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历史评论. 第2辑 / 许知远主编.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95-4154-6

Ⅰ. ①东… Ⅱ. ①许… Ⅲ. ①历史事件－世界 Ⅳ.①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69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孟凡礼

字数：245千字

2013年10月第1版

目录

topic | 专 题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中国的后备移民

蒙特利尔的乡愁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

缅甸华人：浮油般的命运

不可或缺的敌人与替罪羊

photo | 影 像

流水线上的青春

interview | 访 谈

当宜兰遇上田中央

essay | 随 笔

革命：一扇被挤破的窄门

埃及知识分子的悲剧

“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罗隆基“反右”时期的一些史料（1）

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

甘地精神的足印

发挥最底层社区的智慧

东京执念

book review | 书 评

献吻领袖

独裁统治的深度污点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录与思考

政见书情

Contributors

topic | 专 题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许知远 方  曌

“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

一

“梁启超来过这里吗？”我问他。

“梁先生是保皇党，是中华总会接待他，孙先生倒是每次都来的。”

他身材不高，健壮有力，光头锃亮，穿一件白衬衫，纽扣松开的胸前，隐隐见到刺青——两条穿过腰间的青龙，那是一位墨西哥人的杰作。五十二岁的周国祥是洪门致公堂的“龙头大哥”。

旧金山的唐人街，仍有某种魔幻色彩。到处是那些僵化的中国符号——金龙、红灯笼、木雕，橱窗里烧腊随处可见，还有数不尽的“堂”与“同乡会”，仿佛一部分旧中国就这样冰封在此。你总看到“天下为公”的匾额，旁边也总有人在散发“法轮功”的传单。在唐人街的边缘更有“城市之光”书店，杰克·凯鲁亚克常在此厮混。这真是奇妙的相遇，“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该怎样看待唐人街？

“洪门致公堂”的招牌掩藏在唐人街逼仄的街道中，淹没在各式“堂”与餐馆的招牌中，倘若不是本地朋友带路，定然难觅踪迹。在吕宋街一幢四层小楼上，它的总部设在最高一层，踏上一条狭窄、陡峭的木楼梯，路过麻将馆，就看到了竖排的红底黑字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字样。周国祥就在门口迎接我们。

乍进这总部，仿佛进了一个戏台，你看到五颜六色的旗帜，舞狮子头、八仙椅还有少林五祖的彩色画像，仔细端详墙壁上的题字、照片与画像，则是另一个更激越的世界——你看到“建立民主”的横幅，并列在一起的陈天华、邹容、徐锡麟的画像，还有黄兴、陈炯明、吴佩孚等一系列民国要人的照片，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刊登他在美国海关被扣留的新闻的《旧金山纪事报》、“二次革命”时发来的一封封催款电报，被镶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墙上。

“没有我们洪门，中国近代史就不完整。”他的普通话讲起来吃力，大致可以听懂，口气既自得又不满，愤愤不平于这辉煌的历史被新时代遗忘。

是啊，在周国祥的叙述里，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孙中山不仅是中华民国之父，更是洪门中的“红棍”——这个庞大组织中专司武力的头领。

“革命成功前，孙先生来这里，只有我们接待他，别人都把他当成瘟神，要躲开的。”他说。历史突然变得具体起来。我们总觉得出生于广东、在夏威夷长大的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却常忘记，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流亡者，一个难以理解的异端。相较而言，另一位政治改良者梁启超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国内的政治争端，也令海外华人社区的立场泾渭分明。

二

没人说得清“洪门”的确切缘起，它又与“三合会”、“天地会”、“青帮”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在模糊的历史记载与绘声绘色的民间传说的相互作用下，它不可考却也更富神秘的吸引力。

它与火烧南少林，也可能与郑成功相关，总之，它是民间为对抗新到来的统治者而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散入南方的民间社会，成为传统中国错综复杂的民间组织的一员。它的仪式与组织形态仍有力地保存下来。当周国祥在2006年接掌“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时，他要接过龙头棍、信印，上香，拜土地、少林五祖列宗，还有与众人一起高唱：“双手把住一条龙，洪家分明八字通，无论此杖何处用，反清复明第一功。”

“洪门”的起源难考，旧金山的“洪门致公总堂”却清晰地源起于1848年。这一年，正是美国西岸发现金矿的新闻传遍世界之时，它也同样激动着广东福建的沿海居民，一场寻找“金山”的浪潮开始了。

“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与中国历次的朝代更替不同，现代中国深深受制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界，来自外部的思想、力量在中国内部的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原本只是做着“金山梦”的普通人，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半互助、半黑社会性质的“洪门”则突然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常年的流亡者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找不到革命基地，却在异乡客中寻觅到热情的支持。这种情绪在中日战争中则继续延续，海外社区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

谈到这段历史时，周国祥兴奋难耐，仿佛一种被长期压抑的身份认同得到了舒张，似乎倘若欠缺了“洪门”的视角，中国历史必定难以理解。

不过，他真是一个好的解释者吗？还是他不过是再度印证了“洪门”不可避免的衰落？

三

“我八岁入道，九岁捅人，十二岁嫖妓，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谈起在香港的早年经历，他似乎毫不遮掩，他的绰号“虾仔”不过就是水边底层家庭对孩子的简单期待——不引人瞩目，卑微地活下去。

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被黑社会所吸收。他最早加入的帮派14K，也是一位洪门兄弟创办的——戴笠的下属、曾为国民党中将的葛肇煌曾组织“洪门忠义堂”，以为反共储备力量，在政权更替后，他前往香港，也把组织更名为“14K”，并誓言反攻大陆。

这些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衰落了，它不过变成了另一个帮派组织，忙于获得地盘与保护费，用非法生意来维持生存。1977年，十六岁的周国祥被派往旧金山，这也可以看做是香港黑社会全球扩张的一个例证。自从19世纪的“淘金热”以来，香港与旧金山就有着特别联系，它们相互造就。而到了1960年代末，又一次华人移民潮到来，主要来自香港与台湾。这次移民给封闭了多年的唐人街带来了新的人口、活力与资金，也吸引了帮派来分享这新繁荣带来的利润。

年轻的周国祥，很快就成了这股犯罪浪潮中的中坚力量。自1977年从香港来到旧金山以来，他有二十二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几乎唐人街的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与人交战的痕迹，最戏剧的一次，他一个人独战二十八位，他“虾仔”的绰号在华人帮派圈中无人不知。

他脚上仍带着跟踪器，他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更不能前往他乡。过去十年里，他也一直试图呈现出一个改过自新的形象，他要用自己的不幸往事，来教育可能卷入犯罪的青少年，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建立新的社区领导人的形象。但谁也不能肯定，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的活动是否仍在继续。

当他被推举为“龙头大哥”时，看起来是个可疑的继任者，这也象征着“洪门”力量是多么衰微，这个影响现代中国的组织，变得几乎无人问津。1949年之后，国共分野、两岸隔离，民族救亡的动力也消失了，洪门的身份被撕扯，也再度变得模糊，这个组织陷入了沉寂与自我封闭，会中的长老希望这位“虾仔”能够重振它。况且，离奇与凶险也从未离开这个组织，2005年，上一位“龙头大哥”被乱枪打死，接棒人也需要足够的胆量（但是，很多人也怀疑，周国祥与此难逃干系）。

四

“我来的时候，总堂欠了银行十多万，我们这个总部里，全是烂木头，我叫了小兄弟给清理的。”我望着四周，它不再像是一个庞大民间组织的总堂，倒更像是一个民间博物馆。这也是这个新“龙头大哥”的期待，它要把洪门的门再度打开，让人们了解这尘封的历史。倘若，它在现实的世界失去了影响力，那么它就要依赖历史记忆来获取认可。

从一个黑道大哥到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对他来说，这个转化不是个容易的事，他的讲述常有着明显的错误，不过是同门中人口耳相传的知识。不过，一些细节却时有一种特别动人的效果，他说起翻阅总堂积压的文件时，看到了当年一名女工给同盟会的欠单，她愿意捐5元，但她手上没这么多，先欠着你，以后再还上。

走在今日的旧金山，“龙头大哥”像是来自历史的回声，它与此刻的世界有什么关联吗？唐人街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像是一个维修不善的博物馆，在一些角落里，你仍可以想象孙中山、梁启超到来时的模样。你可以想象，那些留着长辫子、几乎都是男人的社会。他们以苦力、洗衣为业。梁启超说他们“爱乡心甚盛，不肯同化于外人，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但也“无政治能力，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

新一批中国移民正向这里涌来，这与之前的历次移民截然不同。这一次移民者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孱弱、不再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备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但这群成功者却仍然感到某种不安全，他们无能为力去做某种改变，唯一能做的是离开。但这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吗？离去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当然，它也可能带来了另一种停滞。

“龙头大哥”不准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什么看法。他1977年到来时，台北在这里拥有支配性的影响力，每年的“双十节”，到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设计这旗的陆皓东，也是周国祥口中的“陆皓东大哥”。

那时的唐人街也像是美国的法外之地，美国警察对其内部的争夺与暴力不以为意。或许正因此，来自台湾的陈启礼才有可能在此谋杀作家江南。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看起来再符合不过洪门出身的国民党与江湖的紧密联系。不过，也正是这一案件，终结了蒋家王朝。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京与台北的力量倾斜是如此显著。在唐人街上，我只看到一面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那是在国民党的北美总部。我上到二楼，正遇到一位书记，他勉强邀请我坐下来，很不情愿地闲聊几句，似乎那股党文化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他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任何看法。

周国祥不满意此刻的国民党，他多少觉得，马英九前往旧金山不拜洪门，是对于历史的藐视。至于北京呢，他也多次提及与中国致公党的关联，电视台与博物馆对于洪门的兴趣。“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他说，似乎仍想在两岸都试图采取的统战政策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告别戏台与革命博物馆结合的“五洲洪门致公党”总部时，我问“龙头大哥”是否这组织依赖于中国内部失序而昌盛，但如今中国再度崛起，它就要不可避免地继续衰落。

“天下不可能永远太平，到时候，洪门一定会再起。”我不知道，这仅是一句玩笑话，还是这个昔日的街头战士，本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神秘本质。

五

旧金山的唐人街，只是庞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角，而“龙头大哥”的故事，则是常被遮蔽与遗忘的历史叙述。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蒸汽船，由步行和涉水变成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增加，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的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

最开始移民的目的地是东南亚，中国人开始是作为当地人和来自欧洲的客商之间的中间人，逐渐建立起了当地的华人社区。这波移民和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变动有关，源源不断从南美洲输送来的白银和渴望东方货物的商人也提供了中国人移民的动力。这一过程是缓慢而持久的，直到19世纪中国的港口城市被迫开放，这一过程才开始加速。中国人作为劳动力被输向澳大利亚、美洲甚至是马达加斯加。第一次有中央政府主导的移民则是到民国时期才发生：法国工人的短缺和民国政府机会主义式的一战战略使大量华工进入法国、英国，或是滞留在途经的加拿大。此时，移民也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原来单向的移民潮开始变成双向的走廊。在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移民的身份、动因、目的地都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新老移民也需要面对彼此间的不同和隔阂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外移民的故事被局限在经济视角。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三十年之内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它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它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孕育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它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他们的成就也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内部的失败,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大陆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

仅仅从社会经济层面理解海外移民显然不足，政治与文化因素同样重要。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曾公开承认，海外华人乃是中国革命之基础。不管是晚清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他们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游荡于这广阔的海外华人社区，寻求支持。在北京与台北对立的日子，对中国政治的争论也延续到这些地区。

倘若唐君毅那令人感伤的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判断正确，海外华人社区也是中国本土已经缺失的所谓“传统文化”意外的保留地，它也可能变成我们探索自身文化、重新启蒙和复兴的必要一站，而其中的困境也显而易见。虽然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当下的中国寻找共同的文化符号是容易的：汉字、妈祖庙、“天下为公”的匾牌、批量生产的佛像、张牙舞爪的巨龙，甚至是刻意做旧了的《毛主席语录》和印刷了红五星、镰刀和麦穗的纪念品都能容易地找到。但是一致的文化精神，甚至是一种有淡淡轮廓的中华文化气质都是难以定位的——消费的热度和工业生产的规模似乎轻而易举就把文化的精神淹没了。这不禁叫人质疑：维系我们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纽带，除却全球共同的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容之外，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独特的精神？官方在世界各地设置的孔子学院和当地的华人文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到底是海外华人融入当地文化的努力太成功了，还是我们自身已经异化太久了？

在探讨海外华人这一话题时，我们最应当避免的错误，是以“他者”身份对待这些或被迫或自愿离开中国的人。我们应当明白，中华帝国的边界，不仅仅是在西方的“冲击—回应”的历史模式下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来自开明的中国官员或是知识分子觉醒后对主权维护的努力，也同时是在这样一场人数众多，却又显得寂静无声的出走中被逐渐刻画、记录的。海外华人群体和国人一样，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追求国家和个体的富强，追求在新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建立中国的权威和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对于祖国是如此关注，以至于来自遥远中国的政治动员可以比本地的活动吸引到更多的注意，以至于在危机和困境中他们常常期待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当地政府的援手。当这些乐观的估计和殷切的期望被现实击碎时，他们却又像很多在国内的人们一样陷入沉默和茫然，迟迟不能够在西方的政治话语和国内的现实斗争之外找到自身的定位和思想。海外华人中不乏像给同盟会捐钱的无名洗衣女工，用一生积蓄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丁龙这样令人感动的人物，但是却缺少思想上的独特声音，似乎总要在有限的、来自国内的政治立场中做出选择。

伴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系统，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还是理解今天国家和民族的重要参照。我们对于“民族”（nation）这一概念的认识，不能仅仅限于一种精心构制的、上溯夏商周的“三代之治”，下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无尽未来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对于这种现代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早已进行过恰当的批判：“如果民族国家被广泛接受是‘新’的，同时又是‘基于历史’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叙述，就一定是从一个无限遥远的往昔中脱胎而出，然后滑进一个没有极限的未来中去。我认为，要理解民族主义，我们就不仅仅需要把她和一种自知自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理解那个作为她温床，也是作为她的敌人的大的文化系统。（民族主义）的建立是基于其上的。”

无论“中华文化”这一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多难以把握，我们都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开始重构和超越“民族”叙事这种历史思维的努力。由于缺乏像犹太教那样相对确定的宗教的一致性，或是现代西方国家对于启蒙时代以来某些抽象政治原则和价值的高度认同，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离散显得特别让人捉摸不定。但是正是这种捉摸不定、这种模棱两可，让人直接感受到我们既有的国家叙事在智识上的不稳定性——这与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政治的不稳定、在几种意识形态中左右摇晃密切相关。不过这也促使我们透过对海外华人的进一步研究，找寻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被掩盖的伤痛和暗角，重审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理解，拷问关于国家权力的困境。只有深入审视海外华人的历史，才能让我们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中被滥用或是掏空的。

海外华人应看作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彗星的长长尾巴，还是应该把散布四方的他们看成是广袤银河里独立的点点星光？这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撰文：孔飞力（Philip Kuhn）

翻译：谭  旭

在中国，家庭一直是迁徙活动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处在一个“空间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体”之中。“空间共同体”指的是“共同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时间共同体”通过家庭观念和生产活动将一个男人同他的父辈联系在一起。

一

今天我选择了一个不太好把握的大题目：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人们也经常使用一个较有威胁感的词来对它进行诠释——“中国海外发展”。而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旧帝国或是新共和国的中国政府，都几乎没有对海外移民的发展进行过任何干预。正如王赓武[1]所指出的“商人无国界”（商人在这里指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城市的手工业者），这些漂泊的商客在海外建立了他们的“客乡”。也正是在那里，欧洲的殖民者与他们展开了贸易合作，从而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窗口。

我的标题已经点明了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与中国侨民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为了更好地阐述清楚，我将提出三个简化过的观点。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作为研究同一段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社区”，作为一个双边的有机整体，镶嵌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之间，像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走廊”（corridor）一样，使两个社会得以互通人员、财富和信息。

在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民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很多 “海外飞地”。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二

我先以一个简短的历史背景介绍来开头。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包括四个时期（和其他所有类似的分期一样，不同时期之间会有模糊和重叠的边界）：早期殖民时代（16—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时代（约19世纪中叶至1930年）；亚洲革命时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和全球化时代（20世纪以后）。

中国的“现代”移民开始于16世纪早期，与欧洲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致相同。那时的欧洲人通常会在中国商人的殖民地设立重要的贸易枢纽：葡萄牙在马六甲（151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157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619年）、英国在槟城和新加坡（1786和1819年）。因为欧洲人的惠顾，中国商人成为殖民地间重要的中间商团体。在东南亚的大陆区域（其直到19世纪尚未被殖民地化）也有着类似的进程：例如18世纪末曼谷王朝[2]时期的暹罗国[3]（Bangkok-period Siam），华人已经控制了皇室（有部分中国血统）的财政管理。

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是明朝对私人海上贸易禁令的解除（1567年）和半公共[4]半官方的贸易场所“洋市”（maritime lobby）的设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客商涌向海外提供了客观条件——尽管移民海外的行为本身仍属非法。这段开放时期相当短暂，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殖民时代早期的欧洲人十分依赖中国移民，这些中国人通常作为中间商帮助他们进行对中国或对殖民地的贸易，或者作为税收官员为殖民地政府服务。这些中国商人为中国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马尼拉用丝绸和瓷器交换西班牙人手中来自美洲（New World）的白银，再使用帆船将白银运输到中国的东南部。这些白银对中国的商业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他们还使用帆船帮助荷兰商人在爪哇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正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5]所指出的，当时的人口迁徙是个缓慢的过程，漫长的时间让这些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本地化的华人社会。华人移民与当地女性通婚的结果是某些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居民拥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特征——尽管他们并不使用中文。

大规模移民时代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介入东南亚和东亚之后。当时西方势力依靠“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和鸦片战争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城市。未受监管的劳工招募者往往使用暴力或者欺诈手段招募移民，并将他们运送到世界各地急需劳动力的种植园和矿场。随着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也有中国人开始自愿移民到那些地区。由此掀起的移民潮历史性地改变了移民的路线和目的地。在1860—1893年的移民合法化阶段，自愿和非自愿移民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了。大约从1900年开始，移民的性别比例也开始趋向正常。这即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coolie trade）时期，殖民地世界广泛地使用到了廉价的亚洲劳动力（其中主要为华人，但也包括印度人和爪哇人）。得益于蒸汽动力运输的发展，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涌向了较老的移民目的地，这些来自中国和其文化圈内的新移民最终融入了已被同化的老移民社区。随着航运变得安全快捷，移民和他们的中国家乡得以建立双向联系，这使他们和家乡的关系变得紧密而且更加政治化了。

“亚洲革命时期”指的是亚洲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期间日本作为区域性强国崛起，并帮助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驱逐西方统治者的运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此时的中国海外移民发现自己的势力随着其西方主顾的离去而逐渐减弱，这使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的经济战略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活动停止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较量也使殖民社区内部产生了矛盾。中国移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自己在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中成为了替罪羊和被压迫者。

现在我们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它给中国的移民模式带来了重大的转变。移民的流向有了显著的变化，东南亚已不再具有诱惑力。对于移民来说，此时的北美洲和大洋洲显得更加热情好客。随着标榜“种族排除”和“白人至上”的律条被废除，中国移民享受到了慷慨的移民政策。欧洲也吸引到了新移民，其中还有成千上万中国移民从前欧洲殖民地迁徙而来。得益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开放政策、便捷航运和电子通讯的发展，移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同家乡往来。至此，中国移民的阶级构成和出身地区产生了重大变化。

三

以上是对移民历史的简略介绍，下面让我们把话题转到我之前提出的三个简要观点。

近现代中国移民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7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表明，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中国家庭需要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他们因此选择了作出改变和进行迁徙。而为此进行的海外移民活动（旅居或定居海外）虽然具有显著意义，但只是大趋势背景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缺少耕地的农业家庭会选择新的生存方式，例如在市场上出售家庭手工制品和经济作物。他们还有一种可以出售的“货物”就是劳动力（通常是男性劳动力），这些家庭将过剩的生产力输出到家乡之外更有利可图的地区。这种生存方式并没有导致整个家庭的迁徙，而是让作为劳力的男人离开家庭进行劳动——可能是去附近的农场、相邻的小镇，或更远的地方；可能作为体力劳动者、流动商贩、长途货运商或侨居商人。

这里的假设是，作为一个经济和观念（ritual）上的基本单位的中国家庭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其空间的扩张（与现代社会家庭团聚的概念刚好相反）而加强了。外出务工者通过汇款回家的方法，保留了其在经济上和观念上的家庭位置。虽然之前这种人口流动的模式被毛泽东禁止了二十年，但它在今天又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发展起来，目前中国境内外出务工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一亿。

在中国，家庭一直是迁徙活动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处在一个“空间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体”之中。“空间共同体”指的是“共同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归属”（情感上和经济上），不会因为他生活于千百乃至上万英里以外而受到影响。相反，“分开生活”可能是指一个家庭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却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

“时间共同体”通过家庭观念和生产活动将一个男人同他的父辈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家庭观念（“祖先崇拜”），既向上联系着祖先（供奉他祖先的牌位），也同时向下联系着后代（他最终也会被后代供奉）。生产活动则打造了代与代之间的经济联系，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照顾现在和未来的家庭成员，以维持和提高家庭的生产力。

这两个共同体并不是中国家庭所特有，但似乎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移民中更是如此。生产活动和家庭观念为远离家乡的外出务工行为确立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合理性，也鼓励着第一代移民为未来做出自我牺牲。尽管以上因素并没有直接促成移民行为，但是它们为这种生存战略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环境和文化。

有时候也会有整个家庭一起进行移民的情况，曾有数百万人以这种方式移居到人口没有那么稠密的丘陵地区，满洲平原、四川盆地以及广西河谷地区。但是这种整个家庭的迁徙往往是最无奈的选择，移民活动的首选还是输出男性劳力，并尽可能地让家庭留在原地。在劳动力满足了自耕需求之后，一个家庭剩余的男性劳力就是它最具市场价值的资源。汇款回家的外出务工者提供了家庭生活所需的重要经济收入。自17世纪起，在具有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越来越多的家庭输出劳力到东南亚殖民地和台湾本岛。由于便捷的跨海航运支撑着这个地区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将“南洋”（东南亚）和台湾看作是中国东南和岭南区域的扩展。

基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口大迁徙的背景来研究海外移民，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对比在国内和国外环境下的移民模式。公会性质的机构“会馆”，往往作为移民的文化中心而存在着。会馆为移民社区与家乡的来往提供各种方便，并提供一些例如殡葬和运送遗物返乡的基本服务。移民非常虔诚地将家乡寺庙的香灰运送到这里的寺庙神社供奉，他们的神灵就可以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可供研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侨民为了适应海外生活而设立的各种机构。

从晚清时期开始，移民海外的行为被逐渐认可。大陆人将海外移民视为“外国人”的传统认知也逐渐地淡化了。

相较于传统上认为人口压力是推动移民行为的主要动力或重要因素，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晚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的中国人潮涌动，商业繁荣，各种市场关系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个中国家庭都会自然而然地尝试抓住各种机遇。由于当时的社会已经能够从容应对人口压力问题，境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以视作是对商业化的适应性行为。同时，选择留在农村家中的人往往被刻画成负面形象——他们的生活仅仅是围绕在田地和灶台之间，他们细心地照料祖坟，举行各种传统仪式，过着一种远离现实的生活。尽管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被官方思想家和保守卫道士们所称颂，但也不足以减弱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渴望。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以适应商业化和流动性，他们建立了很多机构来帮助他们适应这一改变，例如会馆、分庙、帮会，以及输送资源和文化的走廊。晚清时期，移民的这些适应机制、相关机构或其功能上的特征最终也被海外移民所继承。在这些方面，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商业化和人口迁徙并没有削弱亲属或乡族的凝聚力，反而成功地维持甚至将它加强了。趋利性的经济体系会削弱亲族关系的说法，不但不适用于中国移民，它甚至不适用于所有的移民情况。

我们所说的“移民社区”是一个双边的有机体，它镶嵌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中间并承担起文化意义上的“走廊”的功能。它帮助两个社会互通人员、资金和信息。即使是在移民已经拥有了稳固且不依赖于家乡的利益基础（niches）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维持着与家乡和亲族的联系。其首要原因是利益因素，他们需要从家乡购买劳力，同时也需要将财富输送回家乡。另外也有文化上的因素，一个旅居的劳动者或者商人，可以通过提供资金以及帮助亲属移民的方式来赚取社会资本。这种帮助和依附并不排斥与其客居地的非亲属或异乡人的合作，有时甚至会发展为双向的忠诚。维持利益基础就意味着要与家乡建立一个同时拥有文化、社会和经济性质的走廊。在晚清的中国社会，这样的走廊纵横交错，进行着繁忙的资金、社会和文化输送。这些走廊可以被视作家乡的扩展，将人们的利益和情感延伸到很远的距离。这种连接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当我们探讨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社区的时候就会发现，利益基础和走廊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框架，这和中国境内的移民并没有区别。利益基础是保证一个移民生存下来的职业特长或社会角色（也可能是好运、勤劳和繁荣的大环境），通常对东道国具有社会经济价值且较少有来自其他群体的竞争。寻求可行的利益基础是所有移民都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也是他们求生的第一步，这在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当地的经济环境时就显得特别艰难。这个过程类似于生态学上物种的迁徙和适应，最后往往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实现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利益基础”是保证移民群体在新环境生存的关键因素，而“走廊”是移民的老环境的延伸，它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将移民与他们出身的村落、宗族和乡土连结在一起。我们需要将它与“乡愁”（myth of return）和回家的渴望区分开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上移民并未离开家乡。虽然他们生活在别的社会中，但他们依旧保留了他们在经济、文化和血缘上的归属。维持这样的“走廊”可以说是侨居生活的本质。无论是从心理上或是习俗上，移民都不会割断与故土的联系，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在血缘上和文化上的标记。

走廊除了有空间性的特征，他们的重要性更体现在社会和经济上。一位欧洲华人移民的权威否认这个说法，他认为那些输出海外移民的社区（侨乡）与海外移民社区间最为重要的是亲人间的情感联系而非社会和经济联系。[6]但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移民与其客居地社会的隔离（这尤其是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会特别明显）。萧灿鹏[7]关于中国洗衣工的研究论文正是以“社会隔离之研究”作为副标题的。这里的“隔离”是指海外移民与非华人社区的隔离，而并不是他们与家乡的隔离。从当时海外移民与家乡的来往信件（萧灿鹏引用的文字证据）里，可以找到有关汇款和劳动力输出的内容，证明了走廊一直处在有效运作当中，它在心理上和经济上保持了海外移民和家乡的紧密联系。在现在这个交通、通讯、金融系统都很发达的时代里，移民或许可以很容易地维持与家乡的联系。但让我们惊讶的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人们在更早的时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类似的联系。

这样的走廊会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这些走廊仅仅会作为第一代或前两代移民的适应机制而存在。但是我们有证据证明，双向的人员和资金流动在航海时代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利益可能会使走廊持续开放以保证劳动力的外输，以及人员（无论生死）和资源的回流。利益基础和走廊随着时代和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之间的互动在移民历史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如果一个移民社区的利益基础涉及与中国的贸易，那么长期地切断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也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利益基础。相反，当移民的后代不再依赖老移民的利益基础，而是更广泛地参与到本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时，走廊就会变得脆弱甚至消失。

目前我们所勾勒出的晚清社会形态显示出了一种依赖于人口流动的生活方式。生态因素促使人们迁徙，从而有效利用可使用的生存空间，因此劳动力会在空间和职业分工上同时呈现分散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移民社区”和“家乡（侨乡）”，逐渐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的两端，对于任何一端来说，他们的健康发展和生存都决定于其与对应端的人员、金钱和文化往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接触到了贸易和商业知识。参与了商业网络和市场化的农民需要了解民间信贷、风险盈利和雇佣关系等概念。实际上这给了这些贫困的外出务工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学习财务和商业知识，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在外独立经商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

在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民已经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很多“海外飞地”。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殖民地为中国商人提供了绝佳的经营场所。其中的精英从欧洲殖民者手中（在暹罗则是从君主手中）得到了很多特权，甚至包括税收业务的特许经营权。税收权使富有的商人有机会垄断那些高回报潜力的关键行业，例如鸦片和酒的制造销售、赌场和妓院的经营。其中也包括一些并不引人注目但仍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屠宰场和农村集贸市场。商人需要向殖民地政府支付大笔金钱来买断这些特许经营权，并期望着能够收回投资并且谋取暴利（垄断意味着他们可以操纵商品的价格）。这样的垄断经营往往会塑造出华人社区的“领袖”，他会承担执法、仲裁和保护侨民的责任，并担任华人社区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

中国商人和他们的客户无疑是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但与三等公民的当地土著相比已经值得庆幸了。他们的商业技能为殖民者所重视，并因此得到了相应的保护。这种合作关系和中国的官商关系十分相似，但是与中国内陆的情况相比而言，他们的处境要好得多，就像1899年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这样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官吏。坦率地讲，在这里发展业务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事中欧贸易的殖民地港口作为被特别保护的飞地，可以不受本国制度的阻碍，所以移民会更喜欢这种经营环境。

作为东南亚殖民地的补充，在19世纪中叶产生了另外一种飞地，即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口岸开放是英国人使用武力的结果（类似于殖民战争），但是口岸的管理却得到了中国商人的积极合作。随后通商口岸的制度在20世纪中叶被取消，又在80年代以“经济特区”的名义回归并取得了成功。这些经济特区通常是专门从事国际贸易和工业品出口的港口城市，与通商口岸不同的是，经济特区的规则和政策都由中国政府制定。

欧洲殖民地、通商口岸、经济特区的演变体现了体制的发展，这个体制连接了中国经济体和世界市场（包括市场、理念和技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让中国与世界市场整合的同时，又与僵化、腐败、多变和猜忌的中国官僚体制隔离。

最后我也要谈到中国官方开明的一面。明朝政府所开设的“洋市”在16世纪曾经关键性地推动了中国沿海省份的贸易和社会财富增长，使保守的官方得以在各种内忧外患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北京一位重臣的支持下，东南沿海开明务实的官商联盟促使明朝政权取消了对私人海上贸易的禁令，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这个联盟的目的是通过合作确保和平贸易，并将匪盗、叛乱和贫困隔离在“洋市”的边界之外。另外在1754年也有一个类似的提案，以圣谕的方式使海外移民的返乡活动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免于地方官员的勒索和豪夺。这些移民在五百年的海外贸易中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利益集团，邓小平在1992年的改革，使它可以继续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个集团的帮助下，中国的经济特区才得以持续发展。

如同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今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从海外获取利益的通道。与殖民时代“边境飞地”相似的是，海外移民仍旧是其不可缺席的参与者。目前经济特区的存在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但随着中国与国际商业社会紧密联系的趋势变得无法逆转，特区这种形式也会淡出历史的舞台，而中国最终将迎来全面开放。

（本文是孔飞力教授200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讲座”上的讲稿，据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第二卷第二期上刊登的英文稿译出。）

[1] 王赓武，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及教育家，曾获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CBE）。——译者注

[2] 也称“却克里王朝”。 ——译者注

[3] 即当今泰国。——译者注

[4] 原文为“Private”，但根据西方语境这里翻译为“公共”。——译者注

[5] 施坚雅，美国人类学家和汉学家，专长统计人类学及比较亚洲人家族体系。——译者注

[6] 李明欢：《“在欧洲暴富！”——温州移民运动的反思》，载《国内及国际移民：中国观点》，法兰克·派克、海因·马勒编，萨里郡里士满：柯松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98 页。

[7] 萧灿鹏（音译，Paul Chan Pang Siu），社会学家，著有专题论文《华人洗衣工：社会隔离之研究》。

[8]黄乃商（音译）：《南洋华商应自利自卫》，载新加坡《日新报》1899年11月7日至14日；叶钟灵编：《黄乃商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第52—61页。

中国的后备移民

——东北地区居民如何成为国际移民

撰文：项飚

翻译：邓婕   刘冉

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中国的国民处境。

国际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项目，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穿行各类机构，与各色人等——尤其是移民中介——艰苦谈判。“后备移民”（指那些正在操作移民项目的人）是移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后备移民的数量比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要多得多，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日渐壮大的后备移民人群的研究，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为何在遍地是机会的中国，还会有人大手笔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的移民项目？根据我对特定人群的研究，后备移民之所以走上移民这条路，并非因为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移民被视作加速财富积累并最终跟上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总而言之，本文希望引起对跨国和跨地区流动与联系之中的本地与国内因素的关注。

一

四十多岁的刘兰（音译）是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妇女，她如此向我描述她前往意大利做保姆的内心感受。抛下十多岁的独生女儿令她十分痛苦，但最终她决定还是要走，因为女儿马上要上大学，她需要钱去交学费。否则，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仅靠在小旅馆兼职保洁工作，她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特别是女儿的命运。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推动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东北地区，成千上万像刘兰这样的人积极筹划移民海外。他们中大部分都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工移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排名前三的移民目的国。尽管去意大利的中介费用有点高（相比平均5万人民币，去意大利的中介费是7万），但有人告诉她办意大利的签证要快一些，于是她最终选了意大利。亚洲绝大多数雇主认为她年龄太大了。

刘兰对移民的迫切心情并不稀奇。中国和海外媒体及学术机构对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表现出的这种渴望进行了广泛关注，并称之为“出国热”。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人们离开不同的故土空间，以便能“先富起来”；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对“到国外发展”的理念集体痴迷；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将移民视作“当地发展的重要机遇”。[1]时下的文学作品和公共话语，将移民冲动的社会和历史起源，归因于追求现代化以及加强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据说，“全球新自由主义系统”充斥着“将发达国家公民身份视作人人值得追求的天堂”的论调，在这个系统中，移民可以让一个人脱离落后狭隘的中国、拥抱全球现代化的成果。媒体更是幕后的推手。阿帕杜莱指出[2]，媒体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对外国的“跨国联想”以及“移民梦”。媒体引发的联想“背离”移民的种种现实困难，将人们引上了一条风险极高的移民路。[3]“媒体上反复报道那些离奇、愚蠢，抑或悲剧性的移民故事，为了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度，一些中国人倾家荡产——有时甚至债台高筑——甘愿忍受屈辱，冒着被捕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权作移民梦风险和坎坷路的悲惨注脚。”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接受。他们将引发非法移民归罪于信息不畅导致的跨国幻想，因此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联手推出“信息宣传攻势”，试图扭转移民来源地流行的各种幻想。

但是，对于刘兰这些人来说，移民好比去坐监狱，一点也不令人向往。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20岁到50岁之间，他们基本上没有人把移民视为通向全球现代化或更高层次文明的出路。在麻将桌旁、喝酒吃饭过程中，甚至在大做移民广告的移民公司办公室里，人们时常用“吃苦”[4]、“卖傻力气”和“受洋罪”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移民生活。“洋”有超出常规的意思，人们用这个字，意在突出在国外痛苦之重。

那为什么还有像刘兰这样的人，愿意倾家荡产去过牢狱般的生活呢？除了受“跨国梦想”驱使之外，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会根据其生活和国内情况，认真分析移民的可能性。移民并非通过将人们带往新大陆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而是通过加速积累财富，并最终融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洪流，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不再是什么美国梦或日本梦，而的的确确是中国梦——中国的梦想快车。刘兰和其他人急于移民，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失去当下移民的机会，移民成本恐怕就会涨上去——正如中国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一般，相对不断上涨的国内工资和升值的人民币，海外积蓄的价值也在缩水。移民并非什么跨国大冒险，倒像一种土生土长的个人发展权宜之计。

在东北，这种移民计划被称为“项目”或“出国项目”。移民中介通常会问客户“选哪个项目？去新加坡还是韩国？”或者说“我给你推荐个很好的项目——到日本去做包饺子专家！”人们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这些移民中介，“那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没有什么好项目”。后备移民之间也相互攀比，看谁的“项目”更好些。人们这样称呼移民计划，是因为移民公司就是这样推销的。成为移民的过程，通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例如该怎样花钱、学哪门手艺、何时订婚以及与谁结婚。受访对象准备移民的经历，通常是在奔波、等待、迷茫和重振精神之间往复轮回。他们希望能尽早脱离这种状态，但往往事与愿违，项目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周折。这种经历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项目下一个步骤的态度，通常会更加坚定他们的决心。移民项目带来独特的个人经历，并带来多重结果。后备移民将走完自己的移民路。

后备移民的数量要远大于最终真正移民成功的人。移民过程不可能事先定下来，经常事与愿违，或更多情况下无果而终。和其他国家情况一样，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后备移民最终成功移民。尽管后备移民能否最后成功通常取决于具体事件，尤其是签证申办情况，但后备移民的个人经历糅合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后备移民比移民成功的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广。

强调后备移民的个性特点，并不是意味着这类人具备稳定的特点或明确的身份。与福柯（Foucault）之后的人类学家反复强调的情况相反，移民项目并非自我构成/设计/实现的项目。后备移民踏入的不是一个既定的美好模型。对于后备移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期望的最好事情就是在不改变自身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后备移民并不是一定要移民。各大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下，才显现出后备移民的轮廓和本性。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后备移民并非凭空而生，选择移民项目也非意气用事。移民项目只是更大范畴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道德项目”理念，强调幸福、美好和公正很难准确衡量，因为快乐是建立在某人“介入各类项目”和责任之上的。[5]受其影响，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将项目解释为“人生经历的厚重主观背景效果，以及这些厚重的主观性给道德和政治考量提供了前提”。[6]移民项目不仅仅是中介公司打包推荐的某种服务，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产物，也是后备移民的人生轨迹。接下来，我将先探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成为“移民主体”的过程——即个人与机构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到移民对于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可行并能带来效益的。个人迁徙曾被严重压抑，也没有产生后备移民的制度基础。相关历史显示，人为限制取消后，人们并未自然马上迁徙起来。迁徙权需要能力和资源的支持。改革让一部分工人失业，撤走了福利，降低了社会控制力，同时也激发了创业动力，给大众带来了一定资源基础。后备移民尽管看起来是自由自主的个体，但实际上还要受到与现有机构尤其是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探讨后备移民个人经历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钱来投资移民项目？他们如何理解失败？对此，后备移民似乎没有明确答案。一方面，他们将移民项目视作创业项目，将高昂的中介费视作风险投资，坦然接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失败。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这种冒险是否符合常理，尤其是失败令人难堪，甚至蒙羞。尽管他们一方面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是一种赌博，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希望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制度支持和道德引领。后备移民充满矛盾。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中国的国民处境。

本文基于2004年7月至2007年11月间我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的实地调研，以及持续至今的文档研究。更确切地说，实地调研涵盖五个地点：北京（拥有大量对外开放的窗口），沈阳（辽宁省省会，拥有五家业务覆盖东北地区的外国领事机构，对于大中介公司来说是难得的地理位置），一个地级市，该地级市下辖的一个县，以及该县下辖的几个乡和村。另外，我还前往三个移民目的地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采访移民、中介、雇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招聘中介——私营公司、个人，有时也包括收费介绍海外工作的公共机构（例如县政府或职业培训学校）——是我调研的重要入手点。通过它们，我接触到来自城乡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后备移民。我在四个国家中总共采访了二百多名受访者。

二

后备移民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中国有一段时间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限制人员自由更换工作和居住地点的禁止迁徙制度基础上的。禁止迁徙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至关重要。除了统一市场和跨地区贸易之外，政府在没有金钱或商品为中介的情况下，将生产资料配置到劳动力所在地点，收集产品并重新分配。这套体制保证了牢固的社会控制和有效的生产资料汇集。禁止迁徙制度，包括详细的家庭注册记录（户口）和严格的属地行政系统在内的具体政策。阻碍东北地区人们迁徙的是影响力很大的工作单位和档案。作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基地，有时也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更是准军事化工作单位系统[7]的试验田，并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1995年，辽宁省将近90%的职工都在正规单位工作，其中62%在国有企业，27%在集体所有制企业。[8]工作单位的功能超出工作场所，涵盖了工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工作单位通常会建起带围墙的生活区，提供从食宿、诊所、幼儿园甚至到火葬场的各项服务设施。买火车票或住旅馆都要凭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将个人与工作单位紧密联系的载体，就是个人档案。每位工人都有一份档案，即封在A4纸大小的棕色档案袋中的一系列文字记录。“政治审查”——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写的评语——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有时候，档案又被称为“护身符”或一个人的“第二灵魂”。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个人档案的本意是防止敌人渗透。个人不允许接触本人档案。如果档案不通过高度神秘的方式由一个单位转到另外一个单位，个人不可能换新工作或搬到新地方居住。这就让自主迁徙变得不可能。[9]

这种禁止迁徙制度随着就业关系改革开始发生松动。根据自由经济学相关知识，高福利就业制度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于是政府1982年推出合同聘用制，替代终身制。合同聘用制1986年在全国推广开来，写入1995年版的《劳动法》。与此同时，也试验推广了例如无限期离职等多种政策，来鼓励弹性就业；其中一些政策直接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移民潮。1998年，政策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辞退职工（即“下岗”）来改革国有企业。[10]劳动力迁徙不再只是鼓励，而是强迫推进。辽宁省政府曾计划在1998—2000年间下岗120万工人，将近每天下岗1700人。[11]全国国有企业员工数量从1995年的1.126亿人降到2004年的6710万人。[12]

主要因为失业带来的困苦和大量的游行示威活动，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下岗政策引起广泛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下岗政策是精心策划、按部就班实施的，中央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财政资助。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辞退政策并未引起太大社会不稳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与通常印象中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形象[13]不同的是，下岗职工至少还有谋生手段（例如他们以较低价格从国家手中买下的住房）以及多年稳定工资带来的积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人为压低的生活成本。[14]这种情况让人们免于走极端，并更愿意去寻找新生计，而国际移民成为其中一项重要选择。根据我的实地调研数据，80%的移民使用自己或亲戚的家庭积蓄来支付移民费用，只有7%到8%的移民需要全额借款，剩下的人则两个途径并行。考虑到一般民众的储蓄率较高，借款并不很难。城里人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无息借款，农村人借款利息每年1%到2%。辞退往往还伴随着“再就业计划”，致力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15]海外就业也被视作再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例如，辽宁省政府曾号召政府各部门“提高全社会对劳务出口的意识。政府各部门应将劳务出口视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更高的水平上开辟新渠道”。[16]

尽管自由和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人员自由迁徙，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萎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竟然变得更加紧密。裁员政策将下岗工人劳动力成本的85%从企业转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17] 1999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下岗工人提供资金帮助。[18]政府提供的显性社会保障取代了工作单位提供的隐性福利。告别依附具体工作单位的旧日子，人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法律和国家政策。这种政府—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体现在个人法律主体的产生。接下来，我将做详细说明。

三

跻身后备移民，必须首先成为具备合法身份、能与其他主体签署合同并按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法律文书的法律主体。[19]否则，在当前国际秩序下，不可能进行合法移民。198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两项重要政策，对于构建法律主体至关重要：身份证制度和因私护照。直到那时，中国公民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手段还是工作单位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镇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户口本只用于整个家庭。成年人的身份证——一种泛绿色的塑料卡片——帮助建立起了公民独立的身份。论及国际迁徙问题，1986年普通中国人首次可以因个人理由申办护照。[20]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护照申办手续逐步简化，去掉了近二十项行政审批程序。到2005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凭身份证申办护照。2007年1月生效的《护照法》，通过公民申办护照的权利保障国际迁徙得以实施。

在简化护照申办程序的同时，政府还在统一政策和集中管理。以前申办护照需要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出具政审意见，审核工作虽然很严格，但是各自为战、相对分散。对于移民来说，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的政审过程十分复杂且很难预测，中央政府对此缺乏信任。申办过程虽经简化，但所有的申请都要经过全国联网的犯罪记录数据库比对。以前，多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与地方外办都可以审批护照申请，如今，体制改革将审批权集中到公安部。

身份证和护照制度之外，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和设立公证处等在内的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法律主体的建立。始于1998年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鼓励公民买下原先廉价出租给他们的公有住房。应运而生的住房产权证被移民用作资产担保证明，出示给中介公司、贷款人和外国大使馆。在农村，作为具备法律行为能力身份的另一项重要基础，住房产权证和耕地或林地合同证在本世纪初才得以实行。[21] 1982年，原本作为政府机关的公证处面世，2005年后，公证处开始公司化改制；公证处担负的职能包括将国内证据翻译成国际接受的法律文书，并根据已有文件提供更多服务。[22]大部分驻华外国使馆以及很多海外雇主和学校，都要求中国公民提供的文件事先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

四

自由迁徙与合法身份只是成为后备移民的必要前提。后备移民必须愿意为移民项目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受访者常常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想要移民，是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工作，当地经济也发展得不错。由于大批国有企业倒闭，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经历了七年的缓慢增长，直至2002年终于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于2007年达到明显高于国内水平的14.5%。[23]但这一增长并不具有保障性。2000年辽宁省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只有10%是正式就业，20%是自雇人士；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70%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即毫无社会保障的零工。[24]作为灵活就业的典型例子，一个自由受雇的售货员仅仅月入200人民币（26.4美元），外加基于销售情况的提成。大多数下岗职工的确找到了工作，但那些工作只能让他们在收入与支出间维持“脆弱的平衡”，勉强度日而已。[25]稳固的工作十分珍贵，甚至被高价出售。2006年，一个能力不错的大学毕业生需要花三万人民币（作为贿赂）才能在一间公司找到正式工作。高中老师的工作值五万，大学试用讲师值七万。事实上，中介机构与移民经常引用这些正式工作在东北的“价格”，用来证明中介费花得不冤。机会并不缺乏，缺的是长期保障。

