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资本主义简史

作者：（德）于尔根·科卡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6-01

ISBN：978-7-5496-1996-2

价格：39.00元

I7世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代表团参观孟加拉胡格利的场景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钱堆

罗马帝国时期的部分通用货币

敦煌壁画中的丝绸之路商旅图

阿拉伯商人的黑奴贸易，图为13世纪阿拉伯语著作《马卡马特》中的插图。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画像

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人起义”

汉堡一景，1497年《汉堡城市法典》中海洋法部分的插图

雅各布·富格尔（1459—1525）

17世纪重商主义时期的法国海港

1757年在普拉西战役中战胜孟加拉王公的英国将军罗伯特·克莱武

18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商船“皇家乔治”号

19世纪初的东印度码头（伦敦）

18世纪末扩建的东印度大楼（伦敦）

19世纪初的伦敦煤炭交易所

19世纪初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19世纪工业革命一幕：铁与煤

19世纪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化工厂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泼克》杂志中的讽刺漫画“我们工业的保卫者”

二战时期美国B-25 “米切尔”轰炸机装配现场

20世纪重型钢铁半成品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

美国华尔街上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总部

位于纽约的雷曼兄弟公司总部，该公司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宣告破产。

序言
颂扬与怨恨中的飞跃

资本主义，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和现实。

尽管专著和论文已如汗牛充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历史和未来，仍充满激情地交锋辩论，至今无法达成共识。科卡教授的《资本主义简史》（简称《简史》）以不到十万字的篇幅，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不能不说是异常艰巨的自我挑战。所幸资本主义的现代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定义、更多的版本、更为模糊的描述，以及更令人瞠目的社会实践。

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约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定居农业开启了人类文明。第二次飞跃出现在英格兰，以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为其标志。虽然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较工业革命早得多，但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才渗透到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中，成为普遍的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农业孕育了人类文明，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在持久的人口与生态环境压力下，可怜的农业剩余决定了社会经济与文化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工业革命突破了阴暗的马尔萨斯诅咒。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推动下，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指数增长趋势，历经两百年至今，仍未出现步伐放慢的迹象。

《简史》引用经典作家的研究结果定义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财富创造能力背后，马克思看到人类生而有之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使致富的欲望和才干得以发挥到极致，利润驱使下的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劳工阶层，资本主义因而被置于天然的道德洼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坚持价值中性的分析，强调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解放作用，摆脱了封建束缚的经济理性促进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熊彼特视创新为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而列宁和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借助政治权力的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真谛所在。每一位经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读者需要也只有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

与道德含义上的分歧形成对照，学者们接近一致地将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创新归因于私有产权的强大激励，以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变成了一架创新的永动机。超额利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族奢华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满足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企业唯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逃脱被淘汰的厄运，诚如熊彼特所论述的，创新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业务，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盛衰的头等大事。

从早期的远洋贸易、工业时代的铁路与石油，到科技时代的研究与开发，超额利润的获取充满了风险。投资和产品出售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冒险家无时不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远洋船只被暴风雨摧毁，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产品不被市场接受，暴利预期等来的将是惨重的损失。高风险要有高回报补偿，与其他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纯粹为利润而非消费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经营，用钱生钱，钱不仅是手段，也成为了目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时甚至可以赌上身家性命。

超额利润来自垄断，熊彼特赞扬市场上的“自然”垄断，视其为创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罗代尔则抨击官商勾结的人为垄断。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垄断必要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证明布罗代尔的担忧并未过时。

虽然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所必需，这两个要素也早已出现，为什么现代工商文明迟至十八世纪下半叶方在英格兰开花结果？根据韦伯的研究，经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髓——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逐渐在西欧成为主流，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逐渐瓦解，商人在松动和衰败的封建结构中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十七世纪的宪政革命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在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下，商人的理性经营指向了资本积累、技术与组织创新，即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创富型资本主义”。中国古代商人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盈利的冲动引导他们将资源投入维护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滋生“寻租或分利型资本主义”。创富还是分利，经济理性永远选择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为十字路口上的资源流向的指挥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拓展离不开政治变革，诺斯的见解应该说较韦伯的更为深刻。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商人做着资本主义的发财梦，底层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尽管塔顶只能容纳少数人，通道始终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还依赖家族的遗产和荫庇的话，上个世纪的工业大亨和当代的技术新贵很少出自商贾世家，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也许还有运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从学徒干起，科技奇才乔布斯出生即遭遗弃，养父母是蓝领工人。不仅富贵可自寒门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后代往往风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术令父辈的辉煌企业转眼间变为明日黄花。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产品、技能、知识、思想都可转化为资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创新和创业不问出身、人种、贫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备增值潜力就可走上资本的神坛。“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即便不符合人类梦想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绝对公平”，相对于其他形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高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会出现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机会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运之神青睐财富创造者，实现社会成员的多赢或共赢就有了可能。

共赢要求政治上的开放，毕竟资本家和他们的高薪团队是人口中的少数（精英在哪个社会中不是少数呢？）。社会的多数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按照程序修改游戏规则，抑制资本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的影响力，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美国，1873年、1930年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推动了有利于劳工的立法，迫使资本采取更为温和与收敛的方式。钟摆并不永远朝向一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美和西欧的滞胀又为宽容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开辟了道路。经典作家们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却倾向于低估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能力。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弱化了被预言要摧毁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韦伯担心的官僚化管理的蔓延和由此而来的停滞仅限于公共部门；让熊彼特对未来感到悲观的创新力衰竭并没有发生。像一辆左右摇晃的自行车，在反复的失衡和再平衡中，资本主义继续书写它虽不光彩却依然不失精彩的故事，眼下仍没有停笔的征兆。

专制政体尽管也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但它的激励机制诱导社会精英从事分利而不是创富活动。经营权力者竭力攀爬官僚行政阶梯，官阶越高，寻租空间越大，到达顶峰就可如印尼的苏哈托，建造以国家权力为支持的超级商业帝国。与公共部门类似，民间企业配置资源也优先考虑政府关系和依附权力的行政垄断项目，而不是技术创新和企业的高效率经营。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资本主义的成长就伴随着对它尖锐而严厉的批判。如果说第一次大飞跃在悠长的岁月中缓慢而自然地完成，第二次大飞跃则如疾风暴雨，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给古老的文明带来地覆天翻的变化，经济理性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价值与道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从家庭、村社、宗族等农业社会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将原本“作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件般地抛到市场上，转化为经济理性的工具。他/她现在像一粒砂、一颗尘，孤立无援，只身游荡在陌生的现实中，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失去原有共同体中的温暖和安全感。虽然他/她获得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代价却是空前的寂寞与失落。生计的困苦化作对资本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发了对价值和道德泯灭的愤怒指责。

资本家比前现代的封建地主或专制的大清皇帝更为贪婪吗？表面上看或许如此，论内在动因却难分仲伯。传统社会之所以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因为在庄园的小共同体内，主人若压榨过烈会引起农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使企业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不满的工人，从市场上另行招聘替代的劳力。剥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恶决定剥削的程度，与其诉诸道德，不如从制度上加强劳工的市场谈判地位。

资本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传统相异的道德标准——就像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那样。道德是历史的和不断变化的，新旧道德发生冲突不足为怪，真正难以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价值的冲击。是否存在绝对的和亘古不变的价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绝对价值相互矛盾吗？资本主义必须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进步是否足以抵消人们在转型期付出的精神代价？学术界为这些问题而苦恼之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似乎已做好了权衡，他们希望改进而不是更换这个制度，特别是在它的替代方案——计划经济于上世纪晚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在一些西方知识精英眼中，若想改进资本主义，抑制资本对自由的压迫，提高国家能力是必要的前提，科卡教授在书中也分析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和强制这两大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固然可以相互制约，两者并不处在对等的位置上，资本是竞争性的，而国家强制力是天然的垄断。诚然，资本始终追求垄断地位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它只能满足于局部的和暂时的垄断，因为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是开放的，随时有“野蛮人”闯进来分食利润。无论市场份额多大，现有的垄断性企业（例如苹果公司）必须开发出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暂时的垄断，才能保住超额利润，正是资本的这种垄断——竞争机制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竞争对手，独家垄断的强制力对个人的支配强度从而对自由的潜在伤害远超彼此竞争的资本。

《简史》中的国家像在国际学术界的很多地方一样，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流行作那里，被处理为一个空洞的幽灵，虽然没有一个生物学的大脑，却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获得了起码是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借助这个幽灵，偏爱完美的学者重新设计资本主义，并臆想他们高瞻远瞩的方案将被平庸的公众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比这些乌托邦更接近现实，国家绝非独立的终极行动人。具有思维和决策能力的博弈各方既争夺对国家机器的影响，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护各自的利益，也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共同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简史》以极为精炼的语言，介绍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带来的苦难，相信这本大家写的小书将为读者提供考察资本主义的启发性视角，并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价值和道德问题。

许小年

2016年12月4日

英文版作者序

“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追溯其历史对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资本主义展开的争论也将视线引向了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问题：从全球化、贫困、气候变化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以及人类进步的前景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综合性历史概念，资本主义总括了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领域的时代变迁。

资本主义既是学术洞察的工具，也是社会批判的手段。这一双重功用使它在某些人眼中显得可疑，对另一批人来说却因此愈发有趣。两者可能，但不一定会阻碍彼此。过去几十年里，这一概念强势回归，成为公共讨论和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

不过，资本主义的概念仍有争议。很多时候，它依然属于某种片面表述里的模糊概念，可以被神化或扭曲。无论是其批判者还是捍卫者，过度简化处理资本主义的现象都比比皆是。

本书呈现了一段简史，涉及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饱受争议的发展历程，概述资本主义从古至今的历史。书中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做了区分，尤其关注商业资本主义、种植园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既是造就创新与进步的引擎，也是带来危机、剥削和异化的源头。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西方占据着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本书也详细勾勒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与扩张。全文所述核心议题包括“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市场与国家”以及“金融化”，同时也将资本主义及其批判置于思想史和宗教的场域进行了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具有十分强大的适应能力，在不同社会政治条件下均可兴起，同时被当地的社会与政治塑型。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批判向来十分重要，并将一直如此。

于尔根·科卡

2015年8月于柏林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

1、一个疑难概念的诞生

“资本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许多学者避免使用它。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太容易引发争论，因为它最初是被用作批判的概念，也一直被这样用了几十年。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经常不加以定义地使用它。它内涵多样、界限模糊。我们是不是应该索性放弃这个概念，转而使用“市场经济”等说法？

另一方面，许多卓有影响的社会和文化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做出了不少重要贡献。在冷战——它也是一场关乎核心概念的交锋——结束二十五年之后，“资本主义”概念完全回归到了学术话语当中。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与债务危机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批判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其后美国高校涉及资本主义历史的课程数量猛增，标题中含有“资本主义”的书籍和论文增多。在欧洲，这个概念同样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尽管讨论者多为记者、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而不是经济学家。[1]但是如果要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并对它进行严格定义。

除了偶尔被人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正式进入法语、德语和英语，但是 “资本”和“资本家”的概念早已惯用。以德语为例：德语里 “资本”的概念来自商人的行话（最晚在十六世纪初就很常见），后为出现在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科学中的术语。它最初指（用于投资和借贷的）货币，后来指由货币、物品的货币价值、商业票据、商品和生产设备构成的资产，其关键是“要用于盈利”（1776），而不是用于消费或被积蓄起来。

十七世纪以来，“资本家”指的是“占有资本的人，他们拥有现金和大量资产，可以靠盈利（指利息）和租金生活”。更确切地说，人们用“资本家”称呼商人、银行家、收租者和其他放贷者，也就是“用资本做生意或搞投机”（1717）的人。同时，“资本家”还可以指所有“把用于必要消费之外的劳动和收入的剩余部分积累起来，重新用于生产和劳动”（1813）的谋生者。从十八世纪晚期开始，人们越来越明确地区分资本家与劳动者，后来更是把他们对立起来，资本家被称作“雇主阶级（商人雇主、工厂企业家和商人）”，他们不靠工资或租金，而是靠利润生活（1808）。此时，这一概念已带有明显的阶级社会色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贫困现象更为普遍，1848年至1849年爆发了革命，连德国都实现了以工厂生产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业化，于是 “资本家”概念的阶级社会色彩变得愈发浓重。直到十九世纪初，学者的研究材料还主要来自率先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2]

“资本主义”此前只会偶尔被人使用，并未进入日常用语，这个名词正式进入法语和德语的时间分别是十九世纪中期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进入英语的时间还略晚一些；在这一时期，它首先反映了对阶级社会的批判。1850年前后，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3]将资本主义斥为“以排挤他人为前提的个人占有资本”。1851年，蒲鲁东[4]批评巴黎的地产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他提议采取措施以限制租金过高和投机行为。1867年，“资本主义”被一部重要的法语词典作为新词收录，参考蒲鲁东的观点，它被定义为“资本或资本家的权力”。1872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5]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暴力”，说它“在工业的战场上”制造灾难。[6]

至少在德国，“资本主义”概念很快就不再只被用于批判，而是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尽管卡尔·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他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有好感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7]在1869年断言：“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制度”。1870年，持自由保守主义观点的国民经济学教授谢夫莱[8]出版了著作《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尤以商业和财富形式为重点》。谢夫莱在书中深入讨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他建议国家应为缓和这类冲突而进行改革。谢夫莱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由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资本家领导的国内和国际生产体系。“社会主义者是对的”，他还写道，“他们宣称当前的经济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征，也就是由资本主义主导”。《迈耶百科词典》在1876年首次提到“资本主义”时参考了谢夫莱的说法，但此时“资本主义”还只是“资本”词条下的一部分。直到1896年，这部影响广泛的辞书才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有详细释义的“资本主义”词条，它的释义是：“与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名称”。

1902年，维尔纳·桑巴特[9]的巨著《现代资本主义》出版了，该书为普及资本主义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著作数量迅速猛增，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述及桑巴特的思想。尽管桑巴特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对马克思著作的延续和补充，实际上，他强调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到看法，研究内容上及中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其作品的广度远远超过了马克思。[10]

在英国，人们在1851年就听说过资本主义，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才开始不情不愿地普及这个概念，费边社对它尤为熟悉。约翰·A·霍布森[11]出版了一本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化”的著作，以工厂制度的兴起为主题。1910及1911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首次提到了“资本主义”（仍在“资本”条目下），1922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了独立的“资本主义”条目，它的定义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生产而雇用经理和工人。[12]

“资本主义”概念在美国的接受史和它在英国的接受史相近。有证据表明，在记者和学者熟悉它之前，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概念。托斯丹·凡勃伦[13]属于第一批使用这个概念的美国学者，他在1914年的著作《工艺的本能》中提到了它。凡勃伦沿用了欧洲学者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要远远长于工业化的历史，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手工业体系、贸易和金融业务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但是他提出：“发达的机械技术将资本主义推向了成熟，资本主义的成熟离不开发达的机械技术。”[14]

个人产权的确立；货物、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市场上转化为商品；价格机制和竞争；投资、资本和盈利；有权力的资产者和依附他人、无资产的雇佣工人之间的差距；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工厂制度和工业化的生产——以上要素的各种结合体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定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学者一般用资本主义指代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有时也会特别关注它的社会与文化影响。

总之，资本主义概念诞生于批判精神和比较视角。人们通常用它来表达自己对所处时代的看法，人们觉得这个时代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它新颖而现代。还有一些人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是为了将现状和理想与现有的社会主义萌芽做比较。“资本主义”概念产生于人们对现状的批判：人们或者美化记忆中的古代，或者憧憬更美好的新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概念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双重功能让一部分人觉得这个概念很可疑，却也让另一部分人对它更感兴趣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概念的双重功能可能相互排斥，也可能互不影响。

注释

[1] 《资本主义在历史系受到追捧》（In History Departments,It’s Up with Capitalism），载《纽约时报》2013年4月6日；Sklansky 2012; Kocka 2010。感谢柏林自由大学 “全球历史视角下的劳动和生活”课程给我的支持与启迪，感谢Felix Fuhg和Moritz Reiter的帮助和指点，感谢Birgit Hahn帮我处理手稿，Knut Borchardt、Christiane Eisenberg、Richard John、Bruce Kogut、Ludolf Kuchenbuch、Wolfgang Merkel、Hans Medick、Michael Merrill、Jerry Z. Muller、Gerhard A. Ritter、Heinz Schilling、James Sheehan、Peter Spahn、Nitin Varma、Peer Vries、Hans-Ulrich Wehler和Aloys Winterling的评论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感谢Detlef Felken建议我创作此书并对我十分包容。

[2] Hilger 1982, 408–442, 主要见 410, 433 f., 437–39。后续内容见Kocka 2015。

[3] 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本书脚注为译注，尾注为作者原注。）

[4]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5]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6] Blanc 1850, 161; Proudhon 1851, 223. 《十九世纪大百科全书》，巴黎 1867，第三卷， 320。 Liebknecht 的言论转引自Hilger 1982, 443 f.。

[7]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

[8] 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äffle，1831—1903）：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9]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

[10] 关于Rodbertus的内容同上书 443; Schäffle 1870, 116。《迈耶百科词典》1876（第三版），第 九卷，876; Sombart 1902; 总结见Passow 1927。

[11] 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

[12] Jones 1851, 646 （这条注释由Michael Merrill编写）.Hobson 1894; Shadwell 1920, 69; 《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1（第十一版），第五卷，278；上书 1922 （第十二版），第三十卷（补遗），565–571. Williams 1976, 42–44。

[13]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4] Veblen, 1914, 282-83; Brick 2006, 23-33; Merrill 1990, 470–73; Merrill 2014.

2、三位经典理论家：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决定性特征。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在前几个世纪里的历史，许多历史学家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他们研究的时代还未诞生。[1]依靠许多学者的贡献，资本主义概念从一个政治性的论战概念扩展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性的综合概念。以下我们将较为详细地介绍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三位经典学者：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约瑟夫·A·熊彼特，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和定义至今都有重大影响。

卡尔·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非常详尽、有力，他对资本主义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令其他学者望尘莫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 马克思认为，发达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市场是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前提。马克思强调，竞争是残酷且无国界的，竞争能推动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进步，但也会使市场参与者相互对立。他指出市场“规则”具有强制性，不论资本家和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卖方和买方有着怎样的个人目标，他们都要遵循市场规律，否则就可能失败。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2. 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原则上无限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指的是资本出于自身的需要形成并持续增长。起先，资本的“原始积累”离不开其他领域转移来的财富（掠夺和暴力并不罕见）；然后，资本积累靠的是对盈利进行再投资，而盈利归根结底源自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是凝固了的劳动。

3. 马克思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依附于资本家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以及没有生产资料、受到合同约束人身自由、用劳动换取报酬的工人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双方通过交换关系（用劳动力、劳动技能换取报酬，劳动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支配、依附关系结合在一起。因此，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剥削指的是，工人创造出的一部分价值，即所谓的剩余价值，既不归他们所有，也不能让他们获得报酬。这部分价值落到了资本家/企业家手里，一部分被积累起来，一部分用于消费。马克思认为，这种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不仅会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活力，也会引发阶级斗争。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阶级斗争将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这将给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创造条件，他们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详细描述新制度。这种预言——它同时也号召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一套实际的、富于政治色彩的行动纲领，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许多人对马克思理论的看法正是如此。

4. 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惊人的活力。资产阶级的活动体现了这种活力，它扫除历史残余，使自己的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它不仅试图让自己的逻辑渗透到经济之外的生活领域，也有能力实现这点。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趋向于支配社会、文化和政治。他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称为“商业社会”、哲学家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的对象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迅速变化的社会状况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和西欧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对象。他们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跨时代的变革；不断积聚的工人问题是社会中的炸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到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它才展现出了自己的全部特征，其核心是“大工业”和规模庞大的雇佣劳动。马克思不否认资本主义在工业化之前还有传统形式，但它们不属于他的研究对象。他只对现代的、带有工业经济特征的资本主义及其诞生（在英国始于十六世纪）感兴趣。

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数量众多。人们有理由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低估了市场在传播文明方面的作用而高估了劳动的重要性，误认为它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手段。人们批评马克思忽视了知识和组织结构也是生产力的来源，认为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负面社会影响的预言落空了。此外，马克思对市场、交换和个人利益的不信任态度近似于欧洲的传统观念。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分析仍是一种独到的、有趣的、重要的新理论，直到现在，大部分后世的资本主义研究者都会讨论他的观点——哪怕对其持有批判态度。[2]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置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历史中进行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他的研究对象便不局限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不同，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因为自身的危机而灭亡，他担心的是，资本主义会因为组织化程度过高、官僚主义严重而失去活力。他并不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比资本主义优越。跟马克思相比，韦伯的分析涉及了更多主题和更多历史时期。

韦伯认为，竞争与交换、重视市场价格、运用资本和追求盈利是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特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必然包含最低值计算，即预估风险、损失和盈利，计算资本投入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韦伯了解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古代欧洲仰赖政治的资本主义和食利资本主义，还有“掠夺式资本主义”，它自古以来就与战争和劫掠关系密切，也会出现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和剥削行为中。但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最感兴趣，它的特征是形式理性、基于计算的理性。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结构最能保证这种理性。他强调，企业跟经济主体的家庭事务是分离的，作为管理机构，企业是一种系统化的、崇尚目的理性的组织。组织的内容包括：分工与协作，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在形式上自由地劳动并且服从企业纪律，也就是服从占有资本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制定的规则。韦伯强调，货币、贷款和资本市场的形成是高效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他觉得一种特定的经济观念也必不可少。韦伯认为，这种经济观念并不意味着无限膨胀的致富欲望，而是意味着要能“理性地节制”致富愿望，为了企业的长期成功做出长远打算，愿意进行投资和再投资。在韦伯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源头是十六世纪以来的加尔文主义——清教主义的伦理（桑巴特的观点与韦伯不同，桑巴特认为，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对这种经济观念的诞生产生了影响）。

通过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韦伯指出，只有社会现实分化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制度脱离了政治等制度，变得相对自主，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经济制度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订立合同的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商品市场的自由和企业行为的自由。此外，韦伯还令人信服地指出，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崛起都离不开经济以外的因素：政治和法律影响最大，国家、战争和国家的融资需求也有一定影响。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文化意义”，因为资本主义也将自己的活力和原则注入了许多经济之外的生活领域。他强调，完善的、具备上文提到的全部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是近代特有的现象。韦伯坚信现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诞生，这与西方特有的国家建立形式有关。他并未无条件地赞美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形式理性、基于计算的理性”，但他也强调，理性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不一定能不断提高所有阶层的生活水平。根据沃尔夫冈·施鲁赫特[3]的总结，韦伯相信，资本主义“不能满足全部愿望，而只能满足有购买力者的愿望”，韦伯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避免的非理性现象”。[4]

