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戴问天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1（2015.2重印）

ISBN 978-7-5075-4270-7

I. ①德…　II. ①戴…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德国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587号

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著　　者：戴问天

责任编辑：李瑞虹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270-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古罗马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7月至10月以数字命名，另外8个月以神命名。其中第11个月得名于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朝向未来。朱利叶斯·凯撒当政后修改历法（那个历也就称“Julian calendar”，儒略历），把一年之始提前到“雅努斯月”，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意思。

本书与读者见面当在一个更需要直面历史的“雅努斯月”，因为人类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指出“二战”是“并非不可避免的战争”。首先爆发在欧洲的这场“本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巧合，使它最终从欧洲蔓延开来，发展成为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惨痛悲剧？

我们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英语称“European Theatre”。theatre汉语通常译为“剧院”，这让我想起旧戏舞台上的对联：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德国和日本是二战两大元凶，在欧非-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大“舞台”上互相唱和。为了对那次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人对欧洲战场也应该有所了解。对于欧洲战场的了解，人们主要依据两本书，一本是《丘吉尔二战回忆录》，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这两本书对“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都有客观、详尽的描述。但这两本书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所以可信而不可尽信。

1982年至1984年我在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二战”德国的档案资料，并可以了解当下德国人对“二战”的真实看法。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逃过难、躲过轰炸，而且在逃难中失去两个亲人的人，非常珍惜这个能让自己不“尽信书”的机会。

在德国的两年，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有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成为现在写作此文的重要依据。我非“信而好古”者，但赞成孔子的话“述而不作”，又赞成胡适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那时起，便留意收集有关资料。可喜的是在大量“二战”回忆著述之外，近年来各国档案资料也陆续解密，许多在回忆录里被歪曲或者被选择性遗忘的东西浮出水面，对回忆录是难得的补充和检验。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靠纸质图书难以得到的大量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而且德、英、俄、法等几种文字的资料可以互相对比、参照。只要不持偏见，便不难做到兼听则明。

30年前，我亲眼看到德国人非常重视反省40年前那场战争。30年后，他们又把希特勒上台80周年的2013年定为“反省之年”。历史不能“戏说”，但似乎应该允许“杂说”，让人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不依正史、甚至也不依野史的“规矩”拉杂写下，与人交流。中国素有“札记”一体，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也许就算这样一本“杂书”。谚云：“十年磨一剑”，我生也愚鲁，奉献给读者的，“钝刀”而已，但磨砺它却用了超过30年时间。所做的基本上是围绕主题提供资料、介绍背景，至于如何判断、如何认识，那是读者自己的事。相信他们都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无需别人越俎代庖。

书中提到的部分人名注有原文，并尽可能注明生卒年份，以避免因同名同姓而引起混淆，也避免因同一名字有不同译法而引起混乱。例如著名苏联元帅谢苗，铁木辛哥（1895—1970）便曾译作“提摩申科”，1957年11月叶剑英访苏时以诗相赠，又称他“铁木辛克”。其实“Тимошéнко ”这个乌克兰姓一般都译作“季莫申科”。书中还在部分内容后加了少量外文注释，这有两个目的。第一，我对原文的理解可能有不准确之处，翻译也可能不尽恰当，标注原文，便于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读者如果对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可据以直接查找相关资料。

本书附有大量插图，对许多问题，它们往往比文字更有说服力。除注明出处的图片之外，大多图片取自已经公开的德国联邦档案图库。

德国印象

一些并不相识的普通德国人，是我认识德国的老师；德国电视，是我认识德国的重要课堂。

1. 初识德国

我在哥廷根的第一个住所，位于北郊雪松路。住地旁有一个小教堂，小教堂一侧是一所小学，另一侧是一片安静肃穆的墓地，里面种了很多花，像一个花园，周末我常去那里散步。每到周末，尤其是天气晴好的周末，总有许多人、主要是老人（尤其是老太太）去那里祭扫，他们把墓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当作花园，但过了不久，当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原来，安息在这里的大多是“二战”期间阵亡的士兵。战争结束已近40年，按年龄判断，扫墓的老太太应该是阵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数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母亲。中国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而这里的许多老人，几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来给亲人扫墓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亡，战后德国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到墓地祭扫，不啻与亲人“对话”。三十多年过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战争在她们心灵刻下的伤痕一定更深。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张“老照片”：当火车载着从战俘营回家的人驶进车站的时候，妇女们举着失踪亲人的照片询问：“有谁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但是，她们大多数都没能得到回答。

这些妇女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和她们相伴的孩子，难免也要经历苦难的童年，1998—2005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44—）便是一个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罗德出生在离哥廷根不远的小村子莫森贝格。未及半岁，施罗德的父亲，一位德军“代理班长”就在罗马尼亚前线做了纳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儿子也从未见过父亲。施罗德13岁学会开拖拉机，下地帮母亲干活，14岁辍学当学徒，17岁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一般19岁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学学业，他22岁才完成。

一个把灾难强加给别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哥廷根城周围都是树林，树林里有一些木头长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远足，有一次坐在长凳上休息，刚好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点点头坐在我身旁。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但那次交谈却让我知道了许多书本不会告诉我的事情。老人告诉我，在德国，人们看到的许多“二战”士兵墓其实都是衣冠冢，亲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当年客死异乡，成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乡鬼的德国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到罗马尼亚访问，专门祭扫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和母亲在家乡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坟。

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亲人祭扫，也要算幸运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个公墓里，有一大片排列整齐的“二战”阵亡士兵墓，墓碑样式统一，让人觉得它们还像当年的士兵那样排着队列。这是一些无主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亡灵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还是和他们一样也已葬在无主的坟墓里面。

哥廷根西郊公墓里“二战”阵亡士兵墓（戴问天摄，1982年）

哥廷根与德国其他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它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学城。当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的时候，他曾说过：“哥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有传言说：当年希特勒德国与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曾经达成默契，德国不轰炸英国的牛津与剑桥，英国也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传说是否属实，事实是这四座大学城的确都在那次大战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损毁甚少。相应地，哥廷根平民的伤亡也就远比其他城市少。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节题为“大轰炸”，讲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轰炸的经历：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不过他也承认：“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德国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战后季先生到了离哥廷根不远的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才真正知道“大轰炸”是什么样子：

我真正大吃一惊：这还算是一座城巿吗？尽管从远处看，仍然高楼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却只见废墟。剩下没有倒的一些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罗马留下的斗兽场。

更让季先生感到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的是，街道两旁高楼断壁之下，地下室外的垃圾堆旁，摆满了花圈。原来，高楼被炸塌以后，许多在地下室里躲避轰炸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埋在那里了。

1982年我到德国的时候，一座座城市都已“整旧如旧”，恢复了昔日的面貌。老城外面或者旁边，盖起一幢幢现代化高楼大厦，又让人看到它前进的巨大步伐。但是，在许多地方，德国人有意留下一些战争的伤痕，没有去抹平它们。

在柏林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道选帝侯大街（也译为库达姆大街，中国人称之为“柏林王府井”），在靠近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有一座为纪念威廉皇帝而建的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然而，现在它让人们想到的已经不是那位德国皇帝，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教堂在英、美空军大轰炸中被炸成一片废墟，战后没有修复，而是在旁边另建了一座六方柱形极其时髦的新教堂。每天从早到晚，废墟都看着身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而乘车或者步行经过的人，也不由得会朝它投去沉思的目光。

在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慕尼黑，我参观过1826—1836年间建成的老画廊和“二战”后新建的新画廊。前者是欧洲最著名的画廊之一，藏有中世纪至19世纪初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在1944—1945年大轰炸中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战后修复了，但1983年参观的时候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炸弹破片留下的痕迹。

慕尼黑有许多博物馆，其中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位于市中心“宫廷花园”（Hofgarten）东侧的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地图上标注为“废墟”。博物馆建筑相当宏伟，正对“宫廷花园”的一侧是一个持枪士兵的卧像，两边刻着两行字，一边是“我们倒下的士兵”，另一边是“他们还会站起来”。我猜想，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许就体现在这两句话上。废墟南边墙上有一处涂鸦：“再不要有战争”。

2. 纪录片中的“二战”与德国

我在德国两年，几乎每周都要看一个题为“Vor 40 Jahren”（《四十年前》）的电视节目。这档节目收录的是德国40年前的文献记录电影。这些老电影主要是40年前纳粹德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例如《德国新闻周报》（Deutsche Wochenschau），类似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新闻周报》或者《新闻简报》，这档节目还收录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的同类纪录片。纳粹德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当然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拍摄的，但它们毕竟记录有不少真实的历史画面，那些画面不是解说词能任意歪曲的。据当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元首”非常重视这些影片，通常在配音前就要看，由一名军官在旁朗读后期会加入的解说词。希特勒看后会提出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正式配音。40年后，德国电视台按照原样重新播出这些电影，包括解说词在内都不作任何改动。当年它们的作用是欺骗，现在它们的作用则是警示。德国电视台常年安排这样一个节目，目的便在于此。跟随这些电影，观众似乎重走了一遍“二战”历程。可惜的是，我没能跟随这个节目走完全程，只走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一段，不过那也让我受益匪浅。

从1982年10月17日到1983年1月30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每星期天晚上20点15分的黄金时段播出13集文献纪录片《纳粹卐字下的欧洲》。这部纪录片根据罗曼·布洛德曼（Roman Brodmann，1920—1990）的同名书籍摄制。

第一集从柏林1936年奥运会讲起，在那次奥运会上希特勒拒绝为夺得四枚金牌、创造了新的200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颁奖，并怒气冲冲地退场。

1938年，维也纳街头的大幅标语：“同样的血液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

作为文献纪录片，《纳粹卐字下的欧洲》披露了不少珍贵历史资料。第二集把观众带到年轻时希特勒曾经学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已经是德国“元首”的他，不是来重温做画师“旧梦”，而是来“接”奥地利“回家”的。别忘记，当年吞并奥地利是经过“全民公决”的，而且赞成票高达99%。柏林国会大厦历史陈列便有一张当年维也纳街头的照片，引人注目的是照片上的大标语：“同样的血液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

系列片第三集回溯了纳粹在慕尼黑“发迹”的历史，其中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城市被称为“Hauptstadt der Bewegung”（“运动”首都）。“运动”（Bewegung）是当年纳粹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指的是政治运动，实质上是“运动”群众。在慕尼黑的市中心保留有一个水泥地面的广场，这在德国城市十分罕见。原来，那是当年纳粹分子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毁掉原来的草坪与花坛，改建而成。德国留下这片水泥广场正是为了让人们不忘历史。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1月16日播出的《纳粹卐字下的欧洲》：“1945年得到解放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活了下来。”

《纳粹卐字下的欧洲》最后一集：“在柏林，希特勒的疯狂结束了。”（In Berlin endet Adolf Hitlers Größenwahn）

作为纳粹标志的“Hakenkreuz”（英语hooked cross），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表示太阳的符号，为一个带“钩”或者“拐角”的正十字，亦称“希腊十字”。太阳是光明的使者，但是纳粹“太阳”照到之处却是地狱般的黑暗，而最黑暗的地方当数奥斯威辛等“集中营”。1983年1月16日播出的一集就问道：“对于为数众多的死亡集中营，德国人都知道些什么？”

1983年1月30日播出最后一集，地点回到柏林。1945年4月30日，两名苏联红军战士在国会大厦房顶挥舞起胜利的红旗。也就在这一天，希特勒自杀了。

这部13集的电视系列片明确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1月9日播出的第10集小标题就叫“决定命运的斯大林格勒”。这一集告诉人们：“1943年，在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投降以后，希特勒独裁统治的终结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选择这一天播出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这一集并非偶然，40年前这个日子正是战役的最后关头。1943年1月8日，苏联红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1896—1968）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在24小时内投降，并且给了相当“体面”的条件：除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外，被俘人员可以保留自己的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伤病员会得到医治。最后通牒期满之后又过了24个小时，1月10日清晨，苏联红军5,000门大炮齐鸣，打响歼灭被围德军的最后战斗。1943年1月30日是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10周年的喜庆日子，斯大林格勒前线德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1890—1957）给他发去电报，但那不是一封贺电，而是一份告急电报：“最后崩溃将不出24小时。”希特勒回电晋升他为陆军元帅，其他117名军官也各晋升一级。对于保卢斯那是不寻常的，因为他在1942年11月30日刚晋升为大将。但是，这一切都已不能改变德军最后崩溃的命运。2月2日，剩下的德军，包括保卢斯和24名将军全部投降。下午2点46分，前去观察战况的德军侦察机发回报告说：“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

《纳粹卐字下的欧洲》第10集，“决定命运的斯大林格勒”

德国电视二台1983年2月1日的节目“斯大林格勒——40年后”：“第6集团军士兵回忆那悲惨的包围战”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2月2日播出的“斯大林格勒——一个悲剧的纪年”：“40年前保卢斯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投降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整整40周年的1983年2月1日和2月2日，德国电视二台和电视一台，分别播出了“斯大林格勒——40年后”（Stalingrad-40 Jahre danach）和“斯大林格勒——一个悲剧的纪年”（Stalingrad-Chronik einer Tragödie），各有说明：“第6集团军士兵回忆那悲惨的包围战”和“40年前保卢斯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投降了。”

3. “50年前的事人人有份”

对于一个已经被推翻、已经不存在的政权，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给它，大概是后人最容易、也最“轻松”的做法了。但是，1983年的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对待“第三帝国”。在德国人看来，当年那场战争“Vor 50 Jahren war alles dabei”，意思是“50年前大家都在场”，这就是说“50年前的事人人有份”。当年的希特勒是得到选民的多数票才当上了总理，尽管半个世纪前的选民已经剩下不多，但包括战后出生的人在内，德国人仍然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所以德国人愿意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能够总结经验教训，不让那样的悲剧重演。

那段时间，德国两家重要的电视台播出了不少反思历史的节目。1月25日，电视二台播出《为什么你们没有阻止希特勒？》（Warum habt ihr Hitler nicht verhindert？），讲述的是一位1933年工会工作者的回忆。当时包括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个政党，还有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德国工会，以及德国经济界，都没能阻止希特勒攫取大权。从1871年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一德国，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起，德国军队就一直掌握在普鲁士军人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不过是巴伐利亚步兵团一名下士，为什么普鲁士的将军们也没能阻止那个他们看不上眼的下士？

1月28日，电视二台又播出一个题为《以卡腾基辛为例……当纳粹攫取霍尔斯泰因一个村镇的权利时》（Zum Beispiel Kaltenkirchen......als die Nazis in einer hosteinischen Landgemainde die Macht übernahmen.）的节目。位于汉堡以北的卡腾基辛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小城市，但1933年它还是一个只有约2000人的村庄。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帝国总理的消息传来时，村里教堂钟声大作，以示庆贺，因为前一年11月村子里67%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他所领导的纳粹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选民选择希特勒？像卡腾基辛那样的村镇在当时的德国绝非少数，这值得人们深思。

1933年的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50年后，1983年的1月30日，德国的电视、报纸出现大量与之有关的节目、文章，只不过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警示当下。

德国电视一台播出专题节目《1933年1月30日——1983年1月30日：历史的经验，柏林，一个令人思考的时刻》

德国电视二台播出专题节目《50年前人人都在，第三帝国第一个月的“拼图”》

1983年1月25日，德国电视二台节目《为什么你们没有阻止希特勒？》

德国电视二台1983年1月28日播出的节目《以卡腾基辛为例……当纳粹攫取霍尔斯泰因一个村镇的权利时》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4月7日播出的节目《为什么你们追随了希特勒》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3月31日播出节目《为什么你们选择了希特勒》（Warum sie Hitler wählten），4月7日又播出《为什么你们追随了希特勒》（Warum sie Hitler folgten）。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困难、社会不安定的环境中，往往容易出现“极端主义”思潮，并有追随者出现，这都不足为怪。但是，如果支持的人成为大多数，那就值得深思了。1983年的德国人，正是这样来反思自己半个世纪前所做的事情。

4. 步履维艰的魏玛共和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50年前有那么多选民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希特勒，绝非偶然，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柏林国会大厦历史陈列对此都有说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发生类似革命，德国也不例外，1918年发生“11月革命”，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Ⅱ，1859—1941）被迫退位，流亡荷兰。11月11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也就在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赛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在柏林国会大厦阳台上向群众发出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号召。第二年2月，一个名叫“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的立法会议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歌德和席勒曾经写下许多诗篇的小城魏玛举行。这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确定德国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通常称为“魏玛共和国”。马鞍匠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当选首任总统。

面值骤升100万倍的10亿马克大钞（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但是，魏玛共和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成堆的情况下成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步履艰难。成立还不到四个月，1919年6月28日，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凡尔赛条约就在巴黎市郊凡尔赛宫二楼镜厅签署。作为战败国，德国又割地又赔款，数额当时没有确定，暂定在1919—1921年间先付50亿美元。这对已经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德国不啻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从1920年起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组可以说明马克贬值的数字：1公斤由黑麦与小麦混合粉烤制的黑面包，在战前1913年12月的价格是26芬尼（Pfennig，德国辅币单位，1马克=100芬尼），大战结束的1918年便翻了一番达到53芬尼。此后更是翻着跟斗上涨，1919年12月80芬尼，1920年12月2.37马克，1921年12月3.90马克，1922年12月163.15马克。再往后，1923年6月过“千”（1,428马克），8月上“万”（69,000马克），9月达到1,512,000马克，10月达到1,743,000,000马克，年底达到399,000,000,000（3,990亿）的惊人数字。又如，1923年11月柏林每公斤土豆价900亿马克，每个鸡蛋3,200亿马克，每升牛奶3,600亿马克，每磅奶油更贵到28,000亿马克。幸亏德国素以出数学家闻名，德国人数学好，要不然买面包、土豆便要用到天文数字，买别的东西怎么办？

这时德国印钞厂已经来不及印制新钞票，只好采用在1,000马克的钞票上加盖印章的办法，让它一下子升值100万倍。然而，就这“10亿马克”大钞，也要320张才能买一个鸡蛋！德国人甚至抬着洗衣房装衣服用的筐子来搬运鈔票。马克实际上已经成了废纸，购物已经不用它，“以物易物”成为通行的做法，德国似乎又回到货币发明以前的原始时代。书上举例说，一位老爷子把花1.5万马克买来的房子卖了20万马克，“升值”十几倍，得意地以为自己“真够狡猾”。但是，仅仅过了半年，他就得意不起来了，因为卖房子所得的钱现在只能买四分之一磅奶油！

人们已经不能用钱包带钱了，图为德国人用洗衣筐搬运钞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从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0年，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 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经常是议会第一大党，在政府里一直有份，并且多次担任议会议长和政府总理。但是，一年年过去，始终没能解决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民众生活日益困难，人们开始对它失去信心。1925年艾伯特总统去世，已经78岁高龄的老元帅兴登堡被推选继任。他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人，1866入伍，参加过普法战争。1905年58岁时才晋升将军，远非“少年得志”，只能算“大器晚成”。在普鲁士和“第二帝国”军队中服役整整45年以后于1911年退役。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67岁的他又被征召入伍，指挥部署在德俄边界上的德国第8集团军，在塔能贝格战役中打败数量上超过自己很多的沙俄军队，此役结束即晋升元帅，是德国人心中的“一战”英雄。把这么一位已经第二次退役的老元帅请出来当总统，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人们当不难揣摩。当时的选举招贴画上，兴登堡头像下只有一句话：“Der Retter”（救星）。

1925年，魏玛共和国总统选举时兴登堡的竞选招贴画（国会大厦陈列图片）。招贴画中的文字是“救星”。

然而，作为总统，兴登堡所能做的只是授权得到议会多数议员支持的政党组阁，真正能掌握德国命运的是得到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从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2年7月31日纳粹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为止，六次大选得票最多的都是社会民主党。不过，它得票最多的一次（1919年1月19日）也只占到总票数的37.9%，其余五次都不超过30%，所以历届政府都是多党联合组阁。从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14年里先后组成过21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只有8个月。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民主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七个政党以及许多无党派人士都参加过联合政府，而担任过总理的先后有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成员以及四位无党派人士。在议会里有席位而一直没能进入联合政府的只有两个政党，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

人们当然不能要求政府一下子就把德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十多年过去，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人们自然会想到另寻出路。1930年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选票流失很多，原来一直投给它的选票，一部分流向德国共产党，另一部分流失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从而使这两个党、尤其是后者，成为那次选举的大赢家。纳粹党得到近65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在议会577个席位里占了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143席）的第二大党。德国共产党获得460万张选票，在议会占有77席。

5. 希特勒的机会

纳粹党全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现译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前身是“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1919年1月建立于慕尼黑，第一任主席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记者——卡尔·哈勒（Karl Halle），党员还不到100名。希特勒在那年秋天参加了这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小党，并且在1920年2月24日该党第一次大会上宣读了他参与起草的“25条”党纲。4月1日，这个党在原来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字样，成为现在人们熟悉的样子。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希特勒“标准像”

我在柏林德国议会大厦历史陈列馆里看到了当年纳粹党“25条”党纲的老照片。“25条”里确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像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要求取消一切不是依靠工作得到的收入，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要求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严惩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也有一些颇具“爱国主义”色彩的条款，最突出的便是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但是，在纳粹党日后执政过程中真正实施并且起了重要作用的，却是另外几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条，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里统一起来。后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出兵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打的都是“实现”这一条的旗号。它的最后一条也值得注意，要求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年希特勒的“标准像”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德国。

1921年，希特勒当选纳粹党“不受约束的主席”（unbegrenzter Vorsitzender），不过那时的纳粹党还只是一个在巴伐利亚州活动的小党。1923年11月8日，它在慕尼黑发动过一次不成功的“革命”，被称为“Hitlerputsch”（希特勒政变）或“Hitler-Ludendorff-Putsch”（希特勒-鲁登道夫政变），不过在西方通常称之为“Beer Hall Putsch”（啤酒馆政变）。希特勒被捕并且被判处5年徒刑，但只服刑不到一年就获释。在监狱里由他口授，鲁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ß，1894—1987）记录，写成了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我的奋斗》，在1925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啤酒馆政变”之后仅仅几个月，在1924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已经获得席位。不过直到1927年，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那一年它的党员才4万人。第二年选举，它获得的选票也才刚刚超过80万张，只占3,074万张总选票的2.6%。

1930年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后，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又进了一步，获得13,745,000张选票，在议会608个席位里占据230席，远超社会民主党（133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年11月又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尽管得票有所下降，议会席位减少到196个，但仍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

不应该忘记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即使是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纳粹党得到的选票也只占33.1%，而社会民主党得到20.4%，共产党得到16.9%，这两个左翼政党联合起来仍然多于纳粹党。面对极右翼势力上台的危险，左翼力量仍然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是希特勒能够攫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1930—1932年间德国几个主要政党的竞选招贴画。在共产党的竞选招贴画上，有一群“绅士”围坐在会议桌旁议论国是，一个工人扬起手臂，下面是竞选口号：“结束这样的制度”。社会民主党的招贴画中，左翼的共产党和极右翼的纳粹党都成为“民主的敌人”。纳粹党的招贴画上则是一群面容憔悴、神情失望的人，文字很简单：“我们最后的希望：希特勒”。

德国共产党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希特勒，为什么追随他、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深渊？这固然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现状有关，但也不能否认，纳粹蛊惑人心的宣传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慕尼黑时代，纳粹就特别热衷于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

希特勒率领纳粹党徒在巴德哈尔茨堡游行（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以后，3月5日又进行了一次议会大选，这次纳粹党大获全胜。全国35个选区，它在其中3个选区的得票超过55%，有6个选区的得票占到50%~55%，10个选区的得票达到45%~50%，还有7个选区的得票为40%~45%，其余选区所获得的选票虽然较少，但与其他政党相比依然占据优势。

纳粹是靠煽动对“元首”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在这方面，保罗·戈培尔“功不可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他随即在内阁成立了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启蒙与宣传部”（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通常只称为“宣传部”），戈培尔被任命为部长。在当时的德国，最“时髦”的词就是“Gleichschaltung”（整齐划一），即按“元首”的意志统一一切。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德国共产党立即被取缔，接着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命运。不久工会被解散，其他几个小党宣布解散，这样政治上的“划一”很快便完成了，德国只剩下一个党——纳粹党。作为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任务是用希特勒的思想“统一”全党乃至全体德国人的思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为德国人新的“圣经”，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读它，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本，唯有如此才能有起码的安全感。《我的奋斗》以前每年只售出几千册，希特勒当上总理的第一年（1933年）销量便猛增到一百万册。那本售价不菲的大厚书的版税从10%涨到了15%。光是这一年，德国人通过这本书转到“元首”账户上的钱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位部长每月的工资还不到2,000帝国马克。

谁打败了纳粹德国？

“二战”中，希特勒德国始终把大部分兵力用于对苏作战。从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将近4年时间从未间断，在此期间，德军绝大部分人员损失（约95%）都发生在对苏作战中。2008年7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历史节目《谁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ho won World War Ⅱ？）给出的数字略小一点，但也达到93%。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德军九成以上的有生力量是被苏联红军歼灭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真正“克”了德军的不是美军，而是从莫斯科城下一直打到柏林，把胜利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苏联红军。

6. 谁炮制了“隆美尔神话”

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历史上的转折点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西方一些人却想方设法试图“淡化”它，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本书的英文是The Second World War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顾名思义，它是一部全景记述“二战”的作品。但在记述1942至1943年5月战争进程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中，洋洋45章竟无一章以斯大林格勒为标题。当然，书中也曾提到那场战役，但只占4页篇幅，据说还是因为协助他写作的一位助手坚持才加进去的，而记述由轴心国司令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的阿拉曼战役却用了15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以《不需要的战争》为名出版该书“精选本”，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途岛战役与阿拉曼战役组合为一章，以“扭转失败：中途岛、阿拉曼、斯大林格勒”为题，目的便是要强调阿拉曼战役的重要，选编者的确领会了原作者的意图。

相比两次战役的双方兵力、武器装备和伤亡人数，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差甚远。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指的是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抵达斯大林格勒城郊开始攻城，一直到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历时五个多月的战争。而英军获胜的阿拉曼战役实际上是指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历时仅11天。此前第一次阿拉曼战役（1942年7月1日至31日）打成消耗战，以转入僵持状态结束，谈不上胜负。

1942年春，俄罗斯大地解冻便于部队作战以后，希特勒确信英美不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可以全力投入苏联战场，于是发起以“蓝色行动”（Unternehmen Blau或Fall Blau）为代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主要进攻方向在苏联南部，那里是苏联主要的小麦、玉米、油料、甜菜等农作物产区，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石油等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二战”爆发时，战争已经离不开石油，而石油一直是希特勒的“阿喀琉斯之踵”。德国是一个包括石油、铁矿石在内大多数矿产资源都很贫乏的国家，严重依靠进口。铁矿石主要进口自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Kiruna），那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石油战前主要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1938年，德国消耗的石油尚有约三分之一产自国内，到1941年末国内石油资源便已消耗殆尽，而且也不可能再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主要来源只剩下罗马尼亚。迫于形势，德国不得不大力发展合成汽油工业。濒临里海的巴库是苏联最重要的石油产地，1942年产量为2,400万吨，占苏联总产量的80%；高加索地区邻近黑海的迈科普和邻近里海的格罗兹尼也是重要石油产地，占苏联总产量的10%。德国若夺取这些油田，既可以满足德国的需要，又可以截断苏联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华西列夫斯基在其于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写道，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基里尔·梅列茨科夫（1897—1968）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期间，曾经对纳粹德国可能发动的入侵进行讨论，以制订抗击计划。斯大林认为德国会把主力放在西南部，首先夺取苏联最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不会把主力放在东普鲁士与苏联边界。他没有想到后来希特勒会兵分三路从北到南全线同时发动进攻，并且中路投入兵力最多最强，和拿破仑一样把夺取莫斯科当作主要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了一个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即使夺取了莫斯科，苏联也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而一旦失去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尤其是失去巴库和高加索的石油，那就无异于陷入灭顶之灾。反过来，对于具有强大工业基础和雄厚科学技术实力的德国，得到它们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和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中指挥主力“中央集群”（Heeresgruppe Mitte）的费多尔·冯·博克元帅（Bock，Fedor von，1880—1945），被希特勒认为是最能打仗的人，这一次他又被任命为“南集群”司令官。但是，行动开始不久希特勒就和他发生了分歧，7月9日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将“南集群”一分为二：右路（南翼）是西格蒙特·李斯特元帅（Siegmund Wilhelm List，1880—1971）指挥的“Α集群”（Heeresgruppe A），由德国第1坦克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组成，共4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高加索和巴库的油田；左路（北翼）是马克西米利安·冯·崴席斯将军（Maximilian von Weichs，1881—1954）指挥的“B集群”（Heeresgruppe Β），由德国第2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4坦克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组成，共7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斯大林格勒，沿伏尔加河掩护“A集群”的侧翼。此外还有空军和罗马尼亚黑海海军舰队配合，担任空中支援任务的是空军第4集团军，由空4军和空8军组成，飞机总数为2,690架。

希特勒调集那么大兵力来夺取斯大林格勒，显然不是偶然的。只要看一眼地图，便可明白那座城市的重要性。伏尔加河和顿河，是连接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两条水运大动脉，伏尔加河从北往南偏西方向流，在斯大林格勒折转向东南，注入里海；顿河则从西北向东南流，在顿河畔的卡拉奇折转向西南，注入亚述海。斯大林格勒与卡拉奇相距仅80公里，是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地方，战后开凿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就在它南侧。通往苏联南部的公路、铁路也都经过斯大林格勒，所以它又是陆路交通的枢纽。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就截断了苏联南部整个战略大通道。此外，斯大林格勒还是苏联重要工业城市，战争开始后拖拉机厂成为一个重要的坦克生产工厂。

除了斯大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战斗，1942年12月12日至23日为解救被围德军而在外围实施、一度进展到距被围部队仅40公里地方的“冬季风暴行动”（Unternehmen Wintergewitter），也应该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内。为实施那次行动，希特勒专门组建了由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指挥的“顿河集群”（Heeresgruppe Don），除了从苏联战场其他地方调来部队，还远从德国本土以及法国调来一些部队，包括一个装备重型“虎式坦克”的坦克营。要知道，德国1942年底才开始生产这种坦克，到1943年春每月只能生产25辆。然而苏联红军“围城打援”，曼施坦因没能完成任务，被围的德国第6集团军及其他轴心国军队也就没能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最后时刻保卢斯决定投降，因为德军实已无力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通常被分成两个阶段。1942年8月23日到11月19—20日的近三个月是第一阶段，从德军进攻、苏军防守到两军相峙。此后进入第二阶段，11月19—20日苏军三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位于其北的顿河方面军，位于其西北的东南方面军）同时展开反攻，22日攻克卡拉奇，完成对德军的包围。此后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1943年2月2日保卢斯率部投降。苏联方面原来估计被包围敌军应该有8万5千至9万人，后来才知道竟有30万人之多。投降队伍里除前一天刚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的保卢斯以外，还有22名将军。这是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所给的数字，西方的数字则是24名，例如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写道：“这时（2月2日），9.1万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一次俘虏那么多将军，实属罕见。然而，这还只是最后阶段被包围歼灭的数字，如果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攻城开始计算，“狭义”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总的损失要超过84万。苏军损失自然更大，达到约113万，其中阵亡和失踪近48万，还有约4万平民死亡。如果把整个“B集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而进行的战斗都计算在内，德军损失就要突破百万了，希特勒德国确实是元气大伤。

从1942年8月下旬德军攻入城内到1943年2月2日被围部队全部投降，五个多月时间里两军展开了战争史上规模空前、也惨烈空前的巷战。这和苏军第62集团军的“紧贴”战术有关，双方纠缠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战线，德军的火力优势、尤其是“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就发挥不了作用。有资料说德军一度占领斯大林格勒全城的90%，其实确切些说应该是巷战弥散到全城的90%，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个地方很难说是在谁手里，不少地方易手多少次难以算计。“巷战”的说法也已不确切，因为战已经主要不是在街巷上进行，双方不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而是逐楼、逐层、逐个房间、逐个楼梯间、逐个地下室地争夺，德军戏称的“老鼠战”（Rattenkrieg）倒很符合实际情况：“夺取了厨房，还得夺取客厅和卧室”。

由于当时整个德国战争行动都服从于“蓝色行动”的需要，德国空军把苏联战场上80%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从而使配合“B集群”作战的德国空军第4集团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作战单位，德国空军对地面的攻击规模空前，仅对伏尔加河对岸一个面宽不足1,000米的苏军阵地，就先后投入超过1,208架次“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攻击。第6集团军迸攻到斯大林格勒城郊的8月23日那一天，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把城市炸成一片火海，10月14日一天更是出动2,000架次轰炸机投下600吨炸弹。但德国空军的损失也不小，到11月初，可用的轰炸机已经从480架减少到232架，有经验的飞行员损失近千人。

第6集团军被包围以后，尽管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德国空军还是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补给与人员撤离行动，总共撤离3万余人（其中伤员24,760人，后勤、技术支持等非战斗人员5,150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德国的运输机还只能算中型飞机，用得最多的容克斯Ju 52型三引擎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18名士兵，或者12名伤员。由于已经损失了苏联战场上四分之三的运输机，不得不把许多轰炸机改作运输机使用，其结果，在损失274架运输机之外又损失了165架用于运输的轰炸机。在此期间，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前线空军的油料供给，不但减少了国内飞行员的训练飞行，还减少了其他战场飞机出动的次数。这便影响到阿拉曼战场，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几乎没有得到德国空军的支援，他的参谋长弗里茨·拜尔莱茵（Fritz Bayerlein，1899—1970）就说：“希特勒需要把他拿到手的每一架飞机都用于苏联前线”。

斯大林格勒市中心俯瞰全城的马马耶夫岗（Мамаев курган ，军用地图上标为“102.0高地”），作为控制整个城市的制高点，是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双方炮火不知道把它“犁”了多少遍，战后发现那里每平方米土地炮弹等金属碎片竟达500至1,250片。后来苏联把那个山冈建为纪念地，中心是巨型塑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塑像本身高52米，所持之剑长33米，总高度85米。从山冈下到塑像前共200级台阶，象征斯大林格勒战役浴血奋战的200天（从1942年7月德军“B集群”发动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的战斗算起）。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苏两军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第6集团军和苏军第62集团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二者都参与了战役全过程，而且是城市巷战的主力，它们的历程具有代表性。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团军级单位，比德国一般集团军大两倍；苏军第62集团军则是二战期间新组建的队伍。1942年5月苏联“大本营”组建总预备队，其中第7预备集团军后来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更名为第62集团军。由于表现突出，战役结束后（1943年4月）改称第8近卫集团军（即荣获列宁勋章的第8近卫集团军）。

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形成鲜明对比，阿拉曼战役轴心国军队以装备落后、战斗力不强的意大利军队为主，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Deutsches Afrikakorps）只有区区3个师，这个兵力与斯大林格勒战场完全不能相比。此外，当时在北非的德军名义上还受意军指挥，不过德军统帅部对隆美尔有指示：“不投入对德国无意义的战斗。”德意两军实际上处于一种微妙的合作状态。

1945年7月12日，蒙哥马利（前排右二）与朱可夫（前排左二）、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

阿拉曼战役中指挥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一战成名，后来晋升元帅并被封为“阿拉曼子爵”，与苏联的格奥尔基·朱可夫（1896—1974）、美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一起，被看作“二战”盟军最著名的三位统帅。

尽管阿拉曼战役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蒙哥马利仍不愧为“二战”中英国最杰出的将领，而他最应该为人们记住的恐怕是那直到今天似乎仍可作为对一些人提醒的名言：

战争法则第一页第一条：不要向莫斯科进军！

阿拉曼战役也以坦克战闻名，但双方坦克都以较老的型号为主。蒙哥马利的“坐骑”便是美国1941至1942年12月生产的“格兰特坦克”（Grant）。

“格兰特坦克”高大笨重，重27吨，用51毫米厚的钢板做装甲。车身高3.12米，两侧有车门，进出方便，但目标大，容易被击中。公路上最高时速42公里，野地时速仅26公里。主炮侧置，虽然口径较大（75毫米），但炮筒短，而且只能向前方射击。副炮置于车顶旋转炮塔内，虽然可以向各个方向射击，但口径只有37毫米。鉴于实战中表现不佳，1943年美国便不再生产，改而生产“谢尔曼坦克”（Medium Tank M4 Sherman），它得名于美国内战中的著名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重30吨，装甲厚63毫米，高2.74米，火炮口径75毫米，最高时速40~48公里。

阿拉曼战役英军司令官蒙哥马利乘用的美国“格兰特坦克”，现陈列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格兰特坦克”是一种中型坦克，得名于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总司令、后来连任两届美国总统（1869—1877年）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这种坦克美国总共生产了6,258辆，其中的2,855辆根据《租借法案》给了英国，而它首次投入战斗便是在1942年的北非；另有1,386辆给了苏联，红军战士对它评价不高，给它起了一个诨名“БМ-6”，意思是“六人集体坟墓”，因为这种坦克可以容纳六个人。

意大利坦克就更差了，它原来只有L3/33、L3/35两种“小坦克”。意大利坦克型号以分数形式表示，分子中的字母表示车型（L轻型、M中型、P重型，相当于英语heavy的意大利语词是pesante），其后的数字表示车重（吨）。分母表示开始生产的年份，如33即1933年。L3/33实际上仅重2.7吨，L3/35也才3.2吨，都只装备机枪而没有火炮。意大利第一种中型坦克是1939年开始生产的M11/39，火炮口径仅37毫米，而且横向转动范围仅15度。总共生产了100辆，其中72辆投入北非战场。后来改进的M13/40型是意大利军队使用得最多的型号，重13.5吨，火炮口径47毫米。车速很慢，公路上行驶最高也只达每小时32公里。这两种坦克以及1942年开始生产的M15/42型（重15.5吨，总共只生产了118辆），按一般标准都只能算轻型坦克。二战期间意大利生产的唯一重型坦克是P26/40型，重26吨，也只相当于一般的中型坦克。那时其他国家的坦克装甲都已经改用焊接技术连接，而包括P26/40型在内的意大利坦克还使用铆钉连接。

两个战役更不能相比的是它们对战争全局的影响，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次要战场上局部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是主战场上事关“二战”全局的转折点。说阿拉曼只是一个次要战场，是因为北非对纳粹德国并不重要，希特勒是为了帮他那志大才疏的伙伴墨索里尼一把才出兵北非的。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就一直想称霸地中海地区。1940年9月，意大利借德军、法国战役大败英法军队之机，派兵进攻英国殖民地埃及，10月又进攻希腊。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差得出奇，很快就被希腊军队打败。接着，英军又打败了进攻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并攻占了与埃及相邻的意大利北非殖民地昔兰尼加（Cyrenaica），即利比亚东部。“二战”期间丘吉尔所说的英军，包括大量殖民地军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但高级指挥官通常都是英国人。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支援，希特勒派出的德国远征军1941年2月到达利比亚。起初仅为团级规模，后来扩建成第5轻装师（5. leichte Division），隆美尔任师长。在“师”（Division）前面加了形容词“轻”（leicht），意思与人们熟悉的“加强营”、“加强连”正好相反，指其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没有达到通常“师”的规格。这个师名为“坦克师”，其实所属部队只有一个坦克团。后来虽然扩大、发展成“德国非洲军”，主要力量也仅为第15坦克师和由第5轻装师改编成的第21坦克师。“非洲军”只是一个“军”，不是“集团军”，更远非“集群”，而且它并不是原来就成建制的部队，而是由先后派往北非的一些小部队拼凑起来的。装备的坦克也多数是比较老的“Panzer Ⅱ”轻型坦克（重7.2吨，火炮口径仅20毫米）和“Panzer Ⅲ”中型坦克（重23吨，火炮口径37或50毫米），新的只有“Panzer Ⅳ”中型坦克（重25吨，火炮口径75毫米），没有“二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豹式”（Panther，重44.8吨，火炮口径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 I，重57吨，火炮口径88毫米），因为那两种坦克是专为对付苏联T-34坦克设计制造的。

阿拉曼战役不但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也不能和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战役相比。那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全部被击沉，而美国海军只损失了一艘约克城号（USS Yorktown，CV-5）。日本海军丧失了主动进攻能力，太平洋战场形势就此逆转。

丘吉尔抬高阿拉曼战役地位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大捧德军统帅隆美尔，给他送上“沙漠之狐”的称号。丘吉尔是用捧高对手的办法表明自己更高明。所以在炮制“隆美尔神话”上，丘吉尔与希特勒这两个对手却是配合默契。隆美尔是希特勒提拔最快的德军军官，1940年法国战役他还只是少将，1942年6月22日便晋升为元帅。

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47岁生日那一天，第一次有德军将领晋升元帅，获此殊荣的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别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1878—1946）。

1938年2月4日，纳粹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成为第三帝国第二个获授元帅军衔的人。

1940年法国战役大获全胜，7月19日希特勒一次就下令晋升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等12名将军为元帅，同时将戈林晋升为新设的“帝国元帅”。到此时为止，获该军衔的再无别人。

1940年10月31日，授予84岁高龄的原奥匈帝国陆军元帅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男爵（Eduard Freiherr von Böhm-Ermolli，1856—1941）荣誉元帅军衔。

希特勒派隆美尔去北非战场，为快速提拔他创造了条件，因为在那里他是“独当一面”。在法国战役中，隆美尔只是德军10个坦克师长中的一个，他指挥的第7坦克师隶属第15坦克军，军长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1938年就担任第15摩托化军中将军长。法国战役结束后，1940年7月19日，他与另外14名将领一起晋升大将，其中包括另外两位著名坦克将军海因兹·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和埃里希·赫普纳（Erich Höpner，1886—1944）。古德里安是“二战”最著名的坦克将军之一，1938年2月4日，德国组建第一个坦克军，军长就由他担任。从波兰到法国再到苏联，在历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重要任务。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以后，还担任了德国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赫普纳也是德国装甲部队创建人之一，1938年担任第16坦克军中将军长。

这三个人论资历、名望，都远在隆美尔之上，后来都指挥过“坦克集团军”。那是以坦克部队为主，多兵种混合编制的集团军级单位，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便由3个坦克军（Panzerkorps）、1个步兵军组成，另外还配备了1个“赫尔曼·戈林防空团”。库尔斯克战役中，霍特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如果到了苏联战场，隆美尔大概很难超越他在法国战役的顶头上司霍特，也不容易超越其他几位坦克将军。他们在苏联战场上打过的大仗、硬仗、恶仗，更是隆美尔不能相比的。但直到1945年“二战”结朿，他们也没能晋升元帅，赫普纳且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谋剌希特勒事件被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8月8日在柏林城北鳊鱼湖监狱（Plötzensee Prison）被施以绞刑。

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前线视察，希特勒的左侧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隆美尔。

隆美尔晋升得这么快，显然另有原因。原来，“二战”不少德军高级将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对纳粹的态度有所保留，而隆美尔不同，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民受到太阳的指引与领导，这一切或许是上天注定。”隆美尔把希特勒比作“太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给友人的信里，末尾也总不忘加上一句毫不相干的“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纳粹对希特勒的致敬语）1936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军衔还只是中校的隆美尔担任“元首卫队”指挥官，第二年10月晋升上校。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隆美尔仍然负责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在“元首”身旁形影不离，他在前一个月（8月1日）刚晋升少将。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听说我快速晋升是因为元首在帮我说话，你该知道我对此有多么高兴，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动能获得元首的肯定。”

1940年法国战役开始前，隆美尔要求上前线，“一战”期间他是在步兵服役，曾经在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n Gebirgsbataillon）担任连长，陆军人事部门准备任命他为山地师师长。山地师是欧洲一些国家一种较为特殊的步兵部队，担负山地、沙漠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的作战任务。但隆美尔希望去指挥装甲部队，为此求助于希特勒。虽然陆军方面仍然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元首的旨意让他做了新组建的第7坦克师师长。2月27日他怀着感恩的心情向希特勒辞行，获赠了一本《我的奋斗》，希特勒还亲笔题词：“给有着愉快相处回忆的隆美尔将军”。法国战役期间，对这个自己“钦点”的坦克师长希特勒关注有加，在他授意下，5月26日隆美尔成为第一个获授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师长。6月2日希特勒召见德军高级将领，被召见的都是集团军司令官和军长，135名师长中只有一人获此殊荣，那就是隆美尔。

对于隆美尔在法国战场上的表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官评价甚高，而军中同僚、部下则多有保留。法国战役结束不久，1940年夏，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炮制了一部宣传德军辉煌战果的电影《西线的胜利》，隆美尔应邀参加摄制，在影片中频频露面，俨然银幕上的大明星。他的一个主要参谋人员弗里德里希·冯·麦伦廷（Friedrich Wilhelm von Mellenthin，1904—1997），参加过波兰、法国、北非、苏联以及战争末期西线几乎所有重大战事，战后写了一部内容详实，被军事界评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回忆录《坦克战》（Panzerschlachten ）。在那部回忆录中，麦伦廷对隆美尔的评价就不高，说他主观武断，常常不听取参谋人员的意见。看来，隆美尔与参谋人员的关系颇有一点像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们的关系。普鲁士军人是把军事当作一门专业看待的，重视的是客观实际和军事规律，而希特勒常常不顾客观情况而凭主观意愿行事。

为了取得胜利，隆美尔往往不顾部队伤亡，这在德军指挥官中很少见。法国战役中，德军共投入135个师，平均每个师阵亡、失踪363人（德军一个步兵师人数约1.8万人，装甲师少一点）。一般情况下装甲师伤亡都比步兵师少，而隆美尔的装甲师阵亡、失踪人数竟达924人。“二战”期间德军伤亡明显少于对手，这既得益于德军装备优良、士兵训练严格、司令官指挥得当，也与它保持了普鲁士军队爱护士兵、十分注意保护下级的传统有关。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指挥官通常会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甚至撤退，“二战”期间不少德军高级将领因此被希特勒撤职。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空军头号“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Erich Alfred Hartmann，1922—1993），他总共击落敌机352架，却从未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空战中长机的任务是攻击，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保障其安全，一般情况下僚机比长机容易受到敌机攻击，哈特曼没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实非易事。

作战中隆美尔往往不依常理出牌，而那并非偶然。他自恃与元首关系不一般，颇有点“胆大妄为”。隆美尔曾为渡河抢夺友邻第5坦克师的架桥器材，还拒不归还。他又常有违反上级命令之举，5月17日甚至无视Α集群司令官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停止前进的命令，为求战功继续追击。尽管伦德施泰特那道命令是得到希特勒批准发出的，事后希特勒对违令的隆美尔也没有追究。德军高级将领不少人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按照普鲁士传统，非常重视军事专业训练，基本上都是参谋学校出身，做过各级参谋军官，不少人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隆美尔则不同，他出生在普通市民家庭，父亲、祖父都是中学数学教师，他没有上过参谋学校，是由元首近侍“外放”，直接担任军事主官的。同僚们对他只夸说自己而不大提及友邻部队、尤其是空军的贡献的做法也不无微词。要知道，与进攻波兰时相比，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陆军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已经有很大提高，地面部队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以后，往往在15至20分钟内战斗机掩护下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会飞临战场，呼啸着扑向目标。

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晋升元帅，他对此事反应如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欣喜若狂，另一种说法则是表现平静，表示宁可多要一个师的兵力。鉴于那时德军在北非的处境，希望多得兵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那时的德国，苏联战场已经不啻一个深陷其中拔不出来的泥潭，希特勒还抽得出兵力支援他吗？

1944年，发生刺杀希特勒未遂的“7·20事件”以后，在对德国军队进行大清查过程中发现隆美尔也涉嫌卷入，这不能不让希特勒极其恼怒。就在刺杀事件的前三天（7月17日），隆美尔驱车前往诺曼底前线途中遭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扫射受伤，这时正在家疗养。10月14日，从柏林德军总部来了两位将军，威廉·布尔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1895—1945）和恩斯特·麦塞尔（Ernst Maisel，1896—1978），向他传达德军“荣誉法庭”负责人、主管军队清查工作的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1882—1946）的话，说元首对他一直格外器重，他的背叛不能不让元首极为痛心，但还是决定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被捕并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要么私下自行了断。若选择前者，不但隆美尔自己会被处死，他的家人和有关幕僚也将受到牵连；若选择后者，将让他作为英雄享有国葬荣誉，家人也会得到政府发放的抚恤金。考虑了几分钟，隆美尔便表示选择后者，带着元帅权杖，随两位将军乘车驶离村子。途中，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德国官方宣称他死于心脏病或伤情恶化，希特勒下令于10月18日举行盛大国葬，并指派伦德施泰特元帅代表他出席。伦德斯泰特在悼词中指出：隆美尔在战争初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这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称赞他在法国与北非的勇气与成就，还着重指出：“他的心属于元首”。

7. “西线无战事”：欧洲第二战场始末

丘吉尔极力抬高阿拉曼战役的地位，当然是为了表明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苏联、美国一样起了重要作用，而他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目的，就是为英国（还有美国）一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寻找说辞。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里，丘吉尔是最快做出反应的人。那天早上刚醒来，秘书就告诉他：“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他只说了一句：“通知英国广播公司，今晚9时我将发表广播讲话。”他亲自准备讲稿，晚上8点47分定稿，9点开始对英国、对全世界广播。作为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许多讲话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天的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最深刻的：

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这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者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将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讲话还指出，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群岛的前奏”，“苏联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苏联战场事态的发展。当天上午他就让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召见苏联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1884-1975），通知他英国政府准备给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英国空军将积极进行空战，吸引东线一部分德国空军，从而减轻对苏军的压力。

不过，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也让英国人普遍松了一口气。6月27日，丘吉尔战时内阁重要成员威廉·比弗布鲁克男爵（William Maxwell Aitken，1st Baron Beaverbrook，1879—1964）会见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时便说，德国已经从法国撤走几乎所有空军，只留下少量梅塞施密特Bf 109战斗机（Messerschmitt Bf 109）和完全没有经验的飞行员，表明它已经不会主动空袭英国，留下少量飞机只是为了防备英国空军的空袭。在解决苏联问题之前，德国横渡海峡进攻英国的“海狮行动”（Unternehmen Seelöwe）也不可能付诸实施。

“二战”期间积极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比弗布鲁克出生在当时还是大英帝国自治领的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本名“William Maxwell Aitken”，1917年获封“第一代比弗布鲁克男爵”，所以通常只以他的爵名相称。鉴于空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丘吉尔专门设立了一个“飞机生产部”（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负责飞机（主要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首任大臣。一年后改主1939年设立的“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负责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的供应。后来，“飞机生产部”也并入“供应部”，比弗布鲁克的职务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总装备都部长”。在当时形势下，军备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美国《时代杂志》曾经选他为封面人物。

这时英国人最担心的是苏联能抵抗多久。6月22日上午甫一知悉德国进攻苏联，丘吉尔就和他的几个重要阁僚讨论了这个问题，只有比弗布鲁克一个人表示乐观，表示“坚信俄国人的力量和他们的抵抗能力”，其他人都不看好苏联。被紧急召回商讨此事的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Richard Stafford Cripps，1889—1952）更描绘了一幅极其黯淡的画面，说俄国不可能经受住德国“闪电战”的打击，将遭到与法国同样的命运。他如此悲观是有原因的，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几天，他已经向伦敦报告过驻莫斯科各国外交官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俄国能坚持的时间将不是以月而是以星期计。不少人估计，三四个星期以后基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就将落入德国人之手。时任帝国陆军参谋长的约翰·迪尔将军（John Greer Dill，1881—1944）稍微乐观一些，但也承认：“多于六或七个星期的估计是不恰当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丘吉尔也认为苏联的抵抗不可能长久，但他认为只要苏联能坚持到冬季到来，就能为英国人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为尔后抗御德国实施“海狮行动”做好准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几天，他对支援苏联表现出异常积极的态度。6月27日比弗布鲁克会见麦斯基，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减轻德国对苏联的压力”，具体计划是：

第一，皇家空军将加强对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的轰炸；

第二，派遣部分皇家海军舰队到摩尔曼斯克和佩特萨莫（摩尔曼斯克州最西北的一个区）地区参加对德海上作战；

第三，英军将在法国北部沿岸地区进行“大规模袭击”，哪怕只暂时占领勒阿弗尔、瑟堡等重要战略据点也是好的。

这是首次提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那不是苏联，而是英国主动提出来的。

随后，克里普斯返回莫斯科，6月29日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给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说到英国打算在法国实施登陆的事。和克里普斯一起到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也向苏联保证，英国将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援助苏联，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苏联战场的详细情况。

然而，从1941年6月27日提出到1944年6月6日“兑现”，过去了几乎整整三年时间，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没有开辟。

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第一天，被炸毁在机场上的苏眹空军飞机

最初几天的战事似乎证明英国人以及整个外界对红军抵抗能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沦为第二个波兰或者第二个法国。斯大林不大可能步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 sław Eugeniusz Sikorski，1881—1943）后尘到第三国组织流亡政府，因为很难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他，而他会不会像亨利·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那样投降，出现维希政权的“俄罗斯版”。俄罗斯丰富的矿产资源、粮食、木材（那时制造飞机还需大量使用木材），还有与西欧相比廉价得多的劳动力，都将为纳粹所用，后果将比法国投降更为严重。

行动第一天，德国空军报告说击毁苏联空军飞机1,489架，德军只损失35架。苏联空军显然毫无准备，绝大多数飞机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但戈林对这个数字仍不满意，下令复查。出动侦察机对苏联机场拍照取证，仔细核查飞机残骸以后，证明那个数字确实是保守了，被炸毁的苏联飞机实际上在2,000架以上。战争头三天，德国报告说总共击毁3,100架苏联空军飞机。然而这个数字也还不对，根据后来苏联方面的材料，实际上是3,922架。德国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地面部队的进展同样顺利。德军北集群赫普纳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第一天就越过尼曼河前进了80公里。第一周结束时，德军面对的苏军装甲部队已大部被歼，德军随即跨过道加瓦河（拉脱维亚语Daugava，俄语称Западная Двинá，西德维纳河），到达列宁格勒攻击距离之内。只是由于步兵跟不上，希特勒才命令装甲部队暂时停止前进。不过这也给了苏联红军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重新集结，部署力量。

德军中央集群两个坦克集团军分别突破苏军战线，到27日，5天时间便推进了320公里，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师，把苏军西方方面军大部分兵力包围在明斯克与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之间。到6月29日，苏军损失超过40万人，其中战死约5万人，被俘29万人，受伤7万余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1897—1941）随即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7月22日被处决。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西方方面军绝大多数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和通信兵、炮兵、航空兵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第4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4机械化军军长。他们的家属则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86号命令被判为叛国者，驱逐出境。这些人直到1956年才获得平反。

德军南集群同样让苏军遭受重大损失，完全处于被动。7月10日，红军老元帅谢苗·布琼尼（1883-1973）被任命为西南方向总指挥，统一指挥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1892—1941）领导的西南方面军和伊凡·图列涅夫（1892—1978）领导的南方方面军，总兵力达150万人。这时的布琼尼58岁，年纪还不算老，但他的军事思想已经“老”了。尽管乌克兰是他内战期间纵横驰骋的旧地，十分熟悉，有“地利”之便，但面对德军坦克和飞机，骑兵却已经威风不再。两个月后（9月13日）斯大林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

图列涅夫是“二战”开始以后（1940年6月）苏联红军第一批获授大将军衔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是格奧尔基·朱可夫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他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是在6月25日才由原来莫斯科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一些部队组建起来的，8月29日图列涅夫身负重伤，不得不由德米特里，利亚贝舍夫中将（1894—1985）接替。9月20日基尔波诺斯率部突围时被流弹击中身亡，成为“二战”苏军第一个阵亡的上将。同日阵亡的还有他的军事委员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坚科（1902—1941）、参谋长瓦西里·图皮科夫（1901—1941）和其他多名高级军官。

基尔波诺斯在那年2月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战争开始后改建为西南方面军。图皮科夫战争爆发前任苏联驻德大使馆武官，战争开始后回国，7月29日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布尔米斯坚科原来在地方上工作，到任更晚（8月20日）。他们还来不及熟悉自己的部队与任务就仓皇上阵了，类似情况在战争开始时的苏联并非个例。

尽管战争最初几天总体上说苏军表现很差，但也不乏“亮点”，布列斯特保卫战便是一个突出例子。布列斯特全名“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这里的布格河是指“西布格河”，是波苏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柏林－华沙－莫斯科铁路和公路进入苏联的第一站，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建有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居民中犹太人占很大比例，根据沙俄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4.5万总人口中有3万是犹太人，1977至1983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便出生在这里。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布列斯特在第一分钟就遭到炮火猛烈轰击，不少苏联守军在睡梦中就丧生或者受伤，但在最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开始顽强的抵抗。驻守布列斯特的苏军共约9,000人，主要是西方方面军第28军第6步兵师和第42步兵师的部队，还有一些边防警察、内务部人员以及要塞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重武器，也没有装甲部队，更谈不上空军配合。进攻布列斯特的德军是古德里安第2坦克集团军第12军，以第45步兵师（约17,000人）为主，还有第31、第34步兵师以及其他一些部队，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这是“二战”期间古德里安第二次进攻这个城市，不过上一次是从波兰人手里夺取，这一次对手换成了苏联。

德军计划在12小时内完成攻占任务，然而，苏军抵抗之顽强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布列斯特的平民（包括妇女）也投入了战斗，照顾伤员，为机枪装填弹夹、子弹带，还有一些人拿起伤亡士兵的枪械直接参加战斗。不少未成年人也尽了自己的力量，从被破坏的仓库里把弹药、食物送到前线士兵手中，搜集还能使用的枪支弹药，观察敌军动态，等等。

由于遭遇顽强抵抗，德军第一天就有281人战死。尽管动用了多种重型武器，包括1941年式15厘米口径“喷烟者迫击炮”（实际上是一种多管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激烈的战斗还是一直持续到29日。那一天德国空军进行了两轮猛烈轰炸，才算最终拔掉了这个“钉子”。

由于夺取布列斯特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求负责指挥此役的德国第45步兵师师长弗里茨·施里佩尔（Fritz Schlieper，1905—1974）写出详细报告。报告副本保存在该师档案库里，1942年3月在奥廖尔州利夫内被苏军缴获。从报告知道苏联军民抵抗之顽强，甚至在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仍然在废墟里向敌人射击。施里佩尔的报告是7月8日提交的，但在那以后残存的红军士兵仍然没有放弃战斗，德军记录最后一次遭到苏军射击是在7月23日。德军还在废墟墙壁上发现了红军士兵留下的遗言：“我们将死去，但我们不会离开要塞。”“我将死去，但我不会投降。永别了，祖囯！”遗言署明了日期“1941年7月20日”，但是没有留下名字。

战后布列斯特被苏联命名为英雄要塞，成为苏联“二战”12个“英雄城”之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墙外，为每一个“英雄城”立了一个石碑。1965年“二战”结束20周年的时候，苏联为这12个“英雄城”发行了纪念邮票。

战争初期苏军西方方面军的表现大概是最差的，损失最惨重，如前所说，方面军司令员等高级将领还因此被处死。但就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二天，6月23日，第10集团军便发动过一次反攻。6月24日，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又命令该集团军第6军、第6骑兵军以及第3集团军的第11机械化军发动反攻，以阻止德军在比亚韦斯托克附近包围苏军。7月6日，苏军第20集团军再次发动大规模反攻，有700辆坦克参加。虽然这几次反攻均告失败，从军事角度看都有不合时宜之嫌，但却让世人看到了苏联红军抵抗侵略的决心与勇气。德国人开始明白他们遇到了不同的对手，陆军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古德里安和其他德国将军留下的文字材料，都有不少关于苏军顽强抵抗、造成德军重大伤亡的记载。当时担任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君特·布鲁门特里特便说：“甚至在第一个战役中，俄罗斯军队的表现也与波兰人和西方盟军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被包围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顽强抵抗。”这里说的“第一个战役”，指的就是明斯克战役。哈尔德在8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越来越清楚，我们低估了俄罗斯巨人的力量，不仅是在经济和运输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开始时我们估计敌人有200个师，而现在已经确定的就达360个。十几个师被消灭了，俄罗斯就投入另外十几个师。对于这个广阔的战线，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没有纵深，结果是敌人的不断反攻往往能够奏效。

德军南集群指挥官伦德施泰特后来也说：“进攻开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此前关于俄罗斯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7月5日，莫洛托夫在会见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时说，虽然战斗很激烈，但最近几天前线的形势已经稳定下来，这对英军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及参加北方地区战斗是十分有利的。3天后，7月8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

两周来的战斗已经充分证明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德国军队是无法战胜它的，现在是两强相遇。但是，德国的战争机器非常强大，而且几乎整个战争机器都用来对付苏联，所以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将德国兵力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从而稍稍减轻对苏联的压力，不仅是英国的义务，也是其直接利益之所在。

艾登赞成在法国北部登陆，主张对苏联进行最广泛的援助，他也表示将尽快向自己的政府提出在法国登陆的问题。但也就在这一天，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件（那是“二战”期间两人往来信件的开始），英国首相对苏联军队大加夸赞：

俄国军队正在对纳粹无端发动的残酷侵略进行如此顽强英勇的抵抗，……我们要在时间、地点和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战争越持久，我们当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然而，对于苏联最关心的英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问题，这封信却避而不谈。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对转交信件的克里普斯大使说，英国政府只是发表一些准备提供援助的空洞宣言，没有见到实际行动。

7月12日，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两国政府对德战争中联合行动的协定，正文只有两条：

1. 双方政府相互保证，在当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

2. 双方政府还保证，在战争过程中，除非得到双方同意，既不与德国进行谈判，也不与德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是“二战”爆发后英国和苏联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外交文件，虽然承诺“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但具体是哪些援助，怎么支持，文件都没有提到。

7月16日，古德里安指挥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攻占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已经越过整个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境内，从波苏边界到莫斯科，已经走完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距莫斯科还剩下约320公里。对于苏联，形势不能不说是非常严峻。7月18日，斯大林致信丘吉尔：

如果能够在西面（即法国北部）并且在北面（即北极地区）开辟一个对抗希特勒的战场，那么，苏联和英国的军事形势将大大改善。

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不但能够牵制希特勒在东欧的军队，也会使希特勒入侵英国成为不可能。开辟这一战场是符合英国军队以及英国南部全体人民愿望的。我充分理解开辟这样一个战场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尽管有困难，还是应该开辟这个战场，它不但有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而且有利于大不列颠本身。现在是开辟这个战场最适宜的时机，因为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调到东欧，并且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他在东欧占领的阵地。

在北面开辟一个战场就更容易做到。在英国方面，只需要海军和空军采取行动，无需派遣陆军和炮兵登陆。苏联的陆海空军将参加这一战斗。

第二天丘吉尔回答苏联驻英大使说：在法国北部，不管企图开辟多少个战场都是不现实的，他做出的唯一许诺是以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对德国进行轰炸，既不吝惜飞机，也不吝惜飞行员。英国军方也在给苏军的电报中表示，他们只能通过空中、海上和经济行动并通过加强在近东和远东的地位来削弱德国，间接地给苏联以帮助。“从军事观点看，除了我们已经做的事情以外，再不能对俄国陆军和空军的作战施加影响了。”

8月26日，英国外相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时表示，“英国还没有准备进攻法国”，但“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会开始在利比亚的进攻”。三天后，丘吉尔本人也对苏联大使说他不认为目前有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还对1942年春季是否有可能开辟表示怀疑，表示英国打算1942年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实施重大战役，为此在近东集结了大量兵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表明英国对在欧洲大陆（具体说便是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于英国的安全，是北非重要还是英国本土重要，应该是任何人都不难回答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本土丢了，英国能把自己的政府建到殖民地上去吗？不把大量兵力用于保卫本土而集结在北非，说明他们很清楚，德国已经深深陷在苏联战场，不可能再威胁英国本土的安全了。正是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让英国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安全，然而他们给苏联军民的回报却是自食其言，在盟友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施以援手。8月30日斯大林回电丘吉尔，不客气地指出：

实际上，英囯政府是在以自己的消极等待政策来帮助希特勒匪徒。希特勒正好希望各个击破对手——今天是俄国人，明天是英国人。

这时，战场形势对苏联来说已经空前严峻。在北面，从8月8日起，列宁格勒便被德军包围。在南面，也在8月8日这一天，乌克兰中部乌曼战役结束，德军南集群开始进攻基辅。在中路，斯摩棱斯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德军兵力最强的中央集群已经在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9月3日，斯大林再次致信丘吉尔，提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指出由于德国人深信“西方现在没有第二战场，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毫无顾忌地又调了36个精锐师和大量坦克、飞机到东线来”，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他要求英国“本年内在巴尔干地区或法国的某一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至40个师”，还希望英国加紧军事物资的援助。

由于情况紧急，那封信在交给英国驻苏大使的同时，还由苏联驻英大使在伦敦直接交给了英国政府。克里普斯大使收到信后表示，他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他将马上转交英国政府。还说自己会像过去一样，“建议组织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并且告诉苏联人，他决定立即返回英国，以便“用个人的影响来保证实现信中提到的措施”。他当天就给英国政府发了电报陈述他的看法，他认为形势严峻，斯大林信件所言并非夸张。他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在最后关头不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我们将长期地，也可能是永远地从俄国战场失去一切好处。

丘吉尔这样回答他的大使：

当您说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努力”时，我想您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空间、时间和地理条件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禀赋。

对在伦敦交给他信件的苏联大使，丘吉尔仍然坚持说进攻法国是不可能的，并且表示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也不现实：

英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飞机和坦克来开辟这样的战场。……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向你们提供任何重大的援助——不论是通过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提供你们所需要的各类武器。目前我们能提供的只是沧海一粟。

他同时给斯大林发了回信（斯大林9月6日收到）：

虽然我们不应当不去做出应有的努力，但实际上英国在西欧除了采取空中行动外，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去迫使德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军队从东线调往西欧。没有土耳其的协助，就没有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英国军队是否强大得足以在1942年侵入欧洲大陆，必须取决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

那封信还说，英国政府希望在1941年年底以前把自己在北非的军队扩充到75万人，到1942年夏季增加到100万人。

对这封信，9月13日斯大林回答道：

您在回信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说，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共同的敌人。

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就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主要成员中，也有人并不那样认为，最先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便说：

俄国人的抵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抵抗使德国军队调离了西欧，并暂时阻止了轴心国在其他战场可能发动的进攻。它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造成了近乎革命的形势，并为英国军队开放了两千英里长的海岸线。

“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会晤，比弗布鲁克都是主要陪同人员。而英国驻苏大使，无疑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驻外使节。当然英国驻美大使也很重要，但1941年12月丘吉尔访美，留下刚于11月18日晋升元帅的迪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时也是英国三军的代表，相当一部分驻美大使的任务就改由他承担了。比弗布鲁克和克里普斯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表达的态度，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是真诚的。然而，非常遗憾，那对丘吉尔也同样不起作用。附带说说，此后迪尔元帅一直留在华盛顿，直到1944年11月4日在那里病逝。

9月10日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9月19日基辅战役结束，纳粹德国开始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此役选择“台风行动”（Unternehmen Taifun）为代号，企图像“台风”那样一举摧垮苏联的抵抗。为此调集的军队和武器装备数量之庞大，大概是战争史上仅有的，到10月1日，兵力超过190万人，而苏军只有125万人。然而，就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英国仍然拒绝开辟第二战场，给它所称的盟友苏联以真正的援助。显然，丘吉尔已经确信，即使莫斯科失陷，苏联的抵抗也不会停止。不过，由于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没能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进入莫斯科。1942年1月德军被迫后撤，2月11日，丘吉尔不失时机地给斯大林写信表示祝贺：