那么，为什么后备移民认为带有更高潜在风险的海外工作能够解决在国内缺乏保障的问题呢？2006年，一名年近三十的女子辞去了她在沈阳的工作，花费超过四万人民币前往新加坡做工；她提供了一个真诚的分析：“在中国，我们都在吃‘青春饭’[26]。二十多岁的人还能找到工作，三十多岁或许也行；三十五岁之后，除非你有一技之长，没人愿意给你份好工作。”她觉得必须冒着风险前往海外赚钱，才能获得未来的保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外工作的吸引力在于人们认为它比中国的工作机会更容易预测。麦先生原本在一间工厂做工，他在1992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家具维修团队，聘请了四位农民工；后来他又开了一间洗衣店，再后来冒着风险开了间餐厅，最后他决定花费所有积蓄前往海外。他解释说：“在国外工作和在中国工作的区别是，在国外，只要努力工作，总能赚到钱。等你回来（中国），这笔钱就是个大数目。”

后备移民中最常见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业主或收租的小资本家，他们希望能靠自己拥有的宝贵资产生活，比如一家店面或一辆汽车。这将很可能为他们“买”到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在国内工作赚的钱根本不够购买大件资产，移民成为突破这一限制的少数机会之一。正如中国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90年代的改革所创造的财富本应令大部分人获益，最终却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27]李强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描绘为“倒丁字形”，包括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和极少数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顶端人群。[28]阶级形成和阶级封闭都在进行之中，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愈发狭窄。因此，严重的“末班车”心态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如果错过了此刻的末班车，就等于错过了一切。于是后备移民下定决心，他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更需要立刻突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抓住一切机遇，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去攫取“第一桶金”——自从21世纪初以来，这个比喻就在中国广泛流行，用于形容在为原始积累而展开的大规模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这令人不禁想起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27岁的孙丹军（音译）是一名生活在大连附近的农村青年，当他询问中国的中介他在新加坡究竟能赚多少钱时，对方回答：“你会挖到你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令他心动了。为了去新加坡，他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村房产卖了三万人民币，将妻子在大连的小食摊卖了两万人民币。这些后备移民在寻求保障，但为了达到目的，冒更大的风险才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对作为风险投资的移民而言，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外流移民中男性依然占大多数。统计显示，女性在全部中国移民中不到两成[29]，在辽宁省也仅占三成[30]。相比之下，女性依然不太可能拿积蓄作出投资决定。另一方面，尽管人数不多，女性移民却备受关注。事实上，不同的受访者都十分频繁地提及女性移民，导致我一度以为她们才是东北地区移民的主流。女性引起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大部分——据一位受访者声称接近90%——都是离异者。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性别平等，但在中国，离异妇女依然身负污名，常常感到不被社会所容。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女性特别大胆和积极进取，比其他人更渴望取得突破。因此，她们的形象格外突出，成为街坊邻里最喜欢谈论的八卦主题。

五

在新加坡，孙丹军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他十分后悔自己掘取第一桶金的决定。他在新加坡的月薪是600新币，跟合同中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无法收回自己的投资。可是在离开之前，孙的决定看上去完全合理。同一批的十一名工人（他们都与中介分别做过协商）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中介告诉他们，合同中写的数字只是基本工资，通过加班，他们实际上能赚到5 000到10 000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中介反复强调而后备移民也照单全收的一句话——先出去再说。目前的工作只是个起点，他们可以在海外寻找新的机会。“展望未来”成为后备移民共有的思维方式，中介也对他们积极灌输这一点。曾在新加坡就读的莎拉目前在一家名为“金桥”的招聘公司工作，她在一场新移民项目的常规介绍会上对听众强调，他们在考虑这些价格不菲的项目之时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在新西兰做建筑工人需要花费十万元人民币（招聘公司对后备移民收取的费用）。“但是，”她说，“好处在于，所有雇主都是小公司。因此，很容易跟老板打好关系。只要有了关系，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只要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在雇主的帮助下），你的孩子也能过去，他们的教育可是完全免费的。”

下一个项目是在英国做厨师，工作许可最多可续五年。十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十分合理，莎拉强调道，因为五年之后，后备移民就可以申请“英国绿卡”（绿卡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永久居民身份的统称）。女性则被鼓励去加拿大做两年女佣，在那之后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绿卡，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十二万人民币。

为了未来的生活，就必须承担当下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为了赶上末班车，更被视为一种可贵的进取态度。只有那些有胆量承担风险、敢于面对所有可能的负面结果的人，才配得上生活的慷慨回馈。“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中介与移民都一再对我说。在这一背景下，孙丹军卖房前往新加坡的举动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相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态度会令人大皱眉头。“哪里有免费的午餐？”金桥的经理——一名更谨慎的中介——如此说道。孙丹军前往新加坡时，我在北京机场与他见面，他当时这样告诉我：“合同是死的（固定的），人是活的（灵活的）！”人们普遍认为，与温州人相比，东北人不愿意冒险，而这是一种落后的态度。前QY县粮食管理局的干部、如今是FS招聘中介经理的黄先生告诉我：“你们温州人不需要（与招聘中介）签合同，只要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能自己找工作……在这里（东北），他们希望你把一切都做好。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态度一直都没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备移民认为正式合同和法律程序不重要。相反，他们的态度可被形容为“过度法律至上主义”，这让我十分吃惊。他们坚信先进的管制制度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应随时做好为可能的分歧而闹上法院的准备。他们始终十分警惕可能的骗局和“黑中介”。联系中介时，后备移民会首先检查他们有没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持牌中介未必一定可信，但至少他们可以作为注册法人被起诉。后备移民小心保管着招聘公司的收据，其中一名受访者更在日记中记录下公司所说的每一句话。对大部分后备移民来说，非法移民是根本不必考虑的事。当我提及意大利的许多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刘兰的反应十分激烈：“就连合法（申请移民）都有那么多人被骗，我怎么敢尝试非法（移民）！”[31]因此，尽管有“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这句格言，风险还是有明确的底线。国家定义的合法性是大部分后备移民的底线所在。他们愿意利用不确定性，也愿意被不确定性榨取，但前提是整件事情不能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外。后备移民接受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希望能够在制度中行事。当移民计划失败时，他们的感受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

六

后备移民有时会态度闪躲，因为他们往往尝试掩盖他们正在等待出国的事实。采访那些花了钱却没能出国的移民失败者是很困难的。这些失败的后备移民并没有招来同情，却成为了八卦谈资甚至笑料。营村有个王姓后备移民花了五万元前往新加坡，两周后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因为中介承诺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当同村的刘姓受访者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我王的家住在哪里之时，刘的妻子训斥他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什么你总爱这样嚼舌头！”我赶忙找借口离开了。王家的房子显然是村子里最破败的之一。当王对我说起令他背负两万元家庭债务的移民经验时，他的妻子正在厨房里洗头，她喊道：“你还有脸跟其他人讲！”当王送我出门时，一名邻居看着我们，露出了促狭的笑容。他似乎以为我也是一名中介，可能带来更多的戏码和八卦谈资。

移民计划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受害者的个人性格。其中的逻辑相当简单：“为什么其他人能成功出国，你就不能？”最常见的是，失败的后备移民被认为“没本事”。王被普遍认为“脑子不清楚”（精神状态不好）。其他失败的典型案例包括“心气高”（野心太大）和“跟风”（易受人影响）等。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具备这些特性（甚至成功的女性移民有时也被如此归类）。因此，其他人不应对此负责；失败仅仅是向大众证明了某人的性格有问题，正如他们早已知道的一样。

失败何以成为受害者的过错？这部分是因为在原始积累阶段，中国普遍盛行一种近乎残酷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行动的价值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并由市场证明——特别是以金钱衡量。轻而易举的成功会获得普遍的嫉妒，并会大张旗鼓地庆祝——例如，如果后备移民获得签证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们会举办盛宴邀请大批亲朋好友。相反，经过努力之后的失败特别被人轻视。努力本身毫无价值，反而证明了此人的无能。“责备受害者”的态度明显也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倾向于将问题、责任和成就个人化，而结构和制度因素被视为不那么重要乃至完全无关。

然而，人们并没有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所有失败。如果有人生病或错过收成，人们会更加真诚地同情他。为了解释清楚其中的不同，一名出租车司机考虑良久，向我形容了一番人们对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不同看法：“如果你在附近的城市工作但不走运的话，人们会很同情你。可是如果你胆子够大，一路去到上海或广州，人们就没那么同情了……他们可能会说：‘你去那种地方赚钱，你以为你很有能耐，瞧瞧你现在的下场；好极了；现在我倒想看看你能跳多高！’当你计划出国之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旦最后你花了这么多钱却出不去，其他人都会心里暗爽呢！”

一名前小学教师成功地去了日本并回国，他在总结人们对移民的模糊态度之时更带有哲学色彩：“如果你想要的比其他人更多，那么一旦失败，这就意味着你本应随大流行事，知足常乐。这让普通人觉得开心。”后备移民与非后备移民都反复提及嫉妒，并视之为令受害者感到耻辱的主要原因。一名村民（他自己并没有计划移民）如此表达：“如果你真的出国赚了钱，我心里可能眼睛都红了，但嘴上还要赞美你。如果你失败了，哈，好极了，我就有机会嘲笑你啦。”一名村退休会计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失败的后备移民并不同情：“如果你这次运气好，你就会赚大钱，然后就会瞧不起我们。现在你运气不好，不走运就是不走运。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普通人的“嫉妒”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移民计划的道德批判？后备移民对其失败的耻辱感，是否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具有道德合法性缺乏信心？移民在工具层面上来说是有用的，但其本质上并不可贵，也不具备道德价值。由于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财富，移民项目一方面挑战了辛勤工作与出人头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挑战了辛勤工作与金钱回报和社会尊重之间的关联。不透明的外流移民过程与高度的不确定性也破坏了意愿、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失去一份国有企业工作或正常的收入会被视为个人权利遭到剥夺；与之相反，为了赚更多钱而把钱交给利欲熏心的中介，这看起来与在赌博中输钱无异。

七

后备移民模糊了移民与非移民的界限，他们的经历展示了跨国流动如何在国内和本地得以建构。中国东北的后备移民具有一种共同特点，或许可称之为“边际创业个人主义”。改革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公民个人化：首先通过下岗、取消工作单位福利以及放松社会控制等手段使民众与国家机构脱钩；其次是资源的个人化，例如房产私有化和通过最低社会保障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

但在结构上，大量新近被个人化的公民同时被边缘化了。他们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迅速萎缩，与精英之间的差距愈发遥远。对后备移民而言，移民项目充满不确定性，却也同时带来诱人的前景，成为加入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边际创业个人主义带有相当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重度的个人主义与创业精神可被视为边缘群体的迷幻药。鸦片麻木人们的神经，令他们无视世间不公；迷幻药却令人们看到所有可供利用的机会，并将其夸张放大。东北的后备移民并非受跨国幻想所驱使；他们的幻想关乎市场效率、个人能力以及运气的魔力。然而，迷幻药的效力毕竟转瞬即逝，人们必须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后备移民热衷于利用不确定性，同时却在不断寻求制度支持和法律保护。他们冒着风险追求安全；他们质疑自己热情实施的策略究竟有什么存在性意义。后备移民身上体现着多重矛盾，正因如此，在研究跨国流动与本地条件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构成了格外值得深入发掘的群体。

[1] 皮耶克（F. Pieke）、尼里（P. Nyíri）、图诺（M. Thunø）和萨卡诺（A. Ceccagno）合著：《跨国华人：欧洲的福建移民》（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8—49页。

[2]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3]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Henrik Vigh, “Wayward Migration: On Imagined Futures and Technological Voids”, Ethnos, 2009, 74 (1): 91-109.

[4]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内民工吃苦的语境，请参看米歇尔·达蒙·罗亚卡（Michelle Dammon Loyalka）著：《吃苦：中国城市大移民前沿的故事》（Eating Bitternes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引自Elizabeth Povinelli, Economies of Abandonment: Social Belonging and Endurance in Late Liber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

[6] 同上注。

[7]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军队将准军事组织的工业生产方式引入满洲地区，即现在的东北地区。从1950年开始，为了支持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苏联将其部分军工产业转移至中国东北。为了支持朝鲜战争（1950—1953），新中国在东北地区建设了一大批重工业和军工业。政府主导的、以单位为基础的“东北方式”成了中国此后的发展方向。

[8] 于秋华、于颖：《辽宁劳动就业矛盾特殊性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43—47页。

[9] 朱鸿召：《谁攥住了我们的“第二灵魂”》（2006年10月），《档案春秋》第1期，第8—12页，该文将档案制度归结于苏联时期的内部整肃。

[10]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1998年7月3日。

[11] 同上注。

[12] Chinese SYB 2005，2008。摘自王锋（Wang Feng）和杨苏（Yang Su）：《中国政权的弹性和原因：从国家能力角度出发》（How Resilient China’s Regime Is and Why: A Sate Capacity Perspective），2009年。该文系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2009年11月5—8日举办的题为《1989：20年之后》（1989: Twenty Years after）研讨会而准备的。

[13]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劳动市场改革与下岗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Labour Market Reform and the Plight of the Laid-off Proletariat），《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第170期，2002年，第304—326页；苏黛瑞：《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国城市中的政府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16th Party Congress），《中国季刊》第176期，2003年，第943—959页。

[14] 李静君（Ching Kwan Lee）：《对抗法律：中国衰败地区和新兴地区的劳工抗议》（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头三年，下岗工人通常会安排到原单位开设的“再就业中心”，“再就业中心”发放生活补助、技能培训并协助求职。三年中下岗工人仍找不到新工作岗位的话，将终止他/她与原单位的关系，并开始从社区领取失业补助两年时间。如果两年后，工人还失业的话，他/她将接受现金资助。

[16] 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政府1998年7月3日第16号文。原世界银行官员内尔·休斯（Neil Hughes）建议中国政府加强宣传推动劳务出口，此观点被中国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广为接受（例如：李屹和姚景云，2005年；辽宁劳动就业研究课题组 1996：21）。内尔·休斯：《中国的经济挑战：打破铁饭碗》（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Smashing the Iron Rice Bowl），Armonk: M.E. Sharpe，2002年，第35页。李屹、姚景云：《目前辽宁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第2期，2005年，第31页。辽宁劳动就业研究课题组：《辽宁劳动就业形势及对策》，《改革新论》第20期，1996年，第18—21页。

[17] 蔡芳（Cai Fang）：《中国乡村和城市就业：问题和出路》（Employment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Issues and Options），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8] 约翰·吉乐斯（John Giles）、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蔡芳：《经济重组对中国城市工人的影响》（How h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fected China’s Urban Workers?），《中国季刊 》第185期，2006年3月，第61—95页。

[19] 1987年发布的《合同法》。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2号形式公布，并于198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21] 耕地或林地合同证，证明作为农田或林地所有者，村委会与具体个人签署经营合同。合同期内，个人拥有土地上所有资产，主要是农产品。此类合同证具备与房产证类似功能。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06年正式施行。

[23] 各年《辽宁统计年鉴》，可通过辽宁统计信息网获取：http://www.ln.stats.gov.cn/infopub25/。

[24] 根据2005年1月27日对沈阳市就业局副局长陈先生的采访。

[25] 孙立平、郭于华、秘舒、吴清军、毕向阳、孙湛宁：《制度与实践：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学海》2005年第5期，第93—103页。

[26] “吃青春饭”指的是从事为年轻人提供高收入的工作，但一旦超龄必然失业（如模特、演员、运动员等）。Sandra Teresa Hyde, Eating Spring Ric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pp. 62-82, in Perry and Selden (ed.),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000；Zhang Zhen, “Mediating Time: The‘Rice Bowl of Youth’ in Fin de Siecle Urban China”, Public Culture, 2000, 12 (1), 93；Vanessa L. Fong, Paradise Redefin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Quest for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the Developed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3。

[27]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8] 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交流中心：《2004年境外就业统计工作基本情况与分析》。

[30] 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国外、港澳就业人员情况表（2005年1—6月）》。

[31] 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更倾向于通过非正常途径移民韩国，特别是逾期居留。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移民政策十分有利于朝鲜族，对他们的控制很松。人们同时也相信，政府会默许朝鲜族的逾期居留。

蒙特利尔的乡愁

采访：困困  Arwingo

撰文：困困

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群低调得几乎隐秘的群体。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华人移民潮的主力军，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中国第三拨移民潮中大都是中产阶层。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华人精英移民的首选地，蒙特利尔又是该省第二大城市与文化中心。

这批精英移民行事低调，大多难以接近。他们平静地生活在蒙特利尔，享受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签证便利……同时也经历了孤独和沉寂。当地华人总数已约有1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

北美最大的内陆河圣劳伦斯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我在南岸的中产社区Brossard走访了几户华人移民家庭。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拉高当地房价的房地产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又共同放弃了动荡不安的、有着青春期特征的中国，选择了更加沉稳的“成人”生活方式。终其所指，他们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信心——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一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斑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三四个小时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四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高三层占地约500平方米的大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期间，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六十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六个去投。”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在许多人眼中，一方面政策环境不明朗、投资环境有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用过四个保姆和一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被选为“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三分之二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令他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像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二十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1992年，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五年的建新前往百事可乐上海分公司应聘，属于第一批打破铁饭碗的国企工人。一年后下海经商，创立了上海第一个食品交易市场，一度发展为三家连锁，年销售额超过20亿。1997年，在食品市场被超市取代的关口，建新转而投资电脑交易市场，最终发展为上海最大的电脑广场。“我这个人总有种使命感，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同时警惕挑战。每当顺利时我就如履薄冰；一遇到困难，我又越挫越勇。”建新总结自己的商业风格，很难分清是这种风格造就了他的“成功”，还是中国的商业气候造就了这种风格。

2000年，东上海电脑城因为“晚付一天房租”，被场地租赁方、一家大型国企要求停业解除租赁合同。双方打了两年官司。“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官司，起因并非经营，仅仅因为租赁方不能接受电脑城的繁荣，他们觉得不平衡，”建新说，“我感到委屈、心力交瘁。”最终官司二审判决建新一方胜诉，他也决意移民。“我毕竟是个商人，我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不愿意冒险。国内的商业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缺乏平等、公平的环境。”

儿子十八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四年了，这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与欣赏，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糊糊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躲避老公的外遇。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两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十四套公寓三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车子驶过维多利亚大桥，桥下圣劳伦河斯翻着蛇纹似的波浪。大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一条狭长的绿荫道嵌在河中央，填河造出来的，以划分航道和水流湍急的区域。绿荫道的两端连接着蒙特利尔最辉煌时期的标志——北美最雄壮的圆顶天主教堂圣约瑟教堂与贝聿铭设计的Palce Ville-Marrie大厦相呼应；好莱坞式的银行总部大楼脚下铺设着法国风味的碎石街道；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馆和世博馆……从远处看，白色穹顶的法国馆好像水中鼓起的一个气泡，现在那里是一座赌场。

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é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

1642年，法国人想在这里建造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1757年被“法国印第安战争”打断，英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入驻。蒙特利尔成为法语与英语通用的区域。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

1960年代是蒙特利尔最繁盛的时期，举办过1967年的世博会与1976年的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1990年代，因为经济萧条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蒙特利尔沉寂下来，经济发展速度被多伦多超越。

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似的。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它更适合那些信仰“美好生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则、标准和分寸，未来也可以预计，再也不需要经受突然的痛苦，当然，也不会有极致的欢乐。

有位老移民说，蒙特利尔有时候真像“北大荒”，要做的，就是等。等着，肥沃的土地就长出了蔬菜与水果，不要施肥，施肥就过了；等着，圣劳伦斯河孕育出巨大的鲟鱼和吸口鱼（Suckers）；等着，洛基山将寒流截住，漫长的雪季到来，人们不干别的，整天打冰球。

蒙特利尔城区已经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消费和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圣劳伦斯河上，有的面朝着洛基山，有的散落在平原上，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而在老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发展宛如一棵树的年轮一般分明，在古老的法式小楼前是一条环城大道，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老宫殿与小矮屋，诉说着以往的历史。不过，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头块不抱怨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是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果然有一点像巴黎。

“在蒙特利尔，我学到的最大收获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最满足的是自由。”Julia说。她仍记得第一次驾车去纽约，只要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车子停靠在纽约港外，坐船入境，远远的，果真看得到自由女神像。对很多游客来说，自由女神像是老掉牙的东西，可对一个移民来说，“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大陆就在眼前，纽约的天际线诉说着自由的故事。“本来，我还不太能理解公平与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懂了。”

二

可以说，在Alice和Danny夫妇的带领下，蒙特利尔的房价节节升高。有人调侃说：“你们这哪是‘移民’，你们是‘殖民’！”这对夫妇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认可。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二十年，他们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与房地产公司创始人。1985年Danny到此地留学，毕业后移民，先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经纪，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他们的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一旦获得资格，中学教育也是免费的），然后再劝他们移民、购房。Alice 1991年到达蒙特利尔，去了一家移民律所。1995年夫妇俩整合资源，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博大集团。如今，在Alice夫妇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的新移民到来时，他们迎来了事业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

“在中国拿块地，你会觉得这个钱赚得太不安全了。”Alice夫妇的一位合伙人说。2005年前后，投资移民数量猛增，这与当时国内政策动荡，案件频发都有关系。“做生意的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规避。在中国就是要跟政策、要跟政府打交道，不可避免去给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潜规则，看怎么定义：10万块钱能判死刑；10万块钱打点又不算什么，人家要不要都是一回事。”

1983年出生的敏允是老移民第二代，他这样理解华人对钱的不安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稳固的，它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抄家。科举保证穷人有一条路往上走，抄家保证了把不服从的人彻彻底底清除。在西方国家没这些，贵族便永远是贵族，钱与土地世代相传。敏允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民族身份并不是第一位，而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个人选择更加重要。”

可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妻子在“市政设计院”任职，中国最早拿到建筑师资格的总工程师。他们也是在1993年左右赶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拨，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没有入籍，大部分时间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加拿大的房地产业更加透明，规则明确，交易历史有据可查，不需要政府关系与暗箱操作，更省心。”同样，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殷先生一家与建新、Julia夫妇毗邻而居。这对中年夫妇生活闲适，丈夫生意稳定，不像以往那么焦虑；妻子因为在移民时签订了“竞业协议”，不能再从事建筑行业，专事家务，有时候未免失落，可看看花园里绿树荫荫，街区静谧，这样不也挺好吗？

几天前，殷先生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填了张表格，加入了“魁北克独立党”，党派宗旨是支持魁北克省独立于加拿大。也没那么当真，只不过有个朋友拉人凑数。殷先生想起自己九十岁的母亲，当年也像这样，被人拉来凑数填了个表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于是在“文革”时受了不少苦。“我相信加拿大不会像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我。”殷先生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幢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方米，总价平均约100万加币一幢，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的确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他们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

“可加拿大是多元化的，从根上说，每一个都是移民，”敏允说，“我们认识了什么人，都问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有人说是加拿大人。”除少部分特权阶层与穷困人口外，更广泛的阶层相信可以平等地分享一份社会财富，尊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

中国人尊卑贵贱意识太深；而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就连Danny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深有体会。他们精神熠熠，身体健朗。老爷子一口北京腔，他曾经在文化部任职，后调任山西大学，“文革”时受到了些折磨：“我们老宣传‘劳动最光荣’，骗人！劳动那是用来惩罚人的。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劳动光荣。我们请个砌台阶的工人，也就是泥瓦匠，干活那叫高兴，听着收音机喝着啤酒，东西收拾好，穿戴整齐，到学校去当冰球教练去了，正好教我小孙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点头赞许，老爷子又叹一句：“这帝国主义啊……”

三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颗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和带着小褶的胖手，她兴奋地朝松鼠尖叫，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十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那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一部分，Habitat 67号，由建筑师Moshe Safdie设计，绰号“男人和他的世界”，在那个年头颇有超前意识，甚至引起了一阵反对的声浪。蒙特利尔也以节日著称，在漫长的冬日，街上的人们从来没有放弃一个狂欢的机会，他们从春天到冬天创立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双胞胎游行，法国文化节，意大利周，龙舟节……蒙特利尔是个一座生活化的城市，一个享乐者的家园，一片懒人的乐土。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最沉迷和最没有未来的选择，是永远在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博士，永远在逃避。”东华说。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他们都是中等收入，不多但也足够在这里过上稳定的生活。买下一套约150平的房子用出租，又买下另一套300平左右的联排别墅。一年前，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姑娘长得跟姐姐真像，正在咿呀学语，会说中文的“妈妈”，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含混地说自己的英文名字“Erica”。

“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说，“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两块五，香烟五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爿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十五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三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到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巴黎。二十五岁的晓宇从兰州前往巴黎，读了五年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她不想回国，可这座她寄托了太多梦想的城市并不接纳她——巴黎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太难拿到工作签证；不多的华人移民名额也被温州人占据。她在市场里摆过地摊卖点中国礼品，摊位正好在后门旁边，因为缺乏工作资格，一遇到稽查队就可以迅速包好逃走；她的丈夫在过年时舞过狮子，晓宇笑着说那时候自己还很苗条，能跳跳扇子舞呢。

“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有人问晓宇，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因为是法语区，晓宇夫妇决定移民蒙特利尔，她和丈夫没有继续寻找工作，而是铁了心要经营一家杂货店。也许因为巴黎困顿的两年，也许因为杂货店也是蛮有前途的一份职业——晓宇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竿。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在这里感觉到希望，蒙特利尔让我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

与此同时，沿圣劳伦斯河往西，蒙特利尔老港口旁，孙先生正在为舞狮子做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舞狮子挣了钱，明天我到餐厅吃饭，旁边可能坐一个百万富翁，可我们都一样。”1996年他跟随上海杂技团到蒙特利尔演出，之后滞留在此，又转为技术移民。“当时有七个人留下来，占三分之一，影响还挺大，那段时间很多杂技团都不敢出国演出了。”

伴随着《金蛇狂舞》，孙先生和儿子跳上一只彩球，场子里滚了一圈儿，那帮游客哪见过这阵势，叫好声不断。同行都围过来了，唱爵士的黑人，跳舞的吉普赛人，戴着黑色小帽的穆斯林，假扮法国行刑队的士兵也驻足观看。圣劳伦斯河上聚集了大团的湿气，一阵风吹落太阳雨，也没有人躲，等着最后亮相——狮子从彩球上一个跟斗翻下，地上打个滚儿，孙先生和儿子从狮子袍里探出头来。汗水和雨水把他们的头发打湿在脑门上，一缕一缕的，他们笑呵呵的，好像两条欢快的鱼。

（感谢吴闽英女士、张东华先生提供的帮助）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

——周宁访谈

采访、撰文：何书彬

从长远来看，东西方的界限正在消失，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界限在淡化，历史上的误解可能会改变，但误解还会有，是另一种误解，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误解。我们要有历史的大视线，这个界限不是本质主义的，是构成主义的。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四百多人的使团抵达北京，他没有敲开中国的大门，却把一个恶劣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在使团的叙述中，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

一百多年后，“蓝蚂蚁”再次成为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看法。1955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在《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中国印象：“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他感慨说，中国是一座“蚂蚁山”，亿万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如果说，以上是一个让西方厌恶之极的“中国形象”，那么还有一个天堂乐园一般的“中国形象”，让西方社会充满向往。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学者们经常会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1721年，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在演讲中讨论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成为国家的理性原则，“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国家”。伏尔泰称赞起中国来更是不遗余力，他说孔夫子的哲学是最好的哲学，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两百多年后，西方再次把红色中国美化为现实存在的乌托邦，伏尔泰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又回来了。一些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前启蒙者的思想，认为中国的革命实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典范社会。

西方的“中国形象”来到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为例。1921年，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把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观点写进了小说，“阿Q”的种种性格特质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1988年，电视片《河殇》又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框架下，重述了中国的历史。

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模式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新殖民主义带来的种种讨论和争议，“中国形象”开始在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为“他者”，它们为中国描摹出的画像在20世纪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怎么样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自身？近期，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

一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是怎么开始“中国形象”的研究的？

周宁（以下简称“周”）：我做研究从来是凭兴趣，上世纪90年代，我对中国的一次突变感到很吃惊。8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在新启蒙思潮下，一味西化，但到了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观念出来了。那时在和西方人聊天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突变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自己开始读这方面的书，关注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学术任务。

东：当时学界对“中国形象”这个话题的关注如何？

周：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来讨论“中国形象”。我的第一套关于“中国形象”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套书的出版说起来是个故事。关注“中国形象”三四年后，大概到了1998年的时候，我就积累了一些资料。有一次，一个在出版社当主编的朋友问我在做啥，我说在做这个话题，他说这个有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读本。当时叫《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的中国形象》。把读本交稿后，我就出国了，要出版的时候，他们突然提出意见，说没人知道啥叫“中国形象”，啥叫“西方形象”，能不能改书名，我说不能改，这是第一次电话。那时候越洋长途很贵的，过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大家商量了，还是要改，书要卖，读者不知道啥意思怎么卖啊。我说那不出版就算了，他说不能不出版啊。过两天他又打电话，说不改书名我们这个书可能就要赔钱了，你看现在打了三次电话，花七百多块钱了，再打就要上千了。我这么一听，那就改吧，你起个题目吧。他就起了个题目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个“2000年”，既是指历史的“两千年”，也指“公元2000年”。这件事说明当时中国没人关注“中国形象”这个话题。

二

东：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前者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乐园，后者则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地狱，两个“中国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在研究“中国形象”的著作中，也多次以这两本书为例，表现西方世界“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极端呢？

周：“中国形象”时好时坏，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决定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功能。西方是把“中国形象”当做“他者”使用的，由此确定他们自身。比如说，我在班级里是学习好啊还是坏啊，要通过他者来确证。西方通过“中国形象”来自我确证，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20世纪，通过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来确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他者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他者是乌托邦化的，就把他无限地美化；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我使用的一种学术概念，当“中国形象”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出现在西方时，西方世界就贬低中国，用糟糕的“中国形象”确认自己的优越感。乌托邦的“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的西方交互出现，但这两种形象在19世纪中叶就基本形成了。到了20世纪，他们就不断从这种形象库里来提取资源，“中国形象”就时好时坏，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中国形象”在两极之间摇摆。

东：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呢？

周：当西方确定自己的价值优越的时候，一定会贬低中国丑化中国；当西方出现问题，对自身价值不自信的时候，就美化中国，把中国乌托邦化。我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现实的关系其实不怎么大，尤其是在误解比较多的情况下。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决定于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自我评价。

东：“中国形象”在欧美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

周：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罗德·伊萨克斯（著有《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在美国做了一个访谈，调查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并试图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20世纪的这段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和敌视时期（1949—  ）。在伊萨克斯之后，莫舍尔（著有《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一书）又把此后的几十年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敌视时期（1949—1972）、二次钦佩时期（1972—1977）、二次幻灭时期（1977—1980）和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

东：以美国为例，“中国形象”为什么会时好时坏？

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美国很自信的时候，“中国形象”就很糟；“一战”和“二战”之间，是西方人反省的时候，这时“中国形象”就好起来了，“二战”的时候，中国又成为盟国，“中国形象”就特别好。再加上美国人的一个特殊心态，觉得美国是20世纪的“中央帝国”，于是就对中国这个衰落的“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以前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中央帝国，但在20世纪突然就成了一个中央帝国。这时候美国人就有一个心态要美化中国、同情中国、安抚中国，因为继承了中国的“中央帝国”地位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点更明显。又比如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实际状况很糟，但偏偏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很好，美国那时正值“六八风潮”，不仅是左派，还有一些保守派，都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尼克松的幕僚还写了一本书，要学习中国经验，这些都属于美国文化的自我反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了，按理说“中国形象”好了，但“中国形象”又开始恶化了，因为美国的左翼风潮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束了，中国也揭批“四人帮”，美国人看到了“文革”的丑恶，这时候的美国又趋向文化保守，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化的他者，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美国人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终于胜利了，把社会主义阵营搞垮了，历史终结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自信就让他们重新贬低“中国形象”。

判断美国的“中国形象”有三个标准：中国的现实如何、中美关系如何以及美国的精神状况如何，这三个因素左右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国的现实如何这点其实最不重要，中美关系如何以及美国的精神状况如何很重要。尼克松访华曾使得美国的“中国形象”急速好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形象”又迎来一个转折点，这里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有中美关系的原因，有西方自身的文化心态转变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预测的那样崩溃，而是出现了一次经济繁荣。西方人感到很吃惊，他们需要思考如何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西方人考虑问题很具体，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扩张，中国资源又贫乏，要不要扩张呢，所以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是同一论，我们有些人听到中国崛起论会很高兴，不知道中国崛起论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崛起论就出现了，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改变。

东：如今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强，难道中美之间就做不到彻底了解？

周：“中国形象”问题不是个知识问题，如果基本态度是坏的，了解越多越坏，看的都是负面的东西。现在尽管了解很多，但是误解也很多，虽然在物理距离上很亲密，但在心理距离上很疏远。在全球化时代，越亲密竞争就越大，2008年的时候出了个词Chimerica，意思是“中美共同体”、“中美国”，表示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实际上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利益攸关啊。

从长远来看，东西方的界限正在消失，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界限在淡化，历史上的误解可能会改变，但误解还会有，是另一种误解，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误解。我们要有历史的大视线，这个界限不是本质主义的，是构成主义的。

西方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历史上西方内部的战争多于西方与外部的战争。我不相信人类大同，人类要经历的是在冲突中寻找磨合和共存途径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会承认冲突、误解，对于美好不切实际地向往是心理弱势的表现，心理强势就要承认冲突，人类关键是要学会理智的协商，不要指望完美的乌托邦。

三

东：你在论述中曾经提到，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周：文本和公众期待是互动的。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作者在写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读者的期待是什么，1930年代是美国的萧条时代，所以赛珍珠写了中国的模范农民，正好这时候也是“中国形象”在美国好转之际。一方面是公众有这种期待，另一方面作者又刺激了这种期待，所以《大地》高居1931、1932年的美国畅销书榜首。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也属于这种现象，他的书和赛珍珠的书在同一时期面世，那时美国人在反思现代生活，林语堂就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才会生活，这正投合了美国人的期望，这是时代选择的现象。

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时代》杂志对中国的报道，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选择”呢？

周：《时代》的报道更多的是代表了当时美国的一种文化偏见，不是说讲中国好就是真实的，那也是一种文化偏见。美国的媒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不过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美国的媒体经常用经济手段、文化手段来构成意识形态，我们习惯用政治指令来影响意识形态。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是充分意识形态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但呈现的是被选择和被美化的中国。当时《时代》、《生活》的老板亨利·卢斯明确规定，一年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必须达到多少条，并且报道必须是正面的，他的规定详细到细节，比如说南京，必须说是“中国的华盛顿”，说上海，必须说是“中国的纽约”，说武汉，必须说是“中国的底特律”，不然美国人不了解被报道的是中国哪个地方。

东：《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在西方的总印数只有23 500册，不足赛珍珠的《大地》的零头，但是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的影响却非常巨大，由此可见，当海外的“中国形象”回到国内，也是被选择性接受的。

周：这个事情要这么看，《西行漫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成功的公关外交行为，敌人都夸你，证明你确实很好。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关行为。

四

东：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形象”，但没过几年，你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了。

周：这个过程非常快，2000年之后，“中国形象”就成为公众话题了，尤其是在2004、2005年之后，越来越热闹了，这个和中国模式论、中国威胁论都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开始关心自己形象的时候。我们崛起后，面临一个形象落差。就像我突然发了财，出门就关心别人怎么看我，再加上这三五年国家对外宣的提倡，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就更多了。

对我而言，这本来是我自娱自乐的一个话题，没想到会成为一个大众话题，成为大众话题的时候我也必须警觉，一切显学必成俗学。2006年之后，我的关注点就已经转移了，因为我觉得老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文化势利，我就开始关注世界不同区域的“中国形象”，比如日本、阿拉伯、印度的“中国形象”。我经过四五年做这个课题，关注了一圈后，我就惊奇地发现，我还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被扩散、复制、左右着世界其他区域的“中国形象”。

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它们失去了自身的立场和方法，最明显的是日本和印度，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和中国交往很多的国家，它们竟然失去了自己观察中国的能力和方法，都是在转述西方，所以过去五六年我都在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的问题。

东：为什么要转换关注点呢？

周：我觉得，决定21世纪中国命运的恰好是中国周边国家。我们中国人是老眼望西方，实际上我们把身边的人忽略了。2012年以来，我的研究再次转变，转向从日本、韩国到中南半岛的环中国海地区，也包括北方边境的国家和中亚各国“中国形象”。我想做一个课题：“比邻而居”，观察我们的邻居怎么看我们。当然我传统的研究成果在这里可以延续，比如说这些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化或者受殖民影响，它们多数是小国，如何面对中国崛起呢。这个世界上，有人只关心经济、军事层面上的冲突，我们做人文研究的倾向于关注观念层面上的冲突。观念层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最终决定经济、军事层面的冲突。

东：你怎么看“打造中国形象”？

周：我不喜欢“打造”这个词儿，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修为决定了你的形象。今天可以把中国拍得非常正面，但绝对不是我想让你怎么看我你就得怎么看我，我教你怎么看我，这样起到的作用是负面的。以亮相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你不能光想着希望别人怎么看你，不注意人家咋看你。这实际上涉及三层关系：第一层，我希望你咋看我；第二层，我知道你过去咋看我；第三层，我设计一个在我的希望值和你的现状间可以协商的一个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很主观吧，我希望你当我是英雄，我就搞一个片子教你怎么看。一个美国人说，我们看得莫名其妙，一会儿出来一个个头很高的，一会儿出来一个个头很小的……我们都知道个头高的是姚明，个头很小的是邓亚萍，但美国人未必都熟悉他们呀，这实际上是把国内的宣传模式弄到国外去，做事情不对效果负责，只对指令负责。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老说“中国梦”，那你应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不能模糊，不能回避，你要明确地说明。不要说这个我不管，那个我也不管，到最后人家就不信任你了。

五

东：如今的“中国形象”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如何？

周：关于非洲民间的“中国形象”，我问过一个非洲人，他的回答是：“中国很好，中国人很坏。”他讲的中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国家，他说的中国人是到非洲开矿、做贸易的中国人，他觉得这些中国人欺负他们。在非洲的官方文本中，“中国形象”基本上是在重复西方的观点，它们这些国家没有实力派记者做实地调查，又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等，所以大量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

当然，西方人也很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比如BBC拍过一个片子The Chinese Are Coming（《中国人来了》），对中国的工业和资本进入非洲很警觉。大致说来，非洲的公共媒体、官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复制西方观点，个人在经验层面的“中国形象”就和跟中国人打交道有关系，而且非洲很大，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到非洲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也就不断滑坡。

东：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形象”呢？

周：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一直是很温和很友好的。一来，现在阿拉伯国家和我们没什么直接的冲突，二来，尤其最近十多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存在的，所以“中国形象”在阿拉伯国家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比较正面的。当然，阿拉伯国家也不是没有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比如埃及、叙利亚也有中国威胁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当今世界是覆盖性、弥散性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主要来自经济角度，比如说中国货太多了，而且劣质产品比较多，但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缅甸华人：浮油般的命运

阿泼

“像是建构自己想象的桃花源一般，缅甸华人留下了青天白日旗。也留下了自己的国家认同。连我这样的台湾人都不太面对‘中华民国’这个身份时，只有他们紧紧抱着，那个虚无的想象中的国家，浮油一般的国族命运。”

一进入这辆开往仰光的巴士，我就狼狈地在挤满行李的狭小走道挤蹭，寻找自己倒数第三排靠窗的座位。靠走道的一侧，坐着一位穿着简单的微壮青年，随身的大塑料篮和蔬菜铁盒便当多到溢出位子。我费了好一番功，才跳到位子上，心想：这是个缅甸人。

“Korean（韩国人）？”后方一个长发带辫的嬉皮用英文问我。我摇头说：From Taiwan。打过招呼后，我便埋入自己的椅背中休息。巴士在山路上颠簸而行，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停下来，我不明所以，于是转头以英文询问身旁的缅甸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上厕所吗？”他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就在我放弃时，他突然慢慢地说——而且说的是汉语：“你是说吃饭的地方吗？”我立刻坐直。

“你是华人？”我的声音带点兴奋，他摇了摇头，依旧慢吞吞说：“我是中国人。”我皱了皱眉，心里嘀咕：“怎么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仍继续和他聊天，他或许从我那句“台湾”判断我能说汉语，于是以汉语回应我，但他能听说的句子不多，似乎是刚接触这个语言不久。依赖比手画脚式的沟通，我终于拼凑出他的故事：他家住东枝，为了来年到新加坡依亲并工作，已学习八个月的汉语。他学汉语的目的是实用性的，而非想当然尔的文化认同，但他仍对我强调这一句：“中国人，要会说中国话。”

这是我在缅甸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缅甸华人。在这趟缅甸旅程，我没有去曼德勒，那是一座华人聚集的城市——因为地缘关系，大半还保有文化和语言的华人都聚集在北部离中国比较近的区域。但一路上，华人像是影子一般，在我的旅行中晃着相随，无论是民宿还是路边的小商店都挂着中文日历，店员说因为老板是华人，但总不见所谓华人老板的真实身影，或许这个族群在缅甸社会的样貌正是如此，虚晃晃地不踏实，像是浮在汤面碗上的一层油水。巴士上的这位男子，为什么自称是中国人？这个疑惑一直到我离开缅甸后都尚未解决。

答案其实很简单，回到台北之后，我的缅华朋友杨仲青笑着回答我的疑问：“那个华人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仅仅是因为他中文程度不够好。”他说，在缅语中，没有“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的说法，也没有相对应的华人族群用语，华人就是“中国人”，也就是外国人，每个缅甸人的身份证明上都会标记他的族群，而缅甸华人的身份标记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缅甸政府并不把华人视为“自己人”，而缅甸华人也因移民的时间长短和归化程度，拥有不同的“旅行证件”。

“身份证”是允许缅甸人在国内移动的资格，许多因战乱逃到缅甸的“华人”是没有身份证的，除非他们自己想办法弄到一张。部分华人只有外籍居留证，就像是没有完整的身份，连离开自己的住所到外地都要先跟当地政府报备：也因为这种破碎的身份，常常成为政府官员敲诈的对象。华人要出远门办事，甚至回国，都会先准备一笔钱给军人、警察勒索、花用。一直以来，花钱消灾变成生存之道。华人在缅甸就是想办法赚钱，一边当政府口中的肥羊，一边用优越的经济能力歧视缅甸人，没有打从心里认同过那块土地。

缅甸华人杨仲青的祖父在二次大战期间从云南腾冲移居缅甸，和其他云南人一般在华人聚集区定居。而杨仲青是第三代移民，他已取得缅甸身份证，而“我父亲，之前就只有外籍人士暂时居留证，他如果想要到其他城镇，必须向警察局报备”。但2010年，杨仲青的父亲终于申请到长期居留证（亦即准国民身份证），除了没有投票权，几乎和国民身份证具相同功能，“这张长期居留证，得来不易，整整申请了五十多年才申请到”。

我又想起了在缅甸搭乘巴士的经验：当巴士再次戛然停止时，前后旅客一阵骚动惊醒了我，邻座的缅甸华人把我唤下车，并提醒我和后座的韩国人带着护照，下车后，我们两个“老外”，摸不清楚顺序，站着发愣。那时，已经有几台破旧小巴停在路边。乘客成列候着过关，沉默不语，手里都捏着一枚身份证。一个理着平头的缅甸人，带着笑容出现在我的眼前，以生硬的英语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并将我引领到“外国人”专区。查验官随意翻着护照外加抬头看一眼，在本子上登记的力道却表明了他的慎重，板着一张脸，挥挥手示意我可以离去，没有问题，话也省下，太过轻松出乎我对军政府的严厉想象。

这个境内的查验关卡，让我困惑，我看着邻座那位缅甸人同样捏着手上的身份证过了关，便趋前问他原因，他解释，这只是为了查明身份，“没什么太大目的”。我的眉头皱在鼻梁上，嘴角撇撇：“查身份一定有目的。”他偏头想了想：“怕有一些不明人士，或到处乱闯的外国人吧。”不明人士和四处乱闯的外国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明白，而我那时也不懂，但我知道他手上的身份证和我的护照，都是让我们获得在这个被限制移动的国境中一点最起码的移动自由。

在台湾，“泰缅”这个区域比“缅甸”这个国家还有名，这多拜朱延平将柏杨作品《异域》改编成电影所赐。影片中的泰缅孤军，在罗大佑的配乐下，变成《亚细亚的孤儿》，更是耳熟能详，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一两段：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军队几近全军覆没，全面撤到台湾和香港，唯有李国辉将军的一支部队在一次遭到共产党军队突袭后，流落到中缅边境。靠仅仅三千人的残军打败多于他所部四倍的缅甸军，也占据了大于台湾三倍之多的领土。这支藏在边境的军队，伤兵累累，希望能回到故土，不要再打仗，安安静静生活。缅甸政府只好要求蒋介石政府处理。一张笔，一张纸，让部分残军来到台湾，但也有些人留在缅甸，永远未能回到故土。

泰缅孤军的议题也时而上媒体，环绕在其中的多半是历史责任带来的身份问题：国家是否遗弃了他们？而他们是否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尴尬的历史问题在法律上找不到解套，于是，台湾打开门户，准许他们以特殊身份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

和我同龄的小马，是所谓的“孤军后代”。他的父执辈半生兵戎，后来虽弃干戈，仍执马鞭，组成马帮，在泰缅边境地区运送罂粟，认命地在这个异乡安身立命。但他们未曾遗忘“祖国”，总想着攒了钱，要将孩子们送回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家只在远方一个未曾踏足的小岛。因此小马现在成了“台湾人”。不同于我们这些出生就带着“中华民国国籍”的“台湾人”，他总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小马认为，虽然他生长在缅甸，但从各个条件来看，这个国家都不属于他。

“我从小就只知道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父亲他们说的故事也多半和战争有关，听着听着，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世界，而我就是中华民国人。”

对于缅北的华人来说，面对历史、族群和自己，并不像数学公式一般简单。孙立人的一支部队就是最好的例子：抗日期间，孙立人和英国联合起来攻打缅甸日军。这支军队打完仗，准备回家时，国共内战发生了，如果回乡，他们势必得将枪口对准同胞。为了不想看到互相残杀的局面，他们留在缅甸，留在缅甸的“中华民国体系”中。

