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拐点

袁剑

简介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

目录

序 怎么办？

上篇 镀金时代2002

第一章 金融的魔术

天才制造的恐慌

让“GDP中心”成为财富中心

中国资本市场之啸

牛市背后的双重断裂

第二章 房地产套牢中国

土地中的政治经济学

房地产套牢中国

如履薄冰的赢家

悠然自得的地产商

谁是埋单者？

隐蔽的输家

泡沫究竟有多大？

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

土地上的幽灵

第三章 官企的狂欢

民企无“原罪

为央企服务

新寡头

官企的狂欢

国企戏剧

第四章 精英的俘获

谁来重组大学？

全球化与精英俘获

负价值阶层

后改革时代的技术官僚

逃避市场

第五章 改革已到了拐点

改革到了拐点，我们怎么办？

改革不是意识形态

事情正在起变化

谁的镀金时代？

中篇 大裂变来了 2008

第六章 大裂变来了

大裂变来了

迟到的幽灵

是1970，还是1930？

与危机的赛跑

大时代的大问题-就“大裂变”接受价值中国网专访我们的昨天与今天-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第七章 裂变进行时

漫长的2008

2008年的雪崩

30年未见之变局

经济危机阴影之下的中国社会

陌生的新世界

中国经济或陷于一片火海

跑步进入泡沫经济

第八章 超级熊市

越危机，越泡沫

超级熊市

泡沫式增长

2010，旧增长的终结

正在降临的超级熊市

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

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

第九章 中国模式之伪

增长方式是如何炼成的？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为陌生的未来作好准备（增长的分水岭）大裂变进行时

下篇 超级周期的终结 2012

第十章 我们行走在何处？

我们行走在何处？

狼可能真的来了

风险莫测的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面临的危机

通胀，通胀！

利率向上

危险的实体经济

第十二章 泡沫破裂之后

泡沫的破裂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资本外逃的魔影

怎么办？（代《大拐点》序）

2012-05-14

编者按：本站从今日（5月14日）起选载草根博主袁剑的新著《大拐点》的部分章节（之前已在草根网发表的内容不再重复发表），敬请广大草根网友关注。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5月31日推出第1版。

《大拐点》内容简介：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

另，作者将把本书全部版税捐赠给孟非幸福博爱基金。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赢得了神话般海湾战争，炙手可热。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19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偃旗息鼓的迹象。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其中精义是，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为脆弱的制度结构提供合法性。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管理者非常娴熟的运用了这一战略，为自己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喘息之机。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大拐点》所论述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那些来自左右两极言必称“中国有全世界最好制度”高唱中国模式的传教士们自不必说，即便是如履薄冰的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依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无非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在中国治理者们那里，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出于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而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大拐点一书中，我已经详细阐述了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到：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相当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萎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其独特的中国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得手，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不惟如此，为了人为的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具有极其不道德的剥夺色彩。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19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在今天中国，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几乎已成家常便饭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真可谓增长愈疾，社会愈衰。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讽刺，也同样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油尽灯灭的一种强烈暗喻。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这一点，中国当今的主事者有必要明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是巨大。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槽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的兑现。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读者不可不察。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注意：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吸收了最大的就业，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腾升通胀与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国中小企业今天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国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读者明察，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是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的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速建立一个可以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过去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到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的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营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是由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而始，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比如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回望人类历史那些可怜的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后。在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乱象丛生。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得那么黑暗，或许，存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是为序。

上篇 镀金时代 2002

第一章 金融的魔术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让GDP中心成为财富中心

2007-08-02

如果我们确信,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那么,以下故事将继续重演: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

迄今为止,比较可靠的历史证实,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曾经发生了如下历史性的地理迁移:从威尼斯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资本交易和金融中心的转移。交易中心与资本主义中心这种如影相随的历史耦合,不禁使人猜测,是不是金融及交易中心的转移推动了资本主义中心的转移？

所谓交易和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定价中心,就是财富及资源配置中心。谁掌握了这个中心,谁就占据了商业权力的最高点,谁也就占据财富分配的最顶层。这个冷峻的逻辑虽然与我们对资本主义普遍富裕的想象不同,但可能却是历史的真实。于是我们就看到,当交易及金融中心由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也就由荷兰到英国,由英国到美国。金融中心走到哪里,就把商业的最高权力带到哪里,繁荣也就跟到哪里。

有中心就有边缘。相对于中心地区的繁荣和飞快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命运恐怕就要不测得多。这种关系就像中国西部之于北京、之于上海。同为资本主义,同为市场经济,但边缘地带并不必然紧跟中心的繁荣而繁荣,富裕而富裕。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史中看得非常清楚,更在中国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中普遍观察到了。如果我们将美国看作当今资本主义的中心及顶层的话,那么很不幸,中国可能恰恰处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底层。世界工厂(这是近年来对中国的又一美誉)在全球价值链底端苦苦挣扎的尴尬现状,其实就是中国这种底层和边缘地位的最好写照。

在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了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大多数人都确信,全球的经济重心尤其是制造业重心向东亚转移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但是我们也许有必要记住,生产中心并不是财富中心。全球财富的分配中心仍然在华尔街,仍然在纽交所,仍然在纳斯达克。在一个货币自由流动的时代,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汇聚于华尔街,经过华尔街的金融魔术师之手,再猎鹰般地在全球寻找投机和投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的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也同样是一个高效的财富再分配过程。撇开其他因素不论,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她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拥有一个具有巨大吸附力和伟大想像力的金融中心。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最为致命的缺陷。讽刺的是,东亚以及中国却被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模范生。

从1978年开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GDP增长纪录,但其财富增长却远远落后。如果我们将中国的GDP增长称作中国奇迹的话,那么其GDP增长与财富增长之间的背离可能是另外一个“中国奇迹”。而制造后一个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中国虽然毫无保留地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却完全丧失了定价权,丧失了全球财富分配游戏中的话语权。没有人怀疑,赢得这种权力需要太多因素的支持,但同样没有人怀疑,强大的金融权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没有这种权力,中国就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乡村,至多可能是这个体系中的“乡镇企业”。

那么,在中国——这个全球体系中最新膨胀起来的GDP重镇,有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壮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金融却羸弱不堪,更不用说在这个新兴增长地区同步建立一个所谓金融中心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上海都一直将“亚太金融中心”作为这个城市的战略定位,但现在看来,在一个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厉垄断的国家,这可能仅仅是具有幽默意味的一厢情愿。中国证券交易所日趋边缘化的地位可资佐证。中国的战略制定者们似乎并不明白,金融中心并不仅仅意味着最现代的技术设备,而必须以最严肃的法治,最开放的文化,最民主的精神作为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个新的GDP中心与新的金融中心的距离仍然相当遥远。如此,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就可能仅仅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GDP中心,是一个听命于遥远华尔街的生产车间。

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数人)都认同我们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的二分视野,但征诸历史和现实,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仍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基于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金融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作用。金融中心,不仅仅意味着交易中心,而且意味着定价中心,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参与规则制定时的博弈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它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创新中心。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中,这种创新中心可能是经济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纳斯达克对新经济的塑造和推动作用,就是一个明证。本期封面文章“争夺交易所”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主题在中国的急迫性。

2007：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2007-12-22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不过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猜错了。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纪。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

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率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

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

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行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断裂时刻的牛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作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

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成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

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作“新国有化”。

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

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

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

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

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无独有偶，今天世界体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体系断裂迹象。其中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以美元为锚、为符号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逐渐失去控制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如果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信奉者则相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权力的转移和体系的重构。

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级债危机、中国牛市、石油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为这个大变局提供背景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海量人口的经济体对世界金融货币以及经济体系的高度卷入。这就好比航母下水，浪花四溅、惊涛拍岸恐怕在所难免。

比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有人鲁莽地将此夸张为所谓中国的崛起，这显然是头脑发热，思维混乱的推理。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它远远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狂飙是世界体系地壳运动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后果，也没有人描述过中国今天的体制形象。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资本主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果真如此的话，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巨大新型物种正式长成前的一次嘶鸣。

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将展开，对中国、也对世界。

第二章 房地产套牢中国

房地产套牢中国（上）？

2007-08-02

2005年3月16日，中国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商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的通告虽然基本上都是技术性语言，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是“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让早已经草木皆兵的中国房地产业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人们意识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忧虑已经升级，后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调控措施出台。第二天，沪、深股市的房地产指数全面暴跌。

果不其然，18天之后的4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 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话是：“为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有人考证，这是建国以来新华社首次针对个别行业发表评论员文章。这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篇文章口吻之严厉，大概只有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相比。其中威慑意味已经相当浓厚。

事实上，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不过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天气的一次公开暗示。在背后，一场蓄势已久，不得不发的政治行动已经开场。这就是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但却始终未见官方媒体正式披露的所谓“国八条”。这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从供给到需求提出了种种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措施，而其最重要的着力点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至此，在暗中已经角力多时的博弈主角正式浮出水面。

一、房地产政治

1，如履薄冰的赢家

(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

与公众普遍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准确地说，中国今日以漫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朱鎔基内阁的心腹大患，并成为上一次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次地产崩溃的人，都会对朱鎔基当时的霹雳手段记忆犹新。然而，仅仅事隔5年之后，房地产竟然变成了政府冀望甚深的一剂重振经济的药方，不免让人陡生今夕何夕之慨。

在1998年，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可能是看中了房地产业出色的产业拉动能力。虽然上一轮房地产热旧痛未消，但左支右绌之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果真相当了得。不幸的是，房地产诱发经济过热，制造麻烦的能力也同样出色。

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飚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央行出台《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与中国股市的“5?19”行情在时间上相当吻合。这足以见得，本轮地产牛市与“5?19”人造牛市一样，是某种政治和政策的产物。最起码，它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和政策背景。然而，无论就时间之长、涉及资金之巨，能量之恢弘，短命的“5?19”都不能与这一轮地产牛市同日而语。个中秘密在于：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庄家”。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坐庄”者仅仅是那些游走体制边缘的冒险家以及体制内的权力贩卖者的话，那么，房地产中的坐庄者则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的地方政府。

1990年代中期之后，朱鎔基钢铁般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后果，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被几乎悉数上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配权，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此，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这是思维缜密的朱鎔基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漏洞。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在本轮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帐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到底的架势。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骛。

房地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民营经济色彩的行业，但实际上，在许多大城市中，隶属于市、区政府的房地产公司占有相当份额。据《财经》杂志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政府的的政府企业。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收入。

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至此，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以个人政治威信为赌注所取得的所谓宏观调控成果流失大半。

除了上述两项妙用之外，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就是，它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19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房地产既然可以像魔术一样变出GDP来，那么，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是政绩，甚至是政治。或许是参透了房地产的这种奇禀异赋，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刚刚从中央企业转任地方官员不久，就将眼光瞄准了房地产。他毫不掩饰地诱惑和鼓励投资者：“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这种鼓励立即就起到了作用。不久之后，包括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震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一批商业巨头纷纷飞越琼州海峡，齐聚海南。作为见证上一次地产崩溃的标志性地点，海南将起而未起的房地产热让人油然生出一丝不安的联想。有趣的是，在起始于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持续多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海南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显然，这一次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和模仿者。在此之前，在欣欣向荣房地产中已经大发利市的上海市对投资者做过更加明确的鼓励。在2003年9月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长韩正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在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显然有些超越分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寄望之殷和倚重之深。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政府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帐，资源的衰竭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无关，都不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蔽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安排之中。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政府稍不留神，就立即会变成一头血脉喷张的GDP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央行警告的原因之所在。

“财政联邦制”，这个受到钱颖一等海外知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崇的制度创新，曾经一手缔造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中国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所引起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症结所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政府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拧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此路不通；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甚至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中央政府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面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一位大城市的地方首长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曾经袒露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对此（当地的房地产）我们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确保安全。”

2，悠然自得的地产商

(提要：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对此，中国的地产界闻人潘石屹坦承：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并不起眼的15％到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毫无疑问，飞蛾扑火般涌进市场的商人们，是中国房地产又一架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及地方政府同样清楚。然而，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增加的政治压力，这种持续了多年的蜜月正在开始出现裂缝。在评论最近上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能引发的事态时，潘石屹描绘了一种可怖的前景：“那将是97年的香港，这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会把上海的房地产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潘甚至以耸动的口吻谈到了最极端的可能，那就是“把所有的房地产商关起来”。聪明的潘石屹显然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础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以至于“国八条”出台之后，有地产商底气十足的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大跌同样要追究责任。这显示，地产商虽然有所忌惮，但心里还是相当乐观的。

地产商对“国八条”这样的乐观的解释不但有上述逻辑上的支持，也有经验上的依据。这个经验依据就是2003年6月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这个当时被地产商人形容为刀刀致命的“10年来最严厉的措施”不仅丝毫没有撼动房地产业的繁荣，反而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最为强劲的牛市。潘石屹所说“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中的“过去两年”其实就是指“121”号文件出台后的两年。在央行“121号”文件颁布后的第一时间中，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任志强，曾经悲愤而又语气肯定的预测到：房地产的冬天来了！任志强显然是犯了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着的愚蠢的预测错误，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错误比这个错误更让任先生感到快乐了。房地产没有进入冬天，而是进入了一个火星四溅的酷暑。那个看上去杀气十足的“121”号文件，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121”号文件挺过来了，难道“国八条”就挺不过去吗？中国的地产商的确有理由这样乐观的自忖。

但房地产商人们必须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房地产商的承受力显然要比政府脆弱得多。当然，如果真像房地产商们言之凿凿的那样，房地产的繁荣是有真实需求为支持的，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即便需求短期被压制下去，长期只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只不过对这一点，房地产商自己恐怕都心里打鼓。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下个店，泡沫带来的暴富机会从来如此。大概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房地产商人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继续鼓励、怂恿政府将泡沫吹大，直至将最后也是最丰厚的那一段利润拿走。

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频频抛出万言书之类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出台之后，房地产集团的游说，对政府的后续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利益集团”作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绝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充满邪恶意味。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但由于专业的傲慢以及利益的遮蔽，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偏执和短视。这一点，无论是在对中国整体形势还是对房地产行业本身形势的判断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动辄以“胡扯”来回击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悲观预测。更有甚者，他们将这些言论归咎为人们对房地产商的“眼红”或者社会的“仇富”心态。这种表现让人们想起中国证券市场5年前的类似情形。在中国，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行业长期萧条，甚至迅速地死掉。这种教训，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凄惨现状已经做出了最黑暗的见证。

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这就如同一道凯恩斯似的符咒：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所以只有今天才像黄金般值得珍惜。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地产都已经接近了相当危险的边缘。火中取栗固然可能，但一败涂地的风险却要高得多。这不惟是因为房地产的本身可能牛气已尽，更是因为输家们开始说话了。

3，谁是买单者？

(提要：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 )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人来说，房地产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它的出处。它不是来自别人，就是借自未来。换言之，它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埋单者。荒谬的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买单者竟然是这一轮房地产热的始作俑者中央政府。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而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态度的转变可以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为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一直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可以证明这种“鼓励”态度的一个证据是，就在2002年10月，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还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央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的各种“助推”举措，并称要“敦促各商业银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进一步创新品种”。但到了2003年6月，情况丕变。央行对房地产的态度由公开的鼓励急转为公开的警惕。我们无法猜测这种变化的具体导火索，但央行在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项调查肯定起到了作用。这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其实，有人比央行更早意识到了房地产的危险。在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圳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鎔基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深圳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鎔基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于是，他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后来者。如果朱鎔基的威慑力都不足以弹压房地产的躁动，房地产牛市中最为壮观的“拉升”阶段肯定就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开始了进入最为销魂的时期。涨了还能再涨，疯了还能再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房地产的牛市步伐。

对房地产的乐观，由于中央政府某种投鼠忌器的迟疑而变得更加泛滥。虽然央行的技术官僚们凭借职业敏感对房地产发出了最早的预警，但中央政府内部显然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就在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最为炽烈的2004年10月，国家建设部还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泡沫论”。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倾向非常明确：中国房地产泡沫说根本不成立，金融风险也在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更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份报告的动机。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是针对‘地产泡沫论’者才出台这份报告的。”主管部门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去起草一份报告虽然动机可议，但也真切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意见的拔河。这种角力在社会上也同样激烈。在最近的两年中，有关房地产的争论甚至比房地产本身还要热。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政策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犹疑和反复。但就在中央政府一阵犹疑反复之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是烈日炎炎，热火朝天。犹疑、反复显露于外，内里则是治理上的困境。检视中央政府治理房地产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行政甚至政治上的手段之外，中央政府的武器库中已然空空如也。道德劝诫、利率调整、税收变动、土地供给都已经无法抑制中国房地产的一路狂奔。到这个时候，最后的政治手段已经呼之欲出。这不啻于表明，中国历经26年的市场改革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宏观调控声中，中国房地产一路狂奔的姿态，不仅构成了对宏观调控的一种公然嘲笑，也急剧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念兹在兹的最大隐忧。

的确，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前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曾经公开对这个数据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担忧。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中国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有人以房地产信贷短期的良好表现为依据驳斥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论，商业银行也以此为理由大贷滥贷。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国外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数据远不如事实那样让人胆战心惊。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河南郑州房管局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坦率的承认，在2002年上半年的所有按揭贷款中，有1/3是假按揭，其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贷款。这证明，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的确存在相当系统性的欺诈。这一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个在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一位在南京某商业银行供职的朋友，从2004年开始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几乎只用了四个月，他就神速地完成了全年的放款任务。他当时对此的感慨是，“生意真是太好了。”而到了2005年，他沮丧地告诉我，“骗子实在是太多了。”看着他前后不到一年但却判若两人的神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而这也表明，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教训以及长时间调养、输血之后，整体素质依然让人难以安枕。

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种种滑稽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其实是在暗示，中国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这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基础。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汇聚于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羸弱不堪的中国金融系统，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向金融体系挹注了数万亿之巨的财富。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如果中国房地产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泡沫巨大以至最终崩溃，那么不仅中央政府以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也将雪上加霜。这种前景如果不幸成为现实，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作为金融危机的终极责任人（当然,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纳税人和全体国民），中央政府显然要比旁人更多一份警觉。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输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重的忧患，中央政府才一再升高房地产的预警分贝，并在“国八条”中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房地产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居功厥伟，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某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益，但当它潜在成本开始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收益的时候，房地产就可能变为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方面，曾经制造过巨大财富幻觉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现成的例子。而在今天，中央政府正在被这个市场折磨得精疲力竭。一种普遍的书生之见认为，政府不应该以行政的手段强行干预房地产市场，而应该让市场自我完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政府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的。证券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亦复如此。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倒挂正在迅速地越出中央政府忍受的极限。所以，在所有的经济手段都失效之后，中央政府只能祭出最后的政治任免手段来约束房地产的疯狂。这意味着，只要房地产进一步大幅波动，政治摊牌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从目前中央政府的目标来看，是希望维持房地产的平稳，既不要大起，也不要大落。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能够接受的博弈均衡点。不过，这种“平稳”可能仅仅是设想。资产市场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泡沫一旦被吹起，它将按照自我加强的逻辑持续膨胀，直至本身无法支持而破裂。到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作为的余地已经非常狭窄。

4，隐蔽的输家

(提要：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的确，对于那些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严重贬值。当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为自己不断升值的财富而快慰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梦却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上面那分报告中上海青年对住房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焦灼甚至绝望。对于一个对住房有着特殊情结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最好隐喻。无疑，在房地产的热闹之中，潜藏着一幅社会财富急剧再分配的真实图景。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制造贫富悬殊，但它可能却是某种既有的分配结构最终实现贫富悬殊的一条最佳途径，而且，它也是最能够以漫画形式彰显这种差距的方式。“国八条”将房地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隐患与金融风险并列，看来绝非无的放矢。多少有些让人狐疑的是，对居民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价格竟然被以专业的理由拒斥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外。“居者有其屋”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毕竟是一个合符正义的理想。作为对社会民意富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房地产价格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满，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像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一样，房地产作为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商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表现出它特殊的政治属性。在那个时代，住房问题不仅是单位领导们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分配不公最显著的象征之一。诡谲的是，在我们刚刚宣布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产的政治属性就又以一种新的市场形式被凸现出来。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引发的财富再分配博弈，还是隐性的话，那么它在城市拆迁问题上引发的对抗则早已经是火药味十足。在这方面，南京邓府巷的翁彪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但却决不是最让人绝望的。在翁彪事件过去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9日，上海麦其里拆迁区所发生的事情则将公众情绪拉到了顶点。在麦其里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寸土寸金之地，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竟然一把火烧死了两位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同样是一把火，“麦其里之火”显然更让人感到惊怵与恐惧。按照市场的逻辑，城市拆迁本来是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问题，但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陈旧的法规横亘其间，使这个过程变得相当荒谬。翁彪之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多少平息了拆迁对抗的激烈性，拆迁变得越来越难。但如此一来，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减少，则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不过，无房户的抱怨和拆迁户的愤怒还远远不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忧虑。因为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与1990年代初期的那一轮仅止于炒地的房地产疯狂相比，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地产热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已经加入其中。终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产商据以乐观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真正过热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资产市场的本性就是大起大落，所以，“负资产”一族出现的概率一点都不比那些自我安慰者想象的低。赢家和输家的转换经常只在一夕之间。1997年香港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香港出现了人数极为壮观的负资产一族，以至于有评论家嘲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香港却发明了“负资产阶级”。所谓阶级，当然是形容其人数之众。以中国城市的购房者之多，一旦房地产市场趋势逆转，中国城市中的“负资产阶级”队伍恐怕要比香港吓人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屡次民意测验表明，负资产问题在香港城市中产阶级中所引发的强烈不满，始终是董建华先生民望低迷的重要原因。负资产虽然对大陆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事实上它离大陆人并不遥远。2003年5月《香港明报》引述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资不抵债，沦为“负翁。”上海市统计局所说的“负翁”当然不是指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那种“负资产”，而是指家庭人均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挂。但无论如何它在提醒我们，灾难并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会到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潜在的“负资产阶级”是否会成为真正的“负资产阶级”，取决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程度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这就是说，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小）。然而，在人们视野所不能及之处，一个确定无疑而且人口规模远为宏大的输家一直沉默着，那就是中国的农民。

在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喧嚣火热的场景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但就是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产中最隐蔽和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之后，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农民，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博弈中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这种剧烈的对比足以说明要素市场较之商品市场在财富分配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显著功能，房地产的妙用的由此可见一斑。考虑到中国农民的人口规模，我们几乎马上可以接近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将极大影响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必须牢记的是，与地方的城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不仅要对城市居民的民意负责，还必须对那些已经从城市媒体上消失的农民的民意负责。事实是，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要比翁彪事件、麦其里事件更刺激人们的神经。站在这个角度，中央政府对中国房地产的考量与抉择，可能就会更加艰难。

在“国八条”曝光之后，有媒体惊呼，房地产已经政治化了。但实际上，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土地上的幽灵

2007-08-02

1953年9月,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老先生在政协会上为中国农民叫屈:“农民生活在九地(地狱)之下。”这引来了毛泽东那一段著名的讽刺: “说共产党不了解农民,笑话！”。窘迫之下,梁漱溟大声申辩,毛主席你要有雅量。因是之故,后来有人将梁老先生称为“面折廷争第一人”。

毛泽东之所以当面讥讽老师辈的梁先生,并非是情急之中的一时之怒,而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自信。的确,在刚刚依靠农民取得政权的1953年,还有谁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说了解中国农民呢？

揭开虚掩在中国革命上的各种现代符号,1949年中国革命的核心仍然是一场土地革命,因而,其胜利也是一场典型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土地问题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直与中国的革命如影相随。正是因为洞察到了土地上的秘密,毛泽东才赢得了那一场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胜利。无独有偶,2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所发动的那一场奇迹般的改革,也是从土地上开始的。但诡异的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消解,反而在进入新千年之后变得日益尖锐。2005年发生在河北定州的土地血案(详见《董事会》本期文章“定州土地血案调查”),就以一种刺目的方式凸现了土地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紧迫性。有心的观察家们应该已经察觉,定州案件只是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土地暴力案件中的一桩。换句话说,中国由土地争夺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在逐渐演化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潜流。在这个意义上,死伤惨重的定州血案与其说是象征着这种土地暴力的升级,倒不如说将一个巨大的悬念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不祥的幽灵正在舞动它熟悉的身影。莫非,我们真的又将面临一场土地的恶梦？

时下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在中国迅猛城市化的背景中展开的。急速的城市化所引发的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导致了现有土地的大幅升值。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 “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而如果我们将历史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失去财富5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仅仅通过土地被征用一项,就白白丧失了近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去的8000亿。

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一直存在,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中的独特性在于,城市一方面将大量土地财富吸入了城市,另一方面又将农民从固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这实际上是类似定州惨案的一系列土地暴力案件在近年来集中爆发的一个主要动力。

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法规,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中所获得的权利是相当不完整的。从1978年到现在,土地承包的实质内容虽不断演变,但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仅止于农业用途的交易。换言之,当且仅当土地用于农业时,农民才具备土地的交易权利。然而,在农业比较效益极速下滑甚至出现负效益的时候,农民的这种交易权利正在变得越来越空洞而逐渐成为一种摆设。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不仅可以用于农业,也可以用于比较效益更高的工商业。而只有当土地被用于工商业时,土地的升值收益才能够充分实现。然而,正是在土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这个最为关键的交易节点上,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被毫不留情的褫夺了。依现有的土地法规,农村集体用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是通过所谓国家的“征用”来实现的。在这个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中国农民得到的仅仅是按照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值,即所谓青苗费之类的廉价补偿。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农民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可以增进福利的“自由交易”。以“强买强卖”形容之,可能更为适合。颇为讽刺的是,在强买之后,地方政府通过所谓“招、拍、挂”等“市场”手段(更像是一种强卖),即可轻松实现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益。这种土地制度安排等于宣布:拥有土地事实所有权的中国农民无权享受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升值收益,他们正在被一部过时的法律彻底挡在了现代化的门槛之外,因而也彻底被挡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本来就在人力要素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竞赛中,如果进一步失去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资本,其被淘汰的结局几乎一望即知。这种后果不仅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中国1990年代以来急速攀升的吉尼系数,就与中国农民土地权益的渐次沦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再不改弦更张,它就可能在我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将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推向一个难以容忍的极端水平。当人口庞大的中国农民被剥夺了以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身份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分化实际上就正在演变成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在这里,土地问题显然正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想遭到历史的报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戒慎恐惧。

行政权力对土地市场枢纽的控制,为中国土地的行政性配置留下了一个关键的“后门”。这种配置一方面造成了农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诉求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些城市,地方政府甚至打出“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口号。土地资源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配置方式,正是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极其稀缺的国家中却存在大量土地浪费现象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涌现的土地暴力案件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昭告了,中国延续多年的粗放式(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正在日渐接近其衰竭的终点。

邓小平以均分土地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曾经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过强大的动力,但其功能仅止于让中国农民从一个无所作为的农民,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农民。邓小平土地改革的视界,局限于在农村范围内来解决农民问题。但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民问题从来就不可能在农村范围内加以解决,绝大部分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做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城市人。不管国情如何特殊,中国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进程。然而,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却使这一进程变得窒碍难行。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土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土地承包曾经创造的辉煌是属于邓小平时代的,它解决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城市化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土地问题正在发生内容上的根本转换。如果我们已经清醒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从邓式的土地变革中吸取制度动力,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样灵敏地察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场新(土地)变革已然迫在眉睫。

第三章 官企的狂欢

官企的狂欢

2007-08-02

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正式的研究中,还是在新闻媒体的公共话语中,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民企和国企的两分。然而,这种两极思维可能正在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我们对当下中国真实问题的理解。

通常的理解,所谓民企,即所有权在私人手上的企业,而国企则是所有权属于全民共有的企业。但比照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企业的真实属性可能远比作为“理想型”的民企和国企两分要晦涩得多。可以查知的历史事实是,在长达30年的中国改革中,一些传统的国企倒闭了,消失了,而另外一些则不断扩张壮大。同样可以确证的是,在今天,一些国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风光到了国外,而另外一些则惨淡经营,衣食难周。同为国企,命运为何有如此霄壤之别？实际上,这些国企不同命运的背后原因,既不是其经营者的努力不同,也不是它们的行业性质不同,更不是它们的运气不同,而主要是它们离权力的远近不同,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权重不同。如果将中石化、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国企与一个嗷嗷待哺的地方性国企相提并论,将它们归类为同一种属性的企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信口开河说“国企如何如何”,我们恐怕就会雾失楼台,犯“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为他们的企业性质实际上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之为国企的话,那么中石化之流的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所谓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这些带有明显政治任命色彩的企业领导,其行为动机究竟是服从他们的经济理性,还是服从他们的政治理性,殊为可议。一位曾在某国银行主持过股改的朋友,被问及为何要转到一家小型股份制银行服务时候,告诉我:那边都是“中(中组部)管干部”,而这里的人事就要单纯多了。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寻找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也透露出中国官企与标准意义上的国企的关键差别。回溯历史,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控制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在这种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央企以及其他类似企业集团,在基因上开始就被烙上了某种政治印记。2005年,中国三家在海外上市电信巨头的企业负责人,像当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样突然被换防,这种荒谬的人事决定在政治上或许是理性的,而在资本市场上则一定会让人匪夷所思。果然,它引起市场的一片哗然。但愿,央企正在推广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多少能够消解一点他们的官企色彩。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惟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曰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正如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像央视这样依托于垄断权力的企业,其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竟然成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自留地”;这种坐地分肥的情况又何止于央视？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而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红利通过各种方式被名正言顺地划归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官企这种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权性质,从电力、石化、银行等部门员工奇高的收入水平上清晰可见。利之所在,难怪许多人要削尖脑袋,成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如此企业,哪里还有半点国有企业的公共性可言。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嫁给公众而实现的。更加通俗的说法则是:利润归(利益)集团,成本公众摊。石油、石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自不必说,而饕餮如国有银行者,则更是以金融风险为要挟,一举掏空公众福利数万亿之巨。加上官企们每年轻松核销的巨额资产损失,官企最近几年看上去宛如奇迹的利润增长就显得异常苍白了。官企,很可能是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有鉴于官企的这些与时俱进的属性,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官企从传统国企中鉴别出来。

大致可以确认,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最近一系列的“市场化”并购中,中国官企跑马圈地几乎无役不与,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小央企”以及“小小央企”们,也是有样学样,在地方上的“重组并购”中干得同样顺手、出色。真可谓一路狂欢。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企戏剧

2007-08-02

贯穿于中国改革的绝大部分时期，国企问题一直处于中国改革的核心位置。如果在1990年代做一个民意调查：中国改革难度最高的问题是什么？国企改革一定高居榜首。在整个199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还是在理论界，国企问题都是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而在绝大部分理论界人士看来，年年亏损，哀鸿遍野的中国国有企业简直是一个浪费公帑的无底黑洞，因而具有了某种道德上的邪恶意味，必欲去之而后快。毫无疑问，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理论界及舆论界成功地塑造一种公众印象：中国国企问题不仅是一个难题，而且也是一个无望治愈的世纪难题。有趣的是，就在人们灰心丧气的不经意之间，国企似乎不治而愈。在本期的封面文章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瑞银的研究数据：1997年，中国国企的总体利润率不到1％，而同期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超过3％，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据几乎完全翻转过来，国有企业总体利润率达到7％，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只有5％。出于对中国国有企业以及民营及外资企业在统计文化上的理解，我们很难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企业，但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功摆脱1990年代的艰难世事恐怕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不惟如此，如果细查最近两年的公共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已经成为人们“嫉妒”、“眼红”的对象。这种舆论氛围的转变大抵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不仅一举摆脱了亏损的传统形象，而且在一夜之间积累了巨额的利润。在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产权改革的情况下，国企霄壤之别的角色转换，不仅对90年代甚嚣尘上的产权理论构成了颠覆性的讽刺，也让一些对国有企业怀有传统情感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信心膨胀：国有企业不仅能搞好，而且能够比民营及外资企业搞得更加出色。这两年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发言者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或引证淡马锡的经验，或引证自身公司的实践。如果说在以前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如何扭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国企问题恐怕已经转化为国企的利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真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对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人们有诸多迷惑与猜测。一种最常见的判断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垄断。的确，今日风头最劲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及垄断行业之中。他们有能力盘剥下游竞争行业的利润而据为己有。然而，这个判断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同样是上游以及基础性的垄断企业，为什么他们以前亏损而今天却能积累巨大的利润呢？显然，上述说法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戏剧性变化。另外一种隐喻式的解释是，今天国有企业今天的利润表现可能来自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人们熟知，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大量消失成为市场化主体，统计数据表明，从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2万家下降到不足4万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更直线下降到6.1％，这与其产值比重仅仅下降到3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说，现在体现在少数垄断企业的损益表上的巨额利润，很可能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牺牲。换句话说，那些承载了巨量就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们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在被踢出国有企业范围的同时，也一并带走了国有企业改革巨大的隐性成本。而那些剩下的，位于社会上层的国有企业不仅转嫁了成本，还可以凭借其权力位势抽取充分市场竞争所创造的社会红利。体现在少数国有企业内部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来自于外部以及下层市场化竞争主体的输送。果真如此，不治而愈的国企改革就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个古老剥削戏码的现代版本。 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忐忑，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事者们未敢稍有懈怠。在国企利润爆增、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仍然全力推进国企改革。其路径则是，学习淡马锡，塑造董事会。按照中国国资委的说法，2007年，167家央企将全部完成新董事会的组建工作。看得出，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二选择。以董事会为核心构架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究其本意，是要型塑一种上相互制约，利益均衡、有效防范风险的公司架构。但在我们的观察中，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践行者们，似乎遗漏了公司治理结构最为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外部的舆论监督。在我看来，外部舆论监督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没有这种这种基础的但隐形的架构，任何完美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必然流于失效。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常态，无需在公司治理中予以特别强调，但在中国，这可能恰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关键因素。对于那些具有全局性影响，因而也就具有强烈公共福利性质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恐怕尤其如此。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外部舆论的在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所谓制衡就可能变成合谋，而那些所谓的各种时髦的次级委员会，也就很容易堕落为遮人耳目的道具。中国上市公司这几年董事会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国企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原地踏步，窒碍难行。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的采访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忧虑所在。在没有外部舆论在场的情况下，今日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突然演出另外一场令人惊讶的戏剧？

第四章 精英的俘获

谁来重组大学

2007-08-02

在一次回答媒体提问时，南京晓庄学院一位吕姓负责人坦承了该校的资金困境：“江宁校区一期工程共耗资3.2亿，二期工程项目如果全部建成也将耗费3个亿。但是资金问题成为了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这位吕姓负责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这位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我们正积极筹措资金，准备和外商进行联合开发，引进外资。

但在我们看来，这位吕书记的“信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侥幸。正如目前正在一窝蜂引进资金的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一样，所谓“引进外资”往往是一个行业陷入困境的一种委婉说法。毫无疑问，吕书记的所谓“引资”暗示的其实是同一种资金窘迫。可以告慰吕书记的是，南京晓庄学院并不孤单。在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同样陷入困境的中国大学。

在经历了几年近乎疯狂的扩张大跃进之后，中国有数量可观的大学已然深陷入不敷出、现金短缺的财务窘境。换言之，他们很可能已经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普遍经历了一次异常狂热地扩招、扩建，其疯狂程度丝毫不亚于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股票热、房地产热。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热似乎是顺应了中国社会不断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但究其本质，这不过是一场由政府主导、强势利益集团操纵的瓜分运动。其中，精英合谋、坐地分赃的成分相当浓厚。就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大学热与同期的股票热、房地产热毫无二致。

细究起来，中国大学热源于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的低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骤然失速。病急之下，有人发明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奇思妙想。于是，股票热、房地产热次第而起，假日经济、美女经济纷纷出笼。正所谓“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而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消费人群巨大、需求弹性极小的产品，遂成为政府眼中“钉子中的钉子。”恰逢此时，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发明了一套“大学经济”的理论，虽然从学理上看，汤博士并无大错，但很明显，汤博士的理论不仅投合了政府的急欲寻找“钉子”的心理，也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当局以及各级政府的冒进勇气。就拉动短期GDP而言，大学的确没有辜负政策制定者的期望。不过，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提高公民自由能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价值上的错乱。

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只是造成大学狂热的理由之一。另外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中国潜行的精英赎买策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日长夜大，逐渐具备与官僚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形势更使这种赎买成为一种急务。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赎买知识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学——一个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寻租场所。在中国，这种赎买有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说法：给政策。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学历崇拜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垄断着教育供给的大学系统更容易寻租的地方了。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只要放开教育需求的同时不放开教育供给，大学就能够轻而易举获得巨大的寻租利益。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大学扩招开始像一场老式的政治运动一样遍地开花。

毫无疑问，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大学经历了一场豪气干云的牛市，但事实相当冷酷。有心人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堕落程度、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与大学规模扩张速度之间几乎呈现出标准的线形关系。这与几乎同期出现的股票牛市以及房地产牛市颇有一比。更加绝妙的雷同则是，中国大学热与房地产热、股票热在精神气质上的同构，那就是精英集团假借改革和创新的名义所进行的自肥。用同一种视角观察，我们也可以察觉中国大学热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同构现象，即他们同属于以速度和规模扩大为特点的粗放型增长。大学的楼房多了、收入涨了，但精神更委琐、效率更低下。这大大加强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的大学不过是官僚机构在教育领域的一种翻版。在预算和监管的双重软约束下，中国大学已经成为浪费公帑、制造腐败的又一个渊薮。

肇始于拉动GDP和赎买精英策略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学牛市，是必然要有人来埋单的。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纳税人已经为证券业重组付出了数千亿的代价，为银行业重组的埋单数额更高达万亿之巨。虽然房地产和大学的账单还未交出，但可以肯定的是，时间已经相当临近，数额也将相当巨大。显而易见，一个精神上颓废衰败、财务上千疮百孔的大学，正是中国后改革时代留给我们的又一笔沉重的负资产。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重组我们“高贵”的大学？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大学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的方式来渡过财务危机，也有更加“神圣”的理由来要挟公共财政。但如此一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熊市就将堕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并从此变得遥遥无期。一个在精神上破产的大学显然是无法重组的。

全球化与精英俘获

2007-08-02

对于全球化，我们有这样一种体认：全球化不仅仅只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而且也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开始深刻地嵌入中国的转型。由于这一“变故”，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在一般的想象中，所谓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跨国界流通、资源的跨国界配置、文化的跨国界交流。那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什么？答案是：人，或者更准确说，是那些具有特定规则意识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欢欣鼓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同化。不用问，被同化的弱势的一方。而这种意识的同化，才是全球化势如破竹穿越国界的真正力量所在。这种意识同化的力量，在中国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至为明显。

