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下册）

徐中约　著

计秋枫 朱庆葆　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制作/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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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主义与抗战
1917—1945年

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思想革命之后，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发展起来，作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反响。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另一件是国民党的改组。两个事件的发展对塑造中国现代史的进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大约开始于1905年左右，这时《民报》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马克思（Karl Marx）的传记。1908年初，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刊登了译自日文版本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写于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也即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节选自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的片段。尽管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建之父有了初步认识，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仍很微弱，一直要到五四运动时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才充分显示这一思想的威力。在凡尔赛会议上，外国宣布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间地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因此，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成为当时的风气，而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力的人士受到圣西蒙（Saint-Simon）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巴枯宁（Bakunin）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所吸引。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今日操纵』的实践思想。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如能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为有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诱人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进一步增强。莫斯科急于要赢取友谊和树立新形象，两次宣布——1918年和1919年[1]——愿意放弃旧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尽管在1920年的时候，苏维埃的立场有些改变，并且建议透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赢取中国承认的方法——但苏维埃的举动最终还是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而且与傲慢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完全不同。

在这种友好示意之外，还有那振奋人心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当资本主义到达顶点时，正如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那样，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场，以销售过剩产品及购买原材料。此时，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与竞争，必将导致冲突和最终灭亡。因此，亚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加速摆脱外国枷锁。列宁主义的理论，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因为它不仅谴责西方应为中国的苦难负责及预言资本主义的即将灭亡，而且也在世界革命中给亚洲一个席位——反驳了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立场，坚持认为世界的问题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来解决。

事实上，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苏维埃政权的主动示好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成功，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开始大量涌现，以追求知识和言论自由而著称的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早在1918年中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便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称赞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要，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预示中国将经历一场更伟大的再生革命，并于1918年秋创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号的《新青年》上，撰文庆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又于1919年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他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红楼』的名称，年轻而热切的追随者经常到这里来拜访，包括他的学生瞿秋白和张国焘，以及他在图书馆的助手毛泽东——这几个人注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与五四运动的力度一样，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然而初期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而没有太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现在他们坚决地切断对西方的依赖，并发誓要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治上的行动主义成为新的口号。在这批如梦初醒和热情好战的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是陈独秀。他深受五四运动中学生所起的作用的强烈影响，也参加了随后的游行，但于1919年6月11日被投进了监狱。他于9月时获释后，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辞去大学的职位。他以上海为其新居所，更加沉湎于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中期，他对西方的信任已彻底破产，并且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类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陈独秀成为第二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人物，并于1920年5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与此同时，另一个小组也聚集在李大钊周围，1919年12月，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由社会主义研究会代替。1920年3月，北京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组成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两名俄国人穆勒（A. A. Muller）和布尔特曼（N. Bortman）给李提供了帮助，但组党的具体步骤，一直要到1920年初维经斯基（Grigorii Voitinsky）来华后才开始，他是第三（共产）国际或简称『共产国际』的代表。3月，他和李就组党一事进行交谈；不久，前往上海与陈商谈。这两次重要会谈的结果，主要是决定在上海建立由陈领导的党支部，在北京建立另一个由李领导的党支部。只要联合两个党支部，便可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起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后来称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召开。[2]代表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3]但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陈在广州，周佛海代表其小组，而张国焘代表李的小组。尽管他们两人都缺席，但41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仍然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虽然中央党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却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南陈北李』的说法显示了紧密统一的党组织还没有诞生。

他们不仅形成两个地方派系，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陈独秀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及明显贬低懒散的农民大众的普遍看法。他认为进步的城市力量应充当运动先锋，而落后的农民应顺服的跟从，并说：『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瞿秋白同样不接受农民能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充当领导的想法。另一方面，对社会变化充满浪漫想法的李大钊却持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他们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我们必须强调农民是重要一部分。』李大钊对乡村的纯朴有着天生的热爱之情，而深厌城市生活的腐化。他督促年轻的知识分子，要以俄国民粹运动[4]的精神到农村去解放农民，激发他们的革命能量。实际上，他在农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国的解放。

尽管党支持陈的立场，但李的看法却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强有力的选择，并且深刻影响了年轻助手毛泽东的思维。1918年，李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地以民粹派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的民族主义观点激发了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遭军阀张作霖处决后，毛泽东坚持农民斗争，将其导师的理念付诸实践。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且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长期以来，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对于党内缺乏团结与纪律，以及西方不愿意帮助他发展中国，深感失望。自从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他面临着党内的阻力和抗命，而且难得有合作的机会。两次重大改组——从同盟会到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之后，党内合作仍无改进。孙中山依然不断受到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的困扰，比如1922年陈炯明的军事政变及先前发誓对他效忠的南方督军的公开阻挠。

同样令孙中山困恼的是，西方只是支持军阀，而对他制定的国际发展中国计划则不感兴趣。早在1913年，西方帝国主义者就透过五国银行团，赞助袁世凯2500万英镑的贷款，袁用这笔贷款镇压了『二次革命』。特别是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提供军火给袁世凯，阻挠孙中山和黄兴在香港登岸。袁死后，帝国主义者支持各地军阀，煽动国内冲突，对孙中山的求助装聋作哑。巴黎和会对中国在山东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而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也只不过是平息了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关系，遑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都证明西方欠缺诚意。

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对这几个问题，他难以回避，但也无能为力。在挫折中，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教人欢欣振奋。正如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孙中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窳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孙中山急于采取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来改组国民党，并且为其国民革命寻求苏维埃的援助。

孙中山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已经和劳工组织形成密切联系；另一个是五四运动后，年轻一代人所怀抱的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涨的民众精神。因为两种力量都与他一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的共同目标，所以孙中山准备将新鲜血液注入他那有些陈旧的组织。

然而，孙中山需要等侯时机，才可以学习苏维埃成功的秘密和改组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只不过是广州革命政府而不是北京合法政府的领袖，所以不可能是莫斯科与之谈判的首选对象。1920年，俄国派遣了优林（M. I. Yurin）和巴伊开斯（A. K. Paikes）到北京谈判一项条约，但军阀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建议下，婉拒了这个友好的示意。苏维埃又转向了强势军阀吴佩孚，并且顺势地将其改称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吴佩孚没有做出响应。在这个情况下，苏维埃才『重新想起』孙中山，据说他于1918年发送了祝贺电报给列宁，而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深受鼓舞。

1921年春，共产国际的荷兰代表马林（H. Maring）与孙中山在广西会面，他对孙的民族主义者精神和革命观点，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孙中山而言，他很高兴得知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而且天真地比作自己的实业计划。不久，马林深信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利用国民党已经建立的基础，发挥其影响力。他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本身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所有阶级的联盟。陈独秀和李大钊勉强地屈服于他的压力，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愿意接受共产党员的原因很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感到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实际上，他想利用共产党与工农的联系和苏维埃的援助来改组国民党。此外，孙中山也确信在苏维埃的庇护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如果迅速独立的成长，将最终颠覆他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吸收他们入党内并及时同化他们是很明智的。最后，孙中山也忧虑苏维埃可能援助一些对他不友善的军阀；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在苏维埃的指示下与吴佩孚和陈炯明发展联系，而这两个人都是国民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与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友好和联盟政策将削弱这些军阀。

共产国际派遣了越飞（Adolf Joffe）来中国，精心策划『苏维埃—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基础。1922年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他受到了新潮社和其它十三个组织非常热烈的的欢迎，这令西方公使团很是嫉妒，也令军阀政府十分不悦。随后，他与孙中山进行了长期的通信和谈判；此时，孙已决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9月4日，五十三名国民党领导人在上海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政策。这项政策也成为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的原则。一个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委员会获任命掌管改组之事，并于1923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由胡汉民起草的宣言。

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担心国民党会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工人农民党员产生腐化影响。陈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同意接受国民党领导者的命令。在公开场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和中心力量。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谈判达成一项联合宣言，包括四个要点：

（1）目前在中国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体制；

（2）苏维埃政府再次确认早在1920年9月27日有关放弃在华特权与利益的宣言；

（3）就未来中东铁路的管理与重组达成相互谅解；

（4）苏维埃否认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国主义企图或政策。

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谈判中，展现了一位冷静务实的政治家的风采。尽管他急于寻求苏维埃的援助，但他拒绝用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也没有把领导权放弃，交由马克思主义者来执行纪律和命令。他决不怀疑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相反。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目的是避免『党内集团』或『党内有党』的尴尬情势。从表面看来孙中山是以自己的条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苏维埃在孙中山和越飞的协议之后，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来中国，帮助孙改组国民党；另外，派遣格林（Galen）来帮助训练一支党的军队。此外，随行的还有约四十位苏维埃专家。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年轻的将军蒋介石[5]直接赴苏维埃学习军事体制、红军的政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纪律方法。蒋介石经过三个月的访问后回国，不久，孙授命他组建位于广州城外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一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举行，共有165名代表参加。孙中山在大会上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为了民族统一和重建而发展一个强大的组织。他号召党员为了革命目标，应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和无私奉献自己的才智。会议期间，列宁于1月25日逝世的消息传来，大会休会三天，以示悲伤和悼念——这是公开确认与苏维埃友好和结盟的新政策。

当然，尽管有些国民党党员不反对与苏维埃结盟，但却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既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致力于反帝反军阀，那么在共同的斗争中两党就应该联合起来。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技巧地宣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献身革命，并没有任何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因此即使他们有双重党员身份，也不能谴责他们在国民党内形成『党内集团』。李反复强调，只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他们将会遵守其命令，并接受其训练行动。他强烈否认从内部渗透和推翻国民党的任何企图。尽管李大钊已解释，但不变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也没有失去共产党员资格。事实上，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集团。

孙中山为了革命的利益，接纳了共产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全部含义。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既然赞成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就会帮助他控制共产党员，甚至会教导这些人服从他。他还抱有幻想，以为在适当的时候，少数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会纳入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的官僚组织内。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

同时，大会还创建了一个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人主席团。[6]大会以一份宣言结束。这份宣言强调反帝反军阀的立场，致力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宗旨，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决心。

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维埃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只要对双方有利，合作就会持续下去；而双方都希望在对方表现不济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孙中山的地位与威望是把各种成分连接在一起的决定因素，但一旦他去世，分裂势力就不受约束，日益坐大。

北伐与国共分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急于恢复拖延已久的北伐来扫荡军阀，并挫败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他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使这个计划流产。

孙中山的政治重任就落在汪精卫和胡汉民身上，两人分别是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领导人。但是军权却为蒋介石把持，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负责发展军官团体以充实党新建立的军队。军官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受到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士兵在革命的政治使命方面得到正确的教导。孙的亲信廖仲恺担任党代表，何应钦是军事总教官。在军校及党的军队中，一切命令和规章都要经过党代表的联署，才可以生效及由校长执行。军校政治教育部的副主任正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第四期毕业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林彪。

军官很快成为势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镇压了1924年10月的港粤商团叛乱，[7]驱逐了叛变省长陈炯明，挫败了各种各样的西南军阀。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这处与敌对军阀的对抗中相对安全，并与北京军阀政府相对立。汪精卫获选为主席。随后国民政府在广东和广西进行了一系列平息军事叛乱运动，到1926年2月两省的所有反抗势力都遭到镇压。国民政府决意再度北伐，并于6月25日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包括6000名黄埔军官和85000人的军队。7月27日，蒋开始了著名的征伐北方军阀的军事行动。当时北方军阀分布如下：

1.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京汉铁路。

2.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在北京自封为总司令，控制着东北、直隶、山东，以及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

3.已从直系退出的孙传芳在南京自立，统治着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东南五省。

此外，西北还有两派独立的武装力量，既不属于那些军阀集团也不属于革命军队，然而，他们倾向同情后者。分别是：

1.冯玉祥的『国民军』，早已撤退到西北而受直系和奉系势力的压迫。

2.阎锡山在山西所建立的稳固根据地，没有参加国内战争。

蒋介石的战略是首先讨伐吴佩孚，然后是孙传芳和张作霖。由于得到苏维埃的援助，[8]共产党的先遣代表又组织农会、工会，并在城市中发动罢工和破坏，加强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从广州到华中，北伐军势如破竹，1926年9月攻下武汉，11月拿下南昌，12月占领福州，1927年3月进驻上海和南京。九个月内，占中国半个部分的南方被攻占了。军事行动成绩斐然，前途一片光明。就在此时，国共分裂的征兆出现了，威胁着要破坏党、中断北伐。

争论主要是发端于双重身份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内有党』的推论。国民党员接纳了个人身份的共产党员，希望他们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及服从命令。但是，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秘密集团。简而言之，持有双重身份者被期望成为名义上的国民党员而在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冲突的命令自然引起涉及纪律这一敏感问题的摩擦。尽管紧张气氛持续上升，但孙中山在世时，公开破裂仍是没有发生。

1925年8月廖仲恺遭刺杀后，大约15名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右翼成员[9]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城外的西山，并于11月23日在孙中山的灵柩前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0]在这里，他们发布了一个宣言，号召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通过有效决议而谴责西山会议派。左派召开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并且要求于1926年1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的权势非常慑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也增加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会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九个部中有五六个是受共产党员的控制：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面对这些发展，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党部，这标志着与广州党部的分裂。

火上浇油的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一天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中山舰船长绑架蒋的企图失败，蒋反过来解除了船长、所有的苏维埃顾问、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及其隶属的军事人员的职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蒋与共产主义者决裂的第一步，然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北伐的利益，没有宣布公开分裂。但是蒋很快采取了针对共产党员的一些限制性措施。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九项决议，限制所有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且从中央党部部门的领导职务上清除共产党员，并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这些决议，并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史太林（Stalin）不希望在这时候加速分裂，因此命令中国共产党为了留在国民党内而忍受这些决议。

在国民党成功地将这些限制强加给共产党之后，蒋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如前所述，蒋的军队进展神速，平定了华中之后，国民党决定于1927年1月1日将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同时，中国共产党收到了史太林的一项日期标注为1926年11月30日的命令，指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强化政治工作，改善军事知识，以待军中要职。

武汉政府处于鲍罗廷和国民党左翼的统治下，两个重要的部门工人部和农民部皆由共产党员负责。[11]后者积极执行史太林1927年3月3日的新命令，这项命令号召强化群众运动，武装工农，并动员群众，扰乱及攻击国民党右派。这些额外的活动在武汉的控制区，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特别明显。

蒋同时指挥了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迅速地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建立了权力基础。他故意对鲍罗廷所提出跳过上海以便进攻北方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挥军直攻那个金融中心的大门。在上海，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已经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的罢工，动员其武装的纠察队，进攻地方要塞，并从内部成功地控制了城市。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与蒋介石合作，只好等待莫斯科的命令。史太林仍然希望避免分裂，要求上海工人『埋起武器』与蒋『避免任何冲突』。这样，3月22日，蒋的军队未遇反抗就开进了城里。北伐军乘胜继续进攻，3月24日攻占南京，随后控制了福建、浙江，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很明显，武汉和南京形成国民党统治阶层内的两个权力中心。分裂迫在眉睫了。

蒋在宁沪金融财团的支持下，下定决心惩罚共产党。1927年4月10日一场『清党』运动组织起来了，并且发布命令，解散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从4月12日开始，全面的清除共产党的运动开始了——首先是在上海，然后是在南京、汉口、福州、广州和其它一些地方。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和特务袭击共产党小组，枪击可疑者，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及解散工会。当清党运动结束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令人吃惊的是，蒋在清党期间公开宣称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显示他的争执只是局限于与本土的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抗议下，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武汉政府于4月17日解除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对此不可能置若罔闻；一天以后，在胡汉民的帮助下，他在南京组织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裂痕扩大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

鲍罗廷为了与蒋在上海和南京的成功互相抗衡，建议武汉政府应自己向北京发动『二次北伐』，[12]以寻求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合作。

这个计划受到共产国际的新代表罗伊（M. N. Roy）的反对，理由是依靠冯和阎的支持太危险了。罗伊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尖锐而相互贬抑的交锋。4月18日，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决定双管齐下，先发动北伐，随后发动东征。这个军事计划的部署，是武汉军队与冯玉祥军队在京汉铁路会师的三个月后占领北京。

如计划所定，武汉军队成功攻进河南，重创奉系军队，与冯玉祥在重要的铁路中心郑州会师。然而，冯一旦在河南站稳脚跟，就比鲍罗廷所想的更为独立。阎锡山的问题也更为棘手；阎拒绝联合，因为武汉代表了共产主义政权而南京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同时，蒋沿津浦铁路成功地进行了自己的北伐，并于1927年6月2日占领徐州。

这时，冯玉祥建议由蒋、武汉和他自己进行联合北伐。对鲍罗廷和陈独秀而言，联合北伐就意味着『联合清共』，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冯玉祥于6月20至21日在徐州拜会蒋，表面上是要在南京和武汉之间进行调停，实际上是要协力进行反共行动。会议以冯玉祥公开要求驱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而结束。

冯玉祥的变节和阎锡山的拒绝合作，不仅粉碎了鲍罗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汉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雪上加霜的是史太林与托洛茨基（Trotsky）权力斗争的影响。随着蒋的胜利，托洛茨基指责史太林在中国的拙劣领导及违反列宁最重要的原则，即只有当共产主义者保留他们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由的时候，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暂时合作甚至是结盟才是允许的。托洛茨基问道，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行动自由何在？为了证实他的中国政策是正确的，史太林极度需要一场胜利。1927年6月1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

（1）组织一支包括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

（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

（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员；

（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

（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

事实上，它是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鲍罗廷和陈独秀认识到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要求罗伊去执行。为了显示他的善意和诚信，罗伊就向汪精卫展示了这封电报。到这个时候，汪精卫才认识到史太林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国民党左翼，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然而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个阴谋。相反，他于6月6日会见了在郑州的冯玉祥；冯提出在汪与蒋之间进行调停。

7月13日，鲍罗廷宣布共产党员将退出政权，但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将党部迁往江西九江，并且对武汉的攻击也逐步升级。7月14日，汪做出了报复，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并且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两天后，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就要同时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

尽管看起来汪精卫已经和共产党分裂，但还能够容忍他们，没有立即进行清洗，也没有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强制解散。直到7月26日，武汉主席团才在共产党继续不断的辱骂声中，命令从国民党内和政府职位上驱除共产党员，除非他们放弃共产党员资格。同时，国民党员不允许参加其它党派。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鲍罗廷别无选择，只好于1927年7月27日离开武汉，经蒙古返回俄国。

8月1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南昌起义，最终引致致命的打击。汪决定命令全面清洗共产党员，重组重要组织，比如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

既然南京和武汉都清洗了共产党，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就提议和解。一个特殊的中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行使党部的权力。在12月10日，武汉和南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解决了：蒋被重新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汪精卫宣布了出国计划。

尽管1928年2月武汉政府解散，但政治委员会的一个支部继续存在着。随着党内冲突的最终解决，蒋重新开始北伐。尽管在山东省济南市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阻遏，蒋仍然能够越过障碍。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帮助下，蒋向当时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北京进军。张逃往东北，1928年6月4日，日本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制造火车事故，把他炸死。[13]7月，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宣誓效忠国民政府。此后，12月31日，他支持三民主义，『放弃』对东北的地方控制，并且使用国民政府的旗帜，显示支持国民政府。1929年初，在经过十三年内乱后，蒋统一了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南京是新的政府所在地，旧首都北京重新命名为北平。

回顾历史，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分裂证明了史太林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史太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鲍罗廷恢复了党的结构，而党的军队在格林的帮助下也接受了训练。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没有看到共产党并未控制军队。而且，蒋的政治敏感力看起来处于颠峰，行事果断坚决，在远在千里之遥的史太林有机会回击之前就排挤了共产党。十年后毛泽东对一位美国记者评论此事时说，鲍罗廷犹豫不决，罗伊是个只说不做的蠢人，而陈独秀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民族主义外交

在中国，思潮和政治酝酿的时代，也就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在外交与国内战线上，中国人的行为受强烈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人为了独立与国际尊严，努力拼搏；而在会后的时期内，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中国人要求废除这些国耻的强烈愿望，导致了与外国警察和雇佣军之间许多的冲突，而且经常遭到高压和不必要的残酷镇压手段，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充满了中国人愤怒地称之为『惨案』的事件。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动人精神，最终也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推动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将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双重苦难中拯救出来。

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在平等解决山东问题和处理许多太平洋争端上的失败，使美国背上沉重负担。美国为了纠正错误及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事项，于1920年开始计划召开另一场国际会议，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在远东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即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

中国代表团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与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从美国和欧洲代表团那里得到热切而同情的响应。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从按照价格的3.5％到按5％征收。

至于山东问题，则由中日两国在英国和美国的善意帮助下直接谈判。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使日本放弃了山东，而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允许日本保留在山东的日本社团所需要的一些土地和房屋，比如领馆建筑、公众学校、墓地和神像。日本国民应被任命为各种公用设施、畜栏和重要企业的顾问；他们也可以在胶济铁路担任五年的总工程师、交通经理和总会计师，而胶济铁路由中国用日本贷款购回。总的说来，中国达到了大部分目标，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在会议的其它场合还缔结了两项重要的国际协议。1921年12月13日的四国公约，旨在取代英日同盟。英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在太平洋的争端。另外，通过1922年2月5日的五国海军条约，这四国和意大利同意维持远东的军事现状，禁止在东经110度以东建设新的防御工事和海军设施。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主战舰的比例确定为5:5:3:1.75:1.75。这个比例使英国和美国各有总吨位为525000吨的主战舰15艘，日本有315000吨的主战舰9艘，法国和意大利各有175000总吨位的主战舰。

表面上这个海军条约是牺性日本的利益，而有利于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在几方面是对日本有利。首先，英国和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保留两列舰队，而日本只在太平洋保留一列舰队。而且，条约签定时日本的海军力量是美国的一半；5:3的比例在实际上容许日本增长10％的海上力量。总而言之，海军条约保证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操纵地位，也保证了日本在英国或美国攻击下的相对安全。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九国公约基本上是签约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善意表示，但是它缺少强迫实施的权力，因此既没有使列强在华的现行特权归于无效，也没有使他们必须以武力保护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国的独立，这样，中国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的这种感觉之上，继续在中国海关、盐政局和邮政局占据高级职位。外人住地与城市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而英国也继续通过香港控制华南的贸易。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帝国主义的这些侮辱性象征总是令人烦恼，时刻叫人难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这一切是难以忍受下去的。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开始开展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军阀混战的“救国”运动。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年轻学生和大城市中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是主要角色，他们发誓要消除国内外的罪恶，并在有必要时使用武力。

民族主义爆发事件中最有名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起源是當年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商会和其它民间团体达成了初步解决方案，随后为日籍工厂主人拒绝。工人继续进行第二次罢工，5月15日又派八名代表与管理层谈判。这种对抗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暴力冲突，导致一人被杀，另外七人受伤。英国控制的工部局不但没有惩罚开火的日本人，反而逮捕了许多中国工人，控以扰乱治安的罪名。5月22日，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工人为被屠杀者举行公开追悼会，并发表街头演讲，谴责日籍工厂主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逮捕，这引发了5月30日南京路上三千名学生的游行，抗议英日的暴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英国中尉捕头下令手下开枪，杀死11名中国人，射伤几十人。此外，约50名学生被捕。

『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议、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直到12月，当英国籍巡捕房总巡及其中尉捕头被解职，以及工部局给死者和伤者赔偿75000中国银元，众怒才得以平息。五卅惨案之后，民族主义骚动在国内不同地方风起云涌，与帝国主义爆发冲突。

在这些爆发事件中，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中国人不遣余力地抗议『交税却无代表权』。1926年，外国选民作出让步，决定允许三名中国人被选入先前由九名外国人控制的工部局。但这个提议一直要到1930年中国人的名额增加到五名的时候才被接受，而外国人的名额则保持不变。

在反帝运动的其它领域里，中国人成功地收复了许多城市的外国租界地，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关税自主权（见下一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民族革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外国帝国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北伐也减缓了国内军阀割据的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

随着1928年北伐的成功，孙中山三阶段革命论中的军事阶段完成了，第二个阶段即训政阶段也到了实行的时候。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称为《训政纲领》，目的是令国民党对政府的指导成为合法。国民党获授予双重责任：督导人们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并监督政府行使五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党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权力将委托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设有常委会——权力的真正所在地。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列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事务和监察财政。

政府的主要特色是民国主席之下的五院结构。[14]五院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即通称为『内阁』的行政管理机构。行政院包括十个部，每部由一位部长和两位副部长领导，另外有一些特别委员会，负责国民建设、海外事务和蒙藏事务等。[15]与西方的惯例相反，行政院不对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而是对党和国家主席负责。

立法院包括44名到99名委员，他们是按照地理区域大小选举出来，任期两年。立法院与西方国会不同，本质上是法律起草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的立法原则变成法律，职责则包括审查法律、预算、特赦、宣战，以及缔结和平条约。

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命令，发布赦免、减刑及民权赔偿，协调法庭体制。然而，却不干涉法庭裁决。

考试院设定为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一定程度上是承袭自传统的科举考试。属下有两个部：考试委员会，管理不同类型的政府考试；人事部，掌管公务员评比。

监察院在功能上与旧的都察院相似，包括19至29名成员，监察政府运作，审计预算，弹劾渎职官员。

五院各由一位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领导，通常是国民党的高级成员。国民政府关键官员的首份名单如下：

民国主席：蒋介石（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谭延闽；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

法院：院长，王宠惠；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陈果夫。

新政府致力于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国民建设大纲，以及孙中山弥留时的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为执行革命的未竟事业，新政府誓言对外要争取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令中国赢得一个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对内要发起民主建设和社会改革。大家希望六年的训政时期在1929年结束时，国家可进入宪政时期。

三阶段革命——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革命——的挑战确实重重，政府的责任重大，其能力是否堪当其任，还要拭目以待。

【注释】

[1] 通过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 V. Chicherin）于1918年7月4日和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eo Karakhan）于1919年7月15日宣布。

[2] 博文女校。

[3] 包括毛泽东，但在法国的周恩来和在德国的朱德没有参加。

[4] 译者注：民粹 运动（narodnik）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俄国，许多革命青年受到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制度，代表当时农民群众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要求。

[5] 即蒋中正。

[6] 其他成员包括孙中山本人、胡汉民、汪精卫、和林森。

[7] 由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组织的。

[8] 1924年10月至1925年12月苏维埃给国民党的援助达200万卢布 。

[9] 包括戴季陶、林森、居正、张继、邹鲁。

[10] 译者注：设计上与会着为14人，戴季陶声明与会但没有出席。

[11] 分别是苏兆征和谭平山。

[12] 从广州到武汉的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一次北伐』。

[13] 这个阴谋的主使者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上校，他想浑水摸鱼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东京事先并不知道这个阴谋，当得知此事时，田中义一首相哀叹道：『愚蠢！他们（关东军）像孩子一样行事，却不知道父母如何处理。』

[14] 胡汉民根据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建议创建的。

[15] 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铁道部及卫生部。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年

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来入侵的困扰，几乎没有一天享受到安宁。成立之始，国民政府就发现受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骜不驯的『新军阀』之挑战。还有两个更重大的威胁与这种混乱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壮大的对抗和日本在东北、上海和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要谈论的这十年，真可谓充满着『内忧外患』。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环境下，未能开展急需的社会经济改革，缓解农民的苦难——这一疏忽将在十年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关于这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盖棺定论，还有待于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然而我们仍是可以比较深入地、准确地追溯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线索。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北伐所取得的国家统一只是徒具表面罢了。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而可以继续享有权力。蒋中正急于要达成全国统一而与这些军阀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授予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换取他们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

其实，部分军阀在观念上是相当『进步』的，他们在辖区内大力推动现代化。但他们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只要与南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地与南京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他们被称作为『新军阀』，统辖的地盘如下：

1.以李宗仁和李济琛为首的桂系，控制广西、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份。

2.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华北和西北省份占据优势地位。

3.少帅张学良控制着东北（满洲）和热河。

4.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将势力扩展到河北、绥远和察哈尔。

各人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用来扩张地盘，也用作自保。他们抽走了一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强调：『一切军政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决议还规定将地方财政管理系统集中起来，以防各省挪支法律上属于中央政府的收入。新军阀认为这些决议的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权力，故要求蒋中正率先裁遣军队。但蒋把他的黄埔系将佐和军队视为新国军之骨干，坚持要从各省部队开始裁遣。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全会决议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效。

除了有这些新军阀的麻烦外，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16]，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17]：持续争斗；而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则代表了一股第三势力。蒋在党内地位逊于胡、汪两人，因此他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宜之计，定出交替支持左右两派的权术。蒋在南京新政府中与胡汉民合作，并推选胡为立法院院长，而汪精卫及其左派门徒则被排挤在外。左派因此抨击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主张，要求按1924年——大宣言的精神改组国民党——故被冠以『改组派』的别名。

当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讨论训政时期临时宪法（《训政约法》）时，汪精卫与陈友仁等人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分裂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进行抗议。面对一个对立的政府和不利舆论之压力，蒋于12月辞去了南京政府主席之职。接任的是温和的元老人物林森，而孙科（孙中山之子）则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样的改组之后，广州方面同意自行解散组织。新的领导人恳请蒋和汪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蒋汪在杭州会晤，并相偕前来南京以示『和解』。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留待汪精卫接任，而蒋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值得注意的是，汪蒋之所以能够和解，是由于蒋已在1931年3月与胡汉民分道扬镳。[18]

这次政治改组在国民党党内恢复了某种和平，但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1933年在福建又发生了一场事变，发动事变的是广东十九路军的将领[19]，该部曾于一年前在上海英勇地抗击了日军（参见下一节）。在1932年5月的上海停战以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与中共军队作战，但一到那里，该部将领便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野心勃勃的华南政客[20]招揽了过去。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改名为『人民革命军』，并于1933年11月起反抗中央政府。他们号召对日本开战，并与中共和苏联合作。虽然这场运动具有清晰的左派倾向，但它却未能从中共那里获得援助，中共自己也受到国民政府军的强大压力（参见后节）。由于没有得到关键性的支持，福建事变在1934年1月遭到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七路军。

我们从以上的概述中可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其最初十年中，一直受到内部倾轧和内战的困扰。虽然应付了这些危机，但本来可用于国家重建的精力和资源，却被大大消耗掉了。南京政府要不是两次从少帅处获得了帮助的话，命运或许就更不一样了。然而，正是由于张学良将所有部军队调赴华北，而使东北处在一种易受攻击的境地。日本人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农产丰盛和矿藏丰富而著称。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就一直觊觎这个地区。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沙俄从前在东北的权益，更加助长了它的野心。随着1910年吞并朝鲜，许多日本人『顺理成章』地把东北看作下一个征服目标。日本人三次——1912年、1916年、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尽管这些企图归于失败，但那种『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21]的观念却越演越烈。

日本的活跃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的混乱无序，将可使计谋得逞；因此任何统一中国的努力都必须予以制止。他们得到了驻东北关东军的同情和鼓励。关东军是日本军事建制中颇不寻常的一个单位，而它的缘起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作为和约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沙俄在东北的铁路及经济权益。1906年，日本将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南部地区更名为关东租借区，受一名总督的节制，该总督的辖区还包括东北的铁路路区。在十三年时间里，充任总督的将军同时也出任当地军队的司令。1919年，总督一职改由文官担任，而另设立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守戍租借区和东北铁路路区。关东军效法俄国人以『铁路护路队』名义驻扎下来，在东北站稳了脚跟——事实上，由于地位非常稳固，所以在1928年将其司令部从旅顺港迁到了沈阳。关东军基本不受日本国内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自行展开从中国抢夺东北的使命。

关东军的这一自我设定的使命，在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中佐及1929年7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到来后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两个谋略家很快便成为关东军的灵魂人物，完全架空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板垣和石原公开宣扬占领东北，声称要将东北用作对抗苏联南进的缓冲地带和一旦与美国开战时的补给基地。此外，东北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缓解日本的人口过密和资源不足，提供商业机会并减轻国内的失业难题。为了辩解这一掠夺行径，关东军声称东北的三千万受苦民众，正殷切期待日本将他们从军阀和贪官污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1931年行动时机非常有利，因为中国正深深地陷入内部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共的威胁日趋严重，中央政府投入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围剿（参见下一节）。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十个省份十四万人被淹死、二十五万人流离失所，更是雪上加霜。

在国际形势上也同样有利。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忙于国内事务，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也毫无力量进行干预。1922年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Kellogg-Briand）（巴黎）公约摈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但这两个公约没有力量执行其目标，因而沦为一纸空文。

在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困难的不祥之兆，在萧条冲击之前就不断显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获得巨大发展的工业正承受着生产过剩的影响，导致了企业失败和失业增加。1927年，包括台湾银行等大银行在内的三十五家银行倒闭，而在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之间，约有六十六万人丢掉了职业。此外，世界性的大萧条急剧地削减了日本与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贸易。许多扩张主义分子利用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鼓吹征服东北将可使国家摆脱困境。言论得到了陆军和财阀的赞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军人传统上是远离政治的。但随着田中义一将军在1925年被推选为政友会总裁及在1927年出任首相，军方领袖便呈现为国家政策中的一股强大势力，损害了政党政府机制。军方领袖指责文职领导人失职无能，尤其是接受华盛顿会议（1922年）设置的『侮辱性』的5:5:3海军吨位比例，并批准了确认这一比例的伦敦海军协定（1930年）。军方抨击、嘲笑、欺凌文官政府，大肆叫嚣要推行一项令日本控制中国，并最终控制世界的极端政策。他们坚称这项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征服东北。由于东北75％的外国投资出自日本，尽管财阀倾向于和平渗透而非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但也支持加紧行动。

东京的军事当局设定1932年春为占领东北的行动时间，但关东军急不及待。按例行规定，1931年夏季板垣和石原可能调任其它职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关东军的迫切感。1931年6月，派往东京请求立即入侵东北的花谷正少佐，成功地赢得了最有影响力的军方人物之赞同。

日本天皇担心军方桀骜不驯的行为，于是在9月10日和11日一再敦促谨慎忍耐。9月15日，陆军大臣南次郎派遣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将军前往沈阳『约束关东军不要采取卤莽行动；并警告他们不能指望从政府方面获得支持』。当这项使命的消息被参谋本部的第二部偷偷传给了关东军时，板垣和石原断然决定在建川信使得以发布约束指令之前策划事变。建川于9月18日抵达沈阳，他被狡猾的板垣迎去出席一个丰盛的酒会，随后被灌得不省人事。据说建川私下里赞同关东军的阴谋，故他听凭自己落入延误发布指令的圈套。

晚上十点，一枚炸弹在沈阳郊外的南满铁路路段爆炸。事实上炸弹的损害微乎其微，并没有中断正常的铁路运营，但日本巡逻队声称爆炸过后中国士兵从野地里开火，所以别无选择，只得还击『自卫』。至翌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沈阳城墙遭攻破，该城被占领。9月19日长春被占，20日安东和营口被占，21日吉林被占。

东京与本庄繁司令官都知道这次蓄谋已久的入侵阴谋，但没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听由关东军的战地官佐掌握了日本的命运，并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征服和最终败亡之路。许多人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事变的消息于9月19日凌晨两点正传到了东京。政府在未来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要求支持关东军，理由是该部官佐的爱国热情不应受打击。以若槻为首的文职内阁原则上反对军事占领东北，他们对关东军的顽固举动大为头疼，但无力予以阻止。9月19日中午时分出现了难以挽回的分裂局面，此时，内阁宣布了一项不侵略政策，而陆军大臣却宣称陆军毋需就未来计划与内阁商议，而将依靠关东军的判断行事。尽管内阁驳回了本庄繁要求增援三个师团的请求，并禁止朝鲜驻军统帅部派军队赴东北，但关东军却继续独自推进，朝鲜统帅部也在9月21日违抗命令，派遣援军前往东北。若槻一度扣押了朝鲜征讨部队的军费以作抗争，但9月23日最终屈服于军方的压力，这样便实际赞同了东北事变。当国家亟需政治领导之时，若槻没能提供这种领导。此后出现了一段『互不信任』时期，文官政府一再宣称它不扩大战事的政策，而军方则继续在东北推进。若槻一步一步地被迫接受陆军的『既成事实』，由此而来的尴尬导致了这届内阁在1931年12月垮台。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新一届英国政府上台才一个月，便受困于国内难题。英国公众舆论令人惊讶地偏向于日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伦敦《时报》声称『日本有充足的理由，但却令人遗憾且毫无必要地把自己放在了做错事的位置上』。美国采取宽容的姿态，称东京不可能对这一破坏巴黎公约的行径负责，因为关东军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行动的。苏联只需西伯利亚边境不受侵犯，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单独面对敌人了。

事实上，日本的进攻在中国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1931年9月11日，蒋中正告诫少帅不要与日本人交战，9月15日，驻沈阳的东北军主力被调离开。当9月18日冲突爆发时，病倒在北京的少帅再次请示，但再一次受命不作抵抗。深深陷入内部争斗的蒋中正经不起一场对外战争。于是他决定向国联呼吁，尽管他完全明白国联没有力量实施干预，但他找不到其它任何办法。他指望通过向这个国际组织呼吁来拖延时间，组织防御，并等待日本国内政治发生有利于他的转折。处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经常被简单化地称作不抵抗政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要是南京政府授命东北军抵抗入侵者，侵略的气焰或许会被压制一下，从而给东京较为温和的文官政府，提供一个在中国问题上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机会。此外，要是南京执行一项与东京谈判的积极政策的话，也许可能获致更为有利的结果。不幸的是，南京没有遵循这两种方针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依赖于向东京抗议和向国联呼吁。12月10日，国联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北。

美国方面则于1932年1月7日借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之口宣布了『不承认主义』。通过这个宣言，美国宣布不承认任何与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巴黎）公约条款和义务相悖的手段所获致的状况、条约和协议，该公约摈弃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国际制裁和中国方面协调一致的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在五个月里席卷了整个东北。中国方面仅有的英雄主义闪光发自于一位地方将领——黑龙江代省长马占山——他不顾众寡悬殊的不利局势顽强抗击敌人。他挫败入侵者的能力激励了地方民团和『义勇军』的兴起，他们尽最大努力打击日军。然而，这些零星的、缺乏协调的抗日运动最终都没有能抵制住敌军的侵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企图将国际视线从东北转移开来，但在那里遇到广东第十九路军和现代化的中央军第五军的猛烈抵抗。与敌军周旋达一个多月后，中国的防线崩溃了。

南京政府撤退到中原的洛阳。后来，通过国际调解，1932年5月5日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据此，日本人同意撤出上海和吴淞的占领区。

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洲国』为傀儡国，以图给即将来临的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留下东北事变具有『地方特性』的印象。1912年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受册立为执政，一帮大清遗老文士充任大臣。[22]由印度代理总督李顿（Lytton）勋爵率领的委员会在东北逗留了六个星期（4月21日-6月4日），至9月提交了调查报告。委员会没有被假象蒙骗，谴责日本为侵略者，并驳斥日本方面声称『满洲国』乃东北自发运动。报告还反驳了日方所谓的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纯为自卫所必需的论调，并将『满洲国』标明为在日本文武官员控制下的一个傀儡国家。因此，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除了这个道义谴责之外，根本没有其它任何事情可做。

日本的反应是极其傲慢和无礼的：它撤出了国联。

日军的推进最后因为有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塘沽协议》而告一段落，该协议将冀东划为非军事区，中日军队从该区撤走。结果，北平和天津的防御便失去了屏障。

在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征服以后，日本人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定年号为『康德』。

共产党的挑战

除了受日本的外来入侵、派系政客及新军阀的内部倾轧之威胁外，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共产党的更大、更根本的挑战。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分成了两个性质各异的实体：由莫斯科培养的党员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而毛泽东则在湖南和江西农村自行其是。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但毛泽东却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维埃区。毛泽东所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令他处在了与莫斯科和中共政治局『对立』的地位；然而他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采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共的革命策略基本上是由史太林在几千英里以外遥控的，而他的指令时而是凭空想象的产物，时而是与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在国共分裂以后，托洛茨基宣称中国革命已跌落到了低潮时期，所以要求采取一项谨慎的和平渗透政策。但是，史太林却坚持说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革命高潮，故完全应当开展武装活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史太林在苏联权力斗争中击败托洛茨基，确保了他的路线得势，于是向中共发来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指令。

1927年8月1日，一批共产党人[23]在一支新建的一万五千人工农军队的支持下在南昌发起暴动。他们控制了南昌城三天，随后国民党军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8月5日，共产军冲破封锁逃至粤闽赣交界地区。南昌起义这个史太林空想的产物完全失败了。

就在这时，中共领导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组。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于汉口的一次紧急会议上，陈独秀因提倡『投降主义』而遭罢免了党的领导权，由史太林的一个门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身份接替。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取代中央委员会角色的新设机构。史太林中意的另一人李立三被推选负责宣传工作。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B. Lominadze）的指导下，这些领导人接受了莫斯科称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教条。备受屈辱的陈独秀在谭平山的支持下组织了第三党。

毛泽东自行进入了湖南，鼓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激愤孕育成了1927年9月7日的秋收暴动。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指导下，暴动农民捣毁了粤汉铁路的一些路段，控制了湘省的几个地方，开展『清算斗争』和土地革命。然而，毛泽东发动的这第一次暴动远算不上成功。在政府军的进攻下，毛泽东被迫逃往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整顿队伍。素不赞同农民运动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上，主持通过了一项决议，称『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的纯粹的农民暴动，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为加强武装暴动，莫斯科派聂伊曼（Heinz Neumann）[24]前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7年12月11日，广州爆发了一场暴动。[25]共产党人控制了广州城三天，建立了『广州公社』和一个苏维埃政权。但这个胜利维时很短暂，在政府军和广州工会工人的联合进攻下，暴动遭突然镇压了。

随着这些城市暴动接连失败，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开始呈现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四军，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党』代表。从此诞生了闻名遐迩的朱毛领导。7月，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26]在陕西，刘志丹和高岗也创立了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这两个边区中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辖范围以外活动。

在1928年7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避免国民党的袭击，也为了与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同地举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召开是为了清除托洛茨基的影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批判，而瞿秋白则因他的『左倾偏离主义』受到抨击。大会号召

（一）推翻国民政府及摧毁其军事力量；

（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

（三）开展土地革命及没收地主财产；

（四）通过驱逐帝国主义者以达成中国的统一。

朱毛在江西—湖南腹地的活动被承认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合法的（虽然并不是模范的）手段。大会选举向忠发和李立三为新的领导人，前者担任总书记，后者担任宣传部长。党的总部机关仍秘密留在上海。

在上述两人中，李立三充满活力和口才出众。他在1929年6月到1930年9月之间上升为党内的强人。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告诫他应充分准备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之来临。不久，1930年7月，在华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李立三利用这种形势发动罢工和怠工，并在彭德怀率领下派新组建的红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城被攻克了，但这个胜利转瞬即逝。三天之内政府军就夺回了长沙并给予作乱者以重创。卤莽的『立三路线』之失败，导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Pavel Mif）请求莫斯科解除李立三的职务，米夫对李立三严密控制中共的做法很是不满。共产国际派瞿秋白调查这件事，但他攻击李立三就必然要批判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政策。进退维谷的瞿秋白于是作了隔靴搔痒式的指责。但是，共产国际和『留学生帮』（参见下文）对李立三发起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大批斗，指责他的

（一）『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因为他一味依赖世界革命的前景；

（二）『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大中华主义』，因为他夸大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三）『冒险主义』，因为他错误理解了『高涨』和『直接革命』的意思；

（四）托洛茨基倾向，因为他提到了将中国革命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

作为史太林在中国的失误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检讨。他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严厉谴责，并被送到列宁大学学习以纠正错误。瞿秋白的遭遇更惨：他被指责为两面三刀、宗派主义、『见风使舵』，以及受鲍罗廷、陈独秀和其它那些讨厌人物的影响，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一个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共政治局。

党的领导权落入了王明（陈绍禹）和博古（秦邦宪）手里，他们是中共内部『国际派』的领导。该派由二十八个曾于1926-1930年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留学生组成，在1930年初回国后，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史太林派』。1931年1月，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毛泽东的自行其是

相对来说，在中共中央机关管辖范围以外活动的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着独立的、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活动，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或驻上海党领导人之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而对驻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保持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来没有真正赞成毛泽东的活动，而莫斯科也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的其它所有起义均告失败才勉强容忍它而已。毛泽东日益壮大的力量和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与党中央机关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央机关备受领导层不稳定、从自身埋头作经济重建的苏联那里得不到财政支持，以及国民党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扰。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以致中共在汉口的秘密机关首脑[27]遭逮捕并被迫供出了党人的名单。这也使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随即被处决。党的命运一落千丈。

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局处境的狼狈，因此大胆邀请政治局委员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降格地驾临毛泽东的首都，他们的意图不是来支持他的运动，而是来改变他的非正统行为。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谴责毛泽东没有采取坚定的『阶级和群众路线』、搞游击战术、在土地革命中持『富农』思想等错误。他们指责毛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和『总体的理论贫乏』。会议结束时，他们号召无产阶级领导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开展正规战争以替代游击主义。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完全地摈弃毛泽东式的方法，并企图取代他建立的机制。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国民党的头二次围剿（见下文）以后，他们充满着成就感和自信心。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选票，所以轻松地挫败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且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一些前任的党领导人被吸收进他的政府，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职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对待。他们中只有三个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博古则没有获得任何职位。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以及使他的活动赢得更多的承认，并非靠苏维埃政府的护佑，而是由于他自己根据五个重要原则发展起的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

（一）农民大众的支持；

（二）他自己的党政机关；

（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四）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

（五）自给自足。

但是，毛泽东的胜利还是不彻底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处在与中共中央机关对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博古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返回了上海，筹划与毛泽东的下一轮较量。

布尔什维克与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难以调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各类土地一视同仁地平均分配给小地主、富农和贫农，而政治局委员们却坚持要彻底剥夺地主，并按牺牲富人偏袒穷人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指责毛泽东持落后的农民思想，阶级意识动摇及薄弱。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倾向于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红军在根据地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薄弱点』，确保『各个击破，每战务歼灭敌军或大或小之一部』。通过『急速迂回包抄』，红军可以迷惑敌人，赢得战斗。相反，政治局则坚持打阵地战以保卫根据地，并向白区推进而非等待敌人入侵红区。在日本侵略的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宣称他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支由有愿意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军队，而政治局则拒绝与改良派合作，主张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便当需要来临时，红军能担当起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崇高职责。毛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隔阂非常之大，因此要达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毛泽东的问题不光是面对政治局；他还必须对付国民政府的进攻。确实，蒋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组织对中共的清剿。

国民党的围剿

蒋在1927年驱逐俄国军事顾问后，越来越多地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发展军队。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战期间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助手鲍尔（Max Bauer）上校为他的顾问，从此一个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逐渐开始成形。1933年，著名战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前来协调对中共的围剿，次年他负责德国顾问团。1935年3月他因身体欠佳被迫辞职，此后顾问团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领导。通过这些顾问的努力，蒋发展起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德式中央军。

从1930年到1934年，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从1930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败。[28]就在此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博古和其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29]抵达瑞金，他们的目的是打击毛泽东的威信，并撤换他在军队和党内的亲信。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方法，强行开展一场激进的土地调查，以求消灭地主、打击富农、使中农中立，并使贫雇农站到党的一边。从这场运动中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于扩大红军。毛泽东无奈地同意此举，因为他无法反对支撑和扩大红军的资金需要。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正组织第五次围剿，战事开始于该年10月，共有七十万人参加。蒋在与德国顾问商讨后，采取了一种『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态势，命部队步步为营，并依靠封锁和步步进逼的经济扼杀手段。部队在推进中修筑要塞碉堡，不断加紧围困，直至切断红区的所有外来补给。蒋宣称中共问题的本质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故他在光复地区大力推行乡村重建和保甲制度。这次围剿进展很慢，但很稳健。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着一种极其危难的处境——不仅是国民政府正在实施猛烈的进攻，而且政治局委员也在竭尽全力地从内部诋毁他。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几乎丧失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配权。虽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却失去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控制，该委员会被置于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十七人主席团之下，其中的一位张闻天从毛泽东手里拿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该职务相当于苏维埃政府的总理。尽管毛泽东保留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一职位已被布尔什维克架空为某种虚衔，他们一意要让毛泽东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最后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34年7月，其时，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谋从共产国际获取了一份指令，将毛泽东隔离起来，禁止他出席党内会议。从7月开始的三个月里，他被软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处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被释放。

长征和遵义会议

国民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将敌人赶出了创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在1934年上半年，红军一直承受着难以计算的损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了。毛泽东想让红军突破包围及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但李德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整军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击队突围。身体强壮者获准参加突围，而伤病者则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长征正式开始，参加者有八万五千名战士、一万五千名党政干部和三十五名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喜欢的毛派分子和党的前任领导人被留下来保卫根据地，其中有粟裕、陈毅和瞿秋白。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也被留了下来。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国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挥长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政府军的狂轰滥炸，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这些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能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战胜国民党，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败得那么惨。此外，他们对李德的傲慢和专横作风也很不满。他们认为，李德的做法俨然是总司令，而他实际上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负责的党总书记博古与他沆瀣一气排挤他人。各人强烈地感到必须把这两人赶下台。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达了这种感受。王稼祥认定李德和博古必须『拉下来』，并向毛泽东透露了他的忧虑。毛泽东表示赞同，但竭力主张谨慎行事，先仔细作准备再最后摊牌。随后王稼祥对几个重要干部进行了游说，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中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他们全都对李德的领导怀有相似的疑虑。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决定不久后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自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和西征（长征）以来的军事形势。此时，两种趋势变得非常明显：第一，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希望改组领导层，第二，毛泽东的威信大增，因为他代表了与李德和博古相对立的正确路线。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遵义，两天后，中央机关进入该城。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备，1月15至18日，在一个从前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共有十八个正式成员和两个列席成员参加会议。与会者全都是中共党内和红军内的重要干部，即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主力部队的司令和政委。[30]会议主持人博古首先作了政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补充的军事报告。随后，毛泽东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并坚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差点毁掉应由这种冒险主义负责。

毛泽东说话完毕，王稼祥就发言强烈支持毛泽东。其它人，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都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在猛烈的批评面前，博古无法否认失败的铁定事实；他就一些客观困难作了苍白无力的辩解（即：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持、敌人的优势兵力等等）。李德拒绝承认错误；他与翻译坐在门口绝望地一根接一根抽烟。只有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为他辩护，但无济于事。木已成舟，李德和博古必须让道。没有记录表明会议结束时作过投票表决，尽管毛泽东后来说过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但这或许是指他在安排召开遵义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当时也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虽然来张闻天起草了一份决议总结了会议议程。[31]

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及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32]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3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在这三人中，王稼祥病得很重，而周恩来则唯毛泽东是从，毛泽东现在成为了同僚中的首要人物；因此，本质上他掌握了实权。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对军事的绝对控制权，这成为他权力的基础，以后再也没有放弃这个控制权。

遵义会议并没有给予毛泽东彻底的胜利，但它却是他争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一大跃进。然而即使在他大获全胜之际，毛泽东仍然免不了经受挑战。中共元老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拒绝承认会议决定。他对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有异议，而主张向南或向西朝西康或西藏方面发展。分裂发生了，张国焘率所部进军西康，而毛泽东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及所部推进陕北，在那里，高岗和刘志丹已建立了一块苏维埃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经过一段时间极其艰难的爬山涉水之后，到达了保安县的吴起镇。在这场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六千英里）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所辖的部队只剩下了八千人。此后，由贺龙、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其它队伍陆续到达，加上当地的中共武装，队伍扩充到三万人。1936年12月，中共首脑机关迁到了延安；毛泽东在那里以自己为核心整顿了党和军队，并从事理论著述。他现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实际领袖。1938年，毛泽东获得了另外两项对他权威的承认：苏联的一部百科全书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当选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七大后来于1945年召开。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完全胜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他的思想被接受为党的指导原则。

回顾历史，遵义会议必须看成为一次政治会议而非一场军事政变。不过，有那么多身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部队指挥员的军事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本身就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进行批判。严格来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不符合党章或党内规则和附则；但不管怎样，它是中共党史上和毛泽东上升到权力顶峰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急剧改变，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转变相符合。共产国际在欧洲面临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而在亚洲则面临着军国主义日本之崛起；在1935年8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共产国际敦促各国共产党与左派和反法西斯团体组成联盟，反对那些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之威胁。在中国，组建统一战线的政策还可以有缓解国民政府对中共之进攻的好处。

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如前所述，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共产党突入西北孤地，蒋急切地想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于是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督率的东北军[33]和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对中共发动进攻。但战事无所进展。思念家乡且厌恶内战的东北军官兵越来越受统战宣传的影响。中共代表开始渗透到东北军的军官训练团，到1936年夏季，张杨两位统帅也被招揽到了统一战线一边。

12月3日，蒋飞抵张杨驻节地西安，希望稳定那里的不安局势，并加强围剿力度。在那里，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和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发动了兵变。蒋被囚禁，少帅提出了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各党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将领。

4.释放一切政治犯。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

6.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7.确实执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队组成了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委员会主席，表明他或许抱有某种领导统一战线的秘密野心。

西安事变和绑架蒋震惊了中外。国民党右派领袖立即决定进行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展示实力。中国再一次处在了内战的边缘。此刻共产党发觉发动兵变者急于反蒋甚于抗日，并且料定任何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将必然把他们（中共）卷入其中，从而损害他们的事业。莫斯科也意识到中国的内乱只会有利于日本，蒋应该被放出来领导抗日。中日开战肯定将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在这些考虑的促动下，周恩来从幕后现身前台进行调停。中共的态度一夜间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

这一转变令少帅措手不及，迫于舆论压力，他终于同意释放那位本想待价而沽的俘虏。1936年12月25日，蒋在一度囚禁他的人之陪同下飞回南京。张学良自愿听从惩罚。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外加剥夺五年公民权，但蒋以张学良迅速悔过为由出来说项，由此监禁处罚被免除。但他还是被软禁起来。[34]

尽管蒋坚持不会以获释为条件而签署任何协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诺，只要共产党答应支持三民主义，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抗日战争。剿共停止了，但政府对西北红区的封锁仍然继续。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帮助统一了国家，也停止了内战。蒋中正不再被看作是抗击日军的绊脚石，而是具新使命的民族英雄，领导中国统一战线以抵抗外来侵略者。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虽然国民政府处在无穷无尽的内外交困境地，但却努力继承孙中山重建国家的遣志。这头十年结束时的记录，表明了在金融、交通、工业发展和教育领域的一些进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忽视了十分急需的社会和经济根本改革，并推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政策——这两点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以下是对这十年得失的简要回顾。

金融改革

最显著的成就是用银元代替银两，与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尽管在1914年就推行银元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由于传统及感觉上的便利，银两仍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这两种交换媒介的并行引起了混乱和纠葛，因为两者之间的兑换率受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1933年4月4日，国民政府断然废除银两，以0.715（两）兑换一（元）的比值用银元来取而代之。

这个改革刚刚推行就出现了新问题：世界市场上银价的急剧上扬导致白银迅速从中国外流。持续的外流引起了通货膨胀、高利率、货币短缺、股市跌宕，房地产萧条和企业倒闭。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终采取了白银国有化的大胆措施，并由四大国家银行以25％的储备银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法币。此后，在1936年2月，一套十进位制的镍币代替纸币的辅币投入流通，这套镍币分成五分、一角和两角，另外还有半分和一分两种铜板。

四家国家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拥有一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成为负责保持货币稳定的国家核心银行。拥有四千万元资金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管理，而拥有两千万资金的交通银行则委以协助国内工业企业的重任。中国农民银行经营价值五千万的农村信用和土地抵押业务。前三家银行获准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目的是稳定汇率。这样，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率，时时刻刻让人想起中国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废除关税限制是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在1928年7月7日宣布了两项指导原则：业已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由新的条约和协议取代，而尚未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根据法律程序予以废除或重新签订。美国率先在7月2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随后德国（8月17日）、比利时（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英国（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据这些协议，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收回外国租界

配合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党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英国在1927年2月同意放弃汉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弃了镇江租界，1930年4月放弃了威海卫租界，同年9月放弃了厦门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国收回损失的权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国和英国带头自动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体系是国民政府的另一项建设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最突出的工程有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其它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轮体系，将京浦铁路和沪宁铁路连接起来，1937年在钱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将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连接起来。可与这些全国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从1928年到1937年，铁路网络从八千公里增加到一万三千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筑，因为公路成本较低——大约是铁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网络总长度为115703公里，而1921年仅有一千公里。

现代航空也起步了。1930年筹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联合投资，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与泉州、四川与昆明之间开通了四条航线。第二大的是中德联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在1931年开通业务，经营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广州、北平至兰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条线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当局创办于1933年，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内通航，并经营两广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线。

在这十年间，邮政和电讯有很大的改善与扩展。1921年邮政局的数目不到一万间，邮路总长40万里。到1935-1936年，邮政局增加到了14000间，邮路总长584800里。在军阀统治时期遭受严重损害的电报线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扩建；到1936年，电报线路总长达95300公里。同时，长途电话线路从1925年的4000公里增长到1937年的52200公里。

工业发展

人们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虽然丢失了东北，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对这个枢纽港口的外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重型机械的进口却从来没有减少。在1927-1937年期间，工业设备的进口总计达五亿元，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标准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在工业化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面粉制品、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还是出现了颇大的进展。

教育

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35]、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36]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在二十所私立大学和三十三所私立学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获得了资助，1936年有四十所获资助。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学、1211所师范和370所职业学校，就读学生达545207人。

新生活运动

为了实现恢复民众道德素质、实现思想觉醒的目标，国民政府于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学者和官员被督促去研读十九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著述，培养精忠报国的精神。虽然年轻一辈人并不把这些老派的价值观当一回事，[37]但新生活运动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如体格健壮者接受军事训练和在学校开设军训科目等，确实造就了某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作为的情感。

文学界

回顾这十年，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个声势浩大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共的赞助下于1930年成立，旨在占领中国的文学舞台。左联的成员抨击国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批评英美学派的作家，呕歌苏俄文学和左派创作。左联的灵魂人物就是下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则是著名作家鲁迅。左联通过本身众多的出版物[38]赢得了对文学界相当有力的控制。

不过，有两个派别坚定地站在左联的对立面，并通过他们自身的特长赢得了喝彩。一个派别以林语堂为首，他创办的那些诙谐，讽刺且稍带戏谑的出版物如《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欢迎。第二个派别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职员为核心，出版了《文学季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之所以赢得广泛的读者，是由于他们有见解的批评态度和采用了西方作家先进的写作技巧和策略。这三个主要派别的竞相争鸣，造就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学氛围，使这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

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鲁迅[39]（1881-1936年），尽管他可能已过了创作的颠峰。他是以对旧秩序和现状之颓废和不公正进行尖锐的、讽刺的揭露而著称，批判传统生活的虚伪和残忍。

鲁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许是《阿Q正传》，其中的主人公象征着一种国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贱的农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断遭受同村人的欺凌。无力与他们对抗的阿Q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一当受辱，他便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装出赢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为抬高自己的声誉，他进城盗窃，回乡后却向村民夸耀自己新近参与了革命。当真的革命者到村里来时，他们与绅士们合谋，以偷盗罪将阿Q送官治理。这篇小说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国国民弊病的缩影，而那场革命则与旧的势力妥协，丢弃了它所宣称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目标。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40]（1896-1981年）。他是《短篇小说》的主编，创作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写了上海的一个民族工业家徒劳的拼搏，这个工业家面临着随共产党起义而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意失败，于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损失，但被一个由洋人撑腰的买办欺骗，蚀了大本而破产。作者暗示，这个工业家因为没有能力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故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茅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话，老舍[41]（1898-1966年）则相信爱国主义和个人责任。他曾在伦敦住过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骆驼祥子》（1937年），英译本书名为Rickshaw Boy，内容描写一个人力车夫不断的抗争，梦想通过纯粹个人的努力——拼命工作、与老板之女结婚等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却发觉社会障碍大得难以逾越。他灰心丧气，只得认命，开始抽烟喝酒，安于旧的状况，沦落为一个哭丧人。小说的寓意很清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联合的行动才能改善穷人的生活。

另一个非左翼作家是巴金[42]（1904-2005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到1937年时已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和四本短篇小说集。巴金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创作带有一种伤感主义色彩，经常取材于爱情与革命、善与恶、英雄与懦夫、勇敢与怯懦等主题。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直接地震撼了年轻一代，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家》（1937年）、《春》（1938年）、《秋》（1940年）——则是对一个大家族中年轻成员之困厄磨难的感人描述，赢得了广泛的喝彩，这些年轻人努力想摆脱他们的长辈，却遇到了顽固的反对和悲惨的结局。在这部作品中，他让读者理解了这样的启示：中国社会中的弊病必须由中国罪恶的制度负责。

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说教喻世意识；作品都反映社会现实。他们通过讽刺、挖苦和同情来揭露旧社会的颓废和落后。也许，在一个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传统也在不断与现代性对抗的转型时期，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控诉和社会抗议。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失误，部分是由于北伐以后与『新军阀』的妥协。急于迅速取得胜利而统一国家的蒋中正与比较『进步的』军阀谈判，接纳他们加入政府。这些军阀对民众的利益和农民的苦难漠不关心，进入国民党统治层之后淡化了该党的社会意识。此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本身也与土地利益联结在一起；因此并不急于开展任何将危及他们地位的急进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正是这些人——军阀、将领、官员、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开展所宣扬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在许多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农民已经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难，因此要他们再等待一段时间并无所谓——让他们等到政府解决了更为紧迫的内忧外患问题时再说好了。

可是农民的苦难已经到达了极端危急的地步。国际联盟的一份调查表明，华南地区的雇农和半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60-90％，他们除了将年产庄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还要替佃主交纳正常的地税和附加税——附加税为正常地税的35％到350％不等。农民被剥削到了极限；只有一场革命能解救他们。但国民党所做的仅仅是在1930年通过了一项将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决定，而即使是这一适度的措施也从未真正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未实现。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

以下的事实同样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漠不关心：国民政府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或许压根就不关心或理解土地问题的严峻。在1928-1935年间，国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关税，17.13％取自盐税，9.16％取自商业税。然而，这笔总收入只能支付80％的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军费（40.3％）和债务（25-37％）。在这些年里，政府从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综合地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绥靖了新军阀和派系政客，并与他们达成了可行的协议；将共产党逼到了西北一角；训练了一支德国式的中央军；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领域里开展了某些现代化规划；与各党各派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粗浅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到1937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藉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训政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价，拖延独裁专制期限的伎俩。

我们所回顾的这十年可以用一个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外强中干。

【注释】

[16] 包括吴稚晖、张继、孙科、林森和戴季陶。

[17] 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和陈友仁。

[18] 两人在训政约法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蒋中正想要搞约法，但胡汉民坚持约法没有必要。

[19] 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

[20] 李济琛和陈铭枢。

[21] 这句话经常被说成是出自1927年的『田中奏折』，这份奏折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这份所谓的奏折包含的想法却在日本人中间非常流行。事实上，1927年的大连会议便采纳了包含这些思想的决议。

[22] 其中包括出任国务总理的诗人兼书法家郑孝胥。

[23] 包括贺龙、朱德和周恩来。

[24] 一名德国间谍，化名A. Neuberg。

[25] 由张太雷和叶挺领导。

[26] 不过，这并非是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最早的苏维埃于1927年11月在广州附近的海陆丰地区建立。

[27] 顾顺章。

[28] 关于这些围剿的日期和国民党军投入围剿的兵力，各种记载有所不一。我的资料主要引自国民党的官方资料。

[29] 他的真名是布劳恩（Otto Braun, 1900-1974年）。

[30] 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目前中共官方公布的与会者名单中包括《红星报》主编邓小平。

[31] 博古相当『体面』地承认了失败，后来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他在1946年死于空难。但是李德却死不认错，他一度无事可干；后来他在延安被派去训练骑兵及在红军大学执教。1939年他搭乘载周恩来赴莫斯科接受治疗的同一架飞机离开了。他在1974年死于东德。

[32] 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是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和博古。

[33] 该部在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以后从平津地区调防到了陕西。

[34] 他长居台湾。1991年他以九十岁高龄接受了Nicholas D. Kristof的采访，参见The New York Times, Feb. 20. 1991。（译者注：张学良已于2001年10月15日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享年101岁）。

[35] 其中最孚盛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

[36] 其中最有名的是燕京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大学、岭南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全都是教会学校。

[37]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笑话是它告诫行人应靠街道右边行走。据说山东省省长、军阀韩复渠批评说：『要是每个人都靠右走，那谁走左边呢？』

[38] 《世界文化》、《萌芽》、《拓荒者》、《北斗》、《现代小说》、《大众文艺》、《文学月报》《文艺新闻》和《文学》。

[39] 原名周树人。

[40] 原名沈雁冰。

[41] 原名舒庆春。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身亡。

[42] 原名李芾甘。其笔名巴金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这两个中文译名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组成。

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中国统一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前景，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担忧在大陆的扩张政策之前途。与1931年一样，急于在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展开攻势的人，仍然是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受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北、没有遭到国际制裁及法西斯和纳粹在欧洲崛起等因素的鼓励，急于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的大陆基地。在西安事变和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这些军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芦沟桥策划了一次事变，突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一当战事开始而所有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中国政府为了生存，痛下战斗到底的决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场征服华北的短期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一直延续到1945年。在不到半个世纪里爆发的这第二场中日战争，[43]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日本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也彻底消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势力，同时又给了中共一个扩展军队和政党组织力量的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虽然1937年的『中国事变』表面上是由关东军策划的一个地方事件，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有预谋的阴谋。这次事件令日本军方与文职政府之间，以及军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一连串冲突达到了顶峰。自从关东军成功侵占东北以来，军国主义者就以牺牲文官政府为代价，一举跻身于国家政治。这些少壮派军官对军人不应干政的传统戒律置若罔闻，并公开抨击党派政治家不懂处理国务，从而降低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沙文主义热情的刺激下，他们奚落官僚的无能和腐败，并言之凿凿地责难财阀们造成了经济萧条。这些少壮派军官自许为国家的救星，发誓要清除这些邪恶势力并开创一个『昭和维新』，在这个维新中，天皇将通过军队重新建立与农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使命非常『神圣』，令少壮派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形象，即不允许让任何事情损害军队的威望和地位。他们冷酷地追求权力，公开宣扬扩张，乐意诉诸谋反、阴谋、恐吓和暗杀等手段，这暗示了某种『非正常行为』。确实，他们桀骜不驯的行为连讲究军纪的老派军官也难以容忍。然而少壮派很难被遏制，因为他们声称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和日本的前途，还得到极端派政客和秘密会社的支持。在1932-1936年间，军国主义者始终在国家政治中稳步崛起，直到他们完全将文职政府驾空。这是现代日本的一段悲剧。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

军国主义者的迅速崛起，部分是通过政变和暗杀等残酷手段实现的。在1931年春两次流产的政变之后，少壮派采用了政治暗杀的手段，在1932年春，他们有效地清除了前藏相和日本银行总裁兼三井财阀领导。[44]随后，1932年5月15日，一帮陆海军军官进攻东京警察厅、银行和政党总部，成功地谋杀了犬养毅首相，此人反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赞同以谈判解决事端。厚颜无耻的暗杀者公然藐视事件的后果，事后他们向警察自首。随后的审判变成了一个向公众散布谋反者之哲学的场合——通过消灭软弱的政客、腐败的官僚和自私的财阀来拯救国家。他们的论点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以至于连起诉人和报纸都把谋反者当作是英雄而非暗杀者。自1918年起就存在的政党政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直到二战以后才能复元。

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尽管军队在反对文官统治上团结一致，但也存在着内部纷争。一些年长的、较有责任心的军官严守避开政治的传统律令，但许多人却变得满脑子政治，一心要干政。后一种人中有两个派别。一派是皇道派，由少壮派活跃分子、校级军官组成，首领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和宪兵司令火田俊六。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控制国家预算、扩充陆海军、基础工业国有化、在亚洲作领土扩张、在中国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是统制派，成员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更讲军纪的高级军官，如长田铁山将军、阿部信行将军，但奇怪地，东条英机将军也包括在内。他们也想采取坚定的对外政策，扩张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但他们不赞成直接的和恐怖主义的方式，而倾向于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来取得成效。

军队内部的纷争造成了动荡和混乱。在1933年7月，一伙少壮派军官不满于斋藤首相无力推行皇道派所要求的改革，密谋杀死所有的内阁大臣和政党领袖。虽然这场疯狂的阴谋被及时发觉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但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四十四名被告却在1937年前逃脱了审判并在1941年获释放。不过，这场政变的失败还是使统制派得以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荒木将军的陆军大臣职务由林铣十郎将军接替。为了缓解两派之间的水火之势，1935年7月，林铣十郎起用一位比较温和讲理的军官渡边重太郎中将替代真崎将军担任了教育总监。这次改组的策划人是统制派的永田将军，他春风得意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月——1935年8月12日，一个少壮派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校将他刺杀了。可是，对这个刺杀者的死刑判决根本没能挫伤少壮派军官的狂热情绪。当1936年1月大藏相削减了军队预算之时，他们决定再次行动。

