“德国兵推推搡搡争着挤出门口，简直是哀求着向我们投降”。道林的战士向两门大炮的炮筒里塞进两发炮弹，把炮膛炸裂，又把其他两门炮也暂时破坏了。接着，道林找到奥特韦，站在中校面前，右手捂着左胸。他说：“长官，暗堡已按您的命令攻占了。大炮已经摧毁。”战役结束了，一共只花了15分钟时间。奥特韦用维利信号枪发射了一颗代表胜利的黄色信号弹。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看到信号，用无线电向岸边的皇家英国舰艇“阿雷瑟沙”号报告。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再过一刻钟，巡洋舰就要炮轰德军的炮兵阵地了。与此同时，奥特韦的通信号兵放出一只鸽子以证实他们突袭成功。他在战斗中一直随身带着这只鸽子，鸽子腿上的塑料小管里装有一张写着密码“锤子”的字条。没过多久，奥特韦发现道林中尉的遗体。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军官做的报告。

奥特韦率领他那伤亡惨重的部队撤离血染的梅尔维尔炮兵阵地。没有人命令他在摧毁大炮以后继续坚守阵地，他的战士还有其他的D日任务要执行。他们只带走22名德国俘虏，在200名德国守军中，至少有178名不是死了便是快要死去。奥特韦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70个战士或死或伤。有讽刺意义的是，四门大炮的口径只是报告中提到的一半。再过48小时，德国兵又会回到暗堡，两门大炮又将向海滩扫射。但是，在登陆的最关键的几个小时内，梅尔维尔炮兵阵地哑然无声，为人们遗弃了。

大部分伤势严重的战士只好留下来，因为奥特韦的部队既无足够的药物又无运输工具来照顾他们。莫厄尔中了57片榴霰弹片，是躺在一块木板上给抬出去的。霍金斯伤势太严重，不能搬动。两人后来都活了下来，离开暗堡时，莫厄尔听见霍金斯大喊大叫：“伙伴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离开我！”他的叫声越来越轻，莫厄尔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以后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黎明，18000人为之战斗的黎明快要到来。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指挥官们的期望。空降部队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们的通信联络。现在，他们夺取了诺曼底登陆区两端的翼侧，在很大程度上阻挠了敌人的增援行动。

在英军空降区里，霍华德少校的由滑翔机运送的队伍已经坚定地登上至关重要的冈河大桥和奥恩河大桥。天亮以前，迪夫河的五个渡口都将被摧毁。奥特韦中校和他严重减员的部队已经攻下梅尔维尔炮兵阵地，伞兵们已经进入俯视冈河的制高点，各就各位。英军已经完成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只要他们能够坚守各条要道，他们就能拖延或阻止德军的反攻。

在诺曼底五个登陆海滩的另一端，尽管地形更为复杂，任务也更繁杂，美军还是干得很出色。克劳斯中校的队伍夺取了圣梅尔－艾格里斯的主要通信中心。镇北，范德伏尔特中校的一营人马，切断了瑟堡半岛上的主要公路，并随时准备迎击从公路上来的进攻。加文准将的部队已经深入梅尔德里特河和多佛尔河的各战略渡口，并且控制了犹他登陆滩头阵地的后翼。马克斯韦尔·泰勒的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士兵们还四下分散着。天亮时分，全师6600人中只集结到1100人。尽管如此，伞兵们还是赶到圣马丁德瓦拉维尔的炮兵阵地。没想到，大炮已经转移了。另外一部分伞兵已接近极其重要的拉巴基特闸门，就是这座闸门控制淹没半岛峡地的水位。尽管部队还没进入犹他海滩的堤道，一群群的士兵正奋力向着堤道前进，并且已经占领海滩后部水淹区的西侧。

盟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从空中向欧洲大陆发起袭击，并且为海上进攻夺取了最初的立足点。现在，他们在等候海运部队的到来，以便联合起来进攻希特勒的欧洲。美国的特混部队已经部署在犹他和奥马哈海滩外12英里的地方。对于美军来说，再过1小时45分钟，H时———6时30分———就要来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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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时45分，乔治·昂纳中尉的小型潜艇X23号，在诺曼底海岸一英里外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浮出水面。20英里外，它的姐妹艇X20号也浮出水面。这两艘57英尺长的潜艇现已到位，各自部署在英加登陆入侵区———索德、朱诺及古尔德海滩的各一端。现在，两艘潜艇上的水兵都得竖起一根桅杆，挂上闪光灯，装配好所有其他可见信号和无线电信号设备，等候第一批英国舰船朝他们的信号准确无误地驶来。

在X23号潜艇里，昂纳推开舱口盖，费力地爬出来，登上狭窄的过道。海浪扫过小小的甲板，他得使劲抓住栏杆才不至于被卷进海里去。疲惫不堪的船员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抓紧导杆，浪花冲击他们的小腿。他们大口地吞咽着夜晚清凉的空气。他们在6月4日天亮以前就泊在了索德海滩，每天在水底潜伏至少21个小时。自从6月2日离开朴次茅斯以来，他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64个小时。

即使如此，他们的苦难还远未结束。在英军海滩上，H时从7时改为7时30分。因此，在第一批登陆艇到来前的两个多小时内，这两艘小型潜艇还得坚守阵地，X23和X20号潜艇将暴露在海面上，成为德军岸炮阵地的固定而渺小的攻击目标。过不了多久，天就要大亮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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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到处都在等待天亮，但最为焦虑的还是德国人。因为，现在源源不绝地送往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大量报告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不祥的调子。克朗克海军上将在海岸沿线的海军电台都已收到舰船运行的声响———不是像以前收听到的一两艘，而是有数十艘之多。一个多小时以来，报告中的舰船数字越来越大。终于，在凌晨5时以前，第七集团军坚持己见的彭塞尔少将打电话给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不少舰艇正在维尔河及奥恩河的河口集中。结论只有一个：敌人将立即向诺曼底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并登陆。”

在巴黎郊外西线集团军群司令部里，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即将发生的诺曼底登陆仍然像是一次“为转移目标而进行的佯攻”，并非真正的入侵进攻。即便如此，伦德施泰特还是立即采取对应措施。他命令两个规模巨大的装甲师———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巴黎附近的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立即集合并迅速开往海岸。从技术上讲，这两个师归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领导，没有元首的特别批示，任何人无权调动。但伦德施泰特大胆冒了一下险，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反对他的做法或撤销他的命令。现在，一切迹象都表明，诺曼底将是盟军“牵制性进攻”的地区。伦德施泰特向最高统帅部打了一个正式报告，要求调动后备力量。电文说：“西线集团军群充分认识到，如果这真是一场大规模的敌军进攻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立即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天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战略后备军……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如果他们立即集合，尽早出发，他们可以在白天进入沿海的战斗。鉴于上述情况，西线集团军群请求最高统帅部把后备军调拨给我们使用……”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存档用的例行公事。

在气候温暖得异乎寻常的南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最高统帅部里，作战部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中将的办公室收到了这份报告。约德尔在睡觉，他的参谋们认为形势尚未发展到非得叫醒他的地步，这份报告可以暂时搁置一下。

不到三英里的地方，在希特勒的山中住宅里，元首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也在睡觉。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4时准备就寝，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给他服了安眠药（他现在不吃药就不能入眠）。大约5点钟的时候，希特勒的海军顾问卡尔·杰斯柯·冯·普特卡默，被约德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普特卡默现在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说“在法国似乎有某种登陆行动”。确切情况并不了解，———事实上，他告诉普特卡默，“最初的情况都很含糊，并不明确。”普特卡默是否认为应把此情况向元首报告？两人反复商榷，最后决定不要叫醒希特勒。普特卡默回忆说：“当时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告诉他。我们两人都很担心，如果我把他吵醒了，他又会变得很神经质，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决定。”普特卡默认为，到早晨再向希特勒报告也为时不晚。他关上灯又睡了。

在法国，西线总司令部和B集团军群的将军们坐下来静候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命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也调动使用了后备力量装甲师，下一步就看盟军怎么行动了。没有人能估计即将发动的进攻规模有多大，没有人知道———或猜测到———盟军舰队的数目大小。尽管一切迹象表明登陆将在诺曼底进行，没有人敢肯定主攻方向。德军将领已经尽力而为，其他一切就要靠守卫阵地的德国国防军的士兵了。他们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帝国的士兵们从沿海的工事据点里观察大海，不知道这是一次紧急待命的演习还是真刀真枪的战斗。

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少校待在俯视奥马哈海滩的暗堡里。从1点钟起，他就在等候上级的指示，但始终未见音信。他又冷又累，心烦意乱。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明白为什么团和师司令部都没送来任何文件。当然，他的电话铃一夜未响应该是个好征兆，这说明没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但那些伞兵，那些大规模的飞机机群又是怎么回事？普洛斯克特无法摆脱萦绕心头的焦虑与不安。他再一次把炮队镜转向左方，对准黑黝黝的瑟堡半岛，开始对地平线做又一次缓慢的观察。镜头里还是同样的雾气蒙蒙的低岸，同样的月光照耀下的微微发亮的土地，同样的汹涌起伏的溅着白色浪花的大海。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宁静平和。

在他身后，他的猎犬哈拉斯舒展着身子睡着了。鲁兹·威尔肯宁上尉和弗里茨·特恩中尉在一旁悄悄地说话。普洛斯克特走了过去。“外面还是没有动静。”他对他们说，“我不想管了。”但他又走回瞭望孔。初升的朝霞开始照亮天际，他决定再做一次常规观察。

他百无聊赖地把炮队镜转向左方。他慢慢地顺海平线向右扫视。他转到海湾的正中点。炮队镜停止移动。普洛斯克特全身都绷紧了，他使劲地瞪大眼睛。

透过渐渐消失的零零碎碎的薄雾，海平线上像变戏法似的排满了船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舰船轻松自在地前后移动，仿佛它们已经待在那里很长时间了。舰船似乎有成千上万艘，这些幽灵似的舰队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普洛斯克特呆呆地望着，难以相信，难以言语，他一生中从未感到这么大的震动。就在这一刻，普洛斯克特这位优秀士兵的世界崩溃了。他说，就在那几分钟里，他冷静而肯定地感觉到：“德国的末日来到了。”

他转身对着威尔肯宁和特恩，很超脱也很简短地说了一句：“这是登陆。你们自己看吧。”接着，他拿起电话打给第三五二师师部的布洛克少校。

“布洛克，”普洛斯克特说，“这是登陆。海上至少有10000艘舰船。”他知道，他的话叫人难以相信。

“普洛斯克特！镇静一点，别胡说八道！”布洛克驳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舰船。没有人有这么多舰船！”

布洛克的怀疑使普洛斯克特反而清醒过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大喊大叫，“那就亲自上这儿来看一看。真是不可思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布洛克静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些船朝哪儿开？”

普洛斯克特拿着话筒朝地堡瞭望孔外边瞭望边说：“就朝我这儿。”

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让人畏惧，还美誉哪支进攻军曾遇倒过这样的防御——不过，这个壁垒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些照片（从一部16mm的德国宣传片放大的）可以让我们对围绕在进攻海岸的重型枪炮和水泥防御工事有个大概印象。通信管沟、机枪巢、迫击炮坑和地雷则弥补了重型枪炮掩体的不足，而沙滩上布满了像迷宫一样的反进攻地雷障碍。

1944年2月，隆美尔视察法国沿岸的防御设施。他右边的人（几乎出了照片外）是艾尔弗雷德··高斯少将，1944年3月以前，他一直是隆美尔的参谋长。面向镜头，站在那位正在指着前方的官员背后的，是隆美尔的副官赫尔墨思·兰上尉。

隆美尔设计的简单但是致命的海滩障碍物之一——顶上绑着地雷的木桩。这些装置多数是隆美尔自行设计，他曾自豪地称之为“我的发明”。

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

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少将

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的主要领导人，从左到右依次是：美国第一军指挥官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盟军海军指挥官伯特兰·拉姆齐上将；空军总指挥、盟军副统帅马歇尔·特德；艾森豪威尔；陆军元帅、D日进攻指挥官蒙哥马利；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

5月的最后几周，港口到处都是为D 日进工作准备的士兵和装备。图中所示的是正在英国的布里克瑟姆准备登上坦克登陆舰的军队和装甲车。请注意那些坚固的突堤，它们是为了方便装卸吃水较浅的登陆艇而专门安设的。（下图）

图中时五个《每日电讯报》的填字游戏，暗含了D 日的暗号，让盟军总部非常害怕。虽然这些早在几个月前就准备好了，但是奇怪的是，它们却在进攻前几天的紧张日子里一起出现在了报纸上。注意“霸王”（Overlord）和“海王星”（Neptune），这两个密码出现在同一天，也就是进攻前四天的6 月2 日。

1944 年6 月5 日夜，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进攻开始前为第一批执行空降任务的伞兵送行。他和著名的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士兵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眼含泪水，目送他们飞进夜空。图中的艾森豪威尔而神情坚定，而即将赴死的战士们留着两侧剃光的古怪发型，脸上用油彩涂成了黑色。

赫尔默思·迈耶中校，他是第十五集团军情报处的领导人。正是他发现了传给法国地下组织的密信，并将其成功破译，并警告说，盟军将在49 小时内发动进攻。

图为第十五军的战争日志中的一页，上面的内容是魏尔伦信息，迈耶将军从中发现了盟军即将进攻的情报。注意第二段中的“Blessent mon Coeur d’une longeur monotone”这条重要信息，是在9:15（英国时间10:15）从BBC向法国地下组织播出的广播中截获的，而它的含义——也就是进攻将在48 小时内的6月6 日零点开始——在五分钟之后被录了下来。虽然其他D日信息也被破译了，但是只有这个被记到了德军的战时日志当中。大量证据显示，迈耶将军所说的德军认为魏尔伦的诗歌是最重要的信息是有根据的。6月8日，希特勒总部要伦德施泰特做出解释，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发出全面警告，尤其指出了魏尔伦诗歌这条信息。

目的地：诺曼底。一〇一空降师的一组伞兵在登陆DC-3 前做最后的检查。

舰队在掩护汽艇和歼击机的的护送下，驶向海滩。

第三一六军的DC-3 飞机拖着滑翔机穿越法国。

皇家海军突击队向索德海滩进发

正在登陆诺曼底的英国军队。

盟军士兵挤在登陆艇内，等待着轮到他们前去袭击诺曼底的德国军队。

首批登陆诺曼底的美国将军，从左至右至下：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马修·李奇微少将；第八十二师空降的詹姆斯·加文准将；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第一个登陆诺曼底的英国高级军官是第六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少将。

圣梅尔- 艾格里斯镇长亚历山大·雷诺目睹了镇广场上的大屠杀，神父路易·罗兰命令教堂鸣响了大钟。

这幅珍贵的照片是距今仅存的一张，图片中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开路者们在向诺曼底进发前的留影。这些人是首批登陆法国的美国人。照片中的这些人有多少幸存了下来，多少仍然健在？我只找到了其中的两位。其中一个就是罗伯特·墨菲下士，他降落在了利弗拉尔特夫人家的花园里，右起第三位戴着羊毛帽子的那位就是墨菲下士。

美国空军。

可载三十人的霍莎式滑翔机在圣梅尔- 艾格里斯附近坠毁。八名伞兵遇难。

诺曼底战场两端的很多地区被淹，致使大量英国和美国的伞兵在此阵亡。黑暗中，背着沉重设备的散兵们经常无法解开降落伞，很多人就这样在不足三英尺深的水中被淹死。

神父爱德华·沃特斯为第一师的突击部队在码头举行仪式。他们的下一站将是奥马哈海滩。

H 时几分钟前，奥马哈海滩近在咫尺。被海水浸透的突击部队蹲在正疾驰驶向海滩的海岸警卫队突击登陆艇内。

D日战斗开始阶段在法国东北部海岸登陆的士兵正在用救生索帮助倾覆的登陆艇上的美国士兵上岸

桥上手持望远镜的是美军第一军统帅奥马尔·布雷德利中将，正在看着登陆艇驶向奥马哈海滩。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少将艾伦·柯克，他是霸王行动西部特战队的领导人。

奥马哈附近的登陆艇中弹之后起火。

另一艘登陆艇的幸存者乘坐救生筏奋力登上海滩。

一波波的突击艇逆行经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

奥马哈海滩的H 时。遭受火力进攻的突击部队正在重重障碍和巨大的海浪中突围。这幅照片由《生活》杂志已故摄影师鲍勃·卡帕拍摄，可能是人们印象最深的D日照片。

奥马哈海滩情景。增援士兵正携带装备向内陆前进。

H 时开始十五分钟后。被敌军火力压制住的军队在障碍物后躲避。

纳粹炮火下，诺曼底海滩上正在寻求掩护的盟军士兵。

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士兵们坐在散兵坑内守护刚刚夺下来的滩头。

H 时开始25 分钟后。第十突击队的工兵开始前进。注意在障碍物后和工兵推土坦克后寻找掩护的军队。

奥马哈海滩上受伤的士兵在防波堤上寻求庇护，等待疏散。

这些截自美军第一师作战日志的内容几乎将军队开始在下午一点之后向内陆挺进前在奥马哈海滩上七个小时的危机每一分钟都记录了下来。注意H 时开始后的前二十五分钟，552 巡逻艇（第八和第十一条信息），报告说，整个第一波进攻完全失败了。

美军所使用的155mm 榴弹炮。

诺曼底登陆中使用的白朗宁M2（M2HB）重机枪。

法国抵抗部队与伞兵讨论局势。

美军第四师的士兵蹚水登上犹他海滩。第一批士兵受伤较少，但是当天早上晚些时候，海滩遭受了重型火炮的攻击。

第四师的医护兵正在沙滩上救治伤员。

“听好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不能走散。看在上帝的份上，按我说的做。跟在我后面，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这是孤军进入——而且大概是有去无回了。”这是空军中校约瑟夫·普里勒在起飞前给他的僚机驾驶员海因茨·吴达茨克的指示。这是盟军最初登陆时纳粹德国空军发动的唯一一次空袭。

犹他海滩上，德国的88 火箭弹在突击队中间爆炸。在画面近处右边的士兵为了安全，正躲在防波堤下。

别动队员押送德国战俘到悬崖壁之下。美国国旗是为了保护这些军队不被自己人轰炸。

第四师师长雷蒙德·巴顿少将正在第一战地指挥所开会，300 码外就是犹他海滩。在他的右边戴着羊毛帽的就是副师长西奥多·罗斯福准将，他是第一批登陆者之一。在巴顿左边的是第七四六坦克团的克拉伦斯·赫普弗中校。

英勇无畏的第二十九师的副师长诺尔曼·科塔准将完全无视敌人的枪林弹雨，沉着地在奥马哈海滩走动，指挥第二十九师向内陆前进。

沃纳·普洛斯克特少校，他是奥马哈海滩的炮队指挥官。他在前哨瞭望台发现了一队庞大的敌军舰队，而这个瞭望台就在诺曼底海滩正中间的海岸掩体内。

英军在火力之下登陆。海滩位置不清，但很可能是古尔德。注意左边受伤的士兵倒在水中，其他人也中弹倒下，但是右边的士兵却仍沿着海滩镇定前进。这是D 日照片中最写实的一张，因为它展示了每个进攻老兵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要么在一地突然死亡，要么在另一地暂时享受虚假的安全感。没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

加拿大士兵挤在步兵登陆艇内前往朱诺海滩。注意左边那些可折叠自行车。

水路两栖坦克在前面开路，它们像气球一样的帆布“水翼”现在已经折叠了起来。英军士兵紧随其后，进攻未知海滩——有可能是索德海滩的西部。

这幅珍贵图片颇具历史意义。图中站着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官厄尼斯特·杜派，他正在宣布自由世界盼望已久的消息——盟军已经在欧洲登陆。当时时间是上午9:33。

美国突击队士兵全副武装正向犹他海滩进发，他们身后的码头挤满了登陆艇。

美军在D 日最大的成功是犹他海滩的突袭。第四师的士兵进入内陆的速度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在图片右边，正在被淹地区跋涉的士兵要去和伞兵会合。而路边的情景则随着诺曼底战斗的进行越来越常见：德军和美军等的尸体。

D日傍晚，犹他海滩上的士兵望着滑翔机组飞过上空，前去支援仍被围困的伞兵部队。

诺曼底的登陆后的滩头情景。

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开始。德国战俘正在奥马哈海滩吃力前行。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第三部 进攻日

Part Two The DAY

1

★　★　★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黎明。在朦胧、灰暗的晨曦里，伟大的盟军舰队以庄严雄伟、令人生畏的气势，在诺曼底的五个进攻海滩外围摆开了阵势。海面上布满舰只。从瑟堡半岛的犹他海滩，直到奥恩河口附近的索德海滩，整个海面上舰旗飞扬，在海风中发出啪啪的声响。天空衬托出巨型战列舰，有威慑力的巡洋舰和轻装甲驱逐舰的轮廓。在它们后面，排列着矮墩墩的指挥舰，舰船上天线林立。指挥舰后面是装载军队的运输舰队和登陆舰队，它们依旧沉沉地伏在水里。大批的登陆艇蠢蠢欲动，停在运输指挥舰周围，船上也挤满了喧哗的士兵，一同等待着冲向海滩的信号———他们即将随第一登陆波次登陆。

排列在宽阔海域上的大批舰只人声喧哗，充满活力。巡逻艇在乱哄哄的强击艇群里来回穿梭。发动机震动着，发出低沉的声音，起锚机呼呼地转动着，吊杆摇摇摆摆地送出一艘又一艘两栖作战艇。吊艇架把攻击艇放入水中，架上的铁链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面色苍白的士兵挤在登陆艇上，被震得浑身发颤，砰砰地撞在船体的钢板上。海岸警卫队队员们指挥喧闹的攻击艇列成阵队，扩音器大声宣布着：“排好队形！排好队形！”运输舰上的士兵挤满甲板，等待着轮流爬下滑溜溜的梯子或爬行网，进入浪花飞溅、准备启动的登陆艇。

整个过程当中，所有舰只上的有线广播都在不断地播放着通知和鼓动的话语：“努力作战冲上陆地，努力作战保护船只，只要还有一口气，努力作战保住生命。”……“第四师，冲上去，让敌人下地狱！”……“别忘记大红舰只是领舰。”……“美国突击队队员们，各就各位。”……“铭记敦刻尔克！铭记考文垂！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的人。”……“我们宁愿死在亲爱的法兰西沙滩上，我们决不回头。”……“时刻已到，伙伴们，拿起武器，扛在肩上。你们只有单程车票，这里就是队尾。二十九师，我们走！”然后就是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两项通知：“全体舰船出发”，“我们的天父，您的英名无比神圣”。

在拥挤的甲板上，不少人离开队伍，去向其他舰船上的朋友道别。海员与士兵在船上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互祝运气好。成百上千的人则详细交换了家庭住址，“以防万一”。第二十九师的技术军士罗伊·史蒂文斯在拥挤的甲板上从船头找到船尾，希望看一眼他的孪生兄弟。“我终于找到了他，”他说，“他笑了，伸出手来。我说：‘不，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法国的十字路口处握手吧。’我们道了别，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约瑟夫·莱西上尉是第二和第五突击营的随军牧师，他在英国“利奥波德王子”号军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一等兵麦克斯·克尔曼听到他向等待进攻的人说：“从现在起，我将为你们祈祷。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本身也将成为一种祝福。”

军舰上，军官们用他们认为最富有色彩、最令人难忘的语言相互鼓励着，偶尔也有出乎预料的结果。约翰·奥尼尔中校将指挥特种工兵部队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首批登陆，负责摧毁地雷障碍物，他以为他已经找到了关于这次登陆的谈话的理想结尾，因此粗声粗气地说：“管它是深水还是地狱，非把那些该死的障碍物排除不可！”附近的一个声音说：“我看那些人也害怕了。”第二十九师的谢尔曼·巴勒斯上尉告诉查尔斯·考索斯上尉，他打算在进军海滩的过程中背诵《丹·麦格鲁的射猎》。负责率领一个工兵旅在犹他登陆的埃尔齐·穆尔中校却一言不发。他本想背诵一段取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一个战斗场面的描写，这是另一个关于进攻法国的故事，对眼前的情景再合适不过，可是他只记得开头的那行诗：“重新踏上这片海滩，亲爱的朋友们”，所以他决定还是不背了。英军第三师的“射击大王”卡·克·金少校将首批登陆索德海滩，他也打算朗读这出剧中的诗句。他已经认真地把想要朗诵的诗行抄了下来。这些诗行的最后一句诗是：“凡是渡过了今天这一关，能安然无恙／回到家的人，每当提到了这一天，／就会肃然起立……”³⁰

速度在加快。在美军登陆的海滩不远处，装载着士兵的舰船加入突击舰的行列，围绕着母舰不停地巡弋着。船上的士兵晕船，浑身湿透，疲惫不堪，即将穿过奥马哈和犹他，率先在诺曼底登陆。上岸的行动已经在运输船上全面展开。

这是一次既复杂又危险的行动。士兵携带的装备太多，几乎无法移动。每个人都有一个橡胶救生管，还有武器、野战背包、挖掘工具、防毒面具、急救包、水壶、匕首、食物，此外每人还要带上大量的手榴弹、炸药，以及经常是多达250发的子弹。此外，许多士兵还要携带他们的专门任务所必需的特殊装备。一些士兵估计说，当他们摇摇摆摆地走在甲板上准备进入小艇的时候，身上的行装起码重达300磅。这些都是必要的装备，但是在第四步兵师的格登·约翰逊少校眼里，他的士兵因此而行动“慢得像乌龟”。第二十九师的比尔·威廉斯上尉认为，他的士兵负担过重，“很可能无力作战”。二等兵鲁道夫·莫泽戈低头向运输舰的船舷下望去，看到强击艇在海涛中令人反胃地上下浮动着，撞击着船体，便揣测道：如果他和他的装备果真可以进入小艇，“这场战斗就算打胜了一半”。

许多士兵，还没等到被敌人击中，就在从网状的攀援网上向小艇移动时，连人带装备一起摔了下去，成为伤亡人员。迫击炮部队的哈罗尔德·詹曾下士，背负着两卷电缆线和几架野战电话机，企图计算出脚下强击艇的起伏规律。他在自以为正确的时机跳下去，不料计算失误，摔到12英尺深的水里，被自己的卡宾枪击昏过去。还有更为严重的损伤。罗密欧·庞培中士听到有人在下面大叫，向下一看，发现一个人吊在攀援网上痛苦地挣扎，强击艇正把他的一只脚提到运输舰的船舷上挤压着。庞培本人从网上头朝下摔到小艇里，摔碎了一颗门牙。

从甲板直接上到小艇然后由吊杆子将小艇放下水的士兵们，运气也同样的不好。托马斯·达拉斯少校是第二十九师的一位营长，他和他的营部人员乘坐的小艇被突然发生故障的吊杆悬在甲板及水面之间。他们在那里悬了20分钟，头上四英寸处正好是厕所的污水口。“始终有人使用厕所，”他回忆说，“所以在这20分钟里，我们接到了全部的排泄物。”

海浪太高，许多强击艇被冲得在吊杆链上像可怕的摇摇玩具一样上下悠荡。一艘装满突击队员的小艇刚刚降到英军“查尔斯王子”号的半腰处，一个大浪袭过来，差一点把他们重新送回到甲板上。浪头过去之后，小艇又被吊链抛下来，把船上许多发晕的士兵们像洋娃娃一样抛向空中。

在进入小艇的这段时间里，老兵们告诉新兵即将发生的事情。在英军的“帝国之砧”号上，第一师的迈克尔·库尔茨下士把全班士兵召集到身边，警告他们说：“我要你们这些家伙把脑袋都藏到船舷底下。敌人一旦发现了我们，就要向我们开火。如果你躲过去了，很好。如果躲不过去，这倒是个牺牲的好地方。现在我们走吧。”库尔茨和他的士兵正在往吊杆悬着的小艇上走，听到下面传来呼叫声。一只小艇已经底朝天翻了船，艇上的士兵纷纷落入海中。库尔茨的艇被顺利地放到海面上，这时，他们全都看到翻了船的人在运输舰的船边游泳。库尔茨的小艇开始出发，一个漂在水中的士兵喊道：“再会了，笨蛋们！”库尔茨看了看艇上的士兵。他在每一张脸上看到的都是同样恼怒、呆板的表情。

时值清晨5时半。首批登陆部队早已经开始了冲向海滩的行动。尽管自由世界为了发动这场伟大的海上反击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可是主攻人员数量却不过3000。他们是第一师、第二十九师和第四师及其附属部队的战斗队，包括陆军和海军的水下爆破队，坦克营小组和突击队员。每个战斗队都受命在指定地区登陆。例如，克拉伦斯·罗·许布纳少将的第一师第十六团应进攻半个奥马哈海滩，查尔斯·赫·格登少将的第二十九师进攻另一半海滩。[31]这些地区又被进一步划分成一些小区，每一小区有一个代号。第一师的士兵应在“淡红”、“狐绿”和“狐红”登陆，第二十九师则应在“查理”、“狗绿”、“狗白”、“狗红”和“淡绿”几个地区登陆。

奥马哈与犹他两处的登陆时间表几乎是以分钟为单位计划的。第二十九师在奥马哈海滩的登陆时间是H时间差五分，即清晨6时25分。届时[32]辆水陆两用坦克必须进入“狗白”和“狗绿”地区，做好向滩头开火的准备，为第一阶段的进攻做掩护。在H时正点，即清晨6时半，八艘坦克登陆舰将运来更多的坦克，使它们从海上直接进入“淡绿”和“狗红”地区。一分钟之后，即6时31分，进攻部队将游向海滩进入整个地区。两分钟之后，6时33分，水下爆破工兵上岸，他们的艰巨任务是在地雷和障碍物中清理出16条50码长的道路。他们要在27分钟内完成这项棘手的任务。从7时整起，主攻部队将分成五批，以六分钟的间隔开始登陆行动。

这是为两个海滩所做的基本登陆计划。集结时间计算得十分精细，炮兵一类的重型装备，预计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按照预定计划，甚至连吊车、半履带式车辆以及坦克载回车辆也应在上午10时半到达。这是一个复杂而详细的时间表，似乎不可能实现。在所有的或然性当中，策划者早已将计划的不可能实现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了。

第一攻击波次的军队此刻尚无法看到薄雾笼罩中的诺曼底海岸，他们距海岸还有九英里。一些军舰已经和德国海军的海岸炮兵交锋，但是，对于小艇上的士兵来说，战斗依旧是遥远的、非个人的，因为火力并不直接射向他们。晕船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几乎无人幸免。每一条强击艇大约运载30人以及他们的沉重装备，这些重量使艇身沉入水中。第一特种工兵旅尤金·卡菲上校的回忆说，海浪打过来时，与他同船的一些士兵“干脆躺在那里，任凭海水在他们身上溅来溅去，不在乎是死是活”。不过，那些没有被晕船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士兵们，看到了雄伟的进攻舰队在他们身边赫然驶过，如此巨大，既令人生畏又奇妙异常。与杰拉尔德·伯特下士同船的爆破兵们当中，有一位士兵遗憾地说，他真希望带着照相机。

30英里以外，德国的海内里奇·霍夫曼海军少校在他的第五鱼雷快艇队的领队快艇上，看到有一层奇怪的假雾遮住了前方海面。霍夫曼正在观察，这时，有一架飞机从白色的雾中飞出。这证实了他的怀疑：这假雾肯定是道烟幕。霍夫曼率领另外两艘快艇，深入烟幕进行调查，其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终生难忘。在烟幕的另一面，他发现自己突然面对着令人惊愕的大批战舰，几乎是整个英国舰队。他四处看去，到处都是军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在他的小艇旁高高地耸立着。“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一条小筏子里。”霍夫曼说。几乎与此同时，炮弹开始落在他那三艘旋转、躲闪的小艇旁。骄傲的霍夫曼一刻也没犹豫，在敌我双方数量难以置信地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下令还击。数秒之后，18枚鱼雷穿过海水向盟军舰队射来，这是D日当天德国海军的唯一进攻行动。

在挪威驱逐舰“斯温纳”号的舰桥上，皇家海军的戴斯蒙德·劳依德上尉发现了鱼雷。“沃斯拜特”号、“拉米里斯”号和“拉格斯”号上的军官们也在舰桥上发现了鱼雷。“拉格斯”号迅速关闭发动机，全速后退。两枚鱼雷从“沃斯拜特”号和“拉米里斯”号当中穿过，“斯温纳”号却没能避开。舰长大声喊道：“左满舵！全速右转！左满舵！”竭力使驱逐舰调开船体，以便让鱼雷从船侧通过。劳依德上尉用望远镜观察，看到鱼雷将正好击中舰桥底下，他只想到一件事：“我将会飞多高？”“斯温纳”号军舰令人极度痛苦地缓慢转动着，劳依德一时还以为他们也许躲得过去。但是这个策略失败了，一枚鱼雷击中了锅炉房。“斯温纳”号好像被举出水面，颤抖着，裂成两半。总司炉罗伯特·杜威在附近的英国扫雷舰“邓巴”号上，惊讶地看到驱逐舰滑向水中，而“船头和船尾向上翘起，形成一个V字”。一共有30人伤亡。劳依德上尉没有受伤，他在水中游了将近20分钟，同时还帮助一位腿部受伤的水兵使他不至于沉下去，直到“斯威夫特”号驱逐舰把他们救起。

霍夫曼安全地回到烟幕的另一侧。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报警。他用无线电信号向“小港口”发出信息，丝毫不知道他的无线电设备已经在刚才发生的那场短暂的战斗中毁坏了。

在美军海滩附近停泊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上，奥马尔·纳·布雷德利中将用棉花塞住耳朵，把望远镜对准急速驶向海滩的登陆艇。他的军队，美国第一军团的士兵，正在迅疾地向陆地移动。布雷德利非常关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以为有一支劣势的德国“不战斗”师，第七一六师，把战线拉得过长，控制着大致从奥马哈海滩直至东部英军地区海滩沿岸，然而，就在他离开英国之前，盟军情报机关传来消息说：德军又有一个师的兵力进入了进攻地区。消息来得太晚，布雷德利已经无法通知他那些已经接受命令并“封了口”的部队。现在，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的士兵已经向奥马哈海滩动身，并不知道身经百战、顽强坚忍的第三五二师驻扎在防御工事里。

海军的炮轰很快就要开始了，布雷德利祈望炮轰会使陆军官兵的作战更容易一些。几英里以外，在法国的轻型巡洋舰“蒙特卡姆”号上，约贾尔海军准将对他的军官和士兵讲话：“向我们的祖国开火是一件可怕而荒谬的事，可是在今天，我命令你们这样做。”距奥马哈四英里以外，罗伯特·奥·比尔中校在美国驱逐舰“卡米克”号上，按下船上内部通信系统的按钮，说：“注意了！这将是你们这群年轻人有生以来可能参加的一场最大的晚会，所以大家都出来，到甲板上跳舞吧！”

时间是清晨5时50分。英国军舰已经向他们的滩头开火20多分钟了。现在，向美军登陆地区的炮击也已经开始。整个进攻地区爆发出一阵呼啸的风暴般的炮火。大型军舰不停地向预先选择的目标射击，强烈的声波在诺曼底海岸来回震荡。灰色的天空被军舰上发出的炮火照亮，海滩一带开始向空中升起大团的黑色烟雾。

在索德、朱诺和古尔德附近，“沃斯拜特”号和“拉米里斯”号用舰上15英寸舰炮，向德军在“小港口”和奥恩河口附近地区的炮群抛出数吨重的钢铁。机动巡洋舰和驱逐舰把一串串炮弹注入碉堡、地下水泥掩体和多面堡。以“水中全权”著称的英国军舰“埃杰克斯”号，以惊人的准确度在六英里外的海面上，摧毁了一个由四门6英寸火炮组成的炮群。在奥马哈附近的海面上，大型战舰“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萨斯”号，一共装备有10门14英寸、12门12英寸和12门5英寸舰炮，它们把600发炮弹射向位于霍克角的岸炮阵地，全力以赴地为已经向100英尺高的、光秃秃的岩石峭壁挺进的突击营开辟道路。在犹他附近的海面上，“内华达”号战列舰和“塔斯卡露莎”号、“昆西”号以及“黑王子”号巡洋舰炮火齐鸣，一阵接一阵地射向岸炮阵地，船体似乎也随着发炮而向后倾斜。当大型舰只在离岸五至六英里处开火时，小型驱逐舰开到距离岸边只有一二英里处，呈一字形排开，向岸上阵地防御配系的所有目标进行密集射击。

海军的连续炮轰令人生畏，给看到和听到炮轰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皇家海军的理查德·赖兰中尉为“战列舰的雄伟姿态”深感骄傲，同时不免想到，“这会不会是看到如此场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美国军舰“内华达”号上，文书、三等水兵查尔斯·兰利几乎被舰队大规模的火力所吓住，他无法明白，“哪一种军队能够经受得住这种炮轰”，并相信“舰队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就会撤离”。在全速前进的强击艇里，浑身浸湿、晕船难受的士兵们正在用头盔从艇里往外舀水，他们看到铺天盖地的炮弹从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不禁欢呼起来。

这时，另一种声音在舰队上空隆隆响起。开始时，这种声音很慢，像一只巨大的蜂在嗡嗡作响，然后声音逐渐增大，变成越来越强的轰鸣：轰炸机和战斗机出现了。它们直接从巨大的舰队上空飞过，机翼挨着机翼，编队接着编队，一共有9000架。喷火式、雷电式和野马式战斗机在士兵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机群显然无视舰队的炮雨，向进攻的滩头和海峡猛烈射击，然后陡直飞起，急速转身，再次俯冲扫射。在它们的上面，空军第九师的B－26中型轰炸机在不同的高度交叉飞行着。在B－26的上面，英国皇家空军的重型轰炸机和空军第八师的兰开斯特式、堡垒式和解放者式等轰炸机，在视线以外的厚厚云层上嗡嗡作响。天空仿佛已经无法容纳所有这些飞机。士兵们仰头望去，眼睛湿润了，面孔因一种巨大得无法承受的感情冲击而变形。他们想，现在一切都会好了。有了空中掩护，敌人就会无法行动，火力点也会被摧毁，海滩上将布满小型掩体。但是，由于无法看透厚厚的云层，又不愿炸伤自己的部队，被派往奥马哈地区的329架轰炸机，已经开始在离岸三英里的内陆地区投下13000枚炸弹，他们的目标原是奥马哈海滩上的致命炮群。[33]

最后一次爆炸十分近。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少校以为地下水泥掩体会被震得裂成两半。又一颗炮弹击中悬崖表面，正落在掩体底部。炮弹的震动把普洛斯克特抛开，又把他猛掷回来，他重重地摔到地上，尘屑、灰土和水泥的碎片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四周。白色尘埃像云层一样，令他什么也看不到，可是他听得到士兵的叫喊。炮弹一次又一次地落到悬崖上。普洛斯克特被这阵冲击搞得茫然不知所措，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电话铃在响。是第三五二师师部打来的。“形势怎样？”一个声音问道。

“我们正在遭到炮击，”普洛斯克特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严重的炮击。”

在他的阵地后面很远处，他又听到了炮弹的爆炸。又一阵炮弹落在悬崖顶上，把雪崩似的土块和石头通过掩体的小孔抛进来。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普洛斯克特找不到电话机了，他便随它去响。他发现自己从头到脚被一层细细的白色粉末所覆盖，军装已经撕裂了。

一时间，炮轰停止了，普洛斯克特透过厚厚的尘埃，看到特恩和威尔肯宁趴在水泥地面上。他对威尔肯宁大叫道：“趁现在有机会，你最好回到你的阵地上去。”威尔肯宁阴郁地看了看普洛斯克特，因为他的观察点在一段距离以外的下一个掩体里。普洛斯克特利用这个间歇给他的炮兵营打电话。令他惊讶的是，他的20门炮没有一门被击中，这些全都是口径不等的崭新的克虏伯公司制火炮。他不明白，为什么炮群距离岸边只有半英里左右却避开了炮轰，就连炮兵中的伤亡也很小。普洛斯克特开始怀疑是不是沿岸的观察哨被误认为是炮群阵地了，他本人的观察哨位所遭到的破坏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炮轰再次开始的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他上次听到的那个声音又在命令他说明“炮轰的准确位置”。

“看在上帝的分上，”普洛斯克特叫道，“它们落在四面八方。你想让我干什么，出去用尺子测量每一个炮弹坑吗？”他重重地放下话筒，向四处看去。掩体里似乎无人受伤。威尔肯宁已经回到他自己的掩体，特恩守在一个掩体孔跟前。这时普洛斯克特发现哈拉斯不见了，然而他此时无暇去顾及这只大狗。他又抓起电话机，走到第二个掩体口，向外看去。海面上的强击艇似乎比他上一次观察时更多，它们离岸边也更近了。它们很快就会进入射程。

他给团部的奥克中校打电话，报告说：“我的火炮全部完整无损。”

“很好，”奥克说，“现在你最好马上返回营部。”

普洛斯克特给他的炮兵参谋打电话。“我要回营部了，”他告诉他们说，“记住，在敌人到达水边之前，绝不许开炮。”

此刻，运载即将在奥马哈海滩指定地点登陆的美军第一师的强击艇，很快就要靠岸了。在俯视着“淡红”、“狐绿”和“狐红”的峭壁上，普洛斯克特的四个炮兵连的炮兵们，正等待着强击艇再开得近些。

这里是伦敦在呼叫。

我向你们发布总司令的紧急命令。你们当中许多人的性命将取决于你们执行命令的速度和准确性。这个命令尤其是针对沿海岸线35公里之内居住的居民发布的。

米歇·哈德莱站在他母亲的住所的窗户旁，观望着反攻舰队的行动。他母亲的住房就在奥马哈海滩西部顶端的维尔维尔。炮轰仍在继续，哈德莱可以通过他的鞋底感觉到冲击波。全家人———哈德莱的母亲、兄弟、侄女和女佣———都聚集在起居室里。现在似乎没什么可怀疑了，他们一致认为：反攻即将在维尔维尔这里开始。哈德莱对他自己的海边别墅颇有哲学家的思考，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别墅准被炸掉。背景中传来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这条消息已经重复播放了一个多小时。

立即离开你们的城镇，并且告知一路上遇到的所有邻居，提醒他们注意警报……避开人多的道路……要步行，而且不要随身携带不易携带的物品……尽量进入旷野地带……不要聚集成群，以免被误认为是集结的军队……

哈德莱不知道那位骑马的德国人是不是还会像往常那样给炮兵们送早上喝的咖啡。他看了看手表，如果那个士兵来的话，现在就该来了。随后哈德莱便看到了他，他仍然骑着那匹大屁股马，带着那个永远带在身边的、一颠一颠的咖啡罐。那个士兵镇静地沿着小路骑来，转过了弯……他看到了舰队。他一动不动地在马上坐了一两秒钟。然后他跳下马，绊了一下，摔倒了，爬起来，跑去寻找隐蔽处。那匹马继续缓慢地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此刻为清晨6时15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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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由上下起伏的登陆艇组成的漫长船队，距奥马哈和犹他海滩已经不到一英里了。那些将于H时随首批攻击波次登陆的3000名美国士兵，离岸边只有15分钟的路程。

爆炸声震耳欲聋。登陆艇搅起浪花，拖着长长的白色气浪，疾速向岸边驶去。在海水四溅、颠簸起伏的小艇上，士兵必须大声喊叫才能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让别人听到自己的讲话。头顶上，从舰艇上发射出的炮弹如同一个巨大的钢制雨伞，仍在雷鸣般地持续着，岸上也传来盟国空军地毯式轰炸的隆隆爆炸声。奇怪的是，“大西洋壁垒”的炮火却鸦雀无声。士兵们看着前方伸延的海岸线，思忖着敌人为什么不开火。许多人想，也许登陆确实不会很艰巨。

登陆艇巨大的斜面方头冲撞着一层层海浪，泛着泡沫的绿色海水冷冰冰地溅在士兵身上。小艇上没有英雄：他们个个晕船、发冷、心绪不宁，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密密地挤塞在艇上，连呕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吐在别人身上。《新闻周刊》的肯尼思·克劳福德在攻占犹他的第一攻击波次中，看到第四师的一位年轻士兵浑身沾满自己的呕吐物，他带着令人可怜的痛苦与厌恶表情缓缓地摇着头说：“那个叫希金斯的家伙，根本没有资格为他发明的这种该死的船骄傲。”

有些人则连思考痛苦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在为生存而奋力舀水。许多登陆艇从离开母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船舱积水，开始，人们对漫过膝盖的海水毫不在意，这不过是又一种必须忍受的痛苦而已。突击队员乔治·克切纳上尉看着海水慢慢地漫过登陆艇，想到这会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他早先听说过，两栖登陆艇是不会下沉的。然而就在这时，克切纳的士兵们从广播器中听到呼救的声音：“这里是860号两栖登陆艇！……860号两栖登陆艇！……我们正在下沉！……我们正在下沉！”随后是最后一次呼叫：“我的上帝，我们沉了！”克切纳和他的士兵们立即开始舀水。

就在克切纳的小艇后面，突击队员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也遇到了麻烦。麦克洛斯基和士兵们已经舀了一个多小时的水，他们的艇上装载着为进攻霍克角准备的弹药以及突击队员的装备。艇内浸满了水，麦克洛斯基认为它肯定会沉，他的唯一希望是减轻这艘笨重的小艇的重量。麦克洛斯基命令士兵把所有不必要的装备扔到船外，给养、额外的服装和装备都被扔出小艇。麦克洛斯基把成堆的物品扔进海浪当中。在一个背包里，装着二等兵查克·维拉在一次掷骰子中赢来的1200美元，在另一个背包里装着一等兵查尔斯·弗雷德里克的假牙。

在奥马哈和犹他两个地区，都有登陆艇开始下沉：在奥马哈沉了十艘，在犹他沉了七艘。一些士兵被随后开过来的救生艇救起，其他人有的在海水里漂了好几个小时，才被人救起。还有一些人的呼叫声没有被人听到，最后被自身携带的武器和装备拖入水中。他们在岸边不远处溺死，没来得及射出一颗子弹。

战争突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驶往犹他海滩的士兵看到，一艘驶在前面的指挥艇突然船头竖起，越出水面爆炸。几秒钟过后，人头突然露出来，幸存者拼命抓住船体残骸以保住性命。第二次爆炸几乎随即响起。一艘登陆驳船上的水手正在设法将运给犹他海滩的32辆水陆两栖坦克中的四辆放入水中，落下的船板却恰好撞上淹没在水里的水雷上。水陆两用坦克的头部冲向空中，在附近一艘坦克登陆舰上的奥里斯·约翰逊中士，恐怖地呆望着坦克“冲向100英尺外的空中，慢慢地翻着筋斗，再投进水中消失”。约翰逊后来得知，在众多的死亡者中，有他的好友、坦克手唐·尼尔。

驶往犹他海滩的士兵中，有几十人看到了尸体，听到了溺水者的呼救与尖叫。海岸警卫队中的一个人，弗朗西斯·泽·赖利上尉，对这个场面记忆犹新。这位24岁的军官指挥着一艘步兵登陆艇，只能听“受伤与受惊的士兵与水兵们痛苦的呼救声，他们恳求我们把他们从水中救起”。可是赖利接到的命令是“不顾死亡，使部队准时登陆”。赖利尽力不去听那些尖叫声，命令登陆艇抛开溺水者，全速前进。他别无他法。第一波次艇队一队队快速驶来，一艘运载着詹姆斯·巴特中校和第四师第八步兵团士兵们的登陆舰从尸体中穿过时，巴特听到一名脸色发青的战士说：“这些幸运的家伙，他们不会再晕船了。”

尸体浮在水中的情景，运输舰长途旅行带来的过度疲劳，近在眼前的平坦沙滩和犹他海滩上的沙丘，使士兵们猛然从懒散中清醒过来。刚刚20岁的下士李·卡森突然发现，自己在“对着苍天咒骂把我们卷入这场混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的激烈言辞让同伴们大为惊讶，因为在这以前，谁都没有听过他骂人。此刻，许多船上的士兵开始紧张地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武器。士兵们对弹药的占有欲十分强，尤金·卡菲上校无法从与他同船的士兵那里要来哪怕是一颗步枪子弹。卡菲本人也应当在上午9时之后登陆，可是他一个人却偷偷地登上了第八步兵师的登陆艇，希望能够跟着这条艇追赶上他的经验丰富的第一工兵旅。他没有任何装备，可是艇上的士兵尽管人人负满了弹药，却“为了宝贵的生命守着不放”。最后卡菲向几个士兵每人要来一颗子弹，才装备了自己的步枪。

奥马哈附近的水域里发生了严重问题。预计支援攻击部队的水陆两用坦克中，几乎有一半陷在泥淖中动弹不得。原计划是让其中的64辆坦克，在离岸两英里到三英里处下水，然后从那里接近海滩。它们之中的32辆坦克被指定去第一师的地区：“淡红”、“狐绿”和“狐红”。运载坦克的驳船开到指定地点，船头板被放下来，29辆坦克落入汹涌的浪涛中。样子古怪的水陆两用坦克，在形似大气球的帆布防护罩支撑下，开始在海里迎着波涛向岸边驶去。就在这时，灾难突然降临到第七四一坦克营的士兵们身上。在海浪的冲击下，帆布水翼撕裂了，支柱折断了，海水涌进发动机，随后，27辆坦克一辆接一辆地陷入水中，沉没了。士兵们从舱口爬出来，给救生衣充气，跳进水里，有的人还设法把救生艇放了下来。其他的士兵则在钢制的棺材里溺死。

两辆侧面已经内倾、几乎被水淹没的水陆两用坦克仍在向岸边驶去。另外三辆坦克上的士兵运气好得多，他们乘坐的登陆舰上的船板恰好被卡住放不下来，后来它们被推上岸。另外32辆预计在第二十九师负责的那一半海滩上登陆的水陆两用坦克安然无恙。负责指挥运载士兵小艇的军官们，被他们亲眼所见的灾难震慑了，明智地决定直接把士兵送到岸边。然而，第一师的坦克损失，将在几分钟后带来成百上千的伤亡。

在两英里以外，进攻部队开始看到水中的生者与死者。死尸轻轻地漂在水中，随着海潮向岸边移动，仿佛决心加入自己的美国同胞行列中。生者在海浪中上下起伏，粗鲁地要求无法照顾他们的强击艇把他们救起。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负责运载弹药的小艇已经安全前进了，这时看到水中的士兵尖声“呼叫着，恳求我们停下来，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无论遇见何人何事也不能停下来”。麦克洛斯基咬紧牙关，转开视线，小艇飞速向前，几秒钟之后，他向海里呕吐起来。罗伯特·卡宁汉中校和他的士兵们也看到了幸存者的挣扎，水兵们本能地调转小艇向水中的士兵开去，一艘快艇制止了他们。快艇上的喇叭里传来严厉的命令：“你们不是救生船！赶快上岸！”在附近的另一条舰上，工兵营的诺埃尔·杜伯中士诵读着悔悟祈祷文。

此刻，由强击艇形成的细细的波纹已经包围了奥马哈海滩，炮轰声仿佛如致命的军乐越来越响，铺天盖地。登陆舰在离岸大约1000码处也加入了炮轰，随后是数千枚火箭闪着火光，在士兵们的头上面嗖嗖地飞过。在士兵们看来，任何人或物若想在摧毁德国防御工事的强大火力打击下幸存下来，将是不可思议的。烟雾覆盖着海滩，被火燃烧的草冒着一缕缕浓烟，懒洋洋地从悬崖上飘下来。

德军的炮火依然沉默着。

登陆艇已经靠岸，在波浪翻卷的大海和沙滩上，士兵们此刻已经能够看到由钢筋混凝土浇灌的致命的丛林似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遍布海滩，挂着带刺铁丝网和地雷，和士兵们预料的一样，既丑陋又残酷。防御工事后面的那部分海滩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动静。小艇距离岸边也越来越近……500码……450码。敌人仍未开火。强击艇在高达四五英尺的海滩中破浪前进。此刻，激烈的轰炸已经停止，转为对准内陆目标。

第一批强击艇离海岸还不到400码，德国的火炮———那些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经得住盟军猛烈的海上及空中火力打击的火炮———开始开火了。

一种声音穿过喧嚣越来越近，比其他的声音更具致命的威胁，这是机枪子弹穿过艇上鼻状钢头时发出的铿锵声。大炮齐鸣。迫击炮弹雨点般落下来。在奥马哈海滩沿线四英里范围内，德国炮火压住了强击艇。

时间是H时。

他们在奥马哈海滩登陆了，步履沉重，面无光彩，谁也不会羡慕他们。没有飞扬的军旗，没有吹响的号角。然而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部队曾在福奇角、斯托尼湾、安蒂克坦和葛底斯堡露营，曾在阿戈纳[34]作战。他们曾经进攻过北非[35]、西西里[36]和萨莱诺的海滩[37]。现在他们又要冲向另一个海滩。他们将会把这个海滩称作“血染的奥马哈”。

火力最猛烈的地点处于这个月牙形海滩两侧的悬崖峭壁，这是西至第二十九师的“狗绿”，东至第一师的“狐绿”部分。德国人在这里集中了最强大的防御力量，以控制从海滩通向维尔维尔和柯莱维尔的两个主要通道。士兵乘小艇一靠岸，就在沿岸各处遇到了猛烈的炮火，而在“狗绿”和“狐绿”地区登陆的部队则根本没有上岸的机会。配置在悬崖上的德国火炮几乎直接俯视驶向这部分海滩的强击艇，它们浸满海水，随着海浪起伏，横着向岸边漂荡。这些强击艇既笨重又迟缓，几乎在水中静止不动，成为极易击中的目标。舰长们手扶舵柄，竭尽全力躲过水雷密布的障碍，使难以操纵的小艇继续前进，此刻又不得不承受来自悬崖的猛烈炮火的夹击。

一些小艇在令人畏缩的悬崖炮火中实在无法从迷宫般的障碍物中找到道路，只好后退，在沿岸处毫无目的地徘徊，企望找到一处火力较弱的地点登陆。另一些小艇则固执地驶向指定登陆点，惨遭炮火袭击，士兵们不得不跳入水中，却因此立即招来机枪的瞄准射击。还有一些登陆艇尚未靠岸就被炮火击中。

爱德华·吉尔林少尉的强击艇载着第二十九师的30名士兵，在距维尔维尔300码的“狗绿”登陆场，于一阵目眩中解体。吉尔林和士兵们被炸出小艇，抛进海里。这位19岁的少尉在距小艇沉没处数码远的地方钻出水面，被淹得半死，也吓得不轻。其他幸存者也开始钻出水面，他们的武器、头盔和装备都不在了。艇长已经了无踪影，在吉尔林附近，一名士兵背着一台沉重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正在水中挣扎，他尖声叫道：“上帝呀，我要淹死了！”在他沉下去之前，谁也来不及游到这位报务员身边。对于吉尔林和他的幸存部队来说，这场严峻的考验仅仅是开始。他们在三个小时之后才登上海滩。那时吉尔林才得知，他是他们连里唯一健在的军官，其他军官或受重伤或已死亡。

在奥马哈海滩沿岸，停止炮轰似乎只是更新的、更加集中的令机枪开火的信号，而最致命的火力仍旧是在“狗绿”和“狐绿”地区。第二十九师的小艇驶入“狗绿”后，在沙堤前搁浅。炮击暂时停止，士兵们从小艇上下来，踏进三英尺至五英尺深的海水中。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涉过海水，穿过200码布满障碍物的沙滩，爬过地势渐高的圆卵石海滩，然后在不知是否能提供隐蔽的防波堤下躲避。但是他们携带的装备过重，无法在深水中跑步前进，又没有掩体，机枪和轻武器的交叉火力击中了不少士兵。

晕船的士兵早已由于在运输舰和强击艇上的长时间颠簸而精疲力竭，突然又发现自己经常处在没顶的深水中，不得不为保住性命而挣扎。二等兵戴维·席尔瓦看到，他前面的一些士兵刚刚从艇上下去就被敌军火力扫倒。当轮到他下艇时，他跳入齐胸深的海水，沉重的装备使他寸步难行，他着了魔似的注视着子弹急促地落在他四周的水面上。几秒钟的工夫，机枪就在他的背包、衣物和饭盒上打满了枪眼。席尔瓦觉得他仿佛是“飞靶射击”中的飞靶，他还自以为看到了那个向他开火的德国机枪手，可是他无法还击，他的步枪里塞满了沙子。席尔瓦吃力地蹚着水前进，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达海滩。他终于走到岸边，冲向防波堤隐蔽起来，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受了两次枪击———一枪打在他的背上，另一枪打中了他的右腿。

岸边到处是倒下的士兵。有的当场身亡，有的在可怜地呼救，因为涨潮的海水正在慢慢地吞没他们。死者之一是谢尔曼·巴勒斯上尉，他的朋友查尔斯·考索斯上尉看到他的尸体随着海浪前后漂动着。考索斯不禁想到，巴勒斯是否按照他的计划在登陆之前给士兵们朗读《丹·麦格鲁的射猎》。当卡罗尔·史密斯上尉从他的尸体旁走过时，禁不住想到巴勒斯“不必再受他那经常发作的周期性偏头痛的折磨了”。巴勒斯被子弹击中了头部。

在“狗绿”地区，残酷的战斗在打响的头几分钟之内，就使整个一个连的兵力丧失了战斗力。从小艇到滩头的这段距离是鲜血染成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幸存下来。军官或被打死或受重伤或失踪。活下来的士兵既无武器又深受惊吓，在悬崖下面躲了一整天。另一个连队在同一地区遭受到更大的伤亡。第二突击营的C连受命摧毁设在维尔维尔以西露拜尔赛角的敌人据点。突击队员们乘坐两艘强击艇，随第一攻击波次在“狗绿”地区登陆，大部分士兵伤亡。领头的小艇在炮火中几乎立即沉没，12名士兵当即死亡。第二艘小艇的斜板刚刚放下，机枪便像喷雾器一样，把子弹密集地射向下船的突击队员，打死打伤15名士兵。没有伤亡的士兵向悬崖冲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纳尔逊·诺伊斯背着一个沉重的火箭筒，踉踉跄跄地前进了100码，不得不跌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向前跑去。当他冲到悬崖前时，机枪已经打中了他的腿部。诺伊斯躺在崖下，看到那两个开枪的德国兵正从崖上往下看着他。他用肘部撑起身体，端起冲锋枪向他们射击，把两个人全部打了下来。连长拉尔夫·伊·戈兰森上尉到达崖下时，他的70人的突击队只剩下了35名队员。天黑时，这35人则减至12人。

对于奥马哈海滩的士兵来说，不幸的事情简直是层出不穷。他们此时发现登陆地点不对，有些人竟离原登陆地点相差近两英里。第二十九师的船队发现他们和第一师的士兵混在一块了。例如，计划在“淡绿”地区登陆、向莱穆林斯方向进攻的部队发现，他们竟然置身奥马哈海滩末端的“狐绿”地区中心。几乎所有的登陆艇都或多或少地向东偏离了原来的指定地点。一艘指挥舰漂离停泊地，一股沿着海岸向东流去的强水流，燃烧的草引起的烟雾遮住了陆上标志等，都是造成登陆地点错误的原因。一些连队曾为占领某些目标而受过训，却永远没能接近这些目标。还有一些零散的士兵发现，他们自己因受德军火力的牵制，而被孤立在无法辨认的地区，而且通常是既无军官又无通信设备。

英国陆军和海军的特种爆破工兵，担负着炸毁海滩障碍物、打通道路的任务，却被分散在过于偏远的地方，而且他们登陆的时间也比预定计划晚了关键的几分钟。这些颇受挫折的士兵在他们登陆地区马上投入工作，然而他们的战斗却是不可能取胜的。在随冲击波次登陆的大批部队靠岸之前，他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清除了五条半通道，而不是计划中的16条。爆破工兵们不顾一切地尽快工作，却总是受到妨碍———陆军士兵走到了他们中间，有的人把他们准备炸毁的障碍物当作隐蔽所，登陆艇被海浪冲上岸，几乎压到他们的身上。第二九九陆战营的中士巴顿·爱·戴维斯看到一艘强击艇正朝他驶来，艇上载满第一师的士兵，向障碍物直冲过来。爆炸声震天动地，小艇崩溃瓦解。戴维斯似乎看见所有士兵被同时抛到空中，尸体和尸体的残骸又落在燃烧着的艇身四周。“我看见呈黑点状的士兵企图从布满汽油的水面中游出来，我们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具无头尸体在空中飞了50码，最后令人作呕地砰的一声落在我们身边。”戴维斯不明白，怎么可能有人会在爆炸中幸存下来，可是确有两人没有死。他们被人从水中救起，严重烧伤却依然活着。

然而戴维斯看到的灾难还不算大。他所在的部队———英国特种工兵部队的英勇的战士们，经历了更大的灾难。运载炸药的登陆艇遭到炮击后，中弹的艇身停在海滩旁燃烧着。工兵们乘坐的小橡皮艇由于装着可塑炸药和雷管，一旦被敌军火力击中，便在水中炸成两段。德国士兵看到工兵们在障碍物中忙碌，似乎认定他们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目标。当工兵们捆炸药的时候，狙击手仔细地瞄准障碍物上的地雷。有时候，他们似乎在等待工兵在障碍物的钢架和四面都安放上炸药，做好爆破准备。这时德国人便会在工兵们离开障碍物区之前，用迫击炮火引爆障碍物。一天下来，伤亡人数几乎达到百分之五十。戴维斯中士本人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夜幕降临时，他已经有一条腿受了伤，乘一条医疗船驶回英国。

上午7时整。第二登陆波次的部队在屠宰场般的奥马哈海滩登陆。士兵们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下涉水上岸。登陆艇加入了由燃烧着的船体残骸组成的、越来越大的墓地。每一批登陆艇都对涨起的潮水做出血淋淋的贡献，半月形的海滩到处都是美国士兵的尸体，它们在水中轻轻地互相推搡着。

岸边堆积着漂浮的船只残骸和装备物资，大型设备、供给物资以及成箱的弹药、破碎的无线电报机、野战电话机、防毒面具、挖掘工具、饭盒、钢盔和救生衣等，随处可见。沙滩上还散布着大卷的电线和绳子，还有给养箱、扫雷器和包括摔坏的步枪及火箭发射器在内的大量武器。登陆艇那扭曲变形的残骸歪歪扭扭地倾斜出水面。燃烧着的坦克向空中吐着黑烟，形成巨大的螺旋形状。开路机在障碍物中翻倒着。在“淡红”地区附近的海滩上，在战争的抛弃物中，士兵们看到一把吉他。

堆成小岛般的伤兵散布在沙滩上。过路的队伍注意到，那些能够坐起身来的士兵显出一副即使再受伤也不再会感到任何痛苦的神情。他们十分安静，似乎对周围的所见所闻毫不在意。参谋军士阿尔弗雷德·艾肯伯格是第六特种工兵团的军医，他至今仍记得“身受重伤的士兵所表现的了不起的教养”。艾肯伯格在踏上海滩的头几分钟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伤员，竟不知“从哪里、哪一个人开始抢救”。他在“狗红”地区发现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沙滩上，他的一条腿“从膝部到骨盆全部豁开来，伤口十分整齐，仿佛是一位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划开的”。伤口太深，艾肯伯格能清楚地看到股动脉的搏动。士兵十分震惊，但是他沉着地告诉艾肯伯格：“我已经服下了全部的磺胺药片，还把所有的磺胺粉撒入了伤口。这没有关系吧，对不？”19岁的艾肯伯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为士兵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才说：“没问题，你会好的。”然后他把腿部整齐的伤口合拢，接着做了他在当时所想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小心翼翼地用别针把伤口缝合住。

第三登陆波次的士兵们又冲上了充满混乱、死亡和毫无秩序的海滩，但是却停滞不前了。

几分钟后，第四登陆波次的士兵也到达了，他们也停滞不前。

士兵们肩并肩趴在沙滩上、石头上或者页岩上。他们蹲在障碍物的后面或躲在死者的尸体堆中。他们原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被压制下去了，可此时却被它牵制得动弹不得，他们原先期待以空军轰炸形成的弹坑做掩体，此时却因未见到弹坑而不知所措，加之他们登陆地点不正确以及周围的破坏和伤亡引起的震动，士兵们在海滩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仿佛陷入一种奇怪的瘫痪状态。这一切都令人糊涂，有些士兵还以为D日的反攻失败了。第七四一坦克营的技术军士威廉·麦克林托克遇见一名坐在海边的士兵，他似乎根本没注意落在周围的机枪子弹，一个人坐在那里“朝水里扔着石子，心碎地轻声哭泣着”。

这样的惊慌不会持续很久。有些士兵已经意识到滞留在海滩上必死无疑，早已站起来前进了。

在10英里以外的犹他海滩上，第四师的官兵们蜂拥上岸，迅速向前推进。第三登陆波次的登陆艇已经靠岸，可是仍未遇到任何阻击。有几发炮弹落在海滩上，随后还有零星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但是却丝毫没有紧张而激动的第四师士兵所预料的激烈战斗。许多士兵觉得登陆行动仿佛像平日的演习。随第二登陆波次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唐纳德·纳·琼斯认为，登陆就像是“又一次反攻训练”。其他士兵认为，登陆是一个平淡而荒谬的结尾，比在英国斯拉普特沙地长达数月的训练要更艰苦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雷·曼觉得有点“失望”，因为“结果登陆根本不是一次重要行动”。就连海滩上的障碍物也不像士兵预先担忧的那样糟糕，只有几个混凝土浇灌的锥体和三脚架以及环形铁门似的构架杂乱地列在海滩。个别处放置了地雷，但都暴露无遗，士兵们很容易接近。爆破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他们已经在防御工事中打通了一条50码的通道，防波堤也被打开了缺口，一小时之内，他们就将排除海滩上所有的障碍物。

海滩上排列着长达一英里的水陆两用坦克，帆布防护罩柔软地耷拉着：它们是这次登陆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水陆两用坦克随第一登陆波次上岸，对冲上海滩的部队予以声势浩大的支援。这些坦克和进攻前的飞机轰炸，仿佛摧毁了敌军坚守在海滩上的据点，使他们丧失了战斗力。

尽管如此，进攻并非没有伤亡与痛苦。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鲁道夫·莫泽戈一上岸就看到了一名士兵死去。一辆坦克从正面中弹，莫泽戈看到，“一名坦克手的尸体一半在舱盖外面，一半在舱盖里面”。第一特种工兵旅的赫伯特·泰勒少尉看到一名士兵“被仅仅20码外的炮火炸飞了脑袋”，惊得目瞪口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爱德华·伍尔夫路过一名死去的美国士兵身旁，“他背靠着一根柱子坐在沙滩上，仿佛睡着了”，他那既自然又安详的样子，使伍尔夫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摇醒他”。

在海滩上，一位将军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回地踱着步，并时不时地按摩一下患关节炎的肩膀，他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准将。这位57岁的将军是随第一登陆波次登陆的唯一将军，这项任务是经他本人坚持才争取到的。他的第一次请求遭到拒绝，罗斯福当即递交了第二份申请。在他给第四师师长雷蒙德·奥·巴顿少将的书面申请中，罗斯福的理由是：“士兵们若是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就会军心稳定。”巴顿勉强同意了，但是这个决定却使他心绪不宁。他回忆说：“当我和特德在英国告别时，我从未期望能够再活着见到他。”意志坚定的罗斯福却浑身充满了活力，第八步兵师的中士哈里·布朗看见他“一只手握着手杖，另一只手拿着地图，四处走动着，就好像他是在视察一块房地产”。迫击炮弹不时地射来，向空中掀起雨点般的沙土，罗斯福似乎对此很恼火，他不耐烦地抖落身上的沙土。

第三冲击波次的船只靠岸后，士兵们开始涉水登陆。突然，德军的88处炮火呼啸着射向正着陆地进攻的部队。十来个士兵中弹倒下。几秒钟之后，一个士兵孤零零地出现在炮火形成的烟雾之中。他脸呈黑色，头盔和装备都不见了。他双眼直盯盯地看着前方，一副受惊的神色，一步步向海滩走去。罗斯福一面大声呼唤医护人员，一面向士兵跑去。他用胳膊搂住士兵，轻轻地说：“孩子，我想我们会把你送回船上去的。”

截止到此时，只有罗斯福和他的几名军官明白，犹他登陆的地点发生了谬误。然而这是一个幸运的错误，因为重炮群坐落在预计登陆地区，此时尚未开火，否则将会造成部队的大批伤亡。造成登陆地点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海军的炮击形成的烟雾遮住了坐标，引起混乱，指挥舰被沿海移动的一股强水流冲向南面，使第一冲击波次登陆时向南偏离原计划登陆海滩一英里之多。

第三和第四出口是五条重要堤道中的两个，第一〇一空降师正在向这两个出口挺进。然而由于整个登陆的偏差已达2000码，他们此刻并非接近第三、第四出口，而是走向第二出口。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罗伯特·格·科尔中校率领着一支由75名一〇一师与八十二师的伞兵组成的杂牌军，刚好到达第三出口的西部。他们是第一批到达堤道的空降兵。科尔和士兵们在沼泽地中隐蔽起来，安心地等待着。科尔还以为第四师的队伍马上就会到达。

在靠近第二出口的海滩处，罗斯福即将做出一项重要决定。从现在起，登陆波次将以间隔几分钟的速度，把一批又一批的士兵和车辆送到岸边，一共有30000名士兵和3500辆各式军车。罗斯福必须做出决定：是指挥即将登陆的后续部队进入这个陌生的、只有一条公路、但相对安全的地区，还是引导他们及其装备进入有两条公路的原定的犹他海滩。如果这个唯一的通道被阻塞或失守，大批士兵和车辆将会被阻滞在海滩上，造成混乱，后果不堪设想。罗斯福将军把营以上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做出了决定：第四师将放弃对原登陆地区目标的进攻，沿着这条唯一的公路向内陆挺进，随时摧毁沿途遇到的德军阵地。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必须在敌人从登陆的首次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前尽快地前进。

敌人的抵抗是微弱的，第四师的士兵们迅速离开海滩。罗斯福转身对第一特种工兵旅的尤金·卡菲上校说：“我准备和部队一起前进。你去通知海军把部队带到这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战斗。”

在犹他附近的海面上，美国“科里”号驱逐舰上的炮筒全部烫得发红。射击的速度太快，水手们不得不站在炮塔上拿着水管朝炮筒上浇水。乔治·霍夫曼海军少校把“科里”号调转到射击位置并抛锚之后，立即以每分钟8发5英寸炮弹的火力向内陆发起猛攻。德军的一个炮群再也不会对盟军士兵们发淫威了，因为“科里”号已经用110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给岸炮阵地开了天窗。

德军开始还击，而且火力相当猛烈。“科里”号是德军雷达所能发现的唯一一艘驱逐舰。施放烟幕的飞机受命保护“近距离支援内陆”的舰只，但是为“科里”号护航的飞机被击落了。尤其是设在鸟瞰犹他的悬崖上的一座炮台，似乎把怒气全部集中到这艘暴露无遗的驱逐舰上。射出的炮弹表明，这座炮台在圣马尔库夫村附近。霍夫曼决定及时撤退。无线电报务员、三等兵本尼·格利森回忆说：“我们掉转船头，像老太婆见了军舰一样一走了之。”

但是“科里”号停在浅水域，附近又有几座刀刃般锋利的暗礁，舰长在有充分把握之前不能莽撞冒险。霍夫曼不得不与德军炮手玩了好几分钟紧张的猫抓老鼠游戏，他尽力预计出炮火齐射的规律，使“科里”号不断地改变行驶方向。他命令“科里”号快速前进，后退，突然右转，又突然左转，骤停，然后又向前行驶。附近的美国海军驱逐舰“菲奇”号发现了“科里”号的困境，也开始向圣马尔库夫附近的炮群开火。然而德军的猛烈炮火丝毫没有缓和。

在德军的交叉火力射击下，霍夫曼指挥“科里”号一点一点地慢慢撤退下来，他终于使战舰满意地躲过了暗礁，便命令道：“右满舵！全速前进！”“科里”号飞速前进。霍夫曼转过头向后看去，齐射的炮火落在军舰后面的水里，掀起大股的羽毛状水花。他松了一口气，他成功了。可是就在这一刻，他的运气离开了他。正在以高于28海里的时速前进的“科里”号一头撞上一颗潜藏在水里的水雷。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驱逐舰似乎从侧面被掀出水面。这个震动实在太大，使霍夫曼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觉得仿佛是“一场地震把军舰从海上掀起”。在无线电机房里，本尼·格林森正在通过舷窗向外观察，“突然感到他被扔进了一台混凝土搅拌机”。他双脚离地，被抛向天花板，然后又重重地跌落下来，一条腿的膝盖骨摔成粉碎性骨折。

水雷几乎把“科里”号拦腰炸断，主甲板上裂开一条一英尺多宽的裂缝，船头和船尾歪歪斜斜地向上翘起，连接驱逐舰的唯一部分是上层结构。锅炉间和引擎室灌满了水。二号锅炉间里几乎无一幸存者：锅炉爆炸后，里面的水兵几乎全部当即烫死。舵把被轧住。军舰失去了动力，然而“科里”号却在死亡痛苦的烟与火中，继续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霍夫曼突然意识到，舰上有几门大炮仍在开火：他的炮手在没有动力的条件下，依靠人力在继续装弹发射。

曾为“科里”号的军舰现在只是一堆变了形的钢铁，却依然在海中航行了1000多码，最后终于停下来。随后德军炮火便又集中火力攻击它。霍夫曼下令：“弃船！”在随后的几分钟里，起码有九发炮弹击中了这艘受伤的军舰。有一发炮弹摧毁了一门40毫米舰炮，另一发打坏了船尾的蒸汽发生器，几乎使那些挣扎着往救生艇和救生船里下的水兵们窒息。

当海水淹没了主甲板两英尺之后，霍夫曼才最后看了一眼军舰，跳入水中，向一条救生艇游去。在他身后，“科里”号已经船尾下沉，桅杆和一部分上层结构依然露出水面———这是D日当天美国海军的唯一重大损失。在霍夫曼的294名官兵中，有13人牺牲，33人受伤，大于截至此刻犹他登陆行动中遭受的伤亡数目的总和。

霍夫曼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科里”号的，其实他不是。直到现在也无人知道，谁是那位最后一个人。但是，就在救生艇船撤离时，其他军舰上的人看到，一名水手爬上“科里”号的船尾，他拿起被击落的舰旗，然后游过裂缝，爬上残船，爬上主桅。美国军舰“巴特勒”号的舵手狄克·斯克林肖从舰上既惊讶又钦佩地注视着这名水手。炮弹依旧在他周围落下，他却沉着地把舰旗系上，升上桅杆。然后他游开去。斯克林肖看到，舰旗在“科里”号的残骸上方耷拉了一会儿，随后便展开来，迎风飘扬。

在位于霍克角据点100英尺的绝壁处，带拖绳的火箭式投射器纷纷着标。在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之间，美军发起的第三次海上进攻正在进行。詹姆斯·伊·拉德中校率领的三个突击连遭到轻武器的激烈阻击，他们正准备执行突击队的任务，压住密集的岸炮火力网，据情报部门说，这些炮群对美军在两个海滩上的军队均构成威胁。9艘美军登陆艇运载着第二突击营的225名士兵，聚集在悬崖突出部下面的一小条狭长地带上。悬崖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挡住了德军此刻并不太激烈的机枪子弹与手榴弹。距岸边不远的海面上，英军“塔利邦特”号驱逐舰和美军“萨特利”号驱逐舰不间断地向绝壁上发射着炮弹。

拉德率领的突击队员预计应在H时到达悬崖脚下，但是领队小艇方向失误，将这支小小的船队引到三英里以外位于露科尔赛角的据点。拉德发现了失误，但是当他把强击艇带回正确航道上时，已经失去了不少宝贵时间。这次耽搁将使他失去第二突击营500人的增援兵力以及麦克斯·施奈德中校的第五突击营。原计划是，拉德率兵登上悬崖后，立即发射照明弹，向其他等待在数英里外海上强击艇中的突击队员发出信号，令其跟上。如果上午7时仍未见信号发出，施奈德中校便可断定对霍克角据点的进攻未能成功，转道去四英里外的奥马哈海滩。他率领的突击队员在那里尾随第二十九师登陆后，将向西挺进，从翼侧攻克霍克角据点的炮群。此刻已是上午7时10分，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施奈德的部队已经向奥马哈海滩前进。拉德与他率领的225名突击队员只有依靠自己了。

这是一个疯狂无序的场面。火箭式投射器一次又一次带着绳索和绳梯射向空中，炮弹和40毫米机枪扫射着悬崖顶部，将大块沙土震下来，落到突击队员身上。士兵们在布满弹坑的狭长海滩上迅疾地奔跑着，身后拖着绳梯、绳索和手提火箭式投射器。悬崖上还时而露出几个德军的士兵，他们朝下扔手榴弹，并用式麦舍轻机枪射击。不过突击队员们仍然设法从一个掩蔽物跑向另一个掩蔽物，从艇上卸下工具，同时向崖上射击。在霍克角据点附近，两辆水陆两用坦克，装载着专门从伦敦消防队借来的折叠式云梯，也在试图靠近。突击队员们站在云梯上，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扫射悬崖的尖角部分。

进攻十分激烈。一些士兵等不及固定绳索便斜挎起武器，动手用刀子凿出扶手点，像苍蝇一样开始攀登这个9层楼高的绝壁。当一些铁爪篱固定在绝壁上之后，士兵们蜂拥着攀上绳索。这时，德国士兵开始割断绳索，突击队员们被猛然掷回地面，禁不住大叫起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哈里·罗伯特的绳索被割断了两次，在他第三次攀登悬崖时，终于到达了一个被炮弹炸出的凹处，正好就在悬崖下面。比尔·佩蒂军士被称作“弯杆儿”，是一个出色的徒手攀援者，可是当他试图空手攀援一根无结绳索时，却因绳索又湿又滑而无法成功。这之后佩蒂又爬上一架梯子，上了30英尺后又因梯子被砍断而落回地面，他只好重新开始。中士赫尔曼·斯泰因正在另一架梯子上攀援，却因不慎触动了救生衣使其充满了气，险些把他从绝壁上推下去。他和救生衣“搏斗了不知多久”，却因不论是在他前面还是后面，梯子上都是士兵，他不得不继续前进。

士兵们现在顺着20多条从悬崖上方弯弯扭扭垂下来的绳索向上攀登。佩蒂军士正在第三次向崖上攀援时，突然四周落下飞扬的沙土。原来德国兵从崖边上探出身来，向正在攀登的突击队员进行机枪扫射，他们不顾消防梯上的突击队员朝他们射来的雨点般密集的子弹，也不顾附近驱逐舰打过来的炮弹，拼命抵抗着。佩蒂看到，他旁边那位正在攀登的士兵身子一挺，从崖上摔了下去。斯泰因也看见了，2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卡尔·邦巴狄尔也看到了。他们毛骨悚然地注视着那个士兵松开绳索，滑落下去，被岩石的突出部和凸处弹出去，佩蒂觉得仿佛“尸体在空中下降了许久才落到海滩上”。佩蒂在绳索上惊呆了。他至今仍记得他当时自言自语说：“从这儿爬上去实在太难了。”但是德军的机枪火力使他不能不前进，尤其当敌人颇具威胁性地打在他周围的悬崖上时，佩蒂“马上恢复了神志”。他不顾一切地爬上了最后几码。

每一个士兵都马上卧倒或跳进弹坑。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刚刚使他负责的那艘进了一半水的弹药运输艇成功地靠岸，便看到霍克角据点的高高悬崖，在他看来，这个据点的情形古怪得不可思议。整个地面被H时之前海空轰击的炮弹和炸弹炸得凸凸凹凹，看上去就像“月球上的一个个陨石坑”。此刻，士兵们正在向崖上攀登，跳入可用作掩护的弹坑，出现了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枪炮声已经停止了一阵子，看不到一个德国军人，无论向哪里看去，士兵们只能看见裂着大口的弹坑向陆地纵深伸展着———这是一片充满暴力的、无人的可怕土地。

拉德上校早已在悬崖边缘的一个凹陷处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指挥所。他的联络军官詹姆斯·艾克纳上尉从这里发出“赞美上帝”的信号，它的意思是“全体士兵均已上崖”，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悬崖下面还有一位曾是私营儿科医生的突击队医生，他正在海滩上照应大约25名伤亡人员。时间在每分每秒地夺去英勇的突击队员们的生命，到了当天晚上，原有的225名突击队员中，将只有90人还有战斗力。更糟糕的是，这个行动是一次既英勇又无效的努力———它的目的本是摧毁根本就不存在的炮群。法国抵抗组织的分支领导人让·马里昂当初发往伦敦的情报是真实的，但霍克角据点上遭到连续炮击的地堡却空无一人，德军从未在这里安装过大炮。[38]

在悬崖顶上的弹坑里，坐着佩蒂军士和他的用勃朗宁自动步枪装备的四人小组，攀登悬崖使他们精疲力竭。一团烟雾飘过被炮弹翻了个儿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佩蒂几乎梦幻般地朝四周看去。这时，他看到弹坑边上有两只麻雀在吃小虫。他对旁边的人说：“看，麻雀正在吃早饭呢。”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伟大而令人生畏的早上，开始了海上反攻的最后阶段。在诺曼底反攻沿海的东半部，由马·卡·登普西中将率领的英军第二集团军正在靠岸。他们面露坚强与喜庆的神情，既风度翩翩又彬彬有礼，充分显示了英国人在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一贯表现出的有意的若无其事。为了这一天，他们等待了整整四个漫长的年头。他们进攻的不单单是海滩，他们也是在摧毁那些痛苦的记忆，关于慕尼黑和敦刻尔克的记忆，那些令人憎恨和耻辱的一次又一次的撤退，还有难以计数的破坏性空袭和那些孤立无援的黑暗日子。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是加拿大军人，他们要抹除当年迪耶普的惨重损失留下的痛苦记忆。还有法国军队，在这个重返家园的早上，他们渴望战斗，势不可当。

队伍沉浸在一种奇妙的喜庆气氛中。士兵们向岸边推进时，索德海滩附近一艘救生艇上的喇叭传出“拿出成桶的啤酒来”的高声歌唱，古尔德海滩附近的一艘火箭发射艇上传来“我们不知去何方”的旋律。开往朱诺海滩的加拿大士兵，听到激荡在海面上的高昂号乐，还有一些士兵在引吭高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丹尼斯·洛威尔至今仍然记得，“士兵们站在船上，把陆军和海军的战歌唱了个遍”。洛瓦特勋爵率领的第一特种旅的突击队员们，头戴绿色贝雷帽（突击队员们拒绝戴钢盔），衣着整齐，潇洒威武，他们应和着风笛不安而哀婉的音符，投入战斗。突击队员们乘坐的登陆艇与维安少将的旗舰、英国的“锡拉”号并行时，他们朝少将行“跷拇指”礼。18岁的海军二等兵罗纳德·诺思伍德俯身向他们看去，认为他们是“我所见到过的一群最棒的士兵”。

不少士兵甚至能够以一定的超然姿态，看待岸上的障碍物和敌军此时射向小艇的交叉火力。在一艘坦克登陆舰上，报务员约翰·韦伯观察着一位英国海军船长，这位船长研究着拥塞在海岸沿线的迷宫般的布雷障碍物，然后不经意地对艇长说：“听我说，老伙计，你真得把我的士兵们送上岸去，那边有个好对手。”在另一艘登陆舰上，第五十师的一位少校沉思地注视着挂在障碍物上的明晰可见的圆形“特勒”地雷，对舰长说：“看在基督的分上，千万别撞上这些该死的圆家伙，否则我们就都得免费去地狱旅行一趟了。”第四十八皇家海军突击队乘坐的小艇，在朱诺海滩附近遭到机枪的猛烈袭击，士兵们躲到甲板的上层结构后面寻求掩护。

丹尼尔·弗兰德却没有躲避。他腋下夹着轻便手杖，在前甲板上沉着地来回踱步。他后来解释：“我认为这才是应当做的事。”（就在他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图囊。）在一艘驶向索德海滩的登陆艇上，又称“班戈”的卡·克·金少校正在实践他的诺言，朗读着《亨利五世》。在柴油发动机的隆隆声、浪花的翻卷声和枪炮声中，金对着扩音器读道：“此时在英格兰沉睡的先生们／将痛悔自己不在此地……”

有些士兵则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有两位来自爱尔兰的中士，一个叫詹姆斯·珀西瓦尔，人称“好发怒”的德莱西，他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因“阻止我们参加战斗”而不停地为德·瓦勒拉干杯；他的好友兼同乡麦奎德站在坦克登陆舰的梯子上，装了一肚子皇家海军的朗姆酒，严肃地审视着队伍。麦奎德仔细观察着周围的英国兵说：“德莱西，你看这些小伙子们当中是不是有些人有点胆怯？”接近海滩时，德莱西对士兵们喊道：“准备好了！出发！跑步前进！”登陆舰戛然停住。士兵们跑步下船时，麦奎德冲着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海岸线，大声叫道：“狗杂种，快出来，和我们练练！”随后他就消失在水中。但他很快从水里冒出头来，一边拍打着水一边吼叫着：“真见鬼！还没等我上岸就想淹死我！”

索德海滩旁，英军第三师的二等兵赫伯特·维克多·巴克斯特，举起布朗式轻机枪的枪托，从装甲车的顶部向外观察，然后跳入水中。在他上面，他的老对手，“出色人物”贝尔中士坐在没有防护的座椅上。他们两个人已经对阵好几个月了。贝尔喊道：“巴克斯特，再把你的座椅放高点儿，就知道你在往哪儿去了！”巴克斯特还嘴道：“根本用不着！我看得见！”随后他们冲上海滩，中士一时激动，竟故伎重演，像当初引起两人间的不和时那样，对巴克斯特动起手来。他举起拳头，一次次砸在巴克斯特的头盔上，还大声吼叫着：“狠狠地打！狠狠地打！”

突击队员们在索德海滩登陆后，洛瓦特勋爵的风笛手威廉·米林便从登陆艇上跳入齐胸深的水中。他看得见前方海滩上的浓烟，听得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正当米林向岸上跋涉时，洛瓦特招呼他：“小伙子！为我们吹奏一首《高原女郎》吧。”米林在齐腰的水里拿出风笛，放到嘴边，一面在水中跋涉，一面狂热地吹起哀婉的曲调。走出海水后，他停止前进，毫不介意纷飞的炮火，在海滩上来回走着，为上岸的突击队员们奏着风笛。士兵们从他身边川流不息地走过，米林吹着《归途》，子弹的嗖嗖声和炮弹的呼啸声，应和着风笛尖锐哀婉的声音。“好样的，小伙子。”一个突击队员叫道。另一个说：“快卧倒，你这个傻小子。”

从奥恩河口的维斯特勒昂，到西部的勒阿梅尔，索德、朱诺和古尔德海滩沿岸，到处都是登岸的英国士兵，海滩旁停满了登陆艇，军队正从船上纷纷上岸，对于他们来说，反攻地区沿岸的巨大海浪和水下障碍物所带来的麻烦，大于来自敌军的炮火。

第一批下水的士兵是蛙人，他们是由120个水下爆破专家组成的队伍，专门负责在水下障碍物中打通30码宽的通道。他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随后第一登陆波次的队伍就要上岸。这些障碍物十分难对付，有些地方的障碍物是整个诺曼底反攻区中密度最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士彼得·亨利·琼斯，进了一座由钢制吊架、铁门、菱形拒马和混凝土锥体组成的迷宫，在琼斯必须炸开的那段30码宽通道处，他发现了12个主要障碍物，其中有的长达14英尺。英国皇家海军中尉约翰·比·泰勒也是一个蛙人，他看到，四周的水下防御工事令人惊叹。他对队长喊道：“这活简直没法儿干。”可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和其他蛙人一样，冒着炮火，有条不紊地工作起来。他们一个一个地炸掉障碍物，因为障碍物太大，无法集中爆破。

他们的工作尚未结束，水陆两用坦克就已经开到他们身边，随后便是第一登陆波次的军队。从水里冒出来的蛙人看到被海浪掀翻了的登陆艇撞到障碍物上。水雷爆炸了，钢钉和菱形拒马划破了船壳，海滩附近到处都有左右摇晃、快要翻船的登陆艇。登陆艇一艘压到另一艘上面，沿岸水域几乎成了一个垃圾场。报务员韦伯记得，他当时想“上岸简直是一场悲剧”。韦伯乘坐的登陆艇靠岸时，他看到，“登陆艇或是搁浅或是起火，还有的成了海边的变形金属垃圾堆，坦克和推土机也在燃烧”。一艘坦克登陆舰从他的小艇旁边向海里驶去，韦伯惊恐地看到“它的井形甲板淹没在一场可怕的大火中”。

在古尔德海滩，蛙人琼斯和皇家工兵一起为清除障碍物而工作着。他从工作地点看到，一艘步兵登陆艇正在向岸边靠拢，士兵们站在甲板上准备上岸。突然间，一阵海浪使小艇船身倾斜偏离航向，然后又升起来，沉下去，触到布满水雷的三角形钢架上。琼斯看到小艇在一阵爆炸声中炸得粉碎，这情景使他记起一个“慢动作的动画片：人们立正站立着，突然间被射向天空，仿佛被水柱推上去似的……在水柱上方，尸体或尸体的残骸像水点一样四散开去”。

小艇一艘接一艘地在障碍物前搁浅。向古尔德海滩运载皇家海军第四十七师突击队的16艘登陆艇中，有4艘沉没，11艘受伤并靠岸，只有一艘返回主舰，第四十七师的中士唐纳德·加德纳和他率领的士兵被抛进离岸大约50码的水中，丢失了全部装备，并且不得不冒着机枪火力游上岸去。当士兵们正在水中挣扎向前时，加德纳听到有人说：“也许我们走错了地方，这里挺像个私人海滩。”进攻朱诺的皇家海军第四十八师的突击队员们不仅撞上了障碍物，还遇到了密集的迫击炮火。

炮弹在迈克尔·奥尔沃思中尉所乘的登陆艇四周爆炸，他和他率领的40来名士兵，只好蜷缩在小艇前部的底层舱里。奥尔沃思使劲探出头去观察周围的情况，看到士兵们正在从船尾底层舱里往甲板上跑。奥尔沃思手下的士兵叫道：“我们啥时候离开这儿？”奥尔沃思大声答道：“稍等一会儿，伙计们。现在还轮不到我们。”隔了一小会儿，又有人发问：“我说，你看到底还要等多久，老伙计？这个可恶的底舱已经灌满了水。”

各种小艇都赶来帮助这艘正在下沉的登陆艇，把艇上的士兵运走。周围的小艇太多了，据奥尔沃思回忆：“就好像在邦德街上招呼出租车。”一些士兵被安全地送上海滩，还有一些被运到一艘加拿大驱逐舰上，可是另外50名突击队员却发现，救起他们的那艘坦克登陆舰刚刚卸下坦克，现在正要按照指示直接驶回英格兰。然而，无论士兵们如何义愤填膺地恳求劝说，都无法说服舰长改变航向。一位名叫德斯塔克普尔的中校，在靠岸时腿部受了伤，此刻听说登陆舰要回英国，便大叫起来：“胡闹！你们全都发疯了吧！”话音一落，他就跳入水中，向岸边游去。

对于大部分士兵来说，障碍物是整个反攻过程中最难对付的部分。一旦通过了障碍物防线，士兵们便发现，沿岸的敌人据点兵力分布颇不规则，有些地方反击十分猛烈，其他地方却很少有反击，甚至根本没有。在古尔德海滩西部，汉普郡第一团的士兵们在从深达三英尺至六英尺深的水中上岸时，伤亡将近十分之一。他们在齐胸深的海水中挣扎前进，遇到了来自勒阿梅尔方向的猛烈迫击炮火以及机枪的交叉射击，这个据点是由德军强悍的第三五二师把守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二等兵查尔斯·威尔逊听到一个吃惊的声音说：“伙计们，我中弹了！”威尔逊转过身来，看到说话的人脸上带着怀疑的奇怪神情，慢慢地滑落进水中，再也没说出一个字来。威尔逊继续涉水前进。他以前曾经在海水中被机枪射中，不过那是在敦刻尔克，他在朝相反的方向走。

二等兵乔治·斯托尼尔也看到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倒下去。他遇上一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这辆装甲车停在三英尺深的海水里，马达在工作，可是驾驶员“呆站在装甲车旁，吓得不敢把车开上岸去”。斯托尼尔把他推到一边，冒着射向他的密集的机枪子弹，把装甲车开到岸上去。这个勇敢之举使斯托尼尔得意扬扬，正在这时，他突然脸朝前倒在地上，原来是一颗子弹猛地击中他紧身上衣口袋里装的香烟盒。几分钟之后，他发现鲜血从他的背部和肋间流出来。这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身体，然后又干净利落地溜了出去。

汉普郡团的士兵们花费了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勒阿梅尔的防御工事摧毁，在D日结束时，他们的伤亡已接近200人。奇怪的是，在防御工事两侧登陆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击。他们虽然也有伤亡，但是要比预料的少。在汉普郡团左侧的多赛特第一团的士兵，40分钟内就已通过海滩。与多赛特为邻的“绿色霍华德”士兵们迅猛果断地登陆，并向内陆进军，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夺下第一个据点。少校连长斯坦利·霍利斯已经有过消灭90名德国人的战绩，他涉水上岸后，单枪匹马地一举拿下了一座碉堡。这位沉着镇定的霍利斯用手榴弹和一支司登冲锋枪，就击毙两名德军士兵，并俘虏了20名，这只是他在D日上午的战绩，他后来又消灭了10个敌人。

在勒阿梅尔据点右侧的海滩上，形势过于平静，以至于一些士兵颇有些失望。军医杰弗里·里奇看着军队和战车拥上海滩，却发现在那里“军医无事可做，只好帮着卸军火弹药”。海军战士丹尼斯·洛威尔认为，登陆就像是“在国内进行一场演习”。他属于皇家海军第四十七突击队，这支突击队迅速通过海滩，避开与敌人接触，转向西方，开始七英里的强行军，去与波特－恩－贝桑附近的美军会合。他们预计在正午时分与来自奥马哈海滩的美军会合。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奥马哈海滩，美军仍然被强悍的德军第三五二师压制得动弹不得；可是对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来说，疲惫虚弱的德军第七一六师实在不是对手，而且其中还有一批被迫服役的苏联和波兰的“志愿军”。不仅如此，英军还充分使用了水陆两栖坦克和一大批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装甲车辆。还有一批扫雷坦克用链条横扫前面的地面，把地雷纷纷引爆，另有一批携带小型桥梁和钢皮卷盘的装甲车，这些装备铺展开来，可以在湿软地区充当临时通道。一个军事小组甚至还带来了大木头块，准备在越墙和过防坦克壕时使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安排以及英军登陆地点所遭到的超长时间的空袭，都为反攻部队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然而，仍有一些部队在被敌人占领的孤立地区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朱诺海滩上有一半地区设有布满碉堡与壕沟的防线，加拿大第三师的士兵们冲过这些防线后，又在库尔色耶城构筑了工事的房屋和街道之间战斗着前进，最后才得以突破封锁，到达内陆。但是，所有的抵抗都将在两小时之内瓦解。在许多地区，清除工作都做得干净利落。二等水兵爱德华·阿什沃思，刚刚走下一艘向库尔色耶城运送士兵和坦克的登陆舰，恰好看见不远处的一座沙丘后面，有几名加拿大士兵押解了六名德军俘虏。阿什沃思心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拿到一顶德国钢盔作为纪念品了。他跑过海滩，来到沙丘地带，却发现那六名德国人“全都七倒八歪地躺在那里”。阿什沃思仍然想得到一顶钢盔，便弯下腰去察看一个人的尸体，可是他发现“那个人的喉咙被割破———每个德国人的喉咙都被割了”。阿什沃思“一阵恶心，转过脸去，没再拿钢盔”。

中士帕迪·德莱西也在库尔色耶地区作战，他俘虏了12名德国人，这些德国士兵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从壕沟里走出来，胳膊高高地举过头顶。德莱西站了一会儿，注视着这些俘虏，他在北非作战时失去了一名战友。他对身旁的一名士兵说：“看着这些大笨蛋，一定要看好。去吧，把他们带走，别再让我看到他们了。”他走到一边，去为自己烧杯茶喝，好压压火气。他正在斯特诺火罐上烧水，一位“下巴上还长着胎毛的”年轻军官走过来，严厉地说：“瞧你，中士，现在并不是烧茶的时候。”德莱西抬起头来，以21年军龄所给予他的那份忍耐回答说：“先生，我们现在并不是在拿士兵们开玩笑，这是场真正的战争。你为什么不在五分钟之后再来，喝上一杯好茶？”这位军官听从了他的意见。

库尔色耶地区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士兵、大炮、坦克、车辆和军需物资已经拥上海岸。向内陆的运动进行得顺利而有成效。海滩指挥官考林·莫德上尉决不允许朱诺海滩上有任何一个逗留者。许多士兵都和中尉约翰·贝农一样，有点被这个蓄着胡子的高个子军官吓住了。莫德上尉举止威严，声音洪亮，用同样的言辞招呼所有上岸的士兵：“我是这个地方的欢迎委员会主席，现在继续前进吧。”没有人想同这位朱诺海滩的管理者争论。不过贝农记得，他当时一只手里拿着短棍，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一条系着一只样子凶猛的阿尔萨斯犬的带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际新闻社[39]的记者约瑟夫·威利库姆回忆了他与这位海滩指挥官进行的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威利库姆随加拿大军队的第一攻击波次登陆，他已经得到允诺，可以使用这位海滩指挥官的无线电对讲器，通过指挥舰，向美国发回一条25个字的消息。很显然，没有任何人记得向莫德通知这件事情，他毫无表情地盯着威利库姆，粗声粗气地说：“老伙计，这里现在正打仗呀。”威利库姆不得不承认这位海滩指挥官说得有道理。[40]几码之外，在海滩上的草丛中，躺着1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些加拿大士兵在冲向海滩时踏响了地雷。

朱诺海滩上的加拿大士兵伤亡惨重。英军负责攻占的三个海滩中，加拿大士兵的战斗最残酷。波涛汹涌的海面延误了登陆行动，海滩东半部的刀刃式暗礁，以及各种障碍物组成的路障，都给强击艇造成严重破坏。更糟糕的是，海空军的轰击没能摧毁海岸沿线的防御工事，或者说根本没有击中目标，而在一些地区，登陆部队竟没有坦克的掩护。在伯尼艾尔和圣奥宾的对面，加拿大第八团的士兵和第四十八海军突击队队员们遇到了猛烈的炮火，一个连在冲向海滩的行动中，就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兵力。来自圣奥宾方向的炮火十分密集，致使海滩上发生了一件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情。一辆坦克为了安全，紧闭舱盖，飞似的开过海滩以避开炮火，竟然碾压已死亡或尚未死去的士兵。突击队的上尉丹尼尔·弗朗德从沙丘处向后面观察，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顾不得猛烈的炮火，往回朝海滩跑去，一面高声叫道：“他们是我的士兵！”愤怒的弗朗德用他的轻便手杖猛敲坦克舱盖，可坦克却继续前进。弗朗德用手榴弹炸断了一条坦克履带。当那些吃惊的坦克手打开了舱盖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尽管战斗过程是十分艰苦的，但是加拿大士兵和突击队员们，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就穿过了从伯尼艾尔到圣奥宾的海滩，进入了内陆。后援攻击波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大约一小时之后，海滩上已经十分平静，一个防御敌人空袭的阻塞气球部队的二等兵约翰·墨菲发现：“最可怕的敌人是沙土里的寄生虫，海水一涨潮，它们就不让我们安宁一刻。”在远离海滩的巷战中，部队战斗了两个小时，但是与西半部海滩一样，朱诺的东半部海滩此时已经被牢牢地占领了。

第四十八突击队向圣奥宾方向边作战边前进，然后向东转，沿着海滩行进。他们负责一次尤为艰巨的任务。朱诺与索德相距七英里，为了弥合这个缺口，把两个海滩连接起来，第四十八突击队必须朝索德方向进行强行军。另一支突击队，即第四十一突击队，将在位于索德海滩边上的利昂登陆，然后向右转弯，朝西挺进。这两支部队预计在几个小时之内，在大约介乎两个滩头地段中间的一个地点会合。然而这只是计划，两支部队几乎同时遇到了麻烦。在朱诺以东大约一英里处的朗如恩，第四十八突击队发现，他们进入了一座几乎无法通过的防御城区。每座房舍都是据点，地雷、带刺铁丝网和一些高六英尺、宽五英尺的水泥墙，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街道。猛烈的枪弹从这些据点射向突击队员。突击队既无大炮又无坦克，被迫停止前进。

在六英里之外的索德，第四十一突击队刚刚完成了艰苦的登陆行动，已经向西转弯，通过利昂一直向前挺进。法国人告诉他们，德国的驻军已经撤离。情报似乎是准确的，可是突击队到达城边后就不同了。那里的炮火击中了三辆援助坦克，狙击手和机枪的火力从令人毫不戒备的别墅里射出来，原来这些房子已经被改建成碉堡。迫击炮弹雨点般落在突击队员身上。第四十一突击队和第四十八突击队一样，已经无法前进。

此刻，盟军总司令部尚无人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在滩头阵地上已经存在着一个生死攸关的、宽达六英里的缺口。如果隆美尔的坦克以高速驶过这个缺口，抵达海岸线，就可以通过左右出击，把英军的登陆行动渐渐粉碎。

利昂是索德海滩上真正带来麻烦的地点之一。在英军进攻的三个海滩中，索德海滩是预计中会遭到最猛烈反抗的地方。部队已经听到了说明，此处的死亡数字将会很高。南兰开夏郡第一团的二等兵约翰·盖尔曾经“被冷酷无情地告知，我们这些参加第一攻击波次的士兵可能会全部被歼”。对于突击队员们来说，这幅图画更加黑暗。“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冲上海滩，因为绝不会有撤退……也不会疏散。”这句话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头脑里，第四突击队队员们准备被“在海滩全部歼灭”。下士詹姆斯·考利和二等兵斯坦利·斯图亚特回忆说，他们被告知伤亡将“高达百分之八十四”。乘坐装甲车，并先于陆军登陆的士兵们被警告说，“你们即便到达海滩，仍会有百分之六十的伤亡。”二等兵克里斯多夫·史密斯是一辆装甲车的驾驶员，他以为生还的希望十分微小，当时谣言四起，伤亡数字已被说成会达到百分之九十，史密斯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所在的部队离开英格兰时，士兵们看到戈斯波特海滩上竖起了帆布屏幕，“据说这些屏幕竖在这里是为了能辨认出将来回国的死者”。

一时间，仿佛最坏的预料会成为现实。

在一些地区，第一攻击波次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机枪和迫击炮的袭击。在索德的维斯特勒昂处，东约克第二团的士兵们或死或伤，遍布海边和海滩。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在从小艇冲上海滩的流血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但是，东约克士兵们在D日的200人伤亡中，多数是在头几分钟内发生的。对于后援部队来说，看到这些身穿咔叽布军装的扭曲了的人体，会感到震惊，并证实了最令人恐惧的担忧。有人看到“尸体像成捆的木柴一样堆在一起”，并数出“死者有150人之多”。第四突击队的二等兵约翰·梅森是在半小时之后登陆的，吃惊地发现，他“穿行在陆军战士的尸体堆中，这些人就像九柱地滚球游戏中的木桩一样被纷纷击倒”。洛瓦特勋爵突击队的下士弗雷德·米尔斯“惊恐地看到，东约克士兵们成堆地躺在地上……如果他们分散前进，大概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他冲上海滩，决心让“杰西·欧文[41]们显得像乌龟”，这时他不无嘲讽地想到，“他们下次就会明白多了”。

尽管海滩战斗充满了流血，但很快就结束了。[42]除了最初的损失外，索德海滩的进攻进展迅速，几乎未遇到长时间的抵抗。登陆十分成功，几分钟之后，上岸的士兵们便大都惊讶地发现只有零星的狙击火力。他们看到，海滩笼罩在烟雾中，医生在伤兵群中忙碌，装有扫雷器的坦克在清除地雷，沿着海岸线还有坦克和车辆在燃烧，偶尔袭来的炮弹掀起沙土，可是并没有他们预期的大批伤亡。对于这些精神紧张、准备迎接一场大屠杀的士兵们，海滩简直是一次平淡而荒谬的结尾。

在索德，许多地方甚至洋溢着节日气氛。一群群的法国人星星点点地站在滨海区，兴高采烈地向部队挥手，并高喊着：“英国人万岁！”皇家海军信号兵莱斯利·福特注意到，有一个法国人“显然就站在海滩上，好像正在对一群城里人简要地讲解着战斗情况”。福特认为这些人简直疯了，因为海滩和沿海地区仍然留有地雷，并且还有零星炮火。可是这种情形随处可见。士兵们被法国人拥抱、亲吻、握手，这些法国人仿佛毫不了解周围存在的危险。下士哈里·诺菲尔德和炮手罗纳德·艾伦惊讶地看见，“一位身穿华丽服饰、头戴闪亮铜盔的人正在朝海滩上走来”。原来他是柯莱维尔村的村长，这座小村庄距海滩有一英里远，村长决定到海边来正式迎接反攻的部队。

在欢迎队伍这方面，一些德国人并不比这些法国人缺乏热情，地雷工兵亨利·詹宁斯还没上岸，就“遇上了一群德国人，大多数是苏联和波兰的‘志愿军’，他们急于投降”。不过皇家炮兵某部的上尉杰拉德，诺顿遇到了最令人吃惊的事：等待他的是“四名德国人，他们的皮箱已经装好，似乎在等着被第一批运出法国”。

在古尔德、朱诺和索德，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冲出混乱、拥向内陆。前进有条不紊，效率很高，显示着雄伟强大的气派。部队在攻进城镇和村庄时，英勇事迹到处可见。有人记住一位皇家海军突击队的少校，他的双臂都被炸掉，仍在鼓舞士兵前进，喊着“向内陆进军，赶在弗里茨了解这里的情况之前”。还有一些人记得，伤兵们在等待医护人员赶来救护之前所表现的自尊、愉快和美好信念。有些人向队伍招手，有的喊道：“柏林见，伙计们！”炮手罗纳德·艾伦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胸部受伤的士兵，他被扶起靠在墙上，正在安静地读着一本书。

现在，速度就是一切。部队从古尔德向大约七英里外的天主教堂所在地拜伊厄前进，加拿大士兵从朱诺开往大约10英里以外的拜伊厄至卡堡公路和卡毕克机场，英国士兵从索德开往卡堡，他们对占领这座城市信心十足。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诺埃尔·豪克斯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通知记者“将于下午4时在X地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洛瓦特勋爵的突击队员分秒必争地从索德地区开出来，他们要去增援四英里外的奥恩和卡堡的守军，盖尔将军的第六空降师严阵以待，正在防守这两座城市间的桥梁。“闪光的”洛瓦特向盖尔保证过，他会“准时在正午”到达。在坦克后面，洛瓦特勋爵的风笛手比尔·米林走在队伍的前面，演奏着《花坛边上的蓝色女帽》。

对于小型潜艇X20号和X23号上的20名英国水兵来说，D日已经结束。在索德海滩的水域里，上尉乔治·昂纳的X23号潜艇，穿过纷纷向岸边靠拢的登陆艇群。不平静的海水已经把潜艇的上层建筑全部冲掉，唯一能够说明其身份的就是迎风飘扬的那几面标志旗。一艘坦克登陆舰的舵手查尔斯·威尔逊“吃惊得差点儿没从船上掉进水里”，因为他看见这艘潜艇仿佛只是“两面毫无支撑的大旗”在水中迅疾地向他驶来。X23号通过之后，威尔逊仍在奇怪“一艘小潜艇到底在反攻中有什么用处”。X23号缓缓驶过，开往换乘区寻找它的拖船，那艘拖船有一个恰当的名字“前进”。开场行动已经结束。昂纳上尉和他的四名水兵马上就要返航了。

他们曾经在海滩上为士兵们做出标记，现在士兵们已开进法国。人人都很乐观。大西洋壁垒已经打开缺口。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德国人需要多久才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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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中的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平和。天气已经闷热起来，四周的群山上低云缭绕。希特勒建在上萨尔茨山上的碉堡式山顶别墅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元首正在睡觉。几英里之外，在他的最高统帅部里，这也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6点钟就起床了，他按平日的习惯吃了简单的早饭（一杯咖啡、一只煮得较嫩的鸡蛋和一小片吐司），此刻正坐在他的那间隔音的办公室里，阅读昨晚的报告。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自然很糟。罗马在24小时之前失守，艾伯特·凯塞林元帅的部队在撤退时遭到紧紧追击。约德尔认为，很可能在凯塞林的部队摆脱追击、撤退到北部的新据点以前，盟军就实现突破。约德尔十分关心意大利溃军的情况，已经命令他的副手沃尔特·沃利蒙将军前往凯塞林的司令部，去了解具体情况。沃利蒙当天晚些时候就动身。

苏联方面没有任何新情况。尽管从原则上讲，约德尔的势力范围不包括东部战场，但是长期以来，他已经成功地使自己有权就俄国战场的行动对元首“提出建议”。现在苏联人的夏季攻势随时有可能开始，在长达2000英里的前线上，德军拥有150万兵力之多的20个师已进入战场，等待着攻势的开始。可是今天早上苏联前线却平静无事。约德尔的助手还送来了几份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报告，报告提到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约德尔并不认为诺曼底的形势严重，起码到现在还不严重。此刻他最关心的是意大利。

在几英里外的斯特鲁布军营，约德尔的副手沃利蒙将军从凌晨4时起就已密切关注诺曼底的战事。他已接到来自西线总司令部的电传报告，要求动用装甲预备队———莱尔装甲师和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为此他已同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在电话上进行了讨论。现在沃利蒙给约德尔要通了电话。

沃利蒙报告说：“布鲁门特里特要求动用装甲预备队，西线总司令部希望这些部队马上进入被入侵的地区。”

沃利蒙回忆说，约德尔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约德尔问：“你敢肯定那确实是一次进攻吗？”不等沃利蒙回答，约德尔又继续说道：“根据我所接到的报告看，这可能是一次牵制性佯攻……一个蒙骗计划的一部分。西线总司令部尚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他应当努力使用已有的部队来击溃进攻……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使用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时候……我们必须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沃利蒙明白就此争论是不会有益处的，尽管他认为诺曼底登陆远比约德尔所认为的严重得多。他对约德尔说：“长官，考虑到诺曼底的局势，我还按计划去意大利吗？”约德尔回答说：“是的，是的，我看没什么原因不去。”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沃利蒙放下听筒。他转向作战参谋冯·布特拉尔·布兰丹弗尔斯少将，告诉他约德尔的决定：“我同意布鲁门特里特的观点，”沃利蒙说，“这个决定同我对反攻计划的理解完全相反。”

约德尔对希特勒关于动用装甲部队命令的字面解释，使沃利蒙大为“震惊”。确实，这些部队是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因此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指挥。但是，沃利蒙和伦德施泰特一起，一直认为“盟军一旦进攻，不论是否牵制兵力的进攻，装甲部队必须马上出动———事实上是自动出动”。在沃利蒙看来，这种举动才是符合逻辑的，身处前线的指挥官正在抵御进攻，应当拥有能够调动所有部队的权力，并按照他的意愿指挥这些部队，尤其当这位将领恰好是德国的最后一位黑骑士、令人尊敬的战略家冯·伦德施泰特时，更应如此。约德尔本可以动用这些部队，但是他决不冒险。沃利蒙后来回忆说：“约德尔认为他的决定，是希特勒在当时定会做出的决定。”沃利蒙认为，约德尔的态度是“领导层指挥混乱”的又一例证。但是没有人与约德尔争执。沃利蒙给西线总司令部的布鲁门特里特打了电话。现在，动用装甲部队的决定只能取决于希特勒反复无常的突然念头，约德尔将此人看作军事天才。

那位早已料到这种情形、并希望与希特勒面谈的军人离贝希特斯加登仅有不到两小时的乘车路程。欧文·隆美尔元帅在乌尔姆市的黑尔林根家中，仿佛完全忘记了这些混乱。详细的B集团军群的军事日志记录证明，此时隆美尔尚未听到诺曼底登陆的消息。

约德尔的决定在巴黎郊区的西线总司令部引起了震惊与怀疑。作战部长博多·齐默尔曼中将至今仍记得，冯·伦德施泰特“火冒三丈，脸都气红了，话也说不清”。齐默尔曼本人也无法相信这个决定。齐默尔曼曾在夜间打电话到最高统帅部，通知约德尔的值班军官弗里戴尔中校，西线总司令部已经向两个装甲师发布了警报。齐默尔曼恼怒地回忆说：“当时对这一行动没有任何异议。”此刻他再次向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同作战参谋冯·布特拉尔少将通话。冯·布特拉尔已从约德尔处得到指示，给他以冷漠的答复。冯·布特拉尔生气地大声责骂说：“这些师是直接听命于最高统帅部的！你们没有权力在得到我们的同意之前向他们发布警报。你们必须马上阻止装甲部队的行动———在元首做出决定之前什么也不要做！”齐默尔曼试图反驳，冯·布特拉尔却打断了他，并且严厉地说：“执行命令！”

下一步行动取决于冯·伦德施泰特，他是陆军元帅，可以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甚至还可能马上出动装甲部队。但是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给元首打电话，在D日全天中都没有打。即便是盟军反攻这样的重要事情，也无法使贵族出身的冯·伦德施泰特向他习惯称之为“波希米亚下士”[43]的人发出请求。

但是，他的军官们继续轮番不停地向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希图改变这个决定。他们打电话给沃利蒙、冯·布特拉尔·布兰丹弗尔斯，甚至还打给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将。这是一场奇特的远距离斗争，持续了好几个钟头。齐默尔曼这样总结这件事情：“当我们提出警告，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装甲部队，诺曼底登陆就将成功并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时我们得到的简单答复是：我们没有资格作出判断，———无论怎样讲，总登陆将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区。”[44]然而，希特勒在他那个善于逢迎的军人核心集团的保护下，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虚假的温柔乡里，在整个进攻过程中始终沉睡着。

在隆美尔位于拉罗什吉荣的司令部里，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还不知道约德尔的决定。他以为那两个装甲预备师已经接到了通知，现在已经上路了。斯派达尔还了解，第二十一装甲师正在向卡昂南部的集结地区运动，尽管大队的坦克还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阵地，但是他们的一些侦察部队和步兵已经同敌人接火。因此司令部内充满了绝对乐观的气氛。莱奥德卡尔德·弗赖伯格回忆说：“总的感觉是盟军将在当天被赶回海里。”隆美尔的海军助手弗雷德里希·鲁奇海军中将和大家一样欢欣鼓舞。但是鲁奇注意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房主拉罗什富科公爵及夫人，正在悄悄地摘下挂在城堡墙上的珍贵的戈布兰地毯。

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似乎更有保持乐观的理由，这个集团军正在与盟军作战。参谋们以为，第三五二师似乎已经把梅尔维尔和柯莱维尔之间奥马哈地区的入侵者赶回了海里。原来是一个军官从能够望到海滩的掩体里向司令部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有关战斗进程的好消息。这个报告被认为十分重要，并被逐字记录下来。这位侦察员说：“在海边，敌人正在沿海障碍物后面寻求隐蔽。许多机动车辆停在海滩上，已经起火燃烧，其中有10辆是坦克。障碍物清除小组已经停止行动。从登陆艇上岸的行动已经停止……小艇开始后退到海里。我们的据点火力和炮兵火力相当准确，造成了敌人的大批伤亡。许多死伤者躺在海滩上……”[45]

这是第七集团军接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士气高涨，结果当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冯·萨尔穆斯建议把他的第三四六步兵师派来增援第七集团军时，竟被高傲地拒绝了。他被告知说：“我们不需要这支部队。”

尽管大家信心十足，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彭塞尔将军仍在试图分析出整个局势的确切状况。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电话与电报线路都已被法国抵抗组织破坏，或是被空降兵和来自海上与空中的轰击所摧毁。彭塞尔报告隆美尔的司令部：“我现在进行的战斗肯定是‘征服者威廉’[46]所进行过的：只能用耳朵和眼睛。”实际上彭塞尔并不知道他的通信状况糟糕的确切程度。他以为在瑟堡半岛登陆的只是空降兵。此刻他根本不知道，海上登陆的行动已经在半岛东部的犹他海滩上展开了。彭塞尔很难确定进攻的确切地理位置，但是他敢肯定一件事：诺曼底战斗就是大反攻。他继续向隆美尔和冯·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上级重申这个观点，但是他始终无法赢得多数人的同意。B集团军群司令部和西线总司令部在上午的报告中说：“现在仍为时尚早，不能说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牵制性佯攻，还是主攻行动。”将军们继续寻找，而诺曼底沿线的任何一位士兵都能说出问题严重的地区到底在哪里。

在距离索德海滩半英里的地方，陆军一等兵约瑟夫·海格吓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摸到了机枪的扳机，开始继续射击。噪音震耳欲聋。这位18岁的机枪手头脑发涨，吓得要命。他战斗得很英勇，从第七一六师在索德海滩的防线被击溃后，一直掩护他所在的连队撤退。海格不知道他已经打中了多少个英国兵，他惊讶地看着这些英国兵走上海滩，又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他以前经常想象杀死敌人是怎样的情形，他还曾多次与他的朋友胡夫、萨克斯勒和“费迪”克拉格谈起。现在海格明白了，这事简单极了。胡夫太短命，没来得及发现这事有多简单：在他们撤退时他就被打死了。海格把他的尸体放在一排灌木后面，他张着嘴，前额被打飞了。海格不知道萨克斯勒在哪儿，只有“费迪”还和他在一起，他已经视力大伤，爆炸的弹片使鲜血从他脸上流下来。海格现在已经明白，他们迟早会被打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全连只剩下他和另外19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一个小型掩体前的壕沟里。他们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机枪、迫击炮和步枪的袭击。他们被包围了。要么投降要么被杀，人人都了解这一点，只有连长除外，他正在后面的掩体中用机枪射击。他不让他们进掩体。“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必须坚持！”他不停地大叫。

这是海格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向谁射击。轰炸一停止，他就自动地扣动扳机，让机枪射出子弹。这给了他勇气。随后轰炸又重新开始，大家便一齐向连长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也许是坦克让连长改变了主意。他们全都听到了坦克发出的铿锵声和呼呼声。一共有两辆，其中一辆在不远处停住，另一辆缓慢而从容地向前开来，翻过一个小坡，从在附近草地上漠然吃草的三头牛旁经过。然后壕沟里的士兵们看到坦克上的机枪慢慢地放下来，准备近距离射击。就在这时，坦克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爆炸了。一个士兵放出最后一门火箭筒，他发射的那枚火箭刚刚击中目标。海格和他的朋友“费迪”简直中了魔，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燃烧的坦克上舱盖被掀开，在滚滚的浓烟中，一个人拼命想爬出来。他的衣服已经被烧着了，他尖叫着从舱口爬出一半便倒下了，身体倒挂在坦克车上。海格对“费迪”说：“但愿上帝让我们死得比他好些。”

第二辆坦克谨慎地停在火箭筒射程以外，并开始射击，连长终于命令大家进入掩体。海格和其他几位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走进掩体———走进了另一个噩梦般的世界。掩体还不如一间起居室大，挤满了死者与伤兵。此外掩体里还有30名士兵，他们挤得既无法坐下，也无法转身。里面又热又暗又吵。伤兵在呻吟。士兵中有俄国人和波兰人，他们同时在用几种语言交谈。连长不顾伤兵们“投降！投降”的叫喊，从始至终，在那个唯一的枪眼处向外面进行机枪射击。

出现了一阵间歇，这时掩体中的海格和其他憋得透不过气来的士兵听到外面有人喊道：“好啦，赫尔曼———你还是出来吧！”连长气得又开始用机枪射击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你还是投降吧，弗里茨！”

连长的机枪释放出来的腐蚀性气体，引得士兵们连声咳嗽，原本令人窒息的空气此时更加混浊。每当连长停下来装子弹，那个声音便要求他们投降。外面终于有人用德语向他们喊话了。海格永远不会忘记一名伤兵用他仅会的两个英语单词，开始反复地叫道：“哈喽，伙计们！哈喽，伙计们！伙计们！”

外面的射击停止了。海格觉得，大家几乎同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头上的装甲炮塔上有一个瞭望孔。海格和几个士兵举起一个人，让他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突然大叫道：“喷火器！他们在拿喷火器！”

海格知道火焰无法直接射过来，因为金属通风口是从掩体后部曲折修建的。但是热量会使他们难以忍受。突然，他们听到了喷火器发出的呼啸声。现在，进入掩体空气的来源，只有连长占据着、一直向外射击机枪的狭小枪眼和掩体顶端的瞭望孔。

温度开始逐渐升高。一些人惊慌失措。他们又推又抓，叫着：“我们一定要出去！”企图钻到别人的腿底下，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但是周围的人使他们动弹不得，根本无法接近地面。全体士兵现在都开始请求连长投降。连长仍在射击，甚至不转过头来。空气变得异常难闻。

一名中尉叫道：“听我的口令，一齐呼吸。吸！……呼！……吸！……呼！”海格注视着通风口的金属由粉变红，然后又变成灼热的白色。“吸！……呼！……吸！……呼！……”军官仍在叫喊。“哈喽，伙计们！哈喽，伙计们！”那名伤兵又喊叫道。海格还听到，角落里一台无线电的话务员在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菠菜，进来！菠菜，进来！”

中尉叫道：“长官！伤兵们开始窒息了！我们必须投降！”

连长吼道：“办不到！我们必须杀出去！清点人数和武器！”

“不！不！”掩体的每个角落都传出士兵的叫声。

“费迪”对海格说：“除了连长，只有你有机枪。信不信由你，那个疯子准要最先派你出去。”

这时，许多士兵不顾一切地卸下枪机，把步枪扔到地上。“我不去。”海格对“费迪”说。他把保险栓推上，然后把机枪扔到地上。

热气使士兵们开始昏倒。但是他们膝盖相抵，脑袋下垂，仍然保持着站立姿态，并没有倒在地上。那位年轻的中尉继续向连长呼吁，却毫无结果。没有人敢向门口走，因为射击孔就在门旁，连长正拿着机枪守在那里。

突然连长停止了射击，转向无线电话务员问道：“你联系上了吗？”话务员说：“没联系上，长官。”这时连长才向四周看了一看，仿佛第一次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掩体。他好像迷惑和不知所措，然后放下机枪，认输地说：“把门打开。”

海格看到有人把系着一块破白布的步枪从射击孔处伸出去。一个声音从外边传来：“好了，弗里茨，出来吧。一次一名！”

士兵们从黑暗的掩体中鱼贯而出，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明亮的光线使他们感到目眩。每当有的士兵放下武器和钢盔的速度不够快，站在战壕两边的英国士兵就向他们身后的土地上射击。在战壕终端，英国士兵割开他们的皮带、鞋带和上衣，还把裤子遮口处的扣子都割掉，然后他们被命令脸朝下趴在地上。

海格和“费迪”顺着战壕向前跑，双手高高举向空中。“费迪”的皮带被切断时，一名英国军官对他说：“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见到你们在柏林的朋友了，弗里茨。”“费迪”的脸由于遭到榴弹弹片的擦伤，沾满血迹，已经发肿，却仍想开玩笑。他说：“那时候我们会在英国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将在战俘营里，可是英国人误解了，他吼道：“把这些人带到海边去！”他们提着裤子，被押送过去，路过仍在燃烧的坦克和那几头依旧在草地上安安静静吃草的牛。

15分钟后，海格和其他几个人在海浪中清除障碍物，拿掉水雷。“费迪”对海格说：“我敢肯定，你在安放这些东西时决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你还得把它们拿走。”[47]

二等兵阿克依辛斯·达姆斯基根本没有心思作战。他是波兰人，被迫征入第七一六师，早早就做出决定，只要反攻一开始，他就跑到最近的一艘登陆艇跟前投降。然而达姆斯基没找到机会。英军在登陆时受到海军和坦克的保护性密集轰击，达姆斯基的炮兵指挥官在位于古尔德海滩东部边缘的阵地上，马上下令撤退。达姆斯基明白向前跑将意味着死亡：后面的德国人和正在前进的英国人都可能打死他。不过，他在撤退的混乱中一个人向特雷西村走去，他被分配住在那里的一个老妇人家里。达姆斯基分析，如果他待在那里，当村庄被占领时他就可以投降。

正当他穿过田野时，遇上了一个骑在马上的德军老中士，走在中士前面的二等兵是个俄国人。中士朝下看着达姆斯基，满脸是笑地问：“嗨，你一个人想去哪儿？”他们互相看了一阵，达姆斯基便明白了，中士已经猜到他想逃跑。然后，中士仍旧微笑着说：“我看你最好和我们走。”达姆斯基并不惊讶。他们一起上了路，达姆斯基怨恨地想，自己的运气一直没有好过，现在还是不好。

10英里以外，大约就在卡堡附近，一个无线电流动监测部队的二等兵威廉·沃伊特也在想办法怎样投降。沃伊特在芝加哥生活了17年，但是他从未出示过他的入籍证明。1939年，他的妻子回德国探亲，由于母亲生病而不得不留下。1940年，沃伊特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决心去接妻子回来。他无法经由正常途径到达战时的德国，只好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他横跨太平洋到日本，然后去海参崴，再坐上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他从那里去波兰，然后进入德国。这次旅行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沃伊特一过边境，就再也出不来了。他和他的妻子落入了陷阱。此刻，他四年来第一次在耳机中听到美国人的声音。好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计划看到第一批士兵时应该说什么。他打算跑过去喊：“嗨，伙计们，我是芝加哥人！”可是他的部队离前线太远。他已经绕着地球走了几乎一大圈，就是想回芝加哥去，可现在他只能坐在卡车里倾听美国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只在几英里之外[48]，然而对于他来说，那意味着回家。

在奥马哈海滩后面，沃纳·普洛斯克特少校正躺在战壕里喘着粗气。他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的钢盔已经丢了，衣服破成碎片，脸颊被划破，血迹斑斑。一个半小时以前，他离开位于圣·昂·诺利的掩体回指挥所，一直在烈火燃烧着的无人地区爬行。几十架战斗机在悬崖后面来回飞行，对所有的移动物体进行了扫射，与此同时，海军的炮火也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密集的炮轰。他的大众牌汽车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冒着火，已经扭曲变形。灌木丛和草地上也燃着火，浓烟滚滚。他所经过的战壕里常常尸体横陈，不是遭到了大炮的猛烈袭击，就是遇上了无情的飞机扫射。刚开始他还企图奔跑，但是被飞机狠狠地盯住射击。他不断地遭到扫射，只好爬行。

他估计只爬了一英里，还要走三英里的路，才能到达位于埃特雷亨姆的指挥所，他痛苦地移动着，看到前面有一座农舍，他决定在与农舍平行时，跑过从战壕到农舍间的20码空地，去问那里的住户要点水喝。

当他接近农舍后，他惊讶地看到两位法国妇女沉着地坐在敞开的门口，仿佛根本不害怕炮弹和飞机的扫射。她们看见他，其中之一鄙夷地大笑，大声对他说：“很可怕，是不是？”普洛斯克特继续向前爬，耳朵里仍然响着那笑声。这时候，他恨法国人，恨诺曼底人，恨这场令人讨厌的臭战争。

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下士安东·文施看到一顶降落伞高高地挂在一棵树的树枝上，蓝颜色的降落伞下有一个摇摇晃晃的大帆布袋。远处传来密集的步枪和机枪声，但是文施和他所在的迫击炮部队尚未遇到敌人。他们已经行军了将近三个小时，此刻已到卡伦丹北部的一个小树林，大约在犹他海滩西南方10英里处。

一等兵里奇特看着降落伞说：“这是美国人的，可能是弹药。”二等兵弗里茨·弗里德林·文特认为，里面可能是食物。“天哪，我真饿。”他说。文施让他们都待在堑壕里，他一个人爬过去。这也许是个圈套，或许是个陷阱，当他们想办法把帆布袋拿下来的时候，也许会遭到伏击。

文施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前进。然后，四周的安静令他颇为满意，便拉开引线向树桩部位扔了两颗手榴弹。树倒了下来，降落伞和帆布袋也掉下来。文施等了一会儿，不过很显然，手榴弹的爆炸声并未引起注意。他挥手叫部下过来。他大声喊道：“咱们看看老美给咱送来了些啥东西。”

弗里德林拿着刀跑过来，割开帆布袋。他高兴极了，叫道：“噢，我的上帝，是吃的！吃的！”

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七名勇敢的伞兵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们找到了罐头菠萝汁和橙汁，大块的巧克力和香烟，还有好几年未见到过的各种食品。弗里德林狼吞虎咽地吃着，甚至把雀巢奶粉往喉咙里倒，然后用炼乳冲下去。他说：“我不知道那是啥，可是特别好吃。”

最后，文施不顾弗里德林的反对，决定最好“前进去找仗打”。文施和士兵们的衣袋里塞得满满的，把能带上的香烟尽量带上，然后走出树林，排成一行，向远处有枪声的地方前进。几分钟之后，战争找上了他们。文施的一个士兵倒下去，太阳穴上中了一粒子弹。

“狙击手！”文施叫道。这时子弹已经嗖嗖地射向他们，大家赶紧寻找隐蔽。

一名士兵指着右侧的一个树丛说：“看！我敢肯定看到他在那儿。”

文施拿出望远镜，对准树顶，开始认真地寻找。他觉得看到一棵树上的树枝微微地动了一下，但是还有点拿不准。他稳稳地拿着望远镜，很长一阵一动不动，然后又看到树枝动了一下。他拿起步枪，说：“现在咱们来瞧瞧谁是好汉谁是冒牌货吧。”他开枪射击。

刚开始文施以为他没有打中，因为他看到狙击手从树上往下爬。文施再次瞄准，这一回是向没有树枝和树叶的树干上瞄准。“小子，”他大声说，“这下子我可要射中你了。”他先看见狙击手的双腿，然后是他的躯干。文施开枪了，一发又一发。狙击手慢慢地朝后倒去，掉到树下。文施的士兵们欢呼起来，然后一齐向尸体跑过去。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伞兵。文施回忆说：“他长着黑头发，非常漂亮，非常年轻。他的嘴角上有一丝血迹。”

下士里奇特搜了一下死者的衣兜，找到了两张照片和一封信。文施记得，其中一幅照片是“这名士兵与一个姑娘并肩坐着，我们都认为那姑娘可能是他的妻子”。另一幅照片是“这对青年男女和一家子坐在阳台上，大概是小伙子的家人”。里奇特把照片和信件往自己的衣兜里塞。

文施说：“你这是干什么？”

里奇特说：“我想我应当在战后把这些东西按照信上的地址寄回去。”

文施认为他这是发疯。“我们可能会被美国人逮捕，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喉咙处一划。他说：“把东西留给医生吧，咱们离开这里。”

士兵们走后，文施又留下一阵，注视着死去的美国士兵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生气，“就一条被压死了的狗”。他匆忙地去追赶他的士兵。

几英里之外，一辆德军参谋部的小轿车，车上黑、白、红三角旗随风飘扬，疾驶在通往皮考维尔的辅助公路上。第九十一空降师的威廉·法利少将和他的助手、司机已经在他的汽车里待了将近七个小时。从凌晨1时前，他就开始出发去雷恩，参加那里的图上演习。3时至4时之间，连续不断的飞机声和远处的爆炸声，使心事重重的法利不时地回头看去。

在距离皮考维尔司令部以北几英里处，他们的汽车遭到机枪的袭击。风挡玻璃被打碎，法利的助手坐在司机旁边，颓然倒在车座上。小汽车左右摇晃，车胎发出声响，一个急转弯，撞到一堵矮墙上。车门被冲力抛开，司机和法利被猛抛出去。法利的枪滑到了前面，他爬过公路去拿枪。司机惊得茫然不知所措，看到几个美国士兵正朝汽车冲来。法利大喊：“别开枪！别开枪！”可是却继续向手枪爬去。一声枪响，法利倒在公路上，一只手仍然伸向手枪。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中尉马尔克姆·布兰南弯下腰看看死者，然后蹲下来拿起他的军官帽子。汗带上印着“法利”二字。这个德国人身穿灰绿色军装，军裤的线缝处镶着红色布条，上装的肩膀处饰有狭窄的金色肩章，衣领上的红色垂片镶着金色的橡树叶。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缎带，上面挂着一个铁十字。布兰南不敢肯定，可是他好像打死了一个将军。

里尔附近的飞机场上，联队长、外号叫“匹普斯”的约瑟夫·普里勒空军中校和海因茨·吴达茨克中士跑向他们的FW－190战斗机，准备做一次孤独的飞行。卢夫特瓦夫的第二飞行大队司令部刚刚打来电话，大队长说：“普里勒，进攻开始了，你最好赶快上天。”

普里勒大为光火：“现在你还说这话，你们这些笨蛋！你们到底要我们两架飞机干什么？我的飞行中队都在哪儿？你能把他们叫回来吗？”

大队长十分冷静，他安慰地说：“普里勒，我们现在还不明确了解你的中队在哪里降落了，但是我们准备把他们调往普瓦克斯的机场。马上把你的地勤人员调到那里去。同时，你最好飞往进攻地区。祝你好运，普里勒。”

普里勒压住火气尽量平静地说：“请你劳驾告诉我进攻发生在哪里？”

大队长不为所动，说：“‘匹普斯’，诺曼底，在卡昂附近。”

普里勒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为地勤人员做出安排，现在，他和吴达茨克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德国空军对进攻部队的唯一日间袭击。[49]

登上飞机前，普里勒对他的僚机驾驶员说：“现在听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不能再分开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完全模仿我的动作。跟在我的后面，一步不能落下。”他们是老搭档了，普里勒感到必须对他说明情况。他说：“我们是单独行动，我看咱们回不来了。”

上午9时，他们起飞了（普里勒的时间是8点钟）。他们超低空向西飞行。飞到阿贝维尔时，他们开始在上空看到盟军的战斗机群。普里勒发现，他们并没有按照规范编队飞行。他记得当时想：“我要是有几架飞机的话，准把他们击中。”他们飞近勒阿佛尔时，普里勒飞进云层隐蔽起来。他们又飞了几分钟，然后冲出云层。

下面是一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舰队：成百上千艘大小不等、型号不一的军舰，无边无际地排列着，仿佛一直延伸到海峡的另一边。一个不间断的登陆艇队正在把士兵运上海岸，普里勒看得见海滩上和海滩后面由轰炸形成的白色烟雾。沙滩上黑压压地布满了军队，坦克和各种装备点缀着海岸线。普里勒飞回云层，考虑该如何行事。飞机太多了，海上的军舰太多了，海滩上的士兵也太多了，他估计他只来得及轰炸一圈，就会被击落。

现在根本没必要保持通信沉默了。普里勒几乎是很轻松地对送话器讲话。他说：“多壮观！多壮观！全体出动了———看哪儿都是人。信我的话没错，这就是大反攻！”他然后又说：“吴达茨克，咱们开始战斗，祝你好运！”

他们以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向英军占领的海滩俯冲下去，高度还不及150英尺。普里勒没有时间瞄准，他只是按下操纵杆上的按钮，让机枪不停地射击。他掠过士兵的头顶，看到朝上仰起来的惊讶的面孔。

在索德海滩上，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看到了普里勒和吴达茨克的飞机，他赶快寻找隐蔽。六名德军俘虏利用混乱企图逃跑，基弗的士兵立即开枪把他们打倒。在朱诺海滩，加拿大第八步兵旅的一等兵罗伯特·罗吉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然后看到飞机“飞得非常低，我都能看清飞行员的脸”。他像其他人一样紧紧地趴在地上，但是又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冷静地站着，端着一架斯坦轻机枪连射着”。在奥马哈东端，美国海军上尉威廉·杰·艾斯曼连气都不敢喘了，因为两架FW－190飞机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俯冲下来，“距地面不到50英尺，一路躲开阻塞气球”。在英国扫雷舰邓巴号上，司炉长罗伯特·杜威看着舰队上的每一门机关炮都在向普里勒和吴达茨克开火。这两架战斗机掠过舰只，丝毫未受损伤，然后转向陆地，钻入云层。“管他是不是德国兵的，”杜威难以置信地说，“祝你们好运。你们真有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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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反攻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对于那些不巧遇上战斗的法国人来说，这段时间是既混乱惊恐又兴高采烈的。圣梅尔－艾格里斯周围此刻正在受到炮火的猛烈轰炸，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们看到，农夫们冷静地在田间劳作，就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时不时会有一个农民倒下，不是受了伤就是被打死了。在城里，伞兵们看到当地的理发师从理发店门口拿掉德文的店招牌，挂上一个写着英文“理发师”字样的新招牌。

几英里以外，在海滨小村拉玛德琳，保尔·盖曾格尔既感到伤痛，又充满怨气。他的商店和咖啡馆的屋顶被掀掉了，他自己还在轰炸中受了伤。此刻，第四师的士兵正在抬着他和另外七个人往犹他海滩走。

“你们把我丈夫往哪里抬？”他的妻子向负责的年轻中尉问道。

这位军官用纯正的法文回答她。他说：“为了审问，太太，我们无法在这里同他谈话，因此我们在把他和其他人抬到英国去。”

盖曾格尔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英国！”她叫起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

年轻军官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

“我的丈夫要是在轰炸中被打死了，那可怎么办呀？”盖曾格尔太太哭泣着问。

“这种事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太太。”他说。

盖曾格尔和他的妻子吻别，然后便被抬走了。他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他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两星期之后他就会回到诺曼底，抓他的美国人只给了他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这完全是误会。”

让·马里昂是沿海小城格兰特坎的法国地下组织分支领导人，他感到有些丧气。他看得到左侧犹他海滩上的舰队，也看得到右侧奥马哈海滩上的舰队，他明白，军队正在登陆。可是在他看来，格兰特坎仿佛被遗忘了，他足足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士兵们登陆。不过，当他的妻子发现一艘驱逐舰正在缓缓地驶向城对面时，他开心极了。“炮！”马里昂叫道，“是我告诉他们的那些炮！”几天前，他曾报告伦敦，防波堤处部署了一个炮群，它的位置使它只能朝左侧开火，也就是朝犹他海滩的方向。马里昂现在敢肯定了，他的情报已经被接到，因为他看到驱逐舰小心翼翼地从炮火盲区进入阵地，开始射击。马里昂热泪盈眶，随着驱逐舰的射击一下下地跳跃着。“他们接到了情报！”他叫着，“他们接到了情报！”那艘驱逐舰———可能是“赫恩登”号———一轮炮火接着一轮炮火地射击着那些炮。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炮弹库被击中了。“太棒了！”情绪激动的马里昂大声叫道，“好极了！”

贝叶是一座颇有权威的城镇，距其15英里处，纪尧姆·墨卡德正同他的妻子玛德莲站在起居室的窗边。这位奥马哈海滩地区的地下组织情报负责人正在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德军的主力部队四年前进驻这座城镇，经过这可怕的四个年头，现在它们似乎正在撤出。他听得到远处的轰炸声，知道一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此刻他的强烈愿望是，组织起他的抵抗战士们，把纳粹的残余分子赶走。但是，广播已经警告过他们要冷静，不要发生暴动。这很难，但是墨卡德已经学会了等待。“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他对他的妻子说。

贝叶的每一个人都似乎享有同感。尽管德国人早就贴出了告示，要求市民待在家里，人们还是公开地聚到大教堂的院子中，聆听一名教士就反攻所发表的实况评述。教士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滩，他双手拢在嘴边，从塔顶的钟楼处朝下面大声地喊话。

从教士那里闻听有关反攻消息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是安妮·玛丽·布罗克赫，这是个19岁的幼儿园老师，她的未来的夫婿就将从这些美国反攻战士中挑选。7点钟时，她冷静地骑上自行车，朝位于奥马哈海滩柯莱维尔她父亲的农庄走去。她用力蹬着车，骑过了德军机枪阵地以及向海边行进的德国军队。一些德国人向她招手，还有一个人警告她要小心点儿，可是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她。她看到飞机在扫射，德国人四散隐蔽，而她，安妮·玛丽，发束在风中飘扬，蓝色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却继续前进，她感觉十分安全，她从未想到过，她的生命很危险。

现在，她离柯莱维尔还不到一英里了。公路上空无一人，烟雾向内陆飘荡过来。四处燃着火。随后，她看到了几所庄舍的残迹。安妮·玛丽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她发疯似的朝前骑去。待她骑到柯莱维尔的十字路口时，她彻底地惊呆了，炮火在她周围雷鸣般地响起，整个地区仿佛奇异般地与世隔绝起来，一个人影都不见。她父亲的农舍位于柯莱维尔和海滩之间。安妮·玛丽决定继续步行前进。她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徒步穿过田野。后来，在走上一小块高地时，她看见了她家的农舍———仍然屹立着。她跑完了余下的路程。

起先安妮·玛丽还以为房里无人，因为她看不到任何动静。她一边大声地叫喊她的父母，一边冲进小院。房舍的玻璃已被炸掉，房顶也被掀掉了一块，门上还有一个大洞。突然，那扇破门打开了，她的父母亲站在门口。她伸出双臂搂住了他们俩。

“我的女儿，”她父亲说，“对法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安妮·玛丽的眼泪夺眶而出。

半英里以外，19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利奥·赫鲁，那位将要娶安妮·玛丽为妻的人[50]，正在奥马哈海滩的恐怖中挣扎求生。

当盟军的进攻在诺曼底激烈进行时，当地的地下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正在巴黎市外的一列火车上生气。伦纳德·吉勒，诺曼底军事情报副主任，已经在这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坐了12个小时之久。旅行仿佛没有止境，他们慢慢腾腾地走了一夜，逢站必停。此刻，颇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位情报副主任从一名行李工那里听到反攻的消息。吉勒想不出反攻在诺曼底的哪个地方进行，可是他实在等不到返回卡堡。他怨气十足，工作了这么多年，他的领导怎么选择了这么一天派他去首都。更糟糕的是，他没法下火车。下一站就是巴黎。

可是，在卡堡，他的未婚妻燕妮·波瓦达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开始忙起来。7点钟时，她叫醒了由她隐藏着的两名英国皇家飞行员。“我们必须动作迅速，”她对他们说，“我将把你们送到加夫吕斯村的一个农场去，那儿离这里12公里。”

这个目的地着实令两位英国人吃惊，自由仅仅10英里之遥，可他们还要向内陆退去。加夫吕斯位于卡堡西南。这两名英国人当中有一个是空军中校克·特·洛夫兹，他认为他们应当冒一下险，向北走去同军队会合。

“耐心些，”燕妮说，“从这里到海岸的整个地区挤满了德国人。等待更安全些。”

刚过7点，他们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两名英国人穿着粗布的农民服装。一路无事。尽管他们有几次被德国巡逻队叫住，可是他们的假身份证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被放过了。燕妮的责任在加夫吕斯结束———又有两个飞行员离家近了一步。燕妮愿意送他们多走一程，但她必须返回卡昂，去等待下一批着陆的飞行员，他们也要经过这条逃跑路线，她知道的那场解放运动已经临近了。她挥手告别，然后跳上自行车，骑走了。

在冈城的监狱里，阿莱利·勒谢伐利尔太太由于参与了拯救盟军飞行员，正在等待被处决。这时，早饭的铁皮盘从门底下被塞进来，与此同时，她听到一个声音悄声说：“希望，希望，英国人已经登陆。”勒谢伐利尔太太开始祈祷。她想知道关在邻近牢房中的丈夫是否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爆炸声响了一整夜，如她所料，那是盟军的例行轰炸。现在有机会了，他们有可能在处决前被救。

突然，勒谢伐利尔太太听到走廊里一阵骚动。她两膝着地，俯在门底的缝隙处倾听着，她听到叫喊声，还反复听到有人说“出来！出来”。随后，传来脚步声，牢房门的开关声，然后又是寂静。几分钟后，她听到牢房外面的某个地方传来长时间的机枪声。

盖世太保卫兵们已经十分恐慌。听到登陆的消息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在监狱院内架起了两挺机枪，男性囚犯被十个十个地押出去，拉到墙下处决。处决的指控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虚构的。死者当中有农民盖伊·德·赛特普尔和勒内·洛斯里耶，牙医皮埃尔·奥迪吉，店员莫里斯·普里莫尔，退伍军人安东尼·德·杜彻上校，市政厅秘书阿纳托尔·勒里艾弗尔，渔夫乔治·汤姆宁，警察皮埃尔·梅诺切特，法国铁路工人莫里斯·杜塔克、阿奇尔·布特洛、约瑟夫·皮克诺父子，以及艾尔伯特·安妮、德西雷·勒米支尔、罗杰·维拉、罗伯特·布拉德……一共92人，其中只有40名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但是，在这一天，在伟大的解放之日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明，没有听证，没有审问，这些人被屠杀了。他们当中，还有勒谢伐利尔太太的丈夫。

枪杀持续了一个钟头。勒谢伐利尔太太待在牢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5

★　★　★

在英国，时间是上午9点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可是却没有什么成效。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到达。这些情报是零散的，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的司令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五个海滩上都已全部登陆。登陆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匆忙写下的。考虑到万一军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瑟堡至勒阿佛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其英勇献身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它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当他确定所属军队已在各个进攻海滩上登陆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项内容迥异的公报。上午9时33分，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的海军部队在强大的空军部队支援下，今晨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盟军部队的登陆行动。

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时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急的奇怪混合体，伦敦的《泰晤士报》在D日的一篇社论中说：“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

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神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陌生人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在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当内奥美·柯尔斯·昂纳中尉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是小型潜艇X23号的艇长。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要去干什么。”内奥美后来听说了一切，此刻最关键的是他安然无恙。

18岁的二等水兵罗纳德·诺伍德在旗舰“六头女妖”号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得跑到街对面，对她的邻居斯珀吉翁太太说：“我的罗纳德一定登陆了。”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沃斯拜特号上”，她敢肯定他也登陆了。（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

陆军二等兵约翰·盖尔随第一攻击波次在索德海滩登陆。当他的妻子葛雷丝·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她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她悄声说，“带他回来吧。”然后她告诉女儿艾芙琳去关上收音机，她说：“我们可不能让你爹着急失望。”

在多赛特，位于布里奇波特的西敏斯特银行里，气氛犹如大教堂。奥黛丽·达克沃思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下午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是美国军官、第一师的埃德蒙·达克沃思上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五天。

在去往位于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途中，中将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告诫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报。摩根命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

对于大部分美国地区来说，这个消息是半夜时传到的。在东部，时间是凌晨3时33分，在西部，是午夜12时33分。多数人还在梦乡，最先听到D日消息的是成千上万名上夜班的工人，这些男男女女曾经辛勤劳动，生产出大批此刻用于反攻的大炮、坦克、船只和飞机。在这些富有生气的军用品大工厂里，各处的工作都已暂时停止，一片庄严的沉思。在布鲁克林的造船厂里，数百名男女在弧光灯的刺目光线下，跪到已经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背诵主祷文。

在全国各地沉睡的城镇与村庄里，灯光骤然亮起。收音机被拧开，寂静的街道突然充满了声音。人们唤醒邻人，告诉他们这条新闻。给亲友打电话的人太多，结果电话交换台总是占线，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门廊处跪下祈祷，一辆行驶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上，人们要求一名教士举行一次即席礼拜式。在乔治亚州的马里塔，人们在凌晨4点钟蜂拥进教堂。在费城，“自由大钟”被敲响；在第二十九师的故乡、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州，各地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夜，如同当年独立战争时。在弗吉尼亚的小城拜德弗德（人口仅3800人），D日的消息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儿子或兄弟、情人或夫婿在第二十九师中服役。拜德弗德人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全部亲人都已经登上了奥马哈海滩。一一六团的46名拜德弗德人当中，只有23人后来返回了故乡。

韦弗·恩赛·洛伊斯·霍夫曼是“科里”号舰长的妻子，她听到D日消息时，正在弗吉尼亚的海军基地诺弗克值班。她不时地通过作战部的朋友们了解丈夫所在的驱逐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她来说并无个人的意义。她一直以为，她的丈夫正在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弹药护航队上工作。

在旧金山，福特·米雷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士露西尔·马·舒尔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听到了第一次广播，她想待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师会参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机会使她的心脏病人———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过于兴奋，他很想听实况报道。他说：“我真希望我在前线。”舒尔茨太太说：“你已经参加过战斗了。”说着就关闭了收音机。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着，为她那21岁的儿子、伞兵尼瑟念着《玫瑰经》[51]，在第五〇五团里，人们叫他二等兵达奇·舒尔茨。

在位于长岛的家中，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时醒时睡地躺在床上。凌晨3时左右，她醒过来，再也无法入睡。她下意识地拧开收音机，正好听到D日消息的正式宣布。她知道自己丈夫的个性，他一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而他不知道，她可能是全美国唯一的女性，不仅自己的丈夫在犹他海滩上，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在奥马哈海滩上———第一师的上尉、25岁的昆廷·罗斯福。她在床上坐起，闭上眼睛，念起家中熟悉而古老的祷词：“噢，上帝，请在今日支持我们……直到夕阳西斜，夜幕降临。”

在奥地利克雷姆斯附近的17B战俘营里，听到消息的人高兴得几乎不能自制。在美国空军中服役的士兵们，是从自制的小型晶体检波器收音机中，收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的，这些晶体管有的被装在牙刷柄里，有的安装成铅笔的形状。参谋军士詹姆斯·兰曾于一年前在德国上空被击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都紧张得不敢相信。战俘营的“新闻监测委员会”企图警告在押的4000名战犯不要过于乐观，他们警告说：“不要产生希望，需要给我们时间加以证实或否定。”可是每一个营地里面，都已经有人在悄悄勾勒诺曼底沿岸的地图，他们试图估计出盟军胜利进军的情况。

此时，战俘们对反攻的了解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人，到现在为止，街上的人们尚未听到一点官方的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广播电台早已先于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公告三个小时，最先宣布了盟军的登陆。从6时30分起，德国人就一直向心怀疑云的外部世界不停地播放各种新闻。这些短波广播是无法被德国大众收听到的。不过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渠道听说了登陆的消息。尽管收听外国广播是被禁止的，并且会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仍有一些德国人收听瑞士、瑞典或西班牙的广播。消息迅速传播开去，许多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抱怀疑态度，但是有些人，尤其是丈夫在诺曼底的妇女，听到消息后十分关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沃纳·普洛斯克特太太。

她本打算下午和另一位军官妻子索尔太太出去看电影。当她听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谣传后，她几乎歇斯底里了。她立即给索尔太太打电话，索尔也已经听说了进攻的消息，她们取消了看电影的约会。“我非知道沃纳的情况不可，”她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索尔太太相当无礼，颇具普鲁士人的严酷性格，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不应当这样做！你要相信元首，像一个优秀军官的妻子那样行事。”

普洛斯克特太太叫嚷着反驳说：“我决不会再和你说话了！”随后她重重地放下电话机。

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周围的人仿佛是在等待盟军的正式新闻公告，然后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直到上午10时左右（德国时间上午9时），希特勒的海军顾问卡尔·杰斯柯·冯·普特卡默海军上将才给约德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他被告知，有“确切迹象表明，一次重大的登陆已经开始”。普特卡默根据他所收到的全部情报，带领他的参谋人员迅速绘出一幅地图。然后，元首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将叫醒了元首。

他从卧室中走出来时，身上还穿着睡袍。他冷静地听取了助手们的报告，然后派人去叫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当两人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换好衣服在等待他们，而且十分激动。

根据普特卡默的回忆，随后召开的会议“极为焦虑不安”。情报不够充足，但是在已知情报的基础上，希特勒坚信这不是主攻行动，并且再三重复这一观点。会议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突然停止了。约德尔后来回忆说，当时希特勒突然冲着他和凯特尔大发雷霆：“那么，这是进攻呢，还是不是进攻？”他说完便一转身，离开了房间。

冯·伦德施泰特急需动用最高统帅部装甲师一事，甚至连提都未能提起。

10时15分，欧文·隆美尔位于黑尔林根的家中响起了电话铃。电话是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少将打来的，目的是首次报告进攻简况。[52]隆美尔倾听着，深感震惊，心绪不宁。

这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突然袭击”。凭着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谨慎的本能，隆美尔明白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一天———那个被他称作“最长的一天”。他耐心地等着斯派达尔做完汇报，然后平静地说，嗓音中不带一丝感情，“我真糊涂。我真糊涂。”

他转身离开电话机，芙萝·隆美尔发现，“这场电话谈话使他变了样儿……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的45分钟里，隆美尔两次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赫尔墨斯·兰上尉，上尉此时正在他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家中。每一次电话中他都告诉兰，改变返回拉罗什吉荣的时间。这种犹豫不定绝非陆军元帅的性格，兰回忆说：“他在电话里显得情绪十分压抑，这也不像他。”出发时间终于确定。“我们将于1时整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隆美尔吩咐副官道。兰挂上电话时想，隆美尔拖延离开的时间是为了会见希特勒。他不知道，在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少将外，根本无人知道隆美尔当时在德国。

6

★　★　★

在犹他海滩，卡车、坦克车、半履带式车辆和吉普车，几乎淹没了德军88毫米火炮炮弹的偶尔呼啸。这是胜利的喧闹。第四师在以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速度迅疾地向内陆挺进。

第二号出口是唯一从海滩通向内地的畅通公路，两个人在这里指挥着洪水般的交通。这两位都是将军。在公路的一边站着第四师师长雷蒙德·奥·巴顿少将，另一边站着像小伙子一样兴高采烈的特迪·罗斯福准将。第十二步兵旅的格顿·约翰逊少校走过来时，他看到罗斯福“倚在他的手杖上，吸着烟斗，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重重地来回走着，泰然自若得仿佛漫步在时代广场上”。罗斯福认出了约翰逊，便叫道：“嗨！约翰尼！沿着这条路走吧，你干得好！真是打猎的好天气，对不？”这是罗斯福的胜利时刻，他把第四师带到距登陆地点2000码以外的决定很可能是关键性的。现在他观察着车辆和士兵向内陆挺进的长队，感到对自己深为满意。[53]

但是，尽管巴顿和罗斯福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姿态，他们俩都暗自担忧：除非交通畅通无阻，否则第四师就有可能被德军的坚决反击半路切断。两位将军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交通的混乱与堵塞。熄了火的车辆被无情地推到路边。到处都有被敌军炮火击中的车辆，它们燃烧着，仿佛要阻止队伍的前进。坦克把它们推到满是泥水的低洼地，军队正从那里溅着泥水行进。11点左右，巴顿得到了好消息：一英里以外的第三出口已经畅通，为了减少压力，巴顿马上命令他的坦克部队朝新开通的出口驶去。第四师在迅速推进，去同压力巨大的伞兵会合。

不过，会合时并没有壮丽的场面，士兵们只是在不曾预料的地点，一个人单独地遇上另一个，但结局经常是幽默的并颇有感情色彩。第一〇一师的路易斯·默兰诺下士，可能是空降兵中第一个同第四师的队伍相遇的人。默兰诺和其他两名伞兵着陆时落在了海滩障碍物中，就在原定的犹他北部，他们沿海滩向南艰苦地行进了两英里。他又累又脏，遇到第四师士兵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他瞪了他们一会儿，然后怒气冲冲地问道：“你们这些伙计到底在哪儿待着来的？”

第一〇一师的托马斯布拉夫中士注意到第四师的一名侦察兵从普珀维尔附近的公路上走下来，“像背着猎枪一样背着他的步枪”。侦察兵看着疲倦的布拉夫，问道：“哪里有战斗？”布拉夫是在距离登陆地区八英里之外的地方着陆的，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指挥下，已经和一小队士兵一起战斗了整整一夜。他冲着侦察兵吼叫道：“从这往后的任何地方。朝前走吧，弟兄，你会找到仗打的。”

在奥都维尔－拉－休伯特附近，第一〇一师的托马斯·马尔维上尉正沿着一条公路匆匆地向岸边赶去，这时“在前方大约75码的地方，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步枪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两人同时迅速隐蔽。他们又谨慎地露出头来，端着步枪，在沉默中提防地互相对视。那人要马尔维放下步枪，举起双臂走过去，马尔维则要求那位陌生人如此行事。马尔维说：“这句话来来回回说了好几遍，我们俩谁都不让步。”最后，当马尔维看清那个人是美国兵，他才站起来。两人在路中央会合，握了手，还互相拍拍背。

在圣玛利－杜芒，面包师比埃尔·卡尔德隆看到，教堂高高的尖顶处有不少伞兵在挥动一大幅金黄色的识别布。过不了多久，士兵们排成长长的单兵队列，从大路走来。第四师的队伍走过时，卡尔德隆把他的小儿子高高地放在自己的肩上。孩子头一天刚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尚未彻底恢复，可是卡尔德隆不愿意让儿子错过这个场面。突然，面包师发现自己哭了起来。一个矮胖胖的美国士兵冲着卡尔德隆微笑，并喊道：“法国万岁！”卡尔德隆点着头，也朝士兵笑着。他不敢让自己开口。

第四师从犹他地区拥入内陆。他们在D日的损失不多：伤亡197人，其中有60人是在海上失踪的。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可怕的战斗等待着第四师，但是今天是他们胜利的日子。到傍晚，22000名士兵和18000辆车辆都将登陆。第四师和伞兵一起，拿下了美军在法国攻下的第一个主要登陆场。

士兵们残酷地战斗着，一英寸一英寸地打通着离开血淋淋的奥马哈的道路。从海面到沙滩，呈现着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凉与破坏的图景，形势十分严峻。中午时分，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在“奥古斯塔”号上开始考虑，是否将部队撤离，并将后续部队转至犹他海滩和英军登陆海滩。不过，尽管布雷德利在细细斟酌这个问题，处于奥马哈混战中的士兵仍在前进着。

在“狗绿”和“狗白”区，51岁的性格执拗的诺尔曼·科塔将军在弹雨中来回踱步，手里挥动着一支4..5毫米口径的手枪，冲着士兵们叫喊着，让他们离开海滩。在铺满鹅卵石的海滩上，在防波堤后面，在峭壁下的海滩枯草丛中，士兵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趴在地上，凝视着将军，不敢相信一个人直直地站着竟然还能活着。

一队突击队员在梅尔维尔出口处挤在一起隐蔽着。科塔叫道：“领路吧，突击队员们！”士兵们开始站起身来。在海滩的不远处有一辆被弃的推土机，上面装着三硝基甲苯，这正是炸毁梅尔维尔出口处反坦克墙所需要的炸药。“谁会开这家伙？”他吼叫道。没人回答。人们似乎被席卷海滩的无情炮火打得仍在受惊发呆。“没人有胆量开那该死的东西吗？”他粗声嚷道。

一名红头发的士兵慢慢地从沙滩上站起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走到科塔面前。他说：“我来开。”科塔拍拍他的背。“这才是块好料，”将军说，“现在咱们离开海滩。”他头也没回地走开去。在他身后，士兵们开始动起来。这就是榜样。科塔准将是第二十九师的副师长，几乎从他登上海滩那一刻起，就一直起着表率作用。他指挥着第二十九师的右翼部队，第一一六师的查尔斯·迪·坎汉上校指挥着左翼部队。坎汉用一块渗透了鲜血的手帕包扎着手腕处的伤口，在伤亡人员和受了惊吓的士兵中间走着，指挥着士兵前进。“他们正在把我们杀死在这里！”他说，“咱们向内陆前进，死也要死在那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查尔斯·弗格森惊奇地抬起头，看着上校从他身边走过去。“这到底是谁？”他问道，然后便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向悬崖冲去。

第一师有一半部队在奥马哈海滩上。曾在西西里和萨莱诺打过仗的老兵很快便从惊吓中恢复过来。雷蒙德·斯特罗伊尼中士集合起他的士兵，带领他们穿过雷区，走上峭壁。在峭壁上，他用一枚火箭筒摧毁了一座炮楼。斯特罗伊尼开始“有点发疯”。100码以外，菲利普·斯特雷齐科中士也尝够了火力压顶、不得动弹的苦头。一些士兵至今还记得，斯特雷齐科几乎是把士兵们从海滩上踢走的，并赶着他们通过了布满地雷的岬地，而他本人一直亲手切断着敌人的带刺铁丝网。不久之后，埃德华·沃曾斯基上尉在一条通往峭壁的小路上遇见了斯特雷齐科。沃曾斯基看到斯特雷齐科踩到一枚特勒地雷上，大惊失色。斯特雷齐科冷静地说：“我上山时踩到过它，它并没有爆炸，上尉。”

第十六旅旅长乔治·艾·泰勒上校在第一师登陆区来回走动着，毫不理会扫射着沙滩的大炮与机枪火力。他叫着：“还有两种人待在这个海滩上。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要死的人。咱们现在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英勇无畏的军官、士兵和将军们一样，到处都是他们在指引着道路，带领士兵离开海滩。部队只要行动起来，就不再停滞不前了。技术军士威廉·威登菲尔德走过好几个朋友的尸体，他板着面孔，穿过布雷区走上山坡。唐纳德·安德森少尉正在护理伤口：一颗子弹从后颈击中了他，然后又从嘴里出去。他发现他竟然有“勇气站起来，从那一刻起，我从一个战争新兵变成了一名老兵”。第二突击营的比尔·考特尼中士爬到一座山脊顶上，对他的士兵叫道：“快上来！那些人都被清除干净了！”一阵机枪火力立即在他左侧响起。考特尼转过身子，扔出几枚手榴弹，然后又叫起来：“上来！上来！现在那些人都被清除了！”

部队开始前进，这时第一批登陆艇迅速穿过障碍物，已经靠岸。其他船上的艇长们看到可以靠岸，便纷纷效仿。一些负责掩护登陆的驱逐舰冒着沉没的危险，已经相当靠近岸边，并且近距离射击，向沿峭壁修建的敌人据点开火。在火力掩护下，工兵开始结束早在七小时前已经开始的爆破工作。在整个奥马哈海滩上，僵局开始被打破。

当士兵们发现可以前进时，他们的恐惧和困惑便让步给了压倒一切的愤怒。在靠近梅尔维尔峭壁的顶端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突击队员卡尔·威斯特和他的连长乔治·惠廷顿上尉发现了一个机枪据点，里面有三个德国兵。威斯特和上尉悄悄地包围了这个据点，突然一名德国兵转过头来，看到了两个美国人，叫道：“Bitte！Bitte！Bit.te！”[54]惠廷顿开枪射击，三个人全被击毙。他转向威斯特，说：“我不明白Bitte是什么意思。”

奥马哈海滩终于摆脱了恐怖，军队迅速向内陆挺进。下午1时30分，布雷德利将军收到这一情报：“一度在‘淡红’、‘淡绿’和‘狐红’等海滩受阻的部队此刻正在通过海滩后面的高地。”当晚，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的士兵们已经在内陆一英里处。奥马哈的代价是：伤亡及失踪人数约为2500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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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时，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少校回到了位于埃特雷亨姆的营部。走进门来的这位惊魂未定的人，已经同军官们所熟悉的炮兵营长没有丝毫相像之处了。普洛斯克特像个患了痉挛症的人那样浑身打着哆嗦，他只能说出一个词：“白兰地，白兰地。”酒拿来了，他的手却无法控制地哆嗦着，几乎拿不起酒杯。

一名军官说：“长官，美国人登陆了。”普洛斯克特瞪了他一眼，挥手叫他走开。军官们围着他，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个紧要的问题。他们向普洛斯克特报告，大炮的弹药很快就不足了。他还听到这个问题已经汇报给团部，奥克中校说补给已经上路了。但尚未有任何弹药到达。普洛斯克特给奥克打电话。

“亲爱的普洛斯，”电话中传来奥克做作的声音，“你还活着呢？”

普洛斯克特不理睬他的问话，他干脆地问道：“弹药怎么样？”

“在路上。”奥克说。

中校的冷静使普洛斯克特十分生气。“什么时间？”他叫道，“弹药什么时间到？你们那些人好像就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什么情形。”

10分钟后，普洛斯克特被叫到电话机前。奥克告诉他：“我得到了坏消息。我刚刚听说运送弹药的车队已经被歼。天黑之前不会有任何东西运抵你处了。”

普洛斯克特并不惊讶。他个人的痛苦经验使他明白，什么都无法在路上运行。他也明白，他的火炮按照现在的发射速度，天黑时就会用光所有的弹药。问题是哪个会首先到他的阵地：是弹药还是美国人？普洛斯克特命令部队做好近战准备，然后他便在城堡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突然感到无用和孤独。他非常想知道他的狗哈拉斯在哪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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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D日里打了头一仗的英国士兵们仍然在坚守着他们夺下的阵地：位于奥恩河和卡堡运河上的桥梁，他们已经坚守了13个小时。尽管霍华德少校的滑翔部队在凌晨时得到第六空降师的兵力增援，但是在猛烈的迫击炮和轻武器的攻击下，他们的人力一直在减少。霍华德的战士们已经阻止了数次小规模的试探性反攻。此刻，这些疲劳、焦虑的伞兵们在占领的桥头两侧德军阵地上，正焦急地等待着同海上部队的会合。

在卡堡运河桥的引桥附近的小型掩体里，二等兵比尔·格雷又在看手表。洛瓦特勋爵率领的突击队员们几乎已经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他想知道海滩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格雷认为那里的战斗不会比桥上的战斗更艰苦，他几乎不敢抬头。在他看来，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狙击手的枪法会越来越准。

就在战斗的间歇时分，格雷的朋友、二等兵约翰·威尔克斯躺在他身边，突然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听到了风笛。”格雷不屑地看看他，说：“你疯了。”几秒钟之后，威尔克斯再次转向他的朋友，他坚持道：“我确实听到了风笛。”这时格雷也听到了。

洛瓦特勋爵的突击队员们沿着公路走来了，他们戴着绿色的贝雷帽，神气十足。比尔·米林走在队列的前头，他的风笛正吹奏着《花坛上的蓝色女帽》。两侧的枪声突然停止了，士兵们都在注视这情景。但是震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当突击队员走上桥时，德军重又开始射击。比尔·米林至今还记得，他“不过是相信运气，我不会被打伤，当时因为风笛的低音管，我根本就听不到多少枪声”。走过桥的一半，米林回头看看洛瓦特勋爵。米林回忆说：“他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是在他的领地上出来散步。他还给我信号，继续吹奏。”

伞兵们不顾德军的猛烈炮火，冲出来迎接突击队员们。洛瓦特“为迟到了几分钟”而表示歉意。对于疲劳的第六空降师的伞兵们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英军的主力部队要在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伞兵防线的终端，但是第一批增援已经赶到。红色贝雷帽和绿色贝雷帽混合在一起，大家的精神突然间明显地轻松起来。19岁的比尔·格雷感到“年轻了好几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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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决定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命运的这一天，隆美尔疯狂地向诺曼底疾驶过去。与此同时，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反攻前线竭尽全力，以阻止盟军暴风雨般的迅猛攻击。一切都取决于装甲部队：第二十一装甲师就在英军海滩的后面，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仍被希特勒保留着。

陆军元帅隆美尔注视着前面白带状的公路，催促着司机快开。“快！快！快！”他说。丹尼尔把脚向下踩去，汽车呼啸着奔驰。两小时前他们才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隆美尔几乎一言未发。他的副官兰上尉坐在后排，他从未见过元帅如此沮丧。兰想谈谈美军登陆，可是隆美尔显得丝毫没有谈话的愿望。突然，隆美尔转过身来看着兰。他说：“我一向正确，一向如此。”然后他又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第二十一装甲师无法通过。赫尔曼·冯·奥佩尔恩－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指挥着该师的坦克团，他开着一辆大众牌汽车，在队伍前后走动。城市已是一片废墟。早些时候城市遭到轰炸，轰炸机干得很漂亮。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在布罗尼科夫斯基眼里，似乎“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动，企图离开”。公路都被骑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所堵塞，坦克没有希望通过。布罗尼科夫斯基决定撤回去绕城而行。他知道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但是别无他法。还有，那些应当在他通过之后支援他的进攻行动的部队都在哪里？

第二十一装甲师第一九二旅的二等兵、19岁的沃尔特·赫姆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太令人愉快了。他走在进攻英军的队伍的最前列！赫姆斯跨坐在摩托车上，在先头部队中绕行前进。他们是在向海边行进，他们很快就会赶上坦克部队，然后第二十一师就会把英国人赶到海里去。人人都这么说。附近其他的摩托车上坐着他的朋友泰茨洛、马图施和沙德。他们预测英军早该进攻了，但是一直没有动静。很奇怪他们还没有赶上坦克部队，可是赫姆斯猜测他们一定在前面某处，很可能已经在海滩上发起进攻了。赫姆斯愉快地向前骑着，在部队的先头部队前面，率先进入英军突击队员们在朱诺和古尔德之间尚未合龙的长达八英里的缺口。装甲部队正是利用这个缺口，使英军的海滩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空隙，威胁了整个盟军的反攻———可是冯·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对这个缺口毫不了解。

在巴黎的西线总司令部，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少将给在隆美尔司令部的斯派达尔打来电话。这场一句话的交谈被正式记录在B集团军群的军事日志中。“最高统帅部，”布鲁门特里特说，“已经动用了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时间是下午3点40分。两位将军都明白为时已晚。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官们阻止动用这两个装甲师已长达十多个小时，两个师都没有希望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赶到进攻地区了。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直到6月7日上午才到达登陆场，莱尔装甲师遭到连续空袭，损失惨重，直到9日才到达阵地。现在牵制盟军的唯一机会寄托在第二十一装甲师上。

接近下午6点，隆美尔的霍奇车停在兰斯城。在城防司令部里，兰往拉罗什吉荣要了一个电话。隆美尔打了15分钟的电话，听取参谋人员的简况汇报。隆美尔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时，兰看出消息肯定很糟糕，汽车开动后，他们仍然沉默着。稍过了一会儿，隆美尔把他戴着手套的一只拳头打到另一只手掌里，怨恨地说：“我的朋友加敌人，蒙哥马利。”又过了一阵，他说：“天哪！如果第二十一师成功了，我们还有可能在三天之内把他们赶走。”

卡堡以北，布罗尼科夫斯基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他命令威廉·冯·戈特伯格上尉率领35辆坦克，去占领前方距海边四英里、位于佩里耶的高地。布罗尼科夫斯基本人则要带领另外25辆坦克，去设法攻克两英里以外、位于比耶维尔的山地。

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将军、第八十四军军长马克斯将军，都来观看进攻的开始。马克斯走到布罗尼科夫斯基面前，他说：“奥佩尔，德国的未来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把英国人赶回海里，我们就打输了这场战争。”

布罗尼科夫斯基敬礼回答：“将军，我将竭尽全力。”

当部队开始行动、坦克以扇形排开穿过田野时，布罗尼科夫斯基又被第七一六师师长威廉·里彻特少将拦住。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出里彻特“几乎因痛苦而发狂”。“我的队伍都没了。我的整个师全完蛋了。”他一边告诉布罗尼科夫斯基，泪水一边涌入眼眶。

布罗尼科夫斯基问道：“我能做些什么，长官？我们会尽力帮忙的。”他取出地图，递给里彻特看。“他们在什么位置，长官？你能指出来吗？”

里彻特只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隆美尔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半转过身来对兰说：“我希望此刻在地中海没有发生第二次登陆。”他停顿了一会儿。“你知道吗，兰，”他沉思地说，“假如现在我是盟军总司令，我能在14天内结束战争。”他转回身去，凝视前方。兰注视着他，十分痛苦，却无法帮助他。汽车呼啸着向前开去。

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隆隆地驶向比耶维尔高地。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遇到敌人的反击。随后，当他的第一辆马克4型坦克接近山顶时，从远处某个地方突然传来猛烈的炮火。他说不清到底是遭遇到英军坦克，还是遇上了反坦克火力。但是炮火既准确又猛烈，它们仿佛从五六个地方同时射出。突然，他的领队坦克一炮未发就被打中了。又有两辆坦克开了上来，并且开炮还击着。但是它们似乎对英军大炮没有丝毫影响。布罗尼科夫斯基开始明白为什么了：敌人的火力强大，远远超过了他们。英国大炮的射程似乎异常远。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被击中，不出15分钟，他就损失了六辆坦克。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射击。布罗尼科夫斯基无计可施。他中止了进攻，下达撤退的命令。

二等兵沃尔特·赫姆斯不明白，坦克都在什么地方。第一九二旅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卢昂海边，可是那里连坦克的影子也见不到。那里也没有英国人，赫姆斯有些失望。不过入侵舰队的场景差不多弥补了他的失望。在海边，在他的左侧和右侧，赫姆斯看到了成百上千艘舰只和小艇在前后移动，离岸一英里左右，还有各种各样的军舰。“真漂亮，”他对朋友沙德说，“就像阅兵式一样。”赫姆斯和他的朋友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拿出了香烟。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人给他们发布任何命令。

在佩里耶高地，英军早已进入阵地。他们在威廉·冯·戈特伯格上尉的35辆坦克进入射程之前，就阻止了它们的前进。戈特伯格在几分钟之内就损失了10辆坦克。命令的延误以及企图绕过卡堡所浪费的时间，使英军有机会充分巩固了他们在战略高地上的阵地。戈特伯格把他想得起来的人逐个咒骂了一遍。他撤到勒比赛村附近的一座林边，他命令部队在那里挖壕固守，把坦克停在能观察到敌人并能向其射击的隐蔽地点，只露出坦克的炮塔，他肯定，英军会在几小时之内向卡堡进军。

可是，戈特伯格十分吃惊，时间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进攻。后来，晚上9点钟刚过，戈特伯格看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先是由远而近的飞机轰鸣声，随后，在远处仍然明亮的太阳衬托下，他看到大批的滑翔机从海边飞来，一共有几十架飞机，它们在牵引机后面排成队形平稳地飞着。然后，滑翔机在他的注视下同牵引机分开，盘旋着、倾斜着飞行，嗖嗖作响地下降，在他和海岸之间的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着陆了。戈特伯格生气地咒骂起来。

布罗尼科夫斯基在比耶维尔也为坦克挖壕固守。他站在路边，望着“德国军官二三十人一群，从前线往后走———向卡堡撤退”。布罗尼科夫斯基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不进攻，在他看来“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卡堡和整个这个地区攻下来”。[55]在队伍的尾部，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到一名中士，一只胳膊挽着一个健壮的德国妇女队队员。他们“喝得烂醉，脸孔肮脏，左右摇晃”。他们蹒跚而过，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用最大的嗓门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布罗尼科夫斯基望着他们，直到他们在视线中消失。“战争打败了。”他大声地说。

隆美尔的霍奇车声音低沉地驶过拉罗什吉荣，缓缓地经过道路两侧一幢接一幢的房舍。这辆轿车驶下公路，经过16株修剪成正方形的椴树，开进拉罗什富科公爵的城堡大门，他们在门前一停下来，兰就跳下车，跑去通知斯派达尔将军，元帅已经回来了。在大走廊里，他听到参谋长办公室里传出瓦格纳歌剧的音乐。房门突然打开，音乐声大作，斯派达尔走了出来。

兰既生气又吃惊，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对一位将军说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听歌剧？”

斯派达尔微微一笑，说：“亲爱的兰，你不会认为我放一会儿音乐就能阻止进攻吧，是吗？”隆美尔身着长长的蓝灰色作战服，右手拿着饰有银盖的元帅杖，大步穿过走廊。他走进斯派达尔的办公室，双手交叉在背后，站着察看地图。斯派达尔关上房门。兰知道这场谈话要进行一段时间，便向餐厅走去。他疲劳地坐到一张长桌前，向勤务兵要了一杯咖啡。附近坐着一名军官，正在读报。他抬起头来，心情愉快地问道：“旅途如何？”兰只是瞪了他一眼。

在圣梅尔－艾格里斯附近的瑟堡半岛上，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倚在小型掩体的墙边，听到远处的教堂钟敲响了11点。他几乎无法让自己睁着眼睛。他估计，从6月4日晚进攻推迟、参加掷骰子赌博到现在，他几乎有72小时没睡过觉了。他想到，花了那么大气力把赢来的钱全部输掉是多么滑稽。———他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荷兰佬”感到有点儿局促不安。一整天了，他还连一枪都没有放过呢。

在奥马哈海滩的峭壁后面，医务中士阿尔弗雷德·艾根伯格疲惫不堪地猛然躺倒在弹坑里。他已经忘记了他治疗过的伤员人数。他累得骨头疼，可是他想在睡着之前再做一件事。艾根伯格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缩微邮政纸，在一只手电筒的光亮下，准备给家里写信。他写下：“在法国某地”，然后开始，“亲爱的妈咪和爹爹，我知道此刻你们已经听到了进攻的消息。嗯，我很好。”然后这位19岁的医务兵就停住了笔，他想不出还要说什么。

在海滩上，诺尔曼·科塔准将注意到“猫眼”，命令卡车熄灭车灯，听到宪兵和海滩指挥员们指挥队伍和车辆向内陆移动的叫喊声。四处仍有燃烧着的车辆，火光向夜空洒去一抹红晕。海浪拍岸，科塔听到远处有一挺机枪孤零零地时断时续射击着。科塔突然间感到十分疲劳。一辆卡车隆隆地向他驶来，科塔挥旗示意让它停下。他迈到仍在行驶的卡车踏脚板上，一只胳膊挽住车门。他回头望了一眼海滩，然后对司机说：“送我上山，孩子。”

在隆美尔的司令部里，兰和其他人一起听到了那个坏消息：“第二十一装甲师的进攻失败了。”兰感到十分沮丧，他对元帅说：“长官，你看我们能把他们赶回去吗？”

隆美尔耸耸肩，摊开双手说：“兰，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迄今为止我几乎一向成功。”然后他拍拍兰的肩膀。“你看上去挺累，”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睡觉？今天可是最长的一天。”他转身走开，兰目送他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房外，两座铺满鹅卵石的院子里没有一点动静。拉罗什吉荣寂静无声。这座在所有法国村庄中驻军最多的村落，很快就要自由了———整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也将自由。从这天起，第三帝国的寿命不到一年。城堡外，大路宽而空荡地伸向远方，红顶房舍的玻璃窗全关得严严的。圣萨姆森教堂的钟敲响了12点。

伤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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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就盟军在反攻头24小时中遭受的伤亡，提供了各种模糊并互相矛盾的数字。这些数字中没有一个算得上准确。它们最多不过是一些估计，因为就反攻的性质而言，谁都不可能得到确切数字。大体说来，多数军事史学家认为，盟军的伤亡总数是10000人，也有些人认为是12000人。

美军伤亡人数被估计为6603人，这个数字是以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战后报告为基础的，它记有下列细目：1465人死亡，3184人受伤，1928人失踪，26人被俘。这份资料包括空降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师的损失，仅这两个师的伤亡与失踪人数就大约是2499人。

加拿大军队伤亡人数是946人，其中有335人死亡。英军没有公布任何数字，不过据统计，英军的伤亡起码在2500人与3000人之间，其中，第六空降师遭到的损失为650人伤亡和失踪。

德军在D日的损失如何？没人说得出。在同德国高级军官的会晤中，我得到的估计介于4000人至9000人之间。但是，在6月底，隆美尔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当月的伤亡是“28名将军、354名军官和大约25万士兵”。

D日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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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附有关的D日幸存者名单，包括作战双方从将军到士兵当时的职务与身份，以及他们在英文原文成书之际（1959年）的职业与居住地情况。我们据原书所列进行了简译。前为他们D日时军衔、职务和所在序列，后为战后的居住地和职业。

美　国

尼克·J·阿卡多，中尉，第四师；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整形外科医生。

欧内斯特·C·亚当，中校，第一特种工兵旅；美国陆军，上校。

小强纳森·E·亚当，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萨尔瓦多·A·艾博，上士，第一师；纽约弗普朗克，工资结算员。

丹佛·阿尔布雷克特，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二级准尉。

迈尔斯·L·艾伦，上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一级士官。

罗伯特·M·艾伦，上等兵，第一师；爱荷华州奥尔温；高中教师、健身教练。

沃尔特·K·艾伦，技术军士，第四六七防空炮兵营；爱荷华州蒙莫斯，农场主。

杰克·L·阿利森，二等兵，第二三七陆战营；西弗吉尼亚州切斯特，会计。

斯坦利·H·阿尔波，少尉，第四师；美国陆军，少校。

C·W·安德森，上等兵，第四师；美国陆军，中士、宪兵队长。

唐纳德·C·安德森，少尉，第二十九师；加利福尼亚州，通用动力公司试飞工程师。

唐纳德·D·安德森，中士，第四师；明尼苏达州埃菲，木材产品经销商。

马丁·H·安德森，一等兵，海军第十一与第十二两栖部队；美国空军，二等兵。

乔尔·H·阿佩尔，中尉，第四五七炮兵连；美国空军，中队指挥员。

乔治·N·阿波思达拉斯，四级技术军士，第三十九防空炮兵营；退伍军人委员会，学习顾问。

小山姆·阿普尔比，下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密苏里州奥索卡，律师。

乔伊·L·阿莱扎，中士，第四四六轰炸机；美国空军，军士长。

罗伯特·C·阿尔曼，中尉，第二突击队；印第安纳州拉斐特，上尉、残疾退役。

约翰·R·阿尔梅利诺，上尉，第一师；新泽西州西纽约，市长。

路易斯·M·阿姆斯特朗，技术军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士丹顿，邮局职员。

埃德加·L·阿诺德，上尉，第二游骑兵营；美国陆军，中校。

查尔斯·V·艾塞，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奥本砂矿先驱报，铸排机操作员。

卡罗·A·阿什比，上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陆军后备中心，中尉参谋。

博伊斯·安比尔，二等兵，第九十四海岸警卫队；亚利桑那州图森美国管道供应公司，部门经理。

约瑟夫·W·贝彻尔，中士，第五特种工兵旅；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会计。

弗兰克·H·巴利，中尉，美国军舰“赫恩登”号；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汽轮机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哈罗德·L·贝尔，少尉，第七海军陆战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医生（生物学研究）。

爱德华·A·贝利，中校，第六十五装甲炮兵营；美国陆军，上校。

兰德·S·贝利，中校，第一特种工兵旅；华盛顿特区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兼职顾问。

理查德·J·贝克，中尉，第三四四轰炸机；美国空军，少校。

查尔斯·I·巴尔塞，中尉，第七军团指挥部；美国陆军，少校。

山姆·H·鲍尔，上尉，第一四六陆战旅；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KCMC电视台，电视业务经理。

亚历克斯·W·巴伯，上等兵，第五突击队；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脊椎推拿治疗师。

乔治·R·巴伯，上尉（牧师），第一师；加利福尼亚州蒙特贝洛，牧师投资顾问。

卡尔顿·W·巴雷特，二等兵，第一师；美国陆军，上士。

雷蒙德·O·巴顿，少将，第四师指挥官；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南方金融公司。

休伯特·S·拜斯，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少校（退休）。

勒罗伊·A·巴西特，二等兵，第二十九师；北达科他州法戈，老兵管理部，保险理赔员。

詹姆斯·J·巴蒂，中校，第八十七化学迫击营；美国陆军，上校。

罗伯特·L·比尔登，中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得克萨斯州胡德堡，比尔登个人服务公司。

尼尔·W·比弗，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俄亥俄州托莱多，会计。

卡尔·A·伯克，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波基普西，IBM公司，工程配件检查师。

爱德华·A·比格斯，上等兵，第四五七防空炮兵营；蒙大拿州斯科比，技工领班。

罗伯特·O·毕尔，海军中校，美国军舰卡米克号；美国海军，上校。

盖尔·H·贝尔蒙特，上士，第二游骑兵营；美国海军，上尉。

韦恩·P·本格尔，二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那海运汽船有限公司，高级职员。

亨利·J·比林斯，下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一级准尉。

诺曼·W·毕林特，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佐治亚州本宁堡，首席降落伞检查员。

西德尼·V·宾汉，少校，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上校。

詹姆斯·P·布莱克斯托克，上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眼镜商。

哈罗德·W·布莱克利，准将，第四师指挥部；少将（退休）。

厄内斯特·R·布兰查得，上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康涅狄格州布鲁斯通，英格拉姆钟表公司，机械师。

艾伦·C·博迪特，上士，第一师；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信托银行公司，出纳助理。

威廉·S·博伊斯，上尉，第四师；亚利桑那州福克斯，第一天主教堂，牧师。

小鲁夫斯·C·博林，二等兵，第四师；纽约州布鲁克林，公寓主管。

卡尔·E·邦巴迪尔，上等兵，第二游骑兵营；马萨诸塞州北阿宾顿，代理投资公司，拖拉机手、托运人。

劳伦斯·J·伯乌尔，上尉，第一师；爱荷华州波卡洪塔斯，社论撰稿人。

奥马·N·布莱德利，中将，美国第一军团指挥部；陆军五星上将，纽约宝路华钟表公司董事长。

杰罗姆·N·勃兰特，上尉，第五特种工兵营；美国陆军，中校。

马尔科姆·D·布朗，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佛罗里达州迪兰，斯泰森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部，少校。

S·D·布鲁尔，一等水兵，阿肯色登陆艇；亚拉巴马州阿克伯格，邮局员工。

雷蒙德·C·布里尔，中士，第一师；美国空军，士官长。

威廉·L·布林森，上尉，第三一五运输部队组；美国空军，中校。

华纳·A·布拉夫曼，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美国公共健康医院职业教育主管。

哈里·布朗·中士，第四师；密歇根州克劳森，验光师。

詹姆斯·J·布鲁恩，中士，第二十九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警员。

托马斯·B·布罗夫，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少尉。

约瑟夫·J·布鲁诺，一等水兵，“得克萨斯”号登陆艇；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美国陆军，运货员。

基恩·布莱恩，中士，第五特种工兵旅；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老兵服务中心。

约翰·P·巴希特，一等水兵，“赫顿”号登陆艇；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守卫。

小沃尔特·巴克利，少校，“内华达”号登陆艇；美国海军，上校。

赫伯特·J·布法罗·布伊，上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北达科他州耶芝堡，农场保安、农场主。

约翰·L·伯克，下士，第五游骑兵营；纽约州德尔马，A·H·罗宾斯公司，销售主管。

威廉·G·柏林盖姆，中校，第三五五突击营；美国空军，少校。

杰拉尔德·H·博特，下士，第二九九步兵团；纽约州，尼加拉瀑布，管子工。

小路易斯·A·巴斯比，一等水兵，“卡米克”号登陆艇，“萨拉特加”号登陆艇；首席锅炉工。

小约翰·C·巴特勒，上尉，第五特种工兵旅；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印第安人事务局，物业员。

约翰·C·拜尔斯，技术军士，第四四一运兵舰；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机械工程师。

尤金·M·卡菲，上校，第一特种工兵旅；少将（退休），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达顿卡菲公司，律师。

威廉·R·卡拉汉，上尉，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少校。

查尔斯·D·W·肯汉姆，上校，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少将。

布法罗·布伊·科能，技术军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斯，柔道教练。

盖塔诺·卡波比安可，上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屠夫。

弗雷德·J·加登，上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空降技术员。

小詹姆斯·R·凯里，中士，第八空军旅；爱荷华州奥西恩，凯里西岸服务公司。

约瑟夫·W·卡洛，医务兵，第二八八坦克登陆舰；美国海军，中尉（牧师）。

哈罗德·C·卡尔斯泰德，海军少尉，“哈登”号登陆艇；会计，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教师。

约瑟夫·B·卡朋特，列兵，第四一〇炸弹组；美国空军，军士参谋。

约翰·B·卡罗尔，中校，第一师；纽约，玻璃容器制造商协会，公共关系员。

查尔斯·J·卡肖，二等水兵，第三一二坦克登陆舰；纽约州恩迪克特，邮递员。

李·B·卡森，下士，第四师；美国陆军，军士参谋。

托马斯·E·卡塞尔，二等兵，第一二二特遣部队；纽约消防队，上尉。

理查德·D·卡托，上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尉。

查尔斯·R·卡森，上尉，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中校。

唐纳德·L·钱斯，上士，第五游骑兵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耶尔－唐氏公司，安全工程师。

查尔斯·H·蔡斯，中校，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准将。

卢修斯·P·蔡斯，上校，第六特种工兵旅；威斯康星州科勒，科勒公司法律总顾问、董事。

韦伯·W·彻斯纳特，中尉，第一师；肯塔基州康伯斯威尔，生产信用协会。

厄内斯特·J·钱都斯，二等兵，第一师；俄亥俄州阿什塔拉比，房地产经纪人。

弗兰克·恰尔佩利，二等兵，第一师；纽约州罗彻斯特，卫生部检察员。

萨尔瓦托·奇里内斯，上等兵，第四师；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鞋匠。

威廉·R·克拉克，上尉，第五特种工兵旅；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维尔，邮政局长。

威廉·J·克莱顿，上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丹巴，画家。

威廉·H·克利夫兰，上校，第三二五侦察翼总部；美国空军，上校。

理查德·W·克利福德，上尉，第四师；纽约州哈里斯瀑布，牙医。

山姆·L·柯克伦，技术军士，第四师；美国陆军，上尉。

弗农·C·科菲，二等兵，第三十七工程团；密歇根州霍顿，肉类包装冷藏公司老板。

拉夫·S·柯福曼，上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斯塔顿，奥古斯塔南方诸州石油合作组织卡车司机。

沃伦·G·柯福曼，上等兵，第一师；美国陆军，上尉。

马科斯·D·科尔曼，上等兵，第五游骑兵营；密苏里州克拉克斯顿，浸礼会牧师。

朗顿·J·柯林斯，少将司令，第七陆战队；上将（退休），华盛顿特区查尔斯辉瑞公司董事长。

托马斯·E·柯林斯，少尉，第九十三炸弹组；加利福尼亚州加德纳，诺斯罗普飞机公司统计员。

理查德·H·康利，少尉，第一师；美国陆军，上尉。

查尔斯·M·康诺福，中尉，第一师；美国陆军，中校。

威廉·库克·海军少尉，第五八八登陆舰；海军中校，美国海军。

威廉·S·库克，信号员，三等水兵，第二沙滩营；北达科他州弗莱舍，经理、谷仓电梯司机。

小约翰·P·库伯，上校，第二十九师；准将（退休），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电话公司行政主管。

马歇尔·柯帕斯，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上士。

约翰·T·柯基，中校，第一师；美国陆军，上校。

诺曼·D·柯塔，准将，第二十九师；少将（退休），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公司民防主管。

小赖利·C·库茨，上尉，第九十师；得克萨斯州哈斯克尔，农场主、牧场主。

约翰·F·考克斯，下士，第四三四运兵船；纽约州宾厄姆顿，消防队中尉。

詹姆斯·J·柯伊尔，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美国烟草公司会计。

拉夫·O·克劳福德，一级准尉，第一特种工兵旅；得克萨斯州迪力，邮局局长。

弗雷德里克·J·克里斯本，少尉，第四三六运兵船；美国空军，军士长。

赫伯特·A·克罗斯，少尉，第四师；田纳西州奥奈达，小学校长。

拉夫·H·克罗德，下士，第四师；弗吉尼亚州雷福德，玻璃店老板。

托马斯·T·克罗利，上尉，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坩埚钢公司部门经理。

小威廉·J·克莱尔，少尉，第九十六炸弹组；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造船和维修厂，股东、总经理。

罗伯特·E·坎宁安，上尉，第一师；俄克拉荷马州斯蒂尔沃特，作家。

约翰·B·达伦，上尉（牧师），第一师；北达科他州彻奇斯费里，路德教会牧师。

托马斯·S·达拉斯，少校，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中校。

保罗·A·达纳亥，少校，第一〇一空降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制造商代表。

尤金·A·丹斯，中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少校。

德利尔·M·丹尼尔，中校，第一师；美国陆军，准将。

本尼迪克特·J·达希尔，上尉，第六特种工兵旅；内华达州里诺，宇宙生命保险有限公司总裁。

约翰·E·道格特伊，中尉（海军），第六海滩营；佛罗里达州莱克兰，普外科医生。

巴顿·A·戴维斯，中士，第二九九陆战营；纽约州艾尔内拉，哈丁兄弟公司，财务主管助理。

肯尼斯·S·戴维斯，海军中校，美国海岸警卫队贝尔菲德登陆艇；美国海岸警卫队，上尉。

弗朗西斯·W·道森，中尉，第五游骑兵营；美国陆军，少校。

罗素·J·德贝尼戴托，一等兵，第九十师；路易斯安那州艾伦港，房地产经纪人。

小阿尔伯特·德拉，信号员，赫登艇；新泽西州帕赛伊克，制造商代表。

劳伦斯·E·迪里，上尉（牧师），第一师；罗德岛新港，圣约瑟夫传教士。

埃尔文·J·狄格楠，少尉，第五军团指挥部；爱荷华州古登堡，保险代理。

安东尼·J·德梅，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电力建筑商。

V·N·德佩思，二等兵，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税务代理。

弗雷德·戴尔道，一等兵，美国第九十海岸警卫队；蒙大拿州圣路易斯，脊椎推拿治疗师。

理查德·B·德里克森，海军上尉，得克萨斯艇；美国海军，上尉。

J·L·德斯亚丁斯，三等兵，第三海军建设营；马萨诸塞州莱明斯特，警察局保管。

安吉洛·德贝尼戴托，一等兵，第四师；纽约州布鲁克林，邮递员。

阿奇·L·迪克森，中尉，第四三四运输营；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保险代理员。

小尼古拉斯·多奇，鱼雷兵，PT船；美国海军鱼雷兵，三等兵。

约翰·J·多兰，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律师。

托马斯·F·多纳修，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州布鲁克林，A－P茶业有限公司职员。

艾德里安·R·多斯，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一等兵。

乔治·T·柯南道尔，一等兵，第九十师；俄亥俄州，印刷商。

诺埃尔·A·杜布，中士，第一二一陆战营；新罕布什尔州皮斯空军基地，空军代表，行政助理。

约翰·F·杜里甘，上尉，第一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退伍军人管理局。

爱德华·C·邓恩，中校，第四骑兵侦察营；美国陆军，上校。

唐纳德·M·杜克特，中士，第二四五陆战营；美国陆军，军士长。

哈里·A·德怀尔，首席通信员，第五十师两栖部队；加利福尼亚州赛普尔伟达·退伍军人医院，商店老板。

杰里·W·伊兹，中士，第六十二装甲营；得克萨斯州阿灵顿，飞行器工厂负责人。

查尔斯·W·伊斯特，上尉，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斯唐顿，保险业者。

道尔顿·L·伊斯特斯，二等兵，第四师；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电力有限公司，抄表人。

拉夫·P·伊顿，上校，第八十二空降师；准将（退役）。

尤金·S·埃克尔斯，少校，第五特种工兵旅；田纳西州孟菲斯，城市工程师。

海曼·埃德尔曼，二等兵，第四师；美国陆军，中校。

罗伯特·T·艾德林，中尉，第二游骑兵营；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宇宙生命保险有限公司，保险代理主管。

埃米尔V·B·埃德蒙，上尉，第一师；美国陆军，中校。

亚瑟·埃歇尔鲍姆，中尉，第二十九师；纽约州长岛，公司销售副总裁。

阿尔弗雷德·艾金博格，上士，第六特种工兵旅；美国陆军，中尉。

威廉·J·艾斯曼，中尉（海军），火箭支持部；纽约州长岛贝斯佩奇，新英格兰互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助理人员。

威廉·E·艾克曼，中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上校。

约翰·爱林斯基，一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奇宝饼干有限公司，承运商。

约翰·B·埃勒里，上士，第一师；密歇根州罗亚尔欧克，大学教授。

罗伯特·C·埃利奥特，二等兵，第四师；新泽西州帕塞伊克，伤残。

克劳德·G·埃尔德，一级准尉，第一师；肯塔基州劳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士长。

利奥·F·欧文，二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舰艇炮手。

朱利安·J·尤厄尔，中校，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上校。

弗朗西斯·F·费恩特，上校，第六装甲队；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代表。

亚瑟·E·梵行，中尉，第三一九步兵登陆艇；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保险业务员。

詹姆斯·A·丰托，无线电接线员一等兵，第六海岸营；美国海军，首席接线员。

H·巴托·法尔，中尉，美国“赫恩登”号；纽约，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律师。

威利·T·福克，上士，第四〇九炸弹队；美国陆军，军士长。

查尔斯·A·弗格森，一等兵，第六特种工兵旅；纽约，西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价格专家。

弗农·V·弗格森，中尉，第四五二炸弹队；职业未知。

缪塞尔·约瑟夫·菲欧，一等兵，第二九九工兵营；纽约州宾厄姆顿，机械师。

威廉姆·E·芬尼根，二等兵，第四师；纽约州，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个人助理。

林肯·D·菲什，上尉，第一师；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纸张公司总经理。

罗伯特·G·菲茨西蒙斯，中尉，第二游骑兵营；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警察中尉。

拉里·弗拉纳根，二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销售员。

约翰·L·J·弗洛拉，上尉，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洛亚诺克，联邦住宅管理局，不动产鉴定人。

梅尔文·L·弗劳伦斯，少尉，第四四一空运大队；美国空军，上尉。

伯纳德·J·弗林，少尉，第一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包装设计主管。

缪塞尔·W·法戈，中校，第一特种工兵旅；纽约州曼哈塞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琳·B·法尔勒，一级军士长，第四三五部队空运大队；美国空军，军士长。

杰克·S·福克斯，上士，第四师；美国军队，上尉。

杰克·J·弗朗西斯，下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工人。

罗伯特·佛朗，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华盛顿里奇兰，外科医生。

杰拉尔德·M·弗兰奇，中尉，第四五〇炸弹队；美国陆军，上尉。

利奥·弗雷，首席机械师助理，坦克登陆舰十六；美国海岸警工船，机械工程师。

威廉姆·弗里曼德，上尉，第一师；美国军队，中校。

拉尔夫·E·弗里希，少尉，第二十九师；俄克拉荷马州奥克马尔吉，杂货店老板。

小威廉姆·C·弗里舍，上士，第四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艺术公司绘图员。

霍华德·J·弗罗曼，上士，第四〇一炸弹队；美国陆军，上尉。

亚瑟·芬德波克，上士，第二十工兵旅；乔治亚州梅肯，可口可乐瓶装公司销售员。

埃德蒙·J·加利亚尔迪，三等兵，六三七坦克登陆舰；宾夕法尼亚州安布里奇，警官。

埃德温·E·加德纳，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堪萨斯州普莱恩维尔，邮递员。

查尔斯·雷·加斯金斯，下士，第四师；北卡罗来纳州埃纳波利斯，美孚石油服务中心，老板。

詹姆斯·M·加文，旅长，少将，第八十二空降师；中将（退休），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利特·D·亚瑟有限公司副总裁。

爱德华·M·吉尔英，少尉，第二十九师；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国家应急管理系统，审计部门助理。

欧内斯特·L·吉，技术军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出租车公司雇员。

查尔斯·H·格哈特，少将，第二十九师；佛罗里达州，少将（退休）。

伦纳德·T·杰罗，少将，第五军；上将（退休），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银行董事。

弗兰克·M·格维西，上士，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门罗维尔，工厂警卫。

约瑟夫·H·吉本斯，少校，海军作战爆破队；纽约，纽约手机公司，销售经理。

乌尔里克·G·吉本斯，中校，第四师；美国军队，上校。

梅尔文·R·纪夫特，二等兵，第八十七迫击炮营；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调度员。

约翰·吉尔胡利，一等兵，第二游骑兵营；纽约州罗斯福，茶叶公司店长。

狄恩德赛罗·吉尔，中士，第四侦察装甲部队；内布拉斯加州林肯，退伍军人医院厨师。

约翰·路易斯·吉列，信号员，三等兵，第二海军营；纽约州茨维尔，小学教师。

本尼·W·格里森，无线电技师，三等兵，美国“考瑞”号；电传机操作员。

默里·戈德曼，上士，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州蒙蒂塞洛，雷蒂制品集团销售主管。

约瑟夫·I·戈尔茨坦，二等兵，第四师；爱荷华州苏城，保险业务员。

罗伯特·李·古德，中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技术工人。

卡尔·T·古德蒙松，信号员，二等兵，美国“昆西”号；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铁路公司电报员。

拉尔夫·E·格兰松，上尉，第二游骑兵营；俄亥俄州代顿，麦当劳分公司，海外运营总监。

弗雷德·戈登，南太平洋委员会，第九十师；美国陆军。

乔治·高迪，中尉，第六十五装甲营；佛罗里达州，渔夫。

约瑟夫·J·格列柯，一等兵，第二九九工兵营；纽约州锡拉库扎，集团公司经理。

卡尔·R·格林斯坦，少尉，第九十三炸弹队；美国陆军，上尉。

默里·格林斯坦，中尉，第九十五炸弹队；新泽西州，布拉德利海滩销售员。

威廉姆·H·格里菲思，特种兵，美国“赫恩登”号；美国海军，中校。

约翰·P·格里辛格，少尉，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人寿保险公司职员。

哈罗德·M·格罗根，五级技术员，第四师；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邮政职员。

贾德森·古德胡斯，中尉，第三八九炸弹队；俄亥俄州托莱多，光学实验室销售员。

小乔治·R·哈克特，信号员三等兵，第十七坦克前沿登陆艇；美国海军，二等兵。

威廉姆·Ⅰ·哈恩，海员一等兵，赫斯基保障舰；宾夕法尼亚州维尔克斯－巴里，煤矿商人。

巴特利·E·哈尔，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乔治亚州大学，学生。

詹姆斯·W·哈利，上尉，第四师；美国军队，上校。

查尔斯·G·郝，中士，第四师；美国陆军，一级准尉。

小约翰·莱斯利·郝，少将，进攻部队；少将（退休）。

小保罗·A·哈姆林，二等兵，第二九九工兵营；纽约州维斯塔，IBM复垦分析师。

小西奥多·S·哈姆纳，上士，第八十二空降师；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公司领班。

霍华德·K·汉森，二等兵，第九十师；北达科他州阿格斯维尔，邮政局长、农场主。

德尔伯特·C·哈肯，发动机修理工，三等兵，第一三四坦克登陆舰；爱荷华州阿克里，代理邮政局长。

乔治·S·哈克，中尉，第五特种工兵旅；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心理学家。

詹姆斯·C·哈林顿，中尉，第三五五战斗机组；美国空军，少校。

托马斯·C·哈里森，上尉，第四师；纽约州查巴克，公司销售经理。

查尔斯·B·哈里森，一等兵，第一特种工兵旅；宾夕法尼亚州兰斯道恩，保险业务员。

乔纳森·H·J·哈伍德，上尉，第二游骑兵营；残疾。

威廉姆·R·哈斯，一级军士长，第四四一部队空运大队；美国空军，上尉。

詹姆斯·J·哈赤，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上校。

约翰·K·哈文纳，中尉，第三四四炸弹队；伊利诺伊州斯特林，国际收割公司物料控制员。

欧内斯特·W·海尼，中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华沙，船用发动机供应商店职员。

默文·C·希夫纳，一等兵，第二十九师；职业未知。

弗兰克·E·海基拉，中校，第六特种工兵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西屋电气有限公司客户关系部职员。

克利福德·M·亨利，上尉，第四师；南卡罗莱纳州萨默维尔，公路承包商。

罗伯特·M·埃农，上尉（牧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密西西比州布伦特伍德，福音派儿童之家，部长、主管。

雷蒙德·M·赫利希，中士，第五游骑兵营；纽约州布朗克斯，新世纪出版社税务代表。

勒罗伊·W·赫尔曼，一等兵，第一师；俄亥俄州亚克朗市，邮包运输员。

厄尔斯顿·E·赫恩，一等兵，第一四六工兵营；俄克拉荷马州梅福德，铁路公司电报员。

拜偌·A·赫伦，一等兵，第四师；爱荷华州库恩拉兹堡，农场主。

小赫伯特·C·希克斯，中校，第一师；美国军队，上校。

约瑟夫·A·希克斯，上尉，第五三一海岸警卫队；肯塔基州罗斯维尔，英联邦肥料公司，董事长。

约尔·G·黑尔，四级技术员，第一〇二侦察骑兵营；宾夕法尼亚州卢考特，锯木厂职员。

约翰·C·霍奇森，中士，第五游骑兵营；马里兰州银泉市，邮局工作人员。

乔治·D·霍夫曼，海军上尉，美国“科里”号；美国海军，上尉。

亚瑟·F·霍夫曼，上尉，第一师；康涅狄格州辛斯伯利市，景观美化工作。

克莱德·E·霍德，下士，第七四三坦克营；爱荷华州代艾格纳尔，邮递员。

哈里森·H·霍兰德，中尉，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手枪队，教练。

小约翰·N·霍尔曼，一等兵，美国“霍布森”号；密西西比州，童子军区域代理。

约瑟夫·O·胡珀，一等兵，第一师；美国军队，化学部队消防员。

温德尔·L·胡普勒，三等兵，五一五坦克登陆舰；伊利诺伊州森林公园，人寿保险公司讲师。

弗朗西斯·J·郝思，一等兵，第九十师；俄亥俄州，陶艺家。

克拉伦斯·R·许布纳，少将司令，第一师；中将（退休），纽约民防系统负责人。

斯宾塞·J·哈金斯，一等兵，第九十师；美国军队，军士长。

梅尔文·T·休斯，一等兵，第一师；印第安纳州帕托卡，股份公司销售员。

罗伯特·F·亨特，少校，第五特种工兵旅；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土木工程师。

卡拉伦斯·G·于普费，中校，第七四六坦克营；上校（退休）。

M·H·伊姆利，上尉，盟军步兵登陆舰美国第十海岸警工船指挥官；少将（退休）。

马克·H·尹奋格尔，上士，第五特种工兵旅；美国军队，舰艇火炮控制员。

约翰·T·欧文，一等兵，第一师；美国军队，中士（退休），银行职员。

杰克·R·艾萨克斯，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堪萨斯州利菲维尔，药剂师。

唐纳德·I·杰克韦，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顿，石油公司书记员。

弗朗西斯·W·詹姆斯，一等兵，第八十七迫击炮营；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警官。

小乔治·D·詹姆斯，中尉，第六十七战术侦察队；纽约州尤马蒂拉，保险业务员。

斯坦利·W·杨希克，信号员，五三八坦克登陆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缝纫机公司销售员。