对于韦伯理论的批评也很常见。他对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的假设经常与事实不符且局限性较大（桑巴特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源自犹太人的观点就是对韦伯理论的修正，而桑巴特的理论也过时了）。在评价资本主义在非西方文明（例如伊斯兰社会）中的发展力的时候，韦伯带有偏见。而且，在一百年后的学者看来，韦伯掌握的研究材料很不充分。尽管如此，韦伯的分析至今都是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杰作。

约瑟夫·A·熊彼特不仅在研究中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而且通过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初版1942年）长期影响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讨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定义涉及私有制、市场机制和企业经济。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私有制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中，人们通过贷款进行创新，创新通常（但不必然）创造资本。”熊彼特强调，贷款——以及与此相关的举债、投机活动——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他的这一发现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最近几十年，金融资本主义一直在过度发展。

熊彼特致力于解释经济活力。他探究经济自发变化的机制，认为这种机制就是创新。要素、资源和机遇以某种形式结合起来，新的经济事物就诞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新的企业内或企业间组织形式、开发新的买卖市场、生产新的或者大幅改良过的产品、培养新的需求等等。熊彼特指出，新生事物必然会取代甚至破坏旧的事物，因此，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

从这一观点出发，熊彼特发展出了经济景气循环理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潮流，一开始，只有进行创新的先锋企业处于潮流之中，接着，许多其他企业“一拥而上”；后来，潮流失去了动力，逐渐停滞，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直到一系列新的创新带来一个新的循环。熊彼特对企业有着浓厚兴趣，因为他认为企业行为能体现自己研究的经济变化机制。

此外，熊彼特相信贷款十分重要。理由是，人们无法确知创新能否成功，就算能成功，人们也无法马上知道结果。鉴于人们必须等上一段时间——到经济循环的上行阶段——才能取得创新的收益（假如真有收益的话），进行创新的企业就需要预支的资本。企业因此而负债，在创新活动顺利转化为现实利益之后，企业要偿还借款和利息。熊彼特认为“贷款和创新的内在联系”是一种特殊现象，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5]

熊彼特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能给一小部分人，也能给广大的社会群体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个人自由。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他也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巨大能力：这种经济形式总能唤起、利用人们最强烈的欲望——不切实际地憧憬致富、由衷地恐惧失去社会地位。于是，最有能力、最有雄心的实干者被安排到了经济活动的领导位置上并一直担任这类职务。尽管如此，熊彼特还是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他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大家族一直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动力来源，但是资本主义推崇的目的理性和个人主义精神不断破坏着大家族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资本主义将因此而失败。[6]熊彼特的著作也遭人诟病。他的预言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得到证实。他对创新的理解只包括个人和重大的不连续行为。他提出的经济景气循环以五六十年为一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的理论广受争议。主流经济学家并未继承熊彼特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看法，因为他们逐渐将社会、政治和文化排除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后辈学者的借鉴和争鸣令熊彼特的著作保持着生命力。对于资本主义史而言，它们无可替代。

注释

[1] 例如Savioli 1906; Pirenne 1914; Cunningham, 1916; Tawney 1922; Sée 1926。

[2] 主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部分第二十三卷到第二十五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1867, 1884/5,1894）；马克思已经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中给出了简短的概括，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397–423；《共产党宣言》（1848），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459–493。一篇很好的介绍：Muller 2003,166–207。

[3] 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1938—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研究专家。

[4] 主要见Weber 2012 （《经济史》）；Weber 1964（《经济与社会》），第二章，以第十四节和三十一节为中心；Weber 1988（《宗教社会学》），以第一部分为中心，17–20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入门：Mommsen 1997; Swedberg, 1998; Ghosh 2008;Schluchter 2009, 63–74（引文：81）。

[5] Schumpeter 1926, 105（引文）, 165–74; Schumpeter 1939,223 （定义）; Schumpeter 1947, 81–86（“创造性破坏”）。 参见McCraw 2007 。

[6] 主要见 Schumpeter 1947，第二部分。

3、其他观点及本书使用的定义

许多其他著作也为厘清资本主义的概念做出了贡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它能“唤起个人致富、爱财的本能，形成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在他看来，能对资本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强调的目的理性和计算，还有情绪、感受和巧合。凯恩斯在资本主义里看到了活生生的“动物精神”，他不仅客观、疏远地观察这种精神，还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活动的重要推动力。凯恩斯相信，资本主义活动需要动物精神的推动，因为它面对着无法预料的不稳定性。凯恩斯是一名敏锐的、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了如指掌的伟大经济学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目的理性存在漏洞，而情绪填补了这些漏洞。人们在批评2008年以来金融资本主义史上最大危机的时候重新引用了这一观点。[2]

卡尔·波兰尼[3]的著作《大转型》的第一版问世于1944年，尽管该书很少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但它主要通过十九世纪英国的例子讨论了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它脱离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逐渐开始自我调控。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社会的整合要求有着激烈冲突。波兰尼将脱离了其他社会现实、形成了独立子系统的市场视为“魔鬼般的机制”，他使用了“撒旦的磨坊”的说法，认为市场必然带来持续的变化，如果不通过立法和管理等手段为市场建立新的“环境”，限制它的活力，市场就会破坏社会结构，这样一来，可靠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身份就难以形成。在实证研究方面，该书很不严谨；其结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总体结论也不吻合，它对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史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工业化之前，市场对社会的影响要比波兰尼设想的大得多，当时的社会也没有他设想的那样美好。此外，波兰尼还严重夸大了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市场力量的增长。尽管如此，该书仍能给我们较大启发。它对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开展的批判性资本主义研究影响甚大。[4]

约翰·凯恩斯（1883—1946）

卡尔·波兰尼（1886—1964）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是衡量“资本主义”的必要非充分标准。在延续了数十年的冷战期间，人们经常比较资本主义和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更加坚信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成分。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5]不赞同这种观点。在出版于1979年的三卷本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有别于“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包括地方性市场、小贩和绝大多数商人的活动，也包括展会和证券交易所；而资本主义只能被用来描述少数富裕且有权势的“上层”资本家的活动，他们可以是从事长途贸易活动的富商、船主、保险公司老板、银行家、企业家，也可以是大地主，其中多数人兼具几重身份。在布罗代尔所说的“上层”资本主义中，竞争的作用不大，因为资本家总能通过跟政治人物的亲近关系垄断市场机遇。

布罗代尔准确地指出，市场力量跟政治力量通常长期纠缠，而不是互不相干。在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他特意提到了一种常见现象：资本主义内部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寡头垄断倾向，这类倾向跟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竞争——背道而驰，还经常破坏竞争。尽管如此，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视为对立概念的做法还是错误的。哪怕是在近代早期，在资本主义的“上层”中，大量的竞争、盈利和损失、发展和衰退、机遇和风险就已经成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植根于市场经济，它一般不排挤市场经济，而是促进市场经济的扩张。到目前为止，情况仍是如此。[6]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他对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深入研究启发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乔万尼·阿里吉[7]等人，他们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跨国特征，乃至全球化特征的研究。《共产党宣言》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研究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8]和列宁[9]等人很早就探讨过资本主义突破国界的影响力和资本主义的跨国合作，他们尤其重视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扩张的推动作用、被剥削的边缘地区和占据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中心区的依存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和国际矛盾之间的关联。各种相依性理论，尤其是沃勒斯坦草创的“世界体系”理论，促使上述思想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继续发展。阿里吉推动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全球化，他研究世界经济重心和资本主义领先区的位置变化：它们从意大利北部地区（中世纪晚期）转移到了荷兰（近代早期），从英国（十八世纪之后）转移到了美国（二十世纪），将来或许会转移到中国。[10]过去二十年，历史学研究已经逐渐拓展为世界史研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历史现象。[11]人们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地域扩张和资本主义的跨地区联系。新的学术问题出现，而传统的学术问题，比如西方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位置，则获得了新的研究视角。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主要以欧洲和北美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定义可能会随之变化。然而，很明显的是，尽管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起初都源于西方的经验和研究，但它们的适用范围和分析能力则不仅仅限于西方。[12]更确切地说，它们能启发人们进行跨国研究和全球史研究。

参考上述概念和理论史研究成果，总结学术界近期提出的定义[13]，我在本书中使用的“资本主义”定义以分散化、商品化和资本积累为基本特征。第一，个人和集体需要获得权利，尤其是产权，这样他们才能相对自主和分散地做出经济决策。第二，市场要充当主要的分配机制与协调机制；商品化以各种形式渗入资本主义，例如劳动的商品化。第三，资本处于核心位置，这包括：为了将来的收益而利用现有资源投资，借贷、使用积蓄和盈利，直面动荡与风险，将获利和资本积累作为目标。变化、发展和扩张必不可少。[14]

我没有将企业行为/企业算作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免将形式不完备的资本主义形态排除在外。这些形态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至今仍旧常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决策、行动和问责单位。企业的诞生离不开“私人的”（指非国家的、非地方的、非集体的）所有权及使用权。面对国家和其他社会机构，企业拥有独立性；企业也不同于经济主体的家庭事务。企业大多具有层级式的内部结构。企业是资本和劳动产生关联的重要场所。占有资本、雇用劳动力的企业家和依附于人的雇工，也就是没有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展开互动。劳动者一般是签订了合同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暂时为企业劳动，人身不受约束，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的。资本和劳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既是遵循市场原则的交换关系，又是不平等的支配关系，它“为占有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15]按照本书为资本主义选择的定义，我们就不会忽略那些出现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罕见资本主义现象。

要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原则就要占上风。占上风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原则不仅要成为经济领域内的调控机制，还要努力超出经济领域，渗入其他社会领域并产生影响。资本主义能在非资本主义环境里站稳脚跟已经成了历史规律。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系统性——扩张性，这些特征强度各异、表现形式多样。资本主义可以出现在各种社会、文化和国家形态里。渗透进经济之外的生活领域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常遇到阻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阻碍各不相同，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可能发挥作用。

本书使用的“资本主义”定义勾勒出了一种理念原型、一种模型。在使用这种模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它永远不可能跟历史现实完全相同。各类历史现实与这种模型的相似点和相似程度都不相同且不断变化。因此，在研究十分古老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也能使用资本主义概念，尽管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而它所指的对象也还处于萌芽阶段、刚刚崭露头角，或者只是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汪洋大海中的几块资本主义小岛。作为理念原型，这个概念还能帮我们理解现实：它的资本主义特征淡化了。也许资本主义概念将来仍能给我们启示。

本书内容不可能覆盖全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本书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全球性现象，试图以时间为序，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例子，介绍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形态、动力、问题和影响。此外，本书还分析每个资本主义阶段、每种资本主义形态中的领先地区。分析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时，我着重研究中国、阿拉伯帝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15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阶段，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了。分析这一阶段时，我着重研究西欧地区，介绍西欧资本主义和各地资本主义的联系。分析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本书关注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选用了欧洲、北美地区和若干日本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速度加快了，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西方以外，尤其关注东亚地区的情况。总体而言，本书对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发展讨论最多。这与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都曾是西方现象；当然，假如没有跟其他地区的联系，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无法发展，或者会发展成截然不同的面貌。作者的偏好肯定也会影响本书的侧重点，相比其他地区的历史，我对西方的历史更熟悉。对其他地区历史的更详尽、更全面的讨论需参见其他专业化更强的著作。

注释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奠基者。

[2] Keynes 1927,50; 同作者1936,161 f., 163; Akerlof/Shiller 2009; Berghoff 载Budde (Hg.) 2011, 73–96, 主要见 80–86。

[3]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4] Polanyi 1944. Streeck 2009深受他的影响。历史学家对Polanyi的批评参见Kindleberger 1974; Eisenberg 2011, 62–66。

[5]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

[6] Braudel 1982/84, 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此处619–632。 参见Vries 2012。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参见Baran/Sweezy 1966; Cowling/Tomlinson 2012。

[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美国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8]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领袖。

[9] Hilferding 1910; Luxemburg 1913; Lenin 1917.

[10] Wallerstein 1974, 1980, 1989和2011; Arrighi 1994和2007 。

[11] 参见Christian 2004, 446–481; Osterhammel 2009, 954–57;Ch. Maier，载Budde (ed.) 2011, 147–163; Sanyal 2007; Frieden 2007; Beckert 2014 。

[12] Partasarati 2008对此有不同看法。

[13] 参见Mann I, 1993,23 f.：资本主义包含商品生产、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的、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的雇佣劳动。Fulcher 2004：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投资，投资的目的是盈利。Boltanski/Chiapello 1999, 39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们为了使盈利最大化，也就是使投资的资本增值，反复将资本投入经济循环，这为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动力。Appleby 2011, 25：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特定经济行为方式之上的“文化制度”，这类经济行为方式的核心是个人投资者的获利欲望。Ingham 2008,53：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有：为了投资而允许经由银行贷款实现的货币扩张的货币制度、市场与交换、生产商品的私有企业。Swanson 2013,5：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聘任雇佣工人创造产品和服务，目的是在市场上出售盈利”。L. Neal《序言》，载 Neal/Williamson (eds.) 2014，第一部分，1 –23，主要见2：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定义里，四种要素是共同的：产权私有、协议受第三方监管、价格反应灵敏的市场、政府的支持。

[14] 更多细节参见Kocka 2010。

[15] 学术界正在激烈讨论自由的雇佣劳动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必要特征。参见 van der Linden 2008及本书下文。

二、商业资本主义

1、早期萌芽

对于资本主义诞生于何时，学术文献给出了不同答案。这种观点上的分歧既源自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概念有着不同定义，也源自社会和经济现实很难被明确划分阶段。[1]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长途贸易当中，遍及两河流域、地中海东部、丝绸之路和横跨印度洋的东西方贸易大道。自负盈亏的个体商人是长途贸易活动的主导者，他们普遍与权贵关系密切，还经常跟其他商人结成联盟。商人之间的合作一般以共同的种族、籍贯和宗教信仰为基础，跨越地域。他们追求利润、富于勇气、充满活力，也不乏应对巨大风险和竞争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萌芽在大型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初步发展了起来。为了进行战争，这些国家对金钱有着巨大的需求，所以它们尤其注重扩建道路、开采矿藏（重金属！）、尽量减少限制等等，试图以这类手段促进市场发展、推动货币化进程、刺激经济活力。市场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很早就息息相关。[2]举例而言，在中国的汉代，文官国家致力于统一货币、拓展市场关系、扶助由个体商人组织的蓬勃兴旺的长途贸易。同时，政府也直接干预生产和贸易。在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大城市中的经济货币化和常用物品商品化达到了很高水平，贩运粮食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十分繁荣，大型庄园为追求市场盈利而进行生产，土地买卖和租赁之类的经济交易以合同和精密的核算为基础。雇佣工人不在少数，其中部分工人拥有自由权。但是，总体来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主流，由奴隶承担劳动的现象十分普遍，“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并没有转化为创造资本的努力”（芬利[3]）。人们宁愿享受更稳定的租金，而不是追求利润。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总体发展十分有限。人们更加重视战争和掠夺，而不是市场上的长期成功。有鉴于此，学者对于能否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仍无定论。[4]

注释

[1] Hartwell 1983, 14; Grasby 1999, 19; Fulcher 2004, 19ff. ;Pryor 2010, 8ff.

[2] 公元前两千年和公元前一千年巴比伦王国的情况参见Michael Jursa 载Neal/Williamson (eds.) 2014，第一部分，24 –42;Graeber 2011, 235–64。

[3] 摩西·芬利（Moses I. Finley，1912—1986），英国古典学专家，有《古代经济》（1973）、《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等名著。

[4] 韦伯讨论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食利资本主义”。Weber 1964, 668,1016;同作者2006,300–753; Finley 1973, 144（引文）；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雇佣劳动：Lis/Soly 2012，第一部分；最新动向见 Temin 2012; W.M.Jongman载Neal/Williamson (eds.)，第一部分，75–100。

2、中国和阿拉伯帝国

为了考察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中世纪”的数百年间的重要性，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三个地区：中国、逐渐由阿拉伯人主宰的印度洋地区和西欧。众所周知，它们在中世纪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诞生于汉代的基本经济模式被中国人沿用了几个世纪。它保障了国际贸易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流愈发活跃。其中，中国和印度及阿拉伯帝国的交流最为重要。统治者遵循儒家思想，反对贫富差距过大，反对大宗财富被私人占有。国家扶助农业，对货币、借贷和贸易实施监控，甚至愿意管理货物、仓库和作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对商业行为抱有更友好的态度，它的早期信徒主要是作坊主和贸易商。佛教寺庙不仅接受信徒的慷慨捐赠，而且变成了资本形成、发放贷款和通过资本盈利的机构——这些资本来自农业和手工业。政府则认为寺庙的此类行为十分可疑，有时还会予以打压。在八世纪中期，广州被描述成充满活力、生活富裕的港口和商业城市。外来者见证着中国人高水平的生活。

中国人高水平的生活真正始于重视贸易的宋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商人依靠着新组建的大型船队拓展海上贸易，贸易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甚至埃及。在国内，货币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也大大提高。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东南部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十三世纪之前就发展成了一种倚重跨地区贸易的经济。为了购入其他省份出产的粮食（以稻米为主），人们生产奢侈品，还加工石头、陶瓷和金属，制作各种日用商品。总体而言，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对此，官员或商人经营的作坊功不可没，雇佣工人长期为它们工作。中国主要出口加工过的产品（瓷器、纸张、丝绸、艺术品、金属制品），但也出口茶叶以及锌、铅等金属。中国的进口对象则包括马匹、香料、药物、宝石和其他奢侈品，以及棉纺织品。中央政府管理一部分经济活动，负责兴修道路和运河，有时还垄断盐、茶及乳香的经营权。此外，中央政府也监管货币，并努力监管诞生于九世纪的、由商人——银行家发明的相当原始的汇票业务。汇票业务带来了纸质票据的流通，形成了一种实质上的纸币。总体来说，追求利润的个体商人为经济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尽管受到国家的限制，商人的投资数额仍旧十分可观，在这一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十一和十二世纪经历了一场“商业革命”。同时，中国人还做出了跨时代的技术创新，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实际上，这种进步发生在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下。

在中国被入侵的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以及之后的明代，商业仍在许多方面继续发展。然而，宋代的巨大经济活力却未能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延续下去。最明显的证据是，随着郑和奉皇帝的外交使命，率领人员众多的船队成功抵达了遥远的亚非海岸，完成了伟大的下西洋活动，在十五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海上贸易，逐步解散船队，增加本国商人的出境难度，让他们转而专注于国内贸易。这项争议巨大、影响深远的政策变化显然与以下事实有关：政府在北方投入巨大精力防御蒙古人和其他潜在的侵略者。政策的变化是一次国家内部权力变化的结果。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合作与斗争过程矛盾重重，商人是其中的新兴势力，官员是其中的成熟势力，最终，由地主和遵奉儒家思想的官员组成的保守派获得了胜利。由来已久的对商业和资本积累的不信任态度占了上风。面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出的政策调整，深受政治影响的中国式商业资本主义无力抗争、表现软弱。[1]

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区是阿拉伯大帝国，七世纪晚期到十三世纪中期由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2]统治，疆域覆盖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且将伊斯兰教确立为世界性的宗教。在伊斯兰教诞生的七世纪之初，商业资本主义因素就已初具规模。当时，麦加和麦地那都是位于重要贸易路线上的繁荣商业城市。穆罕默德本人也有城市及商人背景。伊斯兰教影响的迅速扩大与由阿拉伯人统治的穆斯林国家和帝国的迅速建立并不主要依靠商业手段或者市场扩张，而是依靠武力、战争和征服：新诞生的伊斯兰教试图向全世界传播教义，具备巨大的活力；高效率的军队在罗马帝国和若干中东的帝国覆灭之后迅速获得胜利，征服不同民族，掠夺大量财物，通过将俘虏变成奴隶不断扩充人员。他们只用了短短数年（到632年为止）就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又占领了近东和中东地区以及埃及和利比亚；七世纪和八世纪之交，他们吞并了印度的西北部、北非的西部和伊比利亚半岛。

随着帝国的建立，自八世纪起，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小贩、船主、航海家、商队经营者和各种类型的代理商开始支配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和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同时，他们还与非洲、东南亚乃至西欧地区建立了新的贸易关系。始于地中海，经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波斯湾、印度洋，终点是印度、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东西方贸易路线始终最为重要。丝绸、瓷器、金银和各种金属、麻制品、金属制品、贵重的木料、香料、油脂、家具、首饰、奴隶以及许多其他货物在大型港口城市被转运、储存、购买和再次出售，与此相关的必要设施一般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掌管，越来越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船队中工作、带领商队、搜集必不可少的信息。显然，穆斯林的法律为订立生产合同和商业合同、贷款以及放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了这类法律，商业规则才能具备跨地区的约束力；而假如没有规则，风险重重的长途贸易很快就会失败。统一的语言、宗教和部分统一的文化将阿拉伯商人团结了起来。即便矛盾、竞争和不遵守规则的现象不可避免，阿拉伯商人仍然愿意为了降低风险、实现合作而相互信任，在距离遥远、差异巨大的地区之间建立市场关系。

贸易的发展也会影响帝国内部。财富在贸易路线的沿途地区积聚起来。虽然自给经济仍在全国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地主总能通过与市场规则无关的政治手段获得创造出的价值，但是不断发展的市场关系将许多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促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分离。以七世纪和十一世纪之间的波斯东北部为例，一些地区专门生产锦缎，另一些地区专门加工皮毛和皮革。一些地区主要生产肥皂、油膏和香水，另一些地区则主要生产武器、金属餐具和工具。从事手工业生产、受价格波动影响的作坊也聘用雇佣工人。专门种植水果和专门制作粗糖、香料和鱼干的农民甘冒风险，试着到跨地区的市场上贩卖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不断变化的市场关系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地主、佃户以及奴隶/工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小贩和商人一般不参与生产管理，但市场关系网的建立离不开他们的帮助。[3]商人的一部分资本是通过征服和掠夺攫取的大笔财富：对于摇篮中的资本主义，这种暴力的“原始积累”的例子并不罕见。通过裙带关系，人们可以获取由占有土地的社会精英阶层掌握的资源。商业伙伴关系也存在，在大型商业活动中，合伙人通过伙伴关系融资及分散风险，但这种关系的存续时间通常有限（比如一到两年），一旦商业活动（比如一次大规模的远洋贸易）完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也就随之终止。针对商业伙伴关系及合伙方式的法规随之诞生。在欧洲，合伙方式后来带来了一个名为“克门达”交易的概念。通过用过去的贸易盈利继续投资，商人能获得另一部分必要的资本。最终，商人也可以贷款。

在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社会中，为了盈利而借出金钱是可能且常见的，人们也形成了通过放贷让自己的资本“开花结果”、活动起来的观念。人们设法规避《古兰经》《圣经·旧约》和犹太教法典中关于禁收利息的训诫。一方面，这些训诫对“外来者”是不适用的：因此，犹太人和基督徒在早期的伊斯兰社会中特别适合开展货币贸易和借贷活动（此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另一方面，九世纪初就有了一些手册，公开地指导人们如何规避禁收利息的训诫。阿拉伯世界的居民发明了先进的借贷手段，在十世纪末就开始使用支票和汇票。尽管人们还很少进行支票交易，但支票已经可以跨地区兑现。从十二、十三世纪开始，欧洲人才开始使用这类手段。[4]伊斯兰教一开始就对贸易抱有积极态度。几乎没有一位伊斯兰教思想家批评逐利行为，认为它不道德或者损害信仰。伊斯兰教也不像早期的基督教那样批判财富。十一、十二世纪的著名穆斯林学者，如波斯人安萨里[5]，并不将市场首先视为竞争或斗争的场所，而是将其视为合作、通过分工和交换增进互助的场所——这种看法跟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有些近似。人们援引先知的说法，认为国家干预定价是不合法的。十四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6]直接以赞赏的态度断言，贸易的意义正是在于盈利和积累资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不论商品是奴隶、粮食、动物、武器还是服装”。十一世纪的著作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商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其中包括：能够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了解其他国家的货币和价格情况；能够找到可靠的中间人和仓库，以便获得有利的销售条件。商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甚至可以像水手辛巴达一样成为民间说书人故事里的虚构英雄。九世纪和十世纪，阿拉伯帝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商业资产阶级的萌芽，这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地区。然而，商业资本家无法分享由传统精英、贵族大地主和军事领袖掌控的政治权力。这些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始祖并不是社会的统治者。阿拉伯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比中国商人、欧洲商人与政府的关系疏远得多。[7]

注释

[1] Mielants 2007, 47–57; Ptak 1992; Lu 1992; Li 2004.