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力量要征服的头号目标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而其中首要之务，就是要对民族国家精英进行意识俘获。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塑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少数作用。俘获了民族精英，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俘获了民族意识。更进一步，也是更为重要的，由于民族精英在制定规则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俘获了精英意识就等于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游戏规则制定权。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精英治国的典范。因是之故，俘获精英意识在中国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2001年，出于对国内证券市场会计造假问题的严重不安，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我们无意质疑中国证券监管当局的良好动机，也无意质疑国际会计机构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规则对本土会计服务机构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规则广泛扩散，其结果必然是本土服务业的普遍抑制。区别于有明显交易痕迹的赎买，民族国家精英在制定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规则时，往往是出于建立在一种文化认同之上的自觉行为。而这，正是精英意识俘获的事半功倍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实践中，这种自觉、自发的歧视性规则，已经在中国广泛的产业领域内大行其道，其代价则是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低端的迅速迁移。当然，我们所说的本土企业并不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官僚企业。在我们看来，这些特权企业正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待价而沽。它们要么与国际资本合谋以联合榨取垄断利益，要么以内部人赎买的方式被廉价卖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精英的意识俘获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新兴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几乎掠夺性的意识俘获。之所以称其为掠夺性的，乃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流人群，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的主要版图。众所周知，现代中产阶级主要是以其消费特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消费特性的生活方式为其表征的。而现代所谓生活方式的本质无一不围绕品牌、技术、时尚这一类内在属性来构建。而这些内在属性，也正是跨国公司的独家产品和垄断卖点。换言之，俘获了中产阶级意识，也就俘获了民族国家内部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看一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趋之若骛的炫耀式消费，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样一个结论：在对民族中产阶级进行意识俘获的同时，全球化力量实际上也将民族国家重要的内部市场转移出去，而后收入囊中。

在全球化力量俘获了精英，继而俘获了中产阶级之后，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就不再是本土的，而是全球化的了。易言之，他们是属于全球化精英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民族特性反而日益模糊。如此一来，一个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国家不仅在意识上而且也在市场上被肢解。于是，在将精英和中产阶级更紧密地纳入全球中心的同时，全球化也将中国的其他人口推倒更远的边缘地带。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感伤，或许，我们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真的能在崭新的全球化格局中变得得更加幸福和自由，然而，中国的穷人呢？注意，他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穷人呢？

应该承认，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意的社会后果。它既没有自动地融解肆虐的权力，也没有自动地增加人民的权利。而这一点，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信誓旦旦向我们承诺的。我们察觉，全球化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力量。相反，我们担心，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中国现有格局。其内在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正是在这里，全球化使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陷入了又一次长考。

负价值阶层

2007-08-02

如果你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只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观照目下的中国政府，连医疗、教育等等典型的分内职责都摔出去了，用更好听的术语叫做“市场化”了，中国的政府还能称得上“大”吗？以政府公共职能的标准衡量，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只不过此“小”非彼 “小”。在这个时候，教条主义者还在到处用公职人员的多寡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大小，实在是错置时空，误导焦点。

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在政府职能的大幅削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职人员还在继续膨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中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寻租阶层。

改革以来，市场化将中国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以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这部分创造了中国主要财富的人口，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市场阶级”。然而，市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却相当部分流入了上面那个寻租阶层的口袋。有人曾经计算过，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所谓“份钱”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进一步的数据还有，北京近20万“现代包身工”(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寻租阶层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在这里，“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寻租阶层“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一个徒增社会交易成本，却攫取了大量财富的阶层，显然只能是一个“负价值阶层”。

事实上，对这种阶层，还有另外一个形象的称谓：国家经纪。即以市场化、公司化形式“经营”国家职能而为自己牟利的阶层。

很容易推论，国家经纪或者寻租阶层远不止于出租车行业。在中国大量行业和领域都存在。如果读者对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分布仍然没有具体的印象，那么可以去看看那些垄断巨头和形形色色的“公私合营”公司，看看他们畸高的人员工资和奇少的贡献价值，就会心里有数了。国家经纪阶层占中国绝对人口的很小比例，但抽取的财富却不少。不然的话，凭借普通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胼手胝足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中国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据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阶层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寻租阶层重合。按照米尔斯的划分，美国在上个世纪早期所崛起的新中产阶级，是包括超市售货员的，但以中国超市售货员微薄的工资，他们显然不是那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几十年后也不是。如果中国真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话，他们肯定不完全是米尔斯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另外的来源。对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作出个一个评论，他说，中产阶级就是“体制内”。这个结论虽然偏颇，但也让人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来历。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90年代后期逐渐变得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更准确的说的是以某种市场化的形式向国家集中。中国原来的大型国企不断央企化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又当这些企业垄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架构和核心要素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纵了的。市场并不必然可以融解权力，市场是完全可以被操纵的。因此，中国的负价值阶层不仅可以靠国家权力赤裸裸的寻租，也同样可以靠对市场的操纵巧妙的寻租。而后面那种方式，似乎更值得警惕。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2007-08-02

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

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邓小平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这就是说,我们真正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那种不断转型的变迁状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型塑力量就变得相当醒目。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意指的就是人在创设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

无疑,目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所达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晚期,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渐次崛起,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批人大都学历完整,通晓专业,历练丰富。他们或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谢平、易刚者,或者有完整的基层和部门历练,如李荣融者,而其中最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更是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成为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指标性人物。

受改革开放之惠,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群体,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批技术官僚精英成为后改革时代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逐渐上位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是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应对复杂局势时可资凭借的一笔宝贵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一段威权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僚总是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惟是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技术问题,更是因为技术官僚的这种能力能够部分屏蔽和缓解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冲动。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转轨时期的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经常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暗含的正是技术官僚这种对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技术官僚不仅能够在转轨时期为威权政治提供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为威权治理提供某种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由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技术官僚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的这种功能可能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加直白一点说就是,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这种困境在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一次争论中凸现得格外明显。

在经过数次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最新一次银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贱卖”争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主要设计者的技术官僚们备受压力。从逻辑上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改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种较优路径。就此而论,技术官僚们的自我辩护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反对者所质疑的远远不仅仅是“是否贱卖”这类技术性细节,而是这次改革的程序正义、透明程度等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在国有银行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后,在中国改革本身都已经备受争议的今天,反对者的观点无疑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很显然,反对者与技术官僚所争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又是作为改革主事的技术官僚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种悖论,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们身在琼楼但却处境脆弱的诡异之处。

就性格和禀赋而言,技术官僚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而对一个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更是力不从心。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官僚们一展长才的困局。显然,技术官僚的优秀与他们的历史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

不过,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既然被历史推到这样一个关键位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肩负起不期而至的英雄使命,在历史的围城面前展现勇气,飞跃中国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章 改革已到了拐点

改革不是意识形态

2007-08-02

在我听起来，现在的“改革”与几十年之前的“革命”一词颇为神似。在那个时代，谁要是质疑“革命”，谁就可能闯下无妄之祸，轻则扫地出门，重则入狱杀生。这可能暗示，在经过27年高速经济增长不断神化之后，改革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是一种不能被证伪也不容被证伪的学说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宗教无异。人们只能遵从它、神化它，而决不能质疑它，更不能挑战它。事实上，在当下火药味十足的改革争论中，一批对改革怀有类似宗教狂热的人，正在不经意之间对论敌祭出了“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的帽子戏法。在今天，“反对改革”的帽子虽然不至于置人于死地，但也同样可以通过激怒权力而将对手置于政治上的困境。这种恶质的辩论倾向足以说明，我们对中国改革意识形态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在目前中国的改革讨论中，还有另外一种恶质的手法，那就是把对手暗中贴上左派的标签。作为中国改革的早期思想对手，左派一直具有某种道义上和智力上贬义。因此，蓄意将辩论对手置于左派的位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围观者道义上的义愤和智力上的蔑视，一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于是我们隐约听到了这样一种臆测：这场争论是一批左派分子发动的对中国改革的围剿。但令人迷惑的是，最早在2004年通过国有资产问题引爆这种改革争论竟然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郎咸平。莫非出生在台湾，在美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在香港的郎咸平也是一位正统的左派分子？实际上，经过27年的改革之后，作为中国改革传统对手的极左思潮（当然也包括极左分子）早已经灰飞烟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也决不可能死灰复燃。所以，将对手打成极左分子不是一种出于宗教狂热的臆想，就是出于一种对中国现实的无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目下的这场改革讨论都有害无益。它既无益于社会和谐，也无益于将本次讨论引向更有价值的主题。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在之所以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27年之后还会在今天引发广泛的争议，乃是因为改革的程序正义正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换一种说法就是，究竟应该谁来决定改革。究竟应该是由一批政府和知识精英分子来决定并利用权力强行推动改革，还是应该构建一种更加公平透明的公共政策程序由精英和大众一起来决定改革，才是当前改革的问题所在。关照中国27年的改革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由草根阶层自主创新的改革，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中国1970年代末期率先由农民自己发动的农村改革即是明证。相反，凡是没有经过广泛讨论而由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强行推动的改革，无不后果严重，败绩昭彰。当今激起极大民愤并正在成为反对者箭靶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则是后一种改革的显例。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27年改革历史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一种是民众通过权利或者准权利自发推动的改革，而另外一种则是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凭借智力傲慢并借助权力而强行推进的改革。前一种由权利发动的改革，具有公共和自愿的性质，而后一种由部分人推动的改革则显然具有强制的性质。不幸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改革如房地产、医疗、教育等改革则统统属于后者。而正是这些改革，在今天导致了人们对改革普遍质疑。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改革问题早已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也不是姓“计”（计划经济）还是姓“市”（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姓“公“（公共决定）”还是姓“私”（少数人决定）的问题，姓“民”还是姓“官”的问题。所以，今天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乃是赶快建立一套公共讨论、公共参与的改革决定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切实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中迈出坚实的一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今天在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说，要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并实现新突破。应该是对最近改革争论一次正式的官方回应。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胡锦涛所谓的“新突破”，要旨就是要使今后的中国改革具有更多公共讨论的性质，更多公共受益的成分。显然，在中国改革的主事者那里，改革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

当然，我们更希望位于左、右两极，正在为改革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先生们，赶快凝聚共识，共同推进这个这个迫切的议程。

事情正在起变化

2007-08-02

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对于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无为而治的传统智慧似乎并不适用。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车到山前更迷惘。在惊叹中高速奔进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的不是如期而至的加冕，而是空前的困扰和迷惑。这种感受，中国经济内部的当局者要比外部的旁观者来得更为强烈。

以媒体的标准，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迷惑和焦虑应该始于2004年。在这一年，一位矮个子的海归异类，从几个不起眼的企业案例入手，毫无前兆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震撼。从此之后，这位孤军混战的学者如入无人之境，将争论扩大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就是郎咸平。有人说，郎咸平的到来，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突然闯进了瓷器店。但在我看来，郎咸平更像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异教徒并以一种异教徒的亵渎心态，一举闯入了中国尘封多时的改革神庙。所到之处，神灵坍塌，罗汉倒地。焦虑与迷惑总是从神像的倒塌开始，一具维系了民族想象将近30年的圣像一旦还俗，迷惑与焦虑随即四处蔓延。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审视。几乎是在突然之间，GDP不再神圣，而变得像一头啃噬环境与资源的怪物；开放不再神圣，而更像是一个引狼入室的阴谋；财富不再神圣，而是一出上演过无数次的剥夺游戏。从2004年开始，媒体视角的陡然切换，使中国经济的一切辉煌纪录都变得令人狐疑。这就好像一部正在热闹上演的戏剧，猛然被人从后面拉开了幕布。一切都那么让人尴尬不已。

事实上，即便不是郎咸平，中国经济的种种危像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迟早。无论是愈益深重的环境及资源问题，还是不计成本的引资工程，也无论是积重难返的贫富悬殊，还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负债，都早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掩耳盗铃的危机边缘。这种一开始就蛰伏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的病兆，以一种与中国GDP同样惊人的增速复制着，繁衍着。终于，在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之中，它变成了附着在中国经济奇迹之上的一幅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

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沉浸在中国奇迹以及如何延续这种奇迹的想象之中，那么2004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则是这个奇迹与其影子的战争。显然，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无休止的增长，而是如何与隐藏在高速增长卵翼之下的敌人的搏斗。勿庸置疑，这种搏斗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而更加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丝毫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作为媒体，《董事会》杂志封面文章所记录的，正是中国经济在这两年中所真实经历的焦虑、困顿与挣扎。在忠实记录时代的同时，《董事会》杂志的全体同仁也惟愿：我们与这个民族一起深刻体认到的这种阵痛，是一次更深远，更伟大变革的端倪。

是为序。

(本文为《事变——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所做的序。

谁的镀金时代？

2012-05-15 ——《大拐点》选载之一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 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书第一篇“镀金时代”收录了我在2002年——2008年之间部分评论文章，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更多的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繁华世相之下本质上的内在紧张。毫无疑问，这种记录都是出自我个人有限的视角以及有限的经验。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以此为历史线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与明天。）

中篇 大裂变来了 2008

第六章 大裂变来了

大时代的大问题

2008-09-18

——接受价值中国网记者专访

价值中国：大裂变的含义是什么？

袁剑：大裂变是一个隐喻。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崩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解。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一直沿用的发展模式及路径可能正在遭遇重大问题，而与此同时，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在遇到严重的危机。这两个重要的背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路径都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想一个逻辑的结论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要的转变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剧烈的重构。与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同时发生的，首先是，在知识上对经济增长模式甚至工业文明本身做出一种全面的反思。然后则是，在政治及经济制度上的快速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旧模式难以为继，全球体系空前混乱的时期，而有意思是的那个时候也是全球制度尝试和制度创新最为频繁的时候。那个状况与今天颇为相似。可以说，谁能够在今天的世界上率先进行成功制度尝试，谁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中脱颖而出。所以我所说的大裂变，实际上是指制度的快速转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毁灭和创新同时发生的一个过程。任何转型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种全球性的转型呢？

我想提醒的是，政治及经济制度的成功创新是需要长期的思想资源积累的，当然也包括运气，就思想资源的积累而言，中国在前面三十年做的很少。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当我们被逼着要转型的时候，我们从上到下都有点手足无措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得非常坦率地说，我不是很乐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文章的最后发问：中国，你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所有大国来说都是非常紧迫的。我曾经跟朋友们说，我们可能又来到了一个大问题的大时代。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一时刻。

价值中国：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袁剑：我想这个主要跟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有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对国内的最终需求而言，中国的产能似乎已经严重过剩，而对于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而言，中国的资源却是严重的短缺。内需长期启动不了，造成了中国既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也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困局。这对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好像不太妙。

价值中国：你在你的新作《大裂变来了？》当中也提到，“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这应该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的问题。这是否体现了全球化的局限性？

袁剑：我认为将问题推给全球化，并不合适。中国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全球化中找到某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内部的体制呼应，这些成本就不会变得如此不堪重负，其持续的时间的也不会这么长。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全球化是难以规避的，有智慧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全球化，而不是在这场游戏中充当一个懵懂的牺牲品。

价值中国：西方学术界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你是否认同这种归纳？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剑：我觉得大致是这样。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替代，威权可以提供秩序这样一种公共品，没有秩序任何经济增长都是谈不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性是不断消解威权的，这就是说，威权不可能长期存在。这几乎是我们在所有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现的一个经验事实。这就引来的一个问题。没有威权之后怎么办？我们靠什么来提供秩序公共品？这才是今天中国真正要思考的急迫问题。

你所谈到的权威资本主义，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没有民主，也可以有经济增长……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老的问题，但似乎也是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的问题。正反两方都能提出各自有力的案例。就我们可以看到的案例而言，在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某种相关性。我更倾向于认为，应该将民主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来理解，把它从经济增长的及价值中分离出来，民主本身的价值及合法性不需要经济增长来加以证明。民主有其自己的功能，它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如市场经济有好的坏的一样，民主也有好的民主和坏的民主，在我的理解中，好的民主可以最大程度的消解剥夺，带来稳定，从而最终服务于社会发展。

至于你谈到的中国发展模式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首先，我看不到中国模式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创新，在精神面向上更是如此；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检验。所以，我暂时看不到，中国模式对国家秩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冲击是在规模层面的，而不是在模式层面的。

价值中国：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提出一个主题，就是从政治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思想，要求采取更多的社会监管和控制措施。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这是否意味着要么建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以管理全球化的社会，要么有意把世界经济分解，回到国家或地区的单位里？

袁剑：若干年以前，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调侃说，IMF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不过，它致力于推动的不是一个全球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在推动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当的。与共产主义一样，纯粹的自由市场只生存在概念世界中。重新塑造人性，使人们的行为完全适应于自由市场的假定，与强制人们去适应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并没有任何区别。我理解，全球自由市场与纯粹的自由市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具有乌托邦性质。在我的印象中，波兰尼的《大转型》写于二战前不久，之所以今天会被重新“发现”，是因为我们的确遭遇类似的历史困境。只不过，这一次的同样问题的规模及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当时。

你所提到两种可能都非常极端，在目前，我们既看到不到全球政府的任何可能，也看不到可以重新退回去的任何可能。我们只能在这个让我们既兴奋又苦恼的世界中去寻找出路。

价值中国：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否有再次终止，重蹈1914-1945年时期覆辙的可能性？如果让经济趋同的力量压倒差距扩大的力量，您觉得哪些机制最重要？

袁剑：在我看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不可能终止，这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的利润逻辑使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让全球经济更加紧密的一体化，但是，它也不可能像全球化信徒们所相信的那样会一路顺风。历史完全重复是不可能的，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陷阱都同样诱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命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坦率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详尽的统计资料，但在我的印象中，1990年代更加紧密的全球化以来，中国存在两种趋势，一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世界中产阶级在收入水平上的接轨速度相当快。不是吗？我们的中产阶级及富人们在消费上的胃口和胆量上不是正在大步逼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吗？而第二个趋势则是，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却显着拉大。显然，这是国内政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分配的最后决定者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缓解差距的最终机制也应该来自政治。当然，只有上帝才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价值中国：什么决定了中国路径的特殊？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是否会进入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扩张？

袁剑：中国改革三十年是在特殊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初始条件及历史事件都在不断推动及修正着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史路径。说什么因素完全“决定”了中国的路径，我觉得恐怕很难。机缘巧合太多，已经无法厘清。但有一些条件是始终没有太大改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分离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可能是，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这个高度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特殊付出方式及释放方式。

在我看来，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势头已经足够迅猛了，我想象不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将是什么样子。将这一轮全球化比作一轮牛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回落整理的过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下一步的扩张的话，我想其主要含义应该在于：各国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消化上一阶段全球化的后果。当然，这也包括各国政府在政治上更加紧密的协调。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第七章 裂变进行时

漫长的2008（上）

2008-12-29

什么词汇能够最准确地概括2008年的中国和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溃。

在这个还未完结的年份中，人们目不暇接地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几近完美的崩溃，从中国到世界，从资产市场到宏观经济，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间戛然而止。

此刻，惊魂未定的大众仍然处于危机令人窒息的追击之中，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虽然伴随着诸多偶然，但也绝不是祸从天降。

2008年的雪崩

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蹊跷地发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国南方，为2008年的中国做出了巫术般的预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将注定是诡异而又充满转折意味的一年。接下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股市崩溃、三鹿奶粉、以及惊涛拍岸的金融海啸，无不暗合了这个预言。显然，对所有这些事件加以解读并理解其中的神秘联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智力范围，因此，我们仅仅能够对那些我们可能理解的那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评论。

2008年，在经过长达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后，中国炙热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冷却下来，价格下滑，成交锐减。如果说在奥运会之前，人们还对房地产市场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预期的话，那么奥运会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逆转。

起始于1998年的这一轮房地产的超级牛市，大致有如下几个动力。一是所谓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变为个人购买住房。这个改革所释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级动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动力释放的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级动力，城市化所引发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进一步刺激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三个动力来自于投资需求。在其中，国际资本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投资和投机性介入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成分。不过，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个更加隐蔽和更加强劲的动力，那就是政府。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国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开始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而到了后期，房地产更成为政府推动GDP以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法宝。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则更是为其他行业所望尘莫及。以上诸多因素的不断接力，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超级周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土地市场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满了剥夺、腐败并因此充满了暴利，这使得各类资本对这一市场趋之若鹜，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市场的狂热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所谓独特的中国因素。因是之故，中国房地产市场才能够不断让预言家们名声扫地。不管他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土的专家。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无法阻止市场本身荣衰交替，牛熊循环的基本规则。在2008年，中国“特殊”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暴露了它早应该暴露的疲态。面对这个迟到但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调整，赚惯了快钱、过惯了好日子的房地产商们开始集体跳脚。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经历过完整市场周期因而也特别幼稚的中国的房地产商来说，这种反应并不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这个调整面前所表现出的轻率和疯狂。就数据和我们的观察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如果用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数来标示的话，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仍然相当于上证指数的5000点，继续调整的空间依然巨大。而就是在这样时候，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就开始紧急出台各种救市措施。从减税到降低按揭门槛，从直接入市购买到提供买房补贴，花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恐慌和急切程度，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有甚者，在东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禁止房地产商降价。要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地方政府这种利令智昏近乎弱智的行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价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内在的下跌趋势。同时，它也强化了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熊市预期，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加速下跌。显然，无论从房价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终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基本面因素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泡沫飞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一个从未见过的下滑周期的到来，潜在购房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将会恶化，这可能是压垮仍然在“负重死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将其最终推入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毫无疑问，特殊的中国因素仍然会在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强弩之末。所以，如果在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并将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经济整个拖下水的情况，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中理由其实十分简单：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还回去多少。从长期看，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这一铁律。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资策略中将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基本假设从降幅5%-10%扩大至35%-40%左右。

如果2008年的中国房地产还显示了某种“猪坚强”的韧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场标准的崩溃。在这一年中，中国股市一再打破人们的预期，从6000点一路狂泻到最低1600多点，最高跌幅达到将近75%。在前几年全球最牛的中国股市，2008年变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许多投资者都已经经历过好几轮牛熊循环，对牛市之后的熊市已经有所准备，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绝大多数人预期。这除了显示了那些在集体癫狂时还在高喊“黄金十年”的分析师们的轻佻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换一个问法：究竟有哪些因素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投资假设？无疑，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经济体，其高速成长的周期至少还可以再延续三十年。中国经济即便出现调整，也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周而复始的调整。这个信念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灌输和强化，成为中国大众思维框架中无需检验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股票市场即便发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调整，最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我们曾经笃信不疑的基础假设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就我们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超预期下滑可能是解释中国股票市场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投资者一直坚信的基本假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成长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蚀的话，2009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酷。

在上一轮牛市过后，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嬗变，那就是，大型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占据了绝对份额。从相当程度上，为大型国企和银行上市铺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动上一轮牛市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在上一个经济扩张周期中，中国这些巨无霸企业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但这些主要依靠垄断地位以及国家财政挹注的大型企业自1990年代末期逐渐成型之后，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下行周期，更不用说像2008年这样突如其来且毁灭性极强的下行周期。所以，这些大型垄断企业在即将到来的惨淡日子中的抗击打能力将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敢乐观。最新的证据是，中国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生大面积亏损，而这种亏损竟然出现在GDP增速仍然达到10%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如何应对。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在几年之后，中国的纳税人是不是还需要对这些大型企业及银行再来一次巨额的输血？在资本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则尤其如此。

中国股票市场的巨幅崩跌，虽然称得上是2008年中国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响层面以及让人意外的程度，无疑都远远不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所开始呈现出的突然失速。

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上半年还一路狂飙的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增长乏力的趋向，而到了九、十月份，这种减缓开始演变成高空坠落的硬着陆态势。各种公开数据的转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仅仅为过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这个数据更是跌落到5.4%，创2001年末以来的新低。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2008年11月的财政收入出现多年未见的同比负增长，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认为最能够真实反应经济增长的发电量方面，中国11月份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急剧下降7%，是198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与此同时，11月份发布的中国1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从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与这些宏观数据相印证的则是，微观经济方面所呈现的萧条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就是，需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位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头供货的朋友告知，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厂商突然之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原材料进货。而另外一位远在南方的朋友则透露，那边的港口出现了1989年以来最惨淡的景象。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诸多宏观数据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来所仅见。令人迷惑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急速转向几乎是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如履薄冰的中央政府虽然多少有所察觉，但下滑之快仍然让他们措手不及。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中央政府还在不断调高银行准备金及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但在几个月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却以罕见的频率和幅度大幅降低准备金及利率，并旋即推出了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你看到一个司机在猛踩刹车之后又突然猛踩油门，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紧急情况。这可能正是隐藏在中央政府看上去多少有些神经质般的政策急转弯背后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从决策层所表现出的“惊讶”中，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令人尴尬的集体失语中，抑或是中国企业界的惊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形式几乎毫无准备。这不啻于证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难以置信的好运之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智力缺陷——一种近乎蒙昧的自大和乐观。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机气味的竟然是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留意倾听他们含蓄的发言，我们或许可以更早地察觉目下这场危机。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温家宝，早在春天，温就直率地发出了预警，他说，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此，曾有人向媒体力荐温为2008年的最佳宏观分析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当有创意的幽默。不过，最困难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于奥运会、“神七”上天、雪灾、地震、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中国经济的突然失速无疑都是2008年头号事件，也必将成为2009年中国最重要的看点。在一个多年以GDP为中心，甚至为压倒一切目标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经济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惧的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值得补充的是，就个人的观察而言，中国所谓精英阶层中的悲观气氛也为二十年来所仅见。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怪异表现，究竟是一次短暂的意外事故，还是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后终结，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转捩点。然而，2008年并不是突然来到的，它不过是一段复杂而晦涩的历史最终显示了它惊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过去的三十年，那么，2008年的中国可能就不再会显得如此诡异了，而中国刻下的处境也会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漫长的2008（下）

2008-12-29

三十年未见之变局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于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之后，在人们对市场化的成果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中国独特发展模式所遗留下来的痛苦后果正在以一种尖利的方式被中国社会所感知。

1989年之后，合法性焦虑变成了中国政治中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疾病。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便成为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药方。如此，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中国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执政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低人权保障的发展路径。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水平。在经过10数年的酝酿并在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力冲刺之后，中国虽然录得了奇迹般的GDP增长速度，但其结构的扭曲以及内部问题的积累也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隐藏在这种不不寻常的消费率背后的，实际上是中国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表明，居民在国名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当今消费率比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内需长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所谓低人权成本指的即是这样一种情形。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另外一个畸形指标，也源于同样的政治禀赋。从毛泽东时代起，高投资率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一个恶疾。但这种疾病是否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根治，反而不断恶化。到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达到48.6%。就此有人调侃道：如果投资率按照这样增长速度下去，到2012年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的经济体。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这一点在中国以前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也正是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这样，中国过剩产能的投资者不仅没有受到市场的惩罚，反而获得了利润。这反过来鼓励了政府以及企业的这种微观合理，但宏观上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投资冲动。这种短暂的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十数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资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吓人。不过，超高投资率与超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组合要想得以维系其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在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外贸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到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4%的罕见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这意味着，中国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过于外部经济交换而来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重创。2008年初冬中国经济的急跌已经对这种危险性做出了经典的诠释。讽刺的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中国的主流舆论还在安慰公众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是健康的，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不出所料，这种肤浅的“专家言论”以最快的速度沦为了笑柄。事实上，鉴于中国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连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改革长期积累的问题借助金融危机所发出的一击致命的报复。容易看到，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虽然取得了独步全球的增长速度，但其经济的基本体质仍然有相当脆弱的一面。当然，按照官方的乐观看法，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一面，消费率低下正说明中国内需还有大幅提高的可能，产业落后正说明中国还有产业升级的潜力，我们不否认这种中国式辩证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显而易见，作为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这需要政治上的改变。提振内需，调整结构，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多年努力之后，不仅未竟其功，反而日行恶化，其谜底正在于政治之难。足可见，这绝对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

中国改革自1990年代之后，以GDP为唯一标准，以中国特殊政治禀赋为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夸张的扭曲，也同样在社会层面及精神文化层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后者，由于不会反应在具体的经济指标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隐匿和忽略。在这方面，最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之前，虽然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平等，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之一。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急速演变成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社会中被压缩的潜在愤怒情绪可谓相当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机袭来，这种愤怒情绪就可能称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团结方面的巨大破绽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2008年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危机最活生生的预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型的经济危机真的不幸到来的话，上述情形就将不再只是逻辑上和概率上的推论，而是中国很可能要直面的严峻现实。

不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精英到百姓，从政府到企业，几乎所有利益主体的压倒性行动文化。在这种毒性极大的文化中，人们被告知，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达到目标，最基础的商业伦理及文化准则都可以弃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当今中国在文化精神层面这种最真实的面貌。在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所展现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性格，为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甚至直接示范的作用。我们不能想象，构筑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如何能够应付一次巨大的经济冲击？当然，如果继续享有好运气的话，我们仍然可能侥幸过关。但一个只能不断祈灵于运气的民族又是一个何等脆弱的共同体，而其离所谓崛起又何止于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不愿相信，但我们必须非常遗憾的告诉人们：这的确是在危机日渐迫近的2008年，中国社会真正的精神基础和起点。物质的成就可能因为一场危机而一夜散尽，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成为危机中最坚强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更接近危机。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示的那样，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本身制度变革的结果，也是1990年代之后全球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以美元为符号的全球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隐形但却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冷战之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美国意识形态的魅力，这个全球体系急速膨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巨型人口国家完全融入为标志，这个全球体系达到了其巅峰时期。然而，巅峰从来就意味着衰败的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盛极而衰的一个明确信号。其本质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在相当程度上，次贷危机就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有人戏称：次贷危机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国（像一个劳模一样扮演全球消费火车头）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不支倒地。显然，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也不是哪一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数神话的体系的全球体系的危机。也只有在全球体系的视角上，我们才能够更加接近目前这场危机的真相。与发生在体系边陲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平息，乃是因为作为当时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依然强劲，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就此而论，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远为不测。道理非常简单，心肌梗塞要比局部病痛危险得多。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得知，美国及其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何时能够修复，这场危机就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已经了解，发达国家（尤以美国为甚）的消费需求多年来一直是通过金融杠杆被“吹”出来的，随着发达国家从企业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时代的到来，这种需求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可能还刚刚开始。接下来要发生的，则是体系内从金融到实体、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的一个全面负反馈——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迄今可以旁证这个趋势的证据是，全球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时陷入衰退。这种情形是二战之后从未见过的。与此同时，那些原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危机中迅速显露了他们对体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这些以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能够一夜之间转型并拯救体系危机，不仅在经济上不现实，而且也将与目前的全球政治权力格局发生严重冲突。这提醒我们，全球体系的确遭遇到了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局面。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最终会指向哪里，但显然，变局已经开始。

如果说前面十多年是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急剧扩张的时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则是这个体系不断收缩的时代。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全球体系前景。不确定的则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大国承受不了这种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而导致政治上的巨变，那么，二战之后的这个全球体系的爆炸就会立即被引发。老练的投资者都知道，不确定是人类智慧的天敌。无论是确定的经济收缩，还是不确定的体系爆炸，都将是中国在2009年的将要面对的艰难处境。

虽然预测一向被认为是一件愚蠢的事业，但一些与中国高度相关的重要趋势仍然值得我们冒险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现大幅贬值，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其二是，在中国，虽然当局已经紧急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下滑的幅度仍然超过预期，中国延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可能被迫放弃。其三，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国内积累多年的各种社会矛盾趋于临界，被搁置了三十年的政治改革将会重新获得动力。往更远处看则有，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休克之后，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也将面临退潮。继之而起的是各种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兴起。无疑，这将是一个大时代。

无论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一幅未来图景都已经无比清晰：中国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见之变局。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危机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崩溃，它同样意味着涅盘，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今天，我愿意以这样一种态度期待中国的2009。正如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讲所说道的那样：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

2009-04-28

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样的失业？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农民工将成为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力最脆弱的群体。

无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会。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与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警察。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 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即失业”的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的革命中已充分显示过一次。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大学生群体的处境跟农民工并无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的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更令人悲哀的了。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着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与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1990年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并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年1月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新政府最新提交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机中将最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几次一样很快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 年，将有多达5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从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2008年9月起，中国近十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他们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也基于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这些群体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堪称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不过，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

事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该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财政已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引发的后续反应，可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媒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今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直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观察。

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买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形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

社会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进而强调：除非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应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

陌生的新世界

2009-07-25

GDP从一季度的10.6%急剧跌落到四季度6.8%，PPI从8月份的10.10%陡降至12月的-1.1%。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无疑是十分让人惊骇的。与此相应，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让人惊骇。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上半年中国经济管理当局连续加息五次，不断提高准备金，甚至不惜祭出计划经济时代的贷款规模控制，而到了下半年，宏观政策则突然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操作：连续减息、不断降低银行准备金，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推出了史上最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转换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这种过山车式的体验，让2008年成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最充满意外的一年。而其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则相当令人难堪：我们对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已经透彻了解并可以熟练驾驭的经济实际上相当无知。这可能是动人心魄的2008年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而它的另外一项必须马上予以重视的遗产则是：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已经越来越低。资产市场的大起大落我们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实体经济及政府经济政策如此大起大落则相当罕见。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这或许与全球化越来越深化有关——它导致经济体系趋于高度复杂；也或许与媒体及互联网日趋发达有关——它让信息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微观主体的预期和行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波动。但不管如何，实体经济稳定性以及可预见性的大幅降低是日益显见的一个事实。如果这个判断多少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很容易联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或者更具体地说，在2009年，我们会不会再经历一次经济以及经济政策的大起大落，再来一次过山车式的游戏？

这个想法听上去有点荒诞不经，耸人听闻，但也并非全无理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在经济危机最终爆发之后，全球货币当局以前所未有的赌徒心态在放松货币供应。数据表明，在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的基础货币在短短三个月之内翻了一倍。只不过由于货币乘数的急降，这些高能货币暂时没有发挥作用而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在中国，货币供应的翻转情况也同样惊人。在12月份，M2在连续多月下滑之后，急速反弹，环比增长3.02%，M1也呈同样趋势，12月份环比大增2.26%。在贷款方面，12月份贷款增速高达18.76%，比上月末高2.73个百分点，而根据温家宝在达沃斯会议期间所披露的数字，在1月份前20天之中，中国的新增贷款就已经猛增9000亿元。难怪温家宝很有信心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初步迹象。不过，是不是复苏还很难说，但全球印钞机在疯狂运转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货币供应的泛滥可能推动经济尽快复苏，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货币政策完全无效的情况越来越常见，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货币政策失效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另外一种可能是，它可能带来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据此，一位美国作者评论道：由于顺差的持续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以及中国最近采取的各种增加流动性的措施，到2009年年底，中国基础货币的供应将在目前的数字上翻倍。他进一步非常肯定地推测到，届时，中国将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确，只要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各种资源及大宗商品的紧缺就是一个长期趋势，泛滥的货币就可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一个适当的借口，重新点燃通胀之火。这个预言如果成真，那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过山车体验可能就只是热身而已。显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既然全球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难以理解和变幻莫测，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这种可能性就不能不查。常识告诉我们，泛滥的货币总会寻找出口，不是往这个方向，就是向那个方向。现在，货币之虎已经蹲伏在暗处，只等适合的猎物进入它的伏击圈。在我看来，在2009年的中国，泛滥的货币最有可能寻找到的猎物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并造成这个市场的暴涨暴跌。与实业相比，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对于充满恐惧但同时也充满发财欲望的货币持有者们，短期牟利的最佳去处无疑就是资本市场。果真如此的话，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就可能会经历丝毫不亚于2008年的脑震荡。或许，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2009年走完之后，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幅完全超出我们经验及想象之外的图景。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捉摸。而笼罩在我们前方的不确定性，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让人惶恐。或许，我们唯一清楚的是，这将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中国经济或陷于一片火海

2009-07-24

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产能无法倾销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庞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在今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跑步进入泡沫经济

2009-08-07

（本文为中国改革杂志所撰写的专栏，尚未发表，请勿转载）今年年初，在同一个专栏中，我曾经提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将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之中，战后60年中积累起来的宏观管理智慧都可能不敷应付。半年之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似乎正在逐渐露出它的庐山面貌。就中国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则是一个愈发清晰的泡沫经济的图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紧急开动印钞机，大印特印。其本意是，在金融市场遭遇流动性枯竭，濒临崩溃之时，以政府之力推动市场重新运转。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受惠于金融封闭，（当然也受惠于所谓后发优势，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各种有毒产品），因而免受全球金融系统的池鱼之殃，金融系统完好无损。但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对全球市场之依赖，却远胜于其他经济体。外需的损失对其经济的打击之重，同样有灭顶之虞。因是之故，中国也只能有样学样，疯狂消耗印钞纸，大印特印之，以弥补外需之害。不特于此，中国自恃财政雄厚（实际情况远非数字表现那么令人放心），政府出面，以各种方式大把撒钱。其慷慨、豪迈之势，不遑多让。以至于被全球媒体捧为刺激政策力度最大者。当此紧要关头，反对者即便直觉其中的危险性，但由于无法从逻辑上加以严密说明，也只能嘟囔几句之后，闭嘴了事。

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本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是历次经济危机之中，政府的必用之策。其效果虽然从未被确证过，但看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所谓as if），也就一直被当做一种处方接受下来。在我看来，诸如之类被经济学们视为已被科学论证过的所谓宏观政策是否真是那么回事，其答案远未可知。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今日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经济的境况，已远非这些政策发明之时可以比拟。同样的宏观政策，刺激出大为不同的经济政治后果，则实在算不得太意外。就中国而论，在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与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半年之后，实体经济是否真的企稳仍未可知，但资产市场已然泡沫横飞。换言之，泡沫经济已经抢在实体经济恢复之前向我等跑步而来。如若不信，看一看地王频现，价格飙升的房地产市场，看一看不断放出成交天量的股票市场，人们就能知之一二。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历了2008年的冻结之后，从2009年年初的逐渐恢复，到年中则已经达到几乎迷狂的程度。即便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疯狂的2007年，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读者高明，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所谓泡沫经济并不是指资产市场中的泡沫，而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而财富也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日渐萎靡，大量，尤其是主流资本涌向资产市场以追求更高利润的经济发展阶段。