哈罗德·G·詹曾，下士，第八十七迫击炮营；伊利诺伊州埃尔姆赫斯特，电版技师。

罗伯特·C·贾维斯，下士，第七四三坦克营；纽约州布鲁克林，美孚石油公司泵管理员。

弥尔顿·A·周伊特，少校，第二九九工兵团；纽约，上校，纽约市公共运输局发电厂经理。

范彻·B·约翰逊，二等兵，第五军团；加利福尼亚州金斯伯格，包装公司计时员。

盖尔登·F·约翰逊，少校，第四师；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会计。

奥瑞斯·H·约翰逊，中士，第七十坦克师；北达科他州利兹市，咖啡店老板。

艾伦·E·琼斯，一等兵，第四师；美国军队，舰艇炮火控制员。

德尔伯特·F·琼斯，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阿冯达尔，蘑菇种植者。

德斯蒙德·D·琼斯，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格林瑞治，石油公司检查员。

唐纳德·N·琼斯，一等兵，第四师；俄亥俄州加的斯，公墓警司。

亨利·W·琼斯，中尉，第七四三坦克营；犹他州锡达城，牧场主。

雷蒙德·E·琼斯，中尉，第四〇一炸弹中队；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斯滕森·R·琼斯，中士，第一师；美国军队，中尉。

哈罗德·L·乔丹，一等兵，第四五七防空炮兵营；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工具模具学徒。

休伯特·H·乔丹，军士长，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军队，军士长。

詹姆斯·H·乔丹，二等兵，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维修员。

威廉姆·S·约瑟夫，中尉，第一师；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油漆承包商。

乔纳森·S·乔伊纳，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俄克拉荷马州劳顿，邮局工作人员。

布鲁斯·P·朱迪，一等兵，步兵三一九登陆艇；华盛顿州柯克兰，餐饮服务员。

伯特伦·卡利什，中校，陆军通信兵第一军；美国军队，上校。

保罗·卡纳瑞克，中士，第二十九师；加利福尼亚州南盖特，美国钢铁有限公司程序分析员。

阿萨缪尔·卡帕，五级技术员，第四师；纽约，法官文书。

约瑟夫·考夫曼，上尉，第七四三坦克营；纽约州蒙西，会计。

弗朗西斯·X·科阿什，二等兵，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

威廉·S·凯科，技术军士，第五特种工兵旅；美国军队，少校。

约翰·W·凯勒，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州海岸，制模工人。

约翰·J·凯利，上尉，第一师；纽约州奥尔巴尼，律师。

蒂莫西·G·凯利，首席机械师助理，第八十一海军营；纽约州阿米蒂维尔，电话公司职员。

哈罗德·T·肯尼迪，一级技术军士，第四三七运载大队；美国空军，军士长。

乔治·F·克希纳，少尉，第二游骑兵营；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连锁餐厅主管。

罗伯特·E·卡斯乐，上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罗诺克，铁路公司职员。

查尔斯·W·基德，少尉，第八十七炮兵师；阿拉斯加州锡特卡，银行执行副总裁。

诺伯特·L·基弗，中士，第一师；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手表公司销售代表。

乔治·肯迪哥，一等兵，第四师；印第安纳州布鲁克，负伤。

威廉姆·M·金，上尉，第七四一坦克营；纽约州波茨坦，克拉克森大学学生活动领袖。

哈利·W·金纳德，中校，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上校。

普伦蒂斯·麦克劳德·金尼，上尉，第三十七工兵营；南卡罗来纳州本尼茨维尔，医生。

艾伦·古德里奇·柯克，少将，西部海军特种部队；上将（退休）。

南森·克兰，上士，第三二三炸弹队；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汽车供应公司合伙人。

格伦·C·克鲁特，上士，第一一二工兵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木匠。

奈尔斯·H·克瑙斯，一等兵，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机器测试员。

威尔伯特·J·凯斯特，一等兵，第一师；伊利诺伊州沃齐卡，农场主。

瓦尔特·J·科洛季，上尉，第四四七炸弹队；美国陆军，少校。

约瑟夫·C·克鲁德尔，上士，第三四七炸弹队；质量监控员。

刘易斯·富尔默·库恩，上尉（牧师），第四师；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公共学校职员。

保罗·C·克拉夫特，二等兵，第一师；密西西比州，邮局职员、农场主。

齐格弗里德·F·克劳茨尔，上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帕麦尔，邮局职员。

爱德华·克劳斯，中校，第八十二空降师；上校（退休）。

克拉伦斯·E·克劳斯尼克，中士，第二九九工兵营；纽约州锡拉丘兹，木匠。

亨利·S·克日扎诺夫斯基，上士，第一师；美国军队，军士长。

哈利·S·库斯派克，一等兵，第二十九师；纽约州，电工。

利兰·B·库尔，上校，特种工兵旅；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作家、教师。

迈克尔·库尔茨，下士，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新塞勒姆，煤矿工人。

约瑟夫·R·勒斯，中尉（牧师），第二和第五游骑兵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教堂神父。

爱德华·洛格拉索，一等兵，第四师；纽约州布鲁克林，压力机操作工、白酒推销员。

肯尼思·W·拉马尔，一等兵，第二十七坦克营；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首席工程员。

亚美里科·拉纳罗，五级技术军士，第八十七迫击炮营；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特，画家。

詹姆斯·H·兰，上士，第十二炸弹队；美国陆军部队，技术军士。

查尔斯·H·兰利，三等兵，美国“内华达”号；乔治亚州罗甘卫里，乡村邮递员。

小西奥多·E·拉普瑞斯，中尉，第二游骑兵营；新泽西州马盖特，律师。

唐纳德·D·拉森，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伊利诺伊州哈维，化工厂生产主任。

小罗伯特·W·劳，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南卡罗来纳州毕晓普维尔，保险业务员。

约翰·Ⅲ·劳顿，下士，第五炮兵营；加利福尼亚州费尔默，保险业务员。

肯尼思·E·雷，少校，第四师；美国军队，上校。

小詹姆斯·E·伊瑞，中尉，第二十九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保险公司律师、经理。

约瑟夫·L·勒布朗，上士，第二十九师；马萨诸塞州林恩，社会工作者。

劳伦斯·C·利弗，司令，第六特种工兵旅；美国海军少将，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民防副部长。

亨利·E·费勒布尔，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军队，少校。

小劳伦斯·J·莱热尔，少校，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中校。

柯米特·R·莱西特，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铁路乘务员。

伦纳德·R·利比歇尔，中尉，第二十九师；美国军队，少校。

弗兰克·L·利利曼，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中校。

罗伊·E·林德奎斯特，上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军队，少将。

赫谢尔·E·琳恩，中校，二三七工兵营；美国军队，中校。

戈登·A·利特菲尔德，司令官，美国“贝菲尔德”号；少将（退休）。

弗兰克·亨利·利茨勒，一等兵，第四师；得克萨斯州斯维尼，农场主。

肯尼思·P·罗德，少校，第一师；纽约州宾厄姆顿，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助理。

詹姆斯·S·勒基特，中校，第四师；美国军队，上校。

梅尔文·C·伦德，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北达科他州法戈，码头仓库铁匠。

爱德华·S·卢瑟，上尉，第五游骑兵营；缅因州波特兰，新闻公司副总裁兼销售经理。

亚历山大·G·麦克法迪恩，中尉，美国“赫尔登”号；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黄铜公司职员。

威廉姆·M·麦克，一级技术军士，第四三七装甲师；美国空军，上尉。

多梅尼克·L·马格罗，中士，第四师；纽约州布法罗，钢铁厂铸造师。

亚瑟·A·马罗尼，中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军队，上校。

劳伦斯·S·曼恩，上尉，第六特种工兵旅；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医校教授助理。

罗伊·A·曼恩，一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劳雷代尔，饲料粉碎工。

哈里森·A·马波尔，中士，第二九九工兵营；纽约州锡拉丘兹，承包商。

威廉姆·M·马斯登，中尉，第四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民防协调员。

伦纳德·S·马歇尔，上尉，第八三四伞兵营；美国空军，中校。

奥托·曼斯尼，上尉，第二游骑兵营；威斯康星州马尼托瓦克，油品公司销售员。

查尔斯·W·梅森，军士长，第八十二空降师；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编辑。

约翰·P·马修斯，上士，第一师；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火灾报警和交通信号系统监察员。

艾伯特·马扎，中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卡本代尔，警官。

杰罗姆·J·麦凯布，少校，第四十八突击队；美国空军，上校。

詹姆斯·W·麦克科恩，少尉，第五特种工兵旅；美国军队，少校。

郝毕·H·麦凯尔，上尉，第九十师；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律师。

柯米特·R·麦卡德尔，无线电技师，三等兵，美国奥古斯塔号；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壳牌石油公司领班。

托马斯·J·麦克林，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警官。

威廉姆·D·麦克林托克，技术军士，第七四一坦克营；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残疾。

里基斯·F·麦克洛斯基，中士，第二游骑兵营；美国军队，上尉。

保罗·O·麦考密克，一等兵，第一师；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汽车修理工。

戈登·D·麦克唐纳，军士长，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罗诺克，美国纤维胶公司领班。

阿特伍德·M·麦克利耶，少尉，第一师；北卡罗来纳州坎德勒，兼职销售员、夏令营组织者。

丹尼尔·B·麦克维亚，少校，第八十二空降师；肯塔基州鲍灵格林，儿科医生。

约瑟夫·R·麦克伊托斯，上尉，第二十九师；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国际商业法律专家。

詹姆斯·B·麦克肯尼，上士，第一〇一空降师；新泽西州彭索肯，空调冰箱修理工。

约翰·L·麦克奈特，少校，第五特种工兵旅；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土木工程师。

弗雷德·麦克马纳韦，少校，第二十九师；美国军队，上校。

理查德·P·米森，中尉，第一〇一空降师；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律师。

威廉姆·J·米多，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州海德公园，IBM项目经理。

保罗·L·梅代罗斯，一等兵，第二工兵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高中生物教师。

托马斯·N·梅伦迪诺，上尉，第一师；新泽西州马盖特城，机动车检查员。

爱德华·F·莫格勒，二级准尉，第五特种工兵旅；纽约州玻利瓦尔，律师。

狄龙·H·马里卡尔，下士，第一四九工兵营；爱荷华州凡，梅特，银行职员、副总裁。

路易斯·P·梅兰诺，下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纽约，商业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罗伯特·L·梅里克，一等兵，美国海岸警工船；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特，消防队队长。

西奥多·梅里克，中士，第六特种工兵旅；伊利诺伊州帕克弗雷斯特，保险顾问。

约翰·米库拉，鱼雷三等兵，美国“莫菲”号；宾夕法尼亚州福特城，记者。

乔治·R·米勒，中尉，第五工兵旅；得克萨斯州佩科斯，制酸厂股东，农场主。

霍华德·G·米勒，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上尉。

小威廉姆·L·米尔斯，中尉，第四师；北卡罗来纳州康科德，哈特公司律师。

沃尔特·J·米尔恩，上士，第三八六炸弹队；美国陆军，技术军士。

保罗·R·马克如德，下士，第四师；威斯康星州韦斯特比，退伍军人服务官。

约翰·J·莫利亚，上士，第一师；美国军队，上尉。

莱斯特·I·蒙哥马利，一等兵，第一师；堪萨斯州匹兹堡，加油站工人。

劳埃德·B·穆迪，工兵，第五伞兵师；爱荷华州维尔湖，设备供应商。

埃尔齐·K·穆尔，中校，第一特种工兵旅；印第安纳州卡尔弗城，军事学院法律顾问、教师。

克里斯多佛·J·马伦伽，二等兵，第二九九工兵旅；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维修工。

小伯纳德·J·莫尔柯克，中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格伦艾伦，国民警卫队行政供给技术员。

约翰·A·莫雷诺，美国“贝菲尔德”号指挥官；美国海军，上尉。

乔治·M·莫罗，一等兵，第一师；堪萨斯州罗斯，砖瓦公司职员、农场主。

海厄特·W·莫泽，下士，第一特种工兵旅；美国军队，技术员。

伯纳德·W·莫尔顿，中尉，美国“赫恩登”号；美国海军，中校。

鲁道夫·S·莫兹咖，一等兵，第四师；美国军队，上尉。

大卫·C·米勒，上尉，第四三五装甲师；美国陆军，上尉。

小查尔斯·穆勒，下士，第二三七工兵营；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茶叶公司店员。

托马斯·P·马尔维，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军队，中校。

罗伯特·M·莫非，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律师。

戈登·L·内格尔，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航空公司高级技工。

爱基思·纳塔利，下士，第一〇一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学校管理员。

塞缪尔·H·内德兰德，下士，第五一八三兵营；宾夕法尼亚州波特奇，钢铁公司退休监察员。

弗兰克·E·尼格若，中士，第一师；纽约州布鲁克林，邮局职员。

亚瑟·W·尼尔德，马赫助手，一等兵，美国奥古斯塔号；美国海军，中尉。

小埃米尔·纳尔逊，上士，第五游骑兵营；印第安纳州西德湖，汽车零售商，经理助理。

格列·C·纳尔逊，一等兵，第四师；南达科他州，乡村邮递员。

瑞德·尼尔逊，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塑料公司职员。

安东尼·R·尼罗，二等兵，第二师；残疾，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房地产兼职经纪人。

小杰西·L·纽科姆，下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基斯维，商人、农场主。

罗伊·W·尼科瑞特，上士，第一〇一空降师；伊利诺伊州赛布鲁克，水厂负责人。

阿诺德·诺加德，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南达科他州阿林顿，农场主。

小爱德华·朱尔斯·奥博特，一等兵，第七四七坦克营；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飞行器公司主管。

托马斯·C·奥康奈尔，上尉，第一师；美国军队，少校。

罗宾·奥尔茨，中尉，第八空军大队；美国空军，上校。

丹尼斯·G·奥罗格林，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蒙大拿州密苏拉市，建筑商。

约翰·J·奥尔文，二等兵，第一师；新泽西州里昂，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

迈克尔·奥马霍尼，中士，第六特种工兵旅；宾夕法尼亚州麦瑟，核电站运营商。

约翰·T·奥尼尔，中校，工兵部队指挥员；美国军队，上校。

马克·奥兰迪，上士，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史密斯波特，卡车司机。

约瑟夫·K·欧文，上尉，第四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医院主治医生助理。

托马斯·O·欧文，少尉，第二空降师；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体育总监、教练。

威廉姆·D·欧文斯，中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加利福尼亚州天普市，办公室负责人。

罗伯特·O·佩兹，号兵，一等兵，内华达登陆艇；马绍尔群岛埃尼威托克珊瑚岛，原子能委员会电影编辑。

埃德蒙·M·佩吉，下士，第一师；纽约州新罗切尔，出口商。

维纳·E·帕尔曼，上士，第一师；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货品计价与评估部经理助手。

唐纳德·E·帕克，上士，第一师；伊利诺伊州史迪威，农场主。

罗伊德·E·帕奇，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葛雷恩·帕特里克，五级技术兵，第四师；俄亥俄州斯托克，推土机手。

里维斯·C·帕蒂罗，中校，第五陆战队；亚拉巴马州，土木工程师。

温德鲁·C·佩恩，中尉，第九十师；得克萨斯州圣奥古斯汀，美国农业部农民之家管理处主管。

本·F·皮尔森，少校，第八十二空降师；乔治亚州萨凡尼亚，油漆公司副总裁。

詹姆斯·L·彭斯，上尉，第一师；印第安纳州埃尔哈特，制药实验室主管。

埃德温·R·佩瑞，上尉，第二九九工程兵；美国陆军，中校。

约翰·J·佩瑞，中士，第五游骑兵营；美国陆军，一级士官。

西奥多·L·皮特森，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密歇根州伯明翰，职业不明。

威廉·L·佩蒂，中士，第二游骑兵营；纽约州卡梅尔，夏令营公司负责人。

阿奇·C·菲利普斯，上士，第一〇一空降师；佛罗里达州詹森比奇，花农。

威廉·J·菲利普斯，二等兵，第二十九师；马里兰州哈特斯维尔，电力公司调度员。

艾维·皮奇瑞尼，机械师助理，一等兵，第三七四坦克登陆舰；宾夕法尼亚州贝利弗农，钢铁公司雇员。

马尔文·R·派克，技术军士，第四师；路易斯安那州贝克，石油公司焊接工人。

罗伯特·M·派博，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沃伦·M·普拉德，上士，第一师；美国陆军，军士长。

约瑟夫·J·波拉宁，下士，第八三四特种空军营；宾夕法尼亚州，烘焙商品批发商。

斯坦尼·博乐奏斯，少尉，第一空军师；美国空军，少校。

约翰·波利尼克，中士，第二十九师；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会计。

罗密欧·T·庞贝，中士，第八十七化学迫击炮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建筑工。

小阿莫斯·P·柏特思，中尉，第二游骑兵营；俄亥俄州拉夫兰，材料工程师。

约瑟夫·C·伯维尔，军士长，第四师；美国陆军，军士长。

罗伯特·H·普拉特，中校，第五军团指挥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制造公司总裁。

沃特·G·普雷斯利，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得克萨斯州奥德萨，电器维修商。

小阿尔伯特·G·普雷斯顿，上尉，第一师；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税务咨询师。

霍华德·P·普雷斯，中尉，第一师；国民警卫队，中士。

梅娜德·J·普雷斯曼，技术军士，第二游骑兵营；俄亥俄州奥克港，渔业经营者。

小威廉·B·普罗沃斯特，海军中尉，第四九二坦克登陆舰；俄亥俄州牛津，预备军官大学海军中校。

兰斯弗德·B·普鲁特，海军上尉，第十九坦克登陆舰；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海军中校（退役）。

文森特·J·普辛内拉，技术军士，第一师；美国陆军，军士长。

威廉·C·博内尔，中校，第二十九师；上将（退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铁道部副主席兼法律顾问。

克雷·S·珀维斯，军士长，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学校友会经理。

莱尔·B·帕特南，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堪萨斯州威奇托，执业外科医生。

肯尼斯·R·奎恩，上士，第一师；新泽西州希尔斯戴尔，银行经理。

艾德森·D·拉夫，上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上校。

小帕特里克·H·拉夫特里，少尉，第四四〇运兵舰组；路易斯安那州米特里，电梯建筑商。

韦恩·W·兰金，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荷马城，教师。

小威廉·F·兰金思，二等兵，第五一八港口营；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电话公司雇员。

伯顿·E·兰尼，上士，第五游骑兵；伊利诺伊州迪凯特，电工。

克努特·H·雷伯恩，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沃伦·D·雷伯恩，中尉，第三一六运输部队组；美国空军，少校。

韦斯利·J·雷德，下士，第七四六坦克营；宾夕法尼亚州，火车司机。

昆顿·F·里姆斯，一等兵，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工程师。

查尔斯·D·里德，上尉（牧师），第二十九师；俄亥俄州，卫理公会牧师。

小罗素·P·里德，上校，第四师；上校（退役），纽约州西点军校，经理助手。

弗朗西斯·A·伦尼森，中尉，美国海军；纽约，房地产经纪人。

约翰·J·里维拉，中尉，第五游骑兵营；纽约，警官。

约瑟夫·J·里奇，中士，第八十二空降师；伊利诺伊州波索尔托，药剂师。

阿尔维斯·里奇满，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指挥官；弗吉尼亚州，商店营业员。

马修·B·李奇微，少将司令，第八十二空降师；上将（退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梅隆学院董事长。

罗伯特·J·利克斯，中尉，第一师；密歇根州奥沃索，公司部门经理。

弗朗西斯·X·里雷，海军中尉，美国海岸警卫队第三一九步兵登陆艇；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军中校。

伦纳德·C·里特，下士，第三七〇七QM型卡车指挥员；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公共关系维护。

罗伯特·W·罗布，中校，第七军团指挥部；纽约，广告公司副总裁。

乔治·G·罗伯茨，技术军士，第三〇六炸弹组；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成人教育机构顾问。

米尔诺·罗伯茨，上尉，第五军团指挥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广告公司总裁。

弗朗西斯·C·罗伯逊，上尉，第三六五炸弹组；美国空军，中校。

罗伯特·M·鲁宾孙，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上尉。

小查尔斯·罗比森，中尉（海军），格勒农登陆艇；美国海军，中校。

弗朗西斯·A·罗卡，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机械师。

詹姆斯·S·罗德威尔，上校，第四师；科罗拉多州丹佛，准将（退役）。

德夫·罗杰斯，中校，第一一〇六工程兵部队；美国陆军，上校。

E·J·罗金斯基，上士，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沙默肯，面包糕点公司销售经理。

特诺·罗卡里奥，少尉，第一师；怀俄明州夏延，律师。

朱丽恩·P·罗斯蒙德，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检察官助理。

小约瑟夫·K·罗森布拉特，少尉，第一一二工程兵；美国陆军，军士长。

罗伯特·P·罗斯，中尉，第三十七工程兵部队；威斯康星州瓦克夏，箱包制造商。

韦斯利·R·罗斯，少尉，第一四六工程兵部队；华盛顿州塔科马，器械公司销售工程师。

沃尔特·E·罗森，中尉，第三八九炸弹组；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验光师。

罗伯特·E·朗特利，海军中尉，贝尔菲德登陆艇；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军中校。

华莱士·H·罗沃思，无线电技师，三等兵，约瑟夫·T·狄克曼登陆艇；纽约州长岛，工程师。

阿福雷德·鲁宾，中尉，第二十四特种侦察中队；伊利诺伊州内伯维尔，餐馆老板。

詹姆斯·E·拉德，中校，第二游骑兵营；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大学副校长。

约翰·F·拉格尔斯，中校，第四师；美国陆军，准将。

威廉·M·朗格，上尉，第五游骑兵营；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借贷公司老板。

克莱德·R·罗素，上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小约翰·E·罗素，中士，第一师；宾夕法尼亚州肯辛顿，钢铁公司人事部雇员。

约瑟夫·D·罗素，二等兵，第二九九工程兵部队；印第安纳州穆尔斯山，电话公司雇员。

肯尼斯·罗素，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纽约，银行官员。

罗伯特·W·瑞尔斯，四级技术军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尉。

托马斯·F·瑞安，上士，第二游骑兵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警官。

查尔斯·E·萨蒙，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职业不明。

弗朗西斯·L·赛普森，上尉（牧师），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牧师。

格斯·L·桑德斯，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信用局话务员。

威廉·H·桑德斯，准将，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律师。

查尔斯·J·桑塔斯诺，中尉，第一〇一空降师；职业不明。

荷马·J·萨克森，一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贝尔丰特，金属制造公司挤压机操作员。

尼克·A·斯卡拉，技术军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比艾佛，西屋电气公司雇员。

小查尔斯·F·沙尔分斯坦，海军中尉，第八十七步兵登陆艇；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军中校。

詹姆斯·H·谢克特，下士，第三十八侦察中队；明尼苏达州圣云，采石钻孔工。

厄尔·W·施密德，少尉，第一〇一空降师；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保险业务员。

马克思·施耐德，中校，第五游骑兵营；美国陆军，上校（已故）。

朱利叶斯·舍恩伯格，技术军士，第四五三炸弹组；纽约，邮递员。

丹·D·舒伯，下士，第五游骑兵营；美国空军，军士长。

小伦纳德·T·施罗德，上尉，第四师；美国陆军，中校。

亚瑟·B·舒尔茨，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安全专员。

里奥·H·施维特，上尉，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亚瑟·R·斯科特，海军中尉，赫兰登登陆艇；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销售员。

哈罗德·A·斯科特，上士，第四〇四二QM型卡车指挥员；宾夕法尼亚州伊登，邮局雇员。

莱斯利·J·斯科特，上士，第一师；美国陆军，一级军士长。

理查德·E·斯科林肖，医学士，三等兵，第十五驱逐舰中队；华盛顿特区，航空机械员。

欧文·W·西利，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伊利诺伊州克里特，教师。

约翰·希特倪瑞，上尉，第一师，纽约州詹姆斯维尔，医生。

托马斯·J·尚利，中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上校。

小赫伯特·A·谢尔曼，一等兵，第一师；康涅狄格州南诺沃克，销售员。

埃尔默·G·辛都，四级技术军士，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塑料制品厂雇员。

威廉·J·舒美科，二等兵，第三十七工程兵营；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机修工。

小约瑟夫·H·肖伦伯格，少尉，第九十师；美国陆军，少校。

克拉伦斯·A·舒伯，中校，第七侦察组指挥官；少将（退役），

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城，休斯飞机公司副总裁。

代尔·L·舒伯，二等兵，第一工程兵部队；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政府军火检验员。

保罗·R·舒特，中士，第一师；美国陆军，一级士官。

海勒姆·S·沙姆韦，少尉，第一师；怀俄明州夏延，国家教育部聋盲部指导教师。

大卫·E·赛尔维，二等兵，第二十九师；俄亥俄州阿克伦，神父。

弗朗西斯·L·塞姆万，二等兵，第二十九师；康涅狄格州洛基山脉，保险业者。

斯坦利·R·西蒙斯，枪炮军士，三等兵，两栖部队；俄亥俄州斯旺顿，采石厂工人。

詹姆斯·D·辛克，上尉，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交通工程与通信主管。

罗伯特·F·辛克，上校，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少将。

罗伯特·N·斯卡格斯，中校，第七四一坦克营；上校（退役），佛罗里达州罗德代尔，海运销售。

尤金·N·斯莱皮，上校，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里斯堡，上校（退役）。

爱德华·S·斯莱奇，中尉，第七四一坦克营；亚拉巴马州莫比尔，银行副总裁。

卡罗尔·B·史密斯，上尉，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中校。

查尔斯·H·史密斯，中尉，卡密可登陆艇；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广告商。

弗兰克·R·史密斯，一等兵，第四师；威斯康星州沃帕卡，退伍军人服务官员。

富兰克林·M·史密斯，下士，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电器批发商。

戈登·K·史密斯，少校，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哈罗德·H·史密斯，少校，第四师；弗吉尼亚州白橡树，律师。

约瑟夫·R·史密斯，下士，第八十一化学迫击营；得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教师。

欧文·史密斯，二等兵，第五特种工兵旅；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邮局职员。

拉夫尔·R·史密斯，二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佛罗里达州圣皮特斯堡，邮局职员。

雷蒙德·史密斯，二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肯塔基州怀茨堡，玻璃公司老板。

维尔伯特·L·史密斯，一等兵，第二十九师；爱荷华州伍德伯恩，农场主。

杰克·A·斯奈德，中尉，第五游骑兵营；美国陆军，中校。

阿曼·J·索瑞欧，一等兵，第四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商业艺术家。

约翰·M·斯波尔丁，少尉，第一师；肯塔基州欧文索尔，洲际百货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林登·斯宾塞，海军上尉，贝尔菲德登陆艇；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海军上校（退役），船舶协会主席。

詹姆斯·C·斯皮尔，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密西西比州派卡昆，牧场主。

亚瑟·D·斯皮塞，下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斯唐顿，杜邦公司雇员。

阿奇博尔德·A·斯普劳尔，少校，第二十九师；W·J·佩里公司执行副总裁。

约翰·M·斯蒂尔，二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南卡罗来纳州哈里曼，造价工程师。

赫尔曼·E·斯坦，五级技术军士，第二游骑兵营；纽约州阿兹利，工人。

拉尔夫·斯坦霍夫，下士，第四六七防空炮兵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屠夫。

威廉·斯蒂芬森，中尉，赫尔登登陆艇；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律师。

罗伊·O·史蒂文斯，技术军士，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贝德福德退税部雇员。

威廉·J·史迪威森，上士，第二游骑兵营；宾夕法尼亚州荷马城，邮局局长。

罗伯特·L·斯推尔，中校，第一〇一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保险业。

托乌斯·F·斯特里特，一等兵，第十六坦克登陆舰；新泽西州，邮局雇员。

雷蒙德·F·斯托尼，上士，第一师；美国陆军，技术员。

达拉斯·M·斯塔尔茨，一等兵，第一师；田纳西州蒙特利，矿工。

里奥·A·斯塔姆鲍尔，少尉，第一师；美国陆军，上尉。

休伯特·N·斯特迪文特，中校，第四九二炸弹组；美国空军，上校。

弗雷德·P·苏利文，中尉，第四师；密西西比州威诺娜，化学公司销售员。

理查德·P·苏利文，少校，第五游骑兵；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工程师。

罗伯特·B·斯沃托索，少校，第四师；美国陆军，中校。

威廉·F·斯维尼，枪炮军士，三等兵，美国海岸警卫队；东普罗维登斯罗德岛，电话公司雇员。

埃尔默·J·斯文森，少校，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中校。

小罗伯特·P·塔布，上尉，第二三七特种战斗营；美国陆军，上校。

小约翰·H·泰特，药剂师助手，一等兵，美国海岸警卫队第三四九步兵登陆艇；亚利桑那州坦佩，沿河流域用户协会职员。

杰克·托勒兑，中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中校。

本杰明·B·塔利，上校，第五军团指挥部；纽约，准将（退役），建筑公司副总裁。

贝利尔·F·泰勒，一等兵，第三三八坦克登陆舰；美国海军，潜水教练。

查尔斯·A·泰勒，少尉，水陆两用登陆舰；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斯坦福大学，体育运动中心副主管。

爱德华·G·泰勒，少尉，第三三一登陆舰；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军上尉。

阿夫顿·H·泰勒，少尉，第一特种工兵旅；蒙大拿州，私人公司。

艾拉·D·泰勒，技术军士，第四师；美国陆军，上尉。

麦克斯韦·D·泰勒，少将司令，第一〇一空降师；上将、参谋长（退役），光能公司主席。

威廉·R·泰勒，海军少尉，联络中心电报员；弗吉尼亚州南希尔，建筑材料零售商。

本杰明·E·特林达，上士，第一师；明尼苏达州圣保罗，芝加哥大西部铁路消防员。

乔尔·F·托马森，中校，第四师；美国陆军，上校。

小艾格伯特·W·汤普森，中尉，第四师；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农业部农民之家行政主管。

梅尔文·汤普森，二等兵，第五特种工兵旅；新泽西州亚德维尔，技工。

保罗·W·汤普森，上尉，第六特种工兵旅；准将（退役），纽约，读者文摘国际版经理。

艾弗里·J·桑希尔，中士，第五游骑兵营；美国陆军，一级准尉。

罗伯特·D·特雷森，上尉，第八十七化学迫击营；亚拉巴马州麦克莱伦堡，美国陆军化学陆战队首席培训计划助理，中校（退役）。

威廉·H·特里格宁，中尉（海军），第四海岸警卫队；乔治亚州，西点军校，有限公司服务部经理。

赫维·A·特伯里特，上校，第四师；上校（退役）。

里维斯·特拉斯蒂，上士，第八空军部队；美国空军，军士长。

威廉·H·塔克，一等兵，第八十二空降师；马萨诸塞州阿索尔，律师。

文森特·J·塔米诺，下士，第一师；纽约州长岛，砖瓦匠。

本杰明·H·范德沃特，中校，第八十二空降师；华盛顿特区，上校（退休）。

格棱·W·温特斯，中士，第八十二空降师；印第安纳州加里，会计。

詹姆斯·H·沃恩，机械师助手，一等兵，第四十九坦克登陆舰；乔治亚州麦金太尔，建筑监理。

威廉·E·文特里，中士，第四师；纽约弗农山脉，卫生部门负责人。

格雷迪·M·维克尼，技术军士，第四师；美国陆军，军士长。

皮特·维斯卡迪，二等兵，第四师；纽约州，出租车司机。

塞拉菲诺·R·威斯克，二等兵，第四五六防空炮兵营；佛罗里达州，邮局雇员。

雷蒙德·R·维坡尼，中士，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退伍军人管理医院，残疾。

赫曼·E·亨伯格，上尉，第十一两栖军团；海军后备役训练司令部，海军少将。

詹姆斯·梅尔文·维德，少尉，第八十二空降师；美国陆军，少校。

莱斯特·B·华顿，上尉，第一特种工兵旅；德国法兰克福，华顿联合投资公司。

洛林·L·沃兹沃思，一等兵，第二游骑兵营；马萨诸塞州诺维尔，殡葬服务。

克拉伦斯·D·瓦格纳，无线电发报员，一等兵，第三五七坦克登陆舰；美国海军，军士长。

弗朗西斯·M·沃克，中士，第六特种工兵旅；美国海军，中士。

查尔斯·A·沃尔，中校，特种工兵旅；纽约，音乐出版公司总裁。

赫曼·V·沃尔，上尉，第一六五信号指挥部；洛杉矶州大学基金会，摄影导演。

代尔·E·华莱士，二等兵，第一三三二登陆艇；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国会烟草公司销售员。

理查德·J·沃尔什，中士，第四五二炸弹组；美国空军，中士。

查尔斯·R·沃德，下士，第二十九师；俄亥俄州阿什特比拉，酒精管理部门侦查员。

威廉·R·华盛顿，少校，第一师；美国陆军，中校。

卡尔·F·韦斯特，一等兵，第五游骑兵营；俄亥俄州，商业制造公司机械工。

马里斯·D·韦泽利，下士，第二三七工程兵；特拉华州劳雷尔，残疾退伍军人。

路易斯·韦恩拉伯，下士，战地摄影师，第一师；纽约，公司公共关系部。

约翰·C·威尔伯恩，中校，第四师；上校，美国陆军装甲登陆艇艇长。

马尔科姆·R·维勒，少校，第二十九师；美国陆军。

赫曼·C·威尔勒，下士，第三十七工程兵；威斯康星州博斯克贝尔，泥瓦匠。

伍德罗·J·威尔斯什，下士，第二十九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建筑工程师。

雷蒙德·J·沃兹，下士，第五特种工兵旅；威斯康星州巴西特，建筑商。

托马斯·J·惠兰，下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纽约州长岛，史密斯敦，百货店采购员。

约翰·F·怀特，少尉，第二十九师；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退伍军人管理局，假肢专家。

莫里斯·C·怀特，中士，第一〇一空降师；美国陆军，一级准尉。

小威廉·J·威迪菲德，技术军士，第二十九师；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邮局雇员。

弗雷德里克·A·威廉姆，一等兵，第一〇一空降师；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画家。

威廉·L·维尔霍伊特，少尉，第五四〇登陆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北美保险公司特别探员。

小约翰·D·威利特，一等兵，第二十九师；印第安纳州，通用电气员工。

威廉·B·威廉姆斯，中尉，第二十九师；康涅狄格州，梯形钢丝公司财务主管。

杰克·L·威廉森，上士，第一〇一空降师；得克萨斯州，邮局雇员。

埃德温·J·沃尔夫，中校，第六特种工兵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律师。

卡尔·E·沃尔夫，中尉，第一师；纽约州，美国军事学院，法律助理教授。

爱德华·乌尔夫，一等兵，第四师；纽约州长岛，缝纫机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乔治·B·伍德，上尉、牧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三圣公会教堂。

罗伯特·W·伍德沃德，上尉，第一师；马萨诸塞州罗克兰，纺织机制造商。

哈罗德·E·沃德曼，二等兵，第五特种工兵旅；纽约州布鲁克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部分残疾、无职业。

约翰·B·罗伯特，一等兵，第一师；美国陆军，军士长。

爱德华·F·沃镇斯盖，上尉，第一师；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尔，有限公司负责人。

詹姆斯·M·怀利，第九十三炸弹组；美国空军，少校。

威尔艾德·G·怀曼，准将，第一师；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上将。

道格拉斯·R·耶茨，一等兵，第六特种工兵旅；怀俄明州约德，农场主。

林恩·M·耶茨，少校，第七四六坦克营；得克萨斯州，商业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华莱士·W·扬，一等兵，第二突击队；宾夕法尼亚州，电工。

威德拉·扬，中尉，第八十二师；美国军队，中校。

罗曼·扎莱斯基，二等兵，第四师；帕特森铝制品铸造厂，铸造工。约翰·J·兹穆津斯基，一等兵，第五特种工兵旅；印第安纳州南本德，信差。瓦尔特·J·扎什，四级技术员，第一师；职业未知。

英　国

迈克尔·奥尔沃思，中尉，第四十八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广告从业者。

罗纳德·H·D·艾伦，炮手，第三师；出纳员。

克劳德·G·阿什维，艇长，皇家海军；电工。

爱德华·P·阿什沃思，二等水兵，皇家海军；合金铸造炉工。

塞西尔·阿维斯，二等兵，特种工兵团；庭院美化师。

安东尼·F·巴格利，准少尉，皇家海军；银行业务员。

阿尔弗雷德·G·贝克，二等水兵，皇家海军；化工工人。

彼得·W·伯德，二等兵，特种工兵团；车间机修工领班。

雷蒙德·W·巴顿，二等兵，第六空降师；男护士。

赫伯特·维克多·巴克斯特，二等兵，第三师；印刷工。

西德尼·J·T·贝克，中尉，第五十师；文职人员。

约翰·P·贝农，海军中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进口部经理。

西德尼·R·比克内尔，报务员，英国皇家海军；文字编辑。

威廉·H·比德米德，二等兵，第四突击队；砌砖匠。

亚瑟约翰·布莱克曼，一等兵，皇家海军；码头工程师。

埃里克·F·J·鲍利，二等兵，第五十师；飞机构件检验员。

沃尔特·布莱肖，二等兵，第五十师；工人。

德尼斯·S·C·布莱尔利，空军上尉，皇家空军；纺织品制造商。

约翰·S·布鲁克斯，二等兵，第五十师；工人。

罗伊·卡多根，骑兵，第二十七装甲旅；勘测员。

锡德·F·卡彭，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建筑工程队长。

E·E·E·卡斯，准将，第三师；准将，英国军队（已退休）。

亚瑟·B·切斯曼，海军中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英国二五四战舰；采石场经理。

杰克·柴舍，中士，第六沙滩组；印刷工。

约翰·L·克拉乌德斯里－汤姆逊，上校，第七装甲师；伦敦大学动物学讲师。

托马斯·A·W·柯尔，枪炮手，第五十师；机器工具检查员。

詹姆士·S·F·考利，下士，第四突击队；职业未知。

查尔斯·L·柯林斯，下士，第六空降师；侦缉警长。

约瑟夫·A·柯林森，下士，第三师；工程制图员。

弗兰克·库克西，下士，第九沙滩组；飞机装配工。

约翰·B·库伯，一等水兵，第五九七登陆舰；职业未知。

威廉·A·柯吉尔，通信兵，登陆舰中队；会计事务所高级职员。

欧内斯特·J·考利，一等兵，第七〇四五登陆舰；维修工程师。

伦纳德·H·考克斯，下士，第六空降师；雕刻师。

诺曼·V·考克斯，上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第四舰队；文职人员。

珀西·E·卡伦，海军军官，移动无线电台；税务员。

爱德华·B·卡特拉克，上尉，司令官，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第九扫雷舰队；东内陆煤气公司，教官主任。

雷金纳德·G·戴尔，下士，第三师；个体劳动者。

B·迪肯，二等兵，第六空降师；鞋匠。

詹姆士·珀西瓦尔·德莱西，中士，爱尔兰第八营（加拿大第三师）；旅行社。

罗伊·P·德弗罗，伞兵，第六空降师；旅行社分社经理。

罗伯特·A·杜威，首席锅炉工，皇家海军舰艇“顿伯”号；汽轮机操作工。

亚瑟·H·邓恩，少校，第五十师；退休。

查尔斯·L·埃奇森，上校，皇家游骑兵；教师。

F·埃利斯，二等兵，第五十师；职业未知。

威廉·H·埃默里，二等兵，第五十师；卡车司机。

弗雷德里克·W·埃米特，军士，第五十师；工人。

哈罗德·芬奇，二等兵，第五十师；警察。

伯纳德·A·弗勒德，工兵，第三师；邮局主管。

丹尼尔·J·弗朗德，上尉，第四十八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邓洛普奶酪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莱斯利·W·福特，皇家海军信号兵，第一特勤旅；职业未知。

斯坦利·福特纳姆，驾驶员，第六空降师；排版工人。

威廉·R·福勒，上尉，皇家海军舰艇“哈斯泰德”号；广告推销员。

杰弗里·R·福克斯，水兵，第四十八登陆艇旗舰队；警察。

休伯特·G·福克斯，上尉，海军突击组；奶农。

约翰·T·J·盖尔，二等兵，第三师；邮局工人。

唐纳德·H·加德纳，中士，第四十七师；公务员。

托马斯·H·加德纳，少校，第三师；皮革制造商，总经理。

莱斯利·R·吉布斯，中士，第五十师；钢铁生产副领班。

唐纳德·B·格尔林，少校，第五十师；职业未知。

乔治·W·格朗，枪炮手，第三师；书记员。

J·G·高夫，少校，第三师；奶农。

威廉·J·格雷，二等兵，第六空降师；职业未知。

欧内斯特·格伦迪，上校，第五十师；医生。

休·冈宁，上校，第三师；每日新闻有限公司企业联合组织经理。

约翰·格威内特，上尉（随军教士），第六空降师；伦敦塔，牧师。

威廉·哈蒙德，下士，第七十九装甲师；英国军队，军士长。

汉斯·哈尼森，上校，英国陆军军医队，第二十一坦克登陆舰；内科执业医生。

哈迪，中尉，上校，第五十师；英国军队，现役。

爱德华·R·哈格里夫斯，少校，第三师；副军医官。

哈利·哈里斯，一等水兵，皇家海军舰艇探险号；矿工。

罗杰·H·哈里森，上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盟军第四登陆舰；银行检查员。

阿道弗斯·J·哈维，上校，皇家海军陆战队装甲支援组；菜农。

A·C·海登，二等兵，第三师；工人。

斯坦利·E·V·霍利斯，登陆船驻地连军士长，第五十师；喷砂工人。

乔治·B·昂纳，上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X23号小型潜艇；吉百利公司地区销售经理。

哈利·霍顿，骑兵，第三突击队；皇家军队，下士。

亨利·F·亨伯斯通，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制衣厂工人。

约翰·C·赫特莱，中士，滑翔机团；食堂经理。

威廉·海因斯，中士，第五十师；英国军队，现役。

罗纳德·A·英格拉姆，枪炮手，第三师；油漆工。

伦纳德·K·詹姆士，下士，第三师；广告从业者。

赫伯特·詹凯尔，上校，第二十沙滩抢救组；车库经营者。

亨利·詹宁斯，工兵，皇家步兵团；承包商。

弗雷德里克·R·约翰，骑兵，第六突击队；会计事务所高级助理。

弗兰克·C·约翰逊，军士，第五十师；木材机械工。

爱德华·琼斯，少校，第三师；古典文学研究者。

彼得·亨利·琼斯，中士，皇家陆战队潜水员；建筑承包商。

休伯特·O·肯达尔，下士，第六空降师；货运代理。

唐纳德·E·金宝，海军陆战队士兵，第六〇九机械登陆艇舰队；机床工人。

戈登·W·金，上尉，第六空降师；油漆公司代表。

杰弗里·J·里奇，二等兵，第五十师；实验室助理。

亚瑟·W·李，一等水兵，第五六四登陆舰；地方政府官员。

诺顿·李，中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第五五〇突击登陆艇舰队；室内装饰工。

德斯蒙德·C·劳埃德，上尉，皇家海军，挪威驱逐舰“斯文纳”号；公司董事长。

丹尼斯·洛威尔，海军陆战队士兵，第四突击队；工程商。

戈弗雷·麦迪逊，二等兵，第六空降师；矿工。

德斯蒙德·C·玛奇，上尉，第三师；公司董事。

刘易斯·S·马卡姆，技术军士、信号兵，皇家海军，第三〇一坦克登陆舰；船员。

约翰·T·梅森，二等兵，第四突击队；教师。

彼得·F·马斯特斯，骑兵、下士，第十突击队；华盛顿特区WTOP电视台，艺术总监。

乔治·H·马瑟斯，下士，皇家工程兵团；文职人员。

约翰麦克卡伦·梅，中士，第六空降师；英国军队，现役。

阿尔弗雷德·麦克格文，一等兵，第六空降师；面厂工人。

弗雷德·G·米尔斯，下士，第三突击队；工厂工人。

W·米林，管道工，第一特勤旅；男护士。

詹姆士·C·米尼斯，中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第六六五登陆舰；教师。

约翰·D·米契尔，下士，英国皇家空军第五十四沙滩热气球组；公司董事长。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上将；陆军元帅（退休）。

威廉·J·D·摩尔，一等兵，第三师；男护士。

文森特·H·摩根，二等兵，第五十师；邮局工人。

欧内斯特·莫里斯，下士，第五十师；职业未知。

詹姆士·F·莫里斯，二等兵，第六空降师；码头工人。

艾伦·C·莫厄尔，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安全局实验员。

约翰·墨菲，领头空军士兵，英国皇家空军热气球指挥部；邮局工人。

亨利·R·尼尔森，上校，第六空降师；针织品制造商。

雷金纳德·V·牛顿，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公司董事长。

德里克·A·尼森，上尉，第三师；工厂厂长。

哈利·T·诺菲尔德，下士，第三师；英国海军部通信兵。

罗纳德·G·诺伍德，二等水兵，皇家海军舰艇“西拉”号；理发师。

杰拉德·诺顿，上尉，第三师；公司秘书。

亚瑟·E·奥利弗，一等兵，第四突击队；矿工。

特伦斯·奥特韦，中校，第六空降师；肯斯里报总经理。

乔治·S·帕吉特，下士，皇家海军陆战队；生产管理人员。

西德尼·F·帕里斯，一等兵，皇家海军舰艇“梅尔布里克”号；警员。

威廉·派克，工兵，第五十师；巴士司机。

西德尼·佩奇，海员军士长，皇家海军舰艇；工程师。

斯坦利·V·佩斯克，中校，第一皇家特种部队装甲炮兵团；皇家海军陆战队，现役。

法恩戴尔·菲利普斯，中校，第四十七皇家特种部队指挥部；少将，英国贸易联合会总理。

瓦尔特·S·波特，一等兵，五十三先锋队；油漆工。

柯林·E·鲍威尔，二等兵，第六空降师；钢铁公司销售部门。

雷蒙德·珀弗，工兵，第五十师；商店负责人。

约瑟夫·珀维斯，二等兵，第五师；工人。

西里尔·拉菲礼，下士，第三师；英国军队，现役。

约翰·林兰，骑兵，第八装甲旅；邮电雇员。

D·J·罗伯特森，上尉，第二十七装甲旅；职员。

约翰·R·罗尔斯，下士，第三师；驳船工人。

瓦尔特·S·鲁腾，二等兵，第三师；邮递员。

威廉·I·卢特，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家禽饲养场主。

理查德·A·赖兰，中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第七登陆艇舰队；牡蛎养殖。

大卫·J·索亚，骑兵，第七十九装甲师；发电厂负责人。

诺曼·斯卡弗，上尉，第三师；莱斯特大学历史讲师。

J·E·斯库特，海军陆战队士兵，第四十八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工厂部门经理。

伦纳德·G·夏尔，上士，第六空降师；纺织代理合伙人。

埃德加·T·希尔德，伞兵，第六空降师；英国军队，中士。

约翰·A·西姆，上尉，第六空降师；现役。

约翰·H·斯雷德，工兵，第五十师；铁路文员。

约翰·A·斯雷普，下士，第三师；行政文员。

克里斯多夫·N·史密斯，二等兵，第二十七装甲旅；煤气经销地区代表。

罗伯特·A·史密斯，信号兵，第三师；铁路警卫。

巴兹尔·思朋斯，上尉，第三师；考文垂大教堂建筑师。

欧内斯特·W·斯坦纳德，司机、操作员，第五十师；钳工。

道格拉斯·A·史蒂文森，编程员，第一〇〇登陆舰；鱼贩。

斯坦利·斯图亚特，二等兵，第四突击队；职业未知。

艾伯特·J·斯托克斯，二等兵，第三师；灭虫人。

弗雷德里克·斯道特，二等兵，第三师；教士。

乔治·A·史蒂文斯，下士，第三师；近岸鱼贩。

乔治·C·斯托尼尔，二等兵，第五十师；职业未知。

伯纳德·J·沙利文，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上尉，第五五三攻击舰队；银行职员。

罗伯特·M·斯万，一等兵，第五十师；银行职员。

哈罗德·泰特，一等兵，第六空降师；杂货商。

爱德华·塔潘顿，一等兵，第六空降师；职员。

约翰·比·泰勒，中尉，潜水员，第四小队；烟草零售商。

威廉·J·托马斯，下士，第五十师；柴油机操作员。

罗杰·W·D·汤姆逊，皇家海军司令官，皇家海军舰艇西德茅斯号；制造商。

理查德·托德，上尉，第六空降师；电影演员。

珀西·托姆林森，二级准尉，皇家空军移动信号站；泥水匠。

弗朗西斯·W·威格士，二等兵，第五十师；职业未知。

杰弗里·A·沃伯顿，信号兵，第八装甲旅；会计。

帕特里克·A·沃德，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上尉，第一一五扫雷舰队；职业未知。

珀西·沃德，少校，第五十师；电话工程师。

丹尼斯·J·韦伯，上尉，第九沙滩组；银行职员。

约翰·韦伯，报务员，第二〇〇登陆舰“弗洛提拉”号；配镜师。

约翰·J·韦伯，上尉，第六空降师；会计。

伦纳德·C·威斯特，准尉，第三师；海事法庭书记官。

罗纳德·威斯顿，一等兵，第五十师；部队文书负责人。

尼尔斯·W·怀特，少尉，第五十师；皮货商。

约翰·R·威金斯，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上尉，第四二三坦克登陆舰；校长。

莱斯利·怀特曼，二等兵，第三师；首席电影放映员。

查尔斯·S·威尔逊，二等兵，第五十师；地铁职员。

戈登·C·威尔森，少尉，第四十七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广告代理商。

安东尼·W·温德伦，上尉，第六空降师；外交官（退休）。

约翰·E·温特，锅炉工、一等水兵，皇家海军（联合行动）；出版人。

罗素·J·威瑟，中士，第四十一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工资员。

查尔斯·H·耶兰，中士，第五十师；铸造工人。

加拿大

詹姆士·安德森，少校，加拿大第三师；纽布伦斯威克省社会服务部门经理。

罗伯特·阿巴克尔，枪炮手，加拿大第十九野战团；加拿大国际线路工人。

道格拉斯·S·阿克斯福特，中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二级准尉。

约翰·贝克斯蒂，锅炉工长，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亨利王子”号；加拿大皇家空军地面技术员。

吉尔伯特·贝利斯，一级飞行军士，皇家空军；加拿大皇家空军一级飞行军士。K·G·布莱克卡德，旅长，加拿大第三师；会计。约翰·J·布莱克，乘务员，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亨利王子”号；加拿大皇家空军地面技术人员。阿瑟·亨利·布恩，炮手，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国有铁路雇员。柯林·N·布雷布纳教授，上尉，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外科医生。威廉·R·查尔克拉夫特，上尉；加拿大皇家空军。罗伯特·A·尚普，下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贺瑞斯·D·彻林顿，中士，第五七〇班；工程师。亨利·L·丘吉尔，二等兵，加拿大第六空降师大伞兵第一营；职业未知。戈登·考克饶夫，编码员，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琳司”号；加拿大军队军械技术下士。乔治·J·卡顿尔，步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军士。肯尼斯·W·考克斯，二等兵，加拿大第十四战地急救营；加拿大皇家空军中士。埃利斯·R·克里辛，枪炮手，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军警。弗朗西斯·J·戴维斯，军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上士。克拉伦斯·J·杜威，下士，第一战术空军司令部空军警署；加拿大皇家空军，消防员。克利福德·E·邓恩，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奶制品商人。埃尔登·R·达顿，信号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中士。维克多·埃尔德里奇，军士长，加拿大皇家空军四一五班；加拿大皇家空军。威廉·J·埃尔姆斯，骑兵、下士，加拿大第二军队；加拿大军队。西里尔·埃文斯，骑兵，加拿大第三师；电工。J·A·法雷尔，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广播员、作家。卡尔·L·菲茨帕特里克，一等水兵，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巴尔默”号；加拿大军队上尉。罗伯特·B·福布斯，少校，加拿大第三师；采购经理。约翰·W·福思，少校，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牧师负责人、上校。唐纳德·M·福勒，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价格主管。乔治·C·弗雷泽，下士，加拿大第三师；职员。克莱顿·福勒，少校，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加拿大黄铜公司。克林顿·C·L·甘蒙，上校，加拿大第三师；造纸工人。乔治·J·加德纳，中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下士。詹姆士·道格拉斯·吉兰，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雷蒙德·J·高瑞斯，上尉，战术空军第一〇一中队；加拿大空军上尉。罗伯特·J·格雷厄姆，工兵，加拿大第三师；行政主管。彼得·格里劳，上校，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职业未知。贡纳·H·贡纳森，步兵，加拿大第三师；农场主。查尔斯·W·R·海恩斯，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军警。

约翰·T·霍尔，一级飞行军士，五一炮兵班；加拿大皇家空军班长。

约翰·H·汉密尔顿，下士，加拿大第三师；食品杂货批发公司采购员。

R·M·赫基，上尉、牧师，加拿大第三师；牧师。

理查德·希尔伯恩，上尉，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布莱斯通家具公司雇员。

弗兰克·W·希洛克，中校，加拿大皇家空军第一四三滑翔机；加拿大皇家空军中校。

瓦尔特·J·赫尔迪克，一级飞行军士，五二四班；加拿大皇家空军中士。

欧内斯特·A·吉恩斯，下士，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教师。

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工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军，机械技术兵。

约翰·R·约翰斯顿，信号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

T·约翰斯顿，中士，第二装甲旅；加拿大军队教练员。

普拉西德·拉贝尔，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公共服务。

戈登·K·莱恩，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工业油漆工。

路易斯·朗吉尔，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

约瑟夫·E·H·勒布朗，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少校。

罗兰·A·勒鲁，中士，加拿大第三师；海关人员。

珀西瓦尔·利根斯，二等兵，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空降救援师。

杰克·B·林德，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

爱德华·T·利特尔，骑兵、下士，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加拿大军队。

劳埃德·洛克哈特，领头水兵，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萨斯喀彻温”号；加拿大皇家空军消防员。

C·劳伦斯·林奇，上尉，加拿大第三师；银行雇员。

唐纳德·L·麦肯齐，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

理查德·O·麦克林，中士，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油气工人。

约翰·麦克瑞，上尉，加拿大第三师；议员。

莫里斯·H·马吉，中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

约瑟夫·A·曼丁，步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

罗伯特·F·曼宁，军士长，扫雷舰队；水电厂养护段长。

保罗·马蒂厄，上校，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国防部部长助理。

约翰·M·麦克康博，下士，第二装甲旅；加拿大军队。

詹姆士·W·麦克唐纳，下士，加拿大第三师；美加边界移民官员。

柯林·C·麦克杜格尔，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公共关系部经理。

威廉·P·麦克菲特，枪炮手，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就业服务实习员。

威廉·麦吉里，一级飞行军士，第二九八班；加拿大矿区矿物部评审员。

罗伯特·麦基，一级飞行军士，第二九六班；加拿大皇家空军。

查尔斯·W·麦克林，少校，加拿大第三师；纺织公司销售经理。

罗伯特·M·麦克默里，下士，加拿大第三师；保险商。

戈登·A·麦克纳米，一级飞行军士，第四〇五班；加拿大皇家空军中尉。

罗德里克·H·麦克菲特，编程员，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卡拉凯特”号；加拿大皇家空军上尉。

法兰克·A·麦克塔维什，少校，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少校。

伊恩·A·米勒，少校，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少校。

詹姆士·F·米切尔，班长，第八十三班；加拿大皇家空军。

约翰·L·莫法特，一级飞行军士，第五七五班；教师。

阿尔伯特·B·莫舍，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地面防御教练。

赫威特·J·莫奇，信号兵，加拿大第三师；农场主。

哈利·J·牛威，上士，六二五班；加拿大皇家空军。

厄尔·A·奥姆斯特德，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中校。

罗伯特·B·奥里根，枪炮手，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公共关系官员。

丹尼尔·N·奥斯本，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少校。

威廉·帕特森，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大学教师。

克利福德·A·皮尔逊，下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中士。

德斯蒙德·W·皮尔，上尉，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阿岗昆”号；加拿大皇家海军分舰队司令官。

杰克·赖奇，下士，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中士。

塞西尔·赖希尔，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

罗伯特·E·罗格，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美国空军，技术军士。

乔治·E·M·鲁佛，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

弗雷德瑞克·T·桑德斯，下士，加拿大第三师；发电厂主管。

约翰·E·肖普梅耶，工兵，加拿大第三师；农场主。

查尔斯·J·斯科特，上尉，第九二六登陆舰；编辑。

罗纳德·G·肖克罗斯，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包装公司经理。

斯坦利·A·E·史密斯，领航员，第二战术空军；加拿大皇家空军。

约瑟夫·萨莫维尔，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纸品公司雇员。

罗伯特·W·斯坦利，二等兵，第六空降师加拿大伞兵第一营；金属制造工。

安格斯·A·斯图尔特，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农场主。

杰克·G·斯都赫特，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农业研究者。

罗伯特·J·汤普逊，枪炮手，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皇家空军消防员。

托马斯·A·汤姆逊，下士，第四二五班；加拿大皇家空军，上士。

珀西·A·S·托德，旅长（炮兵司令），加拿大第三师；铁路公司总经理。

吉恩·威卢克斯，工兵，加拿大第三师；加拿大军队，下士。

道格拉斯·R·维德勒，二等兵，加拿大第三师；胶片检测员。

詹姆士·A·沃伯顿，上尉，加拿大第三师；工程师。

亚瑟·S·沃什伯恩，中士，加拿大第三师；文职人员。

约翰·L·韦伯，中士，第八五班；工程师。

威廉·B·怀特，二等兵，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加拿大军队，中士。

埃德温·T·维德纽亚，一级飞行军士，第四三三班；造纸厂员工。

唐纳德·威尔金斯，少校，加拿大第六空降师伞兵第一营；投资经纪人。

西奥多·扎克，列兵，加拿大第三师；农场主。

法　国

菲利普·基弗，指挥官，第四特种兵团；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法国地下组织

阿尔贝·奥热，卡昂，法国车站雇员。

伦纳德·吉勒，卡昂，诺曼底，军事情报局副局长。

路易斯·“燕妮”·波瓦达，吉勒，卡昂，盟军飞行员逃生网络人员。

阿茉莉·勒谢伐利尔，卡昂，盟军飞行员逃生网络人员。

让·马里昂，格林特坎，奥马哈分支领导人。

纪尧姆·墨卡德，贝叶，沿海地段情报负责人。

罗杰·皮卡，法国南部，情报机构工作人员。

乔治·简·雷米，巴黎，无线电通信人员。

德　国

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伦德斯泰特的参谋长；中将（退休）。

利奥波德·伯克纳，海军中将，希特勒首席礼仪官；航空公司，人事主管。

阿克依辛斯·达姆斯基，二等兵，第七一六师；职业未知。

恩斯特·杜林，上尉，第三五二师；商人。

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将军，第二十一装甲师；德国工业联合技术顾问。

利奥德盖德·弗雷伯格，上校，B集团军人事主管；德国士兵联合会行政长官。

艾尔弗雷德·高斯，少将，隆美尔的参谋长；德国、美国军队历史部门顾问。

约瑟夫·海格，一等兵，第七一六师；裁缝。

弗朗兹·哈尔德，上将，德国一般事务主管；德国、美国军队历史部门顾问。

弗里德里希·海恩，少校，第四十八军情报处；作家。

沃尔特·赫姆斯，二等兵，第二十一装甲师第一九二旅。

奥托·希尔德布兰，上尉，第二十一装甲车师；职业未知。

海因里希·霍夫曼，海军少校，第五鱼雷快艇队；德国海军，波恩国防部。

汉斯·霍夫纳，准将，西岸军团法国铁路交通主管；德国军队。

鲁道夫·霍夫曼，少将参谋长，第十五集团军；德国（退休），美国军队历史部门顾问。

威尔赫姆·胡梅里希，上尉，第七〇九师；代理司令，中欧盟军部队德国后勤部。

西奥多·克朗克，海军上将司令，西线军团；退休。

赫尔墨斯·兰，上尉，隆美尔的助理；零售商。

赫尔墨斯·迈耶，中校，第十五集团军情报处；德国军队。

威尔赫姆·迈耶－德璀琳，准将，西岸军团情报组长；北大西洋公约－中欧盟军情报机构负责人。

瓦尔特·奥姆森，马科夫炮组；码头官员。

马克斯·彭塞尔，少将参谋长，第七集团军；德国军队，上将。

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少校，第三五二师；工程师。

约瑟夫·普里勒，中校，飞行指挥官，第二十六司令部；啤酒厂经理。

约瑟夫·赖克特，少将指挥官，第七一一师；上将（退休）。

威廉·里彻特，少将师长，第七一六师；上将（退休）。

弗雷德里希·鲁奇，海军中将，隆美尔海军助理；德国海军，侦察员。

卡尔·索尔，中尉，第七〇九步兵师；大学教师。

申克·祖施魏因伯格，少校，第二十一装甲师，私人业主。

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隆美尔参谋长；中将，北大西洋公约－中欧盟军情报机构负责人。

安顿·施坦布卫塞，上尉，上校情报官，B集团军；德国军队。

威利·斯坦则，骑兵、下士，第六伞兵旅；销售员。

沃尔特·斯托培，上校、博士，首席气象学家，德国空军（西部）；教师。

威廉·沃伊特，二等兵，无线电流动检测部队；德国，法兰克福，泛美航空公司公共关系官员。

威廉·冯·戈特伯格，上尉，第二十一装甲师第二十二旅；汽车代理公司经理。

维纳·冯·基斯托夫斯基，上校，第一高射炮兵团；避雷针推销员。

赫尔曼·冯·奥佩恩·布朗尼克维斯基，上校，第二十一装甲师第二十二旅；上将（退休），遗产执事。

卡尔杰斯克·冯·帕特基马，希特勒助理；出口公司，人事主管。

汉斯·冯·萨尔穆斯，将军，第十五集团军；将军（退休）。

威尔赫姆·冯·施拉姆，少校，战地记者；作家。

瓦尔特·瓦尔利蒙特，上将，最高统帅部；上将（退休）。

安东·文施，下士，第六空降师；职业未知。

博多·齐默尔曼，中将，西线作战总司令部作战指挥官；中将（退休），出版商。

注释

［1］意为“黄金”。

［2］意为“刀剑”。

［3］法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

［4］法国染织师家族，所织挂毯闻名于世。

［5］原文如此，隆美尔生于1891年，此时应为53岁。

［6］隆美尔对于用地雷埂防御这一想法简直是着了迷。有一次，艾尔弗雷德·高斯少将（他在汉斯·斯派达尔少将之前是隆美尔的参谋长）和陆军元帅一起视察，少将指着几亩长满野花的土地说：“这儿的景色真好，是不是？”隆美尔点点头说：“你给我记下来，高斯———这个地块得埋1000枚地雷。”另一次，在他们去巴黎的路上，高斯建议去参观在塞夫尔的有名的瓷器工场。使高斯感到惊奇的是隆美尔居然同意了。可是隆美尔对展示的工艺品毫无兴趣。他急行穿过几个展览室，扭过头来对高斯说：“问一下这儿有没有办法给我的水雷做防水外壳。”———原注

［7］《圣经》中的非利士勇士，一般用以喻指巨人。

［8］此句原文系法语。

［9］隆美尔肯定是知道这条讯息的，可是根据他自己对盟军意图的揣测判断，他准是排除了这条讯息的可靠性。———原注

［10］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隆美尔麾下许多高级军官都抱成团，力图围绕隆美尔6月4日、5日甚至D日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前线的情况，做不在场的证词。在书籍、文章和访谈录里他们都说隆美尔是6月5日动身去德国的。这不是事实。他们也都声称是希特勒命令他去德国的。这也不是事实。希特勒总部里唯一知悉隆美尔要来访的人是元首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将。原来在最高统帅部任作战部副部长的沃尔特·沃利蒙将军告诉过我，不论是约德尔、凯特尔还是他自己，对隆美尔来到德国都毫无所知。甚至到了D日，沃利蒙还以为隆美尔是在自己的总部指挥战斗。隆美尔从诺曼底动身的日子就是6月4日；无可置疑的证据是那本记录得异常精细的B集团军群军事日志，上面提供了确切的时间。———原注

［11］英格兰康沃尔郡最西端的半岛。其顶端是英格兰的最西点。

［12］虽然那位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最高统帅别无选择，只能把他送回美国。D日后，这个将军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他后来以上校军阶退役。至于那位英国军官的事，没有档案材料能证明艾森豪威尔总部有所知悉。此事是由该军官的上级悄悄处理掉的。此公后来还当上了国会议员。———原注

［13］加拿大人P·N·尼森设计的一种桶形掩体。

［14］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商船。

［15］英国港口城镇。滨临多佛尔海峡，现为英国最大客运港。

［16］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湖，面积为1127平方公里。

［17］D日之后，登陆前线缺勤恰巧如此之多使希特勒大为震惊，他曾说起要调查一下：英国间谍是否有可能插手此事。

事实是，对这个重大的日子希特勒并不比他的将领更有思想准备。元首当时是在巴伐利亚的伯撒特斯嘉顿避暑胜地。他的海军助理卡尔·杰斯柯·冯·普特卡默上将记得，希特勒起床很晚，在中午召开了例行的军事会议，下午4时用午餐。除了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还有一些纳粹要人和他们的夫人在场。吃素的希特勒为了午餐没有肉而向夫人们道歉，并且说了他吃饭时照例要说的话：“大象在动物里要算最最强大了，可它也受不了肉食。”饭后大家转移到花园里去，元首在这里啜饮了酸橙花茶。他在6时到7时打了一个瞌睡。晚上11时又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接着，午夜前不久，夫人们又给召了回来。然后，按照普特卡默回忆录的说法，大家不得不再听四小时瓦格纳、雷哈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原注

［18］在为写此书进行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关于在法国的飞机的数目有五种以上不同的说法。这里提供的183架的数字我相信是准确的。我的来源是约瑟夫·普里勒中校（见下页）最近所写的一本德国空军史，他的作品现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德国空军活动的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原注

［19］对反攻舰船的确切数目究竟有多少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的，可是关于D日最精确的军事著作———戈登·哈里森的《横越海峡的攻击》（官方的美国军事史）与海军上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海军史《对法国与德国的进攻》———都一致认为数字为5000艘左右。这个数字包括船上运载的登陆艇在内。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肯尼思·爱德华兹的《海王星行动》则提供了一个约4500艘的较低的数目。———原注

［20］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圆形广场。

［21］当时流行的一部小说，曾被好莱坞改摄为电影。

［22］《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23］埃蒙·德·瓦勒拉（1882—1975），爱尔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曾任爱尔兰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宣布爱尔兰中立。

［24］本书中所有的时间用的都是英国双夏时制，它比德国中部时间晚一小时。因此，对迈耶来说，他的部下截获信息的时间是晚上9点15分。第十五集团军的作战日志作为记录，记下了发给各司令部的电传打字的信息确切文本。全文如下：“电报打字第2117／26号急件发送单位：六十七、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九军团，比利时与北法军事总督，B集团军，第十六高射炮师，海峡海岸舰队司令，比利时与北法德国空军。6月5日21时15分英国广播公司信息被释译。据我方所知情况判断该信息含意为‘攻击可望在6月6日零时起48小时之内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第七集团军还是它的第八十四军都没有被包括在上述名单里。通知这些单位并非迈耶的任务。责任应由隆美尔的总部担负，因为这两个单位都在B集团军群的管辖之下。然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何以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部未向从荷兰直到西班牙边境的整个防御前线发出警告。使这个谜更为复杂的是，战争结束时，德方宣称至少15条与D日有关的信息被截获而且被准确地释译。“魏尔兰信息”据我所知是唯一被记载进德军作战日志的一条。———原注

［25］作为战地记者，我在1944年6月采访过利弗拉尔特夫人。她不知道那个士兵的姓名或部队，但她给我看伞兵留下的，还装在弹药盒里的300发子弹。1958年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采访参加D日行动的人员。我只找到了十来个当年的美国伞兵引导员。其中之一便是墨菲先生。他现在是波士顿一位著名的律师了。他告诉我，“我着陆以后便从靴子里摸出双刃短刀，割断伞绳。我在割绳子的时候糊里糊涂地把装有300发子弹的弹药盒也一起割掉了。”他的故事同14年前利弗拉尔特夫人讲的不谋而合，连细节都完全一样。———原注

［26］我无法确定广场上的伤亡人数，因为在向小镇发起进攻并最后占领它以前，零星的战斗一直在全镇各处进行，最好的估计是大约有12人牺牲、受伤或失踪。他们大都属于第五〇五团第二营的F连。连战斗日志里有一段短小而悲伤的记载：“卡迪许少尉和下列战士掉进小镇，立即为德军杀死：希勒、布兰肯希普、布赖恩特、冯霍尔斯倍克和塔拉帕。”二等兵约翰·斯蒂尔看见两个人掉进着火的房子，他认为其中之一是在他之后跳伞的同一个迫击炮小队的二等兵怀特。

指挥第五〇五团的威廉·伊·埃克曼中校也说，“团部一位教士……落到圣梅尔－艾格里斯，没有几分钟，他就被俘并且被枪决了。”———原注

［27］对于德军对登陆行动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指挥机构间传递的信息内容，历来都有很多争执。我开始作调查时，原德陆军总参谋长（现附属于驻德美军历史部门）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告诉我：“不要相信我们方面的任何东西，除非它同每个司令部的战时日志相吻合。”我接受他的建议。所有同德军活动有关的时间（根据英国夏时制时间进行校对）、报告和电话内容都引自这些战时日志。———原注

［28］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9］当时，滑翔机驾驶员十分短缺。加文将军回忆说：“我们一度认为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驾驶员。登陆突击时，副驾驶员机座上坐的都是空降部队的伞兵。听起来叫人难以相信，不过这些人从来未受过驾驶或降落滑翔机的训练。6月6日，他们冲过高射炮火密集的天空时，有些坐在副驾驶员机座上的伞兵发现驾驶员受伤了，得由他们来对付满载人与物的飞机。幸好，我们使用的滑翔机不难驾驶，也容易降落。不过，平生第一次开飞机，而且又是在战斗中，确实是番磨炼，叫人不由得相信神灵。”———原注

［30］摘自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中译文采用方平译本。

［31］尽管第1师与第29师的战斗部队共同进攻，实际上，登陆行动在开始阶段由第一师进行技术负责。———原注

［32］盟军情报机关以为，第三五二师只是最近为了一次“防御演习”才进入这些地区的。实际上，数支部队早在两个月前就进驻了沿海地区，眺望着奥马哈海滩，有些部队进驻的时间还要早些。例如普洛斯克特和他的大炮早在3月份就已经部署在那里了。但是，直到6月4日，盟军情报机关仍旧认为第三五二师驻在20英里以外的圣洛地区。———原注

［33］那里有配备75毫米或更大口径火炮的水泥地下掩体8座，配备各种型号的火炮和自动武器的碉堡35座，4个炮兵连，18门反坦克炮，6个迫击炮掩体，35个火箭发射场，每个发射场配备4个38毫米火箭筒，此外，还有85个以上的机枪掩体。———原注

［34］法国东部山林区，1918年美军曾在此击溃德军。

［35］指1942年11月美英军的北非登陆战。

［36］指1943年7～8月美英军西西里岛登陆战。

［37］1943年9月盟军登陆部队曾在该城沿岸与德军激战。

［38］大约两小时后，一个突击队的巡逻队，在一英里以外的内陆发现了一个带伪装的炮兵阵地，共有五门大炮，己被遗弃。每门炮的周围都堆满了炮弹，做好了发射准备，突击队员们找不到能够证明炮群确曾有人待过的痕迹。据推测，这些炮原是为了装备霍克角据点的炮位的。———原注

［39］美国一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为合众国际社。

［40］直到合众社的罗诺德·克拉克上岸后，朱诺上的记者才有了两篮信鸽。记者们迅速写出短讯，并将短讯放进拴在鸽子腿上的塑料管内，放走信鸽。倒霉的是信鸽的负荷太重，多数鸽子都落回地面。还有几只盘旋了几圈，竟朝德军防线方向飞去。路透社的查尔斯·林奇站在海滩上，向鸽子们挥着拳头，大叫：“叛徒！该死的叛徒！”威利库姆说，有四只鸽子“很忠诚”，它们只用了几个小时就飞回了伦敦的情报部。———原注

［41］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曾获四项冠军。

［42］关于索德的战斗性质，意见分歧将永远存在下去。东约克士兵不同意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记载说他们的战斗“就像一场训练表演，只是更容易一些”。第四突击队队员们宣称，当他们登上H－30地区时，发现东约克士兵仍在水边。根据攻占索德的第八旅旅长依·依·依·凯斯的说法，东约克士兵在第四突击队登陆以前，已经通过了海滩。估计第四突击队在上岸时损失了30人。凯斯还说，在海滩的西半部，“8点半以前就已消灭了抵抗的敌人，只留下零星的狙击手”。在那里登陆的南兰开夏第一团只有轻微伤亡，他们迅速向内陆挺进。随后而至的萨福尔克第一团只有四人伤亡。———原注

［43］按照冯·布特拉尔·布兰丹弗尔斯的说法，希特勒十分清楚冯·伦德施泰特对他的轻蔑。希特勒曾经说过：“只要陆军元帅发牢骚，情况就一切正常。”———原注

［44］希特勒已经确信真正的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发生，他安排汉斯·冯·萨尔穆斯的第十五集团军一直防守到7月24日。那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似乎是原先唯一认为反攻将发生在诺曼底的人。布鲁门特里特将军说：“我清楚地记得约德尔在4月的某日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上说，元首接到确切情报，在诺曼底登陆不是没有可能的。”———原注

［45］这个报告是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发出的，报告由位于俯瞰奥马哈海滩梅尔维尔顶端观察暗堡的高斯上尉直接报告到第三五二师参谋长齐格尔曼中校的。根据齐格尔曼本人在战后的记述，这个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鼓舞，使他认为他们所应付的只是一群“战斗力低下的敌人”。后来的报告甚至更加乐观。到了上午11时，第三五二师师长克赖斯将军已经肯定，他已清除了奥马哈海滩的全部敌军，因此把后备力量转移到英军部分，加强本师的右翼力量。———原注

［46］即威廉一世（约1028—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英格兰第一位诺曼人国王。

［47］我未能找到那个企图在掩体中坚持下去的狂热的连长。海格认为他叫君德拉齐，那位下级军官叫卢特克。那天晚些时候，海格找到他失踪的朋友萨克斯勒，他也在清除障碍物。他们在当夜被运至英国。六天后，海格同另外150名德国人到达纽约，并从那里前往设在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原注

［48］沃伊特没有回家，他仍然住在德国，为泛美航空公司工作。———原注

［49］一些记录中记载，反攻初期曾有八架JU－83轰炸机袭击海滩。在6月6日至7日夜间，有战斗机出现在滩头，但是迄今为止，D日上午只有普里勒的战斗机空袭，除此之外，我尚未发现其他记录。———原注

［50］安妮·玛丽是没有去美国生活的战争新娘之一。她和利奥·赫鲁现在居住在他们于6月8日首次相遇的地方———奥马哈海滩后面、柯莱维尔附近的布罗克赫农庄。他们有三个孩子，赫鲁开办了一所汽车驾驶学校。———原注

［51］《玫瑰经》系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文。

［52］斯派达尔将军告诉我，他“6时左右通过私人线路给隆美尔”打的电话。他在他写的《一九四四年的反攻》一书中也作过同样的说明。但是斯派达尔将军把时间搞混了。例如，他的书说陆军元帅是于6月5日离开拉罗什吉荣的，并非像赫尔墨斯·兰上尉及汉斯·格奥尔格·冯·坦普尔霍夫上校所说的6月4日，以及B集团军群军事日志所记录的那样。在D日的日记上只记有一次打给隆美尔的电话：10点15分的电话。记录写着：“斯派达尔打电话向陆军元帅隆美尔汇报形势。陆军B集团军群司令今天即将返回司令部。”———原注

［53］罗斯福因其在犹他的表现被授予国会荣誉奖章。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他为第九十师师长的任命。罗斯福没有听到这一任命，他在当天晚上死于心脏病。———原注

［54］德文原意系“请别”。

［55］尽管英军在D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们没能占领主要目标卡堡。布罗尼科夫斯基和他的坦克部队在阵地上坚守了六个星期，直到城市最后陷落。———原注

遥远的桥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王义国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 数据

遥远的桥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王义国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

资源首发微信公众号：读书简史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撤退

第二部 计划

第三部 进攻

第四部 围困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作者致谢

注 释

前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 ★ ★

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点钟，有史以来为一次军事行动而集结起来的最大的运兵机群，从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机场起飞升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263周里，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了市场花园行动，这是“二战”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象力的作战行动之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发起的联合攻势，其倡导者却是盟军所有将领当中最谨慎的一位———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市场”，即这次作战行动的空降方面，规模宏伟———有将近5000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2500多架滑翔机，参与了这次行动。在那个星期天，下午1点30分，盟军的整整一个空降集团军，配备车辆和装备，在一次史无前例的白天发起的袭击中，开始在德军营地的背后空降。这次大胆的、历史性的空降的目标，就是纳粹占领下的荷兰。

在地面，沿着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部署着“花园”方面的兵力，那是集结起来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纵队。下午2∶35，炮击之后，在战斗机群的引导下，坦克部队开始猛冲，沿着伞兵们已经夺取并保持畅通的一条战略路线，冲向荷兰的腹地。

蒙哥马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让部队和坦克全速穿过荷兰，像利用跳板一样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蒙哥马利推论，市场花园行动就是推翻第三帝国并在1944年结束战争所需要的那个闪电般的一击。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Ⅱ

第一部 撤退

Part One The Retreat

1

★ ★ ★

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种低沉的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传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1]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静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入北海。在这座保护性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五个年头，在被纳粹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听得出来，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绵延不断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车轮的刺耳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们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在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待在家里。但他们当中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亲眼看见的情形，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碰，然而，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2

★ ★ ★

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残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 （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滑板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二十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是步履蹒跚的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却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二十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2]，他们的骷髅画[3]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4]，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5]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从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比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纳粹帮凶。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然是“吓呆了”，而且他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Bijltjesdag）到了”。[6]

荷兰纳粹和德国平民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纳粹党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7]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8]。起初，大多数德国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年迈的女王威廉明娜，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BinnenlandseStrijdkrachten）。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纳粹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名纳粹。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纳粹在银行外面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也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罗·范·维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以至于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苏联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不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9]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队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10]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在阿纳姆，坐落着一座气势宏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11]，该教堂建于15世纪，有一个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楼。扬·迈恩哈特就是这座大教堂（Grote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显得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青年鲁道夫·范·德奥，请他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又说，“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卢西亚努斯·弗罗曼是阿纳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没有剩下一点战斗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当中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没有效果。有些荷兰人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这里了。”对此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

皮特·德格拉夫医生是一位44岁的外科医生，他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移动，心中确信，他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了德国军队显而易见的崩溃”。而中学数学教师苏塞·范·茨韦登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要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为藏匿荷兰犹太人，自1942年就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里[12]。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显然战争几乎结束了。苏塞决心要目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德国人的离开和盟军解放者的到达。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她决定要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当苏塞给索尼娅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尽力一辈子都记住它。”

荷兰人到处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露面了。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们把带有橘子图案的小徽章和储备量很大的缎带卖给充满渴望的人群。在伦库姆村，人们在当地的布店里抢购，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剪橘色缎带，他能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村民们当场就把缎带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分”。为了避免村民过激惹祸，他不卖缎带了。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这种兴奋的感染，在她的日记里快乐地写道：“街道上的那种情绪，好像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万岁！”人们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Wilhelmus）和歌曲《橘子至高无上！》（Orange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廷·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要广场费尔珀广场，一路长袍飘扬。在广场里，一个个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了进去，和大家一起啜饮着咖啡，吃着马铃薯饼，而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的纳粹们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13]，修女M·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女修道院的走廊里欢快地跳着舞。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洪水泛滥般的撤退人流，一边好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收听广播，那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橘子无线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奥登罗得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激动万分，结果竟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他家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关门，工作停止。在瓦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离开机器，蜂拥来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电车停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如梦幻一般。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们举着旗帜，拿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谣传也在疯长。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国部队已经解放了海牙，而海牙离海岸不远，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离他们15英里的那个伟大的鹿特丹港[14]已经被解放了。乘坐火车旅行的人，每次火车停下，就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正从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了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在乌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河蒙德。然后，在阿纳姆，人们又向他保证说，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芬洛离德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远。“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我本来以为会看见盟军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涂又不安。

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在海牙秘密举行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尤其如此。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他们看来，荷兰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界直达须得海[15]。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个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并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大门。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能够阻止盟军坚定的大规模强攻的作战兵力。对于那一个软弱而又人员配备不足的师，他们不屑一顾，那个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里，一枪都没有放过）。对于别的不入流的部队，他们也几乎不屑一顾，那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令人怀疑，其中有荷兰的党卫军、匆匆组成的卫戍部队、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所组成的部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胃营”和“耳朵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是明显的，进攻在即。但盟军的胜利，却依赖于英军从南方发起的大规模强攻的速度，而有关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挺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格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但这话是否确凿，调查起来却又绝没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只有爱尔兰的大约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万人，德国人要控制颠覆活动，也就有了困难。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也是危险的。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路、秘密的线路和密码消息，在全国各地通电话。这样一来，在这个重要时刻，地下组织的官员们没出几分钟便知道，格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界。

橘子无线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进一步乱上添乱。在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界7英里远的荷兰城市布雷达———这座要塞城市———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的陷落”。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力量的领导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却对橘子无线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克鲁伊夫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他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核对这个报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年轻的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用一条秘密电路接通，与在布雷达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盟军部队，不论那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由于谣传泛滥，因而许多抵抗小组匆匆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们相信，到了该直接面对敌人，从而帮助挺进的盟军的时候了。显然，德国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组织注意到，在撤退的队列中，卫兵现在是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步枪和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抵抗力量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急于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几英里处的埃德村，25岁的梅诺·托尼·德努易，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托尼争论说，一旦盟军入侵，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村，这是老早以前的计划了。埃德村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在实际上已是空无一人。德努易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比他大的维尔德布尔，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这个形势我信不过，”他告诉德努易，“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组织的成员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荷兰比利时边界的阿克瑟尔村，村公所连同其古老的护城墙被攻占了下来，几百名德国士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许多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抓住。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黑策村，主要以其精神病院而闻名，在这个村子里，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了。他被临时关在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疯人院，准备在英国人“到达的时候”被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总的看来，地下组织保持着平静。然而在各处，他们都利用这个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达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夏尔·拉布谢尔是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的后裔，他积极参加一个情报组织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个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一个办公室的窗子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注视着，他们看见德国部队在朝东和东北方向开拔，沿着泽文纳尔公路和聚特芬公路前往德国。拉布谢尔的任务，就是估计部队的人数，如果可能的话把部队辨认出来。他记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情报，由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送到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埃以克尔霍夫毫不张扬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证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努斯·彭西尔，是阿纳姆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人，人称“老头儿”，他的部下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到了该转移他武器库的时候了。在到处都是德国部队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开驾驶着一辆面包店的厢式运货车，沉着地来到市医院，武器就藏在市医院里。他们迅速把武器包在棕色的纸里，把隐藏的武器全都运送到彭西尔的家里。从他家地下室的窗子能把主广场看得一清二楚，很是方便。彭西尔和他的副手图恩·范·达伦都认为，到时候这就是一个可以向德国人开火的完美阵地。他们的这个军事分支名为“使用暴力的小伙子”（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各个地方，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他们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位于奈梅亨东南的奥斯村，蒂伯修斯·努德米尔神父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心中想，空气中有着一种疯狂。他看见，人们怀着庆祝的心情互相拍着肩膀。他把在马路上行走的垂头丧气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特别提到，“一方面是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是发疯的、无限的欢乐”。这位不喜形于色的荷兰牧师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主要大街的那家药店里，卡雷尔·德维特就开始担忧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的飞机还没有攻击德国人的车辆和行人。弗朗斯·舒尔特是一位退役的荷兰少校，他认为这种普遍的热情为时尚早。德国人似乎是惨败了，对此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并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说，“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相信我吧，如果盟军想要渡过莱茵河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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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所采取的关键措施已经启动。9月4日，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格尔利茨森林深处的元首司令部里，69岁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准备前往西方前线。他本没有料到会得到新的任命。

冯·伦德施泰特原本被迫退休，这次又被突然召回，于四天之前奉命赶到拉斯滕堡。两个月以前，也就是7月2日，他还是西线总司令（用德国的军事术语来说，是OberbefehlshaberWest），冯·伦德施泰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当时他正在试图处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危机———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后果，而就在这时希特勒撤了他的职。

有关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那个威胁，元首与德国最杰出的军人从未取得一致。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前，在呼吁派增援部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直言不讳地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也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derWehrmacht），西方盟军在兵力、装备和飞机上占有优势，因而“想在哪里登陆，就能在哪里登陆”。希特勒则宣告，并非如此！大西洋墙，也就是那个建成了一部分的沿海防御工事，绵延几乎有3000英里，从（在挪威、芬兰边界的）希尔克尼斯[16]，直达（法国、西班牙边界上的）比利牛斯山脉。希特勒吹嘘说，这个大西洋墙将使得“这个前线对任何敌人来说都固若金汤”。冯·伦德施泰特太清楚了，这些防御工事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他用一个词总结了大西洋墙：“花招。”

传奇人物陆军元帅埃文·隆美尔，以其战争初年在北非沙漠里所取得的胜利而闻名于世，他被希特勒派去，在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指挥B集团军群，他也同样对元首的自信深表震惊。在隆美尔看来，这些沿海防御工事是“希特勒想象出来的仙境（Wolkenkuckucksheim）”。有贵族气派、拘泥传统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隆美尔，大概第一次发现他们意见一致。然而，在另外一点上，他们有了冲突。1942年在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英国的蒙哥马利打败，对此隆美尔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他深知盟军的入侵将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他认为必须在海滩上阻止入侵者。冯·伦德施泰特冷冰冰地表示不同意这位晚辈的意见———他挖苦这位晚辈为“乳臭未干的元帅”（MarschallBubi）；他力主在盟军部队登陆之后再消灭他。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意见。在D日[17]，尽管隆美尔的即兴发挥才华横溢，但盟军部队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便攻破了这堵“固若金汤的墙”。

在随后的可怕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战场几乎拥有完全的优势，这令冯·伦德施泰特不知所措，他同时也受制于希特勒的“不得撤退”的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站着的地方战斗到死”———所以他整个硬撑着的防线处处破裂。他不顾一切地填补裂隙，但尽管他的部下奋力作战，进行反击，其结局却从未有人认真地怀疑过。冯·伦德施泰特既不能“把入侵者赶到海里”，也不能“歼灭他们”（引语是希特勒的话）。

7月1日晚，当诺曼底战役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希特勒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伤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冯·伦德施泰特天生直言不讳，他厉声说：“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还能做什么？”在听到这话之后，希特勒的评论是温和的：“那个老头已经失去勇气了，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得离开。”24小时以后，在一张客气的手写的条子上，希特勒告知冯·伦德施泰特，“考虑到你的健康，以及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压力”，他被解除了指挥权。

冯·伦德施泰特是德国国防军中的元老，是最可靠的陆军元帅，他对此不能相信。在5年的战争中，他以军事天才为第三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1939年，希特勒冷酷地进攻了波兰，从而引发了那场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冲突，当时冯·伦德施泰特就清楚地展现了德国进行征服的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装甲部队便到了华沙的郊外。一年以后，希特勒转向西方，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溃了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冯·伦德施泰特率领着整整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在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又是在最前线。现在，冯·伦德施泰特的事业和声望都处于险境，他义愤填膺地告诉他的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少将，他被“一位业余战略家免职了，从而名誉扫地”。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为了找到一只替罪羊，用我的年纪和身体有病作为借口免除了我的职务”[18]。冯·伦德施泰特已经计划，倘若放手让他干的话，他要缓慢地撤退到德国边界，他曾扼要地向布卢门特里特讲述了他的计划，也就是在撤退期间，他将会“对所放弃的每一英尺土地，让对方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正如他向他的参谋们多次讲到的，由于“来自上级”的不断“指导”，他作为西线总司令的唯一权威，也就是“更换门前的警卫”。[19]

冯·伦德施泰特再次被召回，于8月底来到拉斯滕堡的“狼穴”（Wolfsschanze），这个名字是希特勒起的，从那个时刻开始，在元首的邀请下，冯·伦德施泰特参加了每天的情况通报会。按照作战部副部长瓦尔特·沃利蒙特上将的说法，希特勒热情地欢迎他的这位资深陆军元帅，以“少有的羞怯和尊敬”对待他。沃利蒙特也注意到，在冗长的会议过程中，冯·伦德施泰特只是坐着，“动也不动，只说单音节的字”。[20]这位思考周密、注重实效的陆军元帅无话可说。局势令他深感震惊。

情况通报清楚地表明，在东方，苏联现在拥有了一条1400多英里长的前线，从北方的芬兰一直延伸到波兰的维斯瓦河，又从维斯瓦河延伸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喀尔巴阡山脉。事实上，苏联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东普鲁士的边界，离元首的司令部还不到100英里。

冯·伦德施泰特看到，在西边，他的最大恐惧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又一个师现在被消灭了，整个德军防线绝望地后撤。殿后作战的部队虽然被包围了，切断了联系，但仍然固守在极其重要的港口里，比如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布勒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迫使盟军继续从远方的入侵海滩进行补给。然而现在，随着欧洲最大的深水海港之一———安特卫普突然而又令人目瞪口呆地被攻占，盟军可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补给问题。冯·伦德施泰特还注意到，那个经由他本人和其他人而臻于完美的闪电战战术，正在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借用，且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那位54岁的德军新任西线总司令（他于8月17日接任）显然没有能力从混乱中带来秩序。他的前线已经被撕开了，大规模强攻穿过比利时前往荷兰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一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他的北部前线中劈出了一条通路。而在阿登高地的南边，乔治·S·巴顿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在朝梅斯和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局势不再仅仅是不祥，那是灾难性的。

他有充足的时间老是想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转眼四天过去了，希特勒才让冯·伦德施泰特私下觐见他。在等待的时候，这位陆军元帅待在一个以前的乡村客栈里，该客栈专供高级军官使用，位于巨大的司令部中心———司令部由一群带有地下设施的木屋和水泥地堡组成，周围围着铁丝网。冯·伦德施泰特对这个耽搁感到不耐烦，于是便朝参谋长凯特尔发泄。“为什么把我召回？”他质问道，“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凯特尔无法告诉他，除了无伤大雅地提到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之外，希特勒并没有告诉凯特尔特别的原因。在7月的时候，希特勒基于“健康的理由”解除了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这个理由本来是他编出来的，但现在他似乎确信冯·伦德施泰特的健康有问题。因而对凯特尔，希特勒只是说：“我想看看老人家的身体是否好转了。”

凯特尔两次提醒元首，陆军元帅正在等待。最后，在9月4日的下午，希特勒亲自召见了冯·伦德施泰特，而且难得的是，元首立即切入了正题，“我想再次把西方前线委托给你。”

冯·伦德施泰特笔挺地站立着，双手握着他的金色元帅节杖，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尽管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反感，但在他的身上，那种尽职尽责的普鲁士军人传统根深蒂固，因而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拒绝这个任命。他后来回忆道：“不管怎么说，要抗议也是无济于事的。”[21]

希特勒几乎仓促地概述了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希特勒再次即兴发挥。在D日以前，他就坚持认为大西洋墙固若金汤。现在，令冯·伦德施泰特忧虑的是，元首强调了西墙是固若金汤的———所谓西墙，也就是那些长期遭到忽略、没有配备兵力却仍然令人敬畏的前线防御工事，它以齐格菲防线的名称而为盟军所知。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不仅要把盟军阻挡在尽可能西边的地方，而且还要反攻，因为在元首看来，盟军的威胁当中，最危险的不过是“装甲先头部队”。然而，希特勒又显然被安特卫普的失守搞得心烦意乱。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盟军不能占有极其重要的港口。希特勒说，这样一来，由于别的港口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因而他预料，盟军的大举猛攻将会因为拉得太长的补给线而停顿。他确信，西部前线能够因此稳定下来，而且，随着冬季的到来，就能再次获得主动。希特勒向冯·伦德施泰特保证，他“对于西部的形势，并不是过分担心”。

这是冯·伦德施泰特曾经听过多次的一种长篇独白的一个变体。对希特勒来说，西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顽念（ideefixe），冯·伦德施泰特再次受命，“寸土不让”，“不论什么情况都要顶住”。

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取代陆军元帅莫德尔，这样一来，他就在两个月之内三次更换西线总司令———先是由冯·伦德施泰特换成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然后又换成莫德尔，现在又再次换成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担任西线总司令仅仅18天，希特勒说，他现在将是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只指挥B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特素来对莫德尔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到，莫德尔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他被希特勒过快地提拔为元帅。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莫德尔更适合担任一个“好的准尉副官”[22]。不过陆军元帅感觉，莫德尔的职务其实现在无关紧要。形势几乎没有希望，失败不可避免。在9月4日的下午，动身前往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阻止盟军入侵德国，进而渡过莱茵河，并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这场战争。

54岁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是德国空降部队的创始人，在这同一天，在柏林市的万塞[23]，在遭到贬谪长达三年之后，他又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出现了。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大有作为的。施图登特认为，在1940年对荷兰的攻占中，他的伞兵部队立下了头功，当时有大约4000名伞兵在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穆尔代克的大桥上空降，从而让入侵的德国大军在这些极其重要的桥梁上畅通无阻。施图登特的损失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减员180人。但在1941年对克里特岛[24]进行的空降袭击中，形势却大为不同，损失非常惨重———那支拥有22000人的部队，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结果希特勒禁止以后再进行空降行动。“伞兵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元首说道。对施图登特来说，未来也就变得黯淡无光了。从那以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军官就一直被束缚在办公桌的工作上，担任一个空降培训机构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的精锐伞兵则被用作严格意义上的步兵。在这个关键的9月4日，在下午3点整，施图登特又突然出现在主流里，令人震惊。希特勒的作战部局长阿尔费雷德·约德尔大将给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组织一个集团军，元首将其定名为“第一伞兵集团军”。当大吃一惊的施图登特听电话的时候，心想：“对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来说，那是一个相当华而不实的头衔。”

施图登特的伞兵分散在德国各地，而且除了几支训练有素、装备完整的部队之外，大多是只配备以培训武器的刚招募来的新兵。他的兵力有大约1万人，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装甲车或者火炮。施图登特甚至没有一位参谋长。

然而，约德尔解释说，西线迫切需要施图登特的士兵，要由他们在安特卫普和列日到马斯特里赫特地区之间，“坚守一条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的防线”，从而“堵住一个巨大的口子”。[25]给施图登特的命令是，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率领他的部队赶到荷兰和比利时。武器和装备将在“目的地的铁道卸载点”发放。除了伞兵之外，还为他的新“集团军”拨出了两个师。施图登特很快就得知，其中的一个师，也就是第七一九师，是“由驻扎在荷兰沿海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到目前为止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他的第二个师，也就是第一七六师，则更加糟糕。它的成员是“伤残者和康复期病人，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按照所患的不同疾病而分别编在不同的营里”。为那些患有胃病的人，甚至还开设了特殊的“病号饭”厨房。除了这些部队之外，他还将拥有分散在荷兰和比利时形形色色的别的兵力———德国空军部队、水兵和防空炮兵，另外还有25辆坦克。施图登特是伞兵战和训练超强的空降突击部队方面的专家，在他看来，这个临时凑合的集团军，是一种“荒唐的大规模心血来潮”。但不管怎么说，他又重返战争了。

在整个下午，通过电话和电传，施图登特把他的部下召集起来，派遣出去。他估计，要让他的全部兵力抵达前线，起码需要4天的时间。但他最强悍最优秀的部队，将在24个小时之内，在施图登特所称的“闪电调动”中，用火车专列匆匆运到荷兰，作为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一个部分，进入在阿尔贝特运河的阵地。

约德尔的电话，以及他本人从那以后搜集到的情报，令施图登特焦虑不安。显而易见，他最训练有素的部队———第六伞兵团，加上另外的一个营，总共大约有3000人———大概就是整个德国所拥有的唯一做好战斗准备的后备部队。他发现兆头不太吉利。

西线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发疯似的试图堵住安特卫普东边那个张得很大的缺口，并试图阻止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秩序紊乱的撤退。到目前为止，有关冯·伦德施泰特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他的军队彼此纠缠在一起，一片混乱，几乎失控。他已经与他所统率部队的另外一半失去了联系，那另外的一半就是在南方的G集团军群。G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是否已经成功地从法国撤退了？莫德尔拿不准。对这位疲惫不堪的陆军元帅来说，G集团军群的困境倒在其次，更大的危机显然是在北方。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装甲纵队，利落而又凶猛地把B集团军群分割成两半。在构成B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当中，第十五集团军遭到了抑制，它背靠北海，大致被围困在从加来到安特卫普西北的一个地点之间。第七集团军几乎被消灭了，被赶回到马斯特里赫特和亚琛的方向。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有一个75英里的缺口，英军已经强行通过这个缺口，直扑安特卫普。而在这同一个路线上仓促行进的，是莫德尔本人士气低落的撤退军队。

莫德尔绝望地想努力阻止他们的逃跑，于是向部队发出了一个感情用事的请求。

……随着敌人的推进和我们的前线的撤退，几十万士兵正在退却——陆军、空军和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改编，在新的据点或者防线坚守。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士兵当中，有一些溃散部队的余部，他们暂时没有确定的目标，甚至无法接收到清楚的命令。每当秩序井然的纵队离开马路进行重组的时候，川流不息的组织混乱的部队便继续赶路。他们的运货车在移动，而窃窃私语、谣传、轻率的举动、无穷无尽的无秩序和邪恶的私利，也随之在移动。这种气氛正被带到后方地区，传染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部队，因而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时刻，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予以制止。

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输了一仗，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尽管我知道你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些问题。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失去你们对德国未来的信念。与此同时，你们也必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这个时刻将把男子汉和懦弱的人区分开来，也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现在每一个军人都有同样的责任。当他的指挥官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准备接替他的职位，继续下去……

下面是一连串冗长的指示，莫德尔在指示中“明确地”要求，撤退的部队应该“立即向最近的指挥点报到”，向其他人灌输“信心、自立、自控和乐观主义”，并且批驳“愚蠢的窃窃私语、谣传和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说，敌人“并不是同时在各个地方”，而且确实，“要是把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所报道的坦克都计算在内的话，那就会有10万辆了”。他乞求他的部下，不要“在迫不得已之前”，放弃重要的阵地或者毁掉装备、武器或者设施。这个令人吃惊的文件的结尾强调，一切都取决于“赢得时间，元首需要用这个时间，使新的武器和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实际上，由于没有更多的通信工具，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无线电，因而莫德尔只能希望，他的“当日命令”能够让他的部队全都听到。在混乱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他组织混乱而又遭到重创的部队的最新位置在哪里；他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盟军的坦克和部队挺进到多远的地方。盟军大规模强攻的“主攻方向”（Schwerpunkt）是什么地方———北部的英军和美军是不是正朝齐格菲防线进发，并从那里渡过莱茵河，进入鲁尔河地区？而巴顿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是不是正在朝萨尔河地区、齐格菲防线大举猛攻，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兰克福？

莫德尔的困境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一种形势的后果。当时冯·伦德施泰特被解职，希特勒迅速任命冯·克卢格接替这位老陆军元帅。冯·克卢格原本在苏联统率那里的德军军队，后因伤休了几个月的病假，恰恰在希特勒决定免去冯·伦德施泰特的时刻，他对元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希特勒开门见山，也可能是因为冯·克卢格碰巧是眼前唯一的一位资深军官，便任命这位大吃一惊的冯·克卢格为西线总司令。

冯·克卢格是位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于7月4日接任，一共干了44天。就像冯·伦德施泰特所预言的那样，盟军成功突破了。“整个西部前线被撕开了！”冯·克卢格告知希特勒。盟军排山倒海般从法国涌过，这让冯·克卢格不知所措，他就像前任冯·伦德施泰特一样，发现他的双手被希特勒的坚持“不得撤退”的命令束缚住了。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被包围了，几乎被消灭。正是在这一期间，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震撼了第三帝国———对希特勒的一次未遂行刺。

在元首司令部一次没完没了的会议过程中，一颗放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炸死和炸伤了屋里的许多人。炸弹是由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放在靠近希特勒的桌子下面的。元首躲过了，只受了点轻伤。尽管介入这个密谋的只是几个精英军官，但希特勒却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凡是与密谋者有关系的人，或者与密谋者的家人有关系的人，都被逮捕了；许多人，不管是否无辜，都被立即处决[26]，大约有5000人失去了生命。冯·克卢格间接与此案有牵连，而且希特勒还怀疑他试图与敌人谈判投降。冯·克卢格被莫德尔取代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向元首报到。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以前，绝望的克卢格给元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前往德国的途中，他服毒自杀。

在给元首的信中，他写道：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我在我的权力之内，尽了一切力量，以应对这个形势。不论是隆美尔还是我，大概还有在西线的所有其他指挥官，凡是与在物质上占优势的英美联军有过作战经历的，都预见到当前的发展。我们的话没有人听。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并不是由悲观主义所决定的，而是产生于对事实的清醒了解。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陆军元帅莫德尔，是否能控制这个形势，我衷心希望他能。然而，倘若并非如此，而且你的新武器……又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我的元首，就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吧。到了该结束这个可怕事情的时候了……我一直钦佩你的伟大……钦佩你钢铁般的意志……现在也请你结束这个无望的挣扎，以表现出你是足够伟大的……

即使希特勒所吹嘘的那个将持续千年的第三帝国逐渐削弱，摇摇欲坠，他也无意承认盟军胜利了。在每一个前线，他都试图免于失败。然而元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似乎比前一个步骤都更不顾一切。

莫德尔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无济于事。莫德尔与冯·伦德施泰特不同，或者简而言之，与冯·克卢格也不同，他并没有得到隆美尔作战天才的支持。7月17日，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使隆美尔受了重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接替他。[27]起初莫德尔似乎并没有感到必要，他确信他能够扭转局势，于是承担了隆美尔原先的职务，结果他不仅是西线总司令，还身兼B集团军群司令。尽管莫德尔是内行，但这个形势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都过于严峻了。

这时，B集团军群正在一条防线上为幸存下去而作战，那条防线大致是在从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界之间。从那里，朝南方一直到瑞士，莫德尔军队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所率领的G集团军群，已经被消灭了。8月1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马赛地区发动了盟军的第二次进攻，在此之后，布拉斯科维茨的集团军群便匆匆离开了法国南部。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他们正仓皇撤退到德国边界。

沿着莫德尔土崩瓦解的北部前线，盟军的装甲部队撕开了一个75英里宽的口子，因而那条从比利时进入荷兰，再从那里穿过德国脆弱的西北部边界的路线，也就畅通无阻了。那些大举猛攻进入荷兰的盟军部队，能够从齐格菲防线包抄过去，因为这个巨大的防御工事带从瑞士开始，沿着德国边界伸展过去，终点是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克累弗[28]。盟军如果从希特勒“西墙”的北端绕过去并且渡过莱茵河的话，就能挥师进入鲁尔河地区，那是帝国的工业心脏。这个调动足以带来德国的完全崩溃。

72小时之内，莫德尔两次绝望地吁请希特勒派出增援部队。在这个不设防的口子上，他的军队形势是混乱的。秩序需要恢复，口子需要堵住。莫德尔的最新报告是在9月4日凌晨发给希特勒的，报告提醒说，危机正在来临，他必须得到起码“25个作为生力军的师，以及5到6个装甲师组成的装甲后备部队”，否则整个前线就可能崩溃，从而打开“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门户”。

莫德尔最关切的，就是英军进入了安特卫普。他并不知道，这个巨大的港口，这个欧洲第二大港，究竟是被完好无损攻占的，还是被德国卫戍部队毁掉了。安特卫普本身，由于深处内地，所以并非症结所在。要想使用安特卫普港的话，盟军需要控制它通向大海的通路，那条通路是一个水湾，其入海口为54英里长、3英里宽，它从北海进入荷兰，经过瓦尔赫伦岛[29]，环绕着南贝弗兰半岛。只要德军的火炮能控制住斯海尔德河河口，盟军就无法进入安特卫普港。

对莫德尔来说最不幸的是，除了在瓦尔赫伦岛上的防空高射炮组和海岸重炮之外，他在北岸几乎没有军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外一边，几乎被孤立在加来海峡[30]里面的，是古斯塔夫·冯·扎根上将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是一支有8万多兵力的军队。尽管他们被包围了———在他们的身后，北边和西边都是大海，而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又从南边和东边步步紧逼———但他们仍然控制着河口南岸的大部分地方。

莫德尔认为，英军的坦克部队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沿着北岸前进，把北岸清扫干净。用不了多少时间，整个南贝弗兰半岛就可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在离安特卫普不到18英里的比利时边界北边的狭窄半岛底部封锁起来，而将其与荷兰大陆隔开。接下来，为了打开港口，英国人就会进攻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清理南岸。因而必须把冯·扎根的军队解救出来。

9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位于列日东南温泉村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莫德尔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冯·扎根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敦刻尔克、布洛涅和加来这些小港，希特勒早些时候曾经颁布命令，要以“像要塞般的狂热决心”，来坚守这些小港。倒霉的冯·扎根要带着他的剩余部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冲进排山倒海般的英军装甲部队当中。这是孤注一掷，然而莫德尔却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扎根的进攻获得成功，就可能把安特卫普的英军孤立起来，并把正朝北方大举猛攻的蒙哥马利的装甲先头部队挡住。即使进攻失败了，冯·扎根的努力也可能争取到时间，延缓盟军的大举猛攻，足以让后备部队赶到，并沿着阿尔贝特运河坚守一个新的前线。

究竟有什么部队正赶来增援，莫德尔并不知道。天黑的时候，对于要求再增派若干个师的兵力以便稳定前线的请求，他终于收到了希特勒的答复。那是个简短的消息，即他的西线总司令一职，由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接任。冯·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44天，莫德尔则18天还不到。莫德尔通常是喜怒无常而又雄心勃勃的，但这一次却反应平静。他深刻地意识到他作为行政官员的短处，这一点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看出来。[31]现在他可以集中在他最拿手的工作上了：担任一名前线指挥官，只是负责B集团军群。但是，在他担任西线总司令的最后一天，在他忙乱发布的一连串发狂的命令当中，有一个将证明是影响重大的。这个命令涉及他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调动。[32]

这个军团的司令，是50岁的党卫军中将威廉·比特里希，他已经有超过72个小时的时间与莫德尔失去联系了。自从诺曼底战役以来，他的军队就一直在作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比特里希的坦克损失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士兵缺少弹药和燃料。除此之外，由于通信手段的故障，比特里希通过无线电只收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命令，并且在他接收到的时候已经过时。由于不能确定敌人的动向，也由于非常需要得到指示，因而比特里希动身步行，去找莫德尔。他最终在列日附近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找到了这位陆军元帅。“自1941年在苏联前线见面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还是穿着他的短皮外套，正站着看地图，同时厉声下达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谈。我被告知，正式的命令将随后下达，在等待正式命令期间，要把我的军团司令部向北迁移到荷兰去。”比特里希得到的指示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监督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改组和恢复”。莫德尔告诉他，这两支遭到重创的部队要“缓慢地脱离战斗，立即前往北方”。[33]

这位几乎不出名的比特里希几乎无法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莫德尔为比特里希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安静的区域，此时在前线后面大约75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历史上的偶然，这个地区把阿纳姆市包括了进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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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从荷兰的仓促撤退放慢了速度，尽管到目前为止，兴高采烈的荷兰人当中还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自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马路仍然堵塞，但移动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夏尔·拉布谢尔的工作单位，是在阿纳姆大桥上方的省政府大楼里，他从那里看见过桥的车辆、部队以及纳粹同情者的洪流并没有减弱。但在拉布谢尔的位置往北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古书书商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却看见了一种变化。吉斯伯斯家旁边威廉兵营的院子以及就近的几条街道，挤满了马拉的车辆和衣冠不整的士兵。吉斯伯斯注意到，那里有大批德国空军、高射炮兵、荷兰党卫军，以及第七一九海防师上了年纪的士兵。在阿纳姆的抵抗力量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看来，这显然绝非暂时的停顿。这些部队并不是开拔返回德国，他们正在缓慢地重组；第七一九海防师的一些由马车运送的部队，正开始转移到南方。克鲁伊夫的阿纳姆地区情报组长，33岁的亨利·克纳普，悄悄地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地区，他也发现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他感到困惑。他想知道，那些发自伦敦的乐观广播是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就是残忍的欺骗。在每一个地方，他都看见荷兰人兴高采烈。每一个人都知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安特卫普，毫无疑问荷兰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获得解放。克纳普看得出，德国人正在重组。他知道，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力量，但如果英国人不迅速赶到的话，那个力量就会成长起来。

在南边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德国宪兵队正在封锁通向德国边界的公路。葡萄酒进口商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看见，一些部队正在朝北进发，开赴阿纳姆，但大多数却是熙熙攘攘往回走，他们使交通中断，此后又列队行进，展开成为扇形。就像在阿纳姆一样，这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同。布罗克坎普看到，荷兰平民正在对他们所认为的德国人张皇失措的困境哈哈大笑，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种困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奈梅亨正在变成一个部队集结待命地区，再次在德国军队的牢固控制之中。

更南边的地方，离比利时边界还不到10英里，在艾因霍温，撤退几乎停止了。在开往北方的掉队车队里面，现在更多的是平民纳粹，而不是部队。弗朗斯·科尔蒂原先看见德国人从菲利浦电器工厂的屋顶上卸下高射炮，现在却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发展。他看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铁道侧线上，有一列火车正拉着运货的敞车进入阵地，敞车上装载的是重型高射炮。科尔蒂感到了恐惧。

令观察力敏锐的荷兰人更加气馁的是，他们发现增援部队正从德国赶来。在蒂尔堡、艾因霍温、海尔蒙德和韦尔特，人们看见，作为生力军的分遣队乘坐火车到达了。他们迅速下车，列队集合，前往荷兰、比利时边界。他们并不是寻常的德国国防军。他们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一看他们与众不同的头盔和迷彩服，便可知道他们是能征善战的德国伞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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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5日快傍晚的时候，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批伞兵编队已经开始沿着比利时阿尔贝特运河北边的各个地点挖掘战壕。他们的匆忙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施图登特是在中午到达的，他一到达就发现，严格说来，莫德尔的“德国新防线”，就是那条宽80英尺的水陆屏障本身。防御阵地并没有准备出来，没有据点、战壕或者防御工事，而且，施图登特注意到，对守军来说更糟糕的是，“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南岸控制着北岸”。甚至那些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梁，也仍然站立着。只是到了现在，工兵们才开始装炸桥的炸药。在一片混乱中，显然没有人下过命令把这些渡口炸掉。

尽管如此，施图登特的时间表却是计划完善的。他的空降兵部队的“闪电调动”是一个巨大成功。“鉴于这些伞兵是从德国各地匆匆赶来的，有的来自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有的来自洛林地区的比特施[34]，”他后来回忆说，“而且从德国其他地方运来的武器和装备，正在铁道卸载点等待他们，这个行动的速度就惊人了。”施图登特不能不敬佩，“总参谋部和德国的整个组织精确得令人吃惊”。卡尔·西弗斯中将的第七一九海防师，也是一路快速行进。施图登特高兴地看到，他们赶往安特卫普以北阵地的纵队，“正在马路上嗒嗒地赶往前线，他们的车辆和火炮是由健壮的役畜拉着的”。[35]他匆匆组成的第一伞兵集团军，每个小时都有人员到达。而且，凭着非同寻常的好运气，居然从一个最想不到的地方来了援兵。

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仓促撤退已经被减缓了，然后又实际上被一个人的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阻止了：这个人就是库尔特·奇尔中将。由于他的第八十五步兵师几乎被完全消灭，因此奇尔奉命，把剩余兵力全都救出来，撤回到德国。但这位意志坚强的将军，看见马路上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撤退，在莫德尔“当日命令”的促使下，决定无视给他的命令。奇尔断定，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组织起一条防线。他把第八十五师的剩余兵力与另外两个师的余部合并起来，并迅速把这些人分布在运河北岸的战略要点上。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各座桥梁，在桥梁的北出口处设立了“接待站”。在24个小时之内，奇尔成功地从德国武装力量的几乎每一个兵种，网罗了成千上万名军人。那是一种“百衲被似的乌合之众”，[36]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机修工、军政府的工作人员、海军的海防部队，以及来自10来个不同师的士兵，但当施图登特到达的时候，这些充其量只配备以步枪的掉队者，已经部署在运河上了。

在阻止这场险些溃败的局面当中，奇尔表现出了精湛的技巧，施图登特将其称之为“奇迹”。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防线，从而为施图登特部队的到达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他们的到达还将用上几天的时间。即使加上奇尔的兵力，施图登特所拼凑起来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的总数，也只有18000到20000人，再加上一些火炮、高射炮和25辆坦克———其规模还抵不上美军的一个师。这支军队兵力严重不足，施图登特甚至不能在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的75英里缺口上全都配备上兵员，更不用说堵上这个缺口了，而朝这支兵力不足的军队全速赶来的，是英军第二集团军令人生畏的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施图登特在火炮和兵员数量上都屈居下风，而且在他和灾难之间，几乎就只有阿尔贝特运河而已。

敌人将在运河的哪个地点发起进攻呢？施图登特的防线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不过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关键。他尤其关切安特卫普北边的那个防区，力量薄弱的第七一九海防师刚刚在那里进入阵地。是不是还有时间，能利用这个80英尺宽的水路屏障，把它变成一条主要的防线，使它延缓盟军的进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让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这是施图登特最大的希望。

他本来预料随时都会遭到进攻，然而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关盟军装甲兵的报告。尤其令施图登特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特卫普的北边几乎没有与敌军接触。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预料，英军的坦克部队在攻占了安特卫普以后，会挥师北上，截断贝弗兰半岛，并直捣荷兰。在施图登特看来，英军已经放慢了速度。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18天的时间里，德国西线最高司令部的庞大机构不得不四次迁移。在经历了轰炸、炮击，几乎被盟军的坦克追上之后，西线总司令终于在帝国边界的后面停了下来。9月5日，下午两点钟刚过，新任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小镇阿里姆贝格，找到了他的司令部。

在长途跋涉之后，陆军元帅格尔冯·伦德施泰特又疲倦，又急躁。一般说来，凡是更换德军司令，都有一些军事礼节，军号齐鸣，这次他全免了。他立即召开了一连串的参谋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他接管的速度之快，着实让那些不认识这位陆军元帅的军官们吃了一惊。对老熟人来说，就好像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般。对每一个人来说，单是冯·伦德施泰特的出现，就带来了如释重负和恢复了信心的感觉。

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是令人生畏的，他的问题是巨大的。他必须尽可能快地为那个400英里长的西部前线制订出一个战略蓝图来，那个前线从北海开始，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陆军元帅莫德尔曾经坦率地发现，这个计划超出了他的能力。可供冯·伦德施泰特使用的是遭到重创的军队，在北边是B集团军群，在南边是G集团军群，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要用这些军队在各处坚守，甚至还要反攻。与此同时，为了使帝国免遭入侵，他还要使希特勒“固若金汤”的齐格菲防线成为现实———那些早已被废弃、并没有建成的水泥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就疏于管理，人员不齐，火炮也被拆掉了。虽然还有别的问题，但在这个下午，冯·伦德施泰特首先处理的，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许多。

局面是严峻的。在7月份被希特勒解职以前，冯·伦德施泰特统率的是62个师。现在他的作战部部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则提交出了一份不利的资产负债表。[37]他告诉陆军元帅，在这两个集团军群当中，有“48个师是有名无实，15个装甲师和4个旅几乎没有坦克”。齐默曼说，这48个师在兵员、装备和火炮上非常不足，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充其量只相当于27个师”，这个力量还不到“盟军力量的一半”。冯·伦德施泰特得知，他的参谋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起码有60个师，而且完全摩托化了，整装满员（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大陆上有49个师）。

至于德军的装甲部队，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整个前线，据估计盟军有2000多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100辆装甲车。德国空军已经实际上被消灭了，在战场的上空，盟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冯·伦德施泰特自己做出的严酷总结是，他的部队大部分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盟军与他相较，在兵力上是2比1以上，在火炮上是2.5比1，在坦克上是20比1，在飞机上是25比1。[38]除此之外，汽油、运输工具和弹药也严重短缺。冯·伦德施泰特的新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上将后来回忆说：“形势是令人绝望的。这个前线已是千疮百孔，根本称不上前线，如果敌人能够充分利用机会的话，那么在前线任何一个地方的一次大败，都会导致灾难。”

布卢门特里特中将完全同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而且还有更为独到的见解。[39]在他看来，如果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挺进，在任何地方造成突破的话”，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冯·伦德施泰特所拥有的唯一强大部队，正面对着乔治·S·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朝梅斯大举猛攻，前往萨尔河工业区。这些兵力有可能延缓巴顿，但并不足以阻止他。在布卢门特里特看来，盟军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会打击德军最薄弱的地方———试图在北方强力挺进，渡过莱茵河，继而进入鲁尔河地区。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优先考虑进行这个大举猛攻，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谁拥有德国北方，谁就拥有了德国。”

冯·伦德施泰特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夺取鲁尔河地区，无疑是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正在朝那个方向大举猛攻，前往亚琛的边界，几乎无法阻止他们穿透那条没有部署兵员、过时的齐格菲防线，渡过德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障碍，也就是那条极其重要的莱茵河，然后直捣帝国的工业心脏。

冯·伦德施泰特善于分析的头脑，又把握了另外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技能熟练、训练有素的空降部队，曾在诺曼底进攻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使用，现在则从德军的态势图上消失了。他们并非正在被用作步兵，显然这些部队是被撤回了，准备进行另外一次空降行动。但是将在哪里又是何时空降呢？空降部队的空投，与对鲁尔河地区的大举猛攻同时发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这样的进攻可能出现在两个关键性的地区之一：一是在西墙防御工事的后面，一是在莱茵河的东边以便夺取桥头阵地。事实上，几天前，陆军元帅莫德尔在给希特勒的一封电报中就表达出了相同的惧怕，他强调，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样，冯·伦德施泰特也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盟军的整个前线同时向鲁尔河地区和萨尔河地区挺进，同时又把空降部队投进去。对所有这些近在眼前的威胁当中的任何一个，陆军元帅都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盟军的机会太多了，又太多种多样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在混乱中带来秩序，并且如果能够的话，猜透盟军的意图从而赢得时间。

艾森豪威尔对有关德军困境的情报掌握，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低估。但是，他也在思索，盟军司令部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德军的形势是那么令人绝望？正如他对布卢门特里特所说，真相是，他是用“衰弱的老人”来作战，而“面对盟军的猛攻”，西墙的那些碉堡将是“绝对无用的”。他说道：“出于声望的原因而保卫这些耗子洞是发疯。”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把这条幽灵似的齐格菲防线变成真实的防线，其防御工事必须做好准备，并配备兵员。冯·伦德施泰特简短地告诉他的参谋们，说：“我们必须设法坚守起码6个星期的时间。”

他研究着当前形势的每一个方面，绘制出盟军可能调动的示意图，并且衡量每一个取舍，他注意到，最强有力的进攻仍然来自巴顿，巴顿正朝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北方，英军和美军的压力明显少了一些。冯·伦德施泰特认为，他发现，在那个地区没有军队的调动，而几乎是一种停顿。布卢门特里特后来记得，冯·伦德施泰特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哥马利的前线，集中在安特卫普的形势上。下述报告引起了他的好奇，即到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英国人没有从该市向北边发动大举猛攻，也没有切断南贝弗兰半岛。显然，安特卫普的巨大港口设施将解决盟军的补给问题，但如果通往港口的那个54英里长的河口仍然在德军手中的话，他们就无法使用该港口。在这位陆军元帅看来，显然他所注意到的那个中断是真实的：盟军确实减慢了速度，在蒙哥马利的地区尤其是如此。

在整个战争生涯中，冯·伦德施泰特深入地研究过英国的军事战术，令他本人庆幸的是，他也能够亲自观察到美军的作战方法。他发现，在对装甲兵的使用上，美国人要更富有想象力，也更大胆，而英国人则在对步兵的使用上技术高超。然而，不论是在对装甲兵还是对步兵的使用上，又因指挥官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冯·伦德施泰特眼里，巴顿是一个远比蒙哥马利危险的对手。按照布卢门特里特的说法，冯·伦德施泰特认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过于谨慎，为习惯所累，有条不紊”。现在这位陆军元帅衡量着蒙哥马利行动缓慢的意义。冯·伦德施泰特看到，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其他港口仍然在德国人手中，因而安特卫普对艾森豪威尔的进军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蒙哥马利有36个小时没有移动，而且显然没有夺取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呢？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蒙哥马利并不打算继续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确信，他不会偏离习惯———在小心翼翼、满脑子细节的蒙哥马利得到充分准备和补给之前，英国人绝不会进攻。冯·伦德施泰特推断：英国人自己的战线过长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的参谋们，这并不是一个暂停。他确信，蒙哥马利的追击已经慢慢停顿了下来。

冯·伦德施泰特迅速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先前24个小时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上。因为现在，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就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盟军得不到安特卫普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冯·扎根将军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这支军队有8万多兵力———正是冯·伦德施泰特非常需要的。

从莫德尔的命令中，他看出，虽然冯·扎根得到的命令是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海峡的各个港口，但冯·扎根也奉命用他的剩余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长驱直入的英军的侧翼———这次进攻定于6日的上午发动。冯·伦德施泰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这次进攻。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为大胆、更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莫德尔命令的第一部分可以保留，因为现在坚守各个海峡港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冯·伦德施泰特给冯·扎根的命令，却不是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而是经由海路撤出他的剩余部队，渡过斯海尔德河，到达瓦尔赫伦岛。一旦来到斯海尔德河河口北岸，冯·扎根的部队就能够沿着以瓦尔赫伦岛为起点的一条马路，向东行军，越过南贝弗兰半岛，最后到达安特卫普北边的荷兰本土。考虑到盟军的空中力量，所以在布雷斯肯斯港和弗利辛恩港之间，轮渡通过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的行动，就不得不在夜间进行。如果运气好的话，第十五集团军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就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安全撤出。冯·伦德施泰特知道，这个计划是有危险的，但他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因为倘若成功，就会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德国集团军供他调遣，尽管那可能是一个遭到了重创的集团军。不仅如此，他还可能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控制住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港口。但这个行动的成功，将完全依赖于冯·伦德施泰特的预感，即蒙哥马利的大举猛攻确实停顿下来了。

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这一点。此外，他还指望着蒙哥马利放慢速度能有更大的意义。他认为，由于交通和补给路线过分延长，盟军的高速追击已经达到了极限。布卢门特里特后来回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着我们，提出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希特勒可能终于正确了”。

对形势的估计尽管只是部分正确，但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冯·伦德施泰特都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的估计居然这么准确。冯·伦德施泰特需要时间，以便稳定他的前线，而这宝贵的时间，正在由盟军自己提供出来。真相是，德军失败得太快了，使得盟军都来不及赢得胜利。[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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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要把陷入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的同时，150英里以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十一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告知他的上级，他有了一个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该市，而且也攻占了那个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近卫团装甲师[41]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就非同寻常地行进了250多英里。迈尔斯·C·邓普西中将的伟大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命令，要“发疯似的不断前进”。罗伯茨的这个师让近卫军去攻占布鲁塞尔，自己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凌晨进入了安特卫普。现在，大约36个小时以后，在肃清了这个深水港口惊恐万状的敌人之后，罗伯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攻占了安特卫普占地1000英亩的巨大港口地区。仓库、起重机、桥梁、35英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那些极其重要的电力控制的水闸门都处于充分工作状态———都被夺取了。

德国人要炸毁这个港口的计划失败了。在主要桥梁以及其他关键设施的下面虽然已经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有比利时的工程师，他们精确地知道炸药安放在何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的德国卫戍部队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漂亮地执行了给他的命令。不幸的是，在“二战”这个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导他利用这个形势———也就是说，挥师北上，夺取在北部郊区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然后全速前往仅仅18英里之外的南贝弗兰半岛的基础部分。如果坚守住这个地峡2英里长的颈状部位，罗伯茨就能围困地峡里的德军，从而为肃清极其重要的北岸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42]。“二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利品，安特卫普港，被夺取了，但那些仍然被德军把守的入口，却并没有被夺取。这个巨大的设施，本来能够在前线各地缩短盟军的补给线并向补给线提供物资，现在却没有用处。在使人飘飘然的气氛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疏忽不仅仅是个暂时情况。确实，似乎没有必要那样匆忙。在德国人溃退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十一装甲师完成了它的任务，于是就坚守阵地，等待新的命令。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壮观的大举猛攻，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大举猛攻相媲美，不过它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尽管在这个时刻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士兵疲惫不堪，缺少汽油和补给。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剩余人员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在同一个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而又士气低落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就突然放松了下来。当英国人停顿下来，以便“重新装备，加注燃料和休息”的时候，在对安特卫普一事上就错上加错了。

第三十军年富力强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甚至都没有想到安特卫普。[43]就像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样，霍罗克斯的关注也集中在另外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刚刚在几个小时前，蒙哥马利为他各个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兴高采烈，于是给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发了电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朝向柏林的一个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就有可能到达柏林并结束战争。”

在伦敦，荷兰亲王殿下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他在加拿大的妻子朱莉安娜公主打了电话。他敦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荷兰。他们长期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解放来到得会很迅速，他们必须做好准备。然而伯恩哈德却又心中不安。

在过去的72小时里，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一再强调，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现在，9月5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一片混乱，但这个集体大逃亡却似乎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格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9月3日的广播为时过早，盟军部队毋庸置疑尚未越过荷兰边界。亲王与首相分析原因，为什么英军按兵不动？毫无疑问，从他们收到的地下组织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是清楚的。

伯恩哈德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军事事务依赖于他的顾问们，但他对眼前的事态却大惑不解。[44]如果德国人仍然是一片混乱，如果正如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几辆坦克的一次挺进”，就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英国人并不立即越过边界，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不间断地与许多人保持联系，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由此明白，部队的推进是流畅的，形势也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改变。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更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他做出一个决定：他想要求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可能快地看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统帅部很有信心，尤其对蒙哥马利很有信心。即使是这样，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也应该知道。

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简朴的帐篷司令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英里处的莱肯御花园里。他曾发出一份“仅限于艾森豪威尔阅读”的个人密码电报，现在他正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电报迫切要求，要向柏林发起一次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电报是在9月4日深夜发出的，现在，9月5日的中午，这位唐突、精瘦的58岁阿拉曼英雄[45]正在等待回音，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登陆的两个月以前，他就说：“如果我们的事情做得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认为德国将在今年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广阔前线方针”———也就是推动他的各个集团军稳固前进，朝帝国的边界进发，然后来到莱茵河———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制定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正确的。这个英国人认为，随着德国人混乱的突然崩溃，这个方针现在过时了，而这个战略仍旧“没有松动”。他所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出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次给英国人民带来重大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提出了一个孤军挺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应该“待在一起，组成一个有40个师的坚固团体，它将会强大得无所畏惧。这支军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肃清英吉利海峡沿岸，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拉德利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其右翼位置在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进发。蒙哥马利所提议的大规模强攻，基本的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迅速夺取鲁尔河地区。”他阐释说，这十有八九会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的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二集团军、美军第一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此刻正因其辉煌的推进而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也就未予考虑。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大约48小时以后，蒙哥马利得知，他相信对他本人的主意做出积极回应的布拉德利，事实上却赞同由美军进行一次挺进，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和法兰克福进行大规模强攻。这两个计划都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他的战略概念。盟军最高司令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既向鲁尔河挺进又向萨尔河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广阔前线方针”，而是一个双重挺进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高度的自由。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他原先的概念这一点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司令“事实上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

蒙哥马利的见解是基于近来事态的一种令他生气的发展，他感到，这个发展贬低了他本人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指挥权。由于最高司令认为蒙哥马利是“对阵战的大师”，所以把D日的袭击以及随后作战开始阶段的总作战控制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军。这样一来，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美国报纸的报道披露，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公众中造成了一片抗议浪潮，因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上将立即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个集团军又恢复了原先的指挥权。这个举动把蒙哥马利弄了个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将军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绝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一开始确立的指挥权会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对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者对美国在兵员和武器上愈来愈大的贡献，他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让一位英国将军和一个英国司令部无限期地保留对这些数量更为众多的美军编队的指挥，是一种不可能的局面。”[46]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蒙哥马利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感到受到了公开的羞辱。[47]

蒙蒂以及他的上级、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对艾森豪威尔很挑剔，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这两个人都认为，他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于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另外一次，他对这位最高司令的定论是，他有“一种最具魅力的个性”，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却具有非常有限的头脑”。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纯粹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他感到，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好的最高司令，但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他却是非常差劲，非常差劲”。[48]蒙哥马利愤怒了，于是开始鼓吹一个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概念，这是一个夹在各个集团军群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个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胸却保持平静。这位最高司令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是清楚的，即使要有一位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有关孤军挺进的计划，或者有关设立地面部队司令的想法，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直接讨论。8月23日，最高司令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吃午餐。饭后，烦躁的蒙哥马利以非同寻常的不理智，坚持要与最高司令私下交谈。他要求，应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排除在这次商谈之外。史密斯离开了帐篷，接着，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坚定而又正确的决定”的必要性给他上了一课。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应该决定，“主攻应该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确保迅速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一再要求进行“孤军挺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司令继续“广阔前线战略，让整个前线都在前进，每一个人都一直在作战的话，那么前进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在整个冬天继续，大有可能进入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品分摊开来，在一个广阔的前线上前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个挺进，一切都应该支持这个挺进。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它可能产生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反过来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接受所涉及的风险。他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拉德利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主要的挺进”，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缓慢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使那战术是成功的；到这个时刻，他需要证明，他完全可以以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跑在别人的前头，渡过了塞纳河，正全速赶往德国。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管孤军挺进可能有什么长处，他都几乎无法阻挡巴顿，无法让美军第三集团军突然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司令说道，“绝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表示异议。“胜利才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看法“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的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美军和从南方推进的法国军队就可能会合。他非常简洁但是清楚地表明，他的“广阔前线方针”将继续。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司令上。“得有人替你管理地面作战。”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高高在上，以便对涉及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持超然的观点”。他从傲慢退却，态度转而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拉德利控制战役，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把布拉德利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也一样，把蒙哥马利置于布拉德利之上，美国人也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从亲自控制战役的计划上偏离开来。但是，为了寻找对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做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个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仅有的后备部队。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在他右边行进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拉德利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在最初的小冲突上取胜了”。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会”。当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三集团军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而且还拒绝了巴顿向萨尔河大举猛攻的建议。在巴顿看来，这是“这场战争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很多事情发生了。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时，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他的孤军挺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司令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他一个人，几乎每一个层次的司令部里，情报官员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系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因而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也同样乐观，在8月底的时候，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个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的敌人受到了惩罚。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使欧战的结束在望。”现在，一个星期以后，他们认为，德军“不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作战团体，一片混乱，甚至士气低落，缺少装备和武器”。英国国防部作战部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肯尼迪少将，甚至也于9月6日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前进，那么28日的时候就应该到达柏林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嗓音。美军第三集团军的情报处长奥斯卡·W·科赫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进行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德国国防军有进行暴动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战死或者被俘。”[49]但对第三集团军兴高采烈的指挥官乔治·S·巴顿中将来说，他自己的情报官的谨慎估计，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南方的巴顿现在离莱茵河只有100英里。他也认为，就像蒙哥马利所说，时间已经到了，应该“强出头，孤军深入，进入敌人的国土”，并结束这场战争。唯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强出头”。这两位指挥官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为荣耀而竞标，因而现在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竞争。蒙哥马利怀着热情，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率一个整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在速度上超过一位统率一个单一的集团军的美国中将。

在前线各地，成功的狂热强烈地影响了战役指挥官们。壮观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并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到处都遭到了失败之后，人们自信地认为，什么也不能阻止那个胜利的波涛，它将穿过齐格菲防线以及防线以外的地区继续前进，进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使敌人立足不稳并一片混乱，就要求盟军不断地、持续地施压。对那种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使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自我欺骗，因为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大军在从塞纳河兴奋地冲刺了200多英里之后，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保养和补给难题。在6个星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从未停顿的进军之后，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消失了。当第一批坦克走到德国的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本身的时候，进军开始变慢了。盟军的追击结束了，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严重削弱进军速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港口。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这些补给品却贮存在诺曼底，仍然要越过海滩运进去，或者是通过一个唯一可用的港口运进去，那个港口就是瑟堡———在先遣部队后面大约450英里的地方[50]。从那么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运输工具的缺乏，更是雪上加霜。铁路网不是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已遭到了轰炸，就是被法国的地下组织毁坏了，无法足够快地修复。输油管道现在只是在铺设和延伸。结果，从配给的口粮到汽油，什么东西都由公路运送，而卡车的短缺又令人沮丧。

追击日复一日地向更东边推进，为了能与追击齐头并进，每一种车辆都被逼得用来提供保障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从车上卸了下来，留在后面，这样运送它们的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品。各个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把整整一个军留在了塞纳河西边，这样它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其余的快速前进部军队服务。因为活塞有缺陷，1400辆载重量为3吨的英军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的发现，蒙哥马利的困难在逐渐增加。

现在，为了使追击不停顿地进行下去，人们做出种种艰巨的努力。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名字叫“货运快车”———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品，有些车队往往每天疲惫地来回运行600到800英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个集团军对补给品的要求仍然不能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权宜之计的补给结构已经几乎到达崩溃点了。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士兵们疲倦了，从诺曼底以来的弩炮式的进军后，设备也磨损了。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已经行驶了这么长时间，因没有得到适当的保养不断地出故障。使一切都相形见绌的是，汽油严重短缺。艾森豪威尔的各个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汽油，但收到的却只是那个数量的很少一部分。

结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就在敌人从面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一集团军却整整停顿了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00英里以上，而且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51]停顿了5天，因为装甲纵队的汽油用完了。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照顾优先而被削减只收到32万加仑时，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他那个前卫军的军长，道：“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用完，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对司令部的参谋们，巴顿大发雷霆，说自己“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统帅部。我能够收拾德国人，但却没有把握胜过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做出了尝试。巴顿坚信，能够不出几天便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于是他向布拉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呀。”

在诺曼底给德国人带来的惨败，以及在突破之后对德国部队有条理而又迅速的歼灭，已经造成了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者们本来想当然地认为，敌人将会在各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沿河防线坚守战斗，因此进军会更保守一些。据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个港口之后，应该有一个停顿，以便对部队进行重组，把补给品聚集起来。预计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而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到9月4日（D日的90天以后）才能到达塞纳河。敌人部队的突然崩溃以及朝东方的仓皇逃跑，使得盟军的时间表变得毫无意义。谁能够预见，到9月4日的时候，盟军的坦克部队会在塞纳河以东200英里的地方，并且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在亚琛[52]的德国边界。现在，由于坦克纵队已经靠近帝国，盟军就把他们进军的时间表提前了几乎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为慢得多的进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承受着狂热的追击所带来的压力，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尽管后勤方面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个集团军必须很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每一个人都一门心思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品，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一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应该比所有其他人都有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普遍的乐观也感染了最高司令。这让他认为，进军的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还没有机会防御之前，便攻破齐格菲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命令布拉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攻占萨尔河和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攻占鲁尔河和安特卫普”。

这个宣布让巴顿也似乎平静下来。现在他确信，只要有足够的补给品，他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全速赶到莱茵河。[53]而在随处可见的空前的胜利气氛中，蒙哥马利用他在9月4日发出的密码电报，再次坚持不懈地强调了他的论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8月17日的提议，也远远超出了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交谈。这位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相信，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河，而且还能一路全速直达柏林本身。

在给艾森豪威尔的有9个段落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清楚地说明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经由鲁尔河，另外一个经由梅斯和萨尔河”。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这样的大举猛攻”。只有一个大举猛攻存在着机会———那就是他的大举猛攻。在蒙哥马利看来，那个挺进，也就是“经由鲁尔河”进行的北方挺进，“有可能带来最佳和最快的结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孤军挺进将需要“所有的保障资源……毫无保留的保障资源”。他现在明显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在公开表明他本人的计划是有价值的，而且他的技能也是有价值的，他自信他本人就是那个能够马到成功的人。别的作战行动则是能够剩下多少后勤支持就进行多少。他提醒最高司令，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进行两个大举猛攻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个挺进都不是猛烈的”，其结果就是“拖长战争”。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清晰的”，而时间又“极其重要……因而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54]以来最得人心的英国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一门心思想着他的信念。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孤军挺进理论比两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他电报的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是在为最高司令提出一个举措，这位陆军元帅也是在指定一个举措。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尤其是必须让巴顿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放在他的孤军挺进的后面。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到这一边来，不妨做一短暂访问，讨论一下，”他提议道，“如果这样，我将乐于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当前我能离开这场战役。”自己的结束语几乎就是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感到焦虑的是，这个能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机会绝不能丧失。他就像帽贝[55]一样，抱住他的孤军挺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间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在别墅的卧室里，盟军最高司令读了蒙哥马利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愤怒又难以相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的”，是“异想天开”。蒙哥马利有三次用孤军挺进计划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来以为，他已经在8月23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有关战略的冲突。然而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而且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艾森豪威尔通常是平静而和蔼的，现在却发脾气了。“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他的参谋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对于所存在的那些具有诱惑力的机会，最高司令太清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司令英国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助理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又要从海滩取得绝大部分补给品，这是异想天开”。

陆军元帅的电报，到来的时机是不可能更糟糕的了。最高司令此刻正在床上撑坐着，他的右膝由于受伤而用石膏固定着，而蒙哥马利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艾森豪威尔心绪不宁，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在9月1日，也就是4天以前，他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主要部分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他在格朗维尔附近的朱卢维尔设立了一个小小的进军指挥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各路大军运动速度惊人，结果艾森豪威尔滞留在离前线400多英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无线电和一个基本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立即与在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又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那是他对主要指挥官们进行的一次例行飞行访问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沙特尔[56]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了一个会，返回的时候，由于风大和能见度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无法在司令部的机场上降落，而是在他的别墅附近的海滩上降落的———是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严重地扭伤了右膝。这样一来，在战争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关头，正当最高司令试图控制地面战役，而由于事件发展得如此迅速，有必要立即做出决定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却动弹不得了。

尽管蒙哥马利———对布拉德利和巴顿来说同样如此———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但只是距离才使得这种论点说得通。艾森豪威尔优秀的、英美参谋融为一体的参谋部，对战场上日复一日的形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所意识到的要多上许多。虽然他期望作战指挥官们能够表现出主动性和敢作敢为，但只有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综观全局，并做出相应的决定。老实说，在这个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控制，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由于最高司令角色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绝非易事，由于艾森豪威尔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才使得这个系统运转了下来。为了盟国和睦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修改，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司令后来所说，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57]

他对蒙哥马利不只是容忍，还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这往往让他自己的美国将领们愤怒。然而似乎蒙哥马利却“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一生中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快过”。[58]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而这个英国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怪癖。“注意，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你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59]，而另外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的时候，有些入伍的年轻人就感到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位陆军元帅的看法，却清楚反映出他的英国上级有关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信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看法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是让美国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司令，又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广泛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聚集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蒙哥马利难以忍受，也都说他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却从未评论过他，除了在私下里同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事实上，最高司令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深得多。艾森豪威尔感到，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变态者……这样的一位自我中心者”，以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他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当然不会补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虽然如此，与英国爱将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和，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司令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他将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详细地解释他的战略，希望能得到同意，不管那个同意会来得多么勉强。会晤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情他明确表了态。他坚定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孤军挺进计划，以及他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在一封给陆军元帅的密码电报中，他说道：“我虽然同意你有关向柏林的一个强大而又猛烈地挺进的构想，但我却不同意它在这个时刻发动却不进行其他的一切部队调动。”最高司令认为，“西线的德军大部现在已经被消灭了”，应该利用那个成功，“立即突破齐格菲防线，在一个广泛的前线上渡过莱茵河，并夺取萨尔河和鲁尔河。我打算以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钳制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它进行战争的能力”，艾森豪威尔继续说，开放勒阿弗尔港[60]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重要的，然后才能发动进入德国的任何“强大的挺进”。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

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用了36个小时才到了蒙哥马利那里，而且到达的又只是电报的后半部分。这结尾的两段，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收到的，开头的部分直到9月9日才到达，那是又过了48个小时之后。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司令“脱离战斗太远了”。

从蒙哥马利所收到的电报第一个片段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激烈地表示不同意。

随着追击的减弱，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在变得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尤其集中在补给品的短缺上，在电报中，蒙哥马利声称只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半，因而“我无法这样长久坚持下去”。他拒绝从朝柏林大举猛攻的计划上偏离开来。在他的电文中，立即开放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港口的明显必要性甚至都没有提及，却强调说：“一旦加来海峡有一个港口能为我运转，我就将另外需要大约2500辆载重量为3吨的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000吨的空运物资，以使我能够赶到鲁尔河并最终到达柏林。”由于这全都“非常难以解释，”因而陆军元帅“不知道是否可能”让艾森豪威尔来看他。他坚信不疑，认为最高司令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奏效，拒绝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决定性的。但他无意飞往朱卢维尔去尝试改变艾森豪威尔的主意。这样的外交手腕不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能够让对方采纳提议的唯一希望，就是要与最高司令面对面会晤。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司令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正与世隔绝，焦躁易怒。

伯恩哈德是在6日晚上来到法国的，带着一小批参谋人员、三辆吉普车、他的名叫马丁的锡利哈姆 犬[61]，以及一个鼓鼓的公文包，里面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报告。他们一行人乘坐三架达科塔型飞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欧洲大陆，伯恩哈德本人开着其中一架。他们从亚眠[62]机场开车前往北边50英里处的杜埃，并在7日一大早便动身前往比利时和布鲁塞尔。在位于莱肯的司令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霍罗克斯把他向蒙哥马利的参谋们做了介绍，并把他带到陆军元帅的面前。“他的心情很坏，显然不高兴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区出现，是一种他不能够轻易免除的责任。”

这位陆军元帅以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知名，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个名气使得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中的偶像”。36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几乎随便的举止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易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直言不讳，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伯恩哈德在他的地区出现“令他担忧”。蒙哥马利既不圆通，也不解释，情有可原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的司令部是不明智的———那支部队就是艾琳公主旅，隶属于英军第二集团军，驻扎在迪斯特附近，离前线还不到10英里。伯恩哈德是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非常想访问迪斯特，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返回到原先的话题，告诉亲王：“你不可住在迪斯特。我不能允许。”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不管对错与否，我们就互相留下了坏印象”。（[63]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待在布鲁塞尔，“靠近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那里可能需要你的出现”。）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地下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瓦解了，随之又被告知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说，就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按伯恩哈德的说法，蒙哥马利反驳说：“我不认为你的抵抗人员能够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因而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直言不讳令伯恩哈德着实吃了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来自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的任何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几乎不能责怪他。我推测，对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得到的那些误导的信息，他已经有点厌烦了。但是，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认识那些牵涉到的荷兰抵抗组织，我认识那些主持抵抗组织的人，而且我知道这些信息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档案，引用一个又一个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你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依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因为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撤退“缓慢了下来”，而且也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立即发动进攻的充分理由。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不管怎么说，”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并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我们的坦克缺少汽油，倘若我们确实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于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在英国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以及他本人的顾问那里所得到的信息，都使他确信，荷兰的解放将是几天之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现场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节———部队的兵力、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高射炮的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线上的抵抗之外，后面没有什么力量。我担心死了，因为我知道，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德国人的力量也将增长。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事实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也像你一样，急切地要解放荷兰，但我们打算用另外一种甚至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停顿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几乎称得上勉强地说道：“我正计划在我的部队前面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立即有若干个问题来到他的头脑。计划在哪个地区空降？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问。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说什么话了。行动明显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个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的细节，伯恩哈德现在却心怀期冀，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这位陆军元帅的声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这个声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感到又有希望了，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于是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他与蒙哥马利的会晤，也不期望像他原先预料的那样，这位陆军元帅会发表一些喜怒无常的言论，然而却有兴趣了解，在蒙哥马利作战行动中的一个方面上，有了一些进展。尽管最高司令必须对所有的空降计划予以批准，但却允许蒙哥马利对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战术上的使用，允许他在涉及部队的使用上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以便渡过莱茵河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的可能性。

6个星期以前，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司令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那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在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订出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空降计划来，要求在敌军营地背后的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了，也被接受了，但所有的任务又被取消了。几乎在每一个情况中，都是因为进军迅速的地面部队已经到达了计划由伞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要求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塞尔镇的西边夺取一个渡口，韦塞尔镇就在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德国一边。然而，那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迫使陆军元帅做了改变。他接着选择的地点，是在荷兰更朝西一些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这是在德军前线的背后75英里多的地方。

这个计划被称为“彗星行动”，到9月7日的时候，“彗星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后来，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他部队所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德军抵抗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者7日可能获得的成功，到10日的时候又似乎有风险了。他首先感到，这个时候发动一次空降进攻，将会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然而最高司令却仍然对进行一次空降进攻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了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的时刻被取消的，它们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次，当一项任务到达开始阶段的时候，那些运送汽油到前线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的损失，使布拉德利和巴顿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宣告，在进行持续追击的时刻，对汽油的空运远比空降任务更为重要。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华盛顿也敦促他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H·阿诺德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新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有什么作为———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使他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搁浅。相反，他坚持应该一有机会就使用那些空降师。事实上，在追击正在减缓的这个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的这个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安特卫普这个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却并非如此，他抱定决心，迫不及待，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他以个性鲜明的精确性，针对这次会晤，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交谈过，也已经与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交谈过，布朗宁是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也是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副司令。布朗宁正在耳房里，等待这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由于关注在他面前愈来愈强硬的抵抗，并且从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得知，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进入，于是要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进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应该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塞尔的莱茵河渡口。邓普西断言，即使与一次空降行动一起进行，英军第二集团军也不足以强大得能够单凭自身向正北大举猛攻抵达阿纳姆。他认为，最好与美军第一集团军朝东北方向的韦塞尔同时进军。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国防部已经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V－2型火箭，已经在9月8日落在伦敦了，它们的发射地点，据认为是在荷兰西部的某个地方。不管是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改变了他的计划。按照原先的设计，“彗星行动”要求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第一伞兵旅。他认为，那支军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蒙哥马利取消了“彗星行动”，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建议。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的几个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拉德利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就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司令部里面的美国联络官获得计划的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刻，布朗宁中将以及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新的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因而会谈也就在飞机上进行。就像8月23日时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最高司令带来了他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还带来了一位主管行政的助理参谋长、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蒙哥马利简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官迈尔斯·格雷厄姆中将留下。要是换了另外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级，就大有可能对蒙哥马利的态度提出异议，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捺着性子，答应了陆军元帅的要求。于是盖尔将军离开了。

蒙哥马利立即抨击了最高司令的广阔前线方针，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在前一个星期发来的一叠函件，要求注意到最高司令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并没有清楚界定“优先”的意思。他认为，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在补给品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为代价而进行。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因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而把别人全都排除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挺进被允许继续”，让补给品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开，那么“谁也不能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蒙哥马利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致使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64]

这个异乎常态但又似乎真诚的道歉，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对他的“孤军挺进”，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据理力争，尽管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现出了同情，但他本人的见解却并没有改变，广阔前线进军将继续下去。他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原因。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65]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如果我把你所要的一切补给品全都给你，你就能直达柏林———直打到柏林吗？蒙蒂，你发疯了。你不能这样做。那简直是活见鬼了！如果你试图那样，用一个长的纵队进行孤军挺进，你就不得不投入一个又一个的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假使你确实夺取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结果会怎样？你不能长时间依赖那一座桥来为你的大举猛攻提供补给品。蒙蒂，你不能这样做。”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顺利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品。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坚定的。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可能考虑进行进入德国的任何主要的大举猛攻。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从在荷兰的地点对伦敦进行的火箭进攻———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样一种大举猛攻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攻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一个扩大而又不切实际的翻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一○一空降师、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波兰第一伞兵旅，由这些空降军队先于他的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的渡口，其主要的出击目标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桥。蒙哥马利预料，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大举猛攻，前往莱茵河和鲁尔河，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方的“后门”路线，前往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他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缴获的桥梁，前往阿纳姆，渡过莱茵河到彼岸。一旦这一切全都完成，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菲防线，冲进鲁尔河地区。

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他受到了感染。这是一个大胆、富有绝妙想象力的计划，恰恰是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但现在最高司令却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进行这个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品也得转而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又能够给奄奄一息的进军再次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推动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河地区。艾森豪威尔由于被这个计划的大胆吸引住了，因而不仅予以批准，[66]而且还坚决要求这个行动应该一有可能就进行。

然而最高司令又说，这个进攻是一个“有限的进攻”。他对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这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河北进的一个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将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阵地……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论，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改变主意。陆军元帅垂头丧气，不得不接受他所谓的“折中办法”，会议就以这种气氛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高雅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人士之一，他看到，这个行动要求，伞兵和滑翔机运送的部队将夺取一系列渡口———其中有5个是重要的桥梁，包括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上的桥梁———它们在荷兰边界与阿纳姆之间，跨度达64英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个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的装甲部队将在那个走廊上大举猛攻。装甲部队的全速推进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取下来。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空降部队一直受到的培训恰恰就是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阿纳姆的下莱茵河上最北边的那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要用多少时间？”蒙哥马利爽快地回答道：“两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四天。”然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去的是一座过于遥远的桥。”[67]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代号“市场花园行动”———“市场”涵盖的是空降部队的空投，“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要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他坚决要求，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他告诉布朗宁，要不然就太晚了。蒙哥马利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就绪？”在这个时刻，布朗宁只能斗胆提出：“行动预定最早是15日或者16日。”[68]

布朗宁带着蒙哥马利的框架计划，担负着在几天之内就得为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做出准备的紧迫重压，立即飞回英国。他的空军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附近，被称为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他一在基地着陆，便给20英里以外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通知了该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中将以及他的参谋长弗洛伊德·L·帕克斯准将。时间是下午2∶30，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里含有“在这个司令部里对‘市场’的第一次提及”。

由于一无所知而措手不及的军官并非只是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们。对陆军元帅最持批评态度的人非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莫属，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不仅给布拉德利留下了深刻印象，还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我也不可能更为吃惊……尽管我从未接受这个冒险，但却坦率承认，它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69]

它确实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他现在甚至更进一步地督促盟军最高司令，同时又恢复了作为他军事生涯特色的那种谨慎、完美主义的思维。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为了这个“被精选出来的挺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能够获得额外的补给品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最早也不可能在9月23日以前启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花园计划，花园计划即地面作战行动。他再次要求得到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绝对的优先权将确保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案头日志上写道：“蒙蒂的提议是简单的———‘把一切东西都给他’。”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将每天给他1000吨的补给品，外加运输工具。除此之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将停止。陆军元帅把这个反应称为“扣人心弦”，并因为这个“扣人心弦”的反应而兴高采烈，他相信，他终于把最高司令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他的观点。

尽管蒙哥马利部队面前的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荷兰的德国人，在他们前线的坚硬外壳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报告说，在荷兰“步兵预备部队为数甚少”，而且甚至那些为数甚少的步兵预备部队也被认为是“低层次的部队”。据认为，敌人“在其长时间而又匆忙的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那个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国人”，但他们却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认为，他能够迅速冲破德军的防御工事。之后，一旦他渡过莱茵河并朝鲁尔河进发，他就看不出艾森豪威尔还怎么会阻止他发动大举猛攻。他分析，最高司令将不会有多少选择，而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进发———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70]他所设计的这个才华横溢的计划，将会成为这整个战争最伟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一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担忧。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员迈尔斯·邓普西将军，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就与陆军元帅不同。从这些报告上，邓普西的情报参谋们整理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在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德军的力量在迅速增加，而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恰恰是计划中空降部队要空投的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新进行装备”，而这些编队据说也是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的地区。邓普西把这个消息又送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一空降军，但这个信息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者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的支持性认可。这个使人感到不祥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被情报总结包括进去。事实上，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到处弥漫的乐观主义气氛当中，这个报告完全被忽视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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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冯·扎根上将在加来海峡被围困的第十五集团军的余部，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了赌博，现在这个赌博正在得到回报。自9月6日以来，在夜幕的掩护下，由两只老掉牙的荷兰货船、几只莱茵河上的驳船以及一些小船和木筏所匆匆组成的船队，便一直在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两岸之间往来，把士兵、火炮、车辆甚至马匹运送过去。

尽管在瓦尔赫伦岛上有强大的海岸火炮进行保护，以免受来自海上的攻击，但令德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盟军的海军部队并没有试图干预。瓦尔特·波普少将本来预料运送他的已是残兵败将的第五十九步兵师的船队，将会“在水上被炸飞”。在他看来，从布雷斯肯斯到弗利辛恩之间那一个小时的行程，“乘坐着被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的船只，暴露在险境之中而又没有防卫能力，是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经历”。德国人猜想，盟军完全低估了这个撤离的规模。当然，盟军对此是知晓的。因为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还是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由于极其需要增援，都要求快速，所以白天也进行了一些运送。立即，盟军战斗机就对这些小船队进行了狂轰滥炸。黑暗不管是多么令人感到不愉快，却要安全得多。

这个行程最危险的部分在斯海尔德河的北岸。那里，由于受到盟军空袭的不断威胁，冯·扎根的部队不得不走一条单一的大马路，那条马路从瓦尔赫伦岛向东，穿过贝弗兰半岛，然后进入荷兰大陆。这个逃跑路线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接的那个狭窄地带上，距离安特卫普以及在阿尔伯特运河上的英军营地只有几英里远。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试图对北岸进行进攻，以触发这个捕捉机的弹簧，使它突然关上，从而切断这个地峡的基础。逃跑路线保持畅通。尽管不断遭到盟军的空袭，但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将会最终抵达荷兰大陆———而且是在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抵达荷兰大陆。

第十五集团军与其说是由于有计划的设计而被救了出来，毋宁说是被运气救了出来，而与此同时，运气的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命运，那个意外的、无法预测的命运介入了。在大约80英里以外的地方，是威廉·比特里希中将能征惯战的精锐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它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到达了阿纳姆附近的露营地。按照陆军元帅莫德尔9月4日的指示，比特里希缓慢地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从战斗中脱离出来，以便“重新装备和休整”。莫德尔选择了阿纳姆地区。这两个减员的但却仍然强悍的师，被展成扇形，进入阿纳姆镇的北边、东边和南边。比特里希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安排在阿纳姆的北边和东北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防区，在那些地方，该师的大多数士兵和车辆处在高地上，很方便地躲藏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国家公园里面。第十装甲师则是在东北、东和东南方向的一个半圆里面扎营。这样一来，这两个师得到了伪装，躲藏在附近的森林、村庄和城镇里面———那些村庄和城镇是贝克贝亨、阿佩尔多伦、聚特芬、鲁尔洛以及杜廷赫姆———都是在可对阿纳姆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有些部队甚至就在郊区的一两英里之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选择阿纳姆附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因为那是一个平静的防区，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这个遥远的、闭塞的地方可能会对盟军具有的战略价值，显然被忽视了。9月11日上午，莫德尔的一个参谋小组被派遣出去，要为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寻找一个新的地点———要在阿纳姆寻找一个新的地点。

35岁的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是莫德尔的一位副官，身为莫德尔司令部的行政和运输官员，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访问了贝克贝亨和鲁尔洛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的司令部，以及在杜廷赫姆的比特里希将军指挥所。然后我们又仔细检查了阿纳姆本身。阿纳姆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良好的道路网和极好的食宿条件。但只是当我们开车到了西边的远郊区奥斯特贝克时，才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离阿纳姆市中心只有2英里半的这个富裕的住宅村，有几家旅馆，其中的一家旅馆，就是豪华舒适的白色墙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旅馆有一个空间宽广的月牙形草坪，那个草坪向后面延伸，进入一个公园似的环境，鹿在里面漫步而不受打搅；还有一家旅馆，即塔弗尔贝格旅馆，它比哈滕施泰因旅馆小一点，是一幢树木形状的两层楼，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走廊以及一些门上镶着镶板的房间。赛德尔豪泽尔后来回忆，由于这些设施令人称羡，“住宿膳食尤其令人称羡”，所以一行人立即向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推荐奥斯特贝克，说该地是“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理想地点”。莫德尔批准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员将住在哈滕施泰因旅馆，而他本人将住在更为僻静、不那么豪华的塔弗尔贝格旅馆。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大喜过望。自从他任职以来，司令部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几天以上的时间，现在他“期望着能安静下来，有机会把衣服洗洗”。莫德尔指示，到9月15日，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要在奥斯特贝克完全运转起来———奥斯特贝克距离那个广袤的荒原和牧场大约3英里远。而英军第一空降师则定于9月17日在该地着陆。

[1]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

[2]党卫军分为普通党卫军和武装党卫军两种。武装党卫军又分为：1.近卫团，2.骷髅队，3.战斗队。

[3]骷髅画（skull－and－crossbones），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组成，象征死亡或危险。

[4]艾因霍温（Eindhoven），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城市，1232年设市。

[5]菲利浦电器公司，荷兰的跨国公司，1891年成立，称为菲利浦公司，191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取现名。

[6]这是幽默说法，“斧头节到了”，就是他们该挨斧头了。

[7]赛易斯－英夸特吓坏了。在阿珀尔多伦，他躲进他的地下司令部里——那是一个由水泥和砖建成的巨大地堡，耗资250000多美元——里面会议室、通信设备和个人套房一应俱全。这个地堡今天还在。在入口处附近的水泥外墙上，有“六又四分之一”这个数字的划痕，“六又四分之一”是这位讨厌的特派员的绰号。这是荷兰人忍不住划上去的；在荷兰语中，赛易斯－英夸特与“六又四分之一”的发音几乎一样，念作“zeseneenkwart”。——原注

[8]上艾瑟尔省，荷兰东北部的一个省。

[9]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又称圣衣会，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于12世纪建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

[10]“谁也不会认为在德军中可能发生的场面，却被人们目睹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尔利茨在其《德国参谋部史》一书中写道，“海军向北方进发，却又没有携带武器，同时又在出售他们多余的制服……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回家。装载着军官、他们的情妇和大量香槟酒和白兰地的卡车，试图一直撤退到莱茵兰（莱茵兰是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统称——译者按）那里去，因而有必要设立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种案子。”——原注

[11]圣优西比乌斯（St.Eusebius，？—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12]达豪集中营（Dachauconcentrationcamp），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3月10日建立，在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主营之外，还有约150个分营分散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统称达豪集中营。

[13]圣卡尼修斯（St.Peter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生于尼德兰。

[14]鹿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海港。

[15]须得海（ZuiderZee），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岸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一部分已改造为圩田，剩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

[16]希尔克尼斯（Kirkenes），挪威最东北端的一个小镇，位于挪威的芬马克郡（provinceofFinnmark），在邻国芬兰的东边，可以说是西欧的最北端。

[17]D日，即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即1944年6月6日。详见作者另一著作《最长的一天》。

[18]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意为流浪汉、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希特勒中学毕业后想做艺术家，去维也纳两次投考美术学院，均落榜。伦德施泰特又认为，希特勒是“业余战略家”，所以他才有“波希米亚下士”之说。

[19]“希特勒来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被免职’，这使冯·伦德施泰特受到了伤害。”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在司令部里，我们一些人实际上认为，他曾要求被免职，但情况并非如此。冯·伦德施泰特否认他曾要求被免职——他也从未想过要求被免职。他愤怒极了——事实上他愤怒得发誓说，他将永远也不在希特勒的手下进行指挥。他知道，他本意并非如此，因为对冯·伦德施泰特来说，在军事上的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注

[20]沃利蒙特，《希特勒司令部内幕，1935—1945》，第697页。——原注（又，译者按：“只说单音节的字”，也就是比如只说“是”或者“不是）”。

[21]瓦尔特·格尔利茨是《陆军元帅凯特尔回忆录》一书的主编，按照格尔利茨的说法（见该书第10章，第347页），冯·伦德施泰特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不管你会下什么命令，我都会尽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有关冯·伦德施泰特的反应的说法，依据的是他的前任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少将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有说，”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要是我张开嘴的话，希特勒就会‘对我’讲上3个小时。”——原注

[22]准尉副官（regimentalsergeantmajor，或sergeantmajor），即营或者团的行政助理。

[23]万塞（Wannsee），在柏林的西南郊，与市区相隔有湖泊（万湖与哈弗尔湖），所以是“与世隔绝”。

[24]克里特岛（Crete），在希腊南部。

[25]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北部，马斯特里赫特在安特卫普的东边，是与比利时接壤的荷兰边界城市，列日是比利时城市，在马斯特里赫特以南。阿尔贝特运河在安特卫普与马斯特里赫特之间，在列日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也有运河。所以这条防线覆盖了比利时的东北部。

[26]希特勒再次利用了他最资深的军官冯·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军人荣誉法庭的庭长，该法庭对涉嫌的军官们进行了判决。冯·伦德施泰特平静地屈从于元首的要求。他后来解释说：“倘若我不屈从于他的要求，我可能也会被看作叛国者。”冯·伦德施泰特的解释从来也没有令他的许多将军伙伴们满意，他们私下里因为他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而谴责他。——原注

[27]希特勒怀疑，隆美尔也与未遂行刺有牵连，三个月之后隆美尔死去了。隆美尔在家里养病期间，希特勒让他做出选择：要么因为叛国罪而接受审讯，要么自杀。10月14日，隆美尔吞下了氰化物。希特勒宣告，帝国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死于在战场上所负的伤”。——原注

[28]克累弗（Kleve），德国西北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

[29]瓦尔赫伦岛（WalcherenIsland），荷兰的一个地区，原先是一个岛，位于荷兰的西南部，在斯海尔德河的河口处。又，斯海尔德河（ScheldtRiver）是西欧河流，全长270英里，源出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在荷兰境内注入北海。

[30]加来海峡（PasdeCalais），即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StraitofDover）。

[31]莫德尔曾两次告诉希特勒，他无力既担任西线总司令，又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我们难得看见他，”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回忆说，“莫德尔讨厌文牍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战场上。”西线作战部部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在战后写道，尽管莫德尔“是一个完全有能力的军人，”但他却往往“要求太高，而且太快地提出要求”，这样一来，“就可能看不见实际上可能的情况”。他有一种“挥霍他的兵力”的倾向，齐默曼又说，“由于他过于频繁地不在现场，又提出难以捉摸且出尔反尔的要求，致使参谋工作受到了损失”。（见美国陆军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保存的齐默曼的手稿，手稿序号308，第153—154页。）——原注

[32]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ⅡSSPanzerCorps），第二是军团的序号，即这是第二装甲军团，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军团。可理解为，这是第二装甲军团，又名党卫军装甲军团。

[33]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德国人有关这个时期的记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是令人费解的。命令发布了，却又从来没有被收到，又再次发出，却又被撤回或者更改了。有关莫德尔的命令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按照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的说法，调动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命令，是在9月3日的晚上发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命令就是永远没有被收到。而且，根据记载，比特里希是在48小时以后收到了指示，要他监督部队的改组和恢复，这不仅涉及第九装甲师，还涉及第二和第一一六装甲师。值得玩味的是，第十装甲师并没有被提及。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说明第二或者是第一一六装甲师到达了阿纳姆地区（看来他们是继续在前线作战）。按照比特里希本人的文件和日志的说法，他是在9月4日接到了莫德尔的口头命令，并相应地只是率领第九和第十装甲师前往北方。这两个师，按照他们的师长的说法，在9月5日至6日开始慢慢撤退。——原注

[34]洛林是法国的一个地区，与德国毗邻。普法战争（1870—1871）法国战败后，曾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法国。法语拼写是Lorraine，德语拼写是Lothringen。由于有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德国人施图登特把洛林笼统算在“德国各地”之内，不能说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35]尽管场面混乱，但爱马的施图登特仍然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巨大的牲口是苏格兰的克莱兹代尔马、法国的佩尔什马、丹麦马和荷兰的弗里斯兰马”。希特勒的军队与盟军军队不同，从来也不是完全摩托化，这一点与普遍的看法正相反。甚至在德军力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运输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是用马拉完成的。——原注

[36]见查尔斯·B·麦克唐纳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SiegfriedLineCampaign），第124页。麦克唐纳的这卷书是美国陆军史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and Pursuit）一起，最精确地描绘了德军在西线惨败的军事画面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论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也许因为是在战后不久写成而更加生动的著作，是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的失败》（DefeatintheWest）。——原注

[37]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会计学术语，即显示收支总差额的报告书。当然这里用作比喻。

[38]德军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在诺曼底入侵后的92天里，有30万名德军阵亡、受伤或者失踪；还有20万名德军被围困，他们保卫着“最后的防线要塞”，也就是各个港口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海峡群岛。大约有53个德军师被消灭了，而大量的装备散落在法国和比利时各地，起码有1700辆坦克、3500门火炮、成千上万辆装甲车和马拉的或者摩托化的运输工具，还有堆积如山的装备和补给品，从轻武器到巨大的弹药临时堆积处一应俱全。伤亡人员中还有两位陆军元帅以及20多名将军。——原注

[39]布卢门特里特将军长期担任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也是他的最信任的密友，他在9月5日被韦斯特法尔将军所取代，奉命返回德国，这令冯·伦德施泰特感到恼火。冯·伦德施泰特抗议这个改变，但却无济于事。然而，布卢门特里特确实参加了在阿里姆贝格举行的一些早期的会议，直到9月8日才离开司令部。——原注

[40]这是回应上面的一句话，言外之意：由于盟军来不及赢得胜利，才给了德军重整旗鼓的宝贵时间。

[41]近卫团是保卫国王或者女王的部队，这里用作定语，说明这个装甲师隶属于近卫团。

[42]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已故的B·H·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多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以下四位指挥官的失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巨大的努力》一书中，同意利德尔·哈特的看法。他把这个失败称为“二战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有关为安特卫普所付出的代价，最精彩也最详尽的论述，毫无疑问当属R·W·汤普森的《85天》一书，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丧失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疲惫不堪”。他写道，第十一装甲师的官兵，“他们坐在、站在或者躺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觉，全无表情，完全是精疲力竭”。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理论，那么罗伯茨的第十一师能够以同样的气势继续大举猛攻，就大可怀疑了。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认为，“倘若有一个指挥官随时关注着这场战斗，每小时每天都关注，同时又具有能够看到前景的指挥灵活性的话”，那么安特卫普以及它的那些极其重要的入口，就可能轻易夺取。——原注

[43]在其回忆录中，霍罗克斯非常坦率地作了解释。“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集中在莱茵河上，别的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斯海尔德河将会布雷，而且在这个水道被清理干净、两岸的德军被肃清以前，我们是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毫无疑问，要是拿破仑的话，他是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但霍罗克斯却没有意识到。”他也欣然承认，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抵抗，“我们的每辆军车仍然有可行驶100英里的汽油，而且可以得到另外一天的补给”。那会是“相当大的风险”，不过“我认为，倘若我们冒这个险并直接继续前进，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停顿下来的话，欧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改变”。——原注

[44]这位年轻的亲王，尽管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涉及他的军事背景却非常坦率。他告诉我：“除了战前在（荷兰的）军事学院上了一门课之外，我没有战术上的经验。我又在英国继续学了各门课程，但我的大部分军事知识是通过实践学来的，那就是通过阅读和与我的军官们讨论。然而，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做出战术上的决定。我依靠我的参谋们，他们非常称职。”伯恩哈德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着1944年的个人日记，他大方地提供给我使用。在他的日记里，他用非常小的字记录下了每一个行动，从打来的电话到军事会议以及正式的聚会，几乎每分钟的活动都记录下来。根据他本人的记录，我估计，在这个阶段他平均每天工作约16个小时。——原注

[45]阿拉曼是埃及北部的一个村庄，在阿拉曼战役（1942年11月）中，蒙哥马利把隆美尔赶出埃及，被誉为“阿拉曼的蒙哥马利”。

[46]见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少将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第100—10l页。——原注

[47]在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英王乔治六世于9月1日封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这让蒙哥马利和同他一样被激怒了的英国公众多少得到了点抚慰。——原注

[48]本书作者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采访。——原注（又，本段中，蒙蒂是蒙哥马利的昵称，艾克即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49]欲更详尽地了解盟军情报部门的估计，请见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最高统帅部》一书，第244—245页。——原注

[50]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51]默兹河（MeuseRiver），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其下游即马斯河（MaasRiver）。

[52]亚琛在德国西部边界，对面就是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和比利时的列日。

[53]巴顿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始终是有新闻价值的，但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位将军未被记载下来的话，由于他的词汇丰富多彩，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见诸报端。我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席了9月第一周的记者招待会，当时他以自己典型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付德国人的计划。巴顿扯着他的高嗓门，用手嘭嘭地捶着地图，宣告：“在第三集团军的前面，也许有5000个，也许有1万个纳粹杂种待在他们的水泥散兵坑里。现在，如果艾克不再对蒙蒂给予支持，而把那些补给品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能像鹅拉屎一样突破齐格菲防线。”——原注

[54]威灵顿（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55]帽贝（limpet），一种海洋贝类动物。

[56]沙特尔（Chartres），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厄尔河左岸。

[57]为蒙哥马利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一语。他的想法是把40个师一起投入，朝柏林大举猛攻——这当然不是匕首似的挺进——但这话却被当成他说的了。在我看来，在以后举行的许多次战略会议上，这句话伤害了他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事业。——原注

[58]这是对本书作者说的话。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为我再现了在与蒙哥马利进行激烈争论时他的情感。当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这位陆军元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打断我的话，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对吧？注意，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而又合乎逻辑地记下来，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做出推断……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不会过于看重将军们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因为记忆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该死的，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听到了什么，但英国人却从来也不懂美国的指挥体系……那整个该死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我从未听见英国人唱过什么该死的赞歌。而且你现在也不会听到，尤其是不会听到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唱赞歌……他的同事们——他们有关他说的话，我做梦也不想重复……即使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而名垂青史，我也不会在乎。他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但如果他那样名垂青史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他人身攻击得非常厉害，以为美国人没有功劳，尤其是我没有功劳，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我最终干脆不再与他交流……我恰恰对与一个恰恰不能说实话的人交流没有兴趣。”本书作者敦促读者记住，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这位最高司令从未公开谈论过蒙哥马利这位陆军元帅，他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首次披露。——原注

[59]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60]勒阿弗尔（LeHavre），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61]锡利哈姆犬（Sealyhamterrier），威尔士的锡利哈姆庄园培育的小猎犬。

[62]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

[63]见波格的《最高统帅部》，第280页。——原注

[64]在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谈得很好”。但他又确实说明，在进行战略争论的这些日子里，“可能我在敦促他接受我的计划的时候，走得稍微远了一些，而又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沉重的政治负担……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经常纳闷，我是否是在充分理会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之后再批驳他的看法。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惊叹于他的耐性和宽容”。——原注

[65]这是艾森豪威尔对本书作者说的。——原注

[66]按照斯蒂芬·E·安布罗斯在其《盟军最高司令》一书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布罗斯道：“我不仅批准了……我还坚决要求进行。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莱茵河上的一个桥头阵地。如果这一点能够完成的话，我就非常愿意为别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服务……”见该书第518页的脚注。——原注

[67]此处的“一座过于遥远的桥”，原文是“abridgetoofar”，本书的译名“遥远的桥”即来源于此。

[68]见《第一次计划会议的会议记录》，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作战档案，第1014－1017号。——原注

[69]见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一个军人的故事》，第416页。布拉德利还说：“我事先并没有介入这个计划。事实上，蒙哥马利先是把这个计划设计出来，又兜售给了艾克，过了几天，我才从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里的我们自己的联络官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原注

[70]D日（D－Day），即预定进攻发起日，或者计划行动开始日。比如，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D日。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Ⅱ

第二部 计划

part two the plan

1

★ ★ ★

9月10日薄暮时分，布朗宁将军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晤刚刚过去几个小时，刘易斯·H·布里尔顿中将就召开了讨论市场行动的第一次会议。他的司令部位于桑宁希尔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35英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地图排列成行的大办公室里。在布朗宁将军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因而“现在做出的重大决定将不可改变———而且这些重大决定必须立即做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而且也没有什么指导方针。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深入到敌人前线的背后，这支空降部队配备有车辆、火炮和设备，能够独自进行战斗。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进攻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为那些小的空降进攻作准备，就已经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为了替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伞兵和步兵滑翔机空降行动作准备，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者们却只有不到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所关切的最大的事情，并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个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也被撤销。他长时间闲置不用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士气问题。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各个精锐的、训练有素的师已经退出战斗，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胜利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觉，胜利就在眼前，因此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参加战斗之前，战争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将军丝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的要求。在制订以前的空降计划的时候曾经有过多次“预演”，因而他的司令部和各师的参谋部已经来进入了一个高速有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了的行动所制订的计划里面，有大量的东西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所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任务”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那次行动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做了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大多数概念还是意味着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是自信和平静的，但他的参谋部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香烟。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镶在框子里的语录，将军经常让他的参谋看这个语录。语录是：“好比说，有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来到许多地方，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无限度的恶作剧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又在哪里呢？”[1]这句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他的参谋们，“理念还是一样。”不过富兰克林若是在今天的话，他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规模所困惑。为了从天上进攻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000名兵力———几乎是进攻诺曼底时所用伞兵和滑翔机空投步兵的两倍。

按照布里尔顿的说法，那就是“像雷鸣似的突然夺取桥梁”，然后坚守那个狭窄的由一条公路组成的进军走廊，让执行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畅通无阻———从他们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进攻路线，一直到北边64英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要使用三个半空降师，有两个将是美军的空降师。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上将的第三十军坦克部队的前面，第一○一空降师的任务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的一个15英里的地段上，夺取各个运河渡口和河流渡口。在他们的北边，詹姆斯·M·加文准将富有经验的第八十二师，将负责格拉夫和奈梅亨市之间的区域，那大约是一个10英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渡口，尤其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那座多孔大桥加上入口，几乎有半英里长。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最为重要的攻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及400码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渡口，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大桥，加上水泥坡道，长约2000英尺。对它的夺取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E·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第一空降师，以及在他指挥下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阿纳姆与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距离最远，它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渡口，那么蒙哥马利要解放荷兰、包抄齐格菲防线、就像在跳板上跳一样跃进到德国的鲁尔河工业区这个大胆的攻击计划，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带到300英里以外的目标，必须设计出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它要求进行三个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保护和再次补给。为了起飞，将需要至少24个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在他指挥下的每一架可以操作的滑翔机———那是一个超过2500架滑翔机的巨大机群。除了运送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设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000人的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兵力将通过降落伞空投。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设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部队的编制名额。

滑翔机只是制定空降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运送伞兵的飞机和拖曳滑翔机的拖曳飞机，必须从为进军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转移出来，停飞，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必须提醒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简要介绍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将需要来自英格兰各地的成群的战斗机中队———有1500多架战斗机来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航线得设计出来，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飞机相撞的可能性。空中和海上的营救行动，再次补给任务，甚至为了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另外一个地区进行的仿真伞兵空投，也都计划出来了。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介入市场行动。要制订出计划，并为这个巨大的机群做好准备，起码需要72个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是应该在白天进行，还是晚上进行。以前的重大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半明半暗的状态导致了寻找着陆区时的混乱，部队难以集中以及不必要的伤亡。将军因而下令，这个巨大的空降攻击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行动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白天空投以前从未进行过。

除了意欲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别的理由。定于进行市场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着陆。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白天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是第一次可行。盟军的战斗机在战场上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实际上不存在来自德国空军的干扰。但德国人却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的移动缓慢的运兵飞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有效的、毁灭性的。德国的防空力量是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地区通路的高射炮火地图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德军防空阵地。那些图表所依据的，是空中照相侦察飞行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在飞往德国时途经荷兰的轰炸人员的经历，那些图表看上去令人生畏———尤其是因为，滑翔机除了在座舱内有保护铁甲之外并没有别的保护铁甲，而C－47型兵员运输机和拖曳飞机也没有自行封口的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攻击之前和攻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进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指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损失都在可以预料之中。另外，除非恶劣的天气和大风介入，空降部队在白天进攻，能够非常精确地空投在着陆地带，确保部队迅速集中在那个走廊里。“其优点，”布里尔顿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进行了他最后的宣布。为了指挥这个巨大的行动，他任命他的副手———那位过分讲究的47岁的弗雷德里克·“男孩”·布朗宁中将———担任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这是一个精彩的选择，尽管它让马修·B·李奇微中将感到失望，李奇微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另外一个军———第十八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举，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行动，所使用的也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所设计出来的这个扩大了的、富有新意的计划，美国伞兵将第一次接受一位英国空降指挥官的指挥。

面对聚集在一起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布朗宁作了一个乐观的总结。他谈话的结束，是那种始终使他在部下面前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绘声绘色的自信。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发了而高兴。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个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个单独的行动掌握着战争进程的关键。”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一些持续通宵的小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摩擦。起初，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的时候，英国人抱有很高的希望，以为布朗宁是英国的资深空降权威，又是使用伞兵的一位先驱，因而会被任命为该空降军的军长。但由于这个新组建的集团里军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也就到了美国人布里尔顿将军的手中。

在级别上，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为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位杰出的空军战术军官，但以前却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布里尔顿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担任在英格兰的美军第九航空队[2]司令。他坚韧不拔，专心致志，一定要达到目的的热情却又为一种安静、无动于衷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他美国职业军官所特有的决心和具有威慑力的战术，去执行这个令人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3]的军官，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同样决心要证明伞兵的价值，但他以前从未指挥过一支空降部队。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懈可击，带有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那种潇洒自信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他手下的一些指挥官也会这样误解。虽然他喜怒无常，有时过于不耐烦，但他作为空降理论家的声望，在艳羡者当中却被传为佳话。尽管如此，他还是缺乏其他一些军官所拥有的作战经验，比如英军第六空降师的理查德·盖尔将军，以及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将军和泰勒将军。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拥有最有经验的空降指挥官李奇微将军的那种行政工作天才。

几天以前，发生了一个事件，使得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只有36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攻击是危险的。自从6月6日的D日以来，有17个空降行动准备好又被取消了。在布里尔顿担任指挥官的33天时间里，他急于投入战斗，因而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订出来，却没有一个计划到达发动的阶段。布朗宁注视着空降计划的大批量生产，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朱顶雀行动Ⅰ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军队前面进行空投，当这个行动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前进的军队前面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发动朱顶雀行动II，以作为朱顶雀行动I的替代，并定于9月4日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个事件，布里尔顿后来回忆：“布朗宁对朱顶雀行动Ⅱ非常不安，认为其中严重缺乏信息、照片，尤其是缺乏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准备时间这么短就尝试”。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同意，不过他告诉他的副手，“敌人的瓦解要求我们冒风险”。这两个人之间不一致的结果，就是布朗宁生硬地声明，他将书面提出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信到了。由于“我们在意见上的尖锐不一致”，布朗宁信中说，他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担任盟军第一空降军的副司令”。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李奇微将军，要“作好接替的准备”。当朱顶雀行动Ⅱ被取消的时候，这个微妙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不一致被放在了一边，两个人都面对着为市场行动作准备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任务，不管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对于面前的任务来说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做出：就是构成那个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标去。在这个最大的问题被解决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订出详尽的计划来。事实是，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到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被运送到着陆区域。但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却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都极其短缺，因而飞机必须飞行不止一次。其他的因素也迫使他们采取不同的步骤。每一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在进攻开始的时候，运送泰勒将军第一○一空降师的飞机，所运送的士兵必须多于设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即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就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还有，泰勒的士兵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走廊上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令人生畏的桥梁，而且还得坚守位于东南方向的格鲁斯贝克山脊，不能让德国人进入那里，因为它俯瞰着农村地区。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的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一○一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是部队，而且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不同。英军第一空降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一直到被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将足够迟缓，这样，在敌人的兵力真正增强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接应到这些仅装备轻武器的伞兵。但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将不得不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耗费他的兵力，也就是说，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英军第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别的任何人都坚守更长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厄克特的兵力是最多的，由于增加了波兰的伞兵，再加上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4]，他的师得到了增强———一旦简便机场在阿纳姆地区确定位置并准备好，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上午，在对可能获得的飞机进行了一夜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保罗·L·威廉斯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威廉斯是美军第九运输机空军兵团[5]司令，他负责市场行动的整个航空运作。他汇报说，滑翔机和飞机十分短缺，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总兵力的一半部队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定于由滑翔机运送的货物，只能在严格优先的基础上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他的空军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由于白天变短以及所涉及的距离，考虑一天进行一次以上的空运是不可能的。”威廉斯将军说，那太冒险了。他指出，那样将没有时间进行保养或者对作战带来的损坏进行修理，而且也几乎肯定“会由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而带来伤亡”。

布里尔顿为飞机的短缺和时间的限制所束缚，他作了一些一般的评估：将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对荷兰的桥梁和地形拍摄航空侦察照片；两天的时间必须准备出各个地区的地图，并分发下去；情报必须搜集起来并进行分析；必须准备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的是：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应于现存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他的兵力，在3天的时间段内把那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标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的增援部队可能比任何人的预料都快地到达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防空炮火增强；而且始终还有天气恶劣的可能，雾、大风、突然的风暴，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并造成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伞兵和滑翔机空降的步兵，在到达的时候没有重炮或者坦克，将会是极其脆弱的。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坦克纵队，由于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也就不能全速驶过64英里到达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外的地方，除非布里尔顿的士兵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营地背后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于空运，因而可以预料，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围困的伞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6]里坚持几天的时间。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被耽搁，或者前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垮，被消灭。

还有别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7]，没有能够夺取在英军第二集团军坦克先头部队前面的那些桥梁，那么加文将军和厄克特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某些典型的空降风险将不得不被接受：那些师可能被滑翔机空投在错误的地区，或者着陆在错误的地区；进攻开始的时候，渡口就可能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使得飞机不可能再次运送补给品；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个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难以预料的事情当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是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打赌———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可能给全局带来灾难。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种风险不得不被接受，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次出现。除此之外，根据来自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有关敌人兵力的最新情报，空降部队司令部感到，空降部队将会遇到“编制各异的组织紊乱的敌人”。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解空降部队之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大于一个加强旅（大约3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少”。据预料，“飞行和着陆将会隐患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桥梁目标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突然和混乱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进去的。情报总结最后的话似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进军将会非常迅速。”

弥漫在布朗宁将军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里的那种乐观主义，令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深为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感到，他几乎是参谋部里唯一的一个人，在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几乎每天都从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传来对敌人力量的乐观估计，这些乐观估计厄克特并不认同（这位厄克特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戚关系）。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的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怀疑已经几近惊恐。

他的感觉是由来自邓普西将军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谨慎信息激发起来的。邓普西的情报参谋们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个报告，警告说，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德军增强了兵力，并谈到，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的编队，相信他们是要在荷兰重整旗鼓”。诚然，这个情报是含糊的。邓普西部队的报告由于缺乏任何种类的确认，因而不论是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还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就在军司令部里，一直收到来自荷兰联络官员们类似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就像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他也相信这些消息。把他本人的情报加在从邓普西的司令部收到的情报上，厄克特少校认为：有理由确信，起码两个德军装甲师的部队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但证据是贫乏的！那些部队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兵力如何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无法说出，他们究竟是在重整旗鼓，还是仅仅通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所回忆的，他“确实是非常担忧”。

自从彗星行动开始及至市场花园行动的演变以来，厄克特少校的恐惧就一直在增长。他一再表达对这个行动的反对，“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表达他的反对”。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这个行动的弱点就在于那种臆断，即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的抵抗”。厄克特本人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在荷兰境内拥有的士兵和装备可能比任何人所意识到的都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概念，即一旦各个桥梁被攻占，第三十军的坦克就能在这个狭窄得可恶的走廊里猛冲———实际上这个走廊只不过是一条穿越低洼湿地的堤道，坦克无法转动———然后就能像一个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走进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一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意欲启动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感到吃惊。当前的形势被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不断地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是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同时又反映了“其他几位英国司令员的观点，他考虑要进行另外一次伟大的突破”。这位忧心忡忡的情报官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能够投入战斗的最后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为一个 ‘社交聚会’”———厄克特却只剩下惊恐。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将军说，空降进攻的目标是，“空降部队铺下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中通过的地毯”。他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使许多指挥官昏昏欲睡，进入一种被动的、绝对没有想象力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对德国人的抵抗，除了不屈不挠的勇敢之外，任何别的反应都设想不出来。”他认为，司令部里的气氛非常不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问：“那个‘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部队构成，还是由死去的空降部队构成？”

他后来说：“要让他们面对形势的实际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役结束之前参加战役的个人渴望，让他们完全盲目了。”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精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有德军的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个报告。厄克特了解，一个装备着可以从空中倾斜拍照的特殊相机的战斗机中队，驻扎在附近牛津郡的本森，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搜索。敌人的坦克为了避免被发现，会躲藏在森林里或者是伪装网的下面，大有可能逃脱高空飞行摄影。厄克特的要求被允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将尽可能快地得到结果。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所拍摄的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现在，空降师的师长们根本没有时间直接核实情报机构的报告，他们依赖于军司令部或者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以获得最新的评估。每一位师长都能从经验中明白，等到他收到这个信息时，可能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普遍的看法还是：没有什么理由预料敌人会进行强大的抵抗。结果，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布里尔顿将军和布朗宁将军把计划概述出来，确定了攻击目标并在空运能力上做出了决定，每一个师长就立即制订出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空投场和着陆场的选择享有优先权，富有经验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从以前的行动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机会取决于攻击部队能够在离他们攻击目标最近的地方空投。更为理想的是，就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或者迅速行军就可到达目标，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需如此。由于可用的地面运输工具不足，因而为这些地点准确定位就极其重要了。

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为了获得最好的效果而选择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将会拥有大多数的“尖叫的老鹰”，也就是他的伞兵，但他的工兵部队、火炮和第一○一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只能在D日的一两天以后到达。泰勒研究了第一○一空降师将要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的东南端，迅速注意到，在公路的那15英里地段上，他的部队必须攻占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梁和铁路桥梁：在费赫尔，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面有4座桥梁，其中的一座是主要的渡口；向南5英里的地方，在圣奥登罗德，下多梅尔河上的一座桥梁必须夺取；距离那里4英里，是第二个主要的运河渡口，它在索恩村附近的威廉明娜运河上；而西边，在没有教堂的小村庄贝斯特的附近有一座桥梁；再朝南5英里，在艾因霍温，上多梅尔河上的4座桥梁也得攻占。

泰勒研究了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呈纹理状的水路、堤岸、沟渠以及两旁植有树木的马路，决定把主要着陆场定在几乎就是他攻击地区的中央，就在一个树林的边缘，那个树林离索恩不到1英里半，大致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的中间。他将让他的两个团，第五○二团和第五○六团在这个地带着陆。第五○二团受命进攻圣奥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第五○六团受命进攻索恩和艾因霍温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一团，将在费赫尔北边和西边的两个地区着陆，它们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码。对他的士兵来说，在没有后备部队支援的情况下，那是一个要在D日完成的令人生畏的任务，但泰勒认为：“要是走运的话，我们能够取得成功。”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任务要更加错综复杂。它10英里长的防区，比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要宽。在走廊的这个中央地段，位于格拉夫的马斯河上那座1500英尺长的巨大九孔桥，以及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个小一些的铁路和公路渡口中的至少一个，必须予以夺取。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个有9万居民的城市中央，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击目标。除非那个俯瞰着奈梅亨西南两英里地区的格鲁斯贝克高地被坚守住，否则，到那时这些地方没有一个可以说“被夺取了”。而在东边，是沿着德国边界的巨大森林带———国家森林———德国人可能在那里聚集，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将军向军官们说明对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的参谋长罗伯特·H·威内克上校提出了异议。“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话却很简短。“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做。”

加文记得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所进行的进攻，当时他的部队是分散的，分散到离空投场有35英里远。（该师通常开的玩笑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因而决心，这一次就让他的士兵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按照优先的顺序，他决定出击目标是：首先，格鲁斯贝克高地；其次，格拉夫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渡口；第四，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因为敌人大概会迅速做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我的伞兵的最大部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和国家森林之间。”在格鲁斯贝克附近他选择了两个着陆区域，第一个距离山脊约1英里半，在奈梅亨东南3到4英里处，他的第五○八团和第五○五团，再加上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在那里着陆。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四团，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的西边，位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那个三角地带，它距离格拉夫大桥的东端约1英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2英里处。那座极其重要的格拉夫大桥德军可能已经准备毁掉，为了确保攻占这座大桥，他又制订计划做出了一个补充，即第五○四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半英里的地方。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击以前，第五○四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伟大的奈梅亨大桥，是他所有出击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也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坚守住其他的出击目标，瓦尔河的这个渡口单凭自身是没有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被攻占，如果敌人坚守着格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的部队通行的那个走廊将永远不会打开。因而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那些最初的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进攻。

虽然加文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却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伤脑筋，那个方面也曾让泰勒伤过脑筋：支援部队在D日的一两天后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他又不知道，他的士兵将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里，士气还是一如既往地高涨：他的许多士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三次作战跳伞。“会跳的吉姆”加文，年仅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不拘常规的人”将能完成任务———他的士兵自称“不拘常规的人”。[8]

最为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而又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罗伯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附属波兰旅的42岁指挥官。

厄克特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他是一位非常职业的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作战并战绩卓著。但他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将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家伙、完全是排他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率领这支精锐部队的能力抱有信心。一旦这支部队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他把他的空降师看作“非常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

尽管有长期的作战经验，厄克特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谈到。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接过了指挥权，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的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美的、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出一副焦躁不安的鹰派人物的样子”。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回答是，他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准备，以便进攻欧洲大陆。布朗宁看了看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的苏格兰男人，又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做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而且也上了年纪。”[9]

在那几个月漫长的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一种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注视着，那种注视虽非怀有敌意，却明显是一些空降军官对他持有保留，而且还有几个军官并不掩饰他们的保留。我是在接受审判，我的行动正被受到审理。那是一个尴尬的职位，但又是一个我所接受的职位”。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的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他的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伞兵当中，厄克特之得人心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一空降师第一伞兵旅的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他记得“将军的高度自信以及他的平静”。师司令部的中士约翰·雷特，他的印象是，“凡是必须做的工作，厄克特将军都做了。他并不只是让某个别人去做。将军不拘礼节”。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称他为“一个使人愉快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儿子’，要是知道我们的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而从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罗伊·欧内斯特·哈奇那里，厄克特赢得了最高的赞美。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该死的将军，不在乎做一位中士的工作。”[10]

令厄克特感到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登陆，“那个夏天乏味地过去了，为一个又一个的行动做了计划，结果只看到计划又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毛鬼子”[11]正“渴望作战”。他们几乎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四伞兵旅的乔治·S·鲍威尔少校回忆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被留着用于胜利大游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混合，正缓慢地爬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被训练得很好，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任何事情，包括所有的‘如果’。”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水泥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士兵还有两个次要的目标：一是附近的一座漂动的浮桥，一是上游的一个复线铁路渡口，那个渡口距离城镇2英里半。

分配给厄克特的任务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尤其令人担心。关于这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的报告表明，有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聚集；而要把他的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将需要3天时间，对此厄克特也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都对厄克特选择着陆地点有直接影响。与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不同，他不能在几乎就是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甚至也不能在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理想的办法是让部队在河的两边，在阿纳姆大桥的附近着陆，但那里地形却又很不理想。渡口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在南出口附近，低的圩田[12]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滑松软。“我自己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非常愿意在南边着陆，即使那里湿滑松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跳伞。”

此前一个星期，参加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渡口附近以及北边7英里处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有些皇家空军指挥官，因为他们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拖航滑翔机运载厄克特的部队，于是强烈反对把着陆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着陆在大桥南出口附近，那么拖航飞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到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飞机要冒着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相撞的风险，第八十二空降师那时正在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面对着两难境地：他或者可以坚持要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或者可以在阿纳姆镇以外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这个选择又带来种种别的危险———时间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做出的抵抗。风险实际上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将只拥有他的师的一部分。“我的问题在于，在第一次空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人着陆，”厄克特回忆道，“不仅要能夺取城镇里的主要桥梁，而且还要能为随后的空运守卫空投区域和着陆区域。为了在第一天夺取主要桥梁，我的兵力减少到了只有一个伞兵旅。”

面对着这些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呼吁，一定要有更多的飞机。他对军长说，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是根据轻重缓急，而不是由于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必须从南方到北方进行计划，“从下到上”进行计划；在走廊的南部和中央地段的出击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一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一个俱乐部大楼用作自己的司令部，俱乐部附近就是穆尔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厄克特的指挥车队就在这个高尔夫球场上。在指挥车里，厄克特仔细看着地图，对形势细细地进行着思考。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国家公园里有一些开阔地带，但这些地带太小了，而且地形也不合适。它们充其量可能容纳一支小的伞兵部队，但却不能容纳滑翔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另外的广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250英尺，位于阿纳姆的西边和西北边。这些荒野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几乎称得上完美。它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很理想———除了一个方面以外，这个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皇家空军不断反对在大桥的附近空投，面对这种反对，厄克特不得已决定在这些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接受这些风险，并为这些风险做出计划。我无可选择。”[13]

9月12日，厄克特已经把他的计划准备完毕。地图上勾勒出的是5个着陆和空降区域，那些区域在沃尔夫黑策附近，大约位于阿纳姆西北4英里，分布在从阿纳姆到阿姆斯特丹一条铁路的两边。三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北边，两个在南边，而南边的那两个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有一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的盒子状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最少都6英里远，最远的那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西北，有8英里。

在D日，有两个旅将投入进去———一是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一机降旅，确定由它坚守空投场；一是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它将冲向阿纳姆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带路的将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部队。厄克特期望，C·F·H·弗雷迪·高夫少校那支分成4个炮兵装甲连的、拥有275名士兵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军队中唯一一个此种性质的部队———能赶到公路桥并坚守住，直到该旅的大部队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日后的第一天，约翰·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要到达，预定要到达的还有机降旅的余部；在第三天，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将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一个第六空投场———按照预期，D日后的第二天，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炮台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的南岸埃尔顿村附近空投，该地位于阿纳姆渡口南边大约1英里处。

尽管必须接受这些风险，但厄克特感到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军事行动和一个好的计划”。他认为，伤亡可能“大约百分之三十上下”；考虑到进攻的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不是太昂贵。9月12日傍晚，他向他的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一个人似乎都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有一位指挥官却深感疑虑。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波兰第一伞兵旅的这位身材修长、52岁的领导人确信，“我们是要参加一场惨烈的斗争”。这位波兰军事学院的前教授在第一次听说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厄克特将军和布朗宁将军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用书面给他下达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访问了布朗宁，并说“这个任务大有可能不会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所拥有的兵力尝试，就会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亲爱的索萨博斯基，‘红毛鬼子’和英勇的波兰人能做到一切！’”

现在，一个星期以后，当他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想：“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而且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德国的门户，我预料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的”。他并不认为“那个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被打烂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一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出击目标起码6英里”的时候，他大惊失色。要抵达大桥，部队的主力将要“行军5个小时，何以能够达到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斯基也不喜欢。他所辖旅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前一次空运中由滑翔机运进去。这样，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的时候，他的补给品将会在北岸着陆区域。等到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将期望他的波兰部队去攻占大桥。

尽管索萨博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简介会上，他却一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一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厌烦。我想就有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够说出来。实际情况是，我不得人心，说的话有谁会听？”

后来，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里，当整个空降行动由所有的指挥官来审查的时候，别人对计划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也同样是一言不发。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詹姆斯·M·加文准将，当他知道厄克特选择的着陆地点的时候大吃一惊，对他的作战指挥部部长约翰·诺顿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当真。”诺顿也同样深感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但我可不愿意尝试。”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百分之十的伤亡，都比冒着在远处的空投场着陆的风险”，要好上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作如此之想，他还是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具有广泛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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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够避免的话，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可不想再移动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人员不足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一直奉命来回穿越荷兰。现在，到达这里仅仅5天之后，这支部队又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村———而下达命令的又不是克拉夫特的上级，而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位少校。

克拉夫特强烈反对。他的三个连的主要部分驻扎在村子里，其余人在阿纳姆，还有1000名党卫军新兵预计马上就到，来进行培训。那位德国国防军少校并不让步。“这我不管，”他不客气地告诉克拉夫特，“你得搬出去。”克拉夫特反击了。这位野心勃勃的37岁军官只接受他的党卫军上级的命令。“我拒绝！”他说道。那位德国国防军军官并没有被吓倒。“让我把事情给你说清楚，”他说道，“你得搬出奥斯特贝克，因为莫德尔的司令部要搬进来。”

克拉夫特迅速平静下来，他不想同陆军元帅莫德尔发生冲突。尽管如此，这个命令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克拉夫特搬出去了，但走得不是非常远，他决定让他的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处的树林和农场里露营，离沃尔夫黑策村不远。他选定的那个地点，恰巧在沃尔夫黑策公路的边上，位于英格兰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让英军第一空降师着陆的那些区域之间，而且堵住了英军进入阿纳姆的路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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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姆的地下情报机构负责人亨利·克纳普感到，自己担任的这个新角色是安全的。他不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参与他的活动是为了保护她们，在4个月前他就离开了家，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的总部在莱奥·C·布里巴尔特医生的办公室里，布里巴尔特医生是一位非专科普通医师。穿着白大褂的克纳普现在是医生的“助手”，而某些“病人”则是属于他的情报网的通信员和信使———40个男人和女人，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克纳普的工作，是一个耗费时间而又令人沮丧的工作。他得评估收到的情报，然后用电话把情报传递出去。阿纳姆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给了克纳普三个电话号码，每个号码都是12到15位数字，他得记在脑子里。克纳普从来也不知道，他是给哪里或者给谁打电话。给他的指示是，要轮流拨打每一个号码，一直到接通为止。[14]

搜集情报的方法甚至更为复杂。克纳普的要求通过网络被传达下去，而他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特工获得了情报。如果一个情报似乎靠不住，克纳普就对自己的情报进行审查。这时他收到了几个有关敌人在奥斯特贝克活动的报告，这既令他好奇又大惑不解。

一位戴着参谋徽章的德国军官霍斯特·斯莫克尔少校，访问了在伦库姆、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若干个商店，并且命令把种种补给品送到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感到好奇的是所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难得的食品，还有荷兰人现在难得再看到的别的特色食品，例如杰尼弗牌杜松子酒。

除此之外，德国的通信兵也一直在忙着铺设一大批杂乱无章的电话电缆，那是给郊外的几家旅馆铺设的，包括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认为，结论是明显的：一个德军高级司令部正在搬进奥斯特贝克。但又是哪一个司令部呢？那位将军是谁？他到了没有？

对克纳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阿纳姆地区及其周围的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他知道，每一个城镇都有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送回情报，而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搜集系统中一个小的齿轮”。

他后来回忆，在两个星期之前，“阿纳姆地区几乎没有德国兵力”。而此后，军事局面有了惹人注目的改变。目前，德军兵力的增长已经使克纳普惊恐不安了。克纳普报告说，根据他的网络所提供的情报，在过去的7天里，“几个师的余部包括装甲部队，正在阿纳姆及其周边地区重新组织，或者是正在进入德国”。现在，更具体的消息到来了。他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北边和东北出现了坦克。克纳普认为，“一个或者甚至两个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到了这个地区，但他们的身份和确切地点，到目前为止尚不得而知。

克纳普需要迅速知道详情。他急迫地向他的网络下达命令，他要求提供有关装甲部队活动更为精确的情报，他需要立即知道，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新房客”的身份。

25岁的沃特·范·德克拉茨从未听说过亨利·克纳普。他在地下组织中的联络人是一个叫“扬森”的人，那人住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扬森分配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塔弗尔贝格旅馆。范·德克拉茨被告知，一个高级德国军官到达了，他要搞清楚在旅馆外面的参谋车是否“带有显示身份的三角旗或者司令旗”，如果有的话，他要报告旗帜上的标志色和符号。

范·德克拉茨注意到，在旅馆的周围，德国人的活动激增，德国宪兵队和哨兵已经进入那个地区。他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从彼得山路上的哨兵当中通过，彼得山路途经塔弗尔贝格旅馆。他决定蒙骗过去。

当他匆匆走向旅馆的时候，立即被一个哨兵叫住了。“可是我必须过去，”范·德克拉茨告诉那个德国人，“我在街那边的加油站里上班。”那个德国人让他过去了，另外三个哨兵只是草草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在走过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时候，范·德克拉茨迅速看了看门口和旅馆的车道。泊在那里的汽车都没有显示身份的标识，不过在旅馆前门旁边，却有一个棋盘式样图案的黑、红、白三色金属三角旗———这是德军集团军群司令的军阶标志。

9月14日，星期四下午，亨利·克纳普得到了他的网络消息。有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报告说，装甲部队、坦克和装甲车的巨大编队，在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半圆形地区里扎营；在贝克贝亨、埃普斯以及艾瑟尔河两岸有部队；甚至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报告，说是有“20到30辆虎式坦克”。准确地说，究竟有多少个部队被涉及，他无法确定。他能够清楚确定身份的只有一支部队，而这也是出于偶然。他的一位特工注意到，在几辆坦克的上面，有“奇怪的记号———是颠倒的字母F，而在字母的脚上又有一个球”。克纳普查看了一本特殊的德国手册，从而得以把那支部队的身份辨认出来。他立即给他的电话联络人打电话，报告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15]出现了。根据这位特工的报告，克纳普确定了它的位置，大致是在北边，位于阿纳姆和阿珀尔多伦之间，又从那里向东到聚特芬。

此后不久，他得到了有关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消息，他也把这个报告传递出去了。那个意味深长的黑、红、白三色棋盘图案三角旗，本身就不言而喻。在西线的这个部分，只有一位德军集团军群司令官。尽管克纳普是把这个消息当作传闻报告上去的，但在他看来这位军官一定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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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贝克以东25英里，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就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部，在这里，比特里希与他所剩下的两个师的师长举行了一个会议。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他的脾气。他遭到了重创的装甲军团的前景，现在比一个星期以前要糟糕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在士兵、装甲车和装备上的补充，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到达。相反，他的兵力甚至被削弱。他接到了命令，要他派两支作战部队到前线去。一支要与德军第七集团军一起，试图阻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地攻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界处的内佩尔特夺取桥头阵地之后，要他派遣另外一支去增援库尔特·施图登特将军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以便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处长称那是一个“在即的”进攻———这个时候，比特里希通过陆军元帅莫德尔，收到了“在柏林的那些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疯的指示”。他遭到了重创的师当中的又一个，要被调拨出去，撤退到德国境内。

比特里希曾经是位狂热的纳粹，他现在则刻薄地谴责这个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一门心思耍花招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有能力，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空军担任中尉，并两次负伤。后来，有几年的时间，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然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德国的一个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苏联人飞机驾驶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空军，在30年代中期，他又转而加入了武装党卫军，在武装党卫军里提拔要快一些。[16]

在诺曼底，比特里希对希特勒领导才能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陆军元帅隆美尔一边，反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哲学。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我们受到上面如此糟糕的领导，使得我再也不能执行没有道理的命令了。我从来也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发生之后，他以前的司令官埃里克·赫普讷大将被当作密谋者处以绞刑，比特里希得知此事以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帝国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这个名字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就不再被提到了。”只是由于西边的德国前线几乎崩溃，一种需求比特里希军事专长的形势，同时也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使得他免于被召回。即使如此，希姆莱也仍然“急于要让他返回德国谈谈”。对希姆莱的邀请，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丝毫不抱幻想，他决心要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满足希姆莱要把比特里希送回的一再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他手下的师长是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装甲师[17]的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准将，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第九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在德国，他的师要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齐根附近。而哈梅尔的第十师要待在荷兰。第十师将在当前的位置，阿纳姆的东边和东南，被重新装备，充实实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虚张声势的热情，为他从他的手下那里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头儿”（deralte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这个决定感到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是一如既往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在他当上军团司令以前，那个师就是他的，也许也是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不公平，但结果似乎是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获得轻松的工作”。

比他年轻的那位与他职位相当的人物，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尽管他认为“能够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理想的情况是，他期望在重新装备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满怀希望，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一位党卫军师长地位相称的军衔———准将。虽然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整个计划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部分哈策尔不喜欢。

尽管他的师损耗很大，但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强大。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000人，现在不到6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500人。哈策尔有接近20辆马克V型豹式坦克，但却不是全都可以使用。然而，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汽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以重机枪，有些还配备以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极其缺乏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畏惧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道，弗伦茨贝格师将留在后面，为了加强弗伦茨贝格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给哈梅尔。哈策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我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者运兵车交托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归还。”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他所有的车辆。

哈策尔老早以前就学会了怎样节约使用资源，他所拥有的车辆实际上比比特里希所了解到的要多———这包括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所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他决计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无视这个命令。他把履带、轮子或者火炮从他的车辆上卸下来，从而能够在他到达德国之前，使它们暂时无法可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力量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了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即使有了从哈策尔师所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军的作战司令部。也许到那个时候，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才会前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访问柏林，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了一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记得，“不过我们急切需要士兵和装甲部队，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可能说话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陆军元帅莫德尔保密。因而，由于我们预料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我将在9月16日傍晚前往柏林。”