[2] 倭马亚王朝（Omajjaden）：倭马亚家族统治的哈里发国，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阿拔斯王朝（Abbasiden）：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

[3] Chaudhuri 2005,34–51,203–220; Spuler 1952,400–411;Rodinson 2007, 63–65, 82–85; Bernstein 2008,66–76.

[4] Udovitsch 1975; Heck 2006, 41–157; Chaudhuri 2005, 211–215; Shatzmiller 2011.

[5] 安萨里（Ghazali，约1058—1111）：伊斯兰教哲学家。

[6] 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1332—1406）：伊斯兰教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7] Udovitsch 1988; Rodinson 2007, 57-90, 60f.涉及Ibn Chaldoun,88ff. 涉及资产阶级问题; Graeber 2011, 271–282。

3、欧洲：充满活力的后起之秀

用全球史的眼光来看，跟其他地区相比，中世纪时期欧洲的贸易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方式也与亚洲不同。五世纪时，西罗马帝国政治衰败，人口迁移造成了社会动荡，经济生活支离破碎，诞生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荡然无存。这从反面证明了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在罗马帝国统治或影响的欧洲地区（不包括地中海东部，它属于尚未灭亡的东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市场经济倒退，货币废止通用，农业化卷土重来。曾经远及波罗的海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被破坏，城市和贸易市场化为瓦砾，道路遭到废弃。家庭经济和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占据主流，但是修道院之类的机构还能生产远远大于自己需求的产品，因此能卖出多余的产品获得盈利，积累资本，提供借款——它们不收利息，但是接受能带来盈利的抵押品。人们通常只进行地区性贸易，但是在沿海地区，远洋贸易从未完全终止，在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也延续了下来。

在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实践者在长途贸易领域最为成功。欧亚贸易往来一度相当萧条，但在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它们变得更加频繁和规律，从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沿海城市延伸至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拜占庭，又从那里继续延伸到东方。[1]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劫掠——一方面破坏了东西方贸易，另一方面又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威尼斯、热那亚的船主、商人和船长在贸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佛罗伦萨、比萨和里窝那[2]也迅速崛起。船只从这些城市出发，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往法国、弗兰德地区和英国。另一条重要的贸易航线穿过北方的海域，将俄罗斯、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弗兰德地区、布拉班特[3]、英国连接起来。与此同时，陆地上的贸易路线也在拓展，商人在这些贸易路线上频繁往来，令它们不断延伸：以阿尔卑斯通道为例，它始于意大利，延伸至高地德语地区[4]，又可进一步通向更北面的地区，假如继续沿着从巴塞尔到荷兰的莱茵河通道行进，商队就能通过海路抵达英国。这些贸易地区之间早有联系，因为十二世纪中期以来，商人就会参观定期举办的展览会（首先诞生于香槟地区[5]）。

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不仅遵循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也制定新的规则。他们试图通过集体行动降低长途旅行带来的巨大风险。在陆地上，他们组成商队；在海上，他们组建船队，船队中的船只经常达到五十到一百艘，它们全部配备武器，可以抵挡劫匪和海盗（有时还要抵挡竞争者！）。某些时期，人们不相信外来者，也没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籍贯相同或种族相同的商人在异国他乡经商时也经常保持密切联系，甚至不与当地居民住在同一地区，商人们暂时住在分店、共济会分会、办事处或特殊的城区里。那里通常不受当地人管理，还享有独立的司法权：这些特权是商人们用好处向各地统治者换来的。贸易关系一般是短期关系，牵涉的个人也经常变化，但它们也可能发展成长期合作。汉萨同盟就是最著名的例子。[6]

“德意志汉萨同盟”起初只是一群籍贯相同，主要来自德国北部城市的外出经商者组成的联盟，同时，它也是一个结构松散但影响力巨大的城市联盟，加盟城市有时达到五十个之多。十三到十六世纪，汉萨同盟主宰着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海运、贸易与政治。贸易对象既包括香料和琥珀之类的奢侈品，也包括各消费阶层都需要的大众日用消费品，如羊毛、布料、皮毛、鱼类、盐、粮食、木料和金属制品。吕贝克、汉堡、什切青、但泽、不来梅、维斯马和罗斯托克等港口城市属于汉萨同盟的核心区，但科隆、马格德堡和不伦瑞克等内陆城市也是汉萨同盟的成员。此外，汉萨同盟还在不同地区，如诺夫哥罗德、卑尔根、伦敦和布鲁日等地拥有基地（称为“办事处”）。汉萨同盟里的商人喜欢以两人为单位缔结小型贸易组织，合作数年，分享通常十分丰厚的利润——在十四和十五世纪，视投入的资本而定，年盈利率可以达到15%到20%。为了分散海上贸易的巨大风险，大多数商人会参加多个贸易组织，在不同地区经商的亲友经常合作。记账方法很简单，商人同时兼任银行家和货币兑换者。依靠贷款做买卖已是常态，商人利用票据（本票或汇票）实现了不用现款的金钱往来。贷款信誉对于商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意状况保密，大家又都暗中相互观察、彼此监督。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形式仍带有合作社色彩，经济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对它有着巨大的影响。办事处之类的公共机构出现了，它们可以集体安排商人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个别商人可以独立做出重要的战略决策，汉萨同盟城市的议会（经常由商人支配）和政府也可以做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并在不定期举行的汉萨同盟议会上组织讨论。汉萨同盟能长期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制定城市法人政策，争取并授予特权，甚至不惜进行战争；各家贸易企业把握住了市场机遇。

17世纪的吕贝克

十二到十五世纪，一种更有活力、发展前景更光明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出现在了意大利北部城市（以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为中心）和高地德语区城市（以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为中心），它的主要温床是长途贸易。为了进行长途贸易，人们要设法跨越极大的距离，还要尽量避免携带大量现款。贸易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抵达遥远的港口，人们需要航行数月，有时甚至需要一到两年，途中船只在若干中间站停泊，数次改运新的、不同的商品），需要更多资本。在威尼斯，从十二世纪开始，商人就经常依靠预付款和借款做生意，有时利率很高（十二世纪中期，利率偶尔高达20%至40%）。商人急需降低风险。若干商人和秘密投资者开始合作，暂时结成组织。绝大多数商人同时在多个领域做生意，买卖多种商品，开展多种业务，他们既无可能也无意愿专营单一业务。一位商人经常靠着好几艘船做生意；在另一些情况下，若干资本所有人共用一艘船。商人追求盈利，希望资本增殖。贸易所需的资本一大部分是贸易本身的产物，但也有大量资本是通过政治或者暴力手段攫取的财富，或是农业创造的财富。大量的，甚至是巨额的财富开始积聚。最初（十二世纪），财富只是某人一生的积蓄；接着，财富可以通过继承在家族内存留数代；然后，人们为了建立由家族世代经营的企业而积累财富。罗曼诺·马伊拉诺是一位出身贫寒的船主、商人、放贷者，1150到1200年间，他在威尼斯经商。最后，马伊拉诺将积攒下的财产捐赠给了“圣撒迦利亚”修道院（他留下的文件也在那里存放了数百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数量随着时代变化波动剧烈，但他们仍能将财产一代代地传给后人。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努力建成的一座大宅，目的是让世世代代的后人都能继承这座明确属于家族的建筑。建立有着专门的法人、所有者经常变动的企业，使它和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家庭事务区别开来——这一现象对于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现象始于十三世纪，在十四和十五世纪较为常见。历史更悠久的中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则明显不具备这种现象。以纺织品贸易发家，业务遍及欧洲的“大拉文斯堡集团”由几百个家族经营，存在了一百五十年（1380—1530）。

假如没有新的方法和新的法规，商业资本主义就不会在中世纪中晚期大力发展。桑巴特认为复式簿记法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征，它能准确记录借贷数据，随时供人查阅。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最迟在十四世纪就开始使用复式簿记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复式簿记法都被视为“威尼斯特产”。然而，复式簿记法的规则直到十九世纪才通行于世。总之，它对资本主义崛起的影响要比韦伯和桑巴特的设想小得多。在贸易实践中，新兴的非现金形式的贷款、票据交易和期货交易很快就成了常规业务。这样一来，商业资本主义活动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这一时期，欧洲商人从东方学到了阿拉伯——印度数字（1200年左右）——还有数字“0”——笔算的难度大大降低了，此外，他们还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那里学到了贸易和计算的方法。针对合股关系、伙伴关系和资本联合的法规出现了；允许资本分为若干份额、实现有限责任的法规也有了雏形（但还不允许对资本份额进行交易）。重视形式理性，能为订立合同提供便利的罗马法传统的复兴也对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但好处有限。[7]

跟阿拉伯地区和中国不同，南欧和西欧的商业资本主义有着惊人的活力：它超出了贸易领域。一方面，它向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建立了专门机构，跟政治权力关系特别密切；另一方面，它开始影响生产。

银行业务——包含能简化支付过程、本身就能带来收益的货币兑换、借贷、票据业务和转账业务，以及始于十四世纪的票据交易——一开始就十分兴旺，对此，商人功不可没。中世纪晚期，银行业务的范围、复杂程度和重要性都在迅速提高。犹太和伦巴第放债人主要提供消费贷款，他们利用普通人的困境，经常收取数额惊人的利息，被斥为重利盘剥者。尽管放债人数量众多，但他们在经营银行业务的人中只占少数。经营银行业务的人大多是事业有成或者雄心勃勃的商人。尽管没有完全放弃商品贸易，但他们的主营业务逐渐集中到了现金交易上。在热那亚，银行诞生于十二世纪；在威尼斯，银行诞生于十三世纪；在托斯卡纳，银行诞生于十四世纪初。而佛罗伦萨在1350年左右就有了八十家银行，直到中世纪末期都是欧洲银行业务的领头羊。就其结构而言，佛罗伦萨的大多数银行都类似以家族为核心的贸易组织，由若干合伙人经营。合伙人投入资本、参与管理、分享盈利。1341年，佛罗伦萨的第三大银行阿恰约利银行在多个国家共拥有十七处分支机构、十一名合伙人、三十二名经理人以及大量雇员。巴尔迪家族、佩鲁齐家族和十五世纪时的斯特罗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也建立了这类跨国大企业。银行不仅通过上文提到过的现金、票据和转账业务盈利，还向贸易企业和作坊投资（资本来自顾客的存款及其收益），或提供贷款。银行也自行经营贸易企业和作坊。此外，银行还向市政府、邦国政府和领主，甚至最高级别的世俗和宗教统治者提供贷款。当时，由于没有稳定的税收制度，统治者经常陷入财政危机，难以负担战争花费、维持排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国家的建立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萌芽有着密切联系。一小部分富裕的、经营高级金融业务的城市居民中的精英由此拥有了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企业的存亡也跟政治力量和动荡不定的政治格局捆绑在了一起。[8]

直到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一般只限于部分贸易和金融活动。但是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逐渐渗入了商品销售领域。受影响最大的是采矿冶金业，它有巨大的资本需求、依赖雇佣劳动，有时企业规模较大。家庭手工业也深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各地的商人都开始干预自己打算出售的商品的生产过程：他们向生产者预支原材料、订购产品，有时也提供工具。相关的例子主要出现在羊毛加工业：最晚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北部（仍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和荷兰（弗兰德地区、布拉班特）就有这种现象。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发生了变化。市场及市场震荡对生产者的影响明显加大了。生产者近似于雇佣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形式上并不依附于他人，实际上却拿计件工资，有时商人会向生产者提供预付款，生产者则用劳动抵偿。这样一来，商人就成了分包者，作坊主则成了家庭手工业劳动者或者家庭工业劳动者。作坊劳动和计时工资也出现了。其结果是，资本和第一线生产者、大商人和作坊主、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急剧增长，有时还会酿成骚乱和起义。在十四世纪，工商业密集地区经常发生骚乱和起义（原因有时较为复杂）。举例而言，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了“梳毛工人起义”，这是一场武装暴力骚乱，被市政府的力量镇压了下去。家庭工业的兴起——它也涉及其他商品的生产，如纽伦堡的金属产业、康斯坦茨的亚麻产业和意大利南部的造船业——并不总会激起社会矛盾。但是历史经验很早就告诉我们，一旦从流通领域扩张到生产领域、直接改变劳动，资本主义就会带来更多棘手的社会问题。[9]

尽管资本主义已经颇具规模，在中世纪的欧洲，它的代表仍是商人。他们生活水平不一：有富裕体面、久居一地的城市名流，他们家族庞大，参与城市管理；也有犹太和伦巴第货币兑换者，他们被斥为重利盘剥者，生活在社会边缘，朝不保夕。有势力强大的城市同业公会的固定成员；也有偶尔做生意的人或暴发户。有富裕的商人——银行家，跟位高权重者称兄道弟；也有疲于奔命的代理商，总跟贫寒的供货商和生产者来往，传递信息。不过，商人也有共同点，那就是追求盈利、经常跟钱财打交道、有能力面对市场竞争。但他们也知道垄断的好处，因此谋求特权，也就是向政客求取优待，以免参与市场竞争。大多数从事大宗贸易和长途贸易的商人算得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阅读、书写和计算。从事长途贸易、关注各地情况使得许多商人变得见多识广。商业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可塑性，所以特别吸引那些乐于拼搏、雄心勃勃、渴望成功、富于勇气的人，这类人在商人中比例特别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商人并不专营某一业务——原因之一是，当时需求较小，商品销量通常有限。商人做各种生意，开展多种业务；他们可以分辨有利局面和不利局面；他们寻找机会、直面危险。当时，现代国家还没有成型，一旦离开相对安全的、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人口聚居区，商人就可能遇到危险。失败十分常见。大型企业和长期成功的企业也会破产。大家族也经常失去财富与地位。商人和银行家不愿意一劳永逸地经营特定的简单业务。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获得成功，他们必须变得敏锐而谨慎，乃至多疑，有时甚至寡廉鲜耻。他们为个人成就感到骄傲。他们努力追求个人利益。此外，他们还有点喜欢装腔作势。商人并不是早期市民社会里的重要人物。他们追求财富，但目的不在于储存财富，而在于运用财富、使财富增殖。这一切都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

与后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贸易中的固定资本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虽然有时盈利率很高，但是资本积累速度很慢，而且资本积累也不是无限的。其原因之一是：只有一部分盈利被用于扩展商业活动的规模；大部分商人对商业活动没有长期计划；当时的人也没有想到，商人去世之后，盈利仍能留存。大部分盈利通常被用于消费，购置奢侈品或者不动产。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地产是稳定可靠的、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后代，而贸易资本是不稳定的，无法长期持有。这符合当时的商人对美好市民生活的憧憬：一旦事业有成、步入老年，他们就摆脱惊心动魄的商业活动，靠更稳定的租金盈利，再买上一座舒适的庄园。一些特别成功的大商人还会获得广受尊敬的贵族头衔以及领地和城堡。换言之，虽然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得到了后世商人的重视，但在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它们还远远不是人们热衷于追求的目标。当时的商人更多地将盈利和商业成功视为实现幸福生活的手段。

我们必须清楚，就算只进行有限的资本主义活动，人们也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基督教会的教义禁止借贷，把借钱给“同宗兄弟”、收取利息的行为斥为“放高利贷”——《旧约·申命记》里就有这类说法（23，19—20）。由于基督徒之间严禁有息贷款，犹太人就在这类活动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基督教的教义最初诞生于农村——手工业的环境中，它崇尚博爱与团结，无疑表达了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基督教的教义反对将追求盈利作为人生目标，对商人的生活方式抱有不信任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态度逐渐淡化了；教会重新解释了教义，让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人们想方设法规避禁收利息的教规，让基督徒也能参与利润丰厚的贷款活动。基督教会的道德学说还发展出了一套与传统截然相反的观点，它提出，进行交换、赢得利润和获取财富能合理地补偿商人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努力，也能增进群体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站稳脚跟要以消除大众的怀疑、道德上的谴责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为前提。商人对此功不可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教义，他们捐献大量钱财，做了很多善事。还有一些年迈的商人进行“临终忏悔”，把巨额财产捐赠给修道院和教堂。许多中世纪的商人非常害怕被打入地狱受苦。尽管十分享受世俗生活，绝大多数商人还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大众道德观反对资本主义，但它无法遏制商业资本主义的活力。同样的，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虽然资本主义批判始终盛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却基本没有受到影响。[10]

注释

[1] 后续内容见Kulischer 1965, I, 229–278; Howell 2010; K.G.Persson载 Neal/Williamson (eds.) 2014，第一部分，225–266。

[2] 里窝那（Livorno）：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

[3] 布拉班特（Brabant）：欧洲中世纪低地地区的公国之一，神圣罗马帝国成员，今在比利时境内。

[4] 高地德语地区：中世纪的施瓦本、法兰克和巴伐利亚王国等地区，今在德国南部。

[5] 香槟地区（Champagne）：法国东北部地区，今属香槟——阿登大区。

[6] Ogilvie 2011; 后续内容见North 2011, 65–102; Stark 1993。

[7] Heynen 1905, 86–120（关于Romano Mairano）; de Roover 1963（关于美第奇家族）; Ehrenberg 1896（关于富格尔家族）;Ashtor 1972; Carruthers/Espeland 1991.

[8] Van der Wee/Kurgan-van Hentenryk (ed.) 2000,71–112.