证诸历史，泡沫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1990年代之后，以及美国21世纪之后，都出现过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泡沫经济。其后果则是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所谓“失去的十年”，以及卷起全球惊涛骇浪的所谓美国次贷危机。让人无奈的是，泡沫经济并不会因为其后果惨痛就不再发生。如其不然，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解相当深刻的美国和日本就不至于出现这种贻害甚深的泡沫经济了。并不需要借助那些让人迷惑的术语，用还原的方法就能知道，泡沫经济实际上隐藏于人性之中，并不容易根除。其基本成因是：人人都想不劳而获，人人都想不劳而发大财，不劳而成为超级富豪。在现代金融市场未发达之前，这种根植于人性的梦想多少只能通过进入实体经济或者攫取政治利润而实现。而在金融工具发达，金融市场之深度、广度远超从前的当下，通过进入金融市场而攫取巨额利润就是一条可行之图。而如果，实体经济投资风险巨大，政治利润可望不可及，那么进入金融市场一逞其愿，则几乎成为必然。可以观察到的是，日本以及美国的泡沫经济都是在其实体经济的全球扩张受到阻碍之后发生的。金融市场的泡沫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金融市场的泡沫就可以越吹越大，参与者就可以混迹其中，玩得不亦乐乎。其持续时间之长，会远远超过书呆子们的理论猜测。这也是很多书呆子们经常在金融市场闹笑话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泡沫经济能够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形成自我循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能够在一定时间以及某种程度上拉动实体经济。这不仅对资产市场最终取决于实体经济的传统智慧构成了某种戏弄，也很容易迷惑经济管理者，以为实体经济已经重回正轨，可以高枕无忧了。

金融危机之前，伴随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困境，实体经济继续高速扩张就只剩下对外出口一途。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前夜，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及至金融危机一夜袭来，外需彻底崩溃，泡沫经济则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当此时也，中国货币当局为挽经济于不坠，勉力维持8%的安全速度，开始大肆放水，通胀预期也随之腾升。货币是泡沫的基础，通胀则是泡沫的借口，两相契合之后，三十年积累的财富以及不断杠杆之后的资本，就如水银泻地般的涌入资产市场，终于要汇成金融市场的滚滚洪流了。就在年初，温家宝总理还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的发誓，要将全年贷款推高到5万亿，但时未过半，贷款已达七万亿之谱。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扯了一年地气之后突然狂飙突进，股票市场也飙升翻番。看来，我们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银行业放贷的雄心和能力，也大大低估了中国进入泡沫经济的惯性，坦率说，就在年初，本人也以为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多少具备了某种健康的自我约束能力，半年下来，我们或许要重新评估中国银行改革的成果。不过，可忧之处不在于泡沫经济本身，而在于泡沫经济所制造的增长假象。举例来说，房地产交投激增，价格攀升不仅可以刺激上游房地产投资，对于财政吃紧，左支右绌的地方财政也如久旱甘霖（顺便说一句，现在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们，正是号准中国经济这根脉，才敢在房地产明显高估的情况下，以 “猪坚强”自勉了。）而股市的热络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也多少可以奏刺激消费的一时之功。如此种种，都多少能够对实体经济形成拉动作用，进而形成一种真实的印象：泡沫可以带来增长。虽然各国政府无一不知泡沫经济的危害，但各国政府却鲜有主动戳破泡沫者，而在实体经济低迷之时，各国政府甚至主动培育泡沫，谜底端在于此。要而言之，在泡沫经济时期，资产市场的泡沫已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一时期，货币政策已经很少能对实体经济起作用，而主要对资产市场起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与平时相反的刺激循环。这就是说，没有泡沫就没有增长，没有泡沫就没有利润，是所谓泡沫化生存是也。越来越多的证据和迹象让我们确信，中国经济正在疾步进入这个盛极而衰的危险时期。

去岁以来，中国经济管理者以罕见力度奉行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是不知道其中利害。然放松虽有远期的通胀与泡沫之忧，而收紧则要冒现时的萧条之险，无异于政治自杀。孰轻孰重，实在是一目了然。当今主事者都是智商极高的人精之辈，岂能不洞悉个中堂奥？于是乎，大力放水救急而将风险推向未来便成为唯一选择。或许，经济管理者打的如意算盘是：在国际市场形势逐渐好转，实体经济确定启动之时，迅速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此这般，既救了一时之急，又能免除远期之患，最终走出一条两全其美复苏之路来。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外部需求的回升实在是小概率事件，而所谓内需的提升潜力实际上也有夸大之嫌。对此，不可寄望太深。换句话说，要一如既往的保持8%的增长，只有以泡沫经济为代价。即我前面所说，在泡沫中增长，在泡沫中生存。没有极其宽松的货币，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继续保持8%，而一旦稍稍收紧，不仅泡沫破灭，而且实体经济也可能立即显出原形。一如一个濒危之人，在打强心剂的时候，似乎一切如常，而一旦拿掉强心剂，就可能立即死掉。我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很难全身退出目前这种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之时，即是中国经济失速之际。

泡沫之害，人尽皆知。但在今日之中国，增长已经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除了增长，任何其他目标的排序都可以任意变动。什么结构调整、什么社会、政治改革，在危机之中已然被一风吹了。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

鉴史知今，但所谓知，其实也不过是略窥一二。然而，这窥来的一二之知，远远不敷决策之用，到头来实际上还是无史可鉴。于是，在历史的要紧之处，决策者往往不能求其全，而只能向一边下注了。念及于此，目前局面，的确难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们，其情可原也。不过，作为旁观者，我们还是要问一句：泡沫之后呢？

坦率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狷狂表现，都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之外那么，在想象力之外，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朋友，这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超级熊市

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0-06-27

限于篇幅，南方周末只能刊发本文的一小部分，其中许多论证部分都被拿掉。在这里将文章的全文贴出来，或许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逻辑。这篇文章的题目在半年前就写下来，此后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这个结论。坦率说，直到目前，我对自己的判断并不完全有把握。谢谢各位好朋友。

2010年0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 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 点巅峰之后 ，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 莫展的经济低迷。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轻率的学术简化。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 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 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还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 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换言之，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 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三十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 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 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 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这是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 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 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 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 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的竟然高达十万亿之谱，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2009年年中，我曾经说明（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一文），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 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有史可鉴，几乎所有 的大型泡沫都暗合了这种历史背景。最为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及19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而2009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则疑似这一黑色历史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 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 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 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与官方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温和 与理性不同，在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房价实际上暴涨了一倍之多。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 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 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 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这显然是泡沫侵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种中国形式。诸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风 险的时候，大多以中国房地产投资居民部分的低杠杆率安抚我们，但如果考虑中国地方政府疯狂的高杠杆率，这种安抚就多少具有麻醉的意味了。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 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 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很显然，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独特而强劲的表现，绝大部分是依靠泡沫堆砌和支撑的。这与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各级政 府对GDP在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因而对推动泡沫经济情有独钟，这个泡沫的潜在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上述两个。

它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模式却在全球受到了最隆重的膜拜。而正是凭着轻松 实现的高增长和这种廉价恭维所激起的幻觉，很多人不仅以为中国又回到2008年之前的黄金时代，甚至全球也进入了中国时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悄悄地走入了泡沫经济的晚期。顺便需要 提到的是，普遍的乐观情绪从来就是泡沫经济的一种典型征兆。去年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曾经设问：泡沫之后呢？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反应在宏观经济管理思维中，这种迷信就变成了：我们仍然处于某种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小心翼翼的调控， 我们就能继续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并且在快速增长中实现向好的增长的转型。在这里，一个没有明言但却非常清晰的优先秩序显然是：速度在前，质量在后。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对于速 度的高度依赖也迫使经济管理者选择这样先后秩序。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容易看到，对于这种转型，中国的最高管理者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认真的。 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 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 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的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 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悲观的视角看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所谓“战略机遇期”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战略挑战期。那种低通胀低泡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许永远不 会回到我们中间了。只要我们不是被疯狂意念占据了灵魂的赌徒，这种转折图景就清晰可辨。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 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 料。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从GDP 的构成观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看清这个格局。

事实上，我的推测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在2007年已经达到瓶颈状态。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 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如果真的以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短期危机，外需将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恐怕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2009年令人同情但显然具有赌博性质的刺激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 是建立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的。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外需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 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在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 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 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 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在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 ”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 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 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至于那些真以为政府一支持，就能 搞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就更接近买彩票中大奖了。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的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 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 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当稳定的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 刺激以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 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 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 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 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就在当下，各类媒体上还充斥着所谓“二次探底”的看上去颇为“专业”的言论，似乎中国经 济真正复苏过一样。事实是，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一个依靠高强度货币强心针维持着的经济体，何来真正的走出危机呢？一旦拿掉强心针病人究竟是死是活，恐怕谁都不敢赌这一 把。危机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真正需要担忧可能不是经济的所谓短期的二次探底，而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趋势。棘手的是，在病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高强度货币激素所吹出的泡沫和 通胀并发症都已尾随而至。如果不紧货币，不仅泡沫会越吹越大，通胀也可能很快成为脱缰野马。2010年三、四月份的数据已经清楚的显示了这种趋势。显然，这不是现行政治及脆弱的社会体系能够 承受的。但如果紧货币，则泡沫可能立即破裂，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增长也可能突然失速。这种后果也同样是政治上不能承受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迹象在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同样有所反映。在货币增 速以及信贷仍然处于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滑落态势，很可能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骤然下滑。对于传统宏观管理智慧而言，这的确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有论者根据 通胀上升迹象判定，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但种种迹象显示，在产能仍然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引起的，而更有可能是成本的刚性上升推动的。而其中诸多成本（ 比如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等）的上升都是长期趋势。需要提到的是，房地产泡沫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城市新移民的长期预期成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城市化。在产能大量过剩 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胀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要基础资源已经达到国内瓶颈。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原材料的需要大量进口，但其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2007年出现的情况。在上 一轮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了多年之后方才出现通胀，而在这一轮，仅仅一年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苗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在去年，我曾经对中国经济作出三种可能假设（参见： “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挑到了最差的那一签。而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开始则幽灵一样翩然而至。

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两边都是政治悬崖。于是，维持现状呆着不动就变成了最好的宏观决策。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如果不是完全失去腾挪余地的话，空间也已相当逼仄。中国 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到 现在，它可能终于要停止摆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经当做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没有猜错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宏观调控将处于动辄得咎的狼狈处境。或者换句 话说，对于现行政治机器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可能已经无能为力。而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 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正在逼近一次极其痛苦的历史选 择。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也相当值得同情。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 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 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 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或许，这反而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窃以为 ，中国的政治家甚至应该以最坏的经济情境作为执政假设。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处，如果政治家还像技术官僚一样着眼于短期和技 术思维，甚至成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木偶，则可能雾失楼台，铸成大错。无论作为中国奇迹的招牌还是作为政府控制能力的关键来源，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是相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而 主动戳破泡沫直面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有必要特别提醒一部分加大刺激论者的是：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那是因为美元 引起的通胀可由全球分摊，但中国这样做，其后果就只能由中国人独自承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但无论是继续从紧，还是重新放松，抑或如当前这样维持现状，我都倾向于认为：一场大型的且 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30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 熊市。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大概是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们（他们大多是中国特殊论者）借以自我安慰的唯一可靠的逻辑。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 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小数。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升幅度，非但大幅超越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越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是，中国目前 这个超级地产泡沫如欲平稳收场，大概就只能依靠怪力乱神的帮忙了。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以偿。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可怖前 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不管是货币政策哪怕稍微的 收紧，还是一小撮机敏的投机者的率先抛售都可能导致这个死亡螺旋的启动。一如气球被吹到极致接近破裂的那一刻。除了那些对金融市场波动缺乏基本教训的人（可惜的是，中国房地产投机人群中 充斥着这种鲁莽的博傻者），任何熟练的投资者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的疯狂拉升感到恐惧。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的末端信号，也是价格操纵者宰割羊群的饕餮季节。所谓欲让 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疯狂者的行动逻辑如此简明而又无可辩驳：明天会有更高的价格。

而更加强烈的信号则来自于我周围那些持有大量房产的朋友们。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凭借非常有限的投资经验，他们以为房价在盘整 之后，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上扬。在其中，参杂着这样一个赌注：从以往中国经济管理者在房地产调控中屡屡表现出的投鼠忌器，他们打赌管理当局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不过在我看来，在目前极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实施货币刺激，导致的经济混乱与通胀压力将是巨大的。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除非中国经济管理当局一味蛮干，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再度放松货币政策的 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房地产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牛市，也仅仅经历过一个牛市。这种痛快的财富增值经验是如此片面而又偏执，以至于更像是受到了一种幼稚信念的麻醉。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2010年的春天对于房地产投机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季节，但这一年的终 局却可能成为埋葬他们梦想的一个巨大坟场。接下来我们唯一要谛听的就是，泡沫最终破裂的那一声凄厉的巨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银行业，城市居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构成沉重打击。从中国各类银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的迹象来看，他们似乎对此 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这种打击可能远远不是目前静态的所谓压力测试所描述的那么乐观。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 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 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 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通过紧缩、萧条乃至对房地产巨富征收惩罚性税收，以清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重新塑造其健康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 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 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 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 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 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 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这在中国这个事实上不允许罢工的地方是 相当罕见的），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将劳动力价格上升完全归结为所谓劳动力短缺简单的供需逻辑）。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 地方，不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 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 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市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要言之，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 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的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有鉴于此，在2500点惊呼股市 已达历史估值底部的分析师们，实在应该被划分为可爱的纯粹经验主义者。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着降低。无法 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着低于前面三十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 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十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 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蓝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 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僵尸公司买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倍时，其pe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属于此类。这意味 着，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不断向下调整的压力将非常沉重。黄金十年的戏剧刚刚开场，却已戛然而止。投资者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那些行业发育尚不充分，或者真正赌对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抑或 确实凝聚了超人智慧的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能突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限制，而获得大幅成长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些公司少得可怜，因而也很难支撑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人们有必要记住 ，在增长速度显着降低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非常剧烈。一批公司的消失，会是这个熊市剧本的主要剧情之一。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 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以官方论述，中国下一个阶段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很清楚，这不过是一个更复杂过程的委婉表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 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 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 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 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利与权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 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是草根者的公民权利的落实问题。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 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毫无疑问，在下一个转型阶段，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重要 基本面的社会及政治环境背景，极可能具有高度不稳定及低能见度的基本特征。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及经济波动，将可能更为频繁。这一点，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非常不同。日本在经济 下滑以及泡沫破裂时，社会贫富差距极小，政治体系也具备足够弹性以吸纳各种冲击。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恰成两极。显而易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长期调整将处于更加动荡的社会与政治背 景之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几乎同步开始的。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更多自由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更多福利的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这种 挑战不是那种成长之中的烦恼，而是那种逐渐衰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体系中所激发出的各种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前景将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来。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 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挫折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空前混乱。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以美为师”模仿阶段之后，突然之间，老师也变得令人生疑起来。很清楚，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 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 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谓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另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三十 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 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

2010-10-21

任何一位期望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人，只要愿意了解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对比，那他一定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

在中国房地产巨大的泡沫游戏中，处于多头一方的，都是当今中国最为显赫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位列首位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官员政绩，还是地方财政及gdp的考量，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最大的激励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可谓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其中理由无非利益二字。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稍有政策松动，各级地方政府便雷厉风行，密集出台各种房地产刺激政策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在2010年中央政府开始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则是虚与委蛇，能拖则拖。今年以来，处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虽然也有个别地方大员祭出住房消费税之类的把戏，颇有一点对房地产泡沫大开杀戒的势头，但地方财政对土地泡沫的巨大需求使然，个别地方官员对房地产泡沫的特殊态度，至多能起到某种政治宣誓的作用。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天不结束，地方政府就始终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死多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地方政府只享受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利益，却丝毫不承担泡沫破裂的责任，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泡沫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与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并结成稳固同盟的另外一只多头力量，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在这些房地产商中，虽然各有各的算盘，但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价格泡沫，泡沫越大，他们赚得越多，即便冷静如王石者，恐怕也不会与泡沫过不去。说归说，长远利益归长远利益，短期暴利毕竟不是坏事。至于泡沫破裂谁来兜底，地方政府尚且不顾，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们又何须替古人担忧呢？所以，只要可能，他们就会采取诸如信息欺诈，游说政府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一直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房地产商队伍中，近年来杀出了一路黑马：央企。由于在资金成本及实力上的特点，以及在人事上与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上的特殊勾连，央企的加入，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变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空前的软约束化。与一般的地产商不同，央企的管理者们，完全不需要为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承担任何个人损失，短期的泡沫越大，对他们越有利。在所有的房地产公司中，央企最有动力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不止于此，今日央企的软约束已经远不止事后的免责，而更在于他们在事前对政策的游说，而这种政策的游说也绝非局限在传统的部门范围，而是直及货币政策。任何资产泡沫，追根究底都是货币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影响了资产泡沫的最源头。去岁以来，中国一反其他新兴经济体逐渐紧缩之势，货币政策欲紧还松，态度暧昧，虽不能完全归于央企之功，但与他们对政策钳制显然也有莫大关联。放眼经济领域，最大的软约束，莫过于货币政策之软约束。其结果自然是货币充斥，价格腾踊，全民买单收场。在一年多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企房地产异军突起，在泡沫面前全无惧色，频频刷新地王记录，实在是其来有自。而这也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色之一。对于这些后起之秀，老牌民营房地产商们可谓亦喜亦忧。忧的是，他们可能挤占自己的市场机会，喜的则是，这些不要命的官商毕竟在市场摇摇欲坠之际，延长了泡沫周期，为他们壮了胆撑了腰。

不过，如果仅仅只有地方政府，房地产商的做多热情，没有银行一边倒的信贷支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烈火喷油，日剧一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银行业在靡费数万亿公帑救助之后，得以幸存。以迄于今，不仅市值独步全球，而且在风险管控，经营管理方面据说也已脱胎换骨。而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事实则让人忧从中来：中国耗资巨大的银行改革成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中国银行业不仅业务高度的同质化，其最终的责任约束，似乎仍然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依然是那些调动频繁的行长们的最高利益。在利差收入还是中国银行业绝大部分利润来源的情况下，多放贷则都获利，于是，各大银行蜂拥放贷，一举而促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信贷狂潮。但一旦周期翻转（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银行业无疑又是坏账如山。这种悲剧在金融史中俯拾皆是，在中国更是十年前刚刚发生的故事。但短期利益所系，似乎没有人相信悲剧会重演，他们宁愿相信，中国的经济以及房地产将是历史上的特例。中国金融业乃是技术精英云集之地，本应在市场狂热之时表现得更为理性，但他们在近几年的表现，让人有一次看到了，泡沫的狂热会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一个民族的理智。不过，我不太相信中国金融业全是这般见识浅陋之人，我以为他们更加隐蔽的算盘是：反正银行也不是我的，最终大不了中央银行或者中央财政再次兜底（实际上是全民买单）。要烂大家一起烂，银行家个人的责任都可以归咎为所谓系统风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只要宏观形势暂时不翻转，房地产短期内不崩盘，争先恐后放贷争取短期利润就成为唯一理性的行为，而那些审慎经营的银行看上去就更像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书呆子。如此博傻，夫复何言。要而言之，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竞相向房地产业放贷，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腾升，都符合银行家们的利益。如此制度约束，中国银行业不成为房地产的多头反倒可能是咄咄怪事。

在中国房地产格局中角色最为微妙的是中央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其处境也变得相当痛苦。一方面，他们需要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另一方面，不断腾升的房地产价格所引起的广泛民怨却在不断吞噬着这种合法性，更为要命的是，随时可能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毁掉中国的金融系统并引发经济休克。这两种主要的厉害计算左右着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其最终决策取决于他们这种计算结果。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虽然房地产已经逐渐导致了系统性的民生问题，但其对中央政府的正面价值显然大于其负面价值。这也是中央政府尽管不断出台各种抑制泡沫的政策，但却始终不敢下重手的原因所在。及至金融危机，出于反危机之需，房地产更是万千宠爱积于一身，中央政府不得不食言自肥，重新出台刺激房地产的各种政策。直到目前，中央政府的官方态度仍然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这一点上，素以坦率鲁莽着称的任志强先生的看法，的确相当精准。他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纠正媒体对中央政府态度的错误解读：政府从来没说要打压房地产，只是希望房地产价格稳定。任志强先生的话翻译一下实际上是说：别看中央政府叫唤的厉害，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潜在的多头同盟军。纵观近十年来中央政府在房地产上的作为，虽然表现摇摆，态度暧昧，但如果将其归于多头一方，虽不中亦不远也。有趣的是，中央政府这种反反复复、投鼠忌器的政策表现，不仅没有抑制住房价，反而造成了广泛的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唯一能够左右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因素，所有的下跌都是中央政府的打压政策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力量所导致的。于是，房地产投机者与市场的博弈变成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不幸的是，中国房地产的投机者们早就看透了中央政府的底牌：出于gdp的需要，中央政府即便暂时抑制房地产投机，也不会将房地产往死里整。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投机者们则祭出托字诀，坐等中央政府的下一次妥协。在这样一种意志的较量中，过往十年的记录表明，形形色色的市场投机者们几乎完胜。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屡次房地产调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相反的助涨作用并延长了泡沫的时间。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那些拥有大量低成本住房的各类、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头利益集团。而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也一直受制于经济增长之紧箍咒，而屡屡诚服于这个集团。而反观空头一方，仅仅只剩下那些尚未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以及进城的农民工了。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几乎可归为最弱势之列，其政策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这种力量与强悍无比的房地产多头相搏，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即便是这些人，一旦他们买房之后，他们就会立即转变为多头一方。毕竟，又有谁愿意自己的资产缩水，甚至变成负资产一族呢？如此看来，除了那些在现行房价下已经彻底沦为看客的潜在购房者之外（颇有创意的中国房地产商们为他们发明了一个颇具羞辱性的别名：刚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净多头格局。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坐等某种神秘力量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泡沫化，从而从中渔利。以这样的力量对比，不少人可能真的相信：中国的房地产真的会涨到天上去。然而，有经验的投资者都知道，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换言之，市场反转的时候可能越来越近。其中道理非常朴素：所有的多头力量都已经满仓入货，再也没有新的资金可以推动价格继续上涨。当那些刚需们被迫追涨蜂拥入市的时候，中国房地产的多头力量正在逐渐被耗竭。在这方面，迹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有数据显示：中国的首次购房者的年龄正在快速降低。在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下降到27岁。这个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水平的数据表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正在被迅速耗尽。当很多被认为不该买房的人都在买房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牛市接近终点的有力证据吗？这就正如当不该买股票的卖菜老太太都在买股票一样，将被熟练的投资者视为市场噩耗。顺便要提到的一个信号是，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为决绝的空头——一位叫“牛刀”的先生，最近也已经向多头投降。开个玩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牛刀先生视为市场一个灵敏的反向指标。多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股票市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市场必须有摩擦力，如果失去摩擦力，市场就会飞出去。而飞出去的结果就是重重的跌落。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们万众一心、合力做多的2009年，与之何其相似乃尔？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难道不是真的飞出去了吗？一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力量，毁灭他们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世事如此，言之可叹。

凭借逻辑上的证据，（包括中国房地产的空置率、自有住房率、租售比、房价收入比、尤其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以及市场经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的放量暴涨，已经耗尽了这个市场绝大部分多头力量。这一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十二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而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其在顶部的最后挣扎。接下来的将是一次漫长的，惊心动魄的下跌。如果你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景象，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标准的蓝本。鉴于中国房地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透支程度，在我看来，中国房地产几无软着陆的可能，而很有可能是一场雪崩。

在论述人类的农业及畜牧业革命时，汤因比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革命，更是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美德，人们已然认识到：“他们无论怎么饥饿，也绝不能吃光种子或杀掉为他们提供奶水和补充畜群的母牛，母羊和母山羊。”而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根本背离了这一文明得以延续的美德。

在牧场被啃光、只剩下那些凶猛的动物的时候，猛兽之间的相互撕咬就可能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目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样一场战争的边缘。

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房地产套牢中国》，意思是说，房地产作为一个奇特的行业，已经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进而也将中国经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5年多过去之后， 这种捆绑不仅不见放松，反而更加紧密（我相信已经有人透不过气来）。如果说那个时候这还仅仅是一种趋势，那么现在房地产可能已经真正套牢了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死结。不过，西谚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房地产的死结也会因为利益的分野而被打开。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给他们带来的价值。不用我算，在前面十余年，房地产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正面价值远远大于负面价值。但此一时彼一时，眼见得泡沫愈大，金融愈危，民怨愈盛，中央政府的算盘就可能打得不一样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虽然仍不可小觑，但也不是完全无法替代，比如多建廉租房，也同样可收拉动经济之功，况且在经历十数年的高速增长，自有住房率已经到接近90%左右的情况下，房地产究竟还有多少拉动经济的潜力实在令人存疑。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所引发的政治信任以及所带来的政治损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显然，利弊权衡之后，天枰正在向另外一面倾斜。我的判断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积极鼓励到前几年的被动支持，开始转变为今天的中性。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2010年，中央政府在年初及9月31日连出重手抑制房地产价格，即是这种态度转变的明确信号。虽然我也相信中央政府态度仍然可能出现反复，但随着房地产泡沫日长夜大，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坚决抑制的概率的却变得越来越大。投资之大势者，此之谓也。时移世易，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不过，在我看来，中央政府的态度并不是决定房地产走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任何资产泡沫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当有把握的判断，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走到尽头，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于反危机之需，敞开货币闸门，货币供应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中国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180%远远超过美国的60%，广义货币的总量M2在2010年8月份达到68.7万亿，竟然超过美国10万亿左右。如此洪水猛兽般的货币态势，难道我们还能指望货币政策继续扩张吗？虽然，疯狂的货币扩张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但不管美国、日本如何，也不管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变化，但作为一动而关乎天下社稷的政治家，货币供应与通胀之间关系的传统训诫，恐怕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显见的事实是，中国的CPI正在以超过所有预测者的速度逐月攀升。温家宝总理十月初在接受cnn采访时，明确将腐败及通胀列为威胁政权的两大因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趋势。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迹象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准备接受更低的gdp增长速度。这显然意味着更加稳健和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中国货币当局出于某种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变成亡命之徒，更加疯狂的开动印钞机。但果真出现那种情况，讨论房地产恐怕已经没有必要了。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从今往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逐渐趋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骤然收紧。渐紧是大趋势，剩下的只在于程度及速度。于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抵定。在这里，那个一直沉默和隐身着的空头就要出场了。在整个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似乎从来就没有明显的受损者，只要房地产上涨，所有房地产的参与者几乎都能获利，所谓多赢格局，莫过于此。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考量，一位着名经济学家曾放言：房地产下跌对谁都没有好处。（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房地产最无知的判断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晚餐，事实上，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全民货币购买力的损失来支付的。为了人为延续泡沫而放任货币滥发的今日中国，情况则尤其如此。以全民货币贬值为代价向某些特定市场主体无偿支付暴利，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货币当局的这种貌似中性的欺骗真相一旦曝光，这个游戏就会嘎然而止。

当市场投机者们察觉并确认，市场最为重要的多头开始转向以及货币政策将真的开始从紧的时候，市场的螺旋式下跌就开始了。房地产市场的各类投机者们，一直被媒体妖魔化为一种可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涨是助涨，跌时助跌。他们从来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也从来没有所谓长远利益。人们或许很快就会看见，他们是如何怀着惊恐的心情摧残他们昔日的多头同伴的。一场相互践踏的熊市大幕，正在拉开。中国房地产——这个曾经催生过无数富豪，吸引了无数聚光灯的销金之窟，很快就会上演一幕剧情完全相反的戏剧。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

第九章 中国模式之伪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如何炼成的

2010-08-19

权力与权利在博弈中力量的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

不知不觉之间，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然而，对于何谓经济增长方式，则人言人殊。

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定义，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解。在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集约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别。而在政治家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有更加宽广、更加宏观因而也更加模糊的涵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定义，也包含了产业结构等更加宏观的问题，甚至暗喻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定义虽然精确，但由此指向的问题更多的则是一个经济学自己的问题，与真实世界中的中国问题相去甚远。所以，我更倾向于政治家或者一般言说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它远远超越狭窄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有些是显见的，可计算的；有些则是隐性，难以计算的。而恰恰是后面那种成本，由于无法被纳入主流研究范式之中，总是最容易成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并猝不及防地给我们致命一击。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都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正在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无论是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还是社会分化，都已经成为异常急迫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缘起。

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或者进入一种增长方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经济增长的禀赋密切相关。除了那些多有探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等等之外，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着重观察中国的制度禀赋。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巧合的是，他们也有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制度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禀赋。由于这种禀赋，中国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以及未来。

以环境污染为例，为了拉高短期的GDP表现，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引进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哪怕是这个企业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这个企业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立足。这种例子无论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在媒体的报道中，都屡见不鲜。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在与当地公民的权利博弈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这种污染的成本不仅要由当下的居民承受，也要由未来的居民承受。如果我们假设当地居民有足够的法律权利，而且这种法律权利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在政府权力与当地居民权利的博弈中，就可以更多的达到一种双赢状态。同理，在房地产的拆迁以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利博弈中双方力量的失衡。

在被人广为诟病的收入及财产分配问题上，情形也大抵如此。如果劳动者能够多少享有一些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大凡不会被压低到如此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基本站在雇主一边的。有人将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完全归结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显然是书呆子的误导。在真实世界中，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无法完全分离的。而收入及财产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考察当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种种高昂成本，我们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权力与权利在博弈中力量的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要想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自落实公民权利始。在我看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钥匙。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2010-08-17

踯躅于金融危机的废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与焦虑。茫然四顾之际，他们蓦然在东方找到了重建的灵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言说开始甚嚣尘上。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缘起于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直处于某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之中，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以桀骜不驯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之所以为奇迹，就是因为它超出了现有思想的解释能力。不幸的是，无论从那个方面看来，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成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他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虽然这几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如中国高，但无论如何都属于中、高速增长区间。换言之，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与其他三国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更多的是量的区别。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他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金砖四国在最近1—20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长。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着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为我们痛苦的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向社会和未来转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们用传统的会计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地方。这种成本我们总会在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能就不再那么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印度、巴西…… 甚至更多的国家。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当代环境下对早期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极端的继承——一个对gdp充满了欲望的威权政府与现代市场经济苟合之下的私生子。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像是一个更原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新的资本主义模式。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从未经受过任何重大危机考验的今天，就开始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也过于轻率了。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无论是外部的中国模式论者和内部的中国模式论者，都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寻找思想资源。但实际上，在我看来，除了肤色之外，从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到世俗伦理、制度架构，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中国被思想殖民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些在侃侃而谈的中国模式论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建构中国模式的理论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着西方意味。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一个事实。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历史起点，才能真正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在未来复活。在阅读马丁— 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对中华文明在未来的那种想象，但坦率说，那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满而急切寻找替代物的想象。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

大裂变进行时

2012-05-16 ——《大拐点》选载之二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第二篇“大裂变”收录了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直到2011年的部分评论文章，在“镀金时代”中，我更多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在这一篇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视角，即：中国模式是如何嵌入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的巨变将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我希望这种视角能够为我们理解更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中国提供一些线索。）

下篇 超级周期的终结 2012

第十章 我们行走在何处？

超期周期的终结

2012-05-17 ——《大拐点》选载之三

在押上了全部家当，与金融危机缠斗两年多之后，中国宏观及微观经济中所显示种种证据正在告诉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不能确定的是，萧条爆发的时间、 方式以及它将以何种形式在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层面催生连锁危机。为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行走在何处？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 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将南北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这段称之为镀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 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 ，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 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政治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 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 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 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 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回溯 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 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 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 一战和二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事实上，一战和二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 ，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个真正的牛市的。这一魔咒，对于正在跃跃欲试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但到此为 止，所谓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只是半个全球体系。直到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苏联为主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直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悉数来归，美国 体系才真正达到无缝隙全球覆盖的鼎盛时期。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所谓美国体系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全球的。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 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 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 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四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 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 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 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 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 。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 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 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 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 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 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11年愈演 愈烈的所谓欧债危机也只是这一场宏大的体系收缩危机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它正在向一场政治危机快速演变。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 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 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 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 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会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踹，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 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 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 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 ，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四国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 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 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 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 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 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同样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 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的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 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 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的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 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 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 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 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三十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 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十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 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 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 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是子虚乌有的 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 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 怎么说，自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相反，从 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在前面三 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之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 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含其中的政治野蛮 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 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 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的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 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 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 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 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 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 成为一种常态。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 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 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 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 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深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 ，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 财政政策。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的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 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增长周期的 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 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的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 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 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 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 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 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的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十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 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 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一种中国在三十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至。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

我们行走在何处？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

我们行走在何处？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将南北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这段称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政治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涵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 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 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个真正的牛市的。这一魔咒，对于正在跃跃欲试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但到此为止，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只是半个全球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直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悉数来归，美国体系才真正达到无缝隙全球覆盖的鼎盛时期。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所谓美国体系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全球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四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委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

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2011年愈演愈烈的所谓欧债危机也只是这一场宏大的体系收缩危机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它正在向一场政治危机快速演变。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的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长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拓，才会有所谓金砖四国的奇迹。

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同样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

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相反，从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

在前面30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涵其中的政治野蛮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 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 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 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10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生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地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增长周期的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为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10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 是一种中国在30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致。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

狼可能真的来了

2012-05-18 ——《大拐点》选载之四

2011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最新一次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7%的发展速度也不算低了。”看得出，这位领导人是在向中国众多的GOP发烧友喊话，说服他们接受一个更为理智的增长速 度。他接着补充道：“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温的这个喊话暗含了某些特别对象的话，那么肯定是那些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和各 级地方官员。在这些在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地方官员看来，7%的速度无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目标。不仅委屈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潜力，还需要这些对增长速度有强烈嗜好的地方 大员们付出巨大的克制。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从现在开始，7%可能不是一个需要拼命压抑才能降下来的低目标，相反，正如温家宝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目标。

诚如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判明的，全球体系已然进入零和博弈的时代。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不是负的话，也会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时期。事实上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2月份，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在这个月，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73亿美元。这让那些早已经将危机忘到九霄云外的分析师们大吃一惊。虽然这个单月数据并 不能证明什么，但一个明白无误的趋势则是，中国已经快步迈进成本的长期上升周期。这意味着，在劳动力、环境、土地、社会保障、汇率等诸多成本都不断提升，而外部需求却停滞甚至萎 缩的情况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的不断下降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可能出现猛烈的负面冲击。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给定条件，中国要想实现过去 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给所谓内需了。

消费之所以被中外各方人士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有低得离奇的消费率。即便在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大力刺激消费的2009年，中国的消费率也只有48.6%。无论与何种类型的国家比照，这个数据 都低的离谱。虽然有研究指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尤其是诸如房地产、医疗等服务业消费存在严重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消费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 个事实。这也是被政府、学界以及民间众口一词认定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蹊跷的是，就整个消费本身的增长看，中国的消费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增长之中，在 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更是实际增长了16.9%。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超越同期GDP，与其他任何国家比也都足以自傲。这其实说明，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实际并不低。我想，在中国任何一 个城市生活过的人，都会对此印象深刻。很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对房地产、汽车、电子产品的消费几乎可以用狂热形容。在那些国外销售商在为发现了新大陆而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们非常怀 疑，在非常的高的基数上，中国的消费究竟会有多大的增长潜力。我身边的一个例子是，我家的阿姨也已经在大众消费潮流的裹挟之下，买房买车了。从我们的日常观察出发，甚至有相当多 的证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消费热潮透支了相当多的未来消费。经常出现将儿子孙子的房子一次性备齐这种荒谬景象的中国房地产业，即是其中典型。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中国消费在目前基 础上继续超预期增长的潜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寄望愈深，失望愈大。我们似乎不应该指望以制造恐慌形成全国抢购食盐的那种可笑方式来大幅度提高消费。

如果深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逻辑之中，我们就可能获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国，提升消费将是一桩让人望而生畏的事业。

所有的人都知道，消费是以收入作为基础的。没有收入的增加，又何来消费的增加？但在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却低的令人讶异。这个事实已经广为人知，无须再列出 数据加以支持。需要解释的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何以如此之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又何以如此之高？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奉GDP的快速增长为其核心执政目标。这个目 标的实现，不仅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从而确保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能力，也能够在国民中为其开辟宝贵的合法性来源。在过去的20余年之中，这个战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奉为 执政圭臬。如此，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就围绕这个目标而被逐渐建立和固化。在中国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现实约束条件之下，通过政府所能操纵的土地、资源、税收以及各种宏观工具，是推动 这一目标迅速实现的捷径。于是，一整套以政府利益为核心的亲商主义制度和政策被建构起来。这包括：土地补贴、税收补贴、水电补贴、环境补贴（通过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反向补贴）等等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在宏观政策方面，则通过金融控制，最大限度的压抑利率、汇率为各类企业尤其是政府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极为严厉的控制，从而抑制劳 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新千年之后，许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直接掠夺土地的方式来降低经济增长成本。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GDP的快速 增长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暴涨。然而，隐匿于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却是大量本来属于居民的货币收入以及非货币福利被转移到企业及政府。这种财富转移，时间是如此之长，总量是如 此之大，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想而知。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暗含于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是，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的 膨胀以及公民权利的抑制。不如此，则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到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谜底就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投射。一个逻辑的结论是，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也必然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意味着对公民利益表达控制的放松，意味着这政治对社会控制的放松。显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争斗的过程。其中风险不问可知。而 从目前中国正在显示的历史趋势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提振居民收入占比从而推动消费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事实上，随着消费刺激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尤其是 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中国消费增速很有可能出现下降。最新的统计数据正在证实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国的实际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9%，创下2008年1月 以来最低点。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创下2004年10月以来的最低记录。与此同时，货币扩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刺激中国的消费，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人的 储蓄倾向。中国央行2011年1季度所做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这个结果可能会让某些习惯性乐观主义者吃惊，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政府 再狡猾，也斗不过以十亿计的消费者。常识是，任何透支消费都会在中长期内被重新平衡，现在的下滑不过是对前几年一系列提前消费的平衡罢了。另外一个并没有引起关注的原因可能是， 超级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逆国民收入分配后果。无论是超常规模的政府投资，还是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及资产泡沫，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也进一步恶化 了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结构。高盛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1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连续三年雄霸全球增长率第一，达65亿美元。就普遍的观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国人在境外购买的奢 侈品，这个数字还将大大增加。显然，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奢侈品的消费量正是中国消费潜力的反向指标。中国 的消费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推动消费之要务当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费倾向较高群体（在中国，他们主要是中下阶层）的收入，但这显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相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中 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总是有心无力的原因所在。当制度本身在制造分化和抑制消费的时候，再良好的个人意愿都将无功而返。这个制度导致了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消费的趋势，那就是： 收入向政府、大型企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作为这个趋势的另外一面，自然是作为社会而存在的普通居民收入占比的不断缩减，是作为企业与政府支持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不断凋敝与溃败。