比特里希命令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装备上的交换，以及被调拨了人员和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向德国的转移，要立即开始。他又补充说，陆军元帅莫德尔要求，在这个行动进行的时候，要组织起小股的机动进攻部队（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使用。哈策尔私下里断定，这样一来，他“最好的部队将最终会被送上火车”。比特里希期望，整个装备转移和调动将在9月22日完成。哈策尔想，每天有6趟火车前往德国，这个任务的完成能够大大提前。他认为，他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3天后动身前往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的下午。

一个可能使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在荷兰的几个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部队的攻击将要发生。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作战部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之间的一次交谈。约德尔担心的是，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约德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他通常的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当作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则确信，伞兵的空投将与对鲁尔河的进攻协同进行），但仍然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本人虽与伦德施泰特的看法一样，但还是不能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给在荷兰的德国武装部队司令、那位神经过敏的空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下达命令，要他把陆军、海军、空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的人员混杂的匮乏兵力，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约德尔9月11日打电话以来，惊恐就在司令部的各个阶层传了下来，尤其是通过德国空军的渠道传了下来。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部队空投的恐惧却仍然在增长。每一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投的地点。从地图上看，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北海岸和阿纳姆之间那些大的开阔地区，是可能的着陆区域。还有一些指挥官，他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攻势，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进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与那个进攻协同作战，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

9月13日，第三航空队司令、德国空军大将奥托·德斯洛赫，听说柏林对设在科布伦茨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德斯洛赫非常忧虑，于是在第二天给陆军元帅莫德尔打了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惊恐是“一派胡言”。陆军元帅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在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新司令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做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以前，德斯洛赫又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莫德尔大笑起来。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空降部队可能进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战斗机司令员瓦尔特·格拉布曼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会谈。当格拉布曼表达出德国空军的恐惧的时候，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谈这种事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将会在哪里着陆？”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在这里的任何地方。这块荒地对伞兵来说是完美的。”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使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党卫军中将汉斯·阿尔宾·劳特，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从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那里听到的。劳特确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包括空降进攻。劳特是荷兰纳粹恐怖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镇压任何一种暴动，所采取的就是简单的应急手段，那就是每杀死一个纳粹，就处决三个荷兰国民。两星期前，在德国人撤退和荷兰纳粹逃窜到德国以后，劳特就立即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即使是微乎其微介入了荷兰抵抗运动的人，都进行了无情的报复。男人和女人被逮捕、杀死或者是送进集中营。一般的公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更具有限制性的规矩被强加上了。任何人，如果被发现在宵禁期间待在街上，就可能未经警告便被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料英军要发动攻势，荷兰人被逼迫做劳工，为德国国防军挖战壕。在奈梅亨，劳特威胁要把整个家庭扔进集中营里去，以此达到了他在劳动力上要求的配额。任何种类的聚会都被禁止了。“要是看到有五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劳特的一个布告警告说，“他们就将遭到德国国防军、党卫军或者警察部队的射击。”

现在，由于英军从南边的进攻在即，柏林又警告说在北方可能有一次空中和海上的进攻，因而劳特的世界开始解体了。他吓坏了。[18]劳特得知莫德尔在荷兰，于是决定去寻求安慰，动身前往塔弗尔贝格旅馆。9月14日傍晚，劳特与莫德尔以及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现在将在荷兰南部使用空降部队”。他感到，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并不同意。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编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太昂贵了”，不能任意使用。陆军元帅莫德尔预料，蒙哥马利将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使用空降部队是合理的。还有，由于攻击部队在南边将被三条宽阔的河流隔开，因而他认为，英军向阿纳姆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除此之外，莫德尔继续说，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绝不会把空降部队用于鲁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位犯人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基尔斯韦特尔少校的司令部。基尔斯韦特尔少校是德国国防军在荷兰的反情报处副处长，他的司令部位于奥斯特贝克西边的德里尔贝亨村。时至今日，这位犯人来到他的司令部的时候，基尔斯韦特尔少校对他已所知甚多。这位28岁头脑迟钝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3英寸，体重260磅），而以绰号“金刚”知名。关于他，有材料翔实的卷宗。林德曼斯是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被一支巡逻队逮捕的，那是英军营地和德军营地之间的一个无人区。起初，由于身穿英军的作战服，林德曼斯被当成一名盟军士兵，但在瓦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指挥所里，令审问他的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吉斯凯斯中校———他是在荷兰的德国间谍头子，又是基尔斯韦特尔的上级。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林德曼斯的俘获者们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开车把这位犯人送到德里尔贝亨。林德曼斯本人却没有表现出惊讶。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一位坚定的荷兰地下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当了叛徒。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凯斯做事，以换取他当时的情妇和他的弟弟亨克的释放，他弟弟亨克被盖世太保当作地下组织的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凯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被渗透，众多荷兰和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爱吹牛，酗酒无度，陷在对女人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然而，许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那些盟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是，林德曼斯现在正为英军的一支情报部队工作，接受一位加拿大上尉的指挥。

在吉斯凯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尔斯韦特尔第一次与林德曼斯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尔斯韦特尔很快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最新的任务告诉了基尔斯韦特尔：那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在艾因霍温的地下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跑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阵地突破，朝艾因霍温进发，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曾用5天的时间走过营地，所以能够向基尔斯韦特尔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平淡地说，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别的每个人一样，基尔斯韦特尔也预料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尔斯韦特尔事态的另外一个进展。他报告说，与英军的进攻同时，在艾因霍温的另外一边进行的伞兵空投也计划好了，以便帮助攻占这座城镇。[19]对基尔斯韦特尔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因霍温，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信息似乎不现实，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基尔斯韦特尔对“金刚”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他的任务，然后返回英军营地。基尔斯韦特尔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对林德曼斯的情报没有怎么用心考虑，因而就没有直接传递给德国国防军司令部，相反，他是通过党卫军安全与情报局传递出去的。他还给吉斯凯斯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当时吉斯凯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吉斯凯斯一直认为“金刚”是可靠的，但他直到9月17日的下午才收到这个备忘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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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算起不到48个小时，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在办公室里，愈来愈惊恐地听着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思·W·斯特朗披露的最新消息。斯特朗说，毫无疑问，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有德国的装甲部队。

几天来，斯特朗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审查和评估每一个情报，努力确定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去向。自9月的第一个星期以来，盟军与这些部队就没有了接触。这两个师都受到了重创，不过据认为他们不可能完全被消灭。有一种看法是，他们可能已奉命返回了德国。现在荷兰地下组织的信息又讲述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两个失踪了的师又被发现了。

斯特朗向史密斯汇报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在荷兰，第十装甲师大概也在荷兰，“十有八九是要重新装备坦克”。斯特朗汇报说，这两个师究竟还剩下多少人，他们的作战能力究竟怎样，谁也无法说清。但有关他们的位置却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他们肯定就在阿纳姆附近。

史密斯对市场花园行动深感担忧，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对失败的可能性感到惊恐”，因而他立即与盟军最高司令进行商谈。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定于阿纳姆着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没有能力抵抗两个装甲师”。固然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史密斯认为，应该给市场花园行动增加兵力。他认为，阿纳姆地区需要两个空降师（大概史密斯考虑，要把经验丰富的英军第六空降师额外派出去，这个师的师长是理查德·盖尔少将，该师曾在诺曼底登陆过程中得到了成功的使用，但没有被包括在市场花园行动里）。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否则的话，计划就必须修改。“我的感觉是，”他后来说道，“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个地区空投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美军空降师当中的一个转移过来，那个师将在更北边形成那块‘地毯’，以增援英国人。”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这个问题以及它的风险。根据这个情报，几乎就在进攻前夕，有人正敦促艾森豪威尔推翻蒙蒂的计划———那个艾森豪威尔本人批准的计划。这意味着，要挑战蒙哥马利的指挥才能并且搅乱已经微妙的指挥形势。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另外一个选择向他敞开着：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被取消，但做出这个决定的唯一理由，却是一个孤零零的情报。艾森豪威尔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是在他面前的敌人兵力最好的裁判员，他会相应地做出计划。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蒙蒂，怎样去处理他的部队，”也不能“取消这个行动，因为我已经向蒙蒂开了绿灯”。如果要做出改变的话，那也应该由蒙哥马利做出。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准备让史密斯“飞往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此事与蒙哥马利进行讨论”。

比德尔·史密斯立即前往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既自信又热衷。史密斯解释了他对阿纳姆地区装甲部队的惧怕，并强烈提议，计划可能需要修改。蒙哥马利“嘲笑这个主意。蒙蒂感到，最大的抵抗将会是来自地形上的困难，而不是德国人。他一再说，如果我们这些身在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人愿意帮助他克服后勤上的困难的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他并不担心德国人的装甲部队。他认为，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这次商谈无果而终。“起码我是试图阻止他，”史密斯说道，“但却一点也不顶用。蒙哥马利纯粹是轻率地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20]

就在蒙哥马利与史密斯商谈的时候，自英吉利海峡彼岸，令人震惊的证据来到了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那天早些时候，皇家空军有特别装备的空中照相侦察中队的战斗机，在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飞行侦察之后，从海牙返回了。现在，办公室里情报军官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拿起放大镜，检查5张斜角[21]照片———那是飞机拍摄的条幅式侦察照片中的“最后几张”。在过去的72个小时里，人们为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被评估了，但只有这5张照片把厄克特长期惧怕的事情显示了出来———德国装甲部队清楚明显地出现了。“这就是最终压断骆驼腰的那根稻草[22]，”厄克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在照片上，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坦克———如果说不是正好就在阿纳姆着陆和空投区域的话，也是非常靠近着陆和空投区域。”

厄克特少校带着照相证据匆匆来到布朗宁将军的办公室。布朗宁立即接见了他。厄克特把照片放在布朗宁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看这些吧。”将军一张一张地研究了照片。尽管厄克特不再记得原话，但如果他没有完全记错，布朗宁说的是：“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用这些来烦自己。”然后，关于照片上的坦克，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它们大概不会顶用。”厄克特目瞪口呆。他无助地指出，那些装甲车，“不管是否顶用，都仍然是坦克，而且它们还有火炮”。回过头来看此事，厄克特感到：“也许是由于对情报一无所知，所以布朗宁将军不打算接受我对照片的评价。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每个人都非常急切地要行动，结果不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

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布朗宁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位年轻的情报军官是过于热心了。演出就要开始，大多数军官急于快一点，渴望快一点，厄克特悲观主义的警告令他们恼火。正如一位高级参谋军官所说：“他的看法带有神经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色彩。他有点歇斯底里，毫无疑问是过劳引起的。”

在与布朗宁会面后不久，军部的医官访问了厄克特。“我被告知，”厄克特回忆说，“我极其疲惫———可谁又不是极其疲惫呢？我还被告知，我也许应该休息，休假。我下台了。我成了司令部里的一块痛，结果就在进攻前夕，我被从现场调走了。我被告知，要我回家。我无话可说。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而且最为担心，但它仍然要成为一场大演出，而奇怪的是，我又不想被落在后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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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时分，德国人的公告张贴在阿纳姆各地的布告牌上。

根据反间谍警察的命令，特宣布如下：

夜晚期间，在沙尔普斯德里夫特的铁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炸药袭击。

号召全体居民予以合作，追查这次袭击的肇事者。

如果在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中午12点以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若干名人质将被枪毙。

我呼吁你们所有的人都能予以合作，好让那些没有必要的牺牲者被饶过一命。

代理镇长利拉

在一个地下室里，阿纳姆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对铁路高架桥的破坏，做得非常拙劣。阿纳姆情报组长亨利·克纳普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任务感到不愉快，他感到“当要搞破坏的时候，我们全都十分业余”。在他看来，“集中精力为盟军提供情报，而把拆毁东西的工作留给那些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的人去做，要好得多”。阿纳姆地下组织的负责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问别人有什么看法。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提议，成员们应该自首。克纳普记得，他当时想：“这是为了在桥上炸出的一个小洞而要付出的一个过于昂贵的代价———人质们、无辜的人们的生命。”盖伊斯伯特·扬·纽曼感到内疚，他与哈里·蒙特弗罗伊、阿尔贝特·多伊斯、图恩·范·达伦等人，参与了获得制造炸药的材料，制订了破坏行动的计划。谁也不想让无辜的人们遭受苦难，然而又应该怎么办呢？克鲁伊夫听每一个人说完，然后做出了他的决定。“组织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无辜的人们可能被枪毙。”他下令。尼古拉斯·德博德记得，克鲁伊夫看了看聚集起来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谁也不得向德国人自首。这是我的命令。”亨利·克纳普感到担心。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沿用他们通常做法的话，那么10到12个市民领袖———其中有医生、律师和教师———就将在星期日，在阿纳姆的一个广场里被公开处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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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有关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情报的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总结第26号是于9月16日发出的，那是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的前夕，该总结包含了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惊恐的那个不祥的警告，但是，这个总结遭到了忽视。总结的一个地方写道：“据报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大概还有第十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在那里，他们大概能从一个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据报告那个军需库是在克利夫斯地区。”

这个信息，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现在，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受到了轻视———而就是这个司令部最初注意到，9月10日“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出现在荷兰。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软弱，士气低落，若是面对一场大规模的空降进攻，就可能整个崩溃”。现在，他们从最初的立场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出现，而这又是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不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

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将军的首席情报官、英军的安东尼·塔斯克中校，也不打算接受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他仔细审度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并且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德军在阿纳姆“已知存在的相当规模的高射炮防御工事之外，又有多大的增加”。

看来，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司令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是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他们给我们的情报，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将军，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事情破坏在海峡两岸大行其道的乐观主义。”

然而，除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失踪的”装甲车的报告之外，还有别的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也只是被草草看上一眼。在前线，在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花园行动部队的前面，情况一目了然，正有愈来愈多的德国部队进入防线。10天以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加剧，并威胁到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设计。正在充实施图登特将军前线的德国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脱出来的那些师的散兵游勇———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遭到重创的士兵，而盟军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集团军一笔勾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增加了，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不能够抵抗任何坚定的进军”。而战斗在比利时与荷兰边界的任何一位英国兵却都能够说明，情况并非如此。[23]

在离前线不到10英里的地方，比利时北方的利奥波尔德斯堡这个肮脏的矿业城镇里，那些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巡逻车阻塞了。所有马路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第三十军的军官们———第三十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大举猛攻，与伞兵会师———他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饰以红圈帽子的宪兵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这令第四十三韦塞克斯[24]步兵师第二一四旅的旅长休伯特·埃塞姆准将油然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军队在一场定点越野赛马中集结起来，或者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次游行示威”[25]。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服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谁都没有戴钢盔，而是戴着贝雷帽。颜色众多的贝雷帽上带有各个著名的团的骄傲的徽章，其中有爱尔兰近卫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26]苏格兰近卫团、威尔士近卫团，以及皇家骑兵卫队、皇家后勤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一个人的服装都是既漫不经心又着意华丽。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的夹克衫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里面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心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没有戴普通领带，而是炫耀地戴着领巾式领带，或者“色彩各异的长围巾”。[27]

爱尔兰近卫团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名声在外的J·O·E·（“乔”）范德勒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6英尺，他是爱尔兰近卫团军官们那种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高雅姿态的典型。41岁的范德勒穿着通常的作战服：黑色的贝雷帽，伞兵的多色伪装夹克衫，灯心绒裤子和高筒橡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还一如既往，在屁股上用皮带吊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而塞进他的夹克衫里的是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们来说，这翠绿色长围巾已经成了一个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甚至霍罗克斯也曾经冷冰冰地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说道，“他们会以为是抓住了一个农民。”但在这个9月16日，甚至霍罗克斯也没有了英军参谋军官那种通常的、在穿着上无懈可击的高雅姿态，他并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带有罗纹的马球汗衫，在作战服的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一个英国自耕农的服装。

当讨人喜欢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影剧院通道走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朝他打招呼。他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让大家非常激动。人们急于再次继续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往往平均一天前进50英里，但自从9月4日“重新装备、加油和休息”的那次灾难性的三天暂停以来，进展就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就迅速恢复了元气。在自那以后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星期里，英国人的进军降低为爬行。由乔·范德勒的爱尔兰近卫团的装甲部队在前面带路，近卫团装甲师用了4天的时间，才推进了10英里，攻占了在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那座极其重要的桥梁，而第二天，他们就要从那里发起进入荷兰的进攻。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他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那里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就要再次发动了，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当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不到24个小时了，陆军元帅手下的指挥官们此时首次得知这场进攻。

挂在电影院银幕上的是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彩色的带子沿着一条单一的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个个大河的障碍，穿过瓦尔肯斯瓦德、艾因霍温、费赫尔、乌登、奈梅亨等城镇，再从那里前往阿纳姆，这是一段大约64英里的路程。从那里，彩色的带子继续蛇行，又有大约30英里，到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作简要指示。“这是一个你们将要告诉你们的孙子的故事，”他告诉听众，然后停顿了一下又说，“而且他们将会烦得要命。”这让聚集起来的军官们乐不可支。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伦弗罗中校是来自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当中的一位，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了看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其出击目标是：攻占在第三十军前面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根据天气，地面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刻预定是下午2点。在那个时刻，350门火炮将齐射，形成一个持续35分钟的巨大火炮火力网。然后，在下午2点35分，由一拨一拨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引路，第三十军的坦克将从他们的桥头阵地冲出来，“沿着主要的马路疾驶”。近卫团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导。在他们的后面，将是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和第五十诺森伯兰师[28]，然后是第八装甲旅和荷兰的艾琳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将“不得停顿，不得停止”。近卫团装甲师要“拼命地不断前进”，一直前往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阵地发起的突破，将“几乎是立即的”。他预计，近卫团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因霍温。如果敌人足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夺取之前就把所有的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带着人员和筑桥设备冲向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这个巨大的工兵行动，倘若需要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已经在利奥波尔德斯堡地区的9000名工兵和大约2277辆车辆。第三十军的整个装甲纵队，将两辆并排，每英里35辆，塞满主要的马路。车辆交通将是单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2万辆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阿伦·阿代尔将军是著名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过他认为也有“可能棘手”。他预料，最糟糕的时刻，将会是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桥头阵地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预料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除此之外，他对那支将率先进攻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近卫团———有完全的信赖。

乔·范德勒记得，当得知他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担当先头部队的时候，心中想：“啊，天哪！不要再是我们了。”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然而他也知道他的士兵疲倦，他的部队人员不足。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不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坦克上，他都没有得到什么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留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计划”。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营地直接猛击，实际上又会需要多少时间来进行计划呢？在他的旁边是他的堂弟，36岁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他是乔手下第二营的营长。“对于那个在单辆坦克形成的前线上飞驰穿过德军的抵抗的计划”，贾尔斯“惊恐万状”，在他看来，这不是正确的装甲战。他回忆说，他是“把我所拥有的不管什么疑虑都吞下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激动，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影剧院里有三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宣布产生了深深的个人感情。荷兰的艾琳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曾经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作战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然后，在布鲁塞尔陷落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二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他们期盼着荷兰的解放，但旅长阿尔贝特·史蒂夫·德瑞特尔·范·史蒂文宁克上校，他的副手夏尔·帕于德·德·莫尔唐热中校，以及参谋长约克希尔·扬·贝拉尔茨·范·布洛克兰少校，却对荷兰解放的实现方式怀有严重的疑虑。史蒂文宁克上校认为，这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莫尔唐热的印象是，有关眼前的事情，与实际情况所允许的相比，英国人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事情搞得似乎非常初级。首先，我们将攻占这座桥，然后攻占那座桥，跃过这条河……前面的地形，由于有河流、沼泽、堤坝和低地，因而将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英国人应当已经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布洛克兰，不能不想到以往的军事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除非你有起码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功把握，否则永远也不要作战。然后，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让百分之七十五听天由命。我们要赶到阿纳姆，只有48小时的时间，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强硬一些———我们就会赶不上日程。”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村，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2英里半。

在军衔低于旅参谋长的军官当中，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听到了这个简要指示，其中的一位就是爱尔兰近卫团21岁的中尉约翰·戈尔曼。他受到整个事情的激励，认为霍罗克斯“最为春风得意”。戈尔曼后来回忆，这位军长“运用了他的一切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有戏剧性或者更具有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点缀着小小的幽默的离题的话。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于花园行动，因为“要由近卫团警卫军率先开始，他们的角色将会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

会议结束指挥官们朝外走去，要向他们的部队作简要指示的时候，年轻的戈尔曼第一次感到，他“对成功的机会私下里有了怀疑”。他记得，他在一张地图的面前逗留，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只不过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没有热情，他认为，那是不怎么适合于坦克行进的区域，而且“坦克单行前进，会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但由于已经许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将给予支援，这又使人放下心来。还有一个也算明确的许诺，也使人放下心来。戈尔曼记得，几个月以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接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人十字勋章。[29]在那个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倘若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不赔不赚的赌注。”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的其他可能，“似乎就是将要在埃斯考运河或者其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天”。他相信，蒙蒂的计划“拥有数量恰好的闯劲和胆量。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平坦、灰色的比利时乡下，由于有煤田和炉渣堆，就使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在比利时的乡下，那些要为邓普西英军第二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也听说了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侧路的边上，在露营地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他们的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发挥的作用。29岁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他的军官们，爱尔兰近卫团将打头阵的时候，从聚集起来的军官当中传出了“几乎是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攻占了埃斯考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是同样这样认为。“我们习惯于单辆坦克的前进，”他记得，“而在单辆坦克的前进的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似乎谁对此也不担心。”

但刚刚21岁的巴里·奎南中尉，却是“极其惴惴不安”。他要在米克·奥科克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风格，在坦克的后面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的数量似乎是不祥的。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士兵将“在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中打头阵”。

也是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生动地记得，他被告知，“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子儿女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型导弹的威胁”。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那时候伦敦正遭受猛烈的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却也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孤零零的马路，是“一条可怕的漫长道路”。

23岁的罗兰·S·兰顿上尉被弹片击伤以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他不再是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副官了，相反他被指派担任米克·奥科克上尉突击中队的副指挥。对于这个指派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这个突击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的人来说，显然德国人是瓦解了，吓坏了，缺乏凝聚力，只能够进行零星的战斗”。

并非每一个人都这么自信。皇家工兵部队的A·C·C·托尼·琼斯中尉，21岁，当他听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心中想，这“显然将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三十军的大举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7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近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外一场战役”而已。在这一天，他最关心的是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30]。他得到了有关赛马的特别情报，说是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利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司令部的一位一等兵一起，把身上的每一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要成为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奇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皇家空军的一位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在近卫团装甲师的军官们当中感到自己完全不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是空军联络队的一员，当突破开始的时候，空军联络队将从地面把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召来。他的轻型装甲车（代号为“酒杯”），车顶是帆布的，车里有迷宫似的通信设备，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洛夫感到没有保护，不能自卫———皇家空军的这个联络队所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的掩护炮火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推进”，这位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小小的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装甲的信号站，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信”。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忧虑增加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就是，我将是负责把头上台风型战斗机的‘出租车站’召来的唯一的一人。”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而且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对空的战术军官。然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有一位专家———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将在第二天时与他一起，为一开始的突击处理通信问题。洛夫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应该首先就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工作，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节奏变化”。

有一种改变让爱尔兰近卫团的团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考运河上的桥头阵地的过程中，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喇叭样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一枚炮弹摧毁了。在英格兰进行培训的全部时间里，以及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是使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活动之后，由于他是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也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所选的并非总是令近卫团士兵感到愉快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洒落在乡下各地。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但他的爱尔兰近卫团士兵却并不感到悲伤。他们认为，前往阿纳姆的大举猛攻将会足够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扩音器刺耳地播放出的他当前的主题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集结地区，为起飞的时刻做好了准备。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他们的部下一次次下达简要的指示。准备工作是巨大而又一丝不苟的。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送兵员的飞机、牵引飞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被核对过了，加上油，装上火炮、吉普车等装备。伦敦以北大约90英里，詹姆斯·M·加文准将的“全是美国人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四周的一群机场里，与外部世界隔绝了。罗伊·厄克特将军的“红毛鬼子”、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中的一些人，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南边，在纽伯里镇，大致是在伦敦以西8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也被“密封起来”了。在同一个地区而且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要直到17日的上午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不过在没有教堂的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露营地里，他们也做好了准备。现在每一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等待起飞，等待那个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有些人对被密封起来更感到忧虑。拉姆斯伯里村附近一个机场里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得第一○一师第五○二团的下士汉斯福德·维斯特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在乡下各地几英里的地方，到处都有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的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的自由失去了”。第五○八团的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一再检查他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破损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另外一些人的忧虑，主要是有关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以前的许多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五○六团的一名新兵、19岁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他从美国到达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一○一空降师跳伞进入诺曼底的那一天），在到达集结区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会出发。艾斯尼克夫想：“为了这个任务接受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挡在后面。”然而他差点儿就被挡在后面了。他试图点燃一个用来烧热水的临时代用燃油炉，于是把一根划着的火柴扔进了一个油桶里，看见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便“把头伸在油桶的上面，朝里面看，而油桶却爆炸了”。刹那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立即想到：“现在我做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的。”幸运的是没过几分钟，他的脸上不再燃烧了，他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一○一师的人员当中，他是唯一没有眉毛的人。

第五○二师24岁的上士丹尼尔·扎帕尔斯基“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在树上着陆”，他急于出发。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不是严重得足以让我不能尽到正常的责任”。他的营长，那位讨人喜欢的罗伯特·G·科尔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恳求。扎帕尔斯基并没有被阻止住，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书面声明，证明他可以参加战斗。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上士却“让科尔臭骂了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瓜波兰佬，不切实际，累赘而且不讲道理”。不过他还是让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雷蒙德·S·霍尔上尉是第五○二团的牧师，他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返回参战，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他也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们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一位跳伞老手，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不能有良好表现的恐惧，让另外的人不安。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是一位22岁的连长，他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在诺曼底登陆以前第一○一师进行的一次夜间空降进攻的过程，“非常恐怖，九死一生”。他确信，他将不会完成任务后返回。尽管如此，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是“打算尽可能折腾一下”。约翰逊确信他不喜欢白天空投的主意，那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而另一方面，这一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为了掩盖他的焦虑不安，约翰逊与他的伞兵伙伴们打赌，赌的是谁将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的一位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怎样把这次白天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没超过48个小时，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就忘掉了他的麻木，英勇地拯救那位宿命的约翰逊上尉的生命。

22岁的技术军士马歇尔·科帕斯，他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伞降信号员”，进攻开始时“伞降信号员”们将首先跳伞，为第一○一师标出空投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投的时候，“在伞兵主体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的时间”。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军士约翰·鲁道夫·布兰特，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倘若在地面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也没有和英国兵一起作战过。”

在格兰瑟姆地区，列兵约翰·加齐亚大为震惊，加齐亚是一位曾经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过三次跳伞作战的老兵。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想：“艾克已经和德国人站在一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运作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五○八团的营长路易斯·门德斯中校，也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还清晰而痛苦地记得他所在的团在诺曼底的夜间经历，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投场牢记在心，我们为出发做好了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我的营去听简要指示的时候，我拥有将永远被人们记住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最优秀的一个营的兵力。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一半的人已经失去了。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整个地一起扔进一个地方。”

24岁的一等兵约翰·艾伦，是一位曾经三次跳伞的老兵，在诺曼底负的伤尚在痊愈中，他豁达地对待这次行动。“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击中我，”他庄重地告诉他的伙伴们，“而现在他们将能看见我，一枪就把我射下来。”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以前有过三次夜间跳伞作战的经历，他确信，他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八十二空降师定于白天跳伞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你可以在你的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31]了，妈妈。德国人有甚至在我们着陆之前就打击我们的良好机会。”第五○四团的列兵菲利普·H·纳德勒，为了使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爱的那个谣言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德国营地，里面是党卫军在露营，那个营地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空投场里。

给他的排下达的简要指示并没有使纳德勒感动。第五○四团的一个出击目标，就是位于格拉夫的那座桥。下达简要指示的那位中尉把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格拉夫”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做出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是要在哪个国家伞降？”[32]

第五○四师第二营的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也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大队作简要指示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里韦桥”。

这些简要指示造成了复杂的反应。19岁的下士杰克·邦默认为：“六个或者八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21岁的列兵利奥·哈特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列兵纳德勒散布的谣言所带来的后果———在总的跳伞地区有4000名党卫军。

38岁的埃德温·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位列兵，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兑奖售物活动中赢得的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位列兵感到惧怕的是，他的宠物因为太驯服了，所以不论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但它可能在跳伞之后不会活下来了，即使是活下来，也可能最终进入炖汤的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一空降师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正为默特尔担忧，默特尔是一只棕红色的鸡，从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作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又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进行过6次训练跳伞。一开始，它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膀上的一个带拉链的小帆布包里，然后，在距离地面50英尺的高度时，他再把它放出来。到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可以在300英尺的高度就把它放出来。默特尔发疯似的拍打着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之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上。格洛弗回忆说，在那里，“这只相当温柔的宠物鸡就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着陆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作战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它的包里，一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一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离基维尔不远，该旅23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地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开那只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那只鼹鼠老是钻进他的床垫里。

英军第一空降师，是在从多塞特郡以南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延伸开来的基地里待命，对该师的士兵们来说，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简要指示的军官们还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对这些从1939年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使人飘飘然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的中士罗恩·肯特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一伞兵旅的中士沃尔特·英格里斯也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毛鬼子”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就实际上结束了”。英格里斯预料，他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返回英格兰。第一伞兵旅的一等兵戈登斯派塞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在我们靠近的时候，几个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将惊恐地退缩”；而第一机降旅的一等兵珀西·帕克斯在得到下达的简要指示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混杂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得让我们上面的天空变黑”。卫生员杰弗里·斯坦纳斯预料只能见到“两三个长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望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一机降旅炮兵部队的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就是其中之一。这位31岁的伞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埃是作为炮手受的培训，但当前却是在他的营司令部做军人食堂的代理中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他似乎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度过战争的剩余时间。艾尔弗雷德·鲁利埃曾两次向军士长约翰·西利恳求，恳求能被包括在进攻之中，但每一次都被拒绝了。第三次恳求的时候，阿尔夫[33]强调了他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缩短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回家更快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想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埃的名字被加在将前往阿纳姆的名单上了———在阿纳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位军人食堂的中士助理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的普遍高涨情绪当中，某些军官和士兵当中却有着一些怀疑的暗流。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忧虑，尽管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他们的感情。第一伞兵旅的下士丹尼尔·摩根斯认为，“市场行动是一个可笑的行动”。还有，“在距离出击目标六七英里的地方空投，然后一路作战穿过一座城市到达出击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团部军士长J·C·洛德是职业军人，他也这样认为。“这个计划有点难以预料，”他感到。对于有关敌人已经兵力不足、精疲力竭的言论，他也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一位非凡的勇士”。J·C·洛德的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所负责的老兵（有些人在他的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他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那对士气来说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埃里克·麦凯上尉的工兵们的一项任务，就是快速赶到阿纳姆那座主要的公路大桥，拆掉预料中的德国人的爆炸物，他对这整个行动抱有怀疑。他想，这个师“在距离出击目标8英里的地方空投，可能与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空投没有什么两样”。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的迅速打击”的长处，无疑将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他的部下，每一个人所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连里的每一个人简要介绍了逃跑技巧。[34]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尤其关切他的通信手段。他所担心的，除了那些主要的指挥装置之外，还有那些称之为“22”的小一些的器械，在对阿纳姆进行攻击期间，将在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使用“22器械”。“22器械”最好的传输和接受效果，是在直径为3到5英里的距离之内。由于空投场在距离出击目标7到8英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料其性能是不确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器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司令部进行有效的信号接收，按照计划，该空降军要进攻奈梅亨，那是在空投场南边大致15英里的地方。使问题愈加严重的还有地形。在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大桥和着陆地区之间是城镇本身，另外还有茂密的森林地段和郊区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一支独立的收集资料的联络部队，被称为“鬼怪式”联络部队，它被组织起来为的是把对情报的评估和直接的报告收集起来，并传递给战场上的每一位指挥员，在这里就是传递给空降军的布朗宁将军。而“鬼怪式”部队却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器械”的传输范围担心。25岁的内维尔·海中尉负责的是“鬼怪式”部队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兵部队”，他的部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操作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在“22器械”上进行超过100英里距离的传输。

即使海能获得成功，可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35]，迪恩－德拉蒙德还是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级汤姆·斯蒂芬森中校谈到，“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器械是否能够满意地运转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斯蒂芬森同意他的话，但即使如此，还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在突然袭击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靠拢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相信，部队与司令部脱离联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而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指挥部将会与已经在桥上的第一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别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也深受普遍态度的影响，那普遍的态度就是：‘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捣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现在，最后的决定所依赖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司令部往下，高级军官们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满足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的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不过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一大早有一些雾之外，以后三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没有什么云也没有风。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在下午7点45分发给他手下指挥官们的密码电传电报说：“确认花园行动，17日，星期日。要回音。”在他的日记里，布里尔顿记载：“我们终于参加战斗了。”他心中想，这个夜晚他将能睡个好觉，因为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生式活动房屋[36]里，等待的人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军士食堂里，在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道：“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中士霍勒斯·霍克·斯皮维注意到，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变化的数字也一次次用粉笔写上。为那些永远没有实行的行动所做出的简要指示，斯皮维已经厌倦了，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是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作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已经向他们发出了意义明确的简要指示，他们的武器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的货币已经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伞兵除了等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人用这个时间写信，“庆祝”他们第二天上午的出发，有的把个人的东西包装起来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打牌游戏，玩的牌有21点、扑克牌戏、桥牌等，不一而足。第一伞兵旅第二营20岁的中士弗朗西斯·蒙克，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玩21点。让他惊奇的是，他连续不断地赢。蒙克看着他面前那堆不断增长的荷兰盾，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之后在阿纳姆能够玩得非常痛快”，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将“只会持续48个小时”。让这位中士与德国人算账，这个时间够用了。就在72个小时以前，蒙克的弟弟，一位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200英尺的高空从他被击毁的轰炸机上跳伞时，被打死了，他的降落伞没有能够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边，位于科蒂斯莫村的一个基地里，第四伞兵旅的中士乔·森利正在进行安全巡逻，以确保“没有一位伞兵能溜出基地，进入村子”。在返回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中士金格尔·格林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金格尔是一位体育教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大个子”。格林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个球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格尔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这样在结束之后我们就能在空投场玩上一会儿”。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也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说荷兰人喜欢跳舞，因而仔细地把他跳舞用的平底轻便鞋装了箱。第一伞兵旅通信兵部队的通信兵斯坦利·C·科普利，为他的相机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给荷兰的乡下和城镇拍摄一些照片”。

有一个人带着他几天以前在伦敦买的礼物。当荷兰被占领的时候，荷兰海军32岁的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开着他的扫雷舰逃了出来，驶往英格兰。从那个时候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隶属于厄克特将军司令部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根据提议，沃尔特斯将担任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他隶属于希拉里·巴洛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是第一机降旅的副旅长，被指派在阿纳姆被攻占以后，担任阿纳姆的防区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担任他的助手。现在，沃尔特斯为返回荷兰的前景而激动。“被这种乐观主义所感染，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我将在星期天着陆，星期二回家，在希尔维萨姆与妻子和孩子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一块表，为女儿买了一只两英尺高的玩具熊，四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如果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的话，谁也不会在意。

31岁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要率领被指派去攻占阿纳姆大桥的那个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他的作战服一块儿装了箱。那只铜号是皇家猎狐队的成员们送给他的，在1939至1940年的时候他是那个猎狐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用那只铜号集合他的士兵，在这次行动中他也将这样做。对于白天跳伞，弗罗斯特并没有感到不安。简报会上所给的信息，“已经使我们感到，德国人是虚弱的，士气低落，那个地区的德国部队肯定是层次很低，装备差劲”。但弗罗斯特确实曾对空投场怀有疑虑。他被告知：“在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他纳闷，既然如此，“如果是这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但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喜欢林肯郡的斯托克罗克福德地区，希望“也许能再待上一两天，只是做我以前所做过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但与这些想法在一起的，还有别的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战役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又确实告诉他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无尾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参谋车里。

军士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的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一个最后的记录，那是在人们还没有忙得顾不上的时候乱涂乱画上的。写的是：“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在将由英、美和波兰空降部队夺取的所有渡口当中，最上边的那一座就是在下莱茵河上的阿纳姆大桥。该桥将由厄克特少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夺取，是蒙哥马利要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关键。照片显示，大桥与相连的林荫大道，一直向后面延伸到那座音乐厅建筑群（下前方）。

桥梁：厄克特的士兵还要攻占阿纳姆铁路渡口以及浮桥。德国人已经炸毁了阿纳姆铁路渡口，而浮桥的中间一段则是缺失的。浮桥照片是在进攻开始的11天之前由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照片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德国人是更换了中间那一段，还是拆掉了中间那一段？谁也不知道，但命令已经下达，还是要发起进攻。

奈梅亨大桥

加文准将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迅速攻占了马斯河上的1500英尺长的格拉夫大桥，还攻占了霍伊曼运河大桥。但由于命令上的混乱以及德国人的迅速反应，他们在第一天并没有能够攻占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奈梅亨离阿纳姆11英里远。19日，在英美军队的联合进攻中，渡口陷落了，当时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对瓦尔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攻击，这次攻击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奥马哈海滩登陆”。（译者按：奥马哈是在诺曼底的一个狭窄海滩，D日登陆的一个地点。事件细节详见作者《最长的一天》。）

格拉夫大桥

霍伊曼运河大桥

索恩的渡口

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阵地的南边，泰勒少将的第一〇一空降师攻占了除一座桥梁之外的所有桥梁：因为在索恩的渡口被炸掉了，这使得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度推后了36个小时。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战略上极度对立。蒙哥马利认为，最高司令优柔寡断，“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艾森豪威尔则认为，这位在英国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是“自我中心者，自以为一辈子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员布里尔顿中将，以前从未指挥过伞兵部队。他与该集团军的副司令、英国人布朗宁中将不和。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几个小时以前，布里尔顿收到了布朗宁的辞呈。

布朗宁是英国最杰出的空降作战权威，当被任命指挥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他撤回了辞呈。在此以前，他从未对一个空降军进行过在作战上的控制。

（从左到右）近卫团装甲师师长阿代尔少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霍罗克斯中将，他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将进行大举猛攻；罗伯茨少将，他的第十一装甲师攻占了安特卫普，但又停了下来，以便“加油，重新装备和休息”，这也就使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得以抵达荷兰，参加针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攻击。

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与英军第十二军军长里奇中将会晤；

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邓普西上将，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加文准将交谈。

亨利·克纳普

皮特·克鲁伊夫

荷兰特工亨利·克纳普，与阿纳姆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他们于9月14日警告伦敦方面，在阿纳姆有德军的装甲师。

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是布朗宁的情报处长，他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侦察照片上发现了德军的坦克。他的警告无人理睬。

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他虽然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但也是第一次指挥伞兵师。他不仅没有觉察到德军的装甲部队，而且还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在距离关键性的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的地方着陆。进攻刚一开始，通信就中断了，厄克特将军在德军营地的后面与自己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不得不躲藏了39个极其重要的小时。

希克斯准将

哈克特准将

麦肯齐上校

索萨博斯基少将

拉思伯里准将

由于厄克特“失踪”，希克斯准将不得不指挥该师。

当第四伞兵旅在9月18日着陆的时候，哈克特准将由于资格较老，便质疑希克斯是否有权指挥该师。

厄克特的参谋长麦肯齐上校使进行争论的准将们平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他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由于天气恶劣而耽搁了两天多的时间，而且他们对阿纳姆的真正形势一无所知。

第一伞兵旅旅长拉思伯里准将本应该掌握师的指挥权，但却受伤了，就像厄克特将军一样被认为是“失踪”了。

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与10倍于己的敌人交战，抵挡德军的两个装甲师，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入口。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战壮举之一。

另外一位守桥英雄埃里克·麦凯上尉（30年后的照片），尽管几乎弹药用尽，却要求德国人投降。

麦凯上尉（图中掌舵的那一位）受伤被俘，但却拒不放弃。他与伙伴们逃跑了，顺流而下漂到奈梅亨。

J·O·E·范德勒上校

贾尔斯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部队，率先从荷兰与比利时边界进行装甲突破。这里的照片上是该坦克部队的司令员J·O·E·范德勒上校，以及他的堂弟贾尔斯，贾尔斯是一位营长。

范德勒与贾尔斯在1944年。在距离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6英里的地方，德国人成功地阻挡住了范德勒的坦克部队。

英国皇家空军中尉洛夫，在坦克大举猛攻期间担任地对空通信官，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工作。

洛德·罗茨利最先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的孤军取得了联系。

海中尉，他的“鬼怪式”无线电部队终于替厄克特联系上了地面部队。

查特顿上校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他力主对阿纳姆大桥进行一次大胆的滑翔机奇袭。倘若他的计划被采纳的话，那么大桥就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占。但查特顿由于提出了这个主意，反而被称为“一个刺客和残忍的凶手”。

凯恩少校所在的师在奥斯特贝克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凯恩少校虽然数次负伤，却仍然继续反击敌人的坦克。

伦敦霍布森父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克莱尔·米勒小姐，她制作了布朗宁的飞马旗这与在阿纳姆的荒诞传说相左。那传说认为，飞马旗是布朗宁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莫里埃（名作《蝴蝶梦》的作者——译者按）制作的。米勒小姐还在伞兵的制服上缝上了500个小罗盘，那些小罗盘后来帮助许多伞兵逃脱了出来。

朗斯代尔少校[右]的“朗斯代尔部队”一直坚守到最后。

范德弗特中校

库克少校

在英美联军进攻奈梅亨大桥的过程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库克少校领导了前所未有的瓦尔河渡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与此同时，范德弗特中校与英军一起，进攻大桥的南部入口。

戈尔曼中尉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

军人十字勋章获得者戈尔曼中尉，对整个作战行动有他自己的“怀疑”。他感到，谁也无法行动快得足以拯救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奉命，率领一个连去攻占贝斯特的大桥，据认为那里“防御薄弱”。那个地区实际上有1000多名被忘却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结果他们把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一个整团都卷了进去。

格洛弗中尉，在阿纳姆跳伞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名叫“默特尔”的宠物鸡。“伞兵鸡默特尔”被打死了，格洛弗在作战当中还为它举行了一个正式的葬礼。

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的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怀疑他的通讯设备是否能起作用，但又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和普遍的态度随波逐流”，那就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惹事。”

塔克上校是美军第五〇四团的团长，他的部队渡过了瓦尔河，对英军坦克部队的迟缓深感震惊。他原以为，会有一支特遣部队全速冲过这11英里，到达阿纳姆，给大桥的保卫者解围。塔克说，英国人反而“停下来喝茶”。

冯·伦德施泰特是帝国的最有才干的陆军元帅，在诺曼底惨败之后被希特勒解职，又在9月份被起用。西线的形势是灾难性的，因而冯·伦德施泰特认为，盟军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入侵帝国并结束战争。他在拯救第十五集团军上所使用的战略，是挫败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计划的一个主要因素。

陆军元帅莫德尔，被冯·伦德施泰特称为一位“不错的军士长”，他没有能够阻止盟军在西欧的大举猛攻，但却碰巧在盟军空降进攻的几天前，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调进了阿纳姆地区。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在48个小时之内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德尔硬是不相信。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比特里希中将（这里分别是他在1973年和在1944年），对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一无所知，但却正确地推断出，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帝国的空降专家施图登特大将（在1973年和在1944年），为空降部队的空投规模所震惊，“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兵力为我所用”。

哈策尔中校1973年

哈策尔中校1944年

英军实际上是在阿纳姆地区的两个装甲师当中着陆的，令那两个装甲师的师长大吃一惊。那两位师长分别是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中校、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的哈梅尔少将。

哈梅尔少将

双重间谍、“金刚”林德曼斯越过前线，告知德国人，英军将在9月17日发动地面进攻。与战后英国报纸上的报道相反，林德曼斯对空降进攻的规模一无所知。

德斯洛赫上将

克拉夫特少校

德国空军的德斯洛赫上将对空降进攻的可能性深感担忧，因而他拒绝访问莫德尔。克拉夫特少校的那个营碰巧在位于英军空投场边缘的阵地上。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莫德尔的司令部里，第一个得知盟军空降部队在不到两英里之外的地方空投的人，是赛德尔豪泽尔中尉。“他们正好跳在我们的大腿上！”有人这样告诉他。

艾因霍温

伯恩哈德亲王到达被解放了的艾因霍温，以及他在1973年。有关市场花园计划中的地形上的困难，等到咨询伯恩哈德或者他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而有关阿纳姆的德军装甲部队，亲王从荷兰地下组织所获得的详细情报，又没有受到重视。

艾因霍温在1973年

在奥斯特贝克的荷兰人本来预料会获得解放，却又发现自己正陷于残酷的战斗之中。“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乐观的英国人告诉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

扬·沃斯奎尔无法摆脱一种“无望的感觉”。

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中写道，奥斯特贝克已经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儿子米歇尔在战争期间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丈夫扬在1973

凯特勇敢地把她的家向英军伤员开放。在战斗期间，一段时间里有300多名伤员挤在的家里。扬原先是一位荷兰上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军没有使用德里尔渡口渡过莱茵河。在制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的过程中，德里尔渡口完全被忽视了。

德里尔渡口

[1]言外之意就是，大规模兵力的突然空降，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因为你无法在国土之内处处、时时设防。（又，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2]航空队（airforce），美国空军最大的战术编制单位。

[3]近卫步兵第一团（GrenadierGuards），即著名的皇家步兵卫队第一团。

[4]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52ndLowlandDivision），第五十二是师的序号，而它又是苏格兰低地的师，意即它是第五十二师，又名苏格兰低地师。

[5]空军兵团（command，或者aircommand），指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航空队的最大编制单位。

[6]空降场（airhead），指在敌方境内强行建立的空降场。

[7]“尖叫的老鹰”（ScreamingEagles），即美军第一○一空降师。ScreamingEagles如果用作美国俚语，意思是“退役军人证章”。这里指泰勒的部下，当然不可能是“退役军人证章”，而是他们的绰号。

[8]这里的“常规”，原文是“lawofaverages”，也可译作“概率”，即“你不能永远赢，也不能永远输”这种理念。他们自称“逃避常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总是赢。

[9]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厄克特还戴着他的准将徽章，穿着紧身苏格兰高地师的格子呢裤子（格子呢紧身短裤），套着鞋罩。会见结束的时候，布朗宁指着厄克特的裤子，说道：“你不妨穿得合适一些，脱下那条格子呢紧身短裤。”——原注

[10]“该死的将军”，原文是“bloodygeneral”，这里的“bloody”是俚语，意为“该死的”，是一种温和友好的咒骂，同中文一样，当然不可从字面上理解之。

[11]红毛鬼子（theRedDevils），俚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北非的德军对英国陆军伞兵团的称呼。

[12]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家围海而造的低田。

[13]滑翔机飞行团的团长乔治·C·查特顿上校回忆，当时他想奇袭，“一支由五六架滑翔机构成的兵力在桥附近着陆，并攻占桥梁。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但显然别人谁也看不出这种需要，我清楚记得，因为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被称为一个该死的凶手和刺客”。——原注

[14]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的联系人是谁，只知道他的报告被传递给一个绝密单位，被称之为“阿尔布雷希特小组”。他知道，他打的电话是长途电话。那个时期，荷兰的电话是4位数。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电话技师名叫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为地下组织成员设计出了一个方法，根据这个方法，通过使用某些电话号码，他们能够绕过当地的电话交换台，自动在荷兰各地通话。——原注

[15]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一个王朝的名字，即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Dynasty）。奠基人是腓特烈伯（1105年卒），其继任的统治者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等。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系以霍亨施陶芬命名。第九是各个装甲师当中的序号，且它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该师又名霍亨施陶芬师。

[1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特里希被怀疑为战犯，并因此在监狱里待了8年，1953年6月22日被无罪获释。要找到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们是困难的，要采访他们也是困难的，不过比特里希以及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对我帮助极大，让我弄清楚了迄今为止在阿纳姆战役中的许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的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国人各种各样的叙述中：“我被描述为一位希望能当上指挥的音乐家，”他告诉我，“不过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为一谈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指挥。”——原注

[17]弗伦茨贝格（GeorgvonFrundsberg，1473—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曾先后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对外作战。1509至1525年间屡次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师的名称意为：这是第十装甲师，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又名弗伦茨贝格师。

[18]战后，在他安全的单人牢房里，劳特向荷兰审问者们承认：“当时我提心吊胆……我不得不让抵抗力量瘫痪。”1949年1月12日，一个荷兰法庭认为他的罪名成立，罪名范围广泛，包括“迫害犹太人，流放居民让其进行奴隶劳动，劫掠，没收财产，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以报复其对占领当局的冒犯”。他于1949年3月25日被处决。——原注

[19]战后，一些英国报纸指责，正是由于林德曼斯准确地描述出了阿纳姆是空降的主要出击目标，才使得德国的装甲部队在那里等候，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9月10日会面并决定进行市场花园行动之前，比特里希的军团已经抵达了阵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有关对阿纳姆的进攻以及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的任何事情。而且，盟军有关日期、空投场的部署等决定，是在林德曼斯离开布鲁塞尔、越过德军营地很久以后做出的。第二个经常被重复的说法就是，林德曼斯被带到位于弗尔特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进行审问，有人提出，施图登特大将这位空降专家正确地评估了这个报告，并发出了警报。施图登特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一派胡言，”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林德曼斯。实际上，我战后才在一个战俘营里第一次听说这整个事情。真相是，在进攻发生之前，德军司令部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后不久，怀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于是他被荷兰人逮捕了。“金刚”这个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后都名副其实。1946年7月，在对他进行审判的48小时之前，在一家监狱医院里，人们发现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觉，旁边是一位监狱里的护士。在一个古怪的“爱情契约”中，他们两个人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林德曼斯死了，那个姑娘幸存了下来。——原注

[20]有关情报的这个部分，我所依据的，是S·L·A·马歇尔将军提供给我的资料。马歇尔将军是二战欧洲战区的首席撰史人，他欣然让我看他论述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专著，还有他在1945年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访谈录，该访谈录记下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史密斯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会晤。——原注

[21]斜角照片，也就是既不是垂直拍摄，也不是水平拍摄。

[22]“这是最终折断骆驼的腰的那根稻草”是一句常用的英语俗语，意即致命一击。

[23]英军少将休伯特·埃塞姆，在其卓越著作《德国战役》一书（第13页）写道：“在8月底和9月的上半月，盟军的情报参谋们对实际形势的理解有误，他们降低到这样一个层次，那是在1917年帕辛代尔战役的时候，黑格的首席情报官约翰·查特里斯准将达到的那种层次。当时，战时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指控，查特里斯“只挑选那些适合于他的想象的数字和事实，然后又相应地发布给人以希望的报告”。在1917年的弗兰德战役的各个时期，查特里斯报告说，敌人“崩溃”，“遭到重创”，“后备部队甚少”，甚至“在逃窜”。按照官方的英国史的说法，在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在帕辛代尔周围相继发生的可怕战斗中，伤亡总数高达244897人。——原注

译者按：黑格（DouglasHaig，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战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因推行消耗战略而造成英军大量伤亡；他于1919年被封伯爵。帕辛代尔（Passchendaele）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是1917年英军伊普尔（Ypres，比利时城市）攻势中的突出部，全部被战争所毁。弗兰德（Flanders），位于历史上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

[24]韦塞克斯（Wessex）是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意即这是第四十三步兵师，又名韦塞克斯师。

[25]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英格兰南部城市。

[26]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苏格兰博德斯行政区贝里克希尔区的一个小自治市，著名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这里建立。

[27]在其历史著作《战争中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中，埃塞姆写道：“未来的检查军容风纪的人”可能会记得，“当英国陆军的士气在其历史中最为高涨的时候，军官们就穿着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的服装”。——原注

[28]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第五十诺森伯兰师，意即它的部队序号是第五十师，又名诺森伯兰师。

[29]诺曼底战役期间，在康城作战的时候（译者按：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距离英吉利海峡14公里。1996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与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他率领一组三辆谢尔曼型坦克，与4辆德国坦克不期而遇，其中一辆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他的士兵利索地摧毁了敌人的装甲，戈尔曼猛烈地撞击那辆巨大的虎式坦克，并在那辆坦克试图逃跑的时候，摧毁了它的火炮，杀死了里面的坦克手。——原注

[30]纽马基特（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圣莱杰赛（StLegerrace），英格兰三王冠马赛之一，1776年由陆军上校圣莱杰创办，1778年用他的名字命名，限三龄马驹参加。

[31]金星（goldstar），表示有家庭成员战死疆场。

[32]“格拉夫”，英文是“Grave”，意为“坟墓”。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要去坟墓，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里的坟墓。”

[33]阿尔夫（Alf），艾尔弗雷德（Alfred）的昵称。

[34]有关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大桥活动的最精确的叙述之一，见于埃里克·麦凯所写的《阿纳姆大桥战役》一文，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1945年10月号。——原注

[35]包括在通信配置当中的，是皇家空军提供的82只鸽子。这些鸽子的鸽舍在伦敦地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在空降兵的着陆和德国人的打击之后还活着的话，它们就将飞行大致240英里才能传递信息。——原注

[36]尼生式活动房屋（Nissenhuts），由英国采矿工程师尼生（PeterN.Nissen，1871—1930）设计的瓦楞铁皮半圆顶和水泥地面的活动房屋，用作士兵宿舍。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Ⅱ

第三部 进攻

part three the attack

1

★ ★ ★

巨大的飞机编队发出的隆隆声震耳欲聋。位于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的英军滑翔机部队基地的四周，马和牛惊慌失措，在田野里乱窜。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成千上万的人吃惊地注视着。在一些村庄和城镇里，交通堵塞，人们停了下来。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旅客们互相拥挤着，朝窗外凝视。各处的人们都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因为那是一种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的景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部队离开了地面，飞向目标。

碰巧，在1944年9月17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特殊的宗教仪式正在英格兰各地举行，纪念“那些勇猛的少数人”，也就是那几个皇家空军飞行员，四年前他们无畏地向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挑战，打得他们陷于停顿。当做礼拜的人们跪下来祈祷时，飞机螺旋桨持续而又强烈得使人无法忍受的嗡嗡声，把一些仪式的声音完全淹没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演奏着庄严的《圣母马利亚颂》，那原本昂扬的风琴乐音听不见了。人们三三两两离开他们坐着的长椅，与已经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待在一起。在街上，伦敦人朝天上凝望，被喧闹声惊得不知所措，那是一个又一个飞机编队在低空飞行，从他们头上飞过。在伦敦北边，一个救世军[1]乐队由于无法忍受这噪声而停止了演奏，但那位低音鼓鼓手，却眼睛盯着天空，用力敲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鼓点：三点一线———那是V字，在莫尔斯电码中，V代表“胜利”（victory）。

对旁观者来说，牵引着滑翔机的飞机的巨大洪流，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了这次进攻的性质。但当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目睹了有史以来所构想的最重要的空降攻势的开始阶段，却已经是6个小时以后的事情。红十字会工作者安杰拉·霍金斯的一番话，可能最好地总结了那些看见这个巨大机群飞过的人们的反应。从火车的窗子边，她吃惊地朝上凝望着，只见一浪高过一浪的飞机，就像“成群结队的紫翅椋鸟”从天上飞过。她确信：“这次进攻，不管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带来战争的结束。”

对于自己的出发所造成的这个令人敬畏的景象，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就像地面上的平民一样没有准备。对动身前往荷兰的伞兵、滑翔机运送的步兵以及飞行员们来说，机群的规模之大、场面之壮丽使他们惊愕。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是隶属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位荷兰军官，他认为，这个景象是“难以置信的。盟军所拥有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参与了这个单一的行动”。事实上，参与的飞机大约有4700架———这是在一个单一的空降任务中所曾经使用过的最大数目。

行动是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开始的，并持续了整个上午。一开始，1400多架盟军的轰炸机从英国的机场起飞，对市场花园行动地区里的德国防空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从上午9∶45开始，在此以后的两小时又一刻钟的时间里，2023架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以及滑翔机的拖航飞机，从24个美军基地和英军基地蜂拥上天[2]。45架运送伞兵的C－47型飞机，排成一个长的编队飞行。更多的C－47型飞机以及英军的轰炸机———哈利法克斯型、斯特林型、阿尔伯马尔型———牵引着478架滑翔机。这些数量巨大的运送装备和兵员的滑翔机，似乎形成了无穷无尽的空中列车，它们在拖航飞机的后面，拴在300英尺长的绳索尾部，反弹着上下跳动。在小一些的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当中摇晃着飞行的，是大而细长的哈米尔卡型飞机，每一架这种飞机的运载能力是8吨，能够承载一辆小型坦克，或者两辆装上大炮和弹药的3吨重的卡车。在这些巨大编队的上面、下面和侧翼，给它们护航的，是几乎1500架盟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有英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暴风雨型战斗机、蚊子型战斗机，有美军的雷电型战斗机、闪电型战斗机、野马型战斗机，以及可以低空俯冲的轰炸机。天上的飞机是如此众多，结果第一○一空降师的尼尔·斯威尼上尉记得：“就好像我们能够一直飞行，然后一路去到荷兰”。

英军滑翔机部队是首先起飞的。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那个走廊里，与美国人相比，厄克特将军是更北边的地方，而且要求也不同，因而在第一次空运中，就需要最大数量的人员、装备和火炮———尤其是反坦克炮———以便攻占和坚守他的攻击目标，一直到地面部队能够赶来接应。因而，他的师的主要部分是滑翔机运送的：有320架滑翔机，运送着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第一机降旅的人员、运输工具和火炮。他们将在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到达位于阿纳姆以西的着陆区域。30分钟后，分乘在145架运送飞机上的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就将开始伞投。由于不灵便的滑翔机和拖航飞机要慢一些———每小时120英里，而运送伞兵的飞机是每小时140英里———所以这些巨大的“空中列车”得先起飞。从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8个基地里，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在机场跑道上徐徐行进，然后以之前从未尝试过的起飞速率升上天空：一分钟起飞一个组合。此后组成队形尤其复杂而且充满危险。这些飞机缓慢地升高，向西飞行，越过布里斯托尔海峡[3]。等拖航飞机和滑翔机的速度同步了，它们就成对地朝右边靠拢列成梯形编队，然后返回，飞过起飞的基地，向着伦敦以北的哈特菲尔德镇上空的集结点飞去。

当英军第一个滑翔机系列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上方组成队形的时候，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和6架美军C－47型轰炸机，就在上午10∶25起飞，前往荷兰。在这些飞机里，是美军和英军的伞降信号员———这些人将首先着陆，为市场行动的部队标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与此同时行动的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伞兵，他们乘坐着62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50架C－47型牵引滑翔机，从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周围的基地起飞了。第九运输兵团的飞机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以5到20秒钟的间隔离开地面。他们一浪高过一浪，在剑桥郡马奇镇的上空会合，又从那里以三个平行的系列，向前飞越奥尔德堡[4]的海岸。

同一时间，从格林哈姆康芒四周的南部机场，第一○一空降师乘坐424架C－47型飞机，外加70架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升上了天空。他们编队以后，也通过了哈特菲尔德上空的交通控制点，然后朝东飞行，在布拉德韦尔湾越过海岸。

这个庞大的机群排成3架一排的巨大纵队，绵延约10英里宽、100英里长，自英格兰乡下的上空掠过。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在前往奈梅亨和阿纳姆的途中，沿着北边的线路飞行。与他们一起飞行的，有一个由38架滑翔机组成的特殊系列，它运送着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前往奈梅亨。南边的路线上，美军第一○一空降师越过了布拉德韦尔湾，飞往在艾因霍温以北不远的空投场。到上午11点55分的时候，整个部队———20000多名官兵、511部辆战车、330门火炮以及590吨的装备———都离开了地面。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从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俯瞰着英格兰的乡下，他看见一些修女从一个女修道院的院子里挥手。他想：“这个晴朗的日子和修女们组成了一个具有油画性质的画面。”他朝她们挥手，不知道“她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到哪里去”。

对空降部队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飞越英格兰旅行的开始阶段，情绪是轻松的。对第一伞兵旅的列兵罗伊·爱德华兹来说：“一切都是如此安详，就像乘坐公交车前往海边旅游一般。”列兵A·G·沃伦德记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星期日。是一个适合在乡间小路漫步、在小酒馆里喝上一品脱酒的上午”。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查特顿上校，为运送布朗宁将军的那架滑翔机导航，他把这个星期日描述为“极其晴朗的一天。似乎不可能是我们正在起飞，去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役”。布朗宁的随行人员和装备给查特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将军在一起的，是他的勤务兵、司令部的医官、厨师，以及他的帐篷和私人吉普车。布朗宁坐在一个装沃辛顿牌啤酒用的空板条箱上，一边是飞机驾驶员，另一边是副驾驶，查特顿注意到，他“衣着干净利落，穿着巴拉瑟亚军服呢的作战服，扎着擦得锃亮的萨姆·布朗武装带[5]，穿着有形似刀刃折缝的裤子，带着一面有皮套的闪闪发亮的镜子，还有一个轻便手杖、一双一尘不染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查特顿说，这位将军“情绪极其高涨，因为他意识到，他已经到达他事业的一个顶峰。四周有一种极其欢快的气氛”。

在另外一个滑翔机系列里，那位被指派执行市场花园行动最困难任务的安静的苏格兰人，也就是第一空降师的罗伊·厄克特将军认为，“想要不因为我们终于动身而感到激动，是困难的”。然而这位颇得人心的军官脑子里，仍一如既往想着他的士兵和摆在前面的工作。同布朗宁一样，他也带着随行人员。那架霍萨型滑翔机载着他的副官罗伯茨、勤务兵汉考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A·佩尔牧师大人、一名通信兵、两名宪兵、他们的摩托车以及将军的吉普车。厄克特把滑翔机里面上上下下看了看，感到一阵良心上的剧痛。他想到他的伞兵们，他们负担沉重，带着背包、枪支和装备，拥挤进沉重的运输机里面。厄克特只带着一个小的肩背包、两只手榴弹、一个地图盒子和一个笔记本。他为自己的舒适感到不安。

几乎直到起飞的时刻，厄克特还被要求做出困难的决定。在动身的几个小时以前，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接到了美国空军一位高级军官的电话。是不是要轰炸在沃尔夫黑策的那家精神病院？麦肯齐汇报说，那个美国人“想得到厄克特的亲自保证，里面的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疯子；否则的话，美国人将不能承担责任”。那个精神病院靠近该师的集合地点，位置危险，厄克特的参谋班子认为是由德国人坚守的。麦肯齐承担了责任。“责任自负！”那个美国人回答道。厄克特批准了他的参谋长的行动。“我的意思是尽可能作好准备，这就是要做的一切！”他记得。

当麦肯齐就要前往他本人的滑翔机时，厄克特把他私下里带到一边。“瞧，查尔斯，”他告诉麦肯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指挥权的接替将首先是拉思伯里，然后是希克斯和哈克特，按照这个顺序。”厄克特的选择是根据经验做出的。“谁都知道，拉思伯里是我的副手，”他后来回忆说，“哈克特军衔比希克斯高，但年龄小得多，我确信在处理步兵上希克斯要更有经验。我的决定绝不是对哈克特指挥能力的反映。”厄克特反省，也许他应该早一些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每一个准将，不过他“坦率地认为，这整个问题是非常不合实际的”。这个师既失去厄克特又失去拉思伯里的机会，微乎其微。

现在，所有的决定都做出了，厄克特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战斗机中队掠过了滑翔机的行列”。这是他第一次乘坐滑翔机进行作战旅行，他提前吃了两三片防晕机的药片。他的喉咙干燥，吞咽有困难。他还意识到：“我的勤务兵汉考克正在注视着我，他的脸上有关切的表情。就像每一个别的人一样，他也预料我会晕机。”厄克特并没有晕机。“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飞机洪流之中，我集中在各种印象上。我们投入了战斗。我们制订了一个好的计划。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座大桥，但我并没有老是想这件事情。”

尽管这个庞大的机群在起飞的时候表现出了运作上的高效率，但不幸和事故却也几乎立即发生了。就在起飞之前，一架滑翔机的左舷机翼，被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的螺旋桨打了下来。没有人受伤。运载机降旅的艾伦·哈维·考克斯中尉的滑翔机，在费力升空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低空的云挡住了滑翔机飞行员的视线，他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的尾部排成行。滑翔机飞向一个方向，拖航飞机飞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样一来牵引绳索有可能缠绕滑翔机的机翼，使滑翔机倾覆。滑翔机飞行员由于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重新校直，所以只好一把抓住红色顶部的松脱控制杆，解开了缆绳。考克斯的滑翔机在泰晤士河畔桑福德的一块干草地上着陆了，但没有受到损伤。一个更为古怪的事故，发生在一架运载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的C－47型飞机上，那些士兵面对面地坐在飞机的两侧。起飞5分钟后，下士杰克·邦默看见，“就在我对面的人身后的载货舱口弹开了”。空气的力量几乎把人们从舱口吸到外面的天空里去。邦默回忆说，当他们绝望地抓住东西不放的时候，“飞行员优美地翻了个筋斗，舱口又砰的一声合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是急于离开他在基维尔的基地以及那只老钻进他床垫的鼹鼠，现在则为能活着感到幸运。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平静飞行以后，他的滑翔机钻进了云彩里。在从云堆中穿出来的时候，滑翔机飞行员看见，牵引绳索在左舷机翼上缠住了。纳恩听见，滑翔机飞行员在与拖航飞机上的对讲机上说：“我出麻烦了！我出麻烦了！”接着就把缆绳解开了。“我们似乎完全停在空中。”纳恩记得，“然后滑翔机的机头下垂，我们歪歪扭扭地朝地面飞速而去，牵引绳索在旁边飘扬着，就像一根断了的风筝线一样。”纳恩坐着，“吓呆了”，听着风在机身旁呼啸着，“希望在滑翔机里拴住吉普车的锁链能够承受住拉力”。然后他听见飞行员提醒他们：“振作起来，伙计们。我们到了！”滑翔机触到了地面，反弹上去，又再次触到地面，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在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纳恩听见飞行员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都没事吗？”每一个人都没事，大家又返回基维尔基地，于9月18日在第二次空运中飞了出去。

别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威尔特郡的上空，悲剧打击了一个滑翔机系列。皇家空军中士沃尔特·辛普森，坐在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用普列克斯玻璃[6]制造的回转炮塔里，注视着拖在后面的霍萨型滑翔机。突然，“滑翔机似乎就要在中间裂开，那个样子就好像，尾部与前部脱离了”。辛普森吓坏了，于是朝机长喊道：“上帝啊，滑翔机断开了！”牵引绳断了，滑翔机的前部沉了下去，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地”。斯特林型轰炸机离开了飞行编队，逐渐降低高度，返回去确定飞机残骸的位置。飞机的前半部分在一块地里被发现了，尾部无处可寻。在标明了地点以后，机组人员返回基维尔基地，由吉普车带着来到失事的地方。在那里，辛普森看见，那个样子“似乎就是一个被践踏了的火柴盒”。士兵们的尸体还在里面。辛普森无法估计那里有多少个死人——— “只是一堆胳膊、腿和身子”。

等最后一个系列到达英国海岸的时候———北边的飞行纵队越过了在奥尔德堡上空的飞行检查点，南边的飞行纵队飞过了布拉德韦尔湾———有30架运载兵员和装备的滑翔机落了下来。拖航飞机的发动机故障、折断了的牵引绳以及在某些地方的浓雾，造成了这些飞行夭折。按照军事标准，这个行动的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伤亡轻微，而且落下来的士兵以及落下来的大多数货物将在以后的空运中乘飞机到达，但尽管如此，损失无可置疑会带来伤害。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每一个人、每一件装备，对厄克特将军来说都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一天，他的23架滑翔机所装载的人和货物失去了。等到前往阿纳姆的部队到达其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的时候，指挥官们才发现，这些损失是多么至关重要。

现在，当这个长长的空中列车蜂拥着飞过英吉利海峡，把陆地落在后面的时候，一种新的期待开始弥漫这个庞大机群。那种“星期日郊游”的情绪在迅速消失。当一个个美国系列飞过海滨胜地马盖特[7]的时候，第一○一空降师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看见，右边就是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些白色悬崖就像他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家乡附近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灰白色山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下士D·托马斯，从飞机的一扇敞开的门朝外凝望着，一直到他的祖国的海岸线消失，这时他发现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从马奇镇和哈特菲尔德镇的集结出发点，空降纵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导航设施的帮助：雷达信标、特殊的有罩灯光以及无线电测向信号。现在，北海舰船上的灯塔开始为飞机导航。另外，成群结队的工作艇———北部路线有17艘，南边的飞行路线有10艘———在水面上伸展了开来。在一架牵引着一架4吨重的霍萨型滑翔机的飞机里，空军上士威廉·汤普森坐在操纵装置前，在他看来，“用不着怎么导航。我们下面的那些工作艇所展示的样子，就像横跨海峡的踏脚石一般”。但这些迅速移动的海军舰艇所做的事情，远非仅是帮助指示方向，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海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忙碌了起来。

在越过北海的30分钟行程中，人们看到，有一些滑翔机在灰色的海水里上下颠簸，这时，水陆两栖飞机在低空盘旋，把它们的位置标明出来，一直到救援艇到达这个地点。搜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完全超脱地”注视着，“两架滑翔机坠落了，还有一架在做水上迫降”。他拍了拍他的下士的肩膀。“朝下面看，霍布柯克，”海喊道。那位下士朝下瞥了一眼，海记得，“我几乎能够看得见，他的脸色发青了。”海迅速安慰那个人道：“没有什么要担心的。看，那些船已经把他们打捞出来了。”

上士约瑟夫·基奇纳驾驶着一架滑翔机，他也同样被海空救援艇的速度所深深感染。他发现有一架滑翔机在漂浮，而那艘救援艇已经赶到旁边。“他们是如此迅速地把人们打捞出来，我甚至认为他们连脚都没有湿。”他回忆道。上士西里尔·莱恩驾驶的一架滑翔机里面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不过却幸运能够活着。莱恩注意到，在摇摆着的黑色霍萨型滑翔机所组成的空中列车中，有一架滑翔机缓慢地脱离了位置。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霍萨型滑翔机摆脱出来，几乎是从容地朝海上下降。当它击中海水的时候，一圈白色的泡沫出现了。他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家伙是谁”。这时，牵引着滑翔机的那架斯特林型轰炸机上的右舷螺旋桨慢了下来，之后停下了。当飞机的速度降低的时候，莱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要飞到为自己的飞机拖航的那架飞机的前面”。他立即松开了牵引绳，他的副驾驶大声喊道：“作好准备，水上迫降！”他们能够听见，在后面的座舱里，步枪的枪托撞击着滑翔机的胶合板机身，那是那些发狂似的乘客们在试图打开一个逃生的通道。莱恩迅速降低高度，回头一看，吓坏了，只见那些绝望的伞兵们“已经在滑翔机的顶部打开了一个洞，两侧正开始折断”。莱恩惊呼道：“别这么干！系好安全带！”然后，随着沉重的砰的一声，滑翔机碰撞上水面。当莱恩浮出水面的时候，他看见飞机残骸在大约30英尺以外的地方漂浮。座舱一点影子也没有，不过他的每一位乘客倒都有了交代。没出几分钟，所有的人都被捞了起来。

在这个第一次空运中总共有[8]架滑翔机做了水上迫降；它们一落水，海空救援部队便以精彩的表现，救出了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然而，又是厄克特的部队被削弱了———在那8架滑翔机当中，有5架是飞往阿纳姆的。

在飞越海峡的过程中，敌人除了对一架落水的滑翔机做了一些长距离的、不精确的炮击之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第一○一空降师走的是南部路线，那将使该师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这个师的飞行几乎完美。但当荷兰的海岸线出现在远方的时候，北部纵队中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的伞兵们，开始看到那种使人感到不祥的、能说明问题的、一阵阵灰色和黑色的高射炮火的烟雾———那是德国的防空炮火。当他们在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继续飞行的时候，从荷兰海岸线外的瓦尔赫伦岛、北贝弗兰岛和斯豪文岛所发射的敌人炮火，已是清晰可见，斯海尔德河河口的防空军舰和驳船上的炮火也是清晰可见。

护航的战斗机开始脱离编队，与火炮阵地交火。在飞机里人们能够听见，力道已尽的炮弹碎片碰撞着C－47型飞机的金属侧面。第八十二空降师有战争经验的列兵利奥·哈特，听见一名新兵问道：“这些凹背单人坐椅是不是防弹？”哈特只是怒视了他一下，这些轻金属做的椅子连一块用力扔出的石头都挡不住。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上，列兵哈罗德·布罗克利记得，有一名补充兵员在纳闷：“喂，下面的那些黑色和灰色的烟雾是什么？”在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一块弹片穿透了飞机的底部，砰的一声击在了一个野战炊具上，但并没有把炊具打坏。

有战争经验的伞兵们用不同的方式掩盖他们的恐惧。上士保罗·纽南看见，“那种高尔夫球似的熟悉的红色曳光弹正迂回向我们飞来”，于是就假装打盹儿。曳光弹差一点就击中了列兵肯尼斯·特鲁阿克斯的飞机。“谁也没有说话，”他回忆道，“只有一两个勉强的微笑。”中士比尔·塔克曾在诺曼底经历过防空炮火，他老是“恐惧会从下面被击中”。他感到，如果坐在三件空军的防弹衣上，就“不会那么毫无防御能力”。列兵鲁道夫·科思记得，他感到“就像坐在我自己的钢盔上一样，不过我知道我需要把它戴在头上”。

有一个人更关切来自内部的危险而不是外部的危险。副驾驶员比尔·奥克斯中士，尽力要使他的霍萨型滑翔机在空中飞行平稳，他回过头来看他的乘客们的状况如何。令他感到恐怖的是，有三个伞兵正“平静地坐在地板上，在一个小厨灶上用军用饭盒煮茶。另外五个人正站在四周，拿着缸子等待把茶水倒进去”。这促使奥克斯采取行动。他把飞机操纵杆交给正驾驶，匆匆向机尾走去，心想滑翔机的胶合板地板随时都会着火。“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们装载在拖车里面的迫击炮炮弹可能会爆炸。那个小小的野战炉传出来的热是可怕的。”他怒不可遏。“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煮一下。”一名伞兵安慰地告诉他。奥克斯匆匆返回到飞行员座舱，把事情向正驾驶伯特·沃特金斯上士作了汇报。正驾驶微笑了。“告诉他们，茶煮好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奥克斯一屁股坐进他的座位上，把头埋进手里。

尽管护航战斗机让大多数海岸高射炮阵地安静下来，但一些飞机被毁坏，一架拖航飞机和它所牵引的滑翔机，以及一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在斯豪文岛的上空被击落了。那架拖航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机组人员全部阵亡。那架滑翔机，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韦科型滑翔机，在半空中粉碎了，而在附近的英军纵队中飞行的丹尼斯·芒福德少校，可能看见了这个景象。当那架韦科型滑翔机解体的时候，他吓呆了，只见“人和装备从飞机上洒落出来，就像玩具从圣诞彩包爆竹8中洒落出来一样”。其他人看见，那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坠毁了，装在飞机下面成捆的装备，被曳光弹点着了。“黄色和红色的飘带似的火焰在黑色的烟雾中出现。”阿瑟·弗格森上尉回忆道，当时他正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上。没出几分钟时间，那架C－47型轰炸机就熊熊燃烧起来。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站在他的飞机门里面，注视着伞兵从被击中的飞机上跳伞。“当我们的人在使用伪装的降落伞时，我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清点他们，并且看到他们全都安全地逃脱了。”

尽管那架飞机被火焰吞没，但飞行员却想方设法使飞机保持平稳，一直到伞兵们开始跳伞。然后卡迈克尔看见，又有一个人离开了飞机。“陆军航空兵团使用的是白色的降落伞，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是机长。”他是最后一位离开的。几乎是立即，那架熊熊燃烧的飞机就俯冲下去，全速冲进了斯豪文岛的一个洪水泛滥地区。卡迈克尔记得，“在碰撞的时候，一个白色的降落伞在飞机的前面鼓扬了起来，大概是被坠毁的力弹出来的。”对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来说，那架坠毁的C－47型轰炸机的景象具有一种“可怕的效果”。梅加拉斯是他飞机上指挥跳伞的军官，原先曾告诉他的部下，他将“在到达空投场的5分钟之前”，下令“起立，钩上挂钩”。现在，他立即下达了这个命令。在许多别的飞机里，指挥跳伞的军官做出了与梅加拉斯同样的反应。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参加战役了———而且，事实上，对空降部队而言，到达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现在不过是30到40分钟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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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普遍遭到了轰炸，现在又有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因霍温的空袭，但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威胁上：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从其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桥头阵地再次发起攻势。

“指挥官们和部队、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参谋班子，面对着困难，承担着过重的负担，过于焦虑，结果我们只想到有地面上的军事行动。”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回忆道。施图登特是德国杰出的空降专家，现在他的司令部在弗尔特附近的一个村舍里，大致是艾因霍温西北21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司令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些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施图登特走了出去，来到一个阳台，朝着那些轰炸机注视了几分钟，然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又回去做他的书面工作。

瓦尔特·哈策尔中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指挥官，现在他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移交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海因茨·哈梅尔将军。哈梅尔现在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而莫德尔又不知情。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的“丧失能力的”装甲兵员运输车的平板车，准备由凌晨2点开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再受到轰炸，因而哈策尔“对飞机也就不怎么理会”。他认为，在荷兰上空的巨大轰炸机编队，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他和他富有战争经验的坦克手们知道：“轰炸机一天几次，向东飞往德国又返回，是家常便饭。我和我的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和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首席医官，哈策尔与施卡尔卡一起，从位于贝克贝亨的司令部出发，前往霍恩德罗兵营，那是阿纳姆以北大约8英里的地方。在该师约有600名士兵的侦察营面前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将给营长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授勋以后，将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位于杜廷赫姆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部里，威廉·比特里希中将也同样没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里，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些时间了。司令部里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飞行堡垒”[9]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回，而且别的飞行堡垒机群照常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他们正在向东飞行，前往别的目标。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把没有使用的炸弹投弃在鲁尔河上，并且往往因此而投弃在荷兰本土，也并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相信，这些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开始地面攻势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演愈烈的空袭活动，有一个军官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大约120英里以外，在位于科布伦茨附近阿里姆贝格的西线总司令的司令部里，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是在对鲁尔河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才会使用———却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上午的报告附件第2227号中，他的作战部局长记录，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有海军和空降部队正在对荷兰北部进行入侵的可能性。记录上写道：“总的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值得注意的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要再次调查军舰进攻和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的结果要报告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这个电报到达莫德尔司令部的时候，大致就是那个庞大机群的第一批飞机越海岸线的时候。

上午11点半，在阿纳姆上空，黑色的烟柱升到天空，烈火在整个城市燃烧，这是3个小时近乎饱和的轰炸所带来的后果。在沃尔夫黑策、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因霍温，一座座建筑被整个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瓦砾和玻璃随处都是，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甚至就是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也正在扫射各个地方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者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庇护所里挤作一团，或者鼓起鲁莽的勇气，在街上骑自行车或者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和欢欣鼓舞之间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在南边，距离奈梅亨83英里的地方，就是马斯特里赫特，它是第一个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一集团军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预料，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自己的城镇和村庄。从伦敦进行广播的橘子无线电台，在一个个忙乱的新闻快报中，加深了这种印象： “时间几乎到了。我们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就要发生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还没有带荷兰钞票。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的时候接受这个钱……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把收成交出来……”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的时候，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示欢乐……过去，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当中藏有炸弹。”大多数荷兰人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确信这些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就像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进攻也一无所知。

扬·沃斯奎尔和伯莎·沃斯奎尔，正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岳父家里躲避。他们夫妇认为，在他们地区里的轰炸目标，是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司令部。沃斯奎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完美的轰炸天气”。然而他却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香味和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梗被它们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可能性”。沃斯奎尔自己平静得奇怪。从他岳父家的前阳台，他注视着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个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沃斯奎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战壕啊。”那个德国人微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战壕里面满了。”那个士兵走向前，来到阳台。“这是猛烈的轰炸，”他告诉沃斯奎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集中在村子的东边和西边。”

沃斯奎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黑策地区赶来。她告诉他们，那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许多人死了。“恐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沃斯奎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他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不这么认为。那里没有落下炸弹。”后来，那个士兵离开以后，沃斯奎尔出去调查伤亡的情况。谣传各种各样。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沃尔夫黑策几乎被夷为平地了。他想，毫无疑问盟军正在行进，随时都会到达。他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悲伤。他记得，在诺曼底进攻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康城[10]就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他的家人找到躲藏处的奥斯特贝克，将是一个变成废墟的村庄。

在沃尔夫黑策四周，树林里隐藏的德国人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著名的精神病院遭受了直接的打击。行政楼周围的4个分馆式病房被炸平了，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将增加到80人以上），还有更多人受了伤。60个吓坏了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无目的地走动。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乌斯·范·德贝克医生就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不耐烦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听到消息，也一定会来的。他需要尽可能快地与外科小组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位“住院者”，亨德里克·沃伊堡，实际上是在这家精神病院隐藏起来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回忆说，“实际上德国人并没有在这家医院里面，尽管他们确实在附近有阵地，在树林里存放着大炮和弹药。”在轰炸的过程中，当军火存放处被击中的时候，正在一座楼的阳台上的沃伊堡被击倒在地板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记得。“从军火存放处飞来的炮弹嗖嗖地落进医院，杀死杀伤了许多人。”沃伊堡狼狈地站起来，在低空扫射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他看来，好像“这个地方将很快满地都是死人和濒临死亡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要把蔓延的火势控制下来。迪尔克·希丁克是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该兵营遭受了低空飞行的蚊子型飞机的直接打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让兵营烧掉，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的时候，希丁克看见，要拯救兵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火势太猛烈了！

从父亲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套间里，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看见，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火吞没了，不仅兵营在燃烧，而且附近的中学和中学对面的皇家餐厅也在燃烧。热气非常强烈，吉斯伯斯记得，“我们窗子上的玻璃突然波动起来，接着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从大楼里撤离，爬过砖瓦木料来到广场。吉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爆炸瓦砾中跌跌撞撞走了出来，鼻子和耳朵里流着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来到威廉大街并不是出于故意。由于轰炸造成电力短路，卡雷尔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惯性滑行，稍微倾斜了一下，在广场上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发现还有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行进入了广场，无法离开。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服务员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而自己直接从窗户跳了出来。

在位于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翁克对投弹手的技巧感到钦佩。他朝莱茵河的对面望去，看见有12个防空阵地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但炮管是扭曲的。现在城市没有了电，翁克也就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再也不能制造煤气了。那3个巨大的储气罐里剩余的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除了煤和柴火之外，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成千上万的人在堂里与外界隔绝。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在那个巨大的荷兰归正会[11]大教堂里，就有1200人。“即使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炸弹在外面爆炸，”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大人也仍然平静地继续讲道。断电的时候，风琴停下了。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走向前来，开始用手拉着风琴的风箱。”然后，在汽笛、爆炸和隆隆的飞机声中，风琴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全体会众站立起来，唱起荷兰国歌《威廉颂》。

一个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位于阿纳姆火车站附近，抵抗组织成员盖伊斯伯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伯特讲道。纽曼感到，甚至这剧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使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威胁付诸现实，那威胁就是：为了对抵抗组织对高架铁路的进攻进行报复，他们将在这一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当他听到多米尼·伯特有关“你的行为对上帝和你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的布道的时候，他的良心让他不安了，他决定，礼拜一结束，他就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以后，纽曼走过杂物满地的街道，来到一个电话前，在那里，他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直言不讳，而且十分果断。“拒绝，”他告诉纽曼，“继续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11英里外的奈梅亨，轰炸机以极高的精确性击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结果只剩下一个阵地仍然在开炮。那个巨大的、高耸的PGEM发电站，为整个海尔德兰省[12]提供电力，它只受到皮毛的损坏，不过高压线断了，整个地区断了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个人造丝工厂受到严重损坏，成了一片火海。这个城市的许多房屋被直接击中了。炸弹落在一个女子学校和一个大的天主教联谊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村，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存放处爆炸了。

在城市的空袭指挥部，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半黑暗中，阿尔贝图斯·乌尔扬伏案工作，给送来的报告登记，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并没有清楚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在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国阵地都遭到了进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路、圣安那斯特拉特路、格鲁斯贝克路———现在被封闭了。看来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就像在阿纳姆一样，奈梅亨的大多数人也在躲避那些正继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但住在离瓦尔河大桥不远的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布罗克坎普吃惊的是，德国人的市长办公室的人员也爬上了屋顶，市长办公室与布罗克坎普的家隔着5幢房子。布罗克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明显是高兴极了。我甚至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看到，在飞机低空扫射过程中，德国人惊慌失措。从瓦尔河大桥南边的一幢公寓大楼二层楼的窗户上，布雷曼护士朝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有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紧身短上衣是敞开的，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上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的时候，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朝外窥视，便朝窗户开枪”。当这些德国人来到大桥通道时，就马上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长满草的地方和树下面挖。我确信，进攻开始了，我记得，我当时想，‘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多么美丽的作战景象啊。’我有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的婚姻———几个月之后，她将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军士长查尔斯·梅森，而现在，梅森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的公寓套间西南2英里的格鲁斯贝克高地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主要出击目标边缘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蒙受了同主要目标一样严重的毁坏，而救援服务，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在艾因霍温西边大致5英里处没有教堂的小村子策尔斯特附近，热拉尔杜·德维特躲在一块甜菜地里，并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炸弹就像雨点般落了下来。德维特正要去拜访费尔德霍芬村的兄弟，费尔德霍芬村在南边4英里处，现在，他转过身来离开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一个沟里。此时此刻，他发疯似的急于回到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1个儿女身边。

尽管飞机在低空扫射，但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对面望去，看见“甚至树叶也烧焦了”。他把他的自行车留在后面，从沟里爬出来，跑过那片开阔地。当靠近村子的时候，他注意到，本来应该落在艾因霍温城外韦尔斯哈普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在小小的策尔斯特村上了。德维特能看到的只是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人们四下站着，神情茫然，哭泣着。德维特所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一位寡妇，她认出了他，于是求他与她一起，用一块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满脸泪水，解释说她无法自己做。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这是邻居的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再看了，”他记得，“我只是试图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留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干了，”那个人大声说道，“我被炮弹碎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去。“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他，“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我的儿子我什么也不想。当我走到我儿子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右边的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掉。他仍然完全清醒，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我为了安慰他，便说‘你正躺在你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个医生到了。他告诉我，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杜克·乔治雪茄厂走去，那里建了一个红十字站。但在他到达工厂之前，他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几个荷兰人看见盟军空降部队的先头部队。大约中午12点40分，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飞到阿纳姆地区的上空。中午12点47分，4架美军C－47型飞机在艾因霍温以北的荒野上空出现，而另外两架则在奈梅亨西南的旷野上空飞过，那片旷野靠近上拉瑟尔特镇。飞机里是英军和美军的伞降信号员。

扬·彭宁斯的农场毗邻伦库姆荒原，距离沃尔夫黑策不到2英里，他在返回农场的时候，看见飞机从西边飞来，而且是低空飞行。他以为他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线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如果飞机扔炸弹的话，他就钻进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当飞机来到伦库姆荒原的上空时，感到愕然的彭宁斯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出现了。我知道，在诺曼底盟军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们进攻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来到他的农场，朝他的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伞兵走进了他的农家宅院。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与他们握了手。他们告诉他，不出半个小时，“我们将还有几百个人来到”。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伞降信号员在伦库姆荒原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地落了下来。他们纪律严明，立即开始在荒原上钉木桩。”就像在铁路线北边的别的伞降信号员一样，他们正在标明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南边15英里处，在上拉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罗洛夫斯在躲避德国人的时候，突然被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降信号员解放了，那些伞降信号员是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几位勇士会轻易被干掉”。那些伞降信号员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了罗洛夫斯，让他当向导和翻译。罗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便给他们指路，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罗洛夫斯着迷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彩条和烟火炉”给这个地区标明位置。没出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板上的“O”形字和蓝紫色的烟，就给这个地区清晰地标出了轮廓。

那4架运送第一○一师伞降信号员前往艾因霍温以北区域的C－47型飞机，遭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在烈火中被击落了，只有4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伞降信号员们在第一○一师的两个区域精确地进行了伞投。到中午12点54分，市场花园行动整个地区的空投场和着陆区域都被确定和标明出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还是没有发出警报。

在霍恩德罗兵营，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阿纳姆以西的地方。但他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那是跳伞逃脱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塔弗尔贝格旅馆，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喝午餐前的开胃酒———一杯冰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13]，与他一起喝酒的是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作战处军官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以及司令部的副官莱昂德加德·弗莱贝格上校。行政军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记得：“每当陆军元帅待在司令部时，都是过分地准时。我们总是在13点整的时候下来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进攻发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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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运载着第一○一空降师的C－47型飞机的巨大行列，排成紧密的编队，隆隆地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以北大约25英里处，机群向北拐，朝荷兰边界飞去。这时，飞机里的人朝下面看，第一次看见了他们的地面友军，也就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的地面进攻将与空中袭击同步进行。这是一个壮观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数量巨大的装备，覆盖了每一块田野、小径和马路。集结起来的坦克纵队、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和运兵车，以及一行又一行的火炮，摆开了架势，为突击做好了准备。在坦克天线上，三角旗迎风飘扬，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站在车辆上面，拥挤在田野里，向天上的空降部队挥手。摇曳升空的橘黄色的烟，为英军的前线标明了位置，对面就是敌人。

战斗轰炸机飞速掠过地面，在前面带路，前往空投场，试图把飞机编队面前的一切都清理干净。空降进攻之前，密集轰炸已经把许多防空炮台夷为平地，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伪装网突然掀开，把隐藏的敌人阵地显露出来。有些人记得，他们看见，大干草堆的顶部敞开了，露出了掩体内口径为88毫米和20毫米的大炮。尽管战斗轰炸机的进攻可谓彻底，但要使敌人的抵抗安静下来却是不可能的。在艾因霍温以北，距离他们的空投场不过7英里远的地方，第一○一空降师就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

一等兵约翰·西波拉正在打盹，突然“高射炮的刺耳爆炸声，以及弹片撕裂我们的飞机的声音”，把他惊醒了。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西波拉也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因而几乎无法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之外，他的肩膀上还挂着子弹带，口袋里全都是手榴弹、配给的口粮，还有他的主降落伞外加备用降落伞。除此之外，在他的飞机里，每一个人还带着一颗地雷。他回忆说：“我们左翼的一架C－47型飞机突然着火，然后又有一架着火，我心中想，‘天啊，我们是下一架了！我怎么才能从这架飞机里出来呢！’”

他的C－47型飞机在剧烈震动，似乎每一个人都同时叫喊起来：“让我们出去！我们被击中了！”指挥跳伞的军官命令：“起立，钩住。”然后他平静地开始检查装备。西波拉能够听见士兵们喊道：“一号好了。二号好了。三号好了……”西波拉是即将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中的最后一位，等到他能够喊“二十一号好了”的时候，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绿灯亮了，士兵们赶紧跳了出来，徐徐降落，降落伞在他们的上面像鲜花盛开。西波拉朝上望去，看他降落伞的伞衣状况如何，结果看见，他刚刚离开的那架C－47型飞机开始熊熊燃烧。他一直注视着那架飞机在烈火中坠落。

尽管爆炸的炮弹包围了飞机，但飞机编队并没有犹豫不决。空军第九运输兵团的飞行员们保持着他们的航向，没有偏离。少尉罗伯特·奥康奈尔记得，他的编队飞行得非常密集，使得“我以为，我们的飞行员就要把机翼伸进在左边飞行的飞行员的耳朵里去”。奥康奈尔的飞机着火了，红色的跳伞预警灯亮了，“过道里烟雾弥漫，以至于我都无法向后看到我操纵杆的顶部”。士兵们咳嗽起来，叫嚷着要出去。奥康奈尔“用背抵着门，把他们挡回去”。飞行员平稳地向前飞行，没有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奥康奈尔看到，飞行编队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减慢速度，为跳伞做好准备。奥康奈尔希望，“如果飞行员认为飞机就要坠落，他会及时给我们打开绿色信号灯，让士兵们出去”。那位飞行员平静地驾驶着他着火的飞机，飞行在正确的航向上，一直来到空投场的上方。然后绿色信号灯亮了，奥康奈尔和他的士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奥康奈尔后来得知，那架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损毁了，但机组人员幸存了下来。

运送部队的飞行员们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驾驶着飞机穿过高射炮火，来到空投场的上空。“不要为我担心，”一架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的飞行员、少尉赫伯特·E·舒尔曼，用无线电对他的飞行指挥官说。“我将在空投场的上空把这些士兵空投下来。”他确实在空投场的上空把士兵们空投了下来。伞兵们安全地离开了飞机。几分钟以后，这架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坠毁。上士查尔斯·A·米切尔震惊地注视着，飞他左边的那架飞机正从左舷发动机喷出火焰来。米切尔看见，当那位飞行员在航向上持续飞行的时候，整个一组伞兵连续从烈火当中跳了下来。

悲剧并没有在那里停止。一等兵保罗·约翰逊的位置在飞机的前部，就在驾驶员座舱的旁边，这时飞机正好在中间被击中，两个油箱都着了火。在飞机上的16名伞兵、驾驶员和副驾驶当中，只有约翰逊和另外两名伞兵跳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从飞机里的死人身上爬过去，这样才得以跳伞。每一位幸存者都被严重烧伤，约翰逊的头发完全被烧掉了。这三个人落在了德国人的一个坦克野营地区。在一个壕沟里击退了敌人，坚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全都负了伤，接着被制伏，当了俘虏。

另外一架飞机，正当绿灯亮的时候，站在门口的那位领跳伞兵被打死了。他朝后一仰，倒在下士约翰·奥尔托梅尔的身上。他的尸体被迅速搬到一边，小组的其他人跳了伞。而当另外一组连续跳下的伞兵飘落到地上的时候，一架失控的C－47型飞机撞上了其中的两人，飞机的螺旋桨把他们切成了碎片。

甚至在接近空投场的可怕时刻，这些美国人也一如既往找到了幽默。就在塞西尔·李上尉站起来要把降落伞钩住的时候，飞机被击中了，弹片在他刚刚离开的座位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旁边，一个伞兵喊了一句让人恶心的话：“好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茅坑！”在另外一架飞机里，少尉安东尼·博雷利确信他瘫痪了。绿灯亮了，每一个人都把降落伞钩住了———只有博雷利除外，他动不了。博雷利当上军官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执行他的第一次作战任务，并在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当中排在第一号，他意识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令他尴尬的是，他把皮带钩在座位上了。列兵罗伯特·博伊斯不顾师部牙科医生的好意，还是登上了行程，本来由于他的牙病，师部牙科医生用“免于参战”把他一笔勾销。博伊斯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在连长的干预下，他获准参战了。除了一颗牙齿出了毛病之外，他还有别的担忧。伞兵有几种新的创新———机关枪腿上有降落伞包、某些降落伞上有能迅速解开的吊带，以及作战靴而不是跳伞靴———这都使得他和别的许多人神经紧张。尤其是，伞兵们担心，他们的吊伞索会钩住他们新作战靴上的搭扣。当飞机在临近目的地的地方低空飞行的时候，博伊斯看见下面的荷兰平民向上伸着两个手指头，以表示胜利的V字形打招呼。这就是博伊斯需要的一切。“嘿，瞧，”他朝别的人喊道，“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明我们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占百分之五十。”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够到达空投场的可能性，似乎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第五○六团的团长罗伯特·F·辛克上校看见，“巨大的高射炮火正前来迎接我们”。当他朝门外望的时候，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辛克看见，机翼的一部分折断了，悬吊着。他转向那组要连续跳下的伞兵，说道：“是啊，机翼断了。”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此多想。他们可能估计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到达空投场了。”

在第2号飞机，辛克的主任参谋查尔斯·蔡斯中校看见，他们的左翼着火了。托马斯·马尔维上尉记得，蔡斯盯着看了一分钟，然后婉转地说道：“我猜他们撵上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当绿灯在两架飞机里亮起来的时候，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蔡斯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地上燃烧起来。辛克的那架飞机，人们认为它带着被损坏的机翼，安全地返航回到了英格兰。

类似的猛烈高射炮火包围了第五○二团的机群，两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几乎相撞。有一个机群略微偏离了航向，进入了第二个机群的航路，使得第二个机群爬高，结果这批伞兵跳伞的高度比原计划高了一些。在一个机群的领先飞机中，有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以及第五○二团第一营的营长帕特里克·卡西迪中校。卡西迪站在门口，看见空军大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起火。他数了一下，只有7个降落伞落了下来。然后，左边另外一架C－47型飞机也燃烧起来，但所有的伞兵都从那架飞机跳了出来。卡西迪被这架熊熊燃烧的飞机迷住了，竟没有看见绿灯已亮。泰勒将军正站在他的身后，轻声说道：“卡西迪，灯亮了。”卡西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知道。”然后跳了伞。泰勒紧跟着他跳了伞。

在泰勒将军看来，第一○一师的跳伞是“非同寻常的成功，几乎就像一场演习”。在最初计划的时候，泰勒的参谋班子预计伤亡将高达百分之三十。在从英格兰登机的6695名伞兵当中，实际跳伞的有6669人。尽管高射炮火猛烈，但C－47型飞机以及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却给了第一○一师一个几乎完美的跳伞。虽然有一些部队是在空投场以北1到3英里的地方空投的，但他们的着陆地点非常靠近，因而得以迅速集结。只有两架飞机没有到达空投场，而空军第九运输兵团凭着他们的英勇决心，冲锋在前，不顾一切伤亡，把伞兵们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在运送第一○一师的424架C－47型飞机当中，每4架就有1架受到了损坏，有16架被击落，机组人员阵亡。

滑翔机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后来，当这些机群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原先的70架滑翔机，只有53架顺利到达索恩附近的着陆区域。尽管有的滑翔机未能飞完全程，尽管敌人的高射炮火猛烈，尽管有的强行着陆，但这些滑翔机最终还是把它们所运送的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吉普车和拖车，送到了目的地。[14]现在，泰勒的“尖叫的老鹰”开始朝他们的出击目标前进———那就是英军地面部队前面的，那个延伸15英里的极其重要的走廊上面的那些桥梁和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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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尔特附近，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和他的参谋长赖因哈德上校，站在将军居住的那个村舍的阳台上，“纯粹是目瞪口呆，就像傻子一样”。施图登特清楚地记得：“不论我们朝哪里望去，都能看见排列成行的飞机———战斗机、兵员运输机和货运飞机———在我们的上空飞过。我们爬上屋顶，想更好地了解一下，这些部队究竟要到哪里去。”密密麻麻的飞机似乎是飞往格拉夫和奈梅亨的方向，而且在南边不过几英里的地方艾因霍温和索恩附近，他能够清楚地看见兵员运输机———一架又一架的飞机飞了进来，并空投伞兵和装备。有些飞机飞得非常之低，使得施图登特和赖因哈德本能地迅速低下头。“在司令部的庭院里，我们的文书、军需官、司机和通信兵们都来到空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射击。照例，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连影子也没有。”施图登特彻底被难倒了。“我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说不出这些空降部队在向哪里去。在这些时刻，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位置的危险。”施图登特这位伞兵专家，对此既极为敬佩又极为妒忌。“这个雄伟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既反思又渴望我们自己能够进行空降行动，我对赖因哈德说：‘噢，但愿能够有这样的手段由我来使用。只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飞机！’”赖因哈德想的完全是眼前的事情。“将军先生，”他告诉施图登特，“我们得采取对策！”他们离开屋顶，回到施图登特的办公室。

仅仅是头一天晚上，在他的日常报告中，施图登特就已经警告说：“马斯河—斯海尔德河运河南边繁忙运行的车辆表明，进攻即将发生。”问题在于：进攻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是已经开始的话，那么这些空降部队的目标就是艾因霍温、格拉夫和奈梅亨周围的桥梁。所有的桥墩都准备好了要拆除，并由特别的工兵部队和保安小分队把守。每一个渡口都安排了一个桥梁指挥官，严格命令他们一旦发生进攻就炸桥。“盟军的明显动向，”施图登特想到，“就是在这个形势中使用空降部队，在我们能够炸桥之前把这些桥梁夺取下来。”此时此刻，施图登特甚至并没有想到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的重要性。“给我接莫德尔！”他告诉赖因哈德。

赖因哈德抓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司令部已经与外界断了联系。

大约37英里之外的奥斯特贝克，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发火了。“你昨天晚上的觉还没有醒吗？”他冲着一台野战电话机喊道。军士尤平格尔是那个有250个人的连队当中的一位，该连系由赛德尔豪泽尔指挥，被安排来保护莫德尔。尤平格尔重复了他说过的话。在沃尔夫黑策“滑翔机正在我们的腿上着陆”！他坚持道。赛德尔豪泽尔摔掉电话，冲进作战室，在那里把这个信息向一位吃惊的中校做了汇报。他们一起匆匆赶到餐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正在那里吃午饭。“我刚得到消息，滑翔机正在沃尔夫黑策着陆。”那位校官说道。作战处处长滕珀尔霍夫上校瞪着眼睛发愣：克雷布斯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唔，我们正等着它呢。”滕珀尔霍夫说道。

莫德尔跳了起来，匆匆下达了一些命令，要司令部撤离。当他走出餐厅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朝身后喊道：“他们是要找我和这个司令部！”几分钟以后，莫德尔只拿着一个小箱子，冲出了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大门。在人行道上，他的箱子掉在地上，箱子蓦地打开了，把他的内衣裤和梳洗用具掉了出来。

赛德尔豪泽尔看到，克雷布斯急匆匆地跟着莫德尔来到外边，结果“他甚至都忘记戴帽子、带手枪和扎皮带了”。滕珀尔霍夫甚至都没有时间取下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司令部的副官弗莱贝格上校也是同样行色匆匆，当他从赛德尔豪泽尔身边走过的时候，喊道：“别忘了带上我的雪茄。”在汽车里，莫德尔对他的司机弗罗姆贝克说：“快！去杜廷赫姆！比特里希的司令部！”

赛德尔豪泽尔一直等到汽车驶去，才回到旅馆。在作战室里，他看见，作战地图仍然摆在桌子上，上面标明了从荷兰一直到瑞士的阵地。他把地图卷起来，随身带走，然后命令哈滕施泰因旅馆和塔弗尔贝格旅馆里面的人立即撤离。他说道，所有的交通工具，“每一辆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都要立即离开”。在动身前往杜廷赫姆之前，他所收到的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英国人离这里不到两英里了。慌乱之中，他全然忘掉了弗莱贝格的雪茄一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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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弥漫的烟雾、燃烧的建筑物的烟火包围中，强大的英国滑翔机群着陆了。由橘黄色和深红色的尼龙带子标出的那些地区，已经开始像巨大的飞机停机场了。蓝色的烟从沃尔夫黑策附近的两个着陆区域袅袅升起，那两个着陆区域，一是北边的“雷耶斯营地农场”，一是西南的“伦库姆荒原”。从这些区域，排列成行的拖航飞机和滑翔机朝后面伸展，几乎有20英里，一直伸展到斯海尔托亨博斯镇附近他们的飞机进场着陆点，该镇位于奈梅亨的西南方向。成群的战斗机保护着这些行动迟缓的行列。交通非常拥挤，让飞行员们想起了伦敦忙碌的皮卡迪利广场[15]周围上下班高峰时的拥挤状况。

这些机群———每一组与下一组有4分钟的间隔———在平坦、有着水路纹理的荷兰乡下低空飞行。曾经向飞行员们简要指示过的、要他们认出的那些地标，现在正从他们下面流过：宽阔的马斯河与瓦尔河，再往前面，就是下莱茵河。然后，当每一个编队开始下降的时候，人们能看见阿纳姆就在右边，看见了他们极其重要的出击目标，铁路桥梁和公路桥梁。皇家空军曾经预料，将会有猛烈的防空炮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巨大的滑翔机队列，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到抵抗。攻击前所进行的轰炸，在阿纳姆远比在艾因霍温地区有效。进场着陆的时候，没有一架拖航飞机或者滑翔机被击落。

皇家空军和滑翔机飞行员团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们，以时钟般的精确性，来到了这些区域的上空。当滑翔机从拖航飞机上脱落时，它们的拖航飞机旋转着向上空飞去，以给紧随其后的组合腾出飞行空间。这些错综复杂的机动动作和繁忙的飞行，本身就带来了问题。中士飞行员布赖恩·汤布林记得，在着陆区域的上空拥挤混乱。“天空中有滑翔机、拖航飞机、绳索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回忆道，“你不得不一直当心。”

上士维克托·米勒驾驶着一架霍萨型滑翔机，他回忆说，当他来到下莱茵河上空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更远处，他突然发现了他的着陆区域，那里有“三角形的树林，一个小小的农场在远处的角落里若隐若现”。几秒钟后，米勒听见拖着他的滑翔机的斯特林型拖航飞机领航员的声音。“喂，二号。准备好了吗。”米勒确认准备好了。“祝你好运，二号。”领航员告诉他。米勒立即解开缆绳。他的拖航飞机消失了，那根拖航缆绳紧跟在它的后面呼啦呼啦地飘动。米勒知道，那根缆绳将被丢落下来，“在那架斯特林型飞机转向回家的航向之前，作为离别礼物丢给敌人”。

滑翔机的飞行速度降低，田野隐约临近了。米勒要求把阻力板放下一半，于是他的副驾驶汤姆·霍林斯沃斯中士立即推了一下控制杆。“当从机翼下面落下来的大阻力板让我们的速度减了下来的时候”，一瞬间滑翔机颠簸起来。米勒估计，现在离着陆区域不到1英里了。“我提醒汤姆，留神他旁边的滑翔机。有一架滑翔机滑了过去，在我们的上方不到50码远”，而令米勒感到吃惊的是，“那架滑翔机又晃动着进来，飞在同一个航向上。另外一架滑翔机则似乎是从右侧向我们飘来。我认为，那位驾驶员甚至并没有看见我们，他太专注于怎样落在田野上了”。为了避免碰撞，米勒故意在迎面而来的那架滑翔机的下面俯冲。“一个巨大的黑色形体从我们的座舱上面闪了过去，它离我们太近了，让我无法喜欢它。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降落上，结果都无暇顾及敌人是不是在朝我们开火———而且对敌人的开火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米勒继续下降，“树梢朝我们的飞机底板跳去，过了机翼。当地面突然出现的时候，另外一架滑翔机来到了旁边。我拉回方向盘，让飞机达到水平状态，我们触到了地面，跳跃了大约3英尺高，又落下以便停住。汤姆已经使劲关上了制动器，于是我们便在犁过的地上歪歪扭扭滑过。然后轮子沉没在松软的泥土里，我们慢慢停了下来，离一排粗壮的树木不到50码远。”静谧之中，当低压气穴引起的持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过后，米勒听见远处有轻武器在开火，噼啪作响。“不过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另外一架滑翔机撞上我们之前，或者它在我们上面着陆之前，从滑翔机里跑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人。我甚至没有停顿，而是径直从活动舷梯门里跳出来，摔在4英尺下的荷兰土地上，摔得相当厉害。”

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乘坐的那架滑翔机，由于空域拥挤，又盘旋着飞回到着陆区域的上空。“不过到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马普尔斯记得，“我看见树枝从滑翔机的门里穿过。那些树正好把地板扯碎，而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飞机机头着地，栽在了地上。我能够听见，每一个东西都在折断，就像干树枝在啪啪折断一样。我们完全是用机头着的陆，不过除了几处划痕和瘀痕之外，谁也没有受伤。”后来飞行员告诉马普尔斯，他曾经把滑翔机拉了上去，以避免与另外一架滑翔机相撞。

许多滑翔机在克服了漫长的旅行中的所有问题之后，却在触地着陆时候酿成了灾难。上士乔治·戴维斯站在他空空的霍萨型飞机旁边，注视着别的滑翔机进来。戴维斯是最先着陆的人之一，他把第一机降旅的32名官兵带了过来。他看见，有两架滑翔机“几乎是肩并肩地在着陆区域颠簸前行，撞进树丛里，那两架滑翔机的机翼都被扭断了。几秒钟以后，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隆隆地进来了。一看它的速度，戴维斯就知道它永远也不会及时停下。那架滑翔机猛地撞上了树干。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戴维斯与他的副驾驶威廉斯上士一起跑向那架滑翔机，朝普列克斯玻璃覆盖的座舱里面张望。座舱里的每一个人都死了。一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由于固定它的链条挣断，压死了那组炮手，并切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的头。

中尉迈克尔·当西驾驶的那架滑翔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一辆拖车以及来自一个炮兵连的6名炮兵，他的滑翔机刚着陆，便看见一架巨大的8吨重的哈米尔卡型飞机触地了。“土地松软，”他回忆道，“我看见那架哈米尔卡型飞机的机头把前面的泥土掘了出来。”重量和地速[16]使得飞机深陷进去，最后把那个巨大的尾巴翘在空中，而飞机背朝下翻了个个儿。当西知道：“试图把他们挖掘出来是毫无用处的。霍萨型飞机的上面是平的，但哈米尔卡型飞机的驾驶员坐着的地方却有一个小凸面，因而我们知道飞行员们肯定报销了”。

上士戈登·詹克斯驾驶着另外一架哈米尔卡型飞机，在进场着陆的时候，也看见这架飞机失事，于是立即推断，前面的地太松软了。他立即决定不在这块地上着陆。“我认为，如果我们直接俯冲的话，”他记得，“就将有足够快的速度，可以让我使飞机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一直到我们越过篱笆，安全地进入下一块平地。”詹克斯向前推动操纵杆，俯冲下去，然后在地面上方几英尺的地方达到水平状态。詹克斯让这架巨大的飞机缓慢地越过篱笆，“把飞机像一片羽毛一样轻轻地落在较远处的地上”。

现在，在着陆区域的各个地方，士兵们正在拔掉滑翔机尾部上的插销，打开门，把火炮、装备、军需品、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一等兵亨利·布鲁克所在的滑翔机的士兵，就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发现卸货说说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保护铁丝网上有8个销子，以把滑翔机的尾部固定住，”布鲁克解释说，“在英格兰进行演习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正好用两分钟的时间把尾部打开，把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在作战的时候，情况却不同了。我们把铁丝网切断，把销子拔出来，但机尾就是不动。”布鲁克和别的伞兵最终不得不把机尾砍掉。一等兵J·W·克鲁克也同样失意，不过附近的一辆吉普车过来帮了他们的忙，它用自己的缆绳把机尾拽开了。

在这两个着陆区域的每一处，人们开始从失事的滑翔机残骸里抢救货物。两架巨型哈米尔卡型飞机的坠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它们装载了两门能发射17磅重炮弹的火炮，外加上3吨重的卡车和弹药拖车。不过第一机降轻武器团炮兵的15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全都安全地到达了。

乘坐滑翔机到达的人大多都能回忆起，在着陆以后立即面临的是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怪异恐怖的静谧。然后，从集合地点，人们听见苏格兰风笛发出高腔尖声，吹奏起《苏格兰人之歌》。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伦库姆荒原边缘的士兵们看见，荷兰平民正在毫无目的地闲逛着穿过树林，或者在惊恐地躲藏。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记得：“那是一个令人头脑清醒的景象。有些人穿着白色的医院病号服，似乎被医务人员成群地驱赶着。男人和女人四处蹦蹦跳跳，挥动着手臂，大笑着，含糊不清地说个不停。他们显然疯得非常厉害。”树林里面人群的声音让滑翔机驾驶员维克托·米勒大吃一惊，然后，“成群的穿着白色衣服的古怪的男人和女人鱼贯而行，走了过去。”只是到了后来，伞兵们才得知，这些举止奇怪的平民是遭到轰炸的沃尔夫黑策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厄克特将军是在伦库姆荒原着陆的，他也被那种静谧所感染。他回忆说：“那安静令人难以置信。非常不真实。”当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在树林边建起师战术司令部的时候，厄克特朝伞兵的空投场走去，那是在400码以外。现在是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到达的时间，从远处传来飞临的飞机嗡嗡声。当人们抬起头来看那些排成长列的C－47飞机的时候，各个地方的忙碌活动也暂停了下来。在伞兵降落的过程中，轻武器和高射炮的火力就像在滑翔机着陆过程中一样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下午1点53分以后的15分钟时间里，天空满是色彩鲜艳的降落伞，那是第一伞兵旅开始跳伞了，大约650个降落伞包，降落伞是鲜亮的黄色、红色和棕色———载着枪支、弹药和准备———迅速地从川流不息的伞兵当中落了下来。别的载有补给品的降落伞，是在士兵跳伞之前从飞机上推下来的，它们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向地面飘落，其中有小型折叠式自行车。许多已经负荷过重的伞兵也带着大背包跳了伞。从理论上讲，这些大背包应该是在人触地之前用绳子放下来的。有几十个大背包突然从伞兵身上脱离了，摔在空投场里，其中几个装的是珍贵的无线电接收机。

英军列兵哈里·赖特是从一架美军的C－47飞机上跳伞的，他自空中降落的时候，既丢了钢盔又丢了大背包。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团军需官罗伯逊中士跑了过来。赖特的前额血流如注。“你是被高射炮火击中的吗？”罗伯逊问道。赖特慢慢地摇着头说：“不是，中士，”他说，“是那个该死的美国佬。我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速度太快了。”罗伯逊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令赖特感到吃惊的是，罗伯逊又从他的粗帆布背包里取出一块猪肉馅饼，送给了这个伤号。“我当时几乎震惊得要死去了，”赖特回忆说，“首先，罗伯逊是苏格兰人，其次，作为军需官，他从未送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空投场各地似乎都发生了古怪的事情。中士诺曼·斯威夫特着陆时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军士长莱斯·埃利斯，埃利斯正抱着一只死了的鹧鸪从他的面前经过。吃惊的斯威夫特问，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我落在它身上了，”埃利斯解释道，“谁知道呢？以后若是我们饿了的话，这就会相当不错。”

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刚刚从他的降落伞里爬出，一个上了岁数的荷兰妇女便从地里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抓起降落伞，又快速跑开，让人大吃一惊的埃默里瞪大双眼目送着她。在这块地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下士杰弗里·斯坦纳斯背负着过重的装备，落在了一架滑翔机机翼的上面。那个机翼像蹦床一样弹起来，又把斯坦纳斯抛到空中。他两只脚落地，站在了地上。

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在重重地摔下之后精神恍惚，有几分钟的时间躺着一动也不动，努力确定自己的位置。他意识到：“在我的四周有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尸体、集装箱正在落下，而飞机也在继续把伞兵倾倒下来。”弗拉斯托决定，要迅速离开空投场。当他挣扎着要从降落伞吊带摆脱出来的时候，听见一种古怪的声音。他朝四下张望，看见二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从旁边走过，同时吹着他的铜质猎号。

弗罗斯特也被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注意到了。西姆斯甚至在着陆以前那一天就过得非同寻常。西姆斯本来始终是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西姆斯回忆说，皇家空军的态度是：“不要担心，小伙子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结果他看见送他的飞行员是一个美国人，因而大为震惊。“他是一位中校，戴着那种柔软的帽子。他穿着飞行服，敞着衣襟，叼着一根大雪茄。我们的中尉非常帅气地向他行军礼，问他在起飞的时候，士兵们是否应该到飞机的前面去。”那个美国人咧着嘴笑了笑。“嗨，见鬼，不，中尉。”西姆斯记得他是这样说的，“要是得在跑道上拖着飞机的屁股的话，那么跑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让这架该死的破飞机离开地面。”西姆斯的军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尽管西姆斯喜欢他的长官，但在注视着弗罗斯特走过的时候，他的耐心还是到达了极限。他坐在地上，四周是他的装备，他咕哝道：“老约翰尼·弗罗斯特[17]走过去了，一只手里拎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手枪，另外一只手里拎着那个该死的号角。”

在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各处，该师的5191名士兵安全地抵达了，各支部队正在集合，列队出发。厄克特将军“不可能更得意了。一切都似乎进展得极好”。军士长约翰·C·洛德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这位老伞兵回忆说：“这是我所曾参加过的最好的一次演习。每一个人都平静，而且有条不紊。”但厄克特在起飞之前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仍然让洛德不安。他记得，当他四下张望，看见士兵迅速集合，而又没有可与之搏斗的敌人的时候，他心中想：“哪有这么好的事。”别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当一组人准备动身时，彼得·斯坦福斯中尉听见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小声说：“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不喜欢。”

在着陆时负有最紧迫任务的人，是第一空降师侦察部队43岁的弗雷迪·高夫少校。高夫要率领一支由四个连组成的中队，乘坐装备有重武器的吉普车，在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徒步的步兵营到达之前，全速赶到大桥。高夫和他的士兵跳伞进入该区域，然后寻找他们的地面运输工具，这些工具是由滑翔机带进来的。高夫迅速确定了他的第二把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在着陆区域中的位置，得知了一些坏消息。奥尔索普报告说，为其中的一个连准备的全部运输工具———大致是22辆车辆———没有到达。在原定要飞往阿纳姆的320架滑翔机当中，有36架丢失了，随之丢失的是高夫的A连要使用的吉普车。尽管如此，不论是高夫还是奥尔索普都认为，还是有足够的车辆，可以全速赶往阿纳姆大桥。高夫下令出发。随着他的战斗力的削弱，现在，一切得看德国人的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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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第一个让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的德国高级军官，是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下午1∶30，比特里希收到了来自德国空军通信网的第一份报告，说空降部队正在阿纳姆周围地区着陆。第二份报告是几分钟以后来到的，说攻击地区是阿纳姆和奈梅亨。比特里希无法与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里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也不能与阿纳姆的城防司令官或者弗尔特的施图登特将军取得联系。虽然形势不明朗，但比特里希立即想到了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大部已经渡过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进了荷兰。“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次空降部队的进攻，旨在遏止冯·扎根的集团军，避免它与我们的余部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出击目标大概就是，英国陆军将大举猛攻，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比特里希认为，如果他的推论正确，那么这个军事行动的关键，就应该是那些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的桥梁。他立即让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参加了为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勋后的午餐会，他“正在喝汤”的时候，比特里希的电话来了。比特里希简短地说明了形势，然后命令哈策尔“向阿纳姆和奈梅亨的方向进行侦察”。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出发，坚守阿纳姆地区，消灭在奥斯特贝克附近、阿纳姆以西的空降部队。比特里希提醒哈策尔：“迅速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攻占和夺取阿纳姆大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比特里希命令弗伦茨贝格师———其师长哈梅尔将军此时正在柏林———朝奈梅亨进发，“去夺取、坚守和保卫该市的那些桥梁”。

哈策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把原定于1个小时之内乘坐火车前往德国的霍亨施陶芬师的最后一批部队，从火车上卸下来。包括那些“丧失了作战能力的”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装甲运兵车，这些车辆他是一直决心不给哈梅尔的。哈策尔看着格拉布讷。“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他问道，“这些车辆被拆开，装在火车上了。”在这些车辆当中，有40辆属于格拉布讷的侦察营。“你能用多少时间把这些履带和大炮安上去？”哈策尔问道。格拉布讷立即把他的工兵们召集起来。“我们将在3到5个小时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他告诉哈策尔。“在3个小时之内做完！”哈策尔厉声说道，同时朝他的司令部走去。

尽管比特里希将军是根据错误的理由做出了正确的估计，但他却让蒙哥马利的情报军官拒绝考虑进去的装甲师运转了起来。

那位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前往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的军官，发现他及其所部士兵的基地，就在英军的着陆区域里。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的营长、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吓得“反胃”了。他的新司令部是在沃尔夫黑策旅馆里，距离伦库姆荒原不到1英里。在附近露营的是他的两个连，第三个连被留在阿纳姆备用。从旅馆里，克拉夫特能够看到，荒原里“拥挤着滑翔机和部队，有些就在几百码之外”。他本来一直以为，空降部队要组织起来需要几个小时，但当他注视的时候，“英国人正在各处集合出发，准备作战”。他无法理解，这样一支兵力怎么会在这个地区着陆。“我所能想到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唯一的军事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这位吓坏了的指挥官知道，除了他的这个不满员的营之外，附近没有其他的德国步兵。克拉夫特决定，在援兵到来之前，“要由我来挡住他们，不让他们到达大桥———如果大桥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的话”。他各个连的阵地大致形成了一个三角，这个三角的基地———也就是沃尔夫黑策马路———几乎与伦库姆荒原接壤。在克拉夫特司令部的北边，是从埃德至阿纳姆的大马路，以及那条从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再到阿纳姆的铁路线；在南边，乌得勒支马路经由伦库姆和奥斯特贝克，进入阿纳姆。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从一条马路到另外一条马路之间的战线，所以克拉夫特决定，坚守大致从北边的铁路到南边的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之间的阵地。他匆忙命令他的后备连离开阿纳姆，与在沃尔夫黑策村的该营的其余部队会合。机枪排被派了出去，坚守战线的两端，而部队的余部则在树林里呈扇形散开前进。

尽管兵力缺乏，但克拉夫特却有一种新的实验武器可以使用：那是一种多炮管的、用火箭推进的发射筒，能够发射超大型的迫击炮弹。[18]有几台这样的发射筒留给了他，用于训练。现在他打算使用它们，以迷惑英国人，带来一种兵力更加强大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命令各个由25名士兵组成的进攻小组进行锐利的突袭，这可能使那些伞兵立足不稳。

当克拉夫特正下达指示的时候，一辆参谋车轰响着来到了他的司令部面前，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匆匆走了进来。库辛以极快的速度从阿纳姆开车出来，为的是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途中，他遇见了朝东前往杜廷赫姆的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在马路上短暂地停了一下，指示库辛命令部队进入作战准备，并告知柏林事态的发展。现在，库辛朝荒原对面望去，看见英军规模巨大的空投，因而目瞪口呆。他几乎是绝望地告诉克拉夫特，他将设法在下午6点的时候给该地区送来援军。当库辛动身开车返回阿纳姆时，克拉夫特提醒他，不要走那条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的公路，他已经接到报告，说英国伞兵正在那条公路上行进。“走旁的路吧，”克拉夫特告诉库辛，“大马路可能已经阻塞了。”库辛铁着面孔。“我能顺利通过的！”他回答道。克拉夫特注视着那辆参谋车朝公路疾驶而去。

他确信，库辛的补充兵员将永远不会到达，而他小小的兵力被制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就在他把部队部署在沃尔夫黑策公路沿线的时候，克拉夫特就派自己的司机、列兵威廉·劳去收拾他的私人物品。“把它们装在车里，开到德国去，”克拉夫特告诉劳，“我想我不会活着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在柏林附近的巴特萨尔诺，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与武装党卫军作战部局长汉斯·尤特讷少将进行了交谈，并扼要地介绍了比特里希的兵力不足的第二装甲军团的困境。哈梅尔坚持说，如果要想让该军团继续成为一支有效的作战部队，那么“比特里希对人员、装甲、车辆和火炮的急迫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尤特讷许诺将尽力而为，但又提醒说，“在这个时候，每一支作战部队的力量都损耗了”，每个人都想得到优先，而他又不能许诺立即给予帮助。当两人交谈的时候，尤特讷的副官带着一份无线电报走进了办公室。尤特讷读了电报，然后一言不发递给了哈梅尔。电报写道：“空降部队进攻阿纳姆。立即返回。比特里希。”哈梅尔冲出办公室，上了他的汽车。从巴特萨尔诺开车去阿纳姆，需要11个半小时。对他的司机泽普·兴特霍尔策下士，哈梅尔说道：“回阿纳姆———像魔鬼那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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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副指挥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无法理解眼前出了什么差错。曾几何时，他的无线电接收机能完好地收到拉思伯里准将那个旅的信号，那是在该旅前往出击目标时，其中包括阿纳姆大桥。但现在，当拉思伯里的各个营更靠近阿纳姆的时候，无线电信号却一分钟比一分钟弱了。迪恩－德拉蒙德的通信兵报告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报告既令他不安又令他困惑。他们根本无法与一些装载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取得联系，而从别的地方接收到的信号也太微弱了，几乎听不见。然而拉思伯里旅的各个营，以及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又不可能会在两三英里之外的地方。

尤其令迪恩－德拉蒙德关注的，是拉思伯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厄克特将军的作战指挥，又至关重要。迪恩－德拉蒙德决定派一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接收机和机务员，去收听拉思伯里的信号，然后再把那些信号传送到师部。他指示这个队伍，在师部与拉思伯里的移动通信系统中间的一个地点把设备装置起来。时间没过多久，迪恩－德拉蒙德便听见了这个中继队伍转发的信号。他们的无线电接收机的范围似乎大幅减少了———原本，这种“角度为22度”的无线电接收机，最低限度也应该能够起码在5英里的范围之内有效运作———而且信号也很微弱。他推论，不是无线电接收机未能正确行使功能，就是机务员的位置不好，没有把信号送出来。在他倾听着的时候，信号一度甚至完全消失了。迪恩－德拉蒙德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一支乘坐两辆带有无线电接收机吉普车的美军通信机务特别队伍，也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这支特别队伍是在17日起飞的几个小时之前，匆匆组建起来并来到英军空降师司令部的，他们将操作地对空的“非常高频率”的无线电接收机，以便召集战斗机，进行近距离的支援。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这些带有无线电接收机的吉普车本来可能使情况大为不同，但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却被发现毫无用处。这两辆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都没有调整好频率，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把战斗机召进来。这个时刻，战斗还没有开始，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就已经完全失效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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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接到了信号似的，当运送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飞机靠近空投场的时候，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了。詹姆斯·M·加文准将朝下望去，看见地面炮火从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平行的一条战壕里喷射而出。在树木茂盛的地区，敌人那些一直沉默躲藏到现在的排炮，也开火了。在注视着的时候，加文揣测，他以一种预料到的风险做基础而为第八十二师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能会失败。

这个师负责坚守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中段，因而就有范围广泛的出击目标，从南到北约10英里，从西到东12英里。加文将在格拉夫大桥的西端附近空投一个伞兵连，该桥将通过奇袭攻击予以夺取，除此之外，加文还挑选了三个伞降地区和一个大的着陆区域。那个大的着陆区域将能容纳他的50架韦科型滑翔机，另外加上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的38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加文命令，只有一个空投场，也就是在上拉瑟尔特北边的那一个，将由伞降信号员把它标出来，而另外的三个，靠近格鲁斯贝克山脊和德国边界，则故意不予标出。加文的伞兵和滑翔机，将在没有供识别的灯标或烟雾的情况下着陆，目的是在着陆地区迷惑敌人。在第八十二师着陆大约13分钟以后，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将着陆。

加文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敌人的坦克可能突然从沿着德国边界的国家森林里出现，森林就在他最大的滑翔机着陆区和空投场的东边。出于这个原因，他下达了两个非同寻常的命令：为了既保护他的师又保护布朗宁的司令部，他指示伞兵要在靠近他们能够从空中发现的任何防空排炮的地方跳伞，并尽可能快地使那些排炮成为无用之物。这是空降历史中的第一次，他们将在整整一个营的野战炮兵中间伞降，他们要踏上的那个直接面对着森林的区域，距离德国边界大约1英里半。现在，看着猛烈的防空炮火，考虑到国家森林里可能有敌人的坦克，加文很清楚，尽管他已经为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计划，但第八十二师官兵面对的仍会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加文手下那些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从来都没有忘记，在圣母教堂村他们遭到了屠杀。由于意外地伞降在那个村子里，他们落地时便遭到了德国人机关枪的射击，许多人的降落伞落在电话线上以及村庄广场四周的树上，他们无助地挂在那里被杀死了。直到圣母教堂村最终被本·范德弗特中校夺取之后，那些死了的伞兵才被割断绳子放下来埋葬。现在，当第八十二师准备在荷兰上空伞降的时候，有人对仍然在他们身后用钩子固定着的人喊道：“记住圣母教堂村！”尽管边跳伞边用枪扫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但许多伞兵还是在跳伞过程中扣动他们的扳机。

布赖恩德·博丁上尉在格鲁斯贝克山脊附近的空投场下落时，看到自己正好是从一些德国防空补充兵员的上面下降，大炮正在瞄准他。博丁开始用他的四五式科尔特牌手枪射击。“突然我意识到，”博丁记得，“这是多么的徒劳，用我不起眼的小手枪瞄准，与此同时又在大口径的大炮上方来回摆动。”博丁在靠近高射炮的地点着了陆，把炮组人员全都俘虏了。他认为，那些德国人是“吓了一大跳，结果一炮没打响”。

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以为，他正要在一个德国人的帐篷医院上面着陆。突然，敌军从帐篷里涌了出来，开始朝架在环形防线四周的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跑去。他于是也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他的四五式手枪，但降落伞开始来回摆动起来，让科伊尔飘离了那个帐篷。其中一个德国人转头向科伊尔的方向跑来。“我连一枪都无法朝那个德国佬发射过去，”科伊尔回忆道，“这一瞬间，我的手枪指向地面，而到了下一瞬间，却又瞄准了天空。我确实还够清醒，又把那把科尔特牌手枪放回皮套，这样我就不会丢掉它，也不会在我摔倒的时候打着自己。”在地上，甚至在试图从降落伞吊带里摆脱出来之前，科伊尔就再次拔出了手枪。“那个德国佬现在只在几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的动作显示好像他不知道我的存在似的。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朝我跑来，他只是在逃跑。”当那个德国人从科伊尔身边匆匆跑过的时候，扔掉了枪和钢盔，科伊尔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孩子，大约18岁的样子。我无法朝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开枪。我最后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他正在朝德国边界跑去。”

当曳光弹开始撕裂降落伞的伞盖的时候，列兵埃德温·C·劳布勃然大怒，他有意地使降落伞侧滑，这样他就能在那个高射炮的旁边着陆。劳布并没有卸下他的降落伞吊带，而是在身后拖着他的降落伞，手持冲锋枪突然袭击那些德国人。他杀死了一个德国人，抓获了其余的人，然后用可塑炸弹炸毁了高射炮的炮管。

尽管官方认为，在格鲁斯贝克地区降落的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些区域四周的树林里，还是有数量可观的防空炮火和轻武器火力。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并没有等候集合，而是以单兵或者小组形式，蜂拥着越过这些小股的抵抗部队，并迅速制伏了他们，把他们俘虏。与此同时，战斗机在树梢上面飞速掠过，用机关枪朝敌人的炮台射击。而在对抗这些低空进攻方面，德国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3架战斗机被击中，之后在树林的附近坠毁。上士迈克尔·乌莱蒂奇看见了其中一架。那架飞机横向翻滚着越过了空投场，当它最终停下来的时候，只有机身完好无损。几分钟以后，飞行员出现了，好像并没有受伤，他站在飞机的残骸旁，点燃了一支香烟。乌莱蒂奇记得，那位被击落的飞行员仍然和连队待在一起，做了一名步兵。

从陆地上，上士詹姆斯·琼斯看见，一架P－47型飞机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上着了火。他预料，飞行员将会跳伞逃生，但飞机却落了下来，在空投场上滑行，然后折断。机尾啪的一声断了，发动机滚到一边，座舱在田野里停了下来。琼斯相信飞行员一定是死了，但当他注视的时候，飞机的座舱盖朝后滑动敞开了，然后“一个一头黄发的小个子，没有戴帽子，腋下夹着一支四五式手枪，向我们跑来”。琼斯记得，他问道：“老弟，你干吗不跳伞呢？”那位飞行员咧着嘴笑了。“该死，我害怕跳伞。”他告诉琼斯。

就在着陆并收拾好自己的装备之后，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注视着一架P－51型战斗机俯冲下去，对附近一个隐藏着的德国阵地进行低空扫射。飞机在飞过机枪掩体两次以后被击中了，但飞行员却将飞机盘旋起来，安全地以飞机的腹部着了地。按照奥尼尔的说法：“这个家伙跳了出来，朝我跑来，同时喊道：‘给我支枪，快！我知道那个德国佬在哪里，我要抓住他。’”当奥尼尔在身后凝望着他的时候，那位飞行员一把抓过一支步枪，全速朝树林跑去。

在18分钟之内，第八十二师的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的4511名伞兵、工兵和70吨重的装备，在他们的空投场上及其附近着了陆，这些地方包括树木茂盛的高地以东的格鲁斯贝克镇。当官兵们集合起来，走出空投场，前往出击目标的时候，特别的伞降信号员队伍又为炮兵的空投、第82师的滑翔机部队以及英军的军司令部标出了界线。到目前为止，加文将军冒着预料到的风险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然而，尽管在这两个团之间的无线电联系立即建立起来了，但与第五○五团一起跳伞的加文，要想知道在西边8英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却为时过早，那里是第五○四团的伞降地，位置在上拉瑟尔特的北边。他还不知道，对格拉夫大桥所进行的特别攻击是否正按计划进行。

就像八十二师的其余飞机一样，运送鲁本·H·塔克上校第五○四团的137架C－47型飞机，在接近上拉瑟尔特空投场的时候，遭遇到了时断时续的高射炮火。和在别的地区一样，飞行员们保持航向，到下午1点15分的时候，大约2016名人员开始跳伞。有11架飞机稍微向西转了方向，朝一个小的伞降点飞去，那个伞降点在格拉夫附近的马斯河上，位于那座极其重要的1500英尺长的9孔大桥旁边。这些C－47型飞机运载着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的第二营的E连，前往第八十二师的最关键的出击目标，他们的任务，就是从西边的入口突然袭击大桥。而韦勒姆斯第二营的余部，则要从上拉瑟尔特出击，前往大桥的东边。如果不能迅速而且完好无损地夺取格拉夫大桥，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紧凑安排就不能维持下去。失去这座大桥，可能意味着整个行动的失败。

当E连的飞机朝西边的攻击点飞去时，排长约翰·S·汤普森中尉能够清楚地看见马斯河、格拉夫镇和他右边上拉瑟尔特附近第五○四团的大规模跳伞，然后，他又看见了自己所在的连队将要空降的壕沟成列的田野。当汤普森还在注视的时候，这个连别的人已经跳出了飞机，朝格拉夫大桥落下去，但在中尉的C－47型飞机里面，绿灯还没有闪亮。当绿灯闪亮时，汤普森看到，他们就处在一些建筑的正上方。他等了几秒钟，看见了对面的田野，于是和他的排一起跳了下去。由于出了一个幸运的差错，他和他的士兵落地的地方距离大桥的西南端只有大约500码或者最多600码远。

汤普森听得见，从格拉夫方向传来了起伏不定的射击声，但在大桥的四周似乎一切都是安静的。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该等到连队的其他人赶到，还是现在就用他排里的16个人来进行攻击。“既然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我就决定进攻。”汤普森说道。汤普森派下士休·H·佩里回去见连长，要他送去一个简短的信息：“我们要前往大桥。”

来自镇子和附近建筑物的射击现在更猛烈了。汤普森率领他的排隐蔽在附近的排水沟里，士兵们在前往大桥的时候，不得不在深达脖子的水中跋涉。他们开始遭到一个靠近大桥的高射炮塔的射击，汤普森注意到抱着口袋的敌军士兵们正在渡口附近的一座建筑里跑进跑出。他认为，那一定是一个维修工厂或者发电厂。汤普森害怕，那些德国人是在把爆破炸药送到大桥，准备把桥炸掉，他于是迅速部署士兵，包围那座建筑，然后开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这个地区，攻占了发电厂，发现有4个德国人死了，1个人负伤，”汤普森回忆说，“显然，他们抱着的是他们的个人装备和毯子。”突然，有两辆卡车从格拉夫沿着马路疾驶过来，朝大桥开去。汤普森的一个士兵击毙了其中一个司机，那辆卡车歪歪扭扭地驶离了马路，车上的德国人乱作一团，爬了出来。第二辆车也立即停了下来，车上的士兵跳到地上。汤普森的士兵开火了，但那些德国人并没有表现出作战的意愿。他们没有还击，而是跑开了。

那个高射炮塔仍然在开火，不过这个时候，炮弹只是从这个排的头上飞过去。“那些炮手无法把那门22毫米的高射炮压得足够低来射击我们。”汤普森记得。排里的火箭筒手列兵罗伯特·麦格劳，朝前面爬去，在大约75码的距离上发射了三发火箭弹，其中有两发射进了塔的顶部，于是那门大炮不再发射炮弹了。

虽然在河对岸桥的远端一个炮塔里，还有一门配对的口径为22毫米的大炮在发射，但汤普森和他的士兵还是摧毁了电力设备和电缆，他们怀疑它们与炸桥的炸药相连接。然后，这个排在大桥西南入口的马路上设置了路障，埋下了地雷。在他们摧毁的那个高射炮塔里，他们发现炮手死了，但口径为20毫米的火炮却没有损坏。汤普森的士兵立即用这门大炮，朝河对岸的那个高射炮塔开炮。他知道，他们排将很快得到从后面赶来的E连其余人的支援，而且稍后不久还会得到韦勒姆斯少校全营的支援，就是现在，韦勒姆斯少校的那个营正从上拉瑟尔特急速前进，以便夺取大桥的东北端。就汤普森中尉而言，他认为主要的出击目标已经夺取了。[20]

现在，塔克的第五○四团的其余两个营，就像轮子上的辐条一样，正在向东进发，前往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三个马路渡口和铁路桥。急速前往那座大桥的，还有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的部队，他们决意要从对面一端夺取渡口。对于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军来说，这些出击目标并非全都至关重要。加文希望，在攻击的突然性和随之带来的混乱当中，能够把这些目标全部夺取，但在开始时，除了至关重要的格拉夫大桥之外，再夺取一个目标就足够了。

为了把敌人搞糊涂，为了保卫他的阵地，为了保护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并在伞兵们前往他们的出击目标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帮助，加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榴弹炮———现在，第三七六伞兵野战炮兵营的火炮正在到来。在以前的作战行动中，曾经空投过小股的炮兵部队，但他们被散开在很大的地方，集合和射击的行动都十分缓慢。此刻前来的这个有544名士兵的炮兵营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伞兵。在运送这个营的48架飞机当中，装载有大炮———12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每一门榴弹炮都拆卸成7个部分。这些榴弹炮将被首先空投，然后空投大约700轮次的炮弹。C－47型飞机鱼贯飞临，大炮迅速相继滚落下来，军火和士兵随即伞降，全都几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

有一个事故，却差点儿造成了行动的停顿。率领第三七六营的威尔伯·格里菲思中校在跳伞时摔断了脚踝，不过他的部下迅速劫掠了一辆荷兰手推车，推着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情形，”奥古斯丁·哈特少校回忆说，“上校[21]被推着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又吼叫着，命令每一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集合完毕，格里菲思又被手推车推到加文将军面前，在那里他报告说：“长官，大炮进入阵地，随时可以开火。”恰好一个小时，这次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空投之后，整个营集合起来，而其中的10门榴弹炮已经开炮了。

第八十二师的野战炮兵着陆14分钟以后，运载着反坦克营、工兵、师司令部人员、火炮、拖车和吉普车的韦科型滑翔机，开始进入着陆区。离开英格兰的50架滑翔机中，除了4架之外，全部到达了荷兰。然而，并非全都是在它们的着陆区域着陆，有些滑翔机偏离了一两英里。有一架滑翔机的副驾驶是安东尼·杰德齐斯基上尉，这架滑翔机摆脱拖航飞机的时间晚了一些，杰德齐斯基恐怖地看到，“我们直接朝德国人冲去，进行着一次一架滑翔机的进攻”。驾驶员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开始寻找着陆的地方。杰德齐斯基记得，到达地面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机翼插在一个大干草堆里，另外一个机翼插在一个篱笆里，而机头插在地里。当我看到泥土在我的膝盖上时，我都不知道脚是否还是我身体上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听见一门口径为88毫米大炮讨厌的炮声，于是，我们就在丝毫说不上平坦的地方，把吉普车拖了出来，乘上它，急速朝我们自己的地区驶去。

他们比约翰·康奈利上尉走运，康奈利的驾驶员在进场着陆的过程中被打死了。康奈利以前从未驾驶过滑翔机，此时他抓起操纵装置，就在边界的德国一侧把这架韦科型滑翔机降落了下来，地点在6到7英里以外的地方，维勒镇附近。只有康奈利和另外一个人没有被捕获。他们躲藏起来，等待夜幕的降临，最终，两人在9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回到他们的部队。

第八十二空降师总计成功地带进了7467名伞兵和空降兵。最后在这个地区着陆的，是运送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的35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有3架滑翔机在前往空投场的途中丢失了，其中两架是在到达欧洲大陆之前丢掉的，而第三架是在弗尔特的南边、施图登特将军的司令部附近坠毁的。布朗宁的司令部几乎就是在德国边界上着的陆。“高射炮火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几乎没有敌人的抵抗，”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我们在国家森林西边大约100码的地方降落，我的滑翔机离布朗宁的滑翔机大致有50码远。”

率领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S·查特顿上校，操纵着布朗宁的霍萨型滑翔机。飞机在一个电缆上刮掉了一个前轮，然后滑进了一块卷心菜地里。“我们出来了，”查特顿回忆道，“布朗宁朝四周看了一下，说道：‘老天作证，我们到了，乔治！’”在不远处，沃尔什准将看见布朗宁越过着陆区，朝国家森林跑去。几分钟以后他返回了，向沃尔什解释说：“我想成为在德国撒尿的第一位英国军官。”

在布朗宁的吉普车卸下来时，几发德国人的炮弹在旁边爆炸了。查特顿上校立即扑向最近的一个壕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布朗宁站在我的上方，就像某种探险者一样，问道：‘乔治，你在那里面究竟要做什么？’”查特顿坦率地说道：“我在很好地躲藏，长官！”“唔，你可以很好地不再躲藏了，”布朗宁告诉他，“我们该走了。”从紧身短上衣的一个口袋里，布朗宁取出了一个包着面巾纸的小包裹，他把小包裹递给查特顿，说道：“把它放在我的吉普车上。”查特顿打开面巾纸，看到里面有一面三角旗，三角旗栗色的背景上面，是一匹淡蓝色带有双翼的飞马，这是英军空降部队的标记。[22]三角旗在吉普车的保险杠上飘扬着，花园行动部队的司令官开车离开了。

在阿纳姆以西的伦库姆荒原，内维尔·海中尉，这位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收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负责人，正在大惑不解。他的专家组把无线电接收机，连同专用天线安装了起来，期望能立即与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取得联系。海中尉在着陆时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与军部接通，并给出他的位置。早些时候他已经得知，师部的通信系统出了故障。他先前认为，问题将会出现在皇家陆军通信兵团的那些缺乏经验的机务员身上，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所遭遇到的困难却是出自自己的部下。“我们在着陆区域安装好设备，尽管有松树树林遮蔽着，但以前在比这糟糕得多的乡下我们也能够接通，”他记得，“我们一试再试，但什么也没有接收到。”在能够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之前，他无法把厄克特将军那个师的进展告知布朗宁将军，也无法把布朗宁的命令转发给英军第一空降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的电话系统却在充分运转，包括奈梅亨的PGEM发电厂当局所拥有和操作并与全省联系的一个特别电话系统。倘若海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荷兰抵抗力量的帮助下，拿起电话来。

在15英里以外的地方，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已经开始出现焦虑，司令部设在格鲁斯贝克山脊的边上。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个大无线电接收机在着陆时都损坏了，布朗宁的无线电接收机是安全着陆的，他将其中的一台分配给了第八十二师，这确保了他与加文将军的通信能够立即进行。军部的通信部已经与邓普西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空降军在英格兰的后方司令部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布朗宁也与第一○一师取得了联系，但通信部却未能用无线电与厄克特的师取得联系。沃尔什准将认为，军通信部难辞其咎。“在这次行动的计划做出之前，我们要求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通信部，”他说道，“我们震惊地认识到，我们的无线电接收机不够好，司令部里的通信兵能力差，又没有经验。”虽然布朗宁能够指挥并影响第八十二师、第一○一师，以及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但是此时此刻，阿纳姆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战役，却在他的控制之外。正如沃尔什所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种逐渐生成的瘫痪已经开始影响蒙哥马利的计划了。但在这个早期阶段，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大约2万名盟军官兵身在荷兰，他们要去为花园行动的庞大部队夺取桥梁，并保持走廊的畅通。按预定计划，花园行动的先头坦克部队，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与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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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附近一家大工厂的平屋顶上，英军第三十军司令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注视着巨大的空降滑翔机编队的最后一架飞机，从他正在等待的坦克上空飞过。自上午11时以来，他就一直待在屋顶上，如他所说：“我有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巨大的机群景象是“给人以安慰的，但我却一点也不抱幻想，不会以为这将是一场容易的战役”。他一丝不苟地把每一个可能的意外事件都考虑了进去，他甚至命令部下，有关食品、汽油和弹药，能携带多少就携带多少，“因为我们有可能出乎意料地靠我们自己”。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将军无法排遣，不过他并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不喜欢在星期日进攻。“在这场战争期间，我所参加的凡是在星期日发起的战斗或者进攻，没有一个是完全成功的。”他拿出双筒望远镜，研究那条白色缎带般的马路，马路朝北延伸，通向瓦尔肯斯瓦德和艾因霍温。霍罗克斯感到满意的是，空降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于是下令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开始进攻。下午2∶15，随着雷鸣般的咆哮声，大约350门火炮开火了。

这个轰炸破坏力极强，成吨的炸药猛击着前面的敌人阵地。当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笨拙地移动到出发线的时候，那片覆盖纵深5英里，集中在一个宽1英里的前线的飓风般的炮火，使得大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下面震颤。先头装甲兵连的后面，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缓慢地从停放阵地驶出，准备在第一批坦克出发的时候列成战阵。天空上，就像在“出租车候车站”[23]等候客人的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群，正在不断盘旋，等待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乔·范德勒中校指示他们冲向前面的目标。下午2点35分，基思·希思科特中尉站在三连先头坦克的炮塔上，朝他的麦克风喊道：“驾驶员，前进！”

坦克从桥头阵地隆隆驶出，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在马路上前进。现在，炮兵的炮火烟幕升了起来，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在装甲车的前面爬行着。坦克手们能够看见，炮弹就在他们前面不到100码的地方爆炸。当各装甲连向前推进，被吞没在掩护炮火的烟尘当中的时候，士兵们有时都不知道，坦克究竟能否安全地处于他们自己的炮火后面。

跟在先头连后面的，是乔·范德勒中校和他的堂弟贾尔斯的巡逻车。范德勒站在自己的车上，能够看见，不论前面还是后面，步兵们坐在坦克上，每一辆坦克都用黄色的长条旗予以标记，为的是向空中的台风型战斗机表明身份。“那种喧闹声是无法想象的，”范德勒记得，“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先头坦克已经冲出了桥头阵地，正在越过荷兰边界。三连连长米克·奥科克上尉用无线电回答：“进军情况良好。先头连已经突破。”然后，只有几秒钟，画面改变了。正如范德勒所回忆的：“德国人开始真正黏住我们。”

德国炮手隐蔽在马路两边十分隐秘的加强阵地里，他们不但在掩护炮火的猛烈轰炸中活了下来，而且还等候着，让掩护炮火从他们上面通过。德国人没有开火，让最先的几辆坦克过去。然后，在两分钟之内，先头连的3辆坦克和下一个连的6辆坦克便被击中，失去了战斗力。那些坦克燃烧着，毁坏了，在半英里的马路上狼藉一片。“我们刚刚越过边界便遭到了伏击，”西里尔·拉塞尔中尉回忆说，“突然，前面的坦克不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就是在原先的地方燃烧。我突然可怕地意识到，下一辆坦克就是我正坐着的那一辆。我们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正当拉塞尔向前走去，要看看排里的其他人情况如何的时候，一挺机关枪开了火。他胳膊中弹，朝后跌落进壕沟里。对拉塞尔来说，战争到此结束。[24]

一等兵詹姆斯·多加特的坦克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并没有看见或者听见爆炸，”他说道，“我突然平躺在了一个壕沟里，坦克倚靠在我的上方。我的胸前有一支布伦式轻机枪，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胳膊几乎被打断了。不远处，另外一个人也死了。坦克着火了，我回想不起来，坦克手当中有谁活着出来。”

巴里·奎南中尉在先头连的最后一辆坦克里，他记得，他的谢尔曼型坦克向左折进了一个壕沟，奎南认为，驾驶员在试图绕过前面正在燃烧的坦克。但坦克随即被一发炮弹击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都被炸死了。谢尔曼型坦克燃烧起来，奎南的炮手“试图从坦克的舱口盖爬出来，同时把我从回转炮塔上拉出来，这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坦克中弹燃烧了”。从坦克爬出来的时候，奎南看到，别的坦克从后面跟了上来。那些坦克也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我看到，有一辆坦克的指挥官试图不让吞没了整个坦克的那片火焰烧着他的脸。”

突破在真正开始之前就被阻挡住了，9辆毁坏的坦克现在堵住了道路。从后面赶来的连队无法前进，而即使他们能够绕过那些坦克残骸，隐蔽的德国炮手也会逐个瞄准射中他们。为了使进攻继续，范德勒召来了那些能够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坦克发射出紫色烟雾炮弹，以标明疑似的德军阵地，在这些烟雾的指引下，战斗机发着尖锐刺耳的声音俯冲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风型战斗机作战，”范德勒回忆说，“那些飞行员的胆量使我惊愕。他们飞了进来，每次一架，就在我们自己的掩护炮火当中飞过去。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正上方解体了。那真是难以置信———大炮在发射，飞机在咆哮，人们在喊着、咒骂着。就在这一切当中，师部问战斗进行得怎样。我的副指挥干脆举起麦克风，说道：‘听吧。’”

就在飞机朝下猛扑向它们的目标的时候，范德勒派了一辆装甲推土机，把燃烧的坦克推出马路。在几英里长的马路上，一片混乱喧闹的战斗场面，一直朝后延伸到范德勒本人的汽车，以及皇家空军的通信车，这些通信车正按照需要召唤台风式战斗机进行俯冲。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战斗侦察机的飞行员，却又附属于通信部队，他现在确信他根本不应该自告奋勇做这个工作。当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指挥着台风型战斗机的时候，洛夫从通信车里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黑色的烟雾从前面的马路上滚滚升起，一辆就在通信车面前的反坦克大炮运输车着火了。当洛夫注视的时候，一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正运载着伤员沿马路返回。有一个人的肩膀被炸掉了，衣服烧焦了。“我确信我们被包围了，”洛夫说道，“我吓坏了，不断地纳闷，为什么我不待在空军里，我本来就属于空军嘛。”

按照罗兰·S·兰顿上尉的描述，在后面更远处停止前进的纵队里，那些正在等候的坦克手们，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无能为力。我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兰顿看到，步兵正赶来，清理马路两边的树林，他们的前面是两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兰顿认为，这些士兵可能是第四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先头部队。“突然我看见，这两辆装甲车都被抛到了空中，”兰顿记得，“他们触到了敌人的地雷。”当烟雾消散的时候，兰顿看到，“尸体挂在树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尸体，要说得出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大的树枝上都挂着尸体的碎片”。

台风型战斗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射击，英军步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神色严肃地把躲藏在战壕里的德国人找出来。一等兵多加特刚刚从着陆的那个壕沟里逃出来，他的坦克又被击中了。他快速跑过马路，跳进了敌人一个空无一人的狭长掩体。“与此同时，有两个德国人———一位是没有穿外套的年轻人，另外一位是个大约30岁的相貌粗鲁的坏蛋———紧随着我从对面跳了进来。”多加特说道。多加特毫不犹豫，踢了那个年纪大的德国人的脸，那个年轻一点的德国人立即吓得投降了。多加特端着步枪，押送他们沿着马路往回走，“身边是川流不息的其他德国人，他们全都用手抱着头跑。那些跑得太慢的人，屁股上就会被迅速踢上一脚”。

那些毁坏了的坦克现在已经被清理出去，从树林里，壕沟里，在干草堆四周以及马路上，又传来了斯特恩式轻机枪的突突射击声，那是步兵在肃清残敌。近卫团的士兵们毫不宽容，对狙击手尤其不宽容。士兵们记得，那些战俘被命令在马路上快步行进，当他们慢下来时，就立即有刺刀戳他们。有一个战俘在越来越长的行列中试图逃走，但附近有不止一个连的盟军步兵，有几个步兵回忆———用其中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念头一进入他的脑子，他就被击毙了。”

乔·范德勒看到，战俘被押送着经过他的巡逻车。当一个德国人走来的时候，范德勒发现了一个突然的动作。“那个杂种拿出一枚他藏起来的手榴弹，扔向我们的一辆运炮车。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运炮车被炸毁了，我看见我的一个军士躺在马路上，一条腿被炸掉了。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关枪子弹把这个德国人打成了筛子。”

在他的指挥所里，霍罗克斯将军得到了消息，说马路正逐渐被清理出来，步兵尽管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却已经击溃了两翼的德国人。正如他后来所说：“那些爱尔兰人[25]已经对被敌人射击感到厌倦了，他们突然发了脾气，这些伟大的战士们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火气最大的，莫过于第二营的情报官埃蒙·菲茨杰拉德上尉了，他审问了被俘的一门反坦克炮的炮组人员。按照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的说法：“菲茨杰拉德有一种有趣的榨取情报的方式。他是一个巨人般的大个子，能说一口精彩的德语，但却带有一种蹩脚的口音。他素来的做法就是拔出手枪，抵着德国人的肚子，站得尽可能地近，冲着那人的脸大声提问。”范德勒始终认为，其结果“确实极令人满意。在审问了这个炮组的人员之后没过几分钟，我们的坦克便以值得赞扬的精确，逐个击中了德国人伪装起来的反坦克阵地，马路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使我们得以继续进军”。

爱尔兰近卫团的许多人认为，中士伯蒂·考恩改变了这个战斗的形势。考恩指挥着一辆带有发射17磅重炮弹大炮的谢尔曼型坦克，他发现了德国人的一个反坦克阵地，只打了一炮，就把它摧毁了。在战斗的过程中，指挥该连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吃惊地看到，有一个德国人正站在考恩的坦克上面指挥作战。他看见，那辆坦克穿过马路不停地开火，接着，由于泰勒本人也在忙着，于是忘记了这个事件。后来泰勒得知，考恩击毁了3门德国大炮。“当我能腾出时间的时候，去向他表示祝贺，”泰勒说道，“考恩告诉我，他的坦克上面的那个德国兵，是他攻占的第一个阵地的炮组负责人，那个炮组投降了。”那个德国人受到了菲茨杰拉德上尉的审问，然后又被送回给考恩，在考恩那里他显得“非常合作”。

爱尔兰近卫团又上路了，但持续不断的战斗还在继续。德国人的外壳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坚硬得多。在俘虏当中，有著名的伞兵营的人，令英国人惊讶不已的是，还有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富有作战经验的步兵：他们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派去增援施图登特第一伞兵集团军的作战部队。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俘虏被发现是属于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爱尔兰近卫团的作战日志记载：“我们的情报部门在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既惊讶又义愤，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团出现了，而那些德国团根本就没有权利出现在那里。”

霍罗克斯将军本来预料，他的先头坦克将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内的时间里”，行驶13英里到达艾因霍温。宝贵的时间丧失了，爱尔兰近卫团只能行驶7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瓦尔肯斯瓦德。至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不祥地落后于预定的时间了。

为了尽可能地机动，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的滑翔机带进来的大多是吉普车，而不是火炮。英国人晚到了艾因霍温，这个事实是一个打击。泰勒本来希望，能够得到连绵15英里走廊里的坦克手们大炮的支持，而那个走廊又是“尖叫的老鹰”所必须控制的。泰勒的荷兰联络官发现了形势的真相———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预期时间更久地独立作战———而且几乎立即就要独立作战：在抵抗力量的帮助下，他们使用电话得知英国人那儿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

泰勒的伞兵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占了费赫尔，那是走廊最北边的出击目标，同时又攻占了费赫尔的4个渡口———那是在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激烈的战斗也许会接踵而来，然而，这4个出击目标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攻占了。再往南，在费赫尔与索恩的中间，圣奥登罗德镇以及该镇多梅尔河上的公路渡口，相对来说攻占得轻而易举。按照荷兰的官方电话工作日志的说法，国家电话交换局的一位忠诚话务员约翰娜·拉图沃斯听见：“一个清楚明白的美国嗓音，在下午2点25分的时候出现在圣奥登罗德1号线上，要求接瓦尔肯斯瓦德，随后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

美国人迅速得知，花园行动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瓦尔肯斯瓦德。现在看来，已经延误了的霍罗克斯坦克部队，不大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走廊南端的艾因霍温，而这样时间就会太晚了，无法帮助美国人夺取并控制那些分布广泛的目标。第一○一师的官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现在，他们遇到了难题。

在泰勒的出击目标当中，最为紧迫的就是索恩的威廉明娜运河上的公路桥，大致在艾因霍温以北5英里处。作为万一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被炸掉时的应急计划，泰勒决定夺取贝斯特运河上的一座桥，那是在西边4英里的地方。由于这座桥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只派了第五○二团的一个连去贝斯特，而且据认为，只会有几个德国人在那里。泰勒的情报部门并没有意识到，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就在第一○一空降师的空投场西北方向约10英里处，而且刚刚到达的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正驻扎在附近的蒂尔堡。这些兵力中，有瓦尔特·波普少将遭到重创的第五十九步兵师，外加上数量可观的火炮。

刚刚接近大桥，H连就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说它遇上了敌人的路障，遭遇到有力的抵抗。这个信息标志着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的开始，这场战斗不仅将持续整个夜晚，还会延续到随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以一个连的单独作战行动开始的战斗，最终把一个整团以上的人都卷了进去。但H连英勇的官兵，尽管伤亡惨重，却已经在减弱德国人最初的、强大得出乎意料的打击了。

当H连向位于贝斯特的大桥进发的时候，罗伯特·F·辛克上校的第五○六团也正前往位于索恩的那个主要公路大桥。在部队抵达村子北郊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然后他们遭到德国人一门口径为88毫米大炮的轰击。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先头部队用一支反坦克火箭筒摧毁了这个炮位，击毙了炮组人员。美国人穿越街道进行战斗，到了离运河还不到50码的时候大桥被炸掉了，瓦砾落在这些伞兵的四周。辛克上校原定在晚上8点以前攻占艾因霍温及其各个渡口，对他来说，这座大桥的丧失是一个痛苦的打击。有三个人———詹姆斯·拉普拉德少校、米尔福特·F·韦勒中尉以及中士约翰·邓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冒着炮火纵身跳进运河，向对岸游去。这个营的其他人或者效法他们游水或者坐上划艇划过去。在南岸，他们制伏了德国人的抵抗，建起了桥头阵地。

这座大桥的中央支柱仍然完好，第一○一师的工兵们立即开始建造临时渡口。帮助不期然地出现了。荷兰平民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黑市木料，被一个承包商储藏在附近的一个汽车库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工兵们使用大桥的中央支架以及劫掠来的木料，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新桥。辛克上校回忆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桥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但它确实使我能够把团里的其他人送过河去，是排成单人纵列过去的。”在建桥装备送达之前，位于索恩的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这一段，已经沦落为一个供单人行走的木头制作的人行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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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到达比特里希将军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时，仍然心烦意乱。正常的情况下，他到达这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今天，由于他沿途多次停下，命令各个地区的指挥官做好应对空降攻击的准备，结果使行程大大超过了一个小时。尽管这位陆军元帅似乎是平静的，但比特里希却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几乎击中了我！他们要打的是司令部！想想吧！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比特里希立即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最新情报告诉了他。盟军意图的清晰画面尚未出现，不过比特里希却告诉了莫德尔他本人的推测：攻击的目的是牵制第十五集团军，与此同时，英军第二集团军则朝鲁尔河大举猛攻，这就要求盟军夺取奈梅亨大桥和阿纳姆大桥。莫德尔完全不同意。“阿纳姆大桥并不是出击目标。”他说道。这些空降部队将改变方向，向东北方向进军，前往鲁尔河。莫德尔认为，形势仍然太不明朗，无法做出任何最终的结论，而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空降部队是在奈梅亨地区着陆呢。尽管见解不同，他还是认可了比特里希已经采取的措施。

比特里希仍然抓住大桥的话题不放。“陆军元帅阁下，我强烈要求立即摧毁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他说道。莫德尔惊讶地看着他。“它们不会被摧毁，”他坚定地告诉比特里希，“不管英国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些大桥都是能够守住的。不，绝对不！这些大桥不能炸掉。”然后，莫德尔放下这个话题，“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司令部，比特里希。”在比特里希能回答之前，莫德尔又再次沉思着说，“你知道，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位于弗尔特的司令部里，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面对着一个窘境：他的第一伞兵集团军被空降攻击分成了两半。由于没有电话通信，现在完全依赖于无线电，因而他无法指挥分离的军队。眼下部队正在各自为战，没有协调一致的指挥。后来，他交了一次重大而又难以置信的好运，在他司令部的附近有一架韦科型滑翔机被击落了，从里面发现了一个没有损坏的公文包，公文包被匆匆送给了他。

“真是难以置信，”施图登特说道，“公文包里是敌人这次军事行动完整的进攻命令。”施图登特和他的参谋们钻研着这些被缴获的计划。“它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空投场、走廊、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介入的师的名字。一切！我们立即就看出了战略上的含义。他们不得不在我们摧毁那些大桥之前，攻占那些大桥。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这是报应。报应！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940年我们在荷兰的空降行动中，我手下的一名军官违背了严格的命令，携带记录我们整个进攻详情的文件参战，而这些文件又落入了敌人之手。现在它又整整转了一圈。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26]

到目前为止，莫德尔尚不知道该做什么。施图登特从未感到这么沮丧，由于他的通信设施出了故障，所以直到将近10个小时之后，他才能够把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秘密置于莫德尔的掌握之中。那秘密就是，阿纳姆大桥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缴获的计划清楚表明，那是蒙哥马利进入鲁尔河地区的必经之路。

这是莫德尔最喜欢的那种战斗：一种要求有即兴发挥、胆量尤其是速度的战斗。从比特里希的司令部里，莫德尔给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他以带有个人特点的鲁莽描述了形势，要求立即增援。“能够打败这个空降攻击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最初的24小时里猛烈打击。”他告诉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要求派防空部队、自行火炮以及步兵，而且他要求，他们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能前往阿纳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能够派得出的增援部队将要上路。莫德尔转向比特里希，洋洋得意地说道：“嗨，我们要有援兵了！”莫德尔决定在杜廷赫姆指挥作战，尽管他显然已经从匆匆离开奥斯特贝克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这一次却不想再冒被打个措手不及的风险了，他拒绝在城堡里面食宿，而要在城堡庭院里的园丁小屋里指挥战斗。

比特里希的先见之明已经产生效果了。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部队正在迅速前往战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哈梅尔本人预计将在夜间从德国返回———也在行进。比特里希已经命令哈策尔，把他的司令部移到俯瞰城市的阿纳姆北郊一所中学里，转移正在进行。但哈策尔已经急不可耐了，原定于下午早些时候前往德国的装甲车，仍然在重新装备履带和大炮。哈策尔已经把那些最靠近英军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部队，转移进了阿纳姆以西的一些封锁性阵地，眼下他只有几辆装甲小汽车、几门自行火炮、几辆坦克以及一些步兵。尽管如此，但哈策尔仍然希望，通过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能够使英军陷于停顿并把他们弄糊涂，直到他的师的主体再次做好战斗准备。

奇特的是，哈策尔甚至都不知道，泽普·克拉夫特少校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就在这个地区，而且此刻正是位于英军空降部队道路上的唯一部队。哈策尔把兵力集中在进入阿纳姆的那两条主要公路上：一是从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一是从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他确信，那些伞兵必须要使用这些主要的干线，所以把部队部署在一个跨越这两条公路的半圆形屏障上。由于疏忽，或者也许是因为此刻他兵力不够，哈策尔没有把任何兵力部署在一条安静的公路支线上，那条支线与莱茵河的北岸平行，是英军能够走上阿纳姆大桥的唯一没有设防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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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穿着作战伪装服，戴着有特色的防撞头盔，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和弹药，正在前往阿纳姆。在行军的伞兵纵队当中，夹杂着拖着大炮的吉普车、装载着枪支和补给品的四轮大车。当罗伊·厄克特将军注视着他们通过时，记起了几个月前霍罗克斯将军对他的恭维。“你的士兵是绝好的士兵！”霍罗克斯敬佩地说。厄克特当时认为这话言过其实，而在这个星期日，他不再那么想了。当第一伞兵旅出发的时候，厄克特心中涌起了一阵骄傲。

计划要求，拉思伯里旅的三个营将在阿纳姆会合，每个营都从不同的方向前进。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二营，被给予了那个首要的出击目标：弗罗斯特的部下要沿着靠近莱茵河北岸的一条公路支线行军，前去攻占那座主要的公路桥；在途中，他们要攻占那个大渡口西边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第三营，在J·A·C·菲奇中校的率领下，将沿着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前进，从北边靠近大桥，从而支援弗罗斯特。一旦这两个营的投入成功，D·多比中校的第一营就要沿着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这是最北边的路线———进军，占领城市北边的高地。拉思伯里给每条路线都起了一个代号。多比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北边的路线，定名为“豹子”；菲奇的路线，也就是那条中间的路线，定名为“老虎”；而弗罗斯特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关键的路线，则定名为“狮子”。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连的吉普车将在整个旅的前面疾驶，对他们的期望是：到达大桥，发起突击夺取大桥，并坚守大桥直到弗罗斯特到达。

厄克特认为，到目前为止开端的阶段进展顺利，对这时师内部通信手段的故障，他并没有惊恐。在北非的沙漠战役中，他经常经历暂时的信号中断。希克斯准将第一机降旅的任务，是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为空运坚守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既然厄克特无法用无线电与第一机降旅取得联系，所以他便开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他得知，该机降旅已经进入阵地，此刻希克斯正在别的地方指挥他的各个营。在希克斯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攻占阿纳姆大桥计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出了差错：他被告知———是被错误地告知的———弗雷迪·高夫少校的大多数侦察车，在滑翔机失事中失去了；希克斯司令部里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高夫去了什么地方。厄克特没有等希克斯返回，便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需要迅速找到高夫并制订出某个可供选择的计划，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提醒拉思伯里尤其是提醒弗罗斯特，第二营是单独作战。弗罗斯特将无法得到计划中的高夫的突然进攻的帮助，而去攻占阿纳姆的桥梁。

在师部，更坏的消息在等待厄克特。“不仅毫无高夫的消息，”厄克特回忆说，“而且除了收到一些短程的信号之外，司令部的通信手段完全失效了。第一伞兵旅，甚至外部世界，都无法联系到。”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看到，将军踱来踱去，“焦躁不安，急于得到消息”。厄克特命令他的信号军官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调查“通信系统的紊乱，看看无线电设备出了什么毛病，然后纠正过来”。通信员也被派了出去，前去寻找高夫。由于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又没有新的信息，焦虑的厄克特决定不再等待。通常他会在师司令部里指挥战斗，但现在，他开始感到这场战斗绝不能按正常的情况进行了。他转向麦肯齐，说道：“我想我要亲自出去看一下，查尔斯。”麦肯齐并没有试图阻止他。“在那个时候，”麦肯齐回忆说，“既然我们实际上得不到任何信息，那么出去看看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厄克特动身去找拉思伯里了，吉普车里只带着他的司机和一个通信兵，时间是下午4点30分。

沿着那条北部的豹子路线———也就是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弗雷迪·高夫少校的第一机降旅侦察部队，在路上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少。尽管A装甲连的车辆未能到达，但高夫却在下午3点30分，与其他的连一起从着陆区域出发了。他自信，他有足够的吉普车，可以对大桥尝试进行突袭。“事实上，”他记得，“我把几辆吉普车留在后面的着陆区域了，以备后用。我们赶往阿纳姆的吉普车绰绰有余。”高夫甚至还从他的部队里派出了12个人朝南边前进，以便与第二营会合，并沿着狮子路线前往大桥。他并没有意识到，A装甲连吉普车的丧失已经引起一阵谣传和一些错误的情报。[27]

从一开始，高夫就对他的侦察部队在阿纳姆计划中的作用，持有保留意见。高夫极力主张，不应该进行突袭，而是应该派出侦察吉普车，在这三个营的每一个营前面组成掩护屏障。“这样的话，”他说道，“我们就会迅速发现到达大桥的最佳而且最容易的方式。”他要求，如果这不行的话，就用滑翔机带进一支轻型坦克部队来护送突击部队。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然而高夫却仍然持乐观态度：“我一点都不担心。据认为在阿纳姆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的灰白头发的德国人，以及一些老掉牙的坦克和大炮。我预料胜利将唾手可得。”

现在，当他们沿着豹子路线迅速前进的时候，这支部队的先头吉普车，突然遭到了德国人的装甲车和22毫米大炮的伏击。高夫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碰巧把这个时间记下了：正好是下午4点。高夫超车，以便行驶到纵队的前面进行调查。“正当我要到前面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厄克特要立即见我。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高夫说道，“我是由拉思伯里管的，我想我起码应该告诉他我出发了，但又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支部队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炮火猛烈的战斗，被压在沃尔夫黑策郊外铁道附近的防御阵地里，动弹不得。我认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不会有麻烦，所以我转了回去，前往着陆区域的师司令部。时间是在下午4点30分。”

恰恰在厄克特将军动身去寻找拉思伯里的那个时刻，高夫正快速返回师部，去向厄克特汇报。

在三条战略行军路线的各个地方，第一伞兵旅的官兵都遇见了成群结队兴高采烈、歇斯底里的荷兰人，许多来自农场和边远小村子的老百姓，从伞兵一离开着陆区域就跟着他们，而随着人群的增长，欢迎就似乎压倒了行军本身。埃里克·麦凯上尉与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一起，在最南边的路线，也就是狮子路线上行走着，这种节日气氛令他不安。“我们受到荷兰老百姓的牵累，”他说道，“他们招手，欢呼，鼓掌，给我们送来苹果、梨以及喝的东西。但他们干扰了我们的进程，让我充满了惧怕，害怕他们会暴露我们的阵地。”罗宾·弗拉斯托中尉记得：“我们行军的第一部分，具有一个胜利游行的性质，老百姓欣喜若狂。这一切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要预料会看见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坦克，从阿纳姆出来迎接我们。人们在马路上排列成行，用大盘子端着啤酒、牛奶和水果送了上来。在迫使他们意识到德国人的进攻是可能的这一点上，我们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安赫·范·马尔南的父亲是奥斯特贝克的医生，安赫回忆说，她接到了在黑尔苏姆的特罗姆珀家打来的兴高采烈的电话，黑尔苏姆就在伦库姆荒原英军着陆区域的南边。“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特罗姆珀家告诉她，“英国兵在我们家的后面空投了，正在前往奥斯特贝克。他们太好了！我们抽运动员牌香烟，吃巧克力。”安赫放下电话。“高兴得都要发疯了。我们全都跳了起来，兜着圈子跳舞。就是这样！一次进攻！真让人高兴！”17岁的安赫几乎无法等到她的父亲回家。范·马尔南医生正在一个病人的家里接生，安赫认为，这“非常恼人，尤其是现在，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荷兰纳粹”。伊达·克劳斯太太，是奥斯特贝克一位牙医的妻子，也是范·马尔南家的朋友，她也听说空降部队正在途中。她极度兴奋，在箱子和缝制品碎片中寻找她所拥有的每一片橘黄色，她打算当英国人到达奥斯特贝克的时候，就带着她的三个小孩子冲出去，举着手工缝制的橘黄色小旗迎接这些解救者们。

扬·沃斯奎尔正在奥斯特贝克他岳父母的家里躲藏，他本人想沿着乌得勒支马路前去迎接伞兵。同时又要避免岳父同他一起去，这让他苦恼。老人家是固执的：“我78岁了，以前从未参加过战争，我想看一看战争。”沃斯奎尔的岳父最终被说服了，待在花园里，而沃斯奎尔则加入到川流不息的其他平民当中，出去迎接英国人，但在奥斯特贝克郊区，他们被一个警察挡了回去。“这太危险了，”警察告诉人群，“回去吧。”沃斯奎尔慢慢地走回家，途中他与那个曾经见过的德国士兵不期而遇，在上午轰炸开始的时候，那个德国兵曾要求躲避。现在那个士兵穿着制服和伪装外套，头戴钢盔，手持步枪。他给了沃斯奎尔一些巧克力和香烟。“现在我要离开了！”他说道，“英国兵要来了。”沃斯奎尔微笑了。“呃，你要回德国了。”他说道。那个士兵端量了沃斯奎尔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先生，”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们将战斗。”荷兰人注视着德国人走开了。“现在开始了，”沃斯奎尔心中想，“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他在院子里焦躁地踱来踱去。他可做的只有等待。

荷兰农夫和他们的家人，并没有受制于警察的限制，也没有受制于要求他们待在家里的警告，而是蜂拥在每一条行军路线上。走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记得，一个农妇从人群中挣脱出来，拎着一罐牛奶朝他跑来。他向她道谢，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好，英国兵。好。”但是，就像在南边那条路上的埃里克·麦凯一样，卡拉汉这位经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也为围绕着部队的平民数量伤脑筋。“他们在我们旁边沿途跑着，戴着袖章，系着围裙，别着小小的缎带，全都是橘黄色的。”他记得，“孩子们把橘黄色的小布片别在他们的裙子或者短上衣上，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尖叫着。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在伸手抓他们的背包，要递给他们巧克力。这是一种如此不同的气氛，结果士兵们就好像在进行演习似的。我开始担心起狙击手来了。”

果然如同卡拉汉惧怕的那样，这个胜利大游行突然停止了。“这一切全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说，“头一分钟，我们正在平稳地向阿纳姆进军，可下一分钟，我们就散开在壕沟里了。狙击手开火了，三个死去的空降兵横躺在马路上。”这位准尉副官老兵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他发现，前面大约50码的树丛里有火苗蹿出。在荷兰人散开的时候，卡拉汉率领12个士兵冲向前去。他在一棵树的面前突然停下，朝上看着。有什么东西在闪耀。他举起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直接朝树上扫射。一把施迈瑟式自动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当卡拉汉沿着树干向上看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德国人松沓沓地悬荡在一根绳子上。

现在，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上，菲奇中校第三营的其他人也突然进行了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列兵弗雷德里克·贝内特刚刚把一些苹果递给周围的伞兵，一辆德国的参谋车突然快速从马路上驶来。贝内特用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扫射。那辆汽车戛然刹住试图倒退，但是太晚了。贝内特旁边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射击，汽车猛地停了下来，车身上尽是窟窿。当伞兵们小心翼翼走近的时候，他们看见司机的半个身子挂在车门外面，一位德国高级军官尸体的一部分伸在另外一扇门的外面。在贝内特看来，“他似乎是某个高级德国军官”。他的确是一位高级德国军官。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没有理会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不要走那条乌得勒支至阿纳姆主要马路的警告。[28]

许多人回忆起，在行军的第一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30分左右，德国人第一次认真的抵抗开始了。然后，那三个营当中的两个———在北边路线上的多比营，以及在中央路线上的菲奇营———意外地与敌人“打了就跑”的猛烈进攻进行交战。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现在由奥尔索普上尉指挥，他们正不顾一切地试图找到一条路，以便从侧翼包抄德国部队，为多比的第一营开路。但是，按照奥尔索普的说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面前的敌人兵力阻滞了。”侦察部队的伞兵威廉·钱德勒记得，当他的C装甲连勘察地形的时候，“德国人的子弹来得太近了，太密集了，飞过去的时候几乎令人感到灼痛”。

这个营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几乎被彻底挡住了。“我们停了下来，”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回忆说，“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然后我们停了下来，挖掩体防守。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改变了方向。我们的进展取决于先头连的成功。一路上迫击炮弹和子弹不断骚扰我们。”在一个篱笆的旁边，博尔多克看见了一位他认识的中士，他负了重伤躺在那里。再往前，又发现了一位中尉闷燃着的尸体，他是被一颗含磷炸弹击中的。对另外一名士兵罗伊·N·爱德华兹列兵来说，“那就像在整个下午，我们不断地在乡下迂回绕行，陷入运动作战之中”。

敌人林荫大道的凶猛进攻，让伞兵们大吃一惊。在北边路线上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听见南边的远处传来枪炮声，片刻间因为一营被安排坚守在阿纳姆北边的高地而感到高兴。然后，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米尔本意识到，纵队已经向南转弯，离开主要马路了。他看见了火车站，靠近车站的地方有一辆坦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兴高采烈。“天哪！”他想到，“蒙蒂是对的。第二集团军已经到了这里！”然后，当坦克的回转炮塔缓慢转过来的时候，米尔本看见坦克上漆着一个黑色的十字。突然，他似乎看到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俯身跳进一个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开始寻找一个好的地点，以便把他的维克斯式机关枪架起来。

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也看见了这辆坦克。一辆拖着一门轻型火炮的吉普车开了上来，开始转圈，以便与它交战。“他们的一位军士喊道，‘我们最好比他们先开炮。否则我们就被击中！’”伊舍伍德回忆道，“火炮像闪电一般转了过来，当我们的人喊‘开炮’，的时候，我听见德国指挥官也喊‘开炮’那些德国兵一定比我们早十分之一秒把他们的炮弹发射了出来。”坦克炮直接击中了对手。吉普车爆炸了，炮组人员被炸死。

混乱在增加，各处都传来极为强烈的枪炮声，多比上校现在清楚，前面的抵抗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猛烈。他不认为仍然还有占领阿纳姆北边高地的可能性。他无法通过无线电与拉思伯里准将取得联系，他的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多比决定把部队向更南边一点的地方转移，试图与正在前往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会合。

通信手段的故障，以及随即造成的指示欠缺，使得各个营的营长不可能清楚地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在不熟悉的乡下，所携带的地图又往往被发现是不精确的，因而各连和各排也频繁地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库辛将军是被菲奇上校的第三营击毙的，就在击毙库辛将军的马路附近一个十字路口，英国人受到党卫军少校克拉夫特的迫击炮和机枪的沉重打击。行军的纵队溃散了，士兵们分散进入了树林。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迫击炮弹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爆炸，朝每个方向掷出致命的碎片。

通信兵斯坦利·海斯清晰地记得敌人的强烈骚扰。他快速跑向树林。奔跑的时候把一台备用的无线电发射机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拾发射机的时候，脚踝被击中了。海斯勉强爬进了树林，当他倒进低矮树丛的时候，他意识到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是德国人。“他年轻，就像我一样被吓坏了，”海斯说道，“不过他却用我的战地绷带给我包扎了脚踝。没过一会儿，迫击炮的炮火使我们俩都再次负伤，我们只是躺在那里，等人把我们抬走。”海斯和那个年轻的德国人一起待在那里，直到天完全黑了以后，英军的担架兵才发现他们，并把他们撤离出去。

就像第一营一样，第三营也被压得动弹不得。在马路上行军两个小时之后，这两个营都走了不到两英里半的路程。现在，菲奇上校得出的结论，就像在北边那条马路上的多比的结论一样：他也得找到一条赶往阿纳姆大桥的替代路线。时间是珍贵的，而大桥还有足足4英里远。

在沃尔夫黑策周围的树林里，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确信他被包围了，他估计，英军与他不满员的营的人数比例为20：1。他认为他的防御是“发疯”，甚至几乎无法相信他的封锁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火箭推进的迫击炮已经在英国人当中造成了浩劫，而且他的部下现在报告说，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行进的伞兵们，在一些地方陷于停顿，而在别的一些地方则好像完全放弃了大马路。克拉夫特仍然认为，他的部队是该地区唯一的德国部队，他对长时间阻止英军不抱幻想。他的迫击炮弹正在用完，伤亡严重，而且他的一位中尉还开了小差。尽管如此，克拉夫特还是对“我的小伙子们有胆量的冲劲”感到兴高采烈。这位野心勃勃的克拉夫特，后来就有关他的精锐部队训练后备营的战斗，给希姆莱写了一份令人厌恶的邀功请赏的报告，他并不知道，他的“小伙子们”此刻正得到瓦尔特·哈策尔中校霍亨施陶芬师的坦克、火炮和装甲车的支援，该师就在克拉夫特本人司令部东边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

弗雷迪·高夫少校彻底被难倒了。厄克特召他返回师部的命令，并没有暗示这位将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高夫离开第一营的豹子路线时，随身带着他侦察部队的4辆吉普车和护卫队。现在，在师司令部，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也无法让他搞清楚厄克特的意图。麦肯齐说，将军去寻找拉思伯里准将了，拉思伯里的司令部沿着南边的狮子路线，跟在弗罗斯特上校的那个营后面。高夫带着他的护卫队，又再次动身出发了。想必在那条路线的某个地方，他将能够不是找到厄克特将军，就是找到拉思伯里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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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克特将军的吉普车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的公路疾驶，又驶离主干道，进入一条能把他带到弗罗斯特狮子路线的旁路上。没过几分钟，他就赶上了第二营的断后部队。他们正沿着马路两侧，成单行纵队行进着。厄克特能够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但在他看来，“并没有紧迫感。每一个人都在缓慢地行进着”。厄克特驱车沿着鹅卵石的马路迅速前进，赶到弗罗斯特司令部所在的那个连，结果发现弗罗斯特正在前面，与遭遇到德国人抵抗的先头部队在一起。“我试图透露出一种紧迫感，我希望他们能把那种紧迫感传达给弗罗斯特，”厄克特写道，“于是便把侦察连的厄运告诉了他们。”厄克特得到消息，说拉思伯里为了了解三营的情况，去了中间的那条马路，于是他又顺原路返回。他与高夫再次失之交臂，时间只差几分钟。

在到达老虎路线上第三营的断后部队的时候，厄克特将军被告知，拉思伯里到前面去了。他跟了过去。在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厄克特找到了准将。这个地区正遭到迫击炮毁灭性的打击。“迫击炮弹正以令人不安的精确性，落在这个十字路口，落在第三营的许多人正在隐蔽的那块林地上，”厄克特后来写道，“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明德国人的反应有着什么样的速度和决心。”[29]

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在一条狭长掩体里隐蔽着，讨论了这个形势。两位军官都对目前的缓慢进展感到担忧，而现在通信手段的关键性缺失又使得他们本人的指挥陷于瘫痪。拉思伯里与第一营完全失去了联系，与弗罗斯特也仅仅是有断断续续的交流。显然，他们两人只能够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地方指挥作战。眼下拉思伯里最关心的，是如何使第三营离开那个十字路口，从周围的树林里走出来，再次前进。厄克特决定，尝试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与师司令部取得联系。当他走近吉普车的时候，看见车被一枚榴弹炮击中了，他的通信兵受了重伤。尽管那台发射机似乎没有受到损坏，但厄克特却已无法与师部联络了。“我诅咒那糟透了的通信手段，”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劝我不要试图返回我本人的司令部。现在，在我们与着陆区域之间，敌人随处可见……我认为他是对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但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正在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一营和三营的官兵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激烈战斗。冷酷无情而又不顾一切的武装党卫军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但却得到半履带式车辆、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他们正使得北边两条马路上英军的进军沦落为爬行。在混乱当中，士兵与军官彼此分开，各连分散进入树林，在路旁或者在房屋的后花园里作战。“红毛鬼子”们一开始对德国装甲部队的力量感到惊讶，现在已经缓过劲来，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伤亡，却或者以个人或者以小组，顽强地进行反击。虽然如此，一营和三营按照计划到达阿纳姆目标的机会，仍然是微乎其微。现在，一切都依赖于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二营了，二营正稳定地沿着下莱茵河马路前进，那是德国人已经不再过多考虑的次要路线。

尽管弗罗斯特的营曾数次短暂地受阻于敌人的炮火，他却拒绝让他的部下散开。他的先头部队是A连，在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率领下向前强行军，士兵掉队也不等待，让他们加入到从后面跟上来的连队。从先遣部队抓获的俘虏口中，弗罗斯特得知，党卫军的一个连正在挡住阿纳姆的西边入口。全营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和缴获来的一些交通工具，在前面和两边进行侦察后，又继续前进。下午6时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个出击目标，也就是偏奥斯特贝克东南方向的下莱茵河铁路桥，出现在眼前。按照计划，维克托·多弗少校的C连离开队伍，朝河边奔去。当他们靠近时，大桥空无一人，没有设防。21岁的彼得·巴里中尉，奉命率领他的排过河。“我们动身的时候，那里是安静的，”巴里回忆说，“当我们跑过田野的时候注意到，到处都是死去的牲畜。”当巴里距离大桥不到300码时，他看见，“有一个德国人从另外一边跑上了桥。他来到桥的中央，跪下来，开始做什么事情。我立即叫一个班开火，叫另外一个班向桥上冲。这时候，那个德国人已经消失了。”

巴里回忆说，他们“上了桥，开始全速跑去。突然，一个巨大的爆炸发生了，桥在我们的面前被炸毁了”。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感到，这个冲击震撼着大地。“一股橘黄色的火焰冲上来，然后黑色的烟在桥上升起。我认为，从南岸数，在桥第二个跨度的那一段被炸掉了。”麦凯说。桥上，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巴里中尉命令他的士兵离开桥的残骸，返回北岸。而当他们开始移动时，躲藏在河对岸的德国人开火了。巴里的腿和胳膊被击中，还有两个人负了伤。麦凯从一开始就对这次作战行动感到不安，他记得，他注视着伞兵们在烟与火中返回时想到：“唔，第一座被炸掉了。”弗罗斯特上校则要豁达一些了。“我知道，那三座大桥当中有一座被炸掉了，但这并不重要。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现在是下午6点30分，还剩下两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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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亨施陶芬师的工兵们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哈策尔原先计划要送回德国的那些坦克、半履带式车辆和装甲运兵车，全都再次装配起来。现在，刚刚授过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与他做好了准备的拥有40辆车的侦察营一起，从阿纳姆北边的霍恩德罗兵营出发了。哈策尔给他的指示是，大面积搜索阿纳姆与奈梅亨之间的地区，以便估计那个地区盟军空降部队的力量。格拉布讷迅速穿过阿纳姆，并且通过无线电告知司令部，那座城市似乎被遗弃了，没有迹象说明有敌人的部队，接近下午7点时，格拉布讷的部队越过了阿纳姆公路大桥。在大桥南端1英里的地方，格拉布讷停下车报告说：“没有敌人。没有伞兵。”轻装甲车队一英里又一英里地缓慢行驶着，在公路的两边巡逻，格拉布讷的无线电信号一直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在奈梅亨，消息仍旧没有改变。按照霍亨施陶芬师司令部的指示，格拉布讷接着在奈梅亨的郊区巡逻，然后返回司令部。

格拉布讷的部队与弗罗斯特二营的先头部队，大约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交错而过。甚至就在格拉布讷驱车驶出阿纳姆城的时候，弗罗斯特的部下则正在城内，悄悄地接近他们剩余的出击目标。莫名其妙的是，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下达了清楚明确的指示，但哈策尔还是没能彻底守住阿纳姆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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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弗罗斯特上校加快了该营前往下一个目标的步伐，那个目标就是在阿纳姆大桥西边不到1英里处的那个浮桥渡口。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A连仍然打头阵，在阿纳姆西郊的高地上，他们再次短暂受阻。敌人的装甲车和机枪，迫使连队离开马路，进入附近房屋的后花园。弗罗斯特从后面赶来，发现有10个德国人被A连的一个孤零零的士兵看守着，他后来写道：他猜测，“迪格比的后花园策略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该连又再次向前冲去”。弗罗斯特又返回了营部。黄昏时，一阵阵炮火不时地扫过马路，当士兵们前进的时候，他们走过损坏了的车辆，还有若干名死去或者负伤的德国人———弗罗斯特想，这是明显的证据，说明“迪格比的进展非常令人满意”。

该营迅速穿过阿纳姆的街道，到达那座浮桥，停了下来，面对着他们的第二个挫折。这座浮桥的中央一段已经被拆掉，桥已经毫无用处了。麦凯上尉看着被拆开的渡口，认为：“在这整个搞砸了的行动中，它具有代表性。我本人的想法是，现在我们得夺取那另外一座该死的桥。”他朝远处凝望。在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那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在黄昏最后的亮光中露出了轮廓。

在三营的老虎路线上，厄克特将军时断时续地前往阿纳姆，毫无疑问，他知道他被困住了。天越来越黑，敌人的突袭又在不断地骚扰着行军，他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师司令部了。他的心情郁闷。“每迈出一步，我都希望能够知道别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夜幕降临之前，厄克特得知，三营的先头连队已经到达了奥斯特贝克的郊外，“在某个叫作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方……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在与营长菲奇讨论之后，叫大家停了下来”。

在远离马路的一幢大房子里，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准备过夜。房主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荷兰人，他并没有理会将军因给他和他的妻子带来不便而表示的歉意，将楼下一间能俯瞰大马路的前屋给了两位军官。厄克特烦躁不安，无法放松下来。“我不断地询问是否与高夫或者弗罗斯特取得了联系，但不论是从我的司令部还是从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人，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那座大桥阴森森地耸现在前面。单是那些水泥坡道自身就是巨大的综合建筑群，马路在坡道的下面，从西向东沿着河伸展开来。在两侧，房屋和工厂大楼的屋顶与坡道的高度齐平。巨大的桥梁入口，以及横跨莱茵河的高高拱形大梁，在暮色之中显得令人生畏。终于，这就是那个主要的出击目标了———蒙哥马利胆大妄为的计划的核心———而为了到达这里，弗罗斯特的部下已经在行军中作战了将近7个小时。

现在，当二营的先头部队靠近大桥的时候，率领A连某排的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对“它难以置信的巨大高度”感到吃惊。弗拉斯托注意到，“在每一端都有碉堡，甚至在这种被遗弃的普遍气氛中，它们也显得险恶”。黑暗之中，A连悄悄地在北端的巨大支座下面进入阵地。在他们的上面，车辆在缓慢地隆隆行驶着。

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经由一条条镶嵌画般的街道，靠近了大桥，来到一个通往大桥的小广场。他记得：“当我们在街道当中走过的时候，那种安静令人压抑，我们的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什么在轻轻地运动。士兵们开始感到那种紧张，我希望能尽快到达大桥。”突然，黑暗被来自一条小街的德国人的炮火撕裂了。工兵的一辆运送炸药的手推车被炸飞，火焰把人们照得一清二楚。麦凯立即命令他的部下带着设备跑过广场。他们不顾德国人的炮火，全速跑了过去。没过几分钟，也没有损失一个人，他们就来到了大桥。麦凯研究了北坡道下面的地形，看见在东边有4幢房子。“其中一幢是一所学校，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角落里，”他记得，“我认为，谁占据了这些房子也就占据了大桥。”麦凯迅速命令他的工兵进入学校。

晚上8点过后不久，弗罗斯特上校和营司令部到达了。弗罗斯特已经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的B连带着反坦克炮前往附近路堤上方的高地，以保护本营的左翼，并让A连能够脱身全速冲向大桥。[30]在多弗少校的率领下，C连得到的指示是跟随先遣部队进入城市，夺取德国城防司令部。现在，在桥上，弗罗斯特无法用无线电与这两个连取得联系。他迅速派遣通信员去确定他们的下落。

弗罗斯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命令A连的各排上桥。当士兵们开始通过的时候，德国人活跃起来。士兵们遭到了来自北端的碉堡，以及来自桥南端的一辆孤零零的装甲车的扫射。一个排的兵力，在埃里克·麦凯携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皇家工兵的帮助下，开始越过房屋最上面的一层，那些房屋的屋顶和阁楼上的视线，与坡道在同样的高度上。与此同时，弗拉斯托中尉的那个排费劲地穿过地下室和地窖，从一幢房子走到另外一幢房子，最后来到麦凯所处的位置。各就各位之后，他们攻击了那座碉堡。弗罗斯特回忆说，当火焰喷射器喷射火焰的时候，“地狱似乎打开了。天空照亮了，机枪射击一片喧闹，爆炸接二连三，燃烧着的弹药噼噼啪啪，有一门加农炮砰然作响。附近一幢木建筑被包裹在火焰里，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传了出来。”[31]现在，弗罗斯特也能够听见，弗拉斯托的步兵反坦克炮[32]打进了碉堡。这场短暂的野蛮战斗似乎是突然结束的，碉堡里面的枪炮安静下来。弗罗斯特看见，在烈火当中，德国士兵蹒跚着朝他的士兵们走去。A连已经成功地清理了大桥的北端，北端现在是他们的了。但是现在，牵制性的炮火和爆炸着的弹药，使得冒险第二次冲锋以夺取大桥南端的行动成为一种自杀。要是早上半个小时的话，弗罗斯特是能够取得成功的。[33]但现在，在南岸，一群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阵地。

弗罗斯特再次尝试与克劳利少校取得联系，他想找出一些船只的正确位置，克劳利的连可以乘坐这些船过河进攻南岸的德国人。无线电通信手段再次失效。更糟糕的是，甚至通信员也无法找到那个连；而且他们还报告说，看不见有船。至于C连，派出去与他们联系的小分队在德国城防司令部附近被压得动弹不得，正在激战。

弗罗斯特的士兵们神色严肃地朝阿纳姆大桥的对面望去。坚守南端的德军到底兵力如何？甚至现在A连也认为，只要能找到船工和船只，就有机会突袭过河夺取南端。

但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阿纳姆战役中的一个巨大反讽，因为下莱茵河本来能够在着陆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渡过去。就在西边7英里的地方，在赫维多普村———弗罗斯特的营在前往出击目标的途中就经过了该村———有一个巨大的钢索渡口，它能够摆渡汽车和乘客，在北岸的赫维多普和南岸的德里尔之间，它全天都在下莱茵河的正常航道上来回摆渡。对这个渡口，弗罗斯特一无所知，而且它也从未列在厄克特的出击目标之中。在对市场花园行动进行一丝不苟地计划的过程中，攻占阿纳姆大桥的一个关键———在德里尔的那个渡口———却被完全忽视了。[34]

弗雷迪·高夫少校跟在弗罗斯特营的后面，走在那条狮子路线上，终于赶上了拉思伯里的旅司令部。他迅速找到副旅长托尼·希伯特少校。“将军和准将在哪里？”高夫问道。希伯特不知道。“他们一起在什么地方，”他告诉高夫，“但他们全都离开了。”高夫现在是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回忆说，“我试图与师部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好决定，继续跟在弗罗斯特后面走。”高夫离开希伯特，又再次动身了。

天黑的时候，高夫和他的伞兵们驱车进入了阿纳姆，发现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坚守着在大桥北端附近的阵地。高夫立即问厄克特在哪里。就像希伯特一样，弗罗斯特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还以为厄克特回到师部了呢。高夫再次尝试用无线电联系，现在令他更加担忧的是，在沃尔夫黑策附近他所指挥的侦察部队也没有任何消息。他再次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高夫命令他疲劳的士兵进入一座紧靠着大桥的建筑。高夫爬上房顶，恰好看见大桥的整个南端“在烈火中炸飞了”，那是弗罗斯特的士兵第一次试图夺取这个远端。“我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大桥的整个南端似乎全都着火了。我记得有人说，‘我们大老远地赶到这里，结果却让这座该死的桥烧掉了’。”高夫本人片刻间也惊恐起来。然后，他透过烟雾看到，只是那座碉堡和一些存放弹药的棚屋被毁掉了。高夫既担心又疲惫，转身进屋，休息了几个小时。那一整天，他一条又一条路线地走，为的是寻找厄克特。现在，在大桥这个地方，起码有一个问题解决了。他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他将在那里待着。

这个晚上，除了守卫大桥的北端，免遭南边敌人的进攻之外，弗罗斯特中校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仍然没有与他那两个失踪的连取得联系，现在，在俯瞰大桥位于一处角落的一幢房子里，弗罗斯特建起了营司令部。二营密码组的一等兵哈罗德·巴克记得，从房子的前窗户，司令部的人员能够朝外看到那条坡道。“屋子的边窗能让我们直接看到大桥，”巴克说道，“我们的通信兵把天线伸到屋顶的上面，不断移动无线电发射机，但却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自那以后不久，旅司令部到达了，在弗罗斯特附近一幢房子的阁楼里安顿下来。在与军官们商议了以后，弗罗斯特认为，很显然，现在的一营和三营，要么是在老虎路线和豹子路线上受到了阻碍，要么是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在大桥的北边作战。由于没有通信手段，就不可能清楚地说出发生了什么。但如果那两个营不能在夜间到达阿纳姆，那么德国人就会拥有宝贵的时间，足以把在本部和师的其他部队之间的地区封锁起来。除此之外，弗罗斯特还担心，那座大桥仍然可能被炸掉。在工兵们看来，炮火产生的热已经烧断了铺设在大桥到城镇之间的任何保险丝，并且所有可以见到的钢缆都已经被切断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还有电缆，它们可能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弗罗斯特回忆说：“炮火甚至使得任何人都不能走到桥上，去卸掉可能仍然在那里的炸药。”

但阿纳姆大桥的北端是在弗罗斯特掌握之中的，他和他勇敢的士兵们无意把它放弃。尽管他担心那两个失踪的连，担心其他部队，但却没有把他的担忧表现出来。他访问了大桥附近几幢房子里临时营舍里的各个排，发现他的士兵“士气高昂，而且他们也有一切理由士气高昂”。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回忆说：“我们感到非常自鸣得意，因为上校开玩笑并对我们问寒问暖。”

在营司令部，现在，弗罗斯特本人在一天当中第一次安顿下来。他啜饮着一大缸子茶，心中想，总的说来形势并不是太坏。“在荷兰着陆之后的7个小时时间里，我们穿越了8英里危险的、困难的乡下……这确实是一件不错的武功。”弗罗斯特尽管坐立不安，但也像他的士兵一样，是乐观的。他现在拥有一支由各个兵种组成的大约500人的部队，他充满信心，认为丢失的那两个连将会来到他所在大桥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充其量也只需要再坚守48个小时了———48个小时以后，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就会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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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到西部前线，盟军的突然进攻让德国统帅部大吃一惊。反应既凶猛又迅速的，只有阿纳姆一地，在那里，英军第一空降师几乎就空投在比特里希将军那两个装甲师的头上。而在别的地方，困惑而糊涂的指挥官们试图确定，9月17日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否确实就是对帝国的一次进攻的开端。已经预料到，英军将从比利时发起地面进攻。所有能用得上的预备部队，包括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都损耗严重，士兵们除了他们所携带的步枪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武器，这些预备部队都被投入防御阵地，以对抗那种威胁。战壕挖掘了出来，战略阵地建造了起来，他们全力以赴，要让英国人为了获得每一平方英尺的地面而不得不战斗。

谁也没有预见到，空降部队将会与英军的地面进军同时使用。这些空降进攻，是否就像柏林所惧怕的那样，是通过海路进攻荷兰的前奏？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当参谋官们试图分析形势的时候，有关额外的空降进攻的报告进一步令人困惑了。美国的伞兵，其兵力不为人知，部队番号仍没有确定，他们在艾因霍温—奈梅亨地区，而英军第一空降师显然已经在阿纳姆周围着陆。但现在新的消息又谈到，在乌得勒支郊外有伞兵，而另一个完全令人晕头转向的报告则声称，空降部队已经在波兰的华沙着陆了。[35]

在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里，普遍的反应是吃惊。[36]脾气暴躁、有贵族气派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其说是对这次进攻的性质感到惊讶，毋宁说是对指挥这次进攻的人感到惊讶，他推断，那个人一定就是蒙哥马利。一开始，冯·伦德施泰特怀疑这些突然的、显然是陆空联合的作战行动，是否就是艾森豪威尔进攻帝国的攻势的开端，这位陆军元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巴顿和朝萨尔河大举猛攻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造成了真正的危险。为了与这个威胁作斗争，冯·伦德施泰特已经投入他最好的部队去击退巴顿疾驶的坦克。现在，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军人，暂时被搞糊涂了。他从来也没有预料到，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攻势是由蒙哥马利领导，他始终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过于受习惯的支配，过于仔细周到”。

他对蒙哥马利所做动作的大胆感到震惊。从莫德尔的司令部雪片般飞来的电报，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调子，愈加表明了这个进攻的突然性和严重性： “我们必须考虑到，夜间将会有更多的空降部队着陆……敌人显然认为，他的进攻极为重要，英军针对施图登特取得了最初的较大的成功，已经向瓦尔肯斯瓦德推进……这里的阵地尤其至关重要……迅速而又强大的预备队的缺乏，正在增加我们的困难……B集团军群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其总的形势是危急的……我们要求，尽可能快地给我们装甲车、火炮、重型机动反坦克武器，以及防空部队，而且绝对不可少的是，我们应该日夜在空中都有战斗机……”

莫德尔用这些话作结：“……盟军主要集中在我们前线的北翼。”这位军官的意见，冯·伦德施泰特尊重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曾经尖刻地称他具有一位优秀的军士长的资质，而这次就是冯·伦德施泰特难得尊重他的意见中的一次。在他电报的这个片段中，有关这些令人吃惊的进展，莫德尔让冯·伦德施泰特摆脱了最后的怀疑。的确，B集团军群的“北翼”，就是蒙哥马利。

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不可能估计在荷兰的盟军空降部队的兵力，但冯·伦德施泰特却确信，能够预料还会有空降着陆。现在不仅有必要把德国前线的所有裂缝都堵住，而且还有必要同时为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找到预备队。冯·伦德施泰特不得不再次赌上一把。他的司令部发出了电报，把在亚琛面对着美国人的部队从阵地里调出来。这些动作是有风险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部队将不得不立即向北开拔，而等到他们能够参战，最少也是48个小时以后了。冯·伦德施泰特又给德国西北边界的那些防区下达了进一步的命令，要求所有可用的装甲部队和防空部队，前往荷兰安静闭塞的地方，这位陆军元帅现在确信，第三帝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在那些地方。甚至就在德国的铁骑士为了支撑他的防御体系而彻夜不停地工作的时候，他也仍然默想着这个形势的奇怪之处。负责盟军的这个巨大攻势的军官是蒙哥马利，对此他仍然感到惊讶。

当载着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参谋车从他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出发，赶到阿纳姆的黑暗街道的时候，夜色已经很黑了。比特里希决心亲自看一下出了什么事情。他在城市各处察看，火仍然在燃烧，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是上午轰炸带来的后果。比特里希后来说，许多地区的死亡士兵以及闷燃着的车辆，都表明“发生过激战”。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并没有获得清晰的印象。有两名在阿纳姆邮政总部的电话女话务员，比特里希后来授予了她们铁十字勋章，他从那两名女话务员收到的报告中得知，大桥已经被英军伞兵攻占了。比特里希大怒。他曾特别命令哈策尔要守住大桥，但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在美国人夺取之前必须得到保护。比特里希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要粉碎盟军沿着走廊所进行的袭击，并把英军挤压在阿纳姆地区，让其陷于停顿。现在，阿纳姆北端的伞兵，以及奋力要抵达伞兵那里的那几个散开的营，必须全部消灭。

落入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手中的那份绝密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最终来到了其新司令部里的陆军元帅莫德尔手中。莫德尔已经放弃了在杜廷赫姆城堡庭院里的那个园丁农舍，向东南移动了大约5英里，来到小村庄特尔博格附近。施图登特用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陆军元帅的去处，并用无线电把这个文件传了过去。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到的，现在已经解码，因而也就全被揭示出来了。

莫德尔和他的参谋们专注地研究这个计划。在他们的面前，是蒙哥马利的全部意图：所使用的空降师的名称，在3天的时间里要进行的一系列空运和再次补给，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精确位置，关键性的大桥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涉及的飞机飞行路线。哈策尔后来从陆军元帅本人那里得知，莫德尔说，这个计划是“异想天开”。它是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在最初几个关键的小时里，莫德尔居然拒不相信。

这些计划过于适当了，过于详细了，也就失去了可信性。莫德尔向他的参谋们提出，文件是这样精确，这使它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他再次强调了他本人的坚定信念，即在阿纳姆西边着陆的部队，是取道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向鲁尔河发动大规模空降进攻的先头部队，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在东边大约40英里处。他警告说，应该预料还会有额外的空降着陆，而且他们一旦集结起来，就毫无疑问将突然向北转向，然后向东。莫德尔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正如他对参谋们所说：“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些计划，假定阿纳姆大桥是真正的出击目标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部队直接空投在大桥上？这里，他们来到的是适合集结的巨大开阔地区，不仅如此，还是在西边8英里的地方。”

莫德尔并没有告知比特里希有这个计划。“在战争结束之前，”比特里希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不知道，莫德尔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管怎么说，这些计划将只不过是确认我本人的见解，即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避免空降部队与英军第二集团军会合———而为了会合，他们当然需要这些桥梁。”[37]在比特里希手下的一名军官，确实知道这个文件的消息。哈策尔中校也许是在陆军元帅的参谋们之外的唯一一名军官，莫德尔曾与之谈到这个计划。哈策尔回忆说：“莫德尔总是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所以他不是完全不重视这个计划。他告诉我，他无意被控制住。”只有时间才能告诉德国人，这个文件是否真实。尽管这位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陆军元帅并不打算完全接受这个摆在他面前的证据，但它却给他的大多数参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德尔的司令部既然手中有了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因而就把那些空投行动通知了所有防空部队，根据计划，空投将在几个小时以后进行。

起码，有一个臆断被放弃了。总司令部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回忆说，根据所缴获的文件，莫德尔现在的看法是，他和他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司令部，原来根本就不是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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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夺取了阿纳姆大桥北端的时候，对11英里以外另外一个首要出击目标的小心翼翼的逼近才刚刚开始。在走廊当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防区的中央，位于奈梅亨的那座横跨瓦尔河的五孔公路桥，是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前往阿纳姆的途中，将通过的最后一个渡口。

詹姆斯·M·加文少将的第五○四伞兵团，以引人注目的成功夺取了奈梅亨西南8英里处的那座关键性的格拉夫大桥；而在大约晚上7点30分的时候，第五○四团和第五○五团的一些部队，夺取了霍伊曼村的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一个渡口，该渡口在格拉夫正东不到5英里的地方。加文本来希望把运河上的三个渡口以及一座铁路桥全都夺取，但希望落空了。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夺取之前，德国人把那些桥炸掉了或者严重破坏了。然而，在着陆后的6个小时里，加文的伞兵已经形成了一条将由英军地面部队通行的路线。除此之外，格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第八十二师的空投场与国家森林之间的那个地区，第五○五团的巡逻队进行探察的时候，只遭到了微乎其微的抵抗；而夜幕降临时，第五○八团的其他伞兵还夺取了荷兰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块3英里半长的林地，那块林地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空投场的北边，一直通向奈梅亨的东南郊。现在，第八十二师的四个关键出击目标当中，已经有3个掌握在手中，这样，一切就看对奈梅亨那座1960英尺长的公路桥的夺取了。