贵国军队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我们大家的钦佩之情绝非言词可以形容。但我不禁要对俄国为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和祝贺。

丘吉尔的做法，不但在国际上广受批评，就在英国国内，人们也普遍感到不满。1942年2月刚被召回伦敦的克里普斯便发表一个著名的广播演说，呼吁给苏联以真正的军事援助。公众对那次演说反应极为强烈，这让他迅即成为英国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2月19日被任命为内阁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兼任下院领袖，尽管这时他并无政党背景——他原来是工党党员，但因主张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与共产党及部分自由党人、保守党人合作，1939年初被工党开除。下院领袖是内阁中负责下院事务的阁员，经常由首相本人兼任，克里普斯的前任便是丘吉尔自己。克里普斯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致3月初美联社从伦敦发回的报道预测他有可能取代丘吉尔成为首相。

丘吉尔对此玩弄了一点小伎俩，派他到印度去与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谈判有关事宜。后来印度独立，印巴分治，真纳被视为巴基斯坦“国父”。那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任务，丘吉尔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回到英国以后，克里普斯不再担任下院领袖并且退出战时内阁，改任飞机生产大臣，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克里普斯的演说在政界得到许多人响应。下院2月25日会议上就有议员发言说：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已经两年半了，此前还备战了一年。备战和作战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斯大林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时，我们早就应当开辟第二战场。

4月24日，比弗布鲁克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说，指出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才是对俄国的真正援助，也才是对反对法西斯共同事业的真正贡献：

自从去年10月访问俄国以后，我就赞成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我相信俄国的办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认为英国应当通过在西欧被德国占领的两千英里长的沿岸某地建立第二战场的办法，仿效这种策略。

5月10日，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承认“许多人都要求进攻欧洲大陆”，声称他“欢迎英国民族这种战斗的、进攻的精神”。他还说：“在美国，这种精神也得到同样坚决的支持。”这一次丘吉尔在说到英国人的情绪外还说到美国，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1日又对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美国参战后发生的第一件重要事情，便是1942年1月1日“四大国”（Big Four，亦译“四巨头”）和另外2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成立。“四大国”指的是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已久的中国、英国和苏联，还有刚刚加入反法西斯战线的美国。美国正式对德、意宣战以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英国之外便又涉及到美国。英国要想抗御德国，美国的支持、援助是最重要的，对于美国的人心所向，丘吉尔不能不有所顾忌。

1942年2月，美国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84.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尽快开辟第二战场。

3月10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呼吁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集中力量进攻西欧，以援助苏联红军。他指出，轴心国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各同盟国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在各个地区，没有集中起来用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而那样的地方就是西欧。在反对纳粹这一点上，李普曼是非常坚决的，因为他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尽管美国参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但从总统到普通民众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关键是打败德国。4月1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对于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西欧是最重要的战区，英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应该在那里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因为：

选择这一战区可以赢得几个月时间。通往德国心脏的最短路程是经过法国。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建立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而那是确保地面战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这一地区可以应用英国大部分空军和陆军。

这些行动可以对俄国提供某种援助，并且可以让我们的人民立即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空军和陆军官兵将得到锻炼，从而获得作战经验。由于长期无事可做，他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了。

在西欧的进攻是对俄国极为重要的援助，而俄国能够继续对德作战是粉碎敌人的重要先决条件。

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在这一地区能够比在其他任何地区能集中更大的兵力，并且为他们提供必需的供应。计划动用兵力48个师（其中美军30个师，英军18个师）、5,800架飞机（其中美国空军3,250架，英国空军2,550架）。然而，计划进攻的时间不是苏联要求的1942年，而是1943年春天。不过，备忘录也提出在1942年9—10月间在法国北部将实施一次规模有限的打击，代号“重锤行动”（Operation Sledgehammer）。

白宫会议后罗斯福立即派他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和马歇尔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说明美国的计划。并于4月3日给丘吉尔写信：

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囯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歼灭的德国人和摧毁的德国武器装备比你我两囯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到达伦敦后，4月8日至14日霍普金斯、马歇尔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物会谈。12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回信，表示：“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制定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至于1942年实施有限打击的问题，则要根据苏德战场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在此期间，4月11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采取具体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并且认为1942年夏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延误，为此已经派霍普金斯去和英国人协商。还请他把一封信交给斯大林，建议苏联近期派外长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来华盛顿商量此事。

也就在4月，美国底特律三万汽车工人向罗斯福总统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400多名教会著名人士呼吁美、英两国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趁德国忙于俄国战场之机把战争转移到德国本土。28日费城举行盛大海员集会，口号就是“立即进攻西欧”。

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苏联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总参谋部费多尔，伊萨耶夫少将到美国商讨有关事宜。在到美国之前，5月20日他们先到了伦敦，与丘吉尔及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士会谈。会谈中丘吉尔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准备以最大的兵力进攻欧洲大陆。英国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将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但说及具体时间，就表示不能确定，他说：

1943年我们将拥有大量的船只，那时我们将能够在敌人沿岸地区五个或者六个地点，在从北角到巴荣那的任何地方实施登陆。……我们共同的计划是在1943年用150万美国和英国兵力在欧洲大陆登陆。

5月26日，莫洛托夫和艾登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及战后互助合作同盟条约》，共8条，比此前（1941年7月12日）签订的那个只有2条的条约详细了许多，但仍然失之笼统而不具体，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三天后莫洛托夫一行到达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军方要员会谈。在一次美方只有总统和霍普金斯参加的会谈中，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他和许多美国人看法不同，认为“必须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因此，准备在1942年尽一切努力来减轻苏联对希特勒战争的负担”。还告诉苏联外长：到年底美国将有400万陆军和60万海军。但是，“要想保证进攻欧洲战役的胜利，只能在1943年进行”。当晚霍普金斯拜会莫洛托夫，解释说：罗斯福是“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热心的拥护者，可是美国将军们似乎认为1942年苏联战场的态势是稳定的，因而看不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回答道，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拖延到1943年，对苏联孕育着危险，对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是危险的。由于英、美两国所说1942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输力量不足，苏联表示愿意大幅度减少两国对苏联的援助，从原定的410万吨（其中武器180万吨，汽车、钢铁等其他物资23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但就是这样，仍然没能让两国答应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11日，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次日发表莫洛托夫访美公报，称：“在会谈过程中，对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谅解。”接着，在苏、英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里也写进了苏、美公报那段话。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同意发表那样的公报是“旨在把敌人引入歧途”。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则说那是由于美国政府采纳了它，英国不想“以互相矛盾的公报帮助敌人”。

由于担心在与莫洛托夫会谈后美国会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支持苏联，通常乘军舰出访的丘吉尔6月18日破例乘飞机赶往华盛顿，亲自说服罗斯福。但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征得陆军参谋部同意后给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

完全有根据说，希特勒唯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这一战场的开辟，便是支持俄国和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最好保证。

两国军事领导人会谈时，马歇尔和美国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1956）都反对英国提出的北非战役计划，认为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减少向其他战场调派兵力而应在欧洲集中力量。马歇尔指出，北非战役即使获胜，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引开俄国战场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尽管“二战”期间丘吉尔的主要军事顾问、参谋长会议秘书哈斯汀斯·伊斯梅将军（Hastings Lionel Ismay，1887—1965）起草的一份文件也说：“1942年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行动产生更大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收获。”即便阻力重重，丘吉尔最终还是说服了罗斯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西欧引向了北非。

值得注意的是，历时25天（5月26日至6月21日）的加查拉战役（Battle of Gazala）刚好在丘吉尔这次访美期间以英军大败结束，9万轴心国军队打败了11万英军，利比亚东北部重要港口托卜鲁克失守，英军损失5万人（其中3.5万人投降），这是1942年2月8日至15日新加坡战役之后英军的第二次惨败。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希特勒便将隆美尔晋升为元帅。纵观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战绩最佳的其实就是这一次，而此役从规模到战绩，与苏联战场上的战役都无法相比。而且，参加加查拉战役的轴心国军队和北非其他战役一样，都以意大利军队为主，共3个军（第20摩托化步兵军、第10军和第21军），而德军只有一个军，即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对于英国，加查拉之败自然是个坏消息，但却帮助了丘吉尔，让美国人开始关注北非这个他们原来不主张开辟战场的地方。

附带提一下新加坡战役，该战役3.6万日本军队打败了8.5万英军，两军伤亡数字相近（日军4,485人，英军5,000人），但却有8万名英军在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1966，中文名字“白思华”）率领下投降。和帕西瓦尔一起成为战俘的还有指挥印度第3军的刘易斯·希斯中将（Lewis Macclesfield Heath，1885—1954）和指挥英军第18步兵师的默顿·贝克维斯-史密斯少将（Merton Beckwith-Smith，1890—1942）。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持英国国旗者）在白旗引导下前往日军山下奉文中将（1885—1946）司令部签字投降。

利比亚战场的失利使丘吉尔在英国国内广受批评，7月1—2日下院甚至讨论过对内阁的不信任问题。现在这位首相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够轻易取得而又能够有效安抚舆论的胜利。7月8日他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在1942年发动条件尚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会妨碍1943年的大规模行动，他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场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是真正的第二战场。”罗斯福当即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到伦敦，7月20日开始和英国人协商。美国将军们仍然反对分散兵力的做法，认为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瑟堡是最适合的登陆地点。第一，它能鼓舞苏联人，因为它将实际体现盟国从东线引开德军的意图；第二，将为1943年盟军战役提供一个出发据点。

意见相左，协商陷入僵局。丘吉尔召开内阁会议，让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汇报与美国人协商的情况，内阁成员一致反对1942年在法国作战。丘吉尔把这个情况通报美国代表，美国代表随即报告了罗斯福。罗斯福对这一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随即同意1942年不在法国而在北非作战。7月25日，英美两军参谋长决定于1942年在北非实施代号“火炬”的行动。

这时已经不是战时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告诉苏联驻英大使：首相“实际上始终是第二战场的反对者，他一度稍许改变态度，也仅仅是迫于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告知英国将终止取道北方海路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因为英国不能冒着让自己的舰只被击沉的危险。

对英美两国这样的决定苏联会做何反应，舆论又会作何反应，可想而知。罗斯福不得不考虑怎样向苏联人解释。7月22日他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表白自己：“始终坚持在法国登陆，但丘吉尔反对这样做。”7月23日，法国流亡政府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也在伦敦对马歇尔等几位美国将军说：“从盟国的战略观点看，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7月31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希望亲自和他会晤，并且说将考虑在9月的第一周派遣船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援助物资。苏联当天就向他发出访苏邀请，8月12日，丘吉尔在布鲁克等人陪同下到达莫斯科。同机前来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后来（194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丘吉尔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解释说，英美两国仔细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在9月（最后一个有好天气的月份）实施在法国北部的战役，但准备在1943年发动几个大战役，并且说“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8月14日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说道：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举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了道路。

英国人所说“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的“火炬行动”是英美两国计划在法属西北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战役”，以美军7个师、英军5个师攻占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沿岸地带。这个计划后来的确实施了，只是时间略有推迟（1942年11月8日—16日）。那确实是“二战”中英美两军对轴心国的第一次“大战役”，美国“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等人都是在那次战役中首次亮相的，英军指挥官有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康宁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1883—1963）、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斯·安德森（Kenneth Arthur Noel Anderson，1891—1959）等人。盟军共10.7万人，对手是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6万守军，没有意大利军队，德国也只有恩斯特·卡尔斯上尉（Ernst Kals，1905—1979）指挥的两艘潜艇在摩洛哥以西的大西洋海域活动，并于11月12日击沉3艘美国货船，总吨位约3.6万吨。这个“大战役”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和苏联战场上众多战役一比便很清楚。维希法国军队自然无心为德国卖命，有的观望，有的投降，有的倒戈，只有少部分军队抵抗，英美盟军仅付出很小代价（479人阵亡，720人受伤）便大获全胜，维希法国军队有1,346人阵亡，1,997受伤。确如丘吉尔所愿，是一场轻易取得而又可大做文章的胜利，它是否确如英国人所说“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也不言自明。

这次对苏联的访问，丘吉尔的最大收获恐怕就是深信即使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继续战斗。他给罗斯福通报访苏情况的信中提到：“整个会谈期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将停止战斗，我个人感觉斯大林满怀信心，他将获胜。”

也就在丘吉尔访问苏联的8月，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社论说：

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西欧和德国本土，……必须把第二战场看成不仅是减轻俄国压力的一种手段，也是英美进行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

英国《泰晤士报》9月10日社论说：

一个盟国在进行殊死斗争，而其他盟囯仍然处于准备阶段，……尽管对此可以用某些挫折来做部分解释，但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一种耻辱。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和军队关心的是要洗掉这一耻辱。

另一家创刊于1827年、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 ，2009年以后称London Evening Standard ）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对这一问题迫切性的认识，应当压倒其他一切感情。历史对我们的评判，不是根据我们在自己的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准备给予何种程度的援助，而是根据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提供这种援助。

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谈及近来英苏两国由于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困难。他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公报，只是因为那已经写进了苏美两国公报，英国人除了仿效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还告诉苏联大使，丘吉尔首相认为，“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人”，“干扰德国人”，在公报里讲点有关第二战场的话是有益的。英国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本国和美国舆论的压力，四天后英国驻苏大使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转达艾登的意见，希望苏联报刊不要再刊登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否则可能会造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让“希特勒非常高兴”。莫洛托夫应允苏联报刊不再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不能不转载英、美两国报刊的文章。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无视他们本国的舆论，苏联政府却不能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英美两国舆论真诚地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履行诺言，给盟友以真正的援助，还提醒大使注意：“让希特勒最感到高兴的，并不是他在报刊上读到了什么，而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个事实。”

希特勒当然不会看不到第二战场一直没有开辟这个事实，而且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所言，尤其是他们的所行，已经足以让他确信，至少在1942年不会有第二战场，1939年他入侵波兰时出现过的“西线无战事”局面不但已经重演而且会延续下去，德国不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辉煌曾经让他误以为很快就能解决苏联问题，开始考虑从东线撤回一部分军队以重新进攻英国，现在他再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集兵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样就有了1942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

苏联虽然在1941—1942冬季战争中保住了首都莫斯科，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与德军相比，苏军官兵素质本来就差得很多，在大量官兵伤亡、被俘之后，新补充的兵员更是训练不足，新提拔的指挥员要想在短时间内称职也不容易做到。要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仍然需要时日，武器、装备供应受到的影响自然不小。加之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完全落入敌人之手，俄罗斯南部也有不少地方失陷，对军需、民生都造成极大困难。

1942年春夏战事，却是从苏联错误发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5月12—30日）开始的。是役，德军重创由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试图夺回哈尔科夫的苏军，此后铁木辛哥即没再获重用。接着德军B集群发动沃罗涅日战役（6月28日—7月24日），占领了莫斯科以南450公里顿河上重要的战略城市沃罗涅日，从那里沿顿河南下直逼斯大林格勒。到8月10日，德军已经把顿河西岸的大部分苏军清除，23日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二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由此开始。

也就在沃罗涅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德军Α集群攻占了临近顿河入海口（亚速海）的重要城市、库班和高加索地区的门户罗斯托夫，从那里南下，8月3日攻占斯塔夫罗波尔，10日攻占石油城迈科普。由于来不及撤走，苏联不得不把所有油井和石油设施炸毁，以免被德国人利用。12日，德军攻占克拉斯诺达尔，25日攻占莫兹多克，9月11日攻占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直到9月末，德军攻势才被阻止。

就在苏联军民极其困难的1942年夏天，英美两国却中断了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原因是要把运输船队用于北非。虽然9月曾派出一支船队，但很快就停了下来，英美通知苏联到1943年1月物资援助依然不可能恢复。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目前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盟国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把他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都用于苏联战场。但是，苏联军民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取得最后胜利。他说的不是空话，因为红军已经为反攻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过了不到两周，11月19日，苏军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发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攻。经过两个多月苦战，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消息传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一年前莫斯科战役结束时一样，丘吉尔又及时发来了贺信，称“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斯福也来信祝贺，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般的战斗和苏联军队取得的成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他还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的荣誉状，称赞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

在对俄国关系中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俄国成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就能更快结束，（美国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就会小些。

简言之，美国希望尽快在欧洲打败纳粹德国，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只有中国在亚洲大陆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战争初期英军便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投降，太平洋战场完全由美国独力支撑。

但是，会前刚从伦敦回来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领导人，英国人虽然口头上同意“霸王行动”，内心却是不赞成的。果然，会上丘吉尔不能公开反对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便采取为那个行动设置种种先决条件的办法尽量拖延。他坚持把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置于优先地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阻挡在多瑙河以东。会后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虽然都再次重申要开辟第二战场，但又一次回避了最具体的问题——日期。

说到“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关系，有两个美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1940年5月被罗斯福总统邀请住进白宫，此后整个“二战”期间都住在那里，与罗斯福朝夕相见，以致被戏称为“影子总统”。罗斯福与同盟国领导人的所有会见都有他陪同，有些会见美国方面只有两人参加，那便是总统和他。整个“二战”期间，他始终是罗斯福最倚重的人，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顾问。霍普金斯没有正式职务，这让他更适宜做一些正式外交官不大好做的事情。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负责这件事的就是霍普金斯。当时纳粹德国还没有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以受援国主要是英国。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霍普金斯就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代表罗斯福总统表示要尽力对苏联提供援助，“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回国后他建议把苏联也列入援助对象，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对“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维护起了积极作用。

雅尔塔会议前在索契，中间侧身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便是哈里·霍普金斯

第二个应该说一说的是亨利·史汀生。1867年出生的他，“二战”开始时已经年逾古稀，早在1911—1913年就担任美国战争部长，1929—1933年又担任国务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1940年总统罗斯福请他这位共和党人出任战争部长。

这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英、美两国国内，人们也普遍相信即使英美继续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打败纳粹德国，从而开始考虑战后问题。还在7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索尔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1891—1968）采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便说，美国社会舆论开始对战后问题感兴趣，因此他非常想知道苏联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集体安全问题的想法。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关心的还是现在仍在进行的战争，因为战争还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危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这再一次证明了安全的重要性，只有集体努力才能实现安全。

除普遍相信苏联将打败纳粹德国外，社会舆论还对英、美两国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普遍表示不满。1943年9月，英、美两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英国各行业工会，还有职工大会第75届年度大会，都呼吁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1890—1960）发表演说，指出英国政府“指望苏联和德国在战争中相互削弱，从而为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统治扫清道路”。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底特律等城市也都发生群众集会、游行，要求英、美两国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和苏联红军一起在1943年打败希特勒德国。

针对丘吉尔等西方领导人对意大利战事的宣传，英、美两国一些报纸指出，与苏联取得的重大胜利相比，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9月4日，1852年创刊且很有影响的《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说，意大利南部距轴心国要害甚远，就算盟军能够进抵罗马，也不可能对德国实施毁灭性的打击，明确指出：“这一战场不是第二战场。”9月2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文章，指出：

他们（指俄国人）去年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指出，这能缩短战争期限，也能加强他们自身的抵抗，而英美两国的官方反应至少是令人失望的。现在，俄国人不需要请求直接的援助。他们正在取得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往往意想不到的胜利。……（开辟）第二战场与其说是为了帮助俄国人，不如说是帮助我们自己。

1943年10月19—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三国军方也参加了讨论。英、美两国建议讨论德国问题，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奧地利、土耳其、波兰的态度，战后普遍安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苏联则把开辟第二战场看作是必须讨论的问题，提醒他们注意丘吉尔和罗斯福6月3日给斯大林的信里说过，进攻法国北部的战役打算在1944年春季举行。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斯大林，说丘吉尔认为“不能冒在意大利失败的风险”，因而他“不能完全相信”进攻法国的计划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进行。也就是说，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从1942年推延到1943年，再推延到1944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还将继续被推延。

会议结束时（10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各国与会者，对这次会见最感满意的无疑就是美国囯务卿赫尔了，因为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在打败德国以后参加对日作战。他在发回华盛顿的电报中指出，苏联这样决定是“坚定的，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不要求任何交换条件”。赫尔把苏联这个承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在给罗斯福发电报时，忙中出错，一半用了陆军密码，一半用了海军密码。

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十月革命26周年纪念日，苏联领导人照例要发表讲话。这一次，与24周年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式上的讲话及25周年的讲话都大不一样，他给苏联军民提出的任务是：

1. 从法西斯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协助他们恢复、重建自己的国家；

2. 给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完全的权利和自由，让他们能够自行解决国家的制度问题；

3. 严厉惩办战争罪犯；

4. 建立必要条件，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可能性；

5. 确保欧洲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合作。

这明确告诉世人，尽管战争仍在继续而且仍将十分艰苦，苏联战场仍然是最主要的战场（从10月1日到11月10日，希特勒又从法国调来5个师，从德国国内和意大利各调来2个师，从希腊和挪威各调来1个师，总共调了11个师到苏联战场），苏联对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已经充满信心，并且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对战后欧洲重建问题的态度。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前一天（11月6日），苏联红军收复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现在，战后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在苏联之外中国也是抗击法西斯的一个主要力量，罗斯福策划召开一次“四大国”（美、苏、英、中）首脑会议。但斯大林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只好分两步走，先举行没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再举行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这样就有了1943年11月22—26日代号“六分仪”的开罗会议和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

这时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都认为，不能再让英国人把自己拖在地中海了，那会让苏联解放整个欧洲。他们认为应该由美国攻占柏林，只让苏联占领柏林以东的部分。因此，“霸王行动”应该是英、美两军对德作战的最主要的任务，所有资源都应该为确保它的顺利实施使用和分配。进攻开始的日期，应该为原定的1944年5月1日。丘吉尔虽然也说“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应该加速进行，但仍坚持他一贯的主张，说那应该在“地中海政策的范围内进行”。就这样，开罗会议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都达成了重要共识，但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分歧却更明显了。

由于与斯大林会晤的日期将临，英、美两国只好把分歧带到德黑兰。丘吉尔在开罗对罗斯福没能做到的事，在德黑兰对斯大林自然也难做到。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上，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而且谁都看得出来，那主要是英、美两国的分歧，因为还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派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便已发回报告说，苏联人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兴趣明显减少了，他们相信没有那个战场，红军也能攻占柏林，彻底打败纳粹德国。罗斯福说：

如果不进行地中海战役，盟国就能按期实施“霸王行动”。而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将势必推迟“霸王行动”。

丘吉尔说：

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在地中海地区无所事事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因此，我们不能保证，5月1日这个日期能够准确地得到遵守。确定这个日期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能仅仅为了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而牺牲地中海战役。

第二天上午，三国军方领导人会谈，参加者苏联是伏罗希洛夫，美国是马歇尔，英国是布鲁克。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情况一样，仍然只有布鲁克坚持哪怕牺牲“霸王行动”也要进行地中海战役。

下午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三国军方领导人汇报了他们上午讨论的情况。斯大林突然提出任命谁来指挥“霸王行动”的问题，并且说：“苏联不想参与这件事，只想知道谁将负责准备、也负责实施这个行动。”丘吉尔当即回答说，过两个星期就将确定人选，并且会把结果通知苏联。

罗斯福再次提出行动日期问题：

如果同意实施“霸王行动”，那就需要商定这一行动的日期。它可以在5月第一周或者稍晚进行。

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说可以在5月10日、15日或者20日进行。还说，为了不让德国人把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苏联将在“霸王行动”开始前发动几次大规模进攻，以把德军牵制在东线。这是一大转折，以前苏联希望开辟第二战场是指望能从东线引走部分德军，减轻自己的压力，现在反过来了，愿意把德军牵制在东线以减轻英美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

德黑兰会议结束不到两周，12月7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就交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封信，通知他英、美两国已经确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霸王行动”。哈里曼还说，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行动由美国人来指挥，达成这样的结果很不容易。对此，苏联方面当然可以理解。同一天苏联也收到丘吉尔类似内容的信，这一次他没有食言，不到两周就确定了人选并且把结果通知了苏联。然而，如果以为丘吉尔就此改变了他一贯的主张，那对他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就太不了解了。12月25日他致电罗斯福，请求同意将56艘原计划用于“霸王行动”的舰船留在地中海，以便在意大利再发动一次进攻。为顾全大局，两天后罗斯福回信表示同意，但指出“霸王行动”仍然是英、美两军最主要的任务，并且要按照在开罗和德黑兰商定的日期实施。接着丘吉尔又提出把“霸王行动”推迟三或四周，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回答说：“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影响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才不过一个多月。”苏联则表示对所有能够打击德军的行动都支持，这样就有了1944年1月22日英、美军队代号“招牌行动”的意大利安齐奥之战。遗憾的是登陆战进展并不顺利，安齐奥北距罗马仅56公里，直到6月初希特勒命令德军统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宣布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撤出全部德军，6月5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马克·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1896—1984）指挥的美军才进入罗马。

按照原来制定的计划，为配合“霸王行动”，盟军还要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发动另一个进攻。1944年2月，蒙哥马利建议艾森豪威尔放弃那个行动：“但愿我们能够进行两个真正的大战役，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法国西北部。”因为，“意大利战场的胜利能为我们提供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夺取维也纳的绝好机会，而在法国南部发动那个配合行动，会削弱意大利战场盟军的力量。”后来法国南部的行动果然取消了，但没能动摇美国人把“霸王行动”当作首要任务的决心。

1944年2月2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提出，为了对德国一些重要战略目标以“穿梭飞行”方式实施更有效的轰炸，希望苏联同意每天让120~360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在苏联控制区机场降落，加装油料、炸弹后返程途中再次实施轰炸。斯大林当即答应，说最初阶段每天可接受150~200架飞机，具体实施方案委托双方军事专家去研究制定。4月10日英、美两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通知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定于5月31日进行，但根据天气和潮汐情况，也可能提前或者推后两三天。

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世人普遍熟悉的了，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拖延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到7月下旬，诺曼底战役胜利结束，双方人员损失基本相当，盟军伤亡约12万人，德军伤亡约11万人。大致与此同时（6月22日—8月14日），苏联红军发动的“巴格拉季昂行动”也大获全胜，那是德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伤、亡、被俘人数大大超过苏军，也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的损失。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从兵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优势已经完全转移到苏联一方。

8. “二战”天平上的诺曼底战役与突出部战役

诺曼底登陆战是丘吉尔（以及西方）极力宣传的一大战役。如果把它放在“二战”的天平上衡量一下，它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呢？

从1940年7月法国战役结束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近4年时间欧洲大陆一直是“西线无战事”，纳粹德国精锐部队全部投入到苏联战场，留在西欧、北欧、东南欧广大地区充当“占领军”的只是二流部队，或者在苏联战场受到重创撤下来进行休整、补充的部队，就连防守英吉利海峡、后来成为盟军诺曼底登陆对手的部队也不例外。当时担任德军西线司令部作战部长的博多·齐默曼中将在他的《法国战役》一文中便承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际上西线军队中所有强壮的士兵和补给都不断地被运到东线去了，结果西线的兵力和战术部署完全成了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可以十分坦率地说，那里的指挥官、部队以及装备都是二流的。从1943年起，西线军队的基本力量只是一些用陈旧武器装备起来的超龄士兵。

齐默曼这篇题为《法国战役》的文章，所指的是1944年从诺曼底登陆开始的法国战役，并不是“二战”开始德国入侵法国的那次战役。他指出，所谓德军“大西洋壁垒”，大部分火炮，以及地雷甚至铁丝网，都是从齐格菲防线拆下运过来的。而齐格菲防线是“二战”开始前德国准备对捷克、波兰动武时为防备法国履行与捷、波两国签订的条约从西面发起进攻而沿莱茵河修建的一条防线，始终没有使用过。直到现在，西方不少人仍然坚持说当年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有种种理由，但齐默曼等德国将领说得很清楚：“如果1943年在西线任何地方发生大规模进攻，德国确实没有足够的部队应付。”他说的是实情，西线德军总司令长期由隆德施泰特元帅担任，当时他已年近古稀。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兵分两路，他负责南路进攻。1940年德国进攻法国，他是主力部队Α集群的司令官，指挥了最重要的从阿登山地突破的军事行动。1941年希特勒以北、中、南三个集群进攻苏联，他指挥南集群。不过到11月就因反对希特勒冬季作战计划而退役。第二年7月又被征召重披战袍，出任已经整整两年无战事的西线德军总司令。到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他又过了将近两年的太平日子。德军在苏联战场的失利全都与他无关，这使他成为德国军队里唯一未打过败仗的“福将”。

隆德施泰特防守的地区，在大西洋方面长达1,700海里（超过3,000公里），在地中海方面还有300海里，他的部队却只有50个师，而且其中大约一半是新组建尚在训练的新兵师，或者在苏联战场受到重创撤下来进行休整、补充的师。为此他一再要求希特勒派兵增援，并且要派“真正的作战部队”。但是希特勒哪里还有“真正的作战部队”可派？不过1943年年底希特勒还是派了当时已晋升为元帅的隆美尔参与西线指挥。1944年年初西线德军分成两个集团，分别由隆美尔和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大将（Jobannes Blaskowitz，1883—1948）指挥，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负责从荷兰到布列塔尼半岛以南卢瓦尔河，布拉斯科维茨指挥的G集团负责比斯开湾和法国南面地中海地区。

由于在苏联战场上三年以来伤亡惨重，纳粹德国已经到了兵员枯竭的地步，不得不采取几近“竭泽而渔”的办法来补充兵员。50—60岁的长者和15—18岁的未成年人都被征召入伍，后被盟军俘虏的德军士兵里便有不少“娃娃兵”。希特勒还不顾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的强烈反对，大量征召对军工生产至关重要的技术工人入伍。负责新兵训练的“后备军”，不少军官是受伤致残不能再上前线的人。

被盟军俘虏的德国“娃娃兵”（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德军将领自己也承认，1943年西线德军就已经“完全成了东拼西凑的大杂烩。……那里的指挥官、部队以及装备都是二流的”。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就更差了，齐默曼在文章中告诉我们，听起来有一点像是说笑话，西线德军第70师竟然是由患胃病、需要特殊饮食的人组成。还有一个营，完全由患耳疾的人组成。有一段防线由于地形复杂，被认为不大可能被盟军选作主要攻击点，派驻的竟是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的第30机动旅。——不过这些部队后来在与盟军作战时仍然打得十分顽强。

毫无疑问，诺曼底登陆是美、英等西方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但即使是这一仗，他们面对的德国军队从数量（约38万）到质量也都远远不能和苏联战场上的德军相比。

说到海空军力量，这时的德军就更是强弩之末了。按照隆德施泰特元帅的描述，“海军只有几艘摩托艇和两三个鱼雷快艇纵队，而潜水艇则因为英吉利海峡太浅而无法正常活动”。

再看空军。从1939年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开始，德军一向是以大规模轰炸拉开进攻序幕的。到诺曼底战役时，德国空军力量早已在苏联战场上消耗殆尽，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飞机生产赶不上战场损失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经严格训练并且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大量伤亡，新飞行员的培训、补充跟不上。我在哥廷根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是在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汉斯·韦德波尔教授后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他便告诉我，“二战”末期正读大学的他也被征召入伍，接受飞行员而且是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德国空军飞行员训练素以严格著称，但到他接受训练的时候，由于燃料供应紧张，已经大打折扣。训练不足导致飞行员素质低下，战斗力大不如前，导致战斗减员大大增加。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更快、更多地补充新飞行员，形成恶性循环。幸运的是，他的训练尚未完成，战争就结束了，战后他得以重进大学学习。联邦德国新一代科学技术人才中的不少人都有与他类似的经历。

2009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制了一部五集纪录片《二战中的指挥官》，获得美国“2010年度历史缔造者奖·最佳创新影片奖”。它把阿拉曼、突出部之役与中途岛战役、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一起列为“二战”五个关键战役。前面已经说到阿拉曼战役，这里只简单说说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德国称Ardennenoffensive，阿登进攻战）。丘吉尔说它“无疑是这次战争中美国最伟大的战役，我并且相信，它也将是美国最有名的一次胜利”。然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纳粹覆亡前垂死挣扎的一个小插曲，即使获胜也只能延缓它的覆亡。按照西方的数字，是役美军损失约89,500人，其中战死19,000人，受伤47,500人，另有23,000人被俘或失踪（主要属106步兵师、第28步兵师和第7装甲师）。其中第106步兵师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就有约8,000人缴械做了俘虏，他们应该还不到弹尽粮竭的程度。这让由曾经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的奥托·斯科尔兹尼（Otto Skorzeny，1908—1975）指挥的德军第150装甲师得以穿着美式军装，驾驶缴获的美军坦克和吉普车，伪装成美军，企图偷袭美军司令部，所幸未能得逞。英军损失约1,400人，其中战死200人，受伤和失踪1,200人。德军损失（包括战死、受伤、失踪和被俘）在67,000人至10万人之间。

德国给出的数字比较具体：

那确实是美军整个“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但双方数字若放在苏联战场，就只能算“小菜一碟”。这场战役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战后欧洲格局的影响，即令德军获胜，仍然改变不了纳粹德国最终覆亡的命运，但那会阻滞英美军队往东推进，结果将是有更多德国领土被苏军解放，与美军会师就不是易北河而是德国中部甚至莱茵河了。

9. 美国的“隔岸观火”与“隔岸助火”

美国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1938年欧洲上空出现战争乌云到1941年12月，美国对大西洋彼岸采取的却是“隔岸观火”的政策，对太平洋对岸的亚洲，则在更长时间里不是“隔岸观火”而是“隔岸助火”。

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战胜国代表参加，但主要操纵在东道主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三巨头”手里，成了他们的分赃会议。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对战败国德国极其苛刻，对战胜国中国也是极其不公平。对此丘吉尔曾有这样的评论：“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刻和愚蠢，竟然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代表财政部参加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更因为反对条约中有关条款愤而辞职，他认为条约规定的令人惊愕的对德国惩罚性赔款将把那个国家逼到“经济民族主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去。协约国军西线总司令、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也说：“那不是和平，是20年休战。”

历史发展果然证明了凯恩斯和福煦的预见。为了让德国能够支付战争赔款，以美国金融家查尔斯·道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为主席的委员会提出一个计划，由美、英、法、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典、瑞士等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筹措赔款所需经费。1924年魏玛德国接受这个计划，第二年签订《洛迦诺条约》（Treaties of Locarno ）。后来的事实表明，“道斯计划”不但对德国恢复、发展经济起了积极作用，还对它重整军备起了重要作用。这件事让道斯声名大振，随即当上美国副总统（1925—1929年），并于1925年和英国人奥斯丁·张伯伦（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奥斯丁·张伯伦是“二战”初期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的同父异母兄长。后来丘吉尔一再提及这个计划给德国贷款的事，认为正是它给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打了“强心针”。

然而，当希特勒上台，在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的时候，把《凡尔赛和约》那个“头箍”强加在德国头上的英、法、美等国，却又放弃念“紧箍咒”了。国际联盟本来是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提议”建立起来的，这时却完全听不见美国的声音。1936年3月德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进驻莱茵兰，1938年春天希特勒把奥地利“接回家”，这些“动作”在英国和法国还引起一阵喧闹，在美国却连一个小小的水波也没激起。接下来，苏台德危机成了欧洲政治的中心议题，但仍然听不见美国的声音。国际联盟大会上只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9月21日提出的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个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命运有多重要，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该对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集体研究，以便共同采取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现在不至于感受到全世界为捷克命运感到的震惊。……

之后不到一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闪电战”，英法两国终于放弃绥靖政策，9月3日对德宣战。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随即也都对德宣战。——尽管那还只是德国人戏称的“静坐战”，美国报纸所称的“假战”，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仍然于9月5日宣布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

那时美国有一个《中立法》，禁止向欧洲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但是，由于德国实际上并没有从美国购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貌似公允的法令禁止的其实只是交战另一方的英、法。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修正案，这一禁令才有所松动，由禁止出售改为允许出售，但要“现款自运”。从这时起到一年后的1940年11月，英国为购买所需武器及其他战争物资向美国支付了45亿美元现金。为了筹措给美国的钱，英国政府甚至从私人手里购买了价值3.3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把它们卖出。又过了四个月（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并一次拨款70亿美元，才解决了丘吉尔政府的难题。

“二战”爆发两年多以后，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再也不能隔着两个大洋对战争“作壁上观”了，这才于1941年12月11日正式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美国真正与德、意两国交战，是1942年11月的事，距它宣战又过了将近一年。那便是北非的“火炬行动”，而且对手是法国维希傀儡政府，还不是德、意法西斯自身。

要注意，美国对欧洲战事“隔岸观火”，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便这么做过，而且吃到了甜头。1914年“一战”爆发，它便隔着大西洋静观战事的发展，直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参战决议。但到这年年底，派到欧洲的军队也只有4个师，而且并未投入战斗。直到沙俄退出战争，德国把东线兵力转移到西线，美国军队才在1918年7月首次与德国交战，而那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只打了不到4个月仗，便作为战胜国与英、法一起实际上主宰了巴黎和会，真是件“投入”少而“收益”多且快的绝好“生意”。

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英国为“共同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做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共同利益的。

他从几个方面对美、英两国进行了比较：

1. “直到1944年7月，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美国。”此话属实，就连诺曼底登陆，丘吉尔所说的“英军”（包括英国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军队83,115人），也超过美军（约73,000人）。

2. “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还要大。”英国死亡和失踪军人30万人（303,240人），加上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则超过41万人，而美国陆、海、空以及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牺牲的总数是322,188人。此外，英国及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大部分发生在对德作战中，美国军队损失则大部分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

3. 在海上，美国承担了太平洋战场几乎全部重任，但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被同盟国军队击沉的781艘德国潜水艇和85艘意大利潜水艇里有594艘是英国击沉的，英国还击毁和俘获了意大利全部舰队，消灭了德国全部主力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4. 到1943年，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按重量计以8比1超过美国。直到1944年春天，美国对德国的轰炸才超过英国。

5. 在运输船队方面，英国的损失超过1千万吨（11,357,000吨），比美国（3,334,000吨）和其他国家（6,503,000吨）的总和还要多。

丘吉尔还指出，英国是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三天（1939年9月3日）就对德宣战的。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等国也都很快对德宣战。而美国到1941年12月11日才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真正与德国交战则更晚。

丘吉尔热衷于把英国和美国做比较，却忘了也和苏联比较一下，尤其是忘了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行比较。也许这正是他精明过人之处。然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现在不少人确实是把英国看作了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小伙计”。

其实，“二战”美国所起最大的作用，恐怕是《租借法案》使它成为同盟国的“兵工厂”，或者它自己所说的“民主的兵工厂”。而这一事实对战后，直至今天世界政治的影响要比对“二战”本身大得多。从1941年3月到1946年9月，按照这个法案美国给同盟国提供的援助总共达486亿美元，其中将近三分之二（64.6%）给了大英帝国（近314亿美元）。苏联虽然承担了对德作战的绝大部分任务，所得却不及英国的一半（近113亿美元，占23.25%）。此外，32.3亿美元（占6.65%）给了实际参战不多的“自由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军备生产情况

（单位：亿美元，以1944年价格计算。来自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这个表的数据是否可靠、准确，不好评价，仅供参考，但不难看出两点。

第一，1939年德、苏两国是最大的军备生产国，超出英、美两国很多。1939年苏联的数字与纳粹德国持平，1941年还明显高于德国，说明它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并非全无准备。

第二，美国的军事工业原来规模并不大，1939年还不及苏联、德国的五分之一，成为同盟国的“兵工厂”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原来就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之被太平洋、大西洋两个大洋隔开，本土从未遭到战火洗劫，1943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工业大国，也是第一大军火商。“二战”胜利以后，它并未因战争结束而减少军工生产，反而更加重视武器装备的研发，使它始终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军火出口商的地位。

“奥地利下士”驾驭普鲁士战车

在重蹈拿破仑覆辙侵入俄罗斯大地之前，纳粹德国军队可说是所向披靡，不仅波兰战役是“闪电战”，攻占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也都是“速决战”。尤其是法国战役，两大传统强国法国和英国的军队竟那么不堪一击，让人们大感意外。

10. 塞克特的军队

“二战”开始时，德国军队为何能有如此强劲的攻击势头？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认为那是因为希特勒成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实他只是成功驾驭了那支军队。德国拥有一支让世人瞩目的强大军队的真正功臣不是他，而是被誉为“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原来，尽管受《凡尔赛条约》限制，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军队只有区区10万人，其中军官不能超过4,000人，但却极其精锐，不啻一支“种子部队”或者“酵母部队”。《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塞克特就把军事教育体系建立在部队上，而且每一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他又非常重视演习，而演习都按实战要求。纳粹上台后能够在短短6年里就把军队扩充至数百万人而且素质很高，就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魏玛德国还通过与苏联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的合作，巧妙避开国际联盟监督，秘密发展军事工业。

1936年4月22日，德国国防军为已经退役多年的塞克特举行70寿辰庆祝活动，塞克特在国防部长布隆别格、陆军总司令弗里茨陪同下检阅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坐者左起第一人）与他的巴伐利亚第16步兵团战友

遗憾的是，塞克特奠基的那支军队后来竟为希特勒所用，没有用于“国防”而是用于侵略。看来，人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希特勒为什么能驾驭那支有着普鲁士传统、高级军官大多出自普鲁士军人世家的军队。别忘了，就在任命他为总理之前不久，兴登堡和大多数德军高级将领仍然把他看作一个来自慕尼黑的政治暴发户，轻蔑地称他“奥地利下士”。他们当然不会不清楚希特勒的底细，应该知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便放弃奥地利国籍，作为“志愿兵”加入德国巴伐利亚第16步兵团，在西线（具体说是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与英军作战。下士通常担任班长，然而希特勒却连一个班也没有指挥过，因为他是个传令兵。公正地说，希特勒十分勇敢，据说他是唱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歌曲参加战斗的，曾经两次受伤（其中一次是因为英军使用毒气），也两次受奖，第二次得到的是一枚很少授给普通士兵的一级铁十字奖章。

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曾几何时，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下士，居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几百万人的军队打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

11. 撕毁《凡尔赛和约》买得人心

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总理和主要成员，即便算不上政治家也算得上是政客，对《凡尔赛和约》那套在德国头上的“紧箍”也既敢怒也敢言，还做了不少摆脱限制的小动作，但他们的勇气也就到此为止，都不敢违背国际政治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希特勒就不同了，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所有本事都是在《我的奋斗》所描述的那种“奋斗”中学来的。纳粹党其他要员，除个别例外，如戈培尔是海德堡大学日耳曼学博士，大多数也和希特勒类似，懂得的只是街头无赖的游戏规则。

纳粹1933年上台执政以后，首先做的自然是打击政治对手，巩固自己一党专制的地位，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收买民心。紧接着，重整军备成了头等大事，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很快就不再只是谈谈而已，有了实际行动。当然，一开始还是秘密进行的。应该说，这样做符合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也符合普鲁士将军们的想法。正是在重整军备这一点上，普鲁士军人与来自慕尼黑的街头无赖们有了第一次合作，而且合作得不错。

希特勒上台不久，便命令陆军在1934年10月1日以前把规模从《凡尔赛和约》限定的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要求海军建造两艘2.6万吨级军舰，但要保守秘密，公开场合只说“改进”1万吨级军舰的事。那两艘军舰建成后，分别以18—19世纪普鲁士杰出将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和奥古斯特·冯·格奈士瑙（August Graf Neit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的名字命名，成为德国海军两艘主力舰。《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的潜水艇也在秘密建造之中，到进攻波兰时已经完成47艘，还有7艘即将造好。此外，两艘3.5万吨级主力舰、4艘万吨级巡洋舰、5艘驱逐舰也已下水。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作战飞机，使它丧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的很大的空军优势。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空军服役，曾经是著名李希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成员，并且继李希霍芬之后担任过中队长。1933年纳粹执掌政权以后，他成了大忙人，身兼数职，其中之一便是表面上只管民用航空的航空部长，实际上做的却是秘密重建空军，在航空体育的幌子下训练空军作战人员。1935年3月13日戈林正式宣布重建德国空军，不久又宣称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和英国相当。他说这些话并非虚夸，到1939年入侵波兰前夕，德国空军已经发展到26万人。

就在戈林宣布重建德国空军之后两天（1935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撕毁《凡尔赛和约》。第二天签署法令，恢复被《凡尔赛和约》取消的义务兵役制，组建36个师、50万人的陆军部队，而且这个数字也很快就被突破。德国人曾经寄希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兴登堡元帅，称他为“救星”，但他毕竟老了，在洗雪民族屈辱上第一个真正做了点实事的竟是那个曾经被他和大多数普鲁士军人看不起的“奥地利下士”！

12. 除“恶犬”收买军心

德国国防军一直是掌握在普鲁士军人手里的。不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初，就是到“二战”结束，大量军官也还不是纳粹党员。为了取得军队信任，使其为己所用，希特勒不得不拿出实际行动来。他做的第一件大得“军心”的事，是除掉纳粹党内“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那条恶犬。

希特勒和他“以你相称的密友”（Duz-Freund）、纳粹“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

原来，从纳粹起家的时候起，就豢养了一帮胳膊粗、拳头硬的无赖，专门做保护本党集会、破坏对手集会的事。这帮无赖的组织，便是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它的实际领袖、“参谋长”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1887—1934）不但是希特勒早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而且堪称他亲信中的亲信。德语动词有“duzen”（以“du”，即“你”相称）和“siezen”（以“Sie”，即“您”相称）的区别，在纳粹“党内同志”中，罗姆是唯――个能与希特勒“duzen”的人，即所谓“Duz-Freund”（以“你”相称的密友）。1923年希特勒就用冲锋队破坏过慕尼黑工会的五一节游行。随着纳粹党的发展，冲锋队也迅速壮大。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以后，它更是恶性膨胀，人数达到300万，是国防部统帅下已经扩充了的正规军的10倍！有了这样的“本钱”，罗姆狂妄地宣称具有普鲁士传统的德国将军们是缺乏“革命精神”的“老傻瓜”，公开提出要以冲锋队为基础创建新的“人民军队”。1934年2月他更提出应该将国防军“吸收”进冲锋队，并且由他来担任国防部长。这自然让普鲁士将军们大感不安，希特勒身边那条恶犬已经成为他们的最大威胁。

罗姆的过分张狂，也让纳粹党内部包括希特勒自己感到不安。此外，在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以后，两位密友之间在政治上便开始出现分歧。希特勒为发展经济而采取的许多做法，在罗姆和其他一些冲锋队成员看来都背离了“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将主要工业企业国有化，并且实行一系列改革。这对德国经济界也不是个好消息。

一边是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另一边是有着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国防军和德国经济界，希特勒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很清楚，这时所需要的已经是现代化正规军和经济界的支持，而不是一群只会在街头打架闹事的乌合之众。罗姆虽然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军衔为上尉），并且多次受伤，但远非将帅之才。另外，冲锋队这条恶犬已经养得太肥太壮，尽管还没有对主人构成直接威胁，但已经让人感到不安。于是，在1934年6月30日那个“长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希特勒以罗姆企图发动政变为由，“一举”除掉了冲锋队。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罗姆政变”，包括罗姆在内的82个大小头目悉数被枪杀。

除掉冲锋队这个行动被认为是纳粹党的“净血”，在德国大得人心，在军队里更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兴登堡总统便对这位总理表示感谢，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别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也向希特勒表示祝贺。1936年4月20日，在希特勒47岁生日那一天，他又给布隆别格送上一份厚礼：晋升元帅，使他成为纳粹执政以后第一个晋升元帅的人，比戈林晋升元帅（1938年2月4日）早将近两年。还没打仗，谈不上战功便得晋升，布隆别格和普鲁士军人们自然明白那是为了什么。

但是国防军军官们在高兴中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除了一“犬”，还有一“鹰”，即由冲锋队原来一个分支发展而成的“党卫队”（Schutzstaffel，简称SS）。它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不像罗姆那样张狂，却远比罗姆阴险。他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实际上是纳粹最重要的四个人。很快，党卫队就建立起名叫“武装党卫队”（Wafferi-SS，亦译“党卫军”）的自己的军队，它不属于国防部而直接听命于希姆莱。战争后期这支纳粹党直接指挥的军队已经发展到约60万人，而任何一位国防军将军都知道，如果哪个战役自己不得不和元首这支“嫡系”部队配合作战，绝对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好在党卫军更多是做管理集中营、枪杀战俘、“解决”犹太人那样一些正规军不屑去做的事情。总的说来，战争期间普鲁士将军们指挥的德国国防军还是比较遵守各项国际公约的，大量违反国际公约、“和尚打伞”的事都是党卫队做的。

希特勒成功收买“军心”，对他后来驾驭那支由普鲁士将军们指挥的部队至关重要。那是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德国无条件投降结束，但普鲁士军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打败了。实际上，在和苏维埃国家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退出战争以后，德国不再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可以集中兵力于西线，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对他们是有利的。德国之所以无条件投降，不是因为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后院起火”：国内爆发“11月革命”，德皇威廉退位并流亡荷兰，“蛇无头不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军队是队伍整齐、秩序井然开回国内的，完全不像一支战败之师。俗话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支战败国军队的许多军官却被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不少国家聘请去做军事顾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8年12月）秩序井然撤回国内的德军，在柏林街头受到群众夹道欢迎。

德国军队的战斗力来自它那严密的组织与指挥，这一点，苏联红军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在反攻推进到波兰，后来更进入德国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很注意防备所谓“千面狼”的袭击。“千面狼”指的是被打散了的德国散兵游勇。但是，他们很快就放下心来。苏联《真理报》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1908—1981）记录了一个曾经被德国俘虏的坦克军官的话，评论说事实证明他的话确实是对的。德国兵进攻的时候就像一辆坦克，十分可怕；防御时又像一块磐石，坚不可摧。但是一旦失去指挥，接不到上级的命令，他们就不再做什么，绝对不会搞什么游击战。

继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塞克特把德国国防军建成了一支非政治化的职业军队，号称“国中之国”。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非政治化的职业军队仍然逃脱不了为政治所用的命运。

13. 进军莱茵兰：摸到英、法“底牌”

如果说普鲁士军人们第一次与希特勒合作（重整军备）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即反对强加于德国，使德国人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那么他们第二次听从希特勒的指挥，就是因为那个“奥地利下士”确实显示了高人一筹之处。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1936年3月7日凌晨，一支人数不多，实际上只有象征意义的德国军队越过莱茵河，进驻按《凡尔赛和约》不准德国驻军的西岸地带，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莱茵兰（Rhineland）。如果从上台算起，“养兵”也就刚够“千日”，希特勒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用兵”了。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大多数德军将领认为太冒险，法国军队会把这少得可怜的军队彻底消灭。但是，法国政府，尤其是法国军方对这件事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冷静”，只集中13个师来加强他们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干预。在下达出兵命令的时候国防部长布隆别格曾经色厉内荏地扬言，如果法国采取行动，他将保留军事上采取“反措施”的权利，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反措施”预案竟是赶紧撤回越过莱茵河的三个营！

不但普鲁士将军们当时非常紧张，就连希特勒自己，后来也对一个译员说：

进军莱茵兰之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在德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进驻莱茵兰四天以后，3月11日，法国外交部长飞赴伦敦寻求英国的支持，表示法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英国政府没有答应。一位英国官员说：“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英国不支持，法国也就没有采取行动。这样，这个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在巴黎和伦敦只引起了一阵哄乱，很快就重归平静。

大多数德国军官都积极支持希特勒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重整军备，但却并不赞成他贸然使用武力。不赞成的理由各种各样，作为军人，许多人自然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认为德国还不具备打赢那样一场战争的实力。在军事问题上，人们恐怕没有理由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当过传令兵的希特勒会比以路德维希·贝克将军（Ludwig August Theodor Beck，1880—1944）为首的陆军总参谋部更高明。但是，进军莱茵兰这一事实却给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证明“下士”是对的，将军们错了。

进军莱茵兰的成功，使希特勒声誉大增，1938年1月，他对德国国防军动了第一次“大手术”。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德国军事和外交最高官员开会，时任希特勒军事副官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Hoβbach，1894—1980）所作会议纪要被保存下来，称《霍斯巴赫纪要》，成为现在人们了解那次重要会议的宝贵资料。与会者有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1873—1956）、战争部长（Reichskriegsminister，1935年以前称国防部长）布隆别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茨（Werner Thomas Ludwig Freiherr von Fritsch，1880—1939）、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Erich Johann Albert Raeder，1876—1960）和空军总司令戈林。希特勒在会上提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大约5年），在法国、英国还没有在军备竞赛中领先之前，在中东欧地区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为德国夺取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并且为可能发生的与法国、英国的战争做好准备。

纽赖特、布隆别格和弗里茨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觉得他的主张太冒险，德国的重新武装尚在进行中，军队还不够强大。他们认为，如果对东欧动武，必将引发与法国的战争，因为法国和波兰、捷克等国都签订有同盟条约。而且，英国也会参战，那就不再是局部战争而将是一场全面战争。戈林和雷德尔支持希特勒的意见，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戈林早就想取代布隆别格，由自己来当战争部长。雷德尔则一直抱怨海军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映出德国军队内部海、空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

不同意希特勒意见的三个人很快都被解职。

纽赖特：尽管从1932年6月起就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当时还是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后被留任，并且在1937年加入了纳粹党，但1938年2月4日还是被里宾特洛甫取代。从那时起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为止，一直担任“不管部长”（Reichsminister ohne Geschäftsbereich）。那是一个权力可大可小极具“弹性”的职位，而纽赖特在那个位置上整整7年，过得很清闲。

布隆别格：1938年1月12日，59岁的他第二次结婚，新娘是他26岁的女秘书埃尔娜·格鲁（Erna Gruhn）。不久一名警官发现埃尔娜有“案底”，1932年曾经由当时与她同居的一个犹太人拍摄过色情照片，便把这事报告了盖世太保和戈林。尽管婚礼上戈林是布隆别格的男傧相，却毫不犹豫地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认为这不但有损德国军队的声誉，对他个人也有严重影响，因为婚礼上他是证婚人，于是要求布隆别格解除婚约。布隆别格拒绝了，戈林便威胁要把他这位新娘子过去的刑事记录公之于众。1月27日，布隆别格不得不宣布辞职，和妻子去了意大利卡普里岛，一年后被允许回国，但再也没获启用。

弗里茨：他没有结婚，一直过着独身生活而且从无风流韵事，被戈林和希姆莱指控有“同性恋”嫌疑。当时德国社会对同性恋普遍持不宽容的态度，而且希特勒最痛恨的就是同性恋。弗里茨有口难辩，2月4日被迫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但很快就查明对他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3月18日他被宣布无罪。他随即提出要与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决斗，但被伦德施泰特将军劝阻。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弗里茨被重新征召入伍。这倒符合他的意愿，因为他和许多普鲁士军人一样是敌视波兰的，早在1928年就参加过制定进攻波兰的计划。尽管担任陆军总司令时已经是上将军衔，这时却被任命为“第12炮兵团荣誉上校”。9月22日围攻华沙时中弹身亡，4天后在柏林举行了“国葬”。美国记者夏伊勒在他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早上，他们在这里埋葬了冯·弗里茨将军。下着雨，又冷又暗——我能够记得的在柏林最惨淡的一天。希特勒没有露面，里宾特洛甫、希姆莱也没有露面，尽管这个下午他们都从前线回到了柏林。

不但撤掉这三名高级将领，希特勒还对政府做了大变动，取消国防部（那时称“战争部”），改设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由他自己担任国防军最高司令，威廉·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1882—1946）担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军种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和空军总司令部。海、空两军总司令仍分别由雷德尔和戈林担任，弗里茨辞去陆军总司令以后，希特勒原本想让1932年就加入纳粹党的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Karl 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1884—1942）接任，但大多数将领都反对，没能如愿，于是改而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历史上一直由普鲁士军人掌控的德国国防军，就这样落到了希特勒手里。

附带说说，也就在这个月，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提出和他已经结婚28年的妻子离婚，另娶一位西里西亚法官的女儿为妻。那女子是纳粹的狂热拥护者，人称“百分之二百的狂热纳粹分子”。希特勒一改素来反对离婚的态度，对此大加鼓励，给了8万帝国马克，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7年11月5日那次重要会议上，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都把法、英两国看作德国的主要对手。对中东欧地区，主要涉及的也是波兰和捷克，并没有提到苏联。如果涉及苏联，布隆别格和弗里茨就会显示出与希特勒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来，因为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两人深受塞克特信任，在与苏联合作中都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两人对中国和日本的态度也与塞克特一致，而与1938年以后的希特勒有别。1938年希特勒决定与日本结盟，中断了由塞克特等人推动并且卓有成效的与中国的合作。

14. 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1936年7月17日爆发，持续两年零八个多月，1939年4月1日才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以有大量外部势力介入为特点，实际上是一场以“内战”形式出现的世界战争，也许可看作“二战”前夕世界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前哨战”。那场战争以西班牙右翼势力获胜、佛朗哥上台结束，然而它还有另一个大赢家，那就是希特勒。

西班牙内战中长枪党（Falange）党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领导的“民族派”（Bando nacional）得到葡萄牙、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共和派”（Bando republicano）则得到苏联和墨西哥政府的支持，还有许多国家的非官方援助，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援助，它动员各“支部”（当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是其支部）组织了有50多个国家志愿者参加的“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参战，共约32,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国际纵队”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人很多（德国和奥地利5,000人，意大利3,350人），仅次于法国（9,000人）。其他人数较多的国家有波兰（3,000人）、美国（2,800人）、英国（2,000人）、捷克（1,500人）、匈牙利（1,000人）、南斯拉夫（1,500人）、加拿大（1,500），还有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000人）。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1904—1978）担任了“国际纵队”炮兵营政治委员。志愿者中犹太人很多，不同估计在3,000至10,000人之间。“国际纵队”不少人在西班牙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墨西哥政府对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援助主要是在财力、物力方面，真正出兵相助的是苏联，派出约2,000人参战，一部分人担任军事顾问和教官，更多的是飞行员、空军地勤人员和坦克部队人员。

纳粹德国派出主要来自空军、名义上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秃鹰军团”，也有一些来自陆军，主要是坦克兵。前后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达到16,000人（或说19,000人），显然，希特勒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德国军队的练兵场和武器试验场。后来的“二战”历史证明，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佳效果。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军官，很多都成为后来德国军队，尤其是空军的骨干。

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1953），“秃鹰军团”首任司令官（1936年11月—1937年10月），“二战”开始时担任德国空军第3集团军司令官。该军团没有参加入侵波兰的军事行动，但在1940年5月开始的法国战役中是空军主力之一。战役结束后（1940年7月19日），施佩勒晋升为元帅。“秃鹰军团”接着参加“不列颠战役”，起初负责轰炸英国西南部、中部和英格兰西北部，后来主要执行夜间轰炸任务。

1940年9月施佩勒和戈林发生争执，他主张继续轰炸英国空军机场、飞机制造厂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戈林却改变战略，下令轰炸首都伦敦等英国城市。“不列颠战役”结束后，施佩勒没有被派往苏联战场，此后3年一直留在法国，除对北非战场的隆美尔有过一些支持行动外，没有什么大的战事，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便是坐了“冷板凳”。1944年负责指挥整个西欧，包括德国本土的德国空军，但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以后德国空军绝大部分力量调往苏联战场，他所指挥的部队在飞机、有经验的飞行员以及燃油上都极度匮乏。1944年6月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施佩勒手里还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319架，以此来对付盟军9,000架飞机，结果不难想象。8月他被希特勒解除职务。德国战败后，施佩勒进了战俘营，接着被送上纽伦堡军事法庭，但审判后无罪释放。

沃尔弗·冯·李希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5—1945），“秃鹰军团”第三任司令官（1938年10月—1939年3月），出生在西里西亚一个显赫的普鲁士贵族世家。他的两个堂兄，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2—1918）和洛塔-齐格飞·冯·李希霍芬（Lothar-Siegfri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4—1922）都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有击落敌机80架的骄人战绩，名列“一战”各国所有“王牌飞行员”之首，洛塔-齐格飞也有40架的不俗战绩。沃尔弗拉姆18岁入伍，起初在骑兵部队服役，后来受两位堂兄影响转入空军，并且就在曼弗雷德指挥的第一战斗机联队，“一战”期间他也有击落敌机8架的记录。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先任“秃鹰军团”参谋长（1937年1—10月），后来升任司令官。这样的经历使他取得了指挥作战，尤其是空地配合作战的经验。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他积极支持发展俯冲轰炸机，改进空地通讯联系，这些对德国空军作战能力的提升都有重要影响，也使他成为“二战”德国空军指挥官中的佼佼者。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开始，他便是苏联战场德国空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战场80%的德国空军都由他指挥。1943年2月16日晋升元帅，1945年他因病（脑瘤）去世。

威廉·巴尔塔萨（Wilhelm Balthasar，1914—1941），1933年入伍，原来是炮兵军官，1935年转入空军，第二年即被派往西班牙参战。1938年3月返回德国之前共击落敌机7架，是西班牙内战的德国25名“王牌飞行员”之一。“二战”开始，他所在部队的任务是保卫首都柏林，没有参加入侵波兰的行动，但第二年参加法国战役，5月11日首次升空便取得击落3架比利时战斗机、1架法国战斗机的显赫战绩。“法国战役”共击落敌机23架，是德国空军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不列颠战役”中，他又把自己的战绩扩大到47架，但1941年7月3日在法国上空一次空战中因机械故障飞机坠地身亡。

君特·吕佐（Günther Lützow，1912—1945），在西班牙取得击落敌机5架的战绩，“二战”期间又有105架的战绩（西线20架，东线85架）。要注意的是其中2架是战争后期驾驶梅塞斯密特Me 262喷气式战斗机取得的，那是空战史上第一种投入实战使用的喷气式战斗机。1945年4月24日，他在拦截美国空军轰炸时击落1架B-26“掠夺者”（Marauder）轰炸机，但自己也没返回驻地，被报告“失踪”。后来虽经搜索，但既没见机也没见人。

在前后总共110架不俗战绩之外，吕佐还有一项重要贡献不可不提，那就是和另一位德国王牌飞行员维尔纳·莫尔德斯（Werner Mölders，1913—1941）一起在西班牙内战中发展、完善了战斗机战术编队，即所谓“四指队列”（finger-four formation）。

吕佐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他做过的两件事对我们认识、了解德国军人大概有所帮助。其一，1942年6月他任战斗机飞行大队长，党卫队要求他派部下参与屠杀犹太人、苏军战俘及其他“人类渣滓”的行动。他当即命令整个大队着装整齐集合，告诉他们党卫队提出的要求，然后说他认为那是野蛮的犯罪，部下哪怕有一个人参加，他也会辞职并脱下军装。这让党卫队十分恼怒，但顾忌到他的名声，没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其二，1944年，因为苏联战场战事失利，又没能阻止英、美同盟国空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戈林怪罪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指责他们怯懦、无能。为此多位最有名望的战斗机飞行员集体面见戈林，向他提出抗议，说他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对飞行员不公平。参加这次“犯上”行动的共9人，领头并且充当发言人的就是吕佐。

维尔纳·莫尔德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击落敌机15架，名列德国王牌飞行员之首。法国战役和不列颠战役又取得53次空战胜利。“巴巴罗萨行动”第一天就击落4架苏军飞机，一个月后成为首个战绩超过100架的王牌飞行员。出于保护考虑，不让他再升空作战，改任战斗机总监（General der Jagdflieger）。1941年11月1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第二号“王牌飞行员”（战绩62架），这时负责飞机生产的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1896—1941）在柏林自杀身亡，11月22日莫尔德斯从苏联前线赶回参加他的葬礼，途中遭遇暴风雨，飞机失事身亡。

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1912—1996），1935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眼睛意外受伤，靠死记下视力表通过体检。西班牙内战期间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发展了俯冲轰炸作战技术，但没有击落敌机的记录。“二战”开始后在波兰仍然执行对地攻击任务，1940年年初才转到战斗机部队。法国战役中他于5月12日首次取得空战胜利，战役结束便已达到12架。接着参加“不列颠战役”，1940年年末记录达到57架。此后留驻法国，负责拦击袭击德国本土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1941年11月胜利记录达到96架。但也就在这时，莫尔德斯空难身亡，加兰德被任命为战斗机总监。和德国空军许多将领、飞行员一样，他和戈林的关系也不好。1944年发生吕佐带头的飞行员“犯上”事件，加兰德虽未参加却被认为是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于是被解除职务并被软禁在家。戈林、希姆莱等人本打算将他送上法庭，以叛国罪处死或者让他“自裁”。后来得负责军工生产的斯佩尔说情才重返部队，让他组织起世界上第一支使用喷气式战斗机的“第44战斗机队”，成员几乎都是德国空军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其中格奥尔格-彼得·艾德尔（Georg-Peter Schorsch Eder，1921—1986）击落美国空军飞机56架，包括至少36架四引擎重轰炸机。

汉斯-约希姆·赫尔曼（Hans-Joachim Herrmann，1913—2010），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轰炸机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操本行，成为德国空军最成功的轰炸机飞行员之一。他主要参加对大西洋英、美海军舰艇和运输船队的轰炸，共炸沉各种舰船12艘，总吨位7万吨（别忘记，当时除航母外各种舰船达到万吨的还很少）。

威廉·冯·托马（Wilhelm Josef Ritter von Thoma，1891—1948），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他发现苏联设计制造的T-26坦克虽然也属轻型坦克，但装甲比较厚，两挺机关枪外还装备一门45毫米火炮，性能不仅大大超过德国只配备机关枪而没有火炮的Panzer I型，也胜过稍晚生产出来配备两挺机关枪、一门20毫米火炮的Panzer II型，对德国改进坦克设计、制造有重要意义。

波利卡尔波夫伊-15单座双翼战斗机

波利卡尔波夫伊-16单座单翼战斗机

梅塞斯密特Bf-109（也称Me-109）单座单翼战斗机

与坦克的情况类似，西班牙内战取得的经验对德国改进飞机（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设计、制造也起了重要作用。德国“秃鹰军团”起初使用亨克尔（Heinkel）He 51单座双翼战斗机，但很快就发现它不是苏联波利卡尔波夫伊-15单座双翼战斗机和伊-16单座单翼战斗机的对手。于是改用梅塞斯密特公司研制生产的Bf-109单座单翼战斗机，并根据实战经验不断改进，使它成为“二战”期间衍生型号最多、生产量最大（总共生产了33,984架）、战绩最佳的战斗机。

梅塞斯密特“Bf-109”型号名字中的“Bf”，来自公司的巴伐利亚飞机工厂，也以设计者威廉·梅塞施密特（Wilhelm Emil Messerschmitt，1898—1978）命名称“Me-109”，被认为是第一种现代战斗机，包括多个“首次”：首次采用全金属硬壳构造，首次采用密封驾驶舱，首次采用可缩回起落架，首次采用液冷航空发动机。

“二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俯冲轰炸机（Sturzkampfflugzeug，简称Stuka，斯图卡），容克斯公司（Junkers）研制生产的Ju 87，也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首先使用和改进的。“二战”期间它被用于德国所有战场，不过用得最多的还是在苏联战场。和战斗机中的Bf-109类似，它也有多种型号，是德国生产数量最多的轰炸机，总共生产了6,500架。

纳粹德国容克斯Ju 87俯冲轰炸机，简称“斯图卡”

15. 把奥地利“接回家”