现成例子是，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其本意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它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我们所见，它可能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显著也更为长期的 后果则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扭曲趋势——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随着通胀与资产泡沫这种逆国民收入 分配因素的增长，这种扭曲显然还在进一步扩大。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不改变这种政治分配结构的情况下，任何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都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财富分配失衡。中国2009 年以后庞大刺激政策的最终效果正是如此。虽然2009年之后的超强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无疑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并在长期之中降低了内需。这也反衬出中国管理者无 法改变分配结构只能依赖一贯的总量刺激政策的窘迫处境。制度如此，夫复何言。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制度仍然在不断地自我加强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个人意志都已经不再能阻止它的步 伐。有鉴于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国消费出现跳跃式增长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书斋世界的幻觉。而那些更进一步以为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资以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推论，则纯属无 稽之谈。

我们虽然对消费在目前速度上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不抱希望，但对消费率的上升却绝对乐观。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投资下降，消费率自然就会上升。在中国所谓的结构 问题中，可能不是消费太低了，而是投资太高了。投资之浮滥，可能才是中国经济结构高度扭曲的关键原因。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的高投资已经难以为继。

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所以对政府而言，驱动投资远比驱动理性的消费者容易得多。也正因为此，投资也一直是政府驱动经济增长最便利也最有效的手段。在经济的 意义上，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常识看来，任何投资都必须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为保证。不如此，高投资就无以为继。然而，在一片产能过剩的惊呼之中，中国的超高的投资 率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获利颇丰。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不过，深入中国的投资逻辑，其中秘密相当简单。那就是我们已经反复论及的，政府压制成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低成本优势。 所谓低成本优势，就是将本应该由政府及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教育及医疗成本等等，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利率、汇率、税收等等）的强制，转移给社会 大众。这就是我称之为的所谓企业及政府成本的社会化现象。透过这种对成本的操纵，中国那些受到政府恩惠的企业便在成本上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看上去明显无法获利的投资就不 仅可以获利，而且经常是利润丰厚了。应当指出的是，何种企业、何时、何地能够得到这种恩宠，完全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意愿，以及他们与权力的远近。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种所谓亲商主 义称之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的个中缘由。这种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操纵不仅导致了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巨大的分配差距，也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急剧分化的渊薮。

显而易见，全球体系扩张所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也为这些投资找到一个外部倾销之地。这就解释了中国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何可以持续如此之长。以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许多人将中 国的超级出口能力简单归结为劳动力的充裕。实际上，劳动力因素只是中国投资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压低成本的能力。正是依 赖于这种特殊的政府禀赋，中国的高投资不仅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和强化。这才是中国高投资的真实故事。

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资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可以最快的实现GDP的高增长，也可以让税收最大化，还可以让掌管这些投资的个人利 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们所揭示的，这种投资的背后，是一种利益的输送和转移。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资率越高，那些承担这种成本转移的被剥夺者就越是相 对贫困，其消费就越是低。在这里，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高投资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政府不能抓着消费者的手去花钱，但却可以直接制造投资的繁荣。也因为这个缘故，调整中国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 ，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资率。提消费，不如降投资。然而，降低投资率显然直接冲撞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从逻辑上说，掌握游戏规则制定权的人是很难自我改革了。然而，物极必反，一 种东西最强大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泡沫如此，中国的高投资同样如此。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之中已然积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

就我们看到的而言，如下几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的高投资泡沫会在不远的未来迅速破灭。首先，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甚至萎缩，将在需求端遏制中国的高投资循环。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 政府对投资成本的操纵能力已经大大下降。这将在成本端切断中国的高投资路径。其背后原因在于：在经过三十年的高度压抑，已经退无可退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迅疾苏醒。社会与政府、与 市场之间的反向运动已经开始。这种被波兰尼称之为“社会反向运动”的历史趋势表现在经济上，则意味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以及对以前各种被转移成本的补偿。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那种转 移成本的老窍门已经不再灵验了。无论是在环保、劳动力价格、土地掠夺，还是在公共福利上，政府与市场的单向扩张都已经遇到了激烈的抵制。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政府和企业予取予夺然 后悄悄转移成本的垃圾场。投资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已经异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将是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胀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从来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于是，在需求与成本的两相夹击之下，以前那种在财务上看上去合算的投资，就可能变成累累亏损。成本上升及需求下降所必然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会将中国的投资增长拉回到 合理水平，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是如此。需要提示的是，历史欠账如此之大，投资成本的上升不仅是长期的，有时候也可能跳跃式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 线性的下滑。如此，持续三十年的投资繁荣就极有可能会以某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终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健康消费率很可能就会唾手而取，不费吹灰之力。

在外需萎靡，投资下滑（有时候可能是急剧下滑），消费又无法奇迹般扩张（显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像政府一样挥霍自己的财富）的给定条件之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将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按照野村证券的估算，“如果投资不再增长，仅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逾50%。”

这就是说，自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而在某些极有可能发生的外部和内部特殊冲击出现时，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出现急剧失速。事实上，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到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2008年相当酷似的经济症状，一方面是通胀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只不过，这一次通胀可能更加顽强，资产泡沫也远为壮观。它不啻于告诉我们 ，中国经济又一次触碰了它的增速极限。特别应该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 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的一系列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风险就暴露出来了。

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不测。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这个复杂得多。而那 种认为速度下降就自动导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则更是十足的天真。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的概括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税收越多。反之亦然。对应于微观 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 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促使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为不可逆的过程。这就像一只陀螺，必须在高速运转下才能够稳定，一旦减速，就会倒地。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 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

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都一直运行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普遍的幻觉，他们误以为这种高速增长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在他 们那里，经济危机从来就是教科书中的事情，与中国人无关。他们似乎相信，中国的树的确与众不同，真的可以长到天上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 以这样一种经验作为依据，政府、企业和个人就非常容易将最为乐观的情境作为假设来安排他们的投资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疯狂的地王以及同样疯狂的“铁公基”，看看中国购房者极高的按 揭收入比，就当知道此言不虚。不难想象，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实际上，1990年代初期 中国经济跃进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债，以及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就是这个剧本的雏形。区别可能只在于，要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历史，并没有 为我们提供什么正面的经验，反而从另外一面鼓励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因为历史的经验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不仅很快理顺，银行的债务也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成功化解。这助涨了一种坚强 的信念：只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伴随着这种增长的规模扩张，一切风险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被覆盖，一切代价都可以在越来越巨大的经济规模中被稀释为无形。过去被看作包袱的央 企不是变成全球的巨无霸了吗？过去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银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了吗？在事实面前，我想很多人对自己当初滔滔雄辩的“危言耸听”都羞于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反讽。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换言之，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 长所掩盖着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关键的前置性条件，即将展开的历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增长环境已经丕变。诚如我们上面已经论证的，不惟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将会是长期的。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几个季度。这样，过 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再靠谱了。在经济收缩的时候，政府、企业，银行甚至个人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下降的正反馈。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 ，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由于复杂系统所具有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已经危兆毕露的中国经济，我们可能更应该记住这样一种概率的常识，硬币正面出现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硬币反面出现的机会就会陡然增加。

风险莫测的时代

2012-05-21 ——《大拐点》选载之五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真的离我们而去，那么，即将到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速度更低但质量更高的时代，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 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在未来的若干年之中，有几个强大的潜在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因而也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优势——这造就了中国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利润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环 境、土地、税收、利率、基础资源、水电、汇率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 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 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要素，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与空气一样，我们虽然对社会 资本熟视无睹，但它却渗入并润滑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社会施以最大限度和最为严厉的抑制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企业也通过欺诈、蒙骗、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滥用和挥霍了这种资本。这种滥用与挥霍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企业一种普遍的盈利模式。结果是，一场高速经济增长下来，作 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国社会却已经奄奄一息。社会资本是经过代代相传的美德和文化逐渐积累起来的，如果它必须重建，我们将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种隐性坏账，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将必须为此付出巨额拨备。事实上，中国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就是对中国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我相信，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双双陷 入危机而孤苦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社会资本是何等珍贵，而它在中国又是何等稀缺。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 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 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 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 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 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 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 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

第十一章 中国面临的危机

通胀，通胀！

2012-05-23 ——《大拐点》选载之六

在中国的未来图景中，与成本上升周期并行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自从1990年代初期那一次强烈的通胀爆发之后，通胀——这个在教科书和历时记忆中一直被看作洪水猛 兽的敌人，突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欢呼无通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但通胀记忆的丧失却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不过，通胀实际上一直蛰伏在我们 身边，与我们如影相随。归根结底，就其本来意义，通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救助各类金融企业，中国货币一直以远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而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货币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刘煜辉先生的统计表明，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货币量由18.5万亿扩大到72万亿，涨了3 倍，与此同时，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两倍。一个有趣的历史对照是，在1921年到1929年让人迷醉的柯立芝繁荣时期，同样是8年时间，美国的M2仅仅增长了62%，而随后美国便爆发了让美 国人至今仍然谈虎色变的大萧条。62%的货币扩张已经被后来者认为是超高的货币扩张，但与中国2002年到2010年之间的货币扩张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于这种超高速度的货币扩张， 虽然有各种舒缓人们神经的学术解释（比如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但无论如何都达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同样可以描述中国货币狂欢的另外一组数据是：在中国M2与GDP的比值已经达到 2.6倍之多，并且还在不断加大之中。而美国、日本的同样数据则是，65%和110%。在GDP仍然不足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中国的广义货币数量已经超出美国。这一系列的数据无异于表明：中国经 济内部潜藏着巨大的通胀压力。通胀现在没有到来，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到来。根据常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判断，货币严重超发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不断被释放出来 。无独有偶，手忙脚乱的央行远不止中国一家。金融危机之后，货币的高速扩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不止美国、不止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央行都在乞灵于货币幻觉。货币洪流正在淹没全 球。这无疑为中国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胀压力火上浇油，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中国通胀堤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未可知。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经历短暂跌落之后一路高走，并且居高不下， 就是这一货币超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到2011年4月，衡量商品整体价格的CRB指数已经大大超越金融危机前的600点水平达到680点左右。可以预料，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将一直维持目前的稳步攀 升势头，直到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经济体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止。（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大宗商品风向标：中国》的文章中，作者假设了中国经济的三种情境，中国经济全速前进、增幅 放缓但保持稳定、经济硬着陆。在前两种情境之中，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行，甚至猛烈上升，只有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才会出现回落。这位作者几乎 将大宗产品价格的下降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政策选择空间之逼仄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两轮定量宽松刺激仍然不见起色之后，伯南克已经明确 表示，不排除第三轮定量宽松。国内的通胀压力以及全球体系中通胀压力相互叠加，如同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放置了一口渐次增压的高压锅。其结果虽然至今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但它一旦 炸锅，我们就会立即感受到它地动山摇的威力。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指明了未来中国两个长期延续的趋势，成本上升与货币扩张所推动的通胀。作为两股愈发强劲的历史潜流，这两个原因不同的趋势很有可能构成一种相互加强和相互推动 的关系，进而合成一股更加强大的趋势，推动成本与价格的不断高涨，终至于汇成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滔天巨浪。本来，成本上升，是所谓社会自我保护和社会自我救济的一种方式。在零和 博弈的条件下，政府与大企业在整个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必然缩减。然而，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下，政府与大企业缩减其所得份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一如中国的政治逻辑所一再显示的，政府 与大企业反而经常会借机扩大自己的份额。那么，其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合谋以超发货币的方式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份额。货币超发虽然可以通过居民的货币幻觉短暂安抚社 会大众，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货膨胀早已经将其刚刚增加的份额一风吹散，他们的购买力甚至还在不断下降。这就进一步刺激社会更加高涨的自我保护，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货币当 局滥发货币。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必须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循环之中，虽然它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谓汝不信，可以考察一下在一轮普遍的加薪之后，中国中下阶 层增加的购买力在通胀（包括资产价格通胀）之后究竟还剩下多少？由此我们也获悉：在中国，不引发通胀的利益调整将会何其艰难。通胀作为一种国民收入的逆分配模式，其社会学及政治 学意义，其实就是那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一种盘剥。在那些权利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情况尤其如此。不拧紧货币龙头，任何愿望良好的利益调整（在中国的所 谓扩中，提低目标）都将以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收场。货币扩张从其发生的诱因以及最后结果看，从来就不是中性的，相反，它从来就是服从于并服务于那些最有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强势 集团的。而不幸的是，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在这种货币中性的迷惑下，被一步步诱入恶性通胀的陷阱。

由社会自我保护和货币超发（其政治经济学本质乃是维持和扩大强势利益集团的所得份额）所合成的复杂的通货膨胀，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短暂销声匿 迹的通胀，在2010年不仅迅速卷土重来，而且幅度一次次让那些看图表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跌碎眼镜。通胀出现的频次及复杂性已经非常有力的预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周期通胀，其顽强程 度与烈度都很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如果仅仅将通胀放在一般的分析逻辑之下，我们可能会因为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通胀掉以轻心，而一旦我们将通胀放在更加中国更加长远的历 史视野和更加宽广的政治和社会维度上加以考察，中国这一轮通胀的真面目就变得如此狰狞。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来描述我们正在遭遇的这一次通胀可谓恰如其分。应当记住的是， 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与货币超发共同引发的并不断加强的通货膨胀，历史案例并不鲜见。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打断这一历史性通胀进程的，将会是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

从目前观察到的种种迹象看，中国政府对付通胀已渐显力不从心、顾此失彼之态。房地产价格屡压不下，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各种商品价格此起彼伏的涨价潮以及 频繁发生的抢购，都证明在高增长阴影中蛰伏并成长起来的通胀之虎已经足够强大。过去那些似乎立竿见影的行政恫吓，货币微调，似乎已经不足以驯服这头猛兽了。在2011年4月份一份“稳 定电煤的紧急通知”中，中国发改委以罕有的口吻要求相关企业“识大体、顾大局”。它甚至直接对在华的大型跨国公司联合利华施压，要求他们暂缓涨价。在我们的印象之中，中国主管部 门压抑物价的类似紧急通知似乎变得越来越频繁，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最新的一次是，发改委价格司再次会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约谈17家行业协会，。其对象包括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百货商业协会、饮料行业协会、奶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糖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粮食行业协会、肉类协会、蔬菜协会等 17个行业协会的会长，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令人咂舌。在这些罕见的动作背后，彰显的正是越来越巨大的通胀压力。

然而，几乎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涨价冲动，压住了这个，压不住那个；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从那些涌入超市抢购洗发水、肥皂、食盐的人潮中，我们已经嗅 到了山雨欲来的浓烈气味。如果将这些频繁的抢购仅仅看作是消费者愚蠢的盲动，忽视其背后更加强大的推动力量是十足的迟钝。而如果以为老办法可以对付新问题，并在货币政策上投鼠忌 器，摇摆不定，则很可能在通胀问题上引发一场决策噩梦。当然，就中国政府依旧维持保增长的基本政策取向上看，犹豫摇摆的货币政策将会得以延续。只不过，这种高难度的平衡木游戏究 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基于对货币政策在政治逻辑上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能排除货币当局会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再次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虽然概率较小），如果 是那样，通胀吞没整个中国的情形就不再是想象了。朋友，你还记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金圆券吗？

在过去的十五年当中，中国只发生过几次非常短暂而又不甚显著的通胀，并且很快就烟消云散。这给所有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他们愿意，通胀就能够迅速被制服 。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这一次中国通胀的成因与环境都已经大为不同。我以为，从国内国际的货币严重超发情况以及其国内成本的历史性抬升的角度看，通胀将成为中国一种长期的慢性疾 病，而且有极高概率在某种冲击下急性发作。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府仍然维持目前这种中性的货币政策，那么，在中国经济的卧榻之旁，将始终有通胀之虎酣睡。一有风吹草动，通胀将超 出人们承受能力。这一次的通胀将不是几个季度，甚至不是几年就可能销声匿迹的短周期现象，而将是一个长周期现象。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决策者就可能出现重大的历史误判。这种情形， 意志再坚强的经济决策者都将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手忙脚乱。由此导致的政策大幅度的频繁调整将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我看来，要治愈这种通胀，非一次刮 骨疗毒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货币紧缩不能竟其功，渐进温和的货币调整时机很有可能已经丧失。但显然，紧缩，甚至只是维持现有的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休克。

利率向上

2012-05-25 ——《大拐点》选载之七

如果成本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像我们上面所预判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中长期趋势，那么，它势必诱发另外一个稳定的趋势，那就是利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作为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输送利益的主要管道，利率管制一直是中国亲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当迟缓。事实上，中国那些看上去盈利能力十分强劲的银行以及各类垄断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对存款者的剥夺。没有中国居民无偿及无奈奉送的低利率存款，中国的银行业以及垄断企业，恐怕会倒掉一半。对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管理者心知肚明。所以，在通胀高企，存款负利率愈发扩大的情况下，中国货币当局仍然只象征性地微幅调整了两次存款利率，而更多地在使用可以不触动垄断企业以及银行利益的准备金手段。其中目的彰彰明甚：害怕大型企业发生连锁破产。但准备金以及其他数量型的收缩措施，最终还是会导致普遍的利率上升。所谓负利率，不过是存款人被迫向银行、大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输送财富的一种委婉说法。如果用更为直白通俗的中国话来说，其实就是利用垄断地位欺负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这种财富输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之所以可以如愿以偿，端赖于中国高度垄断以及控制严密的金融体系。这其中所所包含的讽刺是，以金融及经济稳定为标榜的金融控制及金融监管，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成强势集团予取予夺的自肥工具。

然而，再严密的金融控制也不可能长期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在通胀愈加强烈，负利率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被惊醒的存款人将千方百计突破金融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的那样，存款人要么绕过正规金融渠道进入所谓民间信贷市场，要么抢购各类商品引发通胀，要么购买各类所谓保值产品推高所有领域的资产泡沫，在最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选择资本外逃。而这一切，都必将导致廉价存款资源的减少，并最终导致利率的不断提升。在利益面前，已经习惯了坐享垄断利润的金融机构，不应当低估存款人在绝望情况下争取自己利益的意志和智慧。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年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滴水不漏的利率管制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可能，也不可能长久。事实上，在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上，利率的提升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报道称：在2011年年初，中国民间贷款利率已经飙升到50%的水平；在相对国有大银行更加灵活的所谓中国股份制银行，对微小企业的利率也已经达到15%。就我个人亲眼所见，中国房地产公司在通过信托等中介机构的融资利率已经普遍达到12%以上。与此同时，民间金融活动规模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有报道称：在中国一线城市广州，2011年前两个半月，民间金融活动的异常活跃，某些民间金融公司的业务增长甚至超过四成。中国民间金融虽然受到严密管制，但其规模却在迅猛扩张。有人估计，各种信托公司，贷款公司以及完全无法监管的地下银行在整个融资中已经占到接近一半。如果按照最新社会融资总额计算，这个数据2011年可能达到七、八万亿之数。这样看起来，中国金融格局实际上变成了赤裸裸的双轨制。其中利差就是垄断金融企业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从家庭部门剥夺走的。在这样不公平的格局之下，以金融稳定之名打击民间金融，不仅是不道德的，根本就是邪恶的。民间利率可以被看作影子利率。影子利率飙升，国有银行的利率上升，恐怕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我相信，如果通胀恶化，民间金融的规模将会急剧膨胀，垄断金融企业的廉价存款来源将会枯竭，而现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垄断金融机构或许会以超出所有人意料的速度被边缘化。巧合的是，就在本题写作时的2011年4月5日，中国央行又一次宣布加息。算是对上述判断一次及时的注脚。鉴于对通胀性质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利率上升周期还刚刚开始。这显然与大多数图表分析员们认为中国紧缩周期已经尾声的判断截然不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低利率时代的人们，有必要提醒他们记住1990年代中期，中国上一轮恶性通胀时期的灰暗景象：在1995年，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是12.06%，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更高达15.30%。不过在稍微长一点的金融史中，这远远不是最为严峻的图景。在1970年代美国通胀达到15%的高峰期，其利率达到了21.5%。以目下中国的潜在通胀压力看，中国利率的上升幅度恐怕要远远超过1990年代中期。那可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时光。

中国的实际利率，不光受到民间影响，也同样会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影响，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封闭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加息动作早已开始，老牌发达国家的加息也只是时间问题。外围的加息动作，必将增加国内利率上浮的压力。

作为长期成本上升与通胀所派生出来的一个趋势，利率的上升趋势也将是持续的。如果通胀局面失控，利率突然的、猛烈的上升也是意料中事。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低利率作为低效率垄断金融机构、以及垄断企业等强势集团剥夺普通家庭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回复到正常水平，也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利率的上升趋势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动力。廉价资金的时代正在落幕。在未来，如果利率上升可能不是几个季度，而是几年，不是小幅上升，而是可能伴随着猛烈的短期上升，那么作为一根导火线，他就随时可能引燃熊熊大火。

到此为止，我们梳理了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四个基本趋势：增速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加速以及利率攀升。应该予以强调的是，这四个趋势在相当程度上都逸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或者说，它不是政府能力所能够轻易操纵的，更不是经济学家、技术官僚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宏观调控所能够解决的。如此，中国经济在未来危机图像就变得呼之欲出了。

危险的实体经济

2012-05-28 ——《大拐点》选载之八

次贷危机剧痛在前，大部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也将中国危机的关注点聚焦在金融环节以及房地产问题上。但如细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 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注定要出现一场大型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重创中国，乃是因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所致。不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却是异常紧密的。这就是说，次贷危机所 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实体经 济危机必然会通过实体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却长期的危机。不具有夺人眼球的震撼力，但却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加 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链条的基本线索：全 球实体危机—次贷危机—加深的全球实体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国的金融及其他危机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首先是由于他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凭借 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19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这一切 ，让中国的金融系统看上去似乎固若金汤。反观中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就远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了。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 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这种低成本盈利模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中尤 其普遍。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就应该当知道，这种转型不仅极其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任何转型都是过去路径的某种中断，而这种中断必然要以一部 分经济主体的死亡作为代价。作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特别应当 提醒的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债务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因为在未来这些企业 还可能盈利，因此债务可以得到偿还。但盈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为这些企业不再能够恢复盈利，任何新增贷款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坏账。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关门倒闭，恐怕别无他法。（各种迹象都在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种趋势，眼光独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先生统计：“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增长率2003-2007年是31.1% ，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当年就只有6.6%了。”在贷款不断创纪录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却在不断下滑。在老板纷纷跑路的2011年，这个趋势则更为显著，2011年三季度， 中国上市公司利润除去金融股之后，环比下跌8.9%。在国有企业方面，截止2011年11月，“央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净利润同比增长3.6%，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1和46.5个百分 点。”看来，我们已经非常逼近无利润扩张的时代，而这种性质的扩张和增长随时都会戛然而止。）很容易推测，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盈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虽然由于议价能力及管理潜力的不同，企业 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对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无论银行还是企业本身都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总是将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误以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高速 增长很快就会重新回来，咬牙挺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真的变了，高速增长已经弃我们而去。需求的萎缩及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这些企业盈利能力的彻底丧失。显 然，这种盈利能力丧失的危机根本不是通过所谓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增加所谓流动性可以修复的。在中国货币紧缩刚刚开始半年多之后，为数甚多的扯淡经济学家就开始 呼吁放松货币，理由是中小企业资金极为紧张。然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这大概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些企业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此，一位在东莞灯 饰企业工作的普通网友简介而精辟的论述到：中小企业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利润。真是一语道破。对比那些捧着神秘的货币学问混饭吃、赚眼球的荒谬专家们，这位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实在 是睿智得多。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于一个盈利能力健康因而 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完全无需贷款也能够运转。在这个时候放松货币，不惟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要么拿到极高价的贷款），反而会推动通货膨胀，最终让那些健康的中小企业也陷入灾 难。货币扩张所带来的通胀绝对不会有利于那些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而只会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饭的特殊垄断公司及其内部人，只会助长全社会普遍加入高风险投机的浪潮。2009年中国超 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事实，非常明确的证实了这一点。有趣的是，强烈的贷款需求会让银行以及宏观管理当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实体经济仍然强劲。殊不知，这种贷款需求早已经不是企 业盈利能力良好时期，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那种需求，这种贷款需求完全是为了占有现金。其目的要么是去从事高风险的各种投机，要么是以为坏时光会很快过去，要么干脆就是准备卷钱跑 路。一位从事商业地产的年轻商人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一些商业地产商为了卖出商铺，承诺给购买者10%的年租金回报。事实上，商铺根本无法产生这么高的回报，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将卖房 子得到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然后返还给购房人。不仅如此，这些老板还在不断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高价购买第二块土地进行开发。他们赌的是总有一天会解套。完全无法盈利的企业却在 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盈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裂 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护或者占有独享资源的大型企业之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胀恶化并刺激利率飙升，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就可能 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了。据对1105家非金融类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2010年被统计公司的存货显示出异常增加的趋势，其存货净增量4157亿，为2008年的2.5倍。这些企业显然是受到了2009年之 后虚假繁荣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使得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真的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脱离地球引力，永不落幕。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总有一批企业因为误判形势 而成为旧时代殉葬的祭品。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已经显示出与2008年极为类似的征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一季度，中国上市公司虽然表面上 仍维持利润增长，但其现金流却急速恶化。统计表明：“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去年末的4685亿下降到268亿，……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时单季度数据。” 如果再剔除巨无霸的垄断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则为负数。同一份统计数据继续告诉我们：在2011年一季度，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和中小板的每股现金流更是急 速降至-0.18元和-0.48元。这不啻于表明：在GDP仍然保持在9.6%的繁荣表象之下，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岌岌可危。我相信，在没有最后崩塌之前，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 微观企业盈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中国企业这种现金流困境，完全是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盲目扩张造成的。然而，过去盲目扩张却不断受到奖励的时代已经过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未来图景告诉我们：明天可能真的会卖 不出去了。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为这一次还能够像过去一样，恐怕过于单纯。换句话说，这种现金流危机将不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时候放松货币，只会鼓励他们的盲目行为，导致更大范围 的产能过剩。

中小企业如此，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煤电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半数。而在那些几乎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各种政府投资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据 报道，2008年开始运营的京津高铁在一年中亏损就达到7亿元。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在盈利能力不断下滑的同 时，中国大量企业同样面临重大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利润 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盈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是在 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中国中央银行在明显负利率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幅度提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发这个流动性危机。中国由于没有复杂的金 融衍生产品，对利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温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与时间上超过阈值，其效果也会一样。这对于那些在泡沫时期大量借款的机构和个人，将是致命的。现在，我 们已经处于这个进程之中。我们看到那些房地产投机者正在为不断高企的利率和还款额而眉头紧锁，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扩张的企业高喊资金异常紧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以任何标准来 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当宽松的。这大概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外部资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赖性。以房地产为例，有人曾经统计，包括行业翘楚万科在内的中国主要40家开发商 在2010年负债已经超过6000亿，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丰收年。随着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重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将在 未来继续快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调几个点，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显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步步逼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不过，这种高负债因 而对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公司，远远不止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测算：中国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将超过70%，每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容易 想象，如果利率在现在基础上快速攀升，其资金链的断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模式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盈利 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实体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其遭遇危机的时候，远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机构那么容易实施救助，而且它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与盈利能力的危机综合。显然，这是需要 时间加以修复的。在过往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羸弱，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和强势集团的代 价。说来也是历史的报应。

面对遍地开花的实体经济危机，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 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胀 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个 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中 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三十年未见之困局。

从2007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开始，期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政策几经摇摆，方向变化之频繁，幅度变化之激进，已经远远超过过往任何时期。因时而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将中国 经济管理者痛苦挣扎的现状刻画得淋漓精致。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绳索已经捆得越来越紧。

以我个人之推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将会采取一贯的渐进策略：维持现状并相机抉择，然后坐等再一次降临的好运气。

然而，即便维持货币政策现状（似乎他们手上也只剩下这个看上去有用实际上无效的工具了）实体经济将会延续目前一路下滑的趋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处处听闻资金链断裂的声音，而中国的资产泡沫崩溃也就近在咫尺了。

第十二章 泡沫破裂之后

泡沫的破裂

2012-05-30 ——《大拐点》选载之九

繁荣之后的收缩过程说来复杂，其实也异常简单，那就是缺钱，到处都缺钱。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只不过以前到处筹钱是为了发财以及发更大的财——所谓利润最大化，现在筹钱是为了还债。个人如此，公司亦然。个别人或者个别公司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特殊原因，无关大碍。但不断重复的悲剧却是，在繁荣之后的经济收缩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人、一大群机构会被迫这样做。这就构成了所谓系统风险。无论是盈利模式的毁灭还是流动性危机，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就像在繁荣时期争先恐后地购买是害怕价格上涨，在收缩时期，卖出者的心态也同样急迫，他们唯恐自己卖晚了，只能卖出更低的价格。这样，资产价格螺旋式下跌的魔鬼就正式出场了。

如果对目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有稍微清醒的判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螺旋式下跌的起点。

我们已经听到四处缺钱的声音。但这种缺钱并不是这些人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促进民族复兴之类的伟大事业要办，而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加入高风险资产泡沫游戏而导致的资金紧张。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等，等待央行给他们送钱，等待资产价格再一次上涨。的确，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央行对于他们从来就是体贴有加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任何坚持到底的投机者不仅每一次都及时解套，而且最后都等到了更高的价格。在与一群人讨论要不要买房的时候，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当场问在座诸位一个问题：你们买房子有谁亏过吗？答案是：没有。于是，这位房地产商以不容争辩的口吻得出结论：那还讨论什么，继续买。这种自信显然来自对中央政府意志力的轻视。在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之间，中央政府的确无法做出一边倒的决策。于是，等，就是最好的策略。然而，这一次却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已经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不要江山（显然，强势利益集团绑架中央政策孤注一掷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继续收紧甚至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将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政策选择形势比人强，任何渐进的决策都有最后质变的临界点，现在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中央政府。我相信，不用多久，那些用老经验看待新问题的人们就会绝望的发现，等待将是多么不智。那些为债务所迫急于筹集现金的机构与个人将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当发现有人开始抛售，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更多的人将以更低价加入抛售。接下来，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复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增加的抛售队伍反复推低资产价格。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会在哪里结束，正如谁也不知道中国股市会从6000点跌到哪里一样，但结果出来之后，连许多大空头都大吃一惊：1600点。前车之鉴，中国房地产跌倒任何位置我们都不应该意外。

有投行经济学家安慰我们说，中国购房者有很高的首付比例，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这真是一派胡言。高首付，只会在泡沫崩溃时减少对银行的冲击，但丝毫也阻止不了抛售，也不会阻止泡沫崩溃。中国股市没有任何杠杆，不也在短短一年时间跌掉七成吗？何况中国房地产只有三成首付呢？而中国的所谓高首付，对于许多年轻的买房者来说，经常是榨干了两代人的存款。

在经济下滑时期，实体经济中的现金短缺将是普遍的，这迫使人们抛售各种资产以换取现金。在中国，账面增值惊人的房地产将首当其冲。很难知道谁会打响第一枪，但它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可能是房地产商，也可能是现金奇缺的各类企业（中国各类国营私营企业这几年已经大量涉入房地产投资），也可能债务负担愈发沉重的房地产投资者。对于中国房地产商而言，短期的现金短缺以及长期的盈利模式的破坏，都将驱使他们降价抛售。而后者则是更加重要的动力。在房地产极其疯狂2010年，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竟然是－705亿，同比减少1150亿。从短期看，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除了降价销售，抢先一步争取现金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房地产商再聪明，斗志再顽强，也斗不过大趋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房地产商存货价值大幅度缩减，高利率所引发的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将迫使房地产商进一步降价销售，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现地产商破产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对于中国房地产来说，最为重要的历史困境在于：原来那种靠规模、靠速度，靠制造恐慌诱发非理性消费的盈利模式，将在经济转型中被彻底摧毁。城市化增速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都将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是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为预期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瓦解，作为泡沫推动力量的预期就会顷刻灰飞烟灭。显然，我们已经非常逼近这一历史时刻。

在中国，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这种信任的一个隐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将会为任何市场行为承担最后责任。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因素最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在经济行为上的放任，推动各种微观市场主体向同一方向上的冒险和投机。一位银行家在被问到高铁贷款傻瓜都能看出的风险时，狡黠的回答到：相信铁道部会还钱。说这话时，他的弦外之音是，反正有政府最后兜底，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政府吗？不惟银行，投机者个人、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这种“中央政府最后有能力搞定一切也必须搞定一切的思维”，导致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链条上普遍的财务软约束，以致风险持续积累。在所有经典的泡沫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所谓“信任”而导致的软约束特征，只不过，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始终将这种“信任”作为衡量泡沫的一个重要的反向指标。在所有的相关政府能力及信任的调查中，中国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这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极限时，他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将这些风险重新推回给那些市场主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这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经尖锐的呈现出来。它不仅推升通胀、错配信贷，更显著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与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在治理房地产泡沫方面，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选择；是让强势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过火行为付出代价，还是对他们再次网开一面，以货币政策的名义，通过洪水般的通胀将这种成本再次转嫁给全社会？不过趋势已经明显不利于房地产利益集团，因为，通胀洪流正在淹没一切。

鉴于房地产泡沫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果，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决心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讲话中，中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先后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下决心压缩房地产泡沫并接受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冲击——虽然我认为他们可能低估了这种冲击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难度。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胀维持在温和状态、经济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这种两头下注的政策选择看上去固然是最为理性的，也符合中国技术官僚们一贯的作风。但是，两头下注甚至多头下注可能一头都押不中。在经验中，我们只见过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话），从未见过泡沫的所谓软着陆；只见过不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的通胀，从未见过可以驯服地按照领导人意愿维持在温和“可控”（4%抑或5%？）状态的通胀。或许，中国的决策者们运气非同寻常也未可知，他们真能实现他们想看到的理想状态。然而，将关系生死的重大决策建立在非同寻常的运气之上，无疑是异常危险的。三十年改革换来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叹。在我看来，无论目前这种平衡政策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领导人恐怕最后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经济失速或者恶性通胀之间做出痛苦选择。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没有为最坏的结局做好准备。

从1998年中国的房改开始——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伴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轮长达十三年的牛市。既作为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作为这个增长的一个结果，中国房地产的盛宴正在落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然，更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趋势中所必定要衍生出的一个后果。我们有从未有过的充分理由相信：以2010中国房地产价格的癫疯为起点，房地产泡沫最后的死亡之旅已经开启。而在2011年，我们将会目睹标志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最为醒目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从6000点高峰一路下跌至1600点左右，其后随着中国超级刺激政策而回升，一直徘徊在3000点左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已经消除了泡沫，相当安全。然而，仍然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其实远远没有像指数所显示的那样干净，而是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有效和真实衡量中国股市规模的流通市值从2007年年底的9.31万亿元狂增到2010年年底的19万亿，增加超过一倍。在此期间，中国IPO几乎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发行。上市公司总数从2007年底1550家狂增到2010年底的2063家。在超级刺激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总额缔造了金融史上前无古人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实际上出现了非常明确也非常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主要股指徘徊在3000点一线时，深圳中小板指数几乎超越金融危机前高峰的一倍。而新生的创业板公司却动辄以七八十倍的高市盈率发行。以上种种，肯定隐含着巨大的资本浪费。那些充满重大不确定性的所谓新兴行业以及一定会随着经济下滑而无以为继的政府扶持产业，将成为这种资本浪费的重灾区。跟随中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反弹以及IPO泡沫，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也出现非常严重的泡沫，我的诸多从事该行业的朋友向我诉说的同一个苦恼，竟然都是手上钱太多，需要马上投出去。

然而，随着经济下滑所导致的盈利模式破坏以及流动性危机，潮水般的现金请求将会让股市变成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现通道。大股东们的现金危机，将迫使他们抛售股票。全流通之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将变成一个实体经济的重要的流动性来源。这与以前可能正好相反。事实上，股东在资本市场抛售以获取现金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增多的趋势。在2011年3月份，上市公司大股东共抛售5.03亿股，环比增幅达到131.8%。在整个2010年，中国平安的原始股东们在资本市场套现76亿元。不过，这并不是最为严重的。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市银行在股票市场已经进行了数以千亿计的再融资，以补充其不断被消耗的资本。最新的证据则是，号称中国最赚钱的煤炭企业的中国神华刚刚推出了1200亿的融资计划。不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股票市场将成为众多企业应对现金危机的提款机。

很多人以为，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处于所谓估值底部，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细查中国股票市场，大概只有银行股的估值看上去比较合理。但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估值远远不是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安全。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银行业依靠垄断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利润高增长时期，已经确定终结。在未来，中国银行业利润出现大幅负增长也将不是什么新闻。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出现的资产重估，不独独是银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都将被重新审视。资产的重估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翻转，使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着被反复推低的重大风险。

中国一直是一个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份额的金融体系。然而，随着流通市值的不断跳跃式增长，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向股票市场转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银行不断抽取的天量融资，以及如过江之鲫的上市新股上看得非常清楚。经济体系中多年积累的风险一朝爆发，资本市场也定然受到沉重打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中国特别年轻的资本市场以及特别年轻投资者来说，必须反复提醒他们记住两段历史。美国股市1929崩溃之后，直到1954年股市才恢复到当初水平，期间经历漫长的25年，而在1989年日本股市崩溃之后，22年过去了，日本的股市水平仍然仅仅是最高峰的1/4。这种经济转型带来的痛苦，在资本市场表现出来的就是漫漫长夜般的超级熊市。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以某类价格不断上升的资产（通常是以房地产）为抵押标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断放大信用的过程。一旦资产价格不复上涨开始下跌，其信用收缩的过程也会同样剧烈。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受到重创。鉴于中国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各类投资者、住房消费者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个泡沫的广泛程度，我们相信，资产负债表的重估将是全体系的。这个过程对实体经济反过来会造成剧烈收缩效应。如果泡沫破裂与经济下滑是同时出现的话（现在看来似乎极有可能），那就将引发中国经济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乐观派对房地产崩溃予以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有数据显示：在2010年，仅仅中国住宅房地产投资就占GDP的12%，这远远高于2005年美国最高峰的5%。加上房地产所牵涉的上下游，房地产崩溃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许远远超过一些人的估计。戒除毒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中国房地产而言也同样如此。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在2011年力推保障房，一方面保障民生，另一方面则部分平滑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冲击。然而，这个与地方政府利益严重冲突的保障房美景，很有可能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厢情愿。在2009年高达2.9万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规定应该有10%即2900亿元投入保障房，但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仅仅投入460亿元，不到规定比例的1/6。即便真正能够投入，保障房最后会否重演1997年香港政府“八万五公屋”计划的历史，实在也是未定之天。