[9] 参见Kulischer 1965，第一部分，215–221; Blickle 1988,7–12, 51–58; Arrighi 2010, 103–105; van Bavel 2010, 54–57。

[10] LeGoff 1956,1986和2010; Muller 2003, 3–12; Kulischer 1965，第一部分，262–274, 主要例子：271–74。

4、1500年前后的阶段性成果

在500年到1500年的一千年里，商业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除了上文描述过的中国、阿拉伯帝国、欧洲的情况，其他地区，如印度和东南亚，也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1]显然，商业资本主义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条件下发展。在培养资本主义的行为方式、建立相关机构方面，欧洲与其他地区相比起步较晚、长期落后。

上文提到过的中国、阿拉伯帝国和欧洲等地区的资本主义并非互不相关。在西方人所说的中世纪时期，各地的资本主义就相互了解、相互影响。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欧洲并不是其他地区学习、借鉴的样板——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我们不能说“全球体系”在1200年或1300年就诞生了。[2]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晚于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但它很快就展示出了更强的活力。这主要体现在，欧洲的资本主义起先对长途贸易影响较大，但它更有力地渗透到了其他领域：举例而言，它影响了逐渐成形的金融业务（如向政治人物提供贷款），也影响了生产领域（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本书无意详细讨论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更具活力，但从宗教历史方面寻找原因是行不通的。相比七世纪以来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东亚宗教，基督教的道德观更加坚定地反对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在1500年之前，我们也不能说欧洲剥削了其他地区的资源。无疑，许多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的情况，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即欧洲的势力扩张至其他地区之前，经济和国家的关系、市场过程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在其他地区，商业资本主义都不曾远离政治权力。在那几百年里，经济和国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彼此。在中国和欧洲（阿拉伯帝国中最不常见），商人的经济权力和政府的政治权力密不可分。人们总在各地同步地建立国家和市场。但是欧洲的政治体制较为多样、并不严密，中国却有着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城邦、诸侯国、领土国家和其他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乃至战争是欧洲政坛上的常态，中国却没有这种现象。此外，欧洲城市拥有较多的公民政治自治权，中国城市却没有。欧洲的政治格局促使统治者竞相刺激辖区内的经济潜力，中国的文官政府却不太愿意扶助经济，因此到了十五世纪，中国的经济活力进一步衰退了。在欧洲，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商人至少可以通过群体中的精英直接干预政治，其原因是：第一，商人跟城邦、市民自治城市的统治者往来密切；第二，商人与需要贷款的当权者关系紧密；第三，商人有着正式的内部组织（同业公会）。相反，中国的商人和阿拉伯帝国及印度的商人一样徘徊在权力的大门之外，很少能像欧洲的商人那样为国家的建立提供资金。总之，尽管欧洲的政府也设置过诸多障碍，但它仍能刺激商人的活力、促进资本积累。相反，中国的政府最初能容忍并支持商业活力和大幅资本积累，但是后来，政府变得强大且多疑，于是开始限制商业活力和资本积累，最终，鉴于新的内外政治条件，政府扼杀了商业活力和资本积累。[3]

到目前为止，本书主要介绍了资本主义在贸易，尤其是长途贸易领域的发展。大商人和他们的活动在贸易领域举足轻重。虽然无法明确地判定起始时间，但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期是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期是七世纪到十一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期是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时期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控制生产、影响劳动组织形式的时期，根据这种思想传统，上文描述的现象就应该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现象。[4]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商人密切关注市场、努力追求盈利；商业行为和商业组织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商人重视投资和资本积累，开始利用贷款并重视利润；企业诞生了（至少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开始对外扩展，从长途贸易领域延伸到了生产等领域（至少在欧洲）——按照本书第一章提出的资本主义定义，我们有理由且必须将这些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现象。我们还能从中发现因果关系：那几个世纪里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者贸易资本主义）创造的资本、活动和联系影响了诸多后世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新形式更全面而彻底地干预了生产领域。

显然，上文出现的许多现象只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还不能算是第一章定义的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当时，农业和手工业都没有实现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高度组织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和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显著区别。上文多次提到的工商业人士对资本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冷淡态度也能反映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和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区别。考虑到当今的问题，研究他们为什么态度冷淡就是一件既有趣也有意义的工作。这一现象也许表示，社会环境和政策调控可以为资本主义树立它原本没有的目标。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上文描述的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活动属于少数现象，因为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在总体上都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原则运行。在中世纪的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家庭经济、不涉及市场的交换、与经济无关的依附和支配形式、政治造成的阶级不平等和非资本主义的文化才是主流，封建主义统治着欧洲。本章致力于讨论非资本主义环境包围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小岛。这些小岛可能又会沉没——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想当然。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小岛都扩大了，它们的影响也随之增长。

注释

[1] 印度在1600年及此前的情况参见Partasarati 2008;Tirthankar Roy载Neal/Willliamson (eds.) 2014，第一部分，165–185; Subrahmanyam (ed.) 1994. 东南亚的情况见 Hall, 1984; 东非贸易经济的情况见 Middleton 2009; Mielants 2007,86–124;Bernstein 2008, 103ff.。

[2] 参见Abu-Lughod 1989: 描述及强调了世界各地的联系。另见Dunn 2012。

[3] 较为传统的论点（Weber, Hintze, Pomeranz, Peer Vries等人）参见Mielants 2007。其他总结: Bin Wong/Rosenthal 2011。

[4] Wood 2002与此相似。

三、扩张

直到1500年前后，商业资本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总体而言，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很小。但在之后的三百年里，资本主义明显地发展了：受它影响的地区增加了，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充满活力，跨入了生产领域；它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改观了，多数人更喜欢它了。在这个被欧洲人视为近代早期的阶段，西欧地区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同时，全球各地资本主义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俗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互为条件。

1、商业与暴力：殖民主义与世界贸易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它是暴力和压迫的产物。[1]对照历史，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殖民活动的关系，马克思的说法又很贴切。那个时代经常被人委婉地称作“大发现时代”，事实是，它是欧洲强国通过暴力和商业手段征服全球大片地区的时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横穿大西洋，摧毁南美洲的帝国，掠夺它们的财富；好望角航线开通之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又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通往亚洲航线的控制权，将亚洲沿海地区的大量港口变成了自己的据点。十六世纪，“权力资本主义”（沃尔夫冈·赖因哈德[2]）在南欧地区十分常见；十七世纪，荷兰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荷兰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同法国与英国竞争、争夺北美和非洲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在竞争中获胜；通过多次和西班牙及法国作战，英国在十八世纪成了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依仗着强大的舰队在贸易中获利、建立垦殖区、以多种方式间接地统治北美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其他欧洲国家试图赶上英国，但是都没成功：西欧地区和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大了。1500年前后，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7%的地区；1775年前后，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35%的地区。

我们不能说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种大幅扩张的唯一原因。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世俗国家及其政府逐渐强大，试图扩充势力。此外，传播基督教也属于扩张的目的。但是，与其说传教的愿望推动了扩张，还不如说它可以为政治和经济扩张提供合法性。然而，促使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最重要的动力仍是经济利益——追求财富和盈利、痴迷于贵金属、希望在贸易中占上风、想在激烈的竞争里战胜其他欧洲国家。因此，重大的探险和征服活动通常都是由独立的征服者、企业家、船长、冒险家和商人自发组织的，这类活动既是军事行为，也是商业行为。埃尔南·科尔特斯[3]之类的征服者会在出行前大量贷款，为自己的船队准备物资、购买武器、支付报酬。巨额的债务使得他们一再外出掠夺。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擅长计算的投资者和胆大妄为的冒险家展开合作，这种充满活力的合作关系构成了欧洲向全球扩张的核心。贸易和战争组成了令人不安的共同体，它是权力欲望、资本主义的活力和无视法律的暴力的混合物。它没有成为历史常态，却又反复出现，生命力至今不绝。[4]

上述情况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个以西欧地区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诞生了。征服者起先在南美洲劫掠金银，之后又在当地的矿山里大量开采金银，这些金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充当支付手段，加速了欧洲的通货膨胀，一大部分金银最终流入了亚洲的庙宇和宫殿。除了武器，欧洲的出口商品很难赢得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青睐，所以欧洲人一直用金银购买亚洲的奢侈品。荷兰和英国等国的贸易组织、商人、船主和船长组织起大西洋三角贸易，其活力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首先，他们将大众消费品（以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武器为主）从欧洲运到非洲西部的港口。接着，他们将非洲居民从这些港口运到美洲充当奴隶。当时，巴西、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方各州的种植园经济正在发展，急需廉价劳动力。最后，糖、烟草、棉花和美洲其他的出口商品被运往欧洲。在欧洲，这些商品或是被售出盈利，或是得到深加工，也可能被直接消费。亚洲和非洲商人的影响力缩小了，旧的贸易网地位下降、遭到破坏。

欧洲内部的贸易也变得更加活跃了。人们将以粮食为主的剩余农产品从欧洲东部和中东部地区运到西部地区。西欧地区正经历着城市化进程，出口手工业崛起，需求增加。于是，欧洲内部的长途贸易中心转移了，地中海的重要性缩减了，大西洋的重要性增加了。欧洲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带从意大利北部、高地德语区和波罗的海——北海地区转移到了荷兰，之后又转移到了英国。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再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奥格斯堡和吕贝克，而是安特卫普，此后是阿姆斯特丹，最后则转移到伦敦。越来越多的长途贸易无疑带来了巨额盈利，引发了大量需求：它有力地推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也帮助西欧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农业、手工业和消费领域站稳了脚跟。[5]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十三卷（《资本论》第一卷），788：“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 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1937— ）：德国历史学家。

[3]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曾征服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

[4] Reinhard等(eds.) 2015; Beckert 2014，第二章及第三章（“战争资本主义”）；关于征服者及其罪责见Graeber 2011, 334,465。

[5] 对于殖民运动时期的剥削有没有促进欧洲的工业化，经济史学家争论不休。举例而言，O'Brien 1982提出殖民运动时期的剥削对欧洲工业化影响很小，但我认为殖民扩张无疑大力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关于消费资本主义随着早期现代殖民运动而崛起的内容参见Trentmann (eds.) 2012, 第二部分。

2、股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和不断深化的殖民活动相结合，带来了新的组织结构。资本主义正在崛起，作为它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的特征变得更清晰了。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为了进行殖民地贸易，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成立了大量股份公司，1602年诞生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家。此外，新型的金融资本主义机构和组织诞生了，它们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举例而言，安特卫普在1531年就拥有了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则分别在1611至1612年和1698年拥有了证券交易所。

到十六世纪为止，绝大多数贸易企业都是合伙公司，它们存续时间短，组建者是若干独立经商、独立结算的商人；随着“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诞生，上市公司出现了。219名股东共同向“联合东印度公司”投资并承担有限责任，投资总额高达645万荷兰盾。股东定期获得股息（年均18%），但基本不参与企业管理。“联合东印度公司”直到1799年才解散，而它的股东却不断变化，原因是，股东可以在新问世的证券交易所里买卖股份。这样一来，企业股东的身份就能在市场上交易了。获得股东身份或者放弃股东身份都很容易。“联合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规模庞大、层级分明、下辖大量海外分支机构的组织（分支机构主要位于亚洲）。诸多经理人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管理公司，公司拥有合理的专业委员会制度和井井有条的汇报制度，它的中央办公室员工很快就达到了350名之多。公司的业务是买卖及运输多种商品，但它也逐渐扩展成了生产企业，举例而言，它在印度涉足了硝石开采和丝织品生产。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各方面都显得很现代。它跟十九、二十世纪的跨国大公司的区别在于，“联合东印度公司”具有垄断企业的性质，拥有许多近乎国家权力的大权。当时的荷兰联合共和国政府授权“联合东印度公司”，令其负责荷兰在好望角以东地区的全部贸易活动，除此之外，政府还允许公司“进行战争、签订协议、占领土地、修筑要塞”。“联合东印度公司”经常利用这些权力跟其他国家的竞争企业开展武力斗争。资本主义活动和战争行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段时期内，“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显然是靠劫掠竞争者或敌方的船只得来的。

资本需求巨大、难以获取资本并不是这种独特组织的唯一成因。它的诞生也符合当时政府的政治需求。商业、政治和暴力相互交织，多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经常能平息一国之内的企业竞争。“联合东印度公司”是荷兰各省的商人和贸易组织在政府的敦促下结成的联合体，它能在国际竞争中整合资源，它的对手起先是西班牙人，后来又成了英国人。当时的其他贸易组织，如规模小得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创立，1858年解散）和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也具备类似特征。其他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有此类组织。[1]

在欧洲，货币、汇票、外币支付、贷款和保险业务一开始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开展这类业务的不仅有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还有银行。十二世纪起，越来越多的银行专营这类业务，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支机构。银行通常吸收存款，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收取利息。向市政府、领主、邦君、诸侯、国王乃至于皇帝和教皇提供贷款很早就成了银行的重要业务。出身于纺织工人和小贩家庭的奥格斯堡大企业家雅各布·富格尔开展多种商品贸易，经营采矿企业，他还是大银行家。有了这重身份，富格尔就可以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选举活动、战争和其他国家行为提供资金。作为商人和银行家，富格尔十分成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业务年均盈利率达到了54%。富格尔于1525年去世，那时他可能已经是欧洲最富有的企业家了。同样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巨额财富也不是通过商品贸易，而是通过货币业务积累起来的。[2]

金融资本主义以密集的国际联系为特征，略带世界主义色彩。它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西欧地区。外币支付和汇票交易手段最初由意大利人发明，后来，它们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银行实践使它们能满足新的需求。除了私人银行，市立银行也出现了，后者诞生于十七世纪初。

交易市场上的证券很大一部分是从事殖民地商贸活动的垄断企业的股票。资本的商品性质加强了，资本投机行为显著增多。人们既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蒙受巨额损失。过去，只有少数活跃的、职业的贸易资本家会遇到这两种情况；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大小投资者也出现了。他们在十七世纪西欧大都市的证券市场上碰运气，下赌注、投资及投机。十七世纪初，“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持股人已经超过了一千名，其中只有八十人的投资数额超过了一万荷兰盾，绝大多数人投资很少。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各社会群体的成员，包括大银行家、城市领导层、保险公司以及中产阶级（学者、公务员、靠小额年金生活的人等等）、富裕的农民和机构投资者（如教区、公益基金会）”（梵·戴尔·维耶[3]）都认购了荷兰国债。在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倒闭之前，一场巨大的投机风潮出现了。英国政府授予这家公司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甚至允许它在尚未发现的地区（！）行使一切权利。大众认为西班牙的势力很快就会衰落，南海公司可以大幅盈利。人们争相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一个月之内，股价从120磅飙升至950磅。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参与了投资；到了夏天，泡沫破裂、行情暴跌，大家都承受了经济损失，牛顿爵士也未能幸免。据说，他曾表示：“我能计算不规则的行星运动，但是无法解释大众的疯狂。”这场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影响有限。但是，证券交易和投机行为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切身体会到了希望与失望、盈利和损失等资本主义中的常见现象。当时屡见不鲜的企业破产案例也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4]

近代早期，银行崛起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贷款和新型的中介与外币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也要求银行提供服务。城市政府很早就有了这类需求，之后，日渐强大的世俗国家也有了这种需求。国家需要频繁作战、维持日渐铺张的排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的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自己的收入。统治者和政府利用正在崛起的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国内建设。一部分私人和团体的财富成了银行存款或借款，政府则试图通过银行调用这批资金、实现自己的目标。政府还利用大型贸易企业收取关税和税金。政府经常在资本家那里欠下巨额债务，有时还会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强行取消部分债务。除了向债主支付高额利息，政府还会提供垄断权或开采权之类的特权，提高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如果在战争中获胜，政府也会与之分享部分战利品。通过认购国家政府和地区政府发放或担保的地产抵押债券、向国家政府和地区政府提供贷款，社会中上层的成员联合了起来；同时，教区和基金会之类的合作组织的经济活动也跟当地的集体事务和政府联系了起来。

这样一来，拥有巨额资本的企业是大幅盈利还是破产倒闭（这并不罕见）都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的兴衰，也取决于政治机构的命运和意志。不同国家里政府和资本家的关系也不相同。关键问题是，政府如何长期管理公债。荷兰共和国和1688至1689年成立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在十七世纪末就已经把各类政府贷款统一为公债，担保方只能是（荷兰的）各省政府和国家议会或者（伦敦的）议会，有能力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的社会阶层代表也参与此事。

在这种背景下，荷兰和英国的信用等级显著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两国的政府有底气也有条件提高税额，发行大量公债并支付合理利息。十八世纪，尽管荷兰的贸易资本主义衰落了，但荷兰仍是欧洲及全球的银行经济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头羊。英格兰银行建立于1694年，通过采取一系列此类措施，英国成功地革新了公共金融领域。尽管英格兰银行是一个私人经济组织，但它很快就具备了中央银行的特征：它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能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它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5]

1890年前后的英格兰银行

注释

[1] Chaudhuri 2005, 80–97; Frentrop 2002, 49–114; Reinhard 2008, 42.

[2] Ehrenberg 1896, 122–24.

[3] 赫尔曼·梵·戴尔·维耶（Herman van der Wee，1928 —— ）：比利时经济史学家。

[4] 牛顿的言论转引自 H. Berghoff in Budde (ed.) 2011, 73–75;Kindleberger/Aliber 2005, 42, 58.公司破产的历史见Safley (ed.) 2013 。

[5] Van der Wee/Kurgan-van Hentenryk (ed.) 2000, 117–264（引言260。

3、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

“所有让人想起资本主义、涉及金融机构的要素——中央银行、证券市场、做空、经纪人事务所、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的诞生几乎都早于经济学的建立（这点或许在我们意料之中），也早于工厂以及雇佣劳动的兴起。”[1]实际上，1750年前后，拥有全球关系网的贸易资本主义及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了西欧地区，但那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使生产领域转型。生产领域的转型是伴随着工业化逐渐进行的。在英国，工业化始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见本书第四章）。然而，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扩张并非毫不触及生产领域，事实恰恰相反。工业化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使部分领域内的劳动转型了；以下，本书将选出最重要的几个领域进行介绍：种植园劳动、农业和带有原始工业特征的手工业。

那些一提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的人，首先要习惯一种令人不快的观点：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非自由劳动的大幅增长。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是指，劳动不受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按照合同被招募、拿报酬，劳动力和报酬形成交换关系。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开采银矿时强征了大量劳动力。当地的印第安人被迫劳动，非常痛苦，经常因此丧命。巴西一开始是荷兰的殖民地，后来又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末，巴西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食糖产地，出口欧洲是主要的生产目标。加勒比海地区是殖民强国争夺的对象，它先大量出口烟草，后大量出口食糖。举例而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巴巴多斯还在出口烟草和食糖。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地区的种植园转而生产和出口烟草、稻米和靛蓝染料，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棉花成了生产和出口的主要对象。大量种植专供出口的大众消费品是殖民运动的结果，倡议者和投资者主要是欧洲的商人、贸易公司以及越来越多在殖民地定居的农业企业家。种植园经济体系的影响力跨越国界，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的产物。

种植园制度涉及大量生产活动，数百年里，人们也在其他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方建立了种植园。种植园是大型农业企业，专门生产高价值的出口大众消费品，种植的作物经常是单一的。在当时的殖民地，种植园的资本投资很高。据记载，在1770年，一片占地240公顷、拥有200名奴隶的中等规模的牙买加甘蔗种植园价值19000磅。其中，37.5%的资本用于购买奴隶，31.5%的资本用于购置土地，21%的资本用于建造榨甘蔗的磨坊。一开始，种植园的盈利率可以达到50%，到了十八世纪，盈利率一直处于5%到10%之间。

由于殖民地劳动力稀少、招募困难，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奴隶贩子将1100万到1200万名非洲居民贩卖到了美洲。其中，48%的奴隶流入了西印度地区，38%的奴隶到了巴西，只有5%的奴隶到了（后来的）美国南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奴隶起初都在种植园工作，其余的奴隶则充当家仆、手工业劳动者或者承担奴隶主指派的不固定工作。

除了奴隶，种植园里还有大量的“包身工”，这种现象在十七世纪之后美洲南部的英国殖民地里尤其常见。“包身工”是签订了合同的奴隶，通常要用五到十年的劳动抵偿从欧洲到美洲的旅费。他们也属于非自由劳动者。其余的劳动者则根据合同拿报酬，还可以辞职——种植园里数量可观的监工一般属于这类劳动者。他们用严格的纪律管束那些通常被编成一组的劳动力，劳动力往往被剥削压榨到极致。种植园经济一般离不开典型的精密计算和遵从目的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但它也带有掠夺式开发的特征。由于土地广大，充当劳动力的奴隶价格低廉，至少在早期发展阶段，种植园经济根本不考虑土地和劳动的可持续性。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不断崛起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需求和投资、劳动力招募和管理，彻底地改变生产领域，然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交换和商品化——却未必会顺势影响劳动的组织形式。种植园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奴隶贩子捕捉、运输奴隶，将他们贩卖给新主人的时候，奴隶确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转化成了商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人的属性，在捕捉奴隶者、奴隶贩子和种植园主之间转手。在种植园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正规、平等的市场参与者以劳动力换取报酬的交换关系，而是物主和财产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关系。很显然，资本主义——至少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跟不同的劳动形式结合。对于近代早期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劳动而言，特定条件指的是：种植园专门生产种类较少的、需要简单劳动的大众消费品；劳动力市场较为落后，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种族歧视。

种植园经济的效率长期低下。尽管种植园主希望尽可能提高产量，奴隶却缺乏劳动积极性、心存抗拒、故意怠工。“目前为止，抗拒体现为不服从管理、破坏、谋杀和暴动，由于白人数量少、黑人数量多，白人对反抗者的惩处非常残酷，目的是以儆效尤”（沃尔夫冈·赖因哈德）。长期的奴隶劳动不太可能催生出专业化的农业、高水平的手工业和之后的工业化。但是，直到十九世纪，种植园奴隶制在巴西（咖啡）、古巴（食糖）、美国南部各州（棉花）和许多其他地区仍能创造大量收益。跟我们反复听到的说法不同，各国政府在1833年（英国）和1888年（巴西）之间禁止奴隶劳动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因为它有经济缺陷。禁止奴隶劳动是宗教——人道主义干预及由此引发的改革运动的成果。

我们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奴隶劳动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非洲本土的奴隶跟美洲的奴隶一样多。但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奴隶劳动的规模急剧扩大，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通常包含劳动纪律，奴隶劳动还变得异常残酷。我们不能说，假如不在数百年里利用奴隶劳动，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工业化进程得益于此前一个世纪奴隶贸易的巨额盈利。毫无疑问，奴隶贸易影响了西欧国家的其他贸易、手工纺织业、造船业和其他经济分支。要理解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我们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和奴隶劳动、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的关系。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会抵制不人道行为，但在法律——政策的约束和调控之下，它也有能力抵制不人道行为。[2]

注释

[1] Graeber 2011, 345.