“不过，你问我父执辈的人是哪里人呢？他们会说：云南。”小马轻轻笑着，对这些人来说，国家概念太抽象，他们认的是自己的土地，感叹的是回不去自己的家，“最终，他们哪里人都不是。”

“我们很早就知道浊水溪，却不知道伊洛瓦底江。”小马从小读的是台湾送去的课本。我忍不住想象，遥远之处，有个和我朗读同样课文，写着同样习题，一起唱着“国歌”，一起看着青天白日旗升空，同样不认识缅甸这个国家，却对中国历史故事和黄花岗烈士一样熟悉的小孩。我们处在不同次元，却同时被植入另一时空的思想。

心怀祖国的小马，考上位处嘉义的大学，一到台湾面临的却是“说台语”的环境，甚至还遇到了台湾的民主大事——首次“总统”大选。这个历史大事，让台湾人沸腾，却让小马迷惑，只因李登辉当选“总统”后，本土化气氛加剧，小马感到天旋地转，无所适从，但若不管认同疑惑，台湾还是小马的家以及他的梦，他要在这里实现当意大利餐厅厨师的梦想，“不论怎么说，台湾的生活条件都比缅甸好”。

因为《异域》的影响，我们或许都以为国共内战结束前后，是缅甸华人增加最多的时期。但事实上，中国大陆曾经的政治运动，才是驱使更多中国人进入缅甸的原因，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地主。我在台北认识的另外一个缅甸朋友杨永助，他的父亲就是在“文革”时期从云南逃出来的。

杨永助的祖父是云南腾冲的地主，“文革”时被斗而亡，身为长子的父亲带着当游击队的想法去了缅甸，一心“反攻大陆”。但逃难离开战争生活后，报仇，便从身体上的力行对抗转成心理认同的背逃，杨家人依然“反共”。一次我们谈及幼时儿歌，杨永助说道：“我还记得小时候听儿歌，就是教导我们反共抗日耶。”他记得歌词是“解救水深火热四万同胞”。我忍不住就跟着大笑：“好熟悉啊。”杨永助得意地说：“我还会背国父遗嘱呢，因为以前每次开会都要宣读一次。”从缅甸华校毕业后，杨永助同样来到台湾读书，并以依亲方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杨永助也和我同龄，我们是在几场缅华众会场合认识的，尽管他坚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但因为对缅甸有认同并在那里有亲戚，故在台缅人社群中颇为活跃，因此在我心里，他仍然是个“缅甸人”。他自己也很清楚，即使在台湾生活快二十年，在台湾人眼中，他“还是个外人”。某次相约吃饭，他对我坦露：“我是不是台湾人，不是自我认为就好，还要考虑别人认不认为你是。”

杨永助来台时，正是李登辉以民选“总统”身份激起本土化浪潮的时刻，在这一背景下，诸多文化历史论述都重新改写，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的冲击，即便像我这样的接受单向党国思想教育的台湾小孩，在这段期间，都被各种不同以往的思辨及历史翻转的教育，撞击得足以翻转我过往对国家社会的认识，就像是站在冲浪板上，试着在浪头间找到重心，却依然摇摇晃晃，更何况生长在更封闭社会的缅甸华人，他们如何面对这样的浪头？

先是“去中国化”，再来是“台湾人认同”的议题，每一个浪打上来，都冲得他晕头转向，“外省猪滚回去”的呼声更让他胆战心惊：“土生土长的外省人都被喊说要滚回去，那我呢？”获得“中华民国国籍”的杨永助，直觉这个身份证捏在手里不安心：“那我算台湾人吗？”

“我现在什么答案都没有。”杨永助说，他不认同缅甸，在缅甸也得不到认同，尽管对“中华民国”的感情仍然很强，困在自己“想象的国家”中，对悲壮的民族命运掉泪，但在现实世界里，却失去了认同的答案：“我没办法想象自己是个台湾人。”

我刚到缅甸时，刚好是在中国农历年前夕，而到了仰光时，正好遇上过年。除夕那天，在新结识的缅人朋友Soe的带领下，我逛了仰光的唐人街，试着感受下年节的热闹气氛，Soe指了指不远处的“庙”问：你是不是该进去看看？在缅甸这个以佛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看到佛寺并不稀奇，但进入华人聚落才能看见“庙”。

和缅北地区大多聚集着滇地移民不同，缅甸中南部的华人多为远从明朝便迁居至此的闽粤移民，他们的信仰象征类同于台湾或是中国南方沿海，因此，一走进这座庙，心里立刻涌出熟悉感，庙公、香烟、红烛等等都仿若家乡，案头持香拜拜的妇人表情柔和，香油柜前的老伯专注盯着华文报纸读，都让我一解思乡之情。

当我在庙宇内细细感受光线和气氛时，庙公走了过来，和我打招呼，他努力试图以汉语普通话与闽南语和我聊天，但最多只能吐出单字单词，于是我听到的多是掺杂着几个闽南语或汉语普通话音节的缅文。原来眼前这个约莫六十多岁的老人，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透过Soe的翻译，我才了解到，他遇见我这个台湾人非常兴奋，因为他曾经到过福建，学会些闽南语，而他想和我说闽南语，“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去台湾看看”。

Soe的翻译有一搭没一搭，不甚精准，或许是因为老人说的故事太过遥远，他也不确定那些事物是什么，也或许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何两个华人之间却无法沟通？总之，我只是感觉到庙公看到我这个同样来自闽南文化圈同胞的兴奋，但他的故事是什么我仍兜不起来。离开前，庙公诚挚邀请我当晚再到这个庙，因为今晚是除夕，“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怎么过年” 。

我后来了解到老人为何已经不会说家乡话。1965年缅甸的排华运动，是仰光华人放弃身份的一个历史高峰，换句话说，在庙公年纪还小的时候因为缅共势力增大，影响力加强，让当时缅甸政府感到恐惧，故而发起排华运动。为了自保，仰光的华人家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甚至努力取得缅甸身份证，洗刷华人的标签。虽然他们保住了庙以及外在形式的文化，虽然身份证上仍然注记着“中国人”，但这一时期的缅华失去了语言。

缅甸军事强人尼温，据说便带有华人血统，而他不仅对此加以否认，还发动排华运动。“华人”这个身份，像是油渍一样，在他的军大衣上，刷都刷不掉。人们耳语着，他就是华人。真或假，也无法确认。

和马来西亚华人相比，缅甸华人毫无地位可言。因为缅甸不把华人当成族群的一支，华人更没有参政的权利。对于这批仰光华人来说，早期华人移民的文化和语言在此，就像汤面碗里的那层浮油，不是实在的吃食，而是历史的遗物，悬浮在汤水上，仿佛成为一体，但又溶不了，想要打捞还打捞不干净。庙宇的香烟，街上的年货，墙上的红日历，都是去不了的油渍，都是打捞不干净的油水。

除夕夜，我没到这座庙“过年”，而是和民宿里的香港旅人吃了一顿“我们的年夜饭”。“过年”在号称继承中华文化正统的台湾乃至于英国殖民过的香港，都已变得呆板而无趣。在这个他乡，却显得不一样，当我试着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个被岁月凝结的城市和移民族群时，却看到了现代化冲击前的我的故乡。

唐人街里尽是我幼时印象里的水果糕饼和年货，颜色鲜艳的糕饼显然是为了年节而奢侈地裹上大量色素，极度丰盛，也极度夸张，准备大肆庆祝和大口吃喝的气氛浓烈。四处奔跑的孩童，大多穿着唐装顶着传统发型，有的沿街舞龙舞狮和商家要红包讨吉利，有的则直接向大人（尤其我这种观光客）伸手要压岁钱，和我过往熟悉的一切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华人小孩中总有几个黑色脸孔——是的，印度裔小孩和华人小孩一起过年，一起沿街讨红包，一起到店家舞龙舞狮。这个图像说明了文化在仰光没有清楚的边界划分，毕竟，唐人街隔壁就是印度街，在缅甸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他们都因同化力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但也因为弱势边缘，而相互依存着。孩子们一起长大，一起包容着各自的文化。我猜想，或许印度的光明节举行时，华人孩童也欢天喜地一起庆祝。

在1965年的排华运动中，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受到冲击。居住在邻近云南的缅北方的华人，因为其“反共”立场而逃过一劫。相对于南方的华人从明清之时跨海来缅，北方华人的祖辈多受政治战祸驱使，在这一百年间从邻近的云南翻越高山行走陆路来到缅甸，几乎在这个异域生出了个“小滇地”，讲云南话，吃云南菜。云南文化便等同于“华人文化”，但他们认同的却是“中华民国”——也因为如此，1960年代排华运动风行时，这群反对中共、支持“中华民国”的华人才能保留着汉语教育和自己的文化。也因此，“国家”和“国界”对他们而言，愈发显得暧昧难解：他们的国籍是“缅甸”，却认为“中华民国”（台湾）是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家人却仍在中国大陆，在中缅边界的华人甚至还使用人民币交易，透过中国移动或中国电信的通讯系统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最早承认这一新政权的国家中便有缅甸，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边界就是其一。比如，原属于云南的果敢，就被划入了缅甸国境内。属于汉语系的果敢，也因此成了缅甸的“特区”，说着汉语的果敢人，成为缅甸的“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里生存的“华人”，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如何不复杂？

果敢的暧昧，或许反映着国界的模糊性——明末的一支汉人移民，受封统治着果敢地区，臣服中国历任王朝，后来，在英国殖民强权统治下，被划为“英属印度”，这里也是殖民者种植罂粟的天堂。二战后，果敢和周边的土司一起独立。再往后，在中共的支持下，缅共控制了东北，占领了果敢，战火不断。直到1989年，果敢才在在祖籍四川的彭家声统治下，和缅甸政府停战，成立特区政府，保有自己的军队、财政等力量。如今，果敢特区偶尔仍和缅甸政府有着冲突，因此经济和公共建设多依赖中国。“在特区政府的节日庆典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代表和缅甸政府代表同时站在观礼台上看阅兵，非常有趣的画面。”父母皆是果敢人的李泽成说。

李泽成最终也以侨生身份来到了台湾，并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在一个天气微凉的五月天，我们来到中和的华新街找李泽成。华新街聚集了许多来台定居的缅甸华人，因此被称为缅甸街，在这里，很容易遇上缅甸朋友，或者听到关于缅甸情势的讨论。不知为何，我们的话题从“国籍法”修正开始，于是李泽成一边啜饮着偏甜的热奶茶，一边抱怨说：“为什么成为台湾人这么难？”他回想起当初申请入籍的经验，感叹了起来。

李泽成并非泰缅孤军的后代，也否认自己是“无国籍”的缅甸华人。他的归化路径不一样：“我们不是无国籍的人，我们是拿着缅甸护照来台湾的。”他说，尽管不认同缅甸，但一旦踏出国界后，才真正了解，这个原本扛在肩上的“国家”，是别人承认你、认识你的“唯一合法证据”，而那个证据，就是手上的“缅甸护照”。

因此，李泽成选择以“合法申请”的方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不过耗时良久，这段经验让他感慨万分。“当年我办入‘中华民国籍’，承办人要我拿出四十万台币的存款证明，我告诉承办人，我拥有多项计算机专业证照，给你认证书可以不要存款证明吗？他竟回答，给我四十万的证明比较简单。”按照“中华民国国际法”的第三条第四点，外国人入籍要“有相当之财产或专业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无虞。”李泽成对此不敢置信，政府公务员竟觉得只要拿得出四十万就合乎第四点？只要把中介的钱暂时存入户口，每个侨生都能提出四十万的存款证明。而入籍规定，需要有财产收入证明或是技职核可资格，如果两者皆无，就得证明自己有不动产五百万价值以上或是工资是劳委会公布基本工资两倍……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咋舌：“连我都没有当台湾人的资格吗？”我像是误踩进一个异次元，才发觉自己这个“台湾人”的身份竟然幸运得有点诡异：“还好我和我的父母都出生在这里。”因为出生在这个“国家”，自然拥有“国籍”，于是我从未思考“成为一个台湾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但李泽成还算是幸运的，他还能留在台湾工作，拥有居留权，才能进一步取得申请“国籍”的机会，并且最后也申请成功。由于政府只给予缅甸侨生毕业一年后的居留权，在这一年中，缅甸侨生必须努力工作以还得学费和挣得足够回缅甸的钱，甚至想办法留下来——不论合法或非法。由于缅甸华人争取以特殊条件获得台湾身份的种种经验，让台湾政府拥有戒心，甚至一度关上缅甸侨生来台读书的大门。

“这等于告诉侨生，要入籍门都没有。”李泽成批评，难道台湾政府不能像新加坡政府一样，认真看待有能力的外籍生，将人才留下来，“台湾不是担忧少子化，为何不让更多愿意生产的人口成为台湾人。他们这么怕我们变成台湾人吗？”

这些话题，在这个明艳的午后显得格外沉重。叹息像湖面水纹般散开，我们啜了一口奶茶，吞下了那些说不出来的心情。在这个茶店外的矮桌旁聊天，让我有种回到缅甸的感觉：和当地人聊天，听他们吐露自己的故事，品味在此生存的滋味。缅甸人喝得极甜，吃得极辣，极端强烈的滋味撞击味蕾，如同缅甸军政府带给他们的强烈不公与苦难，他们都得吞下去。

像是建构自己想象的桃花源一般，缅甸华人留下了青天白日旗，也留下了自己的国家认同。连我这样的台湾人都不太面对“中华民国”这个身份时，只有他们紧紧抱着，那个虚无的想象中的国家，浮油一般的国族命运。

（本文选自《缅甸华人：哪里是我的国家？》一书）

不可或缺的敌人与替罪羊

——1870年代到1930年代拉丁美洲的排华情绪

撰文：胡其瑜（Evelyn Hu-Dehart）

翻译：方 曌

当社会倾向于反对外来人的时候，排华主义就发明出来，并且被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反复取用，以将华人移民排挤出当地的经济体，或是给当地的经济危机寻找替罪羊。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每当一定数量的中国海外移民选择在某地定居，建立起自己社区时，当地或早或晚总会产生排华反华的情绪。这些情绪有时通过愤怒的话语表达，有时引致暴力，有时甚至导致最极端的种族屠杀。海外华人离散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排华现象，常常被拿来和犹太人离散中的反闪米特主义（排犹）现象做比较。对于这两个族群的憎恨，似乎都源自他们族群和当地人的差异性，他们自身的抱团意识，还有他们的外来性。同时，当地人的仇恨似乎还来自让人着迷也困惑不解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外来人被认为在某些行业取得过分的成功，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本地零售和其他商业活动的影响。

在美洲大陆中国移民定居的地方，从北到南，移民都遭遇了经常性的排华运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排华运动，跟美国和加拿大先前排华运动所遵循的轨迹似乎没什么不同；学界缺少的只是足够的关注。加勒比海地区是一个帝国强权碰撞的地方，也因而成为欧洲人、非洲人和本地人交流、通婚、融合的中心。亚洲人相对较晚才来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增加了这个地区多文化和多种族带来的活力和创造力。他们中间有非中混血的现代画家、古巴的林飞龙（Wilfredo Lam），印度—加勒比海裔的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还有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他是日本移民的孩子，因为反人类罪在自己曾经统治的国家被审判。

反对亚裔移民的运动并不少见，这些运动有些只是语言上的攻击，有些则诉诸暴力，有时这些运动只是广泛的排斥外国人运动的一个部分。其中最恶名昭著的有秘鲁政府遵从美国政府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驱逐国内的日本移民，并且把他们转交给美国政府，等待再次被驱逐出境或是关押。但是在这个区域，没有什么运动能和排华运动相提并论。无论就影响的地域之广、时间之长，还是频率之高，排华运动都是最严重的。这些排华运动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移民来到当地之后就开始了。在这个地区的亚裔移民中，中国移民到来最早，分布最广，人数也最多：几乎在每个独立的拉美国家都有中国移民。由于排华运动频发，这些运动仿佛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对于中国人的指责被一再重复：中国劳工抢夺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压低了工资，他们毫无道德的生意经把本地的竞争者挤出了市场，他们的道德弱点腐蚀了本国的民族文化，和本地人通婚的中国男性则是玷污了本国的女性。总而言之，他们内在的不可融合性（被归因于他们主观上的不愿意和客观上的无能）意味着他们怎么也无法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是一群总是惹麻烦的外国人。

如果说这些排华的理由总是被重复使用，可以预测的话，但是中国人和本地人之间实际的冲突及其解决却并不总是如此。为什么有些排华运动迅速平息了，有些却扩大化了？为什么有些运动看上去像是一场草根自发的群体劫掠行动，有些是精心组织策划的政治运动？有些运动参与者的主力是工人阶级，有些却主要是中产阶级。什么情境导致对中国人的敌意，又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敌意扩大成群体性的暴力？本文希望提供一个广泛的也是比较性的对于拉美地区排华运动的分析，以此理解反华排华情绪的根源和本质。

在这个地区的背景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是美国。美国自身的历史中，就有招募早期华工开发西部，后来又排斥、攻击华人，最后在国会通过不加掩饰的、同时愚蠢得让人发笑的排华歧视法案——1882年排华法案。这段历史似乎成为美洲其他国家在解决他们自身所谓“中国问题”时的范本和样例。

本文的一个关注点是墨西哥，以此反映当地排华反华运动的频度和强烈程度。最近治墨西哥史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抱以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华人社区在墨西哥各州形成的状况，以及关于反华运动的一系列文档资料。墨西哥的排华运动是在美国鹰投下的阴影下发展的。墨西哥北部的边境地带是大多数中国移民选择定居，安家，和当地女子结婚、生育繁衍的地方。墨西哥也似乎成为中国人进一步被接纳和整合的一站。当然，墨西哥本地的反华人士也从他们的美国同行身上找到了榜样，学习如何处理“种族纯洁”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整个美洲地区，中国移民的问题总是能够引发强烈的兴趣。同时，研究反华运动的学者也避不开如下的问题：到底中国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敌人，还是他们只是方便便宜的替罪羊？

1918年牙买加暴乱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牙买加的华人经历了两次主要的攻击，第一次发生在1918年，第二次在1938年。巴哈马历史学家霍华德·约翰逊（Howard Johnson）对于这两次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区分：1918年的那一次攻击主要把华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进行攻击，第二次攻击的对象则是当地外来的中产阶级商人，因此除了华人之外，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也受到了冲击。对于1918年由暴徒领导的这场运动，霍华德·约翰逊的深刻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发性的群体性反华暴乱的典型。这次运动中暴徒的逻辑和自我辩护，与这个地区20世纪初期其他反华暴乱是十分相似的。

1918年7月的一天，在意沃顿（Ewarton）圣凯瑟琳教区里，一个中国的小商人，方素（Fong Sue，音译）抓到了当地的警长麦克唐纳和自己的克里奥尔人[[1]]妻子正在通奸。方素和他的几个朋友追赶麦克唐纳进了树林，麦克唐纳在树林中躲了起来，几天没有出现。城里有谣言说方已经杀死了麦克唐纳，一群愤怒的暴徒冲进了方的商店，砸毁了所有的东西，同时袭击了临近几家中国人经营的店铺。他们的抢掠使得“意沃顿的街上满是玉米粒、面粉和盐”。然后，一大群“流浪汉”聚集暴动，抢劫和摧毁“每个可恶的中国人的店铺”，打砸抢扩散到了城市的各个教区。关于谋杀警长的谣言进一步扩散，还加入了中国人如何腌泡尸体的细节，并说本地政府已经下令摧毁中国人的店铺。这样的谣言使得暴徒更加有底气，几天后当地警察才控制住了局势，不过中国本地的商业已经几乎被摧毁殆尽。超过425人被逮捕，其中300多人被定罪。

约翰逊注意到暴徒只是冲击了华人的店铺，暴徒甚至向本地克里奥尔人保证，他们的财产会受到保护。暴力主要是针对财产而去的，而不是个人。他的观点是基于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赖思·普罗白（Leslie Probyn）给外交部殖民地负责人的报告，这份报告把对中国人的仇恨归咎于克里奥尔人对于华人成功的嫉妒心理。约翰逊的结论是，“这些暴动者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国人赶出这些他们业已建立商业的地区”， 因为这些克里奥尔人对商业竞争上的失败怀恨在心。

至于这些暴动者本身，《每日选摘》（Daily Gleaner）在7月12日声称这些人是“故意失业”和“天生的罪犯”，约翰逊注意到暴乱者实际上来自城镇和乡村中很多有工作的人，还包括很多地方警官，他们非但没有制止暴行，反而加入了暴乱者的行列。暴乱者里也有女人，她们帮着男人搬砖，用来砸向华人的店铺。

这次暴乱揭示了中国零售商人与当地工人阶级和那些中产阶级克里奥尔店主的矛盾和紧张。《每日选摘》在贬低暴乱者的同时，也指责了这些华人店主，声称他们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狡猾手段”控制了牙买加的零售业。为了限制竞争，很多地方通过了本地的法令，限制商店在周日开门的时间，由于华人被认为是没有家庭，没有生活，从不关店，并且是在有一点点必需品的情况下就能生活的。在一份议案中，华人店主愿意为客户安排赊账，还有降低价格，这些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于本地商家致命的威胁，使得他们“完全不可能与之竞争”。

实际上，华人店主和本地克里奥尔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上面这种模式化的描述。在村镇生活的克里奥尔人很少介入到本地的零售商业里面来，他们通常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作物，然后在本地市场上出售。多数在动乱地点参与砸抢的克里奥尔人都是这些店家的消费者，而不是竞争者。华人零售商往往也作为当地农民生产者和外国商人的中间商，他们从农民手上购买像可可或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然后出售给金斯顿（Kingston）和欧洲的出口商。因此，约翰逊做出结论，大多数中国商人和克里奥尔商人的关系是“互生的而非竞争的”。

那种声称中国商人拒绝融入牙买加本地生活的说法也和事实不符，很多华人实际上被迫要“克里奥尔化”，要适应当地文化。因为移民中的女性太少，牙买加的华人男性移民开始纳本地妇女为妾，方素就是如此，当他发现自己的克里奥尔妻子和本地警长关系的时候，感到极其愤怒，进而触发了后来的暴乱。那些贫穷的黑人和穆拉托[[2]]女性认为这些当地的华人生活稳定，能够给她们提供长期的安全和保障。对于经营小生意的人来说，家庭的劳力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对于家庭劳力的渴求使得许多华人在本地结婚生子。对于那些生活在村庄地区的华人来书，他们需要学会当地的语言以和客户沟通，这使他们进一步克里奥尔化了。在20世纪早期，很多华人把他们的中文名字改成了更容易发音的基督教名字或是西化的名字。

20世纪中期牙买加形成一个快速增长的多民族族群。根据1943年的一份人口调查报告，有超过12 000牙买加人被认为是中国人，其中54%是“纯”中国人，还有45%是“有色”中国人。中国人在当地的通婚生子使他们快速地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孩子为家庭的生意打工。简而言之，作为成功的小生意人，中国人在本地很引人注目，他们和本地的紧密接触却也招致了怨恨，有时便变成暴力的对抗。

除却克里奥尔人的怨恨之外，有什么因素使得排华运动在1918年7月爆发呢？约翰逊的分析认为是“一战”的爆发和战争带来的“结构性紧张”——物价上升和物资短缺。1918年6月，牙买加农业部预测当年的食品进口与前十年数据相比会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牙买加的两大进口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必须供应欧洲的需要。从历史上看，食品价格的上涨常常导致对于商店和粮仓的抢劫。1918年，一个关于本地警长被谋杀的谣言似乎给抢劫华人的商店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坦白说，那时候人们唯一想的就是吃的。他们其他什么也不想。”

中国移民和牙买加的本地人继续一起生活，通婚的状况在20世纪并没有多大改变。可是两者的关系依然不够稳定，针对华人的攻击依然不时爆发。1930年，一群生活在城市的黑人组织了“本地人自卫协会”，希望把华人赶出去。1933年，白人商人感到自己地盘的商业利益受到威胁，因此开始立法行动，说服了立法会通过外国人限制法令，以限制来自中国的移民。1938年，又一场暴动爆发，这一次是针对所有的外国商人。这些二次大战前针对华人的攻击并没有阻碍中国人的移民，他们在牙买加的人数持续上升，并且他们在零售业的统治地位在战后依然稳固。当1960年代华人开始大规模离开牙买加，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时候，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牙买加政策的迅速左转——第一届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政府上台了。当时并没有什么直接针对华人的政治运动或是议案。这次华人的再次移民与古巴华人的移民十分相似，当时卡斯特罗上台后开始对私有财产进行全面的国有化。在这些情境下，华人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身份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政策反应的最主要原因。

1911年 墨西哥屠杀

1911年，发生在墨西哥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市（Torreón）的屠杀远远比后来1918年牙买加的暴乱更加残酷。科阿韦拉是墨西哥北部边境的一个州，也是墨西哥革命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故乡。托雷翁是革命军为了推翻当时的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而进军的最后一个主要城市。5月13日，武装革命军进入了托雷翁市，第二天，联邦部队寡不敌众向革命军投降了。5月15日，埃米利奥·马德罗带领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却发现有303具中国人的尸体，他们大部分是在一场残酷而随意的屠杀中死去的，而这次屠杀行动就是由马德罗失去纪律的部队发动的，参与屠杀的还有当地的暴徒。托雷翁屠杀是当时美洲排华运动中最残酷和最暴力的。

托雷翁的华人社区到底有什么不同？粗略看来，这里的发展受益于外国在矿业和铁路上的投资，速度超过了墨西哥其他地方。这里是两条新铁路干线的交点，一条是直通德州埃尔帕索（El Paso）的墨西哥中央铁路，另一条是通往与亚利桑那州边境交界的彼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的国际铁路。通过这两条铁路，墨西哥出产的矿产和农产品出口到美国。来自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大批从美国前往托雷翁，在这里他们加入了墨西哥本地商人的行列——比如科阿韦拉的马德罗家族。

像托雷翁这样的城市，19世纪晚期正是能够吸引大量中国人到来的。这个城市14 000的人口中包括大概500名中国人，大约占3.5%，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由于中国人散布在全城的商铺，他们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少数族群。中国人主要是经营杂货铺和食品店，也开洗衣房、餐馆，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和宾馆，同时在城市中购买了大量的地皮，开垦为菜园，直接供给当地蔬菜和水果。到了1911年，中国的食品批发商和零售商已经控制了城市每天食品的供给和分配业务。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从中国人手上买食品。

当地的中国移民同时准备建设一条新的电车线路，这条线路中有13公里的轨道在屠杀发生之前已经铺设完成。他们建立的银行最开始被命名为华贸银行，后来，在铺设轨道的过程中，这家银行更名为华谊银行，并且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就在火车站的旁边，那里还有中国人开设的宾馆。由于城市快速发展，美国在托雷翁设立了常驻的领事，第二任领事乔治·卡罗瑟斯（George Carothers） 成为这次屠杀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在托雷翁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起到来。早期的中国移民中有一位是先前移民到加州的，会说英语的瓦尔特·林（Walter Lim）医生，他也成为1911年屠杀的见证人。还有其他已经有所成就的中国商人，包括王福重（Wong Foon-Chuck），他从北部的边境城市彼德拉斯内格拉斯来。他们同时带来新的投资，还有和墨西哥其他地方以及美国的华人社区的联系。

当时，最有名的鼓励中国移民向托雷翁投资的人是改良派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康当时在北美大陆旅行，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保皇会募集资金，扩大政治影响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包括梁启超和梁启勋），在美国、加拿大、夏威夷、巴拿马、墨西哥和秘鲁的170个城市里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号称有几十万的会众，事实上是创建了海外华人中的第一个现代政党。1903年，王福重和其他中国人在托雷翁建立了中国改革会，期待康有为本人能够到访此地。

在梁启勋和温哥华商人兼保皇会商务公司董事李福基（Lee Fook Kee）的陪同下，康有为两次访问了托雷翁，一次在1906年，一次在1907年。在第一次访问时，康有为尝试了这里的投资环境，他买了一块价值1700比索的地皮，没过几天就以3400比索的价格转手卖了出去。他又花了2400比索买了一栋房子，一个月后用几乎双倍的价格卖掉。获利颇丰后，他决定在托雷翁建立商务公司的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后来的华人银行，开始是做房地产的投机生意，后来获得了一份政府许可，开发新的电车线路。除了林医生的妻子之外，当地的500名中国人都住在那里。从数量上看，当地的中国人社区并不大，但是非常繁荣。

1911年5月5日，在托雷翁被攻占的一个星期以前，临近的戈麦斯帕拉西奥（Gomez Palacio）已经被革命军占领。在那里一个搬砖工人发表了激烈的排华演说。耶萨斯·弗洛勒斯（Jesús Flores）对于中国人从墨西哥手上抢夺工作表示非常不满，他希望限制中国移民——这并不是什么新主意：一个叫做PLM的无政府工团在几年前就宣称要这么做，他们也是反对迪亚斯独裁中最激进的一方。在他们1906年的政治纲领中，关于外国人的章节下面明确写着“禁止中国移民”。PLM是支持劳工的团体，领导了多数在墨西哥北部城市卡纳内阿的罢工运动，在那里，已经有反对华人的迹象。因此，反华这个概念对于像弗洛勒斯这样的搬砖工人并不陌生。

弗洛勒斯的演说也许通过某种渠道为伍林波（Woo Lam Po）所知，他是当地改革会的领袖，同时也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在5月5日的那个星期，伍起草、印刷并且散发了一份用中文写就的通知，告诉当地所有的中国人即将到来的危险，警告他们不要抵抗，把自己家门和店门紧闭，不要外出。

当地的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份警告，但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在自身毫无敌意的情况下被杀害。5月13日，当第一批叛乱者进入托雷翁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中国的蔬菜园，杀死了在菜园中还没来得及逃走的100多名中国人。最血腥的一天是5月15日，马德罗的革命军部队在半夜进城，杀死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他们有些是在街上被杀，更多的是在他们的商店和贮藏室里。根据当时目击者所言，杀人的场面非常残酷，街上可以见到人头和断裂的四肢。有一些日本人也被杀了，因为他们“长相（和中国人）相似”。

在中国政府事后的调查中，除了303个受难者的名字之外，还有长长的财产损失单，共计85万比索。本地在此次灾难后成立了许多调查协会，提供了许多目击者的证词，那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也觉得惊慌和恐惧，也许还曾经疑惑过，他们为何得以幸免？

认真研究过墨西哥托雷翁屠杀的学者，会引用霍华德·约翰逊在描述1918年牙买加暴乱时用的“克里奥尔嫉妒心理”这样一种民族情绪的解释，来诠释屠杀的发生。这是一种嫉妒中国式经济成功的心理，这可以用来解释穷人去掠夺和接受盗窃来的衣食物品的行为。但这种单纯的经济性嫉妒，能否独立解释这种对已然举手投降且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移民实施的残忍暴行呢？墨西哥市外事部门派来的调查员曾经有人试图研究这场暴乱，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心理规律：乌合之众向来是危险的。当人们武装闯入，持续三四个小时被赋予控制整个场面的掌控力，且清楚地知道不会有比自己更权威的势力时，暴力犯罪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种暴力心理学的解释当中，他只字未提种族仇视。

大家很容易将墨西哥无缘无故的反华屠杀归咎于种族问题，却总是回避这样的问题：种族主义的用途是什么？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必须确定的是，种族构建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9世纪暗淡的岁月里，像《交通报》（E1 Tráfico）这类报纸一直孜孜不倦地运用各色反华字眼，比如“黄色瘟疫”、“蝗虫入侵”、“地球上道德最低下的种族”——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种族在食物和饮料中掺入自然界不可降解吸收的物质去“毒害公众”。

种族主义以及那些基于种族偏见的传播，都不足以解释1911年及接下来十年遍布北墨西哥的反华暴动。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仇外心理和本土主义情绪，这些思想潜移默化地促进了种族主义者的演说、偶像化以及对外族的抗争情绪。墨西哥国民革命中的排外主义元素在墨西哥具体展现的地方很多，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本身（他的革命宣言是“为墨西哥人民的墨西哥”），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家和知识分子，比如弗洛瓦斯·梅根（Flores Magon）兄弟，他们是支持劳工团体PLM的建立者，还有拥护“禁止华人移民”这样措施的普通工人大众。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挖掘广泛的仇外情绪——特别是惧华情绪的起源。从19、20世纪之交到1930年代大萧条的仇外情绪和暴动，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反华运动高潮的见证，这些反华情绪在革命后的墨西哥民族主义的大量爱国主义文字中的表达是十分清楚的。

结 论

反华运动加速了墨西哥革命后民族主义的形成，这种民族主义以将墨西哥从华人及其他不受欢迎的种族中分离为基础。黎巴嫩人和犹太人往往是继华人之后最常被攻击的移民，但是针对他们的攻击远没有对华人的攻击强烈。1965年，在牙买加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没多久，新一轮排华和排外的运动又爆发了。就像在墨西哥一样，牙买加民族主义的建立需要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支持。排华情绪本身并非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的起因，因为相比那些根深蒂固的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反华并没有其历史的积累和发展。但是，当社会倾向于反对外来人的时候，排华主义就被发明出来，并且被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反复取用，以将华人移民排挤出当地的经济体，或是给当地的经济危机寻找替罪羊。在这个更大的框架下审视发生在牙买加、墨西哥和整个西半球的排华行为，中国移民是否一定会被强加为不可或缺的敌人或替罪羊的身份，以为这些后殖民、后革命的国家完成自身的民族建立？作为敌人或是替罪羊的中国移民，是否总是遭遇情感上的欺凌和潜在的暴力威胁？作为移民群体的成功者，华人是否能够逃脱“整合的但仍是外国的”这样一种命运（这是一位年轻的研究本国连续不断的反华运动，还有20世纪30年代北部墨西哥华人被强制迁徙历史的墨西哥学者使用的名词）？我们仍需要更多地研究和更加谨慎地审视本文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才能更加靠近答案。

两大洋来的害虫

1892年12月17日，《法官杂志》图文报道。彩色石印画一幅。标题：咱们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来的害虫。图说：山姆大叔：“放心，你们俩都会被美国拒之于门外，不会有差别待遇。”

图中象征美国的山姆大叔，叉起双手厌恶地看着两旁的外籍移民，在他的眼中，外来移民就是贫穷、暴力和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左方来自太平洋的华人带来削价竞争以及罪恶的鸦片。右方来自大西洋的欧洲移民更带来了可怕的疾病和象征政治动乱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两个人都该尽快被赶出美国。最右方忽隐乍现的死神阴影是当时最可怕的传染病霍乱，大多数的美国民众都把霍乱的流行归因于欧洲移民身上，而要求政府采取强烈的手段。纽约市政府就曾以防止霍乱为由，将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强制隔离在船上，任其自生自灭，最后在船舱的密闭空间和极差的卫生条件下，船上的人开始交叉感染，最后集体病死。

[1] Creole 此处译为克里奥尔人，本意是有外国血统但在殖民地本地出生的人，但是其词意的用法有时也扩张，用来指拥有某个外国背景，生活在前殖民地的种族。

[2] 穆拉托（mulatto）：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

无所不能的华工

1885—1890年间，《法官杂志》图文报道。彩色石印画一幅。图说：即将发生的诅咒。

本幅组图生动地描绘出美国人害怕华人抢走一切的心理。若从左下角的图开始，顺时针方向阅读，着深蓝色唐装和西式圆帽的华人拿起球棒殴打白人，被打的白人被掐住领口，眼神慌乱且重心不稳，象征着华人已扭转了社会情势，即将成为美国的主导者。接着华人以便宜的人力和技术接下了水管工、油漆工、擦窗工、育婴看护、裁缝洗衣等各种工作，被抢走工作的美国人，不论黑白、男女都只能在旁边干瞪眼。最后，图正中荷包满满的华人，以暴发户的姿态， 打上红色领结，穿起名牌西装，跷起二郎腿，再点燃一根昂贵的雪茄，放松地躺卧在拥有丝绒座椅的豪华马车上。对于当时一般美国白人来说，光是想象华人成为美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就让他们很不舒服。

华人的算命摊位

1878年12月28日，《哈泼周报》图文报道。木刻版画一幅。图说：华人算命师。

占卜的仪式和技术，一向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升斗小民，人人都想事先一窥命运，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本图详细地描绘了中国街头算命的场景，更将每个人物的神情刻化地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图中坐在中央比出手势，口中念念有词的算命先生，正帮右方呆坐在板凳上的民众解字。一般传统的测字方法有两种，一是测字先生先在摊位上放上笔墨和写好了的纸签，让求测者自行拈取，拈到哪个字就测哪个字。另一种则是让求测者自己写字，测字先生再现场拆解。本图中求测者先于桌上的纸匣内抽出字条，再由算命师依求测者的问题提出说明。而解字也有许多方法，包括拆解字形，有时还可以加上不同的笔画，讲解各种可能的变字，全看算命先生的才学和阅历。图右的求测者看起来六神无主，心神散漫，似乎的确碰上了难题，而算命先生则感觉经验老到， 铁口直断，将测字结果非常笃定地告知求测者。本图中有别一般西方对中国场景的描绘，很精准地将算命摊的中文题字完整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用类似的笔画随便替代，可以看出《哈泼周报》外派记者的用心。

三藩市唐人街欢度中国新年

1880年3月20日，《哈泼周报》图文报道。木刻版画一幅。图说：三藩市中国城的节日。

当移居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甚至形成聚落，但凡遇到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会很隆重地庆祝，其中又以春节最为隆重，据记载：“各大华埠的商店、公共场所，都张灯结彩，装配一新，按照传统习惯，祭灶神、祭祖先，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张贴春联，全家欢聚一堂，大摆筵席，吃团圆饭，互相拜年。”几乎与在中国无异。元旦早晨开始，通常会连放六天的爆竹。普通华侨穿着蓝布棉袄，富商则穿丝袍与皮裘，人人互相道贺，戏院连夜开演，一片热闹景象。画面下方街道上可以看到不少白人，也都感到有趣而特地来中国城参与。

星条旗上的历史污点

1908年1月19日，Le Petit Journal图文报道。彩色石印画一幅。标题：美国与黄祸。图说：暴徒围攻三藩市的华人商店。

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让歧视华人得到了合法性的基础，各地排华暴动接踵发生，1885年石泉惨案二十八人被杀，1887年俄勒冈蛇河渔民十人被杀，各地凌虐、抢夺、杀害华人的报告频传。中国公使屡屡通过外交手段向美国抗议，都不被美国国务院接受，在美华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图中暴徒高举美国国旗，包围了三藩市的华人商店，华人为了自保，先将桌椅卡住门口，不让暴徒进门，几个男子手上也拿着刀枪，准备拼个鱼死网破，妇孺则在梁柱后颤抖。此时，迫害和歧视华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马克·吐温曾发表文章，讲到一个上流社会的白人小孩拿石头砸华人，只因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若我不用石头砸华人，上帝就不会爱我！”

中国海盗打劫法国船

19世纪，法国Illustré du Petit Journal增刊图文报道。彩色石印画一幅。图说：中国海盗袭击法国蒸气轮船。

明清以降，中国东南沿海饱受天灾和战祸之苦，同时海上贸易量又大幅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般百姓眼见广州港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己却食不饱腹、衣不蔽体，自然就产生了以劫掠商船或渔船为生的海盗集团。清朝的海盗集团中又以两广百姓为最多，俗称“在洋之盗，十犯九广”。画面中的法国商船遭中国海盗攻击，有人卖力地搜刮船上的货物，也有强壮的海盗两两架住外国船员，准备向外国船公司收取“打单”的赎金。

（本组图片由秦风先生提供并撰写文字说明）

photo | 影 像

流水线上的青春

摄影、撰文：钱东升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其中60%～70%是八〇后到九〇后出生，人数总量达到1.5亿。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第一代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完全不同，他们是互联网下成长的一代。从小，他们就和同龄的城里人听一样的歌曲，看一样的电影，玩一样的游戏。他们在意衣着，追求个性。他们大多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依恋，他们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在过去一年多的拍摄调查中，我们走访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三十多家不同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调查了两千多名工人。我们看到了类似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描述的八十多年前美国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场景，甚至更糟糕。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主角正是这些流水线上日夜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生产的廉价商品销往全世界，让中国的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他们的焦虑和困惑，却少人关心。

我们选了一组车间女孩的照片，看看那些姑娘，即使工装也掩不住青春和美丽，伴随着她们美好的梦想，正在流水线上慢慢消逝。这1.5亿年轻人中最绝望的，已经从富士康工厂的楼顶一跃而下，作为对这个残酷时代的无声抗议。

姓名：张茜

工种：贴标签工 / 出生：1989年 / 学历：中专 / 籍贯：江苏镇江 / 月工资：2000～3000元/

第一次接触网络：15岁 / 最喜欢的品牌：苹果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左耳》 / 人生理想：自己买套房

姓名：段瑞华

工种：缝纫工 / 出生：1991年 / 学历：高中 / 籍贯：湖南沅江 / 月工资：2000～3000元 / 第一次接触网络：12岁 / 最喜欢的品牌：李宁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 / 人生理想：创业

姓名：李庆凤

工种：挡纱工 / 出生：1984年 /  学历：高中 / 籍贯：河南固始 / 月工资：2000～3000元 / 第一次接触网络：18岁 / 最喜欢的品牌：乔丹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红楼梦》 / 人生理想：当老板

姓名：马鲁玥

工种：测试工 / 出生：1989年 / 学历：中专 / 籍贯：山东菏泽 / 月工资：1500～2000元 / 第一次接触网络：12岁 / 最喜欢的品牌：李宁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逆风世界》 / 人生理想：当一名医生

姓名：杨文桃

工种：打磨工 / 出生：1986年 / 学历：初中 / 月工资：2000～3000元 / 籍贯：云南凤庆 / 第一次接触网络：20岁 / 最喜欢的品牌：无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故事会》 / 人生理想：多赚点钱

姓名：赵玲娟

工种：包装整形工 / 出生：1986年 / 学历：中专 / 籍贯：河南安阳 / 月工资：2000～3000元 / 第一次接触网络：18岁 / 最喜欢的品牌：耐克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女人资本》 / 人生理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姓名：宁稚萍

工种：操作工 / 出生：1991年 / 学历：初中 / 籍贯：安徽泗县 / 月工资：3000～4000元 / 第一次接触网络：16岁 / 最喜欢的品牌：安踏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羊皮卷》 / 人生理想：创业当老板

姓名：罗春燕

工种：缝纫工 / 出生：1991年 / 学历：高中 / 月工资：2000～3000元 / 籍贯：重庆武隆 / 第一次接触网络：15岁 / 最喜欢的品牌：特步 / 最近看过的一本书：《狼图腾》 / 人生理想：自己开一家店

interview | 访 谈

黄声远

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曾任教于淡江、华梵、交通大学建筑系，1995年起以中原大学建筑系为教学重心，持续往返宜兰、中坜。现为田中央建筑学校、黄声远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推动兰城新月、宜兰河、罗东新林场等都市改造计划。

罗东文化工场

建筑设计：田中央工作群+黄声远    项目地点：台湾宜兰县    建成时间：2012年

当宜兰遇上田中央

撰文：张洁平

对谈：黄声远 朱涛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每一个建筑都好像一段乐章飘在街巷里，期盼着下一段的到来。

这是在宜兰看建筑师黄声远的房子时常有的感受。

一个冬日寻常的下雨天，黄声远带我们信步走进宜兰的田野街巷，看他和伙伴们在地二十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房子。他脚步不停，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几乎没有放下来过。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旁边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再一条路，再一个房子……如今的宜兰，遍布黄声远和伙伴们的建筑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建筑，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2012年12月，黄声远和他带领的“田中央”联合建筑事务所的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这一年，黄声远49岁。

在领奖现场，黄声远温柔地向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县城宜兰致敬：“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1993年，台北出生、长大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的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待就是二十年。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人。因为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之间完成，伙伴们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为“田中央”。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三十分钟以内”的项目。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使用者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一个专案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他们跟建筑的使用者和建造者生活在一起，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时时调整。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甚至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在黄声远看来，要“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一座城市才不会无序地扩大，而只有“在地”，才可能细细打磨出这些符合理想城市的生活细节。

他喜欢在宜兰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说，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这些“不对劲”，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栋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公共空间……如果暂时没法改，就存着念想，一旦有哪个专案涉及，早就写好的计划书立时交上，念想才可能变成现实。在公共建筑严格的预算和繁复的审批中，黄声远和伙伴们早就习惯了以十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黄声远说：“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二十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专案”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送他们一个戏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黄声远说自己越界做了很多规划的事情，在宜兰县政府一个一个单独的项目里，埋下了脑海中早就有的理想城市的规划图景。他相信不管有多少麻烦事，自己终究能做成，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而“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什么是黄声远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他这样说：“她要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才可以构成这样的城市？

2013年初，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建筑评论家朱涛与黄声远对谈。黄声远和田中央在宜兰的建筑实践被视为华人世界公民建筑的典范，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又是什么机缘，让黄声远和“田中央”扎根宜兰？他们的经验，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吗？

连接与可能性

朱涛（以下简称“朱”）：你被公认为台湾“在地建筑师”的代表之一。很多同行都佩服你在宜兰持续近二十年的空间实践，帮助强化了宜兰地区的地方身份和特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你的工作：一来，你一直在建筑和地景语言上努力探讨和表现宜兰特色；二来，我觉得你的工作更富特色的是，你不光设计单个的房子和地景，还经过多年努力，把你那些分布在宜兰各地的作品，利用各种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桥、公园等，逐渐都串连起来，形成一条条连续的地景廊道。有些地景廊道的伸展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有了区域性尺度。但你还在继续“栽培”，让它们像超级藤蔓一样，持续生长、蔓延，连成“地景网络”。你为什么老是连来连去的？