2月26日，一帮少壮派军官和1400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校率领，夺取了对东京中枢要地的控制，占领了国会议事堂、警察厅和陆军省。他们袭击首相官邸，误杀了首相的内弟。其它被杀者包括一位前首相[45]、大藏相[46]和教育总监[47]。直到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兵变者并宣读了天皇命他们返回军营的圣旨之后，政变才得到了控制。随后的审判处决了十三名少壮派军官，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被判处监禁。

随着1936年3月冈田上将辞去首相之职，广田弘毅接管了政府权柄。他自1933年秋起就担任外相，并以其与极端分子过从甚密及支持对中国侵略的政策而著称。在军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承诺要『革新』政府，并任命了许多军队认可的人进入内阁。[48]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广田弘毅的政策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离开来，以便压迫中国屈服。在华北的日本人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五省的自治运动，并于1935年12月建立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则成立了总部设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作制衡。但是，随着日本浪人、朝鲜人和台湾人公然从事大规模的白银和毒品走私，摩擦不断加剧。显然，华北正开始显得像第二个东北。

中国民众要求抵抗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功地削减了三分之二的贸易。广田为满足民政党占优势的国会之愿望，在1936年夏开始与中国谈判，建议：

（1）取缔中国的排日活动；

（2）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

（3）中日联合防共，特别是在外蒙古地区；

（4）中日经济合作；

（5）日本向中国政府各部门派驻顾问。

这些条件，尤其是带有1915年『二十一条』味道的最后一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提出反建议：

（1）终止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走私；

（2）日本军队从冀察两省撤离；

（3）压制日本人策动的自治运动。

谈判于1936年12月破裂。

在国际上，广田采纳一项朝向孤立苏联、准备对美英开战及与德义合作的政策。日本在1936年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一年后又与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协议，越来越走近战争的边缘。

广田政府在1936年12月倒台，次年2月林铣十郎将军出任首相。新任外相佐藤尚武建议通过恢复经济关系，并在一些次要争端上达成初步协定来争取与中国和解；但华北仍将保持为一个特殊地区。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无意作进一步的妥协。四个月后林铣内阁垮台；以近卫文麿公爵为首的继任内阁完全受军队的左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鼓吹对中国使用武力。虽然他的想法遭东京拒绝，但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决定自行其是，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冲突。

不宣而战，1937年

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关于允许外国签字国在北平（北京）到渤海湾之间驻扎军队的条款，驻华北日军于1937年7月初在北平郊外芦沟桥附近举行了一场实战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在7月7日午夜前进入附近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在遭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将军麾下的第二十九军——拒绝后，日军轰击了宛平城，并于7月8日凌晨4:30占领了该城，这样就挑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战衅一起，来自东北和日本本岛的日军增援部队便拥至华北，占领了北平周边的所有战略要点。显然，芦沟桥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开端而已。已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南京政府决定抗战。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一次暑期会议上，蒋中正果断宣布，到最后关头时，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战终于具备了内众力和意义。中国人民和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等等——都热忱地宣誓支持抗战。

虽然中国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日本却不想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在参谋本部的心目中苏联仍然是主要敌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夺取华北及迫使南京同意经济合作。日本军方藐视中国作全面抗战的能力和意志，许诺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预言似乎是很正确的。

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显然远胜于中国军队。在予二十九军以重创之后，日军在7月下旬作好了进攻北平的准备。为保卫这个古代文化珍宝名城而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无疑会给珍贵无价的历史遗产和艺术品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国民政府决定让北平免遭这样的可怕命运，于是在7月28日下令军队撤离该城。两天后天津也沦陷了。

8月13日，日军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图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蒋在那里投入了最精良的德式训练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该部相当成功地阻挡了敌军的推进达三个月之久。但日军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计谋最终得逞，引起了中国军队防线意想不到的迅速瓦解。通往南京的道路暴露无遗，敌军迅速向中国首都的大门推进。

蒋将首都迁至四川重庆，那里崎岖的地形、陡峭的峡谷和湍急的长江使它几乎不可能被敌人突破。蒋自己作为中国军队统帅留在战略重镇武汉指挥作战，而学校、工厂和沦陷区的其它设施则被敦促迁至内地。西南成为了一个新的抗战基地，破毁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南京沦陷后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约有十万平民遇难，同时还有难以计算的妇女受辱。这个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向国内公众隐瞒了真相。当真相最终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揭露出来后，日本人民都为这种暴行感到羞耻不已。

在攻陷南京后，日军主力向北进取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伤亡达三万人之众。这是自南京沦陷后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大捷，但中国军队最终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稍后，在6月份，中国人炸毁了黄河岸堤以阻挡敌军的推进。

接下来的会战在蒋的行辕所在地武汉展开，日军十二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

武汉的失陷标志着持续十六个月的战争第一阶段之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入了内陆。日军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因为欧洲本身受着纳粹和法西斯的威胁，而美国则还严守其中立。然而，无论形势如何，日本人却不能立即赢得战争。东京听凭自己陷入僵局，采取了靠傀儡政府帮助来维持占领区的政策。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尔和绥远建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内蒙古的德王为前台的统治者。12月14日，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为前台人物，管辖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和山东五个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形式上的首领，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华东三省。但这三个首领都没有获取统一所需的全国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紧寻找一个名望更大的人物。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938年11月3日，为纪念明治天皇的生辰，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宣布了一项『亚洲新秩序』声明，其基本的六个原则如下：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这是一种日本式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显示了日本人由来已久的统治亚洲的渴望，这种渴望曾体现在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征讨朝鲜和中国的战役中，也反映于二十世纪初日本领袖们的泛亚主义思想中，更表现在1927年所谓的『田中奏折』中。

对于那些因看不到胜利或和平的前景、因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生活日益困苦而沮丧不已的中国政客们来说，近卫的声明似乎提供了迅速解决事端的一缕希望。汪精卫与其它一些人一样，觉得日本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他于1938年12月18日飞离重庆，前往河内开展一场和平运动。四天以后，近卫宣称日本决定摧毁国民政府，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将不仅不提任何领土或赔偿的要求，而且将把所有的割让地和租借地交还给中国，并废除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议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决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汪精卫敦促重庆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蒋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个主意，并劝说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随后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八项协议，包括承认满洲国及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以便于联合防共。协议的其它方面，包括承认日本根据一项『经济合作』协议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日本有权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务中指派顾问。

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五院制的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得到了『满洲国』、三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49]的承认，但主要的西方国家都不承认。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与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党内和政府内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3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该大会通过的四项重要决议：

（1）设立新的总裁职位为党的领袖，以蒋中正为首任总裁；

（2）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把青年训练成抗战建国的基本力量；

（3）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全国国防参议委员会，以作为战时国家最高民意机构；

（4）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参政会成立，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见解的成员，包括毛泽东和其它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成立大会于1938年7月7日到15日在武汉召开，共有162名代表与会，他们庄严宣誓，所有中国人，无论其党派、宗教、信仰和职业如何，都有责任支援抗战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联合了起来，但在这全民团结的激昂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裂痕和不和谐的种子，在涉及共产党问题时尤其如此。

统一战线及其衰败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发表了一个题为『共赴国难』的宣言，解释它在战时的立场：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2.中共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

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蒋欢迎共产党的誓言，表示希望中共通过对抗战和国民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证明其忠诚。三万名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后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和彭德怀统率。该部被派往山西北部抵抗日军。稍后，在1937年12月，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的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统率，全军一万人。如前所述，国共合作的又一个象征，是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领导人在1938年被选入国民参政会。这样，两党在日本侵略面前再一次合作了。

然而，如同前一次1923-1927年间的联盟一样，这一次的联盟也是命运悲惨。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避免国民党的进攻并在抗战期间积蓄力量的手段而已。为了不使党内的任何成员误解这些秘密的目标，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干部们被要求根据这个原则相机行事，即使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络时也应如此。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表明，与国民党的暂时合作并不是背叛原则，也不是向敌人投降，而是进行休整及为将来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种现实手段。他向追随者们重申，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及以边区政府来替代苏维埃政权是换汤不换药。总之，与国民党的合作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休整扩充，并采用新的方式来替代业已证明不很成功的老方式。

既然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毛泽东便设计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与国民党妥协以求保护中共的存在；第二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第三步，向华中渗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以便发起反攻，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依照这些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专意做自我发展和扩张、努力完成招募『百万红色战士和百万党员』的目标了。[50]1939年3月，共产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来又建立了晋察冀绥边区政府。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开始越来越频繁发生。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累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1941年1月5日，新四军与国民党第四十师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冲突，致使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该军军长送交军事法庭。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51]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这次『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拒绝出席该会会议。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到1943年年底，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离开了重庆。

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当然，这些思想在江西时期就已先行发展，但由于来自外部的国民党之不断进攻和来自内部的党内之不断倾轧，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毛泽东的政策，鼓吹倾向城市的苏联模式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在延安，毛泽东已解决了外来进攻和内部纷争，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及发挥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些战略与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特色标志。

根据他的群众路线方法，毛泽东热忱地关注农民的需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促使农民全面地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确实，陕西和边区的贫瘠刺激而非阻碍了『农民激进主义』的诞生，而抗日战争则给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动力。因此延安时期乃是一个最终夺取政权的壮大和准备时期。

为了动员起缺乏经验的农民阶层，毛泽东在乡级以下创立了贫农团和农会，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分地运动。农民直接参加针对农村贫穷和压迫等地方问题的群众性社会政治动员，不仅加强了阶级意识，也迫使他们驱走传统的怯懦心理。此外，在1937-1941年，所有16岁或以上的农民，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选机制，加入了政治活动的潮流。毛泽东认为『所有人都能超越阶级、经验和思想的界限，创造性地参加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他还阐述了『三三制』，该项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限制到三分之一，将其余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它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统一战线政策给边区一种民主的色彩。

生产自给运动

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延安时期发起了六场大的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日后政策的许多主要特征。

1.采纳了『精兵简政』原则，精减军队和政府机关。

2.推广『下乡』运动，使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与工农相结合。

3.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减少额度在25％到40％之间，以便使地租不超过田地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4.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改组乡村经济。

5.推行『组织性经济』，使各个组织和干部参加经营和体力劳动。

6.开展新式的教育运动，促使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造。

这样，在政治、经济、战争和革命各方面开展的群众路线方法，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锻造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成为延安经验的核心。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花了很多时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及奠定最终胜利之基础的策略进行思考、理论化和写作。年届40多岁的他精力极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熬夜到凌晨时分。1938年他曾几乎没有间断地工作九天九夜写就了《论持久战》一文，当脱稿时他已筋疲力尽。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其它许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的论著有200页是关于战略方面，165页关于政治，55页关于哲学。[52]此后，他还撰写了许多其它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和《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写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拥有自己的领土、政府、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卓越的领导层的『另一个中国』之存在，吸引了外国人的好奇心，他们想亲眼一睹这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底与国统区有什么不同。结果，一些外国来访者进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并报道了他们的发现。

外国观察家

1936年7月，斯诺（Edgar Snow）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此前他曾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描述成一种『农村共产主义』，但在他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交谈后，他把中国共产党抬高到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地位。斯诺批驳了所谓中共不过是从属于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他的《西行漫记》是一部经典性的新闻体著作，它曾对美国大众关于红色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部书中，斯诺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俭朴的爱国者，而国民党人则是腐败的不可信赖者。他的妻子在比较国共两党时则更为坦率。她曾于1937年访问了延安，并把这次旅行说成是『一次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类的旅行，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脏地带创建一个新世界。』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极富人情味』——这种性格特征『深深地』感染了她。她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更像我们（美国人）。』他们正『通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并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时代的主人』。她赞扬中共努力『摧毁封建主义及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并断言称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同我自己一样的那类人。』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53]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它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一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美国记者们出于偏向穷人敌视富人的态度而觉得共产党人是一些比国民党人『更好的』或『不那么坏的』人。这些记者来自一个习惯于憧憬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等理想的社会，故他们期待着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断升级的改善。因此，与中共的价值观相比，国民党的传统价值观不太适合他们的品味，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乐观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唯物主义则与他们产生了某种共鸣。在记者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像是『超人』，犹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们与中共的相遇被说成是『令人诚服的』，而他们与国民党的相遇则是『令人讨厌的』。

根据外国来访者对边区的观察，他们对这里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序、民众之参与政治进程，以及公民权的扩大等事物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他们认定红色中国称得上是『一种民主制度』。他们描述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改革家和爱国者』或『农民改革家』，实行着『代议制民主』、『农村或农民民主』或一种『有效的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乃『农村改革家』及有别于俄国共产党的神话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普遍。

回顾历史，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外国报道者是一些新闻记者，他们写下所见所闻，而不像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们那样，有能力去精确地把握中共的理论本质和最终目标。这些记者们没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间作出区分，也没能意识到统一战线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抛弃了夺取政权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

如同人们意料的那样，蒋中正叱责这些报道『不公正……带有偏见』。毛泽东也驳斥有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向外国记者澄清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者。斯诺据此报道称中共的改良主义倾向『仅仅是一个非常暂时的事务』，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尽管有毛泽东的抗议和斯诺的报道，那种中国共产党是『农村改革家』的形像还是无法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国观察家自然对俄国与中国共产党之联系的问题感兴趣，但他们只发现1937-1938年间有一个塔斯社记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西方记者很满意地看到那里没有什么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确实，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来建立，正如俄国的制度是根据俄国历史建立起来一样。

迪克西使团

经蒋中正批准进入共区的第一位美国军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 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间在中国担任过情报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派来考察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且颇为同情地把中共武装与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民兵相提并论，赞扬他们的『道德教训』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道德行为和官兵之间更加民主的情谊。他关于中共军队与人民之间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报告同样地充满热情：『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

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见下节）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 Davies）建议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但这个建议没有被史迪威采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国务院递呈了他的建议；他指出中共军队是华北地区最有凝众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虽然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由于蒋的反对，他将这件事搁置了起来。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作了另一项提议，他报告说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境内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议华盛顿应利用中共来平衡苏联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最后，在1944年6月23日，罗斯福获得蒋中正同意，派一个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

第一支美国派遣队于7月22日抵达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则在8月7日到达。这个团队被称为『迪克西使团』，共有十八名成员，带队的是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他曾是一名汉语教官和派驻北京的武官。使团的主要目的成了『了解这些人』，『判断他们未来如果装备美式器械将具备的作战潜能』，评估『（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潜在贡献』。

包瑞德发现『（中共的）训练方法基本上是程序化的，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没有多大价值。』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一些出色的游击战士，但就大规模作战而言……他们决无能力与强大的日军硬碰硬地较量并打正规战。

中共领袖们亲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团，并于1944年8月底，谢伟思对毛泽东主席作了那次被长期压住的著名采访。毛泽东宣称他希望避免内战，但只有当美国人能够实施干预以迫使蒋中正接受妥协时才有可能。这样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是无法用武力压服中共的。内战『在所难免但也不一定要爆发』，这最终要由美国人来决定。毛泽东又补充说，无论怎样，美国自己先得将中国从日本解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他的军队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影响将在军事上以及在战后时期限制苏联的帮助。华府阅读了谢伟思的报告，但置之不理。美国继续扶持蒋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同时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权以求挫败中共。不过，美国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中共的部队融合进对日本的战争。

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蒋消灭不了共产党，极有可能的是共产党打垮了他，除非国民党实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谢伟思在延安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支援中共比支持国民党意义更大。他们考虑了各种选择，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义特征尽可能地把中共与俄国人分隔开来。但在最后，他们相信蒋不会改革他的政权，而他们也担心美国会把蒋一脚踢开。戴维斯向华盛顿建议『我们现在不应该抛弃蒋介石。在目前时刻这样做，我们将得不偿失。』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美国驻华人员考虑暗中与中共建立关系，尽管蒋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在延安的军方使团把共区称作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延安是『中国最现代的地方』。美国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1944年秋，他们就预见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就连那位以亲国民党立场著称的罗斯福总统驻华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后评价说，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们『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认为他们可能赢得最后胜利；高斯主张『退出中国政局，听凭它（国民政府）垮台，自行了结』。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的一些参谋人员与战略情报局合作，决定向中共建议一项武装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和更多民兵的计划。美国特种部队将前来训练这批人，并率领他们进攻一些由魏德迈选定的战略要点，所有中共军队将与魏德迈将军合作。但是，美国驻华情报机关中最保守、与国民党秘密警察渊源也最深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蒋。魏德迈和赫尔利都声称对这一计划的拟议一无所知而委过于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剥夺了晋升准将的机会及被迫承受许多其它的屈辱。

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最高政权的另一个中国。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毛泽东的政策中，没有哪一项比『在抗战环境下的第二次统战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胜利。

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家是苏联。由于中国的战争，苏联直接免除了来自日本的压力，所以在1937年8月主动与中国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来了一些『志愿』飞行员，并三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2.5亿美元——1937年和1938年各5000万，1939年1.5亿——的3％低息贷款。到1939年年底，苏联已提供了一千架飞机，派遣了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事实上，苏联的一些最优秀的军事专家都参与了援华项目。[54]

同一时期西方的援助少得可怜——这是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动荡局势所致。西方的援助总共才2.635亿美元——刚刚超过俄国的2.5亿——其中美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提供了微不足道的785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不过，美国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后购买的中国白银达3.5亿盎司，价值2.52亿美元，这间接地帮助缓解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然而，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是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

但是，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外来援助的格局。俄国的援助不断减少，直到最后竟至断绝，而英国和法国也缩了回去，以免开罪日本。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日美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而稍有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在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外，美国和英国的其它一些贷款期限也获得了延长，以帮助稳定中国的货币和外汇汇率。

袭击珍珠港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侵略和反独裁斗争之组成部分。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以蒋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自1942年1月5日开始生效。早年曾在北平当过语言教官的史迪威将军被派到重庆担任蒋的参谋长。而且，自1941年8月起就一直在昆明参战的一批美国『志愿者』飞行员——飞虎队——在1942年7月4日并入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为司令。[55]从此时起，美国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贷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租借法援助也相应地增加到13亿美元，加上1941年的2600万美元和1946年的2.1亿美元，租借总额高达15.4亿美元，占对各国租借总额的3％。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继攻占了香港、新加坡、缅甸和菲律宾。盟军黯然失色的表现与中国的长期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抗战现在赢得了西方新的尊重。国防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罗斯福称『中国人已经作的和正在作的对侵略之卓越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所能给予的最充分的支持。』华盛顿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货币稳定，而且还说服伦敦在1943年1月11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此外，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奔跑』，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 Molotov）则坚持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最后这两国都听从了美国的劝说，接纳中国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是四大国所作的一个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的誓言；它特别否认了任何与敌国签订单独和约的意图。

1943年的开罗会议

罗斯福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同样，各国领导人也急于同他会晤，以便保证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很想与蒋中正和史太林面谈，但中国领导人蒋中正却不太愿意同这位俄国领袖照面，因为1941年的日苏中立协议及据称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之支援令他怨恨。蒋请求首先获得单独会见美国总统的机会，如果不能安排这个会晤的话，那他宁可推延会见。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安排了两次会议，在开罗会见蒋及在德克兰（Teheran）会见史太林。

在同盟国的大战略上，欧洲位居第一，太平洋其次，中国居第三。丘吉尔担心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偏爱，而可能对蒋作出过分的承诺，从而使欧洲的战争受损，故他请求首先与罗斯福举行预备性的会谈。但罗斯福害怕这样一个举动会引起中国和俄国的怀疑，便径直前赴开罗。蒋与罗斯福举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会谈，由毕业于韦尔斯利女校、英文非常好的蒋夫人充任翻译，但这却令丘吉尔恼悔不已，他评价说：『英方与美方人员的会谈令人苦恼地被中国的事情搅乱了……总统……很快就关起门来与（蒋）委员长长谈。劝使蒋及其夫人去参观金字塔放松放松自己，直到我们从德克兰返回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了，结果，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竞占据了首要位置。』蒋要求立即收回所有失地的请求，获得了罗斯福的赞同，并随后得到了丘吉尔和史太林的认可。总统进而同意增加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供应中国的运输航次，执行对日本的远程轰炸，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部归还中国被日本抢去的失地，归还日本在本土以外的领地，即萨哈林岛和库页岛归还给苏联、一些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交给美国。美国总统在向美国人民发布的圣诞贺词中，热情地宣布：『今天，我们与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史迪威危机

中美关系内部的一个危机，是蒋中正的美方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性格。绰号为『醋约瑟』的史迪威倔强固执，缺乏他的职位所需要的军事外交官之素质。1943年9月6日，他提了一项虽然在军事上颇为合理但在政治上却极为敏感的建议：蒋应解除对西北共区的军事封锁，并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与政府军一起对日作战。美国驻重庆的使馆人员估计，至少有20个师、或许多达40万人的蒋中正之最精锐部队受命去封锁中共区域，他们本可以用于打击日军的。史迪威干涉中国政治的行径激怒了蒋，蒋打算请求美国将他召回，但蒋夫人劝阻了，理由是这样一个行动将在美国不受欢迎。蒋史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缅北战略上的分歧而更加恶化，史迪威一直在缅甸北部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打开一条通往自由中国的新的供应线。[56]在日军发起的1944年总攻（『一号攻势』）面前，争吵白热化了，日军的这次攻势旨在开辟一条自华北经华南到印度支那的『大陆走廊』。在这场进攻中，日军前进至广西省的重要城市桂林。此前供美军B-29轰炸机用作轰炸日本的飞机场失陷了，而且重庆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史迪威重新提出了利用中共部队的建议，而蒋则予以顽固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难以修复的地步。

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及中苏的总体关系深切关注的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前来中国，并训令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史太林灌输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观念。史太林和莫洛托夫答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共产党』、『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谓红皮白心。当蒋听到这些描述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天真的农村民主分子，但实际上他们比俄共更共产主义化。他向华莱士保证，他将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但希望中共放弃它独立的军队和领土，将其并归国民政府。关于中苏关系，他起誓如果罗斯福总统同意充当『仲裁者』或『中间人』的话，他甚至愿意前赴苏联会晤史太林。

蒋严厉地控诉史迪威缺乏合作和判断力。为了与白宫建立直接的关系，他请求美国总统派一名私人特别代表前来重庆。[57]他希望通过这种策略绕开给史迪威撑腰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华莱士评价说：『我被一位身处困境之人的这种吶喊深深地感动了。』随着日军的进攻迫近重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请求罗斯福总统要求蒋把包括中共武装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对罗斯福说可以接受这个『苛刻的但也真诚的』建议，不过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1）明确界定史迪威的权力；（2）中共军队不包含在他的指挥中；（3）由蒋中正本人完全掌握和分配租借物资。罗斯福总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蒋委员长的话相当有理。』胡佛（Hoover）总统时期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赫尔利（Hurley）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被派来重庆，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并帮助史迪威出任中国军队统帅之职。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赫尔利保证了蒋同意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尽管蒋坚持要保留在重大战略决策上最终定夺的权力，以免史迪威的权力超过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9月19日——『醋约瑟』前往中国领袖蒋中正的官邸，并且不听赫尔利的劝告，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发来的措辞强硬、含有指责味道的电文，要求蒋立即给予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无所限制的指挥权』，否则蒋就应对中国迅速恶化的军事局势承担『个人责任』。赫尔利评价说，这份电文好像『在蒋的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那样令他头晕目眩。

蒋告诉罗斯福总统，虽然他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及重组自己的军事指挥系统，但他却不能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托付给史迪威，此人想要控制他而不是与他合作。蒋直截了当地请求将史迪威召回。担心可能丢掉指挥权的史迪威缓和了态度，同意取消使用中共部队一项。但木已成舟，蒋不会改变立场。

尽管联席参谋长在这场争吵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但赫尔利的一份巧妙的报告打消了罗斯福总统或许有过的任何疑虑，赫尔利写道，他相信蒋是可以被说服并接受领导的，但史迪威却认定蒋委员长非得靠逼迫才会行动；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动作都会被当作是要制服蒋而非与他合作。赫尔利机敏地告诉总统：『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话，您与蒋之间就毫无纠纷』；『窃以为，如果您在此次争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话，您或将失去蒋，而且会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国。』报告的结尾称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蒋将会与他合作并规划出制止日军推进的方案。赫尔利的建议证明是决定性的，于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中将被任命为驻华美军总司令兼蒋的参谋长，但不是中国军队的司令。魏德迈谦和体谅的举止与史迪威刚愎自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立即得到了蒋的接纳，中美关系转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军的攻势也在此同时自行减弱了，原因是日本将其部队转调至太平洋与美军作战。从此以后，驻华日军再也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

赫尔利的调停，1944-1945年

因国共摩擦妨碍了中国的战争效率并威胁到未来的国家统一和重建，赫尔利寻求促成两党和解的方法。1944年11月7日，经蒋和美国总参谋部的同意，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中共因赫主动倡议这趟行程而动容，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随后的讨论在11月10日达成了五点建议。建议倡导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共代表参加一个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合并所有的武装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赫尔利则以『合众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签了字，虽然美国国务院后来坚持他只是作为一个『证人』签的字。为表示对美国之努力的感谢，毛泽东在11月10日致函罗斯福：『与蒋介石委员长达成一项将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协议一直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延安访问后使赫尔利相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秉持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即使有所分歧的话，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蒋却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共问题。对他来说，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并为共产党渗透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当他提出自己的三点方案时，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五点建议。三点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则将给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同时实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总之，他要求毛泽东交出军队并信任国民党在未来政治权力分配中的诚意。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中评论说：

这些人（即蒋及其部下）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然而他们没有自由……正因为他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他们也一概没有自由。

迫于公众舆论和美国建议的压力，蒋同意召开一次国是会议，它将包括所有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表面上，这次会议将商讨结束国民党训政、制定宪法、草拟共同政纲及在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所有党派参加政府等相关事宜。但实际上，联合政府是蒋和国民党极其讨厌的事物；他们暗中策划阻挠联合政府的产生。1945年3月3日，未经与共产党的事先磋商，国民政府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来通过一项新宪法。由于这次大会的代表是1936年在国民党操办下选举产生的，因此蒋能够指望通过一部有利于国民党的宪法。周恩来谴责国民党这个行动的『欺骗』性，毛泽东则拒绝承认1936年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事态陷入了僵局，谈判破裂了。

1944年11月17日，高斯大使辞职，由赫尔利接任为驻华大使，但他没有得到使馆人员的完全支持，许多使馆人员已开始公开批评蒋及其政权。他们敦促华盛顿绕开国民政府直接与中共及其它对日作战的党派打交道。罗斯福总统否决了这个想法，并赞成赫尔利无条件完全支持蒋的政策。但是，到1945年5月，那种向蒋施加压力促使他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扩大其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得到华盛顿的赞同。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与对日战争之高潮相关的重要决策正在制定之中。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到1944年底，德国的战败已经在望，同盟国领袖们将战略重心转向了日本。华盛顿已经决定直接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从中国发起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在德国战败之后的十八个月里就能取得对日本的胜利，而德国的战败预计将发生在1945年7月1日到12月1日之间。对日本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讨论邀请苏联参战以缩短战争时间，并减轻盟军的牺牲。光复了菲律宾的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估计，摧毁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将需要苏军的60个师。为了确定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1945年2月在雅尔塔（Yalta）召开了一次三巨头会议。

在会上，史太林同意在德国战败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条件是1904年被日本侵占的所有俄国从前的权利及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归还给苏联。具体地说，他要求得到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大连和旅顺等不冻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对外蒙古现状的支援。他告诉罗斯福：『很清楚，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什么要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由于许多条件都涉及到没有与会的中国之主权，保证中国同意这些条件的事宜就托付给了罗斯福。在史太林方面，他同意将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与蒋签订一项承认他为中国唯一领袖的条约。

罗斯福此时病魔缠身，非常疲劳，他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会议的主要目标，即史太林同意

（1）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参战；

（2）支持蒋为中国领导人；

（3）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然而，他又确实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签字让与』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权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坚持完全没有必要为让苏联参战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苏联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战争。但是，丘吉尔否决了艾登反对签署雅尔塔协议的建议，以表示他对罗斯福总统判断力的信赖并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雅尔塔协议的具体条款瞒过了蒋和赫尔利，但这两人都间接地获悉了某些部分。赫尔利感到被驾空及受到侮辱，因此决定在1945年3月返回华盛顿时质问总统。令他吃惊的是，他在与罗斯福握手致意时觉得总统的手『骨瘦如柴』，脸颊上的皮肤『像是贴在颧骨上一般』。赫尔利日后表白说：『你知道，我胸中曾有的所有斗志都垮掉了。』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对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任总统，那份协议收在海军上将李海（Leahy）的特别档案中。

苏联已在4月5日照会日本，两国之间的1941年中立协议已失去了意义；故『不可能』再持续。事实上，根据协议条款，它将在这份照会发出以后的一年内仍然有效，苏联显然不愿再等到那时了。现在事态发展迅速。5月1日希特勒（Hitler）自杀，一星期后德国投降。苏联军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蒋派妻舅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以图在苏军进入东北之前与史太林达成一项协定。史太林向中国提议订立一项为期三十年的反对未来日本侵略的友好同盟条约。史太林承诺支持蒋为中国的领袖，保证不支持他的敌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周之内撤离东北，两到三个月内完成撤军。作为回报，中国应在东北给予苏联许多重要的让步：在一个包括旅顺、大连及邻近地区的军事区里驻扎海空军的权利，拥有东北铁路及相关企业、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在这些条件被写成一项正式的条约之前，史太林前往波茨坦（Potsdam）会晤丘吉尔和杜鲁门。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在离开时得悉了日本已在7月6日请求他调停，以谋求日本与同盟国达成和平。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58]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史太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总统『因它（这个消息）而胆气大壮……并称它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以诗一般的华丽语言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坚持说苏联的参战将更快地结束战争而相应地减少生命牺牲。无论如何，当时存在着一种固执的感觉，苏联对东北的控制无法阻止，除非美国愿意以战争来保卫东北；否则最好还是让俄国作战而赚得他们的酬劳。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招致迅速彻底的毁灭』。当东京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时，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两天以后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落在了长崎，一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史太林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条约不尽快签订的话，东北将处在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的危险中；于是在8月14日条约签了字。[59]苏联同意给予蒋中正为首的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事的和物质的支持；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日本战败后三周之内苏军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不干涉新疆事务；承认外蒙古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方面则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全民表决行使自决，承认在三十年之内与苏联共同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三十年之后它们将无需作任何赔偿自动转归中国。大连将在三十年之内作为一个对所有条约国家开放的自由港，而旅顺港则将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虽然这项条约代价昂贵，但却被蒋满意地接受了，因为它为中国保证了北方边界的和平，并使苏联承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并且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诚然，与苏联的和平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是至关重要的，蒋感到即使苏联不履行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检验其行为的标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一项结束战争的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Missouri）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中国终于胜利了。蒋的威信空前地高，因为他领导中国渡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受人尊敬——它已完成了最漫长的反侵略和反极权主义的抗战。

中国为战争的结束欢呼雀跃，并急切地盼望相当时间的和平和重建。然而在欢欣激昂的表象下面，却存在着对仍未解决的共产党问题及内战可能性的深切关注。确实，毛泽东再也不能耐心等待而要夺取政权了。

战争的后果

战争对中国、日本和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与此相对，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虽然老牌的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国家在战时被日本赶出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从前的殖民地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都吵闹着要独立。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亚洲之殖民主义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打败日本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这一转折预示着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始。

国民党的衰竭

尽管对日本的胜利主要由美国人取得，但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相当比例的日本军队，令他们不能投入到其它地方。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在中国的战事耗费了日本战争总开支的35％——即340亿美元中的120亿——另外还有396040名日本人战死，更多数量的日军受伤。在中国一方，中国动员了1400万人，总伤亡达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阵亡、1761355人受伤、130126人失踪——而且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币的可怕战争债务。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时代新的挑战。

经济灾难

国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计，就一直受连年的赤字开支的困扰，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下列三个典型年份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收入与开销之间巨大的差距：

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量从1937年战争爆发时的19亿元法币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1亿法币，1945年时的10319亿法币。滥发纸币的后果是暴升的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

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尽管通货膨胀是维持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战后时期便成了一种祸根，损毁了政府根本的经济基础。

心理的疲惫

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一旦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怪罪政府和执政党。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了这种事态的转折，敏捷地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不满。一当和平恢复，他便立即开始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内战的阴霾再一次不祥地笼罩了神州大地，令这个筋疲力尽的民族之未来继续充满了动荡。

【注释】

[43] 第一场战争在1894-1895年间进行。

[44] 分别为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男爵。

[45] 海军上将斋藤实。

[46] 高桥是清。

[47] 渡边重太郎将军。

[48] 比如，他的藏相马场金英一便是一个军队的傀儡。新人枢密院议长沼骐一郎男爵则是一个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分子。他的陆相寺内寿一将军和海相永野上将也都是扩张主义分子。

[49] 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丹麦。

[50]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宣称在1943年和1944年，他的部队分别抗击了64％和56％的日本军队和95％的『伪军』。

[51] 陈毅。

[52] 陈志让对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著述数量的统计是不全面的，因为他没有把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著作包括在内，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１９３７年７月）；《矛盾论》（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以及大量零零散散的著作。

[53] 这些来访者包括阿特金森、贝特兰、毕恩来、卡尔逊、爱泼斯坦、福尔曼、贾菲、赖朴吾、林迈可、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斯坦恩、斯特朗和白修德等人。那位例外的天主教神甫是为《中国通讯》（China Correspondent）和许多其他天主教出版物工作的沙纳汉（Cormac Shanahan）。

[54] 如伏罗希洛夫（Klimenti Voroshilov）元帅，朱可夫（Georgi Zhukov）将军、崔可夫（Vassily Chuikov）将军等，他们全都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名。

[55] 1991年5月3日，美国政府终于承认，『飞虎队』是在白宫和国防部指挥下的美军在华秘密行动。

[56] 主要由于史迪威的努力，利多公路和缅甸公路最终在1945年1月竣工了；他们被重新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57] 丘吉尔在重庆就派驻了一个私人代表维亚（Catron de Wiart）将军。

[58] 一枚内向爆炸的炸弹，称为『胖男孩』。

[59] 中方在条约上签字的不是宋子文，而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担心签约会损害他的政治前途。

第六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

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日本遭到两枚原子弹打击后的崩溃来得比预期的快得多，令到国民政府对战争突然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措手不及。一些紧迫的问题急等着解决，其中最逼切的是，中共进入日军占领区收缴敌方武器的威胁。然而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局势，苏联军队已深入到那里的腹地，并拒绝随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尽管史太林许诺将在三个月之后撤军，但苏军的意图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因此，战争的结束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其危急的军事形势。

随着日本的投降，政府军队与中共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双方都力争首先到达敌占区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而收取大量的敌方武器和军事装备。在这场竞赛中，中共似乎占有明显的地理优势。中共在华北、华南和华中控制着人口达一亿之众的十八个『解放区』，并声称拥有一百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分布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农村。位于这些江河流域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的大都市，成了中共控制下农村海洋中的城市孤岛。为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即苏联参战后的第二天——宣布，日本的崩溃在即，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属部队，夺取日军占领的所有城镇和交通中心，并接受敌军的投降及其军事装备。8月11日，林彪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沿平沈铁路突入东北。在日军投降后的两星期之内，中共的地盘从116个县扩展到了175个县。

政府军队分散在几条战线和中国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这场竞赛中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但蒋中正决意不让胜利果实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8月10日，他要求中共领导人不得独自行动，并命日本军队和伪军坚守阵地对付非国民政府军队。朱德谴责蒋的行为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并直接命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向中共代表投降。为压倒中共的地理优势，蒋请求美国支助，将部队空运和海运至沦陷区。

美国立即前来援助，命令将政府军队运输到沦陷区，并派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到一些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等候政府军队的到达。政府的三个军被空运到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随后有总计五十万部队运到了全国各地。此外，华盛顿对东京的总一号命令明确指示驻中国（东北除外）、[60]台湾和北纬十六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向蒋和他的代表投降。8月15日，蒋亲自命令冈村宁次在沦陷区内维持秩序及控制所有军事装备。8月22日，冈村进一步受命只允许政府军队进驻沦陷区。这位日本司令官完全服从了这些指令。

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的帮助和日本的合作，在第一轮竞赛中取得了胜利。政府重新获得对华中、华东和华南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的控制，而中共的部队则暂时撤退至乡村。然而，尽管中共遇到了这个挫折，但在竞赛的头两个星期内也设法取得一些收获，赢得59个大部在华北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

东北呈现出一幅特别火爆的场面。8月8日，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总司令率领的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东北，两天后又与从外蒙古前来增援的突击部队会师。苏军没有追随8月14日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也没有在东北的地理界在线停顿下来。苏军深深渗入至热河和察哈尔腹地，以便帮助中共部队进军东北。苏联人将相当数量投降日军的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然而，苏军并没有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

为设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并与中共达成和解，蒋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尽管毛泽东很不情愿前往和担心国民党的诡计，但在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延安担保他的安全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前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充满盼望和感到困倦的中国人民，全神贯注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期盼会谈达成一个和解的结局，从而可以避免一场内战。

毛泽东在重庆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就精心部署了谈判的策略。虽然国民政府在收复大城市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毛泽东坚信中共将最终控制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区——山东、河北、山西和绥远大部，热河和察哈尔全部，以及辽东一部。但是，他预见到了在不远的将来还存在许多困难；他决定在重庆采取一种灵活妥协的行动方针，但在一些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则坚持立场。因此，他在逗留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期间千方百计地表现出通情达理，愿意作让步一这种姿态旨在赢取公众舆论和中间派的同情。他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友善、热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强硬暴躁的革命者。在外表上，宾主双方都显得友好客气，这激发起了公众对和解及和平的期望。

在正式的谈判中，毛泽东树立了通情达理和愿意妥协的形象。他不再坚持联合政府，但要求召开国是会议[61]来研究与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相关的问题。

在国共兵力及改编双方兵员为一支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毛泽东提议只要国民政府同意将其部队裁减到一百二十个师，共产党将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个师的兵力。

在解放区问题上，毛泽东基本上要求在华北、内蒙古和一些重要城市不受约束。当国民党不同意这个想法时，他建议暂时保持解放区的现状，以待宪法的通过，宪法将规定民众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事宜。显然，毛泽东努力想保持对解放区地方事务的控制；但在这一点上，国民党顽固地拒绝让步。

至于接受日本投降问题，国民政府坚持有收缴敌方武器的垄断权利，而共产党则要求在本身已经有积极活动或包围了敌军的地区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达成协定。

六个星期的谈判无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持和解的姿态，但他并不想在那些涉及中共根本地位的基本点上让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凭借实力进行谈判坚拒妥协，以免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害。蒋的威信正处在顶点，因为他已领导国家顶住似乎难以克服的厄运而取得了抗战胜利。此外，蒋除了拥有对其敌手的巨大军事优势[62]外，还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并与史太林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蒋对毛泽东此刻愿意达成的某种和平『临时协议』毫无兴趣。

蒋已承受住了八年退却的艰难，现在他要求得到大部分的（即使不是全部的）胜利果实。他绝对不想与共产党分享他的荣耀。如果赫尔利更加积极地劝说蒋接受一项符合毛泽东胃口的权宜妥协的话，也许共产党将会被限制在华北地区。但赫尔利决定做一个消极的和平缔造者，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中立态度；他最想要做的是敦促双方领导人首先在『基本原则』上努力达成协议，然后再厘定『细节』。但恰恰是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两党无法靠拢。

由蒋和毛在10月10日发表的最后协议，强调他们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共同认识到和平建国的重要性。他们之间分歧的程度没有透露给公众，但显然谈判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在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号召党人通过发动群众、扩充人民军队去缔造一个新中国来加强『和平』努力。他的这一胆大气壮的态度，部分源于东北事态的新发展。

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苏联在东北的活动，完全违背了史太林在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谈判中所作的将在占领后三周内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的承诺。他在1945年2月和7-8月间做出这样的承诺时，似乎没期望中国共产党立即起而夺取政权。他好像并不在意美国在中国的调停，实际上他建议毛与蒋达成某种协定。毛表面上听从史太林的告诫，但私下里却决定与国民政府展开军事对抗。[63]史太林本人后来也承认自己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的形势。[64]

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的魄力和智谋给史太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此时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一当由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特权，因苏军的实际占领而确保之后，史太林便觉得无需遵守诺言了。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65]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以阻挠国民政府部队进驻东北。

蒋决意收复东北，他称此举乃中国进行八年抗日战争的根本原因。魏德迈将军怀疑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控制东北，他曾建议蒋首先巩固长城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及确保华北的交通线。蒋否决了这项建议，把最精锐的近五十万部队投入东北——他日后将为这个决定而后悔不已。最后，苏军统帅允许（美国）空运国民政府部队到东北的大城市，于是政府军在1946年1月5日进驻了长春，三星期后进驻了沈阳。同一时间，中共军队几乎已完全控制了这几个据点以外的农村，以此来对抗处于困境的国民党。苏联军队最后于1946年5月撤离了东北。

马歇尔使华

到1945年11月，华盛顿已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该政策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条件是国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并且努力与中共达成协定。实际上，这一政策转变代表着推翻了以前那种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幻想破灭的赫尔利在11月27日辞职以示抗议，指责国务院里的那些职业官僚在他背后搞鬼及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杜鲁门总统于是任命二战期间最杰出的美国军人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担任总统驻华特使。[66]马歇尔受命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广泛地重建其权威，包括在东北的权威，但不得使美国卷入任何直接的军事干涉。他还应敦促蒋召开一次由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仔细审议停止内战和统一国家等事宜，其目的是期待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之出现。最后，他还要向蒋阐明，大规模的美国援助将依据达成一项停火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形而定。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中旬抵达中国，他发现两党代表都接受调停及准备承认三项实时目标：（1）内战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建立联合政府；（3）将国共两党军队编成一支国家军队。这两个敌对政党殷切的欢迎和守诺的支持是令人振奋的表示，但明摆着的是，它们除了这样也别无他途。马歇尔崇高的威信、显露的真诚，帮助中国取得和平、统一和民主的公开目标，以及最关键的是美国之巨大权势，足以促使国共两党表现出诚挚的举止。然而，在这热情和感谢的表象底下，两党的极端分子都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之典型例子，因而抱有反感的情绪。

国共两党互不信任的程度非常深，国民党在1946年初拥有比共产党多五倍的军事优势，自信有能力一举摧毁敌方。另一方面，共产党轻蔑地称国民党为『纸老虎』，并且肯定自己能在一场延长的斗争中，将这只纸老虎撕个粉碎。双方都坚持一套对方无法接受的合作条件。国府要求共产党在建立立宪政府之前交出军队，[67]而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合并应在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实施。国府鼓吹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总统制；中共则坚持要内阁制。由于国民党最有可能控制中央政府，特别是其执行部门，所以共产党坚决要求较大程度的省级自治和强有力的立法机制来制衡行政机构。如果要控制住日益加强的好斗情绪，就必须使这些关键的争端得到双方满意的结果。

马歇尔积极的调停产生了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停火及恢复交通。此外，成立了一个三人军调处执行部，由一个国民党代表、一个共产党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以美方代表为主席；执行部的决定需全体一致同意。同样，为监督停火事宜，也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调查小组将派往战场巡视。

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10日到31日停火期内召开，由三十八名成员组成：八名来自国民党、七名来自共产党、九名来自民主同盟、五名来自青年党及九名来自无党派人士。经过冗长的磋商达成了这样的决议，即国家的最高机构为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多党参与之国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四十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人将由国民党提名，另一半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提名。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在涉及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应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这样，任何党派或集团只要能凑集到三分之一票数——准确地说是十四票——就享有否决权。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主要是民主同盟，自信能够集合必需的票数来挫败国民党任何修改政协决定的企图。

政治协商会议采纳了内阁政府制，当中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样进一步确定了未来的宪法将承认各省为地方政府的最高机构，而且拥有民选产生的省长和自己的宪法，以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当的权力分配。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有利于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这反映了渴望和平和民主统治的普遍愿望。马歇尔虽然没有参与政协的讨论，但他赞同这次的成果是『一部自由和向前看的宪章』。自抗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缕和平建国的希望之光。

马歇尔取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1946年2月25日达成的关于国共双方相对兵力及其合并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裁减到九十个师，共产党军队裁减到十八个师，在此后六个月内双方继续将军队分别裁减到五十个师和十个师。裁减后的军队分布如下：

东北：国民党十四个师，共产党一个师；

华北：国民党十一个师，共产党七个师；

华中：国民党十个师，共产党两个师；

华南（包括台湾）和西北：国民党分别为六个师和九个师，共产党没有任何部队。[68]

显然，国民党从这个军事安排中获利甚丰，因为共产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减了。同样，国民党还得以接管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从而阻隔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直接接触。

马歇尔的迅速成功导致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2月25日宣布，成立由魏德迈将军率领一千名官兵组成的美国驻华军事使团。根据马歇尔早前的承诺，人们理解到，中共的部队将包括在美国训练计划之内，而且将在编入国民政府军队之前获得美国的装备。1946年3月11日，心满意足而一身轻松的马歇尔返回美国，操办一笔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五亿美元贷款。正是在他这段短暂离开中国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诚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相互不信任对方，因为各自是追求不同目的的革命政党。除非是在暂时的或权宜的基础上，否则两党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马歇尔初期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积极的劝说和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但同样真切的是，这两个对立政党都发现不讨好他会是错误的策略。在私下里，两党内的极端分子都觉得他阻碍了双方各自获胜的道路。被马歇尔称作『自私自利的不肯和解者』的国民党CC系[69]强烈地感到与中共的这些协议，是马歇尔强加给国民党的，要是没有他的干涉，国民党可能早就取得对敌人的胜利了。在共产党一方，只要协议基本上对他们有利或并非不能承受地有害，便尽可能长时间地敷衍马歇尔；但他们决没有减弱在私下里扩充军队和地盘的活动。仅仅是马歇尔的在场防止了两党撕破合作的脸面。但一当他离开，他们便藐视停火协议，寻求改善在战场上的态势，以便在最终协定无法实现时自己能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上。开始时的地方性冲突很快在1946年4月升级为大规模的战斗。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

东北的战事尤为激烈。中共军队对政府军队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于1946年4月18日占领了战略重镇长春。中共仰仗这个巨大的胜利，要求在东北与国民政府的驻军比例从1:14个师提高到5:14。蒋恼怒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下令发起全线进攻，结果在5月份夺回了长春。要不是此刻返回了中国的马歇尔之规劝，战事可能就迅速地失控了。6月6日达成了一项为期15天的停火协定。两党都受到了战争狂热的支配，那种觉得马歇尔妨碍了他们最终胜利的情绪日益普遍。1946年7月初，蒋告诉马歇尔说『首先必须强硬对待共产党，然后，在两、三个月后再采取一种宽大的态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马歇尔将军耐心的话，共产党会呼吁一项协定，并会愿意做出协议所需的让步。』共产党方面同样相信能最后取胜，所以谴责美国玩弄两面派手法，一边装作是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一边又援助国民政府。他们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国共两党似乎都在1946年中期的某个时刻决定采取一种新的行动方针，置马歇尔的调停于不顾。马歇尔的影响跌落到了最低点。

国民政府乘胜追击，于1946年7月4日单方面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公然藐视了政协会议关于不在建立联合政府之前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中共和民主同盟宣布抵制这个『非法』大会；此外，毛泽东还号召展开一场自卫战争.原有的裂痕已扩大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马歇尔呼吁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施加压力以促成和解，但他的呼吁犹如荒野中孤独的哀鸣，虽然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却毫无结果。他警告蒋，经济可能会出现崩溃而共产党可能取胜，但这个警告也无所成效。蒋委员长依然相信，通货膨胀虽然迅猛可怕，但并不会造成经济灾难，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受着一些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之因素的支配。

从1946年的7月到9月，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打赢了每场战役，这个事实似乎加强了那种认为马歇尔推迟了国民政府胜利的观念。暂时退下来的共产党，公开指责美国在支持蒋打内战的同时利用调停来施放烟幕。由于他的信誉受到了怀疑，马歇尔于10月1日警告蒋，除非停止作战，否则他将终止调停回国。继续在战场上获胜的蒋拒绝停战。随后，他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傲慢姿态在11月8日——国民大会召开前几天——宣布暂停进攻，以便让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蒋深信自己的方针正确和获胜的能力，以致他在1946年12月1日对马歇尔说，敌军将在八至十个月内被消灭。

马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可悲地失败了。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将他召回。在对中国人民的告别辞中，极其失望的马歇尔谴责国民党内的『不妥协集团』『对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缺乏履行政协决议的兴趣；他也批评共产党『不愿意作公平的让步』。他说，中国的希望依赖于自由主义分子，但他们缺乏行使『控制性的影响』力量。和平统一的前景确实很黯淡，美国在中国调停之梦就结束了。

马歇尔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但在华的经历令他怨恨自己无力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他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希望事情会在中国自行了断。唯一一个显得有点积极的行动，是1947年7月在共和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的建议下，派遣了魏德迈去华执行一项调查使命。周以德从前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医生，是蒋的坚定支持者。魏德迈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努力想说服蒋进行改革，但徒劳无功；他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一万名美军官兵的监督下，向国民政府提供『充足和迅捷的援助』。报告还进而吁请提供为期五年的经济援助，将东北置于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和中国的五国保护之下，如果这样办不成，便由联合国来『托管』东北。马歇尔彬彬有礼地收下了这份报告，然后将其束之高阁，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美国能够在迅速裁军只剩下一又三分之一个师[70]的兵力之时，抽调出一万名部队来华。显然地，魏德迈的使命没有对蒋和马歇尔产生什么影响，确实令人沮丧。

内战

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胜利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并表明美国人要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不会支持他打内战，蒋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偏向共产党而非他本人。国民党内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美国不会无视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美国的警告是不能当真的。如果局势变得十分恶劣的话，美国人将别无选择地前来援助国民党。

在内战初期，政府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共产党预见到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将要度过许多艰难岁月。毛泽东在1946年预言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打倒国民政府，中共准备好要进行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

从1946年7月到12月，国民政府从共产党手里夺取了165座城镇和174000平方公里土地。1947年3月国民政府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攻占了共产党的基地延安。蒋充满信心地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mart），敌人将在八、九月份被彻底打败或被赶到偏僻腹地。确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暂时退却。他们于3月18日撤出了延安逃匿起来，背后有40万国民政府大军在拼命追赶。到1947年6月第一年内战结束之时，共产党的『解放区』减少了191000平方公里面积和1800万人口。

受一连串军事胜利的鼓舞，蒋非常自信地发起了政治攻势。1946年11月15日，他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抗议，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的1744名代表在圣诞节通过了一项含十四章175条的新宪法。这份在1947年元旦颁布的文件，重申三民主义为国家的基本宗旨，确立五院制政府，保障人民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的四大自由。民国总统将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文件中还规定了行政首长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院长，以及经行政院院长推荐，任命该院部长的权利。立法院委员按地域和职业基础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司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从而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确立了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套政府结构既非完全的总统制、也非完全的内阁制，而是两者的混合。比如，行政院经民国总统同意，可以否决立法院的决议，但如果立法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驳回否决，则行政院必须接受该决议，否则便应辞职。至于地方政府，宪法中有公民选举产生省长和县长的条文。

不出所料，共产党激烈地抨击这部宪法是非法的。国民政府对这些指控泰然处之，他们在1947年11月着手选举新一届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委员。大会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并于4月19日选举蒋中正为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随着这次选举，长达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期——最初设定只延续六年——正式告终了。但正是在蒋中正接任总统职位之时，内战进入了一个对国民政府来说十分关键的阶段。

1947年年中似乎标志着战争形势的一个转折点。取得了充分胜利的政府军队出现了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部队担任起守戍克复地区的职责，实际作战部队便相应地减少了。相反，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已稳步地扩大，1947年6月达到了195万，而政府军队则为373万。[71]共产党在1947年下半年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河南和河北取得了一些胜利。

对国民政府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东北。在1947年圣诞节以后的三个月内，林彪的部队使国府的精锐部队遭受了十五万人的损失。余下的部队被压迫到沈阳、长春和锦州一线的一小块三角地带，只占东北总面积的不到1％。要守住这样一块无法坚守的阵地是毫无希望的，但蒋决定血战到底。到1948年年中，林彪将敌军围困得密不透风，足以令敌方窒息。在消灭了十万名政府军后，林彪于10月14日占领了锦州，10月18日攻取了长春，11月2日攻克了沈阳。东北的战役令蒋损失了四十七万最精锐的部队，[72]并对整个政府军的士气给予了致命的打击。用巴尔（David Barr）将军的话来说，它『揭开了国民政府崩溃的开端』。

在东北战役进行的同时，由陈毅率领的另一支中共野战军发动攻势，在1948年9月26日的济南大战之后占领了山东。一当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中共五十五万的大军便进取位于津浦线和陇海线交汇处的古战场徐州。蒋部署了四十万配备有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的机械化部队，来保卫这个通向南京的门户。但在敌军不懈的猛攻之下，蒋手下的许多军官斗志全失；再加上暴雨和风雪，令机械无法操作。1948年10月淮海战役[73]刚一打响，国府两整个师便叛变了。从11月11日到22日，十万名政府军被歼灭了。徐州于12月15日丢失。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时，国民政府已损失了不下二十万部队，而两位著名的将领[74]更被敌方俘虏了。洋溢着成功激情的毛泽东信心十足地预言一年内取得胜利。他的军队现在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逼。

与此同时，林彪的八十万大军从东北的战事中腾出手来，与中共华北军团[75]一起，在1948年12月形成了钳形合击态势对付平津。国民政府的平津守卫者、曾在绥远击败过共军的傅作义将军手头有五十万人。但当他的防御计划被司令部里的一名共产党间谍[76]偷走时，所有的抵抗希望全泡汤了。政府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在数量上也毫无希望地远远少于对手，于是，驻天津和北平的守军分别在1949年1月15日和23日投降了。傅作义将军自己率二十万军队投诚。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政府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人。在如此惊人的损失面前，国府兵败如山倒。

政府的前途如何？蒋中正在党内主和派的压迫下于1949年1月21日辞职，副总统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接管了政府。仍指望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河山的李宗仁试图与共产党开始谈判，但无法实现。胜利在握的毛泽东觉得没有理由作出妥协。4月21日，他的部队渡过长江，三天后占领了南京，迫使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避难。现在中共军队向各个方向迅猛推进，根本无法抵挡。在整个中国尚未征服之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政府于10月13日从广州逃往重庆、又于12月8日逃往台湾之时，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经过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毛泽东登上了权力顶峰。

美国的作用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做了些什么？它因所做事情而犯的『罪责』或它因袖手旁观而犯的『罪责』又到底是什么？首先必须声明，当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派马歇尔来华时，他非常明确地表明，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将以国家统一的实现为条件。马歇尔自己也在1946年年中一再警告蒋中正，美国不准备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而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崩溃。当蒋不听这些警告一意孤行地开战之时，木已成舟矣。

华府的主要错误，是未能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它既没有声明脱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没有使自己从中国完全解脱出来，而是执行一种部分撤离和有限援助国民政府的方针——诸如在1947年10月提供2770万美元经济援助和成立一个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的小型军事顾问团等。这种听天由命的政策，促使蒋在华府的朋友及『中国游说团』的活动，阻挠欧洲复兴计划，以便倡议一项富有意义的援华方案。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向中国提供更大援助，并嘲笑美国要求国民政府在打一场内战的同时实行改革的压力：『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步进行的，就如同在一所房子被火焰吞没时，要求改变这所房子的结构式样一样。』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响应这个请求，杜鲁门在1948年2月18日建议在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的经济崩溃。援华议案在国会通过时削减了13％，援助总额减少到4亿美元，但这项拨款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几乎垮台时还未兑现。这笔援助既是太少也来得太晚。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宣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不太遥远了』。据报道，马歇尔在8月13日曾说：『我从这个问题上抽身，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和做出判断的能力。』国民党的厄运还因为与正在选举之年的美国政治纠缠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对民主党政府感到失望，并预测1948年的大选将导致政府的更替，而竭力结交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Thomas Dewey）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杜鲁门却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令全世界——以及蒋——不知所措。杜鲁门就任总统，在1948年11月和12月两度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请求。[77]在1949年1月蒋辞职以后，华府存在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美国应尽快地从中国脱身。

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三十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太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在1948年春季以前，美国积极的武装干涉可能会暂时延缓共产党的胜利，但绝对不能永远地制止它。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78]的观点，这样一种干涉将需要投入十五万美国军队，当然根据日后韩战和越战的经验，一百万或两百万似乎更实际。接着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美国国内已确定了部队复员和回复正常生活秩序之时，美国军人能在中国驻守多久？

就事实而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想卷入中国的内战。华府明确地声明，大规模的干涉『既不可行也不可望』，因为它将『要求我们（美国）参加这场内战，并担负起指导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的责任。』中国的战略价值未能支持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介入决定，即使俄国有可能控制中国，也不能改变华府的立场。华府觉得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虽然不合意但还能容忍，因为中国人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在几年或甚至几十年内构成威胁。调停的失败使美国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中国局势的现实。

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别应根据美国对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来进行考查。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

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年，国务卿赫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大国。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Joseph Gro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1945年春，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直截了当地询问国防部长史汀生：『我们对俄国影响远东的政策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对抗这种影响的抗衡者？这个抗衡者是中国还是日本？』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根本的问题仍然摆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订定人面前：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撑者。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坚持占领日本应完全由美国来操办，而不应与苏联或其它大国搞什么分区占领。

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俄国渗透的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之政策。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事实上，早在1939年，财政部官员便恬不知耻地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好市场。』正是出于这些理由，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租借物资、『货币稳定』贷款和一些其它形式的军事和经济贷款。华府把这些贷款当作是阻止中国的『失败主义者』叛变投日，并鼓励中国努力作战的一种手段，这样就能把相当数量的日本军队钉死在大陆，以免他们调往其它地方与美国人作战。

华府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向来评价不高，只有战争初期例外，其时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进攻，而同盟国却在日本皇军面前接连打了败仗。1943年年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中国的能力时总结说：『我们感到，目前最多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有能力进行防御性作战，且只有在（美国的）空中支持下才能作战。』此外，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评价中国负责金融的官员『全是一帮窃贼』，杜鲁门后来也把国民政府领导人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五角大楼认真地考虑把中国当作一个美军向日本本岛发起进攻的部队集结地区。但是，这个战略随后受到了质疑，并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被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在1944年明确指示史迪威，中缅印战区的作用是将日本军队从美军的中南太平洋战场分散和撤走：『虽然通过在亚洲大陆与日本决战，可以完成击败日本的目标，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去打败日本。』显然，美国想要避免在中国与日军展开陆战，那样做胜利的代价将是以人力而非物力来衡量。正是这种意愿构成了战争期间美国在东亚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它也是美国努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力邀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原因。此外，美国人也意识到，蒋正试图将美国军队拖入他与共产党的内战。史汀生宣称正是『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打死我也坚决不干』。

恐惧卷入中国的纠葛，促使美国在国共争端中采取调停的策略，以平息政治上的纷争。与此同时，华府强烈地敦促蒋革新他的政府，以求通过改革来挫败共产党。但是，蒋不仅拒绝听取建议，而且还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解决政治上的纷争。美国在华观察员非常现实地警告华府，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内部深刻的问题，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国民政府无法承受这股冲力；国务院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大胆宣称，他们相信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而是由共产党掌握着。1945年4月，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美国应继续支持蒋，因为他仍然『代表着统一中国及使中国免除战乱的最佳希望』，但如果『现政府之权威发生可能的崩溃』，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利益便要求『保持与其它任何更有前途的领导集团进行合作的灵活性』。6月，国务院在一份政策报告中建议保证中国统一时，丝毫没有提及国民党或蒋；只是希望有『一个有力和稳定的政府』——一个将『保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的政府』。在1947年初召回马歇尔后，华府全然放弃了对蒋和国民党的指望。由于欧洲是美国的首要考虑[79]，也是美国将投入其主要人力和财力的地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援助次序表上充其量只占据一个第三的位置；事实上，到1947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应给予援助之国家的顺序表中相当低的地位』。到1947年下半年，美国已决定将日本重建为美国在东亚势力的重要基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重建日本比起在中国实施干预，所需投入的资源将少得多，且显得有更多的成功把握。这样，日本便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利益的柱石。

美国在中国的调解没有赢得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好感。国民党指责华府毁坏了他们摧毁对手的最佳时机，而共产党则抨击美国表面上装作是中立的调停者，实际上却支援国民党。由于蒋追求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丧失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之支撑点的机会。他没有像美国人向他建议的那样，通过改革来巩固现有的地位及打击共产党；相反，他采取了一项使战后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的策略，并为共产党夺取胜利打开了大门。蒋设想美国人将不会容忍共产党做他的继承者，但美国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指示可真切地促使他相信：美国不会抛弃他的政权，即使代价大得难以承受。

美国在中国的冒险事业，不仅未能达到利用国民政府来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目标，而且还疏远了共产党。美国没有能力正确地评估中共在战后世界的力量，也没能与他们建立缓和关系，削弱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这反映了一种判断失误和『在中国丧失了机会』。从根本上来分析，美国的失败源于它没有能力跨越其目标与中国现状之间的差距。

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评估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垮台这个重要事件的原因，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盖棺定论或许为时过早，还有待于更彻底地开放档案资料，但我们也许可以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来作一些尝试性的解释。国民政府倒台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战，这场战争在军事上、财政上和精神上彻底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元气。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的局势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上一章中已讨论过的许多抗战之灾难性影响，将继续在国共斗争中折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赢取抗战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导致最终垮台的首个原因。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支军队在抗战最后阶段已经显示出了疲倦的迹象，只是靠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盟军即将胜利的憧憬勉力支撑着。日本的投降给了这些部队一种解脱感和一种完成使命的情绪，他们期盼着放马南山。对他们来说，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虽然奉命作战，但士气却很低落，体力也很虚弱。他们在1947年年中以前的可靠表现，只是代表着最终崩溃前的最后拼搏而已。

相反，共产党却在抗战期间大大扩充了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束也正是他们得到承认的时刻，他们现在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信心。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国共两军斗志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国共较量的结果。

除了厌战问题之外，政府军队的战略也大有需要改进之处。蒋本可以集中兵力守卫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却不听美国的建议，将大批部队派往东北，结果只是让其中的四十七万人惨遭屠杀或被俘。攻占延安并将逃亡的中共领导人追剿至战略意义并不重要的西北山区，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决策，为此又消耗了四十万军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指挥不当，再一次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兵员损失。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短时期内，国民政府损失了一百多万部队；政府军队的锐气烧毁殆尽，余下的部队再也无力作战了。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急升的通货膨胀比厌战情绪和战略失误更具灾难性，这在抗战时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战后则完全失控了。这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滥发纸币，流通纸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时的245589990亿元，结果是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人民大众不仅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甚至还期盼改朝换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

除了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财政失职外，那些在战后返回日占区的国府官员的讨厌行为，也对国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回来，轻蔑地对待沦陷区的民众，好像民众都曾是汉奸和叛徒似的。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最糟糕的是，他们强行以200:1的比率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日伪货币兑换成法币，而比较适当的兑换率应该是此比率的一半。民众的存款和现金积蓄就这样突然骤减了，他们的直接反应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为几年前伪政权曾以2:1的比率强迫他们将手头的法币兑换成了伪币。这两次兑换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将人民的现金积蓄沦为废纸一般！沦陷区的人民等待了八年，盼望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返，但却遭遇了这样残酷的压榨和轻蔑的对待，以至于他们困惑地想象，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生活，是不是还要更好一些。国府官员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

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如果美国在抗战时期遵循另外一种方针的话，战后中国的事态发展可能就不一样了。首先，如果在战争头四年即1937-1941年间美国对华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话，或可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加强到在较早时期就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地步。如果能防患于未然，那后来的失控状态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样就能避免最后的经济崩溃。其次，如果美国坚持那项通过中国大陆打击日本的初始战略，美国士兵将在中国的沿海省份登陆，从日军那里抢夺领土，再将收复的领土交给国民政府。但是，这项计划被抛弃了，原因是1943-1944年间盟军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完全绕开了中国，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这项决策将国民党中国置于一种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战争突然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对不期而来的和平之后果显得措手不及。

除了这些可能发生的经济和军事考虑外，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通过外交对中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机会。第一，如果赫尔利在1945年8-10月毛泽东访问重庆期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或许就能说服蒋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临时协议』，从而避免内战的直接爆发。这个大好机会却被毫不经意地放弃了。第二，马歇尔更强硬地『压迫』国府和蒋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战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当1948年春国民政府处于大溃败之际，美国还有最后一次实施军事干预的机会，但它却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头看来，美国似乎由于失误而丧失了所有这些机会。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原因造成国民党的垮台外，一个更加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极其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之持续迟滞。对改革的忽视或许部分是由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总体环境所致。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军阀』和派系政客的挑战，当日本侵略和共产党起义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令国民政府焦头烂额之时，它还未解决好新军阀和派系问题。国民政府动员了它所能动员的全部能量、资源和技巧来规避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国府没有多少时间或意向来应付经济公平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非常根本，却似乎并不太紧迫。不仅是民生主义原则——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从未得到实现，就连较为温和的将地租减至年产量37.5％的规定也从未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终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一当抗日战争爆发，军事就占据了最优先的位置，进一步把长期耽误了的社会改革降低到附属的地位。

尽管有这些难以扭转的环境，但也可以确切地说，国民政府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南京政府以远离内地的沿海地区为根本，依靠海关关税和城市商业税来维持生计，因此对农村问题甚少关注。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

【注释】

[60] 在东北苏军受命接受日本的投降。

[61] 该会议后来叫做政治协商会议。

[62] 据国民党国防部长称优势的比例为11比1。

[63] 林彪在1960年回忆说：『国内和国外（指史太林）的一些好心朋友……为我们担心』，但毛主席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将一切反动派当作『纸老虎』。

[64] 对铁托的助手卡德尔（Eduard Kardelj）。

[65] 此据『盟国间赔偿委员会』美方委员波利（Edwin Pauley）所作的估计。

[66] 根据1945年11月27日内阁会议上农业部长安德森（Clinton Anderson）的建议。

[67] 采取了统一军令的委婉说法，即将中共武装编入国民党军队。

[68] 但是，蒋非常怀疑共产党是否有将这个改编付诸实施的意愿，他对马歇尔称国共军队的合并是一项『与虎谋皮式的艰难任务』。

[69] 因其首领陈立夫和陈果夫而得名。

[70] 1947年6月时，美军的总兵力为925163人。

[71] 到1948年6月，中共部队达到了280万，而国民党则为362万。是年11月，中共军队实际上超过了国民党军：300万对290万。1949年6月，中共已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400万对150万。

[72] 国民党承认损失了30万人。

[73] 淮海由淮河和陇海铁路合在一起而得名。

[74] 杜聿明将军和黄维将军。

[75] 由聂荣臻将军统帅。

[76] 邓宝珊。

[77] 第一次是要求派遣一个美国顾问团；第二次是要求一项为期三年的三十亿美元援助计划，由蒋夫人亲自提出。

[78] 哥伦比亚大学的佩弗（Nathaniel Peffer）教授。

[79] 太平洋第二重要。

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随着将近完全征服整个国家，毛泽东于1949年9月12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的政府。政协会议举行了十二天，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基本上是一项关于国家目标的宣言。会议还确定了国旗，图案以红色为底色，左上角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周围镶四颗小星。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则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更名为北京的北平为首都，一天后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其它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很快地相继表示承认。[80]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国家有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英国和法国。[81]但是，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之前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中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达的理念。《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不单止创造性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形势，指导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转变，而且提出了经济结构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国营经济，政府控制大工业、大矿产、大商业和公共设施；农业经济，个体农民发展成集体农场；私营经济，中小资本家获准经营。在这三者中，国营部门担负起领导的位置，努力争取比私营部门更快地发展生产，以消除可能的竞争；此外，负责指导其它部门走向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方面，这部著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个阶级之共存。选择性地采纳外国文化之有用因素是可以的，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用以反对：

（1）主观主义和不正派学风；

（2）党内的宗派主义；

（3）党八股。

这场运动旨在向党员灌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总路线的正确理解，避免他们犯上『右倾』和『左倾』的错误。这场斗争是原则的斗争，而非人员的斗争，目的是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纠正思想的运动，来避免重犯苏联所特有的不断清党的错误。