[2] Reinhard 1985，第四章到第六章；同作者2008，第五章（引言112）；Appleby 2010, 121–137. 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尤其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参见Johnson 2013; Baptist 2014;Beckert 2014，第五章；Zeuske 2013, 27–96。现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总体兼容性得到了强调。相反，传统观点强调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如Haskell 1992。关键在于要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和谐共存或者互不相容的条件。

4、农业资本主义、采矿业和原始工业化

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农业视为稳定且停滞的系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情况是，中世纪中期，城市扩张了，劳动力分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随之产生，但这类贸易活动通常是地区性的，形式也较为原始。几百年里，农业经历过严重的危机和蓬勃的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粮食价格差异很大。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波动。各地区贫富差异巨大，大小庄园贫富差异巨大，地主、自由的农民和社会下层人口贫富差异巨大。社会下层人口指的是拥有少量地产和没有地产的人，在很多地区，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通常依附于人、生活困苦。大量的冲突、抗议和镇压由此而生。人们不仅继承土地、掠夺土地、重新分配土地，还在市场上交易土地，但是当时交易规则很少，各地的交易规则都不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进步了。尽管历史上也有过农业生产率长期退化的时期，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率仍在缓步提高；各地农业生产率差距很大。农业——农村世界从来就谈不上完美、安稳。

虽然大部分人口都靠农业劳动谋生，但农业向来不是资本主义的领地。自给自足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就是说，家庭和庄园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消费的。因此，农村人口在消费者中占比很小，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在农村——农业领域，人们因循守旧，缺乏革新或发展意识。虽然农村也有各类不平等现象，但是普遍存在的乡镇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人们习惯于集体主义、不理解个性化和竞争；习惯于面对面的交换，不理解匿名的市场关系；尊重传统，轻视批判。

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制度严格地约束着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封建制度中的特权和依附关系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与经济因素无关，这使得市场交换难以发挥调控作用。封建制度限制了领主、农民和农村下层人口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活动。封建制度遏制了变化的动力：没有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没有盈利、投资和资本积累，没有对竞争和发展的重视，就不会有变化的动力。领主或地主和“他的”农民、有房无地的村民、仆役组成了一套多级的特权及依附制度。这套制度赋予领主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但也让他有义务照管臣民，领主的权利和义务远远多于资本主义制度里雇主的权利和义务。跟自由农民和后世的农业雇佣劳动者不同，封建制度下的臣民有义务向领主纳税、提供服务（通常要承担大量劳役）。由于农民不能迁离领主的土地，封建制度还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当时存在着上级所有权和下级所有权，也就是说，领主和臣民对同一块土地有着重叠的所有权。当时还存在着乡镇集体所有制（农村公有地、乡镇用地），有些土地可供全体乡镇居民，尤其是穷人耕种。同一地区内通常既有领主、地主管辖的农户，也有自由农民，还有邦君管辖的农民。这套制度非常复杂，各地都不相同。在西欧等地，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货币化（纳税取代劳役）和商业化了（建立土地租赁关系）。但是，封建制度也可能像在东欧地区那样变成严格的地主管理制。地主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强征劳役，臣民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臣民与土地的关系强化为“农奴制”。[1]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依然在疏远资本主义原则的欧洲传统农业世界里慢慢站稳了脚跟。这与贸易密切相关，贸易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了销售机会，促使农业生产者改变生产关系。国家干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或鼓励资本主义插手农业，或试图消除资本主义扩张对农业的不良影响（保护农民政策）。中欧和中东欧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生命力极强。它诞生于十六世纪，以出口为目标，并未摆脱封建制度。德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农庄生产大众消费品，尤其是粮食，目的是出口到西欧地区盈利；但是在内部，农庄将农民和其他仆役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土地被“收买”，他们只能自给自足，农庄还通过劳役加强剥削。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第二次农奴制”。上述农业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出口，它的基础是非自由劳动和非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近似于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种植园制度。“第二次农奴制”在普鲁士等地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尽管十九世纪初的解放农民运动消灭了“第二次农奴制”的合法性依据，但它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存在。[2]具有大企业形式、以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在那些封建传统势力强大、城市化程度低、区域性市场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发展了起来。地主跟长途贸易商签订合同，商品经柯尼斯堡、但泽或什切青运抵西欧地区，供人消费。而那些自由严重受限的农民甚至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身边的市场。封建领主在资本主义活动中只求盈利、肆无忌惮，对此，缺乏实力的邦国政府无计可施。

在荷兰，农业资本主义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荷兰封建传统薄弱、城市化程度高、农产品需求量大。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国内市场关系的增长，诞生于中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发展。城乡贸易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催生出了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令市场进一步整合。当国内市场出现剩余产品时，长途贸易也变得发达了。人们买卖、租赁土地，地区性的资本市场发展了起来。市民对一部分蓬勃发展的农庄投入了可观的资本；这些农庄为了改善耕种方式、开发新产品而投资、积累资本。其余规模较小、所有权不固定的农庄衰落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据说，在十六世纪的荷兰，三分之一的劳动（不仅仅是农业劳动）都是有报酬的自由劳动。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现象出现了，收入差距及财富差距都在扩大。1550年前后，一半农村居民属于拥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的社会下层人口。然而，由于政府采取了保护农民的措施，大型农业企业并没有建立起来。农产品生产急剧增长，荷兰实现了富裕。[3]

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荷兰相似。英国封建传统薄弱，农业生产很早就和市场整合在了一起。英国农业倚重羊毛出口，很少生产价值较高的专门产品。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的生产率和富裕程度都不及荷兰。但英国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超过了荷兰：十五到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经济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有权集中现象，其代价是，小型农场衰落了，小块土地经常被兼并。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公有土地的私有化——即所谓“圈地运动”——扮演了一个争议极大的角色。土地私有化和田亩归并通常要靠议会决议撑腰，贵族——富裕市民阶层的权力精英影响着议会决议，它们不保护农民的利益，却能为建立以大型农场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其结果是，雇佣劳动大幅增加，劳动力得到了“释放”，他们流入城市，可以为将来的工业化出力。在十六和十八世纪之间，以大型农场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完全成型了，这一切的前提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土地租赁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农业的转型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也有力地推动了耕种方式的进步。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农产品价格飙升，鼓舞着土地所有者和租赁者进行投资、开垦并购置土地、修建排水设施和道路。畜牧业和系统化的畜禽养殖变得更重要了。轮作经济发展成熟。不同于安于现状的传统农民，土地所有者和租赁者重视盈利、奋力创新。许多雇佣工人愿意为了更高的报酬付出更多劳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农业革命”。尽管国内需求增长了，英国仍在1650年前后成了农产品出口国。到了1850年，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向英国看齐，但是英国的农业生产力还是遥遥领先。“以每一名工人生产出的农产品中的卡路里为衡量标准，英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是法国的两倍，是其他三个地区的三倍（指德国、瑞典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4]

在欧洲，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过去一直与资本主义无关。人们有时进行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劳动（例如生产布料和服装）；有时以农业劳动为主、手工业劳动为辅（欧洲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有时受人雇用，在雇主家里以劳动换取报酬（计件或按日计酬）；但是大多数手工业劳动者还是在自己经营的作坊里劳动。作坊生产的是待出售的商品。作坊生产顾客订购的商品，或者大量生产能在周边市场或自家小店里出售的商品。作坊生产的目标不是使商品在不涉及熟人买卖、以商人为中介的市场上流通。作坊手工业的基础是劳动和所有权的统一，也就是说，作坊主亲自劳动，有时也需要少量帮手（伙计和学徒）。但他不是企业家，也不会雇用大批雇工。按照传统，作坊采取团体——行会管理制：手工业劳动者隶属于与自己的职业相关的行会，要遵守行会集体制定的行规。行规的基础是兄弟般的平等，而不是竞争原则。行规试图确保所有成员都能过上温饱的、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不追求盈利的最大化。行规应当“使富人不要伤害穷人”。行规能决定哪些作坊可以带学徒，还能按照产品门类为作坊的产量设置上限。这样一来，行规就阻碍了创新和资本积累。尽管某些地区并没有组织严密的行会和行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手工业劳动者一般也只追求吃饱穿暖、收入合理、兼顾生意和道义——这也是当时普通百姓的观念。

作坊之外的手工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大型冶金场、大型工场或者采用集中劳动方式的工场都是例子。手工业生产机构有时并不完全符合上文介绍过的手工业的结构特点。举例而言，一些作坊（尤其是纺织业作坊）很早就参与了跨地区贸易和出口活动。收入较高的城市手工业者属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而许多小作坊主生活贫困。在前工业时代，农村和城市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行规一般只在城市地区有约束力，对农村影响不大。农村手工业劳动者经常违反行规，乡镇当局也会干预、破坏行规。在不同的国家，行规的性质和内容都不一样。行规先在欧洲西部地区退出了历史舞台，欧洲中部地区紧随其后。总体来说，在结构和文化方面，欧洲的作坊式手工业显然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5]随着商业资本主义渗入手工业，这种局面改变了。为了革新技术，人们需要更多资本。从十五世纪开始，习惯于独立劳动、通常组成合作社的采矿者（“矿山合作社社员”）日渐频繁地跟商人打交道；商人愿意向他们提供资金，还参与销售，越来越多地干预采矿活动本身。举例而言，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厄尔士山脉和哈茨山[6]的采矿活动都有企业参与，高地德语区的贸易资本家据此扩充实力、积累财富，十六世纪富格尔家族的历史就是明证。独立劳动的矿山合作社社员逐步变成了靠报酬生活的矿工。[7]

18世纪中期的英国，年轻工人正在矿道里拉煤车

19世纪初英国利兹的亚麻纺织厂

资本主义进入手工业世界的最重要途径是影响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家庭工业和家庭手工业。[8]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在农村及家庭中相当常见；城市的商业资本则十分重视跨地区的市场，具备资本主义活力。因此，两者的结合矛盾重重。为了让它们顺利合作，商人要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分包者，也就是说，要变成贸易企业家，干预当时非集中化的生产活动；而第一线的生产者，即作坊主、家庭工业劳动者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却是以各种形式依附于资方，越来越像雇佣工人。

一小部分原始工业诞生于开始生产出口产品的城市手工业作坊。举例而言，十七世纪，索林根的金属加工者技艺高超，发现了新的机遇；里尔的织布工人则很难开打销路，这时，他们都想到了出口。商人和原本的手工业劳动者都能充当分包者，行会关系没有迅速消亡。大部分原始工业诞生在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区。在那里，小农阶层就业不足，有着劳动愿望，而充当分包者的商人和其他中间人正是利用了这点，依靠农村较低的报酬盈利。农村通常没有行会规定，分包者无所顾忌。分包者与寻找挣钱机会的农村底层人口签订合同、预支原材料、收回成品，再把成品运到跨地区的市场上出售。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农村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诞生做出了贡献。十六到十八世纪是这类原始工业的发展期，各地原始工业的起步时间并不统一。在欧洲，原始工业一般出现在土地较为贫瘠的农村地区。以德国为例，苏台德山脉、威斯特伐利亚山区和图林根森林地区都有原始工业，莱茵河下游地区、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原始工业出现得更早。英国的北部和南部原本是纯农业地区，而纺织品生产、金属制品生产和采取非集中化劳动方式的采矿冶金业的中心恰恰出现在那里。在荷兰南部，也就是后来的比利时，城市中的手工业在十七世纪明显衰落了。相反，在乡镇，布料、花边和武器生产的规模扩大了，生产者按照分包商的要求从事来料加工或来样加工。十八世纪，法国的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到2%，这主要归功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原始工业在中东欧地区也很常见，但在阿尔卑斯山及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很稀少。

某一地区的生产和跨地区的资本主义的联系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地区形成了购买体系（商人只负责收购和出售农业手工业者的产品，比勒菲尔德附近的麻制品生产就是这样）；有些地区形成了简单的分包制度，分包商提供原材料，负责将产品贩卖到外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巴塞尔、安特卫普、里昂、克雷菲尔德和柏林等地的丝织业，这种制度维持了数百年）；有些地区形成了以采取集中劳动方式的大工场为中心的分包制度。举例而言，黑森林地区的“卡尔弗纺织品贸易公司”雇用了大约五千名纺纱工、织工和其他纺织业手工劳动者，他们分散地加工各种羊毛制品和羊毛布料；但还有168名工人是在公司直接监督的大工场里集中地完成染色、脱色和印花工作。

原始工业体系能代表处于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原始工业体系在许多方面十分传统：值得一提的技术进步没有出现；全体家庭成员通常在家中按照传统方法劳动，原始工业劳动通常是季节性的业余劳动，遵循前资本主义的逻辑。经济不景气、产品价格很低的时候，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就拼命工作，维持生计；经济景气，产品价格较高的时候，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就降低了，因为他们不用特别卖力工作也能养活全家。随着原始工业体系的扩张，监管生产者、协调生产步骤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始工业体系对创新和发展的限制也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原始工业体系不可能转变为一种能自行推动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即便是在后世，原始工业顺利过渡到真正的工业化的现象都很罕见。

另一方面，原始工业体系颠覆了生产关系，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它为数百万人创造了谋生机会，加快了人口增长。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命运明显与市场和市场波动息息相关。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现代：男女更平等了，新的消费机会出现了，人们可以接触到产自殖民地的商品（糖、茶和烟草）和一些时髦的新玩意（取代了麸皮面包的白面包、一次性烟斗、怀表、窗帘）。手工业劳动者关注市场、关注消费，但他们不进行集中劳动，劳动方式类似于家务劳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学习有纪律、有目标、较为理性的劳动。经济史专家扬·德·弗里斯所言“工业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近代早期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真正的工业化始于十八世纪末。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纺织业既有成果也有局限，它们引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重大发明：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9]（1779年）。这些发明为大工厂工业和真正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原始工业化并未催生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跟种植园经济、采矿业和农业的发展一样，原始工业的发展也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深刻地改变了生产领域。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这种变革影响深远、令人惊叹。[10]

珍妮纺纱机模型

走锭纺纱机

注释

[1] Rösener 1993提供了入门简介; Brenner 2007, 63–84提供了分析。

[2] Duplessis 1997, 76–82, 147–153.

[3] De Vries/van der Woude 1997, 195–269, 主要见200 f.; van Zanden 2009, 205–266。

[4] Eisenberg 2014, 45; Duplessis 1997, 63–70, 175–184;Appleby 2010, 75–86.

[5] Bücher 1927, 主要见981 f.; Thompson 1971; Schulz 2010。

[6] 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德国与捷克边境处的山脉。哈茨山（Harz）：德国中部山脉。

[7] Sokoll 1994.

[8] Mendels 1972; Kriedte等2008; Ogilvie/Cerman(eds.) 1996 。

[9] 珍妮纺纱机：早期多轴纺纱机，发明者为英国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英国发明家、企业家。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1753—1827）：英国发明家。

[10] Troeltsch 1923 (2012); Kisch 1989; Kulischer 1965，第2卷，113–137, 主要见114, 116, 123; Kriedte; Medick 1996; Duplessis 1997, 88–140, 主要见215, 219; Allen 2009, 16–22; de Vries 2008。

5、资本主义、文化与启蒙运动：亚当·斯密的思想背景

贸易、金融、农业、手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了所有欧洲国家。但只有在荷兰和英国，这些萌芽才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调控原则。荷兰最初只是一个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多省联盟；1579年至1648年[1]，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英国从1688至1689年开始就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随着苏格兰在1707年并入，英国成了联合王国或称“大不列颠”。荷兰和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具备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差别很大。[2]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出现较早，十七世纪，荷兰是所有欧洲革新国家的唯一榜样；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超过了荷兰，这是因为英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它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式发展前景更好。荷兰固守自己在贸易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域的优势，注重出口和国际金融业务，而英国还会促进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领域的发展，跟荷兰相比，英国的发展更倚重内需。荷兰和英国都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但两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不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能体现荷兰和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3]促使这两个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取得发展优势的因素数量众多，以下三个最为重要、互为条件：第一，两国从中世纪以来就很重视长途贸易（荷兰尤为突出）；第二，两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一直很弱（这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来的统治史和荷兰的朝代史有关）；第三，从十六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在殖民活动中遥遥领先。荷兰和英国的优势也得益于它们的地理条件：荷兰位于欧洲的边缘，英国是一个岛国。

假如我们要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在欧洲西北部地区发展较快，我们就不能忽略当地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特征。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英国的情况。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举例而言，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宽大拱廊里，殖民地产品、商业书籍和广告琳琅满目；保险公司和公证处提供服务；编辑部设立了代表处；人们在咖啡馆里交流信息、吃喝、聊天（1700年前后，伦敦约有400到500家咖啡馆）。市场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借贷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不限于特定身份的社会成员。这就是十八世纪的“消费者革命”。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协会和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它们有着各种目标：社交、为工人运动做准备、互助、讨论、赌博。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说，尽管市场关系经常导致竞争和自利行为，但它也能增进信任、促进社会化。

欧洲西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也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以城市居民为主），各类报纸、书籍、目录日渐普及。这样一来，科学领域的新动向就能得到传播（科学家和实干家在相关活动及协会中碰面时也会相互交流），但是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触到这类信息。实用知识很受重视，有人以传播实用知识为职业。

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注意到英国人追求娱乐、热衷赌博、痴迷新生事物。在英国，赌博和体育从十八世纪起就是商业活动，打赌的冲动和冷静计算概率的倾向利用各种机会相互结合：赛马、板球比赛、斗鸡；人们有时也买彩票或者在证券交易所里投机。文化和娱乐产业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学者对赌博、投机和娱乐评价极高：学者认为它们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能培养社会美德。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还不是富豪，贵族及受其熏染的上流社会人士都爱摆出轻视钱财的样子。阶级差别十分显著，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一群人聚集在咖啡屋，另一群人出入白兰地酒庄。绅士的俱乐部不对外开放，工人开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组织。尽管农村的平民文化已经受到了市场关系的影响，但它还是更重视传统习俗和“公平”观念，不太关注盈利和进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已经较为适应日渐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城市文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又影响了城市文化。[4]

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价值重估。重要的十八世纪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赞美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而是选择了“贸易”和“商业社会”等表述。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神学、哲学和国家理论仍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举例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人文思想援引再次得到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指出资本主义极为可疑。学者试图捍卫重视群体利益的美德，反对自利、私有财富和腐败。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主要来自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它崇尚爱人如己、将无私视为美德，反对追求个人利益、积累财富，尤其反对盈利性的货币业务。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近代的宗教观”，强调“贴近世俗的信仰”（海因茨·席林[5]），这使大众对劳动和职业有了更正面的看法。马克斯·韦伯强调清教——加尔文主义的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小教派信徒（门诺派教徒、贵格派教徒）中确实出现了更多企业家，验证了韦伯的观点。[6]真正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格劳秀斯[7]、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学者对当时的战争惨状印象深刻，希望能为文明社会树立新的、世俗化的美德，崇尚人权、自由、和平和富裕。1748年，孟德斯鸠一反欧洲传统的主流思想，赞美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传播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克服愚昧、收敛暴力、改良风俗。伯纳德·曼德维尔[8]、大卫·休谟、孔多塞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观点也与此相近，这些学者大多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他们认为，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大众的福祉；利己未必非得损人；生意和道德不一定相互对立；市场能阻止人们出于激情而发动战争，帮助人们争取利益；市场能培养勤奋、坚韧、正直、遵守纪律等美德。总之，我们发现这些学者大体上支持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趋势。他们不仅希望资本主义能带来更多财富，还希望它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好的秩序。建立这种秩序不需要国家的专断干预，它需要的是尊重自由、对个人负责、有能力以协商而不是战争形式处理矛盾。[9] 1776年，苏格兰的启蒙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既符合实际又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贸易、资本形成、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当下享受的能力。斯密批判蓄奴制、农奴制和传统的仆役劳动中的压迫式人身依附制度，赞美交换过程（也包括用劳动力交换报酬）带来的自由权。斯密支持市场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自主地做出决策，但他并不一味赞成“自由放任”；他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斯密提出，没有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尽管斯密认为自身利益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出发点，但他不赞同将人类视为单纯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斯密反对压抑个人的自利思想，而是主张引导它，让它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但人们不能将引导工作（完全）交给市场，公共道德和结构合理的组织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温和地调节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斯密经常批评英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以垄断为基础的对外经济政策。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斯密是一个改革者，但他赞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趋势。本章已经描述过这些趋势，它们体现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等地区的扩张和发展。[10]斯密和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视为实现富裕和重大社会进步的途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或者认为只要机构改革到位，这些缺点就能被克服。举例而言，他们将欧洲以外暴力和商业的联系归咎于重商主义。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强制特征，而它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试举一例：在农村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资本主义能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但是自古以来，哪里出现了资本主义，哪里的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斯密描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在分配时极度不均。[11]斯密了解这点，但是此类思考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

亚当·斯密（1723—1790）

对于经济秩序，亚当·斯密做出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想。他设想的经济秩序与孔多塞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由理智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相匹配。斯密认为，个人能最好地判断自己的利益。他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一种脱离专制国家束缚的理性秩序。此前几百年的历史使得斯密不信任统治者的智慧和传统思想。斯密和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它们的内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强加给心怀抗拒的大众的。资本主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历史悠久的不公现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许诺合理的回报。资本主义创造财富，传播自由。因此，它不仅能吸引商人和企业家，也能吸引知识分子。许多“普通百姓”或许也会对它感兴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学者看法不无道理。荷兰和英国是两个在十八世纪末很接近斯密设想的“商业社会”的国家，按照本书使用的术语，它们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资本主义特征。英国和荷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是社会积累的巨额财富，保证了1500年到1800年之间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收入在绝对值上有所提高，相对值大致不变；而在欧洲大陆，如维也纳和佛罗伦萨等地，工人收入绝对值大致不变，相对值却减少了。1500年前后，欧洲西北部边缘地区（尤其是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贫富差距；到了1800年，差距已经变得很大。[12]不论是对于精英阶层，还是对于社会大众，这种现象的意义都很重大。在欧洲中部地区，直到“饥饿”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温饱危机（“贫困化”）的破坏力一直在增长，但是这种危机对英国几乎没有影响。1800年前后，英国已经成功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在几十年后的工业化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在十九世纪初预言，假如不制定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对于数十万人来说，马尔萨斯陷阱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彭慕兰[13]提出的“大分流”等挑战性观点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经济史上的突破为什么出现在了欧洲的西北部地区，而没有出现在经济同样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这种经济史上的突破转化成了不断自我推动的高速发展。上述讨论并未涉及“资本主义”，而本书也无意对其做出贡献，但根据此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如果要解释“大分流”，我们就必须对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它们最适于解释的还是生产率和发展的区别。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将视角拓宽至经济史之外，对此，资本主义概念很有帮助。（2）通过比较欧洲内部的情况，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英国和紧随其后的荷兰在十八世纪末具备的优势得益于长期的进程，这些进程延续了数百年。因此，在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延续时间很长的缓慢变化。（3）国家政府的积极举措、殖民运动和原始工业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缺少这三种因素，或者说它们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14]目前的研究结论是，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具备了左右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离不开国际联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

注释

[1] 1579年，荷兰北方七省（今属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共同反对西班牙的统治；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

[2] Brenner 2001, 主要见224–234。

[3] 数据来自Allen 2009, 17。

[4] Eisenberg 2014, 73–100; Clark 2000.