尽管布朗宁将军已经指示加文，等到格鲁斯贝克周围的高地被夺取以后，再前往奈梅亨渡口，但加文却自信，第八十二师的所有出击目标在第一天就能全部夺取。加文在大约24个小时之前对形势作了估计，然后把第五○八团的团长罗伊·E·林德奎斯特上校喊来，指示他派一个营全速赶往大桥。加文分析，在空降部队着陆所造成的惊讶和混乱当中，非常值得赌上这一把。“我提醒林德奎斯特，在街道上行进有被发现的危险，”加文记得，“我指出赶到大桥的方法，就是从城市东边接近大桥，而不要从建筑物多的地区穿过。”不管是因为他没有听明白，还是因为他想先把最初的几个任务完成，反正林德奎斯特本人的回忆是，一直到该团的其他出击目标获得成功之后，他才把他的伞兵投入到对大桥的攻击。一营的营长是小希尔兹·沃伦中校，林德奎斯特给一营下达的命令是，坚守格鲁斯贝克至奈梅亨的那条公路的防护阵地，那是在城市东南大约一英里多的地方。沃伦的任务是保卫该地区，并与在西边和东边的该团的另外两个营会合。沃伦回忆说，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以后，他才可以准备进入奈梅亨。这样一来，沃伦的那个营并没有从东边的平坦农田朝大桥猛攻，而是不知不觉直接来到了加文试图避免的那些建筑物非常多的地区中央。

沃伦完成了其他任务之后，夜幕已经降临了。现在，珍贵的时间已经丧失，走在前面的各个连开始缓慢穿过奈梅亨安静的、几乎是被遗弃的街道。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赶到通向大桥南入口的环形交叉路口。还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目标。荷兰地下组织报告说，准备炸毁这个巨大渡口的引爆装置，在邮电局主楼上。只是在沃伦的部队已经开始朝大桥移动之后，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才送到他们那里。一个排被匆匆派到邮电局，在那里，工兵们制伏了德国看守，又切断了电线，炸掉了他们所认为的引爆操纵装置。事实上，这个装置究竟是不是真的与大桥上的炸药连在一起，谁都永远不会确凿知道，但现在，起码线路和电话交换台被破坏了。当这个排试图撤退，再次加入大部队中的时候，他们发现敌人从后面包围了过来。他们被切断了退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不得不在邮电局里继续抵抗，一直到援兵到来。

与此同时，沃伦的其他部队靠近通向大桥的一个公园时，突然遭到机枪和装甲车炮火的猛烈轰击。那位被安排在第八十二师里的荷兰军官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记得：“大炮突然向我们开火，我能看见从炮口发出的火光。它们似乎在我们的四面八方。”贝斯特布罗尔赫还没有来得及举起他的卡宾枪射击，左手、肘部以及右手的食指就被击中了。[39]对下士詹姆斯·R·布卢来说，在变得一片漆黑的街道上激烈进行的那场令人恐惧的战斗，就像一场噩梦。“我们立即参加了白刃战。”布卢记得。当时他正在与一等兵雷·约翰逊一起走在街道上，两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M－1型步枪，结果与党卫军部队撞上了。约翰逊试图用刺刀刺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布卢用一把近战两刃短刀奔向一名军官。“我们奉命不得开枪。如果近战，就要使用匕首和刺刀。但是，”布卢回忆说，“那把近战两刃短刀似乎太短了，因而我使用了我的冲锋枪。这个战斗也就结束了，但几乎是立即，一门自行火炮开始朝我们的方向开炮。我们向前移动，来到公园与别的排会合。”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记得，他听见有人喊要卫生员到前面来，但“子弹正呼啸着穿过街道，黑暗中又是一片混乱，结果人们不知道别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一座用砖砌成的校舍周围建起了一个环形防线。我们听见，就在前面，防线的外面，有德国人的说话声，还有伤员的呻吟和叫喊声。我们无法赶到大桥。最后我们才觉得，德国佬把我们挡住了。”

德国佬确实是把他们挡住了。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侦察营，原先差一点就在阿纳姆大桥遇见弗罗斯特，现在则是已经到达了奈梅亨，远远早于出发晚了的美国人。

在有史以来这个最伟大的空降袭击的第一天，到午夜的时候，英军和美军的伞兵，或者是正在前往他们的主要出击目标，或者是一边作战一边前往目标。在几个漫长的小时里，他们行军，与强大而又顽强得出乎意料的敌人进行了残酷的遭遇战，终于夺取了大多数目标，而策划者们原先预料那些目标是应该迅速而又轻易就夺取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第二营的英勇士兵们，坚守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从那里开始沿着走廊一直往南，就是罗伯特·辛克上校第一○一营的伞兵们，他们正在那里艰难地修复索恩的大桥，那是一种既凶猛又抱定决心的心境：他们必须让公路保持畅通，好让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和步兵长驱直入。在这个午夜时分，伞兵们并不怀疑他们很快就将被解围，或者原定于在18日到达的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将会进一步加固他们的阵地。尽管有严重的伤亡、混乱以及通信手段上的挫折，但这支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却十分乐观。总的说来，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星期日远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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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从柏林返回的飞驰的汽车，在快到阿纳姆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光。经过这个长途旅行，哈梅尔又忧虑又疲倦，他来到在鲁尔洛的弗伦茨贝格师司令部，结果发现他的指挥所此时是在费尔普，费尔普在阿纳姆东北大约3英里处。在那里，他找到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中校，帕伊什显得疲惫不堪。“谢天谢地你回来了！”帕伊什说道。他迅速向哈梅尔简介了那天发生的事件，以及从比特里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我惊得目瞪口呆，”哈梅尔回忆说，“一切都是混乱的，让人捉摸不定。我非常疲倦，但形势是如此严峻，因而我立即给比特里希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去见他。”

比特里希也没有睡觉。哈梅尔被带进来以后，比特里希马上开始概述形势。他既生气又沮丧，在地图上面俯下身子。“英军伞兵在这里着陆了，在阿纳姆的西边，”他告诉哈梅尔，“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实际兵力或者意图。”这位军团司令指着奈梅亨和艾因霍温，说道：“美国空降部队在这两个地区夺取了立足点。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部队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向北边发动了进攻。我确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部队隔开。在我看来，出击目标就是那些桥梁。一旦夺取了这些桥梁，蒙哥马利就能长驱直入，进入荷兰的中央，再从那里进入鲁尔河地区。”比特里希挥了挥手，“莫德尔不同意。他仍然相信，将还会有空降部队在莱茵河的北边、阿纳姆的东边和西边空降，然后朝鲁尔河地区进军。”

比特里希解释，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已经奉命去肃清阿纳姆西边和北边的英军。荷兰的武装部队司令克里斯蒂安森将军，已经接到指示，让他的部队———若干个防御和培训营的混合，接受汉斯·冯·特陶中将的指挥。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两翼的霍亨施陶芬师，努力攻占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比特里希继续说，弗伦茨贝格师负责阿纳姆东边和奈梅亨南边的所有活动。比特里希用手指戳着地图，告诉哈梅尔：“奈梅亨大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除此之外，阿纳姆大桥以及一直往南到奈梅亨的这个地区，也是你的责任。”比特里希停顿下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你的问题，”他告诉哈梅尔，“已经被搞得更加困难了。哈策尔没有把装甲部队留在阿纳姆大桥北端。英国人现在在那里。”

哈梅尔听着，愈来愈惊恐地意识到，由于阿纳姆大桥在英国人手中，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的装甲部队迅速渡过莱茵河，直下奈梅亨。阿纳姆大桥的东边，也没有另外一座跨越大河的桥梁渡口。他的整个师就不得不在潘讷登村的一个摆渡码头被摆渡过去，潘讷登村在阿纳姆东南大约8英里处。比特里希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命令摆渡行动开始。那将是一种缓慢、拖拉、绕道的抵达奈梅亨的方式，而且要把该师的卡车、装甲车和人员摆渡过去，将会用掉哈梅尔的一切资源。

哈梅尔离开比特里希司令部的时候问他的司令员：“为什么不在不太晚的时候炸掉奈梅亨大桥呢？”比特里希的口吻是反讽的。“莫德尔断然拒绝考虑这个主意。我们进行反攻的时候可能需要它。”哈梅尔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用什么来进行反攻呢？”他问道。

夜色之中，哈梅尔再次动身，前往潘讷登。他的部队已经在行进，前往渡口了，马路上塞满部队和车辆。在潘讷登，哈梅尔明白了他在路上亲眼看见的混乱状况的原因。车辆堵塞了街道，形成了巨大的交通拥挤。在河边，用橡皮筏子组成的临时代用渡船正在缓慢地运送卡车漂浮过河。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那里得知，有一个营已经到达了对岸，已经在前往奈梅亨的途中。有一些卡车和小一些的车辆也渡过了河，但到目前为止，重一些的装甲设备还没有装上。在帕伊什看来，如果这个缓慢、笨重的轮渡不能加速的话，那么9月24日以前，弗伦茨贝格师就不可能在阿纳姆—奈梅亨地区投入战斗。

哈梅尔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将不得不重新夺取阿纳姆大桥，从而打开通往奈梅亨的公路路线。9月17日，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一天，在这个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德国人的一切沮丧，都集中在一个固执的人身上———那个人就是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荷兰人确信，荷兰就要解放了，他们全然不顾危险，爬上屋顶，注视着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所组成的庞大机群。

英军伞兵登上飞机前往荷兰。

一架美国韦科型滑翔机正在装军车。

飞机牵引着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滑翔机飞过艾因霍温的上空。

英军第一空降师的滑翔机和伞兵在阿纳姆附近着陆。

在英军伞兵部队防区的一次补给品空投。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官兵在格鲁斯贝克的上空大规模跳伞。

在韦科型滑翔机后面的一架拖曳飞机在阿纳姆空投场坠落，爆炸了。

巨大的霍萨型滑翔机的尾部被迅速拆下，以便把货物卸下来。

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将军不顾警告，走了那条错误的马路，结果被英军伞兵击毙。

炮兵指挥官谢里夫·汤普森中校（左）从霍萨型滑翔机里卸设备。

近卫团装甲师的一辆装甲车从一辆被击毁的德国装甲车旁边经过。地形上的困难，以及宽度只容一辆坦克行驶的狭窄马路，阻碍了进行大规模强攻的装甲部队的进军。

在走廊上，一辆补给品卡车被直接击中，爆炸了。

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一支德国巡逻队向前移动。

空军中士维克托·米勒

空军中尉亨利·金

空军中尉戴维·洛德

空军中尉戴维·洛德驾驶着他的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在空投场的上空一圈又一圈盘旋，试图把珍贵的补给品投下来，并且获得了成功。英军伞兵们目睹了他的这个绝无仅有的勇敢行动，这次飞行的唯一的幸存者是空军中尉亨利·金。（译者按：洛德阵亡了。）勇敢的滑翔机飞行员的典型是空军中士维克托·米勒。他成功地使他的庞大而又笨重的飞机着陆。他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另外一架滑翔机可能“在我的上面坠落”。

中尉托尼·琼斯

重伤的伞兵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们

中尉托尼·琼斯被霍罗克斯将军称为“勇敢者中的最勇敢者”，他紧紧跟随着坦克，冲过奈梅亨大桥，切断了德国的炸药引爆线。一位负了重伤的伞兵被匆匆送往伤亡人员收容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们穿过奈梅亨市郊。

英军“红毛鬼子”们穿过阿纳姆的瓦砾堆前进。

安东·德克森在茨瓦特路14号的家，厄克特将军被困在德军营地后面的时候，就躲藏在这里。

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伞兵们在通过艾因霍温的时候，受到荷兰人的欢迎。

地形上的困难在单行的坦克道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在“孤岛似的”堤岸顶的马路上停下了。

在阿纳姆大桥，弗罗斯特上校与麦凯上尉的士兵成功地击退了德国装甲部队的一次进攻，击毁了12辆打头阵的装甲车。德国指挥官格拉布讷在进攻中阵亡。

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霍亨施陶芬师的医官，他在休战期间交换伤员的过程中进行了合作。这位党卫军显然为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因而要求英军医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1973 年的克瑙斯特

[从左到右]陆军元帅莫德尔；比特里希将军：一条腿的克瑙斯特少校；以及海因茨·哈梅尔准将，他们在讨论战况。克瑙斯特的虎式坦克，挡住了英军为解救保卫阿纳姆大桥的官兵而发动的最后一次猛攻。

地下组织迅速逮捕了和德国人勾结的荷兰女人[上]，并给她们剃了光头[下]。

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是此次战役过程中厄克特将军的司令部。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斯胡努尔德旅馆。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塔弗尔贝格旅馆。

也许对这场战争的最优秀的新闻报道来自阿纳姆。陆军摄影师刘易斯和沃克这两位中士，正与一位荷兰姑娘一起进餐。

伦敦的《每日快报》的战地记者艾伦·伍德，用他从战场上发来的才华横溢的电讯令英国振奋。

有35000名兵力的盟军空降集团军的集结，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放慢了速度。在进攻的第二天，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降落伞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乡下。

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1973年

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1944年

在阿纳姆大桥，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这里分别是他在1973年和1944年）撑着一把伞，向敌人发起古怪的冲锋，从而激发起了士兵们的士气。

安德鲁·米尔本在当时

安德鲁·米尔本在1973 年

塔菲· 布雷斯

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在当时

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在1973 年

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被隔绝了，没有补给品，在这里，卫生员塔菲·布雷斯用临时代用的纸绷带，救了机枪手、下士安德鲁·米尔本一命，米尔本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双手。另外一位英国英雄，是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他在战斗当中炖了热汤给饥饿的部队送去。

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

杜沃·范·德克拉普

英军的一个重大失算，就是没有动用荷兰地下组织。在所有人当中，最垂头丧气的，当属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和杜沃·范·德克拉普。他们曾努力组成一支作战部队，但最终却是徒劳。

德克·范·贝克

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

在奥斯特贝克，面包师德克·范·贝克看到，“情况正在变坏”，但却发誓要继续“把面包烤到最后”。珍本书书商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他的书店就在德国兵营的隔壁，他是那些最早意识到英军的阿纳姆进攻注定要失败的人之一。

约翰努斯·彭西尔利用了德国人的混乱，“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把一大批武器运走了。

盖伊斯伯特·纽曼宁可自己和同伴自首，也不愿让12个无辜的人因为9月15日对铁路高架桥的未遂破坏而被处决。阿纳姆抵抗力量领导人克鲁伊夫拒绝了这个要求。

在进攻前的轰炸中，抵抗力量地下工作者阿尔贝图斯·乌尔扬看到，奈梅亨被轰炸机孤立了。

电话技师尼古拉斯·德博德由于使用了秘密线路，因而得以把极其重要的情报传递给地下组织和盟军。

德国人彻底摧毁了英军的据点。英军伞兵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周围坚守阵地。阵地后面是关押德国俘虏的网球场。

废墟当中一辆被炸毁的德国坦克。

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几乎完全被摧毁了。

格拉夫顿少校

蒂利上校

蒂利上校得知，他的多塞特团要渡过莱茵河作最后的抵抗，而与此同时厄克特师的余部则要撤离，于是蒂利便对他的第二把手格拉夫顿少校吐露道：“他们是在抛弃我们。”在参加阿纳姆进攻的10 000个英国人当中，只有2 323人安全地渡过了河。下面是幸存者当中的一些人。

一个藏在一颗303口径的子弹中的密码，它本应该在撤离前发射出去。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在逃跑的时候，由于激动而忘记了给他的指示。后来在他的作战服口袋里发现了这颗带密码的子弹。

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次航拍过程中，让专家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阿纳姆附近的荒原上，有一些看起来像是飞机的东西。在进行了仔细检查之后，地图测绘员们发现，那些幽灵似的形象是滑翔机的轮廓。1944年市场花园行动之后，失事的滑翔机被烧掉了，在荒原上留下了难以去掉的痕迹。罗伯特·沃斯奎尔证实了这些黑色的轮廓，罗伯特是扬与伯莎的儿子。他把战时的航拍照片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照片进行了对照，并把他的研究成果交由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发表。

詹姆斯·M·加文将军

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

1973年，空降进攻的主要人物：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詹姆斯·M·加文将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从左到右，1966年］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约翰·哈克特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C·F·高夫上校；约翰·弗罗斯特将军；格雷姆·沃拉克准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的波兰，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做了一位普通的工人。在本书写作期间，他去世了。

[1]救世军（SalvationArmy），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1878年由英国牧师W·布斯（WilliamBooth，1829—1912）创建，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

[2]许多官方报道说，第一批市场行动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上午10∶25。也许他们想到的是导航飞机的起飞时间。对飞行日志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时间表研究一番，显然可见，空运是在上午9∶45开始的。——原注

[3]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Channel），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之间。

[4]奥尔德堡（Aldeburgh），英格兰萨福克郡萨福克沿海区的一个教区和城镇。

[5]萨姆·布朗（SamBrowne，1824—1901），英国将军，武装带的首创者。

[6]普列克斯玻璃（plexiglass），一种透明塑料材料，用以制造飞机座舱罩、镜片等。

[7]马盖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萨尼特区的一个城镇，位于泰晤士河口湾南面，18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浴场。

[8]彩包爆竹（cracker），装有礼物、玩具等的彩色纸筒，拉开时噼啪作响。

[9]飞行堡垒（FlyingFortress），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B－17重型轰炸机。

[10]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和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

[11]荷兰归正会（DutchReformedChurch），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前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

[12]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省会就是阿纳姆。

[13]这是一种以摩泽尔河命名的德国酒。摩泽尔河（Moselle，或者Mosel）发源于法国东北部，流经卢森堡，在德国的科布伦茨汇入莱茵河。

[14]由于市场花园行动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进行的军事行动，所以没有几个美国记者得到授权去报道这次进攻。没有一位美国记者被派到阿纳姆。有一位隶属于第一○一师的美国记者是来自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他是乘坐滑翔机着陆的。克朗凯特回忆说：“我以为滑翔机的轮子是用来着陆的。想象一下吧，当我们在地上打滑、轮子碰到地面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啊。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全都发誓说，我们的钢盔是固定住的，可是在撞击之下飞了出去，似乎比飞来的炮弹还要危险。在着陆以后，我一把抓住我所看见的第一个钢盔，抓住我可信赖的小行囊，里面有那台奥利韦蒂牌打字机（译者按：奥利韦蒂牌打字机是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出品的名牌打字机），然后朝运河爬去，运河是会合点。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有六七个家伙在我后面爬。看来我是拿错了钢盔。我戴的钢盔后面有两个匀整的条纹，表明我是一位中尉。”——原注

[15]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Circus），伦敦的一个剧场和餐馆集中的娱乐中心。

[16]地速（groundspeed），即飞机飞行时相对于地面的水平速度。

[17]约翰尼（Johnny），是约翰（John）的昵称。（又，这里讲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性格不同，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大大咧咧的样子让人不放心，以为他不负责任。）

[18]这种武器不应该与德国的小型迫击炮投掷器——6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混淆起来。克拉夫特断言，这些实验性的发射器只有4台。我没有能够核对这个事实，不过在西线我并没有发现有类似武器的记录。毫无疑问，它的使用给英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无数目击者描述了这种超大型迫击炮弹的呼啸声和冲击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军的任何战后报告中都没有对这种武器的讨论。——原注

[19]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96页，特别谈到了阿纳姆的英军，并且同样指出了英军通信系统的瑕疵。他声称：“美军的空中支援队伍训练不足……其灾难性的后果，就是直到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天……才给空降部队提供了有效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似乎没有任何信息说明，是谁在分配频率上出了差错，那些美国人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战役当中发现，在那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两个队伍们本来拥有也许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手段，但这两个队伍却永远也没有被找到。然而这两个作战队伍却是已知参加了阿纳姆战役的仅有的美国人。——原注

[20]第八十二师的战后报告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的战后报告都阐明，大桥是在下午2∶30被“夺取”的。但韦勒姆斯少校的说法却是，由于大桥仍然遭到炮火的骚扰，所以第一批从东北端渡河的人，实际上是在下午3∶35过的河。但不管怎么说，汤普森中尉率领的E连的那个排，从下午1∶45便坚守那座桥，使它免于被炸掉，一直到下午5点被描述为“安全”时为止。——原注

[21]格里菲思是中校，但哈特少校回忆的时候是在战后，格里菲思可能已经是上校了。

[22]有的叙述说，布朗宁的三角旗是他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做的。（译者按：杜穆里埃［1907—1989］，英国女小说家和剧作家，以长篇小说《吕蓓卡》［Rebecca，1938］闻名，《吕蓓卡》更以据此改编的电影《蝴蝶梦》为国人所知，“吕蓓卡”是音译。1969年被授予英帝国女爵士勋位。）“对不起，”她写道，“我让那些制造神话的人失望了……但凡是见过我纫针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我做不来的。然而，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想法，而且会让我的丈夫很开心。”实际上，这面三角旗是伦敦的霍布森父子有限公司制作的，是在克莱尔·米勒小姐的监督下制作的。根据布朗宁的指示，就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米勒小姐还用手工把小罗盘缝进500件衬衫的领子和皮带里。——原注

[23]这是比喻。原文是“cabrank”，加引号，这引号本身就说明是比喻，也就是说，那些战斗机就像在候车站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一样。

[24]也就是说，他由于负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了。

[25]那些爱尔兰人，即爱尔兰近卫团。

[26]在关于阿纳姆的传说中，有关被缴获文件的故事，就像间谍林德曼斯的故事一样，也总是被包含进去。有些报道声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在一名美国上尉的尸体上找到的。我采访了施图登特，并仔细看了他所有的文件。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证实那个公文包是由一位上尉带着的。在英国和美国的官方记载中，也没有这样提到。大概，既然施图登特说计划来自“一架韦科型货运滑翔机”，就被普遍认为，飞机上只有美国人。然而，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一部分人是乘坐韦科型滑翔机飞往荷兰的，而其中的一架就在施图登特的司令部附近坠落。不管怎么说，不管那些人员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都认为，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计划由一位上尉掌握，是极不可能的。首先，计划的分发非常小心，其次，每一份都编了号，只限于分发给高级参谋人员。——原注

[27]一些有关阿纳姆战役的报道声称，高夫的部队无法作战，因为他的许多车辆未能用滑翔机送达。“如果那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高夫说道，“那么那个失败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吉普车，而是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事实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就在那个地区。”——原注

[28]那天上午，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向东边逃跑的时候给库辛下达了命令，库辛奉莫德尔的命令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盟军着陆了，莫德尔险些遇难。盟军的攻击使得希特勒歇斯底里地担心起来。“如果这里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他推测，“在这里，我是和我的最高统帅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坐在一起。唔，那么，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猎物。这是明显的。如果我一拳就能获得整个德国部队的话，我就将毫不犹豫地拿出这里的两个伞兵师去冒险。”——原注

[29]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巴思爵士R.E.厄克特（与威尔弗雷德·格雷特霄克斯合著）《阿纳姆》，第40页。——原注

[30]弗罗斯特回忆说：“我有一张从德国俘虏那里获得的地图……它指出了敌人一个装甲车巡逻队的路线，因而我意识到，德国人的兵力是在我的左边。”——原注

[31]有几个报道说，火焰喷射器偏离了方向，火焰并没有击中碉堡，而是击中了几个装有炸药的木屋。——原注

[32]“步兵反坦克炮”（Piat）是英军使用的一种短距离的弹簧承载的反坦克炮，重量为33磅，能够发射穿甲弹，穿透4英寸的经过回火的装甲钢板。——原注

[33]荷兰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说，那天晚上7∶30他来值班的时候，大桥被遗弃了，没有警卫。按照范·库埃克的说法，早些时候，当空降部队开始着陆的时候，由参加过一次大战的25名老兵组成的大桥卫戍部队开了小差。——原注

[34]在给厄克特下达的正式命令中，似乎并没有提到德里尔渡口是一个出击目标。在情况简介会上所使用的皇家空军的侦察照片，清楚地表明了渡口的存在，而且人们必须假设，在制订计划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地方被讨论过了。然而，当我就这个问题采访厄克特将军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回想不起那个渡口曾经出现过。”当厄克特最终得知那个渡口的存在时，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厄克特说道：“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送到河的对岸。”然而，在口头命令中，工兵们得到提醒：“对所有的渡口、驳船和拖船的夺取，对于帮助第三十军的随后进军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显然在计划的最后阶段，这些命令不予优先考虑，因为它们从未正式下达。“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德里尔的渡口，”弗罗斯特上校告诉我，“而这本来是可以使情况大为不同的。”——原注

[35]皇家空军确实在乌得勒支周围的一个广阔地区空投了伞兵人体模型，这在几天的时间里转移了一些德国部队的注意力。部队并没有在华沙空投，这个报告可能是在传输过程中变得含糊了，或者纯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所带来的结果。——原注

[36]“当我们第一次把空降部队的进攻告知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时，”莫德尔的作战部部长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告诉我，“西线总司令似乎并不感到不安。事实上，那种反应几乎是意料之中的冷漠。之后反应迅速改变了。”——原注

[37]西线总司令也没有被告知有这个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在莫德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有关这些文件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个计划。出于某种原因，莫德尔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划看在眼里，因而没有把它呈送高一级的司令部。——原注

[38]这就是说，莫德尔原先臆断，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是他和他的司令部，现在才明白并非如此。

[39]几天以后，医生告诉贝斯特布罗尔赫，那根食指必须截掉。“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能，”贝斯特布罗尔赫说道，“那是我的指头，我不想让它被截掉。除此之外，它还将会毁掉我的钢琴演奏。”他至今还拥有那根手指头。——原注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Ⅱ

第四部 围困

part four the siiege

1

★ ★ ★

黎明时分从莱茵河升起的雾，在阿纳姆大桥以及大桥四周的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的北坡道不远，那条与历史悠久的内城连接的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林荫大道———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最后来到圣乐厅，这是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这个星期天，9月18日，在微弱、朦胧的光线之中，海尔德兰这个古老的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在街道、花园、广场或者公园里，没有人走动。

从在大桥北端周围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士兵可以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散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西北方向不到1英里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在更近一点的地方，是圣优西比乌斯教堂[1]，它以其305英尺高的尖塔而傲视城市。弗罗斯特的士兵，在一个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看着，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却有着一种不祥的意义。在夜间，德国狙击手们已经进入了塔楼。他们仔细地隐藏着，就像英国人一样，也在紧张地等待天大亮。

争夺大桥的战斗整夜都在激烈进行。午夜时分曾经暂时平静了一下，却只是短暂的停顿。战斗再次爆发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单打独斗。夜间，弗罗斯特的士兵曾两次试图突然袭击大桥的南端，结果两次都被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约翰·格雷伯恩中尉率领的，他脸上严重受伤，但仍然待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2]后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的德国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遇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弗罗斯特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燃了。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在这片火海当中被烧着了，尖声大叫着落入100英尺以下的莱茵河。燃烧着的橡胶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中旋转升起的浓密黑烟，使双方的救援队都受到了阻碍，双方的救援队在桥上遍地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一等兵哈罗德·巴克就在这样的一支救援队当中，他正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以为有几支蜡烛在燃烧。地板上全都躺着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被含磷炮弹的碎片击中，于是便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在阳光照耀的最初的时刻，战斗再次停止了，就好像双方都正在深深呼上一口气。弗罗斯特营司令部的马路对面，就在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一次静悄悄的侦察，他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就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过程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两幢，并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国人在进行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德国人进入大楼，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几乎是寂静的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一个个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驱逐了回去。然后，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英国人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炮弹碎片击中，一颗子弹刺穿他的钢盔，擦伤了他的头皮。

现在，在核对他的伞兵的时候，麦凯发现了一些情况与他本人相似的伤员。问题严重的是，补给品的形势不好。有6支布伦式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战地绷带之外，没有医药补给品。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手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们饭盒里面剩下的东西。

尽管这次夜间作战是可怕的，麦凯却仍然抱有一种强烈的决心。“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我们的伤亡相对而言是轻微的，”他回忆说，“除此之外，随着阳光的出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在做什么事，而且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尽管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并不抱什么幻想。在这种最殊死的战斗———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幢房子又一幢房子、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里的战斗中，他知道，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德国人显然是希望单凭人数上的优势，就能够在几个小时里粉碎弗罗斯特小小的兵力。针对这样强大而又集中的进攻，能够拯救大桥上勇敢的守卫者们的只能是第三十军的到达，或者是第一伞兵旅其他营的到达，那些营仍然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进入这座城市。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恐怖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上校显然对他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却低估了那些已经到达大桥北端的人的数量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下令把他为数甚少的几门自行火炮带上来作为支援。相反，针对坡道四周房子里的英军阵地，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投了过去。这些强悍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记得，他们遇见的敌人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凶猛的士兵。

党卫军班长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21岁，是一位曾经在苏联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士兵，他正在一列前往阿纳姆的货运火车上，在车上被告知他的班将被重新装备。当林斯多夫和他的士兵到达阿纳姆车站的时候，那里乱成一团。来自形形色色编制的部队在乱兜圈子，排成队，然后开拔出去。林斯多夫的部队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个指挥所里，一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第二十一精锐装甲团的一个连。这个班在到达的时候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门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3]。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转而被告知，补给正在运送途中。“这时，”林斯多夫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打仗，战役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去过阿纳姆。”

在城市的中心，有证据说明，猛烈的巷战已经发生了。林斯多夫第一次得知，英国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似乎谁也不知道那支队伍兵力有多大。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面集合起来，被下达了命令。他们将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驱逐出去。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是多么致命，他在俄国前线的经验已经给出了教训。他所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将会是短暂的。

在通往大桥的整个地区，这个班看到，房子被炸得严重损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地慢慢走着。当他们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所建立的环形阵地时，遭遇到猛烈的机枪射击。他们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无法来到距离大桥入口600码的距离以内。一位中尉要求能有人自告奋勇，越过广场，把爆破炸药扔进机枪火力似乎最猛烈的那座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了。在火力的掩护下，他冲过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一棵树的后面停了下来，射击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发出来的。我把炸药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幢高房子，有一些德国工兵正在那里掩蔽，正在这时，这座高房子突然被炮弹击中了。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在那里，整个班将会被消灭。这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爆破炸药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国人又把炸药从窗户里扔回来了。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房子，以便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出击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屋，他被告知那是一座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神枪手，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们打碎窗子开起火来。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于是又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是致命的，”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朝头瞄准，士兵开始在我的身边倒下，每一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整齐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就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反坦克导弹。炮弹射进房子的时候，林斯多夫的班便发起了冲锋。“那次交战是残酷的，”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一码又一码地把他们推回去，我们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位年轻的班长又奉命回去向他的营长汇报；他再次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他的士兵那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像下雨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不断遭到攻击。“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优势，继续前进。当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在一个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的战斗。与我在俄国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相比，这次战斗要更加艰难。这是持续的、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街道多半是狭窄的，有些地方不超过15英尺宽，我们在不过几码远的地方互相开火。我们打上一阵子，才能夺取几英寸的地方，把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清理干净。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奔去，在一个敞开的地下室门口，瞥见了一顶英国钢盔，片刻间还露出了伪装网的轮廓。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个低沉嗓音呻吟的声音。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掷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的面前是一个吓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藏骸所，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抚慰地说着话，他知道那些英国人不会懂他的话，但却可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没关系。”他把他的随军卫生员叫了过来，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他本人的营地进行护理。

当那些伞兵们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刹那间我呆若木鸡。然后我出了一身冷汗逃了出去，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不屈地坚持着，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锐士兵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星期一，破晓的时候，他与他大大减员的班又撤退回到了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块砖又一块砖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是真正的男人。在我们把他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军士长埃米尔·佩特森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团（Reichsarbeits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愈来愈严重，佩特森和他35个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防空重炮部队，然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退过来的。

在星期天的下午，佩特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等待，他们要被运回德国进行重组。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诉他们，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个人，”佩特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四个人有自动手枪。”

佩特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这位军士记得，他当时想到，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会不参加这个战役，就会到达在德国的家。

在党卫军的一个兵营里，这群人领到了武器。“形势是可笑的，”佩特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享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他们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要打开我的卡宾枪，我得在桌子上猛敲一下。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准确地讲他们的士气并不高。”

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而且这支部队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参战。

最终，黄昏的时候，这群人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房屋空无一人。他们再次等待。“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食物。”佩特森说道。最后，一位党卫军中尉来了，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去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在黑暗当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佩特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动静。偶尔我们听见远处有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有一两次我想，我看见了钢盔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300码远的地方，佩特森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列列的士兵当中经过，他猜，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要去接替这些人的。然后那些士兵当中的一位说了点什么，佩特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佩特森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是与一支英国部队并排进军，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前往大桥。”这个错误的身份大家突然都清楚了。一个英国嗓音喊道：“他们是德国佬！”佩特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就回荡起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的子弹撕破了他的背包，差几英寸就击中佩特森。火力使他砰地倒在地上。他迅速在一位死去的伙伴后面掩蔽了起来。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自己一方开火。”佩特森记得。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他来到一道围着一个小公园的铁栅栏，爬了过去。在那里，他发现几个德国排的大多数别的幸存者正在树木和灌木丛当中隐蔽。英国人已经撤退到公园两边的一些房子里，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广场里，德国人开始遭遇到交叉射击。“我能够听见伤员的尖叫声，”佩特森说道，“英国人瞄准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在不到5分钟时间里，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就在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下来。在晨光之中，佩特森看到，在动身前往大桥的250个人当中，一半以上不是阵亡了，就是负伤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赶到大桥入口的附近。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自吹自擂的党卫军的支援，也没有得到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佩特森说道，“这就是我们的阿纳姆战役的序曲。对我们来说，它不啻是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英军第一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边作战边穿过了哈策尔上校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许多人负了伤，饥寒交迫。他们将给弗罗斯特上校的部队增加医疗和补给的问题。不过在这些个小时里，这些掉队的人尽管疲惫不堪且又受伤，却是既骄傲又情绪高涨。因为他们来到了要他们来到的地方，那是在英格兰时给他们下简短命令的军官以及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要他们来到的地方。头一天下午，他们非常自信地从各个部队出发，源源不断地赶来，前往阿纳姆大桥，到18日黎明的时候，弗罗斯特估计现在在北入口有六七百人。虽然每过一个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也有更多的机械化设备发出声音，那是哈梅尔将军的装甲部队进入了城市，进入了阵地。

甚至连德国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危险吓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地的道路上，荷兰老百姓设置了路障。住在作战地区的男人和女人，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开始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他们自己同胞的尸体。第一营的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在马路上度过了一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中心，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出现的荷兰人，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的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排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正在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一起排起来，在街道上形成一个5英尺高、6英尺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到达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火失去了控制，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没有几个人睡觉。那个夜晚，不时被炮弹的碰撞、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射出嗖嗖的子弹，以及机枪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在老城区之外的地方，阿纳姆的市民却未受正在发生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寻求信息，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的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显然德国部队和车辆正在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市。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城市的这些外城地区，人们像通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门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工人———全都在岗。公务员正计划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试图跟得上越来越多燃烧着的房屋，而在阿纳姆北边几英里的地方，市动物园的园长赖尼尔·范·胡夫博士，正在照看他忐忑不安、紧张激动的动物。[4]也许唯一知道战斗达到什么程度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整个夜晚都在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以及城市之内的小私人疗养院。在阿纳姆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愈加糟糕。阿纳姆，荷兰景色最优美的地点之一，将很快就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在内城的荷兰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优西比乌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听见轻轻的敲击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请他们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的位置和地标的各种各样问题的答案，”他记得，“然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开始越过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安静。”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发射点，接着又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反坦克炮安置在医生的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到黎明时，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有着带状草地的林荫大道，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动调解员库恩拉德·赫勒曼正和他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范·德桑德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没有睡觉，听着一条街道之外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士兵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斗紧张，所以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勒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间部分下面的一个小的、没有窗户的地窖里。

现在，黎明时分，赫勒曼和他的未来岳父小心翼翼地偷偷上了楼，来到俯瞰林荫大道的一个二层房间。在那里，他们吃惊地朝下凝望着。一个死去的德国人，躺在这条景色如画的街道上一片金盏花上面，而且他们看见在草地的各处，德国人躲在单人狭长掩体里。赫勒曼顺着林荫大道朝右边瞥去，看见有几辆德国装甲车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这两个人注视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上的机枪突然朝附近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勒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放出来，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里的瞘望阵地上。几乎立即，坦克的炮火得到了反击，于是在狭长掩体里的德国人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是穿着铠甲的骑士。在赫勒曼观看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推翻了那些骑士。赫勒曼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转过脸去。他希望，这个景象并不具有预言性。

在北边几个街区之外，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天亮后不久，威廉·昂克便被街上部队运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的房门，一个德国嗓音命令昂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昂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人。在圣乐厅前面，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排炮，而让昂克无比吃惊的是，德国士兵正坐在排炮的旁边，他们是坐在从礼堂里搬到街道的椅子上。他们彼此随意交谈着，昂克注视着他们，心中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不过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似的。

这个地区最沮丧而又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们。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派图恩·范·达伦和盖伊斯伯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帮助对方并不需要。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忠告他们不要走大马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只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给他们指明的路线，”纽曼说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害怕故意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现在，黎明，约翰努斯·彭西尔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组织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西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一个宣言，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主意。“情况糟糕，”纽曼报告说，“形势是危急的，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失去了。”彭西尔呆若木鸡。“你是什么意思？”他问道。纽曼现在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他说，英国人已经发现要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西尔立即给皮特·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说，那是“一个暂时的不介入”。但抵抗组织工作人员的长期希望被粉碎了。“我们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彭西尔回忆说，“甚至如果必要的话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不论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还是蒙哥马利，还是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在这个时候，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发去了一个报告，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国的装甲师击溃。在第八十二师的文电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战胜英国人。”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所以这个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指挥部所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即危机正突然降临在英军第一空降师的身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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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姆大桥西南7英里处，在小小的德里尔村的渡口码头，渡船工人皮特准备当天第一次渡过下莱茵河。那些一大早的通勤者，在河北边的镇子和村庄里上班，他们分成小组挤在一起，晨雾使他们感到很冷。乘客们谈论着阿纳姆西边以及阿纳姆市里面所进行的战斗，皮特并没有加入他们的交谈。他所关心的是渡船的操作以及每天都必须维持的日程安排，许多年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几辆小汽车以及满是准备到河北岸储存和交易产品的农用大车，被首先装上了船。然后，推着自行车的男人和女人上了船。早晨7点整，皮特摆动着船下了河，渡船沿着缆绳流畅地运行着。这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在北岸赫维多普村下面的斜坡靠岸后，乘客和车辆下了渡船。他们的上方，100英尺高的韦斯特博文山俯瞰着乡下。大多数通勤者走上了向东通往奥斯特贝克的马路，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高耸在长着橡树丛和覆盖着羽扇豆的荒原上。再远处，就是阿纳姆。

别的乘客正等待着摆渡回到德里尔。皮特再次接纳了去北岸的旅客，其中的一位旅客就是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两个星期以前，9月5日，荷兰人将永远把那一天当作疯狂的星期二来记住，在那一天，她看到了德国人发疯似的撤退。在德里尔，征服者们并没有返回。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科拉第一次感到自由了，但现在，她又再次感到忧虑。头一天伞兵着陆的消息所带来的欢乐被有关在阿纳姆激战的谣传减少了。尽管如此，科拉还是无法相信，德国人能够打败来解放她的国家的强大的盟军部队。

在河北边的赫维多普码头，科拉把她的自行车推出渡船，骑车去了奥斯特贝克以及当地的面包店。由于一个特殊的理由，她把贮存起来的少得可怜的糖的定量，交给了这家烘烤糕点的商店。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巴尔图森罐头厂要庆祝其开业75周年，而科拉的母亲要庆祝其62岁生日。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全家人将第一次团聚。科拉一大早就来到奥斯特贝克来取生日蛋糕，那生日蛋糕将既纪念公司的周年又纪念巴尔图森太太的生日。

朋友们曾试图说服科拉不要去，科拉不听。“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她问一位朋友，“英国人正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

她的旅行平安无事。大清早的奥斯特贝克似乎是安宁的，在那里，英国部队行走在街道上，商店开门，到处是一种节日的气氛。眼下，虽然能够听见几英里之外的枪炮声，但奥斯特贝克是平静的，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尽管她定做的蛋糕已经做好了，但面包师还是对她的来到感到惊讶。“战争差不多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带着包裹，骑车返回赫维多普，等着皮特把渡船再次摆渡过来。在南岸，她返回到寂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的德里尔村，那里一如既往，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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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那位担负着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的军官，正在用他通常的能力做着那个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整个夜晚，菲利浦·皮普·希克斯准将的英军第一机降旅的士兵，击退了敌人一系列猛烈的进攻，那是冯·特陶率领的一支杂牌部队，在骚扰这个旅。希克斯的士兵在环形防线周围挖掘工事，坚守这些区域，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于上午10时在这里空投，随后还将进行补给品的空投。希克斯保护下的这些区域，也是英军空降部队补给品的临时堆积处。

不论是希克斯还是他的士兵，都只睡了一两个小时的觉。德国人从树林里发起进攻，在一些地方把树林点着了，希望能把英国防御者们烧出来。“红毛鬼子”们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悄悄溜到敌人的背后，上了刺刀发起冲锋，把德国人逼向他们自己点着的火里。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生动地记得那些激烈的夜间战斗。他和另外几个人偶然遇见了一个排的阵亡的伞兵，他们被打垮了，被完全消灭了。“谁都没说什么话，”马普尔斯记得，“我们只是上了刺刀，径直进入树林。我们从树林里出来了，但德国佬却没能出来。”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曾参加过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他回忆说：“我曾经历了所有那些战斗而没有负伤，但在荷兰的一天里，我交火的次数比别的所有交火加起来都多。”

那些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造成了伤亡。那天晚上，希克斯曾几次要求W·F·K·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给予炮兵支援，以便把敌人无休止地进攻逼回去。他现在知道，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阻挡前往大桥的那几个营，他真正惧怕的是，德国的装甲部队将会突破他脆弱的防御工事，把他赶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我经历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糟糕的几个小时，”希克斯回忆说，“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一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两个德国装甲师的上面着陆了，而那两个德国装甲师本来是不应该在那里的，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一是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做出了反应。”由于遭到来自西边冯·特陶的各支部队和来自东边哈策尔装甲部队的进攻，希克斯的携带轻武器的伞兵，除了坚守直到解围，或者直到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安全着陆之外，已别无选择。

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是在伦库姆荒原的着陆区域里过的夜，那里距离希克斯的指挥所大约3英里。激烈的战斗已经使师部从树林里移了出来，又回到阔野里。在那里，在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司令部的参谋们都把滑翔机当作藏身之地。麦肯齐所担心的，就是得不到厄克特的命令。“在9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根本听不到厄克特的任何命令，”他回忆说，“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同拉思伯里的第一旅在一起，但通信系统中断了，那两位军官的指示我们都听不到。我知道，有关这个师的指挥权得很快做出决定。因为始终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厄克特或者是被俘了或者是阵亡了。”

星期一一大早，由于仍然没有消息，麦肯齐决定与两位高级参谋官进行商谈，一是R·C·洛德－西蒙兹中校，另一个是P·H·普雷斯顿中校。麦肯齐把起飞前厄克特同他的交谈告诉了他们：万一厄克特出了什么事情，指挥权的接替顺序是拉思伯里，希克斯，然后是哈克特。现在，由于拉思伯里也失踪了，因而麦肯齐感到，应该与希克斯准将联系。另外两位军官表示同意。他们立即驱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在黑尔苏姆至阿纳姆的马路边的一幢房子里，麦肯齐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希克斯：“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报告，说弗罗斯特已经攻占了大桥，但一营和三营却陷于巷战，没有能够支援他。”

麦肯齐认为，现在的最佳举措，就是让希克斯拨出他的一个机降营，派往大桥。当哈克特的第四伞兵旅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的时候，那个机降营就可以得到第四伞兵旅的增援。与此同时，希克斯被要求立即掌握该师的指挥权。

希克斯似乎是目瞪口呆。他的部队已经兵员不足，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营可以派到大桥。好像英军的作战计划正在摇摇欲坠。如果弗罗斯特不能立即得到帮助，大桥就可能丧失；而如果着陆地区被攻占，那么哈克特的第四旅甚至在集结之前就可能被消灭。

除此之外，大家还心照不宣地公认，要求希克斯掌握指挥权的这个师，由于通信系统完全崩溃也由于没有指挥官，实际上已经处于解散之中。希克斯勉强派出了一个营的一半———这是他能拨出的一切———去保卫大桥。[5]显然，这个决定是非常急迫的。大桥得守住！然后，麦肯齐记得：“我们终于说服了希克斯，他必须掌握师的指挥权。”

没有几个人曾经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被要求去接受一整个师的战场责任。希克斯很快就发现，通信系统的故障是多么严重地影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从大桥上弗罗斯特那里收到的区区几个信息，是通过谢里夫·汤普森中校收到的，汤普森是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炮兵指挥官。距离大桥二英里半，是奥斯特贝克的拉格教堂[6]，汤普森从教堂尖塔上的一个观察所，与D·S·芒福德少校的炮兵指挥所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芒福德的指挥所在大桥附近一个自来水厂的旅司令部里。汤普森与芒福德之间的这个联系，是可供希克斯支配的唯一可靠的无线电通信。

同样严峻的是，无论是与奈梅亨附近的布朗宁将军军司令部，还是与在蒙哥马利司令部的特殊的“鬼怪式通信网”装置，师部都没有建立起通信联系。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确实是到了英格兰，但它们大多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无线电接收装置传过去的，那套装置是为英国战地记者特地空运的。它的信号微弱、失真。有一个大功率的德国电台，与英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使用的是同样的频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部能够接收到英格兰后方军司令部的信号，但却不能往回发出信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发出去的那点很少的通信，是由穆尔公园里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收到的，之又转发到欧洲大陆。这种传输耗时几个小时，当信息到达的时候，它们已经过时，往往实际上毫无意义。

希克斯既沮丧又担心，他当下就有三件要担心的事情：第一就是英格兰的天气；第二就是，他没有能力确认第二次空运的预定到达时间；第三就是，他没有手段可以把阿纳姆地区的真正形势告诉任何人。除此之外，他也无法提醒哈克特，英国人对着陆地区的控制危机四伏，而第四伞兵旅本来是期望要在排除了障碍而且得到保护的区域里空投的。

虽然不那么至关重要，但仍然棘手的是即将与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相遇。麦肯齐告诉希克斯，这位火暴脾气的哈克特，在一着陆的时候，就会被告知厄克特有关指挥权序列的决定。“我知道哈克特的脾气，”麦肯齐回忆说，“我并不盼望这个见面。但告诉他实情又是我的责任，我是在执行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我再也不能冒险认为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都没有出事。”

起码希克斯避开了那个需要慎重处理的冲突。这位新任师长脑子里有足够多的事情了。“形势不仅仅是令人困惑，”他记得，“简直是乱成一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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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纳姆西郊，当英军一营和三营挣扎着要赶到大桥的时候，以往整洁的公园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被这场战斗搞得伤痕累累、坑坑洼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瓦砾以及紫叶山毛榉树的断枝。杜鹃花树丛以及青铜色、橘黄色和黄色的金盏花组成的浓密狭长绿化带，都被扯断了，践踏了，而荷兰人整洁住房后面的菜地也成了废墟。英军反坦克炮的炮口，从店铺和商场粉碎了的窗户伸了出来，而德国人的半履带式车辆则威胁着街道，它们故意倒车进入房屋，用房屋的瓦砾来隐藏自己。黑色的烟从燃烧着的英国车辆和德国车辆中喷涌出来，而当炮弹猛烈撞进据点的时候，瓦砾就像雨点一般落下来。伤者和死者扭曲的身体到处都是。许多士兵记得，他们看见，荷兰的男人和女人戴着白色的头盔，穿着画有红十字图案的白色宽大罩衫，从街道的两边冲出来，对炮火不予理会，把伤者和濒临死亡的人拽到隐蔽处。

这场奇怪而又致命的战斗，正在摧毁距离阿纳姆大桥不到两英里的市郊，这场战斗似乎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就像所有的巷战一样，它现在变成了一场在棋盘似的街道上的大规模而又凶猛的人打人的遭遇战。

“红毛鬼子”们身体寒冷，没有剃须，又脏又饿。战斗接二连三，使得大家只能偶尔“泡点”茶。弹药正在耗尽，伤亡正在增加，有的连减员已达到兵力的百分之五十。除了短暂的片刻小憩之外，睡觉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由于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个小时在行进，已经失去了一切有关时间的概念。没有几个人精确地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大桥还有多远，但他们却又抱定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定要赶到大桥。若干年以后，像在中间的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由菲奇上校率领的三营的列兵亨利·贝内特这样的人将会记得，在不断出现的小规模战斗、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炮火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命令是不断发出的：“出发！出发！出发！”

厄克特将军离开师司令部16个小时了，而且也没有无线电联系，对他来说，进攻的进程慢得使人痛苦。他在那座别墅里的几个小时一直是坐立不安的，凌晨3点的时候被唤醒，从那个时刻起，厄克特便与拉思伯里准将一同和三营在路上不断地行走。“激烈的遭遇战，短暂的开火，不断使整个纵队停下来。”厄克特说道。德国狙击手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威胁，令将军不安。他预料到，一些以前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将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害怕子弹”，但会迅速重新振作起来。相反，在一些街道上，单是狙击手的射击就减缓了整个营的进程。但厄克特并没有干涉菲奇的指挥，而是一直一言不发。“作为一名师长，卷入了一个营的遭遇战……我最不应该干涉了，但自始至终我又意识到，每一个珍贵的分分秒秒正在被浪费掉。”德国狙击手遭到了有效的处理，但把他们找出来所用掉的时间，却又让厄克特惊恐万分。

准尉副官约翰·C·洛德也同样惊恐。就像将军一样，洛德也因为这个耽搁而焦躁。“德国人的抵抗是猛烈的、持续的，但我们的耽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兰人造成的。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街道上挥手，微笑，给我们送来代用咖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树篱上盖上联合王国国旗[7]。他们就处在战斗当中，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战斗正在进行。他们尽管完全是出于好意，却也会像德国人一样让我们停滞。”

突然，狙击手的猛烈开火被某种远远的更加严重的东西取代了：那是敌人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和自行火炮刺耳的爆炸声。此时，菲奇营的先头部队正在规模巨大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旁边，那是阿纳姆大桥西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医院几乎就在那两条通向阿纳姆的主要马路的会合点上，而一营和三营正试图沿着这两条马路前往大桥。在这里，整个夜晚，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装甲部队一直在进入阵地。不论是在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多比上校的一营，还是在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菲奇的三营，要想赶到大桥，都必须在这个会合点的一边通过。多比的一营首先感受到了哈策尔上校的狂热的党卫军部队的力量。

从覆盖着城市北边和西边入口的一个马蹄形环形防线，德国人已经迫使多比的部下离开了上面的那一条马路，进入周围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掩蔽起来。党卫军藏在屋顶上，狙击手藏在阁楼里，他们让先头部队经过而不予以阻碍，然后朝后面跟来的部队杀气腾腾地开火。在这种突然袭击所带来的混乱中，士兵们朝各个方向散开。

现在，德国人采用相同的策略，开始集中打击菲奇率领的三营。在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形势中，四位关键的军官———一营营长和三营营长、负责第一伞兵旅的军官，以及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师长———全都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小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中陷入了瓶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莫德尔以及莫德尔在奥斯特贝克的指挥官们一样，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准将也没有觉察到，他们被早就存在的敌人包围着。

来自身前身后的火力使英军的纵队陷入困境，他们散开了。一些人朝莱茵河边上的房屋跑去，更多的人跑进了附近的树林，而别的人———其中就有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则跑进了由一模一样的砖瓦房形成的狭窄街道里躲避。

厄克特一行人，在刚刚到达乌得勒支至阿纳姆马路附近一个街区的一座三层楼时，德国人就炮轰了这座楼。厄克特后来写道，他们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德国人的装甲车则是“在穿过街道的时候，几乎是不经意间有了免疫力”。有一辆坦克隆隆地在街道上行驶着，其指挥官站在敞开的舱口里寻找目标。这时，彼得·沃迪少校，从厄克特的房子隔壁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内行地把一枚塑料炸弹投掷进敞开的回转炮塔里面，把坦克炸成了碎片。[8]其他的人以沃迪为榜样，摧毁了另外两辆坦克。尽管英国人凶猛地战斗着，但这些装备着轻武器的伞兵却绝非德国装甲车的对手。

厄克特本人的困境每一分钟都在增加，他极欲返回师司令部，并控制战斗。他认为，由于已经陷入战斗当中，他的唯一逃走的方式，就是上街，在混乱当中尝试穿过德国人的阵地。他手下的军官为他的安全担心所以不同意，但厄克特是固执的。他认为，这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是“连队规模的战斗”，而且由于英国人所占领的楼房尚未被包围，所以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力量增加并使包围圈牢固之前，他们一行人应该迅速离开。

一个匆忙的会议在战斗的喧闹声中召开了，会议期间，厄克特和军官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一辆英国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在街道上哐啷哐啷地疾驶着，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炮火似的，然后它在大楼外面停了下来。一位加拿大中尉，名字叫利奥·希普斯，用厄克特的话来说，“好像拥有一种魔法保护的生存方式”，他从司机座位上跳了下来，全速跑向大楼。在希普斯的身后，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夏尔·弗伦奇·拉布谢尔，他是在给希普斯做向导。这辆装甲车装载的是补给品和弹药，希普斯希望把它们送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上校。在到处都是德国装甲车的情况下，这辆小车及两位成员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炮火，并在途中碰巧发现了厄克特的行踪。现在，厄克特第一次从希普斯那里得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消息远不是令人鼓舞，”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通信手段仍然瘫痪。弗罗斯特在大桥的北端遭到猛烈的进攻，但仍然在坚守，而有关我的报告说我不是失踪了就是被俘了。”在听了希普斯的话之后，厄克特告诉拉思伯里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被完全困住之前，冒险突围出去”。

厄克特转向希普斯，告诉这位加拿大人，如果完成去大桥上的任务之后能够到达师司令部的话，他要敦促麦肯齐，“为弗罗斯特的营组织起尽可能多的帮助来”。厄克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本人安全的代价，也要让弗罗斯特必须得到所需要的补给品和人员，坚守下去，一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阿纳姆。

在希普斯与拉布谢尔离开之后，厄克特与拉思伯里着手进行他们的逃脱。外面的街道不断被敌人的炮火轰击扫射，楼房在炮弹的狠狠打击下正在坍塌。厄克特注意到，“在我们占领的楼房四周，有一堆越来越多的尸体”，他得出结论，通过街道离去是不可能的。两位指挥官与其他人一起决定，从楼房的后面离开。在楼房的后面，在掩护火力和烟幕炸弹的掩护下，他们或许能够逃脱。然后，他们希望利用一排排楼房的后花园里栽培的植物，能最终到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寻道返回司令部。

这条路径就像噩梦一般。在伞兵们制造出浓重的烟幕时，厄克特一行人冲出了后门，快速奔跑穿过一个菜地，爬上把楼房与其邻居分开的一道篱笆。当他们在下一个隐蔽处停留片刻时，拉思伯里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意外走火了，差点击中厄克特的右脚。厄克特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些士兵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我指责过拉思伯里。让一位师长四处闪避是一件足够糟糕的事情……而我若是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准将射出的子弹击倒，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太无可言表了。”

一行人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篱笆，有一次还爬过了一道10英尺高的砖墙，他们沿着整个街区的房子移动，最后来到了一条鹅卵石铺成的交叉街道。然后，他们被弄糊涂了，加之筋疲力尽，结果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失算。他们并没有转向左边，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全，相反他们却转向右边，朝圣伊丽莎白医院走去，直接走进了德国人的炮火之中。

跑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前面的是另外两位军官，一是旅司令部参谋部的威廉·泰勒上尉，一是三营的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他们当中的一位突然叫喊起来，但不论是厄克特还是拉思伯里都听不懂他的话。在泰勒和克莱明森能够拦住两位高级军官之前，那两位将军已经碰上了迷宫般的交叉街道，厄克特看来，在那个地方，“一挺德国人的机枪正在朝我们每一个人射击”。当这四个人试图跑过其中的一条狭窄交叉口的时候，拉思伯里被击中了。

其余的人迅速把他拽出街道，进入了一幢房子。在那里，厄克特看到，一颗子弹射进了准将的后背下部，他似乎丧失活动能力了。“我们全都知道，”厄克特回忆说，“他再也不能行走了。”拉思伯里敦促将军，把他留下，立即离开。“你要是待下来的话，只能被切断退路，长官。”他告诉厄克特。当他们交谈时，厄克特看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窗户上。他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平射，那个德国人满是鲜血的脸消失了。现在，由于德国人在这么近的地方，不容置疑，厄克特必须迅速离开。在离开之前，他与那对中年夫妇进行了交谈，那对中年夫妇是房主人，会说一些英语。他们许诺，战斗一有间歇便把拉思伯里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为了使房主人免遭德国人的报复，厄克特一行人把拉思伯里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直到他能够被送去医院。厄克特记得，然后“我们从后门离开了，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由带有篱笆的小花园组成的迷宫”。三个人并没有走远，但厄克特的生命，却完全可能是由那位55岁的安东·德克森所立即采取的行动给救下来的，安东·德克森是茨瓦特路14号一栋房屋的主人。

在极度混乱的射击当中，安东和他的妻子安娜、他们的儿子扬以及女儿赫米娜，正在房子后面的厨房里躲藏。德克森从窗子朝外瞥了一下，吃惊地看见，有三个英国军官跃过篱笆，进入他的后花园，朝厨房门口走来。他赶忙让他们进来。

由于无法交流———安东不会说英语，而厄克特一行人谁也不会说荷兰语———因而安东打着手势，试图警告那些英国人，这个地区被包围了。“街上有德国人，”他后来回忆说，“而在后面，也就是那些军官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有德国人。在这排花园的尽头，角落的阵地里也有德国人。”

德克森匆匆带着客人们上了一个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楼梯平台，又从那里进入一间卧室。天花板上有一扇可以拉下来的门，上面有台阶通向阁楼。这三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窗子朝外看，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德克森疯狂地演出了一出哑剧。就在他们下面不过几英尺的地方，在沿街各处的阵地里都是德国部队。“我们靠他们太近了，”厄克特记得，“我能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

厄克特无法猜出，当他们进入房子的后门时，德国人是否发现了这一行人，也无法猜出他们是不是随时会冲进来。尽管德克森警告说，这个地区被包围了，但他仍然细细思考着那两个密切相关的风险：一是继续穿越那一连串的后花园，一是用手榴弹扫清道路，从前面的街道上冲下去。他准备不惜冒任何风险，也要返回他的司令部。他的军官们由于为他担忧，因而并不准备冒险。此刻，困难太大了。他们争论说，与让将军冒被捕或者可能死亡的风险相比，还是一直等到英军攻占这个地段要好得多。

厄克特知道，这个忠告是明智的，而且他也不想强迫他的军官们冒可能证明是自杀的风险。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离开师指挥部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似乎怎么样都比这个样子脱离战斗要好”。

履带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嘎吱声，迫使厄克特原地不动。这三位军官从窗子看到，一门德国自行火炮在街上缓缓驶来，直接停在了德克森家的外面。这辆装甲车的顶部，几乎与卧室的窗子齐平，炮组人员下了车，现在就在下面坐着，边交谈边抽烟。显然，他们不再前进了，英国人预料，他们随时都会进到屋里来。

泰勒上尉迅速把阁楼的楼梯拉了下来，三位军官匆匆爬了上去。身高6英尺的厄克特蹲下身，四下看着，发现阁楼只能让人爬行而已。他感到“犯傻，可笑，无能为力，在战斗中当上了看客”。

房屋里现在安静了。作为一名忠诚的荷兰人，安东·德克森为这几个英国人提供了庇护所。现在，由于害怕厄克特被发现而可能遭到报复，他审慎地把家人转移到隔壁邻居的家里。在几乎没有空气的阁楼里，更没有食品和水，厄克特和他的军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不是德国人撤退，就是英国部队能到达。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市场花园行动才进行了一天，德国人就已经几乎让阿纳姆战役停止了，而且使所有错误和失算雪上加霜的是，厄克特这位唯一可能给英军的进攻带来聚合力的人，却又被孤立在一个阁楼里，在德军营地之内陷入了困境。

对于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以及他的第九党卫军装甲师侦察营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令人生厌的任务。盟军的伞兵并没有在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那块11英里长的地段着陆。对于这一点，格拉布讷是肯定的。但敌人的部队在奈梅亨。格拉布讷的几辆车过了瓦尔河大桥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轻武器遭遇战。在黑暗当中，敌人表现得似乎根本无意继续与他的装甲车作战，格拉布讷向司令部报告说，至今盟军在城里似乎没有多少兵力。

现在，既然他的侦察任务完成了，于是格拉布讷命令，从有40辆车的部队中抽出几门自行火炮来保卫奈梅亨大桥的南入口。他带着侦察营的其余人员，朝北返回阿纳姆。头一天晚上，在过阿纳姆大桥的时候，他既没有看见伞兵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任何活动。然而，从无线电获得的信息中他得知，一些英军部队现在已经在大桥的一边了。哈策尔的司令部只是把他们称为“先头部队”。格拉布讷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在埃尔斯特镇停下来的，该镇大致处于阿纳姆和奈梅亨的中间。在那里，为了能使两座公路桥都在打击距离之内，他再次把他的一些装甲车留了下来。带着剩余的24辆装甲车，他快速朝阿纳姆大桥返回，以便把那里还剩下的小股敌人肃清掉。格拉布讷预料，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强大的装甲部队将会干脆利落地冲过英军轻武器防御的工事，把他们摧毁。

上午9点30分，下士唐·卢姆从他在大桥附近的屋顶阵地上，激动地喊叫起来：“坦克！那是第三十军！”在附近的营司令部里，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听见了自己的观察员的喊叫。就像卢姆下士一样，弗罗斯特也感到了一阵飘飘然的兴奋。“我记得，我想，我们将荣幸地仅凭我们自己就把第三十军欢迎进阿纳姆。”他回忆说。其他的人也同样感到振奋。北入口相对的另一边，在埃里克·麦凯上尉指挥所附近的坡道下面，士兵们已经听得见重型车辆在大桥上发出的回响。中士查尔斯·斯托里咚咚咚地爬上卢姆下士所在哨所的梯子。斯托里朝大桥南入口上升的烟雾瞥视过去，看见了卢姆所发现的那个纵队。他立即做出反应。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战斗的老兵全速下了楼梯，喊道：“他们是德国人！大桥上是装甲车！”

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进攻部队的前锋，以最快的速度过了桥，出现了。德国司机们以非凡的技巧，向左边和右边急转，不仅避开了乱堆在桥上的闷燃着的车辆残骸，而且还直接穿过了一个雷区———那是英国人在夜间布下的一连串盘子样的特勒型地雷。在格拉布讷的5辆先头车辆中，只有一辆触了雷———而且也只是受了点表面上的损坏，那辆车还在继续前进。麦凯上尉吃惊地注视着，在坡道的他这一边，那些伪装起来的粗矮汽车当中的第一辆，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飞奔着冲下坡道，冲过英军的环形防线，直接驶向阿纳姆中心。麦凯看见，另外一辆几乎是立即驶了过去。“我们这一边没有反坦克炮，”麦凯说道，“我只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又有三辆装甲汽车快速从我们旁边通过，上了林荫大道。”

格拉布讷强行快速通过大桥的大胆计划正在进行。在英国人的视线之外，在大桥的南入口，他排好了他的纵队。现在，半履带式车辆、更多的装甲汽车、兵员运输车，甚至还有几卡车的步兵，开始进军，卡车上的步兵从沉重的谷物麻袋后面射击。蹲伏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的另外一些德国士兵，也在不断地射击。

格拉布讷先头车辆的突然突破，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镇定了下来。在大桥的弗罗斯特一边的反坦克炮，开始进入射程。从整个北边地区，一种具有杀伤力的炮火覆盖了德军的纵队。从矮墙、屋顶、窗户和狭长掩体里，伞兵们用每一件可用的武器开火。在坡道的麦凯那一边，皇家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击毙了第一辆经过的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和副司机。当第二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埃默里把它的司机也击毙了。那辆半履带式车辆就在坡道下面停下来不动了，车上的6名德国士兵弃车而逃，他们也被一个个地击毙了。

格拉布讷的纵队不间断地继续前进，又有两辆半履带式车辆缓慢地驶过了大桥。突然，混乱的场面降临在德国人的攻击之中。第三辆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负伤了，他惊慌失措，猛地倒车，结果与后面的半履带式车辆撞在一起。这两辆车纠缠在一起，分不开，于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其中一辆燃起了熊熊大火。从后面赶上来的德国人，试图强行打开一个通路。他们给车辆加速，发疯似的要夺取北边的一边，结果彼此猛撞在一起，进入炮弹爆炸造成的那堆越来越大的车辆残骸之中。由于失去控制，有一些半履带式车辆碰到了坡道的边缘，因为撞击力量太大，结果从边缘翻过去，摔进了下面的街道。跟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进行支援的步兵，也被无情地杀死了。由于无法前进越过大桥的中央，幸存者们便快速返回到南边。

一阵暴风雨似的炮火来到大桥。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在奥斯特贝克，被丹尼斯·芒福德少校请来帮忙，现在汤普森中校的炮火，呼啸着轰击格拉布讷已经被击中的车辆。丹尼斯·芒福德少校是从那个用作旅司令部的阁楼里发出请求的，而那个阁楼就在弗罗斯特所在建筑附近。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兴高采烈的英国伞兵的叫喊声，他们喊着这个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这些“红毛鬼子”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战斗口号时，是在1942年北非干燥的山区里。[9]

战斗之激烈，让该地区的荷兰人目瞪口呆。兰贝特·斯哈珀与他的家人一起住在赖因卡德街———这是一条在大桥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他匆匆把他的妻子和九个孩子送到一个掩蔽所里。斯哈珀本人则待在家里，一阵弹雨穿过窗子，让墙变得坑坑洼洼，打碎了家具。在这猛烈的炮火下面，斯哈珀逃走了。在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没完没了。“火力猛烈，”他回忆说，“一座又一座楼房或者被击中了或者在燃烧。同事和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楼房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隔壁的楼房着了火，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的那些楼房也烧着了。”

在北入口附近的那条宽大的林荫道上，库恩拉德·赫勒曼未婚妻的家，距离麦凯上尉的指挥所只隔着几个门，现在他与范·德桑德家的其他人一起，待在地下室掩蔽所里。“有一种滑稽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别的喧闹声，有人说，那是在下雨，”赫勒曼记得，“我上了一楼，朝外边看，看到那是火。士兵们正在朝各个方向跑，整个街区似乎都在燃烧。战斗直接转移到林荫道上了，突然轮到我们了。子弹啪啪地射进房里，打碎了窗子，而楼上，我们听见了琴声，那是钢琴被击中了。还有，令人吃惊的是，范·德桑德的办公室里传来像是人打字的声音。那纯粹是子弹在咀嚼打字机。”赫勒曼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跟着他上了楼，她看见子弹击中了规模巨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的塔楼。当她吃惊地注视着的时候，教堂上巨大时钟的金指针正在发疯似的旋转，特鲁伊德记得，那就好像“时间在飞速逝去”。

对于在大桥上作战的人们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斗的撞击、速度和凶猛，让许多人认为，战斗已经进行了许多个小时了。实际上，格拉布讷的进攻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哈策尔上校所珍惜的不让哈梅尔将军要去的装甲车辆，其中12辆在大桥的北边被摧毁了。剩余的装甲车辆脱离这场残杀，开回了埃尔斯特，但缺少了他们的指挥官。在这场激烈的、决不心慈手软的战斗中，保罗·格拉布讷上尉阵亡了。

现在，英国人在骄傲和胜利的情绪之中，开始对损失进行估价。随军卫生员和担架兵，不顾狙击手的无情射击，穿过烟雾和瓦砾，把双方的伤员抬到掩蔽所里。大桥上的“红毛鬼子”们，在击退了装甲车的一次恐怖进攻之后幸存下来，这时二营的通信兵突然收到了第三十军发来的一个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就像是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一般。这些满是污垢、疲惫不堪的伞兵们想象，他们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就在不过几英里以外的地方。

从德国边界后面的各个机场里，成群结队的战斗机升空了。为了把飞机集结起来加油，附近的已经被损耗了的德国空军全力以赴，做出了努力。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之后，战斗机从德国各地被匆匆派来，现在，在上午9点和10点之间，大约有190架飞机聚集在了荷兰上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摧毁市场行动的第二次空运。德国空军的将军们与持怀疑态度的陆军元帅莫德尔不同，他们相信，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真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取得重大成功的辉煌机会。从那些计划中，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知道了星期一的空运路线、着陆区域和空投时间。德国战斗机编队在荷兰的海岸巡逻，飞越已知的盟军飞行路线和空投场，等待向空降部队猛扑过去。盟军的空降部队定于上午10时开始空投。这些短程战斗机得到的命令是：着陆，再次加油，再次起飞。但空中至今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出现。德国空军统帅部既困惑又失望，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很简单。荷兰的天气是晴朗的，但英国的天气则不同，那里被雾覆盖。在各个基地，英国和美国的空降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在飞机和滑翔机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在这个关键性的上午，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个时候，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刘易斯. H.布里尔顿将军，就像参加第二次空运的士兵们一样，只好任凭天气的摆布。在与气象专家们磋商之后，布里尔顿不得不重新安排行动的开始时刻。那些在不断加强的德国兵力面前坚守的、在阿纳姆市内及其周围的士兵，还有在走廊里的美国人，现在必须再等上4个漫长的钟头。在下午2时之前，第二次空运不可能到达空投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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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姆南边57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地面上的浓雾使得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原定早晨6点30分出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然而，侦察车却仍然按计划动身了。他们从拂晓便开始巡逻，以摸清德国人的兵力。在东边，覆盖着欧石楠的沙滩和小溪，使得这个地区甚至让侦察车也难以通行。在村子西边，小溪和河流上面的木桥被认为太轻了，支持不住坦克。当位于中央的侦察车在瓦尔肯斯瓦德外面狭窄、只有一辆坦克宽的马路上移动的时候，突然与一辆德国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不期而遇，当巡逻车靠近时，他们开了出去，朝艾因霍温驶去。从所有的报告来看，似乎进入艾因霍温的最快路线仍然是公路，尽管看见了德国的装甲车，而且可以预料，当英国人靠近城市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德国装甲部队。现在，3个小时之后，霍罗克斯将军的坦克刚刚开始再次开动。当弗罗斯特上校的士兵在阿纳姆大桥与格拉布讷上尉的部队交战的时候，作为先锋的爱尔兰近卫团终于动身了，沿着大马路前往艾因霍温。

德国人强硬的抵抗，已经使霍罗克斯的计划受挫，那计划就是，在星期日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猛冲出去，在3个小时之内与在艾因霍温的泰勒将军第一○一空降师会合。17日，到夜幕降临时，乔·范德勒中校的坦克手们朝瓦尔肯斯瓦德只走了7英里，比那天的目标少了6英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表明，应该在夜间继续向前推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诺曼·格沃特金准将告诉范德勒，艾因霍温以外的索恩桥已经被摧毁了，在坦克过河之前，得先把建桥的设备带来。范德勒记得格沃特金当时说的话：“明天再继续向前去艾因霍温吧，老兄，不过不用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失去一座桥了。”

士兵们对这个挫折一无所知，因而也就对耽搁感到不耐烦。约翰·戈尔曼中尉，在进攻之前曾经参加霍罗克斯将军举行的简介会，他当时就认为，需要越过的桥太多了。戈尔曼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了战功十字勋章[10]。现在却烦躁易怒。他原先的惧怕似乎是有理由的。戈尔曼急于出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近卫团装甲师居然在瓦尔肯斯瓦德过夜。他指出，习惯“似乎规定了，晚上睡觉，白天工作”，但戈尔曼感到，这样的行为习惯此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前进，”他记得他当时说道。“我们不能等待。”鲁珀特·马哈菲中尉，也同样为近卫团的缓慢推进感到不安。“我开始朦胧感到良心上不安，”他说道，“我们的进军似乎比原先的打算要慢，而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迅速加快步伐，就不会按时到达阿纳姆。”

尽管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巡逻队警告说，有德国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在等候，但爱尔兰近卫团在到达阿尔斯特村之前，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阿尔斯特村位于前往艾因霍温的路途中央。但是不久，从公路两侧的松树林里，雨点般的步兵子弹吞没了这个纵队，一门孤零零的自行火炮与领头的坦克交战。很快，那门自行火炮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范德勒的部队继续隆隆地驶过村子。向北两英里，在横跨多梅尔河的一座小桥上，爱尔兰人又再次被耽搁了，这一次遇到的是猛烈的炮火。4门88毫米火炮的炮火覆盖了这座桥，配备以重机枪的步兵隐藏在附近的房屋里和水泥墙后面。打头的车辆立即停了下来，英军士兵从坦克里跳出，进行还击。

为了尽可能快地继续前进，范德勒决定求助于能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在头一天的进军中，那些飞行员曾技艺精湛地帮助过这个纵队。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现在全权负责地对空的通信，他把这个要求传递了出去。令他吃惊的是，他被拒绝了。在比利时，那些飞行中队因为大雾而停飞。洛夫回忆说，范德勒“怒不可遏”。他眯着眼睛看着荷兰上空的晴朗天气，挖苦地问洛夫：“皇家空军是不是被阳光吓坏了。”

整个纵队朝后延伸，几乎到了比利时边界，现在，他们被位置优越的敌人炮火拖住了。打头的坦克试探着向前徐徐移动，一门大炮直接朝马路开火，近距离的平射让坦克停了下来。当自己的坦克朝德国人开火的时候，范德勒要求派重炮来，并迅速命令巡逻队沿河向西移动，寻找桥梁或者车辆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以便包抄德国人的炮组，从后面发起进攻。

当英国的大炮开始与敌人交战时，一个钢铁的火力网呼啸着飞过了打头的坦克上空。但德国人位置优越，而且抱有坚定的决心，继续开火。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范德勒因为这个耽搁而发怒，却又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

但在北边不到4英里的地方，有一支侦察部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侦察车在遍布水流的地形和沼泽当中，越过脆弱的木桥，进行了一次穿越乡间的迂回旅行。他们在回避德国阵地的时候，突然与艾因霍温北边的美国伞兵不期而遇。接近中午时，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侦察部队的约翰·帕尔默中尉，受到了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的热烈欢迎，希金斯是美军第一○一师“尖叫的老鹰”的副司令。帕尔默通过无线电，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司令部：“小马倌已经与我们长着羽毛的朋友们接触上了。”[11]沿着走廊的三个极其重要的会合中的第一个，已经获得成功，这比市场花园行动的时间安排，整整晚了18个小时。

由于终于接触上了，讨论就立即转向了索恩大桥。等待中的英军工程兵部队需要了解完整的细节，以便把修复渡口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送上去。皇家工兵与范德勒的先头纵队一起赶向前去，准备进军。信息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递，不过美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吃惊的英国人被无线电告知，要他们的工兵们给“索恩244”打电话。电话立即通过德国人控制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没出几分钟，索恩大桥的美国人便给英国工兵们送去了那个重要的信息，以让他们把合适的建桥设备送上来。

在阿尔斯特村，范德勒的坦克手们对德国人炮火的突然结束感到惊奇，那炮火曾使得他们在马路上长时间动弹不得。原来，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连打通了道路。一支英军侦察部队缓慢地沿着多梅尔河的西岸行进，在阿尔斯特村北边1英里处，在德国人阵地的后面，碰到一个渡口。该连从后面朝德国人的大炮发起冲锋，攻占了他们的阵地，结束了战斗。

滞留在阿尔斯特村的坦克手们，对这个行动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个突然的平静是战斗中的一个间隙。领头的第二连由爱德华·泰勒少校负责，他正在斟酌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中断，命令他的坦克向前冲，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朝纵队奔来。那个人在对岸停下来，跳下自行车，发疯似的挥舞着手臂，跑过桥。感到愕然的泰勒听见他说：“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德国佬走了！”

那个荷兰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自我介绍。科内利斯·洛斯，41岁。他是受雇于艾因霍温的一名工程师，不过住在阿尔斯特村。“马路，”洛斯告诉泰勒，“开通了，你们已经把村子入口处的唯一一辆坦克炸坏了。”泰勒回忆说，然后，“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草图，上面有阿尔斯特与艾因霍温之间德国人的所有阵地。”

泰勒立即下令进军。坦克过了桥，上了马路，经过现在已成废墟的德军炮兵阵地。没出一小时，泰勒便看见，前面就是建筑无序扩张的艾因霍温，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蜂拥在马路上，他们在欢呼、挥舞着旗帜。“现在使我们滞留下来的唯一障碍，就是荷兰的人群！”E·费希尔－罗少校用无线电给后面的纵队发去了这样的信息。在这种使人飘飘然的狂欢气氛当中，第三十军笨重的坦克部队将会用4个多小时穿过城市。直到下午7点过后，先头部队才到达索恩大桥，罗伯特·F·辛克上校疲惫不堪的工兵们正在那里干活，自从大桥被毁掉以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修复这座极其重要的桥梁。

从一开始，这个同步进行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日程安排就不允许出太多差错。现在，就像进入阿纳姆的英军的进军受挫一样，给索恩大桥带来的损坏，也是威胁整个行动的一个重大挫折。这个28英里的走廊———从比利时边界，向北到费赫尔———现在被英美联军控制着。美军第一○一师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走完了走廊中的15英里公路，攻占了艾因霍温、圣奥登罗得和费赫尔这些重要城镇，其中的11个渡口只有两个没有攻占。然而霍罗克斯有2万辆车辆的增援纵队，却只能在索恩渡口被修好之后才能向前推进。英国工兵随着领头的坦克赶到前面，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修复大桥，把第三十军送过威廉明娜运河，因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只能走这一条路线，别无选择。

在制订计划的阶段，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知道，对于直接冲到走廊来说，索恩大桥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他也把一个次要的目标包括了进去。为了抵消像在索恩发生的这种挫折，泰勒已经命令，要攻占位于贝斯特村的那座100英尺长的运河公路桥。这座桥在大马路西边4英里处，它可以在紧急时刻使用。由于情报官员认为这个地区德国部队人数很少，因而只派了一个孤零零的连去夺取这座桥以及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

对于被派去夺取这座桥的美国部队来说，贝斯特注定要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取名不当。[12]爱德华·L·威尔斯鲍斯基中尉的兵员得到了补充的连，在17日夜晚的凶猛作战中又大大减员了。在威尔斯鲍斯基的率领下，顽强的伞兵们沿着堤岸进行渗透，穿过沼泽，面对人数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推进；有一次，他们来到距桥不到15英尺的地方，但齐射的火力又把他们挡回去了。在夜间各个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不同的消息传回来，有的说桥已经被攻占，而另外的报告则声称，威尔斯鲍斯基的连已经被消灭了。增援部队像威尔斯鲍斯基的连队一样，也迅速陷入了绝望的、远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之中。在第一○一师司令部里，情况被搞清楚了：在贝斯特有德军重兵集结。这个村子远不是防御薄弱，而是有将近1万名兵力———那是被人们遗忘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贝斯特就像海绵一样，正在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军。当战斗在整个地区猛烈进行的时候，威尔斯鲍斯基和连里的几个幸存者就处在战斗的正中间。他们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结果连增援部队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则继续在为夺取大桥而战。

中午时分，当英军和美军的先头部队在艾因霍温会合时，贝斯特的那座桥被德国人炸掉了。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离大桥太近，飞来的瓦砾使他们已有的伤亡更加重了。在别的地方，伤亡也同样惨重。罗伯特·科尔中校是第一○一师最生动有趣而又言辞尖刻的指挥官之一，他拥有荣誉勋章[13]，他阵亡了。荣誉勋章也将授予另外一位牺牲的军人。列兵乔·E·曼在桥上负了非常重的伤，两只胳膊都裹上了绷带，捆在肋部。他看见一枚德国人的手榴弹落在他所在的人群中。由于无法伸出胳膊来，他便扑在手榴弹上，救了他四周人的命。当威尔斯鲍斯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曼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背没了！”他告诉中尉。然后他死了。

由于贝斯特桥失去了，所以市场花园行动的成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工兵修复索恩渡口的速度。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阶段之间是丝丝入扣的———每一个环节都依赖于下一个环节。现在，在这些丝丝入扣的阶段当中，索恩前面的马路却没有坦克部队，而坦克部队本来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在那条马路上行驶。蒙哥马利的大胆进攻正在走进愈来愈深的麻烦之中。

在走廊里越往前走，问题就越复杂。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走在中央，南面是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北边是阿纳姆的“红毛鬼子”们。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牢牢控制着格拉夫的那座1500英尺的桥，另外还有霍伊曼附近的那座小一点的桥。西南方向，在经过了一场爽快的战斗之后，第五○四团和第五○八团，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两边同时发起进攻，夺取了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另外一座桥梁，那座桥梁位于霍宁胡蒂村，这就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打开了进入奈梅亨的一条可替代的路线。但当那座被毁坏的索恩大桥阻挡英军向走廊的中间进军的时候，第八十二师未能迅速夺取奈梅亨渡口，这造成了别的一些问题。在奈梅亨渡口，党卫军现在已在南入口挖掘战壕守卫，他们有很好的保护和隐蔽，一再击退第五○八团一个连的进攻。随着每一分钟过去，德国人的力量都在增强，而加文却抽不出更多的人来，全力以赴，夺取这座桥。因为在第八十二师巨大的驻扎地———一个南北10英里、东西12英里的地区，到处都有敌人一系列疯狂的、缺少规律的进攻，那些进攻预示着灾难。

在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巡逻队，不断遭到渗透进来的敌军的攻击。下士厄尔·奥德法瑟正在随时注意狙击手，他在第五○四团的战地看见了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正在从他的散兵坑里往外舀水，另外两位正在挖掘，”奥德法瑟回忆说，“我挥了挥手，看见其中的一位拿起了步枪。原来他们是德国佬，他们直接进入了我们的阵地，从我们自己的散兵坑里向我们开枪。”

再往东，格鲁斯贝克高地与德国边界之间那两个极其重要的着陆区域，也正迅速变成战场，因为一拨一拨的德国步兵正被投进来对付伞兵们。在那些低水准的德国步兵当中，有海军和空军的人员、通信部队人员、正在休假的军人、医院的护理员，甚至还有刚刚离开医院的康复期病人。下士弗兰克·鲁普记得，他看见的第一批德国人，穿着各种各样令人晕头转向的制服，佩戴着令人晕头转向的军衔徽章。他回忆说，进攻开始得如此突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前哨基地外面遭到了伏击”。那些部队似乎是从乌有乡里出现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哈罗德·根斯莫中尉抓获了一位过于自信的德国上校，那家伙吹嘘说：“我的士兵将很快就把你们从这座山上直接踢下去。”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德国人成群结队，从维勒镇越过德国边界，从国家森林里出来，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压倒优势，突破了第八十二师的环形防御阵地，迅速攻占了那些区域，抢占了补给品和弹药临时存放处。有一段时间，战斗是混乱的。第八十二师的防御者们尽可能长地坚守他们的阵地，然后缓慢撤退。这个地区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知，要快速赶往战斗现场。在奈梅亨附近的士兵一路强行军前往空投场，以给予额外的支援。

一种惊恐似乎正降临在荷兰人当中。列兵帕特·奥黑根注意到，当他们排从奈梅亨郊外撤退的时候，他在进城时看到的那些荷兰国旗，正在被匆匆取下。列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14]，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是排里一位勃朗宁自动步枪手[15]，他注意到：“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我所能听到的，全都是反复一句话：‘把前面和中央堵住。’”不管他朝哪里看，都能看见德国人。“他们在我们周围的每个地方，决心把从我们所在的区域赶出去。”每一个人都清楚，在德国装甲部队和经验丰富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这支估计约有两个营的德国部队，是被派来执行一项自杀式任务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并坚守这些空投场———而这些空投场正是该师获得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的生命线。如果德国人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就能在盟军第二次空运着陆时，将其歼灭。

这个时候，加文将军认为，预定的第二次空运已经离开了英格兰，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或者及时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加文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这些地区，而且每一个可以战斗的伞兵他都需要。除了那些已经在交战的伞兵，唯一随时可用的预备部队就是两个工兵连。加文立即把他们投入了战斗。

这些伞兵与敌人在人数上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五，他们在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持下，整个上午都在作战，力图把这些地区清理干净。[16]后来，许多士兵上了刺刀，沿着山坡朝德国人追去。在战斗进行得最猛烈的时候，加文得知，第二次空运下午两点才能到达。树林里仍然有形形色色的德国步兵大量出没，敌人的这些突袭预示着将会有更为集中而又坚决的进攻。加文确信，如果让他的部队在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尽力对付，他是能够坚守住的，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八十二师的形势岌岌可危。由于得到了信息说索恩大桥坏了，正在修理，因而他也就不能期望在D日的两天之后与英军会合了。加文焦急而担忧地等待着第二次空运，第二次空运将带来他所急需的火炮、弹药和人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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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纳姆烟雾缭绕的废墟到索恩被毁坏的渡口，在散兵坑、在树林里、在堤岸的旁边、在炸坏的楼房的瓦砾中、在坦克上，以及在极其重要的桥梁的入口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士兵和与他们交战的德国人，都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声。参加第二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排成一个又一个纵队正在接近，让天空都变暗了。马达持续的、越来越响的嗡嗡声音，使英美联军和荷兰人民的心中再次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个声音就像毁灭的前兆。战斗人员和老百姓都朝天空凝望，等待着。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一，下午，马上就到两点。

这个军用机机群之庞大，甚至让头一天的那个景象相形见绌。在17日，飞行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北路，一个是南路。现在，恶劣的天气以及希望更能保护自己免遭德国空军的打击，使得整个第二次空运都走北路前往荷兰。4000架飞机压缩成一个巨大的纵队，覆盖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天空，机群高度从1000到2500英尺不等。

1336架美国C－47型飞机和340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翼尖与翼尖并排飞行，它们组成了这个空中列车的主体。在这些飞机当中，有一些运送部队，其他的飞机拖航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滑翔机———1205架霍萨型滑翔机、韦科型滑翔机以及庞大的哈米尔卡型滑翔机。在这个100英里长的飞机队列的后部，是252架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它们运送的是货物。在上方和两翼保护这些编队的，是867架战斗机———有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也有美国的霹雳式和闪电式战斗机———他们在护航飞行。在起飞的时候，这第二次空运总共载着6674名空降部队士兵、681辆车辆和装了货物的挂车、60门火炮以及弹药，还有将近600吨的补给品，另外包括两辆推土机。[17]

这个巨大的军用机机群，由于被高射炮火所笼罩便在斯豪文岛的荷兰海岸上着陆，然后向东朝内地飞去，前往斯海尔托亨博斯镇南边的一个交通控制点。在那里，由战斗机开路，这个纵队分成三个部分。美国机群以时间上的精确性，完成着困难而又危险的机动动作，突然转向南边和东边，朝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区域飞去，与此同时英国的编队则朝北边飞去，前往阿纳姆。

就像在头一天一样，也有不少问题出现，尽管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混乱、飞行中途的失败以及致命的不幸事故，尤其打击滑翔机机群。早在第二次空运到达空投场之前，就有54架滑翔机由于结构上的错误或者人为的错误而坠落。大约26架飞机在英格兰内地和英吉利海峡的上空飞行中失败，人们看到，其中两架在飞行过程中解体。还有26架在敌人领土上空距离约80英里的飞行过程中，被过早地释放下来，着陆的地方远离比利时和荷兰的着陆区域，落在德国边界后面。在一次古怪的事故中，一名惊魂未定的伞兵冲向驾驶舱，猛拉松脱杆，结果使得滑翔机脱离了它的拖航飞机。但是，总体上来说，部队的伤亡是比较低的，最大的损失，就像头一天一样，还是在珍贵的货物方面。厄克特的士兵似乎再次受到了命运的折磨———损失的载货滑翔机，一半以上是飞往阿纳姆的。

命运也摆布了德国空军。上午10点钟时，由于没有看见预料中的盟军机群的影子，于是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便把那190架飞机的一半以上撤回了基地，其余的飞机则在荷兰的北部和南部上空巡逻。当第二次空运飞机飞进来的时候，这些德国飞机的一半，有的不在自己原先的防区，有的正在加油。结果，只有不到100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和FW－190式战斗机，匆匆前往阿纳姆和艾因霍温地区参加战斗。德国的飞机，没有一架能够穿越保护兵员运输机纵队的庞大的盟军战斗机网。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盟军飞行员们声称，他们消灭了29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而美军只损失了5架。

当这个机群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猛烈的地面炮火开始将其包围。缓慢移动的滑翔机队列，在靠近索恩以北的一○一师的空投场时，地面上一片阴霾和雨水，这在某种程度上掩蔽了自己，得以逃脱德国炮手的视线。但从贝斯特地区发射出的持续而致命的高射炮火，则射进了迎面而来的纵队之中。有一架滑翔机，大概运的是弹药，遭遇到高射炮火的猛烈打击而爆炸了，完全消失了。有4架拖航飞机，在释放它们的滑翔机时被相继击中了，两架立即着火，一架坠毁，另外一架则安全着陆。有3架滑翔机布满弹痕，在着陆区域坠机着陆，机上的人员神奇地安然无恙。在原定于前往泰勒将军的一○一师的450架滑翔机当中，总共有428架，带着2656名伞兵、伞兵的车辆和拖车，到达了着陆区域。

在北边15英里处，加文将军的第二次空运在滑翔机开始进入空投场时，受到了那里仍然在猛烈进行的战斗的威胁。给八十二师带来的损失高于在一○一师地区的损失。飞机和滑翔机飞进了冰雹般的高射炮火之中。德国炮手们尽管没有头一天那么精确，但也击落了6架拖航飞机，那是在它们释放了滑翔机之后陡直飞离的时候被击落的。其中一架拖航飞机的机翼被炸掉了，另外3架在烈火中坠毁，还有一架落在了德国境内。为了争夺着陆区域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交火，迫使许多滑翔机在别的地方着陆。有些滑翔机着陆的地方距离它们的目标有3到 5英里远；还有一些最终去了德国；不过更多的滑翔机则决定就在它们预定的着陆区降落。每一个着陆区都成了无人地带，因为它们被炮弹和迫击炮炸得坑坑洼洼，而且还遭到机枪的交叉射击。许多滑翔机迅速进行硬着陆，结果摔坏了起落架，要么就是机头着地翻过身去。然而，飞行员们极端的机动动作奏效了，不论是部队还是货物，都令人吃惊地没有遭到多少伤亡或者损失。根据报告，没有一个人在着陆事故中受伤，只有45个人在飞行过程中或者在着陆区里因为敌人的火力而阵亡或受伤。在454架滑翔机当中，有385架到达了八十二师的地区，带来了1782名炮兵、177辆吉普车和60门大炮。起初据认为有100多名伞兵失踪了，但后来那个数目的一半以上在远处着陆，之后又走回了八十二师的营地。那些抱定不屈不挠决心的滑翔机飞行员们蒙受了最大的伤亡，有54人阵亡或者被列入失踪者名单。

尽管德国人并没有严重地阻碍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但针对在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之后而到达的执行再次补给任务的轰炸机，他们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共有252架四引擎B－24型解放者号轰炸机，当其中的第一架靠近一○一师和八十二师的区域时，德军的高射炮炮手们已经找到了目标。战斗机在补给飞机的前面猛扑下来，试图压制高射炮火。但就像17日霍罗克斯的坦克开始突破时德国炮台所做的那样，现在敌军也忍着不开火，等战斗机飞过去。然后，他们突然开火了。没出几分钟，就有大约21架护航飞机被击落。

轰炸机编队跟在战斗机后面，以800到50英尺不等的高度飞了进来。这些区域上面的炮火和烟雾，把识别地点的彩烟和地面标识隐藏起来，这让飞机上甚至有经验的空投能手也无法确定合适的地点。每一架B－24型飞机都载着大约2吨重的货物，从飞机的隔舱，补给品开始随意落下，分散在一个宽广的地区。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他们的空投场里到处乱跑，几乎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总算收回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补给品。一○一师就不这么走运了，他们的许多装备包裹，几乎直接落在了贝斯特地区的德国人当中，他们的再次补给品被收回的不到50%。身处走廊底部的泰勒将军的士兵们损失是严重的，因为原打算送给他们的100多吨货物，是汽油、弹药和食品。德国人的攻击破坏性极大，大约有130架轰炸机被地面炮火毁坏，7架被击落，另有4架坠毁。对于在走廊沿线被围困的美国人来说，那一天在开始的时候曾带来那么大的希望，但又迅速变成了为幸存下去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战斗。

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跳出了飞机，朝着埃德至阿纳姆的马路南边的空投场落去。当他的降落伞打开的时候，他感到猛地抽动了一下，于是便本能地伸过手去，拍打系在他左肩吊带上的那个带拉链的帆布包。在帆布包的里面，伞兵鸡默特尔咯咯大叫，于是格洛弗放心了。就像他在英格兰所计划的那样，默特尔正在进行它的第一次作战跳伞。

当格洛弗朝下面看的时候，似乎觉得下面的整个荒原都着火了。他能看得见炮弹和迫击炮在整个着陆区爆炸，烟与火滚滚升起，有一些伞兵，由于无法纠正他们的下降，正在落进火海之中。在远处，滑翔机正在把皮普·希克斯准将机降旅的其他兵力运来，格洛弗能够看见那里有飞机的残骸，人们在朝各个方向跑去。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可怕的差错。根据情况简介，格洛弗知道，阿纳姆应该只有少量守军，而这个时候，空投场应该是被清理得整洁安静。在第二次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没有迹象说明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在格洛弗看来，一场全面的战斗就在他的下面进行。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正在错误的地方跳伞。

当他靠近地面时，机枪的突突声和迫击炮沉闷的砰砰声似乎把他吞没了。他触到了地面，小心翼翼地滚向他的右肩以保护默特尔，然后迅速解开他的吊带。不远处，格洛弗的勤务兵列兵乔·斯科特刚刚落地。格洛弗把装着默特尔的包递给他。“好好照顾它！”他告诉斯科特。通过覆盖着田野的烟雾，格洛弗发现了标明会合点的黄色烟雾。“咱们走！”他朝斯科特喊道。两个人动身出发，迂回着穿行，蜷曲着身子。不论格洛弗朝哪个地方看，都是一片混乱。他的心沉了下去。显然形势正变得十分严峻。

在J·L·沃迪少校下落的时候，也听到机枪射击发出的那种不祥声音，机枪的射击似乎是在到处痛打这个地区。“我无法理解，”他回忆说，“原先给我们的印象是，德国人在逃跑，他们的士兵乱了套。”沃迪驾驶着降落伞，摆动着下降，他发现，空投场几乎让猛烈的炮火产生的烟雾遮蔽住了。沃迪在场地的南端着了陆，动身前往本营的会合点。“迫击炮似乎到处都在爆炸，我向前走的时候，看见伤亡无数。”沃迪快走到集结点时，迎面撞上了营部一位发怒的上尉，他是在头一天跳伞进入荷兰的。“你们来得太晚了，”沃迪记得那个人喊道，“你们意识到了吗，我们在这里等了4个小时？”那位军官激动起来，立即开始向沃迪简要介绍情况。“我听的时候震惊了，”沃迪记得，“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即事情的进展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好。我们立即组织起来，四下张望的时候，在我看来，前面的整个天空似乎都是一片火焰。”

沃尔夫黑策火车站西边有两个着陆区，一是金克尔荒原，一是雷耶斯营地，而在这两个着陆区里，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步兵似乎落进了一场猛烈的战斗中。从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文件里，德国人知道了着陆地区的位置，与在地面上的英国人不同，他们通过仍然占领着的海峡港口的雷达装置，比如在敦刻尔克的雷达装置，能够精确地计算出第二次空运到达的时间。党卫军部队和高射炮兵，匆匆脱离开在阿纳姆的战斗赶到这些区域。20架德国空军战斗机也经过导航飞了过来，正在持续地低空扫射这些地区。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为了把进犯的敌人从荒原里清理出去，英国人上了刺刀进行冲锋，就像他们在夜间和清晨时所做的那样。

迫击炮的轰炸击中了那些前一天着陆的滑翔机，把它们变成燃烧着的火团，那些火团又接着把荒原点着了。进行渗透的德军部队，用一些滑翔机来掩护他们的进攻，而英国人则亲自把那些飞机点燃，不让它们落入敌人手中。在这块田野的一个地段，大约50架滑翔机燃烧成了一片火海，皮普·希克斯准将的机降旅———其中有半个营已经被派到阿纳姆了———总算以顽强的意志守住了这个区域。伞兵和滑翔机的着陆，带来了2119名兵力，他们取得了远远超过空中和地面人员所能相信的成功。即使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空运的百分之九十也正在着陆———而且是着陆在正确的地方。

空军上士罗纳德·贝德福德，是一架四引擎斯特林型飞机的机尾射手，他发现，星期一的任务与他在星期天飞行的那一次迥然不同。当时，坦率地说，19岁的贝德福德对这种日常的飞行感到厌倦。现在，当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炮火正在持续而且十分猛烈。贝德福德发现，有一个立在卡车上的高射炮炮台位于这个地域的边缘，贝德福德不顾一切，试图把自己的大炮对准它。他看得见自己发射的曳光弹弯曲着落了下去，然后那个炮台不再射击了。贝德福德兴高采烈。“我打中了他！”他喊道，“听，我打中了他！”当这架斯特林型飞机稳定地飞在航线上的时候，贝德福德注意到，周围的滑翔机似乎全都过早地脱离开了它们的拖航飞机，他只能假定，猛烈的炮火使得许多滑翔机飞行员想解脱出来，以图尽可能快地落下。然后，他看见自己拖航的那架霍萨型飞机上的牵引绳脱落了。贝德福德注视着那架滑翔机突然下落，他确信，它将在着陆之前就与别的滑翔机碰撞在一起。“整个场面是混乱的，”他回忆说，“那些滑翔机似乎在陡直地进行俯冲，又恢复水平飞行，靠惯性滑行，那个样子就像要直接彼此相撞。我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成功。”

中士罗伊·哈奇是一架霍萨型飞机的副驾驶，这架飞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两辆装满了迫击炮炮弹的拖车，还有3个士兵。当哈奇看见前面的高射炮猛烈开炮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将怎么落下来。上士亚力克·扬是驾驶员，当他让滑翔机陡直俯冲，然后又恢复水平飞行的时候，哈奇吃惊地注意到，每个人似乎都朝着同一个触地点跑去———包括一头母牛，那头母牛就在他们的前面疯狂地奔跑着。不知怎么地，扬把滑翔机安全着陆了。士兵们立即跳了出来，开始打开飞机的尾部。在不远处，哈奇注意到，有3架滑翔机仰天躺着。突然，带着一种撕裂般的、刺耳的声音，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在它们的上面坠毁了。那架滑翔机直接撞过来，切掉了哈奇的滑翔机的机头，包括座舱盖和飞行员座舱，而只是几分钟之前哈奇和扬就坐在那里。然后，那架飞机朝前滑行，就在他们的面前停了下来。

另外的滑翔机根本就没有到达着陆区域，有一些远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坠落。有两架是在莱茵河的南岸降落的，其中一架就在德里尔村的附近，士兵们把伤亡人员留给荷兰老百姓照看，自己则从已经被忘却却仍然活跃的德里尔渡口渡过了莱茵河，与他们的部队再次会合[18]。

有一些C－47型飞机在靠近着陆区域时被击中，燃烧了起来。着陆之前大约10分钟，中士弗朗西斯·菲茨帕特里克注意到，高射炮火密集地发射了上来，有一位年轻的伞兵金杰·麦克法登列兵，猝然一动，叫了起来，双手伸向他的右腿。“我被击中了！”麦克法登咕哝说道。菲茨帕特里克迅速给他检查了一下，然后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接着中士注意到，飞机似乎在颠簸。当他弯下身子朝窗外看时，飞行员座舱的门开了，调度员走了出来，神色紧张。“在边上站好，为红绿灯做好准备！”他说道。菲茨帕特里克看着那一排伞兵，他们现在挂上挂钩，准备跳伞。他能够看见，烟从左舷的发动机里冒出来。菲茨帕特里克领头跳了伞，当他的降落伞打开时，飞机全速俯冲了下去。在菲茨帕特里克触地之前，他看见那架C－47型飞机插进了右边的田野里，机头着地翻了过去。他确信，机组人员和金杰·麦克法登没有逃脱。

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里，美国机组组长开玩笑地告诉弗兰克·D·金上尉道：“你们将很快落到那里，而我将回家吃腊肉和鸡蛋。”那个美国人在金的对面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绿灯亮了。金朝那位机组组长瞥了一眼。他似乎睡着了，颓然后仰着，下巴压在胸口，手放在大腿部。金有种感觉，有什么事情不那么对头。他摇了摇那个美国人的肩膀，那人朝一边倒下了。他死了。在他的后面，金看见在机身上有一个大洞。好像是被一颗点五○的机枪子弹打穿的。金站在门口，准备跳伞，他看见火焰从左边的机翼冒了出来。“我们着火了，”他朝军士长乔治·加特兰喊道，“同飞行员核对一下。”加特兰朝前走去。当他打开飞行员座舱门的时候，一片烈火冲了出来，在整个飞机里蔓延。加特兰猛力把门关上，金命令士兵们跳伞。他认为，他们现在没有飞行员了。

当伞兵们跳出舱门时，加特兰估计，飞机离地面有200到300英尺高。他在着陆的时候碰伤了。他开始清点人数，有4个人失踪了。其中一个人还没有离开飞机便在舱门口被炮火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跳了伞，但他的降落伞着了火；而加特兰和金得知，第三个人是在不远处着的陆；然后第四个人到了，还挂着他的降落伞。他是和飞机一起着陆的，他告诉他们，机组人员设法迫降着陆，而且他们还神奇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现在，在距奥斯特贝克15英里的地方，远离英军的营地，金一行人动身返回。当他们走开时，那架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熊熊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爆炸了。

在一些地区，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但却发现自己是在波浪般燃烧的炮火当中降落。许多人拼命猛拉降落伞的绳子，以避开这些曳光弹，结果在着陆区的边缘着陆，落在茂密的树林里。有一些人，挣扎着要摆脱降落伞的时候被狙击手击中了。另外的人在远离着陆区域的地方着了陆。在一个地区，一个营中的一部分人降落在了德国人的身后，之后他们集结前往会合点，还带上了80名俘虏。

着陆区里，在密集火力的打击之下，伞兵们丢掉降落伞，迅速跑开隐蔽起来。小群受了重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遭到一枚迫击炮炮弹的打击，严重脑震荡，一时间瘫痪了，他能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一块肌肉也动弹不得。他无助地看着，而他同机的人则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捡起他的步枪和子弹，匆匆赶往会合点。

许多士兵，对横扫着陆区又无休止的机枪和狙击手的射击感到吃惊，于是快速跑进树林隐蔽起来。几分钟后，这些地区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已是空无一人。中士金格尔·格林是位体育教练，他乐观地带来一个足球，准备于意料中的轻易战斗之后，在着陆区域中进行一场比赛。他跳了下来，猛地触地，结果折断了两根肋骨。自己在那里躺了多长的时间，格林并不知道，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就他孤零零一个人了。他痛苦地坐了起来，几乎立即就有一个狙击手朝他射击。格林站起来，开始猛冲迂回，朝树林跑去，子弹在他四周砰砰作响。肋骨上的疼痛，一再迫使格林倒在地上，他确信他将会被击中。在荒原上滚滚而来的烟雾之中，他与那位狙击手的这个奇怪的决斗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一次只能走五六码远，”他记得，“我认为，我的对手要么是一个施虐狂的杂种，要么是一个该死的不高明的射手。”最终，格林紧抱着他受伤的肋骨，朝树林进行了最后的冲刺。到达树林的时候，他投进灌木丛，倚着一棵树滚了过去，正在这时，最后一颗子弹啪的一声射进了他头上的树枝，却没有给他带来伤害。在生命中最为绝望的状况之下，他跑了至关重要的几码。格林精疲力竭，疼痛难忍，他缓慢地从伪装服里面把瘪了气的足球取了出来，痛苦地把它扔掉了。

许多士兵将一直记得他们跳伞后那最初的可怕时刻。起码有12名伞兵回忆说，在金克尔荒原，为了躲避子弹和燃烧的树丛而跑着逃命的时候，看见了一位20岁的年轻中尉，他躺在荆豆丛里，负了重伤。当他无助地在降落伞上摇摆的时候，燃烧弹击中了他的双腿和胸部。当这位军官从空投场被移出来的时候，帕特·格洛弗中尉看见了他。“他痛苦得令人恐惧，”格洛弗记得，“而大家又不能动他。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并且许诺，一有机会就派一名卫生员来。”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在空投场里从瘫痪中恢复了过来，他前往集结地区的时候，也碰巧遇见了这位军官。“当我走近他时，烟正从他胸部的伤口中冒出来。他的痛苦是可怕的。我们几个人同时来到他的面前，他乞求我们杀死他。”有一个人，布赖恩特记不清是谁了，缓慢地低下身来，把他自己的手枪递给中尉，手枪的扳机是扳起来的。当大家匆匆离开的时候，荒原上的火正在缓慢地移向那位受苦的军官躺着的地方。后来，救援队偶然看到了这具尸体。大家的结论是，这位中尉自杀了。[19]

第四伞兵旅旅长沙恩·哈克特准将，以带有他个人特征的精确性，在他为自己的司令部选定地点的300码之内着陆了。尽管敌人火力凶猛，但准将首先关心的事情却是要找到他的手杖，他是在下落的时候把手杖丢掉的。当他寻找手杖的时候，与一群德国人不期而遇。“他们吓坏了，可我比他们更吓坏了，”他回忆说，“但他们却似乎急于投降。”哈克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粗暴地告诉他们等着，然后，在找回他的手杖之后，这位身材修长、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洁的准将平静地押着他的俘虏们走开了。

哈克特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是不耐烦的，动辄发火或喜形于色，他不喜欢此刻看到的景象。他本来期望，这些区域是安全而又井然有序的。现在，在他的军官们簇拥之下，他准备让自己的部队开拔。这时，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驱车赶到，来完成他痛苦的任务。麦肯齐把哈克特拉到一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告诉他，有关指挥权这个过分敏感的事情所做出的决定和结论”，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不在的时候，由皮普·希克斯准将负责该师。麦肯齐继续解释说，还在英格兰的时候，厄克特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一旦他与拉思伯里失踪或者阵亡，就由希克斯接管。

麦肯齐回忆说，哈克特很不高兴。“瞧，查尔斯，我的级别比希克斯高，”他告诉麦肯齐，“因而我应该指挥这个师。”麦肯齐是坚定的，他说：“我完全理解，长官，但将军确实给了我接替的顺序，我们必须照办。另外，希克斯准将在这里已经有24个小时了，现在更熟悉形势。”麦肯齐说，倘若他“破坏这个运转机构，对它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只能使事情更糟糕。

但在麦肯齐看来，显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在厄克特和哈克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不和。尽管这位易发作的准将完全有资格指挥，但在厄克特看来，他缺少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的步兵经验。除此之外，哈克特是机械化部队的人，而大家都知道，厄克特对机械化部队准将们的评价要低于步兵准将，长期以来厄克特都是在与步兵准将交往。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他曾开玩笑地提到哈克特，说他是“出了故障的机械化兵”———这句话哈克特并不觉得好玩。

麦肯齐告诉哈克特，他的第十一营要从这个旅里派遣出去，要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对哈克特来说，这是最后的冒犯。他之所以对这个旅感到骄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素质，即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整体化部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而作战的。现在它要被分开，分成几个部分，对此他感到惊骇。“我不喜欢在没有商榷的情况下被告知要放弃一个营，”他气呼呼地告诉麦肯齐，然后思考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有哪个营要走的话，那就是第十一营。它是在空投场的东南角空投的，离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最近。”但他要求，要用另外一个营来交换，麦肯齐回答说，他认为希克斯会给他一个营。这样，事情就暂时结束了。这位才华横溢、一触即发、精力旺盛的哈克特，向不可避免的事情屈服了。眼下，希克斯能够管理这场战斗，但哈克特却决心要管理他自己的旅。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酷而又令人讨厌的下午。第二次空运充斥着问题，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准将的命运仍然是个未知数，弗罗斯特上校的小小兵力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坚持着但又岌岌可危，而在两个准将之间，性格上的冲突正在增强，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灾难发生了。

希克斯机降旅的伞兵在人数上削减了，且由于持续的作战而疲惫不堪，他们绝望地注视着，有35架斯特林型轰炸运输两用飞机，正把补给品空投在每一个地方，但就是没有空投在空投场。原定要送给在阿纳姆的部队的87吨重的弹药、食品和补给品，只有12吨到了部队手中。其余的，广泛地散布在西南方向，落在了德国人当中。

在距离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安东·德克森家里，厄克特将军仍然被德国人包围着。下面的街道上，那台自行火炮以及炮组人员非常靠近，所以厄克特以及和他一起的那两位军官，不敢冒险说话或者移动。除了一些巧克力和水果硬糖，他们没有别的食物。水被切断了，也没有盥洗设施。厄克特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既不能休息，又不能睡觉，只是沉思着战役的进展以及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他不知道第二次空运推迟了，不知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推进了有多远，也不知道弗罗斯特是否还在大桥上坚持着。“倘若那时我知道这个形势的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就会不顾军官们的担忧而尝试逃跑，不管有没有德国人。”厄克特安安静静，一言不发，他发现自己正死盯着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的八字须。“那浓密的毛茸茸的翘八字原先我都没有注意到，”他写道，“但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看。”那八字须让他恼火，它显得“愚蠢透顶”。

厄克特尽管满腹心事，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他有关师内指挥链所做出的决定，这个紧急关头的指示正迅速地在希克斯和哈克特之间造成一种复杂的对抗。现在，9月18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厄克特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乎一整天了。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被盟军第二次空运的巨大规模震惊了。陆军元帅莫德尔纠缠着他，要他迅速攻占阿纳姆大桥，而哈策尔上校和哈梅尔将军又敦促他增援，比特里希发现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阿纳姆以西的天空，由于有了几百个五彩斑斓的降落伞而像鲜花盛开一般，然后又充满了川流不息的滑翔机，当他神色严肃地凝视着天空的时候，他绝望了。他从德国空军的通信网得知，另外两个大规模空投已经开始了。比特里希试图猜测盟军的力量，他大大地高估了此刻在荷兰的英美联军数量。他认为，也许另外一个师已经着陆了，足以让胜利的天平向进攻者们倾斜。

在比特里希看来，盟军力量的加强与德国增援部队的到达，已经成了一场致命的赛跑。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的人员和物资来到了他这里，而相形之下，盟军似乎有用之不竭的资源。他担心，他们可能在下一天再发起一次空降部队的空投。在荷兰的狭窄范围内，由于困难的地形、桥梁，以及靠近不设防的德国边界，因而那样一个规模的兵力可能意味着德国的灾难。

比特里希的部队，与在南边的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伞兵集团军之间，没有什么配合。尽管施图登特的部队不断得到冯·扎根第十五集团军余部的增援，但那支被摧毁了的部队，运输工具、枪炮和弹药都极其短缺，要重新把他们装备起来，需要若干天也许若干个星期的时间。与此同时，阻止蒙哥马利进攻的整个责任，都落在比特里希的身上，而他的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奈梅亨的渡口以及阿纳姆大桥北入口处英国人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

只要盟军部队在那里继续抵抗，比特里希就会受阻，不能把他自己的部队沿着公路移动到奈梅亨。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正在努力渡过莱茵河，该师完全依赖于潘讷登的轮渡———这是一种缓慢而又乏味的渡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纳姆的英国人开始犹豫和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的时候，比特里希却深深地担忧着这场战役的结果。他看到，帝国正危险地接近于遭到入侵，接下来的24个小时就可能见分晓了。

比特里希的上级的问题，在范围上要更加广泛。在B集团军群巨大前线的各个地方，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让部队勉为其难，试图阻挡美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无情进攻。尽管杰出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官复原职，再次恢复了秩序和凝聚力，但他却为了获得增援部队而正在动用国家的最后一点人力。找到能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所需要的汽油，也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从希特勒的司令部得不到什么帮助。柏林一门心思想着的似乎是来自东边的苏联人的威胁，而不是盟军从西边的大举猛攻。

莫德尔尽管有别的担忧，却似乎自信能够战胜在荷兰的威胁，他仍然确信，那个国家的沼泽、堤岸和水陆障碍能够为他提供时间，从而阻止并打败蒙哥马利的进攻。比特里希却不这么乐观，他敦促莫德尔，应该在形势恶化之前采取几个重要的步骤。在比特里希看来，炸毁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是必要的，而且是立即炸掉，但这个建议比特里希每一次提出来，都让莫德尔恼火。“莫德尔每天都访问我，他务实，总是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他会就眼前的形势当场下达一系列的命令，但不论是哪次会议，他都不会待上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完或者批准长远的计划。”比特里希担心，如果盟军突破，德国就会随之发生意外。而莫德尔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相反，他纠缠于细节问题：他尤其关心的，就是德国人未能再次攻占阿纳姆大桥。在受到这个含蓄批评的刺激之后，比特里希告诉陆军元帅：“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没有看见士兵作战这样艰苦。”莫德尔不为所动。“我要那座大桥。”他冷冰冰地说道。

在18日的下午，比特里希试图再次向不耐烦的莫德尔说明他对总体形势的看法。奈梅亨大桥是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他争论说，如果把它炸掉的话，那么盟军进攻的头部和身子就会分开。“陆军元帅阁下，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炸掉瓦尔河上的渡口。”比特里希说道。莫德尔是固执的。“不！”他说道，“回答是不！”莫德尔不仅坚持认为大桥能够守得住，他还要求，施图登特的集团军和弗伦茨贝格师，应该在英美联军到达大桥之前就把他们挡住。比特里希直言不讳地说，他不相信盟军能被遏制住，他告诉莫德尔到目前为止，那个地区几乎没有德国的装甲部队，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危险，即蒙哥马利势不可当的坦克力量将会获得突破。然后比特里希又表达了他的担忧，即预料还会有空降部队的空投。“如果盟军从南边的大规模强攻获得成功，如果他们在阿纳姆地区再空投一个空降师，我们就完了，”他说道，“通往鲁尔河和德国的路线将被打开。”莫德尔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命令不变，”他说道，“奈梅亨大桥不得炸掉，而且我要求在24个小时之内攻占阿纳姆大桥。”

其他人知道完成莫德尔命令的难度。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哈策尔中校已经无士兵可用，他的兵力全都参战了。没有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而第二次空运的规模，又让人严重怀疑他的士兵是否有能力阻止和遏制住敌人。和比特里希一样，哈策尔也确信：“盟军所空投的，只不过是空降部队的一支先头部队。我确信，还会有空降，然后他们将大举猛攻，前往帝国。”由于装甲部队有限，哈策尔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阻挡住敌人。然而，他却已经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变得安全了———那就是他本人司令部的院子。在那里，他愤世嫉俗地置俘虏的权利于不顾，命令几百个英国伞兵，在警卫的看守下待在铁丝网里面。“我完全确信，”他回来回忆说，“皇家空军不会轰炸他们自己的部队。”

哈策尔自诩是一个亲英派（“我对英国的东西有种偏爱”），他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在大不列颠学习过。他喜欢在俘虏当中漫步，试图进行交谈，以练习他的英语，而且还希望能从中套出情报来。英国兵的士气留给深刻的印象。“他们傲慢不恭，自信自恃，只有老兵才能做到这样。”他回忆说。他的俘虏们的水准使哈策尔确信，战役远没有赢得胜利。为了使厄克特的部队立足不稳，同时也为了防止敌人发动任何种类的紧凑进攻，因而在18日傍晚，他命令霍亨施陶芬师“不惜任何代价，整个晚上都要不停地进攻”。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由于太忙了，也就顾不上担心下面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下莱茵河作战，忙得不可开交”。哈梅尔承担的任务是，既攻占阿纳姆大桥，又要保卫瓦尔河渡口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地区，因而他的问题要远比哈策尔严重。用渡船把部队渡过河，进展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般。部队、装备以及坦克，被装在临时扎成的橡皮筏子或者木筏子上，通向水边的道路变得一片泥泞。坦克和车辆从筏子上滑了下去，有一些甚至被水冲走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盟军飞机不断进行低空扫射，几乎所有的摆渡和护航行动都得在夜间进行。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哈梅尔的工兵只把两个营，连同他们的车辆和装备送进了阿纳姆—奈梅亨地区。固然，哈梅尔的士兵现在是在奈梅亨的中央以及公路桥的南边，但他仍然怀疑，他们能否阻止英美联军坚定不移的进攻。尽管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不得炸掉大桥，但哈梅尔仍然为不测做好了准备。他的工兵已经安放了炸药，并在北岸伦特村附近的一个路边地堡里设置了引爆装置。他希望，如果他们守不住的话，比特里希将能批准把公路桥和铁路桥炸掉。即如果比特里希不批准的话，哈梅尔也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英国人的坦克突破了，开始过河了，他就会违抗上级的命令，把这两座桥炸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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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奥斯特贝克村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就像身处战斗中的一个岛屿一样，这个村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喧闹作战声的袭击。从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几乎不断的轰鸣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可以清楚听见，从西北方向传来机枪的嗒嗒连发和迫击炮的轰鸣。而在东边的方向，两个半英里之外的阿纳姆，黑色的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了定音鼓似的声音。

头一天，部队和滑翔机着陆之前所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方向不准的迫击炮的爆炸，同样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还没有严重侵袭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仍然大多没有被触及。然而变得明显的是，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战斗也就更加接近了。在各个地方，远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窗玻璃突然裂成碎片，往往令人大吃一惊。烧焦了的纸、布和木头的碎屑，就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雨点般落在街道上，而在空气中，无烟硝化甘油火药发出刺鼻的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满是部队，因为英国人几乎紧跟在仓皇离开的德国人后面到达了。在那个夜晚没有一个人睡觉。一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被吉普车低沉的嘎嘎声、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哐啷哐啷声，以及行军士兵的沉重脚步声，搞得愈加激动了，这使得休息成为不可能。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当英国兵匆匆走过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把食物、水果和饮料硬塞给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国部队显然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而且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领了在下奥斯特贝克离莱茵河不远的那个建于10世纪的荷兰新教教会归正会的教堂的塔楼，但可以觉察到的是，部队的移动已经变慢了。到下午晚些时候，多数大街空无一人，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反坦克阵地和布伦式轻机枪阵地，现在就在那条主要马路的战略点上。看见他们，村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沃斯奎尔回忆说，当他在奥斯特贝克村中行走，试图发现究竟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位军官告诉一位村民，“你们就在战争当中。”在他的整个行走过程中，沃斯奎尔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变化。亚尔普·康宁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沃斯奎尔从康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康宁说，有谣传说“事情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飘飘然的解放感。“英国人，”康宁说道，“在各个地方都正在被赶回来。”沃斯奎尔非常担心。康宁始终是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沃斯奎尔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但它却证实了沃斯奎尔本人的惧怕。沃斯奎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面呼啸着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沃斯奎尔再次记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庄所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迷惘而又不知所措的无助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德克·范·贝克，也像康宁和沃斯奎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对盟军空投所产生的最初激动浇上了凉水。“要是战争来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他问他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将待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得吃东西，”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将会向最好处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他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待下去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用少于通常数量一半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他的补给品用到极致。他将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斯胡努尔德旅馆和弗里维伊克旅馆，显然战斗已经变得严重了：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的卫生员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收伤员。地下组织成员扬·埃以克尔霍夫看到，德国人在匆匆离开的时候，搞得这家旅馆“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了，盘子砸碎了，衣服和设备散在各处。每个房间都乱丢着纸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楼下一层。一排排的床摆在接待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都会需要。埃以克尔霍夫得知，在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国卫生员仍然乐观。“不要担忧，”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蒂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正在建一个医院，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在别的志愿者当中有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像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一样，在塔弗尔贝格旅馆也有谣传，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赫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朝楼上的窗子外面凝望。射击更猛烈了。有光和炮火，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装饰华丽的有12个房间的哈滕施泰因旅馆，位于公园式的环境当中，现在的样子则是荒凉的，被遗弃了。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的凌乱[20]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散放着，这是头一天火力猛烈的战斗造成的，而在桌椅当中躺着几个德国人的变了形的尸体。

27岁的威廉·吉宾，骑车来到这座大楼的前面，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在他拥有这座楼房的几个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这个镇子，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吉宾和他的妻子特鲁乌斯的地位便降低成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则是在德国人的手中。最后，在9月6日，吉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佣则被允许每天回来，以保持这个地方的干净。

17日，“因为盟军的着陆而乐疯了”，吉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博文山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韦斯特博文山，他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顿开了一家能俯瞰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他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遗弃的气氛使他心慌意乱。在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在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吉宾触了一下，发现汤还温着。在餐具柜上面的银质上菜用具上，是主菜炸鲳鱼。

吉宾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看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他松了一口气。一个调羹都没有丢掉，冰箱里仍然满是食物。在到处转的时候，吉宾听见阳台上有说话的声音。他冲了出来，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21]，8个空瓶子摆在地板上。在被占领了这么多天以后，吉宾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了。起码，德国人还让他所爱着的旅馆保持干净。“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吵大叫，“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进行了道歉，吉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待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现在，一天之后，吉宾希望英国人已经过去了，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返回了。当他走近大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吉普车停在楼后面，而在网球场铁丝网的后面，他看见了德国俘虏。狭长掩体和火炮阵地已经在庭院的周围挖掘了出来，而且似乎到处都有参谋。吉宾沮丧了，于是便又回到了韦斯特博文山。下午时，他的妻子访问了哈滕施泰因旅馆，说明她是何人。“我受到了非常客气的对待，”她回忆说，“但又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她心中想，还是有一种安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吉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所认为的奥斯特贝克最好的旅馆了。与她交谈的绅士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时开始，哈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想到逐渐到来的战斗相比，一个事件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许多犯人是抵抗力量的战士，但另外的人则是危险的被判有罪的人。他们穿着带有条纹的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位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加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炮兵上尉，后来做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抵抗力量的一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罪犯当中，有许多人被关多年了。我们为最糟糕的事情感到害怕———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感到害怕———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自由的时候。”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当前的作战区域。渡过莱茵河的唯一路线，就是经由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渡船工人皮特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除此之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皮特想让它待在那里。经过几个小时不耐烦的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皮特把囚犯们送了过去。“看见他们离开我们是高兴的，”他记得，“与害怕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送回到北岸，因为在北岸渡船可以被英国人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当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们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他以前当过炮兵，他对英国人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博文山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唯一高地。谁用火炮占据着这个高地，谁就控制了渡口。除此之外，把哈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司令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毫无疑问，在韦斯特博文山高地上的那家饭馆及其楼房，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不感兴趣。一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待在这里。由于大桥很快会在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装甲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两英里之外的韦斯特博文山，那么他们的火炮就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而且还能把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完全摧毁。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而且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博文山。除此之外特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前荷兰军官已经指出，在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也就是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高地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将军待在他的司令部里，并且控制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矫正。[22]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是每时每刻都面对着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让自己熟悉处于困境的空降部队的复杂而又老是变化着的调动。由于司令部和各个营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因而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多少精确的情报，希克斯因此无法判定与他对抗的敌人的兵力和潜力。来到他身边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组织的各个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情报，可是等他们到达司令部的时候，那些情报又往往毫无希望地过了时，而荷兰地下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往往不被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信渠道———在奥斯特贝克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之间，汤普森的炮兵与芒福德的炮兵进行的无线电联系。

第二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在坚守，但弗罗斯特的形势几个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来的信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都在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没有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在军司令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从对俘虏的讯问中，希克斯现在知道，伞兵们所面对的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身经百战的党卫军。谁也不能告诉他，这些部队兵力是多么大，也不能估计正被投入过来与他对抗的坦克数量是多少。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原先进攻前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人得到重大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会失败。

他知道，帮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来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确实是已经晚了。他们离阿纳姆能够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使形势保持平稳？“尽管有这一切不利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一直到蒙蒂的坦克部队来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出击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是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他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当时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第四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也仍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而且有效，结果希克斯无法估计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军队坚守着阿纳姆的北边，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和菲奇的营对他们的解救。这两支部队的进军，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在距离大桥不到一英里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那两个营突然停了下来。正在前来增援途中的南斯塔福德郡团，以及哈克特旅的第十一营，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那一段敞开、无遮蔽的河边马路，然后突然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C·爱德华兹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里的靶子。德国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一个豁口———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他的副连长爱德华·韦斯上尉在队列中不懈地前后跑着，“完全不顾在他身边飞过的一切子弹，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喊着‘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韦斯似乎在每一个地方。士兵在各处倒了下去。如果伞兵们停顿了或者犹豫了，韦斯便“立即来到他们身边，敦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效法他的榜样，穿过那个炮火的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发烟炸弹，试图掩盖他们的前进，“然后又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提供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韦斯上尉在跑过的时候被击中了。“菲利普斯少校负了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下面该怎么做。”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继续对抗这样具有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我们抱着希望，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像是在他们的师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十一营，作为交换，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营又给了他。自17日着陆以来，他们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黑策出发了。在那个地区，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将守卫约翰娜霍夫农场，那是一个着陆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哈克特的旅一开始是在那些区域作战，然后在开拔出来时也算平安无事，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已经占据了约翰娜霍夫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强力坚守的机枪阵地的抵抗。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下达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击溃敌人。夺取这个地区是极其重要的。索萨博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23]，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本来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着陆。原先预计，等到波兰人到达时，大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大桥如果不在英国人的手里，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遭遇着正在恶化的挫折，因而，波兰人的空投仍然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还有机会获得成功。

在各个地方，士兵们都在艰难地前往大桥。弗罗斯特所攻占的那条南边的马路，在许多人现在看来似乎是许久以前攻占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和别的营的一小组掉队者在那条马路上偷偷地走了过去，来到铁路桥废墟的附近，弗罗斯特的士兵在前往他们的主要目标途中，曾经试图攻占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在他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他们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个地方安静地移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他们的同伴。”他回忆说。在前面，火染红了天空，大炮的偶尔闪光把大桥的轮廓显露了出来。整个下午，这一小群人一直被占优势的德国兵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当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停船棚屋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位通信兵开始操作他的无线电，当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接收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精确的嗓音叙述着那天在西线的事件。“在荷兰的英国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停船棚屋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说谎者！”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一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宁可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形势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个地方都占了上风。英军的各个营分散在各处，而且作战时没有凝聚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信手段，被困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显然，作战没有总的指挥或者协调。晚上晚些时候，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有关师指挥权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便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指挥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级别比我高，把指挥权交给我他不高兴。他年轻，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十一营这个事情上，他要求说明该营被下达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做出的决定。”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遭遇到德国人的强硬抵抗，所以当前的作战形势已经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每一个营现在都是为到达大桥而独自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的路线前进，但各个营也得到了提醒，由于条件非同寻常，也可能出现一些交叉。两支或者三支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一个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论，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以我们所能有的任何方式，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地提出，这可以以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用更多的大举猛攻和凝聚力”来做到。哈克特说得很不全面：一个协调的大举猛攻，可能确实能够成功地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国人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交谈，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长驱直入阿纳姆，帮助坚守大桥的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出击目标，而且他显得他知道那个出击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告，他将首先攻占约翰娜霍夫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帮助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讲述给每一个其他人”。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的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圆通地称之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司令部行政官P·H·普雷斯顿中校都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拉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他用的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交谈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值勤官戈登·格里夫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上校。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麦肯齐正在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那两位准将，希克斯和哈克特‘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在下楼的时候，我尽力迅速思考。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无意进入作战指挥室，彼此说些打趣话。我感到，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希克斯。”

当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立即清楚的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哈罗，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有了一点点的争吵，但现在好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回到了正常。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会执行我的命令的。”尽管哈克特可能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皮普[24]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位置，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那些合情合理的命令。”[25]

在任何别的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一件次要的事情。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暂时发了脾气。当时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如果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一个士兵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上[26]，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所许诺的增援部队，正在从西线的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组织之间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系，这一天他整天待在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子俯瞰着费尔佩尔路，费尔佩尔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地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黑策和奥斯特贝克地区出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所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不间断观察，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移动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信息是每个小时向地下组织司令部打一次电话传送的，那些信息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马路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报告。

夜间晚些时候，在他下一次打电话之前的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汽车的橡胶轮胎行进的声音，以及装甲车当啷当啷的声音”，他非常疲劳，走到窗前，凝视着费尔佩尔路。马路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后在远处，从悬挂在城市上方的火光中可以看到，有两辆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着，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马路。德博德睁大了眼睛注视，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卡车“运送着样子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在他们面前。然后，又有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士兵成排地坐在卡车上”。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德国的一个整集团军，坦克与其他武器齐全，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第二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从他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国增援部队的源源不断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值勤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个纵队的坦克，其中有虎式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有一些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了电话，他感谢克纳普，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到很多童话了。”[27]但英军司令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皮特·克鲁伊夫通过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是荷兰皇家海军军官，他正为这个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交战散发出来的恶臭弥漫了内城。在桥上，车辆的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密的烟，用一层薄薄的油污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油渍。在整个滨水地区，几百场火燃烧着而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由于大量炸药的震荡而不断抖动着，那是德国人在交战的这个第二天的最后几小时里，在和蒙哥马利的主要出击目标进行的惨烈争夺中，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他在坡道西边的司令部，前往环形防线以核对士兵的人数。尽管自从格拉布讷的装甲部队在上午时候开始进攻以来，战斗就几乎没有中止过，但士气仍然高涨。弗罗斯特为他疲倦、肮脏的伞兵们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个又一个进攻。没有一个德国人或者车辆曾经到达大桥的北端。

下午，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战术。他们试图用含磷弹药把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炮管的150毫米大炮，把100磅重的炮弹直接投掷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大楼上，迫使大家进入地下室。之后英国迫击炮校准了射程，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大炮的炮组人员。当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的时候，别的德国人在炮火下冲了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在猛烈燃烧，但英国人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然后才转移去别的阵地。所造成的破坏是令人惊惧的。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式车辆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乱堆在每一条街道上。中士罗伯特·H·琼斯记得，这个景象就像“一个马尾藻海[28]，上面漂浮着燃烧着的倒塌楼房、半履带式车辆、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种忍受的竞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士兵如果得不到帮助就无法取胜。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伊根牧师大人是营的随军牧师之一，詹姆斯·洛根上尉是营的医官，他们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用正在迅速减少的医疗补给品照料着伤亡人员。几乎没有剩下吗啡，野战绷带也用完了。士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48个小时用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而且德国人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领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和为数不多的梨生存。列兵G·W·朱克斯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吃大量的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扎着血染的绷带，目空一切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用完了的子弹盒，还有苹果核”。

弗罗斯特分分秒秒都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解救营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来到大桥，但没有等到。尽管作战的声音来自阿纳姆西边的方向，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望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孤零零的强大无线电信号以来，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劲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掉队者，他们带来的消息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的远处。有的掉队者甚至从荷兰地下组织那里听说，那个纵队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弗罗斯特既担心真是如此而又不能断定，于是决定不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人。他已经开始认为，他为之感到自豪的第二营的士兵，从建营的时候就一直是由他指挥，现在他们将单独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认为可能坚持的时间。

在星期一的最后几个小时，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了，仰赖于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预料中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发现有一小伙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的强击队”。弗罗斯特将使用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他指望他们能够冲过大桥，并且在袭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个通道，把波兰人带过去。要率领这个小组的高夫少校，“彻底流露出了痛苦，对这个主意非常没有热情”。他曾在9月16日庆祝了他的43岁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地相信，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他将看不到自己的44岁生日。[29]

据判断，波兰人在19号的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在狭长掩体、机枪阵地、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士兵们，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他们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不虚发。通信兵詹姆斯·海瑟姆正在用他的步枪瞄准一个德国人，这时上校的命令传达了下来。“站着别动，你这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减少射击率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国人也会被误导，以为英国人不仅丧失了人数，也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使德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坡道的对面一边，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伙人，已经在证明着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那个弹痕累累、凹凸不平的校舍里，麦凯把他的小小兵力压缩进两个房间，在门厅里设置了几个士兵。以防止敌人试图渗入。麦凯刚把他的士兵安置好，德国人便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一次杀气腾腾的进攻。一等兵阿瑟·亨迪记得，火力是如此猛烈，结果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劈开，我们既要快速避开发射来的子弹，又得快速避开飞来的木头碎片”。

当士兵们躲闪着隐蔽的时候，麦凯发现德国人带来了一个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的一辆炸毁的半履带式车辆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然后“德国人放火烧了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着火了”。在这一片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他们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一等兵亨迪看来，那种臭气“就像在烧奶酪，烧肉。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是一片酷热，而且德国人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在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士兵用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有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记得，当他就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伤员的时候，“出现了一道使人目眩的闪光和一个可怕的爆炸。我下面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扇我的脸”。在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国人带来了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摧毁这支小小的兵力。麦凯看见，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在闷燃着的屋顶的一个部分被炸掉了，他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存骸所。“只是几分钟以后，”麦凯回忆，“就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的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下面有许多德国人。足够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站着。他们站在我们的各个方向，除了西边。他们一定是以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把我们杀死了，因为我们不再射击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绕着尸体走去，命令他的士兵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东西开火！”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下达了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所剩下的一切东西跟了上去，那是6挺布伦式轻机枪和14挺斯特恩式轻机枪，以最大的速度射击。”在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在窗户边，在胯部开机关枪，同时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没出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一张灰色的地毯。我们一定是消灭了30到50个德国人。”[30]

现在，他的士兵们着手收集死者和伤员。有一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正处在弥留之际。另外5个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炮弹碎片击中，他发现，他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了。皇家工兵平基·怀特是代理卫生员，不论是麦凯还是怀特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个士兵当中，现在只有21个士兵状况良好：有4人死去，25人负伤。尽管他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但却收集到了大量的吗啡补给品，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了惊吓，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获得了另外一个暂时的喘息空间。我纯粹认为情况不太光明，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上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说我们全都情绪饱满，正在坚守。”

当一等兵阿瑟·亨迪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他听见了远处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并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的另外一边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使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毁灭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那个帮助，靠近得折磨人———不超过1英里，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他们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J·A·C·菲奇中校的第三营，一直在试图强行沿着狮子路线前进———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所使用的那条莱茵河边的马路。在黑暗中，由于没有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另外三个营也在前进———即戴维·多比中校的第一营、G·H·利中校的第十一营，以及W·G·H·麦卡迪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多比的士兵离他只有几百码。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开始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建筑物密集地区穿过。在他们南边，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破坏力极强的抵抗，现在第一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通过。起初，这三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推进。然后，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就消失了。德国人的抵抗在整个夜晚都是不均衡的，现在却突然猛烈地集中起来。进军逐渐停顿了，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人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德国人准备进行一场大屠杀。

先头部队当场就被击中，停了下来，击中他们的是阻塞住街道的德国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正在房屋里等待的机枪队从窗户朝外开火。多炮管的高射炮，从莱茵河对岸的砖厂进行平行射击，炮弹落进了多比的那个营，而当菲奇的士兵试图在下莱茵河边的那条马路前进时，那些平射的高射炮又转而猛烈打击菲奇的士兵。菲奇的那个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作战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而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由于敞开的马路上没有保护物，他们被有条不紊地一批批枪杀了。“令人痛苦的是，”欧内斯特·塞科姆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冲刺，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外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到一阵致命的交叉炮火。我像土豆口袋一样倒下了。我甚至都无法爬行。”塞科姆的两条腿都被击中了，无助地注视着两个德国人走到他的面前。这位英国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看看他的腿。他们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一位德国人站了起来。“对不起，豪普特曼先生，”[31]他告诉塞科姆，“恐怕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卫生员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便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32]

菲奇手下的一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一条马路上，而第一营的士兵们尽管自己蒙受了重大的伤亡，却仍然匆匆朝菲奇一行人的可怜余部走去。多比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是巨大的。当多比进入密集的炮火中走到菲奇的士兵前面时，他本人也负了伤，被俘了（他后来又成功地逃脱了）。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他的营只剩下了40个人。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个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且德国人的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我的布伦式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我经过一条断了的供水总水管，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在他的尸体旁边冲刷着。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是不会回来了。”

菲奇的士兵在试图跟着多比的营的时候，再次被打得狼狈不堪。行军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报告表明，这时在营的内部已是完全混乱。“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三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一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口径的火炮以及猛烈的迫击炮开始开火……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又一个小组的伤员被匆匆运回。”

由于兵力有完全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他的士兵回到莱茵亭，莱茵亭是河岸上一个大的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返回去，”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个地区似乎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记得，有一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回到我们原先来到的那第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上校没有到达莱茵亭，在那条致命的返回路上，他被迫击炮的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些古怪的情形，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到那里的人，却实际上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对通信手段的故障感到震惊，于是便与他的勤务兵兼司机、一等兵阿瑟·特纳一起出去，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首先，他们找到了多比的营的位置，他们在那里得知，弗罗斯特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在河边的马路出发，赶上了第三营的一些士兵，他们正努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前往。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他们的连长已经阵亡的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遭到包围。德国人朝士兵们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马路朝一个小水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我们只剩下两百码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像苍蝇一样跌倒了，”他回忆说，“我们减少到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游水渡河，到西边找师部。在角落里的一座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那三个同他在一起的士兵，全速跑到了房子的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的喧闹声可以得知，显然德国人正在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个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以后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待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33]

与此同时，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那个营，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进行反攻的德国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列兵莫里斯·福克纳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沉重的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结果却又与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有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的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他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他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国人带来了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34]听见那些呼啸的声音，我们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们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二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向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和保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式机枪放在一辆吉普车里，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他就似乎被他独自的战斗吞没了，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伞兵们开始在他周围退却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呈现出了弧形。他记得，他听见一种快速移动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以后他知道，那是他的眼睛和手出了毛病。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列兵托马斯·普里查德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现在士兵们正站在米尔本身旁。“他躺在已经扭曲的维克斯式机枪上面，两只手悬挂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开始喊叫卫生员过来。”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十六野战救护队的下士特里·塔菲·布雷斯，听见有人在喊叫。布雷斯把刚刚处理好的一个被炮片炸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一个人朝他喊道，“维克斯式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跑的时候能够听见机枪在几乎不停地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恐怖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这个伤员的颧骨下面放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住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抱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在那里，一位荷兰医生立即着手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前线。[35]

布雷斯在似乎躺着几百个人的田野和马路上走了过去。“我在每一个人的旁边都停下来，”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了最大的力量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个人把手伸向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他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在这一天川流不息走过营地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看见那位中士死了。

现在，英国人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大炮，步兵用反坦克炮的弹药也用完了，而且伤亡重大。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建筑密集的地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却是既有效又成功，这个进攻攻占了茨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将军未能从中逃脱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格格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安东·德克森然后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马路的尽头。我们跑下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一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司令部现在是在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他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到达了师部。

现在时间是早晨7点25分。将近39个小时，在战役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开战役，失去了对战役的控制。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随军牧师G·A·佩尔。“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道，将军被俘了，而且也看不见第二集团军的影子。”当佩尔在旅馆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将军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凝视着———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肮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说。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冲了出来。麦肯齐盯着厄克特，告诉他：“长官，我们本来以为你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骄傲的师被打散了，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他的参加市场行动的部队的那些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四旅由于天气的原因而延误，加上珍贵的再次补给品的丧失；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的缓慢进展。厄克特震惊地得知，根据报告，第三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使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个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本人没有预料到的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役做出精确的指示。厄克特最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过分乐观（让人难以置信），而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团的出现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一个又使得另外一个更加复杂化，把这个师带到几乎毁灭的灾难境地。只是杰出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毛鬼子”们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把他的士兵们努力协调起来，甚至一直协调到连的层次。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他的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士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要求。他别无选择。这个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国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拯救他所心爱的部队使之免于被消灭，也已经可能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士兵坚守的营地已经缩小，收进去了。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黑策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霍夫农场；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作战；在下莱茵河马路上的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地图的各个地方，红色箭头都表明，据新的报告，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中，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组起来，并协调他们的进军，前往大桥，以最后一搏进行强攻。眼下，厄克特对一营和三营所遭到的残酷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不再是在那里了。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码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的话，就可能会好一些。[36]现在，我派出了希拉里·巴洛上校，巴洛是希克斯的副手，他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我叫他进城，把两边联系起来。我精确地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在什么地方，让他乘坐吉普车，带上无线电前去，并命令他搞出一次得到合适协调的进攻来。”

巴洛从来也没有到达那两个营。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他被杀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波兰人在第三次空运中的到达，也几乎同样紧迫。现在他们将会在大桥的南入口着陆，将会直接落在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敌人上面，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国人显然是得到了装甲部队的支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信息传递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个警告电报，要求更换一个新的空投场。在后方的军司令部里，这个电报从来也没有接收到。但这已无关紧要。还有一个挫折，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极其重要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不得不走的那个走廊，又再次敞开了。在位于阿纳姆南边46英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37]近卫团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现在的挺进是由近卫步兵第一团打头。现在，9月19日的早晨6∶45，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走廊的这个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北边35英里处，奈梅亨的那座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把它完好无损而且是迅速地攻占的话，德国人就会把它炸掉。

这个担心使得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将军、对军长布朗宁将军以及对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一空降师的真正困境是什么。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将军死了，[38]他的师被粉碎了，但从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在坦克纵队中，士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也这样认为。“对第一○一师的一个个伞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坦克上大炮的景象，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S·L·A·马歇尔上将后来写道———“这是一种认为有一个计划的保证，并认为这个计划可能奏效的许诺。”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将军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坚强抵抗，但仍然攻占和坚守住了从艾因霍温一直到费赫尔的15英里马路。沿途各地，当皇家装甲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三十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出几分钟的时间，这个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接着，以蒙哥马利所展望的那种整个大举猛攻应该有的冲刺，这些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在两翼的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当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格拉夫。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下士威廉·切内尔回忆说，他当时就在打头的装甲汽车中的一辆，“因为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的三分之二，已经被走过了。这条孤零零的马路，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伞兵们为了使它保持畅通而作战，而死去，这条马路本来随时都会被切断。倘若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个生命线就能维持这个成功。士兵们飘飘然，因为成功而激动。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场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没阿纳姆的士兵们。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却感到不安。在18日下午，他与加文将军会晤了。这位军长没有得到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有接到一个情况报告。尽管官方宣称，这个作战行动进展令人满意，但从他本人的后方司令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得到的信息，都在他的身上激起了折磨人的担心。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可能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有两个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力量比计划的制订者们所预期的要强大，反应要迅速。皇家空军空中照相侦察的信息表明，只有阿纳姆大桥的北端被英国人坚守着。但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欠缺所烦恼，又被他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起码，明天得把它夺下来。”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时刻开始，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抵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的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比布朗宁对该师单独行动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这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重形势，但他还是告诉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39]

在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防区会合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近卫团装甲师打头的装甲汽车被派了出去，把第三十军的司令员霍罗克斯将军接来，同时也把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接来。这两位军官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向的一个俯瞰着河流的地点。下士威廉·切内尔的车被挑中送其中的一位军官，从那个地方，切内尔与一行人一起站着观察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国军队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显然完全是毫不担心。没有打一枪，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司令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第一次得知，在第八十二师的防区有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拥有奈梅亨大桥，”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就已经在空降部队手中了，而我们将纯粹是继续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降场而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来保护这些着陆区域，防止集结起了兵力的敌人的进攻。第五○八营的一些部队，在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面前，已经没有能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能够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发起进攻。“我们将不只是使用空降部队来把这些德国人赶出去。”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给英军伞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个行动必须加速。仍然还有11英里的走廊要强行打开。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少将心情烦躁，而且还不只是有一点儿沮丧。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不断施加压力，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们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开始感到非常愚蠢了！”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伞兵们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如果用他本人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用坦克和大炮的炮火施加压力，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大楼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感到，应该首先要他们投降。”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个暂时的休战，他们将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士兵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1岁的中士斯坦利·哈利韦尔，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皇家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要他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里，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位德国军官将会前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位德国军官到他们这里。“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一送到了信并得到上校的回答之后，便返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在那里，他举着休战旗，进入英军的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交战继续下去毫无意义。英军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或者死去或者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得知这个消息，他的精神暂时提了起来，他记得，他当时想：“只要更多的弹药能够到来，我们就能很快对我们的党卫军对手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返回，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可能将是困难的。“由你来作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话，上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待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信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外一边，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却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着，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是非常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的小小的兵力正在坚持着，在那里，麦凯仍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在提出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我们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卫生员平基·怀特来到窗口，与麦凯在一起。“滚（Raus）！”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叫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伞兵们喊道：“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去，迅速走回他自己的大楼，“仍然挥动着他肮脏的手帕”。

哈梅尔试图让在大桥上的精神饱满但又被围困的士兵们投降，这个尝试失败了。战斗又再次更为凶猛地开始了。

8

★ ★ ★

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镇[40]附近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一伞兵旅正在等待起飞。空投的开始时刻原本定于上午10时，但天气却迫使它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这个旅将在下午3时到达。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等待期间让士兵们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待着。在52岁的索萨博斯基看来，英格兰每个早晨都是被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得比预期要快，命令也可能改变，索萨博斯基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他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索萨博斯基认为，厄克特出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市场花园行动的概念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确信，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产生突袭之效。除此之外，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索萨博斯基在司令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通信联系出了故障。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埃尔顿村附近的大桥南边空投的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信息的欠缺感到担心，他不能确信厄克特的士兵仍然在桥上。消息依赖于布朗宁后方司令部里的联络官们，而那些联络官又似乎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想，是不是应去在阿斯克特[41]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走一趟，与集团军司令员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直接交谈。外交礼节却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之下，而索萨博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只是来自布朗宁，而他又没有接到任何改动指示。但是索萨博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英国人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人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强大，而波兰人就大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定于装载在46架滑翔机里，从南边的唐安普尼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基地出发，它们仍然定于在中午起飞。既然计划的那一个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

艾博特·斯马茨尼中尉也同样不安。他预定要率领连队越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大楼，而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将如何让他的士兵渡过莱茵河。斯马茨尼得到的保证是，渡口将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但自从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那里逃脱（他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茨尼便一直教育自己：“要预料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雾仍然不散。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记得，“站在飞机场的四周，并不是我有关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的概念。”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看着场地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一种几乎令人感到疼痛的欢乐”。他也对无所事事地站在机场四周感到厌倦。他告诉他的士兵们，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选择。我们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中午，索萨博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飞机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却仍然因为天气恶劣而停飞。那天的跳伞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斯基这样说，“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去。”攻击推迟到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将试着在上午10点的时候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他的滑翔机补给空运已经离开了，正在前往荷兰的路上。这位将军因为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带来更加艰难的作战———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索萨博斯基的滑翔机补给空运，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几乎全部被消灭的结局。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个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飞行方向，是美军第一○一师、美军第八十二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根据预计，到下午就应该晴天了。但相反，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条件就在恶化。一个又一个中队的战斗机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因而不得不返回。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拖曳飞机，许多滑翔机就割断缆绳，在英格兰地面紧急降落，或者降落在海峡里，整个系列行动不得不夭折，返回基地。

在确实起飞了的65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431架滑翔机当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尽管大多数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格兰着陆，或者在别的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人的猛烈地面炮火以及德国空军的进攻，加上恶劣的天气，却造成了大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在原定于前往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2310名士兵和68门大炮当中，只有1341名士兵和40门大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士兵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那40门大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将军的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情况更糟。在这个时刻，对于向关键性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每一个伞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就像波兰伞兵们一样，基地也是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在原定于要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265吨补给品和弹药当中，只有大约40吨被收到。

在英军的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而且还期待能够有一次满载货物的再次提供补给品的空降，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空投区域已经被敌人侵占，尽管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把承担这次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到一个新的地区———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这个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士兵们什么东西都极短缺，尤其缺少弹药，他们看见，这些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式的防空炮火来到了。接着敌人的战斗机出现了，向这些编队开火，并朝着新的补给品空投区域低空扫射。

在大约下午4点钟时，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A·佩尔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位随军牧师记得，突然“声音可怕地渐渐增强了，在巨大的炮火齐射当中，连空气本身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尔在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夜间，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现在却是在日光之下1500英尺的高度飞进来。我们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然而却仍然继续在航线上飞行，直到把每一个集装箱都扔下来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遭遇到了可怕的抵抗。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司令部的附近，但几乎没有一件是空投到我们这里的。”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在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的士兵们绝望地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点燃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把荒原的一些地方点着———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遭到俯冲下来的敌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有一架英军达科他型飞机的右边机翼着火了，飞进了现在由德国人坚守的空投场上空。中士维克托·米勒是一位在星期日第一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他现在“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注视着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跳！”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米勒看见，发送员正站在门口，把集装箱推下去。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转了个圈，再次飞进来，而通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集装箱滚落了下来。中士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也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凝视着天空。“我们疲倦极了，既没有什么吃的又没有什么喝的，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士兵们只是站在各自的地方，目不转睛———而那位发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把他燃烧着的飞机架稳，第二次缓慢地飞过。乔治·鲍威尔少校“充满了敬畏之情，因为他居然这样做。我无法让我的目光离开这架飞机。突然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而只是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进地里的时候，它的驾驶员31岁的空军上尉戴维·洛德仍然坐在操纵装置前。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看见一个油腻的烟柱在上升，那个烟柱把一个勇敢的机组人员的长眠之处标示了出来，他们死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在这架不幸的达科他型飞机的机组成员当中，有一位的确幸存了下来。空军中尉亨利·阿瑟·金，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在差几分钟就到下午4点时，飞机接近空投场那一刻，被高射炮火打得右舷引擎着了火。洛德用对讲机说道：“每一个人都没事吗？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42]金用对讲机回话：“3分钟的飞行时间。”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看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而去。“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能够看见了，”这位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帮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棒，发送员下士菲利普·尼克松，以及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3名士兵，已经在把装着弹药的8个沉重的挂篮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挂篮，这些人已经脱下了他们的降落伞。这5个人一起把6个挂篮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离开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43]，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挂篮。”洛德让飞机紧紧地向左边转。“我们要再回来，”他回答说，“坚持。”

金看到，他们接着来到大约500英尺的高度，洛德“就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个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落下。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我看了下手表，看到那只不过是我们遭到高射炮打击之后的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我找不到我的鞋子。”

将近一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十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位士兵摇了摇头说：“你们是空投给了我们沙丁鱼罐头，但德国佬拿去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士兵，他们脱下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努力要把珍贵的弹药包裹扔到下面焦急的部队那里去。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现在他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白白地做出牺牲。[44]

在整个地区到处都有飞机坠机着陆，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库姆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在莱茵河南边坠落。中士沃尔特·辛普森记得，他听见驾驶员在对讲机上喊道：“天哪，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看见左舷的引擎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拖着它的尾巴飞过河的北岸，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弹射了过去，在河的南边着了陆。”

在与地面碰撞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投掷在机身的一边。无线电操作员中士朗斯戴尔猛地向他撞去，蜷缩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体上。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能够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那位无线电操作员的下面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朗斯戴尔发出了尖叫，晕厥了过去。中士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他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4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已经在外面了。辛普森又回去，寻找还在飞机里面的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个部分掉了，两只胳膊全都折断了。”他回忆说。辛普森也把这个人抱了起来，放到飞机外面。尽管飞机现在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第三次返回，去寻找那位工兵。工兵的一条腿折断了，他也被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辛普森的飞机落下来，三个人便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是恐怖的，”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人伤得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拖开的时候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国人将会寻找机组人员。驾驶员是空军上尉杰弗里·利根斯，他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将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把受伤的人送到村子的小诊所里。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个砖厂中，告诉他们我们天黑的时候回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子里的唯一一位医生做手术，那位医生，桑德博布洛格医生是一个女人，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总共，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型飞机当中，有97架受到了损坏，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们和机组成员们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全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据估计，只有大约21吨被盟军收到。

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运，将陷入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士飞行员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是一架霍萨型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着波兰人的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路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投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有关着陆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的烟雾所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情况简直是荒唐的。”

然而，尽管信息欠缺，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确定了在约翰娜霍夫农场附近的空投场地点，在46架滑翔机当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当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中队，击中了这些飞机中的许多架，把飞机薄薄的用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壳体打出了很多洞，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让一些吉普车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而其余那些成功着地的飞机，是在一个战场当中着陆的。哈克特第四旅的伞兵们，由于正奋力从一支威胁着要打垮他们的敌军那里摆脱出来，因而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外一边的空投场，也就无法给该地区提供保护。当英国人与德国人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从两边遭到了射击。滑翔机有许多已经着火了，它们要么在田野上坠落，要不就是一头撞上附近的树。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的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便既朝德国人还击，又朝英国人还击。然后，在匆匆把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攻击之下，离开了着陆区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遭到的伤亡是轻微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感到震惊，却成了俘虏。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那8门极其重要的发射6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当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担心被证明是有理由的，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波兰第一伞兵旅的磨难只是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4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美军第一○一师的伞兵们此刻正在艰苦作战，以便让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国第十五集团军在贝斯特的猛烈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士兵陷于惨烈的交战之中，师的一位情报官苦笑地把这场交战称之为“在估计上的一个小小错误”。泰勒15英里长的防区，压力正在增大，“尖叫的老鹰”把这个防区新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动机就是以贝斯特用作基地，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切断。

集结在公路上的拥挤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容易击中的目标。推土机和坦克在马路上不断地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以便让纵队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出击目标，逐渐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可能会挫败泰勒在这段马路上的所有其他战斗。所以现在，第一○一师的师长决心要完全粉碎贝斯特的敌人。

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投入了几乎整个第五○二团，与冯·扎根的士兵交战。这个规模巨大的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到达的第三二七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二营和三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国人陷于庞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明娜运河撤退，战线垮掉了。由于新的兵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泰勒的士兵获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打死了，1000多人被俘，同时还缴获了15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的历史书写道，“由于几百名德国人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队都派过去。”爱德华·威尔斯鲍斯基中尉，他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取下来的那个排长，在他本人首先被俘之后，现在又把他本人抓住的俘虏带了过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用光了，也由于他的周围全是伤亡人员———在他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因而威尔斯鲍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他的士兵们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们，其中有的负了伤，他们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缴了那家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返回师部，同时把他们的俘虏们也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交战获得了成功，但泰勒将军的困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国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建成的桥开赴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匆赶往现场。一辆德国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大桥的时候，被火箭筒和反坦克炮击毁了，同样，另外几辆坦克也被迅速处理掉。德国人的进攻崩溃了，车辆继续前进，但“尖叫的老鹰”的警觉却不能放松。“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美国的西部，当时在极其重要的漫长的铁路沿线任何地方，小的守备部队不得不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进行争斗。”

德国人的猛烈、迅速、打了就跑的战略，正在造成伤亡。在第一○一师中，接近300名士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边或者在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独特的恐惧。黑暗当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一○一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下一个散兵坑里的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的猛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当交火作战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将在战场上，在前线救护所，或者在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当贝斯特战斗结束，长长行列的俘虏被驱赶回师部的时候，31岁的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动身前去寻找他的长官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还在英格兰的时候，跳伞之前，多恩几乎“担心得麻木”。22岁的约翰逊感觉也完全一样，他“对能否回来听天由命”。19日的上午，约翰逊把他的连投入到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不是进攻成功，就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场凶猛的战斗是“我所曾看见或听说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了38人，又被包围在一块田地里，那里的干草垛在燃烧。约翰逊抵抗着德国人，直到前来解救的连队击退了敌人，赶来把幸存者转移出去。当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前线救护所的时候，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穿头而过。在营的救护所里，他的身体被放在受了致命伤的人当中，卫生员们称那是“死尸堆”。在那里，在找了半天之后，军士多恩找到了他。多恩跪下身来，确信他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这位无力活动的军官，把约翰逊和他连里的另外四位伤员放进吉普车，前往索恩的野战医院。被德国人打断的时候，多恩便把吉普车开进树林躲藏，当德国巡逻队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就再次动身。到达医院时，他发现有长长行列的伤员在等着治疗。多恩确信，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便在成行的伤员当中走了过去，最后来到一位外科医生那里，那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告诉那位医生，“我的上尉需要立即治疗。”那位少校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军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到他那里去的。他得排队等待。”多恩再次尝试：“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他，他会死去的。”那位医生态度坚决。“我们这里有许多受了伤的人，”他说道。“我们一到他那里，你的上尉就会被治疗的。”多恩拔出他的45式手枪，扳起扳机。“那不会足够快，”他平静地说道，“少校，你如果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你站着的地方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带进来！”他说道。

在手术室里，多恩站在一边，他的45式手枪握在手中，与此同时那位医生以及一个医疗队给约翰逊做手术。在军士注视的时候，约翰逊被输了血，伤口被清洗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颅中取了出来，另外一颗从他的左肩上取了出来。当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了之后，多恩移动了身子。他走到医生的面前，递上他的45式手枪。“好的，”他说道，“谢谢。现在你可以告发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五○二团第二营。在那里，他被带到营长面前。多恩啪的一声立正。他被问道，是否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应受军法审判的犯法行为。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意识到了。”营长踱来踱去，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军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有一分钟。”这两个人沉默地等着。然后军官看着多恩。“走吧，”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礼。 “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45]

现在，走廊上加文将军的那个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对该城的各个渡口的迅速攻占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在17日，德国人只派了几个士兵把守瓦尔河大桥的各个入口，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遭到了5000多名党卫军精锐部队的抵抗，他们占据着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近卫团装甲师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前往这个城市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在爱德华·H·古尔本中校的指挥下，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的部队———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加文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10英里长的走廊里，因为迎击不断来犯的敌人造成了兵力分散。加文的滑翔机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能够起飞，由于这个原因，他只能派出一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联合发起进攻。加文挑选了第五○五团的第二营，其指挥官是本·范德弗特中校。这次进攻，由于以速度和突然性为基础，也就更有成功的机会。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矜持、说话柔和的范德弗特中校。[46]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着极大的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而且确实是低估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列出坦克战阵来，大概就可以使敌人撤退。”

下午3点30分，联合进攻开始。这支部队迅速进入城市的中心，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在那里，约有40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分成了两个纵队，美军部队则是或坐在坦克上，或跟随其后。在开路的坦克上面以及侦察车的里面，有12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组织的侦察员，由他们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扬·范·胡夫，他后来的行为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激动，但另外一位地下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支部队分开之后，一个纵队前往铁路桥，另外一个纵队与古尔本和范德弗特一起，走近瓦尔河上的那个主要的公路渡口。

在这两个地方，大批德国人正在等待。上士保罗·纽南记得，当他的排走近铁路桥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一千个地方可供狙击手躲藏，因而也就难以说出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隐藏起来，之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开始朝大桥行驶时，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近距离射击，把它们摧毁了。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克赖亨霍夫大街，它通向渡口西边的一个三角形公园。在那里，在三个方向面对公园的楼房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另外一次进攻。但德国人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们，以及从一个铁路跨线桥上发射的机枪，不断地把士兵们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拉斯·帕克中尉用牙咬着一根雪茄，冲进空旷的地方，朝着屋顶扫射，把狙击手们的头压了下去。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个时刻，整个公园似乎充满了曳光的子弹，那些子弹来自我们左边，来自街道对面一个快速发射的自动武器。”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博伊是苏族印第安人，[47]也是第八十二师一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是要派一辆德国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着嘴笑了说：“唔，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来，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他告诉纽南。那辆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但一门口径为20毫米的反坦克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命令传来，要先头的各个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在士兵们撤出的时候，德国人放火烧了沿河的楼房，这就使得范德弗特的士兵们不可能渗透进去，攻占德军炮兵阵地并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敌人。对铁路桥的进攻渐渐停止了。

在美国炮兵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二个纵队向胡纳公园发起进攻，胡纳公园是一些装饰性的花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在这里，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通向那座桥的所有马路会合了，而俯瞰着这个地区的，则是一个古代废墟，废墟里有一座有16边的教堂———瓦尔克霍夫教堂，它曾经是查理曼[48]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尔巴罗萨[49]重建。在这个城堡里，敌人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上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的那个营，隶属于党卫军精锐装甲团，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奥伊林于是用自行火炮包围胡纳公园地区，并把他的士兵部署在这个古老废墟中的教堂里。当英军坦克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行驶时，他们遭到奥伊林的炮火轰击。坦克遭遇到齐射炮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撤了回来。范德弗特上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小组投入战斗，以提供掩护炮火，同时派出一个连前突。这个连的先头排在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附联式房屋[50]，片刻间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打击。副排长威廉·J·麦多夫中尉看到，这是“观测射击[51]，大炮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的前面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个街区建筑。别的排受阻，无法移动，形势显得十分恶劣”。

在英军烟雾弹的掩护下，麦多夫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连长J·J·史密斯中尉，则让他的士兵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麦多夫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当我们开始把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高速大炮开火了，而在此之前它们还没有开过火。有两辆坦克被摧毁了，别的坦克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便把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们试图渗透进美国人的阵地。有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他们被发现了，于是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交火。科伊尔的士兵有伤亡，有3个德国人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了卫生员把他的伤员带回去，而科伊尔的伞兵们则等待着，在受伤的德国人撤出之后再重新开始交战。交战当中，一等兵约翰·凯勒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有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夜晚晚些时候，由于轻武器的射击仍在继续，因而进军的进一步尝试就推迟到了白天。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400码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的马路上的最后一道水上障碍。

在盟军的指挥官们看来，很清楚，德国人正在控制着各座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渡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400码宽的瓦尔河。加文将军曾经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在两军会合时向布朗宁提及过，当时这位军长曾经拒绝了这个方案。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出了。“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我们得同时夺取它———从两边同时夺取。”加文敦促，“霍罗克斯工兵纵队的任何一条船，都应该立即快速送到前面，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看着他，大惑不解。这位第八十二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突袭过河———用伞兵过河。

加文继续进行解释。在近三天的作战中，他的伤亡率是很高的———约200人死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个人失去了联系，或者是分散在各处，因而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生硬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廉价地夺取大桥的手段。加文的计划是，投入一支部队，在下游1英里处乘船过河，而与此同时，继续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们将突然袭击河北边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完全的突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使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对面的河岸没有遮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将不得不走过一段200码的平地。在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堤岸，德国的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进攻的伞兵射击。而那个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有重大伤亡，但与继续单独对南边的入口发起进攻相比，伤亡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必须进行这个尝试。”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以及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鲁本·H·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塔克是第八十二师第五○四团的团长，加文选中了他的团，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就由他的团进行这次渡河突袭。查特顿尽管专注地听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不同。“一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上[52]，”他回忆说。“三位近卫团的团长穿着相当破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长围巾。”查特顿想：“他们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次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他的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他左胳膊下面的手枪皮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吃惊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块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近卫团的军官们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我知道，它听起来是另类的，”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绝对重要的，甚至都没有时间进行侦察。当我继续谈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位似乎不惊慌失措的人。他曾经在安齐奥[53]登陆，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对他来说，这个渡河就像第五○四团在布雷格堡[54]做过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伞兵们来说还是非正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匆匆送到奈梅亨。如果计划的制定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所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的作战行动，但加文的计划却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好希望。而每个人都认为，紧接着走廊上的另外一次迅速冲刺，将会把他们与阿纳姆的士兵会合起来。

在长满草的宽阔的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亲自指挥，开始对桥上的弗罗斯特的士兵进行轰炸。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对集合起来的坦克部队和炮兵的指挥官们，他的指示是明确的：他们要把伞兵们所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夷为平地。“既然英国人不从他们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在山墙的底下瞄准，一米一米地射击，一层一层地射击，一直到每一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既然别的做法已经失败了，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做法。“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砖瓦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在两门大炮之间平躺在地上，对准英军的据点校准他的双筒望远镜，指导开火。当头一炮对准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他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些桥，我不得不匆匆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们，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那项把弗罗斯特剩余的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二营起初所占领的18座楼房当中，弗罗斯特的士兵现在只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打击阵地，与此同时火炮把炮弹猛地投掷进那些面对北边的阵地。火炮的齐射是冷酷无情的。“那是我所曾见过的最佳的、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的列兵霍斯特·韦贝尔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倒塌。我看不出，有谁还能从这个火海中活着出来。我真的替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贝尔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格鲁特市场，在机枪向大桥北入口一个建筑群的每一扇窗户扫射时，坦克“向每一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的炮弹”。他记得，在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落了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肤从骨骼上脱落一样，前面的整堵墙落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贝尔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使人不可能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是可怕的，但即使如此，在嘈杂声之上我们也能听见伤员的尖叫”。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水区的房屋，以及在大桥本身下面的房屋。往往当英国人猛冲出来的时候，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点完全夷平。在坡道的下面，在那座几乎被摧毁的校舍里的麦凯上尉司令部里，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炮弹以每10秒钟一发的速度，射进大楼的南墙”。墙变得“相当热”，他回忆，“每一个人都多少受了伤。”然而伞兵们顽强地坚持着，“在天花板塌落，墙上出现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便依次从那些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在瓦砾之中，“红毛鬼子”们弹无虚发，“就像鼹鼠一样幸存了下来。德国兵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别的地方，士兵们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让他们无法忍受。“德国人决定要把我们轰炸致死，”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解释说，“似乎让炮轰和迫击炮的炮击变得更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变得更重了。一个爆炸接着一个爆炸，一枚又一枚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各自的爆炸汇合成为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重复着一个绝望的连续祈祷：“坚持！坚持！它不会持续多久的。”当他在狭长掩体里面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他记得，他当时想：“要是第三十军不赶快，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上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在第二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有突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不能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现。弹药几乎用尽。伤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每一个可用的地下室都人满为患，而且士兵们已经一刻不停地作战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不能更久地忍受这个惩罚了。在他的环形防线的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倒塌，阵地正在被侵占。他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二营，正在被埋在他周围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他绝望了，但决心直到最后也不让德国人得到阿纳姆大桥。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士兵们的影响，似乎就像对弗罗斯特的影响一样。伞兵们共用弹药，从伤员那里所能找到的那点弹药，为正在吞没他们的那个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害怕了。士兵们疲惫不堪，饥饿，疼痛，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就越来越增强。

伊根神父记得，他碰见弗罗斯特从厕所里出来。“上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窗户粉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个链条，还在起作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一条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这个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牧师尽可能地隐蔽着行走。“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最初就是他的那个连攻占的大桥，”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在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神父。’”当伊根表现出不愿意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安慰了他。“不要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帕特里克·巴尼特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巴尼特正在快速跑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御地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之后回来，又出去访问他缩小了的环形防线里的士兵，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巴尼特大吃一惊，于是便在途中停了下来。“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他告诉少校。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他。“噢，天啊，帕特”[55]，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轰炸继续进行，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手里拿着伞，率领着他的连。坦克正隆隆行驶在街上，到处开火。“当看见那些庞大的马克Ⅳ型坦克几乎是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然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是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朝一些已经渗透过来的德国人冲去，”高夫回忆说，“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别的幽默时刻，也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下午缓慢地过去的时候，营司令部受到猛烈轰炸，着了火。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唔，神父，”中士杰克·斯普拉特说道，斯普拉特被认为是营里的喜剧演员，“他们把不管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大楼又再次被直接击中。“天花板落了进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又站起身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正好有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认为他们听不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国人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在大桥另外一边的麦凯上尉，打电话与弗罗斯特进行了联系。“我告诉上校，如果进攻在同样的规模上继续，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麦凯写道，“他说他不能帮助我，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国人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兵力。他看见，英国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他们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就得到帮助，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6点钟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空降部队那里。”[56]

几乎立即，麦凯便听到下面一层的叫声。“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下午7点，英国时间下午6点。）两辆这种60吨重的巨型坦克正从北边开进来。在大桥另一边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到，“它们就像一些史前的怪物一样，因为他们的巨大火炮从一边向另外一边旋转着，吐出烈火来。它们的炮弹穿过墙壁。随着爆炸而来的尘土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大楼的整整的一边被击中了。“一些炮弹一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学校的一边穿透到另外一边，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四英尺大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摇晃了”。麦凯盯着坡道上的那两辆坦克，心中想，结局来到了。“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被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以来所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两辆坦克倒车，撤回去了。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司令部里，伊根神父被击中了。炮弹开始打进来的时候，他在一段楼梯上进退两难，结果摔下了两段楼梯，倒在一楼。当他苏醒过来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牧师不是孤独一人。伊根爬到那人的面前，看到那位伞兵快要死了。这时，另外一次炮火齐射击中了大楼，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他的衣服都着火了，他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火打灭。他先前看见的那位伤员死去了。现在伊根无法使用他的双腿，在剧烈的疼痛之中，他慢慢地拖拉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喊他的名字，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帮助他爬出窗户，让中士杰克·斯普拉特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詹姆斯·洛根医生正在工作，牧师与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他的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我幸亏多少是置身事外”[57]，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着身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那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他负了轻伤，仍然试图给大家打气，仍然紧紧抓住他的那把伞。

偶尔在那种可怕的轰击中有一个停顿，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国人在装填弹药。在一次这样的间隔中，黑暗降临了，这时麦凯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明药片[58]，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而又精神不振的人产生的效果，是难以预料而又剧烈的。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产生了复视[59]，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下士阿瑟·亨迪记得，有一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二集团军！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个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小小的兵力能否活过这个夜晚。疲惫和伤病正在带来伤亡。“我在清楚地思考，”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睡觉。我们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每个人都受伤了。”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还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国人的坦克返回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现在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只有13名有能力作战的人。

在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从大桥对面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看到，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个大教堂的塔尖正在猛烈燃烧，当弗罗斯特注视的时候，“挂在两个可爱的塔楼之间的那个十字架，在升到天空的烟雾的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着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似乎是怪异的”。在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设备面前，已经不再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现在他正在用明码发报。他不断地重复：“这是第一伞兵旅在呼叫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

在位于奥斯特贝克镇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将军拼命试图拯救他的剩余人员。弗罗斯特被切断了。每一个要到桥上与他会合的尝试，都被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国的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拥来。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持续把勇敢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切成碎片。“红毛鬼子”们寒冷，潮湿，疲惫不堪，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努力坚持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击退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的行动才能拯救他勇敢的士兵。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他麾下的剩余人员，而且也许能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扭转形势。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为转折点。他所希望的能够灌输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魄力，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军队没有到来；货物空投成了一场灾难；而各个营在试图到达弗罗斯特那里的时候被摧毁了。这个师越来越被推向毁灭。对厄克特剩余人员的人数统计，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在19日的整个夜晚，与师司令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精确的，但它们仍然展现出了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一伞兵旅当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二营还剩下多少人。菲奇的第三营列出的单子，是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一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十一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减少到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和麦卡迪，都受伤了。在哈克特的第10营，现在有250人，而他的第一五六营，汇报说是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别的单位，比如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一个营、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工兵营、侦察和服务部队、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进攻营却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骄傲的部队的士兵们，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没有领导人。

作战是如此血腥，如此可怕，甚至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兵也崩溃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司令部，当时几个小组的掉队的人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往往，他们是年轻的士兵。“其自我控制暂时抛弃了他们，”厄克特后来写道，“我和麦肯齐不得不动手干预他们。”但别的士兵却是面对着可怕的困难在继续战斗。L·E·奎里佩尔上尉，面部和双臂都负了伤，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国人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别的德国人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这位军官命令士兵们离开他，他掩护他们撤退，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60]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受伤流血的剩余人员正在受到挤压，被赶回来。所有的马路似乎都在奥斯特贝克地区到达了尽头，他的部队主力以哈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西边是赫维多普村与沃尔夫黑策村之间，东边是从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霍夫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个大致的走廊之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赫维多普村的莱茵河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就能够妥善使用他的兵力，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来到。

在19日的整个夜晚，都有命令要求部队撤退进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而在20日凌晨的时候，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第十营与第一五六营朝阿纳姆大桥发起进攻的计划，并且也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的第二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他们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巩固阵地，形成一个防御性的矩阵[61]，并且努力控制住河北边一个小的桥头阵地，这样第三十军就能渡河来到我们这里。”

对赫维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运行的那个渡口的发现，是促使厄克特做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他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计划来说，那个渡口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那个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到达。除此之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进军迅速，如果厄克特的士兵能够在他们的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阵地，并且向鲁尔河地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在19日，从早到晚，厄克特的司令部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微有了改善。鬼怪式通信网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给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司令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的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这位将军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地区。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那个有1500名兵力的空降旅，应该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是这个计划最使人痛苦的部分。在星期三上午8点钟时，厄克特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立场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司令部打电话，与厄克特接通了。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第一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希望从南边得到救援。”弗罗斯特接着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非常让人感到安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对他们所做出的良好努力表示个人的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鬼怪式通信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

200820（发自第二集团军）。对奈梅亨发动的进攻被该城南边的据点阻挡。近卫团第五旅在前往该市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打算今天13时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有一支杰出的部队可以支配，这支部队的贡献倘若被接受的话，本来可能大大改变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酷形势。在整个被占领的欧洲，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防区，荷兰人正在与美国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所下达的最早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却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好了架势要立即给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拒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权力可以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中校，曾经受到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西郊各个营摇摇欲坠的进攻，但这位军官在能够把他本人的使命充分执行之前，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巴洛定于一旦战斗结束，便承担起阿纳姆的城镇警备长官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那人便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少校。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一个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等。巴洛是知道我们真正任务是什么的唯一一个人。当他消失的时候，计划也就崩溃了。”在师司令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不是民政事务官员就是情报军官，当把那些秘密名单提交出来并提出建议的时候，他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司令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死亡，沃尔特斯的手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记得。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接受，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安排去工作，但他们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一个人都核对得让司令部满意，”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62]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换了地方。这个波兰旅现在将在距离原先地点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区着陆，在德里尔村附近着陆。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斯基瞠目结舌。这个旅已经在机场里了，定于三个小时之后前往荷兰。在这三个小时里，索萨博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他的进攻。先前的那些日子，都用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顿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赫维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了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别的人似乎都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所得知的一切，其情形相当令人困惑”。索萨博斯基迅速把这个新的进展告诉他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个时间使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而且这三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使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更新的信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而且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以及我们所收到的信息的不充分，使我非常焦虑，”索萨博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是空投进入荷兰，结果却增加了失败。”

9

★ ★ ★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磅礴的藐视，几告终了。黎明时分，德国人再次进行了恐怖的轰炸。在清晨的光线中，那些曾经是房屋和办公楼的坑坑洼洼的荒凉废墟，又一次遭受到沉重的炮火轰击。在大桥的每一边，以及在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两侧被损毁搅动起来的废墟里，那些尚存的区区几个据点，正在被有条不紊地炸掉。那条曾经保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了。然而，虽然被火焰包围，用碎石瓦砾做掩护，顽强的士兵们却分成小组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取大桥。

只是天生的那种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士兵们支持到现在，阻挡住德国人达三天两夜，已经是足够凶猛也足够坚持不懈了。第二营，以及从别的部队三三两两加入到这支部队的士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兵力总数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在他们的磨难中团结起来。骄傲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独自到达了一整个空降师的出击目标———而且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这个师所本应坚持的时间。在那些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里，在等待根本就没有来到的援兵时，他们的共同心态，也许在一等兵戈登·斯派塞的想法中最好地总结出来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的忍耐几乎走到了尽头。这些“红毛鬼子”们躲避在废墟里和狭长掩体里，努力保护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人炮火使他们休克、脑震荡。他们扎着肮脏的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一副狂妄的架势，好像是佩戴着荣誉徽章似的。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再也顶不住了。

这个发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就好像士兵们私下里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要能够更多地激怒德国人就行。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几乎结束了，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以使得战斗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把最后几枚炮弹发射了出去，发射的时候没有用三脚架，也没有用底座板，而是把炮筒抬起来，用绳子拴住。另外的人，他们发现，那些用弹簧承载的步兵反坦克炮导弹发射器，雷管已经用完了，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引爆炸弹。在他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朋友躺在那里，死去了或者正在死去，但他们仍然找到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找到抵抗意志的时候，还经常彼此逗乐。士兵们记得，有一位爱尔兰伞兵被一枚炮弹的爆炸震得失去了知觉，在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说道：“我死了。”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在说话呢。”

在那个应该成为他们胜利行军的开端的星期天，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猎号曾经把他们召唤到他那里，在弗罗斯特看来，他们将永远不会被打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具有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没有得到解救的可能性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士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坡道西边被损坏的司令部大楼四周。超过300名的英国和德国伤员充满了地下室。“他们几乎是挤在彼此的上面，”弗罗斯特着重提到，“这使得医生和卫生员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将不得不就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司令部大楼几乎一定要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如果大楼被再次击中的话，那么他“看不出，我将怎么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出去，而让我们的伤员被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大楼被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控制那些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控制上24个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虚弱，他知道，“敌人如果抱定决心突袭的话，就能进入我们当中”。

在坡道的麦凯上尉一边，麦凯心中想，那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麦凯后来回忆说：“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被烧倒了，没有被烧倒的是南边那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是德国人占据着的。”而在校舍里，一个恐怖又加在另外一个恐怖的上面。“士兵们极其疲惫，而且肮脏，”麦凯写道，“每当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眼睛充血，有红眼圈，几乎每一个人都包扎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到，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下。”他的剩余的13名士兵，“三三两两挤作一团，把守着阵地，而那些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士兵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四倍的死亡的敌人。

上午慢慢过去的时候，作战在继续。然后，中午时分，这个顽强地藐视德国人的人受伤了。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会面，讨论要派出一支作战巡逻队去清理这个地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爆炸把他抛了起来，把他脸朝下扔在几码远的地方。一枚迫击炮炮弹几乎就在两个人的中间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那些似乎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声，尤其是因为道格[63]根本就一声不吭”而感到耻辱。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这两位军官拽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连同其他的伤员一起抬进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使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那位早些时候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样子好像是筋疲力尽地倚靠着墙站立着。但布坎南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杀死，而没有留下痕迹。然后，恍惚而又仍然震惊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了进来。“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约翰·布伦特中尉是死去的布坎南的朋友，在布伦特看来，上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景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这些下级始终认为，他是压制不住的，”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对面，也受了弹片伤的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登上排成长列的运送兵员的达科他型飞机。自从星期日以来，当手下的波兰人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士兵临时营舍来到了机场，结果却发现，行动被取消了。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在得知空投场换了地方之后，索萨博斯基本人又把飞行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订出新的计划来。现在，将近下午1点钟，当背负着沉重负荷的伞兵们走向飞机的时候，焦急的气氛消失了。士兵们终于上路了，索萨博斯基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态度”。

他的心态却大为不同。在计划改变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的形势以及新空投场的一切事情。他已经尽力为他拥有3个营的旅提供了信息，并一直传达到了排的层次，但信息是贫乏的。索萨博斯基感到，他们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领域”。

现在，当螺旋桨慢慢转动起来时，各营开始爬上将把他们带到荷兰的那114架达科他型飞机。索萨博斯基对装载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被吊送上了领头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的加快，这架达科他型飞机移动了，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斯基气馁的是，引擎减速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长。他不知道，是什么在延误起飞。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位英国空军军官爬了进来。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斯基，指挥部刚刚接到命令，要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一个翻版：南边的各个机场是开放的，再次运送补给品的轰炸机正在起飞，但在格兰瑟姆地区，浓云正在密布。索萨博斯基不愿意相信。他能听见，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在咒骂。飞行又被延迟了24小时———直到9月21日，星期四，下午1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在对位于奈梅亨的瓦尔河进行极其重要的攻击的这一天，加文所极其需要的3400名士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设备，却不能动身。德里尔－赫维多普渡口仍然在进行着作战行动。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三，也就是D日后的第3天，那个波兰旅本来可能已经渡了莱茵河，来增援厄克特疲倦的伞兵们，但天气却再次打击了市场花园行动。

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终于准备，对在荷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发起反攻。在9月20日，这个关键的星期三，整个走廊爆发了德国人一次接一次的进攻。

莫德尔的增援部队正不断到达，他确信他的兵力现在已经强大，足以消灭蒙哥马利的进攻。他计划，要挤垮在索恩村、费赫尔市和奈梅亨市之间的盟军走廊。他知道阿纳姆大桥几乎已在他的手中。而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支部队，蒙哥马利早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现在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人员正在重新组织，弹药和补给品正在到达。不出48个小时，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附件第2342号，莫德尔将用下述字眼，向冯·伦德施泰特报告冯·扎根的状况：“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的人员和设备总数，达到82000人、530门火炮、4600车辆、4000多匹马，以及大量有价值的物资……”[64]

莫德尔现在对冯·扎根进行接管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他计划在72个小时之内，完全改组他本人的指挥结构。冯·扎根将指挥盟军走廊以西的B集团军群的所有兵力；现在正在得到系统化增援的施图登特的第一伞兵集团军，将被安排在走廊以东。莫德尔开始他锐利的、穿透性的进攻的时间已经到了。

20日上午，在索恩大桥，德军的装甲部队突然进入美军第一○一师的防区，几乎成功地夺取了大桥。只是泰勒将军的士兵以及英军的坦克部队所采取的迅速行动，才抵挡住了这次进攻。与此同时，当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快速奔往奈梅亨的时候，泰勒防区的整个地段也承受着压力。

上午11时，在加文将军的地区，德国部队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从国家森林里出击，对第八十二师的右翼发起进攻。没出几个小时，一场全面的大举猛攻就在穆克地区形成了，威胁到了位于霍伊曼村的那座大桥。加文的部下正在奈梅亨，准备对瓦尔河发起攻击，加文匆匆从奈梅亨赶到这个现场，看到“我们所拥有的那唯一一座将让装甲部队通过的桥”，正岌岌可危。“对于拥挤进入奈梅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这座桥就必不可少。”他回忆说。他的问题是急迫的：第八十二师每一支可用的部队，都已经投入了战斗。加文匆忙要求英军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65]给予帮助。然后，他亲自率领进行反攻，于是一场激烈的冷酷无情的战斗开始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加文把部队前后挪动，就像挪动象棋棋子一样，坚持了下来，并最终迫使德国人撤退。他一直害怕从国家森林发起的进攻。现在加文和军长布朗宁将军知道，战斗的一个新的而且是更为危险的阶段开始了。在抓获的俘虏当中，有些是莫德尔强悍的第二伞兵军团的人。莫德尔的意图现在很明显：夺取关键性的桥梁，把走廊挤垮，粉碎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

就现在来说，莫德尔确信，盟军永远也不会在奈梅亨渡河，然后开车走完最后的11英里前往阿纳姆。他自信地告诉比特里希将军，他预计战斗将在这个星期之内结束。比特里希则不那么有把握，他告诉莫德尔，要是把在奈梅亨的所有桥梁炸毁的话，他会更放心。莫德尔看着他，愤怒地喊道：“不！”

对自己的上级威廉·比特里希的态度，海因茨·哈梅尔少将感到恼火，他认为，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这位司令，对这场战斗采取了一种过于深谋远虑的态度。比特里希“似乎对在潘讷登村的渡河问题完全置若罔闻”，那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使哈梅尔受到了牵制，在他看来，比特里希应当在那个地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亲自看看让20辆坦克渡过河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其中的3辆还是虎式坦克”。哈梅尔的工兵用了将近三天时间，才建起了一个渡口，能让大致40吨重的货物渡过莱茵河。尽管哈梅尔相信，作战行动现在可以加速了，但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排的坦克部队（12辆美洲豹型坦克）到达了奈梅亨郊外。其余的坦克，包括他的虎式坦克，正在阿纳姆大桥那里，在经验丰富的东线指挥官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的指挥下作战。

38岁的克瑙斯特，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的作战中丢了一条腿。哈梅尔回忆说：“他重重地踩着一条木腿走来走去，尽管始终在疼痛，但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然而，克瑙斯特也是哈梅尔不悦的原因之一。

为了支援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被匆匆派到荷兰，它有35辆坦克、5辆装甲运兵车和1门自行火炮。但克瑙斯特手下的老兵却水准低下，他们几乎全都在某个时候负过重伤，在哈梅尔看来，他们“几乎就是伤残退役军人”。在正常状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参加战斗的。除此之外，克瑙斯特的补充兵员都很年轻，许多人只受过8个星期的培训。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已经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因而哈梅尔现在对奈梅亨的形势开始感到害怕。一旦英国人突破，他就会需要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来坚守阿纳姆大桥以及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防御阵地。更多的装甲支援部队正在路上，包括15辆到20辆虎式坦克以及另外20辆美洲豹型坦克，但哈梅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也不知道阿纳姆大桥是否畅通，从而可以加速他们向南边的大举猛攻。哈梅尔想象，即使夺取了阿纳姆大桥，之后也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候，来清理那些车辆残骸，让车辆得以通过。

为了指导所有的军事行动，哈梅尔已经在多尔内堡村附近建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多尔内堡村在潘讷登村西边两英里、奈梅亨东北6英里处。从那里，他驱车向西，来到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中间点，以便研究地形把防御阵地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突破，这些阵地就可以派上用场。他的侦察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论是英军的坦克部队还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似乎都不可能离开公路。只有轻型车辆才能通行在路面薄弱的、砖铺的次要道路上[66]。他自己的那些坦克，在从潘讷登村渡河之后前往奈梅亨的途中，就曾在这样的马路上陷于泥沼，坦克的重量压碎了路面。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在一些地方是堤岸路，有9到12英尺高，两边是柔软的圩田，在这些高高的地段上移动的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天空的映衬下露出轮廓，选好址的炮兵能够轻易把它们逐个瞄准击中。眼下，哈梅尔没有能够覆盖公路的火炮，这样一来，在英军于奈梅亨突破之前，克瑙斯特的坦克和大炮渡过莱茵河进入阵地就刻不容缓了。

在返回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之后，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上校那里听到了最新的报告。从阿纳姆那里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抓获更多的俘虏，大桥上的战斗正在走向终止，克瑙斯特相信，到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渡河。战斗也在奈梅亨进行着，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尽管伤亡严重，却牵制了对方要夺取那里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的一切努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两个大桥入口处都被阻挡住了。在城市中心，英军部队也耽搁了下来，但局势更加危险一些。

奥伊林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哈梅尔并不认同的乐观主义。最终，单是凭着数量上的优势，英军的装甲部队也无疑会越过德国人的防线。哈梅尔点燃一支雪茄，告诉帕伊什，他预料，“在48个小时之内，英美联军的全力进攻，将会投入到那座公路大桥上”。如果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和炮兵能够迅速夺取阿纳姆大桥，他们就可能挡住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哈梅尔知道，倘若装甲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迫使那一小群英国人离开阿纳姆大桥并清除大桥上的车辆残骸，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命令，把奈梅亨公路桥炸掉。

尽管他的考虑十分仔细，但却并没有想见到一个最为反常的计划：美国伞兵可能试图涉水过河，进行一次重大的水陆两栖袭击。

10

★ ★ ★

正在等待的伞兵们拥挤在距离渡河点不远的地方，那个地点是从奈梅亨铁路桥顺流而下1英里处。在星期二的整个晚上一直到星期三上午，当古尔本中校和范德弗特中校率领下的英美联军继续为争夺铁路桥和公路桥作战的时候，美英士兵在努力把那个通向河岸的地区扩大，这样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和重炮就能进入发射阵地，以支援这个水陆两栖袭击。台风型飞机将于进攻发起前30分钟低空飞过北岸，用火箭弹和机枪扫射整个地区。在地面上，坦克和火炮将对这个地点再轰击15分钟。然后，在坦克发出的烟幕的掩护下，由27岁的朱利安·库克少校率领的第一拨士兵将出发，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渡河。

指挥官们为了制订这个计划用了整整一个夜晚，计划也是尽可能地完美。但是，伞兵们渡过这个400码宽的河要乘坐的船只，却迟迟没有到达。进攻发起的时刻，原先定于下午1点，现在不得不推迟到下午3点。

美国人分成小组等待着，与此同时库克来回踱着步子。“那些该死的船在哪里？”他纳闷。加文将军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告诉他，他的第三营将渡过瓦尔河进行袭击，从那以后，库克一直是“震惊而又目瞪口呆”。在这位年轻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看来，似乎“我们正被要求，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一次奥马哈海滩登陆”。他的士兵当中，有许多人从未坐过小船。

焦急等待船只到达的，并不只有库克一人。中午之前，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已经收到了第一个清晰的暗示，说厄克特的形势严峻。这封鬼怪式联络部队的电报，是通过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通信系统收到的，电报中说：

（201105）……高级编队仍然在主桥北端的附近，但并没有与主桥北端接触，也无法再次提供补给……阿纳姆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以加快解救。战斗猛烈，抵抗极其强大。阵地不太好。

布朗宁极其不安。每一分钟都很重要，迅速夺取奈梅亨大桥，对于厄克特的士兵们的幸存来说是极其关键的。而在这个时刻，对阿纳姆的防御者的解救，几乎完全取决于库克和第三营———这是一个库克没有意识到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船只不在近处，而且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船是什么样子。整个夜晚，霍罗克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在试图加快船只的到达。在后边的远处，在工兵的护送车队中，有3辆运载着船只的卡车，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一点点地向前移动着。在艾因霍温时，它们就被德国空军的一次猛烈轰炸耽搁了。城市的整个中心被炸毁了，几十辆运送补给品的卡车被摧毁，一个运送弹药的车队整个地被点燃了，使得这场大屠杀进一步加剧。现在，在瓦尔河渡口，在距离进攻发起时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仍然看不到卡车和那些极其重要的船只的影子。

攻击出发地点位于庞大的PGEM发电厂的东边，起初大家认为，可以直接从发电厂里渡河。在那里，在河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水湾可以为装船提供保护，因为那个地方德国人观察不到。塔克上校放弃了那个地点，因为它离敌人坚守的那座铁路桥太近了。当伞兵从码头区出现的时候，德国人能用机枪火力向每一个人扫射。在水湾的出口，有一股流速为每小时8到10英里的水流，它的旋转也要更强一些。塔克计划把地点移到更西边的地方，让他的士兵跑步把船送到河边，放船下水，然后划船过去。但这也让库克少校担忧，以他所知，每只船大约200磅重，在装上士兵的装备和弹药时，那个数字大概会翻番。

一旦下水，每只船将运送13名伞兵外加3名工兵，工兵将把伞兵送过河。军事行动将是持续的，这些攻击船将一浪接着一浪，反复渡河，一直到库克的整个营，以及约翰·哈里森上尉指挥的另外一个营的一部分，全都过河为止。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的坦克部队将给予火力支援，泰勒对这整个计划感到惊骇。“它把上帝的恐惧放在了我的心中！”泰勒回忆说。他问那位嚼着雪茄的塔克上校，他的士兵以前是否练习过这种军事行动。“没有，”塔克简短地回答，“他们正在进行在职培训。”

从发电厂的九楼上，库克与指挥着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北岸。就在他们站立处的对面，平地从河边向内地延伸200到300码，库克的士兵在登陆以后，将不得不越过这块没有保护的地段。在平坦河边的更远处，一个斜坡堤岸有大约15到20英尺高，堤岸的上面是一条从西向东的20英尺宽的马路。有一座矮而宽的房子，被称为荷兰农家堡垒，在马路之外大约800码的地方。库克和范德勒能够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部队处在堤岸上的适当位置，而且他们确信，观察所和火炮阵地就在堡垒的里面。库克记得，他当时想：“有人想出了一个真正的噩梦。”然而，在进攻发起时刻空军和炮兵的有效支援，将减弱德国人的抵抗，并使得伞兵迅速控制北岸。库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个支援。

范德勒认为，渡河可能被证明是“恐怖的，带有严重的伤亡”。但他打算让他的坦克部队在最大程度上给美国人以支持，他计划使用大约30辆谢尔曼型坦克———那是由爱德华·G·泰勒少校和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指挥的两个坦克中队。下午2∶30，坦克将朝河开去，爬上堤岸，“并排地”爬上去，它们75毫米口径的大炮将排列成行，轰击远处的河岸。英军的这个轰炸，还将得到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总共，将有100门大炮轰击北岸。

库克的士兵们还没有看见过实际的出击地区，他们是在阔步行进的途中听到简短命令的。当他们到达时，河的宽度让每一个人都震惊了。“起初，给我们下达命令时，我们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约翰·霍拉伯德少尉回忆说。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被确定参加第一拨进攻，他确信：“由于有烟幕，我们的机会是相当好的。”但I连的连长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却认为，这不啻是一个自杀任务。

第五○四团的新教随军牧师德尔伯特·库赫尔上尉也有同感。通常库赫尔不会与袭击部队一同前往，现在他要求允许他与库克的士兵在一起。“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他回忆说，“因为我是自愿前往的。完成这个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士兵们如果需要我的话，那就应当是在这次行动里。”

亨利·鲍德温·基普上尉，被称为这个营的百万富翁，因为他是美国费城比德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他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18月个几乎一直持续的作战中，我们什么都做过了，从跳伞，到建立桥头阵地，到用作山地部队和普通的步兵。但渡河却是某种别的事情！它听上去就不可能。”

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库克试图让气氛轻松下来，他宣告，他将模仿乔治·华盛顿的样子。“笔直地站立在船上，紧攥右拳，被推向前去，喊道：‘前进，士兵们！前进！’”H连的连长卡尔·W·卡普尔上尉，听说在阿纳姆发起的进攻出了麻烦，因而非常关切。他想“上那条该死的船，玩命地渡过河去”。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英军第一空降师里，他感到如果有谁在阿纳姆大桥上，那人就是“弗罗斯蒂”———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到下午2点时，仍然没有突击舟的影子，而要把正在前来的台风型飞机中队召回，已经为时太晚。在出击地点，库克的士兵和范德勒的坦克部队隐藏在河的堤岸后面，等待着。下午2点30分整，台风型飞机的打击开始了。这些飞机在头顶上面掠过，脱离开编队，一架接一架呼啸着俯冲下去，朝着敌人的阵地发射火箭和机枪。10分钟以后，当范德勒的坦克部队开始在堤岸上进入阵地时，那3辆运送突击舟的卡车到了。在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库克的士兵们才第一次看到，这些轻而薄的可折叠式的绿色小船。

小船19英尺长，船底是用平的强化胶合板做的。船的两个边是帆布的，用木楔子固定住，从地板到舷边高度是30英寸。本来应该在每条船上有8个4英尺长的短桨，但许多船上只有两个短桨。士兵们将不得不用他们的步枪枪托来划船。

工兵们迅速组装船只。当每一只船被组装起来的时候，被安排在该船上的伞兵们就把他们的装备装在船上，准备朝河岸冲刺。在猛烈轰击对岸的火力网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那26只船终于组装完成。“有人喊‘前进’！”帕特里克·马洛伊中尉回忆说，“于是每个人都一把抓住舷边，开始用力拖着船朝河里跑去。”后方，炮弹呼啸着从士兵们的头上飞过，坦克从他们前面的堤岸上开炮，而白色的烟，在马洛伊看来是“相当的厚”，在宽阔的河面上飘过。袭击开始了。

攻击的第一拨大约有260名士兵———两个连，H连和I连，外加司令部的参谋和工兵，他们一到河边，让船下水便呈现出一种灾难的性质。被投入到浅水中的船，陷在泥土之中，就是不移动。士兵们在浅水区挣扎着，翻腾着，把船抬到深水区，推开船，然后爬了上去。有些士兵在试图爬上船的时候，船又翻了。有一些船，由于装载超重，被陷在水流之中，开始旋转，从而失去控制，有些船则因为沉重的负荷而下沉。短桨丢失了，士兵从船上落水。卡尔·卡普尔上尉看到，这是一个“群体混乱”的场面。他的船开始沉没。“列兵勒加西落水了，开始下沉。”卡普尔记得。卡普尔跟随着他跳下了水，水流的迅速让他吃了一惊。他一把抓住勒加西，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但等我把他拉到岸边的时候，我就好像成了一个老人，精疲力竭”。卡普尔又跳上另外一条船，再次出发。汤姆·麦克劳德中尉的船几乎被水漫过，他以为他们正在沉没。“短桨在疯狂地划动，”他记得，而在这喧闹声之上，他所能听见的就是库克的嗓音，那是从附近的一条船上发出的，喊道：“别停！别停！”

这位少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时也在大声地祈祷着。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注意到，他已经与每一行歌词合上了节奏。“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库克随着短桨的每一次划动而吟唱着。[67]然后，在混乱当中，德国人开火了。

炮火是如此强烈而又密集，这让马洛伊中尉回想起“我们在安齐奥遭受到的最糟糕的轰击。他们正在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断射击，大多数是从堤岸和铁路桥上射击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容易击中的浮标”。随军牧师库赫尔惊恐万状，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士兵的头被炸飞了。库赫尔一再不断重复着：“主啊，你的子民要不行了。”

从他在PGEM发电厂大楼的指挥所里，范德勒中校与布朗宁将军、霍罗克斯将军一起注视着，神色严肃，一言不发。“那是一个恐怖、恐怖的景象，”范德勒记得，“船实际上从水上被炸飞了。在炮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巨大的水柱间歇地喷上去，而从北岸发射的轻武器火力，又使得河就像一口沸腾的锅。”士兵们本能地开始蹲伏在船里。霍拉伯德少尉盯着脆弱的帆布船侧，感到自己“完全被暴露了出来，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他的头盔也“似乎就像无边小便帽一样小”。

弹片撕裂了这个小小的舰队。那只运送着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所属排的一半人的船沉没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幸存者。艾伦·麦克莱恩中尉看到，有两只船被炸成了两半，伞兵们被扔进水里。在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的那条船四周，枪弹“就像雹子一样”倾泻下来，最后那位掌舵的工兵说道：“抓住船舵。我被击中了。”他的手腕粉碎了。当伯里斯俯下身来帮忙的时候，那位工兵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头部中弹。炮弹碎片击中了伯里斯的身体侧面。当那位工兵从船舷落入水中的时候，他的脚钩住了船舷上缘，使得他的身体起到了船舵的作用，让船转起圈来。伯里斯不得不把这个死去的人推进水里。这个时候，又有两个坐在前面的伞兵被杀死了。

由于刮起了一阵疾风，烟幕被吹得七零八碎。现在德国的机枪手们一条船一条船地扫射。中士克拉克·富勒看到，有一些士兵，忙着要迅速过河，而又不顾一切试图躲避开炮火，结果“彼此对立地划着船，使得他们的船一圈圈地旋转着”，德国人轻而易举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射死了。富勒“吓坏了，感到自己瘫痪了”。在渡河来到一半的时候，列兵伦纳德·G·特伦布尔突然被猛击到船的底下。他的船被直接击中，特伦布尔的脸上、肩膀、右臂和左腿受了伤，他确信他要流血死去。船进了水，疯狂地转着圈，接着又缓慢地漂浮回到了南岸，除了特伦布尔之外，船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在指挥所里，范德勒看到，“巨大的缺口开始在烟幕中出现”。他的坦克手们发射了10多分钟的烟雾炮弹，但现在近卫团的每一种弹药都快要耗尽了。“德国人已经换了弹药，正在开始使用大家伙，我记得，我几乎是试图恳求美国人再快一些。显然这些年轻的伞兵们在使用突击舟方面没有经验，突击舟并不是容易操纵的东西。他们正在水面上作之字形行进。”

然后，第一拨到达了北岸。士兵们挣扎着从船上爬出来，开着枪，开始越过那块暴露的平地。中士克拉克·富勒，几分钟以前还吓得几近瘫痪，现在为还活着而高兴，以至于感到“兴高采烈。我的恐惧被一种突然冒出的鲁莽所取代。我感到，我能够把德军全都揍一顿”。范德勒在注视登陆的时候，“看见一两条船触到了河滩，立即又有三四条船触到了河滩。没有一个人停下。士兵们从船里出来，开始朝堤岸跑去。我的上帝啊，那是一个多么英勇的景象！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越过那块开阔地。我从未看见有一个人在未被击中之前倒下。我认为，最终成功渡河的人，占那个舰队的不到一半。”接着，令范德勒吃惊的是，“那些船又转过头来，开始返回，再运送第二拨”。布朗宁将军转向霍罗克斯，说道：“我从未见过更为英勇的战斗。”

当朱利安·库克的突击舟靠近河滩的时候，他跳了出来，拖着船，急于上岸。突然，在他的右边，他看见灰色的河水中发出了一种噗噗的翻腾声。“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大的气泡，正在稳定地靠近河岸，”他记得，“我想我是有幻觉了，正在这时一个头盔的顶部打破了水面，继续向前移动。然后一张脸在头盔下面出现了。那是小个子机枪手、列兵约瑟夫·杰德里卡。他把30弹径的机枪子弹带绕在肩膀上，两只手各拎着一个子弹箱。”杰德里卡从船舷掉入水中，水深8英尺，他屏住气息，平静在河床上走着，直到在水面上出现。

卫生员们已经在河滩上工作，当汤姆·麦克劳德中尉准备返回，渡过瓦尔河再带一船伞兵过来时，他看见步枪已经插在阵亡者旁边的地上了。

下午4点刚过，在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里，海因茨·哈梅尔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根据报告：“一道白色的烟幕被投放在荷兰农家堡垒对面的河上。”哈梅尔以及他的一些参谋，匆匆驱车来到伦特村，伦特村在瓦尔河北岸，距奈梅亨大桥1英里远。那个烟幕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英美联军正在试图乘船渡过瓦尔河。不过哈梅尔仍然无法相信他本人的分析：河的宽度，守卫在北岸的兵力，奥伊林有关那天上午的乐观报告，以及他本人对在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兵力的估计———全都表明这个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哈梅尔决定还是亲自看看。他记得：“我无意因为让这些桥梁落入敌人的手中，而被柏林逮捕和枪毙———不管莫德尔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朱利安·库克少校知道损失是可怕的，但现在他没有时间来估计损失。他的各个连队已经在那块暴露的河滩上登陆了。各分队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一时间毫无组织。德国人正在用机枪扫射河滩，然而顽强的伞兵们却拒绝被火力压制住。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三三两两，朝堤岸奔去。“要么待在那里被打成筛子，要么前进。”库克记得。士兵们奋力前进，以机枪、手榴弹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为武器，向堤岸发起冲锋，把德国人狠狠地寻找出来。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相信，他是最早赶到那条高高的堤坝马路上的人之一。“我把头探出马路，结果正好盯着一架机枪的枪口。”他回忆说。他忽地低下了头，但“枪口的火力把我的头盔炸飞了”。芬克拜纳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的机枪掩体，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人尖叫的声音。然后他迅速站起身来，上了堤岸马路，朝下一个机枪掩体跑去。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身体侧面的弹片伤，当他登陆时，他“因为还活着而高兴极了，结果都呕吐起来”。他径直朝堤坝跑去，朝他的士兵喊道，让“一挺机枪朝左翼射击，另外一挺机枪朝右翼射击”。士兵们照办了。伯里斯看见堤坝的后面有几幢房子。他踢开一幢房子的门，惊讶了，因为“有几个德国人还在睡觉，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伯里斯迅速掏出一颗手榴弹，拔下保险针，扔进屋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在烟雾、喧闹和混乱当中，第一拨的士兵记不得他们是怎么离开河滩的。下士杰克·邦默是一个通信兵，背负着沉重的通信设备，他只是向前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可能的话要活下去”。他知道，他得赶到堤岸，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到达堤岸顶上的时候，他看到“到处都是尸体，而且德国人———其中有一些还不到15岁，另外一些60岁以上———他们几分钟之前还在屠杀坐在船上的我们，现在却乞求饶命，试图投降”。士兵们因为他们的磨难而受到了太大的震惊，也因为朋友们的死亡而太愤怒了，因而不能接受许多俘虏。邦默回忆说，有一些德国人“立即被近距离射击杀死了”。

第一拨士兵们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便制伏了堤坝马路上的德国防御者，他们因为这次渡河而悲伤和筋疲力尽，他们死去和负伤的同伴们躺在河滩上。并非所有的敌人阵地都被攻占了，但现在伞兵们可以蹲伏在原先的德国机枪掩体里，保护随后几拨人的到来了。第二次渡河中，又有两条船损失了。而在仍然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剩余11条船上精疲力竭的工兵们，又进行了五次强渡，最终把所有的美国人送过了血染的瓦尔河。现在，重要的一切，就是速度。在德国人充分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在他们把那些桥梁炸掉之前，库克的士兵们得夺取各个渡口的北端。

现在，堤岸防线已经被攻占了，德国人正在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去。库克的伞兵们对他们决不心慈手软。亨利·基普上尉评论说：“该营的剩余人员似乎变得狂热起来，而且由于狂怒而疯狂，士兵们片刻间忘记了害怕的意义。我从未目睹过，人性的这种变态会展现得像这一天这样激烈。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但却不是一个好看的景象。”

那些曾无助地坐在船上、朋友们又在周围死去的士兵们，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以小组，用手榴弹、冲锋枪和刺刀，杀死了相当于他们死去朋友的人数四五倍的敌人。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效率，把德国人寻找出来，然后并不停下来休息也不重组，而是继续他们横冲直撞的攻击。他们冒着机枪火力，冒着就在前面的荷兰农家堡垒的高射炮组的猛烈轰击，在田野、果园以及堤岸后面的房屋里作战。有一些小组沿着下沉的堤坝马路朝正东方向奔去，前往各座桥梁，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小组猛烈攻击那座堡垒，对德军的炮火几乎置若罔闻。有一些伞兵背着手榴弹，游过围绕着堡垒的城壕，开始爬城墙。中士勒罗伊·里士满潜水游了过去，出其不意地俘获了保卫着那个砌高的堤道的敌军士兵，然后挥手让他的人过去。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伞兵们“设法爬上了堡垒的顶部，接着在下面的其他伞兵朝上投掷出手榴弹，手榴弹立即一个又一个地落入了小塔楼的炮眼”。德国防御者们迅速投降了。