政治组织

1949年的《组织法草案），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新政府遵循的一项主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规定了各级政府拥有普选的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官员，呈报上级机关批准。这个过程中的『选举』部分是『民主的』，而对上级机关的服从则表明了『集中制』。这个词语也可引申为表示在决策讨论中畅所欲言，而一当作出了决定则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无论个人原来的立场如何。

新民主主义时期一直延续到1953年，这一年开展了一项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到1956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也就开始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阶段展示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进程。

政府结构

根据《组织法草案》，新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执行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职务。每月举行两次会议，审议国家的重大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毛泽东）、六名副主席和另外五十六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委员。在委员会闭会期间，权力委给国家政务院，政务院的二十来个委员组成了类似内阁的班子，对中央政府委员会负责，而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则对国家主席毛泽东负责。国家政务院以总理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为首；下属四个委员会：政法、财经、文教和人民监察。每个委员会领导一定数目的部、委、局，共计有三十个。与政务院并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总检察署。

处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高于省级机关的是六个颇为独特的大行政区，[82]每个区各管辖几个省。设置这些中介性的机构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巩固对各省的控制，但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这些机构逐渐呈现出损害中央权力的离心倾向。于是，这些机构在1953年被取消了，政治结构回复到了传统的中央、省和县三级行政体系。

《组织法草案》实行了五年，其间采取了起草宪法的措施。1953年进行了人口普查，颁布了选举法，授予除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以投票权。1954年初举行了选举，村和乡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县人大选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9月15日到28日举行，通过了一部含四章106条的新宪法。第一章重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阶级的联盟，确认了国营、联营、个体和资本家四种所有制。第二章规定了政府机构，特意取消了大行政区设制。第三章规定了通常的公民权利，但特别的是规定政府有权『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剥夺了那些不幸而与政府唱反调之人的法律保护。第四章确定北京为首都，并规定了国旗（如前所述）。

根据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应该每年召开，审议重大政策决定及选举政府最高官员。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权力比以前更大了，因为原有的六名副主席减到了一名（朱德）。其它重要的中央机关包括国务院、国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府之下设省、县行政机构。

政党

最主要的政党自然是中国共产党，该党在1949年拥有450万党员，1961年有1700万党员，1988年有46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通过代表、执行、行政和监察这四条途径组织起来。根据1956年的党章，代表部门的最高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代表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执行部门有权力极大的中央委员会，[83]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其首脑是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1958年又增设了一名副主席。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闭会期间则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局，[84]政治局又设有常委会，由中国权力最大的七个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七个人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五个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会设有六个大区局和一些部委，如组织部、宣传部和社会部等。

党的行政部门有中央书记处，监察部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下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概貌。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和政府密不可分，骨干党员占据了政府以及工会、农业合作社和群众团体等半官方组织中的重要职位。毛泽东在1949年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但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他辞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59年，他又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职务，改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同时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职位一直悬空，直到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最重要的民主党派有：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由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组成，这些人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加入台湾的国民政府；

（2）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国共争斗期间始终支持共产党；

（3）第三党[85]，曾努力促成国共和解，但未成功；

（4）致公党，主要由华侨组成，是由旧时的会党洪门发展而来；

（5）民主建国联盟（民建）；

（6）中国人民救国会，在三十年代拥有坚决抗日的卓越声望。

共产党的专政不承认西方所理解的『忠实的反对派』，也不承认政党的自由结合，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基本上是装饰品，也就是只拥有赞同中共和政府并与之合作的权利。

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中国和俄国在革命经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许多特殊性质。首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是一批获得农民阶级广泛支持的职业革命家；而在俄国，给予职业革命领导人以决定性支持的是城市工人。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纯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经验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领导人坚持称，虽然他们在社会背景方面称不上是无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却是无产阶级。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于是，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替代了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中国要从这个阶段进入一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个阶级将共存共处，允许民主党派活动，尽管其活动方式很有限。与此截然相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存在。

第四，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在农村，而且经历了长期的奋斗才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特征则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罢工、怠工和起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比中国革命短得多。

第五，苏联持续的清党使得1934年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70％被杀，相反，中国则强调进行思想改造。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领导层一直非常稳定、团结。唯一引人注目的清党是与1953-1954年的反党活动相关，这次阴谋的主角是中共的东北领袖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

中共革命的成功促使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经验将为亚洲提供一个革命模式。他想暗示的是否认苏联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将其贬低为一种欧洲革命模式。中国方面的这种理论对中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点；这种理论可能不期而然地鼓动了东欧卫星国主张『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发展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因此，首要的任务便是整顿国家的经济生活，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为了促进财政稳定，政府在1949年5月发行了人民币，禁止外币作为交换媒介流通。此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达到物价和工资的稳定，大幅度削减纸币的流通，依据米、油、煤、面粉和棉布这五种基本货物的价格，实行工人报酬『折实单位工资』制度。由于这些货物的价格每星期都在波动，『折实单位工资』也相应地增减，这样，工人平均工资的钱数不断变化，但实际购买能力却不变。类似的措施也用来保护储蓄和银行存款。此外，解放军采取了恢复交通线的协调行动，以便保证货物的交换。另外还推行了一套新税制，涉及到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销售税和所得税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些措施，到195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政府的预算趋于平衡。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

除了消除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稳定的努力外，政府还发动了一场生气勃勃的农业革命，以图解决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难题。[86]1950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号召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农具，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村人口被划分成五类：

（1）地主：即那些占有大量地产、自己不劳动、靠高利贷和剥削他人生活的人；

（2）富农：指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做农活、同时也雇佣雇工、放债并将部分土地出租给贫农的人；

（3）中农：指那些自己有地，但自己耕种、不剥削他人的人；

（4）贫农：指那些占有土地或农具极少、不得不靠卖地过活的人，或是那些不得不租用他人耕地的人；

（5）雇农：指那些不占有土地、不得不靠做工或借贷过活的人。

理论上讲，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也规定富农自己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但在实践中，各地方的『控诉大会』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和暴力的举动，这些控诉大会受头脑发热的党员干部和急于报仇的农民引导，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地主和富农在这些大会上遭受了可悲的损失，许多人在草草公审之后就立即被枪决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到1952年12月，土地革命完成了，约七亿亩（一亩合六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分给了三亿农民。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华东和华南，人均土地面积是一亩；在华中是两到三亩；在华北是三亩；在东北是七亩。总的来说，土地革命牺牲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而有利于贫雇农，中农所受的影响则最小。

一当土地革命在1952年12月完成，政府就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农村改革——1953年的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提高产量、防止富裕农民重新冒头、争取更大程度的农业专业化，以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集体化分成几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互助』组。互助组里的农民合并或出借农具，并在春耕和秋收季节合伙劳动。第二层次是初级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不仅合并农具和劳动，也合并土地，尽管理论上他们仍保留各自的土地所有权。第三层次是高级合作社，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社员集体拥有土地。到1956年年底，约96％的农户正式成为合作社社员。当1957年集体化运动完成时，全国总计有76万到80万合作社，每社平均含160户或600到700人。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推广。

工业发展

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础，那就是大工业。』中共认识到工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个目标。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1951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到次年秋天，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东北行政区主席高岗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在1953年开始启动，但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缺乏统计知识、计划技术和方法，因此不断被拖延和修改。『一五』计划一直到1955年2月才最后启动，比规定开始的时间约晚两年，因此实际上只是一个两年半计划。该计划号召建设694个工业项目，其中的156个工厂将在苏联援助下修建。到五年规划期结束之时，工业产量预计要翻一番，农业合作社要加以推广，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将要完成，这样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在预算总支出中，58.2％投入工业建设，19.2％投入交通、邮政和电讯业，7.6％投入农业、林业和水利业，7.2％投入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1956年的工业产量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超过了前一年的25％，同时资本投入也增加了60％。虽然增长步伐在1957年慢了下来，但根据『1952年的固定物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超额完成了原有目标的17％。钢产量达530万吨，生铁产量达580万吨，电力产量达重90.3亿千瓦——各项产量均比原有指标增长了25％。1.22亿吨的煤产量超额完成了8％，而粮食产量则超过了指标11.6％。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激励政府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个计划号召到1962年时工农业生产总体增长75％，国民收入增长50％。几个工农业生产的指针数据体现了计划者的信心：

煤，1.9亿-2.1亿吨；

钢，1050万-1200万吨；

电力，400亿-430亿千瓦；

原油500-600万吨；

粮食，2.75亿吨；

棉花，240万吨。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彻底修改了高等教育制度，旨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鼓励技术教育，人文学科受到了抑制，许多所工科学院创办起来，而综合性大学则被削减。课程目录被修订，院校内的系科得到调整，目的是要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专业上。这样，掌握狭窄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便优先于接受整体教育。根据一位美国著名科学家的研究，1960年时中国的二十五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90％是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培养出来的，而在1960年，中国工科毕业生数量大约是美国工科毕业生的75％。

『大跃进』和公社

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政府就急切投入了一场狂热的新运动，以图使业已过热的经济加速增长。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号召在1958年钢铁增产19％，电力增产18％，煤增产17％。毛泽东提出要在十五年内（即1972年前）赶上或甚至超过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乐观主义的鼓动下，浮夸的计划者们在随后数月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希望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率。钢铁生产指标从1958年2月份的620万吨抬高到5月份的800万到850万吨，8月份又上涨到1070万吨。人们大胆地预计本年度的工业产量将总体增长33％。为了达到这种奇迹般的发展记录，每个人都被鼓动参加工业生产；这样，每个人，不管其职业是什么——政府官员、农民、学生、教授、工人等等——都成了无产阶级。到1958年秋，全国树起了约六十万座小高炉。

与这场狂热的工业化运动相伴而行的是，政府通过建立人民公社迈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步伐。1958年春，河北、河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将农业生产合作社逐个合并；到这年7月，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人民公社』一词正式出现。毛泽东和其它高级官员视察了河南和河北的一些早期样板，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人民公社的诞生。到1958年11月，出现了26000个人民公社，容纳了98％的农业人口。每个农村公社平均含约三十个合作社，约五千户人家，也即25000人。公社担负起对各村庄的行政管理职权，控制本地的工农业资源，征集税收，开办学校、银行、托儿所、公共食堂、老人院、公墓等等。公社占据一切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和牲畜。但是，家庭结构没有被摧毁，一家人继续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只有那些孤寡鳏独人等才生活在公社住房中。公社的规模后来减小了，到六十年代初，全国有74000个公社，每个公社分成若干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以提高工农业产量。

与农村公社并存的还有城市公社，其中华北郑州的红旗公社是个样板。该公社在1958年8月建立，以郑州纺织机械厂为中心，包括了4134户人家，含18729人。集体生活开始之时，工人们搬迁到厂区，在厂区周围，公社开办了布店、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公园、银行、电影院。另外还有老人院、储蓄所和为公共食堂种植蔬菜、饲养猪禽的农场。由于80％的妇女上班工作，『家政服务站』和街道服务单位也就必不可少了。这些站点由老年人操办，他们做各类家务，如代交各种费用、缝补衣服、打扫屋子、照看孩子、看护病人等，收取很小一笔报酬。在组织上，郑州纺织机械厂厂长兼任公社社长，而厂党委则同时是公社党委，对公社进行严格控制。公社下设工业、农业、财会、计划、保卫、福利、卫生、文化等各部门。当然还有各生产团队，按军事编制组成，如团、营、排等，任务是提高工业、农业和其它各方面的产量。

在历史上，人们只进行过两次公社实验，而这两次实验都很快就不光彩地失败了。一次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从3月17日持续到5月28日，共七十三天；另一次是苏联革命初期的农村公社。1930年，史太林宣称，公社单位尽管是遥远未来的理想，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现状。毛泽东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些经验，但他似乎更多地受到了晚清维新分子康有为所著《大同书》的影响，这部书受古代典籍《礼记》中《礼运》篇的启发。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倡导建立一个乌托邦，那里将没有私家财产，没有私家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家工业，没有私家商业；那里将有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这种乌托邦的基本特征是冲垮家庭，将妇女从厨房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决非偶然的是，毛泽东称公社的特点是『大』和『公』，这恰恰就是《礼运》篇开头的基本概念。《礼运》的开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欢呼：公社的推广是『东亚广阔地平在线初升的太阳』，而且满怀信心地夸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由于大跃进和公社的推广，政府在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布，这一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65％。机器制造增长了三倍；煤和铁翻了一番；石油增长了50％，电力增长了40％。即使这些数据难以避免有夸张的情况，但该年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很可观的。然而，正如政府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对数量的追求牺牲了质量要求。1958年生产的1100万吨钢铁中，有300万吨在1959年8月被宣布不适合用于工业——小高炉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钢铁厂那样的作用。在这些一步登天的乌托邦梦想中间，一种实用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强调计划中的现实性和技术操作中的专业性。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仅仅靠精神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西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则不那么大。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人民币738亿元增长到了1959年的人民币1234亿元，增长了70％，相比之下，1959年到1970年（人民币1714亿元）间只增长了30％。如果把1952年到1970年看作一个时段的话，其间的年增长率为4％到4.5％，这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却并不惊人。

社会和心理控制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不断组织群众运动去实现党预先设定的特定目标。确实，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加速了共产党中国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往被说成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现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组织得更严密。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些群众组织；党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控制，推行国家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垄断了通讯媒介，公安干警和党员干部无处不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舱。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没有所谓自由，除非它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庞大的半政府团体。在1953年，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有会员1800万人；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会员1020万人；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会员7600万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员329万人。此外，接纳9岁到14岁之间孩童的少先队拥有八百万队员，而接纳14岁到25岁年龄段成员的民主青年联盟则号称有1200万人。政府通过这些庞大的组织教育人民，并组织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投入各项运动，如1951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1966年，最大的群众运动也许是将千百万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去捍卫毛泽东思想。

社会主义新人

共产党统治的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社会主义新人要不讲面子，勇于做公开检讨，把国家放在家庭之上；还应自始至终地完全献身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不是像在封建旧时代那样寻求个人发达或光宗耀祖。《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要求社会主义新人有『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尽管有人担心，这样一位社会主义新人可能太严肃太不自然——是一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但只要发现新人仍然保持着一丝的人性，这种担心也就可以稍稍缓解了。

心理控制

与培养新作风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共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这种手段在新闻术语里称作『洗脑』。这是一种以巴甫洛夫（Pavlov）理论为依据的心理压制过程。巴甫洛夫理论称，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因此，洗脑不仅用来感化敌人、获取招供，也用来教育党员干部，改造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那样将他们完全清洗掉。

思想灌输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到一年不等，视受训目标的重要性而定，但无论怎样，受训总是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在那里，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们被分成一些小组，每个组由一名积极分子带队。他们被指派去做重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筋疲力尽，这样他们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相互批判出身和履历。这个开始阶段约持续两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很差。

下一阶段持续三、四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有所改善，而体力消耗也有所减弱，但依然足够保证在一天劳动之后人很疲劳。这一阶段的学习班和小组会议增多了，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党组织的无所不能。马克思、列宁、史太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成了新的《圣经》。过去的生活被斥责为黑暗、腐朽和堕落，而共产党政府下的新生活则代表了解放和进步，为新的、有意义的生存提供了机会。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必定取得最终胜利的思想被不断灌输给受训者。

在第二阶段结束之时，受训者十有八九会经历一场精神危机。经过这场思想斗争，他会得出结论，隐瞒和抗拒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党将取胜。于是他寻求解放，抛弃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党和党代表的一切。这样，他就丢掉了包袱，获得了再生。他在共产党的术语和宣传中找到了新的含义，并急于去帮助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转变完全正确。巩固这种心态大约需要四个月。当受训结束时，四分之一的毕业学员将调派去开办新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则深入社会组织和领导群众。事实上，整个社会就是一座控制大众的实验室。

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

对外关系

虽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深深地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心底里却是怀着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熟知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里遭受的灾难。他们像其它持各种不同信仰的中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要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争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剥夺的大国地位，并力图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屡遭外来屈辱的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已丧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并清楚地表明它与在帝国主义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满清王朝和国民政府不同，不惧怕西方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主要的力量来源，是与苏联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布他的『一边倒』政策：『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推出这一政策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共性，也有实际的考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和保护，以防止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发生在西伯利亚的那种西方列强的干预。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后不久，就前往苏联寻求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莫斯科－北京轴心』正式缔结于1950年2月14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政策的基石。史太林给予毛泽东一项军事同盟和三亿美元的贷款，并答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毛泽东在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而刘少奇则这样热烈地歌颂中苏同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压迫和掠夺。』尽管苏联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们仍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1953年，在中国的空军和海军中各有一千到两万五千名苏联顾问，在陆军中则有五千到一万苏联顾问；到1954年2月，中国的各种共矿企业中约有四十万苏联专家。当1954年赫鲁晓夫（Khmshchev）和布尔加宁（Bulganin）访问北京之时，他们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个生产企业。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副帅，正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部长会议上宣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是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更正确地说是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平起平坐。』中苏相互表达的友谊和热诚反映在许多方面。苏联方面表示友谊的行动包括：1952年将东北『战利品』交还给中国，1953年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联合所有权还给中国，1955年宣布废除苏联将旅顺港用作海军基地的权利，并放弃苏联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1957年，苏联人做出了又一个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国开发核技术；一年后又赠送给中国一个重水反应堆。北京方面则在1956年调停莫斯科与其东欧卫星国之间的纠纷，以帮助维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这件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北京与其它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反映出它急于争取对亚洲的领导权。在这一方面，历史上中国与其周边小国的关系，尤其是与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和越南（安南）的关系，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僚。1950年，当他们自己刚刚建立起政府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一百万『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充当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对南越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他们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亚洲的非共产国家，北京试图通过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使他们保持中立。和平共处原则是：

（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2）互不侵犯；

（3）互不干涉内政；

（4）平等互利；

（5）和平共处。

通过这五项原则，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与西方保持距离。在1955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周恩来因此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获公认为亚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士。事实上，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使中国取得了亚非国家集团领袖的地位。作为一个弱者，中国找到了一条扭转自己的命运及迅速提高国家地位的可行途径，这样，北京便成了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鼓舞和灵感。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对外政策至少有五个基本动因：

（1）民族主义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3）内政考虑；

（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5）『基于『传统空间-意识形态』世界秩序之上的『战略-政治』想象。』

初期紧张的征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十年，成果丰硕，但也不无压力和紧张。第一次的内部冲突出现在1953-1954年，其时，两位权势显赫的地方领袖对中央政府中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中共的东北领导高岗[87]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88]连手倡议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制度，党组干部与企业脱钩，在各级工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指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现行政策。周恩来抵制这个建议，提出要在工业管理上实行『集体领导』。挑战者要求刘、周两人及总书记邓小平下台，于是冲突达到了顶点。三位应战者靠北京市长彭真的帮助，指控两位挑战者搞反党活动及妄图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在1954年把两人赶出了中央委员会。高岗最后自杀身亡，饶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权力斗争告终。

1956年，民众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第二次挑战。共产党长达七年的严密统治已经引发相当严重的不满和受压制情绪，最终在匈牙利叛乱之后爆发出来。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千万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一方面为了给人民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乱在中国重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诱导出真正的批评，毛泽东精明地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知识分子天真地误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言论自由，于是就袒露出他们的心迹。由此引出的批评超过了政府的预期。毛泽东发现局势难以容忍、极为不利，于是迅速予以镇压。提意见的人被揪住不放，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卤莽后悔不已，但要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太晚了。许多人被送往劳改队，或者被迫签署一份『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以改正立场。在这场反右运动刚结束时，政府于1957年在工农业人口中，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派军政干部从事体力劳动，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更多地强调思想意识的『红』而非『专』。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在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另外，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正是在这样一种欢快愉悦的心态之下，毛泽东推行起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国带到一个比苏联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并在迈向共产主义大门的竞赛中超过苏联。

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内部分歧和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分离倾向。随着1959年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政府面临与苏联关系恶化和高层领导人中间出现权力斗争的双重挑战。

【注释】

[80] 1949年10月3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10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10月27日东德；11月23日阿尔巴尼亚。

[81] 在1968年，有51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承认国民政府的中国的国家有65个。但是，到1974年10月，8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之下只有32个国家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保持着外交关系。1988年，150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约有23个国家承认在台湾的国民政府。

[82]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

[83] 1956年中央委员会有97名正式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1969年分别增加到170名和109名，1973年增加到195名和124名。

[84] 1956年政治局有17名正式委员和7名候补委员；1969年和1973年各有21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

[85] 译者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86] 事实上，地主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只有四十英亩。

[87] 他兼任国家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88] 他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莫斯科—北京轴心』这个象征着牢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阵线，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恶化了。曾被称为『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一种关系，竟这么快就变质成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激烈的边界冲突，打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神话，并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这真是一个谜。历史学家对如何解释这一复杂的事态进展兴趣盎然。

冲突的历史根源

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时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接触就既不愉快也不满意。他依靠在农村发动农民来开展革命，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暴动都失败了。史太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史太林继续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在苏联留过学的中国人，责成他们领导中国共产党，而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即使到1936年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之后，史太林仍然不愿意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间，史太林还继续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泽东的候补性领导人。

毛泽东虽然尊重史太林是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但他亲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断，不承认史太林『为中国革命制定政治和军事策略的权威』。1962年，毛泽东在回忆过去三十年的事情时宣称：『理解中国客观现实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共产国际中那些关心中国问题的同志。共产国际的那些同志一点不理解，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国情和中国的革命。』只有一个知道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人，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奋斗，取得成功，并不是靠史太林的支援。毛泽东与史太林的关系很不和睦；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暗地里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厌恶。史太林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赫鲁晓夫回忆说，『史太林一直对毛泽东有批评』，把他称作『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它一些苏联的说法称中共是『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思是红皮白心，以此来贬低中国共产党，破坏毛泽东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泽东便告诉斯诺：『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期待最终避免完全依附于苏联。1945年1月，他们秘密提出建议，希望『以中国重要政党之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会晤。他们希望让罗斯福相信，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们期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按铁托（Tito）的模式接受美国的援助，获取美国承认中共为主要政党而非非法政党，及中共具有交战者地位，从而参加战后中国的安排和联合国的组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如果蒋中正拒绝联合政府，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有多少。

毛泽东的请求在赫尔利大使那里耽搁了一段时间才递交给罗斯福，赫尔利在呈递建议时评论说，与延安的军事合作将构成『承认中共为交战者』，并将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混乱和内战，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月14日收到了这份报告，其时他正埋头于筹备雅尔塔会议和因盟军即将获胜所产生的问题，包括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战犯问题，苏联要求在联合国中取得十六个席位问题和波兰边界问题。另外，在召回史迪威刚过去五个月之时，他不想在与蒋中正的关系中再添波澜。于是，罗斯福总统不接受毛泽东的请求。

虽然访问华盛顿的指望落空，毛泽东继续与驻延安迪克西使团的政治官员谢伟思讨论美国援助的需要。毛泽东在1945年3月13日指出：

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经济发展。它自己缺乏开展这项任务所需的资金……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它们不会竞争。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供应它自己的市场，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不仅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它也是唯一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的国家。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冲突。

把美国称作援助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强调了毛泽东不想只依靠苏联援助的愿望。美国人对他的暗示毫无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联军队突入东北，将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元伪满币。尽管苏军交给了中共军队大量日军武器，但他们却不让中共控制东北，实际上他们有时还与中共军队发生摩擦。毛泽东对苏联与蒋中正签订的友好条约很不高兴，这项条约大大贬低了他的地位。史太林还建议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也令毛泽东不快。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抱怨：

（中苏争执的）根子早就埋下了。他们（苏共）不让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那是在1945年，史太林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说我们不应该打内战，必须要同蒋介石合作。不然中华民国就要垮台。那时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革命胜利了。

即使在1949年毛泽东完成了对大陆的征服之时，史太林还策划让新疆宣布独立，就像1921年外蒙独立那样，他保证将在外交上承认新疆独立，并将随后使它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由于新疆国民政府军司令[89]不予合作，这个计划失败了。新疆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侥幸逃脱了外蒙古的命运。

1949年12月，中共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祝贺史太林的七十周岁寿辰，并寻求获得援助和同盟。史太林有好几天对毛泽东不予理睬，直到毛泽东威胁要回国。只有在这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同意谈判，但随后进行的谈判却是一场持久和艰苦的拼搏。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表面上代表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坚固『莫斯科—北京轴心』之形成；但实际上，这个同盟更主要是一个事实上的需要，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与他期望的相比，毛泽东得到的太少，而付出的却太多。毛泽东获得了一项同盟以及五年内区区三亿美元的贷款，而他付出的却是被迫承认外蒙独立、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加在一起）、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港。史太林的所作所为像个『新沙皇』，就连赫鲁晓夫也觉得他的行动『不明智』、『侮辱了中国人』。苏联人直到1952年才归还了东北『战利品』，1953年才归还东北铁路，1955年归还旅顺、大连港和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毛泽东对史太林要求获得在华特殊利益行为的愤恨，清楚地反映他在1962年9月28日八届十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史太林还害怕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我会成为又一个铁托。后来，1949年12月我到莫斯科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这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斗争。史太林不想签，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最后同意了。史太林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们的呢？那是在1950年冬天，我们国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史太林到那时才相信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不是铁托。

取得史太林『信任』的代价是高昂的：中国派遣了一百万『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为购买这次冒险所需的苏联装备和物资支付了13.5亿美元，而毛泽东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

在中苏同盟的初期阶段，意识形态争论的种子就已埋下了。苏联人明确反对中国人把毛泽东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创造性贡献者，也反对把『毛泽东道路』说成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样板。1949年11月23日，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宣称：

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应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道路。它将是其它许多情况相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

中国特别坚持『毛泽东道路』的两个特点：（1）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2）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

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宣称：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尤其是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不仅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普遍意义。它的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一个新贡献……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经典是十月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经典则是中国革命。

随后，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赞扬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并盛赞毛泽东成功的革命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在到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的总结』。一本中国的杂志骄傲地预言，『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缅甸、锡兰、印度和其它许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明天。』苏联的宣传家们不同意毛泽东宣称他在理论上具有创造性、他的『道路』适合于亚洲其它地区的说法；他们告诫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连同史太林关于民族及殖民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念得到了运用的必然结果。

在1951年11月12日的莫斯科科学大会上，首席发言人茹科夫（Ye Zhukov）警告说：『如果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亚洲其它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的某种『样板』，将是十分危险的。』就苏联论者而言，并无『毛泽东道路』或『毛泽东思想』；亚洲各国人民应遵循的唯一道路，是马克思、列宁和史太林指出的道路。苏联人想方设法限制毛泽东的重要性和贡献，也努力诋毁毛泽东在亚洲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权威。但是，在莫斯科科学大会之后，关于『毛泽东道路』的争论逐渐平息了，很显然是由于相互达成了协议。

如果说毛泽东与史太林的关系是很苦涩的话，那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则是辛辣的。史太林至少因为本身的老资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而赢得某种尊敬，但赫鲁晓夫则完全不具备这两种特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试图与赫鲁晓夫讨论外蒙古的地位，但却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地图『太让人恼火了，我们气得把它仍到了一边。』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评价说，中国和苏联的力量加起来要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大，赫鲁晓夫听后就教训他说：

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到今天已过时了。你不能再根据谁的人数最多来估算力量的大小。放在过去用拳头和刺刀来解决争端的时候，谁的一边人多、刺刀多还有意义……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军队数量的多少实际上对决定实力大小和战争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一方的部队越多，被原子弹炸成灰的也越多。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个胆小鬼。

1959年又出现了不愉快的事件，其时，赫鲁晓夫来中国请求获准在中国领土上开设一座无线电台，以便与苏联的潜水艇保持联络；他还要求获准让他的军舰在中国加油、维修，让苏军水兵上岸休假。毛泽东愤怒地拒绝这个请求，宣称：『最后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这类的事情。』当赫鲁晓夫还坚持时，毛泽东宣布：『不行！……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里来。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赶出了我国的领土好多年了，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我们的领土了。』赫鲁晓夫述说他失去了耐心，并回忆说，早在1954年他就预见到了『与中国的冲突在所难免』。

以上的概述表明，毛泽东在三十年里一直与苏联领导人相处不愉快。他最初被史太林排挤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而后又受到了史太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无礼的对待。个人的受伤害感和不满情绪只会对国家关系造成有害的后果。

意识形态争论

从外表上来看，中苏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批判史太林和抨击『个人崇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无所敬意，而且他自己也实行着『个人崇拜』，因此他不赞成苏联的事态发展。然而，他表面上还是与莫斯科合作，按苏联的样板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组成『集体领导』。『莫斯科—北京轴心』携手合作的表象保持了下来，但毛泽东确信，是他而不是赫鲁晓夫代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舵人，中国的经验为亚洲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革命的样板。他含沙射影地将苏联的道路贬低为一种欧洲模式，否认它具有世界普遍性。

毛泽东决心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领袖，并使北京成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新的中心。俄共在史太林死后未能产生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卓越领导人，这种情形有利于他的计划，而紧随『非史太林主义运动』在东欧卫星国出现的动荡不安，则为实施这一计划提供了大好时机。继1956年匈牙利叛乱之后，波兰人要求获得『人民民主』走『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调停者，并派热情洋溢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使东欧执行缓和使命。周恩来强调，在资本主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苏联领导下团结一致，以及强调承认各卫星国的情况不同有重大意义。毛泽东的动作虽然只是个权宜之策，却制止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瓦解之势，并维护了苏联在集团中的首席地位。北京第一次在亚洲以外发挥了影响，发出了一种不同于莫斯科的声音。受这一成就的鼓励，毛泽东在1957年对铁托的修正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批判，使自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原则的捍卫者。到1958年，毛泽东已经使北京成为莫斯科之外的另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结构松动了，苏联的领导地位也被打破了。

毛泽东的崛起和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霸权的挑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世界能不能容忍两种声音和两个中心？不管这个问题如何解答，它无疑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有关全球战略和世界革命方式问题上尤其如此。当1957年8月和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时，毛泽东兴高采烈地宣布『东风压倒西风』。他认为形势非常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主义的事业，但赫鲁晓夫却犹豫不决。1958年，在金门—马祖危机中，苏联人没有支持北京攻占这些沿海岛屿的努力。对中苏关系损害最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干涉中国的内政；1959年，他鼓动访苏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并在同年6月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单方面取消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意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1957年的协定规定，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科学数据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1958年赠送了一个重水反应堆之后，赫鲁晓夫后悔起自己的承诺。原子弹样品再也没有送来，而且，在1959年，科技情报的输送也受到了限制，苏联技术人员撤离了中国，带走了已完成一半的工程蓝图。毛泽东被深深激怒了，他指责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国的宣传、搞『修正主义』、在战争性质和世界革命总战略上持异端观点。他以暗示方式，表示怀疑赫鲁晓夫是否适合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争论的烈度加强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根据北京的观点，战争将推进而非阻挠共产主义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共产党中国的建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共产党夺取美国的政权，从而埋葬资本主义世界。

北京宣称战争并不可怕；虽然核武器的灾难可能会消灭三亿中国人，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遭遇将更坏。据说，周恩来声称，下一场战争之后，将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这种大胆的立场也许旨在消除对战争的恐惧，防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烽火熄灭。

赫鲁晓夫批驳中国人的观点，并争辩说，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应设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彻底毁坏地球，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成为毫无意义之事。相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优越的制度，它将能够通过和平竞赛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辉煌胜利。在北京看来，这些观点是离经叛道的。1960年4月，中国人猛烈地批判赫鲁晓夫『割裂、背叛、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行为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像史太林，只记得自己的利益，编造一些脱离现代世界客观现实的理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争论促使了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由八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参加的大会，试图来裁决中苏争论。

中国代表团奚落和平共处的观念是个幻想，主张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贬低和平取胜的机会。苏联人反驳说，全球战争的危险太大，由于共产主义集团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因此就要谨慎行事。此外，经济竞赛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时机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会议在1960年12月6日发表了最后公报，宣告拥护苏联关于和平共处的观点，另外为安抚中国人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北京很不情愿地在公报上签了字，以维护集团的团结，但在这表象之下，分歧依然存在。尽管苏联人在会上取得了胜利，但很明显，北京已能够对莫斯科提出挑战而无被逐出集团之虞。苏联的霸权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下面一些事件是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莫斯科的单方面行动；莫斯科未经与中国人磋商即接受禁止核子试验条约；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拒绝支持中国。到1964年，中苏之间的敌意已变得非常强烈，其时中国的核武器眼看就要研制成功，赫鲁晓夫竟考虑要摧毁中国的原子弹基地。其它一些苏联领导人被这个计划吓呆了，他们立即通报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威胁要入侵外蒙古，以表明苏联连它的亚洲卫星国都保护不了。冲突在最后时刻避免了。1964年10月15日，比较务实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柯西金（Alexei Kosygin）在中央委员会中成功地征集到足够的支持者，解除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一天以后，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在新疆爆炸——这是苏方人员撤走后中国科学家们独立取得的功绩。

尽管中苏关系暂时改善了，但很快就表明，新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对赫鲁晓夫确定的方针改弦更张。北京重新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裂缝扩大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中有几个表示同情北京的强硬立场，而其它政党则分成了亲华派和亲苏派。苏联不断尝试把中国人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均没有成功。

领土争端

对中苏边界4150英里的领土争端、沙皇俄国及史太林施加给中国人的严重伤害意识，与意识形态争论和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问题纠缠在一起。毛泽东立意要夺回所有丧失的领土和权利。

中国人对丧失领土的怨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俄罗斯签订的最初两项条约，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虽然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平的条约，但中国仍因此分别丢失了93000平方英里和40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余那些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1858年的《瑗珲条约》将黑龙江流域18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块地方成了阿穆尔省；1860年的《北京条约》确认了《瑗珲条约》，另外还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133000平方英里领土，它成了俄国的滨海省；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割去了15000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在1912年民元革命时期，俄国煽动蒙古独立运动，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将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由俄国保护的国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在1919年重新获得了对外蒙的控制，但苏军在1921年7月入侵蒙古，恢复了它的『独立』，同时吞并了唐努图瓦。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苏联的第一个卫星国，以库伦为首都。现被称作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随后，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议，以后又经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确认，苏联重新获得了1905年俄国战败后割让给日本的沙皇在东北的一切特权和特殊利益。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史太林还从毛泽东那里强行索取了许多屈辱性的让步。

与中国所有的爱国者一样，毛泽东一直想纠正中国在以往遭受的伤害。早在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直接的任务是取回我们所有的失地』，包括外蒙，它应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

1963年3月8日，北京开列出一份失地的清单，包括西伯利亚南部、滨海省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至少5000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北京要求苏联书面承认，目前的中苏边界是诸多『不平等』条约因而也是『不合法』条约的产物。莫斯科否认与任何邻国存在领土问题，拒绝承认与中国旧有条约的不合法性。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之后，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它地区才变成了苏联的领土。这笔帐我们还没清算呢。』莫斯科谴责毛泽东的声明，称它令人想起了希特拉寻求『生存空间』的说法。赫鲁晓夫公开驳斥说，如果说沙皇俄国是扩张主义者的话，中华帝国也彼此彼此；这两个国家都从别人那里抢夺了土地，它们的行为应相互抵销。因此，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的边界谈判毫无成效，在同年10月15日就破裂了。在这之后，边境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烈度也越来越大。到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决定对领土纠纷采取强硬态度，大规模冲突显得不可避免了。

据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谈判破裂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界4189次。边境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进而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4-15日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和苏联都声称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这个岛屿位于东经133"51'、北纬46"51'，大约有一英里长、三分之一英里宽。中国人坚持称，这个岛屿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在晚夏季节低水位期间，中国人徒步涉水就能到达该岛，而且中国的渔民一直用它来晒渔网。苏联人则争辩说，他们从1922年起就在这个岛上设立了一个哨所，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于1950年撤销了这个哨所；此外，中国人定期申请借用珍宝岛的事实，就可证明苏联拥有这个岛屿。

3月1-2日夜间，约三百名伪装的中国战士抵达珍宝岛，在一片灌木地带开挖散兵坑，准备打伏击。翌日上午约十一点钟，看上去没带武器的中国人列队走向俄国人；当他们走到敌方面前二十英尺远时，第一排人迅速闪到旁边，第二排人便开枪射击，打死了七名俄国人，包括他们的长官。其它一些中国战士从隐蔽处冲出，一举解决了这支苏军队伍，俘虏了十九名士兵和大批苏军装备。俄国增援部队最后抵达该岛，逐走了中国人。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同时指控对方进行了侵犯。

3月14-15日的第二次冲突是俄国人发起的报复行动，投入了坦克和许多士兵。战斗从上午十点打响，持续了九个小时，造成了六十名俄国人和八百名中国人伤亡。双方都竭力渲染冲突事件，举办展览会揭露对方的残忍，组织庞大的示威游行以鼓动民族情绪和战争恐怖。随后在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境在线发生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急迫感。

战争危机

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宣称，如果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弃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有权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中苏边界冲突紧随着这些事态爆发，冲突引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不祥前景。事实上，莫斯科的一些较为大胆的军政首脑认真地建议，对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基地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试探拉上美国一起干或至少让美国默许的可能性。先是苏联驻东京和坎培拉（Canberra）使馆的武官，后来又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向美国提出了联合打击中国的建议。但尼克逊（Nixon）总统下令对此作『激烈的、愤慨的反对』。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的丧礼乘飞机回国，在飞抵伊尔库茨克附近上空时，接到指令返回北京，在那里，他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达成了以下谅解：应该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签订一项协议，维持边境现状，防止军事冲突和摩擦，在有争议地区隔离军队，通过谈判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互不侵犯。在这次会晤后，边界纠纷平息了，并且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了高层谈判。然而，在1970年7月，苏联再次向美国建议，应达成共同协议，以对付中国或其它任何核国家的任何『挑衅行动』。这项建议不仅涉及到中国，还牵涉到北约同盟内的核国家，因此遭到了华府的拒绝。

在北京重新开始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人并不要求全部归还割让给俄国的所有领土；但是，他们坚持要以旧的条约作为谈判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另外坚持要苏联承认，沙俄的旧有条约是不平等和不合法的。中国人要求，超出沙俄旧条约之外苏联得到的所有领土应无条件还给中国，包括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七百个岛屿中的六百个，总计约400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另外还有在新疆帕米尔山区的12000平方英里土地。为论证这些要求，北京援用了国际法中的『主航道』原则，即按照界河『主航道』的中心线划分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属于这种情况，据此，中国将拥有这六百个岛屿，包括珍宝岛和八岔岛。至于帕米尔段边界，中国人宣称，它是由俄国军队破坏1884年边界议定书而非法占领的。

苏联代表主张，由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那些条约并非『不平等』，从法律和历史来说，中俄边界业已确定。虽然苏联人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边界，但愿意为了表示他们的善意，在一些特殊的边境地区，也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疆和海参崴地区，做一些小的修正。至于帕米尔段边界和黑龙江、乌苏里江，苏联人则否认在帕米尔有任何非法占领的情况，同时还反对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按『主航道』原则划界，坚持那六百个岛屿属于苏联。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可接受的妥协。

显然，双方都在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达成其它目标。到1973年年中，苏联已将他们在中苏边境的兵力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而且配备有导弹和核武器，另外还在太平洋驻扎了至少150艘军舰。他们还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部署了约一百枚被称为『加洛什』（ABM）系统的反弹道导弹，以获取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优势。[90]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寻求与西欧尤其是西德达成谅解，以求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也调集至少一百万人增援边境地区，并作出了巨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以求与美国、日本达成谅解,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圈，防止美苏可能勾结起来。避免两线战争是毛泽东的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看，在各大城市修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配备有水、食物和医疗设备。坐落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设施悄悄地搬迁到了西藏腹地某些不知名的场所，而旧的基地则伪装成很逼真的原子弹设施。中国的短程导弹被部署来打击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其它靠近边境的苏联城市，射程在1200到2300英里之间的中程导弹则用来打击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目标。到1973年，射程达3500英里、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程导弹投入了生产，1980年，中国又掌握了6000英里射程的洲际导弹。[91]中国迅速发展了第二次打击能力。从军事上来说，苏联不受惩罚地发动核袭击的时机早已过去了，而从外交上来说，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核打击。据报道，尼克逊在1972年5月访问莫斯科时，『以最坦率的措辞』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进攻中国将威胁世界和平，并将被看作是触犯美国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质问，美国是否有资格充当共产国家间事务的仲裁人。然而，苏联盼望获得美国的小麦、技术和谅解，这大体上阻止了莫斯科对美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一些强大的欧洲共产党，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强烈反对苏联进攻中国。此后，勃列日涅夫设想了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试图通过加强苏联与印度、日本、北朝鲜和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但除了对印度和越南之外，这个计划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说到底，中国人正埋头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发展、领导问题和『接班』等事务，它不想开战。苏联人也对中国问题头疼不已，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恐吓与和解之间来回摇摆；1973年6月中旬，苏联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遭北京拒绝。随后，在1974年11月初，中国人出乎意料地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提议根据1969年9月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的谅解，使有争议边界地区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但勃列日涅夫又对此嗤之以鼻。中苏关系的状态反映在1980年中国拒绝续订三十年前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战争危险虽然降低了，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延续了下去，这只能让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个主角美国占便宜。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受到以下三个障碍的影响：（1）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2）苏联入侵阿富汗，（3）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中国坚持，两国关系正常化应以消除这三个障碍为前提。在1987年苏联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共产国家中只有中国未派正式的政党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国密切关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的『公开化』和『政治改组』政策的进展，因为中苏两国都在作同样的努力以振兴国内经济。戈尔巴乔夫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但邓谢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苏联还没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在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军队之后，两国关系中的升温趋势清晰可见。1988年5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据此，波尔索芭蕾舞团将赴北京作访问演出，列宁格勒的修道博物馆将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出。1988年下半年，所有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将在1989年5月与邓小平作最高层次会晤，两国之间也将随即恢复正常关系。

【注释】

[89] 陶峙岳。

[90] 在1973年6月24-30日德国东亚研究协会施洛斯—雷森堡（Schloss Reisinberg）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91] 据报道，到1973年年中，中国拥有15枚射程为1200英里的导弹，15到20枚射程为2300英里的导弹。1980年5月，中国试制成功了CSS-X-4型导弹，其射程为6000-7000英里。

第二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分裂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一批比毛泽东更加务实的老党员开始怀疑『领袖』制定的方针。他们觉得这些方针太冒进、太不稳当，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结果感到失望，对毛泽东处理与苏联分歧的方式也颇为不满；他们认为，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发展非常重要。他们对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发展的过快步伐、在技术和军备领域强调『红』轻视『专』的做法，以及不断发动消耗国民精力的群众运动等事情产生怀疑。这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协助毛泽东工作，实际控制着党和政府的日常运作，因此他们认为自己身在其位，比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的需要。他们忧心忡忡地觉得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过于浪漫、过于仓促，决心要巧妙地阻止、规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实施。这两条路线的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执意要改变毛泽东的方针，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权力大增，尤其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这次改组设立了四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一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一个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再兼任书记处首脑，书记处现由党的总书记负责。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权力的核心，它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四个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成——代表着六个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刘少奇成了第一副主席并代行主席职权，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总书记。通过这次改组，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将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一线』，大力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地位。正如毛泽东在十年后（1966年）回顾时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在我去见马克思时，国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乱』。

有了新提升的职位，刘少奇和邓小平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对重大的政策事务大胆发表意见。他们赞成采取较为温和的行动方针，以求营造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使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集体化。而毛泽东却继续推进群众运动，加快搞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速度。到1958年，中央委员会已被刘邓牢牢控制了，它很快发现人民公社的想法『不妥』。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项是『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新一届国家主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请求。毛泽东提出这项请求的理由是他要摆脱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用更多的时间来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有关人士千方百计地传达这样的印象，即毛泽东是主动作出这个决定的，但实际情况是刘少奇不动声色地『把他挤出了』国家主席职位。1966年10月，毛泽东本人评价这个事件说：『我对那个决定非常不满，但我无能为力』。他进一步抱怨说，他被当成『死人一样供了起来』。

1959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值得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令人非常沮丧。土法上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费和高昂的生产代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质量低劣。小高炉炼出的钢材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许多简易的高炉还在暴风雨中坍塌。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当，农业生产也严重受损。为了赶上高额生产指标，机器超负荷运转，又缺乏适当的保养，这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损坏，而拼命招收不熟练工人也引发了管理上的麻烦。人民公社造成了农业的减产而非增产。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两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65亿吨，再下降到1960年的1.6亿吨。如果农业生产总指数以1957年为100的话，1958年为108，1959年跌到86，1960年又跌到83。工业生产指数相比之下好一些：假设1957年为100，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6，1960年为161-163，1961年为107-110。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整体情况令人失望，从1958年的950亿美元一路下降到1959年的920亿美元，1960年的890亿美元、1961年的720亿美元。总而言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初几年的结果是相当不让人满意的，人民中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

务实派人士越来越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他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用完全与时代不合拍的游击战思想来管理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的最高治理者与他原先作为革命家的成功角色相比，相差太远。开始有人巧妙地暗示他的才能有局限性。确实，『三面红旗』——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这促使务实派人士内心中对毛泽东路线的疑问与日俱增。他们大胆提出要改弦更张，哪怕冒触犯领袖的风险。

彭德怀的下台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庐山会议，党内第五号人物、主要的经济设计师陈云在会上主张采取几项重大的变革，包括从人民公社退回到合作社，制定更切实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苏联进行有限合作，更多地强调『又红又专』。陈云的发言也许事先得到了刘少奇的首肯，而这无疑令毛泽东一派的人不快。

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了更直率批评。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名杰出的军人，他刚刚对东欧作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回国，其间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会晤了赫鲁晓夫。两人讨论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彭德怀为劝说赫鲁晓夫不要收回对中国提供核援助的诺言，轻率地透露了中国的混乱状况和大跃进的缺点。赫鲁晓夫鼓动他反对毛泽东。在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宣布终止两年前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也许是希望以此来加强彭德怀对抗毛泽东的地位。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卤莽的国防部长散发了一份『意见书』，批评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草率、过分』，指出混乱的原因是推行人民公社，而『小高炉』又浪费了20亿元人民币。他尖锐地批评：

我们被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迷惑了，一些左倾思想台头，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按一些同志的观点，政治挂帅就能替代一切……但政治挂帅不能替代经济规律，更不能替代经济手段。

他把大跃进比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称它是空想主义的『头脑发热』——这肯定讽刺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彭德怀抨击十五年超过英国工业产量的想法，斥责中国的经济『大错特错』。他批评党控制军队，呼吁建立一支拥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职业军队。由此，他主张与苏联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以便获得新式武器的供应，他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观念提出质疑，也激烈批评不断让军人参加政治活动而分散其精力的做法。彭德怀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并未鼓动拉毛泽东下台，只是主张修改他的政策。

陈云认为这样批评毛泽东会产生反作用；影响他的更有效方式应该是，把他的政策所造成错误的事实和数据摆到他面前，让他自己做决断。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感到受人挑战，也许就会自行终止或缓和大跃进的进程。

不出所料，彭德怀的批评之激烈震惊了毛泽东，他称之为『大有炸平半个庐山之势』。彭德怀一向以性格急躁著称，因此，如果他不是刚刚同讨厌的赫鲁晓夫会晤过的话，他空前尖锐的批评或许能被容纳。但是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却是不可饶恕的，而且很自然地使他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要求建设现代化装备的职业军队，这种主张将必然导致更多地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使中国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军事上去，这就需要重新调整政策重点的主次缓急。毛泽东后来指责赫鲁晓夫参与了『反对兄弟党的幕后分裂活动』，还抨击彭德怀『卖国』、『在外国唆使下散布不和』，这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暧昧』关系极其恼火。彭德怀显然指望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但这两人都不给他撑腰，于是他失败了。

毛泽东对待彭德怀气急败坏，但对其他人则持调和姿态。他主动道歉，承认不恰当地倡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都有缺点。就连孔夫子也犯过错，马克思也有错。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欧洲会发生革命。我看过列宁的手稿，上面到处有改动。他也犯过错误。』毛泽东是个炉火纯青的策略家，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自责对经济灾难负有责任：『我自己专注搞革命，对搞建设不在行，我不懂工业规划。所以不要写我领导有方，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管理过这些事情。但是，同志们，我应该对1958年和1959年负主要责任。要骂就骂我吧。』他言下之意是，他的错误是指导有误；其它人的责任是跟他犯更多错误。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声称中共是集体领导，责任必须分摊。

毛泽东坚持，挫折是暂时的——『十年后再回头看一看，我们是对还是错』。他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警告说，要是他得不到支持，他就到农村去，再发动一支农民武装推翻政府。『但是，我想你们是会跟我走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政治局委员都表示拥护他，毛泽东胜利地结束了庐山会议。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元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并由林彪接替。[92]毛泽东宣布大跃进的高速步伐跨完了，『不再允许搞浮夸风』。他至少暂时默认了温和政策。

紧缩和松绑

庐山会议后的三年中，出现了农业歉收、气候恶劣、工农业减产和苏联撤走专家等不幸事件，这种情形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巩固和务实的方针。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失调。1961年春，刘少奇考察了湖南。虽然毕生的斗争经验已经使他性格变得非常坚强，但他还是被人民的赤贫状态深深打动了。到处是疲倦、辛酸和冷漠的景象。刘少奇私下评论说：『这些问题不是由天灾害引起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意思是毛泽东造成的。

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要依赖苏联。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这些官僚将努力维护现状，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损害集体经济，培养出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毛泽东发觉这些倾向极其可怕。中国绝对不能仿效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极其有害，它们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93]

毛泽东同样担忧，年轻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艺界中也存在危险的讯号：党员知识分子不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许多人似乎退回到了旧的文化传统。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山东发起了『孔子讨论会』，纪念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泽东派看来，这次活动是处心积虑地宣扬旧的『仁心』仁政观念，破坏『毛泽东加强政治斗争的成果』。

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他们受鼓励去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真实面貌的作品。但许多人觉得『下放』运动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怀念的经历。1964年，在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主持下，一些新的革命文艺形式出现了——比如，戏剧《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但是，对这种新动向出现抗拒。北京市市长彭真公开表示爱好京剧，并赞助一些舞台作品，与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唱对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坚持认为，大跃进以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路线错误，再加上1959-1961年的农业歉收和1960年夏苏联撤走技术援助。

权威问题也变得很敏感。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但是，如果党敢于违背他的意志，如果刘少奇执行另一套方针的话，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据当时与毛泽东很接近的林彪称，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最早预见到了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阴谋的危险』，他想夺回党的『一线』控制权，但没有成功。到1964年年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怀疑刘少奇是否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他认为刘少奇会背叛他，就像赫鲁晓夫背弃史太林一样。由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刘少奇建议修复中苏同盟。这时，毛泽东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必须剥夺刘少奇的接班人资格及彻底打破党的组织，以便随后对中共进行改组。

毛泽东想重新确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激励年轻人，动员群众；他想同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作斗争——他要通过一场直接的清洗来达到目标。对健康的考虑也许加剧了他的紧迫感。1964年，他已年届71岁，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并可能在该年秋天得了一次中风。他对斯诺说『他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1965年8月，马尔罗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名护士。毛泽东很有可能感到，他能用来纠正所看到问题的时间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吴晗曾当过大学教授，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94]吴晗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海瑞骂皇帝』，用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位明朝官员，据说曾这样责骂过皇帝：『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历史剧，题为《海瑞罢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艺》上。在这个新编剧中，海瑞被描写成一个忠臣，他上书要将被富裕地主抢占的土地还给农民，遭到皇帝的厌恶，由此丢掉了巡抚官职。后来毛泽东一派的人认为，作者是用皇帝来影射毛泽东，用被罢官的海瑞来代表彭德怀。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12月21日说的那样：『彭德怀就是『海瑞』』。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两个人批评领袖人物时更尖锐。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总编、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1954-1959年）的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从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间，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个人用『吴南星』[95]作笔名，在《前线》杂志上联合发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泽东一派认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伟大领袖毛泽东。邓拓特别敢说话，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间，他在《北晚报》上发表了153篇文章，总标题为『燕子夜话』。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话』，用讥讽的语调把大跃进比作是建造空中楼阁。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线》上的文章『专治『健忘症』』中有以下这些话：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另一个症状是他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疯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这类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上的讽刺文章频频出现，表明这是由高层人物指导的协调动作。由于这三个合作者均为北京市政府的成员，毛泽东一派认为，他们背后的人显然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或党内职务更高的某些人。毛泽东准备发起反击，但北京市长将北京控制得密不透风，以至毛泽东觉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96]。1965年夏天，他悄然出京，前往上海，九月份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授意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罢官』剧本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吴晗被批判为鼓吹『人道主义』，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坚持说统治阶级中的官员海瑞能够理解并帮助另一个阶级，也即农民阶级。其它针对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批判也接踵而至，这三个人被冠以『黑帮』称号。他们的罪名是伪造历史人物来讽刺伟大领袖，鼓惑人民学习旧的封建道德，混淆阶级斗争，鼓吹复辟土地和经济私有制度。

毛泽东选择吴晗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与邓拓和廖沫沙为伍的重要知识分子，对他进行声讨必然会牵出另外那两个人，或许还能牵出市长彭真。如果能证明彭真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成员的话，彭真的保护人刘少奇也就逃脱不了关系。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经济措施和『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与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批判很相像，他们就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者。这样，一场文学和文化的革命就扩大成一场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的权力斗争。

全面清洗

吴晗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12月30日做了检讨，承认在剧本中没有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派的人仍不满意，坚持要查明『真相』。刘少奇显然不知道这场批判运动的深浅，也相信自己能控制党的机构运转，他在1966年3月26日离开北京，按预定计划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国是访问。就在他离京这一天，身为副总理和政治局第八号人物的北京市长彭真销声匿迹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支持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明确宣言。在刘少奇出访期间，毛泽东派的人围攻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黑帮认罪。5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言人姚文元控告说，刘少奇一派人企图用彭真来取代周恩来，并想要牺牲林彪来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平反。5月16日，由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质问说『谁在包庇邓拓及其一伙？』6月1日，毛泽东派的势力接管了《人民日报》，该报随后便姗姗来迟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健康看上去有了好转：1966年7月，他畅游长江以显示他的活力，并鼓励年轻人与他一道『乘风破浪』，体验革命经验。毛泽东证明自己在体力上有能力指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使林彪的权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时林彪及其军队已确保了北京无虞，林彪成了铁腕人物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顶梁柱。8月1日，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即权力阶梯中的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跌落到第八号。毛泽东和林彪肩并肩检阅了正在成立的『红卫兵』，毛泽东亲切地称林彪为他『最亲密的战友』。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这次会议将『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定为打倒对象。它号召建立『红卫兵』，作为推广运动的『战斗队』，使革命从北京扩大到各省——绕开由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它号召建立各级长久性的『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运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阶级斗争和矛盾论的思想。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担任主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这个委员会与林彪控制的军队和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一起，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头马车。林彪的权力尤其大，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期，他似乎接管了搞清洗的大权。

年轻的红卫兵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和『革命造反派』，献身于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他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决心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修正主义倾向。他们写大字报，没收私人财产，招摇过市，改换街名，批斗衣着打扮时髦的人，羞辱外国外交官。到1967年春，红卫兵的胡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强迫他和夫人接受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他的住处周围游行，要求将他撤职。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其它一些重要官员也受到冲击，遭受羞辱，被撤销职务，接受改造。他们中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红军的创始人朱德、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几百个党政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周恩来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卓越的『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他支持毛泽东，与林彪的军方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过得去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努力发挥缓冲力量，以图将混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多次公开反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调解，在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成立了由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班子——这样就在各种不同派别中间达成了某种调和，不然的话，它们将会自行其是，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周恩来还保护了一些受红卫兵冲击的官员和将军。1968年冬春之际，他保护了指导先进武器研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使其免受好战派分子干扰原子弹研究和武器计划的威胁。总之，周恩来孜孜不倦地使文化大革命得到约束。

然而，军队的帮助不可或缺。1967年1月，毛泽东指示军方干预恢复秩序。回顾历史，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因为它给了林彪和解放军一个大好时机，得以填补各级党组织瘫痪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并得以将势力渗透到工矿企业和其它机构。军队史无前例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红卫兵造成的剧烈混乱或许震惊了最初鼓动他们起来的人。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北京各大红卫兵团体的五个学生领袖，批评他们『持极左倾向，搞派性，疯狂地自相惨杀』。他含着眼泪说他们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召开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也密锣紧鼓地进行着。第九届党代会最后于1969年4月开幕。这次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新的党章重申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委员会扩大为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军队首长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回顾

毛泽东派的人欢呼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及其思想体系的绝对地位，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它是一场有计划的动荡，从一开始就由毛泽东领导部署。它被看成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必须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以确保党的纯洁和党的路线的正确。毛泽东在1967年告诫说，今后将要开展『一次、两次、三次或四次文化大革命』。

显然，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和军队得益，但在持久的动乱时期里，毛泽东的妻子也令人瞩目地上升到了国家的领导层上。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赞许下，江青对文艺改革产生了极大兴趣，她推出了八部『样板戏』。随后她接管了新闻媒体，为争取控制全国的文化和人民的思想做准备。为她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这样评价道：『她感到，她需要这样来控制公众的意识，包括群众的承认，以便为她建立个人权力和权威打下基础。』毫无疑问，她在背后推动了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1965年，她陪同毛泽东去了上海，共同指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一年后，她被推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位置上。她火箭式的上升当然是靠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在清洗他的高级同僚时，无意识地，也可能是故意地，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建立权力基础铺平了道路，而她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当她被问及文化大革命是否牵涉到接班斗争、是不是一场内部权力争斗时，她很爽快地承认说：『这样说有些道理』。有人可能会说，无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它什么样的动机，他肯定为把他的夫人推向政治前台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她有了最终争取接班的条件。

回顾地看，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把国家推到了一片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党组织遭受了沉重的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教育系统的瘫痪致使国家损失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材。实际上，不仅是年轻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许多中老年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被送往农村干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光。这个损失影响了三代人。非常讽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无数官员和百姓被错误地斥责为搞反革命活动，被逼得自杀或遭囚禁。然而，对那些一心要革命的人来说，为了确保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永不变色，无论代价多高、牺牲多大都在所不惜。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评价（参见第三十六章）。

【注释】

[92] 彭德怀的助手、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以前负责警卫工作的罗瑞卿。

[93] 毛泽东在1967年对马尔罗(André Malreaux)说的话。

[94] 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盟成员。

[95] 『吴』代表吴晗，『南』代表邓拓的笔名『南邨』；『星』代表廖沫沙的笔名『繁星』。

[96]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第二十九章 林彪的垮台与后果

林彪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并且显得战无不胜的样子。林彪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在中共党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共党章以前从来没有规定过接班人的事项，新党章的这一修改，反映了林彪的巨大影响和毛泽东对他的关爱。毛泽东信任地称他为『最亲密的战友』，看起来已经选定林彪担任中国日后的领导人。

林彪的显赫权势受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解放军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因此逐渐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在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中，44.1％是军方人员。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4位帅、6位将军，还有林彪的夫人叶群——如果这些人在表决时投票一致的话，他们就达到了多数。在各省，军队的发言权也同样巨大。有19名省革委会主任和20名省革委会副主任是解放军人，这样就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级最高职务。此外，部队中省级和地县级的司令和政委人数，往往比同一级别的党组书记和政府负责人多出一倍。

林彪的崛起

林彪出生于1907年，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岁不到就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长征时期，他一路打先锋；内战时期，他又统帅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横扫东北，挥戈直捣华南华东，战无不胜。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一年后又获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也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负责人，这一职务意味着主管所有的武装部队。他运用监督职权，改善部队的战备状况及增强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对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政治挂帅，党『绝对指挥』枪。林彪保证部队的政治委员掌握大权，享受特殊地位。林彪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夸奖，被称赞为『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1961年他获得了林『总』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1962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林彪与解放军的威信和地位。

林彪每取得一点成就，就更加起劲地歌颂毛泽东，称赞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时候的精神指导。林彪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军人监督党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关系到生产和经济管理的事务。这样，军队一改中共渗透到军队的做法，反而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党政机关。核能力的开发进一步提高了林彪的地位和军队的威信。1966年10月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最引人注目，这份声明强调，参加这次项目的全体人员都『热情地』响应了『林彪同志的号召』。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两万字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后，声望随之陡然上升，俨然不再仅仅是一个军人了。林彪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关于组织农民反抗资产阶级的思想，并提出处在世界『农村』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可以包围并打败处在『城市』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由于这篇文章，林彪成为一名重要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解释者和宣传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被进一步神化了。人们把毛泽东放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行列的第一位——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太林都高——有意识地把毛泽东说成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1967年，林彪热情地歌颂毛泽东：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检验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分发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最大的标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让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以恢复秩序，这个决定对林彪和军队来说意义重大。他们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渗透到工业、农业和教育战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他们的权力。党组织的瘫痪所形成的权力真空迅速地被军方填补了。到1967年4月，林彪被普遍地称作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的中共第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林彪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

林彪是一个精明的阴谋家，非常清楚自己的崛起有悖于毛泽东『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格言。他明白自己的地位很脆弱，并且意识到，在他真正成为领袖之前，他的成功是不完全、不确定的。在这一时刻来临之前，他必须竭尽全力保卫胜利的果实，确保继承权。因此，他在公开场合千方百计地表明他绝对忠于毛泽东，总是像一个谦虚的学生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毛泽东身后。但是，在这种谄媚举止的表象背后，他孜孜不倦地扩大对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的控制。他的地位变得非常牢固，因此对他的接班权的任何挑战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混乱。从各个方面来看，林彪在1970年的地位显得是固若金汤；他需要做的仅仅是耐心地等待权柄传到他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变量，只有时间才能表明毛泽东的心里究竟想些什么。

林彪的垮台

中共的武装力量历来严格遵守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格言，克制自己不参与政治。朱德从1928年与毛泽东会师的那一刻起，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身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虽然他率领的部队要比毛泽东的部队强大。在随后的岁月里，政治挂帅原则从未受到怀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也并不是自动进行干预，而是受毛泽东之命发挥政治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正中林彪的下怀。毛泽东这样做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个党正在狡猾地敷衍或抵制执行他的政策。

但是，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意图。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对林彪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我的朋友（林彪）……擅长谈论政变问题。这类想法以前从来没有过，它让我非常不安。我从不相信我的几本小书能有那样神奇的力量，但在他的倡议下，全国都来赞扬它们。这就好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不得不（同他）走在一起，好像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这是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97]

随着林彪继续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大肆抢权，毛泽东私下里感到震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然而，在九大之后，毛泽东开始改变立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周恩来来重建党内文职人员的势力。还有证据表明，1968年秋，在清洗党内干部之力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称自己是『中左派』，并认为军队在清洗和对待党员干部问题上太积极、太猛烈了。

由于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不信任，他在1970年3月决定撤销国家主席职务。新起草的国家宪法中没有规定国家主席职务事项，这样就防止了林彪夺取这一职位。林彪感觉到有可能被剥夺接班人地位，遂坚持要求重设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却在六个场合对林彪说，他认为毫无必要。林彪提议要在宪法中列上一条赞扬毛泽东的『天才』，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的洋学堂，到二十五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我怎么能是天才呢？……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98]

1970年8月，在庐山举行了九届二中全会，会上第一次公开地争论了这些问题——设国家主席、什么是天才，还有其它一大堆问题。起草新宪法的毛周派人士受到了挑战，有人对新宪法的思路、权力结构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反对派林彪和陈伯达[99]得到了一帮军方要员的支持，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毛泽东在1972年3月17日的一次报告中回忆说：『庐山会议上他们先搞隐蔽，后搞突然袭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突然袭击』从8月23日持续到8月25日中午，随后就失败了。袭击的性质一直到1973年8月的第十次党代会上才被揭露，当时周恩来把这次袭击定性为两次失败的暗杀毛泽东行动中的第一次。

庐山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公开分裂，林彪竭力要保住接班人的位置，而毛泽东则努力想收回这个位置。毛泽东知道，如果仓促摧毁反对派势力的话，势必要冒触发叛乱之险；故必须谨慎行事。他没有直接与林彪冲突，而是把陈伯达当作『极左分子』和『政治骗子』开刀，并让那几个林彪手下的军队领导人做检讨，批判陈伯达的观点。当军队领导人屈服时，陈伯达就销声匿迹了，而林彪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周恩来随后组织了一场简短的运动批『五大干将』——前面提到的四位加上林彪的妻子叶群，接着便宣布问题解决了。

为了削弱林彪的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三种策略，分别被生动地称作：

（1）『甩石头』，即清洗陈伯达以告诫林彪；

（2）『掺沙子』，即派他自己的人渗透进中央军委以监视林彪；

（3）『挖墙角』，即在1971年1月重组北京军区以捣毁林彪的根基。

随着陈伯达被撤职及几位干将失势，林彪知道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他本人。在1970年冬和1971年春，他逐渐得出结论，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武装政变。他派遣儿子林立果（空军少将、空军作战部副主任）负责拟订政变计划，政变将得到一小撮铁杆死硬分子的支持。1971年3月22日到24日间，阴谋分子秘密云集上海，准备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汉语中，『五七一』的发音与『武起义』几个字的发音相近。在这份纪要中，毛泽东被冠以『B-52』的代号，林彪被叫做『首长』，他的追随者则被称作『联合舰队』。

这份计划宣称，『目前敌我双方都骑虎难下。是生死搏斗，不是我们吃掉他们，就是他们吃掉我们』。『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虐待狂，疑心病十足的人』，并接着说：

B-52总是挑动一派斗一派……他今天可能会对他需要获得支持的人甜言蜜语，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被扣上捏造的罪名往死里整……一旦他认为某人是他的敌人，他不把这个人整死就不会善罢罢休；只要得罪了他，他就会坚持到底——罗织各种罪名，让对手承担他自己犯下的罪行。

『五七一』纪要接着谈了行动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中央高级负责人）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543（大约是一种秘密武器，性能不详）、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队。

据说，这个计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林彪主张与苏联靠近，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美国缓和的政策，他的理由是，与华府资本主义势力的任何妥协，都将构成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100]

林彪指望他任命的许多外省军队领导人会因感激而支持他。但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斗争大师。为了防止发生军事对抗，于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视察了南京和广州，向军区将领们强调他们需要放弃参与政治。这些地方军事首脑被毛泽东严肃的态度慑服，也意识到反抗没有用，于是便无奈地采取中立立场。在这次视察途中，林彪的死党试图刺杀毛泽东，但未能得逞。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从根本上来说，林彪的力量是依靠毛泽东的庇护和军队的支持。当他失去了毛泽东的恩宠和军队的大力支持时，只剩下身旁的一小撮铁杆追随者了。林彪不顾一切地策划将『五七一』阴谋付诸实施，但一个同谋者突然告了密，此人叫李伟信，属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林彪急忙调一架飞机到他在北戴河的避暑地，此地在北京以东175英里处。毛泽东命令所有飞机停飞。林彪的儿子设法搞到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尽管这架飞机没有足够的燃料、没有驾驶员、连无线电操作员都没有，但林彪一家三人和其它六人还是登机起飞，飞机朝苏联方向飞入蒙古。飞机试图在外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简陋机场迫降以便加油，但机翼碰撞到地面，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都死亡。当天是9月13日。[101]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提前来临的最后摊牌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根据那位告密者的供词来判断，林彪的优柔寡断似乎是垮台的主要原因。在陈伯达被清洗及『干将』挨批之后，黄永胜和林彪的妻子感觉到大祸临头，他们鼓吹行动，但林彪犹豫不决，丧失了主动权。相反，林彪和儿子考虑调动空四军和空五军占领上海，将上海变为堡垒，以对抗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可能发动的军事干预。万一这个意图失败，林彪的部队将撤退到浙江山区打游击。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机会落实，因为在最后时刻竟没有出现对抗。林彪在64岁上背着『叛徒卖国贼』[102]的名声死掉了，而他的主要支持者则全部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毛泽东把林彪事件称作是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第十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路线斗争，并告诫说以后还将出现许多次这类的斗争。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作风，每隔七八年必然要有一次『大乱』（一种七年发作一次的痒疾？）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彪事件是无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规律的副产品。言下之意是，所有那些包庇过像林彪这种坏蛋的人都无可非议。

中共十大，1973年

林彪及其死党垮台后，党和政府中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二十一人的政治局只剩下十人，政治局五个常委只剩下三人，即毛泽东、周恩来和病怏怏的康生。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选举新成员，填补空缺职位，同时也需要正式地批判林彪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卖国贼、政治骗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思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抢班夺权，推行右倾目标。

新的权力结构

第十次党代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拼命抢夺权力，显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和姚文元被选进了政治局，张春桥则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最令人吃惊的是选举了37岁的王洪文担任党的第二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从前是上海的一名棉纺厂工人，是张春桥的门徒。