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深刻卷入了房地产泡沫，这场灾难显然不只是属于企业的。它同时将对地方政府的财务构成灾难性的冲击并由此引发政治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2012-05-31 ——《大拐点》选载之十

自1978年中国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下移，各级地方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开始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虽然，央企在1990年代末期的崛起，引发了中国整个经济在结构上的某种变化，但从整体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号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经常是在调控地方政府。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其中衍生出的诸多政治学问题，非常有趣，但不是现在需要讨论的。按下不表。

组织经济活动，必然要有掌握和调动要素资源的能力。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属于当地政府管辖，银行便成为地方政府予需予取的出纳部门。这种格局在1990年代初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于是，经济沙皇朱镕基雷霆一怒，霹雳手段上收了银行权力，算是初步厘清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不过，既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地方政府就不能为无米之炊。几经博弈，苦思冥想之下，地方政府终于探索出了一条比银行还银行的“发财”捷径：土地。在新世纪开启之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上的一张王牌，是他们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一件法力无边的秘密武器。有人将此概括为所谓土地财政，但显然只说对了一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而且是金融，甚至是货币发行权。土地，几乎撬动了所有的社会资本。经过多年拉锯，绕了一大圈之后，地方政府终于由土地突破，重新获得了某种金融控制权。有了这一切，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名至实归的发动机，而中国经济之祸福皆由此而生。

在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完全垄断了一级市场，这就让他们得以进行垄断性定价，并操纵土地价格的飙涨。说白了就是，在一定时期，地方政府想要多少价格就要多少价格，想让土地怎么涨就怎么涨，直到土地价格被推升到消灭了绝大部分最终需求为止。

地方财政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其中道理人尽皆知：地价越高，地方卖地收入越多；房地产消费者及投资者越恐慌，交易就越畅旺，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不幸的是，他们不仅有动机而且有能力、有手段。在尝到甜头之后，地方政府对地产泡沫就完全上瘾了。各地政府争先恐后，纷纷效仿。在中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卖地收入普遍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而在现行土地模式始作俑者的中国杭州，2009年的土地收入更达到1200亿，超过地方财政收入500亿的一倍以上。在全国范围内，2009年，中国卖地收入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而这一数据在一年之后的2010年更是猛然升高到2.9万亿元，增幅达到一倍。如果算上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相关税收，房地产就已经远远不止是地方经济的命脉，而俨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足见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依赖之深，寄望之切。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命门所在。一个大型经济体对房地产如此依赖，虽然荒谬，但却是事实。中国民间有调侃曰：所谓GDP，就是搞地皮（搞地皮的汉语拼音缩写与GDP相同），真是一语中的。

不仅如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将土地直接卖给各类开发商以图利，还大量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直接套取巨额现金。2009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最早指出地方融资平台严重问题的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史宗瀚先生的统计：2004-2009年底地方投资机构的借贷总规模为1.6万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占2009年中国GDP的三分之一，更远远超过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既然土地不仅能卖给开发商，而且还能直接卖给银行，地方政府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就变得极其强大。荒唐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在这个游戏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是一个净收益者，因为无论是直接从银行抵押出来的钱，还是开发商从银行借贷出来买土地最后奉送给地方政府的钱，地方政府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风险全部集中在银行，或者干脆说集中在对金融系统风险负最后责任的中央政府。在这样一个风险与收益完全不对称的游戏之中，地方政府唯一要干的，就是竭尽所能推高土地价格，在短期内实现可支配现金流的最大化。读者高明，当能一眼洞穿这个游戏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参与者，那就是银行——更准确地说是国有银行。作为为风险定价的专业机构，银行本来会自我约束，按照项目本身的风险做出商业判断。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花费巨大成本改制据称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国有银行，显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长期的责任约束机制。那些看上去像银行家的负责人们，实际上仍然是随时等待升迁的官员。相当悖谬的是，改制上市之后的中国国有银行却具备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力。给地方政府贷款，显然绝佳地契合了中国银行家独特的责任约束机制。即便贷款烂了，那不仅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而且也是烂在政府那里。谁跟谁呀，本来就是一家人。知道这一切，我们就太容易理解地方融资平台为什么门庭若市，各类银行为什么趋之若鹜了。在1990年代被朱镕基内阁强行拆散的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姻姻缘，却在新世纪被土地更加紧密地捆在了一起。

正是在地方政府主导，国有银行紧密而默契的配合之下，中国严重高估的土地及住房价格泡沫越烧越旺、直到今天变得难以收拾。在201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在原来就已经严重高估的基础上，放量大幅上涨60%，在中国北京，商业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更达到100%。任何对投机市场有经验的投资者，恐怕都很难说服自己这不是泡沫的最后疯狂。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都已经严重背离其可能的未来收益以及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对应于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雄辩是：政府的利益所在，难道会让房地产下跌吗？政府的力量的确可以延长泡沫的时间，但很难阻止其破裂。相反，政府的力量会加大市场的非理性程度，放大其调整的压力。这是有中国特色房地产市场的幸之所在，也是其哀之所在。佛语云：势不可用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在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利用上，当是极其确当之语。顺便要提到的是，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不确定性的预期之中，分散的市场主体可能会从总体上变得更加谨慎，这可能体现为银行不愿贷款，而企业也不愿意借款。而在国有银行以及国有企业占据极大比重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之中，银行及企业都可能在命令或者暗示下，反其道而行之。这固然使后者看上去具备了某种反周期的能力，然而，如果萧条是必然要到来或者对上升周期期盼只是一场等待戈多的游戏，那么短期的反周期操作就可能加大萧条的摧毁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在后面一种经济体之中，不萧条则已，一旦萧条就是极其深度的萧条。

既然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收益，一旦房地产泡沫翻转，地方政府所受到的伤害也可能且深且巨。这种情况实际早已预演过一次。在中国房地产陷入低迷的2008年，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普遍下滑了50%，有些地方甚至下降90%，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地方财政的一片叫苦之声。以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房地产的低迷将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开支。请注意，在2008年，中国房地产仅仅是低迷。而如果是泡沫破裂，那么与房地产泡沫相关的一切收入下降都可能是非线性的。泡沫的破裂意味着原有趋势的突然中断，意味着整个系统的突变，其引起的一切变化也都是非线性的。而随着土地价值的大幅重估，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将变得异常沉重，导致地方政府的破产也绝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如果实体经济同步下滑甚至剧烈下滑的话，税收减少，地方政府收入就可能陷入短暂枯竭。土地出让金本来就是透支未来的土地租金收益，现在越多，以后就越少。政府每多一笔出让金收入，居民就少一笔未来消费，企业就多一笔负债。虽然中国地方债务的数字很难准确计算，但普遍的估计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达到10万亿之谱。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看，债务率为97.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显然，房地产如果崩溃，地方政府几乎立即会陷入债务危机。这个方面的最新证据是，据彭博社2012年12月的报道：中国已经有11家省级平台，延迟贷款利息的偿付。

可以断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给地方政府立即带来严重的困境。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极端奢侈浪费的各种开支都将遭遇筹资困难。无论是那些用于公共建设投资的，还是那些为政府自己谋福利的。更不用说那些虚张声势、沽名钓誉的所谓这个“国际中心”、那个“国际中心”了。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地方官员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其财大气粗、慷慨豪迈之势，不惟西方官员自惭形秽，就是那些暴发户也只能自叹弗如。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是，在政府以各种名目大举兴办的林林总总的投资和开支中，潜藏着多少盲目、浪费以及低效率。在中国华东的一个城市中，为了驱动所谓新兴产业，政府大举补贴此类名目的公司。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甚至人都没去，仅仅是注册了一个公司，几百万的补贴就已经到位。可以预计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兴办的大量工程将会由于现金流问题而搁浅，而那些动辄几万元甚至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恐怕也要少吃几顿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将会瘫痪，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法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果只是个别地方政府出现这个问题，中央的政府目前的财力可以集中予以救助，但我相信，一旦房地产崩溃，地方政府的财务困境将是普遍的。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财力恐怕就会捉襟见肘，顾不过来了。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的负债本质上仍然是国家负债，当地方政府无法还债的时候，其债务必然上移，而显性化为国家债务，到那个时候，中国看上去十分安全的负债比率恐怕就不那么安全了。

由于事权的下移，地方政府的开支是具有某种刚性特征的。如果地方财政陷入危机，将迫使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又一次回到谈判桌前，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重新划分的契机也就到来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及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调整，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变化，其意义之深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目前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分权体制，是朱镕基在199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之后与一个一个的地方领导人艰难谈判出来的。这个体制支撑了中国前面将近15年的经济表现。而另外一个相当肯定的结果是，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长期维持的蜜月将会结束，各种税收将会日趋沉重。

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既然是地方政府与银行合力促成的，那么毫不意外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地方政府拖下水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银行业拖下水。中国的银行管理者们一直以一贯的乐观调门告诉大家，中国的银行业是安全的。但他们对情况的估计显然并不充分。已经广为人知的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明显的软肋。诚如前述，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是以严重高估的土地价格作为融资抵押的。当土地价格崩溃，抵押物将会严重贬值。实际上，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完全就是靠欺骗手法套取银行贷款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某地，有近半的“平台”经营活动现金流为零或负值。而这些欺骗手法甚至在现在就已经露出了马脚，有银行的负责人披露：不少地方政府平台已经出现担保不兑现、逾期不还的情况。2011年3月份法国兴业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地方政府对其投资公司发放的贷款数额约在7.66万亿元。如果50%的这些贷款产生50%的损失，那么银行业在这方面的坏账损失将占到总贷款的6%，从而消耗掉60%的银行资本。”在同类估计中，这份报告显然并不是特别激进的。对于这些灰暗的估计，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董事长非常自信的保证：“不出三年，我们就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他继而大肆嘲笑那些悲观的预言家们：“过去几十年期间，国外有不少预言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危机，但这些都从未成真，事实和现实每次都证明这些预言家错了，但他们继续热衷于做出各种预测”。不过，这位董事长的判断显然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了。对一个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经济体来说，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智慧的天敌。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显然远远不止是来自地方融资平台。诚如前述，地方融资平台不过是中国房地产的一环，如果整个房地产崩溃，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将被骤然放大。开发商贷款、按揭贷款的风险也将被连环引爆。中国银监会主席在2010年4月份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披露，截止到2010年一季度，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将近20万亿，接近中国信贷总量的一半。如此之高的贷款集中度，如此之巨大的信贷总量，中国前面三十年的任何一个时期恐怕都未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前面那位董事长的判断不仅是过于乐观，而且是过于轻率了。容易察觉，这位董事长的判断所依靠的是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中国还会像过去三十年那样高速增长。正是这样一种高速增长，在覆盖了中国银行业过去的种种坏账之余，还推动了中国银行业超常规发展。然而，假设历史线性发展在智力上的确是相当容易的，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有一种非常教条的观点认为，中国银行没有像日本银行业那样购买大量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崩溃不会引发银行业的危机。但事实却是，中国的国有银行通过地方政府这个自家人间接购买了大量的房地产。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资产中隐含了大量的严重高估的房地产。

在我看来，房地产崩溃所带来的风险仅仅是中国银行业在未来面临的第一轮打击，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的打击将来自中国的实体经济。同样是凭借过去的经验，那些沉淀在各种基础建设比如港口、火力发电、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中的中长期贷款，都被乐观地认为是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加以消化的，然而，高速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重复。一旦实体经济萎靡，这些贷款就可能变成中国银行的一场梦魇。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些贷款大多来自最近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中表现越来越活跃的所谓央企。与地方政府一样，中国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央企也是以软约束著称的。就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情况看，我相信，中国的银行将在泡沫破灭的第一轮打击中幸存下来。但问题在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始，初始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引出一系列更为重大的条件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意味着实体经济本身的危机，那么下降的正反馈就会被开启，中国的银行业也将肯定会面临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轮的打击。所谓下降的正反馈，就是所有的负面因素都会同时或者相继发生，从而推动经济的不断下降，这种情形根本不是银行所谓静态的压力测试所能假设的。

中国银行业在业务模式及信贷文化上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征，这就是所谓资本消耗型模式，这种模式激励银行最大限度的放贷。在利差为中央银行所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盈利模式显然是最为轻松的。其实，这种不断融资扩大资本的盈利模式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中一种普遍的盈利模式呢？鉴于这种高度同质化，一旦出现危机，将很少会有银行能够幸存，也注定将放大银行危机的烈度。中国监管层近一两年来，不断敦促中国银行业从各种渠道持续补充资本金，多少是预感到了即将来到的坏账冲击。

对于中国银行在下一轮坏账高峰的损失，有各式各样的估计，有说5万亿的，也有说10万亿的，最骇人听闻的估计来自一位叫乔治·弗里德曼的研究者。在“中国2020：纸老虎”一文中，他估计中国的银行坏账接近GDP的40%，也就是接近16万亿。不过，所有这些依据一定假设条件的估算在我看来都不足为凭。因为在经济体系从一个状态向另外一个状态切换或者说巨变的时候，所有假设条件都将变得面目全非，而那些据此做出预测的，看上去十分精确的数据总是谬之千里，贻笑大方。而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许多重要因素，当初根本就没有被予以考虑。但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国有银行现有的资本金恐怕都很难招架。作为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人，中央政府恐怕还得又一次出场演出。一位西方评论家非常精到的指出：政府是不断运转的泡沫超级周期的最后一根链条。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可以像1990年代对救助银行那样如法炮制，再一次救银行于既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以向全体公民征收高额通胀税为代价的。我非常怀疑，在中国社会已经觉醒的今天，这种老办法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探囊取物。我甚至怀疑，到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本身也可能深陷泥潭、滞碍重重。而中国金融系统要恢复期健康功能可能也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

拜全球化及市场化改革之福，中国银行与地方政府过了十几年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会不会再一次双双陷入像1990年代一样的艰难时世呢？

资本外逃的魔影

2012-06-01 ——《大拐点》选载之十一

在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发达国家穷追猛打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谈资本外逃及人民币贬值，可能会被视为疯狂的念头。不过，这却是许多精明人悄悄在做的。在2009年，当发达国家经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中国的移民倾向却诡异地创出了新高。据中国报纸《南方周末》报道，在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该文引用的另外一个数据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由此可见，在中国，移民及资本外流的增长趋势可谓极其迅猛。可以印证这一趋势的日常经验是，移民公司的广告越来越多，移民生意越来越红火。显然，中国的移民潮正在不断壮大之中。

如果我们以媒体报道的“2009年中国移民加拿大人数2万5千人，移民美国6万5千人”作为粗略的估算基础，以每个移民带走100万人民币计，中国每年通过移民所导致的资本流出应有数千亿人民币。这暗示，在热钱不断涌进的同时，资本外逃的暗流也在蓬勃涌动。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围城现象：外面的钱想进来，里面的钱想出去。区别只在于，涌入的热钱只是在中国做短暂停留，而移民们带走的资本却是永久性的。

在中国模式被叫得震天价响，中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断壮大的移民潮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这些移民者都是一些笨蛋那也就算了，但他们偏偏却是那些多少有一技之长，或者具有大量财富的聪明人。聪明人的行为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超前预判和理性计算。抛开那些所谓法治健全、社会稳定之类的因素，但就经济计算而言，移民似乎也逐渐具备越来越坚实的依据。事实上，在中国，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从住房、汽车、奢侈品等中国中产阶级最为热衷的商品来看，中国的绝对价格都已经大幅超越美国。一件中国制造的“意大利皮衣”在美国布法罗打折后的价格为70美元，而在中国却卖到1500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大约合230美元，是美国价格的三倍有余。而如果中国的通胀按照现在的趋势腾升，不出几年，中国普通消费品的绝对价格恐怕也会全面超越美国。这意味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实际上可能已经相当有限。作为佐证，世界银行用以衡量平价的所谓国际元，近年来兑人民币的比值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其比值从2006年的2.0872元人民币到2007年3.6471元人民币，再到2008年为3.8044元人民币。经过2010年到现在的不断通胀之后，这个比值相信已经进一步上升。在一片升值喧嚣的掩盖之下，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却在静悄悄不断贬值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NDF报价始终只有小幅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移民，就其经济本质而言，是一种套利行为，即在比较国别之间生活、商务成本以及环境、法治、社会安定及和谐程度之后，获取收益的行为。所以，我更愿意将移民称之为移民套利。将移民套利作为资本进出的一个先行指标，在今天的中国可能颇为合适。在这个意义上，移民潮的突起，可能预示着中国已经处于由资本流入到资本流出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上。

在过去的20年尤其是加入WTO的最近十年之中，巨量资本流入中国，加上中国的自己积累的贸易盈余，终于形成经济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天量外汇储备。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资本的磁铁，其关键诱因有二，一是通过政府强力打造的超低成本环境，二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将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无与伦比的套利天堂。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观测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可以以这两个关键条件作为窗口。显见的是，这两个曾经成为资本致命诱饵的条件都已经处在重要的拐点上。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指明过的，中国的各种成本已经处于不断的攀升之中。事实上，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实际上就是经济及商业成本的社会化过程，而作为其反动，社会反向运动的经济含义就是将以前转嫁给社会的商业及增长成本重新推回给政府及企业。对于这种出自社会最深层和最底层的反弹力量，政府很难控制这种社会反向运动对成本的推升。加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对通胀和泡沫的一再绥靖，中国成本恶性上升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一种愈发明显的前景。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几乎肯定已经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不能肯定的是，中国究竟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抑或一举掉入更加深不可测的经济陷阱。但不管是哪一种，流入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都会急速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曾经吸引国际资本蜂拥挤入中国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那些在中国已经获利丰厚的资本也处于欲走还留的时刻，他们要等待的，就是最后那一声游戏结束的发令枪响。这个信号，也许是恶性通胀，也许是经济增长急速着陆的确认，也许是其他政治或者社会信号。说白了，这么多年涌入中国的巨量资本就是将中国当做一只股票在炒。所有的投资者都懂得：信号确认之际，就是必须立即开溜之时。这就如同看好一只股票的时候，大家一致狂热追捧一样。只不过，这个赌注是如此之大，万亿级美元的资金一旦望风而走，肯定将造成一场巨大的经济劫难。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更多表现其逐利与贪婪本性，而危机时刻，资本往往就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

如果我们将FDI看作长线投资者，热钱看作炒短线的，中国自己的富人看作员工股东，那么，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本的逃跑顺序就非常清楚了。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内部员工股东往往最先了解公司情况的变化，一旦感觉大事不妙，便开始立即扯腿。在当今中国，第一步的迹象似乎已经出现。那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正在掀起的移民浪潮。事实上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一位在EMBA授课的朋友告诉我，在她的学员中，大多揣着外国户口。而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则透露：“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鉴于中国极高的财富分化程度，高净值个人带走的资本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很明显，管涌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已经开始。与中国内部这些高净值个人相比，那些具有高投机性的所谓热钱，其行为是最难推测的。但作为短线炒家，他们往往是行动最决绝的，信号作用最明确的。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具体数目各路人马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存在相当数量伺机而动的热钱恐怕是一个事实。这些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成为中国资产泡沫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一旦中国资产泡沫破裂，或者其他危机信号出现，不管赚钱还是亏钱，这些热钱都会呼啸而出。而这些热钱登高一呼所引发的紧急示范效应，则可能引发资本的恐慌性外逃。至于那些所谓经常被看成长线投资者的FDI，随着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减弱，也会有逐渐外移的倾向，而在危急时刻，长线变短线则更是资本市场司空见惯的景象。那些认为FDI不会逃跑的观点完全是书呆子的见解。热钱之热，端赖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温度”，“温度”合宜，所有的钱都会变热钱。比如，通胀恶化的时候，穷人的钱会抢购，富人的钱则会毅然出走。这几股资本如果汇流，那么就会在中国掀起资本外逃的滔天巨浪，引发人民币短期的巨幅贬值。而这一过程也将反过来大幅度推升中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也许在那个时候，中国真的会有所谓输入性通胀了，因为一切需要进口的东西都会变得如此昂贵。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需要人民币升值以抑制通胀的时候，人民币却无可奈何的贬值了。一般而言，所有的极端因素都是互为条件的，因而他们往往会一起出现，并在危机的过程中相互加强。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比如，恶性通胀、资本外逃、实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及社会危机总是会一起到来，并在危机过程中互相强化彼此的势头。这个时候，可能很难用这些因素在系统稳定时候的那种关系来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性社会中，中央政府总是通过其高度集中的资源及控制能力化解、救济经济体系内分散的显性危机，因而个别的危机总是被迅速化解，从而支持整个系统的稳定。但也因为如此，分散的风险也不断上移，向中央政府累积被并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不支，危机将是全体系的。当系统出现整体性的巨大风险时，逃离系统将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中国出现系统性的重大风险，那么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都将成为高风险资产，在这个时候，资本外逃就会风起云涌以寻找任何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前景离我们并非遥不可及。如果是那样，中国就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本文写作的2011年4月，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中国资本外逃的任何迹象，但到了2011年三季度，中国银行存款开始出现反常迹象。在7月份，中国银行系统存款罕见的减少了6000亿。另据中金公司的统计，在2011年10月，中国资本流出规模达到1800亿元。而到了年底，人民币汇率更是出现了连续十余个交易日触及跌停价格的“轰动”记录。对于那些被人民币升值预期彻底催眠的人们来说，这个记录当然是震撼性的。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人民币已经出现系统性的贬值趋势，但它至少提示我们，人民币的贬值已经不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测，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有人以为，中国有3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资本外逃。然而，3万亿美元对于可供外逃的资本来说，实在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小数目。有人统计，中国家庭部门的总资产大概是11万亿美元，其中随时可变现的存款及股票大约7万亿美元，按照普遍的估计，这些流动性资产大约有一半集中在1%的高净值个人手中。这样算下来，中国高净值个人随时可变现的资产就已经超过外汇储备。如果再加上各类外商投资及热钱，中国的外汇储备恐怕经不起两轮敲打。外汇储备虽然对外部主权国家是债权，但对于持有人民币的人来说却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之下，中央银行在获得外汇储备的同时已经按照现行汇率发行等量人民币。因而，在理论上（不考虑资本管制），持有人民币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中央银行兑换成相应外汇。在这个意义上，外汇储备不过是暂时保留在央行名义下，随时可供兑换的一个资金池而已。不过，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真实债务问题。中国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一位非常用心的编辑徐以升先生，用十分扎实的逻辑告诉我们，在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表象之下，中国很可能已经变身为净债务国。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论。在这篇“外汇局披露FDI留存利润中国经济暗物质浮出”的文章中，徐先生推论说，“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换句话说，中国这个看上去坚如磐石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根本不足以抵偿债务。这与中国官方言之凿凿的结论真是大相径庭。

在中国，阻止资本外逃的另外一个手段是所谓严格的资本管制。然而，所谓的资本管制实际上只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热钱能够进来，当然就能够出去。移民套利不过是资本外逃的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资本几乎可以分分钟出逃。当然，那些按照国际规则完全正当的资本进出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境，这些钱究竟有多少，可能谁也说不清楚。如果限制这部分资本离境，定然引发严重的国际争端，以当今之势，国际争端恐怕不是中国可以承受之重。资本出逃之时，总是国内危机日趋严重之时，这时候政府的管制力量究竟多有效，恐怕是一个天大的问号。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已经变得异常高昂。

中国现行汇率制度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出口企业的低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这个目标如此明确并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其成本一直被视而不见，至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议论与批评则更是可以忽略不计，顶多虚与委蛇了事。然而，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现行汇率制度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2002年入世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一路猛增，从不到3000亿美元一跃而至2010年的3万亿美元。八年时间增加了9倍，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幅度。在特别爱面子的国民眼中，不断高涨的外汇储备是国力象征，政府官员也特别愿意以此炫耀。但中国的强制结售汇的汇率制度，决定了央行必须无条件买入全部外汇，并释放相应的数额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02年之后，因为这种汇率制度，中国释放出的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这是中国货币被动超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这个远远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增长更多是进入了资产领域。2002年之后，中国人普遍而直观的感觉到财富数量的跃进式增长，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股市的大幅膨胀，超级富豪数量以及财富级别的跳升。在国内一些分析师眼中，这被认为冠之为所谓资产重估。不过其背后原因则是基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潜在但巨大的通胀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不断催化外部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对内则处于不断贬值之中。换句话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向全体人民征收一笔巨大通胀税为代价的。到这里，中国外汇储备的游戏本质其实已经变成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大多数中国人在承受不断升高的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过程中所受到的财富净损失，假借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之手，被转移到了那些在货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中净获利的人手中。这些人可能是境外涌入的投机资本，也可能是FDI，也可能是在房地产泡沫中大发横财的那些大企业和个人，也可能是那些更有来头完全可以自由进出的资本。对于那些随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资本而言，他们的收益主要有两项，一是资产价格的上涨（2002年之后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几乎上涨了十倍），二是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虽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每个拥有资产的人似乎都受益于资产价格上涨（对于那些只拥有一套房子的人来说这种增值仅仅是心理上安慰），每个拥有人民币的人也都受到了通胀侵蚀，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中的财富净转移。相反，正是这个普遍性，掩盖了其中巨大的财富转移。资产通胀的所造成的财富转移已经异常明显，通胀所引起的财富转移过程才刚刚开始。这显然造成了中国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样一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央行实际上已经沦为各类投机资本予取予夺的一名高效率出纳。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安排下，汇率的风险被分散给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但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下，汇率风险却全部集中在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这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总体性风险。你想达到某种总体性的控制，就必然承担某种总体性的风险。这与中国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管制完全同构。总体性的控制总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为这个国家的独特能力（所谓国家能力），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总体性的控制能力总是对应于某种总体性的风险的。世上之事，总是如此对称和公平。

毫无疑问，这个游戏是不可能无限循环的，时至今日，中国的资产价格对外已经构成一条悬河，造成巨大资产价格压差，而恶性通胀也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在这个阈值上，外汇储备任何边际上的增加都可能成为激发中国通胀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成为激发中国房地产泡沫最后崩溃的触媒。虽然在理论上，中国央行还可以通过央票、准备金手段来缓解压力，但它显然已经越来越接近不堪重负的极限。中国的现行汇率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奉行经年的汇率制度可能被迫出现重大变化。无论是各类官员口风的转变，还是温州对外投资的试点，都已经暗示，这个变化可能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启动。那可不是什么即兴表演，而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推测，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一定是朝着央行更少干预，管制更加宽松的方向。吊诡的是，在今天，这种改革的风险和收益已经完全无法计算，央行想轻松解套已经变得难上加难。但不管如何，形势将逼迫他们冒险一试。

中国资本管制以及汇率制度被迫打开缺口的时候，各类投机资本兑现其巨额收益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资本的抽离就可能对中国房地产泡沫构成决定性的一击，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而期间也可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市场迅猛但短暂的上升。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牛市的到来，而是资本即将兑现的信号，是又一个黑暗时代的降临。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本书最后一篇写于2011年4月）

附：袁剑博文合集

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

2011-11-25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大萧条和中国

在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美国体系的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

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繁荣与泡沫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

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同样督促。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世界体系下的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体制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房地产问题影响中央权威 十年牛市将结束

2011-01-02

在一波又一波的房地产调控中，2010年过去了。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如何运行？理财一周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独立评论人袁剑。

持续十年的中国房地产牛市将结束理财一周报：您多次撰文从宏观政经角度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您觉得2011年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一年？或者说，“十二五”规划乃至接下来的政府换届，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楼市走向？

袁剑：不是时间赋予这个市场以意义，而是市场本身的变化赋予某一个具体时间以意义。在我看来，2011年，除非出现恶性通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显着的下跌，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看到，持续了10多年的中国房地产牛市将会出现明显的结束信号。与此同时，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支柱性地位将会发生转折性变化。政府换届以及“十二五”规划可能从某些层面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但是这些政治力量都已经很难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是牛市正在结束。房地产在经济中的位置将从现在的中心退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理财一周报：2010年是在房地产调控“不阴不阳、前景莫测”的局面下结束的。2011年这种局面会有所改变吗？

袁剑：在房地产市场上人们对政府调控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这种期望本身就是荒谬的。在下一年，人们不应该期望政府会有更为严厉的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出台。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仍然是希望房地产价格软着陆，其政策也只能依据这种取向来作调整。但我要提醒的是，无论各级政府对房地产的取向如何，在未来，市场本身的力量都会显示出更多的重要性。市场足够大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当政府政策屡屡成为反向指标的时候，市场就已经足够大，就像你们在股票市场看到的那样。教育政府的最佳时机，就是政府对市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相信，这一时点正在到来。

理财一周报：11月的CPI数据达到一个高点，这是否会招致更严厉的调控？

袁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早就预测中国CPI到顶了吗？所以这个是不是高点还很难说。但通胀正在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恐怕已经成为事实。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已经成为最为急迫的敌人。当然，大家都能看到，中央政府仍然希望在通胀管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调整结构三个相互冲突的宏观任务上取得一种平衡。但这个近乎杂技表演的高难度动作，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会不会从钢丝绳上掉下来，恐怕很难说。如果通胀有失控从而演变成恶性通胀的趋势，货币政策就可能一边倒。房地产泡沫作为一个引发成本上升的重要推动力，就有可能招致更为严厉的调控。

房产税的影响还不确定

理财一周报：您认为如果房产税出台，它的影响是确定性的吗？

袁剑：坦率地说，房产税的影响是不太确定的，它与投机者对房地产未来的价格上升幅度的预期相关，如果一个房地产投机者预期每年有30%的价格上升，2%的房产税是不会构成影响的。除非将房产税调高到足以让房地产投机者颗粒无收的程度。作为一个资产市场，与房产税比起来，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更为显着。

理财一周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能解决中国房地产的困境吗？

袁剑：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可能不是房子太少的问题，而是价格太高的问题，之所以价格太高，是这个市场完全缺乏效率。这个问题不是保障房能够解决的。当然，保障房可以部分缓解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但这远远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全部。即便是这个问题，保障性住房能不能缓解城市低收入者住房困境，也有赖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理财一周报：“投机”与“投资”越来越趋向并提。年底，甚至有些银行已经把正常投资者的房贷申请变相搁置。您曾说“投机者的面目是中性的”，那么在市场调控中，是不是有必要及可能性，将房地产需求区分为“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

袁剑：在书斋的理论世界中，定义并根据这种定义区分投资和投机是容易的，但在真实世界中，恐怕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区分投资和投机，更不用说使用某种技术手段甄别投资和投机了。所以，区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便有成本也极其高昂。除非是政策性银行，作为商业机构，银行只应该根据具体的风险来决定是否放贷，而不是根据投资或者投机来做出取舍。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的政策性目标，应该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以及廉租房等手段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商业机构的目标。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讽刺的是，据说已经成功改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是依照上面的政策，而不是对具体业务的独立判断来做出贷款的取舍。

理财一周报：各地楼市价格还在涨。是不是已经很接近“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

袁剑：我无法用定量指标来确定“一个市场是不是都转变为多头”。观察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看看你的朋友是不是都买房子了，进一步，你可以观察你的朋友买多套房的比率有多高。我的朋友中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比率几乎达到100%。一位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朋友也告诉我，他有两套房子。市场还能有多大推动力量，实在让人生疑。

理财一周报：您曾说2010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十二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但直到现在，在重重调控之下，房价似乎还有上涨的空间和趋势。您是否会考虑修正之前的结论？

袁剑：泡沫的破裂是不会提前通知人们的。事实上，所有成功逃顶的人都是出于某种不可复制的决策运气。所谓趋势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个趋势，明天一觉醒来，趋势就可能改变。预测明天会与今天一样，是典型的幼稚预测。我看到的情况是，房地产继续上升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弱，所以，我依然相信，2010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牛市的转折之年。当然房地产市场不会像股票市场一样转势那么迅疾。不过，当大多数人都确信转势的时候，那已经很晚了。

房地产问题严重影响中央权威

理财一周报：您曾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多头力量”。使这些多头凝聚在一起的有哪些因素，比如体制上的安排或者社会传统的力量？

袁剑：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银行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房地产中巨大的短期利益。而这种结盟变得如此紧密如此长久，则是因为中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衡力量。本来，政府就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如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政府并非如此。举国体制可以将经济增长推多高，就可能将泡沫吹多大。

理财一周报：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中央政府的角色，有时会显得两难甚至自相矛盾。是否存在一个破局的关键点？

袁剑：破局的办法就是进行政治及财政体制的改革，关键点在于，地方政府必须对主流的民意负责，而不是对上级官员负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和重大的风险。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个具有极高风险和难度的改革工程几乎毫无准备，甚至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终归是要来的，越早准备越主动。

理财一周报：在目前这样的困局下，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不是正受到损害，以至于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程推进？

袁剑：房地产作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我以为，房地产泡沫作为一个可能引发重大经济挫折的经济问题，在未来将会成为中央政府一个极其沉重的负资产，而演变为更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中间并没有防火墙。在当代，任何社会的成功转型，都离不开政府的效能和权威。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或者通过激烈的通货膨胀加以消化，都会对政府效能构成沉重打击，因而也会加剧中国进一步转型的困难。

理财一周报：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大多头”的角色是注定的吗？

袁剑：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掌握的推动GDP增长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在GDP仍然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时候，在地方政府仍然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所在地居民的民意负责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有最大的激励将房地产这个资源使用到极致。这一点不会因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有更大不同。地方政府如果想从房地产泡沫中解脱出来，恐怕根本的办法只有通过对现有的财政体制及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改革才可能达到。必须说明的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并不是注定的，而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后果。这种被称之为经济联邦的改革，虽然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积极性，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高速增长，可以忽视甚至经常是故意牺牲所在地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来达到目的。这也是造成国民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财一周报：“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您能否用更形象的一个表达说明裂缝最有可能从哪个环节开始出现？

袁剑：政府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泡沫是一件让人上瘾的毒品。戒除固然不易，但不戒除则可能死掉。对于那些有雄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说，多杀多是资产市场经常上演的剧本。

理财一周报：泡沫破裂，会是什么样的图景？

袁剑：资产泡沫的破裂无非是价格的大幅下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的财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其特殊性可能在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及政治体制对这种系统性的财务危机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究竟是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将这种危机分担，还是他们将这种危机推回给中央政府和全体公民承担，从而转化为整体性的制度合法性危机，这个可能还需要观察。我要提示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政府，泡沫的破裂不会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危机。我认为，这是中国泡沫破裂时最为重要的观察点。

理财一周报：“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这种转型，您认为更可能是从经济到政治，还是经济问题的一些痼疾必须经由政治转型解决？

袁剑：在前面三十年，中国经济领域可以改的，基本都改了。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转型，都必然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的适应性转型。中国的诸多经济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其根源在于政治。比如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所谓经济问题，但其实是一种政治病。中国的转型如果想最终成功，我不能想象不包含政治及社会的转型。问题只在于时间和方式。如果要说中国政治及社会改革艰难程度，我想最艰难处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文化及社会基础可能已经彻底崩塌。在一个崩塌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上，任何愿望良好的改革都可能有心无力，任何看上去有效的制度都可能无法运转。

学会弱化房子的身份标签

理财一周报：虽然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专家，还是想请您给普通投资者提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2011年能买房吗？

袁剑：那要看你是买房干什么。如果你是想投机或者投资，房地产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投资品种。而如果是自住，那就需要看房子在你个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了，或者说，房地产消费给你个人带来的效用了。这个层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完全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建议。

顺便要提到的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它的符号意义在中国可能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消费意义。这就是说，在房地产的消费中，我们为身份符号付出了巨大的额外成本。这种身份焦虑，与中国个人尊严的严重短缺有关。而个人尊严的缺乏与公民权利的严重匮乏有关。如果剔除这种符号考虑，很多人租房住，成本恐怕要低得多。很多人不买房，还是中产阶层，但一旦买房实际上变成了穷人，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是趋之若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确是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一旦房地产市场逆转，那些勉强买房的人将背负更加沉重的财务负担。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我看到一些有身份的人，卖掉自己的房子，选择租房，居住环境却大大改善。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2010-08-14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

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突然中断。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着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

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

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仲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任务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着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

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

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经济增长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疾病

2010-08-08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易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竟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2010-02-08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为二次改革先行目标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变。

抽水式的财政分肥走到尽头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着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国有企业。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2009年年底以来房地产调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2009年地方性群体事件频出正是县乡经济颓败土壤上恶之花。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

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体系内对要素资源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财富再分配考验财政变革

地方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引擎。中国2009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其背后，浮现出的是困扰中国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政府体系。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土地是各级政府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政府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政府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很明显，中央高层是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要把调结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然而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收效甚微，中国经济深深地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无法乐观。

2009：危中之机？

2009-05-21

2008年，一切都似乎被赋予了宿命的色彩。从年初一场充满预言气味的雪灾，到年尾宏观经济毫无预兆的跳水；从海外的金融海啸，到国内的泡沫崩裂，这一年的日历上写满“令人惊怵”。

虽然纪年将2008与2009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但就事件本身的逻辑而言，即将来到的2009年，必定是2008年的某种延续。在弥漫着不确定性的2009年，危机似乎已是其中唯一的确定性。也因此，反危机将是200 9年最重要的主题。

按照中国人的智慧，所谓“危机”即是危中之机。这显然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要想化危为机，险中求胜，首先要弄清楚危机的性质。在当下舆论的视域之中，这场正在逐渐深化的危机主要是一场外生性的危机，由美国而起、继而传染到中国。但从更宏大的全球视野来看，这种“外生性”的说法却是一个有害的误诊。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跨国公司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迅猛扩张，全球产业和经济循环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重构。大致可以描绘为一个由巴西、澳洲、俄罗斯这样的资源大国提供原材料，由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低成本人口大国提供中间制造，由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提供最终消费的产业循环。

与此平行但更加隐性的另一个循环则是，以美国投行为首的跨国金融机构通过其强大的融资能力(包括诸如次级贷款等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吸引全球过剩储蓄以弥补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不足。这样的全球经济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构造完毕后，在最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能量早已穿越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而自成一体。中国90年代中期之后的超级增长，实际就是这种全球性重构的一个结果和组成部分。