黄声远（以下简称“黄”）：有一个原因：台湾的公共政策。你做完一个房子，没有什么机会去修正它。一个房子做了以后，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会坏掉，也会因为我们的年幼无知，因为我们被厂商骗，材料用得不对，对人的估计也会错误……既然它一定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坏的，那我后来想出个方法应对。比如西堤屋桥，后来修过很多次。开始犯了很多错误，材料不了解，漆也不对，后来我知道，要面对时间这个事情，要有一些策略。大多数的材料，最好还是它原原本本的材料，凡是有套路的建筑系统里面的一部分，通常都会有事。因为建筑系统本来设计得就是要更替的，这样才可以花钱。可是政府的预算是不会有后面那一笔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它旁边搞另一个project出来，这个project可以伸手出来去救原来那个。因为你不可能花钱再去改原来那个。真正认识到设计的核心部分，取得一个重大价值，细节慢慢修正，这个在私人住宅可以的，但是公共建筑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在它旁边再搞一个什么东西。没办法靠得很近，就得稍微远一点，中间再搞一搞，我才有机会让所有事情是在一个永续的状态。我们开始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改，所以需要实践，需要动手做才知道。所以我都是逮着机会就做做，做的过程里会有体验。所以说我“连来连去”，动机跟这个有关。

朱：你光说用后一个修复前一个也太简单了……比如你修西堤社福馆，一栋建筑觉得不够，非要从基地里伸出一个西堤屋桥，超出边界，跨越公路，到达宜兰河边，在河边修一个观景台，然后继续在过河的混凝土桥旁边修人行道桥，一直把“气”贯通到河对岸——这显然不光是为了修复自己，而是为了两岸的连通。城市空间的打通，我觉得你是一以贯之的。可能一开始是做单个建筑物，但不知什么时候，你开始zoom out，开始画区域空间联结，想生发出更整体、更大尺度的能量。

黄：我有个奇怪的个性，你看我都不喜欢跟人家约时间。我也不喜欢被绑住。一旦觉得被卡住，就很不舒服。比如西堤屋桥到了堤防上，面对着宜兰河。我觉得河比湖厉害，呜地就出去了。做宜兰河的时候，我才知道水是这样流的，水有削切面和堆积面，削切和堆积，我想让两岸的不同被感觉出来，想要让这个河被意识到，而想要感觉出来，人最好实地去体验。

那个步行桥（津梅栈道）真的做了好多好多年，都不知道怎么算它开始的时间。我一开始异想天开，说可不可以装个电梯，一个按钮，呜就划过去。还想过在河里拉筏。但（这里归）河川局管，几公里几棵树都管得紧紧的，所以很多最初的设想，技术上被调整成今天的样子。（当时）怎么一脚踢，踢进去，我们也不晓得。（能做的）就是含在嘴里，不要放，一直关注着。郝柏村上台，“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一下撒钱出来，地方政府一下不知道钱要往哪里花。可我们做设计的一早就想好，做社福馆时就想，这里通不过去有点难过，于是伸一只脚在这里，设计先做好，等扩大（岛内）内需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给你了，弄不好大家高兴把它给做了。可是要做横跨宜兰河的桥，要花更多的钱。当时赶上一个“竞争型城乡风貌”的热潮，全台湾讲究工程要减量，所以一定要看不出来，才要得到钱，如果是凸显性的就要不到钱。所以那时我们想到，在河旁边做一个裂缝，那个裂缝其实就是椅子，可以坐，我想象中秋节，河两岸的人可以一起看月亮……一千人一起看月亮，那是多么壮观！

我们这个年代的愤青，你总是看到一样的努力产生不一样的命运，就觉得不爽。有一个议员，每次去申请水泥桥，他只要改变桥的弯度，下到哪条街，那条街马上就被改变了，对面的能量通通被吸过来，乡村的能量全部被吸进城市，没有倒灌回去。我一直觉得，要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些能量倒灌回去。

这些思路，老实讲没有多少头绪。我们的人生就只有那么点时间，能够让它挣脱现在的、闷在那里的感觉，能够动就先动。我纯粹是想要挣脱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深思熟虑。可是每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把它做绝，都只做了一个头，我会很小心地保留可能性，因为知道随时可能有新的东西、新的计划出来，只做一个头，必要时还可以扭过去。这是蛮有意思的。

朱：你这里说的是策略上可以很灵活，每一点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连”的这种意识，你不妨好好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描绘的动作都很生动，比如“不愿意闷在那里”、“疏通”、“倒灌”……这种对“空间能量”的形象化体验和描绘，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你提到，一条高速公路修过来，整个区域空间格局全变了，老城可能迅速衰落，郊区可能迅速修建起新区；很多河流在历史上曾是重要航道和地景廊道，但铁路、公路一通，它们便迅速没落。你的工作室最近就在帮助宜兰修复过去的水道、水网……不管具体策略上多么灵活多变，或者迟疑不定，但是这种“连接”意识的确不是典型建筑师的思维，因为建筑师的做法是受片段化土地开发模式局限的：单个地块划定边界后，独立业主在里面该修多大的建筑，你建筑师给我修出来……

黄：对，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干建筑师了……

朱：通常建筑师对城市的地面、水流，所有的大尺度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不在乎的，他也没责任、权力去在乎。但你这种“连接”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东西你觉得“闷”，要往外长、往外冲，一连二十年，发现好多东西连起来成了网路。其实在你这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地景设计，是合在一起了，甚至从城镇规划到区域规划都在做。

黄：你讲得有道理。我曾经给台湾的建筑师考试出过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让所有人都大为惊骇。我是反过来出的题，我照了照片，里面有一些房子，请建筑师做出它们的基地。让他们想，这个基地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应该要有什么功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出来的。

朱：这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Kenneth Frampton作为建筑史家特别重视地景。他有时说建筑不可能了，只有整体的地形、地景设计（landform，landscape）才能修复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因为当代建筑就是一个个孤立的object。传统的城镇是有连续性的，它通过街道网、通过低密度的城市肌理实现空间的连续性。但现在的私有开发，就是划分地块，各自往上修房子而已，只剩下地面才可以维持或修复连续性。通常的建筑师，做房子有红线。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有红线？是不是宜兰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上来就根本看不到红线……

黄：我们大部分的project都是这样……比如礁溪林宅，看起来是个住宅，可它摆明了又不是一个住宅。主人一直跟我说，他要回妈妈家去吃饭，他们村子的人也可以统统到他们家来……他家根本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来到宜兰后，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有产权限制，公共性是可以渗透到我家客厅里面的。这些人确实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所以空间都是流动的。（朱：不受产权界限影响。）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受：你去主张你的产权，是一种丢脸的行为，是在那个社会会被唾弃的行为。这确实是宜兰的经验，我在台北和台东就没这样的经验。我非常讨厌他们要在兰阳溪口做什么社区农地重划。下一场大仗我不惜跟县政府翻脸——它要在兰阳溪口做社区的农业重划，就是为了取得公共设施，把它划出一些地块，可那些地块一定会是台北人买啊。那么漂亮的地方，台北人一定可以出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拿下来。那是咽喉之地啊，三条水汇合的地方，宜兰最有象征意涵、最敏感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可以把它拿来，规划得让它有被私有收购的可能？这是伤害我感情的，理论上政府应该买下来，然后去补偿那些人，替大家贡献所负担的损失……我好不容易选择做建筑这一行，就是我还以为建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事情。老是觉得，搞空间的人可以让我们解放。去当建筑师和这个有关，结果自己把自己绑住了，只能在框框里做……

朱：这涉及一个空间政治问题。我们在说“连接”，连通的主要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你好像特别不赞成宝贵的公共开放空间被私有开发占据。比如，你宁可在宜兰火车站门前广场，花巨资修“丢丢当”森林，占据地盘，彻底杜绝以后私有资本开发的可能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大部分的建筑师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在产业链里，建筑师往往处于很下游的环节，在开发商决策的下游。

黄：我非常不喜欢在别人的下游。总有一个方式我要翻到他上面去。我如果是公共，我就最大。谁会比“公共”更大呢？而且，我觉得“空”最大。好多地方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反正趁机会，只要他一不注意就把它挖空。通常政府不会让你“空”的，有空地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塞”东西进去。政府想要制造很多“面包”——感觉上我做了很多事，可以被数得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假设我们罗东文化工场盖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功能，换了一个党上台，新上台的会说，哟，我们再盖一个把它包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好险的是，换党的时候要降低预算，我们就趁机把上面的给它铲掉。你看到就像个废墟一样，整个上面一层完全是空的。拿掉了之后，我觉得好高兴。从此以后它就自主了。空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让它往上加东西。我也赶快去计算，把结构的强度降低，让结构的强度不能再支撑盖回来。我很怕下一任政府想要再加盖什么东西。保持它是空的，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没品位到硬要加盖一个什么东西的程度。掌握了这个“空”，就掌握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势。因为你不管怎么换，这个东西先护住了，掌握了这个“空”，不管怎么变，都不会变得太多。

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理想中的公共空间，一是绝对不能被私有开发占据；其次是，即使是公有的空间，你也希望，从剖面上、从地面上，尽可能留“空”来营造无穷多的可能性，而不要被限制死？

黄：对，还有我觉得用它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都需要努力，要奋斗才可以用到它。不能说分到他就是他的，“公共”不是这样分的。我总喜欢在“空”里引入不稳定的软体，这让很多人不愉快。像文化工场的美术馆做成一个漂起在三楼的东西。美术馆负责人非常生气，他说我们的画放在一楼都没人看，放在三楼谁要看啊？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画根本不好，我不要你在一楼随随便便给人看啊。放在地面就完蛋了，初一到十五全部排满，一群野狗扑上去，完全动弹不得，还占了一块地，把地气的那个“通”也破坏掉了。所以我直接把文化馆放到三楼。所有人都不理解我在搞什么。

朱：它也不能妨碍其他的可能性——像你说的三楼的画廊，上面在布展，下面还可用来做其他事情。宁可把这个“空”给未来，给各种其他的可能性。

黄：对。忽然有一天它不是画廊了，不是就不是吧。如果一开始做死了，就很惨。这个思路按王俊雄（台湾建筑评论家）的解读是，我们这种出生在“戒严”时代的人，骨子里有恐惧，怕什么事情被人家说了算。他说这是“戒严”时代走过的人心里的伤痕。

从外省到本土，从都市到土地

朱：你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的？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黄：我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小学老师，都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我是纯外省小孩。我爸妈自豪地称自己“国语运动推行员”（全称：国语运动推行委员会成员），那其实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我小时候讲话，如果不是北京腔的准确发音，或只要平翘舌音不分的时候，马上就会被爸爸纠正。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面，中国的正统是非常重要的。我妈妈那边更严重，我外祖父是军人，所以妈妈记忆中长沙的长江是在战火里面的。他们是跟着军队从长江出来的。他们管教很严，小时候吃饭手必须这样放，筷子不能放下来，吃完手要这样放……读书也要念最好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外省人的区域里。

朱：你小时候对自己的外省身份有强烈的意识吗？

黄：我们在初中，临考升学，老师把班上同学分成三组，成绩好的就是监察，然后打电话（给同学）问物理题，如果十秒还没答出来就代表不会，要报告老师。第二天老师就先把不会的打一顿。如果我说忘记打电话，老师就会打我。所以三十年后我们同学会，同学们还会哭成一团，这伤害有多深？后来我最在意的是，原来我在初中当“走狗”当了两年，就因为我成绩非常好，所以老师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待我同学的方式根本是两回事。因为我被正常对待，所以根本没有感觉到另一块，但事后有一天，你会觉得你的过去是非常不堪的。

有一次，有同学带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来，结果我们全班被抓去“警总”，但像我这种外省人就自动不用去——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更可怕的是，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感情最亲密的朋友，后来忽然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一句闽南语，我听不懂回去问我妈，才知道他在说“外省狗”。我有个录音机录老师的课，好朋友也会突然把电池搞坏，就是随意地破坏，我讶异半天什么意思，他们就嘻嘻哈哈笑成一团……所以我是被排除在那一团人之外的。我当时完全没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可后果还是要承受，友谊就是这样被破坏掉的。所以我后来开始对所有事情先预留一步，可能跟这个情况有关。

朱：后来你念大学，有什么变化吗？

黄：1981年我到东海大学。东海的左派传统一直在，一直跟台大结合起来搞政治，所以是很“危险”的地方。而我一直都是那种很乖的小孩……其实应该说在碰到陈登青之前我都是很乖的小孩。陈登青是我大学认识的最重要的朋友，他是宜兰农村人，他帮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记得第一次和他正面冲突，是我当一年级的班代表时，我们要和某校的女生联谊。他不去，说因为要交300块，很贵。我觉得300块怎么可能贵呢？这是全班性的活动你怎么可能不去呢？我觉得他不合群。事后跟他聊，我才了解对一个农村来的人来说300块可以做很多事。后来我和他一起生活，为了要配合他的经济规划，我们两个每天每餐一人花25块钱，就是叫一个50块钱的餐，然后菜对分。如果要吃火锅，都是到自助餐厅去捞人家那个骨头啊汤啊煮成锅底。为了要达到喝酒的效果，都是去买最便宜的酒，空肚子先喝。这些经验对一个台北小孩来说，我（从前）其实根本没有经历过。爸妈很信任我，我的户头随时都可以提到钱。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我突然觉得整个价值体系全部出问题了，开始非常怀疑自己。我大学暑假第一次到宜兰，跟他拉稻子，他说你真是手无缚鸡之力啊……

东方历史评论 / 访谈

朱：后来你的大学生活就完全变样了？

黄：对。我一直也不是文艺青年，可是我真的很有行动力。我当时大概是把东海建筑系二十几年来搞得有声有色的第一人。我鼓动人做生意、赚钱，然后这边开舞会，那边搞展览，把整个系搞得很蓬勃，好像权力都回到学生手里。当时东海对面要建火葬场，学生反对，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总要公开讨论吧，所以我当时做了个海报，用胶布在孙中山像的嘴上打叉叉，我还敢出去贴。后来这个事情爆发变成社会事件。夏铸九在当时对建筑系的学生很重要，他从伯克利带回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大堆学生跟着看。当时能够偷偷摸摸对抗政府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在大学宿舍偷听大陆广播。其实你不知道对面政府更有问题，但反正反这边政府就对了。

朱：对，我们当时也听“那边”台湾广播，偷听“敌台”。

黄：我当时听大陆广播还觉得说是这边政府捏造的，假装大陆广播，因为听起来真的蛮愚蠢的……讲的什么东西啊，什么山东省产量多少……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一定是台湾官方来丑化大陆。另外一件事是和1989年那个事件有关的，事件发生那天早上我正好在东海建筑馆，当时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个事情，我就把它开很大声，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moment，台湾怎么可以对这个事情没有感觉？！在这种时候人们还可以高高兴兴评图？我不能理解。可是我把声音开很大，处长竟然上来骂人。他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很政治化，对我来说这是你的地方我没办法，可是我表达我自己的立场，我还是把它开很大声。

朱：你的政治启蒙是从哪些地方开始的啊？看什么书？

黄：我一直是神经大条的，我不是那种看完书记得来龙去脉、整理起来然后还能讲给别人听的那种人……我看蒋勋写的《少年中国》，还有《人间》杂志、《自由中国》、《文星》、《当代》，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过当时没有那么政治性的理解，只是一个学生觉得爽不爽、事情对不对而已。当然到从岛外回来，进到宜兰，那才开始比较知道说原来政治是这样的。

朱：你从美国留学回来，为什么去宜兰？

黄：说实在的，我和台湾的连接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是一个都市人，就在台北市。我爸妈离岛了。我跟台湾土地的联系就是朋友陈登青而已。我当时觉得，宜兰可以养出这种品质的人，那我的小孩应该要这样长大。如果我的小孩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可以坦坦荡荡，讲话很诚实、很直接，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对于用意识形态骗我这件事特别不接受，所以建筑上，我只要发现一点点胡扯的地方，就会特别不舒服。不过我跑到宜兰去这件事，等于是打了爸妈一大巴掌，因为宜兰是“绿色基地”嘛。我爸妈是“忠党爱国”，坚决支持国民党。可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是被迫害的，没有政治权利，一穷二白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他们还是非常坚定地支持。我跑去宜兰，代表我跟所有亲戚都决裂了，所以过年过节，只要我一存在，他们就不能谈政治的事情。可是现在台湾真是变了好多，外省人也开始可以批判自己以前所相信的那个政权。我爸妈开始相信，儿子走这条路是对的。

朱：在台湾这么大政治转型过程中，你作为一个建筑师，一个空间的建造者，有没有想过，自己做这种空间上的努力，和政治转型是有关系的，还是完全中性的？

黄：我当然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政治性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牵涉那么多人，当然是政治性的。我来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非常接纳我。我人生最亲密的伙伴都是本省人，最要好的朋友、我的妻子。我很怕被排除在外。因为怕被排除在外，总是会跑出来为它发声。

美就是往前走一步

朱：如果说你将近二十年对地景的连通，生态的维护、修复，美好空间的塑造，为形成宜兰清晰的身份，加强它的家园意识，甚至宜兰在整个台湾政治版图上的自治，你贡献了很大力量，你同不同意？

黄：老实讲，我觉得我有一点贡献在于，我让更多的人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这是让我意识到我在政治上的意义。然后我也明白，为什么有很多人讨厌我，政治上不喜欢我。他们觉得这个人“难以捉摸”，你干吗，你按照时间把预算书交掉，按照体系就好啦，干吗一直让事情变得难以收拾。他们就是受不了你每一件事情，一定要问一下，真的要这样吗？摆明了我就是“不守规矩”。我们用空间解放了这个可能性：桥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就是可以啊！公共建筑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可以啊！做一个公共建筑很难，中间要多少人盖章，只要有超过更多的人反对，你就是盖不成的啊。公共建筑是一个集体同意的结果，不是说一个老板说要盖就能盖的，而是要非常多人去同意的。解放被禁锢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有贡献。（不管多困难）但最终，我觉得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

朱：为什么呢？

黄：因为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朱：你通过专业判断，认定自己的工作代表公共利益。但在推行过程中，并没有公众投选票帮你。而且，如果真的要公众每个人交问卷，他们各自有可能更关心自己在项目中的补偿利益，而很难达成一个总体规划上的综合判断。在那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坚持专业信念，这信念是超越政党，甚至超越局部的民主程序，一定要坚持，时间最终能帮你证明？

黄：我还是相信有些事情是超越民粹的所谓民意调查。我觉得民意调查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它当然不是想长期的事情……我们的大多数project拿出台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今天出手，不辜负公共资源——因为公共资源在某一个时间点，往往机会只有一次。你必须要做一个让它前进的。所以我认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贡献。

朱：你这个贡献是指，对公共资源的贡献，还是对建筑学的贡献，还是两个都有？

黄：我不晓得怎么定义，就是讨厌会导致今天状态不好的那些事情。只要我有一点点机会，让它改善一点，就OK了。比如樱花陵园的桥，那根本是我们“捞过界”。那是农业局做的山区道路规划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就是没感觉啊。这是樱花陵园的入口，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弯的桥，形状环抱整个兰阳平原。当时的工务处长听我讲，觉得有意思，就跑去找农业局长说，这个桥拿来我们做好不好，你们路就做到那个端点，不要再往上做了，这部分我们来做——我们身后有很多贵人啊。如果我自己这么想，没有人去搞它一下，我们也根本做不到。就是有那么个人，发神经去跟农业局讲说我们来做，就因为他认同我的想法。结构技师渡边后来觉得我们不可理喻，因为他原本要做一个很干净优美的桥，结构表现要很清楚，可是我觉得，那这样子，人就没立场啦。一个物理性的表达，不是我的原意啊，我的原意是说要拥抱这个城市，拥抱我的故乡，怎么变成表现这个桥了。我后来想不通，就偷改了设计，加了一个步行道上去，就不那么纯粹了。渡边很不高兴，说哪需要这样子啊。我当然是逮了另一个原因，我说你们日本人搞不清楚，我们台湾工程测量、地质测量都不准确，我找了两个台湾的结构技师测量，说这里地质可能有风险，需要加一个支柱。我用了这个理由。但其实我们是要执行那个非纯粹的人的味道，把它搞成一个环境的事情，而不只是一个结构表达的事情。

朱：所谓的群众参与式设计，比如7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参与式社区设计，往往在过程中，建筑设计的想象与创造力变成很不重要的事情。群体的意见一表达，最后结果往往就是“维持现状”。各种意见一交织，现状往往是最好的，最能容纳多数人的意愿。那么，你们多少是要追求一种更往前的空间解放吧？你似乎是想告诉公众：一方面，我是在为你们的利益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你们应该相信，往前走一步，就可以更获得一种解放。

黄：对，我是非常相信人的智慧，别人的智慧可以比自己好，现在的智慧可以比以前好，人是可以往前走一步。当然有可能有风险。

朱：有可能有风险，因为通常我们接受的是惯例，因为日常生活都是重复嘛。如果有这样一批专业工作者告诉我，这个空间其实有更好的一种潜能，让你得到生命的解放，哪怕是一个瞬间的解放，这时候你的生命体验就会更丰富……

黄：因为我们往前跨了一步，享受一种……我们过去的那些辛劳，有点提升、升华的感觉。这确实是一种纯感觉的美。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不讲这个的，我们讲儒家嘛。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认真地把这个讲出来，要不然对想要在这个事情上挣扎付出的人是不公平的。他的挣扎没有得到一定的支援度。要不然他就说你是玩物丧志啊，要不然就是形式主义啊，要不然就是拿着公共资源去成就你个人的快乐啦，就是讲这种嘛。怎么是这样呢？到最后没人谈这些，所以唯一可以接受的变化是，回到过去，好像怀旧变成了一种审美。这可怕极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过去，多数都包含了一种压迫。过去怎么可能很美好？如果很美好，你去过过看啊。

朱：即使都对现状不满，很多人也没有想象未来新的可能性的能力或勇气。

黄：（前进）有风险，当然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副作用，但那个副作用我们有能力解决啊。现在就动不动去挑那些“副作用”，把副作用夸大，说这个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看怎么办。但问题是变好的部分你怎么不说呢？要公平对待啊。

在地与超越

朱：田中央的未来，会不会考虑外地的项目，比如在中国大陆？田中央这种工作模式，每次要有一个团队，紧盯着工地，这种方式是不是注定了你只能做在地的项目？

黄：我动过念头，日本3·11地震之后，有一个团队想找我们去帮忙。日本那种工序，真的是你只要出个点子，他们就可以把剩下的都干了。但我觉得中国就相对困难。我如果跑到中国，丢了一个什么（点子），我可能会害了他们。如果我认真地帮他们执行到最后，也许OK……可是我怀疑我有那个能力吗？老实讲，我对中国是有感情的，不太能说这个事情坏了就算了，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这里人的痛苦，我是看得到的，听得懂的。比如说印度人很痛苦，我虽然能够听得懂，可是没有那么直接。可是中国人，我是能感觉得到的。这跟国家认同无关，可是我感觉得到他的痛苦。我去年去大陆八次，人家都觉得我疯了，我摆明了不做大陆的业务啊，那我干吗一直去大陆？

朱：对啊，干吗？

黄：我会跑中国大陆，多多少少也是觉得，既然人家想听你讲这个事情，那就很诚意地把真实讲一讲，让多一点人听听真话。听听能干吗，我也不知道，听听再说嘛。我也好奇。中国大陆对我来讲是我书上念过的东西，都没有去过，你叫我去就去，就当是去玩啊。我也真的有一点心愿，万一我在台湾讲了半天，台湾没有发生，大陆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啊。所以我觉得，多去讲讲，真的不错。而且我也不是只去中国大陆，我还去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我总是希望说，如果有人能够看到，疯子也可以活，那就不错。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大陆感觉非常难过，我跑到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文化领域，可是那里的人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面对的问题根本是一样的。我看到的窘相、惨状，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但这和我们根本就一样。我去印度、日本，看到不对劲的事情，还可以说，那是异国情调，是我无法解决的事；可是在大陆，完全是跟台湾发生的事情一样，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或者位置上发生在不同的点，或者是时间上的差异而已。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度假的心情去享受在大陆的旅程，没有办法说到一个地方，用一个异质文化，对自己很有启发，让自己很快乐……

朱：说到台湾建筑师到大陆实践，我很佩服谢英俊。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只能通过官方下达计划指令，参与重建设计。要不就只能埋怨“体制不好”，无所作为。而谢英俊，就一头扎到震区乡村里，直接帮助修农民房子了。他才不管什么上级政策——你要是等那自上而下的政策，每一级都不想担责任，每一级都很难通过。本质上说，谢英俊的做法几乎是“违法”的，他的轻钢体系不符合中国的结构法规，他的施工、保险在中国都是在体系之外的，每一步都有问题。但是谢英俊很鬼，他说这是农民自己修的，不是我卖出的产品。直接到草根，最底层，最多就是说服村干部，喝个酒，一个村就搞定了。你要是跑到省建委、市规划局，再往下去乡村，恐怕几年也搞不成。况且他还是个台湾人，又牵涉到敏感的两岸问题。他的经验是直接从最基层做，反而有大把的空间。

黄：而且他就实现了这些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事情，超越法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朱：相形之下，很多大陆建筑师严重缺乏相关知识、经验，因为平时就根本不注重乡村和灾后重建设计。大家就只能埋怨体制，说体制不给足够的实践空间。但讽刺的是，反而是一个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到震区做出那么多成果。

黄：我觉得大陆真的要克服这一点，那个体制其实管不到所有的事情。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是做了一堆灰色地带的事情，做了一堆搞不清楚法律是允许还是不允许做的事情。

朱：谢英俊和田中央，开发出两种很不一样的建筑实践模式，跟现在通常的模式都不同。谢有点恢复了古代的master builder的传统——总体建造师。他的轻钢骨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标准化体系，能迅速降落在任一个地方。然后，他靠填充墙、屋顶形状等次一级元素，稍微改造一下，来适应地方状况。正因为这个体系足够标准化，足够简单，一下子空降到一个灾难发生地，可以迅速培训出一批人，修建出来。谢还带轻钢材料、加工器械，一切都很简单，稀里哗啦就盖起来了。从建造体系、建筑设计、建材加工，到建造工序，他一个团队全部贯穿了。他可以带着他的建造体系到处游动。而你们田中央相反，你们牢牢扎在一块地上——宜兰，一搞，二十年。

黄：谁叫我去哪里做事，我都觉得我们能力有限。可是如果我在我自己这片土地上做事，如果这个事情做对了，理论上谁都可以做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出来。

朱：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能像你们这样，死钉在一片土地上。

黄：只是时间还没到吧。而且我有一点感觉，这个事情反而会发生在大陆。

朱：你说类似这样实践的模式，在大陆是有可能的。比如黄印武在云南沙溪，一搞好几年。中国版图那么大，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将来的确是有可能。但现在真的……不超过五个吧。

黄：真的吗？十几亿人口啊……你得把自己先放开，不要老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层次里面的标准去想象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先放开自己，我们重写自己的人生，我们的成就感、快乐，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跟别人不一样。说实在的，这个一点都不难。当然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条件，我觉得大陆这么多样化，应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

朱：所以你去大陆，还有更大的意义：不光为中国建筑师讲解一种新的实践模式，还传递一种新的理解地方的视角。不妨这样想，我们通常外在地想象中国的版图，要么就是大陆，铁板一块、一个国家，大陆VS台湾，中国VS美国；要不就是想象一个金字塔式的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县、市、乡村。但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想，如果大陆是由无穷多个宜兰组成的，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黄：对，这就是我的想象……

朱：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是真正的大陆，就像欧洲大陆一样，有无数个文化、空间、生态的“在地”。如果以这种观念，大陆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宜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追求，那建筑师在每个地方都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就像你对宜兰这样。文化不只是文学、历史，也包括空间。空间营造从专业角度看似乎远离政治，但是它对物质环境和人的社会关系都影响巨大。大陆、台湾、香港的交流，从这个层面上是可以非常有效地展开的。中国建筑师有了“在地化”意识后，就不会老挤在几个城市里。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大陆有如此丰富的文化传统、气候、地形……这时候爆发出来能量就很大了。

黄：我心里真的很期待这个事情。我们在宜兰简直想把这个资源榨干，到底有多少好东西啊，拼命挖、拼命挖。可是大陆，应该到处都是吧！我上次去新疆，新疆好玩得不得了，新疆的水果多好吃啊！我以前以为台湾的水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来根本是自大……田中央有过一个大陆小孩叫王侃，我问他说你还蛮喜欢台湾的，有没有找过台湾女朋友啊，来台湾发展你的建筑事业，说不定会比较靠近你想做的事情？他想了半天，跟我说他家在苏州同里，他觉得宜兰的水虽然好，但家乡的水更像是日常无时无刻的，走在路上就有水，他觉得台湾就是少了一点什么。有一天他去故宫，看到那些老器物的线条，他很着迷，看了一整天，他跑去台北就看了一整天线条……我们台湾的孩子是不会这样想事情的，他其实是对他的家乡充满了非常清楚的感情。我很清楚地从他身上看到他的家乡土地的特质，让他真的很珍惜家乡，我就觉得这力道会在。我不管你在这里讲什么概念，可家乡就是家乡，我很羡慕那感觉。你看台湾有这么多舒服的制度，他羡慕的事情，可他还是觉得他（家乡）有一种让他无法忘怀的品质。这很动人呐。

朱：现在大陆，包括香港的建筑教育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把学生对家园的自豪感给毁掉了。大家传诵的都是国际上流行的话语，时髦的理论、概念、现象。谈来谈去就是那几个国际著名建筑师，很少去探讨个人的背景、独特性……教育在压制那些东西，而不是在释放。我觉得你们的意义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建筑工业的生产链条里，建筑师这个位置越来越被限定了，而你和谢英俊，用不同的方式在这个链条里尽可能拓展空间，然后影响了决策，影响了建造，影响了大尺度的规划。

黄：不过你们不要把这个英雄化，因为它跟事实不合。我在现实生活是蛮窝囊的，我一天到晚是被修理的，人家背后也一直讲一些酸酸的话。不是那种双枪侠出去，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讲成这样，会误导人家，人家会以为做这件事情还蛮爽的。其实真的不会，可是我的心里是快乐的。那些事情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坚定地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确实在做一件长久之事，而且也不是属于我的，是这么多人想要做的事。我确实觉得如果这是对的，那些人（给我制造干扰的）都不是对手，老实讲，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

朱：你要知道大部分建筑师的状态是整天受甲方的气，你让我改这个立面，我就改，因为要吃这碗饭嘛。

黄：我是真的觉得，我们要饿死真的不容易啦。虽然我没什么好的身家背景，白手起家，可是至少我爸妈健康啊，他们现在不要人养，然后在政治上也不能迫害我，就还算幸运吧……不过我有点担心，一直鼓励人家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也有人提醒我说，你可以，别人不一定觉得可以。

朱：这就像种子一样，你撒到田里，它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是对职业本身的一种价值的肯定。还有，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价值肯定是在global citizen，世界建筑师，寰球建筑师，认为一个建筑师可以到任何地方处理东西，要么是大师型的、要么是标准化的建筑师……但是你这个现象可以说极其固执，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里，用台湾话来说就是“在地化”，动作感很强，“在地”。

黄：我快乐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在那里鬼混，晃来晃去我不必坐车，这非常愉快。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这样，可这（对我）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你看我晚上工作到多晚，可是每件事情都扎扎实实地解决了，因为我根本就是在现场解决的啊。什么人行道高低、美术馆够不够大，我在图上搞半天，做完我心里也虚虚的，但在现场看，高高兴兴的，因为问题解决了啊。什么树该不该留，在办公室讨论得半死，可在现场一看，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朱：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些工作的结果下来，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这块土地了。王俊雄说，宜兰建筑为台湾建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我换句话说，宜兰建筑，非常有力地支持了台湾本土文化的发展。这种特别固执的在地化，其实有了超越本地的意义，给台湾一个身份。我觉得也给全球化的世界建筑提供一种启发：正因为非常认真地在地化，或者说一种对全球化的抵抗，或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好一个东西，这意义都可以走出这个地方。

essay | 随 笔

革命：一扇被挤破的窄门

龚克

为什么一个具有几千年世俗传统的国家，会在近现代陷入准宗教的迷狂？为什么“五四”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后，竟然会身不由己地走到它的反面？除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外，这些因素自身内部，也在孕育着相反相成的基因。

如果说近现代中国有什么大词能够真正俘获人心，毫无疑问，“革命”是最重要的一个。相比“民主”、“自由”、“共和”等静态概念，“革命”仿佛蕴含了永动机般无穷无尽的动能。任何质料，只要投入革命的永动机，都能在熊熊烈火中觅得最终的归宿，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或者，先上天堂再下地狱。

然而，永动机是不存在的。同样，革命也自有它的发生、衰落与消亡的周期律。

一

革命源于“轮回”与“复归”，这个看上去近乎自相矛盾的命题，实际上已经不是新鲜事。追溯词源，Revolution来自于天文学，意指星体在轨道上旋转一周后，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revolution一词的。然而，早在哥白尼之前十五个世纪，西塞罗已经用过同样来自天文学、含有循环意味的conversio来指代人世间的政治动荡。波利比乌斯也已经使用了anakykloois一词，这几乎已经是revolution的希腊版本。在这种早熟的革命理念背后，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发达的政体理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利比乌斯，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等不同政体之间的流转逐渐构成了循环，支配着古人对于此岸世界种种“革命”的认识。

革命的隐喻，何时从循规蹈矩的星体旋转，演变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我们已经很难做出确切的历史考证。早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已经出现过rivoluzione，而至少到1688年威廉和玛丽即位而被称为“革命”时止，天文学上的“复归”含义仍然牢牢地盘踞在时人的头脑中。尽管它正处在转变之中，但丝毫不妨碍“光荣革命”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方式，塑造着后人的头脑。

从思想史意义上看，“革命”含义的深层变迁，是通过两轮转折得以完成的。

第一轮转折，是基督教的兴起，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中“革命”的精神内涵。尽管在表面上，基督徒被劝导要服从、而非反抗世俗权力（例如耶稣著名的训诫“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对上帝的尊崇和对天国的向往，毫无疑问超越了一切世俗统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同时超越了古典世界中无限循环的观念，为世界树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起点（上帝创世）、一个可以把握的里程碑（基督降生），以及一个不那么确切、但终究会到来的终点（末日审判和天国）。政体之间的种种变革与纷争，和上帝降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二轮转折，便是世俗化的兴起。如果地球骤然失去太阳的引力，它将会像脱缰野马一样逸出运行轨道，遁入宇宙深处（直到它被另一颗恒星捕获），从思想意义上说，革命的第二轮转折也只需要一个关键枢纽的转换，即引力的消失。一旦引力消失，基督教构建的依赖上帝伟力的封闭进程便被打开了缺口，延展成为一条无穷无尽的直线。

在西方传统中，这种引力的消失肇始于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张扬与上帝的退隐，而宗教改革在坚持尊崇上帝荣光的同时，将人引领到可与上帝直接沟通的地位，无形中也同样提升了人的价值。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展开，人逐渐获得了代上帝立言的资格，世间万物由此真正以人为尺度。这构成了社会发展真正“革命性” 的范式转换。当米什莱说“什么是大革命？就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巴黎圣母院的庄严圣歌，只不过，已经没有上帝在天国俯瞰，“永恒正义”的标准，是由人来书写的。

正如基督的一神教取代了西方古典世界的多神教，基督教超越了古典的多轮循环观念，但“革命”原始含义中天体运行的“不可抗拒”色彩却保留了下来，甚至借助上帝的全知全能更加得以强化。对于基督徒而言，世界末日降临和上帝亲临审判这种“不可抗拒性”是完全超乎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而当上帝退隐时，人在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论乐观情绪支配下，当仁不让地继承了这种“不可抗拒性”理念，只不过人格化的上帝变成了非人格化的历史。法国的革命者，无数次以“风暴”、“洪流”来形容自己参与的这种不可抗拒的事业。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法国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来源，黑格尔哲学将历史必然性基因注入前者的血脉之内。而揭开层层遮蔽，向上追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底色仍然依稀可见，它构成一个世俗版本的救世学说。但是，其间重大差别是，基督教从不期待、甚至拒斥在现世实现天国，任何持此念想的，必被斥为异端邪说。但是，对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言，彼岸天国和此岸人世被拉到同一个维度之上，基督的降临被置换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千年福音幻化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救赎传统则代之以社会再造与新人培育。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战争为触媒，传递给列宁麾下的布尔什维克，又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送到中国。然而在这里，城门上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镌刻着“中华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革命”在遥远的东方遇到了更加吊诡却欲拒还迎的本土资源。

二

和西方人称革命必然援引其天文学含义一样，中国人在学理上谈革命，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追溯到“汤武革命”的前世。《易传·革卦》中短短的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引发了无尽思古之幽情。与西方革命概念暗合的是，汤武革命本质上也不是开天辟地的新开端，而同样是复归到理想状态中古人的贤明之治。武王起兵是对商纣的反动，却是对成汤的回归。这种复归以天地四季的更替为比附，更显“顺天应人”的循环无穷。

然而，在三代之治的光芒下，革命自始即隐藏了暴力的基因。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兽皮治去毛曰革”，换言之，捕获野兽后将其打死剥皮，除去附在上面的毛，剩下的产物即为“革”，这种隐蔽的原始暴力含义渗透入后世语境，无形中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概念模糊。从“汤武革命”来看，“革”的对象实际指的是王朝天命，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合法性，然而，“天命”与“人命”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前者往往需要后者作为祭品来体现。根据陈建华的考证，中国式“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这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义里所没有的。另一方面，“革命”这个缺失主语的动宾结构，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解释空间。同样如陈建华指出的，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描写，贫农面对地主时愤愤地说“非革他的命，不能解这恨！”这正是“革命”概念在20世纪现代语境中的模糊与弹性所在。

西汉景帝时期，曾发生一场著名的论战：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议革命的合法性。黄生质疑汤武革命具有道义合法性，认为汤武并没有继受什么天命，压根就是以下犯上，而辕固生反驳称，天下人都心向汤武，这不是天命又是什么？黄生再称，君臣上下之分乃既成事实，臣下非但不去规劝君上，反而取而代之，难道不是弑君吗？辕固生终于抛出杀手锏，称依此逻辑，是否我们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眼看着学术争论失控，皇帝不得不出面制止，“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换句话说，革命的合法性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但是下禁令不得讨论却是实实在在的。此后萧规曹随，中国的革命话语潜入水下，极少再被使用，直到近代才重见天日。

革命话语在近代复兴，应归功的第一人当属梁启超。戊戌之后梁东渡日本，发现当年从中国进口来的“革命”概念在“天皇万世一系”情境下得以改造，摇身一变成为改革维新的代名词。明治时代为革命时代，尊王讨幕为革命事业，维新志士为革命人物……于是梁启超惊喜之下，将日人对译西文revolution的“革命”概念“出口转内销”返回中国，并欣欣然期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女界革命”……

然而，清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在戊戌之后早已大量流失，在世纪之交的干柴烈火时刻，梁启超的译介工作并没有起到他自己期待的作用，反而如同普罗米修斯盗下天火，点燃了干旱而躁动的土地。“新的革命意识从传统中获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资源，唤醒狂欢节日般的集体记忆。”（陈建华）它的直接后果，是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蒋智由当年疾呼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更加风靡全国。

“血灌自由苗”为象征的暴力前景终于震骇了梁启超，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于是逐渐调转矛头，指向了自己亲手引入的概念。在1902年的《释革》中，他尚将“改革”与“革命”等量齐观，但已批判中国此前的革命是“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到了1904年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便已经总结了中国传统中改朝换代所谓“革命”的七大恶，悲叹“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只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而到了1914年的《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便下断言“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然而正是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都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此后，“革命”愈发深入人心，却愈发走了一条下行路线。它最为经典、最为简单但同时也最为震慑人心的表述，便是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革命定义虽极其简单，然而却恰恰迎合了农民阶层的怨恨与报复欲望，以及苏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化的需求。这种源于农民阶层的天然理解力，无疑远远超过留苏学生和英美博士，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最终通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逻辑延伸，完成了逆转的“亚伯杀该隐”的历史大业。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暴力因素在中国革命传统中是一个既成事实。革命固然有金碧辉煌的一面，但同时更有杀人流血的一面。革命固然不仅仅是造反，但造反却更可以假托革命之名。一场革命的确不需要叫醒所有的人民，事实上人民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搭便车者”，正如张麻子带着众兄弟一次次地策马奔驰，方才鼓动起一部分“人民”端了黄四郎的老窝（电影《让子弹飞》）。然而，对“人民”的歌颂、对一部分人民的唤醒却解决不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是想办法让鹅城不再出现新的黄四郎？还是满足于在黄四郎的牙床上滚一滚，然后把目之所及的所有值钱物件搬回家？黄四郎本人，原本也是革命功勋啊。

三

在一个连iPad发布都被称为“革命”的时代，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还是要固执地追忆。

阿伦特曾经为革命下了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定义：“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按照这个严苛的定义，恐怕迄今为止没有几场真正的“革命”。在她的视野中，这一定义毋宁说是为美、法革命量身定制的，而十月革命也只是作为美、法的后继参照系，若隐若现。

事实上，美国革命能不能归于此类都大有疑问：毕竟，缔造全新政治体的“制宪”和此前的争取独立的“解放”，其实是两回事，中间还夹着一段邦联时期，战争的性质是不是“从压迫中解放”更加值得怀疑，所谓种种“苛捐杂税”相比其他地区，的确只能算是“温柔一刀”，它之所以爆发，完全不是源于现实灾难，而本质上根源于一块海外飞地上的民族日益萌发的政治主体性意识。

倘若如此，阿伦特所谓的“现代革命”，更加精确符合标准的便是法国革命开创的谱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她围绕一个命题进行了更为精细的论证，即“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哪怕他们打着信仰无神论的幌子”。美国在建国初期的意识背景，无疑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早期拓殖北美的清教徒乐观地相信，新大陆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而他们的工作则是增进上帝的荣光。然而，在政治法律领域，美国立宪的基础却最多是一种“神学化的政治”，在赞美造物主、承认“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之后，一切的制度设计几乎都是以纯粹的人之经验理性来进行的：不期待魅力领袖，不实施道德纯化，不追求千年永福，相反，联邦党人强调“党争之于自由，正如空气之于火”。可以说，虽然披着清教外衣，美国革命却是一种“弱宗教”的模式。

相反，在法国革命开创的谱系内（法、俄、中），表面上看信仰“去基督教”或无神论，但由于跨越了人间与天国的藩篱，本质上却是一种“强宗教” 模式、一种“政治化的神学”。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设定乌托邦的“终极目的”，塑造半人半神的卡里斯玛领袖，强调美德，推崇集体，培育新人，鼓吹只有信仰特定意识形态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才能得救，救赎事业也只能依靠这一小团体领导，而为了达到上述种种目的，暴力手段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使用，是无远弗届、无从避免且无可愧疚的。

对于世俗传统深厚的中国而言，这“强宗教”的革命模式同样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前所未有现象，却最终获得了胜利，堪称是比史华慈所谓“革命之谜”更加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一个具有几千年世俗传统的国家，会在近现代陷入准宗教的迷狂？为什么“五四”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后，竟然会身不由己地走到它的反面？除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外，这些因素自身内部，也在孕育着相反相成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胡风在1949年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恰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事实上，真正堪称“时间开始了”的事件，正是标志着公元纪年的耶稣降生。而现代中国“时间开始了”的类宗教情怀，让人联想起“要有光”般的上帝口吻，这在中国文人的世俗传统中着实是一个异数。且不说以胡风为代表之一的左翼文学群体让人联想起托克维尔提醒的“文人政治”，真正危险的倾向更是如阿伦特所说的，这其中折射的观念便是“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我们已经无法用中国和西方两大古典传统中的循环论来理解，相反，在这个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端，是史诗般的“时间开始了”，而另一端则必然是“时间的终结”——地平线上无限遥远的共产主义大厦。

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提出，现代中国革命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思想的世俗版本，他的论据之一便是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将“解放”塑造为开天辟地的原点，“解放前、解放后”扮演了基督教思想中“公元前、公元后”的角色。尽管这种观点有失粗疏，遭到中国学者（例如刘小枫）的批驳，其中洞见却并非全然谬误。

因此，“时间开始了”固然是现代革命的特征，但更确切地说，是法俄谱系革命的典型特征，一种世俗语境中的准宗教情怀。一个英国人或许理解1688年的意义，正如一个美国人认知1787年的意义，但是他们不会将这两个年份视为开天辟地般的崭新时刻，美国宪法并不是“漫漫长夜里的指路明灯”。他们的政治生活是连续而渐进的，革命只是道旁的里程碑，而在法俄谱系之内，革命绝不仅仅是里程碑，革命甚至就是道路本身——“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正如不经革命，没有人能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一样。

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堪称革命，只有在历史转折点上，在最有生命冲动的民族中，负载着为人类探寻出路可能的革命，才堪称一场革命——但其中的出路，并不必然以喜剧结尾。回顾20世纪，值得骄傲的是中国革命的确可以跻身于这一行列；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为这种荣耀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想建构神的金碧辉煌，却换来人的血流遍地。更可悲的是，在与自身虚幻神性纠缠不已的时候，孙中山的遗嘱仿佛成了一个魔咒，我们自己也并不确定，在“革命尚未成功”之中还将停留多久？

四

革命在中国，注定是一扇被挤破的窄门。千年国脉、百年危机、政治更新、社会重塑、世俗传统、宗教情怀、礼乐文教、刀光剑影……万马千军都得要从此门过，革命承载了不能承受之重，即便要求有刻着“自由”的良民证出入，仍然难免泥沙俱下。

耶稣或许早有预感，他先告诫门徒“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随后，他紧接着便警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福音7：15），或许他正是看到了寻找窄门不易，所以必然会衍生出各型各色的假先知，带领世人误入歧途。但是他不曾、也无法料想，在身后千年的除魅世界里，世人对神的信仰崩解，却依旧有信仰的渴望与冲动。20世纪体验过底层疾苦的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也领悟到，“这是一个不信神的时代，却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而且对信仰和救赎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无论东西方（东方尤甚），人都愿意乞灵于任何看上去貌似先知的人物。当千军万马带着救赎渴望驻足于革命的窄门之前，理性与审慎，只不过是虚掩的柴扉而已。