与此同时，两个连队———伯里斯上尉的I连和卡普尔上尉的H连———的一些部队，正在朝那些桥梁冲刺。在铁路桥上，H连发现，德国人的防御是如此猛烈，以至于看起来美国人的进攻有可能被拖住似的。[68]然后来自南端以及奈梅亨的英美军队的持续压力，使得敌人突然垮掉了。令卡普尔吃惊的是，德国人开始“大规模地”越过大桥撤退———直接朝美国人的火炮撤退。从他在PGEM发电厂附近的坦克上，约翰·戈尔曼中尉“能够看到，好像有几百个德国人，又糊涂又惊慌，越过大桥直接朝美国人跑来”。在北岸，理查德·拉里维埃中尉和E·J·西姆斯中尉也看到，德国人跑来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到，德国人丢下武器，匆匆朝北出口走去。“他们大批地走来，”拉里维埃回忆说，“而我们就让他们来———来到路的三分之二的地方。”然后美国人开火了。

一阵弹雨迅速射向防御者们。德国人在各处倒下了———有些人掉进桥下面的主梁里，还有些人落入水中。260多人躺倒死去，许多人受了伤，还有几十个人停火之前就被抓了俘虏。在瓦尔河袭击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那些桥梁中的第一座就陷落了。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看见，“有人在招手。好长时间我一直全神贯注于那座铁路桥，结果那座桥成了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东西了。我拿起无线电，给营部打了无线电话。‘他们在桥上！他们夺到桥了！’”时间是下午5点。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托尼·海伍德上尉收到了泰勒的消息，发现消息“完全把人搞糊涂了”。这个消息指的是哪座桥？古尔本中校所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们，仍然在瓦尔克霍夫教堂附近，与范德勒中校的伞兵们并肩作战，而在那个地方，奥伊林的党卫军继续拒绝让他们夺取那座公路桥。海伍德记得，如果消息说的是那座公路桥已经被攻占了，那么“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铁路桥完好无损、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了英美联军的手中，但德国人———不论是准备战斗到最后，还是吓得要离开阵地———却仍然还在桥上。美国人迅速在北端寻找，看有没有准备炸桥用的炸药。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但大桥仍然还有接上电线、准备炸掉的机会。卡普尔上尉现在给库克少校打电话，敦促他尽可能快地派英军坦克过桥，他和I连的伯里斯上尉相信，有了这些坦克作为支援，他们就能抓住那个大奖，也就是在东边将近1英里处的奈梅亨公路桥。卡普尔回忆说，然后塔克上校来了。塔克说道，这个要求“已经转达了，德国人仍可能随时把这两座桥都炸掉”。库克的伞兵们没有犹豫，又出发赶往那座公路桥。

哈梅尔将军无法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眼睛放在双筒望远镜上，立于伦特村附近一个地堡的屋顶。这个阵地在瓦尔河的北岸，距离那座主要的奈梅亨公路大桥不到1英里，从这个阵地，他能够看见烟雾在他右边升起，能够听见战斗发出的巨响。但除了知道对方曾经试图在铁路桥附近渡河之外，似乎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那座公路桥，桥上什么也没有。哈梅尔回忆说，然后“伤员开始到达了，我开始接到互相冲突的报告”。他得知，美国人已经过了河，“但一切都被夸大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坐10条船还是100条船过的河”。哈梅尔的脑子“在紧张地思考着，试图决定下面该做什么”，他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我被告知，这两座桥都做好了被炸掉的准备，”他记得，“当地的指挥官得到了指示，要炸毁铁路桥。炸公路桥的引爆装置藏在伦特村地堡附近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正在等待压下撞针杆的命令。”接着，哈梅尔接到了第一个清楚的报告：只有几条船过了河，而且战斗仍然在进行。他再次用双筒望远镜察看，看见公路桥仍然是清晰的，没有任何活动。尽管他的“本能，是要把这座压在我肩膀上的麻烦的桥炸毁，但我却无意在绝对确信桥已丢失之前做任何事情”。哈梅尔决定，如果他不得不炸掉公路桥的话，他也将确保“桥上挤满了英军的坦克，让他们也在爆炸中飞上天去”。

在胡纳公园以及紧靠着公路桥南入口的瓦尔克霍夫教堂里，卡尔·奥伊林上尉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正在为了活命而战斗。爱德华·古尔本中校的英军近卫步兵第一团，以及本·范德弗特中校的美军第八十二师第五○五团第二营，所组成的英美联军，发起的进攻是有条不紊而又残酷无情的。范德弗特的迫击炮和大炮轰击着德国人的防线，同时他的士兵们从一幢房子冲刺到另一幢房子。古尔本的坦克正在拉近它们与奥伊林不断缩小的防线之间的间隔，它们在通向会合点的各条街道上行驶，驱赶着面前的德国人，它们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和机枪在轰击着。

德国人奋力还击。“那是我曾遭遇过的总量最大的炮火，”中士斯潘塞·沃斯特回忆说，沃斯特当时是一位19岁的老战士，自北非战役以来一直与第八十二师在一起。“我有了这种感觉，我可以伸出手来，用每一只手抓住子弹。”沃斯特趴在离瓦尔克霍夫教堂大约25码的一幢房子上的一个壁架上，从他的这个有利位置，能够朝下看见德国人的阵地。“公园各处都是散兵坑，”他记得，“所有的战斗行动，似乎都是以这些散兵坑以及一个中世纪的塔楼为中心。我看到，我们的人从右边和左边突出来，直接朝环形交叉路口发起冲锋。我们太急于赶到那座大桥了，结果我看见，有一些士兵爬到散兵坑，简直就是把德国人拽出来。”沃斯特本人的步枪枪管太热了，结果步枪里面的防腐润滑油开始从木头枪托里渗出来。

在这场杀气腾腾的交火继续的时候，沃斯特震惊地看到，范德弗特上校“溜达着过了街道，吸着一支雪茄。他在我待的那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抬起头说：‘中士，我想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你能不能让那辆坦克动起来。川范德弗特指着公园的入口，那里停着一辆英军坦克，坦克的旋转枪架关闭着。沃斯特从屋顶上爬下来，跑到那辆坦克那里，用他的头盔敲打着坦克的侧面。旋转枪架打开了。“上校要你们开动，”沃斯特说道，“来。我告诉你们朝哪里开火。”沃斯特走在坦克的旁边，德国人尽收眼底，他把目标指了出来。当范德弗特的士兵和古尔本的坦克部队火力增强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圈便开始崩溃了。曾把盟军先前的每一次进攻都阻止下来的那条由反坦克炮组成的令人畏惧的防线，被消灭了。最后，只有环形交叉路口中央的4门自行火炮还在开火。然后，下午4点过后，在坦克部队和步兵发起的一次全力攻击中，这些自行火炮也被打垮了。当范德弗特的伞兵们用刺刀和手榴弹冲锋的时候，古尔本把他的坦克列成战阵，4辆并排冲进公园。一片惊恐中，德国人溃散了，他们撤退的时候，有一些人试图在大桥的大梁上隐蔽，另外一些人离开得要远一些，则是快速穿过英美联军的炮火，朝着那座中世纪的堡垒跑去。在德国人经过时，几十名伞兵把手榴弹扔在他们当中。攻击结束了。“他们确实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沃斯特说道，“我们看见，他们径直从我们旁边冲过，冲向那条通往大桥的马路，有些人跑了过去，到了东边。我们感觉相当良好。”

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记得，他在指挥附近一幢大楼里的作战行动时，“咬紧牙关，害怕听见爆炸的声音，因为那会告诉我，德国人已经把大桥炸掉了”。他没有听见爆炸声。通往瓦尔河大桥的各条入口都畅通着，各个桥墩完好无损。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那支由4辆坦克组成的部队一直在等待，等的就是这个时刻。现在他们朝大桥驶去。[69]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战士，几小时之前就由他的连长约翰·特罗特少校通知待命，“随时准备夺取大桥”。德国人仍然在渡口上，特罗特提醒鲁宾逊：“我们不知道你过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大桥得夺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下来。”特罗特与中士握手，又开玩笑地说道：“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妻子住在哪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会告诉她的。”鲁宾逊觉得没有什么可乐的。“你非常快活，是吧，长官？”他问特罗特。鲁宾逊爬上坦克，率先奔向大桥。

这支4辆坦克的部队从环形交叉路口右边，进入了胡纳公园。在鲁宾逊看来，“整个城镇都在燃烧。我左边和右边的楼房都着火了”。由于被烟雾所环绕，这个巨大的渡口显得“非常巨大”。当鲁宾逊的坦克隆隆向前行驶的时候，他不断用无线电向师司令部汇报。“别的每一个人都接到了命令，要停止广播。”他回忆说。鲁宾逊记得，在坦克哐啷哐啷进入大桥入口的时候，“我们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随着一声爆炸，承载着坦克一侧的履带的一只惰轮[70]被击中了”。坦克仍然在奔跑，尽管“无线电断了，我已经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鲁宾逊喊叫着要他的司机倒车，把他的坦克倒退到马路的一边。这位中士迅速跳出来，跑到他后面的那辆坦克，告诉那辆坦克的指挥官比林厄姆中士，要他出来。比林厄姆开始争论。鲁宾逊喊道，他是在下达“一个直接的命令。赶快从那辆坦克出来，到我的坦克里面去”。后面的第三辆坦克，其指挥官是中士查尔斯·佩西，那辆坦克驶出来，率先上了大桥。鲁宾逊跳上比林厄姆的坦克，命令其他的坦克跟上。鲁宾逊回忆说，当这4辆坦克前进的时候，他们遭受了轰击，轰击他们的是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它停放在河的另外一边，在一些正在燃烧的房子附近，他们同时也遭受到似乎是远处的一门自行火炮的轰击”。

范德弗特上校注视着这些坦克，他看见，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开始发射了。“那相当壮观，”他回忆说，“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用沙袋加固，在马路的一边，距离大桥的北端大约有100码远。一辆坦克与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交火了大约四个回合，那辆坦克一直在发射弹径为30毫米的曳光弹。在渐浓的夜色中，好看极了。”然后鲁宾逊的炮手、近卫团士兵莱斯利·约翰逊用另外一发炮弹击中了那门口径88毫米的大炮。鲁宾逊记得，德国人用手榴弹、步枪和机枪，在大桥的大梁上负隅顽抗。坦克上的机枪开始“干掉他们，就像推倒九柱戏的木柱一样”。而约翰逊，在对敌人的猛烈炮火进行反击时，“把炮弹连续发射出来，炮弹装填手能装填多快，他就发射多快”。在雹子般的炮火之中，鲁宾逊的部队哐啷哐啷地前进，现在靠近了公路大桥正中的标识。

薄暮时分，翻腾的烟雾塞满了远处的瓦尔河公路桥。在位于伦特村附近的前沿阵地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火炮在他的周围各处砰砰作响，部队正在撤退，穿过村子，进入新的阵地。哈梅尔最害怕的事情现在发生了。美国人，出乎一切预料，已经成功地、大胆而又胜利地渡过了瓦尔河。在奈梅亨，卡尔·奥伊林上尉的乐观主义已经证明是无稽之谈，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简短的，奥伊林说，他被包围了，只剩下6个士兵。现在，哈梅尔确切无疑地知道，那些桥梁丢失了。他不知道，那座铁路桥是否已经被毁掉，但如果要炸掉那座公路桥的话，必须立即就做。

“一切都似乎是同时经过我的头脑，”他回忆说，“必须首先做什么事情？要采取的最急迫、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这全都归结到那些桥梁上了。”他事先并没有与比特里希取得联系，以便“提醒他，我可能不得不炸掉那个公路桥。我本来以为，应该由比特里希来下命令，准备炸掉大桥”。因而，哈梅尔推论，尽管有莫德尔的命令，但“倘若比特里希处于我的境地，他也会把那座主桥炸掉。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莫德尔的命令现在已经自动取消了”。那个时刻，他预料坦克一定会出现在公路桥上。

哈梅尔站在起爆箱旁边的那位工兵身边，审视着渡口。起初他未能发现任何运动。然后突然，他看见“一辆孤零零的坦克到达了中央，然后又有了第二辆，在它的后面和右方”。对着那位工兵，他说道：“做好准备。”又有两辆坦克出现在眼前，而哈梅尔还在等待着，等到那列坦克来到正中央时再下达命令。他喊道：“炸掉它！”那位工兵把撞针杆猛压了下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军坦克继续前进。哈梅尔喊道：“再炸！”工兵再次把起爆管的撞针杆猛地压下去，但哈梅尔所期待的巨大爆炸还是没有出现。“我等着要看大桥倒塌，坦克冲进河中，”他回忆说，“但相反，那些坦克不间断地向前移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朝着他的焦虑的参谋们喊道：“我的上帝啊，他们两分钟后就要到这里了！”

哈梅尔向他的军官们厉声发出命令，告诉他们“要用每一件可用的反坦克炮和火炮，挡住埃尔斯特和伦特之间的马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开进阿纳姆”。然后，让他沮丧的是，他得知，那座公路桥也仍然还站立着。他匆匆来到附近一个指挥所的一支无线电部队那里，与他的前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和他的作战部长通了话。“斯托利，”哈梅尔说道，“告诉比特里希。他们过了瓦尔河了。”[71]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4辆坦克强行通过大桥。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停止了发射，鲁宾逊“认为，我们也把它打得不能运转了”。隐约耸现在前面的是一个路障，它由巨大的水泥块组成，路障有一个缺口，缺口的中央大约10英尺长。鲁宾逊看到，中士佩西的坦克成功地穿过缺口，在对面停了下来。然后鲁宾逊过去了，在佩西为那3辆坦克打掩护的时候，鲁宾逊又再次领先。鲁宾逊记得，“能见度是可怕的。我拼命地喊叫，努力为炮手、司机下达指示，并且同时告知司令部所有这一切。喧闹声是难以置信的，从大桥的大梁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声。”鲁宾逊看见，右前方三四百码的地方，在车行道的旁边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他朝自己的炮手喊道：“炮口直接对准400码之外，开炮。”近卫团士兵约翰逊把那门大炮炸成了碎片。当大炮周围的步兵开始逃跑时，约翰逊用他的机枪开火了。“那是一场屠杀，”他回忆说，“我甚至都不费心看潜望镜。他们人数是这么多，我只是扣动扳机而已。”他能够感到，坦克“在躺在路上的尸体上面颠簸而行”。

从旋转枪架上，鲁宾逊看见，他的3辆坦克仍然在前进而没有受到伤害。他用无线电对他们讲话，要他们“靠拢，继续前进”！这支部队现在靠近了大桥的北端。没过几秒钟，一门自行火炮开始发射了。“在我们的面前发出了两声巨响，”鲁宾逊回忆说，“我的马口铁制的帽子被炸飞了，但我并没有被击中。”鲁宾逊发射出了三四发炮弹，那门自行火炮和旁边的一幢房子“呼地燃烧起来，整个地区被照亮了，就像白天一样”。不知不觉之间，鲁宾逊的那支坦克部队已经过了大桥。

他命令炮手们停火，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他看见壕沟里有一些人影。起初他以为是德国人，接着“从他们头盔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是美国佬。[72]突然美国人一窝蜂地涌到坦克四周，拥抱我，亲吻我，甚至亲吻坦克”。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他的衣服仍然湿漉漉的，浸满了渡瓦尔河过程中受伤时的鲜血，他对约翰逊咧着嘴笑。“你们这些人是我多年见到的最美的景象。”他说道。这个巨大的、多跨距的奈梅亨渡口，连同它各个几乎有半英里长的入口，完好无损地陷落了。在市场花园行动要攻占的各座大桥当中，倒数第二座现在已经掌握在盟军的手中了。时间是9月20日，下午7点15分。阿纳姆现在只不过在11英里以外的地方。

皇家工兵部队的托尼·琼斯中尉———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他描述为“勇敢者中的最勇敢者”———他跟着鲁宾逊的部队过了大桥。琼斯仔细地寻找爆破器材，他是如此专注，甚至没有意识到，德国人正在朝他开枪。他回忆说，事实上“我并不记得看见了任何德国人”。在大桥中央的路障附近，他发现，“有6条或者8条电线从栏杆上落了下来，落在人行道上”。琼斯立即把这些电线切断。不远处，他发现有十来个特勒型地雷整齐地堆放在一个狭长掩体里。他推断，“它们大概是要用于关闭路障上那个10英尺长的口子，但德国人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琼斯取下起爆管，把它们扔进河里。在大桥的北端，他在其中的一个桥墩里发现了主要的炸药。他对“德国人为了炸桥而做的准备感到震惊”，那些马口铁制的炸药盒子，被漆成了绿色以便与大桥的颜色相一致，“它们被制造出来，可以精确地安装进它们附着其上的大梁上。每一个盒子都有一个相配的序号，它们里面总共装了大约500磅的梯恩梯”。这些炸药的设计是用电起爆，引爆装置仍然在其应在之处，与琼斯在大桥上刚刚切断的电线相连。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把大桥炸掉，除非英美联军突然而又猛烈的大举猛攻使他们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现在引爆装置被卸了下来，所有的电线都切断了，这座大桥对车辆和坦克来说是安全的了。

但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支将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的英军装甲部队的特遣部队，却没有出现。

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在走廊的最远端会合这件事情，沉重地压在美国人的脑子里。这些美国人自己就是伞兵，他们对那些仍然在前面作战的人怀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库克的那个营在渡瓦尔河的时候损失惨重，他损失了他的两个连的一半以上———有134个人阵亡、负伤或者失踪———但从南北两端攻占奈梅亨大桥并打开朝北的马路的任务，却已经完成了。现在，库克和他的军官们迅速推进部队，进入了公路桥北端周围的一个环形防线，等待着，期望能看见坦克快速通过，去解救前面的英军伞兵。但过了大桥之后，就没有进一步行动。库克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本来预料，在天黑之前，坦克就会“拼命”奔向阿纳姆。

H连的连长卡尔·卡普尔上尉惴惴不安，因为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他的士兵也在北端发现并切断了电线，他确信，大桥是安全的。当他和拉里维埃中尉继续注视那座空荡荡的大桥时，卡普尔不耐烦地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带一支巡逻队，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领过来。”

库克营的欧内斯特·墨菲少尉，跑到其部队已经过了桥的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面前，对他说：“我们已经清理了前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现在该由你们进行对阿纳姆的进攻了。”鲁宾逊倒是想去进攻，但他已经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马路和大桥的北端”。他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第五○四团的团长塔克上校，对英国人的延误大为光火。塔克本来以为，大桥一被攻占并清理了爆破器材，一支特遣部队就会从马路上冲刺过去。他认为，应该“就在此刻，在德国人未能获得喘息之前”冲刺过去。他后来写道：“我们竭尽了全力才渡过瓦尔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气急了，因为英国人安顿下来过夜，没有能够利用这个形势。我们无法理解。这纯粹不是我们在美国军队里做事情的方式———倘若11英里之外命悬一线的是我们的人的话，那就尤其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们会一直在前进，不停顿地行驶。要是乔治·巴顿的话，他就会这么做的，不管那是白天还是黑夜。”

A·D·德米特拉斯中尉无意中听到，塔克在与近卫团装甲师的一位少校争吵。“我想，一个最为难以置信的决定正在那里当场做出。”他回忆说。有一间小平房被用作指挥所，德米特拉斯听见，塔克在房子里愤怒地说道：“你的孩子们正在阿纳姆受苦。你最好还是过去。只有11英里远。”那位少校“告诉上校，在步兵赶上来以前，英军装甲部队不能前进，”德米特拉斯回忆说。“他们是按照书本打仗，”塔克上校说道，“他们已经‘入港停泊’过夜了。他们照旧停下来喝茶。”

尽管他的士兵兵力不到正常的一半，而且弹药几乎用完，但塔克还是想到要派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单独北上，前往阿纳姆。然而他也知道，加文将军绝不会赞同他的这个行动。第八十二师沿着它在走廊上的防区拖长了战线，提供不出这个人力。但加文同情并理解他的士兵，英国人本应该在前面大举猛攻。正如他后来所说：“军长布朗宁将军不过是位军人而已。倘若那个时刻是由李奇微指挥的话，我们就会接到命令，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也要上路，去救困在阿纳姆的人”。[73]

尽管他们明显是漫不经心，但英国军官———布朗宁、霍罗克斯、邓普西以及阿代尔———却也完全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继续前进。然而，问题是巨大的。霍罗克斯的那个军，汽油和弹药短缺，他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即他的纵队有可能在奈梅亨的南边随时被夹断。战斗仍然在城市的中央进行，C·I·托马斯少将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由于远远地落在纵队后面，甚至还没有到达南边8英里处的格拉夫大桥。托马斯既小心翼翼又按部就班，因而跟不上英军纵队的步子。德国人在几个地点切断了马路，托马斯的士兵为了再次夺得马路并击退进攻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德国人的进攻现在正在紧逼通往奈梅亨的那条狭窄走廊，尽管布朗宁将军对德国人进攻的凶残感到担忧，但他也认为，托马斯本来是能够前进得更快一些的。霍罗克斯则并不这么有把握。霍罗克斯对马路沿线的巨大交通阻塞感到关切，他告诉加文将军：“吉姆[74]，永远也不要试图为只在一条马路上的一个军提供所需物品。”

地形———蒙哥马利已经预见到而且莫德尔所指望的这个困难———极大地影响了从奈梅亨大桥继续前进的战术考虑。在率领着近卫团装甲师的阿代尔将军看来，显然，坦克部队到达了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中的最糟糕的部分。面前的那条在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绝对笔直的高堤坝马路，看上去就像一个“岛屿”。“当我看到那个岛屿的时候，心都凉了，”阿代尔后来回忆说，“你无法想象还有别的更不适合坦克的东西：陡峭的河岸，两边都是沟渠，能够轻易被德国人的炮火所覆盖。”尽管他有种种担忧，但阿代尔也知道，他们将“不得不碰碰运气”，但他实际上又没有步兵，而“在那条马路上前进，显然首先是步兵的任务”。霍罗克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坦克部队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步兵能够赶来并通过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几乎将是在18个小时之后，坦克部队才能够对阿纳姆发起进攻。

然而这位军长，像那些美国人一样，还是对能够迅速在走廊出发抱有希望。奈梅亨渡口一被夺取，认为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仍然在英国人手中的布朗宁将军便告知厄克特，坦克部队已经过河了。在差两分钟就到半夜12点的时候，布朗宁仍然对能够早些出发持乐观态度，于是发出了下述第二个电报：

202358……打算让近卫团装甲师……天一亮便全力以赴前往阿纳姆大桥。

大约45分钟之后，布朗宁得知未能及时把步兵带上来，于是又给厄克特发了第三封电报：

210045……在明天的进攻中，最优先考虑的是第一空降师，但不要期望在中午12点之前会有另外的进军。

在阿纳姆，那个“最优先考虑”来得太晚了。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的士兵们，已经被他们的悲剧命运包围了。在中士鲁宾逊的部队驾驶着坦克，哐啷哐啷地过了奈梅亨大桥巨大跨距的3个小时之前，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所率领的第一批共3辆德军坦克，已经终于打出一条路，上了阿纳姆大桥。

11

★ ★ ★

下午，与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同一时刻，埃里克·M·麦凯上尉下达了命令，从阿纳姆的那座校舍里撤离，他的士兵们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那是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的。现在，从70码之外的地方，一辆虎式坦克把一枚枚炮弹发射进了大楼的南墙。“那幢房子现在在燃烧，”麦凯记得，“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我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移动的13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一个弹夹的子弹。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决定，让他的部队突围，战斗到底。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面。由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个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的时候，迫击炮的又一轮炮轰开始了，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逃脱的话。我朝辛普森叫喊，要他投降。”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一个人都配一只布伦式轻机枪，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国人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并试图再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马路，穿过马路对面已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撞了个面对面，伴随着坦克的有五六十名士兵。这6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国人扫射。“我们只有每人发射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国人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朝他的小组喊着前往附近的一幢房子的时候，又有一名士兵被杀死了，另一人受伤。在到达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士兵：“这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伞兵们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全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个地走开了。麦凯躲进一个花园，在一个玫瑰丛的下面趴着。在那里，他取下他的军衔徽章，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点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到达昏昏欲睡的阶段，便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我尽力轻声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我可以令人信服地显得就像死去一样”。突然“他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柔软地接受了这一踢，“就像刚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颠簸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痛，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你把刺刀刺进一名英国军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国人对麦凯的爆发毫无准备，向后移动了，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他就能射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围着我成了一个圈。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形势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国人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扔出了花园的墙，“这样他们就不能取来留作纪念”。

那些德国人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空的银质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位军官把瓶子还给了他。当麦凯问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手举在头上，被押送到了一个关押英军俘虏的大楼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逃跑。突然，麦凯，这位在场的唯一一位军官，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位德国中尉能说完美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国人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这就是审问的结束”。

快到傍晚的时候，俘虏们被赶了出来，上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他们在车后面放了一个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距离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袭击他，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别的德国人来了，他们打得我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俘虏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身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里第一次，这位年轻的军官熟睡了过去。[75]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楼四周，在坡道边上。大约有100个士兵，分成小组，仍然在凶猛地战斗着、坚持着。司令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钟前后，第二营负了伤的指挥官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弗罗斯特听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显示出患有战斗疲劳症[76]的胡言乱语”。德国人仍然在轰击这座大楼，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一派酷热。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到现在，弗罗斯特开始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大楼正在烧倒，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屋子的各个地方，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而咳嗽。营的首席医官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的旁边跪了下来。洛根说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国人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战的士兵们带到别的大楼里，继续战斗。我感到了，即使大桥丢失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大楼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进行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他的军衔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们当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列兵詹姆斯·西姆斯，闷闷不乐地听见正在制订撤退计划。从逻辑上，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几乎所有的军官和军士都死去或者负伤了，而且大楼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一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出去，突然逃跑”。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洛根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走了出去，与德国人见面。战斗的喧闹声停止了。“我看见，有一些德国人跑到大楼的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记得，“他们需要用那些车辆来搬运伤员，我在脑子里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纳粹军靴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地下室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国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几乎是太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落在我们上面”。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是“神经紧张的，随便就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配备的是英国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77]

在一名患战斗疲劳症的伞兵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在四周，他看到楼房在猛烈燃烧着。他看到，德国人和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整个场面被火焰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没过几分钟，突然发出了一声轰鸣，大楼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唔，道格，这一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当英军伤员又小心又惊讶地注视的时候，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注意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空投补给品中拿来的。当这些饥饿、口渴的士兵们开始吃的时候，德国士兵们在他们旁边跪着，为这场战役而向他们表示祝贺。列兵西姆斯盯着一行马克Ⅳ型坦克，那些坦克沿着马路向后延伸。有一个德国人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兵，”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时那些坦克就是对付你们的了。”

但弗罗斯特顽强而又体格健全的士兵们，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的时候，战斗又再次开始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个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都是德国人———在前面，背后，以及两边。在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大的兵力渗透进了这个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实际上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躲藏起来过夜。他希望，在黎明的时候，能把兵力集中在河岸边一部分被毁的建筑里。甚至现在他仍然预料，到上午的时候就能得到解救，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出去进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他的无线电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在嘴前，说道：“这是第一伞兵旅。我们不能坚守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形危急。请赶快。请赶快。”

德国人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所剩下的，就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所预料的那样，积聚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了一条单行通道，过桥的行动才得以开始。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待在环形防线里散开的士兵们，从他们的躲藏处出现了。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国人系统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士兵们投降。幸存者们三三两两，未被察觉，他们分散开来试图逃跑。英国人的最后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走向厄克特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柴火跑去，试图在柴火下面钻过去。他靴子的后跟露了出来，一个德国人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的双手举在头上，被带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俘虏当中，一位德国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这位英国军官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说道。“我想向你和你的士兵们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英勇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的经验。”高夫盯着这位敌军军官。 “不，”他说道，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巷战。下一次我们会好得多。”[78]

在这最后几个小时当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人用无线电发出了。不论是厄克特的司令部，还是英军第二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但在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司令部里，哈策尔中校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不能回忆起信息的全部，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弹药了。上帝保佑我王。”

在北边几英里处，在阿珀尔多伦的附近，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躺在一家德国部队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是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士兵是安静的，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却不能不想到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英里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是感到人家决定要把我们忘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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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40整，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被告知，他的坦克第一连要从刚刚夺取的奈梅亨大桥冲出去，前往阿纳姆。乔·范德勒中校告诉他，进攻发起时刻将是上午11点。兰顿表示怀疑，他认为，范德勒一定是在开玩笑。只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向他的连下达简单命令，让他们准备进行一次大的进攻。兰顿是在一张缴获的地图上被迅速下达简短命令的。“我们所拥有的另外一张地图，是一张没有详情的路线图。”他说。有关敌人火炮阵地的信息，就在一张孤零零的侦察照片上，表明在伦特村和埃尔斯特村之间有一个防空工事，而且“据称它可能不再存在了”。

在兰顿看来，这个计划的一切都是错的———尤其是，“他们实际上是要在20分钟之内发起这次进攻”。他的连要开辟道路，第二个连从后面跟上。兰顿被告知，有两辆坦克将载着步兵，更多的部队将跟上。然而他却不能指望得到多少炮兵的支援，而且在最初的突破过程中曾成功使用的台风型飞机的“出租车候车站”式的空中掩护，也不能立即得到，因为在比利时，那些台风型飞机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停飞。尽管如此，兰顿得到的指示却是，“要发疯似的前进，赶到阿纳姆”。

乔·范德勒尽管没有向兰顿吐露他的感觉，但对这次进攻的结果是悲观的。早些时候，他与别的人，包括他的堂弟贾尔斯·范德勒中校，曾经过了奈梅亨大桥，去研究那条向正北通往阿纳姆的抬高了的“岛屿”公路。在这些军官看来，这条马路似乎是不祥的。乔·范德勒的第二把手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首先发话了。“长官，”他说道，“在这条该死的马路上我们一码也走不出去。”贾尔斯·范德勒同意。“这是一个试图开动坦克的荒唐的地方。”走廊上进军，在进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尽管车辆已经以坦克单行向前移动了，但也总是在必要时可以在大马路之外调动的情况下实施。“这里，”贾尔斯·范德勒回忆说，“毫无能够离开马路的可能。一个堤坝堤岸，顶上是一条公路，要进行防御是极好的，但绝不是坦克施展的地方。”贾尔斯转向其他人，说道：“我只能想象，当德国人看见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幸灾乐祸地搓起手来。”然后他又说，“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试试。我们得在那条该死的马路上冒险。”贾尔斯记得，“我们的进军根据的是一个时间计划。我们要以两个小时15英里的速度前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格沃特金准将，已经简短地告诉他们：“就是要赶到目的地。”

上午11点整，兰顿上尉拿起侦察车上的话筒，用无线电发话：“前进！前进！前进！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他的坦克隆隆驶过伦特村邮局，上了大马路。兰顿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心中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5到20分钟之后，他开始呼吸轻松一些了。敌人没有采取行动，兰顿“因为早些时候如此不安而感到有点羞耻。我开始纳闷，我到达阿纳姆大桥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

在领头的坦克后面，范德勒堂兄弟俩坐着他们的侦察车跟来了，在他们后面是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洛夫坐在他的皇家空军地对空通信车上。同他在一起的，又是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萨瑟兰又安静又焦虑。在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突围的时候，萨瑟兰曾指挥了台风型飞机的攻击，现在，当他爬上那辆白色装甲侦察车的时候，他告诉洛夫：“在阿纳姆的空降部队的小伙子们有很大的麻烦，急需帮助。”洛夫审视着天空，寻找台风型飞机，他确信，他们将会需要那些飞机。洛夫记起了那次突围时的恐怖状况，因而“根本不急于发现他本人所处的状况，与我在上一个星期天的情况相类似，在那个星期天，德国人一下子就把我们挡住了”。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稳定地前进，途中经过了左边的奥斯特豪特村，以及右边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雷森和本梅尔。从侦察车上，兰顿上尉能够听见，领先的坦克部队指挥官托尼·塞缪尔森中尉在宣告所在的位置。塞缪尔森大声叫道，第一辆坦克正在接近埃尔斯特的郊外。此时，这些爱尔兰人大体在前往阿纳姆的中间点上。兰顿在听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单独出发了。”但在整个纵队里，紧张气氛正在放松。空军中尉洛夫听见空中传来了嗡嗡声，随后看见第一架台风型飞机出现了。在比利时，天气放晴了，现在空军中队出现在了眼前，一次出现一架。当那些飞机开始在头上盘旋的时候，洛夫和萨瑟兰重新坐下来，感到放心了。

在他的侦察车上，兰顿上尉正在察看地图。整个纵队已经过了这个次要的本梅尔村岔路口，拐向了右边。这时，兰顿听见了一声猛烈的爆炸。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谢尔曼型坦克的链轮慢吞吞地升到空中，飞到前面的树上”。他马上明白，领先的一辆坦克被击中了。塞缪尔森中尉在前面更远的地方，迅速证实了这个事实。

在远处，火炮开始发出轰鸣，黑色的烟雾旋转着翻滚着升上天空。行列的后面，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纵队突然停了下来。大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开始交战的时候，无线电上的说话声走了样，语无伦次。“似乎有大量的喊叫声，”贾尔斯·范德勒记得，“于是我告诉乔，我最好到前面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同意了。“尽可能快点告诉我！”他告诉贾尔斯。

兰顿上尉已经朝前面赶过去了。兰顿从停下的装甲车旁边缓慢向前挪动着，来到马路上的一个弯曲处。在前面，他看见那4辆领先的坦克，包括塞缪尔森的那辆坦克，全都被击毁了，有的坦克在燃烧。炮弹来自左边树林里的一门自行火炮，在埃尔斯特镇附近。兰顿命令他的司机把坦克开进道路弯曲处一幢房子的院子里。几分钟以后，贾尔斯·范德勒来到了他这里。立即，机枪的火力迫使两人隐蔽起来。范德勒无法返回他的装甲车并向他的堂兄乔报告。他大声朝他的司机下士戈德曼喊叫，把装甲车倒回去———那是一辆亨伯型装甲车，上面有一个舱口，边上有一扇门。他每喊叫一次，“戈德曼就会打开舱口的盖子，而德国人就会在他的上方猛烈射击，迫使他再次砰的一声把盖子关上”。最后，贾尔斯烦透了，于是沿着一条沟，爬着回到乔的指挥车那里。

乔·范德勒已经在厉声发出命令了。他用无线电要求炮火支援：然后，看到台风型飞机在头上飞行，于是命令洛夫叫飞机进来。在那辆皇家空军的汽车上，萨瑟兰拿起话筒。“这是酒杯……酒杯……”他说道，“请过来。”台风型飞机继续在头上盘旋。萨瑟兰绝望了，又再次召唤：“这是酒杯……酒杯……过来吧。”没有反应。萨瑟兰和洛夫面面相觑。“无线电坏了，”洛夫说，“我们什么信号也接收不到。台风型飞机在我们的头上乱转，而在地面上，炮轰正在进行。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无望、最令人泄气的事情，我注视着那些飞机在天上，但却对此无能为力。”洛夫知道，这些缓慢旋转的飞机“已经得到指示，不得根据猜测而进攻任何东西。”这个时候，贾尔斯·范德勒已经来到他的堂兄这里。“乔，”他说道，“如果我们再派坦克沿着这条马路前进，那就要成为一场血腥的谋杀。”这两个人一起前往兰顿上尉的阵地。

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步兵已经下了坦克，进入到马路两边的果园里。兰顿已经接管了其中的一辆坦克，由于无法找到隐蔽处，也无法驶离马路，所以他便前后开来开去，试图朝树林里的那门自行火炮开火。他每发射一炮，“那门火炮便发射五炮，作为回应”。

那位步兵上尉，他的部队也面对着同一个目标，但现在却在一条沟里聚成一堆。那位步兵上尉怒不可遏。“你以为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他冲着兰顿喊道。年轻的兰顿保持平静。“我是在试图击毁一门火炮，这样我们就能到阿纳姆了。”他说道。

当范德勒堂兄弟二人出现的时候，试图击毁火炮未获成功的兰顿从坦克里爬了出来，迎接他们。“那里乱成一团糟，”乔·范德勒记得，“我们什么都尝试了。没有办法把坦克移出马路，从那个该死的堤坝的陡峭的边上下来。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火炮支援，来自一个野战炮兵连，但那个炮兵连对准目标的速度太慢了。”他的孤零零的步兵连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却又无法叫台风型飞机过来。“想必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得到支援？”兰顿说道。范德勒慢慢地摇了摇头：“恐怕不能。”兰顿仍然坚持。“我们能够到达那里，”他恳求道，“我们如果得到支援就能出发。”范德勒再次摇了摇头。“对不起，”他说道，“你就在这里待着，直到接到新的命令。”

在范德勒看来，显然，在G·I·托马斯少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步兵到达爱尔兰近卫团之前，是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的。在他们到达之前，范德勒的坦克部队被单独搁浅在无遮蔽的抬高的马路上。只是一门对准这条抬高的马路上的自行火炮，就已经有效地把整个救援纵队挡住了，那个地方就在阿纳姆的6英里外。

这一行坦克往后，在埃尔斯特村的附近，有一个温室，它的窗户神奇地几乎全部完好无损。在温室对面，约翰·戈尔曼中尉愤怒地抬头盯着马路。在这个走廊更后边，在瓦尔肯斯瓦德村，这个纵队就曾受阻停止前进，从那时起戈尔曼就感到，他受到了驱使要移动得快一些。“我们从诺曼底一路赶来，攻占了布鲁塞尔，走了半个荷兰作战，而且过了奈梅亨大桥，”他说道，“阿纳姆和那些伞兵就在前面，几乎能看得见那最后一座该死的大桥，但我们被挡住了。我从未感到过这种病态的绝望。”

[1]圣优西比乌斯（St.Eusebius，？—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2]格雷伯恩在阿纳姆战役中阵亡了。9月20日，他站在一辆敌人的坦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指挥他的士兵撤退到一个主要的环形工事。由于他在交战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忠于职守，死后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译者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Cross］，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56年颁发的铜质勋章，授予有杰出功勋的英国军人。）

[3]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这是一种美国无后坐力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能够极其精确地发射20磅重的炮弹。——原注。

[4]在这个动物园里，有12000只信鸽，那是德国人从阿纳姆全城养鸽子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由于害怕荷兰人会使用这些鸽子传递报告，所以这些鸽子便被没收，养在动物园里。德国士兵每天都来清点鸽子的数目，甚至命令把死去的鸽子也留下来，等德国人来核对它们的注册号码。——原注

[5]他命令，属于南斯塔福德军团的半个营前往阿纳姆。这个营的另外一半在第二次空运的时候才能到达，那时这些部队也将动身，为哈克特的第十一营的进军补充兵力。——原注

[6]拉格（Laag）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其独有的教义和崇拜形式。

[7]联合王国国旗（UnionJack），即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国旗，也就是英国国旗。

[8]此后不久，在勘察英军阵地的地形时，沃迪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了。——原注

[9]伞兵们注意到，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人在彼此喊着口号的时候，似乎每次交流都用这两个字开头。在阿纳姆，这个战斗口号则有了特殊的意思。它使得北坡道两边的伞兵们能够确定，在各个楼房和地点的人当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因为德国人似乎不能发出这两个字的音。按照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在其《飞往战斗》一书中的说法，这个战斗口号“似乎能激发起士兵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10]战功十字勋章（MilitaryCross），授予英国陆军军官的十字勋章。

[11]这应该是在战场上通话时用的暗语。“长着羽毛的朋友”，应该就是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小马倌”自然就是爱尔兰近卫团。

[12]贝斯特，原文是Best，字面意思是“最好的”，但对执行任务的美军来说，它恰恰是“最不好的”。所以“取名不当”。

[13]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MedalofHonor），由美国国会授予的最高军功勋章。

[14]见科尼利厄斯·瑞恩著，《最长的一天》，第63、300页。——原注

[15]勃朗宁（JohnMosesBrowning，1855－1926），美国枪械和自动武器设计师，因设计自动步枪而闻名，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武装部队普遍使用勃朗宁设计的自动武器。

[16]随后在这些区域进行的为时4个多小时的疯狂而又混乱的战斗中，八十二师的一位最受人爱戴的军官、该师的最重量级拳击冠军安东尼·斯蒂芬尼奇上尉阵亡了。“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告诉他的士兵们，“告诉小伙子们好好干。”然后他死了。——原注

[17]在对飞机数量进行整理的时候，有些不一致之处。美国人给的数字是总共3807架飞机，英国人给的是4000架飞机。上面所使用的总数，系来自布朗宁将军的军部战后报告，它表明，数字上的不同处似乎在于战斗机的数目。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有674架战斗机从英格兰的基地起飞，为第二次空运护航，但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数字里的是193架在比利时基地里的飞机，而如果加上去的话，战斗机的总数就应该是867架。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空中军事行动的最好叙述，尤其是在涉及运送兵员的飞机方面，无疑是美国空军的官方杂志《师的史实研究》第97期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约翰·D·沃伦博士，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原注

[18]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但荷兰人愿意讲这个故事。按照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说法，当英国伞兵和他们的装备，包括一门反坦克炮上了德里尔的渡船的时候，船工皮特面对着一种两难：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他们付费。等他们到达北岸的时候，皮特决定给他们免费。——原注

[19]尽管众多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个故事，但我不想吐露这位军官的名字。有关他的自杀，仍然还有疑点。他既受大家喜爱又勇敢。他可能确实用自己的手枪自杀了，也可能是被狙击手杀死的。——原注

[20]达利风格的（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1]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22]在荷兰著名军事史家西奥多·A·博尔里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四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别的地方建立一个坚强的桥头阵地……让在韦斯特博文山的高地……成为这个桥头阵地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23]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而造的低田。

[24]这里的“皮普”，即希克斯，全名是“皮普·希克斯”。上面的“查尔斯”，即麦肯齐，全名是“查尔斯·麦肯齐”。

[25]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作的采访，还有在厄克特的《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26]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的收支总差额。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这当中的差额。

[27]当然这是比喻。这里的童话（fairytale），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谎言，不可信的事情”。

[28]马尾藻海（Sargasso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29]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思考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一○一师会合，因而他认为，也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邓克利上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就像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在因为想到这个而着慌，而老是小便。”——原注

[30]“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国人的尸体摊开来，就像地毯一样。德国人穿灰色制服，所以是“灰色的地毯”。

[31]这个德国人当然不会知道塞科姆的名字，这里的“豪普特曼先生”是德语中的常用名，类似于我们的“老张”、“老李”，随便说说，但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对方。

[32]在阿纳姆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家医院都是被英军和德军双方的医生和卫生员共同使用，来照看他们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5英里远的荷兰小镇恩舍德。在那里待着期间，他的两条腿都被截肢了。他于1945年4月被解放。——原注

[33]在9月22日，星期五，迪恩－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座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待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只喝几口水，吃少量的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0月22日晚被带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一空降师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那三个人之一，迪恩－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带到了费尔普附近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34]“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德语，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

[35]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两只手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肢。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待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36]当时厄克特被困在那个小阁楼里，自己能否逃走都是个问号；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两位中校的部队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亲自指挥更是无从谈起。真是既悔之莫及又无可奈何。

[37]贝利桥（Baileybridge），即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贝利（DonaldC.Bailey）的姓命名。

[38]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从战俘中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息和电话。”——原注

[39]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杰出的《为欧洲而斗争》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对传递到军司令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信息仔细检查一下便可得知，从阿纳姆防区发出的第一个直接信息，是在19日上午8∶25到达布朗宁那里的。那一天后来，又有两个信息来到了，信息的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军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给出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三个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特的师正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

[40]格兰瑟姆（Grantham），英格兰林肯郡城镇，因被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比》（1839）述及而闻名。

[41]阿斯克特（Ascot），在英格兰伯克郡的温莎－梅登黑德区，以赛马场闻名。

[42]这里的“哈里”即指亨利·阿瑟·金。“哈里”（Harry）是“亨利”（Henry）的昵称。

[43]戴夫（Dave），是驾驶员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44]空军上尉戴维·洛德是空战十字勋章的拥有者，死后又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来，这三位皇家空军军官和那4位陆军发送员——空军少尉R·E·H·梅德赫斯特、空军中尉A·巴兰坦、下士尼克松、驾驶员詹姆斯·里基茨、驾驶员伦纳德·悉尼，以及驾驶员阿瑟·罗伯特姆——他们的尸体被辨认了出来，埋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基地。——原注

[45]有关这个故事，我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五○二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二营的史蒂夫·查普伊斯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6个星期以后在英格兰醒来——瞎了，聋了，哑了，轻了40磅，头上有一块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军士多恩进行了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怎么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想要毙了那位医生。”——原注

[46]在诺曼底，范德弗特曾带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的仗。见《最长的一天》。——原注

[47]苏族（Sioux），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尤其是在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人部落。

[48]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大帝，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49]巴尔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I，1123—1190），是德意志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50]附联式房屋（attachedhouses），即各个房屋彼此相连。

[51]观测射击（observed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52]折叠座手杖（shooting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作座椅。

[53]安齐奥（Anzio），意大利拉齐奥区城镇。位于深入第勒尼安海的半岛上。1860年归属意大利。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此登陆。

[54]布雷格堡（FortBragg），美国地名。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55]帕特（Pat）是帕特里克（Patrick）的昵称。

[56]麦凯认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合。——原注

[57]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牧师不是作战人员。

[58]安非他明，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兴奋剂。

[59]复视（doublevision），也就是把同一个东西看成两个。

[60]奎里佩尔死后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61]所谓矩阵（box），也就是四周严密设防。

[62]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对荷兰地下组织保持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凯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格兰派去的特工被捕获了，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情报行动中，几乎每一个跳伞进入荷兰的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手段，英格兰的监听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信息中故意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无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有两个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凯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结束。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哄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凯斯忍不住对他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语电文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公司继任人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在担任你们在荷兰的唯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来欧洲大陆，在一个广泛的范围里访问我们，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了，彻底改组了——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军官仍然得到提醒，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

[63]道格（Doug）是道格拉斯（Douglas）的昵称。

[64]尽管这些数字完全是从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引用的，但它们似乎过分了，尤其是在火炮、车辆和马匹的数字上。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以及在安特卫普周围的撤离，是由欧根·费利克斯·施瓦尔布将军指挥的。1946年，施瓦尔布给出了下述估计：65000人、225门火炮、750辆卡车和运货马车，以及1000匹马（见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中的失败》，第180页）。这个出入，我无法解释，但施瓦尔布的数字显得要更实际一些。——原注

[65]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位于苏格兰。著名的英国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此建立。

[66]次要道路（secondaryroad），亦可译为“支路”，“公路支线”。

[67]“‘上帝与你同在’太长了，”库克说道，“所以我不断重复‘欢呼马利亚’（划上一桨），‘承蒙上帝的恩典’（再划上一桨）。”基普上尉试图记住他在普林斯顿当船员的日子，但却发现自己是在神经质地数着“7－6－7－7－8－9”这些数字。——原注

[68]按照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齐格菲防线战役》第181页中的说法，德国人在那座桥上部署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包括34挺机枪、两门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以及1门口径为88毫米的防空陆战两用火炮。——原注

[69]据说有一面美国国旗升起在铁路桥的北方，在烟雾和混乱之中，英军的坦克手们以为，那面旗是飘扬在公路桥的远端———这意味着，美国人已经夺取了那个远端。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在我进行的许多次采访中，却没有发现一个参与者能够证实此事。我曾在整个地区走了一遍，似乎难以想象，有谁在朝公路桥对面望去的时候，会把在西边1英里处飘扬的一面旗帜误认为是这个渡口的终点。——原注

[70]惰轮（idlerwheel），也就是空转轮。

[71]德国人要炸毁奈梅亨公路桥的尝试，这里是首次披露。在此之前，哈梅尔将军从未就这个问题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直到今天，炸桥用的炸药为何失效仍然是个谜。许多荷兰人认为，这个主要的渡口是年轻的荷兰工人扬·范·胡夫救下来的，19日，他被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派进了奈梅亨，给伞兵们做向导。据认为，范·胡夫成功地渗透进了德军的营地，到达了大桥，在那里他切断了通向炸药的电缆。他很有可能这样做了。1949年，一个调查这个故事的荷兰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范·胡夫确实切断了一些电线，但却无法证实是否单是切断这些电线就实际上拯救了大桥。炸药和传输线在瓦尔河的伦特村那一边，诋毁范·胡夫的人断言，他到达传输线而又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争论仍然在激烈进行。尽管证据对他不利，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倒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荷兰人，因为在这场战役的进程中作为地下组织的一员所起的作用而被德国人枪杀了，他确实救了这座大桥。——原注

[72]鲁宾逊是英国人，所以称他们“美国佬”。

[73]加文将军说：“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士兵们的愤怒和心酸。我在黎明时候找到了塔克，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军人就是英国军人，但英国的步兵领导人却或多或少并不理解空降部队的同志情谊。对我们的士兵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拯救他们在阿纳姆的伞兵兄弟们。那是个悲剧。我知道，塔克想去，但我绝不能让他去。我手头的事情应接不暇。除此之外，塔克和我的其他前线军官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英国人在那个时刻也有一些难题。——原注

[74]加文的教名是詹姆斯（James），吉姆（Jim）是詹姆斯的昵称。

[75]第二天，麦凯和另外3个人从德国的埃默里希镇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经率领一个小组从那个校舍里突围。这4个人一路走过乡村，来到莱茵河。他们偷了一条船，一路划下去，来到了奈梅亨的盟军营地。——原注

[76]战斗疲劳症（shell－shock），亦译“炮弹休克”或“弹震症”，即因战争的可怕经历而精神异常。

[77]斯特恩式轻机枪（Stengun），系二战中英军所使用，其两位发明者谢泼德［R.H.Shepherd］、特平［H.J.Turpin］，一为英军少校，一为英国文职官员。德国人用英国枪，这是盟军空投的武器落入了德国人之手的一个例子。

[78]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与德军曾进行过巷战。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Ⅱ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part five der hexenkessel(the witches'canldr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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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的坦克部队在路上！”在收缩了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从狭长掩体、现在已经变成了据点的房子、十字路口阵地，以及树林和田野里———满是污垢、脸色灰白的士兵们欢呼着，传递着这个消息。在他们看来，这个漫长、陷于孤立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厄克特将军的莱茵河桥头阵地，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指头尖样的地点。现在，在这样一个地区，它长不到两英里，中心地带有一英里半宽，在莱茵河边的基地有一英里长，“红毛鬼子”们被包围了，从三面遭到进攻，正在慢慢地被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极为短缺，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师来说。英军第一空降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士兵们再次被能获得解救的希望振奋起来。就是现在，暴风雨般的炮火在头顶上面咆哮着，那是在莱茵河对岸，在南边11英里之外的地方，英军的中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在猛烈轰击距离厄克特的前线只几百码的德国人。

通过电报，布朗宁将军已经许诺厄克特，到星期四时，第三十军的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将会进入射程，而且团的炮兵军官们也已经清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意志坚定的老兵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迅速依从了。通过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通信网，“红毛鬼子”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强烈要求炮兵几乎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面开炮。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效果，就是吓得德国人不知所措。那些一次次几乎就要击溃这些胡须满面、衣衫褴褛的伞兵们的猛烈的坦克部队的进攻，又一次次地被英军的火炮击退了。

即使有这种受欢迎的解救，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国人如果集结兵力，进行一次协调的进攻，还是能消灭他的微不足道的兵力。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有一点点希望———有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信手段，并与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火炮支援取得了联系。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在行进；而且，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1500名新的伞兵，就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德里尔与赫维多普之间迅速摆渡通过莱茵河的话，那么这个凄凉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顶住的话，那么补给品就像索萨博斯基的士兵的到来一样紧迫。在头一天，总共300吨的补给品当中，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只给哈滕施泰因区域送来了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地对空的通信手段———那种特殊的美国超高频设备，在D日，也就是17日那一天，起飞前几小时才匆匆送到英国人那里，波长又设置错了，因而毫无用处———所以师部的军官们不得不承认，皇家空军似乎不打算放弃误伤的警惕而大胆突袭，可是空降部队的士兵们却知道，那种大胆的突袭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准备好了要冒险。厄克特已经连续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的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进攻“机不可失的目标”，而不要考虑“红毛鬼子”们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坚持，敌人的目标应该以几乎是绘图式的准确性，来精确地标出其位置———对被围困的伞兵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被压得动弹不得。皇家空军没有进行一次低空攻击，而在环形防线的周围，一直伸展向东到阿纳姆，这些地方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块田野和树林，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红毛鬼子”们缺少他们拼命敦促的空中打击，被围在环形防线里面，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并且在一些地方进行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上，他们相信爱尔兰近卫团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他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师，敌人在人数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们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而又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小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即使在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桥头阵地”的时候，他也不透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边，沙恩·哈克特准将坚守东边。希克斯的西边防区，配备的士兵系来自滑翔机飞行员团、皇家工兵部队、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余部、一些波兰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队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其他伞兵。在东边，是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的幸存者们、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其他士兵，以及皇家炮兵的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士兵。北边（靠近位于沃尔夫黑策村的铁路线），从这些主要的防御工事蜿蜒向上，在这里坚守的是博伊·威尔逊少校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他们是那些带路的伞降信号员，再就是R·佩顿－里德中校的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沿着南边的基地，从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在西边的韦斯特博文山高地，哈克特指挥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另外的士兵，以及一支五花八门的兵力，其构成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余部、第一营、第三营和第十一营，以及在两次负伤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率领下的各种服务部队———号称“朗斯代尔部队”。在那个地区的中心，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的炮兵，炮组不断努力为这困难的防线效力，而他们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1]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地图上，每一支部队的地点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多年以后，幸存者们却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个部队之间没有区分，没有相互协调的作战。只有受到震惊、扎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是哪里，也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了口子，他们就跑过去堵上。希克斯准将的士兵们顽强地保卫着桥头阵地的防区。当希克斯去访问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试图保持一张合乎情理的面孔”。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停止传输的时候，汤普森就怀疑，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抵达第二营的余部。[2]这座跨越莱茵河的孤零零的大桥———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防线———一直就是主要的出击目标，是蒙哥马利要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一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勇敢的士兵的苦难，也就白白地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帮助，必须来自第三十军的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力量。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一着陆，就尽快让他们过河，进入环形防线。索道渡船尤其适合这个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报与军司令部进行了联系，说那是“一种第24等级类型的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博文山高地感到担忧，也对德国炮兵可能控制那里的渡口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那里。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士兵是如此之少，因而只派出了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第一营的一个排去保卫那个阵地。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守卫那个高地。查尔斯·奥斯本少校的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就被给予了这个任务，但按照奥斯本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博文山。我被派了出去，进行侦察巡逻，以便安排各个营的阵地。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返回司令部的时候，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的士兵“被相当零碎地调动出去，进入了哈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个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侦察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以便汇报渡口深度、河岸的状况以及河水的流速等情况。皇家工兵汤姆·希克斯认为，这个勘测是“为了在第二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帮助”。希克斯与另外三名皇家工兵以及一位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皮特“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水流帮助渡船过河”。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一根索具上，每隔1英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的晚上，在波兰人的空投场又改变为德里尔村之后，另外一个巡逻队被派到了轮渡地点。“那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工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回忆说，“我们要前往在赫维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待在那里，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一名中士、一名下士、6名列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在我们一头钻进我们和赫维多普村之间树林浓密的乡间的时候，迫击炮弹和子弹在猛烈地落下。”爱德华兹说。有几次这一行人遭到了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伤了。这个巡逻队来到地图上标明了地点的河岸，却发现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尽管仍然有可能渡船停泊在南岸，但巡逻队却被告知，他们将在河的自己这一边找到渡船。士兵们立即散开，在渡口北码头两边的四分之一英里地带寻找。寻找没有结果，工人皮特的渡船无法找到。爱德华兹记得，负责这个巡逻队的那位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是沉了，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开始了他们危险的返程。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伤了巡逻队的另外三个人，一行人又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认定，士兵们分开会更有机会返回。爱德华兹与下士和两位滑翔机飞行员离开了。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遭遇战和小冲突之后”，他的小组来到了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正好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摔在地上，他的双腿充满了“小的炮弹碎片，靴子里满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勤务兵给他包扎了伤口，并要这位受伤的列兵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英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者和死者所发出的恶臭，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他决定离开，前往连指挥部，指挥部位于一个洗衣房，“为的是找个人向他汇报。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一个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另外的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将军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批敌人正在进攻大桥。不足的兵力形势严峻。敌人从黑尔苏姆村以东、阿纳姆以西进攻。形势严峻，但师的余部围绕着哈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对这两个地方尽早解救是绝对必要的。仍然控制着赫维多普村的渡口。

这个电报是经由第六十四重型炮兵团的通信网发出去的。甚至就在发报的时候，师司令部就已经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皮特的渡船仍然在漂浮着，大概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渡船最终由荷兰平民，在大约1英里之外的那座被拆掉的铁路桥附近发现了，船被冲到岸边，仍然完好，但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码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防御阵地之后，厄克特返回司令部，听到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波兰人的空投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是他用索萨博斯基的士兵来增援环形防线的唯一迅速的方式却消失了。[3]

当运载着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那个长长的纵队，前往位于德里尔村的空投场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从领先的达科他型飞机的窗子往下面看，于是“得知了真相，得知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机编队在艾因霍温转向北边，他看到，“下面的整个走廊里交通堵塞，几百辆车辆挤在一起，混乱不堪”。烟从马路上翻腾着升上来。公路的各个地点，都有敌人的炮弹在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而且“到处都有车辆残骸堆积在两边”。然而，车队却不知怎么仍然在移动。然后，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云彩，索萨博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马路，以及马路上面被堵塞的、停顿下来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头部。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眼前。坦克正在过桥，从北边驶向南边，索萨博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国人。他震惊了，目瞪口呆，明白英国人已经丢失了这座桥。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缺乏有关厄克特形势的信息感到焦虑，也“因为设想我有可能被我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索萨博斯基于是便把谨言慎行抛到九霄云外。他要求见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与波兰伞兵旅进行联系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上校，索萨博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于是带着索萨博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前往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星期四早晨7点，他带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村的空投场并没有改变，而且“赫维多普村的渡口在英国人的手中”。索萨博斯基气消了。现在，当朝下看着战斗的全景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知道得比布里尔顿多”。当他看到，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以及前面，明显是德国人的坦克，而且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飞上来迎接他的士兵时，索萨博斯基被激怒了，他认为，他的旅“正在一场完全是英国人的灾难中被牺牲掉”。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的舱门出来了，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落了下来。这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下午5∶08。

正如索萨博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场大屠杀。和以前一样，德国人正在等着呢。从敦刻尔克[4]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跟踪这些编队并测定它们的时间，而现在，由于有了远远多于以前的增援部队，所以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人靠近的时候，25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从云层中俯冲出来，朝这些靠近的飞机扫射。

当索萨博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有一架达科他型飞机正朝地面落去，它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下士亚历山大·科察尔斯基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落了，在飞机坠毁之前，只有十来个伞兵逃脱了出来。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被悬挂在他的降落伞下面，他祈祷着。他看见，有这么多的曳光弹，“地面上的每一门炮都似乎瞄准着我”。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的降落伞全是窟窿，他在一位头被炸掉了的波兰同胞旁边着了陆。

不到两英里半之外的波兰人的空投，给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战斗造成了片刻的停火。德国人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那些摇摆着的、不能自卫的人们身上。“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块儿举了起来，同时发射。”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注意到。从不断的炮击中获得的暂时缓解太宝贵了，不可浪费：士兵们迅速利用这个机会移动吉普车和设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再次安置掩护网，并把空的炮弹箱从拥挤的狭长掩体里扔出来。

罗兰·兰顿上尉的坦克先头连，大约6个小时之前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被挡住了，现在，兰顿在6英里之外的那条抬高了的“岛屿”马路上，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投。这是他所曾见到的最恐怖的景象。德国飞机朝不能自卫的波兰运输飞机俯冲过去，“把它们从空中炸飞出去”。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的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在地上”。士兵们的尸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了”。兰顿差不多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纳闷，“我们在下午被告知，我们在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不能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人。它现在在哪里呢？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这样感到泄气，他真心实意地想，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到达在阿纳姆的那些可怜的杂种那里”。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现自己呕吐得厉害。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炮火的野蛮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旅的大多数人还是神奇地到达了空投场。甚至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火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也在他们当中爆炸。那些炮火是奈梅亨到阿纳姆的那条高架公路上的坦克和高射炮，以及德里尔村北边的炮组发射出来的，而且索萨博斯基看到，甚至机枪也在整个地区瞄准射击。士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了。当他跑开隐蔽的时候，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切掉了他头颅的顶部。我不知道，在战斗结束之前，我将看到我的士兵当中还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这个牺牲是否值得。”[5]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所做出的凶猛接待吓呆了，也被伞降吞没了。波兰伞兵们落在这个小村子的各个地方，落在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的顶上、圩田里，也直接落在村子里。有些士兵落在莱茵河里，由于无法脱掉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了。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人。在这些荷兰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着陆，以在德里尔村南边不到两英里的空投场为中心，令村民们大吃一惊。没有使用伞降信号员，而且荷兰地下组织对这个计划也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带有木质轮胎的自行车，在一条狭窄的堤岸路上朝南骑去，前往一个叫霍宁斯旷野的地方，伞兵当中似乎有许多人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看不出还有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预料会有大量的伤亡。令科拉惊讶的是，她看到，士兵们冒着炮火，排好队伍，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么多的人仍然还活着，但她想：“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她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科拉是德里尔唯一一位熟悉这种语言的居民。科拉希望，她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的服务将会被需要，同时还希望能当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招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马路，因为有炮火”。但在她的“激动和愚蠢”之中，科拉并没有意识到，敌人连续齐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她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喽，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有几个波兰人曾被强征入伍，加入了德国军队，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她几乎立即就听出来了，那种语言是波兰语。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由于在敌人的占领下生活了多年，科拉是警惕的。在这个时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因为他们在仔细打量着她。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者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他们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在哪里？对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提及，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那个小小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到她的哥哥约瑟夫斯，一个积极的地下组织的成员提到，那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荷兰纳粹。她知道，有一些德国部队在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周围，在莱茵河的堤岸马路上，并在沿着河岸的砖建筑物里为高射炮配备了人员。“不要到那里去，”她乞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军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斯基将军。“由于他没有佩戴明显的标识，样子和别的人完全一样，”科拉记得，“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将军。”她记得，索萨博斯基正在平静地吃苹果。他对她有关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他的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斯基的军官们现在却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告知别的小组有关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小个子现在问道：“渡口在什么地方？”

一位军官拿出了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村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驳运船。他们从皮特那里得知，缆绳被砍断了，他们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斯基气馁地听着。在着陆以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巡逻队去寻找那个地点，现在他的惧怕被证实了。“我仍然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信息似乎是精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6]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现在摆在他的面前。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的厄克特被围困的士兵，索萨博斯基就得让他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晚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斯基得知，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无法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取得联系。是否已经制订了新的计划，他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斯基注视着，他的士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出发，把那个地区里的一点点抵抗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旅所遭遇到的唯一的主要抵抗，系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至今尚无装甲车出现，这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坦克。索萨博斯基既困惑又生气，于是便在一幢农庄住宅设立了旅司令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在他的有1500名士兵的旅里，有500名没有能够到达，他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改善。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着几乎整整一个营的飞机飞行夭折，返回了英格兰的基地。在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尽管他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士兵集结了起来，在他们当中又有几十人负了伤。

晚上9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是相当戏剧性地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与索萨博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司令部里的那位波兰联络官茨沃兰斯基上尉，便游泳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看地图，”索萨博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那天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斯基立即命令他的一些士兵，前往河边等待。他们在那里待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士兵撤了回来，进入一个环形阵地。”他预料，黎明的时候，“德国人将会发起步兵进攻，将会有猛烈的火炮火力”。“在这个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大河对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里，在早些时候，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得知在阿纳姆的我师部队消息。我师剩余部队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面。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猛烈，随后是局部的进攻。最恼人的是自行火炮。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几乎用完。在24个小时解救是绝对必要的。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小驻地里，就在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附近，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的每一个新的、折磨人的进展。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获得解放，但现在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美国和英国的战士们，正在为了让荷兰摆脱掉一个残酷的压迫者，而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迅速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不再抱有幻想。到9月22日，星期五的时候，伯恩哈德得知，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人是在德里尔村空降，而不是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空降，这位33岁的亲王发脾气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皮特·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订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及时知道对空投场的选择以及在空投场与阿纳姆之间的距离，我的人自然会说话。”由于“蒙哥马利具有渊博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部也就“对什么都没有提出异议，而是接受了一切”。但自从荷兰的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打算要走的路线那一刻起，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马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无数次的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纯粹是不能在这些马路上运作的。”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诉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步兵陪伴着坦克部队，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无法维持。多尔曼将军描述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否定态度不予理会”，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出奇的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看法被排斥了。大行其道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了。在我的参谋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英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伙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于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位高级军官外，他“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被证明是对的———而一般的英国人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7]

从布鲁塞尔，伯恩哈德把事件的信息充分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以及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不能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绝不会干涉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蒂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无计可施。”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就像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人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预料，德国人绝不会有同情心。女王感情强烈地痛恨德国人”。

在这次行动进行的早期，伯恩哈德已经告知威廉明娜：“不久我们就会攻占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我决不会再次踏进德国人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椅子上的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消毒，用滴滴涕消毒。”女王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而没有先问她。她有好几个星期不同我说话，除了涉及公事之外。”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心酸和气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价昂贵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赶回去，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针对荷兰人民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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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贝克，这个战争当中“安静的孤岛”，现在成了交战的核心。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往后，这个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把它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镇子的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遭到蹂躏的光秃秃的景色，弹坑搞得地面坑坑洼洼，狭长掩体留下条条伤痕，木头的碎片和钢铁的碎片一片狼藉，红砖的粉末和灰烬厚厚的一层。在被火烧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的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用空了的黄铜制子弹盒，在街道上深没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马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掉的房子和棚屋的后面，在街道的边上以及成了废墟的花园里，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是并排躺着的。现在成了医院的度假旅馆，立在草坪当中，草坪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而有着花哨条纹的天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提供遮阴的，现在成了肮脏的碎布片悬挂着。几乎每一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没有剩下几扇完整的窗子。这是个被蹂躏的海洋，德国人现在把它称之为巫婆的大锅（DerHexenkessel）[8]，在这里，荷兰人———大约8000到100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挣扎着要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在许多防区里的部队一样，也几乎没有食品，这些平民照料着他们的负伤者，照料着英国保卫者，而且当德国人负伤的时候，他们照料着他们的德国征服者。

斯胡努尔德旅馆现在是直接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家旅馆里，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害怕过了。我们周围到处都躺着伤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死去。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我们以前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在每一面都损坏了。我们甚至都不想它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想它。如果这个争斗要既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献出我们的生命。

在巷子里，在田野里和屋顶上，在房子废墟中成了路障的窗子后面，在下奥斯特贝克镇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轰炸的喧闹声几乎是持续不停，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没有了什么意义，事件也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希望能得到解救，但又几乎精疲力竭，以至于对能否活下去并不担忧了。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营长R·佩顿－里德中校着重提到：“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的缺乏是最难于抵御的。士兵们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正如第十伞兵营的本杰明·克莱格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别的任何东西———几乎到达被杀死也值了这种程度。”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太疲惫了，以至于“有时但愿我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这个指尖形状的突出部最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赖鲁尔德旅馆，（部队将其称之为“白宫”）一直到下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者和保卫者的装备和兵力疯狂地混合在了一起。英国伞兵们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来的德国弹药和武器。德国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国人驾驶着英国人的吉普车，用缴获来的、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品增强了自己。“那是我们所曾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攻占和再次攻占彼此的阵地，次数如此之多，结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几个人有把握地知道，是谁占领着他们旁边的地点。对在环形防线沿线的各个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那种不断的交换是可怕的。

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把他的全家———他的岳父母、他的妻子伯莎，以及他们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沃特医生家里，因为这位医生用沙包强化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在一个阶段的不停射击达到高潮时，英军的一支反坦克部队在他们的上面一层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打开，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党卫军出现了，要求知道大家是否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炮弹壳。那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这是英国人的大炮上的，”他喊道，“每一个人都上楼去！”沃斯奎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部枪毙。他迅速干预了。“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国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粗鲁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这群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猛地开了。令每个人宽慰的是，是英国伞兵进来了，沃斯奎尔心中想，他们的样子“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9]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国人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列兵艾尔弗雷德·琼斯，是博伊·威尔逊少校手下的一位伞降信号员，他也陷入了战斗的混乱中。在斯胡努尔德旅馆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国参谋车驶来。晕头转向的伞兵们注视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张大了嘴看着，”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给他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礼，然后军官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然后“我们全都醒悟过来，开火了，我们把司机和军官全都抓获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就不那么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朗中尉率领一个作战巡逻队，在登讷坎普十字路口附近环形防线的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矮树丛，这时与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撞了个面对面。那个德国人携带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朗拿的是一支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他的士兵散开，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国人比他快了“一刹那”。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人“只是右耳朵擦伤”。让朗恐怖的是，那个德国人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在离我大约18英寸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狂似的把那个“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它爆炸了，没有对朗造成伤害。“他搜了我的身，”朗记得，“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个手榴弹，朝树林里我的人那里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用那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开火。”当那个德国人向矮树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的作战服敞开的领子里。朗恼火了，推着那个德国人，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热了（Sehrwarm）。”那个德国人仍然在射击，说道：“哦，是的！”于是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用过的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德国人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扔掉中尉的急救药箱，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德国人指着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矮树丛里，他们四周全是射击声，这两个人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带走了，做了俘虏。

缓慢地，但又是确定地，环形防线正在被压缩，因为士兵们被杀死，受了伤，或者是做了俘虏。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是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他的无带轻软舞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一个花园里伪装了的狭长掩体里，德国士兵“眨眨眼要他出来”，贝利斯靠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个手镜，检查着他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问那个德国人：“你是否知道碰巧今天晚上镇里有舞会，是吗？”他被带走了。

别的伞兵实际上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二战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的《来劲儿》[10]。在战壕阵地和防御阵地，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嗓音告诉他们：“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伦纳德·奥弗顿“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是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奥弗顿和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用机枪做出了回答。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也听见了扩音器中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补给品的挂篮———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的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要求“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当他举起步枪的时候，他听见树林和战壕阵地里的其他人也喊了起来。机枪和步枪火力冒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们在对准扩音器射击。那个嗓音突然停止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唯一明智的做法———第一机降旅的理查德·斯图尔特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便被带到一个大司令部里。他生动地记得那位指挥官。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四十岁出头或者四十四五岁，穿着黑色的长皮外套，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套。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国家的鲜花盛开般的青年’”。斯图尔特再次说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再次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国人那样奋力作战”，但他却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伞兵们的决心，而且他也错误地阐释了波兰人在德里尔的空投。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人的到达对陷入包围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的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现在正在使用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军事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这个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现在有了25辆载重量为60吨的虎式坦克和20辆美洲狮型坦克的增援，它的任务是保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人到达阿纳姆大桥的南端，也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那边去”。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国人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了，被消灭了。他从来也没有考虑到，波兰人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阵地。比特里希的战略将决定第一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到达埃尔斯特的时候，厄克特将军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鬼怪式通信网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渡口不再被控制了。霍罗克斯却显然并没有被告知这个消息，这位军长的电报电文是：“第四十三师奉命，今天冒一切风险实现解救，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过渡口。”厄克特回答：“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酒窖里———“这是所剩的唯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进行了商谈。“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大惊小怪，”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什么事情以实现解救———而且是立即实现解救。”

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伞兵们将其称之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已经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摇动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几乎被击中所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投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005人———有8905人是该师的人，1100人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厄克特现在估计，他只拥有不到3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有通信联系，但他却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上校和埃迪·迈尔斯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首席工兵，“他将处理在人员和补给品轮渡过河中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绝对重要的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到了不再存在的程度了———我们只不过是聚集起来了正在坚持的个人。”厄克特认为，忍受的限度已经到了，而麦肯齐则要向他们强调，“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个旅行将会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将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将会有某种路线向奈梅亨开通。在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个橡皮艇，乘坐吉普车出发，前往下奥斯特贝克和莱茵河。

10英里之外，在瓦尔河北边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洛德·理查德·罗茨利上尉，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第二营的一个连，他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的命令。夜间时，他的侦察队得到命令，要在进行进攻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面，给这个装甲连带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天，爱尔兰近卫团被阻挡了，从那天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国人在奈梅亨北边的力量”。一直以来，他既没有得到德里尔的波兰人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第一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这个连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一条路并走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到阿纳姆的主要马路，转而走西边的那些格子样的公路支线，就能有一个较好的机会，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跑过去，清晨的雾“能够促成我们走运”。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雾中。在他后面跟上来的，是阿瑟·扬中尉率领的又一个装甲连。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贝克村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6英里。然后，又绕着圈返回，朝正北方向前往德里尔。“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一空降师之间的第一个会师实现了。蒙哥马利本来展望，48个小时就实现这个会师，但这个48小时被拉长成了4天又18个小时。罗茨利和扬中尉超过了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尝试，没有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H·S·霍普金森中尉所率领的第三个连，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当这支部队被发现时，敌人的装甲部队便开火了。“第一辆车的司机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德国人再次暂时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的解救道路。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那种奇怪而又造成严重损害的瘫痪，现在正开始强化。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将要从奈梅亨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近卫团装甲师纵队。计划要求，有一个旅———第一二九旅———要沿着高架公路的两边进军，穿过埃尔斯特，继续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二一四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韦塞克斯[11]人从埃斯考运河赶来，竟用了将近3天的时间———而这段距离只不过60英里多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走廊发起进攻，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也是因为办事有条不紊的托马斯过分小心所致，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这快。[12]

现在，不幸的事故又再次降临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身上了。第二一四旅的旅长是埃塞姆将军，令他既心酸又失望的是，他的一个先锋营，也就是第七萨默塞特营[13]，迷路了，未能在21日的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这些萨默塞特人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有几个连在混乱中分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浓雾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失效了。这个分两路发起的进攻，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在充足的光亮中，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队使敌人警觉起来，他们做好了准备。9点30分时，一位在奥斯特豪特的足智多谋的德国指挥官，熟练地使用了坦克和火炮，成功地把第二一四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一二九旅，在前往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上校的爱尔兰近卫团的时候，则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的炮火轰击，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依赖于立即的解救，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攻占奥斯特豪特，却已是傍晚时分———时间太晚了，无法大规模移动部队去帮助奥斯特贝克被包围的士兵们。

别的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的行动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中校率领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14]，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一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在到达第一空降师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一级的司令部也在担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想做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的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是补给品的载重量为2.5吨的水陆两用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是无根据的妄想，”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认为一个建议不切实际而有时做的那样，他迅速换了话题。”

泰勒不耐烦地等待命令，以便调动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才有一位少校，他是第三十军的一位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被给予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车，要把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之外，泰勒还将得到龙骑兵近卫军团[15]的一个坦克连。“阿纳姆局势危急，”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看着它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带上了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走出奈梅亨桥头阵地的时候，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就已经到达了德里尔索萨博斯基的那些波兰人那里。他们渡过莱茵河，顺利得令人惊讶。“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上面飞过的。”在南岸，一场全面的战斗却正在进行中，波兰人处在强大压力之下，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的进攻。有一段时间，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的南岸等候波兰人。“已经用无线电告诉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

发现皇家装甲兵团的部队，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要到达在奈梅亨的布朗宁将军那里的希望，却很快就被粉碎了。对洛德·罗茨利和阿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三装甲侦察连的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就意味着德国人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要求，立即用我的无线电与军司令部联系。”他开始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发一封长长的电报，这位厄克特的参谋长并没有费心把电报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不能再坚持24个小时以上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一定处境极为恶劣。”

麦肯齐和迈尔斯接着与索萨博斯基进行了交谈，谈到了让波兰人过河的紧迫性。“现在甚至几个人也能造成不同！”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船和筏子从哪里来。如果顺利，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所拥有的几条可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也可以一起使用，用缆绳连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高兴”。他说，那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夜间就能有两百名士兵被运送过河”。迈尔斯用无线电迅速与哈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作好安排。已经决定了，这个可怜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阵地上，厄克特的士兵们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最坚定的人也对解救表示出担心。在各处，一种正在降临的孤立感正在成长，这种孤立感也传染给了荷兰人。

杜沃·范·德克拉普，这位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个人组成的荷兰地下组织武装，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这个小组是在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沃尔特斯是厄克特司令部里的荷兰联络官。扬·埃以克尔霍夫曾经在星期一帮助斯胡努尔德旅馆做好准备，以收容伤亡人员，他受命为这个小组找到德国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一个人5磅弹药———如果能够找到武器的话。埃以克尔霍夫开着车，一直到了沃尔夫黑策，但找到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武装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接着他的希望就渺茫起来。他的部下在与伞兵们并肩作战时，如果被俘，就会立即被处决。“英国人得不到解救也没有补给品，显然是不能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组。”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们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本来由于伞兵们的到达以及每天都想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望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轰和不断改变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我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安赫的父亲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他一有可能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赫看来，这场战斗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在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从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上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打。”星期五，安赫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蒙蒂可以到地狱里去！他永远也不会到这里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伤员和德国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这是星期五。这个医院正在不断易主。在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攻占，而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又被德国人再次攻占。对斯胡努尔德旅馆的控制，与避免它遭到轰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一面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的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让这些三角旗受到了遮蔽。卫生员、护士和医生持续地工作着，除了不断流动的伤员，似乎对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卫生员，因为新的伤员正被抬了进来。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在德国人当中有一种悲观情绪，与英国人乐观的耐心形成了对照。而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毛鬼子”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坦然准备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小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就是这么多，这时这位伞兵指着一位刚刚来到的伤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个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国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了。”亨德丽卡盯着他。“为什么打仗呢，真的？”她问道。他疲倦地摇了摇头。在她的日记里，她写下了自己的私人的惧怕：“我们的村子是否变成了一个最血腥的战场？让主力部队停滞下来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沃特医生的地下室里，沃斯奎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个人一起躲避，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沃斯奎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间的时候，两位受伤的军官彼得·沃尔少校和肯·史密斯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是在肚子上。在伤员被放在地板上之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史密斯中校第十营的一等兵乔治·怀利记得：“先是一道闪光，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沃斯奎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她的腿“灼热疼痛”，在此刻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在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她感到，有一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列兵艾伯特·威林厄姆，他跳在了沃斯奎尔太太的前面，为的是保护她。一等兵怀利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个敞开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孩子，那个死去的伞兵横躺在她的腿上，那个孩子似乎满身是血。“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凶猛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沃斯奎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儿子亨利。孩子对她的喊叫没有做出反应。她确信，他死了。“突然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她看到，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严重受伤，在尖声大叫。在她前面，沃尔少校的紧身短上衣“血淋淋的，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沃斯奎尔太太用英语叫喊道，“安静！”她身体上面的那个沉重负担被拖走了，然后她看见，怀利在附近。“那个英国孩子站了起来，可以看出是在颤抖。他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水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一般的低沉声音———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一等兵怀利的头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了一支蜡烛，一位德国军官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的几个字是“国王陛下的军队”。当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16]

那位德国军官要沃斯奎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作战了，举止像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时候，一位德国卫生员给亨利做了检查。“他昏迷了，”他告诉沃斯奎尔太太，“他的肚子擦伤了，眼睛变了颜色，肿了，但他会没事的。”她一声不吭，点了点头。

在地板上，沃尔少校的肩膀由于挨了爆炸骨头从皮肤下突出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然后再次失去知觉。沃斯奎尔太太弯下腰来，弄湿她的手帕，擦掉他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位德国警卫转向沃斯奎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个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与一位德国医生一起返回。那位医生检查了史密斯，说道：“告诉这位军官，对不起我得伤害他了，但我必须看他的伤口。告诉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厥过去。

天亮的时候，平民奉命离开。两位党卫军把沃斯奎尔太太和亨利抬了出去，送到街上，一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一位牙医的地下室，那位牙医是菲利普·克劳斯医生。沃斯奎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沃斯奎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沃斯奎尔站在受了伤的妻子和孩子旁边，脑子里仍然满是夜间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那人。“不，”他轻声说道，“他们不会赢的。”

许多伞兵，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忍耐几乎到了尽头，但也知道，他们不能独自坚持多长时间了。上士达德利·皮尔逊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在树林里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的晚上，当环形防线收紧的时候，皮尔逊一行人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一颗发烟手榴弹掩护撤退。在不远处，他听见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从矮树丛当中爬了过去，发现有一个下士，那个下士藏在树林中的一个深坑里。“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个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待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能听见那挺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他开始纳闷地想到，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散兵坑已是纵横交错，因为德国俘虏被允许自己挖坑，以便保护自己。在网球场附近的一个狭长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另外一位飞行员的尸体，那具尸体伸开四肢躺在几码远的地方。射击是如此密集，结果人们无法搬动死去的人。米勒看到，自迫击炮上次轰击以来，那具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那具尸体，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他死去的朋友的容貌将会改变，他吓坏了，而且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的气味”。他感到恶心。他记得，当时他在疯狂地想：“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就会全都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变成一个坟场。”

别的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又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记得，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说第二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对此大家非常冷淡。每一个人都在问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军队究竟在哪里。我们受够了”。中士爱德华·米切尔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个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他谁也不让靠近。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又把一份杂志撕得满棚屋都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孤零零的伞兵交替地喊着，射击着，然后又陷入一阵宁静。当米切尔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然后又是宁静。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位伞兵死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受到炮弹的震撼、脑子受到震荡、倦于作战的士兵们在各处闲逛，终于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料理了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被毁坏了的尸体，现在，当他处理伤员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悲惨的、招人怜悯的人。布雷斯已经用完了吗啡，他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透露，他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问一位受了极严重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呢。”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他意识到，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呜叫声。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完全裸体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当布雷斯被那个士兵看到时，士兵开始骂起来。“去你的，这个该死的司炉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布雷斯带着一个伤员来到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一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17]。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的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点头表示鼓励。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杀死你，”他大叫道，“你知道多佛尔什么？”布雷斯松开那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它没事，”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里。”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就没事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唱了起来。别的人记得，有一位受了炮弹震荡的伞兵，夜里在他们当中走着，他在蜷缩着身子试图睡觉的人上面弯下身来，粗暴地把他们摇醒，盯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收到信了吗？”[18]

尽管有一些令人怜悯的、受到震惊和绝望的人，他们的信念已经失去了，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行为古怪、英勇无畏的士兵的行动激励着，那些士兵似乎完全毫不畏惧，拒绝向伤痛和艰苦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坚守着下奥斯特贝克教堂四周的阵地，朗斯代尔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激发起恐怖的人物，”中士达德利·皮尔逊回忆说，“他的一只胳膊吊在一条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个巨大的绷带绑在一条腿上。”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进攻。

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个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对大家解释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那位模样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声音洪亮、目空一切的演讲。军官和军士把伞兵们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成废墟了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记得，“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了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朝上盯着这个模样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现在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科里上尉在进入教堂的时候，“被我所看到的疲惫不堪所感染。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激动人心的。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显得是被打败了，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新的精神。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那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那种恐惧是敌人装甲进攻的野蛮力量逐渐带来的。由于没有几门反坦克炮，伞兵们在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前无能为力，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环形防线里随便移动，摧毁一个又一个阵地。然而，这些步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60吨重的虎式坦克也被摧毁了———往往是被以前从未发射过反坦克炮的士兵摧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曾热切地盼望能去阿纳姆，因为那会是从他英格兰兵营的“噩梦”中的一种逃脱，是对入侵他床垫的那只鼹鼠的一种逃脱，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噩梦。他与另外一位伞兵列兵诺比·克拉克一起，与比邻而居的一个狭长掩体里的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在迫击炮轰炸暂停期间，那位飞行员朝纳恩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大的坦克。是虎式的。”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掩壕的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确是“巨大”。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阵亡了，而在纳恩的小组里，谁也不会装炸弹和发射。纳恩和那位滑翔机飞行员决定爬过去。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开炮。“我们用鼻子在泥土上挖出了沟，我们就是趴得那么低，”纳恩回忆说，“我们小小的树林开始变得像一个伐木营，因为树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虎式坦克“开始用机枪亲自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那个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倘若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那位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好使。”他拉了导火索。在随后的猛烈爆炸中，这两个人被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的时候，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当他带着怀疑凝视时，他看见那辆虎式坦克被烈火吞没了，弹药在爆炸。那位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庄重地握着手。“我们赢了，我想！”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第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罗伯特·凯恩少校，是对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似乎自从他们到达以来，他和他的士兵们就一直被虎式坦克追赶和威胁着。现在，他小小的部队分头驻扎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里、马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里，以及一个姓范·多尔多伦的人家所拥有的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辆装甲车都干掉。凯恩寻找运作的最佳地点，选中了范·多尔多伦的家。这位洗衣房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唔，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弹药临时堆积处。”

凯恩所使用的是一种火箭筒样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步兵用反坦克炮，用以摧毁装甲车。星期五，当巷战愈来愈猛烈的时候，凯恩由于自己在不断射击，耳朵鼓膜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继续抛掷炸弹。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叫，有两辆坦克正在马路上驶来。在一座建筑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用反坦克炮装上炮弹，然后瞄准。上士理查德·朗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吓呆了一样旁观着。“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码远。”在凯恩能够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他身后的建筑。在打旋的浓厚灰尘和瓦砾之中，凯恩射击，射击，又再次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士兵跳了出来，用机枪在街道上扫射。立即，在凯恩周围，伞兵们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了，凯恩记得：“那些德国人的脚好像被打得掉了下来。”他再次装上炮弹，开火了，上士朗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闪光。炮弹在步兵用反坦克炮里面没有飞出去就爆炸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跌倒了。当我们到他那里时，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我瞎了呢。’”上士沃尔顿·阿什沃斯，是那些严重射伤了德国坦克人员的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当凯恩被带走的时候，阿什沃斯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可怜的该死的杂种。”

没过半小时，凯恩的视力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进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得足以待在那里”，于是返回参加战斗———就像W·A·泰勒上尉所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那袋子里的敌人坦克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时，这位35岁的凯恩有了满满一袋子。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赶走了6辆坦克，还击毁了若干门自行火炮。

在整个桥头阵地，凶猛的士兵们进行着勇猛的抵抗，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下士伦纳德·福莫伊是菲奇上校第三营的幸存者之一，第三营不顾一切行军，要到达阿纳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到星期五黄昏时，他们已经在西郊占领了一个阵地，离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师司令部不远。“我们实际上是从所有的方向遭到打击。”福莫伊记得。突然一辆虎式坦克从阿纳姆方向驶来，隆隆驶向福莫伊所在的一群人，暮色之中，福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中士“凯布”·卡洛韦拿起一个步兵反坦克炮，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莫伊听见他叫喊道。在距离坦克大约50码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炸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几乎同时，卡洛韦被坦克上的枪炮杀死了。“那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举动，”福莫伊记得，“他恰好被撕成了两半，但他却救了我们的命。”

列兵詹姆斯·琼斯记得，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少校，他要琼斯和另外3名士兵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的外面去，以便寻找枪支和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掩体里的一些德国人。少校跳了起来，开火，同时喊道：“这些杂种有一些不会活下去！”当德国人开火时，这组人分散开来，琼斯被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说了一句祷辞，等枪击再次停止后，又返回了营地。”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少校。

高级军官树立了他们的士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榜样，而且他们所留下的印象，自己却往往并没有意识到。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个战役中都拒绝戴头盔。伞兵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连的一员，星期天时，他的小组在北边的豹子路线上与其他人分开了，之后奉命返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头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喂，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该死的头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挥挥手。“我不是要试图穿着入时，”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在我的头上弹来弹去的该死的东西。”他的行为可能与此多少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向厄克特的司令部里跑，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最后又是在德国人的炮火前面一步远快速奔跑。“当我完成那些疯狂的冲刺的时候，我都充分感到了我的年纪。”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他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进行了勇敢但又徒劳的尝试，试图突破德国人北边和东边的防线，从而到达阿纳姆，现在又率领他的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到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访问他的士兵们，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乔治·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一五六营的两个排，坚守在北边环形防线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品、弹药和水，”鲍威尔记得，“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的指挥所里，鲍威尔说：“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直接突了出去，伸进了敌人的营地。”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访问鲍威尔。“但你们一直这么好地顶住，乔治，因而我并不为你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的错误，”他说道，“就是把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上士达德利·皮尔逊是第四旅的首席文书，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赢得了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享，好像他没有头衔似的。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似乎没有野战炊具。在星期五时，他与我们一起坐了下来，用手指吃了一小片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是，他说道：“我认为，准将确实应该得到比他在我们当中的生活方式好一些的东西。”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司令部的指挥部炮兵通信部队，他将永远记得那个前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蓄电池组，称之为“笨蛋”———每一个蓄电池组大约25磅重，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为信号接收装置提供电能。在傍晚稍晚些时候，皮尔斯正在努力把一个新的“笨蛋”从一个深深的壕沟里移出来，蓄电池组原本就储存在那个壕沟里。他听见有人在他的上面说：“喂，让我来帮你。”皮尔斯指示那个人，抓住一个把手，把这个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指挥所的壕沟里。“那里还有一个‘笨蛋’，”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在回到指挥所的时候，皮尔斯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个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走开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那个人佩戴着红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你，长官。”厄克特将军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随着可怕的一步紧跟着可怕的另一步，危机正在增长。在这一天，没有一件事情是对头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这一天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再次使盟军的飞机停飞，使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攻击的恳求做出答复的时候，皇家空军方面的回答是：“……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检查之后，遗憾地说，由于风暴，无法接受……”而且，霍罗克斯也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每一吨补给品。以便保留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突破到“红毛鬼子”那里去，可就在这个时刻，德军元帅莫德尔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被打垮，30分钟以后，又接到另外一封电报：在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几乎不可能选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地点了，也几乎不可能更好地选择他的进攻时间了。第十二军和第八军的英军步兵，沿着公路的两边进军，现在只是到达了索恩，离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约5英里。他们由于要与顽强的抵抗进行斗争，所以进度慢得令人痛苦。第一○一空降师的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料，英国人应该老早就到达这条“地狱的公路”上的他的防区了。经过了5天多的持续作战，又没有获得支援，泰勒的遭受强大压力的伞兵们兵力分散而且为数稀少，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另外的地方，“前线”实际上就是马路的两边。陆军元帅莫德尔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的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一个重重的打击，便可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组织的话，他或许会获得成功的。

在夜间和一大早，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庄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里，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一○一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来得一分钟都不早。集结起来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彻底击败了泰勒的部队，德国坦克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走廊的一个5英里长的地段里，两次疯狂地大打出手，试图强行突破赶到那些桥梁。泰勒的士兵在马路上的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帮助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4英里处，在乌登，德国人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那是他努力要到达厄克特所紧迫需要的部队———沿着走廊返回南边，以帮助泰勒将军，泰勒的情况现在甚至更加急迫。近卫团第三十二旅被派出匆匆南下，以支援第一○一师并再次打开公路。英勇的第一○一师将继续保住那些桥梁，但即使在近卫团的帮助下，之后24个小时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个人、一辆坦克或者一辆运送补给品的车辆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仍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最终，走廊之战将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9月22日，星期五，下午4点———这是英军步兵最初被德国坦克部队和炮兵压得动弹不得的6个半小时之后———英军步兵才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穿过了奥斯特豪特。这个村庄着火了，被俘虏的党卫军正在被聚集起来。在那条“岛屿”公路西边的解救路线，也就是有胆识的皇家装甲兵团在黎明时全速赶往德里尔时所使用的那些低洼地的公路支线，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被敌人轻微把守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在龙骑兵近卫军团一个坦克连的支援下，带着两辆珍贵的装载有补给品的水陆两用车辆，准备奋力冲过任何抵抗，全速前往莱茵河。指挥着这支部队的乔治·泰勒中校，因为非常急于赶到厄克特那里，他“感到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用我的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跑起来”。

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装载着货物的车辆等待出发。突然，在远处，泰勒发现了两辆虎式坦克。他小声提醒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这些坦克。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上了马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再次被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军车和卡车，全速隆隆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惊讶、欢呼的村民欢迎，但速度并没有慢下来。泰勒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暗淡，纵队的前部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感觉”。他们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了10英里的旅程。在下午5点30分，龙骑兵近卫军团先头的几辆坦克到达了莱茵河，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的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人布下的地雷。

当泰勒到达索萨博斯基司令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关于厄克特，他得到的信息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他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车必须“尽可能快地过河，而如果大桥仍然被坚守住的话，那么把它们开过去，显然要比让它们漂浮过去要快”。在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前往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听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司令部里的人推测，“在大桥上，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出去，沿着河岸，为水陆两用车寻找一个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斯基的工兵们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车在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将会证明操作起来是不方便的，在夜间尤其是如此。一小会儿以后，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才能来到河边。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上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将监督车的下水。水陆两用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的凌晨两点过河。然而，首先需要让士兵们进入桥头阵地：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将用一小连串的橡皮艇摆渡过河。

星期五晚上9点，这个军事行动开始了。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河的两岸，在迈尔斯中校的指挥下，工兵们做好了准备，准备来回拉动绑着橡皮救生艇的缆索。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两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一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辅助这些船的是波兰工兵建造的几个木头筏子，用以运送小的补给品和备用品。在索萨博斯基下达命令之后，最先的6名士兵上了船，开了出去。没过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是一串木筏子。士兵们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回。“这是一个缓慢、吃力的进程，”索萨博斯基特别提到，“但到目前为止，德国人似乎什么也没有怀疑。”

然后不久，从河的对面，在登陆地点的西边，一道光亮升上了天空，几乎立即，整个地区便被一颗伞投镁光照明弹照得通明。立即，施潘道型机枪开始朝河里扫射，“激起了小小的波浪，炽热的钢铁让河水沸腾起来。”索萨博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人当中。没出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了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在南岸，士兵们分散开了，朝着那颗伞投照明弹射击。在疯狂的混乱中，索萨博斯基暂时停止了这个行动。士兵们后退，进入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投照明弹昏暗下来，他们便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爬进去，于是渡河又再次开始。又有一颗伞投照明弹在空中爆炸了。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人蒙受着可怕的伤亡，在整个夜晚乘坐着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里，科拉·巴尔图森照料着被带进来的伤员。“我们无法过去，”一个波兰人告诉她，“那里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不能还击。”

凌晨两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地势低、狭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就有了几英寸厚的烂泥。而且，当这些水陆两用车在60名士兵的包围下，缓慢地驶向河边的时候，一场浓密的地面大雾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河。挣扎着的士兵们屡次费尽气力，在车辆从马路上滑下去的时候，把它们重新拖过来。补给品被从水陆两用车上卸下，以减轻它们的重量，但甚至这样做也不能让它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但这两个笨拙的车辆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滑进了沟里。“没有用，”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都没有希望。”凌晨3点时，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补给品，被轮渡过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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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3日星期六的上午，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终于到达了奈梅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冻僵了，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立即“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解冻”。

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解救路线，在那条“岛屿”公路的西边，同时又与其平行，现在他们正稳定地前往德里尔，但那些马路却远非已经摆脱了敌人。尽管如此，洛德·罗茨利还是决定要尽力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带到奈梅亨。这个短暂的旅行，是在一个侦察车的小车队里进行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当一行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部分被毁的德国半履带式车辆侧着躺在路口上。罗茨利下了车，指挥他的车辆行进，而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出现在马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那辆送麦肯齐的装甲车开始后退，就在这时，马路在车的下面突然坍塌了，车翻了。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在一块田地里躲避德国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侦察车的司机叫喊，要他“玩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马路奔去，以寻找英国部队。罗茨利组织起了一支救援分队，沿着马路快速返回，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小的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国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的人员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出来，迎接他们。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分开了。

布朗宁将军焦急地迎接了麦肯齐。按照参谋部的说法，“这一个星期是一连串令人痛苦而又悲惨的挫折”。最让布朗宁关切的，就是与厄克特充分沟通的欠缺。即使是现在，尽管在英军第一空降师和军部之间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有关厄克特形势的局面显然仍是非常模糊的。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士兵找到一个合适的着陆点，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飞到。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的师长爱德华·黑克威尔·史密斯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乘坐滑翔机带着他的一部分部队，在距离被围困的第一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星期五的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个提议，用无线电说：“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二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迪伦机场。”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布里尔顿将军，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个电报的时候，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当时显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毛鬼子’们所处的困境。”当时，布里尔顿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消息灵通。星期五的晚上，布里尔顿给艾森豪威尔发过一个报告，是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送的，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这个防区的形势正在表现出很大的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主义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到达厄克特而做出的徒劳的努力，对布朗宁这位军长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他的参谋部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不是足够的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太过急于把道路整理干净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只到此为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行政控制就移交给第三十军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做出。布朗宁所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复活了的麦肯齐坐在一起，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令人震惊的困境的细节。麦肯齐事无巨细，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这个师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环形防线里，什么都短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二集团军有机会到达我们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沃尔什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他说。布朗宁沉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现在正在酝酿中，要在星期六晚上派士兵和补给品进入那个桥头阵地。但是，沃尔什准将说：“我确实记得，布朗宁告诉查尔斯，似乎没有多大的机会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再次前往德里尔时，他突然想到了军指挥部里的思维矛盾之处———以及那种矛盾的思维给他带来的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边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可以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报告说，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一个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可能让任何人过来吗？或者援助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说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指挥部现在才得知有关第一空降师困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不准公开发表的简报会上，战地记者们被告知，“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每一个措施去解救厄克特”。这个小小的关切的口气，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开始实施以来，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市场花园行动就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宣布一个“坦克的乐园就在前面”为大字标题，声明：“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河地区铺平了道路———也为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甚至四平八稳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星期五也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前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前面可能有麻烦：“阿纳姆即将发生的战斗，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几乎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的过于热情，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精确的报道成为不可能。这样，一夜之间，画面就改变了。在20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二集团军遇到顽强的抵抗，空降部队的严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了“一小块地狱”。[19]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格兰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上了天。[20]这个伟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顿着，现在终于动身了，带着3385名官兵前往加文的第八十二师———这是加文等待已久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而泰勒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一○一师，也因为将近3000名士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索萨博斯基在德里尔受到猛烈的进攻，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这是因为，布朗宁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人前往第八十二师地区的空投场。布里尔顿原本计划，要在有史以来所设想出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中，在三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000名士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上用了计划时间的两倍还多。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别的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士兵们，在位于奥斯特贝克四周的那个迅速缩小的小块地区里，却眼巴巴地看着货物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滕施泰因旅馆空投场的位置，也由于是在野蛮的防空炮火当中飞行，所以运送补给品的飞机不断遇到麻烦：那123架飞机，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获得的数量非常少。狙击手现在严重阻碍了行动，也因而减少了补给品的收集。而且马路被倒下的树木、树枝和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不可能开动。无论如何，吉普车已经实际上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持，也仅差强人意。阿纳姆地区的整个上午都天气恶劣，只是中午的时候才晴朗下来。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台风型战斗机只飞行了几次，进攻了环形防线周围的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的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进攻是振奋人心的，因为自从D日也就是前一个星期日以来，他们一架战斗机也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国部队终于到达了德里尔的莱茵河南岸。他们相信，解救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所有这些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在侧路上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将军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阵地。“我确信，”他后来说，“这些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使他无法睡觉；而费赫尔北边的走廊，自星期五的下午就被切断了，这个切断又威胁着整个军事行动的生命。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就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要在一个分为两个方面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一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对攻占阿纳姆大桥，没一个人抱有任何幻想———从空中侦察照片可以看出，显然敌人正以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进行任何行动，那么其终点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予以保护。而且霍罗克斯也希望，除了那些波兰人之外，一些英国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阵地。

他乐观得太早了。在奈梅亨至阿纳姆那条主要公路西边的那些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一个巨大的瓶颈产生了，这是因为，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两个旅，每一个都大约3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外一个旅向正北，朝德里尔大举猛攻。敌人的炮击又增加了拥挤和混乱。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第一三○旅的主力部队开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波兰人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已是为时太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在炮兵的强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是乘坐16条船，这些船是第八十二师在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他们遭到了密集炮火的打击，损失惨重，只有250个波兰人成功地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

在这个严峻的一天，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一条好消息：下午4点时，费赫尔北边的走廊又重新开通了，交通又再次流动起来。在工兵的纵队里，有更多的突击艇，顽固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突击艇及时迅速送到前面来，以便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那个师还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白天遭受到许多次进攻，是由小股的步兵、自行火炮、坦克发起的进攻，包括带有喷火器的坦克。每一次进攻，都伴随以迫击炮和火炮对师的环形防线之内的非常猛烈的轰击。在经过了多次的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防御兵力稀少。尚未与南岸的那些人实际接触。再次补给砸锅了，只收集到少量的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非常肮脏。士气仍然差强人意，但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前面能有一个光明些的24个小时。

盟军下午的那次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大吃一惊。在战役的这个较晚的日子，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这些新的增援部队，正好在他反攻的势头增长的时候到来，因此能够改变战役的趋势———而且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来到。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后果产生了怀疑。

他驱车去了杜廷赫姆，与比特里希将军商谈，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了结奥斯特贝克的英国人”。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大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应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重复说这里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完”？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我们现在的作战，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挡住英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他们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要的公路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不能既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针对德里尔的波兰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他沉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一些的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不对理由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把那些英国人干掉。”

比特里希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担忧起来。整整一天，针对他的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的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要的公路，但来自西边的进攻的可能性却让他担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他能够。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这位装甲军团的司令员立即命令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上校：“明天加强针对空降部队的一切进攻。我想要整个事情结束。”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完全被包围了，但狭窄的街道却正在证明，要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掘开马路的基础，使得马路就像犁出来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压缩空降部队的那个小块地区，使它缩得更紧的时候，英国人就似乎作战更凶猛。”比特里希指点说：“强大的进攻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基地，以便把英国人与莱茵河切断”。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由于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而耽误了，哈梅尔没有能够在那条抬高了的“岛屿”公路两边，形成一个封锁性的前线，英国人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把他的兵力分割了开来。当英国人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是在西边的阵地上，他剩余的士兵和设备在公路的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将会守住，英国人不能在那条主要马路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下面的24个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阵地，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我们将得到指甲。你必须切除手指。”

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大炮在隆隆作响，在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西南角，一个大型煤气罐熊熊燃烧，把一道怪异的、摇曳不定的、淡黄色的光投掷在莱茵河上空。当在北岸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明白了，为什么无线电提醒他要他等向导。岸边地带是无法辨认的，船只的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炸弹爆炸留下来的坑，掩埋了那条向后通向桥头阵地的马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动身，他将一定会迷路。现在，跟着一位工兵，他被引导着去了哈滕施泰因旅馆。

有关他将向厄克特作的报告，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到师的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想到他的种种选择。尽管他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够及时到达师部，他仍然持有怀疑。对他决定要作的报告，他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他本人的见解还是有可能太过悲观了。

在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正在等待。麦肯齐把官方的见解给了这位空降部队司令员：“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的问题仍然是同一个：他们必须再坚持多久？在这个时间，在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战斗之后，据估计，兵力减少到了不足2500人。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蒂的军队什么时候到达？在孤独的战壕里、火炮掩体里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包扎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想着这个问题。

由于步兵就在河的南岸，所以伞兵们毫不怀疑，第二集团军最终将会渡河过来。他们唯一感到纳闷的就是，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能活着看到等待了那么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几个悲剧性的钟头里，他们老是害怕被歼灭，为了减轻这个惧怕，士兵们试图用所能有的任何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玩笑在辗转相告，受伤的士兵不顾他们受到的伤害，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的例子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士兵们是骄傲的。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有着一种比他们所知的更加强大的精神。

炮兵连的一等兵詹姆斯·琼斯，从他的行装里取出了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唯一的非军事物品———一个他从孩童时期就一直使用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我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火炮阵地军官詹姆斯·伍兹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打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位炮手从他们的战壕里爬出来，开始围着火炮阵地齐步前进。当他们排成单行进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在他的后面，那两位伞兵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的旋律柔和地传遍四方。其他士兵也开始唱起来，一开始是微弱的，但接着，随着伍兹“放声高唱”，火炮阵地就爆发出了一片歌声。

位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马路上的斯胡努尔德旅馆，大致在这个环形防线的东边沿线中间，在这个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国随军卫生员，在德国看守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摇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G·A·佩尔神父记完了笔记。他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一走了一遍。炮击似乎“声音特别嘈杂”，他回忆说，“外边作战的声音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然而，“看着伸展在地板各处的士兵们的脸”，随军牧师佩尔“感到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里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嘈杂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21]然后，就像火炮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继续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人们只是听着，然后他们开始哼着，自己柔和地唱了起来。在斯胡努尔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之下，几百个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当别的帮忙者未能帮助，当安慰者逃走的时候，无助者的上帝啊，继续和我在一起。”[22]

在下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把他的5个孩子和11位别的平民，留在她家里那个10英尺长、6英尺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到了上面的一层，走在受了伤的人们当中。这幢14个房间有 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则完全认不出来了。窗子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室、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锅炉房以及阁楼里每一英尺的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也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个受了伤的人拥挤在房子里和庭院里，而且每分钟都还有别的伤员被抬进来。在户外，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悬挂在战场的上面。“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开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我们的死去的人由于下雨而全身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时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多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将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位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他们由于缺乏空间而死在房子里面。”这幢房子里医疗队的那位孤独的医生兰德尔·马丁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了，一直到死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着，心里想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以便在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并把有关德国阵地的情报带回，送给一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而在激烈的作战之中，扬无法回家。他们还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彼此见面。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眠。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现在，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国狙击手们，正在“无耻地向一幢房子里面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的人们的房间和走廊”。有两位护理员，在抬着担架走过一个窗子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一个人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将再次到处蹦蹦跳跳了。”

外面，取狙击而代之的是炮击。迫击炮弹的隆隆声和碰撞声，“无法描述，”特尔霍斯特太太记载。在列兵迈克尔·格罗看来，“这位女士似乎是极度平静，一点儿不紧张。”格罗已经因为炮弹碎片而大腿受伤，现在又被炮弹的爆炸伤了左脚。卫生员们匆匆把格罗和别的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那里移开。

下士丹尼尔·摩根斯，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一个阵地的时候，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国坦克从马路上驶来的时候，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了一颗炮弹，炮弹撞上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肋部和背部有子弹伤，他惊恐地注视着，只见那辆坦克“嘎嘎响着移动，转变方向。我能听得见机枪的急促嗒嗒声，然后一颗炮弹穿过了我背后的墙。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被杀死了”。在楼下，投弹手E·C·博尔登是一位医务护理员，他怒不可遏，一把抓起一面红十字会的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下士摩根斯清楚地听见他说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国坦克的指挥员尖声大叫，“这幢房子清楚地用红十字会的旗帜标记着。快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那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他们周围的火力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飓风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一刻的安静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安静吧。”

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当疲惫、虚弱的伞兵们到了筋疲力尽的极限时，坦克冲开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下了。其中的一位卫生员试图说明，他是送伤员去伤亡人员收容站的，那些德国人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袭击了他，然后走开了。

但这场战役的始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表现出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的防御阵地里，一位德国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英军阵地，要求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就要发起进攻，首先要把迫击炮和火炮炮火对准我们的前沿阵地”。那个德国人得知，一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就在进攻的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移600码。“我们不想让火力网击中伤员！”那个德国人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国人的要求后退那段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使师司令部到了德国人的营地后面200码的地方。”尽管他无法移动，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来到的时候，火力网仔细地对准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的南边。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另外一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在一张台球桌上做手术，当一颗口径为88毫米的炮弹穿过大楼房顶的时候，他丢失了他的全部设备。自从星期三以来，他就不能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救护车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200到1300名伤员，但却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适当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现在，由于不再做手术，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伤员当中的一位，第一五六营的约翰·沃迪少校，星期二那天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了一个大飘窗[23]的窗台上，爆炸了，炮弹的一个碎片嵌进了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直接击中，沃迪的右肩、脸和下巴被落下来的砖和木头碎片划破。该师的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医生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国人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尔南一家———安赫、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尔南医生的指导下，24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天是可怕的。我们似乎一直都在被击中。我记得，我们不可以在病人面前表现出害怕来，但我准备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如此安静地待着”。保罗记得，当受到伤害的人从一个毁坏的房间被送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然后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唱，由于感情强烈，人们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在哭泣，但他们又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健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带到塔弗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死于他们自己的伤口。安赫在她的日记里特别提出，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将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赫看来，这个旅馆似乎不断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哭了起来。“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巨大，每一颗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个地狱存在？”

星期天上午，到9点30分时，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个地狱做点什么。这个地区的9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感到，“战役再也不能这个样子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有一些医疗队没有外科工具”，而在德国人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近8点钟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肚子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了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将军的许可，于是他便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个医院被击中6次，着了火，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国人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的对面去，所以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国人，到他们在阿纳姆的医院里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从了”。他同意这个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编队阵地崩溃的开始”。沃拉克要向德国人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说，可以进行谈判，“条件是，德国人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被允许，在下午的时候要求一段停火的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作战”以前，可以让战场上没有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位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另外还有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请他们二位帮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人士，因而“前往德国司令部可能冒极大的风险”，有鉴于此，沃拉克给他起了个假名，叫“约翰逊”。这三个人迅速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与德国师部的那位医官联系。

说来也巧，那位军官，29岁的埃贡·施卡尔卡少校声称，他也得出了与沃拉克相同的结论。施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在‘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国人”。在斯胡努尔德旅馆， “伤员躺得到处都是———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施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国人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有了这个主意，他们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印象是，“他长得女人气，但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只是为了留个后手”。这位身材细长、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得很英俊，沃拉克面对着他，用“约翰逊”当翻译，提出了他的建议。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施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高个子的、过分瘦长的、黑头发的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样子倒不难看。”施卡尔卡准备同意这个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将不得不去我的司令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施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尔南医生同去。在一辆缴获的英国吉普车里，施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施卡尔卡开车。施卡尔卡回忆说，他“开得非常快，一路地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炮火下走的，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这个进入阿纳姆的短途乘车旅行是“悲伤而又悲惨”的。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或者仍然在冒烟，或者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碎，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残破不堪的火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了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一直通向阿纳姆。施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感到，施卡尔卡也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沃尔特斯突然感到，这位高雅的党卫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国人的力量”。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施卡尔卡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中校司令部的外面停了下来，司令部设在黑策尔贝格路上的那个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在参谋军官当中造成了惊讶，但哈策尔已经得到过电话通知，正在等待他们。施卡尔卡把这两位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他的指挥官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施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的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了。”施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的路，那么我就会对我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英国伤员从环形防线撤离出来，因为他们不再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毕竟，我们为什么应该交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起初，那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几个别的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整个事情还得由将军决定。”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了我们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一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大声喊嗨希特勒。”比特里希将军，没有戴帽子，穿着他长长的黑色皮外套，走了进来。“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Ichbedaueresehr diesenKriegzwischenunserenVaterlandern）。”将军静静地听沃拉克的撤离计划，表示同意。“我同意，”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当然，只要他首先就有这种感情。”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的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退出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时，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德国人似乎有些担心。不论是塔弗尔贝格旅馆，还是斯胡努尔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国人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是英国人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伤员撤离的时候能否被控制住。施卡尔卡说，这一点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讯。“那个电讯纯粹是发给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医官的，它感谢我并且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国人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带过来。”施卡尔卡发回了无线电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只是要求，你们的空军不要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进攻是双方发动的。”施卡尔卡认为，这个电讯“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国人的电讯又回来了：“就按协议办。”施卡尔卡声称，他现在勃然大怒，以至于发回了这样的电讯：“舔我的……”[24]

最终做出的安排，要有两个小时的休战，时间从下午3点开始。其时，伤员将沿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前线阵地的双方部队被提醒，不要开火。施卡尔卡开始命令，“每一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在前线的后面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被允许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位德国医官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以视察那里的状况，并访问英国伤员———其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他现在去掉了军衔徽章，成了“一等兵”拉思伯里。迎接他们的是英军首席医官李普曼·凯塞尔上尉，外科手术队队长锡德里克·朗兰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格尔医生———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消息”。医院周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国人的子弹从病房里的病人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是安静的，沃拉克发现，与在环形防线里的伤员所受到的令人痛苦的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国伤亡人员是躺在床上，盖着毯子，铺着床单，并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这两个人提醒凯塞尔，要为大量涌来的伤亡人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下午3点钟，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然后又完全停止。对一等兵珀西·帕克斯来说，那种“势不可挡的嘈杂声已经成为正常，因而发现这种寂静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刹那间我以为我死了呢”。在英国和德国的医官和护理员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伤员。中士达德利·R·皮尔逊是第四伞兵旅的首席文书，在一辆吉普车里他被放在他的旅长的担架的旁边。“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说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因腹部的伤而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比你要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25]

那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个静脉，而在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包扎所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小腿肚子。由于只有一点点吗啡，因而他被告知，除非他认为绝对必要，否则是不能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现在，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哪一天被打死的。在作战期间，他和他的勤务兵乔·斯科特列兵，交替拿着装默特尔的小背包。然后，在一个狭长掩体里，在炮火的打击之下，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叫喊道。“她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掩体的顶上。在她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在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公鸡埋葬在树篱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着土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唔，默特尔到最后都是勇敢的，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解下默特尔降落伞的伞翼。现在，在一阵疼痛之中，他感到高兴的是，他是让它带着荣誉得体地得到了埋葬———是带着它的职衔标记被埋葬的———这对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抬出去。突然射击开始了。一个德国人叫喊：“如果不停下来，我们就开火，没有一个伤员、医生或者护士能活着出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总是最年轻的士兵叫得最响，”她特别提到，“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国人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又继续下去。

当步行伤员长长的行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有好几次再次爆发了射击。“不可避免的是，”厄克特将军回忆说，“有误解。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当他们把好斗的德国人从旅馆里清理出去的时候，有了一些不安的时刻”。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人无法理解，这个小部分的停火有什么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因而看不到让他们停火的合情理的原因。”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抑制住他们的渴望，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施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超过250名被抬进了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类似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施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从在阿纳姆受的胸伤中恢复了知觉，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从我的脊椎升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每个人都长了一个星期的胡子。他们的作战服撕破了，满是污渍，而且肮脏、浸透着血液的绷带从他们所有人的身上伸了出来。最扣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有红圈，深陷进去，从拉长了的、沾了厚厚一层泥巴的脸上朝外凝视着，脸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了进来，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显得足够凶猛，足以当场就接管这个地方。”

当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感谢那位党卫军医官的帮助。“施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能把这写给我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下午5点，战斗再次开始，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

一等兵珀西·帕克斯的火炮阵地，在多尔德伦家洗衣房附近，在他的阵地里，“再次乱成了一片。德国佬朝我们投掷一切东西”。在撤离伤员期间，有一段相对的安静，在此之后，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返回到正常，这我能够适应。我又再次准备就绪。”德国人利用了这个暂时的休战，渗透进了许多地区。人们从所有的方向，听见了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街道上和花园里彼此追击。从战壕里，帕克斯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排炮大本营驶来，有两个炮兵朝马路上的一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全速跑去。当炮兵们开始射击的时候，帕克斯惊奇地朝上看着，因为白菜开始飘过他的战壕。“大炮的力量把白菜吸了上来，直接拽出了地面，把它们掷向天空。接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们看见，一颗炮弹击中了坦克。”

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于是他便全速朝一个建筑边上的那门小反坦克炮跑去。一位炮手从街道上跑来帮助他，这两个人一起，把炮推进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让它出了故障。“咱们再发一炮，有把握一些。”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不用，长官，”他说道，“它完了。反冲装置没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嘈杂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麻木了，听不见了。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动。砖发出了轰响，栋梁裂开了，各个方向发出了被抑制的哭叫声”。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卡住了，令人窒息的尘土在整个小屋子里旋转着，在其中，她听见，“人们用铁锹和工具工作着……把栋木锯开……脚步在砖和灰浆中嘎吱作响……而且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着”。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在楼上，凯特看见走廊的一个部分以及花园里的那间屋子，都朝户外敞开着，一面墙的一段已经被炸了进来。人们躺在各处，那是被爆炸抛掷过去的。马丁医生再次被击中，根本无法走动。有一个士兵，几天前因为患有战斗疲劳症而被带进来，现在他在房子里的大屠杀当中徘徊着。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带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他几乎立即就睡着了。后来他醒了，便移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旁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被攻占。”他平静地说道。他又睡着了，凯特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在她旁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的一个战壕里，中士艾尔弗·鲁利埃看见，又有一辆坦克出现在街道上。他与一位炮手冲向似乎是留在他所在的炮兵部队里的唯一一门反坦克炮。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炮的旁边。他们发射了，看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就在这时，一挺机枪开火了。与鲁利埃一起的那位炮手喘息着，靠着他倒下来。当鲁利埃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倒下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手。左手开始失去控制，颤抖起来，鲁利埃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神经。鲁利埃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他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告诉这位血迹斑斑的士兵。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埃停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人们在尖声大叫，胡言乱语，乞求给点水，并喊出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埃说道，“我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投弹手E·C·博尔登出现了。“天啊，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埃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埃解释说，他是来为那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给鲁利埃的手包扎好，“我会到那里去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埃经过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停了下来，恐怖地凝视着。他以前从未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尸体，有些尸体，脸上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另外的尸体却并没有盖，“他们的眼睛朝所有的方向凝视着”。尸体成了堆，太多了，无法在他们之间迈步。

在战壕里，鲁利埃等待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位担架手来了。“不要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埃。他伸出了拇指，“一切都会没事的。”鲁利埃并不这样认为。在英格兰时，这位31岁的伞兵恳求前去执行任务，他的年龄让他未能如愿，而且，尽管他是个炮兵，却成了代理食堂军士。但鲁利埃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前去。现在，当他凝视身边的疲倦、口渴、饥饿的伞兵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忘记了这场战斗。我一门心思要给我们找点吃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在这个地区被摧毁的花园里以及倒掉的房子当中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查，在地下室里搜索，寻找一片片或者一块块的食品。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毁坏的镀锌盆，他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几个枯萎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马铃薯、盐，以及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料。在房子的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鸡笼，只有一只鸡还活着。鲁利埃把它带上了。

在成了废墟的房子的石头地板上，他把几块砖围了起来，架上盆。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并使用一些木头，生上了火。他不记得，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然在激战———当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就几乎满了。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然后扔进盆子里。就在薄暮时分，他认为鸡汤已经炖好了，于是便从窗框上扯下两个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外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朝战壕走去。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迫击炮弹飞来了。两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前进一次，在每次就要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里，鲁利埃大声呼喊：“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而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大为吃惊，他们以小心翼翼的小组形式出现，拿着被毁坏的食品罐子和野战餐具。他们恍恍惚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盆子里，然后消失进渐浓的夜色之中。十分钟之内炖汤就光了。艾尔弗·鲁利埃盯着盆子的底，只能找到几小块马铃薯。他把马铃薯拣了起来，在那一天，第一次吃了点食物。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个五人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愈来愈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那4个人，消失了。突然，奥弗顿看见，有黑色的形体在靠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那4位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那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斗篷，在斗篷的边上举起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把约有1品脱的雨水倒了进去。有一个人拿出了一块茶叶，开始搅动雨水。奥弗顿旁观着，恍惚起来。“在那一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两片硬饼干，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分享了。”他说。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是，那些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给了他。他啜饮了一小口，又往下传了过去。“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对他说。奥弗顿都忘记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病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却仍然继续留在这个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走过一个被遗弃的房间时，他听见，在这个传出回声的大楼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微弱、颤抖的嗓音在唱着《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26]。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年轻伞兵旁边跪了下来。“神父，”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这么多噪音，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假装给这个伞兵盖好毯子。“这感觉很好，神父。我现在感觉很好了。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微笑了：“晚安，神父。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卫生员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卫生员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他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嘈杂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御用苏格兰近卫团地段的R·佩顿－里德上校，不愉快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由于共识，希望早日得到地面部队支援这个大希望，现在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天的后半夜，鬼怪式通信网的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的房间。“他递给了我一个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他们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报译成电码，又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电报发出去了，原文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一大早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所有的士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少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甚至稍微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这样，如果不投降的话，将命令所有的人朝桥头阵地突围。在敌人的面前，任何调动眼下都不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要可能将仍然尽最大努力。[27]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立足点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第三十军固执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这个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阵地，如果要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再次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格兰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支援的任务的飞机前来帮忙。但在德里尔至奈梅亨的地区，兵力强大，而霍罗克斯又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驱动着他的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的狭窄走廊，到达了在莱茵河上的先头部队的位置，现在困扰他的，就是把他与空降部队分开的那条400码宽的河。他命令托马斯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将在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人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阵地。

蒂利的行动，将是一个更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将让第四十三师侧滑下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外一个选择余地就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这个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面对这个选择。然而，其他人现在却正在认真计划可以怎样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的说法，第一空降军司令员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往德里尔的时候，这个决定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将不得不把厄克特的士兵撤出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现在，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奥登罗得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的顺序，邓普西由于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授权，将最后说了算。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是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的，那个人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奥登罗得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开始准备进行夜间的渡河。他的营正在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而攻击艇，由于现在走廊又再次打开，也正在路上。给蒂利的指示是清楚的，旅长本·沃尔顿准将亲自给他下达了简短命令，蒂利被告知，要“扩大环形防线的基地”。渡河将在那个旧渡口进行，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英里处。一旦过了河，多塞特团便要“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增援时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品和弹药。按照这位35岁的蒂利的看法，他的士兵“是一支特遣部队，为邓普西的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带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到达厄克特那里的急迫必要。从他所得知的一切来看，那个师的死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天，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一个被毁坏的教堂的塔尖，观察他的部队将在莱茵河北岸登陆的那个地区。他的司令部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个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他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营从霍姆伊特村赶来，霍姆伊特村在德里尔西南几英里外，与此同时，攻击艇正从走廊送来。

下午6点刚过，本·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司令部在德里尔南边一幢房子里，在那里，蒂利本来预料，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了改变。沃尔顿说，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蒂利的那个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越来越焦虑。他的士兵们将在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基地！他被要求带尽可能少的人———“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蒂利不必去，他可以派他的第二把手詹姆斯·格拉夫顿少校，取代他的位置。尽管蒂利回答说，他将“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自率领他的士兵过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司令部时，他感到，他的士兵正要被牺牲掉。有关如何把他们带回来，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形势。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改变？

要把厄克特的部队撤出的决定，是星期天的下午，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将军一起举行的圣奥登罗得会议上，由邓普西做出的，而这个决定还要由蒙哥马利批准，而蒙哥马利则是9月25日星期一的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了这个命令。在考虑了手下军长的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邓普西与霍罗克斯不同，他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闷闷不乐，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甚至就在圣奥登罗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德国人又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边的走廊。由于被切断了回去的道路，霍罗克斯便使用了一辆装甲军车，突破德军的营地，返回到他在奈梅亨的司令部。陆军元帅莫德尔的最新进攻，将使走廊关闭40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那个营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在部队当中走着，挑选他将带着的人。蒂利拍着士兵的肩膀，说道：“你去……你不去。”这次攻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们，为什么把他们留在后面。蒂利“挑选了那些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是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这个决定是使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要走向必然的死亡”。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28]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中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抛弃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关系重大的是，不能让任何别的人知道这个信息。“那会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将是对士气的一个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微笑了。“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晚上9点30分，蒂利的士兵来到河边，却仍然没有攻击艇的影子。“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他的工兵军官查尔斯·亨尼克中校。给士兵的口粮也没有到达。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原因而精神沉重，于是便与多塞特团第五营的营长奥布里·科德中校交谈起来。“什么都不对头，”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命令他的营把口粮交给蒂利的士兵。

在3个漫长的小时里，在寒冷的毛毛雨中，蒂利的部队等待着攻击艇。在午夜时，有消息说，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了9条。在黑暗之中，有一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营地，还有两辆卡车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马路上滑了下去，丢失了。在会合地点，船由步兵用肩膀扛着，穿过600码沼泽地，来到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的凌晨两点之后，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给厄克特将军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将军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将军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军官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从奈梅亨与布朗宁见面之后回来了，现在，迈尔斯带着相同的信，正在等待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万一那位工兵军官没能送过去，就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带有撤退计划的信“绝对重要”，蒂利强调说。

在河上，显然德国人也对另外一次渡河做好了准备。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英国攻击艇———包括3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头一天晚上所使用的那个小小的舰队的残余船只。在最后时刻，由于船只短缺，所以决定停止原定波兰人在多塞特团的下水地点东边进行的一次牵制性的渡河，蒂利的士兵将分成5拨，每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爆炸了，而重机枪———现在显然是仔细地部署在环形防线基地的两个边缘———在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进了一条船。第一拨开始渡河了。

尽管南岸的每一门可用的英国大炮都在频频轰击，从这些多塞特人[29]上方送去了浓密的炮弹，但渡河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遭到了扫射，打出了洞，被水冲走了。有一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的船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外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他的船是这一拨中唯一的一条船。15分钟以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走运”。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被位置有利的机枪火力包围，这5拨人中的每一拨，都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水流。水流在午夜之后出乎意料地速度加快，无助的多塞特人既不习惯于这些船，又不习惯于这水流，结果被水冲得过了环形防线的基地，落入了敌人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散开在几英里的地方，被迅速截断，包围起来。在动身前往环形防线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名到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山崩似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率领着他的士兵从这个火海中冲了出来，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30]

多塞特人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与厄克特的士兵会合。只有几个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格拉夫顿少校，他带着那份完好无损的撤退计划，经由下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走了进来。迈尔斯中校已经带着他携带的文件，来到了厄克特的司令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极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进行“一次前往柏林的强大而又有力的挺进……从而结束战争”的时候，他的单兵挺进的提议被拒绝了。“市场花园行动”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血染的士兵们所制订的撤退计划，已经正式定名。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撤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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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将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无情地走向毁灭。在60英里长的可怕地段里，士兵们在各座桥梁上坚持着，为一条单一的道路，也就是那个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因霍温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支持下，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同时又试图再次打开乌登被切断了的公路的那个无人地段；在加文将军第八十二师的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轰炸，敌人继续从国家森林向里紧逼，而且兵力越来越强大。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度消失了，当时认为战争几乎要结束了。现在遭遇到的敌军部队，是老早就已经被注销的部队。纳粹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那60辆坦克在9月24日上午交给了莫德尔。[32]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窒息而死，计划的主要出击目标，也就是在莱茵河的对岸获得立足点，获得通往鲁尔河地区的跳板，现在要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早晨6点05分的时候，厄克特将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为阿纳姆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就会得到救援。布朗宁将军本来预料，第一空降师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士兵，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逊于敌人，但他们所坚持的时间，是那个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斗业绩。对于这位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撤退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又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500人，而且他也不能向这些不妥协的伞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国部队就在1英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得知这一点是让人恼火的，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该把在阿纳姆的这些勇敢的人撤出去的时候了。

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个小时以前写的，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军队正在涌去帮助你，但……在这一天的非常晚的时候”，而且，“我自然感到，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有关整个事情，我大概比你还感到糟糕”……

撤退命令，甚至更令人沮丧———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厄克特就像布朗宁一样，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缓慢。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现在开始感到，德国人带来的压力愈来愈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主要桥头阵地的一切希望必须放弃：而第一空降师的撤退，经过厄克特和托马斯之间的相互同意，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思考着他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轰炸的时候，有关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的士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撤退就必须迅速进行，而且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是今天晚上。”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一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它仍然是切题的，尤其是那个提出警告的句子：“甚至敌人稍微发动一次攻势，都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因为在这个时刻，厄克特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士兵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这个最困难的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越过那条400码宽的可怕的莱茵河，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计划的设计，是按照另外一种经典的英军撤退的路线———1916年的加利波利撤退[33]。在加利波利，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部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的时候，掩饰着撤退兵力的稀疏营地仍然在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一个类似的调动。沿着环形防线，一个个小组的士兵将持续齐射，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逐渐地，环形防线北面的各个部队，将沿着防线的边缘移动到河边，以便撤离。然后最后的部队，也就是最靠近莱茵河的部队，将跟上。“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纸袋子的倒下。我想要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地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又朝低处前进，沿着每一个侧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设法制造出“正常”的其他迹象———无线电传输的通常模式将继续；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开炮到最后；而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国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面———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重伤号。不能行走但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留下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士兵将走一条沿着环形防线的每一边的路线。滑翔机飞行员将担任向导，他们将领着厄克特的士兵走那条逃跑道路，在一些地方，逃跑道路是用白色的带子标志出来的。伞兵们的靴子绑上布条，以便隔音，他们将走向河水的边缘。在那里，海滩勤务队队长[34]将把他们装进一个小的撤退船队：这个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的强击登陆艇组成，它们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管理，每一艘能载14个人。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目是不肯定的。包括海滩勤务队队长在内，谁也记不得是多少，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后留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攻击艇。

厄克特在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运的德国人会以为，士兵们是在试图进入环形防线，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可怕的可能性之外，在两千多人试图逃跑的时候，别的危险也可能产生。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维持一个严格的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基地里形成，环形防线的狭窄处现在还不到650码宽。如果士兵们拥挤在上船地区，就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波兰人和多塞特人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都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并不期望撤退行动不会受到挑战。尽管第三十军能够使用的每一门大炮都将参战保护他的士兵，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国人会带来严重的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在那一天的所有时间里，士兵们都可能被抓获，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被给予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将不会把撤退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了商谈，撤退计划的主要方面获得了对方的同意，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开了个会，他们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伊恩·默里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R·G·洛德－西蒙兹中校，他是师的炮兵部队司令；参谋长麦肯齐上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他是将负责撤退的工兵军官。就在会议开始前，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不愉快。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待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师一定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解救”。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在军官们的围绕下，厄克特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他告诉他们。他一步一步地概述了他的计划。撤退的成功，将取决于一丝不苟的时间安排。部队的任何集中，或者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移动，而不要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他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保密尽可能长的时间，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多么惊讶。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显然这个阵地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有这样的惧怕，即在撤退期间，他们的士兵可能会忍受甚至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隶属于师司令部的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信息：“柏林行动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着意思，甚至都没有想到撤退。科克里尔认为，这个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以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35]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试图突破，前往阿纳姆大桥。另外一个人，则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了。在第一机降旅的司令部里，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佩顿－里德上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点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这一天从早到晚，在一些发狂似的进攻中，德国人试图攻占阵地，但“红毛鬼子”们仍然坚守着。士兵们后来回忆，晚上8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下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部第一五六营的乔治·S·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这整个努力成了一种浪费”。由于他的士兵要走最远的路，鲍威尔就在晚上8点15分的时候，让他们排成单列出发。

第十伞兵营的列兵罗伯特·唐宁被告知，要他离开他的狭长掩体，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一位中士会见了他。“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唐宁盯着他。“赶快，”中士告诉他，“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外一把剃刀，有人找到了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在他被烟熏黑的、沾染着血的伪装服里子上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来，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会儿，看着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在教堂的风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一个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悲伤。他不知道，明天风标是不是还会在那里。

像别的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的托马斯·托勒少校也被伊恩·默里上校告知，要他稍微整理一下。托勒才不在乎呢，他是如此疲倦，以至于只“认为，整理是件费劲的事情”。默里把他自己的剃刀递了过来：“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不想让部队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也刮掉了自己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到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士兵们本来计划在第二集团军到达的时候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把它卷了起来，收好了。

在炮兵阵地里，士兵们现在将随意发射，以帮助掩饰撤离，在这里，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从前哨撤回到炮台了。斯皮迪给了一个新的电台控制频率，然后只是说道：“我现在停止播送了。设备坏了。”

中士斯坦利·沙利文是9天前带路的伞降信号员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我本来就以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的，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在一所学校里，“小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来，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们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保卫着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上了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画上了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36]

晚上9点整，夜空被第三十军集中起来的火炮的闪光刺破了，炮火沿着环形防线的所有的边缘爆发出来，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45分钟后，厄克特的士兵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部队和补给品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毛鬼子”们的忙：撤退是在几乎7级风的状况下开始的，再加上轰炸的嘈杂声，这帮助掩护了英国人的逃跑。

在狂风暴雨之中，第一空降师的幸存者们，面部弄黑了，装备捆扎了起来，靴子隔了音，他们艰难地爬出阵地，排起了队，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的跋涉。黑暗和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伞兵们形成了一个活动中的链条，互相拉着手，或者紧靠着前面的人的伪装服。

中士威廉·汤普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他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并为一个漫长而又潮湿的夜晚做好了准备。当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1英里长的角斗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待在后面操作。给他的指示是：“一直播送，让无线电装置一直运行，以便让德国人以为一切正常。”在哈滕施泰因旅馆阳台的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键盘上敲个不停。我能够听见，我周围有许多运动，但我除了让装备一直播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别的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他就会当上俘虏。他的步枪架在旁边，但没有用处。有一颗子弹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二集团军联系的密码。那是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

莱茵河南岸，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荷兰的红十字会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普通车辆的车队在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士兵们的到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她的周围进行，但科拉·巴尔图森在照料了伤员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以为，轰炸以及南岸上的活动，标志着另外一次渡河的前奏。在德国人对德里尔的集中炮击中，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受了弹片伤。尽管伤口疼痛，但科拉还是认为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她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然后回来照料刚刚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到达。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炮火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没有受伤，躺在一个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再次动身。到了家里，她不胜疲惫，在地下室里她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一会儿。她睡了整整一个晚上，并没有意识到“柏林行动”正在发生。

在位于环形防线基地地段的河边，撤离船队正等待着，给它们配备的是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事实上，德国人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的多塞特人开火，多塞特人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边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在更西边，德国人正在开火，因为英国炮兵发射了一阵掩护炮火，好像要在那个地区向河发起进攻似的。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边，缓慢地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士兵太疲倦了，结果迷了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还有的士兵，由于无法自己前进，得让别的人扶着走。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就会带来嘈杂、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的红色光亮之中，博伊·威尔逊少校的伞降信号员小组的中士罗恩·肯特，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了一块白菜地，那个地方被指定为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的其他人集结起来，然后朝河走去。“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将把我们撤离过去。”突然士兵们发现，从南边飞来了一道道红色的曳光弹，他们把这些曳光弹当作向导，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来到了白色的带子以及滑翔机飞行员的影子面前，滑翔机飞行员指引着他们前进。肯特的小组听见，在他们的左边，机枪在扫射，手榴弹在爆炸。威尔逊少校和另外一组人撞上了德国人，在随后的凶猛冲突中，两名士兵阵亡了，而安全地带就在1英里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细节来记住这次撤退———那些细节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时是幽默的。当第一营的列兵亨利·布莱顿朝河下走去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叫。在前面，队列停止了移动。伞兵们朝路边走去，在那里，一位受了伤的士兵躺在浸透了水的泥地上，哭着喊妈。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得为伤员而停下来。许多人死去了。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伞兵们离开阵地以前，他们去了特尔霍斯特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经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了一辆虎式坦克，他此刻以为，他将永远也到不了河边。白天时，德国人曾侵扰了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现在纳恩和一组御用苏格兰边境近卫团的士兵，在那里与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又猛烈的冲突战。在雨水和黑暗之中，大多数人脱身了，纳恩则躺在地上，在作战的9天当中，他第一次负了伤。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一块小圆石打掉了。

第十营的中士托马斯·本特利，跟在鬼怪式通信网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伏击，”他记得，“我看见，有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射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位向导都被打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们准备离开。作战日志合了起来，文件被烧掉了，然后，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片的窗帘布包上了厄克特的靴子。当随军牧师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跪了下来。厄克特想起来，在D日，他的勤务兵在背包里放进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递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最后，厄克特下去，到地下室里看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道别。还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而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撤退，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一位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我希望你能成功，长官。”

师司令部的那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绝对一声不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就会被当作德国人。”他说。在一个地方，沃尔特斯没有能跟上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不停往前走，祈祷着，希望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他的妻子以及他从未见过的女儿。他一直没有能够给她们打电话，尽管他的家人就住在距离哈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他在英格兰为妻子买的那块表还在他的口袋里，他本来打算送给女儿的那个玩具熊，是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里的什么地方。如果能够足够幸运，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大概是前往英格兰。

在河边，渡河已经开始了。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海滩勤务队队员们，在士兵们一到的时候便把他们装上船。现在，德国人虽然仍然没有意识到撤退正在进行，但通过照明弹的光线，他们却能够看见船渡的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船被打出窟窿，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着的士兵们大声叫救命，还有一些士兵，已经死了，被水冲走。受伤的士兵抓住船的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的一半就被毁掉了，但船渡仍然进行着。

乔治·鲍威尔少校的士兵沿着环形防线东边，长途跋涉来到了河边，这时鲍威尔却认为，撤退已经结束了。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颠簸，在波浪的击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那条船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全都死了。当他的一些士兵开始游过去的时候，有一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他和剩余的伞兵等待着，一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岸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头看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他15名又湿又脏的士兵，说道：“排成三人一行。”他让他们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个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一五六营，停！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避难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我们就像进来一样出去了。骄傲啊。”

当厄克特将军拥挤的船准备离开时，船陷在烂泥里。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出来，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让我们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要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已经太拥挤了’”，这种忘恩负义让他气愤，“汉考克不理会这句话，用他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的船过了一半，这时引擎突然发出突突的噪音，停了下来。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活动起来的时候，绝对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国人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几百名士兵在等待着。但现在，由于船队只有一半可以运行，也由于机枪火力猛烈，厄克特惧怕的瓶颈出现了。拥挤的营地里出现了混乱，尽管没有恐慌，但许多士兵仍然试图继续前进，而他们的军官和军士们便试图控制他们。第一营的一等兵托马斯·哈里斯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试图上船的人太多、太重，结果使船浸没在水里。”此时迫击炮的炮弹正在落在上船地区，因为德国人已经校准了射程。就像许多别的士兵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跳了进去，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别的人却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来到河边时，上船的地区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当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时，一名士兵朝佩维躺着的地方游去。那个士兵不顾乱射在河边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出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还是在原来的那边。”

中士艾尔弗·鲁利埃，他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送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移动的时候，一条船来到了旁边，有一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一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鲁利埃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了，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然后他听见那同一个嗓音在说：“好极了，老兄。”接着一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埃咕哝着说。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待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在他无线电设备面前。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恶狠狠的低语。“赶快，小孩[37]，”一个嗓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走去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片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他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他挂在背上的斯特恩式轻机枪被弹片撕开了。走近河岸的时候，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我们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的一位飞行员说道，“德国人有一门火炮对准这个地方，是一门施潘道型火炮，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们的指导下，士兵们一次一位向前冲。当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一堆尸体上面。“一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士兵们在喊妈，还有的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停下。”在河边，一颗照明弹爆炸了，机枪开始嗒嗒连发。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的人旁边奋力游了过去。

突然科克里尔听见，有一个嗓音在说：“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听见，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时，我都要哭了。”他说道。原来，那条船到河里去，是为了把伤员救上来。在周围的士兵帮助装好船之后，船又再次出发，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各个侧面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遭受着炮火的轰击，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经历了阳台底下待着的几个小时以及噩梦般的渡河旅行之后，科克里尔已是晕头转向。“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一个谷仓里，有人给了一支香烟。”然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他那唯一的一件弹药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303的仿真子弹。

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第一空降师剩下来的那点弹药全用掉了。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们把剩余的炮弹全都发射了出去，炮兵把炮栓卸了下来。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以及炮组剩下的人被告知，要他们撤退。帕克斯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要撤退。他本来预料他要待下去，一直到他的岗位被德国人攻占。当他来到河边时，他甚至更加惊讶了。那个地方挤满了几百名士兵，有人说，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河非常宽。河水上涨的时候，流速似乎有9节[38]。我认为我游不过去。我看见，士兵们穿着衣服跳下水，被河水冲了下去。另外的人游过去了，结果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击中。我看见，有一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仍然背着他的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脱掉衣服，只剩下短内裤，把什么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内裤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把它踢到一边。他游了过去，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到了一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团的一位列兵。那位列兵指引他去了一个聚集点，在那里，他得到了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盯着他。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一条女人的长及膝部的亚麻布灯笼内裤。

第十营的列兵艾尔弗雷德·达尔福斯，赤身裸体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的一个女人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裸体，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记得，“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在那里，帮助士兵们过河。”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达膝盖的彩色裙子，一双木底鞋，被带上一辆英军的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到了这个时间，德国人开始猛烈轰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飞来。当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在一行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这群人当中爆炸了。“我绝对没有受伤，”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个死人，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那个人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可待的地方。他下了水，挂在船的边上，被拖着过了河。他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工兵们，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打击，继续用那些剩下来的船运送士兵。第十一营的列兵阿瑟·希尔伍德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装进一条小船里，其中的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因而加拿大人要求所有仍然携带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拍了拍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咱们走吧，”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无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扎着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支胳膊。”

接近黎明时，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士兵全都送过了河。他与准尉副官“罗伯”·鲁宾逊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过去，但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指着一条稍微打出了点窟窿的攻击艇，它在水里上下颠簸，于是一位伞兵游泳过去，把它拉了回来。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还有头盔的伞兵们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以后，一名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个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一个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迅速走了过来。“唔，”他说道，“起码这里有一位刮了脸的军官。”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很好的教养，长官！”他说。

在环形防线边缘，在德国人的炮火轰击下，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现在，在日光之中，已经不可能继续撤离。有些士兵试图游泳撤离，但被迅速的水流吞没，或者被机枪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还有的人由于伤势太重，所以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前往北方———返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再试图到达对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以及在德里尔，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士兵们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部队所剩下的人。伞降信号员中的中士斯坦利·沙利文，也就是曾经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傲气的话的那一位，他记得，有人问道：“一营在哪里？”一位下士立即站了起来。“这就是，长官！”他说道。在他的旁边，几个又湿又脏的士兵痛苦地笔直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寻找他们炮组的伞兵们。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在第二炮组中除了他之外还剩下了谁。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外面，就在雨中等着，同时他的副官去安排车。这并不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辆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吉普车来到了，一位军官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他与他的一行人被带到奈梅亨的南郊的一幢房子。“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脱下来，”厄克特说。这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布朗宁就我们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就我们一直的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在等了好长时间以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穿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接受检阅回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床上起来”。对这位军长，厄克特只是说：“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了他一杯饮料，回答说：“你尽了全力。”后来，在给他的那间卧室里，厄克特发现，他本来好长时间都渴望能够睡上一觉，但现在却不可能入睡。“在我的头脑里和我的良心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思考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空降师被牺牲掉了，被屠杀了。在厄克特最初的10005名兵力中，只有2163名伞兵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个波兰人和75个多塞特团的人。在行动开始的9天之后，这个师有将近1200人阵亡，有6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明，德国人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有3300名伤亡人员，其中阵亡者为1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结束。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它是百分之九十成功，但他的宣称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出击目标都夺取了。但没有夺取阿纳姆，别的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这么多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50英里长的突出部———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39]

也许是因为，本来预料能够逃脱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就没有准备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们。许多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又不得不步行返回奈梅亨。在马路上，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寒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一空降师回来。当疲倦、肮脏的士兵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他的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驱车从奈梅亨赶到阿纳姆，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说话”。爱尔兰近卫团的另外一位士兵默默地站在马路边上，一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喊道：“你们到底到哪里去了，老兄？”近卫团的那个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一直打了5个月的仗。”近卫团的下士威廉·切内尔听见，一位空降兵说道：“喂？你们一路行驶得好吗？”

当士兵们陆续地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查看着每一张脸。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经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那座校舍里英勇地坚守着，麦凯逃脱出来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他的连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到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抱着顽固的希望，在从奥斯特贝克出来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伞兵的时候他说，“那些脸都显得拉长了，而且疲倦，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错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麦凯一直待在马路边。“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费，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被浪费掉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临时营房里核对，决心找到他的士兵。在他们连的200名工兵中，回来的只有5个人，包括麦凯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边，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伤势要求他们留在后面。因为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蹲在现在没有部署兵力的战壕里和火炮掩体里。对这些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毁坏了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随军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带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在与那些伤员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有一位上尉走向前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那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对他来说，“师部的离开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卫生员们一起，在旅馆地区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了进来。这些卫生员经常是抱着伤员到聚集地点，把他们装进德国人的卡车、急救车和吉普车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前去做俘虏。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佩尔神父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惊醒了，确信有什么事情出了大差错。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卫生员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来的时候，卫生员转过身来。“这个师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卫生员：“你疯了，老兄。”那个卫生员摇了摇头：“你亲自看看吧，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了。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先生，”卫生员说道，“你得向病人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个旅馆。“每一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非常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唱了起来，佩尔也不由自主与他们一起唱起来。

“在吃了最后几天苦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国人无法理解，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应。除了唱歌之外，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别的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国人的医院里去帮助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卫生员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国人帮助了我们，”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成了黑色残骸的斯胡努尔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二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伤员们道了别，伤员们现在全都成了俘虏。她拉着一辆手拉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个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她的父亲。安赫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逐渐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当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安赫看见了父亲，她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起来。卡车停下了，范·马尔南医生从车上爬了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他们所有人，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活着。”当范·马尔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几百个难民当中的时候，安赫回过头看。“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战争的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象。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发现寂静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因为伤口而发僵、疼痛，又因为这寂静而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烟从镇子的中心滚滚升起，也从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战斗的声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镇子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离开了。在远处，她看见一个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德里尔一个成了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几个士兵在一些吉普车旁边逗留着。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撤退，战斗结束了，德国人将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组士兵的时候，损坏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坐在钟楼上的是一个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结束了，”伞兵喊道，“全结束了。我们撤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钟一下。钟声在德里尔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朝下看着科拉。“看来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说道。

“在我的——抱有成见的——观点看来，如果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恰当的支持，并被给予了任务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以及行政资源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错误，尽管天气不利，尽管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出现在阿纳姆地区，这次行动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不懊悔的鼓吹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蒙哥马利回忆录：阿纳姆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1]环形防线东南端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谢里夫·汤普森上校的迅速思考。在混乱的战斗当中，9月19日从阿纳姆撤退的士兵发现自己没有领导人，汤普森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保卫火炮阵地前面的那最后一块高地。这些兵力，连同早些时候与他们的部队分离开来的那些兵力——大约150名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以及他本人的炮兵，总数约800人——被称之为“汤普森部队”。这支兵力随后又得到了补充，被安排由朗斯代尔少校指挥。他们在9月20日晚些时候撤退，由汤普森部署在火炮阵地的四周。由于指挥员的改变，也由于总的形势，就这些事件而论仍然继续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就在汤普森于9月21日负伤之前，火炮地区的所有步兵，都在后来称之为“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之下。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则仍然在第一机降旅的指挥之下。——原注

[2]星期四黎明后不久，当德国人开始围捕仍然试图坚守的那些为数甚少的士兵时，芒福德把他的无线电接收装置毁掉了。“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就在桥上，”芒福德回忆说，“我帮忙把负了伤的人抬到一个伤兵救护点，然后把无线电砸了。汤普森上校再也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了，不能为每一个想回到奥斯特贝克师部的人做什么了。”芒福德在试图到达英军营地的时候，在阿纳姆的郊外被俘虏。——原注

[3]对那条渡船的真实叙述，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甚至官方的史书也说明，它被炸沉了。其他的说法暗示，为了避免它被使用，德国人或者是用炮火把它炸毁了，或者是把它转移到了他们控制下的另一个地点。在德国人的任何战争日记、日志或者战后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此事来支持这些猜测。我采访了德国军官——比如比特里希、哈策尔、哈梅尔和克拉夫特，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曾经下令进行过任何这种行动。我认为，假定德国人想夺取这条渡船的话，那么他们要找到这条船，就会遇到爱德华兹所报告的相同的困难。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位德国军官记得曾命令切断缆绳，以免英军使用它。——原注

[4]敦刻尔克（Dunkirk），法国北部港口城市，1940年英军被德军打败，由此成功撤回本国。

[5]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我自由地服役》，第124页。——原注

[6]有些报道声称，科拉是地下组织成员，被派去告知索萨博斯基，那条渡船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科拉说道，“我从来就不是抵抗力量成员，尽管我哥哥与它有联系。英国人并不信任地下组织，我们德里尔村的人，直到波兰人在我们上空直接落下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次空投。”——原注

[7]爱尔兰近卫团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记得，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后不久，荷兰艾琳公主旅的一位军官来到爱尔兰近卫团的食堂吃饭。这位荷兰军官朝桌子四周看了看，说道：“你们将会考试不及格。”他解释说，在荷兰参谋学院的考试中有一道题，何为从奈梅亨进攻阿纳姆的正确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沿着大马路发起进攻；二、在大马路上驱车1到2英里，然后向左拐弯，渡过莱茵河，以侧翼运动绕道而来。“凡是选择沿着马路一直向前的人，考试都没有及格，”军官说道，“凡是选择向左拐弯，然后前往河边的人，都及格了。”——原注

[8]第五部的标题即源出于此。原文是德文DerHexenkessel，标题处所附的英译是“TheWitches，Cauldron”，直译是“巫婆的大锅”，引申的意思是“杂乱的一团”、“凶险的形势”、“可怕的混乱状态”。

[9]圣尼古拉（St.Nicholas，？—350），小亚细亚米拉主教，米拉（Myra）是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一个古国利西亚（Lycia）的一个地方。圣尼古拉是儿童、海员及一些国家（如俄国和希腊）和城市的主保圣人，在美国和英国是圣诞节的主保圣人。

[10]米勒（Glenn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长号手、乐队领队、作曲家。他创作了多首流行金曲，最著名的是《月光小夜曲》（MoonlightSerenade）和《来劲儿》（IntheMood）等。在声名最为显赫时，曾出现在两部好莱坞影片中。二战期间入伍（1942年），担任美国空军乐队领队。在一次从英格兰去巴黎的飞行途中，米勒乘坐的飞机失踪，人也无从找到。他被誉为英雄。

[11]那些韦塞克斯人即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韦塞克斯（Wessex）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地区，该师即以韦塞克斯人组成。英军番号别具特色，前面是师的序号，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43rdWessexDivision），其实就是第四十三师，又名韦塞克斯师。

[12]见切斯特·威尔莫特，《为欧洲而斗争》，第516页。

[13]萨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第七萨默塞特营（7thSornersets，或者7thSomersetBattalion），就是第七营，又名萨默塞特营。

[14]所涉及的这些著名的英国团的番号，总是给美国人带来混乱——尤其是在使用缩写的时候。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有关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的电报来了，电文是“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定于与第一空降师联系……”大惑不解的值勤官终于把电报解码了。他汇报说，“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正在前往厄克特。——原注［译者按：第五康沃尔公爵的轻步兵团（5thDukeofCornwall＇sLightInfantryRegiment），就是第五轻步兵团，又名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这里的解码，根据的是电文中的番号缩写——5DCLI，结果把缩写猜成了5条（5），鸭子（D－duck），船（Craft），登陆（Landing），步兵（Infantry）；这是一个团，团字（Regiment）省略，值勤官没有想到这一点，结果成了不伦不类的“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

[15]龙骑兵近卫军团（DragonGuardsRegiment），即这是一个团，由龙骑兵近卫军组成。

[16]怀利再也没有看见沃斯奎尔一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他一直替地下室里的那个女人以及他以为死了的那个孩子担心。后来，小亨利·沃斯奎尔成了一名医生。——原注

[17]多佛尔是英格兰东南部港口城市，多佛尔的白色断崖俯瞰英吉利海峡，是著名风景名胜。《多佛尔的白色断崖》（TheWhiteCliffsof Dover）是著名二战歌曲，由纳特·伯顿（NatBurton）作词、沃尔特·肯特（WalterKent）作曲，1941年由著名歌星，号称“军人的心上人”的薇拉·林恩（VeraLynn）灌制成唱片。《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是她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另外一首最著名的是《后会有期》［We＇ll MeetAgain］。）这首歌有四段歌词，前三段是：“明天／只需等待，便可看见，蓝色知更鸟／将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飞过。／／明天／当世界获得自由，／便将永远有欢声，笑语和和平。／／羊倌将清点他的羊群，／山谷将再次盛开鲜花，／而吉米将再次／在他的小屋子里睡眠。”第四段是第一段歌词的重复。

[18]这里的信，即基督教三大德（信、望、爱［faith，hopeand charity］）之一的信，即信仰，信神。

[19]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优秀的报道来自阿纳姆。那个隶属于第一空降师由10人组成的记者团包括：公共信息官罗伊·奥利弗少校；保密检查员空军中尉比利·威廉斯和彼得·布雷特上尉；陆军摄影师中士刘易斯和中士沃克；以及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艾伦·伍德，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坦利·马克斯特德和盖伊·拜厄姆，路透社的杰克·斯迈思，和隶属于索萨博斯基旅的波兰记者马雷克·斯威齐基。这些人，尽管受到了匮乏的通信手段的限制，每天只得到几百个字的公报消息，但他们仍然以战争报道的最优秀传统，描绘了厄克特的士兵们的极大痛苦。这个团队，一直以来，我连其中的一位都没有能够找到。大概，他们全都死去了。——原注

[20]令人不解的是，英国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报道断言，在9月23日，星期六，恶劣的天气使得飞行活动受阻。气象报告、军部报告以及盟军空军的战后报告全都记载，星期六的天气是晴朗的，与从19日即星期二以来的每一天相比，飞行任务都执行得更多。在半官方的《为欧洲而斗争》一书中，作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出了差错，他说：“再次空运补给品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受挫。”这个说法改变了他对随后的战役时间顺序的排列。别的报道，由于使用了威尔莫特的书作为指导，也就愈加不精确了。——原注

[21]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

[22]《继续和我在一起》（AbideWithMe）是最流行的基督教圣歌之一，1847年由亨利·莱特（HenryLyte）作词，1861年由威廉·蒙克（WilliamMonk）作曲。这里唱的是歌曲的第一段。

[23]飘窗（baywindow），凸出于墙壁之外三面有玻璃的窗户。

[24]施卡尔卡的叙述大概是真实的，即双方进行了一些电讯的交换。然而这些电讯的用词是可疑的，尤其是他有关德国空军的回答，在那个星期，德国空军就在空中，骚扰着英军的空投。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贬抑。在敌人面前对自己一方作轻蔑的估价，在党卫军当中是罕见的。——作者原注。（又，译者按：“就按协议办”，原文是“Juststicktotheagreement”，stickto意思是“遵守”，施卡尔卡气急了，在回电的时候把stickto改成Lick，意思是“舔”，含有骂人之意。）

[25]在医院里，拉思伯里和哈克特都成了“一等兵”。中士戴夫·莫里斯，在哈克特做手术前为他输了血，他被提醒，准将的身份不得透露。拉思伯里从19日起就一直在医院里，当奥斯特贝克的伤员们到达的时候，才第一次得知了师里的消息——包括厄克特终于回到了师部，以及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阿纳姆大桥几乎4天时间了。后来，这两位准将都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脱，躲藏了起来。拉思伯里最终是与约束不住的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在一起，泰瑟姆－沃特穿着平民衣服，与荷兰地下组织一起工作，“非常公开地四处走动，有一次还帮忙将德国的参谋车从沟渠里推出来”。拉思伯里与被荷兰人藏起来的大约120名伞兵、卫生员和飞行员一起，在一名荷兰向导的带领下，于10月22日傍晚到达了莱茵河南边的美国部队。那位匪夷所思的泰瑟姆－沃特，帮助了大约150名英军士兵逃跑。顺便说一句，本书作者花了7年的时间，才发现了他的下落——是偶然发现的。我的英国出版商在肯尼亚遇见了他，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泰瑟姆－沃特说，他“在战斗中带着雨伞，更是为了身份辨认的目的，因为我老是忘记口令”。——原注

[26]《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Justasongattwilight），是一首19世纪的英国情歌。

[27]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别的报道中，出现了有关这封电报的几种版本。上面的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留了他记录了时间的鬼怪式通信网的日志，并让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

[28]吉米是格拉夫顿的名字詹姆斯的昵称。

[29]多塞特（Dorset）是英格兰的一个郡，多塞特团即由该郡的人组成。

[30]其中一颗蹦蹦跳跳的手榴弹实际上打到了蒂利的头，而且爆炸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是受了轻伤，并作为战俘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

[31]明明是撤退，只能是离柏林越来越远，可撤退又冠以“柏林行动”的代号，不能不是“极其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短语原文是，“cruellyironic”，如果硬译的话，那就是“所具有的讽刺性近乎残忍了”。

[32]“那些坦克是在凌晨的时候到达的。”哈梅尔将军在他的作战日记·9月24日·附件6中特别提到。他又补充说，“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部，把这个分遣队的大半，也就是45辆虎式坦克，分配给了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原注

[33]加利波利（Gallipoli），土耳其西北的狭长半岛，即加利波利半岛，构成达达尼尔海峡（theDardanelles）北岸，是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此发生激战。盟军试图用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但遭到失败，于是便决定入侵加利波利半岛，希望能使土耳其脱离战争，并为通往俄国在黑海的各个港口打开运送补给品的航线。尽管土耳其人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但盟军也未能抓住这个机会，结果这个战役陷入了阵地战。在双方各蒙受了25万人的伤亡之后，盟军于1916年1月成功地从半岛撤离，而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伤亡。

[34]海滩勤务队队长（beachmaster），其职务是指挥部队登陆或装备卸船。

[35]《轻骑兵旅的冲锋》（ChargeoftheLightBrigade），是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一首名诗，是为了纪念在克里米亚战争（19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中，英军轻骑兵旅于1854年9月26日发起的一次著名的冲锋。冲锋英勇完成任务，但参战的673名官兵有247名阵亡或者负伤。当时轻骑兵旅向一个三面有俄国士兵重兵把守的山谷发起进攻，这次冲锋实际上是为了非常小的军事目的，而使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轻骑兵部队大量伤亡。

[36]那些孩子们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字了。9月27日，在一次针对荷兰人的野蛮报复行动中，德国人命令阿纳姆地区的人全部撤离。阿纳姆和周围的村庄将无人居住，一直到战争最后的日子，也就是1945年的4月4日，那一天，加拿大部队到达了。——原注

[37]这里的原文是Chick，可译为“小孩”，也可译为“小鸡”。科克里尔（Cockrill）这个名字的前一半是“Cock”，意思是“公鸡”，所以具体到这个名字，“小孩”和“小鸡”之意二者兼有，都是亲昵的称呼。

[38]节（knot），航速和流速单位，1节＝1海里／小时。“流速大约是9节”，即“流速大约是每小时9海里”。

[39]见约翰·C·沃伦博士，《二战中的空降行动，欧洲战区》，第146页。——原注

伤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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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超过了规模巨大的诺曼底登陆。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D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个小时里，盟军损失的总数，据估计达到10000到12000人。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9天中，共同的损失———也就是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阵亡、负伤和失踪人员，达到17000人以上。

英军的伤亡是最高的：13226人。厄克特的师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在阿纳姆的10005名士兵中，其中包括波兰人和滑翔机飞行员，伤亡总数为7578人。除了这个数字之外，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损失是294人，这使得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的总数到达7872人。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损失了1480人，英军第八军和第十二军又损失了3874人。

美军的损失，包括滑翔机飞行员和第九运输空军兵团，据估计为3974人。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损失1432人，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损失2118人，空勤人员损失424人。

德国人的完整伤亡数字仍然不为人知，不过在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公认的伤亡数字达到3300人，其中1300人阵亡。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战役的整个地区，莫德尔的损失要大得多。从在内佩尔特的突围开始，然后沿着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走廊，在奈梅亨、格拉夫、费赫尔、贝斯特以及艾因霍温进行的那些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敌人的数目，找不到有关的数字分析，尽管如此，但在采访了德军指挥官以后，我还是愿意保守地估计，B集团军群的损失，起码是7500到10000人，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阵亡。

荷兰平民的伤亡又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的死亡人数据说是低的，不到500人，但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听说，在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战役中，加上从阿纳姆防区的强行撤离，这次进攻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又是贫困和饥饿交加，这一切所造成的伤亡数字———也就是说死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数字———高达10000人。

作者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快30年了，尽管同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模糊。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经死去，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着他们消失。在诺曼底进攻之后的所有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队渡过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很少占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力抵抗，仍然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往往会掩盖他们的失败，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的文件也就经常是不足而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也是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那个阶段，有时，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59）以及《最后一役》（1966）———一样，信息的基础来自参与者：盟军的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以及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有大约1200人为《遥远的桥》的写作提供了信息。这些军事人员、前军人以及平民，他们无私而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和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信息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完全一样、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因此并非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够被包括进来。在这1200位提供了信息的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采访，而且这些叙述中的大约400份被使用了。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相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了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写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又无法得到别的参与者的支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众多的提供信息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提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殿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到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热忱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华莱士。他们不仅报销了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我受到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接待。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朱莉亚·摩根；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巴黎的约翰·D·潘尼策、约翰·弗林特、厄休拉·纳卡谢、吉泽尔·凯泽；斯图加特已故的阿尔诺·亚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德·范·莱伊文、扬·海因、莱斯贝斯·施蒂曼，以及扬·范·奥斯。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两年的助手。他在英格兰、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和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史主任办公室表达谢忱。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帕蒂森准将，也必须感谢帮助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芬克和汉娜·蔡德里克。另外一个其帮助和鼓励必须提及的人，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麦克唐纳，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一书，包含了对市场花园行动的优秀而又精确的叙述。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正式史书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最高统帅部》（The Supreme Command）一书中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部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美国空军的部主任小格罗弗·G·海曼上校（已退休）、美国陆军副主任的小查尔斯·W·伯蒂克中校、美国空军的罗伯特·A·韦布中校、安娜·C·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波姆伦茨。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档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罗伯特·W·克劳斯科普夫博士、赫尔曼·G·戈德贝克、托马斯·E·霍尔曼、洛伊丝·C·奥尔德里奇、约瑟夫·A·埃弗里、黑兹尔·E·沃德、卡罗琳·V·穆尔，以及希尔德雷德·F·利文斯顿。如果没有对所提供出来的德国战争日记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乎不可能精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他们是首次把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描述告诉给了一个美国人。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从荷兰档案当局接受了最亲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阿纳姆空降博物馆馆长B·G·J·德弗里斯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罗威尔德太太。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史部，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的研究，在那些人当中有格里特·范·奥伊恩中校、奥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尔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的各个桥梁的比例地图、绘图和照片。尤其帮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笔下的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因霍温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发生地点，得到了验证。我十分感谢在这些中心里的下述各位：克拉斯·施哈普、安东·施坦弗、皮特·范·伊德金格博士（阿纳姆档案馆）、艾尔伯特·尤金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奈梅亨档案馆）、扬·容格内尔（费赫尔档案馆）、弗朗斯·科尔蒂（艾因霍温档案馆）。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信息，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伯莎·沃斯奎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一空降师在他们村子里受磨难的最后几天的每一个细节。扬·沃斯奎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让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那些采访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Telegraaf）的A·胡格诺特·范·德林顿。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会出许多错误。我也要感谢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他后来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钟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马尔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一丝不苟的记录，就像马尔南家的日记一样，给伤亡人员收容站里的形势一个清晰的画面。他们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得我能够再现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感谢。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信息，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詹姆斯·M·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尽的采访。还有的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D·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M·麦凯上校、菲利浦·W·希克斯准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什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G·A·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个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信者，并搞清楚了阿纳姆的一些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专著和战争日记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里斯讷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中校、军事史研究部的沃尔夫冈·冯·格鲁特博士和福里克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博士。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垂悬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内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护理，神奇地让我康复起来，让我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且，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他是我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弗斯和约翰·托尔，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和波利·杰克逊，她们在各个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迈克尔·科达，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在这个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终，他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

（美） 瑞恩 著

王义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

第一部 城市

第二部 将军

第三部 出击目标

第四部 决策

第五部 战役

作者致谢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 数据

最后一役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王义国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

资源首发微信公众号：读书简史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现在在世的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Muggeridge，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20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是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勋位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先是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所以1941年， 21岁的时候，他便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年，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担任战地记者，而且亲自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以及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欧战结束后，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又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Time）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Dispatch）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他离开《时代》周刊，在《新闻周刊》（Newsweek）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Collier）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冯·布劳恩（WemhervonBraun，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他的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最后一役》于1965年出版。

1970年，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这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行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1974年，他才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夸张。

瑞恩的三部关于二战的作品，按照写作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时间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法国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是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之间对柏林的攻占。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种以上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使他被赋予了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是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亲身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如此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二千多人提供了信息，对七百多人进行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齐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而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味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在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战役更为广阔的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一词来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Carthage）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大势已去，除希特勒之外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有不少人想议和，有的也做出了试探，有的还想钻意识形态的空子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guide for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raids）一语，指1942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10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去的，而没有能够撤离的英军则被全部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则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了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所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的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千百万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是20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账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的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中这个最血腥、最关键性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最后一役的时刻，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非常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产生出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之时，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反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了德国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十字架。

本来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在本土并没有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人马，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自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其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在6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更为理性，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其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空前浩劫，但其后的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1]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A日。这个时刻，在离德国首都东边不到38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使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苏联人对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大约同时，美国第九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进发，他们要在位于坦格明德和巴尔比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决定，停止英美联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强攻。“柏林，”他说道，“不再是一个军事出击目标了。”当美国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美军离柏林只有45英里。

进攻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在他们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等待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现在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的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包括了对战斗的叙述，但它却并不是军事报道。更恰当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他们陷入了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1]A日（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122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一部 城市

part one The City

1

★ ★ ★

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早。甚至当轰炸机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光线就已经开始在东方出现了。在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在潘科区、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上空高耸。遭到炮火打击的柏林烈焰熊熊，烈焰的反光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日光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

当烟尘在废墟之上缓缓飘过的时候，德国遭到最严重轰炸的城市格外荒凉、恐怖。它被煤烟熏黑了，成千上万个弹坑重重叠叠，倒塌的楼房的房梁歪歪扭扭。成片的住宅楼不见了，就在首都的心脏处，一个个街区整个地消失了。这个荒原里，原先宽广的马路和街道，现在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废墟中蜿蜒蛇行。一英亩又一英亩的地方，到处都有内部被焚毁、没有了窗子、房顶坍塌的楼房，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天空。

突袭之后，残存的纤纤煤灰和灰烬像雨水一样飘落下来，给废墟涂上了一层薄粉，而在大厦耸立的街道上，砖瓦破碎，钢筋被破坏，只有旋转的灰尘在移动。灰尘在宽阔的菩提树下街[1]打旋，那些著名的树木现在是光秃秃的，树叶的萌芽在树枝上被烧焦了。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那些银行、图书馆和高雅的商店，没有遭到破坏者甚少。不过在这条大道的西端，柏林的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那个八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尽管伤痕累累，却仍然得意扬扬地（viatriumphalis）站立在它十二个巨大的希腊式的石柱上。

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街道两边是政府大楼和以前的宫殿，现在，从几千个窗子散落出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七十三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在第三帝国之前它曾是德国几任总统的官邸，其内部现在已被一场凶猛的大火焚毁。以往人们曾描述它是一座微型凡尔赛宫，但现在，前院那个装饰华丽的喷泉上的海上仙女们被炸碎了，倒在柱廊式的前门上。而沿着屋顶的轮廓线，那两个莱茵河少女的雕塑被飞过的碎片击打得伤痕累累，头炸掉了，俯身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上面。

在一个街区之外，第七十七号虽然也有伤痕，但却保持完整。成堆的瓦砾堆在这座L型的三层大楼四周。大楼黄褐色的外墙凹凸不平，每一个入口处的上方都有爪子上装饰着字[2]的令人炫目的金鹰，现在那些金鹰弹痕累累，还有深深的割痕。从上方伸出来的，是那个气势雄伟的阳台，世界曾经从那个阳台上听到许多疯狂的高谈阔论、长篇讲话。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还在。

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街，遭到了重创，大街的上端是一度时髦的威廉皇帝纪念堂，如今它变了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表面上的指针停在7：30整———自从1943年以来指针一直就是这个样子。1943年，单是在11月份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个城市的一千英亩的区域。

在一百码之外的地方，原本是国际著名的柏林动物园，现在成了杂乱的废墟。水族馆被完全摧毁了。爬行动物、河马、袋鼠、老虎和大象的馆舍，以及几十座别的建筑，遭到了严重毁坏。围绕着这些馆舍的蒂尔加滕，即那座著名的占地630英亩的公园，成了一片荒地，里面的弹坑有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被部分地摧毁了。这个公园曾经是长着茂盛树木的天然森林，现在大多数树木都被烧掉了，留下了丑陋的树桩。

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最壮观的废墟，不过它不是被盟军的炸弹毁灭的，而是被德国的政治毁灭的。那座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也就是议会的所在地，在1933年被纳粹故意放火烧掉了———又嫁祸于共产党，这样就给了希特勒以借口，从而攫取了完全的独裁权力。议会大厦的一个立有六根柱子的入口，上方的柱廊上凿着黑字：“Dem Deutschen Volke”———“致德意志人民”。柱廊倒塌了，柱廊下面的废墟茫茫一片，几乎把整个大厦都淹没了。

帝国国会大厦的前面以前是一个雕塑群。除了一件之外全都被毁掉了———那是一个200英尺高、深红色的花岗岩和铜制的圆柱，立在一个巨大的柱廊基础上。在1933年的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命令把它移掉。现在它立在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夏洛滕堡公路边，靠近东西轴线的中心———所谓东西轴线是数条公路的交叉处，大致是从西边的哈韦尔河穿过城市，来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这个3月的清晨升起的时候，光线照射着这个柱子顶部的金像———一个长着双翼的雕像，一只手拿着月桂花冠，另外一只手拿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在这片荒原上升起的，而又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就是柏林细长而又优雅的纪念碑———胜利纪念碑。

这座遭受剧痛的城市各地，警报器开始哀号着发出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袭击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的几年里，攻击是零星的，但现在，首都几乎是持续遭受轰炸———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则是在晚上轰炸。破坏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到了现在数字开始令人震惊了。炸弹毁坏了10平方英里多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这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的区域的10倍。30亿立方英尺的瓦砾堆在街道上———足以垒起一座1000多英尺高的山。在柏林156.2万座住宅当中，几乎一半遭受了某种毁坏，每三栋房子就有一栋不是完全被毁掉，就是不可居住。伤亡如此之巨大，要想真实计算，已是断无可能，不过起码有5.2万人死亡，受重伤者则是死亡者的两倍———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柏林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3]———而临死的痛苦还没有来到呢。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所造成的荒漠中，十分不平常的是，人们却仍然能够历尽劫难而继续生存———不过，生活是在废墟当中以一种既疯狂又正常的状态继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在值勤。邮递员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出版，电话电报业务在继续。垃圾有人收集。一些电影院、剧院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的一个部分，仍然开放。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其演出季。百货公司进行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还生意兴隆。地铁和高架铁路在运转。那为数不多的几家仍然完好无损的时髦酒吧和餐馆，人满为患。而且几乎在每一条街道，著名的柏林花匠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着。

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的65%以上，还是处于某种工作状态。几乎60万人拥有工作———但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往往要用上几个小时。交通堵塞了，人们绕道，减速，抛锚。结果，柏林人不得不早起，每个人都想按时上班。这是因为美国人每天早起，往往到上午9点的时候就对城市狂轰滥炸起来了。

在这座城市向四周伸展开的12个区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样出现了。他们从地铁的内部出现，从公共建筑下面的掩蔽所里出现，从他们被炸坏的家里的地窖和地下室里出现。不管他们的希望或者恐惧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忠诚或者政治信念是什么，柏林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些在头一天晚上幸存下来的人，决心再活上一天。

同样的话对这个国家本身也适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幸存下去而绝望地进行着战斗。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4]，遭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反攻。英美联军正沿着伟大的莱茵河挥师而下，在雷马根强渡过河，全速朝柏林前进。在奥得河的东岸，一个更加急迫、更加可怕而无法言状的威胁正在形成。那里驻扎的是苏军，离这里不到50英里。

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电台，柏林人听到了那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春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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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柏林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离去；有些人是自取险境；还有的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有的人，他们怀有那种非苦战不能幸免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正面迎接他们的命运。

在西南部的策伦多夫区，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像通常一样，黎明即起。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每天例行公事，往往显得单调。现在他却对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是在策伦多夫区时髦的达勒姆郊区，为有300年历史的达勒姆领地农场做工，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的中心只有几英里远。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加诺斯卡却也像领地农场许多别的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某个别的地方———远离城市，离开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加诺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位于路易丝王后大街的主楼的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睡觉已经是几无可能。就像柏林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样，这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在夜间炸弹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在领地农场的大奶牛仓的附近，却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个珍贵的奶牛群是安全的。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打扰那两百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当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它们在继续产奶。这老是令波加诺斯卡感到惊奇。

他昏昏欲睡，给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及其拖车装上货，把他的那两匹马套上马车，那两匹马是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他的那只灰色的斯皮茨狗波尔蒂，则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出发，到各处去送奶。车在院子的鹅卵石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他朝右拐，上了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的方向前进。这是早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那就会是晚上9点钟了。

尽管疲惫不堪，渴望能睡上一觉，但波加诺斯卡却仍然没有失去他那生硬但又快活的态度。对他的1200名客户来说，他已经成了一个鼓舞士气者。他的路线是在三个大区的边缘上：策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威尔默斯多夫区。这三个区都遭受了严重的轰炸，舍讷贝格区和威尔默斯多夫区由于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了。单是在威尔默斯多夫，就有3.6万座以上的住宅被炸掉了，在这两个区的34万人当中，几乎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快乐的脸蛋也就成了一种罕见而又受欢迎的景象。

即使在这个很早的时刻，波加诺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一个交叉路口上等候他。这些日子，到处都排队———等候肉贩，等候面包师傅，在自来水管道被炸的时候甚至还等候水。尽管顾客们已经排成了队，但波加诺斯卡还是摇响一个大的牛铃，宣告他的到达。这年年初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白天袭击使得他不可能挨家挨户送奶。对他的顾客来说，这个牛铃就像波加诺斯卡本人一样，已经成了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也没有什么不同。波加诺斯卡朝他的顾客们打招呼，把他们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给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他认识有将近10年了，他们知道，偶尔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加诺斯卡一边抛接着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也还能够为特殊需要，比如洗礼或者婚礼，而多给一点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加诺斯卡的顾客们显得越来越疲倦、紧张和入神。没有几个人再谈论战争了，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再说，有关战争谁也无能为力。除此之外，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波加诺斯卡的到来并没有使人们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15个小时埋头于例行公事，拒绝想到这场战争，这样一来，他就像成千上万别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现在每一天，波加诺斯卡都在留意，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举个例子说，马路仍然畅通，在主要的街道上并没有路障或者坦克陷阱，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坦克，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围攻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加诺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次区，那里住着他的一些地位更为显赫的顾客，每当通过的时候，他都会瞥上一眼，看看一个著名的纳粹的家，他是柏林邮政局的一个重要官员。通过敞开的起居室窗子，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那幅大肖像。那幅阿道夫·希特勒炫耀的画像还在那里，相貌是又大胆又傲慢。波加诺斯卡知道第三帝国的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是危急的话，元首的那个神龛现在就已经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继续他的行程。尽管有这些事情，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实的理由，应该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这座城市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完全幸免于轰炸。施潘道区是柏林的第二大区，也是最西部的区，它逃脱了每一个人最惧怕的那种攻击：狂轰滥炸。一夜又一夜，居民们都以为会遭到打击。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打击并没有来，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的巨大的军械工业中心啊。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到75%都被摧毁了，与那些区形成对照的是，施潘道区只丧失了10%的建筑。尽管这意味着有一千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不再可用，但按照历经袭击而变得更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中心地区被炸弹炸得变黑的废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刻薄的话：“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走到他们的棺材里去。”

在施潘道区的最西部边缘，在安静、田园诗般的施塔肯次区，罗伯特·科尔布和英格博格·科尔布夫妇为能够住在一个穷乡僻壤里而谢天谢地。即使那些在附近落下的少数炸弹，也是因为未击中附近的机场而误打误撞落到这里的———而且所造成的破坏也微不足道。他们那幢抹着棕黄色灰泥的两层楼房，有一个玻璃封着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些都没有受到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只有罗伯特除外，他54岁，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城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那意味着全程都暴露在白天的空袭之中。这老是让英格博格担忧。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尽管老早就被禁止了。他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盟军从东部和西部向前的进展。现在苏军离城市的东部郊区只有公共汽车的路程，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气氛的环境使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难以想象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战争是遥远的、不真实的。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确信，罗伯特总是对的。毕竟，他是一战老兵。“战争，”罗伯特曾深信不疑地对她说，“将会从我们身边走过。”

科尔布夫妇确信，不管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卷进去，于是平静地展望未来。现在春天来了，罗伯特想作出决定，在花园的什么地方挂上吊床。英格博格有自己的家务事要做，她想种菠菜、香菜、莴苣和旱季马铃薯。有一个大问题：她到底是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等到5月，春天更稳定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25英里之外的兰茨贝格郊外，苏军元帅格鲁吉·K·朱可夫的司令部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三层楼房里。在他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坐在桌子旁，思索着他自己的一些计划。在一面墙上，一幅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了攻占城市而拟议中的进攻。在他的桌子上有三部战地电话。一部是一般用的；另外一部把他和他的同事———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蒂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联系起来，他们二位是他的北翼和南翼的庞大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第三部电话是直通莫斯科和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的直拨电话。这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年值49岁，胸部厚实发达，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推进情况。现在朱可夫不知道斯大林何时会下令攻克柏林，他希望他仍然能有一些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他能够立即把城攻下，不过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初步计划进攻在4月底进行。他认为，要是走运的话，他能在10到12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并粉碎一切抵抗。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这他预计到了。大概他们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拼命的战斗，在那里，就他所能知道的而言，有德国保卫者唯一的最明确的逃跑路线。不过他决定，在他们试图逃脱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在施潘道区的大规模屠杀也就开始了。

在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一个二层公寓套房里，卡尔·约翰·维贝格推开起居室的法国式百叶窗，迈步走到小阳台上，估摸着天气。和他在一起的是他忠实的伙伴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它们是两只跑起来摇摇晃晃、红褐色的达克斯猎狗。它们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他，等待他们的清晨散步。

近来，散步是维贝格打发时间的唯一活动。街坊四邻都喜欢这个 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外国人那样离开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不幸抱怨过，但他的邻居们知道，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失掉了。他的妻子死于1939年；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没有了生意；在柏林做小商人30年之后，现在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他一无所有。在他的一些邻居看来，他要好过许多真正的德国人。

维贝格低下头，看着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该出去了！”他说道。他关上窗子，走过起居室，来到小门厅。他穿上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把他那精心刷过的霍姆堡毡帽戴在头上。他打开门厅里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双仿麂皮手套，有那么一会儿，他站在那里，看了看放在抽屉里面的一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华丽，画的是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坐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骑士的长矛上挂着一面飘扬的旗帜。通过头盔的敞开的面罩，骑士目光凶狠地朝外凝视着，一绺头发落在他的前额上。他长着敏锐的眼睛和黑色的小胡子。在飘扬的旗帜上的字是“Der Bannertra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抽屉。他把这幅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遭禁的。但维贝格又不想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太有趣了，没法丢掉。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在身后锁上前门，走下两段台阶，走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这座公寓楼的附近，他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狗在前面引路，他沿街走去，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他纳闷，现在结局似乎近了，可“旗手”又在哪里呢？是在慕尼黑吗？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里他的“鹰巢”里吗？或者，是在这里———柏林？似乎谁也不知道———尽管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大大的秘密。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在他最喜爱的酒吧里落脚，那是位于内斯托尔大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这是该区还开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是各色人等：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是有有用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么在轰炸之下屹立下来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他恰恰对战争的每一个方面都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尤其想知道，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打招呼。尽管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问题，维贝格却还知道几件会让他的邻居们吃惊的事情。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也是美国绝密的战略情报局的一个成员。他是盟军的一名间谍。

在位于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顿教会[5]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的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被摧毁了，他的教徒们被驱散了，通过窗子他能够看到教堂的废墟。几个星期以前，教堂遭到了直接的轰炸，几分钟之后，纵火者又把它付之一炬。每当他看到教堂，都会感到悲伤，而这悲伤至今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的后部及其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跑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有一个念头：向他所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他轻声对自己唱着，眼睛充满泪水，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现在他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说着再见。在他的桌子上，是一封圆形签名请愿书的草稿，他要把这封请愿书寄给那些或者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正在当兵的众多堂区居民。“即使在东线和西线的战斗使我们紧张，”他写道，“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你能够想象，亲爱的朋友们，死亡正获得大丰收。棺材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给她死去的丈夫安葬，她用20磅的蜂蜜买了一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同时也被激怒了。“在为空袭的罹难者安葬的时候，并不总是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请到场，”他写道，“送葬的人往往不用牧师便接管了葬礼……不用上帝说话了。”在信的始终，他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来，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摧毁了，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愿上帝使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买黑市的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可怕。”他以一种辛酸而又悲观的语气作结：“这大概是很长时间以来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失去一切联系了。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了。”

另外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坚定地骑着自行车，他决定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有几个星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一直令他担心。他一夜又一夜地祷告着，寻求引导，并思考着他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不过对哈皮赫神父的需求则是尤其大。这位55岁的神父，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身份证上却横着盖上“耶稣会会士：不宜服军役”的字样（这是一种纳粹的印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印记一样）。他兼职甚多，其中的一个职务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会所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而为一的所在。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以及她的教徒们，给他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他的决定。

哈皮赫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怎样结束也丝毫不抱幻想。他老早就认定了，希特勒和他的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柏林陷入圈套———在征服者的目光中，成了失去了光泽的圣餐杯中的酒。达勒姆宗教会所和它的善良并且不明世故的修女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哈皮赫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把自行车停了下来。大楼只受到表面的损伤，修女们坚信，她们的祈祷被上帝听到了。哈皮赫神父并不同意她们的观点，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认为运气和拙劣的枪法与这种表面损伤可能会有某种关系。

当他从门厅走过的时候，他抬头看着那个巨大的塑像，塑像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高高地举着一柄剑———这是圣米迦勒，“上帝的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骑士”。[6]修女们对圣米迦勒的信念有充足的根据，不过哈皮赫神父依然因为他做出了决定而感到高兴。就像别的人一样，他也从那些在推进的苏联人面前逃掉的难民那里获知，德国东部是一片恐怖。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不过有一些他知道是真的。哈皮赫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修女们，现在他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去告诉她们，尤其是他得找到正确的字眼。哈皮赫神父对此感到烦恼：你能怎么告诉60名和平信徒修女，她们有遭到强奸的危险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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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像一张棺罩一样，覆盖在全城之上，因为柏林，在经历了几乎6年的战争以后，现在主要是一座女人的城市。

起初，在1939年，首都有432.1万名居民。但因战争而造成的巨大伤亡，对男人和女人的兵役征召，以及在1943到1944年间100万公民自愿向安全一些的乡间撤离，使那个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到现在，唯一以任何可观的数目剩下的男人，是18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年龄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号。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是290万人，但现在，在3月中旬，那个数字当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就遭受到85次袭击之后，也由于围城的威胁笼罩全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逃走了。军事当局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是270万人，其中200万人以上是女人———而且甚至这也仅是一个基于对情况的了解而做出的估计。

使得要获得有关人口的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复杂的是，难民正在从苏军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几个月，这些逃亡的平民离开家园，用肩膀扛，或者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带着他们的财物，往往在前面赶着牲畜，堵塞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待在柏林，而是继续向西行进。但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大量梦魇般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经历的这些传闻，就像流行病一样在柏林传播，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平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报仇心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从远至波兰，或者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7]和西里西亚[8]的占领区艰苦跋涉而来的人们，辛酸地做证说，敌人是斩尽杀绝的。事实上，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一个人也不饶恕。他们谈到有一个宣言，据说是苏联的头号宣传家伊利亚·爱伦堡写的，这个宣言既被广播出来，又以传单的方式分发给苏军部队。“杀！杀！”宣言写道，“在德意志种族中，只有邪恶！要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准则行事。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掉！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德国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猛攻的时候，杀！你们是苏军的英勇的战士。”[9]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前线部队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随后而来的后续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苏军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做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行径。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官似乎宽恕他们部下的这些行径，起码没有设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潮水般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使人不寒而栗的野蛮强暴的故事———妇女被枪口逼着脱掉衣服，然后遭受轮奸。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有些人听说过德国党卫军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这些暴行和大屠杀，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遭遇———这是希特勒倡导的纳粹主义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能够相信，压迫者正在变成被压迫者，报应的车轮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许多人知道第三帝国所带来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因而也就不再心存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最高级的纳粹军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搬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搬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对情报并不那么知情，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65岁的家庭主妇和6个孩子的妈妈埃纳·萨恩格尔，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忠实地去相信，就意味着犯傻、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离开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不想要那种失败。”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能够声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种什么性质的危险。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有一对夫妇，胡戈和埃迪特·诺伊曼，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他们实际上已经由电话被告知了。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讯停止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无所顾忌地强奸、杀人、劫掠。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留了下来。胡戈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可现在要放弃它却又是不能考虑的。

另外一些人情愿拒绝考虑这些故事，因为宣传，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对他们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个时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当形势逆转，德国军队在苏联所有战线节节败退的时候，帝国的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博士私下里承认：“关于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关于全体人民能够指望苏联人在柏林做些什么，我们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结果使柏林人沦为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岁末的时候，瑙曼感到，“我们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宣传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了。”

现在宣传的调子已经变了。随着希特勒的帝国一点点地被折断，随着柏林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拆掉，戈培尔也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使人消除疑虑：现在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是不远了。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就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出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个幽默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巨大而又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冷嘲针对他们自己，针对他们的领导人，也针对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则很快就把这个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忍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有关将最终获得胜利的许诺，不敬的言辞则是近乎庄重地督促所有的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在被难民的传闻所造成的几近惊恐的气氛中，随着谣传取得主导地位，事实和理性就被歪曲了。各种各样暴行的故事在全城各地传播。苏联人被描绘成斜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说成是被喷火器烧死；有故事说，修女被奸污，然后又被迫赤身裸体在街上走；女人成了随军妓女，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甚至还有一个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容易受影响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唐了，不足为训。

另外的人则是严峻地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科学家之一，在舍讷贝格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知道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其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的作者———全都被纳粹查禁了。）她就敦促她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为数众多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有关强奸的传闻并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事实。

杜兰德－韦弗医生本人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带着一粒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做了多年医生以后，对于她能不能自杀，她并没有把握，不过她包里留着这片药———因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她认为，从8岁到80岁的每一个女人都会有被强奸的可能。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医生也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工作。她的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夏里特医院上班，夏里特医院是柏林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医院，位于市中区。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也就接受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丝毫不抱幻想。她确切地知道，有关那些强奸的传闻，并不是宣传。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的数量惊呆了———几十个并没有遭到性骚扰或者强暴的女人也曾试图自杀。许多人被她们所目睹或者听说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她们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人实际上自杀成功了，谁也不知道———绍尔布鲁赫医生只是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不过似乎清楚的是，一旦苏联人攻占城市，在柏林就会发生一个自杀浪潮。

大多别的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威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医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重大的题目———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远不仅仅是交谈，死亡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在每一个区，医生被病人和朋友们围着，他们寻找迅速自杀的信息，恳求给予毒药处方。在医生拒不帮忙的时候，人们就转而去药店。在一种恐惧的浪潮里，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决定宁可采取任何方式死去，也不向苏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就自杀，”20岁的克里丝塔·穆尼尔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娜·博赫尼克吐露道。克里丝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娜的朋友罗茜·霍夫曼和她的父母也已经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是完全失望了，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尽管尤利亚娜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与帝国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亲戚关系。希姆莱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首领，对集中营里几百万人的集体谋杀，责任在他。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毁的首选方式。有一种胶囊，称之为“KCB”，尤其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致死，甚至其气味也能杀人。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这种药。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获得毒药供应。医生、药剂师、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胡克尔是柏林大学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在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她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贮藏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鲁曼，往往被称为“德国的丹尼·凯”[10]，他对自己美丽的演员妻子赫尔塔·法伊勒以及他们年幼儿子的未来非常害怕，结果他在一个花盆里藏了一罐子老鼠药，以备万一。纳粹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退休的中将威廉·福尔佩尔，打算以用药过量来毒死自己和他的妻子。这位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的兴奋剂。福尔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能迅速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一颗飞速的子弹似乎是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的克茨勒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女人，现在却在钱包里带着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也是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鲁林也带着一个刀片，这两个女人焦急不安地讨论着，哪一个是最有效的确保死亡的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在动脉上纵向切开。

总是有这样的机会，让这种极端的手段不必采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出于对苏军的恐惧，全体人民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联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军营地的后面，在比得哥什市[1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睡眼惺忪，凝视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记者刚刚“解放”的位于三层的豪华公寓套房的大起居室。戈尔波夫和他的朋友们醉得恰到好处。每天，他们开车从位于比得哥什的司令部出发，到90英里以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不会有什么可报道的。与此同时，在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之后，这位相貌英俊、25岁的戈尔波夫正过得快活。

他手里拿着瓶子，站着看那些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镶嵌在华丽的金色框子里的沉重的绘画装饰在墙上；窗子有缎子边的窗帘，家具装饰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厚厚的土耳其地毯铺在地板上，巨大的枝形吊灯悬挂在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室里。戈尔波夫完全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纳粹。

在起居室的一端，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波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一个钩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外一端是一个全身穿着制服的纳粹官员的尸体。戈尔波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个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愚蠢。戈尔波夫叫喊着召唤他的朋友们，但他们正在餐室里玩得痛快，没有做出反应。他们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球投掷在枝形吊灯上———并且彼此投掷。

戈尔波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上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细致的准备。她的头发梳着辫子，挂在两个肩膀的上面。她的双手在胸前交叉着。戈尔波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她。在他的身后，餐室里的大笑和摔玻璃器皿在继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带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波夫想，她大概是服毒自杀了。

在死去的女人躺着的沙发后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有镶着银框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和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波夫想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饿得半死，曾经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烧出一种汤来，那汤把他的父母都杀死了。他的一个哥哥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杀死了。另外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是一个游击队长，他被党卫军抓住，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非常平和，戈尔波夫想。他从瓶子里喝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那里，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他走到关闭着的窗子面前。在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当中，餐室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波夫把死去姑娘的尸体径直扔到了窗外，他也打碎了许多窗玻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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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几乎是每天都朝着轰炸机挥舞着拳头，经常为在空袭或者在部队里失去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们感到悲伤。现在他们热诚地谈到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是把他们称为征服者，而是称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夏洛滕堡人玛丽亚·科克勒拒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在苏联人手里，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灰白头发的45岁家庭主妇告诉朋友们，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军’，直到‘美国人’来到”。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在崩溃的西线战事的每一个阶段———几乎就像是在追随着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袭击的间歇期间，玛加蕾特·施瓦茨，一位会计师，一夜又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联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于她来说，盟军所占领的每一英里似乎都是走向解放的又一步。莉泽－洛特·拉维奈似乎也是如此，她的时间都待在她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四周排列着图书的公寓套房里，她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前进。拉维奈太太并不想考虑，如果苏联人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是半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矫正架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

成千上万的人完全相信，美国人会首先赶到柏林。他们的信念几乎是天真的———朦胧而又似清晰。安妮玛丽亚·胡克尔太太是一名医生的妻子，她开始撕开旧的纳粹旗帜，她期望在美国人到来的时候，能把这些旗子碎片用作那场伟大战斗的绷带。夏洛滕堡人布里吉特·韦贝尔是一位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她认为她知道他们打算住在哪里。布里吉特听说，美国人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她愿意打赌，他们已经仔细地选择了尼克拉西这个富人住宅区。那里几乎没有落下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然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亚·范·赫文，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和埃贝哈德·博尔格曼夫妇，不情愿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奇迹才能使得苏联人不首先抵达柏林。所以他们欣然接受他们的好朋友海因里希·舍勒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海因里希·舍勒性情快活，面颊丰满。舍勒经营着格鲁班－佐乌希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酒店和餐馆之一，位于博尔格曼家下面的一层楼上。他把他的一个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以及给养，以应对围城。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并没有多少食品，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牌法国白兰地和成箱子的香槟。“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我们不妨过舒适的生活。”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停水的话，总还会有香槟酒。”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年轻女儿的41岁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数量有限的废话”而已。她是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出生在英国，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由于被怀疑是一个德国抵抗组织的成员，在五个月前被处决了。她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国，会像对苏联人一样，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知道，英美联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但苏军的即将到达，又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比迪以英国人的明智方式，打算向她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

有一些人，他们感到没有必要用文件来保护自己。他们不仅预料苏联人会来，而且还渴望欢迎他们。有一些德国人小组，他们一生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苦干和密谋着，而那个时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刻。他们无时不被盖世太保和刑警队追捕和骚扰着，有几个坚定的基层组织竟幸存了下来。德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同情者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完全献身于推翻纳粹主义，但柏林的共产党太分散了，结果他们的效力———至少对西方盟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完全作为一种苏联的间谍网而工作。

希尔德加德·拉杜什，在1927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一名共产党代表，此刻几乎完全是靠着信念而勉强维持着。她饿得半死，几乎冻僵，她与几个别的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附近。她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特什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10英尺长，8英尺宽，被固定在混凝土上。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盥洗设施，但对壮实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家里的男人”）来说，却是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自从1939年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作为地下组织存在了几乎有10个月。希尔德加德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但她一再骗过盖世太保。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像该地区别的共产党一样，就是食物。要是申请食品配给卡，那就会立即暴露身份，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然是共产党的一位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而通缉，因而每周都有定量。但这微薄的定量，甚至一个人也不够吃。 （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 ［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印出，一个成年人一个星期的定量是四又四分之一磅面包，两磅肉和香肠，5盎司脂油，5盎司糖，每三个星期再加上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奶酪和3盎司半的人造咖啡。）偶尔，这两个女人能够小心翼翼地在黑市上买点东西，来补充她们的营养，但价格却高得惊人———单是咖啡就100美元到200美元一磅。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一是苏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候是困难的，而仅仅幸存下去，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困难———她在她的日记里就是这样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该到这里了……那些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朱可夫有关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新的报道，我们正绝望地等待他们的到来。来吧，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人怀疑地看着我。知道埃迪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给我安慰了。哪里也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配给卡买香烟———卡上还有10支烟卷的定量。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买了5支雪茄。她本来希望用一件丝绸连衣裙和两双长筒袜换点可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换到。黑市上也没有面包。”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还没有发布公报。科涅夫也没有发布公报。”

2月27日：“老是这么等我都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工作的人来说，被禁锢在这里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吃了一顿绝妙的饭———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太辣。”

现在，在这个春天的第一天，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着，她在日记上写道：“为了找点吃的几乎要发疯了。”没有来自苏联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不过是“风把冬天从田野和草坪上吹走了。雪片莲开花了。阳光照耀，空气温暖。空袭照旧……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到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而柏林人“宁可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能在复活节就发动进攻。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25英里处，在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另外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定地等待着。它的成员，也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不断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他们离奥得河还不到35英里，因而他们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最早被攻占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工作着，为解放的那一天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和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合作，哪些人不会。有些人被做上了记号，届时立即逮捕，还有的人则要被清洗。这个小组组织严密，它甚至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个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等待苏联人到来，他们确信他们的建议会被接受。但最急切等待的，则非布鲁诺·扎尔茨基莫属。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他老是说，苏军到来的那一天他的溃疡就会消失，这一点他知道。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地，在小隔间和立橱里，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气的阁楼里，在所有的纳粹受害者当中，有一些最受到仇恨和迫害的人不屈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人来到而且是迅速来到，就行。有些人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住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成了小股侨民。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是死了。有些人几年没有见到阳光，或者没有在柏林的街道上行走过。他们病不起，因为那就意味着要请医生，就要立即遭到盘问，这就可能暴露身份。甚至在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待在防空掩蔽所里，他们就会立即被认出来。他们保留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也不要惊慌失措。他们自身能活着，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顽强，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000人仍然幸存了下来。他们能幸存下来，就是对该城市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勇气的一个证明，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的认可[12]。

西格蒙德和玛加蕾特·韦尔特林格两人都快60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一个小的底层公寓套房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接纳了他们。那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夫妇，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套间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夫妇分享他们的定量和其他的一切，从不抱怨。在许多个月里，只有一次韦尔特林格夫妇冒险外出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加蕾特的解释，她是“一个来访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从证券市场里被驱逐出去了，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的犹太人社区办事处的特殊任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的领导下，该办事处登记了犹太人的财富和财产，后来他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知道，办事处的关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们仍然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然后，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办事处。施塔尔消失了，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13]集中营，而韦尔特林格夫妇则被命令搬到一个位于赖尼肯多夫区的有60个家庭的“犹太人家”里。韦尔特林格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里待到天黑，然后他们摘下衣服上的大卫之盾标记，消失在夜空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树，那棵树长在阴暗的院子里，面对着套间的厨房窗子。那棵树已经成了他们禁锢生活的一个日历。“我们有两次看到，我们的栗子树披上了银装，”玛加蕾特对她的丈夫说，“有两次树叶变黄了，现在又再次开花了。”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躲藏着再待上一年呢？“也许吧，”玛加蕾特告诉她的丈夫，“上帝抛弃我们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告诉她，他们还得为许多事而活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7岁，一个儿子15岁———在英格兰。自从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离开德国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们。他打开《圣经》，翻到第九十一首诗篇，缓慢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他的妻子，“相信我，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在头一年，有4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的街道上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这些犹太人当中，有许多是冒了被发现的危险而现身的，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了。

汉斯·罗森塔尔，20岁，他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决心坚持下去。他在一个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那小隔间不到6英尺长、5英尺宽。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工具棚，靠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上搭建起来。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是险恶的。他的父母死了，他16岁的时候被送进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没有身份证件，坐火车去了柏林，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在他的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是一个老式的便盆。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他的藏身处。除了一张狭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记号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攻占柏林。这让他担忧了，即使这将意味着他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不断地说：“我是犹太人。我已经历经纳粹的劫难而生还了，我也将历经斯大林的劫难而生还。”

在同一个区，在位于卡尔斯霍斯特的一个地下室里，约阿希姆·利普希茨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在克吕格尔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他听见了远处苏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柔和、低沉，就像厌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他把这归因于自己的想象———想象苏联人在很远的地方。不过他仍然熟悉苏联人的连续炮击。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他被征召入伍，进了德国国防军。1941年，在东部前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为德国的服役，并没有使他免于他是半个犹太人的罪行。1944年4月，他被挑选出来，要把他关到集中营里去。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就一直在躲藏。

27岁的约阿希姆纳闷，现在高潮临近了，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都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前景。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恋人了，埃莉诺由于没有对他们的友谊保密，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因为她是和一个“无品位的”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着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破产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一定会成为一个战场———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凡尔登[14]。有关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看法也不一致。约阿希姆预料是苏联人，埃莉诺预料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正在学习英语，而约阿希姆正在掌握俄语。

怀着比别人更多的痛苦等待着柏林陷落的，是莱奥·施特恩费尔德、他的妻子阿格娜丝，和他们23岁的女儿安妮玛丽亚。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坐卧不宁的折磨之中。盖世太保戏耍他们，就像猫耍老鼠一样。他们想在哪里住，就可以在哪里住，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却始终是被捕的威胁。

战争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打起女人们的精神来。头一天晚上，一颗炮弹摧毁了附近的邮电局，但莱奥却仍然能够就此开玩笑。“你再也不用走远路去取邮件了，”他告诉他的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被盖世太保征召来收垃圾。在3月的这个上午，当莱奥离开他们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家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再推迟做出计划，而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离开柏林了，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没有被攻克，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已有人向莱奥透露消息，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的时候，逮捕所有哪怕身上只有一滴犹太人的血的人。

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在遥远的西方，位于靠近荷兰边界的瓦尔贝克，在司令部里，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试图事先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尤其是在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他暗中担忧，可能会爆发斑疹伤寒。

已经有一些难民在越过前线了，他的助手们已经汇报说，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就像在盟军前线的其他每一个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是有一种严重的流行病，那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他用力拉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的时候，他应该怎样来应付那些难民。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什么。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关集中营和劳动营的一些信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集中营和劳动营是怎么运转的，它们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会是占领一个集中营的第一支军队。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份报告，说有一个集中营在汉诺威的北部，就位于他们的前进路线上。此外，有关它几乎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问题控制起来。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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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是苏联前线上一位25岁的老兵，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也是身在柏林的一名囚犯———大概活不到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了。科尔兹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那7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那7000个德国人在8个月之前，也就是1944年的7月20日，因为与企图行刺希特勒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了。

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000个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一幸免。一个个家庭被满门抄斩，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了，而且往往是即刻被处决。他们是以一种希特勒本人所规定的方式被处死的。“他们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他命令道。主要成员就是以那种方式被吊死的———在钩子上吊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用绳子被绞死，而是用钢丝被绞死的。

现在，在星形的勒尔特街监狱的B座厢房里，那一大群涉嫌密谋者在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党人，又有共产党：他们是部队军官、医生、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作家、以前的政治人物、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囚禁，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正式起诉。有一些人受到了审讯，正在等候再次审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却仍然被关押。还有的人受到了假审讯，被匆匆宣判，现在正在等待被处决。谁也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在B座厢房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有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全都依赖于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此人便是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分队长海因里希·米勒。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即使盟军已经到了监狱的门口，他们认为米勒也会继续屠杀。

科尔兹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驻扎在本德勒街，担任后备军参谋长麾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参谋长是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那个安排原来只有一件事情错了：那位相貌堂堂的36岁的冯·施陶芬贝格———他只有一只胳膊，左眼上蒙着黑眼罩———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杀死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里，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期间，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里面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长地图桌的下面。冯·施陶芬贝格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以后，炸弹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在柏林，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问便被枪杀了，死在本德勒街司令部的院子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三个关键人物。每一个与之甚至只是远亲的人都被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

科尔兹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着。

下士赫伯特·科斯尼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尔兹还要少，不过科斯尼是无意之中被牵连进去的。他是一个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对暗杀企图的参与就在于，他曾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菲尔德送到万塞。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自1940年以来，却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1942年11月，他在柏林度假的时候，他自1931年就是共产党的哥哥库尔特，行为激烈地说服他不要返回前线：他用一支来复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军事医院，解释说，他发现这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个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再也没有返回前线，他被安置在柏林后备部队的一个营里，每隔三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医生那里获得一个新的医疗证明，这证明使得他一直做“轻松的职务”。奥尔贝茨医生碰巧也是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使得赫伯特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要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急迫的运送工作。他们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并不认识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军官，阿图尔·内贝将军，是刑警队的队长，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些时候，内贝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自杀了，内贝被处决了，赫伯特在民事法庭受审，被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军人，所以军事法庭的再次审讯也就成为必要。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对盖世太保头子米勒来说，形式毫无意义。当赫伯特·科斯尼从他的牢房窗子朝外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决。

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未来在等着他的是什么———这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尼。盖世太保一再讯问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共产党行动只字未露，当然他也没有暴露出会牵连他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是几间牢房把这两兄弟分开了，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座监狱。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却是住在柏林。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迫离开家乡，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那就是快点被放出来，谁把他们放出来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

纳粹使用暴力总共进口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里和公司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被榨干了：有50万人被从极小的荷兰运送了过来（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095.6万人），6000人从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运送了过来。单是在柏林干活的外国工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苏联人———就多达10万余人。

外国工人从事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型的工作。许多最上层的纳粹要了俄罗斯姑娘，让她们做家仆；从事战争工作的建筑师们，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雇员；重工业用这些被俘虏的人，填满了其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编制；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几千人———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工人的份额。有一个法国人雷蒙·勒加蒂埃尔，就被雇用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飞的时候，立即再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开无视日内瓦公约，使用战俘以及外国工人从事本质上的战争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苏军俘虏。事实上，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之间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条件日益恶化，囚犯们就被用来修建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到炮击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工业发电厂里铲煤。现在，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工人的自由要多一些———甚至这也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人住在那些“城市”里，那些“城市”是用木制的营房式的建筑构成的，在工厂的生产场所附近，或者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的食堂吃饭，佩戴表明身份的徽章。有些公司企业对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外国工人住在大院之外，就住在柏林。许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走动，可以看电影或者去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15]

有一些看守，由于看到了厄运临头的预兆，他们的态度也就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工人———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避一天的工作。有一位看守，他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位看守非常容易听进别人的劝，结果就不再费心清点下火车的囚犯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他并不在乎———只要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地铁站会合，准备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并非所有的外国工人都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由。在市营的或者政府办的工厂里，情况尤其如此。在位于柏林南部的马林费尔德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与在私人工厂里的工人相比，伙食很差，不过他们的情况仍然要好于他们的苏联同行。有一个法国人，安德烈·布尔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尔“从来也不派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补充定量而“允许我们到地里拣上一两个土豆”。布尔多感到高兴的是，自己不是东方人。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是不适合食用的”。在别的地方，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工人的伙食和来自西方的工人一样。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工人都注意到，在苏联人的身上有一种变化，几乎每过一天都在变。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里，人们预料，随着事件的进程那些苏联人应该得意扬扬才是，可是相反，他们非常沮丧。乌克兰女人和白俄罗斯女人，似乎尤其对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不安。

两三年以前，她们到达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的农民服装。逐渐地，她们改变了，在服装和举止上变得考究了，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发型和服饰有了可观的变化，苏联姑娘们模仿着她们身边的法国女人或者德国女人。现在其他的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再次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工人认为，她们是预见到会遭到来自苏军的某种报复———即使她们当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苏联被运出来的。显然这些女人预料，她们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们变得太西方化了。

在整个柏林，西方工人士气高涨。在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有2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在那里生产坦克，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法国工人尤其兴高采烈，他们在晚上谈论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吃到法国大餐，他们还唱流行歌曲，莫里斯·谢瓦利埃的《我的傻瓜》和《繁荣昌盛》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