在这个视野中，所谓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是目前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的危机即是中国本身的危机。既然从体系的扩张中赢得了超级增长，就一定会在体系的收缩中遭受重大打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针对本次危机，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其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后者发生在全球体系的边陲地带，没有发生在作为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因此，只要作为体系动力的发达国家的需求仍然完好，体系就很快能恢复正常。这也正是我们在十年前看到的故事。不幸的是，2008年的危机恰好是发达国家的需求由于长期透支而发生了猛烈坍塌，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知，这次全球体系危机究竟是周期性收缩，还是一次系统性崩溃。但所有证据都向我们表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修复。有鉴于此，中国目前还刚开始的经济下滑可能也不是短期的。作为反危机的主导者可能就必须具备比过往三十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更加坚强的神经。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禀赋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走出一条低权利成本的增长模式。但其对公民权利的压缩，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极端扭曲。包括最广为人知的分配结构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需严重不足。而经济增长中所谓的“ 高外向型依赖”和“高投资依赖”都是因此而生。不过，当一个模式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不能继续发展时，被迫改变的时机就将来临。我们相信，2009年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时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2008年不期而至的危机，才可能是危中之机，险中之机。毫无疑问，它也是已经日渐式微的中国改革重获新生，再次出发的绝佳机会

在预测中生存

2009-05-21

这是一篇写于2002年的文字，对于当下深陷金融危机中恐惧中的我们，或许会有点用处1994年的秋天，颇有影响的《老农民历书》和《农民历书》（两本在美国发行量相当大的天气预测出版物）都预测，下一个冬天将有破纪录的降雪。结果，在以后的日子里，各种用于扫雪的设备销售量出现飙升。扫雪机销售量增加120％，雪上汽车销售量增加了46％四轮驱动的汽车增加了60％，最有意思的是，雪铲也提前销售一空。然而，与所有这些言之凿凿的预测相反，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热。

这是一个典型的预测错误进而误导我们生活的案例。不过，这并不是唯一误导我们生活的预测。按照《预测的神话》这本书的观点，我们实际上为这种错误的预测所包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预测的世界中。从通货膨胀增长率（现在似乎要改成通货紧缩）到股市的牛熊循环、从人口膨胀到全球饥荒，从新技术的趋势到人类的未来生活方式，预测几乎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被高深专业色彩包装过的所谓预测中，绝大多数都是胡扯。无论现代预测业具有多么科学的面貌，但它们与古老占星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仅仅是一种现代巫术。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察觉而已。

威廉·A·谢尔顿本人也是一位预测业的一位业内人士，曾经担任过不少知名国际咨询公司的专家。促使他写作《预测业神话》一书的动机，来自他的一次专业经历。1985年，谢尔顿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应邀为政府提供有关通货膨胀的预测。然而，他的研究让他大吃一惊。他发现，所有经济学家的通货膨胀预测几乎都是幼稚预测。所谓“幼稚预测”是一种最为简单的预测方法，这种预测假设：明天将与今天没有什么两样。更令谢尔顿感到震惊的是，许多拥有众多名校博士，并使用高度复杂数理模型（可能没有什么看上去比这更有科学性了）的经济预测公司，在预测通货膨胀方面的准确性竟然还要低于幼稚预测。在美国，号称是这样和那样经济学家的人士，有15万之多。谢尔顿的这个发现等于宣称：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带有强烈的看天打卦的神秘色彩，其科学性之低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当然，更远远低于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与古老的占星术士一样，衣冠楚楚的经济学家同样也是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和盲从心理赚钱。经济学家在经济预测方面的拙劣可以从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中看到。当被问道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经济预测专家时，谢尔顿的一位同事说：很简单，就是要不停的做预测但不对这些预测做记录。他的意思是说，你总会预测对一次的，这样足可以让你名扬天下，但关键的技巧是，你必须对那些次数多得多的错误预测加以巧妙的掩盖。不过，如果你认为经济学预测是离谱的预测（虽然他是最喜欢声称自己是最科学的），那我们就错了。以谢尔顿的分类，在所有成气候的预测生意中，经济预测的粗造程度仅排名天气预测业之后。排名在后的依次有：市场预测（尤其是金融市场预测）、人口学预测、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未来学和公司管理。在这些行业中，充斥着各种白痴般的大话，投机取巧的谎言和惟利是图的商业谋略。在奈斯比特之后但显然比奈斯比特更受欢迎的未来学大师，费思·波谱科恩就是预测业财富的最好见证。这位自称智商超过180的女性，凭借她的趋势辨别和出版公司，积攒了两千万美元。但显然，这并不是对她准确预测的奖赏，而更多的是她自我包装的结果。从古至今，预测业——这个几乎是最古老的行业，虽然笑话百出，误导众生，但仍然长盛不衰，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暗合了人类一种深层需求：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只要这种恐惧继续存在，我们就还将继续生活在预测中。而谢尔顿的贡献在于：他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类对自己和宇宙的无知，这一点，能够让我们对未来更加谦卑并充满敬畏。

资本市场改革方向：驱动中国经济大转型

2009-03-29

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的改革答案，可能要到中国经济本身的需求中去寻找。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其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已经达到无以为继的地步。如何从这种路径依赖中摆脱出来，需要在很多方面有重大的创新。

早在2004年，袁剑在《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中，就曾对中国证券市场众生相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过深入、透彻的分析。

2004年，中国A股市场正处于熊市的后半段。在此之前，上证综指从2001年2245.44点的历史高位滚落；在这一年之后，2005年6月初，A股市场跌至998.23点。

作为独立评论人、财经作家，袁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察从未停止。在他眼中，今日中国A股市场的面目似曾相识又略显陌生，资本市场的历史正以轮回的姿态前进。

五年来股市生态没大变

理财一周报：到今天，您觉得中国股市比起《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出版时，有多大的变化？

袁剑：哈哈，长了几岁，（规模）胖了几十倍。无论是投资主体，还是上市公司的规模都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看得到，中国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公司群体都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市，中国资本市场与整体经济的吻合度已经越来越高。尤其是中国所有大型垄断企业在这几年中陆续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至深至巨。这个群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影响，对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上市时间还非常短暂，它们将如何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还需要若干年的观察才能下结论。

岁数长了，身体胖了，总得有点进步才行，否则就白活了。

理财一周报：您曾如此形容某个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富；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为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成为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今天中国股市的“势力图”是怎样的？

袁剑：1990年代是中国国有企业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显然，这个甩包袱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腰包很鼓，暂时已经没有必要通过资本市场转嫁这种危机。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碰到经济危机，各级政府会不会故伎重演，就难说了。毕竟各级政府通向资本市场的渠道非常畅通，有各种所谓资本运作平台。在目前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卖地收入锐减，我们特别需要警惕这一种发展。当然，客观地说，跟以前相比，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

至于你说到的股市生态，我看没有大的变化，只不过权力没有以前那么赤裸裸，他们更多是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中小投资者是不是比以前更加成熟和智慧一点？处境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一点？还真的不好说。毕竟，资本市场是一个利用人性的地方，是一个不断重复着惊人相似错误的地方。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监管不可谓不严格。但是，次贷危机还不是照样发生了，新的倾家荡产的悲剧故事还不是同样上演了。

“股改”提供了控制权市场

理财一周报：今年是A股解禁规模比较大的一年。A股市场正向“全流通”格局迈进。“全流通”格局下的“游戏规则”，会有什么不同吗？

袁剑：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近些年来最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改革的成功与否不能以股市的涨跌作为标准，很多人将股市上涨作为股改成功的标志，将下跌作为股改失败的证明，这是十足的荒唐。

在我看来，“股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控制权市场。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对资源的真正有效配置，以及股东的保护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流动性仍然非常差，但股改毕竟提供了这个基础。在全流通的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大股东的地位将不再那么稳固，并购将会更多地出现。从逻辑上说，这将促使资源更有效配置，股东权利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究竟会怎么样，还要看其他因素是不是配合这个逻辑了。

舆论开放可弥补监管不足

理财一周报：中国股市走到今天，监管不力、信息披露不透明、操纵市场……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些问题背后，是否有某些类似原罪的共同内因？

袁剑：中国资本市场是在一个威权政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府与资本市场血浓于水的这种特殊关联，可能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原罪。中国资本市场在监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就我看来跟所谓成熟市场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法律的落实却是窒碍难行。不过，这不独独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原罪。从另外一方面说，即便相关法律真正能够落实，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我看也不能抱过高的期望。美国金融界爆出了天文数字的有毒资产，监管、信息披露的作用都到哪里去了？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对单一的法规、制度抱有一劳永逸的期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资本市场这个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公共风险的地方，抱持一种如履薄冰的态度。

就中国而言，我特别希望指出，新闻舆论的开放，可以对政府监管的不足起到特别重要的弥补作用。虽然舆论的开放并不能保证问题不发生，但是它毕竟是对系统风险和上市公司风险都多设立了一道屏障。当然，媒体本身的专业化水平也必须大大提高。

利益输送从未间断过

理财一周报：A股市场上，“资产重组”题材最近又热了起来。您觉得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最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形式是怎样表现的？

袁剑：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是资本市场的题中应有之意，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一个资本市场高效发挥作用的标志。而资产重组所带来的利益输送，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老问题，乃是因为其本质无非是内部人的共谋和操纵，这种事情几乎在资本市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一点在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可以达到公开的地步。说它是新问题，乃是其手法之与时俱进。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似乎没有什么改进。如果你玩股票，随便找一只所谓牛股，打开它的K线图，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利益输送痕迹。至于有什么新的花样，这要去问监管者。从理论上说，有多高的财富欲望，就会有多少利益输送的金融“创新”。

理财一周报：2007年A股开始暴跌，当时有很多学者指出这种暴跌反映出中国经济内在的一些问题。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又有声音说，中国的股市暴跌其实是受全球危机的冲击，不过是动得早了一点，暴跌主要是外因。您怎么看？

袁剑：中国股市的暴跌是市场的自我修正过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种故事在资本市场发生了N次了。跌太多，是因为涨太多，不值得大惊小怪。之所以觉得不正常，一是财富欲望扭曲了自己的视角，二是本来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就过于乐观了。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如果不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那才奇怪了。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什么是外因，什么是内因，实在很难说，因为大家同处于一个经济系统之中。这是1990年代加速全球化之后的一个显着后果。既然地球都平了，危机当然也是平的。我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是：在今天，“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投资股市，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全球经济的可能风险，那也太荒谬了。

市场不给政府面子是好事

理财一周报：现在A股市场似乎还要靠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来启动反弹。您曾提到过中国股市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也曾说过，“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不可克服的劣根性的。”能描述一下中国股市文化特征的特点和成因吗？

袁剑：“政府崇拜”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同构的。政府在经济中能够起到的作用越大，“政府崇拜”就越深。

我曾经说过，中国证券市场中根深蒂固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就是在垄断资本介入中国股市之后逐渐形成并得以固化的。这种恶劣的投资文化，与其说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在股市中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广大投资者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的至理名言。投资文化作为一种没有明示的制度，有时候会比明示的制度和规范作用更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投资人在做出投资行为时，往往是按照文化暗示给他的规则去做，而不是按照制度和规范告诉他的那样去做。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包括政府官员对股市干预要比以前少很多，即便干预也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手段调控，这是一个进步。在去年股市下跌得最惨烈的时候，监管层实际上也基本上坚守了这一底线。

你刚刚说，“现在股市还要靠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来启动反弹。”我并不同意，因为你看到，现在领导人的“关注”也无法真正启动行情了。奥运行情的失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市场一点都不给政府面子，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理财一周报：前不久有经济学家建议“全民分股份”，您怎么评价这个建议？可行吗？

袁剑：这不是什么新主意。俄罗斯以前分过。但效果好坏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些主张者的本意都在于增加国民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以刺激消费。但这个问题的根源显然不在国民是不是拥有股份，而是整个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分配结构，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全民分股份”只能是一次性的，分完了就没有了，关键在于国民在未来整个收入流中所占的份额，这才是可以持续的收入来源，也是可以持续刺激消费，从而根本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所在。

股市应是鼓励创新的地方

理财一周报：看来“全民分股份”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么就中国股市自身而言，您认为在改革中，还有哪些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袁剑：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改革，几乎都是以成熟资本市场为模板的。如果以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剩下的只是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但问题在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现在几乎变成了一个失败的范例，变成了一个制造无法控制的系统风险的渊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吗？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以前是跟在老师后面学，但现在老师出问题了，怎么办？的确，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一个健康的、有效的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什么标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时候比今天更让人迷惑了。

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资本市场始终是依赖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按照这个逻辑，我想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的改革答案，可能要到中国经济本身的需求中去寻找。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其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已经达到无以为继的地步。如何从这种路径依赖中摆脱出来，需要在很多方面有重大的创新。以这个转型为标准，中国资本市场如何能够在制度上更有效配置资源，服务并促进这种创新和转型，可能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下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我想，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发现并鼓励中国人创新的地方。这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艰难时代所应该担负的关键职责。在这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的管理者们恐怕要发挥一些想像力。

经济衰退欲复苏或需做更长远准备

2009-02-10

当下全球的衰退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疑难杂症。也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我们才能够深刻体认，人类的智识与人类的欲望之间究竟有多么大的落差。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知识困境的刺激下，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不断成长。

雷曼猝死之后，一句最流行的调侃是：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现在，我们也同时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君不见，在全球近乎歇斯底里的拯救行动中，各国政府不仅手脚并用，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既有标准的货币主义措施（美国一口气将利率降到几乎为零），也有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这方面以中国为最，投资规模占到GDP的大约15%）。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虽然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但就其意识形态源流而言，却多少是相互龃龉的。这一次，各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主要是因为事情来的太极太猛。以至于情急之下，只要是可能有用的，都要拿来一用。就像一个人突然休克一样，医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病人活过来。然后再来细查病人究竟为何休克。然而，就其可重复试验的所谓科学性而言，经济学显然还大大落后于医学。以现代医学的水平，尚不能保证每位突然休克的人能够醒过来，经济学就更不用说了。换句话说，即便我们采取了一切我们认为可能有用的措施，我们也不能保证经济这一次能够马上醒过来。如若不信，1990年代的日本可以为证。在1990年代的泡沫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已经“虚度”了18年的光阴。虽然到目前为止，将美国（当然也包括全球）的经济前景与1990年之后的日本相比的人还为数甚少，但我猜测，这种类比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因为，细查之下，今日的美国与当年日本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按照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提供的颠覆性解释，日本经济之所以在19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乃是因为，宏观管理当局完全开错了药方，就好像让一个的胃病患者服用伟哥一样荒谬。在最新出版的《大衰退》（中文版译名）一书中，辜朝明不仅挑战了传统宏观经济学，也为日本经济1990年代之后的长期低迷找到了“真相”。在辜朝明看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并不是因为银行敢放贷，而是企业根本不愿意贷款。换言之，不是资金的供给出了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资金需求。其内在原因则是，在泡沫崩溃之后，由于大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重创，企业不仅不愿继续借款，反而不断偿还债务以缩小其负债规模。辜朝明认为，在这个时候，微观主体所追求的是负债最小化，而不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所假设的利润最大化。这个对每个企业看上去都相当理性的行为，在宏观上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不断收缩的合成谬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微观主体在行为动机上的这一重要嬗变，日本才会长期陷入流动性陷阱，从而引发了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为此，辜朝明为日本1990年代的长期衰退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资产负债表衰退。以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美国的确酷似当年的日本。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到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其性质与1990年代的日本恐怕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日本可能要脆弱得多。其修复时间也可能要漫长得多。我们看到最新数据是，2007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经是负数，在危机之后，负资产家庭更是达到1000多万户。毫无疑问，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家庭要不断储蓄以减少其负债水平。而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体经济的进一步收缩。果真如此，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一次危机做更长期的准备了。

不过，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日本还是有显着不同，最为重要的不同可能是，在日本陷入长期衰退的过程中，全球经济一直在强劲增长，这为出口型的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需求，也为当时“一枝独朽”的日本经济苟延残喘赢得了时间。但当下的情形则是，全球所有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衰退或者即将陷入衰退。如此情形，好像还是二战之后的第一次。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当下全球的衰退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疑难杂症。换言之，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衰退，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知道如何治疗这种衰退了。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想得起来的治疗方法都用一遍，也就情有可原了。但是不是管用，只有天晓得。也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我们才能够深刻体认，人类的智识与人类的欲望之间究竟有多么大的落差。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知识困境的刺激下，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不断成长。

他们的改革和我们的改革

2009-01-06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 身上”

这一段几十年前人们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用在今天的改革身上，倒是别有一番深意。恕我篡改如下。

“改革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 身上”

三十年的改革，不仅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也同时将中国人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批人，即改革前的我们与改革后的他们。所谓“ 我们”即是那些对1978年之前的时代有着深刻记忆并以这种记忆为标准来判断改革的人，而他们，则是那些对1978年之前的中国毫无记忆因而 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改革的年轻一代。显然，对于改革，我们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世界，也因此可能有迥然相异的理解和态度。如果 我们相信，年轻一代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和主导者，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感受他们的体温，感受他们的经验世界。因为在我看来， 中国改革的未来一定是从他们的经验世界中生长出来，并按照他们的标准被型塑的。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我们”是不是心甘情愿，这个判断 恐怕都大抵正确。

那么，对于改革，我们与他们究竟有何不同？

之于我们，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诉诸于经验世界，就是物质的极大繁荣与个人自由选择度的大大增加。从一个物质 极度短缺和个人生活受到严密禁锢的时代，到今天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个人生活空前宽松的时代，反差无疑是巨大的。而正因为这种巨大的经 验反差，我们评判改革的基准也被永远定格在那个畸形扭曲的遥远过去。然而，对于那些一生下来就被置于市场经济的他们来说，物质的繁荣 与个人的自由几乎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们无须也不会对改革所带来的这一切感恩戴德。相反，他们感受更加强烈的是那些当今 社会到处弥漫着的不公不义，是那些他们亲身经验着的失业、低工资、高房价、昂贵的教育，是那些在“差”与更“差”之间的选择自由。浸 润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经验中的年轻一代，你让他们由衷地支持改革，岂不是与虎谋皮、强人所难？如果让我们铭心刻骨的经验是商品的奇缺 、自由的奇缺的话，那么对于他们，公正的奇缺、保障的奇缺、民主的奇缺（当然也包括人民币的奇缺）则成为最重要的生活体验。如此两极 的经验，他们所欲求的改革自然就不同于我们的改革。而他们的改革之未来指向也就清晰无比了。这一点，是那些仅仅强调市场化取向的老改 革者们必须特别予以辨析的。

这几年，我一直疑惑于年轻人中间为什么左派那么多，现在看来，并不是年轻人天生的左派倾向作祟，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病灶的刺激使 然。

当然，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交集，他们所要求的，很多也是我们所要求的，他们要改革的，很多也是我们要改革的。寻找我们与他们 之间的改革共识，跟寻找左、右派之间的改革共识，其实同样重要。需要辩论的是：怎样才是达到目标的最好的办法。所以，我要提请所有老 一辈改革家们注意：辩论（而不是强制）并达成共识，才是让中国改革重新出发最强大的动力。毕竟，改革是我们的，更是他们的。而辩论最 大的好处在于：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结出的智慧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公共知识。

中国经济虚火太旺

2008-12-03

政府：“祸首”？

《财经文摘》：您在《大裂变来了？》一文中写道：“我们现在正在为过去30年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那您这里所指的巨额债务是什么，埋单又是什么含义？

袁剑：我所说的巨额债务主要指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问题。比如，环境、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社会上的不公平。

至于埋单，我们现在市场的低迷，经济的突然失速，公共医疗等各个层面积累的问题都会依次反映到经济增长问题上来。

《财经文摘》：您刚刚提到“经济失速”一词，那您认为造成我国经济失速的原因何在？

袁剑：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下滑与美国金融危机有关，我不认同。主要还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内部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主要是以前虚高，冲得太快。此种情况下想维持长时间的高增长，根本不可能。美国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中国经济下滑速度。从未来看，它也会加剧中国经济下滑。只是这次比较突然，很少有人预料到国内经济不景气会来得如此之快。所认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比较恐慌。

《财经文摘》：现在中国经济中存在哪些危险因素？

袁剑：危险因素太多了。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埃及金字塔下面卖的纪念品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的产能有多巨大，中国的产能可以供养全世界了。

为什么会导致盲目的疯狂产能扩张呢？主要是政府鼓励导致的大量投资，投资最能拉动GDP，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该如何作为。

其他间接的因素还有，外向型导向的经济模式，外资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要受到影响。两个月前，还有人说我们没有受到美国影响。但你现在再看，国内已经惊慌到什么程度了。外部经济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财经文摘》：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经济停滞期，也没有出现崩塌。为什么中国经济却如此脆弱？

袁剑：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虚火太旺了。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上是1％或是零增长，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10年”。而其政府和百姓都能承受。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还保持在10％左右，这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经非常靠前了。而在中国，企业家自杀、工人失业、工厂停工等现象频频出现，就是以前我们虚火太旺。换句话说，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高增长，一旦出现衰退迹象，大家就都不适应了。

底线何存？

《财经文摘》：中国社会对经济的承受能力到底是多少？您认为“警戒线”在哪？

袁剑：这个所谓的“警戒线”应该是社会所能承受的最低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速度鬼才知道它，鬼才知道我们社会到底能承受多少。只有当社会到了不能承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警戒线”在什么地方，只有泡沫破灭，我们才知道泡沫有多大。

依据我的判断，这个所谓的“警戒线”越来越高。以前，8％、7％、甚至6％都可以。但是现在10％都像世界末日一样。政府这样一种惊慌失措的程度，连我这样做了20年经济观察的人都感觉到，政府的这种状态前所未有。

工厂大量倒闭、工人纷纷失业，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经济增长率为10％的情况下，就很有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个“警戒线”已经大大提高了。以前，6％都是可以的，现在9％好像都变成无法忍受的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断，但具体数字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历史充满了偶然，也许1％甚至负增长，中国人也都能承受。

《财经文摘》：如果经济一旦突破了“警戒线”，那么必然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恶果。

袁剑：如果经济增长突破了我们的最低承受度，具体点说，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大面积失业，失业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动荡。中国人哪怕每个月只拿500元钱，那也是在赚钱，不会去闹事。可是一旦失业，就会发生管控危机，群体性事件大量爆发，社会动荡等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从社会层面来谈。

第二个层面要从政治上来谈。如果影响到这一层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种情况会是你们80后一代人没有见过的。中国经济失速会成为导火线，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后果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想象。

总之，突破了最低承受点，中国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日本能忍受10年的经济衰退，我估计中国只要两年，就会出问题。

《财经文摘》：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

袁剑：最基本的一点：我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应简单地从经济增长速度上去想问题，中国政府应该从更广阔更战略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必须提出社会、政治、经济一揽子的概念，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只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靠得住的。否则的话，非常危险。因此我觉得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不是说等再发展5年、10年，然后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却是我们政府一贯的做法，现在看来不能按老话做，“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突然发展不动了怎么办，那就崩塌了。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发展基础，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才是可行的。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政府有这样一个思路。

《财经文摘》：经济增速是不是政府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袁剑：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中国这样，将自己的合法性与经济增长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当然这也是由一定的历史路径所导致的。

1989年“六四”之后，政府好像就产生了有关于合法性的焦虑，好像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合法。怎么办？那就在经济增长上做文章，要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体现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依赖。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靠高经济增长来体现其合法性的，除了中国。这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财经文摘》：如果突破了经济“警戒线”会对政府产生什么影响？

袁剑：任何一种压力达到了极限，都会导致结构性的重组。这是逻辑上的推断，但具体如何重组，我们就不做预测了。就是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最后一定会传导到政治压力。

《财经文摘》：近来中央政府推出万亿救市计划，并提出“国十条”，您如何看待这一救市计划？

袁剑：第一，这个计划推出得过快，过于仓促。第二，靠投资拉动经济绝对是有问题的，国内投资率已经非常高了，还要继续投资。

我认为现在应该致力于拉动消费，在消费端解决问题。政府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还可通过减税或是金融方面的一些创新，比如说信贷消费制度。

这个万亿计划效果不会太好。1998年的时候，我们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了，现在仍然使用10年前的方式来救市，对此我本人不太乐观。我觉得带动中国未来十几年或是几十年经济增长的会是一些新兴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就不要指望高速公路之类的。美国的新兴产业带动该国经济增长了10多年。中国也应该在新兴行业中寻找新思路，不要一直用老套路来解决新问题。

此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任何大量的政府投资都是可疑的。中国的腐败现象就不用说了，不知道最后真正用于投资的还会有多少。又有多少官员在暗自高兴，又有发财的机会了。

政策底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2008-04-28

贴一篇若干年前的文章。最近有人又在论坛上贴出来，仔细看看，倒也和当下的情势有些相似。读来颇为有趣。

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自2001年年中中国股票市场暴跌以来，中国证监会辟谣的次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从国有股减持到指数期货，从外资全流通到三板问题，证监会几乎每说一次话，就要忙不迭地跟着辟一次谣。昔日威风八面，被广大投资者视为真神的证监会如今却被折磨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以至于证监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媒体上大叹苦经：为什么证监会的每一项政策都会被人误解？当然，误解是假的，市场从来就没有误解过证监会。但市场处于不断下跌之中，投资者要寻找出气筒，证监会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泄愤对象。正如那句油嘴滑舌的歌词所唱到的那样，所有的愤怒都由证监会扛。

在中国全能政治的词典中，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化身。除非吃了豹子胆，哪个敢在媒体上如此明目张胆的骂上级主管部门？但证监会却在这个地方开创了历史。不仅挨骂，而且持续地挨骂；不仅持续挨骂，而且被骂得六神无主，自打耳光（经常改变政策），这倒是破天荒的新鲜事。但证监会毕竟是一个博士如云的地方，素质涵养都高人一头。明知代人受过，却也只能忍气吞声，颇有点民选官员的风范。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在所有中央级政府主管部门中，中国证监会虽然是学历最高、用心最苦，但却是积怨最深，挨骂最多的。其逆来顺受“苦命”的公众形象，在让人同情之余，更让人有几分“人民公仆”的感觉。不过，2002年11月20日这一次，证监会终于没有忍住，爆发了。

原因是11月20日，21日两天，深沪股票市场连续大跌。在下破1500点政策底部之后，进一步跌破1400点，全年1339点的最低位岌岌可危。这两天的下跌被证监会归咎为有些人曲解了周小川主席前两天在香港的讲话，并大肆做空的结果。在这个讲话中，周小川表示要通过继续增发大盘蓝筹股来稳定市场，而不是采取停止新股发行的消极办法。平心而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我们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市场下跌跟周小川的讲话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两天的暴跌非常正常，完全在趋势和预料之中。许多人甚至是在证监会辟谣之后，才知道周小川有这个讲话的。也就是说，在证监会辟谣之前，并没有人造谣，至少这个谣言的扩散程度并没有达到严重影响股市走势的地步。对证监会的讲话市场存在各种理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证监会竟然坚信，是因为谣言以及谣言的传播才导致了市场的暴挫。不仅如此，一向温文尔雅的证监会这一次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扬言要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果不其然，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有人出来招供了。就在证监会发出谣言“追查令”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2日，今年以来一直风头甚劲的《国际金融报》出来承认错误了。在这篇道歉声明中，《国际金融报》说自己曲解了周主席的讲话，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为此道歉。不过，只要对比《国际金融报》与香港当地主流财经报纸对同一讲话的报道后，就会发现《国际金融报》的报道与事实相去不远。换句话说，《国际金融报》在市场的敏感时刻当了撞上了。至于《国际金融报》道歉是不打自招，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至，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证监会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忍辱负重，而这一次却在这件事情上小题大做呢？原因恐怕要从“十六大行情”说起。

证券市场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就像逢年过节要表示一样，在“十六大”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前，股市涨一涨表示一下热烈祝贺之意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中国的投资者早就习惯了这种特色，虽然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在所谓的庆祝行情中赚过钱。但这一次的庆祝行情却与往年的很不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十六大比任何其他的事件都来得重要，更因为股市经过长时间的熊市已经是奄奄一息，弱不经风。一方面是必须护盘，另一方面却是有心无力。对于一个必须对涨跌负责的有中国特色的证监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所谓特殊时期要有特殊措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自去年以来中国监管当局最为明确的一次行政干预行动。就在那几天，我们听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接到指示被要求全力护盘。起初我们还以为这是被套主力惯用的那种伎俩，没有放在心上。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们的判断完全错了。因为有券商朋友明确告知，他们已经被限制卖出。这个消息让我们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护盘了，而是孤注一掷的霹雳手段。这虽然与我们对本届证监会非常市场化的印象相反，但在逻辑上还是容易理解的。毕竟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有多么良好的市场化的主观愿望，证券监管当局仍然被迫承担着调控股市涨跌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在2001年以来，监管当局出台的空前多的利好政策中可以看出。许多投资者一直将市场下跌的原因归咎为证监会的打压，但这一次护盘行动证明，他们不仅错怪了证监会，而且完全是恩将仇报。中国证券监管当局不仅一直小心呵护市场，而且一直在以看不见的方式甚至是明明白白的行政措施维护股市。然而，市场就是不领证监会的情。刻意选择在十六大当天放出QFII这个重大利好之后，市场的涨势仅仅维持了一天，便开始猛然掉头向下。利好出尽是利空虽然是一个常识，但QFII的效果如此苍白实在是出乎我们最悲观的预测。不仅如此，市场还在随后几天的交易中，又一次击穿用无数利好政策堆积起来的1500点政策底，直奔新低而去。正应了那句老话：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情此景，怎不叫一直忍辱负重的证监会英雄气短， “恶”从胆边生呢？于是，就有了《国际金融报》道歉的故事。当然，如果我们以为证监会这一非常之举，仅仅是为了出气，那就太低估证监会的雅量和良苦用心了。作为一群对证券市场相当熟悉而且具备宽阔国际视野的管理者，证监会深知，在没有利好政策可出的情况下，消除利空就等于利好。这大概就是证监会频频采取辟谣手法来维护市场的原因。这种手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一年多的熊市实践中监管当局已经反复使用过多次。国有股减持从暂停到最终被明确停止所引发的市场沸腾就是明证。聪明的监管者多少从这几次对市场进行的心理学试验中获得了某种启示。虽然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并没有把市场的长治久安寄托在这种调整预期的手段上，因为这种手法的最终效果，已经在所谓“6·24”行情的彻底幻灭中而彰彰明甚。才高志大的证监会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祭出这个手段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国有股减持彻底停止之后，管理当局的政策仓库中，已经囊中羞涩，利好无以为继。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便是那个国有股减持的利好政策也是掰开分两次用，先是暂停，然后再停止。个中窘迫，绝非对利好政策望眼欲穿的投资者所能体察。

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后，在绝大多数投资者眼中，政府的力量依然是无所不能的。直到最近几天，还有一位投资者言之凿凿与我打赌说：只要政府发一篇社论，股市就立即可以上去。为了证明他此言不虚，他甚至模仿《人民日报》的口气拟好了社论的题目。坚信不疑的神情中夹杂着一丝对熊市的迷惑和对利好政策的渴盼，这让我既震惊又悲哀。的确，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熊市洗礼之后，我们的投资者怎么还会对行政能力如此迷信。我更难理解，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这个证券市场，为什么还会留下如此深厚的行政烙印。远远看去，那就像是一枚硕大的印章。上面似乎写着：未经允许，市场不得随意波动。

不过，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毫无节制的滥发利好，到利好省着用，再到以消除利空为能事，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手段正在发生某种值得注意的质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一方面是市场自发力量的日长夜大，另一面则是行政力量在这个市场中遭到的无情剥蚀。那一枚法力曾经无远弗界的图章正在迅速退去它的光环，沦落为一枚橡皮图章。政策一言“兴”市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中国证券市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意义上的政策市。就其早期地方政府主管，主要由民间参与的特点来说，中国证券市场甚至是中国要素市场中最具民间特色和市场精神的地方。这种自发市场的特色在尉文渊被戏称为“中国最大的处长”之后的90年代中期开始蜕变。在这个戏称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中国股票市场蜕变的关键原因，那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力的日益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更强大的力量以政策的名义开始鱼贯而入。由于所有这些政策都寄身于当代中国两个最不容挑战的主题（一曰发展，二曰监管）之中，其合法性可想而知。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出现了：证券市场变成了政策工具，而不是投资者自主投资的场所。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市本质由此抵定。这个分野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相当关键。由此为起点，政策的幽灵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开始频繁出没。这个不祥的发展在“519”行情中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刻，中国股票市场被政策的惯性挟持着并不断地刷新“历史”，所有的人都为自己能够躬逢这段“一支独秀”的历史而激动得发抖。贪婪和疯狂的情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40年前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大炼钢铁”，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捐献的是家中的铁锅，这一次捐献的则是家中的储蓄；上一次是为信仰，这一次却是为了利益（这似乎是唯一的进步）。让人奇怪的是，四十年过去了，这个民族为什么还会在民众与行政两个层面上表现得如此幼稚？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记录过那些同样让人发抖但却是悲剧得让人发抖的历史？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明确的显示，因为“激动”而导致最后休克的历史正在重演。有人计算过，以现在1400点的指数计，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已经与“5·19”行情之前无异。这就是说，用数万亿资金堆砌起来的巨大牛市，实际上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个迅速兑现的“现世报”，不仅让政策制订者失望，也让绝大多数以为可以分得一杯羹的投资者失望。当然，对后者来说，教训可能更加刻骨铭心。因为与前者相比，他们损失的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所谓“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那些在“5·19”、“6·24”等形形色色的政策狂欢节中纵情销魂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比所有人都更懂得这个道理。然而，政策所伤的仅仅是投资者吗？普遍的信任乃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经济学家不懂或者故意不懂这个道理可以，但决策者不懂恐怕就要贻害久远了。在这个意义上，“5·19”人造牛市中受伤最深的大概就只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了。这种由于信任腐蚀而导致的社会伤害，因为另外一个正在浮现但并不容易察觉的后果，而变得日益深重。我们特别想指出，牛市虽然是虚幻的，但财富的转移却不是虚幻的。那些看上去在牛市中已经灰飞烟灭的财富（由银行资金、公共财富以及中小投资者的损失构成），实际上已经被巧妙的转移到了另外一部分人手中。他们是在人造牛市中唯一能够销魂到底的赢家。在一个权力推动的经济体系中，强大的政策干预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它服务于也仅仅服务于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力贵族和权力掮客。中国股市政策市的内在本质在这里峥嵘突现。感谢这个虚幻的牛市，它又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对一条古老的真理温故而知新。这是“5·19”人造牛市给中国证券市场（当然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留下的一批丰厚遗产。还有什么比亲生体会到的切肤之痛更让人记忆深刻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证券市场“5·19”之后的狂飙突进，都象是被所谓“利好政策”的激素所催生出来的古怪品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证券市场患有严重的“利好”依赖症，就像一个对利好上瘾的瘾君子。不仅对剂量的要求越来越大，而且一旦离开，就可能一病不起。同样的逻辑，对我们这个市场来说，没有利好就是利空。看看管理层手中还剩下的利好牌，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等待这个市场的是不是慢慢长夜？但愿我们在这篇文章发明的新的“测市”方法，不要成为现实。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那些苦苦等待着利好政策的投资者，曙光可能还远远没有临近。

通胀、通胀……

2008-02-21

在失踪了十余年后，一不留神，通胀就从后门回到了这个世界。

经历了太久“高增长低通胀”的幸福时光，大多数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已经将通胀彻底逐出了我们的生活。通胀，这个与市场如影相随的幽灵，似乎已经只是残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历史记忆。

无疑，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有太多的理由支持这个美妙的错觉。无论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还是货币当局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调控技巧，抑或是在任何领域都大的惊人得过剩产能，都为这种新型乌托邦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但市场捉弄人，通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卷土重来。

不久之前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11月的CPI数字：6.9%。这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数据，让所有人都不再敢掉以轻心。而宏观管理当局则更是一改此前轻描淡写的态度，不仅官方口吻由“价格的结构性上涨”变成了“防止物价从结构性性上涨变为全面通货膨胀”，而且立即开始出台密集的紧缩政策，大有山雨欲来，如临大敌的架势。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曾经含蓄地谈到：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虽然，胡锦涛没有明确说明经济中究竟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但毫无疑问，突如其来并一举创出十年来新高的通货膨胀肯定忝列其中。老通胀成了新问题，新麻烦，人类智力之无能无奈由此可见一斑。种种迹象显示，越来越迫近的通胀已经成为执政当局的心腹大患，并成为明年调控的重中之重。也因为这个原因，通胀将是明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看点。

的确，当局有充分的理由将通胀视为明年的头头号敌人。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恶性通胀所酿成的大祸，都是今天这一代领导人所亲历。相信仍然是他们必须经常重温的执政教材。经济学家们可以将通胀作为一个纯粹概念反复把玩，但政治家对通胀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们深知，通胀作为一种隐性税收，从来就不是中性的。举例来说，对一个恩格尔系数很高的下层民众和对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通胀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这种区别，在2007年的中国大城市中促销所引发的踩踏死伤事件中，已经表现得明白无误。政治家比所有人都明白，通胀从来就不是纯粹经济的问题，而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燃起大火。其中利害，不当家不知其味。而在中国这样贫富差距比刘翔跑得还快的国家中，通胀则尤其具有敏感性和危险性。所以，对通货膨胀，政治家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格外小心，如履薄冰。在通胀游戏中，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转嫁能力，而无疑，转嫁能力最低的往往就是那些承受力最弱的一群。胡温以降，公平正义一直是其新政旗帜，而缩小贫富差距则是新政的合法性所系。但差距还没缩，通胀便不期而至。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通胀来的真不是时候。这种捉襟见肘，暗示了往后的日子里还有诸多惊险。

吊诡的是，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通胀可能远非一个民族国家可以单独治理。形象的比喻是：通胀可能在全球各地四处流窜，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流动性一样。几年之前，人们还在指责中国想世界输出通缩，在今天，大概有不少人要抱怨中国输出通胀了。毫无疑问，中国对大宗产品，对能源黑洞般的需求，是这一轮世界性通胀的重要成因之一。通胀都输出国境了，自己还要独善其身，我看很难。

虽然官方一直坚称，现在的通胀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粮食涨价带来的。但PPI最近也开始呼呼的涨，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场通胀可能不会就此了结。事实上，许多有眼光的投资者已经将视野瞄向了农业、木材、水等所有的泛资源类品种。他们下注的原因只有一条：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涨价。

市场是一个黑箱，我们无法搞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虽然经济学家经常吹嘘他们手中的水晶球能够透视这个透视那个，但那是专业谎言当不得真。我们很难知道这场通胀究竟会戛然而止，还是真的会演变为一场奔腾式的价格上涨。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习惯有通胀的日子了。