将革命与自由进行唯一联系的观念，早在法国革命中就已经出现，吉伦特派哲学家孔多塞曾称，“‘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但当他在雅各宾派的追捕下，完成生平最后重要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后慨然赴死时，恐怕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由之路的坎坷，和他所鼓吹的人类无限进步的理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随着法国革命的展开，主导权由精英滑向民众，观念由自由滑向平等，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仅仅归咎于精英的“无能”或“轻率”。身为当局者，他们何尝不知道自由的甘美？法国国民公会的议员往往发现，他们的本意经过议事厅里民众的吼声过滤，最后的结果总是和本意截然相反。在形格势禁面前，他们不仅是民众的傀儡，同时也沦为历史的玩偶。

但是，一味地鄙夷革命史上的当局者，反而会暴露后世旁观者的轻率。这种醉心于外部批判的视角，空具政论美感，对实际政治操作却收效甚微。它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耐心和能力从法俄内部分析对革命激进化曾起到阻遏作用的自由因素，以及在铸成大错之后收拾残局、进行制度重建的契机。二百年前置身具体历史情境的美国人甚至都已经警告法国，一个已经腐化了几百年的国家，要想自由生根，“不得不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而我们身处这一谱系之中，更是无法跳脱自己的皮肤。今天需要告别的，不仅是历史上一味崇尚法俄的政治浪漫主义，同时也要警惕反方向上的浪漫主义。迈斯特的名言尽管遭到阿伦特的嘲笑，对中国却不无启示：“所谓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绝不是一场相反方向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

同样在防止轻率态度这一点上，沃格林近七十年前的一段话同样宛如空谷足音：“今天有一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强烈的道德裁决来表达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深恶痛绝，认为用一切文学方式来与它战斗乃是自己的职责……我绝不是要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应该是道德的斗争，而是认为这样的斗争不够彻底，因为他没有抓住根源问题——宗教意义上的根源。”的确，和大众的感情与认知相反，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和去掉“国家”二字的社会主义者相比，也不遑多让。

从革命的视角看过去，中国实际上只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三百年来伤国乱”的大传统，一种是在前者阴影笼罩下，假先知为神代言俘获信众的小传统。我们旁观了历史上的千军万马闯过革命的窄门，如今依旧是“革命尚未成功”，直到历史轮回，满城争说革命，自己也变成千军万马中的一员。在历史旁观者与现实当局者两种身份反复切换之际，我们又有多少把握和信心，能够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避免前人的错误？在横遭种种剧变之后，是否能够如同联邦党人般“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机遇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其实还在未定之数，悲剧并不一定是喜剧的序幕，同样也可能是多幕悲剧的开始。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在其中扮演角色，或许唯一恰当的角色是指出种种可能的陷阱，而不是欢呼“时间开始了”——是的，一部分人的时间或许开始了，另一部分人的时间却也许行将结束。

埃及知识分子的悲剧

撰文：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

翻译：邓 婕

埃及作家阿斯瓦尼（Alaa Al Aswany）在阿拉伯之春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颇有代表性：“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读完这篇文章，你会对阿斯瓦尼的这段话，以及后革命时代埃及可能面临的问题有更真切的理解。

爱兹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作为埃及伊斯兰研究和法理中心，拥有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权力。纳赛尔时期，阿兹哈尔大学敝帚自珍，仅是一家被动实现现代化、实现改革的学术机构，现在它已可信心满满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内指点江山。埃及的整个文化生活都在阿兹哈尔大学当局的关注范围内。神学内容悄然渗入教育课程。当政府幡然醒觉并意图收复失地时，全体院系已经落入伊斯兰主义者手中。政治伊斯兰的拥趸们，凭借与全面退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狂热和忠诚，开始显示威力，切断了年轻人对主流宗教思想和世俗政治秩序前景的念想。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学校里，禁止播放国歌和悬挂国旗，因为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看来，这些都是非伊斯兰政府的象征。“政治伊斯兰还在为争权接受考验，”敏锐的分析家兼观察家塔希恩·巴希尔（Tahseen Basheer）表示，“而社会的伊斯兰化已经蓬勃发展”。

“这片土地上的诅咒”

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胜利来之不易。在独裁政府和神权主义势力的争斗中，埃及民众看不到多少变化，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政府的强硬反应奏了效，作为民众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阶层、政治阶层和商人阶层，都因畏惧采取了退缩策略。在当局保护下免受伊斯兰主义者冲击的这些男男女女，有部分为政府执行死刑之多之快的现实所震惊。“穆巴拉克下令执行死刑，并且绝不过夜。”一位知名的反对派这样对我说道。局势变成这样，实因政府没有其他办法。没有沦落到叙利亚、伊拉克或苏丹遭遇恐怖的地步，对于埃及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宽慰之事。这个国家毕竟是律师和法制最早扎根的地方，拥有浓厚的工会与结社习俗，以及深以传统为傲的独立司法系统。恐怖让穆巴拉克有了绝好的借口，回避中产阶级及其专业组织——律师、工程师和记者——提出的要求。穆巴拉克只消发号施令，轻而易举地挥去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麻烦事。

针对世俗主义者的进攻开始于1992年夏天。时年6月8日，出身农医学家但热衷公开讨论现代化和世俗文化话题的法拉杰·福达（Farag Foda）遭伊斯兰主义者杀害。殁年47岁的福达，被两名骑摩托车的蒙面男子，当着其十来岁的儿子和密友的面杀害。福达的儿子和这位密友也在袭击中受伤。福达既不愿屈服于神权主义者也不肯隐藏自己的观点。尽管曾收到过不计其数的死亡威胁，他还是请求当局撤去警方对他的保护，以便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福达让人想起1920年代的世俗主义者，坚持政教分离。他以穆斯林身份写作，但将信仰问题归于个人事务和宗教礼仪范畴。最关键的是，在伊斯兰主义者眼中，福达的最大罪过是他1985年写的《陷落之前》（Qabl al-Suqut）那本书。在书中，福达完整并旗帜鲜明地介绍了世俗主义政治生活的内容。福达在书中提到“公正城市”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那些向年轻人推销神权主义乌托邦式的“地上天堂”的人，不过是在贩卖虚假梦想。勇气可嘉但略显有勇无谋，福达不带感情地重温了伊斯兰教早期历史（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心目中的神圣乌托邦）。他在文中提醒读者，作为先知继承者的第一批四大哈里发中有三个是被谋杀的。这可不是什么远古的“黄金时代”，而神权主义者推崇的“穆斯林之剑”杀死的穆斯林比非穆斯林要多。

福达说，时间和地点决定一切。人们必须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保持清醒状态。他反对伊斯兰共同体的概念，他还以一名埃及普通人的角度写作，并戏谑地表示与科普特基督徒邻居和同胞相比，自己可能和伊朗穆斯林的关系更紧些。他写道，宣布他人是叛教者（takfir）的教规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诅咒”，神权主义者拿来对付所有不喜欢的事物——国民大会中的女代表、音乐、哲学，以及国立大学中的男女同校。

在福达的书籍中，你能看到科学家的身影。他客观准确地分析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崛起这一神权主义现象。这股势力之所以能够崛起，他写道，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因为萨达特出于私心鼓励并赋予其合法性，以便换来这股势力对萨达特本人及其推行的新秩序的宗教认可。他写道，萨达特将魔鬼从瓶中放出来，但最终被魔鬼害死。神权主义者拥有了世俗主义者从未得到过的发展空间；于是，神权主义者占领了这一空间，他们的理念在穷苦阶层、新进城人员及易受欺骗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埃及人应该做的就是恢复世俗主义事业。他承认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神权主义观点中夹杂着暴力。伊斯兰教可以分成国家和政治层面的，以及信仰和心灵层面的。人们应该追随后一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并认清前一种范畴的伊斯兰教尚属讨论范畴。他在《陷落之前》一书中这样写道：“先生们，我会遵循你们的意见，只要活着，就不回避问题；只要血脉依然流动，就不放弃信念。我坚信这一新生事物（政治伊斯兰）只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势力，而非其他什么事物。我将不停地提醒你，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煽动（fitna）。愿神能将埃及从这种煽动中拯救出来。”

提及煽动，实际上就是涉及国家内部团结问题、科普特基督教徒地位和命运的问题。 福达推动的是一项宏大而又急迫的社会事业。遇害前，他还同一小群世俗主义者，既有科普特基督教徒又有穆斯林，发起一项名为埃及全国团结委员会（Egyptian Committee for National Unity）的公民政治运动。认识到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和神权主义者正在篡改埃及文化后，世俗知识分子行动起来。福达四处奔走，发出警告。“我们必须杀了他，”两位杀手的一位回忆道，“因为他攻击了我们的信仰。”

一边是恐怖，另一边是专制政权

“法拉杰，杀害你的子弹只是凶手的工具，”勇气和战斗愿望都不输福达的世俗主义者里法特·赛义德（Rifaat Said），在左翼报纸《人民报》（al-Ahali）上刊文纪念老友福达：

射中你胸膛的子弹是黑暗气氛的产物，这种氛围正是真凶希望见到的——电视为这种加速破坏我们家园的黑暗势力创造机会，国家报纸给那些颂扬极端主义并号召追随这一观点的作者留下充足的版面。那颗子弹来自官僚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助长了这种煽动言行。

出生于1932年的里法特·赛义德，是一名历史学家、多产作家和左翼人士。他在国王统治时期、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时期，共坐过十四年的监牢，也曾因参与埃及现代化进程遭遇过行刺。日复一日，里法特始终关注同样的议题：政府的缺位、“温和派”穆斯林及“极端主义分子”间的错误界定，以及科普特基督教徒持续恶化的现状及生活机会。他在《人民报》专栏里不断警告，埃及的国内团结正在成为过去。这些文字最终汇编成册，并广为流传。各地的科普特基督徒纷纷给他写信，倾诉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歧视和恐惧。他收到了上百封信（一些是署名的，绝大多数是未署名的）。作为一位忠实记录埃及当代史的勤奋研究者，他将这些信印发出来。他的专栏记录下了这个国家世俗政治准则被毁的痛苦经历。

在这些来信中，医生和医学教授提到科普特人得不到提拔，提到时下歧视和偏执风气让科普特人感到自己是“21世纪来临之际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那些与里法特·赛义德通信的人袒露心声：上埃及地区的科普特人反映，伊斯兰武装分子随意恐吓他们，杀害药剂师和金匠并抢劫他们的财物。（武装分子神职人员奥马尔·阿布杜·拉赫曼[Omar Abdul Rahman]，曾从其在埃及的居住地，以及1990年移居美国后又从美国，对外宣布极端分子没收科普特人的财富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里法特·赛义德的一位儿时朋友，来自老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曼苏拉（Mansura），曾怀旧地写道：“曾几何时，我们感觉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间没有差别。”他还报告了科普特神职人员因未经允许便在自己教堂的院子里建了一个房子而遭到骚扰的事情。“我并不想做什么比较，”这位朋友写道，“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可以在任何地方建造祈祷和礼拜场所。我们不想质问这种权利，我们只想要类似这样的场所，以便感受到我们是真正的兄弟，而非口头上的兄弟。”一位来自坦塔（Tanta）的年长科普特记者将这一切归咎于政府：

政府在极端主义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电视广播不断传播煽动性信息，宣扬极端思想的讲道者颇受追捧。先生，你能找到当省长的科普特人么？你找不到。派出国外当大使的人里，倒是能找到一两个科普特人……这还是那个我们世世代代熟悉的埃及么？这还是先知穆罕默德赞赏科普特人并教导后人要善待科普特人的那个国家么？

教育工作者、学校老师及家长写信反映，（公立学校的）教材全面歪曲科普特人和基督教。一位来自泽西城的读者，算是生活在纽约及其附近地区成千上万埃及人中的一员，发来颇具影响力的讲道者谢赫·穆罕默德·噶扎里（Shaykh Muhammad Ghazali）的一篇文章。谢赫·穆罕默德·噶扎里是穆斯林兄弟会中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他一脚站在宗教当权派这边，另一脚站在宗教极端势力那边，曾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杂志中撰文攻击基督教和其信徒。一位只愿意透露名字叫萨米尔（Samir）的会计写信说，每周参加星期五布道时，他都能听到令人胆寒的侮辱话语，“传道人叫我们是异教徒，号召信徒们不要与我们为伴，不与我们一起吃饭。在我夫人执教的学校里，毫不避讳地公开规定，禁止听基督徒教师私人授课。你知道吗，私人公司或政府里有不成文的规定，来限制基督徒就业。”

这位历史学家打开了民众诉苦的闸门。他掌握的例子太多了：那些信带来了各地的抱怨、担忧和委屈。他对埃及历史掌故了解颇深——更了解那些宽容忍耐的年代。他拷问并让读者感到羞耻；他发现即便在数世纪前公认的黑暗时代，宗教身份似乎也并不敏感。自然地，他也会回想起资产阶级时代——即他幼年时候——社会展现出更大的开放性。科普特族工程师米拉德·哈纳（Milad Hanna），与历史学家里法特年龄相仿，政治观点相近，他是这样评价成年后的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些20世纪40年代的人，成长于埃及历史上最富足丰饶的时代。我们永远也想不到，埃及会退步，会有宗教纷争的这一天。”

福达的勇气，并未随其死去。里法特·赛义德比福达更积极地投入与伊斯兰主义者战斗中去。毫无悬念的是，他很快也成了受攻击的靶子，伊斯兰主义者发誓要消灭他。我与里法特·赛义德相识十余年，尽管我们政治观点不同，但他的大门始终向我敞开。福达遇害后，我曾去看过里法特三四次。世事无常，令人啼笑皆非，警察竟然会出面保护这位政治监狱的常客。他出门活动，都会有警察护卫，带着冲锋枪的便衣警察会检查每一个进入他办公室的人。这段恐怖时期我与他第一次见面，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掀开毛衣露出别在腰带上的手枪。他蛮享受与安全部队之间这种滑稽可笑的新关系。他坦言，适应这种新环境的确不容易。

他指出，国家正笼罩在一片“黑暗气氛”中。“我们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民主空间，正在消失。”他说。科普特人、自由派和世俗派知识分子，受到惊吓后选择重投政府怀抱。一边是恐怖，另一边是专制政权。这种场面让人很不舒服，这位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因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缘故接受了政府的保护。即便不承认，他也心知肚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所领导的左翼政党及其他所有反对党所关注的议题，没有声张的机会了。

意识形态潮来潮往，他安于写作六十年

1994年8月，那种刺杀福达并威胁里法特·赛义德的恐怖，终于袭击了埃及文化生活的标志性人物：年迈的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uz）。一位从未读过马哈福兹作品的21岁电器维修工和同伙一起，刺伤这位小说家的脖子，并伤及动脉。马哈福兹虽被抢救过来，但他拿笔的那只手从此瘫痪了。马哈福兹出生于1911年，并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埃及国家形象中享有特殊地位。身为开罗之子、埃及之子，马哈福兹忠实记录下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点点滴滴，但对外面世界无动于衷（他没有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礼），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变革中坚守自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他经常会去同一家咖啡馆，与同一班朋友聚会。他从不矫揉造作。意识形态潮来潮往，阿拉伯国家尝试与美国和西方接触，中东战争带来一段不平静的和平，他安于写作六十年，这个国家喜欢从马哈福兹的生平和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他1932年写成第一部小说，随后发表了四十五部短篇故事和不计其数的杂文，他留给埃及一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宝贵财产。他关注着这个国家和生活在此的人们，倾听并表达着这个国家的喜怒哀乐和忧虑。

马哈福兹和宗教卫道士之间矛盾由来已久。1960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Awald Haratina）的小说。因小说世俗主义的格调和随意使用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人名，爱兹哈尔大学将其列为禁书。他支持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他文质彬彬，伊斯兰主义者从未显示出对他特别仇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年事已高为他赢得了某种保护。但是，马哈福兹出现在谢赫·奥马尔·阿布·拉赫曼（Shaykh Omar Abul Rahman）的批判和宣判活动中。1981年，谢赫·奥马尔·阿布·拉赫曼宣称，暗杀萨达特是年轻伊斯兰主义者为宗教献身。于是，马哈福兹连带成了攻击的对象。他广受尊重，在海外享有盛名，异教徒颁发的大奖，所有这些都让他成为意图篡改文化的恐怖—神权主义运动攻击的绝好目标。

来自政府和世俗世界的各路人马，蜂拥到马哈福兹的病榻前看望他。神权主义者袭击了国家的象征，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新一波恐怖暴行的冲击。马哈福兹深谙这片土地上的政治运作规律，他清楚意识到这股包围他的风暴，以及主流社会秩序正想借此对他发起攻击。面对乱局，他冷静分析，以彰显高贵人格的方式予以妥善处理。他不接受国家媒体的献媚；也不愿加入对恐怖分子的口诛笔伐。在这场磨难中，他表现出坚忍和顺受。因为视力不佳，他没有看清袭击者的面容。审判此案的军事法庭公诉人，批准他如愿不出席对袭击者的审判。

（本文摘自Fouad Ajami所著《阿拉伯人的梦想之宫：一代人的探索》，The Dream Palace of the Arabs: A Generation’s Odyssey）

“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陈徒手

从当初的雄浑到后期的琐碎，活动的宏大主题逐渐走偏、变形，人们容易从严肃转向滑稽，从有担当演化成无所谓，这就是“文革”政治斗争依惯例和惰性而伴生的异化和蜕变。

一

查阅刚开放不久的北京市级“文革”公文档案，有一批起名为“清理政治环境”的案卷较为引人注目。在那个酷烈的运动环境中有这样的命名，顿时让人有几分沉重和惊奇。但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大都是处理污损的毛泽东塑像、语录牌、更改宣传牌等事务性的隐秘内容，延伸到1973年后竟把治理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事宜也归入此大项。六七十年代之际中共内部行文时，经常以“清理政治环境”作为此类行动的统称，它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谨慎处理领袖相关物品”的代用称号。但其伸缩性极大，各方使用时都会巧妙地扩大其内涵，一时成了变化多端、沿用方便的内部专用术语。

毛泽东塑像、语录牌在1967、1968年“文革”运动火热时期成批量地涌现，达到史上难遇的造像高峰，到了1969年九大前后见缓，蔓延到1970年基本陷于停顿。那几年狂热时节，全国范围内不惜财力物力，塑像语录牌遍地竖立，而且工艺水平、制造规模不断上升，令世人惊叹。毛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群众的崇拜之情，全力营造了全国“山河红”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有所忌惮，有意收缩。1967年7月5日，在中央办公厅报送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报告上，毛批示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他请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一次，予以制止。为此，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专门发文，文件名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在赞许群众热心建造塑像的同时，又希望各地有所控制，并应由中央统筹安排，保证质量。文中措辞极为到位和稳妥，显示高超的文字应对能力：“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保证政治上、艺术上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能做好。”有意思的是，此段后面还有紧跟的两三句，后来在党内文件中多半有意不引：“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两个月后，9月13日中央又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明令在“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毛主席塑像的，立即停止下来。

实际上，在个人崇拜火热之际，一切以政治第一、“三热爱”为指针，追捧领袖的举动大多能获得实际好处和印象分，塑像及语录牌的建造得不到有效控制，此起彼伏，根本无法将息。在周恩来的指示之下，中办不得不在1969年6月12日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批评各地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存在“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再次重申了不造塑像、不制作像章、物品包装不印主席像等规定，同时明确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等形式主义活动。这就表明，“文革”运动刚进行两三年，极“左”一套的某些东西不时被自我淘汰和内部消除。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清理政治环境”专项下的行为，就陷入一种不好言及的两难处境：源于毛和中央事先张扬的造神运动，无人可挡，极尽盛大、奢华之能事，现在又得着力扑灭“造神”的势头，手法要巧妙和隐蔽，动作还需干净和正当。

“文革”期间这样起伏、轮回的事例还算不少，人与事都会轻易进入时而被拔高、时而被否定的悲喜两极境地，一遍遍榨取而“糟蹋”政治资源，又一遍遍回复到凌厉、惨烈的斗争出发原点。

二

现在一直没有找到“文革”期间北京城内外存有毛泽东大型塑像的实际数字，估计当年也无从统计。照当时的办事规矩和政治行情，各大单位门前应该都建有大型塑像，如无塑像，也有大型画像矗立。

1969年后，北京大中型塑像的建造基本停顿，此后就是塑像的留存和转移。京城里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些小单位因面积受限，长期摆放大中型塑像有点困难，因此总是想尽办法以正式名义赠送外单位。

北京市绿化二大队只是一个园林系统的小单位，人员不多，办公地点窄狭，却存有一座三米五左右的毛全身塑像，为北京彩色厂建造。1970年初夏，西城区北海中学师生到绿化二大队劳动锻炼，结束之后绿化二大队就把塑像用车运到北海中学，美其名曰“革命师生同工人师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工人师傅因此得以赠送。这下弄得北海中学革委会有点为难，他们向西城区革委会请示说：“经请示上级领导机关审查许可后，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在该校广场落成。如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即作上交处理。”西城区革委会接报后也觉辣手，写了《关于北海中学毛主席塑像问题的请示报告》呈送市革委会研究。这份报告在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来回周转，最后即以中央文件为由，提出“北海中学的毛主席塑像不建为宜”的审批意见，政治组负责人舒怀用铅笔批“同意”二字（见1970年8月2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陈副秘书长》信函）。市革委会政治组即用电话通知西城区，并再三叮嘱他们对北海中学“妥为解释”。

安不安主席塑像？市、区两级领导部门纠结了一个月才予以答复，可见其间的踌躇和不安，也看出这个时间段官方态度渐趋明朗。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市里不同意在北海中学安置塑像，那么欲上交的塑像又该如何处理呢？市、区两级只能暂存某个仓库，留待以后妥善处理，因为即时把领袖头像粉碎或掩埋都是犯忌的大事，不是某位领导所能轻易决定的。

到了1971、1972年，各区县暂存的塑像已经蔚为大观，存放工作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当初不少石膏像建造时过于仓促，质量不一，随着形势变化又不注意维护，随意围挡之后置放在简易库房或露天野地，风化速度惊人，面部严重污损，缺胳膊断腿，根本不能示人。市革委会政治组为此专门写一报告，其中提到：“反映比较普遍的是：大型塑像究竟如何解决，希望赶快拿出个办法。不少单位经群众讨论，认为自己单位的大型塑像有的是形象塑造不好， 有的是位置不当，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应请走。但苦于无处存放，或在等待领导最后决定。”（见1972年7月26日政治组《关于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的近况》）

1972年5月12日，宣武区革委会无奈之下写了《关于石膏像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诉说塑像存留的为难之处，并说他们曾派人到市建材局下属的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革委会原则上同意接受毛主席石膏像的回收处理任务。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笼统地做了批示，总算以组织的形式开了绿灯。

城区的暂存塑像照此办理，秘密送往烟灰制品厂捣毁回收。不料，郊区几个县闻讯也要求同等处理，派人到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领导却有些犹豫、后怕：“有能力承担此项任务，但市里没有明文指示，不敢接受。”为此市革委会农林组多次与政治组、宣传组、工交组公函联系，希望把这项任务直接布置给有关工厂，尽快解决这个难题。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信工交组王磊，报告了郊区县暂存主席塑像的数目和状况：“根据市委指示，郊区、县于1971年9月份，请下一百二十余尊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和一万多尊半身塑像，暂时存放起来，因为时间较长，有些经过风化和潮湿又有损坏。”信中还埋怨说郊区县多次提出请市里迅速明确处理办法，但迟迟不见回复（见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王磊同志》）。

光是郊区县就有一百二十尊大型塑像和万尊半身塑像，可见当年营造的规模之大，浪费的钱物之多。但是回收处理的过程非常缓慢，过了一年还有成堆的塑像未能处理。昌平县委向市委报告，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留存两年之后，这些移请下来的主席塑像已经脏污和破损，特别是大型塑像，放在院子里用油毡或席子一围，既不严肃又容易损坏。鉴于市烟灰制品厂的不得力和拖延，昌平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后决定，将移请下来的塑像全部集中到昌平石灰厂，对陶瓷和石膏像进行粉碎后就近掩埋，塑料像焚化后掩埋（见1973年9月15日昌平县委致市委《关于妥善处理移请下来的毛主席塑像的请示》）。县委报告中提及此项工作应采取极为秘密的方式进行，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由主管政治工作的副书记挂帅，挑选政治可靠的党团干部去做具体事宜，并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保密工作，同时昌平石灰厂远离居住区，环境僻静，便于隐秘行事，不会惹人眼目。

市革委会主管政治事务的丁国钰很快批复同意，并特意点明按城区的办法处理。此后在官方文件中少见处理塑像的请示报告，由此判断，时至1973年，在北京全城毛的石膏像已在秘密状态下基本处理完毕，只留下几十尊坚固、质量上乘的大型石材塑像固守原地，时至今日已演变成当代中国史的红色遗物。

三

“文革”期间党政领导出于政治的最高目的，对红色造势运动竭尽全力，所用的各类宣传器物大都保证供需，财政上竭力支持。在“文革”档案中，此类器物报销报告比比皆是，出手阔绰，签准潇洒。有时一份请示文件排列七八位领导人名，各位领导用铅笔在各自名字上划大小圈。哪怕明眼也能看出铺张扬厉的一面，领导们也绝不提一点反对或犹豫的意见。

譬如1968年8月，中央气象局报告称每年节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时使用的绸胶气球标语已经陈旧，需要更新替换。市革委会办事组了解后汇报说，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时需悬挂九个大型气球，每个气球上各写一巨字，连串起来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字，外加一个感叹号。每个气球造价七千余元，共计七万余元（见1968年8月12日《市革委会办事组致黄作珍同志》）。

一只飘浮的气球就要花费七千多元，九只气球就得七万元，只是在半空中“构成”一句领袖敬语的排列，彰显广场火热的气氛。对当时北京市财力来说，这应算是一笔不菲的行政款项，但是在营造政治环境方面，北京市已习惯于大手大脚的花销方式。市卫戍区政委、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黄作珍在原件上批：“我同意，请吴德同志批准。”市委书记吴德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圈，以示同意，这笔款项由此完成组织程序上的认可。

长期投入资金加以维护的是首都市区主要街道上永久性的语录牌标语牌，它们分段建立，有的绵延数里，多是毛的不同阶段的标志性画像和当年热门语录、标语。几年间维持之余，最大的难题是挡不住自然的破坏力，靠定期的油漆修补已无济于事。城中心几个区革委会政治组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最多的就是反映某某机关、学校、工厂和街面的主席巨幅画像胶漆破损严重，形状变异，迫切需要更换或修补。为了迎接建国二十周年大庆，1969年8月市革委会宣传组曾组织相关单位检查主干道上的宣传物品状况，结果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经过风吹雨淋日晒，不少语录牌和毛主席画像有脱漆变色现象，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见1969年8月27日市革委会《宣传小组致国贺、少林、孟祥同志》手写件）检查人员向市革委会领导建议，在露天标语牌上，今后不画毛主席像为宜，以免脱漆后有损主席的崇高形象。

六七十年代之际，每逢“五一”、“十一”节日前，市区各级政工人员最忙碌的莫过于检查或刷新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请求审查、更换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层层上呈，让市里领导应接不暇，苦不堪言。1970年8月20日市革委会政治组拟订一份《在今年十一前刷新更换各街口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城区政治组对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在十一前做例行检查。本是多年沿袭的常规动作，但市革委会领导舒怀批复时依旧战战兢兢，叮嘱再三：“同意。但内容要绝对负责，不能弄错了，领导同志要审查。除标语外，不要又大修门面，刷油漆。”（见1970年8月20日《政治组致作珍、舒怀同志》手写件）保证内容不出错，而且要领导亲自把关，还得提倡节约，这又是那些年市领导批复此类请示报告的常规句式和内容。

四

从城区通往首都机场的迎宾道，一直被视为事关国家名誉的形象大道，在几个重要道口分别设置显目的标语牌，其内容又得突显国家内政、外交的最新元素，实际上是展示中国政坛对外革命、对内斗争的“肌肉秀”，也是国内外观察中国变化的一扇敏感“窗口”。矗立在主要街头的大型标语牌由此就具备了国家层次的政治意义，下属各部门是不可随意拆除、移动的，一旦有特殊变动，就必须呈报市一级主管。

迎宾道上有一路口叫牛王庙，道路朝向较为复杂，由于设计不周到，所设置的大型语录牌挡住了路中央指挥交通的民警视线，因处置不及时，造成了几起交通事故。市公安局无奈之下提出拆除此语录牌的意见，但各方生怕有误，探究、批复过程极为谨慎，最后由公安局邀请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等单位一同前往现场研究，比对许久，才初步拟定拆除（见1970年3月3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舒怀同志》手写件）。各单位把是否拆除的拍板权留给市领导，舒怀批了一行字：“拟同意，请黄政委批示。”市革委会实际二把手、卫戍区政委黄作珍画圈认可，拆除工作方可进行。黄作为进驻首都管理的军队高级将领，当时主管全市政治、组织事务，事无巨细，样样把控，事涉重要标语牌的拆除，自然要由他作最后的决定。

从现存文件看，那几年北京市涉及“清理政治环境”的请示报告大都由黄作珍政委画圈了结，表明“文革”某个特殊时段地方重要事务的操作权严格由军人掌控，在政治方针、施政措施方面更容不得地方民事官员事先越权拍板，统一由军方将领决定是否执行。

在当时的公文文件中，黄作珍的忙碌显得特别突出，到处都见他的批示，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遇到麻烦的事情也同样“不知所措”。1970年7月副外长乔冠华觉得机场迎宾大道的酒仙桥有一条大标语不妥，上面写的是九大政治报告中引用的锵锵有力的毛语录：“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乔没有具体指出更换的理由，只是建议是否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另换内容。市革委会政治组接到外交部电话通告后，同有关单位人员赶到现场察看，也不知其间外事斗争的关联和深浅，一头雾水。焦虑之中，刚好看到《人民日报》7月3日刊发《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文，众人揣摩再三，拟定其中一段话作为更换新标语的内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见1970年7月9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舒怀同志》）后一条标语明显去掉苏修，表示共同敌人是美帝，这表明外交斗争的侧重点有所变化，非同小可。黄作珍熟稔几年间中美苏的外交角力，但他无力知晓上层有何新动作，此次确实犯难，不敢写“同意”二字，只是画了一个小圈，在新语录边特地标明：“查一查，不能出错。”去做查实工作也是一件辣手的事情，高层外交事务大都是秘而不宣，无从考究，甚至乔冠华本人都难以说清情由，下层官员只能凭新近的宣传口径大致揣摩。

每年毛泽东寿辰如何操办活动，也是黄作珍几年间颇为操心的一件工作事宜，因为寿辰之前总有不少单位询问如何庆祝。一般回复较为常态，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中央规定的精神，不祝寿，不搞游行，不敲锣打鼓，不燃放鞭炮，不上街张贴大字报标语。但是每年均要布置单位内部庆祝的特定内容，这是黄作珍他们煞费苦心的所在。1969年12月25日市革委会宣传组就根据黄政委嘱咐的意见下发《口头通知》，其中提到当年庆寿的新特征：“今年各单位群众可组织小型座谈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出墙报、黑板报，畅谈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交流活学活用的经验，表决心，鼓干劲。”“各单位还可结合本单位情况，对照检查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伟大战略方针的情况，制定改进措施。”

该通知充斥诸如“把热爱化为动力”这样政治上的老套话，年年均有。在“清理政治环境”案卷中，这样工作性质的表态言语举不胜举，读之乏味，看出“文革”政治术语系统的程式化和严重老化。

五

在“文革”“红海洋”的氛围中，副统帅林彪歌颂毛的题词在公众场合出现最多，成为一座城市政治生命的符号和不可切割的有机体。但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后，铲除林彪的文字痕迹又成为官方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要求在半隐秘的状态下全力完成。

遵照中央57号文件的规定，林彪出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北京市区内对林彪的题词均未做改动。随着“批林”文件的逐级传达，形势把控较为得力，“去林”化的工作得以提上日程。1971年12月13日市委做出指示，要求在为尼克松访华而改进政治环境的同时，在保密的原则下，由各单位采取适当方法，将大街上有关林彪的文字一律清除掉。

在短短几天内，街区内的林彪题词被组织起来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迅速铲除，没有言语的喧哗，只是数千人默默地挥动手臂，满城砖墙上到处都是工具作业的刮削痕迹，胡同里流淌暗红色的污水，全城像是一座清扫过度的大工地，面目霎时变得有些奇异和骇人。这种全民规模的大清除在北京城历史上也较为少见，伤筋动骨，又百般遮掩，引发人们内心的震荡和迷惑，许久无法消融。值得关注的是，市委系统布置此次清除行动，吴德、丁国钰等领导人几次特意交代要用电话或口头转告、答复，不用文字传达。刻意不落文字，似乎期望在记载中有意留下一个“空白”，制造一个特别的“空档期”。

由于林彪题词的规模过于庞大，消除工作难免不彻底。1971年12月底，西城区委派人对区管范围内的主要大街做了一遍检查，发现仍有十五处地方有“叛徒卖国贼林彪的文字”，其内容有“大海航行靠舵手……”，“读毛主席的书……”、“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还有四个“伟大”、四个“念念不忘”，四个“第一”等等，比较明显的有两处（小西天副食商场、百万庄人民银行储蓄所），其他十三处均不甚明显，有的在胡同内、大门口，有的已陈旧、残缺（见1971年12月24日西城区委致市委《关于清除大街上有关林彪的文字的请示报告》）。市委同意他们继续清除十五处痕迹的请求，吴德用铅笔批复道：“可口头答复他们同意，其他地区可照此办理。”

直至1975年底，仍有一些热心群众给中央写信，反映北京城乡还有不少林彪的手迹未根除。中办信访处将信函转给北京市委，吴德指示查办。市委宣传组派人沿着群众通告的线路检查，发现情况完全属实。譬如七机部二院、工程兵后勤部机关墙上，过去曾刷掉“四个伟大”标语，经风吹雨淋又显露出来；延庆大庄科公社霹破石大队的一座山头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修了一个影壁，画有林彪的头像，后来曾涂了一下，未涂深，现在仍可看到原来的形象。为此，市委宣传组向各区县宣传组打招呼，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整顿和改进政治环境的工作，要把这一工作当作一年重大和严肃的政治任务经常抓。目前，各区、县、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彻底地进行一次整顿。”（见1976年2月13日《市委宣传组致市委》）

宣传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普查，首先提出“林贼的画像、题词要彻底搞掉”，不能容忍存在；第二，“对过去刷盖了，现在又显露出原标语内容的，要设法彻底刷盖住”。同时，对于油漆脱落、字迹不全的语录、标语或口号要油饰更新，农村山头上用石头、白灰做的标语、口号，要做到庄重、整洁。

从这里可以看出，1976年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整顿政治环境”任务，此任务一直伴随“文革”的始终，成为十年运动的衍生物和维护器，忠实地维系最高领袖的领导意愿，尤其在出现不便局势时得以周转和通关，竭力弥补政策执行的出错和不当。

六

1972年北京市悄声地进行一项“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活动，市委事前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是在内部督促甚紧，逼迫各区县（局）以点带面，分别制订方案上报。工交组、农林组、文教组等革委会大组纷纷拟订方案送审，同时继续抓了不同类型的样板，并对这些样板组织了参观和讨论。譬如文教组在反修医院召开了卫生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让与会者在参观检查之中讨论反修医院的政治环境；财贸组报送了以百货大楼为点的商业方面方案，并召集各局领导干部会，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这项工作；农林组甚至招来各县委书记，逐条进行了检查研究。

西城区最耀眼的是要把西单南口到西单商场这一段商业繁华的街道，打造成政治环境的模范点。在市委强力推出西城区方案后，各城区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了讨论，并召开了区属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进一步商讨和制定了搞好政治环境的具体措施（见1972年7月26日政治组《关于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的近况》）。但是到了后期，一旦上级抓得不紧，褪去浮华的政治说教，基层组织反而纠结在事物多与少的偏向上，譬如有的单位认为宣传品越少越好，如前门器材厂有三十三个车间，只有两个车间有主席像，其余有些车间环境条件不错，没有主席挂像，这被批为不积极，政治上不努力。还有一类就是按兵不动，保持原貌，懒于挪动，如立新百货商店面积不大，却挂有主席像和二十五条语录，有挂像语录过多过滥之嫌，被崇文区委指责为“至今未动”。在一些区县，饭馆可以挂主席像，却不许食堂悬挂，涉事的单位就为此争执不休，意见不一。

从当初的雄浑到后期的琐碎，活动的宏大主题逐渐走偏、变形，人们容易从严肃转向滑稽，从有担当演化成无所谓，这就是“文革”政治斗争依惯例和惰性而伴生的异化和蜕变。

现在没有更多的文件显示这项整顿活动的全貌和开展的深度，似乎就那么昙花一现，几个月后声息俱无，被其他运动轻易替代。这确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不起眼、不求解的政治活动，起事时不明根由，结束时也无解释。十年“文革”经常有这种短命、难测的政治活动，随意发动，激情号召，又莫名地让它熄灭。

不断根据形势调整标语口号内容，是“清理政治环境”的常规主项目。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事例作为说明。天安门观礼台和东西标语塔、公安部东侧及人民大会堂西侧的标语一向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微小的字句变化都会被外界解读为重大的政策调整，因此其内容大都由中央高层确定，所有的字句变动要经过政治局委员过目认可。

1973年9月国庆前夕，十大闭幕不久，政治议题有不少悄然变化。北京市国庆筹备小组根据对外关系的新近调整，准备对广场东、西标语塔的内容进行改动。譬如西标语塔北面标语原是这样一段：“坚决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筹备小组建议改为：“坚决支持北美、西欧、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西面原是：“坚决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建议变动为：“坚决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南面原有：“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筹备小组提议此条更换新内容：“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诸如此类，可以见出筹备小组有意减弱反美的力度，尽量不用“美帝”“反动派”这样多年的专用称谓。

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格外谨慎，基本否定筹备小组关于大改标语的意见，他在送交的请示报告上用钢笔批道：“送总理阅批，我倾向于不再大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可在节日以后、元旦之前作一次调整。现在只改个别必须改者。”观礼台上的西边头条标语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姚文元只是把标语中的“九大”改为“十大”，周恩来同意姚“九”变“十”的改动意见，也表示“其余等今年底再改”。周还细心地用铅笔把这条标语中的“继续”改成“坚决”，使标语的政治立意更加醒目和坚定（见1973年9月19日《国庆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宣传报道组致姚文元同志》原信函）。

国庆筹备小组历经繁重的考证和排比，好不容易弄出一个全套、庞杂的修订意见，还特意要把毛的“三要三不要”最新语录安置在广场东部显著位置。没想到被高层全盘否定，只是批示修改一两个字。下层的人们没法知晓上层的想法与斗争内幕，谁也捉摸不了“清理政治环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和操作暗示。

对于后人来说，“文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不可读解的谜团，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地去理解当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也无法从现代的理性去认同他们的悲欢和苦乐。细究“清理政治环境”一件件繁琐的事务，或许能帮助我们贴近那个晦暗如夜的畸形年代。

罗隆基“反右”时期的一些史料（1）

张冠生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时说：“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岗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放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1]]

这段文字中的“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农工”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简称。毛文把民盟和农工并列，评为“最坏”，下文列举“坏”处时，却只见民盟，不见农工。其中缘由，或与章伯钧的党派身份有关。当时，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又是农工中央主席（自农工党于1938年3月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选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至1958年12月季方出任农工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之前，章伯钧一直都是农工党一号人物）。毛文说到民盟的时候，捎带上农工，便属自然。当然，真正要“揭露和孤立”的“他们”，实际是指民盟中人。“看得准”、“打得准”、“给扫脸”的人物，明显也多在民盟。

“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了反面角色之首。运动中的民盟及其成员表现，是个有待全面研究的题目。目前能见到的原始资料太少，尚不足以支撑全面研究。对偶尔发现的史料作出整理、披露和初步研究，作为今后恢复真实历史阶梯的一砖一石，遂为必要。

本文以原件照录方式如实呈现新近发现的十几份当年文件原件内容，作首次公开发表。同时，依据已公开发表的相关史料，梳理、还原当年事件及过程一些细节，以旁注形式与原件参照，为后续研究提供可信史料、素材及相应分析。

这十几份文件题目如下：

△《部内文件》（第三十二号），中央统战部办公室1957年8月13日印发。

△《中央整风领导小组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工作计划》（无日期落款）。

△《民盟中央整风简报》第6号，1957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

△《中央工作通讯》第1号，1958年12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印。

△《情况简报》第32号，1957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

△《民盟北京市委会议通知》，1957年9月10日。

△《民盟北京市委会反右派斗争大会日程表》。

△《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无署名，无日期落款）。

△《民盟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署名，无日期落款）。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提纲修正稿）》及千家驹、曾昭抡、费孝通联名致史良附信（1957年6月3日）。

△《罗隆基致沈钧儒信》（无署名，无日期落款）。

△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的补充材料》（无日期落款）。

△ 罗隆基：《我的补充交代和检讨》（1957年11月 7日）。

《部内文件》是罗隆基的悔过认罪书

这个文本名为“部内文件”，油印，共22页。文头部位标注“第三十二号”、“1957年8月13日印发”。文末标注“共印45份”、“已发李、徐、廖、平、于、龚、张、童、金、张、秘书室、干部处各一份、民盟（王健）20份、二处10份、秘书科3份”。

该文件没有题目。内容是一篇罗隆基表示悔过认罪的长文。无署名，无日期落款。

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提到当年张东荪案发后的检讨文件印发情况说，对其第五次检讨文本，中央统战部报送中央领导人时，是“小范围”，同时“分发给了民盟高层”。所言张东荪检讨的报送，早于罗隆基这份悔过认罪长文五年。五年前后两份检讨的报送范围，或有一致之处。

“部内文件”印发一个月前，1957年7月1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罗隆基为配合“反右”运动部署要求，在会上以《我的初步交代》为题作了反省认错乃至认罪式的发言。当天在同一会议作检讨的还有储安平、黄琪翔、章伯钧等。[[2]]

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前两天，代表们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等项决议。“28日，人民代表开始集中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黄琪翔、章伯钧、罗隆基等在会上作了检讨。”[[3]]

当时已有“章罗联盟”的既定提法。这四个字或是“反右”运动中的头号罪名。

罗隆基在《我的初步交代》中一直回避这个名号，而用“章罗合作”替代。他承认“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但不承认“章罗联盟”。

结束发言之前，罗隆基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并表示“今天我不辩解……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4]]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印发罗隆基的自我认罪书长文，近一万三千字，仍与“章罗联盟”拉开明显距离。该文全文如下：

在向人民大会作初步交代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8月10号民盟整风座谈会上许多人对我过去的罪恶历史有所揭露，我认为揭露得还不够，我的政治历史比大家已经揭露的还更丑恶。今天我自己再来检举一些历史上的罪恶。

首先，从1928年我从国外回来到1932年离开上海到天津做天津益世报主笔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当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月杂志并且还有一个新月书店。新月最初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杂志。它的立场是反动的，它主张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文学立场上它是一个反左派的刊物。它是同当时鲁迅先生等一派进步人士对立而且斗争的。我回到上海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就拉我加入了这个杂志[[5]]，并且不久我还做了新月的主编人。我开始在这个杂志上写政治文章。

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我是英国拉斯基教授[[6]]的学生，他是反苏反共的政治学者，他并且有一套反苏反共的理论。我就贩运了拉斯基一套腐朽的理论在新月广为推销。我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共产”的长文章，那是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揭露出来。其实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它的荒谬的程度远在我其他反动文章之上的。不止如此，新月书店还把拉斯基一本反共的书，书名为《共产主义》，翻译成中文，在书店广为推销。在当时，新月杂志同拉斯基那本反苏反共的小书是销路很好的。照这样说来，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散布了许多反共的毒素。

大家都知道1927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的纪念日期，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刚开始。蒋介石以武力进行所谓的“剿共”。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武力解决不了共产主义，要在思想上进攻，我就贩卖了拉斯基一套，做中国思想上反共的先锋，配合蒋的武力剿共。这是多么大的罪恶。

当时的新月杂志亦是反蒋的。但那时候的反蒋立场还是对蒋存了幻想，希望蒋介石取消他的“党外无党”一党独裁政策，希望他走我所梦想的英美民主的道路。可以想象得到，倘使当时蒋介石真取消了他的“党外无党”一党独裁政策，而采取了英美议会政治，我同当时所谓的新月派这批人当然会拥蒋反共了。实际上像胡适、叶公超、梁实秋这一批当时的新月派后来还是忠诚地拥蒋反共，今天还在做台湾蒋介石忠实的喽啰。[[7]]

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亦是反共的。我回国以后就在上海认识了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我同这一伙人当时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这两个党，大家都知道，是坚决反苏反共的。这两个党当时都争取我入党，我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青年党同国社党是当时密切合作的两个所谓的在野党，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政权有关系的。特别青年党是公开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战争的。在二万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经过四川，青年党的李璜就动员四川全部青年党员帮助“剿共”。在政治行动上我参加了张君劢的国社党，在政治思想上我为主编新月杂志。这是我回国初期的丑恶历史。

当时我在新月上的文章一方面坚决反苏反共，另一方面又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并且常常用批评共产党的文字，借题发挥来反对蒋介石“党外无党”的独裁政策。二十八年前我的文章里的“党天下”就是这个用意。蒋介石要专制独裁到底，他反对英美的民主，因此，他就不容许我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教书[[8]]，并且不久他就封闭了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2年我就接受了天津益世报的聘书，做了天津益世报的主笔。