让·布蒂恩是一位来自巴黎的20岁机工，他感到特别快活，他知道，在德国人垮台一事上，他正在起着某种作用。几年来，布蒂恩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部件。德国工头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里去，但却从来也没有送过———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人力非常短缺，结果工厂几乎完全是依赖外国工人了。让认为，这种形势是相当有趣的。他所制作的每一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是在54分钟之内完成，他则想方设法不在24个小时之内上交一个完成了的机器部件———而且那个部件也通常是有缺陷的。在阿尔卡特工厂，强迫劳动的工人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悄悄逃过工头的耳目而送出去的每一个无法使用的部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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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在进行轰炸，尽管在奥得河上出现了苏军的幽灵，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固执地甚至拒不考虑灾难的可能性。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确信，不仅柏林永远也不会陷落，而且第三帝国的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或者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太富有经验了，也太具有国际性了。事实上，柏林人刻薄的幽默、在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元首及其新秩序的几乎完全缺乏热情，长期以来就让纳粹党头痛。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别的纳粹示威，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来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不能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重建柏林了，要按照纳粹的形象来塑造它。他甚至打算给柏林改名，改成“日耳曼妮娅”[16]，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拒绝考虑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确信他将能使兴登堡[17]下台，可柏林人却给了他那次投票中的最低选票———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使得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Festung———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但却仍然控制着城市。

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是青少年，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满脑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18]。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训练以捍卫这个事业，使之长存，他们使用一系列的武器，从来复枪，一直到火箭筒样式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克劳斯·库斯特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他是希特勒青年团[19]团员，（柏林有1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60码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克劳斯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机器人般的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坚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态度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那种狂热有时看来似乎已渗透进潜意识里面了。夏里特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处于麻药麻醉状态的党卫军做手术的时候，他一时间突然吓呆了。在静谧的手术室里，在处于深度麻醉昏迷状态中，这位党卫军开始说话了，他小声但又清晰地一再重复说道：“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

尽管这些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不过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几乎同样拙劣。有些人拙劣地模仿着在自由世界看来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戈特哈德只不过是一个小文职人员，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但他却穿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一名王牌驾驶员。当他在下午晚些时候走进他的公寓套房的时候，他的两脚后跟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猛地向前伸出右臂，高声喊道：“嗨尔，希特勒。”这个表演一直进行了几年。

他的妻子格达彻底厌倦了丈夫的狂热，不过她又感到担心，急于和他讨论一下，要为他们的继续生存找出一个计划来。她指出，苏联人正在逼近柏林。戈特哈德打断她的话。“谣言！”他大为光火，“谣言！是敌人故意散布的。”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希特勒的胜利是当然的。苏联人并没有来到柏林的大门口。

另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而又容易受影响的人———那些人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失败是可能的———埃娜·舒尔策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是海军舰队总司令部（OberkommandoderKriegsmarine）的一名41岁的秘书，刚刚实现了她生活中的抱负：她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这是她担任该项工作的第一天。

司令部位于一个名叫“毛坯房”的地方，在先前的48个小时时间里它一直受到猛烈轰炸，但灰尘瓦砾并没有使埃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命令上说，所有的绝密（GeheimeKommandosache）文件都要烧掉。但在她的新工作第一天，在下班的时候她却被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的假”，她们的工资将寄上，这令她感到悲伤。

但埃娜仍然是不动摇的。她怀有强烈的信念，当报道有失败的时候，她甚至拒不相信官方公报上的话。她相信，在整个柏林士气是好的，帝国获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在现在，在埃娜离开大楼的时候，她也完全相信，不出几天这个海军司令部就会召她回来。

还有一些人，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任，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因而他们对战争或者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想法。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把他们迷住了，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而且由于对希特勒盲目忠诚，还感到自己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迷人的长着蓝眼睛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35岁的碧眼金发、性情活泼的凯茜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布拉什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朝廷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准将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军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什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最大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他与凯茜不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离开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军头衔和地位会令他难堪的：在苏联人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是明天的累赘。

凯茜对形势几乎毫不注意。她太忙了，从一大早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她都在忙碌着，在各个诊所、司令部，或者布拉什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里，给他当助手。凯茜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结果几乎所有希特勒的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护理过元首本人。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高潮。1944年11月，她和布拉什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了。他总共有三个假牙上的齿桥。他本人只有八颗上牙，甚至这八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固地固定了下来。其中的一颗牙，右边的智齿，感染得很严重。”

布拉什克看了看那颗牙，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拔出来，他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布拉什克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在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的那颗受到感染的牙。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一个地方，从瓷制的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的钻孔和锯开的工作。然后，在最终拔出之后，再过一些时间，他或者再造一个完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什克对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凯茜记得，他告诉布拉什克，他只接受“最少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什克还是凯茜都知道，他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个手术还可能持续长达30到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可奈何。

布拉什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注射了一针，手术开始了。凯茜站在元首的旁边，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外一只手举着一个镜子。布拉什克发出刺耳声的钻头迅速钻进齿桥，然后他换了钻头，开始锯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什克把那颗牙清洗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在整个过程，”凯茜后来说道，“希特勒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纳闷，他怎么受得了那种疼痛。”

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情，直到目前，在元首的那个悬垂的齿桥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手术的详情。对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来说，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是绝密。

凯茜善于保密。例如，她知道，布拉什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又没有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什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把金齿桥装上去。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当然是需要它的。

最后，凯茜还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四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那人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不久，凯茜就要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什克的诊所和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待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晚笼罩过来，城市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柏林这个被毁坏的庞然大物，像瘫痪的幽灵一样容易遭到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地面的下面，柏林人等待着轰炸机的到来，不知道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当中谁还会活着。

晚上9点钟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又回来了。警报器在24小时之内第4次哀号着鸣响起来，对城市的第317次攻击开始了。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军事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少将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对高射炮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他正在为获得时间而拼死战斗———时间所剩无几了。

仅仅是16天以前，电话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里响起了。希特勒的副官威廉·比格多夫在讲话。“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德累斯顿的陆军司令。”起初，雷曼甚至都无法回答。萨克森州的这个16世纪的首府，有着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它们在3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几乎完全被毁灭了。雷曼因为这座可爱古城的毁灭而心痛欲绝，他发脾气了。“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他喊道，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的愤怒的话是一种鲁莽的放肆。一个小时以后，比格多夫又来电话了，说：“元首另外任命你为柏林城防司令。”

3月6日，雷曼上任了。没出几个小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个要塞（Festung），但防御工事只是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让城市准备防止进攻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部队。更糟糕的是，平民居民没有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续工作，焦虑不安地试图清理这个混乱的局面。他的问题是棘手的：他能从哪里获得部队、枪炮、弹药和设备来守住城市？他能从哪里获得工兵、机器和材料来修建防御工事？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离出去？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攻开始的时候，他又怎能给他们饭吃并保护他们？他的头脑一再返回到那个巨大的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要获得高级指挥官也是困难的。只是在现在，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才给雷曼指派了一名参谋长，那就是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干练得力的雷菲奥尔几个小时以前来到柏林，柏林的混乱局面令他比雷曼还要吃惊。几天以前，在插图本的《帝国杂志》（DasReich）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柏林实际上是固若金汤。他尤其回想起一句话：“有着环型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工事一定是仔细地隐藏起来了，雷菲奥尔所能够发现的工事，却没有几个。

在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中，这位头发灰白、53岁的雷曼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他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然而他却得为每一个问题找到答案———而且得迅速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竭尽全力。军事史上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当时失败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却又获得了胜利。他想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曾在1683年成功地防御了土耳其人，还想到了格拉夫·冯·格奈泽瑙[20]将军，他是布吕歇尔[21]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当然，这些是苍白的比较，不过也许他们也提供了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前线的德军，依赖于指挥该前线德军的将军。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获得胜利的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曾一度家喻户晓。他们全都消失了，全都死了，或者不被信任，或者不得不隐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这个国家和军队都更需要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另外一个创造力和劲头十足的隆美尔，另外一个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也许甚至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将依赖于此。可是那个人又在哪里呢？

平 民

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摄于1945年。他的马车和那两匹马——莉萨和汉斯。“现在每一天，波加诺斯卡都在留意，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除了特别注明之外，所有的照片均来自本书作者的私人收藏。——原注。

罗伯特和英格博格·

科尔布于1945年

位于施潘道区的科尔布家。“战争将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罗伯特告诉英格博格。可战争并不会从他们身边走过，其第一个迹象就是，一个部队野战厨房在他们的门前停了下来。

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那座内部遭到损毁的梅兰希顿教会教堂的福音派本堂牧师。“……眼睛充满着泪水，他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的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卡尔·约翰·维贝格。“……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还是盟军的一名间谍。”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会所开办的孤儿院和弃婴收养院。“你能怎么告诉60名和平信徒修女，她们有遭到强奸的危险呢？”

1945年，埃纳·萨恩格尔和他的儿媳及孙辈们在一起。“忠实地去相信，就意味着犯傻、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离开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尤利亚娜·博赫尼克于1945年

“我一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就自杀，”一个朋友向她吐露道。

皮亚·范·赫文

她在“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等待着结局。

希尔德加德·拉杜什，和她的朋友埃尔泽·克洛普特什。希尔德加德是共产党，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她热切地等待着红军的到达。

布鲁诺·扎尔茨基（左二），与进入他的村子的苏联人在一起。“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不过红军到来的那一天他的溃疡就会消失，这一点他知道。”

赫伯特·科斯尼

库尔特·科斯尼

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

他同赫伯特·科斯尼一样，也因为是7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密谋的同犯，而等候被处决。

科尔兹与他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在一起。尤塔也被捕入狱了。科尔兹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被释放了，并娶了尤塔。

勒尔特街监狱

卢茨·黑克博士

动物园园长，他是赫尔曼·戈林的朋友。这是黑克博士1945年的样子。

瓦尔特·文特

古斯塔夫·里德尔

凯塔林娜·海因罗特博士与她的宠物猴子在一起，海因罗特博士后来当上了动物园园长。

今天的凯茜·霍伊瑟曼

凯茜与胡戈·布拉什克教授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做手术。“……她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阿道夫·希特勒的下落。”

［1］菩提树下街（Unterden Linden），柏林东区一著名大街。

［2］字（swastika），纳粹党的党徽，反犹太主义的标志。

［3］迦太基（Carthage），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

［4］帝国（Reich）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称。第二帝国指 1871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为1933至1945年间的纳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是962至1806年，到1962年是一千年，所以有“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之说。

［5］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6］圣米迦勒（Saint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

［7］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北欧波罗的海沿岸一历史性地区，现分属波兰和德国。

［8］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一地区，包括波兰西南部、捷克和斯洛伐克北部以及德国东南部。

［9］我并没有见到爱伦堡的传单。但我所采访过的许多人见过。此外，德国的官方文件、作战日记和众多的历史著作都一再提到这个传单，传单的最完整文本见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的《回忆录》第179页。对于传单的存在，我丝毫也不怀疑。不过我对上述文本有疑问，因为众所周知，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文是不精确的。不过爱伦堡还写了一些同样恶劣的小册子，任何人从他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战争期间由苏联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册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间的《苏联战争新闻》第1—8卷，他的“杀死德国人”主题一再被重复——而且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赞同。1945年4月14日，在苏军报纸《红星报》的一篇绝无仅有的社论中，他正式受到苏联宣传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的训斥。亚历山大洛夫写道：“爱伦堡同志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并不是和德国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的希特勒们打仗。”对别的任何一个苏联作家来说，这个指摘都会是灾难性的，但对爱伦堡来说则不然。他继续他的“杀死德国人”的宣传，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而斯大林则对此闭上了眼睛。1963年，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这部回忆录的第5卷，爱伦堡方便地忘掉了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在第126页，他写道：“在几十篇文章里，我强调，我们不得，确实我们不能够，追杀人民——毕竟，我们是苏联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话也必须说：不管爱伦堡写的是什么，它也不比当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发表的言论更恶劣——这个事实许多德国人也方便地忘掉了。——原注。

［10］丹尼·凯（DannyKaye），美国演员，生于1913年。

［11］这是波兰城市。这里原文用的是Bromberg（布罗姆贝格），是德国人对它的称呼，波兰名称是Bydgoszcz（比得哥什）。

［12］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下来的人的数目定为只有1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捕。今天，有6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是1933年的160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是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13］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共关押141万人，约有335万人死于该地，88万人被运往各个灭绝营，主要是奥斯威辛。

［14］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

［15］还有另外一种工人——外国志愿工人。有几千个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热心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作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在帝国的高报酬的工作。这些人被允许非常自由地住在雇用地点附近。——原注。

［16］日耳曼妮娅（Germania）是历史上象征德意志帝国的妇女形象。

［17］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1925—1934年间任德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溃俄军，后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总统任内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授命希特勒为总理。

［18］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为希特勒所倡导，就是纳粹主义。

［19］希特勒青年团（HitlerYouth），1923年由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一个组织，旨在以纳粹主义来教育和训练男青年。

［20］格奈泽瑙（Grafvon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1806年成功地抗击法军，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

［21］布吕歇尔（Blu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大捷（1815）中起了击败拿破仑的关键作用。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二部 将军

part two The General

1

★ ★ ★

3月22日，黎明的时候浓雾笼罩，天气寒冷。在城市的南边，第96号帝国公路在滴着水滴的松树林里延伸着，一片片的白霜在宽阔的沥青路上隐约闪光。在春天的第二天这个寒气袭人的清早，马路上交通繁忙———甚至对战时的德国来说，这样繁忙的交通也有一种虚幻的性质。

一些重型卡车从马路上驶来，装载着笨重的文件柜、文件箱、办公室设备和纸板箱。还有的车上高高地堆着艺术品———精美的家具、装在板条箱里的绘画、铜管乐器、陶器和雕像。在一辆敞开的卡车上面，有一个失明的尤利乌斯·恺撒胸像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在这些卡车当中，穿梭着各种各样沉重的轿车———霍尔希牌、漫游者牌以及梅塞德斯牌轿车。所有的车都带有镀银的字大纪念章，表明它们是纳粹党的官员用车。所有的车都沿着第96号帝国公路行进，而且是朝着一个方向———南方。轿车里坐着的是第三帝国的党魁———被称为“锦鸡”的人，这些人有可以佩戴纳粹精英的镀金字的特权。与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财物一起，这些锦鸡们正在移居外地。这些人穿着棕色的制服，面色冷酷而阴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好像有一种可能性萦绕在心头，即他们可能被停住，送回那一个他们不想去的地方———柏林。

在马路对面迅速朝北驶来的，是一辆德国国防军参谋部的车，一辆大的梅塞德斯轿车，在车的左挡泥板上，挂着一面军团（Heeres gruppe）司令的黑、红、白三色方格图案金属旗。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穿着一件老古董样式的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围巾，身子缩成一团坐在他的司机旁边，郁郁寡欢地朝外看着马路。就像帝国的所有将军级的军官一样，他也认识这条马路。海因里齐的堂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曾刻薄地把这条路叫作“derWeg zur Ewigkeit”———“通向永恒之路”。这条路曾使许多高级军官在军事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第96号帝国公路，是前往离柏林18英里的德国总参谋部司令部的直接路线。在高级军事圈子之外，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这个司令部的地点，甚至当地居民也并没有意识到，在林中过度伪装和深深隐藏的是希特勒德国的军事神经的中心，它就在建于15世纪的古镇措森的外边。措森是海因里齐此行的目的地。

如果说迎面驶来的车辆，以及政府部门正在搬家的令人不安的举动，给这位将军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那么他也没有把这个影响传染给他36岁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比拉上尉和海因里齐的勤务兵巴尔采恩一起坐在后面。在他们500英里的漫长旅行中，他们没有怎么交谈。他们是在黎明前从匈牙利北部动身的，海因里齐曾在那里指挥了第一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他们先飞到了捷克与德国边界附近的鲍岑，又从那里坐车继续前行。现在他们所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把这位58岁的海因里齐、国防军的防御大师之一，更近地带到他的40年戎马生涯的最大考验之中。

海因里齐将会知道他在措森的新职位的全部内容，不过他已经知道，他所关切的，将不会是西方盟军，而是他的老对手苏联人。这是一个苦涩的安排，而且对海因里希来说，还是一个经典的安排：他将指挥维斯瓦河[1]集团军群，遵照命令把苏联人挡在奥得河边，拯救柏林。

突然防空警报器刺耳地大声鸣响起来。海因里齐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回头看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露出木架的房子。没有迹象说明有轰炸或者有盟军飞机。警报器的呼啸声在继续着，现在鸟儿的啭鸣声逐渐在远处消失了。使他大吃一惊的并不是那个声音，对于轰炸攻击他并不陌生。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意识到，在德国的这个腹地，甚至小村庄，也有防空警报。海因里齐慢慢地转过身来。尽管在1939年，从战争的一开始，他就指挥过各个部队单位，先是在西线，然后1941年以后在苏联，但他却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待在德国，因而对总体战在大后方产生的冲击几无所知。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是一个外乡人。他感到沮丧，他并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却没有几个将军比他有更多的经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样的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比他更不显赫。他绝非锐气十足的隆美尔，隆美尔因其获得的成功而被德国人视为名人，然后精通宣传之道的希特勒又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元帅节杖。除了在作战命令中，海因里齐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印刷品上。每一个军人所追求的名声和光荣，都避开了他，因为他多年都是在东线担任作战指挥官，与苏联人战斗，其角色的性质本身就把他置于默默无闻的地步。他所指挥的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并不是闪电战的前进所带来的光荣，而是难以忍受的撤退所带来的绝望。他的专长是防御，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无与伦比。海因里齐是一个考虑周到、缜密的战略家，是一个带有温和举止假象的指挥员，然而却又是一个旧式的贵族学派的顽强将军，他很早以前就领悟到，应该用数量最少的人以最可能低的代价，来维持现状。“海因里齐，”他的一个参谋有一次说道，“只有在天上全都是炮弹的时候才撤退———而且也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撤退。”

对海因里齐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从莫斯科的郊外，缓慢而又痛苦地一路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样一场战争里，他一再在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阵地里抵抗着。他倔强，不服气，苛求，抓住了每一个机会———即使在那里只不过是多坚守一英里，多坚守一个小时。他作战非常凶猛，这使得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骄傲地送给了他一个绰号：“Unser Giftzwerg”———“我们顽强的小杂种”。[2]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对“顽强”这个描述感到困惑。海因里齐身材矮小，有一双安静的蓝眼睛，有黄头发和干净的八字须，乍一看来更像是教师而不是将军———而且还是个衣衫褴褛的教师。

对他的副官冯·比拉来说，海因里齐身为大将却显得不像大将，是个非常值得关切的事情。冯·比拉老是为海因里齐的外表而烦恼———尤其是他的靴子和大衣。海因里齐讨厌德国军官们所喜欢的擦得锃亮、齐膝高的纳粹军靴，他更喜欢鞋帮开得低的普通靴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种老式皮裹腿在一边扣上。至于大衣，他倒是有几件，不过他喜欢他那件有点邋遢的羊皮大衣，尽管冯·比拉一再劝说，他仍拒绝把它扔掉。同样，海因里齐的制服也是一直穿到露出线为止，而且由于他信任轻装行进，所以海因里齐随身很少有超过一套制服的时候———而这“一套”也就是他身上的那套制服。

在海因里齐需要新衣服的时候，也是冯·比拉不得不采取主动的时候———而且冯·比拉也害怕这些冲突，因为他通常最终是输家。当冯·比拉最终斗胆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他试探性地向海因里齐询问：“大将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点时间，量身做一套新的制服？”海因里齐从他阅读用的放大镜上方看着冯·比拉，温和地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比拉？”一时间冯·比拉以为他成功了。然后这位“顽强的小杂种”冷冰冰地问道：“那是为了什么呢？”从那以后，冯·比拉就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不过如果说海因里齐显得不像将军，那么他的行为却像。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而对他所指挥的部队来说，尤其是经过他在莫斯科的抵抗之后，他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将军。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大规模闪电战进攻，就在即将到达莫斯科之时，在冰天雪地里终止了。在德军的各个前线，超过125万名衣衫单薄的部队，陷入过早到来而又寒冷刺骨的冬天之中。当德国人在冰雪中挣扎的时候，被希特勒和他的专家们实际上一笔勾销的苏军出现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投入了100个因为冬天而变得冷酷无情的陆军师对付侵略者。德军被击退了，损失大得骇人，一时间，就好像1812年拿破仑军队的可怕撤退就要重演———而且在规模上甚至更大，更血腥。

得稳定防线。要坚守的最棘手的地段正是给予了海因里齐。1942年1月26日，他受命指挥第四集团军的余部，第四集团军坚守着直接面对莫斯科的地段，那是德军战线最重要的地方。它的任何一个大撤退，都会使两翼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引起溃败。

在一个严寒的日子，海因里齐接管了部队。气温在零下42度，火车头锅炉里的水冻了，机关枪不能发射，战壕和散兵坑无法挖掘，因为地冻得就像铁一样。海因里齐装备简陋的士兵们在齐腰深的雪里作战，他们的鼻孔和眼睫毛上挂着冰溜子。“我被告知，要继续抵抗，直到这次一定会攻克莫斯科的大进攻开始，”他后来回忆说，“然而在我的周围，我的人正在死亡———而且不只是被苏联人的子弹射死的，许多人是被冻死了。”

他们持续抵抗了几乎有10个星期。海因里齐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种方法———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他激励他的部下，刺激他们，提拔他们，遣散他们———而且还一再不理会希特勒一贯而又不容改变的命令，“StarreVerteidigung”———“固守防御”。那年春天，第四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估计，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顽强的小杂种”与敌军的兵力对比，有时起码是1比12。

在莫斯科城外，海因里齐推出了一种后来令他出名的战法。当他得知在一个特定的防区苏军的进攻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就命令他的部队在头一天晚上撤退到一二英里以外的新阵地上，这样苏军的掩护炮火就会落在被遗弃了的前线上。正如海因里齐所说：“这就好像是击打在空袋子上。苏军的进攻就会失去其速度，因为我的部下，由于没有受到伤害，也就做好了准备。然后我的没有受到攻击的防区部队，就会包抄过来，再次占领原先的前线。”其窍门在于要知道苏军什么时候准备进攻。从情报部门的报告、巡逻和对俘虏的讯问，加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第六感，海因里齐得以精确地确定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几乎就像数学那样精确。

并非总是可以采用这些方法的，当他采用的时候，海因里齐不得不非常小心———因为拒不执行“不得撤退”的命令，希特勒已经囚禁甚至还枪毙了几名将军。“既然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几乎不能把哨兵从窗子移到门口，”海因里齐后来回忆道，“所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躲避他近乎自杀性的命令。”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希特勒或者他的朝廷的宠儿，他贵族的和保守主义的军事背景，要求他应忠实地履行自己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一种更高的绝对权威的召唤却总是更先来到。在这场战争的早期，海因里齐就因为他的宗教观点，与元首产生了冲突。

海因里齐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他每天要读上一段《圣经》，在星期天的时候做礼拜，并坚持让他的部队排队去教堂做礼拜。这些做法并不是希特勒所能接受的。几个明白的示意已经带给海因里齐了，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将军让人看到公开去教堂是不明智的。海因里齐最后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镇里度假，这时从柏林派了一个纳粹党高级官员来访问他，特地与他交谈。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纳粹党党员，他被告知：“元首认为，你的宗教活动与纳粹主义的目标不相协调。”海因里齐面无表情地听了这个警告，下一个星期天，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女儿，又一如既往去做礼拜了。

从那以后，他的提拔就变得缓慢而又不情愿了。要不是他无可否认的杰出领导才能，要不是几位领导过他的司令官———尤其是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坚持要提拔他，他恐怕就完全得不到提拔了。

1943年岁末，海因里齐招致了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敌意，还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戈林激烈地向希特勒抱怨说，第四集团军在苏联撤退的过程中，海因里齐没有执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特别指控说，这位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故意无视“烧毁每一座可住人的房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建筑中就有该市的大教堂。海因里齐严肃地解释道：“倘若斯摩棱斯克被烧掉的话，我就无法把我的部队通过该城撤出。”这个回答既未能使希特勒满意，也未能使戈林满意，但其中却有足够的军事上的逻辑，使他免于上军事法庭。

然而，希特勒却没有忘记。海因里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的受害者，从那以后就患有各种各样的胃病。在与戈林发生上述矛盾的几个月之后，希特勒提到海因里齐的这些不适，因为“身体欠佳”的原因而把他放在非现役编制官兵的名单上了。他退休，去了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3]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用海因里齐的话来说：“他们干脆让我坐着。”在他被解职的几个星期之后，苏军首次突破了他原先管辖的部队———第四集团军的防线。

在1944年开始的几个月里，海因里齐待在卡罗维发利，成了那些把希特勒的帝国逐渐毁灭的决定性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看客：6月，西方盟军进攻诺曼底；英美联军挺进意大利并攻占罗马；7月21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流产；苏军穿越东欧大举猛攻，势不可当。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海因里齐发现他的无所作为令人泄气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可以通过恳求元首而获得指挥权，但他拒绝这样做。

终于，在1944年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经过八个月的被迫退休之后，海因里齐奉命复职———这一次是去匈牙利，指挥处于困境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

在匈牙利，海因里齐还是一如既往。在那里的战斗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费迪南德·绍尔讷大将———他是希特勒的门生，也是海因里齐在匈牙利的顶头上司，他发布了一个指示，凡是被发现没有得到命令便到了前线后面的人，都要被“立即处决，尸体展览，以儆效尤”。海因里齐厌恶这个命令，生气地反驳道：“在我的指挥下这种方法从来也没有用过，而且永远也不会用。”

尽管他被迫从匈牙利北部撤退，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但却非常执着地争夺有利阵地，结果于1945年3月3日，他被告知已被授予勋章，在他的骑士十字勋章的橡叶上面装饰以宝剑，以示又立新功———对于一个为希特勒所强烈不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卓越的成就。而现在，仅仅是两个星期以后，他正在匆匆赶往措森，口袋里装着命令，去接管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海因里齐注视着，在他飞奔的梅塞德斯轿车的轮子下面，第96号帝国公路正在匆匆离去，他不知道，这条公路最终将会把他带到哪里。他记得在匈牙利的时候参谋们的反应，当时大家已经知道了他的任命，他受命要向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报到，古德里安是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总参谋长。他们震惊了。“你真的想干这个工作吗？”他的参谋长问道。

在他忧心忡忡的部下们看来，这位直言不讳的海因里齐似乎是走向某种麻烦。他是奥得河前线的指挥官，奥得河前线是苏联人和柏林之间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这样一来，他就将不断处于希特勒和他的“弄臣们”的监督之下，海因里齐手下的一个军官把希特勒身边的人称为“弄臣”。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谄媚者，从来也不知粉饰事实，他又怎能避免与元首身边的人产生冲突呢？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与希特勒不一致是什么后果。

与海因里齐接近的军官们尽可能委婉地提议，他可以找到某种借口拒绝这个命令———也许是出于“健康原因”。令他们惊讶的是，海因里齐简单地回答说，他会服从命令———“就像列兵舒尔茨或者列兵施米特服从命令一样”。

现在，当海因里齐接近措森郊外的时候，他不能不记得，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参谋们看着他，“好像我是一只被送去屠宰的羔羊一样”。

2

★ ★ ★

在基地的大门口，海因里齐的车迅速通过了检查。大门内红黑相间的护栏被抬了起来，在激动不安的敬礼当中，车进入了措森司令部，几乎就好像他们是开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确实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隐藏的、伪装了的、井然有序的、军事的世界，只为几个人所知，它们的代号是“迈巴赫I”和“迈巴赫II”。

他们开车经过的那个建筑群是“迈巴赫I”———古德里安将军所领导的陆军最高指挥部。古德里安将军从这里指挥着东线的各个集团军。往前1英里之外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营房：“迈巴赫II”，这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司令部。尽管排名第二，但“迈巴赫II”却是更高的权威———是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司令部。

古德里安将军是直接从他的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里运作的；与他不同的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层———其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以及其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却是不管希特勒在哪里都待在他的身边。只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机构还留在措森。通过这个作战机构，凯特尔和约德尔指挥着西线的各个集团军，除此之外它还被用作情报交流中心，把希特勒的指示传达给整个德国武装部队。

这样一来，“迈巴赫II”也就成了圣地中的圣地，它与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非常隔绝，结果甚至古德里安的军官们都没有几个被允许进入。它是完全封闭的。这两个司令部被高高的铁丝网分开，不时有哨兵巡逻。希特勒曾在1941年宣告，在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谁也不得知道必须知道的以外的事情。在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人们说：“如果敌人攻占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继续工作。对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被攻占一事，我们将一无所知。”

在森林保护性的浓密枝叶的下面，海因里齐的车在纵横交错的建筑群中许多狭窄土路中的一条上行驶着。在树木当中，可以看到一排排不规则的房子，那是低矮的水泥房子。它们之间的间隔，是为了从树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保护，为此，它们被油漆漆成了死气沉沉的绿、棕、黑色的伪装色。车辆在马路之外———停在兵营式的房子旁边，上面盖着伪装网。到处都有哨兵，在营地周围的战略要地，配备着兵员的小圆丘形低矮地堡从地面升起。

这些是拥挤的地下设施的一个部分，地下设施在整个营地的底下延伸着，因为“迈巴赫I”和“迈巴赫II”的地下设施要多于地上设施。每一个房子的地下都有三层，通过通道彼此相连。在这些地下设施当中，最大的是“第500电话交换局”———那是德国最大的电话、电传和军用无线电通信交换局，它完全是独立而且自成体系的，有自己的空调系统（包括一个特殊的过滤系统，以防敌人的毒气进攻）、给排水、厨房和生活区。它几乎在地表的70英尺之下———相当于在地面下的一座七层楼。

“第500电话交换局”是唯一一个为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所共用的设施。除了把远方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各大军区与这两个司令部和柏林联系起来之外，它还是帝国政府及各个政府部门的主要电话交换局。它建成于1939年，其设计是要服务于一个覆盖面较大的帝国。在主要的中继线或者长途电话室里，几十个话务员坐在灯光闪烁的插件板面前，在每一个插件板的上面都有一个小卡片，上面写着城市的名字———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奥斯陆等。不过在一些控制台的上面，灯光消失了———那些插件板的上面仍然带有诸如雅典、华沙、布达佩斯、罗马和巴黎这样的标签。

尽管采取了这些伪装的预防措施，措森建筑群还是遭到了轰炸———当海因里齐的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部外面徐徐停下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轰炸的证据。这个地方被弹坑搞得坑坑洼洼，树被连根拔起，有些房子遭到了严重毁坏。但轰炸的效果由于房屋的建筑结实而降到了最低程度———有些房子的墙有三英尺厚。[4]

还有证据说明，主楼的内部也遭到了攻击。海因里齐和冯·比拉所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他是古德里安的参谋长，在空袭中受伤了。他右眼戴着单片眼镜，坐在靠近古德里安办公室的一个桌子后面，头上包裹着白色包头巾似的大绷带。海因里齐并不怎么喜欢克雷布斯，尽管这位参谋长非常聪明，但海因里齐却把他看成这样一个人：“他拒不相信真相，为了替希特勒低估真实的形势，他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

海因里齐看了看他。他并没有谨小慎微，而是突兀地问道：“你怎么了？”

克雷布斯耸了耸肩。“噢，没事，”他回答道，“没事。”克雷布斯始终没有心绪不宁的时候。战前，他是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武官，能说一口近乎完美的俄语。在《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签署以后，斯大林拥抱了克雷布斯，说道：“我们将永远是朋友。”现在，在与海因里齐随便聊天的时候，克雷布斯提到，他仍然在学习俄语。“每天早晨，”他说道，“我把一本词典放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在刮脸的时候再学上几个词。”海因里齐点了点头。克雷布斯可能发现，他的俄语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少校，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与他在一起的是格哈德·博尔特上尉，他是古德里安私人班子的又一名成员。他们正式欢迎海因里齐和冯·比拉，然后陪着他们去了将军的办公室。在冯·比拉看来，每个人都似乎穿着整洁，高筒靴子闪闪发光，土灰色的制服剪裁精细、熨烫精心，领口上佩戴着表明参谋军衔的红领章。海因里齐和冯·洛林霍文一起走在前面，他和往常一样，显得在服装上不适当———从后面看尤其是如此。那件软毛领子羊皮大衣让冯·比拉皱了眉。

冯·洛林霍文消失在古德里安的办公室，几分钟后返回，开着门让海因里齐进去。“海因里齐大将先生。”当海因里齐通过的时候他宣布道。冯·洛林霍文关上门，然后与博尔特和冯·比拉一起待在接待室。

古德里安正在一张满是文件的大桌子后面坐着。海因里齐进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来，热情欢迎客人，给他搬来一把椅子，用几分钟时间谈了谈海因里齐的旅行。海因里齐看到，古德里安又紧张又烦躁。古德里安宽肩膀，中等身材，灰发稀疏，八字须凌乱，看上去比他56岁的年龄要老上很多。尽管不是人所共知，但他是个病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脏衰弱———这个状况并没有因为他老是受挫折而减轻。近来，希特勒庞大装甲部队的这位创建者———这位将军的装甲兵战术，在1940年用了仅仅27天的时间，就实现了对法国的占领，而且几乎在苏联也取得同样的成就———现在却发现，自己几乎是完全无能为力。即使身为总参谋长，他的话实际上在希特勒面前也没有分量。海因里齐听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古德里安也是一个脾气火暴的军官，现在由于受到重大挫折，因而更容易狂怒。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海因里齐四下看了看。办公室陈设简朴：一张大的地图桌，几把直背椅子，两部电话，桌子上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棕黄色的墙上除了通常的镶在框子里的希特勒像之外，别无他物，希特勒像挂在地图桌的上方。这位总参谋长甚至都没有一把安乐椅。

尽管古德里安和海因里齐并不是至交，但他们也相识多年了，尊重彼此的职业能力，关系密切得足以自由地随便交谈。一谈到正题，海因里齐便坦率地讲话了。“将军，”他说道，“我去过匈牙利的偏僻地区。对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它的建制怎样？奥得河的形势又如何？”

古德里安也是同样直言不讳。他爽快地回答说：“我应该告诉你，海因里齐，希特勒本来不想把这个军区给你。他脑子里有别的人。”

海因里齐一言不发。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我负有责任。我告诉希特勒，你就是所需要的那个人。起初他根本不想考虑你。最后，我让他同意了。”

古德里安讲话的时候，是一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样子，不过当他就他的话题越讲越起劲的时候，他的嗓音变了。甚至在20年之后，海因里齐也能详细记得下面的长篇激烈演说。

“希姆莱，”古德里安急促地说道，“这是那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把你要接替的那个人———希姆莱———摆脱掉！”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海因里齐只是不久前才得知，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这个消息令他大为吃惊，一开始他都不相信。他知道，希姆莱是希特勒核心内阁的成员———大概是德国仅次于元首的权力最大的人物。他却不知道希姆莱有任何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经验———更不用说指挥集团军群的战斗了。

古德里安怨愤地讲着：在1月份，随着波兰前线在苏军势不可当的冲击面前开始崩溃的时候，他强烈敦促组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当时的构想是，把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当作一个北方的集团军群，坚守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一条主要防线上，大致是从普鲁士东部到更南方的一个地方，与另外一个集团军群相连。如果这个战线守住的话，那么它就能阻挡雪崩般拥来的苏军，使他们不能直接穿过下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否则他们将大举猛攻，然后进入勃兰登堡，最后到达———柏林，而进入德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曾提议，应该由陆军元帅弗赖赫尔·冯·魏克斯统率这个集团军群。“当时，他恰恰是应付这个局面的合适人选，”古德里安说道，“结果怎么样呢？希特勒说，冯·魏克斯太老了。约德尔参加了会议，我期望他能支持我。但他说了一通有关冯·魏克斯的宗教感情的话。事情也就结束了。”

“那么，”古德里安咆哮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谁呢？希特勒任命了希姆莱！在那么多人当中———任命了希姆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关对这个毫无军事知识的人的“这个骇人而又荒唐的任命”，他“争论过，也乞求过”。但希特勒却不为所动。在希姆莱的指挥下，前线几乎崩溃。苏军完全按照古德里安所预计的那样行进着。苏联人一渡过维斯瓦河，他们的一部分兵力便挥师北上，到达位于但泽[5]的波罗的海地段，单是在东普鲁士就隔离并包围了大约20到25个师。其余的苏军穿过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抵达奥得河和尼斯河。东线各地的德军防线都被击溃了，但崩溃最快的却是希姆莱的那个防区。他的失败打开了通向德国全境的公路主干线的大门，也打开了与西方盟军会合的大门。尤其是，它把德国置于险境。

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就在48小时以前，他开车去了位于比肯海因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大致在柏林北边50英里的地方，试图说服希姆莱放弃指挥权。在那里，他被告知，希姆莱病了。他最终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这位党卫军指挥官，那地方在吕欣镇附近，“他蜷缩在一个疗养院里，其实只不过是患了鼻伤风而已”。

古德里安很快就看到，希姆莱的“病”可以加以利用。他向这位帝国领袖表示了同情，并暗示也许他是工作过于劳累了，他所担任的职位的数目足以“耗尽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除了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之外，这位野心勃勃的希姆莱还是内政部长、德国警察部队和秘密警察亦即盖世太保的总监、党卫军的首脑，以及军训营的司令。古德里安暗示，为什么不放弃这些职位当中的一个———比如说，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职位呢？

希姆莱殷勤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告诉古德里安，这话说得太对了，他众多的工作确实需要忍受巨大的压力。“不过，”希姆莱问道，“我又怎能向元首建议，放弃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呢？”古德里安立即告诉希姆莱，倘若授权于他的话，他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希姆莱马上同意了。古德里安补充说，那天晚上，“希特勒解除了这位工作过于劳累、负担过重的帝国领袖的这个职位，不过也发了不少牢骚，而且明显是不情愿”。

古德里安停了下来，不过只停了一小会儿。他对灾难所做的言辞激烈的叙述，不时被怒火的爆发所打断。现在他又发火了。他因为狂怒而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喊道：“我们所处的一团糟的局面是荒唐的。战争所进行的方式是难以置信的。难以置信！”

古德里安回忆道，在前面的几个月的期间，他曾试图让希特勒明白，“真正的危险在东线”，“有必要采取重大措施”。他敦促从波罗的海各国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撤退———尤其是从拉脱维亚的库尔兰撤退，而且还要从巴尔干半岛各国撤退，甚至还提议放弃挪威和意大利。在每一个地方，战线都需要缩小，由此腾出来的每一个师都可以迅速派往苏联前线。根据情报，苏联人有多于西方盟军一倍的师———然而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师，要少于在西线的德军师。除此之外，最优秀的德军师的对手是艾森豪威尔。但希特勒拒绝进行防御，他不愿意相信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和数字。

然后，古德里安宣称，“希特勒可能犯了他最大的错误”。1944年12月，他向西方盟军发动了他大规模、孤注一掷的进攻，穿过位于比利时境内的阿登高地绵延起伏的森林和卢森堡的北部。希特勒夸口说，这个进攻将会把盟军割断，从而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针对盟军战线的中心，他投入了3个装备充分的集团军———总共有20个师，其中有12个是装甲兵师。他们的出击目标是：突破，抵达默兹河，然后挥师北上，攻占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物品储存港。由于攻其不备，盟军在突然的打击之下溃败，蒙受了重大损失。但这场进攻很快便告停止，盟军迅速恢复元气，只不过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便把希特勒遭到重创的各个集团军赶回到德国边界的后面。

“在进攻显然失败的时候，”古德里安说道，“我乞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地撤出，放在东部前线，我们预料，苏军随时会在那里发动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估计。”

1月9日，古德里安告诉希特勒，预计苏联人会用大规模的兵力，在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发动进攻，兵力总数大约是225个陆军师和22个装甲军。对形势的这个估计，是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将军做出的。估计指出，在步兵兵力上，苏军会以11比1超过德军，在装甲兵上是7比1，在炮兵和空军上起码是20比1。希特勒砰砰地捶打着桌子，怒斥报告的作者。“谁准备的这个垃圾？”他咆哮道，“不管他是谁，都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三天以后苏联人进攻了，盖伦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线实际上是崩溃了，”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这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装甲部队大多数被牵制在西线了。最后希特勒同意把一部分装甲部队转移过来，但他又不让我使用坦克去进攻在柏林东边的苏军先头部队。他把那些装甲部队派到哪里去了？去了匈牙利，他们在那里被投入到了一个完全无用的进攻，去攻占那里的油田。”

“嗨，甚至现在，”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有18个师在库尔兰坐着———被牵制住了，无所事事。这里需要他们———而不是在波罗的海各国！如果我们要幸存下去，所有的兵力都应该放在奥得河前线。”

古德里安停顿了一下，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他说道：“苏联人正在注意我们的咽喉部位。他们停止攻势，是为了重新组织和重新集结。我们估计，你有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准备———直到洪水泛滥。到了那个时候，苏联人就会试图在西岸建立新的桥头阵地，扩大他们已有的那些桥头阵地。得把他们击退。不管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在奥得河把苏联人挡住。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3

★ ★ ★

古德里安叫人送地图来。在外面的接待室里，一位副官从准备好的那堆地图上面取下了几幅，带进了办公室，在两位将军前面的地图桌上把它们摊开。

这是海因里齐第一次看到整个形势。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国消失了———被来自西边和东边的盟军吞掉了，剩余的全都位于两个巨大的水系屏障之间：在西边，是莱茵河；在东边，是奥得河以及与其相连的尼斯河。而且海因里齐还知道，那些尚未被攻占的帝国的大工业地区，也是日夜遭到轰炸。

海因里齐听说，在西边，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确实已来到了莱茵河，莱茵河是德国伟大的自然防线。英美联军沿着西岸延伸了几乎500英里———大致是从北海延伸到瑞士边界。在一个地点，莱茵河甚至已经被攻破了。3月7日，美军攻占了位于波恩南面雷马根的一座桥，然后就有可能把雷马根完全摧毁。现在一个20英里宽、5英里深的桥头阵地沿着东岸伸展着。在别的地方，对方每时每刻也都有渡河的可能。

在东边，大批苏军已经横跨东欧，拥有了一个800多英里的前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到亚得里亚海。在德国本土，苏军占据着奥得河和尼斯河沿线，一直伸展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苏军正狂热地准备再次发动攻势。侦察机已经发现了大量涌入前线的增援部队。每一个战区铁道卸载点都在卸下大炮和设备。每一条马路都塞满了坦克、汽车和马拉的车队，以及行军的部队。在进攻的时候苏军的兵力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谁也无法估计，不过在德国已经确定有3个集团军群———主要集中在直接面对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阵地的那片地方。

海因里齐看着他所承接下来的前线，第一次看到了他后来描述为的“整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在地图上，标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阵地的那条摇曳的细红线说明有175英里长———从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到奥得河与尼斯河在西里西亚交汇的地方，在那里与绍尔讷大将的军队相连。大部分前线位于奥得河西岸，不过在东岸仍然有3个大的桥头阵地：北边，是在波美拉尼亚13世纪的首都什切青；南边，是在科斯琴镇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它们都处于直接面对着柏林的极其重要的地段。

海因里齐发现，他只有两个集团军，可以用来阻挡苏联人攻占首都并进入德国的心脏。坚守前线北翼的是第三装甲集团军，由个子矮小的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他也许是在德国国防军中，仅次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的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他坚守的阵地绵延大约有95英里———从什切青以北一直到霍恩佐伦运河与奥得河的交汇处，大致在柏林东北28英里的地方。在下面，到80英里之外的与尼斯河的交汇处，防御工作掌握在戴眼镜的47岁将军特奥多尔·布瑟和他的第九集团军手中。

尽管这个总体画面令他沮丧，但海因里齐并不因为部署在他面前的巨大敌军兵力而感到吃惊。在东部前线，以最少量的坦克，没有空军的掩护，而兵力的比率又起码是9或10比1，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已是司空见惯。不过海因里齐还知道，一切又依赖于部队的水准。现在令他担心的，是这两个集团军的组成情况。

在经验老到的海因里齐看来，一个师的名字及其指挥官，通常足以表明它的历史和战斗能力。现在，在查看地图的时候，他发现，在东部甚至都没有几个他能辨认出的正规师。它们大多都没有通常表明身份的编号，而是冠以古怪的名字，如“卡森分队师”、“德伯里茨师”、“荷兰师”、“库尔马克师”、“柏林师”和 “明希贝格师”。海因里齐对这些部队的构成感到纳闷：它们是不是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是不是各个师的余部凑合在一起的？古德里安的地图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画面，他得自己亲眼看一下，但他突然又恍然大悟般地怀疑，这些师只不过是些名字而已。海因里齐并没有对他的怀疑进行评论，因为古德里安还有别的更直接的问题要讨论———尤其是科斯琴镇。

海因里齐最大的集团军，是布瑟的第九兵团，它是柏林前面的防御屏障。从地图上仓促画出的红色记号可以显见，布瑟面临着紧迫的问题。古德里安说，苏联人正在第九集团军的对面集结，他们正在竭尽全力，要消灭位于科斯琴东岸以及法兰克福地区的两个德军坚守的桥头阵地。科斯琴的形势则是更加危险。

在那个防区，在前面的几个星期里，苏军已经几次成功地渡过了奥得河，在西岸有了立足点。进攻大多被击退了，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进行防御，苏联人却仍然围困着科斯琴。他们在该镇的两边都夺取了可观的桥头阵地。在这些钳子般的占领点之间，只有一个通道犹存，把科斯琴的保卫者和第九集团军连接起来。一旦这些钳子噼啪一声夹住，科斯琴就会陷落，而这两个桥头阵地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在西岸为苏联人提供一块大跳板，让他们长驱直入奔向柏林。

现在古德里安又对海因里齐说出了令他震惊的事情。“希特勒，”他说道，“决定要发动一次进攻，消灭在科斯琴南边的那两个桥头阵地，布瑟将军一直在作准备。我相信，进攻将在48小时之内进行。”

古德里安概括地说，这个计划要求进攻从法兰克福发动，在科斯琴南面13英里的地方，5个精锐装甲师要渡河，进入德军的桥头阵地，再从那里沿着东岸发动进攻，从后面打击在科斯琴南边的苏军桥头阵地。

海因里齐研究着地图。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横跨在河上，城市主体在西岸，只有一座桥把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对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这位新司令来说，两个事实是完全清楚的：东岸的山地地形为俄国炮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从那些高地他们能够阻止德国人的前进，把他们当场击毙。但更糟糕的是，河对面的桥头阵地太小了，无法集结起5个摩托化师。

有很长的一会儿，海因里齐凝视着地图。在他的脑子里，毫无疑问那些正在集结的德军师会立即被发现，首先会受到炮兵的狂轰，然后又会受到空军的乱炸。他看着古德里安，只是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古德里安同意。他愤怒地告诉海因里齐，能够让那些师集结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桥上滚下去，一个又一个地滚下去———组成一个大约15英里长的由士兵和坦克组成的纵队”。但希特勒坚持要发动这场进攻。“会成功的，”希特勒告诉古德里安，“因为苏联人不会料到有这样大胆而又非正统的军事行动。”

海因里齐仍然在研究着地图，他看到，在科斯琴和法兰克福之间的那块地段挤满了苏联部队。即使进攻能够从桥头阵地发动，但由于苏军兵力太强大了，那些德军师也永远到达不了科斯琴。海因里齐严肃地警告说： “我们的部队将会背靠着奥得河被困住。那将是一场灾难。”

古德里安未加评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突然他瞥了一下他的手表，急躁地说道：“啊，上帝啊，我得赶回柏林，参加3点钟的元首会议。”一想到这，他又狂怒地爆发了。“没法工作啊，”古德里安气急败坏地说道，“一天有两次，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听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胡扯———什么也没有讨论！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所有的时间，不是花在路上，就是在柏林听蠢话！”

古德里安发这么大的火，海因里齐惊慌了。这位总参谋长的脸红得像甜菜根，一时间海因里齐害怕古德里安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当场死去。当古德里安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一种焦虑的安静出现了。之后他说道：“希特勒要讨论科斯琴的进攻。也许你最好和我一起去。”

海因里齐谢绝了。“如果要我在后天发动这场荒唐的进攻的话，”他说道，“我还是尽快去我的司令部为好。”然后他固执地补充道，“希特勒可以等上几天再见我。”

在接待室里，随着地图和图表被带进古德里安的办公室，海因里希·冯·比拉也正根据那堆地图和图表的减少为这个会面算着时间。只剩下一两张了，因而他想到，这个情况介绍就快结束了。他闲逛着来到桌子边，无所事事地看着最上面的那张地图。地图表现的是整个德国，但上面的线条却似乎有点不同。冯·比拉就要离开的时候，某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更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地图与其他的全都不一样。是上面的字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英语。他弯下身来，仔细研究了起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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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尽的海因里齐到达他位于比肯海因的司令部时，都快6点了。比肯海因离普伦茨劳不远。在从措森出发的两个半小时乘车旅行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冯·比拉曾一度想开始交谈，他问将军，他是否看到那幅地图。冯·比拉想当然地认为，古德里安已经给海因里齐看了另外一幅同样的地图，并解释了其内容。事实上，海因里齐对它一无所知，因而冯·比拉也就没有得到回答。将军只是坐着，嘴唇紧闭，忧心忡忡。冯·比拉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情绪这样低落。

海因里齐一眼看见他的新司令部，便愈加情绪低落。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所是由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官邸构成，两翼是木头建造的营房。主楼是一个建筑上的大怪物———体积庞大、装饰华丽，有一排体积过大的柱子列在前面。几年以前，希姆莱建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个人避难所，在附近的铁路专用线上，停着他陈设豪华的专列“施泰尔马克”号。

像措森一样，这个司令部也是隐藏在森林之中，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海因里齐本来以为，一个活跃的集团军司令部应该忙碌于军事活动，但这里全然没有。除了在主楼的门厅里有一个党卫军的下士之外，这个地方似乎被遗弃了。下士问了他们的名字，领着他们去坐在一个硬板凳上，然后消失了。

几分钟以后，一个高个子、服装非常干净的党卫军中将出现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叫海因茨·拉莫尔丁，然后圆滑地解释说，帝国领袖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现在不可打扰”。话虽客气但却冷淡。拉莫尔丁并没有邀请海因里齐去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也没有表现出通常的好客姿态，他脚后跟一转，便让海因里齐和冯·比拉在门厅里等待了。在他担任高级军官的多年时光里，海因里齐从来也没有被这种轻慢的态度对待过。

他耐心地等待了15分钟，然后小声对冯·比拉说：“去告诉那个拉莫尔丁，”他说道，“我无意再在这里坐上一分钟了。我要求立即见希姆莱。”几分钟以后，海因里齐被护送着走过走廊，进入了希姆莱的办公室。

希姆莱正站在他的桌子旁边。他中等身材，上身长两腿短———海因里齐的一个参谋记得，他的腿就像“公牛的后腿”。他长着一张窄脸，下巴向后缩进去，眼睛斜视，戴着朴素的夹丝玻璃眼镜，留着小八字须，薄嘴唇。他的手小，柔软而且有女人气，手指却长。海因里齐注意到，他的皮肤就质地而言是“苍白、松垂，多少有点像海绵”。

希姆莱走向前来，互致问候，然后立即长篇大论解释起来。“你必须明白，”他说道，同时抓住海因里齐的胳膊，“让我离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是一个最为困难的决定。”他边说着话，边让海因里齐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正如你一定知道的，我有这么多职务，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的健康也不是非常好。”

希姆莱在桌子后面坐下，朝后仰着身子，说道：“现在，我要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已经要了所有的地图，所有的报告。”两个党卫军进了屋子：一位是速记员，另外一位抱着一大堆地图。在他们的身后又进来两个参谋，海因里齐高兴地看到，这两位军官穿的是国防军服装，而不是党卫军的服装。其中一位是埃贝哈德·金茨尔中将，他是副参谋长，另外一位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他是作战部长。见到艾斯曼令海因里齐格外高兴，他知道艾斯曼是一位效率尤其高的参谋官。拉莫尔丁没有在场。

希姆莱等着大家全都落座，然后开始了一篇夸张做作的演讲，为个人辩解起来。后来海因里齐认为，“他似乎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6]然后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结果“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讲得通的”。

不论是金茨尔还是艾斯曼都知道，希姆莱能够这样一连讲上几个小时。过了几分钟，金茨尔告退了，因为“有急事要办”。艾斯曼坐着，注视着希姆莱和海因里齐，脑子里在比较着他们。他看到海因里齐，“一个坚忍不拔、灰白头发的老兵———一个严肃、安静、忧虑的小个子，对他来说，礼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听一个没有军人风度的、“读不懂地图上的比例尺”的暴发户在炫耀地口出狂言。看着希姆莱打着疯狂的手势，“作着夸张的长篇演说，一再重复着最不重要的事实”，他知道，海因里齐一定是既震惊，又厌恶。

艾斯曼尽可能长地等候着，然后他也要求告退，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分钟以后，海因里齐注意到，速记员由于跟不上希姆莱的口若悬河，也把铅笔放下了。海因里齐厌倦得难以置信，静静地坐着，任凭那些话从他的身上流过。

突然，希姆莱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希姆莱拿起电话，听了一下。他显得吓了一跳。他把电话递给海因里齐。“你是新司令，”他说道，“最好是由你来接。”

海因里齐拿起电话。他说道：“我是海因里齐，你是谁？”

那是布瑟将军，第九集团军的司令。海因里齐听电话的时候呆住了。灾难已经落在他的新军区上了。苏军已经发现布瑟为了要在科斯琴发动进攻而作的准备。第二十五装甲师是布瑟最精锐的装甲师之一，几个月以来一直坚守着在科斯琴两边的苏军桥头阵地之间的通道，现在已经静悄悄地撤离了自己的阵地，为那场进攻作准备。另外一个师，也就是第二十装甲师，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五师的阵地。苏联人看到了这个换防，于是从北面和南面发动了攻击。完全就像古德里安所惧怕的那样，钳子啪的一声夹住了。第二十装甲师被隔绝了，科斯琴被孤立了起来———而苏联人现在拥有了一个主要的桥头阵地，可用于对柏林发动攻击。

海因里齐用手捂着电话，生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这位帝国领袖显得神经紧张，耸了耸肩。“唔，”他说道，“你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

海因里齐瞪着眼。“喂，”他严厉地说道，“有关这个集团军群我是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士兵，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

希姆莱面无表情地看着海因里齐，海因里齐明白他不能指望得到帮助了。他回过头来打电话，立即授命于布瑟，进行反击，同时又对这位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许诺，他会尽可能快地赶到前线。当他把电话挂上的时候，希姆莱又开始了他的漫无边际的谈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但海因里齐现在完全被激怒了，他生硬地打断了希姆莱的话。他告诉希姆莱，就德国和德国的未来而言，他有必要得到这位帝国领袖对整个形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他后来回忆道，这个问题“显然令希姆莱感到不快”。这位帝国领袖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走过桌子，抓住海因里齐的胳膊，拉着他来到在房间另外一端的一张沙发上，在速记员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外。然后轻声地，希姆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通过一个中立国，”他吐露道，“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开始与西方盟国谈判。”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是推心置腹告诉你的，你要明白。”

长时间的沉默。希姆莱满怀期望地看着海因里齐———大概是等待某种评论。海因里齐目瞪口呆。这是叛国罪啊———是对德国、德国军队及其领导人的背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绪。希姆莱跟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是一种诡计，为的是愚弄他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海因里齐相信，这位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为了替自己夺权甚至可以犯下叛国罪。这位有经验的前线将军一言不发地坐着，希姆莱的在场令他厌恶。

突然，门打开了，一位党卫军军官出现了。希姆莱似乎因为这个打断而有所解脱。“帝国领袖先生，”军官宣布道，“参谋部集合完毕，准备告别。”希姆莱站起身来，没有再说一个字，便离开了房间。

到晚上8点的时候，希姆莱、他的党卫军军官以及保镖离开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海因里齐的勤务兵巴尔采恩很快就发现，他们带走的东西包括这座官邸的刀叉等扁平餐具、盘子甚至还有茶杯茶碟。他们的离开非常之彻底，好像希姆莱从来也没有在这个司令部里驻足过一般。希姆莱坐在他的豪华专列里，迅速从奥得河前线消失在夜色里，朝西方驶去。

在他的身后，留下来的是一个狂怒的海因里齐。当他四顾他的司令部的时候，这位新司令愈加愤怒和厌恶，他的一位军官记得，当他检查希姆莱官邸脂粉气的装潢的时候，“海因里齐的脾气上升了好几度”。巨大的办公室和里面的一切全都是白色的，卧室装饰以柔和的绿色———窗帘、地毯、沙发垫，甚至被子和床罩，全都是柔和的绿色。海因里齐尖刻地说，这个地方更“适合一位高雅的女士居住，而不是一位试图领军的军人”。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海因里齐给他在西里西亚的以前的参谋长打电话，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再次控制了他的情绪，能够更冷静地思考这次冲突。他认定，希姆莱的话太古怪了，不足为训，海因里齐决定不再提它了。在给他在西里西亚的老同事打电话的时候，海因里齐说道：“希姆莱巴不得离开。他无法足够快地离开这里。当崩溃到来的时候，他不想负责了，不想。他只想让一位普通的将军来负责———而我就是那个替罪羊。”

在安排给他的那个房间里，海因里齐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无法让他的脑子不想那张地图，也就是他在位于措森的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所看到的那张地图。他想，古怪之处在于，当他研究那张地图的时候竟无人提出异议———然而那张地图又显然是司令部的一个机密文件。古德里安一定是给海因里齐看了，可海因里齐又未作评论。那么是否因而可能的是，那张地图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也许它甚至就是在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准备出来的———是德国人对盟军的动向的一种估计。不过冯·比拉仍然觉得这种说法难以令人接受———它为什么是用英语印刷的，而不是德语？只能有一种另外的解释：它是一张盟军的地图，是德国情报部门不知怎么缴获的。它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冯·比拉也想不出别的答案———那么他就得设法警告他的妻子儿女。按照那张地图的说法，如果德国战败，那么他位于贝恩贝格的家就会处于苏联人控制的领域之内。除非冯·比拉是在想象，否则他就是实际上看到了一个绝密计划，说的是盟国打算怎样占领和瓜分德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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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张地图的原件及其附件，存放在位于柏林市达勒姆的岩峰1号里的一个保险柜里———岩峰1号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应急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诞不经的秘密来到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而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则是约德尔所曾读过的最无情的揭示内情的文件。

这个文件包含有一封信和一份70页的背景备忘录。缝合在封底上的，是两张可单独取出的地图，每一张都大约是20英寸长，18英寸宽，绘图比例是1英寸等于29英里。约德尔不知道盟军是否已经发现，他们的一个绝密作战指示的开场白的一个副本已经丢失。它是在1月底从英军那里缴获的，那是阿登攻势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希特勒看来，盟军的这个计划太具有爆炸性了，因而只有在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司令部里的几个人才允许看。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元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研究了这个卷宗之后，把这些文件列为“国家绝密”。他的军事顾问以及顾问的参谋可以研究这个计划，但别的人却不行。甚至他本人的内阁成员也没有被告知。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一位平民却看到了这些文件和地图，路易丝·约德尔太太，她是约德尔将军结婚才几个星期的新娘。

一个夜晚，就在他们结婚之前，约德尔将军决定把这些文件给他的未婚妻看一看。毕竟，她是许多军事秘密的接受者，她一直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机要秘书。约德尔将军把整个文件放进他的公文包里，带着去了她的公寓套间，她的套间离他的司令部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前门在他的身后安全地关上以后，他立即把这些文件取了出来，对他的未婚妻说：“这就是盟军打算怎么收拾德国的。”

路易丝把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放在一个桌子上，开始一页一页地看。她老早就学会了阅读军事文件和地图，但在这件事情上，那种能力几乎并不需要———文件清楚极了。她的心沉了下来。她手里拿着的，是盟国在德国战败后对她的祖国的占领蓝图。她想，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的某个人，在选择代号的时候怀有报复心。在文件的封面上是那个令人胆寒的题目：“日食行动”。

在约德尔的司令部根据“日食行动”的英文原文所做的德文译本的原件上，文件的附函，签名者是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郎西斯·德吉恩冈爵士。这封信在盟军的最高级军官当中传阅了还不到三个月，而且甚至在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的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摆在了约德尔的桌子上。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日食行动”的封面上，标注的日期是1944年11月10日。

约德尔将军从她的手里拿过卷宗，打开地图，平放在桌子上。“看，”他苦涩地说道，“看那些边界。”

路易丝沉默地研究着在地图表面上用粗线画的边界。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上面有一英寸高的字首字母“U.K.”（英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写着字母“U.S.A.”（美国）；而帝国的其余部分，大致是整个中央地区以及往东，则标上了“U.S.S.R.”（苏联）。她惊恐地注意到，甚至柏林也在“三巨头”当中切分开了。柏林位于苏管区的中心，在盟国当中被分别画上了圈，被分成了三份：美国人占有南面，英国人占有北边的一部分和西北的全部，苏联人则占有东北部和东部。那么这就是失败的代价了，她想。路易丝看着她未来的丈夫。“就像一场噩梦。”她说道。

即使她知道这张地图一定是真的，路易丝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物证。她问，这个“日食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尽管她认识约德尔将军多年了，但她也知道，在某些事情上他也能够闭口不言。她一直认为，阿尔弗雷德“性格孤僻，躲藏在一个面具的后面，甚至躲着我”。现在他的回答相当含糊其辞。尽管他肯定这些地图和文件是真的，却并没有披露是怎么得到的，他只是说，“我们是从英军司令部里搞到的”。

只是在很晚以后，在约德尔返回他的司令部以后，路易丝才想到“日食行动”另外一个可怕的方面。如果德国战败的话，那么她居住在哈尔茨山脉的亲戚们就会住在苏占区。尽管路易丝爱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完全忠诚于她的国家，但她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决定。在这件事情上，她将不顾约德尔对她的警告，也就是绝不能把她所见到、读到或者听到的任何事情透露出去。她不能让她的嫂子和四个小孩落在苏联人的手里。

路易丝决定冒冒险。她知道将军加急电话的密码号。她抓起电话，对接线员说了话，给她的亲戚打电话。几分钟之后电话接通了。路易丝与她吃惊的嫂子简短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然后漫不经心地最后说道：“你知道，近来东风非常猛烈，我真的认为你和孩子们应该搬到河的西边去。”

她慢慢地放下电话———希望她笨拙的密码般的信息能够被对方明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她的嫂子听见咔嗒一声，那是对方把电话放下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了路易丝还给她打电话。接到她的电话是件高兴的事，但她却不知道路易丝谈的是什么。她也就不再去想了。

将军和路易丝在3月6日结了婚。从那以后，约德尔太太就一直担心，她丈夫会对这次打电话的事有所察觉。实际上她不必担心，这位负担过重的将军有更为紧迫的问题。

到现在，约德尔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彻底地研究和分析了“日食行动”，几乎把每一段话都背下来了。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战略文件———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警告，敌军将会立即采取需要德军作出相应对抗行动的行动———但这个“日食计划”也几乎同样重要。首先，它有助于帮助解答几年来一直令约德尔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迷惑的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知道，在西方列强与苏联之间的联盟有多么强大？当他们坐下来分战利品的时候，那个联盟会分裂吗？既然苏军已经占领了中欧的大部，那么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所发表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还有效吗？盟国是不是真的想把这样的条件强加给战败的德国呢？当约德尔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研究“日食行动”文件的时候，有关盟国的动机的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消失了。盟国的文件用清楚明白的话作出了回答。

然而，直到2月的第二个星期，约德尔才认识到这个文件的全部重要性———尤其是，其地图的全部重要性。在2月9日以及接下来的三天的时间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尽管情报部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发现在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约德尔所得知的，官方公报里几乎全都有了，那是在2月12日向世界新闻界发布的———不过这就够了。尽管这个宣布闪烁其词，有所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是所宣布的盟国意图的关键。

官方公报有一段说：“我们在共同的政策和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以推行我们将一起强加出去的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在德国最终战败时公之于众……按照已达成一致的计划，三大强国将分别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盟国没有必要陈述那些“条件”了———约德尔已经在“日食行动”的文件中读到。尽管雅尔塔公报并没有披露提议中的占领区，约德尔却同样也知道。每个占领区的位置和精确的边界，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已经标出来了。

还有许多别的结论可以被推断出来，但对约德尔来说，有一点格外难以接受。显然，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盟国有关德国的计划只不过是在三巨头的会晤中得到了正式批准。虽然雅尔塔公报给人的印象是，瓜分和占领的蓝图源自该会议，但在“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上的日期却无疑证明，基本的决定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作出了。日食行动背景备忘录上附函的签名日期是在1月。地图在那以前就准备好了：那些地图是在1944年岁末印刷的，上面有一个11月的日期。显然，如果在盟国之间没有完全团结的话，那个被定义为“对德国的占领的计划和运作”的“日食行动”，也就永远不会出台———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它让德国的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

从苏军越过帝国东部边界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就一直等待着不和的最初裂缝在盟国当中出现，他们相信，不和一定会出现，因为西方永远也不会让苏维埃俄国统治中欧。约德尔有同样的看法。他尤其指望英国人，因为他感到，英国人永远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形势[7]。不过这是在他亲眼看到“日食行动”以前。“日食行动”清楚地表明，联盟仍然完好无损，雅尔塔会议证实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附函———它是整个文件的一种前言———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表明在盟国之间完全一致。第一段说：“为了实现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投降条件，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联合王国也以英联邦自治国的名义）达成协议，德国要由这三大国的武装力量来占领。”[8]而且这封信的权威性也不容置疑。它是在1945年1月签字的，地点是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该司令部当时是在比利时，签名者也绝非无名之辈，而是少将弗郎西斯·德吉恩冈爵士，他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参谋长。

在约德尔看来，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就是，一再强调无条件投降，因为这一点被一再提及。从一开始，德国人就确信，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动机，是为了在盟国的大后方提高士气。现在他们明白了：盟国明显是每一个字都当真的。“对总体战的号角所作出的唯一可能的回答，”“日食行动”说道，“就是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占领……必须搞清楚，德国人将不能与我们在谈判一词的意义上来进行谈判。”

盟国的意图，没有给德国许诺任何希望，任何未来。显然，即使帝国想投降，若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话也做不到。在约德尔看来，这就意味着，德国除了战斗到底之外，别无选择。[9]

正是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准确的日子后来谁也记不起来了———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将军，驱车前去普伦茨劳，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司令见面。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日食行动”。盖伦向海因里齐介绍了苏军在奥得河上已知的最新部署，然后拿出了“日食行动”的文件，解释了它的内容。海因里齐一页页地慢慢看着，然后又仔细地阅读地图。他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海因里齐看着盖伦，用一句话总结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每个人都真正明白的这个文件的意思，“Das ist ein Todesurteil”———“这是一个死刑判决！”他说道。

几天以后———3月25日，棕榈主日———约德尔大将再次研究了“日食行动”的地图[10]，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乔治·S·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已经在星期四晚上渡过了莱茵河，渡河地点是在美因兹附近的奥彭海姆村，现在正在朝法兰克福进发。第二天，在北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部队在一个25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进攻，强行渡河。尽管顽强抵抗，但莱茵河防线还是崩溃了———西方盟军正在迅速推进。现在约德尔焦虑地再次研究“日食行动”的地图，想要知道盟军打算进入到德国腹地的什么地方。这是“日食行动”的背景备忘录并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约德尔希望，他能拥有计划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涉及军事行动的部分。

不过那些地图还是提供了一个线索。他甚至向他的妻子提到了这件事。那只是一种预感，但约德尔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些地图表明，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界线，大致是沿着易北河，从卢卑克延伸到维滕贝格，再从维滕贝格蜿蜒向南，来到埃森纳赫附近，然后直接转向南方，来到捷克边界。那条线，除了是一种占领区的界线之外，是不是也是英美联军推进的终止点呢？约德尔几乎确信是的。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朝柏林推进，他认为，他们已经决定把首都的攻占留给苏军了。除非“日食行动”的地图被改过了，否则在约德尔看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在“日食行动”的边界线上慢慢停下来。

保卫者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

海因里齐身着他的羊皮大衣。

海因里齐与本书作者在一起。

海因里齐的参谋长冯·特罗塔少将

马克斯·彭赛尔将军，他是防御学专家。他发现柏林的城防“完全徒劳”。

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雷曼少将，在测试一只意大利来复枪。

雷曼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

约德尔太太于1945年

1965年的约德尔太太。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妻子在结婚日，1945年3月7日。

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少将，后任西德情报局局长。这是为人所知的他的唯一一张照片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1945年任总参谋长。“我们所陷入的混乱局面是荒唐的。”这幅照片摄于1940年3月，当时古德里安率领德国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挺进英吉利海峡。

他在1945年。

瓦尔特·温克将军，在他匆匆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上，希特勒寄予了他最后的希望。

他在1965年。

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施泰讷分队”的指挥官。（照片为1965年所摄）。他的命令就是拯救柏林，解救元首。

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上校，1945年

1965年。本书作者摄。

冯·杜夫文是卡尔·魏德林将军的参谋长，魏德林是第五十六装甲军司令，起初希特勒曾命令枪毙魏德林，后来又任命他为柏林城防司令。1945年5月2日，魏德林和冯·杜夫文把柏林拱手让给朱可夫。下面这张苏联人拍摄的照片意在表现投降后的魏德林，但大概是摆好姿势拍摄的，因为实际的投降发生于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幢房子里，而不是在一个大仓库里。

1945年

1965年

第九集团军司令特奥多尔·布瑟将军，

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我们有一只幽灵军队。”

第五十六装甲军的炮兵司令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逃跑。”

1945年

1965年为本书作者摄。

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

第九集团军的沃尔夫·哈格尔曼中将

赫尔穆特·朗格上尉（他站在隆美尔的背后，1944年），在战争结束的那几个小时里，他给海因里齐送去信息，让他当心。

他在1945年，时年15岁。

希特勒青年团“梦想离去了……”

他在战俘营里待了两年以后被苏联人释放。

维利·费尔德海姆，他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军参加了柏林的战斗。

他在1965年。为本书作者摄。

保卫柏林的“士兵们”，年龄在12到15岁之间，在被俘后摄。这幅照片是苏联人向本书作者公布的。下图：人民冲锋队，即地方军成员，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70多岁了。

勃兰登堡门的一个罕见景象。巨大的伪装顶罩像雨伞一样，遮盖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以防备空袭侦察机。勃兰登堡门就有这样一个伪装顶罩。

蒂尔加滕区，满地瓦砾；背景是帝国国会大厦

[1] 维斯瓦河（Vistula，即Wisla），位于波兰中部，流经华沙、克拉科夫等。

［2］“UnserGiftzwerg”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恶矮子”（引申意思是“我们的顽强小杂种”）——那些不喜欢海因里齐的人说他是“UnserGiftzwerg”时，往往用的是“我们的恶矮子”的意思。——原注。

［3］这是捷克西北部的城市，书中用的是德文名称Karlsbad，捷克名称是KarlovyVary（卡罗维发利）。

［4］事实上，就在7天以前，3月15日，在苏联人的要求下，美国人曾对措森狂轰滥炸。苏军参谋部的谢尔盖·V·库德亚科夫元帅，给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R·迪恩将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分别存档于华盛顿和莫斯科，这里是首次披露。这封信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文件，因为它能让人洞悉苏联人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做到了何等程度。“亲爱的迪恩将军：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德军总参谋部位于柏林南边38公里的地方，在一个筑有特殊堡垒的地下掩蔽处，德国人称之为‘要塞’。它位于……在措森南到东南方5公里半到6公里的地方，东边离大马路有1英里到1公里半的距离……从柏林到德累斯顿，［第96号帝国公路］与铁路并行。这块地方全被地下防御工事所占据……大约有5到6平方公里的面积。整个地区被纵深几层的铁丝网所围绕，由一个团的党卫军强力把守着。根据同一个情报来源，地下防御工事的建设开始于1936年。1938年和1939年，这些地下防御工事由德国人进行了防轰炸的测试，既防御空军的轰炸又防御炮兵的轰炸。亲爱的将军，我请你不要拒绝我的要求，应尽可能快地给盟军空军发出指示，要他们对‘要塞’进行猛烈轰炸。我相信，轰炸的结果是……如果德军的总参谋部还在那里的话，它就会遭受重创，它的正常工作就会停止……而且它［或许］还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失去一个组织严密的通讯中心和司令部。随信附上地图一张，上面有德军总参谋部［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作者原注。

［5］但泽（Danzig），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Gdansk）的旧称。

［6］基督教圣经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的，所以这里的“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就是“从头说起”。

［7］在于1945年1月27日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向戈林和约德尔问道：“你认为在内心深处，英国人是不是对苏联人的所有进展满怀热情？”约德尔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答。“当然不，”他回答道，“他们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后来……最终的实现将会到来。”戈林也充满自信。“他们当然不会计划让我们把他们抵挡住，而让苏联人征服整个德国，”他说道，“他们并没有料想我们……在西方像疯子一样阻止他们，与此同时苏联人却越来越深入德国。”约德尔完全同意，他指出，英国人“始终是带着怀疑看待苏联人”。戈林确信，英国人会宁可试图与帝国达成某种妥协，也不愿看到欧洲的心脏落入共产主义的轨道，因而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接到［英国人发的］电报。”——原注。

［8］在这个译文与原始文件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差距。当“日食行动”被缴获的时候，它被译成德语，然后拍照。上面的文本是从缴获的文件又译回成英语的。——原注。

［9］1946年在纽伦堡对约德尔审讯时，他被问到，为什么在1945年初他不建议希特勒投降。约德尔说道：“不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无条件投降……即使我们曾经对我们的下场有过怀疑，那种怀疑也因为我们缴获了英国人的‘日食行动’而排除掉了。”在他作证的这一时刻，约德尔看着在场的英国军官，半带微笑地说道，“英国代表团的先生们将会知道，那个行动是什么。”事实上，对这句话，进行审讯的英国人并没有听懂：“日食行动”非常保密，结果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正是这个神秘的提及，加上对约德尔太太的几次采访，才导致“日食行动”的作者及其内容，在这里被首次披露出来。——原注。

［10］棕榈主日（Palm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指复活节前的礼拜天。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三部 出击目标

part Three The Objective

1

★ ★ ★

在棕榈主日，快到半夜12点的时候，一辆美军参谋部的车停在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灰石头建筑的司令部面前，该司令部位于法国北部的锡索讷。两名军官下了车，其中一位身穿美军军服，另外一位穿着英军战地服装，没有佩戴徽章。第二位是个瘦高个儿，戴着一顶干净的绿色贝雷帽，与他的金黄色头发形成了生动的对照，还炫耀地留着大而凶猛的红色八字须。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无法发音：埃里·D·贝斯特布鲁尔杰。大家普遍称呼他为“埃里”或者“哈里上尉”。甚至那些名字也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德军战线的后面。埃里是特种部队的特工，也是荷兰情报局的成员。

几天以前，埃里的上级把他召到布鲁塞尔，告诉他，他被安排到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他要向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年富力强的38岁少将詹姆斯·M·加文报到，参与一项绝密任务的情况介绍会。现在，埃里和护送他的军官进入了司令部，匆匆上了一段台阶，来到二楼，走过一个走廊，进入一个防卫森严的地图室。在这里，一位宪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然后敬礼，打开了门。

在里面，埃里受到了加文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罗伯特·威内克上校的热烈欢迎。埃里看到，屋子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老朋友：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对荷兰的内伊梅根进行突袭的时候，他和他们一起跳伞，一起战斗。对于他所能预料到的安全措施，他在布鲁塞尔的上级并没有言过其实。只有15位军官在场———他们是团长和他们的一些参谋，显然全都是精心挑选的。屋子本身也非常朴素，只有几个长凳和桌子，墙上挂着图表。在屋子的一端，有一块帷幔盖住了墙一般大小的大地图。

现在一位保卫部门军官开始点名，根据花名册进行核对，然后加文将军迅速切入正题。他站在那张挂有帷幔的地图旁边，示意大家围过来。“只有你们当中那些有绝对的理由需要了解的人，才被请来参加这次情况介绍会，”他开始说，“我必须强调，在得到进一步的命令之前，你们今天晚上听到的东西，都不得出这间屋子。从某一点上看，你们将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培训部下，因为你们将不能把出击目标透露给他们。实际上，你们已经给了他们一些培训，尽管你们大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你们和你们的部下一直在跳伞，或者飞到一个特殊的训练区，那个训练区是深思熟虑标明和安排出来的，以模拟我们下一个突袭目标的实际范围。”

“先生们，我们正是要准备攻击。这就是那致命的一击。”他猛地一拉地图边上的绳子。帷幔滑回去了，露出了目标：柏林。

当那些军官盯着地图的时候，埃里仔细地看着他们的脸。他认为，他看到了渴望和期待。这并不令他吃惊。这些团长们失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与他们的团队一起跳伞，进入西西里岛、意大利、诺曼底和荷兰，但近来这个师却被降格参加地面战斗，主要是突出部之役[1]期间在阿登森林高地作战。埃里知道，作为精锐的空降部队，他们觉得他们的真正角色被否定了：那就是，突袭位于推进部队前面的目标，然后一直坚守到援兵到来。真实的情况是，盟军的推进太迅速了，结果计划中的伞兵空投被一再取消。

加文解释说，对柏林的突袭将是盟军第一空降集团行动的一个部分，该行动需要3个师的兵力。第八十二空降师，被指派为“特遣部队A”，要承担主要的任务。加文从地图的顶部打开一个透明的套图塑料膜，指着一系列用黑色蜡笔画出的正方形和椭圆形，那些就是各个出击目标和空降地区。“按照现在的计划，”他说道，“第一○一空降师将夺取在城市西边的加托机场。英军第一空降军的一个旅将夺取城市西北方向的奥拉宁堡机场。”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们的那块空降区正是在柏林本身———滕珀尔霍夫机场。”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目标看上去小得难以置信，在城市及其周边所杂乱地延伸的321平方公里当中，那个机场就像一张邮票———是一片绿色的污迹，还不到1.5平方英里大，位于一个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在它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缘，有不少于9个公墓，使人感到相当不吉利。“两个团将守住机场周边，”加文说道，“第三个团将进入机场北边的大楼，朝柏林中心进发。我们将在这个空降场里坚持，直到地面部队赶来。那不会太久———充其量也就是几天以后。”

加文说道，对伞兵的“盲目”训练要强化。滕珀尔霍夫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模型将立在司令部的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对伞降地域所拍摄的照片、情报评估以及其他材料，将送给各位团长及其参谋，以应特定计划之需。“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加文说道，“能有哈里上尉帮忙。他是柏林问题专家———尤其是滕珀尔霍夫及其周边地区问题的专家。他将和我们一起跳伞，从现在开始就能作情况介绍，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加文再次停顿下来，看着他的军官们。“我相信，你们全都想知道那个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开始？这取决于德国人。空降部队的计划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在筹划之中了。计划一直在改变，而在我们获得一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以前，必须明白它还会有许多改变。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当然，只有当地面部队来到城市的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外的时候，空投的时间才能定下来。但A日可能只是一两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因而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

加文迈步回来，把会议交给他的参谋们。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讨论着行动的每一个阶段，当他们谈论的时候，加文坐着，用一半心思在听着。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事实上出于安全的原因，他并没有把细节充分披露出来。他不够直言不讳，因为他告诉他的部下的，只是盟军第一空降部队行动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作战处要求，这个突袭将与盟军要攻占柏林的大规模强攻一起行动。他没有提到的是，这同一个空降命令，可能会在一个不同的军事条件下下达：也就是德国及其武装部队的突然崩溃和投降。但计划的那个部分仍然是绝密。A日行动是霸王行动———对欧洲的进攻———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延伸：A日行动一度被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后来又称为“护身符行动”。出于安全原因，那最后一个名称于1944年11月被改掉了。现在它的代号是“日食行动”。

“日食行动”非常保密，结果除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里的高级参谋之外，只有20来位将军被允许进行研究。他们是集团军司令或者军长，或者在负有相应责任的其他部门里的将军。没有几个师长知道“日食行动”的任何事情。加文只知道该计划的某些出击目标，以及计划中与他以及他的空降师具体相关的那些部分。

在前面的几个月里，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将军，以及加文的顶头上司第十八军军长马修·B·李奇微少将所参加的众多会议中，“日食行动”被当作对德国的占领计划而被提及了。它详细说明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需要立即采取哪些行动步骤。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实施无条件投降和对德国所有军队的缴械和控制。

按照“日食行动”的条件，对柏林的空降突袭计划，要求伞兵能迅速采取行动，“获得对敌人首都以及最重要的行政和交通中心的控制……并显示我们军队的力量”。他们要制伏可能继续抵抗的任何残余的零星狂热分子，要救出和照料战俘，要在可能被销毁之前查封绝密的文件、案卷和胶卷，要控制信息中心，比如邮电局、电台、报社和印刷厂，要逮捕战犯和残留的政府要员，并且建立法律和秩序。在等待地面部队和军管队到达的时候，空降部队要首先采取所有这些行动。

关于“日食行动”，加文被告知的就是这么多。有关在德国战败之后，德国或者柏林要怎么被占领或者划分区域，他是一无所知的。现在加文所唯一关心的，就是把第八十二空降师准备好。但是由于有这么多要求，这就意味着是为两个明显不同的计划进行准备。第一个计划就是军事上的进攻，以攻占城市；第二个，也就是根据“日食行动”的条件所设想出来的，就是要求空降部队在柏林空投，充当先锋，但只履行警察的职责。加文已经把他敢说的话全都告诉他手下的团长们了———即便他知道，如果战争突然结束的话，空降部队的整个任务就会有重大的改变。照现在的情形，他的命令是明确的。他要遵照作战计划，让第八十二空降师作好准备，以便发动空降突袭攻占柏林。

加文突然意识到，那位荷兰情报官正在结束他那一部分的情况介绍。“我必须重复说，如果你期望从柏林的任何人那里得到帮助，那就忘掉这个想法吧，”哈里上尉说道，“是不是会发现有向导愿意帮忙？答案是没有。有没有像我们在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地下抵抗组织？答案是没有。即使有一些柏林人在私下里是同情我们的，他们也会吓坏了，而不敢表现出来。我们以后可以更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此刻容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你们将会像解放者一样受到香槟酒和玫瑰花的欢迎。德国军队、党卫军和警察将会战斗到用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他们将高举着双手出来，告诉你们，这整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说这全都是希特勒的错，并因为你们先于苏联人来到城市而感谢你们。”

这位大个子荷兰人拽着他的八字须。“不过他们将会拼命作战，”他说道，“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有点难对付。它将会是值得的，我为能和你们一起去而感到骄傲。我的朋友们，当我们攻克柏林的时候，战争也就结束了。”

加文知道，攻克柏林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他想，突袭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本身，就可能压倒德国的保卫者们。它将会是这场战争最大的空降部队进攻之一。在最初做计划的时候，这个行动要求有3000架护航战斗机，1500架运输机，大概1000架以上的滑翔机，还有大约2万名伞兵———超过了D日在诺曼底空投的兵力。“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切，”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加文告诉他的军官们，“就是一个决定和出发一词。”

30英里以外，在穆尔梅朗－勒格朗，顽强的第一○一空降师也在训练，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军事行动，但在该师里，谁也不知道将下令进行哪一个行动。众多的伞兵部队突袭计划已经从上一级的司令部里“传下来了”，结果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他的助手杰拉尔德·J·希金斯准将，以及所有的参谋，都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他们得为所有的计划进行准备，却也真的纳闷，这些计划中的空投是否会有一次能够真正实现。

除了柏林计划之外，还有一些计划是要对位于基尔的德国海军基地进行空降攻击（号称“爆发行动”），对战俘营进行一系列的空投（号称“欢腾行动”），在美军第七集团军挺进黑林山之前发起突袭以夺取战略目标（号称“有效行动”）。还有许多别的计划正在研究———其中有一些非常异想天开。第一○一空降师司令部了解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参谋们甚至考虑，在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区里空投，以便夺取在上萨尔茨堡的“鹰巢”，也许还能抓住鹰巢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

显然这些空投计划并不能全都安排出日程。希金斯将军对他的参谋们讲：“如果下令进行所有这些行动的话，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满足空降部队的要求。不管怎么说，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所要的只是一次行动！”但是这个空降集团军将会获得哪次行动———而且尤其是，第一○一空降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在柏林空投似乎最有可能———即使作战部部长哈里·金纳德上校认为，那将会是“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到了柏林空投的时候，第一○一空降师在加托机场降落，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八十二空降师却被给予了主要目标滕珀尔霍夫机场。但不管怎么说，柏林是战争的最大目标，每一个人都有足够做的事情。

在金纳德上校看来，空降部队空投似乎是结束欧战的完美方式。在作战室里的那张地图上，他甚至已经画上了一条红线，从在法国的集结待命地区，一直画到在柏林的第一○一空降师的空投区域。德国的首都只有475英里远。如果他们得到许可的话，他认为第一批美国人，能在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进入柏林。

第一○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以及他的助手希金斯将军，一方面急于进攻，一方面又不知道空降部队是否能获得这种机会。希金斯面有愠色地研究着地图。“看地面部队进军的那个样子，”他说道，“他们是要让我们失业了。”

在这同一天，3月25日，星期天，西方盟军的领导人们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了令人快意的消息。在华盛顿和伦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英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分别研究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头一天晚上发来的电报。“同计划中估计的情况一样，近来在莱茵河西岸的一系列胜利，造成了在西线的敌军可用兵力的大量摧毁。我虽然不想显得过于乐观，但却坚信，今天的形势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曾为这些机会而斗争过，我们必须大胆地抓住这些机会……我个人相信，敌人的力量……正在用过了限度，因而不久能够限制我们的突入和前进的，将只是我们的后勤补充能力……我正指示在所有的前线采取最有力的行动……我打算用最快的速度强化每一个胜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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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0英尺的高度上看，人和车辆的线条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从他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型号侦察机“迷小姐号”里朝外凝视，杜安·弗朗西斯中尉被下面的景象迷住了。下面全都是部队、坦克和车辆。3月底，各个集团军全都渡过了莱茵河，从那以后，弗朗西斯便一直注视着这场突破的进展。现在那条大河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不论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还是在前面，弗朗西斯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个卡其布军装组成的巨大全景图。

弗朗西斯把操纵杆朝前推，于是“迷小姐号”便沿着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九集团军的边界俯冲下来。他摇动着飞机的双翼，看到部队挥手作出回应，然后直接朝东飞去，去承担他的任务，也就是担任第五装甲师的先头坦克纵队的“眼睛”。胜利就在眼前，这一点他确信。什么也不能停止这个进军。他后来回忆，在这位24岁的飞行员看来，好像“地球的外壳本身已经被震得松开了，正在拼命地朝易北河奔去”，易北河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水系屏障。

弗朗西斯所看到的，只是盟军伟大进攻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一连几天，在刺骨的寒冷中，在大雨和泥泞当中，在冻雨中和冰上，在从荷兰几乎一直到瑞士边界的西线沿线，一个350英里长的由士兵、给养和机器组成的激流，潮水般地涌进了德国平原。那场最后的伟大进攻正在进行。为了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7个强大的集团军———有85个庞大的师，其中的5个是空降师，23个是装甲师，还有巨大的西方盟军的460万兵力中的主要部分———正蜂拥进入帝国，准备攻击。

临时代用的降旗———白床单、毛巾、布块———到处悬挂着。在城镇和乡村，吓坏了的德国人仍然被那些突然向他们袭来的战斗感到茫然，他们从门口和破碎的窗户上，惊讶地凝视着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强大的盟军。这个作战行动是巨大的，其速度快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锤击般在每一条马路上行进的是军车队，有坦克、自行火炮、重型大炮、装甲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弹药运输车、救护车、运油卡车，以及巨大的内燃机车运输车，运输车牵引着一条街那么长的装满设备的挂车———那些设备包括架桥用的部件、架设浮桥用的浮舟、装甲推土机，甚至还有登陆艇。师司令部在迁移，他们的吉普车、参谋车、指挥部车队和巨大的电台卡车在行驶，电台卡车上颤抖的天线林立着。而部队则是一浪高过一浪似的挤满了每一条马路———他们或者是坐在卡车里，或者是坐在装甲车的后座上，有些是在摩托化部队的纵队旁边行军，有些是在毗邻的田野里跋涉。

他们形成了一种激奋而又雄壮的队列，在他们当中有那些值得载入二战史册的各种战旗、团的徽章和标识。在那些师、旅、团中，有曾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断后的英国近卫团士兵；有洛瓦特勋爵旅留着大把胡须、戴着褪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他们曾在战争最黑暗的岁月里袭击过被德军占领的欧洲的海岸；有著名的第二师强悍的加拿大人，他们曾在为诺曼底登陆所作的伤亡惨重的演习中，在迪耶普[2]登陆。在装甲部队的行列中，三角旗在飘扬，那是第七装甲师的几只原先的“沙漠之鼠”，他们曾为在利比亚海滩追捕陆军元帅埃文·隆美尔助了一臂之力。而在士兵和武器发出的巨大喧嚣声之上的，是“穿着裙子的魔鬼”的尖声音乐，那些“穿着裙子的魔鬼”就是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他们一如既往，用风笛吹奏出战斗的前奏曲。

在美国人的方阵中，有一些旅带有放肆的名称和丰富多彩的传奇经历———“战斗的第六十九师”，号称“胜利之师”的第五装甲师，第八十四步兵师的“劈木人”，号称“常春藤师”的第四步兵师。号称“车轮上的地狱”的第二装甲师，它不讲战法的坦克战术，曾从北非的干涸河道，一直到莱茵河畔，给德国人造成了混乱。第一师，号称“红色的大个子”，它创下了一个记录，在进攻登陆的次数上超出任何一支别的美军部队：在诺曼底的一个称为“奥马哈”的狭窄海滩面前，当所有的人都似乎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第一师，与美军最古老的一个师，也就是强悍的、传统悠久的第二十九“蓝灰”师一起，却坚决不放弃。

有一支部队，著名的第八十三步兵旅，前进的速度就像装甲特遣部队一样迅速，近来记者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作“群氓马戏团”。它足智多谋的师长罗伯特·C·梅肯少将，已经下了命令，用任何能够移动的东西来补充该师的运输，并“不得问任何问题”。“群氓马戏团”干脆把缴获的德军车辆匆匆再次油漆，油漆得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现在他们正乘坐这些车辆全速前进。有德国国防军的吉普车、参谋车、运送弹药的卡车、马克V型和老虎型装甲车、摩托车、公共汽车，还有两辆受到珍爱的消防车。在最前面，上面全都是步兵的就是其中的一辆消防车。在消防车的后保险杠上，挂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大旗，上面写着：“下一站，柏林。”

有三个大的集团军群。在荷兰的内伊梅根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之间，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已经于3月23日强渡了莱茵河，现在正全速穿越威斯特法伦平原，这个平原在广阔的鲁尔河谷北面，鲁尔河谷是德国工业的主要动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他的北翼是亨利·D·克里勒中将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中央是中将迈尔斯·邓普西爵士所率领的英军第二集团军（英军第二集团军是所有盟军中最‘盟军’的集团军，它除了有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部队之外，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的分遣队———甚至还有一个美军师，也就是第十七空降师）。在这个集团军群南翼大举猛攻的，是蒙哥马利的第三支军事力量———威廉·H·辛普森中将所率领的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蒙哥马利的军队已经在莱茵河前面大约50英里的地方了。

接下来出现在盟军战线上的，是安静而又不摆架子的奥马尔·N·布拉德利将军所率领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他拥有一个大约125英里长的前线，从杜塞尔多夫沿着莱茵河一直到美因兹地区。同蒙哥马利一样，布拉德利也有三个集团军。然而，其中的一个集团军，伦纳德·杰罗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十五集团军，却是一个“鬼”集团军：这是因为正在让它准备执行占领的任务，因而暂时扮演的是一个相对非作战的角色，坚守莱茵河的西岸，就在鲁尔河的前面，从杜塞尔多夫地区一直到波恩。布拉德利的力量在于强大的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这支军事力量总数接近50万人。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号称欧洲战区的“役马”，而且也是在诺曼底率先登陆的那支集团军———现在正在鲁尔河南岸蜂拥向前，以危险的高速向东冲锋。自从在3月7日攻占了雷马根桥以来，霍奇斯就不断地扩大在莱茵河东岸的桥头阵地，一个又一个师被塞了进去。然后，在3月25日，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以难以置信的力量从立足点冲了出来。现在，在3天之后，他们离他们的冲锋点已经有40多英里的距离了。紧靠着第一集团军在德国中央冲锋的，是乔治·S·巴顿将军所率领的著名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这位容易引起争议而又脾气火暴的巴顿———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的第三集团军比其他任何集团军都进军得更远更快，解放的欧洲大陆面积更多，击毙捕获的德军更多———累积起来又获得了一个第一。他抢在蒙哥马利的前头，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3月23日的那次大肆宣传的攻击之前，一连24个多小时急行军，秘密渡过了莱茵河。现在巴顿的坦克纵队正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向东挺进。

紧靠着巴顿，在布拉德利将军部队的右翼，是第三支伟大的盟军地面部队，雅各布·丹佛斯将军所率领的第六集团军群。丹佛斯的两个集团军———亚历山大·帕奇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和让·德拉特雷·德塔西尼将军所率领的法军第一集团军———占据着前线的南翼，大致有150英里长。帕奇和巴顿的集团军几乎是并排着大举猛攻。德塔西尼的集团军正在整个前线的某些最崎岖不平的地带作战，穿过山峦起伏的孚日山脉和黑林山。他的军队是第一支解放后组建的法国军队，组建还不到6个月。现在它的10万名士兵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仍然还有时间能跟那些德国鬼子算账。

每一个人都有一笔旧账要算。但在西线各地，德军几乎难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存在了。由于在阿登攻势的过程中有大量士兵阵亡，最终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所进行的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使帝国原本强大的各个集团军终于被粉碎了。希特勒当初的决定是，在莱茵河的西岸作战，而不是将他遭到重创的军队撤退到东岸事先建好的阵地上。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它将会被当作这场战争中一个在军事上最愚蠢的错误而被记载下来。几乎有30万德军成了俘虏，6万名德军战死或者负伤。德军总的损失相当于20多个整编师。

现在据估计，尽管还有60多个德军师，但它们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师，每一个师仅有5000名兵力，而足额本来应该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名兵力。事实上，据认为在西线还有不到26个整编师，而即便如此，这些师也装备不足，缺少弹药、油料和运输，大炮和坦克也奇缺。除了这些师之外，还有各个师残余、分裂出来的精疲力竭的党卫军分队、防空部队、几千名空军士兵（德国空军几乎消失了）、准军事组织、由没有受过训练的老人和孩子组成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甚至还有由十几岁的军官候补生所组成的基干官兵。德国军队组织混乱，缺少通信设施，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因而也就无法阻止甚至无法减缓艾森豪威尔各个集团军有系统的猛攻。

从莱茵河发起的攻势还不到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和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全速前进的大军就已经包围了德军的最后一个大本营———重兵把守的鲁尔河。在朝东方展开大规模强攻的同时，3个美军集团军突然猝不及防地从北边和南边转过身来，对鲁尔河形成包抄之势。在北边，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本来是直接朝东进发的，却又改变了方向，开始向东南行进。在南边，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与巴顿第三集团军并排前进，巴顿的集团军在外圈，他们也改变了方向，朝东北进发，以便与辛普森会合。这个夹子的弹簧是如此迅速地就关上了，结果那些德国人———主要的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所率领的B集团军群，这是一支不少于21个师的军队———几乎没有意识到，钳子正在围着他们合拢。现在他们受到了包围的威胁，被装在了一个大约70英里长、55英里宽的口袋里———盟军情报部门说，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德军兵力和设备，比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所缴获的还要多。

在战胜德国的总体计划中，渡过莱茵河和夺取鲁尔河一直被认为是根本的———而且也是令人畏惧的———目标。杂乱延伸的鲁尔河盆地工业区，有煤矿、炼油厂、炼钢厂和兵工厂，面积几乎有4000平方英里。本来认为要夺取它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那是在德军莱茵河惨败之前。现在这个钳形攻势———那位安静的密苏里人奥马尔·布拉德利的策略———正在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实施。美军的移动是如此迅速，结果现在师长们说，完成包围只是几天的事情。一旦鲁尔河被封锁，德国的力量也就所剩无几了，无法对盟军强大攻势的进程形成阻碍。即使是现在，敌军也已开始分崩离析，没有延续的防线可言了。

德军完全是组织混乱，结果美军第二装甲师师长艾萨克·D·怀特少将，干脆命令他的部下避开较大的抵抗，不断前进。美军第九集团军沿着鲁尔河的北部边缘进行钳形运动，第二装甲师是它的先头部队，因而在仅仅不到3天的时间里，就冲出去了50多英里。德国人在各个孤立的口袋里苦战着，但第二装甲师从炸毁了的桥梁、匆匆建起的路障、雷区和恶劣的地形所遭遇到的麻烦，要多于与敌人的战斗所带来的麻烦。

惠勒·G·梅里亚姆中校率领着他的第八十二侦察营，担任猛冲的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他们虽遭遇到巨大混乱，但战斗很少。3月28日，他们乘坐的坦克分布在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主干线的两侧，这时梅里亚姆命令停止前进，向上级汇报他的新方位。当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试图与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时候，梅里亚姆认为他听到了一声汽笛。突然一列德国火车，里面全是士兵，拉着载有装甲车和大炮的平底车，沿着铁道呼哧呼哧地直接从他的部队当中经过。德国人和美国人吃惊地彼此凝视着。梅里亚姆抬起头来，看着从火车窗户探出身子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看到，“士兵的脸没有刮，脸上的毛清晰可见”。他的部下目瞪口呆，凝视着火车向西而去。双方都没有发射一颗子弹。

终于，梅里亚姆兴奋地行动起来，一把抓住了无线电话。在西边若干英里之外，师长怀特少将在他的吉普车上的电台听见梅里亚姆激动的警告，几乎同一时刻，便看见那列火车出现了。怀特看见一个正在指挥交通的第二纵队的宪兵，突然让正在越过铁路轨道的部队停止前进———此时怀特，就像梅里亚姆一样，在火车隆隆通过的时候也被迷住了。几秒钟以后，手里握着野战电话机，怀特要炮兵开炮。没出几分钟，位于更西边的美军第九十二野战炮兵队便火炮齐射，把那列火车干净地炸为两半。后来发现，那些平底车装载的是数量众多的反坦克炮、野战炮，还有一门口径为16英寸的铁路大炮。被俘的列车上的士兵说，对于盟军的推进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以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还在莱茵河的西边呢。

混乱既是盟友也是敌人。第三十步兵师的埃利斯·W·威廉森中校行进得太快了，结果竟遭到了盟军的另外一个师炮兵的炮击。他们以为威廉森的部下是正在朝东边撤退的德国人。第五装甲师的克拉伦斯·纳尔逊中尉也有过同样奇特的经历。他的吉普车被射穿轮胎，纳尔逊跳上了一辆半履带式车，半履带式车又遭到猛烈的炮击。他命令一辆坦克消灭敌人的碉堡。那辆坦克冲了出去，迎着炮火爬上一座小山，发射了两发炮弹———却是发射到一辆英军的装甲汽车上。装甲汽车里的英军大为光火，不过却没有伤亡。他们一直在埋伏着，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伏击目标。第一一三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L·罗斯记得，一位坦克指挥官严肃地向集团军司令报告说：“长官，我们行进了最后的100码———是在草丛下面匍匐行进的。我们遭遇到了严重的抵抗———既有来自敌军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部队的运动是如此之迅速，德军的防御又崩溃得这么快，因而许多指挥官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军炮火所带来的死亡，不如说是交通事故所带来的死亡。著名的英军第七装甲师的查尔斯·金上尉恳求他的部下：“在这些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现在死在交通事故上，”他警告说，“是令人遗憾的。”几个小时以后，金这位原先的“沙漠之鼠”之一死去了，他所乘坐的吉普车触上了德国人埋的一颗地雷。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谁又在他们的两翼，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在许多情况下，先头部队已经跑出了地图上为他们所设定的方位了。第八十二侦察营足智多谋的侦察兵们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所使用的是应急地图：丝绸手帕大小的美军空军逃跑地图，原本是在战争早期供所有参战飞行员的，以备在飞机被击落的时候帮助他们逃出敌军的地盘。第八十二侦察营的侦察兵们纯粹是靠着核对德军的路标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第八十四师的地段，诺曼·D·卡恩斯中校发现，在他的整个营里只剩下两张地图能指出被提议的行进路线，但他并不担心———只要他的电台还在运转，他还能与司令部保持联系，他就不担心。阿瑟·T·哈德利中尉是隶属于第二装甲师的一位心理战专家，他在他的坦克上使用的并不是大炮，而是一个扩音器，要求德国城镇投降，他现在用的是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旅游指南中的地图。而第八十三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却始终知道他带着他的营去了什么地方。他只是抓住他所看见的第一个德国人，用枪顶着他的肋骨，用流利的德语要求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错误的回答。

对装甲师的士兵们来说，从莱茵河向前的推进，就战法而言他们是驾轻就熟。现在他们穿插、迂回、包围，从德国的城镇和军队当中切入，这种装甲兵的蛇行路线提供了最佳装甲兵战术的经典例子。有一些士兵试图用信件描述装甲兵的这个伟大的全速东进。第六十七装甲团第一营的营长克利夫顿·巴彻尔德中校认为，这场大规模强攻具有“美国内战的伟大骑兵军事行动的一切勇猛和胆量”。杰拉尔德· P·莱布曼中尉注意到，当第五装甲师从敌军当中突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军被留在了后面，在孤立的口袋里战斗，他天花乱坠地写道：“我们在攻破敌人的前方阵地以后，正在充分利用敌人的后方地区。”在莱布曼看来，这场进攻令人想到巴顿将军的装甲兵从诺曼底的灌木树篱当中猛冲出来的情景，莱布曼当时也参加了那场战斗。“没有人吃饭或者睡觉，”他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进攻和继续前进，进攻和继续前进。这似乎再次在法国各地了———只不过飘扬在房子上的旗帜并不是法国的三色国旗，而是降旗。”在与英军第七装甲师一起全速前进的德文郡团中，弗兰克·巴恩斯中尉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戴维中尉：“一直前进真是妙极了。”这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因为在进攻之前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他们被告知，这是最后的伟大挺进，最终的出击目标就是柏林。

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始终知道，柏林是最终的出击目标。蒙哥马利动辄发火，容不得耽误，容易激动而且往往不讲战法，不过又始终既讲究实际又有胆量，早在阿拉曼沙漠[3]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他就把目光盯在柏林上了。此人在天气可能延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曾坚定不移地说：“出发！”现在他又要求再次开绿灯。由于盟军的最高统帅并没有传达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蒙哥马利便宣布了他自己的决定。3月27日，星期二，下午6点10分，在一份发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密码电报中，他告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我给各个集团军司令下达了命令，发动东进行动，东进行动现在就要开始了……我的意图是使用第九和第二集团军奋力朝易北河战线推进。第九集团军的右边将直接对准马格德堡，第二集团军的左边将直接对准汉堡……

“加拿大集团军将执行的任务是……扫清荷兰的东北部和西部，以及第二集团军左翼边界北边的沿海地区……

“我已经命令第九和第二集团军，立即开动他们的装甲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最大的速度和魄力，赶到易北河。形势看来不错，几天以后事态应该进展迅速。

“我的战术司令部将于3月29日，星期四，迁移到邦宁加特的西北。在那以后……我的司令部将迁移到韦瑟尔，再到明斯特，再到维登布吕克，再到赫尔福德，再到汉诺威———再从那个地方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我希望。”

被拴在绳子一端的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慢慢地在半空中转动着身子，神情忧伤地低头看着它们在柏林那个满是瓦砾的院子。从他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二层公寓套间后阳台，卡尔·维贝格把他的达克斯猎狗拉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既小声又鼓励地对它们说着话。他正在让它们经受他所设计的空袭时逃跑的程序，而那两只狗，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训练以后，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了。维贝格的邻居们也非常适应了，尽管他们认为，这个瑞典人对他的宠物有点关心过分了。每一个人都习惯于看到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的那个样子，他们的皮毛刷得发光，在窗户上进进出出。谁也没有对那些悬荡着的绳子有多么注意，而这恰恰是维贝格所希望的。一旦有一天，如果盖世太保果真包围的话，他就可能不得不到后阳台，用那些绳子滑下去逃脱。

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稍有疏漏，就可能意味着他的盟军间谍身份会暴露，而现在，随着柏林人日益怀疑和焦虑，维贝格也绝不心存侥幸。他仍然没有发现希特勒的下落。他问的一些不经心和似乎天真的问题，显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过也没有获得任何信息。甚至他在德国国防军和德国空军中的高级军官朋友们，也是一无所知。维贝格开始认为，元首和他的朝廷并不在柏林。

突然，他领着他的狗去了阳台，门铃响了。维贝格紧张起来，他并没有料到会有来访者，他一直有着一种折磨他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去开门，发现来者却是警察。他小心地放开了狗，然后来到门口。外面站着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而强壮，穿着工装和皮夹克，右肩膀上扛着一个大纸箱。

“是卡尔·维贝格吗？”他问道。

维贝格点了点头。

陌生人把纸箱猛地放在门内。“你在瑞典的朋友们送给你的小小礼物。”他带着微笑说道。

“我在瑞典的朋友们？”维贝格小心翼翼地说道。

“噢，你完全知道是什么。”陌生人说道。他转过身，迅速下了楼梯。

维贝格轻轻地关上门。他吓呆了，低头看着那个纸箱。他从瑞典收到的唯一的“礼物”，是用于柏林谍报活动的补给品。这是不是个圈套？他打开盒子的那个时刻，警察会不会冲进套间？他迅速穿过起居室，小心翼翼地朝下看着街道。街上空无一人，他的来访者不见踪影。维贝格又回到门口，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他没有听到有什么异常。最后他拖着纸箱，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打开了。这样随随便便送来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台大的无线电发报机。维贝格突然发现，他出汗了。

几个星期以前，他的上级，一个名叫亨宁斯·延森－施密特的丹麦人通知维贝格，今后他就是柏林间谍网的“仓库保管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通过情报员收到各种各样的补给品。但迄今为止，他总是事先能得到通知，而且实际的交付也始终是极其小心地进行的。他的电话总是响上两次，然后停止，这就是要交付的一个信号。补给品只是在天黑以后到达，而且一般是在空袭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他。他暴怒了。“有的人，”他后来不能不说，“他的做法非常天真，非常业余，好像存心想把整个行动给毁掉似的。”

维贝格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可经不起警察的来访。因为他的套间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谍报设备的仓库。密藏在他的房间里的是大量的现金，一些密码表，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品和毒药———有迅速见效的“迷昏”药丸，它能让人在时间段不等的时间里失去知觉，也有能置人于死地的氰化物制品。他储藏煤的地下室和他在附近租用的一间汽车房，简直成了小小的军火库，里面有来复枪、左轮手枪，还有弹药。维贝格甚至还有一个装有高性能炸药的手提箱。由于空袭，这种运送就令他相当担忧。不过他和延森－施密特已经找到了完美的隐藏处。那些炸药，现存在德国联邦银行保管库的一个大的安全寄存箱里。

迄今为止，维贝格的套间已奇迹般地在若干次空袭后幸存了下来，但他却不敢想，一旦被炸那会是什么后果。他将会立即暴露。延森－施密特已经告诉维贝格，在适当时候，那些补给品将会发给各个间谍组和破坏组，他们将很快到达柏林。这些挑选出来的特工们的行动，将在得到信号后立即开始，信号或者是通过电台发出，或者是通过来自伦敦的情报网发出。维贝格希望很快就把东西分发出去。延森－施密特已经得到通知，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要等待信息，因为各个小组的工作将与柏林的攻占同时进行。按照延森－施密特和维贝格所收到的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在4月中旬到达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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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位于唐宁街10号的安静书房里，温斯顿·丘吉尔弓着身子坐在他特别喜爱的那把皮椅上，电话盖着他的耳朵。首相正在听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读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报。这位陆军元帅的“最大的速度和魄力”的许诺，确实是好消息；更好的消息就是，他宣告了要直奔柏林的意向。“蒙哥马利，”首相告诉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

在英国军方和美国军方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讨论之后，盟军的战略似乎已经明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计划在1944年秋天提出了纲要，又于1945年1月在马耳他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得到了批准，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下莱茵河和鲁尔河北面发动主要的大规模强攻———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丘吉尔称这条路线是“通往柏林的最短的路”。在南面，要求美军渡河，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把敌人从蒙哥马利那边吸引过来，如果蒙哥马利的攻势受挫，这个补充的推进就可以成为主要的攻击线。不过在丘吉尔看来，事情已经解决了。这个“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就要结束，对丘吉尔来说，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这么多盟军将领当中，注定要攻占敌人首都的，正是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已经为进攻而特别增加了兵力，在部队、空中支援、给养和设备上享有优先。蒙哥马利麾下有大约35个师和附属部队，其中包括美军第九集团军，总共几乎有100万士兵。

4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目睹渡河攻击战的开始阶段。当站在莱茵河畔注视着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揭开序幕的时候，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挨鞭子了。我们抓住了他，他完了。”

确实，事实证明，在大多数地区，敌人的抵抗轻微得令人吃惊。在美军第九集团军的地段，有两个师———大约3.4万名兵力———与英军并肩渡河，只有31人伤亡。现在，蒙哥马利有20多个师和1500辆坦克渡过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举猛攻。通往柏林———丘吉尔称之为“英美联军首要而且真正的出击目标”———的道路，似乎敞开了大门。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哪一支军队将攻克该城。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等待着最先赶到的盟军来攻占它。

然而，有关对敌国其他地域的占领，却的确有过讨论，而且是大量的讨论———这在“日食行动”地图所划分的地段上已经表明了。而且有关对德国占领的决定，将会对柏林的攻占和未来政治产生一种关键性的影响。起码盟国的一位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将绝对是以柏林为目标的一场速度比赛。”他曾经说道。说这话的人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那是在17个月以前，在1943年的11月19日，这件事情摆在了罗斯福的面前。当时，在美国战列舰“依阿华”号上，在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的套房里，总统坐在会议室桌子的首位。他的两边坐着助手和顾问们，其中就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罗斯福此时是在去中东的途中，他要去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是盟国领导人战时会议的第五次和第六次。

这是全球对轴心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日子。在苏联前线，德国人遭受了他们最大也是最惨烈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曾经被包围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23天，也曾被攻陷，但最终有30多万德军阵亡、负伤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有一百多万美军在战斗，日本人被迫在每一个战线上撤退。在西线，隆美尔从北非溃败而归。意大利在遭受到来自非洲经由西西里的进攻之后，已经投降。德国人正在倔强地继续留在他们国家的北部地区。而现在英美联军正在为那致命的一击（coupdegrace）———霸王行动，也就是对欧洲的全面进攻，而作着准备。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罗斯福显得非常恼火。在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图，是一个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的要点，所谓“兰金行动个案C”，就是围绕着即将进行的全面进攻而作的许多项研究之一。“兰金行动个案C”考虑的是，一旦敌人突然崩溃或者投降，所应采取的步骤。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这个计划建议，帝国和柏林应该分成防区，三大国各占领一个区域。使总统苦恼的是，为他的国家选出的那个地区是英国的规划者选出来的。

“兰金行动个案C”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最直接受到其条款影响的那个人，将是身在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但这个官员还有待任命。事先就要为最高统帅制订出计划来，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为渡过海峡发动攻势亦即霸王行动作准备，也要为一旦德国崩溃而制订计划，亦即“兰金行动”———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国的弗雷德里克·E·摩根中将，他以其代号而广为人知，代号是“COSSAC”，意思是“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4]，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当他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时，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摩根说：“唔，没有法子。当然它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它起作用！”

在准备“兰金行动个案C”的时候，摩根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情。倘若敌人突然投降，搞得盟军一时没法应付，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须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德国在1918年11月突然就投降了。谁的部队将要去什么地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将会占领德国的哪些地方呢？谁将占领柏林？这些是基本的问题，而如果盟军不会为一种突然的崩溃感到惊讶的话，这些问题就必须以清晰而又确定的方式解决掉。

到那个时候为止，有关战争的结束还没有制订出特定的计划来。尽管在美国和英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已经讨论了停战后会出现的问题，但在一个总体政策的制订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只是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敌国将被占领。

相形之下，苏联人在达成一个政策上却没有什么困难。约瑟夫·斯大林始终认为占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也始终精确地知道，他将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把他的战后要求生硬地通知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点名指出了他想占领和吞并的领土。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单子：包括在他的战利品当中的，有斯大林想要人们承认他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主权要求；1939年他进攻芬兰人的时候所占领的芬兰的那个地方；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1939年通过与纳粹达成的协议苏联人所侵占的波兰东部地区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他平静地阐述条件的时候，在莫斯科的郊外，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过15英里的地方，大炮正在发射，德军正在那里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尽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1941年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5]，但到了1943年，他们也在准备自己的计划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应该完全被占领，并在盟国之间分成三个占领区。一个称为“停战和战后委员会”的内阁机构在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领导下随即建立，艾德礼是工党领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粗略的建议，也主张三方分割，由英国占领工业和商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它提议，柏林应该由三大强国共同占领。对失败的德国实际上没有作出计划的唯一的盟国，就是美国。美国官方的看法是，战后安排应该再等一段时间，到快要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说。美国感到，占领政策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

现在，由于盟军的力量开始在每一个前线显现出来，也由于他们攻势的步子在加快，对协调政治策划的需要也就变得迫切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采取了试探性的第一步，来确立一种共同的战后盟国政策。盟国接受了这种观点，即在对德国的控制和占领上共同负有责任，同时又建立了一个三方机构，即欧洲顾问委员会，以便“对与停战有关的欧洲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

但与此同时，摩根又提出了他本人的计划———对德国的占领的一个粗略的蓝图———他后来解释说，“只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预测之后而准备出来的”。一开始，在没有政治指引的情况下，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呼吁进行有限的占领，但他最后提交的“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建议，却是艾德礼委员会更为精心的方案的一种反映。摩根拿着一张地图坐下来，把德国精确地分成三份，“用蓝色铅笔沿着现存的州边界轻轻地勾勒出来”。显然，苏联人由于是从东边冲过来的，也就必须占领东部的一个防区。在修订的“兰金行动个案C”的计划中，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隔，是一条建议的线条，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卢卑克，到德国中部的爱森纳赫，再从那里到捷克边界。苏占区会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摩根所关心的，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它，因为那“自然应该是苏联人的事，苏联人并没有被包括进我们的‘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的班子里。”但柏林却确实令他伤脑筋，因为柏林将会在苏占区之内。“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那个地方看作一个首都，是不是还要一个首都？”他纳闷，“这个行动的国际性表明，对柏林或者任何别的首都的占领，如果要首都的话，就应该是三方力量平等，应该由美国、英国和苏联部队各占三分之一。”

至于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在摩根看来，他们的南北关系已经被一个似乎可笑但相关的事实所预先决定了：英军和美军基地的位置，以及在英国的军队补给站的位置。从第一支美国部队到达联合王国的时候起，他们就首先驻扎在北爱尔兰，然后又驻扎在英格兰的南部和西南部。英军则驻扎在北部和东南部。这样一来，部队的集中、他们的给养和通讯也就分开了———美国人始终是在右边，英国人始终是在左边，面对着欧洲大陆。按照摩根对霸王行动的预测，这个设计就是越过英吉利海峡继续前进，进攻诺曼底海滩———而且可能穿过欧洲，来到德国的心脏。英军定会进入德国北部，解放荷兰、丹麦和挪威。在右边，美军则按照他们的前进路线，经过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最终进入德国南部各州。

“我并不认为，”摩根后来说道，“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个安排部队的决定的充分和最终的含意———这个决定大有可能是作战部的某个小官员制定出来的。但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美国总统完全意识到了它充分和最终的含意，那些含意恰恰就是他不满意“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之处。下午的会议在3点钟一开始，罗斯福就提到这个问题，而且他明显是恼火了。参谋长们请总统对摩根的修订计划作出指示，罗斯福在对计划所附的备忘录进行评论的时候，斥责了他的军事顾问们，因为他们“作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国应该接受英国的建议，占领德国南部。“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总统宣告。他想要德国西北部，他想要进入不来梅港和汉堡港的权利，还想要进入挪威和丹麦港口的权利。而且罗斯福在某件别的事情上也是坚定的：美国占领区的范围。“我们应该一直到柏林，”他说道，“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然后他又补充说，“苏联人可以占有柏林以东的领土。”

罗斯福还对“兰金行动个案C”的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不悦。美国既然在南边，就应该拥有一个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责任范围。他对法国感到担忧，尤其对自由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感到担心，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政治上的头痛”。罗斯福对他的顾问们说，当军队进入那个国家的时候，戴高乐就会在“部队后面1英里的地方”，准备接管政府。尤其是，罗斯福害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会爆发内战。他说，他不想介入“法国的重建”。“法国，”总统宣告说，“是英国的职责。”

不仅是对法国负有责任。他感到，英国还应该对卢森堡和比利时负有责任———而且对德国的南部地区负有责任。至于美国的占领区———按照总统的设想，它应该贯穿德国的北部（包括柏林），一直到奥得河畔的什切青。然后他再次斟酌字眼，强调了对建议中的占领区安排的不满。“英国人计划让美国拥有南部占领区，”罗斯福说道，“我不喜欢。”

总统的提议令他的军事顾问们大为震惊。3个月以前，在魁北克会议上，联席参谋长们已经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美军和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德国的划分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为计划制订的紧迫性增加了分量，他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愿：部队应该“准备与苏联人同样快地抵达柏林”。

联席参谋长们本来以为，“兰金行动个案C”所涉及的问题全都定下来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带到“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只是因为还涉及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也涉及军事的政策。现在总统挑战的不仅是占领计划，而且还有霸王行动的基础本身。如果计划中的占领区要改变，以迎合总统愿望的话，那么在入侵之前，部队就必须换防。这就会延误———甚至可能因而危及———这次跨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而这次进攻又是人类历史上所发动的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显然罗斯福总统要么就是没有理解所牵扯到的巨大的后勤运动，要么就是没有完全理解，而是纯粹为了替美国获得西北部地区和柏林，而打算付出惊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个代价是高得付不起的。

马歇尔将军开始圆滑地详细谈论这个形势。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探讨”。但是，他说，“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那些建议是出于军事方面的主要考虑。从后勤的观点来看，他分析道：“我们必须把美军放在右边……这整个问题又回到英国的港口问题上去了。”

美军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的看法。他说，进攻计划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要接受在部队部署上的任何改变都是不现实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而马歇尔认为，在部队换防之前，恰恰需要一个完全新的方案———一个灵活的方案，足以应用在“任何发展阶段上”，才能得到总统想在德国得到的东西。

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感到，如果希特勒的帝国全面崩溃的话，美国就应该派出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德国，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苏格兰的周围”———从而可以从北边进入德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表示，盟军肯定应该快速赶往柏林；如果这样的话，美军的各个师就得“尽可能快地到达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当时正在“依阿华”号上，他也有同样的紧迫感，他认为，美国得准备“在崩溃的两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空降师空投进柏林”。

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一再试图使他了解到，在“兰金行动个案C”上的一个改变将会带来什么问题，但罗斯福不为所动。最后，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幅德国地图拉到面前，开始画了起来。他先是穿过德国西部边界画了一条线，画到杜塞尔多夫，然后沿着莱茵河朝南画，画到美因兹。从美因兹，他用粗线条沿着北纬50度把德国分成两半，大致是从西边的美因兹，到东边捷克边界上的阿什。然后他的铅笔向东北方向移动，来到奥得河畔的什切青。美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上面的地区，英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下面的地区。不过按照罗斯福所勾勒的轮廓来看，美占区的东部边界和英占区将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楔子形，那个楔子形的顶点在莱比锡，从莱比锡朝东北到什切青，朝东南到阿什。总统并没有明说，不过这个泛泛的三角显然应该是苏占区，它所包含的地区，还不到“兰金行动个案C”建议中所分配的一半。柏林也并非位于他留给苏联的领土之内。柏林位于苏占区和美占区的边界线上。马歇尔的理解是，总统意在让柏林被美军、英军和苏军共同占领。

这个地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总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总统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如果苏联占有了在“兰金行动”文件中由“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所建议的区域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会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上暗中破坏我们”。罗斯福说，“英国的政治考虑在支持着这些建议”，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讨论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便结束了，但有关他期望什么，罗斯福却在他的军事首领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丝毫疑问。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占领，意味着在欧洲驻扎100万军队，“起码一年，也可能两年”。他的战后计划与美国对待战争本身的态度相类似———全力以赴，但却用最少量的时间，最少地介入欧洲事务。他预见到，能够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敌人的腹地———“对德国的一种乘坐火车的占领，战斗很少或者没有战斗”———这将会把美军带进西北部地区，再从那里进入柏林。尤其是，美国总统决心要拥有柏林[6]。

美国对德国的第一个具体计划就这样提供出来。只有一个麻烦，罗斯福经常被人批评扮演了他本人的国务卿角色，这次也只是把他的看法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而并没有告诉别的任何人。他们接下来几乎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计划。

在“依阿华”号会议以后，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的那张地图———美国政府有关对德国的占领的思考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交给了托马斯·T·汉迪少将，汉迪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汉迪将军返回华盛顿以后，那张地图被归档在作战局的绝密档案之中。“据我所知，”他后来回忆道，“我们从来也没接到指示，要把它送给国务院的任何人。”

罗斯福的计划被他自己的军事顾问束之高阁，这只是“依阿华号”会议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官员当中，在判断上所出现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价昂贵的疏忽之一。这些疏忽将会对德国和柏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1月29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中，三巨头任命了代表，那些代表将在伦敦至关重要的欧洲顾问委员会里各自占有一个席次———这个机构受命起草德国的投降条件，界定各个占领区，为盟国治理那个国家制订计划。英国任命了安东尼·艾登的一个密友占有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一个席次，他就是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爵士。苏联人选择了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费德尔·T·古赛夫，他是苏联驻联合王国的大使。罗斯福任命了他派驻英国宫廷的特使、那位富有献身精神但又腼腆而且往往口齿不清的约翰·G·怀南特。有关他的新工作，谁也没有为怀南特提供过信息，他也没有被告知总统有关在德国的目标。

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这位大使得知，他应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支持的政策是什么性质———但这个机会又失去了。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从11月22日开到26日；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开始于11月28日，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4日再次在开罗会晤。那天晚上，在与丘吉尔、艾登，以及总统的参谋长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威廉·D·莱希一起共餐的一次长时间的晚宴上，罗斯福再次表达了对“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提议内容的反对。他告诉英国人———显然并没有透露他的地图的内容，也没有透露他在什么程度上作了修改———他感到，美国应该拥有德国西北部地区。丘吉尔和艾登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不过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他们也相应地建议，“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也就是摩根将军，应该考虑对“兰金行动个案C”的计划进行修改的可能性。

怀南特尽管是赴开罗代表团的成员，却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晚宴，显然也没有被告知在那里所讨论的问题。当罗斯福动身回国的时候，怀南特飞回伦敦，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美国总统和政府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伦敦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旅店，有一个人太了解罗斯福总统想要的是什么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接到了新的命令，再次检查他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打乱英占区和美占区，这个新的命令让他大吃一惊，于是让他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工作班子立即研究。他非常迅速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起码也得等德国战败之后。他便这样向上级作了汇报———根据他以后的记载，就他而言，“事情到此结束了”。

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首领们，尽管他们声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实上却落到要对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作出决定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和占领是不折不扣的军事问题，应该由陆军部民事局来处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德国的问题上，陆军部发现自己与国务院意见不一致。其后果就是好像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种一致的美国政策的希望，都无法挽救地丧失了。

首先，所有的人都清楚，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对在伦敦与欧洲顾问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大使怀南特作出指示。为了协调互相冲突的美国观点，1943年12月初，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称为工作保障委员会的小组，其代表来自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的代表们，也就是其民事局的官员，他们实际上一开始拒绝在该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或者就这件事而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建立一个欧洲顾问委员会的必要性。军方官员们坚持认为，德国的投降和对德国占领的整个问题，纯粹是一件军事事务，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在一个军事的层次上”，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来决定。由于这个可笑的形势，会议的议程延迟了两个星期。与此同时，怀南特则是在伦敦坐着，得不到指示。

最后，军方对会议表示同意，于是委员会着手工作———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委员会上的每一个小组，其建议都得先得到其部门领导的批准，然后才可能发电报给在伦敦的怀南特。更糟糕的是，所提出的建议，部门的每一个领导都能够予以否决———这是陆军部一再行使的特权。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是国务院的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他后来又成了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莫斯利后来评论说，民事局的官员们“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或者几乎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只能把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他们的上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僵硬的指示，而且还有否决权的行使，这种谈判体系与苏联谈判者怀着的更不妥协的心态做法相类似”。

在1943年12月，这种争论始终继续着。在军方看来，对地区的占领，或多或少取决于在投降签署的时候部队的最后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代表于是认为，有关占领区的问题，允许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没有意义了。

军方人士非常固执，他们甚至拒绝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该计划虽然与英国的方案类似———也就是说，它也把德国分成三个平等的部分，但也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在苏占区的腹地划出一个走廊，把柏林和西方占领区联系起来。这个走廊的倡议人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预料到苏联人会反对，但他极力劝说把它包括进去，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坚定地提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那么当苏联人开始制订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它考虑进去”。他主张，必须制订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领土进入柏林”。

在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次会议开始之前，国务院的计划提交给了陆军部民事局研究。有一段时间，它被搁置起来了。最后，莫斯利访问了民事局，找到了处理这件事的那位上校。他问那位军官，他是否收到了那份计划。上校打开他桌子最底下的一个抽屉，说道：“就在那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朝后仰着，把两只脚都伸在那个抽屉里，说，“它肯定还要待在那里。”这个计划从来也没有发送给怀南特。

1943年12月15日，欧洲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大使怀南特看来，会议只处理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他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地得知，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人们把那个计划对他说成是艾德礼计划。他也被告知，却是非正式地告知（是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西北部地区。怀南特预料，英国人并不想调换[7]。怀南特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伦敦赴任，军事计划的一切机构，在此以前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他。但有一个计划，在这个如此晚的日子他甚至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摩根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使节费德尔·古赛夫。美国由于华盛顿所形成的僵局，也就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遥远的、有时又是无动于衷且又搞不明白的政府打电报，以获得指示，我却是处于事情的中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我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及早而且有序地开始制订战后计划了”。

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定的显赫成绩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赛夫，没有作任何争论，就庄重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

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40%的德国领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是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的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10英里。“这个提议中的[8]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如果也许因为对苏联人慷慨而多少出了差错的话，那也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相一致，我们的军事当局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要的占领区。”还有许多别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领导人都害怕，苏联可能单独与德国议和。另外一个尤其令美国军方关切的原因就是，害怕苏联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最后，英国人认为，如果不抢先行动的话，苏联就可能因为在战时受到的苦难，而要求高达50%的德国领土。

就美国而言，现在似乎木已成舟了。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对美国来说，无情的事实就是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既成事实（faitaccompli），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

苏联人迅速接受了英国人的计划，将华盛顿和总统搞了个冷不防。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条子。“在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我们提议的区域又是什么？”他问道，“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使它与我在几个月以前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非常明显：他们并不知道，有关占领区，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作出了什么决定。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然后，在2月21日，在看到了英苏计划之后，罗斯福作出了反应。“我不同意英国人有关边界界线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地声明道。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提议给美国的那个防区，他甚至更强有力地重复了他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终于明白了内情。

“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对一个可能和大概会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根除。有关转移我们部队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了……从一个法国前线转移到一个德国北部的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这些异议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国部队和美国部队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到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并且记住他们的补给品是由海路从35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不来梅港———而且……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

“如果为了证明与英国人计划的这个分歧是有道理的，还需要说点别的话……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是结论性的。”然后，为了确保他的国务卿真的明白了他想要的东西，罗斯福又补充道，并且在这些话的下面画上了底线：“如果对上述内容并不完全清楚的话，你可以找我谈。”

他以一种更为打趣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他的立场。“万万不可要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就提到过，我抗议地谴责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抚养和训练你自己的孩子。鉴于事实上在未来他们可能是你的保障，现在你起码应该替他们付学费！”

美军参谋长们显然也得到了总统的消息。几乎是立即，陆军部民事局的军官们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在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几天之后，一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东西。”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准备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它———国务院里面的其他人谁也没有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

罗斯福的地图是神秘地出现的，也随即同样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它会被带到华盛顿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但却从来也没有。“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多年以后莫斯利说，“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是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的地图。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发现。”

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的“依阿华”号战列舰地图相类似，但又并不尽然。美国的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它们之间沿着北纬50度的分界线，现在在捷克边界突然停止。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的上面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甚至更多的领土。还有一个别的改变，它比所有别的改变都更加重要：美占区不再把柏林包括进去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首都，现在那条线转向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向他的军事首领们坚持，“我们应该一直到达柏林”，“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现在他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说。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要立即传送给伦敦，让在伦敦的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它！

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荒唐的提议，国务院也知道这一点。根据这个新的计划，不论是英国还是苏联都会得到比原定计划小的占领区，在英国和苏联已经批准了先前的更为有利的领土划分之后，要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安排，看来断无可能。民事局的军官们交出了这个提议，却又没有配套的备忘录，来帮助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面前合理地对它进行解释；当要求他们准备这种背景文件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这是国务院的事。这个提议最终提交给了怀南特，而又没有任何种类的文件。这位大使发狂似的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可指示就是不来，于是他把这个计划束之高阁，从来也没有提交出来。

这是为了推出美国的计划所作出的最后的努力。罗斯福继续拒不接受英国的方案，一直坚持到1944年3月底。在那个时候，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乔治·F·凯南飞到华盛顿，向总统说明了，由于这个僵局，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罗斯福仔细审度了这个形势，在再次检查了英国的提议以后，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他接着批准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防区。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噢，”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

在1944年的那些重要月份当中，英美联军攻入欧洲大陆，把德国人赶出了法国，并开始向帝国挺进，与此同时，那些幕后的政治战斗也在进行着。罗斯福坚定地固守他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同样顽强地拒不改变主意。

在4月，怀南特把他的政府的立场口头通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书面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性的问题上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进入柏林的条款。

英国人预见，西方进入柏林并没有问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司令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另外的任何一个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部分自由地从一个地区向另外一个地区移动，从西方地区向首都移动……在德国的盟军军事和民事工作人员，因为正当的目的，也都能自由地移动”。而且，每当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被提及的时候，苏联的古赛夫就圆滑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并没有预见到有任何困难。古赛夫一再说，毕竟，单是美军和英军在柏林的存在，就自动地随之带来了进入的权利。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

然而，怀南特却认为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原先由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应该被包括进去，然后三巨头才能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他打算在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把这样一个提议也提交上去。他想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别的铁路、公路和空中路线上得到保证。

在5月，大使飞到华盛顿，见了总统，然后向陆军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9]。民事局的军官们深信不疑地对他说，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当德国被占领的时候，将会由当地的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10]。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作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应该是几乎在苏占区中央的一个共同占领的孤岛。

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赛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故意把事情带到了一个转折点。他不痛不痒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从而使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看不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大西洋的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们敦促他们的领导人作出让步。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最不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心神不宁。怀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占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

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角继续进行的时候，英美联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他们，他们可能“比预期更快地面对着对德国的占领”。起初摩根在其“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中曾预见，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国部队正在朝德国北部进发，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发。艾森豪威尔现在寻求在占领区的问题上给予政治上的指导———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个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他说道，“就是在一个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对待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对着的形势，以及涉及占领区的基本决定的缺乏，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危急关头，现在来到了。美国陆军部和美国国务院此时完全一致了，都面对两难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制订却又不能延误。既然美军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准备好了计划，打算让美国或者占领西北部地区，或者占领南部地区，因而8月18日他们向艾森豪威尔进言，说他们“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那种认为美国将占领南部地区的臆断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已经明显地有了改变。这位平素生机勃勃的总统现在显得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因小儿麻痹症而遗留下来的跛足，平素为他富有声誉的魅力和诙谐的不拘礼节所掩盖，但现在却在他每迈一步就表现出来的痛苦犹豫中显现了出来。他自从1933年就在总统任上———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时间都长———甚至现在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国际国外的处世之道、战争岁月的沉重压力，都正在迅速给他的健康带来危害。因而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竞选了。对在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是在迅速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体重减少得太多，似乎人都缩了进去。他的上衣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他的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知道，死亡的阴影降临了。”

总统疲惫，失意，陷于困境，他的顾问们以及丘吉尔又给他施加压力，他终于妥协，接受了南部占领区。英国人也向他作出了部分让步，其中的一个让步就是，他们同意让美国控制不来梅州和不来梅港的各个大海港，以及军队集结待命区。[11]

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军事上的现实，把盟国领导人结合在一起的约束力也在变弱。随着他们进入中欧的每一英里，苏联人也在变得更加苛求和傲慢。丘吉尔长期以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尤其关注像波兰这样国家的未来，现在苏军已经解放并控制了波兰。

罗斯福面容憔悴，与在魁北克时相比衰弱多了，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大裁决人的角色。在他看来，只有与斯大林合作，才能成就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表达了他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完全不要回报，那么贵人行为理当高尚（noblesseoblige），他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总统认为，美国能够“与苏联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他有一次解释说，“在一个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任何人……都是容易接近的”。尽管总统愈来愈对苏联的战后意图担心，但他仍然几乎坚定地抱乐观态度。

在雅尔塔，战时最后的重大决定作出了。其中一个决定，就是给法国以在对德国的占领上的充分合伙人身份。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以及在柏林的防区，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由于反对法国参与，也就拒绝献出苏占区的任何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接受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

就这样，在经过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终于达成了一致。这个占领计划是以一个原先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的方案为基础的，但现在军方把这个占领计划称为“日食行动”，它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那里面根本就没有涉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的条款。

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便违背了雅尔塔协定。在那次会议结束后还不到3个星期，苏联便把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政府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12]的一份最后通牒中，苏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得鲁·格罗扎为首相。波兰也失去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并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是轻蔑地对雅尔塔协定的要旨置之不理，雅尔塔协定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创造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是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到一丝不苟的实施。

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怀有无情的领土野心，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目张胆的失信，还是令他震惊得束手无策。3月24日，星期六的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承担研究退伍军人问题的任务，这时哈里曼发来的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来。总统读了电文，爆发出了狂怒，一再捶着他的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他不断重复说：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都违背了！”[13]

在伦敦，丘吉尔因为斯大林对雅尔塔精神的偏离而忐忑不安，他告诉他的秘书，他担心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是签署了一个欺诈性的计划书”。在从雅尔塔返回的时候，他曾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明磊落的友谊和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感到……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契约。”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在我对苏联的意图所持有的怀疑消失以前，我不愿意瓜分德国。”

随着苏联的行动变得“一清二楚”，丘吉尔感到，西方盟国能够讨价还价的最强大力量，就是英美联军深入德国，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往东地”与苏联人会面。这样一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电报宣告，他有意朝易北河和柏林冲去，也就的确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在丘吉尔看来，对柏林的迅速攻占现在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尽管蒙哥马利发来了电报，但在西部前线各地，却没有一位指挥官得到要攻占柏林的命令。那个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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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使得柏林的保卫者们猝不及防。3月28日，星期三，就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第一批飞机出现了。立即，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发出巨响，朝天空喷射出炮弹。大炮的喧哗声，加上防空汽笛迟到的尖啸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并不是美国飞机。美军的空袭几乎是可以预测的：通常是在上午9点，然后在正午再空袭一次。这次攻击则不同，它来自东边，而且不论是时间安排还是战术都是新的。几十架苏联战斗机在房顶的高度上呼啸而来，把炸弹全都投掷在街道上。

在波茨坦广场，人们四散跑去。在选帝侯大街上，购物的人们冲向门口，朝地铁入口处跑去，或者跑向威廉皇帝纪念堂受到保护的废墟。但有一些柏林人，他们排着长队，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等候购买他们每周的食品定量，他们拒不挪动。在威尔默斯多夫区，36岁的护士莎洛特·温克勒尔决心要为她的两个孩子搞到食物，一个是6岁的埃克哈特，一是9个月大的巴尔巴拉。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格特鲁德·克茨勒和英格·鲁林这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个杂货店前面与别人一起安静地等候着，原先她们都决定，苏联人一旦到达柏林她们就自杀，但现在她们却没有想这档子事。她们打算烘烤一块复活节蛋糕，几天以来一直在购买、储存所需要的物品。在克佩尼克区，体形丰满的40岁的汉娜·舒尔茨正希望能多买上点面粉，好做一块裱饰有大理石花纹的假日蛋糕，汉娜还希望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为她的丈夫罗伯特买上一副吊裤带，他最后所剩的那副吊裤带几乎不能用了。

在空袭期间，埃纳·萨恩格尔总是替“老爸”担心，她把她的丈夫康拉德叫作“老爸”。康拉德固执地拒不进入策伦多夫区的掩蔽所，同以往一样，他又出门了。康拉德正步履沉重地朝他特别喜爱的饭馆———老头子小酒店走去，老头子小酒店位于路易丝王后大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次空袭能阻止这位78岁的老兵每个星期三与他在一战时的战友见面，今天他也不想被阻止。

有一个柏林人，他实际上是在欣赏攻击的每一分钟。年轻的鲁道夫·雷施克，戴着一顶旧的军用头盔，在他位于达勒姆的家门口和街道的中央之间跑来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每一次鲁道夫都朝飞行员挥手致意，其中的一名飞行员显然看到了他的滑稽动作，便直接朝他俯冲下来。鲁道夫跑着的时候，他身后的人行道上扫过一片子弹，对鲁道夫来说，这正是游戏的一个部分。就他而言，这场战争是他14年的生命中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

飞机一浪高过一浪似的打击着这个城市。各个飞行中队一用完弹药，便脱离编队朝东飞去，其他的中队便取代它们，蜂拥前来攻击。苏联人的突然袭击给柏林的生活带来了新一层的恐惧。伤亡惨重，许多平民并不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的，而是被城市保卫者还击的火力击中的。为了能打到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防空部队不得不把他们的炮筒压低到几乎是树梢的高度。结果，火红的炮弹碎片在城市各地迸溅。炮弹碎片主要是来自那6座高耸在城市之上的巨大的防空火力塔，它们分别建在洪堡海因和弗里德里希海因，也来自柏林动物园的地面火力。这些巨大的防弹堡垒是在盟军对城市的第一次攻击之后，1941到1942年间建造的，每一个堡垒都体积庞大，但最大的却是在动物园里的那个防空集合体，它建在鸟类保护区附近，显得不伦不类。这个防空集合体有双塔，小的一个叫L塔，是一个通讯控制中心，上面雷达天线林立。在它旁边，现在正在喷发着烈焰，那是G塔。

G塔体积巨大，它占了几近一个城市街区的区域，有132英尺高———相当于一座13层的大楼。它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超过8英尺，四周是深深的缺口，用三至四英寸厚的活动钢板遮盖着。在屋顶，8门口径为5英寸的大炮组成的排炮在不停地发射，它有4个角楼，每一个角楼都有多炮管的速射“加速”加农炮在朝天空发射炮弹。

在堡垒的里面，噪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排炮的发射之外，还有自动炮弹起卸机在格格作响，它从底层的军火库里源源不断地把弹药运送到每一门大炮那里去。G塔的设计，不仅是要把它用作一个炮台，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有5层楼高的仓库、医院和防空掩蔽所。顶层就在排炮的下面，里面住着一支100人的警卫部队。在它的下面，是一个有95个床位的空军医院，里面一应俱全，有X光室，还有两个设备完整的手术室。它有6名医生、20名护士和30名左右的护理员。再往下面的一层，也就是第三层，是一个宝库，它的贮藏室里存放着柏林最好的博物馆里的一流的展品。贮藏在这里的有著名的帕加马[14]雕塑，大约公元前180年古希腊国王欧迈尼斯二世[15]建造的巨大祭坛的部件；有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各样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还有“普里阿摩斯的宝藏”[17]，它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原址发掘出来的金银手镯、项链、耳环、护身符、装饰品和首饰的一个巨大收藏。这里有稀世之珍的哥白林挂毯[17]，有大量的绘画，其中就有德国19世纪画家威廉·莱布尔所画的精美肖像，还收藏有大量的带有威廉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个塔楼的下面两层，是巨大的防空掩蔽所，里面有巨大的厨房、食品贮藏室，还有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sender）的应急住处。

G塔配套齐全，有自己的水电供应，在空袭期间能够轻而易举地为1.5万人提供膳宿。这个综合建筑的给养和弹药储备非常充足，警卫部队认为，不管柏林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座动物园里的塔就能够继续抵抗一年时间。

就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突然一样，空袭也突然结束了。G塔上面的大炮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在柏林的各处，黑色的烟雾从燃烧弹燃起的火中袅袅升起。空袭持续了只不过20分钟的时间。空袭一停止，柏林的街道上又满是人群。在市场和商店的外面，那些离开了所排的队的人们，现在愤怒地想从别人那里再次获得他们的位置，可那些人也同样固执地拒不把位置让出来。

在动物园里面，G塔上面的大炮一停止发射，有一个人便匆匆跑到了外面。63岁的海因里希·施瓦茨每次都是这样，在空袭之后便焦虑地朝鸟类保护区奔去，随身带着一小桶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一种奇怪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从一个池塘的边上传来，然后那只来自尼罗河的模样怪诞的鸟，羽毛是蓝灰色的，巨大的喙就像一个底朝上的荷兰木屐，迈着高跷似的瘦长腿，步态优雅地从水里走出来，朝叫它的这个人走过去。施瓦茨如释重负。这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仍然安然无恙。

即使没有空袭，对施瓦茨来说，每天与这只鸟的遭遇也越来越是一种磨难。他把马肉递了过去。“我只好给你这个了，”他说道，“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鱼。你想不想要呢？”那只鸟闭上了眼睛，施瓦茨悲伤地摇了摇头。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每天都做出同样的拒绝。如果它的固执继续下去的话，这只鹳毫无疑问会死亡。然而施瓦茨却无计可施———最后一盒金枪鱼罐头已经吃完了，而鲜鱼在柏林哪里也找不到，起码柏林动物园找不到。

在仍然留下来的鸟当中，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是鸟类饲养班班长施瓦茨的真正宠物。他的其他宠儿老早就失去了———“阿拉”———施瓦茨曾经教会它说“爸爸”的那只75岁的鹦鹉，出于安全的考虑，两年以前就被运送到萨尔州去了。那些“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路的”德国鸵鸟，全都在空袭过程中由于震荡或者剧烈震动而死去了。只有阿布还在———而它也正在慢慢地死于饥饿。施瓦茨担忧得都绝望了。“它越来越瘦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安娜，“它的关节开始肿胀了。可是每次我想喂它的时候，它都看着我，好像是说，‘毫无疑问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我吃的’。”

在1939年的时候，动物园里栖息着14000只动物，有鸟、爬行动物和鱼，现在各个物种加起来，只剩下1600只。在这场战争的6年当中，那些逶迤伸展的一个个动物园———包括一个水族馆、一个昆虫饲养室、大象馆和爬行动物馆，还有饭馆、电影院、舞厅和行政楼———遭到了100多颗高爆炸性能炸弹的打击。最严重的那次空袭是在1943年11月，当时有几十只动物被杀死了。此后不久，那些剩余的动物有许多被疏散到德国的其他动物园。而为剩余的1600只动物和鸟搞到食品，在食品定量的柏林里也日益困难。动物园的需求，即使在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也大得骇人：不仅需要大量的马肉和鱼，而且还需要36种别的食物，从面条、大米和碾成碎粒的小麦，到罐头水果、柠檬酱和蚂蚁幼体不等。现在动物园里有大量的干草、稻草、苜蓿和生菜，但别的东西却都几乎无从获得。尽管使用了代用食品，但每一只鸟、每一个动物都连定量的一半也供应不上———这从它们的模样上可以看得出来。

动物园里原先有9头大象，现在只剩下1头了。大象西亚姆的皮肤耷拉着，露出巨大的灰色褶子，现在它脾气非常坏，饲养员们都害怕进入它的笼子。大河马罗莎境况可悲，它的皮肤又干又燥起了硬皮，不过它两岁的孩子克瑙什克，大家的宠儿，却仍然保持着的朝气蓬勃的无忧无虑。潘格，这位平素性情温和的体重530磅的大猩猩，现在掉了50多磅肉，它坐在笼子里，有时一动不动坐上几个小时，闷闷不乐地怒视着每一个人。那5只狮子（其中两只是幼狮），还有熊、斑马、麋羚、猴子以及罕见的野马，全都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样子。

对动物园里的动物的生存来说，还有第三个威胁。饲养员瓦尔特·文特不时报告说，他的一些珍稀牲畜不见了。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有一些柏林人在偷窃和屠杀那些牲畜，来补充他们自己不足的定量。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面对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他的狩猎伙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友谊，或者就此而言任何一个人的友谊，都无法缓解这种进退两难。倘若持续围城，鸟和动物无疑将会死于饥饿。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狐狸、鬣狗、西藏猫，以及动物园的珍品狒狒———那是黑克亲自从德属喀麦隆带来的一个珍稀物种———可能在战役期间逃跑。黑克不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消灭那只狒狒以及他爱得如此之深的那5只狮子？

狮子饲养员古斯塔夫·里德尔，他是用奶瓶把那两只9个月大的幼狮苏尔顿和布茜养大的，他在一件事情上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么命令，他都打算把这两只小狮子救下来。里德尔在他的感情上并不孤立，几乎每一个饲养员都有让他的宠物幸存下来的计划。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是已被炸毁的水族馆的74岁馆长的妻子，她已经在她的公寓套房里照料小猴子皮亚。饲养员罗伯特·埃贝哈德满脑子想的，全是怎么保护交付他照料的那些珍稀野马和斑马。瓦尔特·文特最担心的，是那10只欧洲野牛———它们是美洲野牛的近亲。它们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它们的科学繁殖上。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远在100万马克以上———大致相当于25万美元。

至于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不能忍受那位阿布·马尔库伯所经受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的边上，再次呼唤那只大鸟。当鸟到来的时候，施瓦茨弯下身来，轻轻地把它抱进怀里。从现在开始，这只鸟将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活着或者死去。

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贝多芬大厅里，指挥棒的刺耳敲击声使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指挥罗伯特·黑格尔举起了右臂，摆好姿势站着。在外面，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某个地方，一辆消防车尖啸的汽笛声缓慢地渐渐消失了。黑格尔摆着这个姿势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他的指挥棒落了下来，在咚咚四下低沉的鼓声引导下，庞大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轻柔地开始了。

当木管乐器开始与敲击乐组轻声进行对话的时候，小提琴独奏者格哈德·塔施讷在等待着，他的眼睛注视着指挥。观众挤满了这个位于克滕讷大街未遭破坏的音乐厅，他们中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听这位才华横溢的23岁小提琴家的演奏，当他的小提琴的清澈乐音突然升扬，又逐渐变弱，又再次升扬的时候，他们听得入神了。这是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席这场下午音乐会的目击者们回忆说，有一些柏林人完全被塔施讷的演奏征服了，竟轻声哭泣起来。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有105名人员的爱乐乐团，给柏林人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受欢迎的从恐惧和绝望中的解脱。这个乐团隶属于戈培尔的宣传部，其成员免服兵役，因为纳粹们认为，这个爱乐乐团有助于提高士气。柏林人完全同意这一点。对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个乐团就像一种镇静剂，能够短暂地把他们带离战争和战争的恐怖。

有一个始终被乐团深深感动的人，他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现在他正坐在自己常坐的座位上，那个座位在管弦乐组的中央。施佩尔是纳粹统治集团最有文化的成员，他很少误过一场演出。音乐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帮助他摆脱焦虑———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音乐的帮助。

帝国部长施佩尔正在面对着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的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挫折都出现了，但他却得以使帝国的工业力量继续生产。不过很久以前，他的统计数据和预测都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帝国存在的日子屈指可数。随着盟军愈来愈深入德国，正视现实的施佩尔是敢对希特勒说出真相的唯一一位内阁部长。“战争失败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给元首写的信中说。“如果战争失败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反驳说，“那么这个国家也将死亡。”3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命令：德国将要完全毁灭。一切都要被炸掉或者烧掉———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堤坝和水闸，港口和航道，大工业中心和电力网，所有的船舶和桥梁，所有的铁路机车和车厢，所有的通信设施，所有的车辆和任何种类的商店，甚至乡下的马路。

不愿相信的施佩尔向希特勒发出呼吁。扭转这个政策，与他个人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如果希特勒真的把德国的工业、商业和建筑根除掉的话，那么他就将消灭施佩尔本人的许多创作物———他主持建造的桥梁，他主持建造的宽阔的公路，他主持建造的大楼。在制造希特勒的总体战的可怕工具方面，此人比别的任何人都负有更多的责任，他无法面对那些可怕工具的完全毁灭。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施佩尔告诉希特勒，不管这个政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可能，为民族的生存保留一个基础，哪怕只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来保留……我们没有权利来进行可能影响人民生活的毁坏……”

希特勒不为所动。“再也没有必要考虑一种甚至最为原始的生存的基础了，”他回答道，“相反，最好是连那个最为原始的生存基础也毁灭掉，而且是我们自己来毁灭。这个民族已经证明自己是软弱的……”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战役之后还活着的人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优秀的人已经倒下去了。”

施佩尔毛骨悚然。那些曾经为他们的领袖浴血战斗的人们，现在显然在元首看来一钱不值。几年来，施佩尔一直对纳粹军事行动野蛮的一面视而不见，他相信自己在心智上高于这一切。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拒绝面对的事情，尽管这为时已晚。正如他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所说： “希特勒是完全疯了……必须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间，一连串“焦土政策”的命令，从希特勒的司令部飞快地传达给了全德国的地方长官和军事指挥官，那些服从缓慢的人受到了被处决的威胁。施佩尔立即采取行动，他在一个小圈子的高级别军人朋友的帮助下，着手阻止希特勒的计划，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给工厂主打电话，飞往军事要塞，访问外地的官员，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对最死硬的纳粹分子，他都坚决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将给德国带来永远的死亡。

鉴于这位帝国部长的游说活动有着严肃的目的，因而倘若不是因为一个事实的话，那么他出现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里，就可能显得很不适宜———那个事实就是：在施佩尔为之斗争要保留的德国资源的名单上，名列首位的就是爱乐乐团自身。几个星期以前，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博士，就要小提琴家塔施讷寻求这位帝国部长的帮助，以使爱乐乐团完好无损，塔施讷极受施佩尔的喜爱。根据法律来说，这些音乐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随着柏林之战的临近，冯·韦斯特曼担心，整个乐团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被命令加入人民冲锋队，也就是地方军。尽管乐团的事务应该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但冯·韦斯特曼却知道，不能希望从那个地方得到帮助。他对小提琴家说：“你得帮助我们。戈培尔已经忘了我们……去找施佩尔，请他帮忙……我们都要向你跪下来了。”

塔施讷极不情愿：只要谈到逃避或者逃跑，就被认为是叛国，有可能导致耻辱或者入狱。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在与施佩尔见面的时候，塔施讷说起话来显得犹豫不决。“部长先生，”他说道，“我想和你谈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你不会误解……但现今有些事情是难说的……”施佩尔目光敏锐地看着他，很快就使他不再拘束，塔施讷受到了鼓励，便把乐团的困境倾吐了出来。帝国部长专注地听着，然后告诉塔施讷，冯·韦斯特曼不必担心。他已经想到了一个计划，那不仅是让音乐家们免于加入人民冲锋队。他打算到最后的时刻，把整个有105人的乐团全部秘密疏散出去。

施佩尔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个部分。坐在贝多芬大厅的舞台上的那105个人，身上穿的不是通常演出穿的无尾礼服，而是黑色的西装，但在所有的观众当中，只有施佩尔知道其原因。那些无尾礼服———连同乐团的名贵钢琴、竖琴、著名的瓦格纳大号以及乐谱———已经在三个星期以前用卡车车队悄悄送出了城。这批珍贵货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库姆巴赫附近的普拉森堡，在柏林西南240英里的地方———位于推进的美军的必经之路上。

施佩尔计划的第二个部分———把人救出来———要复杂一些。尽管空袭强度很大，入侵的军队就在眼前，但宣传部从未提出减少爱乐乐团的演出安排。音乐会的安排是每周演出三到四次，在空袭的间隔当中演出，一直演出到4月底，那时演出季将正式结束。在那个时候以前疏散音乐家们，都是不可能的：戈培尔毫无疑问将会指控音乐家们擅离职守。施佩尔决心把乐团疏散到西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落在苏联人的手里，但他的方案完全取决于西方盟军挺进的速度，他指望着英美联军能够先于苏军到达柏林。

施佩尔并不打算等到西方盟军入城，只要他们靠近得乘坐一个晚上的汽车就能到达的时候，他就会下达疏散的命令。计划的核心在于离开的信号，音乐家们得全部立即离开。这就意味着，逃跑必须在音乐会一结束就开始。为了避免违反安全原则，行动的命令将不得不尽可能推迟下达。施佩尔想出了一个通知音乐家们的巧妙方法：在最后的一分钟，乐队指挥将宣布换节目，这时爱乐乐团就会演奏施佩尔选出的一个特定曲目。这就是给音乐家们的暗示：演出一结束，他们就立即登上贝多芬大厅外面在黑暗中等候的公共汽车车队。

施佩尔要求用作信号的乐谱，由冯·韦斯特曼保管着。当乐谱由施佩尔的文化事务专家送来的时候，冯·韦斯特曼无法掩盖他的惊讶。他询问施佩尔的助手。“当然你熟悉最后几场的音乐，”他说道，“你知道，那几场描绘的是众神的死亡、瓦尔哈拉的毁灭和世界末日。你确信这就是部长命令演奏的吗？”没有搞错。为柏林爱乐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施佩尔要求演奏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Die Gotterdam merung）中的插曲。[18]

倘若冯·韦斯特曼知道的话，那么在这个选择中就有着施佩尔最后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工程的一个线索。这位帝国部长决心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他认定，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式。一连几个星期，力求完美的施佩尔一直在试图找到恰当的方式，谋杀希特勒。

在东部前线的各地，苏联大军正在集结，但就发动柏林攻势而言，他们仍然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苏军指挥官们因为这个延误而恼火。奥得河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屏障，这个春天冰雪融化得又晚，奥得河仍然部分地覆盖着冰。河的那边就是德军的防御工事———地堡、雷区、反坦克壕和炮兵的地壕阵地。现在德军每一天都更强大，这个事实令苏军将领们担忧。

最急于开始进攻的，当属45岁的大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他是精锐部队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作为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而在苏联名声大振。崔可夫把这个耽搁归咎于西方盟军。在12月，德军在阿登高地发动了突然进攻，在此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加快苏军从东边的大规模强攻，以缓解压力。斯大林同意了，于是先于计划发动了苏军在波兰的攻势。崔可夫后来说，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系统在后方摊得这么大，不堪重负，本来在2月份我们就可以向柏林发起攻击。”但苏军离开波兰以后，前进的速度太快，结果当各个集团军到达奥得河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已经把补给和交通系统抛在后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说，攻势停顿了下来，是因为“我们需要弹药、燃料和浮舟，才能强渡在柏林前面的奥得河、各条河道和运河”。由于需要重组军队和进行准备，德国人得到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防御。崔可夫感到难以接受，每一天的等待都意味着，当进攻开始的时候，他的近卫军将会有更大的伤亡。

米哈伊·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大将是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的司令，他也同样急于开始发动攻势，然而他却对这个延误心存感激。他的部下需要休息，他的维修人员需要一个修理装甲车的机会。“这些坦克走的距离，按直线算大约是750公里。”在到达奥得河之后，他对他手下的一位军长盖特曼将军说。“不过，安德利亚·勒夫兰特维奇，”他继续说道，“坦克的里程表显示的却是走了2000多公里。人身上没有里程表，所以谁也不知道人被磨损成什么样子。”

盖特曼表示同意。他丝毫也不怀疑，德军会被粉碎，柏林将被攻占，不过他也因为有这个整顿的机会而高兴。“将军同志，”他对卡图科夫说，“战争的基本原理说，胜利的获得不是靠着占领城镇，而是消灭敌人。在1812年，拿破仑忘记了这一点，他丢了莫斯科———而拿破仑又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在整个前线，其他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态度也完全相同。每一个人，尽管对延误不耐烦，但也在充分地利用这个喘息时间，因为对前面的充满危险的战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已经收到了有关他们可能遇到的情况的令人胆寒的报告。情报部门的估计表明，有一百多万德军部署在防御工事里，有多达三百万的平民可能帮助军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如果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话，那么苏军就可能在人数上以1∶3处于劣势。

进攻将什么时候发动？到目前为止，这些元帅们都不知道。原定于由朱可夫庞大的集团军群进行攻城，但也可能改变。西线的英美联军在等着艾森豪威尔发出“出发”的命令，同样，苏军的指挥官们也在等待他们最高统帅的消息。最令这些元帅们担心的是英美联军从莱茵河推进的速度，现在他们每一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不能很快地下令发动进攻，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可能先于苏军进入城市。到目前为止，“出发”的命令还没有从约瑟夫·斯大林那里下达。他好像是在独自等待。

进攻者

盟军高级指挥官们会晤。从左到右：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罗伯特·墨菲、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法国的柯尼格将军。

美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威廉·辛普森中将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交谈。在蒙哥马利的左边，在不显眼的位置，是奥马尔·布拉德利上将，他是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在蒙哥马利后面的是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他是英军帝王绿色参谋长。

乔治·S·巴顿上将，美军第三集团军司令

考特尼·霍奇斯上将，美军第集一团军司令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司令亨利·D·克里勒中将，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詹姆斯·M·加文少将（右），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38岁的师长，奉命在柏林空投。他与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中将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一起讨论他的计划。

雅各布·德弗斯上将，美军第六集团军群司令

雷蒙德·S·麦克莱思少将，美军第十九军军长，他预计将“在渡过易北河6天之后”到达柏林。

艾萨克·D·怀特少将，美军第二装甲师师长。“哪个该死的步兵师也不会胜过我前往易北河的装备。”

罗伯特·C·梅肯少将，号称“群氓杂技团”的美军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师长

保罗·A·迪斯尼上校，美军第六十七装甲团团长。“出击目标是什么？”“柏林。”迪斯尼太太供图。

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美军第八十四步兵师师长。“亚历克斯，继续前进……不要让任何人阻止你。”

悉尼·R·海因兹准将，美军第二集团军第二装甲部队司令，于1945年3月获法国荣誉勋位勋章。“我们在易北河。”

詹姆斯·霍林斯沃斯少校，美军第六十七装甲团团长，由艾萨克·怀特将军颁发银星奖章。他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锋！”

三巨头在德黑兰

美国大使约翰·G·怀南特与温斯顿·丘吉尔在一起。

弗雷德里克·E·摩根中将，“兰金行动文件C”的制订者。“……它行不通，当然，但你必须想办法让它行得通！”

美国驻苏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他经常提醒总统，斯大林怀有无情的领土野心。

苏联驻英大使费德尔·T·古赛夫。“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

乔治·F·凯南，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像哈里曼一样，他也一再提醒，他不信任苏联的意图。

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代理主席，于1943年12月受命制定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他主张，必须制定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领土进入柏林”。

伊万·S·科涅夫元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左），在1945年。

科涅夫与本书作者在一起。有关他在攻克柏林中所起的作用，两人进行了一次历时4个小时的讨论。科涅夫很少允许别人为他拍照，这是难得的一幅。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康斯坦丁·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右），1945年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科涅夫的竞争对手，摄于1945年。

1965年的瓦西里·I·崔可夫元帅。1945年，时任大将的他率领第八近卫军集团军进攻柏林。

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与本书作者在一起。1945年，在进攻柏林的前一天，他被任命为朱可夫手下的副司令。

康斯坦丁·Y·萨姆索诺夫中尉（1965年是上校）。1945年，他是第一七一步枪手师的一位营长，该步枪手师夺取了帝国国会大厦。

伊万·小尤施楚克少将（1965年是上将），苏军第十一坦克军军长。

1945年4月，美军与苏军会师。

一位美军大兵与一位苏军女军警一起守卫易北河上的一座桥。

美军士兵举着一面代用的旗帜，向苏军表明自己的身份，代用旗是用床单涂上水彩做成。右边第二位是一等兵保罗·斯托布。

美军用缴获来的八桨赛艇，划船渡过易北河与苏军会师

美军在挥手致意

杜安·弗朗西斯中尉（右），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型号侦察机“迷人小姐号”的飞行员，站在他击落的飞机旁。

皇家空军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左五，左手搭在腰间，佩戴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机翼胸章），与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的德军军官们在一起。

贝尔森集中营。休·格林·休斯准将，英军第二集团军高级医官。“我所见到的恐怖景象无法描述。”

[1]突出部之役（BattleoftheBulge），又名阿登战役，是二战中德国在西线的最后一次攻势，企图使盟军从德国本土撤出，但未成功。时间大致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之间。

[2]迪耶普（Dieppe），法国北部滨海塞纳省城镇和海港，位于巴黎西北，临英吉利海峡。

[3]阿拉曼（EIAlamein），埃及北部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4]根据1943年最初的构想，实际上“兰金行动”有三个部分：“个案A”处理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德国人可能变得太软弱了，因而可能只需要一个“微型霸王行动”进攻；“个案B”设想，德国人从所占领的国家的某些地区进行战略撤退，同时仍然把他们的主要兵力留在欧洲海岸上，以击退进攻；“个案C”所处理的，是在实际进攻开始之前、进攻期间或者进攻之后，德国突然崩溃。“个案A”和“个案B”很早就被放弃了，摩根回忆说，它们只受到最短暂的考虑。——原注。

[5]斯大林的提议到达丘吉尔手上的时候，丘吉尔正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太平洋与罗斯福会晤。美国刚刚参战，在这个时候向他强大的新盟友提出这个问题，丘吉尔有些疑虑。他打电报给艾登：“自然你不会对斯大林不客气。我们对美国承担有义务，不达成秘密的和特殊的协定。若是带着这些建议去见罗斯福总统，就会招致断然拒绝，可能带来长久的麻烦……即使非正式地把它们提出来……在我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艾登与斯大林的交谈已经告知了美国国务院，不过却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曾有人费心告诉美国总统。但到1943年3月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被充分告知了，艾登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说法，总统预见不会同苏联发生大的麻烦。“理所当然占据着罗斯福头脑的那个大问题，”艾登说道，“就是在现在和战后是否可能与苏联合作。”——原注。

[6]对“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事件的描述，来自乔治·C·马歇尔将军手写的会议记录。实际的备忘录里面并没有直接引语，只有一些笔记可以用作参照依据。我是在各种情况表明，话显然是总统或者别人说的前提下，而用直接引语来表述总统或者别人的话。——原注。

[7]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产生的一大无稽之谈就是，罗斯福对占领区一事负有责任。事实是，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是英国的计划。它由安东尼·艾登构想出来，由艾德礼委员会制订（艾德礼委员会把摩根的严格军事上的概念用作工具），由丘吉尔和他的内阁批准，由斯特朗提交给欧洲顾问委员会。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叙述把占领区的划分说成是苏联人的计划，之所以产生这个错误的结论，是因为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古赛夫既接受了英国的提议，又提交了一份苏联的草案，该草案涉及的是德国的投降条件。其中的一个部分涉及占领区，但那全然（intoto）是英国的计划。——原注。

[8]“长期以来英国人在经济上就与德国西北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麦克洛伊在12月12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怀南特告诉我，这个计划是在与他们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商讨后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面对着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总统想在什么程度上坚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总的看来，我赞成占领北部地区，但我认为并不值得为此而吵得这么厉害。”国务院显然对此未置可否。麦克洛伊亲笔补充说，科德尔，赫尔来电话了，说“在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我没有偏爱”。——原注。

[9]在罗斯福和怀南特会面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关过境柏林的问题，总统的立场是什么，不得而知。究竟陆军部对怀南特的“走廊”计划是反对还是不反对，也不明了。据报道，陆军部民事局局长约翰·H·希尔德林少将曾对怀南特说，“应该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这里的说法反映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三位最重要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见其《克里姆林宫与世界政治》一书）、赫伯特·费斯（见其《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一书）以及国务院历史办公室主任威廉·M·富兰克林（见其《占领区边界与进入柏林的权利》一文，载于《世界政治》1963年10月号）。“怀南特，”富兰克林写道，“显然没有对这些交谈做备忘录……然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怀南特从华盛顿的任何人那里，既没有获得指示，也没有获得支持来与苏联人交涉这件事情。”——原注。

[10]出于一些将会总是令人费解的原因，从华盛顿返回之后，怀南特在进入柏林的权利上的立场改变了。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在他于1944年9月加入盟军最高司令部之后，他立即和怀南特在伦敦共进了午餐，讨论了过境柏林的问题。墨菲敦促怀南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在他的回忆录《战士当中的外交官》中，他写道：“怀南特表明，我们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内含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权利当中了。苏联人……无论如何也倾向于怀疑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坚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强化他们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说法，怀南特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强加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身上。——原注。

[11]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个争议问题出现了，当时美国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个严厉而又含意深远的经济计划，要求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没有工业。起初丘吉尔赞同这个方案，但由于他的顾问们的压力，后来又从他原先的立场退了回来。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有争议的摩根索计划。——原注。

[12]米哈伊（Michael），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子。1927年（6岁）即王位，1930年其父卡罗尔返国，将他降为王储。1940年9月卡罗尔退位，他复登大宝。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在日内瓦给一家美国经纪行当经理。

[13]这件事情来自与罗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交谈，罗斯福太太也在场。这两个女人后来交换了意见，在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上达成了一致。——原注。

[14]帕加马，古希腊城市。

[15]欧迈尼斯二世，帕加马国王。

[16]普里阿摩斯，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

[17]哥白林挂毯，由法国哥白林挂毯厂制造，多鲜艳图景。

[18]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众神的黄昏》是他的一部歌剧。歌剧名“众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四部 决策

part Four The Decision

1

★ ★ ★

一个庞大的部队军需品卡车车队，在这座法国城市狭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隆隆行驶。车队没有尽头，长途跋涉，轰响着疾驶而过，朝东北方向奔去，奔向莱茵河和西线。谁也不许停下来，到处都站着宪兵，以保持交通顺畅。对司机们来说，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理由停下来，这只不过是又一座冷清的法国城市，法国城市总归是有大教堂的，而且这只不过是在“货运快车马路”上的另外一个公路检查站而已。他们并不知道，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兰斯也许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

几个世纪以来，战役一直在法国东北部的这个战略中心激烈地进行。高高地坐落在这座城市中心的那座庄严的哥特式大教堂，曾经遭受了无数的炮击，而又一再得到修复。每一个法国君主，从公元496年的克洛维一世到1774年的路易十六，都是在它这里，或者在它的圣殿之内，加冕立为君主的。在这次战争中，这座城市和它的纪念碑逃过一劫，实属幸运。现在，在这座有两个尖塔的大教堂的荫庇之下，立着另外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司令部。那个领导人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隐没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离火车站不远，是一座朴素的三层现代楼房。这座楼房就是现代工艺学校，是以前的一所男生技术学校，它的样子像一个盒子，房子在四周，中间是一个院子，红砖建筑，原先的设计是要容纳150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们称它为“红砖小校舍”。也许是因为相对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需求，它显得小了一些：自从1944年以来，司令部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在将近有1200名军官和大约4000名士兵。结果，这所学校只能供最高司令、他的总参谋部官员以及他们各自的部门使用，其余人在兰斯城的其他楼房里工作。

将军把二层的一个教室用作办公室，他的工作几乎整天都不间断。这间教室较小而且简朴，有两个窗子面对街道，窗子上挂着遮光的窗帘。在锃亮的橡木地板上有几把安乐椅，不过这就是一切。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摆在教室一端的一个凹室里，在一个稍微抬高的台子上———原先是由教师使用的。桌子上有一套蓝色的皮制书桌用品、一部对讲机、镶在皮制镜框里的他的妻子和儿子的照片，还有两部黑色的电话———一部是一般使用的，另外一部是特殊工具，用来给华盛顿和伦敦打电话的时候“变换频率，以防窃听”。还有几个烟灰缸，因为这位最高司令是个烟枪，一天能抽60多支雪茄[1]。桌子的后面是将军的司令旗，在对面的角落里，是一面美国国旗星条旗。

头一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匆匆飞往巴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条大新闻就是莱茵河的胜利，最高司令宣布：在西线的敌军主要防御已经被粉碎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并不想“把战争一笔勾销，因为德国人会坚持和战斗到最后”，但在他看来，德国已是“一个遭到鞭打的敌人”。招待会的焦点是柏林问题。有记者问，谁将先到首都，“是苏联人还是我们”？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认为，“单是按照英里里程来看，也是应该他们先到”，但又迅速补充道，他“不想作任何预测”。尽管苏联人“要跑的路短一些”，但他们面对着的却是“德军的主力”。

艾森豪威尔在拉菲尔饭店过夜，然后在黎明后不久离开巴黎，飞回兰斯。早晨7∶45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与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商谈了。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是晚上来的在史密斯将军有弹簧保险搭钩的蓝色皮制文件夹里面的20多份电报，只有最高司令才能回电。电报上面标着最高保密标签：“只供艾森豪威尔阅读。”其中有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寻求批准他直扑易北河和柏林。但最重要的一封电报，则是艾森豪威尔的上级、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发来的电报。碰巧的是，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都是在头一天晚上，在两个小时之内先后到达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这两封电报都将对艾森豪威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星期三，3月28日，它们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使最高司令的战略最终具体明朗起来，他将遵照这个战略一直到战争的结束。

几个月以前，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司令的使命，被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一句话讲清楚了：“你将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的其他国家一起，进行以德国的心脏和德国的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他已经卓越地执行了这个指示。凭借着他的人格、行政能力和处世的圆通，他把超过12个国家的军队，紧密结合成为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把多国部队结合得这么紧密，同时又把彼此之间的敌意保持在这样的最低限度。然而作为军事领导人，55岁的艾森豪威尔又与传统的欧洲概念并不一致。他与英国将领不同，他所受的训练使他不把政治目标看作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尽管在妥协和安抚的策略上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但从国际上来看却又是不懂政治的———而且他对此感到骄傲。按照美国的军事传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永远也不要篡夺平民的最高地位。简言之，他满足于作战和取胜，至于政治，他留给政治家们去办。

即使是现在，在战争的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艾森豪威尔的目标，仍一如既往，是纯军事的。有关战后德国，他从来也没有被下达过一个政治指示，他也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他的责任。“我的工作，”他后来说道，“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尽可能快地消灭德军。”

艾森豪威尔有一切理由，为这个工作的进展感到兴高采烈，在21天的时间里，他的各个集团军已经迅速渡过了莱茵河，远远早于日程表地闯入了德国的腹地。然而他们成了报纸头条新闻的进军，被自由世界热切关注的进军，现在却要求最高司令在一系列复杂的命令上作出决定。英美联军攻势出乎预料的速度，使得几个月以前制订的一些战略行动被淘汰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修改他的计划，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和再次定位某些集团军以及他们的司令员角色———尤其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他强大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角色。

蒙哥马利的最新电报是一个强烈而直接的呼唤。这位58岁的陆军元帅并不是在问应该怎么打仗，他是在要求当先锋进行冲锋的权利。蒙哥马利比大多数指挥官们都更早地意识到，一种军事形势所带有的政治含义，他感到，让盟军攻占柏林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坚信，应该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攻克柏林。他的电报，虽然显示出了蒙哥马利的难以管束，但也清晰表明，他与最高司令之间在见解上仍然有着重大不同。史密斯将军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其他人后来回忆说，对陆军元帅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就像一匹马，鞍子下面有带刺的草在刺它一样”。

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哲学之间的关键区别，涉及到底是应该孤军挺进，还是应该采取广阔前线的战略。一连几个月，蒙哥马利和他的上级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在鼓吹闪电般地孤军挺进德国的心脏。在攻陷巴黎之后，当时德军仍然处于瓦解状态，正在逃离法国，蒙哥马利几乎是立即首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计划。“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他写道，“朝柏林的一个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推进，就有可能到达那里，从而结束对德战争。”

蒙哥马利在九段行文简洁的话中，讲清楚了他的方案。他分析说，英美联军缺乏补给和维修能力，无法进行两个并肩向德国内部的大规模强攻。在他看来，只能进行一个大举猛攻———由他本人大举猛攻———而那将需要“所有的维修资源……而且是没有条件限制的维修资源”。别的军事行动，只能在所剩下的后勤支持下进行。蒙哥马利提醒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把我们的维修资源分割开，使得哪一支军队的挺进也不猛烈的话，我们就将延长战争。”时间“非常重要……因而要求立即作出决定”。

这个计划既富有想象力，又大胆，而且从蒙哥马利的观点来看，时间的测定也是精确的。它同样也标志着，这位陆军元帅在对待战役的通常态度上有了一种奇怪的逆转。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他后来这样描述了这个局势：“直截了当地说，蒙哥马利迄今为止主要还是以谨慎的思考而著名，现在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倘若以不利于美国集团军群为代价，把每一个优先权都给予他的话，他就能够最迅速地击溃敌人，直扑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这个计划含有赌上一大把的意味。两个大集团军群有40多个师，把它们投入一个单一的大规模挺进，朝东北方向进入德国，固然可能带来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可能造成彻底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灾难。在最高司令看来，风险要远远大于任何成功的机会，他在一封给蒙哥马利的乖巧的电报中就是这么说的。“虽然我同意你强力挺进柏林的构想，”艾森豪威尔说道，“我却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他感到，绝对必要的是，首先要开放勒阿弗尔和安特卫普的港口，“以便维持对德国腹地的强力挺进”。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说，“要维持对柏林的挺进，就不宜对我们当前的资源进行再次分配”。最高司令的战略是，在一个广阔的前线上进入德国，渡过莱茵河，攻占鲁尔河谷工业区，然后再向首都大举猛攻。

这个电报的交换发生在1944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在给他的三个集团军群司令员———蒙哥马利、布拉德利和德弗斯的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柏林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而敌人为了保卫这个战利品，就有可能集中他兵力的绝大部分。有关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迅速挺进柏林，我的头脑没有丝毫怀疑。然而，我们的战略将不能不与苏联人的战略相协调，因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可供选择的出击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可能的出击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德国的北方港口（“可以把它们占领下来，用作我们挺进柏林的侧翼保护”）；汉诺威、不伦瑞克、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些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德国人大概将固守它们，把它们当作覆盖柏林的过渡阵地”）；最后，在德国南方，也就是纽伦堡—慕尼黑地区，也得把它们攻占（“以隔绝敌军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撤退”）。最高司令提醒说，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必须为下述的一项或者几项作好准备：

“一、命令北部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都向柏林挺进，或者是沿着鲁尔河—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或者是沿着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或者是既沿着鲁尔河—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又沿着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

“二、假如苏联人比我们先到柏林，北部集团军群就得占领汉诺威地区和汉堡的港口群。中央集团军群……就得占领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的一个部分或者全部，看苏军进展的情况而定。

“三、无论如何，南部集团军群都要夺取奥格斯堡—慕尼黑地区。纽伦堡—雷根斯堡地区将由中央或者南部的集团军群夺取……看当时的局势而定。”

艾森豪威尔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他的战略：“简单地说，我的愿望是由最直接而又迅速有效的路线，向柏林推进，美英联合部队应得到就近的其他兵力的支援，就近的兵力应穿过关键性的中心地带，占领两翼的地区，所有的部队都是在进行一个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不过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一切都尚待时日，因为“在这个阶段，要表明这些挺进的时间或者强度，是不可能的”。

不管这个广阔前线的战略是对还是错，既然艾森豪威尔是最高司令，蒙哥马利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不过他却是十分失望。在英国人看来，他是自威灵顿[2]以来最孚众望的军人，而在他的部队看来，蒙蒂是他自己时代的一个传奇式人物。许多英国人认为，他是欧洲战区最有经验的陆军元帅（他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对他的计划的否定，则让蒙哥马利深感委屈，因为他认为他的计划能够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战争[3]。1944年秋天的这个战略争端，使这两个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一个裂痕，这个裂痕以后再也没有完全愈合。

在那以后的7个月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偏离开他广阔的、协调的进攻模式的概念。而有关战争应该怎样、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赢得胜利，蒙哥马利也不停地表达他的意见。他本人的参谋长、少将弗朗西斯·德吉恩冈爵士后来写道：“蒙哥马利……感到，为了说服对方接受他的观点而施加一切影响是正当的，事实上，只要目的正当，几乎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他所施加的一个影响，确实是强大的。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含含糊糊、优柔寡断的人。他有一次总结道，最高司令是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一种最有魅力的人格，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同时又是一个智力非常有限的人”。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从英国国防部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发出了尖刻的评论。但如果说对他的战略政策所进行的窃窃私语的游说带来了伤害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把这种伤害表露出来，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反击过。即使在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主张任命一位“陆军司令”的时候———这是夹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集团军群之间的一种陆军元帅———最高司令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最后，在“咬紧牙关坐了”几个月之后———这是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话———艾森豪威尔发脾气了。在德军的进攻穿过阿登高地之后，问题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沸点。

由于敌军的大举猛攻撕开了英美联军的前线，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位于北部前线突出部的所有部队归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包括布拉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的三分之二的兵力———也就是美军第一和第九集团军。

在德军被击退以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暗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美军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这位陆军元帅宣告，他干净利落地把前线整理好，把敌人“拦住……赶走……一举消灭”。“这场战斗最为有趣。我认为，它也许是我所处理的……最棘手的战斗之一。”蒙哥马利说他“使用了英国的集团军群的全部可用的力量……因而你们也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英军在遭受了沉重打击的美军两边进行战斗”。

蒙哥马利确实是从北边和东边发动了主要的反攻，而且指挥高超。但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在这位陆军元帅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幸地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作为美军的救星而开拔进去的”。蒙哥马利没有提到布拉德利、巴顿和别的美军指挥官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提到，有一个英军士兵在战斗，就有30到40个美军士兵在战斗。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指出，有一个英军阵亡，就有40到60个美军阵亡。[4]

……

德国的宣传者们迅速使事情变得更糟。敌人的无线电发射机对招待会上的情况做了夸大和歪曲的描述，而且直接对准美军营地进行广播。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这个描述，第一次得知这个事件的消息。[5]

紧跟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和它所造成的轩然大波后面，有关任命一位陆军司令的老争议再次激化了，这一次得到了英国新闻界的积极游说的支持。布拉德利大发脾气，他宣告，如果这位陆军元帅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话，他就辞去他的司令之职。“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让蒙哥马利来负责的话……你必须让我回家……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巴顿告诉布拉德利：“我将和你一起辞职。”

在英美阵营中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裂痕。“提拔蒙哥马利”的游说活动，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似乎是直接源自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随着这个游说活动的强化，最高司令终于发现局势无法忍受了。他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口角：他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整个事情小题大做，从而开除蒙哥马利。

这时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吉恩冈将军，得知了这个即将发生的爆发，于是匆匆着手拯救英美的团结。他飞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与最高司令会晤。“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就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德吉恩冈后来描述道，“我读电报的时候大为震惊。”在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帮助下，他说服艾森豪威尔，电报晚发上24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在返回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以后，德吉恩冈直言不讳地把事实摆在了这位陆军元帅的面前。“我告诉蒙蒂，我已经看了艾克的电报，”德吉恩冈说道，“而那电报实际上说的是‘有我没有蒙蒂，有蒙蒂就没有我’。”蒙哥马利非常震惊。德吉恩冈从来也没有看见他“这么孤独和泄气”。他看着他的参谋长，小声说道：“弗雷迪，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德吉恩冈已经起草了一份电报。用这份电报作为基础，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个完全具有军人风度的急件，清楚地表明，他无意违抗命令。“不管你的决定可能是什么，”他说道，“你都能够百分之百地信赖我。”这个急件的签名是：“你的非常忠实的下级，蒙蒂。”[6]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暂时是结束了。但现在，在他位于兰斯的司令部里，在作出决定的这一天，也就是1945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听到了一个老调子的清楚回响：并不是再次鼓动任命一位陆军司令，而是那个更老的、更根本的问题———到底是孤军挺进还是广阔前线。蒙哥马利并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给战场指挥官们下达了命令，要进行东进的作战行动”，他现在希望，能孤军向易北河和柏林推进，明显是想在光荣的炫耀中进入首都。

事实是，蒙哥马利要在鲁尔河的北边进行主要的冲击，这实际上遵照了达成一致的战略———那就是1月在马耳他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所批准的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蒙哥马利现在的提议，纯粹是那个大举猛攻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延伸———一个将把他带到柏林的行动。如果说他行动匆忙，那么他的急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和陆军元帅布鲁克一样，蒙哥马利也认为，时间所剩无几了，除非英美部队能在苏联人的前面赶到柏林，否则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就是输了。

而另一方面，最高司令却并没有从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那里，获得能够反映出英国人的这种紧迫感的政治指示。而且尽管他是盟军司令，却仍然接受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在没有从华盛顿那里获得对政策的重新界定的情况下，他的目标还是那样：打败德国，毁灭德国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现在看来，自从他在1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计划以来，他能够最迅速地获得那个军事目标的方法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原先，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位于中央的布拉德利将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定于起一个有限的作用，为蒙哥马利在北部的主要行动作补充。但谁又能预见到，自3月初以来，布拉德利的部队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呢？好运气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果，甚至在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的莱茵河攻击之前，美军第一集团军已经攻占了雷马根桥，并迅速渡河。在更南边的地方，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几乎未受阻碍，便悄悄渡过了莱茵河。从那时起，布拉德利的部队便横冲直撞，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的成就点燃了美国公众的想象，而布拉德利现在则寻求能在最后的战役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布拉德利和他的将领们与蒙哥马利绝无不同：他们也想获得结束战争的威望和光荣———而且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也想获得攻占柏林的威望和光荣。

艾森豪威尔曾经许诺，在恰当的时刻，他将发动向东方的大规模强攻，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定，哪个集团军群，或者哪几个集团军群，将会进行最后的冲击。现在，在作出决定之前，艾森豪威尔得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最后战役的方案。

在这些因素当中，第一个就是苏联人朝奥得河出乎意料的推进速度。在最高司令制订对莱茵河的攻击以及蒙哥马利对鲁尔河北部的攻击计划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要过几个月的时间，苏联人才能够到达对柏林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但现在，苏军离城市还不到38英里———而英美部队仍然在200多英里之外。苏联人将在什么时候发动他们的攻势？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开始进攻———是由位于中央正对着柏林的朱可夫的集团军群，还是三个集团军群同时开始进攻？他们对抗击他们的德军兵力是什么估计，苏军将用多少时间突破他们的防线？而且，在他们渡过奥得河之后，苏联人将用多少时间到达并攻占柏林？最高司令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他的计划制订极其重要。

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于苏军的意图艾森豪威尔几乎是一无所知。在战场上，在英美联军和苏军指挥官之间并没有日常的军事协调，甚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与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联络使团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两个前线之间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传送的———而现在由于事件的发生速度之快，这个方法又完全不能胜任。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苏军的大体兵力，但却不知道他们的作战命令是什么。除了从各种情报来源搜集到的零星资料———而且大多数资料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7]，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苏军动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竟是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所播放的苏联公报。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苏军几乎已经到达柏林了。在苏联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最高司令是不是还应该试图获得这座城市呢？

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苏联人已经在奥得河待了两个多月，除了一些局部的推进和巡逻活动以外，他们似乎完全停了下来。他们的补给和交通线一定是使用到了极点，因而要在春天解冻以前发动进攻也不大可能。与此同时，西方盟军的各个集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移动，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德国。在一些地方，他们平均每天推进35英里多。不管苏联人的计划是什么，最高司令都无意叫停。但他却不愿意在争夺柏林上与苏联人竞争，那样的话，最终不仅令失败者难堪，而且，倘若在向前猛冲的军队之间有意外冲突的话，还会给双方带来灾难。

苏联人所卷入的鲁莽冲突，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苏联人根据协议是德国人的盟友。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以闪电战进入波兰，随即波兰便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此之后，向东推进的德国国防军，与全速向西推进的苏军发生了猛烈的正面对抗：因为并没有确定事先安排好的分界线，其结果就是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战役，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伤亡。一个类似的冲突现在也可能发生，但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发生———而且规模要大得多。一想到这些，就好像是一场噩梦。以前因为比这小的事情都曾爆发过战争，显然，需要与苏联人在行动上进行协调，而且要迅速协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性的问题，就像一片雷暴云一样悬挂在艾森豪威尔的头上。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大地图室里，有一幅仔细绘制出来的情报图，其文字说明是“传闻中的国家堡垒”。它展现出了一个山区地域，在慕尼黑的南边，横跨巴伐利亚、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高山地区。它总共覆盖了几乎2万平方英里，其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四周是7000到9000英尺高的山峰，每一座山峰都密布着隐藏的高射炮———就是希特勒的山顶躲藏处———“鹰巢”。

地图的表面有许多红色的记号，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军事符号，表示它是某种防御设施。有食品、弹药、汽油，还有化学战弹药临时存放处；无线电台和发电站；部队的兵力集中点、营房和司令部；之字形的防御工事，其中既有坚固的机枪掩体，也有巨大的混凝土地堡；甚至还有防弹的地下工厂。现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符号加在图表上，尽管它们都标明“未经证实”，但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来说，这个令人生畏的山区防御系统是这场欧洲战争所剩下的最大威胁。这个地区有时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要塞（Alpenfestung）或者“国家堡垒”。按照情报部门的说法，纳粹们，以希特勒为头领，打算在这个陡峭的要塞里进行最后的、瓦格纳式的抵抗[8]，这个险峻的堡垒被认为几乎固若金汤，其狂热的保卫者们可以坚守两年之久。还有另外一个甚至更令人胆寒的方面：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员类型的军队———戈培尔称他们是“狼人”———可望从高山上的棱形碉堡里突然冲出，在占领军当中制造出混乱。

这个阿尔卑斯山要塞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华盛顿，军方似乎认为存在。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对德国南方进行的一个总体研究中预言，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纳粹大概会把某些政府部门疏散到巴伐利亚，从那以后，情报就一直在积累。从那以后，情报报告和评估就大量涌来，来自战场，来自中立国家，甚至来自德国内部的消息提供者。这些评估大多言辞谨慎，但有一些却几近荒诞。

1945年2月12日，陆军部发布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反情报的文件，说道：“有关纳粹可能在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最后抵抗的许多报道，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与希特勒这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纳粹神话是重要的，而一种世界末日（Gotterdammerung）又是纳粹神话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能意义重大的就是，将会成为司令部的贝希特斯加登，本身就是处于巴巴罗萨[9]的坟墓地点，根据德国神话，据说巴巴罗萨又死而复生了。”[10]这份备忘录敦促战场上的“一直到军长一级的指挥官们”，要认识到这个危险。

2月16日，在瑞士的盟军特工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怪诞的报告，报告是从在柏林的中立国使馆武官那里获得的：“纳粹毫无疑问正在准备从山上的堡垒进行殊死的战斗……据点之间由地下铁路连接着……几个月的最好的弹药产量已经被储备了起来，还储备了几乎全德国的毒气。当真的开始作战的时候，凡是参加过这些秘密设施建设的人都要被杀光———包括那些碰巧还留在后面的平民。”

尽管英国的情报部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都发布了意在给这些骇人的报告泼冷水的谨慎声明，但在以后的27天的时间里，国家堡垒的幽灵却在成长。到3月21日的时候，这个威胁开始影响战术思维了。布拉德利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标题是《战略的再次定向》，声明盟军的出击目标已经改变了，使得“我们在诺曼底海滩登陆时所带来的计划已经过时”。其中的一个改变就是：柏林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少，“那个大都会地区不再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份报告说，“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政治和军事的主管部门已经处于向下巴伐利亚的‘堡垒’转移的过程之中”。

布拉德利提出，为了应对这个威胁，他的集团军群不应该在北方推进，而是应该在中央大举猛攻，以便把德国撕成两半。这样做，就将“避免德军撤退”到南方，“进入堡垒”。除此之外，还将会把敌人驱赶到“北方，在那里把他们围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滩上”。这份备忘录提议，之后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挥师南下，以便消灭在阿尔卑斯山要塞里的剩余抵抗。

最使人惊恐的分析，是3月25日由帕奇中将第七集团军的情报处长作出的，当时第七集团军正在前线的南翼作战。这个分析预见到，堡垒里可能会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主要是由党卫军和山地部队组成，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报告说，补给已经在送达堡垒地区了，其速率是“（自从1945年2月1日以来）每个星期有三到五列非常长的火车……据报道，已经观察到，在这些火车当中，许多列车上有一种新型的大炮”，甚至还提到，有一个地下的飞机制造厂，“能够生产……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这些报告日复一日地潮水般涌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不管证据是怎么被分析和再次分析的，画面却都是一样：尽管阿尔卑斯山堡垒可能是一场骗局，但它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视而不见。3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堡垒进行了情报评估，他们的担心从中显然可见：“这个要塞既被自然条件所保卫，又被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秘密武器所保卫，从理论上讲……在这个要塞之内……那些到目前为止领导着德国的力量将幸存下来，并组织德国的复活……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倾向，似乎确实是主旨在保卫阿尔卑斯山地区……有证据表明，数量可观的党卫军和特别选出的部队正在被系统地撤退到奥地利……似乎有理由认为，纳粹政权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落下脚来……据说戈林、希姆莱、希特勒……正在撤退到他们各自的山区堡垒里……”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思·W·D·斯特朗对参谋长评论道：“堡垒可能并不在那里，但我们得采取步骤，不让它存在于那里。”比德尔·史密斯表示同意。在他看来，“有一切理由认为，纳粹打算在险崖当中进行最后的抵抗”。

当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及美军战场指挥官们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堆积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也来到了。它来自最高司令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敬重几乎高于所有其他人[11]。

“从当前的作战行动报告来看，”马歇尔的电报说，“西线的德军防御系统可能崩溃了。这将允许你把数量可观的师迅速向东转移，开往一个广阔的前线……迅速迫使德军前往，比如说，推向纽伦堡—林茨轴线或者卡尔斯鲁厄—慕尼黑轴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在这背后的想法就是……迅速的行动可以预防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域的形成。南方的山区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抵抗区域。

“伴随着德国抵抗的解体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苏军的相遇。有关控制和协调，以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你有什么想法？一个可能性就是达成一条分界线。我们现在的安排……似乎是不适当的……应该毫不耽搁地开始采取步骤，为交流和联络作准备……”

马歇尔措辞仔细的电报最终使最高司令的计划明朗化了。艾森豪威尔斟酌了所有的问题，与他的参谋们进行了商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与他的老朋友、西点军校的同学布拉德利将军讨论了形势，最重要的是，了解了他的上级的观点，在这以后，他形成了他的战略，作了他的决定。

在这个寒冷的3月下午，他起草了三份电报。第一封是历史性的、史无前例的，它发往莫斯科，封面的电文是致盟国军事代表团。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说，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为了获得最迅速的成功，我应该知道苏联人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想要代表团“给斯大林元帅转达我个人的一个信息”，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忙获得一个充分的回答”。

最高司令以前从未与这位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交流，但现在事情急迫。他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在有关协调的军事问题上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商讨，也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美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进行商讨。确实，甚至最高副司令、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然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副本。

3点钟刚过，最高司令便批准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草稿。下午4点，在被译成电码之后，艾森豪威尔的“致斯大林元帅的个人电报”发出了。在这封电报里，将军询问大元帅他的计划是什么，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计划透露了出来。“我的直接军事行动，”他说道，“目的是要包围和歼灭保卫鲁尔河的敌军……我估计这个阶段……将在4月底结束，或者甚至更早一些，我的下一个任务将是与你的军队携手合作，把剩余的敌军分割开来……实施这次会师的最佳轴线，应该是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我认为……德国政府的各个部正在搬迁到这个地区。我提议，我的主要行动将沿着这个轴线进行。除此之外，将尽可能快地进行第二次推进，以便与你的军队在雷根斯堡—林茨地区会师，从而避免德军的抵抗在德国南部的堡垒里得到巩固。

“在对我的计划作出肯定的决定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论是在行动的方向上还是在时间的安排上……这些计划都应该与你的计划相协调。你能否……告诉我你的打算……我所概述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你大概将采取的行动相一致。如果我们要毫无耽搁地完成对德军的消灭，我认为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协调我们的行动……应该使我们正在推进的军队之间的联络完善起来……”

接下来，他又为马歇尔和蒙哥马利准备了电报。这两封电报是在下午7点，在5分钟之内先后发出的。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的看法与你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提供了“到达当前的苏军阵地的最短路线”，也是因为它将“覆盖德国的那一个剩余的工业地区……根据报道，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和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

有关马歇尔对一个“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也意识到，重要的是，应该“先发制人，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地区”，同时应该“情况一允许，就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他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且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每一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

艾森豪威尔那天的第三封电报，也就是给蒙哥马利的电报，包含着令人失望的消息。 “一旦你与布拉德利会合……［在鲁尔河的东边］……美军第九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拉德利指挥，”最高司令说道，“布拉德利将负责肃清残敌……鲁尔河，将以最低限度的耽搁，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轴线，进行主要的推进，与苏军会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发，那时“可望让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你的行动控制，以渡过那条河流障碍”。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增加了最后一句，“正如你所说，形势看来不错”。

最高司令在这个程度上完善了他的计划：原先考虑的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主要的大规模强攻，现在则不然，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进行攻击。美军第九集团军又回归布拉德利指挥，现在布拉德利将发挥主要的作用。他将发起最后的攻势，目的是把他的部队放在德累斯顿地区，在离柏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

尽管艾森豪威尔部分地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他的步骤却与布拉德利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的建议相类似。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这3封有关他的战役计划的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的遗漏：那就是最高司令曾经称之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的出击目标。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

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别墅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从他书房的部分用木板封住的窗户里，朝外凝视着这个纪念门。希特勒的这位矮小的宣传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他的来访者们———起码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是如此，说话的人是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雷曼少将。这位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他认为是最急迫的问题的决定：在战役的前夕，全城人民的命运。

这是一个月之内的第四次，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同戈培尔会晤。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最重要的人物了，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长，还是柏林的地方长官[12]。既然是地方长官，他也就成了帝国的一位防御特派员，负责在有关城市的平民、地方军的组建和培训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在军事和非军事部门之间的权限没有得到清楚的划分，也就给军人和非军事领导人都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又乱上添乱。尽管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完全无知，但他却非常清晰地表明，只有他是在承担着保卫柏林的责任。结果，雷曼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极难对付的位置上。他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军事司令部的命令，还是戈培尔的命令？他并不知道，而且似乎谁也不急于澄清指挥的位置。雷曼绝望了。

在前几次会晤中，雷曼每一次都提出了疏散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这“不值得考虑”。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一个方案，是“党卫军的高级当局和警察”准备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奥尔立即进行了调查，确实发现了一个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是一张地图，比例是1比30万，一位负责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盥洗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对病弱者的输送。”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个计划是要求被疏散者只带着随身的行李，沿着这些马路行走，走上20到30公里的距离，来到能上车的火车站，从那里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和梅克伦堡。在戈培尔一按电钮的时候，这一切都应该发生。但铁路运输究竟来自何方，并没有说清楚。”

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城防司令的时候，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元首的一次晚间会议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主要是围绕着奥得河前线进行讨论，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的形势。但在会议进行当中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说了话，敦促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所有儿童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在雷曼提出建议之后，顿时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子，冷冰冰地问他：“你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慢慢地说道，强调着每一个字，“留在柏林的，并没有那个年龄组的儿童！”没有人敢于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向另外的问题了。

这个断然拒绝并没有吓住柏林城防司令。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问题逼迫戈培尔。“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围城，我们将怎样养活全体人民呢？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食品将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就是在现在，有11万个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们在一起。我们将怎么为婴儿们提供牛奶？”

雷曼停了下来，等待回答。戈培尔继续盯着窗外。然后，他身子也没有转过来，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将从周围的乡下把牲畜带进来———我们就是将要这样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头牛奶的供应量。”罐头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奥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似乎是发疯。在战役中，牛将证明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人类起码能够躲避。戈培尔计划要在哪里放牧这些牲畜呢？它们将以什么为饲料？雷曼诚挚地大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我们再也不能等了。每过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以后的困难。我们必须起码现在把妇女儿童转移出去———在不是太晚之前。”

戈培尔并没有回答。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天正在变黑。突然他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窗子边的绳子，使劲一拉，遮暗灯光的窗帘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转过身来。他生来就是足畸形，于是跛行过来，到了他的桌子前，啪的一声打开电灯，看了看放在吸墨台上的手表，然后看着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何时和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作决定的人。”然后他又咆哮着说，“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个命令，而让柏林陷于恐慌！有大量的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他把他们打发走。“再见，先生们。”

雷曼和雷菲奥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朝外凝视，看着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在远处，探照灯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同时对雷菲奥尔说道：“我们面对着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任务，它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只能希望，能发生某个奇迹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在柏林被围困之前战争就结束。”他看着他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又补充道，“那就让上帝来帮助柏林人吧。”

又过了一小会儿，在他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最高指挥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地方长官戈培尔之外，他还是另外一个当权者的下属。他被告知，现在正在作安排，让柏林防区最终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和其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齐的管理之下。在读到海因里齐的名字时，雷曼感到了那种看到了希望的初次激动。他指示雷菲奥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基本情况。只有一件事情令他担忧，他不知道，让柏林在海因里齐的庇护之下，同时他又准备在奥得河阻击苏军，海因里齐会有什么感觉。雷曼很了解海因里齐，他能够想象得出，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恶矮子”（Giftzwerg）会有什么反应。

“荒诞！”海因里齐气冲冲地说道，“荒诞！”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贝哈德·金策尔中将，作战部部长是汉斯·艾斯曼上校。他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荒诞”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把柏林防区附加在海因里齐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司令部上，这个提议在这两位军官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他们也看不出，海因里齐应该怎样指导或者甚至监督雷曼的防御行动。单是距离就使得这个计划不切实际：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离柏林有50多英里远。显然，不管是谁提出的这个主意，都似乎对海因里齐面对着的棘手问题所知甚少。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陆军最高指挥部的作战部官员们小心翼翼地把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主意是试探性地提出的———几乎就是一个建议。现在海因里齐在他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前线的泥土仍然还留在他的老式裹腿上，他向他的下级清楚地表明，就他而言，这个计划将还是那样———是个建议。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有一个任务：在奥得河上阻止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齐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到城市人民的困境。确实，柏林几近300万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齐的思绪里。柏林成为一个战场的可能性让他老是提心吊胆，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陷于怒射的炮火和巷战之中的平民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认为，苏联人是无情的，而且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也不能指望他们把军人和平民区别开来。然而，在这个时刻竟让他承担柏林及其平民百姓的问题，却是无法想象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是在柏林和苏联人之间仅有的屏障，而且一如既往，海因里齐所主要关心的是他的士兵们。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恶矮子”，对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表示出了狂怒，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故意要牺牲他的士兵的生命。

他转向金策尔，说道：“给我接古德里安。”

自从一个星期以前担任司令一职以来，海因里齐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司令部到另一个司令部，与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访问防空洞和掩体里的前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他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军队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多数部队，是用分裂出来的小部队以及早就被消灭掉的一度骄傲的师的残余所充实起来的。在他的军队当中，海因里齐甚至发现了非德国的部队。有“北国”师和“尼德兰”师，它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个由苏联战俘组成的编队，其领导人是不久前的基辅保卫者、一位受人尊敬的军人安德烈·A·弗拉索夫中将，他在1942年投降之后，被说服组织了一支支持德国反斯大林的苏联军队。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齐担忧，在他看来，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海因里齐的一些装甲部队处于良好状态，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依赖于他们。但整个局面是严峻的，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苏军可能有300万之多。在北方防区的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与在南方防区的布瑟第九集团军之间，海因里齐总共有大约48.2万人的兵力，而且几乎没有后备队。

除了极端缺乏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齐的另外一个不利条件就是设备和补给品极端短缺。他需要坦克、机动的大炮、通信设施、火炮、汽油、弹药，甚至还需要来复枪。补给品太短缺了，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来到前线，带来的并不是来复枪，而是反坦克火箭筒式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每一件只有一枚炮弹。

“这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齐，“这些人发射完第一轮之后，应该怎样作战呢？陆军最高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是像使用警棍一样使用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是大规模谋杀。”海因里齐同意。“陆军最高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齐采用在他的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他的设备和补给品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

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军已经开始在奥得河及其沼泽通路上架桥。在一些地方，这条洪水上涌的河有两英里多宽。附属于海因里齐军区的特种海军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保护网。从空中轰炸桥梁建筑是不可能的，德国空军官员已经告知海因里齐，他们既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来做这项工作。他们所能提供的，充其量就是单个的飞机，用以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种武器能阻止苏联人的狂热建桥：火炮。而海因里齐的火炮又是非常之少。

为了弥补这种造成严重损害的短缺，他命令把高射炮用作野战炮。海因里齐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从苏军的空中打击中获得的保护要少一些，但这些大炮用于野战却更为有利。而且，这个举措确实缓解了形势，单是从什切青地区，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军就获得了600门高射炮。每一门高射炮都得用水泥固定起来，因为它们体积太大了，不容易移动，难以安装在汽车上，但它们却有助于填补空白。然而，尽管它们威胁性地在其应该在的地方，却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开火———弹药严重短缺，因而海因里齐决心节约地使用他所拥有的那点弹药，等着苏军开始猛攻。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弹药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减缓他们。”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这个集团军群可以比作一只兔子，出神地注视着一条想把它吞掉的蛇。兔子连一根肌肉都不能移动，而是等待着蛇闪电般地迅速发动攻击的时刻……海因里齐将军并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即这个集团军群以自身的力量为基础，是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的。”

然而在指挥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海因里齐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就像在莫斯科时的海因里齐一样，他对他的部队是既哄骗又激励，既向他们大声咆哮，又夸奖他们，努力给他们一种战斗士气，这种士气既为他赢得了时间，又有助于救他们自己的命。不管他私下里的感觉是什么，在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齐。而且他仍然在与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战斗，这符合他的性格。

现在他的火暴脾气针对的，是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在海因里齐接替希姆莱的兵权的那一天，苏联人包围了科斯琴镇。3月23日，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发动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出去，与保卫科斯琴的孤军会合。海因里齐同意布瑟的战术，他感到，这些战术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可以在苏联人巩固他们的阵地之前把这座城镇解救出来。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后都成了灾难。

海因里齐把结局汇报给了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诉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是发疯，”海因里齐生硬地回答说，“我提议，命令在科斯琴的装甲部队突围。这是所能做的唯一切合实际的事情。”古德里安突然对这个建议发起火来。“进攻必须发动！”他大嚷道。在3月27日，布瑟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到科斯琴。进攻非常凶猛，他的一些装甲部队实际上确实冲进了城市。但接着苏联人用炮火摧毁了德国人的大举猛攻。在参谋部里，海因里齐毫不遮掩。“这次进攻，”他说道，“是大屠杀。第九集团军绝对平白无故地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

甚至现在，在第二天，他的怒气仍然未消。当他等着给古德里安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那一个字：“惨败！”他不管他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古德里安通话的时候，他都打算指控他的上级血腥地屠杀了8000名士兵———在对科斯琴的进攻中，几乎一个师的兵力失去了。

电话响了，金策尔接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齐。

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悦耳的嗓音，并不是海因里齐所期待的。“我想同古德里安交谈。”他说道。克雷布斯又开始说话了，海因里齐在听的时候，脸沉了下来。注视着他的参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海因里齐问道。他再次听着，然后突兀地说道：“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齐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了，希特勒今天下午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海因里齐又对他吃惊的参谋们说，“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又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齐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他只是又作了一下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在海因里齐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了。古德里安的被解职，是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所目睹的一个最失控的场景之后发生的。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是足够安静的，但却暗含着难以压制的敌意。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个备忘录，解释了进攻科斯琴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不满于古德里安所采用的语气，而且也不满于古德里安为第九集团军所作的辩护，尤其是不满于为布瑟将军所作的辩护。元首已经决定让布瑟当替罪羊，命令他参加会议，作全面的汇报。

像通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也出席了。除了古德里安和布瑟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他的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元首的助手比格多夫，和几位其他高级官员和各个副官。有几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听了对当前形势的一般情况介绍，然后要布瑟作汇报。一开始，布瑟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怎么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表现出恼怒，突然把他的话打断了。“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起来。他没有停顿，自己回答了问题。“因为无能！因为玩忽职守！”他破口大骂布瑟、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最高指挥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的炮兵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如果像你声称的那样，布瑟的弹药不够———你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

静寂了片刻。然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 “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科斯琴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瑟？”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扯！”他几乎是爽爽快快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他狂怒，脸色通红，激烈发言。“不能怪布瑟！”他咆哮道，“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瑟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弹药！他所拥有的所有弹药！”古德里安极度愤怒，他挣扎着寻找字眼， “要是说怪部队———那看看伤亡人数吧！”他狂怒了。“看看损失吧！部队尽了责！他们的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失败了！”

古德里安脸色发红，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要求你……我必须要求你，不要再指责布瑟或者他的部队了！”

这两个人都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但又不停止。古德里安和希特勒面对面，进行着这样狂怒而又可怕的交流，官员和副官们都惊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参谋部，称他们全都是“没有骨气”、“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叫嚷，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他。古德里安对他使用的“误报”和“误导”，向元首提出了异议。盖伦将军是不是在他情报估价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盖伦是个傻瓜！”希特勒反驳说。那仍然在波罗的海各国，在库尔兰[13]被包围的18个师，又怎么样呢？古德里安吼道：“有关他们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

这次冲突声音这么大，这么猛烈，结果事后谁也不能精确地记得争吵的先后顺序。[14]甚至布瑟，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线，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痪了，”他说道，“我们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约德尔是第一个猛地采取行动的人，他抓住正在叫嚷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他恳求道，“请平静下来。”他把古德里安拉到一边。凯特尔和比格多夫开始帮助希特勒，希特勒精疲力竭，猛地倒在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上校确信，如果不立即把他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捕，于是他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参谋长克雷布斯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冯·洛林霍文恳求克雷布斯在电话上对古德里安讲话，托词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与他交谈，一直到将军平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说服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情报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没有分神地达15分钟以上的时间———而到这个时候，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已控制了他的情绪。