泡沫时代的中国救赎

2007-08-23

中国与日本、台湾等东亚经济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泡沫开始腾升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罕见的贫富悬殊。而反观台湾、日本等经济体，彼时却是公平分配方面的模范生。这种区别让人们担心，虽然一样是泡沫，但泡沫崩溃之后的结果却可能大不相同。

从 2005年年中到现在的两年之内，中国资本市场天翻地覆，让人恍若隔世。

从1000点到4400点，指数火箭般的腾升固然足以彰显中国股市的火爆，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似乎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整体格局中，获得了某种从未具有的底气。

从濒临崩溃的悬崖边沿到磁石般的财富中心，中国股市在短短两年中完成了魔术般的蜕变，可谓冰火两重天。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大概是牛市太让人迷醉，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暇思考我们正躬逢其盛的这个牛市的来龙去脉。

然而，趁牛市还未露出它另外一幅脸面的时候，仔细端详一下这头一路狂奔的疯牛，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图景。 国际“猎场”里的钱在对中国牛市的所有解释中，最流行的莫过于“流动性过剩”了。在许多做实务的朋友那里，所谓流动性过剩经常被概括为一句非常生动的描述：钱太多了！这两年，在关于股市的许多私下交谈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句感叹。资本市场的兴衰与资金供应密切相关，钱太多，作为牛市的解释自然最容易被人接受。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中国流动性显著过剩始于2003年，而这个时候，中国股市却处在漫漫熊市的中途。如果流动性过剩可以直接等同于牛市，那么，中国资本市场这一次牛市应该发轫于更早的2003年，而不是后来的2005年，可见，将中国当下的牛市简单归因为“流动性过剩”恐怕并不精准。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达了同样的疑惑。

当然，没有充沛的流动性，牛市就成为无源之水。但这并不等于说，流动性过剩就一定会导致牛市。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流动性过剩为牛市提供了某种货币供应基础。

有趣的是，流动性过剩并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在全球金融体制越来越开放、金融效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泛滥的流动性可以在瞬间涌入任何一个他们感兴趣的资本市场。

虽然中国还维持着名义上的金融封闭，但贸易项下的各种灰色通道以及QFII早已使这种封闭名存实亡。最近几年的各种迹象都显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国家金融猎手们的又一个猎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而是属于世界的股市，正在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逻辑的结果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再仅仅受到国内因素的推动，而是受到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推动，其运行格局也当然与前几年迥然不同。看不到这一变局，可能就很难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戏剧性变化的袖里乾坤，也就谈不上真正了解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往那些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比较有效的解释框架恐怕都要重写。

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与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相互关联、相互叠加，构成了中国牛市的充沛的货币基础。不过光有钱，还是不足以形成一个牛市的，还必须让这些钱“愿意”进入股市。这就是投资者耳熟能详的所谓“信心”，或者说所谓的“市场情绪”。 当“钱”具有了信心 在中国股市挣扎在熊市泥潭的时候，一些懵懂的股评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蛊惑就是：市场不缺钱，只缺信心。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股市既缺钱，又缺信心。但这句话本身还是相当有智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钱”具有了足够的信心，它们才会源源不断的涌入股市，所谓牛市也才能因此形成。

信心这种东西由于无法精确度量，一贯以科学和数量化为标榜的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屑。具讽刺的是，市场情绪常常是那些老练的资金管理者们非常重视的因素。除了那些及其顽强和纯粹的价值投资者（这种人及极其罕见），任何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可能都无法回避信心——这个每天都在影响市场的因素。

信心无法捉摸，但却无所不在，对任何智力都是一个黑洞。但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用信心这个概念来梳理一下中国牛市。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恶渊薮，但短短一两年之内，却变成了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财富磁场。一首非常流行的改编歌曲将投资者的信心渲染得淋漓尽致：死了都不卖。不管这种信心是否盲目，但它却是牛市实实在在的基础。

而在所有导致投资者信心重建的因素中，居功至伟者应该首推股权分置改革。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股权分置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它却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迈出的一步。

也正是这一小步，重建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最基础的信任。其内在逻辑在于：股改使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上行为发生了质变。如果说股改之前，大股东只能够通过操纵股价以及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掠夺小股东和投资者）来获利的话，那么在股改之后，大股东（包括许多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则更多的是采取与投资者共赢的办法来获取收益。一句话，股改使投资者与大股东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和协调。

股改不是投资者重建信心的全部理由，但却是一条必不可少的理由。也是一些中国股市的顽固空头们转变态度的关键理由。与1999年“5.19”人工牛市政府极尽动员之能事相比，对待这一次牛市，中国政府的态度冷静的出奇。不是他们不想动员，而是他们知道，在股改之后他们已经无需动员。

而股改仅仅为牛市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在投资者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基本的信任。推动牛市，还需要一种心理上充分条件，或者说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对上市公司建立一种乐观的预期。

仔细观察中国股市，我们容易发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乐观程度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任何东西都有来由，乐观的预期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可以催生投资者几近爆棚的乐观？完全洞悉投资者信心膨胀的原因是非常困难的，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可以为我们解释这种集体心理的发生机制提供帮助。

一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再定位。虽然中国至今仍维持着金融封闭，但其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恐怕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紧密。这一点，从中国畸高的外贸依存度上可以清晰看到。当中国商品潮水般的涌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形象也逐渐为其他经济体所感知而这个形象，经过多年的培育，近年来开始猛然发酵。在许多外资投行分析家以及经济评论家那里，这个形象被概括成一个有力的词组：中国崛起。这种形象由外而内，逐渐成为中国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主流意识。

这种观念植入在徐工案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个曾经在中国被弃之如弊履的徐工，在著名PE凯雷并购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香饽饽。事实上，在这一轮牛市中，一个最为耀眼的概念的就是所谓中国制造。而这些行业正是在新的全球分工中，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与“中国崛起“这种主流意识相联系并从这种意识中演化出的另外一个观念，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次牛市。这就是所谓人民币升值。所谓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升值，是那些以人民币保有的资产相对于其他货币保有的资产的升值，是中国本身的升值，这其实是中国崛起的另外一种说法。只不过，将中国崛起换成更具有操作性的人民币升值，牛市就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由。 如果崩溃是必然的在本轮牛市还未开始的时候，一位投资老手劝我买进地产股，金融股，尤其券商股。他给出的理由是，在日本本币升值期间，日本的金融股尤其是券商股票涨上了天。这种类比，在迄今一年半的牛市中，人民币升值概念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不仅成为主题投资者的护身符，也成为指数迭创新高的最不容置疑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几年中国主流的财经舆论中，一直有一种想像：将今天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这种类比思维因其在推理上的简练，所以非常深入人心。按照这种这种想像，在同样的本币升值背景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将必然经历一个泡沫腾升的时代。

基本上可以确定，中国主流的投资机构正是按照一种典型的日本图景来勾勒中国的牛市的。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最能够贴切表达这种想象力的一个短语是：升值不息，牛市不止。但在我看来，这句话更加精确的说法是：升值不息，泡沫不止。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这次牛市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一个明显的否证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始于今日，也不是始于最近的十年，为什么彼时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呢。可见，对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预期并不是这一次牛市的主因。

大致可以判断：今天这个牛市是对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反映。更加确切的表述是：这是一个进口的牛市。

如果仅仅从资本市场的传统智慧来理解这个牛市，或者仅仅将中国股票市场的巨变理解为一次牛市，那就过于肤浅了。只有站在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够完整和透彻的理解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泡沫时代。

在这里，我没有在贬义上使用泡沫一词，在我的理解中，泡沫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然要出现的一个现象，区别只在于泡沫的来由，泡沫的程度，以及经济体承受泡沫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泡沫开始腾升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罕见的贫富悬殊。在短短几十年之中，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中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而反观台湾、日本等经济体，彼时却是公平分配方面的模范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能不说是东亚各经济体中的一个相当刺眼的异数。

这种区别，让我们担心，虽然一样是泡沫，但泡沫崩溃之后的结果却可能大不相同。历史经验表明，在泡沫崩溃之后的经济萧条中，首先受到打击也是受打击最烈的，往往是那些没有承受能力的弱势群体。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阶层庞大且脆弱。医疗、教育、制度、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严重供给不足，更使泡沫崩溃之后的前景蒙上了一层悲惨的阴影。这些问题，迟早会反应在整个经济体中，并传到给资本市场，或者，泡沫崩溃本身就会成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并发的导火线。

如果泡沫的崩溃是必然的，那么，对泡沫的救赎从现在就要开始。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2007-08-02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主流经济学外的广大沉默和精英主义危机

2007-08-02

郎咸平教授引发的对国企改革的质疑风波日渐平静，与主流纸媒或弹或赞的大力跟进、电视媒体别具意味的沉默不同，网络上的声音显露出明显的情绪化和倾向性。

不容否认的是，郎咸平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尽管暴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却得到了普通民众更热烈的欢呼。主流“精英们”斥责舆论环境的恶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无知的“群氓”。而对郎本人，由张维迎的态度可见一斑，张对媒体称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

这是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的首次失态。至此，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巨大的尴尬中“情绪失控”。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无能。

“主流”的成长历程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

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

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

如果真以为这种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就未免可悲了。经济学并非无所不知的水晶球，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

随后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自以为是。1990年代中期，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现代化的陷阱》，其在民间激起的反响比“郎咸平现象”更为热。对此，一名“主流”经济学家不屑地评论：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本轮风波中，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名主流经济学信徒竟在网上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

长期养尊处优的主流经济学，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主流”们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对多元舆论的焦躁，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

如果网络果真具有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是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

许多主流经学家的失态，表明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主流”的伦理标杆

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的优先索取权。

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本人曾对媒体称“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成为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他们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

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市侩的。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毫不犹豫地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

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

现实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社会的信任基础。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地总结过：“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现在，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

“主流”之外的广大沉默

既然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大众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种“最小化”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感在大众中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软肋：“主流”的精英主义危机。

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地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张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中，有政府、企业、学者，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于是，这场博弈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时候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

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一名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潜台词似乎是在建议，郎咸平应该先与“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

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需要一系列条件，这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福利。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

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或不敢讲出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似乎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不需要公民权利，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

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地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地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显然，这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投资是一种信仰 欲战胜基金先限制收益率期望

2007-08-02

多年以来，在世界顶级富豪云集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巴菲特一直紧随比尔.盖茨之后，成为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有钱人。而在以投资为生的人当中，巴菲特则绝对是赚钱最多的人。因是之故，巴菲特成为投资领域当然的无冕之王——一个活着的神话。一个可以发财的神话，自然会吸引众多的发烧友和模仿者，而试图破解巴菲特神话的出版物更是汗牛充栋。有趣的是，无论人们怎么虔诚地、一丝不苟地研究和模仿巴菲特，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出现第二个巴菲特，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难道，巴菲特真的是难以模仿的吗？

由于有无人企及的投资纪录，巴菲特的发烧友和研究者们倾向于神化巴菲特的投资过程。虽然巴菲特在选择投资对象时的确有自己非常独到的标准，但这些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应该完全是可以复制和模仿的。既然可以模仿或者复制，那么，早就应该出现巴菲特第二、巴菲特第三、巴菲特第N了。但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可见，所谓巴菲特神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技术层面的标准(哪怕这种技术再复杂)，而是有着更加个人化的玄妙因素隐藏其中。那么，这些不可捉摸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仔细检视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我们就会发现，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其实异常简单，那就是价值投资。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利用市场的错误，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买进并长期持有那些有价值的股票，而从不理会市场的波动。按理说，这种简单明了的投资原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的。至于如何判断市场是否出错，如何判断公司价值，则完全可以跟着巴菲特依样画葫芦。然而，即便你认同了这种投资哲学，也完全克隆了巴菲特的投资技术，你恐怕也很难成为巴菲特。因为，就像所有的投资理论一样，巴菲特这种看上去无比正确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你根本无法判断市场出错的程度以及市场出错的期限。比如一只值10元一股的股票，你在8元买进，但这只股票继续下跌至1元一股。多数人恐怕很难忍受。不仅如此，如果这只股票徘徊在1元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此时，如果你有幸没有发疯，恐怕也很难再认同巴菲特的投资原则。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时间成本正在趋向无限大。30岁时牺牲你可能得到的大部分消费，倾其所有买进一只股票，等到你80岁的时候，让你成为亿万富翁(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或者干脆在你死后让你成为亿万富翁，你会作这种选择吗？显然不会。除非你买进这只股票是为了验证某种真理，而不是为了赚钱。不要以为这种“市场错误”只是小概率事件，只要你真正置身于市场，你就会了解，这种错误不仅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经常发生的高概率事件。甚至你索性就已经置身于一个错误的市场之中，比如中国股市，经常被这种让人沮丧而痛苦的投资“经验”所包围，你如果还能坚守巴菲特的理论，那你可能已经接近巴菲特，但这并不能保证你能够投资成功。因为你可能没有巴菲特那样的运气。事实上，即便是置身于美国这个有效市场的巴菲特，也肯定经常遇到类似的处境。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巴菲特已经不再是凭自己和人类有限的理性在投资，而是在凭借一种信仰在投资。换句话说，巴菲特必须凭借对个人投资原则宗教般的虔诚才能够坚持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投资原则，不在于你是否掌握了它，而在于你是否真的“相信了”它。有人说，巴菲特的时间成本为零。在我看来，这真正洞悉了巴菲特的秘密。一个时间成本为零的人，显然是一个信徒，是一个远离人性而接近神性的稀有动物。信仰不能保证你的世俗成功，但却能保卫心灵的安全。巴菲特很幸运，既维护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又获得世俗的巨大成功。但显然，巴菲特本身只是一个偶然，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些俗人很难成为巴菲特。即使你能够完全模仿巴菲特，你也很难像巴菲特一样幸运。因而，我们无法成为巴菲特。

克尔凯郭尔说：“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用在投资生活中，这句话可以变成：“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投资”。诚哉斯言。因为有限的人类理性根本就无法随时随地地指引和保护我们。无论人类理性看上去多么强大，多么完美，我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之中，而惟一能够战胜这种不确定性的，绝不是什么高深精妙的理论，而是简单的信仰。

理财和发财

谈到基金，我的许多朋友总会条件反射式地露出不屑的表情。一位朋友更是直接挖苦说，基金总是后知后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跑不过基金的。那么，你为什么跑不过基金？

对于这个问题，流行但显然非常肤浅的解释是，基金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拥有这个社会中最顶尖的理财专家。但事实则是，基金既没有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有超乎寻常的研究能力，基金经理也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群智商超常者。与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相比，基金惟一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的收益率期望要比一般投资者低得多。

对于基金来说，一年下来，收益率能够超过银行利息，就能够大致交待过去了。如果能够超过10%，就已经是非常优异，而如果像去年某些基金那样超过20%，大概立马就会被捧为明星基金，其基金经理也立即会被喜欢夸张的媒体誉为“杰出投资家”。当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衡量基金业绩，那就更好。因为按照这种标准，基金的业绩是否合格是与大盘指数比较的。这就是说，在熊市中，大盘跌20%，基金净值只减少10%，基金就可以称得上优秀。因为它让你少赔了。这虽然是一种很让人生气的标准，但却是基金的标准。

与基金这种“低标准、宽要求”相比，普通投资者的自我期望值却要高得多。虽然大多数人嘴上总是说，他们进入市场仅仅是因为银行的利息太低，言下之意他们并不贪婪。但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怀着暴富的欲望来到股市的，一年10%的收益率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发财冲动。在私下里，他们甚至经常在制订着每年翻番或者翻几番的投资规划。股市的巨大波动性总是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这种幻觉，在这一刻，他们实际上已经输给基金了。因为不切实际的盈利目标从来就是投资的大敌。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中道理相当简单，同样一只股票，盈利目标低的基金总会抛在你的前面，而将风险留给了你。卖股票的过程如此，买股票的过程亦然。

如此看来，限制自己的收益率期望就变成了普通投资者战胜基金的首选课程。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无法通过这项简单的测验。这当然不能怪这些投资者，因为与基金相比，他们成本收益是完全不同的。不管年度业绩如何，基金经理都能轻松拿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但普通投资者要拿到这个薪水，恐怕就要将自己的盈利目标设定在100%甚至百分之几百的高位上了。付出同样的人力成本，达到同样的收益率，基金经理们的个人收益却要远远高于普通投资者，这就难怪普通投资者要将自己的盈利目标设定在远远超过基金的水平上了。这当然很不公平，但现实就是如此，就只好请你克制自己通过股市发大财的欲望了。实在克制不了，你要么离开股市，要么将钱交给基金打理，别无他法。

做了这么多年的投资，我一直不太明白“理财”这个词的含义，尽管它是如此的时髦。现在，我终于有点明白过来了。所谓“理财”，就是拿着别人的钱玩。如果是玩自己的钱，你就千万不要把“理财”跟“发财”(将收益率弄得很高)弄混了。真那样，你离破产可能就不远了。（科学与财富之价值专刊）

民营企业似与丑闻合为一体 还有没有例外

2007-08-02

长一段时间以来，象征着中国内地经济改革成就的民营企业已经与丑闻捆绑在一起，由仰融而杨斌、由杨斌而周正毅，这一次又轮到创维集团的黄宏生了。

从春天的德隆事件，到秋天里郎咸平激起的激烈争论，整个一年中，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财经新闻的主角。按理说，当民企丑闻成为一种惯例时，这种丑闻就不再具有新闻价值了。用最流行的调侃来说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丑闻疲劳”。但黄宏生被香港廉署拘押一事还是让我们不觉一怔，紧接着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究竟还有没有例外？

黄宏生事件的具体细节并不值得探究，无非是官商勾结、财务造假之类，如果财经记者不能在其中增加一些桃色新闻之类的刺激猛料来，实在味同嚼蜡。不过，作为新闻评论者，我们还是必须从黄宏生事件中挖掘出一些严肃的意义来。

与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民企丑闻一样，创维事件也与资本市场有关，这可能是近年所有民企丑闻最具理论价值的共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共性？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这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资本瓶颈有关。我们知道，中国民营企业(在这里要排除那些纯粹的官商共同体)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所谓体制外，说得露骨一点，就是不被传统体制承认的意思，相应的，他们也就完全被排除在本质上隶属于官僚体系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之外。不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消费品领域普遍出现过剩之后，民营企业依靠自我积累的发展之路显然已经被堵死，利用资本市场或者其他金融手段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必然。于是，民营企业要么与官僚勾结，要么大胆造假，要么两者并用，对不属于他们的资本市场“挤”而入之。幸运者进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不幸运者如黄宏生之类就只好远走他乡，借道境外资本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创维丑闻正是这种“挤入”的代价。我不了解创维的历史，因此无法判断创维是不是我定义中的那种纯粹民企，但如果它是，那么，创维丑闻实际上就隐喻了中国民企在90年代末期独特的历史境遇。而这种伴随着丑闻的尴尬历史，无论对中国民企，还是对据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都是一种羞辱。这种羞辱隐藏至深的一种含义在于：在一个扭曲的时代中，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大可能例外于丑闻。

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创维没有例外于丑闻，但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先生却出其不意地创造了一个“例外”。

王小石案是中国证券市场在2004年岁末最具轰动性的新闻。显然，这并不是因为王小石的官有多大，也不是因为其受贿的金额多么吓人。论官衔，王小石不过是个处级干部(前面还带个“副”字)，在证监会这个省部级机构中只是小萝卜头一个。论金额，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大概也只是百万元之谱。对于动辄上千万、上亿元案件频发的今日中国来说，根本就属于“免于起诉”的范围。不过，王小石副处长显然开创了中国证监会创立以来官员被捕的先河。而这正是王小石案的新闻性所在。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不是中国丑闻最多的领域，但却是丑闻曝光最多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证券市场的确是中国时下透明度最高的领域。但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证券市场的最高管理机关，作为直接掌握着巨量资金流向的把关者，中国证监会却出奇地廉洁，起码在王小石案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官员因为腐败丑闻而出事。这种廉洁状况，在已经成为丑闻批发商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和孤独。所以，王小石案一出，就有不少人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准备看大戏。这种心态虽然有些恶毒，但也可以理解。其中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如此不堪的现状，证监会应该也必须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应该都是民意所归。但证监会毕竟是与公众打交道的老手，对如此轰动的新闻事件，竟然可以不出一声。意思好像是说，王小石事件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个人事件。用证券市场的术语来表述就是，王小石事件是监管体系中的“非系统性道德风险”，这恐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当然，王小石案件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证监会的沉默可以理解为对司法的尊重。不过，如果为了防止王小石案件蔓延成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让此案草草了结的话，日后的灾难就会更加深重。而且，对于像创维这样纷纷东窗事发的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结果也相当不公平。因为证监会总是在丑闻中的“例外”，正是创维们不能“例外于丑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说得更直白一些，资本之恶总是源于权力之恶。

说完了民企、政府机构，我们再来看看国企。本月另外一条重要的新闻是有关海通证券的传言。11月29日，《望东方周刊》以《海通证券惊爆20亿巨亏》为题发表文章，报道中国券商老大海通证券出现巨额亏损，高管被拘。作为中国最早的名券商之一，海通不仅是很少的几位幸存者之一，而且还一路做大，成为中国券商的老大。在券商成批量被接管的中国证券界，海通不只是一个异数，更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引起了普遍的好奇：海通究竟是凭什么独家秘诀一路走来，并成为又一个“例外”的？由于中国券商从来不披露正式的财务报告，人们对海通奇迹表示质疑显然可以理解。虽然海通证券迅速发布了澄清公告，而《望东方周刊》也发表了致歉声明。但无论如何，“海通奇迹”的“锅”算是被揭开了。接下来的将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按照中国券商丑闻不成文的爆发程序，“谣言”总是能够起到某种“预警公告”的作用。换句话说，遭到谣言中伤的海通证券，已经有点被“ST”了的味道。

注意一下海通证券澄清公告以及《望东方周刊》致歉公告的调子，似乎双方都不愿将事情搞大。海通既没有表示谴责，扬言追究，《望东方周刊》也没有表现出大义凛然。看来，海通还得继续神秘一段时间。这种神秘在证券界已经风声鹤唳的敏感状况下，自有其道理。对这种敏感性，央行一位官员的话做出了最好的注脚。他说，“证监会目前的高危券商名单上实际上有30多家，这里面尚不包括已经被处置的券商。这份名单对证监会来说是高度机密，证监会对此守口如瓶，‘就是对央行也不说’”。但不管怎么说，纳税人又为中国券商准备了600亿资金成立“证券投资保护基金”，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600亿是不是够用，不是券商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这600亿是用来“救急”还是用来“救穷”？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救急是因应天灾人祸的一时之需，而“穷”则是一种体制之弊。而中国券商之“穷”，实在是出于一种制度之“穷”。对于制度之“穷”，当然是600亿元所不能救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无底洞。

中国券商的绝大多数都是国企，这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国企，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一种新国企。比之老国企，新国企实际上更难对付。其中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企业目标上以及企业性质上都发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嬗变，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新国企应该被更准确地称为官僚企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察觉这一点，中国规模庞大的新国企就会无一例外地成为丑闻的主角，而大众对丑闻的“疲劳”可能仅仅还是开始。（价值）

寻租阶层食之者众 官本位已经在中国全面复辟

2007-08-02

从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开始，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机构改革了，印象颇深的是，邓小平发过誓，朱镕基也发过誓，他们都誓言要裁减机构、精简冗员。在更久远的时候，毛泽东也曾经有过“精兵简政”的提法。但领导人重视归重视，发誓归发誓，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是无可挽回的恶性膨胀着。如果你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听老人们说，同样是在苏北，1949年之前，一个乡只有一个乡长、一个乡丁(好像还是不在编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靠国家吃饭的官与吏已经膨胀到何等程度。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在中国政府机构冗员泛滥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说明的就是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1998年朱镕基刚刚组阁的时候，就发誓要精简机构，为了表示决心，率先垂范，朱甚至一反常态地从国务院开始精简。但几年下来，机构非但没有精简下来，反而闹出“一个乡镇50余名领导人”的旷世奇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有趣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不断被市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在不断被削减。这就是说，以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还在加速膨胀，就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自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的吸引力在增加。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90年代之后逐渐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

在地方分权趋势最烈的90年代初期，虽然这些资源也是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上，而不是真正落实到了民间社会，但地方政府在市场化上的冲动，一度为民间社会趁势牟利敞开了大门，这样造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这是中国市民社会勃兴的信号。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整个官僚机制的短暂失控和混乱。这种混乱在朱镕基的铁腕治理下，很快就烟消云散。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宏观调控成绩斐然，这是台面上的。另外一个台面下的后果就是要素资源重新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中央政府集中。资源向政府集中得多一些，民间社会获得就自然会少一些。这种趋势在宏观调控成就的鼓舞下，在90年代后期愈演愈烈。虽然有不少人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已经如何如何强大，如何如何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实际上，如果不跟政府资源搞在一起，许多人恐怕吃饭都是个问题，又遑论在市场中发展壮大？真实的情况是，从90年代后期以来，留给中国民间的资源其实越来越稀薄，市民社会的基础不是越来越坚实，而是越来越萎缩。大量的所谓民营企业不过是附着在国家资本主义上的可怜的衍生物，它们还远远不是可以独立存活于市场中的独立者。这就是这一时期政府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原因。

看看如今公务员动辄几百倍于录取人数的火爆的报考场面，再回忆一下90年代初同样火爆的下海潮，我们大致可以作出判断：官本位已经在中国全面复辟。放在这个背景之下，上面那个“镇长、书记有50多人”的荒谬新闻，就不再那么荒谬了。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在寓示着：在经过了26年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后，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可能已经在整体结构上出现了一个寻租阶层，这个阶层不仅靠国家垄断寻租，也靠对市场的操纵寻租。这可能是这条新闻背后最值得警惕的趋势。

在上一期的专栏中，我曾经指出，中国有大企业化或曰央企化的趋势，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的时候，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操纵了。

崩溃伊于胡底

2007-08-02

四年之前，当中国证券市场还在“519”牛市的巅峰上纵情销魂的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一个“阴险”的诅咒已经出笼。它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今天，这个“恶毒”的诅咒，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形式兑现了。

历史，这样记录了这场闹剧的始末：1999年5月19日，上证指数由1057点大涨至1109点，由此开始长达两年的“人造牛市”，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牛市峰值2245点，2005年5月27日，上证指数跌穿“519”起点至1051点，至此，这个“人造牛市”以投资者的背弃和管理层的绝望而告终结。

由终点到起点，虽然极富戏剧性，但远远不是“519”闹剧的全部。在这一场近乎“完美”的市场崩溃背后，一场时代的正剧已然安全地谢幕。这个正剧，才是中国股市六年来眼花缭乱的演出背后，最值得观赏的部分。最近的一则新闻提示了这个正剧的本质。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从1998年到2002年被关闭之前的四年多时间中，南方证券的多名高管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达7.8亿美元之巨。这些巨额资金悉数落入私人之手，已经无法追回。1998年到2002年，是中国证券市场牛气最盛的时候，而绝非巧合的是，南方证券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中最为卖力也最为耀眼的主力之一。南方证券在“519”牛市中的所做所为，透露了“519”行情一个难以与外人道及的秘密：所谓“519”牛市，不过是一场财富转移游戏的代名词。它既不是出自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预期，也不是源于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种投机性波动,而是完全扣合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个时代主题：财富再分配。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市场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勃兴而鼎盛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草根市场阶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可供开拓的市场空间开始变得日益狭小，市场利润也开始急剧摊薄。值此之际，通过体制提供的寻租空间开拓“政治利润”，就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这种“政治利润”不仅意味着对增量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也同样意味着对前20年改革所创造的存量财富进行一次总体的再分配。而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为实现这种“政治利润”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质因而可以控制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同样是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具有的特殊便利性，在这个市场中，巨额的财富转移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完成。这样，90年代后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实际上就变成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财富再分配运动的一个道具。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国股市的一个公认的显著特征是畸高的换手率，但在我看来，这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强的投机心理，而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更加隐秘的事实：转型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更多地已经沦为一个洗钱场所。交投越是频密，洗钱就越是方便，就越是安全。基本上可以肯定，“519”牛市肇始于中国转轨体制中长期积累起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冲动。我愿意指出，起始于90年代后期的这场财富再分配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熊市，它其实也是推动中国今天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动力。

理解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后期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没有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几乎一天也难以维系。改革越是深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依赖就越是加重。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市场化进程所激发的自主经济增长动力开始逐渐削弱，而1997年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经济增长于不坠，就必须倾全力调动要素资源以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还未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过热所造成的坏账深渊中恢复元气，为这种强制性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的重担，就毫无选择地落在了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肩上。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应该清楚地记得，就在1997年，金融监管当局还在拼命打压证券市场，并将这个成绩抬高到“预防了金融危机”的高度加以炫耀，但短短两年之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个中原因正在于，有人开始意识到，强制性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中国证券市场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于是，一场不加掩饰的阳谋被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受到恭维和引诱的投资者像羊群一般鱼贯而入。然而，一旦证券市场承担了政策性的目标，证券市场的严重扭曲和资源错配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也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不管这个目标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还是为社保基金筹资，抑或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低级错误，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早就不止一次地犯过。不幸的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又一次愚蠢地重蹈覆辙。从中国金融体系不断重复同一错误所显示的“固执”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迫性的体制力量在起作用。虽然近一年多来，政府在重建中国股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决心和勇气，但在“国九条”之中，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承担政策性功能的影子。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承担的是为国企解困、为拉动内需服务等政策性功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正在承担起为央企服务、为国有银行解套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国九条”之中委婉传达出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信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一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没有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如果你真正洞悉了中国证券市场，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中国证券市场更贴切地反映转轨中国的基本面了。通过权力垄断进行财富再分配，通过金融支持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是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经济领域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最具有压倒性的时代任务，而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所服从、所服务的，正是这样一个基本面。我们当下目睹的这个证券市场，就是被90年代末期以来强制性的金融支持以及野蛮的财富再分配掏空之后的一个空壳。当大量的财富已经顺利出局的时候，留给中国股市的惟一结局就只能是熊市。显然，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狭隘的GDP基本面。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股市可以成为我们观测中国转轨动向的一个非常有用的领先指标。透过这个指标，我们的确观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

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有“政策市”的绰号。这表达的是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又爱又怕的心理。1996年12月16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投资者怕之极，1999年6月15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又让投资者爱之极，这种历史经验构成了中国政策市的心理基础，也以漫画的形式凸现了政府政策在证券市场中一言九鼎的作用。不过，观察近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我们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政策效力递减的曲线，及至“国九条”出台后的一年多的中国证券市场实践中，政府政策更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反向指标。政府越是出台利好，投资者就越是害怕，生怕后面藏着某种更深的“阴谋”。这固然说明了中国投资者在逐渐成熟，但在另一面，它可能也昭示了一种更加严重的危机：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正在急速流失。

政府信用的流失，是中国证券市场多年熊市产生的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副产品。它与熊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破坏力，目前已经开始在中国股市中发酵。

统计表明，目前沪深300指数的市盈率已经降到14.6倍，如果考虑到30%左右的对价，市盈率将进一步降至11.5倍，这远远低于标普500的19倍，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为18倍，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高达48倍，它甚至也远远低于被公认为市盈率水平极低的恒生指数的15倍。但就是在这种市盈率水平下，沪深股市仍然狂泻不止。对这个现象，许多人表示迷惑不解。但如果我们从政府信用的角度看问题，困惑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在一个政策反复、流弊丛生的市场中，股票价格会出现“负”的信用溢价，换句话说，与信用较好的证券市场相比，具有同样投资价值的股票在价格上会出现向下的修正，会低于那些信用较好的市场。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相信你的市盈率是真是假，必须提高保险系数。中国证券市场几乎完全失去控制的下跌状况表明，政府信用的流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日后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治理将更加艰难。信用不存，市场经济就如无根之草，遑论资本市场这种完全靠信用维系的市场体系。

在转轨国家，由于市场本身无法产生信用，只能依靠政府向市场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化的迅速扩展。中国证券市场前十几年的发展就是靠政府不断注入信用而被推动的。政府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扩展，可以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也很容易造成信用的严重透支和滥用。如果将政府信用看做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显然已经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品的灾难。在中国资本市场，这种灾难正在迅速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最为凶险的敌人之一。其实，今天这种灾难我们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前预告：“一轮煽人的牛市之后，毁灭的将不仅仅是虚拟的市值，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财富……资产的损失还可以计算，但政府信用的丧失却很难挽回。正是在这里，政府为此轮牛市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我一直将现在的行情叫做　“还债行情”，现在的熊市只是在还以前的债务。“519”在历史上留下的黑洞有多大，熊市就会有多深。在其中，政府作为最大的债务人，处境将会异常艰难。从股市作为中国转轨的先行指标的角度看，这种治理灾难又何尝不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种灰暗的预示？股市，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先败露的一个秘密。

信用，作为现代市场体系须臾也不能离开的基础设施，是证券市场得以存续及发展的根本，如果监管部门继续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上采取机会主义式的相机决策，那么，我就要坦率地说，中国股市的熊市可能还远远没有到头。所幸的是，在股权分置的试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监管部门正在表现出某种战略家的品格。这种迹象可能是中国监管部门决意在资本市场上重建信用的一个起点。重建中国股市，必须首先重建信用，而重建信用，必须首先从监管者本身做起。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切断中国资本市场的漫漫“熊”途。

重建信用尤其是重建政府信用，只是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资本市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加以配合。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绝大多数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者都喜欢带着显微镜去寻找中国证券市场内部的制度缺陷，但实际上，扭曲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干扰因素来自外部。中国证券市场不是可以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单独生存的系统，而是被外部环境所决定的。现在，不少人都开始明白，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我们是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证券市场的。即便强行建立起来，也只能是沙滩上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我们不知道熊市何时可以终止，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还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匮乏的国家建立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在此之前，我们还可能看到股市的上涨，甚至看到牛市，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

一个新的经济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2007-08-02

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785亿元。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新寡头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大致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 “抓大放小”取得奇迹式的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寡头的速成是在“增加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过，所谓“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如果将它转换成一个更加准确、露骨的词汇，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力”。在这个意义上，寡头企业的出现并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而是这个改革的既定目标。对于大型国企追求市场垄断地位的意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如是解读：“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公平竞争，破除垄断；而出资人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所以出资人其实是希望垄断的。”他继续补充道：“国资委是出资人，不是政府了，所以政府分拆电信行业是对的，但从我出资人的角度而言，我作为大老板不会投好多个相同的产业自己跟自己斗。”然而，国资委真的只是出资人，而不是政府了吗？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看来，国资委既像政府，又像出资人。也恰恰是这种游离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位，中国寡头才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监督尤其匮乏的特殊环境中，对寡头的这种惊恐就更是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新寡头令人惊恐的惟一原因。与传统的寡头不同，中国的新寡头并非仅仅出现在个别行业或个别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已然有云泥之别。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说，寡头可以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所得却非常微薄。而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某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正在迅速地趋近于零。虽然不能将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完全归结为油价问题，但能源寡头随时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命运，则是一个显见的经验事实。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寡头的钳制力绝非仅仅体现在能源上，而是无所不在地渗透于所有领域。寡头，正在静悄悄地接管中国经济。

据那些寡头的推崇者们声称，强大的寡头是中国对付国际资本的利器。但事实是，中国寡头在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内部绩效上则是捉襟见肘。数据表明，中央企业的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技术投入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不啻于说明，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所培育出来的所谓“国际竞争力”，多少有些弱不禁风。尤其是，当这些寡头在规模上的(也仅仅是在规模上)竞争力是以“挤出”和牺牲其他国内中小企业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自豪保持清醒的头脑。事实上，就在2004年，181家中央企业就一次性申报处理坏账3187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4%。这多少证实，在中国寡头不断膨胀的背后，也存在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中国寡头在国际竞争中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有必要警惕“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寡头身上重演。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寡头与国际资本携起手来，共同挤压其他民族企业，以维护和巩固其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市场利润。

野蛮的力量

2007-08-02

以一种通常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于是，一个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开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似乎即将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

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为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竞争性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当期福利，都是子孙后代的现金流。通过压低现行的工资水平，再通过剥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制造的是大量在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如此，我们只好通过倾销的方式在国际上廉价甩卖。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

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的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迟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需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

金融改革的困局与赌注

2007-08-02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一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年之后，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金融改革并非一注就灵

2007-08-02

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过去惟其他发展中大国马首是瞻的发展中国家，已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做他们的领导者。不管中国是否抱定“不当领导者”的立场，中国因素之举足轻重已然清晰。

在经过多年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鹜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意“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账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账”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账”，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身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财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股改成功等于牛市将至吗

2007-08-02

“温总理，今年股市会让股民赚钱吗？”

某报财经记者在“两会”期间喊出了中国数百万股民心坎里的问题。一向亲民的总理，这次只以一个挥手外加一个微笑来回应，自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按照记者的解读，“分明看到了今年股民获得丰收的希望，看到了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看到了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看到了证券市场交易品种不断增多，看到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可惜，第二天，上证指数就下跌了29点。

这样一个小小的花絮，发生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此时，股改已顺利过半。3月7日的股市下跌完全应该看作是一个偶然事件，也就是说，记者的这篇报道肯定不应承担股市下跌的责任。可是，假如第二天股市上涨29点呢？我们是否就可以按照记者的逻辑：股改顺利推进就意味着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并最终意味着股民马上将迎来牛市大丰收呢？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股改的背景和前景。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在经过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改革成本的集中释放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本，就是居高不下的金融风险。众所周知，中国20多年粗放式增长基本上是依靠超高比例的投资拉动的，是依靠国有银行软约束的贷款支持起来的。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所谓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国国有银行高比例坏账和中国经济畸形的融资比例。各种统计都表明，中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远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融资高度依赖国有银行体系的格局，意味着中国金融风险集中聚集于国有银行系统而无法得到有效分散。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开掘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和深度。惟有如此，才能够从总体上增加中国金融体系的弹性，防范可能不期而至并随时会向社会和政治体系延伸的金融动荡。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务院才在2004年2月颁布的“国九条”即《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际上，在经过多年资本市场的历练之后，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对股改在短期内所带来的风险相当清楚，对弱不禁风的国有券商所带来的打击心知肚明。但之所以还要决意推进，乃是因为中央政府知道：金融风险已经步步进逼。按照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维逻辑，这叫做“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对于股改的动机，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为了搞好证券市场，从而有效利用内资、启动内需。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搞好资本市场虽然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内资，但与启动内需完全没有逻辑联系。中国的内需问题不在于资本市场的好坏，而在于分配的严重失衡。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治理环境中，资本市场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而拖低已经相当萎靡的内部需求。所以，对于中国政府进行股改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更多的国有银行上市融资并在整体上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以避免可能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虽然我们无法预料这种战略企图能否实现，但无论如何，对长期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格局进行彻底调整，则是必然要走的第一步。