其次1932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一直是益世报的主笔。益世报为什么请我作主笔？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我不是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从“九一八”事件起我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我在益世报六、七年中所写的社论是一贯主张抗日的。这个时期我的政治思想虽然仍是反苏反共，但在对日抗战这个问题上我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当时蒋介石还是要对日投降的。他的政策是：“安内而后攘外”，又说“攘外必先安内”。换句话说，他托词所谓的“安内”，就是要贯彻他所谓的“剿共”政策而后抗日。胡适是拥护这个政策的。我在益世报上写了“枪口对外”、“攘外而后安内”一系列社论，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社论还在，可以查考的。当然，我必特别声明，我的思想还是反苏反共，只就“攘外而后安内”这句话就清楚了。“安内”是什么呢？还不是蒋介石安内的意义。我是劝他等到抗日胜利以后再来进行反共。

在这个时期，我进行两面派的工作。我又参加了当时的救国会，并且是当时北京天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在那个时候我同当时他在天津教书现任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在天津是合作的，我们都是主张抗敌救亡的。

1936年我又兼任北平晨报的社长。在这个时候，我的政治关系比较更为复杂。我依然是国社党的党员，与国社党青年党保持往来，但同时与当时的左派人士以及地下的共产党员有了些联系。我同邢西萍部长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同当时在天津的少数地下党员见过面的。在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我只当他们是主张抗敌救亡的进步人士。在这次反右斗争中，有人说我办天津益世报、北平晨报时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并且主张华北特殊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益世报的副刊和北平晨报副刊就是由一些进步青年，实际上是地下党员在办。邢西萍就经常供给我的一个小刊物的稿件。统战部的于刚同志就为我的晨报写过文章。[[9]]

北京“一二九”惨案发生后，我第二天就在天津益世报是发表“爱国无罪”的一篇社论。这是当时青年学生最欢迎的一篇文章。当时益世报、晨报支持抗战，支持爱国运动是受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力量的影响。我说了我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与进步人士联系，另一方面与反动力量国社党青年党勾结。由于我在两个报上这种联共抗日的主张和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我在天津被蒋介石派来的四个特务暗杀过一次，另外我的住宅被特务用炸弹炸过一次。最后，蒋介石还强迫益世报解除了我在益世报的聘约，而接替我做益世报主笔的就是钱端升先生。那时候益世报的主人是个比利时人而入了中国籍的雷鸣远神甫，不是于斌。雷鸣远是主张抗日的，半年后他又把我请回益世报去做主笔。这次有人揭露说，我替于斌办过益世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益世报是个天主教的报纸，天主教是反共的，这对我的思想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末那个时期我为什么不写反共文章？我在当时既主张联共抗日，枪口对外，因此，我同雷鸣远有了谅解，我在抗日时期绝对不写反共的文章。等到抗日胜利后再来做这种工作。并且当时国社党有一个杂志“再生”，青年党亦有它的刊物。思想上的反共就让这些刊物来做。这充分说明我的两面派的做法。卢沟桥事件发生，北京沦陷，北京晨报当然停了。天津沦陷的时候，益世报的经理生宝堂被日本人捉去杀掉了，我在万分危险中只身逃出了天津。这是我这个时期的活动。在这个时期我思想上是反苏反共的，但在抗日救亡的策略上我是联共抗日。

第三，1937年到1949年解放时期。这在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坚持中间路线时期。当然，抗日战争所以能够发动，坚持，并且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1941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并且十六年来，始终是负责领导人之一。[[10]]

组织这个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以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我参加起草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以及起草几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明显地表示要采用英美的民主，要走第三条路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军队国家化就是要红军停止武力革命。政治民主化就是英美的民主。民主政团同盟是六个团体，救国会、第三党、职教会派、乡村改良派、青年党、国社党。但当时主要力量是在青年党、国社党手里。这里必须指出中国民主同盟所以在新民主革命中能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今天没有走到台湾去，这是由于共产党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但中间也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青年党国社党是拥蒋的，左派和进步人士是拥护共产党的。我在1941年就脱离了国社党，我是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在抗战时期，我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院长。由于他们的影响，我在民主同盟的立场可以说是中间偏左，尽管如此，我绝对没有放弃我的中间路线。那时候，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的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想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潘、刘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缪云台是个官僚资本家，是美国留学生，他同我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反苏反共走美国路线，他现在还在美国。当时共产党同龙云的关系，就是我牵线的。华岗到云南来做联络工作，就是董必武院长介绍他到昆明来取得我的联系后，由我介绍给龙的。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存实力。在这个时候，云南、四川、广西是有些秘密的联系的。几省有信使往返的。共产党的华岗和我都参加这些工作的。但青年党亦参加了这些工作。尽管我同共产党的做法是一致，我们的想法不是一致的。我还是在做我的第三条路线工作。[[11]]

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长官有勾结的。因为美国对日宣战，我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还会增加。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我这种半殖民地的思想到今天想来是十分可耻的。我同民盟的许多盟员又在昆明领导了学生运动。这种运动史得到了龙云的谅解的。当时我在表面上做得很左，所以有罗隆斯基的名号，内心却是中间路线，这还是在讨好知识青年争取对青年的领导，做我的资本。换句话说，还是要同共产党与进步人士争知识分子的领导权。要抢青年同盟就是个例子，是准备第三条路线的实力。（未完，待续）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03—504页。

[2] 罗隆基这篇发言全文收录于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 新华月报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上），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61页。

[4] 这次“交代”是罗隆基在反右运动中首次正式在高层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全文中唯一一次提到“章罗联盟”时，“我不辩解”其实是不予承认的明确态度，而且只是“今天”不作辩解。后来在其写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一封长信中，罗隆基作了逐条辩解。此长信原文容后细表。

[5] 罗隆基该文中说到报刊时均未加书名号。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办，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是主要撰稿人。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文说：“新月这个名字……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6]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之一。191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 ，1920年回国。1926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

在“反右”政治高压下，为表认罪而自诬，罗隆基不得不把其师说成彻底反动的人物。实际上，拉斯基反对共产主义，但主张社会主义，信奉改良主义。1930年代，拉斯基在思想激进时甚至接受马克思的观点，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主张基本工业国有化。“二战”结束后。拉斯基主张在各阶级、各团体高度的“公共利益感和公共安全感”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其民主的政治形式，摒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治”而保留其公有制度，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使拉斯基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罗隆基后来对中国政治格局中第三种力量、第三条道路的追求与主张中，应有拉斯基的思想影响。

[7] 用“拥蒋反共”来评胡适，显然过于片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素以政治清明、社会公正、民生改善为旨，其真实立场是非蒋非共，所发言论，必趋于表达和维护民意，批评政党和政府违背民意。司徒雷登曾据实作出判断说：“胡适及其他部分作家，他们对国共双方都加以攻击，希望发动新的真正自由运动……力求散布宽广，藉以鼓动起新的革命。”（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第68页。）

1929年夏，《新月》遭国民党政府查禁。胡适为此写《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批评说：“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判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142—143页。）

[8] 与罗隆基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拼命自污相反，当年罗隆基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时，曾因国民党第八区党部控告、吴淞公安局第七区局长“请罗先生过去谈谈”而被拘捕，罪名是“国家主义领袖，共产嫌疑”。

罗隆基被释放后写文章说：“人民不经过法律的手续，不被拘捕，监禁，流放，惩罚……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已有这种规定。七百余年之后的中国，今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依然是无故可以被拘捕，无故可以被监禁，无故可以被检查，无故可以被惩罚。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这就是如今党高于一切的真实意义。个个党员都是军警指挥官；个个军警都是国家的司法部……党员指挥军警，军警代行司法。在地方是如此，在中央亦如此。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我如今不责备下级军警，不攻击下级党员，我认为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政府和党魁。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微极小的事……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捕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押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位‘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我如今愿代牢狱里颠连无告的冤民呼号。我谨向国民党申求：我们一班小民不要选举，不要创议，不要罢官。我们先要伸冤的法律！我们先要生命的保障！”（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15—117页。）

[9]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对《益世报》有如下记载：“《益世报》系天主教会主办的报纸，民国四年（1915年）10月创刊。创办人是比裔华人雷鸣远神父。总社设在北京，天津设分社。是民初在北京、天津出版的一张有一定影响的报纸，与北京的《晨报》、《顺天时报》并称为北京的三大报……《益世报》积极主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战争爆发，《益世报》仍在天津租界发行，继续主张抗日，是年8月 18日，社长兼经理生宝堂先生被日寇绑架，逼他同意将报纸办成亲日报纸，生社长始终不屈，终被杀害。9月，报纸因乏人主持而停刊。”（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21—1223页）

罗隆基在地面上主持的媒体，也为“地下党员”提供了舆论平台。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同地下党员的言论形成呼应。例如，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一文说：“国民党人鄙视三权分立的理论为不满足，于是创五权分立的学说。分权说的优点，就在国家治权，不专属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无论为英国的内阁制，美国的总统制，瑞士的委员制……这些国家绝对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掌握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事实。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Oligarchy）。”（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32—133页。）

[10] 1961年或1962年，罗隆基写《关于参加旧政协和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近六万字。第一节题为“民盟是谁？它向那里去？”其中说到民盟的成立：“简单地说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1941年3月中旬由17个人在重庆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开成立会那天，签名是依年龄为次序，张澜签第一名，我签末名。到了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并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此外又推定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这就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简单的机构和人事安排。”（罗隆基：《“和平”的确死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5—7页。）

关于民盟是由“三党三派”，罗隆基的说法是：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和乡建派。

[11] 第三条路线来自“第三种力量”。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中说：“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并使于抗战期中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致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地。”（《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第三条路线在民盟政纲中的主要体现如下：一、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之独立自由，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迈进于宪政之途程；三、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四、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六、加紧经济建设，为有方针有计划进行、渐进于社会主义，消除阶级斗争；七、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障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八、反对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九、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反对一党垄断；十、厉行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反对任何方面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十一、国家财政收入应归国用，反对以国库充当党费；十二、在法制下，反对一切政治性的特务机关。（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305页）

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

——前东德“斯塔西”档案解密过程

芮虎

斯塔西，即前东德的历史就这样通过拼图游戏，一幅幅被拼集起来。峰回路转，曲折离奇，有时阴森诡吊，有时又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你是否喜欢。总有一天，历史将去掉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1990年1月15日，这个日子对于前东德人来说，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九个月之后的德国统一日。他们在这一天勇敢地占领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Stasi，斯塔西）大楼，并及时阻止了斯塔西人员毁灭大楼里的秘密档案。德国现任总统高克认为，这次行动可以与1789年巴黎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对巴士底狱的占领相提并论。这前后相隔整整两百年的历史事件，都是公民对压在头上的专制势力的反抗。然而，武装占领巴士底狱导致了后来的革命者人头纷纷落地，而柏林人民和平占领斯塔西大楼，却带来了东德政权的轰然坍塌和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导致了东西方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结束。

正是东德人民的应急行动，使险被斯塔西机构毁灭的机密档案得以保护下来。然而，浩瀚如海的斯塔西档案中的核心机密却已经成了碎片。而人们要想知道那几十年间发生的深沉秘密，就得把这些碎纸片拼集起来。只有将这16 000多袋破碎的信息拼集起来，前东德政治内幕图景才会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

斯塔西的遗产

斯塔西的总部位于柏林诺曼大街，按照斯塔西当年自己所言，这里是管理他们的“和平侦察员”的地方。这个建筑群占地22公顷，密集着高低不等的四十多栋楼房，最高的楼房达十四层。当年，有五千到七千多位国安部官员在这里工作。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东德斯塔西部门有91 000名固定工作人员，而东德人口当时只有164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80名东德公民就有一个斯塔西工作人员在监视窥探与控制，这样的比例在80年代东欧国家中是超高的（捷克斯洛伐克平均每867人一名国安，波兰每1574人一名）。除此之外，配合斯塔西控制社会的还有十万多个非正式工作人员（简称“非工”，即线民）。

东德，全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称为“工农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斯塔西曾经作为东德执政党，即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党的盾牌和刀剑”而存在。正是这个部门对公民无所不入的严密控制，才保证了这个党在四十年间的专制统治。

从1958年开始，就是厄里希·米尔克（Erich Milke）任国安部部长，掌管斯塔西。在他的帮助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1971年就任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总书记。两人狼狈为奸，掌控了东德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直到1989年秋天的和平革命运动他们才先后被解除职务。

斯塔西机构给后人留下了长达111公里多的文件档案架，其中包括3900多万张索引卡片。另外还有180多万张照片、幻灯片以及胶卷负片，27 000多个录音文件和2778部录像文件。在柏林斯塔西总部档案馆里，就保存了近43公里长的斯塔西“非工”的报告记录及其他相关物品。

另外，还有多达4600多万张核心机密文件在1989年秋天和平革命期间，感到末日降临的米尔克指令斯塔西人员夜以继日地用文件破碎机进行销毁。由于机器工作时间太长，以致发热，不能继续运转。斯塔西人员就用手将它们撕碎，被装在牛皮纸袋里。这样的口袋多达16 000多个。也许，米尔克他们还以为能够东山再起，所以，没有彻底销毁这些密件。最后，在东德人民占领斯塔西大楼时，这些破碎的文件和其他文件被保护了下来。

现任德国总统高克在《东德恐怖的遗产》里，详细地介绍了他对斯塔西档案的清理和归类的工作。他认为，这些档案是前东德地区未来民主建设的重要财富，也是前东德时期受到专制政府迫害的人们对恢复他们的名誉所做的法律起诉的必不可少的证明，也是前东德政府不公正行为的证据。

德国著名诗人孔策（Reiner Kunze）是上世纪70年代末被斯塔西政府逼出东德的，他将斯塔西档案里关于自己当年被监视迫害的多达12卷3491页的档案查阅复制之后，选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编辑成为《代号“诗歌”》（Deckname “Lyrik”）的文献著作。前年，我去他在德国南部的家中访问，他送给我一本，并告诉我，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代和世界都知道东德那段黑暗的历史。

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拼图

在德国南部纽伦堡城附近的茨恩多夫小镇，是90年代初联邦德国接待来自东欧及其他国家的难民总局所在地。后来，由于难民日益减少，那里的部分官员从1995年开始，就用手工拼集斯塔西机构处于“前销毁”状态（即处于行将销毁与彻底销毁之间）的档案。

这些档案碎片，常常是一张8开的纸先被撕成8到30条，然后，再横着撕4到12次。最细碎的纸屑是16开的纸张被撕成了98片，每片只有指甲大小。

联邦德国政府的官员们在一张像邮购部工作台的巨大木桌上，将牛皮纸口袋里的文件碎片倒出来，铺在上面。然后，他们仔细观察每一张碎片的特征，并根据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将其拼集在一起。拼好的文件页就用胶水一张张地粘贴在纸上。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这是一种需要持续地集中精力，在脑海里将各种临时记忆拼凑起来的艰难游戏。然而，人类眼睛工作的耐力是有极限的。并且，如果碎片太碎，就没法用眼睛识别。因此，每一个口袋里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文件碎片不能通过这样的人工识别来拼集。

在电子拼图机发明之前，他们就一直这样拼凑这些纸页。在1998年，电子拼图机发明家尼克莱第一次去那里时，还有四十多人在工作台前。到了前两年，只剩下十多个人，不少人都已经退休了。

其实，在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的前东德各地分部，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进行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在柏林的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也有一批年轻人在拼集斯塔西破碎的档案。

这里好像是一个极其清洁的医生诊所，24岁的女青年云格尔特（Karina Juengert）在她的桌上拼图。旁边是一个褐色纸袋，里面装满了文件碎片。她捡起了一张这样的碎片，放在眼前仔细地观察，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她在东德崩溃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她现在的工作就是专心致志地将她自己已经灭亡了的国家所剩下的碎片一点点地拼集起来。她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

她告诉记者：“如果这些文件不重要，他们就不会撕碎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绝对重要的。”

“不过，这样的工作确实太单调了。”她补充道。

直到2012年10月，已经有近100万张文件纸页被德国人用手工拼集起来。估计还有4500万页文件需要拼集，按这样的速度，还得要700多年才能处理完毕。

“让后代亲历那段岁月”

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于1990年初成立。第一任负责人是前东德牧师、德国现任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在东西德统一之后，这个部门成为联邦德国内政部直辖的一个机构。当年高克刚开始负责这个部门时，手下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多达1600多名工作人员。联邦德国政府每年要为这个机构支出高达近一亿欧元的运转费用。这个机构被德国人誉为“民主校区”（Campus der Demokratie），管理着斯塔西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各种形式档案。

从2011年3月开始，就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罗兰·贾恩（Roland Jahn）。贾恩年近60岁，不苟言笑，虽然他配备了公家车和司机，却喜欢步行。在公众场合，他常常穿着牛仔裤和开领的衬衫，而不愿穿西装系领带。

贾恩也是东德人，是当年被东德政府强行驱逐到西德的新闻工作者。最近，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也通过这些档案，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的家庭是怎样受到斯塔西的压制。我还查阅了上大学期间的档案，才知道，我的系主任就是斯塔西的‘非工’。就是因为他的参与，我才被赶出了学校。当时我的律师施努尔（Wolfgang Schnur）也是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这些内幕都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时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收获。”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将我驱逐出民主德国的措施和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斯塔西部长米尔克亲笔批准的。我还能读到，至少有一百多名斯塔西工作人员参与了这次驱逐我离开东德的行动。”

“那次行动不仅仅使我被迫离开了民主德国，离开了一个不公正的国家，而更令人沉重的是，被迫离开了我的家乡，离开了我的朋友和家庭。其实，斯塔西在西德也无处不在。在我的档案里，我发现，他们甚至知道我在西柏林克罗茨堡住家的家具是怎样摆放的，以及我八岁的女儿平时上学所经过的路径。”

1989年秋天和平革命时期，贾恩也秘密回到东德，在和平运动重镇莱比锡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人们和平示威的场面。

二十多年来，每年秋天，他都要去莱比锡参加那里的纪念活动，在2012年也不例外。这次，他在斯塔西档案管理局莱比锡分部里，与年轻的一代进行了一场对话。

在对话中，贾恩向在座的二百多名中学生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说，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另一个德国，一个业已灭亡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曾经被斯塔西统治着。斯塔西这个巨大的窃听机器将公民置于系统的压制之下，使家庭和个人正常生活被搅乱。

贾恩还告诉《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我出生在东德，不过，我认为我属于整个德国。对于我们这些前东德公民而言，也有优于别人的地方。这就是通过自己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到自由和民主的价值。”

他认为，在斯塔西档案里发现的“不只是丑恶的一面。我们在这些档案里不仅仅是发现了那些出卖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以及邻居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承受了这些东西。查阅他们的档案，对一些人来说，也会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有的人长时间认为，他被学校开除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好，而事实上，是斯塔西搞的鬼，与他的成绩无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最后，他对记者说：“我们对专制者懂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建设民主。”

贾恩想把斯塔西大楼开辟为一个让人们参观的体验式公园，可以让人们亲身经历当年集权统治下的秘密警察中心。在这里不仅仅要保存昔日的档案，还要让德意志民族世世代代亲眼看见那段黑暗的历史。

贾恩准备将斯塔西管理委员会改建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构。“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申请人看到他们的个人档案。我不满意这个等待的时间。”现在，申请查阅档案的等待时间平均需要两年。

从1991年档案开放以来到2012年12月31日，一共有290多万人申请查阅相关档案。其中，在2011年有80 600人，2012年有88 000多人，这个数字显示了德国人对斯塔西档案感兴趣的程度在上升。

贾恩在接受另一家报纸《莱茵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说：“许多人说，他们也许还需要一些距离。还有那些长大了的孩子也想知道，斯塔西是怎样侵犯和干扰他们家庭的生活的。”

贾恩要继续斯塔西档案管理局二十多年来的民主自由宣传启蒙工作，并将自由的认知传给下一代。而这种获得自由的认知直到今天都还总是那么新鲜。不过，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种自由的对话却显得不那么顺利了。

对于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前东德的回忆几乎只剩下“特拉比”汽车和缺乏香蕉吃的往事。事实上，他们认为那只是父辈们已经灭亡的国家，意味着过去，与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电子拼图机

那些看起来只是碎片的东西，在1989年秋天之前，都是斯塔西的核心机密文件，隐藏着德国民族的另一些地下历史。其中有的文件记录了东德时期的编制外特工的身份，涉及不少人的政治隐私。这些人，有些甚至在今天的联邦政府里还担任着要职。这些文件被严密保管在东柏林诺曼大街（Normannenstrasse）的斯塔西总部大楼以及东德各地，比如马格德堡、莱比锡或者哈勒等城市分部的档案室里。

二十三年前，为了保留斯塔西政权罪恶的证据，东德人民在各个城市占领了国家安全部总部及分部：1989年12月4日，他们占领了厄尔福特、罗斯托克和莱比锡的斯塔西大楼，最后在1990年1月15日，占领了位于东柏林诺曼大街的斯塔西总部。及时阻止了斯塔西人员对档案的销毁，使处于“前销毁”状态的文档幸存下来。

1995年，当时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主任的高克开始组织人员对这些碎片进行手工拼集工作。这个工作主要在位于纽伦堡附近的茨恩多夫的前联邦难民总局大楼里进行。在十四年间，有近400袋的90万张纸片被拼集起来，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秘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2000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开发计算机技术程序，加快复原斯塔西档案的决定。2003年，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项目招标，柏林福劳因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 fuer Produktionsanlagen und Konstruktionstechnit，IPK）下属的一个部门中标。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尼克莱博士（Nickolay），他在2004年为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提供了图像恢复档案的可行性。于是，联邦德国议会不少议员都支持这个研究部门对这个恢复档案计划开始进行试验。经过长期的讨论和谈判，直到2007年春天，联邦德国议会及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才跟福劳因霍夫研究所正式签订了项目研究合同，批准了600万欧元作为专款。在2011 / 2012年度，又为这个电子拼图机项目增加了近200万欧元开发资金。

在电子拼图机试验阶段，已经对400袋文件碎片进行扫描，然后，扫描图像在计算机里进行处理。主要是根据碎片外部记号，比如撕裂的边际，颜色以及内容记号进行图像归类。至少有80%的碎文件片条被自动处理恢复了其排列顺序。原定计划在2009年开始向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交出这些图像恢复文件，以便归入那里的档案库，并让人们前往查阅相关档案。在2009年4月29日，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宣布，这个计划因技术问题必须推迟，提出要在2012年1月正式启动计算机恢复这些档案。然而，还是没有如期实现。

揭开死亡的秘密

1997年，柏林的工程师尼克莱看到了一个电视报道，报道了位于巴伐利亚纽伦堡附近的茨恩多夫的联邦德国官员是怎样用手工将这些文件碎片拼集在一起的场面。他们在十二年时间里，拼集了90万页纸张的文件。尼克莱那时就想，如果能用计算机处理这些碎片就好了。他认为，如果运用计算机处理这些文件只需要五到七年时间。

尼克莱是东德作家福克斯（Juergen Fuchs）的朋友。福克斯因为写文章对东德政府提出批评，以莫须有罪名在东德的霍赫熏豪森监狱被单独囚禁，直到他1977年被驱逐出东德，期间受讯多达200次。1978年，尼克莱还是西柏林工业大学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他在《明镜周刊》上读到了福克斯的作品《审讯记录》，并参加了福克斯在西柏林的一个朗读会，从而和福克斯认识并成为朋友。

根据斯塔西相关档案表明，在西德有四十个斯塔西人员及“非工”在关注福克斯并试图暗杀他。福克斯的汽车刹车被破坏，他的住宅前发生爆炸事件，都是疯狂的斯塔西策划的。

1999年，福克斯死于白血病，只活了48岁。他自己认为，他的病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为的。东德批评者认为，这是斯塔西在囚禁福克斯期间，对他使用了放射线所致。对于尼克莱而言，为了能够尽快地从斯塔西档案中发现朋友福克斯的死因，也是他要发明电子拼图机的一个动力。

尼克莱花了十一年时间，研究出来一种功能强大的电子拼图机，准备用来将破碎的斯塔西档案重新拼积起来。他对记者说：“我们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正式启动，我估计应该是在十到十五年时间能够将这剩下的15 000袋碎片拼集起来。”

在拼集前，不能把碎片从口袋里全部倒出来，那会把一切搞乱。经验告诉拼图研究者，这些在一个口袋里放在一起的碎片，常常会有85％的纸片是有关联的。好像是考古学家那样，要将其一层层地揭开，装在档案盒里，每一个档案盒都有一个编码。

保管这些碎片需要适合的温度，因此也需要非常大的空间。而这在财政上和运输上都工程浩大。尼克莱认为，如果这些东西都数字化了，就不再需要保留下来。可是，碎片是否继续保存下去，这得由政治家和司法工作者决定。有的司法人员则认为，在法庭上，只有原始档案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那些重要的文件就不仅仅是需要电子文档，同时还需要保存原始材料。

每一张碎片都要放在扫描机上扫描，然后，放在一个类似流水线的传输带上。并且能够同时扫描纸片的两面。有的纸片很脏，必须要用毛笔扫干净。太小或者被损坏的纸片将夹放在塑料薄膜里。有的还要用熨斗熨平。

计算机好像人那样把碎片拼集起来，不过，其计算方式非常复杂。计算机会注意碎片上的记号，比如颜色，轮廓，切角，撕裂边缘等。纸张是分行的还是带格的？是打字机打字还是手写的？尼克莱的团队有差不多上百个这样的参数。他说，如果拼的是一块蓝色的天空，那么，你就要把所有蓝色的片块放在一起。这样的拼集，计算机也会做。不过，专业术语叫“集束分析”。当它开始拼图了，就开始密集地计算。

尼克莱认为拼集斯塔西档案比拼图游戏复杂得多。因为拼图者没有目标。在拼图游戏中，有这么多片块，用出去了，就拼成了一幅图案。而斯塔西档案研究人员的手里只有一块碎纸片，却不知道它属于哪一张纸，也许是紧跟着的那一张纸，或者是另一个口袋里的纸。也不知道是一张8开的纸，还是一张更小的纸。

一个口袋里的碎片有10%到15%属于另外的口袋。只有计算机才能记住这些内容，而手工拼集者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天才的象棋大师也不会记住剩下的碎片内容。

通过这样的拼集工作，已经使一些文件被解密，从而挖出斯塔西的帮凶。比如图林根的主教布雷克莱恩（Ingo Braecklein）和洪堡大学的前校长海因里希·冯克（Heinrich Fink），还有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当年装扮成异议人士被送到西柏林，就是为了监视尼克莱的朋友福克斯。

尼克莱同意贾恩的观点，人们应该使东德这个暴力政权的邪恶历史暴露出来，以此才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因为，受害者想知道，是谁在窃听他监视他打小报告使他身陷囹圄。如果不澄清历史，对他们将是再次犯罪。在尼克莱看来，研究斯塔西档案，其意义与解读古埃及的莎草文字、保护中世纪古迹的意义同样重大。

一个民族的隐秘历史

在斯塔西档案里，记载了何人何时何地经过了什么街道，谁没有经过许可就参加了什么朗诵会，谁组织了什么非官方的展览，谁支持了某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牧师和记者的意见等等。

档案恢复工作的重点是斯塔西“十局”的文档，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前东德国家机关、教会、文化、教育部门的“政治地下活动”的监视和镇压。

已经恢复的文件主要有受害人海姆（Stefan Heym）的卷宗，受害人作家福克斯的部分卷宗，前图林根州主教布雷克莱恩的“非工”卷宗，“非工”安德森的卷宗，前神学教授、洪堡大学校长冯克的卷宗，还有另外许多前东德政府高官显贵的卷宗。也许，在未拼集的材料中，还有关于前东德少年儿童运动中使用刺激性药品的文件。

这些绝密文件里记载了大卫·门策尔（David Menzer）的个案，他在1981年成为斯塔西的高级别“非工”，负责收集敌对者的情报。在1983年，他的代号改为弗里茨·米勒（Fritz Mueller），三年之后的1986年，又改为彼得（Peter）。其详细窃取公民个人隐私的过程在档案里都有记载。有时还可以看到文件被撕裂的痕迹。在大约1350页的文档里都盖上了“高克局”（人们对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的简称）的红色印章“斯塔西档案管理局复印件”。许多人名和地名以及一些个人特征都被黑墨水涂掉。尽管如此，这些档案可以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历史的名人指南。几乎当年所有的著名文化人以及公民权利维护者的名字都出现在里面。里面有关于约见“非工”的记录，在那些年代里，斯塔西“非工”这样的约见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在记录的扉页上是斯塔西官员的简介，然后，约见过程被记录下来。记录是“非工”自己撰写的，都是小写字体，记录了他窥探监视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录音记录，也有“非工”的签名。这样使“非工”和政府的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

安德森向国家安全部提供了多少情报，从“受害人案卷”里可以看到，比如作家福克斯、拉特诺夫（Lutz Rathenow）以及画家克尔巴赫（Ralf Kerbach）和西莱梅（Cornelia Schleime）、公民权利维护者波佩夫妇（Gerd und Ulrick Poppe）等人的档案。

斯塔西往往会根据公民的个人的政治动机而选择“非工”，并使之有效地为“国家安全”效劳。在斯塔西莱比锡分局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有斯塔西的少尉潦草的签名。这也是斯塔西浩如烟海的拼图游戏里的一块。在被撕碎的纸片袋里，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拼块，成为斯塔西“非工”网全景中的一部分。这个“非工”叫伯斯多夫（Hagen Bossdorf），是前西德电视一台（ARD）的体育节目工作人员。在这份文件里，伯斯多夫的代号叫维尔菲尔（Werfer），他的活动及策略被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份文件是斯塔西工作人员在1989年底到1990年初之间撕碎的，并置放在大型牛皮纸袋里。

斯塔西利用伯斯多夫，使其认识来自西德哥廷根大学的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在文件中的代号为阿德尔（Adel），并发展她为斯塔西在西德的“非工”。伯斯多夫在他上大学的城市莱比锡认识了阿德尔，那是1988年，阿德尔和她的西德同学来到莱比锡访问期间。斯塔西交给伯斯多夫的任务是，首先发展并巩固他与阿德尔的关系，并了解阿德尔是否愿意再次访问东德，与伯斯多夫继续交往，以及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可能性。

至于阿德尔是否成为斯塔西的“非工”，还得等待相关档案的复原才得以知晓。

斯塔西，即前东德的历史就这样通过拼图游戏，一幅幅被拼集起来。峰回路转，曲折离奇，有时阴森诡吊，有时又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你是否喜欢。总有一天，历史将去掉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斯塔西大楼

斯塔西档案

斯塔西档案架

斯塔西办公室

和平示威

占领斯塔西

现任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贾恩

电子拼图

甘地精神的足印

张翠容

印度是个奇怪又矛盾重重的地方，可算是东方哲学的来源重地之一，重精神和谐多于物质占有，强调心灵净化多于私欲追求，论菩萨慈悲不能不谈博爱与公义，这一切思想孕育了不少知名的印度思想家，除泰戈尔、甘地，还有奥修这位心灵导师，魅力非凡。但印度社会却偏偏最不公平，也不见仁义，统治精英物欲横流，底层如活在地狱之中。

一

我所追寻的那一双“赤脚”，终于在眼前出现，这正是印度颇具创意的赤脚学院（Barefoot College）的标志，而其创办人邦克尔·罗伊（Bunker Roy）在学院里的家门前，也摆放了一双赤脚的浮雕，浮雕下是一个石碗，一派朴实无华，宁静致远。赤脚学院处在一片安宁简朴的环境中，很难看得出它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认识赤脚学院源自罗伊在TED talk的一次精彩演讲。2011年9月到台北做讲座，与一位出版社总编谈起委内瑞拉的社区实验计划，我表示下一本书想书写其他地方的另类实践经验，要为读者带来有关希望的故事，和对人类冲出生存困境的想象。总编听了，立刻给我罗伊在TED talk介绍赤脚学院的网址。我看后，便兴起亲访的冲动。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世界百大影响人物的罗伊，在演说中坦然表示，这所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赤脚学院，其意念来自圣雄甘地的赤脚精神。他说：“这所学院的文化，就是追随圣雄甘地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吃饭，睡觉和工作都是在地上。”

甘地在世时，便经常光着双脚会见外国政要。而赤脚精神就是脚踏于最草根的土地上，朴实生活。这正是推动赤脚学院往前走的支柱。罗伊把他大半生倾注于对黎土黎民的关怀上，在最偏远的村庄开设赤脚学院，培养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又或是失学、未受正规教育、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把他们训练成村里的太阳能工程师、工匠、牙医、医生，其技能为社区所用，那么，社区便不需外聘昂贵的外来者。

罗伊强调，赤脚学院不会向他们所培训的“专家”颁发证书。他笑说：“在世界各地，你会发现，所有的男性都想要一张证书。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离开村庄，到城市去找工作。”

因此，罗伊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专挑选祖母，把她们变成社区需要的专家。祖母对家乡最有感情，她们不会因有一技之长而离开，反之她们会死守家乡，奉献自己。只要村庄的需要得到满足，城乡差距拉近，人们愿意留下来，农村人口外移的问题，便可获改善。

“你的教育是留给社区来鉴定，你不需要挂张纸在墙上来证明你是名工程师，你在生活中开展出来的技能就是你的证明。”

罗伊有一番发人深省的说话：“我年少时所受的教育，在印度可算是十分的优异、昂贵，但它也几乎毁了我的人生……”他的意思是指，当你愈高高在上，便会愈远离生活。远离生活意味什么？这表示你不会增长智慧，因为你愈自以为是。可是，在赤脚学院，老师又是学生，而学生也可是老师，他们学会彼此尊重，亦明白如何从生活中彼此学习，这包括与大地万物共处，并从大自然中获取生存的能量和技巧。

赤脚学院教授村民利用太阳发电，把乡村燃点起来，便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子。村民又懂得从屋顶收集雨水，用地箱储水；再利用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材料，搭建起独具创意的建筑物。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只要你愿意用双手工作。不要因为劳动而有羞耻心。还要向社区证明你有他们需要的技能，并对社区提供服务。其实，怎样才算是一名专家？专家是指那些不但有能力，还有信心和信仰的人。占卜水源位置的人是专家，传统助产婆也是专家，传统的摆放餐具者也是专家。专家遍布世界各地，任何偏僻的乡村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我认为这些人应该加入主流社会，证明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全球通用的。他们的技术和知识需要被应用，需要向外界的社会展示：这些技能和知识，在今天的社会中还可以得到发挥。”

罗伊在演说中侃侃而谈，他改变了人们对专家的看法，对职业精神的定义。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更是一名教育家。

近年大家流行讲“充权”（empowerment），意思就是让弱势变成强势，从被动变成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赤脚学院要做的，就是对村民的empowerment，令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使他们原来是一贫如洗的文盲。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可解决城乡差距、具有“革命性”的灭贫发展工作，并还底层人民尊严与自信的生活。

他们在生活每一个微小处都可以见到智慧。我迫不及待安排行程，前往探访。想不到，罗伊很快回复我的专访请求，他在电邮中说：“欢迎你来赤脚学院与我会面！”在他的字里行间，我感到友善与温暖。

二

我选了2013年新年前夕，从香港飞去印度首都新德里，再从新德里坐六至八小时的长途公车前往西北部的斋普尔（Jaipur）。在斋普尔，我还要转乘另一公车到一个市镇Kishangarh，车程约两个半小时。到了Kishangarh，可找一部出租车往Tilonia，这个村庄正是赤脚学院的所在。但我没有选搭出租车，赤脚学院派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收费比出租车便宜，而且确保不会迷路。

赤脚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来自Tilonia，包括司机在内。而我们这些外来客所付的费用，从车费到学院内的食宿，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沿途，我看见一些妇女以薄纱蒙面。原来拉贾斯坦邦有不少村庄仍实行封建主义，童养媳依然存在。在男尊女卑的思维下，已婚妇女不应抛头露面。

抵达赤脚学院时已是黄昏时分，寒意袭人。在空旷的村庄，天阶夜色凉如水。村里以太阳能发电，当太阳下山了，水也跟着冷了，再晚一点便会犹如冰水。那个唯一的热水水龙头，竟被锁上。看来，热水的使用是有时间限制的。

宿舍式客房很简单，只有两张单人床，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更遑论暖炉了。此外，这里没有冲厕、没有正式浴室，一切都是农村式基本设施。吃饭与村民大伙儿在席地而坐的大厅里，吃着简单的咖喱素食。即使一片肉，对村民而言，也太奢侈了。

虽然清贫，但大家斗志激昂，对自己的土地有不言而喻的献身精神。这可能由于罗伊夫妇就与他们同住，起着鼓舞作用。

罗伊的太太阿乌娜（Aruna Roy）是一位女中豪杰。在印度，她比丈夫还要有名。赤脚学院开始时，她曾与丈夫并肩作战，后来她转移投身工人与农民运动，并成立一个叫“工人与农民充权组织”（Organisation for the Empowermen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她同时也关注农村妇女的权利。不过，阿乌娜一项最被人称颂的成就，是2005年成功迫使政府通过《信息自由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令印度民主向前迈向一大步。

阿乌娜告诉我，在未立法之前，印度的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从上至下贪污得一塌糊涂，民生大受影响，老百姓无法掌握有力证据申诉。举个例子，每天不足一美元生活费的印度穷人，可获粮食配给，但有不少人到有关部门取粮食时，往往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给穷人的粮食竟落进黑市谋利。自通过《信息自由法案》后，有关账目必须有个清清楚楚的档案，放在政府中央档案室，供大众翻查。

阿乌娜说，《信息自由法案》成为弱势社群的有力武器，减低他们受公职人员欺凌的机会，并还他们一个生存权。

原来这也是“充权”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有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讯自由程度，与贫穷、饥荒有密切关系。资讯不自由，贪污肆虐，分配不公，贫穷、饥荒便更见严重，弱势社群只能弱下去，无法翻身。

印度底层的老百姓，都十分感激阿乌娜为他们争取了《信息自由法案》的通过。在印度，罗伊夫妇俩的工作成为佳话，不少外国媒体也千里迢迢前来探访，再加上印度本地的团体访客，赤脚学院在宁静中见热闹。

罗伊夫妇感召了不少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在赤脚学院一个新年活动中，认识了阿乌娜一名战友，他原本是位在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后来发觉在大学所理解的经济学，现实中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不想在自己的专业界别中同流合污，前年便毅然辞工全职协助阿乌娜。他说，不仅群众需觉醒，知识阶层也需觉醒，民主才有希望。

我在赤脚学院的几天，观察到没有人能高高在上，即使罗伊夫妇，他们所吃的，与大家一样，用餐过后同样亲自清洗餐盘。

在访客登记处工作的Nandlal，是我抵达赤脚学院后第一位交谈的员工。他也是Tilonia的村民，所受教育有限，但现在能说简单的英语，还负责安顿来访者，他感到很自豪。他虽然行动有点不方便，但肢体语言丰富，尤其是面部表情，我一看便知道他想表达什么，而且他总是信心满满的。

三

在赤脚学院，有一种很特别的沟通方式，就是木偶戏。罗伊曾解释说，在文盲率太高的地方，他们无法透过文字沟通，便用图案，甚至用木偶来讲故事。在学院里，有一位已近300岁的木偶爷爷，叫乔金查查。

罗伊在演说中幽默地说：“他是我的心里分析师、我的老师、我的医生、我的律师、我的捐赠者。他帮助筹款，解决争执，还帮助解决村里的问题。如果村里发生一些矛盾，例如来上课人数越来越少，又或老师和家长方面有冲突，木偶便会请老师和家长让他们握手、讨论……”最有趣的是，罗伊说他们的木偶都是用回收得来的世界银行报告纸制作而成的。

罗伊的助手Bata告诉我，Tilonia是一条很保守封建的村庄，老一辈的思维十分守旧，他们便用木偶戏这种软方法吸引他们，透过木偶戏去解释一些既成制度的不合理性，比如童养媳。

印度虽然努力迈向现代化，经济起飞，但社会观念仍然落后，男女关系不平等。去年底因一宗令人震惊的群党轮奸案，年青一代借此爆发他们对落后人权状况的不满。男尊女卑观念不改变，妇女继续受歧视打压，她们无法正常为社会发挥自身的贡献，到头来是一个民族的损失。赤脚学院正是从提升妇女能力地位入手，从最底层的、最封建的社群开始，首先是思维的转变。

其后我与罗伊的访谈中，他向我指出一点，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行动可以是非暴力的，但思维的转变却可以是很“暴力”的。

他又说，革命把制度改了，但人的思维未改，旧制度依然存在人的心中，最后便再复活过来。只要看看根植于印度数千年文化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即使在现代印度已被非法化，但它并没有消失。

说到这里，我终于明白赤脚学院为何专门培训农村祖母成为太阳能工程师，这不只关乎技能，而是更关乎一种观念。

Bata竖起拇指，高兴我说出要点。她说：“就以我为例，我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未结婚，在这一村庄，是极不可思议的事情。幸得我妈妈受赤脚学院的影响，较开明，没有强加于我家长式婚姻安排，还让我自由恋爱，我下月便要结婚了，未婚夫是一位法国人。”

我为Bata开心。没错，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异族婚姻在封建的村庄本极具争议。

Bata表示，婚后她仍会留在学院工作，或许印度与法国两边走，因为学院已成为她一个很亲密的家。原来，她有一位当摄影师的爸爸。当她年少时，她爸爸因交通意外去世。一天，罗伊问她：是否愿意继承爸爸的遗志，为赤脚学院担当摄录工作？现在，Bata是学院的一双摄录眼睛，把学院的信念和活动工作一一记录下来，并且推广到海外。

她带我探访学院各“学系”和部门，太阳能培训当然是重点，此外，还有医疗诊所、建筑、纺织、水利、手工艺等，他们还有个电台，培训传播人才。

当我走进一间牙科诊所，一位六十多岁的牙医祖母一手拿起一副牙齿模型，另一手拿起牙齿，向我示范刷牙的正确方法，并表示可为我洗牙。她没有证书，有的是大家都知道她在学院获得“牙医”培训后，回馈社区居民，从来没有出过错误。

接着我经过学院的电台，一名披着头纱、一身印度传统服装的少妇正在做广播节目。完结后，她向我笑着说，她已深深爱上广播工作了。我问她丈夫及家中老人家如何看待她的“抛头露面”？她表示，她的工作不仅对自己的成长是好事，对她家人也是好事，至少家中多了一位生产者。既然是好事，家人是会慢慢感受得到的。氛围也很重要，赤脚学院为村庄带来了不同的氛围，而且甚具感染力。

在学院的太阳能培训班，我碰上一群来自非洲的妇女，当罗伊亲访她们家乡，表示要把她们带到印度来，并要把她们培训成太阳能工程师，实在让她们太惊讶，她们的丈夫反应更大，高呼：不可能！但赤脚学院的工作，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并用手语和图案克服学习障碍，六个月后祖母便可成为太阳能工程师，回乡后把此技术发扬光大。

现在，太阳能这一技术，不仅一步一步点亮了印度的村庄，还点亮了最低度发展国家的村庄。最重要的是，这都是由农村妇女来亲手点燃，她们除照亮自己的社区，同时也逐渐打开继而照亮人心。

除了太阳能发电外，在此，特别值一提的，就是近年全球谈得热烈的“水资源的开发和训练”，赤脚学院收集了各国有关丰富资料，对于如何使用雨水、开发饮水在学院都有很有创意的研究。

在赤脚学院到处都可听到隆隆的纺织机声音，见到妇女埋首制作她们的手工艺，或正专心连接太阳能的仪器机件，又或进行水利工程。劳动，不分男女，都可从中重拾尊严，以及一份互相的尊重。

同样令我赞叹的，是晚间学校。

在学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特意走访这些晚间学校，从孩子身上学了很多东西。这些与别的学校不同，可说是专为农村子弟，特别是女孩而设。在传统农村，有大半小孩日间要替家里照顾山羊、绵羊，还有其他的家庭杂务，没机会上学。罗伊遂决定要为这些孩子建立由太阳能发电的晚间学校。

这些学校教什么呢？除识字和常识外，还有民主程序、公民权利，应该怎么去测量你的土地，受到凌辱应该怎么办，家畜病了又怎么办。

罗伊说：“每5年我们会举行一次选举。年纪6到14岁的孩童，都可参与这个民主选举，选一个“总理”。现在的总理是位只有12岁的女孩，早上照看20只羊，但晚上她的职务是总理。她有自己的内阁：教育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卫生部部长……他们负责监督和管理。”

我听得兴趣盎然，这一次探访对我而言，是无法言传的思想与心灵洗礼。

四

新年前夕的晚上，赤脚学院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户外大派对，过百村民前来参加，小孩子特别高兴。他们分别围着十多个以木生火的火炉，袅袅轻烟在寒冷的空气中不断上升，但大家的欢笑声却释放出独特的温暖。

在学院接受太阳能工程训练的外国学员，全部来自最落后的国家，如苏丹、刚果、萨尔瓦多、阿富汗、所罗门群岛等，她们也一同参与节目表演。

在快要倒数的一刻，阿乌娜在一块巨布上写上：哈罗，二〇一三！

与这对巨人夫妇一起过年，今个新年让我倍感有意义。

哈罗，二〇一三年！受罗伊影响，希望从心底悠悠而生。

巨人在他的肩膀上，“他们一开始忽视你，然后嘲笑你，跟着和你斗争，但最后胜出的却是你”。

罗伊很喜欢引用甘地上述的一番话，他自认是甘地的追随者，而他的家庭背景与甘地也相似，一样来自印度中上阶层，父母为他安排入读最好的学校，建立最好的社会人脉网络，准备一条最好的志业之路。罗伊笑说：“此外，我也曾在印度国家壁球比赛连续三年获冠军，整个世界似乎只是因我而存在，一切都好像在我脚下。”

是什么令他抛弃灿烂的人生，追寻甘地的赤脚精神？原来因一次旅行、一次志工经验。就在1965年，当时他还不足20岁，他基于好奇背着父母来到了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比哈尔邦饥荒发生地，他第一次见到了因饥饿而死的人，这震动着他的整个心灵，而他的人生观也因此默默起变化，他决心走进底层去。