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冒险行动的成功，让希特勒摸到了英、法等西方大国的“底牌”，它们已经完全失去巴黎和会上那不可一世的霸气。当年被迫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所能做的只是表示不满，现在则是英、法等国对自己公然违反和约的行动除了提提抗议再没做什么。

希特勒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他的出生地奥地利。在德意志第一帝国内，奥地利曾经长期是普鲁士最主要的竞争对手，1867年被俾斯麦打败以后，变成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奥匈帝国军队在各个战线都吃了败仗，帝国的分裂自然在所难免。1918年10月7日南斯拉夫率先宣布独立，10月28日捷克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11月3日奥地利、匈牙利分别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12日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一世（Karl I，1887—1922）宣布放弃君权并且离开奥地利，流亡瑞士。奥地利、匈牙利随即宣布成立共和国，中东欧地区出现多个比较小且以一个民族为主但仍有多个民族混居的国家。

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进入维也纳

1938年3月11日，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14日，希特勒到达维也纳。4月，举行关于奥地利并入德国的全民公决。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公决前希特勒便很有把握地对奥地利总理施加压力，告诉他英国和法国都不会帮助他，意大利更不会，因为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早已是“我的朋友”。

希特勒的判断没有错，在他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英国、法国以及国际联盟都没做什么。只有苏联认为那会对和平造成重大威胁，3月18日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和英、法等国就怎样应对这种威胁进行讨论。但是伦敦和巴黎对苏联建议的反应都很冷淡，3月24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便在下院说：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必导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在这个时候，倒是坦言“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丘吉尔站出来，主张成立法、英、苏三国“大同盟”。遗憾的是，这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仍然一心只想执行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就把奥地利“接回了家”。当然，被英、法“惯”坏了的他绝不会就此满足，得陇望蜀，很快就有了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16. 《慕尼黑协定》：被出卖的不仅仅是捷克

奥匈帝国解体以后形成的多个东欧国家，都面临复杂的民族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那个地区的特点是各民族既“混居”又“聚居”，每一个民族的聚居区都与其他民族的聚居区交错混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直到今天，尽管已经一再分裂，形成多个规模已经相当小的国家，民族问题仍然很难说得到了彻底解决。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六个国家，但仍然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民族成分上是单一的；如果让每一个民族都把它聚居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国家，那就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连在一起、完整成片的领土。今天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中还有超过五分之一不是克罗地亚人，12.1%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共和国不但南边有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科索沃地区（但那里也有超过五分之一人口是塞尔维亚人及其他民族），北边还有匈牙利人相当多（占五分之一强）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一分为二”，但分出来的捷克共和国仍然有13.2%的摩拉维亚人和3.1%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共和国也有10.6%的匈牙利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除1,00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还有100万匈牙利人、50万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也称Carpatho-Russians或Rusnaks，“喀尔巴阡俄罗斯人”）和325万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主要居住在西北部与德国毗邻的苏台德地区。1938年5月苏台德危机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最终以英、法、意、德签订《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它的西方盟友出卖，希特勒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结束。

捷克为应对纳粹德国侵略在苏台德边界修筑的防御工事。据称其坚固程度仅次于法国马其诺防线。

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希特勒决定进攻捷克的时候，德国将军们几乎一致反对。当时德国能够用来进攻捷克的军队大约只有12个师，而捷克有35个师兵力。苏台德是山区，易守难攻，而且还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据说仅次于法国马其诺防线。捷克政府曾经表示绝不步奥地利后尘，但是由于盟友的出卖，还有邻居“趁火打劫”，最后还是走上了不战而降的道路。总统爱德华·贝内斯（Edvard Beneš，1884—1948）辞职出走，在伦敦组织起流亡政府。

苏台德被划给德国，接着，斯洛伐克宣布退出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独立国家。但其政府完全遵照希特勒的旨意行事，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1939年3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西部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和摩拉维亚（今捷克共和国东部约三分之一地区），宣布其为自己的保护国，称“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当年丘吉尔批评说：“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实际上，被英法两国投入“虎口”的不只是苏台德地区，而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欧、东欧地区那是经济最先进、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二战”期间作为德国的“兵工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0年法国战役中，德军使用的很多坦克就是捷克制造的。

应该注意的是，不少人忘记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在那个多事之秋，被英、法两国出卖的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德国军队内准备起事反对希特勒的一批军官。原来，从希特勒下令制订进攻捷克的计划起，德国军队内部的许多将领就表示反对，其中以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尤为坚决。他一再陈辞，说那将会引发欧洲大战，英国、法国、苏联都会反对，德国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毫无希望。他还认为，在当时的欧洲，法国军队是最强的，英国军队也不弱，德国就是与意大利结盟也不能与英、法同盟相抗衡。贝克说这是总参谋部全体高级军官的共同意见，其实那不只是总参谋部官员，而是当时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的将领们的共识。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德国缺少能够突破捷克边防工事的有效手段，而一旦法国、英国、波兰履行他们与捷克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德国便将东西两面受敌，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就连最高统帅部里一直紧跟元首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 Jodl，1890—1946），也担心那会招致法国从西边发起对德国的进攻，而“要以五个作战师和七个后备师在一个还只是施工现场的西线工事挡住一百个法国师的进攻，是完全不可能的”。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被宰割的捷克斯洛伐克：
1. 被纳粹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
2. 被波兰占去的Zaolzie地区；
3. 被匈牙利占去的地区；
4. 协定签署时“自治”，1939年被匈牙利占去的地区；
5. “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
6. 成为纳粹德国另一附庸的斯洛伐克。

为了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1938年8月18日贝克辞去陆军参谋总长职务，继任的是他原来的副手哈尔德。但是，下野后的贝克并没有闲着。他积极参与了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并且成为其核心人物。这一批普鲁士军人计划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的时候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指控他把德国投入战争。计划由第3军区（即柏林军区）司令官埃尔文·冯·维茨勒本将军（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执行这项任务，驻防波茨坦的第23步兵师师长瓦尔特·冯·布洛克多夫-阿列菲尔德将军（Walter Graf von Brockdorff-Ahlefeldt，1887—1943）配合，赫普纳中将的一个坦克师准备对付党卫队。还派了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将军（Eward von Kleist，1881-1954）去伦敦，秘密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1881—1957）。还有那时在野的丘吉尔，告诉他们希特勒正准备进攻捷克，而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行为，总参谋部将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阻止它。但是，如果英国继续姑息迁就希特勒，那就是拆他们的台。丘吉尔马上写了一封信让克莱斯特带回德国，表示他相信德国进攻捷克将会引发世界大战。

我像1914年7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然而，当范西塔特向外交大臣和首相报告以后，却没能改变他们对希特勒的态度。在柏林，继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哈尔德将军也赞成贝克等人的计划，曾派人与英国有关方面接触。德国外交部里参与这一秘密行动的人还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与英国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改变张伯伦姑息迁就希特勒的政策。

9月28日，维茨勒本将军来到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办公室，准备接受执行原定计划的命令。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要来德国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情况完全变了，希特勒已经无须动武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指控他把德国投入战争的理由。战后哈尔德在纽伦堡审判时说：“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

战后美国人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里批评说：“把自己的无能诿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还说：（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法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看法是否正确？读者当不难做出判断。别忘了，当时在英国，而且就在张伯伦自己的保守党内部，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包括外交大臣首席顾问范西塔特爵士，已经多次提出不要一味迁就希特勒。就连丘吉尔，恐怕也不相信英、法两国会继续那样做，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给德国人的信上表示确信英国将会和法国一起出兵。德国人确实像丘吉尔所“祈求”的那样没有“误信”，然而，他“像1914年7月底一样确信”的英、法两国出兵，却没有成为事实。

被美国记者夏伊勒批评“无能”的那些德国人，仍然继续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行动。贝克将军是后来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的主谋之一，失败后被捕并被立即处死。克莱斯特将军也被捕，藏在家乡的丘吉尔信件被盖世太保搜出，成为他的重要罪证，1945年4月16日被处死。维茨勒本在法国战役后晋升为元帅，后来是“720事件”的主谋之一，预定推翻希特勒后由他担任国防部长。事发后同样被捕，被判处死刑并且以绞刑方式在柏林北郊的鳊鱼湖监狱（Strafanstalt Plötzensee）执行。

根据当时德、意与英、法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应该说，贝克将军和其他普鲁士将军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他们只是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而军事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并且为政治左右的，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那样的政治赌徒就比军事专家高明了。

上面所说苏台德危机中“趁火打劫”的邻居，是波兰和匈牙利。波兰“助桀为虐”，确实分到了一杯羹，但它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其实，如果没有忘记历史，波兰本来应该十分清楚，德国甚至不会像对待中东欧其他国家那样对待自己。历史上它曾经三次（1772年、1793年和1795年）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后一次且亡了国。拿破仑打败普鲁士以后建立的“华沙公国”，也随着拿破仑的失败而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上被普鲁士和沙俄瓜分。波兰历史上曾经三次被瓜分的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它是四次被瓜分，两次亡了国。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侵略，称“进军波兰”，在军队内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因为大多数普鲁士军人与塞克特类似，对波兰持仇视甚至敌对态度。不少人的家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复国以后变成波兰领土，难免有中国人所说“还乡团”的意识。

希特勒动用了他的绝大部分兵力进攻波兰，完全不顾自己的西部边界，称得上“胆大包天”。然而，普鲁士将军们却没有再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已经相信“元首”的判断不会错。前三次“赌博”（进军莱茵兰、吞并奧地利和拿下捷克）他都中了“头彩”，自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次他不会成功。果然，尽管英、法两国以及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随即对德宣战，声势不小，但都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真正是“西线无战事”，美国则继续“中立”，这让希特勒可以放心地全力以赴进攻波兰。正是西方大国那些对他一再姑息迁就的政治家，让普鲁士将军们不得不信服希特勒。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拥有200万兵力，据称在欧洲仅次于英、法、德、苏而排名第五的波兰军队竟不堪一击。尽管一些部队抵抗得十分顽强，甚至演出了以骑兵血肉之躯和德军坦克拼搏的壮烈场面，但都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与配合。尤其是开战仅四天，波兰政府就抛下自己的军队与人民逃离华沙，先逃到罗马尼亚，后逃往法国，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府。然而不到一年，法国也战败投降，于是再次流亡到英国。不到一个月，华沙电台就停止播放波兰国歌。10月5日，希特勒在华沙检阅了他的得胜之师。

1939年10月5日，希特勒在华沙阅兵

17. 马其诺防线：愚蠢的杰作造就希特勒声望

波兰战事结束之快是普鲁士将军们料想不到的，更让他们难以相信的是法国战役也打得那么顺利。波兰战役中德军占有明显优势，法国战役中双方实力其实是旗鼓相当的，兵力均为330万左右，火炮和坦克英、法（以及荷兰和比利时）占优（火炮13,974对7,378，坦克3,383对2,445），飞机则德军占优（5,638对2,935）。德国人把那个战役称为“进军西方”（Westfeldzug），因为尽管主要目标是法国，但却是从5月10日进攻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开始的。不但普鲁士将军们支持，就连普通百姓大多也视之为洗雪一战“国耻”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伐利亚步兵团下士希特勒正是在比利时境内和英国军队打仗，许多地方他都用自己双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对这个战场的情况不能说不熟悉。不过这次德国军队没有走上次大战那条进攻路线，因为希特勒采纳了“A集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颇富冒险精神的建议，以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为主攻方向。那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相邻地区的一片丘陵地带，林木繁茂。当曼施坦因提出那个进攻计划时，普鲁士将军们大多表示反对，因为那里不利于装甲部队行动。然而，正因为法国和英国也持同样看法，不会想到德国军队会从那里发起主攻。

这个选择充分体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5月12日德军突破阿登地区法军十分薄弱的防线，傍晚时分就到达缪斯河畔的色当（Sedan），第二天便跨过缪斯河（Meuse，佛莱芒语称Maes，荷兰语称Maas），14日荷兰军队投降。20日德国坦克部队开进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Abbeville），那是交战双方都不会忘记的地方，1916年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中英国军队在世界军事史上首次使用了坦克。那次战役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一个转折点，但正是在这里，德军截断了英、法两国军队的退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10天时间里竟然没有一名法国将军率领部下打过一场勉强称得上“顽强”的仗，许多部队没怎么打就投降了，以致隆美尔可以不遵从上级命令“冒进”，不缴投降法军的枪械，命令他们让开大路，向后续部队缴械。整个法国战役，英、法两国值得称道的只有敦刻尔克的“胜利大逃亡”。英国军队幸运地把22万多名官兵撤回大不列颠，但损失了全部重装备。法军也有11万多人撤往英国，不过仍有4万多人被俘。

6月14日德军攻占巴黎。两天后，拒绝向德国投降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因为得不到军界支持而被迫辞职，由曾经在1916年成功保卫色当、这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元帅亨利·贝当接任。然而6月22日，这位昔日的英雄上任还不到一周，就做了前任挂冠离去不愿做的事：向入侵者投降。7月2日在法国中部小城维希建立起德国侵略者卵翼下的傀儡政府，统治约占法国本土面积的五分之三且不直接由德国人管理的地区。根据贝当的命令，主张抵抗的前总理雷诺被逮捕并被送往德国监禁，后来转到奥地利，1945年5月7日才得盟军解放。10月3日通过一项法案，将犹太人从军队、新闻界、商界和工业界排除出去，法国军队便有9名将军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逐出。此后在迫害犹太人上成为最“紧跟”纳粹的国家。

1940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法国元帅贝当与当年的“奧地利下士”希特勒。

1941年11月，冯·克鲁格元帅在苏联检阅参加入侵苏联的维希法国第638步兵团。

当年法国迅速投降的消息传来，许多中国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一直期待看到法国人高唱《马赛曲》抗御纳粹德国入侵的一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曾经盼望有一首“自己的马赛曲”，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据说就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后来同盟国军队反攻时，贝当逃往德国，又去了永久中立国瑞士，不过还是被送回法国以叛国罪受审。他被判处死刑，但因年迈减为终身监禁，1951年死在布列塔尼海岸外一个名叫“Ile d'Yeu”的小岛上。“二战”期间，法国的维希政府、挪威的吉斯林政府、中国的满洲国政府和汪精卫政府，在投降卖国上可以一比。而在它们中间，维希政府又堪称佼佼者，它甚至派出军队参加纳粹德国对苏联的侵略。

法国战役期间，希特勒一直乘专列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就近指挥，战事结束后在比利时和法国观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旧战场，在巴黎逗留几个小时，到了著名的凯旋门，还到巴黎北郊贡比涅森林，走进那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签署投降协定的车厢，在当年受降者、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归程专门到法德边界观看了法国下大力气修筑的举世闻名的马其诺防线。

希特勒在巴黎北郊贡比涅森林那节“一战”结束德军签署投降协定的火车车厢前。左起：里宾特洛甫、布劳希奇、戈林、赫斯和希特勒。注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身着没有肩章的军装。

鉴于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法国最危险的敌人，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结束不久，时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安德烈·马其诺（André Maginot，1877—1932）便提出修筑这条防线的建议。其实更早时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1931）提出过，并且得到贝当元帅等法军高级将领的支持。虽然夏尔·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应该着重发展装甲部队和空军，然而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校官，人微言轻。尽管得到雷诺的支持，但那时雷诺也还没有在政府任职。就这样，法国把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这条防线的建设上。附带说说，和丘吉尔类似，雷诺在政治上也属右翼，也反共，但他认识到对于欧洲而言纳粹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主张和苏联合作。1940年3月他担任总理以后即把戴高乐提升为准将并任命他为国防部副部长。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法军最高层里少了抵抗将军，多了投降元帅，否则雷诺也许会成为“法国的丘吉尔”。

马其诺防线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而是一条纵深20~25公里的防御带，从外到内，依次由多个部分组成：

（1）通常伪装成农舍、民宅的边防哨所，主要担负警戒任务。

（2）支援哨，位于边界内5公里处，任务是阻滞敌方进攻，为主防线赢得准备时间。

（3）反坦克钢桩带，边界内约10公里处，设置6排高低错落、阻滞坦克进攻的钢桩（高0.70至1.40米，埋深2米）。

马其诺防线平面示意图

马其诺防线反坦克钢桩带

（4）步兵地堡，钢筋水泥筑成，厚度3.5米以上。配备“双联机关枪”（英语twin machine-guns，法语简称JM）、37或47毫米反坦克炮。通常有两层，上层用于作战，顶部设置一或两个射击用装甲塔堡（armoured cloches，cloches，法语“钟”，塔堡形态像教堂所用之钟），装甲厚300毫米。下层供士兵休息，储存食物、水、燃料等物资。每一地堡驻守官兵20~30人。地堡和防线的其他设施以地道相连。为了对付可能突入的敌方步兵，地道都设计成迷宫（labyrinth）形式，敌人即使进入地道，要想找到堡垒或者地堡也绝非易事。

（5）小堡垒，步兵掩体，由地下通道连接各种地下设施：营房、发电站、通风系统、餐厅、医务室、储物室等。

带射击用装甲塔堡的步兵地堡

（6）堡垒，马其诺防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造得最坚固，火力配备也最强。每一个堡垒至少由6个作战单元和两个入口构成，以铺设有窄轨铁路的隧道相连，可以快速运送人员和物资。鉴于“一战”期间交战双方都使用过毒气，堡垒和隧道入口处都用专门设计的气闸保护，通风系统可以保证内部气压略高于正常大气压，以阻止毒气进入。每个作战单元都有独立的发电设备、通风系统、弹药库以及宿营处、餐厅、食物储存仓库、储水装置等后勤保障设施。人员从500到1,000人或更多。

完全隐伏地下，使用潜望镜的观察站。观察时打开顶盖，升起潜望镜（法语称“VP cloche”）。

（7）观察站，通常位于山坡上，在可旋转装甲塔堡内配备高精度望远镜，通过电话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指挥所及防线其他单元联系。它又分两种，一种使用全景潜望镜，整个观察站完全隐伏地下，观察时才打开顶盖，升起潜望镜；另一种直接使用望远镜观察，装甲塔堡位于地面之上。

（8）电话线网，防线各部分都以电话线相连，为保证通信畅通使用双线，一条损坏另一条仍可正常使用。

（9）步兵预备队掩蔽部，位于主防线后方500~1,000米处，完全建在地下，可容200~250人，带有所需要的全部后勤保障设施。也可用作临时指挥所。

（10）“水淹带”（flood zones），洼地或沟谷，必要时可放水淹没以阻滞敌人进攻。

（11）安全区，为后续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修建的掩体。

（12）补给仓库。

（13）弹药储存所。

马其诺防线连接各堡垒（ouvrages铺设有窄轨铁路的隧道

（14）窄轨（600毫米）铁路系统，用以快速运送兵员、弹药和给养。这是从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使用过的类似系统发展来的，但以内燃机车取代了此前的蒸汽机车，也使用电动平车。

（15）与民用电网相连的高压输电线，埋设在地下。和防线内发电设备一起，构成供电的“双保险”。

（16）铁轨重炮（heavy rail artillery），用机车牵引至预先计划的位置，以提供炮火支援。

如果德军从正面发起进攻，马其诺防线无疑是极难跨越的一道障碍。但是希特勒采纳曼施坦因的建议，从侧翼阿登地区突破，绕到后面，它就完全不起作用，成了德国人参观的一个战利品。希特勒应该感谢法国那些愚蠢的当权者，在极其关键的那几年，他们把很大部分的国防经费投到修筑这条防线上，这对法国改进军队武器装备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战争一打响，人们马上就看出当初雷诺和戴高乐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为时晚矣！

附带说说，在希特勒准备对捷克、波兰发动战争的时候，为防备法国从西边进攻，在其西部边境沿莱茵河也修建过一条“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不过那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比还差得很远。

7月6日希特勒乘专列回到柏林，欢迎的场面盛况空前。从火车站到总理府，一路上人山人海，他站在敞篷车上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出尽风头，进入总理府以后还不得不三次走到阳台上与欢呼的人群见面。西线的胜利显然比此前在奥地利、捷克、波兰取得的胜利更令德国人欢欣鼓舞，因为它一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候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的位置达到了顶峰。

18. 老办法屡试不爽：胡萝卜加大棒

希特勒回到柏林以后仅仅两周，1940年7月19日，便对德军将领大赏“胡萝卜”，一次就将12名将军晋升为元帅，15名将领（陆军10名，空军5名）晋升为大将（Generaloberst，四星将军），其余军官自然也各有升赏。12名晋升元帅的将军是：

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这批德国将领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个，纳粹上台时已经是步兵上将，1938年3月1日晋升大将。

威廉·冯·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1956），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4年1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9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5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8年3月15日晋升大将。

西格蒙特·威廉·利斯特（Siegmund Wilhelm List，1880—1971），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5年10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4月20日晋升大将。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纳粹上台时为少将，1933年10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4月20日晋升炮兵上将，1938年2月4日晋升大将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君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1882—1944），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时为上校，但2月1日即晋升少将，1934年4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8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9年10月1日晋升大将。

埃尔文·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晋升少将，1935年晋升中将，1936年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9月晋升大将。

威廉·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1882—1946），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4月1日晋升少将，1936年1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8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8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Karl 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1884—1942），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2月1日晋升少将，1935年10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10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10月1日晋升大将。三次晋升都在10月1日，那一天成了他这个1932年就加入纳粹党的普鲁士军人的“吉日”。

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1953），纳粹上台时为中校，1933年8月1日晋升上校，1935年10月1日晋升少将，1937年4月1日晋升空军上将。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纳粹上台时为中校，1933年10月晋升上校，1934年晋升少将，1936年晋升中将并任空军参谋长，1938年10月1日晋升空军上将。

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Alfred Richard Oskar Milch，1892—1972），12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时刚48岁。他的情况十分特殊，需要说一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2岁的米尔希以炮兵少尉身份参战，后来成为侦察机飞行员，还当过战斗机中队长。战后转入民航业，1926年参与创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并担任其首任总经理。1933年纳粹上台，戈林当上帝国航空部长，打着发展民航的幌子重建德国空军，亟须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看中米尔希，劝说他加入纳粹党，成为自己的重要助手，负责飞机的研制、生产。“一战”结束时米尔希的军衔只是上尉，这时（1933年10月28日）却给了他上校军衔。接着，1934年3月24日晋升少将，1935年3月28日晋升中将，1936年4月20日晋升空军上将，1938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尤其特别的是，米尔希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按照纳粹1935年《纽伦堡法》，他应该算“半犹太人”，但戈林却声称他父亲不是犹太药剂师安东·米尔希而是一个名叫卡尔·布劳尔的雅利安人，还专门发给米尔希一纸“德意志血统证书”。戈林有一句名言：“在德国空军，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

就在晋升12位将军为元帅这一天，纳粹将其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晋升为“帝国元帅”，并且恢复设置“大十字勋章”，不过到战争结束也只授给了戈林一个人。希特勒自己，始终只佩戴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到的铁十字奖章。

在这12名晋升元帅的人里，纳粹上台时军衔最高的伦德施泰特是上将，博克、里布和利斯特3人是中将，布劳希奇是少将，另外6人是校官（凯特尔、克鲁格、赖歇瑙和维茨勒本是上校，凯塞林和施佩勒是中校），米尔希更只是上尉。在短短7年时间里，他们就晋升到元帅的高位，恐怕是大多数人原来想也不敢想的。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疯狂扩军备战，德国武装力量迅速“膨胀”，从10万人发展到几百万人，在发动法国战役之时，已经扩充到陆军420万人，空军100万人，海军18万人。另外还有武装党卫队10万人，这让德国用于法国战役的兵力达到157个师（其中135个师用于第一线，42个师作为总预备队），330万人。军队“膨胀”几十倍，为军官升迁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受惠”的不仅限于上层军官。塞克特当年的做法，为此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纳粹德国，能够当上将军的“好士兵”之多，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将领大多对自己所犯战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件事他们闭口不谈，那就是元首在经济上给他们的诸多好处。当初知道这件事的人本来就不多，相关账目不是被销毁了就是在战乱中丢失了，所以纽伦堡审判时几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战争期间希特勒的陆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1896—1944）到前线去的时候，常常会给将军们带去元首托交的一个有“帝国密件”字样的信封，只有极少数最受信任而且直接办理此事的人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战后那些未被以战犯罪判刑的人，不得不补交为数不菲的税款。例如里布元帅，元首给他的“小意思”总计达88万帝国马克，如果以“二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计算，其价值当10倍于此数。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60岁生日的时候，希特勒一次就送给他25万（一说50万）帝国马克，还为他妻子的农场建了一个牛厩。而且，所有这些犒劳都是免税的。

战后50多年，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研究德国战争历史的学者和一位前联邦德国将军经过调查，才初步弄清楚这件事，揭露出当年许多德国高级将领“受贿”的事来。原来，希特勒每年都要从第三帝国国库拿出高达2,200万马克的巨款来犒劳他的功臣和宠臣，除元帅和将军外，还有他的老朋友和为他出过力的“党内同志”。让人惊讶的是，元首偶尔也会对自己从前的对手表示宽宏大量，例如曾经给原来的国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罗·略伯（Paul Löbe，1875—1967）增加了退休金：“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和我作对，就让他挨饿。”遗憾的是希特勒当时不知道，略伯参加了反对他的密谋活动。

犒劳没有一定的理由，不过祝贺生日常常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犒劳的数目，则是随心所欲任意决定的。希特勒所看重的，是花了钱要见到效果，毫不隐瞒那就是为了让军官们顺从。1940年法兰西战役结束时，他曾对副官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1906—1976）说过，一位将军从元首那里得到了荣誉，他就会感到有义务服从元首的命令。这时希特勒刚刚决定将12位将军擢升为元帅，并且在原来的收入之外，每人每月都将得到4,000帝国马克的补贴。上将得到2,000马克，比一位部长的收入还高。给元帅和将军们的这种额外酬劳，一直发放到1945年4月，也就是他自杀的时候。

不过德国军官中也有不贪财者。例如，当希特勒提出要给他的陆军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ßbach，1894—1980）每月一笔“补助”，数额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时，那位上校竟然婉言谢绝了，表示从元首那里拿钱是违反他个人信念的。不过另一位副官，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空军上尉尼可劳斯·贝洛，就没有拒绝。他说那不会妨碍他个人的独立性，何况他还确实需要这笔钱来应付日常开支。贝洛是1937年6月希特勒前任空军副官空难死亡后被选中继任的，在赴任前空军总司令戈林曾经指示他，作为军事副官，他只接受元首一个人的领导。但到副官处报到以后，霍斯巴赫上校却对这位新同事说：“希特勒的副官并非介于元首和武装部队各总司令部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是武装部队各军种驻元首与帝国总理府的代表”，因此副官处的全称是“元首与帝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不过霍斯巴赫显然并不是个合适的副官，仅仅过了几个月，1938年1月，他就被希特勒撤换了，继任者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施蒙特少校。贝洛观察发现：“希特勒和霍斯巴赫两人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他看出“霍斯巴赫是个职业军官，他的性格、气质和见解容不得半点虚伪与妥协”，“委派这样一名军官去担任既要求具有坚定性又要求具有灵活性的工作，是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失误”。他本人无疑兼具做副官所需要的这两种性格，所以他担任元首空军副官一直到最后时刻，军衔从上尉升至上校，并且参加了希特勒与埃娃的婚礼，在他们自杀前夕才逃离总理府。后来贝洛写了一本书，题为《1937-1945年为希特勒做副官》（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1980年在联邦德国出版。书里介绍了他作为元首副官的所见所闻，记述颇详，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自然没有提到希特勒贿买军官的事。

1940年希特勒曾经告诉他的将军们，战争最后胜利以后，在分配土地和庄园时，不会忘记他们。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落空了，将军们却并非两手空空。不过最贪婪的还是坦克将军古德里安，由于元首允许他“自行选择合适的地方”，便察看了一处又一处庄园，最后选中波兰境内波兹南以北的一处，价值超过120万马克。这使其他德国将领欣羡不已，就连曼施坦因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把那么漂亮的庄园弄到手的。至于庄园原来的波兰主人，古德里安说他几乎没有想过，“当我接管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曼施坦因原来想在西里西亚得到一个庄园，后来随着战线逼近，改为奥得河以西。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奖励给将军们的地产都应该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原来的波兰境内，这样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他们的“卫国”与“保家”就完全一致了。

不过在贪婪敛财上，所有这些德国将领都赶不上戈林，毕竟他是第三帝国唯一的“帝国元帅”。他从各被占领国搜刮的金银财宝难以计数，还有大量古玩和艺术品。希特勒在犒劳手下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他当上总理，特别是当上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元首”以后，《我的奋斗》便成了德国人不可不拥有的“圣经”。以前这本书一年通常只卖出几千册，他当上总理的第一年（1933年）销量便猛增到一百万册。那是本厚达782页的大书，售价自然不菲。他又把自己的版税从10%提高到15%，所以光是这一年，德国人通过这本书转到他个人账户上的钱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

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这似乎也适用于德国。像曼施坦因那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军人，1934年还反对把犹太军官从军队中清除出去，1941年就改而下令“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了。古德里安在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发生以后被任命为新的陆军总参谋长，而他上任后（7月24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传统军礼，以纳粹党举手礼代之，以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

法国战役结束之时，这些晋升元帅的高级将领，还有为数更多同样获得晋升的军官，无不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然而曾几何时，到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情况就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尽管战争之初似乎都还顺利，但很快就全线受阻，希特勒开始大量撤掉元帅、将军的职务，斥责他们作战不力。这让人们明白，“胡萝卜”之外还有大棒。如果只是撤职，那还要算幸运的了。出于镇压军队中反对者的需要，战争开始后德国专门设立了军事法庭，从1939年9月到希特勒自杀的1945年4月，不到6年时间这个法庭就处死了9,400多名官兵，这还不包括1944年7月20日刺杀事件的有关人员，因为他们或者未经审讯就被处决，或者是由所谓“人民法庭”审判的。

19. 曼施坦因：普鲁士军人与希特勒关系一例

从1936年4月20日布隆伯格晋升元帅开始到1945年4月25日罗伯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1892—1945）晋升元帅，纳粹德国先后授予28人元帅军衔，其中2人为海军元帅，1人为“荣誉元帅”。在这些人中，获授不算早（1942年7月1日）的曼施坦因被许多人认为是“二战”德军将领中最杰出的一个。从他的经历，我们也许可以对普鲁士军人与希特勒的关系看出一点眉目来。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1887年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军人世家，是炮兵上将爱德华·冯·莱文斯基（Eduard von Lewinski，1829—1906）的第10个孩子。他母亲的妹妹嫁给了陆军中将格奥尔格·冯·曼施坦因（Georg von Manstein，1844—1913），两人不能生育，埃里希出生前，父母已决定要把他过继给他们，这样他一生下来用的就是养父的姓。他的两位祖父（生父的父亲和养父的父亲）以及一个舅舅，也都是普鲁士将军，他的另一个姨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兴登堡元帅。出生在一个如此典型、如此显赫的普鲁士军人世家，小埃里希想不从军而走其他道路恐怕也不容易。

曼施坦因13岁开始少年军校生活，6年后（19岁）入伍，以见习军官身份在近卫步兵第3团服役。1913年（26岁）进入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那是普鲁士最重要的军事学校，只有在这所学校毕业，才有可能进入总参谋部工作。西方军事理论奠基人、《战争论》（Vom Kriege ）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1831）便是这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801年），并于17年后（1818年）担任其校长。“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克劳塞维茨最为人知的名言，原话“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后来许多著名普鲁士将领，包括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曼施坦因在东西两线都作战过，并且在波兰战场受过重伤，具备实战经验，战争结束时是一名上尉参谋军官。战后他仍然在魏玛共和国军队中服役，1927年晋升少校并且进入总参谋部工作。这时，负责部队摩托化的奥斯瓦尔德·卢泽将军（Oswald Lutz，1876—1944）及其助手海因茨·古德里安提出要把坦克作为独立军事力量使用，不像“一战”那样只用于配合、协助步兵作战。但这个意见并不容易被较为保守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等人接受，曼施坦因便提出发展自行火炮（Sturmgeschütze）的建议，后来这种武器在战争中确实发挥了不小作用。附带说说，1935年11月卢泽被任命为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官，成为德国第一位坦克将军。但他1938年即退役，这样古德里安就成了第一位真正指挥坦克部队作战的德军将领。

1936年10月1日，曼施坦因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的助手，他和贝克一起抵制过纳粹党向军队的渗透，并且因为在1938年2月新成立的最高统帅部里为陆军与戈林领导的空军争权，被调离总参谋部，到西里西亚省里格尼茨（Liegnitz，现在波兰的Legnica）担任第18步兵师师长。在苏台德危机期间，他曾经致信老上级贝克将军，表示同意他对进攻捷克的看法，但又希望贝克不要辞职，“不要走得太远”。

193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0周岁生日，曼施坦因发表过一个讲话，称希特勒是“上帝派来拯救德国的领导者”。这种赞颂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并非普鲁士军人的传统，不大好用职业军人的职责来解释。有人认为，他后来受希特勒重用，除法国战役的谋划得其欣赏外，那个称颂恐怕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和许多国防军将领一样，直至“二战”结束，曼施坦因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在他们看来，国防军毕竟不是“党卫军”，属于国家，并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他们听从希特勒指挥，因为他是国家元首。

1939年9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曼施坦因担任南集群参谋长。1940年5月法国战役，担任A集群参谋长，两次都在伦德施泰特手下。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他担任第56坦克军军长，属埃里希·赫普纳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威廉·冯·里布元帅（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1956）指挥的“北集群”，以夺取列宁格勒为目标。不过到9月12日，他就被调到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南集群”指挥第11集团军，因为原来的司令官尤金·冯·索伯特上将（Eugen Siegfried Erich Ritter von Schobert，1883—1941）在一次飞行观察交战阵地后降落位置正好是苏军布雷区，机毁人亡。

第11集团军由德军第30军（3个步兵师）和第54军（1个装甲师、3个步兵师）以及数量可观的炮兵组成，另外还有1个罗马尼亚山地军（2个山地师、1个步兵师）和部分意大利海军，配合作战的是德国空军上将沃尔弗拉姆·冯·李希霍芬指挥的空军第8军，有约600架飞机。从指挥一个军到指挥一个集团军，对曼施坦因无疑是一次重要迁升，但他的任务也极其艰巨：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他于9月12日上任，1942年7月4日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历时9个多月，其中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Belagerung von Sewastopol，苏联称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历时250天，大大阻滞了南线德军的进攻。战事之惨烈，与此前的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苏军付出沉重代价，但德军损失也不小，减员极其严重。它的第170步兵师就不得不撤掉一个旅，把人员编入其他部队，以保持战斗力。曼施坦因自己承认损失24,000人（包括战死和失踪，失踪者后来被证明绝大多数也已死亡），而这还只是德军的损失。后来塞瓦斯托波尔成为苏联卫国战争12座“英雄城”之一。

攻下塞瓦斯托波尔以后论功行赏，希特勒立即将曼施坦因提升为元帅，超越了他不久前的上级赫普纳。尽管克里米亚战役打得也很艰苦，历时之久，付出代价之高昂，都是德军原来没有想到的，但与当时苏联战场其他部队表现相比，已经算的上是一个大大的“亮点”了。“南集群”其他部队的虽然于11月20日攻下俄罗斯南部重要城市罗斯托夫，但苏联红军随即展开猛烈反攻，德军难以招架，11月28日，伦德施泰特在得到总参谋部同意的情况下命令部队撤离。然而两天后希特勒就下令停止撤退，伦德施泰特再次恳求撤退，遭到元首拒绝，便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并获得批准。接任的是瓦尔特·冯·赖歇瑙元帅，但他上任仅一个多月，1942年1月17日便在飞回莱比锡治病途中飞机迫降时身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防军高级将领里赖歇瑙是少有的纳粹积极拥护者，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由他叔父（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介绍认识希特勒并且加入纳粹党，而在当时是禁止军官加入政党的。他曾劝说戈林解决“冲锋队”以换得军队对纳粹党的支持，希特勒两次想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都因其他将领的反对没能成功。入侵波兰时，他任南集群第10集团军司令官，法国战役指挥B集群所属第6集团军。

里布元帅指挥的“北集群”以攻占列宁格勒为目标，虽然11月8日就攻下外围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季赫温，但苏军随即发动猛烈反攻，12月9日夺回该城。季赫温之役不仅牵制了大量德军（包括装甲部队），而且造成德军重大伤亡。希特勒把这归咎于里布，说：“里布已经老糊涂了，……失去了他的胆识，有如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只会祈祷而不会进行战斗。”1942年1月，里布离职，此后再也没有被启用，接任的是原第18集团军司令官格奧尔格·冯·屈希勒将军（Georg K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Küchler，1881-1968）。与当时不少国防军将领不赞成进攻苏联不同，屈希勒是支持进攻苏联的，所以他和赖歇瑙一样也是希特勒中意的人。此后他一直指挥北集群，尽管1942年6月30日希特勒又提升他为元帅，但始终没能攻下列宁格勒。1944年1月苏联红军突破德军封锁，屈希勒要求撤退以挽救北集群使其免遭全歼，但这使他也被撤职。

博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群”是三个集群中兵力最强的一个，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在1941年10月2日发起对莫斯科的进攻。那一天希特勒异常兴奋，说：

在三个月准备之后我们终于有可能在冬季到来之前粉碎我们的敌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今天开始年内最后的战斗。

然而，铁的史实却是德军不但没能在冬季到来之前粉碎苏联红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仍然攻不下莫斯科，面对反攻的苏军不得不后撤。

相比之下，1942年7月曼施坦因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喜讯。此后他转战南北，几乎到过苏联境内所有主要战场，参加过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任务是救援被围德军突围）、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聂伯河诸战役，而且经常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1943年3月10日曼施坦因（时任德军南集群司令官）在乌克兰前线一机场迎接希特勒。右一为德国空军元帅沃尔弗拉姆·冯·李希霍芬，右二（后排）为希特勒专机飞行员汉斯·鲍尔。

然而，尽管曼施坦因才干超群，最终还是改变不了不义之师必败的命运。虽然极得希特勒器重，但和国防军其他许多高级将领一样，仍然免不了与希特勒多次发生争执，到头来还是步博克等人后尘，被撤销职务并且退役（1944年3月31日）。这时他还没满57岁，对于元帅那样的高级军官来说应该正是最佳年龄。赋闲在家以后，“7·20”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赫尔曼·冯·特列斯科（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曾经和他接触，游说他参加反抗行动。曼施坦因回答说：“普鲁士元帅不会反叛”，表示担心那样做有可能引发德国内战。不过他也没有向盖世太保、党卫队告发他们。

1945年1月底，苏联红军迫近时曼施坦因携家西逃，向英军投降。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他出现在法庭上，但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证人。后来（1949年8月）在苏联的压力下英国军事法庭才对他进行审判并且判处18年徒刑，但只服刑4年便以就医为由将他释放。曼施坦因随即被西德总理阿登纳聘为高级顾问，由于在最初几年对西德国防军恢复与建设的影响，他被视为“非正式的总参谋长”。每年生日庆典，都有大批德国和北约高级将领登门祝贺。西方不少人把他捧得高而又高，说他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几乎超出通常的传奇人物，成了一个具有超人本领的神话式的人物。

曼施坦因的妻子是西里西亚一个地主的女儿（他最初想在西里西亚获得一个庄园，或许与此不无关系），两人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就在曼施坦因晋升元帅之后不久，1942年10月29日，时为中尉军官的大儿子就在苏联战场战死，还没满20岁。

在战争最后阶段像曼施坦因这样逃往西方，向英、美军队，尤其是向美军投降的德国军人很多，而这并不难理解。

第一，他们手上所沾，毕竟大量都是苏联军民的鲜血，苏联人对他们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所以他们很怕落在苏军手里。在这一点上美军就大不一样了，德国毕竟没有在美国本土投过一颗炸弹，他们对德国的仇恨尚不能与英军相比，更远不如对轰炸珍珠港的日本。

第二，对于一般德军士兵，美军战俘营的生活条件不但远远超过苏军战俘营，也大大超过英军和法军战俘营，比原来德国军营还好。虽然同为战胜国，这时苏联、英国、法国都很穷，只有美国是大富翁。朱可夫参观美军战俘营时便为这个富裕盟友对待战俘之优厚感到吃惊。许多德国人告诉我，在德国最先知道“可口可乐”滋味的便是美军战俘营里的德国士兵。这可参见艾森豪威尔回忆录《远征欧陆》（Crusade in Europe ，Garden City Books，1952年版），也可参见时为《大公报》欧洲战地记者萧乾（1910—1999）写的报道。

第三，那也是美苏两国有关当局都愿意看到的。从美国方面说，那是大可夸耀的战绩（巴顿将军最“显赫”的战绩，其实就是战争最后阶段俘虏了大量德国兵），从苏联方面说，那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

然而，大量德军逃往西方向美军投降，也带来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像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天使”那样本该作为战犯受审的人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在苏联、南斯拉夫等地专门执行杀人任务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特勤队”指挥官，也不是由苏联或者国际军事法庭，而是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他们大多数被重罪轻判，许多人的刑期一减再减。就连被判处死刑的14个人也只有4人执行，其他所有人到1958年5月全部被释放。

大罪大功斯大林

1941年夏，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与此前进攻波兰、法国不同，纳粹德国内部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国防部长布劳希奇元帅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都劝告希特勒不要打这一仗。负责飞机生产的米尔希元帅也警告说要在1941年内打败苏联是不可能的，戈林的密友、负责德国空军情报工作的约瑟夫·斯米德和空军将领霍夫曼·冯·瓦尔道都认为把德国空军分散到那么广阔的战线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戈林也劝说希特勒仍以英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但希特勒还是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日期选定在1941年的6月22日。

20. 1936—1938年“大清洗”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法令，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并且无偿交给农民使用，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然而，个体农民是小生产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改造农民就成了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农业集体化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绝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他说不应当匆忙实行农业集体化，可以先从合作社这种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做起，通过它来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集体化。按照他的设想，要让所有农民都参加合作社，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一二十年。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此后一段时间苏联农村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发展合作社上，集体农庄并没有得到显著发展。1925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8%左右，1927年上升到32%，1929年达到55%。相较之下，1927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0.8%，1928年为1.7%，1929年夏也才达到3.9%，不少农民仍然是“个体户”。

1928年苏联农村政策发生急剧改变。原来，这时苏联工业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农业落后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资料，1927年苏联谷物产量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91%，谷物中的商品部分更只及战前的37%，这对城市、工矿乃至军队的粮食供应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农业“集体化”决议，对富农的政策由限制变为消灭，因为当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富农手中，1927年他们提供的商品粮约1.3亿普特，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的只有0.35亿普特。1929年更进一步决定废除《租地法》和《雇佣劳动法》，这就不但剥夺了富农的土地，还让他们失去雇工的权利。与此相“配套”，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土地之外，富农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房屋等生活资料也被没收。

农业集体化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为此专门派遣了25,000名“有觉悟的”工人（其中大约70%是布尔什维克）下乡去“帮助”农民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相应地，俄语也就有了一个特有的组合词“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 ”，直译就是“两万五千（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名著之一、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讲述的就是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一卷出版于1932年，第二卷则到1959年才出版。小说主人公谢苗·达维多夫便是一个“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 ”，但集体化进程是否真如小说描写的那样恐怕就是一个问题了。不少地方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甚至用剥夺农民财产、褫夺农民选举权等粗暴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一些中农甚至贫农，也因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被当作“富农分子”，受到清算。在此情况下，斯大林自己也于1930年3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胜利冲昏头脑——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问题》，批评这些做法。其实，“根子”不在别处，正在“上面”，因为在把政策由限制富农改为消灭富农的时候，曾经规定不仅可以运用行政手段，还可以动用刑事手段惩罚那些不愿意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的富农。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迅速增加，1930年占农户总数的23.6%（播种面积则占33.6%），1931年达到52.7%（播种面积占67.8%）。到193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71.4%和87.4%。卫国战争开始前的1940年，96.9%的农户都参加了集体农庄，仍然“单干”的已经寥寥无几。知道这个情况后，卫国战争中“苏萨宁式”的老英雄马特维·库兹明（1858—1942）为什么曾被看作“反动分子”，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似乎可视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苏联版，当然还不能和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比，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更不能相比了。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富农，因为中农、贫农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也不再归自己所有，同样被收归集体，这样布尔什维克党才得以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私有制，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农业集体化被视为一件与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极其深刻的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它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消灭了人数最多、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

第二，使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农民，脱离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道路；

第三，在农业这个最广大、最为人们必需而又最落后的部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集体农庄不仅是经济组织，在生产活动之外它还具有行政权利，未经许可庄员不得脱离，这样就把他们牢牢“捆绑”在了农庄上，因而有人把集体农庄制度看作是“第二种农奴制”。1958年中国出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少人认为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创举”（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在把经济权利与行政权利集于一身，从而牢牢控制农民这一点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老大哥”早已走在我们前面。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大量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筹集和积累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集体农庄这种据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生事物。

但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带动生产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生产技术和装备没有跟上，管理不善，更大问题则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年）》，开始全盘集体化以后苏联农业总产值不升反降，1933年降到最低点，只及1928年的81%。以后虽略有回升，也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从开始全盘集体化到1940年，12年时间里只有两年农业产值高于1928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粮食产量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3年），只有1930年粮食产量超过1928年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又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仍然是困扰苏联的一大难题。

1932—1933年，由于粮食产量大减，许多地方，尤其是俄罗斯南部顿河流域、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发生饥荒，受灾人口约4,000万，并且造成大量死亡。死亡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知晓，不同估计最低的达500万，高的达1,000万。其中最严重的是乌克兰，死亡人数估计在240万至480万之间，以致专门创造了一个组合词来表示它：голодомóр，голод 意“饥饿”，мóр 意“灾难”。值得注意的是，重灾区正是苏联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死亡的大量是种粮的农民。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农业集体化还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的矛头不但指向富农，还指向被认为在党内代表他们利益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布哈林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主张“富农路线”，反对和阻挠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主张的改造、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农业集体化就和斯大林的另一件大事“大清洗”紧密联系起来了。

联共（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чистка ”，指开除或让不合格的党员自行退党，似乎可译为“清党”。例如，1921年就有约22万党员被清除出去，但那时清除与否主要看出身和对革命的贡献，工人党员很少有被清除的。1929—1930年间又有约10%的党员被清除，到1933年，总共有80万人被清除，不过这些人只是离开了党组织，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斯大林宣布此事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为，随即开始“大清洗”，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三次公开审判（西方认为是“show trial”，作秀审判）。和以前历次“清党”大不相同，这一次不是只清除出党就了事，许多人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尤其是原来位高权重的人。

第一次审判（1936年8月19至24日）也叫“16人审判”，因为主要被告除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交通部长）伊凡·斯米尔诺夫（1881—1936）、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特尔-瓦冈尼扬（1893—1936）等多名高级干部，总共16人。

季诺维也夫是乌克兰犹太人，1917年10月23日俄共首次设立政治局，他就是正式委员。1919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被看作是列宁最重要的助手，1923年第12次代表大会和1924年第13次代表大会，都由他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加米涅夫从1917年起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患病期间经常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把个人档案资料交给他，让他负责自己身后“全集”的出版工作。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与斯大林结成“三套马车”，共同反对托洛茨基。他们与斯大林“结盟”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1924年10月托洛茨基发表了对1917年革命进行总结的文章《十月的教训》，其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此前（1923年3月14日）卡尔·拉狄克（1885—1939）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在“三套马车”看来，那是在为托洛茨基做列宁的继承人制造舆论。为此，加米涅夫先后于1924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但在托洛茨基被“解决”以后，两人在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就轮到他们被送上审判席了，两人被指控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谋，还指控他们密谋刺杀斯大林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其实，拉狄克的说法与斯大林自己发表在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上的文章所说的完全一致，但后来（1934年）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十月革命》该文有关段落被删除了。在那篇文章里斯大林指出，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起义成功后他又领导击退了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1869—1947）指挥的哥萨克及其他仍然忠于临时政府的部队的反扑，还和列宁一起，挫败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让其他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权力的企图。

16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且在审判结束的第二天即执行。实际上第一次审判的受害者不是16人而是17人，因为1922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苏联工会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880—1936）得知自己受到牵连以后，为了不被逮捕和审判，8月22日自杀身亡。

第二次审判（1937年1月）也称“17人审判”，因为受审的是拉狄克、格奥尔基·皮达可夫（1890—1937）、格里戈里·索科尔尼可夫（1888—1939）等17人。其中13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在1月30日执行，4人、包括拉狄克和索科尔尼可夫被判劳役，但不久这两人都死在劳改营里。后来的调査表明，他们也是按照内务部命令被杀害的。

拉狄克出生在乌克兰利沃夫（当时属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卡罗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早年在波兰、德国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俄罗斯，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在共产国际负责德国事务。1925年任专门为中国人举办的中山大学的教务长，因为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并且参加一系列反对斯大林的活动，1927年5月被解除职务。除与托洛茨基有关外，他还和季诺维也夫有牵连，所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后被判刑，1939年死在劳改营中。当时宣布他是因为与其他劳改犯斗殴致死，但后来的调査证明实际上是被贝利亚秘密处死的。在中山大学期间他的副手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巴威尔·米夫（1901—1939），也是犹太人，1937年12月11日被捕，1938年11月10日被处死。

第三次审判（1938年3月）也称“21人审判”，是最有名的一次。涉及的重要人物最多：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联共（布）著名思想家、理论家、经济学家，1919年3月当选中央政治局没有选举权的委员，1924年6月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诸多问题上与斯大林有严重分歧，1928年受到批判，第二年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1937年被开除出党。

阿列克谢·李可夫（1881—1938），1922年4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成立“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主席，李可夫任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长）。1923年3月列宁病重，他和加米涅夫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他同时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12月19日被莫洛托夫取代，两天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至1937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2月17日被捕，1938年3月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处死。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1883—1938），从1919年3月起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十月革命后任驻德大使。

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1873—1941），保加利亚人，曾在多个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苏联与英、法建交后，先后担任驻两国大使。

阿尔卡第·罗森戈尔茨（1889—1938），曾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夫（1893—1938），曾任联共（布）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森林工业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切尔诺夫（1891—1938），曾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格里戈里·格里尼科（1890—1938），1930—1937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他的前任尼古拉·布吕哈诺夫（1878—1938），也于1938年2月3日被捕并被判处死刑，9月1日执行。

瓦西里·萨兰戈维奇（1897—1938），曾任联共（布）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1人里有一个人最特别，那就是此前一直掌管“大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根里赫·雅戈达。他是一个犹太人，其貌不扬，十月革命后加入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1923年9月成为捷尔任斯基的第二助手。第一助手明仁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波兰裔犹太人（波兰语名字Wiaczesław Mężyński ），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898年），能流利地说10种以上语言，包括亚洲的汉语、朝鲜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如果不是“革命”，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1934年5月10日明仁斯基去世，两个月后（7月10日）雅戈达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根里赫·雅戈达（1891—1938）

明仁斯基身体不好，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雅戈达就已经是苏联内务部主要负责人，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ГУЛаг ）之建立，便是他的一个突出“政绩”。“ГУЛаг ”是“Глáвноеуправлéние x лагерéй и колóний ”（内务部劳改总局）之简称，1930年4月25日正式成立，1960年1月13日结束，30年时间里共有几百万人在遍布苏联各地的劳改营囚禁劳改。

不少古拉格囚犯被派去参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重大工程的建造，1933年7月15日雅戈达获授列宁勋章，便是表彰他对修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杰出贡献。修筑那条运河用的就是15万名古拉格囚犯。劳役繁重（没有什么机械，基本上靠人力），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又差，从开工到建成，20个月时间里竟有超过2万5千人死亡。运河全长227公里，其中人工挖掘部分48公里，平均每公里付出520条生命的代价。继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又开掘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用的仍然是古拉格囚犯，不过这一次尚未完工，雅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就被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取代，并且坐在了第三次审判的被告席上。曾几何时他指控别人的那些罪名（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篡权者），现在都用在了自己头上。1938年3月14日（一说15日），他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枪决。

继任的叶若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大清洗”达到高潮，仅1937、1938两年就有约130万人被逮捕，其中超过一半（档案数字是681,692人）被处死。这样的事发生在和平年代，能不令人发指？作为比较，沙皇统治有记录的85年时间里（1825至1910年）处死的政治犯是3,932名。叶若夫个子矮小（身高151厘米），得到“嗜血侏儒”的诨号。1937年12月20日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那天为庆祝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20周年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隆重集会，他的大幅画像挂在斯大林画像旁边，与会者以长时间热烈鼓掌向他表示敬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1895—1978）号召大家：“向叶若夫学习，学习他怎样向斯大林同志学习、按斯大林的方式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4月6日叶若夫受命兼任苏联水运人民委员。8月22日，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成为他在内务部的副手。11月25日，据说是按照叶若夫自己的请求，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1939年3月3日又被解除一切职务，4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关在莫斯科城南苏哈诺夫卡监狱，那是他很熟悉的专为“特别危险的人民公敌”建立的监狱。1940年2月2日，叶若夫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受审，两天后即被枪决。有趣的是，13年后（1953年12月24日），同样命运也降临到贝利亚头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之外，还有许多联共（布）早期重要人物也都在“大清洗”中罹难，不能都说，只举数例：

安德烈·布勃诺夫（1884—1938），联共（布）中央首次设立政治局的7名委员之一（其他6人为列宁、加米涅夫、索科尔尼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8年8月1日被处死。

扬·鲁祖塔克（1887—1938），拉脱维亚人，1923—1926年和1934—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2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4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4—1934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6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24日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枪决。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开始设立于1917年8月6日，捷尔任斯基·马特维·姆兰诺夫（1873—1959）、雅科夫·斯维尔德诺夫（1885—1919）三人为书记，阿道夫·越飞（1883—1927）和叶莲娜·斯塔索娃（1873—1966）为候补书记。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新设的“总书记”。据米高扬回忆，1924年列宁逝世前曾经建议由鲁祖塔克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越飞是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曾经出使中国，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前两人一起编辑过《真理报》和《前进报》。苏俄成立后，托洛茨基、格奧尔基·契切林（1872—1936）相继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均任副职。1927年托洛茨基以“反党”罪名被开除党籍，11月16日越飞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自杀身亡。

尼古拉·乌格兰诺夫（1886—1937），1924—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4年8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年1月1日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37年5月31日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1889—1939），出生在一个波兰工人家庭，1927年12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7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28年起担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5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1939年2月26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另外两个曾经担任乌克兰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弗拉斯·屈巴尔（1891—1939）和巴维尔·波斯蒂舍夫（1887—1939）。屈巴尔1926年11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2月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6月被捕。这三个人于1955年都恢复了名誉，但有人指出他们是乌克兰农业集体化的实际执行者，对1932—1933大饥荒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通过30年代的“大清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老人”已经被清除殆尽。1922年末、1923年初，病中的列宁曾经写下一份后来称为“列宁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准备在1923年4月召开的第12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建议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还对几位领导人逐一作了评论，建议解除斯大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但因1923年3月列宁再次病重，这封信在他去世以后1924年5月举行的第13次党代表大会上才由加米涅夫代为宣读。不久传到西方，1926年《纽约时报》就刊出了英语完整译文，在国际上早已是“旧闻”，只有在中国，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时至今日知道的人仍然不多，有幸读到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比较年轻的布哈林、皮达可夫6个人逐一做了评论，被看作是最有可能“接班”的人。这个做法说明列宁并没有指定，甚至也说不上推荐“接班人”，只是对可能接替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有褒有贬，而且对缺点、不足说得更多一些。

被清洗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多名第一届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部长），包括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戈尔布诺夫（1892—1938），农业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米留金（1884—1937），司法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奥珀科夫（1888—1938），劳动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邮电人民委员尼古拉·格列波夫-阿维洛夫（1887—1937），还有曾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苏联总检察长的尼古拉·克雷连科（1885—1938）。

21. 图哈切夫斯基案与苏联红军第一次“大清洗”

在联共（布）党和政府高层之外，红军也是“大清洗”的重灾区。

1917年4月14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首先决定建立“赤卫队”。接着圣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萨马拉、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塔林等城市也都建立了赤卫队。那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由工人、农民、哥萨克、士兵和水兵等志愿人员组成。

从这两张老照片不难看出，赤卫队人员组成都很复杂，不但有工人、市民，还有沙俄军队的军官、士兵和水兵，甚至还有显然未成年的少年，所持武器也五花八门。

1917年，赤卫队武尔坎工厂分队

1917—1918年，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注意后排最右显然是未成年的少年。

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守卫斯莫尔尼宫的赤卫队

十月革命爆发前，俄罗斯各地赤卫队已经发展到超过20万人，其中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各约3万人。彼得堡赤卫队领导人是康斯坦丁·尤列涅夫（1888——1938），十月革命后转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苏联驻多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包括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伊朗（当时还叫波斯）、奧地利、日本和德国。但这个出生在铁路巡道工家庭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也未能幸免，1937年9月23日被捕，1938年8月1日被处死，1956年平反恢复名誉。

十月革命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赤卫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及内战初期，它们又起到警察和军队的作用，因为新成立的苏俄人民委员会虽然设有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由尼古拉·克雷连科（1885—1938）、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1883—1938）和巴维尔·德边科（1889—1938）三人负责，但并无正规军队。

然而，各地建立的赤卫队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领导和指挥，当“白军”发动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内战，英、法、日、美、波兰等14个国家发动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时，它就担当不起只有正规军才能担当的任务了。因此，苏俄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28日决定建立正式军队，全称“工农红军”，通常只称“红军”。这个名宇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2月25日才改称“苏军”。

红军初建时只有20余万人，内战中迅速发展壮大，1920年达到约55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内战期间及内战结束后很多年都没有实行军衔制，但仍有表明职务的肩章和领章。共同标志是中心为镰刀斧头的红五星，班长、排长助理、司务长另加1~3个三角形符号，排长至团长另加1~4个方形符号，旅长以上另加1~4个菱形符号。

工农红军建军初期，列宁（站立者前排中央）、托洛茨基与红军指战员。列宁身后是伏罗希洛夫，但并无斯大林的身影。

1935年11月20日苏联决定实行军衔制，但为了与沙俄及其他“旧制度国家”相区别，对于将官没有采用传统的军衔用语，而是以首字母缩略词方式新创独有的军衔。不过元帅、校官和尉官仍然采用传统术语，例如Мáршал （元帅）、полкóвник （上校）、майор （少校）、капитан （上尉）、лейтенáнт （中尉）。最高军衔为“Мáршал Совéтского x ”（苏联元帅），以下依次是：

“一级集团军司令员”。“командарм ”是个组合词，由“командир ”（司令员）和“армии ”（集团军）组成，标识为四个菱形符号再加一颗星形符号。“一级集团军”（армии 1-горанга ）是内战时期红军最大建制单位，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方面军”。

“二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为四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四星将军”，例如德国的“大将”。二级集团军，是由两个以上“军”组成的单位，约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的“集团军”。

内战结束后撤销“集团军”建制，改按地域设置“军区”。大多数军区司令员由“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只有基辅、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四个最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由“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

“军指挥员”，领章为三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上将。

“师指挥员”，领章为两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中将。

“旅指挥员”，领章为一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少将。

不难看出，这些军衔实际上表示的都是所任职务，但常常出现职务提升而军衔依旧的情况，例如已经担任军长的人的军衔可以仍为“师指挥员”。1940年5月7日，苏联恢复使用与其他国家——致的军衔术语：генерáл-майóр （少将）、генерáл-лейтенáнт （中将）、генерáл-полкóвник （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ии （大将）。但原来的“军指挥员”只转为中将，“师指挥员”、“旅指挥员”依此类推，转为少将、上校，这与苏军一度取消“旅”的建制，“师”之下即为“团”有关。

1943年10月9日，领章、肩章上的三角形、方形、菱形符号改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五角星符号，同时增设“兵种主帅”包括炮兵主帅、航空兵主帅、装甲兵主帅、通信兵主帅和工程兵主帅，不过他们都低于“苏联元帅”。

佩戴“一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的约那·亚基尔（1896—1937）

1937年春，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突然改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这是明显的降级使用，但没有说明原因。人们都清楚，不说明原因就是有原因，有不便说明的原因。果然，改任不久，5月22日就被秘密逮捕带回莫斯科。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约那·亚基尔（1896—1937）、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1896—1937）、罗伯特·埃德曼（1895—1937）、奥古斯特·科尔克（1887—1937）、维托弗特·普特纳（1893—1937）、鲍里斯·费尔德曼（1890—1937）、维塔里·普里马科夫（1897—1937）等7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被控犯反苏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和为纳粹德国充当间谍罪，未及一个月就被判处死刑，6月11—12日夜晚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案”。此案还有一名牺牲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1894—1937），他是图哈切夫斯基许多军事主张和改革措施的积极支持者，曾被任命为审判该案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但因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最后以自杀了结生命，死后也被列入阴谋集团。

这个大案也称“反苏托洛茨基军事集团案”。原来，虽然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但1918年4月8日就改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因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第一要务。1918年9月2日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由他担任。红军总司令起初是原“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尤吉姆·瓦彻提斯（1873—1938），因为十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随即命令沙俄第3骑兵军军长彼得·克拉斯诺夫（1869—1947）率部反扑，粉碎这反扑的正是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1919年7月改由谢尔盖·加米涅夫（1881—1936）担任。注意，别把他和列夫·加米涅夫相混淆。此外，当年的列宁卫队也主要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值得注意的是200人里有70名在俄华工。整个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红军许多高级将领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是自然的事。

顺便说说，反扑失败后克拉斯诺夫被俘，承诺不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后获释。但后来他食言参加“白军”，与红军为敌，再次失败后流亡德国，“二战”期间又组织在德“白俄”与纳粹合作。“二战”结束时率部向英军投降，后来被移交给苏联，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1947年1月17日以绞刑方式执行。

和三次被西方视为“作秀审判”的公开审判不同，“图哈切夫斯基案”是秘密审判的。为此专门组建了以瓦西里·乌利赫（1889—1951）为首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有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和谢苗·布琼尼（1883-1973）两位苏联元帅，还有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伊凡·别洛夫（1893—1938）、巴维尔·德边科和尼古拉·卡希林（1888—1938）等多名高级将领。然而，除乌利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三人外，其他人后来都没能逃脱自己也被清洗的厄运。乌利赫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一名德裔拉脱维亚革命者，母亲是俄罗斯贵族，全家曾因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十月革命后经托洛茨基介绍进入“契卡”，后来转到苏联最高法院。除图哈切夫斯基案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叶若夫等人的案件也都是由他审理的。

1990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案常常被视为纳粹德国的“离间计”，然而它的受益者并非只有纳粹德国，斯大林同样受益，使他在取得联共（布）党内唯我独尊地位以后又取得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体做这件事的苏联方面是尼古拉·斯科布林（1892—1938？），纳粹德国方面是盖世太保第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斯科布林原来是一名白俄将军，后来成为一个既为“契卡”，也为流亡国外的白俄、还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三面间谍”。不过像其他许多执行秘密任务的人一样，他最后也“下落不明”，被认为已于1938年死去。怎么死的？说法至少有三种，都难以证实。

为什么被“选”作这个阴谋集团首领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耐人寻味。要知道，他曾被看作红军中最有才干的将领，魏玛德国甚至有人称他为“红色拿破仑”。1935年发布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并不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他列第二位，在伏罗希洛夫之后、布琼尼之前。获授苏联元帅时年仅42岁，而伏罗希洛夫是54岁，布琼尼和叶戈罗夫都是52岁，布柳赫尔也已46岁。

苏俄（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后第二任是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但伏龙芝任职未及10个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溃疡手术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于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1881—1969）继任。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却告诉读者，当他接任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并表示不满，认为那个职务应该由一个比他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人担任。书中还记载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对伏罗希洛夫的评价：

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大内行的，他一直到最后在军事问题上也只是略识门径，从未有过深刻认真的了解。但是他担任了高级职位，有了名气，自认为是一个精通军事问题的真正军人。而实际上人民委员部的相当大部分工作当时是由真正的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承担的。

朱可夫称图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并非没有理由。图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军事学校，红军第二任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战”初期，图哈切夫斯基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军俘虏。四次越狱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狱并且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罗斯。在德国战俘营里，他认识了同为战俘，也曾多次越狱均未成功，“一战”结束才得以重获自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却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由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诺夫推荐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即把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的重任交给年仅25岁的他。

图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红军建立之初扩充很快，急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像他那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虽未加入但赞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原沙俄军官大多得到重用。就连一些尽管不赞成，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军官也被当作“军事专家”聘用，不过有时会采取扣押他们家属做人质的办法。1920年8月，红军有约48,000名原沙俄军官、10,300名原沙俄军队管理人员和21万名原沙俄军队的士官。1922年内战结束时，红军83%的军、师两级指挥员都是原沙俄军官。

1925年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对红军进行整顿、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而图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担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后来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问题上博学多才，具有深思熟虑、冷静、善于分析的头脑，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组建独立的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进攻的武器。别忘记，坦克曾经有步兵坦克、骑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这对传统的偏重骑兵的做法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这被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拒绝，并且将他调离，改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为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后改称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阵营的主力，派出空军参战，T-26（9.6吨轻型步兵坦克）、T-27（2.7吨“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吨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战场“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纳粹德国一样，苏联也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的武器试验场。

德国文献还指出，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使用伞兵作战可能性的人，并且早在1931年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伞兵部队。

非常重要的是，在苏联军人中，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在希特勒独裁统治下德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这与他和德、英、法等国高层人士多有接触有关。1932年他应邀率领一个11人代表团访问魏玛德国，为期4周，会见了总统兴登堡元帅和多名德军高级将领，包括当时担任国防部长、11月出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后来担任德国战争部长的布隆伯格，后来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卡尔-海因里希·冯·史图尔普纳格（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1936年他作为外长李维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的登基大典，途中在柏林停留，又会见了一些德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茨。在伦敦他会见了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第二年（1937年）改任海军大臣的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此人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内阁成员中最有名的公开批评其绥靖政策的人，《慕尼黑协定》签字第二天即以辞职表示抗议。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会见了贝当元帅、法国外长皮埃尔·弗拉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1958）和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还会见了多名“一战”期间曾经是德国战俘营难友的法国军官，包括戴高乐。

但是，苏联红军“大清洗”的受害者远不只是“图哈切夫斯基案”这8个人。1935年11月20日苏联恢复军衔制，首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有5个人，而这5人中便有3人（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被清洗，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人保留下来并且受到重用。他们都是能让斯大林放心的人，据说当“大清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骑兵将军对时任红军骑兵总监的布琼尼说：“谢苗，看看正发生什么！他们在一个接一个地把人整死。”布琼尼回答：“别担心，他们不会碰我们的，他们要收拾的只是那些聪明人。”

1935年11月，苏联开始实行军衔制，首批5位苏联元帅，前排左起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后排左起布琼尼、布柳赫尔。

布琼尼出生在顿河下游罗斯托夫州哥萨克聚居区，不过他自己并不是哥萨克。入伍前是农场工人，入伍后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是一名士官，因作战勇猛曾四次获授圣格奥尔基十字奖章，那是沙皇俄国授予作战勇敢士兵、水兵及士官的奖章，授予军官的则为圣格奧尔基勋章。十月革命后他在顿河下游组织起一支哥萨克骑兵队，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军队并肩作战。不久就在伏罗希洛夫引导下加入红军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演变成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通常只称“第一骑兵军”），他自己也于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但并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15岁开始在当地一家冶金厂当工人，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都是在打仗中学来的。尤其重要的是，内战期间他们和斯大林有过重要合作，那就是保卫察里津。察里津后来（1925年4月10日）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显非偶然。