在这个间歇期间，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返回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看见他进来，元首命令除了凯特尔和古德里安之外，大家都出去。然后他冷冰冰地说道：“古德里安大将，你的健康状况要求你立即休假6个星期，进行康复。”古德里安的嗓音不露声色，说道：“我去。”但希特勒还没有完全结束。“请等到会议结束。”他命令道。几个小时以后才散会，到那个时候，希特勒几乎是关心备至了。“请尽力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非常关键，那时我将急切地需要你。你想你将到哪里去呢？”凯特尔也想知道他想到哪里去。古德里安对他们的突然关心产生了怀疑，于是谨慎地决定不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了，离开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古德里安出去了。装甲战术的发明者、希特勒大名鼎鼎的将军们的最后一位，离开了；与他一起，德国最高统帅部所剩余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也消失了。

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钟的时候，海因里齐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古德里安的离开所带来的损失。已经给他送来了一份电报，通知他希特勒已经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克雷布斯是一个巧舌如簧的人，是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遭到人们广泛而又强烈的厌恶。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参谋部，他被任命的消息，紧随着古德里安离开的消息，产生了一种沮丧的气氛。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总结了普遍的态度，他后来记载：“这个人，老是带着友好的微笑，多少让我想到一只小山羊……我们能够指望的东西是清楚的。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希特勒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古德里安那里得到的支持好得多。”

对于这个任命，海因里齐未作评论。古德里安为布瑟所作的激烈辩护，救了这位司令员，而且针对科斯琴，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出于这一点，海因里齐倒是对一个和他往往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他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得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有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来支持海因里齐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的会议。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主楼的前面停了下来，宽肩膀、6英尺高的柏林防区参谋长跳跃着下了车，这位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奥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齐的参谋长金策尔见面。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期望这次商谈能进行顺利，因为能在海因里齐的指挥之下，将会是发生在柏林防区上的最好事情。这位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奥尔用力拖着准备上交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雷菲奥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小，但海因里齐也“会因为兵力的这个增加而感到高兴”。

一见到参谋长，他便立即产生了怀疑。金策尔的迎接是拘谨的，尽管并非不友好。雷菲奥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独自一人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参谋长显得烦乱，他的态度差不多就是不耐烦。雷菲奥尔从金策尔那里得到了暗示，于是便打开地图和图表，迅速开始简要介绍。他解释说，由于缺少一个能指挥雷曼的主要权威，结果给柏林的防御造成了一种几乎难以对付的形势。“当我们问陆军最高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他详尽阐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最高司令部只负责东部前线。你们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领导。’因而我们又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们说：‘为什么归我们领导？柏林的前面面对的是东方———你们归陆军最高指挥部管。’”在雷菲奥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奥尔，轻声告诉他头一天晚上海因里齐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城防的责任。雷菲奥尔后来记载，金策尔之后简短地谈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

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奥尔怀有的希望热情被粉碎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做“一个遭到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意思。他热爱柏林。他曾在首都上了军事学院，结了婚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现在，在他看来，他正是在不断增加的孤独之中工作着，以保卫他曾度过一生中最幸福岁月的城市。在指挥系统中，谁也没有打算作出雷菲奥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

海因茨·古德里安剩下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桌子上的几件物品放进一个小箱子里。他已经同他的参谋们道了别，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现在，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就要离开他的措森司令部了，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然而，他打算首先同他的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古德里安可以治疗一下有病的心脏。然后他计划前往德国所剩下的唯一的和平的地方：巴伐利亚南部。在那个地区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军队医院和疗养院，围绕着退休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们、被疏散的政府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部门。这位将军仔细地作了选择，他将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的非战争的气候中，一直等到战争的结束。作为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前任长官，古德里安知道，在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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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周末的开始。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15]，罗斯福总统到来了，要在小白宫逗留；像以往一样，在火车站附近，站在炽热太阳下面的人群，等候欢迎他。总统一出现，一种惊讶的窃窃私语便在旁观者当中迅速蔓延。他是被一位特工从车上抱下来的，几乎是一动不动，他的身子松垂着，没有轻松活泼的挥手致意，没有与人群分享心情愉快的玩笑。在许多人看来，罗斯福似乎是昏迷了，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既震惊又焦虑，沉默地注视着总统的豪华轿车缓慢地开走。

在莫斯科，天气温和得没有道理。从位于莫卡瓦亚大街的使馆大楼的二层套房里，约翰·R·迪恩少将朝外凝视着，越过广场，注视着克里姆林宫绿色的拜占庭风格穹顶和宣礼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他的英国同行欧内斯特·R·阿彻海军少将，正在等待从他们各自的大使那里得到确认，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与斯大林的一次会晤。美国大使是W·埃弗里尔·哈里曼，英国大使是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在这次会晤时，他们将把“SCAF252”送交给斯大林，“SCAF252”是前天刚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一封电报（而正在病中的美国总统并没有看到这封电报）。

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的嘴巴上叼着一根雪茄，挥手朝唐宁街10号外面的旁观者们示意。他正在准备乘车前往契克斯别墅，那是位于白金汉郡有700英亩面积的英国首相别邸。尽管表面上兴高采烈，但他实际上却是既担忧又愤怒。在他的文件夹当中，有盟军最高司令给斯大林电报的副本。在密切合作了几乎长达3年之后，首相第一次对艾森豪威尔暴怒了。

英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电报的反应，在2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越来越强烈。英国人一开始是感到困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愤怒。同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样，伦敦也是通过第二手得知这个信息的———是通过“不妨告诉你一下”而送过来的副本得知的。甚至英国籍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事先也不知道有这封电报，伦敦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听说。丘吉尔本人完全是惊慌失措。首相想起了蒙哥马利3月27日的电报，那封电报宣布，他将对易北河发动大规模强攻，“再从那里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首相匆匆写了一个言词焦虑的条子，给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他写道，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似乎与谈到了易北河的蒙哥马利不一致。请解释”。可眼下伊斯梅无法解释。

这时，蒙哥马利又给了他的上级一个惊讶。他向陆军元帅布鲁克汇报说，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要脱离开他的指挥，回归布拉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又将要向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我认为我们就要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蒙哥马利说道。

英国人再次被激怒了。首先，这样的信息应该来自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蒙哥马利。但更糟糕的是，在伦敦看来，这位最高司令似乎把太多的东西抓到了自己的手里了。在英国眼里，他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就是大大地越权，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不加提醒的情况下便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计划。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是特地为进攻德国北部平原而组建的，但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越过德国北部平原发动进攻，而是突然指定布拉德利穿过帝国的腹地，进行战争最后的大规模强攻。布鲁克愤懑地总结了英国人的态度：“首先，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不关艾森豪威尔的事，他的通信应该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次，他发了一封看不懂的电报；最后，电报的言外之意，似乎都偏离和改变了以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3月29日下午，被激怒的布鲁克没有同丘吉尔商量，便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抗议。有关“SCAF252”这封电报，一场激烈而又尖锐的争论逐渐形成了。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在采取最初的步骤安排了与斯大林会晤以后，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急电。迪恩希望，能得到“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以备万一［斯大林］想更详细地讨论你的计划之需”。在与苏联人打了几个月的令人泄气的交道之后，迪恩完全了解大元帅会要什么，于是他把那些要求全都为艾森豪威尔讲清楚了：“1、各集团军的当前构成；2、有关部队调动的稍微更多一点的信息；3、你设想哪个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将进行主要和次要的进军……4、当前对敌军的部署和意图的简要估计。”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迅速照办了。那天晚上8点15分，这个情报就被发往莫斯科。迪恩得到了英美联军的构成，以及他们从北方转向南方的作战命令。这个信息太详尽了，甚至还包括了这个事实，即美军第九集团军要从蒙哥马利那里回归布拉德利指挥。

51分钟以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消息。可以理解他的苦恼。随着辛普森集团军的失去，他大规模强攻的力量元气大伤，他胜利地攻占柏林的机会似乎丧失了。但他仍然希望能说服艾森豪威尔延缓一下这个转让，他发去了一封异常圆通的电报。“我注意到，”他说道，“你打算改变一下指挥的安排。如果你感到这是有必要的话，我祈求你等到我们到达易北河之后再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会有助于现在开始的大行动。”

华盛顿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蒙哥马利的英国上级无心这样圆通。在五角大楼，布鲁克的抗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陆军元帅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正式交给了马歇尔将军。英国的照会谴责艾森豪威尔在与斯大林的通信中所采用的程序，并指控盟军最高司令改变了计划。马歇尔既吃惊又关注，立即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其内容主要是直截了当地报告了英国的抗议。他说，英国的抗议坚决主张，现存的战略应该遵循———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规模强攻将会夺取德国港口，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废止德国的潜艇战”，也将会解放荷兰、丹麦，并再次开通与瑞典的交通，从而可以使用“现在待在瑞典港口里无所事事的几乎有200万个吨位的瑞典和挪威舰船”。马歇尔援引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强烈地感觉到，以攻占柏林为出击目标的、穿越德国西北部开阔平原的……主要推进，应该坚持”……

为了回避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批评者们，也为了尽可能快地修补英美团结，马歇尔准备对双方都留以回旋的余地和给予理解。然而他本人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行动所感到的困惑和恼怒，却也在电报的最后一段中表现出来了：“在你的SCAF252电报发出之前，你是否考虑了英军的海军方面？”他用下面的话做结：“这是个急迫的事情，要求你作出评论。”

有一个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能感到这个形势的急迫———而且，确实还有近在眼前的混乱。温斯顿·丘吉尔的焦虑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这个艾森豪威尔事件，出现在三大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的时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丘吉尔感到非常孤独。他不知道罗斯福的病情如何，但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为与美国总统的通信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后来写道：“在我的长篇幅电报里，我认为我是在对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谈话……［但］我不再是充分地听他谈话……那些回电是各种各样的人联手起草，以他的名义发来的……罗斯福只能给予笼统的指导和批准……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几周都是代价昂贵的。”

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西方和苏联之间显而易见的政治关系的迅速恶化。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就越来越怀疑。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已经轻蔑地对在那里作出的许诺不予理会，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不祥的趋势出现。东欧正在慢慢地被苏联吞掉；那些由于燃料和机械的问题而在苏军营地后面被击落的英美军队的轰炸机，正和它们的机务人员一起被扣押；斯大林许诺的让美军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和设施，突然又不允许使用了；苏联人被给予了自由进入在德国西部被解放了的战俘营的权利，以便把他们的部队遣返回国，却又拒不给予西方的代表类似的权利，不允许他们进入、疏散或者以任何方式帮助在东欧战俘营里的英美士兵。更糟糕的是，斯大林还指控：“在集中营里的苏联战俘……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非法的迫害，包括毒打。”当在意大利的德国人试图秘密谈判，让部队投降的时候，苏联人的反应是发出了一份侮辱性的照会，指控西方盟军，“背着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背叛性地与敌人打交道[16]。

而现在又是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丘吉尔认为，在军事目标的选择大有可能决定战后欧洲未来的时刻，艾森豪威尔与苏联独裁者的通信，也就是对全球和政治战略的一种危险干涉———而严格说来，全球和政治的战略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领域。丘吉尔认为，柏林具有关键性的政治重要性，而现在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并不想全力以赴攻占该城。

3月29日午夜以前，丘吉尔用装有扰频器的电话与艾森豪威尔通话，要求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作出澄清。首相小心地避免提到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而是强调了柏林的政治重要性，主张应该允许蒙哥马利继续向北方发动的攻势。丘吉尔感到，让盟军在苏联人之前攻占首都最为重要。现在，在这个3月30日，当他开始前往契克斯别墅的60多英里车程的时候，他极度忧虑地思考着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柏林，”盟军最高司令说道，“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

在兰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脾气与英国人的抗议同步变大。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举猛攻受到了抑制，英国人对此的反应之强烈令他吃惊，但更令艾森豪威尔吃惊的是，围绕着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产生了一场凶猛的风暴。他看不出有引起争议的任何理由。他相信，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必要的，因而发现他的决定受到了质疑，他便被激怒了。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艾森豪威尔也是个急性子，现在则成了盟军领导人当中最愤怒的一位。

3月30日上午，他开始对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电报作出反应。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电报说明，已经收到了马歇尔在前一天晚上发来的电报。他许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给予一个更详尽的回答，但眼下则简单说明，他并没有改变计划，英国人的指控“事实上并没有可能的根据……与威尔逊在给你的电报中所敦促我采用的分散战略相比，我的计划将能更迅速和决定性地占领港口和北方沿海的所有其他地区”。

接着，在为英国首相夜间电话中的要求作答复的时候，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些额外的细节，澄清了那些下达给蒙哥马利的命令。“根据苏联人的意图，”似乎需要在布拉德利的指挥下，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中央地区发起大举猛攻，因为它将把德国军队“大体上切成两半……并且消灭在西部的残余敌军的主要部分”。一旦其胜利得到确保，艾森豪威尔就打算“采取行动，清理北方港口”。盟军最高司令说道，蒙哥马利将“负责这些任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会提出增加他的兵力”。一旦“上述要求达到”的话，艾森豪威尔就计划派德弗斯将军和他的第六集团军群向东南进发，开赴那个堡垒区，“以避免德国人有可能在南方得到巩固，同时又可以与苏联人在多瑙河流域联手”。盟军最高司令最后说，他当前的计划是“灵活的，取决于变化，以适应意外的形势”。柏林没有被提及。

艾森豪威尔给英国首相的电报是克制的、得体的，并没有把他的愤怒反映出来。早些时候他曾许诺，要给马歇尔发一封详尽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他的盛怒就显而易见了。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有关抗议中所涉及的‘程序’的那些事情，全然被蒙在鼓里。我已经得到指示，有关军事协调可以直接同苏联人打交道”。至于他的战略，艾森豪威尔再次坚持，没有改变。“去年夏天，英军的参谋长们，”他说道，“总是抗议我的打开［中央］……通道的决心，因为他们说，那将是徒劳的……将会把力量从北方进攻中带走。我始终坚持认为，在对……鲁尔河的孤立中，北方进攻将会是主要的战役，但从一开始，早在D日以前，我的计划……就一直是把主要的战役和次要的战役结合起来……然后向东方大举推进。甚至粗略地检查一下……就会看出，主要的战役应该……是在莱比锡地区，在那个地区里集中着剩余的德国工业能力的最大部分，而且据认为，德国的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

在谈到以前蒙哥马利和布鲁克对单一推进战略所表现出的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说道：“单是为了遵循着陆军元帅布鲁克老是冲着我叫嚷的那个原则，我也要决心集中在一个主要的推进上，我计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于布拉德利指挥，以便进行涉及向中央地区进军那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清楚地表明，第九集团军可以再次北上，帮助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清理卢卑克西边的整个海岸线。”然后，“我们可以向东南方向调动军队，防止纳粹占领那个山区要塞。”

那个艾森豪威尔称为“山区要塞”的国家堡垒，现在清楚地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事实上比柏林更受到关注。“请容我指出，”盟军最高司令说道，“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出击目标了。它对德国人的用处已经大多被消灭掉了，甚至德国人的政府也正在准备迁移到别的地区。现在重要的是积聚我们的兵力，进行一次单一的大举猛攻，而与分散兵力相比，这将迅速带来柏林的陷落、挪威的解围，以及对船舶和瑞典港口的获得。”

等到艾森豪威尔起草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对英国人的愤怒几乎抑制不住了。“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他宣告，“反对‘铁砧行动’［攻占法国南部］；他们反对我的主意，即我们应该先消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国人，然后再大举渡河；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从法兰克福向东北方的路线，将会使我们仅仅陷入缓慢的、在道路崎岖的乡下的战斗。现在他们明显是要我在德军军队被充分打败以前，就转而进行将会涉及许多万兵力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我和我的顾问们是每天每小时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只受到一个想法的激励，那就是早日赢得这场战争。”[17]

那天晚些时候，在华盛顿，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英军参谋长们对前一天抗议的进一步阐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第二封电报是第一封的一个冗长重申，但也有两处重要的增加。在此期间，英国人从在莫斯科的海军少将阿彻那里得知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送给迪恩的补充情报。英国人强烈敦促，这个信息不要让苏联人知道。倘若讨论已经开始，伦敦方面希望讨论能够暂停，等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了形势后再说。

但到现在，英国人开始在内部意见不一致了———不仅是在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是否妥当上不一致，而且在应该非难电报的哪些地方上也不一致。由于英军参谋长们的疏忽，没有把他们的抗议发往华盛顿之前先让丘吉尔看一下。而丘吉尔的异议，又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异议不同。在他看来，“对艾森豪威尔新计划的批评在于，它把朝柏林的主要进军轴线，转移到了穿过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方向”。在首相看来，根据这个计划，英国军队“可能不得不在北方扮演一个几乎是停滞的角色”。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进入柏林的一切可能性也都被排除了”。

现在和以往一样，柏林在首相的脑海里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以为，柏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了”。尽管政府的各个部“在很大程度上迁移到了南方，但却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即柏林的陷落能在德国人的头脑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为“忽略柏林并把它留给苏联人”所涉及的危险而焦虑不安。他宣告：“只要柏林坚守，在废墟中顶住围攻，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德国人的抵抗就将被激励起来。而柏林的陷落则可能使所有的德国人绝望。”

丘吉尔虽然原则上同意参谋长们的论点，但也感到，他们给他们的异议带进了“许多不相干的小事情”。他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美军参谋长们当中的声望是非常高的……美国人将会感到，作为得胜的盟军最高司令，他有权利而且确实也有一种极其重要的需要，试图从苏联人那里得出……让西方的和东方的军队进行接触的最佳点”。丘吉尔担心，英国人的抗议可能只会“给美军的参谋长们……提供引起争论的可能性”，他希望他们能“机敏地作出应答”。他们这样做了。

3月31日，星期六，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给了艾森豪威尔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只在两点上与英国人意见一致：一是艾森豪威尔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详尽阐述他的计划，一是应该暂不向迪恩提供额外细节。在美军参谋长们看来，“德国的战役现在已到了这样的阶段，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最好的法官，能判断哪些措施能够提供消灭德军或者他们抵抗力量的最早的前景……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继续自由地与苏军的最高统帅通话”。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看来，只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又不包括政治上的考虑。“那个单一的目标，”他们说道，“应该是迅速而又完全的胜利。”

不过争议仍然远未结束。在兰斯，疲惫的艾森豪威尔仍然在一再解释他的立场。在白天的时候，按照马歇尔的指示，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对他计划的一个大篇幅的详尽阐述。接着，他给莫斯科发去了电报，命令迪恩不要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来的额外信息交给斯大林。在那以后，他又给马歇尔去了一封电报，保证：“你可以确信，在将来，我本人和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之间涉及政策的电报，将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人重述。”最后，他着手处理蒙哥马利的恳求，那个恳求48小时以前就到了，但还没有作出答复。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最后才为蒙哥马利作出答复，并不仅仅因为他前面的那几封电报更为急迫。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紧张，所以艾森豪威尔现在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同这位陆军元帅通话。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几年之后解释道[18]：“蒙哥马利全然是我行我素，努力要使美国人———尤其是我———得不到肯定，结果我们（的分歧）几乎都要与战争无关了，因而最终我不再同他讲话了。”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们———有趣的是，也包括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里的英军高级将领们———都把蒙哥马利看成一个自我中心的惹是生非者，他在战场上过于小心翼翼和缓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部副部长、英军少将约翰·怀特利回忆道：“蒙蒂想头戴两顶帽子，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进入柏林，但人们的感觉却是，如果要迅速地做某件事的话，就不要把那件事交给蒙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用另外一种方式说道：“在那个时刻，蒙蒂是艾克愿意选择向柏林大举猛攻的最后一人———要是让蒙蒂做的话，他会需要起码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布拉德利则是不同种类的人。“布拉德利，”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副官，“在看到有进军的机会时，他从不耽搁，从不停顿下来重新部署。”

人们对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所提出的批评，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怒，他与蒙哥马利又是长期对立，这两点，在他为这位陆军元帅所作的答复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个答复流露出了气恼。答复说：“我必须坚持我的把第九集团军交由布拉德利指挥的决定……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那样，从这个进展上来看，似乎过一段时间以后一个美军编队将会再次交付给你，来进行在易北河对岸的军事行动。你会注意到，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提到柏林。就我而言，那个地方已经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而已，我对这些地方从来也没有兴趣。我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

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表明他的立场的时候，置身契克斯别墅的丘吉尔也正在给盟军最高司令写一份历史性的恳求，几乎在每一个方面，它都是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说的话的对立面。下午快到7点时，首相给盟军最高司令发去了电报：“你明显预料到，敌人的阵地应该是削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渡过易北河，尽可能向东部进军？这在政治上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苏军……似乎一定要进入维也纳并侵占奥地利。如果柏林应该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我们又故意把柏林留给他们的话，那么这个双重的事件就可能增强他们已经明显的信心，那就是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做了。

“此外，我本人认为，柏林并没有失去其军事上的意义，自然也就没有失去其政治上的意义。柏林的陷落，将会对帝国每一个地方的德国人的抵抗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在柏林坚守的时候，德国的广大群众将会感到，他们有责任继续战斗。那种认为如果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与苏联人会师就是更好的收获的想法，并不能令我满意。……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仍然在德国的旗帜之下，它就不能不仍然是德国的最具决定性的地方。

“因而，我更倾向于应坚持渡过莱茵河的计划，也就是说，美军第九集团军应该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起向易北河进军，并进而向柏林进军……”

在莫斯科，当黑夜降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大使，连同迪恩和阿彻一起，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并递交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会谈简短。迪恩后来向盟军最高司令汇报说，“在德国中部发动进攻的方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主攻方向是好的，因为它完成了把德国一分为二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他也感到，德国人的“最后抵抗，大概会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巴伐利亚”。斯大林虽然赞同英美联军的战略，但有关他本人的战略却没有明确表态。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苏联计划的最终协调，得等到他有机会和他的参谋们商讨以后再说。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许诺将在24小时之内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答。

客人们离开几分钟以后，斯大林拿起电话给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打电话。他讲话简短，但命令是清晰的：在第二天，也就是复活节星期日，这两位司令员要立即飞到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尽管斯大林并没有说明他的命令的理由，但他却断定，西方盟国是在撒谎；他完全确信，艾森豪威尔打算和苏军赛跑，看谁先到柏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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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部前线前往莫斯科的1000英里的飞行时间之长，令人疲劳。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疲惫不堪，坐在他土灰色的参谋部小车的后座上，车子在鹅卵石公路上颠簸，爬上小山，然后进入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经过有着多色调条纹图案穹顶的圣巴西勒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堡垒墙之内。紧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坐在另外一辆军用轿车里的是伊万·科涅夫元帅。在拱卫着大门的巨大的救世主塔上的大钟钟面上，镀金指针表明快到下午5点了。

这两辆参谋部小车越过被风席卷的内院，进入那个建筑的丛林，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正面为黄色的高大办公大楼，那里曾经是苏联沙皇和王子们活动的地方。车又朝克里姆林宫大院的中央驶去。在建于17世纪的那座不朽的伊凡大帝白色砖墙钟楼附近[19]，车慢了下来，驶过一排古代的大炮，在一座长长的沙灰色三层大楼外面停了下来。几分钟以后，这两个人穿着裁制合身的暗褐色制服，佩戴着沉重的金质肩章，上面有一英寸宽的苏联陆军元帅的单星，乘坐电梯，前往斯大林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在那些短暂的时刻，这两个人被副官和护送官员们所围绕着，亲切地聊着天。粗心的观察者可能以为，他们是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是势不两立的竞争者。

不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的高峰。他们各自都是强硬的、讲究实际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服役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种可怕的责任。五短身材、相貌温和的朱可夫更为著名，受到公众和苏联士兵的崇拜，认为他是苏联最伟大的军人。然而在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当中，却有些人把他看作怪物。

朱可夫是位职业军人，他职业的开始是在沙皇的帝国龙骑兵担任一名列兵。俄国革命于1917年开始的时候，他加入革命队伍，作为一名苏联骑兵，他与反布尔什维克们作战，非常勇敢凶猛，结果在内战结束后被授予苏军军官军衔。尽管他天生就有杰出的想象力，具有天生的指挥才能，但倘若不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军将领进行野蛮清洗的话，他可能还是一名相对不知名的军官。那些被清洗的人，大多是十月革命的老兵，但朱可夫，很可能是由于他更“军队”而不是更“党”而逃脱了清洗。对老近卫军的无情解职加速了他的提拔，到1941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了苏联的最高军事职位：苏军总参谋部参谋长。

朱可夫以“士兵的士兵”而著称。也许是因为曾经当过列兵，他享有一种对士兵宽厚的声望。只要仗打得好，他就认为战利品只不过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对他手下的军官，他则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不合格的高级指挥官往往当场就被解职，然后又因为过失而受到惩罚。惩罚往往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个：军官或者是被送到军队的劳役营，或者是被命令在前线最暴露的地方服役———而且是做列兵。有时这由该军官自己选择。

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有一次朱可夫与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第六十五集团军司令巴威尔·巴托夫上将一起，站着观看部队前进。朱可夫用双筒望远镜望着，突然朝巴托夫大叫道：“那位军长和第四十四步兵师师长———送劳役营！”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那两位将军求情。罗科索夫斯基得以把那位军长救了下来，但关于第二位军官，朱可夫态度坚定。那位将军立即被降了职，送到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进攻，几乎是立即就阵亡了。朱可夫随即推荐，授予那位阵亡军官苏联的最高军功章———苏联英雄勋章。

朱可夫本人总共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也获得三次。种种荣誉给予了这两位元帅，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名声远扬，但科涅夫却实际上仍然是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是能够让人耿耿于怀的。

科涅夫是一个高个子、生硬、有力的人，蓝眼睛闪烁着精明的目光。他48岁，比朱可夫小一岁，从某些方面讲，他的职业生涯与朱可夫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又转移到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个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是一个巨大的不同。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委进入苏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指挥官，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污点的。普通军人总是在内心里厌恶政治军官。政治军官权力太大了，以至于如果没有级别最高的政委的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来也不认为以前的政委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二战以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同样的战区里指挥过，并以大致相同的速度被提拔，这老是让朱可夫受刺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两个一手提拔上来，成为他的青年将领干部，他精明地意识到在这两人之间的强烈对立：他坚持要在两人之间挑起争端，以便从中渔利。

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无遮拦，但军方普遍认为，他是这两个人当中考虑问题更周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位。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在他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小图书馆，偶尔引用成段的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话，则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的部队官兵都知道，他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他体恤他的军官，把他的愤怒给敌人留着。在战场上，他可以做到极其残忍。在第涅伯河战役中的一个阶段，在他的部队把几个德军师围困之后，科涅夫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当德国人拒绝的时候，他命令挥舞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发动攻击。“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想砍杀多久就砍杀多久，”他于1944年告诉米洛范·吉拉斯，吉拉斯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人的手砍掉。”起码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意见完全相同：他们不能原谅纳粹的暴行。对德国人，他们既没有慈悲，也没有自责。

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层的走廊走向斯大林的套房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位于中央的朱可夫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来攻城。位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和位于南方的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集团军群，可以被用来协助。但朱可夫却决心由自己来攻克柏林，他无意要求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协助。然而，科涅夫本人却一直对柏林很有想法。朱可夫的军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尤其是位于奥得河西岸防御森严的泽洛高地。科涅夫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看到抢去朱可夫功劳的机会。他甚至想到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但这一次科涅夫却强烈希望能压倒朱可夫，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光荣。科涅夫想，如果机会出现的话，他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赛跑，看谁先到柏林。

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的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带进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天花板很高，狭窄，一张长而巨大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加上桌子周围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非磨砂灯泡的大枝形吊灯，在桌子上方发着强光。在一个角落里的一隅，有一个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列宁像。窗子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标记，然而却有两幅铬绿色石版画，镶嵌在完全相同的黑色框子里，他们是俄国的两位最著名军事家的画像：一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卓越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一是米哈伊·库图佐夫上将，库图佐夫于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在房间的一端，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私人办公室。

两位元帅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1941年，当朱可夫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两人以前都在这里见过斯大林多次。但这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七位在战时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重要的人物———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苏联战争机器的有无上权力的决策机构。

没有拘泥形式，也没有考虑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部长弗拉基斯拉夫·M·莫洛托夫，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伦蒂·P·贝利亚，他体格粗壮、眼睛近视，是秘密警察头子，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鲁吉·M·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和军备行政官；阿那斯塔斯·I·米高扬，他面部瘦削，长着鹰钩鼻子，是生产协调员；尼古拉·A·布尔加宁元帅，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是驻苏军前线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拉扎尔·M·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是交通专家，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A·沃兹涅先斯基，他是经济计划和管理专家。代表军队作战行动一方的，是总参谋长A·A·安东诺夫上将和作战部部长S·M·施特门科上将。当苏联的上层领导人就坐的时候，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矮而结实的身影出现了。

他的衣服朴素，穿着深黄色的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的标识。他的裤子腿上缝着一条红色窄长条，塞进高到膝部的黑色长筒靴里，那是一种柔和的黑色。在他紧身短上衣的左边，他只佩戴着一个装饰：带有红丝带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的牙齿咬着的，是他最喜爱的烟斗之一———英国的邓希尔牌烟斗。他没有在俗套上浪费什么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彼此打招呼，斯大林就开始说话了。”[20]

有关前线的情况，斯大林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问题。然后他突然切入正题。他嗓音低，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轻但却具有巨大的效果：“那些小小的盟国们打算在苏军的前面赶到柏林。”

他等待了一分钟，然后继续说话。斯大林说，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联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不那么‘盟国’”。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也没有说出情报的其他来源。他转向施特门科将军，说道：“读报告。”

施特门科站了起来。他宣告，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鲁尔河地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在路上”，他们打算攻占柏林。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军”，但人所共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他拖长着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作好准备，要在柏林空投”。[21]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施特门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沿着在柏林和所集结的英军之间最短的路线”，在鲁尔河北边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说，施特门科在结束的时候说，“根据所有的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军攻占柏林———在英美联军司令部里被看作是完全可行的，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正在全力进行准备”。[22]

施特门科读完军事评价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后来骄傲地记得，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说道，“而且是先于英美联军。”

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他带着乏味的幽默，又说道，“你是那种人吗？”科涅夫记得，之后，瞬息之间，斯大林又再次冷酷而且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科涅夫既然在南方，又究竟打算怎样及时攻占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的重新部署吗？”他问道。科涅夫看到了这个圈套，不过为时已晚。斯大林又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使一人与另一人相斗，不过等到科涅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回答已经开始了。“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所需要的一切措施都将采取。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轻声问道，几乎是居高临下。他并没有等待回答。“恕我冒昧，”他一边向科涅夫点头一边说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目标直接针对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我们将攻占柏林。”

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微笑再次短暂出现。“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两个人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48小时之内准备出来。那时你们就能带着所批准的一切返回前线。”

这两个人都为分给他们准备计划的时间之短感到震惊。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进攻柏林的预定日期是5月初。现在斯大林明显希望他们能提早几个星期发起进攻。尤其对科涅夫来说，想到这里他清醒了起来。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他相信这个计划能使他先于朱可夫进入柏林，但书面材料他却一点也没有。这个会议现在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些巨大的后勤问题他必须迅速解决，各种各样的设备和补给品，现在都得急速运往前线。更糟糕的是，科涅夫缺少兵力。在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一些部队离柏林很远，这些部队得立即转移，而这又带来了一个大的运输问题。

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的参谋们一直是在为进攻作着准备，但他却远远没有准备好。他的各个集团军所处的位置适当，但他仍然也在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同时也在急速补充兵员，以补充他兵力大大损耗的部队。他的一些师，一般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人，现在则减少到了3500人。朱可夫认为，柏林的作战行动将会极其困难，他想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作好准备。他的情报部门报告说：“城市本身及城郊已经作了精心的准备，要进行顽强的防御。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交叉路、房屋、运河和桥梁，都是总体防御的构成部分……”现在，如果他要先于西方军队到达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能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呢？这是斯大林要得到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又讲了话。在他的嗓音中没有温暖。他非常强调地对那两位元帅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作战行动的开始日期将会吸引我们的特别关注。”

在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远远没有表面化，现在则再次被利用了。斯大林朝周围的人略微点了点头，转过身来，离开了屋子。

现在，在启动了他的计划之后，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仍然面对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仔细而又详尽的答复。斯大林开始修改已经准备出来的草稿。到晚上8点的时候，他的答复定稿发了出去。“我已经收到了你3月28日的电报，”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你的计划，即把德国军队切成两半，［与］……苏军会合，这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是不谋而合。”斯大林完全同意，两军会合的地点应该是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因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打击’将会‘朝那个方向’进行。至于苏军进攻的日期？斯大林对它特别关注。那“大概将是在5月的下半个月”。

他的电报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在那里，他灌输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对德国首都没有兴趣。“柏林，”他声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事实上，斯大林说道，它已经变得非常无足轻重，因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将指派二线部队朝柏林进发”。

温斯顿·丘吉尔几乎整个下午都在同英军的参谋长们商谈。他感到尴尬和不安。他的尴尬来自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在发送的时候被篡改了。在丘吉尔收到的电报中，有一个句子是：“蒙哥马利将在巡逻的任务上负有责任……”丘吉尔尖锐地回电说，他认为英王陛下的军队正被“贬谪……到意外的有限领域”。摸不着头脑的艾森豪威尔又回电：“我如果不是感到伤心的话，也是感到烦恼……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以往的做法……应该会消除这样的念头。”原来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用过“在巡逻的任务上”这些字。他说的是“在这些任务上”，但不知怎的这个措辞被发送错了。丘吉尔因为这个事件而非常懊恼，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使不断增加的混乱更加混乱。

在这位首相看来，美国人对柏林的持续无动于衷，绝非小事。带着那种成为他一生特色的韧性，他开始同时处理两个问题———盟军的关系和柏林。首相给患病的罗斯福发去了一封长电报———这是自从收到艾森豪威尔的“SCAF252”电报而产生的争议以来，他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第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首相首先详尽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完全信任。然后，“在抛弃了有史以来并肩作战的最忠实朋友和盟友之间的这些误解之后”，丘吉尔便反复说明攻占德国首都的急迫性。“最能够给德国军队带来绝望的心理影响的……莫过于柏林的陷落，”他争辩说，“它将会是失败的最重要信号……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那种认为他们为共同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印象，难道不会不适当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吗？难道这不会导致他们产生这样一种心态，在未来带来严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困难吗？因而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假如柏林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攻占它……”

第二天，当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副本的时候，他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首相认为，它的内容非常令人生疑。那天晚上的10点45分，他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我愈加感到进入柏林的重要，因为莫斯科在给你的回电中的第三段中说，‘柏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这反而使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应该从我所提到的政治方面来看待他的这句话。”丘吉尔又热切地补充说，他现在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尽可能朝东的地方与苏联人握手……”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但丘吉尔要赢得柏林的决心并没有放弃。他仍然乐观。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最后说：“在斯大林的主要攻势的日期以前，在西方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他现在的极大希望就是，盟军大举猛攻的势头和热情，将会大大早于斯大林的预定日期之前，就把部队带进柏林。

在斯大林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昼夜工作。到3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之内，他们的计划准备好了。他们再次见到了斯大林。

朱可夫首先进行陈述。他考虑这次进攻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对庞大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预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他说，他的主攻将在黎明前进行，从科斯琴以西的奥得河上44公里长的桥头阵地上发动———直接面对着柏林。在北边和南边的其他进攻将会支援这个打击。

在朱可夫的计划中，后勤问题是棘手的。不少于4个野战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被投入到主攻之中，还有两个集团军，每一个都将被用来进行支援性的攻击。包括将在后面前来的二线部队，他将拥有768100人的兵力。朱可夫绝不存任何侥幸之心，他希望在科斯琴桥头阵地，每一公里起码要有250门大炮———大致是每隔13英尺就有一门大炮！他计划用让人目瞪口呆的11000门大炮齐射，来开始他的攻击，小口径的迫击炮还不算在内。

现在他谈到计划中特别偏爱的部分。朱可夫设计出了一种非正统而又怪诞的计谋，想把敌人搞糊涂。他将在夜间发动他的攻势，就在进攻开始的那个时刻，他打算把140盏大功率的防空探照灯直接对准敌人的阵地，射出猛烈的强光，从而让德国人看不见，士气低落。他预料他的计划能造成大屠杀。

科涅夫的计划也是同样的大手笔，而且由于被他强烈的野心所驱使，也就更复杂和更困难。他后来说：“对我们来说，柏林是一个这样强烈的欲望目标，因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想亲眼看一下柏林，都想用武力来攻占它。这也是我的强烈欲望……我满怀着这种欲望。”

但事实却是，就其最近的地点来看，科涅夫的军队离城市也有75英里以上。科涅夫指望用速度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已经精心地把他的几个坦克集团军集结在右边，这样一来完成突破的时候，他就可以转而朝西北进发，朝柏林前进，也许能先于朱可夫悄悄地入城。这个主意他思考了几个星期了，现在，鉴于朱可夫的陈述，他对是否应该在时机未成熟就先泄露计划犹豫了。于是，此刻他紧扣作战行动的细节讲了起来。他的计划要求，在黎明的时候，在低空飞行的歼击机中队所喷发出来的浓重烟雾保护下，地面部队渡过尼斯河发动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投入5个野战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有511700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像朱可夫一样，要求用同样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密集炮火———每一公里前线就要有250门大炮———而且他还打算从那些大炮当中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与我的邻居不同，”科涅夫回忆道，“我计划用炮火对敌人阵地进行饱和轰炸，时间为2小时35分钟。”

但科涅夫急切需要增援部队。朱可夫在奥得河有8个集团军，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总共只有5个集团军。要实现他的计划，他还需要两个集团军。在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斯大林同意把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给他，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前线已经缩小了”。但斯大林指出，在这些集团军到达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前，大量的时间可能就已经过去了。运输工具奇缺。科涅夫决定赌上一把。他告诉斯大林，他可以在增援部队仍然在路上的时候开始进攻，然后他们一到达就把他们投入战斗。

在听了这两个提议之后，斯大林两个都批准了，但攻占柏林的责任却交给了朱可夫。攻占柏林以后，他要朝易北河的路线进发。科涅夫要与朱可夫同日发动进攻，消灭柏林南部外围地带的敌军，然后让他的部队涌向西方，与美国人会合。第三个苏联集团军群，也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他们正在奥得河下游集结，一直集结到朱可夫北边的沿海地区，他们将不介入对柏林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有314000人的兵力，他们将在以后发起进攻，大举穿越德国北部，与英国人会合。加在一起，这三个苏联集团军群总共将会有1593800名兵力。

看来科涅夫被贬谪到了柏林进攻中的一个支援角色。不过接着，斯大林在桌子上的地图上面俯下身来，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集团军群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是一条奇特的边界，它从苏联东部前线开始，越过奥得河，直接来到始建于16世纪的施普雷河畔吕本镇，大约在柏林东南65英里处。在那里，斯大林突然停下了。倘若他继续直接穿越德国往前画，从而标出一个科涅夫不得越过的边界的话，那么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就显然被否定了对柏林进攻的任何参与。现在科涅夫兴奋了，尽管“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他后来回忆说，“但前线指挥部表现出主动的可能性却心照不宣地呈现了出来”。没有说一个字，进入柏林的绿灯就给科涅夫的军队打开了———如果他能够进入柏林的话。在科涅夫看来，就好像斯大林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一样。会议就是以他后来称为“由斯大林作出的……对竞争的这个秘密召唤”而结束的。

立即，两位元帅的计划被纳入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这两位竞争中的指挥官手里拿着命令，风驰电掣般驱车前往莫斯科机场，每一个人都急于赶到他的司令部。他们的命令要求他们，要在斯大林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日期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以前，发动攻势。出于安全的原因，书面命令上面没有写日期，但斯大林已亲自给他们下了指示。对柏林的进攻将开始于4月16日，星期一。

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开始狂热地作准备，要把有一百多万兵力的13个集团军投掷向柏林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也有了他另外一个著名的直觉闪现。他作出结论说，苏军在直接面对柏林的科斯琴的集结，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佯攻，苏军的主要攻势的目标，将会是在南方的布拉格———而不是柏林。在希特勒的将领当中，只有一位有着与他相同的洞察力，费迪南德·绍尔讷大将，现在是位于海因里齐南翼的集团军群中坚部队的司令，他也看穿了苏联人的骗局。“我的元首，”绍尔讷提醒道，“历史书上写着呢。要记住俾斯麦的话———谁拥有布拉格，谁就拥有欧洲。”希特勒同意。这位残忍的绍尔讷，是元首的一个心腹，也是德军将领中最没有才能的一位，现在立即被提拔为陆军元帅。与此同时，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灾难性的命令。在4月5日晚上，他命令海因里齐的四个经验丰富的装甲部队向南方调动———而海因里齐恰恰一直是在依靠这四个装甲部队来减弱苏军的大举猛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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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齐上将的汽车在柏林的瓦砾上面缓缓行驶，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参加希特勒9天以前下令要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齐和他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的后面，他沉默地朝外凝视着被烧毁变黑了的街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此前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他亲眼看到的证据使他不知所措，他永远也认不出，这个地方就是柏林。

在正常的时候，从他的司令部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需要大约90分钟，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几乎用了两倍的时间。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他们绕着复杂的圈子，甚至以前的通衢大道也往往不可通过。倾斜得摇摇欲坠的大楼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险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而出，潺潺而流；漏出的煤气从破裂的总管道里闪耀着火焰；而在城市的各地，一个个地区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上写着：“注意！地雷！”（Achtung！Minen！）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没有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齐嗓音悲切地对艾斯曼说：“那么这就是我们终于来到的地方———一个瓦砾的海洋。”

尽管威廉大街两边的大楼已经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就在大门外面的那些衣着毫无瑕疵的党卫军哨兵，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齐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潇洒立正。尽管路上有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与希特勒一起举行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齐对此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率直和精确地告诉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那些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面临形势的事实真相。海因里齐完全知道说真话的危险，但可能的后果似乎并没有使他不安。而从另一方面看，艾斯曼却是极为心神不安。“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好像海因里齐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而这样做了又能活下来的人却没有几个。”

在主厅里，一位党卫军军官，穿着洁净无垢的白色紧身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的骑兵靴，迎接海因里齐并告知他，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齐已经听说，在总理官署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齐备的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里面的任何地方。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大楼的后面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损坏。以前，带有一个喷泉群的富丽堂皇的花园就在这里，现在那些花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

在海因里齐看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战场，它有着“巨大的弹坑、成块的水泥、被打碎的雕像和连根拔起的树木”。在总理官署被煤烟熏黑的墙上，“原先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在看着这荒凉景象的时候，不由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乌兰德的《歌手的诅咒》一诗中的一行，诗写的是：“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讲述那消失的光荣，这根圆柱可能一夜之间便倒下。”相形之下，海因里齐则是缺乏想象力的。“想一下吧，”他咕哝着对艾斯曼说，“3年以前希特勒让欧洲在他的管辖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现在他却是坐在地下的一个洞里。”

他们走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碉堡。检查了证件之后，哨兵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钢门，让两位军官进去。海因里齐将会永远记住，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我们迈步进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蜿蜒的水泥楼梯底下，两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一个灯光灿烂的门厅里接待了他们。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脱下他们的大衣，然后又彬彬有礼地搜查了海因里齐和艾斯曼。艾斯曼的公文包尤其受到了关注，在1944年的7月，就是一个带有炸药的公文包，几乎结束了希特勒的生命。从那以后，元首的精英卫兵就在搜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尽管那两位党卫军作了道歉，海因里齐仍然对这个搜身之辱愤怒。艾斯曼为“一个德国将军竟然受到这样的对待，而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个狭窄的长走廊，走廊被隔开，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伸了出来，给米黄色的泥墙一种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地毯，它显然是从总理官署的一个大房间里取来的，因为它四处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是舒适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却似乎并不协调。有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的朴素，有的套着豪华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一面墙上，房间的四处挂着几幅大油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的风景画[23]。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一个为这次会议而准备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齐只能猜测。就他所能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边以及以外的房间。由于它的天花板低，有狭窄的铁门，而且没有窗子，所以就好像是小客轮里的通道———不过，根据海因里齐的估计，它们在地下起码有40英尺。

几乎是立即，一位高个子、衣着讲究的党卫军军官出现了，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保镖奥托·京舍上校。他愉快地询问他们旅途中的情况，并请他们吃茶点。海因里齐接受了一杯咖啡。不久，与会的其他成员开始到达了。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助手威廉·比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些有关胜利的议论”来欢迎他们的。然后来到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后面是希姆莱，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普遍认为是希特勒最亲密的知己马丁·博尔曼。用艾斯曼的话来说：“他们全都大声地欢迎我们。看到他们，我真正为我的司令感到骄傲。他带着为人所熟悉的挺直姿态，又严肃又有分寸，在朝廷的蠢人当中是地地道道的军人。”

艾斯曼看到，当希姆莱开始穿过房间朝海因里齐走来的时候，海因里齐紧张了。将军低声气冲冲地说：“那个人从来也不打算进入我的司令部。要是他一旦宣布来访，那要赶快告诉我，我好离开。他让我作呕。”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他交谈的时候，海因里齐的脸色苍白了。

正在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将军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齐，便向他走来。那天早些时候，海因里齐从克雷布斯那里得知，他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移交给了绍尔讷的集团军。尽管他因为克雷布斯没有能够强烈抗议这个决定而责备克雷布斯，但现在海因里齐对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这位新参谋长几乎说得上是热情友好了。起码他不用继续与希姆莱谈话了。

克雷布斯照例是既圆滑又关心，他向海因里齐保证，他毫不怀疑，在这次会议上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齐提到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邓尼茨、凯特尔和博尔曼也过来听。这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齐向希特勒陈述的时候，他们都将支持他。博尔曼转向艾斯曼，问道：“有关集团军群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既然这一切都与柏林和整个德国有直接的关系？”艾斯曼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38英里，而盟军又正在从西边全速穿越德国，这个问题似乎几近于发疯。他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形势严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博尔曼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你不必这么担心，”他告诉艾斯曼，“元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所有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博尔曼认为兵力将从哪里来呢？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这个房间里，他和海因里齐是唯一清醒的人。

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既冷漠又沉着，与他的助手一起来了；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上将，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一起进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似乎跟着一位副官、一位勤务兵或者一位助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蜜蜂。

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齐沉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交谈多半是闲谈，鸡毛蒜皮，无关紧要。地堡及其气氛是令人窒息的，不真实的。海因里齐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希特勒周围的人们已经躲进了一个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他们让自己相信，通过某种奇迹，灾难就可消除。现在，当他们等待着他们认为将会产生出那种奇迹的人的时候，走廊里突然有了动静。比格多夫将军，手高高举在头上，挥手让大家安静。“先生们，先生们，”他说道，“元首来了。”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飞机靠近滕珀尔霍夫区的时候，无线电语无伦次地发出了这个警告密码。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站长的办公室里，扩音器高声叫道：“危险第15号！”又一次全市范围的饱和轰炸开始了。

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飞过。大块的水泥哗啦落在街道上，尘土的龙卷风从上百个地方旋转而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使人透不过气的烟尘之中。男人和女人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露特·迪克尔曼，就在她到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来，看见轰炸机呈波浪形而来，“就像工厂里的装配线”。在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法国国籍的劳工雅克·德洛内正在检修一辆战痕累累的坦克，他刚从坦克上取出了一只人胳膊的恐怖的剩余部分，赶忙把它扔掉，跑向掩蔽所。在胜利林荫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他们的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绰号为大熊的马格雷夫·阿尔贝特24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他的杰出的同时代人巴姆贝格主教奥托的胸像上摔碎了。在附近，在斯卡格拉克广场，警察跑开去寻找掩蔽处，把仍然挂在树上的一个自杀者摇晃着的尸体丢在那里不管了。

阵雨般的燃烧弹穿透了勒尔特街监狱B座的天花板，在二层上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发狂似的囚犯们，被放出来去灭火，他们拎着一桶桶的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有两个人突然停下了工作。第244号牢房的囚犯凝视着第247号牢房的囚犯，然后他们拥抱起来。赫伯特和库尔特·科斯尼兄弟发现，他们有若干天都是关在同一层楼上。

在潘科区，韦尔特林格夫妇躲藏在默林家位于一层的两居室套房里，在厨房里，西格蒙德抱着他正在啜泣的妻子玛加蕾特。“如果老是这样的话，”他以高于高射炮的嘈杂炮火声音喊道，“那么甚至犹太人也可以公开去掩蔽所了。现在他们全都被炸弹吓坏了，顾不上告发我们了。”

14岁的鲁道夫·雷施克刚刚有足够的时间看到，飞机就像白银一样在天上闪闪发光———他喜欢与低空飞行进行扫射的战斗机玩捉人游戏，可现在这些飞机飞得太高，玩不起来。这时他的母亲叫嚷着，几乎是歇斯底里，把他拽进地下室里，他9岁的妹妹克里丝塔正在那里颤抖和哭泣。整个地下室好像在摇动，灰泥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了下来，然后灯光闪烁不定，随即熄灭。雷施克太太和克里丝塔开始大声祈祷，一分钟以后鲁道夫也和她们一起说起祷词：“我们的天父。”轰炸的嘈杂声越来越响，地下室现在似乎一直在颤动。雷施克一家曾经历过许多次空袭，但与这一次都不一样。雷施克太太把两个孩子都抱在怀里，啜泣起来。鲁道夫以前很少听到母亲哭，虽然他知道她经常担心，尤其是担心他在前线的父亲。突然他对那些飞机生气了，因为它们让他的母亲吓坏了———而且鲁道夫本人也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有点尴尬地发现，他也在哭。

在他的母亲能够把他留住之前，鲁道夫冲出了地下室。他跑上楼梯，来到家里位于一层的套间。在那里，他径直走向他的房间和他所收集的玩具军人。他从那些玩具军人中选出那个最威严的人物，它瓷质的脸上画着明显的相貌。他走进厨房，把母亲沉重的剁肉刀取了下来。现在鲁道夫置空袭于不顾，来到这幢公寓楼的院子，把那个玩具放在地上，刀一挥便把玩具的头切了下来。“好啦！”他说道，朝后站着。他的脸上带着泪水的污迹，他低下头，毫不懊悔地看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断头。

他拖曳着脚走进了地堡的走廊———半弯着腰，拖着他的左脚，左胳膊在控制不住地抖动着。尽管他有五英尺八又二分之一英寸高，但现在由于他的头和身子朝左边扭曲，显得小了许多。那双曾经被他的钦佩者们称为“具有磁性的”眼睛，现在是又辣又红，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他的脸浮肿，脸色是一种有污渍的、暗淡的灰色。浅绿色的眼镜在他的右手上悬荡着，这是因为强烈的灯光让他不舒服。片刻之间他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的将军们，将军们的手向上并向前伸出，齐声说道：“嗨尔！希特勒。”[24]

走廊里太拥挤了，结果希特勒费了点劲才从每一个人身边走过，到了那个小会议室。艾斯曼注意到，元首一走过，别的人就再次开始谈话了，没有他所预期的那种尊敬的安静。至于海因里齐，他为元首的模样而震惊。他想，希特勒“就像一个只剩下24个小时可活的人一样，他是一具行走的尸体”。

缓慢地，好像是在痛苦之中，希特勒拖曳着脚走到了桌子的上手。令艾斯曼吃惊的是，他似乎“就像一个麻袋一样倒塌进了扶手椅，一句话也没有说，保持着那种俯伏的状态，他的胳膊在椅子边上支撑着”。克雷布斯和博尔曼移到元首的后面，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从那里，克雷布斯非正式地引见了海因里齐和艾斯曼。希特勒无力地同他们两个人握了手。海因里齐注意到，他“几乎感觉不到元首的手，因为没有手被握时所返回的压力”。

由于屋子小，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坐，于是海因里齐便站在元首的左边，艾斯曼站在右边，凯特尔、希姆莱和邓尼茨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人待在走廊的外面；令海因里齐吃惊的是，他们仍然在谈话，尽管他们的嗓音现在压低了。克雷布斯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为了让司令员”———他看着海因里齐———“能尽快地返回他的集团军群，”他说道，“我提议他立即作汇报。”希特勒点了点头，戴上他的绿色眼镜，示意海因里齐开始。

将军以有分寸而又精确的方式，直接切入主题。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然后看了看希特勒，说道：“我的元首，我必须告诉你，敌人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在兵力和威力上都非同寻常的进攻。此刻他们正在这些地区作准备———从施韦特的南边一直到法兰克福的南边。”在摊开在桌子上的希特勒本人的地图上，海因里齐缓慢地用手指沿着在奥得河前线受到威胁的地段滑了过去，那是一条大致有75英里长的线，在他预期会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那些城市上面略微停上一下———在施韦特、在弗里曾地区、在科斯琴桥头阵地的周围，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他说道，他丝毫也不怀疑，“主要的进攻将打击”坚守这个中央地区的“布瑟的第九集团军”；而且，“它将打击在施韦特周围的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的南翼”。

海因里齐仔细地描述，他安排了他的兵力去增强布瑟的第九集团军，以应对预期中的苏联人的猛攻。但由于这个要增强布瑟的需要，冯·曼陀菲尔就受到了损失。第三装甲集团军前线的一个部分，现在由二流部队坚守着：上了年纪的地方军、几支匈牙利人的部队、几个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率领下的苏联逃兵组成的师———他们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然后，海因里齐直截了当地说道：“第九集团军现在状况比以前好，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却根本没有处于作战状态。冯·曼陀菲尔部队的潜力，起码在他的前线的中段和北段是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大炮。无论如何，高射炮是不能取代大炮的，而那些高射炮也弹药不足。”

克雷布斯赶忙打断他。“第三装甲集团军，”他强调地说道，“将很快就有大炮。”

海因里齐点了点头，但未作评论———当他实际上看到大炮的时候他会相信克雷布斯的话的。他继续讲话，好像没有被打断一般，他向希特勒解释说，第三装甲集团军能有当前的安全形势，只是因为一桩事情———泛滥的奥得河。“我必须提醒你，”他说道，“只是在奥得河保持泛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接受第三装甲集团军的虚弱状态。”一旦洪水退去，海因里齐补充说，“苏联人也将会在那里发起进攻。”

房间里面的人专注地听着海因里齐的陈述，也可以说是有点不安地听着。这样的直截了当，在希特勒的会议上是非同寻常的，大多数的军官报喜不报忧。自从古德里安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坦率地讲过话———而且显然，海因里齐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转而谈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继续抵抗的卫戍部队的事情。希特勒已经宣告，那座城市是一个要塞，就像不幸的科斯琴一样。海因里齐希望能放弃法兰克福，他感到，那里的部队正在希特勒的“要塞”狂热的祭坛上被牺牲掉，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并在别的地方得到有效的使用。古德里安曾在有关科斯琴的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看法，却因为他对该城市的见解被撤了职。现在海因里齐也可能因为他的对立态度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但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却把在法兰克福的部队看作他的责任，不管有什么后果，他都不会被吓倒。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第九集团军的防区，”他开始说道，“前线的一个最薄弱部分就是法兰克福周围。那里卫戍部队的兵力非常弱，弹药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法兰克福的防御，把部队带出来。”

突然希特勒抬起头来，说出了会议开始以来的第一句话。他用刺耳的声音说道：“我拒绝接受。”

在此之前，希特勒不仅是沉默地坐着，而且也是动也不动地坐着，好像完全不感兴趣。艾斯曼的印象是，他甚至没有在听。现在，元首突然“醒了过来，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开始询问卫戍部队的兵力、给养和弹药，而且出于某个无法理解的理由，甚至还询问了法兰克福炮兵部队的部署。海因里齐一一作答。他一步一步地进行了陈述，从艾斯曼手里接过报告和数据，放在希特勒面前的桌子上。当那些文件递过来的时候，希特勒一一看着，似乎留下了印象。海因里齐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于是轻声但又强调地说道：“我的元首，我实在认为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举措。”

令房间里大多数人吃惊的是，希特勒转向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说道：“克雷布斯，我认为将军有关法兰克福的意见是正确的。制定出给该集团军群的必要命令来，今天交给我。”

在随后的惊呆的沉默中，外面走廊里的叽叽喳喳说话声似乎是太大了。艾斯曼感到自己突然对海因里齐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海因里齐本人似乎是完全无动于衷，”他记得，“不过他给了我一个眼色，我解释为‘唔，我们赢了’。”然而，那个胜利是短暂的。

这时走廊里一阵大的骚动，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肥硕的身躯挤在了小会议室的门口。戈林推搡着走了进去，热情地对在场的人打招呼，用力地摇着希特勒的手，并为迟到而道歉。他挤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当克雷布斯把海因里齐的介绍迅速告诉他的时候，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延误出现了。克雷布斯讲完之后，戈林站了起来，把两只手都放在地图桌上，朝希特勒俯下身子，好像要对会议的议题进行评论。但却不然，他笑容满面，而且明显情绪颇佳，他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是我对第九伞兵师的一次访问……”

他并没能继续讲下去。希特勒突然在椅子上坐得笔直，然后又猛地站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结果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眼前，”艾斯曼后来回忆，“他爆发出了火山似的怒火。”

他的狂怒，跟戈林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对他的顾问和将军们的长篇抨击，因为他们故意拒不理解他对要塞的战术使用。他叫嚷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塞曾一再达到它们的目标。这在波兹南[25]、布雷斯劳和施奈德米尔已经得到了证实。有多少苏联人曾被它们套牢了？它们是多么难以被攻陷？那些要塞的每一座都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历史已经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的要保卫要塞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是正确的！”然后，他径直面对着海因里齐，尖叫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兰克福要保持它作为一个要塞的地位的原因！”

这场抨击就像开始一样，又突然结束了。但希特勒，虽然由于精疲力竭而软弱无力，却也再也不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了。在艾斯曼看来，他似乎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的整个身子在颤抖，”他回忆说，“他的手里握着几支铅笔，上上下下疯狂地挥动着，在这个过程中铅笔敲打着椅子的扶手。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错乱了。事情是如此的离奇———尤其让人想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居然掌握在这个健康遭到如此严重损害的人手中。”

尽管希特勒有这个暴躁的大爆发，尽管有关法兰克福他的心态变化无常，但海因里齐还是固执地拒绝放弃。他轻声地，耐心地———几乎就好像那个爆发并没有发生一样———又再次陈述所有的论点，把之所以放弃法兰克福的每一个设想到的理由都强调了出来。邓尼茨、希姆莱和戈林都支持他，但那充其量也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房间里三位最有势力的将军一直沉默。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言不发———而且完全就像海因里齐所预料的那样，克雷布斯既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也没有提出那样的意见。希特勒显然是精疲力竭了，他只是在拒绝考虑每一个论点的时候做出疲倦的手势。然后不久，他活力再现了，要求了解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比勒尔上校的资格。“他是一个非常可靠和有经验的军官，”海因里齐回答道，“他在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己。”

“他是位格奈泽瑙吗？”希特勒厉声说道，他指的是格拉夫·冯·格奈泽瑙将军，他曾在1806年成功地防御了拿破仑对科尔贝格堡要塞的进攻。

海因里齐保持着镇静，声音平和地作了回答：“法兰克福之战将证明，他是不是一个格奈泽瑙。”希特勒厉声回嘴道：“好的，派比勒尔明天来看我，我好判断他。然后我将决定，有关法兰克福该怎么做。”海因里齐已经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场战斗中失败了，他认为，第二场战斗也完全可能失败。比勒尔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不会给希特勒留下多少印象。

现在来到了海因里齐认为的会议紧要关头。当他开始再次说话的时候，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在外交方面繁文缛节上的技巧，他只知道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还是一如既往，他说出了朴素的真相。“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奥得河前线的兵力能够抵抗苏联人将发起的极其猛烈的进攻。”

希特勒仍然在颤抖着，一言不发。海因里齐描述了组成他部队的各色人等———是德国可服役的兵力凑集起来的———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够格的。防线里的大多数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经验，或者是因为增援部队缺乏经验而使力量有所减弱，因而不可信赖。许多指挥官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海因里齐解释说，“第九伞兵师就让我担心。它的指挥官和没有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军官几乎全都是以前的行政官员，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习惯于领导作战部队。”

戈林突然被激怒了。“我的伞兵！”他大声说道，“你在谈论我的伞兵！他们是现存最好的伞兵！我不想听这种贬低人的话！我亲自保证他们的作战能力！”

“你的看法，帝国元帅先生，”海因里齐冷冰冰地说道，“多少有些偏见。我并没有针对你的部队说任何事情，但经验告诉我，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尤其是那些被没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的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往往第一次暴露在炮火轰炸的时候就受到极大的惊吓，结果从那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多少用处了。”

希特勒再次说话了，他的嗓音现在镇定而且理性。“必须做一切事情来训练这些编队，”他宣告，“在战役开始以前当然有时间这样做。”

海因里齐向他保证，将会在仍然剩余的时间里尽一切努力，不过他又补充说：“训练并不能给他们作战经验，而这正是所欠缺之处。”希特勒拒绝考虑这个意见。“合适的指挥官将会提供那种经验，而且不管怎么说，苏联人也是用不够标准的部队作战。”希特勒声称，斯大林“正接近于把他的力量用完，他所剩下的，全都是能力极其有限的奴隶士兵”。海因里齐发现，希特勒的错误情报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地表示不同意。“我的元首，”他说道，“苏联部队既有能力又人数众多。”

海因里齐认为，说透这个绝望形势真相的时候到了。“我必须告诉你，”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把装甲部队移交给绍尔讷之后，我的所有部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用作前线部队。没有后备队，一点也没有。他们将抵抗在攻击之前的猛烈炮击吗？他们将顶住一开始的冲击吗？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是的。但是，面对着我们所预料到的那种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师每天都将失去一个营。这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在整个前线，我们将每个星期失去一个师。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我们没有可替代他们的人。”他停顿了下来，意识到所有的目光都在看着他。然后海因里齐继续说。“我的元首，事实是，充其量，我们只能继续抵抗几天。”他朝房间四周看着。“然后，”他说道，“一切必将全部结束。”

死一般的寂静。海因里齐知道，他说的数字是不容置疑的。聚集在这里的人就像他一样熟悉伤亡的统计数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谈到那些数字。

戈林第一个打破这使人不知所措的寂静。“我的元首，”他宣布，“我将立即把10万名空军供你使用。他们将在几天以后向奥得河前线报到。”

希姆莱抬起头来，严肃而又聪慧地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戈林一眼，然后又瞥了希特勒一眼，好像是在体会元首的反应一般。然后，他也宣布：“我的元首，”他用他的尖嗓音说道，“党卫军将荣幸地为奥得河前线提供25000名战士。”

邓尼茨决不会让别人胜过自己。他已经派了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海因里齐那里去了，现在他宣告，他将进一步赞助兵力。“我的元首，”他宣布，“12000名水兵将立即从军舰里派出，赶往奥得河。”

海因里齐盯着他们。他们是在自愿地从他们的私人帝国里，提供没有经过训练的、未配备所需物品的、不合格的兵力，这是在一种可怕的拍卖中花费生命而不是钱。他们是在相互投标，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给希特勒带来印象。突然这种拍卖热变成了传染病，大家七嘴八舌，每一个人都试图提出，还有别的可用兵力。有一个人问，后备军的人数是多少？于是希特勒喊道：“布勒！布勒！”

在走廊的外面，那群正在等候的将军和勤务兵原先是喝咖啡，现在是喝白兰地，他们听见了那个呼喊声。“布勒！布勒！布勒在哪里？”又是一阵骚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在人群当中挤了过去，进入会议室。海因里齐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转过脸去，布勒一直在喝酒，身上有酒味。[26]别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或者在意———包括希特勒。元首向布勒提出了若干个问题———有关后备军、来复枪的供应、轻武器以及弹药。布勒的回答口齿不清，海因里齐认为他的回答愚蠢，但回答似乎令希特勒满意。按照他从布勒的回答中算出来的数字，另外有13000名士兵能够从所谓的后备军中拼凑起来。

希特勒把布勒打发走，然后转向海因里齐。“瞧，”他说道，“你有15万兵力———大约是12个师。你有后备军。”拍卖结束了。希特勒明显认为，这个集团军群的问题解决了。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充其量就是为第三帝国再购买到12天的时间———而且大概是用人类生命的巨大代价购买到的。

海因里齐竭力保持着自控。“这些人，”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并没有受到作战训练。他们一直在后方，在办公室里或者是军舰上，在空军基地的地勤工作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前线战斗过。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苏联人。”戈林插嘴说话了：“我所提供的兵力，多半是作战飞行员。他们是优中之优。还有曾经参加过在蒙特卡西诺战斗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声望胜过所有其他的部队。”他满脸通红，滔滔不绝，激动地告诉海因里齐，“这些人有意志，有勇气，自然也有经验。”

邓尼茨也生气了。“我告诉你，”他厉声对海因里齐说道，“军舰上的船员完全同你的国防军部队一样好。”一时间海因里齐自己也突然发怒了。“难道你不认为在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有很大的不同吗？”他尖锐地问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人都将在前线被屠杀！被屠杀！”

如果说海因里齐的突然爆发让希特勒震惊的话，希特勒也没有表现出来。当别的人发怒的时候，希特勒似乎变得既冷淡又镇静。“好了，”他说道，“我们将把这些后备部队放在大约在一线部队后面8公里处的二线上。一线将承受苏联人预备性的炮火所带来的震惊。与此同时，后备部队将逐渐习惯于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要把他们赶回去，你就要使用装甲师。”他凝视着海因里齐，好像是在等待对一件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事情表示同意似的。

海因里齐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你把我最有经验、最作好战斗准备的装甲部队带走了，”他说道，“集团军群要求他们返回。”海因里齐把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发了出来，说道，“我必须把他们要回来。”

在他的身后，人们吓了一跳，骚动了起来，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生气地在海因里齐的耳朵边小声说着。“住口！”他命令海因里齐，“你必须住口！”海因里齐坚持己见。“我的元首，”他重复道，没有理会比格多夫，“我必须把那些装甲部队要回来。”

希特勒几乎是道歉地挥着手。“我非常抱歉，”他回答道，“但我不得不把他们从你那里拿过来。你南边的邻居更需要你的装甲部队。苏联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显然不是柏林。在你位于萨克森州前线的南边，有敌军更强大的兵力集中。”希特勒在地图上奥得河的苏联人阵地上方挥着手。“所有这一切，”他用精疲力竭而又厌倦的嗓音宣告，“只不过是一种支援性的进攻，为的是要搅浑局面。敌人的主要挺进，将不会是针对柏林———而是那里。”他演戏似的把一个手指放在布拉格上。“因而，”元首继续说道，“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应该能够抵抗住那些次要的进攻。”

海因里齐难以置信地盯着希特勒[27]。然后他看着克雷布斯：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似乎同样一定认为这一切是荒谬的。克雷布斯大声说话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解释道，“没有东西表明元首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海因里齐已经尽力了。“我的元首，”他最后说道，“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准备应对进攻。我不能认为这15万人是后备部队。有关我们一定会承受的损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把这一点绝对说清楚是我的责任。我也有责任告诉你，我不能保证进攻能被击退。”

希特勒突然活跃了起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嘭嘭地敲着桌子。“信念！”他叫嚷道。“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每一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他用一个手指指着海因里齐。“你必须焕发出这个信念！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灌输给你的部队！”

海因里齐无所畏惧地盯着希特勒。“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必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是希望和信念是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在他的身后一个嗓音低声说道：“住口！住口！”

但希特勒甚至不听海因里齐说话。“我告诉你，大将，”他叫嚷道，“如果你意识到应该赢得这场战役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赢得！如果你的部队被给予了这同样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

在接下来的紧张寂静中，海因里齐脸色发白，收起他的文件，递给艾斯曼。这两位军官离开了仍然寂静的房间。在外边，在走廊休息室里，他们被告知，外面正在进行空袭。两个人都麻木地站着等待，都处于一种恍惚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的人在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话。

几分钟以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地堡。他们爬上楼梯，来到外面的花园里。在那里，自从离开会议室第一次，海因里齐说话了。“全都没有用处，”他疲倦地说道。“还不如把月亮带到地球容易呢。”他抬起头来，看着城市上空厚厚的烟幕，然后小声自言自语道，“全都是徒劳！全都是徒劳！”[28]

基姆湖的蓝色湖水就像一串移动的镜子一样，映照着那一直覆盖到雪线山腰上的巨大松树林。瓦尔特·温克沉重地依靠在手杖上，越过湖泊朝远处凝望，看着几英里以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周围蜿蜒起伏的山峦。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和平得非同寻常的景象。

到处都有早熟的花在开放，雪盖已经开始从高高的山脉上消失，尽管现在只是4月6日，但甚至空气也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所处环境的和平景象有力地加速了古德里安前任参谋长的康复，这位前参谋长45岁，是德国国防军最年轻的将军。

这里，在巴伐利亚州内的阿尔卑斯山腹地，战争似乎是1000英里以外的事情。除了因为作战受伤而休养的人，或者像温克那样因为事故而休养之外，在整个地区几乎看不见一个军人。

尽管身体仍然虚弱，但温克正逐渐好起来。考虑到事故的严重性，他能活着实属万幸。在2月13日的一次汽车失事中，他头部受伤，多处骨折，住了几乎6个星期的医院。他的肋骨多处压碎，现在他的胸部到大腿仍然都裹着外科围腰。战争对他来说似乎是结束了，不管怎么说，其结局都是既清楚又悲伤的。他认为，第三帝国能够幸存下去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星期。

尽管德国的未来似乎是凄凉的，但温克仍然有许多应该感谢的事情：他的妻子伊尔姆加德，以及他们15岁的双胞胎孩子———儿子赫尔穆特和女儿西格丽德，是安全的，正和他一起住在巴伐利亚。温克痛苦而又缓慢地走回他们居住的那个如画的小客栈。当他走进门厅的时候，伊尔姆加德带着一个信息迎接了他，要温克立即给柏林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比格多夫说，温克要在第二天在柏林向希特勒报到。“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第十二集团军的司令。”温克既惊讶又困惑。“第十二集团军？”他问道。“这是哪一个集团军？”

“你到了这里就全知道了。”比格多夫回答道。

温克仍然没有满足。“我从未听说过有一个第十二集团军。”他追问道，“第十二集团军，”比格多夫烦躁地说着，好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现在正在组织。”然后把电话挂上了。

几个小时以后，温克再次穿上制服，向他忧虑的妻子告别。“不管你做什么，”他提醒她，“你都要待在巴伐利亚。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在对任命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柏林。在以后的21天里，这个实际上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将成为几乎每一个柏林人心中希望的同义词。

幕僚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偶尔发发脾气，但以前谁也没有看到海因里齐这样发脾气。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现在正大发雷霆。他刚刚收到比勒尔的报告，比勒尔是负责守卫法兰克福“要塞”的军官，报告讲的是这位年轻的上校对希特勒的访问。果然不出海因里齐所料，这位戴着眼镜、脸庞瘦削的军官没有达到希特勒有关北欧日耳曼民族英雄的标准。只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在这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兰克福，希特勒便握手打发这位年轻的军官走了。比勒尔一离开地堡，希特勒便命令法兰克福司令换人。“找个别的人，”元首告诉克雷布斯，“比勒尔当然绝非格奈泽瑙式的人！”

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就包括了法兰克福卫戍部队，他从克雷布斯那里听说马上要换人，立即告知海因里齐。现在，当比勒尔站在海因里齐桌子边的时候，这位怒气冲冲的“恶矮子”打电话给克雷布斯。他的幕僚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已经能够从海因里齐用手指击打桌面的方式衡量出他的脾气有多大。现在他的右手正在咚咚地猛烈敲着桌子。克雷布斯接电话了。“克雷布斯，”海因里齐吼叫道，“比勒尔上校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你仔细听着。比勒尔要恢复原职，担任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这件事我已经告诉比格多夫了，现在我是在告诉你。我拒绝接受任何别的军官。这你明白吗？”他并没有等候回答。“还有一件事。比勒尔的铁十字勋章在哪里？他等那个勋章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他要得到它。这你明白吗？”海因里齐仍然没有停顿。“现在听我说，克雷布斯，”他说道。“如果比勒尔得不到他的铁十字勋章，如果比勒尔不恢复原职当法兰克福司令，我就辞去我的司令一职！这你明白吗？”海因里齐仍然在狂怒地捶着桌子，继续催逼，“我希望今天你就对这件事作出确认！清楚吗？”接着他砰的一声放下电话。克雷布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在4月7日的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来自元首司令部的两封电传打字电报。在第一封电报，比勒尔被确认为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在第二封电报，他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在达勒姆，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这位第十二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刚刚离开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介绍西方前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的一沓报告，凯塞林是西线的总司令，那些报告描绘了一幅几乎每个小时都变得更加阴暗的画面。到处都有英美联军在突破。

在理论上，第十二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面前的西部屏障，坚守着易北河下游和穆尔德河下游大约125英里的地方，阻挡英美联军对城市发起的大规模强攻。希特勒决定，要由温克率领一支有10个师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的构成是装甲训练部队的军官、地方军、军事院校的学员、形形色色的小集团，以及在哈尔茨山被粉碎的第十一集团军的余部。约德尔怀疑，即使这样一支军队能够及时组织起来，是否能有效果，如果说能有效果的话，效果也不会有多大。而且在易北河上，它恐怕永远也不会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把这一点告诉温克。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约德尔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来的“日食计划”———这个文件详尽地讲述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联军将采取的行动———以及所附的那些地图，地图上表明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按照协议每一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确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止步———那大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的战后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完全清楚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要把柏林留给苏联人。

“自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写道，“如果在我们前往前线的任何地方，一旦出现‘日食计划’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柏林就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愿意作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它并没有让英国人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继续催要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给华盛顿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怀疑，英国的参谋长们说，虽然大元帅声明，他计划于5月中旬发动攻势，但他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次要的部队”投入到柏林的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应该尽可能早地攻占柏林为好。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予艾森豪威尔指导是恰当的”。

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地和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讨论。“这种来自可能先于苏联人攻占柏林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他说道，“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我们认为，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德国武装部队的消灭和瓦解。”

马歇尔并没有完全关闭通往攻占柏林的可能性的大门，因为，“事实上，柏林在主攻的冲击力的中心之内”。但却没有时间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这个问题以冗长的考虑。马歇尔说，盟军向德国的挺进速度现在太快了，因而“由这个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委员会的行动来审查作战行动的事情的可能性”，也就被抛在后面了。马歇尔用对最高司令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结束了他的回复：“只有艾森豪威尔才可能知道怎样去打他的仗，并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

对不胜其烦的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已经宣告，他愿意改变他的计划，不过却是在奉命的情况下才改变。4月7日，他给马歇尔发了电报，“在我们能以非常小的代价夺取柏林的任何时候，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但由于苏联人事实上这样靠近首都，因而他认为“在进程的这个阶段，把柏林当作主要的出击目标，在军事上是不正确的”。艾森豪威尔说，他是第一次“去承认，战争的发动是为了追求政治的目标，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盟军攻占柏林的努力压倒了在这个战场上的纯粹的军事考虑的话，我就将欣然再次调整我的计划和思维，以便完成这样一个作战行动”。然而，他又强调了他的信念：“在我们实施总体计划的过程中，如果对柏林的攻占既可行又实际，那才应该攻占柏林，那个总的计划是，一、把德军的兵力分割开来……二、把我们的左翼牢固地锚定在卢卑克地区，三、试图瓦解德国在南部山区建立要塞的努力。”

第二天，他给了蒙哥马利几乎同样的回复。蒙蒂竭力维护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他向艾森豪威尔再要10个师，以便朝卢卑克和柏林进攻。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至于柏林，”盟军最高司令宣告，“我非常愿意承认，它具有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意义更为重大的却是涉及柏林的德军剩余兵力的位置。我打算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剩余兵力上。当然，如果我能得到一个廉价攻占柏林的机会，我会这样做的。”

这时丘吉尔决定，在盟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前结束这场争议，他告知罗斯福总统，他认为这个事情结束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他给总统打电报说，“我愿意使用我所知的为数甚少的拉丁成语之一：Amantiumiraeamorisintegratioest.”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情人间的争吵是爱情的更新。

不过虽然针对电报“SCAF252”和英美联军出击目标的争议在幕后进行，但英美联军部队却一直是按小时计算向德国纵深挺进的。谁也没有告诉他们，柏林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

5

★ ★ ★

这场赛跑在进行着。在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移动得这么迅速。英美联军攻势的速度具有传染性，在整个前线，大规模强攻呈现出了一种规模巨大的竞赛的态势。各个集团军都全力以赴要占领易北河的河岸，夺取桥头阵地，以便进行即将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冲刺，与此同时，在西部前线的北部和中部的每一个师都决心首先到达易北河。在河那边，柏林一如既往，是最后的目的地。

在英军的区域，第七装甲师———著名的沙漠之鼠———自从离开莱茵河之后便几乎没有停顿。一过了莱茵河，第七装甲师师长路易斯·莱恩少将便强调：“所有官兵，你们的眼睛现在应该牢牢地固定在易北河上。一旦出发，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不会提议是在白天或者晚上停下来……下一个山坳就有好猎场。”现在，即使遭遇到猛烈的抵抗，这些沙漠之鼠仍旧以平均每天20英里的速度向北挺进。

飞行中队的准尉副官查尔斯·亨内尔认为：“让第七装甲师攻占首都，作为我们从西部沙漠以来在战争中所作的长期艰巨努力的回报，是正确而恰当的。”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亨内尔就一直和沙漠之鼠待在一起。准尉副官埃里克·科尔，有甚至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到达柏林。他是敦刻尔克的一名老兵，在1940年被德国人赶到了海上，现在科尔正令人畏惧地准备结清宿怨。他老是纠缠军械士，要他们把机械设备保持在顶呱呱的运行状态。科尔计划在第七装甲师的坦克面前，把德国人一直赶回柏林去。

英军第六空降师曾在D日带领他们的同胞进入诺曼底，现在他们决心带领他们到最后。中士休·麦克温尼从德国俘虏那里听说，英国人一越过易北河，敌人就会“打开大门，让他们畅通无阻前往柏林”。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第六空降师所走过的每一英里都是打出来的。第十三伞兵营的威尔弗雷德·戴维森上尉确信，将会有一场赶往柏林市的赛跑，不过他就像该师的大多数人一样，毫不怀疑“第六空降师是在赛跑中的领跑者”。但是在师司令部，约翰·L·希勒上尉却有点担忧，他听到谣传说“柏林留给美国人了”。

美军的各个空降师也听到了同样的谣传。令人烦恼的是，那谣传没有提到伞兵。在詹姆斯·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集结待命地区，伞兵已经训练许多天了，而现在很清楚，在柏林的作战空投不可能了。显然空降行动只是在敌人突然崩溃使得“日食行动”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才能采取，那时有必要派伞兵去柏林承担维持治安的任务，但这似乎是渺茫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指示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的第一空降兵集团军，它将很快就在盟军战俘营里进行解救空投，行动的代号是“欢腾行动”。尽管他们很想把战俘解放出来，但一个解救行动而不是作战任务的前景，却使得这个空降兵集团军的官兵欢腾不起来。

类似的失意也成了其他空降部队的特征。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号称“退役军人证章”的空降兵们，再次被用作步兵，这次是在鲁尔河。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团也奉命赶到了那里。第八十二空降师还被通知待命，在以后越过易北河的军事行动中帮助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

第五○五伞兵团的列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也许最好地总结了空降师官兵们的感情。他爬上一辆开往鲁尔河的卡车，对他的好友、列兵乔·塔利特说起怪话来：“哦！我带领他们去诺曼底，是吗？去荷兰，是吗？看着我，小伙子。我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人，那个国家只有我这么一个。他们想把钱花得值。他们不想把我浪费在柏林。该死，不想！他们是在把我储蓄下来！他们是要把我空投到东京去！”

不过如果说空降师是垂头丧气的话，那么陆军却是满怀着期望。

在中央地区，美国军队正在全力以赴，他们兵力雄厚。随着辛普森庞大的第九集团军从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返回，布拉德利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挥4个野战集团军的将军。除了第九集团军之外，他的兵力还包括第一、第三和第十五集团军———将近100万人。

4月2日，仅仅在渡过莱茵河9天之后，他的部队便完成了对鲁尔河的包围。被装进一个4000平方英里的口袋里的，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的人数不少于32.5万人。由于莫德尔受到了遏制，西部前线也就敞开了大门，布拉德利便大胆地快速推进，留下第九和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人来肃清这个口袋。现在他的军队正在紧追不舍。英军在北方，德弗斯将军的美军第六集团军群在南方占据着两个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德利大举猛攻，穿过德国的中央地区，朝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发。在美军从北到南的阵容中，第九集团军距离易北河最近，在指挥官们看来，好像布拉德利已经给予辛普森许可，准备猛冲，那个势头将把美军带到柏林。

在对鲁尔河的包围完成的那一天，艾森豪威尔给他的军队下达了命令。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肃清……鲁尔河……朝其核心轴线卡塞尔—莱比锡推进……抓住每一个机会攻占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准备在易北河的彼岸进行军事行动”。4月4日，也就是第九集团军被交还给他的那一天，布拉德利亲自给他的各个集团军下达了新的命令。在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指示信第20号”中，第九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首先，以希尔德斯海姆镇地区作为集团军的中心———离易北河大约70英里，在大致是汉诺威南边的一个路线上大举猛攻。然后，“一旦接到命令”，第二个阶段就将开始。正是这段极其重要的话把第九集团军的角色讲清楚了，而且在集团军的司令看来，他的部队的目的地是没有丝毫疑问的。这段话写明：“第二阶段，一旦接到命令即向东进发……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准备向柏林或者东北继续进发。”第一阶段———也就是向希尔德斯海姆的大举猛攻———似乎纯粹是一个指示方向的命令，谁也没有料到将会被留在那里。但第二阶段却是第九集团军中的每一个师都一直等待的发令旗，而最急切等待的人又当属集团军司令，威廉·“大呆子”·辛普森中将。[29]

“我的部下被激励了起来，”辛普森后来回忆道，“我们是首先到达莱茵河的，现在我们要成为首先到达柏林的人。我们自始至终只想到一个事情———攻占柏林，穿过柏林，在柏林的另外一边与苏联人会面。”自从指示信从集团军群下达的时候起，辛普森就没有浪费一分钟。他预期，不出几天就可到达希尔德斯海姆阶段的行进路线。辛普森对他的幕僚们说，在那以后，他计划“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部署在从易北河畔马格德堡北边通往波茨坦的高速公路上，在那里我们将随时包围柏林”。然后辛普森打算，“如果我们占领了桥头阵地，而他们又让我们放手干的话”，他就让第九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尽可能快地”投入战斗。他喜气洋洋地告诉他的幕僚们：“我想去柏林，而且我想，你们所有的人，一直到最后一名列兵，也都想到柏林去。”

艾萨克·D·怀特少将，是号称“轮子上的地狱”的第二装甲师师长，意志坚定，瘦而结实，他比辛普森还先行了一步：甚至在他的部下越过莱茵河之前，他就计划攻占柏林了。怀特的作战部部长布里亚德·P·约翰逊上校，在几个星期以前就策划了对首都的大举猛攻。他的计划非常彻底，到3月25日的时候，详尽的命令和地图的套图塑料膜都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装甲师的攻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与辛普森本人的构想相类似，它也是沿着易北河畔马格德堡的高速公路向前推进。拟议中每天的推进都画在地图的套图塑料膜上面，每一个阶段都给了一个代号。从马格德堡出发的大约60英里的最后猛冲，沿途各个阶段的名字是：“白银”、“丝绸”、“缎子”、“雏菊”、“紫罗兰”、“夜莺鸣叫”，最后，在一个覆盖着柏林的蓝色大字的上面，是代号“目标”。第二装甲师只遭遇到零星的抵抗，往往一天能够前进35英里，怀特确信，按照这个速度，他能够夺取首都。现在马格德堡只在8英里之外，怀特预计，如果他的部下能够夺取在马格德堡的一个桥头阵地的话，那么他就能在48小时之内冲进柏林。

现在，在第九集团军50多英里的前线上，怀特的第二装甲师正在大举猛攻中充当先锋。这个师是西部前线的最大编队之一，它的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推土机、卡车、吉普车和大炮，形成了一个超过72英里长的洪流。为了创造出最大程度的作战效果，这个师分成了三支装甲部队———战斗部队A、战斗部队B和战斗部队R，战斗部队R是后备部队。即便如此，这个师由于是以纵列向前推进的，大约每个小时前进2英里，因而，要经过一个特定的点，需要几乎12个小时的时间。这支行动缓慢的装甲部队走在第九集团军其他部队的前面———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在它的右翼，一英里都不落下地、顽强地与第二装甲师同速度前进，并且一路战斗过来的，是一群装满了士兵的各种各样规格的车辆。从空中看，它既不像装甲师，也不像步兵师。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行列中点缀着一些美军的卡车的话，很容易被误当成一支德军车队。罗伯特·C·梅肯少将的特色独具的第八十三步兵师，号称“群氓马戏团”，正在乘坐着他们缴获来的车辆，竭尽全力朝易北河进发。每一个投降或者被攻占的敌军部队或者城镇，都按份额给这个师捐出车辆，通常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捐出的。每一个刚刚得到的车辆都迅速漆上一层橄榄绿，旁边匆匆涂抹上美国的星条旗，然后加入到第八十三步兵师的行列。“群氓马戏团”的官兵甚至还设法解放了一架德国飞机，而且费大气力找到了一个能开飞机的人，结果这架飞机在整个前线造成惊恐。第三十步兵师的上士威廉·G·普雷斯内尔，是从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一路作战过来的，他知道每一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的黑色轮廓，所以当他看到一架明显是德国的飞机朝他的方向飞来的时候，便叫嚷道“ME－109式飞机”，同时跳进掩体。结果并没有机关枪射击，他感到困惑，于是抬起头，注视着那架战斗机飞走。飞机上污渍斑斑地漆着橄榄绿，机翼的下侧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字样。

如果说他们的同胞被第八十三步兵师的车辆搞糊涂了的话，那么德国人更是被搞糊涂了。当这个师一窝蜂似的奔向易北河的时候，黑利·科勒少校听见一个汽车喇叭在不住地鸣叫着。“这辆梅塞德斯牌汽车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回忆道，“然后开始越过公路上的每一个人。”约翰·J·德文尼上尉也看到了。“那辆汽车在我们的行列中进进出出，与我们同在方向上行驶着。”他记得。当它经过的时候，德文尼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是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德军参谋部的汽车，里面全都是军官。机关枪的一阵扫射让车停了下来，被搞糊涂的德国人被俘了，他们还以为是在自己部队的行列中呢。那辆梅塞德斯牌汽车状态极佳，也照旧被匆匆涂上油漆，立即派上了用场。

梅肯将军抱定决心，第八十三步兵师将成为第一个越过易北河，并向柏林进发的步兵师。在第八十三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之间的竞争现在非常强烈，当这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4月5日同时到达威悉河的时候，“有关应该由谁先渡河，争论得相当激烈”。梅肯是这么说的。最终达成了一种妥协：两个师挤在一起，同时渡河。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司令部里有谣传说，怀特将军对“群氓马戏团”勃然大怒，据说，第二装甲师的司令说的话是：“哪一个步兵师也不能胜过我前往易北河的全部人马。”

第二装甲师也参与了别的竞争。第五装甲“胜利师”几乎也像怀特的纵队一样迅速向前推进，其官兵有自己的攻占首都的计划。“当时唯一的大问题就是，谁将首先到达柏林，”第五装甲师的参谋长吉尔伯特·法兰德上校记得，“我们计划在坦格明德、桑多、阿尔讷堡和韦尔本渡过易北河。我们听说苏联人就要动手，所以我们作了一切可能的准备。”这个师在持续行进，法兰德记得，没有一个人晚上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而且经常是谁也不睡觉。由于是不断地行进，所以法兰德本人的半履带车就成了师的司令部。第五装甲师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抵抗的零星，法兰德回忆道：“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敌军的后卫部队解决掉。”不过当一颗炮弹穿透了他的半履带车时，法兰德发现这些后卫部队的战斗也可能是致命的。

在步兵师当中，第八十四、三十和一○二师也把目光盯在了柏林。在第九集团军的每一个地方，疲倦而又肮脏的人们一边行军一边吃东西，他们希望能在获胜的时候在场。大举猛攻的势头本身就令人振奋。不过，尽管德军的防御没有一个总的模式，但还是有战斗———有时是激烈的战斗。

在一些地区，死硬派在投降之前进行了拼命的抵抗。第八十四“劈木人”师的罗兰·科尔布中校注意到，最残酷的战斗来自躲藏在树林中、骚扰前进部队的分散的党卫军。装甲纵队通常绕过这些狂热的残余分子，留着让步兵把他们消灭掉。猛烈的遭遇战往往发生在小城镇里。在进军的一个地方，科尔布震惊地发现了一些12岁大的孩子，他们正在大炮上操作。他记得，“那些孩子们并不会投降，只会战斗到死”。

其他人也经历过恐怖的时刻。在托伊托堡森林的边缘附近，詹姆斯·F·霍林斯沃斯少校，率领着第二装甲师的先遣部队，发现自己突然被德国坦克包围了。原来他的纵队直接闯进了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场。对霍林斯沃斯来说，幸运的是，那些坦克是文物，里面的发动机老早就被拆掉了。但坦克的大炮还在，用于训练新兵，于是德国人迅速开火。参谋军士克莱德·W·库利是参加过北非战斗的老兵，也是霍林斯沃斯坦克上的炮手，他立即投入战斗。他旋转坦克上的回转炮塔，击毁一辆1500码以外的德国坦克，之后又转了过来，炸掉75码以外的另外一辆坦克。“当大家都开火的时候，周围全都成了地狱！”霍林斯沃斯回忆道。当战斗结束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士兵的德国卡车沿着马路高速向第二装甲师的纵队驶来。霍林斯沃斯迅速命令他的部下等待卡车来到射程之内。在卡车距离只有75码的时候，他命令开火。卡车被0.5英寸口径的机枪子弹打得满是窟窿，熊熊燃烧，翻了车，把车上穿制服的乘车人投掷在马路上。大多数人在落地的时候就死了，但有几个还活着，在恐怖地尖叫。当霍林斯沃斯过来检查那些支离和满是窟窿的尸体时，他才发现，这些士兵是穿制服的德国女人，相当于美国的陆军妇女队队员。

抵抗完全是无法预测的。许多地区一枪未发就投降了。在某些城镇，市长或者镇长投降了，而正在撤退的德国部队却仍然在居民区中间通行，往往与美国人的坦克和步兵只相隔一个街区。德特莫尔德有德国最大的军械厂之一，在那里，一个平民遇见了惠勒·G·梅里亚姆中校第八十二侦察营的领头坦克，那辆坦克正在第二装甲师的前面进行侦察。那位德国代表宣布，工厂的负责人想投降。“当我们开进去的时候，炮弹全都落在我们的身边，”梅里亚姆回忆道，“在工厂的外面排成队的，是工厂的负责人、工厂的经理和工人。负责人做了一个小小的投降讲话，然后赠送给我一只漂亮的镀铬毛瑟牌手枪。”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梅里亚姆接受了一个连的德国军需官的投降———加上大量的钞票。但几个小时之后，在梅里亚姆后面赶来的美军步兵，却进行了一场时间很长的苦战，为的是肃清同一座城市中的敌人。原来德特莫尔德镇位于党卫军的一个训练区中心。

类似的事件到处都有发生。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个地区宁静的投降，会突然被几个街区之外猛烈战斗的喧闹声所打破。第八十三师的师长梅肯将军记得，在一个这样城市的主街上，他“从我司令部的前门走进来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但当我试图从后门离开时，我几乎得杀出一条路来”。在一个城镇的郊区，第三十步兵师的部队被德国士兵遇见了，那些德国士兵的来复枪上捆着白色的手帕。当那些德国兵试图向美军投降的时候，遭到了身后仍然继续战斗的党卫军散兵游勇的机枪射击。

有些人想出了接受投降的新技巧。第八十三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有几次是用电话处理了投降———是在一把口径为0.45英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支持下处理的。绍默用手枪指着一位刚刚抓获的市长，告诉他：“要是知趣的话，就给下一个市的市长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想让他那个地方继续站着的话，最好现在就投降。告诉他，让人们在窗户上挂上床单———要不然就……”那位吓坏了的市长“通常就会花言巧语，告诉他的邻居，在他城市里的美国人有几百辆坦克和火炮，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个计策屡试不爽”。

当这个大举猛攻的势头开始日益强劲的时候，公路上挤满了摩托化部队和装甲纵队，它们从成千上万向西边走去的德国俘虏旁边经过，向东推进，甚至都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俘虏。德国国防军的官兵精疲力竭，胡子也没有刮，没有人陪同，步履艰难地回头朝莱茵河走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着武器。第一一三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L·罗斯回忆说，有两个军官，穿着正式的制服，露出了绝望的样子，在他的纵队旁边走着，“用了足够长的时间试图让人注意到他们，以便把他们的随身武器交出去”。但那些装甲兵们一门心思要多赶路，因而只是竖起拇指叫他们往西走。

城镇一个又一个地在向前猛冲的部队面前陷落了。没有几个人以前听说过那些城镇的名字，而且不管怎样，也没有人在那些城镇里待上足以记住那些名字的时间。像明登、布齐堡、图德恩和施塔特黑根这样的地方，只不过是在通往易北河途中的公路检查站。但第三十师却偶然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大多数人都记得，他们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存在的地方而感到惊讶。那个镇叫哈默尔恩，因花衣魔笛手的传说而闻名[30]。早些时候，第二装甲师曾从几个党卫军的据点绕过，现在那几个党卫军据点作了自杀式的抵抗，第三十师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了报复，这使得这个童话般有着华而不实的房屋和鹅卵石街道的城镇，到4月5日的时候成了一片烧毁炸坏的瓦砾。第一一七团的沃尔特·M·约翰逊上校说：“这一次，我们是用一种有点不同的笛子把老鼠赶了出去。”

到4月8日的时候，第八十四师已经到达了15世纪建城的汉诺威郊外。在从莱茵河的长途大举猛攻当中，这个有40万人口的汉诺威，是第九集团军中的任何一个师所要攻陷的最大城市。第八十四师的师长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本来期望要从这座城市绕过去，但下达的命令却是要攻占它。博林根本就不高兴这么做。把他的部队投入在汉诺威的战斗，就会使他在与别的步兵师赶往易北河的赛跑中，失去宝贵的时间。战斗是猛烈的，然而不到48个小时，抵抗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战斗。博林为第八十四师的英勇行动而骄傲，同时又为着急进军而急躁。这时，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以及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在汉诺威访问了他，这令他既惊讶又得意。在他们的正式会面结束的时候，博林记得：“艾克对我说，‘亚历克斯，你下面要到哪里去？’我回答道，‘将军，我们打算向前推进，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约定，要去柏林，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停下来。’”

按照博林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亚历克斯，一直往前走。我祝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停下来”。当艾森豪威尔离开汉诺威的时候，博林认为，他“从最高司令那里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口头确认，第八十四师要去柏林”。

4月8日，在那同一个星期天，暂时稍微在第八十三师前头的第二装甲师，在第一阶段的行进路线上停了下来。现在第二师必须等待命令，才能开始进攻的第二个阶段。怀特将军对这个停顿感到高兴。这个师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维修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怀特起码需要48个小时来做修理工作。他的理解是，这个暂时的停顿也能够使别的部队跟上来。但大多数士兵，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疯狂似的速度之后，现在纳闷，为什么把他们停下了。土兵们因为这个耽搁而急躁，在过去，这样的停止曾经给了敌人重新组织和巩固的机会。在目的地这么接近的情况下，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运气推开。上士乔治·佩特科夫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现在为“柏林的战斗”而焦虑，“因为我开始认为该轮到我倒霉了”。随营牧师罗斯记得，有一名坦克手对未来太迷信了，结果从坦克里爬了出来，看着漆在坦克前面的“无畏的乔”这些字，于是煞费苦心地把“无畏的”刮擦掉。他宣布：“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乔！”

如果说士兵们对耽搁感到焦虑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的指挥官们———包括怀特将军在第十九军司令部里的顶头上司———则甚至更加忧虑。军长雷蒙德·S·麦克莱恩少将希望，什么也不要打乱他的计划。尽管速度这么快，他却并不为补给品担心。他的军兵力总数超过12万人，比美国南北战争中在葛底斯堡的联邦军人数还多，而且他有1000辆装甲车。麦克莱恩后来表示，有这样的实力，他“绝对毫不怀疑，在渡过易北河的6天之后”，第十九军就会全部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从辛普森的司令部里听说，这个停顿只是暂时的———耽搁的原因既是战术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实际上他的信息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前面就是苏联占领区的未来的边界，而这个暂停前进又给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考虑形势的时间。迄今为止，不论是对英美联军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定下地理上的“停止线”。这样一来，直接冲突的危险就仍然存在。在没有德国人的集中抵抗的情况下，高级司令部无意停止进攻，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得考虑进去：一旦越过苏联占领区的界线，那么所攻占的每一个英里，迟早得奉还给苏联人。

在进军最靠近目的地的一点，柏林现在只有125英里的距离了，在第九集团军的前线各地，士兵们等待着出发，而没有觉察到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那个微妙问题。他们的急切是有种种理由的。一等兵卡罗尔·斯图尔特期望着能对德国首都先睹为快，因为他听说，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就景色而言柏林无与伦比。

英国皇家空军的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在桌子前面啪的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德国上校行军礼。赫尔曼·奥斯特曼是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的指挥官，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是在汉诺威北边的法林波斯特尔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每当战俘迪恩斯与俘虏战俘的人奥斯特曼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要把这种军事上的礼节表演完，刚才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的礼节之一。他们两人都是正确的典范。

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勉强而又谨慎的尊敬。迪恩斯认为，这位指挥官———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军官，他的手臂麻痹，使他不能参加战斗———是一个公正的监狱长，做着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工作。而就奥斯特曼而言，他知道被囚犯们选举出来担任他们发言人的29岁的迪恩斯，是一个固执、坚定的讨价还价者，他能够并且往往使得奥斯特曼的日子难过。这位上校一直清楚，对第三五七战俘营的真正控制，掌握在身材修长的迪恩斯对囚犯们的坚定操纵之中，掌握在囚犯们对他的毫不动摇的忠诚之中。

迪恩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飞机领航员，1940年的时候在柏林被打了下来，从那以后就一直待在战俘营里。在每一个战俘营里，他都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知道怎样才能为他自己和他的难友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待。他还学到了大量与监狱指挥官打交道的办法。按照迪恩斯的说法，传统的做法是基本的：“你只不过是一直让讨厌的人很不好受。”

现在，迪恩斯低头盯着这位正在老下去的上校，等待知道他被传唤到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是什么原因。

“我这里有一些命令，”奥斯特曼说道，同时举起了一些表格，“恐怕我们必须把你和你的人转移出去。”

迪恩斯立即警惕起来。“转移到哪里，上校？”他问道。

“这里的东北方向，”奥斯特曼说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将在沿途得到指示。”然后他又补充说，“当然你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他停了下来，无力地微笑了。“你们的军队靠得有点近了。”

迪恩斯意识到这一点有几天的时间了。在集中营里面进行的“娱乐”活动，结果制造出了两台高性能的秘密收音机。一台藏在一个老式的、不断使用的留声机里面；另外一台，是一个用电池操作的小收音机，从它主人的餐具里，把最新的新闻在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里传播开来。从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源，迪恩斯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正在鲁尔河作战。英美联军到底进军到什么程度，囚犯们仍然不知道———但如果德国人要转移集中营，那么部队一定是近了。

“将怎样进行转移呢，上校？”迪恩斯问道，他明白，德国人始终只用一种方式转移战俘———步行。

“他们将列成纵队行走，”奥斯特曼说道。然后，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姿势，给迪恩斯提供了一个特别优惠，“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乘车。”迪恩斯同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

“病号怎么办？”他问道，“这里有许多人几乎不能行走。”

“他们将被留在后面，并给他们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帮助。你的一些人也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

现在迪恩斯想知道，囚犯们将什么时候动身。有些时候，奥斯特曼怀疑，有关战争的形势，迪恩斯知道的几乎就和他这位指挥官一样多———但有一件事情，他确信迪恩斯不可能听说。根据司令部的信息，英军正大体上朝着法林波斯特尔的方向进军，现在离这里只有大约50到60英里，而根据所有的报道，美国人已经在南边50英里处的汉诺威了。

“你立即走，”他通知迪恩斯，“这是我的命令。”

当他离开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知道，为大家的行走作好准备，他几乎是无能为力的。食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因为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一个时间长的艰苦旅行，几乎一定能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毁灭掉。但是当他返回营房，在集中营各处传递转移的口信的时候，他向自己庄严地发誓：迪克西·迪恩斯打算，他将使用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计策，从放慢速度到静坐示威，到小小的哗变，从而用某种方法，把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里的1.2万人，全都带到盟军的营地去。

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行踪，到目前为止，其司令员瓦尔特·温克将军还不知道。司令部据说是在哈尔茨山脉以北的地区，距离柏林大约70到80英里远，不过温克已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了，还是没有到。马路上黑压压一片，全是朝两个方向行走的难民和车辆。有些难民是无目的地朝东边走，离开进军的美国人；还有的人由于害怕苏联人，正匆匆朝西边走。载着士兵的车队似乎同样漫无目的。温克的司机多恩，在徐徐移动汽车的时候不停地按着喇叭。他们从西边朝南走，车越是朝前开，状况就越近于混乱，温克也就愈加担心和不安。他不知道，当最终到达司令部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

温克是绕着圈子去他的指挥部的。他决定绕个大圈子，先去在莱比锡西南的魏玛城，然后朝在巴特布兰肯堡附近的什么地方的司令部奔去。虽然这个偏离要让他多走几乎100英里的路，但温克这样绕行却有一个理由。在魏玛的一家银行里，有他一生的积蓄，大约1万马克，他打算把存款全部取出来。但当他的汽车接近魏玛城的时候，马路上奇怪地空无一人，远处传来炮火的噼啪声。又朝前走了几公里之后，车停住了，德国国防军的宪兵告知将军，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在郊外了。温克感到震惊，觉得上了当，形势比他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被告知的要糟得多。他无法相信，盟军推进得这么迅速———德国这么多的地方已经被侵占了。同样难以接受的是，十有八九，他的1万马克也消失了[31]。

在当地的司令部里，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告诉温克，哈尔茨整个区域都有危险，部队在撤退，各个地区都遭到包抄。显然，他的司令部已经从这个地区撤出了。温克又回过头来朝德绍奔去，据说他的一些部队正在那里集结。在德绍北边大约8英里的罗斯劳附近，他发现他的司令部在德国国防军以前的一所技术学校里。在那里，温克发现了有关第十二集团军的真相。

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沿着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大约有125英里———大致是从北边的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然后往南，来到在穆尔德河畔莱比锡的南面和东面。在北翼，面对着英国人的，是陆军元帅恩斯特·布施的部队，布施是西北战线的总司令。在南边，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遭到重创的部队，凯塞林是西部战线的总司令。有关这些部队的兵力，温克获得的信息甚少。第十二集团军在这两支军队之间，在他的防区里，这个第十二集团军主要是存在于纸上。除了一些部队坚守着易北河沿岸零散的阵地以外，他只剩下一些被遗弃的师的散兵游勇。他发现，其他的作战部队甚至还没有运作起来，还有一些作战部队尚待组建。他的炮兵部队的主要部分是不能正常移动的，放置在像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这样的城镇周围的固定阵地上，或者是在易北河沿岸的桥梁和渡口的固定阵地上。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目前有一些自行火炮，一群装甲车，大约40辆小吉普车式的大众牌运兵车，但充其量只有十来辆坦克。

尽管据说那些散兵游勇和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最终将使他的总兵力达到10万人，但现在却离许诺给他的10个师相距甚远。那些余部的原单位有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名字———“克劳塞维茨”[32]、“波茨坦”、“沙恩霍斯特”[33]、“乌尔里希·冯·胡腾”[34]、“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35]、“特奥多尔·克尔讷”[36]———充其量只剩下5个半师，大约 5.5万人。

除了那些已经投入到固定阵地上或者实际战斗中的部队之外，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的主要部分，由渴望参战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组成。不论是温克，还是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对前面战斗的最终结局都没有丝毫的怀疑。但温克却拒绝屈服于幻灭。他本人年轻，渴望参战，他看到了许多年长的将军们可能没有看到的东西：第十二集团军在兵力上的欠缺，可以由年轻的军官和军事院校学员的顽强和献身来弥补。

温克认为，他看到了一种使用他的幼稚但却热情的军队的方式，那就是把他们用作机动的突击部队，按照需要从一个地区冲向另外一个地区———起码要等到他的其他部队重组和进入阵地。温克相信，用这种方式，他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可以为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他担任司令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最年轻和装备最好的编队进入中央阵地，准备或者是在易北河上使用或者是在穆尔德河上使用。温克看着地图，在可能进行战斗的地区画了圈———比特费尔德、德绍、贝尔齐希、维滕贝尔格。他想，还有另外一个地点，美国人一定想从那里渡过易北河。在易北河不远处，在三十年战争[37]期间被破坏的几乎完全毁灭的马格德堡镇又重建了起来。现在，它孤岛式的城堡和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所构成的巨大要塞，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矗立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马格德堡的南部———温克指派了他的“沙恩霍斯特”、“波茨坦”和“冯·胡腾”装备最好的部队，尽可能地阻挡美军的攻击。

他的防御计划非常细致，每一个细节都考虑了进去，他的战术被他的军官们牢记在心。现在，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大约是在温克东北120英里的地方，戈特哈德·海因里齐也为战斗作好了准备。

在第一道主要防线的后面，海因里齐又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海因里齐告诉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就在苏联人的火炮要齐射之前，他就会命令第一道防线撤离，立即，所有的部队都要撤退到第二道防线。让苏联人“打空口袋”，是海因里齐在莫斯科用的老花招。苏联人的炮击一停止，部队就要向前推进，再次进入他们在第一道防线上的阵地。这个计策以前是有效的，现在海因里齐指望着它能再次成功。同以往一样，其窍门在于确定进攻的精确时间。

已经有过几次佯攻了。在位于柏林北边的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的防区里，指挥着战斗力较弱的第四十六装甲军的马丁·加赖斯将军确信，进攻将在4月8日开始。在加赖斯防区的正前方，大量车辆在向前移动，炮兵部队在不断集中，这些都似乎表明攻击在即———而且被俘的苏联士兵甚至还炫耀过这个日期。海因里齐却并不相信这些报告。他本人的情报，加上他相信他本能的老习惯，都告诉他，这个日期太早了。结果，他是正确的，在奥得河前线的全线，4月8日是安静和平静的。

然而海因里齐的警觉现在是不停顿的。每天，他都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越苏军的营地，观察部队和炮兵的部署。每天晚上，他都悉心研究最新的情报汇报和对俘虏的讯问，始终在寻找可以准确地找出进攻时间的线索。

正是在这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期，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把海因里齐召到他的城堡吃午饭。尽管只是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个小时，海因里齐还是极其厌烦和厌恶，但他却不能拒绝。帝国元帅的巨大庄园叫卡林城堡，距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在比肯海因的司令部只有几英里远。庄园面积非常巨大，戈林甚至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当海因里齐和他的副官冯·比拉上尉快到的时候，他们都惊愕于戈林公园式的不动产，那里的景色有湖泊、花园、风景画般的露台，以及林荫行车道。从大门到城堡本身的马路两边，站立着穿着整洁潇洒制服的德国空军伞兵———他们是戈林的个人卫队。

城堡就像戈林其人一样，既厚实又奢华。接待厅让海因里齐想到了一个“教堂，这教堂非常宽敞，非常庞大，使得人的眼睛自动地移动到顶部的横梁上”。戈林穿着华丽的白色猎装，冷淡地向海因里齐打招呼。他的态度是个不祥之兆，说明要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午餐注定是个灾难。

帝国元帅和将军都强烈厌恶对方。海因里齐总是因为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责怪戈林，在斯大林格勒，尽管戈林作了许诺，但德国空军却并没有给被隔绝的冯·保卢斯第六集团军提供所需物资。即便没有此事，海因里齐无论如何还是会厌恶戈林的，这是因为他的傲慢和自负。另一方，戈林认为海因里齐的不顺从是危险的，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这位将军，因为他没有对斯摩棱斯克实施焦土政策便离开了。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对海因里齐的反感大大增加。在元首的会议上，海因里齐所说的有关第九伞兵师的话深深地激起了怨恨。在那次会议的第二天，戈林曾经给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打电话，和艾斯曼上校通了话。“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是，”帝国元帅愤怒地说道，“海因里齐竟会那样谈论我的伞兵部队。那是一种人身攻击！我仍然拥有第二伞兵师，你可以告诉你的司令，他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他们。不可能！我要把他们送给绍尔讷。那是一个真实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现在，在午餐上，戈林把他的攻击直接对准了海因里齐。他以尖锐的批评开始，批评他最近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前线旅行时看到的部队。戈林坐在一把御座似的椅子上，挥舞着一个银制的大口啤酒杯，指责海因里齐的整个军区纪律松弛。“我开车去了你所有的集团军，”他说道，“在一个又一个防区，我发现士兵们无所事事！我看到有些人在散兵坑里打牌！我发现，工人组织的人甚至都没有干活用的铁锹。在一些地方，我发现士兵没有战地厨房！在另外的防区几乎没有为建立防御工事做任何事情。在各个地方我都发现你的士兵在闲逛，什么也不做。”戈林吞下一大口啤酒，威胁着说，“我打算请元首对这一切予以关注。”

海因里齐看出，争论是无益的，他想做的一切，就是离开。海因里齐控制住脾气，总算是把饭吃完了。但是，在戈林把他的两个客人送到门口的时候，海因里齐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四下看着这座富丽堂皇的庭院，以及带有角楼和翼轩的威严城堡。“我只能希望，”他说道，“我的闲逛士兵能把你这个美丽的地方从前方的战斗中拯救出来。”戈林冷冰冰地盯了片刻，然后脚后跟一转，走回到城堡里。

当海因里齐开车离开的时候，他想，戈林拥有卡林城堡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他正在开始对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安排得出结论，根据的是情报汇报、空中观察、奥得河洪水的稳定回落，以及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欺骗过他的那个直觉。海因里齐认为，进攻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开始———大致是4月15日或者16日。

格鲁吉·朱可夫把桌子上的盖布撤了下来，露出了巨大的柏林地势图。它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个模型，有微型的政府大楼、桥梁和火车站，它们与主要的街道、运河和机场一起，精确地被复制了出来。预料中的防御阵地、高射炮塔和地堡都清晰地标了出来，而绿色的小标签，每一个都带有数字，像小旗一样插在主要的目标上。帝国国会大厦的标号是105，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标号是106，107到108是内务部大楼和外交部大楼。

元帅转向他的军官们。“看目标105，”他说道，“谁将第一个到达帝国国会大厦？是崔可夫和他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吗？是卡图科夫和他的坦克吗？是贝尔扎林和他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吗？或者也许是鲍格达诺夫和他的第二近卫军集团军？那将是谁呢？”

朱可夫是在故意逗弄他的军官们。每一个军官都发狂似的要首先赶到柏林市，尤其是要首先攻占帝国国会大厦。尼古拉·波比伊尔将军记得当时的情景，卡图科夫大概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到了那里，突然说道：“请想一下吧。如果我到达目标107和108的话，我就可能把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起抓住！”

基本情况介绍会进行了一整天，在前线各地，进攻的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完成了。大炮和弹药被安置在森林里，坦克正在开赴指定地点，这样当轰炸开始的时候，坦克上的大炮就可以给炮兵部队提供补充。补给品、造桥材料、橡皮舟和木筏，已经大量储存在进攻区，一个又一个车队挤满了马路，把一个又一个师运送到集结地区。对部队的需求非常巨大，结果这让苏联人第一次从后方空运士兵。在各地的苏联士兵看来，显然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但司令部以下的人谁也没有被告知进攻的日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是苏军记者，他开着车，在朱可夫的前线注视着这巨大的准备工作。戈尔波夫已利用所有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努力想查明进攻的日期，但却未获成功。他从未目睹过在进攻前有这样的活动，他确信，德国人也一定是在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行动。但事后很久他又评论道：“至于德国人看到了什么，似乎谁都毫不在乎。”

准备工作的一个方面令戈尔波夫大惑不解。有好几天了，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防空探照灯一直在抵达前线。操作这些探照灯的又全是女人。此外，这些探照灯又是在距离前线相当远的地方，而且仔细地藏在伪装网的下面。戈尔波夫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探照灯。他纳闷，它们会与进攻有什么关系呢？

在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柏林邮政局大楼里，帝国邮政局局长威廉·奥内佐尔格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整版邮票，他在那些邮票上面俯下身来。它们是第一版，奥内佐尔格因为它们而非常得意。邮票的设计者工作出色，元首一定会感到满意。他带着喜悦更加仔细地检查两张邮票。一张邮票上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肩膀上扛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另外一张邮票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领导人，右手举着一个火炬。奥内佐尔格认为，这些特种纪念邮票充分展现出了那个时刻的最佳品质。它们将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的那一天出售。

一个特殊的日子，也在埃里希·贝耶尔的脑海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位在威尔默斯多夫区工作的会计师，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担心，在明天，也就是4月10日星期二，他应该做什么。到那个时候就应该付款了，否则的话，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琐费时的手续就会接踵而至。贝耶尔是有那笔钱的，那不是他的问题。但那个问题现在重要吗？那个攻占了柏林的军队———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的军队———会不会坚持要付款？如果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没有攻占城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贝耶尔从各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去了银行，取出了1400马克。他进入附近的办事处，按照要求付了他1945年的所得税首期款。

事情发生得这么迅速，结果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西部前线，在他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里，辛普森将军立即给他的两个军长下达了命令，一位是第十九军的雷蒙德·S·麦克莱恩少将，一位是第十三军的阿尔文·吉勒姆少将。辛普森说，正式的命令就要下达，命令就是“出发”。第二阶段开始进行。那是正式的。各个师都要向易北河———以及易北河的彼岸发起突袭。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怀特将军得到这个信息，立即把保罗·A·迪斯尼上校叫来，迪斯尼上校是第六十七装甲团的团长，第六十七装甲团是第二装甲师的先遣团。迪斯尼记得，到达的时候，“我几乎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怀特就说‘向东方发起攻击’”。片刻之间迪斯尼吃了一惊。军事活动停止了还不到24个小时呢。他仍然感到困惑，便问道：“目标是什么？”怀特只是用一个词回答：“柏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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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们排成五个大纵队，迅速朝易北河和柏林奔去，在经过灯光明亮的德军司令部时，也没有放慢步伐。他们冲过城镇，在那些城镇里，上了岁数的地方军手里拿着枪，无助地站在街道上，震惊得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全速超越了朝同一个方向行进的德军摩托化部队的行列。炮声隆隆，但不论是美军还是德军都没有停下脚步。乘坐坦克的美国兵，朝着骑摩托车的德国兵乱开枪。当敌军试图从地下阵地里抵抗的时候，一些美国指挥官们就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詹姆斯·F·霍林斯沃斯少校就碰上这样一个局面，于是便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锋！”大炮轰鸣，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飞速冲向敌人的阵地，于是德国人四下逃窜。在各个地方，坦克都在冲破敌人的阵地，越过敌人的地带。到4月11日，星期三傍晚的时候，在一种独一无二的装甲车冲刺中，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谢尔曼们[38]走了57英里的路———按公路上的里程算，应是73英里。晚上8点过后不久，保罗·迪斯尼上校给司令部发了一个简练的电报：“我们到了易北河。”

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一小批装甲车已经到达了马格德堡的郊外。在下午时，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侦察巡逻车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冲进了易北河西岸的近郊。侦察车在那里被挡住了，不是被德国人的防御工事挡住的，而是被平民的车辆、行人和购物者们挡住的。这个装甲兵排用机关枪猛烈地扫射了一阵子，为的是在街道上清出一条路来，结果造成了混乱。女人昏了过去；购物者不是恐惧地挤作一团，就是猛地趴在地上；德国士兵狂奔乱跑，同时又疯狂地射击。梅里亚姆的这批士兵没有力量坚守这个地区，但侦察车却终于设法从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到达了机场，而机场正是他们的出击目标。当他们行驶在机场边上的时候，飞机正在降落和起飞。美军的大炮开始向看得见的一切东西射击，包括一个中队的就要起飞的战斗机。此后对方的防御力量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这个排的侦察车被猛烈的炮火压制住了。这些侦察车好不容易才摆脱出来，而只损失了一辆装甲车，但他们的出现使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警觉了。现在，当一支又一支的美军从城市的两边到达易北河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遭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梅里亚姆的侦察兵们在撤回以后，汇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城市北边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仍然站立着。这立即成为这个师的主要出击目标，因为这座桥有可能把第二装甲师带到柏林。但从出现在美国人面前的炮火来看，显然这座桥是不能强攻得手的。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决心要战斗。与此同时，在北边和南边还有别的桥梁，如果在敌人炸毁之前夺取其中的任何一座的话，第二装甲师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在南边7英里处，在绍尔讷贝克，有另外一座桥横跨易北河。它是第六十七装甲团的霍林斯沃斯少校的出击目标。在星期三的整个下午，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畅通无阻地全速推进，穿过一个又一个镇子，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奥斯特维克的地方。在那里，一个团的地方军使得前进不得不停顿下来。霍林斯沃斯感到困惑，许多上了岁数的德国人准备投降———有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来复枪上扎上了手帕，从他们的散兵坑里举了起来———然而战斗却没有减弱。有一位俘虏，是在战斗的最初几分钟里被俘的，他解释说，镇子里的11名党卫军正在强迫地方军作战。霍林斯沃斯勃然大怒，旋即采取行动。

他叫他的吉普车过来，除了司机之外，还带上一位中士和一位无线电话务员，这位少校围着这个地区转，最后沿着一条奶牛行走的道路进入了镇子。他显出一副奇怪的样子，两把科尔特牌自动手枪用皮带扣在屁股下面，这是西部牛仔风格；另外还携带了一支冲锋枪。霍林斯沃斯是一位神枪手，曾亲自击毙过150多个德国人。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平民，强令他说出那些党卫军驻扎在什么地方。那个吓坏了的人立即指着附近一幢大房子兼谷仓，它的四周是高高的篱笆。看到篱笆上的出入口，霍林斯沃斯和部下从车上跳了下来，快速起跑，用肩膀撞门，把门从铰链上扯开。当他们闯进院子时，一个党卫军朝他们冲来，手里举着自动手枪。霍林斯沃斯用他的冲锋枪把那人打得浑身满是窟窿。另外三个美国人开始朝窗户里扔手榴弹。少校迅速四下张望，发现还有一个党卫军在谷仓干草棚敞开的门里，便抢先于对方拔出了他的口径为0.45英寸的自动手枪。在房子里面，他们发现了6位被手榴弹炸死的党卫军，其余的三个党卫军投降了。霍林斯沃斯又匆匆赶回他的纵队。他被耽搁了45分钟的宝贵时间。

3个小时以后，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登上了俯瞰着绍尔讷贝克镇和巴特萨尔采尔门镇的高地。在这两个镇的另一边，在傍晚的光线中闪闪发亮的，便是易北河，这个地段几乎有500英尺宽。当霍林斯沃斯用双筒望远镜察看这个地区的时候，他看到那座公路桥仍然站立着———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德国人的装甲车正在用这座桥过河，向东边逃跑。霍林斯沃斯不知道，在周围全都是敌人装甲车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桥被炸毁之前夺取这座桥。

当他在注视的时候，一个计划开始形成了。他把手下的两个连长叫了过来，一位是詹姆斯·W·斯塔尔上尉，一位是杰克·A·奈特上尉，霍林斯沃斯概括地说明了他的主意。“他们是在这条从北到南进入巴特萨尔采尔门的公路上移动，”他说道，“然后他们在公路交叉口上向东边折过去，进入绍尔讷贝克，然后过桥。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冲进巴特萨尔采尔门，夺取这个交叉口。现在，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到达交叉口的时候，你的连，斯塔尔，将脱离大部队并把路堵住，挡住从南边来的德国人。我将跟随已经折向东边进入绍尔讷贝克的德军后卫部队，跟着它过河。奈特，你从后面跟上来。我们得夺取那座桥，老天作证，我们将夺取它。”

霍林斯沃斯知道，只有在他们能够移动得足够迅速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奏效。光线正在暗下去，如果走运的话，德国坦克永远也不会知道，当他们过桥的时候他们身后有同伴。

在几分钟之内，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上路了。他们扣紧了坦克的舱口盖子，冲进了巴特萨尔采尔门，在德国人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斯塔尔的装甲车已经从南边把公路堵住，与行进中的德国装甲部队衔接了起来。德军纵队中的先遣坦克已经转了弯，朝桥头驶去，他们显然听到了身后的炮火声，于是开始加速。这时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部队填补了他们纵队中的空白，以同样的速度追随而去。

不过接着他们就被辨认出来了。竖立在附近铁路调车场里平板车上面的大炮，朝美军纵队的殿后部队开起火来。当霍林斯沃斯手下的那些“谢尔曼”们进入绍尔讷贝克的时候，一辆德国马克V型坦克把旋转炮架转了过来，对着打头的美国人瞄准。霍林斯沃斯的炮手、参谋军士库利，开火把那辆马克V型坦克炸毁了。那辆坦克蓦地转向一边，撞到一堵墙上，猛烈地燃烧起来。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通过，但他的坦克缓慢地迂回行进，总算挤了过去，后面的纵队也就跟了过来。美军的坦克朝着每一辆德军车辆的尾部开火，在燃烧着的德国装甲车旁边挤过去，在镇子里朝前冲。霍林斯沃斯记得，等到他们到达镇子中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朝着每一个别的人开火。那是最该死的混乱局面。德国人从窗子上探出身子来，不是用他们的反坦克发射筒朝我们射击，就是干脆吊着死了。”

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并没有被击中，他现在离桥只隔着四五条马路了。但最后的一段时间却是最糟糕的。当其余的坦克奋力前进的时候，敌人的炮火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楼房在熊熊燃烧，尽管到现在已是晚上11点，但场面是如此明亮，可以说还是像在白天一般。

前面就快到桥了。坦克队伍朝前冲去。霍林斯沃斯原先从高地上并没有看见，原来桥的入口处是几堵迷宫般的石头墙，从马路的两边不规则地伸了出来，因而车辆就得减慢速度，猛地左拐右拐，然后才能到达桥的中央。霍林斯沃斯从坦克里跳了出来，进行侦察，看看是否能够通过挂在坦克后面的电话既带路又指挥炮手开火。就在这个时刻，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霍林斯沃斯前面15码处爆炸了。鹅卵石碎片飞向天空，少校突然发现他的脸上全是血。

他一只手拎着一把口径为0.45英寸的自动手枪，另外一只手拎着坦克用电话，顽强地向桥奔去。他的那辆坦克与一辆吉普车相撞，霍林斯沃斯喊着叫步兵上来。他率领步兵向桥的入口处奔去，绕过路障，不停地与拼命守卫的德国人交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膝，但他仍然在领路，敦促步兵前进。最后，由于步履蹒跚，再加上他自己脸上的血几乎让他看不见了，大家让霍林斯沃斯停了下来。雨点般的炮火从德军的阵地上发射过来，霍林斯沃斯不得不命令撤退。他已经来到离桥只有40英尺的地方了。当他的指挥官迪斯尼上校赶到的时候，他发现少校“无法行走，流了一地的血，我命令他回到后面”。霍林斯沃斯只差几分钟而没有把桥攻下来。他认为，倘若他成功的话，他就能够在11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

4月12日黎明时分，当步兵和工兵再次试图夺取绍尔讷贝克大桥的时候，德国人当着他们的面把桥炸飞了。

在第九集团军前线的上空，杜安·弗朗西斯中尉驾驶着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牌侦察机“迷小姐”号，做了一个大的旋转动作。在弗朗西斯身后的是他的炮兵飞行观察员威廉·S·马丁中尉。这两个人从莱茵河开始，一路上都在为第五装甲师进行侦察，确定据点的位置，用无线电把阵地告知迎面而来的坦克队伍。这并非全都是例行公事，弗朗西斯和马丁曾不止一次低飞，掠过敌人的部队，用他们口径为0.45英寸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朝敌军纵队胡乱射击。

在东方，云开雾散，飞行员们能够看见远处隐隐约约有高大的烟囱。“柏林！”弗朗西斯喊道，同时用手指着前方，“那是施潘道区的工厂。”现在当第五装甲师稳固前进的时候，弗朗西斯每天都从他空中的有利位置寻找不同的城市路标。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希望，当“迷小姐”带领坦克队伍进入柏林的时候，他能够立即认出主要的公路和大楼，从而可以把它们的情况告诉坦克手们。他打算在“那些孩子们”接近柏林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全程观光的待遇。

弗朗西斯几乎就要回过头来，飞回先头纵队附近的一块牧场了，这时他又突然把操纵杆朝前推。他发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摩托车旁边有跨斗，从第五装甲师的一些坦克旁边的一条马路上疾驶出来。当他开始俯冲以便察看这辆摩托车时，他朝右边瞥视了一眼，一下子惊呆了。在树丛上方不过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飞行着的，而且几乎难以分辨的，是一架菲瑟勒“仙鹤”牌飞机，那是德军的炮兵测位飞机。当“迷小姐”靠近的时候，那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的白色十字，在“仙鹤”的灰黑色身体上格外醒目。就像弗朗西斯驾驶的那架“幼鸽”一样，那架飞机也是用布覆盖着，是一架高机翼的单翼机，但比“迷小姐”要大，据弗朗西斯所知，每小时起码也能比“迷小姐”多飞30英里。但美国飞机此时却在高度上有优势。在弗朗西斯喊“咱们抓住它”的时候，他也听见马丁在同样敦促。

马丁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并且平静地宣布：“我们就要战斗。”在地面上，第五装甲师那些震惊的坦克手们在听到马丁的喊叫之后，便向天空伸着脖子，寻找这场就要发生的空战。

当弗朗西斯向下俯冲的时候，马丁打开了飞机的侧门。这两个人让“幼鸽”紧紧围着德国飞机转圈，同时用他们口径为0.45英寸的手枪射击。弗朗西斯希望，手枪的射击能够迫使德国飞机飞到正在等候的坦克队伍上面，那么机枪手就能够轻而易举把它打下来。但敌机的驾驶员，虽然明显地被这意外的攻击弄糊涂了，却并不那么与人方便。“仙鹤”猛烈侧滑，开始疯狂地转起圈来。弗朗西斯和马丁在它的上方，就像边疆地区驿站马车上的警卫一样，从他们自己的飞机里探出身子，尽可能快地扣动扳机，把他们自动手枪里的子弹全都发射出去。令弗朗西斯惊讶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还击。即使在这两个美国人重新装子弹的时候，“仙鹤”的驾驶员也并不是趁机把与他们的距离拉开，而是继续转圈。后来，弗朗西斯只能猜测，那位驾驶员仍然在努力搞清楚，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

现在，这两个美国人降到离敌机不到12英尺的高度上，子弹一发又一发地射进德国人的挡风玻璃。他们靠得非常近，弗朗西斯看见，驾驶员“盯着我们，他的眼珠子就像鸡蛋一样大”。突然德国飞机疯狂地转动着，不停地打转。马丁一直是用无线电快速讲述着这场战斗，这时喊道：“我们打中它了！我们打中它了！”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含糊不清，结果坐在半履带式汽车里的伊斯雷尔·沃什伯恩中校以为，马丁说的是“我们被打中了”！

“仙鹤”盘旋着下降，它的右翼碰到了地面，咔嚓一声折断了，飞机横滚着，在一块草地的中央停了下来。弗朗西斯在旁边的空地上把“迷小姐”降落下来，朝那架被击落的飞机跑去。德国驾驶员和他的飞行观察员已经从飞机里出来了，但飞行观察员脚上中了弹，跌倒在地上。驾驶员钻到一大堆甜菜的后面，但在马丁鸣枪示警之后，他又从甜菜后面出来了，高举着双手。马丁用枪押着驾驶员的时候，弗朗西斯检查了那位负伤的飞行观察员。当他脱掉那个德国人的靴子的时候，一颗口径为0.45英寸的子弹落了下来。他给那个皮肉伤做包扎时，那个德国人不住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

当天晚些时候，弗朗西斯和马丁愉快地在他们的战利品旁边摆着姿势。他们打了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的最后一场空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毫无疑问是唯一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的空军士兵。对弗朗西斯来说，“那是纯粹欢乐的一天”。唯一能够胜过这个快乐经历的事情，就是指引着第五装甲师进入柏林。弗朗西斯相信，只需再等上一两天，命令就会下达了。[39]

罗伯特·E·尼克迪默斯中尉率领一个坦克排，中午的时候接近了坦格明德，在那里遇到了一种不祥的平静。第五装甲师的这个排的出击目标，是这个景色如画的小城里的桥，它大约在马格德堡东北的40英里处。现在绍尔讷贝克的桥已经被炸毁了，坦格明德桥也就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桥，起码对第九集团军来说如此。

尼克迪默斯的坦克在坦格明德的主要街道上行驶着，进入了广场。这个街道就像城里的其他街道一样，也是空无一人。这时，正当坦克在广场里停下的时候，防空警报器开始尖啸，尼克迪默斯后来说道：“一切都立即发生了，闹翻了天。”

从几分钟以前还似乎空无一人的窗户、门口和屋顶，德国人用火箭筒式的反坦克炮射击。美国人回击。有那么一会儿，查尔斯·豪斯霍尔德中士站在坦克的旋转枪架上，用冲锋枪猛烈射击，最后坦克被击中，他不得不跳了出来。伦纳德·海梅克中士的坦克就在豪斯霍尔德的坦克后面，也被击中了，燃烧了起来。海梅克跳出脱险，但他的坦克手们却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坦克里面。海梅克蜷曲着身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用冲锋枪连发射击，掩护他的人逃出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美国兵跳上了尼克迪默斯坦克的背部，在嘈杂声中高声喊叫着，自报身份是一位逃跑的战俘。他说道，大约有500名俘虏被关在镇子里，分别关在两个院子里。尼克迪默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本来想请求炮兵支援，但他又无法炮轰一个满是美国俘虏的镇子。他决定，试着突破并进入最近的那个院子，让俘虏们脱离枪炮的射程。

在那位战俘的带领下，尼克迪默斯通过了大楼、后院，越过篱笆，来到了河边的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美国俘虏一看到走过来的军官，便猛地扑向德国看守。这个小规模战斗是短暂的。看守们一被解除武装，尼克迪默斯便领着俘虏们走出来。当这群人走近最后一条敌人占领的街道并且看见街道那边的美国坦克时，一个美国兵转向尼克迪默斯，欢欣鼓舞地说道：“现在我自由了，他们不能杀死我。”他走到了街道的中央，这时，一个德国狙击手射穿了他的头。

当尼克迪默斯正在解救俘虏的时候，极其猛烈的挨家挨户的战斗正在全城各处进行。最后，几乎就要看见那座桥了，德国卫戍部队的代表与美军的先遣部队见了面，宣布他们想投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来。巨大的尘土云翻腾上来，瓦砾像暴风雨一般倾泻在城里。德国工兵把桥炸毁了！这个“胜利师”，离首都最近的美军队伍，被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33英里的距离，拒之于柏林之外。

焦虑开始在整个第九集团军里蔓延。一直到4月12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还有一切理由充满信心。第五装甲师在仅仅13天的时间里，就行进了惊人的200英里的距离，第二装甲师只不过多用了一天的时间，也行进了同样的距离。总之，自从离开莱茵河以来，辛普森的集团军已经全速行进了226英里。第九集团军的各个师正在全线向易北河冲锋。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夺取一座桥梁，也没有在河的东岸建立起一个桥头阵地。许多人本来希望能够重演对雷马根的莱茵河大桥的著名攻占，在3月初，那个攻占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美联军的战略。但现在却没有这么走运，现在，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达成了一个决定：必须强渡过河。部队将对易北河的东岸进行水陆两栖进攻，以便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然后在河上架起浮桥。

第二装甲师第二作战指挥部的司令悉尼·R·海因兹准将，在他的司令部里制订了计划。作战行动将从马格德堡的南边开始，在一个叫韦斯特许森的小镇里发起。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这个计划也是一场赌博。在架桥完成以前，敌人的炮火就可能把桥炸毁，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使架桥不可能进行。但海因兹等待的时间越长，敌人的防御力量就可能越集中。每耽搁一个小时，先于苏联人进入柏林的机会就越渺茫。

4月12日晚上8点，两个配备装甲车辆的步兵营，乘坐称为DUKW的水陆两用车悄悄渡河，来到了东岸。渡河没有遭遇到抵抗。午夜的时候，这两个营渡过河，到破晓的时候，第三个营也与他们会合了。在东岸，部队迅速部署，选择出来准备架设浮桥的地点，在一个密集的半圆形地段挖掘防御阵地。怀特将军喜气洋洋地给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打了电话：“我们过河了！”

德国人几乎与辛普森同时得知了渡河的消息。在马格德堡，作战指挥官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他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温克将军。

马格德堡的那位军官是炮兵专家，他很早就明白，不可低估敌人。1944年6月6日那天一大早，他从先遣炮兵阵地向外张望.看到了盟军的进攻舰队。然后，他就像现在一样，立即向他的上级告知这个形势。“这是进攻，”他当时说道，“那里一定有1万艘军舰。”他不可思议的消息人们并不相信。“那些军舰朝哪里开？”大家问他。他的回答既严酷又简单：“就朝我这儿开。”

维尔讷·普洛斯克特少校，当年曾经在奥马哈海滩的中央指挥过德军的炮火，现在又准备在易北河上奋力抵抗。他的炮手分布在河的沿线，在马格德堡的北边和南边都有，他们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挡美国人。不过普洛斯克特见过太多的世面，因而对结局没有丝毫的怀疑。

然而，温克将军所依赖的那些年轻的军事院校学员，却毫无悲观的想法。他们既热切又精力充沛，正在期待着前面的战斗。现在“波茨坦”师、“沙恩霍斯特”师和“冯·胡腾”师的快速作战部队正在冲向阵地，准备把在易北河东岸的美军桥头阵地清除掉。

在易北河西岸，工兵正在发狂似的工作。匆匆安置起来的探照灯，直接指向天空，从云彩上把光反射回来，就是在这种人造的月光中，第一批浮舟缚牢了，被推进了河中。这些漂浮的构件一个又一个地在指定位置上被拴紧。

第六十七装甲团的团长保罗·A·迪斯尼上校站在旁边，愈来愈不耐烦地注视着架桥行动。突然，炮弹呼啸着过来了。当炮弹在最初的几个浮舟四周爆炸的时候，喷泉般的河水冲向了天空。这个炮击的模式是非同寻常的：炮弹并不是齐射落地，而是单发，显然是从几个阵地相距甚远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迪斯尼确信，这些炮火受到了一个藏在附近的炮兵观察员的指挥，于是命令立即对那些俯瞰河面的破败四层住宅楼进行搜查。搜查没有结果，炮火在继续，又准确又致命。

被扯开的浮舟沉了下去，猛烈打击河水的炮弹碎片一再迫使架桥者躲避起来。受伤者被拽到河岸的安全地方，另外的人接替他们的位置。整个夜晚炮击都在持续，使美军工兵不屈不挠的持续努力徒劳无功。海因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阴沉着脸，命令一支步兵强行向南进军，其目的就是：另外再找到一个地点。

第二天上午，桥的其余部分被德军的炮火毁灭了。当最后的炮弹尖啸着飞来，把那座扭曲的已遭到重创的浮桥摧毁的时候，桥离河的东岸只有75码远。海因兹面色呆滞，一副倦容，命令放弃这个地点。当大家带着他们的伤号集结的时候，一个消息来到了：在东岸的步兵已经在下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架桥地点。

到4月13日，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水陆两用车正在牵引一根沉重的钢索过河，送到这个最新的桥头阵地。这根钢索是要用作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处在合适的位置，它就将把一连串的浮舟在河上拖来拖去，承载着车辆、坦克和大炮。尽管这个方法慢得令人绝望，但在架桥材料被调上来之前仍然顶用。

现在让海因兹最关注的，就是在河东岸的那三个营的命运。那些部队背靠着易北河，正守卫在由埃尔贝瑙和格吕内瓦尔德这两个村子形成的一个大体上的半圆地区。那是一个小的滩头阵地，除了西岸的排炮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装甲兵支援或者炮兵掩护。如果这三个营遭到猛烈进攻的话，形势就可能十分危险。现在，海因兹命令迪斯尼上校乘坐一辆水陆两用车渡过易北河，指挥那些步兵部队。

迪斯尼发现，那三个营的指挥部中的第一个，是由约翰·芬内尔上尉指挥的，它在一片森林里面。芬内尔忧心忡忡。德军的压力正在增加。“如果我们这里不能真正迅速地拥有坦克的话，”他说道，“就会非常麻烦。”

在用无线电向海因兹简单介绍了情况之后，迪斯尼便着手寻找第二个营。当他在河边向前移动的时候，炮弹开始在四周落下。迪斯尼扑倒在一个壕沟里，但炮弹来得更近了，于是他只得爬出来，跑向另外一个壕沟。这一次他的运气不太好，他感到飞来了一些雨点般的炮弹碎片，然后又是一些。第三次的炮弹碎片把他击倒了。迪斯尼躺在那里，几乎失去知觉，严重受伤。他的左上臂被打穿，尽是窟窿，一个大的炮弹碎片把他右大腿的上部撕掉了。

在36个小时之内，霍林斯沃斯和迪斯尼，这两位最突出的献身于率领美军赶往柏林的人，先后受了伤。

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大致是在美军第五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开进坦格明德的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沃姆斯普林斯市他的书桌旁去世了。

一位画家正在为他画肖像，总统突然把一只手放在头上，诉苦说头痛。一小会儿他就死了。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是：第九集团军———离柏林57英里。

24个小时之后，总统死亡的消息才在前线部队当中慢慢传开。第八十四师的奥尔西·彼得斯少校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瓦伦霍尔兹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一位上了岁数的信号旗手前来向他表示同情，因为“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彼得斯既感到震惊又难以置信，但在他充分领悟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之前，他的队伍已经再次出发，朝易北河行进了，而他又有别的事情要考虑。诺曼·卡恩斯中校率领着第三三三步兵团的一个营，在他穿过布伦斯威克北边一个被炸毁的油田的时候，得知了罗斯福的死讯。他感到遗憾，不过他的心思也是放在工作上。“那只是另外一个危机而已，”他后来说道，“我的下一个出击目标是维亭根，我正忙着考虑那个地方。罗斯福，不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现在都不能帮助我。”随营牧师本·罗斯给他的妻子安妮写信说：“我们全都感到难过……不过我们曾经看到这么多的人死去，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甚至罗斯福也并非必不可少……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是平静地听到这个消息并谈论这个消息。”

约瑟夫·戈培尔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给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打电话。“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罗斯福死了！”他欢欣鼓舞，“它写在星相中了。对我们来说，4月的后半个月将是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是转折点！”

早些时候，戈培尔曾经把两个占星术的预言传播给施威林·冯·克罗齐克伯爵，克罗齐克是帝国的财政部长。其中的一个预言，涉及的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也就是1933年的1月30日。另外一个预言的日期是1918年11月9日，涉及的是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克罗齐克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一个惊人的事实变得明显了。两个星相都预言，战争将在1939年爆发，一直到1941年以前都是胜利，随即是一系列的逆转———在194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尤其是在4月的前半个月，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然后，在4月的后半个月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是僵局，它将持续到8月，并在同一个月里取得和平。在以后的3年里，德国将会有一个困难的时期，但从1948年开始，她将再次崛起。”

戈培尔还一直在读托马斯·卡莱尔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历史》，[40]而这又进一步给了他可以欢欣鼓舞的理由。其中的一章讲的是七年战争（1756—1763），当时普鲁士独自对抗一个包括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同盟。在这场斗争的第六年，腓特烈告诉他的顾问们，如果到2月15日他的运气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自杀。然后，在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俄国退出冲突。“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卡莱尔写道，“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整个性质好转了。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年，罗斯福死了。二者的可相比之处是不可避免的。

这位宣传部长欣喜若狂。在宣传部里，他给每一个人都叫了香槟酒。

“渡河！渡河！不断前进！”第八十三师的埃德温·“大号铅弹”·克拉比尔上校在河岸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把士兵推进登陆艇，并且在各处用他的靴子给那些起动慢的人助上一臂之力。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他朝着另外一船人叫嚷道，“你们是在去柏林的路上！”当别的士兵开始乘坐水陆两用车渡河的时候，克拉比尔告诫他们：“不要等着有人来安排！不要等着有人来告诉你们该做什么！你用什么法子过去都行！如果你现在就采取行动，你就能不发一枪便获得成功！”

克拉比尔是对的。巴尔比镇在马格德堡东南15英里处，就在第八十三师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二装甲师的南面，第二装甲师正在不顾一切地使用他们的钢索渡口。而在巴尔比镇，第八十三师的官兵正在成群结队地渡河，没有遭遇抵抗。他们进入镇子的时候，发现桥已经被炸掉了，克拉比尔并没有等着第八十三师的指挥官下命令，而是命令立即渡河。登陆艇被匆匆送来，在几个小时之内，整整一个营就被运送过河了，现在另外一个营正在途中。与此同时，浮舟正把大炮运送过去，工兵正在架设一座双车道浮桥，应该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完成。甚至克拉比尔也被他的命令所激发起来的发疯似的场面所感染，他从一群人那里猛冲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敦促加快速度，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对其他军官洋洋得意地说：“在后方本宁要塞里的人永远也无法相信！”

沉默地注视着这个狂热的场面的，是一群德国观众，他们站在镇公所的钟楼下面的一个阳台上。格兰维尔·夏普中校指挥着一个步兵营，有几个小时了，当他肃清镇子里的那点儿抵抗的时候，他发觉这些观众一直在观看，于是越来越恼火。“我的士兵正在被枪击，而那些德国人却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战斗和强渡过河。”他回忆道。现在夏普受够了。他走向一辆坦克，对炮手说：“发射一颗炮弹穿过钟面，比如说就在五点钟的那个地方。”坦克手欣然从命，干净利落地击中靶心数字五。阳台上的那些观众一下子散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场演出结束了。第八十三师渡过了河。第一座牢固的桥头阵地在易北河的东岸建立起来了。

到13日的傍晚，工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而且善始善终，他们还在桥的入口处竖立了一块牌子。为了向新总统表示敬意，同时也因为这个师素来士气高昂，又敏锐地欣赏到广告的价值，所以牌子上写的是：杜鲁门桥。柏林的门户。第八十三步兵师立。

消息迅速传回给辛普森将军，又从那里传到布拉德利将军那里，布拉德利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突然第八十三步兵师的桥头阵地成了每一个人所思考的最重要的事情。盟军最高司令仔细地听了这个消息，然后，在汇报结束的时候，他给布拉德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布拉德利后来又把这次交谈再现了，按照他的说法，艾森豪威尔问道：“布拉德，从易北河突破并攻占柏林，你认为将会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布拉德利考虑这同一个问题有几天的时间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把柏林看作一个军事目标，但如果能够轻易攻占的话，他是支持攻占的。不过布拉德利就像他的首长一样，对过于深入地突进未来的苏联占领区感到不安，对美军为了进入他们迟早还得撤出的地区将可能蒙受的伤亡感到不安。他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攻占柏林市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攻占柏林可能是代价昂贵的。

现在他回答最高司令：“我估计将会使我们伤亡10万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为一个受人羡慕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会是相当高昂的，尤其是在知道我们还得撤回，让人家接管的时候。”[41]

交谈在这里结束了。盟军最高司令并没有披露他的打算，但布拉德利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与区区威望或者暂时占领毫无意义的房地产相比，美军的生命更重要。

在第十九军的司令部里，麦克莱恩将军站在地图面前研究形势。在他看来，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是一块硬的面包皮，如此而已。一旦他的各个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进入柏林。麦克莱恩的作战部长乔治·B·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从莱茵河一路上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小块区域的拼死抵抗，美军将予以打击，不过快速前进的部队完全可以绕开不管。他确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48小时之内，美军装甲兵的先头部队就可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迅速作出了几个决定。“群氓马戏团”夺取了桥头阵地，急送部队过河，然后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全都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这惊人的成就改变了易北河的整个画面。第八十三师的官兵并不是仅仅在东岸扩大滩头阵地，而是从滩头阵地进军。麦克莱恩确信，第八十三师的桥头阵地是持久的。第二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索渡口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没有把握，不过第二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过了河，而且他们在固守。已经作了安排，让第二装甲师的一部分兵力开始过第八十三师的“杜鲁门桥”。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有理由让现在正在进入阵地的第三十师进攻马格德堡，占领那座高速公路桥。按照部队现在移动的速度，第八十三师的桥头阵地能够迅速地扩大开来，与在第二师的钢索渡口对面的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接起来。从这个扩大了很大面积的桥头阵地上，大举猛攻就可继续。麦克莱恩决定，完全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八十三师所预期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门户。

4月14日，星期六，黎明时分。在第二装甲师的钢索渡口，海因兹将军等着把三只浮舟捆扎在一起。它们将形成渡船的平台甲板，在架桥期间，钢索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然不停落在桥头阵地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在进行猛烈的战斗。他们能够抵抗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但海因兹惧怕的是装甲部队的进攻。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支援的炮兵或者装甲兵。

第一辆登上浮舟渡船的是一辆推土机；河的东岸需要刮削，路面需要筑平，然后坦克和重武器才能爬上去。一辆水陆两用车将牵引着平台甲板，帮助钢索更快地移动，从而使渡船加快速度。海因兹焦急地注视着。有两根钢索已经损坏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他只剩下一根钢索，而他的最后的超大型浮舟，已经用于造渡船了。

这个笨重的作战行动开始了。当大家注视的时候，渡船缓慢地来到了易北河的中央。然后，当它接近东岸的时候，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颗单发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在百万分之一的击中率中，把钢索切断了。当钢索、渡船和推土机消失在河里的时候，海因兹震惊得僵硬地站着，痛苦地说道：“它去地狱了！”

就好像那个难以置信的靶心是总体灾难的一个信号一般，现在又传来消息，东岸的部队正遭到装甲车的进攻。

在易北河的东岸，透过一缕缕的晨霾和炮火烟雾，阿瑟·安德森中校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冲破他的步兵防线。有七八辆装甲车，其中有两辆是坦克。安德森透过眼镜，看到那群装甲车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射程之外，正在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散兵坑射击。甚至就在他注视的时候，坚守指挥部的最远处阵地的一个连被打垮了。部队从他们的散兵坑里冲了出来，朝森林的安全地带跑去。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进攻，轰击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安德森发狂似的用无线电要求在易北河西岸的排炮帮助。但敌军的进攻太迅速了，甚至当第二装甲师的炮弹呼啸着飞来的时候，安德森也知道来得太晚了。

在桥头阵地的更远处，指挥着I连的比尔·帕金斯中尉，突然听见部队的机枪开火了，然后是德军的短冲锋枪在还击。一排传令兵飞奔而来，向他报告说，三辆载着步兵的德军车辆正沿着前线开来，“一边走一边把所有的人都干掉”。帕金斯给部队发回命令，待在阵地里不断射击。然后他冲出指挥部，想亲自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在大约100码之外有三辆马克V型坦克从东边驶来，每一辆都好像载着一个排的步兵。他们让美军俘虏在前面走，他们就从俘虏中间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火箭筒还击，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炮弹，又从坦克上反弹了出去。他的士兵正在被消灭。帕金斯命令他们赶快撤退，以免全都被俘虏或者杀死。

从桥头阵地的北边、东边和南边，德国坦克迅速赶来。参谋军士威尔弗雷德·克雷默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看见在大约220码以外的地方有一辆德国坦克，步兵在它的四周成扇形散开，跟在后面。克雷默命令他的部下等待。然后，当德国人到大约40码的地方时，他叫嚷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守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接着那辆坦克开火了。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码远的地方。然后一个德国佬直接来到我们的防线。他能够看见我们的每一个散兵坑在什么地方。那是近距离的直射。”克雷默坚守到还敢于坚守的时候，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

在格吕内瓦尔德村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结果指挥着一个营的卡尔顿·E·斯图尔特中校，接到了他的一个连要求炮兵开火的电话，电话要求“直接朝我们的阵地开炮，因为我们的人是在房屋的地下室里”。每一个人都要求进行空中袭击，以便炸毁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全速赶往易北河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结果飞机不得不携带额外的汽油机翼油箱，与地面的进军同步，这就意味着，它们无法携带炸弹。

到中午的时候，海因兹将军已经命令在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渡过易北河，撤回来。尽管一开始认为伤亡人数很多，但一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定为304人。有一个营失去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结束了第二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阵地的最后希望。现在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怀特将军，除了使用第八十三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已经成功地，而且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终止了第二装甲师所建立起来的强劲势头。

对桥头阵地的清除是如此的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的激烈，美军指挥官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哪支部队进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部队。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到的那样，他初出茅庐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帮了他的大忙。他们既野心勃勃又热切希望获得光荣，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粗劣的装备运用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时间。在把第二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的突击部队完成了在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国部队都没能完成的业绩。倘若第二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阵地，那么第二装甲师就可能不等命令便直接咆哮着前往柏林了。

盟军最高司令进攻德国的计划展示得光彩夺目。确实，英美联军伟大进军的速度，甚至明显地让他吃惊。在北边，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正在稳固前进。逐渐把阿纳姆包围起来的加拿大人，准备开始清除仍然待在荷兰东北部大片区域的敌人。英军第二集团军已经渡过了莱内河，攻占了策勒镇，现在正在不来梅的郊外。在帝国的中央，遭到包围的鲁尔河几乎被攻占了，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与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一集团军正在朝莱比锡进发。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边界。

但这些旋风式的进展也付出了代价：它们把艾森豪威尔的补给线几乎延伸到了极限。除了卡车车队之外，实质上没有陆路运输可为布拉德利的部队所用；在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然在运作。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却因为总体情况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覆盖面大的集团军，运输机部队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每天24个小时飞行，不停地把补给品带来。单是在4月5日一天，一个C－47型飞机的飞行辎重队就给前线运送了超过3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几乎75万加仑的汽油。

除此之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地在德国推进，他们也得为成千上万新增加的非作战人员提供所需物品。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得吃饭；来自十来个国家的强迫劳动工人以及英美战俘，得给他们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急救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只是在开赴指定地点，尽管这些医疗设备数量巨大，但一种意料之外的需求却突然使它们身不由己。

最近一些日子，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的恐怖开始被暴露出来。在这个星期惊人的进军过程中，在前线各处，官兵们突然遇到希特勒的集中营、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囚犯，以及集中营里几百万死者的时候，他们震惊、憎恶，并因此而退缩了。

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久经战斗锻炼的军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所看到的情形。20年以后，人们在记起那些场景的时候仍然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人跌跌撞撞地朝他们走来，他们要生存下来的意志，是他们从纳粹政权中所保留下来的唯一财产。大量的坟墓、壕沟和堑壕；成排的尸体焚化炉里面全是烧焦了的骨头，这是对“政治犯”系统大灭绝的无言而又可怕的证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被处死，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部队发现了毒气室，它们的设置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司令官的家里，有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司令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人头，干缩了，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有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它们被冷静又有条理地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取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

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在发现所带来的首次震惊中，任何人甚至都不能估计。但随着报告从前线各处来到，显然总数会是天文数字。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十来个国家、拥有十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有史以来的这个最残忍的大屠杀当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违背人道的方式杀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天竺鼠使用；成千上万的人被射死、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毒死；另外的人则纯粹是让他们饿死。

4月12日，美军第三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赫德鲁夫的集中营。乔治·S·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从死囚区里走过，然后走开了，他的脸上流着泪水，控制不住地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他们亲眼看看，那些退缩不前的人被用来复枪逼着看。次日上午，那个村子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

在英军进军的途中，那些发现也是同样可怕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人们曾提醒他，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有若干天的时间他一直在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爆发传染病。在到达那里的时候，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症在他的担忧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什么照片，什么描述，都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说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000人活着。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食宿只够100个人生活的地方，却住着从600人到1000人不等。棚屋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枯槁、患有疾病的囚犯。他们挨饿，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症、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覆盖的大坟墓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旁边，以及在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

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立即获得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占据次要的位置。“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提出的要求。”急切需要医生、护士、病床和几千吨的医药和设备。单是休斯准将就要求有一所拥有14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直到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都将有500名囚犯死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在哥达市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转了一下。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在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走过。“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它，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

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估价的。朱利叶斯·罗克少校是第三十步兵师的一名医官，在位于马格德堡附近一个村庄里的第九集团军前线，他前来检查第三十步兵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车。货车里装着集中营的囚犯。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货车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在德国人的家里———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抓来人质，开枪射击他们。”

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见过集中营的人身上的任何一种情感。盟军最高司令的感觉也完全相同。在从哥达市返回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报刊主编和议会议员来，让他们亲自看一下这些恐怖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的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能够奋力前进以结束战争之前，他首先得巩固他分布广大的部队。在14日的晚上，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了他未来的计划。

艾森豪威尔说道，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央的挺进之后，他面对着两个任务：“把敌人的剩余兵力进一步分割开来，以及攻占敌人可能有效地形成最后抵抗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后者提到的那些地区，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攻占汉堡，然后向卢卑克和基尔大举猛攻。在南边，他计划派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冬天的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将会极端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合之后，国家堡垒也可能仍旧存在……因而在德国人有机会用人力和物力彻底准备其防御之前，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认为，“向柏林挺进也最为理想，因为敌人可能把武装部队集结在首都的周围，而且不管怎么说，柏林的陷落将会极大地影响敌人的士气以及我们自己人民的士气”。不过，盟军最高司令说道，那个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须享有一个低的优先权，除非扫清我们侧翼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迅速”。

这样一来，简言之，他的计划就是：1、“在易北河的中央地区占据一个牢固的前线”；2、向卢卑克和丹麦开始采取军事行动；3、开始实施力量强大的推进”，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合，并粉碎国家堡垒。“既然向柏林的推进必须视上述前三项的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说道，“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的推进列入我的计划之内”。

在易北河，在14日的整个夜晚，“群氓马戏团”和第二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八十三师的桥上渡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桥，但渡河的行动还是缓慢。然而，怀特将军的装甲纵队却计划一旦在西岸再次集结之后，便再次开始向柏林的大举猛攻。在第八十三师的部队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大的、刚刚没收的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二装甲师，那辆车能装50个士兵，是他在巴尔比夺取的。第八十三师有一切理由耀武扬威。它的巡逻兵已经到了策尔普斯特镇的北边，离柏林不到48英里了。

4月15日，星期天的一大早，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接到了布拉德利将军的电话。电话要求辛普森立即飞到位于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布拉德利说道，“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布拉德利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司令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当场他就把新闻告诉了我。布拉德说道：‘你必须在易北河上停住。你不得朝柏林的方向再前进一步。很抱歉，辛普，不过就是这样。’”

“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辛普森询问道。

“从艾克那里。”布拉德利说道。

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说的话连一半也没有记住。我记得的一切就是，我的心碎了，茫然地回到电话那里。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幕僚、我的军长们和我的部队？尤其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部队？”

从司令部里，辛普森向他的军长们传达了命令，然后他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兹将军在第二军的司令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看见了他以后，海因兹担忧了。“我想，”海因兹回忆道，“也许那老头不喜欢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我的情况怎样。”海因兹的回答是：“我想现在我们都好，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没有激动，没有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现在进展顺利。”

“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那就把你的一些人留在东岸。但他们不得再往前走。”他看着海因兹。“悉德，”他说道，“我们只能走这么远。”海因兹震惊得都不服从命令了。“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去柏林。”辛普森似乎是尽力控制着他的情绪。片刻之间是不安的沉默。然后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我们不去柏林。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战争的结束。”

在巴尔勒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三十师的一些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发，消息在那里迅速传开了。人们聚集成群，打着手势，又愤怒又激动地谈论着。第一二○团D连的一等兵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并没有参加交谈。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而只是坐下来，哭了。

海因里齐把一切征兆都识别出来了。在前线的一个地段，苏联人发射了一个短时间的掩护炮火，在另外一个地段发动了一次小的进攻。这些是佯攻，海因里齐知道这一点。几年以前他就明白了苏联人的所有计策。这些小的战斗是主要进攻的前奏。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应该命令他的部下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在这样的一天，海因里齐不想见客人———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神经质和明显苦恼的人。在海因里齐没有外人的办公室里，施佩尔说明了他的访问性质，他想要得到将军的支持。海因里齐不可服从希特勒的焦土命令，不可摧毁德国的工业、电厂、桥梁等。施佩尔问道：“即使现在失败了，为什么一切都要和德国一起被消灭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

海因里齐听他说完。他告诉施佩尔，他也认为希特勒的命令是“邪恶的”，他将在他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齐告诫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打好这场战役。”

突然施佩尔从口袋里拔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方式，”他突然说道，“就是用这样的东西。”

海因里齐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

“唔，”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生来就不会谋杀。”

施佩尔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似乎甚至没有听见海因里齐的话。“要向希特勒说清楚他必须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道，“我已经试过三次，在1944年的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一个士兵这样对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认为他胆怯了，就会命令枪毙他。’然后他又说，‘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领导人不可胆怯。如果他们胆怯的话，那就应该把他们干掉。’要说服他明白一切都失去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不管怎么说，要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嗓音平静了一些说道。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齐，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整个朝廷的人。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带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结果又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管的周围，已经建起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道。现在施佩尔说道：“如果我认为我能够帮助德国人民的话我就能杀死希特勒，但我做不到。”他看着海因里齐。“希特勒始终信任我，”然后他又补充说，“不管怎么说，那多少都会是不体面的。”

海因里齐并不喜欢这个交谈的调子。他还为施佩尔的举止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知道施佩尔曾经对他这样讲话，他司令部里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枪毙。海因里齐机敏地把交谈转回到原先的话题，也就是把德国从焦土政策下保护下来。“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别的事情让上帝去处理吧。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柏林将不会成为斯大林格勒。我不会让它发生。”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是一条又一条街道地打，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打。海因里齐无意让他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后退到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战役。至于希特勒要破坏至关重要设施的命令，在他的集团军群的整个地区，海因里齐已经私下里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到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齐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接纳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

几分钟以后雷曼到了。和他一起进来的是海因里齐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施佩尔都待在那里。

艾斯曼后来记录下来，海因里齐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能够支援。”雷曼的样子好像是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了。“那么，”他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齐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命令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它。”

雷曼告诉海因里齐，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楼房。海因里齐愤怒地回答道：“炸毁桥梁或者柏林的任何别的东西，都只会使城市瘫痪。如果万一命令我把柏林包括进我的指挥，我将禁止这样的炸毁。”

施佩尔给这个讨论加上了他的分量，他乞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断水断电。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的话，城市将起码瘫痪一年。它将导致传染病和几百万人的饥饿。防止这个灾难是你的责任！不执行这些命令是你的责任！”

艾斯曼记得，气氛充满了紧张。“一场艰苦的斗争正在雷曼心中进行，”他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子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荣誉的方式履行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的家和财产失去了，他所剩下的一切就是他的荣誉。他让我们想起了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像一名普通罪犯一样被处决了。雷曼想，如果他不执行给他的命令的话，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海因里齐和施佩尔都试图劝他，还是不要执行命令，但他们不能使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过了不一会儿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最后海因里齐独自一人———集中在他脑子里的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苏联人发动进攻的时间。

最新的一组情报来到了司令部，它们似乎指出，攻击在即。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情报部长赖因哈德·盖伦，甚至把对俘虏的最新讯问也包括在情报里面了。一个报告说的是，第四十九步兵师的一位苏军战士“声称，主要的攻势将在5到10天的时候开始”。那位俘虏说，“苏联士兵议论说，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声称征服了柏林”。第二个报告也类似，包括了甚至更多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科斯琴被俘的一名第七十九军的俘虏说，当进攻开始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美国人的前头赶到柏林”。按照那位士兵的说法：“预料将会与美国人产生摩擦，用炮火“‘误’炸美国人，让他们感觉到苏联炮兵的厉害。”

在这同一天，4月15日，星期日，在莫斯科，阿弗里尔·哈里曼大使会晤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的战争。在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将军曾让哈里曼注意听德国的电台报道，报道声称，预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当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的时候，哈里曼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话题。他问道，苏军是不是真的要再次发起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将军给华盛顿发的电报的说法，大元帅的回答：“斯大林说，确实要有一场攻势，他不知道攻势是否能够成功。然而这个进攻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德累斯顿，而不是柏林，这一点他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了。”

在那天下午的所有剩余时间里，海因里齐都在仔细研究情报汇报，在电话上与他的参谋和军官们交谈。然后，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他已经估计和评价了他的宿敌的行动的每一个微妙之处。现在，他在办公室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倒背着手，精力集中地低着头，又停下脚步。在一位正在专心注视的副官看来，“那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空气一般”。他转向他的参谋们。“我认为，”他轻轻地说道，“进攻将发生在凌晨时分，明天。”他向他的参谋长示意，给指挥德军第九集团军的布瑟将军下达了一个一行字的命令。命令说：“后撤，占据第二防线的阵地。”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45分。在恰恰7个小时15分钟以后，在4月16日，星期一，这位“恶矮子”将开始打德国的最后一场战役。

元首的班底

希特勒与埃娃·布劳恩，快乐的时光。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鲍尔。在他们中间是腓特烈大帝的著名肖像，肖像挂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把它送给鲍尔作为离别礼物。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汽车司机埃里希·肯普卡。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马丁·博尔

以上照片均来自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戈培尔太太以及她和戈培尔生的6个孩子当中的5个。图中的大男孩是她前一次结婚时生的，他在战争中侥幸存活。

从左到右：阿尔贝特·施佩尔，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约德尔大将，这是在被俘之后。

希特勒的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餐厅，被砸碎的枝形吊灯掉落在地板上。

变成废墟的国务总理办公厅。

希特勒地堡的入口处。左边是希特勒和埃娃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的地方。

[1]1948年，在脉率突然升高以后，医生要他戒烟。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抽过烟。——原注。

[2]威灵顿（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首相，以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3]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英国人任命他为陆军元帅，以此表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政策的信任，他的自尊心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对于这个曾在沙漠里扭转了英军的败局并把隆美尔赶出北非的人来说，这个荣誉早就应该得到了。——原注。

[4]这些数字是1945年1月18日在对下议院发表演说时，温斯顿·丘吉尔给出的。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损坏而感到惊恐万分，他宣布，在阿登高地“美军几乎进行了所有的战斗”，蒙受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伤亡的总数”。然后，在只能被解释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直接斥责中，他警告英国人，不要“鼓励那些搬弄是非者们的喊叫”。——原注。

[5]“我本来根本就不应该开那次记者招待会，”蒙哥马利在1963年告诉本书作者，“美国人当时似乎是过于敏感，他们的许多将领对我非常反感，结果不管我说什么，总归都是要错的。”——原注。

[6]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明：“蒙哥马利认为，任命一位陆军元帅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提出，如果我批准的话，他可以在布拉德利的手下供职。”——原注。

[7]例如，在3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报告说，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泽洛，泽洛在奥得河的西边，离柏林只有28英里。当本书作者于1963年采访在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官员的时候，了解到，朱可夫实际上是在4月17日才到达处于德国奥得河防御体系中央的泽洛。——原注。

[8]瓦格纳式的抵抗（Wagnerianstand）。施佩尔为柏林爱乐乐团选的曲目是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众神的死亡，世界末日。所以“瓦格纳式的抵抗”，也就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抵抗”，当然这是夸张，说明抵抗之可怕。参见原书第175页。

[9]巴巴罗萨（Barbarossa），即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10]不管是谁准备的这份反情报情报的文件，都把巴巴罗萨的安葬地搞错了。巴巴罗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1—1190）的绰号——并非埋葬在贝希特斯加登。按照神话的说法，“他从来也没有死去，而只不过是睡”在图林根州的山里。他坐在一个“石头桌子上，和他的6位骑士一起等待时机的成熟，那时他将把德意志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给她以世界上最显要的位置……他的胡子已经穿过石板长了出来，但在他复临之前，他的胡子必须围着桌子绕上三周”。——原注。

[11]马歇尔的一位高级参谋官约翰·赫尔将军，在1945年是美国陆军作战部代理参谋长，他说：“艾克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在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尽管艾克对我这么说可能反感。”——原注。

[12]原文为Gauleiter，意思是“纳粹党派出的本土或占领区的地方长官”、“纳粹党省党部头目”，也就是第一把手。

[13]库尔兰，德维纳河以南的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现为拉脱维亚的一部分。

[14]有关这次争吵有许多说法，有于尔根·托瓦尔德的《那年冬天的溃逃》一书中的详细报道，也有格哈德·博尔特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领导人的一天》中的两行字的叙述。博尔特是古德里安的一名副官。博尔特对这件事情轻描淡写，他写道，希特勒劝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去一个矿泉疗养地治疗一下”，而古德里安则“接受了这个暗示”。他把这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3月20日，也就是致命的进攻科斯琴7天以前。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装甲部队领导人》一书中，把日期和时间精确地说成是3月28日下午2点。我的再现描述主要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并根据对海因里齐、布瑟和他们各自的参谋的采访加以补充。——原注。

[15]沃姆斯普林斯，佐治亚州西部的温泉疗养胜地。

[16]丘吉尔在3月24日把苏联人的这份照会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他后来写道，盟军最高司令“认为，这是对我们诚信的最不公正和最没有根据的指控”，他“似乎因为愤怒而激动不已”。——原注。

[17]艾森豪威尔的这封一千个字的电报，并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历史书中，而在他本人写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有关电报的文字也被删节和改写。比如，“老是冲着我叫嚷”，改成了“总是强调”，上面所引用的愤怒的最后一段，则是完全省略掉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原先是由一个英国人起草的，他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部副部长约翰·怀特利少将，但到了电报离开司令部的时候，却清楚地盖着艾森豪威尔的印章。——原注。

[18]在本书作者对他所做的一次长而且详尽的录音采访中。——原注。

[19]伊凡大帝，即伊凡三世（1440—1505），莫斯科大公国大公，俄罗斯国家赫赫有名的缔造者。

[20]苏联人的引语，就像在全书中所使用的其他苏联材料一样，凡是没有特别注明的，都是1963年4月在对莫斯科作的一次研究旅行过程中获得的。苏联政府允许本书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的帮助下，采访柏林战役的参与者——从元帅到列兵，唯一一位禁止本书作者采访的就是苏联元帅朱可夫。其他的元帅——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每一个人都贡献出了平均三个小时的私下交谈。除此之外，作者还被给予了查阅军事档案的权利，并获准拷贝和摘录卷帙浩繁的苏联文件，包括作战地图、战后报告、专题著作、照片，以及迄今为止只在苏联政府圈子传阅的军事史书籍。——原注。

[21]当然，那两个空降师是要准备空投的。——原注。

[22]斯大林与他的元帅们开的这次关键性会议，在苏联军方上层众所周知，尽管它从来也没有在西方登载。在苏联的军事史和军事杂志当中，有若干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朱可夫对他的参谋们所作的对会议的叙述，是由苏联历史学家N·N·波比伊尔中将记载下来的。科涅夫元帅向本书作者说明了会议的背景，并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细节。在他于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中，他还描述了部分细节。他的说法和朱可夫的说法之间有一些不同。例如，朱可夫并没有提到蒙哥马利将向柏林大举猛攻，科涅夫也没有提到拟议中的英美联军空降师在柏林的空投。施特门科将军所宣读的报告的来源资料从未披露。根据本书作者的判断，它是对艾森豪威尔前天晚上的电报的一种明显夸张的军事评价——这个评价的基础，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动机的怀疑，一方面是一种编造，其意图是为斯大林本人的目的提供依据。——原注。

[23]申克尔（KarlFrederichSclu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以其在诸多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成为当时德国的美学鉴赏权威。

[24]阿尔贝特（MargraveAlberttheBear，约1100—1170），即阿尔贝特一世（AlbertI），勃兰登堡的第一位侯爵，阿斯卡尼亚王朝的创建者。12世纪德意志向东欧扩张的主要领袖之一。

[25]这里用的是Posen，是德语拼法，等于Posnan，波兰城市波兹南。

[26]在本书作者对海因里齐的一次采访中，海因里齐说：“布勒当时是挥动着一面白兰地酒的大旗。”——原注。

[27]海因里齐后来说：“希特勒的说法完全摧毁了我。我几乎不能就此而争论，因为我并不知道在绍尔讷的集团军群的对面是什么形势。我确实知道，希特勒完全错了。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人怎么能欺骗自己到这种程度？我意识到，他们全都是生活在一个幻境里（Wolkenkuckucksheim）。”——原注。

[28]对希特勒会议的研究素材，主要是来自海因里齐的日记，辅助以艾斯曼上校的长篇（186页的）回忆录。海因里齐严谨地记下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的原话。在海因里齐和艾斯曼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同，但在1963年对海因里齐为期三个月的一系列长时间的采访中，这些差异都解决了。

[29]辛普森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已经被给予了许可。在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同一个命令中，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在第二个阶段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并准备向东大举猛攻——在给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指示中，用的词是“向东或者东南”。但“向柏林”的话，只是在给第九集团军的命令中才有。——原注。

[30]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传说。哈默尔恩是不伦瑞克地区的一个镇，据说在1284年爆发了鼠疫，花衣魔笛手为该镇解除了鼠疫，可该镇并没有付出原先许诺的报酬，于是他便把镇子里的孩子全部拐走。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写有一首题为《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的诗歌，故事因诗歌而更加出名，所以第三十师的人“太熟悉”这个地名了。

[31]战后，锲而不舍的温克试图索取他的钱，不过当时魏玛是在苏联占领区，归乌布利希的东德政府管理。奇特的是，这家银行继续给温克寄出每月的结算单，一直到1947年7月4日。他一再确认结算单收悉，并要求把钱转到他在西德自己的银行里。一直到1954年10月 23日以前，魏玛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在1954年10月23日，魏玛银行告知温克，他必须把这个事情提交给内务部魏玛地区分部。“我们已经取消了你这笔非常老的账，”银行的信说道，“同时取消了累积而成的利息……”——原注。

[32]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33]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将军，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

[34]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vonHutten，1488—1523），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五个大公国之一法兰克尼亚公国的骑士和人文主义学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

[35]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LudwigJahn，1778—1852），体育家，号称德国体操之父。

[36]特奥多尔·克尔讷（TheodorKorner，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在吕措的义勇兵团中战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37]三十年战争，1618至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38]谢尔曼（WilliamTSherman，1820—1891），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的将领，曾率军横越佐治亚州，攻克亚特兰大。这里用“谢尔曼们”，喻指这些横冲直撞的美军。这在修辞上叫“借代”或者“换称”，如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非常睿智，所以如果说“他是一位所罗门”，就是说“他是个聪明人”。

[39]弗朗西斯非同寻常的业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承认。他被推荐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但又从未得到。奇怪的是，马丁虽然并不是飞行员，却又因为他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空军奖章。——原注。

[40]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七年战争指的是1756—1763年间法、俄、奥等国与英、普之间的战争。

[41]不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估计的时间，还是他得出这个数字的方式，布拉德利的估计都带来了大量的混乱。这个事件首先是由布拉德利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故事》中披露出来的，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这样一来，就像布拉德利对本书作者所说，他对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负有部分责任。一种已经披露见报的说法是，早在1945年1月，布拉德利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的伤亡数字将达到10万。布拉德利本人说：“我们夺取了易北河的桥头阵地以后，我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估计数字告诉给艾克。当然我并不预料在从那里挺进柏林的过程中将伤亡10万人。但我却确信，德国人将会为保卫他们的首都而死战。我认为，正是在柏林，我们将蒙受最大的损失。”——原注。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五部 战役

Part Five The Battle

1

★ ★ ★

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前线，幽深黑暗的森林里万籁俱寂。在松树和伪装网的下面，大炮一英里又一英里地排列着，并按照不同的大炮口径向后面延伸。迫击炮排在最前面，在迫击炮的后面是坦克，坦克上的长枪管高高地架了起来。接下来是自行火炮，在自行火炮的后面是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后卫沿线是400门“喀秋莎”———喀秋莎是一种多炮管的火箭发射器，能够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而聚集在奥得河西岸的科斯琴桥头阵地上的，是那些探照灯。现在，在各处，在进攻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的部下都在等待着那个进攻发动的时刻———凌晨4点。

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喉咙干渴。在他看来，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那种寂静变得愈加强烈了。他与奥得河东岸、科斯琴以北的部队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泛滥的河几乎有500码宽。他后来讲述道，在他的周围，有“成群的突击部队，成排的坦克，工兵排带着浮桥构件和橡皮艇。在河岸上，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和设备，然而却又是完全寂静”。戈尔波夫能够感觉到，“士兵们激动得几乎颤抖，就像狩猎前的马匹在颤抖一样”。他不断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都得活下来，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写。”他一再重复说着，“这绝不是死的时候。”

在中央，部队挤满了在河西岸的桥头阵地。这个关键的立足点———现在长30英里，纵深10英里———是苏联人在3月底从布瑟将军那里夺过来的，现在要用作朱可夫向柏林大举猛攻的跳板。从这里，顶呱呱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士兵将发起攻击。一旦他们夺取那个直接面向前方、稍微偏西的关键性泽洛高地，装甲部队就会随后跟上。近卫军的中尉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是一个炮兵侦察小队的21岁的指挥员，他站在西岸，身旁是准备操作探照灯的苏军女兵。罗扎诺夫确信，那些探照灯将迫使德国人神经错乱，他迫不及待要让那些姑娘们把探照灯打开。

就一点而言，罗扎诺夫对即将到来的进攻是非同寻常地关切的。他的父亲在南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里。这位年轻的军官生他父亲的气：老人家有两年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了。然而，他又满怀希望，他们也许能在柏林见面———或许能在战役之后一起回家。尽管罗扎诺夫厌烦这场战争，但他又为能够出现在这最后的伟大进攻中高兴。但等待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在桥头阵地的更远处，炮手班的班长尼古拉·斯维什切夫中士站在他的排炮旁边。他是一位经历过多次炮火猛烈攻击的老兵，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提醒他的战士们，发射一开始，就要“扯着嗓子喊，使压力得到均衡，因为那隆隆炮声将是可怕的”。现在，手里拿着大炮的拉火绳，斯维什切夫在等待着开炮的信号。

在科斯琴的南边，法兰克福周边的桥头阵地上，一个步兵团的中士尼古拉·诺维克夫，正在读那些乱涂在附近的坦克上的标语。一个标语写着：“从莫斯科到柏林。”另外一个标语写着：“到法西斯野兽的兽穴还有50公里。”诺维克夫处于一种狂热的激动之中，他的热情是被团里的一位政治军官提高士气的演讲刺激起来的。那个慷慨激昂而又乐观的鼓动性讲话打动了诺维克夫，他立即签了一份申请书，要加入共产党。[1]

在一个挖进山里、俯瞰着科斯琴桥头阵地的地堡里，朱可夫元帅泰然站着，朝黑暗处凝望。和他在一起的是崔可夫大将，崔可夫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是先头部队第八近卫军集团军的司令。从斯大林格勒那时起，崔可夫就一直患有湿疹，皮疹尤其影响了他的手，为了保护手，他戴着黑色的手套。现在，当他不耐烦地等待攻势开始的时候，他神经质地用一只手套摩擦着另外一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朱可夫突然问道，“你的各个营全都就位了吗？”崔可夫的回答既迅速又确定。“元帅同志，”他说道，“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你命令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朱可夫看了看手表。他在地堡的隙缝处停留下来，把帽子向后推了一下，两个肘搭在水泥横挡上，仔细地调整着他的双筒望远镜。崔可夫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把皮帽子的帽边盖在耳朵上，以便减弱轰炸的声音，他站在朱可夫的旁边，用他自己的双筒望远镜观测。参谋们或者是围在他们的周围，或者离开地堡，到外面的山上观察。现在每一个人都沉默地朝黑暗处凝视。朱可夫又看看表，又用望远镜看着。时间一秒又一秒地过去。然后朱可夫轻轻地说道：“现在，同志们，现在。”现在是凌晨4点。

三道红色的火焰突然直蹿夜空。在一个冗长不堪的时刻，那些火光就悬挂在半空中，让奥得河沐浴在耀眼的深红色之中。然后，在科斯琴桥头阵地，朱可夫的以密集队形排列的探照灯亮了。那140架巨大的防空探照灯，以让人眼睛失明的强度，辅之以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的灯光，直接朝前集中照射德军阵地。那炫目的灯光让战地记者、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中校想到，“有一千个太阳结合在一起”。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司令米哈伊·卡图科夫大将，完全感到意外。“我们究竟从哪里搞到这么多探照灯？”他问朱可夫的参谋部的N·N·波比伊尔中将。“鬼才知道，”波比伊尔回答道，“不过我想他们是把莫斯科整个防空区的探照灯都卸下来了。”当探照灯照亮在科斯琴前面地区的时候，一时间一片寂静。然后三个绿色的火焰冲上天空，于是，朱可夫的大炮发出了隆隆炮声。

随着震耳欲聋、地震般的轰鸣，前方烈火喷发。在东部前线，这次炮击无与伦比，两千多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向德军阵地倾泻出了风暴般的火焰。西边的科斯琴桥头阵地远处的德国乡村，被困在探照灯的无情强光之中，在似乎一堵由爆炸的炸弹组成的滚动的墙面前消失了。整个村子被粉碎。泥土、水泥、钢铁、树的枝干，喷射到了天空，而在远处，森林开始熊熊燃烧。在科斯琴的北边和南边，成千上万颗炮弹的闪光刺破了黑夜。当成吨的炮弹猛烈撞击着目标的时候，点点亮光，像鞭炮般爆炸，但却致命、迅速地相继闪烁。暴风雨般的爆炸是如此强烈，结果大气层都被扰乱了。多年以后，幸存的德国人还经常生动地回想到那种奇怪的热风，它突然刮了起来，呼啸着穿过森林，幼树被吹得弯曲下来，尘土和瓦砾被吹到天空。而且在战线两边的人们永远也忘不了那种雷鸣般的炮声。大炮创造出了一种巨大的震荡，结果不论是部队还是设备，都由于震撼而无法控制地摇动起来。

风暴般的声音使人神志不清。在斯维什科夫中士的排炮上，炮手们扯着嗓子号叫，但大炮的震荡太强烈了，结果血从他们的耳朵里流淌了出来。最可怕的声音来自喀秋莎大炮，部队称喀秋莎大炮是“斯大林风琴”。火箭从发射器里嗖嗖地猛冲出来，喷出一团又一团火，在夜色中呼啸着，在它们的身后留下长长的白色烟雾。喀秋莎大炮造成的可怕嘈杂声，让戈尔波夫上尉想到大块的钢铁在一起碾压。尽管喧闹声可怕，但戈尔波夫还是觉得轰炸使人兴奋。在他的周围，他看见“部队在欢呼，好像他们是在和德国人进行肉搏战，各处的士兵都在发射手中的武器，即使他们不可能看见目标”。当他注视着大炮喷出火焰的时候，他想起了他奶奶曾经说出的有关世界末日的话：“那时大地将燃烧，坏人将被烈火吞掉。”

在轰炸的骚动当中，朱可夫的部队开拔了。崔可夫训练有素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率先出发，出发地是奥得河西岸的科斯琴桥头阵地。当他们蜂拥向前的时候，掩护炮火始终在他们前面，覆盖住前面的地段。在科斯琴的北边和南边，要进行强渡，渡过那条泛滥的河，工兵正在河水里摆放浮舟，把木桥的预制件安装在一起。他们的四周全都是浪潮般的突击部队，他们来不及等桥架好便横渡奥得河，在形形色色的突击舟里面颠簸着、上下跳动着。

这些队列当中，有当年在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以及在莫斯科战斗过的部队，他们越过半个欧洲大陆，一路作战，来到奥得河。有些士兵曾经看到，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被德国大炮夷为平地，他们的庄稼被烧掉，他们的家人被德国士兵杀死。由于这一切，这个进攻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们是为了这个复仇的时刻而活下来的。德国人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东西，使他们回不去。他们无处可去，只有前进。现在他们在凶猛地进攻。同样劲头十足的是成千上万刚刚释放的战犯：苏军急切需要补充兵员，所以这些刚刚被释放的俘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许多人仍然表现出受到野蛮对待的后遗症———被给予了武器。现在，他们也向前冲，去进行可怕的复仇。

苏联部队就像疯狂的部落男子一样，欢呼着，号叫着，在奥得河的东岸前进。他们处于一种狂热之中，觉得不可能等待船只或者桥梁。戈尔波夫惊讶地看到，士兵们跳进了河，全副武装，开始在河里游泳。还有的士兵抓着空汽油桶、厚木板、木块、树干漂流———抓着任何能够漂浮的东西。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景象。它让戈尔波夫想到“一支庞大的蚂蚁大军，在树叶和树枝上漂流过河。奥得河上有成群的一船又一船的人，木筏子上满是补给品，原木做成的浮舟装载着大炮。当他们漂浮或者游泳过河的时候，到处都是上下摆动的人头”。在一个地点，戈尔波夫看见了他的朋友，他是团里的医生，“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他从河岸上跑下来，身后拽着一条小得可笑的船”。戈尔波夫知道，尼古拉耶夫“应该待在营地的后面，在野战医院里，可是他却坐在这条小船上，拼命划”。在戈尔波夫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猛攻。

轰炸突然结束了，留下了一种令人眩晕的寂静。连续的猛烈炮击持续了整整35分钟。在朱可夫的指挥地堡里，参谋们突然意识到，电话一直在响，响了究竟有多长的时间，谁也说不出：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耳聋了。军官们开始接电话。崔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们正在作第一次汇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在按计划进行，”崔可夫告诉朱可夫。几分钟以后，他有了甚至更好的消息。“第一批目标已经被占领了！”他骄傲地宣告。自从进攻开始以来，朱可夫一直都在紧张，现在突然开朗起来了。波比伊尔将军回忆说，朱可夫“抓住崔可夫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确实非常好”！但虽然得意，朱可夫却有着太多的经验，因而不会低估他的敌人。只有在位于科斯琴附近极其重要的泽洛高地被攻占的时候，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才会感觉好一些。他感到，那样的话成功才有保证。不过，那也不应该用太长的时间。除了别的情况以外，苏联轰炸机现在正在飞行，开始猛烈轰炸前面的地区。根据安排，有6500多架飞机将支援他和科涅夫的进攻。但朱可夫认为，单是炮兵的炮击就足以摧垮敌人的士气。

柏林北边的绍尔讷瓦尔德森林，在先头部队指挥部的作战室里，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将军在地板上踱着步子，倒背着手。在他的周围，电话发出尖利的响声，参谋们在收听报告，仔细地把信息写在摊在房间中央一张桌子上的作战地图上。海因里齐时而停下脚步，看看地图，或者读一下艾斯曼上校递给他的信息。对于苏联人的攻击方式，他并不感到惊讶，虽然他的大多数军官因为炮击的规模之大感到畏怯。第九集团军的布瑟将军把它描述为“不能再糟糕了”，而艾斯曼上校以早期的报告为根据，认为那“毁灭性的炮火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工事”。

在15日的夜色掩护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按照海因里齐的命令，退回到了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不过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有些军官对放弃他们的第一道前线阵地一肚子怨气，在他们看来，好像他们是在撤退。有几位指挥官曾经对海因里齐抱怨过。“你想过没有，”他冷冰冰地问一位提出抗议的将军，“在苏联人开火之后，你可爱的第一道防御工事或者你的部下将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你是在一个炼钢厂里，你不会把你的脑袋放在杵锤的下面，是不是？你会及时把脑袋拉回来。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这个困难的策略占用了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从所有的报告来看，在部队撤退了的地区，已证明这个调动是成功的。现在，在第二道防线，官兵们在等待前进的苏联人。在前线的一个地方，海因里齐拥有一个优势：科斯琴的西边是泽洛高地覆盖着沙子的马蹄形高原，它的高度从100英尺到200英尺不等，而且俯瞰着一块湿软的山谷，被称为奥得河沼泽，因为它里面布满了溪流。苏联人在从奥得河前进的时候，得穿越这个山谷，而沿着这个月牙形的高原，海因里齐的大炮正对准对方逼近的路线。

这里，在这关键性的高地上，是海因里齐减弱朱可夫攻击的唯一希望，而且海因里齐知道，朱可夫毫无疑问会在制订计划的时候，给予这个事实以极大的考虑。苏联人需要迅速夺取高地，以便使得海因里齐的大炮来不及轰击苏军在奥得河上架设的桥梁，来不及在越过这个低洼的沼泽地段前进的部队当中制造混乱。显然朱可夫希望，能够用他巨大的炮击摧毁几乎一切抵抗，从而使得对高地的攻占容易一些。但由于德军从前线撤退了，所以海因里齐的军队和大炮的绝大部分完好无损，并且正处于适当的位置上。防御计划进展顺利。只有一件事情是不符合要求的：不论是兵力还是枪炮，海因里齐都不够用。在空中没有德国空军的帮助，在人员、枪炮、装甲车、弹药或者燃料上没有后备，因而海因里齐只能延缓朱可夫的攻势。最终他的敌人一定会突破的。

在整个前线，海因里齐的两个集团军有不到700辆可使用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又分散在第九和第三集团军的各支部队里。最大型的师，也就是第二十五装甲师，拥有79辆这样的车辆，而最小的师只有2辆。朱可夫的炮兵力量———有各种口径的大炮2万门[2]，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海因里齐有744门大炮，外加600门用作火炮的高射炮。弹药和燃料的补给也是同样危急。除了贮存在炮台的炮弹之外，第九集团军的储备只够用两天半的时间。

海因里齐并不能在相当可观的时间里阻挡苏联人———他也不能进行反击，因为他已经把仅有的那些装甲车和火炮分散开了，以便给每一支部队一个战斗的机会。他只能够做他一直认为是可能的事情：他能够赢得一点时间。海因里齐看着地图，以及标明苏军前进的红色箭头，这时他愤懑地想到了被移交给了陆军元帅绍尔讷的南方集团军群的那些装甲部队，其目的是要阻挡希特勒和绍尔讷认为苏联人将朝布拉格发动的进攻。要是不移交的话，海因里齐就会总共拥有7个装甲师。“要是我有它们的话，”他郁闷地告诉艾斯曼，“苏联人现在就不会这么开心了。”

尽管情况糟糕，危机仍然还在前面。朱可夫的进攻仅仅是开始，还有在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需要考虑到。他们将什么时候进攻冯·曼陀菲尔的第三集团军？科涅夫什么时候将会在南方发起攻势？

海因里齐并不需要等待多么长的时间，便得知了科涅夫的动机。苏联人的第二个打击，在布瑟的部队所坚守的战线的最南部边缘开始了，并且进入了陆军元帅费迪南德·绍尔讷的防区。恰好在早晨6点，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发动了进攻，渡过了尼斯河。

以密集的V形编队，苏军的战斗机倾斜着飞行，在阵阵闪亮的粉红色高射炮火，以及川流不息的红、黄、白色的曳光弹当中，朝尼斯河飞去。然后，它们在背后喷出了浓密的白色烟雾，发着刺耳的尖啸声，飞到了山谷的上方，距铁灰色的尼斯河不到50英尺高。这些战斗机一再在防空火力网当中穿行，同时铺下了像松软的厚毯子似的烟雾，烟雾不但遮掩了河，也遮掩了东岸和西岸。从河上方一个高地上的观察所里，伊万·科涅夫元帅注视着，非常满意。N·P·普克霍夫将军的第十三集团军马上就要参加强击，科涅夫转向普克霍夫，说道：“我们邻居使用的是探照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诉你，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黑暗。”

尽管科涅夫是在一个大约50英里长的前线上进攻的，但他却命令在一个几乎4倍于它的距离上制造烟幕，以搞糊涂德国人。现在科涅夫通过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炮兵双筒望远镜望着，注意到烟幕在持续。根据计算，风速只是每秒钟半米———每个小时不超过1英里。他满意地宣布，烟幕的“厚度和浓度合适，而且恰恰是在准确的高度上”。然后，当飞机继续释放烟雾的时候，科涅夫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他们开火了。

他的炮击就像朱可夫的炮击一样冷酷无情，不过科涅夫更有选择地使用他的炮兵力量。在进攻开始之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挥官们知道，他们的炮兵观察员会因为烟幕而看不清目标，因而就在地形图上精确地标出了每一个已知的防线和敌军据点的位置，然后又校正了大炮的瞄准具。除了打击这些预先就选择出来的目标之外，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大炮还蓄意地从尼斯河开始，为随后跟来的突击部队和坦克，向西炸出一条条通道。滚动着的火力网，就像火镰刀一样，在德军的阵地中有条不紊地开辟出一条条几百码宽的路来。在这样做的时候，森林就像在朱可夫的地区一样地熊熊燃烧，火海从河里一直伸展到前面几英里的地方。

科涅夫绝对不靠碰运气。驱使他的，不仅是他要先于朱可夫到达柏林的野心，而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西方盟军始料不及的速度，他们离柏林市只有40英里的距离了。科涅夫想到有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两件都发生：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可能试图先于苏军抵达柏林———德国人大概会试图与西方盟国单独议和。科涅夫后来说：“我们并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友们会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单独的协议。然而在这种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在谣传上都大量存在的气氛中……我们作为军人都没有权力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使得柏林行动特别急迫。我们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法西斯头子们宁可把柏林拱手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肯交给我们。德国人会对他们敞开道路，但对我们，他们将猛烈战斗，直到最后一名士兵。”[3]在制定计划的时候，科涅夫已经“清醒地考虑到了这个前景”。为了在赶往柏林上既胜过朱可夫元帅，又胜过西方盟军，科涅夫知道，他得在进攻的最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里便制伏敌人。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在尼斯河西岸并没有步兵占领的桥头阵地。他得强力渡河，而那条河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

尼斯河是一条河水冰冷、流速迅疾的河流。在一些地方，它有150码宽，而且尽管东岸相对平坦，但西岸却是陡峭的斜坡。德国人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然的防御物，在他们的战壕里，有若干个加固的水泥地堡俯瞰着河以及河东边的通道。如果要避免被这些地堡的炮火压得不能移动，科涅夫就得迅速击溃敌人。他的计划要求，一旦在西岸获得立足点，装甲师便投入进攻。但这又意味着，甚至在保护烟幕消散之前就要在河上架桥，而且如果轰炸并没有把敌人打垮，就可能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桥。他打算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进行他主要的渡河行动，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渡河地点。科涅夫确信，他必须完全而又迅速地把敌人扼杀，因而命令进行规模巨大的突击渡河，在150多个地点渡河。在每一个地点，他的工兵都发誓，能在一到三小时的时间里建成桥梁或者渡口。

早晨6点55分，科涅夫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展开了。在东岸的全线，在持续炮火的掩护下，第一冲击波的部队从森林里出现了，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横渡尼斯河。就在他们的身后，是第二冲击波的部队，后面又是第三冲击波的部队。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普克霍夫第十三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拖拽着浮桥的部件，蜂拥渡过波浪滔滔的河水。带路的是第六近卫军步兵师，师长是格鲁吉·伊万诺夫少将，他是一位44岁的哥萨克硬汉。伊万诺夫使用了一切能在水里漂浮的东西。除了浮舟之外，他还使用了飞机上用的空汽油桶和德国的大化肥箱，他命令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密封起来，这些东西被人力搬到合适的位置，用做架桥的支撑物。河水里有成百上千的工兵，在预先制作好的桥梁部件从东岸推下的时候，工兵立即用螺栓把它们扣在一起。几十个人站在冰冷的尼斯河深及颈部的河水里，把桥的沉重的横梁举在头上，与此同时，别的人把木质的支撑物打进河床。特殊的工兵队用船把钢索拖过尼斯河，船上装备有手动绞车。在西岸，他们立起了轮渡用的桩子，然后用人工把钢索卷绕上，拖着木筏子上的大炮和坦克过河。在一些地方，工兵们不用渡口的木筏子便把大炮送过了河：他们纯粹是在钢索的一端，拽着大炮在河床上过河。这些行动在稳固地向前进展，尽管沿线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敌人的炮火。为了保护渡河，伊万诺夫使用了河岸上的排炮，炮弹直接从部队的头上飞过，进入在西岸的德军防御工事。他用不少于200挺机关枪的弹雨来支援这些排炮，“只是为了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在早晨7点15分的时候，科涅夫听到了好消息：已经在西岸夺取了第一个桥头阵地。一个小时以后他得知，那些乘轮渡过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已经同敌人交火了。到早晨8∶35的时候，在经历了2小时35分钟的轰炸之后，科涅夫绝对确信，他的部队在尼斯河西岸立足已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预定的150次渡河中渡河133次。普克霍夫第十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与第三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已经强力穿过了位于特里贝尔的攻击区中央，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们面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垮掉了。第四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装甲车现在正在同一个地段渡河，在南边，第五近卫军集团军已经过了河。在科涅夫看来，他的坦克可以在任何时刻取得突破。

科涅夫计划，一旦这件事情完成，他就冲向施普伦贝格市和科特布斯市。过了科特布斯之后，他就要在公路交通网上朝吕本行进。那个地区对科涅夫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斯大林划定的分界线的终点，把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他本人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分开了。如果科涅夫足够迅速地到达那里，他打算请斯大林立即允许他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科涅夫对获准放行充满信心，他已经给第三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巴威尔·谢米诺维奇·里巴尔克上将下达了书面命令，“要准备用一个坦克军从南边突破进入柏林，由第三近卫军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增援”。在科涅夫看来，似乎他可以在赶到城市方面胜过朱可夫。他全神贯注于进攻的进展，却并没有意识到，他能够活着是多么走运。在攻击的最初几分钟里，一位狙击手的子弹在他的炮兵望远镜的三脚架上，干净利落地钻了一个洞，离科涅夫的脑袋只有几英寸远。[4]

在柏林的东部边缘不到35英里外的地方，大炮的轰炸声，就好像远处风暴的沉闷雷鸣。奥得河附近的小村庄和小镇子里，有一些奇怪的震荡效果。在马尔斯多夫警察局里，书从书架上落了下来，电话莫名其妙就响了。在许多地区，灯光暗淡了，忽隐忽现。在达尔威茨－霍佩加滕，一个防空警报器突然狂叫不止，谁也关闭不上。图画从墙上掉了下来，窗子和镜子粉碎了。在明希贝格，一个十字架从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猛地落了下来，于是到处的狗都凄厉地长嚎起来。

柏林东部的各个区里，那种低沉的声音在被火烧黑的废墟骨架上一再回响。燃烧的松树产生的香味，在克佩尼克区的边缘随风飘去。而在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边缘，突然吹来的风使得窗帘像幽灵一样放纵地拍打和飘动。在埃尔克讷，一些在防空掩蔽所里面的居民被震醒了，不是被喧闹声震醒的，而是被大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震动震醒的。

许多柏林人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韦尔特林格夫妇正躲藏在默林一家位于潘科区的公寓套房里，西格蒙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炮兵，他立即就听出，那远处的声音是大规模炮兵轰炸的声音，于是他叫醒妻子玛加蕾特，告诉她这个情况。起码有一个柏林人声称，他确实亲眼看见了朱可夫滚动的火力网。凌晨4点后不久，16岁的霍司特·罗姆林爬上在韦森塞区西部边缘的一座七层楼的高塔，用双筒望远镜向东边凝望。霍司特迅速告诉邻居们，他看见了“苏联大炮的闪光和强光”，但没有几个人信他的话———人们认为，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异想天开、耽于幻想的孩子。

炮声并没有渗透到市中心的几个区，尽管到处都有柏林人声称听见了异乎寻常的声音。大多数人认为，那大概是防空炮火，或者是没有爆炸的炮弹的引爆声，在那天晚上的2个小时又25分钟的空袭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弹并没有爆炸，或者是被炸坏的大楼突然倒塌了。

有一小群平民几乎立即就得知，苏联人的攻势开始了。他们是在绍尔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邮电局电话主楼里的接线员。在大炮开始齐射后的几分钟之内，交换机的长途电话和长途线的部分就挤满了打进的电话。奥得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区神经紧张的纳粹官员，给他们在柏林的行政领导打电话。消防队的队长们询问，他们是否应该试图扑灭森林大火，或者把他们的设备从那些地区迁移出来。警察局局长们给他们的上级打电话，每一个人都试图与他们的亲戚们通话。接线员们多年以后回忆，那些接通的人几乎都用这样的词开始他们的交谈：“开始了！”总机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数算念珠祈祷。

到4月16日上午8点的时候，柏林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从无线电听到，“苏联人的猛烈进攻在奥得河前线继续着”。新闻言辞谨慎，不过普通的柏林人也并不需要详细说明。通过口头或者通过城市之外的亲戚，人们得知他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街上的人知道的比希特勒多。在元首地堡里，领袖仍然在睡觉。他是在凌晨3点之前就寝的，他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下了严格的指示，不可叫醒元首。

这天上午，地堡这个奇怪的地下世界有着一种几乎称得上欢乐的情景：在那间小小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会议室里，一瓶瓶颜色鲜艳的郁金香随处可见。早些时候，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位园丁，从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花园中仍然保存下来的几个花坛里，剪下了这些花。在比格多夫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埃娃·布劳恩喜欢郁金香。帝国的未婚第一夫人是头一天晚上到的，她随身带来慕尼黑的老朋友送给元首的一些礼物。一件礼物是男爵夫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寄来的一本书，这位男爵夫人是帝国青年团前领导人的妻子[5]。这本小说的主人公遭受到一切不幸，但却没有失去希望。小说让他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躁狂症，在事情糟糕的时候却仍然坚持认为一切皆好。”男爵夫人认为，这本书是最恰当的选择。这本书是伏尔泰的《老实人》[6]。

一开始朱可夫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站在指挥部里，身边是他的参谋们，他怀疑地盯着崔可夫，然后气急败坏地说起话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部队被钉牢了？”他朝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司令叫嚷道，而且这一次并没有友好地使用将军的教名。崔可夫以前见过朱可夫发怒，因而保持着完全的平静。“元帅同志，”他说道，“不管我们是不是暂时被钉牢，攻势当然将会成功。不过暂时抵抗强硬起来，把我们挡住了。”

崔可夫解释说，当部队和支援的坦克部队前进的时候，来自泽洛高地的猛烈炮火击中了他们。而且他们正在通过的那个地带，对装甲车来说极其困难。在奥得河沼泽的湿地和灌溉渠当中，自行火炮和坦克在无助地猛烈摆动，转动着车轮。有若干辆陷入泥沼里的坦克，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然后燃烧起来。崔可夫说，到目前为止，他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只前进了1500码远。按照波比伊尔将军的说法，朱可夫用“一连串极其强有力的言辞”发泄出了他的狂怒。

这个应该是不可抵抗的攻势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种种原因，这是波比伊尔将军与朱可夫的高级军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迅速发现的。米哈伊·沙林将军是第一近卫军集团军的军长，他告诉波比伊尔，他确信：“在进攻以前，德军已经从第一道防线撤退了，部署在沿着泽洛高地的第二道防线上。因而，”沙林说道，“我们的炮弹大半都落在旷野里了。”瓦西里·库兹涅索夫将军是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司令，他不满地批评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计划。他告诉波比伊尔：“我们是照例按照书本办事，但到了现在德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方法。他们把部队撤退了足足有8公里。我们的炮火什么都炸着了，就是没有炸着敌人。”安德利亚·盖特曼将军，是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一名最出色的坦克专家兼军长，他是既批评又生气，对探照灯尤其如此。“它们并没有让敌人的主力部队看不见，”他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绝对是替德军的炮手，用聚光灯把我们的坦克和步兵照明了。”

朱可夫从来也没有预料进攻会是容易的，不过尽管他预计会有严重的伤亡，但他却认为，德国人要使他们停止前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后来说，他本来指望，“能迅速减少敌人的防御”；可是相反，他却又大大地低估了对方，“前线的第一梯队的打击结果证明是不充分的”。他毫不怀疑，单是靠着军队的分量，他就能够压倒敌人，但他又担心会存在“攻势可能被减缓的危险”。朱可夫决定改变他的战术。他迅速厉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的轰炸机群要集中轰炸敌人的火炮阵地，与此同时，炮兵要开始狂轰高地。然后，朱可夫又采取了一个步骤。尽管最初决定的是，他的坦克集团军要等到泽洛高地被夺取之后再参战，但现在朱可夫决定立即把他们投入战斗。卡图科夫将军是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司令，他碰巧就在地堡里，于是直接得到了命令。至于朱可夫想得到什么，这容不得任何怀疑：必须攻占高地，不管代价是什么。朱可夫要用重击让敌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推土机开路一直到柏林。然后，在参谋们的跟随下，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离开了指挥部，他对耽搁的愤怒仍然明显可见。朱可夫无意被敌人几门瞄得准的大炮搞得放慢了速度———他也无意在进入柏林上被科涅夫胜过。在离开地堡的时候，军官们尊敬地站在两边让他通过，他突然转向卡图科夫，急促地说：“那么！行动吧！”

正午刚刚过后，元首的“日日命令”来到了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命令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显然希特勒的参谋们是在确信苏联人的主要攻势开始之后才发出的。指挥官们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发下去，一直到连一级，但绝不得在公开的报纸上发表。

“德国东线的士兵们，”命令上写道，“那个不共戴天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敌人是最后一次，要和他成群结队的军队来进攻了。他要试图粉碎德国并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这些在东线的士兵们已经知道，那个威胁着……德国的妇女、姑娘和儿童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被谋杀，妇女和姑娘们将沦落为军营妓女。剩余的人将去西伯利亚。

“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有这场进攻，自1月份以来，已经作了一切准备，以建立一个坚强的前线。敌人面对着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我们在步兵上的损失已经被无数新的部队填补上了。紧急反应部队、新组织的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正在增援我们的前线。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经历亚洲的古老命运：他必须而且必将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面前倒下。

“在这个时刻，凡是未尽己任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任何一个离开阵地的团或者师，都蒙受奇耻大辱，一定羞于面对在我们的城市里承受着炸弹恐怖的妇女和儿童。要格外留意那为数甚少的犯叛国罪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为了拯救他们可悲的生命，将为了获得苏联人的报酬而与我们作战，也许甚至还穿着德国制服。不管是谁命令你们撤退，除非你们十分了解他，都要立即把他逮捕，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当场枪决，不管他的军衔是什么。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在东线的每一个士兵都能尽责，那么亚洲的最后的向前猛冲就将被挫败，在西线的我们的敌人也是一样，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但他们的纵深突破将最终被挫败。

“柏林将仍然是德国人的，维也纳[7]将再次成为德国人的，而欧洲将永远也不会是苏联人的。

“你们要庄严起誓，保卫德国！这并非一个空洞的祖国概念，而是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并因而保卫你们的未来。

“在这些个小时里，全体德国人民都指望着你们，我的在东线的勇士们，他们只是希望，由于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狂热、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向前猛冲将被窒息在它自己的血液里。在命运已经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8]从地球上带走的时刻，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将被决定下来。”

布瑟并不需要一个日日命令来告诉他，必须把苏联人阻挡住。几个月以前他就告诉希特勒，如果苏联人突破奥得河防线的话，柏林和德国的剩余地区就要陷落。但当读到有关一个强大的前线的空谈时，他愤怒了，那里说的是，敌人遭遇到了“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和“无数新的部队”。勇敢无畏的话并不能阻挡住苏联人，希特勒的“日日命令”，在极大程度上是虚构。然而在一点上，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希特勒想要德国士兵们战斗到死———不论是对付西线还是对付东线的敌人。

布瑟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他严守这个秘密，从未对别人大声把它说出来，只是对海因里齐和他某些最亲密的指挥官吐露过。他想在奥得河上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一直到美国人到来。他是这样对海因里齐说的：“如果我们能固守到美国人到这里来，那么也就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面前，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海因里齐的反应是刻薄的。“难道你不知道日食行动吗？”他问道。布瑟从未听说过它。海因里齐告诉他，那张缴获的地图上表明了盟国的分界线，以及规划中的占领区。“甚至美国人会不会过易北河，”海因里齐说道，“我都怀疑。”尽管如此，布瑟有一段时间还是坚持这个主意。现在他终于放弃了。即使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要渡过易北河并朝柏林进发，大概也太晚了。除了别的以外，希特勒还明显准备铁了心地与前进的美国人争夺每一英里的土地，他没有把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布瑟认为，第九集团军的处境也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只要希特勒继续这场战争，拒不投降，那么布瑟也就只能尽力挡住苏联人，他现在就是在这么做，直到最后的时刻。

第九集团军在抵挡苏联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它虽不可能抵挡更多进攻，然而布瑟的部队仍然在几乎各个地方坚守着。在法兰克福，他们实际上把苏联人赶了回去。在泽洛高地的火炮和部队，虽然遭到了无情的轰炸和炮击，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并且把敌人钉住了。不过尽管布瑟的部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把苏联人阻挡住了，其代价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区，军官们报告说，敌人在人数上起码以10比1超过他们。“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冲来，一浪又一浪，全然不管生命的失去，”一位师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发射机关枪，往往是近距离射击，一直到机关枪热得发红。我的部下一直战斗到用完弹药。然后他们纯粹是被消灭了，或者完全被打垮。这将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几乎每个信息都一样。电话发狂似的打来，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弹药和汽油。还有一项是不可取代的：部队。布瑟为数甚少的后备队，不是已经参战了，就是正在开赴指定地点。他们大多被匆匆投入到关键性的泽洛高地的战斗中。