国内外形势评估

第十次党代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75岁的副主席周恩来作了第一份报告，37岁的王洪文作了第二份报告。周恩来大概代表了温和的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而王洪文则为激进的文革小组代言。周恩来尖锐地谴责了林彪的反革命活动——包括阴谋『刺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背叛九大的路线和政策，充当苏联『超级间谍』的卖国角色，企图将中国沦为『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王洪文初次亮相就在党代会上作重要报告，并宣称粉碎『以刘少奇和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就。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进行到九大，并将继续进行下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每隔七八年必然会有一次大乱，因为，牛鬼蛇神出于阶级本性，必然要跳将出来。王洪文强调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培养年轻领导人的重要性。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手里，斗争和继续革命将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重点。

【注释】

[97]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2年公开发表。

[98]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年3月17日第12号，标题为《毛主席视察外地期间与领导同志的谈话记要（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全文转载在1972年8月10日的台北《中央日报》上。

[99] 陈伯达长期以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讲稿撰写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据称，他觊觎周恩来占据的总理职位，于是在反对毛周派集团的权力斗争中站到权势猛增的林彪一遍。

[100] 据一份资料称，白宫通过深入克里姆林宫的以色列情报来源，很惊诧地熟悉了林彪的阴谋及其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尼克逊总统于是决定向毛泽东通报。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期间，基辛格将这份情报传递给了周恩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出自于华盛顿Evening Standard报社驻伦敦记者Jeremy Campbell，其报道转载在1972年1月30日的台北Free China Weekly上。

[101] 周恩来对二十一人组成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发表的声明，载于1972年10月12日的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但是，关于林彪之死的一种非官方说法坚持称，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派人刺杀的。

[102] 周恩来的声明。

第三十章 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中美缓和

1971年7月15日，尼克逊总统透露，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7月9-11日间秘密去了北京，而他本人接受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这个消息显示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逊总统的的声明震惊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震动尤为强烈，因为美国一直阻挠日本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一『尼克逊震动』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缓和了二十二年来对中国的敌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构成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政策的变迁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际，杜鲁门总统似乎听任中共征服台湾，并考虑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共产中国的崛起虽然不称心，却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并不一定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和霸权。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中国的参战，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中国和苏联被看成是铁板一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决意要摧毁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毛泽东征服台湾就不再被华府看作是中国内战的必然结局了，相反，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更大图谋的组成部分。杜鲁门于是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有效地阻止了中共占领台湾岛——这样就再次把美国推入了中国的内战。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在朝鲜战死，华府也越来越敌视中国。杜鲁门将遏制政策扩大到亚洲，加紧重建日本以平衡俄国和中国，使得与北京的和解成为完全不可能之事。而中国方面则宣布执行『一边倒』政策，表现出对于美国的承认和联合国会员国身份毫不在意。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显得更激烈地敌视北京。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坚信，共产主义不合人伦，且极具危险性，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尤其如此。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顽固地反对它加入联合国。美国推行了一项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国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保持军事基地。为巩固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又通过《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与南朝鲜、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同盟，并于1954年于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根据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观点，『五十年代杜勒斯对北京发动的冷战根本就是错误的、不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完全误解的基础之上』。

在国内，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并暗中鼓励麦卡锡主义，这个主义给美国对华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务院中的一些官员被指责为对『丢失中国』负有责任，他们被解除职务，饱受羞辱，或是被调到一些无足轻重的职位上，那等于就是被流放。华府的官场中和那些在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利于自由表达观点的恐惧感。在这样的境况中，任何要求与北京和解的建议都将招徕政治灾难，并会冒被扣上搞绥靖主义和『同情共产主义』帽子的风险。虽然艾森豪威尔后来试图与麦卡锡主义划清界线，但这个主义的影响太强烈，足以阻遏任何积极的对华政策态度。众所周知，杜勒斯习惯使用诸如『痛苦的重新评估』和『大规模报复』之类的咒骂性词语，他极其不顾脸面，竟然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在1954年和1958年围绕金门马祖诸岛的沿海危机期间，华府为国民政府撑腰，威胁要对中共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这样顽固地拒绝与北京改善关系。

虽然甘乃迪（Kennedy）政府总体上持自由派观点，但也继续执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传统政策。艾森豪威尔警告新总统说，任何改变对华政策的举动都将使他重返政坛唱对台戏。甘乃迪也认为形势不利于搞创新和修改，1961年，他向国民政府保证，美国将继续投票否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他的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欧式的满州国』（Slovanic Manchukuo）[103]，比起苏联来，中国更具冒险性，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的迅速取胜被大肆渲染，加深了华府的忧虑。因此，甘乃迪政府不仅不考虑缓和中美之间的敌意，实际上还加紧在越南活动，以加强美国在中国南部边界的压力，从而增强了中美之间的对峙。

六十年代初，中苏分歧公开化，这戳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板一体的神话，那种认为中国是俄国应声虫的观点难以自圆，这也为同中国恢复邦交开了一个新机会。然而，华府对这种新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美国政策制定人相信，与中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改善关系，将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怨恨。鉴于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也鉴于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大，美国方面觉得，与莫斯科而非与北京取得缓和似乎更有利，也更可行。据称，甘乃迪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甚至考虑与苏联连手发动一场核打击以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尽管这种企图根本未能兑现，甘乃迪不喜欢中国的态度却是明白无误的。

但是，国务院开始作了一些机构调整，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1962年，新设了一个『大陆中国事务』科，科员是一些麦卡锡主义时代以后的年轻专家，相反，『中华民国事务』科的职员则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通。最初，这个新设的科没有什么地位，但一年以后，它升格为完全独立的『亚洲共产主义事务』司。1963年11月14日，甘乃迪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并不拘泥于一项敌视红色中国的政策』。据称，他留在第二次任期内再决定对华政策。

约翰逊（Johnson）政府穷于应付越南的紧急事态，将中国问题置于次要的地位——中国在文革期间埋头于内向事务则加剧了这种形势。国务卿腊斯克表达了他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亿大陆中国人』的『恐惧性看法』。然而，约翰逊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出乎意料地灵活，他似乎想表现出一种跨越太平洋的治国才能，以掩盖他在越南的步履维艰。1966年7月12日，他宣称要推行一项与中国『合作而非敌对』的政策。而且暗示了让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赞成一项『遏制但不一定孤立中国』的政策。约翰逊是自『丢失中国』以来第一位用和解的口气讨论北京政府的美国总统。但是，只有当国务卿鼓励他时，约翰逊才会采取行动，而腊斯克是不会建议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这样一种行动将被共和党抨击为绥靖主义。约翰逊有鉴于国内政治考虑和腊斯克的态度而压制了自己的情感。据说，他曾幻想在莫斯科或是北京举行最高层次会谈，从而让自己的总统任期功德圆满，但是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美国的反应打破了这个美梦。

以上的简单考察表明，在二十年时间里，美国的固执和中国的冷漠妨碍了双方改善外交关系。两国间存在的唯一接触是1955年到1967年间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一百三十多次大使级谈判，但这些谈判的目的仅仅是向对手通报各自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当1969年尼克逊就任总统之际，改变的时机似乎比较成熟。国际上，中国的核国家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日本崛起为美国经济上的竞争者，而中苏分裂的加剧则提供了利用来加强美国优势的机会。在国内，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自由派政治家和学者普遍呼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商界人士强烈渴望开展对华贸易，联邦政府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而想从亚洲撤离。这些情形创造了有利于改善与北京关系的气氛。在政治上，尼克逊总统历来就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有资本采取一项对中国妥协的政策而毋需担心被人批评为搞绥靖。尼克逊得到了基辛格的调教，基辛格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专治十九世纪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外交，梅特涅在各国间推行均衡原则，致力于维持一种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只是有限安全而非绝对安全的体系。在基辛格的影响下，尼克逊结束了遏制政策，转而采取一项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均衡，同时与日本和西欧保持良好关系。他对均势概念作了重新解释，提出现在是一个五极世界，其中的一极便是中国，它应该摆脱孤立局面，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中国自我设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包围所致。由于北京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变化，中美接近确实成为了可能。

新均势

尼克逊—基辛格的世界观是现实政治的产物。它假设战后时代以美苏霸权为特征的两极化状态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十年乃至本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世界上将存在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中只有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苏联卷入了与中国的敌对，主动权就转到了华府一边。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核对抗的前景减少，这使美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此外，美国与日本和西欧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此，美国只要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就可以开创一个外交新时代。自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更容易地遏制俄国，而经济上强大的日本则能抗衡中国。在这样一种『新颖的』外交格局中，美国将独占鳌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对于尼克逊总统的外交攻势来说，中国是有关键性的重要。

早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逊总统就提出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思想。两星期之后，他指示基辛格博士研究追求和解的途径。然而几次向中国大使建议重开华沙谈判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中国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个建议。中国方面很谨慎；他们在等待美国政策变化的更明确迹象。尼克逊总统在1970年10月欢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Nicholae Ceausescu）的宴会上，随后又在1971年2月的《世界形势报告》中，多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红色中国』）的说法，以此来表达他的愿望。齐奥塞斯库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希望开展对话的秘密信息。周恩来随后公开地表示尼克逊使用了中国的『恰当名称』。与此同时，1970年10月，在一次公开的检阅典礼上，中国策略地安排到中国作为期六个月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之间的问题只能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他将欢迎尼克逊来访，不管是以总统身份还是旅游者身份。

不久后就有了『乒乓外交』，周恩来热情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周恩来强调民间外交，宣称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新的一页』，并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尼克逊总统迅速作出反应，宣布了放松对华贸易禁运的五点措施。此后便展开了向中国派遣一名高级使者的秘密动作，因为北京方面向他保证将欢迎这样一位使者。结局便是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的神秘访问，以及7月15日总统的戏剧性声明，称他已经接受了周恩来总理邀他访华的邀请。这是尼克逊总统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他向人们表明，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尝试着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试图通过北京和莫斯科找出一条在越南达成和平的信道。此外，这次访问将安排向公众作电视直播，这在大选之年将带来政治利益。但是，总统知道，中国的大门微微张开完全是因为北京方面的首肯。

中国的动机

北京欢迎尼克逊来访既有实际原因，也有心理原因。虽然中国人以前谴责尼克逊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有用的历史动力。中国人正是要同这个人讨论联合国席位、美国的承认、台湾问题的解决、日本潜在的重新武装、购买美国飞机和科学仪器等事项，最重要的是要同他讨论改善国际地位，以遏制苏联可能的进攻。无可置疑，这次访问还将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

苏联的威胁 中苏关系已完全失控了。经过了1949-1958年十年的合作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分歧、革命策略、核技术共享、苏联经济和技术援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边界纠纷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形势已变得如此严重、尖锐，以致苏联领导层内的有些派别主张要对中国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该地区苏军的规模更加膨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提出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如果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苏联就有权利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在中国人看来，这种理论意味着他们将可能成为苏联入侵的下一个目标——这种前景可不是说说而已，特别是当人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时更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相像，它也处在孤立的境地，也没有联合国席位。

1969年在乌苏里江和新疆发生的边界冲突，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对苏联意图的怀疑，战争危险似乎迫在眉睫。苏联在1969年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企图寻求美国同意对中国的核能力发动预防性的打击，但尼克逊总统生气地表示反对。北越政府也担心这两个老大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当同年9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河内时，越南人敦促他避免与中国开战。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苏联决定放弃战争首先是由于尼克逊的强烈反对，其次是由于河内的呼吁。

1969年夏季，苏联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地面部队似乎还不够发起一场成功的进攻。所以，苏联将不得不使用战术核武器，这种武器有可能导致污染日本、朝鲜甚至美国的危险。自1969年撤出战争后起，苏联大大增加了在东北边界沿线的地面部队，部署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和火箭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运送部队和辎重的动作是如此猛烈，以致在1970-1972年间非军事运输业务多次中断。到1973-1974年，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部队达到了45到49个师（一百万人），他们还得到太平洋上的150艘军舰的支持。毋庸置疑，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和他与莫斯科的和解，使苏联人得以将部队从东欧调至中苏边境。

中国在中苏边界沿线部署了至少同样数量的部队，并在各大城市挖建防空洞以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中国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比赫鲁晓夫坏得多』，因为两人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并一心筹划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它入侵中国。另外，北京还回想起1955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德国总理阿登纳灌输『黄祸论』——『黄祸论』是德国末代皇帝提出的一种论调。

因此，似乎是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促使中国寻求于美国接触、争取获得联合国席位及广泛的外交承认。结束孤立状态将营造一种约束苏联贸然动手的国际气候。此外，中国决心不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而俄国已质变成了中国的主要敌人，故美国就变得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了。

然而，与资本主义美国合作会被称为是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故北京起劲地谈论1945年的国共谈判来解释现行的政策。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一文重新拿出来广为传达，用来证明中美和解只是策略的改变，而不是世界革命最终战略的改变，也没有什么出卖原则的问题。

台湾 根据斯诺的说法，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毛主席『最终的国家统一目标』。毛泽东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定要解放，但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相当宽大——『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军事力量，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原则。北京将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孤立国民政府，迫使他们开始谈判并最终屈服。

日本的重新武装 北京把日本巨大的经济增长看作是其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基础，并且对日本开始向台湾和韩国施加影响深切关注。中国自1894年以来就遭受日本的侵略，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可能复活极其敏感。由于日本受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中国就必须要同尼克逊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这三个主要问题，加上中国希望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以及发展贸易和经济交往，促使了中国邀请尼克逊访华。尼克逊访华是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在任总统首次访问中国，[104]它无疑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一些亚洲人把尼克逊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逊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逊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尼克逊在北京

尼克逊于1972年2月18日前往中国，乘坐的是刚刚油漆成蓝白相间色的总统专机『七六精神号』。他在夏威夷休息了两天，在关岛过了一夜，然后于2月21日飞抵北京。与他随行的有尼克逊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周恩来总理率一批中国要员在机场迎接他们，但毛泽东没有露面，也没有人群和外国外交使团在场。欢迎仪式适当、正规，但气氛低沉，略带严肃意味，中国人似乎把这件事当作半官方事务一样对待。在经过了一万六千英里的飞行之后，尼克逊打起精神，面带微笑地走下飞机，伸出手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而这是杜勒斯在1954年曾经回避的事情。尼克逊握手的姿势有力、亲切，好像是要弥补杜勒斯的不友好行为。随后，总统与其它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伫立倾听军乐队奏两国国歌，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美国新闻媒体描述十五分钟的机场欢迎仪式『不冷不热』——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华府与北京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逊一行下榻于北京市中心以西五英里处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宾馆。那里悬挂了一面美国国旗，这是二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逊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逊『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这个安排标志了毛泽东赞成和解，中国人的那种克制且稍稍僵硬的态度立即变得热情洋溢了。

随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国宴。总统热情奔放，而周恩来则是一位诚挚周到的主人。宴会厅里洋溢着亲切愉快的气氛。周恩来首先登上讲台致辞，强调这次盛会具有史无前例的特性，并强调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呼吁，在二十多年之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现在应该争取关系正常化了。尼克逊显然是兴致勃勃，在答辞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著名词句『只争朝夕』，并宣称：

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同开始一场新的长征，不是裹足不前，而是殊途同归——实现建设一个和平公正的世界结构的目标，在这个结构中，所有国家将以平等的尊严站在一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不受外来干涉和控制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做敌人。我们都不寻求控制对方。我们都不想控制对方。

在谈判间隙，尼克逊参观了长城、十三陵、风光绮丽的西湖和上海工业展览会，而他的夫人则访问了一些学校、医院和商店。在整个访问期间，总统确保让中国方面领会，他对所见所闻高度赞美，对所受到的热情接待非常领情。尼克逊的姿态，如他援用『长征』和『只争朝夕』等广为熟知的词语，在宴会上由衷地迸发出亲切的神态等，乃是蓄意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他是一位知趣领情的客人，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妄自尊大的外国政要和帝国主义分子。他的举止被理解为是深思熟虑的动作，旨在显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剥削压迫中国的时代之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克逊的表现值得高度赞扬。

尽管双方的举止温文尔雅，但谈判却非常艰难。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北京经过了五天的会谈仍未达成协议。直到第六天在杭州西湖，僵局才打破；访问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发表了一份公报。中国人似乎获利甚丰，这得益于他们处在较强的谈判地位，因为是尼克逊前来恢复关系。他们对外界宣称没有作任何让步，但由于他们急于建立中美友好关系，因此最后的结果表现为是一种妥协。尽管尼克逊看起来让步较多，但他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

《上海公报》

这份发表于1972年2月28日的文件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而且不同寻常，因为它既写上了双方同意的方面，也写上了双方存在分歧的方面。公报全文共1750个字，基本内容如下：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方面声明，它

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显然，尼克逊作了一个让步，但它或许是达成一项和解所需的最小让步。从长远来看，这项和解使美国得益，它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减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但是，必须注意到，尼克逊一方面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又回避了把台湾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对哪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但是，由于大陆比台湾大得太多，且覆盖了传统上被称为中国的地域，因此，大陆中国是真正的中国的暗示就很明显了。中国一方的让步则是没有坚持要美国宣布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要它废除1954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此前的一项协议中，加拿大写上了『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并同意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在1972年9月更明确地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尼克逊的让步事实上承认了『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105]

2.美国赞成1955年北京方面在万隆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本身并无害，但由于这些原则是由敌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结盟』国家所阐述，美国一直拒绝接受。尼克逊的赞成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让步。但它也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

3.双方同意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言下之意，它们也反对苏联称霸这个地区。

4.双方保证要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并同意『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勾结反对其它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段宣言防止了美苏联合反对中国的任何可能。

5.两国同意为发展相互间的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

6.两国同意，将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特派一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来北京，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关系正常化。1973年4月，美国国务院派了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京建立联络处。5月14日，时年75岁的前驻伦敦、巴黎和波恩大使布鲁斯以联络处主任的身份进入中国。两星期以后，6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声望最高的外交官、前驻法国大使黄镇前往华盛顿特区就任中国联络处主任。

联合公报反映了合作的气氛、善意和相互的友谊。尼克逊从前是一名外国帝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而当他离开上海之时，他却满怀激情地宣布：『再也不会有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降临到这座城市或中国及世界任何独立国家的任何部分了』。尼克逊在中国的表现或许是他在任期内的最佳的表现。

和解的成就

中国人显然对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周恩来返回北京时受到的盛大欢迎即可表明这一点。尼克逊的『朝圣』尤其让饱受了一个世纪欺凌的中国人内心感到温暖，而且这次访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尼克逊访华之行前不久，1971年10月15日，中国就加入了联合国，这表明了追求和解引起的成果。美国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态度，即使不是消除，至少也是限制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样，中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而这正是开展这场外交攻势的最初目标。

至于台湾问题，中国取得了一个虽不彻底但却很实在的胜利，让美国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使美国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消除，撤出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北京未能使美国完全承认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也没有承担起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协定。然而，美国的新姿态看起来是间接地承诺以后要承认北京政府。

中美和解使北京得以购买美国的飞机、科学仪器及化学和工农业产品，这些是中国的现代化所急需的东西。学者、记者、运动员、科学家和官员的交流，方便了观念和知识的相互流动，改变了二十二年来互不来往的状态。

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和解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有点谬误，且让人觉得是损害了世界革命的原则，使中国在其它、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怀疑。中美和解可能挫伤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热情。

对美国来说，和解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降低了中苏开战的可能性，从而拓宽了世界和平的前景。一个繁荣友好的中国一直被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五极世界的概念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意味着北京将不会对越南实行军事干预，也不会武力解放台湾。最后，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获释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名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中央情报局特工[106]和两名越南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确实于1973年3月被释放了。

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最显著的收获是中美贸易的增长，这帮助缓解了美国的逆差问题。中国渴望得到美国科技和农业产品的愿望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尼克逊访华后不久，中国人向RCA全球通讯公司购买了两套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后来，他们又购买了十架波音707飞机、四十台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生产的喷射机替换引擎、二十台地面飞机牵引车，以及大量小麦、玉米和棉花。中国仅向美国出口数量有限的马口铁和锡合金、猪鬃毛、丝绸、植物油和艺术品。下表显示了中美贸易的趋向：

总体来看，尼克逊通过中美和解得益匪浅。和解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促使苏联更急于在一些正在谈判中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将一百万俄军拴在了东北——西伯利亚边境，因而相应减少了苏联在其它地区的军事压力。这样，在新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明显保持了平衡。正如英国政治家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25年『把新世界拉过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一样，尼克逊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拉过来矫正了世界的平衡。尼克逊期待开创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仿效了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为二次大战后时期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

中日恢复邦交

1971年7月15日尼克逊宣布访华的声明和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的内容震惊了日本人。他们认为，美国在这样重大的决策问题上事先不打招呼，是对日本的一种侮辱，日本甚至应对美国的举动采取报复行动。为了表明他们的独立性，也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日本人决定用一种比美国的行为更透明的方式与北京达成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在1971年7月尼克逊总统发表那份声明之前，东京就已经考虑要逐步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尼克逊震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日本的媒体至少已经鼓动了两三年时间，要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以下因素促使了这一态度的形成：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评估、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经济联系的前景、古老的文化纽带、左翼势力支持恢复邦交的宣传。一些日本商社接受了北京在1970年4月19日宣布的『四项贸易原则』：

（1）与中国通商的公司不得与台湾和南朝鲜通商；

（2）不得在上述两地投资；

（3）不得向美国出口武器供在印度支那使用；

（4）不得与美国人在日本开设的公司合资或成为其子公司。

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异，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却显得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尼克逊震动』则提供了加速实现这一前景的动力。

在日本国内，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坚定地倡导必须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位日本社会党著名党员[107]要求日本为它过去的罪行向中国道歉，以便赢得中国的信任，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1972年3月，外务大臣福田纠夫表示，日本必须对九一八事变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所犯的一切错误『进行反省并向中国道歉』。的确，主动向北京发起外交攻势的时机似乎成熟了。但是，首相佐藤荣作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基于蒋中正在战后对日本的宽大态度，佐藤在感情上倾向于国民政府，他觉得很难客观地作出反应。他无力扭转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潮流，于是在1972年6月17日提出辞职，结束了长达七年零八个月的任期。佐藤的辞职，为选举一位预计将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关系正常化的新首相扫清了道路。

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

田中角荣于1972年7月6日就任首相，他马上面临着要求与北京恢复邦交的呼吁。各方利益都在施加压力：有亲华的左翼政治家，有新闻媒体，有基于同中国开展贸易的商人，最后还有北京方面。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业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再抨击日本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而是频频向田中表示赞赏，欢迎他来访。8月11日，田中正式提出了访华请求，第二天，周恩来宣布欢迎他来访的消息。访问的日期确定在9月25日的一周。为了进一步铺平复交的道路，周恩来明确向日本政府表示：

（1）中国将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在日本的非官方场合，人们讨论将作几十亿美元的赔偿）；

（2）中国不认为美日安保协定和1969年11月21日的《佐藤—尼克逊联合公报》是北京与东京建立外交关系的障碍；

（3）中国将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和平友好条约，以替代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的和平条约。

日本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不准备就台湾问题作明确的声明，因为日本认为，它已经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现在再对台湾问题作出声明显得是多此一举。出于觉得有亏于蒋中正的情感，也出于希望保持或加强与台湾通商和在台湾投资的愿望，日本人也不愿意正式废除与台湾的和平条约。田中角荣需要时间来解决分歧，外务省也告诫不要草率和解。

1972年8月，基辛格博士出人意料地对日本进行了为时一天的访问。华府要确保日本不向北京承担任何有损于美日安保条约及其对台湾条款的义务。这项条约签订于1951年，又在1960年重订，它允许美国在维护安全的名义下调动驻日美军使用到东亚其它地区。1969年，尼克逊与佐藤首相发表了一份包含『台湾条款』的联合公报，该条款宣称台湾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十分重要，因此1960年条约的适用性应扩展到台湾。当基辛格抵达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向他重申，中日恢复邦交将不会损害美日安保条约，但日本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承诺，坚称尼克逊的访华巨大地改变了远东局势，因此台湾问题必须『现实地』解决。

田中角荣必须克服摆在他北京之行面前的三个障碍：

（1）缓解美国方面对日本迅速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担忧；

（2）确保台湾国民政府理解日本的立场而不至于危及日台文化和经济关系；

（3）克服自民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以便促成该党一致同意他的对华政策。

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田中角荣将赴檀香山会晤尼克逊；为消除第二个障碍，他派自民党副总裁、在台湾交友甚广的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向国民政府解释日本的立场；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依靠一位前外务大臣[108]的劝人能力去调解右翼党员的工作。

田中角荣于1972年8月31日到9月1日出访檀香山，其时他希望『收买』美国支持他的对华政策。日本对外出口中有30％输往美国，在日美双边贸易中获得颇为尴尬的38亿美元的高额顺差，这种事态使田中角荣有能力表现出慷慨大度。

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重申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台湾问题，这样就使双方得以自由地对该条约作出自己的解释。在美国人看来，条约适用于台湾，但日本人却不这样看，因为东亚形势的变化已使『台湾条款』失效。确实，日本人认为，中美和解实际上已消除了北京方面武力解放台湾的前景，使用美军去保卫台湾的问题因而也就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

田中角荣规避了台湾问题，并争取到尼克逊赞成他访问中国以进一步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作为回报，田中角荣作出了巨大的贸易让步，同意日本多购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以帮助美国平衡其贸易赤字。

如果说田中角荣靠慷慨的施与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派往台湾的特使却远没有那么幸运。椎名悦三郎一行在9月17日抵达台北。他们立即遇到了几百名抗议者，抗议人士堵截了他们的车队，用棍棒捶打他们的汽车。他们与国民政府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会谈，其间他们极其耐心，不停地责备自己，但会谈毫无成效。日本人主动提出要援助台湾的经济发展，包括建造一座价值4000万美元的核电厂和一条价值1700万美元的公路，但他们的提议遭到了拒绝。椎名问行政院长蒋经国台湾想从日本得到什么，蒋经国的回答是，日本应该停止出卖朋友，避免自己被赤化。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府，台湾决心与它断绝关系。椎名沮丧地返回日本，但许多日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在意气用事淡化之后，台湾将不得不迁就形势，因为它严重依赖于对日贸易和与日本的经济合作。

田中角荣的第三项任务——安抚保守派分子——比较容易完成。自民党接受了右派的以下建议：『应予考虑延续以往我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建议对自民党没有约束力；它只不过是让右翼势力得以保全其支持台湾的信誉，而又不妨碍与北京恢复邦交的一种策略。

在消除了三个障碍之后，田中角荣准备踏上他的中国之旅。

田中角荣在北京

日本代表团于1972年9月25日午前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访问。代表团共有五十名成员，为首的是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机场上飘扬着日本国旗，这是自二十二年前日本投降以来的第一次。周恩来和其它中方要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陪同来宾检阅了仪仗队——一切安排都让人联想起尼克逊访华的情景。随后忐忑不安的日本人被带到了国宾馆。午后，他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严肃、坦率的谈判。晚上，田中一行出席了欢迎宴会，席间，中国军乐队演奏了一首流行的日本歌曲『樱花』。此时田中角荣似乎比较放松了。周恩来首先致辞，简要地谈了一下日本的侵略，强调『中国人民严格地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者与日本的人民大众』；并宣称『现在是我们完成恢复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辞中强调未来关系的重要性，并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中，日中关系有过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中关系停留在不正常和不自然的状态上。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田中的『深刻反省』博得了中国人的掌声，虽然他为了安抚自民党内仍然批评他对华政策的右翼势力，非常谨慎地选择了表达遗憾和忏悔的措辞。但是，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道歉就比较明确：『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在欢迎宴会之后，毛泽东在摆满图书的书房接见了田中角荣约一个小时。从前当过关东军骑兵军官的田中角荣显得很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他的拘谨，便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们（田中和周恩来）打架打完啦？』田中礼貌地回答说会谈很友好，毛泽东马上回答说：『不打不行啊。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送给了田中一套《楚辞集解》、两只大熊猫和一把折扇。田中向毛泽东赠送了一幅现代画，向周恩来赠送了一幅丝织挂毯，向北京人民赠送了两千棵樱花树和大批树苗。

诚挚的气氛反映在谈判中间。中国人放弃了一切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不再坚持让日本人在共同声明中写进废除1952年日台和约一条。日本人接受了以下的条文：

1.自本声明公布尔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2.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6.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开系。

7.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周恩来在告别宴会上提议干杯时，田中错举起一杯日本米酒而不是中国的茅台酒。周恩来不落痕迹地提示了他。田中自责地拍了一下脑门，立即更换了酒杯。73岁的周恩来与54岁的田中角荣之间的遭遇，与中国甲午战败后的谈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73岁的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在55岁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52岁的外相陆奥宗光面前哀求和平。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傲慢、自大和不妥协的态度，与田中角荣对周恩来的谦逊、悔悟态度及他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截然相反。

据称中日联合声明显示出中国取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胜利，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很欣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得以宣称它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对该岛的权利，而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人还获得了继续与台湾和南朝鲜保持经济往来的绝对权利。此外，日本并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废除日台和约，虽然大平外相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台和约已经过时，因而予以取消。大平外相声明的合法性是值得争论的，但国民政府在获悉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这就使形势明朗化了。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日本保全了它与美国的安保条约，且加强了它在日后与苏联进行领土及和约谈判中的地位。日本将得到中国的支持，双方都承诺将反对苏联或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称霸的努力。

在国内，势力强大的日本左翼『中国游说团』不再能够强迫政府向中国政府承担义务了。对中国的正式道歉消除了多年的负罪感，反省的时期结束了。日本可以不受美国的控制，与中国开展一种前景广阔的新关系了。

中国得到了大部分它想得到的东西，只作了一些细小的让步。日本的承认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国家具有巨大的心理影响。中日之间的新型关系加剧了台湾的孤立，制止了日本保守派势力支持台独的任何企图。中日和解也使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10]并加强了中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协议标志着日本剥削中国的一个世纪之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其中，摆脱了外来束缚的中国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它的事务。

受中日复交最不利影响的一方是台湾。国民政府先是被尼克逊与北京的和解震惊，现在又被田中的行为气得晕头转向。他们谴责田中角荣背信弃义、不忠于条约义务、对战后蒋中正的宽大态度忘恩负义。日本驻台北的大使馆受到抗议者的威胁，不得不由三百名警察和便衣来保护。国民政府立即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重申它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111]台北政府号召要依靠更紧密的团结和更坚定的自力更生，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争取生存。但是，在最初的狂怒和被出卖感渐渐平息之后，国民政府回到了务实的态度上。台湾这样一个小岛需要靠与日本的巨额贸易来生存，而且有许多华人生活在日本，也有数千名日本人生活在台湾，他们都需要得到保护。此外，许多对台湾友好的日本人希望保持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由于这些原因，1972年12月1日，日本的亲台派人士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日本对外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一个主分会，在高雄设立另一个分会。一天以后，台北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设立一个主分会，另在大阪和福冈设有分会。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为了照顾生活在对方管辖权范围里的本方侨民，并促进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这些组织虽然是『非官方』的，但却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工作人员俱是一些隐蔽身份的官员，享有准外交官的地位，履行着正规的领事职能。[112]这样，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虽然断绝了，但半官方联系仍然保持完好。

日本是第七十八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此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日本：西德在1972年10月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西班牙在1973年3月、马来西亚在1974年5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相形之下，台湾越来越孤立。到1988年10月，它只同二十三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人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注释】

[103] 译者注：意思是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傀儡政权』。

[104] 格兰特总统在卸任后进行的环球旅行期间曾于1879年访问了北京。

[105] 在德国东亚研究协会举行的中国问题国际会议（1973年6月24-30日于施劳斯—莱森斯堡）上宣读的论文。

[106] John Downey.

[107] 小林进。

[108] 小坂善太郎。

[109]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确认了1943年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在战后归还给中国的声明。

[110] 1972年，日本向中国出口了6.09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了4.9亿美元，净出超1.19亿美元。1973年8月30日，东京和北京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3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了18亿美元，而1972年只有11亿美元。

[111] 当1974年4月东京与北京签订一项航空协定时，国民政府禁止所有的日本航班飞抵台湾或飞越台湾上空，也取消了它自己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抵日航班。

[112] JIA主席板垣治是前驻台北大使（1969-1971年），其台北分会的主任伊藤洋典在1972年9月前一直在日本驻台北使馆任职，而其高雄分会的主任则是一名日本的前任总领事。至于东亚关系协会，它的东京分会主任马树礼是一名负责华侨事务的国民党高级官员。

第三十一章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对抗的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曾经是大明遗臣抗清基地[113]的台湾，成了一场新的抵抗运动的堡垒。

台湾又称『福摩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台湾坐落在亚洲大陆以东约一百英里、日本以南695英里处。以最宽点计算，这座岛峡长240英里，宽98英里，总面积13844平方英里——大于荷兰，略小于瑞士，大约相当于美国麻萨诸塞（Massachusetts）、罗得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总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许诺，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将在日本战败后交还给中国，据此，台湾在1945年回归了中国。

随着194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处境的迅速恶化，蒋总统把眼光转向台湾，把它看作是一个避难的去处。为做好这个最后打算，他于1948年12月29日任命心腹干将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于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位，随后他就隐退到宁波附近的老家[114]，为撤退到台湾岛制定应急方案。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式辞去了政府职位，却仍然保留着国民党总裁之位，并控制着政府的军队和资金。随着1949年4月南京的陷落，国民政府崩溃指日可待。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抵抗基地，蒋命令将政府军和军事装备，以及价值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撤运到台湾。虽然代总统李宗仁名义上仍然是大陆上的国家元首，蒋却在台湾担负起实际的领导。当国民政府最终于1949年12月迁到台湾时，李宗仁去美国『就医』。蒋于1950年3月1日重新出任民国总统一职。

为了支撑台湾的防御，蒋从几处前哨阵地进行了『战略』撤退。1950年4月和5月，政府军撤离了海南和舟山群岛，1953-54年间，流落在北越和滇缅边境地区的国民政府游击部队撤了回来。1954年1月，14209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军队战俘参加了国民政府军队，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军力。一年以后，即1955年1月，位于浙江附近海面大陈岛上的大批平民和部队撤回台湾。由于这些军队的回撤，加上一些新的训练和招募计划，台湾建立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可观的军队，其中的五分之一驻扎在离大陆仅几英里外的金门岛和马祖岛。

美国的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策转了一个大圈子：从漠不关心到积极支持，又退回到适度的忽视，最终发展到1979年1月的撤销承认。在1949年下半年，华府看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崩溃，打算听任台湾的陷落。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一项不介入政策：

美国对台湾或其它任何中国的领土没有侵占意图。美国此刻根本不想在台湾获取特殊利益或权益，也不想在该地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没有动用其武装力量去干涉当前局势的任何意图。美国政府不会执行一项将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对南韩发动进攻之后，这一政策转变了。杜鲁门在6月27日宣布，『共产主义已经越过了靠颠覆征服独立国家的界线，现在它将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他命令第七舰队保卫台湾，阻止任何共产党军队的入侵，并敦促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大陆，以防止战事的扩散。随着这一政策转变，华府于1950年7月28日派遣了一名代办前往台北；三天后，麦克阿瑟将军拜会了蒋中正，讨论联合防御计划。8月4日，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115]抵达台北，建立与国民政府的常驻性联络。

因此，朝鲜战争标志了美台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为了使台湾『中立化』，同时防止它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华府的『撒手』政策被抛弃了。当1950年10月中共『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立场更加坚定不移。华府抵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向台湾运输军事装备，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从1950年6月1日到1951年6月30日，美国的援助总额达9800万美元。[116]此外，在1951年4月，一个由116人组成、以蔡斯（William C. Chase）将军为团长的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台北，到1952年5月，该顾问团人数增加到四百人。台湾在美国的防御计划中获得了新的战略重要性。麦克阿瑟将军称台湾岛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位置十分理想，它既可用来完成进攻战略，同时又能挫败驻扎在冲绳和菲律宾的我方友军发起的防守或反攻行动。』1952年4月28日，日本决定与中国国民政府而非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条约，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政府的事业。鉴于国民政府对整个中国声称拥有合法管辖权，日本在条约中声明，该条约条款适用于目前以及『将来可能』由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领土。

台湾地位的改善反映在美国的驻台代办于1953年1月升格为大使[117]级别，以及1954年12月台湾与美国签订的一项共同防御协议上。中共在1954年秋和1958年试图攻占金门和马祖，但国民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坚决抵抗，挫败了中共的企图。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观点，即无论这些近海岛屿的军事价值如何，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是屈膝投降。甘乃迪总统宣称，如果对这些岛屿的进攻在美国看来构成进攻台湾的前奏，华府就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卫台湾。这样，台湾的安全就受到了美国的保护。在1971年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

然而，1971年7月15日尼克逊总统宣布他将访问北京的声明，导致了一系列损害台湾国际地位的外交行动。第一个重大的打击是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及随后国民政府代表团撤出联合国以示抗议。接着是中美和解，随后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废除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和平条约。这些事件在其它国家中引发了一种赶时髦的心理，一个又一个国家抛弃了台湾，转而支持北京声称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1969年，台湾同六十五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到1974年10月，台湾只同三十二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且，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数目还继续下降。美国也逐渐朝这个方向挪动，这表现在1973年5月北京和华府之间相互设立联络处。最后，在1979年1月，美国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到1988年，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国家只剩下二十二个，虽然与它保持商务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五十一个。

政治结构

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战败投降，台湾回归并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由陈仪[118]出任行政长官。选择陈仪是很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不是一个认真踏实的行政长官。他的任期内腐败盛行，大搞歧视，充斥着无数丑闻，包括公开拍卖充公的日本财产大获其利，并蛮横地歧视台湾人，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居民对待，不准他们在政府和大企业中担任行政和管理职位。那些原本欢迎国民政府接管的台湾人，很快便对陈仪的统治丧失了信心，逐渐认为他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糟糕。最后，公众的义愤无法遏制，1947年2月28日，一场暴力起义爆发了。陈仪为争取时间假装妥协，同时请求大陆增派援兵，当援军抵达后便对台湾人大肆杀戮。尽管陈仪随后被撤职[119]多少缓和了局势，但他的错误统治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基业，刺激了台湾人反对大陆人。[120]一直到1949年1月陈诚出任主席之后，双方之间的怨恨关系才开始改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参与了省和地方的政府，当然，中央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仍然是不对他们开放的。到1974年，大部分省政府职位中，有三分之一的内阁职位和几个重要城市的市长全由台湾人担任。

台湾的国民政府以总统为首脑，由一名秘书长和一名参谋总长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五院制结构保持了下来，但几个院的职能和法律地位有了变化。立法院的权力增加了，而行政院的权力则相应缩小。行政院长的任命要由立法院同意，立法院还拥有质询权。立法委员由选举产生，再由他们相互遴选产生总统和副总统。立法院可以倡议立法，质询部长，审查财政预算，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训政时期的立法院相去甚远，训政时期的立法院只不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律起草部门而已。

司法院的构成也有了较大改变。它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法律和法令，由十七名成员组成，均由民国总统经监察院的同意任命；

（2）『最高法院』；

（3）『行政法院』；

（4）『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监察院委员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监察院院长和副院长在该院委员中选举产生。考试院设一名院长、一名副院长和十九名委员，均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

台湾省省政府完全仿照五院制机构，只是没有外交部和国防部。省政府有自己的内政、财政、教育、农林、交通、公共卫生、公安等部门。从行政效率的角度来看，台湾存在两套并行的政府班子有点奢侈，让这样一个小岛来供养也有点困难。但是，这种机重叠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设立一个中央政府不仅可以证明它所声称的对全中国的管辖权，而且也代表着它最终要回到大陆去的希望。

尽管中华民国宣称自己是一个立宪制民主政府，但它没有给与人民像美国那样完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理由是，在一个全民动员以进行『反共戡乱』的时期，必须做出一些限制。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出版和传媒，不允许任何人散发马克思主义书刊，也不准任何人阅读共产主义读物，除非是经过特别准许。批评蒋及其家族和国民党统治的人，还有那些鼓吹台湾独立运动的人，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拘捕。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与对中共渗透的高度警惕，使台湾岛处在戒严法管制之下，在民众当中造成了一种紧张和谨慎的情绪。国民政府剥夺公民自由的做法遭到了国外人士的批评，但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自己的限制措施作辩护，并提请批评者比较一下台湾和大陆的自由程度。总体来说，台湾人民似乎接受了这些限制，并且认为这是过相对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蒋的总统任期。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可以连选连任第二任期。1948年，蒋首次在南京当选为总统，1954年他在台湾再次当选。在任总统能否第三次当选是个微妙而又从未有过的问题，随着1960年的临近，这个问题出现了。由于蒋不赞成修宪，1960年2月的国民大会决定，在『全民动员戡乱救国』时期暂时中止宪法限制总统任期届数的规定。1960年3月21日，蒋第三次当选为总统，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66年他又第四次连任，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1972年，蒋第五次当选，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而蒋的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对中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国际困境：国民政府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华府与北京达成和解，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部，86岁高龄的蒋健康状况恶化，到1974年5月以前一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政府要务由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掌管；他们认识到，台湾的前途依赖于同台湾人达成谅解，台湾人已经被排斥在高级委员会之外达二十五年之久。行政院长蒋经国时年62岁，注定要做他父亲的接班人，他委任一些台湾人充任政府要职，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六名内阁成员、台湾省省长[121]和台北市市长[122]。1972年12月，为选举立法院五十三个席位举行的大选，进一步扩大了台湾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严家淦和蒋经国似乎掌握了确保未来台湾安定的三个重要秘诀：（1）蒋的接班问题；（2）接纳台湾人占据高级职位；（3）相应地放宽蒋的严厉控制，从而使现存政治程序自由化。在他们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在国际困境和北京的外交和心理攻势面前，默默地保持了尊严。国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以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克服』国际上的安抚主义。

中美和解产生了一种意外的结果，使四百万大陆人和一千两百万台湾人联系更密切了。由于北京把国民政府和台独运动都视为非法之物，因此，国际孤立就意味着此二者都面临同样渺茫的前途。曾经屠杀过台湾人的大陆人和不满国民政府统治的台湾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对双方都有利。团结能使他们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而纷争则使他们成为北京的俎上鱼肉。这种认识缩短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差距；相互通婚也开始盛行了起来。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山区土著人外，台湾人和大陆人都繁衍自同一个种族，『无论是从其社会和政治观念，还是从其祖先来看，他们根本上都是中国人』。在今天的台湾人中，75％是福建省移民的后裔，13％是来自华南的客家人。在台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差别是一种人为的区分，现在，政府和民众都有意识地努力冲淡这种区别。

根据斯诺的报道，毛泽东把台湾回归大陆主权看作是他『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他坚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必须予以解放；但他将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在蒋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这个主意是十分荒唐和无礼的；他们顽固地拒绝与中共谈判。相反，北京面临着苏联在其北方边境的威胁，又与美国达成了和解，因此似乎不急于用武力解放台湾。北京方面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故试图通过让台湾陷入国际孤立的外交行动，来摧毁国民政府的士气，并大肆渲染台湾与大陆统一乃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震慑台湾孤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似乎执行着一种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现状的政策，与此同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保证国际纽带不受损害。

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国民政府认识到，他们不能忽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紧迫问题。一当在台湾立住脚跟，他们就努力在从前失败的地方争取成功。依靠美国方面的建议（通过『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也依靠高度集中的智囊和技术手段，国民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这场农村重建运动背后的灵魂人物是省主席陈诚，他在1949年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强制推行降低地租，将地租从当时盛行的主要作物产量的50-70％降至37.5％。[123]在现有地租低于37.5％的地方，则地租照旧。此外，由于『口头租耕』的老做法不能给佃农提供任何法律保护，这种做法被勒令取消了，代之以书面的租约，有效租期至少为六年。通过这些措施，三十万农户的境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有能力购置耕牛和房屋，这些物件被冠以『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房屋』的绰号。

第二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6月，销售四十三万英亩的公地。这笔地产占台湾全部耕地的20％，原来是由日本殖民政府留出来供安置日本移民的。国民政府允许每个农民从这批地产中购买一块足够大的田地以供养六口自家：七亩稻田或十四亩旱田。土地的售价定为这块地主要作物年产量的两倍半，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分作二十个半年期来偿还，欠款利息为4％。每一期的付款不得超过当前的地租。第二阶段的改革使139688名农民成为土地拥有者。

第三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3年1月，措施是强行将私田和出租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之以同样的价格转卖给农民，只收取4％的年利。至少有193823户农户从这些措施中获益，使拥有土地的家庭总数达到了四十万户——也即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个人。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将全部农田中的出租率从39％降低到15％。到1968年初，佃农只耕种10％的土地，而90％的土地全由田地拥有者耕种。

由于这些田地改革政策，主要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普遍小康反映在他们建造或修缮了大批房屋，拥有了大量自行车和缝纫机。

最引入注目的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最初阶段（1945-52年）主要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设施，在这之后，政府贯彻了一项1953-56年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优先鼓励中小型基础工业，因为这些企业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且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为了提高农村社会的就业率，政府还鼓励恢复家庭和手工工业。第一个四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依靠的是来自大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争取使台湾成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样板的坚定决心。几乎各项工业活动都取得了进步：铝、碱、纺织、电力、化学、造纸、黄麻、食糖、菠萝、蘑菇、工艺品等等。到1956年末，约有两千家工厂在营业，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1952年以后建造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工人的数量从274000人增加到340000人，而1956年的生产指数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的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长了42％。

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巨大成就，鼓励政府随后发起了更多的四年计划，这些计划都很成功。从1963年到1973年，台湾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最高的一年1964年高达14.2％，最低的一年1966年也有8.07％，但各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最初7％的目标。197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3.9亿美元，而1952年只有12亿美元。政府官员在1973年自豪地宣称，台湾的年人均收入已达到了467美元，个人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达2697，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尽管1965年年中美国的援助停止了，台湾仍保持了相当的经济繁荣，1974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41亿美元，人均收入达702美元。在1965年到1972年之间，台湾巨大地得益于美国为进行越南战争而开的采购订单，但即使在越战结束后，台湾的经济仍继续兴旺。1973年的对外贸易增长至82.6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50.2％，其中出口总额为44.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7.9亿美元。1973年，台湾对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都保持着顺差，只是对日本的贸易是例外，据统计，对日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台湾的政治前途很不确定，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独立实体。然而，这也使它成为对大陆政府更具吸引力的争夺对象。

文化生活

到1967年，台湾达到了97.15％的高识字率。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许是因为宪法规定，国家预算的15％、省政府预算的25％和县政府预算的35％要投入教育。从1968年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到了九年。1973年，全岛总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读学生，分布在2307所小学、948所中学和99所大学院校中。自日本统治结束以来，台湾的教育制度得到了巨大改善，突出的是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1946年，台湾只有1130所小学、215所中学、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到1974年年中，台湾每一千个人中有278名学生，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

与台湾教育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台湾研究机构范围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国立台湾大学是台湾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设有培养研究生的专业；从1960年起，大学与教育部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在纯粹的研究机构中，最富盛名的是坐落在台北城外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那里秀丽的院址和周围的田园风光，为严肃的学者们提供了天堂般的研究场所。研究院设置若干研究所，如数学、历史语言学、化学、动物学、人类学和近代史等。近代史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55年，已出版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撰写的优秀专著。其它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机构，有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和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

台湾学者把台湾岛看作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储藏地。许多从前收藏在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院中的艺术珍品现在收藏在台湾。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运来了231910件艺术珍品和善本书，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运来了11729件无价珍品。这批中华艺术瑰宝定期在台北城外庄严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以上对台湾主要发展情况的粗略评述，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大陆遭受惨败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却成功地将这座岛屿建设成了一个『模范』省份和亚洲的出色地区。台湾人民在物质上享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的繁荣，它终究只是个作为有限的小岛。它不是中国的精神之乡。年纪较大的大陆人感到没有社会根基，思想孤立，精神空虚。年轻人则因没有施展才华的余地而泄气。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移居他处寻求新的生活。虽然大陆人仍然渴望回到大陆，但想法实际的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很难实现。『回大陆去』的口号已经沉寂了，相反，人们更看重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具有永久价值的『宝岛』。台湾不再是一个最终回归大陆之前的中转站，而是成了一个可以逃脱共产党统治的栖身之地。物质上的繁荣与精神上的焦虑共生共存，这验证了一条出自《圣经》的真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生活。他需要有希望才过得有意义的生活。

1975年4月5日蒋的去世，对国民党的事业构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期以来，蒋一直是亚洲反共运动的象征，他是二战时期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活得最长的一位。台湾人怀着深深的失落感哀悼他的逝世，但这对权力结构或政府的政策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政府从1972年开始就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根据宪法程序，副总统严家淦于4月6日宣誓就任新总统，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首脑，而行政院长蒋经国掌握着政府实权。

蒋作于1975年3月29日的遗嘱中，要求他的人民不要因他的去世而沮丧，而应献身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复兴文化遗产，坚持民主制度。他的遗嘱在风格上显得与孙中山先生作于1925年的遗嘱非常相似。福特（Ford）总统赞扬蒋是『一个正直、勇敢并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人』。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蒋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于他在台湾的追随者来说，实现他遗嘱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注释】

[113] 首领是国姓爷郑成功和他的儿子，从1661年持续到1683年。参见第二章。

[114] 溪口。

[115] 福克斯（Fox）少将。

[116] 美国经济援助的额度如下：

年份

额度/美元

1951-1952

8100万

1952-1953

1.05亿

1953-1954

1.16亿

1954-1955

1.38亿

1955-1956

7900万

1956-1957

9000万

1957-1958

6100万

1958-1959

7400万

1959-1960

7000万

1961-1962

1.34亿

[117] 首任大使是Karl L. Rankin.

[118] 不能将此人与中共外交部长陈毅混淆，这两人的名字不是同一个字，但发音相同。

[119] 后来，他在1949年1月因与中共代表密谋勾结而被枪决。

[120] 1950年，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比例是680万比524940人，1968年大致是一千万比三百万。1992年2月，台湾行政院发布了一份《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李登辉总统正式向死难者家属表示道歉。

[121] 谢东闵。

[122] 张丰绪。

[123] 国民党最早在1930年采纳了37.5%的地租率（时称『三七五减租』，但却从未实现过。

第七编 毛后中国：追求一个新秩序

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帮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凶年。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伟大领袖的悲伤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7及9月先后逝世。一系列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们的悲痛之情：7月，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北京东南10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唐山；在随后两个月里，黄河发生了七次洪水泛滥。伴随着这些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是，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人）挑起的接班危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真可谓充满了中国人所说的『天灾人祸』。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刻，但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它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一种新秩序正努力从混乱中脱胎而出，这个新秩序将带给人民更加安定、进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

周恩来（1898-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去世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他是党和政府的擎天柱，一直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发挥着缓冲作用。周恩来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彻底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并协助阻止了四人帮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周恩来在清朝末年出生于绍兴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前往日本深造。1920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与同学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支持者。自1949年起一直到去世，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服从毛泽东变幻无常的领导，默默地掌握政府的运作，不动声色地缓和毛泽东的某些过激行为。

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温文尔雅的老练。他那精干的风度和对世界事务的广博见识折服了所有外国来访者。尼克逊总统说：『在二十世纪中，就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够与周恩来媲美……他的敏捷、达观和睿智无人能予匹敌，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备受癌症的折磨，他似乎策划了让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担任副总理，并推荐他做接班人。激进派报之以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继续工作，即使在1974年夏入院治疗后也是如此。他在病床上处理国家事务，接见来宾，偶尔也公开露面。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在1975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份报告为后来被称为『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奠定了基础。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前列的强国。

七十八岁的周恩来逝世了，九亿中国人无不哀悼这位备受敬爱的护国长者，深切缅怀这位进行革命斗争和操劳国家事务的伟人。他长期以来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在『十年动乱』（也即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使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人民的景仰。

华国锋的崛起

周恩来曾谨慎地推荐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在周恩来住院治疗的最后一年，邓小平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接见外国领导人。然而，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后不久，邓小平就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政府没有任何解释。2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不改悔』的当权派。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推荐第二副总理张春桥出任总理，但许多党内和军队的高级干部都不接受张春桥。2月7日，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任命第六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为代总理。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不满这个选择，但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受到妻子的压力，想过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又不想贸然触犯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人。毛泽东似乎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是一位思想上可靠的忠实信徒，他将担任总理之职，直到江青一伙能接管政权。华国锋是一位农业专家，曾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省份湖南省的第一书记，选择他显然是一种妥协，因为他与务实派和激进派都没有瓜葛。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任命华国锋，巧妙地挫败了周恩来安排邓小平接班的计划。

在任命华国锋之后不久的清明节期间，爆发了一个重大事件。清明节是中国人按传统祭奠祖坟的节日。在3月29日到4月4日之间，数目不断的人每天前往天安门祭奠已故的周总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碑成了周总理的象征性陵墓。当警察和保安人员搬走花圈时，激怒了群众。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十万名抗议的群众，高呼『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并张贴支持邓小平的标语，朗诵赞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及影射毛泽东的诗歌。[124]群众的情绪很快达到白热化的地步，示威活动无法控制。狂热的示威者放火烧四辆摩托车，砸碎一座军营的窗户，随后警察、公安和民兵驱散了群众。

北京市长吴德把这场暴乱与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人联系起来。邓小平遭公开指责为罪魁祸首、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的幕后总指挥』。两天以后（4月7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宣布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解除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正式宣布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4月8日，十万名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援新诞生的领导集体。华国锋成为总理接班斗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者。

4月30日，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三条重要的亲笔指示：（1）『慢慢来，不着急』，（2）『按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把这些指示看作是表明了毛泽东指定他为接班人的意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恼怒的四人帮的面出示了前两条指示，四人帮一伙现在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了，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新的敌人。华国锋保持了冷静，他暗中留下了第三条指示以备日后之用。

唐山大地震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和接班斗争的政治动荡似乎还是不足够的苦难，1976年7月28日，在拥有160万居民的煤炭中心唐山，又发生了一场里克特制（Richter）八点二级的大地震。地震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并给附近的大城市天津带来了相当大的破坏，天津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430万。唐山市化作一堆废墟。一份政府的秘密报告统计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受伤，但中国地震学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125]根据传统，中国人把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看作是社会政治巨变的预兆。

毛泽东（1892-1976年）

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受帕金森氏疾病的折磨，这是一种慢性恶化的疾病，引起肌肉僵硬和颤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他的健康因一次中风而迅速恶化，这次中风影响了左半边身体，损害了语言机能。他每天会交替出现清醒舒服和神志不清的时刻，因此等候他接见的外国政要会接到奇怪的会见时间和突然的通知。他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只有等待历史有时间整理他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之后，才能对毛泽东做出全面的评价；现在则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评价。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是集列宁和史太林于一身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叶最成功的伟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相信解放农民是解放中国的前奏。他发明了一套组织农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为第三世界树立了成功的革命榜样。他打算把这套战略运用到国际舞台上，鼓励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最终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他的一生中，毛泽东经受着一种持久的不安分情绪的推动。他造他父亲的反，造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国民党统治的反，造苏联控制和修正主义的反，最后造他自己的政党和老战友们的反。他急不及待地要求变化，想一下子改变国家、社会和人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在内心是一个追求纯真的人，他造就不间断的变革，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使国家和人民疲于奔命。国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众运动和内部争斗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统治几乎没有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什么改善。

因此，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似乎是江郎才尽了。引导他夺取政权的才华，不能引导他成功地治理这个庞大散乱的国家。经过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实践，毛泽东的领导显得步履蹒跚。反右运动（1957年）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而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人民公社开展得太匆忙；大跃进倒退了回去；与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明智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扶植江青做国家领导人和可能的接班人的主意，违背了人民及毛泽东的老同事的愿望。在他的最后岁月里，毛泽东本人越来越深地陷入作茧自缚的境地，对他一向声称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情感反应迟钝。他在去世时是一个孤独、悲哀的人，他那种改造人性、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历史的透视，将能对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作出一个全面性的评价。至于现在，我个人对他一生的浅见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概括：

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四人帮

四人帮的阴谋

由于缺乏和平交接权力的宪法机制，当在位的领导人去世时，便会出现接班危机。毛泽东去世后突然爆发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是由他的夫人江青挑起的。江青期望接毛泽东的班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已经主管中央宣传部的姚文元也许会再担任一些职务，承担『文化沙皇』的角色。这四个构成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物，勾结起来策划夺取政权，但他们的主要障碍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也作为毛泽东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所指的对象，华国锋有着牢固的接班权利。他还得到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是毛泽东的首席警卫，是有两万人之众的8341部队的首长。

江青依靠的王牌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她手里还剩下的赌注是控制着新闻媒体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关键地方的城市民兵。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四人帮就已经策划向上海民兵分发枪支弹药，建立一个『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以图与北京的中央军委抗衡。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六百万发弹药分发给了上海民兵。

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对江青及其同伙十分讨厌，但只要毛泽东还在世，他们就没有力量反对这帮人。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私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动一场反政变才能制止四人帮篡夺政权。他们委托国防部长叶剑英去做微妙的工作，与华国锋培养友谊，向他保证他们将支持他做毛泽东的接班人。

另一股反江青势力也在悄悄地行动。4月份被解职的邓小平遭到四人帮的逼迫，他在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保护下逃往广州。这三人和另外几个人，包括日后的总书记赵紫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与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建立联盟对抗四人帮，并以广州为大本营。如果江青篡夺了政权，他们将建立一个临时中央与她抗衡。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悄悄回到北京静候事态的发展。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策划暗杀政治局委员，以华国锋、叶剑英和其它几个人为主要目标。面对共同的威胁，华叶二人成了紧密的盟友，他们采取了发动政变所需的准备措施，包括笼络汪东兴。这样，一个三方联合建立了起来，在其中，叶剑英是策划者，华国锋制定行动计划，汪东兴则负责实施计划。首先必须稳住上海。为此需要有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的帮助，他在沪宁地区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通过他可以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合作，在城市民兵动手之前就控制住这个关键的城市。在北京，华国锋得到了陈锡联司令员和吴德市长的支持，并与卫戍区部队、解放军总部和8341部队保持着合作。

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上，华国锋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暗示他已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华国锋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三要三不要』指示：

（1）『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2）『要团结，不要分裂』；

（3）『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能忽视这段引语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在最早作这些指示的场合，曾警告他的夫人及其同伙『不要搞四人帮』。

十月六日政变

到9月底，政治局举行了几次爆炸性十足的会议。江青指出华国锋不能胜任领导党的重担，要求让她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反驳说他不仅能够胜任，而且还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过后想一想，这是一种表明他有意要清除四人帮的预兆。

10月5日凌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五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北京卫戍区司令陈锡联、副总理李先念（他是邓小平的同盟者）。他们决定抢在四人帮发动政变之前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一举逮捕对方的四个头目。华国锋和叶剑英负责各个方面，陈锡联受命担负保卫北京的重任，汪东兴则负责逮捕四人帮。与此同时，广州军区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接到命令就派两个师空运到北京。

接着，华国锋邀请四人帮在10月5日深夜赴中南海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王洪文最先到达。他拒捕时打死了两名警卫，但自己也受了伤被制服。张春桥和姚文元随后赶到，两人都落入了圈套。当前往拘拿江青时，江青还躺在床上。她大叫：『主席尸骨未寒，你们竟敢造反！』10月6日清晨，四人帮一伙被一网打尽。这四人隔离关押在北京。

10月7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分别向政治局作了两份报告，叶剑英作了一份报告。这些报告包括了对四人帮的详细指控，它们肯定事先就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写好了。四人帮被如此干脆顺利地粉碎，竟然没有引发任何内部纷争问题；这场胜利必须归功于那三位核心人物，他们具备多年的警卫和军事经验。政治局推举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授权他主管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26]

10月24日，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华国锋在军队高级将领的陪同下微笑着出席庆祝仪式，这显示了军方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表明了军队继续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被欢呼为党的『英明领袖』、接毛主席班的『伟大舵手』，几乎完全具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秀品德的卓越领导人。次日，经过整顿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稍后，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其重要性几乎同遵义会议（1935年）相等，并赞扬华国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华国锋的胜利。作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拥有在位领导人的所有优势。他获得了军队和党内领导人的支持，赢得了汪东兴和8341部队的合作。他把握住了国家的脉搏，深知人民痛恨江青及其同伙；他通过将四人帮粉碎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愿』。最后，他曾担任林彪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明白，林彪倒台的主要原因就是犹豫不决，所以他果断及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将阴谋者一举打垮。

另一方面，四人帮的失败归根到底要追溯到毛泽东的去世。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四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不合作者肆意挥舞大棒。他们虐待了几千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领导人，利用打砸抢分子和特工人员欺压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此外，四人帮过着颓废、特权的资产阶级私生活。比如，江青保留一架『银白色』的喷射飞机供自己专用，享用最昂贵的德国照相设备，穿着丝绸服饰，在奢华的场合招待客人。尽管这些过分的行为脱离了群众，玷污了中国革命的理想，但毛泽东的保护却有效地制止了对他们的批评。

四人帮虚弱不堪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军事力量与媒体控制之间的不对称。四人帮控制不了军队，只控制新闻媒体，而媒体是缺乏组织和火力的。因此他们非常依赖对媒体和文化舞台的控制来制造公众舆论，营造出一种夸大的权力形象。他们听到了响亮的支持声，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这些东西或许诱使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强大，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那么强大。此外，江青过分相信，身为毛泽东的夫人，没人敢反对她。但事实是，一当她成为毛的遗孀，她的命运就完了。

四人帮遭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他们被斥责为阴谋家、极左分子、反革命和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与四人帮

要使毛泽东与四人帮脱离关系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四人帮；没有他的夫人，四人帮就没有一个可以安心受保护的首领。江青从前是个左翼电影演员，长征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两人堕入了情网，毛泽东要迎娶她，令第三任妻子惊愕不已，她强烈抗议，拒绝与毛离婚。高级干部也不赞成这桩婚事，但两人还是在1939年结了婚。据说，在结婚之前，高级干部迫使毛泽东答应，他的这位妻子将永远不参与政治，或至少二十年里不从政。

毛泽东认识到了江青想当主席的『大野心』，他也听过她在文革期间冤枉、伤害、逮捕并杀害了无数的人。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警告四人帮一伙：『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1975年5月，他以『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警告他们，最后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察觉四人帮的过分行为，而且完全可以发一道清楚的指令，约束住四人帮的首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这表明了他作为党的主席和伟大舵手的失职。

美国剧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剧院经理。他得悉中国有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监禁及折磨。米勒认为，江青不可能在没有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不公正的事情，那是无法想象的。米勒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可不是韭菜；他们的头断了是长不回来的』，米勒总结说：『一个『帮派』没有得到伟大的舵手的同意，却能肆意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能让人相信的。』米勒认为，毛泽东的失职不能归咎于他的年老体弱，因为，在六十年代他身体健壮得能畅游长江6500米的时候，也有人被关押、杀害。米勒德最后的断言是：四人帮『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维护毛泽东神圣的声望的。』虽然毛泽东被九亿人民奉若神明，但他在日常私生活里，却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丈夫而已。随着他越来越屈从于江青的压力，他丧失了关于国家事务的适当触觉。受裙带关系玷污的共产主义显示出了某种『社会封建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1976年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和极左思潮的垮台，中国走向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希望出现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动力也出现了。

【注释】

[124] 毛泽东曾把自己比作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125] 称有24万人死亡，164000人受伤。

[126] 推举华国锋一事被推测是在10月7日作出的，但可能要晚一些。10月7日最初发布的政治局公告没有提到华国锋的任命。1976年10月29日的Peking Review刊登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一文（第14页），文章在过后发布：『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1976年10月7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三十三章 邓小平和中国的新秩序

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主席面临着三个紧迫的问题：

（1）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性；

（2）邓小平的复出；

（3）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计划，推动现代化建设。

关于接班问题，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者[127]认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只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不代表党的意愿，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选举，党章有专门的规定。言下之意，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看起来不符合党章；但是，如果华国锋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话，这个合法性问题便可以商量，甚至可以放弃。因此，这两个问题是可以抵销的。叶帅和副总理李先念极其希望平稳地过渡到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他们进行了斡旋，结果，华国锋原则上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并修改五年计划以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976年11月下旬，华国锋宣布，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将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和其它人支持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三项决议，确认了此前政治局的一些决定。第一项决议是追认华国锋担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项决议同意华国锋的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些都是党政军部门的高级职务。第三项决议谴责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批判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同志』，『疯狂攻击并错误批判邓小平同志』，『极端仇视并大肆反对』毛主席挑选华国锋同志担任接班人，并『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反革命复辟』。四人帮被正式开除出党。

邓小平争取政治控制权

权力基础的扩大

邓小平期望通过为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时期受迫害的人平反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他坚决反对那些参与文化大革命并与四人帮勾结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批判他及阻止他接替周恩来职务的人。这些人包括华国锋（他是在毛泽东的庇护下青云直上的）、汪东兴（毛泽东的警卫头领）、吴德（北京市市长）、纪登奎（一位教条式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不批评华国锋，而是批判他的同伙，肃清他的政治外围，这样就将中心架空了。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扶植一些能干、年轻的拥护者，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以便让他们能够贯彻他的经济政策。

但是，邓小平也不局限于对某些人的批判或任命一些『年轻人才』；他同时挑战『毛泽东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至高无上地位，以推翻其从前对手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为此，他在1978年5月和6月宣布了两项非常明智的指导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其言下之意是，一项政策或一个行动是否正确，不必再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来加以检验；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必须接受事实、实践和真理的检验。关于毛泽东的领导，及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灾难所应负的责任等问题，成为四人帮倒台后政府主要的关注。

『经济挂帅』：清除反对派和输入『新鲜血液』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标志着从毛泽东去世以后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迅速地上升为中国政坛最大权力的人物。中共抛弃了毛泽东的『政治挂帅』，代之以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希望到20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国家。任何不同意这条路线的人都将被清除，任何违背这条路线的活动都将被终止。这样，虽然一些分歧的观点得到某种程度的容忍，但像在『民主墙』上张贴批评政府的大字报这类的反对行动却不被容忍。[128]党和政府担心，过分大的自由会搞乱脆弱的安定局面；但是，他们也决心不去扼杀国家新的目标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主动性和热情。他们的妥协导致了一种受到适当控制的『有节制的民主』。

消除国内分歧的倾向并不光是针对民主墙。四位对邓小平及其政策持冷淡或反感态度的政治局委员，也被解除了在党政部门的高级职务。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两位得力门生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能干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在党务方面的助手胡耀邦。胡耀邦还出任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党的日常事务。

与此同时，使邓小平得益匪浅的平反工作继续开展。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期间曾与邓小平一起被打倒及蒙受羞辱，为了洗刷他的名声，中共决定给与他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为刘少奇举行了全国性的追悼会，他被称赞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对文革价值观的批驳和对毛泽东一贯正确观念的否定。

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80年8月29日-9月10日）上，邓小平一派的人达到了权力的顶峰。邓小平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党政部门职能分开和废除干部任用的终身制。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他的改组计划，保证要使权力有序地移交给较年轻的实干家们的集体领导，确保他们在邓小平和其它年长领导人谢世后，能继续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华国锋辞去了总理职务，提名赵紫阳做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和其它六位副总理也辞去职务，辞职理由或者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另任要职，或者是『自愿』让位。

必须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只审议有关政府的任命。那些引退或辞职的人仍保留着党内的职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其它四位副总理则仍然担任着政治局委员。随着赵紫阳出任总理和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实干派牢牢地控制了党和政府部门。中国似乎做好了以前的在位者仍然健在时进行的有序的权力交接，这为以后的领导人开创了先例，避免以往痛苦的政治动荡。

毛泽东的非神化

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毛泽东作为中国『集列宁和史太林于一身』的人物，被神化为绝对不会做错事的全知全智的半神。

一当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毛泽东的形象立即黯然失色。他对四人帮崛起所负的责任是众所周知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像赫鲁晓夫批判史太林那样揭露他。领导者小心翼翼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说的话来批驳他后来的政策，但非毛化不得不谨慎地加以对待，因为，经1977年的党代会确认地位的华国锋，其职位的合法性主要是源于毛泽东的庇护。华国锋尊重毛泽东的遗产，以便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同时对毛泽东作重新解释，以满足他在新时期和新环境中的需要。

中国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对中国近来灾难所负责任的问题。在提出答案以前，中共将周恩来提升到与毛泽东几乎平起平坐的位置，结束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获推举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的夫人沦为阶下囚与周恩来的夫人荣登高位，象征了一种将毛泽东非神化的全民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年中，涌现出一股日益强烈的解脱感和迈向新起点的使命感。毛泽东或四人帮所推行的观念框架，显然不再符合现实生活，现在的新秩序是稳定、团结、纪律和发展经济。革命的豪言壮语和文化上的不宽容，曾经将中国沦为毫无艺术气息的思想沙漠，现在让位于某种程度的松绑和表达自由。四人帮强加的文化禁锢（即中国只需要八部样板戏，或『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被批判为扼杀创造力的荒谬之举。曾经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象征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贝多芬、莫扎特和莎士比亚，在1977年中期重新露面了，而所谓『封建旧时代产物』的李白和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作品也重新亮相了。