[5] 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1942— ）：德国历史学家。

[6] Schilling 2012, 634 ff. 关于韦伯的理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对韦伯理论的批评参见Eisenberg 2009, 83–85; Schama 1987,326 ff.; Allen 2009,7; Steinert 2010；最新的支持韦伯理论的著作：Segre 2012。

[7]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

[8]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生于荷兰，后定居英国。

[9] 关于传统的质疑观点及相关文献综述：Muller 2003, 3–19;关于十八世纪时的转变： Appleby 2010, 87–120; 总结：Hirschman 1992, 105–141, 主要见106 ff.。

[10] Muller 2003, 51–83：斯密思想入门； 简要介绍：Rothschild 2001, 116–156;另见：Vogl 2010/11, 31–52;马克思主义的观点：Brenner 2007。

[11] 荷兰的例子参见van Bavel 2010, 72–77。

[12] Allen 2009, 25–79（主要见34, 39, 40）论“工业化前英国的高薪经济”；Broadberry/Gupta 2006, 2–11; Clark 2005, 1308,1311, 1319。

[13]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 ）：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

[14] 参见 Pommeranz 2000。十年后对争论的评论：O'Brien.2010. P. Vries 2013。论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主义中原始工业化的薄弱：Lu 1992, 主要见 492,496; Chaudhuri 2005, 201。

四、资本主义各阶段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人持有启蒙运动时期的乐观主义历史进步观；同样的，几乎没有人仍认为资本主义是传播文明的核心力量。这种观点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前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又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消失。二十世纪初，尽管桑巴特和韦伯等知识分子相信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具有优势，但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提高道德水平、推动文明进步。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显著的强制特征和越来越强大的价值消解能力让韦伯之类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能会威胁自由、自主和完整的人性。保守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害怕资本主义吞并一切的力量：它用合同取代传统习俗、用组织取代集体、用市场算计替代社会联系。信仰社会主义的批评家谴责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异化和不公正现象，预言资本主义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灭亡。今天，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多种多样，有人冷静接受，有人严厉批评。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无力应对今后的挑战。至少在欧洲，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已经不那么理想化了。本章的主旨在于解释大众的态度变化，介绍评判资本主义的视角。

1、工业化和全球化：1800年之后的情况简述

1800年到2000年，前几个世纪里的发展势头部分保留了下来。十九世纪，封建秩序在欧洲大陆上逐步消亡，农业资本主义征服了新的地区。二十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全球性的“综合农业”。十九和二十世纪，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交通、运输、通讯领域的革命使得商业资本主义变得更加重要。二十世纪，迅猛发展的大众消费给商业资本主义带来了利润丰厚的新机遇，新的消费行为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百货商店、折扣店和目前常见的大型零售业康采恩和零售连锁店都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对此贡献极大。规模庞大、专业程度极高的金融资本主义诞生于十八世纪。最重要的金融组织起初是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后来又成了投资机构和投资基金。假如金融资本主义没有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大肆扩张，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就不会发生。我们首先要介绍1800年后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新现象——工业化，它是诸多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中最突出的一个。资本主义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特征。

德萨克森王国时期（1806—1918）位于开姆尼茨的机械制造厂

“工业化”指的是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其核心内容有三点（它们相互影响）。一、技术——组织结构领域出现革新。举例而言，十八世纪时，人们发明了蒸汽机，使纺织活动机械化；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人们又使生产和通讯数字化。二、大量使用新能源（最初使用煤，接着用各种方式发电，然后使用石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能源的利用极大地改变及威胁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三、工厂大量出现。工厂是一种实现了分工的生产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分包作坊，工厂采取集中的劳动方式；不同于手工业工场，工厂使用电动机和机床，还明确地区分领导者和执行者。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革新过程，它发生在逐渐崛起的工业生产领域，也迅速影响了农业（新的耕作方式、施肥、机械化）、交通业（将新的能源和电动机运用于新型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艇、飞机和当今的复杂运输网）和通讯业（从十九世纪中期的电报到互联网、新媒体）。后来，工业化也慢慢影响了各类管理部门。由于全社会都出现了精细的分工，管理部门数量激增。这一切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包括人类劳动）的生产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劳动强度增大，更注重纪律性。尽管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时有波动，但它整体上仍在持续增长。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均经济水平仍在提高。工业化初期，棘手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是人们的生活条件最终得到了显著改善。大众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广大社会阶层的温饱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体质增强、寿命延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各地齐头并进。工业化使得农业劳动者数量锐减，这对手工业——工业和后来的“第三产业”（以贸易和服务业为主）有利。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三产业在高度发达国家里逐渐超过了相对萎缩的手工业——工业。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后工业”社会不无道理。

工业化最早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又在十九世纪初或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洲地区，最后扩展到了欧洲的东南部地区。日本是第一个启动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它的工业化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末，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也启动了工业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很快。工业化很少覆盖整个国家，而只会发生在部分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工业化发生的时间，也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有关。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工业化通过各种途径相互影响：市场、竞争、彼此观察学习、模仿、规避、吸收。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照搬英国或者美国和德国等较早启动了工业化的国家的模式。我们不能说工业化是实现富裕的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一般来说，工业化是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1]作为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要素，工业化几乎可以影响所有生活领域，在短时间内使世界面貌一新。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最彻底的变革”（霍布斯鲍姆[2]）或者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过上定居生活之后经历的最重大转折（奇波拉[3]）。[4]学术界对工业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业化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工业化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遍及全球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贸易资本主义不一定会催生出工业化，也不一定会催生出它的扩展形态——原始工业化。很多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相反，苏联的例子向我们指出，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也可以存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概念具有不同特征，两者差异很大。

其次，各地的资本主义前工业——手工业传统都有力地促进了十九、二十世纪的工业化。十九世纪，各地的工业化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1917年到1991年，人们对带有共产主义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试验。事实证明它较为逊色。[5]直到中国的党政领导决定逐步放松政策管制、给予资本主义原则一定的活动空间，中国的工业化才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显然一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都十分重视投资。工业化意味着不断寻找新的项目、不断融入新的格局，市场的动向和反馈非常重要。分散的、涉及众多企业的决策结构无可替代。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都以资本主义为前提。

最后，工业化改变了资本主义。（1）工业化使得以合同为基础的雇佣劳动成了常见现象。由此，人类劳动第一次完整且大规模地转化成了资本主义商品——以劳动力换取报酬。劳动关系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服从资本主义审慎计算出的目标，接受雇主和经理人的直接监管。人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内含的阶级对立，它具体表现为权力矛盾和分配矛盾。阶级对立受到批判，也能引发社会运动。

英国巴罗钢铁公司，20世纪初拥有世界最大的炼钢厂

第一台电力机车，1879年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

（2）工厂、矿场和新型交通体系的建立以及机械化和劳动设备的改善使得固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小型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大型企业和企业联盟也出现了。企业需要更加精确地核算盈利，企业结构总体上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尽管实际上经常打折扣）。市场原则站稳了脚跟，在它的推动下，强调规划、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企业组织形成了。

（3）技术革新和组织结构革新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远远大于它们对前工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影响。革新的速度加快了。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核心部分。实际上，只有到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创新活动才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工厂取代了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家庭纺织作坊。汽艇取代了舢板和其他传统水上运输工具。电灯制造商很快取代了煤气灯公司。一百年之后，计算机制造商把打字机生产厂挤出了市场。善于行动的商人及其员工获得了新的盈利和成功机会；消费者经常从中获益；失败者也不在少数。“资产阶级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始终动荡、不安挥之不去。”[6]所以人们讨厌资本主义，不断对它提出质疑。反复发生的大型危机（如1873年、1929年和2008年的危机）最容易引发大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感。

（4）金融业投机过多、发展过度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也影响了“实体经济”。它们不仅波及了一部分投机者，也威胁了各社会阶层成员的生活，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通过研究这些危机，我们发现了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形态的不同点：在工业化之前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规模很小，被非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思想方式包围。到了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经济调控机制，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和政治。1800年前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只出现在了欧洲西北部的少量地区，而工业化激发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令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扩张到了全球各地。如上文所述，资本主义不断地进入许多新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地区，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此外，跨越国界、跨越大陆的资本主义交换形成了越来越密集的网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上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们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本书上一章已经对此做过介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1914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不同地区物价趋同，全球金融交易猛增，跨国企业大量建立，工作移民数量增长，危机产生了国际影响。全球化既是经济现象，也意味着各国在通讯、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合。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也为全球化提供了舞台。但是全球化并没有覆盖所有地区，也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地位。[7]

注释

[1] 关于西方的工业化和中国、印度和非洲工业化受阻的复杂关系，参见Osterhammel 2014, 662f.; Cooper 2009（主要见 47：资本主义在非洲遇到的阻力）; Inikori 2002; 十九世纪欧洲内部的发展不同步现象参见Berend,《经济史》2013, 462 ff.。

[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 2012）：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3] 卡洛·M·奇波拉（Carlo M. Cipolla，1922— 2000）：意大利经济史学家。

[4] Hobsbawm 1969,14; Cipolla 1976,10.绝大多数讨论工业化的学者没有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或极少使用这一概念。参见Stearns 1993; Buchheim 1994; Teich/Porter (eds.) 1996; Landes 1998。

[5] 参见Kornai 1992。

[6] Marx/Engels,《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465。关于危机见Spree (ed.) 2011; Plumpe 2010。

[7] Osterhammel/Petersson 2007; Findlay/O’Rourke 2007; Mann IV, 2013, 1–12.

2、从所有者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

学者非常重视各种形态的工业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劳动关系。资本——劳动关系在历史上并非固定不变。过去两百年里企业结构和战略的重大变化对它有着影响。

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同的概念。资本家提供资本，大体上决定资本的使用地点和使用目的。他承担相应的风险，享受投资带来的盈利。企业家的核心任务是管理企业。企业家为企业制定具体目标，确定企业在市场上的位置、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1]

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革命阶段，企业领导者一般既是资本家也是企业家。他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领导者。他的资本通常是自己的积蓄或是向熟人借来的钱，申请银行贷款的情况较少，生意伙伴或许也会帮忙；企业领导者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哪怕企业规模较大（例如有一两百名工人的机械化纺织厂），它一般仍是结构简单的合伙公司，由所有者——企业家掌管，他认为自己是“大家长”，拥有各种权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对企业老板显然有好处。资本家要承担风险，他自然希望领导企业；成功的企业家需要付出劳动，他自然希望以资本家的身份享受盈利。

工业化初期，各地的企业家几乎都将自己的亲友视为最亲密的合作对象，家族通常是合作的纽带。建立企业的资本经常来自家族或者亲友圈子。罗斯柴尔德国际银行的历史就能证明这一点。此外，西门子兄弟在柏林、伦敦和圣彼得堡建立企业时密切合作；布朗家族帮助英国和美国（利物浦、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的众多贸易公司建立联系。以上例子证明：十九世纪中后期，团结的企业家家族可以建立跨国的商业网和重要的人脉网：家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市场成功。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在家族内部积聚：家族企业通常是代代传承的遗产，为了把它交给后人，许多所有者——企业家投资时目光长远。所有者——企业家一般是精力充沛、计划缜密、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市民（男性居多、女性很少），他们善于打击竞争者、压榨工人。然而，除了追求盈利，紧密的家族关系使得他们的努力——也就是跟竞争者斗争、剥削工人——具有了额外的意义。从银行或证券交易所获得大量资本可能会威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为此，家族企业家有时宁可放弃发展机会。这说明家族企业家很少单单从盈利的角度看待问题。但是，市场压力使得家族企业家不能在决策时总是优先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因为那些故意无视经济活力的人很容易在生意场上失败。为了不落人后，企业家必须奋勇争先；竞争制度和永无止境的创新几乎容不下安于现状的企业。[2]

家族与企业活动在工业化时期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会用全新的社会组织破坏原有的社会组织，而是会让自己创造的社会事物和旧有的事物长期共存，渗入旧的结构，慢慢地改变它们。资本主义不采取革命性手段。它可以适应各种社会现实。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有过各种形态。

家族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密切关系始终十分常见。迄今为止，中小型企业在各地企业中占大多数，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大型企业很早就从合伙公司转型为股份公司，或者在建立时就已是股份公司。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大型企业的创立者或者所有者家族仍能对它的管理部门产生较大影响，这种现象在英国和日本尤其常见。[3]不过，总体而言，经理人资本主义已经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大型企业和巨型企业里站稳了脚跟。这类企业一般是以股份或份额为基础的有限公司（从1892年起，人们可以在德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德语缩略形式为GmbH）。也就是说，受到雇用的、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家（“经理人”）逐渐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部分功能分离了。但是，如上文所述，企业所有者家族经常以各种形式长期与经理人合作。而且，哪怕是在成熟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中，假如企业的股份并不非常分散，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资本的所有者仍有可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德国和美国是经理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日本的经理人资本主义发展也自成一格。成长、资本需求和组织结构推动着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1854年，德国电气工业企业西门子在本土雇用了90名员工；1874年，它雇用了650名员工；1894年，它雇用了约4000名员工；到1914年，西门子的国内员工数猛增到约57000名。1887年，德国最大的企业克虏伯有2000名员工；1907年有64000名；1927年，由克虏伯和其他企业合并组建的“联合钢铁厂”有200000名员工。美国最大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在1901年有约100000名员工，在1929年有440000名员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门子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270000名员工，德意志银行拥有30000名员工。201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变成了370000名和98000名。今年，德国邮政股份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是德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它们的员工数分别是425000名和405000名。但在全球雇工人数最多的巨型企业排行榜上，德国邮政股份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只能排到第11名和第13名。全球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是大型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员工数210万名）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员工数165万名）。员工数量激增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内部发展、企业合并；企业招募更多员工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企业重视“规模经济”，即重视新的技术和销售条件下的销售和盈利机会（批量生产、大型市场）；有的企业追求光鲜，即追求财富、名望和权力，哪怕它们对经营并没有好处；有的企业增加员工是为求自保，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固步自封很容易招致失败。

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最富有的企业的原始资本也很有限。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冶金业为例：冶金企业资本一般在100万到200万马克之间，最多300万马克（折算后）。在其他行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纺织业，企业资本更少。但是，从1887年到1927年，德国最大的一百家企业的平均资本从940万马克增加到了5900万马克。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是14亿美元。1970年，德意志银行的自有资本只有14亿马克，到了2010年，这个数据已经变成了490亿欧元。2010年，西门子公司的自有资本是280亿欧元。总之，这些资本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企业所有者家族拥有的资本。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建立有限公司是大势所趋。

人们有时会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在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发生在工业化启动较早的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新型工业”——电子技术、化学、汽车制造——大幅崛起；人们开始开采石油，将其作为能源；科学技术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扩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以大量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集团、控股公司、卡特尔和利益共同体的形式集中资本为特征。这类组织的建立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有关，它们的目标是限制甚至消灭竞争。这类组织的推动者是大企业家，例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总经理、1893年成立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的缔造者埃米尔·基尔多夫。大型银行经常支持企业，跟过去不同，银行大幅投资工业，直接跟工业企业紧密合作。银行持有企业股份、银行和企业在领导层中互派代表是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是，跟许多人设想的不同，这并不会导致工业企业和银行中的一方支配另一方。权力和财富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了少数大工业企业家手里，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突出：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的身价约为3300亿美元（已折合为2008年的美元价值），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杜克和斯坦福等人已经被同时代者斥为“强盗贵族”。一些大型企业，如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草集团主要开展跨地区业务，形成了国际化的结构。绝大多数大型企业功能高度整合，产品非常多样：它们集原材料供应、生产、深加工以及销售等功能中的全部或部分于一身；它们能生产多种产品、提供多种服务。过去，独立的公司专营某一业务，市场关系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现在，大型企业通过组织手段整合了大量业务。

大型企业的结构变得高度复杂、协调有序；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型企业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权力集中、层级分明。1945年后，西方的大型企业更多地采取了分散化的管理方式，相当于大量半自治单位组成的联盟。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一项深刻形式变革。过去，市场机制发挥着最重要的协调作用；现在，组织手段和半政策手段的协调能力大幅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虽然结盟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存在，但是巨型企业之间也有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在任何地方，中小型企业的数量都比大型企业多得多。然而大型企业非常重要。1962年，美国三分之一的工商业资本属于五十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三分之二属于五百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一般是信仰新教的白人男性。他们（至少）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至少）拥有本科学历。[4]

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崛起令一部分人满怀希望，也令另一部分人深感恐惧。事实证明，他们都反应过度。

一部分人希望经理人资本主义能推进民主，因为它或许能分散财产，而且在招募企业领导者的时候，此人是否富有也不那么重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变得更加广泛、牢固了，分散的股权对小型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购买股票成了应对生活风险、筹集养老金的重要途径。许多人的生活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兴衰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举例而言，许多人都购买了养老基金，而养老基金是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再是招募和提拔企业领导者的重要标准了。所有者——企业家的标准职业发展道路不同于经理人；但是通向经济权力堡垒的道路几乎没有拓宽。洗碗工变成百万富翁的事例始终是少数。经理人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使社会阶层高度固化：除了学习和实践经验，经理人资本主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很重视家族传承的文化资本和人脉。

另一部分人担心经理人的出现会使管理层做出更多不负责任的举动：假如经营失败，受雇用的企业家再也不用赔上自己的所有财产和名誉；同样的，假如经营有方，他们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盈利。通过分析当今金融资本主义中最新的“结构性责任缺失”现象，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担心为什么没有在古典的经理人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变成现实。首先，经理人的一部分收入（包括经理人持有的股份）是跟企业的成功挂钩的。其次，社会监督机制会向经理人提供专业意见，跟企业关系密切的银行负责人也会监督经理人。尽管经理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但是大家都认为受雇用的企业家（即经理人）的成败系于特定企业（“经理人的”企业）的成败。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情况与此不同）。1910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的经理埃米尔·拉特瑙对“他的”企业的感情肯定不逊于西门子公司创始人之子威廉·冯·西门子对“他的”企业的感情——尽管变成了股份公司，西门子公司仍是家族经营的传统企业。

总体来说，经理人不会像所有者——企业家那样频繁顾虑经济以外的因素（如家族利益），并受到掣肘。跟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者——企业家相比，经理人资本主义中的受雇用的企业家更重视经济动机。因此，后者的决策更灵活大胆，行动更具扩张性。[5]

注释

[1] Redlich 1964, 97 f.

[2] Kocka 1972分析了家族企业西门子和经理人企业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间竞争的例子；论家族和生意的关系：Chandler 1977, 28ff.; Kocka 1979; James 2006; Ferguson 1999。

[3] 1950年，一百家最大的英国企业中的一半由单一家族掌管（1970年下降到三分之一）。对于以上问题和日本的家族对大型企业（财阀和企业集团）的影响的研究见Blackford 2008,205–216。

[4] 出色的总结：Blackford 2008（美国数据：200）; Chandler 1977 和1990; Folsom/McDonald 2010; Kocka 1978, 555–589; Winkler(ed.) 1974。

[5] 经典的论述参见Berle/Means 1932; Burnham 1941. Kocka 1983 。

3、金融化

经理人资本主义里已经出现了以下趋势：经济行为脱离社会环境，只追求利益和发展，无视其他任何目标，但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自行其是。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者投资者资本主义的大幅兴起，赋予了资本主义新的特征，使它面临着新的、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业务主要涉及货币，而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无关。经营这类业务的是货币兑换者、掮客、银行、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及相关人士）。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有了三个新特点：

（1）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终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飙升，若干西方国家放松了国家调控，开始进入去工业化阶段，上述因素令金融业迅速扩张、重要性大幅提升。这一现象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明显，金融业对英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2%左右提高到了2008年的8%和9%。银行资产爆炸式增长。跨国资本往来增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占世界总产值的4%，2000年占13%，2007年占20%。大量资本从石油输出国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东南亚国家、印度、巴西）流向了欧洲和北美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也在大幅增长，其中，金融和保险占到了大头。1998年，投资人乔治·索罗斯表示：“这种制度对金融资本有利，金融资本可以选择自己的流向……这种制度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流通系统。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把金融资本推上了‘驾驶座’。”2011年，长期担任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于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断言，金融业早已摆脱了服务性地位，因为它规模太大、过于独立。诞生于英国和美国，后来遍及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政策，对金融业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令银行盈利暴涨。为了参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1]，许多大型工业企业（如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整合了自己的金融服务业务，很快，金融业务带来的盈利就超过了企业的核心业务。大量的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公司和其他股份投资企业诞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的股票经纪人，1963年摄影图

很大一部分资本活动的目标不是投资生产，而是投机，两者的分界通常不那么明确。大幅盈利并不意味着创造价值。参与资本活动的人期待着巨额收益，也敢于面对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承认，金融业内部始终是多样的：市立银行或者合作银行主要经营传统的银行业务；雄心勃勃的对冲基金则像“蝗虫”一样（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弗朗茨·明特费林的说法）收购、“合理调整”、拆分原本正常运转的企业，然后整体或分块出售或者继续经营，获取利润。伊万·拜伦德[2]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表示：“银行业的道德和机构公信力丧失了。投机取代了脚踏实地的经营态度，增加了盈利和风险。这股风潮在二十一世纪初发展到了顶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部分自我孤立，在严酷的竞争的驱动下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和社会环境。它无法制定和确立普遍适用的业务规则。[3]投机行为的数学化和数字化使得货币经理人不仅仅是支配者，也逐渐沦为支配对象，因为他们听命于技术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4]

（2）贷款和相应的债务很早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债务大幅增长的趋势。举例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为了拯救银行不得不再次大规模举债，而在此之前，它们的财政赤字率已经提高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的赤字率（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6%，1975年是24%，1985年是41%，1995年是56%，2005年是69%（2011年是81%）。法国的赤字率是16%（1975年）、31%（1985年）、55%（1995年）、67%（2005年）和86%（2011年）。从1975年到2005年，瑞典的赤字率从28%上升到了50%（峰值是1996年的84%）；美国的赤字率从33%上升到了68%；巴西的赤字率从30%上升到了69%；日本的赤字率从24%上升到了186%。[5]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人（私有财产）的储蓄率在1930年约为5%，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超过了10%，但在2005至2007年又下降到了0（2013年约为2%）。第三个例子是，许多欧美银行的自有资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约占其总资本的25%，但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5%以下，甚至不到1%。余下的资本大多是外来资金，也就是“债务”。[6]

1884年5月14日美国华尔街的早晨

1930年伦敦济贫院前的失业人群

以上三种现象都很复杂，原因多样：首先，这与国家政策的特点有关。目前的政策不具备可靠的自我限制机制，倾向于拖延问题，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其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消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了，它使大众广泛接受了资本主义，也提供了诱人的商品，不断刺激消费需求，优惠的贷款条件让大众倾向于过超出自己实际水平的生活。最后，银行内部的决策组织也不关注将高额盈利用于再投资，而是只想着把它分给股东和经理人。

以上三种负债情况都体现了同一种重大变化，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将它称为“积蓄资本主义”向“借贷资本主义”的棘手转变。资本主义有着内在的积蓄需求，这指的是将享受推迟到将来；同时，当前的资本主义又有着内在的消费支出需求。早在1976年，丹尼尔·贝尔[7]就已经分析过两者的矛盾。现在，这种矛盾愈发激烈，不断破坏金融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个矛盾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危机，也是当前相对富裕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政治问题。[8]

（3）在过去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间，大型企业顶层的权力关系和决策过程也经历着经理人资本主义到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是经理人企业，经营顺利的时候，管理层、董事会和CEO不会一味顺从企业所有者的意愿。比起短期盈利，和生产、贸易或服务业企业长期密切合作的银行更关注长期成功，所以银行会通过贷款等方式支持管理层，令其免受股东利益的摆布（这种现象在德国和日本最为常见）。另一种情况是，董事会自主性较强，因为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在大量中小股东手里，他们无法挑战企业的领导层。只要利润尚可，他们就能满意，不强求盈利的最大化（这种现象在美国最为常见）。在上述两种情况里，企业领导层都会把一大部分收益用于再投资，而不是分给企业的所有者，这使得企业领导层在资本市场面前更加独立了。

随着资本投资组织（以大型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为主）和专门从事不断扩张的投资业务的金融企业的崛起，这种局面改变了。为了争夺投资者和储蓄者，金融组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许诺提供更高的利息或者分享今后的盈利。它们的成功仅仅体现于若干参数。为了争夺投资者和储蓄者，微小的盈利差距也变得至关重要。金融组织把大量的投资者和储蓄者结合为一个整体，承诺将这些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股东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还会在企业领导层的面前以专业的方式，坚定且持久地维护股东利益。[9]