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股权分置格局，即：部分股票(所谓社会公众股)可流通，而另外一大部分股票(所谓国有股及法人股)不可流通。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创新”严重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举其要者，则当属股权的非流动性所带来的并购困境。了解资本市场功能的人都知道，资本市场的并购是资本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格局几乎完全“瘫痪”了这种功能。而股权分置所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公平问题等等，也同样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窒碍难行。所以，要想真正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就首先要“消灭”市场上这种危害甚巨的中国特色。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突破口，显然是非常正确的路径选择，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步。

中国资本市场“一改就灵”吗？

有两种现象值得警惕：

一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推出各种所谓金融创新，比如权证、期权等等。将种种创新权力奖励给那些积极参与股改的公司，不仅可能模糊和干扰股改的目标，而且可能引发新的严重问题。以管理层的期权为例，管理层期权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而在美国证券市场最为火爆的1990年代，期权甚至经常成为管理层进行财务造假、欺骗市场最为直接的动机。所以，在股改未完成、中国证券市场治理仍然没有达到健康标准的情况下，中国证券监管者应该坚决杜绝此类可疑的金融创新。以防证券市场在旧伤未除之时，积累新的隐患。

此外，另外一种认识也需要澄清。那就是，将股改当作医治中国资本市场的灵丹妙药。在这些人那里，股权分置变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惟一问题。这种“一改就灵”的思维不过是从前“一股就灵”的翻版。事实上，股权分置并非中国资本市场陷入困境的惟一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像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能改变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一样，中国股改成功也同样不能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一蹴而就。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证券市场乱象丛生的原因既不是公司治理问题，也不是市场结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问题。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资本市场真正变成一个健康的市场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将股改成功当作中国资本市场成功转型，甚至当作市场转入牛市的指标，相当幼稚。

中行还乡与边缘化之危

2007-08-02

毫无疑问,中国银行的IPO正在刷新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纪录。无论是募集资金总量还是股本总量,抑或是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具有的代表性,中国银行都将中国资本市场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在中行创造的众多纪录中,有一项纪录最为引人瞩目:中行创造了内地资本市场最快的IPO速度。从6月1日H股在香港挂牌之后,中国银行火速通过了内地极其繁琐的上市程序,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路演、询价等全部手续,登陆A股市场。如此光速上市,让人惊异之余,也让人疑窦丛生。

在中国证券市场,除非受到管理层的特别推动和眷顾,任何一家公司恐怕都很难以如此快的速度上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行备极荣宠？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开始陆续实施股份制改造,但其上市地点普遍选择在美国、香港等海外市场。这引起了普遍的嘲讽和抱怨。在中国国有银行开始批量筹备海外上市之后,这种抱怨在前一段时期达到了最高点。批评者声称,依靠内地纳税人数万亿资金重组之后的中国国有银行,不仅被贱卖,而且还抛弃了中国投资者,是一种十足的歧视。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之后迅速“回归”,首先就是为了平息这种不满。借此机会,饱受非议的中国金融当局多少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艰难处境。

不过,缓解艰难的决策处境可能只是次一级的考虑,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中国金融决策者欲借中行上市之机,逐渐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边缘地位。

中国大型国企纷纷海外上市,虽然是下下之策,但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所共知,中国资本市场经过10多年发展,虽然规模超常规成长,但离主流市场的目标仍然遥遥无期。而其在监管、公司治理、市场制度等方面的弊端更是饱受诟病。如果将本身就具有先天缺陷的中国大型国企放进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恶性循环的后果可以一望即知。如此资本市场,显然不能对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任何帮助,更遑论为中国急需转型的粗放经济提供定价和并购动力了。

简言之,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完全丧失了定价能力的边缘化市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言,资本市场的边缘化不仅意味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经济本身的边缘化。基本上可以判定,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又一个打工者,这种角色与所谓中国制造在世界经济中形象好有一比。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一直依靠间接融资的融资格局已经为中国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壮大以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总有一天会择机爆发。正是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尴尬,中国金融管理者从2005年开始力推股权分置改革,并在股改尚未完成之际,急切推动中行A股上市。从这个角度观察,中行“回归”实际上是管理层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次正名之举。同样的理由,中行的内地上市,也可以作为股改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广度与深度的一块试金之石。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IPO,中行上市必定会带来阵痛。但无论如何,中国资本市场要想摆脱边缘地位,类似中行这样的大型企业上市,都是必不可少的门槛。在这个意义上,中行上市值得期待。

“中国奇迹”的秘密在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

2007-08-02

看中国问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时代周报：相对之前的《奇迹的黄昏》，在刚刚出版的《大拐点》中，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有哪些不同？

袁剑：《奇迹的黄昏》是一种更系统的写作，而《大拐点》作为紧贴时代的评论集则更有历史的连续性。《奇迹的黄昏》大致写的1989年之后到2002年的中国。对于这一段的中国当代史，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模型，那就是所谓“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所有官僚系统都是，也并不是只有官僚系统才是。而是围绕着官僚利益集团并以之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竞争性的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模型。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动力、指向以及约束边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所以其在逻辑上的结果也一定与1989年之前的改革会有巨大的不同。《奇迹的黄昏》主要描述和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大拐点》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我觉得这个模式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疑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时代周报：在《奇迹的黄昏》中，你把1978-2003年的25年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阳光灿烂”、1984年“蹒跚之旅”、1992年“后改革时代”。又是十年过去，你会怎么来归纳目前这个改革阶段？

袁剑：最近这10年，是前面10年的改革全面开花结果的十年。其中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如影随形，难以分离。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

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力量变得更为复杂，除了延续所谓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面卷入。但大家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逻辑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在发生重要的作用。可以说，2002年之后的10年，是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化环境中全面收获他们改革成果的10年。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中国的财富差距在这一阶段又一次显著扩大了。我也不是说，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形势比人强，机制比人强。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

阻止权力经济的只能是利益集团自己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分析了改革的“权力经济”现象，指出利益分配模式正趋于锁定。今天人们呼吁改革再启动，你认为，当下的权力经济现状如何？改革能否在这方面有突破？

袁剑：权力经济是对应于权利经济的，权力经济意味着特许，而权利经济意味着自由地创新。当然，真实世界并不是理想国，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从某种消极的角度讲，权利经济首先授予并培育公民反抗财富被剥夺的权利。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系。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至于如何启动这种改革，那是政治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所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唯一可以阻止这种进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毁掉这个游戏。

时代周报：你在新书中用“大裂变”来形容2008年后的中国，我也注意到，你早先也提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淘汰出局”。请问这和孙立平教授“社会断裂”的说法是否有类似之处？

袁剑：孙立平老师是特别贴近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位优秀的学者，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孙老师的社会断裂大致是从社会学视野提出来的。我的“大裂变”是一个隐喻。我是指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自我解体或者说内爆。而这种内爆与中国参与其中并作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条件的全球体系的内爆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人被淘汰出局，当然是这个裂变的一部分，也是裂变的一个特征。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会毁掉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指一部分人终究会看透这个游戏，不玩了，或者不按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定的规则玩了。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强势集团又到哪里去觅食呢？

泡沫化生存在中国有强大动力

时代周报：新作开篇以对冲基金LTCM崩溃为例，提到即使概率是非常小，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你是否特别担忧危机可能始自金融领域？

袁剑：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为开篇是偶然，并没有特别的指向。在私下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将次贷危机比喻成一个超级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在相当意义上，所谓金融危机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其实，更加历史地看所谓次贷危机，它是冷战之后的一场全球体系的实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在《大拐点》一书中曾经谈到个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如果实体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力保银行不失，但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银行、资本市场再保也保不住的。

时代周报：2005年你曾发出房地产泡沫“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的呼声，2010年你也断言“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

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一个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悖论在于：全民创造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少部分人所攫取。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丘吉尔早在一战之前就讽刺过，却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非但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更首先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从不预测，为什么在房地产问题上做出如此大胆的预测？我笑答：吓唬吓唬那些自以为是、到处忽悠的房地产老板没有坏处。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是房地产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员，那么你可以找到房地产会继续膨胀的太多理由，但如果你是投资者，我劝你还是谨慎悲观点好。不要以为政府坐庄这个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再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也有做不动庄的时候。

时代周报：在新作里你提到“泡沫化生存”的概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八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调整到8%以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者正对“泡沫化生存”做出某些修正？

袁剑：我说的泡沫化生存讲的是通过扩张资产泡沫来拉动经济增长。在中国这个政治合法性对经济高速增长有着非同一般渴求的国家，泡沫化生存就有更强大的制度性动力。毫不意外的是，这个泡沫会被制造得更大，更难以收拾。将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5%，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迫的因素。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这是被迫的因素。但主动将经济目标调整到更低的目标，带来的挑战会同样多。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本届政府的政治勇气。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增长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魔术，它可以做属于它的事，但不能影响它不能影响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调节器完全掌握在宏观决策者手中，是十足的糊涂和荒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

时代周报：海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似乎你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袁剑：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并非独独是一种中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脱离地球引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自有其独特性所在。而这个所谓独特性就是我在“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个框架中极力试图解释的。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至于你说，有很多海内外学者把它概括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可能是出自他们对中国一种不切实际的投射。

时代周报：在给《事变—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做的序中，你认为中国经济是“车到山前更迷惘”；你在新作中也发问：改革到了拐点，我们该怎么办？你对具体的路径或应对之策是否有明确的观点？

袁剑：中国改革早在1989年之后就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嬗变，而这种精神嬗变逐渐外化为显性的制度结构，则经过更长的时间。在本世纪初期，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终结。这是1989年中国改革变性之后一个必然的后果。在这种前提，再奢谈什么“改革”、奢谈什么“改革再出发”，我觉得特别的荒谬。少数人垄断和挟持的改革，其后果必然是自弹自唱，无人喝彩。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换言之，不是改什么，怎么改，而是谁来同意、批准和监督改革。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不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任何改革都是有疑问的。前面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乱改就怎么乱改。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而不是“被改革”。改革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的永恒主题，不必刻意将其作为一块金子招牌加以供奉，实际上，改革这块招牌早就光环褪尽了。

时代周报：不少乐观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危”中有“机”，本届政府在公平正义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言“大拐点”，是否可能有点早？你认为的拐点有具体时间线还是更多指一种压抑的气氛？

袁剑：“危机”这个中国词语确实非常妙。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愉快的辩证法。不过，首先是“危”，然后才是“机”。你可能必须首先应对“危”，才能争取“机”。如果被危击垮了，你就出局了，“机”有何用？作为一个力求独立的思考者，我对任何执政者的赞扬都必须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我的确愿意承认，他们做了不少事情，也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制度比人强。大拐点何时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谁也说不清，那是上帝干的事情。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不少，你的新作中也多指出全球霸权体系不稳定的迹象，是否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处在“拐点”上？如果是，跟中国的“大拐点”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

袁剑：在现阶段，美国的任何衰落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衰落早就开始了，并不始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将这一潜在的历史进程公开化、正式化了。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光着脚的模仿者和竞争者。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其政治及社会韧性暂时应该可以吸收这种拐点所带来的冲击。但中国之拐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全球体系公共品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美国的相对衰落，都会引发全球体系的重大变动。在我看来，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所谓次贷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越来越难以胜任越来越膨胀的全球体系公共品提供者这一角色所导致的。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

全球化令国内中产的意识被掠夺性俘获

2007-08-02

本刊连续两期以全球化为题刊出封面文章,主要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种体认:全球化不仅仅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而且也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开始深刻地嵌入中国的转型。由于这一“变故”,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所谓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跨国界流通、资源的跨国界配置、文化的跨国界交流。那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什么？答案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具有特定规则意识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欢欣鼓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同化。不用问,被同化的必然是弱势的一方。而这种意识的同化,才是全球化势如破竹穿越国界的真正力量所在。这种意识同化的力量,在中国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至为明显。

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力量要征服的头号目标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而其中首要之务,就是要对民族国家精英进行意识俘获。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塑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少数作用。俘获了民族精英,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俘获了民族意识。更进一步,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精英在制定规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俘获了精英意识就等于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游戏规则制定权。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精英治国的典范。因是之故,俘获精英意识在中国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2001年,出于对国内证券市场会计造假问题的严重不安,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我们无意质疑中国证券监管当局的良好动机,也无意质疑国际会计机构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规则对本土会计服务机构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规则广泛扩散,其结果必然是本土服务业的普遍受抑制。区别于有明显交易痕迹的赎买,民族国家精英在制定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规则时,往往是出于建立在一种文化认同上的自觉行为。而这,正是精英意识俘获的事半功倍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实践中,这种自觉、自发的歧视性规则,已经在中国广泛的产业领域内大行其道,其代价则是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低端的迅速迁移。当然,我们所说的本土企业并不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官僚企业。在我们看来,这些特权企业正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待价而沽。它们要么与国际资本合谋以联合榨取垄断利益,要么以内部人赎买的方式被廉价卖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精英的意识俘获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新兴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几乎掠夺性的意识俘获。之所以称其为掠夺性的,乃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流人群,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的主要版图。众所周知,现代中产阶级主要是以其消费特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消费特性上的生活方式为其表征的。而现代所谓生活方式的本质无一不围绕品牌、技术、时尚这一类内在属性来构建。而这些内在属性,也正是跨国公司的独家产品和垄断卖点。换言之,俘获了中产阶级意识,也就俘获了民族国家内部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看一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的炫耀式消费,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样一个结论:在对民族中产阶级进行意识俘获的同时,全球化力量实际上也将民族国家重要的内部市场转移出去,而后收入囊中。

在全球化力量俘获了精英,继而俘获了中产阶级之后,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就不再是本土的,而是全球化的了。易言之,他们是属于全球化精英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民族特性反而日益模糊。如此一来,一个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国家不仅在意识上而且也在市场上被肢解。于是,在将精英和中产阶级更紧密地纳入全球中心的同时,全球化也将中国的其他人口推至更远的边缘地带。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感伤,或许,我们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真的能在崭新的全球化格局中变得更加幸福和自由,然而,中国的穷人呢？注意,他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穷人呢？

应该承认,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意的社会——这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的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相反,我们担心的是,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这种格局。其内在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正是在这里,全球化使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陷入了又一次长考。

重新审视FDI的中国逻辑

2007-08-02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几乎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致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万~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绝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了解了中国FDI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

有中国学者曾经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作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道：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事项,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

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政府中心主义铸成中国竞争贫困窘局

2007-08-02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

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多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这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

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地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巨大的成本)推迟到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

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须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所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

先生们 老游戏结束了

2007-08-02

借助几篇博客,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最近向行业老大徐工机械及其洋伙伴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击。从开始到现在,这场攻势已经持续月余,至今高烧不退。而向总借力使力,高擎“经济爱国主义”大旗,更将这场争吵引向诸如“国资流失”、“民企地位”、“开放战略”等更加挑动人们情感的话题上。如此,一场单纯的企业并购案变成了一场观者如云的媒体大战。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从可行性上分析,除非像徐工那样联合境外投资者,或者使用灰色的高风险杠杆融资,以目前国内的正式融资手段,三一重工要想一举吃下资产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徐工机械,无异于天方夜谭。换句话说,向文波根本无意(也不可能)并购徐工机械,并购是假,搅局是真。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向文波为什么要鱼死网破般地搅局？

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就能洞悉向文波的底牌。在向文波看来,一旦凯雷对徐工的并购成局,徐工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资本上都将如虎添翼。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徐工已不复是今日的徐工,而是一个足以主宰行业的超级巨头。如果说现在的徐工,还是一个三一可能超越的对手的话,那么一旦凯雷并购徐工,不仅三一追赶徐工的雄心会瞬间化为泡影,而且在即将到来的行业整合中,三一的生存都可能发生问题,甚至最后沦为被收购的对象。这种悲喜剧,在西方的企业史中,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老手,向文波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凯雷并购徐工,看似跟三一无关,但其实是向文波无论如何都输不起的一场战争。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未来,向文波才会用超限战的方式拼死一搏。到此为止,人们应当可以理解向文波不能示人的心中隐痛了,因为他已先人一步洞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向文波在2006年向徐工及凯雷发动的这场攻势,就更像是中国经济全速进入并购时代的一声发令枪。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的第一股,没有谁比三一重工更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了。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以分权模式作为核心特征的。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分散决策、地方竞争不仅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最初的可能,也为市场化的深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然而,另外的一面,这种带有严重局限的行政分权模式,也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和惊人的重复建设。这种模式一路走来并与其他体制原因一起作用,导致了今天中国市场集中度极低、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恶性竞争盛行的尴尬现状。表现在微观主体层面,则为企业规模狭小,竞争力匮乏。在一个拥有巨大内部市场空间、高速成长了将近三十年的大陆经济体中,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一家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巨擘(除了那些具有明显官僚特征的垄断性国有公司)的严酷现实,这正是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市场经济幼稚阶段的一个恰当写照。我们并不赞同,企业永远是越大越好,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历史表明,行业领袖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也几乎是大型经济体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当今跨国巨头在全球竞争中纵横无敌,攻城略地的事实也提醒我们:通过市场化手段塑造企业巨人,可能是提升民族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不二法门。我们确信,在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化之后,中国诸多行业正处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并由此催生行业领袖的历史性临界时期。

深入中国经济内部,这种趋势沛然莫之能御,事实上已经伸手可及。

出于某种历史原因,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重复建设的负面典型。但在经过三十年的反复试验和痛苦改革之后,无论是国有企业本身,还是宏观管理者都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惟一去处。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不进行业前三就调整”的名言,就是这一战略的直白表露。而宝钢集团在全流通之后急不可耐地通过资本市场增持各地方钢铁企业股票的事实则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大并购时代已然风生水起。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凭借其敏锐、顽强以及独特的历史机缘,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但在市场日渐饱和、竞争趋于白热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它们基本的生存法则。时代不同了,旧游戏结束了。所有的老英雄们都必须适应新时代,掌握新规则。显然,三一重工向文波总裁的焦灼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所有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家的。

外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奇迹的另外一翼。但在FDI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内地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外资继续以FDI形式进入中国所获利润回报的空间必然日益狭窄。更多的可能是,他们会操起他们早就游刃有余的并购武器,以期在中国的行业整合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趋势,在外资最近不断引发的并购风波中已经显露无遗。

可以肯定地判断,经过三十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内部已经酝酿积累了充沛的并购动力。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这个新的生存法则面前,它们都将殊途同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剩下的,就只差一个能够合理定价的资本市场了。继股改之后,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继修订。很显然,这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为迎接并购时代而蓄意洞开的一扇大门。因为他们清楚:通过大规模并购来优化资源配置是任何一个现代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功能。他们更应该清楚的是,通过并购而不是不断增加的新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久治不愈的沉疴),可能是解开中国增长模式困锁一把被遗忘的钥匙。

谁来为弱势群体游说

2007-08-02

现在谈起游说,我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起苏张当初的合纵连横了,而更多的可能在谈论这个词的英文含义:lobby。lobby的原意是指议会里的走廊。早期,由于商人们总是赶在议会开会前抓紧游说议员,久而久之,lobby也就转换成了游说之意。相应地,说客成了lobbyist,而所谓院外活动也就成了lobbying。

我兀自揣测,美国人在最早使用游说这个词的时候,大概也是语带不屑,充满贬义。这似乎并不奇怪。无论中外,人们对于那种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活动,从来就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遑论那种因为个人或集团利益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活动了。恐惧源于未知,人们对游说活动的恐惧也同样植根于此。有利益分殊,就会有因为利益而起的游说,换句话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无法避免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游说活动。所以,消除人们对游说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游说活动透明化、法治化,让其尽可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如其不然,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大概就在所难免了。而人们对游说的恐惧也就可能变成真实的噩梦。正是因为这种原因,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颁布了各种游说法规,并制定了事无巨细的数量标准(比如,请客吃饭或者喝咖啡不能超过50美元,一年在同一游说对象的花费不能超过100美元,请人打高尔夫门票不能超过99美元等等)。但即便如此,号称对付游说最有办法的美国还是间或爆出游说丑闻,难以完全消除游说中的暗箱操作。2004年3月由《华盛顿邮报》率先爆出阿伯拉默夫的游说丑闻便是最新的一例。此公号称美国游说业教父,手眼通天,但最后还是因为印第安族部落赌场游说案而锒铛入狱。看来,一向奉经验主义为圭臬的美国人也一直秉持“不求完美,只求改进”的态度来对付游说问题。

在美国,有游说大本营之称的华盛顿K街,据称云集了专业游说公司3700多家,说客8200多人。加上其他的辅助人员,大大小小的游说人员可达5万人之巨。这个数字大致占到了华盛顿人口总数的5%左右。美国游说业之兴旺繁荣,由此可见一斑。中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游说产业,也缺乏正式的统计数字,但以人们的耳闻目睹,中国以游说为目的的各种公关活动之兴盛,恐怕丝毫也不亚于美国,而参与其中的人数、涉及的金额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产业规模,恐怕更要远远超过美国。事实上,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跑步(部)前(钱)进”即是典型的游说活动。如果说中国的游说活动与美国的游说活动有什么区别的话,答案可能是:中国的游说活动比美国更不透明,更缺乏法治。其符合逻辑的后果则必然是:中国游说业中所潜藏的官员腐败及商业贿赂比美国更胜一筹。

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分殊的差别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者必然要通过各种游说活动来争取本集团的利益,并与其他集团展开有时候甚至是格外激烈的博弈。这一点,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猜测,而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从房地产商集体游说主管部门,到徐工并购案中各方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中央政府,我们都可以看出游说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毫无疑问,中国的游说已经有集团化、专业化的趋势,已经正从传统的影响个别人走到向影响重大政策的方向演变。

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人脉上,都已经积累了强大的游说能力。这与中国大量弱势群体无人代言的窘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只有强势利益集团在游说,而任由弱势集团无人也无钱游说的现状持续下去,中国社会的分化鸿沟势必进一步拉大。这对于一个转型社会而言,绝非福音。所以,除了尽快将中国的各种游说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促使其透明化、规范化之外,如何在利益纷纭的今日中国,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代言人,恐怕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快世界中的快公司

2007-08-02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描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的选择是:快。

显然,每一代人都能察觉他们所处时代的变迁,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众不同之处可能在于: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快。仅仅在十年之前,移动通讯还是时髦玩意,但今天的技术人员以及商人们就马上在催促我们进入3G时代了,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弄清3G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据说4G已经接近商用了。考诸生活的细枝末节,类似移动通讯这种令人紧张甚至是让人窒息的“升级换代”,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迅疾的变化,不仅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之中,似乎也正在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并进而成为我们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快世界”。

这种接近偏执的速度追求,或许是出于人类求新求异的本能,也可能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永无休止的扩张冲动,但不管这个幽灵出自何方,它都在切切实实地改变着这个时代的商业精神。马克斯·韦伯曾经以“资本主义精神”一词,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精神向度,并奠定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范式。如果我们将韦伯的时代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以信息快速交换为特征的互联网,可能正在将资本主义推到一个所谓信息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与韦伯式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勤勉、节俭不同,这个新型的信息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文化表征就是所谓的快速精神。快速的崛起,快速的利润,快速的并购,甚至快速的消亡。快,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精神,而且是商业的制胜秘诀,是为后来者设立的一种难以逾越的进入门槛。在这个快速的世界中,稳健成长、谨慎经营这些昔日受人尊敬的商业智慧,简直变成了一种老掉牙的古董。一切都以速度的快慢来解决,快不只是手段,也同样是目的。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一批光速崛起,并光速占据行业龙头的新型公司。从雅虎到谷歌,从网易到盛大,速度的狂欢者们以一个又一个颠覆性的神话,将公司成长的传统故事踩在脚下。这些甚至远远超过他们同行前辈(如微软者)的成长传奇,在印证一个“快时代”到来的同时,似乎也在不断改写商业的本质涵义。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公司也必须变得越来越快。他们快速诞生,快速成长,快速扩张,快速并购,甚至将所有这些在传统上必须按部就班的企业流程压缩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中完成。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快公司。

如果这些速度奇迹仅仅发生在雅虎、谷歌身上,仅仅发生在诸如此类的信息行业之中,我们会以为快公司仅仅是所谓新经济中的独特现象。但当我们目睹一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书生,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将自己变为中国首富,并将自己的公司变成光伏产业世界巨头的时候,我们确信,快公司并不是特殊行业中的特殊现象,而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证实这种普遍性的不仅仅只有光伏产业中的施正荣,还有传媒行业中的江南春,甚至有从事更加古老行业的牛根生。

看上去,这些企业的成长历史就像是吃过了某种生长剂,甚至是被实施过某种基因疗法一样。这不由得使我们追索: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让传统商业教父们望尘莫及的企业速度？究竟是什么力量哺育了这些快公司？

一个尝试性的结论是:金融。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信息处理行业,其进化程度与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密切相关。人类信息处理能力有多强,金融的效率就可能有多高。毫无疑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发展,已经重新武装了金融业。它大大提升了传统金融业的效率,扩张了金融的触角,膨胀了金融的力量。这不仅体现在金融募集资金、资本的能力上,更体现在金融使用资金和资本的效率上。如果说传统的金融业仅仅是在外部辅助企业的话,那么,今天的金融已经开始深入企业内部并主动塑造企业。

换言之,今天的金融业在整个企业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是一个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的因素。他们不再像传统的金融行业那样坐等企业成长,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利用资本力量主动推动企业快速成长。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今天的金融家似乎对慢慢分享企业利润的做法不屑一顾,反而更看重企业的金融价值,而不是盈利能力所决定的传统企业价值。投资者喜欢什么,他们就让企业成为什么。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包装企业,然后在资本市场卖出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暴利。这种通过金融价值实现的利润与从企业中获取的利润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金融,已经可以不再靠其服务的企业的利润才能够安身立命。就此而论,今天的金融也是十足的“快金融”。

快金融,不仅仅暗示着其速度之疾,效率之高,也同样暗示着其穿越国界,全球配置的能力。当看到一批批中国本土企业通过美国的风险投资在短时期间内迅速膨胀,并在美国上市套现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壁垒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摆设。显然,中国企业实际上是在与巨量的全球资本直接对接。如此格局,金融效率恐怕想不高都不行,想不快都不行。

有趣的是,今天的企业家们似乎也对快金融情有独钟,他们不再迷恋于“百年老店”的迂腐观念,而是主动配合金融家们以最快速度实现其金融价值。只要金融家们要求,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卖掉企业,或者购进企业。快金融催生快公司,快公司迎合快金融,这大概就是无数让我们着迷的快公司现象的谜底。

一个刚刚生存一年半,员工仅仅三十多人的企业,值16.5亿美金吗？谷歌的回答是:值。一个星期之前GOOGLE收购YOUTUBE时令人咋舌的价格,再一次漫画般地凸现了这个时代的快公司主题。不过,需要提醒的则是,快公司时代也将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

作为软权力的文化

2007-08-02

如果你翻书,文化的解释之多可能让你不甚其烦。人人口中皆曰“文化”,但人人心中对文化的理解则可能各持一端,想说的并不是一件事情,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最恰切的文化定义或许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的陶养之下所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如此定义,于是才会有所谓诸如楚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之分殊、区隔。也只有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区别之下,文化才可以被辨认、被识别,进而具有被追索、被研究的意义。进而言之,文化可以被描述为,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之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的理性计算结果。这种理性计算的结果“化”为个人之思维、之行为则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人,无需所谓理性计算,就能自动有所遵从。的确,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行动,如果真像所谓经济学家所言,人的行为是个人理性计算的结果,那么,不仅成本奇高,而且根本就不可能采取行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必须简化这种理性计算而自动有所遵从。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理性计算的简化和凝炼。比如,如果一个文化体现出某种诚信的特征,那就是说,浸润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无需计算就相信:诚信是最理性的,是可以导致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这种“信任”,无论在任何特定的情境都能强有力地控制人们的思考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即文化。由这个文化的核心定义向外推展,文化则外化为特定的风俗、礼仪、习惯、崇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而生,文化遂呈现出斑驳陆离之色,千奇百怪之别。大众口中所谓文化,大致是这一层面的文化。

由于自然环境迥异,以前的文化差异大多由地域而生。湖南人因地贫而好动,苏南人因富足而安土,大致都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工业时代开启之后,地域本身的自然禀赋因素退居其次,而制度、科技成为型塑文化的首要因素。制度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更多成为承载文化的主体。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更多是指中国现行制度下所塑造出来的文化,而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独特地域所塑造出来的文化。中国文化如此,美国文化亦然。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文化政策的指导者在全球化蔚为潮流的今天,似乎还真的相信由某种因地域而生的文化。这不仅是一个错觉,还可能是一个陷阱。

有鉴于美国文化出口产业、媒体产业无可匹敌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体认到文化发展不仅是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是整体社会福利的重要标准,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但如果将文化发展仅仅理解为多办几个演出公司,理解为文化公司的包装上市,而不是重新构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恐怕会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仅仅将文化发展看作官方禁脔,甚至变成又一种洗钱戏码,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闹剧结果大概就是注定了的了。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一经提出,风靡全球。在我看来,所谓软权力,指的就是文化影响力。区别于传统船坚炮利的强制性硬权力,软权力强调的是特定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强调的是魅力。约瑟夫·奈之所以敢在一片“美国衰落”的合唱声中大胆反对,正是因为他相信,美国仍然具有建构在美国制度之上的无可匹敌的文化影响力。冷战之后的事实证明,约瑟夫·奈是对的。所以,中国想要重振其文化影响力,恐怕要从真正的制度创新开始。

财富抑郁症

2007-08-02

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伴随着的却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幸福——这是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种精神疾患。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定量地测度幸福的增减,但幸福感的日益萎缩应该是今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的一个经验事实。于是,焦虑、过劳、无意义感都齐齐翩翩而至。在经历了20多年的财富狂欢之后,中国社会几乎在刹那间就跌入了一种集体抑郁。撇开现代性所必然带来的精神问题,我们可以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精神流感称之为“财富抑郁症”。简单的定义是: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不幸福感。从一个极端匮乏的社会起步,财富以及对财富的追逐变成了中国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尤其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并崩塌之后,财富实际上变成了官方与中国民间惟一的交集与共识,并成为越来越疏离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惟一黏合剂,如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新型的大众意识形态被牢牢地确立下来。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蓄意的鼓励与持续的强化。财富,不仅是衡量社会进步（以及改革）的惟一标尺,也成为个人成就甚至身份确认的唯一标尺。于是,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不仅作为一种动力在推动改革,也同时作为一种裹挟与强制的力量开始锈蚀我们的公共及私人生活。这种从未经过任何批判与稀释的新型意识形态外化为官方战略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将“发展”矮化为“经济增长”继而矮化为更加狭隘的“GDP增长速度”（这实际上也是今日已经根深蒂固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源）;而体现在私人领域则变成更加粗鄙的“钱多就是硬道理”,就是将“钱”与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行一对一的确认。我们被粗暴地告知:我们无需追问发展的含义,无需追问制造GDP的方式与代价,无需追问获得个人财富的手段。在这种新型的改革意识形态中,我们一直被迫接受这样一个神话:增长越多,财富就越多;财富越多,幸福就越多。然而,在经过20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之后,这个逻辑简单因而也就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了马脚。人们如梦初醒般的发现,增长并没有与财富同步,而是越来越背离,对财富的追寻也没有相应增加个人幸福,而是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沮丧。无论在社会心理上,还是在个人心理上,这个“发现”都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弥漫着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这种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文化, “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已经彻底地奴役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与想像力。换言之,我们很难从这种毒品中抽身自拔。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所带来的压力、焦虑、进而抑郁在中国社会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关于财富本质的追索与财富本身一样古老。一种我们可以勉强接受的关于财富的说法是:所谓财富就是那些可以增加我们主观效用的东西。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一切可以增进主观效用的东西都是稀缺的。这既是财富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一个与生俱来的被给定的困境。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稀缺性付出某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过于高昂,比如导致了过大的压力,牺牲了过多的闲暇,增加过重的焦虑甚至失望,带来了过大的外部性,那么,财富带来的效用就是“负”的。这种情境,就是我们在定义“财富抑郁症”中所指称的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其带来的必然是财富对幸福的压迫及消解。在目下中国,当财富被经济学家以及政客们故意粗暴地概括成“GDP”或者纸币的时候,财富对幸福的消解及压迫则尤其深重。容易理解,作为社会之一员,在中国转型中荣耀加身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因为他们成为财富竞赛的相对赢家而幸免于“财富抑郁症”。其中原因在于,在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财富之后,财富对他们的效用正在迅速递减,而在一场更高规格（与同类人）的财富竞赛中,他们成为“输家”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为“赢家”的概率。当然,他们可以加入消费的奢侈比赛（这是在部分中国企业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风尚）,并借此向大众炫耀并表征他们的身份、地位,从而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毫无疑问,这是财富的流亡,而绝非是精神的解放之路。企业家是一面镜子,他们的“财富抑郁症”暗示的是,中国社会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困顿。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社会一次深刻精神转型的前兆。而在我看来,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还没有开始救亡之前,中国社会就在精神上发生一次突然的“过劳死”。逃亡还是救赎？这是一个问题。

中央财政集权魔方

2007-08-02

中国税收收入正迅速逼近4万亿大关。 国家税务总局10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税收收入达到28420亿元，同比增长22.5%，同比增收额首次突破5000亿。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主任张培森预测，照此趋势，今年全国税收收入净增长将再创纪录，“预计将超过7000亿元”。

张培森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中国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曲线不难发现，近年来，季度税收收入波浪式推进的规律非常明显。而近年来历史数据表明，第四季度税收完成额从未低过第三季度。

200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与上述规律相符，如果第四季度的税收收入超过第三季度的9088亿元，则全年税收收入将轻松突破37500亿元。

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从2万亿到3万亿的跨越用了2年时间，截至2003年12月31日,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2005年11月16日，全国税收突破3万亿元。而从3万亿元到4万亿元，很可能14个月就轻松跨过。

经济抽水机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靠国家政权以强力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部分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官方色彩浓烈的巨型公司。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国有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国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国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

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行政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国有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国家行政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国家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国有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

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行政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国家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中国政府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工具。

土地是“钱袋子”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很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特殊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部分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行政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政府管理系统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政府过去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员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

财政分权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1993年宏观调控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很可能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部分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地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风险中的时间成本

2007-08-02

“富贵险中求”是投机市场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但我知道并牢牢记住这句话却是通过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一批从业者之一。从92年到96年，他积累起大约300万的身家。但96年年底的暴跌，却吞噬了他多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全部家当。事实上，对于我这位朋友而言，暴跌并非是这次人生灾难的主因，高比例的杠杆操作才是真凶。不过，作为一家证券营业部的老总，他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再一次高比例的杠杆操作。1997年年初，机会似乎逐渐降临。他准备在一只股票上再一次下注。由于本金几乎输光，所以这一次的赌博几乎完全是透支操作，其杠杆比例无穷大。这意味着如果赌错方向，风险也是无穷大。虽然他已经无钱可赔，但其代价可能则是更为可怕的牢狱之灾，最轻的也是卷铺盖走人。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清楚记得他下那（决定性）一单时的表情。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征询我的意见，从牙缝里狠狠地蹦出一句：富贵险中求！幸运的是，他赢了，而且一直“活”在这个风险密布、随时可能置人于死地的风险市场中。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这句格言最正面的证明。不过我发现，这句格言的信奉者主要分布在年轻人之中（恰好，我的那位朋友当时也非常年轻）。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信奉另外一句完全相反的股市格言：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两句话一个强调规避风险，另一个则强调中从高风险中博取高收益，但听上去却同样正确（风险市场中充满了这样相互矛盾的格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所谓风险，即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对于一个最终必将死去的人来说，风险其实远远不仅仅只意味着财产的损失，还意味着时间的损失。虽然无法衡量，但时间成本可能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成本考量。年轻人没有财富但却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敢于犯错误，敢于冒风险，敢于险中求富贵。但年纪大的人因为时间越来越少，时间成本就逐渐变得高昂起来。所以，他们总是更多地表现为风险厌恶者。这也是风险市场一夜暴富者中绝少老年人的原因。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时间成本，面对同一个选择，他们就会采取截然相反，但却可能同样正确的行为。

最笨的输钱方法

2007-08-02

一位大投机家总结毕生经验后发出感慨。他说，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输掉财产：最快的方法是赌博；最惬意的是与女人在一起；最笨的是买股票。一位终其一生都在从事金融投机的人最后得出这种结论，自然有他个人的切身经验作为证据。不过，这似乎与大众的（集体）经验迥然相异。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自股票市场发明以来，股票市场为什么会越来越壮大，而不是越来越委靡；参与市场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说明，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与这位老资格投机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主要来自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般而言，大众对股票市场的认知大多来自财经媒体或者亲朋好友的选择性描述，更加用功一点可能会去读一些财经书籍。但从这些渠道获得的股票信息，基本上都倾向将股票描述成现代人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严肃一点可能同时提醒风险，而那些信口开河的则干脆将股票吹捧为点石成金的财富魔术。媒体出于招徕读者的需要，特别喜欢传播股市中一夜暴富的故事，亲朋好友出于虚荣心也总是将那些偶尔的赚钱经历拿出来谈论，而将更多的失败经历遮掩得严严实实。从这些有意无意经过选择的小概率事件中，大众当然会得出比较积极的结论。但上面那位投机家，显然不是从这些渠道获得

有关股票的信息的。他主要是通过自己赚钱或者赔钱的个人经验来获得信息的。赚钱或者赔钱事关身家性命，当然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夸张。所以，指导这些“老江湖”投资（或者投机）的更多是这些切实的个人经历，而不是那些媒体上的胡言乱语。事实上，不仅是上面那位大投机家，就是一般投资经历稍长一点的人，都会抛开那些媒体、抛开书本、抛开那些经济学家搞得神神秘秘的宏观数据与指标，而凭借自己在股市获得的真实的个人经验去投资。毕竟，这不是在做媒体，也不是在写书，更不是在满足虚荣心。与自己的身家性命玩，自然开不得玩笑。

两种信息渠道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信息，自然也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但大众多，而投机家少，也就造成了股市不断兴旺，但观感却截然不同的奇观。

“张维迎现象”和“主流”的危机

2007-08-02

“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

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明显的无能。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

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 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的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到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仿起战略家的高明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和刻薄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是无知者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的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激进的“左”转运动（这并非不可能），那么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将难辞其咎。显然，这将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