内战期间第一骑兵军战功显赫，参加了西到波兰，东到堪察加半岛以及苏联最东端、隔白令海峡与阿拉斯加相望的楚科奇半岛，还有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阿尔泰边疆区和外蒙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得到“不可战胜的第一骑兵军”的美誉。在红军发展过程中，这支队伍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从它走出了许多红军最重要的将领，包括红军首批5名苏联元帅中的3名（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叶戈罗夫），第二批（1940年5月7日由大将晋升）的3名：铁木辛哥、格里戈里·库利克（1890—1950）和沙波什尼科夫，“二战”期间又有朱可夫、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1898—1967）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1897—1968）3名，“二战”后还有安德烈·格列奇科（1903—1976）、安德烈·叶廖缅科（1892—1970）和基里尔·莫斯卡连科（1902—1985）。

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红军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1918年9月16日苏联设立“红旗勋章”，第一个获得者就是他。此后他又在1921和1928年各两次获授，是两位五次获授该勋章的人之一（另一人是铁木辛哥，但主要是在后来苏芬战争、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在1930年4月6日设立“列宁勋章”之前，那是苏联最高荣誉勋章。苏联内战结束后，从1924到1927年，布柳赫尔被派往中国，担任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建立黄埔军校、平定陈炯明叛变和北伐战争做出很大贡献。在中国他以“加伦将军”闻名，那是化名，化自他妻子加林娜的名字。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布柳赫尔返回苏联。1930年苏联设立“红星勋章”，他又是第一个获得者。1938年7月30日，日军入侵位于苏联、中国、朝鲜三国交界处的张鼓峰，8月2日苏军开始反攻，将其击退。8月10日，日本向苏联提出停战，随即签订和平协议。这一短暂战争被中国和日本称为“张鼓峰事件”，苏联则称之为“哈桑湖战役”，该役苏军指挥员就是布柳赫尔。

但是，哈桑湖战役结束仅仅两个月，1938年10月22日，布柳赫尔就被逮捕。18天后，战斗中先后负伤18处也没有死在敌人枪下的红军元帅死在了审讯室里。法医鉴定说他死于“骨盆静脉形成血栓引起肺动脉栓塞”，由此不难理解“大清洗”中为什么许多人会屈打成招。布柳赫尔的死讯一直没有公布，1939年蒋介石还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再次派加伦将军来华协助指挥对日作战。回答是他已经去世，但怎么死的？没有说。1956年布柳赫尔获得平反，第二年曾经是黄埔军校教官的叶剑英元帅访问苏联，有感写下诗篇：

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
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亚历山大·叶戈罗夫（1883—1939），原为沙俄军队少校，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内战时期主要在乌克兰作战，是红军第一骑兵军主要指挥官之一。波苏战争期间，他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当时斯大林是他的军事委员。内战结束后（1925年）被派往中国，担任冯玉祥将军的军事顾问。1927年回国，他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2月被捕，后来死在监狱里。被捕、处死原因都不详，死亡日期也不详，一说1939年2月23日，一说1941年。

1935年首批获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的也为5人，即1919—1924年担任红军总司令、时任防空部队司令员的谢尔盖·加米涅夫，基辅军区司令员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别洛夫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五人中加米涅夫于1936年病故，亚基尔等三人成为“大清洗”受害者，只有沙波什尼科夫未遭厄运。

约那·亚基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人药剂师家庭，曾在瑞士最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建于1460年）学习。“一战”期间回国，他在乌克兰敖德萨一家兵工厂工作，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协约国武装干涉期间，他领导一支部队抵御罗马尼亚军队侵略，又曾领导红军中一个由赴俄华工组成的“中国团”与奥匈帝国占领军作战，后来担任过红军师长、军长，是继布柳赫尔之后第二个获授红旗勋章的人，并且三次获授该勋章。伏龙芝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期间，他也是重要助手，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为红军正规化改革做了许多工作。1924年4月担任红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25年任乌克兰军区（后改称基辅军区）司令员。

1928—1929年亚基尔被派往柏林德国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和他一起去柏林学习的还有另外四名红军将领，其中三人后来（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另一人马克西姆·斯捷潘诺夫（1893—1945）也于1938年2月2日晋升军指挥员。这四人除扬·拉齐斯（1897—1937）在“图哈切夫斯基案”发生前就因病去世外（1937年3月10日），都成为“大清洗”牺牲品，让·松别格（1891—1938）和罗曼·隆格瓦（1891—1938）1938年即被枪决，斯捷潘诺夫于1938年12月9日被捕，1945年死在劳改营中。拉齐斯和松别格是拉脱维亚人，隆格瓦是波兰人，曾经担任过苏联驻华武官。

亚基尔之后担任基辅军区司令员的伊凡·费迪科（1897—1939），内战期间四次获授红旗勋章，是1935年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人之一，1938年2月20日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但同年7月7日就被捕，1939年2月26日被处死。

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是拉脱维亚人，先就读于沙俄最著名的技术大学之一圣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现在称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后来进入俄罗斯炮兵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沙俄军官，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助手。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31至1937年5月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许多苏军高级将领对他都有极高评价，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朱可夫就认为图哈切夫斯基长于战略问题，而乌博列维奇主要研究战役、战术问题，是超群的部队教育家。1928年秋在他手下担任莫斯科军区副参谋长的梅列茨科夫也说乌博列维奇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让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

另一位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是1938年9月14日得到晋升的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1898-1940）。他也曾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但却主要在“契卡”和内务部工作。叶若夫当上内务部首脑以后，他成为其副手，“大清洗”的许多逮捕令都是由他签发的。1938年9月8日改任海军人民委员，1939年4月6日被捕，指控他“参与内务部内的阴谋活动”，1940年2月4日和叶若夫一起在莫斯科被处死。

1939年2月8日格里戈里·库利克（1890—1950）和铁木辛哥同时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两人很幸运，1940年5月7日又与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成为第二批晋升苏联元帅的人。

1935年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的共10人，除上面提到的瓦彻提斯、费迪科外还有8个人，而所有10个人均在“大清洗”中罹难，无一幸免。

瓦彻提斯，1937年11月29日被捕，翌年以“红军内的拉脱维亚法西斯组织成员罪”处死。

科尔克是爱沙尼亚人，原名“August Kork”，191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尼古拉皇家军事学院，那是沙俄最高军事参谋学府，1832年建立，原名“皇家军事学院”，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更名为“尼古拉参谋学院”，1909年再次更名。沙俄许多高级将领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亚历克赛也夫（1857—1918），内战期间“白军”主要将领彼得·弗兰格尔（1878—1928）、安东·邓尼金（1872—1947）、拉弗尔·科尔尼洛夫（1870—1918）和尼古拉·尤登尼奇（1862—1933）。红军方面也有不少将领毕业于该校，包括谢尔盖·加米涅夫和沙波什尼科夫。

十月革命后，科尔克于1918年6月参加红军，内战期间在西线作战，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多个军区的司令员，包括哈尔科夫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莫斯科军区。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任苏联驻德大使馆武官，1935年9月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那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1937年5月被捕，6月12日被处死。

1938年7月29日是个“凶日”，这一天同时有7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被处决，其中6人是首批获授该军衔的人，另一人是1937年6月14日得到晋升的米哈伊尔·维利卡诺夫（1892—1938），曾任中亚、外贝加尔等军区司令员。

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他和瓦彻提斯一样是拉脱维亚人，原名“Jēkabs Alksnis”。1926年任红军空军副司令员，曾经参与建立苏联第一个利用莫斯科布德尔卡监狱囚犯中“资产阶级技术精英”秘密进行飞机研发的机构“萨拉日卡”，这些精英中便有后来对苏联空军飞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尼古拉·波利卡尔波夫（1892—1944）和德米特里·格里戈诺维奇（1883—1938）。波利卡尔波夫1930—1931年设计的“伊-15”（И-15）双翼战斗机，是同类战斗机中最好的机型之一，格里戈诺维奇则以设计水上飞机闻名。1931年阿尔克斯尼斯升任空军司令员，波利卡尔波夫等人正式获释。1935年，阿克斯尼斯领导下的苏联空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轰炸机力量，翌年苏联飞机产量达到8,000架。“大清洗”之初，阿克斯尼斯也是“图哈切夫斯基案”军事法庭成员之一，但很快（1937年11月23日）他自己就被捕，以“建立拉脱维亚法西斯组织罪”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1938年7月28日）。

伊凡·杜波沃伊（1896—1938），乌克兰人，内战期间在乌克兰与彼特留拉、邓尼金作战，被捕时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

巴维尔·德边科，1911年11月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水兵参加攻打冬宫，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内战期间他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助手，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多种军职，1930年和其他多名红军将领一起被派往魏玛德国学习。1936—193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期间，领导了那里的清洗，并且也是“图哈切夫斯基案”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之一。但不久就改任副森林工业人民委员，五天后被捕，以腐化堕落、玩忽职守、充当美国间谍罪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米哈伊尔·列万多夫斯基（1890-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3日被捕，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亚历山大·谢加金（1893—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红军副总参谋长，此前（1931年）曾任红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7年12月被捕，也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尹诺克金·哈列普斯基（1893—1938），红军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首任司令员（1929年11月13日至1936年4月9日），1937年4月以后改任苏联通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11月被捕，随即被处死。

尼古拉·卡西林（1888—1938），1935年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7年8月19日被捕，1938年6月14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执行。

早在1919年4月18日苏俄就在军队中设立了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24—1940年称“工农红军政治部”，1941—1946年改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担任此项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首任负责人谢尔盖·古谢夫（1874—1933），第二任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第三任安德烈·布勃诺夫，第四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第五任彼得·斯米尔诺夫（1897—1939）。除古谢夫1933年病逝外，其他四人都是被“清洗”的。

苏联1935年恢复军衔制的同时，也给军队中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人设立了相应军衔，最高是“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其次是“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11月20日获授“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仅一人，即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雅科夫·加玛尔尼克，他是乌克兰犹太人，前面已经说过，他是因为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而自杀的。

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共15人，后来无一幸免全部被“清洗”。除1939年2月23日被处死的彼得·斯米尔诺夫外，其余14人是：

米哈伊尔·阿梅林（1896—1937），翻军区政治委员。

拉萨尔·阿隆什塔姆（1896—1938），荣膺红旗勋章的远东特别集团军政治委员。

安东·布林（1894—1938），白俄罗斯军区政治委员。

格奧尔基·维克里切夫（1898—1938），莫斯科军区政治委员。

亚历山大·格里申（1891—1937），波罗的海舰队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古金（1896~1937），黑海舰队政治委员。

鲍里斯·伊波（1898—1937），苏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

谢尔盖·科热夫尼科夫（1896—1938），哈尔科夫军区政治委员。

米哈伊尔·兰达（1890—1938），苏军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奧古斯特·麦齐斯（1894-1938），伏尔加军区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奧库涅夫（1900—1938），太平洋舰队政治委员。

盖克·奥谢普扬（1891—1937），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约瑟夫·斯拉文（1893—1938），红军军训部部长。

亚历山大·希弗列斯（1898—1938），红军军事经济学院院长。

此外，1937年6月14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扬·别尔仁（1889—1938），也于1938年5月13日被捕，7月29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地下室。卢比扬卡是苏联内务部（及后来克格勃）所在大楼。别尔仁是拉脱维亚人，曾经负责红军情报工作，著名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便是他的部下，他又担任过苏联驻芬兰、奥地利等国大使，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格里戈里·施特恩的重要助手。

从“图哈切夫斯基案”开始，“大清洗”中红军各级军官约有3万5千人罹难，占军官总数的50%。高级军官的比例更大：406名旅长中有220名被“清洗”（占54%），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占56%），85名军长中有57名被“清洗”（占67%），而被“清洗”最多的是最上层的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和“二级集团军司令员”，还有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清洗”的人大多数都直接被处死而不是关押或者送入“古拉格”劳改营，1941年6月德国入侵以后出于卫国战争需要得以重返军队的只占30%。

22. 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

大量“清洗”红军高级将领的恶果，在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中暴露无遗。

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互不侵犯协定，但是列宁格勒距苏芬边界仅32公里，苏联觉得这个重要城市的安全难以保障，1938年4月提出交换领土的建议，并且希望两国联合抗御纳粹德国。具体内容是芬兰从列宁格勒附近边界后撤25公里，把最南端汉科半岛（Hanko Peninsula）租借给苏联建设海军基地，为期30年，苏联则把北方面积约两倍于此的领土割让给芬兰。然而谈判一年多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39年11月初芬兰提出一个让步较小的方案，也被苏联拒绝。1939年11月26日苏芬边界附近发生一起炮击事件，炮弹落在苏联领土内约800米的小村庄曼尼拉，故称“曼尼拉事件”。苏联声称是芬兰所为，芬兰否认并建议由中立国进行调查。苏联不同意，要求芬兰赔礼道歉，把军队后撤20到25公里。芬兰拒绝了，苏联便于28日宣布废除苏芬互不侵犯协定，29日宣布断绝外交关系，30日出动23个师共45万兵力，超过2,500辆坦克和3,800多架飞机发起进攻，还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随即向国际联盟提出控告，12月14日苏联被国际联盟开除。

受到纳粹德国进攻波兰“闪电战”成功的鼓舞，自己又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芬兰常备军只有3万余人，坦克32辆，作战飞机114架），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1896—1948）等人都相信能够很快取得胜利，只有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持审慎态度，认为不能轻敌。总参谋部拟订的作战计划要求集中大量兵力和武器装备，受到斯大林奚落：“你呀，为了应付这么一个最……竟然要求调用这么多兵力和装备。”接着问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梅列茨科夫：“为了对付一个芬兰，你们真的需要那么大的支援吗？”梅列茨科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需要计算，需要做一番思考。支援是必须的，但也许不需要刚才所说那么大的规模。”于是斯大林拍板：整个对芬作战完全交给列宁格勒军区去办，总参谋部不要管此事。还在索契给沙波什尼科夫安排了一个别墅，要他去那里疗养。总参谋部其他人员也都另有安排，随沙波什尼科夫参加那次讨论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便被派去做与立陶宛划界的事。

梅列茨科夫虽然注意到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的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有大小湖泊700余个，许多地方被湖泊、河流、沼泽分割，陆地部分几乎被森林覆盖，而且是冬季也不落叶的针叶林，要将部队顺利部署并展开行动十分困难，但仍声称芬兰最多只能抵抗两周。然而，打了一个多月，伤亡惨重而进展不大，斯大林只好召回沙波什尼科夫，采纳他原先提出的计划。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这时也只好另外物色人选。讨论会上一时寂静无声，最后还是谢苗·铁木辛哥表示愿意承担此重任，1940年1月7日被任命为对芬作战司令员。战后（1940年5月）取代伏罗希洛夫担任国防人民委员，并且晋升为苏联元帅。

铁木辛哥上任后又打了两个多月，终因实力相差悬殊，芬兰被迫于1940年3月12日与苏联签订《莫斯科和平条约》，割让包括第二大城市维堡在内的大片国土，撤离相当于其人口12%的居民，但苏联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伤亡超过32万，其中死亡、失踪12万多人，受伤近19万人，被俘5千多人，还损失了上千辆坦克，超过200架飞机。作为比较，芬兰伤亡约7万人，其中死亡、失踪2.5万人，受伤4万多人，被俘约1千人，损失坦克20~30辆、飞机62架，还有957名平民死于空袭。

苏联更大的损失是在道义上，这一行动被普遍视为侵略行为，战争开始不久它就被国际联盟开除，而芬兰却得到许多国际援助，有来自丹麦、挪威、瑞典、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志愿者，其中来自瑞典的志愿者超过8000人。苏联空军对芬兰城市的轰炸造成不少平民死亡，莫洛托夫却声称那是在为饥饿的芬兰工人空投面包，于是这些炸弹被戏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由于武器装备不足，芬兰人还使用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发明的燃烧弹，通常以酒瓶为容器，内装汽油等易燃物品，戏称“敬献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简称“莫洛托夫鸡尾酒”。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25日芬兰便开始旨在夺回失地的“后续战争”，不过只前进到距列宁格勒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战前苏芬边界就停止了，并且保持到1944年夏。1944年夏苏军发动战略反攻，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芬兰战败，9月19日签订《莫斯科停战协定》，1947年2月10日签订《巴黎和平条约》，在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之外又被迫割让东北部的佩琴加省，还以南部波卡拉半岛取代汉科半岛租借给苏联50年（1956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提前结束），并且赔款2.265亿美元。

23. 1940—1941年红军第二次“大清洗”

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暴露出许多问题，而且都不可谓不严重，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从1940年3月战事结束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一年多时间里许多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与1940年10月在红军和军事工业部门开展的新一轮“清洗”有关。

1941年4—5月间，由于空军事故频发，5月且有一架德国容克斯公司生产、昵称“容大妈”（Auntie Ju）的Junkers Ju 52型运输机在莫斯科降落而防空部队并未察觉，多名空军高级将领被捕，怀疑他们是德国间谍，并且和1937-38年“大清洗”中处决的那些密谋分子有关。接着又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被捕：

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格里戈里·施特恩（1900—1941），1941年6月7日被捕。

时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2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前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罗吉奥诺夫（1893—1941），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前三天（1941年6月19日）被捕。此前6月8日，继他担任空军司令员、1939年11月19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雅科夫·斯穆什凯维奇（1902—1941）也被捕。

继斯穆什凯维奇担任苏联空军司令员的巴维尔·雷恰戈夫（1911—1941），于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入侵的第三天被捕。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与上面三位将军一起同于10月28日被处决，年仅30岁，而且他的妻子也被处决。这位年轻的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击落敌机20架的战绩，还来华参加过对日作战，担任苏联航空志愿队总顾问。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部分苏联空军飞行员，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巴维尔·雷恰戈夫（1936年11月4日）

罗吉奧诺夫，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在苏联南方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与“白军”邓尼金、弗兰格尔等部作战，1935年获授“军指挥官”军衔。1937年11月原空军司令员雅科夫·阿克斯尼斯被捕、随后被处决，他接任该职，1939年11月又由斯穆什凯维奇接替。1940年7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他担任新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

斯穆什凯维奇，拉脱维亚人，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17日以“杜格拉斯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为苏联空军指挥员，6月2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5-8月苏日诺门罕战役中，担任参战苏联空军指挥员。

施特恩是乌克兰犹太人，1919年（年仅19岁）就担任红军旅长，内战结束后进入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1月至1938年4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回国后作为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布柳赫尔指挥1938年7月30日至8月11日的哈桑湖战役。后来又指挥诺门罕战役，当时朱可夫便是他手下的一名师长。

1939年7月诺门罕战役期间的施特恩（左）、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和朱可夫（右）

哈桑湖战役只打了不足两个星期，可以说只是一次“军事冲突”。诺门罕战役历时整整四个月（1939年5月11日至9月16日），而且规模不小，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日本关东军出动7万5千人，苏军出动兵力虽然较少（5万7千人），但投入坦克500辆（日本135辆）、飞机809架（日本250架），大大超过日本。是役以日本战败结束，日方称战死8,440人，受伤8,766人，苏联则说日军伤亡6万人，另有3,000人被俘。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死亡7,000人，失踪1,000人，另有1万6千人受伤。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1875—1962）、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886—1967）均被撤职转入预备役。植田谦吉后来再未获启用，矶谷廉介则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任日本驻香港总督，日本投降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两年即被释放。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886—1940）被撤职召回东京，1940年10月6日病故，但有人怀疑是自杀。另有多名大佐战死、自杀或者被撤职。日本军衔中将之上即为大将（同样，中佐之上即为大佐），陆军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师团长通常为中将。

现在许多文献都说那次战役苏军主将是朱可夫，把战功记在他名下。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朱可夫也有夸说自己、贬低施特恩的言辞。其实当时施特恩、斯穆什凯维奇两人军阶、职务都在他之上，不但有苏联内战的经验，还有西班牙内战指挥空军、装甲兵作战的经验，而诺门罕战役苏军获胜，空军和坦克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可夫此前当过骑兵团长、旅长和师长，战役进行期间（1939年7月31日）晋升为“军指挥员”，只有骑兵作战的经验。当时对施特恩评价很高，战役尚未结束就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8月29日）。后来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员，参加苏芬冬季战争，1940年6月5日晋升大将，6月22日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后来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施特恩是最早（1954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名誉的人之一。

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露头角，但还只是陆军的一个“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变得极其重要，这才成为陆军、海军之外的一个独立“军种”，有了陆、海、空“三军”的说法。苏联两次“大清洗”，尤其是第二次“大清洗”，空军是一个“重灾区”，而且还需要追溯到更早，从苏联红军空军的建立说起。

苏联工农红军空军第一位领导人是康斯坦丁·阿卡谢夫（1888—1931）。因为参与1908年剌杀沙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行动未遂，流亡意大利，1911年在卡普洛尼航空学校完成飞行员训练。后来移居法国，1914年获得航空与机械学院工程师文凭。1915年进入法国空军航校学习，同年返回俄罗斯，在一家飞机工厂工作。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负责指挥加入红军的旧沙俄空军部队。1918年5—6月，这支部队重组为工农红军空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内战期间参加过几次战斗，1919年阿卡谢夫亲自驾机轰炸顿河白军将领康斯坦丁·马蒙托夫（1869—1920）的哥萨克骑兵，对红军取胜起了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那是南方战场一个关键性战役。1921年以后阿卡谢夫不再担任空军司令员，改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飞机工厂工作，并且代表苏联参加了在伦敦、罗马和热那亚举行的几次国际航空会议。但是，1930年3月3日他就以间谍罪被捕，1931年9月4日被处死。那还在第一次“大清洗”之前。

此后担任过红军空军司令员的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21—1922年在任）和彼得·巴兰诺夫1924—1931年在任）都死于空难，另有两人任职时间很短（A. A. Знаменский， 1922—1923年；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 1923—1924年）。对红军空军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正是阿克斯尼斯（1931—1937年在任）、罗吉奧诺夫（1937—1939年在任）和斯穆什凯维奇（1939—1940年在任）。

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的菲利克斯·英嘎尼斯（1894—1938），也于1937年11月29日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处死。他也是拉脱维亚人，以先后完成“莫斯科－安卡拉－德黑兰－喀布尔－莫斯科”和“莫斯科－维也纳－巴黎－布拉格－莫斯科”不着陆飞行闻名。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进攻莫斯科、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候，红军第二次“大清洗”被捕的军官又有多人被处死。1941年10月16日一天就处决了约300人，包括尼古拉·克里奇中将（1895—1941），也是拉脱维亚人的罗伯特·克利亚维尼什中将（1885—1941），还有空军少将谢尔盖·切尔内赫（1912—1941），他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12月3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被处决时年仅29岁。其余被捕军官则于次日（10月17日）转移到苏联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即Самáра，萨马拉）。根据贝利亚的命令，10月28日又枪决了他们当中的20人，包括两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且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此时均为空军中将的费多尔·阿仁努辛（1902—1941）和伊凡·普罗斯库洛夫（1907—1941）。

在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中，人们见到一份1942年1月29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列出拟处决的46人名单，斯大林在上面大笔一挥：“Расстрелять всех поименованных в записке. И. Ст. ”（枪毙名单上所有的人）。“И. Ст. ”即约瑟夫·斯大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 ）之略。

解密的苏联档案：1942年1月29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关于处决46个人的报告，斯大林大笔一挥：“Расстрелять всех поименованных в записке. И. Ст. ”（枪毙名单上所有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这个批示，2月23日这46个人全部被枪决。注意，这一天正是苏联“红军日”，即苏联红军的建军节。原来，1918年2月18日德国撕毁与苏俄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2月23日红军在圣彼得堡西南约250公里的普斯科夫击退德军，取得一次重要胜利，1922年将这一天定为红军诞生日，1923年起称“红色陆海军日”，简称“红军日”。1949年改称“苏联陆海军日”，1995年再改称“祖国保卫者日”。

1942年2月23日这一天被枪决的46人里有17名将军，包括：

彼得·克略诺夫中将（1894—1942），被捕时任西北方面军参谋长。

伊凡·谢里瓦诺夫中将（1886—1942）。

叶甫根尼·普图辛（1902-1942），空军中将，曾以“何塞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

彼得·蓬普尔（1900—1942），空军中将，拉脱维亚人，原名“Рēteris Pumpurs”，曾以“胡里奧上校”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

巴维尔·阿列克谢也夫（1888—1942），空军中将。

康斯坦丁·古谢夫（1906—1942），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捕时任远东方面军空军司令员。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1890—1942），工程兵中将。

恩斯特·沙赫特（Ernst Schacht，1904—1942），空军少将，德裔瑞士人，1922年18岁时移民苏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11月7日率领轰炸机中队成功阻止佛朗哥军队攻占马德里，获授苏联英雄称号。

伊凡·谢尔盖耶夫（1897—1942），军事工业人民委员。

不难看出，与纳粹德国形成鲜明对比，1936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取得实战经验的苏联空军骨干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罹难。另外，两次“大清洗”的殉难者中有很多拉脱维亚人，大多是红军、尤其是空军重要将领也值得注意。

第二次“大清洗”被捕的人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被捕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梅列茨科夫和军工人民委员鲍里斯·瓦尼科夫（1897—1962）。梅列茨科夫9月被释放，后来晋升至苏联元帅。瓦尼科夫7月25日获释，后来仍然负责军需生产，“二战”结束以后负责过苏联核武器研制。

24. 大考第一场：不及格

就在斯大林、贝利亚忙着对红军将领进行第二次“大清洗”的时候，真正的考验降临了。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动用兵力（390万人）和投入飞机（4,389架）、坦克（4,300辆）、火炮（46,000门）等武器装备之多，战场之广阔，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那支大军，包括法军和附庸国军队，也只有60万人。

“大考”第一场，斯大林的成绩只能判为“不及格”。苏军都没有进入警戒状态，那天是个星期日，00:30分苏军总参谋部才给边防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要他们做好准备。按照当时管理水平和通信技术条件，再紧急的命令传达到一线部队也需要相当的时间，3:15分德国空军第一轮轰炸就开始了。大多数边防部队不是接到上级命令，而是被德军轰炸与炮火惊醒的，许多人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从梦乡直接被送进“天堂”。

全线苏军没有进入警戒状态，责任主要在斯大林，因为多种渠道早就表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而他不但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还拒绝了部下不少正确建议。1940年秋反纳粹组织“红色小乐队”便将得到的有关情报报告苏联，红军情报部门也多次报告德军在波兰大量集结，为此斯大林给希特勒写过“私函”询问，希特勒回信说那是为了避开英国空军的轰炸。朱可夫等苏军将领提出过一些备战建议，斯大林采纳了其中一部分，例如同意将50万预备役人员编入基干部队，把4个集团军调往西部，但拒绝了最关键的让边防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建议。当时的总参谋长朱可夫和他的助手华西列夫斯基、尼古拉·瓦图京（1901—1944）等人，建议以演习为名调动部队到西部边界，斯大林说那样做会引起希特勒的误解，导致战争。他还禁止苏联空军对侵犯苏联领空的德军侦察机采取行动，尽管那样的飞行已经有数百次之多，这让德国人对苏联边境的防御情况几乎了如指掌。

1941年2月中旬，柏林苏联大使馆来了一位德国印刷工人，专门送来一本俄德会话手册。从其内容人们很容易明白那是做什么用的：“集体农庄主席在哪里？”“你是共产党员吗？”“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投降吧！”使馆当即把这本手册送往莫斯科。

4月底，大使馆一秘、也是德语和英语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受美国使馆一秘帕特森邀请参加他的一个酒会，那显然不只是为了联络感情，后者专门把他介绍给一个德国空军少校：“这位少校刚从非洲回来，在这里短期休假。”但当只有少校和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少校却说：

帕特森要我告诉您一件事。其实我并不是来短期休假的，我们的大队已经撤离北非，昨天接到东移至罗兹的命令。……最近还有其他许多部队也被派往你们边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本人不希望我们两国间发生什么事情。

别列日科夫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表示感谢，说：“我想德国会遵守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两国之间保持和平。但愿情况会好起来。”

这位德国空军少校的话与其他来源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苏联驻华沙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只留下瓦西里耶夫一个人看管使馆及波兰其他地方的苏联财产。瓦西里耶夫到柏林办事，报告说波兰境内的铁路上到处是军用列车，各城市也都挤满了德国军队。使馆武官图里科夫将军和海军武官沃隆佐夫将军也得到同样的情报。

苏联使馆还注意到，德国报刊上又开始频频刊登从《我的奋斗》里摘出的希特勒“语录”。尽管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已经少见。这些“语录”说，德国不应该只要求恢复1914年以前的边界，它需要大得多的生存空间。欧洲现在有8,000万德国人，但不到100年，就会增加到2.5亿。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地球上占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它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消除我们人口与领土面积极不相称的现象。

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德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就是保证德意志民族在地球上拥有足够的土地，还指出应该到哪里去获得这些土地：

如果我们要在欧洲获得新的领土，那么只有从俄国那里才能大量得到。因此，新的帝国必须重走条顿骑士团曾经走过的道路，要用德国的剑使德国的犁有土可耕，使我们民族有饭可吃。……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自古以来向欧洲西南前进的脚步而把目光转向东方大地。

在柏林，关于即将进攻苏联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甚至具体到开始进攻的日期，有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6月22日等多种说法。5月初苏联驻德大使馆集中一批人放下日常工作，专门研究有关信息，月底写出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尽管《我的奋斗》里关于“生存空间”的说法既非“情报”也早已不是“新闻”，报告还是不厌其烦地引述了那些话。结论是德国已经做好进攻苏联的准备，不测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

然而，和此前发回国内的多份报告一样，莫斯科对这份报告仍然没有什么反应。6月14日苏联报纸还发布了塔斯社一则消息，称：

根据苏联掌握的材料，德国也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关规定。因此，苏联各界认为，所传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且进攻苏联是毫无根据的。

直到6月21日，苏联外交部才有了动作，指示驻德使馆向德国政府提出建议，讨论两国关系出现的问题。但德国外交部始终以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不在为由没有安排会见。22日凌晨3点，也就是莫斯科时间5点，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别列日科夫才突然接到德国外交部的电话通知，说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正等待会见苏联代表，还说部长的私人汽车已经停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别列日科夫作为译员随大使进入部长办公室，但还没等大使开口，里宾特洛甫就提高嗓门说现在要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他说，德国政府和元首认为，一切迹象都表明苏联打算从背后袭击德国。元首决定采取措施保卫日耳曼民族的生存与安全，为此一小时前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苏联边界。

苏联大使回答道：

这是无耻的、无端挑起的侵略行为，你们对苏联发动强盗式的进攻是要后悔的。你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就在两个苏联人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碎步急匆匆追上，轻声说他本人反对希特勒这个决定，曾经劝说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认为那是一种狂妄行为，但希特勒已经做出决定，不想听任何人的话。“请转告，我是反对这个进攻的。”后来许多人都提到里宾特洛甫当时曾反对进攻苏联，看来并非虚构。

别列日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外交部同事告诉他，与这位外交部长类似，在莫斯科奉命向苏联通报开战的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Friedrich-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5—1944），宣读那份电文时眼眶里滚着泪珠。这位1901年就开始外交生涯、担任驻苏大使已经6年的德国伯爵宣读后对苏联人表示，过去6年来自己一直在尽力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但是无法阻止命运。回国后他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活动，是拟议中推翻纳粹政权以后新政府外交部长的两位人选之一。1944年7月20日剌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被捕入狱，10月23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1月10日在柏林鳊鱼湖监狱被绞死，已经69岁，是该案殉难者里年龄最大的。

回到使馆两人才知道，他们刚一离开，使馆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就被掐断了。莫斯科时间早上6点是苏联各家广播电台开始一天播音的时候，他们焦急地希望听到国内的声音。但各台都和以往一样，先是广播体操，接着是少先队节目，然后是新闻，新闻里并没有提到战争的事。天亮不久街上就有报童叫卖“号外”，使馆的人发现，从前线发回的第一批照片已经赫然在目。他们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足足等了6个小时，莫斯科时间正午12点才听到他们期盼已久的声音。然而，那声音不是斯大林的而是莫洛托夫的，他宣布凌晨4点纳粹德国已经不宣而战，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在这战争突然降临的紧急关头，代表苏联发表广播讲话，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号召苏联军民奋起抵抗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让人们普遍感到意外。后来赫鲁晓夫、米高扬都回忆说，得知德国入侵的消息以后斯大林消沉了好几天，蜷缩在他的郊外别墅拒不参加有关会议。这些说法也得到莫洛托夫的证实，他说斯大林一度十分慌乱，请他发表告人民书，遭到拒绝；请他领导最高统帅部，也不接受。莫洛托夫说的这两点看来都与史实相符。其一，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发表的告人民书，始终没有发表。其二，德国入侵第二天苏联就成立了最高统帅部，通常称“大本营”。那是一个古斯拉夫词，本意“营帐”。斯大林虽然是7名成员之一，却没有担起主席的重任，把那个任务交给了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另外5名成员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总参谋长朱可夫和海军司令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1903—1974）。几天后斯大林才恢复常态，7月10日改组“大本营”，以沙波什尼科夫取代库兹涅佐夫，自己担任主席，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最高统帅。

6月22日当天苏联即把列宁格勒军区改建为北方方面军，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改建为西北方面军，白俄罗斯军区改建为西方方面军，基辅军区改建为西南方面军，敖德萨军区改建为南方方面军。国防部长铁木辛哥还发布命令，要求苏联武装力量发起全面反攻。总参谋长朱可夫也发布有名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第3号命令，要求西方方面军包围并歼灭波兰东北部苏瓦乌基附近的敌人，6月26日晚之前夺回该地；要求西南方面军包围并歼灭沃洛基米尔－沃林斯基和布罗迪方向（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敌人，6月24日晚之前攻占波兰东部重要城市卢布林。当晚朱可夫就乘飞机赶往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以保证这些命令得到执行，与他同行的有此前担任联共（布）乌克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就连不懂军事的人恐怕也能看出，当时发出这些命令实在是过于仓促，因为国防部、总参谋部都还来不及掌握德军入侵的情况和自己的损失情况，既不“知彼”也不“知己”，所提出包围并歼灭入侵之敌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开战第一天，苏军补给线和弹药储藏所便遭到严重破坏，通信联络系统几乎崩溃，大量飞机被炸毁在机场上，制空权完全被对手掌握。尽管如此，不少苏军部队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例如，6月23日至30日西南方面军5个机械化军在布罗迪地区发动反攻，和德军展开一场坦克大战，苏军损失约800辆坦克，但也让对手损失了200辆。6月23日至27日西北方面军在立陶宛西部城市拉塞尼艾附近发动反攻，虽然损失惨重，但也第一次让德国人知道苏联KB-2重型坦克的厉害：一辆这种坦克曾经阻击一个德军坦克师整整一天。那是一种以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命名的重型坦克，重45吨，火炮口径76.2毫米，德国Panzer II（重7.2吨，火炮口径20毫米）和Panzer III（重23吨，火炮口径37毫米）显然不是它的对手。

后来朱可夫辩解说当时发布那样的命令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但根据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所说那时斯大林的精神状况，这个说法未必可信。

11天后，7月3日，全世界才听到斯大林姗姗来迟的声音，他发表广播讲话，号召苏联军民奋起抵抗纳粹侵略，积极投身伟大的卫国战争。讲话说及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

我们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什么呢？它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们有可能准备反击力量……

签订那纸条约的确为苏联赢得了一年半（其实还稍多一点）的和平，但那段可贵的时光真的被用来做反抗侵略的准备了吗？看看上一节所述对红军的第二次“大清洗”，答案自明。讲话第二天，7月4日，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就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7月8日，西方方面军绝大部分高级将领都被逮捕，包括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利莫夫斯基赫（1885—1941）、炮兵司令员尼古拉·克里奇、通信兵司令员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1889—1941）、空军副司令员安德烈·塔尤尔斯基（1900—1942）、第4集团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科洛布科夫（1897—1941）、第14机械化军军长斯捷潘·奥博林（1892—1941）。所有这些人，除克里奇稍晚（10月16日）才被处死外，均于7月22日和巴甫洛夫一起以“失职罪”被处决。附带说说，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天，西方方面军空军就损失了738架飞机，其中528架是在地面上被炸毁的。当晚18:00时，空军司令员伊凡·科佩茨（1908—1941）在办公室自杀。

战争开始，西方方面军损失惨重，巴甫洛夫等人不能说没有责任，但责任是否全在他们，或者主要在他们，恐怕就值得商榷。巴甫洛夫是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苏联内战中成长为红军指挥员，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1937年以“巴勃罗”（Pablo）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指挥一个坦克旅，因战功获授苏联英雄称号。回国后参加过对日作战和苏芬冬季战争，纳粹入侵前4个月（2月22日）刚刚晋升为大将。和他一样，科佩茨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获授苏联英雄，有击落敌机6架的战绩，也参加过苏芬冬季战争。

7月19日斯大林自己兼任国防人民委员，随即建立三个“战略方向”。西北战略方向由伏罗希洛夫指挥，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西方战略方向由铁木辛哥指挥，任务是保卫白俄罗斯；西南战略方向由布琼尼指挥，任务是保卫乌克兰。29日朱可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由老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接任，第二天改任“预备方面军”司令员。显然，这时斯大林指望的还是一批老人。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都让斯大林失望了，9月10日不得不用朱可夫替换伏罗希洛夫，13日布琼尼也被撤职，但没有任命接替者。19日基辅沦陷，不过城内苏军仍然顽强抵抗，直到26日战斗才完全结束，接着德军便开始进攻顿河下游的重要城市罗斯托夫。德国宣传说俘虏红军60万人，还说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只有铁木辛哥表现尚可，虽然没能守住莫斯科西大门斯摩棱斯克，但将部队主力撤回，对保卫莫斯科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年末，德军已经深入苏联国境1,700公里，根据后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所说，苏军损失约430万人（其中被俘占了很大比例）。苏联卫国战争历时46个多月，根据不同估计，苏军兵员损失为800万至1,000万，头5个月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昨舌。后来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都承认战争初期德军在军事装备、兵员训练与军事技能、军官指挥能力以及作战心理等方面都明显优于苏军，各级参谋部门的工作也做得比苏军好，“德军司令官们在那个时期比我军司令员们考虑问题更胜一筹，更深刻。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且学会了战争，开始打击德军，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不能不付出高昂的学费，不只是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就连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牺牲的也很多。朱可夫的预备方面军是在原预备集团军基础上扩建的，原集团军司令员伊凡·博格丹诺夫中将便于1942年7月16日在加里宁州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22日不治身亡。

由于太多高级将领被“清洗”，1941年战争开始时苏联红军75%的军官在任职岗位上还不足1年，红军军长平均年龄比德军师长小12岁（按兵力那时红军的军约相当于德军的师）。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虽然比较年轻，但一些人的军事思想却显得陈旧。例如巴甫洛夫曾经是苏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而他主张只把坦克配属步兵部队作为支援性力量，而不是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

在大批高级将领被“清洗”以后新提拔起来的人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乌克兰犹太人（上过犹太商业学校）列夫·梅赫利斯（1889—1953），1918年加入联共（布），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1年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便是“事实上的私人秘书”。1926—1930年在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专门培养理论人才的“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任《真理报》副主编，后升任主编，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接连四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相继被“清洗”以后，他成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阿谀奉承之外，梅赫利斯又以擅长打“小报告”著称，对“清洗”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有很大贡献。1940年改任苏联监察人民委员，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再次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1942年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到克里米亚方面军，他的“瞎指挥”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就有战地记者评论他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刚愎自用，恣意妄为，……他禁止挖战壕，说那是为了不破坏士兵的进攻精神”，“统共16公里的正面上放了三个集团军，一个师的正面只有600~700米，……从未见过这样密集的兵力部署”，虽然战役结束后他被撤职并且降为中将，但后来又先后被派往多个方面军担任军事委员，于1944年7月29日重又晋升为上将。

另一个是格里戈里·库利克。他出生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第二年参加红军，苏联内战期间在察里津经其好友伏罗希洛夫介绍与斯大林相识，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炮兵司令员（不过那支炮兵部队只有3门老旧火炮）。1925年10月伏龙芝去世，伏罗希洛夫接任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成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他懂炮兵，让他担任红军炮兵总监。他的军事思想极其保守，甚至反对使用机关枪和冲锋枪，认为它们耗费太多子弹。他强烈反对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现代化的主张，反对建立装甲部队，说坦克和装甲车还不如战马，并且永远不可能取代战马。由于伏罗希洛夫支持生产坦克，他便批评这位老朋友，并且阻扰所用76.2毫米炮弹的生产，致使后来这些坦克投入战斗时无法配足所需炮弹。他反对在防御中使用布雷区，认为那是“弱者的武器”，是缺乏进攻精神的表现。这位炮兵总监还反对生产和使用“喀秋莎”火箭炮。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官运亨通。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的红军将领共52人，他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里42人在1937—1939年“大清洗”中被处死，6人被判劳教，其中4人冤死狱中，只有库利克和铁木辛哥两人于1937年6月14日晋升“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9年2月8日又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1940年5月7日再晋升苏联元帅。卫国战争开始后库利克的表现正可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尤其是弃守刻赤半岛，1942年3月17日一下子从苏联元帅降为少将。后来虽于1943年4月14日晋升中将，但战争结束不久（1945年7月19日）就又被降为少将。1947年1月11日因发表不当言论（据说是醉后失言）被捕，1950年8月23日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

不过库利克也做过一件人们不应该忘记的事。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以后苏联按《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派兵进占寇松线以东地区，波军十几万人成为苏军俘虏。鉴于历史上俄罗斯和波兰的关系一直不好，斯大林、贝利亚认为这些人对苏联的安全是一大隐患，打算将他们处理掉。苏军进驻部队军事委员梅赫利斯也同意这个做法，只有担任进驻部队司令员的库利克强烈反对，两次和斯大林激烈争论，最后有15万人被释放，但还是有大量人员（主要是军官）被处死，酿成有名的“卡廷惨案”。

25. 莫斯科战役：经受住了考验

1941年10月2日，博克指挥的德国中央集群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代号“台风行动”。希特勒兴奋地说：“经过三个月准备，我们终于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粉碎我们的敌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今天开始年内最后一场战斗。”

苏联方面保卫莫斯科的有三个方面军：重新组建的西方方面军，由伊凡·科涅夫中将（1897—1973）指挥，战役进行期间的11月11日晋升为上将；预备方面军，当时由布琼尼元帅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由9月11日刚刚晋升上将的安德烈·叶廖缅科指挥。10月2日战役打响，6日预备方面军就在维亚济马遭受重创，斯大林紧急召回朱可夫，8日让他取代布琼尼重新担任预备方面军司令员。10日又决定撤销预备方面军，部队并入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科涅夫为副司令员。

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进攻开始仅5天，10月7日，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就不期而至。由于气温还不太低，落雪随即消融，地面变得泥泞不堪。俄语专门有一个词“распутица ”来描述它，指每年初冬和春末两次的特殊季节，也许可翻译为“泥季”。尽管这使坦克行动十分不便，运输补给也非常困难，希特勒仍坚持进攻，13日所有战场上的战斗都进行得极其激烈。15日苏联不得不做最坏打算，把党、政府和军队几乎所有机构，还有各国驻苏使馆通通撤往古比雪夫（即Самара ，萨马拉）。就连苏军总参谋部，大部分人员也在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率领下迁往那里，只留下由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带领的不到10个人，在莫斯科处理最紧急的事务。

1941年初冬“泥季”，在苏联战场艰难行进的德军

1942年春末，陷在泥潭里的德军马拉炮车

尽管德军兵临城下，斯大林却没有离开莫斯科。11月7日，一如既往在红场上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的盛大阅兵式，和以往不同的是受阅部队从那里直接开赴战场，投入战斗。斯大林在列宁墓上发表了著名的激励人心的演讲。全文不长：

红军陆海军战士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们，男女工人们，集体农庄男女庄员们，智力劳动者们，在敌人后方、暂时陷在强盗压迫下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那些破坏德寇后方的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

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并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严峻形势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它逼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生死存亡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门前。他们原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即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失算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所有战线上英勇抗击着敌人，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我们的陆海军正一起粉碎德国侵略者。

我们曾经有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危急的时刻。试回想1918年，我们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的情形吧。当时我们四分之三的领土都落入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我们暂时失去了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我们没有同盟者，没有红军——我们才开始创建红军。粮食不足，武器不够，被服缺少。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围攻我国。可是我们没有灰心，没有丧气。

我们在战争的烈火中组织了红军，并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军营。当时，伟大的列宁精神鼓舞我们去战斗，去反抗武装干涉者。结果怎样呢？我们击溃了武装干涉者，收回了所有失地，取得了胜利。

我们现在的状况要比二十三年前好很多。比之二十三年前，无论就工业、粮食还是原料来说，都要富足许多倍。现在我们有同盟国，结成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我们有陷入希特勒暴政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精良的陆海军挺身保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无论在粮食、武器或被服方面，我们都不感严重匮乏。我们全国，我国各族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的陆海军，帮助他们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匪军。我们的人员后备是无穷无尽的。现在伟大列宁的精神和他胜利的旗帜，也如二十三年前那样鼓舞我们进行卫国战争。

我们能够并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敌人并不像某些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厉害。魔鬼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可怕。谁能否认，我们的红军曾经屡次把名噪一时的德军打得仓皇逃窜？如果不妄信德国宣传家的夸张声明，而按照真实状况来判断，那就不难了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是处在大崩溃的前夜。

现在德国正为饥饿和贫困所笼罩，四个月战事德国损失了四百五十万士兵。德国流血殆尽，他的人员后备正在枯竭。愤恨的情绪不仅渗入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心中，也渗入到对战争结束感到无望的德国本囯人民心中。德国侵略者正在耗尽它最后的力量。亳无疑问，德国绝不可能长久支撑这样的局面。再过几个月，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就一定会在其深重罪孽下破灭。

红军陆海军战士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们，游击队男女队员们！全世界都指望着你们，认定你们是有能力消灭德国侵略匪帮的力量。陷在德国侵略者枷锁下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指望着你们，认定你们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们肩上。要不愧为这个使命的承担者！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

让我们伟大先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吧！让伟大列宁胜利的旗帜指引你们吧！

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

消灭德寇！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还在莫斯科！这不但让苏联军民大大增强了战胜德国侵略者的决心与信心，对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也是一个巨大鼓舞。莫斯科几十万市民（包括大量妇女和未成年人）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用他们的双手挖出300多万方泥土。11月28日，德军进展到距莫斯科仅20公里的地方。12月2日，一个侦查营更进到离莫斯科仅8公里的小镇希姆基，还攻占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上的大桥。但是，德军力量也已消耗殆尽，不少团打得只剩下150~200人，也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连的兵力。苏军损失虽然也很惨重，但从远东地区紧急抽调的大批生力军正好在这时赶到，12月5日发起反攻，1942年1月7日，德军被迫后撤100~250公里，历时三个月的莫斯科战役就此结束。斯大林能够从远东抽调兵力，是由于得到“红色间谍”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发回的情报，得知日本海军和陆军的争执有了结果，海军“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张被采纳，不会“北上”进攻苏联。

在波兰和法国，德军都是凯歌高奏、一路向前，入侵苏联以后虽然损失大增，但也还没有后撤的先例，莫斯科战役德军首次被迫后撤，对其损失情况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苏联军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来苏联许多城市都建有无名战士墓，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西北角红墙外的一处最重要。那里所葬便是一名1941年冬保卫莫斯科牺牲的红军战士，墓上刻有铭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Имя твоёнеизвестно，подвиг твой бессмертен ）

这位无名战士原来葬在莫斯科一列宁格勒公路40公里处的战士群墓（братская могила ，字面意思“兄弟墓”），1966年为纪念莫斯科保卫战25周年迁葬到莫斯科。战士群墓所在地是当年鏖战最激烈的地方之一，1974年也建了莫斯科保卫者纪念碑，是一座由三柄“刺刀”（寓意保卫莫斯科的三大方面军）组成的方尖碑，俗称“刺刀碑”，建在高27米、安息着数百名莫斯科保卫者的“光荣冢”上，碑面也有铭文：

祖囯母亲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子（Никогда Родина-матъ не забудет своих сыновей ）

和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情况类似，1941年“老天爷”似乎也萌发了正义感，有意和侵略者过不去。“泥季”之后俄罗斯的冬天便正式来临，莫斯科最低气温降到零下44摄氏度，创半个世纪最低纪录。发动对苏联入侵之前希特勒显然被他在波兰、法国的迅速获胜冲昏了头脑，对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完全没有做冬季作战的准备。这样，当严寒降临的时候，德军连最起码的冬装也极度匮乏，上报的冻伤人数超过13万，非战斗减员成为指挥官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还能作战的兵员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出现问题的还有武器装备，坦克等作战车辆都得预热很长时间才能发动起来。苏军还吸取此前与芬兰作战的教训，组建了滑雪部队，虽然只是骚扰性的小部队，一般仅为营级规模，但速度快、机动性强、目标小、隐蔽性强，很让德军头痛。

莫斯科战役期间，苏军在武器装备上开始有了重要进展，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有两项。

第一，1941年7月斯摩棱斯克战役中伊凡·弗列洛夫上尉（1905—1941）指挥的炮兵连首次使用82毫米火箭弹多管发射器（称БМ-8 ，БМ 是“боевая машина ”之略，意“战斗机器”），摧毁了德军一个坦克、装甲车集中地，效果不错。8月8日斯大林下令组建8个近卫炮兵团，大部分改用发射口径更大（132毫米）火箭弹的“БМ-13 ”，还组建了35个独立炮兵营、2个独立炮兵连。这种新式火炮虽然准确性较差，但杀伤力可观，一个“БМ-13 ”炮兵连可以在7~10秒钟内里把4.35吨高爆炸药倾泻到约40万平方米的目标上。另外，它还具有价格低廉、容易制造、可以安装在多种运载工具上、机动能力强的优点。红军战士非常喜欢它。那时，一首战前（1938年）为边防战士创作的歌曲，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作词、马特维·布兰特尔（1903—1990）作曲的《喀秋莎》正在战士中广为传唱，他们便称这种火箭发射器为“喀秋莎”。德国人则称它“斯大林管风琴”。

安装在苏联吉斯-6（ЗиС-6 ）卡车上的“喀秋莎”БМ-13火箭炮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米哈伊尔·卡图科夫（1900-1976）指挥的红军第4坦克旅在莫斯科战役首次使用装备76毫米火炮的新型T-34坦克，其火力、装甲防护能力、机动性都大大优于德国坦克，当时担任德国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战后为美国战史研究提供资料时便说：

第一批俄国Τ-34型坦克在（莫斯科外围）维亚济马战役中出现。在1941年，那是最吓人的装甲战车。……需要一种口径至少75亳米的火炮来对付它，而这种火炮还有待制造。在凡雷雅，俄国坦克简直是径直穿过德国第七步兵师，冲进炮兵阵地，从火炮上开过去。

在莫斯科前线，许多德军高级将领不由得想起1812年的拿破仑来，布卢门特里特便在日记里写道：

（不少人）想起了发生在拿破仑大军身上的事来。很多人重读科兰古关于1812年的悲惨记述。……我似乎还能看见冯·克鲁格艰难地从驻地跋涉到他的指挥所，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科兰古那本书。

阿芒·科兰古（Aimand-Augustin-Louis，marquis de Caulaincourt，1773—1827）是当年法国重要将领和外交官，担任过驻俄罗斯大使。1810年力劝拿破仑放弃进攻俄罗斯的打算，但没有被接受，只好随拿破仑进行那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和拿破仑一起在俄罗斯》（With Napoleon in Russia ），但亡佚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发现，1933年第一次出版，在西方有不小影响。

当时指挥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在日记里写道：

对莫斯科的进攻失败了……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也没有估计到气候。幸运的是，12月5日我就命令我的部队停止前进，否则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凑巧的是，12月5日正好是苏联红军开始反攻的日子。几天以后（12月13日），博克元帅命令德军后撤80公里。五天后（18日），他被解除职务，官方解释是出于健康原因。19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被解除职务，此后该职即一直由希特勒自己兼任。圣诞节时，古德里安和另外两名德军高级将领，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赫普纳和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斯特劳斯（Adolf Strauß，1879—1973）也被解除职务。对于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的关系，这是一个转折点，让苏军受益匪浅，后来朱可夫和作家西蒙诺夫谈话时便说：

毫无疑问，他的这些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这之后，不论是德军总参谋部还是德军集团军群的司令官都比过去受到更多的约束。……希特勒以陆军总司令身份下达的训令更是不容争议了，……德军以往独立解决作战问题的水平下降了，开创这一切的布劳希奇被免职对我们当然是有利的。

对于斯大林与红军将领的关系，莫斯科战役同样是一个转折点，他开始重用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人们得承认他还是知人善任的，知道什么情况该用什么样的人：“大清洗”要用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不打仗的时候，合适的领军者是伏罗希洛夫、库利克、梅赫利斯，面对强敌则要用懂军事、会打仗的人。

莫斯科战役结束以后，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军虽然受到重创被迫后撤，但实力仍然强大，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也赞成他的意见，但铁木辛哥主张对西南方向德军主动发起进攻，夺回乌克兰东部重要城市哈尔科夫。这个主张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支持，最终被斯大林采纳，这样

便有了1942年5月12日至28日的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哈尔科夫没能夺回却付出沉重代价，苏联三个集团军伤亡惨重，总数超过27万人，其中战死、失踪和被俘超过17万。战死者中有多名苏军高级将领，包括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费多尔·科斯滕科中将（1896—1942），第57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明·波德拉斯中将（1893—1942），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第6集团军司令员奧克森吉·戈洛德尼扬斯基中将（1896—1942），还有列昂尼德·波勃金将军（1894—1942）。

在红军高级将领里，沙波什尼科夫是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之一，1910年毕业于尼古拉参谋学院，“一战”结束时是一名上校，在支持十月革命的沙俄军官里他是军衔较高的一个，但1930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既具有军事头脑又具有组织、管理能力，所著《军队的头脑》在苏联有很大影响，就连斯大林案头也总放着一本。1937年叶戈罗夫被清洗以后，他担任苏军总参谋长，1940年8月由梅列茨科夫接替，1941年2月改用朱可夫，7月30日重又由他担任。此后因病两度由华西列夫斯基代理，终因健康原因不能视事，1942年6月26日正式由华西列夫斯基接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最受重用的苏军将领无疑当数朱可夫（1896年生）和华西列夫斯基（1895年生）。

朱可夫成为“二战”苏联最著名的将领，能力出众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恐怕也与他“出身”第一骑兵军，和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关系密切，得到斯大林赏识有关。内战结束后他曾在布琼尼领导的骑兵总监部工作，1932年经铁木辛哥推荐到乌博列维奇任司令员的白俄罗斯军区负责整顿骑兵第4师。该师原来是第一骑兵军的一支优秀部队，但和平时期参加经济建设，荒废了军事训练。朱可夫用两年时间把这个师整顿好，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乌博列维奇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虽然晋升“军指挥员”较晚，但1940年6月4日就与梅列茨科夫、图列涅夫一起晋升大将，1943年1月18日又成为卫国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晋升苏联元帅的人。

华西列夫斯基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更晚，但提拔却最快。他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一个神父的女儿。从1926年起他和三个兄弟都不再与父母来往，1940年出于斯大林的建议才恢复联系。“一战”爆发后入伍，1915年1月进入莫斯科招收普通人家子弟的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经过四个月培训成为沙俄军队一名准尉。此后当过连长、营长，“一战”结束时军衔为上尉。1919年加入红军，1930年任团长，在此期间认识了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红军重要军事理论家弗拉基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1894—1931）。沙波什尼科夫对他很赏识，1931年将他调到工农红军军训部，1937年10月又调到总参谋部担任战役训练处处长，1938年8月16日晋升“旅指挥员”。后来转到总参作战部，当时的部长是尼古拉·瓦图京，1941年2月起是格尔曼·马兰丁（1894—1961）。

1940年4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晋升“师指挥员”，6月5日转为少将。1941年6月30日马兰丁调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接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0月28日晋升中将。1942年5月21日晋升上将，6月26日沙波什尼科夫因健康原因离职，华西列夫斯基正式担任总参谋长。1943年1月18日晋升大将，不到一个月（2月16日）便晋升苏联元帅。卫国战争结束前不久（1945年2月），他受命准备对日作战，总参谋长一职才由阿列克谢·安东诺夫（1896—1962）接任。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苏军将领晋升普遍“加速”，本属战争期间，正常现象，但像华西列夫斯基那样快的还不多见。卫国战争期间他和朱可夫可以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两人经常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在前线协调、指挥各个方面军作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和朱可夫每天必须就前线情况向最高统帅作两次报告，中午12点报告一夜来发生的事情，晚上21—22点报告当天的变化。遇有重要情况，则须立即报告。此后历次重大战役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和丘吉尔、罗斯福不同，斯大林不但是“最高统帅”而且是“总指挥”，这是苏联战场与“二战”其他战场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毕竟，这里历次战役规模之大都是其他战场不能相比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个统一的指挥必须及时掌握全局的情况，包括前线与后方。

由于这样的指挥方式，作为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多，实际负责总参事务的经常是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所以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自己不当总参谋长，让安东诺夫“转正”。在回忆录《毕生的事业》里，华西列夫斯基便说：

大本营的工作作风逐步在改进，大约从1942年9月起，斯大林明显改变了对总参谋部的态度，开始真正依靠它了。

为适应战争需要，还有另外一些重要改革。1942年6月12日，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取代梅赫利斯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斯大林又在多个场合提出调整红军政治工作体系的问题，并于1942年10月9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在红军中取消军事委员、建立完全一长制的命令。从1919年起红军中就设有专门政治工作人员，称“политрук ”，那是个由“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缩合而成的新词，意即“政治指导员”。后来改称“军事委员”（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 ，一般只称комиссар ），实际上还是做政治工作。卫国战争开始后这种二元首长制暴露出许多弊端，军事委员通常由不懂军事的党务工作者担任，对军事指挥员常常起掣肘作用。他们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也差强人意，卫国战争期间获授“苏联英雄”的11,603人里只有211人是各级政治工作人员。

军事委员对军队有较大影响，甚至形同“监军”，原因之一是红军军事指挥员，包括高级指挥员并不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前面说到沙波什尼科夫虽然于1917年就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就加入红军，但到1930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华西列夫斯基1919年就加入红军，1931年8月才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又受1933—1936年清党运动的影响，1938年3月才成为正式党员。另一位苏军高级将领列昂尼德·戈沃诺夫（1897—1955），更迟至1942年7月才申请入党，并由联共（布）中央批准，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那时他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炮兵中将，后来晋升上将（1943年1月15日）、大将（1943年11月17日）和苏联元帅（1944年6月18日）。

26. 从德军“堡垒行动”到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全部投降，苏联红军士气高昂，一些人提出应该乘胜主动出击，发起反攻，斯大林也倾向这种主张。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反对，建议采取积极防御、待大量消耗德军有生力量以后再发起反攻的策略（这也许会让人想起足球比赛的“防守反击”）。经过多次讨论，斯大林终于在4月12日会议上采纳了两人的意见。每年苏联都要发布“五一节”口号，1943年的口号便号召红军战士：

红军战士们！千百万在德国法西斯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苏维埃同胞正期待你们去解放他们。向西前进，解放苏维埃祖国的国土！

德国方面，虽然在斯大林格勒遭受二战开始以来最大损失，但希特勒确信“西线无战事”的形势在1943年仍将持续，决定在苏联战场发动新的进攻，实施曼施坦因制定的“堡垒行动”。原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后苏军大举反攻，收复不少失地，战线随之拉长，在俄罗斯西南部形成一个南北宽约200公里、向西突出约150公里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内有苏联两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曼施坦因认为这是个有利战机，提出一个从南北两翼发动钳形攻势，截断弧形地带内苏军的后路，将其包围歼灭的计划。这个提议得到德军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Kurt Zeitzler，1895—1963）和中央集群司令克鲁格元帅的支持，但这时担任德国装甲部队总监的古德里安和按计划担负北翼主攻任务的第9集团军司令奥托·莫德尔上将（Otto Moritz Walter Model，1891—1945）都反对，因为在苏联战场已经损失了太多兵员，而且都是德军精锐。从1943年1月起，德国不得不把征召入伍的年龄提高到50岁，新补充的兵员训练不足，更谈不上有作战经验，古德里安在3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便说：“可惜我们现在连一个有充分战斗力的师也没有了。”兵员之外，这个大战役还需要投入大量坦克，缺口也很大。德军原有的两种中型坦克Panzer III（重23吨，装备口径50或75毫米的火炮）和Panzer IV（25吨，装备75毫米火炮）已经证明不是苏军T-34中型坦克的对手，为对付T-34专门研制的“豹式”坦克（Panther，即Panzer V。名为中型坦克，实际上重45吨，已经相当于苏军重型坦克，但火炮仍然为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即Panzer VI。重57-63吨，火炮88毫米），总体性能与T-34相比仍然逊色，而且每月产量分别只达到50辆和25辆，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苏军T-34中型坦克重26吨，起初装备76毫米火炮，后来改装85毫米火炮，所以它的两种基本型号分别称T34/76和T-34/85。T-34/85的速度和机动性大大优于德军“虎式”坦克，火力则与之接近。

对于曼施坦因的计划，希特勒也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采纳了，4月15日（只比苏联决定实行“防守反击”策略晚3天）签署命令，决定“只要气候条件许可，就实施堡垒攻势——今年的第一个攻势。这一攻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取得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这一攻势必须把今年春夏的主动权交到我们手中。”他这样决定，是因为一年多来屡遭挫折已经使他原来那种狂妄、不可一世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剩下的是一种赌徒心理，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自己的威信，也恢复德军士气、振奋德国民心。然而，尽管已经决定了，在5月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莫德尔仍持异议，拿出一沓侦察机拍摄的相片，清楚显示在德军计划进攻路线上苏军已经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他再次提出应该放弃“堡垒行动”，希特勒也再次犹豫，但由于曼施坦因等人坚持，最后还是决定付诸实施。

当然，真要做好大战准备，对于已经元气大伤的德军并非易事。春季到来，地面解冻，适于作战、尤其是适于装甲部队作战以后，整个五月，并没有没发动进攻。整个六月，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将军有点沉不住气了，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敦促主动发起进攻：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咱们会睡过头、会错过时机的。敌人不进攻，转眼秋天就到，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别再坐等了，还是主动进攻吧，我们的力量是足够的。

按照曼施坦因制订的计划，“堡垒行动”由德军两个集群实施。北翼克鲁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群向南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莫德尔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一说它由22个师组成，其中有7个坦克师、1个坦克掷弹兵师（Panzergrenadierdivision，一种由步兵和坦克配合作战的部队），另一资料则说由21个德国师、3个匈牙利师组成，共33.5万人。协助它的是瓦尔特-奧托·怀斯（Walter-Otto Weiß，1890—1967）上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由7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组成，9.7万人。南翼曼施坦因自己指挥的南集群向北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霍特将军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一说该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另有瓦尔特·内林将军（Waltber Nehring，1892—1983）指挥的第24坦克军（由1个坦克师和1个装甲掷弹兵师组成）作为预备队，总数21个师。另一资料则说它由第52步兵军、第48装甲军和第2党卫队装甲军组成，共22.4万人。此外还有一个由维尔纳·肯普夫将军（Werner Kempf，1886—1964）指挥的“肯普夫集团”（Army Detachment Kempf），10个师，12.6万人，向东北方向进攻，阻击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后方援军。

地面部队之外，还配备了强大的空军，北翼进攻由李希霍芬指挥的德国空军第4集团军配合，南翼进攻由罗伯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1892—1945）指挥的德国空军第6集团军配合，动用的飞机总数超过2,000架（有资料说2,110架）。

1943年7月，德军“堡垒行动”进攻示意图

按照总参谋部制订的方案，苏军也做了充分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士的“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成员，这时也发来德军“堡垒行动”情报，对苏军制订方案很有帮助。

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北部，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负责防御德军北翼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进攻，与之配合的是谢尔盖·鲁登科（1904—1990）指挥的空军第16集团军。在其东北由马基恩·波波夫（1902—1969）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在其北面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协助中央方面军防御并准备发动代号“库图佐夫行动”（Операция Кутузов ）的反攻，收复库尔斯克北面奥廖尔州首府奥廖尔（Орёл ）及其周围地区。与布良斯克方面军配合的是尼古拉·纳乌门科（1901—1967）指挥的空军第15集团军，与西方方面军配合的是米哈伊尔·格洛莫夫（1899—1985）指挥的空军第1集团军。

在弧形地带南部，以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防御德军南翼霍特第4坦克集团军的进攻，在其后方（东面）部署了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作为战役总预备队，主要用于发起反攻，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也可用以支援沃罗涅日方面军。与沃罗涅日方面军配合的是斯捷潘·克拉索夫斯基（1897—1983）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与草原方面军配合的是谢尔盖·戈留诺夫（1899-1967）指挥的空军第5集团军。

为了领导和协调敌后日益壮大的游击队行动，一年前（1942年5月30日）便建立了由潘特雷蒙·波诺马连科中将（1902—1984）任参谋长的游击运动总参谋部，下设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参谋部。这时也受命破坏德军后方交通线，阻断其后勤补给，搜集情报，抓“舌头”。

7月5日，等待已久的德军进攻终于到来。但在这之前，7月2日凌晨，苏军总参谋部已经接到侦查部门报告，说就在最近几天，至迟不超过7月6日，德军会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当天夜里得到最高统帅批准，给各方面军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自己且立即乘飞机赶到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整个战役期间他一直在南翼负责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则在北翼协调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行动。

美国拍摄的《二战中的指挥官》，把库尔斯克战役说成曼施坦因与朱可夫的对决，显然不符合史实。

在北翼，7月4日有几个德军士兵向苏联中央方面军投诚，说德军将于第二天发起进攻。这天南冀德军进行了一次试探性侦査，被俘的一名德军士兵透露了同样信息。于是苏军决定在德军发动进攻之前率先实施炮火打击，根据此前经验判断德军发起进攻的时间可能会在凌晨3：00，时间定在凌晨2：30。事后发觉这个时间早了一点，德军步兵、坦克都还在掩蔽部里没有进入出发阵地。如果稍晚一点，比如推迟半个小时，效果当会更好。尽管这样，还是打乱了德军原来的计划，进攻推迟到早上6点才开始。而且他们明白，进攻已毫无突然性可言，等待他们的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苏军。

曼施坦因制订计划所持仍然是“闪电战”思维，要求两翼德军在4天内完成南北夹击任务，把弧形地带里的苏军包围起来。但是，两翼德军进攻都严重受阻，进展缓慢。9日北翼莫德尔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仍然受挫，10日被迫转入防御。12日苏军开始反攻，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野按原定计划实施“库图佐夫行动”，很快收复了奥廖尔地区，紧接着（8月7日）又发动第二次斯摩棱斯克战役。南翼德军一周之后（12日）也才进展到普罗霍罗夫卡，在那里与苏军展开激战，但直到16日也没能再前进一步。形势不妙，17日希特勒下令撤退。苏军随即发起反攻，不但完全“拉平”了“弧线”，整个战线往西推进了大约150公里，还于8月12日发动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23日收复哈尔科夫。