一次旅行，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命运的例子，总让我们津津乐道。

佛陀释迦牟尼原本可以安在皇宫，做他的迦毗罗卫国皇子，享尽荣华富贵，怎知一次出宫，目睹众生苦难，毅然抛弃一切，为众生寻找彼岸之路。

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仍然激荡人心，并成为后人追求公义社会的引擎。从书到电影，都可以让我们重温格瓦拉少年轻狂，与友人骑着破旧的摩托车，环游南美洲，但在旅途上，南美洲底层社会的不公不义令他无法视而不见。一次浪漫旅程的计划，结果成为他的残酷的成人礼，革命之心由此点燃起来。

年前有一位美国人到巴基斯坦攀山，沿途经过山区贫瘠地区，当地人连最基本生活也没有，却仍不忘好客之道，为他送上三杯茶。他回国后未能忘怀那三杯茶，决心重返巴基斯坦山区，兴建学校，让教育改变山区孩童的命运。而他的《三杯茶》更感动了全球，成为畅销书。

罗伊亦一样，因一次旅行，令他从城市跑到偏远的农村，从底层开始，进行他的静默革命。其实，圣雄甘地不也是因一趟火车之旅，燃起了心中正义的火苗？甘地在领导印度独立革命前，在南非买头等车厢车票，被英国人赶下车；回到印度，他看到贫穷的印度人挤在三等车厢，英国人则独占宽阔的高级车厢；当印度人挤到高级车厢时，英国人大声呵斥印度人滚回三等车厢去。

甘地虽然出生中上阶层，从英国学成归国，与上流社会打交道，但目击傲慢的殖民者高高在上，社会等级之不公，印度人在自己土地上成为他者，遂发起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半个世纪前的一位巨人，每一句话语都在这个时代回响着，提醒我们非暴力的意义。追求真理、不怕牺牲和非暴力原则，以此来对抗黑暗的力量，正是罗伊推动赤脚学院的目的，这是一种非暴力的改革手段。

在罗伊身上，可看到甘地的影子。

《礼记·大学》篇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修身，甘地也强调这点，他说：“只有当我们自身不断净化时，才能制止战争、贫困不公……”因此，他对自己有严格要求，他定期守斋，把自己的财产和金钱奉献出来，并放弃显赫的职位。

他的生活维持俭朴状态，坐三等火车，为人们打扫做饭，一切简单实在。

为了明心见性，甘地坚持每天进行内观默想。他说，比武器更强大的就是祷告。他还说：“我们不能去一天圣堂、犹太会堂或者清真寺，第二天就支持战争、支持死刑、煽动种族主义或者资助核武器的发展。”

他的非暴力精神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他以“苦行”作为斗争手段，因为非暴力最本质的条件就是自觉忍受痛苦。非暴力并不是指屈服于恶者的意志，而是指运用一个人的全部灵魂力量来反对压迫者的意志。

图片说明

1 .赤脚学院晚间学校，为农村女孩提供实务教育

2 .本文作者与原是农村妇女的太阳能工程师合影

3 .农村妇女很快掌握太阳能技巧

4 .赤脚学院意念来自甘地赤脚精神

5 .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村妇女，正接受赤脚学院的太阳能训练工程

6 .赤脚学院始创人Bunker Roy夫妇

甘地不仅是个思想家，他也是位行动家，最后成功以非暴力不合作手段击退殖民者，带领印度走上独立之路。每个人都是其所身处文化的产品。我们不禁问，谁影响了甘地？

事实上，印度不仅有圣雄甘地，在他之前还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主张与信念，影响巨大。他们除了是印度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的思想遗产。

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他。他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其作品蕴含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成为西方了解东方的一扇人文窗口，他被喻为“诗哲”。

某天，一位朋友不知在那里弄来一本《奥义书》，告诉我：如要了解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不能不阅读这本印度古代哲学书。原来，《奥义书》也深深影响了泰戈尔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诗哲”的宇宙观、人生观、宗教观，以至世界与社会观。当中还有吠檀多哲学和印度教改革派的思想，这就是在大慈大悲的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即《奥义书》所说的“梵我同一”，由此泰戈尔对印度的种姓制度深恶痛绝。

泰戈尔热爱东方哲学，但也不忘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后者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引起这位哲人极大的兴趣。不过，他对西方文明也不无鞭挞，不同意人和宇宙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引申到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因此，他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有严厉的批判。

对泰戈尔而言，西方文明就是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国民，让他们的国民发挥一切才干去占有和利用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并勇于克服种种障碍，与大自然打仗，也要与其他民族打仗，直到最终达到他们的理想。

印度文明的最高理想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所努力培养的人不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而是追求人的最高精神本质。因此印度自古以来最受人尊重的不是皇帝将相和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而是那些能抛弃私欲和财产的圣贤。

在印度这个思想脉络上出现甘地这一人格，想来也如此自然。

可是，印度是个奇怪又矛盾重重的地方。它可算是东方哲学的来源重地之一，重精神和谐多于物质占有，强调心灵净化多于私欲追求，论菩萨慈悲不能不谈博爱与公义，这一切思想孕育了不少知名的印度思想家，除泰戈尔、甘地，还有奥修这位心灵导师，魅力非凡。但印度社会却偏偏最不公平，也不见仁义，统治精英物欲横流，底层如活在地狱之中。当我游走于印度贫民窟的悲惨世界，我似乎又听到印度哲人们的呐喊，并深刻体会他们为人民奋斗的艰辛血泪史，从高梵阿尼（Rajni Kothari拉吉尼·科塔里）到奈喜亚（Ram Manohar Lohia），当然还有甘地的战友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们为人民奉献了自己。

我们可能只知道甘地，但奈喜亚则为甘地精神赋予了“牙齿和钉子”。甘地精神在甘地去后仍长存不息，甘地的信徒们功不可没，奈喜亚更是把甘地精神激进化，令甘地继续活在人群当中。

至于尼赫鲁，他就是印度开国总理，印度国大党创党人，后来他的家族即现在的尼赫鲁－甘地家族，早成为印度最有权势的家族，有批评者指他们已变了质。

无论如何，圣雄甘地的一双赤脚，没有因他的离开便停步，在他身后还有无数的赤脚，并不会因国家的不完美而退缩，反之在黑暗中走出一条道路来。公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罗伊与赤脚学院，无疑是印度赤脚运动中的佼佼者。而在罗伊的肩膀上，我感到印度哲人智慧的重量。

发挥最底层社区的智慧

——访赤脚学院创办人邦克尔·罗伊

采访：张翠容

“我认为，任何转变都取决于人的思维。当制度改变了，可是人的思维不变，新的制度又怎可长久？这反而可能引起更多的斗争。其实，行动可以是非暴力的，但思维的改变则可以是很暴力的。”

我来到印度斋普尔，第一时间致电相约罗伊，怎知大家误会了时间，我头一天到赤脚学院便扑个空，他去了新德里。再相约，他向我保证已返回学院。就这样，我又来到这间学院。一下车，他的助手Bata立刻领我去见他。

罗伊夫妇就住在学院里，他们的家位于访客宿舍后面，平房与庭院有说不出的雅致。

我一进屋，即看见罗伊席地坐在他偌大的书桌前，四周书香扑鼻，阳光从竹帘透进来，而他身上啡黄色的传统印度服，与这个房间的环境是如此和谐一致，令我不想打扰。

罗伊抬头望我，首先开腔说：“哦，我们终于见面了！”

他问我喝茶吗，然后建议我尝尝印度绿茶。我当然连声点头，印度茶叶世界闻名，特别是来自大吉岭的。

罗伊身型壮大，一脸慈祥，气定神坛。经过一阵闲谈后，专访正式开始。

问：罗伊先生，过去几年全球政治经济相继出现问题，从中带出价值失落的疑惑。大家都在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有另类的选择吗？赤脚学院似乎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方向。

答：你如何界定“另类”？另类的意思，即与主流有别，存在于边沿。要成为另类，不是赤脚学院的目的，我们要打入主流，要把地方智慧发扬光大。事实上，自赤脚学院于1972年成立以来，我们所培训的农村妇女来自印度和其他低度发展国家，已共有三百万。她们获得技能后，回到家乡，再把所学的技能教授给其他妇女，其他妇女又教授其他妇女，她们甚至按地方需要成立属于自己的赤脚学院，名称可能有别，但我们分享共同的精神。我感到，我们正在开枝散叶，最终成为主流。

问：这就是圣雄甘地所倡议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

答：对，我十分认同他的看法。每一个社区，即使是最底层的社区，都有它所累积的传统智慧。你可能以为他们不懂得解决问题，然后从外面找来专家向他们指指点点，但专家对他们的地方有多了解？举个例子，就在这院舍兴建之前，我曾问一位有证书的林务员权威专家。他来到这里看看，触摸一下泥土，摇摇头，建议我们放弃吧。他说，不可能盖什么，没水，而且还都是岩石地。我转而问村中长老，他说可以这样盖、那样盖。我们在村里找来十二名建筑师，没有一个识字，他们以极低廉的成本修建了这所赤脚学院，足可容纳一百五十个人工作和居住。其后这里的妇女，又用棕榈糖、荨麻，还有其他连我也不清楚的材料，来建屋顶，她们说是可以防水的，而它的确防水。其后，她们再在屋顶上加建45千瓦的房顶板。今后只要有阳光，我们便不怕没能源了。此外，屋顶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可以用来采集雨水。雨水会流到与房顶连接的地下水箱，每个有四十万升容量，即使发生干旱，我们这里也不会缺水，因我们懂得如何收藏雨水。

问：看来，你是想建立一个有持续发展而又自给自足的社区。

答：要知道，解决农村发展的方法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部。只要让一直被忽视的底层村民明白：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土地和居民同伴的需要，而来自生活的知识足以令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再加上适合的技能，透过共同参与，他们是可以依靠自己解决困难，推动社区发展的。只要获得满足，村民便不用往外跑。事实上，农村人口流失与没节制的城市化，引申出很多问题。

问：过去十年拉丁美洲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是从社区改革开始，并推出各种巩固社区内在发展的项目，不知你有否与他们交流过？

答：我们不是要革命（revolution），我对革命没兴趣，我们要的是循序渐进（evolution）。我认为，任何转变都取决与人的思维（mind-set），人的思维不能一夜间便会有所不同。当制度改变了，可是人的思维不变，新的制度又怎可长久？这反而可能引起更多的斗争。其实，行动可以是非暴力的，但思维的改变则可以是很暴力的，因为你要否定你过去的想法，接受新的观念，其过程犹如天摇地陷。

问：在来赤脚学院的途中，我看见有不少妇女以头纱蒙面，听闻封建制度仍然存在。但赤脚学院在这里已工作了一段长时间，似乎所带来的改变不太显著，你有时会感到挫败吗？

答：不，我不认为改变太小。你有这样的感觉，只不过因为你在这里的日子不够长。我则看到有很大的进步，我感到乐观。

问：赤脚学院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吗？你们是如何维生的？

答：赤脚学院是NGO，但不是社会企业，有些社会企业是谋利的，我们不谋利，我们只是培训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当你不谋利，便不会有损失（no profit, no loss），人的创意和想象力是我们最大的资产。这里没有人的工资超过一百美元，可是人人都可尝试新的东西，用自己的方式服务社区，优化生活，发挥献身精神。他们会获得尊严与尊重，不被剥削和歧视。他们不会为钱而留下，也不会为钱而离开，因为他们透过团结、分享与合作，已彼此建立亲密的手足关系。

问：那么，你们的收入来自哪里？

答：印度政府每年都会拨出赞助资金给NGO和其他非营利社团。我认为政府的钱便是我们的钱，我乐意申请使用，它占我们收入的40%，还有40%来自国内外资助，其余则来自学院的劳动生产。外国学员主要由印度政府赞助来这里学习。

问：你有计划挑选中国祖母吗？

答：李连杰的壹基金曾邀请我到北京演讲，但要与我们合作，必须是合法的NGO。在中国，NGO文化仍在发展阶段，未成气候。更何况，中国现今被视为超级大国，他们怎会想到让国民来印度学习？！

问：毛泽东时代也曾有过赤脚运动，主要是赤脚医生到农村服务群众。

答：不过，我们赤脚学院都是大家自愿参与，不是由上而下，而是从心里自发出来的行动。以我为例，我当初目睹有人因饥饿而死，很想用我方式去服务穷人，因此我便跑到农村，看如何能与他们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

问：我希望终有一天，中国与印度之间也能彼此学习，发挥最底层社区的智慧。

东京执念

撰文：伊安·布鲁玛（Ian Buruma）

翻译：董帅

三岛由纪夫的残酷死亡常被认为是某个艺术时代终结的标志。这是一个怎样戏剧化的时代啊——在色情、怪诞、无理的精神中，日本艺术一度找到了自己的标签。本文是对这场发生于1950—1960年间的日本先锋艺术的一次全景透视。

一

三岛由纪夫于1970年自杀，这引发了轩然大波。他先是将一柄短剑插入腹中，随后自卫队中一位帅小伙尝试用武士刀砍掉他的头，试了三次仍未成功，直到另一位年轻人冲上来完成了这项任务。你可以把这场血腥的自杀看作是一场行为艺术。该事件发生于市谷军事基地，三岛事先通知了媒体，他们到场见证了他在自杀前发表的关于帝国复辟的演讲。三岛还曾问过一位在NHK的朋友电视台是否会对直播他的切腹过程感兴趣。他朋友还以为这只是三岛的变态玩笑。但后来这真的发生了。

三岛迷恋死亡。1966年，他导演了一部短片——《爱国主义》。他在里面扮演一位1930年代的年轻军官，在瓦格纳的《爱之死》伴奏下切腹自杀。

在自杀前一年，三岛写过一出戏剧，主题是年轻的柬埔寨国王想建造一座美丽的寺庙，但他却在竣工前患了麻风病，随着寺庙逐渐建成，他也渐渐病入膏肓，最终死去。三岛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艺术家如何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一件艺术品，在创作的同时走向消亡”的隐喻。

在自杀前两个月，三岛给筱山纪信做模特，拍摄了一组名为“一个人的死亡”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三岛或如圣塞巴斯蒂安一般被绑在一棵树上，任由乱箭穿过赤裸的身体，或被泥土掩埋躯干，或被斧子砍头，或被水泥车碾过。

这位作家的残酷死亡虽然古怪，却实属一种宽泛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曾有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文化浪潮，各种各样的视觉艺术家、舞者、电影导演、诗人以及音乐家卷入其中，他们都在探寻身体之于艺术表达的底限：偶发艺术、公共行为绘画、施虐受虐话剧，等等。与当代中国类似，日本在1950—1960年间的先锋艺术多聚焦于人体，且往往过于激烈。三岛的自杀将这种行为艺术推向顶峰，很难再被超越。因此，他的暴力死亡也被认为是一个艺术时代结束的标志。

1975年，我第一次来到日本。那时，先锋艺术的巨头们仍然活跃着：寺山修司在拍电影、排话剧，武满彻在创作音乐，土方巽在排演他的暗黑舞踏，横尾忠还在创作，而矶崎新正处于他建筑师生涯的巅峰时期。这些从前的“坏孩子”如今已成为了大师，拥有无数拥趸者和崇高的国际声誉，指责声已然消散。现如今，大岛渚的情色大片《感官世界》也得到了艺术上的认可。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女仆和旅馆主人偷情，结尾时，女仆勒死了她的情人，并割下他的生殖器。这部电影曾被审查机构封禁，成为当时的公共事件。

与这些艺术家有过多次合作的三岛由纪夫，更是他们中的传奇。如今人们说起他，仍带着敬畏。这其实很奇怪：因为三岛是一个极端右翼分子，也是一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想要复兴武士精神和对天皇的狂热崇拜。他是如此特别，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这样迷恋复兴武士精神。事实上，那时的主流是激进左派，1970年还曾爆发过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力事件。

尽管三岛和其他反叛艺术家在理念上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攻击目标。按三岛的说法，那是一片“冷漠无情的土地”，“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日本被物质上的繁荣所麻醉，以至陷入精神空虚”。 战后的日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盲目因袭，对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三大神圣宝物）的崇拜，对美国文化的奴隶式模仿，对经济的偏执关注，这些对日本的自由精神没有任何助益。

引发公众不满的还有另外一件事。1950—1960年代，学生和上百万市民一起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了反抗。这些条款将日本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用于保证其在亚洲的武力运作，先是朝鲜，再是越南。同时这些条款也成就了一些日本名流，在美国打仗期间，他们靠战争发财，狠狠捞了一笔。这种行为被普通市民所痛恨。1969年5月，三岛在东京大学与学生激进分子展开辩论。他穿着黑色针织上衣和紧身束腰带，告诉两千名聚集起来的学生，只要他们愿意支持天皇，他就愿意“同他们齐心协力”。

学生们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而在切腹之前，他对自卫队的士兵也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内容包括武士精神，以及为效忠天皇和国家而死的理念。这些士兵同样不以为然。只是，学生们至少认真聆听了这位著名作家的演讲，而那些士兵嘲笑了他。

二

在纽约MoMA现代艺术馆，日本的先锋艺术展以1955年为开端，1970为结束点。自1955年起，日本两大保守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开始主导日本政坛。日本将作为美国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堡垒——“一座永不沉没的停机坪”——战后一位日本首相曾这样说。中产阶级不再持反对态度，因为社会开始变得稳定、安全，甚至更加繁荣。而激进派则面临着失败。

1950年代前期，日本当代艺术被战争灾难及其余波笼罩。许多艺术家都是坚定的左翼分子，有时还与共产党合作。在MoMA展览中就有这样的例证。“报告绘画”流派旨在表达战争创伤，作品中有1940年代军国主义宣传画，风格深受战前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这种混合风格以山下菊二和池田龙雄为代表，艺术家在战时的直接经验在画中反映颇深。

有一种共识是，日本人无法面对这场恐怖的战争是由自己发起的这一事实。但MoMA中的一些藏品却能推翻这种认知。例如，滨田知明的版画就反映出战争带来的荒芜：被摧毁的中国村落，四处散落着头颅与残肢。

很多日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为了对抗美国思想势力的蔓延，将目光转向欧洲，尤其是法国。他们大量阅读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法式贝雷帽和长发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形象。法国画家乔治·马蒂厄曾于1957年访问日本，并穿着和服进行绘画创作。包豪斯则是另一个灵感源泉。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参与感。《读卖新闻》是公众艺术的重要支持者，而在几年前，它还是战争宣传体系的中坚力量。为了甩掉过去的名声，《读卖新闻》致力于举办先锋艺术展览，并宣称将有一场“艺术革命”到来，日本社会将通过艺术实现“民主”。

很多艺术作品其实都是衍生品，因为很多年轻艺术家在战时还未成年，并没有太多亲身经历。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批厌倦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他们既厌烦对西方文化卑躬屈膝，也不欣赏日本传统文化——后者已经僵化成博物馆文化，并被战时的沙文主义所玷污。新的艺术必须是天生的，在户外的，非理性的，是属于日本的新达达主义。诗人泷口修造于1954年写道：也许是我们没有完全消化西方艺术的准则，但日本当代艺术必须存在于我们自己的骨子里。

举个例子来说，日本新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筱原潮可以用拳击手套作画。相比他的拳击画，美国的行动派画家则相对温和。但是完成的作品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作画的过程。日本艺术家似乎希望通过这一点来表达，他们极力想要摆脱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西方，甚至日本本身文化源流的影响，这种摆脱要从身体开始，要用日本的骨血来从头开始。

这些实验性创作也显示了不同领域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筱原潮用拳击手套作画的地方是由矶崎新设计的一栋建筑。矶崎新属于日本一支独特的建筑流派——代谢派。代谢派建筑师崇尚丹下健三的作品，热衷于将现代城市以极端的观念进行重构。和新达达主义的行为艺术类似，他们觉得建筑和城市景观不应该有一个终极形态，而应该如一个生物体一般不断演变。

音乐界也在剧变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武满彻就是新达达主义的一员。就像代谢派的建筑主体一样，他们认为作曲的过程也应该是偶然的，不可预知的。前卫音乐家约翰·凯奇受东方神秘主义影响颇深，尤其是《易经》。他本人在东京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凯奇在1962年对日本的访问使得日本从此有了这样一个词：Cage Shock（凯奇冲击）。

舞蹈亦是如此。在一篇文章中，矶崎新描述了1962年家中的一次聚会：舞蹈家土方巽和行为画家筱原潮爬到屋顶上，赤裸着身体疯狂舞蹈。警察闻讯而来，对此进行干涉。矶崎新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因此被要求作证，证明他的宾客的行为是“艺术”，不是“伤风败俗”。土方巽的舞团名为“暗黑舞踏”，里面表达的情色与死亡意象受萨德和汉斯·贝尔默影响颇深，并融合了日本东北部乡村的神道教传统。土方巽的第一支公开舞蹈表演，就是脱胎于三岛由纪夫一篇关于同性爱情的小说——《禁色》。自那之后，他一直是日本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

“偶发艺术”——即兴的街头表演——并非是日本所特有的。它是全世界偶发艺术潮流的一个分支，是无法被买卖的艺术形式。每一个地区的偶发艺术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日本拥有悠久的节日舞蹈传统，其大部分和神道教的生殖崇拜有关，所以这种舞蹈非常的狂野，性感，甚至有种怪诞的病态。土方巽有一套关于腐烂与重生的缓慢舞蹈，他几乎什么也不穿，只在生殖器上挂了一根窄窄的布条。在情色、怪诞、无理的精神中，日本1920年代的艺术有了自己的标签。白石嘉寿子的诗歌受到爵士乐的启发，经常表现公众事件。还有从名古屋传来的表演流派——在街上裸体游行，或用针刺穿皮肤。这些都是为了给沉浸在资产阶级自满中的公众一记棒喝。

在日本历史中，这种古老的舞蹈游行常常成为一种表达政治的方式（因为其他方式都被禁止了）。生殖崇拜的庆典有时会演化为政治性的游行。在1860年就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之后不久的 “明治维新”将日本古老的政治秩序终结。千禧年到来之际，日本关西地区有过一场名为“谁在乎”的运动——“谁在乎我们什么也不穿”、“谁在乎我们上床”。在这场运动里，循规蹈矩的市民走上街头，身着奇装异服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疯狂地跳舞。这场狂欢很快蔓延到日本其他地区，最终酿成一场暴力事件。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曾发生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大多数都是由于其参与者政治理想的幻灭。为了反对《美日安保条约》，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东京街头，裸体舞蹈，念咒，和防暴警察对抗。但均以失败告终。

策展人亚历山德拉·孟璐为1995年日本先锋艺术展览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新达达主义面对《安保条约》的态度。他们聚集在艺术家吉村益信的工作室里，脱个精光，有些人头上套着袋子，疯狂跳舞。吉村在腰上绑了一个纸做的巨大阴茎，在腹部绘上钻石形状的鲜红肠子——仿佛他刚刚切腹——他身体的其余部位都画上了白色的箭头。

三

吉村益信的雕塑和其他新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作品现在仍在纽约MoMA现代艺术馆展出。不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也许是那个时期最无趣的作品。曾于1930年在巴黎学习的冈本太郎是日本艺术界的重要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文章，还因为他的绘画和雕塑。这些作品虽然独特，但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动我。其他在MoMA展出的油画，例如白发一雄，茂雄石井等人的作品，虽然完整却并不出众。将不同的物品用一千日元纸币包裹起来展出，这是赤濑川袁平的作品，它只带有些许艺术历史的分析价值。同时还有工藤哲巳的装置，将生殖器软绵绵地挂在墙上，表现了1960年政治诉求失败后的社会阳痿状态。

绘画也非日本现代艺术中最有趣的部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艺术反抗非常短暂，没有留下什么永恒之作，所以也不可能期待在展览上看到任何惊喜。剩下的就是一堆在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图像，一些大纲，还有一些摄影作品。MoMA展览的目录册一般都被设计得很无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试着去啃这样的句子：“在这些被赋予了社会历史背景的无序作品中行走时，于不同艺术家的唠叨中遇上几个关键的概念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之后……”

幸运的是，同时进行的MoMA日本独立电影展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一看的内容，包括土方巽的舞踏，三岛由纪夫的“爱国主义”，寺山修司的精彩短片，甚至还有一部名为《西布莉》的小制作影片，它由美国评论家唐纳里奇执导，Zero Jigen出演了一个被女性施虐狂施暴的人。其中最有趣的一部影片，是大岛渚拍摄的《新宿小偷的日记》，它记录了以反映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街头表演和政治反抗。这部电影由横尾忠则出演，他本人的海报艺术在1960年代的重要性可以与土方巽的舞踏、武满彻的音乐比肩。

于我而言，那段时期最美好的，莫过于对被忽略的那一部分日本文化的重新发现，并通过街头的舞蹈文化充分表达。这本身就是日本文化的天然基础：神道教的情色一面，偏远地区的母系氏族文化遗留，日本大城市中的下层社会生活，对性与暴力的流行表达——总而言之，就是高级艺术文化的对立面：或传统，或现代。那段时期，日本文化领域出现的是对“原始”力量的欢庆。

像冈本太郎这样的艺术家和丹下健三这样的建筑师，都开始从日本新石器时代绳文文化中发掘灵感。在绳文时期，文化尚未被佛教、儒教和来自中国的礼仪制度所熏染。日本的冲绳县和日本东北部乡村，被认为保留了一部分日本原始文化的遗迹。1961年，冈本太郎写了一本关于冲绳的书，名为《被遗忘的日本：冲绳文化理论》。日裔美籍雕刻家野口勇在日期间也对此很感兴趣。他试图告诉日本民众，日本最古老的艺术和雕刻其实具备非常先锋的精神，研究它们比单纯跟随现代国际艺术潮流要有价值得多。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一观点。一些艺术家和评论家把野口勇看作是一个故意屈尊的外国人，认为他只是沉浸在绳文雕塑或纸灯笼这样的日本元素中无法自拔罢了。或许这种“乡愁”得从本土产生，才能使人信服。

今村昌平等一批电影导演选择拍片地址时，也开始偏爱东北部的偏僻乡村，或冲绳，或东京的贫民窟，或大阪的农村。他们喜欢拍摄农民、混混、廉价的妓女。寺山修司的天井桟敷实验剧团和唐十郎的状况剧场等先锋剧院里定期有脱衣舞表演，还有受阿尔托和莫里斯·梅洛-庞蒂影响颇深的集市贸易。他们在河边或神社附近扎起帐篷，将自己看作早年歌舞伎剧团的后人。那时的歌舞伎剧团声名狼藉，里面有很多流浪汉和妓女。

森山大道、东松照明和其他摄影师常常混迹于美军基地附近的红灯区、滑稽戏剧场、新宿区的酒吧，并在那些地方拍照。荒木经惟那些关于东京地下性生活的摄影作品大多拍摄于1970年以后，也属于那段时期的产物。与此同时，设计艺术家也在反抗高尚的现代主义。其中最杰出的一位莫过于栗津洁，他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流浪汉一般的设计师。他曾说，设计师的使命，就是“将农村生活扩展至城市，将民间传说放在醒目的位置，重新唤醒过去，召回过时的东西”。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1603—1868），木刻艺术家、表演者、艺伎和娼妓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他们虽然名声下贱，但却拥有丰富的艺术成就。1960年的先锋艺术也具有群体性的特点，武满彻最棒的音乐作品是为大岛渚等导演的电影而作。诗人白石嘉寿子嫁给了导演筱田正浩，这位导演的剧本由寺山修司所写，海报则由横尾忠则设计。摄影师细江英公与三岛由纪夫和土方巽合作密切。他曾将土方巽拍成一个稻田中的恶魔。

细江英公的摄影作品以及横尾忠则的海报设计现在都在MoMA中展出。不只这些，1920—1930年代的日本现代艺术展中还展出了日本的设计艺术、摄影、建筑、戏剧、电影和舞蹈作品。从流行艺术甚至商业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艺术家最棒的一面。但相比之下，这里的多数画作都显得资质平平。

当横尾忠则对于自己作为一名“成功的地下海报设计者”这一身份感到厌倦时，他将自己的身份重新设定为一名油画家。但1981年，他在MoMA看过毕加索画展之后，便丧失了大部分对于油画创作的热情。三岛由纪夫非常喜欢横尾忠则的设计艺术。三岛曾说，横尾忠则展示了日本文化中潜藏的黑暗面，而这些正是日本民众选择视而不见的部分。也恰是这些东西，引出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化时期，或许就是它导致了三岛的死亡。

book review | 书 评

献吻领袖

撰文：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翻译：布尔乔鱼

每年，在墨索里尼的诞辰和死亡纪念日里，成千上万的同情者会像在1922年3月的罗马一样，穿着黑衬衫，戴着法西斯臂章，高声歌唱着法西斯歌曲和口号，穿过小镇中心向墨索里尼的坟墓游行。很难想象德国人对希特勒会有类似的情感。从1940年代到现在，意大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

自2011年11月被迫下台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前总理斯尔沃·贝卢斯科尼向媒体披露说他一直在读墨索里尼写给他的情妇克拉拉·佩特奇的最后的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我从这些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按照贝卢斯科尼的说法，在墨索里尼领袖的心目中，意大利是无从管制（ungovernable）的，“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墨索里尼曾经探索过。当一个记者认为无法将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精准地描述为民主体制时，这位前总理回答道：“噢，那是一种狭义的民主体制。”

自从冷战结束后，已经控制了意大利政局的右翼集团不断遭到来自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等集团的抵制，这两大阵营自从1940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直影响着意大利政坛。正是利用意大利民众对意大利政局不稳和战后政府腐败的反感，新右翼集团在代表法律和新的秩序、民众权益，并尊重天主教会的经济利益和政权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新法西斯和自封为“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团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以不断调节政策和修改言论为手段，在意大利政局政权角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的政坛走向。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公开严厉地批判墨索里尼的声音越来越少，他从1922年持续到1943年的统治也被广泛地描绘为温情政治。2003年9月，贝卢斯科尼在接受《旁观者》（Spectator）杂志采访时说，“墨索里尼，他从未杀过一个人”。如果他将对手流放国内，也只是将其派往度假胜地。像詹弗兰科·菲尼那样的政客，在意大利新法西斯社会运动中，就轻易地获得了仅次于贝卢斯科尼的最高行政职位（他曾多年任职外交大臣）。1922年菲尼公然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意大利的价值观。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作为独裁者的孙女，在极力破坏了随后几次反法西斯运动后，已经成为贝卢斯科尼右翼联盟的一部分的意大利立法委的成员之一。2008年，前MSI青年翼秘书詹尼·阿莱曼诺，也因允诺驱逐外来移民而被选为罗马市长。他在胜选演讲时受到了民众法西斯式的举臂致敬和“领袖！领袖！”式的欢呼。

二

在墨索里尼的家乡普拉达皮奥，主街道两侧布满了纪念品商店。这些商店售卖着镇议会明令禁止的物品：黑衬衫，法西斯标语，用来纪念领袖的雕像，书籍和光碟。更加令人不安的还有警棍，以及俱乐部门前的条幅“敌人越多，荣誉越多”。每年，在墨索里尼的诞辰和死亡纪念日里，成千上万的同情者会像在1922年3月的罗马一样，穿着黑衬衫，戴着法西斯臂章，高声歌唱着法西斯歌曲和口号，穿过小镇中心向墨索里尼的坟墓游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墨索里尼的陵墓并在墓前的来访者登记册上留言。这些言论都极端激进，内容直指领袖本人：“只有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意大利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一个令人震慑，令人尊重，昌盛而又令人艳羡的国家。”“如果您还在，我们不会如此不堪。”这些评论透着人性和亲切，许多宗教意味的言论也随处可见。一个游客在2007年写道：“如果你能看到我们贫穷的意大利沉沦到谷底，那么请投胎转世回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吧，从今天到永远！”

很难想象德国人对希特勒会有类似的情感：政府里的前纳粹和新纳粹分子组成的政治家们声称希特勒从来没有杀过人，有个也叫希特勒的人被选入议会，而一个德国前政府首脑从希特勒给爱娃·布劳恩的信中“看到了他自己”。同样很难想象德国民众会高呼纳粹口号，德国纪念品商店出售纳粹纪念品。当意大利人对政治体制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不满时，德国人却在为1949年后依据基本法建立的德国联邦共和国政体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没有哪个政权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稳定的政局和繁荣的经济使德国人趾高气扬、沾沾自喜，当然他们有理由如此。

1946年6月，意大利颁布了一项大范围释放政治犯和军事犯的特赦令；没有什么持续的政策可供倚赖，去起诉那些支持战争的意大利普通民众，而法西斯时期的官僚们也得以保住官位。1957年获得委任宪法法院院长的法官，竟然同时也是1938按照法西斯种族法裁决案件的法庭长。1960年全国64个省中，就有60名省长和所有135位警察局长是在墨索里尼时期步入政坛的。政权中的高级将领均未受到处罚：无论国内外都未对其法西斯罪行进行清算。在德国，众所周知，只有少部分的纳粹分子逃过了去纳粹化，战后审判也持续了好几年，最终将第三帝国及其随从令人震惊的斑斑劣迹公之于世。

三

在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德国人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许是源于自冷战末期对德国形象重新定位所致，尤其是美国，某种程度上将第三帝国的行为追溯性地定性为种族屠杀。甚至意大利新法西斯都觉得有必要和1930年代墨索里尼时期颁发的种族法和反犹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在墨索里尼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确实没有迫害本国犹太人，犹太人是在领袖倒台，德国占领意大利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一事实挽救了人们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印象并使其免遭其德国同伙一样的命运。

有大量的研究记录了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支持，但在意大利，并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材料。克里斯托弗·杜根鸿篇巨制的新书是极富开创性的研究，每一个对法西斯感兴趣、对意大利今昔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在书中，研究了大量的写给墨索里尼的书信，包括佩塔奇的，这些书信都由在其执政的二十年间由心腹暗中传送。信中内容正如近年来在他墓前留下评论的那些崇拜者一样表达着对领袖及其政权的赞誉。杜根给公众传达的不仅是法西斯体制下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首次不将这段法西斯历史处理成勒令公众噤声的暴政和资本家压迫民众的独裁 ，而将其描绘为一个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政权。不过，这些材料也可能对墨索里尼享有的受欢迎程度有所夸张。在《法西斯和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舆论》一书里，保罗·科纳描绘了另一幅场景。他认为政治腐败和治理不善使法西斯集团在1939年时相当不受欢迎。而杜根自己提供的一份材料也揭示当时情境比其所引用的书信和日记里描述得更为复杂。

当然，墨索里尼获得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与信任，并感其诚。他在1929年与教皇签订的协议化解了自19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的政教分化及其产生的矛盾，功延至今，使得天主教会成为其政权最有利的支持者。墨索里尼的反犹法案也被天主教期刊支持，还受到米兰天主大学的盛赞。阿格斯蒂诺·戈姆力神父认为这项法令使得人们无法引领自己去往想往之地，找不到一片净土，因这骇人听闻的政策的颁布，他们不得不苦苦追寻和探求一方栖身之地。而那些犹太人由于种族原因永远都无法归入戈姆力口中那个优雅得体、信仰坚定、语言纯正、民风淳朴、满怀希望和完美理想的国度——意大利新法西斯联盟。

墨索里尼每次在公共场合演讲时，就像平时一样，总是被阿谀奉承着。他告诉佩塔奇，演讲时他是“狂热、神志不清而癫狂”的，听众则“哭泣，下跪，尖叫，伸出手臂”。这些在信中表达出的激动之情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坚信民众不是被精心安排的（但保罗·科纳提供的材料证明民众大多数时候是被强迫这么做的）。

某种程度而言，杜根所引用的有关严密监视政敌或潜在政敌的文件也削弱了自己的观点。法西斯的批判者很快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26年11月贝尼德托·克洛斯的家被一群穿黑衫的人破门而入，在全家人惊恐的眼神中有关反法西斯的内容全被毁掉。警察日夜在他们家门口监视，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安全，实则是记录来访者的名单，很快来访者数量逐渐减少，而他的朋友不得不在陋巷和独廊中和他约见。他们后来甚至被赶到意大利南部偏远地区的流放隔离区，所关押的13 000人不仅包括政敌和批评者，还包括各类闹事者，同性恋者及普通罪犯。他们被流放的村落，都是偏远凄凉，远离家园的穷乡僻壤，甚至居住在此的当地人都承认：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卡罗·列维（Carlo Levi）后来引这句俗语为题，写成了同名经典流亡之作。因为每天都必须与艰苦卓绝的环境斗争以求生存，当地农民无暇关注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意大利复杂的政治环境。罗马，对他们来说正如列维所写：“是地主的聚居地，是外邦人和恶毒城邦的中心。”

四

建立于1926年的政治警察署（PolPol）每年有五千万里拉的预算，其中一半就是用来组建一支全力和当地警局合作的队伍，杜根称其为“另一个巨大的爪牙组织”（OVRA），意为防反法西斯警戒和控制组织，也简称为“章鱼”，该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拆解政敌的信件和抄录通信内容。有个特设的保密部专门用来窃听电话内容，不仅窃听政敌，还会窃听法西斯组织内部的领导人物，以备某天墨索里尼需要这些小秘密以敲诈他们。1938年，这个部门雇用了462个速记员记录他们听到的对话内容。据墨索里尼称，OVRA可谓世界上最厉害的组织，雇用了无可计数的间谍。这些间谍一直都处于会被曝光个人隐私的威胁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因为财务问题而被迫为墨索里尼服务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此一来，空气中布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的阴云，甚至杜根所引用的许多当时在校儿童的日记里也充斥着对政府的警惕。1926年11月又颁布了一项禁止发布一切“煽动或损害政府威信”的言论以及张贴颠覆社会性标语的法令，尽管在独裁体制下大量被散播的政治笑话很多并未受到惩处（这和德国不同），但在经济衰退的1920—1930年代晚期，逮捕和入狱并不是唯一的惩罚，开除工作、低薪、物价飞涨都使得民不聊生。而在德国，许多人知晓一些反法西斯言行时就会报告给警察，如杜根所言，这么做是不人道的，但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将会“面临串通合谋的指控”。

尽管墨索里尼政府和天主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相较现在而言，性自由主义却是当时一个突出的政治生活特征。贝卢斯科尼谈及他在墨索里尼和情人的信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半也指的是他高频率的性行为。领袖无可救药的性瘾和贝卢斯科尼一样，让意大利人民深深地认识到了他们的男性特征。和贝卢斯科尼一样，墨索里尼在性生活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的官方形象是个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但私底下却有着无法控制的生殖冲动。

对于女人，他吹嘘着说，将她们扔到他面前，他都不用假装避开。据说每天会有1500封私人信件被送到他办公室。“我有太多的亲吻和爱抚要给我亲爱的贝尼托，”一个女人写道，“我要紧紧拥抱他以防他逃走！”他告诉佩塔奇，大多数女人，他只和她们上过一次床就再也没见过，他对她们仅是用来发泄：“只是为了满足我肉体上的欲望而已。”同时为了安慰佩塔奇，自从1936年他们的关系开始后，他每天要给她打十几个电话，写十几封信。

法西斯政坛内部的官员们的放荡行为也是众所周知的。在1940到1941年的冬天同希腊进行战争期间，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和他的随从在巴里（Bari）设了一个很大的宾馆，每周都有二十几个姑娘被当地的政府送进来供他们纵酒行欢。这些姑娘被分为几个小组，她们一边互相用苏打水管把水喷在对方的生殖器上，一边用剪刀剪碎各自的衣服。而且为了让人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窗户一直敞开着。所有这一切都与希特勒相去甚远。一本正经的希特勒自己也一直对民众隐瞒他和爱娃·布劳恩常年保持的性关系，直到他们在战败前夜双双自杀，二者结婚的消息才为民众所知。当希特勒发现戈培尔和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有着激情四溢的婚外情时，希特勒狂烈地怒斥了他并迫使其结束这段私情。

人们可能对这样的小事抱怨，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民众的统一战线并未因此受丝毫影响，但就像在纳粹德国，独裁者已将社会差异、文化差异、世代间和区域间的差异逐步消弭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愿领袖知道”，这句通常是第三帝国的人民对一个腐败的法西斯官员怒斥的话语，同样在法西斯意大利也会常常听到：“但愿领袖知道。”墨索里尼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尽管他的随从大都被民众唾弃。

五

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后，墨索里尼达到了政治巅峰，他的政府为追求幻想中帝国的财富，表示要对四十年前因孟尼利克二世的抵抗导致意大利的失败而复仇。为了防止再发生一场如1896年的战争，墨索里尼下令不加区别地对军用和民用目标一律投放毒气。他的这一行为竟被广泛支持。任何惩罚“没有人性，卑鄙的……残忍的阿比西尼亚人”的行为都是公正合理的，一群学生对他说：“化学武器的确是昂贵的，但是意大利人民已经做好了牺牲金钱以拯救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准备。”

日内瓦的报告称化学武器只对人构成简单的伤害，但是有关芥子毒气的受害者的照片显示他们都患上了麻风病。杜根还引用了一两个人的日记，这些日记质疑了战时意大利军队的所作所为。比如行军秘书阿奇斯·塔拉斯，他用埃塞俄比亚囚犯作练习目标，先射击生殖器，然后再射击胸部——不过日记里大都带着欣喜若狂的口气。杜根引用的大量证据表明，墨索里尼此时已成为了意大利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成就感的象征。“是的，我们想在阳光下寻找一片土地，”一篇日记的作者写道，“今天的意大利是这样一个渴望财富和知道何获取财富的国家和民族。那个十五年前的意大利已经彻底结束了，远去了。”

埃塞俄比亚战争使得墨索里尼政府相信，意大利民族将会逐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野心勃勃，严格守纪和笃信种族主义的民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放弃了那些布尔乔亚的行为方式，比如握手（认为这太过温柔而且太过盎格鲁撒克逊式，应该用法西斯式的挥臂代替），还有正式称谓中包含的“您”也被视为是外来词语并带有奴性色彩，连喝咖啡也被看作是颓废的行为（甚至被有些人看作是导致国家落后的原因而提议革除）。墨索里尼宣称他要使意大利人成为一个少些美好，多些丑恶，强硬和无情的民族，换句话说也就是真正的主子国家。1937年，他明令禁止意大利白人和黑人发生性关系，并且颁发了一项禁止意大利军人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和当地女性性交的法令。英多·蒙塔纳利是一个26岁的法西斯记者，他志愿加入了1935年的战争，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先天性的优势，我们不会成为统治者。对待黑人，我们没有友善……没有放纵，没有爱情……白人必须遵守。”

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同时，墨索里尼还陷入了西班牙的内战而导致财政负担过重，从而无法增强军事装备和扩充军队。墨索里尼认为他在军事上是无法战胜的，竟也无人敢提出异议。在同佩特奇的谈话中，他轻蔑地谈到其他欧洲国家：“英国是个穷极无聊的民族……他们的想法和驴一样的蠢。”“这个经常打着伞的民族，”他补充道，“根本不能理解正义战争的重要性。”“西班牙人都特别懒，整天昏昏欲睡”，而法国 “是杂种和败类的聚居地，胆小鬼的天堂”，“一群没骨气又没勇气的人成天沉浸在‘酒精和梅毒’中”。唯有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有能力“爱上至高无上的无情暴力，而这正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

1939年，他终于意识到由于缺乏训练、装备贫乏和武器弹药的严重短缺，意大利军队根本无法应对欧洲战场。当战争爆发时，他只好别无选择地作“非交战国”以拯救意大利。当德国不断取得胜利时，他的同胞对战争的厌恶感越来越激怒了墨索里尼：“不得不说，他们都是一群懦夫、胆小鬼……这太令人失望了，太毁灭灵魂了，我竟然无法使他们成为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和勇气的民族！”对意大利于 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和英国的宣战，民众的反应也很复杂，那些事先对战争持怀疑态度者的忧虑也并非多余。

如果将意大利对法国的进攻描述成失利的话，那么对希腊的入侵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与最初预想的闪电战不同，准备不足的意大利军队遭到了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与此同时英军又偷袭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希特勒不得不掉转头来挽救颓势，当德军将英军赶出希腊时，隆美尔在北非大获全胜，这不啻在意大利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杜根所引用的信件和日记中混杂着爱国主义和对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强烈的怀疑。墨索里尼在看望那些医院里受伤的士兵时，听到的是他们对他怒吼道“凶手”！（第二次去时效果就好多了——因为床上的伤员全都换成了警察）。人们拒绝再花50美分买印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头像的邮票，并抱怨：“他们是在逼我们舔他的屁股！”

随着 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的登陆，墨索里尼政权被法西斯大委员会卸职，杜根将其描述为：“集体快感的爆发”。法西斯运动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正如科纳所说，在1943年法西斯政权瓦解之前，法西斯的统治早已失去人心。法西斯从来没有在根本上赢得过对当地或者区域性的统治，只是一度沦为当权者实现个人目的或财政野心的工具而已。正如19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尝试“制造意大利人”， 20世纪的独裁者也试着“制造法西斯主义者”，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意大利人在1943年终于解脱性地宣布投降，但德国迅速占领了这个国家并逮捕了大量意大利军人，将其送往德国工厂和田地作为强制劳动力。正如最初是因内战而登台一样，此时的墨索里尼政权也因内部权力争斗而终结。

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领袖被德军从囚禁中拯救出来后，被安置在北方的萨罗傀儡政权中，但没多久一场抵抗运动爆发了，对德军支持下的墨索里尼追随者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五万多人被杀，包括试图逃走而被游击队击毙的墨索里尼和佩特奇，他们的尸体被倒挂在米兰郊区的龙门的一个加油站，任人诅咒，唾骂，那群几年前可能还欢呼着领袖高高在上的人们现在也将尿撒在他的身上。

克里斯托弗·杜根（Christopher Duggan）：《法西斯之声：亲历墨索里尼执政时期的意大利》（Fascist Voices: An Intimate History of Mussolini’s Italy），博德利出版社（Bodley Head）， 2012年11月

保罗·科纳（Paul Corner）：《法西斯和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舆论》（The Fascist Party and Popular Opinion in Mussolini’s Italy），牛津出版社（Oxford），2012年7月