与典型的所有者资本主义或经理人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不同，目前，资本市场的逻辑可以更直接地影响企业的决策。市场无处不在、力量日增。企业领导层的自主空间萎缩了。企业变得彼此相似。银行的影响力减弱了。基金组织的代表既是控制者，也是受控者；他们不断地要求企业汇报情况，因为别人也不断地要求他们汇报情况。他们随时都能出售股权，调整证券投资组合，因此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不稳定性加剧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纽约投资人的平均持股时间是八到九年，现在则不到一年。重要的决策由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掮客、分析家和评估专家制定，他们成了经理人，但他们通常以企业所有者的名义表态，代表股东的盈利意愿。这些人从外部控制企业，通常跟企业没有联系，也不关心企业的内涵、传统和员工。他们根据常规参数和反应敏锐的市场信号制定决策，只追求盈利和“股东利益”。他们别无选择，否则基金组织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10]

在这种相对独立、缺乏监管的投资者资本主义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长远的、经济以外的目标解释“货币经理人”高度抽象的行为。汤姆·沃尔夫[11]在贴近现实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创作了一个揭示真相的情节：谢尔曼·麦科伊是一个成功自信的富裕投资银行家、华尔街掮客，六岁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试着向她解释，还想让她觉得有趣。此时，他的家人正在长岛海滩边的一所俱乐部里聚会，于是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他的努力失败了，女儿哭了。读者则可以自行决定这到底是因为他的行为过于复杂，还是因为他的工作内容的唯一意义就是追求致富。[12]我们必须强调，（数量众多的、以小型为主的）单一业主制企业、经典形式的经理人——资本家和新型的、影响力遍布全球的金融资本家在各地都同时存在，其业务还以各种形式重叠。我们也不能把当今的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者资本主义。然而，过去的几十年间，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者资本主义确实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面貌：资本主义的各类功能正在不断分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进一步切分了资本形成功能和投资功能，使得遵循资本市场逻辑的特定功能承担者可以专门开展单一业务，资本家（相对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了。过去，人们在做出重要的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它的环境，现在的决策跟环境关系不大。市场的逻辑不关心经济利益以外的因素。决策显然不是由单个企业做出的，企业的外部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尽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着多种原因，但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假如新的投资者资本主义自行其是，任凭银行家、投资者、掮客、分析家和其他“货币经理人”为所欲为，它就可能自我毁灭并危及周遭一切。[13]我们要让它跟新的环境建立联系，但这一点还不知道能否做到。

注释

[1]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五年里，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地方性危机就一直打断着这种迅猛发展，举例而言，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历了危机，墨西哥在1994/1995年经历了危机，东亚地区和俄罗斯在1987/1998年经历了危机，阿根廷在2001年经历了危机，日本的危机仍未结束。

[2] 伊万·T·拜伦德（Iván T. Berend，1930— ）：匈牙利历史学家，1990年后在美国任教。

[3] James 2013, 主要见34,37,39（数据）; Berend,欧洲2013,6（引文）, 60–80; Soros 1998, XII, XX; Maier 2007（蝗虫）。总结见Atack/Neal (Hg.) 2009。

[4] 这种情况在Robert Harris的小说《恐惧指数》（The Fear Index，2011）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主要见 81–113; Vogl 2010/11,83–144; 自传性材料: Anderson 2008。

[5]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0/data/wp10245.zip（2013年6月1日下载）。

[6] 德意志联邦银行1976, 4,313; Sinn 2009, 32–35, 155–157。

[7]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

[8] Dahrendorf 2010; Bell 2006; Berend, 欧洲2013, 91–112;Graeber 2011，第十二章；Streeck 2013。

[9] 2005年前后，美国最大的一千家企业的约六成股份掌握在基金手中；四成股份集中在最大的二十家投资基金手中。

[10] Windolf 2005十分出色（主要以美国的情况为例）; 德国的情况参见Streeck 2009, 77–89, 230–272。

[11]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 ）：美国作家、记者。

[12] Wolfe 1988, 第十章。

[13] 关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和2008年的危机，参见Berend,欧洲2013, 主要见60–80; Mihm/ Roubini 2010。

4、资本主义中的劳动

自从马克思、韦伯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学说建立以来，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雇佣劳动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劳动的核心形式。学术界目前又开始讨论这类观点的内容及其正确性。由于历史研究的视域已经覆盖全球各地，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一直也可以在非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种植园经济依靠奴隶劳动、殖民地里有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二十世纪的战争和独裁政府剥削战俘和劳改者都是相关例子。当下，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新型的非自由劳动仍然存在。此外，历史学家还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中，不同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和多种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农奴制、庄园仆役、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者和“包身工”的历史都能佐证这一点。由于雇佣劳动在许多方面其实谈不上自由，我们能不能说非自由劳动和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劳动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我们能不能据此扩大“工人阶级”概念的一般定义？这样一来，各类为他人工作的个人和家庭——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及其家人——就都能算作工人阶级。[1]在下文中，我将论证自己为什么坚持认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劳动的核心形式：

首先，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尽量将事物变成商品，这一原则和人类劳动的最稳定的结合形式就是雇佣劳动。

其次，尽管存在着诸多例外和倒退现象，长期以来，雇佣劳动已经随处可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不仅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实现而遍布西方，也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进化，雇佣劳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原因是，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雇佣劳动最符合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理性。跟长期遭到管制、缺乏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例如奴隶）不同，雇佣工人虽然必须按照合同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特定任务，但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也可以辞职。因此，企业家和雇主可以根据企业的目标招募最符合条件的劳动力，进行人员调整，甚至迅速解聘雇员。这符合企业的利益。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劳动细分、经济迅速变化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常见现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活动的实施者更愿意选择自由的雇佣劳动而不是非自由劳动。

最后，我们还要了解，原则上说，雇主和劳动者都可以解除雇佣劳动关系。虽然劳动者的劳动力受到雇主的规定和企业强制力的支配，他们的人身却没有受到限制。这是一项大众追求的重要自由权。虽然许多劳动者只是迫于生活压力才接受了这种用劳动换取报酬的交换关系，而且这种工作关系一旦形成，劳动者就必须接受许多外来的指令和约束，但是雇佣劳动一直能赋予人自由。雇佣劳动和各类非自由劳动的差异主要在于其法律和福利特征，从人类生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十分重要。[2]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也一直可以在非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运行。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活动的实施者一直偏爱剥削非自由劳动。哪种劳动能带来更多、更持久的利润，资本主义的雇主就更喜欢哪种劳动。值得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中，自由的雇佣劳动通常并不独立存在，而是跟其他劳动形式混合出现。

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小规模的、原始形式的雇佣劳动就已经存在了。绝大多数的非自主劳动是在劳动者人身自由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奴隶，或者（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听命于贵族的农民，充当仆役的男女佣人，依附于师傅和行会的手工业伙计。但数百年里，也有大量没有财产和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不同的地方，为了贵族和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在乡村和修道院，在工地和工场中用劳动换取报酬。他们的工作期限通常很短，岗位也不固定。他们充当农业工人（人们对这份工作有着各种称呼）、按日计薪的短工、临时工、季节工、流动工和各种类型的帮工。这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但劳动者能拿到一些实物或金钱作为报酬，补贴自己或家人从其他途径（例如一片小小的土地）获得的微薄收入。一个家庭之内可能有着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一个工作地点之内也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举例而言，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里就既有奴隶，也有约定劳动年限的“包身工”，还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对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影响扩大了雇佣工人，尤其是农村的雇佣工人的数量。传统的约束（如手工业伙计对师傅和行会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融入了跨地区的市场关系，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使传统的劳动关系具备了越来越明显的雇佣劳动的特征。这也对那些从事非自主劳动的人产生了影响：由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关系很少猝然出现、一举消灭旧的社会关系；相反，它渗入旧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通过摩擦和斗争）削弱旧的社会关系，逐步改变它们。一个人可能会在一生中从事多种工作，有时甚至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就业不足和失业问题，也可能陷入贫困，需要救济。[3]

我们显然很难明确划分这类复杂的情况或者清楚地描述它们，因为其中涉及大量过渡、混合现象。但是，假如笼统地将按日计薪的短工、临时工、农业工人、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工矿劳动者、仆役和伙计都视为“无产阶级”，那么根据蒂利[4]的估计，1550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属于无产阶级；1750年，约有六成的欧洲人属于无产阶级。一大半无产阶级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当时的世界并非美好而秩序井然，也不是一个到了十九世纪才被工业资本主义改变的静止世界。相反，它充满动荡，至少对于数量众多、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村和城市下层人口来说，稳定的劳动关系和生活关系几乎不存在，短缺、贫困和痛苦无处不在。[5]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纪，西方才普遍拥有了形式完备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萌芽也出现在了其他地区。在西方，废除旧制度、消灭非自由劳动的环境为雇佣劳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部分地区（法国、美国、海地）通过革命和战争废除旧制度，大多数地区则通过通常耗时数十年的改革废除旧制度。举例而言，首先，奴隶买卖被禁止（1808年起）；之后，奴隶制被废除；“包身工劳动”也被判为非法（在美国，这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包身工劳动是一种约定时限的奴役劳动，按照合同，劳动者必须做工抵偿借来的交通费（例如横穿大西洋的路费）。类似的例子还有解放农民运动以及废除农奴制（俄罗斯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此外，由于劳动者拥有了“职业自由”，行会秩序消失或者淡化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资本主义原则逐渐在大部分国家得到了普遍承认，雇佣劳动也开始逐渐普及，在此过程中混合劳动形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包身工”的“约定时限的奴役劳动”就是一种混合劳动形式。“苦力”是包身工中的一大类，他们是拥有部分人身自由的亚洲劳动者。“苦力”通常被运往遥远的亚洲、美洲和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1860年后规模再度扩大的种植园里工作（生产糖、橡胶、烟草等）。另一种类型的包身工是被奴隶主出租给他人的奴隶。在美国的南部各州、拉丁美洲和非洲西部，奴隶主把奴隶出租给企业，奴隶暂时为企业工作，获取报酬，报酬的一部分属于奴隶主。俄罗斯的农奴有时也会按照主人的命令暂时充当雇佣工人。十九世纪，南非的钻石矿场里建立了“封闭区”，矿工像罪犯一样与世隔绝：这是雇佣劳动和强迫劳动混合的例子。欧洲有着数百万承担分包劳动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他们实质上从事雇佣劳动，但仍沿用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形式：家庭成员在自己家里劳动。家庭手工业劳动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在1870年之后，大城市里的家庭手工业劳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大城市里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通常是妇女和儿童——生产服装和大众消费品，他们在中介企业的严格监督下工作，劳动环境恶劣：1900年前后纽约、巴黎和柏林的血汗工厂就是例子。在普鲁士以及其他德意志国家，庄园仆役制度直到1918年都是合法的，这一制度限制了大量农业工人和家政服务人员的自由。尽管如此，仆役、女仆和佣人还是逐渐变成了特殊类型的雇佣工人。其他混合劳动中也出现了雇佣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佣劳动最终成了主流。[6]

除了大型工地，当时的雇佣劳动主要集中在工矿领域，这使雇佣劳动成了普遍现象。雇佣劳动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工矿领域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大小工矿企业都在经历上文描述过的所有者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企业的结构和它们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大大影响了雇佣劳动的兴起。在工厂和矿场中，雇佣劳动在空间上跟劳动者的家务分离。企业中存在分工现象，领导者和执行者各司其职，符合目的理性的流程越来越多，还出现了相应的纪律要求，包括对时间安排的特定要求。这样一来，劳动领域和其他生活领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了极其明确的分界。劳动领域里的资本主义逻辑基本不受干扰。雇佣劳动以相对纯粹的形式发展着。尽管有着专业分工，雇佣劳动仍能将劳动者联合在一起，又能划分他们与领导者的界限。资本和劳动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冲突。矛盾的核心是产品分配问题（这体现于涉及报酬和工作时间的矛盾）以及权力、支配和服从问题（这体现于涉及劳动的组织形式、自治权，以及之后的劳动者共决权的争议）。近代早期的少量工场和矿场中自然也有一些先进企业。但是就上文涉及的方面而言，纺织厂、矿场、钢铁厂和机械制造厂等“大工业”企业带来了新气象，它们在时间、空间利用和结构上都明显有别于传统企业。当时的大众对它们十分关注，既受到吸引，又感到害怕。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大工业”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心。工业资本主义也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看法。[7]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不论是否在工厂里工作，各地工人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剥削，他们工作时间极长、报酬极低、受到各种约束、困苦不堪。童工在矿山的坑道里劳动；大批动作一致的年轻妇女在纺织厂的机械前忙碌；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工人栖身于特定聚居区里拥挤出租房的阴暗地下室；工厂工业的优势迫使饥寒交迫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绝望地起义——这类贫困和资本主义剥削被深深烙印在集体记忆中。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在逐渐改善，反复发生的危机和战争对此形成了干扰。然而，剥削和贫困非但没有被消灭，还具备了新的形态。对于以上问题，本书不做详细讨论。

自从劳动、社会及政治领域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活动和冲突、创新和改革，雇佣劳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在以企业经济为中心的大规模劳动核心区，提高家庭总收入，大幅缩短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则明显增大），为失业、事故、疾病、养老保险立法，保障工人的个人和集体权力等目标大都实现了。这些现象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地区是常见的。许多讨论“典型雇佣关系”的人忘了这种成就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稀罕；在世界范围内，它至今也仍是特殊现象；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在某些地区站稳了脚跟的“典型雇佣关系”又受到了威胁。[8]本书将简要介绍催生出“典型雇佣关系”的三大要素，它们都跟雇佣劳动有关。

（1）劳动条件改善的前提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许多想要提高生产率的企业领导者发现，缩短劳动时间、保护“劳动力”资源、对劳动者的部分要求做出让步有利于企业的成功。除了像苏格兰的罗伯特·欧文[9]或者耶拿的恩斯特·阿贝[10]之类的具有慈善意识和社会改革意识的企业家之外，就连那些精于算计的经理人和资本所有者也对企业中的劳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人员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尤其重视改革。

（2）第二种推动力——国家干预——也必不可少。强大的国家机构有充分的理由以立法、管理和监督等手段消除劳动领域的弊端、保障工人权利。人们不像过去那样在家庭、农庄或者其他传统关系中劳动，而是分散地在厂矿里劳动，这使得大众开始了解雇佣劳动，推动了国家的干预。举例而言，在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劳动中，人们几百年来都理所当然地使用童工，但是一旦童工走出了家庭和家务劳动领域，关注教育的社会大众就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并提出批评：这使得童工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也促使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举例而言，1839年起，普鲁士逐步禁止使用童工，废止了工业领域中使用童工的现象，对此，大众舆论功不可没。[11]本章下一节将讨论大众和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3）第三种推动力是工人运动。雇佣劳动的核心部分并不自由。雇佣关系一旦形成，它对劳动者而言便意味着服从和约束，而不是自由。有些人表示，不占有生产资料是“自由”的表现，但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在说反话或者开玩笑。雇佣劳动者的自由指的是，他们不同于强迫劳动者、奴隶、农奴、包身工、仆役和受行业团体管辖的手工业学徒，不受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能自由地签订或废除劳动关系。而且这种劳动关系只涉及付出及利用内容大致明确的劳动，不涉及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跟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各类非自由劳动相比，雇佣劳动具有解放功能——哪怕我们有理由说雇主——雇员关系在结构上并不平等，我们也不应忽视雇佣劳动的这一优点。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和“非自由”劳动的界限在许多情况下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人们也得逐步摆脱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而且，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独裁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强迫劳动也经常使人再度失去自由。

雇佣劳动者可以独自或者共同维护自身利益，更常见的是，他们还能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并得到满足，以上现象最能说明雇佣劳动者拥有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发的工人运动才能发展壮大。十九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温床，那时雇佣劳动在工厂等场所成了普遍现象。

工人运动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问题。第一，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通常会带来更多动荡，工人试图保护自己，建立了养老保险机构、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工人运动由此诞生。第二，上文提到过的资本——劳动关系中的分配矛盾及权力矛盾引发了工人运动，这体现为大量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抗议、请愿活动，最典型的活动是罢工。第三，人们试图维护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及生活方式，抵制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这也给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举例而言，人们抵制资本主义倡导的个性化、竞争、价格浮动和发展，维护“道义经济”的民间文化基础（强调“定价公道”）。[12]这类思想的变体生命力强大，存续至今，争取最低工资的斗争实际上就与它有关：人们维护或要求合理的、有尊严的劳动，反对资本主义使劳动程序化、简单化、工具化和商品化；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批评就是这种思想的经典表述。

19世纪美国俄亥俄州矿工罢工场景

上述问题引发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最重要的抗议及解放运动之一，有力地促进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到了二十世纪，工人运动分裂为社会——民主运动（其内部也不统一）和共产主义——集权主义运动两支，后者目前已然失败。工人通过企业、罢工活动、工会和政坛表达诉求、施加压力，劳动条件改善了，资本主义也变得更文明了。我们通过历史比较得知，资本——劳动矛盾不一定会导致工人运动，它需要一系列文化、政治条件。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条件主要形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但现在它们弱化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甚至不一定能形成这些条件。举例而言，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正经历着劳动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的工具化、背井离乡、剥削利用，他们的境遇与工业化早期的欧洲工人相似，然而当下中国的雇佣者面对的局面发展更快、变化格外激烈。工人提出抗议，每天都有不少人进行反抗。但是在仍有专制色彩的国家，地区性行为（发生在工作地点的抗议和请愿、罢工和抵制、封锁和静坐示威）目前还没有联合成跨地区的抗议和解放运动。[13]

我们必须指出雇佣劳动的两个新的发展动向，它们的后果还很难预测。第一个动向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以及技术和市场组织的变化使得近年来的劳动（包含雇佣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零碎了。1970年，联邦德国的全天工作者和非全天工作者、短时工作者、临时工和打零工者——也就是所谓的非典型劳动状况——的比例约为5:1。1990年，这个比例是4:1，目前则是2:1。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工时不足，充当临时工、借用工，或者只是打零工。劳动的弹性增加了，劳动关系变得更不稳定。人们希望劳动者更加灵活。直到十九世纪，劳动场所才跟其他场所明确地区别开来，现在这种界限又消失了。新的通讯手段可以让人们以新的方式在家里工作。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之间的灰色区域带来了新的时间管理方式、分段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时间、新型的自由和约束。

我们必须具体分析这些新现象的后果。并非每种“非典型”雇佣关系（尤其是非全天工作）都是有缺点的。毫无疑问，劳动关系的松动也会带来新的机遇。举例而言，人们可以兼顾工作和其他活动，协调工作和业余时间，事业家庭两不误。然而，人们又担心劳动关系的松动可能会导致个人身份和社会凝聚力的消解。十九世纪以来，稳定的工作一直是西方“劳动社会”里个人身份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总之，在过去几年里，劳动的融合功能、社会组织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团结功能似乎都在减弱。[14]

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大力发展工业，那里的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也值得关注。那些地区的雇佣劳动形式非常多样，研究者和讨论者通常认为它们“不正规”“非典型”。他们的意思是，那里劳动形式多样，法规缺失，劳动者得不到保护，容易遭到侵害。劳动受到诸多约束，工作岗位不固定，流动工、季节工、临时工十分常见。绝大多数劳动者拿着极低的报酬，受着极多的约束。家庭成员需要同时承担多种劳动，从多种途径挣钱，因为一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雇佣劳动弊病极深。劳动者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通常以女性居多），甚至还有大量儿童。他们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和粮食产业工作，在作坊和工厂里忙碌，经常在贫民窟里提供各类服务。社会环境极不稳定；贫富差距显著，而且仍在扩大。企业、公司、工厂——包括大量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康采恩——通过“业务外包”使这种恶劣的劳动条件蔓延开来。企业、公司、工厂为富裕国家提供低价的大众消费品。它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廉价劳动力：劳动者经常得不到正式雇用，充当中介的承包人、子公司和中间人经常成为帮凶。企业、公司、工厂一般可以规避甚至无视劳动保护法，何况有些地区也没有这类法规。而当地政府要么十分软弱，要么内部分裂，要么过于腐败，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我们很难界定“不正规”劳动者，也很难统计他们的数量。世界上大致有着十亿“不正规”劳动者，而且他们的数量似乎还会增长。[15]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阶级社会，“工人问题”曾经激起了激烈的、极端的抗议，引发了社会动荡；在当下的欧洲和北美洲国家，“工人问题”早已失去了这种特征。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劳动的异化曾经长期属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但西方人目前已经不再关注它们了——这是因为我们仍然习惯于从民族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假如真能以全球化立场进行道德思考、组织社会活动、提出政治要求（这可能既不符合我们的积习，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就会立即意识到“工人问题”仍旧存在，以“不发达国家的劳工问题”的形式：这个问题挑战道德标准、关乎社会公平，它很难改变，但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通过历史比较注意到了三点：

（1）当我们把某一类劳动称为“不正规”或者“非典型”劳动的时候，我们便认定了稳定的、受到法规保护的劳动才是“正规”“典型”的劳动。但是这些所谓的“典型”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很罕见，在人类历史（包括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特殊现象。即使到了二十世纪，这类劳动在很多地方也没能成为“常规”，而最多只是规定。当我们认真地考虑上述现象，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质疑“不正规”和“非典型”劳动的分类。然而，它们很难被取代。

（2）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欧洲和北美洲地区并没有出现过不发达地区的现有问题：那里的一大部分劳动完全依附于跨国的连锁企业和康采恩，不发达地区的生产者和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和深加工者）之间形成了带有后殖民色彩的不平等关系。然而，“不正规”的低薪雇佣劳动也曾出现在欧洲，这种劳动不受保护、问题重重。它在十八、十九世纪十分常见，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它规模缩小，却仍未消亡。但是，正规的雇佣劳动占了上风，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福利保障。这种变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此外，资本主义要求雇佣劳动成为企业的固定组成部分，这也有利于推广正规的雇佣劳动。工人运动的压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发挥关键作用的仍是法律法规和国家监督。

（3）当我们把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非正规劳动和上文介绍过的信息化趋势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雇佣劳动的“信息性”或者“信息化”向全世界提出了长期的挑战。这一现象跟资本主义金融化一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者相互联系。信息化趋势已经对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在全球通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原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侵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信息化和金融化趋势由此诞生。只有强势国家的有力干预才能缓解信息化和金融化引发的重大社会问题。

注释

[1] 见van der Linden 2008, 17–61; 同作者 2004; 批评见Kocka 2012 。

[2] 参见Tilly/Tilly 1998; Steinfeld 1991; Steinfeld (ed.) 2001;Kocka/Offe 2000 。

[3] 大量例子见Thomas (ed.) 1999; Lis/Soly 2012; Ehmer 2001 。

[4]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5] Tilly 1984, 339 (1550: 24%, 1750: 58%, 1843: 71%).