就在库尔斯克北翼德军被迫停止进攻的7月10日，英美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这无疑是个好时机，因为库尔斯克战事正酣，希特勒注意力全集中在那里。17日他下令南翼德军撤退，有人说那是要抽调兵力去支援西西里岛，但这个说法显然存在疑点。两地相距遥远远水焉能救近火？撤下来的德军都已受重创，能堪挽救西西里战局之大用？

8月5日莫斯科鸣放礼炮庆祝北翼红军收复奥廖尔、南翼红军收复别尔哥罗德，这是卫国战争开始后第一次为庆祝胜利鸣放礼炮，此后历次重大胜利就都以这种方式庆祝。

库尔斯克战役以坦克大战闻名，尽管不同研究者得出的数字颇有出入，但双方参战坦克加在一起大概都超过万辆。美国军事史家戴维·格兰茨（David M. Glantz，1942—）得出的数字是苏军坦克7,360辆，德军坦克3,243辆，双方之比约为2.3:1。德国军事史家卡尔-海因茨·弗里舍（Karl-Heinz Frieser，1949—）的数字则为苏军坦克8,200辆，德军坦克2,699辆，双方之比约为3:1。其中普罗霍罗夫卡之战双方出动坦克上千辆，被认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后来西方一些研究者说没有那么大，德军大概只有200辆，苏军只有400辆。普罗霍罗夫卡是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铁路线上一个小站，600辆坦克也够可观的了。

库尔斯克战役南线作战过程示意图

库尔斯克战役苏军在查看一辆被击毁的德军“豹式”坦克

此役双方损失都不小，但损失数字各说不一，相差颇大，可以参考的是各方有关报告。南翼德军由瓦尔特·霍恩莱将军（Walter Hörnlein，1893—1961）指挥的“大德意志坦克掷弹兵师”进攻开始时有118辆坦克，经过5天作战还能使用的就只剩下3辆“虎式”、6辆“豹式”以及11辆中型坦克。冠以“大德意志”头衔的部队在德军中高人一等，兵员和武器配备都享有优先权，堡垒行动之前（1943年5月）这个师刚得到“虎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补充，它和保罗·豪塞尔上将（Paul Hausser，1880—1972）指挥的武装党卫队第2坦克军是南翼担负主攻任务的主力，但由于到7月10日只剩下20辆还能作战的坦克，它未能参加7月12日开始的普罗霍罗夫卡战斗。

应该注意的是，德军损失的坦克除战斗中被击毁的以外，不少是被击伤或者发生各种故障不能使用的。例如南翼由海因里希·冯·克诺伯斯多夫将军（Heinrich Otto Ernst von Knobelsdorff，1886—1966）指挥的德军第49坦克军，7月5日发起进攻时有200辆坦克，战役结束损失了162辆，其中被击毁31辆，被击伤或因故障必须修理的131辆，还能使用的只剩下38辆。德军等待修理的坦克撤退时大多没能带走，而苏军被击伤的坦克后来很多都修复后再次出现在战场上。

除了武器装备的损失，德军兵员、包括高级军官的损失也不可忽视。一个当时引起震动的例子是第6坦克师师长瓦尔特·冯·胡讷斯多夫少将（Walther von Hünersdorff，1898—1943）的阵亡。该师隶属“肯普夫集团”第3坦克军，建于1939年10月18日，首任师长就是维尔纳·肯普夫。7月13日早上，胡讷斯多夫在战斗中受伤，午后又第二次受伤，次日被送往哈尔科夫抢救，但因伤势太重17日不治身亡。他的妻子是一名红十字会护士，当时正在哈尔科夫，目睹了丈夫的死亡。葬礼极其隆重，曼施坦因元帅、霍特将军、第6坦克师前任师长艾哈德·劳斯将军（Erhard Raus，1889—1956）等多名高级将领参加，接着他又被追授中将军衔。

在哈尔科夫举行的胡讷斯多夬告别仪式，前排左起第六人（着护士服、手持花环者）是他的妻子，右起第五人（手持元帅权杖者）是曼施坦因，第四人是霤特。

库尔斯克战役失利后希特勒怪罪德军将领作战不力，1943年11月撤了霍特的职，让他改服预备役。其实从入侵波兰、到法国战役、再到苏联战场，霍特和古德里安都是德国两个最重要的坦克将军。他被撤职后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一职由劳斯接任。

“二战”期间，德军两个最重要的坦克将军：古德里安（左）和霍特（右），摄于1941年。

库尔斯克战役又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尤其体现在装甲部队和空军上。图哈切夫斯基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内战结束不久，苏联就和魏玛德国（注意：不是纳粹德国）在发展空军和坦克兵上有过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还赞成不幸早逝（同于1931年7月12日一次空难中丧生）的苏联军事理论家弗拉基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和康斯坦丁·卡里诺夫斯基（1897—1931）的“纵深作战”理论，早在1930年就组建了有110辆坦克的坦克团，1932年又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有超过500辆坦克的机械化军。在组建独立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的武器这一点上，苏联红军是与德军“同步”、甚至起步更早的。到1936年，红军已经有4个机械化军、6个独立机械化旅、6个独立坦克团、15个配属于骑兵师的坦克团，还有相当数量坦克营和坦克连。但在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清洗”之后，1939年11月改变做法，解散了独立的坦克部队，把他们分散到步兵部队中去，直到1940年末才重新把坦克力量集中起来。

在“二战”战争史上，库尔斯克战役不啻一场重量级的“拳王争霸战”。此后德军参战坦克部队虽然不同程度得到恢复，但已经风光不再。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前面提到过的“大德意志坦克掷弹兵师”，作为力量还比较强的部队，后来它“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转战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东普鲁士等地，得到“救火队”（Feuerwehr）的“美誉”，但已经不再是“铁拳”。1945年3月，它只剩下约4,000人，4月25日在东普鲁士港口皮劳（Pillau，现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Балтийск，波罗的斯克）被苏军全歼，只有几百人逃出向英军投降。与之相反，红军坦克部队则越战越勇，成为此后历次重大战役的“铁拳”和“尖刀”。

和装甲部队一样，空军也是苏联和魏玛德国军事合作的主要内容，而且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所起作用比装甲部队还重要。两国主要空军将领都是在那个战场取得实战经验成长起来的，作战飞机也是在那里接受检验，改进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苏联许多空军将领都在第二次“大清洗”中罹难，有幸没被“清洗”的很少，其中应该一提的是谢尔盖·格里泽维茨（1909—1939）。他曾作为苏联志愿航空队成员来华，在武汉上空一次空战中击落日机2或3架（全队共击落日机21架）。接着转往西班牙，到年底便取得击落敌机30架（另有7架未能确证）的骄人战绩，1939年2月22日第一次获授苏联英雄。5月他被派往诺门罕战役前线，击落日机12架，8月29日第二次获授苏联英雄。不幸的是9月16日他的飞机正准备起飞时被另一架开始滑行的飞机撞上，致使他伤重身亡。

由于许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空军飞行员被清洗，也由于战争最初几天就遭受重大损失，苏联不得不大量培训新飞行员，仅1942年就培训了13,383名飞行员。但培训时间都很短，战斗机飞行员只有13~15小时，轰炸机飞行员15小时，就连难度最大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也只有18个小时，这和德国空军飞行员的训练完全不能相比。为了应急，苏联飞行员训练并不使用教练机，直接就用他们作战将要驾驶的飞机，而那就导致训练中事故频发，有资料说到1943年夏天为止训练中出事故损失的飞机竟达10,600架。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苏联空军轰炸机和攻击机（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中具有作战经验的只占7%。

三次获授“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伊凡·阔日杜布

“二战苏联”（以及所有同盟国）战绩最佳的王牌飞行员伊凡·阔日杜布（1920—1991），也是德国入侵后才从航校毕业的，而且留校做了两年教官，1943年才到作战部队。第一次空战胜利就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的，7月6日击落一架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10天后空战胜利记录就达到8架，他的总战绩是64架，其中包括1架Me 262喷气式战斗机。阔日杜布后来参加过朝鲜战争，并且击落2架美国P-51“野马式”战斗机（Mustang）。那是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为轰炸机护航使用最多的一种战斗机，朝鲜战争仍继续使用。

飞行员情况如此，指挥官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1年苏联空军司令员雷恰戈夫被“清洗”，接替他的巴维尔·日加列夫（1900—1963）没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虽然来华做过志愿航空队负责人，但并无实战经验。1942年1月8日至4月30日第一次勒热夫-维亚玆马战役空军出现重大失误，他被解除职务调往远东，此后没有再参加对德作战。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他才再次参战。接任者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1900—1976），1941年6月25日至30日他指挥方面军空军与德国空军交战，使德军损失130架飞机。他还把无线电技术运用到空战联络、指挥、协调中来，对提高空军战斗力起了显著作用。7月，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空军也交由他指挥。1942年2月升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4月11日接替日加列夫担任苏联空军司令员，直到战争结束。

在诺维科夫领导下苏联空军得以很快重建，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击毁德军飞机1,200架，对全歼德军做出重要贡献。接着在罗斯托夫以南库班地区又让德军损失1,100架飞机。库尔斯克战役苏联空军投入5个集团军，战斗力都不弱。其中最突出的是空军第5集团军，这支部队总共产生了139名苏联英雄，是苏军获此荣誉最多的部队之一。而且有2人三次获此殊荣，16人两次获此殊荣。

库尔斯克战役以坦克大战闻名，但要注意，双方都有许多坦克是被对方俯冲轰炸机击毁的。因而双方战斗机都有两重任务，一是攻击对方俯冲轰炸机，二是为己方俯冲轰炸机护航，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免不了要与对方战斗机交战。阔日杜布击落的第一架德机就是俯冲轰炸机Ju 87，而到1944年6月1日为止，他击落的40架德机里Ju 87占了19架。当然击落最多的还是德军战斗机，1944年6月以前主要是梅塞斯密特Bf 109，以后主要是俗称“百舌鸟”的福克-沃尔夫Fw 190（Focke-Wulf Fw 190 Würger），二者都是“二战”期间德国最优秀的战斗机，到1945年3月为止Bf 109共生产了33,984架，Fw 19也生产了超过20,000架，其中约6,000架是对地攻击型。

大量使用对地攻击机、亦即俯冲轰炸机是二战、尤其是苏联战场一大特点。原来，炸弹落下轨迹要受投弹高度、飞机飞行速度以及风速、风向的影响，“平飞轰炸”很难准确命中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俯冲轰炸技术。其“发明权”属于英国空军，但把它发展到极致，应用最广泛、最成功的却是纳粹德国，这与前面提到曾经负责德国军用飞机生产的恩斯特·乌德特有关。西班牙内战期间使用的型号Ju 87 Α配备三挺7.92毫米机枪，最多能携带250公斤炸弹。后来对法国、英国作战使用的Ju 87 B，机枪配置不变，但增加了携弹量。在苏联战场大量使用的Ju 87 D型是生产最多的型号（从1942年春到1944年生产了约3,300架），两挺7.92毫米机枪换成两门20毫米机关炮，机身下携带1枚500公斤或1,000公斤炸弹，两翼各携带4枚50或70公斤炸弹。为了对付T-34等德军坦克难以对付的苏军坦克，1943年又改进出“斯图卡”最后一个型号Ju 87 G，以两挺37毫米机关炮作为攻击武器，不带炸弹，因而得到“炮鸟”（Kammenvogel）和“坦克碾手”（Panzerknacker）的诨名。

卫国战争初期苏联使用的对地攻击机是佩特利亚科夫佩-2型，昵称“佩什卡”。那是一种双引擎三座（飞行员、机枪手、投弹手）俯冲轰炸机，配备4挺7.62毫米机关枪，携弹1,600公斤。让人惊讶的是它有很好的自卫能力，多有击落向它发起攻击的德军战斗机的记录。苏联另一种更好的攻击机是伊柳申伊尔-2型，昵称“伊柳莎”，德军则给它起了“屠夫”、“黑死神”等诨名，这是因为它攻击力强大，自卫能力也不弱，除完成对地攻击任务外，还不乏空战中击落德军战斗机的记录。除2挺7.62毫米机关枪、2门23毫米机关炮外，后舱还装备1门12.7毫米可操控重机关枪，携带炸弹600公斤，或8枚82毫米火箭弹，或4枚132毫米火箭弹，某些型号更装备1门40毫米钨弹头反坦克炮。机身不是用铝材、而是用钢材和木材制成，并且对驾驶舱、引擎、油箱等要害部位用装甲保护，装甲重量占到飞机总重的15%，所以一些人称它“飞行坦克”。它非常结实，曾经有带600个弹痕仍然安全返航的记录。

遗憾的是，伊尔-2虽然早在1940年就研制出来了，但在纳粹德国入侵前只生产了249架。后因工厂搬迁，两个月后才开始生产，产量上不去，影响到前线的使用。为此斯大林专门给生产负责人打电报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辜负了国家和红军的希望，至今没有生产出Ил-2 来。红军现在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呼吸，需要面包吃。……我要求你们生产出更多的Ил-2 。这是我的最后警告。

在斯大林亲自督促下，有关人员想尽办法，伊尔-2的生产不久便进入“快车道”。1942年古比雪夫的两家工厂共生产出6,933架，莫斯科的一家工厂生产出1,053架，就连德军包围中的列宁格勒也生产了243架，总数达到8,229架。1943年夏库尔斯克战役苏联空军大量使用伊尔-2，就因为有这样雄厚的军工生产作后盾。该役伊尔-2大显威风，7月7日，20分钟时间里就有德国第9坦克师70辆坦克被它击毁在伊尔-2飞行员中，“二战”期间涌现出129名苏联英雄，而且其中26人两次获该殊荣，还有3人多年以后因当年的战功获授“俄罗斯联邦英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女飞行员，例如，1944年获授苏联英雄称号的安娜·叶戈诺娃（1916—2009），1993年10月1日获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的莉迪亚·舒莱金娜（1915—1995）。

7月5日德军发动进攻，库尔斯克战役拉开序幕，12日北翼苏军就开始反攻，接着南翼苏军也发动反攻，攻防转换之快是历次重大战役所没有的。17日希特勒下令德军撤退，更不寻常，此前都是前线指挥官为避免伤亡过重下令撤退，遭到他严厉斥责，不少人且因此被撤换。对于元首这个命令曼施坦因曾提出抗议，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就有希望取得胜利，后来颇有一些人为他鸣不平，其实在这一点上正确的恰恰不是他而是希特勒。如果再坚持下去，那将不是取得胜利而是损失更大。

其实，曼施坦因提出并制订“堡垒行动”计划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就连稍具普通军事常识的人，只要还能正常思维，都能看出他的计划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对他的建议和计划一再表示反对的古德里安、莫德尔都知道这时的苏军已经不是战争开始时的苏军，德军也已经不是那时的德军，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知己知彼”而仍然犯这样的错误，说明这时他已经和他的“元首”一样，持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他还在做1939年突然袭击波兰、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的美梦，企图重演“闪电战”的奇迹，而那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在兵员素质、军事指挥水平、武器装备等所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仍然要以多胜少，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对手，现在这些优势都已经很微弱甚至不复存在，反而想以少胜多，岂非痴人说梦？按照格兰茨的资料，此役坦克数量苏军是德军的2.3倍，兵力苏军是德军的2.7倍；按照弗里舍的资料，坦克数量苏军是德军的3倍，兵力苏军是德军的3.2倍，火炮苏军是德军的5倍。西方许多人对曼施坦因推崇备至，说他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也是世界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对不对？从库尔斯克战役当可得到答案。

8月5日北翼苏军收复奥廖尔，南翼苏军收复别尔戈罗德，标志着库尔斯克战役胜利结束，为期刚好一个月。23日收复哈尔科夫，随之在乌克兰发起全线反攻，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攻向第聂伯河中游，马林诺夫斯基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费多尔·托尔布欣（1894—1949）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攻向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包括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在内，全线苏军能够迅速发起新的进攻并取得进展，对库尔斯克战役他们损失情况也是一个清楚说明。

8月12日希特勒发布“元首第10号命令”，要求“立即构筑东部壁垒”，即“美洲豹-沃旦防线”（Panther-Wotandefence Line），那是一条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的防线。发布这个命令，说明他清楚知道战争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全线防守。但也说明他很糊涂，法国战役胜利后他参观过马其诺防线，仓促构筑的“东部壁垒”能与其相比吗？而且那命令完全不具可行性，构筑那样的“壁垒”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多少时间？从9月8日起，德军北集群投入约5万人构筑工事，大约修筑了800个碉堡、180公里铁丝网、超过30公里防坦克壕，但其他地段还没来得及动工苏军就打来了。

8月13日，也就是“元首第10号命令”发布的第二天，红军西南方面军发动“顿巴斯行动”，对手是德军重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和有其名而无其实第1坦克集团军（组成它的三个军都各由3个步兵师组成，只配备少量型号比较老的Panzer IV型坦克）。紧接着，8月18日，南方方面军发起进攻。9月5日收复顿巴斯主要城市、也是乌克兰第四大城市顿涅茨克，德军退守第聂伯河。第聂伯河发源于俄罗斯，经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流入黑海，全长2,285公里，1,095公里在乌克兰境内，大体上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乌克兰首都、第一大城市基辅，第三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五大城市扎波罗热都在这条河上。10月10日西南方面军开始进攻扎波罗热，14日德军便放弃了这个重要“桥头堡”，撤往第聂伯河西岸。

10月20日沃罗涅日方面军改建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草原方面军改建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西南方面军改建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南方方面军改建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25日，苏军收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1月3日苏军开始进攻基辅，5日巴维尔·雷巴尔科（1892—1948）指挥的红军第3坦克近卫集团军就行进在基辅大街上。第二天早晨6点50分基辅全城解放，上午9时朱可夫和苏军其他将领出现在市中心欢庆解放的基辅市民中。值得注意的是，卢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1895—1979）领导的捷克第1独立旅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且是最先攻入基辅市区的部队之一，还只付出很轻代价：3,348名官兵中战死或失踪的只有33人、受伤的82人，显然德军已无力作顽强的抵抗。至此，第聂伯河以东乌克兰国土已经基本上被收复，仍然被德军占领的只剩下克里米亚半岛。

从1943年11月起，南线主要战场转到了第聂伯河以西。经过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动的日托米尔-别尔第切夫战役1943年12月24日—1944年1月14日）和罗夫诺-卢茨克战役（1944年1月27日—2月11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发动的基洛夫格勒战役（1944年1月5—16日）和科尔孙-舍甫琴柯战役（1944年1月24日—2月16日），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联合发动的尼科波尔-克里沃洛格战役（1944年1月30日至2月29日），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联合发动的普洛斯库洛夫-切尔诺夫茨克战役（1944年3月4日—4月17日）和乌曼-博托善战役（1944年3月5日—4月17日），乌克兰第3方面军发动的敖德萨战役（1944年3月26日—4月14日），最后是乌克兰第4方面军发动的克里米亚战役（1944年4月8日—5月12日），到1944年春天，除最西边的利沃夫地区外，乌克兰全境都已解放，德军撤退到罗马尼亚和波兰。不幸的是在此期间（1944年2月29日）瓦图京在前线遭“乌克兰起义军”伏击，伤重不治于4月15日去世，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由朱可夫代理。

在此期间，1944年1月27日，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包围也被彻底打破。

乌克兰国土面积超过60万平方公里，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比居第三位的法国还大近5万平方公里，解放乌克兰，可不是一件小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役德军都大量被歼灭。这些战役也都是斯大林在他“左膀右臂”协助下指挥的，朱可夫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乌克兰第3、第4方面军的行动，两人每天都要定时向大本营报告战事进行情况，有紧急情况则需立即报告。乌克兰战役开始时华西列夫斯基就曾因没有及时报告受到斯大林警告：

8月16日是西南方面军（您就是大本营派到那里的代表）实施重要战役的第一天。这次您又忘记了自己对大本营所负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来报告。

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一次忘记对大本营的责任，您将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被从前线召回。斯大林。

俄语你（ты ）、您（вы ）有别，这份电报口气虽然客气，批评却很严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时的苏联建立了一个怎样的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又是如何工作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希特勒与高级将领之间、高级将领相互之间，屡屡发出埋怨、指责的不和谐音。曼施坦因更提出要设置东线、也就是苏联战场总司令一职，也就是要希特勒把指挥权交给军事专业人士。1944年3月31日，希特勒解除了他的职务，4月2日，南集群改由莫德尔指挥。莫德尔是战争末期希特勒最倚重的将领，1945年4月21日自杀身亡，恐怕是因为自知罪孽深重，尤其是在拉脱维亚杀害集中营里57万多名苏军战俘、驱使17万多名战俘服苦役，犯下严重战争罪行。

乌克兰局势已定，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新的任务已经在等待他们。10月20日，与南线部队改建为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同时，北线部队也做了调整：加里宁方面军改建为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改建为波罗的海第2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改建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1944年4月又组建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第3方面军。各个方面军的任务也都明确，波罗的海两个方面军、白俄罗斯三个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解放俄罗斯、白俄罗斯尚被德军占领的国土，然后进军波兰、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任务是进军中欧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奧地利，乌克兰第3、第4方面军的任务是进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东南欧国家。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的新任务是“巴格拉季昂行动”，那是1944年夏季苏军作战的重点。5月中旬总参谋部完成作战计划的制定，20日斯大林召集两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最后审定计划，接着召集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伊凡·切尔尼亚霍夫斯基（1906—1945）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向他们下达作战任务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朱可夫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附带说说，巴格拉米扬是亚美尼亚人，战后（1955年3月11日）晋升元帅，是“二战”15名亚美尼亚将军中唯一晋升这个最高军衔的人。

这个行动代号得自当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沙俄将军、战斗中牺牲的格鲁吉亚亲王彼得·巴格拉季昂（1765—1812）。行动开始日期原定为1944年6月22日，正好是三年前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同一天，还决定有关方面军同时行动，显然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6月14日斯大林通知正在前线协调军事行动的华西列夫斯基，说由于运输原因，要把进攻开始的时间推迟一天。接着，朱可夫提出，根据他们准备的情况，希望把发动进攻的日子改到24日。最后斯大林决定各部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不需要同时开始。这样华西列夫斯基协调的部队便于23日发动进攻，但22日出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这个小小的改变，说明斯大林已经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战争规律来指挥战争，不再只从政治需要角度做决定。

6月26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解放白俄罗斯东部重要铁路枢纽奥尔沙。27日解放白俄罗斯第四大城市维捷布斯克。

28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解放白俄罗斯第三大城市莫吉列夫。

29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解放博布鲁伊斯克，德军第9集团军几乎被全歼。多名高级将领被俘，在俘虏队伍中第12坦克师师长格哈德·穆勒少将（Gerhard Müller）受到集团军参谋长的欢迎：“很高兴见到你。——第9集团军已经不存在了。”

解放博布鲁伊斯克的同一天，白俄罗斯第3、第1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明斯克。7月4日收复这个被德军占领3年的白俄罗斯首都。德军第4集团军几乎被全歼，在这里被歼灭的还有从博布鲁伊斯克逃出的第9集团军少数部队。

1944年7月，苏联红军解放波罗茨克，路边标牌上写着：“波罗茨克是我们的。前进，向西！”

与解放明斯克同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解放北部城市波罗茨克，阻断了德军北集群与中央集群的联系。

“巴格拉季昂行动”是1944年夏苏军白俄罗斯战役代号，但在白俄罗斯之外还包括立陶宛和波兰部分地区。

7月5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进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进攻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比亚韦斯托克（Biaystok，苏联称Белосток ，别洛斯托克），两城市分别于13日、27日解放。

7月18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发动“卢布林-布列斯特攻势”，24日攻占波兰东部重要城市卢布林，7月28日收复卫国战争开始时英勇抗击德寇入侵的英雄城布列斯特，8月2日进抵由南向北纵贯波兰全境的维斯瓦河，少量部队跨过了该河。

7月28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发动“考纳斯攻势”，一个月后（8月28日）攻占立陶宛中部重要城市、临时首都考纳斯。

8月6—14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发动“奧索维茨攻势”，攻占沙俄在波兰东部修建的奧索维茨要塞。

1944年8月中旬，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东普鲁士边界，德军北集群通往德国本土的陆上通道被截断，等待它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不难明白。历时不足两个月，白俄罗斯战役便以苏联红军顺利实现战略意图结束，不但收复了大片国土，而且使德军遭到惨重伤亡，从它高级将领伤亡、被俘情况不难看出。

白俄罗斯战役苏军的对手是德军中央集群，下辖第3坦克集团军和第2、第4、第9三个集团军。司令官开始时是恩斯特，布施元帅（Ernst Busch，1885—1945），但打响不到一周，6月28日就被莫德尔取代。德军各集团军高级将领战死、被俘情况如下：

第3坦克集困军：5名将军战死，3名将军被俘。

战死的有上将1名、中将3名（其中1名为死后追授）、少将1名：第6军军长格奥尔格·普伐弗尔上将（Georg Pfeiffer，1890—1944），6月28日在莫吉列夫阵亡。第256步兵师师长Wüstenhagen少将，空军第4野战师师长Pistorius中将，空军第6野战师师长Peschel中将。第197步兵师师长汉斯·哈讷少将（Hans Hahne，1894—1944）6月24日失踪，后来被认为也已死亡，追授中将。

被俘的有上将、中将、少将各1名：第53军军长弗里德里希·戈尔维泽上将（Friedrich Gollwitzer，1889—1977），6月27日在维捷布斯克被俘，1955年获释。第206步兵师师长阿尔方斯·希特中将（Alfons Hitter，1892—1968），6月27日在维捷布斯克被俘。第246步兵师师长Müller-Bülow少将。

第4集团军：5名将军战死，8名将军被俘。

战死的有上将1名、中将3名、少将1名：第39坦克军军长罗伯特·马提涅克上将（Robert Martinek，1889—1944），6月28日死于苏联空军对地攻击。继任的原第337步兵师师长奥托·舒讷曼中将（Otto Schünemann，1891—1944）在任仅一天，6月29日殒命。此外，第267步兵师师长德列塞尔中将和第4集团军司令官库尔特·冯·提佩斯基尔希上将（Kurt von Tippelskirch，1891—1957）的儿子Adolf-Hilmar von Tippelskirch（一名少将军参谋军官），6月28日在莫吉列夫阵亡。第18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卡尔·祖塔弗恩中将，7月6日兵败自杀。

被俘的有上将1名、中将6名、少将1名：第27军军长保罗·佛克斯上将（Paul Gustav Völckers，1891—1946），后来（1946年）死于苏联战俘营。第12军军长、这时也负责指挥被围第4集团军部队的文森兹·穆勒中将（Vincenz Müller，1894—1961），7月8日被俘。第12步兵师师长鲁道夫·邦勒尔中将（Rudolf Bamler，1896—1972），第110步兵师师长von Kurowski中将，第31步兵师师长Ochsner中将，第57步兵师师长Trowitz中将，第78步兵与突击师师长Traut中将，第260步兵师师长Klammt少将。

第9集团军：战死1名，被俘7名。

“我可以坐下吗？”德军第206步兵师师长阿尔方斯·希特中将（Alfons Hitter，1892-1968）被俘后问华西列夫斯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1944年“巴格拉季昂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德军官兵。

战死的是第134步兵师师长恩斯特·菲利浦中将（Ernst Philipp），6月29日兵败自杀。

被俘的有中将2名，少将5名：第35军军长库尔特-于尔根·吕佐弗中将（Kurt-Jürgen Freiherr von Lützow，1892—1961），第41坦克军军长埃德蒙·霍夫迈斯特中将（Edmund Hoffmeister，1893—1951），第6步兵师师长Heyne少将，第36步兵师师长Conrady少将，第45步兵师师长Engel少将，先锋队司令斯密特少将，第12坦克师师长格哈德·穆勒少将。被俘的还有第9集团军参谋长，但没能查到他的姓名、军衔等资料。

中央集群预备队：被俘4名：第95步兵师师长Michaelis少将，第707步兵师师长Gihr少将，司令部直属坦克师师长von Steinkeller少将，博布鲁伊斯克要塞司令Hamann少将。

上面所列恐怕还不是此役战死、被俘德国将军的全部，因为上将、中将很多而少将明显偏少，不大符合常理。值得注意的是，被俘的文森兹·穆勒中将、霍夫迈斯特中将、邦勒尔中将、希特中将和吕佐弗中将，后来都成为反对纳粹政权“自由德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重要成员。

白俄罗斯战役历时不足两个月，德军有这么多将军（包括中将和上将）战死、被俘，在“二战”历史上是空前的。战争初期苏军伤亡大大超过德军，库尔斯克战役双方基本持平而德军仍然略少，乌克兰战役德军损失开始超过苏军，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出于宣传目的，战役结束后苏联曾让被俘官兵中5万人步行通过莫斯科街头，每排20人并且以较快速度行进也用了90分钟才全部走完。

如果说从莫斯科战役起苏军是越战越勇，那么从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就不仅是越战越勇，而且是越战越强了。解放乌克兰诸战役苏军总体实力已经明显胜过德军，到白俄罗斯战役更是具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空中力量、火炮和坦克方面。

就在“巴格拉季昂行动”进行期间，7月13日至8月29日，乌克兰第1、第4两个方面军发动“利沃夫-桑多米尔攻势”，解放了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利沃夫并且进入波兰，攻克维斯瓦河畔城市桑多米尔，战线转到罗马尼亚和波兰境内。8月23日罗马尼亚宣布退出战争，两天后对德宣战。9月5日芬兰宣布退出战争。9月8日保加利亚宣布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

27. 胜利勋章

白俄罗斯战役期间苏军高级将领伤亡很少，在德文、俄文和英文资料中，我没有发现战死或被俘记录，只有第2坦克近卫集团军司令员谢苗·博格丹诺夫上将（1894—1960）在进攻卢布林时受伤，由阿里克赛·拉德齐也夫斯基将军（1911—1978）代理。不过经过治疗，1945年1月7日重返前线作战，4月6日第二次获授苏联英雄（第一次获授是1944年3月11日）。接着参加攻克柏林之战，6月1日晋升装甲兵主帅。

白俄罗斯战役进行期间，1944年6月26日，一大批将领获得晋升，其中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晋升大将。6月29日，罗科索夫斯基晋升苏联元帅，成为卫国战争开始后继朱可夫（1943年1月18日）、华西列夫斯基（1943年2月16日）、斯大林（1944年3月6日）、科涅夫（1944年2月20日）、戈沃罗夫（1944年6月18日）之后第六位获授苏联元帅的人。注意，内战期间斯大林并非军事指挥员，也就没有军衔，后来（1945年6月27日）改称“x ”，似可译作“苏联大元帅”，因为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统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1729—1800）头衔是“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российских сухопутных и морских сил ”（俄罗斯陆海军大元帅）。

卫国战争结束前，马林诺夫斯基、托尔布欣和梅列茨科夫三人分别于1944年9月10日、9月12日、10月26日晋升为苏联元帅。这样，不算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共有8名苏军将领晋升苏联元帅，数目大大少于纳粹德国。“二战”结束以后，又有索科洛夫斯基、叶廖缅科、巴格拉米扬、崔可夫等人晋升苏联元帅。他们每一个人打过的大仗、硬仗、恶仗，都是其他同盟国元帅（美国相当级别为“五星上将”）不能相比的。

战后晋升苏联元帅的人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1908—1984）。193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工程学院，即现在以他命名的国立波罗的海军事工程大学，曾经担任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工厂”工程师，后任厂长。该厂是1863年引进德国克虏伯技术建立的，以首任厂长、著名工程师巴维尔·奧布霍夫（1820—1869）命名，称“国立奧布霍夫工厂”。主要生产海军火炮，后来发展成俄罗斯及苏联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厂家之一。卫国战争期间它和同样引进德国技术、1895年建立的乌克兰哈尔科夫机车厂，是苏联两家最重要的坦克生产厂。

纳粹德国入侵前夕，1941年6月9日，苏联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鲍里斯·瓦尼科夫以失职罪被捕，未满33岁的乌斯季诺夫被挑选来接任这个重要职务，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3月15日）。瓦尼科夫也算幸运，卫国战争开始不久（7月20日）就被释放，担任乌斯季诺夫的第一副手。苏联工业原来都集中在其欧洲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是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军事工业的第一要务就是把大量骨干工厂（约80家、60万工人）迁往亚洲部分，不但要迅速恢复生产，还要尽可能扩大生产。哈尔科夫机车厂迁到乌拉尔山脉东麓下塔吉尔，与那里生产火车车厢的乌拉尔车辆厂合并组成乌拉尔坦克厂，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最重要的坦克生产厂。乌斯季诺夫和瓦尼科夫出色地完成了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两人都于1942年获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他们的领导下，苏联军事工业不但保证了军火“量”的需求，而且在“质”上实现重大突破，坦克、作战飞机、火炮乃至步兵枪械武器都赶上甚至超过当时世界一流的德国，为后来苏联成为军事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便有不少德军士兵改用从死亡苏军士兵那里拿到的冲锋枪，因为巷战中它比德军自己的枪械更适用。1944年1月24日，乌斯季诺夫获授炮兵工程中将军衔，同年11月18日晋升炮兵工程上将。

战后乌斯季诺夫先后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第一副主席（1963年）。1976年4月26日众望所归地担任国防部长，29日晋升大将，不久（7月30日）再晋升元帅。瓦尼科夫则于1945—1953年间领导苏联核武器研制，有重要贡献，又两次获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49和1954年），两次获授斯大林奖金（1951和1953年）。

但是，也有两位本来很可能晋升苏联元帅的将领没见到胜利就牺牲了，令人痛惜。他们是1943年2月12日晋升大将的尼古拉·瓦图京和刚于白俄罗斯战役期间晋升大将的伊凡·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瓦图京1944年2月29日在前线遭“乌克兰起义军”（伏击，受了重伤，医治无效于4月15日去世，葬于基辅。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则于1945年2月18日在东普鲁士前线被炮弹破片击中阵亡，还不满39周岁，是苏军最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

顺便说说，“二战”期间英、美等同盟国军队阵亡将领军衔最高的是美军西蒙·巴克纳中将（Simon Bolivar Buckner，1886—1945），1945年6月18日在冲绳岛战役中死于炮击。是役美军伤亡48,000人（其中阵亡及失踪12,000人），超过此前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的总和，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就整个“二战”而言，也仅次于欧洲战场的“突出部战役”。

伏击瓦图京致其伤重身亡的乌克兰起义军，是一支在乌克兰西部活动、以争取乌克兰独立为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军队，既反对苏联，也反对纳粹德国，还反对波兰和捷克，并且残酷迫害犹太人。1943—1944年在乌克兰西部瓦莱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对波兰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尤其令人发指，两地被杀害的波兰人、而且基本上是都是平民分别达4万~6万人和2.5万~4万人，大大超过“卡廷事件”被害波兰军人的数字。据说义军领导人发布的命令是消灭所有年龄在16至60岁的男子，实际上大量妇女和儿童也被残杀。起义军如此仇视波兰人并非偶然，他们活动的乌克兰西部是“寇松线”以东1920年波苏战争后被波兰占领的部分，为了把那个地区“波兰化”，迁来不少波兰移民。尽管在总人口里波兰人仍然是少数，但却掌握实权，被他们看作是外来统治者。乌克兰起义军提出“在未来的乌克兰土地上清除所有非乌克兰人”，针对的主要就是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后来对乌克兰起义军的评价有很大分歧。2007年10月12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维克多·尤先科（1954—）追授乌克兰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罗曼-塔拉斯·舒赫维奇（1907—1950）和斯捷潘·班德拉（1909-1959）“乌克兰英雄”荣誉称号，引起犹太人、波兰人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的抗议。2010年4月乌克兰行政上诉法院裁决尤先科的决定违法，2011年1月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1950—）宣布废除该决定。

回头再说斯大林对苏军将领的做法，有奖自然也有罚，且举两例。

马基恩·波波夫，1943年8月26日晋升大将，1944年4月20日被降为上将。战后（1953年8月3日）再次晋升大将。华西列夫斯基曾经评价说，如果没有酗酒的毛病，他本可成为苏联元帅。

伊凡·彼得罗夫（1896—1958），1943年10月9日晋升大将，1944年2月4日因塔尔罕角和刻赤港登陆作战失利被降为上将，1944年10月26日重又晋升大将。

晋升军衔之外，斯大林也很注意精神鼓励，在原有的苏联英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等荣誉之外，1942年7月29日专门为战功卓著的苏军将领设立苏沃洛夫勋章和库图佐夫勋章，各分三个等级。第一级苏沃洛夫勋章是最高军事荣誉奖励，每一枚都有编号，首枚授予朱可夫，第二枚授予华西列夫斯基，第三枚授予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炮兵主帅尼古拉·沃罗诺夫。后来还授给了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蒙哥马利等同盟国将领和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铁托。——别忘了，南斯拉夫游击队是二战期间规模最大、而且唯一拥有空军和海军的游击队。有趣的是，它的正式名字也是“人民解放军”。获授库图佐夫勋章的则有不少中将或者少将。

1943年11月8日，苏联决定颁发“胜利勋章”，“胜利”这个名字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1944年4月10日正式颁发，第一枚授予朱可夫，第二枚授予华西列夫斯基，第三枚才给了斯大林。到二战结束，共颁发19枚（其中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斯大林各获两枚），其他获授者依次是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同于1945年3月30日）、马林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同于1945年4月26日）、戈沃罗夫（1945年5月31日）、铁木辛哥和安东诺夫（同于1945年6月4日），梅列茨科夫（1945年9月8日）。此外还授给了5个外国人：艾森豪威尔（1945年6月4日），蒙哥马利（1945年6月5日），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1921—，1945年7月6日），波兰将军米哈伊·罗拉-齐米尔斯基（MichałRola-Żymierski，1890—1989，1945年8月9日），铁托（1945年9月9日）。罗马尼亚国王获授是因为他在战争最后时刻与纳粹德国决裂，积极和苏军合作。

苏联胜利勋章

“二战”结束以后又有多位苏军将领获授苏沃洛夫勋章，胜利勋章则没有再颁发。直到1978年2月20日才被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破例，把第20枚奖给了他自己。但他死后，这枚勋章又被收回。

励章、奖章通常都由铸币厂铸造，胜利勋章则是由珠宝匠专门制作的，比一般勋章都大，直径72毫米，总重量78克，用铂47克，金2克，银19克，红宝石25克拉，装饰了总重16克拉（3.2克）的174颗钻石。还有一项最特别的规定：持有者去世以后勋章要交还国家，所以现在有5枚保存在俄罗斯中央军事博物馆（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各2枚，马林诺夫斯基1枚），2枚保存在俄罗斯财政部国家贵金属与宝石仓库（Гохран ，罗科索夫斯基和罗拉-齐米尔斯基），包括斯大林在内其他苏联获授者的则保存在克里姆林宫“钻石馆”，那是专门保存特大或特别贵重钻石以及其他宝石和“狗头金”（nuggets，大块自然金）的地方。

授予外国人的5枚胜利勋章，除罗拉-齐米尔斯基的一枚归还俄罗斯以外，艾森豪威尔的一枚保存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蒙哥马利的一枚保存在伦敦皇家战争博物馆，铁托的一枚保存在贝尔格莱德专为纪念他而建的“5月25日博物馆”。米哈伊一世仍然健在，获授的一枚勋章也就还在私人手里。

不少人习惯用几分功、几分过的办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并且“功过相抵”，得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的结论来。我以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不是科学的办法。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能抵过，过也不能掩功，分别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做到“以史为鉴”。

回首20世纪，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决定人类命运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民是战胜纳粹德国的绝对主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大功臣。作为苏联军民的领导人，斯大林功不可没。然而就他个人而言，实在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逼他的首先是希特勒，而协助希特勒逼他的就是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西方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

“大屠杀”：犹太人问题始末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国与国的战争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以对所谓“劣等民族”尤其是犹太人的大屠杀给人们留下痛苦而又深刻的记忆。德国曾经是犹太人众多、并且出了许多杰出人物的国家，但经过那场浩劫，剩下的已经不多。我在德国期间便只认识了一个犹太人，研究所一位同事，办公室就在我隔壁。

28. 希特勒的历史观：种族斗争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及他们所称其他“劣等民族”的大屠杀，绝不是偶然的。希特勒有他的历史观，他把历史看成种族之间斗争的记录。不过与阶级斗争类似，种族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胜利，就是灭亡。希特勒认为种族是生而不平等的，所以坚决反对欧洲启蒙运动提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那是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劣等民族为“反叛”优等民族统治而提出来的借口。他相信优秀的雅利安种族必将成为种族斗争的最后胜利者，统治整个世界。但为了赢得最后胜利，雅利安人必须具备“racial awareness”；仿照“阶级觉悟”的说法，大概可以翻译为“种族觉悟”。说到“种族觉悟”，希特勒又特别强调“feeling”（不妨也仿照中国人曾经十分熟悉的“阶级感情”的说法，译作“种族感情”），而不是“reason”（理智），他教导雅利安人说要仇视所有劣等种族，尤其是犹太人。

希特勒的“种族斗争”理论，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纳粹一伙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在德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渊源。

希特勒“种族斗争”理论除了针对斯拉夫人等“低劣民族”，还特别针对犹太人，而这就与欧洲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有关。基督教诞生在中东，后来却主要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而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异教徒”一个接一个皈依的过程。皈依过程有些是和平的，更多则是通过暴力。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或者其他信仰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宗教优劣、文化优劣的观念。在基督教的强大攻势下，一些原本影响范围就不大的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很快消失，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那样的宗教就没有轻易认输，先后11次、延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便说明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残酷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斯林之外，基督教针对的另一对象便是犹太人，在1095—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还留在那里的犹太人曾经和穆斯林一起保卫耶路撒冷，因为那也是犹太教圣城。后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8年）以及1251和1320年两次“牧羊人十字军东征”，都发生过大量迫害犹太人的事件。犹太人已经“渗透”到欧洲社会内部却又没有融入那个由基督教主导的社会，历史上一再发生反对犹太人甚至排挤、迫害犹太人的事，也就在所难免。

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以后，立即从两个方面贯彻他的“种族和种族斗争”理论。一方面，政府向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发放婚姻贷款，那是一种长期贷款，要到新婚夫妇生下孩子以后才偿还。所谓“纯正”的日耳曼人，指的是祖辈没有掺杂“非雅利安”血统，自己的外观也符合纳粹所定纯正雅利安人标准的人。当然没有谁敢指出，“元首”自己并不太符合那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标准。对于有可能生出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缺陷后代的人，不管男女，都要强制他们绝育。根据有关记载，到第三帝国寿终正寝的1945年，德国被强制绝育的人竟达40万之多。此外，为了保证日耳曼人种的“优秀”，希特勒还实施了一项“消灭”有残疾的德国人的“系统工程”，被“消灭”的残疾人超过20万。

另一方面，从上台之日起，希特勒便着手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1933年4月7日帝国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授权政府解聘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接着，对犹太人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设置限制。很快，不准犹太人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多，还禁止他们拥有汽车，不准犹太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甚至剥夺他们的财产。到1938年11月9日那个让人无法忘记的“水晶之夜”，几千家犹太人商店被破坏、抢劫，无数门窗玻璃被砸碎，暴徒们还捣毁了76座犹太教堂，放火烧了另外191座，更有超过90名犹太人被杀害。接着，超过3万名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另外还有数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其中很多是著名科学家。

1933年4月1日，纳粹“冲锋队”在柏林号召抵制犹太人商店，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德意志人！保卫自己！别向犹太人买东西。”（Deutsche！Wehrt Euch！Kauft nicht bei Juden！）

这时，摆在纳粹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从原来的家园“离散”到欧洲已经两千多年，尽管受到种种歧视，与其他民族仍然有不少交往。特别是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不少犹太人逐渐融入所在地社会，一些人与其他民族通婚，更多的人则像马克思的父亲那样皈依了基督教。

1935年9月15日，已经完全由纳粹党一党议员组成的帝国议会移到纳粹老巢纽伦堡开会，通过两部法律，通常合称《纽伦堡法》。一部是《德意志血统与荣誉保护法》，共7条，第一条规定禁止“德国公民”与犹太人通婚，第二条规定禁止德国公民与犹太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第三条规定禁止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女性德国公民从事家政服务，第四条规定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和“国色”（national colors，当时是黑、红、白三色），其余三条是对违反上述四条规定所给予的处罚以及与实施法规有关的规定。另一部是《帝国公民法》，规定只有具备“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帝国公民，这样就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

为了说明什么样的人才具有“德意志血统”，专门发布了一个图表，人被分成三种、五级。第一种是“德意志血统者”，第二种是“混血者”，它又分成两“级”，第三种是犹太人，同样分成两“级”。

简单说来，一个人如果祖辈四人中有三个以上是犹太人，则被定义为犹太人或者“全犹太人”。

如果父母中有一个是犹太人，或者祖辈四人中有两个是犹太人，则被定为“第一级混血者”，亦称“半犹太人”。

如果祖辈四人中只有一个有部分犹太血统，则被定为“第二级混血者”，或称“四分之一犹太人”。

怎样对待后两类人，也有明确规定。“半犹太人”如果自己信仰犹太教，或者与犹太人结婚，则按犹太人对待，称“Geltungsjude”（“视为犹太人”）。自己不信仰犹太教，也没有和犹太人结婚的“半犹太人”，以及所有“四分之一犹太人”，都被当作“犹太混血者”。不管怎样，所有混血者都是“非雅利安人”，实际上仍然和“全犹太人”一样受到歧视。

按照这个标准，1933年德国有近50万犹太人（详细数字499,682），2,000名“四分之三犹太人”，21万名“半犹太人”，8万名“四分之一犹太人”，加在一起约为79万人。吞并奥地利以后，又加上185,246名犹太人和约15万名不同级别的混血者，总人数超过100万。到1943年4月1日，按照官方数字，仍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不同级别的混血者只剩下3万人（详细数字31,910）。

纳粹德国1940年拍摄的反犹宣传片《另类的犹太人》海报，可以清楚看出对犹太人的丑化、妖魔化。

在戈培尔领导下，纳粹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进行反犹宣传。1937年，纳粹党中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另类的犹太人》的反犹书籍。从1937年11月8日到1938年1月31日，在慕尼黑举办同名展览，后来又在维也纳和柏林展出。1940年拍摄了一部反犹宣传电影《另类的犹太人，关于全球犹太人的文献纪录片》。

在这部影片中，犹太人被描述为一个邪恶、堕落、寄生的民族，“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一，但借助于所掌握的资本，他们控制了世界股票市场、世界舆论和世界政治。”影片谴责犹太人应对德国通货膨胀和失业负责，解说词说道：

在柏林，1,000个工人里只有2个是犹太人。1933年初，柏林100个检察官里15个是犹太人，100个法官里23个是犹太人，100个律师里49个是犹太人，100个医生里52个是犹太人，100个商人里60个是犹太人。德国人平均每人拥有财产810马克，犹太人平均每人拥有10,000马克。

不难看出，纳粹非常懂得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使这部电影具有极强的煽动性。1982年圣诞节我是在哈尔茨山一个德国朋友家度过的，在戈斯拉城（Goslar）他指给我看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告诉我那些房子原来的主人都是犹太人。

1938年，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医学和法律工作，并且被强迫登记财产，以便将它们充公，或者强制以低价卖给雅利安人。这一年德国犹太人已经有三分之二被迫流亡国外，可看作是犹太人的又一次“离散”。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随时随地佩戴六角星符号“大卫之星”。许多公共场所都标注有那个符号，告示：“犹太人在这里不受欢迎”。

许多公共场所标注有带六角星符号的告示：“犹太人在这里不受欢迎”（Juden sind hier unerwünscht！）（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29. 从“领土方案”到“最终解决”

1933年1月纳粹上台，随即开始大量驱逐犹太人出境。曾经让不少中国观众感到震惊的1976年英国电影《苦海余生》，反映的就是那段历史。电影是根据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1933—）和马克斯·摩尔根-维特（Max Morgan-Witts，生年不详） 197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拍摄的，而小说又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1939年5月13日，德国远洋邮轮圣路易号载着937名乘客（其中906名是被驱离的犹太人，另外31人也多少和犹太人有关系）驶离汉堡港，前往古巴哈瓦那。尽管行前已经办好签证，但5月27日到达那里时古巴政府却拒绝接受他们，甚至不允许以旅游者身份上岸。圣路易号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chröder，1885—1959）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水手，16岁就开始在海上航行，会7种语言，对犹太人非常同情。经过艰苦谈判，最终有22名非犹太人乘客被允许上岸，其余的人不得不另寻出路。圣路易号先驶往美国佛罗里达，但美国政府也不准它靠岸。施罗德甚至打算采取让轮船在近岸处搁浅的非常办法，让乘客得以上岸，但被美国海岸警备队出动舰船阻止。他尝试把乘客送到加拿大，同样被加拿大政府拒绝。最后，圣路易号不得不折返欧洲，施罗德表示在把所有乘客安置妥当以前绝不返回德国。6月17日邮轮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靠岸，288人被英国用船接去。又经过艰苦交涉，剩下的619人终于都得到安置：法国接受224人，比利时接受214人，荷兰接受181人。然而过了不到一年，纳粹德国进攻这三个国家，一些人不得不再次流亡，命运更惨的则被纳粹逮捕，有的还被送到波兰境内的死亡集中营。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总计有254人死去（其中1人死在航行途中）。也就是说，施罗德和圣路易号全体船员的不懈努力挽救了683条生命。

把所有乘客安置好以后施罗德船长才驾驶圣路易号返回汉堡，战争期间再没有出海。战后他写了一本记述那次难忘航行的书《大洋上的无家可归者》（Heimatlos auf hoher See ），1949年出版。1957年德国政府授予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1993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此外，汉堡的一条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顺便指出，在那个不少国家都拒绝接受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是少数对他们敞开大门的国家之一，当时约有5万名犹太人在上海找到栖身之地。1993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访问上海，代表以色列人民向上海人民表达诚挚的谢意。1999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访问上海，专门参观了拉希尔犹太会堂，在贵宾簿上写道：

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感激与敬意。

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很快就发生急剧变化。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纳粹开始考虑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这时，党卫队提出两个为犹太人建立保留地的“领土解决”方案。一个方案建议将保留地建在扩大了的德意志帝国边缘，即波兰东南部，把欧洲所有犹太人都流放到那里去。另一个方案把保留地建在印度洋西南部远离非洲大陆的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优点是可以更有效地把犹太人这个“劣等民族”隔绝起来。不过这两个方案后来都被否决了。否决前一个方案是因为1940年纳粹已经在谋划进攻苏联，那样一来拟议中的保留地就不在德意志帝国边缘而在它的中心。后一个方案被否决，则是因为纳粹打败并且占领法国以后，虽然大举轰炸英国，但并没能迫使英国投降，从地中海前往马达加斯加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那条运河仍然控制在英国人手里。

欧洲“二战”的第一个受害国是当时犹太人最多的波兰，德国攻占它的西半部以后，强迫那里的犹太人集中到隔离起来的犹太人区，大概可看作纳粹拟议中犹太人保留地的雏形。犹太人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居住极其拥挤，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加之缺少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仅仅在首都华沙犹太人区，1941年就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死亡。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也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发出消灭犹太人的号召，对犹太人的迫害迅即“升级”。7月2日，纳粹德国安全局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出命令，要求处死在苏联政府机构中任职的所有犹太人。但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大大“发展”了，先是抓获到的所有成年犹太男子不管他们是否在政府任职都被杀害，接着更扩大到被抓获的犹太女子和儿童。8月1日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发布命令，要求搜索位于白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北部的平斯克沼泽地，“枪杀能找到的所有犹太男子，犹太女子则驱赶到沼泽里去。”然而负责执行的党卫队官员反映说：“把妇女儿童驱赶到沼泽里去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沼泽不够深，不足以把他们淹死。”于是对犹太妇女和儿童就也改用枪杀的办法。附带说说，那片沼泽地也称普里皮特沼泽地，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通行困难，尤其是机械化部队很难通行，后来成为苏联游击队的重要根据地。

大量残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希姆莱（左一）、海德里希（左二）等纳粹党卫队高官

为了完成消灭苏联境内犹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任务，入侵苏联伊始在纳粹党卫队领导下就成立了四个专门执行这项任务的“安全警察特别勤务队”。特勤A队负责德军北集群作战地区，特勤B队负责中央集群作战地区，特勤C队负责南集群作战地区，特勤D队负责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作战地区，即从摩尔多瓦经乌克兰南部到克里米亚半岛。到1941年年底，不到半年时间就报告说处死近50万犹太人，尤以Α队战绩最为“辉煌”（249,420人），其次是C队（95,000人）和D队（92,000），B队最差，也有45,467人。战后在柏林原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通常简称Gestapo，盖世太保）总部发现特勤Α队指挥官弗朗茨·斯塔列克尔（Franz Walter Stahlecker，1900—1942）1941年10月发回的一份报告，声称在自己领导下特勤A队已经处死220,250名犹太人，并且附有地图，注明各地处死犹太人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爱沙尼亚虽然只处死963人，却注明“已无犹太人”（Judenfrei）。顺便说说，1942年3月23日，斯塔列克尔这个刽子手在一次游击队袭击中受了重伤，不治身亡。

死于“特勤队”行动的人至少有60万，很可能超过100万，主要是犹太人，也有一些苏联人（所谓共产主义分子）和吉普赛人。为了掩盖这一滔天罪行，从1942年5月起，纳粹实施了一个“1005特别行动”（Sonderaktion 1005，通常称Aktion 1005），由党卫队上校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1894—1951）负责，任务是把群葬坑里的尸体挖出来，以粉碎、焚烧等方式毁灭罪证。不过这些“脏活”实际上都是在特勤队监督下由所谓“自愿协助人员”（Hilfswilliger，简称Hiwi）做的。这些人大多是苏联战俘，也有一些是被捕的平民，做这些事可暂免一死。

1943年夏秋季在乌克兰利沃夫附近雅诺夫集中营（Zwangsarbeitslager Lemberg-Janowska）碎骨磨旁的“自愿协助人员”

到1942年1月，布洛贝尔担任特勤C队一个分队的队长，杀害了约6万人。最惨绝人寰的是1941年9月29至30日，两天之内就在基辅附近巴比亚尔洼地杀害了33,771？名犹太人。这一数字仅次于1941至42年纳粹德国和罗马尼亚实施的“敖德萨大屠杀”超过5万人）和1943年11月3至4日在波兰卢布林实施的“丰收节行动”杀害约43,000人）。

1947年9月29日至1948年4月10日，包括布洛贝尔在内的24名特勤队指挥官在纽伦堡接受美国军事法庭审判，全称“美国对奥托·奥棱多夫等人的审判”，通常只称“特勤队审判”。奥托·奥棱多夫（Otto Ohlendorf，1907—1951）是当年特勤D队指挥官。审判结果如下：

14人被判处死刑，但只有4人（包括布洛贝尔）1951年6月7日以绞刑方式执行，其余10人均于1951年改判15年徒刑至终身监禁，但从1954年起即陆续被释放，到1958年5月全部被释放；

2人被判处终身监禁，5人被判处10-20年监禁。后来均被减刑，到1958年5月也全部被释放；

1人在审判过程中自杀；

1人因健康原因未上法庭受审，后来病死。还有1人被转交给比利时，后来病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手上沾满犹太人（还有吉普赛人、波兰人、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鲜血的刽子手是在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等地犯下罪行的，但并不是由苏联等国，也不是由国际军事法庭，而是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不但没有苏联法官参加，就连英、法等西方国家法官也没有一人参加。1951年大幅度减刑，1958年5月全部释放，都耐人寻味。

回头仍说“二战”期间的事。由于杀人任务过于繁重，四个特勤队常常忙不过来，不得不出动警察和德军其他部队协助。据估计在苏联境内参加过这种集体枪杀犹太人行动的德军总数达3万，不难看出杀人行动的规模有多大。1941至1942年冬天这种集体枪杀行动曾经一度中断，原因是天寒地冻，无法挖坑。但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大规模枪杀就又恢复了。在大规模枪杀乌克兰犹太人的同时，1941年秋天，大规模屠杀行动又扩展到被占领的波兰和南斯拉夫（主要是塞尔维亚），而且还发明了用特别改制的封闭厢式瓦斯车杀人的办法。1941年11月，在柏林以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用30名囚犯做了试验，把他们塞进密封的车厢里，然后把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用气泵“打”进车厢，使里面的人窒息而死。此后曾由特勤B队在白俄罗斯、特勤C队在基辅地区使用。在波兰境内库尔姆霍夫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 Kulmhof，现在的波兰名字是Chełmno），最大的瓦斯车每次可杀死100~120人。在这里，仅1942年1月就用这种方法杀害了10,003人。然而，枪杀也好，用瓦斯车窒息也好，“效率”都嫌太低，不能让刽子手们满意。出于大规模杀人的需要，开始试验不同类型毒气的杀人效果。1941年9月首先在波兰奧斯威辛集中营对600名苏联战俘用剧毒氰化物气体做了试验。

除了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早在1939年纳粹还开始了另一项同样反人类的罪行，那就是所谓“安乐死计划”。它所针对的，是纳粹所说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缺陷的德国人。到1941年8月因引起公众不安而不再执行为止，被这个“计划”杀害的德国人（并非犹太人！）超过万名，大多数是用一氧化碳窒息而死的。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在柏林市西南郊簸箕湖召集党卫队高级军官开会，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簸箕湖会议”。会议通知上附有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给海德里希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讨论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海德里希告诉与会者，凡是不适合服劳役的犹太人都要杀死；那些经过强制劳役仍能活下来、显示了顽强生命力的犹太人也要杀死。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由“排犹”变成了“灭犹”。

1942年7月，纳粹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提出一个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日程表，那个行动被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为实施这个“行动”专门建立了三个毒气杀人中心，两个位于波兰东南部、离卢布林不远的别乌泽茨和索比波尔，另一个位于华沙东北的特雷布林卡。被纳粹用毒气杀死的犹太人，在别乌泽茨有60万，在索比波尔有20万，在特雷布林卡更高达75万~95万。其他集中营则兼具强迫劳役与肉体消灭两重职能，这里面最著名的无疑就是建在上西里西亚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位于波兰南部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大约50公里处，原来是一个只有12,000人的小镇，有一个奥地利骑兵留下的营房。那里建了三个集中营，小一点的叫“Auschwitz I”（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建于1940年4月，当时是为了关押波兰政治犯和从德国本土转来的囚犯。大一点的叫“Auschwitz II”（奥斯威辛二号集中营），也叫“Birkenau”（比克瑙，波兰名字Brzenzinka，布热津卡，意思是“白桦林”），始建于1941年10月，1942年8月专门设立了女犯部。它是一个“灭绝营”，专门建了四个设计成淋浴室样子的毒气室，使用由杀虫剂公司生产的一种叫做“Zyklon-B”的氰化物毒气，配有四座焚尸炉，每天可杀死2万人并把他们的尸体化为青烟。在奥斯威辛周围还建了约40个“卫星营”，主要关押苦役犯，它们被统称为“Auschwitz III”（奥斯威辛三号集中营）。

囚犯开始是用汽车运送的，后来因为运输量太大，修筑了专门的铁路线，改用火车运输。囚犯到下后即被分成三组，第一组是纳粹认为已经派不上用场的人，送往比克瑙，几小时内就直接送进毒气室。第二组是身体强壮一点的人，送到各个苦役营（Arbeitslager），为法本（I. G. Farben）、克虏伯（Krupp）等德国公司开设在那里的工厂工作。法本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克虏伯则是以生产大炮闻名的军火工业巨头，犹太囚犯主要是做危险和有害健康的工作。根据留下来的记录，在1940-45年间，在奧斯威辛服苦役的囚犯大约有40万人，其中34万人被折磨致死。这告诉我们，苦役营其实也是一种“灭绝营”，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苦役灭绝”。第三组是一些特殊群体，主要是双胞胎和侏儒，他们被送到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手里，成为医学实验的牺牲品。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奧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只有约7,600人。纳粹撤退时掳走了没来得及杀害的囚犯58,000多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其中就有以《安妮日记》为世人熟知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和她的姐姐。她们被转送到汉诺威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后来因伤寒死在那里。1982年我曾去过那里，只见郁郁葱葱的树林，原来集中营的建筑只能在图片上看到了。它是1945年4月15日被英国军队解放的，为防止瘟疫扩散，一把火烧掉了一切。凑巧的是，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无意中在西安文艺路旧书店买到一本德国1983年出版的《安妮日记》德文版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 ，为“费舍尔袖珍本图书”之一，版权页上注明是该书“未删节本”1983年3月印行的第57版，印行10万册，累计印数200万册。当时联邦德国人口还不到5,000万。

在奧斯威辛被用毒气杀死以及因饥饿、疾病而死亡的人有多少，已无法知晓。被送去服苦役和用作医学试验的人还留下了档案，到下后即被直接送进毒气室的人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不同研究者估计的死亡数字在150万到400万之间，曾任集中营司令官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Ηöß，1900—1947）战后在波兰受审并被判处绞刑。他被指控杀害了350万人，但他辩解说：“不，我杀害的只有250万人，其余的人是死于饥饿和疾病。”

除了德国本土和东欧（首先是波兰）的犹太人，纳粹自然也不会忘记所占领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为此盖世太保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由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1906—1962）负责，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集中起来送往波兰。一些傀儡政府，例如法国维希政府和由原国防部长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领导的挪威政府，成为可耻的帮凶。手上沾满犹太人鲜血的艾希曼后来被美军俘虏，但用“Otto Eckmann”假名混过。后来改姓更名逃到南美，1960年才被以色列情报与特别行动局（Mossad，“摩萨德”）抓获，1962年在以色列受审并被处死。那被看作是“摩萨德”最成功的行动之一，然而它不是通过正常司法途径逮捕、引渡，而是以绑架的非常手段，用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把艾希曼“走私”带回以色列的。

艾希曼的上司、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1942年5月29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郊外被两名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伏击炸伤，几天后不治而死。那两个捷克人是英国皇家空军空投到那里实施这一行动的，纳粹随即展开大规模报复，1,500多名捷克人被枪杀。6月10日还包围了捷克西部一个名叫“利迪策”的小村子，村里16岁以上的男子除一人幸免外全部被枪杀，妇女也有7人被枪杀，其余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往集中营，后来大多也未能生还。报复行动还从捷克人扩展到犹太人，那时柏林尚未被捕的犹太人已经很少，伏击事件发生的当天希姆莱就下令逮捕了500人，并于海德里希伤重而死的6月4日枪杀了其中152人。原来关在捷克境内特雷辛城“模范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有3,000人因这一事件被送往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捷克利迪策大屠杀纪念塑像

纳粹到底杀害了多少犹太人，是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一般认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纳粹“消灭”的欧洲犹太人总数大约有600万（也有人估计为560万？590万），其中150万是儿童。不应该忘记的是，纳粹大屠杀并不仅限于犹太人。柏林城北纳粹统治时期的鳊鱼湖监狱，战后被改建成一个纪念馆，免费发给参观者的说明书告诉我们，犹太人之外，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还有330万苏联战俘（也有资料说350万）、170万南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和150万波兰人（不包括波兰籍犹太人），此外还有约20万吉卜赛人（也有资料说50万）。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纳粹屠杀的平民总数超过1,300万，那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名副其实的“holocaust”（大屠杀）！

30. 奥斯威辛的雪是怎么变黑的？

1944年7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强渡西布格河，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界河）进入波兰，卢布林附近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第一个获得解放，接着其他集中营也先后被红军解放，解放奥斯威辛的是伊凡·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一天早上，随军采访的《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突然接到他认识的一位红军军官急电：“真理报记者波列伏依中校收。欲知地狱详情，速来奥斯威辛，并通知克鲁申斯基。”克鲁申斯基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有大尉军衔，当时也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采访。得到消息，两位记者立即乘军用飞机冒着风雪前往奥斯威辛。关于纳粹集中营虽然早就有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言，西方也已得到一些情报，但并未让苏联分享，苏联方面对它的真实情况仍然知之极少。他们两人成为有幸最先采访那个死亡集中营的记者，波列伏依写了《地狱之行》和《比克瑙的黑雪》两篇报道，第一次向世人揭开那个人间地狱的面纱。

飞临奥斯威辛上空时，雪停了，两位苏联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紧挨着铁路的小城镇，显得安宁舒适，让人很难把它和血腥的屠杀联系起来。接着，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工厂”出现，一个个巨大的车间，参差不齐的烟囱。飞机着陆以后他们踏着开始解冻的积雪向集中营走去，首先看到的便是大门上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创造自由）。两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口号写在这种地方，真是无耻之极。”走近大门，见到大约200名幸存者，都穿着同样的帆布上衣，条纹裤子，许多人裹着毯子等御寒物品，头上戴着同样的小帽，脚上穿着木底鞋，身上发出一股石碳酸气味和衣服常年没洗的臭味。“个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还泛着一层绿色。”

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见到的幸存者。

波列伏依认识的那位红军军官这时正受命管理集中营，他派了一个在那里被关押两年的囚犯给他们做向导，那人名叫安托宁，捷克共产党员，会说一点俄语。安托宁先带他们看了两排双层楼房，那是专给外国来访者和国际组织考察集中营情况的人看的。关在那里的囚犯都是幸运儿，因为给他们提供了还算过得去的生活条件。但在这两排楼房后面，就是一排排半埋在地下的简易板棚，里面是三层通铺，既没有取暖火炉，也没有通风设备。接着进了一个很大的木板棚，里面存放的全是头发，头发的主人，早已经由毒气室、焚尸炉上了“天堂”，只有他们的头发还留在人间，被纳粹分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既按长短，也按颜色，严格分类存放。一部分已经打包成捆，准备运走。杀害多少人才能积攒起那么多头发？又有多少头发已经被运走，像羊毛那样成了纳粹的工业原料？

接着看了鞋库，各式各样的鞋子堆积如山，包括很多婴儿穿的软底鞋。安托宁说，如果这些鞋子的主人突然从骨灰堆里爬出来，穿上它们行走，整个奧斯威辛都会拥挤得水泄不通。鞋库旁边是规模更大的存放死者衣物的仓库，不过为了防止传染疾病，已经封闭起来。记者还看到几名原来是珠宝商的囚犯正在清点金银珠宝，造册，除了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首饰和金银币，还有很多黄金和白金的假牙、齿桥。当然，这还只是纳粹掠夺的金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已经被运走。

安托宁特意领两位记者看了一片废墟，告诉他们那里原来是实验大楼所在地，希特勒匪徒临走时炸毁了，显然是想掩盖他们最怕被人发觉的秘密。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就在这座大楼里用活人做医学试验。走进那座大楼的囚犯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因为试验一结束，他们就被送进焚尸炉。不过纳粹匪徒慌忙逃离时竟然“忘记”了200来个被他们当作试验品的孩子，有男有女，波列伏依说那是自己看到的最惨不忍睹的情景。孩子们一个个都失去了应有的天真，都有一张老人才该有的面孔，用冷漠疏远的眼神看着记者。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获得解放感到庆幸，但在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之后，已经失去对事情做出正常反应的能力，既不知道悲伤，也不知道高兴。一位带大尉肩章的女军医痛苦地告诉两位记者，“无论用哪国语言和他们讲话，他们都不回答。”她还告诉记者：“奇怪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双胞胎，双胞胎兄弟或者双胞胎姐妹。”

那天晚上，安托宁建议两位苏联记者“利用一下”原来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住宅，但两个苏联人觉得“绝对不能在这有三百万人命血债的刽子手住宅过夜”，而是住在了附近一个铁路职员家里，不过还是参观了那幢住宅。两人非常吃惊：