随着1977年7月邓小平的复出，对毛泽东的非神化加速了。毛泽东的塑像先是遭到含蓄的批评，后来则受到公开的批判而被陆续搬迁掉了。在这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著名宣言，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得到胜利，确立为新路线。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报纸重新刊登了毛泽东在1962年发表的一份讲话，讲话表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对经济规划、工业和商业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还是懂得不多……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刊登这份讲话的实际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毛泽东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

1978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悄然度过。不久以后，作为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之象征的红卫兵也解散了；『红宝书』销声匿迹，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报头栏也不见了。在整个1978年下半年，大字报和其它文章不停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表明人们一致的行动，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侵蚀他神圣般的形象。《人民日报》社论逐步地称呼『毛泽东同志』而不再是『毛主席』，并提出了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批评，现在文革被称为是『十年浩劫』。

邓小平的两项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击中了毛泽东思想的要害。确实，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实践获得成功之前，也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129]毛泽东自己曾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

11月22日一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字报，运用邓小平的口号来评论毛泽东的成就：

我们不怀疑毛主席的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毛泽东是个人，不是神。我们必须给与他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言论自由就是一句空谈。现在是全体中国人挣脱强加在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枷锁的时候了。

人们找到一种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的聪明的方法，即用邓小平的观念来评判毛泽东的行动，用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早期的话来批驳后期的毛泽东。这种方法也冲击了一些人的地位，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依赖于毛泽东的地位。

1979年9月，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又了无声息地过去。到次年的春天，大部分公共场所的毛泽东画像被清除走，街头十字路口那些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也大多拆除。1980年3月，中共对已经死掉的康生进行批判，此人是毛泽东麾下的特务头子。到1980年中期，毛泽东珍爱的生产样板、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丧失了『示范样板』的地位——大寨被宣布为是失败的典型，而大庆则被揭露效率低下，不讲科学。甚至是毛泽东的革命摇篮延安（作者曾在1980年5月走访过那里），也处于一种没有多少人关注的状态。延安被看作是往昔的革命圣地，而人们当前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上。

这些非毛泽东化的行动，是党内一直进行着的一场激烈争论的外在表现，这场争论涉及的是关于毛泽东领导的性质和对他的责任的评价。中共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仔细地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并鉴于他在其二十七年的统治时期内未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给与他『抽象的肯定但具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凡是派』——即那些完全服从毛泽东指示的人——仍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并想以革命来统帅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实事求是』只不过是邓小平企图砍倒毛泽东旗帜的又一个巧妙的口号而已。

关于毛泽东日益下降的威信的分歧继续存在着，在此期间，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及其失误的一份审慎的责难：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叶剑英考察了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明确了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党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叶剑英指责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他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

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抛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他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恢复他凡人的面貌。不过，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对毛泽东的批判应走得多远。1980年2月，叶剑英针对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倾向，提出了一项诚恳的建议：

我们可以通过决议承认我党的错误。我们可以为刘少奇洗刷名声，给与他非常高的肯定性评价。但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毛泽东，挖我们自己的墙脚……苏联人迁了史太林的墓，我们就对毛泽东来个鞭尸。这不就刺激人民提问，社会主义对在哪里？共产主义好在哪里吗？我们可以偶尔打自己的耳光，但我们不能也没有时间完全重新开始。反对毛泽东的那些人不一定全错，正如支持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全对一样。反对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都是他的跟随者。跟随他是对还是错呢？谁把毛泽东抬得那么高、给与他那么大的权力？是不是全国人民？那是党、党中央和党领导下的军队……如果我们要追根到底，我们将发现，责任不在毛泽东一个人那里。我们全都有责任。

大部分党员都抱有与叶剑英一样的折衷感受，特别是那些农村地区和在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后入党的党员，他们的人数占三千八百万党员中的一半。他们反对苛刻的批判毛泽东；他毕竟是个人而不是神。对他作全面否定将冒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风险。

无疑，中共既不会否认毛泽东的贡献，也不会掩饰他的错误，特别是他在『十年浩劫』中起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将在1981年中期的党代会上作出。在此期间，由华国锋负责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进行修订，这暗示了对这位编辑者和他所选篇目的不满。这样，不仅是毛泽东的地位，而且连他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地位也动摇了。

【注释】

[127] 如许世友和韦国清将军，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还是广州军区司令，而韦国清则是广东省第一书记。

[128] 民运领袖魏京生被囚禁了十五年，1993年9月，他被提前半年释放。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全力申请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释放魏京生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

[129]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自己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第三十四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1972年尼克逊访问北京之后，由于中美两国国内的不利形势，两国关系进展甚微。在中国，激进的四人帮势力处在鼎盛时期，并正计划抢班夺权；他们的路线是坚定地排外，对与资本主义的美国搞任何和解抱有怀疑。在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因台湾问题而步履维艰，因为北京坚持满足三项条件：

（1）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

（2）废除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3）美国军队撤出台湾。

从全球角度来看，接受这些条件将被看作是抛弃台湾，并使美国对盟友所作承诺的可信性受到质疑。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国际形象的一面镜子，故解决台湾问题具有了超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外的附加意义。

据称，尼克逊总统准备承认北京，但由于水门事件而未能做到。尼克逊的政治前景越来越依赖于国会中保守派人士的支持，这帮人是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而且，尼克逊能否保住总统职位显得远比对中国的外交承认更加迫切。他深深地陷入了为维护其政治生命所作的拼搏，因而未能在对华事务上采取行动。

在尼克逊辞职后，过渡总统福特先是面临了越南局势崩溃的灾难，接着又越来越企盼赢得1976年大选，他因此被捆住了手脚。福特虽然原则上赞成正常化，但他也意识到，需要得到保守派势力的支持，因而未为承认中国作任何动作。福特的继承人卡特（Jimmy Carter）也在原则上赞同正常化，但在任期的第一年便被以下这些麻烦搞得焦头烂额：巴拿马运河条约问题、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苏联—古巴在非洲的活动、中东问题。这些紧迫的问题都需要得到国会中保守派的支持，而这些保守派人士经常自认为是『台湾的朋友』。

确实，台湾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横亘在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敏感障碍。美国的公众舆论反对与台湾断交，但是也赞成承认中国。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实现正常化，如何来保全台湾？政治家们同意，要是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就不会显得是抛弃了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大大减轻有关美国的信誉及其对其它国家所承担义务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美双方感到已作好实现正常化的准备之前，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必须要有所缓和。最后，主要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僵局被打破了。中方转而作出了一些微妙的让步，对这些让步，美国的三届总统已等待了将近七年。

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在水门事件和尼克逊总统辞职之后的三年里，中国方面时常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表现出不耐烦。卡特总统看不出有什么紧迫的理由要去迁就北京，尤其是当时似乎还找不到一条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宜之策。然而，他感受到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外交政策班子和开明的民主党人士对他施加的压力，这些人强烈要求为承认中国而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等待时机的卡特派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前往北京执行一项『试探性使命』，实际上这是一项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使命。

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1日-25日，万斯在中国进行访问。虽然他是卡特政府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国政府的接待却颇为冷淡。万斯建议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而在台北设立一个联络处，但中国方面拒绝这个想法，坚持要美国满足前述的三项条件。关于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连谈都没谈。[130]中方不愿承担以非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义务。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使命投入得很少，获得的也很少。由于巴拿马运河条约正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华府觉得无需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仓促』行动。但是，中国认为万斯之行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倒退。

布热津斯基访华

如果说万斯在中国得到的接待很不热情的话，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华（1978年5月20-22日）的情形则迥然相异，他成为中方竭力争取的对象。随着华府意识到苏联对中美轴心的恐惧猜疑，将是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张强有力底牌，对中国作出让步便突然被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了。华府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三项要求，同时希望中国不用武力去取台湾，亦不反对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宣称：『美国总统期待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决心与贵方一同克服在我们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道路上仍存在的障碍。』他评论说，美国拥有与中国一样的决心，『抵制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并接着称『我们两国都不容忍国际侵略者，他们打着不结盟的幌子在非洲推行大国的野心。我们两国都不寻求通过武力向我们的邻国强加政治服从。』为了表明美国的诚意，布热津斯基向中方透露了两份秘密文件的内容：第十号『总统评论备忘录』（美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和第十八号『总统令』（总统安全政策实施计划）。另外一些美国专家与中国的专家就国防、技术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尽管没有公开宣布正常化事宜，布热津斯基在私下里向华国锋和邓小平通报，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展开认真的谈判。中方对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感到满意，称之为『向前迈了两步』。

朝向正常化

1978年10月，卡特作出了有关正常化的最重大决定。卡特总统刚刚在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el-Sadat）与以色列总理贝京（Manachem Begin）举行的戴维营（Camp David）谈判中成功地扮演了调解人，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比较牢靠了，认定他终于可以废除美国对台湾所负的义务，于是确定1979年1月1日为外交承认中国的最后期限。美国方面慎重地考虑到，到那个时候，埃以条约将已签署，在那样一个愉快的气氛中，任何对政府处理台湾做法的批评都将显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如果中东协议泡汤，成功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将有助于向美国选民证明卡特具备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政治家才能。卡特想要塑造一个勇于决断的总统形象，希望利用中国来推进与苏联人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超越参议员甘乃迪（Edwafd Kennedy）等一帮鼓吹承认中国的开明人士的风头。

曾当过联合汽车工会主席的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及娴熟的谈判者。11月，他向北京政府递呈了一份联合公报的草稿，中方对此的反应是要求作一些澄清。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出人意料地宣布，他愿意访问美国——这是他愿意谈判成功的一个讯号。12月4日，中方提呈了他们对联合公报的修改稿，12月11日，邓小平收到了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

1978年12月15日，忧心忡忡的卡特总统作了一次匆忙安排的电视露面，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同意在1979年元旦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包括在次年3月1日互派大使，设立大使馆。美国将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将根据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提前一年先行告知的条款，在1980年元旦废除该项条约。总统保证『不会牺牲』台湾：美国将通过非正式代表继续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美台关系将包括出售武器。随后，他以明显愉悦的神情宣布，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

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对『猛然抛弃』台湾国民政府感到遗憾，但也觉得很难反对一个简单的可行性对比：与中国大陆九亿人建立关系相对于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保持关系。[131]通过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卡特表现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总统形象，他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利益超过了他在公众支持率方面的损失。

与此同时，华国锋主席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他特别指出，中国不喜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与台湾保持文化和商务关系，但它不想让这些问题妨碍正常化。

《联合公报》的要点如下：

1.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开系。

2.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

3.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a.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b.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c.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它国家的协议或谅解。d.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知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e.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4.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及建立大使馆。

美国方面就台湾问题单独发布了一份声明：

1.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之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2.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

3.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解决。

显然，主动打开台湾问题僵局的是中国一方，而邓小平则是主要的发起人。正常化将使他取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未能取得的成就，将使他得以访问美国，使中国扩大贸易，并使中国得以获取美国的科学、技术、资金和贷款。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中国非常清楚，它缺乏对台湾岛发动攻击的海军力量，并且，它正埋头搞四个现代化，显然不会想对台湾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困难的且已经拖延良久的战争。接受现状是权宜之举，因为这使中国得到了美国承认它对台湾拥有主权，虽然并不是立即占有它。

北京接受了新的观念，即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比台湾更重要。1978年11月的苏越条约含有很强的军事同盟的意味，可能刺激了中国人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纽带。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两个昔日盟友越来越深的担忧，或许促使了它与从前的西方敌人和好。中国甚至有可能已经在为日益恶化的柬埔寨局势而考虑与越南进行军事行动，它或许指望利用一个友好的美国来遏止苏联的卷入。无论如何，苏联的报纸对中国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勾结的动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与台湾的关系

为了缓和对台湾的打击，卡特于1978年12月27日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赴台北，率团的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佛（Warren Christopher）。[132]他带来了以下的口信：尽管终止了正式的关系，美国希望商务和文化联系将继续发展。美国代表团遇上了一万名愤怒的抗议人群。

蒋经国总统对代表团称，他的政府和人民对华府在与北京达成协议前没有事先与台北磋商感到愤慨。他坚持，未来的台美关系应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政府应被承认为实际控制台湾的政府，它将继续表现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国只准备讨论一项非官方、非政府接触的框架。两天的谈判努力没有结果，代表团无功而还地回国了。

美国与台湾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外，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五十九项次要一些的条约和协议。这些条约和协定保护双方在农产品、原子能、航空、产权、药品控制、经济和技术合作、教育、投资担保、海事、邮政、税收和商务贸易等方面的特殊关系。

美国在台湾的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在台湾经商的美国大公司包括像Bank of America，Chase Manhattan Bank，Citicorp，American Express，Ford，RCA，Union Carbide，Zenith，and Corning Glass等商界巨头。1978年，220家美国公司在台湾拥有5亿美元的投资。1978年，台湾繁荣的外贸总额达237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73亿美元）是对美国的贸易。显然，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纽带是不会轻易被削弱的；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人们期望这些联系将继续发展，而不管什么外交承认被撤销。

在最初的气愤发作之后，台湾领导人平静了下来，以尊严、勤职和自立经受住了这场政治风暴。他们意识到自己担当不起过分触怒美国，因为与美国的联系，虽然是非官方的，对台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由于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如期于1979年3月1日关闭，因此就必须指定替代机构来处理继续下去的美台关系。国民政府竭力争取某种官方地位，而美方谈判者则坚持非官方关系。1979年2月15日，双方终于商定，在台北设立一个美国在台协会代替大使馆，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照料台湾的利益，该委员会在九个城市设立类似于领事的分会。美国在台协会的职务将由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担任，他们将不具备任何官街。

与此同时，国会发表了几个决议，以表达对台湾前途的关注。1979年3月10日，参众两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两个文本稍有不同的法案（《美中关系法》或《与台湾关系法》），批准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同意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法案表达了美国决心维持与台湾人民的广泛关系，并『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统一这项法案的两个版本需要由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进行协调，法案的最后定本于3月28日在参议院（85对4票）和众议院（339对50票）得到了通过。

越南入侵柬埔寨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得不到公开承认但极有可能的反响，是越南在苏联庇护下入侵柬埔寨。越柬关系一直在恶化。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实际上的军事同盟。在美国宣布承认中国的十天以后，越南入侵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经过半个月惊人有效的闪电战之后，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Pol Pot）政权。柬埔寨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干预，而中国则把这场入侵看作是苏联在亚洲谋取霸权的证明，并迅速将部队调往中越边境。

尽管美国承认中国与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但许多人私下都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确实刺激了苏联和越南对柬埔寨采取行动。中国面临着如何对待这场入侵的困难抉择。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肯定将有助于中国人评估美国的态度。

邓小平访美

短小精干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28日飞抵华府，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这是三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美国，这使华府安排了比通常更豪华、更正式的接待规格。虽然邓小平在中国的正式官衔仅位居第三，但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华府急于想让他看一看美国，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并理解国会在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私下希望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讲话和缓，且不要发表什么刺激苏联的声明。

在抵达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白宫出席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仪式上鸣放十九响礼炮，并由来宾检阅仪仗队。卡特总统欢呼这次访问是两国『重新修好和崭新开端的时刻』，称『这是长久关闭的窗户重新被打开的和解的一天』。邓小平在答词中表示感谢，但也不失时机地对苏联进行了不指名的抨击：『今天的世界远不那么平静。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引发战争的因素正明显地增加。』在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及其随员作了四个小时的会谈。

几百名公司总裁、国会议员和其它美国要员出席了白宫的欢迎晚宴。在宴会上，邓小平对苏联威胁世界和平作了又一次含蓄但明白无误的激烈抨击：『在建交公报中，我们双方都庄严地承担了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并将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豪华的晚宴之后，宾主前往甘乃迪中心观看美国音乐舞蹈表演和哈林队（Harlem Globetrotters）精彩绝伦的篮球表演。但晚会的中心却是邓小平。他既是观众，也是光彩照人的表演者。他登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并亲吻合唱团小演员的前额，这完全是美国政治家竞选公职的风格。副总统蒙代尔（Mondale）调侃说：『幸亏您不是美国公民，不然您是会当选上您想得到的任何职位的。』在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众议院时，邓小平震撼了国会山庄。关于台湾问题，他指出中国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说法，而是改称『统一』祖国：

我们将充分尊重台湾的实际情况，直到达成台湾回归祖国、实现中国的统一。我们将允许台湾的现存制度和它的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我们将允许台湾的地方政府与日本和美国等国人民保持民间关系。通过这种政策，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实现和平统一。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但是，中国不能承诺不使用其它手段。

这些话使参议员杰克逊（Henry Jackson）等国会议员感到放心，他们当然希望能得到更明确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他们尊重邓小平在行使中国的选择权力时的谨慎做法。

至于苏联，邓小平的批评非常尖锐。虽然他不反对美国将与苏联达成的任何战略武器协议，但他强调『你们不能相信俄国人』。议员们听了都点头表示同意。但单独会见新闻记者时，邓小平更激烈地谴责苏联，敦促建立一条由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等组成的联合阵线，遏制俄国在全世界的扩张。他指责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建议美国应谴责这两个国家，或至少应谴责越南。邓小平坚持称，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邓小平精彩地扮演了亲善大使的角色。他与卡特培植起了热情的友谊，并以他的机智、幽默和适度的自信倾倒了美国国会。他那机敏的仪态举止——握手、拥抱、亲吻、微笑、大笑和玩笑——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喜爱，让他们觉得，这样一个戴牛仔帽豪放的人，即使是个共产党人，也是很难叫人恨得起来的。中国人则通过电视卫星跟随了邓小平的每个行踪，心中无限自豪、开心。以前传说邓是一个直率、好争、容易发怒的人，但现在许多记者到处看，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邓小平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一个热情洋溢的普通人，而不是斗志昂扬的革命者。他极力地表明，虽然中国贫穷落后，但它决不是国际乞丐。它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但也能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一个广大有利的市场。由于邓小平极具感染力的人格和他对公众心理的了如指掌，亦由于美国人喜欢新鲜并崇拜新的名人，邓小平的杰出表现使美国人在心灵上向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具备同等建设性的成就，那就是邓小平亲眼目睹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现代化经济的运行。行政部门虽然权力巨大，但却有限制，邓小平看到了国会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独特作用。在参观福特公司的一个装配工厂、休斯机械公司和约翰逊太空中心时，邓小平认识到了美国企业管理的高效率，它能运用太空时代的技术和勤奋的员工提高显然舒适的美国生活水平。邓小平学到的许多东西很有可能在设计中国的未来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对自己美国之行的结果很满意。他和外交部长黄华与卡特和万斯签署了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和领事关系方面的三项协议。最后一项协议规定中国在旧金山和休斯敦设立领事馆，美国则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在致卡特的告别辞中，邓小平称这次访问『完全成功』，并表示他相信中美关系『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巨大的进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兴奋和希望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的乐观情绪，他们现在能够公开地自由地相互了解对方，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入侵越南

1979年2月17日，在邓小平回国后刚过了一星期，中国军队大规模侵入了越南。入侵的名义是对越南人无数次侵犯中国领土实施报复，但实际上，这是中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与越南在接受了二十五年多中国的援助后公然忘恩负义的惩罚。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向胡志明提供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著名的奠边府战役（1954年），就是越南人主要用中国的武器、在中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美国介入越南的鼎盛时期（1964-1971年），中国派遣了三十万技术人员和部队前往越南，帮助他们开展防空、工程、铁路修筑、道路修复和后勤设施等工作；其中约有一万人献出了生命。1950年到1978年间，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总计约在150亿到200亿之间，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做出了这么多友谊的举动，中国指望越南能表示出感激和善意，但一当河内控制整个越南，它便对中国无所表示了。或许是担心中国的巨大影响，越南拒绝对中国的依赖，反而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逐渐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接着发生了迫害浪潮，约有十六万华人被迫逃难。极度侮辱的是越南与苏联缔结了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友好和共同防御条约，这项条约的意图是使苏联包围中国，也表明了越南狠毒地抵制中国。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及随后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政权之垮台，令中国忍无可忍。

邓小平在逗留华盛顿期间，公开说要『教训教训越南』，但他没有点明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人想打一场快速的战争——像1962年入侵印度一样——轻松取胜，并在苏联能作出适当反应的决定之前迅速撤退。这是一场邓小平认为值得进行的合算的冒险。他预计，由于中国新近获得的国际联系，苏联不会作武装干预。为了平息世界舆论，中国在入侵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一场时间短暂的有限行动，中国绝对没有意图侵占越南领土。

中国的入侵投入了25万部队、数百坦克、战斗机及火炮，沿450英里的战线分十个方向展开。这样的规模表明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在一开始推进神速，进展顺利，一星期内攻克了边境附近越南的四个省会城市。[133]然而，他们的推进不久就大大迟缓了，主要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中国人曾希望吸引敌军投入决战，众而歼之，但越南人有意避免直接较量。在60万越南军队中，约有三分之二驻扎在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执行『占领任务』。越南方面不想抽调这些部队而冒危及这些地区安全的风险，它的计划是只动用地方部队和民兵来与中国军队作战，从而将它的精锐部队保全下来免遭围歼。

随着战争的拖沓，中国迅速取胜的前景暗淡了下来，而苏联报复的危险也相应增加。3月1日，中国提出和谈建议的同时，加强了对谅山的代价高昂的进攻。人们普遍相信，甚至希望，中国方面一当攻占谅山，就能宣称得胜而凯旋回国。3月2日，谅山城几乎完全被夷平，越南人撤离该城，部署到周围山地。中国兵终于占领了谅山，但这个胜利来得很艰苦，也不怎么显眼——离中国人梦想的速战速胜目标有很大的距离。在攻占了越南北疆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和省会城市之后，中国宣称已完成了它的目标，宣布停火。3月5日，北京宣布中国军队经过十七天的战斗之后开始撤退，次日，河内同意举行和谈。至3月16日，中国完成了撤军。

西方军事专家很困惑，中国为什么要为了很小的收获而冒这么大的风险，其中包括苏联的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理解，当中国被从前乞求它帮助的国家抛弃时，它有了被羞辱和被出卖的双重感受。而越南对待中国和其它弱小邻国日益傲慢的态度以及它与苏联的结盟，更加深了中国的被出卖感。中国感到，这样一种公然的敌对必须予以回击，否则中国的信誉就完了。邓小平还想向世界显示，中国不害怕战争，也不畏惧苏联干预的威胁。

如果说中国教训了越南的话，它自己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如果不好好整顿军备的话，中国就无法有效地打一场现代战争，另外，战争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十七天的行动中，中国遭受了46000人的伤亡，损失了四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共耗费13.6亿美元。国家贫瘠的资源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直接对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迫使1980年度的军费预算削减了19亿美元。同时，军事上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日益成为必不可少的目标。

商务和其它关系的正常化

在中国获得外交承认之后，中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谈判，以促使贸易、文化、科学关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关系正常化。中国尚未取得最惠国待遇，这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极难有竞争力。要让华府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首先必须解决被没收的美国在华资产和被冻结的中国在美资产问题。

债务协议和商务协议

在1979年3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变成正式大使馆之后的第二天，年轻时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萨尔（Michael Blumenthal）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草签了一项协定，解决了关于『被冻结资产和被没收产权』的纠纷。这些纠纷可追溯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其时，杜鲁门总统为响应中国的参战，冻结了价值8050万美元中国在美资产。中国对此实行报复，没收了由美国教会、公司、学校和个人拥有的在华财产，价值1.969亿美元。事实上，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这些有争议的美国财产就已经在中国控制之中了。总共有384份美国的产权，其中最大的产权是由Boise Cascade Corporation拥有的。

在北京草签的协议使中国得以保留美国的财产，但要支付8050万美元来偿还全部的美方产权——大约相当于用4角1美分偿还1美元。中国将在1979年10月1日支付3000万美元，余款采用分期付款，每年10月支付1010万美元，到1984年付清。美国方面将『解冻』价值805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但其中有多少属于中国政府，多少属于在中国境内外的银行、公司、学校和个人，就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付款虽然与它被冻结的资产金额相等，却不与冻结资产挂钩——美国产权人将立即得到他们的赔款。这在国际协议中是很少见的。与其它一些这类的国际协议相比，这显得是一项很有利的协议，中国的赔偿比美国人曾期望的更有利些。[134]

这项草签的协议只需由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署就能生效，无需提交各自的议会批准。为了签署这项协议并谈判一项新的商务协议，华府派贸易部长克雷普斯（Juanita Kreps）前往中国。1979年5月11日，她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签署了关于『被冻结资产—被没收产权』的协定，最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纠纷。

此时，谈判一项商务条约的道路扫清了，这项商务条约将相互给与对方最惠国待遇，允许商人在对方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对专利、商标和版权提供相互保护，并将使按章开展银行储汇交易成为可能。这些问题每一项都要求得到详细的讨论，一直到克雷普斯访问的最后一天，双方才达成并草签了一份协议。

两个月后，这项商务协议正式签署了，但部分是由于美方担心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国会的批准被耽搁了。

不可能那么快就总结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好处——它们永远在发展着，对它们的评估受着评估人的不同立场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异。但是，所有人都能同样地领悟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好处。首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国最能符合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虽然人们极为关注台湾的安全，但相比于美国承认大陆政府之前，台湾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并没有受到被武力占领的更大威胁。中国不断呼吁台湾与大陆统一，这种姿态缓和了许多人感觉到的极度的紧张局势。中美文化纽带的扩展，使中国得以谨慎地选择现代化的模式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同时也使抱着浓厚兴趣和欣赏力的美国得以从容地走进中华民族智慧、技艺和艺术的巨大宝库，其中既有传统的珍宝，也有现代的事物。中国得以更便利地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将有利于它进行迈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而正当美国需要增加出口之时，美国的商品获得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尽管仍是有限的）市场。最后，中国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将能捍卫亚洲的现存和平，而中美之间的联系构建了一个新型的、更加均衡的三角力量，这使世界得以从动荡不安的美苏两极格局中解脱出来。

【注释】

[130] 此处系根据邓小平副总理的说法。

[131] 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8%的人赞成总统的行动，而24%的人反对，18%的人不表态。

[132] 随访的有法律顾问Herbert Hansell和美国太平洋驻军司令Maurice Weisner上将。

[133] 老街、莱州、高平和芒街。

[134] 当时是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与苏联达成的一个类似协定是12美分支付1美元；与匈牙利的是30美分；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是40美分。

第三十五章 四个现代化

如果中国存在某种全民共识的话，那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抱负——即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这项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国家。四个现代化被写进了党章（1977年8月18日的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和国家宪法（1978年3月5日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这项规划就不会受领导人更替的影响。

十年规划

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主席宣布了一项1976-1985年现代化十年规划；由于已经过去了两年，它实际上是一个八年规划。它详细地规划了应该在四个部门实现的重大目标。

工业部门

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将等于或超过此前二十八年的投资总额，据统计是4000亿美元，年工业增长率设定为10％。华国锋提出要完成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六大油田、三十个大电站、八大煤炭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七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政府希望，到本世纪末，中国主要部门的工业产量将『接近、达到或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

钢铁

1952年的钢产量（155万吨）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点，1960年增长到1867万吨。大跃进降低了钢产量，1961年仅800万吨，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抑制了钢铁生产。一直到1970年，钢铁生产才得到恢复，1973年达到了2550万吨。然而，在四人帮掌权时期，产量再度下降——1976年仅生产了2100万吨。总之，在1960-1976年间，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

十年规划号召到1985年钢产量增长到6000万吨，1999年增长到1.8亿吨。为取得这样巨大的增长，计划与德国公司合作，耗资140亿美元，在冀东（河北省东部）建立一个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吨的大型钢铁基地；另外计划与日本公司合作，投入启动资金20亿美元，在上海郊区的宝山兴建一个6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基地。还将在其它一些地方兴建一些较大规模的钢铁厂，并对现有的钢铁厂进行更新。

石油

1957年以前，中国的石油生产微不足道（每年生产146万吨原油）。六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东北发现并建成了大庆油田，在山东建成了胜利油田，在天津港区兴建了大港油田。1960年到1965年间，原油产量翻了一倍，1969年又翻了一倍。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了1.04亿吨。十年规划号召要建设十个新的油气田，耗资600亿美元。

煤炭

中国能源供应的70％靠煤炭，但大部分煤矿规模都很小，设备很简陋。十年规划提出建设八个新煤田，同时对现有煤矿进行更新，以期使煤产量翻一番，达到每年9亿吨。这意味着平均年增长率将达到7.2％左右，而1970-1977年间的年增长率是6.3％。

电力

令人惊讶的是，电力生产是现代化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1978年的总发电量为2566亿千瓦小时，使中国位于世界电力生产国家的第九位，但人均耗电量却仍远远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十年规划提出兴建三十个大电站，其中二十个为水电站。最大的项目有位于湖北宜昌附近长江上的葛洲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0万千瓦，以及青海省西宁附近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60万千瓦。这三十个新的电站将使年发电量提高600万到800万千瓦——这远远低于维持10％的年均工业增产率所必需的13％-14％增长率，更不用说增加个人的耗电量了。

农业部门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然而，自1949年以来，农业所获得的投资始终少于工业和国防。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没有提高多少农业产量。1963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宣传伎俩而已，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农业推到了崩溃边缘。1977年8月8日，《人民日报》坦白地宣称：『只要出现自然灾害，就会发生巨大减产；小灾害则小减产；即使气候良好时也没有多少增产。』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1977年，全国的人均口粮与1955年的水平一样；换句话说，粮食产量的增长只大致等于人口的增长加上工业和其它用途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华国锋在宣布十年规划时号召要通过机械化、电动化、水利灌溉和更有效利用化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量。具体地说，目标包括：

1.每年增长4-5％的农业总产值。

2.到1985年将食品产量提高到4亿吨（1977年是2.85亿吨，故年均增长率是4.4％）。

3.使85％的主要农活实行机械化。

4.发展水利工程，以保证每个农业人口占有一亩（1/6英亩）良田或一亩确保灌溉的农田，耕田总面积达到8亿亩（1.21亿英亩）。

5.在全国建立十二个商品粮基地。

为了提高自1957年以来农业生产每年2％的缓慢增长率，政府确立了几条新的指导原则。以前一直是自负盈亏的基本计量单位『生产小队』，现在被更大的『生产大队』取代。其次，采纳『按劳分酬的原则以刺激农村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这样，『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便成为一条基本的农村经济政策。此外，对家庭『副业』的鼓励将有助于补充集体经济。农村家庭不拥有公社分配的『自留地』，但有权耕种它们。农民不能出租、出售或转让土地，但拥有自留地的产品。『副业』生产占农业和农副产业生产总额的25％。最后，政府希望通过密集开发，使公社和队办企业能支持大工业和出口贸易。

科学现代化

科学技术被看作是其它三个部门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方毅副总理递呈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号召：

（1）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达到或接近1970年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

（2）把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规模扩大到80万人；

（3）发展最先进的科学实验中心；

（4）完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制度。[135]

《纲要》把27个领域里的108个项目列为重点研究项目。

中央希望，到1985年，中国将只比最先进国家落后十年，并拥有到本世纪末赶上先进国家的坚实基础。

军事现代化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人数约为432.5万人。其中仅陆军就拥有325万人，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数量上也位居第三。[136]但是，除了在战略部门集中发展的武库（即核炸弹和弹道导弹）外，中国的军事技术仍落后于西方约二十到三十年。部队训练有素、斗志高昂、政治觉悟高，但武器装备却极其不相称。经费缺乏和技术落后所造成的状况，因毛泽东强调精神胜过武器而更加恶化。他的『人民战争』的想法是，运用大量经过政治动员和严格训练的游击队骚扰入侵者并将其赶走，这基本上是一种防御观念，缺乏进攻活力。1979年中国不甚出色的入侵越南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卓越的战略家、前总参谋长粟裕宣称，毛泽东的观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军事思想的发展。』

在五十年代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立起了几乎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一些产品（如AK-47步枪）位列世界最精良武器。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二、三十年。真正迅速的现代化要求大量购买外国武器和仪器，但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将使中国听由外国供货商宰割。中国长期军事规划中的最优先考虑仍然是控制本国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计划通过专门的订单，有选择地购买高技术系统和武器生产设备以帮助本国的武器生产。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大规模更新陈旧装备的迫切需要，但也看到这样做的惊人代价。虽然中国的国防预算是国家机密，但西方估计它在1976年为3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一份英国的资料称中国1978年的国防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10％，或大约35亿美元。新式装备的生产、设备及维修占该数据的58％。哪怕只是让中国军事的一部分实行现代化，那么，到1985年，所花费用也将高达3000亿美元，这是不可能支付得出的。由于这样一笔开支要求大量投入外国资本和设备，因此军事现代化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次序上只占较次要的位置。

最根本的讽刺可能是，中国竭尽全力去获取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然后将花五到十年时间使如此新式的装备与现存机制整合起来，到那时，更先进的国家将已经采取了更新的装备，中国仍将落后十年到十五年。虽然这可算是现有能力的改善，可它也必须被看作是未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目标。

紧缩和调整重点

最初的十年规划是一种政治愿望而非一项经济蓝图，因此缺乏可行性方面的谨慎研究。在这个规划的第一年中，政府启动了十万个基建项目，耗资400亿美元；加上军事和科学方面的采购，总支出达到1978年1980亿美元国民总收入的24％。一些大型的对外合同也在谈判之中，包括宝山钢铁基地（20亿美元）、冀东钢铁基地（140亿美元）和一项与美国国际旅店公司洽谈的旅店建设项目（5亿美元）。此外，地区机构也与外国供货商签订了大量相当规模的协议，这些加上基层基建项目，使1978年的投资总额达到国民收入的36％，接近大跃进年代40％的比例。如此过度的超支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经济现状不久引发了批评性检讨。最高层内就投资的范围和重点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出应对农业生产给与更多的重视，这反映了最高领导层重新评估的结果。同样的情绪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表达。

中国有限的财政和科学资源迫使领导人重新检讨十年规划。中央决定，优先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其次是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并挣取外汇的轻工业，然后才是重工业。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从260亿美元（400亿人民币）增加到了500亿美元（900亿人民币），轻工业和出口工业也获得了新的拨款。在重工业方面，钢铁生产指标从6000万吨削减到了4500万吨；但煤炭、电力、石油和建筑工业的投资比例保持不变。能够立即完成并挣得外汇的项目得到鼓励，而以后的投资项目则计划依靠银行贷款而非政府拨款。另一方面，那些需要巨额资金以及在资源、原材料、选址、交通、技术能力或能源供应等方面遇到麻烦的项目或是推迟上马，或是干脆取消。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上，华国锋宣布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1979-1981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紧缩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348个重工业大项目（包括38个钢铁厂和冶金厂）和4500个小项目。1979年的资本投入削减到国家开支的34.8％。具体来说，钢铁、机械和化工工业方面的投资削减幅度最大，1979-1980年度它们的投资配额减少于30-45％。基建投资也大受影响，上海削减33％，内蒙古削减了40％。与此同时，农业投资从1978年国家预算的10.7％提高到1979年的14％和1980年的16％，而纺织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从1978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5.8％和1980年的大约8％。

紧缩政策势在必行，不仅是由于中国的外汇存款、财政资源和消化能力都很有限，也因为1979年入侵越南的代价出乎意料地高昂。此外，最初对石油产量及其出口能力的估计也太乐观，能源部门不尽人意的表现，使中国利用石油出口来为现代化筹措资金的设想落空了。1978年的预算赤字为65亿美元，1979年上升至113亿美元。显然，中国需要有经验、更精确的经济规划。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日本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大来佐武郎受邀前来中国担任顾问。

由于紧缩政策，1985年国民经济应达到的指标大大降低了，下表显示的是降低后的新指标和1985年五大工业行业的实际产出：

应予注意的是，两种主要的能源煤炭和原油的产量增长很小。煤产量在1978年增长了12.5％，但1979年只增长2.75％。原油产量在1979年增长了1.9％，相比之下，1978年却增长了11％，而1957年到1977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22.5％。这一巨大的落差或许表明，当时开采点的石油出产量业已过了顶峰，因此表示必须作新的勘探。发电量增长率也从1957年到1978年间13％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79年的9.9％和1980年的2.9％。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交通和能源仍然是现代化规划中的主要障碍。石油、煤炭和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尽管货运量从1950年到1978年增长了9.7倍，铁路里程却只增长了1.4倍——交通道路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除非能源和交通的瓶颈能够缓解，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将被捆住手脚。石油产量的小幅度增长，已经巨大地削弱了中国赚取外汇为购买外国高新技术筹措资金的能力。

或许可以从纺织业和轻工业中获取一些附加的收入，这些行业能够比较容易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挣取外汇。由于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的增加以及较优质的原料，1980年第一季度的纺织品产量比1979年同期增长了30％，而轻工业则增长了21％。但这些资源能否产生有力加速现代化进度所需的足够资金，却是大可置疑的。

快速现代化的后果

正如实现现代化会产生问题一样，现代化的加速实现也会产生问题。首要的是通货膨胀，这在以前时期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时政府有意识地推行一种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当民众购买能力很小的时候，对货物的需求保持在较低水平，物价也比较稳定。随着工资的提高和政府购买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77-1979年间上涨了20-50％），国家相应地提高了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1979年官方统计的通货膨胀率为5.8％，但实际可能达到了15％。物价毫无节制地一路飘升，1980年的年膨胀率达到了15-30％，而轻工业的增长仅为9.7％。当物价上涨快于生产力增长时，便产生了一种涨价心理，引发了黑市和投机倒把。政府预算也反映出赤字的不断增加：1979年为113亿美元，1980年为100到120亿美元，1980年可能为60亿美元。为了减少赤字，财政部在1981年春计划发行33亿年息为4％的十年期国库券。政府企业、行政机关、人民公社和军队被责令根据能力购买这些债券，但个人似乎可以自愿决定购买。国库券的发行表明了中国正面临财政困难。

通货膨胀和过度超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1981年决定削减40％的大型基建项目。许多有外国公司参与的大项目被突然终止了。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遭遇最惨：日本损失的总额估计达15亿美元，其中包括宝山钢铁基地和三个石油化工项目。德国的损失要小一些，而较晚步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则损失最小。中国人坦率地解释说，他们目前没有钱继续搞这些昂贵的工程，他们同意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但他们不提确切的数额。[137]外国人理解中国的财政困境，但当中国单方面取消谈妥的协议时，他们必然对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提出了怀疑。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可靠交易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基建工程的下马导致了无数工人被解雇，加剧了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国曾经夸耀，它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工作，自豪地宣称中国没有失业——只有待业！

现代化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一些学者和学生被选派出国进修，他们中许多人是高干的直系亲属，这进一步加强了精英主义倾向，扩大了社会分层。

另一个不断加深的问题产生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和各种工矿企业本身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种『飞地』策略，把一些重要的工业落户到经过选择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区于是就较便利地享受了现代化的果实——更高的工资、更大的向上流动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城市中一个普通产业工人每月大约挣40美元，外加奖金，而一个农民每月平均的现金收入只有5-7美元。一个城市工人收入超过一个农民六到八倍是很平常的事，而科技人员则比农民多收入十几倍。在工业部门内部，效益也大不均匀：1978年，石油行业享受40％的利润幅度；电力行业是31％；冶金行业13％；煤矿行业则只有1％。效益不仅决定投资水平，也决定奖金和福利的额度，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方式。奖励的差异导致了工作热情的程度差异。

在所有这些快速现代化的不利后果背后，隐藏着称得上是中国最严重的难题——信任危机。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仍然贫穷落后。以往的成就报道经常被揭露出是纯粹的宣传，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丧失了信心。人们的思想中还存在对实现真正现代化的明显不信任。年轻人对党员干部的特权地位和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尤其反感，根据这些人以往的表现，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有执行现代化计划的能力和诚意。确实，许多担任中下层职务的党员干部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受到了现代化新要求的挑战，私下反对、抵制或延缓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新举措。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两头热，中间冷』——意思是国家领导人和人民都想要现代化，但中层官僚却反对变革。中国的报刊公开讨论中国的三重危机：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念、信心和信任。

外来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精髓

现代化一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目标。但是激进的中国共产党觉得借鉴西方和日本有失体面。1975年9月，四人帮的一名代言人宣称：

『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就是丧权辱国，全盘出卖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全盘西化』，在思想上就是颂洋非中……『全盘西化』，在经济上就是散布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迷信，使中国经济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

因此，毛泽东主义派提倡自力更生。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同样也知道中国的资源有限。他担心，现代化会对诸如收入分配、工人地位和精英主义及官僚主义复辟等敏感问题产生副作用，从而牺牲他的平均主义。但二十年间（1958-1976年）的自力更生和排斥外国技术，却使中国处在落后贫穷的深渊，而在此期间，其它国家则通过技术革新大踏步地向前跃进了。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开创一个新的起点以弥补时间损失的道路扫清了。一项现代化的应急计划已经启动了，邓小平是腾飞的主心骨。中国领导人设想，科学技术和技术更新的动力基本上是中性的、无阶级的，它们可以无害地植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制度。

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不想模仿西方，而是要锻造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然而，与外国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和技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获取这些东西的人的思维和行为。晚清时期的『体用』之争又以另一种形式再现了。在中国的西方科学家和在发达国家受训的『归国』留学生，无疑将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发挥新的影响。

虽然中共一再告诫不要受外国文化的影响，但与国外意识形态、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接触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是无法完全遏制住的。一种期望是，中国人将能够得到一种折衷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将确实在思想和专业上现代化，同时又不失去他们中国血统的独特性。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确保完全按一张特殊的时间表来进行，但中国领导层日益务实的目标似乎都指向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最终成功实现——或许要到廿一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才能大致完成。

【注释】

[135] 这27个领域包括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运输、海洋学、环境保护、医学、金融、贸易、文化和教育，另外还有一些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

[136] 根据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做的研究，中国的武装部队包括以下这些主要单位： 战略部队：中程导弹：30-40枚CSS-I型导弹，射程为六百到七百英里。中程弹道导弹：30-40枚CSS-2型导弹，射程为1750英里。（远程弹道导弹：若干在1976年首次试验的CSS-3型导弹），射程为3500英里，还有数量更少的CSS-X-4型导弹，射程为6000-7000英里，1980年5月首次试验——作者） 陆军：325万人，10个装甲师，121个步兵师和150个独立团。 海军：3万人；另有3万海军航空兵，岸基飞机700架；38000万名海军陆战队；23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还有相当大数量具有导弹发射能力的潜水艇和驱逐舰。 空军：40万人，5000架作战飞机，包括约4000架米格-17和米格-19型飞机，以及数量不多的米格-21型和歼-9型飞机。

[137] 据报道，日本公司三菱重工要求得到8400万美元的赔偿。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

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1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法律和政治大事：审判四人帮和林彪的同伙。过去，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异见者或政治反对派往往简单地被清洗、关押、清除或被『遗忘』。但是，现在新的领导层急于标榜尊重法律的形象，于是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罪行。

在逮捕四人帮到开庭审判之间有四年的间隙，这表明了问题极其敏感和复杂，也表明党内对这样做是否明智、将采取怎样的程序等问题有激烈的争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崛起及其活动大有关系。如果毛泽东被牵涉到审判当中，那么，为了澄清真相，中共就必须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的作用作一个正式的评价。然而，由于各位领导人所持的意见分歧极大，无法很快达成共识；而等待这样一个评价将继续推延审判。此外，由于华国锋主席在四人帮左右国家政策时期担任公安部长（和以后的总理），他的地位就十分微妙了。他完全有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会被当作证人传唤出庭。因此，使毛泽东和华国锋完全脱离审判的问题，就成了国家高层人士讨论的要点。不经过长久的争论、激烈的谈判和许多妥协，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在1976年10月被捕后，四人帮就不断受到政府调查人员的传讯，政府希望透过这样来收集证据、供词和其它任何相关资讯，作为正式起诉的基础。但这四个人都是些老练的政客，他们巧妙地回避问题，把行动的一切责任全推到了毛泽东身上。1980年5月，中共对四人帮举行了一次秘密的预审听证。江青激烈地申辩自己无罪，坚持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她说，毛泽东的唯一错误就是选择华国锋当总理，因为这刺激了华国锋猎取更高职位的胃口；他最终背叛了毛主席的教导，像一个世纪前的李鸿章一样向资本主义国家屈膝投降。她坚持称，华国锋不仅完全知道并支持她的活动，而且事实上（作为公安部长）也深深地卷入了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镇压；因此他必须被传唤出庭作证。

王洪文和张春桥也一样把行动的所有责任推给毛泽东，他们进一步指出，华国锋是局内人，他知道一切。姚文元的申辩只是稍有不同，他认为党中央应负责任，并且批评现任领导层通过与外国资本家合作来搞四个现代化是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总之，四个人全都牵连进毛泽东和华国锋来作申辩。

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很快出现了两种思路。总书记胡耀邦和党的副主席陈云主张，只有先评定毛泽东的贡献和错误，才能恰当地确定四人帮的罪行。要是毛泽东不藐视『党内民主』，不庇护四人帮掌权，这四个人怎么能对国家做出如此暴戾的伤害？另一方面，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主张，在审判以前对毛泽东的责任作任何评判，将减轻四人帮的罪责；必然的逻辑结果将是，毛泽东和党将负最终责任。他们要求在评价毛泽东之前先评判四人帮的罪行。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拖延，领导层最后决定，审判将按宣布的日程进行，不先对毛泽东的作用作评判。中央通过了几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按邓小平副主席的意见，要分清『政治错误或判断失误』与谋害、非法拘禁和肉体折磨等实际罪行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被看作是『错误』而非『罪行』；因此不能对他提出指控。通过的其它一些原则如下：

1.正式审讯『四人帮』将在两、三个月内进行。为顾及保守『国家机密』及维持毛泽东『声望』，审讯仍将采取秘密方式。

2.有关毛与『四人帮』的关系，经协商决定：先定『四人帮』罪行，再正式评价毛功过，如此对于批毛问题可做弹性调整。但强调把握『多讲不如少讲，少讲不如不讲』原则，审讯中尽量回避与毛功过有关的问题。

3.王、张、江、姚四人罪行虽略同，但错误严重程度不一，江青因罪大恶极，为四人之首，王洪文因投靠提拔窜升要职，其资历短浅，属四人之末，根据预审决定，将四人排名顺序为江、张、姚、王。

一个有三十五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成立了，分作两个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审判四人帮，军事审判庭审判林彪的六个同伙。由于林彪集团被指控阴谋反对毛泽东，而四人帮则被指控在毛泽东的庇护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将这两个集团捆在一起审判似乎不太符合逻辑。但政府解释说，这两个集团在文革期间阴谋勾结，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国家、人民和当时的领导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集团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得宠于毛泽东，而且这两个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都未得逞。

审判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正式宣布人们等待已久的审判。另外三、四十名法官中有军人、政治家和著名知识分子[138]；他们中有七个人未受过任何法律训练，但他们是推选出来表达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谴责的『特别顾问』。外国记者不允许采访，只有880名从各省和中央党政军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允许轮流旁听。

聚焦点自然在67岁的大名被告江青身上，她神气十足地步入法庭。她穿着一身黑色服装，这种颜色据说象征着施加给她的不公平，或许也表示她对曾经由她代表的左倾思潮之没落的悲哀。四人帮的其它几个成员，63岁的张春桥看上去萎顿、冷漠，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一些；49岁的姚文元已经发胖；而45岁的王洪文显得很踌躇，或许是因为他在所谓的『认罪辩诉协议』中与公诉方进行了合作。其它的同犯有76岁的陈伯达，他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投靠了林彪，1970年被清洗；还有与林彪勾结的五位将军[139]。他们坐在罪犯席的铁栅栏后面，神情萎靡、举止局促、邋遢、憔悴、苍老，一看便知已被长年关押。只有江青显得高傲、倔强，全然轻蔑地直视法官和公诉人。

首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作为特别公诉人列举了六名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如果活着也将被指控为被告：林彪、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在1971年空难中丧命的另一位追随者、康生（毛泽东从前的警卫头目）及其继位者谢富治。明显地是没有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也没有人觉得他是『五人帮』中『不被起诉的被告』。

随后，黄火青宣读了一份两万字的起诉书，指控这些被告篡夺国家政权和党的领导权。他们的主要罪状分成四类：

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2.迫害、杀害、折磨大批干部和群众，人数超过34375人。

3.阴谋策划等毛泽东去世后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1976年8月王洪文负责向民兵分发三百门大炮、七万四千枝步枪和一千万发子弹。

4.阴谋策划刺杀毛泽东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上述头两类适用于所有被告；第三类针对四人帮，而第四类则针对林彪集团。对被告提出了四十八项在法律上很严密的具体指控，没有包括意识形态上或政治上的错误。

在审判期间，江青选择为自己辩护。这位从前的女演员差不多做了她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她故作无辜和镇静状，其中还夹杂着一种自豪和傲慢，显示对整个审判程序的『高傲』鄙视。她试图塑造一种革命烈士的形象——一位中国的贞德[140]——她唯一的过错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她坚持所有的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而采取的。不然的话她能做什么？许多称她为『巫婆』和『世界上最可恨的人』的中国人内心也同意她的观点，甚至私下承认她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得出结论，毛泽东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如果没有他，江青是永远不可能那样的。

江青被指控是下述阴谋的主要策划人：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见毛泽东，诬告周恩来总理可疑地会见其它一些领导人，试图阻止周总理提名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她对这个指控轻蔑地回答说：『不，我（对这事）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公诉人随后叫王洪文来作证。王洪文承认，1974年10月，他们四个人确实在北京江青的住处（钓鱼台国宾馆）碰头，密谋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他还补充说，『是江青叫我们去碰头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当上第一副总理』。王洪文还表示姚文元要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的形势很危险，很像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试图政变时的情形。姚文元不否认他自己做的事，但他强调是江青组织了这项诽谤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计划。两位其它的证人，毛泽东的外甥女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和唐闻生（毛泽东最宠爱的英语翻译）也作证，江青曾要她们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坏话，但她们拒绝了。

首席法官接受了公诉方的论证，江青集团（现在这个词代替了『四人帮』一词）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以便为他们自己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创造良好条件，此事证据『充分』、『确凿』。

四人帮还被指控在1966-1976年间非法迫害75万人们，其中的34375人被杀。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公诉方在一幅大银幕上放映了一位前煤炭部部长伤痕累累的尸体的图片，并播放了一些录音带，里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尖叫、嚎叫和呻吟声，这些人拒绝与江青合作，结果在她的私刑室里惨遭折磨。[141]

被人们以为在1970年下台后已经死掉的陈伯达显得虚弱、衰老。他承认曾在1967年7月与江青和康生密谋策划了打倒刘少奇并于狱中将他逼死。陈伯达进一步供认曾下令清洗邓小平（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和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67年后期，陈伯达甚至对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进行了诬告。陈伯达被指控在文革期间总共错误迫害了84000人，导致2950人丧生。

在不断的质问下，江青崩溃了，她承认曾写信给负责迫害刘少奇的小组，指示将刘少奇逼死。她还承认曾说过刘少奇『应该碎尸万段』。这个无可辩驳的认罪证据使公诉方取得了审判中的一大突破。

为证明江青有罪，公诉方采取了最后一个动作，出示了她在文革期间准备的一份予以清洗的中央委员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元帅、北京市长彭真。公诉方强调，后来的事实表明，所有这些人都被搞下了台，而且他们都是由于江青提供的不实指控而被打倒的。

至于林彪集团的六个被告，全部服罪，承认在1971年9月毛泽东视察全国期间，按林彪的命令策划谋杀毛泽东。他们中最年长的陈伯达称无话可说，但请求党给与宽大，这表达了所有六个人的情感。

经过二十七天的审判，加上许多次累计长达近两个月的休庭，法庭于1980年12月29日完成了工作，但没有宣布判决结果。十位被告中有八位服罪，但张春桥始终拒绝合作，而江青则至死全无悔过之意。

公诉人江文请求，鉴于江青『特别严重、特别恶劣』的反革命活动，应给与她严厉的处罚（虽然不一定是死刑）。他说了以下这些话，接近于谴责毛泽东：『全国各族人民都明白，毛主席要承担领导责任。他应对他们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负有责任。他也应对没能看清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负责任。』然而，这位公诉人又马上补充说，毛主席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领导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这位公诉人援引邓小平的观点，称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江青还是那样激动、无悔和傲慢，她在法庭上大叫：『好啊。请便吧！你们不能杀死毛主席了——他已经死了——但你们可以杀死我。我仍然毫不后悔。我是正确的！』她宣称掉脑袋比向迫害她的人屈服更光荣，她对法庭说：『我量你们也不敢在天安门广场当着一百万人民宣判我死刑。』说到底，正如这场审判是一个政治行动一样，判决也必须反映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因此在三个星期里没能达成共识。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其它五名将军被分别处以十六到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只要看一看中国领导人竟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才作出判决，人们就能想到，家长式的毛泽东之影响仍然很巨大。他在生前护佑了他的妻子步步高升，在死后还庇护她免于被立即处死。江青似乎知道，现在的领导层不敢完全否定毛泽东和党的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那样做必然会严重损害党本身的威信。确实，她进行辩护的主要思路从未遭到控方的直接反驳。但是，她在迫害狂潮和34375人丧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她设立私刑室的做法，已经是无可宽恕的罪行，对此，即使判处死刑都太便宜了她。但是，对她的判决和对她的审判本身，都是受政治动机驱使的，因而也就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决定。毛泽东的幽灵，制止了当政的领导层将她处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审判可以被看作是对毛泽东的间接审判，江青则充当了毛泽东的替代品。更深一步探究一下的话，人们可以说，这场审判是对整个制度的控告，这个制度允许毛泽东超越于中央委员会之上，并允许他的妻子一伙将国家推向大混乱和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场审判的最终效果是进一步侵蚀了毛泽东的形象和他所创制度的效力。

审判引起的一个未曾意料的反应，是对华国锋主席的日后命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作为四人帮横行之时的公安部部长，他签署了许多授权逮捕、监禁、甚至处决四人帮之政敌的批件，一些人说他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在审判中，对话偶尔超出了预定的范围，影射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起的作用。邓小平派人士马上利用这种形势，指责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搞『个人崇拜』，在现代化计划中举措失当，强调革命热情而忽视踏实的经济规划。邓小平派人士认为华国锋的领导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延续，它将为心怀不满的极左分子提供一个将来东山再起、反对现任领导层政策的基点。华国锋受到了要他辞职的巨大压力。

据报道，华国锋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辞职将在1981年6月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生效。在此之前，华国锋虽然仍然是党的主席，却沦为一个挂名的人物。党内实权落到了总书记胡耀邦手里，而邓小平则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主席。虽然没有人否认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中国的报纸越来越多地宣称，这样一个辉煌成就不应该归功于个人，而应该归功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民大众的意愿。随着华国锋的淡出，毛泽东时代接近尾声了。

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中国政治中，很少有什么事件像对毛泽东的评价那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作为文革和四人帮牺牲品的实干派领导人，以及大批年轻人，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公正、严格的评价。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遗产不适合现代化的新使命，他未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路线不适当的证据。另一方面，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干部是由于毛泽东的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尤其是那些『老一辈人』和在文革中发迹的人。这批人认为，这样一种评价不啻是诋毁一个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后一种观点得到其它许多人的同情，这些人从小就受以下这种不断的思想灌输的影响：毛主席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了人民新的生活。这些人不能轻易地放弃对伟大领袖的习惯性崇敬。

处在种种这些对立观点的风口浪尖，共识是很难达成的；最接近共识的是邓小平副主席的声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采取了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区分开来的原则。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总和：是参加这场革命的所有人作出的贡献。因此它并不反映毛泽东个人的思维，而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产，故他们必须继续珍惜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既作出了许多贡献，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中共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作出了人们长久期待的党对毛泽东的评价。在领导层的换届上，全会接受了华国锋的辞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打破了以往由一个人身兼这两个职务的传统。另一个人事变动是任命总理赵紫阳担任党的副主席，与胡耀邦和邓小平组成了『集体三人团』。华国锋降为六个副主席中排名最后的一位，虽无实权但地位仍相当高。

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万五千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详细评价了党在过去六十年里，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成就。但是，这份文件的一个重点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党的立场毫不含糊地严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中共声称，这场运动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确实，从历史的回顾来看，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文革中充斥着错误的指责：被打倒的『走资派』事实上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所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来就不存在。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学者遭到了打击和迫害。此外，文革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但实际上却既脱离党也脱离群众。文件一针见血地宣称：『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和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成了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毛泽东的明显错误使得对他作一个认真的评价完全有必要，因为『忽视错误或粉饰错误不仅是不允许的，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毛泽东的结论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这份党的文件也评价了华国锋；决议虽然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和某些经济工作中的建设性作用给与了恰当的肯定，但也批评了他的左倾思想。华国锋被称为『凡是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而使左倾错误得以持续。华国锋参与了『批邓』运动，在出任党的主席后又阻止纠正错案，包括阻挠为受害干部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昭雪。他甚至搞『个人崇拜』。更坏的是，在1977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阻止检讨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反而利用他的权势肯定文革；后来，他也对推行冒进的经济政策负有责任。文件宣称：『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胡耀邦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81年7月1日）的第一份重要讲话中，对毛泽东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胡耀邦宣称，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是他早先抵制二、三十年代的那种崇拜外国（苏联）经验的『幼稚病』。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形势的新策略。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胜利的纪录』，它的创造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胡耀邦说，因此，它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我党的指导原则。在称赞了毛泽东之后，胡耀邦进行了正式的批评：

如同很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于长时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当然，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我们一些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战斗的他的学生们，也深感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决心记取应有的教训。

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那就十分清楚，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革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策略，使革命转败为胜。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中国很快站住了脚，并且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错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他仍然警觉地注视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准确地把握住世界形势的新发展，领导党和人民顶住了霸权主义的一切压力，确定了我们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通篇讲话中一处都没有称呼毛主席，而只是称他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也加上了引号，以表示他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

在客观评价毛泽东时，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们将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伟大。但如果他们忽略毛泽东的各种政策错误及其后果，那他们将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是他对人口全然不加控制。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内的一些专家[142]对人口爆炸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作了警告，但毛泽东争辩说人口问题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苏联没有作任何的人口控制，却没有遭受什么消极后果——中国为什么就不同了呢？毛泽东用人多力量大的天真信念来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越多的工作意味着越多的产量和越快的经济发展。结果是人口失控地增长，从五十年代初的五亿增长到今天的超过十亿；而由于全国性的灾害、工业用地的增加和穷人砍树烧火，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十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职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背这样重的包袱。它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源。由于庞大的人口中有80％居住在农村，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所在。但毛泽东却仿效苏联大力投资重工业而轻视农业投入的模式，造成了农业产量的极端低下。毛泽东没有注意到下列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格言：一个社会的基础在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超过劳动者个人的需求，从而生产出剩余物资来支持国家的其它部门。在三十年里，中国的农业部门处在被忽视和半自主的状态，使得必须进口食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消耗了大量本来就贫乏的外汇储备。在1978-1979年，农村人均年产值只有50美元——低得太可怜，根本产生不了有可能支持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剩余产值。除非农业形势得到大大改善，出生率得到严格控制，否则，中国向现代化的进军充其量是缓慢而又吃力的。回顾从前，毛泽东的人口和农业政策造成了对迅速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

第二个重大的政策失误是加强中国的孤立局面。除了中苏合作处在全盛期的五十年代之外，中国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达二十年之久。在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和其他文化方面损失了借鉴其它国家发展成果的好处。正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西方和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恰恰就在此时，中国却在搞内讧和阶级斗争。中国为这种孤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实际计算出来的。

第三个政策失误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副主席、经济学家陈云尖锐地宣称：『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维』的一个明显观点是喜欢立竿见影，完全不顾客观的经济现实，所以导致了『把空想当作真理，顽固地根据自我意识办事，在今天做未来才有可能的事』。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严重损害了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而且，不断革命的信条还导致了『盲动主义』，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靠超出国家支付能力的投资水平来支撑。由此而来的是上报虚假数据欺瞒领导的浮夸风，冒进主义和盲动主义这对交织在一起的双胞怪胎，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第四大错误是自认为在党内占据无可置疑的最高地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并开创了『一人统治』的模式。作为革命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封为『家长』，搞『一言堂』。他的行为反映了『家天下』的封建主义观念。这样，官方文件开头经常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词句，表明了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使党的八大确立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特务头子康生之流的奉承者投毛泽东所好，宣称一部党史如果提其它领导人的贡献，将会贬低毛泽东，并制造一个对立的中央。这样，党史成了一部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接连不断作斗争的编年史，一直到最后他一个一个地将所有人全部打倒。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毛泽东是个家长、导师、甚至是神，不会做错事。他泰然自若地『指定』接班人，并护佑妻子上升到她不该占据的高位上。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显得完全正确！

毛泽东的政治作风，除了给他自己以绝对的控制外，还给各省和各地县党委书记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各自的辖区里像小家长和更小的家长一样行事。没有他们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样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特权阶级。

党怎么能让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呢？中国人自己很难找出一个适当的答案，但他们最终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宣称，在中国，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革命政党的领导人在夺取政权期间，被赋予了巨大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一当取得胜利，这种权力集中便有继续下去的趋势；而由于领袖人物显然巨大的贡献，他的追随者们愿意接受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地位最终成为制度化，得到了终生的领袖地位，并且将其它人的劳动成果算在他自己名下。

流传更广的官方解释则探讨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对所有人思想和行为造成的深刻影响。官阶和等级制度中高下之分以及家长作用的痕迹随处可见。农民和小生产者不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依赖于作为『救星』的皇帝之仁慈；作为回报，他们向他表示忠诚和感激。因此，由一个人掌握高度集中的权力有着强大的社会先例。即使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反映了这种封建影响，造成了无人敢批评家长的情形出现。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了一句空话：在集体领导中，有一个人比其它人『更平等』，而在民主集中制中，集中压倒了民主。

这些解释无疑都站得住脚，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毛泽东牢牢控制了军队、秘密警察、安全系统、8341部队、情报网络和调查机关，这就使与他对抗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将冒身家性命之险。

总之，历史学家同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极其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却令人失望地乖僻无常。他在1957年以前的巨大成就对其它人来说是个灵感源泉，但所有人都应从他以后的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

新的领导层和新的秩序

随着评价毛泽东的微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及党的错误得到承认，沉重的心理包袱被甩掉了。新的权力结构使胡耀邦、邓小平和赵紫阳牢牢地控制了党、军队和政府，巩固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设计的蓝图。他们致力于一场现代化的革命。为了消除任何误解，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国强调了以下六点思想：

1.我们全体党员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胡耀邦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3.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讲求质量，讲求效率。（为了加强党内民主），任何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甚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但任何党员都不得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4.我们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保革命青春。（胡耀邦非常坦率地承认）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

5.我们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6.我们永远要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同任何强国、富国的交往中，都一贯保持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而决不允许有任何卑躬屈节的思想行为。我们决心同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一道，为台湾真正回到祖国，彻底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而奋斗。

显然，毛泽东的政治工作作风和经济发展方针将不被遵循：不再有什么个人崇拜，不再压制党内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再对批评领导人施加惩罚。但是，全体干部都将服从上级命令，开展经济建设，不得阳奉阴违。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对知识分子和涉外合同的轻视，以及对有限私有企业的反对也都遭到了排斥。

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为了确保这场革命的成功，胡耀邦号召促进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并积极开展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交往，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最终引导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胡耀邦的讲话和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是务实派取得胜利的圆满体现。根据团结、稳定、和解、务实、民主和切实发展经济的精神，一个新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随着它的诞生，毛泽东时代走向了终结。

中国共产主义：三十五年回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么洪亮的声音，多么吉祥的开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抗已经被一扫而光，中国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统一了起来。对于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毛泽东来说，中国是一张巨幅空白画面；他那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力、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曾令中国五万万同胞充满了遐想。毛泽东周身散发的才能光环与他对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似乎将保证中国达到国内安全、国际尊重并最终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

显然，这些目标至少部分地达到了。最大的成就有：中国（除台湾外）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它获得了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它消灭了地主制度，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改善了公共卫生，有选择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原子能和火箭方面），提高了识字率，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将能够对古代中国历史作新的解释。为十多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就业是对一个巨大挑战所作的回应，地球上还没有其它任何国家遇到过这样的挑战。最后，统计数据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社会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然而，最近的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虽然取得了某些进步，中国仍然处在一穷二白的状态。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143]由于其它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也许比1949年时更大了。是什么东西阻挠了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呢？

中国内部的主要障碍是政治不稳定和党内外民主原则的被破坏。除了洋溢着革命性动力和建设新世界激情的七年（1949-1956年）外，中国最近的历史一直受着动乱和斗争的困扰，以至国家几乎被拖垮了。政治动荡导致了杰出才能的大量废置、经济发展的中断、思想和艺术创造力的被摧残。

关于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政治发展中的分水岭。这次大会与前一次大会一样，强调党内民主和自由讨论问题。它确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集体领导，1956年到1957年初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的『鼎盛期』。

在这个鼎盛期中，毛泽东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党的某些政策。毛泽东的反应是觉得中国共产主义本身好像受到了批评的威胁，他发动了反右运动，伤害了一百万人。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决定，宣称『八大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挑起了不断的动荡。家长制概念排斥集体领导，占据了上风，党中央成了一言堂。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表达对大跃进的看法时，他被撤了职，并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没人敢说真话了。党的民主被拖垮了。

一当毛泽东的『无所不能』表现出来，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便众集到他周围，通过紧跟在他左右来博取权力。他们的权力斗争把整个国家推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康生、林彪和四人帮的得势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法西斯专政，其中还附带着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

政治不稳定和党内民主的消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当党内民主相对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对健康之时，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就比较符合实际，问题出现时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得到纠正，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当党内缺乏民主时，就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盲目服从便盛行起来，党的经济政策往往就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出现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中国方面的统计表明，经济发展出现了三个增长期（1949-1957年、1963-1965年，1977-1988年）和两个下降期（1958-1962年、1966-1976年）。在毛泽东的二十七年统治中，只有1952-1957年是真正增长的年份，而1949-1952年代表了从内战恢复，1963-1965年则代表从大跃进恢复。下列数据概括了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

中国起伏不定的发展表明，擅长政治斗争的革命领袖不一定通晓经济事务。毛泽东尤其不愿注意经济专家的建议，也不根据经济规律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办事。五十年代，他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强调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和轻工业，而中国的实际状态却表明相反的方针更加合理些。当苏联模式被证明不合适时，他陡然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此后二十年里便是众所周知的『左倾冒险主义』经历，导致了时间、精力、资金和才能的浪费。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300美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位居最后一名，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香港和韩国。

然而，尽管有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农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3％，工业增长率为9％-10％。在1952年到1987年间，粮食产量从1.639亿吨增长到4.02亿吨；煤产量从6640万吨增长到9.2亿吨；钢铁产量从135万吨增长到5,622万吨；原油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1.34亿万吨；电力从73亿千瓦增长到4960亿千瓦。但是，生产增长的许多利益，都因人口从5.7亿爆炸到10.8亿而抵销掉了。

从过去三十五年中吸取的教训是很多的。首先，必须要有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政府得以开展有秩序的改革和发展。第二，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争取达到零点增长率。第三，必须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艺术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第四，必须尽可能避免战争，因为战争是最浪费财政和人力资源的东西。第五，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以防止重新出现家长统治，并确保党内外民主。对官僚主义、干部任用终身制和特权，如果不能根除的话，至少应予遏制。第六，经济发展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而应『居中』，要依据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党必须记取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除非这些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否则，党在人民中的信誉将大打折扣。（参见第四十一章『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一节）。

【注释】

[138] 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139] 这五位将军是；70岁的解放军前总参谋长黄永胜；65岁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66岁的前海军政委李作鹏；66岁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61岁的前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

[140] Joan of Arc（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1920年尊为圣女。

[141]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十一名教授和刘少奇的熟人遭受折磨，其中三个被迫害致死。

[142] 其他人有陈达和吴景超。

[143] 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观点。

第三十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邓小平上升为最高领导人，并通过了一些加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性决定。邓小平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这场改革将使中国摆脱贫穷和发展停滞状态。

邓小平的构想

最初，邓小平并没有一个总计划。他只有一种务实意识，为了能使改革取得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中国的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不无相似之处。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是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历史将把毛泽东的革命与邓小平的建设，当作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两个最重大的事件。这两个事件都将得到适当的认同。