坚守第九集团军这个中央地区的，是第五十六装甲军。这个军有一个著名的名字，不过也仅此而已。第五十六装甲军曾多次被粉碎，又多次被重组。现在，它又再次经历着一个重建的过程。这个军剩余下来的原先的人，几乎全是关键性的参谋人员。不过，这个军无疑还有一个宝贵的人———一位非常有经验、多次被授勋的指挥官卡尔·魏德林中将，他是一位说话粗鲁的军官，他的朋友把他称作“扣球手卡尔”。

布瑟把在极其重要的泽洛高地里的杂牌部队置于魏德林的指挥之下。此刻魏德林有3个师：戈林的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第九伞兵师、遭到重创的第二十装甲精锐师，以及人员不足的明希贝格师。在两翼均有一个军的支持下———左边是第一○一军，右边是党卫军第十一军———魏德林的第五十六军正在抵抗苏联人向柏林发起的主要猛冲。尽管魏德林只是几天前才到，用的是缺乏战斗力、没有经验的部队，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到目前为止，这位60岁的老兵却击退了所有的进攻。

不过他却急需部队的其他剩余兵力，而在这个4月16日的上午，他们仍然没有到达。魏德林的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将会面对更大的危机，远远超过他在战场上所遭遇的。“扣球手卡尔”注定很快就要既被布瑟判处死刑，又被希特勒判处死刑———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命运的奇怪安排中，在德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将成为柏林的保卫者。

在西方前线，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温克将军既得意又困惑。他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部队把敌人赶回去了，并消灭了敌人在马格德堡南边的桥头阵地，这超出了温克敢于希望的成就。然而在巴尔比的那个桥头阵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温克的部下尝试了他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办法，想摧毁在巴尔比的那些桥，包括从在河里布水雷一直到使用蛙人。德国空军在这个地区所剩无几的飞机也进行了轰炸攻击，但这也失败了。现在桥头阵地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在超过48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国的部队和装甲车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过河。令温克感到困惑的是，尽管美国人正在易北河的东岸加强和巩固他们的阵地，他们却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向柏林挺进。温克搞不明白。

美国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间进行的猛烈攻击，让温克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将被迫在西部打一场血腥的保卫战。然而现在，美国人却又表现出了要停止一切的样子。“坦率地说，我感到吃惊，”温克告诉他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也许他们的补给品用完了，需要重新组织。”不管原因是什么，温克都为这个喘息时间感到高兴。他的部队广为分散，在许多地方仍然在组织之中，他需要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时间，以便把他的军队整顿好，并用他所能获得的一切装甲车增援他的部队。已经来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温克没有什么希望能得到更多了。对于曾经许诺给他的整个师的补充，他也不抱任何幻想。温克怀疑，纯粹就是没有可派给他的兵力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在柏林前面稀疏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线的第十二集团军，是不能长时间阻挡任何种类猛攻的。“如果美国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冲破我们的阵地，”他告诉赖希黑尔姆，“在那以后，要用什么来停止他们呢？在这里和柏林之间什么也没有。”

对卡尔·维贝格来说，这个消息就像一个打击。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上司、美国战略情报局柏林局长亨宁斯·耶森－施密特。“你确信吗？”维贝格问道，“你非常确信吗？”

耶森－施密特点了点头。“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说道，“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两个人沉默地看着对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攻占柏林”这个信念支撑着。但使得耶森－施密特穿过城市来到维贝格公寓套房里的这个新闻，却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粉碎了。间谍网的一位联络人刚刚从瑞典到达，带来了一个来自伦敦的头等重要的信息。信息警告他们，不要期待英美联军了。

在这些漫长的月份里，维贝格都在柏林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他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性，但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甚至现在他也无法完全相信。计划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起码是暂时如此：他们要继续送出情报，而维贝格，以他的“店主”的角色，将仍然在何时有命令、如果有命令的时候，给间谍们分发补给品。但据维贝格所知，应该使用这些设备的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从事破坏活动者，即使有的话，来到这个城市的也为数甚少。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只是等到了一个人———一位无线电技术员，他来把仍然藏在维贝格地下室里一堆煤下面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组装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来，他不知道，现在还有谁会来，设备终究能否派上用场。补给品的隐藏处是危险的，德国人仍然可能发现它。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可能发现它。维贝格希望，伦敦已经告诉了东方的盟友，在柏林有这么一个小组的间谍。否则的话，军用材料这么大的储存将会是难以解释的。

维贝格之所以感到焦虑，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在鳏居多年之后，他不久前遇见了一个叫英格·米勒的年轻女人，他们计划战争结束时就结婚。现在维贝格不知道，如果苏联人来到的话，英格是否安全。在他看来，似乎柏林将很快成为一口燃烧着的大锅，而这个小小的阴谋活动小组注定要被放进那口大锅里。他试图把恐惧放在一边，但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情绪低落。他们已经被抛弃了。

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卡图科夫大将摔掉野战电话，猛地转过身来，用力踢司令部的门。他刚刚收到了在泽洛高地率领第六十五近卫军坦克旅的军官报告：苏联人没有进展。“我们紧紧地跟在步兵的后面，”伊万·尤什琴科将军告诉卡图科夫，“我们被准确地阻挡住了！”

卡图科夫的愤怒多少平息了一些，他从门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参谋们。他双手叉腰，怀疑地摇着头。“那些希特勒式的魔鬼！”他说道，“在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然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把我们耽搁下来”。不管那是什么，他都必须在清晨的时候拿下高地，这样朱可夫的突破就可以开始了。

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德军的防御工事在尼斯河以西的前线上绵延18英里长。科涅夫的部队正在不断涌过河，他们现在正在运作的有20座运送坦克的桥（有的桥能够负载6吨重）、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地点，以及7座轻便攻击桥。由于“风暴式”俯冲轰炸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的8个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已经穿过敌人的防御工事行进了十多英里。现在科涅夫离吕本只有21英里远了，而吕本是斯大林为他的部队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从那里，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将转向西北，朝那条经过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进发。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Der Wegzur Ewigheit）。

好像就是，当局并不打算面对柏林正遭遇危险这个事实。尽管苏军现在距离柏林不到32英里远了，但却没有发出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清楚地知道，苏联人已经进攻了。大炮的沉闷轰鸣声是第一个线索，现在从难民那里，通过电话，通过口传，消息已经传播开了。不过消息仍然是片段的、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因而猜测和谣传也就毫无节制。有些人说，苏联人在距柏林不到10英里之处，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到了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怎样，但大多数柏林人认为，这座城市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然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困难，但每一个人都努力保持正常。

在每一站，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都被问题包围着。他的顾客们似乎期望他能知道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这位素来快活的波加诺斯卡，却提供不出任何答案。他就像他提供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依茨纳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起居室里，但这似乎不再能使波加诺斯卡消除疑虑。

他高兴地见到他的年轻的朋友———13岁的多多·马克瓦特，她正在弗里德瑙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他。她经常和他一起乘车走上一两个街区，她在帮助他保持士气方面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现在，多多坐在她的狗波尔迪旁边，高兴地叽叽喳喳说着话。但波加诺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难以听她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这个地区倒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没有丝毫热情地审视着。“柏林将仍然是德国的！”一个标语宣告。别的标语写的是：“不胜利就受奴役”，“维也纳将再次是德国的”，以及“凡是信任希特勒的人就信任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加诺斯卡把她抱下马车。她稍微笑了一下，说道：“明天见，送奶工先生。”波加诺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理查德·波加诺斯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个明天。

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他被毁坏教堂附近的墓地主持一个葬礼，他并不认为前面的苦难会比现在的苦难更糟糕。自从他美丽的梅兰希顿教堂被摧毁以来，那就似乎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数量众多的人在空袭中被杀死，以至于他的堂区执事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在晚上的空袭中被杀死的40名受害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离开了，但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她告诉莱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是死者之一，然后她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军。他不是教会里的人。”她犹豫了，“你能为他祈祷吗？”她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她，尽管他与纳粹和党卫军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上，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话”。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把你的脸从我面前躲藏起来……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你的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在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上了这些字：“德国胜利。”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够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圣心会布道修女们所开办的女修道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性的隔绝而言，它几乎就是一个小岛。但即使如此，这位矮个子、圆而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也并非没有外部的信息来源。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在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而别墅就在女修道院对面，这个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她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结束临近了，城市战役将在几天之内打响。这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久。由于几天以前盟军的一架飞机在她的果园里坠毁，而且她的修道院房顶又被炸飞，因而危险也就来得太近了。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她又有二百多个人要照顾：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个母亲，以及60个和平信徒修女。

就好像修女们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似的，修女院院长给她们压上了更多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在大楼的墙上，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同房顶一起消失了），一些修女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的上方又画上明亮的红色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她已经吩咐她的学生修女们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急救站，而修女的餐厅已经变成了小教堂，日夜都有烛光照明。地下室现在分割成了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系列用于分娩的小房间。修女院院长甚至还确保，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准备：她与她们的告解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有同样的焦虑，即女人可能遭到占领军的性骚扰。哈皮赫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谈这件事情。现在，根据她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希望，她们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在她看来，好像苏联人随时都会到来。

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他们的焦虑。一种新的招呼席卷全城，全然陌生的人握手，敦促彼此“要活下去”（Bleibubrig）。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广播。戈培尔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突然的改变，他当时说道：“元首知道那个改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内外压力巨大的时刻，我们将为这个奇迹作证。”现在这些话在到处被重复着，通常是以对宣传部长迷人风格的嘲弄模仿来重复的。还有一个说法在到处流传：“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彼此打着气，“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Grofaz）长期以来就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绰号，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Gro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语的缩写。

甚至在城市遭受到苏联人的炮火打击的时候，柏林的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出炮弹和弹药，炮弹和弹药又尽可能快地送到前线。电器器械在西门子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里制造出来。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费尔德、韦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炮筒和炮架在位于泰格尔区的赖因梅塔尔－博尔西希工厂里大量生产。坦克、卡车和自行火炮，从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的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滕珀尔霍夫区的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工人们一把坦克修理好，就立即直接送到各个集团军里。情况太急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工人志愿做应急司机。法国强迫劳动工人雅克·德洛内就是断然拒绝的人之一。“你非常明智，”一位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司机告诉德洛内，“你知道我们是把那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吗？直接开到前线！”

不仅是工厂，而且服务业和公用事业公司也在继续行使功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例行职责，指出：中午的气温是华氏65度，到傍晚的时候预计将降到大约华氏40度。天空晴朗，偶尔有分散的云彩，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的时候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改变———天空多云，可能有雷阵雨。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天气晴好，街道上人群拥挤。家庭主妇们由于不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到能够买到的地方购买非配给的商品。每一个商店都似乎排起了长队。在克佩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排了三个小时的队。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多买点呢？就像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忘掉他们的担忧。在这一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的情况，换了六次公交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他们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三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电影，一部是《一个像马克西米利安的人》（Ein Mann wie Maximilian）、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Engel mit dem Saitenspiel），一部是《大数字》（Die Grosse Nummer）。《大数字》是一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这个星期最好的电影节目。

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埃尔看到，本德勒街的军事司令部一片混乱，人们不会注意他是否在场，于是，他便在下午镇定地走掉了。如今警卫们似乎无论什么都不在乎了。勒加蒂埃尔费尽了口舌，搞到了一张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电影院的票，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培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开演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放松了。那是一部色彩丰富的史诗片，片名是《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格拉夫·冯·格奈泽瑙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事迹。在看电影期间，勒加蒂埃尔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士兵们的举动着迷。士兵们被强烈吸引住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呼喊，几乎因为德国的这个传奇式军事人物的传记而欣喜若狂。勒加蒂埃尔想到，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当中的一些人，就也有机会成为英雄。

没有事先打招呼，暗号就来了。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个包含有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那天晚上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

冯·韦斯特曼始终清楚，消息会这样来到———突然，而且仅仅是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之内来到。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后立即离开。他们定于在库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结束行程，大约是柏林西南240英里的地方———这是施佩尔在早些时候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去的地方。按照这位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侵占拜罗伊特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只有一个麻烦事。施佩尔最初的计划是要把整个乐团秘密送走，这个计划突然失败了。首先，由于害怕计划可能传到戈培尔的耳中，冯·施佩尔只向乐团里某些信任的成员试探过。令他吃惊的是，大多数人，由于家庭、感伤或者与城市有别的联系，竟不愿意离开。当表决的时候，计划被拒绝了。大家要格哈德·塔施讷把表决的结果告诉施佩尔，塔施讷就是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帝国部长达观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不过大门还是敞开着：施佩尔本人的汽车和司机，将在那最后一个晚上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带走。塔施讷、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也就是这么几个人。即使是冯·韦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的结果，也觉得他必须留下来。

不过如果还有犹豫不决的乐团成员的话，那就得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仍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参与这个秘密的人可能改变主意，决定离开。所以，在离晚上演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冯·韦斯特曼修订了节目。甚至再安排一下彩排都太晚了，因而那些对这个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将会对这个改变大吃一惊。不过不论是知情人还是不知情人，施佩尔所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暗号的曲目，对他们来说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韦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们的谱架上的乐谱，称为《众神的黄昏》———瓦格纳的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

到现在，所有的柏林人都迅速搞清楚了，“堡垒柏林”只是个神话，甚至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挡进攻的准备是多么的差。主要的街道和公路仍然是敞开的，看得见的火炮和装甲车屈指可数，而且除了上了岁数的地方军之外，实际上看不到部队，那些地方军有的穿着制服，其余的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上袖章而已。

固然，到处都有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在小街、院子、政府大楼的四周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筑垒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成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里面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受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阻挡住苏联人吗？“苏军起码得用两个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流行的玩笑如是说，“两个小时狂笑不已，15分钟粉碎路障。”那些防线———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火炮阵地———只是在郊区可见，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这些东西也远未完成。

有一个人，在这一天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防御工事专家。马克斯·彭赛尔将军原先是在D日保卫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有能抵挡住进攻，彭赛尔和别的人一起，从那以后就失宠于希特勒。他被安排指挥在北方作战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师，他就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死气沉沉的部队”里了。

然后在4月2日，吃惊的彭赛尔接到约德尔将军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使他的飞机到处耽搁，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赛尔，”他说道，“本来是要任命你为柏林司令的，可是你来得太晚了。”彭赛尔后来说道，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

现在，彭赛尔不是要接管柏林军区，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意大利集团军参谋长。彭赛尔发现，形势几乎就像梦幻一般。他认为，格拉齐亚尼的部队是否仍然存在都值得怀疑，然而约德尔却向他彻底介绍了他的职责，好像战争正在证明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注定要持续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赛尔，“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需要的，不仅是大量的军事知识，而且还有大量外交技巧。”尽管约德尔的观点非常不现实，但彭赛尔却因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在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他将在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次见他的妻子和家人。等到他到达意大利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当彭赛尔离开柏林的时候，他感到，命运和天气都对他格外慈善。显然这座城市是无法保卫的。他经过一个用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混杂物，它将用作反坦克的障碍。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快速经过一些在慢慢挖掘战壕的上了岁数的地方军。彭赛尔后来描述道，当他把城市留在后面的时候：“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从我身边走过了。”

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司令部里，城防司令雷曼将军站在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大柏林地图前面，看着上面标明的防线，感到纳闷。他后来说，他不知道“以上帝的名义我该做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睡什么觉，此刻已是腰酸背痛。自从上午以来，他接了无数的电话，参加了几个会议，访问了周边防线的几个地段，下达了一批命令———他私下里认为，在苏联人到达城市之前，大多数命令没有什么机会能完成。

在那天早些时候，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自我任命的保卫者，举行了例行的每周一次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现在几乎就是闹剧。

下午，他向他的参谋长雷菲奥尔上校描述了这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老生常谈。他说：‘倘若柏林战役现在就进行的话，由你支配的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几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停顿了一下。“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他告诉雷菲奥尔， “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如果柏林被包围的话。”然后戈培尔又突然把话题一转。“一旦柏林战役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安排在什么地方？”他问道。戈培尔本人计划去动物园地堡，他提议，雷曼也从那里运作。雷曼认为，他立即就看出这位地方长官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戈培尔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雷曼尽可能乖巧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想避免到那里，”他说道，“因为那样的话，一个反常的打击就可能把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同时消灭掉。”戈培尔放下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戈培尔明白，甚至十几枚大炸弹，要摧毁那个巨大的动物园地堡，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雷曼知道，这位帝国部长是不会忘记他的邀请被拒绝的，但是目前，在面对着试图为城市的防卫作准备这个几乎无望的任务时，雷曼最不想密切接近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地方长官的表白，也不相信他的许诺。仅仅是几天前，在讨论补给品的时候，戈培尔说，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起码一百辆坦克”的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品列个书面的单子来。当他最终得到信息的时候，那一百辆坦克结果成了“25辆坦克已经造成，75辆现在正在制造”。不管有多少辆，雷曼都知道，他将什么也看不到。在对所有这种极其重要的武器的使用上，奥得河前线享有优先。

在雷曼看来，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在柏林面前的是什么，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他也有他的偏见。在地方长官的那次战时会议之后，雷曼立即接到命令，要他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这位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就在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在那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发火了。施佩尔指着地图上的那条穿过城市的大公路，要求知道，雷曼“要在东西轴线上做什么”。雷曼吃惊地看着他，“我是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造一个简易机场，”他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的路灯柱———这就是怎么了！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计划的一切。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几乎是立即就夺取了这两座城市的郊外机场。为了避免类似的形势在柏林发生，所以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线，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达成一致意见之后，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简易机场。这就意味着，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挪走，而且道路两边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他说，可以挪走路灯柱，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要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无法容忍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砍掉树，只有小飞机才能起落。即使这样他也仍不改变主意。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去掉几棵树几乎不会毁坏城市的美。”而现在施佩尔又反对挪走路灯柱。

雷曼向施佩尔解释了形势，最后指出，他已经得到了元首的允许，可以挪走路灯柱。但这位帝国部长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反对。”然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负责柏林的重建。”

雷曼试图说服施佩尔改变主意，但终归徒劳。“开放一个机场，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是极其重要的。”他争论说。帝国部长不要再听了。雷曼记得：“当交谈结束的时候，施佩尔表达出了要把整个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愿。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留了，简易机场的工作将停止———即使苏联人正在稳步地向我们挺进而来。”

就在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前次在海因里齐的司令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争论，认为炸毁桥梁于事无补，水、电和煤气的管线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瘫痪，使得我的重建任务愈加困难”。雷曼知道，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得到了一个直接的命令，从他的单子上删去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现在施佩尔又坚持，所有的桥都要保留下来。雷曼变得就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收回成命的命令，雷曼打算执行他的指示：炸毁剩余的桥梁。他同施佩尔一样，也不喜欢这个炸桥的主意，但他却也无意因为拯救那些桥而使他本人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访问了柏林郊外的一个防御地段。每一次这样的视察都使雷曼更加确信，柏林的防御是一个幻想。在那些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岁月里，纳粹们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迟早有一天得在首都进行最后抵抗的可能性。他们在别的地方到处都建了防御工事———在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在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在德国西部边界的齐格菲防线[9]———但在柏林周围甚至没有挖出一条战壕。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过东欧，入侵了祖国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没有采取行动在城市构筑防御工事。

只是在1945年初苏军到达奥得河的时候，德国人才开始加强柏林的防御，有几个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缓慢地出现在城市的东郊。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苏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开的时候，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停止了。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才被给予认真的考虑———而那时，显然已经太晚了。已经不再有建立必要的防御工事所需要的兵力、补给品或者设备了。

经过两个月累垮人的狂热活动之后，一系列出于权宜之计的防线被匆匆建成。2月底的某个时候，在首都之外20到30英里的一个断断续续的环线上，一个“障碍带”匆匆建立起来。这条路线穿过森林地区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边、南边和东边。在雷曼接管指挥之前，已经发布了命令，宣告这些障碍地区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为了与希特勒的要塞癖好相一致，当地的地方军分遣队被告知，希望他们在这些地方绝不后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把这种地方变成巩固的抵抗区，将需要数量大得惊人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个障碍带在大柏林周围，环绕着几乎150英里的地区。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处于直接军事管理的那些障碍区之外，所谓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往往只不过是有几条覆盖着大路的战壕，有一些零散的火炮阵地，或者是几栋钢筋混凝土的房子，窗户用砖堵住，留出机枪眼，就匆匆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多数甚至都没有配备兵员，却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防御地图上标明为主要据点。

主要的抵抗防线在城市里面，有三道同中心的环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模式。第一道，周长为60英里，围绕着郊区。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来制造障碍：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毁坏的楼房、用成块的水泥筑成的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和河流。现在，成群结队的人正在日夜工作，要把这些自然的和人工的设施，连接成一个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的屏障。工作是用人工来做的，没有动力设备，大多数运送泥土的重机器老早以前就被送到东边，在奥得河前线的防御工事上工作了。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由于燃料的短缺，在使用上也受到了限制———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已经去了装甲师。在防御工事的环线上工作的，应该有10万名工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00人。甚至手工工具也缺乏，报纸上曾经发出呼吁，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收效甚微。诚如雷菲奥尔上校所说：“柏林的园丁们显然认为，挖掘他们的土豆地比挖掘坦克陷阱更重要。”在雷曼看来，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环形防线绝不会按时完成。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工作，由于远远没有完成而没有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是中间的环线，如果由有战争经验的部队把守，而且又提供以充裕的武器，那就可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它的周长大约25英里，它的屏障很早就到位了。柏林的铁路系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在一些地方，有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到200码宽，这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沟。从俯瞰着轨道的改建成碉堡的房子里，炮手们能够逐个瞄准射中陷在沟壑里的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市内高速铁路伸展过去，把护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其有利地形给予了防御者。

即使这些防御工事垮掉了，仍然还有第三道环线或者叫内环线，它在城市的中心。这个最后防线地区被称为堡垒，它位于市中区，在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怀抱之中，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拥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水泥墙连接了起来，最后的防御者们将在这些大楼里坚持抵抗———在戈林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巨大的军事司令部里，以及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和帝国国会大厦的空荡、发出回音的空壳架里，坚持抵抗。

从这个堡垒朝外辐射，穿过所有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八个馅饼形状的防区，每一个防区都有自己的司令。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称为防区A等，一直到防区H，内环本身是防区Z。支援着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六个令人畏惧的防弹高射炮塔，它们被部署在城市的各个地点———在洪堡海因、弗里德里希海因，以及在柏林动物园的庭院里。

不过在柏林要塞（FestungBerlin）里，却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环节是欠缺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人力。雷曼认为，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要保卫这座城市，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培训和战斗锤炼的士兵。恰恰相反，他要守住柏林的321平方英里土地———这是一个几乎与纽约市相等的地区，可他所拥有的却是一个杂牌军，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拥有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台操作人员，但他的步兵，却只有6万名未经训练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的这些疲倦的老人，现在要么是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是缓慢地进入通往柏林道路旁边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的最大负担。人民冲锋队在军队当中是一种下层的地位，尽管在紧急时刻要求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但他们却并不被看作是军队的组成部分。他们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他们的兵力行使指挥权。甚至人民冲锋队的设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地方军没有自己的车辆、战地厨房或者通讯设备。

总计，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武器的，其余的部下也可能曾经没有武器。他后来讲述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曾同其共同作战或者与之作战的每一个国家。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有不少于15种的来复枪和10种的机关枪。为这个武器的大杂烩找到弹药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那些配备以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的营走运：每支枪最多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的枪只能用某种类型的捷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枪上却毫无用处。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却又有大量的希腊军火。由于短缺极其严重，因而人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对希腊子弹再次进行机械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的来复枪把它们发射出去。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几乎不能缓解任何重要问题。在苏联人发动进攻的这一天，每一个地方军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来复枪大约5磅。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的时候，他确信，苏联人将纯粹是从德国的阵地上碾压过去。缺少太多的防御必需品了：几乎没有可用的地雷，所以对防御阵地来说必不可少的雷区带也就不存在；一种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防御物品———铁丝网，也几乎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有一些移动式高射炮，有几辆放置在挖掘出的壕沟里面的坦克，坦克的旋转炮架与地面平行，这样坦克上的枪炮就能覆盖面前的路径。还有炮塔巨大的高射火炮，尽管火力强大，但用处有限，由于它们位置固定，因此不能向地面倾斜，以击退近距离的步兵和坦克的进攻。

雷曼知道，他本人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有关别的地方的前景，他也几乎同样悲观。他并不相信，奥得河前线将会支持很久，他也不期望能从撤退到城市的部队那里得到帮助。雷菲奥尔上校曾经与布瑟将军司令部里的军官们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得到一个断然的回答：“不要指望我们，”布瑟的参谋长阿图尔·霍尔茨上校说道。“第九集团军待在奥得河，并且将待在奥得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在那里阵亡，但我们不会退却。”

雷曼在一个防区与人民冲锋队一位官员的交谈，老是让他难以忘怀。雷曼当时问道：“倘若你突然看到远处的苏联坦克，你会怎么做呢？你将怎样让我们知道有苏联坦克？假定坦克正朝这个方向开来。告诉我你将怎么做。”令他惊诧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回到就在阵地后面的那个村子。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无法找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记了，邮局在一点到两点之间是关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的时候，他凝望着车窗的外面，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他感到，一种可怕的毁灭正在积聚起来，在那种毁灭的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但又是确凿无疑地破裂。海因里齐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司令部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访问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交谈。尽管有这样可怕的困难，但布瑟的士兵却做得很好，对此他感到惊讶。首先，第九集团军挡住了3天的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在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承受着苏联人主要攻势的全部压力，布瑟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还击，单是在泽洛地区，他们就摧毁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但他们也正在衰弱下去。

当海因里齐在夜色中驱车返回司令部的时候，他发现车因为成群的难民而慢了下来。这一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难民———有些人背着包袱，有些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剩下来的财产，有些人坐着用马或者牛拉着的农用畜力车。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数量给海因里齐的部队所带来的问题，几乎就像苏联人带来的一样大。

在他的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接印象。海因里齐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景。“他们持续不了多久，”他说道。“那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结果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继续说道，“我们仍然在顶住。这是绍尔讷将军所做不到的某件事情，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都不能挡住科涅夫一天。”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唔，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平和地告诉海因里齐。海因里齐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怎么失利。”他说道。克雷布斯本来以为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他也这么说了，但海因里齐就是不给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我已经认识到，”他不露感情地告诉克雷布斯，“在曙光出现之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的粗壮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器，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不过他听说，这个散兵坑线覆盖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三条马路，距离前线大约有18英里。

不久以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马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正在经历一种伟大的冒险。他想，当他看到第一辆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炮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子。坚守着十字路口的那三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来得尽可能的近，然后再开炮。维利的教员说，60码的距离差不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坦克会来。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他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尤其记得在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是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号手当中的一员，他们在元首入场的时候吹奏出了响亮的喇叭声。他永远也忘不了领袖对希特勒青年团说的话：“你们是未来的保证……”而人群则呐喊道：“元首好！元首好！”那是维利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他无可置疑地知道，帝国有最好的军队、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将军，尤其是，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

在照亮了夜空的那道突然的闪光中，梦想消失了。维利探出头来，朝前方凝视着，他再次听到了他暂时忘却的那种低沉的隆隆炮声，于是他有了寒冷感。他的胃痛了起来，他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现在都帮不上他的忙了。

鼓声几乎感觉不到了。大号轻声作出了回答。低沉的鼓声又再次出现。大号低沉而又不祥地作出了回答。然后，低音提琴活跃起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众神的黄昏》，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地演奏了出来。贝多芬大厅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具有悲剧性，唯一的照明来自乐团谱架子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十分寒冷，人们穿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三个朋友在一起。而在乐队区里他的通常座位上，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塔施讷、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但他们又是唯一的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等候，他甚至还派了他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现在，希特勒可怕的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这位设计师，倾听着暴风雨般的音乐。音乐讲述着众神的邪恶行径，齐格弗里德[10]在他的葬礼中躺在火床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同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钹声和击鼓声，乐队发出雷鸣般的音乐而达到了高潮：那个可怕的全面毁灭摧毁了瓦尔哈拉殿堂[11]。当这个悲切而又庄严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的时候，那些听音乐的人感到一种太深的悲哀，欲哭无泪。[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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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它的两边都被压扁了，在地图上它就像一个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沙漏的顶部，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地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现在德国还占领着这些地方———它们组成了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些地区之间的狭窄瓶颈当中，只有大约90英里的地方把美国人和苏联人分割开来。北方的战斗依然激烈，南方战斗的激烈程度要小一些。在中央，威廉·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纯粹是在易北河沿岸坚守阵地，把此前在朝易北河冲刺时绕过的那些零星抵抗消灭掉，同时又击退针对桥头阵地的偶尔的猛烈反攻。对第九集团军来说，只有一个痛处：马格德堡。它的指挥官一再拒不投降。现在辛普森已经受够了：他召来轰炸机，把这座城市三分之一以上夷为平地。然后他派了他的部队进去。

在17日的下午，当第三十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布拉德利将军来到辛普森的司令部与他在一起。电话响了。辛普森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把手盖在听筒上，对布拉德利说：“看来我们终于可以夺取马格德堡桥了。在那以后我们将做什么呢，布拉德？”

布拉德利太清楚辛普森想说什么了：在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是通往柏林最直接和最快速的路线。但他摇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再需要桥头阵地了。如果你夺取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我想。不过我们倒是希望，在你陷进去以前，别的人能先把它炸掉。”

布拉德利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的指示是清楚的，他不能给辛普森前进的任何希望。命令说：“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大规模攻势的发生，包括在易北河—穆尔德河沿线以东形成新的桥头阵地……”辛普森的军队仍然是擅自挺进柏林的一个威胁，情况就是这样。

几分钟以后，又一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当辛普森放下电话的时候，他告诉布拉德利： “没有必要再担心了。德国佬刚刚把它炸掉了。”

桥的被炸结束了“大块头”辛普森的梦想，他本来是想率领他强大的第九集团军进入柏林的，盟军最高司令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北边的小村庄里，住户们被远处的尖啸声吓了一跳。那种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久一个奇景便出现在视线之中。沿着马路踏着沉重的步伐前来的，是两个苏格兰风笛手，他们的风笛奏出又高又尖的曲调。在他们的身后是准尉“迪克西”·迪恩斯的战俘们，多达1.2万人，他们排成纵列，在德国人松懈的警卫下前进。这些战俘的制服破烂，他们的那丁点财产捆在包袱里，挂在背上。他们骨瘦如柴，又冷又饿，不过却高昂着头。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对此予以关照了。“当你们经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使自己显得整齐干净，要让这些残忍的超人们看看，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迪恩斯本人的运输工具是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它随时都有可能散架。自行车的前轮胎膨胀起了一大块，上面补了一个补丁，不过，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迪恩斯仍然因为这种机动性而心存感激。他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自己的人，观察着在每个纵队两边行走的德国警卫。每一条马路上都满是战俘，一个纵队几乎有2000人，尽管迪恩斯坚定地决心要把每个纵队都照顾到，但那却是一个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在经过了10天似乎是无目的的行军之后，迪恩斯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在行列中是有几辆德国的补给车，但人们大多是依靠农村提供的食品而活着。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因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的短缺而显得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的话。“我认为，我们一天天地究竟要到哪里去，他是没有线索的。”迪恩斯对他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这样说。

自从离开法林波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漫游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赖斯镇，据说载有食品包裹的带有红十字的卡车正在那里等待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止，不再前进了。他告诉奥斯特曼，这个行军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英国人很快就会超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正确，他们从战俘营里带出了几台宝贵的收音机，从他们能够在那些隐藏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看，盟军的消息是好的。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两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每当他们能够把插头插在电源插座的时候，留声机上的无线电就用上了：在行军的途中，他们依赖于那个以电池为电源的接收器。下士“查理”·古姆巴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中士约翰·布里斯托背着那台沉重、老式的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什么不把它扔在什么地方？”这个德国人提议道。“我已经依恋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晚上没有音乐听，那些家伙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怀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古姆巴赫茫然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全都是疯子。

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马路上拐弯，向一个新的村子走去的时候，风笛手们把他们的乐器举了起来，于是在行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起码，”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在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说道， “我们正在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

在东线，崔可夫的近卫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手，终于纯粹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在泽洛高地赢得了一个立足点。波比伊尔将军后来记得，16日，就在午夜之前，“在泽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子……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16日的整个夜晚，苏军的进攻一再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所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比伊尔说道，“他们只是根据概略瞄准具射击。”17日中午时分，崔可夫亲自来到了泽洛，他发现抵抗非常猛烈，因而他悲观地估计，“要刺破在奥得河和柏林之间的每一道抵抗线”，都将需要“一天的时间”。泽洛高地直到17日的晚上才攻克。突破最初的两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48小时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起码还有三道这样的防线。

波比伊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泽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它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大炮仍然在射击。朱可夫的部队在努力攻占高地的时候，变得毫无章法，现在，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把他们再次集结起来。朱可夫大发雷霆，他清楚地知道竞争对手科涅夫确定了的步速，于是要求全力以赴。

在战斗过程中，苏联的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解决从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射出的体积大的反坦克火箭弹问题。尤施楚克将军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他们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一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的前面，来减轻火箭弹的冲力。现在对城市进行攻击的时候，准备首先使用大炮，而在大炮前面的，就是弹簧床垫。

在科特布斯附近，在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人炮台仍然在发射炮弹。当科涅夫听着那种定时仔细、有条不紊的炮弹进发的时候，他想到，这是典型的德国炮火。他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他的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目标是什么，这炮火都没有妨碍他的坦克，自从中午以来，他的坦克一直在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在几英里之外了，它们从崩溃的敌人当中冲了过去，向吕本隆隆行驶，就要来到他的军队与朱可夫的军队之间界线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允许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的时候了。

科涅夫有一切理由情绪高涨。他的坦克手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行进，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激烈、残忍、伤亡惨重。17日上午的早些时候，当驱车前往前线，去看部队渡过施普雷河时，科涅夫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的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闷燃着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起：“数量巨大的退出了战斗和烧坏了的坦克、陷入溪流和沼泽的设备、成堆的扭曲的钢铁，到处都有死人———他们全都是来到这块地方、在这里战斗并经过这里的军队所留下来的。”

科涅夫本来以为，渡施普雷河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条河在一些地方有180英尺宽。等到他来到里巴尔克将军的近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有几辆坦克实际上已经轮渡过河了。不过轮渡太慢了，得迅速强行渡过施普雷河突破防线。科涅夫和里巴尔克匆匆来到一个区域，侦察巡逻队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有可以涉水之处。尽管在这个地点，河的宽度接近150英尺，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派一辆坦克，尝试渡河。里巴尔克选择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说明了要他们尝试做什么。那辆坦克纵身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的打击，开始缓慢移动过河。河水升到了坦克的履带———不过也就是这么深，在这个地点，河水只有3.5英尺深。于里，里巴尔克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笨拙地在水中移动着。施普雷河上的德军防线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强力渡河，全速向前冲。

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这位元帅给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恢复到了斯大林始终要求的那种军事上的礼节。“我是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同志。请讲。”

“这是我的战术上的形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装甲部队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西北的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正在施普雷河的岸边。”他停顿了一下，“我提议，我的装甲部队应该立即朝一个向北的方向前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斯大林说道，“正在经历一段困难的时间。他仍然在突破泽洛高地上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敌人的抵抗似乎顽强而又不屈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斯大林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通过在你的前线上创造出来的那个突破口，让他从那里前往柏林呢？这样可能吗？”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用大量的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把装甲部队调过来。在我的地段的军事行动正在有利地进行。”他决定冒险一试。“我有足够的兵力，我们具有完美的条件，让我们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

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措森前往柏林，措森在柏林南边25英里处。“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20万分之1比例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停顿了一下，与此同时斯大林查看了他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司令部吗？”科涅夫说他知道。又停顿了一下。最后斯大林说道：“那好吧。我同意。把你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军队边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上了。科涅夫放下他自己的电话，满意极了。

朱可夫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得知，科涅夫正在向柏林大举猛攻———对这位将军来说，那显然不是一个愉快的交谈。到底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它对司令员产生的效果。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那是一个严重的形势，而斯大林的训斥又往往是用并非非常温和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特洛扬诺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他的脸上全都是钢铁般意志的标记，他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激动。”波比伊尔将军则是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伴们。那头狮子很快就把爪子伸出来了。那天晚上，令人生畏的朱可夫向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

到现在，混乱开始在德军的防线上迅速蔓延。在每一个地方，每一样东西都短缺。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全无，道路上挤满了难民，这都使得大规模的部队运动几乎成为不可能。这种机动性的丧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当部队换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设备，包括珍贵的火炮，都得遗弃。通信网络也是每况愈下，在一些地方已是不复存在。结果，命令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当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使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去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可接管之物，因为他们要管辖的部队不是被俘虏了，就是被消灭了。在某些区域，那些没有经验的士兵们，由于没有领导人，就不能知道他们确切地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作战。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司令部被迫频繁移动，结果部队也不知道他们的指挥部在什么地方，怎样与指挥部取得联系。

一支支部队陷于困境，被俘虏了，或者纯粹是被打垮了。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于是突围逃跑。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所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大规模攻击的打击———但冯·曼陀菲尔却预料，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再往南，布瑟第九集团军的一部仍然在坚守着，但它正开始受到普遍的瓦解的影响：它的左翼在朱可夫雪崩一般的坦克面前已经开始崩溃，右翼则几乎被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强有力的大举猛攻包围住了。的确，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沌、混乱和死亡之中———海因里齐本来就知道，恰恰会是这个样子。

就像海因里齐一样，冯·曼陀菲尔也从来没有低估过苏联人。现在他乘坐他的“仙鹤牌”侦察机，飞行在奥得河的上空，研究着敌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没有设法掩盖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在公开地被调往指定阵地。苏联人的趾高气扬让冯·曼陀菲尔感到不可思议，有几天了，当他在他们的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

冯·曼陀菲尔知道，当大举猛攻到来的时候，他是不能坚守很长时间的，他是一位没有装甲车的装甲兵将军。冯·曼陀菲尔集团军的装甲师本来就所剩无几，但为了阻止朱可夫在第九集团军防区里的大举猛攻，海因里齐又把那几个装甲师剥夺去了。那几个装甲师来自党卫军第三军，该军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森林里他防区的南部边缘。党卫军的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认为他是党卫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失去了那些坦克，但他也被给予了别的增援。他庄重地向冯·曼陀菲尔报告说： “我刚刚接受了5000名空军飞行员，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告诉我，我用他们做什么？”

“我毫不怀疑，”冯·曼陀菲尔告诉他的参谋们，“在希特勒的地图上，有一面小旗，说那是第七装甲师，即使它没有带着一辆坦克、一辆卡车、一门火炮甚至一挺机关枪到这里来。我们有一支鬼魂组成的军队。”

现在，冯·曼陀菲尔从他的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他们将在20日前后发动主要的攻击。他完全明白那时他要做什么。他将坚守尽可能长的时间，然后打算“一步一步地，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一直撤退到西方去”。冯·曼陀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落在苏联人手中。

第九集团军的形势现在几近灾难，然而它的指挥官并不考虑退却。在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看来，撤退，如果不是奉命行事的话，就相当于叛国———而希特勒的命令是死守。朱可夫的坦克，在突破了泽洛高地之后便继续横冲直撞，在第九集团军的北翼撕开了一个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在以危险的高速向柏林冲锋。通讯几乎全无，使得布瑟不可能估价那个突破达到了什么程度，他甚至都不知道，反攻是否能够补上他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已经到了柏林郊区25英里之内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九集团军的南翼非常迅速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使人惊恐。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吕本，正在第九集团军的背后呈弧形前进，全速朝北进发，奔向柏林市。布瑟不知道，第九集团军是不是也会像莫德尔的集团军群在鲁尔河的情况一样被隔绝？莫德尔在某个方面来说是走运的：他是被美国人包围的。[13]

在抵抗朱可夫对泽洛高地的突破上，卡尔·魏德林将军的第五十六装甲军首当其冲，对他来说，形势尤其令人生气。他的军抵挡朱可夫有48个小时，所带来的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极其焦急等待的所许诺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诺尔兰师[14]，和强大、有充分战斗力的第十八精锐装甲师———却并没有按时到来，本来是要他们发起可能阻止住朱可夫的反攻的。

诺尔兰师的一个人的确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党卫军少将于尔根·齐格勒。齐格勒乘车来到明希贝格北边的魏德林司令部，他平静地宣布，他的师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燃料用完了。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这种紧急行动，每一个装甲师都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由于不喜欢在德国国防军军官的手下作战，显然并不认为他的师的到来是急迫的。现在，20个宝贵的小时都浪费在给装甲车再次加油上，而且齐格勒仍然没有进入阵地。第十八精锐装甲师本来应该是头一天到达魏德林那里的，却在17日才到达。原计划让这支部队进行的反攻不会发生了：这个师赶到时，恰恰该撤退了。

魏德林似乎被坏运气困扰着。当朱可夫的大规模坦克纵队从高原上猛冲出来的时候，遭到最大打击的德国部队当中，就有海因里齐最担心的那一支：戈林的第九伞兵师。戈林的伞兵们一置身于泽洛高地的战斗便士气低落，当苏联人的坦克连续开炮，猛冲进他们的防线时，他们便惊恐万状，溃败了。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司令，他是在苏联人渡过奥得河的攻势开始的那一天到达的，他目睹了随即发生的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逃跑”。即使在他拔出手枪的时候，那些发狂似的伞兵也并不停下来。韦勒曼发现，那个师的师长“完全是孤零零的，部下的逃跑使他泄气，他试图把剩下的可挡住的不论什么人都挡住”。最终这个不顾后果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韦勒曼的话来说，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却仍然是整个战斗过程的一个威胁”。至于海因里齐，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林城堡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事告诉你，”他讥刺地说道，“你的那些赌场伞兵，那些著名的伞兵———唔，他们逃跑了。”

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也要阻挡住苏联装甲部队的攻击，但第五十六军的前线仍然坚守不住。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以一种马蹄形的调动，施加可怕的压力，开始逼迫我们后退———从两侧打击我们，一再包围我们”。这个军还遭受到无情的空中攻击：冯·杜夫文不得不在4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军的钳形战术，迫使魏德林从中午以来撤离了两个司令部，结果，他与布瑟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的时候，魏德林来到明希贝格西北的瓦尔德希弗斯多夫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客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显得紧张不安而又忧心忡忡。韦勒曼后来记得，“他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老是看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五十六军形势的真相时，“那个真相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效果”。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轻柔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此后不久便离开了。韦勒曼和司令部里的其他参谋们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开始了。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给我们希望”。他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话。

外交部长刚走，那位一只胳膊的32岁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就来了，他带来了他相信会使魏德林高兴的消息。阿克斯曼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作好了战斗准备，现在甚至正在第五十六军后方的马路上配备人员。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并不是阿克斯曼所预期的那样。韦勒曼记得，魏德林极为愤怒，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去的事业，而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使用他们，我要求撤销派这些孩子上战场的命令。”这位胖嘟嘟的阿克斯曼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个命令将被撤回。

如果说这样一个指示发布了的话，它也从来没有传达到几百名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处于备战状态中的希特勒青年团那里。他们仍然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他们被苏联人的坦克压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他连里的130名孩子们被击溃了，他们仓促退却，终于停了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在战斗暂时停止时，在一条板凳上把身体伸展开来，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头。有一个嗓音说道：“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安静。”

活着的孩子们冲出了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像一幅描写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太阳在照耀，到处都是尸体。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房屋成了废墟。有一些汽车毁坏了，被遗弃了，它们当中有一些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死人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来复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那是古怪的。这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是孤零零的”。

原来，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

在柏林，紧张局势在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增长。雷曼将军少得可怜的兵力守卫在城防的外部环线上，他们得到了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出现，“克劳塞维茨”是攻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了，真相即将来到。除了个别的，通衢大道已经开始关闭路障了。

甚至戈培尔也不能再无视这个威胁，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从宣传部倾泻了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宣布，苏军已经强渡了奥得河，并且说：“一个新的和沉重的考验，也许是最沉重的考验，正在我们的面前。”报纸继续说，“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米的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所摧毁的每一辆苏军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别的时间有更重的分量。今天的命令是：咬紧你的牙关！像魔鬼一样战斗！不要轻易放弃一英尺土地！决定的时刻要作最后的、最大的努力！”柏林人已经得到了警告，苏联人已经决定了市民们的命运。戈培尔警告说，那些没有在街垒上被杀死的人，“将被作为苦役犯驱逐出境”，而被清除掉。

在18日的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个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个命令，命令是：“第九集团军要求，所有可以用得上的兵力，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坚守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为了给远离城市的防御工事配备人员，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这使雷曼大为惊骇。1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被匆匆聚拢，外加“大德意志”近卫军一个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和征用之后，一个大杂烩车队集结起来，带着这支军事力量朝东方开拔。当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转向戈培尔的代表。“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不再可能保卫帝国的首都了，首都的居民是不设防的。”

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在经过几个月漫长的探求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在那个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与其他的顾客们站在一起，他弯下身子，轻拍着他小巧的达克斯猎狗。这个行动也使得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尽管那两个站在他身边的衣着考究的女人并没有试图保密。

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它只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包括在各个阶层的纳粹中那些有相当地位的人。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顾客，仅仅是靠着听类似于这两位胖胖的女士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了许多非同寻常而又精确的信息。他想，她们的信息应该是精确的，她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

维贝格认为，他已经听到了足够的信息了，于是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脱下他的霍姆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的步伐加快了，他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

几个小时以后，在经过了冗长的讨论之后，这两个人都认为，维贝格的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电报便在发往伦敦的途中了。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经成了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个报告来采取行动。按照他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绝对是在柏林地区———在位于贝尔瑙的一个司令部里，在城市东北只有大约14英里的地方。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个大规模的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

4月20日，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的时候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丝，危机已经来到。“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路易丝进行了争论，她想继续她在红十字会里的工作，但约德尔一定要她离开。“光因为你的名字，苏联人就会一天也不耽误便把你遣送到卢比安卡。”他说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她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谁也不知道。”他说道，“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钟的时候，警报器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得到额外定量的炸弹，”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上发生。”

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的地堡。这个生日要与元首的其他生日毫无不同：将会有那种通常的队列，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约德尔应该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丝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他的地图箱子，吻别了她。“我必须赶快去祝贺。”他说道。路易丝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再见，她现在每天都如此。“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她在丈夫的身后喊道。

希特勒朝廷的另外一个人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打算出席，只是为了证明他仍然是忠诚的，但从那里他将前往南方。戈林已经认定，向他在卡林城堡的巨大堡垒和地产道别的时候到了，卡林城堡在柏林西北约50英里处，在苏军于凌晨5点30分开始轰炸以后不久，他便作了这个决定。戈林立即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齐司令部打电话，他被告知，在北方的进攻已经开始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终于对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攻势。戈林完全明白，冯·曼陀菲尔的兵力是不够的，这位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里几次巡视了那个前线，他大声地告诉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闲混，什么也没有准备出来。苏联人将只是大笑着，就能冲破你们的防线”。

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作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庄园大门外面的大马路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车上装载着卡林城堡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个护送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在柏林的德国空军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与他们的设备一起，将在那天晚些时候乘坐别的护送车队离开。[15]

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的指挥官说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手的簇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那座巨大的城堡，以及城堡华丽的两翼和扶壁。德国空军的一位工兵军官走向前来，他说，一切准备就绪。在他的几个部下和一些当地村民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朝一个引爆装置弯下腰来，把点火杆推了下去。卡林城堡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被炸掉了。

戈林没有等着尘土落地，便走回他的车。他转向他的一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唔，这就是当你是一位王储的时候，你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

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了他的核心圈子的颂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博尔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他的军事领导人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们、参谋们和秘书们。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的时候，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从地堡里出现了。在那里，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被炸成了荒原的花园里，他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党卫军的“弗伦茨贝格”师，它是库尔兰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刚刚到达，[16]另外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小群骄傲的人。过了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一个人都为元首的样子感到震惊。他走路弯腰曲背。他的手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有这么多的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授勋。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一个党卫军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观，自从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地向伯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再次申明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军对希特勒的忠诚。按照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伯纳多特会面。

在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这个时候戈林已经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一个人都熟悉形势。柏林的被包围将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如果不是几个小时之内的话。甚至在柏林被围之前，布瑟的第九集团军就将被包围，陷于困境，除非下达命令让它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拒不承认情况有这么严重，按照元首在德国空军的助手尼古劳斯·冯·贝洛上校的说法，“希特勒声明，柏林战役提供了避免完全失败的唯一机会”。不过他也作了一个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离开。

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计划，不过地堡里起码有三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一位秘书，她几天前听见他说， “如果他感到形势已不可拯救的话，他就会自杀”。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经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以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交谈的时候，曾经说：“约德尔，忠诚的人在我身边战斗多长的时间，我就战斗多长的时间，然后我就射死自己。”[17]

大多数政府部门已经离开了柏林，不过剩余的帝国行政机构似乎为这个时刻已经准备若干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员的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开始了，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包围。德国空军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提到，戈林已经离开了。“自然，”科勒尔写道，“他把我留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跑了。菲利普·昂贝尔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强迫工人，他在卡尔·杜斯特曼博士的事务所里做制图员，博士是托特工人组织的一名建筑师，当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1000马克（大约相当于250美元）的礼物，然后离开市区的时候，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加蕾特·施瓦茨在她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视了一下，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来。她的邻居奥托·佐利曼也走了过来，和她一起注视着，“一位穿着整洁白色夹克衫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金质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大轿车迅速装上了行李，然后那些人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佐利曼对玛加蕾特说：“树倒猢狲散了。那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18]

柏林城防司令的办公室总共发出了两千多个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在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支持他们离城要求的理由当中，有某种几乎滑稽的东西，”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即使戈培尔已经下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得离开柏林’，但对这些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我们并没有为了妨碍他们而出难题。我们为什么阻碍这些可鄙的人物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都待在后面。由于运输工具的短缺，不管怎么说逃跑都是他们力所不及的。”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碧眼金发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马上就要离开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就指示凯茜，把所有的牙科病历、X光机器、牙齿模子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它们就能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布拉什克说，他预料“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任何一天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凯茜告诉他，她要待在柏林。布拉什克勃然大怒。“你意识到了没有，当苏联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问道：“首先你将被奸污。然后你将被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吗？”但凯茜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是那么糟糕”。后来她回忆道：“我并没有理解到形势的严峻性。也许那是愚蠢，不过我太忙了，结果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变得那么绝望。”现在布拉什克坚持要她走。“收拾行李走，”他敦促道，“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正在离开。”但凯茜不为所动，她打算待在城里。“那么，”布拉什克说道，“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把电话挂上了。

突然凯茜记起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她却留下来，她就要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上层正在逃跑———要用暗语来提醒，布拉什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整个随行人员全都离开的话，她就应该说：“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她并不知道布拉什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或者格拉维茨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军的一位资深牙科医生”，布拉什克只是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她便给那个号码打了电话。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凯茜说道：“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

几个小时以后，那天晚上，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座以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动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针，把他本人和家人炸死了。[19]

那个集体大逃亡，被称之为“金鸡逃跑”而为柏林人所永远记得。不过在那一天，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来到明希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在东边大约15英里的地方，现在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说苏联人正在从南边向首都大举猛攻，前往措森。格奥尔格·施勒特尔是一位住在滕珀尔霍夫区的电影剧本作家，他是直接得知苏联人的这个推进的。他有一个女朋友，名叫特鲁德·伯利讷，是一位在夜总会表演卡巴莱歌舞的艺人，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她，于是便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接了电话，然后说：“等一下。”停顿了一下，“这里有人想对你说话，”她说道。施勒特尔发现自己是在和一位说着完美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料想，”他告诉吃惊的施勒特尔，“我们两三天就到。”

在各个地方———在北边、南边和东面———前线都在退缩。现在，这个被粉碎、被毁灭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缓慢了下来，就是运转停止了。工厂在关门，有轨电车不再运行，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停运了。伊尔莎·柯尼希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她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无人收集，邮件不能发出。格特鲁德·埃弗斯在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她记得，“大楼里到处都散发着没有投递出去的食品包裹的可怕臭气”。由于大多数警察现在不是在作战部队里，就是在人民冲锋队里，所以街道也就不再有人巡逻。

在4月20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单一的事件使得他们深切体会到了形势的严峻：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50那里停电了，便不可能用泵吸水，电要等到四天以后才来，不过也只是通电19分钟，因而这种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一天开始许多动物一定会死去———尤其是在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伯的状况担忧了，它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慢慢饿死，它是注定要被饿死的，即使不饿死，施瓦茨现在不知道，没有水这只鸟又怎能活下去。这位63岁的施瓦茨决定，他将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他垮下来———而这又不仅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两岁大的婴儿克诺什克。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知道，最后，危险的动物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它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也由于需要得到片刻的平静，黑克做了他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他的一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维尔运河钓鱼。在那里，在“要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钓上了两条狗鱼。

在那一天，市地铁站长弗里茨·克拉夫特与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佩尔特会见。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现实的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这里，”利佩尔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过去。如果苏联人先于他们到达这里……”他停顿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尽可能摧毁它。”小的自动电话交换局也得到了类似的指示，布科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苏联人缴获。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有关怎样摧毁，谁也没有得到指示。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继续工作。

为了与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相一致，工厂也被命令要夷为平地。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舍林工厂的化学系系主任，他记得，厂长把所有的化学家都召集在一起，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个命令。那个命令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你们不应该做什么。”他向他们所有的人道别，关闭了工厂，工厂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全都彼此道别，来生再见”。

在多年的时间里，柏林人还将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而记得4月20日。到底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料高潮将到来，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饿的市民额外的食品配给，并称为“危机定量”。于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位25岁的、一只胳膊的退伍军人，他记得那额外的食品配给包括1磅腊肉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1个蔬菜罐头、2磅糖、大约1盎司咖啡、1小袋咖啡代用品，还有一些动物脂肪油。尽管在这一天柏林遭到了几乎5小时的空袭，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被炸死的危险去购买这额外的定量。这些定量要支撑8天的时间，安妮－莉泽·贝耶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定量，我们现在就能升天了。”这同样的想法显然到处都出现在柏林人的身上：这额外的食品后来称之为“耶稣升天节定量”（Himmel 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边的格赖斯镇，红十字会为准尉迪克西·迪恩斯的1.2万名战俘准备的包裹送到了。迪恩斯作了一切安排，他甚至还说服了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让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卢卑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让运送更快一些。现在，排成了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马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一个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道。空军上士卡尔顿·扬格记得：“它对战俘的士气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包裹的到来是一个十足的奇迹，迪恩斯立即在我们眼里显得像一位圣徒”。

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脆弱的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外一个纵队，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饿得半死的战俘们———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不要吃得太多，而是“要尽可能节省，因为我们不知道德国人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然而迪恩斯看到，大多数战俘“吃起来就好像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似的”。空军上士杰弗里·威尔逊狼吞虎咽地把包裹的东西全都消灭掉了：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疯狂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吃饱而不是饥饿地死去”。

当他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英国飞机发现了他们。那是9架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战斗机，它们在头顶上转圈，然后，以威尔逊后来记得的“一种梦幻般的、迷人的方式”，它们脱离编队，俯冲下来。有人说道：“天哪！它们是朝我们飞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个方向跑去。有些人试图展开识别性的彩色布条，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带着这些布条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里，躺在墙的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躲避。但许多人还是太晚了。台风战斗机一架又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出导弹，或投掷下杀伤性炸弹。战俘们叫嚷着：“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有8架飞机各自进行攻击，第九架，也许意识到了错误，停了下来。几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了，还有几十个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因为这次受伤而死去。

当迪恩斯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大屠杀而绝望得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有些尸体被打得尽是窟窿，无法辨认———“只是成块的尸体，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回忆说。

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特曼上校的临时司令部。这一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节。“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写一个通行证，它将直接把我带到英国人的营地。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发生。”

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迪恩斯。“迪恩斯先生，”他说道，“我不能这样做。”

迪恩斯凝视着他。“我们不知道谁将追上我们这群人，”他提醒说，“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苏联人。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谁将解放我们。但你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径直看着那个德国人。“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多大的前途。”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他最后说出的话为对方所领会。然后，他轻声说， “上校，写通行证吧。”

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在德国国防军的信笺上写了一个便条，它将能使迪恩斯穿过敌方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怎样穿过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起码这将能使你到达他们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带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和我一起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同意。”他替古姆巴赫也写了一个通行证。“而且需要一辆不会散架的自行车，”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说他也会对此作出安排。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还有最后的话要说。“我将和查理一起回来，把我的人带出去，我向你许诺。”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你，上校。”上校也行了军礼。“谢谢你，迪恩斯先生。”他说道。

那天晚上，在德国下士查理·古姆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营地的长途跋涉。

黄昏的时候，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的时候，科涅夫焦虑地注视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不要为你的两翼担心，巴威尔·谢米诺维奇，”他对近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里巴尔克将军说，“不要为脱离开步兵担心。继续前进。”若干年以后，科涅夫评论说：“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的坦克指挥官们一定在想：‘你是在把我们扔进这个仅容一个人进出的出入孔里，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的情况下前进———难道德国人不会切断我们的通讯，从后面打击我们吗？’”这位高个子的科涅夫，用他的双手拍着他的元帅肩章，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会在场的。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大举猛攻的中央和你们一起前进。”里巴尔克和近卫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司令D·D·列吕尤申克将军作出了卓越的反应。在一种堪与美军第二和第五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相媲美的冲刺中，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里巴尔克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里巴尔克一路作战，狂奔了38英里，列吕尤申克的坦克猛冲了28英里。现在，里巴尔克喜气洋洋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正在措森的郊区作战。”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些分队现在离柏林只有25英里远了。

在措森，警报已经鸣响了。现在看来，苏军将会在24个小时之内到达，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部下达了迁移的命令。关键性的军官们已经离开，前往在波茨坦附近一个新的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装进了巴士和卡车。当包装和装货进行的时候，人们焦虑地走来走去，急于动身。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工作，担任助理参谋长，他说，在那个时刻，“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富有报偿性的目标”。就在天黑以前，护送车队出发了，前往巴伐利亚。德特莱夫森驱车前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晚间会议，途中他高兴地看到，一群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飞过，前往南方。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德国空军的一名军官告诉希特勒：“对向措森推进的苏军坦克进行了成功的攻击，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则是更为成功：所谓的“苏军坦克”，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巴士和卡车的车队，德国人是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拼命射击。

4月20日的午夜，海因里齐神色严肃地审视着他的地图，试图分析一下形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成了现实：他现在指挥的，不仅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而且还有柏林。在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给雷曼打了电话，告诉他，城市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也是不设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撤走，给防线配备兵员去了。这一切海因里齐都知道，事实上，他现在告诉雷曼，把剩余的地方军也派出来。“雷曼，”海因里齐精神不振地说道，“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试图做什么吗？我试图确保战斗在城市的外面发生，而不是在里面。”

海因里齐知道，在当前的状况下，柏林是保卫不住的，他无意让他的军队退却到城内。在城内，坦克将不能巧妙地移动；由于有大楼，火炮也不能使用：火炮将没有炮火区域。除此之外，如果尝试在城内作战，将会对平民的生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海因里齐希望，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避免从街区到街区、从街道到街道的战斗。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瑟的军队，他确信，如果不迅速撤退的话，布瑟的部队就会被包围。在上午前往前线之前，他已经给他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布瑟的部队不立即撤退，我就不能承担责任或者负责这个局势———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然后他驱车前往前线各处。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马路上全都是难民的车辆，其中还经常有军车”。他第一次偶然碰见明显地是在撤退的部队，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他注意到，“我见到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他得到了命令，要从后方获得军火、燃料或者某种别的东西”。他惊骇了，于是旋即采取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在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他们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施塔尔附近重新编队”。他让他们停了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个地区的运河交叉点，他发现“党卫军第四警察师正在下船。他们年轻，刚刚组织起来，但只有部分武器。他们被告知，他们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边，他发现马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齐下了车，命令那些军士带他们的部下回去。“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兹镇，他看见“年轻一些的军官们很懒散，只是四下张望。得给他们有力的命令，命令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败的部队抓住”。在那里和特朗普之间的森林里面，“满是成群的士兵，他们不是在休息，就是在撤退。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个坦克侦察小队在其停泊下来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再次攻占这个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海因里齐后来回忆道，在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谁也不能告诉我，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前线”。但到午夜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发布了新的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配备不足，武器配备不足，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海因里齐知道，前线是不可能长久坚守的。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在对罗科索夫斯基的防御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冯·曼陀菲尔不得不撤退，那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在中午12点30分的时候，他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他告诉他，形势正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他尤其谈到了第五十六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军发动了反攻，但也正在被逼得越来越后退”。他说道，那里的形势“紧张得几乎就要爆炸了”。在那一天的时间里，他曾两次亲自对克雷布斯谈到第九集团军迅速恶化的形势，每一次克雷布斯都再次把元首的决定传达给他：“布瑟应在奥得河上坚守。”现在，海因里齐又要再次为布瑟而战斗了。

海因里齐现在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是一如既往，拒绝让第九集团军自由移动。现在我要求它———在不是太晚之前———自由移动。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没有道理的悲观而对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你就会知道，我并不是轻易就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九集团军，使它免于毁灭，现在采取行动绝对必要。”

“我已经接到了命令，”他说道，“即第九集团军必须在其当前的阵地上坚守前线，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撤出，来填补在第九集团军和在南翼的绍尔讷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这个命令是无法实施的。这个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要求批准我撤出第九集团军的要求。正是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齐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这个命令危及你的幸福，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实施，因而我要求你解除我的指挥，把它交给别的人。然后我就能作为一名人民冲锋队员履行我的责任，与敌人战斗。’”海因里齐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声明，他宁可在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能造成对生命的无谓牺牲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问道。海因里齐的回答是简短的。“我要求这样做，”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我的作战部官员是我的证人。”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九集团军要坚守其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试图填补与在南翼的绍尔讷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组成一个持续的前线”。海因里齐于是知道，第九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失去了。

在元首地堡，希特勒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结束了。在会议期间，希特勒责备了第四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在科涅夫攻势的第一天就被粉碎了———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问题责备了它。他指控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莱夫森将军震惊地问道，“你真的认为那支部队叛国了吗？”希特勒看着德特莱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好像只有傻瓜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然后他说道：“我们在东线的一切失败都能追溯到叛国———只能追溯到叛国。”

当德特莱夫森就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冯·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的代表瓦尔特·休厄尔进来了，带着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你有没有给我的命令？”停顿了一下，休厄尔接着说道：“如果我们仍然想在外交的层次上取得什么进展的话，现在就正是时候。”按照德特莱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与政治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只是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慢慢地走”，德特莱夫森回忆说，“步态疲倦而又萎靡不振”。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休厄尔说道：“当我死了的时候，你就得忙于大量的政治。”休厄尔追问不舍。“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说道。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休厄尔更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是差5秒12点。”希特勒似乎并没有听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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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相像，既不像是落地的炸弹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是防空炮火发出的砰砰炮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现在感到困惑，于是认真听起来：那是一种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低沉的哀号声，但现在又迅速升高，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刺耳尖鸣。片刻之间购物者们似乎被迷住了，然后突然，排成了行的人们散开了，四下逃跑。但是太晚了！大炮的炮弹，第一批到达城市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一块块的尸体飞溅在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人和女人躺在街道上，痛苦地尖叫着，扭动着身体。时间正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30。柏林变成了前线。

炮弹现在开始打击每一个地方，火舌从城市中央的各个地方的房顶上跳了出来。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倒塌了，汽车被炸得翻了身，燃烧起来。勃兰登堡门被击中，一块飞檐坠落在街道上。炮弹从下椴树街[20]的一端冲向另外一端，王宫本来已经毁坏了，现在又再次燃烧。帝国国会大厦也是如此，曾经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倒坍了，大块的金属像阵雨一样落下来。人们疯狂地在选帝侯大街上奔跑着，把公文包和包装盒扔掉，发狂似的从一个门口快速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的动物园的一端，一个马厩的乘骑马被直接击中，马匹的嘶鸣声与男人和女人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刹那之间马匹从这个地狱中乱窜了出来，在选帝侯大街上飞奔，马鬃和马尾冒着火焰。

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轰击着城市，又系统又有条理。瑞士报纸《联邦报》（DerBund）的记者马克斯·施奈泽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他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5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开始落下。从他站着的地方，这位报社从业人员能够看见，火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接冲向天空。“由于烟雾与太阳光线弥漫在一起，”他后来写道，“因而看上去就好像是云彩本身着火了一般。”

炮击在城市的别的地方也同样强烈。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她的母亲以及妹妹感到，她们的大楼在颤动，这两个姑娘趴倒在地板上，她们的母亲紧靠着门柱，尖叫道：“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新克尔恩区，多拉·扬森注视着她的丈夫沿着车行道走向他的汽车，她丈夫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的时候，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炸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她的丈夫仍然站在车的旁边，他的头高昂着，但他的脸却因为痛苦而扭曲。当扬森太太朝少校跑去的时候，她看到，“他的一条裤腿浸满了血，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流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当她注视着他被担架抬走的时候，她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她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她不能不想到：“他尽管受伤，可又站得多么笔直啊。一位真正的军官！”

不远处有另外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得这么近。格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希特勒式的军礼向他的家人打招呼，现在他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的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她却认为，卡尔穿着他的盛装制服显得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那些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是戴着图章戒指，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一个字。

但是格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转变。中午他从位于滕珀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既往用“嗨尔！希特勒”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他的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格特哈德坚持这样：“我听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带着喷火器进入地下室，大多数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这样你就能第一个被杀死。你不必坐着等到轮到你。”然后，他没有再说别的话，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然后走出了公寓套房。

格达麻木地按照嘱咐去做了。她远远地坐在别人的前头，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当轰炸在头顶上猛烈进行的时候，她一直在祈祷。自从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把格特哈德包括在她的祈祷辞之中。下午，在她丈夫通常回家的时候，格达不顾他的命令，冒险上了楼。她又颤抖又恐惧，等了片刻，但格特哈德并没有回来。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由飞机进行的轰炸刚刚结束，炮兵的炮击就开始了。西方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次战争中的第363次空袭，是在上午9：25进行的，由美军第八航空队进行。在4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是在猛烈轰炸“大B”，美国飞行员把柏林称为“大B”。[21]柏林人向那些轰炸机挥动着拳头，他们为亲友的死亡和家的毁灭而感到悲伤。然而他们的愤怒，就像那些炸弹本身一样，并非特指某一个人，针对的是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而炮兵的炮击则不同，它来自站在他们门外的敌人，那敌人很快就会面对他们。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柏林人已经学会了与轰炸一起生活，并能以几乎像时钟一样的规律性，预期何时会有空袭。大多数人能够根据一颗炸弹的呼啸声说出炸弹落地的大体位置，许多人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结果他们都懒得寻找躲避处了。炮兵的炮火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危险，炮弹是突然落地，而且是意外落地，那种锋利的、像长柄大镰刀似的炮弹碎片朝每一个方向飞去，切割，往往从原先爆炸的地方打击到数码之外的地方。

新闻记者汉斯·武勒－瓦尔贝格在穿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正值炮弹在广场里爆炸，他看见到处都是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被空气压力的冲击波杀死的，那冲击波“把他们的肺震裂了”。当他躲避爆炸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敌忾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轰炸机，而“现在则是没有时间顾及死者和伤者，每一个人都在忙于试图保全他们自己了”。

这残忍的炮击毫无模式可言，它既无目标又持续不断，每一天它都似乎愈加强烈。很快，喧闹声中又增加了迫击炮的炮声，以及发射火箭的喀秋莎的刺耳怒吼声。大多数人的大量时间都是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高射炮塔的地堡以及地铁车站里，他们失去了一切时间感。日子在围绕着它们的恐惧、混乱和死亡当中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记着严谨日记的柏林人，突然让他们的日记日期混淆起来了。许多人写道，在4月21日或者22日，苏联人已经来到了城市的中心，而实际上苏军当时还在郊区作战。他们因为感到罪孽深重，也就往往愈加惧怕苏联人，起码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知道德国部队在苏联国土上的所有行径，知道第三帝国在集中营里所犯下的可怕而又秘密的暴行。随着苏联人越来越近，柏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噩梦般的恐惧，自从迦太基[22]被夷为平地以来，任何一座城市都还没有体验到那种恐惧。

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附近一个巨大的地堡里躲避。埃里希1943年在苏联前线失去了左腿，只能靠T字形拐杖的支撑走路，他迅速认出，那炮火的声音是什么，于是把他的妻子匆匆带到地堡。埃尔夫丽德已经把他们的东西装进两个手提箱里，以及另外两个大的袋子里，在她本人的衣服上面，她放上了埃里希的一条旧军裤，最上面是她的毛大衣和皮大衣。由于她的丈夫需要用两只手抓住拐杖，所以她把一个袋子捆在他的背上，另外一个袋子捆在胸前，其中一个袋子装的是食品：一些硬皮面包，几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在一个手提箱里，埃尔夫丽德放了一大罐子黄油。

等他们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的地堡已经人满为患了，埃尔夫丽德最终在一个楼梯平台上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悬挂在他们的头上。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人们挤在地板的每一英寸的地方上，挤在大楼的每一个阶梯上。地堡内的状况是难以置信的，上面的一层是留给伤者的，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尖声喊叫。厕所不能用，因为没有水，因而到处都是粪便。那种恶臭一开始是令人作呕的，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埃尔夫丽德和埃里希不再注意它了。他们以一种完全漠然的状态度过了几个小时，几乎不说话，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事情闯入了他们的思想深处：孩子们持续的尖叫声。许多父母已经用完了食品和牛奶的供应，埃尔夫丽德看到，“有三个小婴儿被从上面一层抱了下来，他们都因为食品缺乏而死去了”。在埃尔夫丽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妇女，她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在他们待在地堡里的某一个时刻，埃尔夫丽德注意到，婴儿不再在年轻母亲的怀里了，他躺在埃尔夫丽德旁边的水泥地上，死去了。那位母亲似乎在发呆，埃尔夫丽德也在发呆，她记得，“我直接看到孩子死了，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

在波茨坦大街，旅游局大楼正在遭受炮击。在那个有44个房间的地下掩蔽所里，有两千多人，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是这个掩蔽所的负责人，她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两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刚刚搬了进来，玛加蕾特被告知，那是因为“苏联人来得更近了”。玛加蕾特受尽折磨，几乎精疲力竭，她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而谢天谢地，一个亲密的朋友主动提出来，要给她带来一些食品。现在，当她在掩蔽所处走来走去的时候，44名受了伤的平民被从街上带了下来，玛加蕾特匆匆过来帮助处理伤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不治而亡———当玛加蕾特静静地坐在那位给她带食品的妇女的尸体旁边时，她“嫉妒她的平静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码她已经不必像我们那样，走那条基督走向受难处的所经之路（viadolorosa）了”。

在战斗的过程中，当大多数人待在地下的时候，药剂师汉斯·米德，作为夏洛滕堡区俾斯麦街61号的防空掩蔽所的空袭警报哨，却仍然在他的巡逻路线上巡逻。当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的时候，他悲愁地看着在掩蔽所对面大楼墙上的一个标语牌。标语牌上印着巨大的字：黎明前的时光最黑暗。

对鲁道夫·胡克尔医生来说，黎明并不遥远，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妮玛丽亚深深担忧。她认为，他正在走向精神失常。早些时候，他曾给她看了一个氰化物胶囊，他又在上面加上了乙酸，从而改善了其致命的效能，他当时告诉她，如果柏林的形势恶化，他们就自杀。从那以后，胡克尔太太就看到，“战争的强度，战争的毫无意义，以及我丈夫对希特勒的狂怒，全都打败了他”。现在胡克尔医生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听了几个小时的炮弹的嘶鸣声之后，医生突然站起身来，跑到敞开的窗户前，扯着嗓门叫喊道：“必须把那个家伙（指希特勒）杀死！”

希特勒的手指戳着地图。“施泰讷！施泰讷！施泰讷！”他喊道。元首已经找到答案了。他喊道，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和他的部队，应该立即从他们在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侧面的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阵地上，发起进攻，然后他们要南下，切断苏联人向柏林的大举猛攻。施泰讷的进攻，将会补上在布瑟第九集团军北翼崩溃的时候被打开的那个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图上，那似乎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行动。朱可夫的大举猛攻现在就像一个箭头，它的基础是奥得河，它的尖端直接指向柏林。在朱可夫的北翼是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施泰讷集团军群”。希特勒再次充满信心了，施泰讷的进攻，将会再次建立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之间的联系。

在元首的方案中，只有一件事情是错误的：事实上施泰讷手上没有人。早些时候，海因里齐已经决定，把被苏联人赶到北方的第九集团军的部队置于施泰讷的指挥之下。不幸的是，由于前线的广泛混乱以及时间的缺乏，因而不可能聚集起足够的兵力，以便让施泰讷集团军群运转起来。实际上施泰讷集团军群并不存在。不过那个名字一直叫到现在，因而在希特勒的地图上的那面小旗也就一直待在那里。

现在希特勒给施泰讷打了电话。“我记得，”施泰讷说道，“电话是在上午8点半到9点之间打来的。希特勒的原话是：‘施泰讷，你是不是知道帝国元帅［指戈林］在卡林城堡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支军队要立即解散，派他们去参加战斗。’我正要努力搞清这话应该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道，‘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一直到斯特琴和汉堡，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要被派到我所命令要发起的这个进攻之中。’我争论说，我所掌握的部队没有经验，我又问道，进攻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发动，这时元首并没有给我答复。他干脆把电话挂上了。我要在何地、何时或者用什么进攻，我一无所知。”

施泰讷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说明了他的形势，并且告诉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他没有部队。“然后我记得，希特勒插话了。当时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说明我的部队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我们没有重武器。这时希特勒给我上了长时间的一课，最后说的话是：‘你将会看到，施泰讷。你将会看到。苏联人将在柏林的大门面前遭受他们最大的失败。’我告诉他，我认为柏林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之后不久，施泰讷便收到了发动进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后一段是：

退却到西方是明确禁止的。凡是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命令的军官，都要立即逮捕并枪毙。

你，施泰讷，要用你的生命来负起实施这个命令的责任。帝国首都的命运依赖于你的任务的成功完成。

阿道夫·希特勒

在与施泰讷交谈之后，希特勒又给空军参谋长科勒尔将军打了电话。“在北方地区可用的一切空军人员，都要由施泰讷来处理，要带到他那里，”希特勒说道，他的嗓音升高了，“凡是把人员留下来的指挥官，都将在5小时之内丧失他的生命。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他们。”然后他尖叫道，“你，你本人，将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保证，每一个人都绝对被使用了。”

科勒尔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施泰讷集团军群，他给在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德特莱夫森打电话，问道：“施泰讷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部队应该派到什么地方？”德特莱夫森不知道，不过许诺会尽快搞清楚。

在这个发狂的整个阶段，有一个人，也就是海因里齐，他对这个方案一无所知。当他终于听说的时候，便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施泰讷并不具有发动这样进攻的力量，”海因里齐愤怒地说道，“我拒绝接受这个命令。我坚决主张第九集团军应该撤退。否则的话，克雷布斯，这支唯一仍然在适当位置上保卫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队就会失去。现在，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最后的要求得不到批准，那么我就必须要求解除我的职务。”海因里齐提出，他能不能约个时间与希特勒见面，讨论一下形势？克雷布斯直截了当地否决了这个主意。“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元首过于劳累了。”

为了记录在案，海因里齐在他的个人战争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交谈的后果：“我向最高级的军官们呼吁，要记住他们对部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呼吁被这样的话拒绝了———‘那个责任是由元首承担的’。”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海因里齐知道，它只能再维持几天。他的事业，也似乎就要终了，这位将军完全明白，有关怎样进行他正在失败的战斗，他所表现出来的倔强顽固，被克雷布斯看作是最糟糕的失败主义。现在，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4月21日的晚间，海因里齐接到命令，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埃贝哈德·金茨尔将军要被换掉，接管他工作的人是蒂洛·冯·特罗塔少将，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门徒之一。海因里齐认为，克雷布斯是故意把冯·特罗塔放在这个职位上，以便试图影响他的决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知道这位冯·特罗塔，”海因里齐告诉艾斯曼上校。“或许他是聪明的，但他粉饰事实；他有一种华而不实的乐观主义。他的脚，”这位将军刻薄地评论说，“是站在空气里。”海因里齐决定，当冯·特罗塔到达的时候完全孤立他，而只与艾斯曼打交道。这是对希特勒的一个爱徒采用的一个危险做法，但海因里齐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在22日的黎明前，又一个宣告来到了海因里齐那里。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打来了电话：“我被人取代了。”他告诉海因里齐。随着雷曼的解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打闹剧的某些性质。他的继任者又是一位高级纳粹官员，一位姓凯特的上校，此人默默无闻，结果他的名字一直未为史书所记载。凯特立即被提拔为少将，跳过了中间的准将这一个级别，那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兴高采烈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到傍晚的时候，凯特又成了一名上校，被解除了这个职务：希特勒决定，暂时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那个未来命运要与城市的最后几天结合最紧密的人，正在使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卡尔·魏德林将军与任何一个司令部都完全失去了联系，包括与他的顶头上司布瑟将军的联系。魏德林的第五十六装甲军遭受了重创，并且经常被卡图科夫将军的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包围，这使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失去了一切接触。谣言满天飞，说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没有随时予以批驳。希特勒已经听说这些故事了，布瑟也听说了。在为了获得消息而等了将近24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和布瑟都下达了命令，立即逮捕并处决魏德林。

当硝烟在贝尔瑙的郊区消散的时候，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看到，第一批俘虏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走了出来。这里的战斗是残忍的。崔可夫的部队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才在这个防区里挺进了5英里，这个防区在柏林东北方向14英里处。现在，这个镇子的一些房子在燃烧，坦克仍然在强行通过，朝西南方向进发，前往柏林的潘科区和韦森塞区。戈尔波夫坐在他刚刚没收的摩托车上，注视着那些俘虏。他想，他们是一群样子可怜的人———“面色苍白，浑身尘土，身体由于疲惫而萎靡不振”。戈尔波夫向四下张望，人的作品和大自然的作品之间的差异感染了他。果树开始开花了。“那些花就像白色的雪球，在郊区，每一个小小的花园都有花，而巨大的黑色战争机器，那些坦克，正在爬行着穿过花园———这是怎样的对照啊！”

戈尔波夫从他紧身短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份折叠起来的《红星报》，仔细地撕下一小片纸，在上面倒上一些烟草，卷成一支烟。每一个人都用《红星报》卷烟，它比《真理报》或者《消息报》薄，似乎燃烧起来也要好一些。正当他点烟的时候，他看见那位德国少校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

“别碰我的妻子！”那人用波兰语喊道，“别碰我的妻子！”当那个两眼发直的军官摇晃着向他走来的时候，戈尔波夫注视着，困惑了。当那个德国人来得更近的时候，戈尔波夫下了摩托车，走向他。鲜血正在从那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

那个德国人举起布满血痕的双臂，戈尔波夫看到，他割了手腕，“我就要死了，”那个人喘着气说，“我自杀了。看！”他把流血的双手伸向戈尔波夫。“现在！你能不碰我的妻子吗？”

戈尔波夫盯着他。“你这个愚蠢的傻瓜，”他说道，“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才不会打扰你的妻子呢。”他大声叫卫生员来，然后抓住那人的手腕，止住血的流出，一直到急救人员到达。当卫生员把那位少校带走的时候，戈尔波夫想，无论如何都可能太晚了。“别碰我的妻子！别碰我的妻子！”那个德国人不停地叫道。戈尔波夫把背靠在摩托车上，再次点燃烟卷。他想，戈培尔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是怪物吗？

当他长期等待着要看到的解放者们经过的时候，布鲁诺·扎尔茨基满脸泪痕，站在街道上。他是在柏林东边12英里处诺因哈根－霍佩加滕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此刻他喜气洋洋，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一直知道的事情：戈培尔有关苏联人的宣传，是用最邪恶的谎言捏造出来的。苏军部队，装备齐全而又高效率，已经进入了诺因哈根并迅速通过，朝西，前往柏林的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在这个镇子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战斗，当地的大多数纳粹分子已于4月15日离开了。当时布鲁诺就告诉镇长奥托·施奈德：“当我看见第一批苏联人的时候，我就要打着白旗去迎接他们。战斗是没有用处的。”镇长同意了。只有一个人进行了战斗：那位狂热的赫尔曼·舒斯特，他是纳粹党社会福利部的负责人。他在他的家里筑起工事固守，向最先到的巡逻队开火。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苏联人用手榴弹高效率地消灭了舒斯特和他的家。布鲁诺和他的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烧了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袖章，打着一面白旗迎接了苏联人。布鲁诺比他记得的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把他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苏联装甲兵，并且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反法西斯者，始终是反法西斯者”。对于布鲁诺来说，朱可夫士兵的到来带来了他几个星期以前就预期到的那种神奇的疗效：他的溃疡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恶心也不疼痛。

这个疗效结果是短命的。有关这个镇子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布鲁诺有一个详尽的计划，他在几个星期以后满怀信心地提交给了征服者，但计划被拒绝了。一位苏联军官听他说完，然后用一个字作出了回答：“不。”在那一天———在布鲁诺·扎尔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达的三个星期之后———那种他始终称之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

在勒尔特街监狱，被判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尼下士不知道，他的运气还能维持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得到确认，不过这个确认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来生活的，在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第二天审理他的案子。他知道裁定将会是什么，知道他大概会被立即处决。但第二天上午，当他被押送到位于普罗策塞的法院大楼的时候，大楼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

尽管苏联人的突然轰炸救了他，但这个缓刑也只是暂时的。科斯尼现在被告知，对他的审讯将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进行。苏联人是赫伯特最后的希望，如果在那个日期之前他们没有来到监狱，他就一定会死去。

由于炮击，囚犯们被转移到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卫们突然变得友好了。有谣传说，有一些囚犯已经被释放了，其余的也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允许离开。赫伯特确信，他将被扣留，不过他希望，他的兄弟库尔特能够出去。

库尔特也注意到这些谣传，不过他还知道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会[23]的某些成员———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们在监狱里做各种各样的零星粗活———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依次读了出来，这些人被给予了释放条子，那些条子将允许他们离开监狱。库尔特注意到，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似乎并不急于离开，那人坐在地下室里的一张桌子旁，仔细地把他马口铁盘子上的最后一点点食物吃光。“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起离开呢？”库尔特问道。那人的解释是简单的。“我的家在莱茵兰，在西方盟军营地的后面，”他说道，“到那里去是没有可能的。我只是打算留在原处，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全部结束。”

库尔特看着那人的释放条，如果那位见证者不打算使用它，他知道某个人能够使用。当那个囚犯继续吃的时候，库尔特让他继续和他交谈，同时靠近那张意味着自由的黄色的纸。在又经过几分钟的亲切交谈之后，库尔特设法把那张纸塞进口袋里，他没有被发现，走开了。

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个珍贵的释放命令交给了他。令他吃惊的是，赫伯特拒绝接受。赫伯特说，由于他被判了死罪，无论怎样盖世太保都会抓住他的。库尔特只是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关进监狱，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赫伯特告诉他兄弟。“你走吧。”然后他又佯装热情地补充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大概今天都能出去。所以你不妨先走。”

过了一小会儿，库尔特·科斯尼肩膀上扛着铺盖，走进一楼的警卫室，排在那一行正在被处理放行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里面。有一位警卫，一位名叫巴特的党卫军军士，他认识库尔特，径直看着他。在一个可怕的时刻，库尔特以为他会被一把抓住，拖回到地下室里，可是巴特却转过了身去。桌子后面的人说道：“下一个。”库尔特呈上他的条子。5分钟以后，库尔特·科斯尼手里拿着正式盖上印的释放证，站在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他成了自由的人。街道正被炮火横扫，“空气中充满着炮弹碎片”，但库尔特·科斯尼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感到“幸福得发狂———好像我喝了二十来杯白兰地似的”。

苏联人在措森。里巴尔克将军第三近卫军的坦克手们，把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完好无损地攻占下来，同时还俘获了少数几个工程师、士兵和技术员。别的人已经离开了。

里巴尔克的疲倦、满脸污垢的坦克手们，面对着巨大的地下房间里灿烂的灯光，惊讶地眨着眼睛。当他们漫步在走廊、生活区和办公室里的时候，一个迅速的集体大逃亡的证据随处可见。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是一位隶属于科涅夫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他看到，地板上到处都乱丢着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件浴袍，不远处有一个皮箱子，里面是家庭照片。

第500电话交换机，那个巨大的电话综合设备，没有受到损坏便被夺取了。人们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在控制台上忽隐忽现的灯光，现在它们全都没有人来操纵了。大的标牌立在电话的配电盘上，用非常简单的俄语写着警告：“士兵们！不要损坏这个设备。它将对苏军具有价值。”波里沃伊和别的军官猜测，那些逃跑的德国工人“立起这些标牌，为的是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

那些在这个指挥中心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汉斯·贝尔托，他是这个复杂的电器系统的主任工程师，现在他带着苏联人参观第500电话交换机。贝尔托通过苏联女译员解释说，有一位接线员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之前。当钢丝录音机播放他最后的交谈时，苏联人站在这个洁净整齐的大房间里听着。措森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几分钟里，电话仍然继续从这个迅速缩小的帝国的各个地方打来，那些电话都被录了下来。

“我有一个给奥斯陆的紧急信息。”一个嗓音用德语说道。

“对不起，”措森的接线员说道，“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传输。我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人。”

“我的上帝啊，出了什么事？”

另外一个嗓音：“注意，注意。我有一个紧急信息……”

“我们并不接受任何信息。”

“能与布拉格联系吗？他们在柏林感觉怎样？”

“伊万马上就到门口了。我现在关机了。”

措森陷落了。除了这个短暂的检查，科涅夫的军队在那里几乎都没有停留。坦克部队的一个触角正在朝波茨坦进发，另外一个触角已经越过了努特运河，到达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区南边的利希滕拉德。另外的坦克手朝泰尔托推进，现在正在冲破泰尔托运河南边的防御工事。运河的彼岸就是策伦多夫区和施特格利茨区。

到4月22日傍晚，科涅夫的军队已经冲破了柏林南边的防御工事，进入了柏林，比朱可夫提前了一整天还多。

在元首地堡里，例行的军事会议在下午3点开始。在第三帝国12年的历史中，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通常的乐观主义的不断流露不见了。奥得河前线几乎垮掉。第九集团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第九集团军最强大的作战部队，也就是第五十六装甲军，暂时丢失了，无法找到[24]。施泰讷无力发起进攻。柏林几乎被围困了。指挥官们几乎是按小时被替换。帝国正处在临死时的痛苦之中，而带来这一切的那个人，现在也放弃了。

希特勒的宣告，在一种滔滔不绝的疯狂而又失控的辱骂中达到了高潮，他痛斥他的将军、他的顾问、他的军队，以及他带到灾难中的德国人民。希特勒语无伦次地说，结局已经来临，一切都崩溃了，他再也不能继续了，他决定待在柏林，他打算亲自接管城市的防御———而到最后的时刻，他打算自杀。克雷布斯将军和德国空军的代表埃克哈特·克里斯蒂安将军都惊恐万状。在他们两人看来，希特勒似乎完全崩溃了。只有约德尔一个人保持冷静，因为在48小时以前，希特勒已经把这一切全都告诉这位作战局局长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试图说服这位几乎精神错乱的元首，并非完全输掉了。他们说，他必须继续主管帝国，而且他也必须离开柏林，因为再也不可能从首都来控制局势了。这位曾经使他们的世界保持团结的人，现在不讲情面地拒绝了他们。希特勒说，他要待在柏林，别的人愿意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每一个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为了强调他说话算数，希特勒声明，他打算公开宣告他待在柏林。他当场口述了一个声明，要立即广播出去。别的人设法说服他，不要立即把声明发出。这个宣告在明天之前是不可发出的。与此同时，在地堡里的军官和副官们呼吁他们在城外的同事们，再给元首带来一些压力。希姆莱、邓尼茨甚至还有戈林，都打来电话，像他们的同道一样，乞求他改变主意。希特勒就是不听劝。

约德尔被叫走了，去接电话。当他离开的时候，凯特尔试图劝告希特勒，于是要求与他私下交谈一下。会议室里的人走开了。凯特尔告诉希特勒，有两个举措仍然是可行的：一是“在柏林变成战场之前提出投降”，一是安排“希特勒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立即开始谈判”。按照凯特尔的说法，希特勒“不让我再说下去。他打断我，说道：‘我已经作了这个决定。我将不离开柏林。我将保卫城市直到最后。不是我赢得这场保卫帝国首都的战斗，就是我作为帝国的象征而倒下。’”

凯特尔认为，这个决定是发疯。“我必须坚持，”他告诉希特勒，“你今天晚上就应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拒绝再听下去。他把约德尔叫了回来，在与这两位军官进行的私下会议中，他“给我们下达了他的命令，要我们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林一起接管政权”。[25]

“在7年的时间里，”凯特尔抗议道，“我从未拒绝执行你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我将不执行。你不能把国防军弃之不顾。”希特勒回答说：“我要待在这里。这是当然的。”接着约德尔提议，可以让温克的军队从其在易北河的阵地开往柏林[26]。凯特尔宣告，他将立即赶往西部前线，去见温克将军，“免除他以前的一切指挥权，命令他赶往柏林，与第九集团军会合”。

希特勒终于听到了一个他能够赞同的建议。在凯特尔看来，这个建议“在这个绝对可怕的局面中给希特勒带来了某种解脱”。之后不久，凯特尔便动身前往温克的司令部。

某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军官，比如德国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他们对元首崩溃的消息大为吃惊，因而拒绝相信他们自己的代表对那个场面的报道。科勒尔匆匆赶到约德尔在克拉姆普尼茨的最新司令部，克拉姆普尼茨在波茨坦东北5英里处，在那里，科勒尔得到了一个一字不差的报道。“你听到的是正确的。”约德尔告诉科勒尔。他还告诉这位德国空军参谋长，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打算在最后的时刻自杀。“希特勒说，他由于身体原因而不能参加战斗，他之所以不参加战斗，是因为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比如在他只是受伤的时候。我们全都试图劝他不要这样。希特勒说，”约德尔继续说道，“他再也不能继续了，现在就靠帝国元帅了。有人说，部队不会替戈林战斗，元首回答说：‘你是什么意思，战斗吗？不会有多少战斗，当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约德尔补充道：“希特勒说，部队不再战斗了，在柏林的坦克路障已经敞开了，柏林不再受到保卫了。”

在元首地堡里，现在已经清楚，希特勒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算数的。他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挑选文件和书信，然后带到院子里烧掉。然后他派人叫戈培尔、戈培尔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来。他们要和他一起待在地堡里，一直到最后。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博士知道有一段时间了。“戈培尔感到，万一崩溃的时候，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阵亡或者自杀”。这位帝国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这样认为。当瑙曼得知戈培尔一家就要搬进总理官署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将在那里一起死去”。

戈培尔对“叛国者和卑劣家伙”的鄙视，几乎与希特勒相等。在元首情绪爆发的前一天，戈培尔把他的宣传部的人召集在一起，说道：“德国人民失败了。在东边，他们在逃跑，在西边，他们正举着白旗迎接敌人。德国人民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命运。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我的同事。你们为什么和我一起工作呢？现在你们的小小的喉咙就要被割开了！不过请相信我的话，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地将颤抖。”

按照希特勒的标准，唯一一种忠诚的德国人，就是那些现在计划自杀并把自己埋葬在自己坟墓里面的人。就在这个晚上，成群的党卫军逐家搜查，寻找开小差的人。惩罚是迅速的。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一位刚刚到达柏林的难民、16岁的埃娃·克诺布洛赫，看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国防军列兵的尸体挂在一个路灯柱子上。死者的腿上捆着一张白色的大卡片，上面写道：“叛徒。我抛弃了我的人民。”

在这个决定性的一天，海因里齐从早到晚都在等待他感到一定会来的消息，即希特勒已经允许第九集团军撤退。布瑟的部队几乎被包围了，被切断了与它两翼部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近于被歼灭。然而克雷布斯却继续坚持，让其坚守阵地。他走得甚至更远：他提议，第九集团军的一些兵力应该试图向南打出一条路来，与陆军元帅绍尔讷会合。布瑟本人也使事情复杂化了。海因里齐试图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便撤退，而布瑟却拒绝考虑，除非元首下达特别的命令。

4月22日上午11点，海因里齐警告克雷布斯说，到傍晚的时候第九集团军就将被分裂成几个部分。克雷布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陆军元帅绍尔讷将会向北方大举猛攻，与布瑟会合，从而使局面恢复正常。海因里齐可不会再上当了。“绍尔讷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发起一次进攻，”他告诉克雷布斯，“到那个时候，第九集团军已不复存在。”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形势也变得愈加绝望，海因里齐一再敦促克雷布斯采取措施。“你把我的部队钉牢了，”他发火了，“与此同时你又告诉我，我必须尽我所能以避免元首被包围在柏林的耻辱。我要求解除我的职务你们又不批准，却又违背我的意愿，不让我撤出能够用来保护元首和柏林的兵力。”元首的司令部不仅在布瑟的事情上制造困难，现在又要求冯·曼陀菲尔的第三集团军，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赶回到奥得河的另外一边去———这是一个全然不可能完成的命令，所以当海因里齐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只能喘粗气。

中午12点10分，海因里齐警告克雷布斯：“我确信，这是撤退第九集团军的最后时刻。”两个小时以后，他再次打电话，但克雷布斯已经离开，去开元首的会议了。海因里齐对德特莱夫森将军说道：“我们必须作决定。”下午2点50分，克雷布斯给海因里齐打来电话：元首同意，第九集团军的一些兵力可以撤退到外环的北翼一带，同时放弃法兰克福。海因里齐嗤之以鼻。那是一种不彻底的折中办法，与局势的改善无补。他并没有向克雷布斯指出，那座城市一直是由比勒尔上校稳固地坚守着，比勒尔就是希特勒断定“绝非格奈斯瑙”的那个人。现在比勒尔将会发现，要退出战斗是困难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批准来得太晚了。第九集团军已经被包围了。

两个小时之后，克雷布斯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告知海因里齐，在元首的会议上已经决定，要把温克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从其在西部前线的阵地上转移出来，温克将要向东和向柏林发动一次进攻，以减轻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通知，海因里齐冷冰冰地评论道：“他们将最受欢迎了。”但仍然没有命令让第九集团军完全撤出。尽管他们已经被包围，但海因里齐仍然相信，布瑟的部队仍有足够的力量向西移动。现在克雷布斯谈到的温克的消息———在此之前海因里齐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因里齐后来说道：“这个消息产生了这么一个希望，即第九集团军毕竟仍然能够从其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被拯救出来。”海因里齐给布瑟打了电话。“克雷布斯刚刚告诉我，温克集团军就要转移，前往你的方向。”他说道。他指示布瑟，把他最强大的师撤出来，从苏联人当中突破，朝西进发迎接温克。布瑟抗议说，这将会使他失去大部分兵力。海因里齐已经受够了。“这是给第九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他用强硬的口吻打断了对方的话，“撤出一个师，让它去与温克会合。”争论已经把他累坏了。

在城市环线的各处，一种红色的光辉给夜空染上了颜色。炮火打击得每一个区都坑坑洼洼，而且炮击一刻也不停。但是在勒尔特街监狱的地下室里，一种喜气洋洋的、激动的感觉一直在稳固地上升。在下午期间，有21个人被释放了。后来，剩下的囚犯的一些贵重物品被归还了。按照警卫们的说法，这个行动是得到授权的，是为了加快释放的进程。现在，每一个时刻囚犯们都期待着被释放。有些人认为，在明天清晨以前他们就会到家了。甚至赫伯特·科斯尼现在也感到，他已经战胜了死刑执行人了。

一个警卫走进了地下室，他手里拿着一个名单，迅速开始点名。在念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人们紧张地听着。其中有一个共产党、一个苏联战俘，还有几个科斯尼认出是在1944年密谋行刺希特勒的嫌疑人。那个警卫一口气报出了名字：“……豪斯霍费尔……施莱歇……蒙齐格……佐西诺……科斯尼……默勒……”突然，赫伯特带着涌起的希望意识到，他的名字被点到了。

一共有16名囚犯被挑了出来。清点人数之后，警卫便带着他们进入了保安办公室。当一个又一个人被叫进去的时候，他们在门外等着。当轮到科斯尼的时候，他看到屋子里有6个党卫军，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其中的一个党卫军核对了他的名字，然后把逮捕他时取走的东西给了他。那些东西少得可怜：他的军队工资本、一支铅笔和一个打火机。赫伯特为他的个人财产签了收条，又在一个表上签了字，那个表声明他已经被释放了。一个党卫军告诉他：“唔，你很快就能见到你老婆了。”

回到地下室以后，他们被告知，要他们打点行装。赫伯特·科斯尼几乎难以相信他的运气，他迅速打包，把结婚四周年时妻子送给他的那套好西装仔细地折叠好。打包完毕，他又开始帮助他的狱友豪斯霍费尔。在豪斯霍费尔的财物当中有一些食品，其中有一瓶酒和一块黑面包。豪斯霍费尔无法把那块黑面包放进他的帆布背包里，所以就送给了科斯尼。接下来是长时间的等待。然后，在过了几乎一个半小时之后，这16个人被排成两排，被人带着走上地下室的台阶，过了一扇门，进入一个黑暗的大厅。突然，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使得他们站在完全的黑暗之中。几乎立即，一个手电筒打开了。当赫伯特的眼睛逐渐习惯于这昏暗的光线的时候，他看到，手电筒挂在一位党卫军军官的皮带上。那位党卫军军官是一个中校，他戴着钢盔，握着手枪。“你们要被转移，”他告诉大家，“如果试图逃跑，你们就将被击毙。把你们的东西装在外面的卡车上。我们将前往波茨坦火车站。”

赫伯特的希望被粉碎了。片刻之间他想到要冲进附近的一间小牢房里，他现在确信，苏联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来到这个地区。但就在他考虑要躲藏起来的时候，他也意识到，其他的党卫军端着冲锋枪，正站在屋子的各处。

这些囚犯被驱赶出来，来到勒尔特街，然后朝伤残退役军人街走去。天正下着雨，赫伯特把他的夹克衫的领子拉了上来，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毛巾系得更紧一些，他把毛巾当作围巾用。在街上，这些人半途被叫住了，受到了搜查，刚刚退还他们的个人财产又被带走了。这一队人又再次动身，每一个囚犯的两边都有一个党卫军，党卫军背着冲锋枪，握着手枪。当他们到达伤残退役军人街的时候，一位党卫军军士提议抄近路，穿过那个被炸毁的带有U字形重叠部分的展览厅。他们走过瓦砾，进入那个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中，其水泥柱子框架犹存。突然每一个囚犯都被党卫军警卫揪住了衣领。一群囚犯去了左边，其余的去了右边。他们被直接带到大楼的墙的面前，相隔大约六七英尺站好。这时他们全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些囚犯乞求饶命。在赫伯特旁边的那个人叫了起来：“让我活！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在这个时刻，赫伯特感到，一把手枪的冰冷枪管触到了他的脖子背面。正当军士喊道“开火”的时候，赫伯特把头转了过去。子弹齐射，声音刺耳。赫伯特感到突然受到了猛烈的打击。然后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现在那位中校沿着那排倒下的人走去，在每一个囚犯的头上又补上了一枪。当他来到赫伯特的面前的时候，说道：“这个猪猡已经够受了。”然后他说道，“快，伙计们。我们必须赶快。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赫伯特永远也不知道，他躺在那里有多长的时间。醒来后过了一阵，他非常小心地把手放在脖子和面颊上。血流如注。在枪响的那一刹那，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的命得救了。现在他发现，他无法使用他的右臂，也无法使用他的右腿。他缓慢地爬着，爬过废墟，终于来到伤残退役军人街。然后他站起身来，发现还能行走，他把毛巾在受伤的喉咙处系得更紧一些，然后缓慢地、痛苦地朝夏里特医院[27]走去。他几次倒下。有一次，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叫住了他，他们起初要求看他的身份证件，但见他伤势严重，便放他过去了。

在他行程的某个时刻，他脱掉了鞋，因为“鞋太重了”。在另外一个时刻，他遭遇到猛烈的炮击。究竟走了多长的时间，他永远也无法记得———他始终神志不清———不过最终还是到了他离法兰塞基街有一段距离的家。然后，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赫伯特·科斯尼，这位勒尔特街监狱大屠杀唯一活着的证人，反复地砰砰敲门。他的妻子黑德维希打开了门。站在那里的人她认不出来，他的脸全都是血，上衣前面也全都是血。她吓坏了，说道：“你是谁？”就在倒下之前，科斯尼勉强说道：“我是赫伯特。”[28]

4月23日凌晨1点，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温克将军位于维森堡森林的司令部里，电话响了。德国国防军的这位最年轻的将军仍然穿着制服，在扶手椅上打盹。他的指挥部号称“老地狱”（Alte Holle），在马格德堡东约35英里处，以前是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家。

温克拿起电话。他手下的一位指挥官报告说，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刚刚过了营地，正在前往司令部的路上。温克给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打电话。“有客人要来，”他说道，“是凯特尔。”温克始终打心眼里厌恶希特勒的参谋长，现在他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就是凯特尔。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温克所看到的悲伤、艰难和苦难，比他在战斗中所目睹的还要多。随着德国边界的缩小，他的区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德国人———在马路，在田野，在村庄和森林里，睡在运货马车里、帐篷里、出了毛病的卡车里、火车车厢里，以及空地上。温克已经把他区域里的每一个可住人的房子———家、教堂、甚至村庄的舞厅———都变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他后来说道：“我感觉就像一个来访的牧师。每天我都四处走动，努力尽我所能帮助难民，尤其是儿童和病人。而且我们也一直想知道，美国人什么时候将从他们在易北河对面的桥头阵地上发动进攻。”

他的军队现在每天都为50多万人提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火车来到了在易北河和柏林之间的这个狭窄的地区，再也不能往前行进了，它们所装载的货物，对第十二集团军来说既是一种恩惠，又是一种负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货物，从飞机部件到整车的黄油，在火车上都找得到。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东部前线，冯·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因为缺少燃料而停止了行进；而另一方面，温克则汽油多得几乎用不完。他已经向柏林汇报，说有这些多余物资，但迄今并没有安排谁来领取，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收到他的报告。

现在，等候凯特尔的时候，温克不无忧虑地考虑到，如果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得知他在难民当中所做的社会福利工作的话，将很难赞同。按照凯特尔有关军人道德规范的准则，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温克听见一辆小汽车驶来，他的一个参谋说道：“现在看凯特尔扮演英雄吧。”

凯特尔穿着陆军元帅的全套服饰，甚至还手持元帅节杖，在助手和副官的追随下进入了这个小小的房子。“凯特尔以及他那一群人趾高气扬地走着，好像他们刚刚攻占了巴黎似的，那种傲慢和炫耀”在温克看来是可耻的，“因为每一条马路都讲述了悲惨的故事，而且德国也战败了。”

凯特尔用他的陆军元帅节杖触了一下他的帽子，正式行了军礼。温克立即看到，他的客人尽管一丝不苟，但却既焦虑又激动。凯特尔的助手取出地图，把它们摊开。凯特尔轻轻地叩击着柏林，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必须救元首。”

然后，好像感觉太突兀一般，凯特尔放下那个话题，要求简单介绍一下第十二集团军的形势。温克并没有提到难民，也没有提到第十二集团军在照顾难民上所做的事情，相反，他笼统地谈到了易北河地区。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时候，凯特尔也没有放松下来。温克并没有让他的客人舒服自在。“真相在于，”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感到很是比他优越。既然我们尚未知道，凯特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怎么能告诉我们，结局已经来到了？”

凯特尔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希特勒，”他神情严肃地说道，“已经完全崩溃了。更糟糕的是，他放弃了。由于这个形势，你必须转移你的部队，与布瑟的第九集团军一起向柏林大举猛攻。”当凯特尔描述形势的时候，温克静静地听着。“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了，”他说道，“处在危急关头的正是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温克，“发动进攻并拯救元首是你的责任。”温克突然不相干地想到，这大概是凯特尔一生中最接近前线的时刻了。

很早以前，在与凯特尔打交道的时候，温克就明白了：“如果你提出一个理由，那么两件事情当中的一件就会发生。或者是你听上两个小时言辞激烈的谈话，或者是你失去指挥权。”现在他自动地回答说：“当然，陆军元帅，我们将按照你的命令去做。”

凯特尔点了点头。“你将从贝尔齐希—特鲁恩布里岑防区进攻柏林，”他说道，同时指着在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东北大约12英里处的两个小镇。温克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凯特尔所讨论的计划，是以兵力为基础的———以人员、坦克和师为基础———而这兵力或者是很早就被消灭了，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实际上没有坦克或者自行火炮，由于人员少，温克不可能同时既在易北河坚守防线抵御美国人，又向柏林发动进攻以拯救元首。不管怎么说，要从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柏林，是极其困难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向凯特尔提议，第十二集团军向柏林的大举猛攻，“应该从湖泊的北边，途经瑙恩和施潘道。我想，”温克又补充道，“我可以在大约两天之后发动进攻。”凯特尔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不能等上两天。”

温克再一次没有争论，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迅速表示同意凯特尔的计划。陆军元帅离开司令部的时候，转向温克说道：“我祝你获得完全的胜利。”

当凯特尔的汽车开走以后，温克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现在，”他说道，“我们实际上将这样做。我们将尽可能向柏林大举猛攻，但我们将不会放弃在易北河上的阵地。我们的两个侧翼保留在易北河上，这样，一条逃往西方的渠道就能保持畅通。向柏林大举猛攻，反而被苏联人包围，那毫无意义。我们将努力与第九集团军会合，然后把每一个能够及时到达的士兵和平民带到西方。”

至于希特勒，温克只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不再重要了。”当他在为进攻发布命令的时候，温克想到，在那个晚上的长时间讨论中，凯特尔一次也没有提到柏林人民。

当黎明在马格德堡出现的时候，有3个德国人悄悄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第三十步兵师投降。其中的一位是57岁的库尔特·迪特马尔中将，他是一位德国国防军军官，每天从前线播送最新的公报，在整个帝国以“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嗓子”而闻名。和他一起投降的是他16岁的儿子埃贝哈德和维尔讷·普洛斯克特少校。普洛斯克特少校是参加过D日战斗的老兵，他手下的马格德堡火炮在阻止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渡过易北河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迪特马尔被认为是在所有德军广播员当中最精确的一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盟军监听人员当中，都有大量崇拜者。他被立即带到第三十步兵师司令部进行审问。他提供了一个情报，让情报军官们吃了一惊：他明确地说，希特勒在柏林。对盟军军官们来说，这是富有启迪的新闻，迄今为止，对于元首的下落谁也不清楚[29]。大多数谣传说，他是在国家堡垒里。但迪特马尔对他的说法坚信不疑，他告诉审问他的人，元首不仅在柏林，而且他认为，“希特勒将不是在那里阵亡，就是自杀”。

“告诉我们国家堡垒的情况。”有人敦促他。迪特马尔显得很困惑，他说，有关国家堡垒他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在1月份他从一份瑞士报纸上读到的。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队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麦，在南方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也有一个小股部队的抵抗。不过，”他补充说，“那与其说是有意的抵抗，不如说是环境逼出来的。”审问他的人逼他说出国家堡垒的情况，迪特马尔摇了摇头：“国家堡垒吗？那是一个浪漫的梦想。是个神话。”

而这就是一切———是一种妄想。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布拉德利后来写道：“国家堡垒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几个狂热的纳粹的想象之中。它成长成了一个得到如此夸大的方案，结果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这样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但由于它继续存在，这个传说……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战略思维的方向。”

在一团团的尘土当中，成队的德国坦克在卡尔斯霍斯特隆隆穿行着，卡尔斯霍斯特位于柏林东边的利希滕贝格区郊外。埃莉诺·克吕格尔的犹太人未婚夫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正躲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埃莉诺惊诧地注视着。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要到哪里去？那些坦克不是朝城里行驶，而是向南冲去，前往舍讷韦德，好像是在逃离柏林似的。是不是苏联人就在身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约阿希姆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德国军队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呢？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

埃莉诺并不知道，她所注视的是魏德林将军的第五十六装甲军的吃了败仗、遭到重创的余部，他们正在试图与主力部队恢复联系。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后，魏德林的部下已经以一种最为迂回的方式，与布瑟现在被围困的第九集团军再次建立了联系：他们一来到城市的边缘，便使用公用电话给在柏林的陆军最高指挥部打电话，并随即通过无线电与第九集团军取得了联系。第五十六装甲军立即接到命令，前往首都的南部，冲破苏联人的包围圈，再次与第九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是离城大约15英里处，在柯尼斯武斯特尔豪森和小基尼茨地区。从那里，他们将联手切断科涅夫的军队。

不过首先，魏德林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要做。他现在已经听说，不论是布瑟手下的军官还是希特勒的司令部里的军官都已经被派出，要逮捕他，所根据的指控是他故意从战场上逃跑，搞得他的装甲军群龙无首。他愤怒了，命令他的部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而他则前往城里，要与克雷布斯对质。

几个小时以后，魏德林穿过了柏林，来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从地下室走过，来到所谓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在那里有办公室。他们冷淡地迎接了他。“出了什么事？”魏德林质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严厉地说道，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司令部就一直位于前线，怎么能说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在德伯里茨的奥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五十六军从来也没有到过德伯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慢慢地缓和起来，他们很快便许诺，将“毫不耽误地”向元首澄清事实。

魏德林然后向两人简要介绍了他的形势。他告诉他们，他的军就要向柏林南部发动进攻———接着，“我附带地顺便补充说，在离开以前我收到了一个报告，说在鲁道附近看到了苏联坦克先头部队”。鲁道在城市东南的新克尔恩区边缘处，克雷布斯立即看到了危险。他说道，这样的话，第九集团军给第五十六军下达的命令就得改变，魏德林的军就得待在柏林。然后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都匆匆离开，去见希特勒。

之后不久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见他。前往元首地堡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穿过了魏德林后来所称的一个“地下城”。从克雷布斯的办公室出发，他首先走过了一个地下隧道，然后穿过一个厨房和餐厅，最后走下一段楼梯，进入元首的个人住处。

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介绍了他。“在一张摆满了地图的桌子后面，”魏德林写道，“坐着帝国的元首。我走进的时候，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了一张浮肿的脸，眼睛焦虑不安。当他努力要站起来的时候，我震惊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断地颤抖。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站了起来。他带着扭曲的微笑与我握手，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嗓音问，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魏德林说，以前见过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经给他授勋。希特勒说道：“我确实记得名字，但没能记住脸。”当希特勒坐下的时候，魏德林注意到，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移动，膝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只是比钟摆更快一些”。

魏德林告诉希特勒，第五十六军的形势是什么。然后希特勒确认了克雷布斯的指示，即该军要待在柏林。元首随即开始阐发他有关保卫柏林的计划。他提出，应该从西边把温克的军队调进来，从东南把布瑟的军队调进来，从北边把施泰讷集团军群调进来，这样一来，也就能从某种程度把苏联人截断。魏德林写道：“我越来越惊讶地听着元首的高谈阔论。”只有一件事情对魏德林来说是清楚的：“如果不出现奇迹，那么最终失败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那天晚上，在蒙受了沉重损失以后，第五十六军总算摆脱掉了南边的苏联人，然后转移进入了柏林。24个小时以后，令魏德林震惊的是，他被任命为柏林市的城防司令。

来自斯大林的命令编号是11074。命令是下达给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人的，命令把城市在他们之间分割了开来。命令说道，从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间的边界将是，“吕本，再从吕本到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林多夫，一直到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

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却非常伤心。奖品给了朱可夫。这个分界线笔直地穿过柏林，把科涅夫的军队放在帝国国会大厦西边大致150码的地方———而苏联人始终认为帝国国会大厦是这个城市的奖品中的上品，是将要插上苏联国旗的地方。

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死去了。在大多数地方，水和煤气的供应已经停止。报社开始歇业，最后的一份报纸是纳粹自己的《民族观察员报》，该报社是26日关闭的。（它被戈培尔授意创办的一份有4页的报纸所取代，该报纸叫《装甲熊》［DerPanzerbar］，它被描述为“大柏林保卫者的战斗报纸”，该报持续了6天。）随着街道变得不可通行、汽油短缺、车辆损坏，城内的所有交通也就慢慢地停止了。货物配送服务停止运转，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送货。制冷工厂不再运行。4月22日，城市有100年历史的电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它所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来自东京，电文是：“祝你们所有的人好运。”在同一天，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滕珀尔霍夫机场，载着9名乘客飞往斯德哥尔摩，而柏林的1400个消防队已接到命令，要他们到西边去。[30]

现在，由于所有的警察不是在军队里就是在地方军里服役，城市也就慢慢地开始失控。人们开始劫掠财物。铁路调车场里熄火的货运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破门而入了。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在猛烈的炮击当中，去铁路调车场进行了一次极其危险的旅行，带着一块腊肉出来。“回顾起来，”她事后说道，“我认为这纯粹是发疯。”埃琳娜·马尤斯基和薇拉·翁格纳德一路跑到位于莫阿比特的铁路调车场，她们看到，人们在抢夺成箱子的杏、李子和桃子罐头。还有成麻袋的种类奇怪的豆子，但这两个姑娘不予理会，她们不认识绿色的咖啡豆。她们拿了一箱子罐头食品，上面贴的标签是“杏”，回到家才发现，是苹果酱，而这两个姑娘本来一直讨厌苹果酱。罗伯特·舒尔策的遭遇甚至更加糟糕：他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和一伙暴民一起，试图在一家大的食品商店里搞到一些土豆———但等到轮到他的时候，土豆全都被抢光了。

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与他的姑姑一起走进一家商店，要一些食品。当店主坚持说只剩下一些谷类食品的时候，库斯特拔出一把手枪，要食品。店主迅速地拿出各式各样的食品，确切地说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库斯特能拿得动多少就拿起多少，然后他和感到愤慨的姑姑离开了商店。“你是一个不信上帝的青年，”当他们来到外面的时候他姑姑叫道，“你使用的是美国歹徒的方法！”库斯特回答道：“呀，闭嘴！现在是生或死的问题。”

埃尔夫丽德·马加特听到谣传，说位于赫尔曼广场巨大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遭到了洗劫。她匆匆赶到商店，发现里面人满为患。“每一个人都在推搡着，踢着，为了挤进门去，”她后来报道说，“不再有人排队。没有销售人员，似乎没有人负责。人们只是在抢夺看得见的每一件东西。如果最终发现那是件无用的东西，他们就干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层像几英寸厚的地毯似的烂泥，那是由炼乳、柑橘浆、面条、面粉、蜂蜜组成的烂泥———是由被暴徒们打翻或者扔掉的每一件东西组成的烂泥。”

似乎还留下了几个主管，因为不时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谁也没有理会他，那太明显是个花招了。妇女们在服装部抢夺外套、连衣裙和鞋，床上用品、亚麻织品和毯子则被别的人从架子上拽了下来。在糖果部，埃尔夫丽德看见一个男人从一个小男孩那里抢夺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来，然后他喊叫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

但在出口处，结局出现了：当人们带着他们的赃物出去的时候，有两个主管把每一个人都挡住。他们让人们带走食品，但别的都不行。很快，在门的旁边堆积起了一大堆商品，人们吃力地在那堆商品中间穿行过去，推推搡搡，试图强行从那两个主管身边走过。当埃尔夫丽德带着她得到的外套试图通过的时候，一个商店官员一把把外套从她的手里夺去。“请让我带走它，”她乞求道，“我冷。”他耸耸肩，又从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给了她。“赶快滚开！”他说道。而且从始至终，当暴徒们推搡着抢夺眼前的一切的时候，都有人在不断地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

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洗劫的一位目击者，是牧师莱克沙伊特。他的在场，其方式是令人吃惊的。他的一位教区居民生了一个死胎，婴儿的尸体得火化，母亲非常悲痛，想让装有骨灰的瓮得到恰当的安葬，莱克沙伊特同意到场———即使这意味着，在不断的炮击之下，走上几英里的路，来到那个妇女想让她的孩子安葬的位于新克尔恩区的墓地。他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那个妇女用她的购物袋装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瓮，在途经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暴徒在洗劫。他的那位教区居民瞪眼看着，突然她说道：“等一下！”莱克沙伊特吃惊地站着，只见“她从我的身边离开，消失进了商场，连同消失的还有骨灰瓮和购物袋”。若干时间以后她回来了，喜气洋洋地挥动着一双结实的靴子。她转向莱克沙伊特，说道：“我们走好吗？”

在返回的路上，莱克沙伊特悉心不让她靠近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而这恰恰做对了。那天下午，这个巨大的商店发出了剧烈震动，那是炸药把它炸成了碎片。据报道，党卫军在商店的地下室里储存了价值2900万马克的补给品，于是炸掉了这个大商店，为的是不让苏联人获得这些财富。有若干名妇女和儿童在爆炸中丧生。

面对着劫掠者，许多店主干脆放弃了。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而是把货架上的商品清理出来，把补给品分发下去，而又不收配给票证或者钱。这还有一个原因：店主们已经听说，如果苏联人发现有囤积的食品，他们就会把商店烧掉。一个星期以前，在新克尔恩区，电影放映员京特·罗泽茨曾经想在滕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买一些柑橘酱，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罗泽茨看见，滕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正在销售一桶桶的柑橘酱、燕麦、糖和面粉———全都是10马克1磅。这家商店正在惊恐地把食品分发掉，只是为了把所有的东西从商店里清理出去。在兴登堡街拐角处，卡斯帕里酒馆里，亚历山大·克尔姆简直无法相信他的眼睛：凡是到来的人都分到了成瓶的酒。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在他的住宅区里再次进行了突然袭击，在一个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费香烟，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搞到两瓶白兰地。他住宅区里的酒馆店主说道：“喂，你还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

对抢劫者来说，肉实际上无处可得。起初有几位肉商把供应品发放给特殊的顾客，但不久那些供应品也没有了。现在，在整个柏林，人们开始瓜分马肉，那些马匹因为炮击而死在街道上。莎洛特·里希特和她的妹妹看见，用刀子武装起来的人们正在切割一匹死在布赖滕巴赫广场的灰白色的马。莎洛特看见，“那匹马并没有倒向一边，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蹲着，仍然仰着头，睁大着眼睛。那里，正有一些妇女用切肉刀剁开马的腿肉。”

鲁比·博尔格曼发现，她喜欢用香槟酒刷牙，香槟酒使得牙膏起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的时髦的格鲁班－佐乌希饭店，鲁比和她的丈夫埃贝哈德过着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舍勒信守他的诺言，当炮击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博尔格曼夫妇和他一起，住在他华丽的地下住处。饭店的银器、水晶制品和精美瓷器的备用品，就储存在那里，而且舍勒还提供了物质享受。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在入口的两边，睡觉的地方用沉重的灰绿色帷幕隔开，屋里摆放着奢华的厚垫椅子、一张沙发和小的桌子———每一张小桌子上都覆盖着从饭店里取来的米黄色和赭色的亚麻布。有几天没有自来水了，但却有大量的香槟酒。“我们在上午、中午和晚上都喝香槟酒，”鲁比记得，“香槟酒就像水一样———就像我们没有的自来水一样———流淌着。”

食品是真正的问题。博尔格曼夫妇的好朋友皮亚·范·赫文有时同他们分享这地下室的物质享受，她在来访的时候偶尔能够带来一些面包，甚至一点肉。然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金枪鱼肉和土豆生活。鲁比想知道，准备这些主要食品得有多少方式。每当被问起，饭店那位喜怒无常的法国厨师长莫普提就得再说上一遍。既然现在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无望，这小小的一群人就决定享乐一番。在任何一个小时他们都可能死去。

“爸爸”萨恩格尔弃世了。

在经历了4年的轰炸以及最后几天的炮击之后，这位78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拒绝被吓倒。事实上，埃纳娜·萨恩格尔用了所有的说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外出，不去参加与他的一战战友的例会。她让“爸爸”干活，在花园里挖一个浅洞，把她制成的果酱藏起来。康拉德也认为，把他的旧军刀与果酱藏在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苏联人在家里就发现不了武器。

但这活一做完，“爸爸”就上了街，尽管全家人苦苦哀求。他们在马丁·尼默勒牧师家燃烧的废墟外面的树丛中，发现了他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那个地方就在他们家不远处。在炮弹覆盖着整个地区的时候，一家人推着手推车把“爸爸”送回了家。当埃娜在车旁走着的时候，她记起，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有关《圣经》上的哪一句引语用在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当时她的见解与康拉德稍微有点不同。“爸爸”断言：“人只能靠着第90首诗篇活着，尤其是第4诗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埃娜并不同意。“在我个人看来，”她告诉他，“我认为那首诗篇过于悲观了。我更喜欢第46首：‘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棺材无从可得，而要是试图到墓地去，无论如何都太危险了，可是他们又不能把尸体保存在温暖的家里。他们于是把尸体留在门廊里。埃娜找到两小片木头，把它们钉在一起，当作十字架。她轻轻地把这个十字架放在她丈夫的两手之间。当低头看着“爸爸”的时候，她希望能够告诉他，他是对的，因为第90首诗篇接下来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低下头，看着他的布道笔记。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小礼拜堂被柔和的烛光照耀着，但在外面，在威尔默斯多夫区以东的天空却几乎是血红的，那天凌晨3点就把修女们唤醒的炮击，在几乎12个小时以后仍然在继续。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玻璃粉碎了，一个巨大的震荡摇撼了大楼。哈皮赫神父听见街上传来大声的叫喊，然后又听见捷克高射炮的低沉的射击声，高射炮就在马路的对面，从产科医院和孤儿院里发射的。

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动也不动。当他抬头凝视她们的时候，他看到，与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的命令相一致的是，那些妇女已经把她们通常佩戴的沉重银质十字架取了下来。相反，小的、不显眼的铁十字架———所谓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们的法衣上。那些银十字架，连同所有的指环和手表一起，都藏了起来。

哈皮赫神父本人也作了一些准备。在他居住的达勒姆别墅里，一个大箱子装好了，神父在箱子里放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药箱里的药品，还有邻居们送的药品、绷带和忏悔者穿的白色忏悔服。在当牧师以前，哈皮赫神父曾获得一个医学学位，现在他再次既当医生又当牧师。现在，他每天都看护炮击中的受伤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疗歇斯底里和休克病人。他的医生白大褂开始穿得和他的牧师法衣时间一样多。

他再次看着他的那一小群修女、护士、和平信徒修女们，默默说了一句祈祷文，说上帝将把正确的话给他，然后开始布道。

“在不久的将来，苏军将占领，”他说道，“有关苏联人非常坏的谣传已经散布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谣传已经证明是果有其事。但也不应该一概而论。

“如果你们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经历某件坏的事情，那就要记着小圣阿格尼斯的故事。在12岁的时候，她被命令崇拜虚假的神。她对基督起誓，做了画十字的动作，因为这个原因，她的衣服被撕扯掉了，她在一群异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这并没有使她胆怯，尽管异教徒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在公众面前的曝光，使得一些人讨好她，有些人甚至还向她求婚。但她回答说：‘基督是我的配偶。’因而被判了死刑。有那么一会儿她站着祈祷，然后被斩首，天使迅速把她带到天堂去了。”[31]

哈皮赫神父停顿了一下。“你必须记住，”他说道，“就像圣阿格尼斯一样，如果你的身体被玷污了，你不想要你的身体了，那么你就将在天国得到双倍的永恒报偿，因为你将戴上殉难者的冠冕。因而，也就不要有负罪感。”他停了下来，然后又强调说，“你没有罪。”

当他沿着侧廊走回去时，他的会众唱起了退场赞美诗。“每过去一个小时我都需要你在场……除了你的仁慈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挫败引诱者的力量？”这是那首古老的赞美诗《和我在一起》的歌词。

由于边远的社区被苏联人的进攻隔断了，因而在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的长途电话交换局里，主交换台上的灯光就一个又一个地熄灭了，然而在交换局里面，人们像以往一样忙碌着。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和接线员莎洛特·布尔梅斯特并没有下到地下室掩蔽所里，而是把折叠帆布躺椅以及床垫和枕头带进办公室：这两个女人打算在主交换机所在的五楼，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突然，大楼里面的扩音器刺耳地大声鸣响着。掩蔽所医院里，接线员海伦娜·施罗德为她所听到的消息而欣喜若狂。在五楼，米尔布兰德和布尔梅斯特这两位接线员正在记录消息，这样，她们就能向仍然与交换机有联系的所有地区用电话告知。“注意！注意！”电台播音员说道：“不要焦虑。温克将军的军队已经与美国人会合了。他们正在向柏林发动进攻。鼓起勇气来吧！柏林并没有丢掉！”

他们冲破了城市防御工事的外环，奋力冲进了第二道环线。他们在T－34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后面蹲伏着，在街道、马路、林荫道和公共绿地激战。打头阵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近卫军久经战阵的突击部队，与他们在一起的是坦克集团军戴皮革帽子的士兵，而在他们身后是一列又一列的步兵。

他们是一支奇怪的军队。他们来自苏联的几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除了干净利落的各个近卫军团之外，他们在外貌和作战服装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结果军官往往无法与他们自己部队的人群进行交流[32]。在大军中有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卡累利阿人[33]、格鲁吉亚人和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巴什基尔人[34]、莫尔多瓦人[35]、鞑靼人、伊尔库茨克人[36]、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和哥萨克人，有些人穿着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着土黄色或者灰绿色的制服，还有的人穿着深颜色的裤子和高领子的军装上衣，军装上衣的颜色从黑色到米黄色不等。他们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带有可上下快速移动护耳的皮风帽、毛皮帽子，还有破旧不堪、汗渍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们似乎全都携带着自动武器。他们或骑着马，或步行，或骑着摩托车，或坐在马拉的车上以及各种各样缴获的车辆上，向柏林奔去。

在舍讷贝格电话局里，扩音器传来的声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们的党徽，丢掉你们的党内书籍，请脱下你们的制服。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那个大沙堆里，要不然就送到发动机房，它们将在那里被烧掉。”

看见有5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簇拥下，在街道上隆隆驶去，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停下他的送奶车，目瞪口呆。波加诺斯卡把他的马车调过头来，又赶着车回到了达勒姆领地乳牛场。他去了地下室，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

他们等了片刻。突然掩蔽所的门被踢开了，苏军士兵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四下张望着，然后离开了。又过了一小会儿，有些土兵又回来了，命令波加诺斯卡和乳牛场的其他雇员到行政楼里去。当他等待的时候，他注意到，所有的马匹都不见了，不过奶牛还在。一个苏联军官说着完美的德语，命令工人们回去工作。他说，他们得喂牛，挤牛奶。波加诺斯卡几乎无法相信。他本来预料的，要糟糕得多。

在市郊的各个区里，看到最先到达的苏联部队的人们情况都一样。苏军的先头部队，历经磨难但在行为上无懈可击，完全不是吓坏了的市民们原先预料的那个样子。

下午7点，皮亚·范·赫文坐在她位于舍讷贝格区公寓楼的地下室通道里，给几个马铃薯削皮。不远处，同一幢公寓楼的其他几个女人在一起聊天，她们背朝着敞开的地下室门。突然皮亚抬起头来，张大了嘴凝视着由两个苏联士兵端着的冲锋枪的枪口。“我静静地举起了双手，一只手里拿着刀子，另外一只手里拿着马铃薯。”她记得。其他的女人看了看她，转过身来，也举起了手。令皮亚惊讶的是，其中的一位士兵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当兵的吗？有没有人民冲锋队？有没有枪？”女人们摇了摇头。“好德国人！”那名士兵赞许地说道。他们走了进去，拿起那几个女人的手表，然后消失了。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皮亚也就看见越来越多的苏联人。“他们是作战部队，许多人会说德语，”她记得。“但他们似乎只对继续前进、参加战斗感兴趣。”皮亚和公寓楼里的女人们断定，戈培尔有关穷凶极恶的苏军的一切言论，只不过是又一派谎言。“如果所有的苏联人都这样的话，”皮亚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玛丽安妮·邦姆巴赫也有同样的感觉。一天早晨，她从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出来，看见苏联人的一个战地厨房就建在她家后门的外面。在黑林地公园里露营过夜的苏联作战部队的士兵，正在与这一带的孩子们共同享用食品和糖果。他们的举止尤其给玛丽安妮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把一些方形的垃圾箱倒立起来，用作桌子。每一个上面都盖着布垫子，那些布垫子显然是从附近的别墅里拿来的。他们在那块地的中央，坐在直靠背椅子上，吃着摆在垃圾箱上面的东西。除了对孩子们平易可亲之外，这些苏联人似乎对平民视而不见。他们只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前进了。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既震惊又害怕得要死。在助手受到了致命的炮击、扬森少校负伤之后，多拉邀请那位遗孀与她住在一起。这两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人由于悲伤和恐惧而神经疼痛，她们待在扬森家的地下室里，这时多拉看见，“一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墙上”。影子的手中握着一支枪。在多拉看来，那个幽灵“似乎就像一门大炮，握在一个大猩猩的爪子里，那个士兵的头似乎巨大而且变形”。她喘不过气来。那个苏联人出现了，后面又跟着一个人，命令她们从地下室里出来。“现在，”多拉想，“事情要发生了。”这两个女人被带出户外，苏联人递给他们扫帚，指着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瓦砾和碎玻璃。两个女人发着愣，她们既惊讶又如释重负，这令苏联人捧腹大笑。

别的人则与刚刚到达的前线部队有了更为折磨人的遭遇。伊丽莎白·埃贝哈德差一点被枪毙。伊丽莎白是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受雇于天主教主教康拉德·冯·普莱幸，几年来一直在隐藏犹太人。她在访问一个朋友的时候，遇见了她首次见到的两个苏联人———一位年轻的金发军官，由一位女翻译陪同。这两位全副武装进了房子，那个女翻译端着冲锋枪。正当那两个苏联人进屋的时候，电话响了。当伊丽莎白的朋友拿起电话的时候，那位举止高雅的军官一把把电话夺了过去。“你们俩都是叛徒，”翻译告诉她们，“你们与敌人联系。”两个女人被匆匆赶出房子，来到花园，背靠墙站着。军官宣布，他要枪毙她们。伊丽莎白的膝盖在颤抖，她冲着他喊道：“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我们一直是反希特勒的！我丈夫作为政治犯在监狱里待了12年！”

那个女苏军作了翻译。军官慢慢地放下了枪，他似乎非常尴尬，然后他向伊丽莎白走去，抓起她的右手，吻了一下。伊丽莎白也对那个苏联人做出了同样的姿态。她用尽可能做到的随便口吻，礼貌地问道：“你们和我们一起喝杯酒好吗？”

最先到达的部队纪律严明和秩序井然，几乎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异。药剂师汉斯·米德注意到，苏联士兵“似乎避免朝房子里面开枪，除非他们确信有德国防御者躲藏在那里”。海伦娜·伯泽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的到来的恐惧之中，她在自家的地下室台阶上与一名苏军装甲兵面对面相遇。他“年轻，英俊，穿着洁净无瑕的制服”。当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只是看了看她，然后做出表示善意的手势，给了她一根棍子，上面捆扎了一条白手帕，作为投降的标志。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同一个地区，伊尔莎·安泽一直认为，柏林人将要“像饲料一样投掷给苏联人”，她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睡觉的时候，第一个苏联人进来了。她醒了过来，恐惧地盯着他，但那位黑头发的年轻装甲兵只是冲着她微笑，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为什么要害怕？现在一切都好了。睡觉吧。”

对一个群体的柏林人来说，苏联部队的到来根本就没有带来恐怖。犹太人早就接受了恐惧。莱奥·施特恩费尔德原先是在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名商人，被迫替盖世太保收垃圾，在苏联人每挺进1英里的时候他都在硬着头皮等待着。他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生活在极度痛苦的提心吊胆之中，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他的家人会被送到集中营里去。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施特恩费尔德的姓名都使得他和他的家人在防空掩蔽所里不受欢迎。但是当炮击开始的时候，莱奥注意到，他的邻居们的身上有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幢房子的居民，”他回忆道，“几乎是把我们拽进掩蔽所里。”

施特恩费尔德看见第一批部队来到的时候，喜出望外。他们秩序井然而又平和，对莱奥来说他们就是解放者。苏军营长问，他们是否可以用莱奥家里的一间屋子开一个庆祝会。“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莱奥告诉他。在若干天以前，当附近的邮局被炸毁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房子的一半，不过还剩下三个房间。“你可以使用那间有天花板的屋子。”莱奥向那个苏联人保证说。作为回报，他、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被邀请参加庆祝会。苏联人到达了，带来了成篮子的食品和饮料。“这一个时刻在我看来，”莱奥说道，“就好像整个苏军都参加这个庆祝会似的。”苏联人喝了大量的伏特加酒，然后，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那位营长开始唱歌了，他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位歌剧明星。莱奥坐在那里，被迷住了。多年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由了。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躲藏在克吕格尔夫妇家的地下室里，他从藏身处走了出来，迎接苏军的装甲兵。在他隐匿的几个月时间里，他自学了俄语，现在他用缓慢、吞吞吐吐的俄语，试图说明他是谁，并表达他对获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令他惊讶的是，那些苏联人都高声狂笑起来。他们喧闹地拍着他的后背，说他们也感到高兴，不过又补充说，他说的是可怕的俄语，在这么说的时候又笑得喘不过气来。约阿希姆并不介意，对他和埃莉诺·克吕格尔来说，那个漫长的等待已经结束了。当战役结束的时候，他们将是第一对结婚者。埃莉诺后来说，一旦他们领到结婚证，那就将标志着“我们本人对纳粹的胜利。我们赢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了”。[37]

在各处，随着一个个地区被占领，犹太人也从藏匿处出来了。然而，有一些犹太人仍然非常害怕，结果在来自纳粹的危险早就成为过去之后，仍然待在他们的秘密地方。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在他的位于利希滕贝格区的长6英尺宽5英尺的小房间里，一直待到5月份———总共藏匿了28个月。在一些地区，犹太人因为部队的到达获得了自由，但当苏联人在暂时的但又猛烈的、分布广泛的反攻中被赶回去的时候，他们又面对着不得不转入地下的前景。

住在潘科区的韦尔特林格夫妇，他们的经历最为奇特。他们很早就被解放了。他们躲藏在默林家的公寓套房里，那位进入他们躲藏地的苏联军官，将永远被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当作“天使长米迦勒的化身”而记住。当这位军官看见他们的时候，用蹩脚的德语大声叫道：“俄罗斯人不是野蛮人。我们对你们好。”他以前曾是在柏林的一名学生。

然后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这位军官和他的部下搜查了整个公寓大楼———结果发现了6支左轮手枪。面对聚集起来的公寓居住者们，这个苏联人宣布，他发现，他们和丢弃的制服藏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被命令走出房子，背靠着墙排列成行。西格蒙德迈步向前，说道：“我是犹太人。”那位年轻军官微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他喉咙的手势，说道：“不再有犹太人活着了。”西格蒙德一再重复说，他是犹太人。他看着背靠着墙排列成行的其他人，要是几个星期以前，倘若知道他的下落的话，许多人就会告发他。然而现在，西格蒙德却用清晰、洪亮的嗓音说道：“这些人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提供了庇护处。我要你们不要伤害他们。这些武器是人民冲锋队丢掉的。”

他的声明救了所有房客的命。德国人和苏联人开始互相拥抱。西格蒙德说：“我们陶醉在幸福和欢乐之中。”那位苏联军官立即为西格蒙德和他的妻子带来了食品和饮料，急切地站着注视着他们，敦促他们吃。西格蒙德和妻子几乎因为吃了这些食品而生病，因为他们不习惯吃这么油腻的东西。“立即，”西格蒙德说道，“人们变得对我们非常亲切。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空着的套间、食物和衣服，我们第一次能够站在清新的空气里，走在街道上。”

不过，党卫军所发动的一次进攻，把苏联人从这个地区赶了出去———西格蒙德头一天救出来的那同一批居民，又突然再次充满敌意。西格蒙德说：“那是难以置信的。”第二天苏联人再次攻占了这个地区，他们再次获得了解放，不过却是由另外一支苏联部队攻占的———而这一次，苏联人不愿意相信西格蒙德是犹太人。楼里的所有男人都被装上一辆卡车，带走讯问。当西格蒙德向他的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不知道，所有这一切被剥夺，所有这一切藏匿，是否现在来到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结局。他们被带到东北郊区，一个又一个地在一个地下室里受到了讯问。西格蒙德被带进房间，安置在明亮的灯光下，坐在黑暗处的是一些围着一张长桌的军官。西格蒙德再次坚决宣称，他是犹太人，一直躲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了出来：“向我证明你是犹太人。”“怎样证明？”于是她就要他背诵希伯来人的信念宣言。

在寂静的屋子里，西格蒙德看着在他前面、坐在黑暗处的模糊不清的脸。然后，他用右手盖住脸，他的嗓音充满了情感，他说出了所有的祈祷文中最古老的一个：《听呀，以色列》（ShmahYisroel）。他用希伯来语缓慢地吟诵道：

听呀，以色列！

主就是我们的上帝，

主与上帝为一体。

这时那个女人再次说话了。“走吧，”她说道，“你是犹太人，是个好人。”她说，她也是犹太人。第二天西格蒙德与他的妻子团圆了。“什么语言，”他说道，“也不能描述我们再次见面时的感受。”他们手拉着手走在阳光里，“自由了，就像孩子一样幸福”。

如果说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感觉到任何恐惧的话，那也没有表现在她安详的圆脸上。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周围，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每当坦克开火的时候，大楼都在摇动，甚至在用沙袋封堵的地下室里，也能感觉到那种震荡。不过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却不再理会机枪发出的噼噼啪啪声以及炮弹的呼啸声。当射击停止的时候，她正在那间现在变成小礼拜堂的小餐室里祈祷，有那么一段时间，战斗的喧闹声似乎消失了，不过库内贡德斯仍然跪着。一个修女走进小礼拜堂，对修女院院长耳语道：“苏联人，他们来了。”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平静地求神给自己赐福，跪拜，然后迅速跟着那位修女走出了小礼拜堂。苏联部队首先是从后面，穿过花园靠近宗教会所的，他们出现在厨房的窗户外面，冲着里面的和平信徒修女咧着嘴笑，用枪向她们瞄准。现在，由一位年轻的中尉率领的10名装甲兵陪着修女院院长。厨师莉娜是乌克兰人，于是匆匆派人把她叫来当翻译。修女院院长注意到，那位军官“显得非常聪明，而且举止优秀”。

他问了达勒姆宗教会所的情况。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解释说，它是一家产科医院、医院和孤儿院。莉娜补充说，那里只有“修女和婴儿”。中尉似乎明白了。“这里有没有士兵或者武器？”他问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道：“没有。当然没有。在这座楼里没有那样的东西。”有些士兵开始索要手表和首饰，中尉痛斥了他们，于是那些人羞愧地退了下去。

修女院院长告诉青年军官，由于有孩子、孕妇和修女，达勒姆宗教会需要得到某种保护的保证。中尉耸了耸肩：他是个战士，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肃清敌人，继续前进。

当苏联人离开大楼的时候，有一些士兵停下来，看着圣米迦勒的巨大雕像，圣米迦勒是“上帝的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武士”。他们围绕着雕像走着，用手触摸着雕刻出来的长袍的褶子，抬头望着雕像的脸。中尉向修女院院长道别，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忧虑。有那么一会儿，他盯着那些看雕像的人，然后他对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道：“这些是好的、守纪律的体面的军人。不过我必须告诉你。那些在我们后面的人，那些从后面赶上来的人，他们是猪猡。”

苏联人前进的浪潮无可阻挡。随着不论是帝国还是其首都的剩余部分被入侵者们分割开来，一个个孤注一掷的命令从元首地堡里的精神错乱的人们那里突然下达。命令被相反的命令所取代，然后相反的命令又被取消，新的命令又被下达。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文中校是这样总结的：“杂乱导致混乱，命令导致反命令，最终一切都导致无秩序。”

德国人的指挥系统几乎崩溃。随着西方盟军和苏联人愈来愈接近于会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也与陆军最高指挥部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了一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处理西部前线的事务，而陆军最高指挥部则控制着东部前线。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接到了德累斯顿司令官的绝望的电话，因为科涅夫向西进发的要与美国人会合的坦克部队已经接近了该市。德累斯顿司令官被告知，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兵力放在易北河的东岸，易北河是穿越该市的。而10分钟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又命令德累斯顿司令官，把他的兵力放在西岸。

到处都是如此，通信系统几乎再也不存在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现在是设立在莱茵斯贝格，在柏林东北大约50英里处，它的通讯依赖于唯一的一个传输天线，那个天线固定在一个阻止敌机低飞的阻拦气球上。在柏林，希特勒的那些无法用电话下达的命令，是通过动物园高射炮双塔中的那个小一些的塔上的通讯综合系统，用无线电发出的。在L塔的巨大的电信室里，空军中尉格达·尼迪克，坐在电传打字机和破译密码机的旁边，她注意到，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的来电大多都是一个主题：对信息所表示的发狂似的疑问———往往是有关不再存在的集团军的信息。无线电电传打字机一再打出他的来电：“温克的阵地是什么地方？”“施泰讷在什么地方？”“温克在什么地方？”有时来电是24岁的格达所难以忍受的。她只能在她的电传打字机前默默哭泣，一边哭泣一边发出希特勒的电文和他的威胁，发出他的命令，即：这个濒临死亡的国家要战斗到最后一个德国人。

最后，在经过了6年的战争之后，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司令部———他们的军队曾经相隔3000英里远———通力合作，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司令部。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立即对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联合司令部的官员们发表演说。“我们的部队，”他非常有把握地说道，“不仅愿意战斗，而且完全有能力战斗。”他在新司令部里踱着步子，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和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则流露着警惕的目光。24日，凯特尔曾在元首命令他的高级军官离开首都，这样他们就能从城外为柏林的解围而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为希特勒描绘过同样光明的图画。那是德特莱夫森最后一次访问元首地堡的地下世界，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入口处没有警卫，令他吃惊的是，有20来个工人在地堡大门的后面躲避。由于有炮火，所以命令他们“在停车场到入口处之间挖一条战壕”，但由于炮击，他们又无法工作。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发现在接待室里也没有警卫，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者“检查他是否携带了武器”。他得出的印象是，“完全瓦解了”。

在希特勒的小受命室外面的小门厅里，“立着空玻璃杯和半满的酒瓶”。在他看来，“那种保持冷静，并因而避免产生慌乱局面的具有军人风度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了”。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急躁易怒———女人除外。“那些秘书们，女性人员……埃娃·布劳恩，戈培尔太太及其子女……她们亲切友好，她们的榜样让许多男人蒙羞。”

凯特尔给希特勒的汇报是简短的。“他用乐观的话语，”德特莱夫森记得，“汇报了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的情绪，以及柏林解围的前景。”德特莱夫森发现，难以判断“凯特尔自己的话他本人能信多少，也许他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只是希望不给元首带来负担”。

但现在，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面前，远离希特勒，凯特尔的谈话还是一成未变。当他在地板上踱着步子的时候，他说道：“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是由于缺乏勇气，是在上层和中层指挥部里的一种意志的缺乏。”那就像是希特勒在说话。德特莱夫森想，凯特尔是“他师傅的真正徒弟”。而从他有关柏林将怎样被解围的热情洋溢的报告来看，“显然他对部队的困境没有丝毫的理解”。凯特尔不住地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苏联人对柏林的迅速合拢的包围圈将被冲破，元首将被救出来……

在巴伐利亚，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荒唐的局面之中：他被党卫军警卫软禁了。

在希特勒于4月22日召开了那次灾难性的会议之后，他的参谋长科勒尔将军便飞往巴伐利亚，去见戈林。科勒尔报告说，“希特勒已经崩溃了”，元首已经说，“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戈林就采取了行动。他给元首发去了一个措辞非常谨慎的电报。“我的元首，”他的电报说，“鉴于你已经决定待在柏林要塞里，你是否同意，按照你在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命令，由我立即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作为你的代表在国内外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收到答复的话，我就将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行动自由，并将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采取行动……”

戈林收到了一个迅速的回答———这个回答毫无疑问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马丁·博尔曼挑动出来的。希特勒发出了一个电报，指控戈林叛国，并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辞职，否则就把他处决。4月25日傍晚，柏林电台郑重报道说：“帝国元帅戈林的心脏状况现在到达了一种严重的状态。因而他要求，解除他对空军的指挥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职责……元首已经同意了这个要求。”戈林告诉他的妻子埃米，他认为整个事情是荒唐的，不管怎么说，最终他都是要去谈判的。埃米后来告诉冯·希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当他第一次见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他应该穿什么制服”。

当柏林燃烧、帝国死亡的时候，一个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会叛国的人，却已经在攫取权力上胜过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在华盛顿，美国陆军作战局代理参谋长约翰·埃德温·赫尔将军，应召来到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杜鲁门总统正在从白宫前往五角大楼的路上，他要用装有保密器的电话与温斯顿·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已经收到了德国人要进行谈判的提议。作出这个和平试探的不是他人，正是希特勒称为的“可信赖的海因里希（Dertreue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据说希姆莱的提议正在以一种密码电报的方式，由驻瑞典的美国大使发来。马歇尔告诉赫尔，把电话室安装好，立即从国务院搞清楚，电报的文本是否已经来到。“我给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打了电话，”赫尔说道，“他告诉我，他对含有希姆莱提议的电报一无所知。实际上，电报当时正在来国务院的途中，但谁都没有见到。”

然后，杜鲁门总统来了，在美国时间下午3：10，他从五角大楼的电话室里对英国首相讲话。“当他来到电话前的时候，”赫尔回忆道，“总统甚至都不知道德国人的提议是什么。”按照赫尔的说法，丘吉尔“一开始就说你认为这个电报怎么样？总统回答说电报现在正在来到”。

丘吉尔接着读了他从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那里收到的电文，他告诉杜鲁门，希姆莱希望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并且投降。这位党卫军首脑报告说，希特勒病入膏肓，可能甚至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死亡。显然希姆莱希望投降———不过只是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伯纳多特曾经问过希姆莱：“如果西方盟军拒绝你的提议，那又怎么样呢？”希姆莱回答道：“那么我就将在东部前线指挥并且战死。”赫尔正在用另外一部电话听着，他接着听见丘吉尔说：“这个，你认为怎样？”

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刚刚就任13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它，”他说道，“要是接受那就是不光彩的，因为我们已经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不得单独议和。”

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告诉他（杜鲁门），我们确信，投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三大国投降。”当丘吉尔和杜鲁门都向斯大林告知希姆莱的提议以及他们的反应时，这位大元帅向他们两位都表示了感谢，并且用类似的回答许诺，苏军将“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保持向柏林的压力”。

美军第六十九师的艾伯特·科茨布中尉坐在吉普车上，从远处看见那个农场，心里想，那里太安静了。他下了车，在由26个人组成的巡逻小队前面前进，这样他就能单独靠近那栋房子。

易北河附近的这个乡村安静得奇怪，村子里有白色的降旗在飘扬，但却没有动静，村民们都待在家里。科茨布曾经和几位镇长交谈过，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苏联人正在前来，他们一定会被杀死，他们的女人一定会遭到强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来到房子的前面。门半开着，他站在门的一边，用来复枪把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向后摆动，科茨布凝视着。围着饭桌坐着的，是农场主、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那是一个和平、舒适的场景———只不过他们全都死了。他们一定是吓坏了，因为他们全都服毒了。

巡逻小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中尉又跳进他的吉普车。他们快速朝易北河驶去，然后，就在他们到达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创造了历史。在莱克维茨村，他看见一个模样奇怪的人，那人穿着一身非同寻常的制服，骑着一匹小马。那个人在马鞍子上猛地转过身来，看着科茨布。中尉也回头看着他。为了这个时刻，科茨布和那个骑马的人在半个世界里打仗。在科茨布看来，他遇见了第一个苏联人。

有个会说俄语的人询问了骑马人。是的，他是苏联人，他说道。“他的部队在哪里？”科茨布问道。那人简慢无礼地回答道：“在易北河。”巡逻小队再次动身前往易北河，那个人注视着他们离开。在河上，科茨布和其他几个人找到了一艘划艇，于是把他们的来复枪用作桨，划到了对岸。当他们从划艇上迈步出来的时候，科茨布看到，几百码河岸被死去的平民覆盖着———男人、女人和孩子。那里有一些翻倒了的运货马车和手推车，到处都是行李和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他们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屠杀的。几分钟之后，这些美国人遇见了第一群苏联人。科茨布行了军礼，苏联士兵也行了军礼。没有快乐的相遇，没有拍肩膀或者拥抱。他们只是站着，彼此看着。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点30分。西方和东方盟军在小镇施特雷拉会合了。

下午4：40，在北边大约20英里处，在易北河畔托尔高，同属于第六十九师的威廉·D·鲁滨孙中尉，偶然碰到另外一些苏联人。他带着4名苏联士兵一起回到了他的司令部。他们的相遇将会作为正式的会合而载入史册。不管怎么说，不论是在1∶30还是在4∶40，希特勒的帝国都已经被霍奇斯中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切成了两半，而且在这同一天———谁也似乎说不出准确的时间———柏林被围困了。

德军第九集团军的整个北翼崩溃了。第九集团军完全被包围了，正日夜遭到苏联轰炸机的打击。运送补给的形势是严峻的，德国空军试图空投，但一切事情都出了毛病。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做这个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汽油供飞机飞行———而且实际的空投又落在了错误的地方。然而，尽管是这种局面，但第九集团军却仍然顽强地战斗着，向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靠拢。

但现在海因里齐知道了温克情况的真相：与克雷布斯所说的相反，第十二集团军几乎没有兵力。他曾愤懑地给克雷布斯打电话，指控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队，”海因里齐怒气冲冲地说道，“它完全没有兵力向第九集团军驱进，与它会合并向北解柏林之围。等到这两支部队相遇的时候，不论是哪支部队都将没有多少兵力了———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事实上，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硕果仅存的一支部队。冯·曼陀菲尔在顽强地坚守着，不过他防线的中央却不祥地缩了进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在沿着南翼大举猛攻的时候，现在已处于适当位置，随时可以挥师北上，包围冯·曼陀菲尔。挡住他们前进道路的唯一一支部队，就是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的那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军群。

希特勒的柏林解围计划要求施泰讷从城市的一边，在苏联人行进道路的中间，朝南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一起，则从城市的另外一边，朝北大举猛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实际上，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施泰讷就是障碍之一。“他老是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发动进攻，”海因里齐说道，“逐渐地，我得出的印象就是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

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指挥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讷应该到达施潘道区，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做到这一点，虽然如此，海因里齐仍然想要进攻照样发动。施泰讷起码有足够的力量，减弱朱可夫的大举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可以阻止苏联人包围冯·曼陀菲尔的部队，而这就会给海因里齐所需要的时间，逐步把曼陀菲尔的部队撤退到易北河。现在所能够做的，只是努力拯救他的部下，帝国的完全崩溃显然在几天之内不可避免了。海因里齐保存着一张地图，他在上面画了5条从北到南的撤退路线，从奥得河一直撤退到西边。第一条撤退路线叫“沃顿”，第二条叫“尤科”，剩下的则是编了号，这些路线相隔15到20英里。冯·曼陀菲尔现在是在沃顿路线上。问题是他能够在那里坚持多久。

在25日的上午，海因里齐访问了冯·曼陀菲尔。他们在司令部后面的小花园里走着，这位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轻声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脸色严峻，“没有装甲车，没有反坦克炮，没有经验的部队已经在逃跑了，又怎能指望我再坚持下去？”

“你能坚持多久？”

冯·曼陀菲尔摇了摇头。

“也许再坚持一天。”

穿过大火和炮弹爆炸的烟雾，传单从那架飞机上飘落在地上，那架飞机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上空来回飞着。在威尔默斯多夫区，莎洛特·里希特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坚持下去！温克将军和施泰讷将军正在前来解柏林之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讷要做什么。海因里齐来到位于纳森海德的第二十五精锐装甲师的司令部。约德尔正与施泰讷待在一起，他们已经讨论了，施泰讷的进攻应该怎样进行。现在每一个人又再次审查了一遍。然后施泰讷开始谈论他的部队的状况。“你们谁看到过他们？”他问道。

约德尔说道：“他们处于一流状态，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涨。”

施泰讷吃惊地看着约德尔。

海因里齐平静地问道：“施泰讷，你为什么不进攻呢？你为什么一再推迟呢？”

“原因非常简单，”施泰讷说道，“我只是没有部队。我没有成功的最小机会。”

“你有的是什么呢？”海因里齐耐心地问道。

施泰讷解释说，他的总兵力有6个营，包括党卫军警察师的一些人，再加上第五装甲师和第三海军师。“海军我可以略去不计，”施泰讷说道，“我确信他们在军舰上是了不起的，但他们从未受过这种战斗训练。我几乎没有炮兵，装甲车没有几辆，只有几门高射炮。”他停顿了一下。“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一大批完全混杂的人，他们将永远不能从格尔门多夫到达施潘道。”

“唔，施泰讷，”海因里齐冷静地说道，“你得为你的元首发动进攻。”施泰讷对他怒目而视。“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当海因里齐与约德尔离开的时候，海因里齐心里清楚，施泰讷根本就无意发动进攻。

几个小时以后，在位于比肯海因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里，电话响了。海因里齐拿起电话。是冯·曼陀菲尔打来的，他似乎绝望了。“我必须得到你的允许，从什切青和施韦特撤退。我再也顶不住了。如果现在不撤退，我们就要被包围了。”

片刻之间，海因里齐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给他的高级将领们下达的命令。他们要“亲自向希特勒负责”，如果事先没有正式通知希特勒，以便希特勒作出决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弃阵地。现在海因里齐说道：“撤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的是，撤退。听着，曼陀菲尔，同时放弃什切青要塞。”

他穿着他的羊皮大衣，绑着他一战时的裹腿，站在他的桌子旁，认真考虑着他所做的事情。他在军队里待了恰好40年，他现在知道，即使他不被枪毙，他的事业也结束了。然后他给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参谋长打电话。“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说道，“我已经命令第三集团军撤退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道，“等到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命令撤回，也为时已晚了。”

他看着冯·特罗塔这位坚定的纳粹主义者，又看着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释了从现在开始，他的政策将会是什么：他绝不会再让他的部队毫无必要地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他宁可撤退，也绝不毫无必要地把人们的生命放弃。“你们是什么意见？”他问他们，艾斯曼立即提议，应该下达命令，“撤退到尤科路线的后面，待在梅克伦堡湖区里，等待投降”。冯·特罗塔一听到这话便跳了起来。“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这个词，都是违背军人的荣誉的，”冯·特罗塔气急败坏地说道，“应该由我们，应该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来下命令。”

海因里齐平静地说道：“我拒绝再接受这些自杀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队拒绝这些命令是我的责任，我打算这样做。而且，向德国人民为我的行动作出解释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又补充说，“而且，特罗塔，尤其是向上帝为我的行动作出解释。”

“晚安，先生们。”

凯特尔用了48小时的时间才得知，海因里齐已经命令冯·曼陀菲尔撤退了，他是亲自看见这个撤退的。在驱车穿过第三装甲集团军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各处的部队都在撤退。他勃然大怒，于是命令海因里齐和冯·曼陀菲尔都在菲斯滕贝格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见他，开会。

当冯·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布尔克哈特·米勒－希勒勃兰特将军得知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吃一惊，而后又很担心。为什么在十字路口呢？为什么在空地里呢？他匆匆出去，找他的参谋们。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齐和冯·曼陀菲尔从他们的小汽车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来了。希特勒的参谋长是一副压制不住狂怒的模样，他的脸阴森森地，他的元帅节杖一再敲击着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齐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得河！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齐，“可是你！你命令撤退！”

海因里齐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当那阵爆发结束后，“海因里齐非常平静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齐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无法用我所拥有的部队守住奥得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得甚至更远。”

冯·曼陀菲尔接着插话了，他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形势。“我遗憾地告诉你，”他最后说，“海因里齐将军是对的。除非得到增援部队，否则我将不得不撤退得甚至更远，我到这里是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

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后备部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他的元帅节杖打着戴着手套的手掌。“你要守住你的原有阵地！”他再次打他的手掌，“你要现在，就在这里，把你的部队调转过去！”

“凯特尔元帅，”海因里齐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向冯·曼陀菲尔下达这个命令。”

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三装甲兵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

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道，“结果不论是海因里齐还是我本人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最后他喊叫道：“你将在历史面前为这个行动承担责任！”

冯·曼陀菲尔突然发火了：“冯·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工作了二百年，而且始终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接受这个责任。”

凯特尔转向海因里齐。“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你！”

海因里齐转过身，指着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在撤退的马路，回答道：“我只能够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遭到枪击被杀死，那么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齐威胁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齐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你要回到你的司令部，等待你的继任者。”

说完话，凯特尔大步走开，爬进他的小汽车，开走了。

这时米勒－希勒勃兰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出来了，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的。”他解释说。

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齐“直到最后”，但海因里齐谢绝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他的小汽车。在军队里服役40年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解除了职务，蒙受了耻辱。他拉起他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告诉司机，回司令部。

到处都有苏联人蜂拥而来。随着城市微薄的防御力量被击退，一个又一个的区陷落了。在一些地方，装备粗劣的地方军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地方军、警察部队和消防队并肩作战，但又是由不同的指挥官指挥着。他们战斗，是为了守住同样的目标，但他们的命令又往往是矛盾的，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军官是谁。新任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第五十六装甲兵集团军的所剩无几的老兵，分布在所有各个防御区，为的是增强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力量，但没有什么用处。

策伦多夫区几乎瞬间就陷落了，试图在区政府办公楼前面进行抵抗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地方军被消灭，区长挂出一面白旗，然后自杀了。韦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主要是一个共产党区，现在，这个区里，许多住宅小区立即投降，红旗出现了———许多住宅小区有人打小报告，说黑色的纳粹字党徽是被匆匆摘下来的。潘科区继续抵抗了两天，威丁区继续抵抗了三天。有小股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持不懈的防御。

街头路障就像火柴杆一样被粉碎。苏联人的坦克在飞速推进的时候，不是派士兵到大楼里去寻找狙击手，而是把大楼炸掉，苏军绝不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运货马车，则被炮火在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更为坚强的抵御的地方，苏联人就包抄过去。在威尔默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遭遇到抵抗的苏联部队，进入被堵塞的街道两边的房子，用火箭筒在一个又一个地下室里炸出一条路来，然后在德国人的后面出现，把他们消灭。

密集的炮火一码一码地把中央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使用过的火炮和“斯大林风琴”（即喀秋莎大炮）匆匆运了进来。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并列排列在一起。在格吕内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同样。一排排的“斯大林风琴”挤在通衢大道上，不断喷射出含磷的炮弹，使整个地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太多了，结果没有夜晚可言，”地方军埃德蒙德·黑克舍尔记得，“你要是有张报纸的话，就能读报。”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逼着加入了消防局[38]，他看见，当他的工人在尽力灭火的时候，苏联的炮兵测位飞机正在指挥，把火力网对准他的工人们。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被吸收进人民冲锋队，一颗炸弹的爆炸把他炸飞了起来，掷进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恐怖的是，他落在了三具尸体上。这位58岁的地方军，原先是位旅行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朝家里跑去。

当苏联人愈来愈深入城市的时候，地方军开始消失，于是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里特尔·冯·哈尔特，把一场激烈战斗的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回家。不管怎么说，一半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发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弹药。“让他们回家，是剩下来要做的一切，”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

全城的士兵开始开小差。中士赫尔姆特·福尔克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情报部门、“反间谍机关”（Abwehr）的一名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了一支来复枪，让他在格吕内瓦尔德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地区的时候，福尔克相反却动身前往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他家里的人看见他真是太高兴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衣服，把制服藏在地下室里。他刚刚来得及，因为苏联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占领了这个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指挥部里，列兵维利·台姆听到了某个消息，这使得他决定与他的部队待到最后。一名中尉进来，向台姆的上尉报告，在喝着咖啡和烧酒的过程中，那名中尉谈道：“想想吧！到处的步兵都想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不在了。”台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枪毙了他们。”

成帮的党卫军四处杀戮，他们把审判权握在自己手里，在城里游荡，寻找开小差的人。他们把几乎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是什么身份和单位，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都被当即枪毙，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向位于施皮特尔市场的一家废弃的电影院的司令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瘦长、难看、红头发的党卫军装甲兵，拿着一支来复枪，押送一个人走进街道。舒尔茨问，出了什么事。他被告知，那个人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中士，被发现穿着便服。那个党卫军押着中士在莱比锡大街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党卫军用力推了那位国防军士兵一下，当士兵挣扎着要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在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舒尔茨和别的男孩子一起，正在一个街垒边站岗，这时他看见一辆苏联T－34型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正在缓慢地转着它的旋转枪架，这时它遭到了直接的打击，爆炸了，那唯一的一个幸存者立即被抓获。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子们发现了一些柏林的关键路标的照片。在司令部里，苏军坦克手受到了讯问，然后交给了一个拿来复枪的人。那是舒尔茨见过的同一个党卫军。又是他押着他的囚犯出去，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示意叫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开始离开，那个党卫军又是在背上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那个瘦长、难看的神枪手原来是司令部正式的死刑执行人。

现在，各个地方，柏林的保卫者们都被迫进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减慢苏联人的进攻速度，在城市的248座桥梁当中，有120座被炸掉了，因此在魏德林将军的整个防区里没有剩下多少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炮弹。狂热分子摧毁了一些附属设施，往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4英里长的隧道，那隧道是从施普雷河的一个河湾和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那条隧道碰巧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那里躲避。当河水开始涌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发疯地沿着铁路跑向高的地方。隧道不仅挤满了站立者，四列火车的医院伤员也在那里。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堡下来，正在尽力挤过去，这时埃尔夫丽德听见火车里的伤员尖声喊叫道：“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谁也没有停下来。水几乎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靠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努力走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还有多少别的人成功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

到4月28日的时候，苏联人已经包围了城市的中心，包围圈越来越紧。在夏洛滕堡区、市中区以及弗里德里希海因的边缘，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人数甚少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那条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里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下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出来，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抓住了。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些能够走到包扎所的能行走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不能行走的伤员，往往躺在倒地的地方，流血而死。

地方军库尔特·伯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这样走了几英里，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着救命。但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为数甚少的人，又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伯格躺在路旁一个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修女，修女，”他喊道，“你能帮助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只用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开着，他爬进走廊，然后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看那血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个花园。门是开着的，一头黑白相间的霍斯坦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城市的中央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就愈来愈被压缩。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作为回应，他收到了6吨的补给品，也正好收到了16枚装甲车的火箭炮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地狱般的战斗当中，有一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线上———那条宽阔的公路从西边的哈韦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菲瑟勒“仙鹤牌”飞机，里面是里特尔·冯·格赖姆将军和一位著名的女飞行员，名字叫汉娜·赖特什。飞机已经被防空炮火炸坏了，汽油正在从它的机翼油箱里倾泻而出，冯·格赖姆掌握着操纵器，就在飞机触地之前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他们到达以后，他立即任命冯·格赖姆为陆军元帅，取代“卖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并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首领。

元首地堡已经遭到了炮击，不过暂时还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岛待在城市的中央，从动物园的花园里升起的是那个双塔。那个132英尺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不能精确地知道有多少人，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再加上部队。在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上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发出臭气的衣服、婴儿的尿布，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许多人接近疯狂。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她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她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

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不停地做了5天，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死者掩埋。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刻，炮弹从四周猛撞在这个掩蔽所的穿不透的墙上，弹片散布在窗户的钢窗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具尸体和1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而且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这位医生记得，在这个掩蔽所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

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的巨大荒原。在动物当中的杀戮是可怕的。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击中；河马罗莎在它的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的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高射炮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已经损坏了，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

黑克手里拿着来复枪，走到猴子笼子那里。那只狒狒，一位老朋友，身子缩成一团坐在笼子的铁条旁边。黑克举起来复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吓坏了，再次举起来复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又恶心又心烦，又试了一次。狒狒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

在战斗继续的时候，另外一种野蛮的攻击也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个人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老兵后面的大群大群的苏联人，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乌尔苏拉·科斯特尔正在位于策伦多夫区的一个地下室里睡觉，与她在一起的有她的父母、她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里德和吉泽拉，以及她七个月大的儿子贝尔恩德，这时，四个苏联士兵用他们的来复枪枪托砸开了门。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倒进皮箱子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然后，一个又一个，那四个人全都强暴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两个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她怀里抱着孩子，试图闪身躲过，从门口出去。她太虚弱了。一个士兵从她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婴儿放在他的童车里。第二个士兵看着她，咧着嘴笑了。他们两个人都十分肮脏，他们的衣服上撒着沙砾，靴子上插着刀子。他们戴着皮帽子，有一个人的衬衣下摆挂在他的裤子外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奸污了她。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她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她的婴儿，把她的小姑娘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住宅区。在那里，她找到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转了过来，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爬了进去。

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娜·伯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在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她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她听见他父亲对这个闯入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娜在什么地方，她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她的父亲在枪口威逼下走了出去，来到街上。尤利亚娜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走开。她已经把她的脸和金发弄黑，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她仍然没有心存侥幸。她一直待在沙发底下。

在毗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娜听见其中的一人用可怕的嗓音喊道：“她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娜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着，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她后来讲述道，“通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相当整洁体面。”他作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她退缩了回去，他朝前走着，他微笑着，“和缓但又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娜的衣服。她挣扎着。“那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尤利亚娜记得，“他一只手里拿着手电筒，而且由于苏联人典型的不信任，他还密切注视着后面，以防突然袭击。”

逐渐地，尽管她尽力挣扎，他还是脱掉了尤利亚娜的衣服。她试图乞求，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她哭了起来，跪下来，乞求他别碰她。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她。尤利亚娜不哭了，控制住自己，尝试另外一种策略，她开始坚定而又客气地说话了。“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她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了。然后，由于她的衣服几乎全都脱掉了，那个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那个苏联人用反感的嗓音说道：“啊哈。”然后冲出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娜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天主教开办的一家女修道院，在以后的四个星期里，她们躲藏在屋檐的下面。尤利亚娜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茜·霍夫曼以及罗茜的母亲，都遭到了奸污。她们母女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到了她们就自杀。她们服毒了。[39]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是一个教师，他看见苏联部队在他所在的赖尼肯多夫区里疯狂了。他的公寓套房被苏军女士兵洗劫一空，她们似乎“像磁石一样被我妻子的衣服所吸引。她们拿走她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了”。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把他的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那天晚上一群俄国男人出现了，他们全都喝醉了。 “太太！太太！”（Frau！Frau！）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头发蓬乱，因而也许我的故事奏效了，因为我显得老。我挺直身体站着，张开双手，说道，‘太太死了’ （Fraukaput）。”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在他的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他的一副男裤吊带，然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闩上，把沙发移开，帮助他的妻子埃尔莎从他在水泥地板上挖出的那个3英尺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在他的地下室里，有许多妇女被带了出去，遭到了奸污，但他却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毯子，从而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个狭窄的躺椅外面，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面。她的脚在他的头的部位，被一个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几乎看不见。

在威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她的妹妹安内莉泽以及她的母亲，起初给苏军留下了好的印象，就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打扰。然后，一天晚上，就在黎明之前，安内莉泽被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带着上了楼，进了一个套间，在那里，她被一个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了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一个苏联军官奸污了她。第二天，一个士兵出现了，带着一包食品送给她。

在那以后不久，另外一个装甲兵又注意上了伊尔莎，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支手枪走了进来。“我在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枪杀死我，是左手的枪还是右手的枪。”她记得。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伊尔莎穿着几件毛线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她，开始扯开她的毛线衫，接着他突然困惑地说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被奸污了。当那个苏军他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她吃惊的是，他待在她的床边，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保护了她，免受别的好色士兵的骚扰。

在那以后，安泽一家一再经历兽性行为。有一次，他们被带了出去，靠墙站着，要把他们枪毙。还有一次，伊尔莎再次遭到了奸污。她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一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

在苏联人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单是在潘科区，在三个星期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和阿尔方斯·马兹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的圣卡尼修斯教堂的耶稣会会士[40]，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韦尔河打捞了出来，这时他们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女人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一只胳膊的下面夹着一个婴儿，跳进了河中。

17岁的姑娘汉内洛雷·冯·克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一再被一群喝醉酒的苏联人奸污，事后他们又三次枪击这个姑娘。她受了重伤，但没有死亡，被人们用一辆婴儿车送到教区教堂，婴儿车是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消失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雷，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她[41]。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在第二天的整个晚上都坐在她的床边，告诉她不要担忧。汉内洛雷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她和她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负责一个防空掩蔽所。“有两天两夜，”她回忆说，“一群又一群的苏联人潮涌般地进入我的防空掩蔽所，抢劫并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还是被枪杀。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六七具女人尸体，她们全都是被强奸的姿势，她们的头被砸烂了。”玛加蕾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她向那个年轻人郑重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她看见三个苏联人抓住一个护士，按住她，而第四个苏联人则奸污了她。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现在穿着便装，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和他攀谈起来，其中的一位会说德语，他非常健谈，使得库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没有外交手腕的问题。“报纸上说，苏联士兵强奸抢劫，”库斯特问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作为军官可以负责任地说，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上写的全都是谎言。”

第二天，库斯特看见有三个苏联人在巴尔比将军街一把抓住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个走廊。一个土兵用冲锋枪示意库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个尖叫的女人，第三个奸污了她。然后库斯特看见那个强奸者从走廊里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他喊道：“Jabolshoiswinja。”库斯特问其中的一个苏联人，那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猪’。”

玛加蕾塔·普罗布斯特待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个掩蔽所里，在那个掩蔽所里有一位叫默勒的狂热纳粹，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住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玛加蕾塔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尽量使自己尽可能地没有吸引力，她把她的金色长发藏在一顶帽子的下面，戴着深色眼镜，脸上胡乱涂着碘酒，面颊上贴着一块大的橡皮膏。她没有遭到骚扰，但许多别的女人遭到了骚扰。“姑娘们被聚拢起来，带到楼上的套间里，”她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她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到地下室里。”后来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玛加蕾塔，有两个士兵用黄油塞住她的嘴，让她的尖叫声听不清楚，与此同时有几个别的士兵依次强暴了她。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原先以为她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现在却不那么好了，在她们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士兵野蛮地强暴了，那个士兵声称，在德国部队进攻苏联以后，她的母亲被强行带到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多拉被放了一马，她说她有肺结核，她发现苏联人似乎不折不扣地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奸污了一次，受到严重伤害，结果无法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冷漠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比这更坏。这纯粹是报复。”

17岁的埃琳娜·马尤斯基和19岁的薇拉·翁格纳德，也看到了苏联人好的和坏的一面。当洗劫和强奸开始出现在蒂尔加滕地区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睡在她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那一天，七八个苏军进入了姑娘们的房子，要求她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不管怎么说，一开始她们也看不出有害怕的真正理由。聚会举行的地方原来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士兵，但一切都似乎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桌子留出了空间，桌子上放着银质的枝形烛台、桌布和玻璃器皿。一个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说道：“吃饱喝足吧。”埃琳娜坐在桌子旁，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了。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样单纯的聚会。

她想走出去，一个又一个士兵阻止了她，同时咧着嘴笑。然后一个苏联人告诉她：“和30个士兵在一起你就死了（kaput），和我在一起你不人死（notkaput）。”此时在薇拉的脑子里，这次聚会的原因已毫无疑问了。但她同意和那单个的士兵一起走。如果不是因为逃脱一个人要容易一些，那么和一个人待在一起也要好于和30个人待在一起。她知道街坊的墙上的每一个缝隙，她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将永远也找不到她。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心存侥幸，他抓着她的头发，拽着朝一个空房间走去，她扭动着，尖叫着，爬着。在路上她脱了身，并设法把他绊倒。然后，她踢掉高跟鞋，速度就更快了，她赤着脚从后院跑了过去，在玻璃碎屑和瓦砾上面跑着，最后来到在普利茨大街上的废墟中。在那里，她发疯似的在烂泥里挖了一个坑，把一个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直到她死去。

埃琳娜仍然在聚会里，她感到不安，但同时也饿。桌子上有大堆的鱼子酱、成块的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把满水杯的伏特加酒一口喝下去，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琳娜看到她的机会了，她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来，走了出去，令她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长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拽着她进入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开了她的宽大罩衫，她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她醒了，把那个喝醉了睡着的人从她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就像薇拉一样，埃琳娜也躲藏了起来，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她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处。

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把希特勒娃娃斩首的那个孩子，他当场救了他母亲，使她免遭骚扰。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正与鲁道夫以及他的妹妹克里丝塔进行一场拔河比赛。那个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里丝塔就越是悬挂在她的裙子上，尖叫着，喊叫着：“妈妈！妈妈！”那个苏联人放弃了。

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使得苏联士兵停止尝试，而不得不到别处寻找，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兰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个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她相信，里面有一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个苏军，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拼命抵抗，最后那两个人都情愿看见她走开。

她的一个邻居，一个叫舒尔茨太太的女人，就不这么幸运了。就在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眼前，舒尔茨太太在枪口威胁下被奸污了。那些苏联人一离开，几乎疯狂的丈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儿子，然后又杀死了他自己。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有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被从她的家人那里拖走，在整个晚上都遭到了强奸。上午的时候那个女人被放了出来，她匆匆赶回她的孩子那里———却发现她自己的母亲和兄弟把三个孩子全都吊死了，然后又吊死了自己。于是那个女人割腕自杀了。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使她们不知所措的，既有难民，也有苏联人的兽行。有一个苏联人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师莱娜，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干预的时候，他火冒三丈，于是拔出手枪向她开了火。幸运的是，他喝得太醉了，没有射准。另外的士兵进入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努力阻拦，他们还是一再奸污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她们的尖声大叫，”一个修女讲述道，“白天黑夜都在持续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四邻里，强奸的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到12岁的小姑娘。

她无力避免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的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赫神父对她们说过的话。“而且还有别的，”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情，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她能给予她们的安慰，也就是这些了。

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的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交谈的时候，另外一个军官想在地下室里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听见她的尖声大叫，维贝格冲了进去，邻居们喊道，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个军官的衣服已经脱了下来。上校一把抓住那个军官，喊叫道：“是美国人（Amerikanski）！是美国人（Amerikanski）！”同时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抽打他。然后上校让那个军官靠墙站着，要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乞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只是不能这样向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终于心软了，那个军官被逮捕，带走了。[42]

苏联人肆无忌惮了。在位于波茨坦附近的巴贝尔斯贝格，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而在那里，喝醉了酒、随便就开枪的苏军士兵毁坏了几千个包裹，包裹里有药品、医疗用品和为生病的士兵提供的各种营养食品。“他们走了进来，”下士约翰·埃亨回忆道，“进入一个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于是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货品。各种各样的液体从打碎的包裹里倾泻了出来。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仓库的旁边，是乌发公司的大摄影棚[43]。亚历山大·科拉布是身居柏林的一个外国学生，他注视着，几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奇异的戏装，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式的制服和帽子，到环圈裙，应有尽有。他们开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跳舞，又朝天开枪———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成千上万的苏军好像从未到过大城市似的，他们拧下电灯泡，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在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硬拧了下来，浴室里的管道设备对许多人来说是种神秘的东西，他们有时使用抽水马桶洗马铃薯，削掉马铃薯皮，而浴缸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用处，成千上万的浴缸干脆被从窗户扔了出去。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做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作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来个做罐装用的广口瓶里面全是尿，玻璃盖又整齐地盖上，拧紧了。”

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格奥尔格·亨内贝格博士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破门进入了他的实验室，用实验用的鸡蛋玩抛球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已经感染上了斑疹伤寒细菌。发疯似的亨内贝格终于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

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在战斗的中心，几乎被处境困难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是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没有目的、梦幻般的性质。“那些还待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容格后来讲述道，“频繁地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断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待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谈话。他谈到，他就要死了，结局就要来了。”

“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阿道夫伯伯’唱歌。”似乎没有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一个人似乎都完全意识到，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计划自杀，并杀死他们的六个孩子：黑尔加、赫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唯一不知道的，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是地堡里的一个侍应生，他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加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

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把赫尔穆特·库恩茨医生请来，库恩茨是位牙医，在总理官署下面的医院地堡工作。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了以后她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就得帮我。”

埃娃·布劳恩听说库恩茨替玛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能够帮助她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然后，她突然想起来了，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

埃娃打算使用毒药。她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进去，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图姆费格医生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不过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这使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立即用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库恩茨说，施图姆费格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一颗胶囊夹碎，那个动物立即死掉了。

对希特勒的最后打击是4月29日下午，被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的，那人在大约8000英里之外，在旧金山市。那人叫保罗·斯科特·兰金，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情报局局长杰克·威诺库尔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向西方盟军投降，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得知的。兰金把这个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世界各地广播出去了。

正是这个报道，使得希特勒最初对希姆莱的变节行为略知一二。这个消息是傍晚的时候来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比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几分钟以后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电台的一次广播中，据报道，帝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联军最高指挥部谈判了。”

希特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很长的时间看着戈培尔博士，”魏德林说，“然后他低声咕哝了点什么，谁也听不懂。”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容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好像什么都失去了。”他是什么都失去了。“今天晚上我们当然得掉泪了。”埃娃·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

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党卫军分队长赫尔曼·费格莱因，他娶了埃娃·布劳恩的妹妹，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于是进行了搜索，发现他在家里，穿着便装，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押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了结论，费格莱因计划中的离开柏林，是与希姆莱的叛变有密切联系的。按照党卫军上校奥托·京舍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晚上被枪毙了。他的妻姐拒绝替他求情。”

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显然结局接近了。到黎明的时候，他已经口授了他个人的和政治的遗嘱，把政府的大权交在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总统，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娃·布劳恩。“婚礼以后，”格特鲁德·容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比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容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够“向新人表达最良好的祝愿”。她说：“希特勒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意味着从担忧和一种非常困难的生活中的解放。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经历了叛国’。”

在那同一天，希特勒得到了更坏的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暴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离这不到半英里了，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他的两位秘书以及他的素食者厨师一起用了午餐，侍应生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那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意大利面条，浇上一点酱汁”。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对格特鲁德·容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娃·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 “代我向慕尼黑致意，把我的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始终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消失进了他们的住处。

奥托·京舍上校在通向希特勒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面站着。“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或者3点40分。我尽力不动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玛格达·戈培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京舍没有能够劝阻她，于是敲了希特勒的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埃娃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流动，因而我认为她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他是否想见戈培尔太太。‘我不想再对她说什么了。’他说道。我离开了。

“五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

“博尔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着贴身男仆林格进去。希特勒坐在一把椅子上。埃娃躺在长沙发上，她已经脱下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沙发的一头。希特勒的脸上全是血。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PPK式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外一支是一把他始终带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娃穿着一件带有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她的眼睛大睁着。有一种强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道。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认为我的衣服将有几天带着这种味道———不过这可能是我的想象。

“博尔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比格多夫以及我现在记不得的其他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

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用毯子包着，放在地堡入口处外面的一个浅洼地里，在一个废弃的水泥搅拌器的旁边。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即使在尸体被点着了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再次出现束缚住了”。地堡的进气口吸起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那就像燃烧的腊肉的味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作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试图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个无线电信息按照苏联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见。不久苏联人作出了反应。他们同意接受特使，并且指定了一个地方，德国军官可以从那里通过他们的营地。

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他刚刚升为上校），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进入了苏联的营地。士兵们迎接了他们，要求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并试图卸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能说极好的俄语，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人尴尬了，于是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

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它的家具仍然表现出平民居住的痕迹———一张长桌子，靠一面墙有一个大的衣柜，几把椅子，在另外一面墙上挂着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石版画，屋子里还有几台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文看来，那个地方似乎满是高级军官。没有致以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大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司令。他也无从知道，那些别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助手（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44]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突然要求会谈搞得措手不及，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的主要谈判者”私下会见。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支的苏联香烟，点上，轻松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道：“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作战会议。”

克雷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他最后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提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机密的性质。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外国人得知，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了。”

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说道：“这我们知道。”

克雷布斯大为吃惊。“你怎么能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只是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的。”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劳恩，她也自杀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埋葬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掩盖了他的惊讶。不论是他还是苏军司令部的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娃·布劳恩。

然后他们着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个遗嘱，在遗嘱中他任命了继任者。他把遗嘱的一个副本递给了这个苏联人。他说道，问题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的总统，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的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要分裂盟军的企图。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夜晚。到黎明的时候，克雷布斯从那个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的人亲自投降。

当克雷布斯继续同朱可夫争论的时候，冯·杜夫文冒着危险穿过营地返回，其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到达了元首地堡，在那里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同意！”他叫道。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会谈中断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的苏联人的每一支枪都直接瞄准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冯·杜夫文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立即，每一个人都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将分成小组离开，穿过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大楼和庭园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他们将能与一个作战分队会合，那个分队将会把他们带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去。”

有些人则挑选了另外一个选择。

对戈培尔一家来说，那个选择就是自杀。维尔讷·瑙曼曾经几个星期试图劝阻玛格达·戈培尔，但她不为所动。现在时间到了。5月1日，在大约8点30分的时候，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玛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她回来了，面色苍白，身体颤抖”。几乎立即，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未来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副官京特·施瓦格尔曼，在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缓慢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玛格达“颤抖得太厉害了，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次看见他们活着。

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中死去的。“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几分钟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玛格达本人。”

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几个人被杀死了；另外的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保镖奥托·京舍后来当了12年的苏联俘虏。有些人迅速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小画像，由于炮弹爆炸而失去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别的人，比如马丁·博尔曼，则神秘地消失了。有几个人确实是逃走了———或者几乎和逃走差不多，落入了英美联军的手中。

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副官比格多夫将军、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将军，以及地堡卫队的党卫军上尉弗兰茨·舍德尔。

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城市、城市的保卫者以及人民的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现在，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柏林的部队被推到了城市的中心。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街上有坦克，在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全都有战斗。苏联炮兵从东西轴线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在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看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感到，他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选择另外一个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然而，那些想试图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做。”

在5月2日凌晨快1点的时候，苏军的第七十九近卫军步兵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信息。“喂，喂，”那个嗓音说道，“这是第五十六装甲军。我们要求停火。在柏林时间12点50分的时候，我们将派出休战谈判员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传输给参谋长。”

在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12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文上校以及另外两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魏德林的命令说，“都增加了柏林的平民和我们的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休战。”尽管零星的开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正式结束了。在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们看到，红旗在帝国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的时候，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在那里升起了。

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下面，但找到它也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人们在街上被拉了过来，要他们给搜索者们带路。照相师格哈德·门采尔就是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用探雷器带路。一个房间或者走廊一被探测完毕，别的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门采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他走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

他们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比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桌子面前。这两个人都用枪杀死了自己，在他们的制服里发现的身份证件使他们得到了确认。

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和最先进入的搜索队一起，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小屋子里，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的卧铺床[45]，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玛格达的尸体都躺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里沃伊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可以认出来。”要搞清楚这两位父母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他们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带回到地堡里了，但苏联人永远也没有得知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令人非常不快，”波里沃伊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情绪波动的是最大的孩子黑尔加。她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别的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

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烫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是让孩子们服用了安眠药水，而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又用氰化物胶囊毒死的，是在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加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她醒了，于是挣扎，因而不得不把她按倒。尸体被抬出来，送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军人荣誉法庭，以备拍照，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里沃伊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屋里四下看了看。放在地板上的是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

一个特殊的专家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它掩埋在薄薄的一层土里。B·S·特洛普乔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

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人的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洛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袜子上的破洞被缝补上了。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无法认为帝国的元首会穿缝补上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刚被杀死，但尸体并没有被焚烧。”

当第一具尸体被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极为相像的人的事情也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便要警卫和别的德国员工辨认他们。他们要么不能辨认，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命令，对每一具尸体都要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和凯茜·霍伊瑟曼，是曾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什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他们被找了来。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那是柏林东北大约25英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牙齿的草图。他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草图消失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它相符。”埃希特曼被告知。然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

凯茜·霍伊瑟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她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予以确认。她和布拉什克几个月前做的工作是很容易认出的。凯茜被给予了一包食品，又开车把她送回柏林。两天以后她又被找了来，这次是被带到了埃尔克讷镇。在一块林中空地里有一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凯茜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图案，图案是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交织在一起。”她说。玛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

显然，由于她对希特勒的牙齿作了确认，凯茜·霍伊瑟曼在以后的11年里待在苏联监狱，大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

希特勒的遗体又怎么处理的？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辨认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轰炸中被毁灭了或者散开了[46]。

在4月30日的上午，戈特哈德·海因里齐正在他的司令部走廊里走着，就要永远离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你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别的每个人一样，我也知道，你被免职了，奉命去到普伦报到。”

海因里齐没有说话。

“我恳求你，”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忙着到那里。”

“你说什么？”海因里齐问道。

“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韦比施格明德，星期日朝祷后的游行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你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你当时的副官非常熟。”

海因里齐说道：“是的———隆美尔。”

“这个，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话，我不想让落在陆军元帅隆美尔身上的同样的命运，再突然落在你的身上。”

“你是什么意思？”海因里齐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

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的。”海因里齐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

“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格。我恳求你，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你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

海因里齐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握着朗格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

海因里齐在走廊里往前走着，出了大楼。在那里排好了队列的，是他的小小的参谋班子。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每一个人都行了军礼。海因里齐走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要谢谢你们所有的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了车门，海因里齐上了车。冯·比拉也上了车，坐在司机的旁边，“普伦。”他说道。海因里齐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着急。”他说道。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海因里齐到达了在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他的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播音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宣布元首死了。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准尉迪克西·迪恩斯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的旁边，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所听到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死亡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古姆巴赫此时是在劳恩堡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营地的后面。那一家人全都在这里，那位妻子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他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的营地就在前面，迪恩斯得穿过那些营地，那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炮火猛烈。

所有人都在这个不舒服的住所里安顿下来过夜。迪恩斯很容易便进入了梦乡。他一连几天一直在骑自行车，试图突破过去，到达英军的营地。现在有一点运气的话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够说服身边的那些德国兵，让他过去。这是迪恩斯睡着以前，他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下晃动，他醒了过来。有一支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嗓音说道：“喂，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看着一个样子粗暴的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伞兵的脸。这个地区在夜间被攻占了，当时他们正在睡觉。迪恩斯跳了起来，大喜过望，说明他是谁。他和古姆巴赫被押回连部，先是被移交给师司令部，然后给军司令部。最后，第八军军长伊夫林·H·巴克中将见了他们。

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1.2万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朝营地走来，”他急迫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射击！”他让巴克将军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定于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另外一次空中袭击。“现在一切都会好了，”巴克将军说道，显得如释重负，“我们会在下面的48个小时里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长官，”迪恩斯说道，“我答应奥斯特曼上校我会回去的。”

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能让你通行的挂红十字会旗的车。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也不妨停下来。”

迪恩斯行了军礼。当他走过参谋长的办公室，四下张望着。“我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说：“他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恼火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已经许诺过了。”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动身了，车篷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

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带着他的人进入了英军营地，他的那些苏格兰风笛手们领头。当这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高昂着头，踏着沉重的脚步进入英军营地的时候，人们站着注视着。奥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了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人，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大院门口。这两群人彼此面对着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他和迪恩斯行了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奥斯特曼说道，“我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于是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大院。当查理·古姆巴赫走过的时候，他挥手致意。

枪炮的射击是残忍的，它来自四面八方。布瑟四处走着，朝他的手下大声喊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英里了！温克正在等候！”布瑟太疲倦了，结果都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第九集团军一直在朝着温克的方向进行作战，历时似乎有几个星期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弹药，实际上也没有大炮，只有一些迫击炮。没有多少机关枪，而那些机关枪里又几乎没有子弹。不论布瑟往哪里看，他都看见人们在倒下。他和他的军官们用了全身的力气，才让他们往前走。使事态复杂的是那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加入了这个行列。食品短缺，甚至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

温克可能就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是顽强的。布瑟把他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为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尔曼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尔曼跳进坦克，告诉司机加速。坦克奋力前进，他们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一些起伏的地面。突然哈格尔曼看见，苏联部队在他们的前面溃败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机关枪没有子弹，他一把抓起一支滑膛枪，开始朝逃跑的苏联人连续射击。

然后，他听见炮声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事后谁也没有真正记得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瑟会合了。

“第九集团军的人太疲倦了，太疲惫不堪了，状态太惨烈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记得。当他站着注视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行列中出来，朝他走来。温克看见那是一个眼睛塌陷、满脸污垢、未剃须的军人。几乎就在那人来到眼前的时候，温克才把特奥多尔·布瑟将军认出来。他们无言地握着手，然后温克说道：“谢谢你到了这里。”

5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有10万多人渡河来到了西岸，被美国人俘虏。布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

半官方的越洋德国新闻社所发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用法语发出的。它说道：“Sauve qui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运货马车、兵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步行的人，他们越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个巨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投降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进行，难民所想做的一切就是逃跑。偶尔这些逃跑的德国人的行列会遭到炮击，显然，在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的命令。

年轻的布里吉特·韦贝尔乘坐着由她公公的司机开着的汽车，从柏林出发，她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然后汽车在前往施潘道区的行列中被挤得动弹不得，只不过几英里的距离就用了十个半小时，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履艰难地向西走去。

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出现在那位党卫军的正式死刑执行人面前。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人旁边：枪弹在那个瘦长、难看的党卫军枪手的胃部爆炸开了，他尖声喊叫了16个小时，然后死去了。

当蜂拥的巨大人群挤满了通向那些桥梁的马路的时候，炮弹一再在他们当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行走，阿赫帮助她带着她的两个孩子———1岁的沃尔夫冈和5岁的黑尔加———她在拥挤中把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丢失了，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这个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估计总共有2万人伤亡。

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固然他们是走得稍微远了一些，不过他们又倒在了地上。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在田野里，在壕沟里，在空屋子里，在废弃的车辆里，在马路的路肩上，就在马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也没有留下了。动物园永远也不会成为原先的样子了。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阿布！阿布！”他叫道。

一阵翅膀拍打的声音。在空池塘的边缘是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它用一只腿站着，看着施瓦茨。他走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起这只鸟走开了。

5月4日，伊尔莎·安泽慢慢地从她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从4月24日以来，她第一次来到日光之下。街道奇怪地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在眼前只看见黑色的圈。但我接着四下张望。太阳在照耀，春天来了。树开花了，空气柔和。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正在死亡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在把生命带回来了。在此刻以前什么也没有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看着远处的公园，在那里春天已经来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自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城市的陷落

喀秋莎正在城里发射导弹。下图：苏联士兵在一个苏联宣传牌的后面掩护自己。宣传牌上写着：“前进，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胜利就在前面！”背景处是德国的胜利纪念碑。

这一部分中的照片，除了另外注明出处的，均由前苏联国防部供图。

动物园地堡。它是动物园里面的高射炮双塔之一，在柏林最后投降的堡垒。上图：战斗前的双塔：下图：战斗后的双塔。中间左边：瓦尔特·哈格多恩，他是德国空军的一名医生，把这个地堡拱手让给苏联人。中间右边：格达·尼迪克，电传打字机操作员，她处理了希特勒最后的信息：“温克在哪里！施泰讷在哪里！”

5月1日上午，克雷布斯将军在崔可夫的司令部外面。这张来自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的独一无二的照片，在本书英文版中是第一次面世。

这同一栋房子在20年之后，是本书作者经过崔可夫的指点之后发现的。这栋房子是在滕珀尔霍夫区舒伦堡环行大道2号，其主人仍然是同一个人，一位姓格贝尔斯的太太。“这个房间最醒目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一幅石版画，”崔可夫回忆道。这幅画还在那里，但签署投降书的那张桌子（见上图），现在却在附近的达太天主教教堂图书馆里。

伤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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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20年以后，也没有谁能肯定地说在柏林战役期间平民的伤亡是多少。至今仍然有尸体在废墟中、花园里和公园里被发现，那是在战役期间被匆匆埋葬的，也有尸体在集体坟墓里被发现。然而，根据统计学上的研究，大概有10万平民由于这场战役而死去。起码有2万人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有大约6000人自杀，其余的不是直接被炮击或者巷战杀死，就是以后因为受伤而死。那些在最后的几天里逃离柏林然后在德国别的地方死去的人，从来也没有得到精确的统计。如果说仅是死于轰炸的起码就有5.2万人的话，如果这个估计被认可，那么数字就上升到15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受伤的人。

有多少人遭到了奸污？还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医生们那里得到的估计，是从2万人到10万人。堕胎非正式地得到了允许，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谁也不愿意统计甚至猜测到底有多少人堕了胎。

至于德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就像平民的伤亡数字一样，谁也不能确切知道。使这个问题复杂化的是，事实上他们被包括进了德国总的战争伤亡数字：因而要说出有多少人是在柏林一个地方阵亡的，就不大可能了。苏联人对他们的伤亡人数非常确定。苏联国防部官方说，在从奥得河的战斗至一直最后攻克柏林期间，他们有“十万多人阵亡”。在我看来，那个数字似乎是高的，但也可能被故意夸大了，为的是让胜利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科涅夫元帅告诉我，单是他的军队，“在从奥得河到柏林的整个战斗中，以及我的南翼向易北河挺进的过程中……就有1.5万人阵亡”。这样一来，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军队加在一起，在攻克柏林当中就起码损失了10万人的兵力。奇怪的是，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N·布拉德利将军曾经提醒艾森豪威尔，他要是试图攻克首都的话，就可能蒙受10万人的伤亡，不过布拉德利说的是阵亡、受伤和失踪人员的总数。

[1]许多士兵在奥得河加入了共产党，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军家属，很少得到正式的通知。但如果一名共产党员士兵伤亡，共产党就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000门大炮开始了攻击。他的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000门加农炮，但在攻击的时候他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的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的描述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大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000到8000门野战炮，并且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3]科涅夫这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3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说已经在伯尔尼和德国人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们将敞开通往英美部队的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移动。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对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的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着对苏联的战争，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那种断言感到吃惊，那种断言认为，“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你们的充分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的行动和我所信任的下级的行动的这种卑鄙的失实陈述，我不能不对那些向你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交付给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当然，事实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协定。——原注。

[4]直到20年以后，读到普克霍夫将军的回忆录的时候，科涅夫才知道有这个事件。——原注。

[5]希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全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45年。

[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7]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军攻占。——原注。

[8]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齐格菲防线（Siegfried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有效地挡住美军的追击，使他们得以喘息。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突破。

[10]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11]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2]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这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有些人是一种说法，另外的人是另外一种说法。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言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一个计谋存在。出现在这里的说法根据的是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塔施讷所提供的信息。——原注。

[13]到4月18日的时候，在鲁尔河的残余部队全都被消灭了。3天以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14]诺尔兰（Nordland），挪威北部一郡，临挪威海。

[15]戈林可能有不止24辆卡车。海因里齐认为，他有“4个车队”。然而，这可能包括那天晚些时候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额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是由于燃料的原因飞机被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处置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16]库尔兰集团军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完全包围了，然后其余部终于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温明德。该集团军原来有18个师，但只有几船的人和差劲的装备到达了德国。——原注。

[17]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个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一个另外的场合之外，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18]雷德尔（ErichRaeder，1876—1960），1928年起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后因在战略方面与希特勒相左，于1943年1月被解除海军最高指挥权。

[19]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

[20]下椴树街，柏林东部的一条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东至王宫，全长近1英里。因过去种有椴树而得名。始建于1538年的王宫废墟，于1951年铲平后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广场。

[21]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2]迦太基，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古代北非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在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与古罗马人进行的布匿战争中，于公元146年被古罗马人毁灭。

[23]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也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24]在海因里齐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条目：“4月21日12：30，布瑟对海因里齐说：‘刚刚得到消息，第五十六军昨天晚上在没有得到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从霍佩加滕进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他……’”布瑟是从哪里得这个情报的，谁也不知道，但这个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在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魏德林则是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25]1939年，希特勒曾宣布戈林为元首继承人。

[26]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27]夏里特医院，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均有此医院，原文是法文（Charite），字面意思是“济贫”或者“慈爱”医院。

[28]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找到了。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的一行诗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29]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30]有两种业务没有间断地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一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的法令，它们从事的是“本质性的”生产——这11家啤酒厂在继续生产啤酒。——原注。

[31]圣阿格尼斯（约304—？），罗马妇女，基督教圣徒、青年女子的主保圣人。据传说，阿格尼斯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斯以身殉教。

[32]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一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们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格兰，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军，在东线被俘，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33]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34]巴什基尔人（Bashkir），突厥民族。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于1919年设立，是苏联俄罗斯联邦的行政区。

[35]莫尔多瓦人（Mordvinian），居住在苏联伏尔加河中游地区。

[36]伊尔库茨克（Irkutsk），苏联东西伯利亚城市。

[37]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的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委员，负责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他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38]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送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他因为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而将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军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39]她们都活着。一个医生立即采取行动，救了她们的命。——原注。

[40]圣卡尼修斯（st.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明晰的说明。

[41]圣希尔德加德（st.Hildegard，1098—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多次见到异象的神秘主义者。

[42]苏联人并不否认在柏林陷落期间所发生的强奸，然而他们却每每极力辩解。苏联历史学家承认，部队失控了，但许多历史学家却把最严重的暴行归咎于那些一心要报复的前战俘，他们是在苏军向奥得河推进的过程中被释放的。有关强奸，军队报纸《红星报》的主编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告诉本书作者：“我们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绅士，我们见得太多了。”《红星报》的另外一位编辑说：“战争就是战争，我们所做的，跟德国人在苏联所做的没法比。”米洛范·吉拉斯是战争期间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他在其《与斯大林交谈》一书中说，他曾就有关苏军在南斯拉夫所犯下的暴行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抱怨，斯大林回答说：“如果一个在血与火中走了几千公里的士兵找个女人开开心，或者拿点不值钱的东西，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吗？”——原注。

[43]乌发公司，全称为环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该公司的影片在默片时期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公司设在柏林，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44]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还有一位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伊萨科维奇·布兰特，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怎么处理那位作曲家，崔可夫说道：“把他带来。”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他却穿着便装，显然不能冒充苏军军官。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大多是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空气缺乏而昏厥，跌落进了房间，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45]普尔曼式，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46]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哈德·海因埃里克森教授作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

作者致谢

本书的信息，主要是来自参与者本人———来自盟军的官兵、与盟军作战的德国部队，以及在战役中幸免于难的柏林人。总共有二千多人为本书提供了信息。从1962年开始，在一段为期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0个男人和女人提供了书面的叙述和会晤。他们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从日记到地图，从个人的叙述到珍藏的剪贴簿，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的《军人与平民们的现状》一节的名单中[1]。

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又被安置在根据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军事框架之内。我获得了部队的战后报告、战争日记、师的历史、情报总结和询问报告，还对那个时期的关键的军事人物和政府人物进行了采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档案、文件和笔记交付于我。所搜集到的资料累计填满了10个文件柜，所包含的信息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在战役前柏林的大型储气罐中的燃料数量，再比如，事实上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戴的手表里面有一块罗盘。

数量巨大的人们在这个项目上提供了帮助。要是没有《读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华莱士的话，这个项目就根本不可能开始，华莱士夫妇把他们机构的巨大研究资源供我使用，并报销了我的许多费用。我谨对我的朋友霍巴特·刘易斯表示赞扬和感谢，刘易斯是《读者文摘》的总裁兼执行主编，他作出了慷慨的努力以使本书成为可能。我还想对《读者文摘》在美国和欧洲的编辑部里的那些男人和女人表示感谢，他们搜集了研究资料，并采访了数十位参与者。要是单单挑选出某些个人来，那就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个编辑部的字母先后为序，说出他们的名字来。柏林编辑部：约翰·弗林特、赫尔加德·克雷默、苏珊娜·林登、露丝·韦尔曼；伦敦编辑部：希瑟·查普曼、琼·艾萨克斯；纽约编辑部：格特鲁德·阿伦德尔、尼娜·乔治斯－皮科；巴黎编辑部：厄休拉·纳卡谢、约翰·D·潘尼策（欧洲首席记者）；斯图加特编辑部：阿尔诺·亚力克西；华盛顿编辑部：布鲁斯·李、朱莉娅·摩根。

我因为获准在其历史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而必须感谢美国国防部。我尤其想对军事史办公室主任哈尔·C·帕蒂森准将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玛格达·鲍尔、德特马·芬彻、查尔斯·冯·卢蒂乔、伊斯雷尔·威斯、汉娜·蔡得里克，以及厄尔·齐姆克博士———他们都把时间和帮助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还感谢“二战录音部”的主任谢罗德·伊斯特，他允许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录音进行日复一日的研究。录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友善：资料组的主任威尔伯·J·奈伊，以及他的同事洛伊丝·奥尔德里奇、莫顿·阿珀森、约瑟夫·埃弗里、理查德·鲍尔、诺拉·欣肖、托马斯·霍曼、希尔德雷德·利文斯通、V·卡罗琳·穆尔、弗朗西斯·鲁布赖特，以及黑兹尔·沃德。与这个小组一起密切工作的，是朱丽叶斯·怀尔德斯托瑟博士，她作了艰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读者文摘》的同事们检查了几英里长的微缩胶卷，并翻译了几千份德国文件。

我尤其感谢：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亦即阿拉曼子爵蒙哥马利；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威廉·H·辛普森上将；詹姆斯·M·加文中将；伊斯梅勋爵；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斯特朗勋爵；大使W·埃弗里尔·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维·布鲁斯；大使查尔斯·波伦；艾德礼伯爵；安娜·罗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将弗朗西斯·德吉恩冈爵士；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将；路易斯·莱恩少将；R·F·贝尔彻姆少将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的美英官员和外交家，都帮助了我理解那个时期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背景，并且阐明了英美联军之所以不继续向柏林挺进的原因。

我感谢苏联政府，承蒙他们允许我从他们国防部的档案中，看到了迄今为止尚未披露出来的文件、命令、讯问报告和其他文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一向是看法不一致的，而且我的方法也并非总是那么富于外交手腕。然而我却发现，对苏联军方的一种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态度，也得到了他们同样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回报。例如，有关在柏林的强奸问题，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某些成员对我提出，若是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讲外交策略。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同意那种看法。在我动身前往苏联之前，他对我讲的话的大意是，苏联人大概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是做交易的老手。他感到，我应该直言不讳，“把话摆在桌面上”。我这样做了，而苏联当局也直言不讳地作出了回应。然而，还是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尽管我受到了赫鲁晓夫政府的邀请，前往进行我的研究，但在莫斯科机场的边防警察却试图截下苏联国防部送给我的文件！那些苏军军官，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诸位元帅，他们是亲切和蔼的典型，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信息，我所采访的其他苏联军方人士也是同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个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语言学上的能力以及在俄国事务上的专门知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在德国，波恩市政府新闻与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打开了许多扇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的司令部的A·霍伊辛杰将军写了几十封介绍信。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任城防司令卡尔·魏德林上将的前参谋长，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最后一场战役。瓦尔特·温克上将、特奥多尔·布瑟上将、马丁·加赖斯上将、埃里希·德特莱夫森上将、赫尔姆特·雷曼中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马克斯·彭赛尔上将、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上将、党卫军上将费利克斯·施泰讷、布尔克哈特·米勒－希勒勃兰特上将、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克吕肯贝格、汉斯·雷菲奥尔上校、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以及路易丝·约德尔太太———他们全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把柏林战役以及柏林最后的日子重新构筑出来。

还有许多人，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提供了帮助。位于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副顾问利昂·巴拉特；柏林广播电台的时任主编罗尔夫·门采尔；德国军队档案馆的迈尔－韦尔克中校；柏林的《晚报》（DerAbend）的主编弗兰克·E·W·德赖斯勒；位于柏林的美军防区电台（RIAS）负责人罗伯特·洛赫讷；《巴黎竞赛画报》（ParisMatch）的雷蒙·卡蒂埃；位于慕尼黑的现代历史图书馆的于尔根·罗维尔博士；柏林市档案馆的阿尔布雷希特·兰珀博士；德国老兵组织WAST的卡尔·罗德尔、卡尔·约翰·维贝格；战俘集中营前战俘全国联谊会的马塞尔·西蒙尼；西格贝特·默恩，费尔拉格出版社的迪特尔·施特劳斯博士。我谨向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因为本书故事中的德国的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谢留给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在一段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和交谈。他再一次地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作战了！他让我使用他的个人笔记、文件和战争日记。尽管他疾病缠身，但却总是慷慨地把时间给予我。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我当作家有二十来年了，很少遇见具有这样的尊严和荣誉的人———也很少遇见在细节的记忆上这样精确的人。

我怎么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亲爱的妻子作了校对，编了索引，进行了编辑，进行了重写———与此同时，又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的岁月中照料着我们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杰里·科恩，他尖锐的编辑铅笔在稿子上是如此才华横溢地移动着（不过在本页书稿上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的非常宝贵的秘书“霍蒂”·范特雷斯卡和芭芭拉·索耶，她们打字，重新打字，把文稿归档，接电话，并且支持了我们所有的人；苏珊与查理·格利夫斯，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在那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和迈克尔·科达，他们与海伦·巴罗（生产经理）、弗兰克·梅茨（美术指导）、伊芙·梅茨（版面设计），以及索菲·索金（编辑部主任），他们全都不得不容忍了我的难以达到的要求；拉斐尔·帕拉西奥斯，他所绘制的一丝不苟的地图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怀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他在欧洲各地运送着成箱子的研究资料而又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柯林斯和罗伯特·拉丰特———他们是我在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他们为了这本书等待得太久了，结果他们几乎就要“密切注视瑞恩”了；我的律师保罗·吉特林，他的帮助、指导以及冷静是非同寻常的；我的代表玛丽·谢贝克（在法国）和伊莱恩·格林（在英国），她们通过工作、勇气、支持和信念而提供了帮助———向他们所有的人，我表示最深的谢意。

科尼利厄斯·瑞恩

[1]英文原著附有“《最后一役》中的军人与平民们的现状”列举了所涉及的、又为本书提供了信息的所有人的名单。首先，是盟军的名单，然后是和盟军较量的德国军人的名单，最后是在1945年3月到4月期间，住在城市及其周边的柏林人。中文版翻译时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