没料到这个举世闻名的纳粹恶魔和杀死了几百万人的大刽子手，过的竟然是中等市民的简朴生活。清洁的房间里摆放着蒙着布套的半旧家具，每张沙发和安乐椅上都铺着绣花的小布巾。墙上挂着写有格言的匾额，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黑绒布做的小熊。……还有集邮册，带布谷鸟的闹钟，一套粗瓷啤酒杯。

根据记载，霍斯为官清廉，从受害者身上掠夺了那么多金银珠宝，作为集中营最高官员他竟没有中饱私囊。战后，他受审时同样让审判官员们吃了一惊，他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礼，真难想象是个手上沾了上百万人鲜血的刽子手。

在那个铁路职员家里喝茶时，两位苏联记者才知道奥斯威辛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就是二号集中营所在地比克瑙（Birkenau，俄文作Биркенау ）。那位铁路职员告诉他们，奧斯威辛毕竟属于劳役营，囚徒只要还能干活，就不致被杀害；一批人走了，另一批人接上，死亡的轮子就这么转动着，相对而言转动得还比较慢。比克瑙就不同了，那是个纯粹的“杀人营”，死亡之轮几乎是在全速转动。一列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到达以后，站台上彬彬有礼的翻译就会对他们说：艰苦的旅程结束了，所有旅客都必须在这里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对携带的物品进行消毒，然后换乘列车去各自的工作地点。他们被领到挂有“男浴池”和“妇女儿童浴池”的房间前，交出携带的东西以便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走进清洁的大浴室。但是，大门关上以后，淋浴头喷出的却不是水而是毒气。10~15分钟以后，高高兴兴走进去的一个个活人，就变成一具具死尸，被人抬出来，装车运往焚尸炉。有时死尸太多，超过焚尸炉所能吞噬的数量，就被扔进几个大水泥池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处理两三百具。

第二天，两个苏联记者由那位铁路职员带领去比克瑙。撤退前党卫队已经把车站、“淋浴室”和铁路炸毁，火化场房顶虽然已经掀掉，焚尸炉依然在那里。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没有烧尽的残骨。那位铁路职员的太太曾经问两个苏联记者：“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到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得像无烟煤。”那时已经是冰雪开始消融的季节，波列伏依发现，昨天刚刚落下的新雪化掉以后，极目望去，陈雪都是黑色的，乌油油，伸手摸一下，立即沾满油污。原来，它们是没有燃烧完全的骨灰烟炱，先是形成黑烟升上天空，然后就随降雪落回地面。那位铁路职员的太太告诉他们，这种带有骨灰烟炱的空气附近居民已经呼吸了很长时间，还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但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都一去不复返了。”

波列伏依自己也是犹太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本姓坎波夫，工学院毕业生，原来在加里宁市一家纺织厂做工程师，波列伏依是他当记者以后用的笔名。

其实，苏联记者写的这两份报道，只能说是第一次让公众知道了纳粹“杀人工厂”像什么样子。根据战后解密的历史档案，早在1940年11月，波兰军官威托尔特·皮列茨基（Witold Pilecki，1901—1948）就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给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发出第一份报告，并请他们转告同盟国：大屠杀已经发生。他原来是波兰军队一名上尉，1939年11月9日和另一名波兰军官（Jan Włodarkiewicz）组建“波兰秘密军”（Tajna Armia Polska，TAP），是波兰第一支地下抵抗力量。1940年向上级提出一个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搜集情报的计划，因为那时人们对纳粹在波兰境内设立的集中营还知之甚少。计划得到批准，并且给了他一个“托马斯·塞拉芬斯基”的假证件，9月19日他在华沙街头被捕，随即被送到奥斯威辛，此后即不称姓名只称“4859号”。

进入奥斯威辛以后，皮列茨基组织起一个名叫“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简称“ZOW”）的地下组织，并且和集中营外波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利用“走私”进来的部件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一直工作到1942年秋。从1940年10月起，“ZOW”开始向集中营外的地下组织发送情报。从1941年3月起，更通过抵抗组织把情报送到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并通过它转送给英国及其他同盟国，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曾计划发动解救奥斯威辛囚徒的行动，希望同盟国空军给予支援，但被拒绝。

皮列茨基在集中营度过了945天，1943年4月27日成功逃出并且撰写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材料（超过100页），称《威托尔特报告》。报告说比克瑙的三座焚尸炉每天可以处理1万具尸体，而一天内瓦斯室就可以杀死3万人。报告估计在集中营建立的3年时间里已经杀害了200万人，今后两年还将杀害300万人。报告的许多内容当时就已传出，但报告本身50多年以后（2000年）才正式出版。

后来皮列茨基参加了1944年8月华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再次被德军逮捕，先后关押在波兰和德国巴伐利亚的两处战俘营。1945年7月9日他所在的巴伐利亚战俘营被美军解放，他前往意大利加入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第二军，旋即受命以假名返回波兰搜集情报。1947年5月8日被波兰人民共和国安全部逮捕，1948年5月25日在华沙以反对新生的共和国罪处死。皮列茨基政治上是亲西方、反苏的，所以他没有向苏联提供情报，而得到情报的西方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是不能，抑不为也？

早在1941年11月，纳粹“特勤队”发回柏林的关于在苏联集体枪杀囚犯的密码报告就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破译，西方盟国已经知道纳粹大屠杀的事，但他们的反应却是保持沉默。1942年8月，在瑞士的犹太人组织又向英国和美国“顶级高官”报告了纳粹将占领国犹太人大批运往波兰并且集体屠杀的事，但不知为何英、美两国的反应仍然是保持沉默。

1944年4月7日，两名捷克犹太人鲁道夫·乌尔巴（Rudolf Vrba）和阿弗雷德·维茨勒（Alfréd Wetzler）从奧斯威辛集中营逃出，25-27日用捷克文写了一份报告（当即被译为德文，后又译为英文），即《乌尔巴-维茨勒报告》。接着，5月27日，又有两名波兰犹太人阿诺斯特·罗森（Arnost Rosin）和捷斯拉夫·莫多维茨（Czesław Mordowicz）从奧斯威辛逃出，也写了关于集中营情况的报告。1944年8月25日，美国空军侦察机拍摄了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航空相片，相片上可以清楚看出瓦斯室、焚尸炉等杀人毁尸设备。但是，直到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英、美两国始终没有对它采取什么行动。这样，除逃跑前纳粹为毁灭罪证破坏的瓦斯室、医学实验楼等少数设备外，红军见到的基本上是一座完整的杀人工厂。

1944年8月25日，美国空军侦察机拍摄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航空相片，图片右下方便是瓦斯室、焚尸炉等灭绝设备。

31. “小人国戏班”与“死亡天使”

当年那位苏联红军女军医曾经奇怪，为什么幸运活下来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双胞胎，不久答案就知道了。原来，“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在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而“死亡天使”门格勒最感兴趣的便是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双胞胎和侏儒。被他做过“实验”的双胞胎约有3,000对，大多数都在试验中死去。侥幸没死的，试验结束也立即被送进毒气室。活到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那一天的，实在是少而又少。奇特的是幸存者中竟有11人是同一家人：两位母亲和她们的9个孩子。这一家是罗马尼亚犹太人，姓奥维茨，父亲西姆森·奥维茨（Shimson Eizik Ovitz ，1868—1923），身高正常，先后娶的两位妻子也都是正常人。但第一位妻子所生两个孩子都是侏儒，第二位妻子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五个是侏儒。西姆森1923年去世，最大的孩子罗兹卡已经37岁，最小的妹妹皮尔拉才两岁，三个身高正常的孩子分别为16岁、12岁和6岁。两位母亲带着10个孩子走江湖卖艺。他们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而且能用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俄语、德语以及中东欧地区犹太人通用的意第绪语（Yiddish）等多种语言演出，颇受欢迎。这个家庭戏班起名“小人国戏班”（Lilliput Troupe），得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里“小人国”的名字“Lilliput”。

由奥维茨兄弟姐妹七人组成的“小人国戏班”

1944年5月，这家犹太人被纳粹抓住，随即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只有身高正常的兄弟阿里（Arie，1917年生，排行第九）途中侥幸逃脱。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久他再次被抓住，也被送到奥斯威辛并被处死。但先送到那里的11个人反倒奇迹般地全部活了下来，幸存的“秘诀”就在遵循了母亲（西姆森第二个妻子）的告诫：“不论什么情况，绝不要分开。团结在一起，互相保护，同生共死。”

奥维茨一家的情况太特殊了，这样的例子太难见到了，他们被门格勒当作难得的“标本”保留，设置成一个“人种园”（Völkerschau），不但向来集中营视察的纳粹高官展示，还拍了影片送往柏林给希特勒观看。奥维茨一家当然也被做了一些实验，例如抽出骨髓以检验是否有导致侏儒症的遗传因素。门格勒还让他们亲眼看自己如何把两个侏儒杀死，用开水煮烂尸体以去掉肌肉等软组织，得到骨架，制成供博物馆陈列的“标本”。

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以后，这家人先是被送到苏联国内的难民营，不久就让他们返回罗马尼亚。但老家已是一片废墟，于是去了比利时。1949年5月又举家移居以色列海法重操旧业，生活称得上幸福安宁。老大罗兹卡1984年去世，享年98岁。老二弗兰兹卡1980年去世，享年91岁。老五是个正常人，1993年去世，享年86岁。最幼的皮尔拉2001年去世，也已80高龄。

到达比克瑙火车站的犹太人正被分选，送往苦役营就算交上好运了，许多人很快就将被送进毒气室。

当从欧洲各地运来的囚徒到达奥斯威辛的时候，门格勒是他们在站台上最先见到的人之一。身着白大褂，把一些人指向左边，另一些人指向右边，样子很像一位“白衣天使”。但囚徒们不知道，被指向右边的人将被送往苦役营，人生道路尚不致立即走到尽头，被指向左边的人则很快被送进毒气室，然后送进焚尸炉，一些人连奥斯威辛像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化着青烟上了“天国”。

为避免被红军俘虏，最后时刻包括门格勒在内的大量纳粹分子选择逃往西方，向美军投降。虽然早在1944年他的名字就登记在同盟国战犯名单上（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曾多次提到），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很快（1945年6月）就被释放。而且进入战俘营时是以真名登记的，释放时发给他的证件上名字却变成“弗里茨·霍尔曼”（Fritz Hollmann），这使他得以在美占区巴伐利亚一个小村子安然生活了将近4年（1945年7月—1949年5月），并一直和妻子以及一个名叫汉斯·塞德迈尔（Hans Sedlmeier）的老朋友保持联系，最终在那个老朋友帮助下逃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操旧业，主要做非法人工流产，有一次还因流产导致孕妇死亡而被警察拘押，但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被发觉。直到潜逃南美的另一纳粹分子、以“犹太屠夫”闻名的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抓获带回，1962年在以色列受审并被处死，他害怕被发现，才移居巴拉圭。这时的巴拉圭军事独裁者、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 Matiauda，1912—2006）是德裔并且众所周知有亲纳粹倾向，他统治下的巴拉圭成为不少纳粹分子的庇护所。1967年门格勒又移居巴西，1979年2月7日在圣保罗州一处海滩上游泳时死亡，原因可能是溺水或者心脏病突然发作，以“沃尔夫冈·格哈德”（Wolfgang Gerhard）名字下葬。六年以后德国警察在搜查当年帮助门格勒逃亡南美的朋友塞德迈尔住宅时得到地址簿、信件等相关物品，这才发现他的线索。1985年6月6日开棺验尸，通过医学检验证明就是门格勒。1992年又经DNA检测，7年前的医学检验得到确证。就这样，门格勒至死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近70年来，每到苏联红军解放奧斯威辛集中营那一天都要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举行庄严的纪念活动。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更通过决议，把那天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正值严冬，纪念活动经常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举行，“银装素裹”，一片白茫茫。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那里的雪却是黑的。

根据各种资料，主要是对犹太历史、尤其是对纳粹“大屠杀”有深入研究的美国犹太女作家露西·达维多维茨（Lucy Schildkret Dawidowicz，1915—1990）1975出版的《针对犹太人的战争，1933—1945》（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劳尔·希尔别格（Raul Hilberg，1926—2007） 1961年出版的三卷本厚达1,273页的巨著《欧洲犹太人之被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还有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资料，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大约为：

犹太人：600万

苏军战俘：200万~300万

非犹太波兰人：180万~200万

吉普赛人：22万~150万

残障人士：20万~25万

共济会会员：8万~20万

斯洛文尼亚人：2万~2.5万

同性恋者：5,000~15,000

耶和华见证人：2,500~5,000

西班牙共和派：7,000

根据露西·达维多维茨的资料，欧洲各国“二战”前共有近900万犹太人（886.18万），大屠杀受害者近600万（593.39万），约占三分之二（见表）。导致全球犹太人数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从“二战”前（1939年）近1,700万减少到1,100万。直到今天，犹太人人口也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大量欧洲犹太人被杀害还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后果，那就是两种犹太人常用语言的衰落。一种是意第绪语，也称“犹太德语”（Judeo-German），主要使用于德国、奧地利、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匈牙利、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大屠杀殉难者中约85%（500万）是说这种语言的。另一种是拉迪诺语（Ladino），亦称“犹太-西班牙语”（Judeo-Spanish），主要使用于南欧、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说这种语言的犹太人也大量被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苏军战俘，人数仅次于犹太人，在总共570万战俘里有约330万被杀害，占总数的57%。最大量苏军被俘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而最大量被杀害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即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有约280万人被杀害，大多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集体枪杀的，另外的50万人后来死于集中营或者苦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被德军俘虏的23万名英、美战俘里，只有8,300人被杀害（其中一些是犹太人），仅占3.6%。英、美等西方同盟国战俘都囚禁在战俘营，而苏军战俘几乎全部关押在集中营，根本不执行《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

还应该注意，日本对待战俘之残暴，与纳粹德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它也在1929年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不管是对中国战俘，还是对其他同盟国战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等众多国家），都不按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办事，大量战俘被任意杀害、强迫劳役、用于医学实验，还有许多人因饥饿、受伤和疾病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亡。1943年3月20日，日本海军更接到命令，处死他们俘虏的所有同盟国军人。这时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作战的主要是美国，俘虏的同盟国军人自然也主要是美国人。根据战后东京审判材料，被日本俘虏的西方战俘死亡率高达27.1%，是纳粹德国相应数字（3.6%）的7.5倍，其中美国战俘死亡率尤高，达到40.4%。而中国战俘死亡率还更高，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俘虏的中国军人无疑也最多，但日本投降后获释的英国及大英帝国成员国战俘有37,583名，荷兰战俘有28,500名，美国战俘有14,473名，中国战俘只有56名！

1942年6月动工、1943年10月建成，以“死亡铁路”闻名的泰缅铁路，是日军残暴对待战俘和强迫劳工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修这条长415公里的铁路，直接死于施工的就有9万名亚洲劳工和12,399名同盟国战俘，其中英国战俘6,318名、澳大利亚战俘2,815名、荷兰战俘2,490名、美国战俘356名，平均每公里付出250条生命的惨重代价！战后法国小说家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le，1912—1994）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桂河大桥》（Le Pont de la Rivière Kwai ），1952年在法国出版，当年即获得以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命名的“圣伯夫奖”。1954年小说的英译本出版，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大卫·利恩（David Lean，1908—1991）随即把它搬上银幕，拍成的同名电影1957年夺得第30届学院奖（奧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摄影共七个奖项，还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知道“死亡铁路”的。不过应该指出，布勒是一名擅长科幻题材写作的作家，他写的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受到许多幸存战俘、包括小说及电影中尼科尔森上校生活原型菲利普·图赛（Philip John Denton Toosey，1904—1975）的批评。他们指出，实际上日军对战俘要残暴得多，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劳役之繁重、艰苦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战俘们一个个瘦骨嶙峋，远不是电影里的样子。

修筑“死亡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和荷兰战俘（1943年），一个个骨瘦如柴，远不是人们在电影（桂河大桥》里着到的样子。

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

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救助过犹太人的企业家并非只有辛德勒一个，德国著名大企业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就以生产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荷兰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当时负责公司事务的弗里茨·飞利浦，也以同样理由庇护了382名犹太员工。该公司立陶宛工厂负责人，同时也为荷兰领事馆工作的扬·兹瓦腾蒂克（Jan Zwartendijk，1896—1976），为大量犹太人（约6,000~10,000名）办了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厄运。在这方面，德国负责军工生产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与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的矛盾，客观上提供了一定条件。首先，公司里确有许多重要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是犹太人，离了他们，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其次，虽然德军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人员损失都很少，但从进攻苏联起减员就非常严重，为补充兵员，不但放宽了征兵年龄限制，还不顾斯佩尔反对把大量工人、包括熟练工人乃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有苏军战俘）成了最廉价而且维持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

援助过许多犹太人的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

像兹瓦腾蒂克那样通过办理签证帮助犹太人逃脱厄运的外交官很多，其中就有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从1938年到他1940年5月奉调回国，两年间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准确知晓，但从现在见到的签证看当以千计，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号码是200号，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说明仅约半年时间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也不顾外务省训令，给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从波兰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超过2,000份签证，并且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让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岸，再转往其他地方。后来有人问杉原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在这些外交官里，最应该说一说的恐怕就是瑞典人拉乌尔·瓦伦别格（Raoul Gustaf Wallenberg，1912—1947？），他在救助匈牙利犹太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匈牙利是犹太人众多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受十月革命影响1919年春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者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1939？）便是犹太人。但它存在仅133天，8月1日即以失败告终，军队领导人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成立没有国王、由他担任“摄政”的匈牙利王国。注意，匈牙利人和我们一样，姓在前而名在后，这与其他欧洲人不同。

1938年霍尔蒂开始效仿纳粹德国，实行歧视、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到1941年8月，先后发布了三个反犹法令，不过没有大量逮捕、驱逐犹太人，更没有把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这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差别明显。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惨败，参战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也受到重创。3月霍尔蒂任命卡莱·米克洛斯（Kállay de Nagykálló Miklós，1887—1967）为总理，取代亲纳粹的巴多希·拉斯洛（Bárdossy de Bárdos László，1890—1946）。卡莱政府拒绝配合纳粹德国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并且秘密与英、美西方同盟国接触。这当然是希特勒不能允许的，1944年3月德国派兵占领了匈牙利，霍尔蒂被软禁并被迫任命亲纳粹的斯托扬·德迈（Sztójay Döme，1883—1946）为总理。斯托扬上台后立即全面配合纳粹大量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波兰。前面说到过的“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便于这时来到匈牙利专门负责这件事。

就在这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1944年7月，拉乌尔·瓦伦别格被派到布达佩斯担任瑞典王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使馆其他人员、尤其是二等秘书佩尔·安格尔（Per Anger，1913-2002）协助下，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Schutz-Pass），称他们是等待回国的瑞典国民。又以“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瑞典资产名义租用32幢房屋供犹太人居住，以避开纳粹的搜查。还有一些犹太人直接就在瑞典大使馆里避难。通过各种形式得到救助的犹太人不下万名。

“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1945年1月17日瓦伦别格被苏军逮捕，此后下落不明。后来苏联官方称他已于1947年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去世，但被捕原因、死亡经过等至今都不清楚。1983年以色列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上面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引用了《圣经·旧约·箴言》的一段话：“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之光……”

2005年华沙，伊雷娜·森德勒洛娃与60多年前得她营救的犹太儿童，以及他们的子女。

救助过犹太人因而获授“国际正义人士”的也有很多普通人，例如，居住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华工潘均顺（1899—1974），两个儿子均参加苏联红军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他藏匿了一名逃出德军魔爪的犹太女孩，抚养成人并在战后让她接受教育。荷兰抵抗运动成员“特露丝阿姨”（Auntie Truus，Geertruida Wijsmuller-Meijer，1896—1978）设法将约1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儿童秘密转送到英国。华沙的一名护士伊雷娜·森德勒洛娃（Irena Sendlerowa，1910—2008）为2,500名犹太儿童伪造身份证件，协助他们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转移出来并且被领养。为了让这些孩子日后能够认祖归宗，还把有关资料秘密隐藏起来。1943年10月20日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严刑拷打致其双腿骨折，并且被判处死刑。所幸地下组织贿买行刑士兵，让她未遭杀害，2008年以98岁高龄去世。

波兰东南部小镇，马尔科瓦乌尔玛一家九口的墓地

波兰东南部小镇马尔科瓦（Markowa），许多家庭都隐藏了犹太人，使至少17名犹太人得以生存下来。图书管理员、照相师约瑟夫·乌尔玛（Józef Ulma，1900—1944）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Wiktoria）也在自己谷仓里隐藏了两个犹太家庭，共8口人。不幸的是1944年3月24日被德国巡警发现，先开枪射杀了所有8个犹太人，接着射杀了约瑟夫和已经怀孕而且临近分娩的维多利亚。他们的6个孩子伏在父母尸体上痛哭，也全部被枪杀。

值得注意的还有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Bavaria，Queen of Belgium 1876—1965），她生为德国巴伐利亚女公爵，是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1901—1983，1934—1951年在位）的母亲，后来两位国王博杜安（Boudewijn，1930—1993年，1951—1993年在位）和阿尔贝二世（Albert II，1934—，1993—2013年在位）的祖母，现任国王菲利普（Philippe Leopold Louis Marie，1960—）的曾祖母。她结交了不少犹太人朋友，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40—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她利用自己王太后身份和德国贵族血统救助了数百名犹太儿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她又不顾许多人的反对访问苏联、中国和波兰，有“红色王太后”之称。

红军军官尼古拉·吉谢列夫（1913-1974）是列宁格勒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不久就受伤被俘。所幸很快从战俘营逃出参加白俄罗斯境内的游击队，担任“复仇者营”“胜利分队”指挥官。1942年6月得知德军开始在明斯克以北约80公里的多尔基诺沃犹太区实施大屠杀，他带队营救，并且带领救出的犹太人长途跋涉1,500公里，最终有218人成功越过战线到达苏联后方。1943年1月14日游击队指挥部给他发了嘉奖令，并且向最高苏维埃推荐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然而带有推荐信的飞机中途被德军击落，吉谢列夫也就没能获该殊荣。战后他在苏联贸易部工作，1974年去世。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尘封已久的档案材料里发现他营救犹太人的事迹，还找到几位当年被营救的人，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德国军官也不乏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海因兹·德罗赛尔（Heinz Drossel，1916-2008）是一名中尉，1941年在前线释放了几名苏军战俘（包括一名军官），让他们逃回战线苏联一侧。1942年回柏林休假（他家在柏林），救了一名正要跳桥轻生的年轻犹太女子玛丽安娜·希施菲尔德（Marianne Hirschfeld），让她在自己住所藏匿几天，给了一些钱，让她寻找较为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又巧遇那个女子，这一次没让她离开，两人结为夫妻。1945年他还救助过一家犹太人（Ernst Fontheim，他的妻子Margot以及岳父、岳母）。战争结束前4天，5月4日，武装党卫队命令他率部向一处苏军阵地发起自杀式袭击，他拒绝了。在被威胁处死的情况下命令部下向党卫队开火，但寡不敌众，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所幸这时苏军发起进攻，没能执行。战后他重返学校完成法律专业学习，成为一名法官。被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以后，经常到中小学为孩子们义务讲课。

威廉·霍森菲尔德（Wilhelm Hosenfeld，1895—1952）原来是一名教师，最后军衔为上尉。从战争开始他就驻扎在波兰，直到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俘虏。尽管从1935年起他就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在波兰所见所闻却让他和军队里几个朋友对纳粹政策由怀疑而不满、而反对，开始以实际行动救助波兰人（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包括著名钢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Władysław Szpilman，1911—2000）。鉴于自己的身份，在苏联战俘营里他有口难辩，被处25年劳役。1946年他给在西德的妻子写信，请她设法寻找当年救助过的波兰人来证明自己。他妻子找到了斯皮尔曼，后者找到那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安全事务的雅库布·贝尔曼（Jakub Berman，1901—1984），然而贝尔曼也表示爱莫能助：“如果那德国人是在波兰就好办了，但他是在苏联同志手里。”注意，贝尔曼自己也是犹太人。就这样，1952年霍森菲尔德死在苏联战俘营里。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斯皮尔曼的恐怕不少，著名波兰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2002年电影《钢琴家》，就是根据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拍摄的。

卡尔·普拉格（Karl Plagge，1897—1957），1924年毕业于达姆斯塔德工业大学，在希特勒重建德国经济允诺和民族自豪感影响下，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为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但1935年就因拒绝宣传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被解除党内职务。二战开始后他被征召入伍，指挥一支工兵部队，1941年7月到达立陶宛维尔纽斯，负责维修车辆等受损军事装备。眼见纳粹在苏联所做“难以相信也不可支持”的事，开始从事反纳粹活动。他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证件，证明他们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熟练工人，凭这证件除工人自己外还可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免被送往集中营。到1944年，他共发放了大约250份这种证件，得免厄运的犹太人超过1,000名。其实这里面许多并非熟练工人。他还增加了给工人的食物配给量，并且允许工人私自把食物带回家。

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大败，普拉格明白维尔纽斯犹太人区很快就会被清理，剩下的所有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熟练工人，都将被党卫队枪杀或者送往集中营。于是他在市郊另建一个营地，到1943年9月16日共转移了超过1,000名犹太人。此举非常及时，过了不到一周，党卫队就“清理”犹太区，没能转走的犹太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被枪杀在附近的森林里。难得的是，他的部下也都按照他的命令善待犹太人，没有人向党卫队告发。

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大反攻迸入立陶宛境内。犹太人又喜又忧，知道纳粹会在苏军到来之前杀害他们，准备了应对之策，或者逃离，或者藏匿。问题是那将在什么时候发生。1944年7月1日普拉格（这时是少校）到营地向犹太人发表告别讲话，说自己和部下已经被安排西撤，尽管他提出要求，还是没被允许带领这里的工人同行。他们将由党卫队负责安置，时间在7月3日，星期一。犹太人自然明白那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那天之前或逃或藏。尽管不少人最终还是被党卫队发现和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解放这里时仍然有250至300名幸存者从藏匿地点出来，欢呼着迎接他们，庆贺自己死里逃生。

战后普拉格返回家乡达姆斯塔德，1947年在“非纳粹化”过程中受审。许多当年得他救助的犹太人闻讯为他作证，法庭本来准备判他“Entlasteter”（免罪），但他自己要求判为“从犯”，因为仍觉愧疚，当年那些犹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大多数还是死在纳粹手里，活下来的只是少数。1957年普拉格去世，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称号，这是他获得的唯一荣誉。

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人里还有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赫尔曼·戈林的胞弟阿尔伯特·戈林（Albert Günther Göring，1895—1966），两人还有一个兄长、两个姐姐。赫尔曼是纳粹第二号人物，阿尔伯特却利用与这位兄长的关系救助过不少犹太人和其他反纳粹人士。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负责捷克斯柯达工厂期间与捷克抵抗组织有接触，对一些破坏活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又曾派卡车向集中营索要劳工，要来后却在中途将他们释放。他的一些行动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为此他自己也曾被逮捕，但终因赫尔曼·戈林的关系被释放。战后他曾在纽伦堡受审，许多得到他救助的人出庭作证，最终被无罪释放。他又曾被捷克政府逮捕，同样由于多名证人作证获释。不过阿尔伯特·戈林并没得到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的荣誉。

除了众多“辛德勒”，还不能忘记众多“鲁迪”。面对纳粹暴行，犹太人并没有消极等待死亡，许多人像电视剧《大屠杀》中的鲁迪那样奋起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华沙犹太区的一处大门

在1942年1月簸箕湖会议决定“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前，纳粹曾经在侵占的欧洲各国建立大量“犹太区”。虽然沿用了历史上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名字，实际上却大有差别：都用围墙或者铁丝网严格封锁起来，大门由党卫队把守，犹太人未经允许不得外出，违者会遭枪击。犹太区由犹太人委员会管理，犹太警察负责维持治安。根据有关资料，仅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大大小小的犹太区就不下一千个。1940年10月建立的华沙犹太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面积仅3.4平方公里却居住了40万犹太人。

许多犹太区都发生过犹太人起义，总数不下100次。发生在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小镇拉赫瓦的一次大概是最早的。那是个犹太人众多的城镇，上世纪30年代末，3,800名居民里竟有2,300名是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8日拉赫瓦被德军攻占，一部分年轻犹太人随红军撤离，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1942年4月1日，犹太人被迫集中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聚居区里。那年8月，人们得知附近几个犹太区发生犹太人被集体杀害的事，拉赫瓦周围也挖了一些大坑。9月3日德国当局通知拉赫瓦犹太人委员会负责人多弗·洛帕廷（Dov Lopatyn，？—1944），要他把犹太人集合起来“递解离境”，实际上是集体枪杀。作为与纳粹合作的条件，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医生以及30名劳工（他们负责掩埋尸体）可免被送走。洛帕廷拒绝了这个要求，回答说：“要么同生，要么共死。”党卫队进入犹太区时遭到顽强抵抗，犹太人完全没有武器，就以斧头、棍棒、“莫洛托夫鸡尾酒”甚至赤手空拳与纳粹搏斗。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约650人战死，另外500人被逮捕，随即被枪杀），还是杀死了6名德国士兵、8名德国和乌克兰警察。更重要的是把封锁犹太区的铁丝网打开了缺口，使约1,000人得以逃出，其中约600人在普里皮特沼泽找到藏身之处。包括洛帕廷在内约120人参加了苏联游击队，后来不少人在战斗中牺牲，洛帕廷自己便于1944年2月21日触地雷身亡。1944年7月苏联红军收复拉赫瓦，战前两千多名犹太居民，幸存下来的只有90人。

华沙犹太区规模最大，犹太人起义的规模也最大。1942年“簸箕湖会议”决定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后，纳粹开始执行所谓“华沙大行动”：在犹太教斋戒日（Tisha B' Av，7月23日）和赎罪日（Yom Kippur，9月21日）之间把华沙犹太区居民运往华沙东北100公里处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行动开始的前一天，7月22日，纳粹“重新安置专员”赫尔曼·霍弗勒（Hermann Julius Höfle，1911—1962）召见犹太人委员会成员，通知他们要把所有居民送往东方“重新安置”，并且说这一行动立即开始，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负责每天集合6,000人，但为德国工厂工作的工人、医务人员、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犹太警察和他们家属例外。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亚当·泽尔尼亚科（Adam Czerniaków，1880—1942）要求也免除孤儿院里的孤儿，未获同意，当天他便服氰化物自杀，给妻子留下遗书说：“他们要求我用自己的手杀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只能一死。”

7月23日“重新安置”行动如期开始，第一批犹太人当天就被运到特雷布林卡，不少人没过夜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但由于纳粹严密封锁消息，华沙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有时一天有上万名犹太人被送走，8月6日这一天竟达15,000人。8月13至27日15天里被送走的有53,750人。9月6日送走2,196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协助纳粹实施行动的犹太警察和他们的家人。9月6日至7日，超过1,000名拒绝“重新安置”的犹太人在街头被枪杀。此后运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犹太区居民只剩下约6万人。

1942年年底，华沙犹太区居民终于得知事情真相，1943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反抗，不过大规模起义到犹太教逾越节前夕（Passover eve，4月19日）才爆发。原来，此前集合犹太人的事并不由德国人动手，都由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去做，把要送走的人集合到犹太区旁边一个火车货运站货场，在那里被“装”上火车，像货物那样运走。4月19日这一天却出动超过2,000名德军士兵进入犹太区，自己做集合犹太人的事。犹太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奋起反抗，原计划运走8,000名犹太人，结果只运走5,000人。德军还一度被迫从犹太区撤出，长达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就此开始。起义者主要属于两个犹太人地下组织，“犹太战团”约600人，“犹太军事联盟”约400人。起义得到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和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卫队”的援助，主要是秘密运进一些枪支、弹药及其他物品，还在犹太区附近发动过一些攻击，并且有少数人进入犹太区和起义者一同战斗。然而起义者的主要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长枪和地雷都很少，更谈不上重武器，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毫无获胜的可能。幸存者后来表示，当时他们想的只是战斗而死，那总比被送进毒气室、或者在群葬坑旁等待射来的子弹要强。

5月8日，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ai Anielewic，1919—1943）和他的女友以及另外几个人在欢乐街18号指挥所服氰化物自杀。16日，指挥镇压行动的德国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1895—1952）宣布行动结束，下令纵火烧毁著名的华沙犹太大教堂以示庆祝。他大有德国人办事认真的精神，当月就给希姆莱发去长达75页、附有52张照片的正式报告，题目《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已不复存在》，通常称《斯特鲁普报告》。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份报告被当作纳粹罪证出示，让人们知道那次行动纳粹强制运走了56,885人，约13,000名犹太人和“波兰匪徒”被打死，参加行动的党卫队和德军有17人死亡、93人受伤。

战后在当年犹太人委员会所在地建立了“犹太英雄纪念碑”（Pomnik Bohaterów Getta，英语Ghetto Heroes Monument），1948年4月19日揭幕。纪念碑正面是一组围绕莫迪凯·阿涅莱维奇的起义者青铜群像，持枪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下面是波兰、英、希伯来三种文字的铭文：“犹太民族向它的斗士和先烈致敬”（Jewish nation to its fighters and martyrs）。

注意，别把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相混淆，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震惊世人的“华沙之跪”就发生在这里。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做，勃兰特回答：“我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到，被起义者杀死的除纳粹党卫队外，还有乌克兰警察。这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十分复杂，一些极端分子，例如，1944年伏击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瓦图京致其死亡的“乌克兰起义军”，既反德也反苏、还反对波兰和捷克，并且残酷迫害犹太人，另一些极端分子则反共、反苏、反犹，但不反对纳粹德国，纳粹在波兰各地建立的犹太区用了不少这样的乌克兰人做帮凶。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华沙之跪”

纳粹对集中营的控制自然比对犹太区更严，但就在那里，也爆发过犹太人的反抗。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944年8月便发生过一次武装暴动。两个年轻人用仿造的钥匙打开仓库门潜入德军武器库，获得不少枪支、手榴弹，用垃圾箱传送给其他人。不巧一个囚犯私藏货币被纳粹警卫发现，囚犯们害怕纳粹会搜查囚室导致事情败露，便提前行动。他们杀死了几名纳粹和乌克兰警卫，烧毁了一个油箱、一些军车、几间营房和仓库，还用手榴弹袭击了党卫队指挥部。然而，毕竟实力悬殊，暴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约1,500名囚犯在暴动中死亡，但也有70人逃出。尽管纳粹派出警卫追捕，但因一些逃出者持有武器，进行还击，仍然有少数人获得自由。受这次暴动影响，灭绝营毒气室运行中断了一个月。

美国电视剧《大屠杀》讲了鲁迪潜入索比波尔灭绝营发动囚徒起义的事，那是有史实依据的。原来，那个集中营的囚徒早在1943年春就组建了一个以波兰犹太人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为首的秘密反抗组织，计划投毒杀死集中营警卫、夺取他们的武器，发动起义。但毒药被党卫队发现，五名囚徒因此被枪杀，未能实施。又曾计划纵火，乘乱逃出集中营，也因纳粹在集中营周围埋设地雷难以实行。9月底纳粹从明斯克送来2,000名犹太人，包括100名苏军战俘，其中有一名军官亚历山大·别切尔斯基（1909—1990），事情出现转机。别切尔斯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随即成为反抗组织主要领导人。他制订了一个由苏军战俘袭击集中营军火库夺取武器，杀死党卫队看守，然后和其他囚徒一起从集中营正门逃出的计划。10月14日暴动按计划实施，约320人成功逃出，一些人参加了游击队。尽管后来不少人战死或者被各地与纳粹合作的反犹分子杀害，最后还是有62人活到战争结束。

菲尔德亨德勒有幸没有死在纳粹枪下，1945年4月2日却在卢布林家中遭人刺杀身亡。长期以来都认为刺杀他的是波兰一个既反对纳粹、也反对苏联的组织“民族武装力量”，不过近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尽管真相恐怕不大容易查清楚，但那并非孤立事件却是可以肯定的。原来，二战结束前后，从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中东欧不少国家都发生过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尤以波兰最为严重。在那里，不同研究者估计的受害人数在1,000~2,000之间，有确切证据的为327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非常复杂，并不都出自反犹主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

索比波尔暴动部分幸存者合影（1944年），右上角是暴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

从1944年纳粹败退、苏军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开始，为争夺战后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苏联与那时还是盟友的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亲西方的反抗组织继续其“反抗”行动，但“反抗”对象不再是纳粹德国而是苏联及与苏联合作的人。这种“反抗”在波兰又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激烈，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敌人”的主张，把苏联和德国都看作自己的死敌。1943年“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12月1日，当丘吉尔要求斯大林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时，斯大林回应说，对此苏联比其他国家更为关切，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1812年的拿破仑，1914年和1941年的德国，都是通过波兰进攻俄罗斯、苏联的。然而波兰流亡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攻击苏联，差别只在他们的诽谤、攻击见诸西方报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和它建立良好关系？对丘吉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方面显然早有准备，斯大林拿出一张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抵抗组织散发的宣传画，上面是一个按照古罗马神话两面神雅努斯样子画出来的恶魔，两张面孔分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波兰人未必知道中国成语“照猫画虎”，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们“照神画鬼”。那次会议的苏联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记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况：

丘吉尔嫌脏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接过传单，皱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就递给罗斯福。罗斯福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把传单还给斯大林。

别列日科夫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翻译之一，“三巨头”三次会晤（1943年11—12月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和7月波茨坦会议）他都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出于安全考虑，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没有住在美国大使馆，也没有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三人会晤之前他先单独会见斯大林（那是美苏两国首脑首次见面）并且不带翻译，所以那次会见只有两位首脑和翻译别列日科夫三个人在场。“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来往信件苏联外交部与美、英两国外交部来往信件，也都由他翻译（苏联官方文件用俄文，但附有英译文供参考）。不难看出，对于“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大国的高层交往，别列日科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情人。战后他陆续写了《出使柏林，1940—1941年》（1967年版）、《德黑兰1943：“三巨头”会议内外》（1971年版）、《外交工作岁月》（1972年版）、《同盟国的诞生》（1975年版）、《通向波茨坦之路》（1975年版）等多本回忆录，主要内容后来汇集在《外交史页》（1982年版）一书中。对许多有关问题，如果在西方怎么说之外也想知道苏联是怎么说的，这本书很可一读。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进入波兰以后，就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除了与德军作战的正面战线，还出现一个“第二战线”。在那里他们遭到的袭击并不来自他们曾经担心的被打散了的德军，而是来自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以及反共、反苏的“民族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等波兰武装。苏联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在红军进入波兰以后写了一系列战地通信，后来结集为《距柏林896公里》出版（书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里”）。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德国士兵具有坚决执行命令的特点，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挥，就不会再做什么。而波兰与俄罗斯历史积怨极深，仇视俄罗斯而亲西方的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把苏联红军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纳粹一样的敌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再次为波兰流亡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斯大林指责说，正当苏联红军为彻底打败纳粹德国浴血奋战时，这个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却在背后打“黑枪”，已经杀害了212名红军战士，斯大林表示：“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但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眼见气氛不好，罗斯福建议下次会议再讨论波兰问题，并且说：“五个世纪来，波兰问题都让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也表示，应该设法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头痛。

斯大林并非说说而已，他把对付背后打“黑枪”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实际负责的是该部第二号人物伊凡·谢洛夫（1905—1990）。除动用苏联内卫部队外，还在波兰政府里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苏地下武装人员大约有25,000名，包括约300名“家乡军”军官，这些人后来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由此不难知道“第二战线”的规模。顺便提一下，1954年苏联内务部改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缩写“КГБ ”，即人们熟悉的“克格勃”。谢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 ，“格鲁乌”）局长。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被推翻。1998年12月18日波兰议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1939—1989年纳粹德国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时期罪行的机构“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简称IPN），根据这个机构的报告，从1944—1946年，“家乡军”在波兰各地发动的对监狱、集中营、治安机构的袭击就有66起，其中最为成功的是1945年5月21日对伦贝尔图弗（Rembertów）集中营的袭击。那里原来是一个纳粹德国关押苏军战俘的战俘营（Stalag 333），1944年9月苏军攻占以后成为关押波兰“家乡军”的营地，同时也关押了一些德军战俘和被苏联当局视为“叛徒”的苏军战俘。苏联方面说那次袭击造成466名囚犯脱逃，“家乡军”则称解放了800人，后来还有人把那数字扩大到1,400人。现在的波兰政府承认当年流亡政府为正统，专门为1944—1989年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斗争设立国家纪念日，2011年2月9日由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Maria Komorowski，1952—）签字正式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解放这些地方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及后来建立的新政权中，犹太人占了不小比例。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流亡苏联的波兰犹太人大量返回故乡。根据波兰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档案，1946年1月登记的只有86,000人，夏末就达到24万人。约有18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不难看出所占比例之大。根据“IPN”的报告，战后最初10年（1944—1954）波兰政府450名高级官员里有167名犹太人，占37.1%，远远超过犹太人在波兰人口中所占比例。一些地方机构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东南部苏军最先解放的卢布林，治安部门80%的官员、50%的民兵是犹太人。1945年4月菲尔德亨德勒被刺身亡后不久，从5月1日到5月28日，卢布林地区接连发生12起袭击地方治安部门的事件：Krasnosielc和Annówka，5月1日；Kuryłówka，5月7日；Grajewo 和Biáystok，5月9日；Siemiatycze和Wyrzyki，5月11日；Ostrołęka和Rembertów，5月18—21日；Biáa Podlaska，5月21日、24日；Majdan-Topiło（Białowieża Forest）和Kotki（Busko-Zdrój），5月28日。

索比波尔暴动另一领导人、苏联红军军官别切尔斯基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大学里学的是音乐和文学。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1941年10月莫斯科战役中被俘，1942年5月从战俘营逃出，但不久又被德军捕获，送到索比波尔集中营。1943年10月暴动成功逃出，和其他几名犹太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返回红军部队。因为有被德军俘虏的经历，被编入所谓“惩罚营”（штрафной батальон ，通常只称штрафбат ），那是按斯大林签署的第227号命令专门成立的一种单位，通常被派执行最危险的战斗任务。

尽管当时西方已经得到不少有关纳粹集中营情况的报告，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通报他们的盟友苏联。惩罚营营长、一位少校听别切尔斯基讲述暴动经过以后非常震惊，让他去莫斯科向一个专门调查纳粹罪行的委员会报告。那个委员会是1942年4月根据斯大林命令成立的，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苏联各界知名犹太人士，主席由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演员、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担任。他是拉脱维亚犹太人，1943年和副主席、出生在乌克兰的意第绪语诗人伊齐克·费弗尔（1900—1952）首次以苏联官方代表身份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历时7个月，以争取这些国家犹太人及其他民众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在美国，他们受到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任主席的接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7月8日，在纽约曼哈顿一个体育场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支持苏联的群众大会，其规模在美国从未有过，影响极大。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包括著名戏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还有：

连任三届（1934—1945）、当时仍在任的纽约市长，以成功领导纽约摆脱经济大萧条闻名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他母亲是意大利犹太人；

世界犹太人大会创始人、主席斯蒂芬·怀斯（Stephen Samuel Wise，1874—1949），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姓“Weisz”，幼年时代随家移居美国；

犹太生物化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工业发酵技术之父）、1949—1952年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出生在白俄罗斯；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代表人物之一、美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也是一个出生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剧作家、小说家利翁·佛希特万格尔（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他是最早（1920年）认识到希特勒和纳粹危险性并且提醒人们警惕的人之一。1930年出版的小说《成功——一个省的三年史》，讲述了某个党在一个省兴起和衰亡的故事。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那一天，佛希特万格尔正好出席德国驻美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立特维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1884—1955）举行的宴会，大使告诉他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劝他不要回去。不久（4月15日）普立特维茨自己也辞去大使职务。听从劝告，佛希特万格尔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到了法国南部，但法国投降后他也被德国人逮捕，所幸得多位友人相助逃出，重又来到纽约。

除道义上的支持之外，米霍埃尔斯和费弗尔所到国家的犹太人和其他民众还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在美国他们得到1,600万美元捐助，在英国1,500万美元，墨西哥100万美元，当时还是英国托管地的巴勒斯坦75万美元。另外还有机械设备、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衣服等大量实物。更重要的是促成美国人对欧洲战场的关注。那时美国人普遍关注的还是太平洋战场，毕竟他们是被日本拖进战争的。

白俄罗斯犹太人游击队“奇卡洛夫旅”成员，1943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搜集资料和证据，编写揭露纳粹在所占苏联、波兰领土上反犹罪行的《黑皮书》。别切尔斯基讲述的索比波尔暴动经过，成为编写有关报告的重要依据。《黑皮书》主编是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两人都出生在乌克兰，都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著名作家、随军记者。爱伦堡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战地记者里也是少有的。格罗斯曼1944年所写《特雷布林卡的地狱》，纽伦堡审判时曾被用作证言。《黑皮书》共两卷，副本1946年送到美国、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和罗马尼亚，英译文摘要当年就在美国出版，部分稿件也在罗马尼亚出版。该书还在以色列印行，一部手写本保存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然而，这部由苏联犹太人完成的重要著作却没能在苏联出版，这与战后苏联发生的反犹运动有关。1952年8月12日夜晚至少有13名意第绪语作家被处死，以“诗人凶杀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费弗尔就是那个夜晚的牺牲者之一。米霍埃尔斯则于1948年1月13日在明斯克死于一次疑点多多的车祸。

由于作战勇敢，别切尔斯基后来晋升为上尉并获授勇敢奖章。战后回到罗斯托夫，管理一家歌剧院。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他曾多次被要求出庭作证，都因苏联当局不允许出境而未果。1948年他也在苏联反犹运动中被捕，送到一处“古拉格”劳改营，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和游击队里，别切尔斯基那样的犹太人很多。有资料说红军中约有50万犹太人，大大超过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所占比例。美国犹太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纳粹侵略之苦，但也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捐款、捐物之外，不少人参军走上与纳粹作战的战场。英国军队也有一支5,000人的犹太旅，1944年由来自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的犹太志愿者组成。

33. 从“上帝的选民”到社会“异端”

纳粹德国虽然是歧视、迫害犹太人的登峰造极者，但并非始作俑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歧视、迫害犹太人在欧洲是“古已有之”而且非常普遍的现象，困扰欧洲（以及中东）两千多年。

犹太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第一位族长。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他原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乌尔地区一个半农半游牧部族的首领，上帝启示他带领族人离开家乡，承诺：“我将由你造就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上帝第一次与人订约，被以色列人看作自己民族发展的起点。亚伯拉罕信守订约，带领族人越过叙利亚来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即现在的以色列。上帝还应允给他一个儿子，年纪已老的妻子莎拉居然生下儿子以撒。尽管亚伯拉罕和女奴夏甲及续弦的妻子基土拉生了许多儿子，但迦南这块上帝“应许之地”只能由以撒继承，以撒死后，则由他的儿子雅各继承。上帝和以撒、雅各都续了约，因此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民族，是“上帝挑选的后代”。后来纳粹把犹太人看作“劣等民族”，也许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希特勒认为上帝选择了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做主宰民族的思想，也许正是犹太人“上帝选民”思想的翻版。

雅各娶了四个妻子，生了12个儿子，这些儿子中的10个都嫉恨他们的兄弟约瑟，约瑟不得已逃往埃及，在那里显示“释梦”的本领，让埃及人逃脱一场危机，得法老赏识被任命为首相。约瑟显赫以后，父亲雅各带领族人前去投靠他。这时上帝已经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意思是“他与上帝一同奋斗”，他的后人就被叫做“以色列人”；他的12个儿子，相应成为以色列人12个部落的先祖。由于他们始终保持自己不同于埃及人的习俗，不肯融入埃及社会，导致埃及人把他们视作异端，强迫他们为奴。

两个世纪以后，上帝在他们中间挑选了一个名叫摩西的人，让他带领族人逃离埃及。现在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便是纪念它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用了40年时间穿越西奈沙漠，回到迦南，其间在这一地区最高处、海拔2,288米的西奈山上，摩西接受上帝“十诫”。直到今天，“摩西十诫”仍然是指导犹太人生活的基本法规与准则。

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中一个名叫塞缪尔的法官兼先知，给一个名叫扫罗的人举行涂抹圣油仪式，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第一位国王。扫罗死后继位的大卫统治以色列40年，把首都耶路撒冷建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大卫死后，王位由儿子、聪明能干的所罗门继承。所罗门死后（约公元前920年）国家“一分为二”，北部仍叫“Israel”，公元前720年前后被亚述人征服；南部叫“Judah”（犹太王国），公元前6世纪初被巴比伦人灭亡。犹太人大批背井离乡，即有名的“犹太人的离散”。

离散初期犹太人主要流亡到小亚细亚、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后来才移居到欧洲，并且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离散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人被称为“塞法迪人”，意思是“西班牙系犹太人”。离散到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叫作“阿什克纳兹人”，源于希伯来语“日耳曼”，即“日耳曼系犹太人”。在今天的以色列，“塞法迪人”被视为“东方犹太人”，“阿什克纳兹人”则被看作“西方犹太人”。

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南面的伯利恒，出生了一个名叫耶稣的人。“Jesus”正是希伯来语“约书亚”的希腊语译名。他的早期信徒给他加上“Christ”头衔，全称变成“Jesus Christ”（耶稣基督）意为“救世主耶稣”。耶稣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的出现，却导致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裂。基督教还创造了一个犹大出卖救世主的故事，把耶稣遇难归咎于犹太人的陷害，这样，犹太人就成了基督徒的敌人。

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罗马帝国起初都采取镇压政策。但是，罗马皇帝后来逐渐认识到两种宗教有区别，基督教实际上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公元306—337年在位的君斯坦丁大帝不但承认了它的合法性，还加以扶持。379—395年间在位的罗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更进一步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state religion）。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作为出卖耶稣基督的叛徒，犹太人自然普遍受到指责，“Judas”（犹大）几乎成了“betrayer”（背叛者，叛徒）的同义语。

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不肯融入埃及社会一样，“离散”到欧洲的犹太人很长时间里也不肯融入欧洲社会。他们很早就从事食盐、皮毛等货物的长途贩运，是欧洲第一批精明的“行商”（德语称“Fernhändler”）。他们又是最早从事金融业的人，因为基督教不允许信徒以钱生利，犹太教没有这种限制，这样犹太人得以成为第一批“借钱人”（Geldverleiher）和“换钱人”（Geldwechsler）。借钱有利息，换钱要收“手续费”，二者皆是以钱生钱的“生意”。那时对金融业无所谓监管，按借期计（通常每期不超过一年），借钱利息不乏高达50%的，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作为“借钱人”的犹太人，很多都是高利贷者。莎士比亚名剧之一《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就是这样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地方为犹太人规定了特殊的穿着，例如在德国中世纪手稿的一幅插图上，犹太人便穿着“犹太长袍”，戴着尖顶“犹太帽”。不过那张画上的犹太人长袍是绿色的，不太准确，因为按规定犹太人衣服应该是土黄色的。

值得注意的是，向犹太人借钱的不仅有普通百姓和商人，还有贵族、甚至王室。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欧洲大国的王室，如英格兰的昂茹王室（Angevin，也叫“Plantagenet”，金雀花王室），法国的卡佩王室（Capetian），德国的哈布斯堡王室（Habsburg），都曾向犹太人借过钱，并且在犹太高利贷者引起民愤的时候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但当基督徒自己也开始办银行从事金融业以后，一些国王就对犹太人不客气了。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1272—1307在位）、法国的腓力四世（1285—1314在位）都采取过大规模排犹行动，不但赖掉王室所欠债务，还剥夺犹太人其他财产。更有甚者，欧洲历史上还不只一次发生过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事件。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同样被视为异教徒的犹太人是另一个重要受害者。1096年开始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莱茵河沿岸便有许多犹太人社区受到十字军骑士“以基督名义”进行的野蛮攻击。

在欧洲，西班牙是最早建立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的国家，而建立之初针对的主要就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皈依者”。被判不忠者会被处死，而且不用通常的绞刑办法，而是烧死在火刑柱上，以既消灭他们的肉体也消灭他们的“灵魂”。1492年西班牙王室更强令所有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离开西班牙，他们大部分去了北非和近东，现在“西班牙系犹太人”被视作“东方犹太人”，原因就在于此。16至17世纪宗教改革以后，作为天主教机构的宗教裁判所，目标才改而指向新教徒。到17世纪，又把目标转向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叫做Moriscos，受洗礼的摩尔人）。

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许多欧洲国家，14世纪中期开始流行造成人员大量死亡的“黑死病”，并且持续三个多世纪。现在人们知道它是由一种学名“Yersinia pestis”的细菌引起的，但在当时，基督徒们大都都把它归咎于犹太人往水井里投毒。到文艺复兴时期，大约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各地普遍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规定他们只能居住在叫做“ghettos”的特定范围里。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隔离犹太人也是从意大利开始的。“ghettos”这个词便来源于意大利语，它本是水城威尼斯一个小岛的名字，1516年首先规定全城犹太人都要居住在那里。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而发动这场改革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便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在反对犹太人这一点上他和罗马教廷并无分歧，曾力劝领主们把犹太人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出去。

当然，在欧洲也并不是只能听到主张歧视、迫害犹太人这样一种声音。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期，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发生了在世界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启蒙运动”，一个重要影响是带来许多人道主义改革。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经常抨击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与不宽容现象，以捍卫公民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闻名。他是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大帝（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der Gróe，1712—1786，1740—1786在位）的座上宾，曾经应邀到柏林访问。虽然两人后来有过争执，但伏尔泰仍然称赞那位普鲁士国王是“自由思想者”和“开明君主”；而普鲁士“开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欧洲最早采取了信仰宽容政策，不但接纳了数万名被法国和奧地利驱逐的加尔文派教徒，还对路德教派信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及犹太人采取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

英国女作家伊夫林·霍尔（Evelyn Beatrice Hall）在《伏尔泰的朋友们》（The Friends of Voltaire ，1906年版）一书里写了一段常常被认为是伏尔泰的话：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不管这话是不是伏尔泰说的，都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而其表达便是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章为条件，但法律规章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改进、完善乃至“革命”，而这就离不开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两种自由，只允许在现存法律规章的框架内思考、说话，法律规章就会成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可能有任何改进，更不可能有“革命”。

腓德烈大帝在位期间，1763年，普鲁士科学院举行过一次征文比赛，参加者中有人们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5），但最终获奖的却是一个名叫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的犹太人。为此腓德烈大帝特意宣布他为“特予恩典的犹太人”（privileged Jew），在德国哲学史上他是一位重要人物。作为犹太人，他又特别致力于使犹太人既适应日耳曼社会、又保持他们自己原有的价值观，由他发起，在犹太人中产生了一个可以和“启蒙运动”相比拟的让犹太人融入欧洲社会的运动，希伯来语称“Haskalah”。有人把摩西·门德尔松称作“犹太人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把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的人，摩西·门德尔松所起的大概也正是这样的作用。

继普鲁士之后，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也于1781年颁布一个信仰宽容法令，对基督教各教派实行宽容政策。第二年又把宽容范围扩大到犹太人，这样奥地利便得以产生一位著名犹太人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中国人对他比较熟悉，因为1908年他依据翻译成德文的七首中国唐诗创作了他自己称为“交响乐”、但并不遵循交响乐通常四乐章格式的《大地之歌》。接着，其他一些日耳曼语诸侯国也效仿普鲁士和奥地利颁布类似法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1803年，巴登在1818年，黑森在1831年，萨克森在1841年。

总体上说，犹太人文化素质本来就比欧洲其他民族略高一些，这得益于他们重视教育的传统，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都建有自己的学校。对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他们普遍持积极态度，这使他们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占得先机，成为那个时代“现代化”的率先受益者。如果看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人们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犹太人，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在欧洲，上到王室贵族下至普通民众，都把犹太人看成世风败坏者。19世纪在欧洲正式提出“反犹主义”，自有其社会基础。进入20世纪，反犹主义仍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欧洲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事件，1927年巴黎的“梦想者案件”就反映了这一点。

1926年5月25日下午，巴黎学府聚集的拉丁区拉辛街吉尔伯特书店门前，一位中年绅士正拄杖走着，突然，一个年轻人上前用乌克兰语问道：“您是彼特留拉先生吗？”未等回答，他便掏出左轮连开五枪，中年绅士应声倒下。年轻人还不住手，又把枪内剩下的两颗子弹也打在他身上。警察听到枪声赶来“够了？”“够了。”“那就请把左轮交给我。”年轻人照做了。警察俯身查看，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年轻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跳起来，上前拥抱那位并不相识的警察，高喊：“我杀了一个大杀人犯！”。

警察随即将他逮捕，经过一年多调査取证，1927年10月28日将他送上法庭。原来，他是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诗人。1920年曾在巴黎以“Bal Haloymes”（意“梦想者”）为笔名出版诗集《梦想与现实》（Troymen un virklekhkeyt ），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出版《与自己的战争》（In krig mit zikh aleyn ）和《走过那一年》（Inem loyf fun yor ）。

“梦想者”真名所罗门·施瓦茨巴德（Sholem Schwarzbard，1886-1938），出生在乌克兰西南部边界小城伊兹梅尔，当时属于沙皇俄国比萨拉比亚，现在属于乌克兰敖德萨州。施瓦茨巴德审判在法国历史上十分著名，那本是一桩事实清楚、被告也供认不讳的刑事案件，最终却演变成对被害者西蒙·彼特留拉（1879—1926）的控诉，指斥他应对1919—1920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大屠杀负责。

法庭上施瓦茨巴德坦然承认自己是蓄意谋杀，并且说自从知道彼特留拉1924年来到巴黎就开始谋划剌杀行动，曾计划在乌克兰移民为他举行的生日集会上实施，但被那时也流亡到巴黎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领袖聂克托·马赫诺（1888—1934）劝阻。还说自己从未见过彼特留拉，是从法国拉克鲁斯百科全书上一张彼特留拉与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的合影认出来的。他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给亲人报仇，1919—1920年间彼特留拉的部队在乌克兰大肆屠杀犹太人，各种估计受难者在35,000与50,000人之间，施瓦茨巴德的15个亲人全部遇害，无一幸免。这与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自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

被告辩护律师团以著名左翼律师亨利·托雷（Henry Torrès，1891—1966）为首（托雷自己便是犹太人），他在法庭上对陪审团成员说：民族的声誉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都系于他们的裁决，假如没能听到公正的裁决，“法兰西将不再是法兰西，巴黎也将不再是巴黎。”审讯历时8天，最后陪审团却只经过35分钟讨论便宣告被告无罪。法不容情？法也容情！

无罪释放后，施瓦茨巴德打算去当时的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但英国政府拒绝发给他签证，1933年改去了美国。1937年为出版意第绪语百科全书筹集资金的事去南非，不幸于第二年3月3日在开普敦去世。29年以后（1967年）按照他生前的愿望，遗体被运往以色列重新安葬。现在包括首都耶路撒冷在内，以色列多座城市都有以施瓦茨巴德命名的街道。

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在乌克兰，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不仅仅是彼特留拉的部队。十月革命以后，乌克兰的情况极其复杂，出现多种武装力量的大混战，主要有五支力量：

1. 苏俄红军；

2. 先后由安东·邓尼金（1872—1947）和彼得·弗兰格尔（1878—1928）领导的“白军”；

3. 彼特留拉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军”；

4. 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领导的“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军旗为黑色，通常称“黑军”；

5. 入侵的波兰军队。

波兰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大地上并非偶然。1918年8月29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的有关波兰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权利。接着，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波兰各地普遍爆发复国运动。11月18日，以约瑟夫·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1935）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华沙成立，第二年（1919年）12月8日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波兰正式复国，领土包括拿破仑战争后被沙俄吞并的“波兰公国”，德国退还的所占东滨海省和波兹南地区。但是，毕苏茨基对此并不满足，他拒绝了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建议的从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往南到喀尔巴阡山的波俄边界线，执意要恢复1772年以前的边界，也就是要把历史上曾经占有，现在属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领土纳入波兰版图。为了实现这个大国梦，新独立的波兰尽管国力还说不上强盛，也积极参与了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干涉，出兵之多仅次于日本。西方各国退出武装干涉以后，波兰又在西方（主要是法国）支持下继续与苏联作战，就是所谓“波苏战争”。乘苏联红军主力疲于与白军作战之机，波兰军队1919年8月8日攻占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1920年5月7日又攻占了乌克兰首府基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红、白、黑三军都视波兰军队为入侵者，都与之作战，但也相互混战。黑军起初与红军作战，1919年秋改而与红军合作对付白军，并且在打败白军上起了重要作用。但白军被消灭以后，就轮到他们被消灭了，中国人熟悉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把黑军称为“马赫诺匪帮”。1921年8月马赫诺和少数追随者被流亡国外，最终到达法国巴黎。

与波兰入侵者合作的只有彼特留拉的部队。1920年4月彼特留拉在华沙与波兰政府签订条约，以承认德涅斯特河左岸（东北岸）支流日布鲁奇河为波乌边界、承认加利西亚全部归属波兰、允诺参加由波兰领导的“从海到海联邦”（Międzymorze，俄语Междумóрье ）为条件，换得波兰对他的支持。所谓“从海到海联邦”，指的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包括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联邦，几乎就是全盛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翻版。

然而，就在波兰和彼特留拉的军队攻占基辅之后不久，苏联红军便打败白军，集结力量展开反攻。6月13日波兰军队被迫放弃基辅，7—8月红军攻入波兰境内，但在华沙战役中败北。不过，把自己系在波兰战车上的彼特留拉最终还是被波兰人抛弃，1923年末离开华沙，1924年初流亡到巴黎。

彼特留拉（右）与波兰将军安东尼·利托夫斯基（Antoni Listowski，1865-1927）1920年在基辅前线。

俄语有一个词“погром ”，指对少数族裔或者弱势社会群体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多次发生。对1919—1920年间发生在乌克兰的“погром ”，彼特留拉的部队罪责难逃，但也不能把全部罪责都归到他们身上，因为那场大混战各方武装都程度不同地有迫害乃至杀害犹太人的行为，这在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的《骑兵军》里都有描述。这当中，巴别尔又特别值得说一说，他是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犹太人，9岁时舅父就在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被害。1918年加入全俄肃反委员会（чрезвычá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简称ЧК，“契卡”）做翻译工作，1920年作为战地记者在谢苗·布琼尼（1883—1973）领导的第一骑兵军采访，正是那段经历促使他写成名著《骑兵军》（英译本作Red Cavalry ，Red是译者加上去的）。《骑兵军》里一些描述让布琼尼非常不快，种下他日后遭迫害的祸根。巴贝尔很得马克西姆·高尔基器重，曾经协助高尔基组织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在会上他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呼吁要给作家写“坏作品”的权利。1939年5月13日他被逮捕并被指控犯间谍罪，1940年1月15日在莫斯科苏联内务部卢布扬卡监狱被枪决。

在乌克兰之所以会出现各方都有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事，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

其一，红、白、黑三军以及彼特留拉的部队都有不少哥萨克人（彼特留拉自己便是哥萨克后裔），而历史上哥萨克一直是仇视犹太人的。全盛时期的“大波兰”曾经占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广大地域，鼓励波兰人（其中不少是犹太人）移居这些地方，这里的原住民自然把他们和波兰人等同起来，都看作是侵占自己家园的外来者。乌克兰历史上最著名的1648至1657年哥萨克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矛头在指向波兰人的同时就还指向犹太人。

其二，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大多是城市居民，比较富裕，以贫苦农民为主的“黑军”对他们素无好感。“黑军”领袖马赫诺曾经被看作是乌克兰的“罗宾汉”，而他劫富济贫所“劫”之“富”，便有不少是犹太人。红军里也有一些人把犹太人看作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

“白军”和当时的波兰政府以犹太人为敌，又有不同的原因。马克思是犹太人（尽管他父亲已经皈依基督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跃人物里不少是犹太人，例如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和罗莎·卢森堡（Róa Luksemburg，1870—1919）。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犹太人也很多，十月革命前后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七个人里就有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格里戈利·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三个犹太人，前两人还都出生在乌克兰，而列宁母亲一方也有犹太血统。“契卡”首脑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波兰犹太人，和毕苏斯基是中学同学。“契卡”第二、第三号人物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1874—1934）和根里赫·雅戈达也都是犹太人。此外还有苏联早期重要领导人亚科夫·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稍后的拉萨尔·卡冈诺维奇（1893—1991），1930年起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直到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才被莫洛托夫取代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都是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原名不是“亚科夫”（Яков ）而是“约书亚－所罗门”（Ешуа-Соломон ），那是个典型的犹太名字。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托洛茨基负责军事，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派了少量军队打着五色旗参加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但在俄华工却有约5万人参加红军，于是“白军”又把“反犹”与“反华”结合起来，一幅宣传画便把托洛茨基和华工妖魔化，说犹太人利用中国人残杀俄罗斯人。

这种把反犹与反布尔什维克结合起来的主张，很早就得到希特勒的赞同。纳粹党前身“德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1868—1923）写过一本小册子《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和我的对话》，便表达了这种思想。

应该指出，纳粹大规模残酷迫害犹太人，受害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德国自己。大量第一流学者被迫离开德国，对德国科学技术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教授，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第二个月就被解除职务，随即流亡英国。和他一起在哥廷根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其中不少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物理教授、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也是犹太人，1934也被迫出走美国，后来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附带说说，曼哈顿工程技术负责人罗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2—1967）虽然是美国人，但却是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弗兰克和玻恩的学生。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哥廷根曾经在世界上享有“数学的麦加”的美誉，著名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去世以后接任的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是犹太人，1933年被迫流亡英国，第二年去了美国，后来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国外院士。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1930年退休，继任者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的妻子是犹太人，他也于1933年流亡美国。他领导的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和库朗领导的纽约研究所，成为美国两个最权威的数学研究中心。

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自然科学类三个奖项中的两项（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都授给了德国人，只有化学奖得主是荷兰人雅各布斯·范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 t Hoff，1852—1911）。接着，这种情况又在1909年、1918年、1925年、1931年四度发生，而1905年更是三个奖项全部落入德国人之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为止，三个奖项共颁发103次，获奖者129人；其中德国34次35人，英国20次22人，法国11次15人，美国11次13人，另外还有荷兰等14个国家有人获奖（见附表）。不难看出，德国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但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大举迫害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学者，大批科学家被迫流亡国外，主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此后德国获奖者就大大减少，而美国却大大增加了。

1901—1939年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奖者统计

（有些年份一个奖项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分享，所以各国得奖次数与得奖人数并不相同。）

德、波、俄关系：不和谐的三人舞

强则凌人，弱则凌于人，是很长时间里欧洲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德、波、俄三国关系便是一个例子。朋友可选择而邻居不能选择，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人们。

34. 基辅罗斯、波兰和普鲁士的诞生

公元880年前后，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建立了第一个东斯拉夫人国家“基辅罗斯”，核心区域在第聂伯河流域，即今俄罗斯西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首都在基辅。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约958—1015）派人考察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以后，选择了皈依东正教。在他和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约978—1054）统治期间，基辅罗斯达于鼎盛。雅罗斯拉夫1054年去世后国家分裂，众多诸侯国并立，1157年，首都也从基辅迁到莫斯科以东的弗拉基米尔。不久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约1200—1255）率大军横扫东欧、中欧，1240年占领基辅，两年后建立金帐汗国，俄罗斯各诸侯国成为其附庸。14世纪末金帐汗国开始衰落，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0—1584）加冕成为俄罗斯沙皇，沙皇俄国正式诞生。他以残暴著称，世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伊凡雷帝”。