在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年，邓小平逐渐把发展中国的未来的计划更清晰化了。1979年12月，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问：『阁下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邓小平立即回答，目标是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从现在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本世纪末的1万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不可避免地从十亿增长到十二亿，他又明确了他的声明，把2000年时的人均产值降低到800美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在1万亿的水平上。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就将具备取得更大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随后就能在三十到五十年里步入较发达国家行列。2000年国民总产值1万亿美元的数字很快流行开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确定概念。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需要加速经济增长，需要吸收外国的资本、科学技术和管理技巧。为此必须采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政策。由于80％的人生活在农村，搞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收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在成功进行农村改革之后，将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与此同时，将执行一项长期的开放政策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业，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巧。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对中国的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明朝中叶到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的闭关自守政策和1958-1976年的不幸时期导致了长年的愚昧和落后。

邓小平向人民保证，他们担心开放将意味着资本主义侵蚀社会主义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经济的主流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国家将继续掌握生产手段和所有基本的经济结构。外资的流入将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为与外商的合资企业中至少50％的股份是中方的。开放政策肯定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即使人均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也不必害怕产生新的资本家阶级。邓小平反问说：『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有什么错？』邓小平很现实地认识到，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没有任何两个地区之间能同步发展。他愿意让一些地区和人民先富裕起来，为其它的地区和人民树立榜样。离上海七十英里远的苏州市是一个能给人启发的地方，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人均产值800美元的富裕水平。那里的生活质量可以预示2000年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对此感兴趣的邓小平在1983年视察了苏州。他发现当地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比其它地方的人宽敞（人均居住面积达二十平方米），且拥有电视，愿意投资地方教育；犯罪率较低，当地人流露出一种幸福、自信的神情。他们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热爱本地，普遍不想迁居到北京、上海一类的大城市。

邓小平越来越相信，他的梦想能够实现。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他自信地向全国宣布，1979-1983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9％，1984年的增长率为14.2％，这超过了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所需的7.2％年均增长率。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率，中国就能够达到预计的目标。世界银行似乎也同意这一点。[144]邓小平的务实策略是『一步一步走；边走边看，保持势头』。

农业改革

传统上，农业是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基础。因此，首先在农业上进行重大改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1957年到1978年间的二十年里，农业一直处在糟糕的状态下，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6％，棉花增长率为2.1％。中国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来保证它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饭吃。农村经济即使不是死气沉沉，至少也是有气无力的。二十年里，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农民几乎没有劳动的热情。

人人都知道，对振兴农村经济最严重的障碍是公社制度。由于它是毛泽东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因此只要毛泽东在世，就没有人敢批评或削弱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制。现在，人们认识到，只有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给僵化的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才能重新点燃劳动热情，释放农民大众的巨大潜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1978年12月党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些果断的决定，鼓励采用更大的物质刺激，放松此前一直束缚农业部门生产增长的控制机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的讨论导致了采纳所谓的『责任制』或『包产到户』。在这个制度下，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但每个农户得到一块田地用于耕种，并与公社的生产队或经济合作社签订一份合同。合同上写明耕种庄稼的产量和上缴给生产队或合作社以支付土地使用费用的产量指标。这笔支付还包括水利费、卫生费和福利费用等公共开支。每家农户完全控制劳力资源，并可以留用或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超出合同指针的产品。农户对整个生产过程负完全的责任——从选择种子和化肥、分配劳力、作息计划、土壤准备直到最后收割的全过程。

责任制开始于1979年，1980-1981年间逐渐扩展到各省，1982-1983年间这个进程加速了。到1984年，约98％的农户实行了责任制。最初分配给每一农户的地期限为一个季度或一年。但后来，在1984年，责任期延长到十五年以鼓励在责任田上作长期规划和投资。确定更长的合同期限是基于一些生产上的考虑，如耕种强度、庄稼的选择（特别是生长较慢的果树）和土壤肥力的培养等。更往后，土地合同被定为可以由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户继承，以鼓励更长期的投资。但是，如果最初的责任规定没有完成的话，可以出现取消合同的情形。

政府也鼓励农村劳动者进行庄稼、牲畜、家禽或其它各种副业的专业化生产。这与毛泽东对粮食生产的大力强调截然相对。『专业户』逐渐出现了，他们并不耕种田地，而是完全从事非庄稼生产。在专业户与普通农户中间还有『重点户』，他们耕种土地，但主要从事非谷物活动，如养鱼和饲养动物等。到1984年10月，这两类农户约达到240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3％。

包干责任制逐渐取代了公社的职能，最后公社全都灭迹了。今天，只剩下很少一些样板公社，作为历史性的里程碑，或作为展览点供外国访问者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人参观。1984年出现了更重大的调整，单个农户如果得到当地生产单位的同意，可以将责任田转让给另一农户。根据规定，当一家农户遭遇疾病、死亡或其它一些麻烦使其无法耕种自家责任田时便允许转让责任田。1987年，第十三次党代会进一步开放了农户之间土地耕种权的出卖。理论上来说，一家农户获得两、三户或更多户乡邻的责任田耕种权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抬头的征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无论如何，土地仍然是公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似乎很少。

由于农业改革，农业产量和生产力都急剧提高了。1987年，稻麦产量比公社制度时期的产量增长了50％。更重要的是，农民现在每年平均在庄稼上只花60天时间，而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们一年要在田里劳动250天到300天。空余的时间花到了旨在盈利的副业上。现金收入翻了两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参与改革的农户盖起了新的砖房，购置了新的电视和家具，穿着起色彩更鲜艳的新衣服。在四川和其它许多省份，责任田部分占全省总产值的将近六分之一。而尽管责任田的面积小于一英亩，却生产出足够供养每家农户的食物。农民过起有产者一样的生活，不少农户年收入超过了一万元（『万元户』）。

由上可见，公社的解体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五年的过程。现在，一种新型的『乡－村－户』农村结构出现了，它担负起以前公社的一些职能，但有明显的分工。乡主要处理政府和行政事务，党委做党务工作，村则履行与每家农户签订责任书之类的职责。颇为常见的是，从前公社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变成了新的经济合作组（村），而从前公社的若干部门则转变成为『乡镇企业』，从事制造、加工、运输、农贸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结果完全是个奇迹。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从1957-1978年间的2.1％提高到了1979-1984年间的4.9％。1984年获得了创纪录大丰收，产量达4.07亿吨，而前一年则是3.05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也超过了1957年取得的302公斤高产，甚至还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峰。庄稼和牲畜总产量在1978年到1984年间增长了49％。

农业产出方面的巨大进展，使中国从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变成谷物、大豆和原棉的出口国。1980-1984年间，中国在农产品上获得了4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这是三十五年来的最大收获。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人民币134元提高到1983年的310元和1987年的463元。成功的原因不仅有农民的勤劳和计划周全，而且还有政府提高了对农产品的收购价（从1978年到1983年间提高了50％），以及牲、鱼、林等副业带来的收入。国家农业投资的减少显著地成功，从1978-79年度到1981-82年度减少了50％。然而，人民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农机、拖拉机和建房方面私人投资大大增加了，1982年总额达到了人民币157亿元，1983年达到了214亿元，这些弥补了国家投资的减少。[145]

公社解散后，大家越来越忽视以前由公社保养的大型项目，如机械化灌溉体系和利用重型拖拉机平整土地等。社会服务、卫生保健和基础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此外，国家背上了新的重负，因为它为农产品支付了较高的价格，但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公众愤慨，又不能提高商品价格。国家谷物和食油的补贴从1974年的40亿元增加到了1983年的200亿元。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农业问题。首先，艰苦奋斗和物质刺激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勤劳的程度或意志力的大小对产量的高低就没有什么影响了。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加大投资，但政府的财政很紧，农业投资的预算额度实际上降低了，从1978年占国家开支的13.3％下降到1983年的6.8％，1985年的5.6％。第二，集体化的衰落导致了灌溉系统年久失修，机械化减少，以及更多地使用劣质化肥。耕作单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减弱。第三，粮食的低价格导致了种田相对于其它生产活动的低收效。1985年，在相对富裕的江苏省丰县，一个农民一年挣650元，而一个经营饲养业的人一年收入有2375元，工厂工人的年收入达4199元，建筑工人4033元，运输工人4762元。平均来说，非农业工人比种田人多挣4.1倍。没什么奇怪，一些粮食生产者转到其它行业以求贴补，或把农活变成纯粹的副业活动。第四，由于国家征用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农村建造新的住房，以及发展木材、牲畜和鱼业占用土地，农田不断减少。仅1985年流失的农田就高达1500万亩（250万英亩）。第五，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持续存在，如高文盲率，缺乏农业技术员（每四千农户只有一人），以及定期的洪、涝、火灾等。

更加深刻的挑战是正在出现的人口爆炸，它将消耗掉大部分（即使并不是全部）增加的工农业产品，从而抵销掉改革的成效。为了使人口增长不至失控，政府推出了『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对遵守规定的夫妇给与物质奖励（如保证职业、晋级、在住房和学校分配方面给与优惠等），对不遵守规定的夫妇予以惩罚（降级、罚款、停发口粮等）。这项政策在1982年大张旗鼓地付诸实施，并在城市地区取得了成功，但在农村地区成效就不那么大。农民仍然想生男孩，以便日后家里有帮手和传宗接代的人。为了再有一次机会生男孩，他们经常虐杀女婴。再往后，农村经济的繁荣使许多农民藐视政府的禁令，情愿交罚款而故意生第二胎或第三胎以求得子。在今天的中国，独生家庭的孩子往往备受父母和祖父母的娇惯，以致变得像『小皇帝』。这些孩子通常是家庭疼爱、关心和各种活动的中心，这些孩子越来越被宠得沾染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追踪这新一代共产主义孩童发展和成熟的情形将是饶有趣味的。

虽然有各种各样问题，1986年的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3.9亿吨，比1985年增加了一千万吨；1986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达到425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了7％。1987年，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4.0241亿吨，增长了2.8％。

总之，五年的农业改革释放了农业部门隐藏的巨大的潜能，这鼓励了政府着手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在这里，问题将复杂得多。

工业改革

1952－1983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相当可观，平均年增长率为9.8％。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不合理做法』遏制了效率、生产力和工作动力。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工业结构是模仿苏联的制度，最大的特征是中央计划和强调发展重工业。国家作为所有人、经营者和雇主，计划并指导所有的公有企业并为之提供资金。国家也提供土地、厂房、设备、基本材料、启动资金、管理人员和整个生产过程所需的其它一切。它也确定产品的价格而不管产品的成本和质量。完全不承认『价值规律』或供需原则。国营企业被要求向中央政府上缴它们全部的利润和折旧资金。

在这样的制度下，企业不管它们的业绩如何都得到国家的支持，职工不管他们工作的质量如何也都得到他们的基本工资。有这样的说法，『每个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每个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这种体制在最初能够奏效是由于有革命的动力、爱国主义和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奉献精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或职工的业绩如何显然无所谓了。无论情况怎样，报酬都是一样的：工厂将得到同样的拨款，工人则得到同样的低工资。所谓社会主义保证充分就业的吹嘘，事实上保证了终身职业安全，开除懒惰散漫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名厂长如想开除一名工人，将使这名厂长很不光彩，不仅是因为开除工人，还因为人们会说他的领导冷酷无情。同样，处罚经营不力或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的事也是罕见或闻所未闻的。1979-80年度，大约25％到30％的国营企业亏损经营。价格结构更加『不合理』。国家制定所有商品的价格，不管生产成本和质量。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比它的销售价格还高，一种低质量产品的价格比高质量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更高。这套体制虽然不合理，中国却习惯地运行了三十年。对它的任何部分进行改革，都将打破计划、管理、生产、销售和价格一系列庞大连锁网络中的平衡。这个过程牵涉了几百万干部，对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作改革，都将影响他们的生活。令人担心的最坏情况是价格失去控制，而引发可怕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想避免任何会引起公众愤慨和不安的行动，所以采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试探每一步的反应，评估它的后果，然后，要么继续下去，要么退回来。

第一阶段

1978-1984年间工业改革的精神是重新点燃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工人的潜力，『活跃』工业结构，提高生活水平。所采用的方式无非是物质刺激——这是毛泽东统治的革命年代中最受鄙视的价值观。

1978-1979年间是开始时期。四川和其它一些定点地区搞起了利润提留计划的实验。当实验取得成功后，它们被推广到了全国。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工业责任制，在其中，国营企业与其主管部门签订一份『盈亏包干书』，同意将一定额度的利润上缴国家，但提留在这个额度以上的『基本利润』份额。到1980年，大约6600家国营企业采用这种制度。提留的利润可用于发放奖金、职工福利和作进一步的工业革新。公开申令多劳多得、工作性质的不同（熟练与不熟练，脑力与体力）决定报酬的不同。工作热情一夜之间恢复了。

在1981-1982年间，对利润提留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允许企业提留超出指标以上的更大额度的利润，也允许部分提留降低损亏带来的预算积余。提留额度在高利润行业平均为10％，低利润行业为30％，其它所有行业为20％。到1982年末，所有工业企业都实行了责任制。按照制度规定，它们要对自己的各种经济决定及由此带来的盈亏负责。厂长可以聘用和辞退职工，决定它们的工资和奖金，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价格。但厂长本人也不再是终身任职。他们从1985年1月1日起上任，任期四年，可以连任三次。

责任制的一个直接的效应是国家从企业收取的资金大大减少，企业和地方保留的资金则相应增加，这些资金被用于投入不受中央控制或协调的基本建设，到1982年底，地方基建资金投入达到了420亿元人民币。国家遭受了财政赤字和失去对地方投资控制的双重打击。一窝蜂的建设导致了建筑材料的短缺和价格猛涨。

1983年6月1日，政府推出了『以税代利』政策。大中型企业要求将其55％的利润交作税收，小企业则按照分成八个等级的税则表纳税，这样就切断了国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此外，将逐步征收三种不同的税收，它们在总利润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如下：（1）生产税，利润的40％；（2）所得税，33％；（3）调节税，即对沿海较发达地区征收的附加税，12％。现在国营企业提留的利润总额达到约15％。此外地方一级还征收其它两类税：对使用土地、道路、建房和城市设施征收的资本使用费和城市建设费。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征收所得税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以前，工厂作为公共财产，不需要付土地租金，运转资金所付的利息很少或完全不用付利息，国家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不需分期偿还或只需稍许偿还。即使许多国营企业经营不力或亏损经营，它们仍保持较高的利润。现在，工业利润成了征税的对象，而所得税则暂时起了调整价格扭曲现象的作用——一种价格改革的替代品。

这些新的措施确实带来了工业部门的改善，体现为更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商业红利和大兴土木的景象；但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企业的效益有多大改善。中国工业的业绩并不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变得效率更高。事实上，在1982年，约30％的企业仍然是赤字经营，亏损达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4％。在1983-1985年间，约42000家工业企业被合并或兼并了。

经济改革的最显著结果，也许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层出不穷。私营企业从1978年的10万家增加到1983年的580万家、1985年的1700万家，它们中的一些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被看作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也迈开了大步。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18.7％增长到1985年的21.3％。以1985年为例，它给了7368万人就业机会。农村自由市场的数目在1985年达到了4万个，城市自由市场总数约有3000个。城乡自由市场加在一起，在1978年占据了零售总额的6.6％，1979年占9.5％，1980年占10.2％，1981年占11.4％。这些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构成了国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颇具活力的孤岛。

城市经济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问题，是引进了一套符合现实的价格体系，它将最终排除政府对消费品提供补贴的需要。政府小心翼翼地放松了对一些指定商品的价格控制，试图尽可能地减小这个措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从1979年到1982年间，煤、铁砂、香烟和酒类的价格提高了，而机械和服装的价格则下跌了。1983年，价格调整涉及了10万种商品，总价值达4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化工产品的价格提高20-50％，铁路运输价格提高20％，耐用的轻工消费品如电风扇和彩色电视机等的价格提高了8-17％。民众抱怨涨价，它超出了工资增长和生活费用调整的步伐。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1979年是4％，1980年是6％，1981年是2.4％，1982年是1.9％，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每年都在15％-20％，甚至更高。1984年10月，当中共宣布将加速进行城市改革计划时，人们为对付涨价，纷纷涌向银行提取存款去购买怀疑是紧绌的商品。中国人经历过1945-1949年间价格飞涨引起的苦难，他们对那种情形再现的任何征兆都怕得要命。

1979-1984年的城市改革并没有指望建立一种自由的市场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七拼八凑的方案，旨在用一些现实的经济想法和市场机制来修补效率低下的旧体制，以图让原本僵化的躯体能有点生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抛开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官僚支配式经济，转而采取『指导性计划』的姿态。到1984年，工业生产中只有30-40％可以被归为中央计划的生产，20％是市场经济，40-50％属于地方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的生产。

第二阶段

农业改革的成功和工业部门取得的进展使中共得到了鼓励。1984年10月20日，中共通过了一项新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加速城市改革的步伐。这是一份奇怪的、有意思的文件，因为它不是一份改革的蓝图，而是一项有关乐观意图和给4400万党员指导原则的声明。这份文件是紧接着一连串好消息之后推出的，因此洋溢着对未来成功的自信。这些好消息有：创纪录的粮食产量（4.07亿吨），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200亿美元），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出乎意料的良好表现（32块金、银、铜牌）。此外，工农业总产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心理界限。

还有一个有利的发展加强了中国新的自信心。这就是与英国进行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成功谈判。中英两国已经就中国在十九世纪经不平等条约割让或租借给英国的三块领土之前途，进行了两年多的讨论。这三块领土是：

（1）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

（2）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半岛南端部分和石匠岛；

（3）1898年租借给英国的新界和235个附近岛屿，它们构成了香港陆地面积的92％；

这些租借地的租期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

鉴于租借地的租期即将到期，中英两国都期待谈妥一项友善的协定。英国方面希望在1997年以后保留某种行政权力，以确保香港的继续稳定和繁荣。相反，中国方面则坚持完全恢复对所有三块领土的主权。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之后便按照中国方面的愿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协议。根据协议，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将在其司法、教育、和（更重要的）经济和财政制度方面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其自由的企业体制。[146]中国保证将在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里不干预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实际上达成了一种『一国两制』的协议，邓小平也希望有朝一日将『一国两制』运用到台湾。

1984年10月这项协议的草签和同年12月戴卓尔首相与赵紫阳总理正式签订该协议，标志着中国取得了一个划时代性质的胜利。它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痕迹的结束。英国首相为了这项协议两次前来中国，而且，英国女王在历史上第一次预定将访问中国，这些使这个胜利显得更令人满意。

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愉悦的气氛中，第二阶段的城市改革发起了。现存的经济究竟有什么问题？赵紫阳总理宣称，经济的僵化是因为没有把政府和经济企业当作独立的实体分开，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太严。对商业活动、价值规律与市场因素之间的正当关系的忽视引起了一系列失衡，这些失衡必须予以调整。在分配方面，太强调『平均主义』，导致了每个人都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人想努力工作。企业和工人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陷入了普遍的瘫痪状态。这种不适应状态的最恶劣之处是从1957年开始盛行的『左倾』思潮，把任何发展商品经济的努力都斥责为复辟资本主义。赵紫阳承认，需要大胆解放思想，纠正这种僵化的思维：『社会主义的根本职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要结束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赵紫阳给经济输入活力的方法是放松国家对大中型企业的控制。公有制不一定等于国家的直接控制：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个不同的功能。赵紫阳感到，在国家支配的框架内，企业应该赋予足够的自主权，在供应、销售、资本利用、聘用和解雇、薪水、工资、奖金，以及制成品价格等方面自己作决定。企业应具有法人地位，自负盈亏。

我们必须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

赵紫阳认为，逐步放松价格控制是城市经济改革的核心，因为它将使国家能够取消补贴，并让价格根据价值规律和市场供需因素浮动。但涨价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人民的薪水和工资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经济企业的利润应该来自于更好的管理，而不是靠自己决定涨价来实现，那样只会扭曲市场形势。为了肃清『平均主义』的恶劣影响，赵紫阳重申按劳取酬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被大大歪曲了的平均取酬做法，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障碍。

赵紫阳宣布，把『共同富裕』与『所有人以同样速度获取平等财富』等同起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将导致共同贫穷。某些地区、某些企业和某些人应该允许先富起来，以便给其它地区、企业和个人带来鼓舞作用。但中国将不允许一小部分人通过剥削而把大部分人推向贫困。

最后，赵紫阳赞成继续发展私有企业以补充公有制，并赞成将中小型国营企业租赁或承包给私人经营，以丰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发展将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应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步骤。

就在这项决定被通过的同时，经济继续向前迈进。1978年到1986年间，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以每年8.7％的速度增长。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国家预算外基础建设的急剧增长，从1978年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16.7％增长到1984年的57％。到处都可以见到大兴土木的景象。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在1982年为25％，1984年为23.8％，1985年为42.8％。投资水平达到了1958-1960年大跃进以来的最高峰。

然而，这样的发展速度显然不能持续，它引起了建筑材料的短缺、浪费、混乱和价格飞涨。由于有如此高额的资本投入，工业增长自然很快，1984年增长率为14％，1985年为18％；但1986年费尽力气才保住了9.2％的增长率。1987年，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6.5％，工业总产值几乎达到了14000亿元人民币。

过热的经济对国家的长远利益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以下是最明显的影响：

1.1978-1985年间国家预算赤字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由于过分的投资和大量的补贴。

2.1985年和1986年的贸易逆差达280亿美元。

3.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1985年为12.5％，1986年为7％，1987年为8％，而非官方数字则估计每年为15-20％。

4.经济犯罪和腐败横行，尤其是发生在高级干部的子女和亲戚中间，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搞徇私舞弊和其它违规交易。

5.1986年耐用消费品发展太快，如洗衣机（900万台）、电风扇（3300万台）、电冰箱（285万台）等。

6.基本能源供应增长缓慢（1986年增长率为2.9％），无法支持迅速增长的工业发展（9.2％）需求，引起了能源紧张，迫使许多任务厂一周只开工四天。

7.乡村工业发展迅速，1985年达到82万家，总产值达1375亿元人民币，占工业总产值的重5.7％。但农村工业产品的质量往往很低。

8.由于工业用地的增加、新建住房和每年1400万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以每年2000万亩或329万英亩的规模流失。

主要工业的产量：

面对迅速工业化的严重问题，保守派领导人在经济改革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等问题上与实干派发生了冲突，他们批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人生活中外来『精神污染』的根源。这场冲突导致了1986年1月的紧缩政策，它强调四个重要概念：

（1）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充实改革基础；

（2）消化由必需的价格改革和工资调整引起的变化，根据各个单位的财政和实际能力处理改革的问题；

（3）补充和修正改革中的不完善和不健康的环节以加强协调；

（4）完善微观经济控制，达到供需之间的更好平衡。

但是，紧缩政策无法阻止经济发展的惯性。1987年，农业产值比上年的4447亿元人民币又增长了4.7％，工业产值比上年的13780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6.5％——都创了历史纪录。但发展是不平均的，能源和交通继续滞后，煤产量只增长了2.9％，原油增长2.6％。能源的瓶颈将制约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并阻止其平衡发展。继续增长的总趋势还保持着，虽然有些杂乱无章。

对外开放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十年（1949-1959年）中，中国只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保持外交和贸易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商务往来。1960年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同时面临着美苏两个潜在敌人。直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后，才开始有一些有限的贸易关系。1972年，中美贸易额只有9200万美元，但1978年猛增至11.89亿美元，1981年达到54.78亿美元，1986年增至80亿美元，1988年135亿美元，接近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147]

1978年以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是由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对外开放新政策。它与毛泽东的闭关自守政策背道而驰，闭关政策在1958-1978年间执行了二十年。邓小平和他的实干派追随者认识到，中国不能在孤立中发展，它必须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资本和管理技术以成功地实现现代化。

日本、香港、美国和西德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83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份额达97.64亿美元，香港达83.41亿美元，美国44.25亿美元，西德17.43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货物的种类也大大变化了。最初，中国方面始终大量进口原材料，如农产品（主要是谷物）、合成纤维、木材、化学品。但后来，当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自给自足时，进口的重点转向了工业机械、制成品、技术、办公室设备、商用飞机和服务设施。

由于地理的接近和某种程度上文化的相通，日本与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使日本人能够比其它外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的直接需要。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技术和财政成就，使它能够提供让利性的贷款、信贷和一般特惠制下的特惠关税。香港也在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充当了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接点。美国和西德不具备这些优势，但中国人传统上对美国和德国制造的飞机、机械和科技产品非常崇拜。

外贸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积累足够的外汇以增加现代化所需的资金。为了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人使产品多样化，提高质量水平，让人民币贬值，并急切地学习国际商务实践。在购买时，他们严格依据三项标准：好价格、好质量和优惠的付款方式。他们想获取最先进的技术，但他们也接受一些价格便宜的、不太尖端的工厂，如在1982年经济衰退时期在美国购买了一家老式的钢铁厂、一条半自动生产线和一家纺织厂。

通过严格控制外汇、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中国稳步地积累起了一笔外汇储备。当中国遇到西方针对它纺织品的保护主义时，它在中东、拉美、东欧和苏联打开了新的市场，虽然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仍然有限。1981年初，中国突破了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的界线。到1983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排在拥有182亿美元的英国之前。一部分外汇收入用于建设长期忽视的能源、交通、通讯和轻工业领域的国内基础项目。

中国外贸体制的一个持续的困难是它的国内价格体系不合理。中国的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脱轨。虽然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对中国来说是可以盈利的，但按照2.8元人民币比1美元的官方兑换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就相当亏本了。1981年前，中国的出口普遍亏本而进口赚钱——这是人民币定价过高的确凿讯号，它迫使政府需要对出口进行补贴。为了抵销这些价格扭曲，中国在1984年把货币贬值为3.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但这又造成了对许多进口提高补贴，再一次产生了亏损。

外贸盈利的一个不期而然的来源，是通过北朝鲜和埃及向中东国家出售军火，这项出口从1980年的几乎零增长到1983年的15亿美元，1987年的50亿美元。这些武器中最著名的有卖给伊朗的蚕式短程导弹，卖给沙特阿拉伯的CSS-2中程导弹（2000英里）。另外还向伊拉克、约旦、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出售武器。旅游提供了另一个收入来源，在1987年达到18.4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了20.3％。

除了1981-1983年间的紧缩政策期间资本货物进口下降以外，中国的对外贸易每年都在增长，进口年增长率达20％，出口年增长率达10-15％。

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和投资，中国采取了一些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以下是一些比较显著的步骤：

1.1979年在深圳、珠海（靠近广州的珠江三角洲对岸）、汕头（广东省北部沿海）和厦门（福建南部沿海）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享受优惠待遇）。这些特区与台湾的『出口加工区』不同，而是一些改造中国经济的『实验室』。

2.1984年将沿海十四个地方和海南岛向外国投资开放，在税收和进口关税方面给与优惠条件。

3.在国际会议上为一些需要外国咨询、资本、设备、管理和市场的项目做广告。

4.允许地方当局可不经中央政府同意即洽谈外国投资事宜，这导致了外国供应的进口骤增——钢铁、有色金属、木材和塑胶等，外汇储备大量外流。

5.通过了有关税收、债务、专利保护和外国商标等事务的法律和规章。

6.厘定了仲裁程序、劳动力补偿、外国利润返还等事项。

中国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的成功是很有限的。到1983年底，只有188家『股份制』和1047家『合同制』中外合资企业，契约资金66亿美元，但实际投入仅23亿美元。最大的三家中美合资企业是长城饭店（1100万美元）、建国饭店（1100万美元）和美国通用北京吉普公司（1600万美元）。大西洋瑞奇菲尔德公司在海南岛附近参与了油田的勘探和开采，耗资2.5亿到3亿美元。

外国人发现中国的环境不太有利于投资。继续不断的谈判和官僚式的拖沓耗尽了人的耐性，商务和居住条件也达不到标准。许多外国公司不得不将办公室设到旅馆，向中国的服务业支付高额的租金和费用。当然，他们的中方雇员只得到国外工资的一个零头，利润的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的商务部门。许多外国公司因生意受挫和看不到赚钱的希望而撤离中国。

中日贸易

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是现代化工厂设备以及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最大提供者。此外，日本为中国的石油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提供了市场。两国的需求互补。中国方面采取这样的策略：日本能卖给中国的货物必须与它能从中国买的货物相协调。这样，中国成功地保持了较小的贸易逆差。日本帮助中国发展出口，以赚取购买日本货物所需的外汇，也向中国提供让利性低息贷款。1983年，中日贸易达到了100亿美元，其中49亿是日本的对华出口，51亿是中国的对日出口。这种双边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2％，占日本外贸总额的3％。1983年，中国最大宗的出口是原油[148]和煤[149]。中国其它的出口包括轻工制品、农产品、肉、鱼、贝类生物、古董、艺术品和烟花。

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金属和金属制品（铁和钢），它们在1983年占日本出口总额的49.6％；重型机械和机械仪器，占28.5％；化学制品，占11％；纺织品，占5.8％。

日本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

（1）地理位置的接近，降低了运输费用——东京到上海比到旧金山近五千英里；

（2）文化的相似，使日本人能够获得对中国人的心理和口味的较深理解，使自己的产品更适合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依靠丰厚的推销礼物和免费赴日本旅游来有效地游说中国的官员；

（3）日本的商人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和销售培训，而日本政府则在最惠国待遇之外，根据提供一般特惠制提供优惠的关税率；

（4）东京提供让利性的日元贷款和信贷，利息很低，很有吸引力。1979-1983年间对华贷款为3000亿日元（15亿美元），利息3.5％；1984年的贷款额为4700亿日元（21亿美元），利息3.5％。这些贷款为中国的铁路、港口、电话设备和水电站等重点发展项目提供了资金；

（5）在1978年到1982年间，日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下跌了，这使日本产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982年以后，日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上升，但有吸引力的让利财政协议仍然给了日本产品很大的好处；

（6）帮助中国开发资源以获取购买日货所需外汇的基本政策。

但是，尽管有这些优势，日本并没能取得绝对的成功。中国人经常抱怨日本产品『质量较次』甚至很差，与最初的订单不相符合，也不满日本人刻薄的做生意手段：只是『示范』商品，不传真正的『技术』。

中美贸易

美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的优势，但他们在中国人中间拥有巨大的好感。中国人喜欢美国制造的飞机、计算机、电子产品、电讯设备和石油钻探工具，这些产品以质量优异和经久耐用而享誉全球。美国进口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服装、石油产品、各类手工工具、家用器具、药剂、家具、古董和艺术品。1981年，中美贸易跃居55亿美元的顶峰，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及美国外贸总额的3％。在1972年到1983年之间，中国对美贸易始终保持着逆差，累计赤字77亿美元。

随着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需要新的工艺水平，也需要化肥、化学品和木材制品。中国的三十万家国营工业企业可以采纳美国人在工艺改进、管理技术和基础发展方面的建议。在服务行业也存在巨大的潜力，美国还能够在植树、杀虫剂、水土保养、食物储备、采煤、货物装卸、出生率控制、集成电路方面——以及所有的发展活动方面——提供建议和指导。可能性是无限的。

中美双方肯定都感到贸易中存在不愉快和挫折。美国人不满的是谈判中似乎没完没了的拖延，缺乏双边投资协议，很难从中国获取返还资金。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采取的保护主义和限制美国高科技出口的做法让中国人不高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受美国进出口银行一些规定的限制，如不得获得超出五千万美元的借贷。而且，中国还不享受一般特惠制的免税待遇。此外，美国关于商品『产地国』的原则，使中国感到受到歧视，美国对在华投资的拘谨态度也令中国方面失望。如果撇开不愉快，中美贸易有望在未来继续增长，达到新的高峰。

未来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的经济和技术效益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地区不断繁荣，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开放、宽松，与外国的贸易和科学往来飞速发展。外国观察家把邓小平的成功领导与法国的科尔伯（Colbert）、普鲁士的胇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和日本明治初年的领导人相提并论。其它一些人乐观地预言，如果不发生诸如中苏战争爆发那样的大祸，或者像文化大革命那种规模的大动乱，那么，以年均增长率8％的速度增长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以前超过意大利和英国，到2020年时将超过西德和法国。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预言是有道理的。在进入改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指数继续飙升，没有表现出任何放慢的迹象。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前面提到的几种大灾祸。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已经暗暗地出现了，这些因素从统计数据是看不出来的，从长期来看，它们将显得极其有害。最重要的因素有：

（1）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信任不断被侵蚀；

（2）党政部门腐败横行，它将可能导致公共道德的崩溃；

（3）急剧的通货膨胀将尾随价格失控而来，引起大众的不满。

随着改革开放的十年临近尾声，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意识形态混乱，经济失衡，社会不安定，道德沦丧。领导集团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注释】

[144] 世界银行相信，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能的，如果中国（1）以其国民收入30%的比例有效投资建设其内部结构，（2）在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上作适当的改善，（3）将其人口控制在2000年不超过12亿。

[145] 政府收购价在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提高了7.1%，1981年提高了5.9%，1982年提高了2.2%。

[146] 关于这项协议的详细内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1984年9月26日。需要提一下，葡萄牙也在1986年10月与中国达成了1999年12月20日归还澳门的协议。

[147] 美国的统计数据与中国的统计数据不一致，因为美国采用产地国方法作计算，而中国采用海关数据，它经常包括了保险费和运费。1987年中国统计的中美贸易额将近85亿美元，而美国的数据为105亿美元。

[148] 占出口总额的40.9％，占日本石油进口总额的5.2％

[149] 占日本煤进口总额的4.4％

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当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最先采纳对外开放政策时，中央领导人希望在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时候不要将外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放进来。但是，观念就像风一样能跨越边界；靠命令是无法阻挡住它们的。开放政策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共领导层预料的范围，引起了保守派理论家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斥责为外来『精神污染』。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担忧和责备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事实是，西化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全球性现象。

就中国而言，经过与西方的三十年隔绝之后，国门突然被打开：外国的观念、消息、电影、戏剧、音乐、文学和大众文化犹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至。在此后的十年中，六万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数万名官员和代表团成员出国学习、访问，营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几十年未见的国际交往。

西方民主制度的高效率和西方人民的自由给访问西方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他们目睹了以下种种事物的运作：制度的制约和平衡、政府中的权力分割、司法至上和依法治国、政治多元化、议论、结社和新闻自由等。许多中国人逐渐确信，中国需要把政治民主当作第五个现代化，没有政治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改革的。大学生们尤其感到，在这个变革中充当先锋是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不仅是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也是启发的源泉。把它们与中国作比较将必然引发以下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合适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带领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最有效代表？对这两点的疑问持续困扰着一些社会批评家、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教授、科学家和大学生，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放松束缚的需要与保持一定程度正统性的迫切愿望，形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令中共本身非常不安。许多党员感到困惑：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应该采纳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手段和建立在市场供需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应该容纳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私有企业。而其它人则想发问，是不是应该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便使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和台湾以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形象出现，变得相对不那么危险。

1986-1988年间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愈益强烈的痛苦和改变价值观的极度痛楚。学生动乱、意识形态混乱、领导阶层危机、普遍的腐败、高通货膨胀率、方向感的迷失等种种厄运，折磨着中国社会。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代表『痛苦指数』的话，那么，1986-1988年是文革结束以来这种指数最高的一段时期。然而，在混乱和骚动的深处，隐约闪烁着某种复兴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学生示威

1986年12月，在中国的十五个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令党和政府阵脚大乱。来自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的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并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他们的讯息很清楚：中国的年轻人要求政治自由化。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学生的积极热情并不新鲜；在1986年12月事件以前就有过许多先例。最著名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近时期，1985年9月，学生曾抗议日本的新经济侵略和中国政府一意迎合日本的态度。这次抗议与九一八事变五十四周年纪念恰好重叠。抗议也成了学生表达其它一些愤慨的渠道，如物价高涨、经济犯罪、官僚主义不当行为、高干子女的徇私枉法等。1985年12月9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策划的一次示威由于政府干预而流产了。但不满却继续存在。

1986年12月的抗议最早于月初在安徽省会合肥爆发。中国科技大学位于该市的选区范围内，该大学的学生抗议当地党委不与大学协商就指定了八名将来的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12月1日，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号召全面抵制预定在12月8日举行的『伪』选举。在次日的一次师生大会上，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和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号召采取断然行动，以求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取得突破。他重复了他那广为传诵的名言：民主不能从上面给与，而必须从下面争取而来——给与的东西可以收回，但争取来的东西却收不回。

当地另外两所高校[150]的学生加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的抗议行动。12月5日，总共有三千名学生游行到市政府前，要求民主选举、新闻和集会自由、不受打击报复，并坚持允许媒体报道他们的抗议。他们进一步要求组成高校学生民主联盟。学生的目标是打破党对报纸和学生的控制。当地党委勉强地同意分配给大学选区四个代表席位并将选举推延到12月29日。学生进而要求改革选举，高呼：『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新闻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在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声援运动。12月19日，约三万名学生[151]和据估计十万名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这标志了这场抗议的高潮。在北京，四千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焚烧了一捆捆党报《人民日报》。一名抗议者望着升起的烟雾兴奋地说：『乱世佳人！』[152]这些抗议者申明，虽然他们要求民主，但他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支持者。这促使《北京日报》讽刺地评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共措手不及，无法对此采取果断措施。保守派要求进行强制镇压，但总书记胡耀邦采取了开明的姿态，认为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不应打击，而应将其引向建设性的目标。国家教委副主任[153]自己在年轻时也参加过示威游行，他称，示威者占中国两百万在校大学生中的不到2％，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善意的，但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误导。他说，『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教育他们，劝告他们，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指导』。但是他警告，学生决不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中国艰难取得的安定团结局面就会受到损害。

其它一些要员也采取了缓和的举动。上海市市长[154]承认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合法的和爱国的』，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的。他保证不会采取报复行动。警察和公安便衣保持了克制。他们拍摄了示威者的照片，但避免激怒示威者，以致示威发展到不可收拾。党的报纸敦促学生珍惜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物质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大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155]请求学生通过现存的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以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方式发表批评，以免把好事变成坏事。中共当局不追究学生的动机，只是担心他们的行动会妨碍交通或干扰经济生产。

比较保守的领导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斥责为麻烦的根源。少数学生被逮捕，但大部分人很快又被释放了。但是，有几个被关押了几个月。[156]时间对政府有利。学生不久就埋头于期终考试，随后又是寒假。总的来说，官方对学生的态度是先松后紧。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在校学生的控制，政府重新在校园开设了军训和政治课，并恢复了在分配毕业生工作之前先送他们到『基层』农场和工厂劳动一年的不得人心的政策。但是政府对工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工人被严格禁止参加示威。当局下定决心要防止在中国发生波兰式的工会罢工。

胡耀邦总书记处理动乱的方式激起了顽固保守派的愤怒。他们不能忍受他的开明姿态，越来越不满他的领导。一大批党政军各方的保守派组成了十个大同盟，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那里告他的状。他们指责『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是动乱的外部鼓动者，但他们更强烈地抨击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这个保守集团在12月下半月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到月底，他们赢得了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决定要严厉压制学生的骚动，严肃处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的社论宣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种思潮，它正在毒害我们的青年，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干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难道我们还能够若无其事吗？』在新年来临之际，中央告诫全体党员要增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扩散的警惕性。[157]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危如累卵了。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学生的骚动并不是年轻人热情的孤立、突然的爆发，而是几年来一直在酝酿的一场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国外的新闻、与外国的交往和到国外的旅行就使中国的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忠诚的反对派』等思想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赢得了中国人的极度赞赏。特别受到称道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和政治多元性，都能发挥制止政府行为过当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动闸门，统治团体可以受到被统治者的监督。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观念代表着民主制度的真正特征，民主制度将致力于人尽其才的目标。

几个国际事件有助于公众形成这种心态：1986年2月菲律宾的马可斯（Marcos）政权被『人民权力』推翻；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被民众起义躯逐；台湾政治开禁，反对派成立民进党；法国爆发反对推行精英教育政策的学生罢课运动。

在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里也存在着强烈的骚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把党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就具有了较高的地位，因为现代化需要知识和才能。邓小平宣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要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应该从国家得到较好的待遇——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了。受他们新的地位的鼓舞，具有独立见识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表达他们的心声，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些不同政见者经常触动中共敏感的神经，中共非常警惕地捍卫自己行使统治和被绝对服从的权利。不同政见等同于藐视、不忠于和挑战党的权威。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爆发之后，政府将运动的领袖[158]判处了十五年徒刑。1983年，当中共意识到西方的观念、理论和实践正在侵入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时，它发动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以抵御『颓废的』价值观的入侵。

1984年4月，列根总统（Ronald Reagan）访问中国，他浑身洋溢着一种使命感，要大力宣扬美国的民主经历、对上帝的信念、自由、个人创造力、自由企业和进步精神。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六百名中国社会名流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宣布：

从我们的根上，我们从两个伟大的动力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信念和自由。创建美国的人追求崇拜上帝的自由，相信上帝能以智慧、力量、善和同情来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对自由的激情导致了美国革命，这是第一场追求人权和反对殖民统治以求独立的伟大起义。我们懂得，除非我们愿意与其它任何人分享自由，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享受到自己的自由。我们懂得，除非我们受到一套平等对待我们的法律体系的保护，否则我们的自由就不能真正地安全。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诉我们，我们将通过自由人的神圣博爱聚集在一起。林肯（Abraham Lincoln）定义了美国民主的核心，他说，『没有哪个人好到足以不经过他人同意就统治他人的地步……』。这些伟大的原则滋养了美国的灵魂，它们因诸如工作的尊严、邻里的友谊和家庭的温暖等价值观而更加丰富。

『相信人民』——这四个字不仅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强大动力……那些在最短时期内取得最显著进步的社会，并不是最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甚至也不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社会。不是的。那是因为那里的人民被允许创造、竞争和建设，被允许独立思考、作经济决定、从他们自己的冒险中获益，社会才变得最繁荣，最进步，最富有活力，最自由。

这是给一个无神论的、专制的社会带来的强烈而又刺激的讯息。中国领导人显然把它看作是冒犯，他们决定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删除那些不能让中国人民听到的字句。中国的电视观众没有听到有关信念和自由的宣传，也没有听到『自由的人民建设促进所有人发展的自由市场』一类的告诫。代理总统新闻秘书斯皮克斯（Larty Speakes）声称，虽然决定审查是『中国人民可以选择的内部事务』，但他对剔除『总统关于美国人所珍惜的价值观之见解的关键段落』表示遗憾，『这些段落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列根在复旦大学发表的电视演讲中重复了同样的主题，特别强调人权：『我们相信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尊严。我们的整个制度的基础是尊重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尊重他自己作决定和过自己生活的特殊权利』。中国人在电视直播时不允许将演讲翻译成中文，但还是有足够多的人能听懂列根的话。两篇演讲的全文很快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立即被抢购一空。列根终于将他的讯息传达了出去，中国的听众私下赞赏他的大胆和『骨气』。

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到国外和列根的来访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深受影响。他们逐渐感到，任何偏离西方民主制度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将抑制个人的充分发展，都应该被斥责为落后、专制、与时代格格不入。

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始，犯罪、腐败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培养第三梯队的幌子下偏袒高干子女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大学生们把自己看作是年轻一代的良知，他们感到肩负着抗议这种世风日下状态的社会责任。他们要人权，要民主，要法治，要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要求严禁专横的逮捕和其它种种超越司法规范的程序。

不仅是大学生，而且一般的文化界、艺术界和知识界也都受到了西方自由化的影响。作家和艺术家要求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开明的知识分子急切地讨论自由选举、三权分立、不同政见的权利和多党制度之类的话题。上海的一位知名作家写到：『思想意识应该是自由的、解放的、丰富多彩的……我为我自己树立了四项基本的思维原则——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摆脱盲从和迷信、自主思考、帮助自己的思想意识从必然王国跳跃到自由王国』。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孜孜不倦地倡导人权和民主。他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经常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露面，作巡回演讲。他最喜欢谈的话题是法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他深信，学者具有对时代的重要问题发表内心看法的社会责任。他称他不害怕任何人，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他宣称，一所大学应该把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奉为四条基本信念。他鼓吹应该以这四条信念取代四项基本原则。他把四项基本原则轻蔑地比作迷信、专制、保守和依附。他充分分享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观念——科学、自由和全盘西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套主义对中国的持续落后并保证中共无所忌讳地行使权力负有责任。他指出，中共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征服而非功绩的基础上，它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的全部表现只能被认为是一场失败。方励之鼓励学生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但他从没有要求他们上街游行。

《人民日报》的采访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不遗余力地揭露官僚主义的阴暗面和官方对文学和出版的控制。他们特别反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宣称文艺和新闻应该为政治服务。

刘宾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讽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质问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逻辑。他问道：如果1953-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1979-1986年间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它们怎么可能都正确呢？他轻蔑地质问：

极左思潮的根本是什么？它是相互厌恶、相互摧毁和相互残忍。它使人成为非人。它使自由的人变得不自由。它把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驯服的工具。它把人变成野兽。在这个过程中，良知丧失了，自我批评的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敌视和仇恨，是相互怀疑和残忍。最后，空气中充满了恐惧——对残酷权力的恐惧，对领导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因此，我必须承认，左倾思潮的根本是非人主义。

刘宾雁斥责国人受四种幻想的蒙蔽：

（1）社会主义是完美的；

（2）共产党是永远正确的；

（3）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永恒的真理；

（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过去几百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样应该予以适当的承认。

刘宾雁声称，为了这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付出了盲目牺牲和不必要损失的沉重代价。而这一切又换来了些什么呢？

另一位批评家王若望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在1986年11月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邓小平曾同意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的采访，并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但要防止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难有人能成为百万富翁的，因此不用担心中国会出现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这段声明听起来没有问题，但王若望对这条思路提出了几点争论。王若望主张，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与两极化相对的是平均主义和平等主义（『人人吃一样的大锅饭』），中国已经实行了三十年，一无所获，只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赤贫。王若望争辩说，避免两极化就是消除实现更大生产力和更多利润的动力。预言不可能产生百万富翁就是给一个人的期望值和上进心设置一条界线。王若望表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即使有三、五千个百万富翁也根本不算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物，他们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资本家。

不仅仅是像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这样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每一种东西的渴望。时常会有几千人排队等侯几小时看一场毕加索的画展，或是一场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或是一场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但很少有人去参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几乎外来的任何事物都有吸引力：政治思想、社会理论、未来学、小说、戏剧、艺术、时装，甚至像可口可乐、麦氏咖啡和肯德基之类的庸俗事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结婚礼物是一套中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央编译局局长[159]这样解释公众的热情：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的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鲁索、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不知道圣经故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无可否认，西方的影响到处弥漫，而且日益强烈。

在党内，对这种新趋势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总书记胡耀邦对之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他相信，世界性的讯息革命已经使各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检验新的观念并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创造一种新的形象符合中国的利益。他的开明方法使保守的老一辈人伤心，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具有捣乱性的影响力，是中国人生活中颓废和精神污染的根源。『的士高』音乐、滑板、牛仔裤、色情电影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外国出版物日益流行使他们恼火不已。他们认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入侵造成了党的威信下降，对领导人缺乏尊重，怀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他们坚称，如果不及时遏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将没有立足之地。胡耀邦作为党内负责意识形态的领袖，领导这场斗争太软弱了。只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专家才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纯洁。因此，那些参加过长征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自认为肩负着努力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职责。

正统理论家与进步改革家之间的冲突，只能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来解决。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邓小平集经济上的进步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于一身，他具有根据政治需要搞平衡的天才。在一个人治高于法治的制度下，他是最高的仲裁者。在他的心目中，改革开放政策只是引进外国技术、资本和管理技巧的手段。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加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而决不是把中国推向西式民主的步骤。他讥讽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三个政府，认为政治多元化完全是胡闹。只有他在1979年3月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稳定和秩序，为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环境。中国不能容忍诸如学生骚乱之类的混乱，也不能出现像西方自由主义这样的干扰影响。总之，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科学，而不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保守派理论家们在邓小平的默许下，压倒主张推进改革的人士，制止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相反，他们通过了一项经过很大改动（八次修改）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决议突出了标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对民主化事业的一记重拳落下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12月爆发了学生示威。

胡耀邦的解职

学生骚动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他太开明了，太直率了。他在总书记职位上坐了五年（1981-1986年），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曾推荐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并曾放心地说过，有胡耀邦管党，赵紫阳管政府，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怕。但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保守派纷纷要求邓小平让胡耀邦辞职，理由是他在对付学生和制止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问题上处理不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其它三名理论家及两名军方要员带头攻击胡耀邦。[160]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邓小平知道同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作对是徒劳无益的；此外，他自己对胡耀邦的信赖也已减退了。经过1986年12月下半月的几次秘密会议，邓小平痛苦地接受了胡耀邦必须下台的决定。邓小平以牺牲胡耀邦来保住保守派领导人的支持。

过了元旦，胡耀邦就没有公开露面了；他的下台迫在眉睫了。与此同时，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着，会议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在当天会议的最后时间，胡耀邦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犯有错误，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从在1987年年初内部传达的八份党内文件中，可以一见最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党内争论。胡耀邦的检讨可归纳为六项，既暴露了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政策分歧：

1.搞帮派主义，优先提拔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他自己曾担任过共青团总书记。

2.在外交场合说话随意：在1983年访问东京期间宣称，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将考虑取消赵紫阳总理与列根总统的互访。

3.没有有效地开展平反工作。

4.推行过快的经济改革步伐，造成了经济失衡和对局势失控。

5.在主持党内工作时主张人治高于法治。

6.没有遵守组织原则,向外国人和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

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胡耀邦的错误如下：

1.违反党的集体领导。

2.在重大政治原则上犯有错误。

3.屡屡地、武断地干涉政府工作。

4.屡屡不听邓小平的建议。

5.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武断做决定。

6.政治工作作风中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这些正式指责的背后，存在着对胡耀邦不停地呼吁党内老一代人退休一事的深深不满。据称，他曾打算在预计于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央委员年满60岁退休，政治局委员年满72岁退休。年迈领导人退休的原则肯定得到了党和邓小平的认可，但具体实施则留待总书记执行。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是极其敏感的。要是没有退休制度，职务就意味着权力、政治影响和经济特权。长征一代的老人对他们责无旁贷的工作权利特别敏感。退休等于一钱不值，为了避免退休，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邓小平也许也对胡耀邦谈论退休感到不快，尤其是因为胡耀邦暗示说，邓小平应该首先退下来，以便给其它老同志树立一个榜样。确实，邓小平曾屡次抗议说他想退下来，但其它人不让他退。胡耀邦或许天真地把邓小平的话当真了，这样就触怒了他，导致邓小平怀疑起胡耀邦政治上是否足够精明。学生动乱和邓小平的不快给了老一辈领导人一个赶胡耀邦下台并保住自身职位的大好时机。

军方也不为胡耀邦所用，因为他与军队关系不密切，在四个现代化中给军队分配的利益份额较低。此外，胡耀邦曾提倡削减一百万军队，并坦率地批评过对越南的战争。从1986年9月起，军方就预言胡耀邦将倒台，并朝这个方向作努力。

顽固的老一代人决定在十三大召开前就拉胡耀邦下马，这样就可以不让他在挑选代表和准备会议议程上发挥作用了。由于有军方的支持，他们的力量大得惊人；邓小平在内心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中间派，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也许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思想的正统。

当胡耀邦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辞职以后，四十个与会者中有二十一个人发言批评他，包括一些他从前最紧密的同盟者。胡耀邦泪流满面，但同意『永不翻案』。问题的解决结果是，胡耀邦维持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地位。对他不作公开批评。事实上，他的名望骤增了。

赵紫阳总理被任命为代总书记，同时兼任他其它的职务。改革派的事业遭受了一记重创，保守派的势力上升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彭真和邓力群猛烈地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监督新闻媒体和书报刊物的出版。三名主要的批评中共的人士被立即开除出党：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但是，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肉体折磨。方励之被解除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显赫职务，调任很不起眼的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一职。允许他继续搞研究，出席国内的——偶尔也有国外的——学术会议，但不得再作公开演讲。像其它两位批评家一样，他的声望或许保护了他免受更大的惩罚。还有其它几个文化界和知识界人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没有一个人遭遇文革期间那样的粗暴对待。[161]

作为响应，一千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于1月19日联名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一封抗议信。抗议信表达了对胡耀邦被解职、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出党及让人想起『文革暴行』的左倾思潮之回潮等问题的关心。留学生们重申支持改革、民主和法治，宣称反对倒退。

邓小平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不允许这场运动破坏安定团结。运动将局限于党政军机关和城市企业。农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将不在运动之列。也禁止使用带有文革遗风的表达方法或词语。

从1987年1月到5月，保守派思潮通过激烈的言词和恶意的影射渗透到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和新闻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要席卷各大城市，改革派人士显得被打乱了阵脚，无能为力。强硬派号召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做法，提倡节俭、艰苦、朴素、忠于国家等老的美德，以图消除西方的影响。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又喊了起来。胆小的人开始把他们的西式服装收藏起来，换上中山装。

但是大多数人不想退回到老的日子。一旦接触到了某些自由和电视、冰箱之类的物质享受，人们就无法忍受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斯巴达式（Spartan）的朴素生活了。强硬派的子女和孙子女也反对这些老人们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全国人民也都希望避免重新出现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到5月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就过去了。党内的老一代人痛苦地发现他们是在社会的主流之外游荡。他们的声明被人们置若罔闻；大多数人干脆在盼他们早点过世。

中共确实是进退两难。从1949年以来，它一直独享着权力，而行使统治的权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现在，年轻一代人却在鼓吹民主化，向往其它现代社会中所能见到的自由生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失去了感召力，党本身也正经历着一场信任危机。如果不同意经济改革和更大程度的政治宽松，将进一步脱离人民，更加把党带离时代现实。但允许民主又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灭亡。最高领导层努力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使它既不会不忠于它的意识形态，又不会犯『正统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它摸索一种将允许市场机制、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借鉴资本主义管理技巧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灵活的框架内，既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一旦找到，就能够用来论证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展，加强改革派的地位，挫折保守派的热情。

赵紫阳总理内心里是个专家治国论者，他与强硬派虚与委蛇，避免对立。他只同他们在1987年5月1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抗过一次，试图约束他们过分的左倾思潮。[162]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整个春天里保持着沉默，疗治他因损失胡耀邦而引起的内心痛楚。他最终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谁应该辞职，而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前途如何。如果不制止保守派的气焰，现代化本身就将停滞。沉默不语的悠闲过去了；邓小平被迫出来摆明自己的立场了。

5月和6月当中，邓小平在四个场合对外国来访者[163]强有力地申明，需要制止左倾，扩大改革开放政策的范围。一直在等候讯号的新闻界立即响应这条消息。这是反对左倾思潮的一个胜利，也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个打击。改革派人士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凝聚力，他们开始筹划在7月份即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进攻。

在北戴河，各方代表政治权力的人物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在四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在预定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将发布一项关于未来发展方针的政治报告；

（2）老同志退休，选举未来的领导班子；

（3）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发表一项正式声明；

（4）政治改组。

这些考虑将暂时保密，直到由十三大最后批准。

中共十三大

万众期待的中共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与会代表1936人，代表全党4600万党员。两百名外国记者，包括一些来自台湾的记者应邀采访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会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申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并把经济发展当作全党的中心任务。

第二，通过长征一辈的老同志主动引退，大会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更新，并确保了较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填补他们的职位。

第三，通过了一项关于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新的理论框架，这在以前被保守派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第四，确定了政治改组的范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

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份精彩的政治报告，总结了1978年12月以来九年中的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全国十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按赵紫阳的话来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六十年历史上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之一，另一个飞跃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言下之意，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在中国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位主要贡献者。许多人现在把目前的现代化看作是第二次革命或新长征。

人事变动

邓小平亲自导演了九十多位批评市场导向改革的党内元老引退。他们中有彭真，85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云，82岁，中共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中央计划者；胡乔木，75岁，邓力群，72岁，两人都是正统理论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者；李先念，78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本人也辞去了党内的所有职务，但根据一条专门的党章修改规定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条修改规定允许邓小平可以不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保留这一职位。大会还安排了总书记赵紫阳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担任常务副主席。这些安排可以说暗示了军方将接受赵紫阳为邓小平的潜在接班人。

285名新的中央委员中含正式委员175名，候补委员110名。原来的348名中央委员中有150名（占43％）年迈的委员未能再次当选。有意思的是，1976年接毛泽东班的华国锋保住了中央委员身份。赵紫阳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书记。新的统治集团平均年龄为55.2岁，比上一届的59.1岁大大下降了。新增8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全体中央委员中有209名（占73％）受过高等教育。

政治局17个委员和一个候补委员基本上是较年轻的改革支持者。上一届20个政治局委员九个退休了。但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仍保留委员职位；还有他的亲密同事副总理万里和田纪云。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63岁，比上一届低七岁。在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平均年龄64岁，比上届低13岁。

在权力极大的常务委员会中保持了观点的平衡，当选的五人如下：赵紫阳，68岁；李鹏，59岁；胡启立，58岁；姚依林，70岁；乔石，63岁。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市场导向经济发展的坚定支持者，李鹏和姚依林倾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专搞安全的乔石立场居中。实际上，他们全号称是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只是在风格、方法、步伐和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强烈愿望，因此，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自称搞其它东西。

其它一些重要的党内职务任命有，陈云担任两百人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胡启立担任四人书记处的负责人。

随着保守派的大部分批评被抑制，改革派获得了全速前进的授权。但是，他们知道，退休的老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影响。他们愿意退休或许是因为达成了这样的谅解：他们支持的人选李鹏将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并将在以后出任总理。事实上，在十三大闭幕后刚过了三周，李鹏就被任命为代总理，随后在198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李鹏是一名早期革命烈士[164]的儿子，他在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家中长大。李鹏17岁入党，194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电机，六年后回国。他作为一名电力和能源专家扶摇直上，接近党内元老陈云、彭真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等人，得到党内保守派、政府部门中周恩来的拥护者，以及在各条战线上占据重要岗位的五十年代留苏学生的广泛支持。李鹏对他的教育背景很敏感，因此他特别申明不赞成苏联的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在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不久，于1987年11月2日宣称：『认定我支持中央计划经济的断言完全是个误解。（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重组。』在他被任命为代总理时，宣布支持『在继续保持安定团结并一如既往地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同时』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国家调节市场，市场指导企业』，可能是李鹏的一个贡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强硬保守派不断指责，其它许多人也总是有疑惑，觉得市场导向机制根本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论调对进步运动来说正是如鲠在喉。然而，做经济发展工作必须承认市场因素，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对改革派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一套理论框架，用来论证他们的工作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极其需要也被允许的事物。经过一段长时期在黑暗中的摸索，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新概念：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场因素、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以及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套理论支持的鼓励下，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充满信心地宣布：『改革只是一个使中国得以振兴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赵紫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中国以前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国没有经过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坚持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机械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右倾错误。但认为中国可以跳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将是乌托邦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赵紫阳总结说，『在这个（初级）阶段中，我们将完成其它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赵紫阳宣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十九世纪的欧洲理论家不可能预见到的实验。

我们不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条件下，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听从书本，也不能机械地模仿其它国家（苏联？）的模式。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这些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找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赵紫阳敦促国人寻找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方法，以避免经济结构僵化，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套理论沿着以下的思路继续发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心任务是结束贫困和落后。它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矛盾仍然存在。要确保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必须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一百年，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时私有生产手段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它将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中叶，那时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长期的过程将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达到翻一番的水平，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个时期，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达到生活小康的水平；第三个时期，到下世纪中叶达到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享有的富裕水平。要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是关键。

持续令中国痛苦的问题是：『改革是不是正在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是有一种新的衡量标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倾向于把『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把『中央计划』与苏联或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中共领导人现在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都是『中性的手段和方法，它们并不决定一个社会根本的经济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采纳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采用以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并让普通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推动经济发展便是好的，而妨碍经济发展便不是好的。』这些观念听起来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何其相似。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一种西式的改革，将不会涉及包含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三权分立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等形式的完备的民主制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提高行政效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消除人员过剩现象。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将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日常运转分离开来。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将由间接控制来取代，并对官僚机构进行从上到下的合理化，建立量才录用的公务员制度。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说法，中国必须保持独特的政府形式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色。在提高普通群众参政意识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制、和『多党』合作将继续运作。通过发展有效的司法制度，人民的权利将得到保护，不受官员和不合法程序的粗暴侵犯。通过这种途径，社会主义民主就能建立起来。

评价

中共十三大之所以值得重视，有以下几个原因。它有力地将中国推上了加速经济发展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道路。没有其他哪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自愿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的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发现，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不容纳市场机制，就无法有效运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似乎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但中国在苏联之前就挣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国已经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发明了一种符合现实的理论，而不是使『现实适应于理论』。邓小平将经济改革变成了一种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不可逆转的义务。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然拖着几乎整个苏联官僚体系，『开着低档吃力地慢慢爬坡』。有识之士相信，中国经济成功的可能性比苏联大。

但是，中共十三大虽然成就斐然，却也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它的成果并不代表进步改革派的明确胜利，而只是党内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妥协。保守的老一代人退而不休，能够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阻挠更加激烈的开禁。许多敏感的问题，如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租赁给私人经营、破产法、土地使用权（实为私人所有权的委婉词）的转让等，仍然显得是一触即发的禁区。尤其是赵紫阳最赞赏的温州私有制模式，仍然将触发争论。

第二，邓小平安排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却丝毫没有保证赵紫阳能继承他担任统帅和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权之前就下台了：刘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华国锋在1978年。任何共产党国家都天生存在着领导人继承的不稳定。常识促使人发问，即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邓的保护，那么邓小平逝世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要取得稳定的话，就必须使法治取代人治。

第三，加速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必然会使『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经久不衰的『体用』之争等问题再次出现。十三大回避了这些问题。

第四，党政职能分离将影响几百万人的既得利益。贯彻这一方针会是极度缓慢而艰难的。

第五，四项基本原则的至高无上排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统治的可能，也排除了共产党允许范围之外的任何自由。只有极少数的不同政见者被允许存在——如一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知名记者、一位作家或一位艺术家——那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仅此而已，但宽容的程度是严格控制、严格限定的。

总而言之，十三大表示了各派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此而言，十三大称得上是成功的。但探索民主、多元化和人权等更高的目标，则需要有另一次长征。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在1987-1988年间，中国逐渐发展了一套沿海地区的经济战略，根据这套战略，将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使之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1）从国外进口原材料，（2）向世界市场出口加工制成品以赚取外汇。由此积累起来的基金将用于购买高科技现代设备，这意味着帮助为中国的重工业筹措资金。这些反过来又将帮助农业的发展。沿海经济将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生产过程的两头——原材料的供应和制成品的销售——都深深参与世界经济。外国材料的进口在一开始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的内地省份不能提供这些材料；但随着条件的改善，中国的西北地区可以提供一些原材料。从长远来看，全国都能从中获利。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是1978年12月采纳的对外开放政策之必然延伸。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一直在向着更大开放和更密切国际接触的方向发展，体现在1979年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十四个港口的开放；再后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以及1985年海南岛被确定为第五个经济区。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表明中央现实地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各个地区间不可能以同步的速度发展，中国现在应加速沿海地区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从出口贸易中获利。

这个规划的理论基础由一位34岁的经济设计师于1987年6月提出。[165]这位设计师有力地解释了使中国的沿海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好处，它将构成一个循环，进口加工用的原材料，再出口制成品换取外汇，为中国的现代化筹措资金。这项规划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期五到七年，在其中，沿海将建成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别是在纺织、食品、小电器和轻工业产品领域。与此同时，将努力改善沿海与内地省份的交通，但对重工业的投资将必须等到出口挣够了外国资本之后再进行。第二个阶段也是五到七年，其间，内地产品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大大地扩展维持劳动密集型工业能力的对外交往。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其间，尖端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出口将大大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将相应减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将流向高技术生产，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在第一阶段中，约有六千万农村劳动力可以被吸收进出口导向活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吸收1.2亿农村劳动力。到本世纪末，中国将能够每年出口价值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将要求年出口增长率达到12％。与其它一些国家在其经济发展顶峰时期的出口增长率相比，中国预期的这个增长率也不过分高：日本当时是17％，巴西是16％，南韩是40％。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考虑了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的独特的二元化经济结构。在苏联的影响下，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对待，轻工业则被忽视了；农业更是保持在很低的技术水平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捆在土地上。在这样的二元化结构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工业化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但发展高科技将排除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劳动密集型工业趋向于增加消耗，但发展尖端工业则需要资本。从哪里找资本？到全球市场去寻找！

中国的沿海地区非常适合于搞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工业，因为这里具有丰富的优秀劳动力——聪明、勤劳、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很廉价。这些地区还具备相当多的科学技术资讯和较好的电讯设施，这些为集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于一体的活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确实，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乡村工业欣欣向荣：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和辽东半岛都是如此——简言之，沿海地区包括了广州、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和大连）。乡村工业一向是自力更生、高效和自负盈亏的。在1987年，它们拥有8500万训练有素的劳工，生产出价值4500亿元人民币的货物，超过了农业部门的产值。这支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队伍，如果转向出口导向的话，将使中国至少在二十年里处在比亚洲四小龙更有利、更有竞争力的地位上。[166]此外，日本、南韩和台湾的货币正在升值，而美元和人民币则在贬值，这就使中国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沿海愿意『加工外来原材料』，『根据规格书接受外来订单』并『组装外来零部件』；中国政府则愿意『补贴与中国产品做交易的外国商人』（『三来一补』）。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引起了锐意改革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注意，并在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十三大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两次视察了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完全相信了这个规划的可行性。他那份乐观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邓小平在1988年1月23日对这份规划的批示为：『完全同意。你们一定要大胆、快速向前走，不要错过这个关键的机会！』1988年2月6日，政治局正式批准了这份规划，并指示沿海各省市领导努力完成这项规划，在各自的管区内欢迎外国投资，兴建合资项目，并欢迎外国专家参与管理中国企业。

沿海发展战略必须被看作是一项改革派们独创的高超举措，他们通过这项战略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又阻止了保守派把中国经济推回到中央计划和经济孤立老路上去的任何企图。但是这项规划也使中国严重地依赖于国际经济，使它听凭变幻无常的国际经济的支配，从而剥夺了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权力。中国的产品必须以高质量来同其它太平洋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以确保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争取到外国的订单和合同，就必须在外国建立起推销网络，这就要求中国培养大批销售和交易代表，他们应通晓外语、市场形势和国际商务的做法。此外，要使这项计划获得成功，时间是根本。如果在二十或三十年前就做这项工作，中国也许已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驾齐驱了。但现在，由于西方和日本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以及九十年代初全球经济放慢或衰退的隐约威胁，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更加强硬的抵制。归根究底，沿海经济发展规划的采纳证实了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共产主义本身无法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它需要资本主义的帮助。

动荡中的社会：通货膨胀和道德败坏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官方宣布的幅度在1985年是12.5％，1986年是7％，1987年是8％，但非官方的估计是每年20％到30％。所有工薪阶层都感受到了涨价的急剧冲击，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伦理都受到了影响。毫无疑问，在各种改革措施中，价格放开和工资调整是最痛苦也最不成功的。政府下决心实行物价改革，因为以往对副食品、食油、住房以及其它所有东西的补贴制度忽视了价值规律，消耗了国家预算。政府认定，价格放开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与其将来受苦，不如暂时受点委屈。但是，对人民来说，放开价格导致了总是比工资调整更快的价格上涨。1988年5、6月间，对四种副食品（猪肉、鸡蛋、蔬菜和食糖）的控制放开了，大城市中的价格一夜间猛增了30-60％。政府向每个工人补贴10元人民币，每个大学生补贴8元，每个中学生补贴7元，但这根本不能抵销价格的上涨，尽管政府声称过去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减缓了解控的痛苦。

通货膨胀加剧了政府中的腐败，高干子女的裙带作风、走后门和黑市交易。一位政府顾问承认：『在今天，不靠贿赂官员要想办成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获利的动机压倒了其它一切考虑。一种货物经常标四种价格：国家定价、市场价、议价和外宾价。飞机票和火车票不仅是难买，而且对不同的旅客标不同的价格。要求大学通过搞副业赚钱来补贴教育。有见识的人士担心中国会变成『全民皆商』。社会上流行起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占便宜、坑蒙拐骗、经济犯罪等情形到处蔓延；旅店、饭馆和国家机关普遍出现了敲竹杠和乱收费的现象。

八十年代普遍的困难似乎降低了人们的自我价值观，使他们变得脾气暴躁、心情郁闷。生活中充斥了冷漠、麻木和粗野。心理学家指出，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彻底的沮丧和无奈，而不是他们喜欢粗暴。人们已经在为经济麻烦苦苦挣扎，涨价给他们焦虑的心情增加了另一个重负。眼看着存款不断由于涨价而消蚀，人们害怕1945-1949年间的那种价格飞涨会重演，因此拼命想办法对付这种情形。

在1983年到1988年间，大部分城市工薪阶层发现购买能力下降了100％甚至更多；生活水平急剧降低了。1988年在一家好饭店吃一顿饭花的钱是1983年的五倍。1956年，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挣55元人民币，能够养活一家四口，但到1988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涨到133元，却还无法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他每天的工资只够买两只西瓜！按黄金比价来算，1987年他的收入只值1979年的49％，1956年的15.7％。