[6] Osterhammel 2014, 673–709; van der Linden 2008, 20–32.

[7] Kocka, 劳动条件1990，更详细的阐述见373–506，还以德国的例子解释了下文内容。

[8] 参见Osterhammel 2014，第五章：生活水平：物质生活中的安危; Lucassen (Hg.) 2006. 第三十页以下是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不同倾向的介绍，包含西方的情况。

[9]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

[10] 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1840—1905），德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企业家、社会改革者。

[11] 详见Kocka, 劳动条件1990, 469–471。

[12] Thompson 1963是关于工业化初期英国的经典著作。

[13] 1870至1914年间若干国家内工人运动的总体情况见 van der Linden/Rojahn 1990. 中国目前的情况见Lee 2007。

[14] Schmid/Protsch 2009; 经典论述见Sennett 1998; 其他内容见Castel 2009。

[15] Arnold/Bongiovi 2013; Breman 2012; Hart 1973已有涉及;Vosco 等(Hg.) 2009, 1–25; Standing 2008; Kalleberg 2009.非洲的情况见 Cooper 2009, 53 ff.; 印度的情况见Maiti/Sen 2010; 拉丁美洲的情况见Fernandez-Kelly/Sheffner (Hg.) 2006。

5、市场与国家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讨论时，人们通常将国家和市场视为对立面，这种观点有着充分的根据。实际上，尤其是在民主时代，市场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市场行为的基础是分配不均的产权，国家行为的基础是平等的国家公民权。它们的运行方式也不同：市场需要交换，国家需要在争议中谋求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在市场行为中，金钱是最重要的手段；在国家行为中，权力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场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不过，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个人利益也能间接地惠及大众。跟市场行为相反，政治活动的目标是让大众获得幸福，但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经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之后，实现大众福祉的政治目标才得到了确立和认可。十八世纪以来，尊重自由的宪法秩序赋予了市场和国家行为有限的独立性。宪法秩序使得政治权力的运用与法治和民主基础结合，而不是跟经济资源结合。宪法秩序也将产权和由此派生出的权利确立为基本权利，这样一来，不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变化，政治——国家力量都难以干预产权。在立宪国家，政治权力和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资源界限分明：这是分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保障自由。

某些政治格局总会使（更强大的）国家和（更强大的）市场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冷战时期，由国家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围绕着“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经济私有化争论不休。

尽管如此，单纯地将市场和国家视为对立面仍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多次指出过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前提都是要明确地区分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但是纵观历史，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又总是以各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高级金融业和统治者有着共生关系；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的形成关系密切；十九、二十世纪，为了维护雇佣劳动者的福利，国家干预市场；近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人们希望国家进行更多干预。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策有力地影响了东亚“四小龙”地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些国家的国家机构的半独裁权力也发挥了类似作用。

在西方世界，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十九、二十世纪经历了三个长度不等的阶段[1]，我们现在似乎刚刚踏上第四个阶段。亚当·斯密抨击近代早期市场和国家的密切关联。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大西洋沿岸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争取自由的革命和改革，这宣告了一个市场和国家关系相对疏远的时代的来临。直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都很少以制定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方式干预市场，国家支持市场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动力运行，也让自己受市场支配。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国家称为软弱的“守夜人国家”，实际上，一些当时正在形成或者大力发展的民族国家正是在那数十年中积累了进行内外建设的力量。国家对经济及社会福利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绝大多数政府都不会将扩建基础设施和兴办教育的任务交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当时，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竞争无序，工人组织也不多见；相应地，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政府实施的是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淡化干预政策。尽管第一批《工厂法》诞生了（英国，1833年），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却维持在最低水平，自由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认为个人自由有益于大众。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趋势出现了变化。这既是大众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做出的回应，也表达了大众对逐渐升温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兴起的态度，同时，它还跟当时方兴未艾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中的集中化、联合化、高度组织化倾向有关。经理人资本主义有力地补充着传统的所有者资本主义。以下现象体现了国家机构再度大幅插手经济和社会事务：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进行更多干预（如国有化），国民经济中国家的份额增大了，国家在推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与经济间接相关的措施（关税政策、经济援助、出于经济目的而建立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重要的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福利国家出现了。与此同时，组织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通过它们的联合会和代表机构影响着政治。在这数十年里，市场与国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发紧密，它遵循“组织”原则。这种依存关系取代了前一个阶段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相对疏远关系。人们提出了“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受控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早在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它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2]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帝国主义的崛起带来了重重矛盾，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重大影响。在新的帝国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张愿望紧密交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所有参战国的资本主义都迅速具备了与市场经济无关的高度组织化形式，但是在部分国家，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再次拉大了这一时代跟经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时代的距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各国更愿意对经济和政策进行干预。在实行独裁统治的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政府的干预方式是不民主的；而美国的“新政”则带有民主——福利国家的特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新政”为美国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时经济的强制性措施已经被取消，保护主义的壁垒也在逐渐瓦解，但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又正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峰：建设福利国家，促进劳动立法，利益组织和国家展开合作，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增强了，国有化行业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数量十分可观，各国开始围绕全球事务展开初步合作。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被称为“混合的资本主义”秩序，即“混合经济”——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许多西方人也误认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就要来临。但是另一批观察者的看法更贴近事实。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将它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冷战赋予了这场争论额外的动力。来自共产主义的挑战使人们再次对资本主义的改革能力产生了兴趣。[3]

为复兴而歌的罗斯福，1933年漫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詹姆斯·富尔彻[4]）时代来临了。通过推行崇尚市场自我调控能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刻意放松国家管制、推动私有化，削减部分社会福利措施，“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扭转了此前数十年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倾向。优势从有组织的工人一方转移到了资本一方。局势转变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它的两大问题——大规模失业和货币贬值（“滞胀”）深刻暴露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工资和劳动成本较高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承受了巨大压力。此外，只有社会具备了相当大的凝聚力，前一个时期的合作式资本主义才能正常运行，但这种凝聚力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变得越来越淡薄。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英国和美国最先出现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变化。时代精神也与过去不同，人们不再把协调和统一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是崇尚个性化、多样化和自主性。迅速崛起的消费资本主义顺应了这一潮流。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证明了市场力量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资本主义失去了来自外部竞争者的挑战，而正是由于这种挑战的存在，冷战时期的部分资方代表和许多政客才会愿意更多地考虑工人的要求，建设一种更重视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以免引发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国家的力量受到了遏制，事实恰恰相反。欧洲大陆和东亚地区的一些政府对于是否要沿用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举棋不定，另一些政府则根本不予考虑。举例而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德国只削减了极少的社会福利措施，政府经常许诺的“转折”根本没有发生。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人们始终反对资本主义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变化，国民经济中的国家份额很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放松管制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这也是卓有成效的经济金融化的结果。[5]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否终结了“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带来第四个阶段。这场危机深刻地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理由是，政府对金融业放松管制显然是2008年金融经济崩溃的一项重要原因。这场危机始于英美等国，这些国家在市场力量强大的金融资本主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亲自否定和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市场具有自治和自我调控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机构急不可耐地呼吁国家进行调控，申请巨额的救助资金，使自己免于破产。而政府——考虑到这些机构“太重要以致不能倒闭”——也同意了它们的要求。这使国家赤字大幅增长。于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危机就演变成了国家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在欧洲等地可能引发的后果仍不可预见。自此，新自由主义编织的市场具有自愈能力的神话不攻自破。

金融危机的后果仍不明朗。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要对金融业重新实施管制的倾向。然而相关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妨碍了部分解决方案。现实十分复杂。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政府都缺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但是，如果要限制早已实现了全球协作的金融资本主义，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就必不可少。

在比较当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区分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的时候，人们通常以市场和国家的不同关系作为主要依据。[6]在不同国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差异很大。限于篇幅，本书仅以个别例子进行说明。

在二十世纪，美国也发展出了具备有力国家干预措施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国家通过调控保障竞争（禁止卡特尔、反托拉斯政策），私有经济和国家共同经营军工综合产业，国家降低大众消费借贷的难度等等。但是，美国政府较少制定社会福利政策，较少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瑞典的情况与之相反，它将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有效的民主、国家调控下的阶级合作、集体主义——倡导团结的价值观和大量的社会福利措施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也使瑞典失去了一部分福利国家的特征，但是瑞典并没有像同期的英国那样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措施。德国可以被视为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德国建立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合作、强调社会福利（“社会市场经济”），但德国很少像当时的瑞典和法国一样直接通过经济政策干预市场；德国也比日本等国更尊重公民社会的自我调控能力。在日本，十九世纪晚期才起步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深受政府的影响，国家的计划和控制机关与日本特有的私有经济大型企业财阀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技术、工业和出口业务的发展，但这也导致了日本工会力量较弱，企业负担沉重，无法继续建设一个措施完备的福利国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和韩国都通过大力促进出口、坚定扶植职业培训和保持整体经济中较高的储蓄率等措施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明确地选择了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政府的扶持和控制力度都很大。新加坡和韩国（早期）的独裁政府结构非但没有造成阻碍，还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来自不再受到拘束的各阶层民众。中国的现代化又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了给企业活动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中国主动限制一部分国家权力，党政官员刺激和引导着资本主义迅速增长的活力。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对部分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终结了毛泽东在任期间的社会福利国家状态及其维持的稳定、放松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管制——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范围的剥削和私有化出现了，这让人联想起欧洲工业化初期的状况。当工人抗议下岗、剥削和社会动荡等问题时，政府正在向北美地区的金融资本主义大亨取经，海外华侨则带着他们的资源、人脉和爱国主义精神回到了大陆。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建立在低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和大规模出口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使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少数人手里，也使许多人不满。国家对工业化的影响一直很大，但目前略有减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2005年以来才有所提高。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三十年前。政治体制虽严格控制，但也会网开一面；假如对方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就可能放松管制。总之，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再次说明，资本主义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至少是暂时地。然而，我们只有通过长期观察才能确知市场和国家能否在集权环境下长期兼容。在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不仅使国家主动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带来了经济滑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2003年前后以来，俄罗斯显然致力于重新加强国家的影响。跟俄罗斯不同，印度二十多年来都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7]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存续是绝对必要的。在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里，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可能还会变得更加重要。总结起来说，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们需要国家干预：

第一，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而市场需要的外部条件只能由政治手段创造。市场本身无法消灭那些破坏或者限制它发展的障碍（如封建主义障碍）；无法保证最基本的和平稳定；无法制定法规，规范签订和履行合同或类似于合同的协议等行为。这一切都仰赖着政治力量的介入。建立跨地域的市场通常离不开暴力，例如发动战争或建立殖民地。

第二，资本主义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脱离了数十年来既限制它的发展、也赋予它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内部分化。我们在上文中介绍所有者资本主义向经理人资本主义、再向金融化阶段过渡的时候，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金融化阶段，投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脱离了其他功能（例如企业管理或制定人事政策）；假如不被纳入新的环境，它就会自我毁灭。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国家的规定和监控并不是唯一的外部环境因素，却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许多国家，情况截然不同。在那里，随处可见的庇护、赞助和腐败现象——特殊形式的“环境”——构成了特有的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世袭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遭到批评。）[8]第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开始干扰甚至破坏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令大众产生疑虑。以必然反复发生的严重危机为例，它们起初表现为1873年、1929至1930年和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终却可能严重损害“实体经济”，降低诸多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我们还要指出，成功的资本主义恰恰会长期导致两极分化。众所周知，工业化、雇佣劳动和工人抗议之间存在关联，假如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些矛盾将酿成社会对立。通过研究近代早期的荷兰、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和最近数十年的状况，学者指出，假如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措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贫困（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却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增长。经理人收入极高，在过去数十年里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惊人，这个例子虽然很小，却非常直观且令人不安，足以反映贫富差距扩大的复杂现象。在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差距被视为不公，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9]

历史经验向我们指出，只要国家足够强大，可以克服阻力、采取相应措施，它就至少能遏制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人们需要更多的补偿性及预防性国家干预。此外，在许多地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大众的敏感度提高了，他们提出了更多要求，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种势头应当继续发展。政治制度通常只能承担一部分必要任务。经济及社会弊端能否引发社会运动或国家干预取决于以下因素：大众是否习惯于抗议、大众的参政水平、政治制度的特征。成功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干预能改善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十九世纪末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很难采取类似方式改良当今的资本主义。当今的资本主义影响力跨越国界、全球化程度日增，然而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跨国的、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尚待解决。

注释

[1] 一篇优秀的相关介绍（以英国为例）：Fulcher 2004,38–57 。

[2] 参见Winkler (ed.) 1974中刊载的涉及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若干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展情况的论文。文集中的几位作者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看法与持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学者Rudolf Hilferding相仿，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使用过“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概念。另见Höppner 2004。

[3] 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经济秩序的历史见Berend 2007；美国的情况见Swanson 2013；东亚地区的情况见Inkster 2001，主要见1–20 ff.。 分析美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后资本主义秩序”的争论：Brick 2006; Lichtenstein (ed.) 2006; 还有Marks 2012。另见Keynes 1927和Schonfield 1965。

[4] 詹姆斯·富尔彻（James Fulcher，1942— ）：英国社会学家，著有《资本主义》（2004）等。

[5] 参见Mirowski/Plehwe (eds.) 2009; Harvey 2007; Krippner 2011; Berend 2013。 另见Offe 1985和Lash/Urry 1987。

[6] 参见Hall/Soskice 2001; Amable 2003; Dore 2000; Berger/Dore 1996; Albert 1993。

[7] 对各国情况的简要描述见 Fulcher 2004, 89–134; Appleby 2010，第十一章；Kwon 2010; Naughton 2007; Hung 2013; Myant/Drahokoupil 2010; Chandrasekhar 2010; Rendall 1997。

[8] 参见Becker 2013, 8–9。

[9] 笼统地说，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内部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增大了；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差距减小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这些差距又增大了。Van Zanden 1995;同作者等 2013; Atkinson等 2010; Piketty 2013。政策和公民社会可以影响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中日渐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对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造成了不同影响。举例而言，它在美国、土耳其和智利影响很大，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影响却小得多。

五、分析与批评

“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初被用于反映差异。它的意义来自于它描述的对象和这一对象在现实或理论中的竞争者的区别。这个概念经常通过和他者——一般是社会主义的某种形态——的对比而获得生机。今天，人们很难说清资本主义可以或者应该跟哪些现实或理论中的竞争者划清界限。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定义这个概念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它的特征有时显得过于宽泛。

在它诞生之初，“资本主义”概念就既是批判的工具，也是分析的工具。双重功能总能赋予它力量与魅力，但也经常使它带上了多义性和政治倾向性，损害了它作为科学工具的中立。这种双重功能也将一直是“资本主义”概念的重要特征。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包括大量的历史学家，觉得“资本主义”概念至少在英语和德语等语言里以及在美国等国家很实用。[1]假如人们要分析历史事实中蕴含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复杂关联性，总结或比较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的对象，“资本主义”概念就能发挥可观的正面作用。

同时，“资本主义”概念一直被用于阐释，引发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讨论。在学术研究之外，它在思想争鸣和政治讨论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初，即资本主义概念的早期发展阶段，还是在当下，它总能促使人们思考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有文明中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概念并不总是带有贬义。恰恰相反，人们也可以将它视为褒义词。举例而言，米尔顿·弗里德曼[2]在1962年使用这个概念时就显然带有赞美态度。他表示：“具有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由那些在自由市场上运作的私有企业实施的大量经济活动，这一制度体现了经济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对此，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3]在1997年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有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史上最能高效地促进经济富裕和政治自由的制度，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数十年来都在强调这点，而共产主义的戏剧性崩溃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说明它是古今共通的真理。”以上两位经济学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代表，都因为他们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众读物里，“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正面概念。[4]

假如我们严肃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又比较熟悉那些没有或缺乏资本主义特征的古代时期，我们就一定会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深有感触。它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尽管不是所有地区），改善了大量社会中下层人口的生活，在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延长寿命、增强体质、增加选择和扩大自由等方面做出了贡献。[5]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特有的孜孜不倦的苦干、奋进和变革，这些进步或许就不会发生。当我们将知识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视为发展的动力时，我们必须明白，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总要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此外，资本主义的原则也大大影响了知识的传播，媒体的发展史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点——早期的书籍印刷术变成了面向大众的、具有批判性的政治出版事业，后来又演化成了现在的互联网业务。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和保障自由方面都比它的竞争者优越。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失败对于用历史的眼光评价资本主义十分关键。

尽管如此，围绕资本主义进行讨论或著书立说的人很少会忽略它的阴暗面，他们要么至少略微提及这些缺陷，要么将它们作为研究重点。不论如何，资本主义批判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现今也仍有生命力。有趣的是，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经常讨论它可能或即将到来的末日。[6]

一些过去十分常见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目前已不再流行。尽管天主教的社会福利学说仍旧警告人们要提防“对市场的偶像崇拜”和“极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991年教皇通谕），但这些说法已经和罗马天主教会数百年来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大为不同。不过，或许因为现任教皇跟不发达国家打过交道，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又变得较为尖锐。

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带有反自由主义倾向，通常还反对犹太人，它最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大众所知，又在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高潮。到了现在，至少在西方社会，它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在欧洲，即便是左翼人士也不再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工人问题”不会再使富裕社会发生内部分裂，却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出现（也理应得到重视）。此外，人们也几乎不再批评资本主义工作会导致异化了。在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企业提倡工作团队自我管理、组织个性化生产；作为一种优秀的素质，创造性不仅得到了很高评价，也在市场上受人追捧。资本主义似乎具有足够的应变力，它可以自我调整，使一部分久已有之的针对它的批评失去攻击目标。[7]

虽然经济利益，尤其是军工行业的销售和盈利愿望对于加深国际冲突、扩大战争范围有着重大影响，但是目前的研究者已经很少将经济因素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视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相反，学术界越来越频繁地指出资本家对和平的兴趣（它是经济活动获得成功的前提）。[8]现在，延续卢森堡或列宁思想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响应者寥寥。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崛起和成功源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尽管大家都知道，保守的精英阶层中的一大部分（其中不乏企业家）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危机中支持了希特勒，大工业企业也通过跟纳粹战争经济的长期合作大发横财，然而事实证明，德国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当时都以各种方式坚定地“贴近”民族社会主义[9]（伊恩·克肖[10]），并认同民族社会主义。因此，将法西斯主义的发迹及其灾难性后果算到资本家头上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草率行为。但是学术界仍旧认为，假如没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民族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崛起。[11]

当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多种多样的。人们通常批评具体的不良现象，如金融业中的“结构性责任缺失”[12]，它使得决策者不需要对决策结果负责，其结果是，即便大众蒙受了巨额损失，货币经理人却仍能挣得盆满钵满（金融机构“太重要以致不能倒闭”），这种现象损害了资本主义的一项核心基本前提。人们愈发严厉地批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尽管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更严重，大众却更热衷于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个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从1800年到1950年，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具扩大，此后，差距就基本稳定了下来。[13]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批评演变成了对公平正义受损的抗议，这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除此之外，人们还批评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特征：不稳定感无法消除、加速压力持续不断、个体化倾向十分极端，假如不受到限制，它们会破坏社会福利，损害公共利益。这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到底是靠什么聚合在一起的。另一项重要的批评内容是，资本主义离不开持续进步、超越现状，这威胁着自然资源（环境、气候）和文化资源（凝聚力、价值观），而其中的某些资源甚至能极大地影响资本主义本身的存续。[14]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运而生——市场和商业行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或者，我们应当怎样出于道德和实际的考虑为市场和商业行为划定界限。[15]回顾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界限必须存在，资本主义不应该渗透到一切领域，社会、文化和国家都需要一些资本主义之外的支柱。民主政治以基本价值为追求目标，试图促进交流、建设社会，而资本主义的活力使它脱离民主政治和道德建设，于是两者的根本矛盾始终无法消解。最后，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种全盘否定式的批评，它彻底拒斥“资本主义”，将其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或者罪恶的化身。[16]

本书做出的历史总结展示了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强大的适应能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社会与政治运动是促使它变化的重要动力，对此，本书在讨论“不断变化的雇佣劳动”与“市场和国家”的章节里已经做过介绍。今后，资本主义仍可能在外力的推动下发生变化。资本主义无法选择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条件的社会——政治环境。它可以在不同的政治体制里，甚至在独裁统治下蓬勃发展（至少暂时如此）。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关联性并不那么强，这一点不符合我们长期抱有的愿望和信念。资本主义并不为自己设立目标，人们可以让资本主义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服务。只要人们能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制定相应的政策，经济就有可能向着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然而目前富裕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没有采取措施。不论资本主义怎样威胁或破坏着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它的生存都离不开这些条件。只要政策和公民社会的力量足够强大、坚决，资本主义就会受到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时代和每种文明都有着与自己匹配的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哪个外部竞争者能比它更优越。但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我们能设想出许多形态和竞争者，其中一些已经成了社会现实。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资本主义的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对此，资本主义批判发挥着核心作用。

注释

[1] 出色的总结见Sklansky 2014; 另见Merrill 1995; Zakim/Kornblith 2012。“资本主义”概念在西班牙语中不太受欢迎：R.Salvucci,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及从属地位》, 载Neal/Williamson 2014，第一部分，404–430, 此处 426。

[2]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3]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 Friedman 1962, 4; Becker和Becker 1997, 241。Mackey 2013讨论了“自觉的资本主义释放了商业的英雄气概”。一个德国的例子：Bergheim 2007。

[5] 简明的总结见 van Zanden等 2014。

[6] 例如 Wallerstein等 2013（以Wallerstein撰写的部分为主）;Streeck 2014 (b); Rifkin 2014. 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对资本主义的最具批判性的观点见Hayek, ed. 1963, 31–90 （由 T. S. Ashton 和 L.M. Hacker撰写的部分）。

[7] 关于这一机制，详见Boltanski/Chiapello 1999。

[8] 例子见Kirschner, 2007。

[9] 英语表述为“worked towards the Führer”，意为“努力向元首靠拢”。

[10] 伊恩·克肖（Ian Kershaw，1946—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纳粹德国及希特勒研究专家。

[11] 最新的著作：Herbert 2014，第六章；Kershaw 2008, 42–44。

[12] Honegger等 2010。

[13] 详见Milanovic 2011; Galbraith 2012; 本书注释第103条。

[14] 参见Michael Mann, 《末日或许将至，但它是谁的末日？》（The end may be nigh, but for whom?）载Wallerstein等 2013, 主要见94ff.。

[15] Sandel 2012.

[16] 例子见Tripp 2006,150–193，连西方学者也不熟悉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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