10世纪中叶，现在波兰中西部的西斯拉夫部族逐渐统一起来。公元966年大公米兹科一世（Mieszko I，930—992）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建立起皮阿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是为波兰立国之始。核心区域在今波兰中西部波兹南一带，称“大波兰”，现在是波兰16个“省”之一。稍晚，今波兰东南部克拉科夫一带的“小波兰”发展起来，取代“大波兰”成为国家核心区域。从11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克拉科夫一直是波兰首都。

普鲁士（德语Preussen）一名源于居住在维斯瓦河与尼门河之间的古代民族“普鲁西”。公元10世纪开始有萨克森人去那里传教，随之有德国移民到来，13世纪成为由条顿骑士团统治的教皇封地。

公元1385年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沃（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约1351—1434）迎娶年仅12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Jadwiga Andegawe ń ska，1373—1399）为妻，由此开始亚盖隆王朝（Jagiellon dynasty）统治，奠定两国联合的基础。1569年两国签订《卢布林条约》，成立了波兰语称“Rzeczpospolita”、英语译为“commonwealth”、汉语似可译作“联合王国”的国家。它以拉丁语“Si Deus Nobiscum quis contra nos”为格言，意“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谁敢与我们为敌”。全盛时期面积达到111.5万平方公里，但其很大部分正是侵占的原“基辅罗斯”核心区域，包括现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全部，乌克兰大部，还有俄罗斯和爱沙尼亚部分地区。

全盛时期（17世纪初）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最大部分是其占领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西部，还包括拉脱维亚全部以及爱沙尼亚相当部分。

1584年沙皇伊凡雷帝去世，俄罗斯陷入混乱，波兰乘机入侵，1610年9月攻陷莫斯科，企图让年方15岁的波兰王子做新沙皇。这自然招致俄罗斯人强烈反抗，1612年9月下诺夫哥诺德商人库兹马·米宁（？—1616）组织起一支志愿军，在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1578—1642）领导下向莫斯科进军。11月打败波兰军队，结束波兰对莫斯科两年多的占领，解放了监狱里所有犯人，包括第二年缙绅会议推选为新沙皇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596—1645），持续三百多年（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由此开始。为了纪念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不朽功绩，1818年为他们建造了青铜雕塑。原来计划建在下诺夫哥诺德，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他们属于整个俄罗斯，于是改在莫斯科红场中央。1936年苏联政府认为它有碍红场阅兵和群众游行，移到红场南端圣瓦西里教堂前。

莫斯科红场南端圣瓦西里教堂前的米宁与波扎尔斯基纪念雕塑

35. 忘不了的亡国痛与不肯弃的大国梦

17世纪中叶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开始衰落，1648年发生乌克兰哥萨克起义，即著名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1768年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帝国沦为沙俄保护国，接着便发生三次被邻国瓜分的悲剧：1772年被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瓜分，1793年被俄、普两国瓜分（奥地利没有参加），第三次发生在1795年，剩余国土全部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从地图上消失，第一次亡国。三次瓜分，俄罗斯所得都最多，但也只是基本上收复了“基辅罗斯”此前被占去的土地。

1807年6月拿破仑击败俄罗斯-普鲁士联军，普鲁士被迫退还它后两次瓜分波兰所得土地，拿破仑以此建立华沙公国，由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I，1750—1827）兼任公爵。1809年奥地利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败，也把两次瓜分波兰所得土地退出，华沙公国的面积扩大到约15万平方公里。然而1812年拿破仑兵败俄罗斯，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得到包括波兹南（德语称Posen，珀森）在内约29,000平方公里土地，克拉科夫成为一个由俄、普、奥三国共同“监护”的自由市，华沙公国其余部分成为由沙皇兼任国王的“波兰王国”，1831年正式被俄罗斯吞并，波兰第一次复国梦就此破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复国，然而，在忘不了的亡国痛之外，以毕苏茨基为首的波兰政府还有一个不肯弃的大国梦。在巴黎和会上它拒绝了协约国建议的波俄边界线，要把历史上曾经占有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版图。毕苏茨基说：

关闭在16世纪的边界之内，截断了与波罗的海、黑海的联系，被夺去南部和东南部土地与矿产资源的俄罗斯，很容易沦为二流国家。而作为新独立国家中最大、最强盛的一个，波兰可以很容易地建成从芬兰到高加索的影响圈。

为了圆这个大国梦，波兰不但积极参与了1918—1920年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干涉，还在西方武装干涉停止后继续与苏联作战，一度占领了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分区域，包括二者首府明斯克好基辅。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发出抗击波兰侵略者、保卫祖国的呼吁，许多学者提醒人们别忘了历史上波兰对俄罗斯的侵略，1920年5月30日前沙俄军队总司令阿列克赛·布鲁西洛夫（1853—1926）在《真理报》上发表《致前军官的信》，号召他们摒弃前嫌参加红军，为保卫祖国而战，指出那是每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约1万4千名原沙俄军官、10万名士兵响应他的号召参加了红军。

就在红军打败波兰入侵者发起反攻之前，西方出面调停，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提出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建议的界线作为停火线，“寇松线”（Curzon Line）由此得名，它基本上就是历史上波兰与“基辅罗斯”的边界线。但华沙战役波兰获胜，拒绝接受寇松的建议，在苏俄做出重大让步以后才同意停火。1921年3月18日签订《里加条约》，波苏边界从“寇松线”往东平均推移了大约200公里。这一大片土地被称为“Kresy”，意思是“边疆”。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失去家园，其中就有以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1921年《里加条约》签订时毕苏茨基在野，他对这个条约仍不满意，因为条约规定的边界与他要恢复的1772年以前的“大波兰”边界还有很大距离。西方各国起初也不承认这条边界，经法国做工作，两年以后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才相继承认它。

36. 1922—1933：魏玛德国与苏联的十年合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喘息时间，列宁主张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保加利亚议和，退出战争。为此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订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然而不久德国即因国内爆发革命、德皇出走荷兰宣布投降，11月11日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议，其中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条款规定德国必须放弃按照《布列斯特和约》俄罗斯割让给它的土地。附带说说，布列斯特是基辅罗斯最早建立的城市之一，居民中犹太人很多。1977—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1978年因《戴维营协议》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1918—1981）共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便出生在那里。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34个国家的代表在意大利热那亚开会商讨国际金融事宜。4月16日魏玛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1872—1936）在热那亚郊区拉帕洛签署《拉巴洛条约》，宣布双方放弃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和《凡尔赛和约》向对方提出的领土与赔偿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1923年7月23日，魏玛德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后两国又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包括军事上的合作。一些合作因有违反凡尔赛条约之嫌没有公开，一时德苏两国成为彼此最重要的外交和贸易伙伴。

其实，德、苏靠拢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首先是英、法两国促成的。一方面他们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视为洪水猛兽，先是企图扼杀在摇篮里，为此不惜发动武装干涉，没能如愿便实施孤立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对德国极其苛刻，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条腿，教他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这样，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都有摆脱孤立、抗衡西方国家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结成了“反凡尔赛同盟”。

代表德国签署《拉巴洛条约》的瓦尔特·拉特瑙是出生在柏林的犹太人，其父埃米尔·拉特瑙（Emil Moritz Rathenau，1838—1915）1887年创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又和维尔纳·冯·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一起创办后来称为“德律风根”（Telefunken）的德国无线电报公司。瓦尔特·拉特瑙作为长子继承父业成为德国重要实业家，还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创建德国民主党。1921年5月担任魏玛政府重建部长，1922年1月改任外交部长。与苏俄签订《拉巴洛条约》便是他外交部长任内所做一件重要事情。可惜条约签署仅两个月，1922年6月24日，他就在柏林街头被刺身亡，凶手是两名极端民族主义军官。27日国会为他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30年后（1952年）联邦德国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

1922年热那亚会议期间，魏玛德国总理约瑟夫·魏尔特（Karl Joseph Wirth，1879—1956）会见苏俄代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1870—1926）、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和副外交人民委员阿道夫·越飞。

代表苏联签字的格奥尔基·契切林，是苏联早期最重要的外交官。出生在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沙俄外交官，自己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学的是历史和语言），会说欧洲所有主要语言，还会几种亚洲语言，是一个学者型外交官。由于支持俄罗斯1905年革命曾被迫流亡西欧13年，先后居留伦敦、巴黎和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参战各国都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称自己是为正义而战，身在国外并且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契切林却表示赞成列宁的观点，认为那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因发表反战文章而于1917年被英国逮捕，关在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监狱。十月革命后苏俄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以交换扣押者的办法使他获得自由，回到苏俄。为了交换他，苏俄方面释放了包括原英国驻沙俄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William Buchanan，1854—1924）在内的多名英国人。契切林回国后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托洛茨基的主要助手。1918年5月30日托洛茨基改负责军事之后，他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直到1930年因病退休。在他担任苏俄及苏联外长期间，苏、德两国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这除了因为双方都有反抗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需要，还与两国政要中不少人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有关。20年代德国驻苏大使便长期由曾经担任魏玛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长的乌尔里希·冯·布洛克多夫-兰晁伯爵（Ulrich Graf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担任，而他就是契切林私交不错的一个朋友。

其实，魏玛德国和苏联的合作、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合作，早在签订《拉巴洛条约》之前就开始了。原来，根据《凡尔赛条约》，魏玛共和国军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而且不得拥有作战飞机、坦克、潜水艇、重炮、化学武器、反坦克武器以及防空武器。为保证条约得到有效履行，国际联盟专门派出检查团检查德国有关工厂和相关设施。《凡尔赛和约》还取缔了德军总参谋部，作为应对之策，魏玛德国改在国防部内设立一个“Truppenamt”（也许可仿照清朝的称呼译为“军机处”），实际上起总参谋部的作用，由1926年晋升大将、后来被誉为“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领导（职务名称是“Chef der Heeresleitung”）。魏玛共和国政局不稳定，政府更迭频繁，14年时间里先后组成过21届政府，国防部长是文官而且频频换人，这就使塞克特成为军队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此外，1919—1928年国防部长经常由与塞克特关系良好的奥托·盖斯勒（Otto Karl Geßler，1875—1955）担任。这些都有利于塞克特把德国国防军建成一支不受政局影响、非政治化的职业军队，有人甚至说把它建成了“国中之国”。

塞克特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人世家，18岁入伍，1897年（31岁）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工作。早在1919年10月他就派一个朋友用“Enver Pasha”假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与那时苏俄军事负责人托洛茨基接触。他这样做，除认为德、苏两国有对付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共同需要外，还因为他对一战后在英、法扶持下复国并且不肯放弃“大国梦”的波兰第二共和国颇为警觉，把苏俄看成对付它的主要盟友。为了处理苏俄事务，1921年初塞克特专门设立了一个“R特别组”（Sondergruppe R，很容易看出“R”指的就是俄罗斯），由库尔特·冯·施莱歇尔负责，主要人员有尤金·奧特（Eugen Ott，1889—1977）、费多尔·冯·博克和库尔特·哈默斯泰因-埃却德（Kurt Gebhard Adolf Philipp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1878—1943）。军事方面的谈判由国防部和苏联秘密进行，一段时间内甚至瞒着外交部。

“R特别组”的几个人都不寻常。施莱歇尔后来当过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还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希特勒上台以后，在1934年6月30日那个解决“冲锋队”问题的“长刀之夜”和妻子一起在家中被枪杀，指控他是为法国工作的卖国贼。

奧特1934年被派往东京担任驻日大使馆武官，后来升任大使，“二战”著名“红色间谍”佐尔格的大部分情报便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奥特对佐尔格极其信任，几乎所有最高机密都让他接触到。为什么这样做，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1941年10月佐尔格间谍身份暴露，被捕并被处死，奧特的大使职务也被撤掉。他从东京转到北平，“二战”结束以后才回到德国，晚年生活平静，1977年以88岁高龄辞世。

冯·博克出生普鲁士军人世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普鲁士高级军官，父亲在普法战争期间是一名师长，塞当战役立功受奖。母亲兼有普鲁士和俄罗斯贵族血统。博克法语说得很流利，英语、俄语也相当好，还对数学和历史很有研究，如果在中国当称“儒将”。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从不卷入政治，但在军事问题上直言不讳。希特勒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只有博克，能教会士兵怎么去死。”博克自己则这样教育部下：

理想的士兵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任务，不加思考地服从命令，只思考怎么去完成任务，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行动中像一名战士那样光荣战死。

1942年初莫斯科战役失利后博克辞职，7月退出现役。1945年5月4日他所乘汽车在公路上遭英国皇家空军空袭，妻子和他们唯一的女儿当场毙命，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当晚在医院不治身亡，成为“二战”中唯一直接死于对手袭击的德国元帅。

哈默斯泰因-埃却德在施莱歇尔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被任命为德国陆军总司令，1934年晋升大将，是纳粹1933年执政以后第一个晋升大将的人。但他却以坚决反对纳粹著称，曾经提醒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是很危险的，老元帅答复说他甚至不会考虑让那个“奥地利下士”担任国防部长，但仅仅过了几天就自食其言。哈默斯泰因-埃却德始终称纳粹为“匪帮和恶人”，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从20年代后期起即为苏联提供情报，还曾在他的支持下救助犹太人。后来人们知道，哈默斯泰因-埃却德本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参与了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行动。1943年4月25日他在柏林因癌症去世，家人拒绝了官方为他举行正式葬礼、安葬在柏林荣军公墓的安排，因为那样做就要在遗体上覆盖纳粹党旗。于是遗体被运回故乡，安葬在家族墓地。考虑到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希特勒令人送了花圈，但那个花圈竟没有出现在葬礼上，家人解释说是在运送途中丢掉了。

哈默斯泰因-埃却德有一个著名的军官分类：

我把军官分成四类，聪明的、勤奋的、愚笨的和懒惰的。往往会有两种品格结合在一起。有些军官既聪明又勤奋，适合他们的位置是参谋部。另一种又笨又懒，这种人在每一支军队里都占90%，适合执行决定了的任务。既聪明又懒惰的人适合担任最高领导，因为他们具有洞察力又能在困难的时候做出决定。需要警惕的是既愚笨又勤奋的人，他们只会惹起麻烦，什么任务也不适合他们承担。

施莱歇尔和苏俄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一起，安排了两国军事工业的许多合作，这使德国许多武器（包括军用飞机、坦克、火炮等）的研制、试验得以在苏联境内进行，避开了国际联盟的监督。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官到达苏联，一个月以后，位于莫斯科西郊菲里的苏联第7飞机厂就引进德国容克斯公司技术，改进其飞机生产。那是该公司与苏联合作的三家飞机工厂之一，另外两家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和俄罗斯重要城市萨马拉。此外，在雅罗斯拉夫尔和雷宾斯克还有两家德苏合作的飞机工厂。这几个城市现在都是俄罗斯重要航空、航天工业基地。

紧接着，以“火炮大王”闻名的德国克虏伯公司在苏联南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附近建立工厂。这时的克虏伯，除大炮外还生产坦克、装甲车、火车机车和潜水艇。

除了与军事有关的工厂，魏玛德国还在苏联境内建立了军事人员培训基地。其中最重要的当数1925年在莫斯科东南约500公里利佩茨克建立的“国防军秘密飞行学校与试验场”，苏联只称“利佩茨克航空学校”，任务是为德国空军（当然也为苏联空军）培养军用飞机飞行员并且进行飞机试验。参加西班牙内战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德国飞行员都是在那所航校接受飞行培训的，出了不少著名人物，例如约翰内斯·特劳洛夫特（Johannes Trautloft，1912—1995），他是德国最早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6名飞行员之一，“二战”期间成为德国著名王牌飞行员，战后写了一本《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西班牙》（Als Jagdflieger in Spanien ），发行量超过百万册。但他最为人们记住的是曾经设法救助156名被俘盟军飞行员，在集中营即将处死他们之前把他们转移到战俘营，让他们得以生还。

和利佩茨克航空学校起了类似作用的是1929年在喀山建立的“卡玛坦克学校”，任务是为德国国防军培训坦克指挥官，并且为克虏伯、戴姆勒、莱茵金属等德国公司研制坦克提供试验场地。德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种坦克“Panzer I”（1号坦克。“Panzer”为“Panzerkampfwagen”之略，意即“装甲战车”），就是在这里试验的。这所学校为德国陆军培训了大量装甲兵人才，许多德军高级将领都在这所学校留下了足迹，包括维尔纳·冯·布隆别格，奥托·莫德尔，西班牙内战中德国坦克部队指挥官威廉·冯·托马，当然还不能忘记古德里安。

1939年9月22日，德苏两军在布列斯特联合举行阅兵式，台上前排左起第一人古德里安，第二人克里沃先。后排左起第一人德军中将莫里茨·维克托林（Mauritz von Wiktorin，1883-1956）。

这所坦克学校也培训了大量苏联军官，遗憾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幸免于难的一个是苏联坦克将军谢苗·克里沃先（1899—1978），他是犹太人，1918年参加布琼尼第一骑兵军。内战结束后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挑选进卡玛坦克学校。1936年派往西班牙，成为第一位有实战经验的苏军坦克指挥官。回国后晋升坦克旅旅长，参加了1938年夏哈桑湖战役。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古德里安指挥机械化第19军进占布列斯特。但根据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德苏两国控制区以布格河为界，于是接到命令将部队撤回西岸，把东岸交给前来接收的苏军第29坦克旅，该旅旅长正是当年他在卡玛坦克学校的同窗克里沃先。根据古德里安的提议，9月22日两军联合举行了阅兵式。

但是过了不到两年，两位在检阅台上一起阅兵的“同窗”便在战场上兵戎相见。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在白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戈梅利遭到克里沃先指挥的红军第25机械化军顽强阻击，那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有上佳表现的少数几仗之一。

除了利佩茨克航空学校和卡玛坦克学校，魏玛德国与苏联还在莫斯科东南伏尔加河畔的沃利斯克合作建立一所以“Tomka”（汤姆卡）为假名的“化学战学校”，培训化学武器使用与防护人员。为了保密，在这些学校工作、学习的德方人员都不穿德军制服，通常着平民服装，有时还穿苏军制服。

1940年11月，作为苏军总参谋部工作人员，华西列夫斯基随莫洛托夫访问德国。一次宴会上他的座位刚好与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相邻，布劳希奇问他是否记得两人见过面？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当然记得。原来，1932年苏联举行过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邀请了许多国家驻苏武官参观。给其他国家武官看的只是部分内容，对德国人却是“和盘托出”。布劳希奇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到过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所，对看到的一切评价颇高。

苏联沃利斯克“Tomka”化学战学校的德方人员

除了利用苏联境内的设施培训两国军事人员，还有一些红军军官到德国接受培训或者实习。在德国帮助下红军建立了参谋机构，1925—1928年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参谋长的正是积极倡导红军改革、主张红军正规化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而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参谋机构的设置和参谋人员的培训。魏玛德国海军还被允许使用苏联西北部濒临北冰洋的重要军港摩尔曼斯克。1940年纳粹德国进攻挪威，还有部分军舰是从那里起航的。

作为回报，德国帮助苏联实现其工业（主要是重工业）现代化，苏联许多骨干工厂都使用了德国技术和设备，例如“二战”期间成为苏联坦克主要生产工厂的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工厂和研制了最著名T-34坦克的乌克兰哈尔科夫机车厂。还有许多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到德国学习或者实习，这些人大多成为苏联相关领域的骨干。一个典型例子是1939—1940年担任苏联造船工业部部长、1940年以后长期担任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1949—1956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伊凡·捷沃相（1902—1958）。1929年，大学毕业两年刚29岁的捷沃相被派往德国埃森克虏伯工厂实习，回国后担任一家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

法国到1924年10月28日才与苏联建交。英国与苏联建交在1924年2月，但1927年5月26日断交，1929年10月3日重又建交。美国与苏联建交更迟至1933年11月16日。这样，在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与苏联交往最多的西方大国便是魏玛德国，而这种交往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互利双赢”。魏玛德国步履踉跄地走过14年，但也不无“亮点”，那就是一支训练有素而且不受政府频繁更迭影响的军队，纳粹上台后能够迅速使其军事力量在欧洲称雄、称霸，这个基础至关重要。当然这也为日后纳粹德国侵略苏联种下了祸根，但那些合作同样也为苏联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苏联红军正规化建设起了一定作用（如果没有对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将领的“清洗”，当更明显）。苏联能够取得卫国战争最后胜利，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德苏关系随即发生变化。当年利佩茨克等三所学校德方人员全部撤离，接着，其他合作项目也陆续终止。1930年契切林因病退休，外交人民委员一职由他的副手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接任。李维诺夫出生在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比亚韦斯托克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原名“Meir Henoch Mojszewicz Wallach-Finkelstein”，通常只称马克斯·瓦拉赫（Max Wallach）。他很早就参加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被列宁委任为驻英国代表，后来做过巡回大使、副外长，1929年促成苏联与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签订条约，承诺相互不以武力解决争端，那些条约通常也就称“李维诺夫条约”。“扶正”后他致力于改善苏联与西方（尤其是英、法、美三大国）的关系，促使英国放弃对苏联的经济封锁，促使美国1933年承认苏联。1934年苏联成功加入“国际联盟”。

李维诺夫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直至1939年5月3日被莫洛托夫取代。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里有不少犹太人，大部分也被撤掉，西方和纳粹德国自然明白释放的是一个什么信号。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重新任命他为副外交人民委员，接着便派他到华盛顿担任苏联驻美大使。附带说说，他的妻子是英国人，李维诺夫病逝于1951年最后一天，去世前嘱咐妻子“英国女人回家去”，他的妻子遵嘱回去，没有再回苏联。

1937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成为斯大林在军队里“大清洗”最主要的对象，罪名除“托洛茨基军事阴谋集团”外还有“纳粹间谍”，表明已经把纳粹德国看成敌人而不是盟友。

37. 从“助桀为虐”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938年5月希特勒要求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时，捷克政府是决心抵抗的，因为它和法国、苏联都缔结了互助条约，应该能得到他们的援助。然而，尽管苏联多次宣布要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支援，法国却和英国一起迫使捷克接受希特勒的要求。9月2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正式提出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个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该对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集体措施，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感到的震惊。

同一天，当时还不是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也向伦敦报界发表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于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两国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

《慕尼黑协定》签字前合影，前排左起：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阿诺。

然而丘吉尔这些话当时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是听不进去的，9月29日他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1884—1970）、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关于苏台德问题的会谈，次日凌晨2点签署《慕尼黑协定》，捷克被它的盟友出卖，希特勒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张伯伦返回英国时，在机场向迎接的人们展示了有他和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并且发表讲话：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第二次从德国把和平与荣誉带回唐宁街。我相信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现在我建议你们回家，安稳地在你们的床上睡一觉。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给张伯伦发来电报，只有两个词：“Good Man”（好人）。但一直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说：

返回英国的张伯伦，在伦敦机场向人们展示有他和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这样一条致命的道路。”

除了法、英“背弃忠实的盟国”，还有两个国家也对捷克施加压力，提出领土要求，迫其就范，那就是与捷克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和已经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的匈牙利。就在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警告、丘吉尔向伦敦报界发表声明的9月21日，波兰提出得到捷克北部波兰人聚居区特青的要求，第二天匈牙利也要求得到匈牙利人聚居的卢塞尼克地区。为此两国分别调兵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做出要配合德国“动武”的样子。苏联和捷克不接壤，按照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出兵援助就必须假道波兰，但波兰政府拒绝让苏军过境，。9月23日苏联政府向波兰发出警告：如果波兰侵犯捷克，苏联将废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但这时的波兰政府一心只想从“助桀为虐”中分得一杯羹。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波、匈两国果然如愿以偿，波兰得到约1,650平方公里土地，但那里228,000居民中倒有133,000人是捷克人；匈牙利得到近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面居住着约50万匈牙利人和27万斯洛伐克人。

即使是在慕尼黑协定签字以后，苏联仍然努力促使英、法、苏三国结成反对纳粹德国的同盟，最好还加上与法、苏两国都签订了互助条约的波兰。1939年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建立“三国同盟”的建议，但鉴于事态的发展，也不得不做另一手准备。5月3日，坚决反对纳粹侵略政策、一直致力于促成英、法、苏三国结盟的李维诺夫“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由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兼任。

尽管发出了政策调整的信号，8月12至21日苏联仍然和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尽管英、法两国都只派出级别很低的代表，苏联仍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挂帅”，再次提出三国结成同盟并签订军事条约的建议。但是，英、法两国以及波兰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终于做出重大政策调整。22日伏罗希洛夫对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说：

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去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的时候，我们等待法国的音信，但始终没有消息。我们的军队是准备着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谈判都一味拖延，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既然如此，出现某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加以排除的。

伏罗希洛夫这段话后来被丘吉尔引用，写进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显然，法国军事代表团回国后向政府如实做了汇报，法国也通报了英国。

就在伏罗希洛夫说这些话的第二天，8月23日，“出现某种政治事件”便由“可能”变成现实。这一天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全权证书到达莫斯科，直接见到斯大林，当晚就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通常称为《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条约签订刚好一个星期，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就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战”。在苏台德危机中助桀为虐分到一杯羹的波兰无疑是做好了配合德国入侵捷克准备的，但却没有做好抵御德国侵略的准备。一周以后，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通告说，波兰战事“进展之神速甚至也出乎我们的预料”，希望知道“苏联政府的军事意图”。9月15日又对苏方表示：“欢迎苏联现在就采取军事行动”。9月17日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表示鉴于波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同波兰缔结的一切协定也就失去效力。也就在这一天，按照此前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苏联出兵至“寇松线”。波兰再次亡国，这时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第一，在苏联占领的“寇松线”以东地区，不少犹太人要求回到被德国占领的“寇松线”以西去。《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牧惠先生《排队送红包去哪里》、5月2日严秀先生《前苏反犹问题真相待考》，都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苛政猛于虎”，在犹太人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比纳粹德国还要坏。牧惠先生引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话说：“盖世太保代理人急切地接受贿赂，发了财，并且把这些人直接送到毒气室去。我们完全无法阻止他们。……他们本应知道德国人是怎样处理犹太人的。”他感叹道：“明明知道回去后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仍排着长队，送上红包希望尽快地回到老家去，而不选择社会主义的苏联呢？”这里赫鲁晓夫的话有误，倒是严秀先生那个“很不成熟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犹太人当时对希特勒要彻底消灭一切犹太人的政策可能还不清楚。”

那些波兰犹太人“希望尽快地回到老家去”，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中不少人是1921年《里加条约》签订以后移居到“寇松线”以东地区的，现在想回“老家”。他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普遍较高，担心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甚至“人民的敌人”。其二，纳粹反犹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是1942年簸箕湖会议才定下来的，1939年的政策还是“排犹”而不是“灭犹”。犹太人不可能知道“回去后是死路一条”，许多人还在做到德占区以后被驱逐出去、流亡他国、开始新生活的“美梦”。

第二，就是现在人们熟悉、但知道得并不清楚的“卡廷事件”，那得专门说一说。

38. 卡廷事件

在苏联红军进驻“寇松线”以东地区时，波兰军队没有抵抗，几十万人成为苏联战俘。约25万人被就地释放，约12.5万人被送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中42,400名士兵随即被释放，另外43,000名出生在“寇松线”以西的士兵被转交给德国。这样，到1939年11月19日，战俘营里大概还有4万名波兰战俘，包括约8,500名军官、6,500名警官，其余为士兵。逃亡到苏联的还有约32万波兰平民，一些人后来加入了在苏联重新建立的波兰军队。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就处理波兰战俘问题专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数量庞大的波兰战俘对正在备战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包袱，要花费不少财力、物力，还认为他们当中许多人对苏联持敌对态度，是一个安全隐患。报告建议先除掉军官，这样士兵们就闹不起事来。报告很快得到斯大林批准，4月初，处死行动开始在卡廷等地秘密进行，枪杀了两万多人，主要是军官，包括14名将军。

1941年7月5日，在英国政府斡旋下，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Eugeniusz Sikorski，1881—1943）和苏联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开始谈判，7月30日签署《西科尔斯基-麦斯基协定》，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8月14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军事同盟协定，1941年年末西科尔斯基亲率多名高官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同意在苏联境内建立对德作战的波兰军队，并根据西科尔斯基提名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Władysław Anders，1892—1970）指挥，通常称“安德斯军”，即后来的波兰第二军。长期不和甚至敌对的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好转迹象。

麦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化的波兰人家庭，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长期居留西欧，1912—1917年在伦敦期间结识了包括萧伯纳在内的不少英国名人。十月革命后回国从事外交工作，曾经在伦敦、东京、赫尔辛基等地任职。1932年重回伦敦，担任苏联驻英大使，直到1943年，他和丘吉尔、艾登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麦斯基会说英语和法语，而艾登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东方语言，法语、德语、波斯语都讲得很流利，也会俄语和阿拉伯语，这为两人交流、沟通带来了便利。“二战”期间，他和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是苏联两个最重要的外交使节。

然而，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服装、食物组建起来的“安德斯军”却拒绝在苏联战场与德军作战，1942年正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吃紧的时候，它的77,000名战斗人员以及约41,000名波兰平民却取道“伊朗走廊”离开苏联，经伊拉克到达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成为波兰流亡政府主要军事力量。这一事件使本来对波兰流亡政府就缺乏信任的苏联对他们更不信任，改而扶持波兰人中的亲苏势力。1943年4月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破裂，6月成立“波兰爱国者联盟”，另行组建“波兰人民军”，由齐格蒙特·贝林将军（Zygmunt Henryk Berling，1896—1980）指挥，通常称“贝林军”。1944年3月改组为波兰第一军，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此后历次战役，包括解放华沙和最后解放柏林的战役。

就在“安德斯军”出走、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恶化以后不久，1943年4月，德军在卡廷附近纯属偶然地发现一个大型群葬坑，埋葬着4,243名波兰军人。戈培尔当即认为这是个绝好的宣传机会，4月13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发现，指控苏联犯下大屠杀罪行。接着组织了一个由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芬兰、维希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荷兰、罗马尼亚、瑞典、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人员参加的委员会调査此事，并让两名被俘美国军官到卡廷群葬坑现场观看。其中一名军官给负责情报工作的马歇尔将军的助手克莱顿·比塞尔少将（Clayton Bissell，1896—1973）写了报告，比塞尔在那份报告上批了“顶级机密”字样送给国务院，但国务院说没有收到。其实1942年几名波兰铁路工人已经在卡廷附近发现一处群葬坑，报告了波兰流亡政府在国内的代表，但没有引起注意。

苏联政府当即否认纳粹的指控，15日通过广播说那些波兰军官是在德国入侵以后被德国人杀害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相信德国说的情况属实，英国首相丘吉尔私下也表示：“天哪！德国揭露的情况大概是真的，布尔什维克可能非常残暴。”但公开场合仍然偏袒苏联：“我们将坚决反对任何由国际红十字会或者其他机构在德国统治下任何地区进行的调查。那样的调查只能是骗局，其结论是通过暴力得到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尽管他专门派了一位高官、曾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乔治·伊尔勒三世（George Howard Earle III，1890—1974）调查此事，伊尔勒的调查证明纳粹所说属实，但他的报告被命令不准公布，他本人则被安置到远离美国本土的南太平洋小岛美属萨摩亚居住，直到“二战”结束。

由于事发时苏联的否认和英美两国的庇护，卡廷事件真相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得以大白于天下。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上任后，苏联和波兰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对涉及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时任波兰总统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访问苏联，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把有关的全部原始档案资料移交给波兰。

39. 1944年华沙起义

1944年1月2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进入波兰，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纳粹德国即将战败，东欧各国都将被红军解放。这对那些想要回国重新执掌政权的亲西方流亡政府无疑是个不愿意看到但又不能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在这些国家里，波兰又格外突出。7月21日，在被红军解放的波兰东南部重要城市卢布林，成立了由人民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波兰全国解放委员会，通常称“卢布林委员会”，主席是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奥苏普卡-莫罗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1909—1997），副主席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万达·瓦西列夫斯卡（Wanda Wasilewska，1905—1964）和人民党的安德烈·维托斯（Andrzej Witos），第二天发表《波兰全国解放委员会宣言》，共13条，可以说就是一份“施政大纲”，主要内容有：

宣布自己合法，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非法；

宣称波兰1921年宪法是唯一合法宪法，委员会将据其行事，直到通过直接、普遍、自由的全民无记名投票产生新宪法为止。同时宣布1935年宪法非法，说那是一部法西斯法律；

号召波兰人民支持波兰人民军和苏联红军，在反对德国的战斗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承认在过去400年里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之间长期存在对彼此都有伤害的摩擦，但通过在这场战争中并肩战斗，将团结起来，建立持久、友好、互利的同盟；

波兰与苏联和捷克的边界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宣言还表示将继续与英国、美国同盟，共同对敌，并且保持与法国的传统同盟关系。最后这样结尾：

武装起来！投入战斗！
团结的波兰军队万岁！
同盟军红军万岁！把解放波兰的战斗进行到底！
我们伟大的同盟者苏联、英国、美国万岁！
国家的统一万岁！
战斗中人民的代表国民会议万岁！
自由、强盛、独立、民主的波兰万岁！

鉴于苏联和苏联扶持的“卢布林委员会”即将取得对战后波兰的实际控制，丘吉尔再次在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之间进行斡旋。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在直布罗陀空难中去世继任的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契克（Stanisław Mikoajczyk，1901—1966）7月30日赶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同意让波兰流亡政府回来，和“卢布林委员会”合作组建联合政府，由社会党的爱德华·奥苏普卡-莫罗斯基担任总理，米科拉契克和共产党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1982）任副总理。但是，谈判没能达成协议，一方面流亡政府坚持要恢复战前东部边界，而那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流亡政府认为联合政府只会是一个摆设，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亲苏派”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由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国内家乡军在华沙发动起义。7月29日，代号“波尔”的家乡军领导人塔多什·科莫索夫斯基将军（Tadeusz Komorowski，1895—1966）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商讨起义事宜。尽管担负家乡军与流亡政府联络任务的扬·诺瓦克-热齐奥兰斯基（Jan Nowak-Jeziorański，1914—2005）几天前刚从伦敦赶来，指出起义很难得到同盟国支援，7月31日科莫索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安东尼·赫鲁泽尔（Antoni Chruściel，1895—1960）还是决定第二天发动起义，抢在红军和波兰人民军攻占华沙之前占领它，为流亡政府回国掌权创造条件。那是所谓“暴风行动”的一部分，自然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后来不少人说家乡军发动起义是为了和苏联红军“里应外合”解放华沙，但那显然有违史实。起义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家乡军绝不可能和苏联红军合作。尽管红军已经进展到离华沙不远的地方，起义发动者却没有和他们联系，甚至没有通知他们，以致红军是在起义“木已成舟”之后才从英国那里间接知道的。这只要看一看当时家乡军散发的传单就可以明白。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

我发布以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呼唤复仇……有利于俄国的行为就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的命令。家乡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德囯人正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自由波兰万岁。

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波尔

这份传单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家乡军对苏联的敌意更甚于对纳粹德国，也表明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认为“德国人正在仓皇逃窜”而“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所以号召“起来同苏维埃斗争”。传单说：“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呼唤复仇”，对谁复仇？把维尔纽斯也说成是“我们的边境地区”，而那是立陶宛的首都。

诺瓦克-热齐奥兰斯基说得对，这时诺曼底登陆刚刚完成，英、美等同盟国军队还远在大西洋海岸，不可能给起义者任何地面上的支援，给予空中支援虽然不无可能，但能做的也极其有限。英、美空军的“强项”是轰炸，对于华沙起义那样的“巷战”显然不适用。剩下能做的就是空投物资，但不仅规模有限，还得冒被德国空军拦截的风险。起义爆发后丘吉尔于8月4日致电斯大林：

应波兰家乡军的紧急请求，如气候允许，我方将立即向华沙西南部空投约60吨装备与军火。……他们又说也曾吁请俄方支援，因为似乎近在咫尺。波兰人正遭受德军一个半师的进攻。奉告此一情况可能有助于阁下采取行动。

第二天斯大林回电：

我认为波兰人告知阁下的情报极为浮夸，难以置信。……波兰“家乡军”仅由几个小分队组成，我不能设想，这样的小分队怎么能够攻占华沙。

从8月4日到9月21日，英国空军从意大利起飞给华沙起义者空投了一些物资。数量说法不一，少的104吨，多的239吨，但有多少为起义者得到，没有确切资料。9月18日美国空军出动110架B-17“空中堡垒”向华沙空投物资，104架（一说107架）到达目的地。但为避免自身伤亡，空投是在4,000米空中实施的。空投物资约100吨，根据美国自己估计，80%落到了德军占领区，只有20%落到起义者手里。根据苏联资料，1,000个携带物资的降落伞里960个落到德国人手里，最远的落到距华沙40公里的地方。落到起义者占领区的只有21个，落到苏军占领区的有19个。空投后美军飞机被允许在苏联占领区降落，第二天再返回意大利基地。

起义第四天（8月4日），华沙形势图，所画粗线内区域是“家乡军”所占部分。

从9月14日起到28日，苏联空军也给华沙起义者空投了物资，共投枪支弹药、通讯器材、食物和药品等共约55吨。当时苏联没有大型战略轰炸机，只能用战术轰炸机实施空投。丘吉尔指责说苏联空投的许多物资都摔坏了，那倒是实情。鉴于英、美空军高空空投实际上大部分都落到德国人手里，支援了敌人，苏军改用低空空投的办法。起义者占领的只是一些孤岛状的街区，和德军占领区域犬牙交错，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投到他们手里。而那样做便有两个难以避免的问题：第一，飞机被德军防空炮火击中的危险大大增加；第二，降落伞往往还没有打开就落到市区硬地面上，难免摔坏。

丘吉尔曾经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向华沙起义者空投物资，8月16日斯大林回电：

与米科拉契克先生会谈后我命令红军司令部必须在华沙地区密集地空投武器弹药，还空降了一位联络官。但据司令部报告，这位联络官没能到达目的地，被德军杀害了。

在更详细地了解华沙的情况以后，我确信华沙的行动是一个不顾后果的可怕冒险，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牺牲。如果在华沙行动开始前苏军司令部得知此事，或者波兰人与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话，事情就不会这样了。

斯大林这样说，是因为“家乡军”人数有限（说法不一，大致在2万到4.9万人之间），完全没有重武器，更没有空军支援，主要武器是大约1,000支步枪、1,750支手枪、300支自制“Błyskawica”和“Sten”冲锋枪、7挺重机关枪、20门反坦克炮和25,000枚手榴弹，唯一的装甲武器是一辆用普通小汽车改装的“Kubuś”。

9月21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位化名“奥列格”的中尉得以成功空降到华沙城内起义者控制的区域，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才知道许多原来一直不知道的情况，包括家乡军领导人对苏联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甚至杀害了许多参加起义、但被认为“亲苏”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在传单里已经宣称：“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附带说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依据俄罗斯十余个档案机构原始卷宗以及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资料，翻译整理、编辑加工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002至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33卷34册，2,000余万字。关于华沙起义可参见其第21卷（1944年7月至10月）的25件档案。

华沙起义“家乡军”唯一的装甲武器，用普通小汽车改装的“Kubuś”

华沙起义“家乡军”自己制造的“Błyskawica”冲锋枪（上）和“Sten”冲锋枪（下）以及其他自制武器（华沙起义纪念馆陈列）

由于把这次行动看成是“一个不顾后果的可怕冒险，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牺牲”，苏联方面不希望牵涉进去，所以8月16日晚上通知美国驻苏大使：

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弹药，因为这是美英两国的事。但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后在苏联领土着陆，因为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行动发生任何联系。

四天后，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向斯大林发出电报呼吁：

我们在考虑，如果对华沙的反纳粹者弃之不顾的话，世界舆论会如何说。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尽全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紧急补给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极其重要。

斯大林回电说：

我已收到你和罗斯福先生关于华沙的电报。我想表述一下我的意见。

关于犯罪集团为了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行为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这些人利用了华沙居民的诚意，让许多几乎手无寸铁的人民与德军的枪炮、坦克和飞机对抗。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每一天的情况不是有利于波兰人解放华沙，而是有利于希特勒党徒惨无人道地杀害华沙居民。

从军事角度看，由此产生的局势把德军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引向华沙，对红军和对波兰人同样不利。与此同时，德国人最近又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向苏军进行反攻，苏军正尽一切努力粉碎希特勒党徒的反扑，然后在华沙地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亳无疑问，红军正不遗余力地去粉碎华沙周围的德军，并为波兰人民解放奔波。那才是对反纳粹的波兰人的最好、最有效的援助。

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些往来电报，都收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之中，从这些电报读者当可了解不少真实情况。

华沙是一座跨维斯瓦河（Wisła，也有人按英语名字Vistula译为维斯图拉河）东西两岸的城市，起义军占领了西岸市中心区及附近几个街区。镇压起义的德军共约17,000人，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5,000名常规军、4,000名空军（其中1,000名为高射炮部队）、2,000名华沙警卫团以及一个约350人的党卫队侦察中队。

第二部分是武装警察和武装党卫队，共约5,710人。

第三部分是各种机动部队，包括铁路卫队、工厂卫队以及被称为“特别任务”和“特种部门”的几支小部队。

没有动用驻防城市外围准备对付红军进攻的野战部队，但动用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起义者占领的街区进行轰炸。

起义领导者波尔将军对起义有这样的描述：

钟敲下午五点，上千面窗户猛然一闪而开，一阵弹雨从各个方向落在过路的德军头上，射向他们行进的队列与被他们占据的建筑物。一眨眼，留在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消失了。从一扇扇房门里，我们的弟兄一涌而出，投入战斗。十五分钟内全城百万居民都投入了战斗，各种交通都停了。就在德军前线的紧后方，作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巨大交通枢纽的华沙，不再存在了。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

描述很精彩，遗憾的是那只是波尔将军的美好憧憬。实际情况是家乡军7月31日17:00时决定第二天这一时刻为“W-hour”、即举事时刻，但8月1日16:30德国指挥官已经下达全体动员命令，这样不少起义者一走上街头便遭到德军机枪的扫射，起义首日就有2,500人牺牲，德军也损失500人。附带说说，起义时间中的“W”有两重意思，分别来自波兰语“wybuch”（英语explosion，爆炸）和“wolność”（英语freedom，自由）。

尽管如此，起义还是得到华沙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既包括极右翼的“国家武装力量”（Narodowe Siły Zbrojne，NSZ），也包括亲苏的地下武装以及广大市民，就连妇女也有不少人投入战备，那才是华沙起义能够坚持63天之久的真正原因。

以苏联为敌的“起义”却要求苏联给予援助，这本身就极其荒唐。然而苏联尽管反对，还是给了一定援助，除空投物资外，起义期间苏联红军与德军的战斗并未停息，而且付出不轻代价。8月上旬苏军损失了约500辆坦克，但也造成德军236辆坦克损失。8月26日红军重新发动对纳粹武装党卫队第4坦克军的进攻，推进到维斯瓦河东岸。9月13日德军放弃维斯瓦河以东地区，同时炸毁河上所有的桥梁，以阻止苏军过河。14日夜至15日，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组成部分的波兰人民军部分部队渡过维斯瓦河并与家乡军取得联系。但面对强大而且布防严密的德军，人民军伤亡惨重，阵亡、失踪、受伤共5,660人，也就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此前9月7日家乡军已经开始和德军谈判投降事宜，3天里有20,000名平民被允许疏散出去。15日波兰人民军一部渡过维斯瓦河，家乡军觉得看到了获得支援的希望，便中断与德军的谈判。后来见苏军进攻受阻，28日又重开谈判，10月2日签字投降。科莫索夫斯基自己进了位于德国萨克森州一个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战后到伦敦，1947年至1949年担任流亡政府总理，1966年死在伦敦。

华沙起义造成的伤亡无法准确得知，不同资料给出的数字差别颇大，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斯大林8月20日给丘吉尔、罗斯福回电所说：它“不是有利于波兰人解放华沙，而是有利于希特勒党徒惨无人道地杀害华沙的居民”，为起义付出最惨重代价的是华沙平民，估计死亡数字在15万至20万之间，还有华沙及周边地区大量平民被送到普鲁斯科夫第121转运营，不少人后来被送往奧斯威辛等灭绝营。

在西方，1944年华沙起义一直被“热炒”，而且一如那次起义本身，表现出来的仇视与敌对更多是针对苏联的。

“二战”结束以后，尽管不再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并且对波兰本土没有任何实际控制，波兰流亡政仍然在伦敦继续“运转”，先后有过5位总统、12位总理。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列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1943—）当选波兰总统，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1919—2010）返回华沙，将国玺、总统旗帜、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正本交给新政府。1992年波兰政府宣布承认流亡政府颁发的所有勋章，不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1994年8月1日，波兰为华沙起义5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1934—）受邀出席并代表德国表示诚挚的悔罪，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却拒绝邀请没有出席。10年后波兰再次为华沙起义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德国总理施罗德、英国副首相约翰·普列斯科特（John Prescott，1938—）和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1937—）等外国政要应邀出席，俄罗斯领导人再一次拒绝参加，而且连低级别的代表也没有派出。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大多是老调重弹，但德国总理施罗德的讲话却值得注意：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鞠躬时，我们为纳粹军队的暴行感到羞愧。纳粹军队1939年入侵波兰，1944年镇压华沙起义并将古老的华沙变为一片废墟。无数的波兰妇女、男子、儿童遭到杀害，被押解到集中营，送去做苦役。在这片代表着波兰骄傲和德国罪行的土地上，我们期待着宽恕与和平。

他只代表德国悔罪，对苏联没有只字片言谴责。他还说：

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首先成为受害者。德国政府以及德国其他任何重要的政治力量都不支持个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即便到了国际法庭上，德国政府也还是这样的立场。

他这样说，是因为多年来德国一直为纳粹罪行反省和道歉，并且做出巨额赔偿（包括政府赔偿和企业赔偿）。然而战后也有大量德国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其中近300万人死在路上，德国国内有人提出那些被驱逐者也应该得到精神上和财产上的赔偿。

40. 边界问题

“二战”结束前，美、英、苏三大同盟国讨论战后欧洲问题，波兰领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波兰流亡政府始终坚持要收复他们的东部“边疆”，但不仅苏联反对，英国、美国和法国也都不支持，因为“寇松线”本来就是在巴黎和会协约国建议基础上由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来的，三国无法出尔反尔。不过对“寇松线”南段有过争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那没有确切标定过，应该在利沃夫东侧（西方称之为“寇松线B线”）。莫洛托夫当即拿出当年寇松爵士签署发给苏俄的电报，把电报原文读给英国人听，明确指出了“寇松线”经过的地点，丘吉尔只好表示：“看来与会者对苏联西部边界，包括利沃夫城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了。”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最后一天他提出著名的“三根火柴”之说，分别代表德国、波兰和苏联，表示三根火柴都应该向西挪动，波兰的损失应该由德国来补偿，波兰领土应该位于“寇松线”和奥得河之间，并且包括东普鲁士和奥德河上游西里西亚的奥佩尔省（俄语Оппель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译自它原来的德语名字“Oppeln”），即现在波兰的奥波莱省（Opole Voivodeship）。

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杜鲁门（这时罗斯福已经去世）和斯大林再次为战后波兰边界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然而这一次争论的不是波兰的东部边界而是西部边界。东部边界基本上沿“寇松线”，但也作了少量有利于波兰的调整，并且把东普鲁士南部划给它（北部则划归俄罗斯，即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波兰和德国的边界整体往西推移约200多公里，移到奥德－尼斯河一线。但奥德河上游有两条主要支流，一条“西尼斯”（波兰语称Nysie Łużyckiej，德语称Lausitzer），另一条“东尼斯”（波兰语Kłodzka，德语Glatzer），丘吉尔和杜鲁门都主张以“东尼斯”为边界，但斯大林坚持沿“西尼斯”。东、西尼斯之间的区域原来是德国重要粮仓，丘吉尔和杜鲁门指出，如果把它划给波兰，德国人将面临缺粮问题。斯大林回应说，德国过去也得进口粮食，可以让他们向波兰买粮食。丘吉尔还说：“如果用德国食物把那只波兰鹅喂得太饱以致难以消化，那就太不幸了。”（It would be a pity to stuff the Polish goose so full of German food that it got indigestion）。两位西方领导人又提出那块地方居民稠密，把它划给波兰意味着要有几百万德国人背井离乡。丘吉尔说，如果听到那样的消息英国人将会感到震惊。直到战后写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他还念念不忘此事：

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得来的，……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但是，由于斯大林不肯让步，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时美国的原子弹还没有研制出来，还指望苏联尽早出兵对日作战，最后英、美两国还是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值得庆幸的是丘吉尔担心的事直到今天也未发生，这证明了一点：德国人对当年发动二战的悔罪是真诚的，甚至对在英、美看来过于苛刻的惩罚也接受了，并没有反悔。

波兰尽管从西边得到了补偿，但对失去“东部领土”仍然耿耿于怀。许多波兰人从乌克兰西部移居到西里西亚，波兰第四大城市弗罗茨瓦夫即原来德国的布雷斯劳被称为“miasto lwowskie”（像利沃夫的城市）。波兰北部城市托伦、格但斯克和奥尔什丁都被称作“miasta wile ń skie”（像维尔纽斯的城市）。波兰还有不少与“东部领土”有关的组织，最大一个是“东部领土居民大会”，总部设在西里西亚第二大城市比托姆，分支机构几乎遍及波兰全境，每年都举行东部领土居民大会和到“光明山修道院”朝圣的活动。

“二战”后作为德波边界的奧德一尼斯线（Oder-Neisse Line），南段没有以奧德河上游主支流“东尼斯”而是以“西尼斯”为界。

“二战”后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图中标记数字1—10的部分原来都属于德国，现只有标记数字2、4、5、6、7、8的部分属于德国。

希特勒发动战争、尤其是发动对苏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德意志民族夺取“生存空间”，结果却适得其反。按照丘吉尔“三根火柴”都要挪动的主张，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我在哥廷根的时候，不少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来自“东部”，我以为那指的是“东德”，大概是因为不赞成那里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到西德的，后来才明白“东部”所指还在“东德”以东，即奥德-尼斯河边界以东，“二战”后划给波兰的那片土地，还有南北两半分别划给波兰（占多一半）和苏联（占少一半）的东普鲁士。

与失去大片领土相伴，大量德国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一般估计约1,200万，还有人认为高达1,600万。逃亡途中丧生的估计有上百万，有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到了西方三国占领区，即后来的联邦德国。当时美占区人口约1,800万，英占区人口约2,200万，法占区人口约380万，合在一起约4,380万，加上苏占区的1,700万，也才6,000万，可见从“东部”逃亡来的人所占比例之大。

“二战”结束时逃亡途中的德国东部难民，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及老人。

“二战”德国失去的“东部”不但面积相当大，而且是历史上不少德国名人的故乡。例如，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第一次世界大战四部曲闻名的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1887—1968），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等等。

失去这些地方，还让德国失去两所十分重要的大学，那就是1544年建立于东普鲁士首府的柯尼斯堡大学和1702年创建、位于下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

德国统一之后，1990年和波兰签订《德波边界条约》，再次确认“奥德一尼斯线”。“二战”结束后失去“东部”对于德国不啻有如“断臂之痛”，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德国人痛定思痛，理智地接受了这个严酷的现实，并未提出异议。他们承认，由于发动侵略战争，伤害了别人，不能不受到惩罚。这对我们认识日本和邻国的领土争端应该会有启发。

德国人并不都是法西斯

纳粹德国早在1922年就建立了自己的青少年组织“纳粹党青年联盟”，1924年更名“大德意志青年运动”，以后逐步完善，14至18岁男青年为“希特勒青年团”，10至14岁少年为“德意志少年队”；14至18岁女青年为“德意志女青年联盟”，10至14岁少女为“少女联盟”。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就是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对领袖的忠诚。所以在纳粹的追随者中以年轻人居多。然而，即使是在纳粹高压统治的年代，仍然有不少人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反对纳粹独裁、尤其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活动。谎言毕竟是谎言，能欺人一时，不能欺人一世。德国人并不都是法西斯。

41. 鳊鱼湖监狱的断头台与大铁钩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1945年4月苏联红军解放位于柏林西北部的鳊鱼湖监狱（Justizvollzugsanstalt Berlin-Plötzensee），惊奇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中世纪的刑具”断头台。他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断头台是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那已不是中世纪，而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开始。苏联红军见到的断头台并非仅供陈列的“古董”，而是实实在在饮过不少人鲜血的刑具，死在这刑具上的就有以《绞刑架下的报告》为世人熟悉的捷克共产党人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1943）。

鳊鱼湖监狱行刑室不大，当年它被一块黑色帷幕“一分为二”，被处决的人被带到前间，监狱牧师为他做祷告以后便被蒙住双眼，换上木拖鞋，由两名法警挟持走进里间，平躺在断头台上。状若闸门的铁斧循导轨落下，刹那间便身首异处。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以德军大败结束，同月墨索里尼被起义的意大利人民推翻，纳粹就像还没有冻僵、但已经感觉到冬天将临的毒蛇一样，开始疯狂杀人。从9月7日起，每晚七点半到次日早上八点半，刽子手都在行刑室里分批处决犯人，每晚186名。伏契克是9月9日夜晚被带出牢房的，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再也没有回来。

鳊鱼湖监狱建于1869年，纳粹上台后成为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并且是德国10个死刑正式执行地点之一，另外9个分别在珀森（Posen）、柯尼斯堡（Königsberg）、卡托维茨（Kattowitz）、汉诺威（Hannover）、哈勒（Halle）、科隆（Köln）、慕尼黑（München）、布拉格（Prag）和维也纳（Wien）。早在入侵波兰之前这里便开始处决政治犯，例如不莱梅州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m，1900—1937），1935年3月27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37年11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被斩首。纳粹统治期间这里一共处决了2,891名囚犯（包括50名女性），大约一半是德国人，另有677名捷克人、253名波兰人、245名法国人。大多数是因为从事反抗活动被“人民法庭”判决的，判决书上方都用醒目大字印着：“以德国人民的名义”（J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当时德文字母I和J还通用）。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2月22日，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打手就都戴上普鲁士内务部长、纳粹党第二号人物戈林发给他们的“协警”臂章。2月27日发生“国会纵火案”，第二天兴登堡总统就不得不按照他一直看不起的那个“奥地利下士”的旨意签署《人民与国家保护法》。在保护人民与国家的名义下，宪法第114条（人身自由）、115条（住宅不受侵犯）、116条（通信不受检查）、118条（言论出版自由）、124条（结社自由）、153条（财产受保护）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全部被废除，冲锋队和党卫队可以以“保护性拘留”或“预防性逮捕”的名义拘捕他们想拘捕的任何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建立起第一批专门拘押政治犯的集中营。3月21日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道说：

星期三（即3月22日）将在达豪附近建立第一座集中营，它可以关押五千多名犯人，所有共产党干部，必要时还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德国旗帜党和社会民主党干部都可以囚禁在这里。把他们送进监狱会给国家机器造成过重负担，而且这样做也非长久之计。…警察局和内政部相信，他们这样做能够使全国民心安定，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行事的。

集中营起初都建在德国境内，主要有五处：慕尼黑附近的达豪，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那也是纳粹集中营事务总部所在地，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纽伦堡东北的弗罗森堡，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卢克（Ravensbrück，专门囚禁女犯）。吞并奥地利以后又在奧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附近建立毛特豪森集中营。侵占波兰以后开始在那里建立集中营，而且规模大大超过此前建在德国本土的集中营，关押的犯人也改成以犹太人为主，还关押了大批苏联战俘以及掳掠的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劳工。在德国占领的其他东欧国家，也陆续建了一些集中营，例如美国电视剧《大屠杀》里提到的“模范集中营”特雷西恩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外的塞姆林集中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大都也还保留，并有增加。

出于审理政治案件的需要，1933年3月21日成立“特别法庭”。然而这个法庭审理国会纵火案一年之久，居然以证据不足为由开释了四名共产党员被告中的三名，这当然不能让元首满意，1934年7月1日它就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法院”取代了。这个冠以“人民”名义的法院每次开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纳粹党旗下行纳粹举手礼，高呼“希特勒万岁”，向元首宣誓效忠。从年1934到1944年，11年里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竟达13,405人，其中执行了的11,881人。接下来在1945年前四个月，摇摇欲坠的纳粹政权又处死了800人。而此前从1907年到1932年，25年间德国法院判处死刑的总共只有1,400人，执行了的仅为345人。此外，军队里还有许多人是被纳粹德国军事法庭处死的。被囚禁的人就更多了，单1939这一年在监狱中服刑的就超过30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囚禁过的德国人不下100万，绝大多数是政治犯。十分清楚，没有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行的大规模残酷镇压，希特勒那疯狂至极的对外侵略就不可能推行。

纳粹“人民法院”最活跃的时期是1942年以后，最著名的院长是罗兰德·弗莱斯勒，1942年8月20日上任后判刑显著加重，约90%的受审者都被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他在任两年多，超过5,000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基本上都立即执行，其中约2,600人是由法院第一审判庭、即由弗莱斯勒自己审理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沙俄军队俘虏，在战俘营里学会了俄语。十月革命后战俘营改由德国战俘自己管理，弗莱斯勒是负责人之一。他本可以在1918年被释放，但又过了两年才回国，据说曾经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非常崇拜“大清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维辛斯基，后来他自己为希特勒所做的事，也确实与维辛斯基为斯大林所做十分类似。他处死的那些人被称作“国家公敌”，也让人想起苏联“大清洗”常用的术语“人民公敌”。

纳粹德国“人民法院”开庭行纳粹举手礼，中间主审法官即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1893—1945）

42. 永不凋谢的“白玫瑰”

弗莱斯勒亲自审理的重要案件之一，是1943年2月“白玫瑰”案。两名“主犯”，慕尼黑大学学生索尔兄妹被判处死刑。由于酷刑拷问，妹妹索菲·朔尔（Sophie Magdalena Scholl，1921—1943）带上法庭时腿已骨折，牺牲时这个生物系学生还没满22岁，她学医的哥哥汉斯（Hans Fritz Scholl，1918—1943）也才25岁。兄妹二人是2月18日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后被捕的，四天后（22日）即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下午17点，判决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执行。美国记者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说他们是被绞死的，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说是被斩首的。夏伊勒应该知道（也许忘了），纳粹德国执行死刑原来都用斩首的办法，北部各州一般用手斧，南部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州用断头台，1936年根据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1881—1941）的建议，希特勒下令全德一律使用断头台。后来兼用绞刑，那也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而且是从鳊鱼湖开始的。

和朔尔兄妹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白玫瑰”另一成员、汉斯学医的同学克里斯多夫·普洛伯斯特（Christoph Hermann Probst，1918—1943）。接着，7月13日，同样学医的亚历山大·施莫洛尔（Alexander Schmorell，1917—1943）和他们的老师、慕尼黑大学音乐与心理学教授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也被处死。10月12日威利·格拉夫（Willi Graf，1918—1943）被处死，1945年1月29日汉斯·莱佩尔特（Hans Conrad Leipelt 1921—1945）被处死。这几名大学生都曾服兵役到东线战场做医疗救护工作，是德军战争罪行和屠杀犹太人罪行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被处死，那是德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之一。1922年6月至7月希特勒自己便曾在这个监狱的70号囚室坐过牢，1934年除掉“冲锋队”那条恶犬，其头领恩斯特·罗姆被关、随即被枪杀，也在70号囚室。

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对“白玫瑰”的介绍和索菲的相片，他们先后散发6种揭露事实真相、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统治、反对战争的传单，还于夜间在大街上刷写“打倒希特勒！”“自由”等大标语。1982—1984年我在哥廷根期间，这群普通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胡贝尔教授，在两个德国都是妇孺皆知、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

在这些年轻人的母校慕尼黑大学，主楼前两个广场现在分别以朔尔兄妹和胡贝尔教授命名，学生宿舍区的许多道路分别以“白玫瑰”成员名字命名。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被命名为“朔尔兄妹研究所”。当年审判他们的慕尼黑法院审判厅被作为纪念地开放，不过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法律考试期间例外。1980年设立朔尔兄妹奖（Geschwister-Scholl-Preis），1987年设立白玫瑰基金（Weiße Rose Stiftung）。德国许多地方都为他们建有纪念碑，许多学校、街道、广场以“白玫瑰”或其成员的名字命名。德国各地以威利·格拉夫命名的学校，我查到的就有7所。

他们的事迹还多次搬上舞台，多次拍成电影、电视。我到德国的时候，正好赶上1982年拍摄的电影《白玫瑰》上映。导演米夏埃尔·维尔霍温（Michael Verhoeven，1938—）曾因导演（兼编剧）反战影片o.k出名，那部影片1970年被西德选出送往美国参加第43届学院奖（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竞争，但连提名都没获得。好在第二年获得德国自己的“金影片奖”，这是一个很能说明美国与联邦德国差异的例子。影片讲的是越战期间一个美军四人小组巡逻时抓获一个路过的年轻越南女孩，拷打、强奸并且杀害了她。四人中只有一名士兵拒绝参与犯罪行为并且向上级告发，上级的回答却是那仅为战争中一个简单事故。告发的士兵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罪犯后来虽然受到审判并被判刑，但经过上诉刑期便大大减少。1970年正是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样的影片在美国没能获得提名、更不用说获奖，自可理解。人们应该想到的是，如果没有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一名德国导演怎会拍出这样的影片？

前面提到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做过“最伟大的德国人”民意调查，结果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阿登纳名列榜首，马丁·路德第二，卡尔·马克思第三，第四就是朔尔兄妹，第五是“华沙之跪”的威利·勃兰特。

43. 两支“小乐队”

在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中，鳊鱼湖监狱以处死“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和“黑色小乐队”（Schwarze Kapelle）多名成员而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红色小乐队”是纳粹反间谍部门给一个为苏联刺探、提供情报的间谍组织起的名字，电台报务员称“钢琴家”，所用电台称“钢琴”，他们的上级称“乐队指挥”。包括柏林的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小组（Schulze-Boysen/Harnack-Kreis），华沙的赫伦斯塔德小组（Herrnstadt-Gruppe），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特雷伯—古列维奇小组（Gruppen um Trepper und Gurewitsch），瑞士的“红色三人”（Rote Drei）和“露西间谍网”（Lucy spy ring）。“小乐队”其实并不小，柏林的小组就超过百人。

“红色小乐队”很早就得到纳粹德国计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并且通知了苏联有关方面，可惜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露西间谍网”核心人物是因政见不同而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移居中立国瑞士的鲁道夫·洛斯勒（Rudolf Rößler，1897—1958），除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1943年他还提供了德军“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作战计划）的情报。他的许多情报都既准确又及时，往往在德国做出决定一天之内就被他获取，但获取途径至今仍然是个谜。

“红色小乐队”大多数成员是德国人，也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人，例如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的桑多尔·拉多（Sándor Radó，1899—1981）就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但也的确有由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派出的间谍。它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便是一个出生在奥匈帝国诺马克特（Neumarkt，意“新市场”，现在波兰Nowy Targ）的犹太人，他的主要助手阿纳托里·古列维奇（1913—2009），是一个出生在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特雷伯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又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因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被驱逐，到了法国，1932年又被法国驱逐。回苏联后成为军事情报局成员，1938年被派往比利时建立情报网。情报网被盖世太保破获后他逃往法国，在那里被捕。盖世太保企图策反他做双面间谍，但他1943年摆脱控制转入地下，巴黎解放后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一起露面。由于有一段难以说清的历史，回到苏联后没受奖励反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1955年获释，随后去了以色列，1982年在耶路撒冷去世，以色列以最高军礼葬之，时任国防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出席了葬礼。

希姆莱手下原来有安全局和安全警察两个机构，后者包括秘密警察（Gestapo，即人们熟悉的“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minalpolizei，Kripo）两部分，1939年9月27日把它们组合成国家安全总局，由党卫队第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任局长。1942年国家安全总局建立专门机构“红色小乐队特别处”，不久便破译了“小乐队”使用的密码，7月（或说6月）30日在布鲁塞尔逮捕了报务员约翰·温策尔（Johann Wenzel，1902—1969）。温策尔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精通无线电技术，会俄语、法语、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被捕后他按纳粹分子要求发了一份假情报，但暗藏警告并于11月18日成功脱逃，加入比利时抵抗组织。

“红色小乐队”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人被捕并且很快就被处死。德国空军参谋部军官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和他的妻子丽伯塔斯（Libertas Schulze-Boysen，1913—1942）在8月31日、9月8日先后被捕，12月2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德共党员、车工汉斯·柯丕（Hans Coppi，1916—1942）和在德国经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1901—1942）。柯丕的妻子希尔达（Hilde Coppi，1909—1943）与丈夫同时被捕，当时她已怀孕，11月27日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未满1岁，1943年8月5日她也被送上鳊鱼湖监狱的断头台。

“红色小乐队”成员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那就是威利·莱曼（Willy Lehmann，1884—1942）。他是一个老警察，1911年进入柏林警察局工作，1920年成为反间谍处副处长，早在1929年就开始给苏联提供情报，代号“药剂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他进入盖世太保，并且成为对苏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由于他及时提供情报，苏联间谍、后来以发展“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闻名的阿诺德·多伊茨（Arnold Deutsch，1903—1942）得以逃脱。“Deutsch”其实就是“德意志”，不过用作姓时译作“多伊茨”也许比较合适。“剑桥五杰”中最出名的是成为许多小说、影视作品主角的“双料间谍”哈洛德·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1912—1965）。

1934年，按照内务部长戈林的命令，莱曼参与了镇压冲锋队罗姆的行动，他颇感震撼，但也巩固了自己在盖世太保的地位。1939年转到国家安全总局4处，负责防止苏联间谍对德国军事工业的破坏。由于地位特殊，他得以及时获知许多重要机密。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前3天，1941年6月19日，他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了进攻开始的准确日期，但贝利亚却在收到的电报稿上用绿色墨水批注为“假情报”。1942年“红色小乐队”被纳粹侦破，莱曼身份暴露，这让希姆莱大失面子，极其恼怒，没经审判，12月13日命令将莱曼直接枪杀，把这件事掩盖起来。

和“红色小乐队”主要为苏联提供情报不同，“黑色小乐队”与西方有联系而与苏联没有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纳粹统治，并且“擒贼先擒王”，通过刺杀希特勒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为此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斯陶芬贝格伯爵（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在东普鲁士“狼穴”实施的一次是最接近成功、也最有名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反希特勒、反纳粹、反战集团，参与者有众多政界、军界高层人士。他们的活动早在1938年希特勒准备进攻捷克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斯陶芬贝格加入他们其实比较晚。