1987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要把收入的35％到45％花在吃上，另外25％到35％花在其它生活必需品上。这样就剩不下多少钱支付其它所有的必要开销了。挫折引起了焦虑、自私、不满和粗野。社会道德降低到瓦解的地步。价值观的混乱和管理的无序比比皆是。

放开价格为涨价提供了时机，但通货膨胀的另外两个基本原因也不应忽视。一是在1984-1988年间货币供应每年增长了20％，导致了纸币发行的迅速增加。二是银行储蓄（3075亿元人民币）和流动资金中的大量过剩现金——到1987年底约4200亿元人民币。人们时常冲到银行提钱，以便赶在新一轮涨价之前购买必需品。当太多的钱抢购太少的商品时，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便出现了。

公众对涨价的不满和抗议，促使政治局于1988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好几次争论激烈的会议。总书记赵紫阳继续主张价格改革是经济重组的核心，而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主张，即使不是停止，至少应放慢价格放开，理由是工资增长跟不上价格增长的步伐。最后，对公众不满的关注占了上风。政府采取了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约束基建和资本支出等措施，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8月，中央宣布，在1988年余下的时间里和1989年中，不再会有进一步的价格放开。人民歇了一口气。

但是，有一批人似乎在这段动荡时日里发迹起来。他们是那些崭露头角的个体企业家和个体户，这些人大都从事手工艺品、小制作、家用器具维修和销售、运输和消费服务业等行业。由于他们勤劳、有眼光、善于判断、勇于冒险和妥善经营而取得了成功——这在任何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在1988年6月，这些私营企业有225000家，雇用360万人。国家承认这些企业合法，理由是它们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个体户成为百万富翁。辽宁沈阳的一个农民组织了一个运输队，1987年赚了一百万元人民币。另一位企业家投资一百万元建一座轧钢厂，雇用的在册员工有一百人。福州市一位31岁的年轻人经营一家柯达胶卷冲印店，控制有53.9万美元的资产，住在一幢价值10.8万美元、带空调的房子里。一位木雕『大王』雇用三千名工人，积聚了两千万美元的资产。北京的一位摩托车头盔制造商经营极其成功，以致一家外国公司主动提出与他合股，支付他82000美元的年薪。在较小的规模上，许多没什么文化的个体经营者一小店铺主、茶农、出租车主——一年挣三万到十万元，是教授和外科医生年薪的十到三十倍。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一些最缺钱的人转而犯罪，从事盗挖古墓的勾当，希望立即致富。

追求金钱的疯狂是不是把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大多数中国的理论家认为不，因为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几乎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然而，企业精神却抓住了中国人的心。因此，艾柯卡（Lee Iacocca）自传的中译本竟成了1987-1988年最畅销的书，也就不让人吃惊了，这本自传宣扬的便是个人的创造力。

在这样的气氛中，思想意识的首要地位被削弱了，导致了方向的模糊和自我怀疑的兴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重让位于更加现实的评估。赵紫阳称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邓小平则在1988年6月劝告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不要搞社会主义』。一位中国理论家发问：『谁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出马克思想像的技术世界中。』另一位理论家称，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列宁『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见到多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长处，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意味着采纳资本主义的一些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完全正当的。

1988年的中国处在动荡之中。马克思主义秩序已基本消逝了，但替代它的秩序尚未诞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7％，而通货膨胀率达到26％，它正经历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经历的日益强烈的痛苦。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日，经济的活跃、意识形态的混乱、世风的日下和腐败的普遍，构成了一幅极端矛盾的景象，在其中，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挣扎着浮现出来。

【注释】

[150] 安徽大学和合肥工学院。

[151] 主要来自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也有少数来自复旦大学。

[152] 这位抗议者为自己知道这部著名美国影片的名称“Gone with the Wind”而自豪。

[153] 何东昌，中央委员。

[154] 江泽民。

[155] 费孝通。

[156] 他们中的一位叫杨伟（音译），32岁，硕士，1983-1986年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习，获该校的分子生物学硕士。1986年1月在上海被捕，一直到12月才审判。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包括参与上海的一次亲民主示威，并与中国民主联盟及其刊物《中国之春》有牵连。中国民主联盟的总部和刊物设在纽约，严厉批评中国缺乏民主。

[157] 《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采用了『自由化』而不是『自由主义』一词，是为了表示一种正在展开的过程而非一种状态——其间有微妙的区别。

[158] 魏京生。

[159] 刘尊棋。

[160] 彭真和另外三名权力很大的理论家邓力群、胡乔木和薄一波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有时被说成是新四人帮。两位军方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得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

[161] 他们当中有：苏绍智，哲学家和改革理论家，马列研究所所长；王若水，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吴祖光，剧作家；还有其他几个作家。他们被要求退党。

[162] 赵紫阳批评了三名带头的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胡乔木和薄一波。

[163] 外国来访者中有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新加坡第一副总理、日本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团。

[164] 李硕勋。

[165] 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北京，1988年1月23日（原书注日期有误，该文实刊登在1月5日上。——译者）。这篇讨论文章中的观点提供了本节中的大部分内容。

[166] 1987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台湾和南韩同类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工人工资的八分之一。

第三十九章 台湾的『经济奇迹』及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景

走上台北的主干道，你将看到摩托车、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车水马龙。街道两边则是酒店、现代住宅和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在办公室里，是一派成功企业的嘈杂而又不失条理的景象；电梯声、空洞声、打字声和计算机声，时而夹杂着电话铃声和打国际长途时提高的嗓音，组成了电子化的交响乐。在迷离台北之喧嚣的地方，农民自豪地展示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舒适的平房里，显得对生活很满足。

这就是现代台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日本第二』（Little Japan）的称法激起了一种混杂的反应：表面上不高兴，但心里很骄傲。在东亚，就工业化、对外贸易和生活质量而言，台湾确实是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的成功，是它争取生存、安全和国际纽带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走近看一看台湾的成就，将有助于解释它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

到1988年，台湾已经享有了超过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六十年代为9.1％，七十年代为接近10％。据《欧洲货币》（Euromoney）[167]称，在1974-1984年的十年中，台湾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长率，仅次于新加坡。在八十年代，台湾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加快了。1980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产值达403亿美元，人均产值达2100美元，外汇储备达74亿美元。1984年，增长率达到了10.52％，国民生产总产值因此达到575亿美元，人均产值达3046美元，外贸总额达520亿美元[168]，外汇储备达160亿美元。1992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国民总产值高达2110亿美元，人均产值10215美元，外贸总额1390亿美元，外汇储备820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令人震惊的是，只有区区两千万人的台湾居然占有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0％。台湾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来自于同美国的贸易顺差——1986年为136亿美元，1987年为190亿美元，1988年为141亿美元，1989年为130亿美元。如果到2000年之前经济增长率能一直保持在6.5％上，那么，到时人均收入将达到15000美元，外贸总额达到2900亿美元，这将使台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十大贸易国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财富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大多数人分享，充分实现了『均富』的古代理想。1952年，受薪阶层中工资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之间收入的比例为15:1，但1964年只有5.33:1了，到1987年更降至4.69:1，比美国的工资差别还要小。[169]电视机、雪柜、洗衣机非常普遍；而失业率在1988年时只有1.69％。台湾的平均年龄男子为71岁，妇女为76岁；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为2845，蛋白质的摄人为80克，均超过了国际标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1988年仅1.1％。同时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说，台湾享受着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

经济战略

台湾的经济战略是优先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再次是重工业。从1949年到1960年，政策的重点指向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开始是分作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随后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劳力与技术革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物质和社会基础，稳定物价，改革外汇体制，发展进口替代型轻工业。

狭小而资源贫瘠的台湾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贸易。经济规划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强调工业化和出口。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耐用消费品（轻工业）的产量，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组装产业，使农业生产多元化以利于出口。电子、合成纤维、塑料等工业迅速发展并推进世界市场。台湾产品因劳动力价格低廉和高度的质量控制而在国外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七十年代，政策重点转向了发展尖端工业和重工业，并扩展基本建设。1973年开始了十大建设（其中七项与基础建设相关），耗资七十亿美元：

（1）称为『中山高速公路』的南北快速干道；

（2）以蒋中正名字命名的台北郊外桃园国际机场；

（3）西线铁路电气化；

（4）北回铁路；

（5）台中港；

（6）苏澳港；

（7）在台湾岛北端的金山附近，建造配备两套机组的核电站；

（8）起名为『中国钢铁公司』的现代钢铁厂；

（9）大型高雄造船厂——中国船舶建设公司；

（10）一个石油化工基地。

最后三个工程位于高雄或高雄附近，到1979年，高雄改设为与台北一样的特辖市。

随着这十项建设在1979年竣工，台湾展现出『富裕发展中国家』的面貌。这些建设向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资本，缓解了1974-75年间的衰退。此外，大批参与这些工程的经济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无数工人在其中得到了培养，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能力有了一种全新的信心。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技能，进一步使台湾岛现代化，政府立即发起了十二项重点工程，着重建设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些工程包括扩建钢铁厂，增添核电厂，修筑新的跨岛高速公路，完成台中港建设和环岛铁路系统，延伸快车道，改进区域灌溉系统，兴建大型海堤，提高农业机械化，兴建新的城镇、文化中心和住宅房。随着这些耗资57.5亿美元的工程胜利竣工，台湾成为新兴发达地区之一。

1985年，政府开展了十四项重点工程以扩大经济基础，预计投入资金200亿美元。这些工程主要由基础建设和改善现有结构组成，包括中国钢铁公司分三阶段的扩建，修筑新的铁路，台北市地下快速交通网络，电信设备的现代化，开发四大国家公园，增添防洪工程、大坝和垃圾处理场，开发石油和海上资源，保护自然生态。项目预定的完成日期是1990-91年。

现代化的手段

现代化需要资金、优秀的人才和科学的管理。虽然政府和岛内私人投资，构成了重要的资本来源，但外国投资和海外华人（新加坡、香港、美国等地的华裔人士）投资也很大，这要归功于台湾良好的投资环境。196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了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工业可蠲免五年的所得税，而且在免税期之后所得税的最高限额为25％，另外还提供了其它一些特权，如免交出口税、关税、营业税等等。1979年，这项法令又作了修改，进一步提供了税务信贷（tax credit）以吸引外国投资，来自岛外的大量投资继续增长。

六十年代三个出口加工区——两个在高雄地区，一个在台中附近——的建立，也通过简化关税程序和出口管理而鼓励了外来投资。到1974年，在出口区291个项目上的投资总额达1.56755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11322亿美元，保持了两亿美元的顺差。

引进来自岛外的新生产技术，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技术合作法》，195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总计837项有关技术合作的民间协议。日本遥遥领先，参与了615项，美国其次，151项，欧洲57项，其它国家14项。

台湾卓越的教育体制提供了有利于投资和现代化的合格人才。所有人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77-78年度，99.6％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50.9％的15到17岁少年都在上高中；25.2％的18到21岁的青年就读于101所大学院校。此外，台湾还派了一大批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170]因此，岛内并不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

充足的动力和优惠政策、训练有素的人才和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外国和海外华人的投资迅速增长，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几百万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13亿美元。在二十五年里，这些投资的总额达19.2亿美元——其中31％来自海外华人（5.95亿美元），30％来自美国（5.86亿美元），17％来自日本（3.21亿美元），12％来自欧洲（2.27亿美元）。较合意的投资项目是电子和电动产品（6.33亿美元）和化工产品（2.91亿美元），其次是服务业、机械和工具、金属产品和纺织品。

1979年1月1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没有引起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外国投资的多大影响。1979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20％，外贸增长了31％，外国投资增长了50％。更引人注目的是，通过香港和日本转口的与中国大陆的非正式贸易在1979年达到了1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7亿美元。1987年，台湾的对外贸易排名亚洲第二，世界第十四。

迅速的工业化引起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包括交通、污染、工业垃圾、通货膨胀、少年犯罪等，以及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使城市急剧膨胀而务农人口则持续减少。[171]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是高出生率，1980年达2.064％，造成了1990年时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64人，台北市达每平方公里10160人——高于纽约的9050人和东京的5388人。政府历年控制人口出生，最终在1990年将出生率降低到了所希望的1.241％。1993年，生活在台湾的人口约有2079万。

社会变化

在迅速工业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在最近二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占据了总人口的50％。他们是一些成分各异、流动性很大的人群，包括小商人、职业人士、技术和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可观的财富。比较突出的有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公务员和商界经理等。他们参与政治，对公共事务大胆发表见解。他们通过消费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传统的老一辈中国人那样一意省钱。他们达到了惬意的生活状态，因此害怕急剧的社会或政治变动。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

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父母在有关子女婚姻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的权威急剧衰落了。子女选择他们自己的配偶，或通过朋友或媒人的介绍结识对方：在事后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且一般也只是做做形式。父母也失去了要求子女继承祖传职业的传统权力。大学教育和工业企业的众多机会使年轻人比以往更独立、更自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而非家庭影响在社会上立足；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4％表示对家庭继承作为获取社会承认的手段不感兴趣。那些住在家里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自动将腰包上缴给父母，而那些住在外地的人只是象征性地汇些钱给父母。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迅速让位于快速工业化所树立的新观念；个人自由和更快的社会流动性是这些变化的标记。

财富的迅速积累对经济行为和社会伦理产生了负面影响。长年的贸易盈余和通常较高的储蓄率（34％），使社会充斥着寻找用途的闲置资金。在股票、期货、商品和房地产上的投机比比皆是，进一步哄抬了物价。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犯罪和欺诈伎俩到处肆虐，损害了社会的道德。其它一些暴发户行为有肆意挥霍、过度享乐和沉湎于举办选美比赛。[172]

当一个社会中旧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之时，就需要有认同和保证。美国政治漫画家卢里（Ranan R. Lurie）应邀创作一个台湾中国人典型的卡通造型。1985年12月，著名的『李表弟』诞生了——这是一个身穿功夫衫的小伙子，长下巴，大耳朵，粗眉毛，一头蓬乱的黑头发，浑身散发着决心、力量和活力。政府当局觉得这是代表台湾积极形象的造型，表示很满意。

蒋经国在领导台湾经济发展和应付美国与北京和解所引起的危急局势中，功不可没。他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领袖，周围聚集着经济、科学和管理各方面的专家。他热切关心经济事务和人民的生计。他在1973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发起了十大现代化建设，后来又发起了十二项更大的重点建设。1975年蒋中正去世时，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则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严家淦在1978年5月任期结束，六十八岁的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几乎以全票当选为任期六年的总统。

蒋经国对父亲保持着极端的孝顺，但父子俩在受业、观念、脾气和生活方式上都迥然相异。老蒋的性格较刻板、严厉、冷淡，关心军事；而小蒋较和善可亲，关心经济。蒋经国经常走访农民、士兵和医院的病人，他很平等自在地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垒球手交往。他这样做颇具『亲民』的古风。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大陆人都一样喜欢他，因为他象征着团结、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蒋经国统治的特点是政治革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整军备武。他相信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敦促所有人把他们最大的力量贡献给建设美好的未来。他特别关注培养年轻人的才能，促进台湾本地人融入政府主流。副总统（谢东闵）、台湾省长、台北市长、多名内阁阁员、大批立法委员和议会议员都是台湾人。蒋经国的统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由主义，但他顽固地拒绝放弃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拒绝与北京谈判（除非它放弃共产主义）；他也不容忍台湾独立运动，不与苏联谈判，不允许在台湾搞共产主义宣传，或攻击国民党和三民主义。

蒋经国（1910-1988年）的遗产

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台湾出生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博士为副总统。虽然蒋经国继续倡导大型的基本建设（如十四项重点建设），以巩固台湾的经济基础，但他年事渐高，糖尿病越来越影响他的健康，因此他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有关国民党和台湾前途的较大和较基本的问题。

到1986-87年，国际形势和岛内激烈的社会变化促使他相信，只有通过政治开禁和加强法治，台湾才能发展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具备经济繁荣、政治成熟和社会稳定的特征。他所想象的新秩序应该融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于一体，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政体，这种政体将可充当替代中国大陆之生活方式的样板。

蒋经国的思维无疑受过去几年国外和台湾主要发展趋势的影响。民主化的浪潮已席卷了好几个亚洲国家。在菲律宾，人民的力量已经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Macros）政权；在南韩，反对全斗焕总统独裁统治的抗议持续不断。在中国大陆，学生在1985-86年间抗议示威，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化。蒋经国想要通过采取主动迈向自由化来使台湾免受类似情形的折磨。

岛内迅速改变的社会状况，使蒋经国关注起新兴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抱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政治意识强烈。他们把参与政治看作是现代公民资格的组成部分，毫不犹豫地在诸如人权、经济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上畅所欲言。国民党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国民党最初创立时是一个志在推翻满清王朝、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政党，后来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成为训政时期（1928-48年）的政府，党的总裁行使最高统治权。总裁的话就是法律，通过政令进行统治的方式习以为常。但现在，时代改变了；人治将必须被法治替代。这种结构必须向民主立宪制演进。对台湾的民主进行制度化并使之摆脱人为因素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在国民党党内，为打破元老对党的控制，似乎也必须进行内部的民主化和改组。党内职务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任期应该固定；党纲的关键部分，应该像在任何民主社会中一样，在全国性会议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国民党内部的公众意识和开明因素，有利于把国民党逐渐从一个革命政党改造成一个正规的政党——准备放弃权力，如果当真的得不到民众支持时，愿意接受反对党的地位。[173]

蒋经国总统留意了这些意见，转而相信，让人民、政府和政党担负起民主政治的更大责任的时刻已经到了。他采取主动行动，为民主立宪制度奠定基础，这个制度将集中体现法治、和平变革、社会稳定和国民党的更新。他知道，只有他这个最后一位至高无上、充满魅力的领袖，才能实施这些根本性的改变，启动一个无异于爬坡的进程——这个进程将非常吃力，耗费时日，但却也是振奋人心的。这就是蒋经国真正的贡献。他自愿放弃了蒋氏家族对国民党的控制，放松了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为法律和民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施自己的鸿图大计，蒋经国于1986年3月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挑选十二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下列六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交报告：

（1）终止使戒严法得以成立的《紧急状态令》；

（2）使成立新的政党合法化；

（3）加强地方自治；

（4）实行真正的议会制度；

（5）国民党内部的改革；

（6）世风日下和犯罪率上升。

经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讨论，最终作出了一些决定：终止实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法（1987年7月15日），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允许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探亲（1987年11月2日）。

事实上，在这之前，政党已经『非法地』存在了；现在，1986年9月28日，六个政党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其中最大的就是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民进党以18.9％的支持率获得了在国民大会中的十一个席位，以22.17％的支持率在立法院中获得了十二个席位——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

蒋经国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持之以恒地向党和政府输入新鲜血液。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对年轻——他们拥有国外尤其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高级学位。[174]他们对营造台湾更开明的气氛作出了巨大贡献。确实，国民党第三、第四代领导人与他们的前辈信仰大不相同。他们中许多是在台湾出生的，这表明了一种『还政于当地人』的趋向。

1988年元旦过后，蒋经国的健康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岛内沉浸在重大失落感中，因为他是一位倍受爱戴的领袖。几小时后，副总统李登辉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宣誓就任新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和平、迅捷；没有任何接班危机。

李登辉时期

李登辉总统在就任总统时年届65岁。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拥有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博士学位。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眼界开阔，品性纯正，行政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台北市长（1978-81年）、台湾省长（1981-84年）和副总统（1984-88年）。他是新一代来自基层的领导人的象征，不依靠任何家族庇荫，而是凭借努力工作、管理才能和政治常识上升到最顶层。他发誓要继续推进前任的未竟之业，特别是在国民党领导层的本土化、更大力度向中国大陆开放和增进民主立宪三个方面。他的任期表现出高度的务实性。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李登辉获确认为国民党主席，许多台湾出生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三十一人组成的中常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台湾人占多数（十六人）的情形。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十五名新阁员有八人是台湾人，十三人在国外获得过高级学位，另两人拥有台湾大学的专业学位。[175]这个内阁无疑是世界上学历最高的内阁。

国民党十三大通过了几项关于台湾与大陆之间人员接触的措施，规定：

1.与大陆开展间接贸易及在大陆投资，这将使台湾的工业部门确保从大陆获得原材料，并在大陆重新安置过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台湾记者经委派自由前往大陆采访。

3.允许生活在国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和逃避共产主义及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访问台湾。

4.允许大陆居民探访得病的台湾亲戚，或出席在台湾举行的葬礼。

5.文化和体育交流。

6.设立专门的政府机关负责与大陆的关系，并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受损害。

李登辉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进民主立宪，坚定不移地履行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的承诺。他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富足、高识字率、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组织和工会的数目逐渐增多，这些已造就了一种『参政文化』，把台湾变成了一个『有追求的公民社会』。

反对派团体，即所谓的『党外』团体，尤其是民进党，鼓吹更大的参政程度，要求清除阻止真正民主立宪的一切障碍。他们特别抨击三个中央代议机构中不公正的代表席位——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中的委员大部分是1947年在大陆选举产生的，经过五十年代初大法官委员会的宪法解释，他们得以不通过再次竞选即保留席位。在这四十年里，他们既不代表台湾选民的利益和意见，也不代表大陆人的舆情。虽然自1969年起政府已经举行过补选以增加当地代表在这些机构中的席位，但时至八十年代初，国民大会一千名代表中的九百名和立法院三百名代表委员中的两百名，仍然是在大陆选出的老代表或老委员。这些人年龄太大了，难以出席正规的辩论和讨论会议，他们唯一的作用是在投票表决的最后关头露面。因此，党外团体讽刺他们是『投票机器』，并争辩说，只要他们继续掌权，就不会有动摇国民党统治的真实可能性。因为，国民大会是作为选举团推选总统，修改宪法，而总统则任命省长和台北及高雄两大城市的市长。

1989年2月，李登辉总统建议让老代表和老委员逐步退休，并逐步增选新成员。他的计划号召将三个机构的总席位削减到579个，其中国民大会375个，立法院150个，监察院54个——全部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例如，国民大会分给新代表的席位将从84个增加到1992年的230个，再在1998年增加到375个；立法院的新委员指标将从98个增加到1989年12月的130个，再在1992年增加到150个；监察院的54个席位将在1992年全由新委员充任。

1991年6月，大法官委员会规定，三个机构中所有在大陆选出的成员，必须于1991年12月31日前退休。1991年12月21日，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著名的第一次大选。国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倡实行宪法改革，以及最终与大陆统一。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以『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大胆的纲领在民进党一方是一种故意的冒险，但其效果适得其反。北京不断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将发动进攻，国民党领导层也谴责台独运动是非法的。许多选民显然在意这些警告，他们趋向于国民党倡导的较温和的方针。国民党赢得了71％的选票，在325席的国民大会中获得了254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得到24％的选票和66个席位——大大少于1989年赢得时30％的选票。一些零星的小党赢得了五个席位。

加上1986年选出的78个代表，国民党在国民大会中确保了79％的席位，超过了在第二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所需的75％的多数票。此外，根据给『全国』和『海外华人』留设席位的特殊比例公式，国民党在前一类上又多得了60个席位，在后一类上多得了15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分别获得了20个和5个席位。通过这些选举，三个代议机构中台湾出生的成员成为了多数，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陆人的后裔。

在1992年12月19日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显得比以前更强大、信誉更高了，它获得了31％的选票，相比之下国民党仅获得53％的选票。虽然国民党仍控制着103席的多数——80个地区席位、19个全国席位和4个海外华人席位——但国民党总体的代表率已从74％降到了63％，而民进党从14.4％上升到了31.1％。因此，台湾似乎正在向制度化的两党政治体制前进，民进党将在其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1980年到1989年间的所有选举中，国民党失去了14.4％的选票，而民进党则获得了14.2％的选票，从这个事实来看，民进党很有可能在十到十五年内成为执政党。

新国民大会和新立法院的选举，标志着台湾向民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台湾省省长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仍然不是公选产生的；总统也非公选，而是由国民大会推选。要让一个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运作起来，这些要职就必须是公选产生。此外，三大电视网络必须摆脱政府的控制，还应增添一些为公众所用的网络和频道。台湾的民主化可以激发大陆的民主激情，迫使那里的政府向政治开禁迈进。

台湾对岛内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非常自豪，但更自豪的是充当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三十多万件中国绘画、书法、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它一些来自以前皇室收藏的无价珍品。1987年10月，中正公园新建成了国家大剧院和交响乐剧院，那里频频上演中国戏剧和西洋交响乐及室内音乐，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文化生活。台湾人公开宣称，虽然他们的本岛很小，但它充满经济活力和辉煌的文化，有着成为『明日之大国』的潜力。

台湾决心创造一种以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发展模式，使之成为大陆制度的替代品。在大陆，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希望，北京将最终承认台湾模式是通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统一的前景

中国的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台湾公开表达关心大陆人民的福祉，而内心赞赏台湾经济成就的大陆人也为数不少。北京不再谈论解放台湾，而是改称让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也不再谈论光复大陆，转而宣称要完成把全中国统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下的目标。

北京把统一中国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头等大事。为了这个目标，北京提出了以三条原则为基础的统一方案。台湾应（1）放弃声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一切主张；（2）保持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3）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包括维持一支军队。为了开启和解之门，北京于1979年元旦提议与台湾建立邮政、商务和航运航空关系。在198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又提出了九点建议，提议双方的统治政党举行谈判。实际上，北京要求国民党为了统一大业放弃事实上的独立和坚持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停止在国际政治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接受与中国其它省份同级的自治特区之地位。

蒋经国总统坚决拒绝和谈提议，视之为『笑脸外交』，是中共变相的统战，旨在麻痹台湾的警惕性。蒋经国称，如果北京放弃共产主义，赞成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合作是有可能的。至于目前，台湾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指出，1924-27年间和1937-41年间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已经表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徒劳无功的。北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目前的形势更加恶化，这些原则使国民党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联合政府。台湾也拒绝北京实行『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相互探亲、旅游、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的号召。

在1984年，中国成功地与英国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协议以后，邓小平自豪地宣布，他的『一国两制』理论是统一的途径。正如中国将允许香港在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其社会经济制度一样，中国也将允许台湾在与大陆统一后保持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只要台湾接受服从北京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地位。

台湾觉得这样一种方式非常不适，而且觉得将台湾等同于香港的想法也是完全不切实际。台湾人坚称，香港和台湾相对于中国的地位截然不同。首先，英国无意为香港而战，故不具备讨价还债的任何力量。第二，香港没有自己的军队，且靠大陆提供食物和淡水。相反，台湾人民政治上积极主动，食物能够自给自足，并且渴望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台湾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时刻准备且有能力抵御任何入侵者。此外，台湾受1979年《美台关系法》的『保护』，根据这项法令，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入侵都可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最根本的是，台湾领导人把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有、民占、民享』的理想。他们想让中国人民把台湾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接受三民主义为统一的基础。因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完全不能为台湾接受。

台湾的朋友和岛内的开明人士一直在敦促对大陆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们称『三不政策』消极、自我限制、缺乏主动。李登辉总统把政治现实主义当作是他的执政期的基石，赞成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外交。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大上，他要求全体党员『以更坚强的决心、更强的务实精神、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开阔的眼界，努力开展主要基于客观关系的外交政策』。李登辉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总是注重实质而看轻言辞。1989年3月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被当地报纸称为『来自台湾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他决定不作抗议，解释说：『我们没有必要太在意名称。如果我们老是为这些小问题操心的话，就没有办法打破』台湾的孤立局面。1989年5月，他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博士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他在6月3日对此作解释说：『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我们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实：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对大陆行使有效的管辖。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自我膨胀和自我束缚，才能提出与变化的时代和环境相对称的务实方案。』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促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自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它不再宣称『只有一个中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它现实地承认，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周围小岛。因此，存在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地区』和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1991年4月台湾终止了已维持四十年的『全民动员剿共戡乱时期』，此时台湾不再把北京看作是『非法叛乱者』了。由此，台湾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对抗和冷战言辞转向了和平竞争和培植相互信任。

李登辉拒绝北京的『一国两制』纲领，认为它把台湾贬低到了一个省级地位。但是，如果北京同意（1）实行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政策，（2）把台湾看作是对等的政治实体，（3）取消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4）不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封锁或孤立台湾，李登辉将与北京谈判。北京不接受任何一个条件，它抨击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是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台湾建议说，对海峡两岸形势的比较现实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国家，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

统一的进程将是漫长艰辛的，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台湾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统纲领》。这份纲领提出要争取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平繁荣』的统一的中国——这些条件北京是明显地不会接受的。但纲领没有为这个目标设定时间表。这份文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和平统一并适当尊重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它建议分成三个阶段，让海峡两岸自身适应于一个统一的框架。

第一阶段鼓励非官方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人员的接触。第二阶段旨在通过开放官方交流渠道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台湾将帮助大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以便缩小生活水平的差距。双方都将参与国际组织及举行官方互访。在第三阶段，将建立一个商谈国家统一的联合磋商委员会，以筹备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军队国家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大业。台湾希望自己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不仅能够成为大陆的灵感和抱负之源，而且将能推动大陆发生朝向最终统一的和平演变。

李登辉总统相信有可能在六到十年内实现统一，但台湾的公众舆论却不那么乐观。只有10％的人坚决支持统一，5％到12％的人主张台湾独立，介于两者之间不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人则想要『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1992年4月的另一项调查表明，76.5％的台湾人不急于统一，7.8％的人完全不理会统一的想法。

台湾越来越民主，1992年的人均收入达到10215美元，相比之下，大陆继续实行列宁主义的专制统治，人均收入只有350美元。由此看来，两者的差距大得难以弥合。还存在着担心统一会是大鱼吃小鱼的潜在恐惧。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认为，统一是一个应该『应付』但绝对不能很快『解决』的问题。

在达到和平统一之前，台湾将继续攀登民主立宪的更高台阶，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开展一项为期六年、耗资3030亿美元的基础结构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将使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96年再翻一番，人均收入从10215美元增加到14000美元。许多人相信，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富足将有助于最终的统一。在此期间，台湾将小心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现状，同时循序地推进三个阶段的统一进程。

北京讥讽台湾要求对等地位的主张，指出国民政府在1949年就丢失了对大陆的控制，因此也就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利。北京政府得到全世界一百五十五个国家的承认，相比之下承认台湾的只有二十九个（1993年）。台湾的面积只有大陆的1／266，人口只有大陆1／55，它怎么能称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呢？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份，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与外国勾结，以分裂中国或『过分长久地』拖延统一，北京将发动军事进攻。[176]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1992年11月宣布，北京将进攻台湾以阻止其独立，为此将不惜付出自己经济发展停滞的代价。

但是，北京欢迎民众、经济、商务和文化交流，1988年7月6日颁布了《鼓励台湾公司在大陆投资的规定》，对台湾投资者提供贷款、关税、税收和其它的优惠条件。显然，北京欢迎台湾的投资、资本和技术经验，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并使之加速。1987年到1992年间，约五百万台湾居民访问了大陆，每人平均在礼品、旅游和住宿等上面花费了四千美元，向大陆市场注入了大约两百亿美元。由于大陆有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原材料和土地，约有一万家台湾公司将它们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了大陆，投资额达一百亿美元。台湾转口香港与大陆的间接贸易在1992年高达74亿美元，1993年或许高达93亿美元。

海峡两岸都越来越感觉到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大陆而言，台湾的投资占大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86亿美元，将人均收入提高了7.2美元。另一方面，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对大陆的间接出口，帮助台湾保持了1991年7.3％和1992年6.9％的经济增长率。台湾享受着对大陆持续的贸易顺差——1988年17.6亿，1989年23亿，1990年25.1亿，1991年35.4亿，1992年51.6亿。人们对台湾寄予希望，贸易顺差和中国巨大的市场将推动台湾经济出现『第二次奇迹』，而经济互惠也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手段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伴随着经济上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学术、科学、新闻、体育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比较重大的事件有：1992年10月，中国中央芭蕾舞剧院访问台湾；1992年11月，由九名北京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抵台访问；1993年4月，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京剧名角梅葆玖作为期两周的演出。在台湾方面，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北京。

随后，在1993年4月28-29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两岸半官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一方是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辜振甫，另一方是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会谈设定为非政治会谈，议题集中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保护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打击走私，相互遣送非法避难者和罪犯，解决捕鱼纠纷，挂号信遗失赔偿和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等。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提出了四份文件，并商定以后每年会晤四次。辜汪会谈开始了经过四十年敌对后海峡两岸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次会谈的安排本身就表明了双方务实的态度。但是，真正的统一仍遥遥无期。

一百多年前，自强运动的领导者以追求『富强』作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的关键。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生存需要国家独立和统一、科学和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再后来，出现了对思想自由和解放个人创造精神的要求。人民的理想就是建立民主立宪制度。任何政府只要能满足这些愿望，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曾无数次地分分合合。假如历史是有指导作用，而政治是追求最大可能性的艺术的话，那么，任何人都无需对目前的困难灰心丧气。中国人民的智慧将找到一条使全体中国人再次统一的道路。

【注释】

[167] 一本欧洲的金融杂志。

[168] 300亿美元的出口和220亿美元的进口。

[169] 在美国，工资差别是9:1，墨西哥是20:1。

[170] 在1979年-80年，有17560名台湾学生就读于美国高校，仅次于伊朗的51310留学生。其他一些在美留学人数较多的国家有：尼日利亚16360名；加拿大，15130名；日本，12260名；香港，9900名。1985年，台湾派出了22590名学生留美国高校，构成了数目最大的外国留学生团体。

[171] 农村人口从1953年占总人口的51.9%下降到1986年的21.6%。

[172] 1988年，中华民国小姐大赛在二十四年后第一次恢复，设冠军奖35万美元；1988年5月举办了宝岛小姐大赛，冠军奖两万美元；第三十七届环球小姐大赛在台湾举办，冠军奖25万美元。台湾举办人为布置决赛晚会耗费了420万美元。

[173] 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博士的观点。

[174] 稍稍提几个人：连战，芝加哥大学博士；钱复，耶鲁大学博士；马英九，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魏镛，斯坦福大学博士；宋楚瑜，乔治敦大学博士；邵玉铭，芝加哥大学博士。

[175] 他们中十人拥有博士学位，一人在美国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另两人分别获得西德和日本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两人分别在台湾的大学获得硕士和法学学士学位。

[176] 中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的声明。

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1989年6月3-4日

1989年，蛇年。新年伊始，就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预示中国行将爆发的动荡。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世风日下、普遍的腐败、官员渎职、少数特权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日趋淡薄。确实，这些现象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参见第三十八章），但潜在的不满浮现到了表面，现在到达爆发的边缘。全国许多地区充满了沮丧和不安的情绪。

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与压制和专制的势力发生冲突，或是公开或是隐蔽，但紧张局势始终存在。鉴于国际政治中的两大趋势，这种冲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这两大趋势是：在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由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共产主义却不断退却。即使在苏联，透明度和公开化也都正在改变共产主义的面貌。不稳定、动乱和妥协退让似乎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特征，一些政治学家预言，共产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推动力。

1989年也是意义巨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运动（1919年）七十周年，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两百周年。任何一项纪念，都可能爆发要求民主的示威，唤醒那些两年前曾经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学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号召党员和军队加倍警惕，防止动乱，严防波兰式的团结工会运动在中国发生。

黑云压城

新年刚过，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便于1月6日向邓小平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方励之特别提出释放魏京生，此人是一名电工，1979年因宣扬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及警告说邓小平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毛泽东而被判处十五年监禁。方励之的信得到了五十一名海外著名华人学者和三十九名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被激怒的邓小平和政府拒绝响应。

1989年2月下旬布殊（George Bush）总统访问北京期间，民主事业遭遇挫折。按照列根总统前一年夏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一批苏联异见人士的先例，布殊邀请四名主要的中国自由化分子于2月26日星期天出席国宴，这些客人包括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和另外三人[177]，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严厉批评保守派领导人。大多数中国人把这个邀请看作是美国支持中国民主和自由化的公开表示。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威胁称，如果方励之夫妇出席的话，他们将不参加宴会。但是，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妥协：布殊总统将不走到方励之夫妇桌前与他们干杯。但即便是这样安排，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在最后时刻，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主意，派警察前往阻止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布殊对这个意外一无所知，整个宴会期间一直以为客人中有方氏夫妇俩人。

政府的行为激怒了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等待机会发泄怒火，重新发起两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对待学生的态度温和而被解职，他在许多人眼里成为坦率和政治开明的象征。学生们希望郑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来坚持为他昭雪正名，并进而提出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及大力整治腐败的要求。北京大学贴出了歌颂胡耀邦和嘲讽保守派领导人的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还没死』、『诚实的人去了，但虚伪的人还在』。

中共拒绝为胡耀邦正名，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所有将他解职的人都有错，包括邓小平和其它强硬派分子。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腐败！』的口号。4月22日，三名学生做出讽刺政府的举动，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其中一人将一大卷写着他们的要求的纸轴高高举过头顶，高喊：『这是向皇帝请愿的方式。现在是什么时代？我们还必须用这种方式，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学生们纷纷罢课，在广场上持续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唤起了各省大学生和北京及外省的工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授、研究人员、音乐家、演员、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党员和军人越来越强烈的声援。到5月中旬，民主抗议的队伍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在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较小的示威。这百万之众已成为跨越阶级的抗议巨浪，引起了国内外电视观众的关切注视。5月30日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彻底侮辱。这一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了一尊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塑像大致模仿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尊塑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部，正对着故宫的大门，傲然注视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党的分裂

总书记赵紫阳与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样，表现出对示威活动极度的宽容和对学生动机相当的同情。作为改革和现代化的倡导者，他希望把共产党导引向更大程度的开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转变，然而不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他与总理李鹏和其它一些强硬派元老如陈云、彭真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人发生了冲突。赵紫阳受他在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和四个『智囊团』[178]的影响，希望把日益增长的学生力量拉拢过来，加强他对抗保守派的地位，并用来推进改革事业。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两年前打赢了第一回合的对抗，说服邓小平以错误对待学生示威的罪名将胡耀邦解职。现在，他们又策划影射赵紫阳是示威活动的秘密保护人，试图将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拉下来。这样，示威学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党内的叛徒。这样学生们的日益傲慢无理以及赵紫阳对他们的同情，将逼使邓小平发怒，促使他采取激烈的反应。那时邓小平就会被操纵，从而一举击垮学生和赵紫阳，就像两年前劝说他把胡耀邦赶下台一样。因此，成功的关键是激怒示威者和邓小平，以便让对峙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使军事镇压能够有充分的理由。[179]

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180]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报』。报告称，根据学生的大字报、口号和国家安全局汇总的秘密报告，这场示威显然已经酝酿了两年，公开的目标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事业，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家主席杨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次日，邓小平宣布，示威已演变成一场必须予以镇压的『阴谋』和『动乱』。在他的指示下，两位曾与文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关系密切的党内作家[181]为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章的实质是，政府正处在一场反对『动乱』的伟大政治斗争中，这场动乱的目的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警告说，向学生的要求让步，将会把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搞成一个毫无希望、动荡不安的国家。社论的内容电传给了正在北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并得到了他原则上的同意。

显然，正如两年前一样，强硬派拉拢邓小平到他们一边。中共将对示威者采取更坚决的立场。李鹏拒不接见学生领袖，从而失去了一个可在较早时缓和局势并开展对话的时机。而当他最后在5月18日同意接见他们时，他又态度生硬地教训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不留一点对话和交心的余地。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江泽民解除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原因是他采取支持民主的立场。

4月29日赵紫阳出访回国后，他在顾问[182]的建议下，批评4月26日的社论，极力肯定学生的行动是自发的、爱国的，并且与政府的反腐败政策相一致。他试图修改4月26日的社论，但未获成功。随后，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赵紫阳在讲话中暗示党内存在分歧，但他明确表示，政府将采取『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立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强硬派怒不可遏，他们指责赵紫阳在一份事先没有得到党内同意的声明中暴露领导集团的分歧。李鹏宣布，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见解，党的观点只能由邓小平来代表。李鹏成功地挑起了邓小平反对赵紫阳。

进一步的对抗出现在5月16日。当天，赵紫阳告诉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共的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得到邓小平的同意，这即暗示是邓小平而不是赵紫阳对一切关键的决定和错误负责。邓小平和强硬派对赵紫阳向外宾透露『国家机密』恼火万分。

在戈尔巴乔夫三天的访问期间，上百万人占据天安门广场，令中国领导人丢尽颜面。欢迎仪式不得不从广场转到机场进行。由于大批人群聚集在故宫进口处，戈尔巴乔夫参观故宫的节目因而被取消，他和夫人赖莎（Raisa）向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计划也不得不取消。他的新闻发布会从人民大会堂改到了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时间很短的一次以外，他喜欢的散步也因安全原因被迫取消。这些临时的变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领导人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控制局势。这就迫使邓小平愈发下定决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训这些年轻人。作为扩大的中国大家庭的家长，邓小平也许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生活的改善忘恩负义。犯上不尊的代价将是毫不手软的责罚。

强硬派坚持认为学生动乱的根源在中共党内，正是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对经济的处理不当，才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经济失衡和混乱。也正是这两人对学生的纵容态度和马虎应付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只持续了二十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导致了目前的麻烦。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赵紫阳支持和煽动示威者，他公开同情示威学生和向他们泄漏重要情报。学生们经常在其它人之前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由于有赵紫阳及其自由派顾问的庇护，学生们原来已消沉的士气受到激励，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赵紫阳的两名智囊[183]遭指控起草了措辞『极其激烈、极其恶毒』的『五•一七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公然宣称：『由于独裁者控制着无限制的权力，政府已经失去了它自己的责任和正常人的情感……虽然满清王朝在七十六年前已经垮台，但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个无名有实的皇帝，一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下台。』矛头所指很明显，邓小平就是『老迈的独裁者』。一些示威者焚烧邓小平的假人像，高呼『邓小平下台』、『李鹏下台』和『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使强硬派相信，赵紫阳及其智囊阴谋利用不受控制的学生力量来分裂党。赵紫阳对示威者采取不同于邓小平的方针，事实上在党内树立了另一个司令部，用另一种声音混淆党和人民的视听。除了这个严重的罪行外，赵紫阳还有其它一些错误，包括以前就指控的那些错误，如试图反对4月26日社论；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擅自发表声明，向戈尔巴乔夫泄漏国家机密；允许他的两个儿子投机经商、牟取暴利。曾经亲自指定赵紫阳做接班人的邓小平现在称他是『叛徒』。分裂完全形成了，现在只剩下实施惩罚了。

5月17日前后，中共最高层召开了一次『战备会议』，只有七、八个对党和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资格最老的党内元老出席会议。[184]他们的用意是决定对示威和赵紫阳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把首要议题简化为决定党是不是应该在学生威胁面前退却。随着抗议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并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学生的威胁一天天加剧了。退却意味着接受学生的民主和自由要求；不退却则意味着强行镇压动乱。

这些元老辈的领导人处在沮丧的境地。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示威者日复一日地游行、唱歌、喊口号、挥舞巨幅大旗的景象令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此外，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示威，呈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民众起义的景象。这几位元老经过分析后最终断定，当前形势是一场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战争。让步将导致领导集团的垮台，社会主义秩序被推翻，最终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希望的那样，出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推论说，学生要求改变的愿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且会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才会满足？他们担心，学生们不推翻共产党和四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会罢休的。也许是想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恐惧，年届85岁的老经济专家陈云作了一篇激动的发言：『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力拼搏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千百万革命英雄丢掉了生命。我们难道仅仅为了满足学生就放弃这一切吗？』与会者经表决，一致同意反对退却，立即解除赵紫阳党的总书记职务。

显然，这些元老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只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杀一些示威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反党反革命分子』，被消灭是罪有应得。这么做虽然存在着丧失旅游收入、外国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的威胁，但从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延续下去的更广泛角度来看，这些威胁也就无足轻重了。

邓小平宣布他不怕国内外舆论，也不怕任何对抗中的流血牺牲。5月19日他前往武汉，召集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目的是为他的镇压政策争取支持；并且，一旦北京局势恶化，就可能在这里设立『第二司令部』。据称，邓小平还作好了万一所有手段都失败，就秘密飞往国外的准备。在武汉，邓小平得到了海军、空军和实际上所有军区司令的支持。在得到这样的稳固保证之后，他于5月19晚下令李鹏总理宣布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不久，邓小平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对他政策的支持。军事镇压的序幕拉开了。

老人政治的心态

中共元老的心理在决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长征一代仅存的硕果，长年经历了破坏、阶级斗争、内战、外战、这种或那种没完没了的群众运动。他们已对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变得高度敏感。在长期的权力纠缠之中，他们接受这样的单向思维：权力就是生命，没有权力活着也没有意义。他们相信，在任何斗争中，绝不容许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坚定、残酷，甚至狠下心肠。还有就是，先下手为强。

邓小平曾满不在乎地赞同这种观念，他宣称：『不管是谁，只要在政权斗争中获胜，就可以坐上最高的位子。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由于党内元老的性命、地位和特权，都依赖于社会主义秩序的延续，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地去捍卫它。

保守派领导人面对民众对他们的年迈体弱、精力不济和脱离主流社会的普遍批评，越发急于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作出果断的决策并采取有力的行动。然而，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对变革的恐惧依然如故。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矛盾的心态下，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

镇压政策根源于对学生的企图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学生们要求与政府一道采取反腐败的措施，与政府领导人讨论民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前景，这些东西是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中基本的权利。当政府拒绝倾听他们的心声时，受挫的学生叫喊要李鹏、邓小平和杨尚昆下台。但学生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力量赶他们下台或推翻政府。学生们缺乏目标纲领、行动计划，也缺少一个经验丰富、魅力超群、能够代表他们的意愿并将各个零散团体团结起来的领袖。虽然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场外的声援者宣称，政府如此腐败、如此不负责任，已经丧失了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威，但这样一种看法，缺乏真正威胁的力量。决定采取武力镇压示威的政策，使领导者错失了宝贵的机会，明智而负责地回应民众的愿望，并将人民巨大的能量引向它所希望达到的建设性目标。

在宣布戒严令后，政府领导人便不再露面，一直到镇压之后才重出。但是，赵紫阳在5月19日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去探望广场上饥饿的绝食者，并为自己的姗姗来迟而道歉。稍后，他就遭到撤职。6月24日，江泽民被任命为新的总书记。

屠杀

从5月19日宣布戒严令到6月4日的血腥镇压之间，有整整两个星期，邓小平和杨尚昆有足够的时间精心策划军事行动。国家主席杨尚昆是史太林时期苏联培养的职业军人，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军方人物，在军队指挥序列中仅次于邓小平。杨尚昆家里有人被安插在重要的军事岗位上，组成了中国人戏称的『杨家将』。杨尚昆本人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同父异母兄弟杨白冰是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本人的军戎生涯和政治镇压经验足以使他从容应付时局。他在1948年后期曾在内战中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用坦克和大炮消灭国民政府敌军。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迫害五十多万知识分子，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邓小平和杨尚昆从全国各地十个军[185]中调集了三十万部队，以及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和其它一些特种部队。他们调防到北京郊外，不是对付学生，而是防止赵紫阳和他的军方支持者搞任何宫廷政变。当然，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也能震慑住学生，并迫使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而支持镇压政策。

在两个星期的歇息平静期中，『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达六个星期的学生逐渐疲惫不堪。许多本地学生回家或回校休息，但来自各省的学生继续蜂拥而至。他们长途跋涉而来，自然不愿那么快就离开。当地市民表现出了关爱，向他们提供食物、住处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许多市民帮助学生在交通要冲建起了路障，以阻止前来的部队。第一批部队抵达时没有携带武器，待人和善，也接受市民提供的食品和饮料。人们普遍相信，部队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然而，戒严令已经发布，没有人能确定结局如何。很少有人怀疑第一批部队的和善可能是一种迷惑人的烟幕。一些教授悄悄地力劝学生疏散，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但学生不愿离开。他们预定6月20日为撤离的日期，这一天将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时间一天天过去，对军事进攻逼近的恐惧感与认为不会发生暴力的放松感交替出现。但每个人在心底里都知道，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6月3日晚，危机逼近的不祥之征变得很明显了。一名政府的电视播音员郑重地警告北京市民远离天安门广场，因为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北京大学的学生再一次把这个警告当作是虚张声势。为了表示他们的关切心情，他们径直前往广场。

天安门广场本身充满了末日来临的紧迫感。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学生领袖的指挥部，警告说军队就要发动进攻。高自联请求所有人离开以避免流血，但四、五万名学生和十万名其它市民誓死决不离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死。他们仍然相信，部队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晚上十点，总理李鹏下令部队全速赶赴广场，扫射一切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在黎明前清场。坦克、装甲车和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按照预先计划，从三个方向沿街道进攻。一路人马从离广场四英里远的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发起攻击，沿长安街西段向广场行进，开枪射击面前见到的所有人。另一路从长安街东段发起进攻，第三路从北向南行进。三路人马全向广场汇拢。在部队和坦克抵达广场之前就发生了许多枪杀。

午夜以前，两辆装甲车全速驶进了广场，车上的高音喇叭播送一份声音尖锐的警告『通知』。6月4日凌晨，三十五辆重型坦克向主帐篷营地冲击，碾死了还在里面的学生。凌晨四点，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高音喇叭再一次勒令剩下的示威者离开。随后四名绝食的示威者，其中有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从几位部队军官那里获得了让剩下的学生安全通过的保证，但在学生尚未得到通知以前，士兵们便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发动了攻击。四点四十分，一排红色讯号灯划过头顶，示意发动再一次的攻击。士兵和武装警察从人民大会堂冲了出来，手中的自动步枪发出哒哒声响的子弹，使用了电棒、橡皮警棍和其它各种特制武器，而坦克和装甲车则在吓呆了的示威者人群间穿插横行。十一名学生——两个来自北大，九个来自清华——手挽着手做出保护民主女神像的象征性姿态，他们与塑像一起被推倒了。到清晨六点，能够逃走的人逃离了，而一些死者和重伤者则零落地散布在这片淌满鲜血的杀人场各处。士兵们赶忙用推土机将尸体推成数堆就地焚烧，或是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送往郊外八宝山火化，那里不准泄漏任何登记的情况。屠杀在七个小时内完成了。

精确地统计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料估计有三千人死亡，一万或更多的人受伤，但《纽约时报》后来改正称死亡人数在四百到八百人之间。6月16日，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告诉NBC新闻播音员布罗考（Tom Brokaw）：『在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原文如此）。没有人被打死或被装甲车的车轮碾死。国外称血流成河和许多人被压死的报道是不正确的。』但是，政府承认，有二十三名学生在广场外面被意外打死，同时有五千名战士受伤，其中一百五十人死亡。

没有人能质疑政府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人期望政府在受到垮台威胁时交出政权。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生存或者灭亡，而是与学生领袖见面，讨论反腐败措施和政治自由化。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确、诚恳地判断挑战，并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回答是『没有』。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对大规模公众示威进行控制的手段，都是采用非致命器械——水龙头、催泪弹，虽然防暴警察也装备警棍和盾牌，但绝没有坦克和枪炮。归根结底，1989年5-6月间对中国领导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来的，但最终却给政府一个借口，将和平的示威者当作『反党反革命分子』杀害。如果那些八十几岁的老人再多一点耐心，不那么冲动的话，示威将在两三个星期里自己消逝，因为学生已经宣布将在6月20日撤离。一切的流血就可以轻易地避免。

许多评论家都有一种倾向，把1989年的动乱事件与文革作比较，但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文革是由毛泽东从上而下直接指挥的，利用红卫兵学生来打垮他的政敌。这些政敌像毛泽东一样，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完全认同党内斗争的规则和危险性，可说是一场强硬派之间的斗争。相反，1989年的示威是由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政府用坦克和枪炮摧毁了和平的抗议者。这次较量——如果你可以把它称作为较量的话——是一场残酷的、完全不对等的较量。

重写历史

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史太林清洗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伙的借口，是他们与托洛茨基勾结，阴谋把他赶下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大谎言』理论的发明者，他宣称，谎言越大，人们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不久的中国，当江青做毛泽东接班人的图谋未能得逞时，她被中共指控为犯有各种罪行，包括充当国民党的秘密特务！

像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丑恶的灾难，需要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谎言来掩盖。在镇压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对一帮军方领导人说，必须『大造舆论，让人民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党的宣传机器随后开始编出故事，声称从未发生大屠杀，外国记者的报道都是基于错误的资讯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解。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的不是学生示威，而是由一小撮暴徒、地痞、恶棍和一些『善良而天真的』学生煽动的『反革命暴乱』，这些煽动者得到了美国、英国、香港和台湾反动势力的金钱支持。[186]一些误入歧途的党内领导人[187]暗中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企图利用他们来发动一场颠覆政府的政变。这些阶级敌人的阴谋完全应该被粉碎，即使他们逃脱了最初的镇压，他们也必须在随后的清查中像『过街老鼠』一样被缉拿归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必须绳之以法，决不姑息；只有彻底地追捕逃犯才能防止抗议再起。

大逮捕几乎在血腥镇压之后立即就开始了。中央发布了一份追捕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鼓励群众检举他们。到7月17日，已逮捕了大约4600人，囚犯中有29个人经简单审讯便被处决。这种景象使人想起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年）出现的『白色恐怖』。

1989年6月的中国，简直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故事一样，[188]到处是『老大哥』（Big Brother）。母亲检举儿子或姐姐检举哥哥的事例屡见不鲜。人们走在街上互不交谈；他们在自己人之间悄声议论，偶尔对路过的外人眨眨眼睛。笑声、欢乐和爽朗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政府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但大多数城市居民不相信这个『弥天大谎』，然而相当一些与城市生活隔离的农村居民也许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香港和其它外国数据向城市里的人提供了大量信息，而『美国之音』承担了广播信息的任务。在一个长途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接收电视到处充斥的时代，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把国家封闭起来的。最终引发信息革命的芯片，将有可能击败专制主义对信息的过时控制。著名作家鲁迅在1926年写过以下这段话：『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镇压及随后的大规模逮捕所引起的反响非常巨大。中国政府曾表现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越来越负责的成员，对世界事务具有潜在的稳定作用。但现在，这个形象遭受了无法修补的损害。镇压招致了全世界几乎普遍的谴责，还有种种经济和军事制裁。另外，中国还明显地被排斥在重要的外交会议之外。与香港和台湾的关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一百万香港居民示威游行，抗议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并表示不信任北京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1997年以后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至于跟台湾的统一，前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了。最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注释】

[177] 这三个人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苏绍智、剧作家吴祖光和政治家严家其。

[178]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托国际关系研究所。

[179] 这些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和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主任苏绍智的观点。

[180] 李锡铭。

[181] 陆仁和徐惟诚。

[182]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和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183] 严家其，政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包遵信，哲学家，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84] 这八个人是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家副主席王震、经济专家陈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许还有经济事务专家薄一波。

[185] 十二军、二十军、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和六十五军。

[186] 『美国之音』特别被污蔑为虚假报道中国的局势，向中国公众提供所发生事情的假资讯。它的两个驻北京报道站负责人Alan W. Pessin和Mark W. Hopkins被驱逐出了中国。

[187] 赵紫阳和他的开明顾问。

[188] 译者注：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50年），英国作家。著有《一九八四年》等讽刺小说。

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发展模式：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之后仅仅六个月，民众抗议共产统治的浪潮席卷东欧，出乎意料地造成共产政权的崩溃。1991年底，苏联也解体了。在这样的巨变之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邓小平的策略

天安门镇压不仅令中国备受全世界的谴责、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邓小平断言，今后三至五年，对中国共产主义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中国要力求社会稳定，并且不必介入国际事务。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邓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政治经济政策的争论、重要的人事变动和政治方针的改变，对中国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与天安门镇压差不多同一时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夫妇在动乱中暴死。中国领导人夜不安寝，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从内部搞垮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态度被指责为放弃了对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2月5日至7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更遭贬斥为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报告中提出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答应建立多党制和『总统』制；提倡一种『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认为戈尔巴乔夫否定阶级斗争，积极推行西方议会民主，从而背弃了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

东欧和苏联的结局会在中国重演吗？本来，北京对中国的独特性相当自信，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贞，并且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到了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这个完全不借助外力而成长壮大的最老的政党解散了。遭到西方和苏联两方面变革之风的冲击，北京一方面痛恨戈尔巴乔夫『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搞混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界限，扰乱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确信导致苏联解体的西方势力，将会借助同样的『和平演变』，阴谋颠覆中国。为防止这一局面发生，中国决定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和军备，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同时用亲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这种双重姿态，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对内加紧控制，对外表现宽松）。

中国领导人作出一些坚强的决定。第一，永远不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像苏联领导人愚蠢地干下的那样。对此，他们坚信可以成功，因为民主势力几乎已镇压殆尽；西藏人总的来说相当顺从，反抗只是个别的；中国各民族并不寻求独立。总之，与苏联不同，中国有着长期的统一传统。第二，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而人民生活必须改善。第三，官方媒体要经常不断地突出苏联人生活的艰难，例如生动描绘他们如何粮食短缺，以及急速增加的通货膨胀、黑市、政治斗争、经济混乱、对前共产党领导人的鄙视和仇恨等等；而且还要告诉人民，如果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就会引起大乱。只要人们与政府保持一致，当局就能保障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和平演变

中国领导人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永远不会停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刚刚成立九个月，北京宣称西方干涉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乱及推翻新中国政府，但因为未能得逞，转而求诸以和平方式渗透，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被认为是这一战略的设计者。在五十年代，他力主开放所有管道和场所，努力与共产国家接触，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传播西方的思想、价值、宗教、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于西方国家的时期，这种心理战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西方的诱惑面前动摇。

从中共方面看，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坚守『社会主义钢铁长城』，抵抗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中国的领导人宣称：『过去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今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显然，对追求民主、经济自由、贸易开放、保障人权这样的全球大趋势，他们视而不见；对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亚洲四小龙』通过和平演变而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不愿意承认；当然更不愿意接受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苏联、古巴、东欧和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政府只维持基本生计（『铁饭碗』），但这一保障助长了懒惰和懈怠之风，以致民众生活水平相当低。

保守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关心，并且陶醉于『延安心态』中，坚持认定『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美国人的意图心怀戒备，尽管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坦言：『美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国人和美国人见到的都是一样。我们想要保护人权，推动自由；我们反对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我们渴望对两国和整个地区都有好处的自由公平的贸易……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必定成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我们当然会与政治压制和宗教迫害作斗争。』但保守派批评邓小平和他的开放政策的调子越来越高，说这些政策是有毒的、腐蚀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并导致1989年的学生抗议运动。陈云手下强硬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曾暗地里说：『党内存在着走资派，不过我指的不是邓小平。』确实，邓小平的改革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可以算作和平演变的变种。甚至布殊总统也曾说过，他不知道一个国家怎么能从全世界进口货物和服务，却把外国的思想挡在国境之外。

苏联的解体对邓小平而言像是服下一帖清凉剂。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他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来拯救共产主义。他公开说，没有他的改革开放，中国将难逃东欧和苏联的命运。这实际明白表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和平演变救了中国。邓作好了发动一场新反击的准备，再次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在87岁高龄之际，他将这一步骤看成是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最后机会。他来到经济繁荣的南方，带着这样的资讯：加速经济发展和稳定政治局面，是今天的头等大事；现在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和搞世界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南巡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万众注目之下，到过去十年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的南方视察。广东在1991年实现了惊人的21％的增长率，有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邓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广州，『热情赞颂了这个充满高楼大厦、广告、投资机会的勇敢新世界。』他容光焕发，向全世界表明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推向准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邓的讲话往往含混不清，但却是实话而且不无讽刺，有时需要女儿邓榕的翻译。但其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经济的两个基本点。

2.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由国家经济的改善体现出来。

4.鼓励股市投资；欢迎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欢迎更多合资企业。[189]

5.1997年香港回归后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不变。

6.广东省应力争在二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之后——而中国，则应成为超级巨龙。

邓小平对一场改革开放新跃进的鼓动，把他推到与其最重要的对手陈云直接冲突的地位。每当邓小平坚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陈云就大力提倡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和平演变的坚决抵制。1992年3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中国应该防『右』（即转向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防『左』（激进的共产主义）。政治局对邓的路线采取一种得体而圆滑的肯定。

但这并不表明他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邓小平认为，批评他的是一些看法狭隘偏激、对世事一知半解的人。1992年1月15日，他在上海说：

有些党员脑袋里一团浆糊，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批评、指责、设置障碍，反对这样，反对那样，将一些枝节问题看成主流。这也算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我们的同志没有改变，他们仍死守自己的正统教条。这样能推动社会进步么？如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我们的情况可能要比苏联还要糟。

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支持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8.9％，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已达1888万家，产值95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8.5％。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国际上，亚太地区正以经济为契机而崛起。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里，这个地区看来已作好完成一次惊人飞跃的准备。邓已经下定决心置身于这一飞跃，绝不错过历史赋予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相信自己正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他的对手陈云则死守在一个水量有限的小泥潭里。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日以后的一周里，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991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同意将经济改革作为党的工作中心，选举出新一届领导人，并允许适度放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总书记江泽民作了政治报告，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如果我们继续思想僵化，安于现状，我们将一事无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直到1993年1月，国务院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解释：它是一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体，由公有经济、家庭作坊、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组成。实际上，这一新的结构意味着摆脱中央计划模式，不再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予以排斥，逐步放开价格控制，承认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承认股票市场、外资与合资企业，并重建经济的公共部分。

政治报告也再次肯定党领导一切，重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以及镇压政治动乱的必要。报告号召对和平演变保持警惕，并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西方的多党议会制』。

在独裁政治体制中建立市场经济，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邓小平认为在权威主义政治秩序下推行准资本主义经济却顺理成章。在十九世纪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斯麦时代（Bismarckian）的德国就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更近的时候，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是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李光耀总理的新加坡模式对邓小平的触动尤其大。这个国家城市清洁、秩序井然、富裕，政府对社会实行严格的管治。在那里没有街头示威、色情行业和毒品，没有人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或对人权说三道四。邓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他还认为通过加速发展南方和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国就可以成为亚洲的超级巨龙。而在一个高效集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可以为经济起飞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环境，这比处在一个软弱的民主政府的管治下强多了。那样的政府会因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因局势动荡而羸弱无能。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笃信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独裁政治体制下发展准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赢得了不少俄国因循守旧者和前共产党人的赞许，而这些人正为自己国家的物资短缺和混乱所困扰。曾长期担任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勃列日涅夫（Brczhnev）助手的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十二亿人过着的，是我们在梦里才见得到的生活。』在东欧，有一种对旧时代稳定生活的怀念，也希望能找到一条介于共产党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民主自由及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种道路』。

人事安排

邓小平着手培植新一代的领导人，贯彻经济改革和独裁政治的配套方案。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89名正式委员、130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47％是第一次当选。他们中多数人是技术官僚，并拥有大学学历（占84％），平均年龄为56岁。这些技术官员清楚知道，靠革命实施民众动员已经是过去的事；若想继续掌权，并保持党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成就。

僵化强硬保守派在选举中处境凄凉，三名大将（高荻、王忍之、贺敬之）丢了中央委员席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领域的岗位上给撤换下来。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气氛。被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子弟们，这回也颇不顺心。陈云的儿子陈元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改弦更张，选择弃政从商。

有二十名成员的政治局，也出现大规模的重组。两位新改革派加入——副总理邹家华和外长钱其琛；另外两位连任的改革派成员——农业问题专家田纪云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前二者一道形成一个『自由派』。此外五名新成员来自各省。政治局看起来较前自由了一些，更倾向于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包括将放开价格、扩大股市和重组国有企业，完全推入市场。

真正有权的位置是政治局常委，其中有四位连任，三位新当选。前者包括66岁的总书记江泽民、63岁的总理李鹏、68岁的乔石和58岁具有改革派观念的李瑞环；后者包括副总理朱镕基，64岁，邓的经济主管和门徒；上将刘华清，76岁，军委副主席，以及胡锦涛，49岁，前西藏党委书记。在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七名常委都被安排了重要的政府职务。

明显失势的是『杨氏兄弟』，曾几何时，对邓小平而言，他们是过于炙手可热了。85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因年龄原因一退到底；他73岁的异母弟杨白冰，名义上获得『提升』进政治局，却丢了他在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的职务。

从整体上看，改革派在这次权力分配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优势，但江—李领导体制依旧，表明很难在新的方向上有所突破。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的战略也许能避免共产主义在中国破产于一时，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主义剩下的，将只是一个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支撑着的空壳。

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在最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响深远的变化，如果毛主席回来看看，准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毫无价值，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了。利润至上的企业精神充斥社会，金钱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标。沿海地区生活的脉搏随种种经济活动而搏动：股票交易、地方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外资引进、合资企业与进出口贸易，以及消费享乐。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控制明显放松，信息革命使政府对思想传播的控制几乎成为不可能；而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直接挑战党对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尽管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经济的基本支撑已臻衰落，但政治结构并没有变。准资本主义出现于列宁主义独裁体制下，真是前所未见。

意识形态冲突

对引进市场经济，邓并非高枕无忧。因为市场经济从来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还被冠以『头号资本主义敌人』，属于要消灭的事物。从改革的最初阶段，邓对市场经济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将其藏在社会主义术语里边，让他的追随者们欣然接受。他把市场经济称做『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要求做到两者的『内部统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开宣称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等于宣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核心部分——公有制及中央计划体制——的抛弃。将社会主义一词加到市场经济前面，是为这一『背叛』做些许修饰。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说法简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

党的新使命：钱与权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他们把这类一头栽进商业活动之行为，俗称『下海』。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着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国有企业被近水楼台者廉价瓜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股东和有赚头的大企业经理，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国内金融资产和实业，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外投资和房地产。

中、下层党员也学着样儿一头钻进企业经商赚钱。紧随他们之后，中国社会上每个人都跟着动了起来。连政治异见人士也组成基金会，为他们未来的民主奋斗事业筹措资金。这种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发，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突然之间，一个过去为贫困所困扰的共产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巨大的经济机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公开竞争，获取财富、体面和认可——而这些东西正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发誓要摧毁的。

企业私有化

由于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急于摆脱这一沉重包袱，为此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一是将没有盈利的企业私有化：与个人签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过约定部分的利润。另一个方案是将净值在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型国有企业卖给那些表现好的党员，他们必须有实时付出总额10-15％款项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经营盈利企业的经验，并能在五年内付清全部余款。第三种方案是将企业租给私人投资者，他们与国家利润五五分成。这些『私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有特别关系的党员：原班子成员，或原管理层核心人物。这一系列做法使许多人积累起巨大财富。数年前，一个年收入一万元的家庭即被视为富有。到1993年，家财百万才算有钱。而在广东省，这样的阔人已达四万。据说在全中国，百万富翁已有五百万之众。

住房所有权

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分配，而工作单位全都控制在党的手里。如今政府开始将这些单元套间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认为应按市场价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经住在里边的人提供优惠，允许他们购买现住房，两居室的单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余按十五年无息抵押贷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时，据估计这套房将增值十倍以上。

这项措施最初看起来不很吸引人，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很节俭，他们对经过大大的补贴之后每月两美元低房租已经习惯。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区，有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据香港一家外国顾问公司麦肯西（McKinsey）估计，有5％的中国人，也就是五千万人，已经习惯了西方的消费模式。

台湾和香港的资金点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热。新规定随即推出，允许外国人和私人投资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获其利。在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价一路飘升，从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涨到一千元，30％的顶级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资者抢到手。深圳一间100平方米中档住宅的售价，已与洛杉矶一间间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为人民币50万元（美元95000）。确实，深圳已经成为香港郊区；福建则成了台湾投资者的游乐场：他们已在房地产上扔了十亿美元。有人挖苦说，福建成了台湾的新殖民地。而海南岛的土地投机则更为疯狂。

股票市场

尽管股票市场在大多数共产国家被贬为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今在中国，却成了撩动人心的美梦。上海股票市场1989年12月开张，深圳是1991年7月。上市股票分为两种类型：A股针对中国国内投资者，B股资产是外国人。A股的表现非常好，有时会在一天内上升20％，创下146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市盈率。相比起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盈率只有20或30。然而，B股一直不景气。也许因为这两个市场的市值仅在十一亿美元的水平，资本盘子不够大，难于承受国外大的买单和卖单。外国人更喜欢通过香港股市进行交易，因为香港的资本市值达2500亿美元。

大多数中国人天真地相信股市只升不降，因为政府需要这项试验获得成功。在平均储蓄率38％的情况下，到1991年年底中国人手里已积攒了一万亿元。当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上涨了80倍时，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搭上这班车，迅速致富。1992年8月，上百万想要购买股票的人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外排起了长龙，等待领取购买股票的申请表。消息传来，半数的申请表在腐败官员与交易所工作人员的串通下，已被抢先卖掉。小百姓们在街上闹了起来。因资本主义的热潮而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抗议高潮迭起，成为华尔街的谈资。