独裁统治的深度污点

撰文：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

翻译：朱丽娟

送葬的人群中，竟然有个人将她的手指伸到装死者骨灰的瓮中。因为她就像本书作者一样，想体验一下已经逝去之物在现实中的存在。

对于熟悉东欧的人来说，马西·肖尔的《灰烬之味》里的材料尽管比较主观，但却是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书。作为一个常年研究东欧的耶鲁大学教授，她凭借着对东欧的接触，在书中将睿智的评论和深切的感怀融入个人回忆之中，这其中包括她自己的一些切身经历。本书因开篇第一段的短评而蜚声于外：

东欧很特别。它属于欧洲，仅此而已；它是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仅此而已。在这片连接西欧和俄罗斯的大陆上，历史之痕碾压得那么清晰而又深重。那段过去也是冷酷无情的：因为历史的反复无常，二战和共产主义阵营都在此印下历史创伤的痕迹，在相互角逐中，纳粹最终让位给了苏联的统治。

没人试过将这里变得更加美好吗？

这部作品想与读者一同分享这些谈心、对话以及对战时和战后的调查报告，书中涉及的每件事几乎都是在十分特殊的境遇中进行的。进入波兰之前，先由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开始，再经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维也纳，最后到基辅。二十年间，作者在纽约、莫斯科、特拉维夫之间奔波不已。她的受访对象包罗万象，这其中有作家、艺术家、教授、犹太上层阶级以及昔日与共产主义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各界人士。

由于他们都曾经是享有特权的政党精英，普通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这些人有的良知已泯，有的困惑彷徨；大多数人都痛苦地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几乎已经名誉扫地；还有许多人对那些虚假的记录和谋杀数据继续视而不见；但每个人都有揭秘故事的欲望。这本书引发的是对一个失落世界的异乎寻常的解读：一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关于独裁者的报告，其中所披露的事件真相令作者都唏嘘不已。

作者的同情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偷窥癖。她对过去的了解掺杂着浓重的愧疚之情：对于历史的书写，需要一种对不在场的时间、地点的想象性超越，是一种坚定的对他者既反对又赞同的训练。这本书的创作也暴露出了作者书写过程中的矛盾心态。当然，我也希望，这本书揭露出了众望所归的真相。该书主要关注的是战时和战后的东欧（尤其是波兰）及其一直所承负的创伤。马西·肖尔选择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包容性方式创作此书：

波兰战争是很复杂的：犹太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德国人也不是唯一的敌人……1939年9月1日，德国人从西面入侵波兰。16天后，苏联也从东面侵略入境。两派的侵占都是残酷无情的……被一方入侵的波兰市民都想逃到另一方区域去，以为另一方的统治不可能如身处的那方那样残暴。而今，不同类属的受害者的纪念碑并排林立。在华沙，作为被德国人赶到特雷布林卡毒气室的犹太人的乌姆拉佩兹纪念馆，和被从东边来的苏联人驱逐和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矗立在街道的同一侧。

总体来说，肖尔探访那些各行各业的见证者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其中就有这本书的读者，每个人都是构成历史滚滚洪流的短小插曲。和标题“灰烬之味”同名的那一章，提到1995年布拉格的一场超现实会议上，一个美国女人叙述了一个故事：她的捷克丈夫——奥斯卡，自杀了。送葬的人群中，竟然有个人将她的手指伸到装死者骨灰的瓮中。因为她就像本书作者一样，想体验一下已经逝去之物在现实中的存在。肖尔写道：

我参加了……为奥斯卡做的弥撒，奥斯卡足足等了二十五年才回到布拉格，却发现那里早就没有了他的家。老城广场背后……座落的教堂里，我领了人生中第一份圣餐，尽管我并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甚至我连上帝都不信。

接下来那一章，叫“鱼子酱之味”，叙述的是2002年到莫斯科的一次旅行，作者找到了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娅（Wanda Wasilewska）的女儿，当年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娅因和斯大林有染而在波兰臭名昭著，被指为“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肖尔最感兴趣的是她早年关于鱼子酱和灰烬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下华沙后代的生与死》（A Warsaw Generation’s Life and Death in Marxism）（2006）。作者问伊娃·瓦西莱夫斯卡娅（Ewa Wasilewska）关于1956年她母亲与赫鲁晓夫的会谈。她沉默以对。她的母亲曾做过斯大林的情人吗？伊娃说她当年只是透过一扇紧锁的门听到他们在电话里热烈地交谈着。此时在她的莫斯科公寓里，和肖尔聊天的伊娃，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对于她的宠物腊肠狗来说，她简直是 “家庭暴君”。

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娅的个人经历听起来也是十分耸人听闻的，她深爱的第二任丈夫是个俄国人，但被苏联内卫军（NKVD）“意外”谋杀了（赫鲁晓夫曾为此致歉）。很多年来，她一直被冠以“不忠的妻子，一个操着拙劣俄语的外国人，一个在生养她的国度孤家寡人的女人”之类的名号。像波兰的“小斯大林”——波莱斯瓦夫·拜鲁特（Bolesław Bierut）一样，瓦西莱夫斯卡娅并不是犹太人。她的父亲一度是波兰爱国社会主义者，和毕苏斯基元帅（Marshal Piłsudski）过从甚密。

流亡和脱离本土是肖尔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更为著名的是那些依然驻留原地顽强生活着的人们，尽管他们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已经找不到旧日痕迹。西蒙·撒迦利亚（Szymon Zachariasz）就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波兰终身共产党员。1997年，肖尔遇到了他的女儿芮查妲（Ryszarda），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他们家的宾客全都是犹太共产党成员。她的父母让她称呼每一个人为‘同志’。她长大后学习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革命’。”不久以后，当她听说苏联内卫军在卡廷（Katyń）屠杀了两万多的波兰公职人员[[1]]后，她就再也不相信这一切了。

芮查妲是因犹太身份的冲突而组建的波兰机密热线（Confidential Hotline for Poles）组织成员之一。肖尔概括了她家族内部的复杂态度：

她的父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波兰人。甚至他的父亲——作为一名母语为意第绪语[[2]]（Yiddish）的人从来没学会波兰语——也认为自己臣属于波兰。“可是，他对波兰一点也不了解。”

斯大林时期，撒迦利亚曾经严厉地抨击过以色列。但在1970年他曾经访问过那儿，爱上了和老同志聚会，后来又返回波兰安度晚年。肖尔告诉他女儿，印象中许多今天依然驻守在波兰的犹太人都曾经——或者一直——是共产主义者，佩妮·芮查妲回答说：

当然，大多数都是……因为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的话将会……现实真是……战前和战后都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加入共产党。

肖尔行文十分特别。“这是一部纪实性作品。”她坚持用“作者注”，她用这种引用的创作方式以保证书的“深层主观性”。书中无论哪次访谈、无论哪个受访者都不是凭空捏造，也并非为了充当书的点缀而设；当然，这本书的主观意识性，正体现在作者自己的文字是唯一的材料来源。而内容也是千真万确的。

这是一本有着高度诚信和自律精神的当代报告文学类作品。而且刻意用第一人称来写，正如她自己所写道的：“以一个试图进入另一个完全迥异的世界并试着揭开其神秘面纱的年轻美国女人的视角而作……”

肖尔毫不犹豫地批判她认为需要批评的地方。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导致她质疑犹太复国主义者“擅用大屠杀”，给那些反犹太同盟的人留了余地，并批评这种演员心态激励了以色列人组织去波兰开展“生存大游行”。

这些来到波兰的年轻犹太人，想知道为什么波兰当时没有救助犹太人。他们认为，德国人选择在波兰作为死亡集中营的所在地并不是偶然为之。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当年有许许多多英勇的地下波兰人。他们并不知道很多波兰人也葬身在奥斯维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不仅激怒了波兰人，还激怒了那些幸存的波兰犹太人。

同样她也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心态，尤其是近期针对那些寻求或公开支持建立波兰沙文主义“国家纪念研究所”（简称IPN）的波兰人的调查（Lustracja）和“审核”。她举了一个朋友的例子，那个朋友拒绝“证明我不是一头骆驼”。她还引用了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话。2007年，当米奇尼克知道国家纪念研究所的材料都由秘密警察编撰，而且众所周知地和事实有很大差距时，他认为没有必要公开，但现在他改变了看法：“今天这些材料应该向每一个人公开，哪怕引来一系列糟糕的连锁反应，也总比现在这样好。我们应该让这些材料有序地公开（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而不是活在控制之中，也不应大张旗鼓地玩内容‘泄密’的政治游戏。”

作者还提到从一个小村镇的市民那找到了大量的信，信中记载他们成功地捍卫了一条因诗人布鲁诺·亚申斯基（Bruno Jasieński）而得名的街道的名字，原本国家纪念研究所（IPN）打算给这条街道更换名称，因为IPN认为这个名字标榜的意义是“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她摘录了一些信中内容：

按照IPN那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不应该有任何破绽！因此，布鲁诺·亚申斯基街肯定无法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但是）从亚申斯基丰富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确实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极力训诫者。他为他年轻时的任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还在苏联监狱里待了一年多。他曾饱受折磨……死亡对他来说简直是期待已久的救赎……幸运的是，他的诗歌留存于世……如果语言是我们灵魂的家园和对祖先的祭奠的方式，那么诗人亚申斯基为波兰所做的，比当前那些谴责他而自我标榜爱国主义的纪念馆看门人做的多得多了。

肖尔的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的文学家形象：斯洛尼姆斯基（Słonimski），博朗尼斯基（Broniewski），戈洛文斯基（Glowinski），瓦特（Wat），米沃什（Miłosz），昆德拉（Kundera），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

本书为数不多的几个缺点之一就是标题有点夸大其词。作为主标题的“灰烬之味”并未深入到副标题指涉的广阔领域，她理应谈到“极权主义来世”的当代政治相关问题。例如，波兰的反对党领导人，满怀着质疑、指责和本能的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排斥，他们对过去那些紧密团结的同事的手段，比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要狠毒得多。他们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在他们的眼中：民主自由只是一个他们称之为“新市政”（Neokommuna）的幌子，波兰的命运也在莫斯科和柏林的暗算中，变得扑朔迷离。今天就算他们认识到了波兰的不合理性，也无法唤回大多数渴望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波兰人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替代苏联成为波兰的最大战略支柱国。如果说极权主义有后遗症，那么这就算是一种后遗症了。

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1901—1984）是马西·肖尔书中将政治和知识分子阶层相连接的中心人物。她对他作了很多研究，也未弄清楚为何他会遭到如此唾骂。但是当二战中，拉夫连迪·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在苏联将斯大林的恐怖机器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伯曼也在他的祖国运用了类似的手段；因此他就成了波兰的“小贝利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操控了秘密警察、集中营和监狱，并推行了粉碎所有民主因素的战后政策。因此单单说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法。他和首席政治家贝鲁特，以及经济学家希拉里·明克一起，践行了斯大林的极权独裁统治。但他最后是于1984年死在自家床上的，那时他正愉快地进行着他的第二项事业——编订《百科全书》。

还有一点，在大多数波兰人心中，伯曼简直是一个无耻的罪犯。在接受了特蕾莎·托兰斯卡（Teresa Toranska）的杂志“Oni”（1981年出版，1988年翻译成英语，意思是《他们》[“Them”]，是斯大林在波兰的傀儡杂志）的一次访谈后，他避过了好一阵风头。人们对这个恶棍的痛恨胜过那些十恶不赦的暴徒。

马西·肖尔对伯曼的了解是从他的侄子埃马努尔（Emmanuel）——特拉维夫的一个心理分析师开始的。他告诉肖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叔叔雅各布曾经是波兰人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也因此斯大林才会在公审中让他做了替罪羊。他其实更想谈谈他的父亲——阿道夫·伯曼（1906—1978），1950年他离开以色列后就脱离了左派，成了一位反战组织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运动成员。

在纽约时，肖尔有个重大发现：有位叫哈伊姆·芬克斯坦（Chaim Finkelstein）的百岁老人，说他记得这对伯曼兄弟。他们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家中”，未受东正教影响，谨守犹太教规，他们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母都说意第绪语，几个兄弟会说波兰语和俄语，大多数时候说俄语，而且还会时不时地争论一番。哥哥雅各布，学的是法律并加入了共产党。有个叫米奇斯瓦夫的人（Mieczysław），也叫米特科（Mietek），是个图形艺术家，加入了一个名为“炮垒锡安右派”犹太复国组织，也就是非共产党，而阿道夫（也叫阿维拉汉姆，Avraham）加入了“炮垒锡安左派”。芬克斯坦认为雅各布·伯曼非常“直爽”，而且“不管怎么说……是个很好的犹太人”。接着他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这段访谈：“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不是足够，也不是一无所知。”

经过多番努力，肖尔终于得到了可以在华沙采访雅克布的女儿帕尼·露西娜（Pani Lucyna）的邀请，露西娜知道肖尔的态度，她告诉肖尔其实她并“不太了解”。

“在波兰，”露西娜说，“……历史学家都受到过训练，要批判地看待材料——而我没有。”我从未试着去了解她父亲和他们这代人的动机……他们对人类苦难的敏感，他们的无私，他们献身于更伟大的动因……她父亲真诚的理想，他的信念，他高尚的目标。她不太相信，我能理解身为波兰人又是犹太人的折磨和精神分裂。

最后，国家纪念研究所同意让肖尔翻阅从战前到1968年有关雅克布·伯曼的文件资料。有份文件号称是他在1945年的演讲内容。这是本着“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精神而写就的一份粗鄙、浅陋的伪造文件，文件中揭露出当时所谓为了接管在波兰的犹太人必须遵守相关规定的骗局。真实的文件是由一个盯梢伯曼的人在他给贝鲁特（Bierut）的坟前献花时所写就的。他曾经控制的安全部门，当时也在追踪他。“伯曼给人的印象是个很消沉的人，”这个线人指出，“他常陷入沉思。”

马西·肖尔有时也会为某些发现而悲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她有义务将全部真相告知大众，而又担心大众承受过多这些无谓的悲伤和尴尬。其中一件令她陷入窘境的事，就是她在档案中发现早在1949年，阿道夫·伯曼就已经几乎被华沙的犹太中央委员会废黜了主席之位，而那个废黜他的人，格热戈日·斯莫拉（Grzegorz Smolar），接着便低声下气地哀求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lka），释放自己两个被捕的儿子。在将此事告诉斯莫拉兄弟之前，马西·肖尔内心挣扎了很久。

但是这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故事的最重要方面是斯莫拉两兄弟：亚历山大（Aleksandr，Alik）和杰尼亚（Eugeniusz，Genia），被认为是一对成长在周围围绕着很多虚伪帮派的狂热的共产主义家庭中的孩子，他们因此而受到尊重并成为杰出市民。他们在青年时代投身于共产主义的经历使得他们对此十分免疫。亚历山大在巴黎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可能是今天民主波兰最受人尊敬的政治评论员。杰尼亚，作为一个出版商和播报员，曾经负责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波兰语服务。因此很讽刺的是，很多曾经身在共产党内部的波兰人，反而比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更能接受波兰民主体制。

因此亚当·米奇尼克在《灰烬之味》结尾的再次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想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一名入狱六年的坚定积极分子，《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的创办人，他像许多对共产党很免疫的儿童一样，克服了出身带来的耻辱，成长为一个多元化的、具有包容精神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成功者。马西·肖尔从他的文章中摘录的一段话可以印证他的观点：

所有我们那一代人，在那样的背景下……尽管处在共产主义体制中……都认为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尽管，我们试着去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们，他们异乎寻常的动机和人生经历，或英勇或悲壮，那么天真到最后却也一无所获。我们这么做，也许源于一种潜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信念，使得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罪行和罪犯区分开来谈：我们谴责那些罪行——我们试着……理解那些罪犯。也许圣·奥古斯丁都很难将二者区分得更好。

2006年，在卡钦斯基孪生兄弟的操控下，波兰政府出台了一项严厉措施，试图迫使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声明自己从未介入1989年以前的共产党安全机关，那些被判定为履历造假的人，将会被处死，且不得上诉。那些秘密警察的资料，都由IPN（相当于德国Gauk委员会的波兰组织）掌握的材料中所提供的信息作为主要依据鉴定无辜与否。国家宪法法庭裁定这种措施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很多人相信这种手段公然昭示了他们一是想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另外也是一种麦卡锡式的迫害政敌手段。

马西·肖尔（ Marci Shore ）：《灰烬之味：东欧极权主义的来世》（The Taste of Ashes: The Afterlife of Totalitarianism in Eastern Europe）

[1] 卡廷事件（Katyń Massacre），又称卡廷惨案、卡廷森林大屠杀，指二战期间，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的事件；在总共约2.2万波兰被害人中，在卡廷森林被害的就有4000余人；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所为，遭到苏联否认；直至1990年，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这是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

[2] 意第绪语，德语方言，参有古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为东欧、美国等的犹太人所用。

“中间地带”的革命

——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到1949年建国的全部历史

陈永发

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

我在台湾长大，是受过美国十年教育的所谓台湾外省族群第二代，对中国共产革命当然有自己的观点。1990年代初次拜读杨奎松这本大作时，虽然不见得同意他的全部看法，但是对他通过浩瀚的档案数据来重新检视官方党史说法的做法，十分佩服。我受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颇深，相信历史观点和评价可以“百花齐放”，各逞其胜。然而，“百花齐放”不等于众生平等的“众声喧哗”。纵使不再相信有哪一本书能垄断全部历史真实，但基本上还是相信治史求真的古训，而所谓真的历史也必定得通得过文献检验才算数，其间不仅有史才良劣之分，更有史识史德高下之别。二十几年前阅读杨奎松这一本叙述历史，曾经学到他根据大量文献厘清的许多历史事实，内心始终铭谢。

杨奎松的这本《“中间地带”的革命》，以第五章第三节的子题为主要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误会。“中间地带”的概念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新形势下所做出来的重要论断，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走最后一段成功之路的关键判断，正因为他对时局有如此正确的把握，所以1949年秋天才可以建立一个近乎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明显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继踵而起。苏联的斯大林深知四年兵燹如何摧毁他以十年工夫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和许多重要工业，渴望休养生息；美国虽未受战火直接波及，但是人民早已厌烦战争，不愿美国子弟在异域继续流血牺牲。所以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基本上是两大强权瓜分世界的分赃密约，背离彼此宣示的立国原则，暗地里承认对方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但是对当时正处于内战关口的中国应该归属哪一个阵营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共同约定。苏联害怕美国受到一向亲美的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的拉拢，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火中取栗，所以一再警告原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共不可以过度挑衅，尤其害怕“赤化”全部中国大陆会刺激美国大军介入，促发新的世界大战。当时毛泽东盱衡世局，认为苏联固然未视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在重欧轻亚的传统外交政策之宰制下，也未视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必须拥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其实只是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已，故毛泽东可不顾美国反应，拒绝斯大林隔（长）江分治的主张，把内战带到中华民国继承自清帝国的版图四极，为1949年10月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基本上的领土完整。

杨奎松知道中共以俄为师，对党史和革命史的政治性格万分敏感，因此在垄断教科书和书籍出版管理制度以外，特别透过党史决议来主导全国人民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基本看法，1945年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又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前者，都把眼光集中在党内斗争和政治需要上面。杨奎松大作则把中国共产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来看，观察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又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加之利用1980年代政治宽松的环境，广泛阅读档案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俄国搜集相关文献，直面历史，终于写出这本超越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其中充满前人所未能发的见解，所以本书1992年第一版问世后旋即洛阳纸贵，并奠定杨奎松在中共党史研究界的地位。2010年改版发行，杨奎松更根据多年研究心得，在最后一章中增添一节文字，明白指出毛泽东继续以俄为师，而中共的国家更是继踵斯大林之后亦步亦趋。中共建国之初，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共本来有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学者也一直有所谓“失去的机会”的说法；两派人士都认为中共所以走向“一边倒”的外交道路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被美国打压和围堵所致。杨奎松则清楚指出，毛泽东领导中共，处心积虑，始终试图透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上苏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杨奎松不像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学者，受到毛泽东1956年以后反苏言论的影响，而过分夸大1956年以前中苏共之间的矛盾。

杨奎松在“文化大革命”时还是中学生，曾经到湖北的穷乡僻壤向贫下中农学习。邓小平结束“文革”、改弦易辙以后才有机会进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他在邓小平告别钱理群所谓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后，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固然仍旧相信中国共产革命的必要性，也仍旧万分推崇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贡献，但是不能不受那个普遍怀疑官方历史叙事的1980年代的影响，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应该讲求实证，而作为一个头等的历史学者，尤其应该直面历史，抛弃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考虑，告诉世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过程。杨奎松遂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掘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再进一步建筑出有完整架构的每一本专书。在《“中间地带”的革命》这一本书里，向来被官方认为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路线代表者，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还是王明，就不再被视为政治完全错误甚或个人品质恶劣的野心家，而是可能做出错误政治判断却对中共党组织绝对忠诚的政治领袖。蒋中正也不再是被妖魔化后的“人民公敌”，合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鹰犬两种身份于一人，而是拥有自我政治判断能力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主要指字面意思上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杨奎松同时清楚显示，斯大林也不是一贯打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玉帝。虽然斯大林透过共产国际为中共革命制造了许多问题和挫折，但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政策上、制度上，他对中共也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中共在1956年以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权威拳拳服膺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

杨奎松直面历史，因而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列宁输出革命和一群淑世爱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而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变动根本侔不相关。他直抒胸臆，中共同意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以马列主义重新诠释中国革命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国共两党“最佳的利益选择和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同时意图“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所以蒋中正发动中山舰事件，甚至后来发动政变，成立南京政府，清除辖区的共党分子，或是更后来汪精卫决定礼送国民党内的共党人员离境，虽尽皆为“出乎意料”之举，但对充分了解当时情况的学者来说，却同时也都是“情理之中”的历史发展。杨奎松直面历史，也不再指斥蒋中正是政治骗子，背叛孙中山的遗志，反而清楚显示，共产国际的矛盾指示和变化极快的政治环境都是国共走向分裂的重要解释线索。其实，中共离开国民党，走进农村，也根本是拜共产国际命令之赐的，其后瞿秋白的“左”倾暴动路线、李立三的“左”倾城市革命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均有苏联经验和指导的深层因素在后面，不能单独咎责他们个人。同样重要的当他们的政策形成严重问题以后，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加以纠正的。杨奎松直面历史，不讳言斯大林大力支持的王明，曾经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更不讳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毛泽东崛起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大力促成的国共再次“合作”框架是毛泽东发展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必备前提。杨奎松直面历史，并不否认国民党有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还是把蒋中正看成反革命，但承认中共并未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制定抗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策略。毛泽东固无意为抗日的国军牺牲中共扩大军事实力的机会，也无意为迎合斯大林减轻日本军事压力的期望，而全然不考虑中共的本身政治利益。当杨奎松的叙事进入国共内战时期，依旧直面历史，明白指出，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中共革命，尤其是为了协助陷身内战的中共出兵与资本主义盟主的美国武力相抗；他不讳言斯大林曾经帮助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尤其是在东北内战期间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协助，而毛泽东也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用以巩固斯大林的友谊和支持。他同时清楚指出，毛泽东曾经大力拉拢美国，旨在孤立国民政府，原来便无意在国共内战的胜负揭晓以后再继续双方的友谊。

杨奎松有惊人的记忆力，透过大量文献的阅读、比对和考证、挖掘，呈现了远比中共党史决议更加复杂也更加合乎历史真相的中共革命史，其治学之成就，令我想起另一位治中国共产革命史有成的高华教授。杨奎松利用中共、台湾和国外档案馆的一手文献，从国际关系着手研究，高华利用大量个人回忆录和民间二手资料，从党内斗争切入主题，两个人都有令学界瞩目的著述问世，一位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骄傲；一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各擅胜场，南北辉映。中共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说；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南高北杨的提法。杨奎松和高华两位，不也是一北一南，各领风骚吗？可惜南高已离开人世，唯独北杨继续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一枝独秀，成为学界硕望。我一直在想，中国共产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中国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以后，竟然在短短三十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蜕变成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杨奎松著作集·革命》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录与思考

徐 贲

阴暗的环境容易生产思想，过度的强光能让人精神崩溃。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故事或许就是能给我们带来思考的猫头鹰，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那些故事理解一个还没有完全消逝时代，而且还可以在一片似乎曾经笼罩一切的幽暗中辨认一些并未泯灭的闪烁光芒。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中无助地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们遭受的厄运——那种来自生存逆境的批判和羞辱，以及因此如影相伴的惊恐、迷茫、顺从、自虐、进退失据和不知所措——一直在今天的各种回忆文字中被叙述。但是，历史家不能满足于单纯的事件叙述，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发生过什么”，而且还更要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历史学家所要特别贡献的深度思考。陈徒手研究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程写成《故国人民有所思》，它的“有所思”应该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叙述“过去事实”之外的心之所系。

然而，应该说，作者在书里直接作出的“有所思”并不多，反倒是他的叙述方式往往会触动读者，让他们自己有所思。例如，在对俞平伯遭批判的叙述中有这么一段：“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 ‘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

这段叙述的前半部分是说北师大的事，后半部分说的则北大的事，合在一起，加强了叙述的效果，让读者对知识分子的“内讧” 有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狗咬狗式的“内讧”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成功战绩，而且有效地迫使他们在自我羞辱中自我沉沦。在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迫害中，每个个体的知识分子都负有助纣为虐的罪过，那些一向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可悲的境地之中呢？

也许历史叙述不是一个为这类问题提供充分解答的地方，但是，阅读这样的历史却会唤醒寻找一个解答的要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著名实验所说明的那种“对权威的服从”是否可以提供某些解答呢？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被构建成一个巨大的思想改造和驯化的“服从权威”实验室。在这样一个被彻底控制了的，而且极为成功的社会实验中，个体知识分子的性格差异能影响或改变最后的结果吗？

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让我们看到，他所研究的三位著名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虽然个人性格和驯化过程各不相同，但最后的驯化结果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杨奎松似乎并没有要把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厄运与一个时代的巨大驯化工程联系起来。相反，他把知识分子在政治虐待下的遭遇归咎于具体个人的某种性格弱点，尤其是归因于他们不该自不量力地参与了本不胜任的政治，“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杨奎松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他把知识分子的厄运看成是由于他们自己错误的自我社会定位或政治抱负所造成的咎由自取，是为“自以为是”、“自不量力”付出的代价。这当然也是一种对历史发生“为什么”的解释。然而，这个解释所涉及的关键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却并不能从知识分子不该过问政治或从不该有所谓的“关怀”来得到一个简单的解答。这样简单的回答本身便可能是某种思想驯化或服从的结果。

《忍不住的“关怀”》提出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是《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马克·里拉）和《责任的重负》（托尼·朱特）所关心的问题。这两本书里讨论的那些法国或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社会处境与中国知识分子迥然有异，面临的具体政治问题也不相同，但却都涉及了相似的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该如何参与政治？以什么来衡量他们的政治行为？

里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重点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场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知识分子与暴政的思想合作于是成为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他特别提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记叙的一些波兰知识分子，他们是成功的作家，但却在思想上与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冷战时期，里拉所讨论的那些德、法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身上都一再出现了有意无意地为专制政治提供思想弹药的情形。

在托尼·朱特看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价值（“文人涉政是否值得”），不能只是用他们的政治行为结果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党性思维方式”，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斯大林时期，那些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他们的行动实属正义”。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

与里拉和朱特视野中的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不是自由思想的不计后果或不负责任，而是不自由思想的彻底驯化。人们一般把这种驯化归咎于极权统治强加的政治压力，为了统治的稳定，新的政权需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强迫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认同已经改朝换代的新统治者。政治压迫确实是一个促成的因素，但解释像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集体自虐和沉沦这样的重大的变化，决不能忽略他们思想的内在因素。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他的宣传研究中发现，现代社会中最容易接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而且，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新想法。由于他们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接受这种宣传的结果便是所谓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的两个机制因素是组织化的环境和批判语言。典型的组织化环境是“单位”和“开会”，在单位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掌控下，“开会”的目的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强迫特定的批判对象承认错误。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人无法与他人平等对谈，他被彻底孤立、随时遭受攻击和羞辱、感到恐惧，他的心理抵抗力会消失，思想也就会听由他人摆布。

批判语言既是语言暴力又是条件反射的训练，一个人处于这种语言的密集斥责、声讨、命令、训导的控制之下时，必然会陷入一种失语（“无言以对”）的恐惧，他的思考能力会迅速退化和衰竭。思考能力的退化开始也许只是强制性外因的结果，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就揭示思想改造的组织和语言机制而言，《故国人民有所思》比《忍不住的“关怀”》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组织和语言机制是极权统治的一部分，形成了对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有极大左右力量的“情境力量”（situational force）。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和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为这种情境力量提供了心理学的经典实验范例和分析，因此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统治下的整体改造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的可能。

米尔格拉姆的导师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用实验告诉人们，即使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其判断力也会受到群体力量的左右，对显而易见的真相得出错误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相互的“有样学样”证明了这种“同伴压力”的极大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还只是间接的——在个体与群体的行为直接存在差异的时候，个体作出了服从群体错误标准的决定，以此获得群体的接受而不是排斥。米尔格拉姆要更进一步探究的是：当权威角色下命令，要求一个人做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会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津巴多对情境力量进行的实验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则又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补充，它展示的是更大范围内权力机构、体系和制度对“所有人”的控制作用。他们的研究都是情境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结合在一起，用来说明1949年后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受控制的相似和不同的情形。

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头面人物服从的往往是像毛主席、周总理或其他“德高望重”的领导的直接绝对权威，他们因为与权威的私人关系、个人崇敬，以及特别指示或关照，而放弃自己的一贯想法。他们的顺从可以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得到解释。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改造则更能从津巴多的实验得到解释。他们的改造更明显地是社会大环境运作机构和权力影响的结果。然而，到了今天，由于绝对的权威不再明确或者受到动摇的缘故，一些知识分子的服从也有了新的特征，他们所处的的情境也与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时有所不同。不少知识分子的顺从和服从兼具“受控制”与“不计后果”或“不负责任”的混合特征，那就是，一面继续顺从思想统治的要求，一面又可能表现出某种精致的理论创造性。一些“新左派”的理论（后殖民、中西文化对抗、民族主义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样的特征。最近出现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更是典型的例子。

对左右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境力量”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如同心理学实验所显示的那样，大学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之外无法想象的事，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即使在最强大的情境力量支配下，人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利用个体力量来挑战情境与系统的控制力量。

津巴多在解释服从和控制实验的现实意义时说：“当大多数人都选择让步和不抵抗时，（少数）反叛者常会被视为对抗遵守、顺从、服从之类强大势力的英雄。由于这样的英雄勇于行事不畏牺牲，我们会认为他们与众不同。这样独特的个体确实存在，但他们应被视为英雄中的例外，少数会牺牲自己的英雄。比方说，他们是基于博爱主义的理想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但大部分的英雄却是由时势造就，在登高一呼之下毅然决定行动。”因此，在阅读中国知识分子的驯化故事时，不要忘记，即使在情境力量最残酷的时代，毕竟也还是有像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这样的例外。而在今天，对抗遵守、顺从、服从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在少数，即使做不到对抗的，也会遵守在“没话可说时保持沉默”的义务，拒绝加入至今仍然在压制自由思想的情境力量。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夜晚起飞。阴暗的环境容易生产思想，过度的强光能让人精神崩溃。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故事或许就是能给我们带来思考的猫头鹰，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那些故事理解一个还没有完全消逝时代，而且还可以在一片似乎曾经笼罩一切的幽暗中辨认一些并未泯灭的闪烁光芒。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马克·里拉（Mark Lilla）：《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10年

托尼·朱特（Tony Judt）：《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新星出版社，2007年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新华出版社，2013年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政见书情

历史、思想类新著推介

吴瑶

一、“考据癖”对中共建党过程的再发现

书名：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者：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3日

ISBN：978023115808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话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但日本人石川祯浩却要较个真。在他看来，作为当事人，毛的叙述是感性的、生动的，但并不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俄国革命成功后就一下子进入了中国，而是经由日本传来的。再往深了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它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身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以研究中共党史见长。在他之前，研究中共成立史的著作和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石川发现这一领域依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

石川认为，中国的许多研究者不关心一手资料，疏于考究一些说法的出处和渊源，反而对回忆录极为重视。1949年之后，回忆录的出版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它们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石川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考据癖”精神，对共产党成立史中的许多细节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仔细的、甚至是琐碎的考证。

例如，石川推翻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一说法仅仅来源于高一涵在1927年5月的回忆，但20年代初高一涵身在日本，并未见证所谓“相约建党”。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并未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将建党提上日程。

石川还对中共建党日提出了质疑。他考证的结果是：中共的真实生日应该是在1920年10月，次年7月的“一大”其实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催促和指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年会，而非党组织的成立大会。

类似的新发现还有很多，其中的考证工作是极为艰辛的。特别是要推翻以回忆录为依据的史实，就需要了解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但这些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为了厘清这一问题，石川特意辟出较大篇幅，专门探讨了关于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观点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以证明偏重回忆录的研究并不科学。

石川本人采用的方法则是从考古学获得了灵感，他称自己的研究就像是鉴别青铜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出土了具有类似特点的陶器或青铜器，人们会依常识判断这两处之间曾经有过人或文化的交流。原以为是孤立的某种古代文化，因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似的遗迹，而重新认定其原属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圈，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从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发掘出遗迹时，如果新地层的遗迹比古老地层更洗练，那么，以常识来考虑，新地层的文化是继承了古老地层的文化。”石川本人就是这样在书库里潜心发掘了十余年。

在这本书中，石川从四个阶段讲述了这段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开端；中共的创建活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位日本学者将中共的成立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天时”指的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地利”指的是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人和”则指的是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

可以想见的是，丰富、确凿的一手史料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除日文原版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外，石川的这本书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文版删去了关于中共成立日期的考证等内容。因此，对于不通日文的读者而言，英文版的面世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二、毛的新传记：有新材料，少新观点？

书名：Mao: The Real Story

作者：Alexander V. Pantsov，Steven I. Levine

出版社：Simon & Schuster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2日

ISBN：9781451654479

比起研究中共成立史的著作，主题为毛泽东的著述在数量上显然更为惊人。从活色生香的政治八卦到一本正经的学术研究，毛始终是作者们笔下的焦点人物。所以，当又一本关于毛的著作出版之后，人们似乎很难对它产生很大的兴趣。

不过，以《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依然在《纽约书评》上对这本新著进行了热情的推荐——他使用了三个形容词：全面、审慎、细节丰富。

马若德提醒读者，每一年都有新的研究材料发现或解禁，因此新的作品永远值得期待。这本新出版的《毛：真实的故事》最大的价值正是在于使用了前人未曾使用的材料，尤其是在莫斯科发掘了大量一手档案，其中包括政治报告、私人通信、毛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会见记录、毛的苏联医生制作的医疗档案，以及家庭成员的资料（例如之前少为人知的毛泽东第十个孩子的出生证明，这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

大量使用苏联档案，是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发挥自身优势的结果。第一作者Alexander V. Pantsov教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虽然如今在美国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教历史，但在使用苏联档案方面依然是轻车熟路。第二作者Steven I. Levine是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他能够熟练使用俄语和汉语进行研究。

在书中，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了毛是如何追求成功的，他们生动描述了毛的地位在中共成立初期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毛的私生活，他们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有意无意之中与2005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形成了对应——英籍华人张戎及其夫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夫妇的书在大陆广为人知，其强烈的倾向性引发了巨大的争议。Pantsov和Levine在新书的正文中对《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近出版的一本毛的传记因为不可靠的信源和不公正的评价，在学术界遭受了诟病。”然后，两位作者在脚注中点出了这本书的名字。

事实上，《毛：真实的故事》这个书名本身就像是冲着张戎夫妇的书而去的。

两位作者有足够的底气批评张戎夫妇，因为他们的新书不仅在资料的征引上做得十分丰富、严谨，而且在下判断的时候非常谨慎。他们是这样总结毛的一生的：

“一个有才华的中国政治家，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诗人和哲学家，一个全能的统治者和精力旺盛的组织者，一个有技巧的外交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领袖，躺在了功劳簿上但同时又不知疲倦地试图改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个民族革命英雄但同时又是一个自负的社会改造者……他一生的尺度过于宏大，无法进行单一的概括。”

这样的总结当然不会被认为片面、偏激，作者实际上将选择和评判的权利交还给了读者。但不少人认为，这种过于四平八稳的评述实际上降低了这本书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Andrew Roberts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书评质疑了两位作者的“客观”理念：这本书充满了重要的信息，但另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却缺失了，正是这种东西让张戎夫妇的著作具备了更高的价值——一种道德的指向。

这其实又回到了历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客观与主观。要在《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毛：真实的故事》之间评出优劣，恐怕史学界将永远吵个没完。

三、中国人千年迁徙史

书名：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作者：Dianna Lary

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出版日期：2012年6月8日

ISBN：9780742567641

中国有古语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中国人的迁徙意愿和能力并不弱于其他国家——当下中国的人口流动便是一个例证。尽管今天的迁徙有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这样的新背景，但正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Dianna Lary在这本新书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国内的迁徙抑或移民国外，当下中国的人口流动只是漫长的迁徙历史中的最新阶段而已。

中国的儒家传统褒扬安于故土的快乐。在传统观念中，对于家的眷恋建构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之上——要维系家族的血脉，驻守于残破的家园，也要比远走他乡要好。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说明，居民迁徙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直到今天的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因素。在历史长河中，从短期、小范围的流动，到永久性、长距离的迁徙，中国人形形色色的迁徙模式贯穿始终。

Lary按照时间顺序书写了各个时期人们迁徙的历史。她以简短的历史概述开端，加入各朝代具有代表性的与迁徙相关的事件，进而延展到伴随着迁徙传播的物质和文化产品。这本书的语言平实简洁，记叙的内容大多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但她从移民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历史，居民迁徙亦是照见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口。

在战事频繁、权力更迭的年代，旧都变得面目全非，小城也未能幸免，平民迁徙——实际上是流亡——的现象很常见。书中提及，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就有相当数量的平民选择离开故土，1949年的太平轮也曾见证过这样的历史。

古时候人们的迁徙可能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在当局者的要求之下作出的改变，历史上政府安排下的移民占据了最大的比例。改朝换代时，政府往往有意让人民迁往边境或其他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巩固统治力量。另外，“流放”也是当局授意迁徙的一种，现在的人们也许最早还是从古诗词中，而非历史书上习得这个概念，因为文人遭流放时写就的诗词，或伤春悲秋或诉说怀才不遇的哀痛，这是在每个朝代都似曾相识的一段历史。

抛开政治的因素，Lary在书中还讲述了迁徙与贸易、城市化、生态环境等的相互关系。从事丝绸、茶叶、瓷器等贸易的商人常常受制于落后的运输方式，更别说偶遇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延误，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路上。久而久之，新的移民群体形成。而19世纪中后期萌芽的工业化，直到今天仍然是驱动居民迁徙最为重要的动力。对于劳动力源源不断的需求，使上亿国人离乡背井打拼生活，不管是暂时抑或长期。同样，出于改造和谋求更好生存环境的目的，迁徙也会发生——向北方边境移民，改造沙漠；引入玉米、花生、土豆等作物，开垦山地；如此等等。

在讨论迁徙时，Lary不仅仅讨论了人群，还注意到了以迁徙为媒介传播的思想、文化、语言和宗教。唐朝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都是经由迁徙学习、传播宗教的典型案例，即使没有群体的迁徙，只依靠个人，或将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变迁，这是区别于满足军事和政治统治需求的迁徙影响。

通过纵向比较，作者提炼出了大规模迁徙的路径和方向，比如沿着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东西向迁徙，也有沿着京杭大运河延伸的南北向迁徙，从中原地区向南、向西扩散的趋势也很明显。相较于线性扩散的迁徙，19世纪末以后城市化深远影响了人口分布，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最初呈现区域性块状扩散，放大到全国的范围则是流向东南沿海。

Lary使用几乎相同的框架分析了各个朝代迁徙的历史，读者可以从清晰的主线和几个关键词中读出“迁徙”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家国”的概念适时出现，将迁徙史抓回政治统治的视野之中——不管是驻守边疆的士兵，贩卖丝绸的商人，还是跋涉传教的僧侣，流放他乡的诗人，迁徙的人们因着纯朴的“思乡”之情，归根到底还是得寻找身份认同。

四、历史由谁书写？如何书写？

书名：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作者：李怀印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

ISBN：9780824836085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这句朴素的名言实际上大有可以细究的空间。在这本Reinventing Modern China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就将“历史书写”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剖析了20世纪初至今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他将历史书写置于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论争的背景之下，分析了历史学家如实重构过去的努力是怎样与某种历史轨迹相妥协的——这种轨迹既符合现实议程，也可以为政治合法性的需求服务。

这本书将历史阐释中的真相与谎言作为分析的核心之一。李怀印认为，1949年以前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书写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亲身经验，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可靠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时代的革命史书写和改革时期的现代化历史编撰主要是历史学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产物，这使得他们在编写历史的过程中可能会歪曲或掩盖一部分事实。

李怀印详细探究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书写。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历史书写，主要遵循着两种主导叙事方式：一种将之视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中国开始告别封闭、停滞的过去，拥抱源于西方的“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另一种叙事方式则强调革命的主题，也即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系列抗争，最后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呈现。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廷黻和范文澜。

从1949年开始的毛时代历史书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单一和一成不变。此间历史叙事发生了重要的重构，它既要反映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又要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之间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紧张关系。因此，作者总结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种是科学化，控制叙事中的浪漫主义形式，另外一种是激进化，将它推向极致。在李怀印看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激进主义的历史记叙与历史客观性几乎没有联系，它注定是短命的：只要政治斗争一结束，它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

改革年代，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击而变得边缘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由“新启蒙”运动重新确定他们的地位。他们更多地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最终抛弃了革命的叙事，拥抱外来的现代化理论，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重建现代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诠释框架。

最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写作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为了克服以往宏大叙事带来的问题，从关注主要的历史事件转向日常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转向被历史造就的普通人，从全国层面的趋势或制度转向地方、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风俗、习惯和经济关系、社会网络，从公开发表的数据或档案转向散落在地方社区和记忆中的书面或口头文字。

如今，摆在史学家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史”究竟是什么？李怀印提出：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否认或者忽视国家历史中的所谓意义和秩序，以不抱任何目的的态度来撰写历史？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彻底抛弃主导叙事支撑的上层“历史”，转而满足于对下层“历史”的微观研究——研究对象可能包括地方层面孤立、个体事件以及日常现象？——当然，如果做这样的研究的话，毫无疑问会将中国记录成一系列无序、无意义的碎片。

Contributors

阿泼

台湾人，本名黄奕潆，受过新闻与人类学训练，担任过记者、偏远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现为媒体工作者。最近出版有《忧郁的边界：一个菜鸟人类学家的行与思》。

陈徒手

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生。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研究，代表作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实》、《故国人民有所思》等。

陈永发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现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共党史专家。著有《红太阳下的罂粟花》、《延安的阴影》、《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等。

龚克

巴黎第二大学公法学博士生，前杂志编辑，自由撰稿人。

困困

《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作家。著有《不上流，不下流》等。

钱东升

摄影师，现居上海。先后在《新民周刊》、《生活》、《周末画报》等媒体从事摄影工作，目前专注于肖像摄影和专题摄影。

秦风

原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1995年起收集历史照片，成立秦风老照片馆，倾心投入历史影像的发掘与应用。编著有《岁月台湾》、《一个时代的谢幕》、《影像民国》、《抗战一瞬间》、《北洋岁月》等。

芮虎

德籍华人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德国《欧华导报》文化版主编，德国哥平根德中友好协会主席，中德文化研究专家，资深媒体人。现居德国斯图加特和中国成都。

项飚

1972年出生，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硕士，200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代表作有：Global Body Shopping、《跨越边界的社区》等。

徐贲

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分析、文化批评等。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等，最新出版的著作为《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张翠容

香港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及国际事务评论员。不断游走世界各地观察新闻事态，以第一现场的独立视觉解读新闻事件，其足迹遍及全球。代表作有《中东现场》、《拉丁美洲革命现场》等。

张冠生

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公务员、学者，供职于民盟中央委员会。曾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代表作有《乡土先知费孝通》、《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纸年轮》等。

周宁

1961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跨文化、戏剧文化，以及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及其历史和思想根源。代表作有：《永远的乌托邦》、《想象与权力》等。

朱涛

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ZL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现任教于香港大学建筑系。

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

出生于黎巴嫩，1963年赴美。现为美国高级国际研究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中高级研究员。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专注于中东问题研究。最新作品为 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2006）。

伊安·布鲁玛（Ian Buruma）

荷兰/英国记者、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纽约书评》定期撰稿人。从事日本、中国、亚洲以及他们与西方间的微妙关系研究，是东西方关系国际评论方面的佼佼者。2008年获得Erasmus Prize奖。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

英国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院士，与罗杰·豪斯合著《一个欧洲城市的缩影》。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Evans）

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近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代表作有：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The Third Reich at War、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等。

胡其瑜（Evelyn Hu-Dehart）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有关民族问题（主要是雅奎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华侨的历史研究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生于1933年9月，哈佛大学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其后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代表作有：《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等。

Table of Contents

topic | 专 题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中国的后备移民

蒙特利尔的乡愁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

缅甸华人：浮油般的命运

不可或缺的敌人与替罪羊

photo | 影 像

流水线上的青春

interview | 访 谈

当宜兰遇上田中央

essay | 随 笔

革命：一扇被挤破的窄门

埃及知识分子的悲剧

“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罗隆基“反右”时期的一些史料（1）

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

甘地精神的足印

发挥最底层社区的智慧

东京执念

book review | 书 评

献吻领袖

独裁统治的深度污点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录与思考

政见书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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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 专 题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中国的后备移民

蒙特利尔的乡愁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

缅甸华人：浮油般的命运

不可或缺的敌人与替罪羊

photo | 影 像

流水线上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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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宜兰遇上田中央

essay | 随 笔

革命：一扇被挤破的窄门

埃及知识分子的悲剧

“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罗隆基“反右”时期的一些史料（1）

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

甘地精神的足印

发挥最底层社区的智慧

东京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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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吻领袖

独裁统治的深度污点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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