斯陶芬贝格出生在巴伐利亚州一个显赫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1928年入汉诺威骑兵学校学习，1930年成为一名少尉军官。1938年7月在第1轻装师任参谋军官，而该师师长就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艾里希·赫普纳，当时已经是中将军衔。战前就有人动员斯陶芬贝格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的活动，但他没有同意。1939年入侵波兰，他和许多德国军人一样怀着对波兰的仇恨心理参加。1940年参加法国战役，也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为德军的辉煌胜利兴奋不已，并归因于希特勒领导有方，他自己也因战功获授一级铁十字奖章。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眼见德军、尤其是党卫队大量残杀苏联军民和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斯陶芬贝格才改变态度，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秘密活动。1943年他被派往突尼斯，在第10坦克师任参谋军官，4月7曰在澳大利亚空军一次轰炸中多处受伤，经过治疗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指头，为此获授“金色重伤奖章”和“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前者是专为战斗中受重伤人员颁发的，分黑色、银色、金色三个等级；德意志十字奖章是一种比一级铁十字奖章等级高的奖章，分银质（实际上是银色）、金质（实际上是金色）两种，分别授予非直接参战人员和直接战斗人员。伤愈后（1944年6月）被任命为德国预备部队参谋长，7月1日晋升上校。预备部队司令官是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Friedrich Fromm，1888—1945），他从1939年8月31日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整个“二战”期间从未上过前线，但也在法国战役后和古德里安等多名将军一起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大将。

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在东普鲁士“狼穴”（Wolfsschanze）向希特勒及多名纳粹高官报告“女武神行动”（Operation Walküre）计划的机会，用定时炸弹刺杀他。“狼穴”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多个“元首总部”之一，得名于希特勒给自己起的诨名“狼”，20年代希特勒与他人通信常常署这个名字。

德国军队内部“反抗运动”（Widerstandsbewegung，通常只称Widerstand）的核心人物是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10月担任德国“军机处”负责人，实际上即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以后他也就“正名”，成为第三帝国首任总参谋长，并于1938年晋升大将。但在这之前，从1934年起，贝克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认为那将导致战争。除军队内部人士外，贝克还与军外许多重要人物有往来，包括密谋集团计划在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担任新政府总理的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军机处”贝克的前任威廉·亚当将军（Wilhelm Adam，1877—1949）也是反对纳粹侵略政策的，战后纽伦堡审判，曾经作为证人出庭。

这个反抗集团计划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1938年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时将他以及纳粹其他重要人物逮捕，以战争罪把他们送上法庭。但由于英、法两国固执地执行绥靖政策，和德、意法西斯签署《慕尼黑协议》，希特勒无需动武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的理由。不过那时贝克已经因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由他的副手弗朗兹·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接任。哈尔德同样是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计划中逮捕希特勒的命令便将由他发出，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也“接”了贝克的“班”。逮捕希特勒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参与此事的将军和军官也就没有暴露。然而，作为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之运转。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战死沙场，成为他们反对、但没能阻止的那场战争的牺牲品。法国战役后哈尔德也晋升大将，不过1942年2月24日就被转入预备役，此后再没获用。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第二天他也被捕，尽管没有找到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希特勒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反对派领袖，将他送进集中营。幸而1945年5月4日在提洛尔和其他囚犯共140人被美军解放，在美军战俘营囚禁两年后获释。

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威尔·贝尔托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写过一本《谋刺希特勒的42起案件》（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 ），1981年由慕尼黑的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的42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余都发生在他上台以后，而且大多数是由军队里的人策划实施的。

那天斯陶芬贝格成功引爆了维塞尔·冯·洛林霍温上校（Wesse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1899—1944）为他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希特勒的位置距炸弹很近（图中位置①），但竟奇迹般地没被炸死，甚至没怎么受伤。原来，陆军副总参谋长阿道夫·霍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的助手海因兹·布兰德上校（Heinz Brandt，1907—1944）为了能看清地图把那个公文包移动了一下，移到结实厚重桌腿的另一侧。布兰德自己紧靠炸弹（图中位置④）当即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身亡。受伤者中还有三个人后来也因伤重身亡，即空军参谋长君特·科尔滕上将（Günther Korten，1898—1944，图中位置③），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德（Rudolf Schmundt，1896—1944，图中位置⑦），速记员海因兹·别尔格（Heinz Berger，图中位置x ）。希特勒旁边的霍辛格（图中位置②）受伤不重，盖世太保怀疑他与事件有关，也被逮捕。后因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而于10月释放，但被转入预备役。

1944年“7·20事件”后，戈林视察爆炸现场。

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时，克鲁格正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与斯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同步”，德国驻法占领军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下令逮捕了驻巴黎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主要官员，并且和空军上校凯撒·冯·霍法克（Hofacker，Cäsar von，1896-1944）一起会见克鲁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时克鲁格已经知道希特勒没有死，回答道：“可以呀——如果那头猪已经死了！”（Ja – wenn das Schwein tot wäre！）。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告发他们。8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并且被召回德国。克鲁格自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途中服氰化物自杀，给希特勒留下一封遗书，规劝“必要时结束无望的挣扎”。

史图尔普纳格很快就被逮捕，8月30日受审，被判死刑并且当天就执行。霍法克与他同日受审、同样被判处死刑，但12月20日才执行。两人都是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的。在“人民法庭”上霍法克说真正有罪的是希特勒，并表示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执行刺杀任务。另一个在法庭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维茨勒本元帅，他对弗赖斯勒及其他法官说：

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可是不出三个月，受尽折磨的愤怒的人民就将追究你们的罪行，把你们的尸首从街上的污泥浊水里拖过。

一般都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德国将军里有3名大将，即贝克、赫普纳和弗洛姆，其实还有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于第二天被逮捕的哈尔德。弗洛姆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得知希特勒没被炸死以后反过来逮捕了贝克将军、斯陶芬贝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阿尔布列希特·冯·奎恩海姆上校（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1905—1944）以及斯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滕中尉（Werner Karl von Haeften，1908—1944），贝克自杀未死，弗洛姆命令士兵补枪毙命，其余四人则于21日零时10分被他下令枪决，这显然有杀人灭口、洗清自己之嫌。零时30分德国著名特战部队指挥官、以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闻名的奥托·斯科尔兹尼率党卫队赶到，虽然没能留住那些重要“活口”但制止了继续杀戮。弗洛姆自己随即被捕，9月14日被开除军籍，1945年3月7日以平民身份受审，被判死刑，3月12日被枪决。

史图尔普纳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均为上将，两人在巴黎和在柏林的任务类似，都是要逮捕那里的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纳粹死硬分子。推翻希特勒统治以后，计划在新政府里由奧尔布里希特担任国防部长。除他们两人外，牵涉到的还有另外7名上将，而总共9名上将里只有2名幸免于难。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队司令官，曾经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有幸未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5月4日被美军解放。

弗里茨·费尔吉贝尔（Fritz Erich Fellgiebel，1886—1944），德军通信兵司令，刺杀事件发生时正在“狼穴”，最先电话告诉在柏林的弗里茨·梯勒中将（Fritz Thiele，1894-1944）：“可怕的事发生了！元首还活着！”（Etwas schreckliches ist passiert！Der Führer lebt！）随即被捕，8月10日被弗莱斯勒判处死刑，9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执行。附带说说，梯勒也于同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弗里茨·林德曼（Fritz Lindeman，1894—1944），炮兵上将，事发后一度逃亡隐匿，但还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逮捕时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帮助他逃亡、隐匿的五个友人全都被捕，其中三人1944年11月30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两人1945年4月被枪杀。

弗里德里希·冯·拉伯瑙（Friedrich von Rabenau，1884—1945），以1936年受贝克将军之命建立德军中央档案馆闻名，有许多军事著述，而且是一名基督教神学家。他很早就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在贝克与戈德勒之间起联络作用。被捕后未经审判，1945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弗洛森堡集中营被枪杀。

格奧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1890—1946），主要负责军需方面的工作，1938—1939年就与贝克、戈德勒等人密谋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但并没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10月11日被捕，先后关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末和另外140人（其中有哈尔德）被转到提洛尔，5月4日在那里被美军解救。

爱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1894—1944），“7·20事件”主要实施者之一，斯陶芬贝格从“狼穴”返回柏林的飞机就是由他安排的，23日晚自杀。

因“7·20事件”被处死的上将里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潜艇指挥官在地中海有击沉18艘舰船的纪录，但很早就开始做情报工作，他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还会另外四种语言。1935年1月1日起担任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直到1944年“7·20事件”后被捕，超过9年，其间1940年晋升海军上将。1937年他仍然支持纳粹，把德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到1938年“苏台德危机”就站在了计划逮捕希特勒的军官们一边，曾经和贝克将军、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Heinrich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882—1951）一起派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到英国，游说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1881—1957），这两人都是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但如前所说，没能改变当时英国掌权者的态度。

1984—1994年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就是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儿子。1944年1月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曾经鼓励他的儿子、中尉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1922—2013）用自杀式袭击的办法刺杀希特勒，但未能实施。埃瓦尔德自己在“7·20”事发第二天即被逮捕，1945年2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9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儿子则有幸逃过一劫，2013年才去世，成为反抗集团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在卡纳里斯掌管下，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为反抗集团一个重要据点，核心人物是卡纳里斯的副手汉斯，奥斯特少将（Hans Oster，1887—1945），许多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计划由他担任新政府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希姆莱很早就对卡纳里斯有怀疑，1944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接着被软禁在家，这样他便没有参与7月20行动的谋划。但7月20事件后他仍然被捕，1945年4月8日和奧斯特以及记者卡尔·萨克（Karl Sack，1896—1945）等另外三人被纳粹党卫队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二天凌晨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

“7·20事件”牵涉到的中将有4名，除上面提到的弗里茨·梯勒外，还有保罗·冯·哈塞（Paul von Hase，1885—1944）、卡尔·冯·图根（Karl Freiherr von Thüngen，1893—1944）和古斯塔夫·冯·齐尔别格（Gustav Heisterman von Ziehlberg，1898—1945），这几个人除哈塞外后来都被枪决。哈塞时任柏林城防部队司令，负责实施逮捕柏林首要纳粹分子的行动。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把任务交给大德意志步兵团的奧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Otto-Ernst Remer，1912—1997），认为雷默尔是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普鲁士军人。雷默尔起初确实按命令做了，但当逮捕戈培尔时后者告诉他元首并没有死，还让他亲自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听到希特勒的声音并且在电话中被元首提升为上校，雷默尔立即180度大转弯，转而去逮捕那些“反叛分子”，包括哈塞将军。8月8日按照希特勒的特别命令，哈塞被绞死在鳊鱼湖监狱。

有大功的雷默尔随即被任命为元首护卫旅（Führerbegleit brigade，后来升级为师）旅长，1945年1月晋升少将，年仅32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少将。战后他和一些人创建了极右翼的“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Deutschlands，社会主义帝国党，简称SRD），1951年5月在下萨克森州议会获得16个席位，10月又在不莱梅市议会获得8个席位。1952年10月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判决该党违宪，但在那之前（9月12日）他们已经自行宣布解散。此外，雷默尔还以否认“大屠杀”闻名。

在这些将军中，还有两名党卫队高级官员也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德国刑事警察局局长阿瑟·内贝（Arthur Nebe，1894—1945），另一个是波茨坦和柏林警察局局长、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国会议员的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Helldorf，Wolf-Heinrich Graf von，1896—194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贝是一名志愿兵，两次因敌方施放毒气受伤。1920年进入柏林刑事警察局做刑事侦查工作，1931年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在警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任“党卫队师指挥官”，军衔警察中将。1933年认识反抗组织重要人物汉斯·奥斯特，1938年苏台德危机军官们计划逮捕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首要分子，他曾提供有关情报。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他被希姆莱挑选担任特勤B队指挥官。内贝曾经请求转到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以逃避这项杀人任务，但被贝克、奥斯特等人劝阻，认为他留在盖世太保更能发挥作用。他确实为反抗组织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1942年簸箕湖会议后他就向反抗组织提供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信息。然而，留在盖世太保里，也就身不由己地犯下大量杀害犹太人的罪行。7月20日内贝的任务是逮捕并处决希姆莱，事发后他曾躲藏起来，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命运，1945年3月21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赫尔多夫1926年就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冲锋队”成员并且是“冲锋队”柏林地区的头目。1933年成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党卫队领导人，同时被选为国会议员，和戈培尔颇有交情。后来知道，从1938年起他就和反抗分子有来往，1944年7月20日他的任务是指挥所属柏林警察，先是不干预反抗组织的行动，然后帮助新政府维持秩序。行动失败后他即被捕，8月15日和另外三人一起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希特勒得知赫尔多夫参与反抗活动后极为恼怒，命令在执行绞刑时把他放在最后一个，让他先看同伙们怎样一个个痛苦地死去。

“7·20事件”还牵涉到多名少将，失败后许多人也被逮捕并被处死，但也有几个人幸运逃脱，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情报军官鲁道夫·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1905—1980），他在表弟、反抗组织重要人物赫尔曼·冯·特列斯科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影响下很早就参与反抗活动，一次刺杀行动便计划由他实施。原来，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要在柏林参观缴获的苏军武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海军元帅卡尔·邓尼兹（Karl Dönitz，1891—1980）等首要人物都将到场，格斯多夫被安排引导他们参观并为他们讲解。他在大衣口袋里藏了两枚定时爆炸装置，计划届时与希特勒同归于尽。然而希特勒只匆匆走过展区没怎么看就离开了，他只好进洗手间在最后一秒钟停止引爆，幸运地未被发现。1943年4月，作为德军中央集群情报军官他偶然发现了“卡廷事件”群葬坑，这使他顿时成为知名人物，也就没有人想到他会与反抗集团有关。1944年7月20日他参与了爆炸器材的准备，但由于知情者没有人供出他来，使他成为少数逃过此劫的人之一。

阿克塞尔·冯·布舍-斯特莱托斯特上尉（Axel Freiherr von dem Bussche-Streithorst，1919—1993）是另一个有幸逃过劫难的人。1942年在乌克兰西部城市杜布诺目睹德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促成他加入反抗分子行列。杜布诺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城市，有约12,000人被杀害，占该城战前居民的59%。1943年11月希特勒要在东普鲁士“狼穴”观看德军新式冬装制服展示，布舍身高超过两米，金发碧眼，具有典型的北欧日耳曼人特征，被挑选来担任新军装模特。他计划在新军装大衣袋里暗藏两枚手榴弹，届时引爆与希特勒同归于尽。新军装展示的日期定在11月16日，但就在前一天运载新军装的火车遭盟军轰炸没能运到，展示只好推迟。后来决定1944年2月11日举行，布舍表示愿意再次承担这个任务。但就在1月他在东线战场受重伤失去一条腿，只好改由另一位军官、前面提到过的克莱斯特-施门钦实施。然而展示再次被推迟并最终取消，这个行动也就没能实施。

赫尔穆特·斯梯弗（Helmuth Stieff，1901—1944），1938年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工作，由于能力出众，1942年被提升为总参谋部组织处处长，1944年1月晋升少将。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就表达了对希特勒、对纳粹的反感，不过到1943年夏天才在特列斯科动员下加入反抗集团。利用职务之便，他得到并保存了许多爆炸物，包括从盟军方面得到的爆炸物。1944年7月7日他曾计划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克勒斯海姆宫引爆炸弹刺杀希特勒，但因临时出现意外情况没能实施。7月20日他和斯陶芬贝格、斯陶芬贝格的副官海夫滕一起乘瓦格纳将军安排的飞机从柏林飞往“狼穴”。行动失败当晚就被捕，虽经“盖世太保”酷刑拷打也未供出任何同谋，8月8日弗莱斯勒判处他死刑，当天下午希特勒亲自命令将他在鳊鱼湖监狱绞死。

汉斯·斯派德尔（Hans Speidel，1897—1984），1944年在西线担任隆美尔的参谋长，是反抗集团负责游说隆美尔的人。9月7日被“盖世太保”逮捕，但得伦德斯泰德元帅、古德里安将军和凯特尔将军保护，没有被送上“人民法院”。后来他成功越狱并且躲藏起来，成为极少数没遭杀害的反抗分子之一。战后成为联邦德国国防军重要将领，北约指挥官之一。

在有幸逃脱的密谋分子里，最富戏剧性的大概要数法比安·冯·施拉勃伦多夫了。作为德军中央集群参谋长特列斯科将军的副官，他起着特列斯科与在柏林的贝克、戈德勒、奥斯特、奥尔布列希特等首要人物联系人的作用，还亲自执行过一次刺杀行动。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到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德军中央集群司令部视察，他在希特勒返航的飞机上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可能因为飞机行李舱太冷，炸弹引信未能引爆。7月20日行动失败，当天他就被捕，由于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多次遭到酷刑拷打但始终未招供。1945年2月3日被送上人民法院，按惯例这也就意味着他生命走到了尽头。然而正审判时美国空军对柏林实施轰炸，市中心许多重要地点都被炸中，包括正审判他的审判庭。主审法官弗莱斯勒在断梁残壁下被找到时已经身亡，当其尸体被送到医院时一个工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在那家医院工作的陆军副总参谋长约德尔的妻子露易丝后来回忆说，对那个工人的说法在场者均未置一词。

审判被迫中止，施拉勃伦多夫逃过一劫，后来被送到萨克森豪森、弗洛森堡、达豪、因斯布鲁克等集中营，1945年4月末又被转到提洛尔，在那里成为5月4日被美军解放的140名囚犯之一。战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书《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1946年由瑞士苏黎世的欧罗巴出版社出版，是最早出版的同类书籍之一。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战后重操旧业。1967年至1975年担任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官。

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分子里还有很多中、下级军官，很多人也被杀害。幸存者中有一个是人们不该忘记的，那就是卡尔·斯卓科尔（Carl Szokoll，1915—2004）。他是奥地利人，家庭贫苦，因学习成绩出众得以成为军校学员，在军校时他认识了一个犹太女子，战后（1946年）成为他的妻子。斯卓科尔参加了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因受伤调回奧地利在维也纳所在的第17军区做管理工作。1943年在柏林由另一名原来也是奧地利军官、这时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的罗伯特·贝尔纳迪斯中校（Robert Bernardis，1908—1944）介绍认识斯陶芬贝格，成为“反抗运动”的一员。

7月20日，斯卓科尔的任务是在维也纳和第17军区参谋长海因里希·科德勒上校（Heinrich Κοdré，1899—1977）一起逮捕那里的盖世太保及其他重要纳粹分子。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计划逮捕的人集中在一起，但就在这时，斯陶芬贝格从柏林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没有死，原来计划的行动只好放弃。斯卓科尔声称是奉上级命令行事，鉴于他只是一名上尉，未被怀疑，还在1944年末晋升为少校。科德勒虽然被捕但后来幸运地没被处死，在柏林的贝尔纳迪斯则在7月20日当晚就被逮捕，8月8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

1945年初斯卓科尔和奥地利抵抗运动取得联系，计划在苏联红军逼近时将德军从维也纳撤离，宣布维也纳为“不设防的城市”。尽管计划被纳粹察觉，逮捕并处死了军队中一些同谋并且查找他，最后还是得以成功实施“拉德茨基行动”，阻止了大规模战事的发生。维也纳市区实际上没有发生战斗，得以完好无损地被苏联红军解放，斯卓科尔也就被人们尊为“维也纳的救星”。现在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总以《拉德茨基进行曲》结束，但不知乐曲响起时人们是否还会想起当年的“拉德茨基行动”，它和那首进行曲都得名于当年奥地利抗击拿破仑的民族英雄、以“拉德茨基老爹”闻名的约瑟夫·冯·拉德茨基元帅（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

历次刺杀希特勒行动都由德军内部人员实施，但参与策划推翻纳粹政权的则不限于军人，还有许多军队以外的人士，这可从拟议中的新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看出来。

总统：路德维希·贝克，军队。

总理：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副总理：威廉·略施纳（Wilhelm Leuschner，1890—1944），木工出身，德国社会民主党。

议长：保罗·略伯（Paul Löbe，1875—1967），排字工人出身，德国社会民主党。

内政部长：尤利乌斯·勒伯尔（Julius Leber，1891—1945），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尤金·博尔茨（Eugen Anton Bolz，1881—1945），中央党。

外交部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或者乌利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财政部长：埃瓦尔德·罗塞尔（Ewald Löser，1888—1970），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克虏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国防部长：弗里德里希·奧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军队。

武装部队总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军队。

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汉斯·奧斯特（Hans Oster，1887—1945），军队。

最高法院院长：汉斯·科赫（Hans Koch，1893—1945），教会人士。

重建部长（或不管部长）：伯恩哈德·列特豪斯（Bernhard Letterhaus，1894—1944）天主教工会运动人士。

经济部长：保罗·勒若-荣格（Paul Adolf Franz Lejeune-Jung，1882—1944），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或卡尔·布列辛（Karl Blessing，1900—1971），银行家。后者也被考虑担任央行行长。联邦德国成立后银行系统有一个发展过程，1957年正式成立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布列辛便是第一任行长，任职到1969年。

农业部长：安德里亚斯·赫尔墨斯（Andreas Hermes，1878—1964），中央党。

司法部长：约瑟夫·威尔默（Josef Wirmer，1901—1944），中央党。

警察总监：赫尔曼·冯·特列斯科（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军队。

事发后只有略伯、罗塞尔、布列辛和赫尔墨斯四人侥幸逃脱，其他人均被捕并且被处死在鳊鱼湖监狱。

作为拟议中新政府的总理，戈德勒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经济与法律，一战入伍，最终军衔为上尉。战后从政，很早就加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那是一个保守、甚至极端保守的政党，因为主张恢复皇室，实行君主立宪制。1922年戈德勒当选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市长，1930年当选德国东部重要城市莱比锡市长。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和科隆市长、后来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的阿登纳被认为是两位最杰出的大城市市长。1931年12月8日，戈德勒被总理、中央党人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物价局长。那时物价问题是所有人都极其关心的问题，这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人物。1932年布吕宁内阁垮台时，戈德勒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任的人选之一。纳粹上台以后，1934—1935年戈德勒又第二次担任物价局长。

1933年是出生在莱比锡的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逝世50周年，莱比锡决定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瓦格纳是希特勒最欣赏的作曲家，1934年3月6日希特勒亲临由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埃米尔·希普（Emil Hipp，1893—1965）设计的纪念碑奠基仪式，留下一张他和戈德勒合影的相片。瓦格纳是一名伟大的作曲家，但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十分复杂，他赞成阿瑟·德·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理论”，并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与希特勒有共同点。所以，他的作品在以色列曾长期被禁。

1934年3月6日，希特勒和戈德勒在莱比锡市理查德·瓦格纳纪念碑奠基典礼上

然而，在拍摄这张相片的时候，戈德勒和希特勒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他曾经把希特勒视为“开明独裁者”，但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很快改变了看法。4月1日纳粹发动过一次全国性“抵制犹太商店”行动，而戈德勒在莱比锡就抵制了那次行动。

1936年秋，乘戈德勒在国外访问之机，代理他职务的纳粹分子汉斯·哈克（Hans Rudolf Haake，1903—1945）拆除了莱比锡市19世纪著名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1809—1847）纪念碑，这使戈德勒与纳粹再次发生冲突。此后又与纳粹当局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发生分歧，终于在1937年3月31日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由哈克接任。哈克1924年就在莱比锡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地方组织，拆除门德尔松纪念碑也是他的一大“杰作”。后来，在1938年11月9日那个“水晶之夜”，他还毁掉了莱比锡6座犹太教堂，包括著名的犹太大教堂。

戈德勒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以后，克虏伯公司拟聘请他担任财务部门负责人，但被希特勒阻止。另一家大公司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则不顾纳粹反对聘请他为国外业务负责人，公司创始人、老板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且对他的反纳粹活动“视而不见”，让他得以利用职务之便从1937年到1938年多次访问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提醒人们对纳粹保持足够的警惕。在英国戈德勒曾多次会见丘吉尔、范西塔特等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人士，范西塔特还把一个英国实业家“A.P. Young”介绍给他。那英国人是多家德国公司的商业伙伴，为商业上的事常来德国，两人交往自然不会受到怀疑。然而“A.P. Young”实际上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通过他，戈德勒向英国通报了许多信息，并一再敦促英国政府改变对纳粹的绥靖政策。就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前夕，1939年8月26日，戈德勒访问瑞典，还通过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1900—1996），试图说服英国和法国明确支持波兰以制止战争的发生。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奏效。多年以后（1974年），戈德勒发给“A.P. Young”的这些报告以《X文档》为名出版。“X”是当年英国情报部门给他起的代号。杰布后来为筹备联合国做了许多工作，在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Halvdan Lie，1896—1968）当选联合国首任秘书长之前，他任代理秘书长。

对于中国人，还不该忘记一件事，那就是戈德勒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德国与中国的非正式结盟关系，曾经通过当时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与中国方面联系。1938年希特勒决定对德国远东政策做重大改变，这个消息最早就是由戈德勒“泄露”给中国的。

尽管戈德勒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但从推翻纳粹统治的大局出发，从1941年起便开始把各种政治力量发展到反抗组织中来，包括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宗教界人士，然而并不包括德国共产党，因为戈德勒和丘吉尔一样都是坚决反共的。这从拟议中新政府成员名单也可以看出来。

“二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成为戈德勒还能出访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他和西方同盟国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在那里起他和英国之间联系人作用的是博世公司重要商业伙伴瓦伦别格家族，那是瑞典历史悠久而且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瑞典国内生产总值仍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受那个家族控制。更难能可贵的是瓦伦别格家族和罗伯特·博世一样，都在暗地里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博世社会责任意识极强，在工资福利上实行向生产一线蓝领工人和研发技术人员倾斜的方针，1906年博世公司成为德国第一批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还给公众福利事业不少捐助。戈德勒等人能够从事反对希特勒活动，与博世的支持、资助分不开。在公司内部，博世还以生产、经营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和其他被纳粹追捕的人士。1942年3月12日罗伯特·博世去世，继任者仍然坚持了他这些做法。

“二战”期间瑞典之所以未遭纳粹德国侵略，一个重要原因是向德国提供铁矿石。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且是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矿床之一（长期是地质教科书上介绍的一个矿床实例）。铁矿石和石油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矿产资源，铁矿石主要就得自基鲁纳。运输线路有两条，一条经芬兰，通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这条线路陆上距离很长而海运部分冬天不能通行。另一条则是冬天可以通行的线路，先经铁路经不长距离运到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那是北欧少有的不冻港，再经北海运到德国，可以说那是德国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法国战役之前德国首先攻占了挪威，便是为了保证这条运输线路的畅通。

1944年7月20日行动失败后戈德勒逃离柏林，8月12日在西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现在波兰的“Kwidzyn”）被捕。9月9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45年2月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与“黑色小乐队”有联系，还有一个主要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持不同政见”集团，因为经常在西里西亚小村庄克莱骚（Kreisau，现在波兰的Krzyowa）毛奇伯爵的庄园聚会，被盖世太保称为“克莱骚集团”。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约克·冯·瓦尔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904—1944）和亚当·冯·特洛特男爵（Adam Freiherr von Trott，1909—1944），三人都出自普鲁士贵族名门。

毛奇伯爵是普鲁士名将、普奧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老毛奇”（Moltke der Ältere，全名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曾孙，但不要把他误当作“小毛奇”（Moltke der Jüngere），因为称“小毛奇”的是“老毛奇”的侄儿、当过德军总参谋长的赫尔姆特·约翰内斯·路 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1944年1月他就被捕，虽然和“7·20事件”并无关系，但也在1年后被克莱斯勒判处死刑，1945年1月23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瓦尔滕堡伯爵的先祖路德维希·冯·瓦尔滕堡伯爵（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是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普鲁士名将，1813年初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瓦尔滕堡取得一次重要胜利，家族遂以“瓦尔滕堡的约克伯爵”为名。祖父保罗·冯·瓦尔滕堡伯爵（Hans Ludwig David Paul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835—1897）是著名哲学家，对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有重要影响。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他将担任副总理的秘书。“7·20事件”第二天被捕，8月8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特洛特男爵的父亲奥古斯特·冯·特洛特（August Bodo Wilhelm Clemens Paul von Trott zu Solz，1855—1938）担任过普鲁士文化部长（1909—1917），最大功绩是对创建德皇威廉学会起了主导作用。该学会“二战”后在哥廷根恢复重建，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有众多研究机构（现在有82个），尤其重视基础性研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德皇威廉学会时期（1914—1948年）产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时期（1948年以后）又产生了17位，32人得奖全部在三项自然科学奖领域。西方有人做过研究机构排名研究（主要依据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里德国这个学会在科学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一，在技术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三。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特洛特男爵将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负责和西方谈判。行动失败后他也被捕，8月15日被判处死刑，8月26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1945年4月25日，苏联红军解放鳊鱼湖监狱前夕，刽子手们还在疯狂屠杀政治犯。由于时间紧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使用断头台和大铁钩，而用了快捷得多的枪毙的办法。这使鳊鱼湖的牺牲者总数达到约2,500人。

1952年，西柏林市议会决定在鳊鱼湖监狱原址建立纪念希特勒独裁统治受难者纪念馆。尽管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两个德国对峙的时刻，还是决定要纪念所有因从事反对纳粹活动而牺牲的殉难者，不问他们的民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这样在发给参观者的小册子上可以看到19名殉难者的照片和简介，第一名便是原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斯塔姆，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也在其中。1968年7月20日，又在柏林市中心现已改名为斯陶芬贝格街的原本德勒街建立纪念馆。两处纪念馆都常年免费开放，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要开放半天。

鳊鱼湖纪念馆有用大石块砌的一堵纪念墙，上有大字：“Den Opfern der Hitlerdiktatur der Jahre 1933—1945”（悼念1933—1945年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殉难者）。墙前草坪上立着一个大石瓮，里面装着取自各地纳粹集中营的泥土。走进当年的行刑室，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心情格外沉重。阳光从穹顶的老式窗户射进来，落在空荡荡的地面上，带来一丝光明，但也让人感觉到幽暗。原来放置断头台的地方，现在常年摆放着一盆鲜花，好像在告诉人们，当生者还活着的时候，为反对法西斯而献身的斗士是不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扮演了同样角色，但在鳊鱼湖纪念馆与靖国神社之间，人们看到的却是巨大的反差。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现实的态度，这不能不让人再次想起伏契克的忠告：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44. 亲历“希特勒日记”事件

我在德国期间，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新闻丑闻，就是以“希特勒日记欺骗案”而“小有名气”的伪造希特勒日记事件。出版日期标为1983年4月28日、但我在扉页所注购买日期是4月25日的第18期《明星》周刊，封面便特别引人注目：几本蓝色日记本，下面是一行红色大字“希特勒日记被发现”。这件事似乎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轰动，但研究所同事和学生宿舍邻居反应都很平淡，而且仅仅过了几天一位邻居就对我说：“日记是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那一期杂志保留下来，因为它可算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1983年第18期《明星》周刊

这期杂志的第一篇文章，是它三个主编之一彼得·科赫（Peter Koch）致读者的信，题目《Der Fund》（发现、找到）。配有一张希特勒伏案写作的照片，说明“长期无人知道，希特勒从1932年到1945死亡一直写日记”，点出了这个“发现”的重要性。科赫认为，根据所发现的日记，“第三帝国的历史必须部分改写”。杂志另一处更说：“这位独裁者的传记和第三帝国的历史，很大一部分必须重写。”

发现希特勒日记，被认为是揭露出一个大秘密，因为此前从没听说过希特勒记日记的事。据该刊介绍，对希特勒非常熟悉的一些人，包括最后时刻和他一起藏身总理府地堡的戈培尔，希特勒的女秘书、贴身警卫以及司机，都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写过日记。知道这件事的大概只有赫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900—？）和自杀前刚与他完婚的埃娃·布劳恩（Eva Braun），也许还有他的两个近侍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和卡尔·克劳塞（Karl Wilhelm Krause）。

这些日记是明星周刊记者格尔德·海德曼（Gerd Heidemann）从1980年10月起花了两年多时间找到的，确切些说是买到的。据后来报道，杂志社为此花了300万美元（一说380万美元）。也有人揭露，其中50万进了海德曼私人腰包（一说海德曼为此得到一个60万美元的大“红包”）。希特勒日记用黑墨水写在A4幅面普通笔记本上，按时间装订成60册。厚薄不一，薄的50页，厚的上百页，每册记二至四个月的日记。日记开始于1932年6月22日，结束于1945年4月中旬某一天（最后一篇没有写明日期）。也就是说，从希特勒上台之前半年起，一直到他自杀前不久为止，几乎就是“第三帝国”一份完整的记录。日记本封面上有手写的标注“元首私人物品，永远封存”（Eigentum des Führers，immer unter Verschluß halten），1938年以前的标注都出自希特勒早年最信任的副手、当年为他笔录《我的奋斗》的赫斯之手，以后的则为鲍曼笔迹。

“希特勒日记”一页

日记字迹潦草，但与希特勒留下的其他笔迹相对照，可以看出确实很相像。为了证明日记的真实性，《明星》周刊专门从位于科布伦次的联邦德国档案馆借了五份希特勒字迹样品，从美国、英国、瑞士以及德国本国请了多位研究希特勒的专家和笔迹鉴定专家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定，结果是它们确为希特勒所写。海德曼还把日记给当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几名党卫队军官看过，包括原来负责总理府警卫的党卫队将军卡尔·沃尔夫（Karl Friedrich Otto Wolff，1900—1984）和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1911—2001），以及目睹焚烧希特勒和埃娃尸体的原党卫队副官奥托·衮舍（Otto Günsche，1917—2003），他们都不知道希特勒写过日记，但都认出那是希特勒的笔迹。后来人们知道日记以及被认为是希特勒亲笔所写的其他一些材料都是伪造的，说明伪造者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不但希特勒的笔迹模仿得可以“以假乱真”，而且还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赫斯、鲍曼等人的笔迹。

除了日记，海德曼买到的东西里还有希特勒不少别的材料，包括专门装订成册的他写的有关“赫斯（叛逃英国）案”（Fall Heß）的笔记，有关1944年7月20日刺杀事件的笔记，他的一些绘画作品（其中包括希特勒父母的像，埃娃的像，还有一幅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进攻的油画），他1909年写的一封求职信，两封写给不知名年轻女士的约会信，1920年起草的纳粹党25条党纲，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的铁十字奖章。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了“日记”的可信性。《明星》周刊表示将陆续公布它们，科赫并在致读者信的末尾承诺，周刊在发表这些材料以后会把原件交由德国联邦档案馆保存。

伪造者不但在伪造实物上下了很大工夫，还精心编造了一则与日记有关的故事，编得“亦真亦幻”，让读者不由得不相信那是真的。这个故事说，1945年4月20日晚上，希特勒命令总理府及其他部门大约80名工作人员、包括他的两个女秘书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1900—1985）和克丽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öder，1908—1984），离开柏林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艾林，那里离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的山庄别墅不远。元首的“主任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er，1897—1993）安排这些人分乘10架飞机，在夜幕掩护下从柏林腾珀尔霍夫机场和附近的舍瓦尔德、舍菲尔德、加托机场起飞。由于苏军空袭，起飞延迟了一点，但根据据鲍尔1956年发表的一篇回忆，那天晚上或者次日凌晨还是得到除一架以外所有飞机都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消息。曾经寻找过那架失去音信的容克斯Ju 352飞机，但没有结果。当鲍尔把这个消息告诉希特勒的时候，元首显得很激动，因为他的一个贴身侍者威廉·阿恩特（Wilhelm Arndt）就在那架飞机上，而且把一些特别重要的档案和文件托付给了他。战争结束时鲍尔被苏联红军俘虏，1955年释放。1975年《墓穴》（Die Katakombe ）一书的两位作者为失踪飞机的事采访过他，他解释说由于几位乘客迟到，飞机没有按计划在夜里两点起飞，这样就不能在天亮以前到达艾林。那架飞机后来在巴伐利亚森林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明星》说，鲍尔当时得到的信息看来有误。

失踪“Ju 352”飞机乘员墓地。木十字架中央牌子上写明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21，4，45”。

失踪Ju 352飞机的飞行员是弗里德里希·龚德芬格少校（Friedrich Gundlfinger，1900—1945），战争结束时《明星》记者海德曼才13岁，他是从《墓穴》那本书知道龚德芬格这个名字的，但却打听到那位飞行员埋葬在德累斯顿南边一个叫波能斯多夫的小村子里。1980年11月他和周刊编辑托马斯·瓦尔德（Thomas Walde）来到那个村子，小教堂后面见到一块小墓地，在那里见到16座士兵墓，其中七个木十字架中央各有一块牌子，写明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21，4，45”，应该就是那架失踪飞机的乘员。在这些名字里有飞行员龚德芬格，随机机械师、空军上士威廉·布达克（Wilhelm Budack），上士尤金·巴斯勒（Eugen Baßler），希特勒贴身侍者阿恩特，随身警卫马克斯·菲伯斯（Max Fiebes）。另外还有两个十字架，牌子写着“45年4月21日不知姓名的妇女”（Unbekannte Frau，21，4，45），看来应该是同机殉难者。两位奉希特勒之命撤离的女秘书并没有上这架飞机，而且她们都活了下来，施罗德后来还写过一本题为《他曾是我的上司》（Er war mein Chef ）的回忆录，1986年在维也纳出版，所以这两具女尸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

在柏林海德曼找到了菲伯斯的遗孀，她是1948年夏天接到丈夫死亡通知的，通知书上说在一具男尸制服右胸口袋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有证件，名字是“Max Fiebes”，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从她口里记者知道那架飞机有一个幸存者，希特勒的警卫弗朗茨·威斯特迈尔（Franz Westermaier），并且得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又找到1945年那个晚上与龚德芬格一起执行任务的空军中尉舒尔茨（Schultze）。可惜的是威斯特迈尔已于1980年4月24日因病去世，海德曼没能见到。据舒尔茨回忆，1945年4月20晚上，他和龚德芬格都在柏林西北郊舍瓦尔德机场，那是一个只有草坪跑道的野战机场。两人各驾驶一架三引擎Ju 352飞机，接连几天执行往艾林运送档案文件的任务，每次都在夜间飞行。21日凌晨2时，他们又一次接到去艾林的命令，但送东西的货车迟到了，大概是因为空袭和所经道路被破坏。舒尔茨的飞机搭载了30名乘客，运载货物较少。他在早上五点左右起飞，因为等候另一位乘客，龚德芬格大概比他晚起飞五分钟。

舒尔茨说龚德芬格是个经验丰富的前线飞行员，为了躲避敌人歼击机攻击，经常紧贴树梢作超低空飞行。舒尔茨自己则选择高空飞行，尽量利用云层作掩蔽。飞行途中他觉察后油箱漏油，于是在那时还控制在德军手里的布拉格机场紧急降落维修，35分钟以后（7点10分）才继续飞行，但却一直没有听见本应跟在后面的龚德芬格飞机的声音。他想龚德芬格大概已经飞到前面去了，但当他8点30分在艾林着陆的时候，却没有见到龚德芬格。后来海德曼找到一位当年飞机失事的目击者、波能斯多夫北边不远处村子戈沛多夫的农妇，她告诉记者，那架飞机燃烧着擦过树梢，消失在树林里，随即升起浓黑的烟尘。

战前龚德芬格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有上百万公里飞行记录，战争期间经常用超低空飞行的办法穿越苏联红军包围圈。但是，Ju 352是容克斯工厂新生产的一种型号，1945年刚刚交付使用，而且只生产了44架。那是一种典型的战时产品，许多部件都是木制的，只有驾驶舱、发动机罩、机翼前棱和尾翼是金属的。附近一个庄园做外籍劳工的苏联战俘和法国战俘，是听到呼救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人。1981年海德曼第二次去波能斯多夫，找到当年20岁、负责监督苏联战俘劳动的理查德·艾尔伯（Richard Elbe）。他告诉海德曼，呼救的是威斯特迈尔和那年也刚20岁的格哈德·贝克尔（Gerhard Becker）。贝克尔获救后立即请求村民通知他母亲，说他已经获救，让母亲放心，但仅仅过了两天就伤重死去，只有威斯特迈尔一人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死里逃生，1941年5月作为空降兵他曾参加攻占一个希腊岛屿的战斗，但所乘“Ju 52”运输机被击中，他落到海里，被意大利船只救起，是那次两名幸运生还者之一。“Ju 352”是“Ju 52”的改进型，看来威斯特迈尔与那种飞机还真“有缘”。艾尔伯还告诉海德曼，直到1948年飞机残骸还留在原地，后来才被收集废金属的人打扫干净，不过他保留了两块完好的驾驶舱玻璃窗。

飞机虽然坠毁并起火燃烧，但火势不算太大，乘员制服基本完好，衣袋里的证件也在，这使他们的身份得以确认。运送的货物一部分被烧毁，但也剩下一些，艾尔伯说有的村民甚至捡到过金条。当然，在海德曼眼里希特勒日记以及其他文件、档案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所有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飞机运送的东西里并没有希特勒日记及其他文件。就在海德曼把他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展示给曾经在“元首”身边工作的一些人看了以后，他们仍然表示不知道希特勒记日记的事。

在《明星》周刊宣布发现希特勒日记以后，欧洲其他国家一些报刊也很感兴趣，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巴黎《竞赛报》，还有意大利的《万象》，都购买了发表权。但是，尽管《明星》周刊宣称材料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仍然没能让所有人都信服。不久《明星》周刊提到的两位鉴定过文件真伪的专家就改了口，美国《新闻周刊》顾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提出应该把所有材料交由笔迹鉴定专家逐页鉴定，《希特勒最后日子》（Hitler's last days）一书作者、英国历史学家雨果·特雷弗-若佩（Hugo R. Trevor-Roper）承认他认可那些文件的真实性，部分原因是误解了《明星》周刊提供的证据，并且没有充分研究过那些材料。

五月中旬《明星》周刊发表声明，说他们被欺骗了。当那些材料送去做常规化学检验的时候，发现所用纸张、胶水以及人造革封皮都是“二战”以后的产品，这样就绝对不可能是希特勒的文件。联邦德国档案馆在仔细检验了部分文件以后，也指出那实在是“奇特而又粗糙的赝品”。于是，科赫和另一位高级编辑引咎辞职，海德曼被“炒”了“鱿鱼”，并因涉嫌欺诈被警方逮捕。然而，由于《明星》周刊没能提供这位记者知道材料是赝品而故意欺骗的证据，警方不得不在9月份将他释放。不过10月初上诉法院又因他企图离境而批准重新逮捕。海德曼终于承认他知道材料是伪造的，并说出其来源。原来，那是两个“康拉德“卖给他的，一个是康拉德·库耀（Konrad Kujau），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家，但不是因为字写得好，而是因为善于模仿笔迹。另一个是康拉德·菲舍尔（Konrad Fischer），在斯图加特从事纳粹文献资料与军事纪念品买卖的文物“倒爷”。1984年7月8日汉堡法院判处海德曼4年零8个月徒刑，库耀4年零6个月徒刑，“倒爷”菲舍尔则没有获罪。这大概也合理，就连中国的文物“倒爷”，买卖赝品和倒卖来路不正的真品，所受处罚也有区别。

痛定思痛，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德国人为什么那样反对战争，主张和平。1982年我到哥廷根的时候，德国青年效法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已经退去，但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热情仍然高涨。我所住的哥廷根大学学生宿舍，便有人贴出告示，宣布那里为“无核区”。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里曾经说：“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四十多年过去，他们似乎依旧如此。那年德国一个艺名“Nicole”的年轻女歌手在欧洲流行歌曲大赛中以一曲《一些儿和平》夺得冠军，反映了那时德国人以及整个欧洲人的政治态度。这一年德国人在首都波恩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和平示威活动，我的邻居便有好几位去参加。为参加那次示威活动，他们很“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以凑足去波恩所需要的钱。1983年春天德国举行过一次大选，不少邻居向我以及其他中国人宣传那时刚开始成“气候”的绿党的主张。他们那高昂的政治热情，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对政治也曾热情过、但经过太多政治运动洗礼已经不大容易再热情起来的中国人深受感动。

真正的人

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两次都主要在东线作战，称得上是德军内的“知俄派”。“二战”期间，作为德军重要参谋军官，参加过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制订，战后为美国提供战史研究资料时指出，“我们很多领导人大大低估了这个新敌人”，他们“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士兵”，“对地形的困难和俄国士兵的顽强一无所知”。

45.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

1924年4月3日，俄罗斯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一个边远小村庄的伐木工人家庭喜添一个女儿，他们此前已经有两个儿子，自然十分高兴，给她起名“罗莎”（Роза Геóргиевна Шáнина ，罗莎·格奥尔基也夫娜·夏尼娜）。俄语“Роза ”相当于英语“rose”，意“玫瑰”。

村小只有四个年级，从五年级起到七年级，罗莎不得不到离家13公里的地方去上学。14岁那年更是步行穿过200公里森林到离家最近的火车站，搭火车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完成中学学业。1940年苏联中学开始收费，而助学金却减少了。罗莎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母亲是一名挤奶工，全家四男两女共六个孩子，远说不上富裕。懂事的罗莎在当地幼儿园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半工半读，1942年夏天完成学业。

然而，罗莎毕业前一年，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两个哥哥随即参军上了前线。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年大哥米哈伊尔就在列宁格勒战死，二哥费奥多尔也在克里米亚为国捐躯。国恨家仇，中学一毕业，18岁的罗莎便报名参军。尽管1942年2月苏联已经通过议案决定允许16—45岁的女性入伍，但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仍然认为战争不是女人的事，她的报名没被接受。经过多次申请，1943年6月才如愿入伍，被送到一所狙击手学校培训。1944年4月2日罗莎以优异成绩完成培训，分配到第184步兵师，因为该师组建了一个完全由女兵组成的狙击手排。仅仅过了三天，罗莎就取得第一个战果，当她看到那个德国兵尸体时不由得喊起来：“我杀人了！”其他姑娘安慰她：“你打死的是一个法西斯！”她这才平静下来。战斗中她很快成熟起来，不久就在日记里说自己面对纳粹已经是一个“冷血动物”。

每天天还没亮，罗莎就沿着泥泞的交通壕爬往前沿阵地伪装坑，细心、也耐心地观察敌方阵地，等待“猎物”出现。不到半个月（4月17日），她便以消灭13个敌人的战绩被授予荣誉勋章。那是苏联1943年11月专门为作战勇敢士兵设立的军功章，其样式很像当年沙皇俄国为抗击拿破仑入侵而颁发的圣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圣格奥尔基是东正教崇奉的俄罗斯保护神，荣誉勋章作这样设计，寓意自明。

两个月以后，1944年6月22日，正好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三周年那天，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格拉齐昂行动”的大规模攻势。那是一次大规模进攻战，罗莎所属女狙击手排被撤销，但得当时第5军军长尼古拉·克雷洛夫（1903—1972）的允许，她得以留在前线。原因之一是她已经小有名气：就在战役打响前几天（6月9日），一家报纸在头版报道了她的事迹，还配发了她胸佩荣誉勋章的相片。战斗首先在白俄罗斯境内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地区打响，罗莎和她的姐妹参加了6月26—28日包围维捷布斯克的战斗、7月8—13日解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战斗。8月，她在战场上俘虏了3名德军。附带说说，克雷洛夫在东普鲁士战役胜利后转往远东参加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62年晋升苏联元帅，1963—1972年担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

历时近两个月，8月中旬“巴格拉齐昂行动”胜利结束，到8月31日，罗莎击毙敌人的数字已经达到42个。9月，苏联红军进入东普鲁士，加拿大两家报纸，1845年创刊的Ottawa Citizen 和1883年创刊的Leader-Post 同时报道了她在一天内击毙5名法西斯的不凡战绩。9月16日罗莎获得第二枚荣誉勋章，并得到可贵的“探亲假”，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探望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妹。10月17日重返前线，12月12日不幸右肩被击中受伤，但在日记里她只说感觉“热”了一下，还说那只是“两个小孔”。在东普鲁士边境，她又消灭了26名敌人，射击之精准，许多老狙击手也为之赞叹。12月27日，罗莎成为第一批获得勇敢奖章的女狙击手之一。

尽管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但红军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付出沉重代价。1945年1月28日，罗莎在救护一位重伤战友时自己胸部受伤，还没能抢救下火线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战友们把她埋葬在河边一株大梨树下。就在这之前，苏联红军已经核准给她颁发第三枚荣誉勋章，但那枚勋章已经不可能佩戴在她胸前了。战后东普鲁士被“一分为二”，南半部划归波兰，北半部划归俄罗斯（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1953年，罗莎的遗体迁葬到加里宁格勒州兹纳缅斯克城苏联阵亡战士公墓。

从1944年4月参加战斗到1945年1月牺牲，不到一年时间里罗莎就击毙敌人54个（这是得到确证的数字），其中12个是她的“同行”、军中戏称为“cuckoos”（杜鹃）的德军狙击手。狙击手得到这样的诨号不是偶然的，生物学上杜鹃是鸟类一个科，中国人熟悉的布谷鸟便是其中一种（学名Cuculus canorus，大杜鹃），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多为独居鸟类，很少成对或者成群生活。狙击手是单兵作战，这样的作战方式要求他们能耐得住孤独寂寞，而女性似乎比男性更能适应这样的要求。

罗莎是一个开朗的女孩。对于狙击手，擦枪是每天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同伴们回忆说，她总是一边擦枪，一边唱着歌。她喜欢文学，留下三厚册日记。还喜欢写信，写给家人也写给朋友。1965年她的部分日记和信件出版，对人们了解卫国战争期间战士的前线生活是弥足珍贵的真实史料。在1944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罗莎写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米沙·帕那林已经不在人世了。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被杀死了……我知道他爱着我，我也……我已经20岁了，还没有一个亲密的（异性）朋友。”不过日记也有这祥的话：“现在还不是考虑那些事情的时候。”

从她的日记可以看出，在东普鲁士战役打响以后，人们已经开始憧憬战后的和平生活。罗莎表示出想收养战争孤儿的意愿，对于一个刚20出头，还没有谈恋爱，更谈不上成家的女孩子，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如果注意到她父亲在一战中受过伤，兄弟姐妹六人并不都是亲兄妹，其中三个是收养的孤儿，恐怕就不难理解了。苏联是二战生命损失最惨重的国家，20—34岁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6.1%（女性也达10.1%），35—49年龄段男性死亡率高达33.2%，49岁以上年龄段男性死亡率也为20.2%，留下战争孤儿之多，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两个哥哥和罗莎自己为国捐躯外，还有一个弟弟谢尔盖也战死了，有幸见到战争胜利的只有最小的两个弟妹，而这还得感谢他们的家乡远在苏联北方，战火没有烧到那里。

罗莎个子高挑，不着红装着戎装也难掩其天生丽质。由于纬度高，阿尔汉格尔斯克全年平均日气温仅为摄氏1度（最高的7月也只16.1度），一年有6个月在0度以下。那里的各种植物、包括玫瑰，都会抓紧短暂的温暖季节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罗莎牺牲时还没满21岁，恰像家乡的一朵玫瑰，生命虽然短暂，但无比美丽。

注意，罗莎毙敌54人的纪录，在苏联红军狙击手里远不是最高的，就在女狙击手里也排不到前列。女狙击手中“大妈”级的妮娜·彼得洛娃（1893—1945），卫国战争开始时已经48岁，仍毅然参加红军并且拿起枪在前线作战，总共击毙敌人122名。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罗莎·夏尼娜

红军狙击手中的“大妈”妮娜·彼得洛娃和车轻狙击手在一起，照片摄于1943车，当时她已经50岁，毙敌纪录107名。

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毙敌309人，包括36名敌方狙击手。

红军有多名女狙击手毙敌纪录超过百名，纪录最高的是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1916—1974）和妮娜·罗布科夫斯卡娅（1925—），分别为309名和308名。帕夫里琴科原来是基辅大学历史系学生，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即“投笔从戎”。原来安排她做战地救护工作，但被她拒绝，坚持要到战斗部队。由于中学时代参加过射击俱乐部活动而且成绩不错，上级同意了，于是成为第25步兵师一员，并且是狙击手。1941年8月击毙两名敌军，取得首次胜利。此后在敖德萨作战，毙敌187名。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作战8个月，到1942年5月，毙敌数已经达到257名。6月她不幸被敌军迫击炮弹片炸伤，伤愈后不久从前线被撤下，改做培训狙击手新人的工作，这样她的纪录便停留在309人上（其中36名是敌方狙击手）。把她从前线撤下是出于保护考虑，因为她已经成为知名人物。战争是残酷的，“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总数超过2,000名，大多数都像罗莎·夏尼娜那样为国捐躯了，最终能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的只有约500人。

帕夫里琴科在西方十分有名，因为1942年下半年她曾经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的第一位苏联普通公民。她还应总统夫人埃莉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邀请访问了多个美国城市，受到热烈欢迎。访问期间获赠两支名枪，美国赠送的是柯尔特自动手枪，加拿大赠送的是温彻斯特步枪。在英国访问期间到过曾经遭德军轰炸而严重受损的考文垂，那里的工人为苏联捐款购买了三套X-射线透视设备。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非常注意狙击手的作用，主要用他们消灭德军担任班、排、连长的士官和下级军官。苏军许多高级将领（例如布琼尼、朱可夫）都是士官出身，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些人在战斗中的作用至为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实战取得丰富的作战经验才能称职，不是只经过一般军校培训就能达到的。战争前两年的防御作战，狙击手的作用又格外重要。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以后苏军转入进攻，情况才有变化，但直到柏林战役，仍然可以见到狙击手的身影。罗布科夫斯卡娅和她的女狙击手排，最后战绩就是在那里取得的。

当然，苏军狙击手大多数还是男性，许多人表现突出，例如瓦西里·克瓦恰提拉泽（1907—1950）。在1944年一次战斗中，他所在小分队一度被敌人包围，他连续击毙多名敌军（不同资料给出的数字少则44名，多的60名），敌军几乎是露头必毙，起了很大震慑作用，使小分队得以顺利突围。克瓦恰提拉泽原来是格鲁吉亚一名普通农民，卫国战争开始后加入红军，并没有受过狙击手训练，起初担负前方观察任务，但不久就被发现凭着普通步枪他的射击也很精准，遂转为狙击手。他共毙敌534名，大部分是敌军军官，先后获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1945年获授苏联英雄。

不过，更为人熟悉的恐怕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表现不凡的瓦希里·查伊采夫（1915—1991），当时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就采访过他，并且在他的小说《生活与命运》里有所反映。近来许多人知道他，则与2001年英语电影《兵临城下》有关。电影是根据美国作家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1929—1997）1974年小说《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拍摄的，讲了查伊采夫与德军狙击手埃尔文·柯尼希少校（Erwin König）“决斗”的故事。著名影评人、第一个以影评获普利策奖（1975年）的罗杰·埃伯特（Roger Joseph Ebert，1942—2013），便说它讲的是关于“两个人被置于一种不得不用他们的智慧与技能去杀死对方的地位”。然而，这也就抹去了那场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德国影片受到批评，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并且美化了战争，为此导演、法国人让-雅克·阿诺（Annaud，Jean-Jacques，1943-）宣布将不再参加柏林电影节活动。在俄罗斯影片更引起参加过那场战争老兵们的抗议，曾要求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禁止该片在俄罗斯上映，不过未被接受。只有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它“好看”。这并不奇怪，因为没见到影评，剩下的只有服务于票房价值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写到查伊采夫，但美国作家克雷格写那本小说和格罗斯曼并无关系，他花了5年时间在苏联、德国等地搜集资料，研究了大量档案，采访了数百名那次战役的幸存者，但没能看到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因为那小说虽然早在1959年就写出来了，但在苏联长期被禁止出版。后来由友人“走私”出境，1980年在瑞士出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已经是格罗斯曼死后24年。小说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有人认为那是20世纪苏联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甚至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生活与命运》的基调是乐观的；尽管有战争，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有人们不可想象的苦难，有堪称彻底的破坏，生活仍将继续。

查伊采夫在乌拉尔山区出生、长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在海军岸勤部队服役。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烈之后要求转到陆军，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没有受过专门的狙击训练，一次偶然机会上级发现他射击精准，才改做狙击手。1942年11月10日之前他便毙敌32名，11月10日至12月17日又射杀225名，其中11名德军狙击手。他还受命训练新狙击手，他的“徒弟”击毙敌人超过3,000人。

46. 斯大林格勒的百合花

2007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十年前出版的《翅膀，女人与战争：二战中的苏联女飞行员》（Wings，Women，and War: Soviet Airwomen in World War II Combat ），封面下方是苏联女飞行员莉迪亚·里特维亚克（1921—1943）的照片。“Лидия ”昵称“Лилия ”，相当于英语“Lily”，即百合。她也确实在自己战斗机座舱两侧各绘了一朵白色的百合花作为标志，由于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她被称为“斯大林格勒的百合花”。不过在西方她却以“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闻名，看来是无意（抑或有意？）把百合误作了玫瑰。西方文化里玫瑰象征着爱情、荣誉和忠诚。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王牌飞行员”之称以来，世界上的王牌飞行员已近万名，但只有两个女性，即莉迪亚和她的战友、昵称“Катя ”（卡嘉）的叶卡捷琳娜·布丹诺娃（1916—1943）。1921年8月18日，莉迪亚出生在莫斯科，14岁报名参加航空俱乐部，15岁第一次单飞，后来从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的军事飞行学校毕业，在加里宁航空俱乐部做飞行教员。到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虽然还不满20岁，但已经教出飞行员45名。

卫国战争开始后莉迪亚立即报名参军，但没被接受，因为苏联空军不接受女性。所幸在当时女性“大名人”玛琳娜·拉斯科娃（1912—1943）努力下，经斯大林亲自过问，有关方面才同意接受女性进入空军，接着建立了三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大队。拉斯科娃原本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但阴差阳错，没能成为歌剧演员的她却于1933年成为苏联红军第一位女飞行员，而且既能驾驶也能领航，第二年成为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第一位女性教员。她曾多次创造长距离不着陆飞行纪录，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938年9月24至25日从莫斯科飞到远东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阿穆尔河，中国称黑龙江），直线距离5,947公里，实际飞行距离6,450公里。那一次她是领航员（当时通讯、导航技术还很落后，长途飞行领航至为重要），由于能见度太差，没能找到机场，只得迫降。迫降时领航员舱最容易受损，她只好提前跳伞。搜救人员经过8天努力才找到迫降的飞机，但只见到另外两名女飞行员（驾驶员和报务员）。又过了两天，拉斯科娃自己找了回来。那年11月2日，三名女飞行员同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二战”之前，苏联妇女获此殊荣的只此三人。

苏联空军建立的三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作战单位，分别是586战斗机大队、587轰炸机大队和588夜间轰炸机大队，587轰炸机大队由拉斯科娃自己担任队长。莉迪亚接受驾驶雅克-1型战斗机的训练，成为586战斗机大队的一员。1942年4月16日她和战友首先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萨拉托夫地区参加战斗，那年9月和另外三名女飞行员（包括卡嘉）被调到第437战斗机大队。到战争结束，留在586大队的女飞行员共作战125次，击落敌机38架。

在437战斗机大队，莉迪亚起初和卡嘉配对作战，不久就都改做男飞行员的僚机飞行员。英语表示僚机飞行员的单词只有“wingman”，没有“wingwomam”，因为除苏联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女性战斗机飞行员。战争开始时苏联空军战斗机还沿用三机“V”字形战术编队，这时已改用从对手那里学来的长僚机战术。这种战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德国王牌飞行员奥斯瓦尔德·伯尔克（Oswald Boelcke，1891—1916）创造的，参加1936-39年西班牙内战的德国空军有所改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技战术来，随之被世界各国空军普遍采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和美国空军用的仍然是这种战术。长机担任攻击任务，僚机在长机后面并且稍高处，负责警戒它背后的盲区，掩护其进攻。莉迪亚先后做过两位大队长的僚机，其中阿列克谢·索罗马京（1921—1943）有单独击落敌机17架、与战友合作击落敌机22架的记录。作为僚机飞行员，莉迪亚和卡嘉能够跻身王牌飞行员之列实属不易。

1942年9月13日，莉迪亚和三名战友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拦截一支由梅塞斯密特Bf 109战斗机护航的容克斯Ju 88轰炸机编队，第一次胜利就击落两架敌机，一架容克斯Ju 88轰炸机，一架梅塞施密特Bf 109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那架战斗机座舱旁涂有11次空战胜利的标志，表明是由一名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驾驶的。这个名叫埃尔文·迈尔（Erwin Maier）的飞行员跳伞以后被苏军俘虏，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与击落他的苏联飞行员见面。当莉迪亚站到他面前时，他认为苏联人是在和他开玩笑，直到莉迪亚详细描述空中格斗的经过才信服地低下了头。

1943年2月23日，莉迪亚被授予红星勋章。一个月后，3月22日，第一次在战斗中受伤。那天苏军6架雅克-1战斗机攻击一个由12架Ju 88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她先击落了一架Ju 88，但自己也被护航的德军Bf 109战斗机击中受伤。她带伤坚持战斗，在击落另一架Bf 109以后才飞回驻地，成功着陆，但已经流了许多血。

1943年5月31日，莉迪亚主动要求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摧毁德军一个炮兵观察气球。此前已经有多名战友尝试过但都失败了，原因是德国人设置了密集的防空炮火保护。她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绕一个大圈飞到德军阵地后方，从气球背后发起攻击。设想虽好但要冒很大风险，经再三请求才得到指挥员批准。胆大心细的莉迪亚成功了：当时德国气球用的还不是惰性气体而是氢气，一串炮弹射去，气球就起火爆炸变成了火球。

7月16日莉迪亚和五个战友遭遇由6架Bf 109战斗机护航的30架轰炸机，她击落一架轰炸机，还和战友配合击落了另一架，但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伤，不得不在德军占领区迫降。迫降时受了伤，所幸不重，也没被敌人发现，得以自己步行回到营地。三天后她重上蓝天，并且在19日和21日各击落一架Bf 109敌机。21日击落敌机时她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伤，迫降在一个名叫诺维科夫卡的小村子旁。这是她五天内第二次迫降。

1943年8月1日这一天莉迪亚执行了四次作战任务，击落编号为W.Nr.15852和W.Nr.20423的两架Bf 109战斗机，后者驾驶员是德国空军有30次空战胜利记录的王牌飞行员汉斯-约格·默克勒（Hans-Jörg Merkle）。那天第四次出动是为自己的轰炸机护航，战友们最后一次从云层间隙里看见她那架编号23的雅克-1型飞机，她正被多达8架Bf 109纠缠，后来就不见踪影。然而，包括地面上的人，既没有看见降落伞，也没有没看见起火冒烟的飞机，于是档案上把她登记为“战斗失踪人员”。

为了弄清莉迪亚的下落，有关方面（包括她的亲属和战友，尤其是一个为她维护飞机的机械师），在那一地域坚持不懈地搜寻了三十多年。直到1979年，在找到九十多处飞机失事地点、三十多架飞机残骸以及许多在战斗中牺牲的飞行员遗体以后，才在一个名叫德米特里也夫卡的小村子发现一个身份不明女飞行员的遗体。经专家委员会鉴定，证实那就是莉迪亚。1989年为她举行了正式葬礼，1990年5月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追授她“苏联英雄”称号。

从1942年4月参战到1943年8月1日为国捐躯（这时她还没满22岁），一年多时间里莉迪亚单独击落敌机12架，其中9架是Bf 109战斗机。5架飞机的飞行员得到确证，其中3人是王牌飞行员。1943年7月16日被她击中后迫降的汉斯·格林别格（Hans Grünberg），更有82次空战胜利、包括击落4架美国四引擎重轰炸机的骄人纪录。此外，莉迪亚还与战友合作击落5架，其中4架是Bf 109战斗机。

“二战”中的三位苏联空军女战斗机飞行员，左起：莉迪亚·里特维亚克、叶卡捷琳娜·布丹诺娃和库兹涅佐娃

苏联红军第588夜间轰炸机大队（1943年2月更名为第46塔曼夜间近卫轰炸机团）的女飞行员

莉迪亚牺牲前不久，1943年7月19日，她的好朋友卡嘉也在一次为轰炸机护航时飞机被击伤。虽然仍能把飞机降落到一片空地上，但附近农民赶来营救时发现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的胜利记录也就停止在击落敌机11架上。更早一点，1943年1月4日，拉斯科娃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伏尔加河东岸迫降时殉难。为了纪念她，美国人把那年4月下水的一艘承担向苏联运送《租借法案》物资的运输船命名为玛琳娜·拉斯科娃号。

拉斯科娃担任队长的587轰炸机大队，1943年9月更名为125近卫轰炸机团，执行过1,134次作战任务，涌现出5名苏联英雄。第588夜间轰炸机大队1943年2月更名为第46塔曼夜间近卫轰炸机团，在三个女子飞行大队中战功最显赫，德国人称之为“夜间女巫”，执行超过24,000次作战任务，产生了23名苏联英雄，后来还有2人获授“俄罗斯英雄”称号、1人获授“哈萨克斯坦英雄”称号。值得注意的是，与另外两个大队有部分男性成员（主要是地勤人员）不同，它始终完全由女性成员组成。

1934年4月16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设立“苏联英雄”称号，作为苏联最高荣誉。获授者起初同时授予列宁勋章，1939年8月1日改授专门的“金星奖章”，这样“苏联英雄”常常也称“金星英雄”。值得注意的是它虽名为“奖章”而非“勋章”，代表的却是最高荣誉，佩戴时位置在所有勋章、奖章之上。到1991年12月24日最后一次颁授（此后改为“俄罗斯英雄”），先后获此殊荣的共12,745人（其中20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撤销，例如贝利亚），绝大多数在卫国战争期间，共11,635人。

因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表现获授的人，不少已经为国捐躯，不少人像莉迪亚·里特维亚克那样死后才被追授。值得注意的是红军中按人数空军所占比例不算大，但获授“苏联英雄”称号的达到2,271人，其中攻击机飞行员860名，战斗机飞行员836名，轰炸机飞行员203名，侦察机飞行员86名，运输机飞行员23名，机枪手18名，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16名。

卫国战争期间有101人两次获授“苏联英雄”称号，包括斯大林自己以及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铁木辛哥、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等高级将领，而空军就有65人，其中攻击机飞行员27人，战斗机飞行员26人，轰炸机飞行员10人，还有2名指挥员，即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和第1攻击机航空军军长瓦西里·利亚查诺夫（1920—1999）。

卫国战争期间有两人三次获授“苏联英雄”称号，全部是空军王牌飞行员，即前面说到过的阔日杜布和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1913—1985），他是苏联（也是所有同盟国）战绩排名第二的王牌飞行员，确证战绩为单独击落敌机59架（其中34架是德国最好的战斗机之一梅塞斯密特Bf-109），与战友配合击落6架，另外还有8架未能确证。附带说说，布琼尼也三次获此殊荣，但都在卫国战争之前。

对于苏联军民的勇敢顽强，当年罗斯福、丘吉尔都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战争期间在苏联采访的西方记者，更是做了大量报道。帕夫里琴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访问受到热烈欢迎，上到总统、下到普通民众，恐怕都不能说是在“作秀”。但硝烟散去，西方一些被称为“二战”研究专家的人（不少出生在战后）开始对那段历史提出质疑，认为许多英雄人物、许多英雄事迹都是苏联当局的宣传，是虚构的。然而，战争期间情况之复杂，没有亲历过的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的。“二战”期间苏联战场（还有中国战场）之残酷，恐怕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包括曾经被占领的法国）的人体会不到的。卫国战争的苏联和抗日战争的中国，官兵中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们的心态恐怕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有幸获授“苏联英雄”称号的人毕竟是少数（80多万女兵，便只有89人，大约万分之一），立功受奖的也有限（女兵约为四分之一），在我看来，所有为贏得那场战争做了贡献的人，包括那些第一次走上战场就牺牲的新兵，甚至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横渡伏尔加河时就牺牲、还没能进入阵地的人，都是英雄，都是“真正的人”。

对于70年前那场战争，中国人和当年的苏联人应该最能相互理解，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其他人没有经历过的苦难、奋斗与牺牲，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