到1993年5月，中国已经有了二百万股民，这一队伍还以每周五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上海市场在1992年上涨了167％，交易额的增长也是惊人的。假以时日，最终可能会超过香港和东京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家。香港CEF投资管理公司的经营主管蒙特（Duncan P. F. Mount）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大约三十万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其中约七十家已列入上市计划。总有一天它要成为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比日本的还要大。』美林公司的董事长、65岁的施莱伊尔（William A. Schreyer），1993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且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奋斗之一，我们愿意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其中一部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点个人想法：『如果我能年轻25岁，我一定学习汉语，并要求美林派我到这里任职。』股市买卖对转变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整个经济向准资本主义的靠拢，迫使国有企业警醒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并努力赚取利润，立志于经营而不要一味追求权力和地位。总而言之，股市造就了股民和投资者这一新群体，在一个即将出现的公民社会中，他们很快会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核心。

企业家的乐园

曾有人说过，共产主义在苏联七十五年，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共产主义在中国四十五年，却刺激了人们经营赚钱的胃口。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个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此公然承认对金钱的崇拜。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9.5％，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阶段相似。实际上，9％的年增长率可以在十九年中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五倍。到2000年，中国计划将1980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四倍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

今天的中国成了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的天堂。一个普通的小镇成了全世界的钮扣之都，仅1992年一年就出产了120亿枚钮扣。一名工厂主的销售额达50万美元，另有一位达20万美元。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用卡、金手镯、钻石表、珠宝首饰，成了中国人的新时尚。乘坐着奥迪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也变成：『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经济。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一对二十来岁的兄弟成立了天龙飞机租赁公司，在1992年净挣200万美元。一名女店主销售从欧洲进口的鞋，每双卖到200美元，顾客不断。温州是一座『狄更斯式资本主义』的城市，90％的经济已经私有化。一位鞋厂的老板雇用了100名工人，日产鞋500双，1992年毛利达100万美元。他住在地面为大理石的『宫殿式』的房子里，里边装着空调，屋顶上架着碟形卫星天线，直通室内的松下牌（Panasonic）电视和建伍牌（Kenwood）音响设备。这样的生活在清简的毛泽东时代，可谓闻所未闻。

另一个更大的创业成功故事的主角是52岁的牟其中。1979年，他借了55美元，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如今他已在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经营着旅游、投资、制造和易货贸易。他当前正做着的一档交易是以满满五百个车皮现货（包括60万双鞋袜、罐头食品及热水瓶），交换俄罗斯四架164个座位的图-154喷气客机，然后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些飞机卖给中国民航，净赚2500万美元。他是中国2100万个企业家中的一个，他们之中有十万人拥有（或经营着）大型私有企业。

外国投资

经济繁荣使中国奢侈消费的人数增加到6000万至3亿。为抓住这『神话』般的中国市场，所有的外国公司都希望能占到先机。把来这里设代表处的美国公司罗列出来，就像《财富》五百强的排名表：通用汽车（GM）、福特（Ford）、佳仕那（Chrysler）、美国电报电话（AT&T）、通用电器（GE）、万国商业机器（IBM）、数字设备（Digital Equipment）、摩托罗拉（Motorola）、宝洁（P&G）、雅芳化装品（Avon）、坎贝尔快餐（Campbell）、大汉堡（Big Mac）、肯德基炸鸡（Kentucky）、可口可乐（Coca Cola）、亨氏婴儿食品（Heinz）、帕布斯啤酒（Pabst）、耐克（Nike）、力士香皂（Lux）、美林（Merrill Lynch）等等。[190]耐克公司在广州的经理布朗（Chades D. Brown）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1993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一千亿美元，他们特别看好中国就业大军的低工资（每天2-4美元）和高素质——其中通晓计算机人员的比例相当高。中国外资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1992年注册资本已达1656.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台湾。1992年中国对美贸易实现了183亿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超过400亿美元。

乡镇企业

自从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业产量迅速攀升。家庭、农村和乡镇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而获得了相当的利润。1988年该类企业为1888万家，平均产值人民币五万元。从1979年到1988年，它们以年均27.9％的速度扩展，产值从1980年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23.5％上升到1988年的58.1％。1990年它们出口了125亿美元的商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乡镇企业因此而成为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成了向市场经济迈进和促进企业私有化的强大推进力量。这1888万家企业散布在主要城市周边的最佳种植区内，改变了中国的景色。它们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工业产品69.73％、建筑12.73％、商业8.24％、运输7.28％，农产品1.78％。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多余劳动力为它们所吸纳。（见下节）然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企业处在城市管理界限之外，很少理会城市和政府有关污染限制、化学品排放、土壤侵蚀、废物处理和生态方面的通告及规定。结果，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纽约市严重七、八倍，肺病和癌症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将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50％、国营和私人企业各占25％。到那时，很难再说中国的经济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历史性地涌向城市。据《中国人口》报道，截至1990年，大约有5000万劳动力离开农村辗转流徙到城市。在上海，外来人口已达183万，占全部居民的26％；在北京为115万，占22％；广州有88万，占33％。尽管从历史上看，大批流动人口的出现意味着动荡、骚乱、甚至朝代的覆亡，但这一次的人口流动却是好征兆。他们当中，男性青年占93.1％，其中25岁甚至更年轻的占到70.4％，35岁以上的只是少数（7.5％）。这些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算差，受过初中教育的占67.3％，而高中教育的有15.4％。他们一个个雄心勃勃，充满个人创业精神，一心想着怎么在一个激动人心的环境里过上好日子。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意味着党对人口的控制和户籍政策的破产。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就抓住『工作分配』和『单位住房分配』，以此将人们的生活掌握在手中。如果你没有户口，你就得不到住房，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没有粮票、油票和各种票证，也不能随便旅行。如今，流动的劳动大军按照自身的意愿，冒着受罚和失去原有一切的风险流人大城市，向政府的这些政策挑战。虽然他们住地狭小杂乱不堪，温饱、健康乃至性命都没有保障，只能得到没人愿意干的『下贱』活儿，且收入非常低，但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什么都肯干而且拼命干，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接着，逐渐地，他们为社会所接纳，并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大中华经济区

近年来，急速发展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将中国沿海、香港和台湾逐渐连在一起，『大中华经济区』的想法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虽然仍处于萌芽状态，但一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相仿的三角区域市场很有可能形成。在1987年至1992年五年间，通过香港，中国与台湾的贸易不断增加，三方经济的互补性已有目共睹。

中国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大量的生产设施；台湾则资金充足、技术工艺先进；而香港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丰富，三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大。到1992年，大约有12000家台湾公司在大陆设立了工厂，投资额达到110亿美元。同一时间，中国也在香港的贸易、房地产和金融业中投入了同样多的资金。中国银行成了香港的第二大银行。八成左右的香港制造商在大陆设立了分行，投资达300亿港币（40亿美元），雇用工人数目达300万。随着中国和台湾可能于1995年获准『入关』，即GATT（关贸总协议，不久将更名为WTO，世界贸易组织），两地和香港间的贸易还会加速，关税更会降低，进一步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竹网』诞生。[191]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大中华经济区的出现。日本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或许没怀什么好意，并不喜欢这一发展趋势；而台湾海峡两岸各自的内部政治阻力也不容忽视。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伴随着更大的开放，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必然涌入；业已存在的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陆的巨大经济差异必然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领导人也担心，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共产党的统治更牢固，使台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结果更容易被大陆吞掉。然而，密切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好处是无庸置疑的，中国巨大的市场形成，台湾赚到了钱，享受了对大陆的贸易盈余（1991年为35.4亿美元，1992年为51.6亿美元）。因此，尽管有政治上的踌躇不前，经济现实正成为『大中华经济市场』逐渐形成的最重要动力。

上一个十年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如此之大，以致一些人认为这可称得上是一次『白色革命』，婉转的说法就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经济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已远大于毛泽东的政治革命。

中美关系：最惠国待遇

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就算美苏超级大国间的敌对可能已经结束，国家之间依然会按照各自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妥协和斗争。为求生存，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出现，这就是已经形成并日益强化的经济竞争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将不会为任何单一个国家所控制。尽管美国目前依旧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巨大的国债、惊人的预算赤字和严重的国内问题面前，其实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国对抗不复存在的苏联的唯一领袖，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国家中的一员。虽然其称霸野心不容忽视，但已经是一个略微衰落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低姿态，拒绝接替苏联担当共产主义的核心，也不想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对抗。相反，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并设法加强政治控制。尽管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失掉一些战略优势，但从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核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联合国的否决权，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下，外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越来越看好这块地方，而中国也正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以为其现代化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贸易利益，简直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摇钱树。冷战后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变得富裕与强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富裕与强大是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这一历史良机绝对不能轻易错过。

布殊在中国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希望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及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把它的政治稳定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991年7月，布殊总统宣布了他对中国『积极接触磋商』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孤立中国；相反，它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接触。布殊相信通过这些接触，在促使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释放政治犯、参加国际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军火交易、遵守国际贸易惯例、尊重知识产权、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温和有礼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布殊的方式，因为中国急于结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孤立。邓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术，因此采取了不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海湾战争事务上。中国方面还认为必要的时刻释放一些政治犯，可以显示与外国的压力无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在199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业已超过4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最惠国待遇是多么重要。为了国家的复兴，北京会竭尽全力。

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优惠。在美国约160个贸易伙伴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一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签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贸易协议，双方才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作证：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只有允许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由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都被认定为中国人，中国的移民额度总是用得光光的。总统在为中国作证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但由于天安门镇压、人权践踏、军火贸易和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资格予以审核。

中国对美贸易并不是一直享受顺差。从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对美贸易几乎都是逆差，总计加起来达到81.96亿美元。在1983到1985年间，双方的贸易或多或少处于平衡状态。此后，顺差便开始迅速倒向中国。

中美贸易顺差 （单位/美元）
1983 | 7100万
1984 | 6100万
1985 | 600万
1986 | 16.65万
1987 | 27.96万
1988 | 34.90万
1989 | 62.35万
1990 | 104.31万
1991 | 126.91万
1992 | 183.09万
1993 | 227.7万

这一迅速增大的贸易赤字让许多人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减少逆差，也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40％；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要附加一些条款。经常被提到的条款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取消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售军火和对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镇压、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医药方面）。曾几何时，例行的延长审议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锋，政府赞成无条件地批准，而国会坚持有条件地延长。

加州女议员佩萝西（Nancy Pelosi）是最积极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让步的人。她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rge J.Mitchell）、参议员霍尔姆斯（Jesse A.Helms）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格法尔德（Richard A. Gephardt）的支持。关于北京的领导人，佩萝西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对21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停止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远程导弹，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以及停止向美国出口服刑劳工产品。

1992年2月，参议院以59票比39票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总统即将对此提出的否决，因为没有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布殊可以重复他过去三年的一贯做法，无条件地继续给予中国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的抗辩

为获得无条件延长其最惠国待遇，中国从上到下积极活动。从北京的高层到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再到中国延聘的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公关和法律事务所。他们所围绕的是四个精心策划的题目：

（1）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要比其它东西都更重要；

（2）必须承认中国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求，比放开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

（3）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德国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国在中国的位置；

（4）美国统计的贸易赤字是基于『原产地国家』得出的，这样计算并不公平，因为它将中国出口香港后转口美国的商品算到了中国身上。而美国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便没有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1981至1990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额的8％，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提高到占总进口的10-13％，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在不断增加的。

中国对『原产地国家』统计法的抗辩切中要害。因为自1987年以来，许多香港和台湾的制造商将生产厂房迁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些工厂的制成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后，实际上被划在中国出口的名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扩大，而同时对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在缩小。实际上美国对所有这三地——大中华区——的贸易逆差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每一年都在22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

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愿意与外国的代表讨论人权问题。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夫特（Richard Schifter）应邀访问了中国；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R. Lilley）获准到西藏参观；前总统卡特出访中国时，中国人有礼貌地倾听他要求宽容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谈话。1991年5月，副国务卿吉米特（Robert Kimmit）访华，公开讨论了人权、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扩散、双边贸易及有关中东和柬埔寨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 III）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响应，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但却拒绝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没有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到狱中看望他们的要求。不过中国确实答应给那些没有未决罪案的异见人士发放出国签证，并同意在贝克访问后的某个时刻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国。[192]

关于军火贸易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北京没有作出明确承诺，只是保证『遵从』1987年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以换取华府放宽向中国出售高速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同时他们也表示年底前会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基于这些保证，1991年12月华府放宽了向中国出售大型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的会遵守导弹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事实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并未停止监测中国向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运送M-9和M-11型弹道导弹，以及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核武器这类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殊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机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获悉，中国的态度激变。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背离列根政府于1982年草拟的议定书。在这项议定中，美国保证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作为报复，北京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部件。因此，军火贸易仍然是华府与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对中国实在是利益巨大，无法放弃。

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学者和异见人士，对于使用经济压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权的做法一般持赞成态度，但他们不愿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贸易、中国企业、改革者们，包括与出口贸易关联的工人们受到损害。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地位正中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保守派的下怀。

克林顿的决定

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使级）的布殊总统，自认是中国问题专家；无奈他多次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却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还给骂成『无耻』。在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攻击他『纵容』中国领导人，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克林顿当众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中国领导层紧张了，决定不能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玩具占了美国该项进口的30％、鞋占40％、纺织品和服装占26％。如果因为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坏，实在可惜。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说，贸易上的任何倒退对中国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由港资和台资企业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的直接后果将会是：

（1）在沿海地区造成一百万人失业——那里，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有可能酿成社会和经济混乱；

（2）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借款；

（3）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的信心大受打击。

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中美关系的恶化都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的根本政策。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公开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私下里将政治犯作为『人质』，从美国那里换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份文件这样写着，『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这可算是一个双赢计划。

对此，邓不仅赞同，并就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的实用主义方针讲了话，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确实，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质交易』遂成为可接受的方案。一系列指导方针被制定出来，对于那些表现较好、刑期较短、未曾对其施用过暴力的政治犯，可给予优先考虑。但这不是减刑，也不是承认错捕，更不是迫于国外直接的政治压力而释放他们，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们就医治病。

如此看来，释放政治犯并不是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而是精打细算的政治赌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国际上关心的一个正当问题。结果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适当的紧急时刻获得释放，以便赢得美国的善意对待。包遵信，55岁，哲学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袖，被判刑五年，提前于1992年11月初释放，准许他出国就医；王丹，1989年示威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个半月释放；徐文立，49岁，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后于1993年5月被释放。还有其它一些人获允许出国。最后，为全力赢得2000年奥运会北京的主办权，中国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释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为表达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诚愿望，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进行大规模采购。1993年上半年，他们与波音公司签定了价值八亿美元的合同，购买21架喷气客机，并附带在今后几年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的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向通用汽车、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订购了4600辆汽车，价值达1.6亿美元。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的多家公司购买了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和勘探设备。从休斯宇航公司（Hughes Aerospace）购买了八亿美元的卫星。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采购，如：粮食、磷肥、电气机械、电话和科研设备等。美国商人估计，中国这次采购可为美国创造十五万个工作岗位，而未来的中国市场简直无法估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希望今后几年每年为中国安装750万部电话，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万部的一半。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Randall L. Tobias）说：『我们正在洽谈在中国的业务。这项业务，如果不说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量的话，也绝不比它小。』他希望用发展电话通讯的方式让中国开放，软化它的高压手段。

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后，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认同布殊在减少中国违反人权和贸易规则方面的成绩，而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他仔细考虑今后的最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的强大压力——这些机构都与对华贸易相关联。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总商会。1993年5月12日，他们联合致函给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

来自国外的请求也证明了上述立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虽然为香港未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国拉锯，但他仍敦促克林顿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因为这么做可能就像握住一个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对改变中国发生影响，同时保住香港十五万个就业职位。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白宫时，则请求美国帮助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为大量汉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顿竭力要找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包括贸易逆差，军火交易、人权、服刑劳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问题。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令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关于中国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确指出，1994年年中对它的再次延长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包括释放政治犯或说明他们情况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将由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根据中国在下列领域的表现，提交报告：

1.释放政治犯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

2.保证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对待，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如红十字会视察监狱。

3.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4.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

5.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美国。

6.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

7.遵守国际上有关限制导弹技术和核材料转移的条约。[193]

中国指责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说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北京坚持人权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拒绝了与克林顿总统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15分钟的『自话自说』，谈到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员中的感觉是：美国自己的人权记录远非完美，其立场从而是虚伪的。财政部长刘仲藜不无嘲讽地说：『美国持有三重标准，对自己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有些国家的人权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不放。』对中国人这种起来勇敢面对美国、反对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大多数亚洲国家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国家暗地里为中国喝彩。

克林顿政府内，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歧议纷呈。财政部和商业部遭到美国公司的请愿炮轰，要求关注在兴旺的中国市场上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必要性。在承认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财政部长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业投资、贸易、导弹出售、军事合作、地区安全也是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使美国的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外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E. Rubin）和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W. Bowman Cutter）更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只会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国的做法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同中国的一样巨大。

相反，如果采用更加温和及微妙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却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思想也越来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民主。它会使中国的改革者受益，也能减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国那些激增的卫星天线、传真机、手提电话、彩色电视、股票市场、外国报纸、银行和金融服务就可以感到，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走了多远。确实，商品的出口决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为经济的进步肯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经济实用主义、贸易、实业投资、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人权与贸易分离的基础上。

对于这番议论中的逻辑，克林顿并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于自己下达的严格行政命令。为了重新获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将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人改善他们的人权、贸易和武器销售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整体关系。1994年1月第一个踏上征途的，是农业部长艾思比（Mike Espy）和财政部长本特森，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在3月，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佛。事后证明这次出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克里斯托佛曾经公开对中国侵犯人权提出批评，这次带着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以便克林顿有理由延长其最惠国待遇的讯息去出访。在他到访中国的前一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为这次访问作准备。令中国官员们感到错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政府经济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另外七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向江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对此的响应是将魏和十余名呼吁民主的领袖人物再度抓起来。这是摆下阵势，给即将来访的国务卿好看。

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佛，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27亿美元的说法。他指出，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也包括中美合资企业。如果华府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重新向亚洲市场出口，损失不会超过10％，这样做将不会对中国9％的年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由于主要是自给自足，没有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也可以过得过去，就像1972年尼克逊访华前那样。

美国的企业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界领袖，责怪克里斯托佛有关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误导』政策，令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欧洲各国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将美国的企业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克里斯托佛耐心地为自己辩解，说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只是要坚持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敌对态度令美国人迷惑不解，但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看却是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已经89岁），北京的政治人物争相表明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忠诚，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则成为今后争夺继承权斗争中的资本。这一政治气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访问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访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不管是真的还是出于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已危若累卵，最惠国待遇问题便成为次要的了。

在中国当局看来，沙塔克跑去见魏京生，无疑是与罪犯串通，是给反政府运动打气，提高了魏京生的国际声望，为异见人士壮胆。从魏京生传达给朋友们的资讯里看到，他们认为克里斯托佛访问期间，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政府本能地担心魏在想办法见这位官员，而异见人士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是拘捕主要异见人士，或者把他们迁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外国使节会面。他们的做法是根据邓小平惯常使用的命令：在打击抗议活动上绝不能有半点迟疑，也不能顾及国际上的反应。

另一样令政府寝食难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和经济紧张，这方面包括有人数达一亿的『流动』富余劳动力；高达26％的城市通货膨胀，使得蔬菜价格上涨54％、粮食上涨40％、肉类上涨30％；以及农民的不满，他们把粮食卖给政府时，只收到『白条』而拿不到钱。工人们的不满和毫无缓解趋势的下岗，使得中国仅在1993年一年，就爆发了6000次罢工和200次骚乱。实际上，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恐惧不亚于对异见人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什么极端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在这种担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便被看成是制造混乱，是一项更大的搞垮中国阴谋的先击排炮。本来，党以发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对抗外国影响；如今美国自己找上门干涉起中国内政来了，党对它的报复是把克里斯托佛当成是克林顿的替身来加以羞辱。

其次，由于数百家美国企业竞相获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眼睛盯住高达5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由于中国每年9％的进口增长率，北京确信美国不会甘冒被逐出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它算定最终美国的经济利益会战胜人权问题上的考虑，使得克林顿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惠国待遇取消对美国的伤害要大于对中国。

第三，北京知道联合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便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因为北朝鲜不允许联合国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这使北京更加确信，美国会以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酬谢。此外，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日本首相细川护熙1994年3月访问北京时说过，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不分场合地套用到所有国家身上。

最后，克林顿陷入了两难之境，即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交锋的同时，希望与中国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重要的矛盾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中国于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战术，曲意劝诱美国企业，让他们状告自己的政府。中国人还在小心培植与美国财政部、商业部良好关系的同时，对国务院持强硬态度，总是用经济利益来对抗人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不怎么担心，并且断定克林顿不敢取消，因为克林顿不能承受惹恼美国企业界的后果，他需要这些人在未来选举中的支持。中国人很懂美国政治，所以成功地让华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

美国政策的逆转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5月签署行政命令时，曾受到普遍称赞，说这一出色举动表现了政治家的风范。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难办的对华决策向后推迟了一年，让自己在行动上多少有一些转圈的余地。当中国人看穿了他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之后，克林顿便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是取消最惠国待遇，一是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而后者则会严重损害他的个人声誉。同时他的批评者——人权组织也在其中——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坚守自己的原则，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是会屈服的，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完成现代化，弥补总额达128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顿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中想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几个。紧迫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华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李鹏总理宣布说中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释放了两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袖——35岁的王军涛和41岁的陈子明——让他们保外就医。中国与瑞士红十字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该会到预先选定的监狱视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国采购团与美国企业签定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合同。最后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国的技术小组，共同讨论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只取得有限进步的情况下，克林顿本来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的态度倾向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fge J. Mitchell）和众议员佩萝西提出了『针对性制裁』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时将会被取消关税优惠，而对私营企业仍维持优惠。然而，这一复杂程序执行起来将是一场噩梦，况且北京明确反对任何附带条件的新的最惠国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已经满足了两项必须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并且允许了某些异见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移民国外。然而，在其它五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整体性的可观的进步』：信守国际人权协议；释放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监狱；停止干扰国际向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

在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饱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种辩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声调宣布，虽然中国在『继续严重地侵犯人权』，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让他在附加象征性条款的情况下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这个附带条款就是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枪械和弹药——估计每年达2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货的总值是310亿美元。在这个声明中，克林顿正式表达了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想法。总统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这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转变等于默认了克林顿发布了错误的行政命令，而『布殊是对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对美国也可以公开藐视而不怕受惩罚。克林顿的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参议员米切尔和女众议员佩萝西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并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总统的决定也许在政治上会有些麻烦，但是站得住脚。除非国会两院都反对，否则他的决定不会被推翻。

促使克林顿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是他对美中整体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和美中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处理北朝鲜的事情；还有中国改革运动的未来。他确信变革的趋势会使中国不得不接纳一种平稳的、最终改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社会的道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总统的行动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原则。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然对克林顿的决定持欢迎态度，并且预测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争斗终于结束了。

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是1979年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岁。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地主家庭，他在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岁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935年，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此后得到快速提升。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曾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看到那边那个矮个子了吗？他聪明绝顶，前途无量。』毛泽东的话具有前瞻性。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于激烈的继任斗争中脱颖而出、青云直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邓小平能够在历史上占一席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79年勇敢彻底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并将国带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挂帅』取代了毛的『政治挂帅』。他推出两个新口号——『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扯去了罩在毛泽东身上半人半神的神秘面纱，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需要经过事实、实践和真实世界的仔细检验。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后，邓小平单枪匹马地推行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政策。这是他消除共产主义缺陷和局限的方式。三十年来，正是这些缺陷和局限一直将中国拖拽在贫穷与落后之中。

邓小平只是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从没有想过让中国走西方议会式的民主道路。对他来说，三权分立就好像一个国家内有三个政府，每一个都争着要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相互争执攻击。他讨厌政治多元化，因为这种政治模式鼓励争吵、妥协、相互掣肘，结果是软弱无力。邓小平认为中国经受不住像学生示威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这样的折腾。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绝对服从和无条件的忠诚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而这也是实现给中国带来富裕强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进步和政治保守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但这两者本质上是不协调的，只有一时平衡，而没有可能长期共存。最终，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会淡化革命信念，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基础。因此，邓小平用准资本主义来挽救共产主义，很可能已埋下了使共产主义在不知不觉间消灭的种子。最初也许感觉不到，实际却正向着政治自由化的最终目标行进呢。

邓小平挥之不去的遗憾，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作出下令镇压学生的痛苦决定。反对使用武力的总书记赵紫阳，最终也没有被判入狱，可能是邓事后觉得他自己做得『过火』了。但是，像许多政治家一样，邓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无疑，在历史排序上，邓的分量要低于毛，但他的经济革命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影响要大于毛的政治革命。实际上这两者是互补的。毛泽东摧毁了旧社会；而邓小平却为建立一个经济繁荣、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可惜他的伟大因无力改变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治而减色。只有实现了政治自由化——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改革才算是完成。

【注释】

[189] 原本是三资企业，代表三类外国投资：（1）外国独资；（2）中外合资；（3）中外合作经营。

[190] 然而，三藩市著名服装制造商Levi Strauss&Co. ，因为中国的人权纪录欠佳而决定撤离中国。

[191] 译者注：大陆和台湾相继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

[192] 异见人士包括记者戴晴、候晓天、王有才及韩东方。

[193] 1993年8月25日，美国对于中国售卖24枚M-11地对地飞弹给巴基斯坦，实施有限度制裁。华盛顿方面禁止在未来两年售卖价值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器材给中国。M-11飞弹射程190英里，载重1100磅，而M-9飞弹射程300英里，两种飞弹都超过1987年武器技术限制条约规定的射程185英里，载重1100磅极限。中国并未签署限武条约，但于1991年11月时答应观望有关发展。美国采用出口限制的法例对任何违反限武条约的国家实施制裁。

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崛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认为已达到十九世纪初以来之颠峰。长时间的内忧外患让位于社会活力勃发和国家民族的新生。长达一个世纪的追求国家富强及获取国际尊重，看来将可取得。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巨大势力，赢得了国际公认为亚太地区超级大国地位，以及有可能在2020年时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之一。

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俄罗斯的混乱、欧洲各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日本的经济失衡和对军事力量的限制——这一切都使中国得以填补空白，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无力再一手遮天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需要中国成为亚洲一支稳定的力量，而且已经把它认作自己的『战略伙伴』。

中国取得这一新的地位，有三件事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归还香港、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前景。在某些人看来，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的崛起可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香港回归

按照1984年12月19日签定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九龙和新界归还给中国。这一时刻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随着1961年葡属果阿（Goa）回归印度和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始于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的欧洲向非西方世界扩张，从此就结束了。今天，亚洲没有一块地方依旧处于外国势力统治之下。

七十年代，离新界租用期满（1997年6月30日）日趋临近，英国人变得不安起来。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前往北京，提出了延长租借期的申请。基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再次对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重申这一观点。1983年9月2日，英国表示同意归还香港主权，但作为交换，他们要求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理。中国则坚持要求两者必须同时归还。经过十四个月的反复争论和讨价还价，英国最终答应放弃所有三个地方——香港、九龙和新界——而邓小平则向英国外相贺维（Goeffrey Howe）保证：『维持香港（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1984年12月19日，戴卓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全部三个地区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则由邓小平宣布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即：赋予香港『高度自治』，并且保证『其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此外，香港将由港人自己治理。这些方针将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这部法律于1990年4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规范了未来治理香港的具体细节，包括：

1.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2.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4.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由香港人治理。

5.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6.终审法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院。

7.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60人，由选举产生，到2007年间接选举将逐步变为普选。

8.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9.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

10.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实际上，『变』是香港的本质，她每一天都在变。所谓『五十年不变』的真正含义，是指五十年间，香港人对这一区域有管理并促进发展的权利，同时享有高度自治。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变为超级强国的过程中，香港的辅佐不容忽视。

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1842-1997年的一百五十六年间，香港一直作为英国殖民地，由拥有绝对权力的总督实施全面治理。香港的法律不得违背英国议会颁布的决定。直到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才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在实践中，总督对香港的统治是相当宽松的，他不干预小区的事务，对传统风俗、宗教活动、社会习俗相当尊重。总督的职责是维持高效率的管治、法律制度、司法独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公民权利，以及公平和合理的竞争精神。这是一种仁政的殖民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政治上，英国从来没有将民主制度赋予香港，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从香港人自身方面看，他们不曾有过民主诉求，对自己主要致力于追求经济成功、过着『世界公民』式的生活感到满意。中国人的生意头脑和英国人的娴熟治理相得益彰，将香港造就成亚太地区和东南亚主要金融和经营管理中心。这里的人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享受着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大多数文明社会没什么区别，尽管没有政治民主，然而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生活在『借』来的土地上。

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66年的686美元飓升到1997年的27500美元，超过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国认为香港成功的秘诀在于法治、公务员制度、经济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戴卓尔夫人多次提到英国的『道义责任』，但避免提及香港人的民主问题。英国最为关心的是，维持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如果可能的话，则尽量采取温和宽厚的方式。

1989年英国和中国协议在1997年7月1日政权移交的那一年之内，香港可以举行首次立法会选举。1990年，北京同意立法会的60个议席中有20个由直接选举产生。到1991年9月，大约18位支持民主的人士当选。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委任了另外18名亲北京的保守人士，其余名额由『功能组别』选出，分别代表金融、地产和制造业的利益。

1992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彭定康被任命为香港第二十八届、也即最后一届总督。彭定康上任后，为使民主进程加快，尽管没有提出完全的普选，但他提出立法会的大多数议席均应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个选举改革方案于1994年6月30日在立法局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1995年9月选举正式开始，当选议员可以在1997年政权移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议员身份——即所谓坐『直通车』——以确保已成定局的民主制度。中国指责彭定康在时间表和基本法有关条款上背离了以前达成的协议。彭定康则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做法是出于香港人的利益，保证香港经济今后能持续发展，反映普遍的民意。北京誓言在政权移交后立即解散立法会，并以一个新指定的立法机构代替它的职能，直到重新选举。有四年之久，北京拒绝与彭定康对话，但彭却大受港人爱戴，成为捍卫人民权利和民主的斗士。许多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和老牌中国问题专家，如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都在私下里觉得彭定康的对抗政策有些过分，难以真正保证香港的最大利益。

政权交接仪式

香港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到1997年回归时，她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的繁华大都会，用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的话形容，香港是『一樽名贵的明代花瓶』。1997年6月30日午夜，移交仪式正式举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代表英国女王首先致辞：

我很高兴向香港市民为他们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表达我的敬意。香港的辉煌成就需要——也应该——得到保持。香港让全世界看到，活力和稳定是如何成就一个成功社会诸般特征的。它们共同造就了令世界羡慕的伟大的经济……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业和文化的交汇处，她……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1984年的《联合声明》在全世界面前郑重保证，香港的生活方式将会延续下去。我很乐意代表女王陛下和全体英国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表达我们的感谢、钦佩、热爱和祝福。一代又一代，作为朋友你们一直是如此可信赖和非同一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在自己辉煌历史的新篇章中前进时，我们将以最大的关切注视着你们。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630万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表示欢迎，并且保证：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逐步推行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制度……香港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和海运中心的作用，维持它与其它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经济、文化联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合法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法律保护。

来自全球各地的八千名记者和传媒工作者前往报道。随着仪式的进行，英国光荣地结束了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则骄傲地洗刷了令人痛心的国家民族屈辱。遍布各地的中国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不管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无不为这一历史时刻欢呼。值得指出的是，在应邀出席这个仪式的四千位贵宾中，有一个是由海基会主席辜振甫率领的台湾官方代表团。

交接仪式后，新当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接着，他主持了由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带领的政府主要官员的就职宣誓，大约有一千名英籍的公务员选择了继续留任。李国能继续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大多数重要的香港社会机构在新时期中将仍旧保留。回归前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被立即解散，由一个临时立法会接替。临时立法会的委员是由一个四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北京挑选，主要由亲中的商人把持。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委任临时立法会，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这就像当初英国议会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裁决一样。[194]在香港禁止组建一个共产党；也禁止一切鼓吹西藏和台湾独立的活动。

董建华是一位航运业巨贾的后裔，虽然曾在英国就读六年、在美国生活十年，但依旧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如今他优先考虑的是在教育、住房和老年人福利上的改革；尽力成为『他自己』，而不仅是北京的喉舌。董建华既要顾到香港的利益，又须顾到北京的利益。在就职宣誓中，董建华仔细地阐述了他的治港理念：

每个社会必须有自己的价值，以产生其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观念。我们将继续鼓励我们社会的多样性，但也必须同时重申并且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包括孝顺老人、眷顾家庭、谦虚、正直和不断更新的愿望。我们重视多样性，但不赞成公开对抗；我们争取自由，但不能为此而牺牲法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也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保护个人利益，但同时承担着集体责任。我希望这些价值会为我们社会统合提供坚实的基础。

政权移交前，西方的媒体、政治人物和人权活动家都担心，中国能否真正实践它对香港的保证：保障由『高度自治』这个短语所涵盖的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法治、司法独立、专业公务员制度，以及出版自由和公平自由竞争等。《财富》杂志甚至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香港之死》的文章。前不久，美国还一直觉得香港是属于英国管辖而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它对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越来越关心了。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规定总统应须就香港的政治自由状况向国会汇报。

对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有自己的想法。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想向全世界证明，对香港的治理，如果不说更上一层楼的话，起码也要与帝国主义者一样好；其次，中国可以从香港吸收人才、资金、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帮助实现现代化；第三，平稳过渡可以成为一个象征：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一个宽容和进步的新时代开始了，由此赢得国际上的信任，愿意『接纳』而非『抵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第四，香港的成功交接可以为最终统一台湾树立榜样；第五，香港的平稳过渡有助于江泽民秋天的访美；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金融界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举措起到有力的监察作用。外国在港的投资已达一千多亿美元，中国对香港事务的任何干涉，都可能损害香港的投资气氛与环境，把外国资本吓跑，导致股市下泻、地产崩盘。穆迪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估机构会随之降低香港的信用评级，这一结果对香港的金融业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公司，如美林、柏克莱（Barclays）、富达（Fidelity）、凡卡德（Vanguard）、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三菱实业等，会因此而撤离。北京领导层的信誉指数竟然与恒生指数连系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回归后的香港

尽管有许多可怕的预言，但在回归后的日子里，香港并没有出现人才大量外流、社会动荡、或对媒体的粗暴干涉，以及警察对异见人士的镇压等事情。四千名中国解放军驻扎在他们的军营内，共产党组织也没有建立。日子一天天过去，看起来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平和表面之下，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一些地方，生活渐渐变得不那么国际化，中国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微妙的、难于觉察的过程。骤眼看去，不会引起注意。教科书重新修订，以反映中国对各种事务的态度；作家和出版商开始『自律』，避免触及中国的敏感之处。其实在英国统治的最后三年，这种变化就已经悄悄开始。在火车站和机场，如今已经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进行广播。公务员在开会和写报告时要用中文，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用英语。董建华希望港人能掌握『两文三语』，从而传达出香港在中国统治下的新形象。在教学中，英文开始被中文替代。四百所中学里只有一百所（绝大部分是天主教会学校），经特许使用英文教学三年，其余的学校在1998年必须改用中文教学。

立法会的新选举法相当复杂。60个议席中，20个由民选产生，其余40名中有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剩下的30名由『功能界别』，如商业机构、专业团体等选举产生。为了阻止民主党及其同盟而设计的比例代表制，使选民数目由1995年的270万锐减至18万。选举委员会由800名经过挑选的投票人组成：包括所有临时立法会的成员、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顺从的公司领导人。

回归后，香港遭受了两次与回归没有直接关联的严重危机的打击。第一次是1997年7月起始于泰国，后来波及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的金融危机。虽然香港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恒生指数从8月份的16673点暴泻至12月份的8700点。很多商人损失惨重，旅游业下降30-50％。房地产泡沫爆破；住宅价格暴跌40％；商业大厦比起高峰的1997年下跌了30％。失业率在1998年10月达到5.3％。消费水平、零售、进出口水平都大大下降。1998年前三季度香港生产总值分别跌落2.8％、5％及7％，全年统计为负增长5.1％。香港遇到了自1961年政府开始掌管统计以来第一次全面衰退。

第二个危机是1997年秋天爆发由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导致130万只各类家禽被宰杀。虽然这次感染得到成功抑制，但对香港的商业，特别是餐饮业来讲，仍然是一次巨大打击。

在这一经济灾难的背景下，期待已久的立法会选举终于在1998年5月24日举行。投票者人数达创纪录的水平。选民冒着倾盆大雨前往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代表了香港人对未来民主制度的一次全民公决。

在全部合资格的选民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占53.3％，大大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1991年的39％和1995年的35.8％。那些在1997年7月1日回归后被剥夺了立法会席位的民主派领袖，这一次重新当选，分别有民主党的李柱铭、前线的刘慧卿、民权党的陆恭蕙。李柱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了13席和43％的选票，加上其同盟者所赢得的席位，民主派得到了60个立法会议席中总数20个选举席位和大约70％的选票。但这一情况仍然比回归前的27席要少。在这次选举中，亲北京和亲商团的人士所得支持甚差，但他们在另外两项『选举』中——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名由功能界别选出——却相当得意，所以在立法会中他们的人数仍超过民主派。民主人士的再次当选，被看成是对北京任命立法会做法的抗议，也表明公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兴高采烈的李柱铭勇气倍增，呼吁加快全面民主化的进程，并且要求在2000年，而不是基本法规定的2007年，举行特首的选举和全部60名立法会议席的选举。根据法律规定，2007年以前实行全面民主，需得到特首董建华的赞同和全国人大的批准，而这两者都绝对没有可能。

回归一年后，香港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住原状，而中国政府也一直信守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香港居民在中国统治下所享受到的自由，与在英国统治下没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民主大致都保持下来。

中美关系

在国际关系史中，一个新的重要国家崛起，总会打乱国家间已有的平衡及破坏既定的国际行为模式。与这个命题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临近时威廉时代的德国。它的出现，极大地打乱了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今，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对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挑战。德国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在领土、人口、悠久的文化力量和崛起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上，都要比德国大得多。新加坡元老李光耀在1994年说：『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经过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加进来一个大国是不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对西方而言，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出乎预料，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来面对。中国太大，无法对它实行孤立；太强，无法进行抑制；太重要，又无法疏远它；其市场太有钱可赚，则更是无法无视。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将会怎样对待这个新崛起的潜在对手？就像美苏关系决定了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想来会决定今后半个世纪的格局。

对中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的有利时期。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富裕、强大和获取国际尊重似乎已唾手可得。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获得自信，很多人认为国运正在往上走，该是中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显然，中国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持续和平的环境与大量的外国资金和现代技术。为此，与美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政策。华府与北京都清楚，合作可以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而对抗却会带来巨大损失。

基于这样的共识，一种和平的伙伴式的中美关系浮出水面，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习惯、地理和战略考虑等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在容许分歧和紧张的同时，应尽力不让双边关系脱离了互惠互利的轨道』。争执、利益冲突及艰难的讨价还价都会出现，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战争。相互间的警惕和提防，将是今后二十或三十年间双边关系的特点。2020年，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其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

『中国威胁』？

在1990-1995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壮大。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25％，1993年增长了13.4％，1994年增长了11.8％，到1995年，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采用的购买力等值计算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了35350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的73970亿，却高于日本的28850亿、德国的16480亿、法国的12480亿，英国的11500亿和意大利的11870亿。中国用十年时间（1980-1990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而同样的结果，英国用了58年（1780-1838）、美国用了47年（1834-1981），日本用了33年（1880-1913）。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望与美国一较高下。

从1988到1993年的账面上看，中国的军费翻了一番，实际增加为50％。1993年的军事预算按官方汇价估计为220-370亿美元，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估算可能是900亿美元。[195]中国一直在稳步改进它约300万兵员的强大武装力量，而且已经拥有众多先进的飞机、导弹、潜艇。虽然它的9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和1150艘舰船还都不够先进，核武力量也不大——大约相当于法国的规模——但它拥有17枚以上洲际弹道导弹、70枚中程弹道导弹和12枚潜艇发射导弹。洲际导弹的射程范围达8000公里，可以打到莫斯科和美国西岸。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与对美贸易顺差高速增长是同步的。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1998年为568.9亿美元。到199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2120亿美元，却高于德国的740亿美元和美国的330亿美元。财富往往被看成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成功令人充满自信和感到尊严。许多中国人感到祖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并受到国际重视的国家的时刻终于到来。

但实际上，中国到底有多么强大？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八条或九条标准：

（1）人口和领土；

（2）自然资源；

（3）经济实力；

（4）军事力量；

（5）战略和地理重要性；

（6）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

（7）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和投票权；

（8）文化与教育水平；

（9）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国家政策的意愿和决心。

前六个标准可以看成是『硬实力』，后三个可以看成是『软实力』，但两者同样重要。根据上述标准，一位著名的中国军事和科学问题专家判定九十年代中国的国家实力位居世界第六，到二十一世纪初可能会升至第五。在2000年，他对中国整体实力的实际评价指数是437.53，美国是816.85。许多中国专家认为，直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但中国政府目前正朝着实现伟大的强国目标而全力奋进。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实力的评估要比西方偏严、偏紧和更加苛刻。中国西部和西北地区有三亿居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从内陆省份流动到沿海地区的临时工人有1.2亿；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难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制约性因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此十分清楚，但外国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这是由于：

（1）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2）中国是核大国；

（3）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标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二，尽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最低之列；

（4）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5）中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并有庞大外汇储备；

（6）中国国内对自己未来必定强大的命运拥有共同的信念。

基于这些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强国，到2020年，会成为世界级的超级大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从传统上看，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亚洲。美国曾两次参战以阻止德国征服欧洲，及另一次参战以阻止日本在亚洲称霸。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东亚强权、并最终在更大的地缘政治区域发生影响的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中国会否步日本和德国的后尘去侵略别的国家，并因此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它会怎样在世界中给自己定位？

历史上，中国曾与许多邻国进行过战争，但从未长期占领、或将他们置于殖民地地位。与此做法相反，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向他们传播儒家思想，用自己的教化改造他们。有些人说这种做法是中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而这一传统在当今时代并未中断。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参加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但在敌意对峙结束后即撤回全部军队。今天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1995年11月16日出版的中国军事《白皮书》明确宣布：中国『不会在国外派驻军队或设立基地，因此不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

尽管中国军队将美国当成假想敌，但它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并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警告说，侵略战争不会有任何收获：历史已经证明，从拿破仑到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党、法西斯分子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全都以可耻的失败和自我毁灭而告终，并给无数无辜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人们不应被一时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短暂荣耀所诱惑。因此，尽管常有虚张声势、气势汹汹和措辞强硬的声明见诸报端，但中国的军队基本是谨慎的，不鲁莽冒险。

强大的中国似乎并不会步德国和日本的后尘，但它要求邻国能够采『尊重』、『友好』与『合作』，并奉行不与敌人结盟的政策。中国也会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施加影响，以保护其石油资源利益；并会继续维护对菲律宾附近的南沙群岛（Spratley Island）、帕西尔岛（Parcel Island）和美济礁（Mischief Reef）的主权；及宣告拥有印度尼西亚纳塔纳岛（Natuna Island）附近的天然气田。然而中国似乎没有意思成为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1995年中国的军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95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万五千字的军事《白皮书》中，北京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包括对台湾的战争的超现代化及高科技军队。受到美国在海湾战争表现的启发，江泽民迫切希望建立起一支高度机动的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打赢一场高科技战争。为了将军队从兵员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他提出裁军50万，强调把质量摆在数量之上，并且驳斥美国所说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中国确实有最终取代美国而成为亚太地区盟主的野心。在1997年8月的东盟文莱会议上，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指出：『我们不承认美国所说的它是保持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他要求美国不要再将自己当作是『东方救星』而四处活动。而美国的立场早经其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明白阐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现在是、并愿意继续是一个太平洋强国。』美国在亚洲驻军10万人，包括在日本的47000人和南韩的37000人。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的一些亚洲小国，对美国在亚洲的立足表示欢迎。

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国想要拟订一个现实的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是这一挑战本身没有先例，也因为华府在这个问题上有『遏制』和『磋商』两派。前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为紧张的对峙，这局面是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为防止这样不利的后果，美国必须增加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并加强与中国邻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必须采用冷战时曾经对苏联做过的那种策略，对中国进行遏制，最终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垮台。记者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在《即将来临的对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中认为：『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为自己制定了直接与美国利益针锋相对的方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傲视亚洲的强国。』中国受到过的『历史屈辱』，把今日的反对大美国主义，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他们认为：『北京的统治者甘愿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会是为国家利益，而是因为事关他们统治小集团的利益。』因此及时『遏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赞成『磋商』的人则认为，『遏制』只会煽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引发极端主义，加剧紧张和敌意，最终可能导致战争爆发。这项政策不仅不会得到美国亚洲盟国的支持，而且会使所有在中国推进多元化和人权的努力毁于一旦，同时毁掉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前途。『遏制』中国无疑是孤立美国，然而增加对话和接触则可以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者逐渐『和平演变』；假以时日，发自内部的溃败终将导致其整体消亡，就像苏联曾经发生的那样。

积极支持『磋商』派的人里边，有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院长小尼耶（Joseph S. Nye, Jr.）。他警告说，过去在对待德国和日本崛起时，由于各国处理失当，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今若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是承担不起的。美国有太多的角色牵扯进来——人权和反对核扩散的鼓吹者、工商界人士、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游说者——所有这些人都要求惩罚中国。但从大的战略意义上讲，首先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将中国整合进国际体制，使它成为负有责任的一员。这样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并在处理重要的全球事件时能有中国的支持。通过发展经济、增进与外部世界接触、中产阶级社会的成长壮大，以及地区选举付诸实施，中国正在向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迈进。美国必须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

1996年春台海危机发生后，第三派别，所谓『软遏制』派开始抬头。中国的导弹试验，虽说是精密而准确，但却暴露出其军事技术还停留在七十年代而未达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很难把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尽管中国的防卫力量很强大，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军事强国。不过，忽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定要保持住军事和技术力量的绝对优势，才可以确保其坚不可摧的地位。与中国进行磋商，会将它慢慢导入国际社会主流，最大限度地减小其潜在威胁，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拥有第一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具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但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相比较，它的力量稍有下降，因为其它国家国力正迅猛增长。对华的战略制定，须借助美国与盟国的关系：

（1）与日本签定更新版本的安全条约；

（2）与韩国维持牢固的同盟关系；

（3）与北朝鲜展开对话；

（4）与越南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

（5）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

（6）加强与印度的友好。

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在军事和技术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这就叫做『软遏制』。

《美日安全条约》

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保障是靠《美日安全条约》，原本在1978年的指导方针是以苏联为假想敌。苏联解体和1996年3月发生的台海危机，使条约的修订成为必然。由于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当可观的国防预算（每年多达500亿美元），在紧急情况下，它可被委予重要角色。1997年9月24日新推出的指导方针特别强调：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卷入到一场发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危机中，美国将会要求日本提供非战斗性的支持，并为美国开放港口、海湾和机场。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而交战，这一新写入的责任就将日本推到了一个敏感的位置上。『日本周边地区』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它是否包括台湾和韩国？在苏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谁是新的假想敌？这些有意制造出模棱两可的语言，不仅在日本，也在台湾和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宣称，新的指导方针并不是针对哪个『具体国家』的，其它美国官员也强调它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局势性的』，它所涉及的是功能，而不是所涵盖的地域。但北京确信这个条约隐密的目标是中国。如果战事爆发，中国同时面对的，将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按严格的说法，指导方针涉及的只是美国和日本两家，并不包括台湾，因为它不是条约签署国，不应将其包括在内。但如果台湾受到攻击，战火延伸到台湾海峡，海上通道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对指导方针的解释就会视情况而定了。对华府而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跟对华贸易以及维持美中友好一样重要。对日本而言，贸易和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它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新的指导方针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国不要过度挑起事端，而不是要对台湾提供防卫保障。

佩里的作用

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1994年2月-1997年）佩里（William J. Perry）。他认为磋商并不是为了抚慰或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种现实的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所以佩里认为，与中国积极磋商的政策可以起到避免未来战争爆发的作用。

在佩里的全球战略构想中，美国应始终保持最高度的军事戒备和最大的技术优势，要做好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的准备及在最小牺牲的情况下迅速赢得胜利。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国家防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步是将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它长大。通过推动民主、鼓励自由的市场经济、加强政治磋商等做法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同时，相关国家军事领导之间建设性的交换看法和互访，将有助于增加了解和信任，减少因疏忽或误断酿成事端的可能性。『战争行动需要的是保密和突发，而和平行动需要的是公开和信任。』因此，佩里提倡『军事透明』说。若将这一哲学应用到亚洲，美国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紧密同盟、参与东南亚国协（ASEAN）的同时，必须将中国完全拉入到『战略伙伴关系』中。

如果麻烦不能先行化解，美国接下来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说服、劝阻，甚或不惜以军事威胁的办法防止冲突发生。如果这样仍不能制止战争发生，美国应毫不犹豫地使用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实施打击，速战速决，以最小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赢得战争，就像海湾战争那样。这一『预防—抑制—击败』三重战略，还有待于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于1996年12月5日至18日应邀访美，就是佩里的『军事透明』和『开放性』政策的结果。面对如此精微的武器系统、先进技术、训练条例和军事条令，迟浩田不可能看不到两国军事力量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美国国防机构的结论是，按照美国九十年代的标准，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在今后的二十至三十年里，也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到那时，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将更遥遥领先。从本质上讲，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时期列根对付苏联战术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一方面在建设性磋商的外表下实行遏制，最终导致对手内部发生变革。

1996年中期，随着围绕中国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结束，克林顿政府终于将『对抗』转变为『建设性磋商』。1996年7月，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Anthony Lake）被派到北京，转达这一政策上的变更。

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从华府的角度看，三大问题严重制约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分别是人权、贸易逆差和防止核扩散。在这三个问题中，人权问题是触及西方与中国价值体系的核心。美国人认为，西方的民主和价值体系经过二千年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最高成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属普世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胜利后，布殊总统宣布了以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国会政策企划小组副组长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大胆提出：在征服了世袭的君主体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最终结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权概念、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体制将会在新的『进步』浪潮推动下席卷全球。

虽然西方价值的推行在原则上得到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认可，但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大约在1994年初，一些东南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成就的鼓舞，开始对西方的观念提出挑战，倡导他们自己所谓的『亚洲价值』。这种价值观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礼教、纪律、责任、节俭、中庸礼让、家族观念、家国天下这类观念之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提醒说，美国人不应该『不分场合地将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因为（这样做）根本不起作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对欧洲的领袖们说：『亚洲价值是普遍适用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专有的。』北京曾经一度不承认中国存在着人权问题，但最近几年它的策略却有所改变，反而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后者可以以后再谈，但当十二亿人等着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况下，中国的优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国情来决定，美国不应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中国身上。中国的立场得到了许多非洲、中东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为自己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用自己利润丰厚的市场拉拢一些欧洲国家，要求他们在1997年4月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不要加入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谴责。结果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加入到谴责的队伍中，只有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国的立场。投票结果是27票对17票，谴责提议遭到了否决。然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依旧持强烈批评态度，许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异见人士。

1997年10月，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新任主席、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夫人（Mary Robinson）宣称，与那些来自『历史上充满压迫、暴力、饥饿和贫困的国家』的人一样，她理解一个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说：『按照这个尺度，应该对那些特别大的国家给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国。它已经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寻常的……他们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严格地说，『亚洲价值』是一个神话。亚洲包括三十多个国家，文化种类繁多。这些文化不仅建立在儒家伦理上，还有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它许多小的地方原始文化和价值体系。将所有这些文化捏合成统一的『亚洲价值』体系的共同要素并不存在。1997年下半年，亚洲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使『亚洲价值』的提法沉寂下来。其实许多要素，无论是在西方价值还是在亚洲价值中，都发挥着根本作用。将这两种价值明智地融合到一起，对未来才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集中出现在九十年代。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及1998年为568.9亿美元。

顺差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在1994年将人民币贬值，从5.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变为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原产地国家』统计法造成了数值虚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许多台湾、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的公司都将自己的生产基地迁到中国。当地工人的每月工资很低，只有52美元；相比起来，雇用台湾工人要用1224美元、韩国要1584美元、日本要4156美元。这些公司的产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全部被美国海关算到中国对美出口上，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总是高居不下。另一方面，美国对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总贸易赤字却在相应下降，1994年为120亿美元、1995年为80亿美元、1996年为65亿美元。考虑到通过香港转运附加值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994年可能约为200亿美元、1995年为220亿美元及1996年为265亿美元。中国反驳这些数字还是过高，并认为1995年应是86亿美元、1996年应是100亿美元。华盛顿布鲁克林研究院（Brooking Institution）的著名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相信，美国的计算误差达50％。

人权和贸易逆差不只是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二个问题，其它问题还有：中国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核武器问题、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西藏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与美国的摩擦，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据中国人的理解，美国对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阻挠，是在处心积虑地阻止中国走向强大。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分歧，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明白到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总统透过『美国之音』发表了与中国和解的重要演讲，解释了他的磋商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他打算使美中关系比前一段更『积极』、更『稳定』、更具『建设性』。这个讲话阐述了用合作与磋商政策代替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全球一亿多听众收听了这个广播。

克林顿指出伤害美中关系的四大问题，即：人权、贸易逆差、武器扩散和台湾问题后，随即宣布：

美国人都拥有这样的基本信念：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权受到尊重，有权发表他们的见解、选择他们的领袖、崇拜他们想崇拜的东西……（美国）一定会而且愿意去支持争取人权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犯行为直言不讳。不这样做就是与我们美国人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的目标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

我知道有人并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坚持中美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变得更强大之前我们必须尽全力遏制甚至对抗他们。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孤立中国不可行，只会起到反作用，并且蕴涵着危险。这样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得到我们世界的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甚至得不到要争取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民本身的支持。

这篇讲话的内容建立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基础，并促成了1997年至1998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正式互访。

台湾与中国：统一的前景

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三角关系中，最令美国头疼的就是如何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又不伤害或牺牲台湾。台湾的领导人很清楚，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必须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不能将其排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之外。但台湾希望自己的地理位置——北接日本与琉球群岛，南连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可以在西太平洋形成一条切不断的链条，实际上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一个湖。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美国和日本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台湾海峡为日本99％的原油和钢铁、91％的煤炭、90％的小麦进口提供了海上通道，总运量达每年七亿吨。台湾确实是日本经济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台湾的现状

台湾是一个富庶的岛屿，拥有2150万人口，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663美元，外汇储备900亿美元。与之相比，1997年底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93美元，外汇储备1399亿美元。[196]经过『十年静悄悄的革命』，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保卫的民主制政体。其兵员为50万，拥有150架F-16战斗机、60架幻影2000和130架台湾自产的IDF现代化战斗机，还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包括『爱国者』。尽管台湾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很有信心，但在安全防务上还是要依赖美国在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该法案除了保证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外，还规定了美国有权认定中国对台湾的任何侵略行为是对『西太平洋的安全，也即严重关乎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损害，因此有权采取相应行动。

中国历来不承认台湾存在着一个中华民国，坚持认为台湾只是一个叛变的省份，所以应该像香港那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重新由大陆统一过来。北京认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台湾应从大局上看，自称代表着全中国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应该彻底抛弃，并接受自己只是一个省及只能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的地位，然而台湾可以保持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包括保有军队，但国防和外交事务必须由北京掌管。

台湾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上述说法，因为它不是香港。英国不想为香港而战，而且没有大军在那里驻守，食物和水的供应也需要依赖中国。台湾则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且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这个在食物、水和日常必需品方面完全自给自足的岛屿。

台湾坚持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分裂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都在行使着自己的主权，谁也不在谁的统治之下。将台湾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台湾的中华民国宣称，它的合法性源于对1912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的继承，因此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独立主权国家，根本用不着再次宣布独立。

北京拒绝这样的论调，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1972年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确认过的。台湾如果不同意北京所提出的在『一国两制』的方式下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就等于宣布台湾独立；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等同于台湾独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招致中国的军事入侵。

从原则上讲，台湾也承认『一个中国』，但这指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坚持认为，统一是可以的，但必须是中国放弃共产主义，赞同台湾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和对财富的公正分配。八成台湾人拥护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统一。简而言之，就是保持与大陆分离，但又不宣布台湾独立或建立台湾共和国。

台湾的最大优势是它的民主体制和发达的经济，而最大弱点便是外交上的孤立。台湾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便失去了与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只得到29个小国的承认，尽管它在90个国家中保持了130个经济、贸易和外事办事处。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台湾决心树立更高的、与自己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配合的国际形象——台湾现在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在世界贸易排名上处于第十五位。台湾正在不断地寻求按照两个德国和两个朝鲜的模式重返联合国，但一直没有成功。

『江八点』对『李六条』

由于双方都不肯妥协，辜振甫领导的台湾海基会和汪道涵领导的北京海协会的多次协商讨论，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为了给谈判注入一些活力，1995年1月30日，在中国旧历新年除夕，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八点主张：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

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中共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引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人士参加。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解决的办法。

4.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应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6.五千年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往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八点主张代表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较温和的观点。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以中华民族文明作为和平统一的精神基础，并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还将参加谈判的队伍扩大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主张仍属于对原有的前提做一番新描述，即中国大陆是本土，而台湾只是一个地方省份。

经过三个月的研究，1995年4月8日，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了自己的六点主张。呼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谈判，再次重申了他在1991年2月23日提出的逐步走向统一的三段论：

1.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

2.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

3.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

4.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借此自然见面。

5.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6.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

双方的主张带有根本性的分歧，看起来无法协调：

（1）北京坚持『中央与地方』或『父与子』的关系，而台湾要求平等及一种『兄弟式的关系』。

（2）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攻台，而台湾坚持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3）中国不允许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台湾要求双方平等参加国际组织。

由于双方都不肯做丝毫让步，统一的前景依然十分暗淡。

李登辉出访康奈尔大学

1995年6月有两件事情使业已紧张的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雪上加霜。1995年2月，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德斯（Frank H. T. Rhodes）邀请李登辉总统作为杰出校友（李1968年获该校农业经济学博士）和国际领导人，于6月9日至11日访问该校，作为Spencer T. and Ann W. Olin系列讲座的贵宾，并向学生和教员做演讲。由于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签证问题便成了一个敏感问题。

自1979年以来，美国一直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已有十五年没有给国民党领导人发过入境签证。克林顿政府不想惹恼北京，特别是在他寻求北京的支持以迫使北朝鲜冻结核计划这一时刻。国务院向中国大使作出了不给李登辉入境签证的保证。然而，1995年5月2日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5月9日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同意邀请李登辉来访。由于克林顿必须就预算方案与国会讨价还价，所以在国会强大的压力下，克林顿屈服了，并批准给李登辉签证。北京指责美国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中国威胁式地警告：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屈从于某些亲台湾势力的压力，全然不顾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侵害中国的根本权利和利益，中美关系只能倒退。

台湾希望四天的访问能给予尽可能高调的安排，克林顿政府却尽量反着做。李的飞机未能安排在纽约降落——因为在那里，他会受到亲台势力的热烈欢迎——而是被引到了设在希拉克斯的一个较小的边远机场。从这里，他只能乘车赴康奈尔。6月9日，李登辉做了题为《常在我心间》的演讲，回忆了1965至1968年，作为农业经济博士生，他在康奈尔过的愉快生活，讲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影响到他在台湾所成就的事业。在后冷战时代，李宣称：『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或正在消失。』中国对美国给予签证一事发出了愤怒的谴责。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告诉克林顿总统，这次访问『严重地伤害』了美中关系。官方的新华通讯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台湾问题就像一个会爆炸的火药桶。给它加热是十分危险的，不管加热的是美国还是李登辉。这种不负责任地加重中国感情伤痛的做法，只会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北京指责美国秘密策划制造『两个中国』，通过支持台独和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分裂中国』。

对于李登辉和台湾来说，这次访问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他的讲话被CBS和CNN转播，《时代》杂志1995年6月19日那一期更将李登辉作为封面人物。李登辉提升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加强了他自己在台湾内外的地位。

北京指责李登辉偷偷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想使世界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对他进行惩罚，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从江西乐平的军事基地向台湾北部85英里的海面发射了四枚『未装炸药』的地对地导弹。1995年8月，中国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实弹的导弹和火炮发射外，还有机动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参加。演习的目的是想削弱李登辉的影响并希望能将他赶下台。但李登辉却因此而变得比以前名望更大。

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

第二件敏感的事情，是1996年3月的台湾首次总统大选。李登辉是国民党唯一的候选人，连战是他的竞选伙伴。他们的竞选建立在一种模糊的『一个中国』基调上，实际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李登辉善于玩弄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知道怎样能使自己的本色不为人所知。没有人说得清他对统一立场究竟如何。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张作章指出：『在他的心里，是想要独立的，但他一直没能说出来。他并不想与大陆统一，也从没能说出来。』在寻求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及追求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他有意让北京和全世界去猜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总体目标，但大多数选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秘密企图，所以都支持他。

李登辉的竞争对手来自另外两个政党，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士。彭明敏是由台湾第二大政党民进党提名，该党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本土出生的台湾人的支持。林洋港则由新党提名，该党主要由前国民党党员组成，主张与中国重新和解。除他俩之外，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

为了破坏李登辉、打击他悄悄将台湾推向独立和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公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暧昧立场，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功武吓』活动。北京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有外国势力插手台湾事务『分裂』中国的话，中国将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如果说北京对李登辉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么新党副总统候选人郝柏村，这位前国民党将军和行政院长，也同样怀疑李登辉的动机。他说：『我是第一个发现李先生内心深处确实拥护台独的人』，尽管李登辉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

中国决定给李登辉一个教训。就在选举进入高潮时，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并向指定的目标区发射了导弹。美国害怕这次海军演习成为入侵台湾的前奏，于是派遣了由七艘军舰，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组成的航空母舰群开赴台湾海峡，但游弋于中国指定的区域之外。同时将『尼米兹号』航母群由印度洋调往西太平洋，停泊在离台湾海峡有一段距离的菲律宾附近。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1996年3月8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作为秘密使者，被派到维珍尼亚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经过九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谅解：中国的军事演习不会导致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保证不插手到当前的危机中。危机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军事演习也于3月25日结束。

中国军事演习的目的是想恫吓选民不要去投李登辉的票，但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将选民们赶到了李登辉的周围：李登辉得到了全部1100万张选票中的54％（5813699张），占绝对多数。民进党只得到21％、新党得15％及独立人士得10％。中国的武力恫吓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并且在亚洲其它国家面前暴露出它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冲动性和潜在危险性的巨大威胁。但最出乎意料的发现是，这个军事演习尽管给人印象深刻，任务执行得一丝不苟，但不过是七十年代老式的军事技术，根本不是九十年代的。对弱者来说，它是一次武力炫耀，对强者来说，它不过是一些过时东西的演示。许多美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误。然而北京却宣称，至少目前在阻止台湾独立活动上取得了胜利。民进党的支持率下降了，只得到21％的选票，而1995年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是33％，1993年的地方选举中得到的支持是41％，这个结果被认为是选民们厌恶台独的证据。

中国会发动进攻吗？

如果台湾走向独立，中国会发动进攻吗？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尚无能力保证进攻成功，因为它目前缺乏海陆空协同作战能力。中国军队的武器和战术仍是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水平的军事条令、训练方式和过时技术作为基础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对台湾的进攻不仅不能保证成功，反而可能在国内造成灾难性后果。

首先，战争不一定会迅速取胜；拖的时间越长，国外插手的可能就越大。其次，与台湾进行大规模战争，可能完全打断甚或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得以维持统治的基础。第三，战争会对香港和上海的繁荣产生负面影响。第四，随着对外作战持续进行，中国国内发生内乱的危险性会加大。最后，就算经过艰苦的战斗，中国最终取得了台湾，整个台湾岛将遭到彻底破坏。中共将如何在一片废墟上管辖2100万经受过民主化洗礼的人民？

军事进攻台湾将是中国最后的和最坏的选择。为什么它要冒遭到失败、冒打一场无结果之战、冒内部发生崩溃的风险？为什么要冒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的风险？此外，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存在，中国还要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

按照孙子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cwitZ）的理论，最高形式的胜利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这表明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是唯一明智之举。但如果做不到这点，战争也有可能爆发。中国军方多数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可能使美国卷入其中的高科技战争，但在用尽一切其它办法之后，最后的选择将还会是军事摊牌。但许多中国的军事领导人都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按照台湾情报和安全负责人殷宗文的说法，中国在五年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非常小』，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允许外国插手内部事务。李登辉总统确信至少在八年内不会有攻打的事情发生。据报道，江泽民主席的『智囊团』要求他在台湾的事情上慢慢来。据说他自己希望台湾问题能用十年的时间解决。

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也反对中国攻打台湾。它敦促两岸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但如果中国一旦攻打台湾，受与《台湾关系法》约束的美国会如何作出反应？明显有两种可能存在。一些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尽管美国口气很大，最终它不会为了台湾而甘冒与中国交战的风险。当然，没有人能肯定。在不发生台湾独立或外国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可能是等下去，直到统一可以和平实现，最后像接收香港那样将台湾全部接收过来。台湾同样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维持现状，希望时间会促使中国内部发生民主化的变革。因此，在1998年元旦，副总统连战宣布了台湾的立场：『不独、不统、不对抗』。台湾赞成两岸实行『和平、交往、双赢』的政策。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莫斯[197]（Lawrence H. Summers）以展望历史的方式评价中国的未来。他说：

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当人们书写二十世纪后期这段历史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它很快使共产主义变得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了下一代，唯一有机会在绝对规模上超过美国的国家就是中国。

根据购买力等值计算法，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中国的经济实力排列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见下表）。

如果中国经济按年增长率8％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20年它的经济力量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正在寻求用一种统合的哲学取代行将就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哲学看起来应类似一种包含着传统儒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少许反映历史上王朝观念的『大中华主义』所组成的混合体。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势头的强劲，政府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实施那种新型买办式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准资本主义。对于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政府将其出售给私人股东；为鼓励个人购买住房，政府通过抵押贷款予以资助。军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稳步进行，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不失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组织变成了执政的政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它不再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场，而是渴望将中国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确，追求财富、权势和国际尊敬，已经取代了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理念。

经由十五届党代会（1997年9月）和全国人大（1998年3月）所选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年纪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术官僚。前四位领导人：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朱镕基、人大委员长李鹏，都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在二十一世纪将中国带入科学和信息新时代。

党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松，但依旧戒心十足地保持着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任何异议都是不允许的。一些异见人士在经过了长期刑罚后以『保外就医』的理由驱逐到国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众对此有何看法？他们对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遗憾，但还是接受了这是为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代价。他们觉得生活总的来说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自由得多。他们有了选择工作、伙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购买汽车、旅行，生活水平确实得到大大提高。在过去，许多休闲享受被禁止，现在则听凭自便。他们普遍持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起飞，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他们渴望像其它文明国家居民那样生活。由于政府不再负责毕业分配，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他们变得更实际，忙于谋划自己的事业，梦想着赚钱或出国深造。他们没有时间为政治原因去参加游行和示威。

人们憎恶任何社会大动乱，例如文化革命，或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大混乱的秩序破坏，就像共产党垮台后俄罗斯所出现的那样。他们不主张在中国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体制，但主张内部和平变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锐地应付时代的挑战。通过微小进步的累积过程，一个更自由的政治制度最终一定会出现。他们希望中国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们对香港回归、中国成为区域强国，以及到2020年将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而感到骄傲。他们赞成与台湾和平统一，但不要设时间表。他们相信时间会站在他们一边，最终这两者会变为一体。

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南方。领导层将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日趋文明的社会里那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压力。新的富裕阶层——企业家、金融家、投资人、计算机大亨、公司经理和商业巨头——会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和法治，同时也会要求立法和预算上的发言权。政府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创作、艺术表达及地方选举的自由。通过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下册完

【注释】

[194] 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引自前文

[195] 事实上，很少人知道中国军费的预算数字是多少，因为大部分的费用隐藏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煤炭工业、采矿、铁路、通讯、以及邮政服务。中国军费预算的估计为4000亿到1400亿美元（价格购买力等值计算法）。

[196] 中国1399亿美元的数字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供。

[197] 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校长。

封底

书名／中国近代史（下册）

作者／徐中约

译者／计秋枫 朱庆葆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

页码／543

字数／289千

ISBN／978-962-201-987-4

定价／148 HKD $

类别／历史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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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5年12月31日

更新时间／2015-12-31T19:15:45

制作软件／EpubSTAR 3.2.0.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